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民初154号原告：上海北斗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路99号1504室。法定代表人：阳芮汀，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承，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浩军，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丽江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昌洛路145号。法定代表人：王宝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军，云南泰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和笋萍，云南泰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上海北斗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斗公司）与被告丽江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0月23日在本院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北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承、和浩军，被告公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军、和笋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北斗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被告承担因股权收购投资的30辆新能源车报废给原告造成的4500万元损失；2.被告承担因未依约履行上牌义务导致原告向案外人赔偿1600万元国补的损失；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为：被告承担未上牌义务导致原告投资的30辆新能源车（报废）4500万元的损失。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28日，原告同被告签署《投资意向书》，拟收购被告100％股权。基于上述合作意向，原告与被告在2015年8月31日签订《纯电动汽车供车试用协议》（以下简称《试用协议》），原告承诺在2015年底向被告提供不低于100台纯电动车及配套充电桩设备，第二条特别约定：甲方（原告）提供车辆及车辆上牌所需的相关文件，乙方（被告）需确保为甲方提供的车辆资产到乙方公司后，7个工作日内履行正式的公交车辆及运营的上牌手续。同时约定，若双方投资事宜未达成一致，资产处理双方另行协商。被告在2016年3月已经陆续收到全部177台车辆，原告也及时将全部发票交付被告，但被告却未按照约定在7日内完成上牌。另：2016年1月28日，上海北斗共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斗共创公司）与包括被告的全体股东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书》，总计收购被告100％股权，2016年1月29日，案外人与被告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本协议书经全体股东签字确认。本协议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约定：任何一方实施为本协议所约定或中国法律所规定的根本违约行为的，守约方有权要求即时终止本协议并要求其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签订上述两份《股权收购协议书》后，原告和被告共同承诺按原定协议继续履行股权转让事宜并共同向丽江市工商局递交登记变更资料。但是被告及其股东的违约导致股权收购失败，被告也并未依《试用协议》的约定与原告协商177台车辆的处理。在双方发生争议的诉讼期间，被告单方面向云南高院递交了书面材料，表示同意购买147台已上牌的车辆，并同意支付147辆车的款项，而对系争30辆未上牌车弃之不顾，造成今天车辆报废实际损失达4500万元。另：因被告没有按约及时上牌，导致2017年国家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技术标准发生变化，已交付车辆已经不符合上牌的技术标准，又致使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襄阳公司）无权获得2016年度国家补贴的损失1600万元，为此，东风襄阳公司向襄阳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起诉原告并要求承担1600万元的国补损失，法院依合同相对性判决由原告承担东风襄阳公司1600万元损失【（2017）鄂0691民初1688号】，该项费用已支付完毕，该项损失是基于被告的违约造成的，被告理应赔偿。综上所述，一方面，原告与被告签订《试用协议》并提供车辆，被告违约拒绝上牌又不沟通车辆处理事宜，导致原告投入的30台车辆共计4500万元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另一方面，因被告违约，未及时对系争车辆上牌，导致原告对第三方赔偿了1600万元的损失，也应由被告承担。原告投资的车辆系基于股权转让的实际投入，《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的全部损失，因被告股权变更违约导致的投资损失也应由被告承担。恳请法庭考虑维护诚信公平的法律秩序和投资环境，在尊重客观事实与法理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答辩认为，第一，原告所称投资30辆新能源车报废，没有依据，是加害我们；第二，假设原告的30辆车报废成立，损失不是4500万元，该30辆车第二次开具的发票是每辆车12万，造成的损失是360万元，这还没有扣除可以回收利用的部分；第三，经（2017）云民初10号及最高法民终956号民事判决作出公正判决，双方之间买卖关系不成立，被告仍然拥有30辆车的所有权，只是在原告实际控制被告公司时无法提供合法有效的车辆发票而延误了上牌时机。即使被告有协助落户上牌的义务，可原告不作为，擅自撤回了30辆车的发票并进行报废处理，致使该30辆车不能落户。而且，原告于2016年12月重新开具了原售价每辆150万元变更为12万元的发票，严重违反财税规定，即使到今天，原告的一车两票的行为仍然不能落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第1组至10组、第14组至16组证据，均为生效的买卖合同纠纷和股权转让纠纷案件采信的证据和生效法律文书，第13组1份被告没有异议，对以上本院证据予以采信。对被告有异议的证据，第11组1份证据《关于保障丽江公交运营和解决股权转让纠纷的建议》（2016年11月14日作出），被告认为系原告单方作出不予认可，但被告认可的该组第2份证据《关于对北斗公司信件内容的回复》（2016年11月19日作出），系由丽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针对该建议作出的回复，因此，对第11组1份和2份证据予以采信。第11组3至5份，系北斗公司单方作出，没有接受单位的签收证明，不予采信。第12组1份《委托开票函》、2份《补充说明》为原告与其关联企业之间就开具发票事项所签订，不予采信。第13组2至3份，短信沟通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不能证明发出者和接受者的真实身份，不能证明该内容的真实性，不予采信；第13组4份《关于30辆12米车未上牌车辆特殊处理的专项和解协议》，由于没有双方签字盖章，不予采信；第13组5份《告知函》，没有对方签收的证明，不予采信；第13组6份《顺丰速运快递单》，没有标明送达内容，也没有签收证据，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1至3组为生效判决及身份证明，第4至7组，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8组微信截图，被告不能证明发出者和接受者的真实身份，不能证明该内容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对已经采信的证据，是否能达到各自的证明目的，在以下进行评述。本院依职权到丽江市政务中心车购税征收窗口及丽江市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调取了已上牌的发动机尾号为9063号车辆办税和上牌资料各一套，丽江市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出具了《机动车整车公告产品详细信息》，本案诉争的30辆车(型号为EQ6120CLBEV1)经职能部门于2016年9月30日发布公告，于2017年7月6日停止生产和销售，即2017年7月6日停止办理车辆落户登记上牌工作。经质证，原告和被告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认可诉争30辆车现在不具备上牌条件，停放于丽江市玉龙县公汽公司停车场内。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5年7月28日，北斗公司与公汽公司签订《投资意向书》，北斗公司将受让公汽公司100％股权。2015年8月31日，双方签订《试用协议》，约定鉴于双方签订了投资意向书，北斗公司承诺在2015年底向公汽公司无偿提供不低于100台纯电动车及配套充电桩设备，第二条特别约定：甲方（原告）提供车辆及车辆上牌所需的相关文件，乙方（被告）需确保为甲方提供的车辆资产到乙方公司后，7个工作日内履行正式的公交车辆及运营的上牌手续。同时约定，若双方投资事宜未达成一致，资产处理双方另行协商。2015年11月1日至12月14日，北斗公司与公汽公司签订了7份新能源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公汽公司向北斗公司购买177辆新能源车，其中2015年11月3日签订的2份《新能源汽车产品12米公交车销售合同》，约定50辆12米新能源公交车的单价为150万元/辆。2015年12月17日，双方签订《购置定金协议》及补充协议，对定金的支付做了约定，并在补充协议中约定：若双方最终股权转让合作未成功，双方签署的《购置定金协议》作废，已落户车辆使用双方另行协商。2016年1月28日，北斗共创公司与公汽公司的18名股东签署了18份《股权收购协议书》，总计收购公汽公司100％股权，2016年1月29日，北斗共创公司与公汽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该股权转让因公汽公司及其股东违约未完成。7份新能源汽车销售合同所涉177辆新能源车已全部由北斗公司交付给公汽公司，其中50辆12米公交车系于2016年5月份交付，交付后，除了30辆12米公交车未上牌外，其余147辆均落户登记在公汽公司名下。另：本案涉及到20件生效判决。2017年1月11日，北斗公司作为原告，公汽公司为被告，东风襄阳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公汽公司支付177辆车未付的购车款8367.4万元；偿还30辆车未上牌导致东风襄阳公司不能获得的国家补贴损失合计1500万元。本院作出（2017）云民初10号买卖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认定双方未形成买卖关系，但诉讼中公汽公司同意向北斗公司购买已落户的147辆车，故双方就147辆车建立了买卖关系，应由公汽公司对147辆车支付购车款，未落户30辆车属北斗公司所有，对北斗公司要求支付该部分购车款的诉请不予支持；由于东风襄阳公司不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公汽公司无须向东风襄阳公司赔偿国家补贴损失，故北斗公司不具备代东风襄阳公司提出赔偿损失诉请的主体资格，判决：公汽公司向北斗公司支付购车款3867.4万元，驳回北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经北斗公司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95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月12日，北斗公司、北斗共创公司作为原告，公汽公司及18名股东作为被告，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本案所涉的《股权收购协议书》于2017年1月4日解除，各股东双倍返还定金并赔偿差旅费、预期利益损失等。该案经审理后作出（2017）沪0109民初1661号等18件股权转让纠纷案民事判决，认定公汽公司及18名股东构成违约，判决确认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书》于2017年1月4日解除，由18名股东双倍返还北斗公司定金，并驳回了北斗公司要求赔偿差旅费和逾期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该案经公汽公司及18名股东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2民终10128号等18案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691民初1688号买卖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载明，该案为：原告东风襄阳公司、被告北斗公司、第三人公汽公司，东风襄阳公司要求北斗公司及公汽公司共同赔偿损失1500万元及利息。该案认定，2015年5月28日，东风襄阳公司与北斗公司签订《汽车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北斗公司向东风襄阳公司购买50辆车，102.45万元/车（含运费，不含国家补贴50万元/车），北斗公司在收到车辆后30天内完成车辆上牌，并向东风襄阳公司提供申报国家补贴所需资料，以便东风襄阳公司申请国家补贴；车辆上牌必须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若在2016年12月31日北斗公司不能提供申报国家补贴所需的资料给东风襄阳公司，导致东风襄阳公司无法获得国家补贴，则北斗公司需对东风襄阳公司承担与国家补贴资金等额的赔偿责任。东风襄阳公司于2016年3月按照北斗公司要求将50台12米汽车交付给了公汽公司，北斗公司支付了合同约定的车款。截止诉讼期间，东风襄阳公司仅收到20辆车的上牌资料，申报了国家补贴，对于其余30辆未完成上牌，对于未能完成30辆车上牌及提供上牌资料的原因，北斗公司与公汽公司存在争议，但对于因未能提供上牌资料而给东风襄阳公司造成1500万元的损失并无异议。该案判决：北斗公司向东风襄阳公司赔偿损失1500万元及利息（以15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所涉30辆车未上牌的责任由谁承担；二、北斗公司主张的损失6100万元是否应该支持。一、关于本案所涉30辆车未上牌的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原告北斗公司认为，其已经将同一批的50辆车的发票交给被告公汽公司，是由于公汽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不愿意继续履行原来的合作协议，才不对30辆车履行上牌落户的义务，将30辆车的发票寄回给北斗公司。被告公汽公司认为，其收到50张车的发票后，在办理过程中，北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电话通知其工作人员卢艺娜，撤回了30辆车的发票，导致无法办理30辆车的上牌落户手续。本院认为，第一，根据《试用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北斗公司）提供车辆资产及车辆上牌所需的相关文件，乙方（公汽公司）须确保为甲方提供的资产到乙方公司后，在7个工作日内履行正式的公交车辆及运营的上牌手续，并提供停车场站，提出场站内设计充电桩等设施的建设建议”，以及《新能源汽车产品12米公交车销售合同》第3条约定的“车辆交付后，甲方须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上牌手续”，公汽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履行公交车运营的上牌落户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公汽公司主张其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上牌落户登记义务，其负有举证证明这一事实存在的义务。第二，本案中，诉争的30辆车上牌义务没有最终完成，公汽公司抗辩为北斗公司电话撤回了发票导致不能上牌，用于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为卢艺娜在本院买卖合同案中的证言，由于卢艺娜的证言系另案中所作，证人证言本身在民事案件中的证明力具有局限性，卢艺娜在该证言中并没有明确北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要求撤回发票的具体情节，该证言为孤证。而且，卢艺娜的证言阐述撤回发票的时间是2016年7月，但从本院调取的证据看，车购税窗口是在2016年5月25日签字确认收到《车辆购置税免（减）税申报表》，同年5月26日税务机关负责人签字盖章，同年5月27日开出《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2016年6月车辆在车管所完成了上牌落户登记。从流程上看，2016年5月底已经完成税务手续，卢艺娜陈述的2016年7月从税务窗口撤回发票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与代理人陈述的2016年5月份撤回不一致，该车购税窗口也并无发票撤回的记录。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卢艺娜的证言不能产生证明后果。因此，公汽公司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公汽公司收到北斗公司提供的50张发票，但不能证明系公汽公司主动撤回30张发票，导致公汽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公汽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从双方的抗辩理由看，北斗公司主张公汽公司不办理30辆车上牌义务，是由于公汽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以及股东不愿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从客观情况看，2016年5月27日，公汽公司作出了《关于法人任免的公告》，更换了公汽公司的董事长、董事，之后双方就股权变更事项产生矛盾，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变更股权登记，生效判决认定公汽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构成违约。双方最初签订的以收购公汽公司股权为目的的《投资意向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且，北斗公司和东风襄阳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中，北斗公司已经支付了购车款，车辆出厂时已经喷上“丽江公交”字样，属于丽江地区专门使用的公交车辆，且北斗公司负有交付车辆上牌资料以便东风襄阳公司申请国家补贴的义务，北斗公司主观上具有履约的需求，北斗公司的抗辩更为符合客观情况和常理。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从证据优势和高度可能性的标准看，原告北斗公司主张被告公汽公司对没有上牌的30辆车承担责任成立，被告公汽公司主张对方撤回发票的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公汽公司对30辆车不能上牌应承担过错责任。二、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6100万元是否应该支持的问题。第一，关于没有上牌给案外人造成的损失1600万元的问题。《新能源汽车产品12米公交车销售合同》第三条1项约定：“公汽公司在丽江当地上牌，并保证车辆正常使用，不得实施过户、改装等影响整车厂申请政府补贴的行为，否则由公汽公司承担相应政府补贴额度，弥补整车厂的相应损失”，由于公汽公司没有对30辆车进行上牌登记，导致北斗公司根据生效判决对东风襄阳公司承担了1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赔偿责任，本案审理中，公汽公司认可该案执行款为1600万元，因此，30辆车未上牌的补贴损失为1600万元，现北斗公司主张公汽公司赔偿1600万元予以支持。第二，关于未上牌导致北斗公司投资的30辆新能源车（报废）4500万元的损失的问题。首先，由于30辆车尚未报废，现停放于丽江市玉龙县公汽公司的停车场内，该4500万元的损失没有实际发生，北斗公司主张报废损失45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新能源汽车产品12米公交车销售合同》第三条3项约定：“车辆交付后，甲方须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上牌手续，上牌前车辆所有权归乙方，对未及时完成上牌手续的车辆，乙方有权收回，同时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拾万元/辆的违约金。”上述销售合同约定，上牌前车辆所有权属于北斗公司，而且，生效的买卖合同纠纷确认，30辆车的所有权归北斗公司，因此，对未及时上牌的车辆，对于北斗公司而言，其应该做的是收回车辆，北斗公司主张报废损失4500万元没有合同依据；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根据合同约定，对未及时完成上牌手续的车辆，北斗公司有权及时收回，也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但本案中，北斗公司自述于2016年7月份收到公汽公司退回的发票后，同月到税务机构对发票进行注销，到2016年12月份重新开出每辆车12万元的发票，直至2017年7月6日该批次车辆停止销售，不能上牌，北斗公司虽向相关部门沟通，但在没有收效时，北斗公司没有对30辆车进行有效的收回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是一直停放至不能上牌登记，北斗公司主张的30辆车的报废损失45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对北斗公司要求公汽公司赔偿车辆未上牌报废的损失4500万元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北斗公司主张的由于30辆车未上牌导致的国家补贴损失1600万元应予支持，其主张的报废损失4500万元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丽江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北斗新能源有限公司赔偿1600万元；二、驳回原告上海北斗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51800元，由原告上海北斗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105540元，被告丽江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负担2462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崔艳审判员李建华审判员杨宏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李     扬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