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民终10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富容，女，汉族，1965年1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新，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丹，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遵义方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遵义县尚嵇镇龙泉社区民主二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1577117377P。 法定代表人：黎万平，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方琳，男，汉族，1946年9月14日出生，住贵州省金沙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良刚，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平，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六盘水市钟山区鼎奇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中路吉祥街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0596371186X。 法定代表人：罗来明，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新，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丹，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富容与被上诉人遵义方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琳公司）、黎方琳、原审第三人六盘水市钟山区鼎奇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奇隆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2民初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富容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2民初19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支付918.5万元及利息219.8889万元的诉请；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争议款项转款时间及交付时间为2012年至2013年期间，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款项进入李富容银行账户之日。即使认定本案争议的款项不属于而被上诉人偿还鼎奇隆公司和邓波涛的借款，那么诉讼时效应当从遵义中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号、33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上述计算起点，均表明诉讼时效均已过。（2）（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号、33号案件是鼎奇隆公司与邓波涛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纠纷，而不是被上诉人与李富容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方琳公司、黎方琳与鼎奇隆公司和邓波涛的诉讼活动，不能视为方琳公司、黎方琳向李富容主张权利。（3）方琳公司、黎方琳向省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的行为，是对32号、33号判决不服寻求的法律救济，不能视为向李富容主张权利，并不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4）从黎方琳银行账户转让李富容账户的款项，如构成不当得利，黎方琳需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不应以省法院（2015）黔高民申字第1343号民事裁定作为诉讼起算点。2.（1）遵义中院查明32号、33号案件认定李富荣与方琳公司最早的借款发生在方琳公司、黎方琳与鼎奇隆公司及邓波涛民间借贷关系之前，且与本案查明李富荣支付本案当事人的款项互不交叉，可以说明李富荣支付的款项是借款，不是不当得利。（2）从省法院的再审观点和李富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李富容与方琳公司、黎方琳存在另外的借贷关系，且该借贷关系发生在方琳公司、黎方琳与鼎奇隆公司和邓波涛民间借款关系之前。（3）从转账凭证上注明的还借款、还利息等字样，可以认定为偿还借款，而非不当得利。李富容按照方琳公司、黎方琳要求交付借款，银行流水亦可证明李富容具备大额资金的出借能力。以上可以证实李富容与方琳公司、黎方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双方的经济往来有合法依据，并非不当得利。3.方琳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黎方琳是自然人，二者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从方琳公司银行账户转入上诉人银行账户的款项，应由方琳公司主张权利，黎方琳亦然。一审法院未作区分，是诉讼主体认识错误。 被上诉人方琳公司辩称：1.关于诉讼时效。本案争议的款项是被上诉人偿还给鼎奇隆公司及邓波涛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属于上诉人代收，法院驳回了被上诉人的抗辩，为此，被上诉人向省法院申诉，省法院驳回了上诉人的再审申请，被上诉人始终在通过诉讼的途径寻求权利救济，并未怠于行使自身的权利，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11月5日才开始计算。2.根据民法总则规定，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918.5万元的款项，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属于合法收取，或者有相应的合同依据的，应属不当得利。 被上诉人黎方琳辩称：与方琳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鼎奇隆公司述称：同意李富容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方琳公司、黎方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富容返还方琳公司、黎方琳1589.5万元并从2013年11月2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至付清之日止（算至起诉之日为1345.6736万元，两项共计2935.1736万元）；2.李富容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5日，方琳公司向李富容付款150万元，2012年4月12日，黎方琳向李富容付款5万元。从2012年4月5日起到2013年11月1日期间，方琳公司、黎方琳共向李富容付款1073.5万元。另外，从方琳公司、黎方琳提供的门面买卖协议一份、门面出售及移交协议上载明，黎方琳于2014年6月10日将其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号外××门面以398万元出售给案外人王咏梅，并约定将款直接付至李富容的账户。2014年6月11日，李富容与王咏梅签订协议，约定因原产权人黎方琳已将上述门面出售给李富容，李富容将上述门面以39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王咏梅。 在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号、33号民事案件中，方琳公司、黎方琳提出其本案所主张的款项，系支付给李富容用于归还方琳公司、黎方琳向鼎奇隆公司及邓波涛借款的事实主张，以抗辩鼎奇隆公司对方琳公司提出的偿还借款及邓波涛对黎方琳提出的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但未得到法院的采纳。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号判决认为，“关于被告所称其已以滚动还款的方式共计向原告委托人李富容还款1589.5万元，扣除依照双方合同约定的2%的利息后，被告其余归还款项均为归还本案的本金的辩解意见，因原、被告双方未约定由被告向案外人李富容偿还本案借款，且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委托李富容代领还款，被告履行还款义务的相对方应为借款合同中的债权人鼎奇隆公司，故被告向李富容的汇款不能认定为向原告归还了借款。关于被告向李富容的个人账户所汇款项，可另行向李富容主张权利”。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3号判决认为，“被告黎方琳辩称其已向李富容还款1589.5万元，已将款项归还完毕，并提供了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据，但该证据反映的是其与案外人李富容之间的经济往来……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约定由被告向案外人偿还借款，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案外人李富容系原告的委托人并接受被告对本案借款的偿还，被告履行还款义务的相对方应为借款合同中的债权人邓波涛，故被告向李富容的汇款不能认定为向原告归还的借款。关于被告向李富容的个人账户所汇款项，可另案向李富容主张权利”。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33号判决已生效。方琳公司对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号判决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5)黔高民申字第134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方琳公司的再审申请。 经庭审核实，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33号判决书中体现的李富容向方琳公司、黎方琳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李富容主张的李富容支付给方琳公司、黎方琳的款项互不交叉。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33号判决认定的事实显示，方琳公司、黎方琳与邓波涛及鼎奇隆公司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最早时间是2012年4月26日，在此之前，方琳公司、黎方琳无证据证实与邓波涛及鼎奇隆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方琳公司、黎方琳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李富容是否收到方琳公司、黎方琳1589.5万元；李富容收到方琳公司、黎方琳的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关于本案方琳公司、黎方琳的诉讼请求是否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方琳公司、黎方琳认为其本案所主张的款项，系支付给李富容用于归还方琳公司、黎方琳同第三人鼎奇隆公司及邓波涛的借款，并在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号、33号民事案件中提出该事实主张，以抗辩鼎奇隆公司对方琳公司提出的要求偿还借款及邓波涛对黎方琳提出的要求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及理由。方琳公司、黎方琳在在该主张未得到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后，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5)黔高民申字第134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方琳公司的再审申请。因此，在2015年11月5日之前，方琳公司、黎方琳始终在通过诉讼的途径寻求权利救济，并未怠于行使自身权利，因此其诉讼时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申字第1343号民事裁定书送达后才重新开始计算。因此，本案方琳公司、黎方琳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李富容关于方琳公司、黎方琳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李富容收到方琳公司、黎方琳款项的数额问题。原告主张其在2012年、2013年向被告汇款共计1189.5万元，但从其所提供的证据中有银行票据的为1073.5万元，对于该1073.5万元的认定，在前文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中已说明理由，故不再赘述，一审法院认定李富容收到方琳公司、黎方琳款项共计1073.5万元。方琳公司、黎方琳主张其将门面出售给案外人王咏梅，并由王咏梅付款给李富容398万元，因该款涉及门面买卖，且证据上显示被告与案外人王咏梅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王咏梅未到庭参加诉讼，该买卖合同是否履行完毕，款项是否支付，支付金额为多少，李富容取得的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无法查明，因此本案对此不作认定，方琳公司、黎方琳可另案主张权利。 关于本案李富容收到方琳公司、黎方琳的款项的性质问题。方琳公司、黎方琳主张其本案支付给李富容的款项系通过李富容偿还给邓波涛及鼎奇隆公司的借款，而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对该主张未予采纳，因此其才在本案中向李富容主张不当得利偿还。但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33号判决认定的事实显示，方琳公司、黎方琳与邓波涛及鼎奇隆公司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最早时间是2012年4月26日。本案中方琳公司、黎方琳付给李富容的款项中，有155万元发生在2012年4月26日之前，方琳公司、黎方琳称该款是用于偿还其与鼎奇隆公司之间在2012年4月26日之前发生的债务，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与鼎奇隆公司之间在2012年4月26日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其该诉讼理由无事实依据，其关于该155万元付款属于不当得利的主张与其事实主张相互矛盾，不予采纳。对于李富容收到方琳公司、黎方琳的其他款项，李富容虽认为系用于偿还其出借给方琳公司、黎方琳的借款，但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事实，亦不能提供其收取该款其他法律依据或合同依据，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因此，李富容收到方琳公司、黎方琳的款项中的918.5万元属不当得利。 综上所述，李富容收到方琳公司、黎方琳918.5万元无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李富容应当将该918.5万元返还方琳公司、黎方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的规定，李富容应当返还方琳公司、黎方琳资金占用利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李富容应从2013年11月2日起按每年6%的利率支付方琳公司、黎方琳资金占用利息。自2013年11月2日计算至2017年10月27日止共计3.99年，此期间利息共计219.8889万元。故李富容应偿还方琳公司、黎方琳918.5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2日计算至2017年10月27日止共计219.8889万元，2017年10月28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利息以918.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富容于本判决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遵义方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黎方琳918.5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2日计算至2017年10月27日止共计219.8889万元，2017年10月28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利息以918.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遵义方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黎方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8559元，由原告遵义方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黎方琳负担90509元，由被告李富容负担980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如下：1.方琳公司、黎方琳能否在本案一同向李富容主张权利；2.方琳公司、黎方琳向李富容支付的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3.本案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方琳公司、黎方琳能否在在本案一同向李富容主张权利问题 本院认为，方琳公司、黎方琳可以在本案一同向李富容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共同诉讼是典型的诉的合并。诉的合并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之间有牵连的诉合并到一个诉讼程序中审理和裁判，包括诉的客体合并和诉的主体合并。诉的合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在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本案中，方琳公司、黎方琳基于同一交易目的，多次通过银行账户向李富容转款，方琳公司、黎方琳对于李富容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内容，两者一同向李富容起诉符合诉的主体合并特征，一审法院基于共同诉讼的规定，为提高诉讼效率，将方琳公司、黎方琳列为共同原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李富容认为黎方琳、方琳公司主张权利，未做区分，诉讼主体认定错误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方琳公司、黎方琳向李富容支付的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获得利益；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致使对方遭受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当得利纠纷的审理争议焦点往往是何方对于“没有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方琳公司、黎方琳通过转出款项使之遭受损失，李富容因方琳公司、黎方琳的转账行为获得利益，各方当事人不存在异议。对于是否有法律根据，双方各执一词，黎方琳、方琳公司认为“没有法律依据”，李富容认为是存在法律依据，构成借款关系。该举证责任应由李富容承担，具体理由为以下几点：第一，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不是一般诉讼中特定的待证事实，而是一系列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乃至事件的集合。对于黎方琳、方琳公司而言，让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由黎方琳、方琳公司证明汇款“没有法律根据”，则李富容只需辩称黎方琳、方琳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李富容如主张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则由李富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李富容并未提供双方构成借款关系的证据，且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33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黎方琳、方琳公司对李富容的转账行为不构成对鼎奇隆公司的还款行为。因此，黎方琳、方琳公司向李富容转账的行为系“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 三、关于本案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民三初字第32号、33号确定关于黎方琳、方琳公司向李富容的个人账户所汇款项，不构成对鼎奇隆公司借款的付款，可另行向李富容主张权利。可以确定黎方琳、方琳于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即2014年12月18日起计算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之后，黎方琳、方琳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权利救济，2015年11月5日，本院驳回方琳公司等人的再审申请，诉讼时效中断，应当重新计算诉讼时效。2017年10月27日，黎方琳、方琳向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上诉人李富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130元，由上诉人李富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珊涌 审判员  陈 荣 审判员  杨 锐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龙龑 书记员沈颢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