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8)鄂09刑终316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勇军，男，196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中共党员，2001年1月任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副政委，2005年12月任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政委，2007年10月任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党委副书记、所长，2009年8月任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2013年8月任湖北省戒毒工作管理局副局长，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南湖风华天城流云湾5栋2单元502室。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11月3日被孝昌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孝昌县看守所。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审理孝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勇军犯受贿罪一案，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鄂0921刑初6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勇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勇军2001年1月任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副政委，2005年12月任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政委，2007年10月任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党委副书记、所长，2009年8月任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2013年8月任湖北省戒毒工作管理局副局长。2007年10月至2013年7月，被告人刘勇军在任湖北省邓林劳动教养管理所（以下简称邓林劳教所）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为他人工作调动、承接工程上谋取利益，以借款为名先后索取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干警黎某2及黎某1父子人民币30万元、索取湖北省邓林劳教所职工周某1人民币20万元、索取个体开发商赵某1人民币20万元，非法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70万元。分述如下：1.索取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干警黎某2及黎某1父子人民币30万元。2006年期间，刘勇军在任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政委期间，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干警黎某2请刘勇军在将黎某2调至湖北省劳教局在武汉的直属单位工作事宜上给予帮助，刘勇军表示同意。2007年左右，刘勇军以亲属急需借款购房为由向黎某2索要10万元，黎某2即授意母亲王某1向某军指定的银行账户中汇入10万元。2007年10月，刘勇军调任至湖北省邓林劳教所任所长，之后不久，刘勇军找时任湖北省劳教局党委书记王某2，请其对黎某2的工作调动给予帮助，2008年2月，黎某2被借调至湖北省未成年人劳教所工作，2009年2月，刘勇军主持召开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党委会正式研究通报黎某2的调动事项后不久，黎某2即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2010年春季的一天，刘勇军以其子刘某急需借款购房为由向黎某2的父亲黎某1索要20万元，黎某1认为刘勇军在黎某2工作调动中给予了帮助，即在自己的办公室将20万元现金交给了刘勇军。2013年7月，湖北省襄阳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刘勇军等人涉嫌职务犯罪问题时，刘勇军害怕自己索取收受贿赂的罪行暴露，于2013年9月28日、9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黎某2的妻子魏某两次退款共计8万元，后刘勇军在湖北省戒毒管理局办公室将另2万元现金退给黎某2。2.索取湖北省邓林劳教所职工周某1人民币20万元。2009年初，刘勇军任湖北省邓林劳教所所长期间，该所职工周某1为调回湖北省邓林劳教所下属的邓林农贸公司任生产队长，请刘勇军帮忙，刘勇军表示同意。2009年10月，刘勇军违反规定同意将周某1调回湖北省邓林劳教所下属的邓林农贸公司任生产队长。2010年11月的一天，刘勇军以其子刘某急需借款购房为由向周某1索要20万元，此后不久，周某1向朋友多方筹集了20万元现金，并赶至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刘勇军办公室，将20万元现金交给刘勇军。3.索取个体开发商赵某1人民币20万元。2010年上半年，刘勇军任湖北省邓林劳教所所长期间，经同学赵某2介绍认识了个体开发商赵某1（赵某2的弟弟），赵某2请刘勇军对其弟予以关照。2010年11月，在刘勇军的安排下，湖北省襄阳劳教所（湖北省邓林劳教所后更名为湖北省襄阳劳教所）办公楼装修工程被分解成5个子工程并以议标方式交由赵某1承接，赵某1在施工中又获悉湖北襄阳劳教所拟对该所驻樊办事处进行房地产开发，遂向某军提出合作开发请求，刘勇军表示支持。2010年11月上中旬的一天，刘勇军以其子刘某急需借款购房为由向赵某1索要20万元，赵某1为谋取刘勇军在装修工程和合作开发驻樊办事处土地上的支持和帮助，于2010年11月14日向某军的银行卡中存入人民币20万元，次日刘勇军将此款转入其长江证劵2029403的股票账户中用于炒股。2013年7月，湖北省襄阳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刘勇军等人涉嫌职务犯罪问题时，刘勇军害怕自己索取收受贿赂的罪行暴露，于2013年8月2日向赵某2退款10万元，赵某2于2013年8月5日将此款转给赵某1，2015年6月27日，赵某1因涉嫌行贿被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期间，刘勇军害怕自己索取收受贿赂的罪行暴露，于同年7月2日向赵某2的银行卡中退款10万元，赵某2将此款转交给赵某1。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人黎某2、黎某1、陈某、王某1、魏某、王某2、刘某、王某3、周某1、赵某1、赵某2等证言，相关书证，被告人刘勇军供述在卷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勇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作调动、承接工程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借款为名索取他人财物70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刘勇军多次索贿，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刘勇军退出部分赃款，对部分犯罪事实继续追缴被告人刘勇军的犯罪所得700000元。上诉人刘勇军提出：1.刘勇军与黎某2、黎某1父子之间的30万元经济往来，与周某1之间的20万经济往来均属民间借贷，不属受贿；2.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黎某2、周某1谋取利益；3.刘勇军与赵某1的20万元资金往来不构成索贿。4.要求开庭审理。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原审判决所列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和二审审查核实，其来源合法有效，所证内容客观真实，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上诉人刘勇军提出其与黎某2、黎某1父子之间的30万元经济往来，与周某1之间的20万经济往来均属民间借贷，不属受贿的上诉理由。经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要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具体认定时，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人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能力。结合本案：1.首先刘勇军没有借款手续，借款利息、还款时间，书面、口头都没有约定。2.刘勇军没有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刘勇军在向黎某2借款时是以其兄弟在南京购房急需，在向黎某2父亲借款又是以其子在武汉购房急需，借款理由不一致。刘勇军的妻子系湖北省未成年人戒毒所民警，其子系湖北省琴断口监狱民警，工资收入都不低。据侦查机关调查，2010年11月前，其除工资外的存款账户余额有50余万元，其子2010年12月前的账户余额为60余万元，后来其子所付购房款是71万元，没有借款的必要。3.从款项的去向看，刘勇军向赵某1以其子购房急需所借20万元，次日便转入其股票账户中用于炒股，其他款项，刘勇军也记不清后来是不是用于其子购房。4.从双方平时关系看，除黎某2证实与刘勇军私人关系较好外，其他行贿人均与刘勇军关系一般，且与刘勇军之间都不存在有经济往来。5.本案出借人均向某军提出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们谋取利益的请求，事实上刘勇军为黎某2的工作调动、周某1的职务提升、赵某1的工程开发也均提供了帮助。6.刘勇军在完全有归还能力的情况下，数年之间，既无归还的意思表示，也无归还的行为，直至2013年7月检察机关调查刘勇军涉嫌职务犯罪问题和2015年检察机关调查部分行贿人时，刘勇军害怕受贿的事实暴露，才退回部分款项。足以证明刘勇军根本没有想归还的打算。因此，本案刘勇军的行为构成“以借为名”的受贿，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上诉人刘勇军提出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黎某2、周某1谋取利益的上诉理由。经审查：1.证人黎某2证言证实，2008年8月，我被借调到省劳教所工作。从邓林劳教所调到省劳教所工作，刘勇军是帮忙了，我能从邓林劳教所调到省劳教所工作，离不开刘勇军的帮忙，刘勇军从中做了很多工作。在刘勇军的帮忙下，先把我的档案从邓林劳教所提到了省劳教所，而后刘勇军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找了哪些人这我不知道。2.证人黎某1证言证实，我儿子黎某2参加工作时就在邓林劳教所，刘勇军当副政委的时候，我儿子经常帮忙他写材料，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错，刘勇军回来当所长后，我儿子就调到武汉去了，后来我的儿媳妇通过公务员考试到了邓林劳教所（现在叫襄州戒毒所），后来也调到了武汉，刘勇军是邓林劳教所的主要领导、所长，刘勇军不放，他们两个肯定也走不了。3.证人魏某证言证实，我丈夫是2008年8、9月份调到武汉的，正式调动是2009年调到湖北省未成年人强制隔离戒毒所。我丈夫向我提过这件事，我记得是2006年张忠庆回邓林劳教所当所长，我丈夫不受重视，就想着让老领导刘勇军帮帮忙，后来黎某2就调到武汉了。4.证人王某2证言证实，2007年底或2008年初，刘勇军任襄阳劳教所所长不久，有一次刘勇军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说过黎某2的事，推荐把黎某2调到武汉来工作，说黎某2多才多艺，会打篮球等，我当时对他说，一定要有特长，要经过政治部门考核，刘勇军对我说过黎某2的事后，我应该向政治部打过招呼，要求他们按要求进行考核，确实把有才华的干部选上来。刘勇军给我汇报后，我让政治部按程序考核，后来具体是如何考核，如何选调的，我没有细问。5.刘勇军在检察院供述，2006年、2007年期间黎某2对我说，他想调到武汉去，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让我帮一下忙。当时邓林劳教所的所长姓张，叫张忠庆，黎某2和张所长的关系处理得很僵，黎某2不想在所里面继续干，想换一下地方。2006年或是2007年，在一次工作机会，我遇到当时湖北省劳教局党委书记王某2，就跟王某2书记说，在武汉劳教所需不需要人，襄州有一个很不错的同志，管教业务精，文艺体育方面也有特长，与张忠庆所长搞不来，想换个单位。王某2书记问我，那个同志叫什么名字，我就说了叫黎某2。王某2书记说：在武汉的未成年人劳教所正需要业务骨干，我安排政治部的人考察一下，按正常程序办。2007年10月，我回襄州所工作时，黎某2的人事档案已经提到了省局，但是黎某2本人还在襄州所工作，黎某2离开时，我应该是襄州所的所长。我向周某1借了一次钱，平时没有经济上的往来，周某1是我们所里的职工，那时候我们的关系比较好。现在周某1是邓林农场的职工队长，主要工作是职工管理、土地的对外承包、土地的看护。他与他妻子潘光琴一起经营农资门市部。周某1回邓林农贸有限公司任职工队长，不是我安排的，第一批当队长是职工选举的，中途下去的人员，都是所党委研究决定。周某1不当司机，要回邓林贸易公司当队长种田的原因是，在我们农场职工上班，一年也就是1、2万元。下邓林贸易公司当队长也可以拿工资，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种地，只不过是人辛苦一些，多种一点地，收入也比较好，周某1的妻子开了一个农资商店，周某1回去也可以帮一下忙，做生意也可以赚一些钱。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刘勇军利用职务便利为黎某2、周某1谋取利益的事实。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上诉人刘勇军提出其与赵某1的20万元资金往来不构成索贿的理由。经审查：1.证人赵某2证言证实，赵某1正在承建劳教所的装修工程期间还是装修工程结束后的一天上午，刘勇军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老同学有个事想请你帮忙，我问什么事？刘勇军说：“我妹妹正在建房，缺口20万元，能不能借20万元用一下。”我说：“借20万元，我没有，要借只有找赵某1想办法。”刘勇军说“可以。”这时我想到20万元不是小数额，需要留下痕迹，我对刘勇军说：“发一个你的银行卡号给我手机上，到时我把20万元打入银行卡中。”从刘勇军办公室出来后，我立即给赵某1打电话，说：“刘勇军借20万元钱，你有没有？”赵某1听说借20万元就不愿意，说工程赚不到钱还借钱，还问付不付利息，我说我没有跟刘勇军谈利息的事，赵某1虽说不愿意但还是答应借20万元给刘勇军。2.证人赵某1证言证实，在承建劳教所办公楼装修工程期间，我哥跟我打电话，说刘勇军跟他借20万元钱，我哥问我有没有，我说有。我问我哥说刘勇军要这20万元干什么，我哥说刘勇军他儿子买房子用，我哥让我直接跟刘勇军联系。我立即跟刘勇军打电话，让他发一个他本人的银行账户给我，刘勇军发来后，当天我存了20万元钱到刘勇军银行账户中。上述证据证明因刘勇军为赵某1在承接湖北省襄阳劳教所办公楼装修工程合同上谋取了不正当利益，而主动以借款为名，通过赵某2向赵某1索要20万元的事实。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上诉人刘勇军要求二审开庭审理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本院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书面审理。本院在二审审理期间，依法讯问了上诉人刘勇军，听取了其辩护意见和上诉理由，保障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刘勇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立新审判员  董 琳审判员  李 菁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蒋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