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黔26行初245号原告：黄平县野洞河镇野洞村九牛塘组。诉讼代表人：魏清兴，男，汉族，1969年4月29日生，住黄平县，组长。委托代理人：田晓强，男，汉族，1973年3月15日生，住黄平县，村民。委托代理人：闵家钢，男，黔东南州黄平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杨智，县长。委托代理人：杨健，男，黄平县人民政府调处办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杨丁丁，男，黄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罗强，州长。委托代理人：李永欢，男，黔东南州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第三人：黄平县野洞河镇野洞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孙继平，男，主任。第三人：黄平县野洞河镇新华村富塘组。诉讼代表人：王治福，男，仫佬族，1971年5月2日生，住黄平县，组长。委托代理人：罗廷杨，男，仫佬族，1976年10月4日生，住黄平县，村民。委托代理人：罗金平，男，仫佬族，1957年10月26日生，住黄平县，村民。第三人：黄平县野洞河镇新华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周国益，男，主任。原告黄平县野洞河镇野洞村九牛塘组因不服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处理决定与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7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3月14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平县野洞河镇野洞河村九牛塘组组长魏清兴，委托代理人田晓强、闵家钢，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健、杨丁丁，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永欢，第三人野洞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孙继平，第三人黄平县野洞河镇新华村富塘组诉讼代表人王治福、委托代理人罗廷杨、罗金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新华村委会经依法传唤未派人出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裁定中止诉讼，于2018年10月29日恢复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经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了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关于对野洞河镇新华村富塘组与野洞河村九牛塘组为老娃山至羊子洞林地所有权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认定：一、本案争议地老娃山至羊子洞（××山、××山出口、猪头××、××、××、马井坳等小地名），全部四至为东抵沿猪头山分水岭下抵河沟最急湾处，南抵羊子洞河沟和上东南坡小路，西抵东南坡分水岭至老虎坳，北抵老虎坳沿冲下至老娃山岩脚沿小冲上分水岭至坡顶沿分水岭接猪头山。其中：（1）该四至范围内的东抵猪头山坡顶下至河沟最急弯处，南抵羊子洞河沟和上东南坡小路，西抵东南坡分水岭至老虎岭，北抵老虎坳沿冲下至老娃山岩脚湾土再沿马颈坳分水岭上至猪头山坡顶，其四至范围内的林地所有权××组集体所有（即附图中的编号1，红线所画林地范围）；（2）该四至范围内的东抵马颈坳分水岭至猪头山岭岗，南抵湾土，西抵老娃山岩脚分水岭，北抵老娃山岩脚分水岭上至猪头山岭岗，其四至范围内的林地所有权××新华村集体所有（即附图中的编号2，绿线所画林地范围）。二、对野洞村九牛塘组提出对本案争议地的权属主张不予支持。三、争议地内的合法承包耕地，墓地维持不变。野洞河村九牛塘组不服黄平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处理决定》。原告野洞河镇野洞河村九牛塘组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黄平县野洞河镇野洞河村九牛塘组诉称：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超过时限作出处理决定，属于明显违反法定程序。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将部分争议林地所有权处理归不主张争议地所有权的野洞河镇新华村集体所有，存在越权处理，明显违法。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办人不是县调处办的正式工作人员，也没有告知原告享有申请回避等权利，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人新华村富塘组26户的《林权证》来源不合法，且上述证载明的林地面积1550.78亩，被告黄平县政府将3500亩争议地全部处理归第三人新华村富塘组，采信证据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同时，原告村民金文武等10户持有2009年林改期间颁发的《林权证》登记的林地，有原黄平县革委会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黄平县行政区划图》等证据佐证，足以证明原告的林地在争议地范围内，被告黄平县政府既没有通知金文武等10户参加处理，又不采信上述《林权证》作为权属依据，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和认定事实错误，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不实地调查和了解情况，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黄平县政府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综上，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和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存在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证据不足，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处理决定和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2.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2号证据拟证明原告起诉的依据。3.野洞村委会证明，4.授权委托书，5.身份证复印件，3-5号证据拟证明原告的组长身份、诉讼理人身份情况。6.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703622-11号《林权证》，拟证明原告的村民金文武等10户登记共有的林地有部分在争议林地范围内。7.肖忠华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拟证明原告的村民肖忠华等户承包有土地在争议地范围内。8.黄平县行政规划图，拟证明争议地在原告行政区规划范围内，以羊子洞河沟为界。8.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行终1046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47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48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49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50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51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52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53号判决书，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依据的权属依据已被生效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原告诉称的本府在处理过程中“不重视历史事实”的问题，其理由不能成立。一是解放前的所谓“证据”不能作为解放后确权的依据。二是土改期间，本案争议地约3500亩，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18条的规定的范围，当时不可能将3500亩划给原告，且原告也没有出示土改证或土地改革时期的《土地清册》作证据。三是原告所持有的《黄平县人民政府山林所有证》无证号、无填表日期，在县档案局查找无存根，不排除其利用原生产大队剩余的空白表进行虚假填写的可能。四是本府从县档案局调取了原野洞大队各小队（组）字号不间断从1到12号的《黄平县人民政府山林所有证》，其中属于九牛塘组的《山林所有证》系黄林证字7号《山林所有权证》，该证登记的林地都不在争议地范围。原告用行政区域图主张争议地的权属，不符合实际情况，行政区域划分不是确定山林土地权属的依据，插花地是允许和客观存在的。2.2008年本府全面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步骤和办法均按照林权颁证程序要求进行，本府的颁证行政行为合法有效。3.原告称“新华村富塘组在乡镇组织调解期间，没有提供林权证，现又提供8本《林权证》，怀疑其真实性。该8本证是在本府受理纠纷后向本府提交的，符合法定程序。另,原告在本府组织调处期限内没有向本府提供任何《林权证》，而是在向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后才提交金文斌等10户的《林权证》作为其权属证据，同时，经核对，金文斌等10户的《林权证》登记的林地位置及范围与争议地相连接，但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与争议地无关联。综上，原告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争议地权属归己，所以，被告依法作出的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答辩称：1.本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不服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行政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受理后，向各方当事人送达申请书副本及相关文书，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黄平县人民政府按时提交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有关材料和答复书。经审查，本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行政处理决定，并送达当事人。2.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处理林地纠纷，争议各方只有一方持有有效证据，争议的林地应当明确给持有有效证据的一方。”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富塘组发生林地所有权争议，原告提交有《山林所有证》，但该证没有填写颁证字号和颁证日期，不具有权属凭证的形式要件，不能证明争议地权属。第三人富塘组提交其村民持有的7本《林权证》与组集体持有的1本《林权证》，记载的山林涵盖整个争议山林，能证明争议林地的权属归属。故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请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和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材料：1.申请书、立案审批表、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调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依程序受理山林确权申请，并依程序将文书送达各方当事人。2.会议签到表、调解记录，证明被告按照调处程序组织相关当事人进行调解，因双方意见分歧大，调解未果，且证明新华村委会，野洞村委会不主张争议地的所有权。3.富塘组集体和罗金元等26户村民的《林权证》及勘验图，拟证明富塘组村民罗金元等26户的《林权证》登记在争议地内的林地所有权属于富塘组所有，富塘组集体的《林权证》登记在争议地的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新华村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归富塘组享有。4.行政区划图，拟证明该证据是原野洞乡与仁里乡的行政区域图，不是林木林地确权的依据。5.农业税、人口、土地、产量、分户登记清册，拟证明第三人富塘组提供该证据没有与争议林地权属相关的登记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6.九牛塘组田维州等31户村民的自留山证，拟证明九牛塘组提供的该组证据没有争议地权属相关的林地登记，与本案无关联性。7.九牛塘组黄林证字7号《山林所有证》，拟证明该证登记的奈山等四幅林地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与本案无关联性。8.兰启付证实材料，拟证明四固定时指手为界划定新华村与野洞村的林地界线，但缺乏证据材料加以佐证，同时证明人系富塘组村民，其证明力小。9.DVD光盘，拟证明争议地属第三人富塘组所有，但光盘中的证明人皆是富塘组村民，其证明力小。10.九牛塘组九幅相连《山林所有证》及勘验图，拟证明该证据无颁证日期和字号，无馆藏档案存根，缺乏客观真实性。11.野洞河乡综治办调处意见书，拟证明该证据不是林权权属证据，不具合法性，不作为争议林地的确权依据。12.山林购买契约，拟证明解放前的山林契约，不具合法性，不作为争议林地的确权依据。13.争议地地形位置图，拟证明被告按照调处程序组织当事人到现场对争议地的位置和四至范围进行勾绘核实，作为本案争议地的确权依据。14.新华村富塘组组长王治福，村民杨正先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富塘组申请确权本案争议地的权属为所有权，不主张该组罗金元等26户村民登记在争议地内的林地使用权。15.委托书、申明书，拟证明在确权过程中，曾将富塘组罗金元等26户村民列为第三人来参加本案的调处，经释明后，本案富塘组申请确权的是争议地的所有权，故富塘组26户村民自愿退出本案争议地所有权的调处。16.新华村富塘组村民罗金元等26户《林权证》林权登记申请表及公示材料，拟证明2009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富塘组集体和罗金元等26户村民对争议地内的山林进行了林权登记，被告按照林权颁证程序为其颁发《林权证》合法。17.原野洞大队各生产队的《山林所有证》，拟证明原野洞大队各生产队1至12号的《山林所有证》中没有九牛塘生产队九幅相连的《山林所有证》，13号以后为团坡大队的《山林所有证》，九幅相连的《山林所有证》不具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18.九牛塘组九幅相连《山林所有证》，富塘组集体及罗金元等26户《林权证》登记的林权位置及其范围图，拟证明被告对当事人提供的林地权属证书登记的林地进行现场核查。19.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已将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处理决定》送达各方当事人。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3.行政复议答复和举证通知书，4.第三人行政复议答复和举证通知书，5.黄平县人民政府复议答复书，6.黄平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清单，7.行政复议决定书。1-7号证据拟证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第三人野洞村委会和第三人富塘组以被告提供证据包含其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再重复出示为由，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如下认证：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提供的1-2号证据，经审查，符合证据形式，能证明被告受理确权申请后，经多次组织调解未果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3号证据结合原告提交的8号证据，能证明新华村富塘组集体的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700886-1/1号《林权证》和富塘组村民罗金元等26户持有的7本《林权证》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撤销，不具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4号证据，不是林木林地权属依据，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使用。5号证据与争议林无关联，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使用。6号证据不是林地所有权属证书，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使用。7号证据，各方当事人无异议，采纳为本案的证据使用。8-9号证据，无相关林地权属凭证相印证，本院不予采信。10号证据与本案争议林地有关联，且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林所有证》，本院予以采信。11号证据不是林地权属证书，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使用。12号证据是解放前的契约，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使用。13号证据能证明争议林地的位置及四至范围，本院予以采信。14-15号不是权属依据，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使用。16号证据即8本《林权证》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撤销，已不具有合法性，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17号证据与本案争议林地无关联，不采纳为本案证据使用。18号证据能证明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曾组织原告和第三人提供的林地权属凭证进行现场勘查、核实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19号证据，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已送达各方当事人，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提供的1-7号证据，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经审查，符合证据形式，能证明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提供的1-2号证据仅是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不作为证据使用。3-5号证据仅证明原告诉讼代表人身份及委托诉讼的身份证明情况，不作证据使用。6号证据并未在调处过程中提交，而在复议中提交用于主张争议林地的权属依据，且未说明合理的事由，故本院不予认定。7号证据不是林地权属凭证，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使用。8号证据各方当事人无异议，能证明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时，确权依据即新华村富塘组集体及村民的八本《林权证》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撤销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林地位于野洞河镇境内羊子洞河与翁马河（野洞漂流河）交汇处北面，习惯称为老娃山至羊子洞（××山、××山出口、猪头××、××、××、马颈坳等小地名），面积约为3500亩，地表为灌木林，四至为：东抵沿猪头山分水岭下至河沟最湾处，南抵羊子洞河沟和上东南坡小路，西抵东南破分水岭至老虎坳，北抵老虎坳沿冲下至老娃山岩脚沿小冲上分水岭至坡顶沿分水岭接猪头山。2009年林改期间，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向新华村富塘组集体颁发了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700886-1/1号《林权证》，为富塘组村民罗金元等26户颁发有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700861-1/1号《林权证》、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700865-1/1号《林权证》、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700854-1/1号《林权证》、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700867-1/1号《林权证》、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700856-1/1号《林权证》、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700889-1/1号《林权证》、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700885-1/1号《林权证》，上述八本《林权证》分别登记有小地名为“老娃山、马颈坳路坎上、猪头山、东麦坡、老娃山出口、马颈坳”的林地，林地权属的四至范围都在本案争议林地的范围内。2012年第三人富塘组与原告九牛塘组因争议林地的权属发生争议，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经多次组织调解未果，以第三人新华村委会和新华村富塘组集体已取得了争议林地的林权登记为由，遂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处理归上述第三人。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受理后，向黄平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送达申请书副本等相关文书。黄平县人民政府按时提交了证据、依据和答复书。经书面审查，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认为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遂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行政处理决定和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另查明，2018年6月27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行终1046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47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48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49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50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51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52号判决书、（2018）黔行终1053号判决书，上述判决书是终审判决，已生效判决撤销了黄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富塘组集体和富塘组26户村民的上述八本《林权证》的林权登记行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对原告与第三人争议之位于“羊子洞河与翁马河（野洞漂流河）交汇处北面，习惯称为老娃山至羊子洞（××山、××山出口、猪头××、××、××、马颈坳等小地名）”的林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是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确权依据是第三人新华村富塘组集体的《林权证》和富塘组村民罗金元等26户的8本《林权证》因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撤销，故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行政处理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虽依行政复议程序予以受理，并作出复议决定，但其作出的复议维持决定不当，应一并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黄府林权处字(2016)14号行政处理决定。二、撤销被告贵州省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家良审判员  张秋菊审判员  赵 斌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陈吉勇书记员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