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05民初17890号原告：李昌武，男，197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波，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志波，男，197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权，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林念东，男，197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原告李昌武诉被告李志波、第三人林念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6日、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告向本院申请一个月的庭外和解期，但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借款50万元及从2015年12月26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3日，原告与广州旭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旭利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原告总投资了300万元。在支付投资款后不久，原告发现该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非法集资行为，多次强烈要求旭利公司退还投资款并支付协议约定的收益，旭利公司拒不支付。恰好被告也向旭利公司投资了50万没收回，故原告、被告及案外人朱斌、徐玉珊、白森彩、刘加凤于2015年8月7日签订《委托书》，共同委托第三人代收投资款。第三人接受原告等人的委托后，与原告一起前往香港收回了原告等人的投资款1300万元。第三人当即向被告转付了580万元，由被告分配给原告和徐玉珊。分配完毕后，尚余部分是被告多收的款项，由被告保管。由于原告总投资了300万元，之前已经追回953998.75元，故被告本应向原告支付2046001.25元。但被告仅支付了175万元，尚欠296001.25元未向原告支付。另，因第三人代收了1300万元，考虑到旭利公司会起诉追回款项，故第三人要求被告将多收的款项支付至其专门代管款的账号，由其代为保管，待该笔款项确定无争议时，再按投资比例分配。因被告私自动用了该款项导致无法向第三人支付其多收的款项，故被告要求原告代其向第三人支付203998.75元，再加上被告尚有296001.25元未向原告支付。因此，被告在2015年8月25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借到原告50万元。被告辩称，一、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并非由其他欠款转化成借款的纠纷。原、被告都是同一件非法集资案的受害者，2015年8月14日，被告帮原告追回了全部的投资款，而被告因为做生意资金周转困难，知道原告手上资金宽裕，遂提出向原告借款。原告为感谢被告的帮忙，同意借款给被告，要求被告先写借条，然后回到家再电脑转账给被告。被告相信了原告的话，写下借条给原告收执。但后来原告出尔反尔，却说自己突然有其他项目要投资，没有多余的钱借给被告，就没有把钱转账借给被告（原告没有转账借款的行为，在原告的起诉书上也承认其是没有转过钱给被告）。后来被告要求原告把借条还给被告，原告说借条已经撕毁，叫被告不用担心。被告相信了原告的话，故一直没将借条的事放在心上，直至收到起诉材料，才知道原告根本没有撕毁借条，上了原告的当。二、原告在其起诉书上陈述的所谓50万元借款的构成及来源情况十分荒谬。（一）追回的1300万元投资款，是包括被告、第三人在内的几个受害人通过辛苦和努力私下自行追讨回来的，而并不是通过法律途径得到的。而且这笔款，并非只是原、被告及第三人三个人所有的钱，这是几十个受害人中的部分款项而已。如果按照所有受害人被骗的6000多万元按比例分配的话，那原告只能分配到50万元左右而已。现在原告却能全部收回300万元投资款，不但没有对被告和第三人表示感谢，而且还捏造事实进行恶意诉讼，这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二）追回的1300万元投资款是转到第三人的账户上的，此款怎么分配、分配给谁和分配多少，都由第三人决定。第三人收款后，将其中的580万元转账给被告（至于另外的720万元第三人怎么分配，被告并不知情），并指示被告从中转175万元给原告、转175万元给陈丽娟、转55万元给徐玉珊。被告按照第三人的吩咐转款给上述三人后，发现剩余的175万元还不够自己的投资本金，还准备继续追讨。但可笑的是，原告尚不够的投资款却反而向被告追讨。难道原告的300万投资款是转给被告进行投资被骗的？不是！难道广东广泰源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泰源公司）明确提出这1300万元中必须先偿还原告的投资款？没有！难道被告有向原告承诺过一定会帮原告追回所有的投资款，如果追不回来就自己贴钱给原告？荒唐！（三）580万元是第三人转给被告的，被告只对第三人负责，被告也只跟第三人发生法律上的关系。被告没有向原告表示或者承诺过帮其追讨或者代收款，而且，原告在（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案中明确说到其是通过第三人收回200万元投资款。所以，被告跟原告没有半毛钱的法律关系。被告转账给原告和其他两个受害人的行为只是代第三人发放而已，就算这580万全部都被被告占有了，那也是第三人向被告追讨，而不是原告。就算第三人和被告一分钱都不分给原告，而是分给其他受害者，那原告也只能向集资诈骗他钱的公司追讨。而不是向第三人追讨，更不是向被告追讨。（四）被告的投资本金尚未全部收回，而原告的本金已经全部收齐。在（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中，原告明确说到其投资了300万元，却仅收回了投资本金。这一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完全反驳了原告在起诉书上捏造的“被告尚有296001.25元未向原告支付”的事实。（五）在（2018）粤06民终3647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中，旭利公司称原告汇给温绍强的200万元与旭利公司无关，被告属于被集资诈骗的受害人之一。也就是说，原告被集资诈骗的数额是100万元，而不是300万元。因此，原告分到的300万元中有200万不属于原告，这200万属于非法所得，应该追缴分配给其他未全部收回投资本金的受害者。综上，原告故意捏造歪曲事实，进行恶意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原告代被告向第三人转账203998.75元属实，该款是被告多收的款项。二、原告称其等人委托第三人代收投资款的陈述不准确。虽然在收款的过程中，原、被告及朱斌、刘加凤、白森彩、徐玉珊、麦舜章、陈丽娟共8名投资者向第三人出具了委托书，但追收1300万元投资款的行为是9名投资者共同参与的自力救济行为，并非第三人单独受托进行追收。赴港追收收回1300万元时，原、被告及徐玉珊、陈丽娟与第三人共同前往追收，各投资者进行追收的行为是共同行为。上述8名投资者之所以给第三人出具委托书，原因仅仅在于收款时，各投资者均声称没有带银行卡，只有第三人带有银行卡，故各投资者出具委托书借用第三人的账户收款。1300万元进入第三人的账户后，大家为了放心，共同商定，分散保管资金，决定将其中580万元转让被告的账户，然后由第三人及被告各自根据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进行转账返还。这种行为显然不属于第三人单独受委托追收、保管、返还资金，应由被告就其账户中的580万元对投资者负返还义务。即在各投资者一致商定从第三人的账户转账被告580万元，被告才是该580万元资金的受托人，才是580万元资金委托保管、返还行为的委托合同相对人。三、原告称第三人要求被告将多收的款项支付到第三人的专门代管款账户的陈述不属实。庭审中，原告举证如下：1.《战略合作协议》、转账汇款回单2份、收据（均为原件）、结婚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与旭利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原告总投资300万元。2.委托书2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等人委托第三人代收投资款项。3.（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6民终3647号《民事判决书》（均为原件），用以证明第三人接受原告等人的委托后，收回了1300万元投资款，向被告转付了580万元。4.转账凭证2份（打印件），用以证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175万元。5.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转账凭证（打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在2015年8月25日代被告向第三人转账203998.75元。6.《借条》（原件），用以证明被告借到原告50万元。7.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代收1300万元后向被告转付580万。8.《林念东从1300万元中转付投资者金额明细》（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承认其转付被告580万元，由被告从该580万元中向原告支付2046001.25元。9.收据8份（复印件），用以证明8名投资者的投资本金及收据记载的收款金额2046001.25元，与第三人承认由被告向原告转付的金额一致。10.《律师函》（原件）、《非诉讼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原件）、授权委托书（复印件），用以证明包括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内的7名投资者各自的投资本金及涉案1300万元收回之前旭利公司已向7名投资者返还投资本金共2721083.75元，剩余收益为3421083.75元。庭审中，被告举证如下：11.（2018）粤0605民初17888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均为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以同样的事实，另案又起诉本案第三人和被告，要求两人承担投资收益款，两案的款项是重复的。12.《投资委托协议书》（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的投资款只有480万元，其多收取了追回来的投资款，原告要追也是向第三人追讨而不是向被告追讨。13.《广州旭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委托协议书》、收据2张（均为原件），用以证明被告两次向旭利公司投资共200万元，旭利公司收到被告的投资款后出具了收据给被告，旭利公司收到投资款后是会出具收据给投资人的，故原告汇给温绍强的200万元并不是原告的投资款，与旭利公司无关，而原告多收的200万元是伪造证据捏造事实骗取所得，是诈骗行为，应该将200万元返还给被告和第三人。14.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补制回单3份（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收到第三人转账的580万元后，依照第三人的吩咐分别转给原告175万元、陈丽娟175万元、徐玉珊55万元，共转出405万元，剩余175万元还不够被告的投资款本金，被告并没有多收取追回来的款项。综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被告对证据1中的《战略合作协议》及收据、证据2-4、证据6、证据7没有异议，原告对证据11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对证据1中的转账汇款回单、证据5及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中的结婚证及证据12是复印件，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证据8由第三人单方制作，效力相当于当事人陈述。证据9由原、被告等8人出具，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3是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14中向其转账175万元的回单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其他回单没有原件，故本院不予认定。综合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5年8月2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借到原告50万元，并约定借款期限为4个月，不计利息。同日，原告向第三人转账203998.75元。第三人确认，此款由原告代被告所转。另查明：一、原告及被告均曾投入资金到旭利公司。其中，原告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所署签订时间为2014年11月3日，该协议没有具体约定投资金额，仅约定诚意金100万元。旭利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原告认购款100万元。另原告于2015年1月5日向温绍强（经查，温绍强是广泰源公司的总经理）转账100万元，并通过梁文清的账户向温绍强转账100万元，转款凭证上用途栏显示为还款。旭利公司在（2018）粤06民终3647号案中陈述，原告向温绍强转账的200万元与旭利公司无关。被告提交的《广州旭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委托协议书》所署签订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该协议约定被告的投资金额为150万元。旭利公司于同日向被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被告48万元，并备注：2014年10月18日邓冠云已帮付2万元。2014年12月29日，旭利公司又向被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被告投资款150万元。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其收到旭利公司退回的款项为四十多万元。二、2015年8月7日，原、被告均出具《委托书》，委托第三人追收与代收旭利公司投资款项。2015年8月11日，广泰源公司指示周太平通过其个人账户向第三人转账1300万元。2015年8月12日，原告向第三人出具收据，确认收取第三人代收的旭利公司投资款2046001.25元；被告向第三人出具收据，确认收取第三人代收的旭利公司投资款50万元。第三人于2015年8月14日向被告转账580万元，被告将其中的175万元转账给原告。三、2015年8月24日，原告、被告、第三人及徐玉珊、朱斌、白森彩、刘加凤共同与广东金腾律师事务所签订《非诉讼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委托该所就投资款项返还等相关事宜向旭利公司发出《律师函》。该函记载，上述7人的投资本金共1230万元，截至2015年8月9日，旭利公司向上述7人返还共2721083.75元。四、2017年8月10日，旭利公司就上述1300万元向第三人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案号：（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第三人在该案中提交的《林念东从1300万元中转付投资者金额明细》记载，其收取1300万元后，向被告支付580万元，并说明被告从该580万元中向原告支付2046001.25元。本院在该案中驳回了旭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旭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8）粤06民终36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要求行使债权请求权，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已履行交付款项的义务负有举证责任。为此，原告提交了借条及向第三人转账203998.75元的转账凭证，并对案涉50万元借款的构成进行了陈述和举证。本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或者被告就其所抗辩的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能够作出合理说明，使得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真伪不明，否则，一般不轻易否认其证明力。第二，原告为进一步证明借贷事实的存在及案涉50万元的构成，提交了《委托书》、被告向其转账175万元的转账凭证、其向第三人转账203998.75元的转账凭证、原告及被告等人在收款前出具的收据、《律师函》、《非诉讼法律事务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该组证据显示，原、被告及第三人等人为收回其投资款，共同前往广泰源公司收取了1300万元，该款转入第三人的账户后，第三人向被告转账580万元。从原告在收款前向第三人出具的收据、第三人在（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案中自述的《林念东从1300万元中转付投资者金额明细》及第三人在（2018）粤0605民初17888号案中的答辩状可以看出，1300万元收回来后，原告应分得的款项为2046001.25元。虽被告对原告的投资本金提出异议，但据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其既有通过第三人转交投资款，也有直接到旭利公司投资；既有通过现金投资，也有通过刷卡投资。也就是说，旭利公司收取投资款的途径并非单一。至于原告向第三人转账的203998.75元，第三人亦确认此款由原告代被告所转，而被告则刚好在同一天向原告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原告的举证可以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令人确信的程度。第三，被告辩称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仅单纯以出具借条后原告并未转款作为抗辩，理由甚为牵强。而且，按照被告的陈述，其投资本金尚未全部收回。但其自述从第三人向其转付的580万元中取得175万元，旭利公司向其返还了四十多万元。二者之和已经超过200万元。从这一点亦可以印证，原告代被告向第三人转付被告多收的款项存在高度可能性。综合以上几点分析，原告主张案涉50万元由被告尚未向其转付的296001.25元（2046001.25元-175万元）及其代被告向第三人转账的203998.75元构成，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从2015年1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本院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相应的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李志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以该款为本金从2015年12月26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计算的利息予李昌武。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01.44元，减半收取计4750.72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交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对原告已预交的4750.72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原告申请，本院予以退回。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昭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聂凤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