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1民初212号原告：于丽，女，196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慧，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学影，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西路654号首层自编168室。负责人：李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巧惠，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姚勇，男，196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平远县，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春苑，女，1982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平远县仁居镇黄畲村葵阳，现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军，男，197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赵明，男，196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第三人：金成，男，195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第三人：徐东源，男，1956年7月24日出生，台湾居民，住台北市北投区。原告于丽与被告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第三人金成、第三人徐东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慧、余学影，被告为峰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戴巧惠，被告姚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被告杨春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被告李军、赵明、第三人徐东源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金成因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通知其到庭应诉，公告期限届满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丽诉称，2014年6月，我偶然得知自己被列为〔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5号民事案件（以下简称555号案，该案一审案号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号〔以下简称565号案〕）及〔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6号民事案件（以下简称556号案，该案一审案号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下简称566号案〕）的被执行人，我在震惊之余经了解后得知，上述555号及556号民事判决分别认定广州市淼融企业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淼融投资公司）要向罗炳威承担本金160335.34元与利息的债务以及本金164137.34元与利息的债务，而我作为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需要承担上述两案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但实际上，我并非淼融投资公司股东，是不应该承担所谓股东责任的。我认为，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冒名登记为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为此，我曾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以下简称白云工商分局）申诉，但未获受理。2014年7月，我到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起诉白云工商分局（案号〔2014〕穗云法行初字第266号，以下简称266号案），要求撤销我在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身份；诉讼过程中，经法院指定司法鉴定机构对存档在白云工商分局的淼融投资公司内档中涉及“于丽”字样签名之真实性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工商档案中所有“于丽”字样的签名均非我本人签署，故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判决白云工商分局撤销我在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资格。其后，由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判决已认定我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身份，故在上述四份民事判决书未被合法撤销前，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最终在涉讼266号案的二审判决中判决不予撤销我在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身份，并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无奈之下，我于2016年9月到法院提取了涉讼565、566、555、556号案件的卷宗材料，结果发现上述566、555、556号案件卷宗中涉及“于丽”字样签名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均系伪造），有关签名并非我本人签署（经对上述555、556号案件中涉及“于丽”字样签名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显示有关签名均不是我的签名）。由此可见，代理我参与上述四案诉讼的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姚勇、杨春苑律师并非由我授权（在565号案卷中更完全没有我的授权文件），即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的姚勇律师和杨春苑律师是在我完全不知情、未授权的情况下以我代理人的身份参加了上述四案的庭审，其在庭审中作出虚假陈述，导致我因上述四案被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现上述四件民事案件已生效执行，我的相关银行账户等资产被法院查封冻结，而我还面临其他严重的处罚及诸多限制，给我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且我为此四处奔波、申诉、诉讼已有两年多时间，给我造成精神上巨大负担。我认为，被告姚勇、杨春苑未经授权代理我诉讼的行为已导致我承担了巨额的民事赔偿责任和遭受巨大精神压力，被告为峰律所是指派被告姚勇、杨春苑代理上述案件的律师事务所，被告李军、赵明则为该所的合伙人，故五被告应向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我现要求被告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共同向我赔偿因进行涉讼555、556号案申诉诉讼所产生的损失79402元与精神损害费30000元，被告李军、赵明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辩称，原告所诉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材料后由其丈夫徐东源（即本案第三人徐东源）与第三人金成来到我为峰律所（原名称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要求聘请律师进行诉讼的，双方为此还签订有代理合同；其后，也是原告的丈夫徐东源将有关授权委托书拿回家给原告签署后再通过第三人金成转交回给姚勇律师；可见，原告自始至终应是知道姚勇律师是其在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姚勇律师在代理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并没有捏造事实，代理期间的所有代理行为均没有过错，不存在侵权事实，一审二审法院是经过事实调查后才作出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判决的，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同时，原告的各项损失与姚勇律师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其所谓的损失在法律上也是没有依据的；涉讼565、566、555、556号案件之所以判决原告需要承担责任，是因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导致淼融投资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但是原告却绕开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不向淼融投资公司或公司股东主张权利，也没有要求第三人金成承担责任，而直接起诉白云工商分局，有关损失完全是其自身的诉讼策略问题所致。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姚勇辩称，原告所诉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材料后由其丈夫徐东源（即本案第三人徐东源）与第三人金成来到被告为峰律所处要求聘请律师进行诉讼的，双方为此还签订有代理合同；其后，也是原告的丈夫徐东源将有关授权委托书拿回家给原告签署后再通过第三人金成转交回给我；可见，原告自始至终应是知道我是其在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我在代理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并没有捏造事实，代理期间的所有代理行为均没有过错，不存在侵权事实，一审二审法院是经过事实调查后才作出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判决的，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被告杨春苑辩称，原告所诉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材料后由其丈夫徐东源（即本案第三人徐东源）与第三人金成来到被告为峰律所处要求聘请律师进行诉讼的，双方为此还签订有代理合同；其后，也是原告的丈夫徐东源将有关授权委托书拿回家给原告签署后再通过第三人金成转交回给姚勇律师的；可见，原告自始至终应是知道姚勇律师是其在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姚勇律师在代理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并没有捏造事实，代理期间的所有代理行为均没有过错，不存在侵权事实；而我事发时仅是姚勇律师的律师助理，受为峰律所的指派承担诉讼中的事务性工作，也不存在过错行为；一审二审法院是经过事实调查后才作出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判决的，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同时，原告的各项损失与姚勇律师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其所谓的损失在法律上也是没有依据的；涉讼565、566、555、556号案件之所以判决原告需要承担责任，是因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导致淼融投资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但是原告却绕开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不向淼融投资公司或公司股东主张权利，也没有要求第三人金成承担责任，而直接起诉白云工商分局，有关损失完全是其自身的诉讼策略问题所致。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军辩称，原告所诉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材料后由其丈夫徐东源（即本案第三人徐东源）与第三人金成来到被告为峰律所处要求聘请律师进行诉讼的，双方为此还签订有代理合同；其后，也是原告的丈夫徐东源将有关授权委托书拿回家给原告签署后再通过第三人金成转交回给姚勇律师的；可见，原告自始至终应是知道姚勇律师是其在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姚勇律师在代理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并没有捏造事实，代理期间的所有代理行为均没有过错，不存在侵权事实；一审二审法院是经过事实调查后才作出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判决的，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同时，原告的各项损失与姚勇律师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其所谓的损失在法律上也是没有依据的；涉讼565、566、555、556号案件之所以判决原告需要承担责任，是因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导致淼融投资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但是原告却绕开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不向淼融投资公司或公司股东主张权利，也没有要求第三人金成承担责任，而直接起诉白云工商分局，有关损失完全是其自身的诉讼策略问题所致。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赵明辩称，原告所诉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材料后由其丈夫徐东源（即本案第三人徐东源）与第三人金成来到被告为峰律所处要求聘请律师进行诉讼的，双方为此还签订有代理合同；其后，也是原告的丈夫徐东源将有关授权委托书拿回家给原告签署后再通过第三人金成转交回给姚勇律师的；可见，原告自始至终应是知道姚勇律师是其在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姚勇律师在代理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并没有捏造事实，代理期间的所有代理行为均没有过错，不存在侵权事实；一审二审法院是经过事实调查后才作出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判决的，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同时，原告的各项损失与姚勇律师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姚勇律师的代理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没有关系，原告方的所谓损失在法律上也是没有依据的；涉讼565、566、555、556号案件之所以判决原告需要承担责任，是因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导致淼融投资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原告起诉的主体应是淼融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但是原告却绕开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不向淼融投资公司或公司股东主张权利，也没有要求第三人金成承担责任，而直接起诉白云工商分局，有关损失完全是其自身的诉讼策略问题所致。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金成称，无答辩。第三人徐东源称，2013年7月中旬，我从外地回到广州后拟到原告的住处拿一些当季的衣物（当时我与原告处于分居状态，平时很少联系，而原告当时也有一年左右时间都在东北老家照××；来到原告住处后，我看到门上贴有法院通知领取判决书的文件，故我就持原告的户口簿到白云区法院代领了相关判决书；后由于我未能与原告取得联系，而我当时在广州除了原告以外只认识第三人金成（金成是原告介绍给我认识的，人面比较广且在有关判决书上也有金成的名字），故我就拟委托金成去帮助原告处理有关问题；与金成见面后，我曾向其了解原告与他人设立公司被起诉一事，金成承诺将事情交给其处理并会帮忙找律师咨询；因当时金成尚欠原告一笔债务，故我就在原告未授权、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原告丈夫的身份与金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是在为峰律所签署的、协议由被告杨春苑打印制作），明确若原告需要在涉讼565、566号案中承担民事责任，则由金成承担该部分民事责任；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即不论该协议书是否有法律依据，但对债权的维护来说怎么样都是个凭证；而这份协议书根本就没有涉及委托金成代为寻找律师打官司的字眼，我并不清楚金成委托何人代理原告的上述案件；当时金成与我都没有原告的亲笔委托书，甚至连口头授权都没有，而姚勇律师亦没有坚持要我们取得原告的授权，我与金成亦没有同意代原告在有关委托授权书上签名，我更没有提供所谓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或原告的授权委托书；之后，我就没有再过问上述事件。我与原告已分居多年，并最终于2016年12月14日办理了离婚手续；婚前婚后我从来没有听原告提起其与谁开过公司这一说法，而我也从未告知原告涉案的事，因此，原告对于当时所涉及的案件是完全不知情的；若是原告知情，以她的个性一定会亲自出马，即使无法亲自处理，其也必定会在与律师充分沟通、了解后，再亲笔签署一份授权委托书给律师的。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涉讼266号行政诉讼（该案的被告为白云工商分局，案件第三人为淼融投资公司、劳智彪、蓝林、林泳、钟绮满及罗炳威，原告在该案的委托代理人为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的金慧律师），以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冒用身份申请注册成立了淼融投资公司，而原告从来没有签署淼融投资公司的出资协议、没有履行过出资义务，有关淼融投资公司章程上“于丽”字样的签名均系伪造等为由，要求撤销白云工商分局在淼融投资公司设立登记中将原告登记为股东的工商登记。本院审理后于2015年9月16日对该案作出〔2014〕穗云法行初字第266号行政判决，其中“审理查明”部分的内容包括：“2007年8月14日，淼融投资公司向白云工商分局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注册资本为50万，实收资本为10万），并向白云工商分局提交了：指定代表人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钟绮满共同委托余汉明作为委托代理人申请设立登记，有于丽签名），2007年8月1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落款全体股东签字处有于丽签名），分期出资协议（有于丽签名），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验资事项说明，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钟绮满的身份证复印件〔其中于丽的身份证复印件为一代身份证，其他均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情况，公司法定代表人履历表，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于丽为公司监事，落款处有于丽签名）……等材料”、“2007年8月21日，白云工商分局作出企业开业通知书，核准设立淼融投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定代表人蓝林，登记的股东为蓝林〔出资5万元，占股10%〕、劳智彪〔出资5万元，占股10%〕、林泳〔出资5万元，占股10%〕、于丽〔出资30万元，占股60%〕、钟绮满〔出资5万元，占股10%〕”、“2007年9月10日，淼融投资公司委托代理人邓芳向白云工商分局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将该公司的实收资本由原来的10万元变更为50万元。淼融投资公司并向白云工商分局提交了：股东会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指定代表人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分期出资协议等材料，上述材料上均有于丽的签名”、“2007年9月14日，白云工商分局核准了淼融投资公司的变更实收资本登记申请”、“2011年3月9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淼融投资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该公司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决定对其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第三人罗炳威向本院起诉淼融投资公司、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钟绮满，要求淼融投资公司偿还罗炳威定金150000元及利息、延期履行判决的利息、执行费、诉讼费等，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钟绮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诉讼中，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勇、杨春苑到庭参加诉讼，于丽本人未到庭。本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书，……判后，蓝林、于丽不服一审判决，共同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罗炳威的全部诉讼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5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于2014年8月15日向本院申请对被告提交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分期出资协议》、《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上于丽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双方协商，本院指定广东明鉴司法鉴定所对上述材料中的笔迹进行鉴定，并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鉴定，经鉴定，上述材料上‘于丽’的签名均不是于丽本人所写……”以及“原告称，对于罗炳威起诉淼融投资公司及包括原告于丽在内的5名股东的案件，其在二审判决前一直不知情，后经了解，是其丈夫〔当时已分居〕在原告家门口看到法院张贴的传票，没通知原告就去法院领了资料，后其丈夫看到资料中有认识的金成的名字，就找金成帮忙处理此事，因为原告和丈夫一直分居，互不联系，原告的丈夫联系不上原告也没有再理会这件事。后来二审判决结果出来金成才告诉原告，原告才知道被冒用身份证注册股东的事，遂委托律师提起撤销股东资格的行政诉讼”等内容，法院并根据淼融投资公司在申请设立登记时向白云工商分局提交的文件上“于丽”字样的签名并非为原告本人签名，即淼融投资公司在向白云工商分局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交的材料不真实，判决撤销白云工商分局于2007年8月21日在淼融投资公司设立登记中将原告于丽登记为股东的工商登记。白云工商分局（已变更名称为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案号：〔2016〕粤71行终73号，以下简称73号案，原告在该案的委托代理人亦为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的金慧律师）；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粤71行终73号行政判决，其中“审理查明”部分除确认了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外，注明有“另查明，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罗炳威诉淼融投资公司、于丽等人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一案，于丽在该案中委托了律师参加诉讼，其在庭审中确认淼融投资公司没有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在诉讼过程中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并没有否认其是淼融投资公司股东，且对其以淼融投资公司股东身份作为该案被告参加诉讼亦未提出异议。……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书，……于丽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丽在上诉状中陈述：淼融投资公司于2007年8月21日……注册成立……其中于丽投资30万元……，淼融投资公司是为运营东宝项目而成立，各股东也为项目运营投入了大量资金，后因各种原因，项目停止……”等内容，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并以淼融投资公司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向白云工商分局提交的文件上“于丽”的签名虽非其本人签名，但于丽在涉讼566号案及556号案中均未对其淼融投资公司股东身份提出异议，且于丽在上诉中承认其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为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上述事实为生效判决所确认，即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于丽承认其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并参与淼融投资公司的经营活动等为由，改判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行初字第266号行政判决、驳回于丽的诉讼请求并要求于丽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各50元。经查，2013年4月10日，罗炳威作为原告曾向本院提起两起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之诉（案号分别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号及〔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两案被告均为淼融投资公司、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即本案原告于丽〕及钟绮满）。罗炳威起诉认为，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及钟绮满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在涉及当事人的另案诉讼（案号分别为〔2009〕越法三初字第1810号及〔2009〕越法三初字第1809号，两案涉及的债权人均为吴顺清）中，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判决淼融投资公司需分别向债权人吴顺清返还定金各150000元及相应利息，并要求罗炳威对两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罗炳威在淼融投资公司没有履行上述判决所涉清偿义务的情形下，已履行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了上述两案涉及债务164137.34元及160335.34元的清偿责任；因淼融投资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既未办理注销手续，也没有进行清算），故要求淼融投资公司在涉讼565、566号案中分别向罗炳威偿还164137.34元、160335.34元及相应利息，而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及钟绮满则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涉讼565、566号案的诉讼期间中，因经邮递送达，案件诉状副本材料未能向于丽成功送达，故送达人员曾于2013年7月16日在于丽的住所地（即广州市海珠区凤安三街45号904房）处张贴了相应通知；2013年7月18日，第三人徐东源持结婚证、于丽的户口簿等身份材料到本院代于丽领取了涉讼565、566号案的诉状副本材料；其后，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的姚勇律师及杨春苑（即本案被告姚勇、杨春苑）作为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两案诉讼（于丽本人未到庭），其对两案的答辩意见均包括“罗炳威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不认识罗炳威，不清楚淼融投资公司与吴顺清及担保人罗炳威间的涉讼协议，也不认识涉讼协议的签约代表金成”以及“罗炳威的诉讼请求及所主张的事实依据与于丽没有法律关系”等；上述两案的庭审过程中，对于罗炳威作为证据出示的〔2009〕越法三初字第1810号民事判决书、〔2009〕越法三初字第180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淼融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姚勇律师并没有异议。2016年11月21日、11月28日，本院先后对上述两案作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以及〔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上述判决认为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及钟绮满作为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在淼融投资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怠于履行其成立清算组并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的法定义务，致使罗炳威在履行担保责任后依法追偿的权利无法实现，故在判决淼融投资公司需要在两案中分别向罗炳威偿还164137.34元及相应利息与160335.34元及相应利息的基础上，要求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及钟绮满需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案件宣判后，被告姚勇、杨春苑作为于丽的委托代理人表达了对涉讼565、566号民事判决的不服并对两案提起上诉（案号分别为〔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5号、〔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6号，案件的另一当事人蓝林亦提起上诉），要求撤销涉讼565、566号民事判决，驳回罗炳威在两案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上诉意见包括“淼融投资公司于2007年8月21日经广州市白云区工商局登记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万元，投资人蓝林、劳智彪、林泳、于丽、钟绮满共五人，其中于丽投资3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60％，其他各投资人投资额都是5万元，均占总投资比例的10％，蓝林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淼融公司是为运营东宝项目而成立，各股东也为项目运营投入了大量资金，后因各种原因，项目终止，损失惨重，股东们也无心再将公司经营下去。因公司没有盈利，也就没有在银行开立基本账户，也没有其他债权债务。2011年3月9日因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被吊销营业执照”、“上诉人及其他被告作为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在淼融投资公司被吊销执照而解散的情况下，其承担的应是清算责任，而不是对淼融投资公司的债务直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2014年6月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淼融投资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作为公司股东的蓝林、于丽、劳智彪、钟绮满、林泳未按照法律规定及时成立清算组对淼融投资公司进行清算，致使罗炳威无法向淼融投资公司主张权利，且至诉讼时，因蓝林、于丽、劳智彪、钟绮满、林泳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已导致淼融投资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等为由，对上述555、556号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案依法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4年9月1日，罗炳威就上述生效555、556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分别为：〔2014〕穗云法执字第5597号及〔2014〕穗云法执字第5596号，执行标的分别为182830元及178952元，两案的被执行人均为淼融投资公司、蓝林、于丽、劳智彪、钟绮满及林泳）。庭审中，原告于丽承认，虽然上述强制执行案现尚未执行完毕，但由于原告同为上述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故上述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将是原告可以预见的必然损失。另查，2016年10月12日，原告于丽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涉讼555、556号案件中涉及当事人“于丽”委托被告姚勇、杨春苑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两份《授权委托书》落款处“于丽”字样的签名进行文书司法鉴定；该中心经鉴定后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编号为粤天正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1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6640元），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作为检材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上落款处“于丽”字样的签名与提供的样品同名签名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其后，原告于丽因不服涉讼555、556号民事判决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案件再审（案号分别为：〔2016〕粤民申7342号、〔2016〕粤民申7343号，原告在上述两案的委托代理人为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的金慧律师），以其被冒名登记为淼融投资公司股东，而淼融投资公司在白云工商分局内档中涉及“于丽”字样的签名经鉴定也非原告于丽本人签署，涉讼555、556号案的一二审诉讼也均是在原告于丽不知情、未授权的情况下由他人代理诉讼等为由，请求撤销涉讼555、556号案的一、二审判决，再审案件，并判决于丽无需对淼融投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4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裁定驳回了于丽对上述两案的再审申请。诉讼中，原告于丽表示，正是由于被告姚勇、杨春苑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代理原告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案的民事诉讼，造成原告于丽因上述四案被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导致原告于丽承担了巨额的民事赔偿责任和遭受巨大精神压力，因此，被告方应就其上述过错行为共同赔偿原告因进行涉讼555、556号案申诉诉讼所产生的损失79402元（含查询淼融投资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损失的政府信息公开费、提起诉讼的诉讼费、涉讼266号案及73号案的公告费600元、司法鉴定费14640元〔含广东明鉴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8000元及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6640元〕、律师费64000元〔含已支付的16000元及尚未支付的48000元〕）与精神损害费30000元等。对此，被告方表示，是原告的丈夫徐东源（即本案第三人徐东源）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诉讼材料后与第三人金成共同来到为峰律所要求聘请律师进行相应诉讼的，在第三人徐东源、金成为此签订一份《协议书》后，第三人金成就当场与被告为峰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被告为峰律所代理于丽在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中一二审诉讼行为（被告姚勇作为被告为峰律所的律师具体负责上述案件的代理事宜，被告杨春苑则是作为姚勇律师的助理协助工作，两人均在履行职务），并当场支付了代理费用；随后，第三人徐东源、金成更将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材料交给为峰律所；因第三人徐东源、金成均表示于丽本人当时并不在广州，故姚勇律师就向徐东源、金成提供了四份《授权委托书》要求其交由于丽本人签名，数天后第三人金成向被告为峰律所提供了有原告于丽签名确认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由于相关委托手续是由原告的丈夫与第三人金成共同办理，而第三人徐东源、金成也为此在涉讼《协议书》上明确由金成承担可能涉及原告的民事赔偿责任，且《授权委托书》上涉及原告的签名与涉讼淼融投资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的有关签名也相符（工商登记显示原告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之一），故被告方信任有关委托手续的真实性；此后，被告姚勇、杨春苑作为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就正常地参与了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代理期间，第三人徐东源、金成从没有主张于丽不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代理人也没有明确陈述于丽是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反而是从法律关系上为于丽行使抗辩权，相关的代理行为明显是从维护于丽的利益方面行使代理权，并不存在损害于丽合法利益的过错行为；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案件结案后，代理人也已将有关判决书通过第三人金成转交给于丽。为此，被告姚勇提交了《协议书》与《委托代理合同》等材料。查，上述《协议书》显示的签约时间为2013年7月22日、签约人为第三人徐东源、金成，《协议书》注明“甲方：于丽（签约代理人：徐东源，系于丽的丈夫〕）”、“乙方：金成”，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因〔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566号合同纠纷一案，于丽作为本案的第五被告，基于甲、乙双方是朋友关系，现双方协调一致，达成以下协议：如果于丽在〔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566号合同纠纷一案需承担任何的民事责任，该民事责任全部由乙方代为承担，同时，乙方有义务对该民事责任及时清偿。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方、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书》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等”；《委托代理合同》显示的签约时间为2013年7月22日、签约人为第三人金成与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协议书》注明“甲方：金成”、“乙方：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协议内容为“甲方因与〔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566号合同纠纷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为委托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姚勇律师担任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的事项如下：……代书答辩状并代提交有关法院……出庭代理一审诉讼……出庭代理二审诉讼……，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代理费8000元等”。再查，原告于丽与第三人徐东源原为夫妻关系，两人于2010年11月22日登记结婚，后双方于2016年12月14日在民政部门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另，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为普通合伙性质的律师事务所，原名为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为被告姚勇、李军、赵明。诉讼中，原告承认其至今为止并未就涉讼事件向淼融投资公司或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主张权利。以上事实，有〔2014〕穗云法行初字第266号行政判决书、〔2016〕粤71行终73号行政判决书、〔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书、〔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5号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56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民申7342号民事裁定书、〔2016〕粤民申7343号民事裁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案卷笔录资料、《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工商登记资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在过错责任原则制度下，只要行为人实施某一行为时有过错，而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就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姚勇、杨春苑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代理原告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案民事诉讼的无权代理行为存在过错，并认为上述过错行为侵害了原告方合法权益。由于被告方已明确表示，被告姚勇（被告为峰律所的律师）、杨春苑（作为姚勇律师的助理）之所以作为原告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是因受原告的丈夫徐东源及第三人金成之共同委派而介入，为此并提供了第三人徐东源、金成在办理上述委托代理事宜时签署的《协议书》及《委托代理合同》为证；而结合上述《协议书》及《委托代理合同》的具体约定情况以及当事人对事件发生经过的陈述意见，特别是考虑到原告于丽与第三人徐东源在涉讼事件发生时仍属于夫妻关系这一特性，被告方所述原告的丈夫徐东源在代原告领取人民法院送达的涉讼565、566号民事案件诉讼材料后，与第三人金成共同办理委派被告为峰律所的律师应诉之行为，确实符合夫妻间互为代理的原则，被告方上述意见也与相关证据互相能印证；由此，被告方主张被告姚勇、杨春苑是在确信得到当事人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才代理相关诉讼行为的意见合理。同时，纵观被告姚勇、杨春苑作为原告于丽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在案件一审阶段或是案件二审阶段，作为原告于丽委托代理人的被告姚勇、杨春苑一直均是主张原告于丽不应对上述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民事案件承担清偿责任，并先后提出诸如“罗炳威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罗炳威的诉讼请求及所主张的事实依据与于丽没有法律关系”以及“承担的应是清算责任，而不是对淼融投资公司的债务直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抗辩理由，期间并无作出主动承认原告于丽需承担案件清偿责任或放弃原告于丽实体权利等代理行为，其在诉讼中也仅是对淼融投资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中所公示的信息未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原告于丽在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判决中被人民法院判决需要承担案件的连带清偿责任，是不能归咎于被告姚勇、杨春苑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上述民事诉讼的代理过错。另外，即使如原告方所述，其最终将根据生效的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判决必然需承担相应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究其原因，也应是其作为淼融投资公司的股东未及时履行股东清算责任与义务所致，或是基于原告提及的其在不知情之情况下被他人冒用身份注册成立淼融投资公司成为淼融投资公司股东这一侵权行为所致，也并非由被告姚勇、杨春苑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诉讼的代理行为所造成；至于所谓原告为进行对涉讼555、556号案申诉诉讼而产生的诸如查询工商登记资料费用、诉讼费用、公告费用及司法鉴定费用等损失，也应属于原告所述被他人冒用身份注册成立淼融投资公司并成为淼融投资公司股东这一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范畴，也同样并非由被告姚勇、杨春苑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诉讼的代理行为所造成。综合上述理由，由于案件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被告姚勇、杨春苑在作为原告于丽委托代理人参与涉讼565、566、555、556号民事案件诉讼行为中存在侵害原告方合法权益的过错行为，因此，对于原告方据此要求被告为峰律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在本案中共同向原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第三人金成因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公告期满无到庭应诉及参加本案的庭审活动对证据进行质证，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行使，故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于丽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488元，由于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第三人徐东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于丽、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姚勇、杨春苑、李军、赵明及第三人金成则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邝伟明人民陪审员  何有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