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311民初1818号 原告：雷国英，女，汉族，1980年1月20号出生，住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友常，自贡市沿滩区金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何伯聪，男，汉族，1958年11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文涛，四川顺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雷国英诉被告何伯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国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友常、被告何伯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文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雷国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鱼死亡造成的损失38,364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于2018年8月21日在原告承包的水库里捕鱼人工费，打捞死鱼处理人工费、伙食费，恢复水库水质费及运输费3,837元，合计42,201元；3．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20日下午，被告何伯聪电话告知原告雷国英向其购买10000余斤成鱼供应市场，品种主要是白鲢、花鲢，约定价格为3-5斤的白鲢为3元／斤、花鲢为6元／斤，其他品种的鱼2.4元／斤，由被告何伯聪自行捕捞，自行负责运输。2018年8月21日早晨6时许，被告何伯聪同另外3人捕鱼者带着捕鱼工具来到原告承包经营的高石村任湾水库，随后将捕鱼网放入水库进行捕捞，然后将捕到的鱼用渔网圈围在水库边缘，持续到中午12点左右，渔网里的鱼大约有20000斤时停止了捕捞。被告何伯聪与另外3人捕鱼者到原告家里吃午饭，原被告双方再次确认了价格、运输等事宜，被告口头表示下午就拉走一车，但等了一段时间后，被告何伯聪说车子来不了，下午7点左右就离开回富顺去了，捕鱼的3位留宿原告家并负责看管渔网里的鱼。2018年8月22日早晨6点左右，看管鱼的发现渔网里的鱼出现大量漂浮、翻白，出现死亡现象，原告及时将此情况电话告知被告何伯聪，被告接到电话后随即赶到，组织对死鱼打捞，将已经浮头的鱼捞起来运到就近集市出售。原告也将水库情况报告了邓关镇政府及高石村村委会。2018年8月23日，水库出现更大范围的死鱼，由于天气炎热，在邓关镇政府及高石村委会的组织领导下，对死鱼进行打捞、称重、掩埋，当天死鱼大约12000斤。2018年8月24日、25日水库仍有少量死鱼浮出水面。原告雷国英就水库鱼死的问题要求被告何伯聪协商解决，被告何伯聪不与原告见面口头答复死鱼处理完后再协商，后被告何伯聪一再推脱。被告何伯聪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故原告雷国英向本院起诉。 被告何伯聪辩称，双方于2018年8月20日口头协商买鱼，约定白鲢3-5元/斤，花鲢为6元/斤，因原告不熟悉打捞队，被告介绍三人为原告捕捞，由原告支付捕捞费；2018年8月21日6点半左右，捕捞队下水捕鱼，网箱里大约有一万斤左右，原告在头天撒了一吨多的化费，抽氧机坏了，是造成鱼的死亡主要原因；对于鱼的死亡，被告与原告达成了协议，被告补偿原告3,000元加上鲶鱼老板买鱼的700元，扣除捕鱼费800元后，被告将剩余2,900元通过第三人转交给原告，原告不应再主张权利；按合同法规定，买卖合同中原告没有将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的损失，本案中鱼的死亡应由原告承担后果。请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雷国英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被告公民户籍信息查询函，证明原、被告属本案主体资格； 2．水库转包协议，证明原告于2016年7月28日承包邓关高石村任湾水库，系该水库承包养殖户； 3．四川移动话单本地清单，证明被告于2018年8月20日下午18：56分给原告打电话，说“他要进购鲜鱼，数量10000多斤，价格约定为白鲢3-5元/斤，花鲢为6元/斤，杂鱼为2.4元/斤，自己带三个人捕捞。” 4．光碟2盘，附原告与被告之间通话录音记录，证明被告于2018年8月21日和另三人带着捕鱼工具到达原告承包的高石村任湾水库捕鱼后未拖走，围在水库网箱里，由于鱼多，缺氧，导致死亡的事实； 5．证明二份，证明2018年8月22日-23日原告承包的任湾水库里的鱼大量死鱼，高石村、大力村两村为环境不受污染，要求立即处理； 6．情况说明6份，证明2018年8月21日被告与原告口头协议，被告全部买走捕至网箱里的鱼，由于被告没有及时运走，从8月22日网箱鱼死的事实； 7．照片11张，证明被告在2018年8月21日来原告承包的水库捕鱼，围在网箱内未拖走，全部死亡，原告进行处理的情形； 8．收条4份，证明鱼死后进行处理的误工费，对水库进行消毒购买的材料费、运费； 被告何伯聪未提交书面证据，但申请了3位证人出庭作证。 原告雷国英申请的4位证人证实，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养鱼之前没有出现大面积死鱼的现象，2018年8月22日早上，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里养的鱼出现浮头的情况，便参与了对捞上来的鱼的处理，协助送到集市出售。2018年8月8月23日，水库里出现大面积死鱼，分别参与捞鱼、抬鱼称重、掩埋，当天处理死鱼大概有一万余斤。2018年8月24日、25日也有死鱼浮起来的情况，死鱼量有了明显减少。 被告何伯聪申请的3位证人证实，2018年8月21日早上，三证人随被告何伯聪一起到原告雷国英承包鱼塘捕鱼，通过在鱼塘放置邀网，把鱼围起来，然后赶到网箱里面，从早上七点延续到中午，网箱里面大概有一万余斤成鱼，中午在原告雷国英家吃饭，后被告何伯聪离开，当天没有将鱼运走，其余留下看管网箱里的鱼，当天晚上留宿原告雷国英家，次日早上5点左右，发现网箱内的鱼缺氧浮头，便用刀砍烂网箱放鱼回水库，早上天亮发现水库周边就有鱼“翻白”，就将这部分鱼打捞上来，大概有2500斤左右，当天下午，买鱼的被告何伯聪与养鱼的原告雷国英协商处理鱼死亡的赔偿问题，被告何伯聪赔偿了原告雷国英损失3,000元，原告雷国英支付捕鱼的劳务费800元。 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20日下午，被告何伯聪通过电话联系到原告雷国英，要求购买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里的成鱼10000余斤供应市场，品种主要是白鲢、花鲢，约定价格为3-5斤的白鲢为3元／斤、花鲢为6元／斤，其他品种的鱼2.4元／斤，由被告何伯聪找人进行捕捞，自行负责运输，捕鱼的劳务费用由原告雷国英承担。2018年8月21日早晨6时许，被告何伯聪邀约捕鱼的3人带着捕鱼工具来到原告雷国英承包经营的高石村任湾水库，随后将捕鱼的邀网放入水库中进行围捕，并将鱼赶往放置在水库边缘网箱内，捕鱼过程持续到中午12点左右，渔网里的鱼大约有20000斤左右时停止了捕捞。后被告何伯聪与另外3人捕鱼者到原告家里吃午饭，其间，原、被告双方再次确认了价格、运输等事宜，被告何伯聪口头表示下午就拉走一车，但等了一段时间后，被告何伯聪说车子来不了了，晚上7点左右被告何伯聪离开回富顺去了，捕鱼的3人留宿原告雷国英家并负责看管渔网里的鱼。2018年8月22日早晨6点左右，看管鱼的发现渔网里的鱼出现大量漂浮、翻白，出现死亡现象，3人将此情况告知了原告雷国英及其家属，为避免网箱内鱼的死亡，3人决定砍烂网箱放鱼，原告雷国英也及时将此情况电话告知被告何伯聪，随后也报告了邓关镇政府及高石村村委会。被告何伯聪接到电话后随即赶到，组织对死鱼打捞，并联系养殖鲶鱼的来购买死鱼，将已经浮头的鱼捞起来运到就近集市出售。当天打捞上来的各类鱼约2500斤，其中卖给鲶鱼养殖者1000斤计700元，其余的由原告雷国英分别雇人雇车运到王井镇、邓关镇集市变卖。2018年8月22日下午，原告雷国英与被告何伯聪就水库里鱼死亡的问题进行了协商，被告何伯聪补偿原告雷国英死鱼损失费3000元，加上被告何伯聪联系处理死鱼的700元，扣除捕鱼劳务费800元后，将2900元交给了原告雷国英。2018年8月23日，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出现更大范围的死鱼，由于天气炎热，浮在水面的鱼腐烂发臭，在邓关镇政府及高石村委会的组织领导下，同组村民也积极帮忙对死鱼进行打捞，先后装了70余桶，每桶重约160、170斤，然后进行掩埋，当天死鱼大约12000斤。2018年8月24日、25日水库仍有少量死鱼浮出水面，原告雷国英及其丈夫自行打捞共9桶，约1500余斤。在死鱼处理中，原告雷国英支付参与处理死鱼的村民劳务费1080元，其中村民李灿贵80元，村民李家玉300元，村民雷金贵4**元，村民潘用芬300元；原告雷国英雇佣车辆运输鱼到集市出售支付运费160元；原告雷国英根据被告何伯聪的指导于2018年8月22日在富顺县刘桂芳店内购买“养片”24包计187元，2018年8月24日在富顺县科达鱼具店购买碧水状元3桶、芽孢杆菌1件共计490元投入水库，2018年8月26日又购买石灰1吨计1000元对水库进行消毒处理。后原告雷国英就水库鱼死的问题要求与被告何伯聪协商解决，被告何伯聪称死鱼的赔偿已经协商处理好了而拒绝再协商。 1.关于本案纠纷的性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0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出卖人的主要义务是：交付标的物、转移标的物所有权、权利瑕疵担保和物的瑕疵担保以及其他从义务等。买受人的主要义务是：支付价款、检验、保管以及及时领受等。本案纠纷产生虽是基于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但由于本案标的物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故买卖合同关系尚未建立，原告雷国英要求被告何伯聪赔偿因捕鱼造成鱼死亡的责任应属于一般的侵权责任。 2．关于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内鱼死亡的原因及与被告何伯聪捕捞水库里的成鱼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审理中查明，2018年8月21日被告何伯聪实施捕鱼前，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内没有鱼死亡的情况；被告何伯聪及参与捕鱼的人称，捕鱼前几天原告雷国英的丈夫曾经向水库投放了约一吨左右的化肥，可能是鱼死亡的原因之一，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根据原告雷国英、被告何伯聪及参与捕鱼的相关人员陈述，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内鱼死亡的原因是：天气炎热、网箱内的成鱼密度过大、严重缺氧。而实际上，在2018年8月21日中午被告何伯聪将水库里的鱼赶往网箱内时并没有成鱼死亡的情况，被告何伯聪长期从事贩鱼工作，根据常识被告何伯聪应当清楚网箱内的成鱼应及时捞起来运走，被告何伯聪没有联系到运输车辆，网箱里的成鱼未称重。由于网箱内的成鱼密度过大、严重缺氧，出现“翻白”、“浮头”的现象，虽采取了砍烂网箱放鱼回水库的补救措施，仍造成放出去的成鱼大量死亡。故被告何伯聪未及时对网箱内成鱼进行处理的行为与成鱼死亡具有因果关系。 3．关于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内鱼死亡的重量问题。 8月22日，打捞上来的各类鱼约2500斤，原告雷国英与被告何伯聪协商进行了妥善处理。8月23日，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内鱼大量死亡，原告雷国英要求被告何伯聪到现场处理，被告何伯聪拒绝参与。原告雷国英在向邓关镇政府及高石村委会报告后，为了不影响环境雇请同组村民打捞死鱼进行称重后及时掩埋，根据原告雷国英陈述及参与处理的证人证实，先后装了78桶，每桶重约160-170斤，然后进行掩埋，当天死鱼大约12000斤。2018年8月24日、2018年8月25日水库仍有少量死鱼浮出水面，原告雷国英及其丈夫自行打捞共9桶，约1500余斤。原告雷国英估算的死鱼重量约15900斤。由于原告雷国英对死鱼的重量不是每桶称重，只称重一桶作为标准，然后统计装桶数量，按照每桶165斤计算死鱼重量，因此原告雷国英主张的死鱼的重量是一个估计数字，结合被告何伯聪邀约的捕鱼人的证实，赶到网箱里的成鱼大约12000-20000余斤。结合生活常识网箱里有可能部分小鱼逃出，根据公平原则，原告雷国英承包鱼塘死鱼的重量以12500斤计算较为合理，其中的2500斤死鱼被告何伯聪已经进行了赔偿，未赔偿部分死鱼的重量为10000斤。 4．关于成鱼价格及其他损失费用的问题。 被告何伯聪与原告雷国英协商购买成鱼供应市场，品种主要是白鲢、花鲢，约定价格为3-5斤的白鲢为3元／斤、花鲢为6元／斤，其他品种的鱼2.4元／斤。在水库里的死鱼已经开始腐烂发臭，镇、村组织考虑环保因素要求及时处理的情况下，原告雷国英在处理死鱼中没有分类称重在情理之中，因此死鱼的价格以三个品种鱼的均价3.8元／斤计算较为合理，死鱼的价值为3.8元／斤×10000斤＝38,000元；原告雷国英支付处理死鱼人工费1,080元；原告雷国英雇佣车辆运输鱼到集市出售支付运费160元；原告雷国英购买养片187元、改变水库水质药物490元及购买石灰1吨价值1,000元对水库进行消毒处理，共计1,677元应当是合理支出，其中购买养片及洁水药物，也是采纳被告何伯聪的建议。上列三项损失共计40,917元。 综上，被告何伯聪向原告雷国英购买成鱼投放市场，在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内捕鱼，因未及时运走网箱内的鱼及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致使原告雷国英承包水库的鱼死亡，给原告雷国英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何伯聪应当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何伯聪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雷国英损失40,917元； 二、驳回原告雷国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56元，减半收取计428元。由被告何伯聪负担。（原告雷国英在起诉时已垫交，被告何伯聪在支付原告雷国英赔偿款时一并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邹永明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