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22民初630号 原告（反诉被告）：韦耿华，男，1980年12月1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反诉被告）：叶其海，男，197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反诉被告）：韦玉泉，男，1954年5月11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武鸣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世雄，广西新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武鸣县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南宁市武鸣区东风农场弄盘分场**，注册号450122NA010075X。 法定代表人：陆国程。 被告（反诉原告）：陆国程，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住南宁市武鸣区。 第三人：韦耿斯，男，1986年10月27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反诉被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与被告（反诉原告）武鸣县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喜丰合作社）、陆国程、第三人韦耿斯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世雄，被告喜丰合作社、陆国程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韦耿斯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喜丰合作社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540000元；2.判令被告陆国程对喜丰合作社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2月4日，三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了《葛根种植回收协议》，双方约定：一、由两被告向原告提供60亩的优质“苍梧细叶粉葛”扦插种苗，按1000株/亩计，共计60000株，单价1.50元/株，共计90000元；二、两被告向原告以预付的方式，提供60吨的纯羊粪有机肥（1000元/吨），合人民币60000元；优质复合肥480包（50公斤/包），每包200元，合人民币96000元；两项共计人民币156000元。七、两被告对原告的葛根（粉葛）实行分级定价回收，收购规格以鲜葛为主，并采取保护价回收，其回收标准为：1、一级葛的回收价为1.50元/市斤。同时，两被告向原告提供葛根亩产量、产值表；每亩产量为3000-6000公斤，每亩产值9000-18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实际按照合同约定种植了60亩由两被告提供的葛根树苗；种植后发现其中11.8亩共计11800株的葛根是死苗，没有任何收成。另有30.2亩，两被告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供苗，直接导致严重减产的情况，剩余18亩也因两被告的各种种植指导、提供假化肥等原因导致了严重减产、低品质的情况。上述事实均是由于两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供苗及提供相应的技术和肥料，也未按合同约定回收种植出来的葛根等重大违约行为造成的，直接导致原告重大的经济损失。综上，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葛根种植回收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但因两被告未能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直接导致原告产生经济损失共计540000元。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望判如所请。 本诉被告喜丰合作社、陆国程共同辩称：答辩人不愿意赔偿，答辩人没有过错。原告与答辩人的合同约定由原告先预付50%的种苗款，供苗后原告需要支付剩余50%的种苗款，但原告只支付了20000元的种苗款。被告考虑再三，本着合作共赢及人道主义精神最终向原告供完全部60亩的种苗。原告称答辩人供苗不及时，但是原告没有付清种苗款，是原告违约在先。 第三人韦耿斯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第三人韦耿斯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已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反诉原告喜丰合作社、陆国程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被反诉人合同违约，承担违约责任，按合同约定支付反诉人违约金60000元；2.判令被反诉人交付反诉人未支付的葛根种苗款70000元、纯羊粪有机费款60000元、药肥（嘌呤剂）900元、控梢药480元，共计131380元，以及滞纳金14451.8元（减去反诉人收购被反诉人的葛根未结算的产品款35920元），合计109911.8元；3.反诉的诉讼费由反诉原告自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2月4日，三被反诉人与反诉人签订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以及《葛根种植回收协议》。《合同》约定：一、被反诉人自愿将承包地60亩，以入股合作方式流转给反诉人指导经营；二、由反诉人向被反诉人提供60吨的纯羊粪有机肥（1000元/吨）；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甲乙双方在执行过程中必须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执行；六、经营模式：2、反诉人负责统一供应种子给被反诉人，种子每苗1.5元，供种时苗款交付给反诉人，被反诉人必须对葛根培植、管护负责，如损坏死亡自行按时补植。七、违约责任：1、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某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00/亩，造成对方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协议》规定：一、由反诉人提供种植面积为60亩的优质“苍梧细叶粉葛”扦插种苗，按1000株/亩计，共计60000株，单价：1.5元/株，共计90000元。三、反诉人提供的扦插苗规格为：直径在0.8厘米以上，发芽率在95%以上无伤口、无虫眼扦插种苗。若种苗有霉变、干枯、腐烂、死苗的，被反诉人有权拒收，所造成的损失由反诉人承担。五、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本协议时，须预付种苗款的50%作为购苗订金，剩余的50%待反诉人供苗、被反诉人验收后一次性付清。六、被反诉人须按照反诉人的技术指导进行种植，否则（除不可抗拒因素），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被反诉人自行负责。《合同》、《协议》签订后，被反诉人只向反诉人交纳了20000元的种苗订金（22.2%），在反诉人多次催促下，被反诉人迟迟未能向反诉人交足订金金额，2015年2月，在反诉人交付给被反诉人第一批葛根种苗后，被反诉人也未能按合同规定交付收到的种苗的50%余款。被反诉人的违约行为，直接影响了种苗的正常供应。在被反诉人事先违约的情况下，反诉人仍然依约先后供应种苗给被反诉人，直到反诉人把60亩数量的葛根种苗全部交付给被反诉人种植完结，被反诉人一直未能再向反诉人支付60吨的羊粪有机肥（60000元）、900元的药肥（嘌呤剂）以及480元的控梢药。以上所诉，减去被反诉人交付的20000元种苗订金，至今被反诉人仍有种苗款、肥料款、药肥款等共计131380元未付给反诉人。在反诉人违约的情况下，反诉人仍然积极免费补苗（先后补给被反诉人15000株，此数不计收款数目之内），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援助和督促，但仍因被反诉人田间管理、以及各种自行管理不到位等自身因素，导致死苗、减产。而被反诉人却以各种理由把责任推诿到反诉人身上，并声称反诉人供应假化肥给被反诉人导致减产。事实上，反诉人只给被反诉人提供了仅仅3包复合肥作为样板，后因被反诉人提议，要求自行用肥，不用反诉人提供的复合肥，而使用被反诉人之一的韦耿华的哥哥化肥店销售的“三丰”牌复合肥，反诉人便不再提供任何复合肥。由此可见，反诉人提供给被反诉人假化肥导致减产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被反诉人的该行为给反诉人的声望和名誉在社会上形成了十分不良的影响，导致反诉人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无法继续拓展业务，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被反诉人理应向反诉人赔礼道歉。综上所述，由于被反诉人的单方违约，反诉人有权对被反诉人终止履行各种义务和责任，被反诉人自行承担责任和后果，被反诉人应支付反诉人各种已收纳的实物费用以及滞纳金，同时，赔偿反诉人相对额的违约金额60000元，全部合计169911.8元，并公开赔礼道歉。因此，请求法院公正依法裁判，支持反诉人意见。 反诉被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共同辨称：一、答辩人不存在合同违约，不应支付违约金；二、反诉人主张的109911.8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诉原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为证实自己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葛根种植回收协议》，拟证明原被告双方约定由被告提供60亩的葛根种苗、肥料、种植技术等并由被告回收葛根定价一级葛根每市斤1.5元，二级每市斤1.0元的事实；2.（2016）桂0122民初214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种植60亩葛根发生死苗、严重减产等客观事实；3.葛根产值表，拟证明被告向原告提供葛根每亩产值、产量的事实；4.检验报告，拟证明被告向原告提供不合格化肥的事实；5.收据，拟证明原告依据签订的协议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挽回损失，因被告延迟交付导致种植时间超过了最佳的种植期限且被告提供的种苗存在问题，导致原告损失540000元；6.人民调解调查笔录，拟证明原告损失。 被告喜丰合作社、陆国程对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本诉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2、3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葛根在没有科学管理的情况下，每亩的最低产值是达不到9000元；对证据5，认为是被告提供的票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可。对不是被告提供的票据均不予认可；对证据6，认为被告未到场，故被告不予认可。 本院对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提供的本诉证据认证如下：喜丰合作社、陆国程对证据1、2、3以及证据5中喜丰合作社、陆国程提供的单据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4，本院认为，该证据系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单方委托所形成的检验报告，未经对方当事人参与，故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5中不是喜丰合作社、陆国程提交的单据，喜丰合作社、陆国程不予认可其真实性，而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又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本院对上述单据不予认定。对证据6本院认为，该调查笔录系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请求人民调解委员会到现场进行调解，但该调解笔录上没有喜丰合作社、陆国程的签字，喜丰合作社、陆国程亦没有到现场。而人民调解委员会亦非专门鉴定机构。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据此主张其损失，本院认为对该份证据证明的目的的认定，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 反诉原告喜丰合作社、陆国程为证实自己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现场照片，拟证明在葛根收割前，土地上都是草，说明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管理不到位，不可能实现高产；2.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与喜丰合作社、陆国程之间，喜丰合作社、陆国程与案外人韦耿斯之间签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葛根种植回收协议》，拟证明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违约，也说明了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有不想承担风险的预谋；3.送货单，拟证明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收到实物。 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对喜丰合作社、陆国程本诉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照片及证人证言，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照片上的土地就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案涉土地，且喜丰合作社、陆国程无法提供原始照片载体，认为来源不合法。证人未出庭，故均不认可该组证据；对证据2两份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案外人韦耿斯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两份合同正好证明了是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积极履行合同，喜丰合作社、陆国程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对证据3没有异议。 本院对喜丰合作社、陆国程提供的本诉证据认证如下：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对证据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喜丰合作社、陆国程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照片所显示系案涉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承包的土地，且证人做出的证言但未出庭，故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2关于喜丰合作社、陆国程与第三人韦耿斯签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葛根种植回收协议》，本院认为，原、被告均自认案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葛根种植回收协议》，实际履行是原、被双方，原被告双方均未与第三人韦耿斯实际履行过合同，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亦不是与第三人韦耿斯存在合伙关系。故本院对涉及第三人韦耿斯的两份合同均不予认定。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于2017年6月21日向本院提出对种植60亩葛根死苗、减产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的申请，2017年11月14日，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作出了国宏信（广西）（价）字【2017】第070号《价格评估报告书》，价格评估结论为价格评估标的在价格评估基准日即2017年8月14日的损失为320000元。 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对该份《价格评估报告书》质证意见：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喜丰合作社、陆国程对该份《价格评估报告书》质证意见：对该报告书评估结论不予认可，认为其未扣除人工成本，不能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的投资计入损失内，且以100%的成活率估算损失是不正确，造成的损失应当折成比例后再计算。 本院对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作出了国宏信（广西）（价）字【2017】第070号《价格评估报告书》认为，评估报告书系本院委托而作出的，喜丰合作社、陆国程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的规定，喜丰合作社、陆国程的辨解，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人韦耿斯未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5年2月4日，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作为甲方与喜丰合作社作为乙方签订《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承包地60亩以入股合作方式流转给乙方指导经营，土地位置位于武鸣县，流转期限自2015年2月4日起至2025年2月4日止为10年；乙方负责统一供应种子给甲方，种子每苗1.5元，供种时苗款交付给乙方，甲方必须对葛根培植、管护负责，如损坏死亡自行按时补植；乙方负责统一供应化肥、农药给甲方，待产品回收后再从产品款中扣除肥药款；葛根种植由乙方全程技术跟踪指导，统一种植及管理，产品由乙方负责统一组织收购；2015年回收价为葛根单个2斤以上回收价1.5元/斤，单个2斤以下1.0元/斤；产品回收按甲方当日成交量现金或银行账户转账结算给甲方；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某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00元/亩，造成对方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附《葛根种植回收协议》一份作为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同日，喜丰合作社（甲方）与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乙方）双方就葛根种植及回收签订《葛根种植回收协议》，协议约定：一、喜丰合作社向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提供种植面积为60亩的优质“苍梧细叶粉葛”扦插种苗，按1000株/亩计，共计60000株，单价1.5元/株，共计90000元；二、喜丰合作社向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以预付的方式，提供60吨的纯羊粪有机肥1000元/吨合计60000元，优质复合肥480包（50公斤/包），每包200元（按市场价定，最高不超过200元/包），合计96000元，两项共计156000元，该款项在喜丰合作社回收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葛根时一并结清；三、喜丰合作社提供的扦插苗规格为：直径在0.8厘米以上，发芽率在95%以上的无伤口、无虫眼扦插种苗，若种苗有霉变、干枯、腐烂、死苗的，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有权拒收，所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喜丰合作社承担；四、喜丰合作社免费提供详细的种植技术资料，负责免费送苗到种植地，并派技术人员全程负责技术跟踪服务，负责传授种植技术，每年的供苗时间为12月初至次年的2月底；五、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与喜丰合作社签订本协议时，须预付种苗款的50%作为购苗订金，剩余的50%待喜丰合作社供苗、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验收后一次性付清；…七、葛根回收标准为一级葛的回收价为1.5元/市斤，二级葛的回收价为1元/市斤；喜丰合作社回收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鲜葛地点以原告村屯最近的地磅为准；喜丰合作社在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种植8-10个月后开始回收，收购时间由双方具体协定，经过等级分类回收后，按实际的价钱、数量，当场支付货款或银行转账结算给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十一、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2015年度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种植的葛根产品回收工作结束之日止。 上述合同、协议签订当日，第三人韦耿斯向喜丰合作社交来葛根种苗费20000元，喜丰合作社负责人陆国程向其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韦耿斯交来葛根种苗费。注：2015年5月20日前再交3万元，产品回收后再交清全部种子款，总￥90000元正。经手人：陆国程”签字。喜丰合作社在该收据加盖公章。 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剩余70000元葛根种苗款未向喜丰合作社支付。 二、2015年3月7日及2015年3月14日，喜丰合作社向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提供纯53.2吨纯羊粪，合计金额43250元，纯羊粪43250元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未向喜丰合作社支付； 2015年3月13日，喜丰合作社开始第一次向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供苗。至2015年4月25日，喜丰合作社陆续向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提供葛根苗共计65030株，合计金额97545元； 2015年5月5日，喜丰合作社向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提供60亩嘌呤剂，合计金额900元，嘌呤剂900元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未向喜丰合作社支付； 2015年6月1日，喜丰合作社向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提供3包良河复合肥，合计金额435元； 2015年6月21日，喜丰合作社向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提供24箱控梢药，合计金额480元，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未付款。 三、2015年11月5日，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申请武鸣县陆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到案涉承包地进行现场勘查并制作现场勘查笔录，载明：“因大榄村第九组韦玉泉、韦耿华、叶基海到承包土地，种植药材葛根，葛根苗供应商武鸣县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陆国程）不按合同规定的时间（2014年12月初到2015年2月底）供苗。推迟到2015年4月份才供苗，导致葛根苗成活率偏低，并造成死苗。经种植方要求，陆斡镇人民调解委工作人员到种植现场清点，原供苗为40000棵左右，经清点死苗为11800棵。”调查人员及被调查人员即本案原告在调查笔录下方签字。两被告未到现场参与勘查。 四、2016年2月26日，韦耿华委托武鸣县产品质量检验所对陆川县良厚复合肥厂生产的硫酸钾镁肥进行抽样质检，抽样地点为武鸣县陆斡镇大榄村坛球屯，依据GB/T22923-2008《肥料中氮、磷、钾的自动分析仪测定法》、GB/T8573-2010《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的测定》、GB/T8574-2010《复混肥料中钾含量的测定四苯硼酸重量法》，得出的检验结论为本次送检样品按明示值判定：不合格。 五、2016年1月25日，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6年3月7日，我院就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与喜丰合作社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桂0122民初214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与被告武鸣县喜丰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同确认原告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的约定实际种植葛根面积为60亩，其中有11.8亩（该11.8亩未连成片，共计11800株）是死苗，无收成，另有30.2亩是被告喜丰合作社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供苗，且存在减产情况，剩余18亩由被告喜丰合作社按时供苗给原告种植，对于死苗、减产以及被告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供苗的原因和责任划分，双方待收割完后另案处理；二、被告武鸣县喜丰农民专业合作社定于2016年3月8日对上述有收成的48.2亩葛根进行收割，并将其中按时供苗的18亩与未按时供苗的30.2亩分开收割和记账；……五、被告武鸣县喜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原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收购第一车葛根后的2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本车货款的25%，自第二车起，被告在收购后的4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该车货款的25%，余款待双方收割完后另案处理”。 六、2016年3月13日，陆国程收到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鲜葛根总量16388.8斤，合计金额17357元；2016年3月15日，陆国程收到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鲜葛根总量11910公斤，合计金额30537元；2016年3月17日，陆国程收到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葛根次品4083公斤，合计金额8166元。其中按时供苗的18亩葛根产量净重2795公斤，未按时供苗的30.2亩葛根产量净重1288公斤。上述葛根产品款共计56060元，喜丰合作社已向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支付14015元，剩余42045元未支付。 另查明，经本院释明，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于2017年6月21日向本院提出对种植60亩葛根死苗、减产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的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价格评估。2017年11月14日，该评估公司作出了国宏信（广西）（价）字【2017】第070号《价格评估报告书》，价格评估结论为：种植60亩葛根死苗、减产造成的损失在价格评估基准日即2017年8月14日的损失为320000元。 还查明，喜丰合作社系农民专业合作社，陆国程是喜丰农业合作社的成员。 另，原告认为，喜丰合作社请求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支付嘌呤剂款900元、控梢药480元等价款，因为双方未对上述货款进行实际对账核算，故不同意在本案中处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关于本诉部分：一、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要求喜丰合作社赔偿经济损失540000元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要求陆国程承担连带责任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反诉部分：三、喜丰合作社、陆国程要求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赔偿违约金60000元有何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喜丰合作社、陆国程要求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支付未支付的葛根种苗款70000元、纯羊粪有机肥款60000元，药肥（嘌呤剂）900元、控梢药480元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四、喜丰合作社、陆国程要求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支付滞纳金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是以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为甲方，喜丰合作社为乙方，陆国程作为乙方法定代表人签订，《葛根种植回收协议》是以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为乙方，喜丰合作社为甲方，陆国程作为甲方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签订。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双方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 关于本诉部分：一、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要求喜丰合作社赔偿经济损失540000元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要明确喜丰合作社在履行上述两份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从喜丰合作社履行情况看，喜丰合作社存在违约。第一、喜丰合作社未按《葛根种植回收协议》约定的时间供苗，存在逾期供苗的事实。根据《葛根种植回收协议》约定每年的供苗时间为12月初至次年的2月底，而喜丰合作社在庭审中承认实际供苗时间为次年3月初到4月底。喜丰合作社提出抗辩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对逾期供苗接受代表接受逾期供苗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未提出变更或解除协议，喜丰合作社的供苗行为应为对协议的继续履行，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对喜丰合作社逾期供苗的接受并不影响喜丰合作社存在逾期供苗这一客观事实存在。第二、喜丰合作社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葛根回收产品款。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葛根回收款总计为56060元，喜丰合作社已支付产品款14015元，尚余42045元未支付。根据《葛根种植回收协议》第八条约定“经过等级分类回收后，按实际的价钱、数量，当场支付货款或银行转账结算给乙方”，喜丰合作社至今未对余款进行结算或抵扣构成违约。第三、喜丰合作社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全程技术跟踪指导，统一种植及管理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约定：葛根种植由喜丰合作社全程技术跟踪指导，统一种植及管理。双方在庭审中确认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60亩葛根存在死苗、减产这一事实。原告提出喜丰合作社未按约定提供技术指导，喜丰合作社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前述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喜丰合作社应当对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而其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已履行约定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喜丰合作社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本院综合认定喜丰合作社存在违反合同约定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或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对于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主张要求喜丰合作社赔偿损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其次要确定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60亩葛根损失费用问题。在审理中本院经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申请委托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对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种植60亩葛根死苗、减产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2017年11月14日，该评估公司作出了国宏信（广西）（价）字【2017】第070号《价格评估报告书》，价格评估结论为：种植60亩葛根死苗、减产造成的损失在价格评估基准日即2017年8月14日的损失为320000元。本院依据该评估报告综合认定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种植60亩葛根损失为320000元。 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种植的葛根存在发生死苗、严重减产的客观事实，但从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提供的证据均未能直接或间接证明原告所种植的60亩葛根苗的减产、死苗是被告未按时供苗、供应死苗导致，而葛根已收割完毕，死苗的具体死因目前已无法查清。鉴于喜丰合作社存在严重违约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应承担违约或赔偿损失的责任。根据合同公平、诚信信用原则，结合本案实际，酌定由喜丰合作社对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的损失承担70%的责任较为适宜。 二、关于陆国程的责任承担问题。本院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葛根种植回收协议》都是以喜丰合作社名义签订，陆国程的签章注明为法定代表人。经查明，喜丰合作社系农民专业合作社，陆国程是告喜丰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及法定代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五条第一款“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陆国程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葛根种植回收协议》签章是以喜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名义签订，并不是以个人名义，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后果应归属于法人承担。本案中，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与喜丰合作社建立了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喜丰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对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承担责任，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不能要求陆国程承担赔偿损失责任，故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请求陆国程对喜丰合作社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三、反诉中陆国程、喜丰合作社要求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赔偿违约金60000元，支付未支付的葛根种苗款70000元、纯羊粪有机肥款60000元、药肥（嘌呤剂）900元、控梢药480元是否合理，是否应当赔偿。本院认为，《葛根种植回收协议》第二条约定：喜丰合作社向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以预付的方式提供纯羊粪有机肥、复合肥，合计156000元，该款项在喜丰合作社回收乙方葛根时一并结清。《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第六条第3项约定：喜丰合作社负责统一供应化肥、农药给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待产品回收后再从产品款中扣除肥药款。喜丰合作社已履行合同约定供苗、供羊粪、控梢药义务，60亩葛根已于2016年3月17日收割完毕，但尚未支付完全部葛根款项，故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亦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未付款项。喜丰合作社违约在先，喜丰合作社主张按双方签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第七条第1项约定“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00元/亩”支付违约金，案涉承包地为60亩，违约金总计60000元。本院认为，该项诉讼请求并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葛根种苗款70000元。本院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葛根种植回收协议》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遵守合同约定，反诉喜丰合作社虽存在履约不完全等问题，但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已接受其提供的葛根苗、羊粪、嘌呤剂、控梢药并实际使用，应当认定为双方接受协议继续履行。本案中，第三人韦耿斯于《葛根种植回收协议》签订当日2015年2月4日向喜丰合作社支付20000元，双方均认韦耿斯支付的该笔款项为协议约定的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应支付的定金。从双方提交证据材料，双方确认实际收到葛根苗为63030株，单价为1.5元一株，共计94545元，双方确认第三人已支付20000元定金为购苗款，尚欠74545元，喜丰合作社主张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应支付葛根种苗款7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纯羊粪有机肥款60000元、900元的嘌呤剂和480元的控梢药计算问题。喜丰合作社主张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应支付60000元的纯羊粪、900元的嘌呤剂和480元的控梢药，但其提交的证据仅足以证实其实际提供的纯羊粪有机肥款为53250元，900元的嘌呤剂和480元的控梢药。三原告对上述款项也未认可。从本案的证据以及结合庭审记录来看，双方对上述款项的具体数额没有具体结算，喜丰合作社未清偿三原告所有回收葛根款，三原告亦不同意在本案中处理上述款项的问题。本院认为，就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权益考虑，该项诉讼请求，另案处理更为适宜。 四、关于滞纳金的问题。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及《葛根种植回收协议》均未对滞纳金作出约定。本案中，陆国程、喜丰合作社主张滞纳金以10991.8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4日起至2017年3月14日止，按年利率5.5%计算，从其主张的内容来看，其“滞纳金”的表述实质应为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可适用我国法律法规中关于违约金的相关规定。而陆国程、喜丰合作社已在前款要求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支付违约金，现又要求其支付“滞纳金”，属于重复要求赔偿，故陆国程、喜丰合作社要求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支付滞纳金14451.8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五、对于陆国程反诉要求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支付违约金60000元及未支付的葛根种苗款70000元、纯羊粪有机费款60000元、药肥（嘌呤剂）900元、控梢药480元、滞纳金14451.8元（减去反诉人收购被反诉人的葛根未结算的产品款35920元）的请求，本院认为陆国程系喜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陆国程以喜丰合作社的名义与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签订《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葛根种植回收协议》，两份协议均加盖喜丰合作社公章，应认定为陆国程签订协议为代表喜丰合作社的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由喜丰合作社承担。陆国程并不是前述协议的当事人，其在签订协议时的身份系喜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是喜丰合作社与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签订两份协议并成立种植回收合同关系，陆国程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本院对陆国程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七十七条、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七十一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鸣县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支付原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损失224000元（损失以320000元为基数，按武鸣县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应承担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60亩葛根损失的70%计算，合计为224000元）； 二、反诉被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支付反诉原告武鸣县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葛根种苗款70000元； 三、驳回反诉原告武鸣县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陆国程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9200元、价格评估费4000元，共计13200元，由被告武鸣县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陆国程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849元，由原告韦耿华、叶其海、韦玉泉共同负担。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同级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 斯 人民陪审员  谭庆仁 人民陪审员  谢记生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钟小琴 书 记 员  黄腾飞 相关法律条文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第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