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5民终39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凤英，女，197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河北章里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志超，男，198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明，河北佳信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柱，河北佳信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凤英因与被上诉人周志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8）冀0502民初1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凤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2、判令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认定错误。本案中，双方出借资金、签订合同等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上诉人2017年7月分两次向被上诉人出借人民币本金50万元，并口头约定月息四分，借期三个月。上诉人将资金出借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通过中间人将利息6万元进行支付。被上诉人本人承认与上诉人的借贷关系及利息、借期等约定，且中间人白艳丽、案外人刘思思、乔继刚等人均可证实双方借贷关系的事实。同时，上诉人支付借款50万元，不应被认定为支付44万元，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扣除利息支付借款的情形。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借款50万元偿还本金、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无借贷意向，认定双方没有达成民间借贷的共同意向，双方没有建立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认定支付给被上诉人44万元本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双方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对上诉人的主债务进行担保，是对民间借贷的保证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双方的法律关系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不属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不当得利。一审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认定被上诉人属于不当得利。并驳回上诉人所主张的本金及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周志超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判决44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现在二审中主张5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超出的6万元属于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28条，现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该新增加部分不属于二审法院的审理范围。二、双方之间不成立借贷合同关系，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与他人恶意串通，提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属于以提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1］上诉人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诉讼，纵观其提供的证据，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基础证据一借条。［2］双方签订的是《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签订的地点足法律服务单位，上诉人主观目的明显系侵占被上诉人房屋。（事实上，（1）上诉人于2018年1月22日向法院起诉要求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上诉人无法实现侵占房屋诉求的情况下，转而以民间借贷为由再次起诉；（2）案件涉及2万元的交房押金，这明显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3）正如上诉人在一审中所称，其部分家具摆放在案涉房屋内。）［3］本案绝不单纯的系争议双方之间签订相关合同，涉及的人员还有刘思思、孙雷哲、白燕莉、乔继刚、冯秋硕等人，而上述人员都或多或少的分得了不当利益，严重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本案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1、（1）早在2017年年初邓凤英就已经卷入其中；（详见2018年4月11日、2018年5月3日，针对刘思思制作的询问笔录）。（2）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新的有价商品的情况下，上诉人与李世杰串通后，直接将案涉合同的金额由40万元调整为50万元，多出的10万元由李世杰掌握，侵害被上诉人利益。（3）本案涉嫌众多人参与的“套路贷”刑事犯罪，而除了邓凤英以原告身份出庭后，其他人员并未出庭，这也会使得本案部分事实无法查清，建议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责令一审法院追加刘思思等人为本案第三人或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2、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被上诉人暴力收房的录、照片，这也印证了本案绝非系民间借贷纠纷，符合“套路贷”刑事犯罪的一般特征。四、一审既然否认了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纠纷，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2项判决与诉请不一致，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本案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且符合虚假诉讼的相关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追加第三人，以查明案件事实。至于是否移交公安机关事宜，请二审法院依法考量。 邓凤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立刻支付给原告借款本金44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7月31日开始按照月利率为2分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周志超因与刘思思、李世杰、冯秋硕等人存在高利贷借款，深陷不当债务之中。2017年7月22日，刘思思为了要回周志超的欠款，通过白艳丽（二妮）介绍，周志超与邓凤英在邢台县邢州法律服务所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周志超将位于本市的东方格兰维亚8号楼1单元1104室（面积122平方米）卖给邓凤英，总价款40万元。当日，邓凤英将40万元打入由刘思思所控制的周志超手机银行账户。该40万元由刘思思支配，除以押金和利息的名义返还白艳丽6.8万元（其中4.8万元已给邓凤英、另2万元为交房押金）外，余款主要用于偿还周志超欠冯秋硕借款本息15.74和周志超欠其本人的债务，并扣收4万元中介费；周志超实际得款13万多元（包括刘思思退回的中介费1.5万元和王世杰帮周志超给乔继刚要回的中介费1.3万元）。后李世杰得知周志超与邓凤英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又与周志超、邓凤英等人一起到邢台县邢州法律服务所，将原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由40万元变更为50万元，邓凤英借白艳丽的姐姐10万元转给周志超。周志超在返还邓凤英1.2万元后，剩余款偿还了对李世杰的欠款（周志超2016年借李世杰4万元，2017年还款总计达到121,000元）。庭审时，原、被告均认为房屋买卖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称被告是为了借款用房屋抵押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被告借款后即按月息4分返还了原告三个月的利息6万元，要求被告按实际使用借款数44万元还本付息；被告称原告明知被告无力偿还债务而与他人共同设局，故意增加被告的债务，目的是为了非法获得被告的房屋，应移送公安机关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另查明，2018年1月22日，原告邓凤英曾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周志超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协助原告邓凤英办理东方格兰维亚8号楼1单元1104室的相关过户手续；在该案诉讼过程中，被告于2018年1月29日以原告涉嫌诈骗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受理，原告撤回起诉被本院准许。本次诉讼中，经本院向公安机关核实，被告举报原告等人涉嫌诈骗犯罪一案，公安机关经初查，认为被举报人不构成犯罪，未予立案侦查。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周志超因偿还刘思思、李世杰、冯秋硕等人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受到不法债权人控制账户和胁迫，与邓凤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真实目的是尽快从原告处获得资金偿还不法债务，而并非要将房屋卖于被告。而原告的真实目的是明知被告债务缠身，无力偿还新的借款，欲通过支付低廉的对价购买原告的房屋。因此，尽管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都认为合同内容非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无论是对房屋的买卖还是借款，双方均没有形成合意，达成一致的意见，双方之间既不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也不成立借贷合同关系。原告提出被告是为了借款用房屋抵押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合同是由法律工作者起草，合同中也没有双方均认可的借款数额、借款期限、利息约定等内容；而且从原告邓凤英第一次向本院起诉情况看，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协助原告办理东方格兰维亚8号楼1单元1104室的相关过户手续，还是为了取得被告房屋所有权，原告也不真正认为双方是借贷关系；原告转到由刘思思所控制的周志超手机银行账户40万元后，是刘思思做主返还给原告和白艳丽的6.8万元，不能认定为被告借款后返还的就是三个月利息。原告起诉被告归还借款44万元及利息，不予支持。被告以原告涉嫌诈骗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受理后，经公安机关初查，不认为被举报人构成犯罪未予立案，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刘思思、李世杰、冯秋硕等人之间存在串通同谋，其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向被告付款也不是出自善意，但客观上，被告没有合法理由实际从原告处取得44万元（50万元-当时就已返还的6万元）资金，偿还了自己的债务，阻断了不当债务的继续发展，本人受益而使原告利益受损，构成不当得利，对从原告处取得的该44万元应予返还。至于交房押金2万元，被告可向实际收取人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周志超返还原告邓凤英44万元。二、驳回原告邓凤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被告周志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周志超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其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据，拟证明关于40万元通过该建设银行转账记录给了案外人若干元，68,000元（利息和过户押金）给邓凤英，周志超从该40万元中只拿到了24,600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郑凤英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证明目的不能实现，相反证实了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并且出借借款的事实。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该证据拟证事项与刘思思等人在刑警大队作的询问笔录互相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上诉人郑凤英在一审中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给原告借款本金44万元及利息，现在二审中主张5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超出的6万元属于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现被上诉人周志超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该新增加诉讼请求上诉人邓凤英可另行起诉主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适用该条应当首先甄别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是否具有担保的意思，只有确定签订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民间借贷合同提供担保的，本条才有适用的余地，法院并不能单纯的依据买卖合同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审理。邓凤英曾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据向一审法院起诉周志超协助办理涉案房屋过户，在起诉状中称转给周志超的款项性质为购房款。因故撤诉后，又依据该证据等向一审法院起诉周志超偿还借款本息，在起诉状中称转给周志超的款项性质为借款，前后陈述不一。该《房屋买卖合同》由法律工作者见证，合同中也无双方认可的借款数额、期限、利息或为民间借贷合同担保等约定条款。签订买卖合同后，便将部分家具搬运至涉案房屋，并让他人居住占有。可见邓凤英签订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是利用周志超债务缠身无力偿还新的借款的困境，以低价购买涉案房屋，并不认为签订买卖合同是为了民间借贷合同提供担保。故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没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邓凤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上诉人邓凤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勤耕 审判员  武 聪 审判员  田建兴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韩伟刚 书记员尚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