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1行初539号 原告胡修才，男，197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赵润春，习水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 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 委托代理人张世伟，习水县林业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久辉，习水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路3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 法定代表人魏树旺，市长。 委托代理人付全齐，该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谈谈，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肖文圣，男，194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陈跃刚，男，196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肖和飞，男，198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 第三人陈光福，男，194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陈光辉，男195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肖文圣，身份信息同上。 第三人杨小波，男，198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肖和平，男，196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 第三人杨小波、肖和平委托代理人肖文圣，身份信息同上。 第三人杨小波、肖和平委托代理人陈光辉，身份信息同上。 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六组。 负责人胡继林，组长。 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长虹居一组。 负责人罗光福，组长。 原告胡修才请求撤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一案，于2018年9月11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9月18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立案后，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修才及委托代理人赵润春，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之委托代理人张世伟、赵久辉，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之委托代理人付全齐、谈谈，第三人肖文圣、陈跃刚、肖和飞、陈光福及第三人杨小波、陈光辉、肖和平之委托代理人肖文圣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六组、习水县同民镇长虹居一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第三人不到庭的，不发生组织案件审理的效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4月27日，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习府初［2018］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经现场勘查，争议地经农户长达30多年的持续耕种，现状为土地，已失去了山林的属性，应确定为耕地；原告胡修才提交的习府自山字第贰拾柒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只是间接证据，未提供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凭证，与调查事实不相符，不能作为主张的证据；第三人对争议地耕种长达30多年，期间一直未有人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如下：申请人（本案原告）和被申请人、第三人（本案第三人）争议的“王家湾”土地所有权归同民镇长虹居一组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由其按各自界畔管理使用，四界为（面向争议地）：上抵砖厂至石革闹的人行路，下抵土城至太平渡公路，左抵肖文圣山林，以山沟为界，右抵陈国华山林（与黄某1）调换，以山沟为界。原告胡修才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遵府行复［2018］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被申请人（本案被告）作出的习府初［2018］16号《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胡修才诉称，原告之父胡敏富，原名钱永远，原系习水县同民镇长虹大队（现长虹居）第一生产队社员。土地改革时，政府给了胡敏富一幅位于现习水县同民镇长虹居一组小地名“王家湾”的山林，四界为：上抵大路，下抵陈光顺山林（中间以堰沟为界），左抵黄治国山林（中间以山沟为界），右抵肖文圣山林（中间以山沟为界）。1964年3月，原告之父钱永远因家庭困难，为了生存，与原同民镇五星村（现同民镇红旗村）六组村民胡继国之遗孀陈光莲签订《抱约》（实为遗赠抚养协议）后，作为陈光莲的养子，从此改名胡敏富，也搬迁到该组居住，并将争议山林委托给姐姐钱宗珍、姐夫袁良知代为管理。2013年胡修才准备回同民镇长虹居老家建房时，遭到第三人肖文圣的阻止，才得知原告之父的“王家湾”山林的一部分，被第三人没有任何证据的占有。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决定中对第三人肖文圣等人耕种争议地的起止时间认定错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集体分给第三人等七户耕管，其停止耕管的时间也错误，第三人虽在争议山林中开荒耕种确有一段时间，但在1983年退耕还林后，就将已开垦的土地归还给了原告之父钱永远及钱永远委托的姐姐、姐夫代为管理；争议地已经恢复成山林，现状应该仍是山林，并非耕地；钱永远是1964年3月过继到陈光莲家的，而不是处理决定认定的“1960年左右”；原告还提交了1955年土地改革时，赤水政府颁发给原告外公之叔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黄启清“王家湾”山林北抵原告之伯父钱永久；且被告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初［2018］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8］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胡修才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相片8张，证明原告已在自己的林权范围内修建房屋； 2、山林土地示意图，证明争议的山林在2008年集体林改时没有划为山林，也没有发证，林权属于原告所有； 3、自留山使用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林，是与黄治旺连界，与第三人没有直接关系； 4、证实材料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兹有27人签字证明争议的山林是原告所有； 5、行政处理决定书，2018年4月27日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习府处（2018）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也同时证明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6、调查笔录，证明经对张建调查，其陈述告知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林，属于土改后由原告父亲耕管管理，后来原告父亲去世后，继续由原告管理至今； 7、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本案争议的山林系原告父亲与黄志清连界。 8、证人黄某1的证言，陈述自己与原告的山林连界，四界有一条小沟，第三人之间的山林没有连界，听父辈说过钱永远及钱永久的事情、耕管的相关情况，争议山林第三人没有耕管，是钱永远在管，钱永远和钱永久是兄弟关系，钱永远被抱养出去后，户口迁到了当时的“五星”，本案争议地自己也曾经耕管过；自己的林地小地名也叫“王家湾”，但是四至不同；原告胡修才是红旗村的，具体哪组不清楚。争议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前是山林。 9、证人黄某2的证言，陈述其山林与钱永久连界，钱永久与钱永远是兄弟关系，钱永久是60年去世的，钱永远什么时候去世不清楚，原告之父被抱养到“五星”，户口也迁移了，争议地原属于柴山地，是山林。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争议地小地名称“王家湾”，位于同民镇长虹居一组范围内，四界为（面向争议地）：上抵砖厂至石革闹的人行路，下抵土城至太平渡公路，左抵肖文圣山林，以山沟为界，右抵陈国华山林（与黄某1）调换，以山沟为界。60年代原告之父钱永远过继到陈光莲家后，在四固定时期争议山林便给了长虹大队第一生产队。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一队成员便对争议地进行了耕管，其耕管的事实有长虹居委会以及答辩人所调查的证人笔录为证，足以认定。原告虽诉称争议地为山林，林业部门也以林权争议立案，但争议地已经农户长达40多年的持续耕种，失去了山林属性，应确定为耕地。原告在收到林业部门受案要求举证通知后，并未向承办人员提交《报约》，被告不知道原告之父过继到陈光莲家的具体时间，根据所调查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大约是1960年左右，原告之父过继时间无论是1964年还是1960年左右，都是在1981年土地承包前，原告之父已丧失在原集体承包土地的主体资格。原告提交的习府自山字第贰拾柒号《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以及复议阶段提交的1955年黄启清的《土地房产证》均不是争议地的权属凭证。争议地经开垦耕种，已由山林变为土地，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有效的权属凭证情况下，被告依据第三人实际管护长达30年的事实，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并无不当，认定事实清楚。且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已完善了受理、调查、送达程序，告知了各方的权利义务，给予了举证答复的权利，充分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并在将作出文书及时进行送达，所作出的习府处［2018］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内容适当，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1、习水县林业局山林权属争议调查报告习林行受（2017）015号；证明本案系由县林业局部门调查后报送，及林业部门调查意见。 第二组：2、原告胡修才提交的确权申请书、身份证明；3、第三人提交的答辩状、身份证明、委托书；4、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追加第三人参加山林权属争议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及地址确认书；证明：（1）本案启动、送达程序合法，（2）当事人诉求及主张，（3）、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适格。 第三组：5、争议现场草图；证明争议现场情况。 第四组：6、原告提交的习府自山字第贰拾柒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陈光顺、袁富平证实材料；证明原告提交的习府自山字第贰拾柒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只是间接证据，未提供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凭证，且与调查事实不相符，故不能作为本案依据。 第五组：7、长虹居委员会、红旗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证明；证明争议地由集体划给第三人7户作为猪饲料地耕种管理。 第六组：8、胡敏付《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村民》、胡修才《林权登记申请表》；证明胡修才山林登记情况，其上未记载本案争议地； 第七组：9、陈光尧、袁富平、刘光春、陈图华、陈光玉、陈跃英、陈跃奎、陈光文、袁银聪、陈跃洪等人调查笔录；证明土地到户时，该争议地下放给了第三人7户作为猪饲料地，但是没有颁发土地证。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争议地“王家湾”位于习水县同民镇长虹居一组范围内，在土改时期，该地为山林，由原告之父钱永远与其伯父钱永久所得。50年代末，原告伯父钱永久去世，60年代，钱永远过继到原××星大队××星生产队（现××同民镇××）胡继国遗孀陈光莲家，并改名为胡敏富。土地下户时，该争议地由第三人肖文圣等七户耕种为耕地。2013年原告回到同民镇长虹居建房，并与第三人等发生土地权属争议，后原告申请习水县人民政府确权。习水县政府经调查，作出了习府处［2018］16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不服，于2018年5月25日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受理后，按程序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审查认为习水县政府在对相关事实调查的基础上，依据职权和相关法律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遵义市政府的复议程序合法，原告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遵义市政府的诉讼请求。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1、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16号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原告因不服习水县人民政府《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引起行政复议。 第二组：2、行政复议申请书；3、遵义市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遵府行复受字（2018）181号）、送达回证；证明被告遵义市政府依法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 第三组：4、遵义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遵府行复提字（2018）181号）、送达回证，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1、遵义市政府在受理原告复议申请同时向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证明习水县人民政府在复议期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 第四组：6、遵义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遵府行复参字（2018）181号）、送达回证；证明遵义市政府在受理原告复议申请同时通知第三人参加此次行政复议。 第五组：7、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因案情复杂，遵义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决定延期，并通知书了各方当事人。 第六组：8、遵府行复（2018）181号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及相关送达回证；证明1、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已送达各方；2、证明该复议决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肖文圣、陈跃刚、肖和飞、陈光福、杨小波、陈光辉、肖和平共同陈述，争议地是长虹居一组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到户时划给第三人七户所有。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下放到户时，长虹大队下放到户的土地只对田和山林填发了承包合同书，而土划分到户的所有农户均未填发到户的承包合同书，原告也没有能持有争议地的承包合同书。原告之父亲已在红旗村作为承包人分得了山林土地，1998年完善土地承包期中明文规定不得打破村民组界限，外村人口还要作为本村人口承包山林、土地，享有双份的话，是否存在多占多吃。原告虽然提供了别人土改时候的山林证证明有界抵其父钱永远，但不能说明他就有山林。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求法院判决支持，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肖文圣、陈跃刚、肖和飞、陈光福、杨小波、陈光辉、肖和平共同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习水县同民镇长虹村委会的证明，证明钱永久1959年生病死亡，1953年钱永远抱在胡继国家中做继养，取名胡敏富，钱永远在红旗村参加了土改；土地下户时争议地划给了第三人作为猪饲料地；同民镇长虹居委会在1981年秋将土地下放给各农户，其中的土未填在土地承包本上。2、丈量示意图、王家湾土地各户四大界表，证明第三人耕管的事实；3、证人证言，证明饲料地没有上承包合同书，且耕管三十年来，均无人提出异议。 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组、习水县同民镇长虹居一组未发表陈述意见、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胡修才提交的证据：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对1、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对林地享有权属；3号证据只能作为接界的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4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5号证据无异议；对6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土改时属于原告父亲，不能证明林业“三定”时仍属于原告所有；对7号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属于间接证据，不能作为权属依据；对8号、9号证据二证人的证言，对县政府向证人发表询问的部分认可，与调查的一致。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1-7号证据质证意见相同的基础上，补充：1号证据照片只能反映自然的状况，但不能认定土地的性质和权属的认定；6号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形式不合法，不予认可；对7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作为法律上权属认定的依据，且黄志清也不是本案当事人；对8号、9号证据二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对涉案争议地享有权属，且原告及其父亲已经不在争议地所在村民组居住，户口已经改变，其已经丧失了原村集体的成员资格权。第三人肖文圣、陈跃刚、肖和飞、陈光福、杨小波、陈光辉、肖和平对原告提交的1-7号证据质证意见与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对8号、9号证据二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胡修才对1号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对2至4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草图上没有体现第三人对争议地享有林权，且该草图能够反映其中一块属于空地；对6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体现了本案争议的山林林界系原告所有；对7号证据长虹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三性”有异议，因其是第三人村委的负责人；对8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9号证据“三性”有异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第三人肖文圣、陈跃刚、肖和飞、陈光福、杨小波、陈光辉、肖和平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对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胡修才对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第六组证据中的行政复议书只能作为本案的前置程序。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第三人肖文圣、陈跃刚、肖和飞、陈光福、杨小波、陈光辉、肖和平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对第三人肖文圣、陈跃刚、肖和飞、陈光福、杨小波、陈光辉、肖和平提交的证据：原告胡修才对1号证据“三性”有异议，因第三人在村里面工作，证明来源不合法；对2号证据“三性”有异议，其没有相关证据进行佐证；对3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同时证明了争议地没有划分的事实。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5号证据证实材料，不符合证人无特殊情况需出庭作证的证据规则，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系在作出行政行为中依法进行调查、核实、询问、形成的证据，本院对其证据“三性”均予以确认。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均系证明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性的证据，本院对其证据“三性”均予以确认。对第三人肖文圣、陈跃刚、肖和飞、陈光福、杨小波、陈光辉、肖和平提交的1号、2号证据，来源于习水县同民镇长虹居委会所掌握的情况，加盖了其居委会的印章，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3号证据证实材料，不符合证人无特殊情况需出庭作证的证据规则，本院该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钱永久与钱永远系兄弟关系，在1951年时享有位于原醒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山林一幅。随后，钱永远因家庭困难，抱养过继到原醒民区同民公社红旗五星大队五星生产队胡继国遗孀陈光莲家为继子，改名胡敏富，跟随陈光莲一起生活，户口也随之转入该生产队。钱永久生病死亡后，钱永远、钱永久原享有的“王家湾”山林被收归集体所有。70年代时该山林被长虹大队第一生产队开垦为耕地。1982年实施土地下户政策，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虹大队第一生产队便将该山林分给肖文圣、陈跃刚、肖和飞、陈光福、杨小波、陈光辉、肖和平七户作为猪饲料地进行耕种，至2012年未有人提出异议。2013年，现习水县同民镇××组村民胡修才以其父钱永远对“王家湾”山林享有权属为由，在该地中建房，与第三人肖文圣、陈跃刚等七户就争议地的权属归属发生纠纷。原告胡修才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确权，并主要提交了案外人黄治旺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贰拾柒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中载明的“王家湾”四界的左界抵钱永远，及提供证人证言作为自己主张的权属依据。被告受案后组织现场勘查，确认争议地现状因为经过多年的开垦耕种，现在已为土地属性，并通过调查走访当地群众了解争议地的历史渊源后，根据第三人肖文圣、陈跃刚、肖和飞、陈光福、杨小波、陈光辉、肖和平对争议地已耕种30多年的事实，及原告并未提交其户直接享有的权属凭证的情况，作出习府初［2018］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本案争议“王家湾”土地所有权归同民镇长虹居一组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由其按各自界畔管理使用，四界为（面向争议地）：上抵砖厂至石革闹的人行路，下抵土城至太平渡公路，左抵肖文圣山林，以山沟为界，右抵陈国华山林（与黄某1）调换，以山沟为界。原告胡修才不服，向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政府受案后履行了复议案件的程序性工作，向受案各方送达了相关权利义务的文书，听取了各方的申请及答辩陈述意见，进行调查，经审查，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认为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初［2018］16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维持了该行政决定。 另查明，原告胡修才陈述其父钱永远对争议地享有权属的直接凭证因为自家房子被火烧时一并被烧毁，不能提供。2008年6月5日，胡修才在习水县同民镇××组经编号为520330120306MDYMSY00026号《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登记取得了小地名“山包顶”83.78平方米山林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四至界限为：东本人房子，南胡敏坤自留山，西陈光亮自留山，北袁夕才自留山；该林地的所有权利人为红旗村六组。 本院认为，一、县级人民政府赋有对山林、土地权属纠纷进行调查处理、管理的职能与责任。本案争议地“王家湾”在历史上原属山林，70年代时被村组集体收回开垦为土地，1982年又作为土地下户，被第三人以家庭为单位承包耕种至今。2003年原告胡修才在争议地上建房，修建房屋的首要条件是地基需选择在较为宽阔的、牢固的平场地上，建房需具有满足无障碍物、无石坎、陡坡等情形才是选址的一般性条件。原告直接在争议地中修建房屋的客观事实也反映了争议地已被开垦为土地多年，地域平整，土质经过多年的开垦与耕种已较为密实，已不再具有山林的特性。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经现场勘查、调查历史原因，尊重客观实际，确认争议地已为土地属性的事实，是县级人民政府依法享有的、对行政区划内山林、土地管理工作的职责之一，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二、县级人民政府开展山林、土地的确权工作均应以已颁发的、权利人所持有的权利凭证为判断权属的首要依据，并根据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有利于生产和生活，有利于社会稳定，政策和法律并用，分阶段、区别不同情况处理等原则进行权属确认。本案中，原告胡修才未能提供其父钱永远对“王家湾”山林享有权属的依据，并不能获知其享有“王家湾”山林的四至界限，结合原告所提交的案外人黄治旺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贰拾柒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中载明的“王家湾”四界的左界抵钱永远的证据及申请的证人证言反映，还有长虹居一组的其他村民亦享有地名称“王家湾”、但四界不同地块的情形，并不能判断钱永远原享有的山林与本案的争议地是否为完全重合的同一地块，或是存在着部分区域交叉、包含的关系，不能确认钱永远对本案争议地享有权属。原告之父钱永远在1964年已抱养到红旗五星大队五星生产队胡继国遗孀陈光莲家为继子，改名胡敏富，户口也随之转入该生产队，已丧失了对原村民组集体山林享有使用权的成员权资格，且根据钱永久也去世多年，其户山林已被村组集体收回开垦为土地的客观实际，原告胡修才并不具有对本案争议地享有权属凭证或权利依据的情形。 争议地位于习水县同民镇长虹居一组，自1982年土地下户时起由长虹居一组村民、本案第三人七户耕种管理，至2012年并未发生过争议。原告胡修才系同民镇红旗村六组村民，在该组参加了林改，享有小地名“山包顶”83.78平方米山林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其对位于长虹居一组的争议地并不享有成员权资格，亦无耕种、管护的事实，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根据走访相关知情的证人，调查了解历史依据，勘查现场，听取争议双方意见，最终在双方均无直接权属凭证的情况下，根据第三人实际耕种管理多年的事实，将位于长虹居一组的“王家湾”争议地所有权确认给同民镇长虹居一组，使用权确认给第三人七户，并明确争议地四至界限及第三人各户之间界畔，作出的习府初［2018］16号行政处理决定，尊重历史与客观实际，依法履行了法定调查职责，结合了县政府的管理职能依法行政，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8］181号行政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确认。原告胡修才请求撤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确权决定、遵义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的理由并未有证据证明，主张的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修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胡修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莹 人民陪审员  何德华 人民陪审员  陆安仙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