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04民初13612号原告：佛山市集诚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江湾三路28号自编12号楼第2层204-206/209房。法定代表人：邝伟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进，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骏，广东源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高新科技开发区陶瓷工业城内。法定代表人：何新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吾俊建，男，系被告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佛山市集诚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诚益公司）诉被告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鹏控股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依法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孙谦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蔡珊、人民陪审员陈贞卫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7月13日、2018年11月7日、2018年11月27日三次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骏、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骏、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吾俊健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原告委托代理人邓骏、黄进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吾俊健到庭参加了第三次庭审。诉讼期间，原、被告向本院申请三个月的庭外和解期。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集诚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居间报酬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短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支付之日）；2.判令被告向与原告支付运营服务费3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短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支付之日）；3.判令原、被告2017年5月4日签订的《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继续履行；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4年12月6日，原、被告签订《居间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为被告在广州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恒大公司）项目进行市场推广提供居间服务，促成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被告承诺不得再授权其他个人和企业对此项目进行居间服务，也不可自行与广州恒大公司开展业务。居间期限从2014年12月6日至2017年12月31日。双方约定居间报酬的计算方法为双方确认当月与广州恒大公司的业务对账金额后按6%计付居间报酬。《居间合同》签订后，原告经过居间工作，促成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了《2017年度仿古砖购销合同》【恒材购合字17（0.2）404】（以下简称仿古砖购销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广州恒大公司提供“东鹏”牌仿古砖及相关产品。仿古砖购销合同总金额5亿元，合同有限期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仿古砖购销合同并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详细约定。仿古砖购销合同签订后，广州恒大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材料款1亿元。前述仿古砖购销合同签订后，为明确对恒大采购项目后续运营服务工作的内容和报酬，原、被告双方经协商于2017年5月4日签定《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对包括前述仿古砖购销合同在内的被告与恒大集团及广州恒大公司关于陶瓷砖战略采购项目提供战略运营服务，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完成合同任务后，原告在恒大对外战略合作不变的模式下享有优先续约的权利。合同约定运营服务费的计算方式为：原告配合按要求进行下单、发货、对账、结算，按业务确认对账总金额3%计算运营服务费。通过原告的努力，2018年1月2日，深圳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恒大公司）与被告签订《2018-2019年度综合砖购销合同》（以下简称综合砖购销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2018年3月，深圳恒大公司与被告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深圳恒大公司向被告采购16亿元的陶瓷产品，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该两份合同签署的工作成果属原告所有。2018年3月8日，原告收到被告的《工作联络函》，通知原告关于恒大业务开展时间截止至2018年2月28日。2018年3月1日起恒大所有业务的开展工作交由东鹏战略事业部恒大小组全面接管。业绩和服务费结算也截止至2018年2月28日。原告随即与被告协商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协商未果。2018年6月7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工作联络函》，对被告前述函件进行回复，认为被告要求停止原告在恒大项目的所有工作没有依据，构成单方毁约，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按合同约定计付居间费及运营服务费。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居间合同》合法有效，原告经独家授权为被告提供居间服务，经过居间工作促成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了仿古砖购销合同、综合砖购销合同、框架协议，已完成居间任务，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应按约定获得居间报酬。原告现暂要求被告支付仿古砖购销合同项下5亿合同标的的居间报酬3000万元。被告现与恒大现持续开展相关业务并已收取1亿元货款，依约应按3%支付运营服务费300万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继续为前述仿古砖购销合同、综合砖购销合同、框架协议等恒大采购项目提供运营服务工作并按完成交易金额的3%收取运营服务费。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单方停止合同的履行，拒绝支付居间报酬及相关运营服务费的行为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现具状起诉，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经本院询问，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补充陈述称：1.《居间合同》与《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是独立的合同，《居间合同》解决的是从无到有，促成原告与恒大（集团）达成战略合作的问题，《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解决的是被告与恒大（集团）合作协议签订后如何履行好合作协议的问题。《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不是对居间合同关系权利义务的重新约定，而是对居间成功后的后续运营服务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2.签订《居间合同》的目的和合同约定的原告工作内容是促成被告与恒大（集团）签约，相关委托事项只是附属内容，而且已另行签订《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进行特别约定，所以《居间合同》第二条委托事项中的后续服务不再是原告《居间合同》项下的工作内容。原告在促成被告与恒大（集团）订立合同时即完成《居间合同》项下的工作并有权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居间费。3.居间费与运营服务费是分开、独立核算的，不是重复主张。被告已于2017年4月26日收到广州恒大公司支付材料款1亿元。《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为“按甲方（被告）收到每次对账回款后”支付，即收到货款即支付运营服务费。4.被告向原告预付的90万元不是针对返点申请预付的款项。原告曾向被告申请预付返点费用150万元，但被告未同意。该90万元是针对2017年8月19日《咨询服务合同》的预付款。签订该合同及支付90万元的背景是2017年7、8月恒大集团总部迁往深圳，并新设立深圳恒大公司负责集团采购工作，为恒大集团上市做准备，集团所有采购项目、财务等将并表到深圳公司。该情势变更对原居间合同的履行造成直接影响，增加了原告的工作难度，为继续跟进深圳恒大公司的推广工作，双方才另行签订该《咨询服务合同》并预付部分费用。5.被告对截至2018年3月15日的居间费及运营服务费已予以确认。按照8%结算，依据是居间费6%加上运营服务费3%合计9%，因《居间合同》第五条第2款的剩余50%居间费需由原告提供发票抵扣相应税款，而原告无法提供对应数额的发票，故被告要求按8%综合结算。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陈述称：1.原告基于与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促成了广州恒大公司与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签订购销合同，因此原告的员工才会出现在恒大集团的采购平台上，该时间早于原、被告《居间合同》的签订时间。2.案涉合同中关于原告的如实披露义务中约定的“重要的事实”主要是针对原告所了解的广州恒大公司的相关状况，并未要求原告将所有的不必要的事实、没有范围限制的信息均向被告披露。关于战略工程项目第一条的约定，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与广州恒大公司之间的合作，是原、被告之间的《居间合同》及《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签订前已实际发生的，并不构成原告向广州恒大公司推荐其他产品及其他品牌的行为，因此原告未违约。3.原告作为案涉项目的运营方，所涉及的项目在恒大公司的采购平台系统中有完整的交易记录，包括恒大公司、被告、原告均可以凭密码登录并进行数据采集。被告于2018年6月初才取消原告登录广州恒大公司采购平台的权限，因此原告无法取得此后的交易数据。为证明诉讼主张，原告提交了《居间合同》、照片一组（七张）、《2017年度仿古砖购销合同》（恒材购合字17【0.2】404）、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咨询服务合同》、《2018-2019年度综合砖购销合同》（恒材购合字18-sz【0.2】042）、《战略框架协议》（恒材购合字18-sz【0.2】400）、原被告往来电子邮件一组（两份、打印件）、恒大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费对账确认单、《2014年度仿古砖购销合同》（恒材购合字14【0.2】190）、《2014年度抛釉砖购销合同》（恒材购合字14【0.2】241）、恒大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费对账确认单一组【17页（未盖章），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18日】、深圳恒大公司采购订单一组（6份、11页）、《恒大地产集中采购项目服务协议》、《2017年度仿古砖购销合同补充协议-IX》（恒材购合字18【0.2】17，404-IX）、《2017年度仿古砖购销合同补充协议-X》（恒材购合字18【0.2】17，404-X）、广州恒大公司预付款对账单（无印章）、深圳恒大公司预付款对账单（无印章）、《电子商务平台使用协议》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诉讼中，原告还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要求调查收集案涉合同项下的交易数据。经审查，本院予以接纳，并因原告要求调查收集的交易数据系被告与恒大集团下属公司交易产生的数据，可由被告持密码登陆恒大集团采购平台而收集，经原、被告双方同意，原告申请本院调查收集的该部分证据由被告负责向本院提供。后被告于2018年11月6日提交了2018年3月9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的交易数据，于2018年11月9日提交了2018年7月4日至2018年10月20日期间的交易数据。被告东鹏控股公司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本案确定被告与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应以《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约定为准2014年12月6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居间合同》，约定由原告独家为被告在广州恒大公司项目进行市场推广提供居间服务，促成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期限从2014年12月6日至2017年12月31日，等等。但在合同签订后很长时间内，原告的居间服务无法达到被告的合同预期，致使被告对广州恒大公司的销售业务长期没有进展。2017年5月4日，被告与原告重新签定了《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对双方居间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进行了重新约定。因此，自2017年5月4日起，被告与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应以《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的约定为准，而非以《居间合同》为准。二、原告以促成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仿古砖购销合同要求被告支付3000万元居间报酬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仿古砖购销合同之所以能够签订，并非原告居间服务的成果，而是被告与恒大集团战略合作的成果。2017年，恒大集团发布全球战略投资邀约，邀请相关行业与之建立战略投资关系。原告响应了恒大集团的邀约，并投资3亿元购买其股权基金。与之相应，恒大集团让其子公司广州恒大公司与被告签订了上述购销合同，并预付1亿元预付款。因此，该合同签订是恒大集团与被告之间的战略合作的成果。其次，仿古砖购销合同约定广州恒大公司向被告采购暂定总金额为5亿元。因其是“暂定”金额，所以有巨大弹性空间，多于或者少于此金额都不违反合同约定，故该采购金额对广州恒大公司不具有硬性的约束力，是否能够落实有很大不确定性。第三，即便退一步将仿古砖购销合同的签订认定为原告居间成果，被告要求居间报酬的条件也不成就。依据双方《居间合同》及《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的约定，原告应完成的居间委托事项包括开单、样版、运输、送货、破损、凭证、加工等。原告获得居间报酬的前提是配合被告按照中标文件的要求进行下单、发货、对账、结算等。但在仿古砖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并未促成广州恒大公司向被告下单采购达到5亿元，采购合同暂定5亿元的采购额并未落实。被告与原告约定的居间服务事项并未完成，原告收取居间服务的条件并未成就。因此，原告不能仅凭暂定的5亿元采购额就作为居间业绩要求支付3000万元居间服务费。三、原告以被告收到1亿元预付款而主张300万元运营服务费的理由也不能成立首先，原告在主张3000万元居间报酬同时再就1亿元预付款主张300万元运营服务费是重复主张。所谓运营服务费就是居间报酬，是双方在《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里对居间报酬的另一种表述。从合同第一条第2点运营服务费内容的约定，以及合同第三条对运营服务费的计算方式、支付时间和方式的约定可以得到印证。另外，合同第三条第3点也明确约定“除运营服务费外，甲方（被告）不再支付其它任何费用”。由此也可知，运营费用就是唯一的居间报酬，并不存在原告理解的运营费用和居间报酬并存的情况。其次，被告虽然已经收广州恒大公司1亿元款项，但该款属预付款。预付款不同于定金，无双向或单向担保合同履行的效力。收款人仅仅是占有预付款，而非预付款归收款人所有。在当事人不履行合同而致合同解除时，预付款应当返还。因此，在原告不能促成广州恒大公司继续下单向被告采购的情况下，被告需将该款返还给广州恒大公司。第三，根据双方《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第三条第2点约定，运营服务费的计算方式（条件）为按照项目中标文件启动供货起原告配合按要求进行下单、发货、对账、结算等后，原告才可以依据具体成交情况主张运营费用。但是，在仿古砖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并未促成广州恒大公司向被告下单采购1亿元，1亿元的预付款至今无法与货款全额抵扣。被告与原告约定的运营服务事项并未完成，原告收取运营服务费的条件并未成就。因此，原告以被告收到1亿元预付款为由要求被告支付300万元的运营服务费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四、被告向原告预付的居间报酬已经超过原告应得的居间报酬根据双方《恒大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费对账确认单》确认，截止2018年3月15日，原告仅仅促成广州恒大公司实际向被告下单采购了价值9086018.78元的产品。所以，原告只能就该居间成交部分主张报酬，该部分的居间报酬仅有726881.50元。但是，在2017年6月27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关于恒大运营服务费用返点预付的申请》，以为“加速销售转化的进度和执行下一步的规划”为由，要求被告预付150万元运营费用。被告同意预付90万元，并于2017年9月22日支付到原告账户。该预付费用与原告应得费用相抵扣后，原告已经多收了居间报酬173118.50元，其应将多收部分退还被告。被告保留要求原告退还该部分款项的权利。五、原告违约，双方《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应该解除在被告预付居间报酬后，原告的居间服务进展缓慢，致使作为全国陶瓷行业领军品牌的被告与作为全国地产行业领导企业的恒大集团之间的销售迟迟打不开局面。为此，被告进行了调查，发现原告在为被告与恒大集团及广州恒大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同时，还在为与被告业务相竞争的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提供与恒大集团间的居间服务。该行为违反了双方《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第一条第4点在合作期限内不得向该恒大集团和广州恒大公司推荐任何与东鹏竞争产品或品牌的约定。因此，被告据此要求终止合同。另外，根据《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第五条第1点的约定，原告因违反如实报告义务，提供虚假情况，损害了被告的利益，其无权要求支付服务费。因此，被告保留追回已经预付的90万元服务费，并要求其赔偿占用该款期间被告的利息损失的权利。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经本院询问，被告东鹏控股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补充陈述称：1.《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的性质为居间合同。2.对于《恒大项目运营服务费对账表》中8%的问题，并非如原告所陈述是6%居间费加上3%项目运营费构成，而是因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原告为被告提供了一些落地服务，包括运输、交货等合同约定服务，也包括了一些合同之外的服务，8%是双方就此具体商定的结果，已超出了《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的约定。3.因为被告与恒大公司的交易是由原告对接的，故被告与深圳恒大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原告知情并参与了。4.2018年2月28日发给原告的《工作联络函》中的全面接管具体包括项目现场服务、系统订单确认、开单、发货、物流配送、项目到货协调、订单签收、对账结算等工作。调整的原因是：①自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5亿元战略合同签订后，被告要求原告提供3年5个亿的工作开展计划以及业绩分配落地方案，需要明确年度、季度、月度的采购需求，以便被告提前制定生产备货计划，但原告迟迟未能提供，并口头说明无法兑现5个亿；②自合同签订至2017年12月31日，运营订单业绩仅为582万元，无法满足被告预期；③运营过程中，原告日常提交项目订单需求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造成被告无法合理制定生产计划，增加生产成本，且生产后因订单差异较大的原因未能及时出货，导致被告仓储成本上涨，影响仓储周转。5.因恒大公司对产品有标准要求，包括产品规格、花色等，因此需要供货商针对恒大提供的标准产品进行仿制，产品仿制通过评审后，才能确定是否取得供货资格。被告是2018年1月才全部完成产品仿制工作并通过恒大评审，接着开始洽谈综合砖合作事宜，综合砖购销合同是2018年仿版工作完成后才开始协商的。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陈述称：1.原告违反了双方在《居间合同》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中约定的如实报告义务，在其代理第三方公司与广州恒大公司进行交易期间，又接受被告的委托与广州恒大公司进行交易，但并未向被告披露其代理其他公司的事实，骗取了被告在居间合同中的独家代理权限。原告代理第三方公司的行为与代理被告公司的行为，双方利益产生冲突。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应向被告披露该事实，该事实会严重影响被告的利益，影响到被告是否与原告确立委托合同关系。案涉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均可证明原告存在长达四年的违约行为，因此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费用。而且被告有理由相信，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占据了被告在广州恒大公司的占比份额。2.被告确认原告的员工出现在广州恒大公司采购平台中是基于原告与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之间的商业合同。3.2018年3月1日后，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深圳恒大公司之间的交易与原告无关。4.原、被告合作之前，被告就已经与恒大集团有业务往来，因此原、被告签订《居间合同》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的目的是促进广州恒大公司能够具体下单完成交易，而并非仅仅签订框架协议，否则双方的合同在客观上和法律上都毫无意义。5.在解除与原告的合同关系后，被告自行跟进与恒大集团相关公司签订的合同的履行情况，没有再委托第三方跟进。6.被告在2018年3月1日起由“东鹏战略工程事业部恒大小组”全面接管恒大所有业务的开展工作即为与原告解除合同关系，原告收函后亦未提出异议。直至2018年6月7日为了配合起诉才发函表示异议。为证明抗辩理由，被告东鹏控股公司提交了《关于支付合作备货金的要求》、《关于恒大运营服务费用返点预付的申请》（2017年6月27日）、《关于恒大运营服务费用的申请》（2017年7月12日）、被告内部通用流程记录两组（共7页，下载打印件）、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恒大供应商通讯录（下载打印件）、广州恒大公司业务联系函、《2014年度仿古砖购销合同》（恒材购合字14【0.2】185，广州恒大公司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2014年度仿古砖购销合同补充协议-I》（恒材购合字14【0.2】185-I）、《2017年度仿古砖购销合同补充协议-VII》（恒材购合字18【0.2】17.404-VII）、平安银行业务回单【收（付）款通知】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依据在案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4年12月6日，原、被告签订《居间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为被告在广州恒大公司项目进行市场推广提供居间服务；被告对原告所居间客户广州恒大公司提供保护，除原告外不得再授权其他任何个人或企业从（事）居间服务，亦不可在未获原告认可时自行与广州恒大公司进行洽谈，甚至谈判、签约；居间报酬定为：按照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启动起，由被告每月提供一份与广州恒大公司办理好确认的当月对账金额，原、被告双方确认当月对账金额后由（被告）大客户中心核算专员按金额6%给予计算居间报酬的金额，在广州恒大公司确认付款及对账凭证且手续齐全后，两个月内被告支付原告50%的报酬，剩下的50%则在被告收到商业承兑汇票的次月以现金形式给予办理返还（备注：原告可以凭发票抵扣相应税款，否则扣税）；无论是否居间成功（即无论是否完成本合同所包含的委托事项，促成购销合同成立），居间费用（即原告为完成委托事项实际支出的必要费用）均由原告自行承担。合同还约定“居间成功”是指完成本合同所列全部委托事项，包括：1.开单：被告票据中心按项目中标价依据项目方的需求计划统一对该项目进行开单，被告大客户中心物流员第一时间把开单信息反馈给原告方相关对接人员；2.样板：项目前期和运作过程中所需要的样板，由被告无条件提供给项目方；涉及样板订制的，由被告大客户中心负责下单、制作，被告负责样板运输；3.运输：被告提供开单信息资料，原告收到确认后，配合被告寻找合适的物流公司把货物运到项目方指定的地点，运输及装卸费用由被告承担；4.送货：原告主导物流公司按项目方指定地点送货，货到后由项目方相关人员验收，在运输凭证上签收，注明实收数量。如有其他后期收款所需凭证的，一并办理；5.破损：原、被告双方明确，投标价格里已经考虑到了因破损造成的费用，所以在项目服务过程中的运输、搬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破损，由被告全额承担；6.凭证：原告负责把与项目方签收的运输凭证复印留存后，把原始凭证用特快专递寄回被告大客户中心恒大项目专员以做收款凭证；7.加工：涉及到产品加工的，由被告负责协调解决；8.原告在提供居间服务时，不得进行任何可能使被告公司形象受损的行为。此外，双方约定原告有如实报告的义务，如果原告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包括但不限于广州恒大公司的资信状况，履约能力等）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被告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居间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居间期限从2014年12月6日至2017年12月31日，“如果居间成功，本合同完全履行完毕后终止”，或“双方协议解除合同或有其他法定事项时，本合同终止。”2017年4月18日，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了仿古砖购销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广州恒大公司提供“东鹏”牌仿古砖及相关产品，购销合同总金额5亿元，先支付1亿元作为预付款，广州恒大公司每月支付结算货款时全额冲抵预付款，直至预付款冲抵完毕；合同有效限期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购销合同并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详细约定。上述仿古砖购销合同签订后，广州恒大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预付款1亿元，并于2017年7月5日开始履行该份合同，由广州恒大公司下订单具体采购被告的产品。2018年11月16日，广州恒大公司（甲方）与被告东鹏控股公司（乙方）签订《2017年度仿古砖购销合同补充协议-VII》（恒材购合字18【0.2】17.404-VII），约定：“据甲乙双方2019年合作规模的年度测算数据显示，甲方需求量降低，故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乙方于本合同签订后15日内返还甲方预付款72624000元。”当日，被告以转账方式将72624000元返还给广州恒大公司。2017年5月4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双方就原告为被告在与“恒大集团及广州恒大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关于陶瓷砖集团战略采购项目，提供战略运营服务事项，经协商一致同意，达成以下协议：“第一条乙方的责任1.1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为甲方与该公司进行运营服务。1.2乙方愿意为甲方提供运营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合同所列全部委托事项，促成甲方与该公司签约、协助甲方供货服务、督促应收账款按时回款，并协助做好售后服务，建立良好品牌口碑等。……1.4乙方承诺：在合作期限内不得向该公司推荐任何与东鹏竞争产品或品牌，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第二条甲方的义务……2.2为乙方提供所需的销售及技术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介绍、提供参观、标书制作、样板试制、技术答疑、签订合同。……2.4如果乙方运营成功，则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相关报酬。第三条合作条款3.1合作期限：本协议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止，完成本合同任务后，在恒大对外战略合作不变的模式下，享有优先续约的权利。3.2运营服务费的计算方式：按照项目中标文件启动供货起，由乙方配合按照中标文件的要求下单、发货、对账、结算，由甲方核算专员按每月与工程方确认对账的总金额3%计算运营服务费。……3.3运营服务费的支付时间和方式：为支持和促进乙方的居间服务工作，甲方给予支持按如下方式支付运营服务费：按甲方收到工程方每批（次）对账回款后，一个月内现金或转账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涉及上述运营服务费支付的各项手续费用和税费由甲方承担。除运营服务费外，甲方不再支付其它任何费用。3.4运营费用的承担运营费用是指乙方为完成协议约定事项实际支出的必要费用。乙方同意无论是否运营成功（即无论是否完成本协议所包含的约定事项）均自行承担协议内全部运营费用。……第五条违约责任5.1乙方有如实报告的义务，如果乙方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包括但不限于该公司的资信状况、履约能力等）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甲方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服务费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六条合同的终止6.1如果运营成功，本合同完全履行完毕后终止。……”2017年6月27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关于恒大运营服务费用返点预付的申请》，提出“为了加速销售转化的进度和执行下一步的规划，我们（原告）迫切需要得到公司（被告）进一步的支持，因为恒大战略项目已经坚持了三年，而且近期投入的费用非常大，作为运营方我们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目前恒大预付货款合共壹亿元已履约执行到账，因此特向公司申请150万元运营费用返点预付，以便于我们更好的向恒大各级人员进一步公关加强到位。……”2017年7月12日，原告再次提交《关于恒大运营服务费用的申请》，提出“目前恒大预付货款共壹亿元已履约执行到账，根据目前的工作进展和恒大集采项目的营运和公关资金需求，特向公司（被告）申请预提150万元费用支持，或以邝伟安个人名义向公司免息借款150万元现金作为项目推动费用。上述款项请直接转入邝伟安个人账户，为恒大项目拓展专款专用。”2017年8月19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就恒大运营相关问题接受乙方咨询服务”，至甲方完成2018年3月31日恒大战略合同为止。同时双方约定，在签订合同后1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90万元作为预付款，乙方同意在双方签署合同后即开始启动项目，并承诺在6个月内向甲方提供该笔预付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6%）；服务期限内，若甲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终止）合同，已支付给乙方的咨询费不予退还，未交足的应予补足，若乙方单方解除合同，已收取的咨询费退还甲方。2017年9月22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以“服务费”名义向原告支付了90万元。2018年1月12日，被告（乙方）与深圳恒大公司（甲方）签订综合砖购销合同，约定由被告向深圳恒大公司提供“东鹏”牌综合砖，实际需要的货物品种、规格、数量由甲方按单个工程项目分批提供订货清单，甲方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采购系统提交订货清单，乙方须承认该订货清单的有效性并按订货清单按时供货；合同有效限期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2018年3月27日，被告（乙方）与深圳恒大公司（甲方）签订框架协议，就乙方作为战略合作供应商，供应“综合砖类”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相关内容及条款如下：一、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承诺在2018-2020年期间向乙方采购总额不少于16亿元。二、乙方保证购销合同中的价格为甲方同行业内最低价，提供低价依据，并承诺3年内价格稳中有降。……三、乙方有权根据企业自身及合作情况，提前6个月向甲方提出解除本协议。四、本协议双方战略合作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双方采购合同终止时，则本协议自采购合同终止之日起一并终止。另查明，2018年2月28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原告发出《工作联络函》，称：由于原告恒大团队在2017年运营过程中，恒大业务实际业绩与目标任务相差巨大，远未达到公司考核指标，经过公司评估最终决定，对恒大业务运营一事进行重新调整。并请原告恒大运营团队与东鹏恒大小组做好相关交接工作。具体工作事项：1.关于业务开展时间界定：原告恒大业务开展时间截止至2018年2月28日，3月1日起恒大所有业务（含广州恒大公司/旅游集团/健康集团/地方公司采购项目/恒腾业务等所有相关业务）的开展工作将交由东鹏战略工程事业部恒大小组全面接管，并从新组织开展工作。请原告恒大运营团队与东鹏恒大小组做好相关交接工作。2.业绩界定和服务费结算：截止2018年2月28日所接到恒大集采和地方采购的订单均计入原告业绩，因此部分已供货未回款的项目，原告务必做好追款协助工作，确保项目款项顺利收回，并协助东鹏相关部门做好项目单据整理工作，安排专人与东鹏恒大小组做好对账和交接工作，以便服务费的结算办理。2018年6月6日，原告亦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就被告的上述函件作出回复，称：1.《居间合同》约定原告受被告委托，为被告在中国恒大集团旗下广州恒大公司及深圳恒大公司全国项目进行市场推广提供居间服务，这是一个全新的项目，双方并没有对目标任务或考核指标作出明确的约定。被告现以原告未达到目标任务为由单方停止原告在项目中的工作没有依据。2.被告《工作联系函》要求原告自2018年3月1日起将恒大项目所有相关工作交由被告接管违反了合同的相关约定，原告不能接受。双方《居间合同》及《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仍在有效的合作期限内，现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原告有能力及信心，也愿意继续按照约定完成相关后续运营服务工作。请被告依约配合原告继续开展相关运营服务工作，否则由此导致的损失及相关后果由被告负责。至2018年3月15日止，原、被告共同确认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之间于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1月22日期间合同已履行的金额为9086018.78元（含被告与深圳恒大公司之间的20笔交易，金额为37302.04元），按照8%计算的服务费为726881.50元。还查明，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与广州恒大公司自2014年开始已建立商业往来，双方签订商业合同。原告的员工为履行原告与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之间的商业合同而出现在恒大公司的采购平台中。除上述无争议事实外，原、被告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本院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出的陈述，分析确认如下：一、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仿古砖购销合同是否是原告促成。原告主张该合同的订立是其居间的结果，为此提交了照片一组以证明居间期间多次组织、参与、主导广州恒大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协商和洽谈；而被告则认为该合同的订立是被告与恒大集团战略合作的成果，与原告的居间无关，但未能就此举证。本院认为，仿古砖购销合同签订于2017年4月18日，属原、被告签订的《居间合同》约定的居间期限内，且《居间合同》已明确约定被告“不可在未获原告认可时自行与广州恒大公司进行洽谈，甚至谈判、签约”，因此在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该合同的签订与原告无关时，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确认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仿古砖购销合同系由原告促成。二、被告与深圳恒大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综合砖购销合同是否是原告促成。原告主张该合同的订立是其居间的结果；被告予以否认，并主张该合同是2018年1月被告全部完成产品仿制工作并通过深圳恒大公司评审后双方才开始协商的。本院认为：①双方签订的《居间合同》的履行期间为“2014年12月6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且被告“除原告外不得再授权其他任何个人或企业从（事）居间服务，亦不可在未获原告认可时自行与广州恒大公司进行洽谈，甚至谈判、签约”；②按照被告的陈述，产品仿制其实是订立合同的前提，属于先合同义务，履行该义务可以视为双方就订立合同进行协商的开始，考虑到合同签订前的产品仿制、仿制品评审以及合同条款的协商均需要一定的合理时间，可以推定此时间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因此，虽然综合砖购销合同的具体签订时间超过了《居间合同》的履行期限，但被告与深圳恒大公司就合同的协商开始于《居间合同》期间内；③被告亦确认其与恒大公司的交易是由原告负责对接的，故被告与深圳恒大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原告知情并参与。综上，被告与深圳恒大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综合砖购销合同应当认定系由原告促成。三、原、被告双方是否设定考核指标。被告称原告恒大业务实际业绩与目标任务相差巨大，远未达到公司考核指标，而原告则主张双方未为原告确定考核指标。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被告应当为该陈述举证证明。因被告未能就此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陈述不予认定。四、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就案涉合同项下的已经发生的交易金额。原告主张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一直在履行仿古砖购销合同，涉及的交易金额远远不止双方于2018年3月15日所确认的金额；被告则认为2018年3月1日起，被告与恒大集团的业务与原告无关。被告为此提交了2018年3月9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其与广州恒大公司、深圳恒大公司之间交易数据，及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其与广州恒大公司、深圳恒大公司之间的交易数据，并提交了《2017年度仿古砖购销合同补充协议-VII》、平安银行业务回单（收（付）款通知）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原告对上述交易数据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被告已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并实际返还了72624000元，故可说明仿古砖购销合同已实际履行的金额为27376000元，该数据与被告提交的交易数据（2018年3月9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其与广州恒大公司交易金额为16411937.14元，与深圳恒大公司交易金额为18002905.77元；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其与广州恒大公司交易金额为2570537.80元，与深圳恒大公司交易金额为19745312.80元）及原、被告共同确认的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之间于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1月22日期间合同已履行的金额为9086018.78元（含被告与深圳恒大公司之间的20笔交易，金额为37302.04元）之和基本一致，考虑到交易可能发生退换货造成的数据差，已履行金额为27376000元应当予以认定。原告虽然对交易金额有异议，并提供了自行收集的交易数据，但其并未向本院说明所提供的数据的合法来源，故对原告的陈述，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于2018年3月1日后发生业务是否与原告相关的问题，本院将在对于合同履行情况的评判中综合论述。对于被告与深圳恒大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因与原告的诉请无关，故除原、被告已确认并同意支付的金额外，其余金额本院不作认定。原告于第三次庭审中再次申请本院向广州恒大公司就交易金额进行调查，因该待证事实依据现有证据已可认定，故对原告的再次申请，本院不予接纳。五、《居间合同》及《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合同》中约定原告承担的如实报告“重要事实”义务中“重要事实”的含义。《居间合同》约定：“乙方（原告）有如实报告的义务，如果乙方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包括但不限于广州恒大公司的资信状况，履约能力等）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甲方利益的……”。被告认为，原告违反了双方在《居间合同》中约定的如实报告义务，在其代理第三方公司与广州恒大公司进行交易期间，又接受被告的委托与广州恒大公司进行交易，但并未向被告披露其代理其他公司的事实，骗取了被告在居间合同中的独家代理权限。原告代理第三方公司的行为与代理被告公司的行为，双方利益产生冲突，该事实会严重影响被告的利益，影响到被告是否与原告确立委托合同关系，因此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应向被告披露该事实。原告则认为如实报告义务中约定的“重要的事实”主要是针对原告所了解的广州恒大公司的相关状况，并未要求原告将所有的不必要的事实、没有范围限制的信息均向被告披露。原、被告的上述争议说明双方对约定的如实报告“重要事实”义务中“重要事实”的含义理解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依据上述规定并结合合同条款，本院认为：①从合同目的看，原、被告签订《居间合同》是为了促成被告与目标公司（广州恒大公司）订立合同，而该合同在原、被告签订《居间合同》时尚处于不可知状态，因此所谓“与订立合同有关的”“合同”系指被告可能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合同。②从词句上下文看，“重要事实包括但不限于广州恒大公司的资信状况，履约能力等。”“包括但不限于”的是目标公司的“资信状况、履约能力等”，上述因素将直接影响被告与目标公司订立合同的意愿，如实报告该些事实，将有助于被告与目标公司订立合同之前综合考量有关商业风险，作出准确的商业判断。因此，“重要事实”指向的是与目标公司相关的、足以影响被告与目标公司订立商业合同与否的有关情况。而原告与第三方存在代理关系的情况不属于该条款中“重要事实”的范畴，即使原告未告知，影响的也仅仅是被告是否愿意与原告订立《居间合同》的意愿。因《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合同》中的约定与《居间合同》基本一致，与此同理。依据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需先行确定双方之间的合同性质及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问题。本案原、被告之间先后签订了《居间合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和《咨询服务合同》，原告主张该三份合同虽有关联，但均系独立合同，分别针对不同的事项作出的约定。而被告则主张《居间合同》与《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在性质上均属于居间合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后于《居间合同》签订，两份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相同，故《居间合同》已为《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所取代，居间报酬支付比例亦从6%变更为3%，《咨询服务合同》仅仅是为了解决预先支付居间报酬的一个依据而进行的技术处理手段，合同本身约定不明确，不是一个独立的合同。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居间合同》的性质。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系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居间合同》的性质就是居间合同，这说明原、被告双方签订该《居间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原告的居间服务，使被告与目标公司（广州恒大公司）订立商业合同。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因此居间义务的完成应当以委托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成立且该合同的成立与居间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为判断标准，至于合同成立后是否履行或者被解除，不是判断居间义务完成的标准。在《居间合同》约定的居间期限内，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了仿古砖购销合同，依据该购销合同的约定，合同总金额“暂定”为5亿元，“实际需要的货物品种、规格、数量由甲方按单个工程项目分批提供订货清单，甲方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采购系统提交订货清单，乙方须承认该订货清单的有效性并按订货清单按时供货”，由此可见仿古砖购销合同属于一份框架合同，其具体履行情况除依据该合同本身约定之外，还需要依据每批次具体的订货清单予以确定，因此《居间合同》中约定“居间成功”所包含“开单、样板、运输、送货、破损、凭证”等事项，有属于原告居间义务的一部分，但同时，该部分委托事项确实又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一方当事人的合同义务，而该义务的承担方应当是被告，原告所承担的该部分工作，实际上亦是作为协助被告履行仿古砖购销合同中供方义务的履行辅助人的地位而存在的。在该合同中，原告作为辅助人地位提供的工作是无偿的。第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的性质。案涉原、被告分别于2014年12月6日、2017年5月4日签订《居间合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在此期间，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仿古砖购销合同。经过比对《居间合同》和《战略工程运营合同》约定的主要条款，两者存在以下差异：1.合同目的不同。《居间合同》的目的是“为被告在广州恒大公司项目进行市场推广提供居间服务”，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的目的是“为被告在与‘恒大集团及广州恒大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关于陶瓷砖集团战略采购项目，提供战略运营服务事项”。2.报酬、费用的表述不同。《居间合同》将有关费用、报酬表述为居间报酬、居间费用；《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则表述为运营服务费、运营费用。3.费用支付比例标准不同。《居间合同》约定的居间报酬为6%，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约定的运营服务费为3%。4.原告的主要义务不同。《居间合同》约定原告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居间服务”，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约定的原告的义务是“提供运营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合同所列全部委托事项，促成甲方与该公司签约、协助甲方供货服务、督促应收账款按时回款，并协助做好售后服务，建立良好品牌口碑等”。通过分析上述差异之处，本院认为，在《居间合同》已经得到有效履行（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仿古砖购销合同）的情况下，原、被告在短时间内（《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的签订时间与仿古砖购销合同签订时间相差十六天）又另行签订一份新合同取代原有的《居间合同》，且该新合同的报酬标准又较之于原合同约定下降50%，原、被告作为商事主体以变更合同为目的的这一立约行为明显缺乏合理的商业逻辑，故被告对于该合同性质的说明本院不予采信。在原告不予认可时，被告又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其他合理事由促使双方订立新合同取代原合同，根据合同目的及双方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并结合《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与仿古砖购销合同有效期均至2019年12月31日这一事实，可以确认《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是一个与《居间合同》有一定关联，但独立于《居间合同》的一份新合同，其目的应当是双方为保障仿古砖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将原、被告双方在《居间合同》中原告作为履行辅助人的工作另行单独约定，并单独计付报酬的服务合同。第三，《咨询服务合同》的问题。该份合同签订于2017年8月19日，双方约定的咨询服务事项仅为“甲方就恒大运营相关问题接受乙方咨询服务”，该约定内容模糊、不明确，属于合同主要条款约定不明。结合原告曾分别于2017年6月27日、7月12日两次向被告提出预付运营服务费返点150万元的要求及《居间合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中关于相关费用（报酬）支付条件的约定，该《咨询服务合同》应当是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前述预付款申请，为规避原《居间合同》、《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中支付条件的约定而采取的一种变通行为，《咨询服务合同》不能作为解决本案双方之间纠纷的合同依据。综上所述，《居间合同》与《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属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不同性质的合同，两合同均系原、被告协商一致的共同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作为本案所涉纠纷的合同依据。原告依据上述不同性质的合同主张权利，故本案为合同纠纷。因上述合同虽然性质不同，但相互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关联，为减少当事人讼累，对原告基于不同性质的合同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接纳，一并审理。对于原告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分述如下：第一，对于《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合同》继续履行的问题。被告认为原告在提供居间服务同时，还在为与被告业务相竞争的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提供与恒大集团间的居间服务，该行为违反了双方在《战略工程项目运营合同》中关于在合作期限内不得向恒大集团和广州恒大公司推荐任何与东鹏竞争产品或品牌的约定，因此，《战略工程运营服务合同》因被告违约而解除。如前所述，《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合同》系服务合同，该合同属于合同法分则及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参照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被告作为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这是被告作为委托合同的一方享有的任意解除权，因此，该合同在被告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到达原告时解除，被告系于2018年2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原告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故《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合同》于2018年2月28日解除。原告要求继续履行该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明确的是，被告主张合同解除系因原告违反了在合作期限内不得向恒大集团和广州恒大公司推荐任何与东鹏竞争产品或品牌的约定而导致违约，但被告已当庭确认原告的员工为履行原告与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之间的商业合同而出现在恒大公司的采购平台中，且始于2014年，故被告仍应就原告在案涉合同履行期间存在辩称的违约事实继续举证，因其未能继续举证，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部分陈述不予确认。第二，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居间报酬及利息的问题。被告认为，原告违反了双方在《居间合同》中约定的如实报告义务，未向被告披露其尚代理第三方公司与广州恒大公司进行交易，该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费用。如前所述，原告代理第三方公司与广州恒大公司进行商业活动的情况不属于约定的应由原告承担的如实报告“重要事实”义务的范畴，因此原告未披露上述情况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如前所述，案涉仿古砖购销合同系由原告居间促成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的一份框架合同，5亿元的金额亦为暂定，不能作为已确定的合同总金额看待，被告及广州恒大公司作为合同双方，均需要通过后续的具体履行行为落实该购销合同。因此，原告以该合同暂定金额为基数，要求被告支付居间报酬30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对被告亦不公平，故原告应当获得的居间报酬应当以实际履行金额作为计算依据。依据合同约定，“按照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启动起，由被告每月提供一份与广州恒大公司办理好确认的当月对账金额，原、被告双方确认当月对账金额后由（被告）大客户中心核算专员按金额6%给予计算居间报酬的金额”，原、被告于2018年3月15日已经确认至2018年3月1日前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之间就仿古砖购销合同已经履行部分的金额为9086018.78元，这说明支付居间报酬的条件已经成就，被告应当按照约定的比例计算并及时支付居间报酬。另，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居间合同》中约定的“居间成功”所包含“开单、样板、运输、送货、破损、凭证”等事项，有属于原告居间义务的一部分，但促成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原、被告已经通过签订《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合同》的方式对该部分事项另行约定，因此，对于2018年3月1日之后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就仿古砖购销合同所履行的金额，无论原告是否提供运营服务，亦应按照约定的比例计算原告应获得的居间报酬。第三，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向原告支付运营服务费及利息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运营服务费的合同依据为《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合同》。被告认为，原告违反了双方在《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合同》中约定的如实报告义务，未向被告披露其代理第三方公司与广州恒大公司进行交易，该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费用。如上同理，原告未披露上述情况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合同》属于合同法分则及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服务合同，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因此对该项主张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参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原、被告已经确认至2018年3月15日，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之间的合同已经履行的金额为9086018.78元（含被告与深圳恒大公司之间的20笔交易，金额为37302.04元），故该已履行部分的交易，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比例计付服务费。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为2018年3月1日之后的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之间就仿古砖购销合同发生的交易提供了相应服务，故此日期之后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就仿古砖购销合同发生的交易无权主张报酬。综上，原、被告签订的《战略工程项目运营服务合同》已于2018年2月28日解除。原告已经提供的运营服务和居间服务，被告应当按照约定给付报酬给原告。对于居间报酬和服务报酬本院分别核算如下：第1居间报酬被告东鹏控股公司与广州恒大公司自2017年7月5日起至2018年11月16日止就仿古砖购销合同已经履行的金额为27376000元，其中2018年3月前履行的金额为9048716.74元（9086018.78元-37302.04元），对于该部分的计算比例，按照合同约定为6%，但是原、被告于2018年3月15日共同确认的支付比例为8%（含运营服务费），原告对此说明为：依据是居间费6%加上运营服务费3%合计9%，因《居间合同》约定剩余50%居间费需由原告提供发票抵扣相应税款，而原告无法提供对应数额的发票，故被告要求按8%综合结算。依据原告的说明，该8%的构成为：在考虑无法提供有效发票抵扣税款的前提下，居间报酬为5%，运营服务费为3%，合计8%。因《居间合同》确有相关约定，且原告的说明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即该部分金额的居间报酬以5%计算。对于东鹏控股公司与深圳恒大公司之间的20笔交易（金额为37302.04元），因被告同意计付，本院予以照准，一并于本案中计算。2018年3月1日后履行部分，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另有约定，故依合同约定以6%计付。经核算，具体金额如下：1.2018年3月1日前：454300.94元（9086018.78元×5%）；2.2018年3月1日后：1099637元【（27376000元-9048716.74元）×6%】。合计：1553937.94元。第1服务报酬如前所述，被告对于已于2018年3月15日确认的2018年3月1日前的交易金额按照3%的比例计付，对于东鹏控股公司与深圳恒大公司之间的20笔交易（金额为37302.04元），因被告同意计付，本院予以照准，一并于本案中计算。具体金额为：272580.56元（9086018.78元×3%）综上所述，被告东鹏控股公司应支付居间报酬为1553937.94元，应支付的服务费为272580.56元，两项合计1826518.50元。此前，被告已应原告请求先行90万元，故应予抵扣。因双方未能明确该90万元的性质，故本院结合认定的事实，酌定从被告应支付的居间费用中抵扣，即被告还应支付给原告居间报酬为653937.94元、服务费为272580.56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迟延支付居间报酬和服务费的利息问题。本院认为，因本案居间报酬的计付是一个持续的、随履行金额不断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因此难以确定一个具体的支付时间，考虑到被告已于2017年9月22日已先行支付90万元，故从公平原则出发，对原告主张的居间报酬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服务费的利息，因双方于2018年3月15日已确认应支付服务费，且有具体计算依据，故原告主张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因本案原告主张的居间报酬及服务费均基于被告与广州恒大公司之间的交易，因此对被告与深圳恒大公司之间的交易及原告是否能因此而获得利益，本案不作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第四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居间报酬653937.94元给原告佛山市集诚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二、被告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服务费272580.56元给原告佛山市集诚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短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6月14日计至实际支付之日）；三、驳回原告佛山市集诚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能在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上述第一项判决确认的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受理费依法征收206800元，由原告佛山市集诚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185561元，由被告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1239元。审 判 长  孙 谦审 判 员  蔡 珊人民陪审员  陈贞卫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谢文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