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渝01行初295号 原告向瑞英，女，汉族，1965年5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代理人张志同，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亮哉，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行政中心北楼。 法定代表人巴川江，区长。 委托代理人古汇永，该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群，重庆衡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向瑞英诉被告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寿区政府）撤销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一案，于2018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长寿区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于2018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向瑞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志同、余亮哉，被告长寿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古汇永、李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长寿区政府的负责人因有会议安排不能到庭，委托该政府工作人员古汇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行政行为：被告长寿区政府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长寿府协调〔2018〕15号《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以下简称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该决定书主要载明以下内容：申请人：向瑞英；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有争议，于2018年7月5日向本机关提出协调申请，本机关于2018年7月12日受理后，2018年7月31日向申请人及被申请人送达了召开协调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7日下午组织双方在重庆市××区××街道××支路××（××区物业纠纷人民××委员会××楼××室）进行了协调。申请人请求：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因征收土地补偿费15万元……本机关认为：申请人向瑞英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20号）、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96号）与申请人向瑞英请求的土地补偿费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申请人向瑞英主张土地补偿费的法律依据。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对土地补偿费标准和人均耕地面积、安置农业人口数的认定有争议的，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协调和裁决……”，申请人向瑞英不具有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土地补偿费15万元的协调主体资格，属于《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申请人向瑞英的协调申请。该决定书亦载明提起诉讼的方式与期限。 原告诉称，第一，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辩称原告不具有申请土地补偿费行政协调的主体资格，依据是渝府发〔2008〕45号和长寿府发〔2008〕92号文件规定，被告进而依据渝府办发〔2016〕98号文规定，认为原告不具有土地补偿费行政协调的主体资格。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原告具有对补偿标准提出异议及申请协调的权利，再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第53号令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渝办发（2011）228号文第二部分第（四）项规定，原告具有提出土地补偿费行政协调的主体身份资格。第二，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的土地补偿安置方案中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低于渝府发〔2008〕45号文的规定，所以原告提出协调申请。第三，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原告认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渝府发〔2008〕45号文件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不能使自己保持原有生活水平，想通过申请协调及裁决程序，争取达到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接近三十倍的目标，所以提出补偿15万元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理由和依据。综上，请求撤销被告所作的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如下证据： 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 拟证明被告仅对原告多个申请事项中的一项作出决定，属违法行为。 原告举示的依据有： 渝办发〔2011〕228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第二部分第（四）项。 拟证明原告具有申请协调的主体资格，该文件第二部分第（四）项载明了被征地村组或农民对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争议的，由所在区县、自治县政府组织协调，并按规范格式出具协调意见书。 被告长寿区政府辩称，第一，被告具有对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进行协调的法定职责；第二，被告履行行政协调职责的程序合法；第三，被告对于原告要求支付土地补偿费的申请事项作出《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 1、《征地补偿标准协调申请书》； 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5日提出协调申请。 2、《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会通知书》、文书送达回证、《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会签到册》； 拟证明被告于2018年7月31日通知当事人协调会时间，8月7日进行协调。 3、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长寿府协调〔2018〕14号）、邮寄单2份； 拟证明被告针对原告申请的不同事项分别处理，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送达原告。 4、《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长寿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1〕590号）； 拟证明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征收的批文明确了征地补偿安置依据。 5、《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拟证明被告发布征收公告明确安置补偿依据。 6、《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局关于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拟证明原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局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明确安置补偿标准。 7、《原红庙村2组土地金构附着物和青苗费分配计算表》； 拟证明原告从集体经济组织领取了土地补偿费、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3625.46元。 被告举示的法律依据有： 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发〔2008〕45号）； 2、《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长寿府发〔2008〕92号）； 依据1、2拟证明土地补偿费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获得的补偿，被征地土地补偿费总额的80%首先统筹用于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代为划拨到劳动保障部门，其余20%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安排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产、生活。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 5、《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 依据3-5拟证明被告具有对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进行协调的法定职责，并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理。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原告举示的依据，认为该文件出台时间是2011年，2016年施行的《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本办法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原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被告依据2016年的规定履行职责正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予评价；对证据3中的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的合法性不认可，原告要求处理的事项有4项，但被告仅对土地补偿费作出决定；对证据3中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4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该批复于2011年作出，根据国务院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相关规定，该文件已经超过2年，属于失效文件；对证据5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未见其公告也未见张贴，且该文件系被告单方文件，无法证明客观安置补偿标准；对证据6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未见公告及张贴，被告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已经张贴及公告；对证据7因未见原件，不予认可，且发放表是2011年的，盖章是2014年，是后补的，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被告举示的依据1、2，认为目前已有相关新的规定即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011〕228号），故该依据已经过时，不予认可；对被告举示的依据3-5的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依据裁决办法作出行政处理适用法律错误。 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6以及原告举示的证据，内容客观真实，收集程序合法，能够证明案件基本事实，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举示的证据7，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1年6月24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长寿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1〕590号），载明“二、同意你区将渡舟街道田坝村10、11、12组，渡舟村18、19组集体农用地32.9410公顷（其中耕地25.0533公顷）连同集体未利用地6.9168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五、本次征收土地的补偿、安置等事宜，由你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土资源部令第10号、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3号、55号和渝府发〔2008〕45号、26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2011年9月15日，被告就案涉土地作出《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公告载明“三、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按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和长寿府发〔2008〕92号文件标准执行”。同日，原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局作出《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局关于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载明“一、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总额的80%统筹用于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土地行政部门代为划转到劳动保障部门；其余20%支付给被征地的渡××××组（原红庙村1、2组），由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按集体资金管理、使用”。 原告于2018年7月5日向被告递交《征地补偿标准协调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申请人：向瑞英；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协调请求：1、给付补偿款69万元或者置换商品房住宅90㎡；2、补偿土地2亩（1人）30万元；3、给付养殖房屋补偿款62万元或者转换养殖用房170㎡，并给付停产停业损失530万元，搬迁费和过渡费25万元；4、补偿装修费10万元。事实与理由：申请人位于渡××××组的宅基地和住宅房屋、营业房屋，经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批复批准征收，但是关于被申请人发布的补偿标准……致使申请人的补偿利益收到严重损害……”被告于当日收到该协调申请书，并于2018年7月12日受理该协调申请。2018年7月30日，被告制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会通知书》，其上载明“决定于2018年8月7日下午14时30分在重庆市××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区××街道××支路××）三楼会议室召开协调会”。次日，该通知书送达原告。2018年8月7日下午，原告及相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协调会进行协调。协调会上，原告对其请求支付的土地补偿费金额变更为15万元。对于该项请求，被告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认定原告向瑞英不具有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土地补偿费15万元的协调主体资格，决定驳回其协调申请。对于原告提出的其他申请内容，被告则于同日作出长寿府协调〔2018〕14号《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依法予以处理。原告不服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经各方当事人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及当庭确认的事实可得：各方当事人对被告具有组织协调案涉申请事项的法定职权、被告作出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的程序性事项并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具有申请土地补偿费行政协调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再根据渝府发〔2008〕45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土地补偿费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获得的补偿，被征地土地补偿费总额的80%首先统筹用于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代为划拨到劳动保障部门；其余20%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安排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产、生活”；且《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长寿府发〔2008〕92号）及《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局关于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等对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所涉的相关文件，均按上述通知内容作出一致规定。因此，获得土地补偿费是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而原告并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故被告对原告提出的支付土地补偿费15万元的请求，认为其不具有申请土地补偿费行政协调的主体资格正确。 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重庆市人民政府第53号令《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011〕228号）第二部分第（四）项规定，原告具有提出土地补偿费行政协调申请的主体资格。经核查，上述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均系对申请协调事项、组织协调机关作出规定，但并未赋予原告具有提出土地补偿费行政协调申请的主体资格，故该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其申请处理的事项有多项，被告作出的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仅对土地补偿费作出决定，系违法行为。经审查，被告按原告对提出的请求事项是否具备申请协调的主体资格，对其多项申请事项区分处理，分别作出被诉的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和长寿府协调〔2018〕14号《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该处理方式系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畴，并未减损原告权益，且原告对不同的行政处理方式均可行使救济权利，故该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所作15号《驳回协调申请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向瑞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向瑞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景  象 审 判 员 刘 晓 瑛 审 判 员 夏  嘉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 健 康 书 记 员 祁  岑 书 记 员 石光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