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1082民初5775号原告：刘刚，男，1988年8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军(系原告刘刚之父)，1962年9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林，男，195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被告：王建国，男，1972年3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三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美晴，河北燕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茂森，河北燕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刚与被告王建国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军、李树林，被告王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美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因致伤原告造成的损失医疗费8791元、误工费3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0元、护理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19091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同村村民。2017年10月27日10时许，被告在本村高金生宅基地处协商解决高金生宅基地与原告祖坟相邻关系问题时，原被告发生争执，后双方撕扯在一起，被告动手打了原告身体几下，在双方被劝开时，被告又殴打原告倒地。经医院诊断，原告的伤情为头外伤后脑神经反应、多发软组织损伤。原告在三河市优抚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被告分文未付。后经三河市新集派出所调查处理后对被告行政拘留五日，但被告未赔偿原告的损失。现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法院查明事实，准予原告的请求目的。被告王建国辩称，其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已就此事造成的原告损失达成了赔偿调解协议，被告王建国及案外人高金生已经赔付了原告损失45000元，原告诉求中所主张的项目均已赔付，不应再重复主张。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庭审中，原告提交2018年5月9日三河市公安局出具的三公（新）行罚决字[2018]05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被处罚人为王建国。在该处罚决定书的现查明部分记载：2017年10月27日10时许，王建国在河北省三河市高金生的宅基地处，协商解决高金生家宅基地与刘刚家祖坟相邻关系问题时，双方理论过程中，王建国与刘刚产生争执相互撕扯在一起。王建国动手殴打刘刚身体几下，被劝开时，高金生又殴打刘刚致使其倒地。三河市优抚医院对刘刚的伤情诊断为头外伤后脑神经反应、多发软组织损伤。经公安机关调解，刘刚谅解高金生并达成协议。据此，三河市公安局决定对王建国行政拘留五日。原告另提交2018年5月3日三河市公安局新集派出所出具的三公（新）调字[2018]第0021号治安调解协议书一份，当事人双方为高金生和刘刚，协议的主要内容为：2017年10月27日10时许，在三河市新集镇大掠马村高金生的宅基地处，王建国、高金生与本村刘刚因为琐事发生口角后引发打架，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刘刚自愿谅解高金生，不再追究高金生的任何责任。被告王建国对原告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治安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对高金生的谅解并不影响被告王建国已经赔偿原告损失的事实。庭审中，被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6日的协议一份，其中协议的甲方为刘刚、刘万军，乙方为高金生、王建国，协议的内容为：一、甲方支出药费事实，药费清单不详，经中人调解包括药费、误工费、车费等所有项目损失一次性了结；二、就乙方盖房一事，做出如下调解：乙方盖房与王春磊后檐齐，盖完房后后房檐可打滴水檐，原打桩眼由乙方负责灌满覆盖，甲方认可，不再干预；三、乙方补偿甲方包括药费、误工、车费等所有费用以4.5万元一次性补偿，甲方认可无误；四、以上调解双方同意，口说无凭，立字为据；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余下一份交由新集派出所保管。刘刚、刘万军在协议落款的甲方处签字、捺印予以确认，王建国、高金生在协议落款的乙方处签字、捺印予以确认，王某、许秀红、闫某在协议落款的中间人处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原告刘刚对被告提交的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甲方处是由原告本人和刘万军签字、捺印，协议是在原告家中签订的，但原告方签字时只有刘刚、刘万军及中间人许秀红、闫某、王某在场，高金生和王建国均没有在场，不知道二人是什么时候签的字；在签完字后中间人许秀红将现金45000元交给了原告方，并称此款是高金生给付的，三个中间人也全是高金生找的。被告王建国表示：该款确系在原告刘刚家中给付，在场人除原告陈述的人员外，还有刘万军的妻子也在场。在原告签署此协议时王建国和高金生之所以没有在场是因为双方矛盾比较激化，见面后担心出现纠纷，经中间人调解确认后书写了该协议，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方签字时已知晓协议的内容；该协议在晚上签订，王建国于当天下午将45000元赔偿款交给闫某后，闫某在晚上给付了刘刚并当场进行了清点，后许秀红将协议带给高金生和王建国，二人在次日签了字。签字后高金生一方将上述协议交到三河市新集镇派出所一份进行了备案。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调取了三河市公安局新集派出所处理该案的卷宗材料。在派出所分别于2018年2月1日和2018年3月23日对夏立英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夏立英陈述：2017年10月27日上午，在三河市新集镇大掠马村其丈夫高金生、该村干部王建国与刘刚三人因占地问题发生打架，高金生、王建国与刘刚打完架后不久，夏立英就拿着礼品去刘刚家里看望，并向刘刚的父亲刘万军等人做了解释。后其找到许秀红、王某、闫某三人让他们从中调解，同时王建国也找了闫某当调解人。通过许秀红等三人多次找刘万军、刘刚做工作，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高金生、王建国一方赔偿刘刚45000元。调解时许秀红等三人居中，双方当事人不见面，许秀红等三人了解了其中一方的意见后再告诉对方，最后双方均同意调解意见后，由闫某拟定的调解协议，刘万军、刘刚签字后，闫某把45000元给付了刘万军；三个调解人在协议上签字后许秀红把协议交给了夏立英，夏立英又找到高金生、王建国二人签了字，最后由夏立英于2018年2月1日将其中的一份调解协议交到新集派出所存档。钱是王建国给的闫某，由于当时夏立英没有那么多现金，所以是向王建国借的。在派出所于2018年2月2日对高金生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高金生陈述：因为其一直有活，调解都是其妻子夏立英找人调的，其听说夏立英找了本村的许秀红、王某和闫某，但调解过程都是夏立英与许秀红等三人联系的，他们说好后，夏立英再跟其说了，并把协议拿回来由其签了字。在派出所于2018年3月14日对王某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王某陈述：在刘刚与王建国、高金生打完架之后不久，夏立英就给其打电话，让其从中调解一下。阳历年之前，闫某给其打电话，让其跟他一起调解一下，其就答应了。那天晚上闫某和许秀红来家里找到王某，其就和二人一起到刘万军家里说和，三人和刘万军说到晚上11点，刘万军的意思是要50000元，少50000元不行，三人一看说和不成就回家了。大概过了一星期左右，闫某给其打电话说还是给他们调解一下，随后双方约好时间，闫某和许秀红到其家中聚齐后一起去刘万军家。在三人的说和下，刘万军要48000元，其跟刘万军说45000元行不行，来一回给个面子。刘万军说可以，不能低于45000元了。后来其不知道闫某是给王建国还是给高金生打的电话，闫某跟其说对方不同意，咱们不管这事了。又过了几天，闫某和许秀红都给其打电话说对方认拿出45000元，当天闫某拿着钱和许秀红到其家中，然后三人一起去刘万军家，当时刘万军、刘刚都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闫某把45000元给了刘万军。协议书上刘万军和刘刚的签字均是本人自愿签的，他们也同意协议的内容，否则就不会签字了。在派出所于2018年3月15日对许秀红所做的询问笔录中，许秀红陈述：当时调解此事的有三个人，其和王某是高金生的妻子夏立英找的，闫某是王建国找的。刘刚与王建国、高金生打架后过了十几天，夏立英就找其和王某当调解人。二人多次找刘万军、刘刚给双方调解，最后刘万军和刘刚同意只要高金生赔偿刘刚30000元就解决了。这时，闫某找到其和王某说这么解决不行，得把王建国打架的事一块解决，其和闫某、王某又一起找刘万军、刘刚从新调解。开始时刘万军和刘刚不同意一块解决，要求分别解决，三人此后多次找刘万军和刘刚，最后刘万军和刘刚同意同王建国、高金生一块解决打架的事，要求王建国、高金生一方赔偿刘刚45000元。三人告诉王建国、高金生一方后，二人也同意这样解决。随后闫某起草的调解协议，在刘万军、刘刚签字后，闫某把从王建国处拿的45000元交给了刘万军。三个调解人签字后，闫某把协议交给许秀红，由其把协议书交给夏立英，还让夏立英约刘刚去派出所撤案。协议书是刘万军和刘刚自愿签的。在派出所于2018年3月17日对王建国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王建国陈述：调解协议是在刘万军家里签的，当时其没有在场，是该村的闫某、王某、许秀红三个调解人多次找刘刚和刘万军调解，谈妥之后刘万军、刘刚在协议上签了字，由闫某把45000元给了刘万军，闫某等三人中间人也签了字，随后闫某等三人把协议交给高金生的妻子夏立英，夏立英找到自己后签了名。在调解之前，夏立英找到王建国，说是其帮着她家解决事的，不能让其出钱，但当时她手中没有那么多现金，就让其先垫付以后再还，后双方谈妥后其把45000元现金交给了闫某。协议签订后，闫某还给其打电话，让其过段时间再约着刘万军、刘刚一起吃顿饭，此事就算过去了。夏立英已经偿还王建国30000元了，现在还欠其15000元。庭审中，原告刘刚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王某证实：证人和原被告均是一个村的，没有亲属关系。调解协议的内容是闫某打印的，签订协议时是在刘万军的家中，当时在场人有刘万军及其妻子、刘刚、许秀红、闫某和证人，王建国和高金生并没有在场。证人不清楚45000元赔偿款是高金生给的还是王建国给的，只知道是闫某带来的；闫某将钱交给许秀红后，许秀红又交给了刘万军。证人是在清点完钱后要签协议时才发现协议上有王建国的名字，后刘万军一家提出将王建国的名字去掉，闫某说没有关系，所以就没有去掉，证人也不清楚刘万军一家坚持要去掉王建国名字的原因。刘刚、刘万军及中间人王某、许秀红、闫某分别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后，许秀红将协议拿走让王建国和高金生签了字。是夏立英找证人作为中间人进行调解的，但其不知道许秀红和闫某是谁找的。由于是高金生的妻子夏立英找的证人进行调解，所以证人认为赔偿款应是高金生支付的。原被告双方对证人王某的证言均无异议。原告还提交2018年3月份在王某家中包括王某、夏立英、许秀红、刘万军、刘刚五人在场的谈话录音，证明45000元赔偿款是高金生支付的，与王建国没有关系。被告对录音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录音中声音混乱，无法辨别由谁陈述及所述内容，且多为原告及其父亲刘万军的自述性语言；公安机关提取的笔录更具有客观性。庭审中，被告王建国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闫某证实：证人和原被告均是一个村的，没有亲属关系。刘刚和高金生、王建国在2017年10月份发生纠纷后，高金生的妻子夏立英找到证人让其给出面调解一下，王建国也打电话让其给调解一下。证人不经常在村里居住，但村里的邻里之间有什么纠纷都找证人出面调解。因为证人和原被告的关系都不错，所以他们双方都找了证人进行调解。大约在2017年年底或201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是在刘万军家中调解的，在场人有刘万军、刘万军的妻子、刘刚、许秀红、王某和证人，但高金生和王建国均不在场，因为担心双方再次发生冲突，所以就没有让二人去。调解协议是经过前两次协商基本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打印好的，一式三份，在场人看了协议后签了字；45000元赔偿款是证人在王建国经营的轮胎部从王建国手里取来的，签完字后证人从身上拿出装钱的档案袋，经过在场人许秀红和刘万军清点后，许秀红把钱交给了刘万军。后来许秀红于当晚将三份协议拿走后，找到高金生和王建国签了字。签订协议时刘万军只是说看见王建国的名字就恶心，但并没有提出将王建国的名字从协议中去除。原告表示对证人闫某的证言有异议，当晚刘万军和其妻子提出将王建国的名字去掉，但中间人说没有影响，所以最后没有去掉。被告对证人闫某的证言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刘刚与被告王建国及案外人高金生因占地问题发生冲突后，经闫某、许秀红、王某从中调解，双方于2018年1月6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高金生、王建国一方支付刘刚赔偿款45000元。原告刘刚及其父亲刘万军作为甲方，高金生和被告王建国作为乙方，王某、许秀红、闫某作为中间人，三方均自愿在协议上签字、捺印；该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应予以确认。原告方虽表示发现协议上有王建国的名字后，要求将其名字去掉，但最后并未去掉，后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并收取了45000元的赔偿款，证明原告方对协议的内容最终予以认可；如原告对协议一方包含王建国存有异议，其完全可以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拒收赔偿款。另外根据高金生的妻子夏立英、中间人许秀红及王某在派出所的陈述及证人闫某在庭审中的证言也可以确认，虽然刚开始调解时刘万军和刘刚不同意王建国、高金生一块解决，要求分别解决，但此后三个中间人多次找刘万军和刘刚，最后刘万军和刘刚同意同王建国、高金生一块解决打架的事，要求王建国、高金生一方赔偿刘刚45000元，故支付赔偿款的一方应包括高金生和王建国两个人，原告对此应该明知；至于最终高金生、王建国二人实际由谁支付赔偿款及各自支付赔偿款的数额多少，并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及二人已全额支付赔偿款的事实。再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数额不到20000元，即使其诉讼主张全部得到法院支持，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中高金生和被告王建国已实际赔偿的数额也远高于原告的主张，故该协议也并未显失公平。综上，关于原告刘刚与高金生和被告王建国因占地问题发生的纠纷经中间人调解，双方已协商解决且已履行完毕，原告再行主张由被告王建国予以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刘刚全部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双领人民陪审员  李少波人民陪审员  贺祥安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吴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