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26民初3549号 原告：崔某某，男，198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员工，住山东省商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学军，山东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代表人：穆光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男，该单位工作人员。 原告崔某某与被告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保时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学军、被告保时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保时通公司与崔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2.依法判决保时通公司支付双倍赔偿金72982元；3.依法判决保时通公司支付补发2019年5月份工资差额1222.81元；4.诉讼费用由保时通公司承担。崔某某当庭合并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为第一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崔某某于2006年10月通过招聘在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工作。2009年5月份，该单位整体转入保时通公司，工作岗位、职责、工作范围不变。崔某某在联通公司工作了13年，完成了工作任务。2019年5月份保时通公司只发给了崔某某500块钱工资。崔某某找商河县联通公司领导盖永刚反映未果。2019年6月10日，保时通公司在未与崔某某协商的情况下调动其工作区域，崔某某不同意调换。保时通公司以崔某某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予补偿。崔某某认为，其行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严重侵犯了崔某某的合法权益。崔某某依法申请劳动仲裁，商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不予支持崔某某的请求。崔某某认为不正确，请求贵院予以纠正，支持崔某某的诉讼请求。 保时通公司辩称，一、因工作需要，保时通公司就调整崔某某工作班组的情况于2019年6月1日以面谈的形式与崔某某进行了充分沟通。2019年6月10日开具介绍信，将崔某某调至白桥营服中心，工作岗位不变。2019年6月12日，崔某某拒绝工作班组调整开始旷工，2019年6月26日，保时通公司向崔某某寄出书面限期返岗通知书，告知其旷工情况，督促其返回工作岗位，否则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6月27日，该限期返岗通知书送达于崔某某，崔某某仍拒绝出勤，继续旷工。2019年7月2日，崔某某因持续旷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保时通公司向崔某某寄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了劳动合同。2019年7月6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于崔某某。崔某某与保时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工作地点为济南市区及五县，对崔某某的班组工作岗位调整，并未改变崔某某的工作岗位、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属于用人单位自主用工权的合理调整。保时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况，不应支付赔偿金。二、保时通公司已在2019年6月份工资中已对崔某某5月份工资进行了专项补发727.58元，崔某某2019年5月份工资已全部发放到位，不存在应补发崔某某2019年5月份工资1222.81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崔某某于2006年10月通过招聘入职于保时通公司，与保时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09年5月保时通公司业务整体转入保时通公司，工作岗位、工作职责、工作范围均未发生变化。2015年10月1日，崔某某与保时通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约定崔某某工作岗位为营维经理，工作地点为济南五县及市区，劳动报酬根据崔某某薪酬标准和业绩完成情况发放，崔某某一直在商河县张坊镇从事营维服务工作。2019年5月，保时通公司向崔某某实发工资507.19元，6月份向其实发1962.35元，其中补款1项为727.58元。2019年6月10日，保时通公司调整崔某某工作岗位，并向崔某某送达了书面调动工作介绍信，介绍信载明：“商河白桥营服中心：慈介绍崔某某壹人调动至你处工作，工作岗位营维经理，限三日内到岗，至请接洽”。2019年6月27日，保时通公司向崔某某送达了返岗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崔某某：你自2019年6月12日起至今，在未履行请假手续的情况下未到单位上班，连续旷工已达14天。现通知你：限你在2019年7月1日前回公司上班。否则，公司将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特此通知”。2019年7月2日，保时通公司向崔某某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兹有崔某某同志，性别：男，于2009年5月1日被我单位录用，从事营维经理工作。自2019年6月12日起旷工，2019年7月2日因违反公司规定（旷工）解除合同，特此通知”。限期返岗通知书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下方均载明：保时通公司员工违法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第三章第六条，员工有下述情形之一的，可直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并视情况追究相应责任。其中第（四）小条，半年内连续旷工达3个工作日的，可直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 保时通公司制定《员工违纪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一份，该暂行办法第三章第六条第四项规定：员工有下述情形之一的，可直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并视情况追究相应责任，（四）半年内连续旷工达3个工作日的。 崔某某认为保时通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于2019年8月21日向商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裁决保时通公司与崔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2.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2982元；3.支付2019年5月工作差额1222.81元；4.支付加班费7702.93元；5.支付高空作业费70200元。仲裁委经审理作出商劳人仲案字﹝2019﹞第19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对于崔某某提出的请求保时通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申请，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仲裁委员会不予支持；二、对于崔某某提出的其他仲裁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仲裁委不予支持。崔某某不服该仲裁，在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焦点为：一、保时通公司解除与崔某某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否系违法解除，保时通公司是否应向崔某某支付双倍赔偿金72982元；二、保时通公司是否应补发崔某某2019年5月份工资差额1222.81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保时通公司解除与崔某某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否系违法解除，保时通公司是否应向崔某某支付双倍赔偿金72982元。对此，崔某某主张，2019年6月10日，保时通公司在未与崔某某协商、崔某某不同意的情况下调动其工作区域，调动工作岗位后一直在原工作岗位工作，保时通公司以其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崔某某支付双倍赔偿金72982元。崔某某提交了2019年6月10日介绍信、2019年6月26日限期返岗通知书各一份予以证实其以上主张。保时通公司则辩称因工作需要，对崔某某调整工作班组与崔某某进行了沟通，该调岗符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区域范围，其工作岗位、工作职责和内容均未变动。且为其出具了调整岗位介绍信，在其未经公司同意的情况未到岗工作达14天时，又向其送达了限期返岗通知书。在其仍未按限期到岗后公司按照规章制度解除与其劳动关系系合法解除，不应向崔某某支付赔偿金。为证明其该辩驳主张，保时通公司提供了证据2-保时通公司与崔某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证据3-保时通公司开具的介绍信（同崔某某提供的介绍信）、限期返岗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及向崔某某邮寄送达限期返岗通知书时的受理单及送达流程明细、邮寄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送达回执及送达流程明细（以上均为加盖保时通公司公章的复印件）各一份、证据4-保时通公司的员工违纪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一份、证据5-保时通公司未设立工会组织的证明一份（以上均为加盖保时通公司公章的复印件）。崔某某对保时通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质证称，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证据2是格式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适用于济南市范围内的员工，不能随意变动，变动时应和职工合理充分协商。对证据3崔某某未到岗，是保时通公司违法变更劳动合同内容造成的，崔某某在这期间仍在原岗位工作。对证据4证据5均有异议，辩称崔某某对该管理制度不知情；根据工会法的规定，保时通公司应设立工会机构。对此本院认为，崔某某提交的介绍信与保时通公司提交的证据2介绍信内容一致，崔某某对该证据2及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保时通公司因工作需要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范围、工作岗位及劳动报酬调整崔某某的工作地点，系其行使的单位自主用工权。崔某某在接到公司限期到新岗位的工作介绍信后，未在公司指定的期限内到岗，在其超出介绍信中明确规定的限期“三日”后共计14天之情形下，保时通公司再次向其邮寄送达、崔某某并已签收的载明有《员工违纪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四项内容的限期返岗通知书后仍未到岗，崔某某的该行为系采用拒绝到岗、消极对抗公司的岗位调整。其在接收到载明有保时通公司《员工违纪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四项规定的内容的限期返岗通知书之情形下，仍未在限期返岗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内到岗工作，公司以其严重违反公司制度为由，向其邮寄送达本人并已签收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公司的该行为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崔某某主张对保时通公司的规章制度不知情，因本院已查明在保时通公司向其邮寄送达且其本人已签收的限期返岗通知书中已明确载明了该规章制度中的相关条款内容，崔某某的以上主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悖，故本院不予支持。崔某某还主张保时通公司应依据工会法的规定设立工会机构，对此根据工会法第二条“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之规定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保时通公司调整崔某某工作岗位，在向其送达工作调整介绍信后，其未按期到岗之情形下，再次向其送达限期返岗通知书后仍未在公司限期内到岗，连续17天未经保时通公司同意未到岗工作，保时通公司因崔某某严重违反公司制度，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不违反合同约定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故保时通公司的该行为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双倍赔偿金之情形，故保时通公司不应向崔某某支付双倍赔偿金72982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保时通公司是否应向崔某某补发2019年5月份工资差额1222.81元。对此，崔某某主张按照2019年5月份崔某某的工资标准为1730元，而2019年5月保时通公司仅向崔某某支付了507.19元，剩余1222.81元元工资未向崔某某支付。保时通公司则辩称，2019年6月份，向崔某某实发工资1962.35元，其中6月份工资数额为1234.77元，其中补款1项为727.58元系向其补发的2019年5月份的工资数额。为证明各自的主张，崔某某与保时通公司均向本院提交了崔某某的工资发放流水明细一份。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二份工资发放明细表中均载明，2019年5月份保时通公司向崔某某实发工资507.19元，2019年6月份向其实发工资1962.35元。2019年5月份向崔某某实发的工资507.19元，系保时通公司在依据工作量核算应向崔某某发放工资1760元（1002.42元+757.58元）的基础上，增减绩效考核相关项目、扣减社会养老保险缴纳制度规定的其个人应负担的五险一金费率所得。该数额加上2019年6月份向其补发的757.58元，2019年5月份崔某某实发工资共计为1264.77元。崔某某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保时通公司依据核算工作量向其实发的2019年5月份的该工资数额有误，故本院对以上崔某某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认保时通公司已向崔某某于2019年6月份向其补齐发放了2019年5月份工资，保时通公司不应向崔某某补发2019年5月份差额1222.81元。 综上所述，崔某某要求依法判令保时通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保时通公司向其支付双倍赔偿金72982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崔某某要求保时通公司向其补发2019年5月份工资差额1222.81元的诉讼请求，因本院已确认保时通公司不拖欠崔某某工资，故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崔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崔某某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于兴民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