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粤13行终1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达峰，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李尊友，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小飞，该局规划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利兴超，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侨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侨镇曙光东路48号。 法定代表人曹慧，镇长。 负责人李卫星，惠州仲恺高新区潼侨镇党委委员。 委托代理人黄庆龙，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智群，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望佳，男，汉族。 原审第三人黄伟辉，男，汉族。 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韩宁、叶晴，广东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达峰因撤销行政许可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行初6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达峰与被上诉人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下称仲恺住建局）委托代理人陈小飞、利兴超和被上诉人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侨镇人民政府（下称潼侨镇政府）负责人李卫星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庆龙、曾智群以及原审第三人黄望佳、黄伟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韩宁、叶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于1993年取得位于惠州市**场面积为35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该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惠阳府国用93第****1100424号、国号F**-25-**、地号：11-01-1**8。原告分别于2003年7月22日、2004年3月30日将上述地块的中各100平方米转让给案外人李*胜、杜*德，剩余150平方米的土地。第三人及被告潼侨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三份手写体《收据》，其中1994年1月23日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黄伟辉先生人民币现金贰万元整。（预交地皮定金款）。总款300㎡×1000元，合计叁拾万元整，并注明4/2加收贰万元整。李达峰”；1994年2月20日的《收据》内容为：“兹收到黄伟辉先生现金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经收人李达峰”；1994年3月6日的《收据》内容为：“94年3月6日收到黄望佳人民币现金肆万元整，经收人李达峰”。被告潼侨镇政府称原告与第三人自愿达成土地转让协议书，第三人与原告李达峰在2005年4月10日申请办证时提交的材料有《申请书》、第三人及李达峰身份证复印件、《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收据》及土地转让《协议书》原件等，遂于2005年4月10日为第三人核发编号为2006***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述《申请书》中载明：“本人黄伟辉、黄望佳于1994年共同在潼侨镇侨冠路东面与李达峰购买地皮一块，面积150平方米。该块土地证号为：惠阳府国用字（93）****1100424号，由于该地购买后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因国土过户需把用地证先过户，现申请办理该块土地规划许可证。该证办理时户名为黄望佳，但该地实为黄伟辉、黄望佳各占一半共同所有”。土地转让《协议书》中载明：“甲方李达峰，乙方黄望佳，甲方买地一块，位于潼侨镇侨冠路东面，面积为150平方米，国土证号：惠阳府国用93第****1100424号，现自愿转让给乙方。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转让。如有纠纷，与城建部门无关”，落款时间为2005年3月28日。编号为2006***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黄望佳，用地项目为住宅，用地位置为潼侨镇镇侨冠南路东面，用地面积为壹佰伍拾平方米，发证机关为惠州市潼湖经济管理区；并加注“本证由李达峰转让”。原告于2012年12月与案外人苏*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将案涉150平方米土地转让给苏*。原告称其于2013年发现案涉国土证丢失，其为补办证件遂于2013年12月、2014年1月在《惠州日报》两次登报公告，并向本院提供该两份《惠州日报》。2015年，案外人苏*以李达峰为被告，黄望佳、黄伟辉为第三人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15）惠城法仲民初字678号，请求确认其与李达峰于2012年12月1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将案涉15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过户至其名下、确认李达峰与黄望佳、黄伟辉的转让土地使用权无效等。原告称其在上述案件诉讼过程中才发现有案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其认为被告在没有土地转让合同，没有公证授权第三人，在没有原告确认的情况下，根据第三人单方申请，办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至第三人黄望佳名下，行为违法，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另查明，庭审中，原告认可收了第三人提交的《收据》中的定金2万元，但不确定有没有收其余8万元；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盖有“与原件相符的章”、日期为2015年10月10日，第三人称该证复印件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苏*提交给法院的。原告称在苏*提起民事诉讼的时候，苏*的律师去复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发现该证办在黄望佳名下，跟原告说原告一地两卖，原告才知道办理了案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告称在办理案涉国土证挂失后并没有办到新证。第三人称办理案涉许可证后并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而案涉国土证的原件在土地被征收后，由第三人移交给开发商。被告潼侨镇政府称其已将案涉国土证原件借调出来，并当庭提交；并称因时间久远，不确定原告在办理案涉许可证时是否到场，但根据协议书、申请书、收款收据、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及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足以证明将土地转让给第三人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称在2005年之后一直是第三人在使用该土地，2011年的时候第三人向被告潼侨镇政府提出申请，对土地进行勘察放线，对土地进行平整，准备建房，后因政府通知土地规划有变更，不允许建房，第三人就没有再建，现该地已建成绿化及公共停车场。再查明，原来的华侨农场具有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职权，在2003年撤场设镇后相关的职权由被告潼侨镇政府承继，2010年，仲恺扩区成立被告仲恺住建局，由被告仲恺住建局行使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职权。案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效期为6个月。另，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2015）惠城法仲民初字67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苏*与李达峰于2012年12月1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李达峰协助苏*办理案涉15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手续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7）粤13民终2402号民事裁定，认为一审法院应先查清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权现由何方享有，再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该案证据材料作出相应判决，裁定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发回重审。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庭审时，原告承认在2015年案外人苏*诉其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时，案外人苏*的代理律师告知其案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在第三人名下，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如对案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异议，最迟应在2015年知道后办证行为后一年内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却于2018年2月2日才向本院提起诉讼，已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同时，案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有效期为6个月，第三人未在该有效期限内进行建设或办理其他相关手续，该证目前已失效，撤销与否已无实际意义。此外，案涉土地使用权权属争议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亦已立案并在进行审理，本案审理结果对该民事诉讼不存在影响，亦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达峰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缴交），本院予以退回。 上诉人李达峰上诉称，一、一审裁定将被上诉人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侨镇人民政府提交的上诉人与第三人黄望佳签订日为2005年3月28日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列为查明事实部分，但对上诉人申请司法文书鉴定不予受理，明显程序违法。一审诉讼时，被上诉人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侨镇人民政府答辩，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05年3月28日、协议方为上诉人、第三人黄望佳的土地转让《协议书》，该土地转让《协议书》连黄望佳在苏*诉上诉人的（第三人黄望佳）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一、二审答辩和提交的证据中，都没有声称双方签订有转让协议，而苏*的代理律师向被上诉人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侨镇人民政府档案调查，也没有该土地转让协议（上诉人与黄望佳之间只有收据）。故此，被上诉人拿出的这份落款时间为2005年3月28日、买卖双方为上诉人与黄望佳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明显作假。上诉人一审时已经书面申请对该《协议书》司法文书笔迹鉴定，但一审法院即不同意，连裁定书都不提及，甚至又将该土地转让《协议书》写进事实认定部分，明显程序违法。二、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以及审理对上诉人的民事权益不产生影响，完全错误，与惠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3民终2402号民事裁定书的认为相违背。由于惠州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10月20日作出的有关苏*诉上诉人（第三人黄望佳）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的（2017)粤13民终2402号民事裁定书中，以“上诉人黄望佳已于2005年4月10日取得涉案上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作为该案发回重审的理由，因此该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行为被惠州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部门（一审法院审理中没有如此）认定涉及到上诉人的土地权益转让与否，才对上诉人造成实质影响，故此时才应视为上诉人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而且被上诉人也从没有告知上诉人有诉权，所以，上诉人在2018年2月2日根据惠州中级人民法院的认为提起行政诉讼，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另外，上诉人的当中一项诉讼请求，是确认被上诉人在2005年4月10日颁发编号200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行为的违法性，并不只是撤销或确认《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无效，该颁证行为的存在一直对上诉人的民事权益产生侵害，持续影响上诉人的后期土地转让交易，故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与否的说法，也不存在对上诉人的民事权利没有影响。三、即使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之规定，由于苏*诉上诉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一直持续进行中，惠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0月20日才认定该已经失效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也是涉及的上诉人土地使用权是否转让判定因素之一，此完全不属于上诉人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因此，2015年至2017年10月20日该被耽误的时段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上诉人的起诉并无超过诉讼时效。而且，确认被上诉人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给第三人行为的违法性，对上诉人的民事权益产生影响在苏*诉上诉人一案显而易见。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完全错误，程序完全违反，故请二审法院予以撤销或改判。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1322行初63号行政裁定书（下称一审裁定)改判确认被告2005年4月10日颁发编号为200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给第三人黄望佳行为违法：2、改判撤销用地单位登记为第三人黄望佳、编号200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3、一、二审法院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仲恺住建局答辩称，一、被答辩人的诉请已明显超过诉讼期限，依法应当驳回。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被答辩人早在2015年就已经知道《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6***）已办理在第三人的名下，其在当时应当知道其权利受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以及被答辩人自己的陈述，被答辩人最迟也应该在2016年的时候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被答辩人于2018年2月2日才提起诉讼，明显超诉讼期限。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6***）有效期只有6个月，该证目前已失去法律效力，也没有撤销的可能和必要。原审被告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侨镇人民政府于2005年4月10日作出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6***）有效期只有6个月，该证早己失去法律效力，也没有撤销的可能和必要。而且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作出后，第三人也未在该期间内进行建设或者办理其他相关手续，对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三、答辩人也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被答辩人列答辩人作为本案被告属于错列主体，应当驳回其起诉。根据历史原因，潼湖经济管理区（原审被告二的前身）作为市委、市政府的派出管理机构，行使县一级行政、经济管理职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89年）第三十一条“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立规划行政主管都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规定，潼湖经济管理区是该区域内合法的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其在2005年有权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答辩人是于2011年才创设，在2005年本案相关人办理涉案《规划用地规划许可证》时答辩人尚未成立，上述《规划用地规划许可证》并非答辩人依照职权直接颁发，也并非答辩人授权或委托原审被告二所作出。因此，被答辩人以答辩人为被告提起诉讼显然也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期限，而且其诉请要求撤销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目前已过期失去效力，已无撤销的必要和可能，此外答辩人也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因此，恳请贵院维持一审法院的正确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潼桥镇政府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答辩人于2005年4月10日颁发的编号为2006***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合法依规，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经答辩人调查其保存的土地档案资料显示，答辩人办理惠阳府国用93第****1100424号地块中的150平方米土地的编号为2006***的《建设规划许可证》时，第三人黄望佳与被答辩人李达峰提交的材料有：《申请书》、被答辩人及第三人的身份证件、《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惠阳府国用字（93)****1100424号）原件、第三人支付给被答辩人的三张共计8万元的土地转让费《收据》、经第三人与被答辩人签名确认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原件。上述材料足以证实被答辩人系自愿转让涉案土地给第三人并收取了第三人土地使用权转让款项，而非被答辩人所称的“无协议”、“不知情”。被答辩人出具并在庭审时确认其己经收取的第三人支付的土地转让费的《收据》，及其已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原件在2005年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时已交于第三人黄望佳并由第三人一直持有的事实等，足以证明被答将其《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其中150平方米的地块转让给第三人黄望佳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于2005年4月10办理的编号为2006***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合法依规，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二、被答辩人涉嫌滥用诉权，虚假诉讼。被答辩人从收取第三人土地转让款项，到提起本案撤销之诉，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被答辩人明明于1994年就收到第三人的土地转让款项，并在2005年4月10日办理第三人名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前已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原件交于第三人的情况下却称丢失；在2005年办证前已将国有土地使用证交于第三人却在2012年12月的8年之久后，为获利益又与案外人苏*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明明不能过户至苏*名下、国土证原件早已交于第三人时，又在2013年12月称国土证丢失并在报纸上公告；在苏*起诉被答辩人履行土地转让协议后，被答辩人又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拖延。上述事实表明，被答辩人自称其没有将15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黄望佳、国土证己丢失等明显不是事实，也不符常理。现被答辩人承认在20年前就己收到第三人土地转让款项，现却以“不知情”、“无协议”等意图否定其在10余年前就己转让涉案土地给第三人的事实，并已73岁之高龄之躯，未完未了地亲自提起并参与所有涉及本案争议的民事、行政一审、二审以及重审诉讼拖延时间。已涉嫌严重滥用诉权虚假诉讼，意图达到或实际获取一地两卖的利益的目的。三、原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一审起诉合理合法。因答辩人颁发的编号为2006***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早已失效，撤销已无实际意义与必要，且被答辩人的诉请早已过行政诉讼时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也足以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已转让给第三人，现被答辩人要求对13年前的签名与现在的笔迹作司法文书鉴定己无必要，已丧失鉴定的意义，也没有鉴定的基础，且该笔迹与被答辩人确认1994年收到第三人支付的土地转让费《收据》上的签名笔迹明显一致。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申请撤销其在20年前就已收到第三人土地转让款项、13年前根据其真实意愿就已办理在第三人名下150平方米编号为2006***的《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请求，即无依据，也无必要；且被答辩人的起诉早已超过行政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原审第三人黄望佳、黄伟辉陈述称，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被答辩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及撤销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是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的规定，被答辩人要求确认被告颁发给答辩人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违法的，其应当在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但是被答辩人在一审开庭时明确表示其在2015年10月就已经知道答辩人取得了该许可证，但其既没有提出行政复议，也没有在一年内提出行政诉讼，到2018年2月2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该许可证，明显已经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是正确的。二、原审被告在2005年向答辩人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答辩人要求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及撤销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答辩人在向原审被告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已经实际取得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2、答辩人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依法申请并提交了相关材料。3、答辩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后，曾经准备建房。三、被答辩人并非对本案的行政许可行为有异议，而是因其一地二卖引发纠纷，想通过本案诉讼来获取一地二卖的非法利益。被答辩人早在1994年就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了答辩人，并收取了答辩人的10万元的转让款，在1994年至2005年期间，被答辩人又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涉案土地其中200平方米转让给另两个案外人，导致剩余土地只剩150平方米。在答辩人发现上述情况后，找到被答辩人要求追究其违约责任，因其无力退还已经收取的10万元及利息，其唯一能提供的只有15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因此，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件交给答辩人去办理过户手续，从此两不相欠。被答辩人主张其国土证原件系丢失了，并在2013年12月登报挂失该国土证原件，完全是虚构事实，且2005年至2013年，经过8年的时间才知道国土证原件丢失，完成不符合常理。在苏*起诉被答辩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中，被答辩人自认其在2012年又将涉案土地转让给了苏*，并因转让给苏*引发了该案的纠纷，如果再次转让属实，完全是被答辩人自身的不当行为导致的，与原审被告是否向答辩人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毫无关系。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上诉人李达峰于2018年12月11日向本院提交一份证据材料：我的诉讼没有超过时效的证明。经本院审查，该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新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新证据接纳。 经二审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因此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达峰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上诉人李达峰要求撤销被上诉人潼侨镇政府2005年4月10日给原审第三人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确认颁发该证行政行为违法，属于因撤销行政许可提起的诉讼，本案最长起诉期限为5年，但显然从本案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至2018年2月2日李达峰一审起诉，已经超过5年的最长起诉期限，且李达峰未提交在该最长起诉期限内曾向法院起诉的确凿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之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应当指出的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李达峰上诉无理，本院应予驳回。原判查明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免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潮明 审 判 员 覃毅华 审 判 员 邱炜炜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法官助理 肖 瑶 书 记 员 黄 剑 附相关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八条下列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 （一）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 （二）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驳回上诉的案件； （三）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和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案件； （四）行政赔偿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