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402民初4018号 原告（反诉被告）：眉山邦农旺养殖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眉山市东坡区秦家镇古新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02MA633RDF6Y。 法定代表人：杨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建才，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文大华，男，196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被告（反诉原告）：文科委，男，198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原告眉山邦农旺养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农旺公司）与被告文大华、文科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受理立案后，根据原告的申请，于2018年9月9日作出(2018)川1402民初4018号民事裁定，对被告文科委位于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大道南一段69号凯旋广场12幢1单元17层2号（不动产权证号：监证0290828、监证0290827、眉市国用2016第15555号）的房产在价值30万元内予以查封。文大华、文科委在开庭前提出反诉，请求邦农旺公司给付代养费107150元，本院经审查予以立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将两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审理过程中，文大华、文科委自愿撤回反诉，本院已裁定准许。原告邦农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建才，被告文大华、文科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邦农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因违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296918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20日，原、被告经过协商，文科委以文大华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公司加农户合作养鱼协议》，约定原告公司提供鱼苗、饲料、药品，并负责技术指导，被告提供养殖的鱼塘、设施和劳动力，被告按照合同规定将合作养殖的鱼按照当前市场价格交付公司回收，原告公司回收被告养殖的各类商品鱼，并负责销售，结算时按照销售情况给予被告相应费用。协议约定原告承担市场风险，被告承担养殖风险，及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合同期限自2017年3月20日至2018年3月19日。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发生病情的处理，饲料系数控制、日常管理要求、养殖保险、卖鱼规定、养殖补贴等条款。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交付鱼苗和饲料等给被告文科委，文科委按照约定进行投放、养殖。但在产出商品鱼时，被告向原告交付的商品鱼数量严重不足，与依据投放的鱼苗、饲料、约定的饵料系数计算的正常产量差额巨大，给原告造成296918元的损失。根据合同约定，养殖生命风险损失应由被告承担。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文大华、文科委辩称：1、文科委以文大华名义与原告签订《合作养鱼协议》及《补充协议》属实，合同约定条款也如原告所述；2、成品鱼实际产量不足属实，产量差额折价的总金额也正确。但造成产量差额的原因是大量死鱼造成，责任不在被告。被告于2017年11月8日发现鱼吃食量下降，结团浮出水面，立即通知公司技术主管白冰、项目主管汪军，2017年11月11日出现大量爆发性死亡，经白冰、汪军现场对死鱼解剖诊断未确定死亡原因，当天打捞死鱼80桶、每桶重46斤计算约3600斤，11月12日继续大量死亡，11月13日，白冰、汪军再次到现场诊断，确诊为鲤鱼病毒性烂鳃。文大华主持死鱼打捞，持续到2017年11月28日止，死鱼分别埋于鱼塘周边5个地点。共计死亡约57000斤，按当时市场价6.2/斤折价为353400元，被告还垫支了打捞死鱼的工资及生活费计4000元。3、损失应由原告承担。被告作为养户与公司属于代养关系，根据养殖协议，鱼苗采购、投放，鱼病防治、鱼塘水质调控、饲料、鱼药、技术指导等全权由公司掌控、提供，被告只是按公司指令操作，进行管理，按商品鱼产量得代养费（鲤鱼、草鱼、鲫鱼1.5元/斤，黄颡鱼3元/斤）。被告按原告要求投苗、投饲料、发现病情苗头及时报告，并根据原告技术人员的诊断和要求用药治疗等，鱼药、饲料也是原告提供；11月已基本处于出鱼阶段了，我催促公司出鱼，但原告说市场鱼价不好，让继续存塘，其后就大量发病亡。被告已尽到了管理之责，产量差额的损失不应该由被告承担。4、被告已支付养殖成本的30%，原告还有11966元未按约定返给被告，代养费107150元也未支付被告。另外，打捞死鱼费用4000元及造成延期占用鱼塘的租金9794元也应该由原告承担。 被告文科委另答辩称，协议是原、被告协商后，原告与文大华签订，自己仅以文大华名义签字，其后也是以文大华名义参与经营管理，是帮父亲的忙，不应起诉自己也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 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工商登记资料、被告身份信息；2、《公司加农户合作养鱼协议》、《合作养鱼补充协议》，证明原、被告约定采用公司加农户合作养殖，养殖成本的出资额，双方的权利、义务，并约定原告承担市场销售风险，被告承担养殖生命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疾病风险、自然灾害风险、死鱼损失），饵料系数。现实际产量严重低于最低标准产量，其产量差额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责任。3、实际出鱼量对比标准出鱼量汇总。证明被告的实际产量比标准产量少约65000斤，主要为鲤鱼、黄颡鱼。4、收据，证明被告分八次收取卖鱼款计228010元。5、结算单，2018年5月28日原、被告经过结算形成。证明被告实际支付的养殖成本，根据实际产量被告应得的代养费，用卖鱼款已支付被告的金额，实际产量与标准产量差额的折价金额，扣除原告应支付被告的费用后，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96918元。 二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本身都无异议，结算单载明的各项金额正确，产量差额的折价金额正确。但产量差额损失不该被告承担。 二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公司加农户合作养鱼协议》和《公司加公户合作养鱼补充协议》；2、鱼塘出鱼汇总单；3、由杨世明签字的结算清单；4、文大华领取饲料凭证；5、邦农旺公司因投资资金短缺，以养户文大华、田桂莲夫妻的名义在银行贷款50万元的转账凭证；6、文大华交鱼塘租金55000元凭证。7、鱼塘爆发鱼病死亡，死鱼打捞见证人及付工资凭证；8、文大华保留的2017年5月养殖日记，其余是汪军收走了。 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5、6、8无异议。其中对部分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7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实际是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是否产生大量死鱼及数量、原因。按照约定，打捞死鱼的费用由养殖户承担。 对上述证据中，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对证据本身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或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的证据，因其能证明事实经过，故本院也予以确认，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在其后评析；关于打捞死鱼的工资凭条，该证据虽有瑕疵，但一定程度上能佐证案件事实，故本院予以确认，作为本案事实认定及裁判的参考。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理查明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文大华、文科委系父子关系，案外人杨世明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杨添之父。2017年3月20日，原告与二被告协商后，文科委经手以文大华的名义与邦农旺公司签订了《公司加农户合作养鱼协议》和《公司加农户合作养鱼补充协议》，文大华知晓合部内容并认可，合同期限为2017年3月20日至2018年3月19日。协议中与争议关联的主要约定内容为：1、公司负责技术指导，鱼苗、饲料、药品、调水产品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公司为养户提供的鱼苗、饲料、药品、调水产品等物料，养户在饲养过程中所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鱼苗，均属公司财产，养户无权擅自处理。2、养户负责提供养殖的池塘、设施和劳动力，以及到公司指定地点领取物料、交付产品等所需的费用；养户对公司提供的各种物料和鱼有管理权。3、风险承担：公司承担市场销售风险。养户承担养殖生命风险（包括饲养管理风险、疾病风险、自然灾害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又约定：养户承担养殖风险，包括全部承担因自身明显管理失误、非不可抗力引起的自然灾害、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4、养户在养殖过程中发现鱼有异常情况或疾病倾向应立即通知服务人员，必须按公司防病程序进行免疫，违背则公司有权取消正常补贴。所有鱼病，刚发病每亩死亡达２条，需及时通知公司技术老师到场诊断，养户需按公司规定用药；如因养户未及时通知造成的病症死亡以及缺氧浮头死亡，损失由养户全部承担。死亡的鱼必须经公司人员验收后处理。5、私自卖鱼的，按鱼正品回收价的120％赔偿公司，私自变卖饲料的，除应支付全部所领饲料款外，每40公斤赔偿20元。6、饵料系数：黄颡1600－2000斤／吨、鲤鱼1300-1500斤/吨。超过上限视为掺苗、掺料，低于下限视为偷卖鱼、偷卖饲料，并追究经济损失和相关法律责任。7、养殖补贴：根据实际成品鱼产量对养户进行养殖补贴，鲤鱼1.5元/斤，黄颡3元/斤。售价超过养殖成本加养殖补贴的总额，超过部分公司和养户各分50%。8、养户前期投入30%的全程养殖资金。养殖资金包括养户前期投入并计入成本的养殖场电费、捕鱼费用、鱼塘承包费以及合同约定计入养殖成本的其他项目。9、卖鱼时间由公司决定。前期投入的养殖资金、养殖补贴在清塘后5个工作日内转账给养户，养户分成在结算后5个工作日内转账完毕。 协议签订后，被告从2017年4月8日始对鱼塘进行消毒等作养殖准备，4月20日文大华交租金55000元；原告按约提供鱼苗、饲料、鱼药等及技术人员指导服务，被告按约提供养殖场地及设施，投入了前期养殖资金，按原告技术人员要求进行养殖、治病防病等，主要在2018年3月、4月捕捞出售，5月25日清塘，合作养鱼结束。 2017年11月8日前后，被告发现鱼有异常，即向原告技术主管白冰、项目主管汪军报告，11月11日开始大量死鱼，白冰、汪军现场诊断未确定死亡原因，11月13日，白冰、汪军再次现场诊断确定病因，并指导处理，但仍继续死鱼。被告陈述，11月11日当天打捞死鱼80桶、每桶重46斤计算约3600斤，但现场公司人员未进行确认，打捞持续到2017年11月28日止，死鱼分别埋于鱼塘周边5个地点。打捞死鱼过程中，公司人员不到场确认死鱼数量，被告也未全部称重量，仅部分称了每桶死鱼重量，按每桶重量计算死亡鱼约57000斤价值353400元，但没办法提供有效证据；被告为打捞死鱼垫支了打捞人员工资3600元（领取人员签名并捺手印）。 履行协议期间，共投放鲤鱼饲料75.85吨、黄颡饲料13.5吨，实际产出成品鱼计鲤鱼34424斤、黄颡17941斤等。2018年5月28日，双方结算形成结算单，杨世明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结算单载明内容：1、文大华自费（即前期投入的养殖资金）合计254347元（含鱼塘承包费55000元），代养费（即养殖补贴）107150元，应付文大华合计361497元；2、已用卖鱼款付文大华242381元（含散户买鱼未付款由文大华收取部分）；3、养殖产量差额计价416034元。被告对投放饲料量、成品鱼产量、前期投入的养殖资金额、应得代养费金额、实际产量与标准产量的差额及折价金额均认可，仅认为产量差额的原因是病死造成，其责任不在自己。原告知道鱼生病的情况，认可死鱼的事实，但否认死鱼的数量，且没有办法确认死鱼的数量，死鱼及产量差主要为鲤鱼。 另查明，签订上述协议时，文科委是与杨世明有关的四川金川农饲料有限公司的在职员工，不符合与原告合作养鱼的资质；协议后以文大华名义参与协议的履行，以文大华名义在领料单、收款单签名等，文大华均知晓并认可；养鱼过程中所使用的饲料为金川农公司提供。 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均同意，因上述协议产生的原、被告之间的应收、应付款项直接在本案中作抵消处理。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文大华签订的《公司加农户合作养鱼协议》、《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案涉协议是原告与二被告协商后签订，被告文科委虽然参与协议的签订与履行，但结合签订协议时文科委是金川农公司的在职员工，不具备与原告合作的资格，其后均以文大华名义部分实施履行协议的行为，而文大华知晓合作事项的全部内容，认可文科委以自己名义履行协议的行为，自己也真实的实施了履行协议的行为。故本院认定被告文大华是上述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而非仅是形式上的主体；被告文科委的行为是代文大华行使权利义务，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不对原告承担责任。原告以文科委是实际经营者为由要求其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实际产量与标准产量的差额的责任承担者及责任大小。 本院认为，原、被告为合作养鱼事项明确约定了各自的出资额、盈余分配、各自负责的事项及风险责任、权利义务，被告也实际履行自己的出资，又约定了有利于被告的，合作事项结束后，不论赢亏都优先支付被告的出资及对被告的补贴后再进行盈余分配。故原、被告之间属于合伙关系性质，被告主张只是帮原告养鱼挣代养费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对养殖风险、责任先后约定了：养户承担养殖生命风险（包括饲养管理风险、疾病风险）；养户全部承担因自身明显管理失误、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如因养户未及时通知造成的病症死亡以及缺氧浮头死亡，损失由养户全部承担；养殖过程中发现鱼有异常情况或疾病倾向应立即通知服务人员，违背则公司有权取消正常补贴。对产量差额仅约定了：低于下限视为偷卖鱼、偷卖饲料，并追究经济损失等等。相关约定出现前后冲突，责任主体不明，责任标准不明等情况，属约定不明。故本院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参照协议约定，结合出资额、案件实际情况、行业习惯及公平原则确定责任人，划分责任大小。 原、被告对实际存在大量死鱼但至今无条件确定死鱼的数量，由此导致不能确定出现巨大的原因，双方都有责任。没有证据证明产量差额是因被告偷卖鱼、偷卖饲料造成，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完全归责于原告或被告的原因造成，故本院认定造成产量差额的主要原因是死鱼，其责任由原、被告共同承担。 原、被告对的产量差额的计算方式、产量差额的数量及价值均无争议，且认可主要是鲤鱼。本院认为，按饵料系数计算，应最少产出鲤鱼98605斤，但实际产量34424斤，加上原告估算的死鱼重量57000斤，鲤鱼仍存在产量差额7181斤价值44522.2元，该产量差额应当归责于被告未完全尽到管理之责任，依照约定应由被告承担；同理，其余鱼种的产量差额的价值18111.8元（416034元-死鱼57000斤×6.2元/斤-鲤鱼差额7181斤×6.2元/斤=18111.8元）也应由被告承担。其余差额属原、被告共同责任，其价值353400元（416034元-44522.2元-18111.8元=353400元），按出资比例分摊，被告出资为30%，应承担106020元。 关于被告主张的延期使用鱼塘的承包费和打捞死鱼费用。被告认可5月28日结算清单载明的结算结果，其中已包含承包费并计入被告前期投入出资额。现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明显延期且产生了延期承包费，以及结算时漏算了承包费；协议中没有约定打捞死鱼费用由谁承担，但依行业习惯，打捞死鱼属于被告的管理范围，且没有证据证明在结算时漏算了该笔费用或没考虑这笔费用。故被告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应支付被告119116元（前期投入的养殖资金254347元+代养费107150元-卖鱼款支付242381元=119116元）；被告应支付原告产量补差款168654元（106020元+44522.2元+18111.8元=168654元）。品迭后，被告实际应给付原告49538元。 综上所述，原告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文大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眉山邦农旺养殖服务有限公司49538元； 二、驳回原告眉山邦农旺养殖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2877元，由原告眉山邦农旺养殖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397元，被告文大华负担480元；保全费2020元由原告眉山邦农旺养殖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智新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钱欣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