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207民初5587号 原告：姜涛，男，1970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洪县。 原告：姜国锋，男，197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洪县。 上述两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生源，安徽兴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可富，男，196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院生，安徽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杰，男，197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泗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崇练，泗洪县泗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管贤荣，男，196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 被告：沈青松，男，197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 上述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薇，安徽夏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迪，安徽夏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涛、原告姜国锋与被告徐可富、被告赵杰、被告管贤荣及被告沈青松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涛、原告姜国锋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生源，被告徐可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院生，被告赵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崇练，被告沈青松及被告管贤荣、被告沈青松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薇、闫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涛、姜国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026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姜涛、姜国锋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10616元。 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两原告到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承包969亩土地种植小麦。被告赵杰系两原告老乡，他声称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小麦种子，两原告便委托赵杰购买小麦种子。随后，赵杰找到被告徐可富，徐可富通过与被告管贤荣、被告沈青松联系，从两被告处以1.3元/斤的价格购买小麦种子40000余斤，并以1.65元/斤的价格出售给两原告。被告赵杰向两原告保证种子是在正规渠道购买，发芽率在85%以上。麦种播撒后，因出芽率很低，两原告遂于2017年3月10日将上述麦种送至无为县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检验结果为不合格。2017年4月1日，芜湖市鸠江区农业和林业局认为被告徐可富、被告赵杰涉嫌销售假种子而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年4月17日，该局对两原告约550亩小麦的长势进行调查并出具调查意见，认为亩产仅为250斤。因2017年鸠江区小麦平均产量预估为650斤/亩，且2016年度国家小麦最低收购价为1.18元/斤，故两原告减产损失为259600元。此外，两原告为及时补种购买种子及相关费用共计43000元。对于上述损失，原告与被告协商未果。原告认为，被告明知不具有种子销售的相关资质，仍将从非正规渠道购买的不合格种子出售给原告，造成了原告经济损失，故原告依法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徐可富在庭审中辩称：1.原告主张徐可富赔偿损失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2.原告主张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 赵杰在庭审中辩称：1.原告与赵杰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他人购买小麦种子，赵杰只是介绍人。2.原告提供的评估报告系其单方委托，其送检样本也未经被告认可，其主张的赔偿数额缺乏事实依据。3.原告诉称部分不是事实，赵杰没有向原告承诺种子的发芽率及购买渠道。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对赵杰的诉讼请求。 管贤荣、沈青松在庭审中共同辩称：1.本案不管原告选择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管贤荣、沈青松均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管贤荣、沈青松在自留种子买卖过程中仅起介绍作用，徐可富有权选择是否购买，且徐可富在选择时也知道购买的根本就不是正规的种子，这在公安卷中有记录。2.原告的损失与管贤荣、沈青松无关，完全属于原告自身过错造成的。理由：（1）原告知晓被告徐可富不具有销售种子的资格和资质而向其购买小麦种子；（2）原告购买的小麦种子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且包装不规范，说明原告对购买种子的质量是明知的，这在公安卷中都有记载。上述事实与原告在诉状中的诉称是不一致的。（3）原告种植小麦的时间在2016年12月下旬，这与传统的种植季节不符，且原告购买种子后并未合理储存，而将种子堆放在室外潮湿阴暗的角落，也有可能导致种子的霉变。（4）原告在公安机关也承认自己是第一次种植麦子，根本没有种植经验，这也可能是导致减产的原因。综上，因本案原告的损失是由原告自身的原因导致，故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的收条及四被告的询问笔录，证明两原告是向四被告购买了涉案种子。徐可富对收条三性无异议，对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的损失是第二批从赵杰处购买的28900斤种子造成的，与徐可富无关。另外赵杰在购买种子时，徐可富也告知赵杰种子是自留种子，非正规种子，且价格也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赵杰对收条及询问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两原告48400斤种子都是向徐可富购买的，赵杰不是涉案种子的销售者。管贤荣、沈青松对收条三性及询问笔录三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收条上注明了运费500元，结合原告自己认可给赵杰的货款里也包括2000元运费事实，说明徐可富、赵杰与两原告之间属于委托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2）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明知涉案种子是自留种子而非正规种子而购买，故损失是原告自己造成的，四被告均不应该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关于涉案种子的销售者，本院（2018）皖0207刑初99号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作查明，确认徐可富违反国家规定，两次向两原告销售小麦种子48400斤。其中第一次通过沈佐才介绍在高方铭经营的东岳米厂购买19500斤自留小麦种子，然后通过中间人赵杰销售给两原告。第二次通过沈青松、管贤荣介绍在孙寿康处购买30000斤小麦种子，通过赵杰销售给两原告28900斤，赵杰自己留1100斤自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据此，本院对徐可富、沈青松及管贤荣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上述证据中关于两原告向徐可富购买小麦种子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对两原告关于向赵杰、沈青松及管贤荣购买种子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2.原告提供的《检验报告》二份及《价格评估报告书》，证明涉案种子不合格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四被告均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是原告单方委托，且送检的样本并未经双方确认。价格评估不满足相关条件，两原告自身存在原因，也影响种子的发芽率，造成减产损失。本院认为：（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的规定，两原告单方委托并不违反法律规定；（2）关于送检样本，涉案种子共做过两次检验，2017年3月22日系两原告扦样送检，2017年5月15日系芜湖市鸠江区农业和林业局扦样送检，两次检验结论一致，均为不合格。芜湖市鸠江区农业和林业局作为农业生产的管理机关，在两原告反映涉案种子质量问题后，于2017年4月1日依法对徐可富的销售行为作出处理建议，并于2017年5月3日将涉案种子扦样送检，其送检的样品具有客观公正性。（3）《价格评估报告书》是具有评估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法作出，评估程序合法，评估结论依据充分。四被告主张该评估结论依据不足，但并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综上，鉴于四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组证据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故本院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均予以认定。 3.赵杰提供照片六张，证明原告在生产上缺乏管理，麦田积水严重。原告对照片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鸠江区白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周登峰在公安机关询问时证明，2017年1月12日上午，其和姚军亚、万重波一起去原告农田勘察，看到农田的地里有很多积水，麦子出芽情况不好。因赵杰提供的该组照片与周登峰的证言相互佐证，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原告到鸠江区承包农田1005亩种植小麦。为购买小麦种子，原告请求老乡赵杰帮忙。赵杰找到徐可富，徐可富于2016年12月初经沈佐才介绍，在高方铭经营的东岳米厂购买19500斤自留小麦种子，后通过赵杰以1.65元／斤的价格销售给原告。同年12月中旬，徐可富又经沈青松、管贤荣介绍，在孙寿康处购买30000斤小麦种子，然后再次通过赵杰按原价销售给两原告28900斤种子，赵杰自用1100斤。原告购买种子后，在未先做发芽率试验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播种。播种后，原告发现从徐可富处购买的第二批28900斤种子发芽率仅30%--40%左右，遂及时进行了补种。2017年3月13日，原告单方委托无为县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对涉案种子发芽率进行检验，该站于2017年3月22日出具编号为2017010的《检验报告》，结论为该种子样品被检测项不合格。此后，原告向鸠江区农业和林业局反映了种子情况。2017年4月1日，鸠江区农业和林业局对原告的信访作出处理意见，认为徐可富涉嫌销售假种子。同年4月17日，鸠江区农业和林业局对原告种植小麦的田间长势进行调查，结论为：（1）对原告向徐可富购买第二批种子播种面积约550亩麦田的现场调查，该批种子的田间发芽率约30%-40%，长势一般，如后期加强田间管理，亩产可达250斤。原告在2017年1月对该片农田重新播种，目前长势一般，如后期加强田间管理，亩产可达350斤；（2）鸠江区2017年小麦平均亩产量预计650斤，2016年国家小麦最低收购价为1.18元／斤。同年5月3日，鸠江区农业和林业局重新扦样，再次对涉案种子发芽率委托无为县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无为县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于同年5月15日出具编号为2017052的《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仍为该种子样品被检验不合格。期间，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徐可富涉嫌非法经营罪对其立案侦查。2018年6月15日，本院以徐可富构成非法经营罪对其判处刑罚。2018年10月19日，经原告委托，安徽中泰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告因种植不合格麦种造成的小麦种植收益损失进行评估，评估实际亩产219.86斤，评估收益损失为310616元（该结论包含补种费用，且已扣除补种收益）。 另查明：1.小麦种子2016年市场价为2.20元左右；2.原告播种后，对农田缺乏管理，麦田积水很多，麦子出芽率不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和其他损失。本案原告向被告徐可富购买不合格小麦种子并遭受损失，其向被告徐可富要求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数额，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明知涉案种子不属于正规种子而购买，其在购种选种上具有过错。原告作为种麦大户，理应通过种子专营机构购买种子，而其却为节省成本，选择无经营资质的被告徐可富销售的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自留种子，并导致损失的发生，其自身具有过错。原告诉称购买种子时并不知道涉案种子是非正规种子，该诉称明显违背常理，不具有可信度。其次，小麦在播种前通常要对种子的发芽率进行测定，以确定麦种能否适宜当种子使用。本案原告在购种后，未先进行发芽率测定，直接将购买的种子进行播种，其对造成的损失具有过错；再次，依据鸠江区农业和林业局的长势调查，原告对发芽率不高的农田进行重新播种后，如加强田间管理，亩产可达350斤。但根据本院查明，原告在小麦播种后，对田间疏于管理，农田排水不畅，积水严重，经评估，最终亩产为219.86斤。因原告在选种、播种及后期田间管理上均存在过错，且该过错直接导致其损失的发生，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原告对自身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根据本院对原告因种植不合格麦种造成的小麦种植收益损失的认定，确定被告徐可富赔偿两原告损失62123.20元（310616元×20%），其余部分由两原告自行承担。被告赵杰、被告沈青松及被告管贤荣既不是种子的销售者，也不是种子的生产者，两原告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可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姜涛、原告姜国锋损失62123.20元； 二、驳回原告姜涛、原告姜国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40元，减半收取2920元，由原告姜涛、原告姜国锋负担2336元，被告徐可富负担58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旭东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阿明 附件：本判决引用的法律原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