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湘01行初185号原告邓某，女，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法定代理人易某，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原告易某2，女，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长沙市天心区号。委托代理人郑永忠，湖南碧灏（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康睿，湖南碧灏（长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湖南暮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南湖大道108号法定代表人王剑，主任。委托代理人胡卫平，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苗丽辉，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县星沙街道开元路39号法定代表人张作林，县长。委托代理人周蓉娇，长沙县国土资源局法规监察科副科长。委托代理人戴领，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某、易某2不服被告湖南暮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暮云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沙县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一案，于2018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3日、12月6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代理人易某、郑永忠、陈康睿，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代理人胡卫平，被告长沙县政府代理人周蓉娇、戴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9年7月7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暮云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因高云路项目建设需要，代表长沙县暮云镇人民政府与邓某、易炳坤签订《房屋拆迁合同》，约定暮云镇人民政府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2008年103号令的补偿标准，征用拆迁邓某户的房屋，在协议中约定了具体的补偿项目及金额。2009年8月10日，暮云镇人民政府已将协议约定的补偿款总额657979元支付给邓某户，房屋已按期交付拆除。原告邓某、易某2诉称：一、2009年7月7日，邓某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暮云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房屋拆迁合同》，合同约定征收部门拆迁邓某家面积350.56平方米房屋一栋，合同签订后，邓某一家按合同约定如期履行了腾地义务。长沙县人民政府直到2010年9月7日才给邓某、易某2发放各10万元的两年期的购房补贴券。2011年6月后，长沙县政府制定了拆迁户安置可以享受限价房的政策，即长县办发（2011）32号和长县办发（2012）37号文，邓某、易某2遂决定等待限价房落成。后来，暮云镇政府拆迁安置办向拆迁户发布《通告》，拆迁征地农民可以凭购房补贴凭证享有80平米的限价房购房指标一个，邓某、易某2符合这个条件，第一批限价商品房房源只有超过申购指标面积的房屋，对于超过申购指标面积部分按市场价4100元每平方米向房产开发商补交房款，因邓某、易某2无力购买超面积房屋，只能选择继续等待80平方米的房屋。直到2015年12月18日，暮云镇政府才提供了面积80平方米的限价商品房，邓某、易某2虽然买到了不需补交房款的房屋，但此时距2009年7月17日腾房已经达到77个月，依照长沙市政府103号令，过渡期为24个月的规定，邓某一家的拆迁过渡期超期53个月。造成过渡期延长的原因是政府为在过渡期内提供的符合要求的限价房房源，请求按照103号令的规定，支付超期过渡费。二、邓某未依据政策享受养老生活保障费，应由暮云经开区管委会和长沙县政府负责赔偿邓某两年的养老金损失。邓某在2009年7月腾地时，已经68岁，依据长政发（2008）12号《关于印发的通知》相关规定，邓某属于该规定中第四年龄段的被征地农民。邓某应自腾地之月起按月享受不低于同期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20%的养老生活保障费。而社保部门从2011年6月才开始按照995.68元每月的标准发放邓某的养老费，2009年8月至2011年5月间的养老金待遇未享受，暮云经开区管委会和长沙县政府应赔偿或补发养老金损失。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政府支付原告邓某、易某2超期过渡费222956.16元；2、判令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政府支付养老生活保障费23896.32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1、邓某的身份证复印件；2、易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3、湖南暮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全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4、长沙县人民政府的全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该组证据拟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身份情况。第二组证据：5、《房屋拆迁合同》，拟证明：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应当于2011年7月17日开始支付逾期过渡费；合同甲方为暮云镇人民政府、加盖的是暮云工业园管委会的公章，证明暮云镇人民政府与暮云工业园管委会为同一主体。6、《长沙县拆迁户征地拆迁证明》，拟证明：暮云镇人民政府与暮云工业园管委会为同一主体；邓某、易某2为《房屋拆迁合同》所指的拆迁对象，因高云路项目建设导致其房屋被拆迁。7、《购房补贴领取单》，拟证明原告于2009年7月7日前，履行合同义务腾房后，直至2010年9月7日才领取到购房补贴，被告怠于行使拆迁协议义务的事实。8、《通告》，拟证明长沙县暮云镇人民政府拆迁安置办的通告公布的限价商品房具体户型只有106㎡、125㎡、139㎡的房屋，没有80㎡的住房，不能满足原告不想减少面积也不想增加面积购房的要求。9、《限价房安置告知书》（存根），拟证明《限价房安置告知书》》告知原告可以选择下一期限价房安置，在告知了过渡费逾期不再发放的同时，又允许原告在下一批限价房有80平米的房源时购买，且要在2013年内交房才算把过渡费付清。实际上是承诺最多30个月交房。但最后让原告等待了53个月，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承诺期限。第三组证据：10、《湖南暮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易某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拟证明被告一方面答复没有对该拆迁事务的处理权限，另一方面又不将此问题移交给有处理权限的部门答复，让原告无所适从，不知道应当向哪方行政机关主张权利，也无需理睬一个没有权限的部门所作出的回复。11、《介绍信》，拟证明暮云街道、长沙县拆迁中心对此问题的管辖权互相推诿，导致原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主张自己的权利。12、《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群众来信、来访处理单》，拟证明2017年4月24日，原告就被告未发放超期过渡费一事，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反映情况，寻求协商解决并得到了政府办的接待。第四组证据：13、《关于易某问题的回复》，拟证明2017年6月暮云片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原告的房屋拆迁补偿问题是由长沙县负责，他们错误答复已经按长沙县的政策落实到位了。且要求原告必须取得长沙县的合法有效证明才能处理有关事项。14、《关于暮云街道西湖村易某同志反映请求支付超期过渡费事宜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被告于2016年01月07日最终作出了不支持原告的超期过渡费要求的行政决定，但该决定直到2017年08月07日才送到天心区政府批复。15、《回执单》，拟证明原告直到2017年08月09日才收到被告湖南暮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社会事务局作出了不支持超期过渡费的行政决定。第五组证据：16、《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拟证明被告直至2010年6月2日才向社会保障部门移交、结算原告的社保资金，导致原告的养老保障金迟发了24个月的事实。17、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客户），拟证明被告延迟24个月，直到2011年6月3日原告邓某女士才领取到养老保障金，其中迟延11个月移交、结算社保资金导致的经济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辩称：一、暮云经开区管委会与原长沙县暮云镇人民政府并非同一单位，原长沙县暮云镇人民政府早已分立为长沙县暮云街道办事处和长沙县南托街道办事处，湖南暮云经开区管委会未发生变更。二、原告要求暮云经开区管委会支付超期过渡费，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答辩人非征收拆迁的主体。根据2008年4月1日起实施的《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三条，2010年4月1日起实施的《长沙县农村征收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实施细则》第一条规定，长沙县征地拆迁办公室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负责审定货币安置对象，发放补贴凭证、提供房源等。答辩人不具有征收、货币安置的相关行政职能职责。因此，被答辩人以答辩人未及时履行征收安置为由，主张要求超期过渡费，起诉主体错误。另，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6也可以证明，被答辩人的货币补贴凭证由长沙县征地拆迁办公室发放，长沙县征地拆迁办公室已认可被答辩人的被拆迁身份，长沙县征地拆迁办公室在依法履行其征地补偿安置等职能职责，与答辩人无关。2、原告诉称的“超期”安置责任在原告自身：（1）原告属于货币安置的范围，其货币安置的货币补贴凭证已于2010年9月7日领取，根据2010年4月1日实施的《长沙县农村征收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规定，原告可用该凭证购买长沙县内住房或商业用房，凭证可抵购房款。因此，从原告诉称的2009年7月17日腾地至2010年9月7日领取货币补贴凭证，未超过两年过渡期的期限，原告完全可以在两年的过渡期内货币安置到位。因此，不存在超期的问题。（2）原告诉称的关于未提供80平方的限价房的问题，系原告收到货币安置补贴后，长沙县出台的新的货币安置政策，出台时间为2011年6月1日，该政策与原告在两年的过渡期内货币安置到位没有关系。3、《房屋拆迁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答辩人均已全部履行完毕，合同并未进行超期过渡费的约定。因此，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超期过渡费无合同依据。三、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养老生活保障费，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1、征收主管单位长沙县征地拆迁办公室授权委托答辩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无关于支付养老生活保障费的约定。2、2008年4月1日起实施的《长沙市被征地农民培训和社会保障办法》第三条规定，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由县级人民政府统一负责，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养老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工作，财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和管理工作。被告无支付养老生活保障费的相关行政职能职责。3、从《长沙市被征地农民培训和社会保障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社会保障申办程序看，养老生活保障费的申办程序无需经过答辩人。四、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起诉期限，不应支持。原告主张的过渡费为2015年12月前的过渡费，主张的养老生活保障费为2011年6月前的养老生活保障费，其本案起诉时已超过了《行政诉讼法》第46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因此，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立湖南长沙暮云工业园区等开发区的批复、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撤销长沙县暮云镇设立暮云街道南托街道的通知，拟证明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并非原长沙县暮云镇人民政府；证据2、《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市政府103号令）、《长沙县农村征收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实施细则》，拟证明长沙县征地拆迁办公室负责辖区内征地补偿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暮云经开区管委会无相关职能职责；证据3、领款单，拟证明原告已领取房屋拆迁合同约定的657979元；证据4、《长沙市被征地农民培训和社会保障办法》，拟证明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无相关职能职责。证据5、《限价房安置告知书》，拟证明2013年1月22日，暮云镇政府将限价房安置政策告知原告，未选择第一批限价房安置的，可以选择15.28万元的商品房安置，也可以选择下一期限价房安置，但过渡费逾期不再发放。原告不服该安置方案，应从2013年1月22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起诉。被告长沙县政府辩称：一、答辩人对原告所在区域不再具备行政管辖权，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均未存放于长沙县政府，答辩人作为被告已不适格无助于查明事实；二、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不符合发放超期过渡费的条件。房屋拆迁合同中约定的款项已全部支付给原告，长沙县征地办于2010年9月7日向原告发放了住房货币补贴凭证，其过渡期未超过二十四个月，原告不再享受超期过渡费。暮云镇政府在限价房告知书中，亦明确告知选择下一期限价房的，过渡费逾期不再发放，原告因自身原因未选择第一期限价房，不满足支付超期过渡费的条件。三、本案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本案原告于2015年购置了限价房，其认为政府部门未支付超期过渡费，应在六个月内起诉；另外，原告诉称第一笔社保资金于2011年6月领取，其请求支付养老生活保障费的起诉期限应从2011年6月开始。且从补充提供的证据来看，长沙县政府已按相关规定，足额支付了邓某的养老生活保障费，并未损害邓某的实体权益。被告长沙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将长沙县暮云街道南托街道调入长沙市天心区的通知，拟证明自2015年1月14日起，原告所在行政范围暮云街道已划入长沙市天心区，长沙县政府对该区域不再享有行政管理职权；证据2、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办公会议纪要（2015）1号，拟证明自2015年1月26日起，将南托、暮云街道的征地补偿安置管理职能调整至天心区人民政府，长沙县政府不是适格被告；证据3、《关于邓某社会保险相关待遇发放的相关情况说明》及相关附件，拟证明2009年8月至2011年6月，长沙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对邓某发放了养老保障费12122元；2011年7月起，长沙县企业社会保险工作局对邓某计发基本养老金。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诉争的没有关联。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告知书右下角的内容是被告方自行手写增加，原告提供的告知书存根上无此内容；因被告第一批限价房面积不合理，原告无法购买，告知书称等下一批安置房就不发放超期过渡费无法律依据。被告长沙县政府对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没有异议；证据4，没有异议；证据五，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发布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未提供2010年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标准，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对被告长沙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发布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被告长沙县政府仍是本案适格被告；对证据3无异议。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布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证据1、2三性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超期过渡费。按照政策也无需由暮云经开区管委会来承担这个义务。拆迁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当时该证明只是证明身份关系，与本案诉争的标的没有关系。购房补贴领取单，通告以及限价房告知书，均不是暮云经开区管委会出具的，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可以看出购房补贴是长沙县征地拆迁办公室出具的，通告及告知书均是暮云镇政府出具的。对第三组证据，证据9、10、1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暮云管委会的答复均只是针对原告的信访予以情况说明，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几份材料是在一个通过信访，暮云经开区向各级政府说明情况的书面材料，暮云经开区管委会与上级行政机关的内部函件，而不是针对原告做出的行政行为，原告不能以相关的文件向暮云管委会来主张相应的权利，因此，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资金往来与本案诉争的养老生活保障没有关联。被告长沙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长沙县政府的主体资料有异议，长沙县政府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第二组证据的证据5有异议，原告应当在知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本案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证据6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证明2010年7月原告已经领取购房补贴，货币安置区采用自购房和购买限价房两种方式，原告已经领取了购房补贴，没有享受限价房的资格。证据7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证明原告系因自身原因而不能购买限价房，且该份证据与长沙县政府没有关联。对证据8关联性有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7。第三组证据，三份证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项目拆迁的资金并非来源长沙县政府，也不由长沙县拨付。三份证据均与长沙县政府没有关联。第四组证据，情况说明及回执单是暮云经开区管委会出具，第一句话即显示，高云路拆迁项目原告的档案不在长沙县人民政府，情况说明也载明邓某户根据长沙县相关政策，不能享受限价房政策，同时，天心区政府征地办公室在情况说明加盖公章，表明天心区政府承接了高云路拆迁项目的拆迁安置职能，长沙县政府的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第五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中显示的时间是2011年6月3日，证明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且该两份证据与长沙县政府没有关联。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可以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长沙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可以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1-9，客观、真实，可以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其提交的证据10-17，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7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暮云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因园区高云路项目建设需要，代表长沙县暮云镇人民政府与邓某、易炳坤签订《房屋拆迁合同》，约定暮云镇人民政府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2008年103号令的补偿标准，征用拆迁邓某、易炳坤的房屋，在协议中约定了房屋拆迁补偿费、室内装修及设施补偿费、室外设施补偿费、购房补助费、生产用房补偿费、搬家费、过渡费、农用工具和牲畜及青苗补偿费、拆迁奖金等具体的补偿项目及金额共计657979元，该房屋拆迁合同中包含易某2拆迁人口，易某2为户主。2009年8月10日，易某2户已领取拆迁补偿款总额657979元，房屋已按期交付拆除。2010年4月1日，长沙县征地拆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出台长县征发（2010）2号《长沙县农村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实施细则》，规定征地拆迁住房安置货币补贴标准，被征地农业人口每人10万元。货币补贴采用发放补贴凭证方式，不发放现金，补贴凭证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民自主购买县域内住房。2010年9月7日，长沙县征地拆迁办公室向邓某、易某2分别发放了10万元购房补贴凭证。2011年6月1日，长沙县政府出台《长沙县征地拆迁实施限价房供应方案》，在该方案中规定暮云镇等实行征地货币安置的地域，在继续提供10万元购房补贴的基础上，提供限价房供应，征地拆迁农户每人80平方米指标。2012年7月2日，长沙县政府又出台《长沙县货币安置区拆迁住房安置有关问题规定》，对货币安置区住房货币补贴标准和提供限价房安置方案作相应调整，货币安置区被征地拆迁农业人口住房安置采用自购商品房和购买政府指定的限价房两种方式，以户为单位，只能任选一种住房安置方式。如果选择自购商品房，货币补贴标准提升为15.28万元；如果选择购买政府指定限价房，货币补贴标准为每人购房指标80平方米，货币补贴每人10万元。2013年1月，长沙县暮云镇政府提供的第一批限价房房源为幸福庄园·福园5、6号栋2-28层，户型面积分别为106平方米、125平方米、139平方米。2013年1月22日，暮云镇政府向易某2户送达《限价房安置告知书》，要求易某2户于2013年1月23日下午5点前填写安置房选购确认表，逾期视为放弃本次限价房安置资格；本次属于第一批限价房安置对象，但未选择限价房的，可以选择15.28万元的商品房安置，也可以选择下一期限价房安置，但过渡费逾期不再发放。易某2户认为第一批限价房面积过大，要求等待下一批限价房提供80平方米的房源。2015年12月，易某2户购买了80平方米户型的限价房。另查明，长沙县暮云镇政府于2009年7月7日至17日公示高云璐项目被征地农民参保花名册，其中包括了易某2、邓某二人。因邓某属于第四年龄段被征地农民，依据长政发（2008）12号《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二十二条规定，第四年龄段被征地农民按月享受不低于同期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20%的养老生活保障费。2009年8月至2011年6月，长沙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对邓某发放了养老保障费12122元。根据2011年1月17日长人社发（2011）2号《关于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第四年龄段人员应补缴养老保险费，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算基本养老金待遇。2011年7月起，长沙县企业社会保险工作局对邓某计发基本养老金。初次发放为2011年9月，当月一次性发放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共3个月养老金2987.04元，同年10月对2011年2月至6月按基本养老金标准与养老生活保障费标准的差额进行了补差，共补发2008.4元，之后正常按月发放基本养老金。还查明，2006年4月26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湖南长沙暮云工业园区。2012年4月，湖南长沙暮云工业园区更名为湖南长沙暮云经济开发区。2015年1月14日，长沙县暮云街道南托街道调入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属长沙市天心区管辖范围。本院认为，原告起诉被告要求支付超期过渡费和养老生活保障费，其实质是对政府的征地拆迁安置行为不服。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若干问题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区、县（市）人民政府和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是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主体，故本案被告暮云经开区管委会不具有征地补偿安置的职能职责，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的征地拆迁行为发生在2009年，当时原告房屋所在地暮云镇属于被告长沙县政府管辖范围，长沙县政府负有对本辖区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职能职责。虽然2015年1月暮云街道已由长沙县调入长沙市天心区，但本案所诉征地拆迁安置事项系在区划调整前多年发生，长沙县政府比天心区政府更熟悉当时的拆迁安置政策，故长沙县政府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暮云镇政府2009年与邓某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中，已约定购房补助费224000元，暮云镇政府已全额支付了合同约定的所有款项。但长沙县政府2010年、2011年、2012年先后出台了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的相关政策，上述政策将易某2户拆迁人口纳入住房货币安置范围，长沙县政府根据当时的政策，已于2010年9月给易某2户拆迁人口各发放10万元购房券，2013年1月22日通知易某2户选购第一批限价房房源，并且告知易某2户既可以选择自购商品房，购房补贴标准提升为15.28万元，也可以等待下一批限价房房源，但逾期过渡费不再发放。易某2户最终选择了等待下一批限价房房源。易某2户对政府不支付逾期过渡费有异议，其应于2013年1月22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即使认为暮云镇政府在《限价房安置告知书》中未交待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易某2户亦应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一年内起诉。现易某2户于2018年4月才向法院起诉，已超过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原告邓某、易某2提出“其曾多次向长沙县政府、天心区政府相关部门主张权利，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易某2户房屋被征收拆迁后，长沙县政府已及时将易某2、邓某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因邓某在拆迁时属于第四年龄段人员，长沙县政府相关部门已按规定向其足额发放了养老生活保障费和基本养老金。原告邓某起诉要求补发养老生活保障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邓某、易某2对被告湖南暮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起诉；二、驳回原告邓某、易某2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邓某、易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林华审判员  彭 杨审判员  陈蔚宇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吴 思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