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433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伦艳，女，199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谢金方，男，1969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夏达秀，女，195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珈，贵州水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严世祥，男，1984年3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黄伦艳、谢金方及夏大秀因与被上诉人严世祥撤销人民调解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1民初1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伦艳、谢金方及夏大秀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1民初184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大方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亲属谢云与黄大洋均系被上诉人严世祥的雇员，共同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务，涉案人民调解协议认定黄大洋从严世祥处转包涉案工程与事实不相符。但一审判决未查明这一事实，以人民调解协议书上记载的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内容作为本案认定的事实。二、上诉人亲属死亡后上诉人一家无钱安葬死者，为了获取安葬费用，被迫于2017年11月24日接受调解，以获取相应的丧葬费，协议的签订存在明显的乘人之危情形。三、上诉人作为普通群众，不懂法律更不懂计算标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并未告知上诉人依法可以获得的赔偿总额，导致上诉人一家本该获得的赔偿总额与实际赔偿金额相差甚远。上诉人被迫签订三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后，至今共计得到的赔偿款仅仅7.5万元。三份协议约定的金额共计16万元，但其中一份（与黄大洋签订）约定的7万元系因认定事实错误而让死者岳父（黄大洋）承担的，该7万元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收取。综上所述，涉案人民调解协议签订时存在明显的乘人之危、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应予撤销。 被上诉人严世祥二审未进行答辩。 一审原告黄伦艳、谢金方及夏大秀的诉讼请求：一、撤销原、被告于2017年11月24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11月21日，三原告亲属谢云为黄大洋在赵丕武家修建房屋（该房屋修建工程由赵丕武承包给严世祥，再由严世祥转包给黄大洋修建）过程中不慎摔倒，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2017年11月24日经大方县雨冲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原告黄伦艳、谢金方、夏达秀与被告严世祥签定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由被告严世祥支付死者家属赔偿费用共计陆万元整（包含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和赡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和处理该事宜人员的相关费用），其中2017年11月24日支付壹万，2017年11月27日前支付叁万，2018年1月31日前支付余款贰万；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当事人互不追究相关责任。一审另查明，2017年11月24日，经大方县雨冲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三原告与黄大洋及赵丕武分别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各一份，约定由被告黄大洋于2017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方70000.00元赔偿款（包含死亡赔偿金、被抚养和赡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和处理该事宜人员的相关费用），原告保证今后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经济赔偿请求，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当事人不得再追究对方责任；由赵丕武先支付叁万元给原告方作为死者安葬费，原告方保留依法对赵丕武提起司法诉讼的权利，待法院判决后，双方根据法院判决结果再履行兑付补偿金，多退少补。若原告方放弃对赵丕武提起司法诉讼的权利，则由原告方向赵丕武提出放弃起诉的承诺，并签承诺书，赵丕武再另补助肆万元作为对原告方的补助赔偿，之后双方责权两清，双方不再为此事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 一审法院认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订立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大方县雨冲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双方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订调解协议的法律后果。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损失的赔偿数额，其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其与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符合合同自由原则。因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没有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签订的协议存在欺诈、重大误解、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情形，且被告已按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大部分义务，故原告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严世祥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作缺席判决。据此，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足》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黄伦艳、谢金方、夏达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0.00元，由原告黄伦艳、谢金方、夏达秀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是否予以撤销。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由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规定，涉案人民调解协议应予撤销的前提是，上诉人应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涉案调解协议具有撤销的法定情形。本案中，三上诉人主张撤销调解协议所依据的事实为涉案人民调解协议签订时存在明显的胁迫、重大误解、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但在一、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黄伦艳、谢金方、夏达秀并未提供涉案人民调解协议存在胁迫、重大误解、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黄伦艳、谢金方、夏达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黄伦艳、谢金方和夏大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黄伦艳、谢金方和夏大秀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可 审判员 黄塑希 审判员 张 晶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何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