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622民初1827号 原告：杨金平，男，1970年4月20日出生，苗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现住云南省砚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保斌，男，缘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被告：杨玉清，男，1976年6月16日出生，苗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现住云南省砚山县。 被告：罗美仙，女，1971年4月6日出生，苗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现住云南省砚山县。 被告:朱开珍，女，1954年10月14日出生，苗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现住云南省砚山县。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梅，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杨金平与被告杨玉清、罗美仙、朱开珍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金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保斌、被告杨玉清、罗美仙、朱开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金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恢复原状；2.判令被告排除妨害,立即退还其侵占原告经营使用的土地,消除影响;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被告都是卡吉村委会的村民,原告自成为的村民以来,一直栽种着地块名称为谷瓜新寨的一块土地。2017年8月3日砚山县人民政府登记造册依法确认给原告使用该土地,并颁发了相应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为滇（2017）砚山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069452号，地块的总面积为1.08亩，四至界限为：东到，南到道路，西到林地，北到林地。原告在管理使用该地块期间，载种着各种农作物和桉树、核桃树，自使用该地块以来，从未有人对此地块进行过干涉或发生争议。直到当地政府在该村修了一条道路，道路路过该地块，被告认为该地块具有了一定的经济价值，要把原告载种的该地块作为房屋宅基地。并于2018年7月13日上午，邀约其家人杨玉福、杨玉祥对原告种植的土地进行破坏，铲除地里的南瓜、桉树（2棵）核桃树（30棵），村里的护林员看到后及时上去制止，被告及其家人不但不听劝反而殴打护林员，原告及妻子得知后赶往现场，双方为此发生争执，原告为避免事态恶化及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双方在派出所和村干部的建议下才停止争吵。2018年7月25日，被告在未得到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又在该地块中种植了面积大约为2分的红薯，原告要求被告对其种植的红薯予以清除，被告不但不理，反而辱骂原告，原告只好在派出所的建议下找到当地司法所解决，因为被告不退让导致解决未果。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现在种植的土地属于原告合法使用的地块，原告具有合法的经营权证，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土地使用权，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方辩称，一、朱开珍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因为朱开珍与杨玉清、罗美仙户口不在同一户头，也未共同居住，原告不应将其列为被告。二、虽然本案原告提起的是物权保护纠纷，但实际为土地使用权争议。三、答辩人没有侵害原告的土地使用权，答辩人才是本案涉案土地合法使用权人。原告起诉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本案争议的地块“谷瓜新寨”其中答辩人家所使用的部分，是答辩人家祖上搬到时，村集体划给了答辩人家栽种的自留地，此后，一直是答辩人家在栽种使用，答辩人家才是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四、原告家是采取欺骗手段取得争议地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真正的侵权人是原告一家。由于政府在新一轮土地确权期间，答辩人家一直在外务工，对于此地块的土地确权并不知晓。原告一家采用欺骗手段，趁答辩人家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欺瞒政府部门称该地块土地是原告开荒的自留地，将该地块土地确权登记在了原告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真正侵权人是原告。上面所述，本村年老的知道这块地的村民及村民小组，村委会均能证实。此事在诉讼之前经过村小组、村民委、乡政府、司法所等多部门协调解决，当时原告已经答应将答辩人家的土地归还答辩人家，且看原告的起诉事实及理由“因被告不退让较大导致解决未果”可以看出，原告是认可答辩人在争议地块是有使用权的，只是地块分界达不到原告所想，原告才出尔反尔，倒打一耙。综上所述，答辩人没有侵害原告的土地使用权，答辩人才是本案争议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原告家是采取欺骗手段取得争议地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真正的侵权人是原告一家。请法庭本着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合理合法的原则，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方的起诉。 被告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后提交的代理词补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是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证据。从原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看，该证书是2017年8月3日颁发，承包期限却是1999年1月1日—2028年12月31日，前后矛盾。且本案争议的土地实际是没有承包合同书的。从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本村年老的知道这块地的村民及村民小组，村委会均能证实本案争议地块系被告家的自留地。此地块系杨玉清、杨玉祥、杨金平三家土地在一起的，按常理推论，杨玉祥应是最能证实涉案土地的实际情况的，他也证明该地块是被告家的。代理人认为被告家没有侵害原告的土地使用权，被告家才是本案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原告家是采取欺骗手段取得争议地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案实际土地使用权属是不清的，不能以原告欺骗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定案的依据。 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被告方是否具有争议土地的合法使用权。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杨金平向法庭提供了三组证据。一是原、被告身份证和户籍证明。以证明原、被告身份信息和主体适格。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以证明：1.干河彝族乡卡吉村委会作为土地的发包方，把包括争议地在内的土地发包给原告方，承包期间为1999年1月1日—2028年12月31日的事实；2.争议土地的面积为1.08亩，四至界限为东到，南到道路，西到林地，北到林地。三是调查笔录（被调查人杨某1）和现场照片以及证人杨某1的证言。以证明被告方铲除原告方在争议地种植的桉树、南瓜，并在争议地内种植了2分左右面积的红薯的侵权事实。经质证，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原告方身份证三性认可无异议；对其中被告方户籍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观点，认为被告朱开珍与杨玉清、罗美仙并不在同一户头，也未共同居住，朱开珍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和证明观点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在被告家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采取欺骗方式取得，并且承包时间与登记注册时间前后矛盾，该土地部分是被告家的自留地，被告家才是该块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对第三组证据三性和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即被调查人是原告的同胞兄弟，存在利害关系，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土地造成侵权的事实。被告方向法庭提供了三组证据。一是证人熊某1、杨某2、杨某3等人签名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以证明被告使用的谷瓜新寨的地块系集体划给被告家栽种的自留地，被告并未侵权。二是《人民调解调查笔录》复印件二份。以证明：1.原告趁被告外出打工期间，采取欺骗手段取得的含被告家自留地在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民、村小组、村民委均能证实被告主张的事实；3.干河司法所曾对此事调查调解过，该地块是被告家的自留地。三是证人熊某2、杨某4的证言。以证明争议地块中有被告杨玉清家自留地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方对被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不认可，认为证明内容和主体不符合，司法所调解的时候这些村民没有参与，且证人反映的内容与原告方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矛盾，应当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权为准。对第二组证据三性不认可，认为调查人员没有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且被调查人笔录签字笔迹都是同一个人。对第三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证人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证人与被告杨玉清家存在亲属关系，有袒护的倾向性，土地确权应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权为准，不能靠村民说是哪家的就是哪家的。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存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被告方户籍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观点，认为被告朱开珍与杨玉清、罗美仙并不在同一户头，也未共同居住，朱开珍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为朱开珍作为本案被告是否适格，与其户籍登记是否与杨玉清、罗美仙在同一户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案诉讼争议内容也不涉及人身关系。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和证明观点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在被告家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采取欺骗方式取得，并且承包时间与登记注册时间前后矛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因为“采取欺骗方式”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手段，被告方于本案诉讼中反复提出这一观点，却始终没有就此提供任何证据。至于承包期间早于登记发证时间的问题，只能理解为发证机关对发证前原告方对该地块使用权的确认，而不能以此否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效力。对第三组证据三性和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即被调查人是原告的同胞兄弟，存在利害关系，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土地造成侵权的事实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为被告方在本案诉讼中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争议地有自己的份额，庭审中杨玉清也认可自己在争议地里种植了红薯。因此，被告方干扰、影响原告方使用争议地的事实被告方自己是认可了的，原告方对此依法无需举证证明。原告方对被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不认可，认为证明内容和主体不合法，司法所调解的时候这些村民没有参与，且证人反映的内容与原告方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矛盾，应当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权为准的意见，符合该证据（即《证明》）存在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问题。且主观的证人证言在证明效力上当然低于国家机关颁发的权利证书，故本院对原告方的质证意见予以采纳。对第二组证据三性不认可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但理由不是原告方认为的调查人员没有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且被调查人笔录签字笔迹都是同一个人，而是该组证据仍然是证人证言，其证明效力不能对抗国家机关颁发的权利证书。对第三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证人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证人与被告杨玉清家存在亲属关系，有袒护的倾向性，土地确权应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权为准，不能靠村民说是哪家的就是哪家的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理由同上，即应以登记为准。同时，法庭于庭审中向双方当事人出示了承办人在现场拍摄的三张现场照片（照片中当事人为杨玉清），双方当事人对该三张现场照片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3日，原告杨金平户获得砚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杨金平户作为村民，获得12个地块合计31.8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其中包括了本案争议地块在内，地块代码为谷瓜新寨5326222072021400161，四至界限为东到，南到道路，西到林地，北到林地。地块面积为1.08亩。2018年7月，被告杨玉清以上述地块中有自己的份额为由，擅自在该地块一角种植了红薯。原告方为此以被告方侵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原告杨金平作为主动行使诉权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其已经依法向法庭提供了砚山县人民政府颁发，证明其拥有争议地合法使用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该证据就争议地四至界限的表述内容来看，争议地四周界限不存在与他人土地比邻的情形，即可排除该土地与周围他人的土地界线混同的情形，也就是说四至界限的表述中没有哪一方向表述为“…（东、西、南、北）至某某某土地”。其次，被告方于庭审中的系列辩解理由及所提供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理由分述如下：第一、被告方庭审中一再强调原告方“使用欺骗手段”获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却没有就具体如何“欺骗”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第二、被告方一方面辩称争议土地多年来一直是其管理使用，另一方面又称“答辩人一家一直在外务工，…原告一家采用欺骗手段，趁答辩人家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欺瞒政府部门…”。可见其“一直是其管理使用”又“一直在外务工”是自相矛盾的；第三、被告方系列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作为定案证据。因为这些证人证言首先作为主观的言词证据，其证明效力当然低于政府颁发的客观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次这些证人证言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和问题，例如被告方提供的《证明》系众多证人签名出具，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又如被告方部分证人甚至证明争议地块中还有案外人杨玉祥家的份额，但是本案争议地所涉争议并没有牵连案外人杨玉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杨玉清、罗美仙、朱开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对杨金平谷瓜新寨承包地使用权的侵害行为，杨玉清已在该地块种植的红薯由杨金平处分； 二、驳回杨金平其他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杨金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锦华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卢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