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1行初522号 原告胡正维，女，196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绥阳县。 委托代理人周书洪，男，1958年10月1日出生，州省绥阳县人，住绥阳县，系原告之夫。 委托代理人祝贵恒，贵州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绥阳县洋川镇晨光路。组织机构代码：00952006-1。 法定代表人刘兆武，县长。 出庭负责人刘遗伦，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全义华，法制办应诉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蹇发彬，绥阳县农经站站长。 第三人胡正碧，又名胡春秀，女，195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绥阳县。 原告胡正维请求撤销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土地承包权一案，于2018年8月3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8月22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9月17日立案后，向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第三人胡正碧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正维及委托代理人周书洪、祝贵恒，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刘遗伦及委托代理人全义华、蹇发彬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胡正碧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第三人不到庭的，不发生组织案件审理的效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1998年第三人胡正碧，又名胡春秀承包了合同编号为28-11-19位于绥阳县风华镇双龙村龙桥湾以头组小地名“猪家怀”土地0.74亩并由土地管理登记机关进行了登记，承包期限为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0日；2017年发包方绥阳县风华镇双龙村民委员会与承包方代表胡正碧续签并由土地管理登记机关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地块代码5203231042090004492“朱家碑”土地由胡正碧家庭享有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仍为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0日。 原告胡正维诉称，原告与第三人是同胞姐妹，80年代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原告之父胡成华为户主承包了原告和父母三人的土地，其中朱家碑的田习惯性面积为2.34亩。因当时第三人胡正碧已婚，以其丈夫黄德路为户主，二人承包了“三车水口、马路边”田1.56亩，没有朱家碑的土地。原告与第三人父母去世后，第三人一户人口增多，经济困难，原告便将承包的朱家碑田的一部分划出给第三人耕种。2014年7月原告家需拉材料建房，需从朱字碑第三人耕种土地的南面修路通过时，双方均无异议。2018年6月，第三人一户突然不让原告使用所修之路，双方发生纠纷，经村委会调解未果，原告才发现，第二轮、第三轮土地承包中，被告已将朱家碑田中0.78亩面积登记在第三人的承包证上，直接侵犯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请求：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有关“猪家怀”和“朱家碑”的土地承包登记。 原告胡正维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胡成华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原告之父胡成华在第一轮承包时承包了朱家碑的耕地。 2、黄德路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证明黄德路第一轮耕地承包的情况。 3、胡春秀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证明“朱家碑”、“猪家怀”地名错误，胡春秀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字。 4、胡正碧第三轮土地承包登记表，证明胡正碧在第三轮的土地承包情况。 5、周书洪建设用地批准书，证明原告家庭修建房屋合法，本案也因修建房屋而引起纠纷。 6、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3日的受理通知书，证明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 7、田建华证实，证明原告对“朱家碑”享有土地权属； 8、原告“朱家碑”的土地承包证，证明原告现在享有朱家碑1.08亩的土地。 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起诉中所称“朱字碑”，经实地勘测，地名为“朱家碑”。经绥阳县农村承包土地主管部门调查查明，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原告、第三人之父胡成华之妻冉广珍去世，按照当时家庭协议，由第三人胡正碧负责安葬，冉广珍名下的0.78亩承包地划给第三人胡正碧，小名胡春秀，原告胡正维对此事也是认可的。1998年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划分时，双龙村按照规定程序召开了村民大会，将“朱家碑”承包地登记确认给第三人名下，原告也并未提出异议。第三人取得“朱家碑”承包土地经营权不违法，且经所有权××××村委按城西完成了承包地的申报填证工作，被告的该行政行为未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原告所要求撤销的二次土地登记，不是有第二轮承包与第三轮承包，被告是在第二轮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对面积和四至界限进行测量和确认，实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事实的巩固和确认。争议地从多年前便由第三人胡正碧进行耕种，原告与第三人系姐妹关系，对这一事实完全知情，其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与第三人在原告申请建房前未发生过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的争议，该纠纷的引发源于2014年原告在承包地上建房需要经过第三人的承包地中开条便道供建房材料的运送，两家口头协商建房完成后即复耕，但原告建完房后未复耕，导致此本案纠纷的发生，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争议承包地卫星截图，证明发生纠纷承包地现状. 2、杨盛权、周明强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承包关系演变的实际情况。 3、绥阳县风华镇双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协议，证明虽因原告反悔未签字，但被告查明和认定的事实均符合客观实际。 4、原告、第三人之父胡成华，第三人胡正碧之夫黄德路第一轮耕地承包合同书，证明涉案当事人家庭耕地承包情况。 5、第三人及原告家第二轮土地承包《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证明原告及第三人关于承包地朱家碑“猪家怀（坪）”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情况和已逾二十年，原告已丧失诉权的事实。 第三人胡正碧未作出陈述意见及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胡正维提交的证据：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对1号、2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3号证据中即使地名填写错误也不影响对该承包地实际的处理，针对胡春秀签字不是本人签字的问题，在当时生活水平下没有文化程度的人由政府工作人员代签，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对4号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正好证明了承包土地的权属；对5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自家的承包地与今天涉案的承包地不具有关联；对6号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20年是指法律保护的时效，但原告超过了起诉的时效；7号证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当庭接受质证的要求，未到庭作证的证人其证言不予认可；对8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面关于“朱家碑”土地的登记与今天争议的“朱家碑”无关。对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胡正维对1号证据无异议；2号证据调查笔录是在原告提起诉讼后调查的笔录，其中杨成权调查笔录谈及分家的问题不属实，周明祥谈及其母亲在二轮承包时去世，并将土地分给胡正碧不属实，其没有书面的协议，也没有到庭接受质证，对其合法性和真实性均不认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号证据调解协议上面没有双方当事人签字，不合法；对4号证据无异议；对5号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按照公证时间，是1998年8月6日到2018年8月6日，但原告起诉的时间没有超过20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胡正维提交的1至6号、8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7号证据因证人无特殊情况未出庭作证，其证言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提交1号证据予以确认；2号证据系绥阳县政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争议事实补充进行调查的证据，对调查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作为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作为本院定案证据采信；3号证据系复印件且内容为建房一事，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4号、5号证据来源于保存的档案资料，对其证据“三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胡正维与第三人胡正碧是亲姐妹关系，胡成华（已故）系二人之父。1984年4月20日，胡成华为承包户主与原双龙乡和平村塆以头合作社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了小地名为“朱家碑”2.34亩耕地，承包合同载明家庭人口3人，劳动力2人。胡成华与其妻过世后，其承包的“朱家碑”土地分块由家庭成员胡正维、胡正碧分别耕管。公证时间为1998年8月6日，第三人胡正碧以胡春秀的姓名为户主与本村民组签订了28-11-19号承包土地合同，承包了小地名为“猪家怀”0.74亩水田，承包期限为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0日；2017年发包方绥阳县风华镇双龙村民委员会与承包方代表胡正碧续签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地块代码5203231042090004492“朱家碑”地块由胡正碧家庭享有承包经营权，备注为水田，承包期限仍为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0日。原告胡正维为承包方代表于2017年与发包方绥阳县风华镇双龙村民委员会也续签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享有地块代码5203231042090004527“朱家碑”1.08亩水田与地块代码5203231042090004537“朱家碑”0.35亩旱地（自留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胡正维诉至2018年6月胡正碧家不让原告使用建房修建的道路之时，才得知胡正碧已经对耕管的“朱家碑”部分地块办理了土地承包登记，遂于2018年8月3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各方均认可胡正碧所承包的“猪家怀”与地块代码5203231042090004492“朱家碑”系同一地块，四至界限、面积的记载虽有不同，但系不同时期登记工作的习惯性称谓改变与丈量工作更精准化的差异性区别。 本院认为，起诉期限自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告胡正维与第三人胡正碧在其父亲死后均在对“朱家碑”地块分块进行耕管，对实际耕种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案系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不服引发的纠纷，原告认为自修路发生争议后才得知应属于自己的“朱家碑”地块的耕管权与经营权已分离，由胡正碧享有，故在未超过二十年最长起诉时效内提起诉讼。第三人胡正碧承包“猪家怀”也即“朱家碑”土地登记公证时间为1998年8月6日，起诉时间为2018年8月3日，未超过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最长二十年诉讼时效保护期间，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明显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作出土地登记行政行为之日的起算时间，故对被告认为原告已超过起诉期限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应进行实体审理。 土地登记是法定的土地登记机关按照规定程序将土地的权属关系、用途、面积、登记、类别等情况记录于专门薄册的一种法律行为。原告胡正维、第三人胡正碧与其父母在世时未产生有分家协议，在父母过世后，各自对以自己家庭承包的土地分块进行耕种管理多年。后经权利人申请，土地登记机关通过地籍调查、权属审核、登记并核发证书的行为已产生了法律效力。被告对原告、第三人分别对“朱家碑”各自耕管地块按照实际耕种的事实进行了登记并在地块界限、面积、种类上予以区分、明确，充分履行了其应尽法定职责，其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且多年未发生争议。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户主过世后，其家庭成员对各自耕管的承包地块分别耕管、享有权利，是符合农村大家变小家，家庭承包土地产生继承等原因导致权属重置的规律与分配习惯的。涉案“朱家碑”土地承包期限自1994年1月1日起至2043年12月30日止，在2007年对承包地块按照不断更新的科学计量方式审核登记、明确细化，在承包期限不变，地块类别未变的情况下，是更符合客观事实与开展农村工作实际要求的，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胡正碧土地进行登记行为的并无不当。原告胡正维认为父母过世后，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朱家碑”土地应全部由自己享有，第三人对“朱家碑”土地只有经营耕种的权利而无享有承包登记权利的理由，并未举证证明，且原告家庭也对“朱家碑”其余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符合农村生产生活规律，原告的诉讼理由与陈述未有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正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胡正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莹 人民陪审员  冯光其 人民陪审员  邹景伦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杨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