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35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毕节市顺达汽车驾驶培训学校，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观音桥办事处五里村赵家湾组。 负责人:陈健，该学校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强，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铭，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毕节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原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清毕北路86号。 法定代表人:张祖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夫，贵州毕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清毕北路86号。 法定代表人:张祖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夫，贵州毕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毕节市顺达汽车驾驶培训学校(以下简称顺达驾校)与被上诉人贵州省毕节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建筑总公司)、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筑集团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黔0502民初3033号民事裁定，顺达驾校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2016）黔05民终306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裁定，指令对本案进行审理。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502民初137号民事判决。顺达驾校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黔05民终279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502民初154号民事判决，顺达驾校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顺达驾校的上诉请求是：一、判决撤销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502民初15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1、判决两被告返还原告拆迁补偿款885265.00元，并以885265.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1年5月20日至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二、判决两被告返还原告停产停业补助款1185600.00元，并以11856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1年5月20日至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其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在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租赁法律关系的同时，却无视合同的相对性，无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系虚假意思表示且从未实际履行的客观事实，指鹿为马，错误的认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系对案涉《租赁协议》双方权利义务的变更，并以此径行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属事实认定错误并导致错误的判决，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显失公正，应予纠正。(一）合同变更的概念及特点。合同变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合同变更是指合同的内容和主体发生变化。所谓合同主体的变更即合同法规定的债权让与或债务承担以及债权债务概括承受，是指以新的主体取代原合同关系的主体，即新的债权人、债务人代替原来的债权人、债务人，但合同的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合同内容的变更即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变更，是指在合同主体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合同的内容发生变更。合同内容变更有以下特点：第一，合同的当事人不变，而合同的内容发生了变化；第二，合同的变更必须是合同的非实质性变更，即合同关系未丧失同一性；第三，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变更，或者由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本案中，无论从合同当事人、合同的性质，还是从合同变更的意思表示，《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均不具备对案涉《租赁协议》进行变更的特点。一审判决认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对《租赁协议》的约定进行变更，系对合同变更的曲解，无异于指鹿为马，具体理由阐述如下：一是合同当事人已改变。《租赁合同》中以被上诉人建筑总公司为甲方（出租人），上诉人顺达驾校为乙方（承租人），即合同当事人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而《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中以被上诉人建筑总公司为甲方（发包人），案外人史开权为乙方（承包人），即合同当事人为被上诉人与史开权。二是合同关系已丧失同一性。租赁合同与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企业完善承包经济责任制的法律形式，是发包方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将企业的经营权采取适当方式承包给企业内部职工自主经营，由承包方向发包方承包上交利润等任务，而明确相互权利的合同。三是无合同变更的基础。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未协商一致对案涉《租赁协议》进行变更，被上诉人也从未针对案涉《租赁协议》提起合同变更之诉或仲裁申请，甚至在本案审理中被上诉人也并未主张合同变更，相反一直抗辩与上诉人无任何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无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无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系虚假意思表示且从未实际履行的客观事实，牵强附会采纳被上诉人关于涉案场地租金系从第三年开始逐年递增10%的主张并进而认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对《租赁协议》的变更，更是霸王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予纠正。一是从合同的相对性，《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对上诉人无任何约束力。虽然2004年8月1日上诉人顺达驾校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协议》租赁涉案场地经营驾校培训业务，随后的2004年9月1日史开权个人与建筑工程总公司又针对涉案场地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但上诉人顺达驾校系合伙企业，案外人史开权系自然人，在民法上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上诉人从未以任何形式追认该合同，也从未向被上诉人作出转让《租赁协议》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鉴于合同的相对性，《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对上诉人无任何约束力。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之规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系被上诉人为隐藏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协议》由上诉人租赁涉案场地的真实意思，以便平息其内部职工对涉案场地租金较低的争议，由被上诉人与史开权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签订，根本未得到实际履行，当属无效，更谈不上对上诉人产生任何约束力。因此，《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之后隐藏的租赁行为的效力，应根据《租赁协议》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确定各方权利义务。（三）一审判决错误的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2004-2009年史开权个人缴纳涉案场地承包费的收据已违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相关规定。一是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新提交的2004年10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间史开权个人缴纳涉案场地承包费的所谓收据，“三性”均存疑，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应采信。理由为：1、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收据均未加盖被上诉人建筑总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与上诉人提供的并经被上诉人质证认可的2010年9月30日至12月30日、2011年1月1日至6月30日两份收据上均加盖有被上诉人财务专用章形成鲜明对比，被上诉人对此并无合理解释；2、被上诉人也无法解释为何一方面抗辩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无任何合同关系，另一方面却在2009年9月30日内部承包经营期满后继续向上诉人收取涉案场地使用费。二是租金缴纳也并非按被上诉人主张从第三年起逐年递增10%：按被上诉人主张租金从第三年开始逐年递增10%计算，因涉案场地的租赁期系从2004年10月1日起算，则第七年即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一年的租金应收取32210元，相应地2010年10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三个月应收取租金为8052.5元（32210÷12×3=8052.5元），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半年应收取租金为16105元，而实际上上诉人提供的租金收据体现2010年9月30日至2010年12月30日三个月实际收取租金8050元，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半年实际收取租金为17710元，与应收取租金有明显出入；更何况被上诉人无法解释在抗辩与上诉人无任何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却在2009年9月30日内部承包经营期满后继续逐年递增10%向上诉人收取涉案场地租金的理由。如上所述，一审判决无视合同的相对性，无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系虚假意思表示且从未实际履行的客观事实，错误的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牵强附会，指鹿为马，错误的认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系对《租赁协议》的变更，并导致错误的判决，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显失公正，应予纠正。二、本案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中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应首先根据涉案《租赁协议》的约定来确定，约定不明的再根据法定，因此，上诉人在租赁期间添置的构筑物、建筑物拆迁安置补偿费885265元应归上诉人享有。2004年8月1日，上诉人方负责人史开权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租赁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将坐落于毕节市环东路预制厂（7016㎡）租赁给上诉人使用，租赁时间为2004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11月1日止；租赁费每年二万元人民币，按年缴纳；上诉人有权根据教学需要改造场地。”在此之后，上诉人于2004年12月依法成立并办理了毕节市顺达汽车驾驶培训学校（普通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及公章，上诉人依约缴纳了租金，涉案预制厂场地已经租赁给了上诉人使用，租赁期间，根据《租赁协议》中“乙方（上诉人）有权根据教学需要改造场地”的约定，上诉人在租赁涉案场地后根据驾校培训需要添置了154.26㎡的砖混办公楼、砖混宿舍161.24㎡、砖混厕所22.96㎡、4790.61㎡的水泥地坪、花池一个及围墙86.3立方米。2011年，案涉租赁场地因毕节百里杜鹃大道工程被征收拆迁，案外人毕节市德溪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拆迁公司）与被上诉人建筑工程集团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在其附件《房屋拆迁补偿项目明细表》中明确该拆迁项目共补偿被上诉人5436519.60元，其中包括上诉人添置的上述建筑物及构筑物补偿款分别为：砖混办公楼144947元、砖混宿舍147066元、砖混厕所17390元、水泥地坪561899元、花池1431元、围墙12532元，以上合计共补偿885265元，对上述事实，一审判决也予以确认。本案即已认定《租赁协议》有效及上述构筑物、建筑物为上诉人所添置，被上诉人已从拆迁公司领取上述构筑物、建筑物拆迁安置补偿款等事实，在《租赁协议》未约定添附物如何处理又协商不成时，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在租赁期间添置的构筑物、建筑物拆迁安置补偿款885265元。三、一审判决一方面查明认定上诉人顺达驾校作为实际经营人进行驾驶培训，并因拆迁导致上诉人停产停业的实际损失，上诉人依法有权获得停产停业补助款；另一方面又错误的采信对于停产停业补助款归属作出错误认定《审计决定书》，将停产停业补助款被收缴所剩余的部分也归被上诉人，违反了“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依法获得停产停业补偿的权利，有失公允，且认定事实自相矛盾，诚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停产停业补助：顾名思义，是对因拆迁行为导致停产停业损失的实际经营人进行的补助。对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第十七条“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第二十三条“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指导意见》第三条“被征收房屋符合以下条件的，应当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一)被征收房屋是合法建筑，房屋权属证书登记的用途为非住宅的;(二)被征收人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三)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前持续经营的;(四)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及第四条“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按照以下分类和标准进行补偿：(二)被征收人能够提供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凭证的，按照上一年度本单位职工月均工资总额计算每月的职工失业补助。”已对停产停业补助对象及补助标准作出明确规定，本案中，涉案场地被拆迁前是租赁给上诉人顺达驾校，上诉人在涉案场地被拆迁前一直在涉案场地经营驾校培训业务，完全符合《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指导意见》规定的停产停业补偿对象；相反，被上诉人建筑总公司在未将该场地出租给上诉人之前，其预制厂就已经没有生产，并处于停业状态，被上诉人不属于《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指导意见》规定的停产停业补偿对象，其领取停产停业补助费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审计决定书》的内容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在明确被上诉人虚报冒领停产停业补助已涉嫌犯罪的同时，却本末倒置地将包含上诉人本该获得停产停业补助的577.200.00元作为被上诉人虚报冒领停产停业补助由市财政予以收缴，而对被上诉人其余虚报冒领停产停业补助既未追缴财政也未依法向检察院移交犯罪线索，该《审计决定书》显然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但一审法院却在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中已明确上述质证意见时，未审查该《审计决定书》合法性，错误的采信该证据，并据此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停产停业补助的合法诉求，严重损害了上诉人获得停产停业补助的合法权益，纵容了被上诉人虚构冒领停产停业补助的违法行为。 二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相同。 上诉人顺达驾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两被告返还原告拆迁补偿款885,265.00元，并以885,265.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二、判决两被告返还原告停产停业损失补助1,185,600.00元，并以1,185,6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三、判决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查明，2004年8月1日，以被告建筑总公司为甲方，原告顺达驾校为乙方，双方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位于华节市环东路预制厂7016平方米的场地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间为十年，从2004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11月1日止，租赁费每年2万元，按年缴纳。甲方原有水电等设施由乙方使用，费用由乙方负责，乙方有权根据教学需要改造场地”。2004年9月1日，以被告建筑总公司为甲方，史开权为乙方，双方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主要内容为“发包方：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包方：预制厂史开权。承包经营期限为五年，从2004年10月1日起至2009年9月30日，第一、二年的租金为每年二万元，从第三年起，每年租金在前一年租金的基础上递增10%;承包期满，乙方在厂内增加的建筑设施归甲方所有;如遇政府强制拆迁，导致甲方无法履行合同，乙方要无条件服从，合同终止，甲方不负担乙方任何损失。”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04年12月8日，顺达驾校注册登记成立，史开权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开始经营驾校培训业务。期间，原告对预制厂场地进行改造，在原有设施上增设部分办公楼、宿舍、花池、围墙、场地硬化等办公设施设备。原告按《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交纳租金。被告建筑总公司于2008年8月20日向原告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的训练场地系向其公司租用。后因修建百里杜鹃大道需要征用涉案场地，以毕节市德溪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为拆迁人（甲方），被告建筑总公司、建筑集团公司为被拆迁人（乙方），于2011年4月14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共计应补偿乙方5,436,519.60元。其中，含砖混办公楼补偿金144,947.00元、砖混宿舍补偿金147,066.00元、砖混厕所补偿金17,390.00元、水泥地坪补偿金561,899.00元、花池补偿金1,431.00元、围墙补偿金12,532.00元、停产停业补助损失1,185,600.00元。”协议签订后，二被告之法定代表人张祖民于2011年5月20日在德溪公司领取上述5,436,519.60元拆迁安置补偿款。2014年8月21日毕节市审计局出具毕市审决(2014)9号审计决定书，对二被告虚报职工冒领的停产停业补助577,200.00元予以收缴市财政。2014年9月23日，被告将577,200.00元汇入毕节市会计核算中心的银行账户。原告认为，被告领取的补偿款及停产停业补助应归原告所有，被告据为己有，造成原告损失，应归还原告并支付利息。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诉。另查明，被告建筑总公司成立于1991年5月23日，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张祖民，成立时名称为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后更名为贵州省毕节市建筑工程总公司、被告建筑集团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18日。原告顺达驾校一直使用涉案场地并支付租金至2011年6月30日。原、被告双方在《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期限（2004年10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届满后，对涉案场地的使用，原告增添修建的建筑物、构建物的归属均没有重新进行约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租赁协议》，出租方为建筑总公司、承租方为顺达驾校，史开权作为顺达驾校创立人之一在协议上签名（史开权陈述顺达驾校因当时营业执照和公章都在办理中，故由其在租赁协议上签字），以及建筑总公司2008年8月20日出具的证明、2010年12月8日收取顺达驾校的场地使用费17,710.00元的收据，相互印证了原告与被告建筑总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关系。原告作为租赁关系的承租人，享有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二被告提出原告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的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主张。被告在原一审、二审程序中均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此次审理中，被告也未提供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被告的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原告顺达驾校的创立人史开权与被告建筑总公司于2004年8月1日签订《租赁协议》后，又于2004年9月1日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且双方按《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租金履行合同义务。因此，应认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对《租赁协议》的约定进行变更。根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承包期满，原告在厂内增加的建筑设施归被告所有，如遇政府强制拆迁，被告不负担原告任何损失。约定的期间从2004年10月1日起至2009年9月30日止。期限届满后，原告继续使用涉案场地，向被告建筑总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使用费，但对涉案场地未有新的添附，双方也未有新的约定。涉案场地在2011年被拆迁时，原、被告双方的租赁期限已满，对添附部分根据约定归被告建筑总公司所有，之后无新的约定。故原告诉请返还拆迁补偿款，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停产停业损失补助部分，《审计决定书》（毕市审决[2014]9号）已明确：停产停业补助304人，其中建筑总公司137人，建筑集团公司19人，虚报无合法用工手续人员148人。对于二被告虚报职工冒领停产停业补助577,200.00元已被收缴市财政，其余部分补助系二被告的职工，并非原告学校的员工，故原告主张停产停业补助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毕节市顺达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547元，由原告毕节市顺达汽车驾驶培训学校负担。 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德溪公司支付的停产停业补助损失1,185,600.00元是按照每人3900元标准计算的。被上诉人二审中明确，补偿款补偿的是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认为，一、对上诉人主张拆迁款、补助款、停产停业补助款以及利息如何认定；二、二被上诉人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上诉人支持其上诉请求的论证逻辑归纳起来为双方履行的是租赁协议，不是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与租赁协议为准，租赁协议未约定的，按法律规定处理。对此，就双方履行的是哪一份协议的问题，应以双方实际履行行为与合同约定的主要履行内容进行对照判断。对贵州省毕节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不论是租赁合同还是承包协议，其主要履行义务均是将预制厂（包括设施）交予上诉人使用，从实际情况看，贵州省毕节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确实也是如此履行的。对上诉人，租赁合同约定其支付的对价为每年2万元租金；承包合同约定第一、二年承包费2万元，之后每年递增10%。从实际履行情况看，上诉人并非支付的是每年2万元租金，相反上诉人证人即租赁合同和承包合同的签订人史开权在一审法院2017年3月2日庭审中出庭证言也证实第一、二年的费用为2万元，第三年起每年递增10%。从上可见，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实际履行行为与承包合同约定的主要履行内容吻合，而与租赁合同约定的主要履行内容不吻合。据此，可以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为内部承包合同。至于上诉人以双方之间系租赁关系，而承包合同不是租赁关系为由否定双方之间履行的是承包合同的理由，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系哪一法律关系属于法律效果评价，而双方之间履行的是哪一合同属于事实判断，因此法律关系的确定不影响对双方履行的是哪一合同这一事实的判断。更何况，本案的承包合同，虽然名为承包合同，但主要的权利义务任然是贵州省毕节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将预制厂交上诉人使用，上诉人支付相应费用，其与《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规定的租赁关系核心权利义务内容并无本质差别。故对该理由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认为，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为史开权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史开权在签订承包合同时为上诉人的发起人，预制厂亦是用于上诉人生产经营，因此应当认定史开权签订承包合同是为了上诉人而签订，故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为上诉人。综前所述，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为准。基于内部承包合同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上诉人主张的拆迁款及补助款，不予支持。 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款，本院认为，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是拆迁对经营造成的影响进行补偿，使用预制厂进行经营的主体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并未经营，故真正遭受停业损失的主体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当将其获得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款支付部分给被上诉人。由于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是以员工人数按每人3900元标准进行补助，上诉人一方员工74人（鉴于被上诉人将自身员工与上诉人员工混合在一起上报拆迁人，其自然对上诉人的员工人数是明知的，但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员工数74人，被上诉人并未否认，亦无相反证据予以否定，故应认定上诉人职工人数为74人），因此被上诉人应支付给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款应为74人×3900元/人=288600元。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利息，即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不予支持。一审不予支持停产停业损失补助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对于焦点二：由于本案拆迁补偿款系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领取，故应当由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上诉人支付拆迁补偿款。至于上诉人主张的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部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154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上诉人毕节市顺达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款288600元。 三、驳回上诉人毕节市顺达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其他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547元，由上诉人毕节市顺达汽车驾驶培训学校负担20000元，被上诉人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55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547元，由上诉人毕节市顺达汽车驾驶培训学校负担20000元，被上诉人贵州毕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554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可 审判员 田 川 审判员 徐 洪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