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803民初1190号 原告林观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家祥、被告谭伯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观兰与被告谭伯伦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9月27日、10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林观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家祥、被告谭伯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观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拆除其搭建在原告承包地上的卫生间、围墙及围墙基础，恢复土地原状；2.判决被告返还侵占的上述土地0.12亩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是马头岭屯村民，被告是新圩屯村民。1984年，桥圩村委作为发包方，将位于桥圩村门口垌约0.12亩的水田（东与杨添娣户承包地为界、西与周廷富承包地为界、南与鱼塘边为界、北与被告房屋后墙为界）发包给原告经营管理，并向原告发放了土地承包使用证。1985年1月7日，原告的丈夫周家祥到原贵县糖厂任教，将户口迁至糖厂，户口性质即变为非农业户口。后原告携带子女跟随周家祥到糖厂共同生活，但原告及其子女的户口均未迁出，依然属于农业户口。原告一家虽在城区生活，但每逢周末节假日都会回村里耕种管理上述承包的土地，近年来因年岁较大，很少再回去亲自耕种，但也有将上述承包地交给其弟妹邻居等耕种管理。直至2017年春节期间，原告回乡探望年迈的母亲时，才发现被告侵占了上述承包地，并在承包地上砌建卫生间，也将承包地的四周砌建了围墙。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承包地无果后，曾多次要求村委及司法所调解，但均未调解成功。原告认为，涉案土地是原告合法取得的承包地，原告亦按国家规定定期缴纳公、购粮，每年也依法获得国家的农业补贴，被告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原告的承包经营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谭伯伦辩称：原告所诉不属实。首先，周家祥在1985年将户口“农转非”到原贵县糖厂任教后，原告即携带子女跟随其一起到城区生活，其所承包的涉案土地就开始无人耕种管理。且根据当年玉林地区文件玉地发（1987）17号《玉林地委、玉林地区行署关于清查处理“农转非”人员原承包田、地的通知》精神，原告所承包的土地也已于1987年6月底前被村集体所收回。其次，涉案土地被收回后至2001年10月10日前均无人耕种管理，一直处于丢荒状态，且因该土地地势原因，经常在大雨天被雨水淹没，上游的各种生活垃圾都会漂流到土地上，时任马头岭一队队长的周廷华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认为该土地已无耕种价值，经三分之二以上户主成员讨论决定以4000元的价款发包给被告经营管理。再次，原告诉称其一直利用周末节假日回乡耕种涉案土地，又称将涉案土地交给其弟、妹或邻居耕种，但被告从2002年在涉案土地上砌建围墙至今均未有人提出异议，原告诉称是在2017年春节回乡探望母亲时才发现土地被侵占，显然与事实不符，且生产队出具的《协议》签名的各户主均是周家祥的亲戚，其中周廷富是其父亲、周廷华是其亲叔，其他几人也均是同堂亲戚，故原告说不清楚生产队转让土地的事情不符合常理。最后，原告是在1984年10月取得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也早已过了最长30年的承包期，并且政府在1999年1月已经重新调整农村集体土地并发放新的《经营权证书》，但被告并未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综上所述，涉案土地是被告合法取得，原告主张其享有承包经营权，但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辩意见依法向法庭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土地承包使用证（1984年）、申请报告、请求报告、调解会议签到表、调解记录、终止调解通知书、照片、贵港市公、购粮任务书、户口本、广西农村信用社存款存折、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999年）及被告提供的玉地发（1987）17号文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中，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使用证（1984年）、公、购粮任务书、存款存折，欲证实涉案土地为原告承包地，并依法按国家规定缴纳公、购粮及领取农业补贴的事实。本院认为，贵港市港南区农村集体土地已于1999年在原承包合同的基础上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并颁发了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亦向法庭提供了1999年1月1日重新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涉案土地并未在原告户承包范围内。且从原告缴纳公、购粮的记录显示1990年原告户缴纳公、购粮的亩数为3.8亩，与原承包证上承包亩数并不相符。另，原告主张的领取农业补贴的事实也不能反映即是领取了涉案土地的相关补贴；对于被告提供的《协议》，欲证实其以4000元的价款从马头岭一队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提出异议，认为涉案土地不属于马头岭一队，其无权发包，被告也不属于涉案土地所在生产队的成员，其无权承包，且买卖土地的行为也是不合法的，同时该《协议》户主的签名笔迹相同，被告也无法提供收款收据，故认为该《协议》不能证实涉案土地为被告所有。本院认为，该《协议》不是行政部门正式颁发的土地确权证书，且原告对该《协议》的法律效力又提出异议，故不宜在本案中对该《协议》进行认定；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对涉案土地进行勘验，并依法制作勘验图一份、照片9张，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又分别于2018年12月4日、12月5日向桥圩社区居民委员会调取调解记录一份、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及理事会主席进行询问并制作问话笔录一份、向马头岭屯第二村民小组组长、组员进行询问并制作问话笔录各一份、向桥圩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取调解笔录一份，上述证据证实涉案土地原告户已退回、并由所在生产队于2001年10月10日转让给被告管理使用。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依法调取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上述证据证实的内容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是本院依法向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及小组成员依法询问并制作的笔录，三份笔录均陈述了涉案土地已转让给被告管理使用的事实，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涉案土地位于马头岭屯门口垌被告房屋南面，与被告房屋后墙相连,即围墙范围内土地，面积约为0.12亩。1984年10月，桥圩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土地发包给原告户，以原告为户主，包括其丈夫周家祥在内，承包人口共六人。1985年1月，因周家祥到原贵县糖厂任教，即将户口“农转非”迁出，随后原告携带四名子女跟随周家祥到糖厂共同生活，但户口并未迁出，涉案土地自始无人耕种管理。此后，根据政策要求，在清查“农转非”人口原承包田、地时，经涉案土地所在生产队核查，原告户已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原承包门口垌的土地退回。1999年1月1日，原告户在原承包合同的基础上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并由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政府向原告户颁发了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涉案土地并未在原告户新的承包范围内。2001年10月10日，马头岭一队将涉案土地以4000元的价款转让给被告管理使用。2002年，被告开始对涉案土地填土平整，并在涉案土地西北角连接房屋位置砌建卫生间，及在土地四周砌建围墙，管理使用涉案土地至今。2017年2月7日，原告以被告侵占其承包地为由，开始向桥圩社区居委会及司法所请求调解处理。2018年6月12日，因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桥圩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终止调解。2018年7月24日，原告诉至本院并提出上述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本案原告户承包涉案土地后，因其成员周家祥于1985年1月到原贵县糖厂工作，并将户口“农转非”，原告亦携带子女跟随周家祥到糖厂生活，此后涉案土地即处于弃耕抛荒状态，且根据当时政策需求，在清查处理“农转非”人口原承包田、地期间，原告户已将涉案土地退回。原告诉称并未退回且对此不知情，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管理使用涉案土地至今已逾期十七年之久，且《协议》中的签名户主均为原告户的家族成员，其对生产队转让土地的事实应当是知情的。另，贵港市港南区农村集体土地已于1999年1月在原承包合同的基础上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并颁发了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原告提供的新承包经营权证可看出，涉案土地并未在原告户承包范围内。综上可以认定原告户对涉案土地已无承包经营权，涉案土地的权利人并非原告，故对原告主张被告侵占其承包地，要求被告拆除附属建筑并返还承包地的请求，本院不予以支持。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观兰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林观兰已预交），由原告林观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限届满后起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户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农行贵港分行；账号：20×××16。逾期不交也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冉 圣 人民陪审员  刘达开 人民陪审员  刘立军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蓝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