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4民初18057号原告：深圳市威利固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郑伟清。委托代理人：张天虹，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淋曼，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雄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简阳市。法定代表人：李方明。委托代理人：李进，四川阳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威利固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四川雄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8月17日和2018年10月2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天虹、杨淋曼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进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第二次庭审被告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由代理人李进于庭前向本院邮寄提交了《代理意见》和《补充代理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10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采购合同》，合同附件为前海自贸大厦科勒洁具报价表，约定原告向被告订购座便器、自动感应小便器、洗手盆等洁具，合同总金额为1162625元。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合同总价30%给被告作为定金，原告已于2017年10月25日和2017年11月10日分别向被告支付定金25万元、20万元，被告为此开具了两张发票。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为：收到定金之日起开始计算全部供货周期为30天。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但被告收到定金后一直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至今，原告未收到被告任何货物。因此，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定金90万元；二、被告支付原告利息（利息以9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还清款项之日止）；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时，原告称，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的90万元，实际为包括要求被告退还原告已支付的定金45万元，支付双倍定金23万元并赔偿损失22万元。被告于第一次庭审时口头答辩称：第一、被告是重合同守信用的企业，从未发生过原告起诉主张的类似的违约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原告认为本案案情存在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希望通过法庭的调查查明本案的一些关键事实和情况；第二、被告认为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不存在定金，也不存在相应的违约的情况。第二次庭审被告未到庭，由代理人于庭前提交了代理意见，被告认为：原告采购洁具系通过案外人张林进行，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合同之前就已经与张林达成了买卖合议，只是在与张林履行合同过程中，考虑所要采购货物资金较大，因此要求张林找到一家有实力的公司与原告签署书面合同，于是才由张林找到被告，由被告与原告在2017年10月20日签订了涉案《采购合同》。签订采购合同之后整个过程，原告指派黄明直接并且也是一直与张林联系，从未与被告有任何联系，张林陆续向原告供货，期间因科勒洁具货源紧张，供货时间有所延误，但通过张林与黄明的对话，能够看出，双方是认可货源紧张时间有所延误的客观事实的。后来，张林与黄明商量，不再打款到被告公司账户，而是直接根据张林的指示打款到第三方直接供货商处。另外，被告第一次庭审后安排专人到科勒洁具销售商处询价得知，《前海自贸大厦科勒洁具报价表》中第1项“壁挂式一体型自动感应小便器”单价为2660元，而实际上该商品市场上单价为5000多元，前述报价表载明采购111件，意味着该项商品的总金额实际市场价应当达到50多万元，但合同中价款仅为29万元；报价表第2项“落地式座便器”实际市场价格为2000元每件，而合同价格却仅有1100元，采购数量为293件，意味着该项商品合同价与实际市场价也有30万元的差距；另报价表第7项“淋雨组合”，实际市场价为1800元，但合同价仅1080元，采购数量26件，合同价与市场价也有2万多元的差距。黄明说过“当时张林说根据采购合同根本做不出来”，希望黄明跟公司申请调整价格，黄明回答：这次这个合同我晓得你是要亏几十万，但以后还有很多合作机会，以后用另外的业务跟你补回来。综上可见：一、虽然名义上被告与原告签署了采购合同，但实际买卖相对方是原告与张林，被告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上的相对方，仅仅是配合作为原告与张林合作关系的收款一方，即代张林收取货款而已。二、即使把被告认定为原告的买卖相对方，那么就不能把张林的行为简单的割裂开来。张林通过各种办法已经满足了原告的科勒洁具采购要求，哪部分代表被告，哪部分不代表被告，不能由原告单方决定。因为黄明同意张林的意见，不再将后续款项转入被告公司账户，而是根据张林指示转入其他供应商账户，整个货物的采购过程，完全是张林在负责，原告的身份仅仅是付款义务人，而不是与第三方的合同相对方，从事实上看，完成原告科勒洁具采购的过程中，与案外人第三方发生关系的仍然是张林，而不是原告。因此，不能说对被告不利的情况，张林就代表被告，对被告有利的情况，张林就不代表被告。实际履行过程中，张林与黄明的交谈，已实质变更了《采购合同》的相关重要内容，如果对此亦不认可，那么原告收到货物后，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购货款转入被告公司，是否也属于违约行为。综上，被告认为，本案中，原告所需的科勒洁具，已经通过张林全部采购完毕，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同时《前海自贸大厦科勒洁具报价表》中仅其中三项合同报价与实际采购成本就相差60多万元，这明显是属于对价格的重大误解，是可以请求调整的，虽然最后原告基于科勒洁具采购总金额比《采购合同》载明的价款多了一些，但原告实际支出的采购科勒洁具的成本是符合市场价格的，并没有发生多余的支出。被告认为基于本案开庭查明的事实，本案原、被告双方的争议实质是履行合同后的结算纠纷，而非定金责任纠纷和返还货款纠纷，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本案中围绕其主张及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为证：1.《采购合同》（含该合同附件《前海自贸大厦科勒洁具报价表》）；2.付款给被告的银行付款回单（2017年10月25日付款和2017年11月10日付款）；3.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4.催货微信聊天记录截屏（黄明使用的微信号“”与微信号“”微信名为“”的微信号之间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5.总损失汇总表；6.补货损失表一、与北京鑫和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鑫和基公司）的送货单、采购入库单、付款申请书及付款回单；7.补货损失表二、与富安嘉业（北京）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嘉业公司）的采购入库单、付款申请书及付款回单；8.补货损失表三、与四川协丽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协丽公司）的采购入库单、付款申请书及付款回单；9.补货损失表四、与廖兴国的采购入库单、付款申请书及付款回单；10.补货损失表五、与兰嫦娥的费用报销单、采购入库单、聊天记录、付款回单；11.北京鑫和基公司陈总与黄明、张林的微信聊天记录；12.《说明》。被告围绕其主张及答辩意见提供了以下证据为证：1.付款回单两张；2.中湘运成都到深圳物流单十张；3.成都鑫车道货运部出具的《证明》一份。原、被告双方对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案外人黄明到庭使用其手机登陆微信号为“”的微信，出示该微信号与微信号为“”（原告和黄明称该微信号为张林使用的微信号）的聊天记录以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内容的真实性。为查明事实，本院于庭审中向黄明进行调查询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屏内容不完整，本院要求原告提供黄明与“张林”即上述两微信号的完整微信聊天内容，第二次庭审后原告才向本院提供了黄明与“张林”微信聊天记录中导出的部分微信聊天内容。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采购合同》，该合同内容显示，原、被告双方约定就“前海自贸大厦公共部分室内精装修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前海自贸大厦项目）原告（合同甲方）向被告（合同乙方）采购科勒牌洁具。原、被告双方在该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并在合同骑缝处加盖双方公章，该合同中载明黄明为原告的授权代表，张林为被告的授权代表。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17年10月20日。合同第一条约定，合同货物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等详见附件产品清单，附件产品清单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总计金额1162625元，该条并载明“注：1、结算时以实际入库数量为准；2、本合同内的单价含税费、含运输费、含装卸费；3、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以上单价不论任何情况均不予调整”。该合同的附件《前海自贸大厦科勒洁具报价表》载明了采购货物名称、对应品牌型号、货物图片、货物单位、采购数量、单价、各采购货物单项价款、各采购货物对应物料表编号、总计价款1162625元等内容[载明采购货物包括：1.壁挂式一体型自动感应小便器(含感应冲洗阀)+电源盒，数量111套，每套单价2660元；2.落地式坐便器（包括K-95027-S-0、K-6284T-NA和K-8854T-CP(面板)三部分），数量293套，每套单价1950元（三部分单价分别为1100元、700元和150元）；3.洗手盆龙头（单冷）（女），数量73套，每套单价1080元；4.洗手盆龙头（单冷）（男），数量73套，每套单价1080元；5.拖把池及拖把池龙头，数量35套，每套单价545元（500元+45元）；6.淋雨组合，数量26套，每套单价1080元；7.半挂墙式台盆，数量3套，每套单价380元；8.台下面盆，数量170套，每套单价260元；9.无障碍水龙头（单冷），数量3套，每套单价1080元；10.VIP水龙头（冷热水），数量24套，每套单价1410元。上述货物价款总计金额1162625元]。合同第二条“付款条件”约定：1、在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货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如乙方出现……3、……。合同第三条“付款方式”约定：1、合同签订后，甲方即支付合同总价的30%给乙方作为定金，以转账方式支付。2、分批交货、分批付款，每批货物到达工地经甲乙双方代表共同验收后，甲方即支付至该批到货款100%给乙方。4、支付方式：甲方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合同货款。该合同第四条“交货约定”约定：1、甲、乙双方就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书面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报价单、图纸、订货单、对账单等），必须加盖双方公章，如未加盖公章，可由指定人员签字确认，但签字人员必须持有加盖公章的书面授权，否则双方均不予认可。补充协议必须加盖公章，否则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2、……3、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按时将货物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前海自贸大厦汽车可到达地点，不含卸货及二次运输，收货联系人及电话：黄明137××××9955，并积极配合甲方卸货，卸货前的一切费用及货损风险由乙方承担。如货物约定分批供应或甲方要求更改供货时间的，则以甲方发出的采购订单或书面变更通知为准。4、甲、乙双方约定以第（3）的方式供货：（1）……（2）……（3）其他供货要求：收到定金之日开始计算全部供货周期为30天。5、逾期交货：除不可抗力因素或甲方书面同意顺延供货时间的情况外，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逾期交货。6、……10、……。合同第五、六、七条对产品质量标准和保证、货物质保、质量检验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约定：1、货到现场后，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2、如因乙方逾期供货、供货不足、供货质量与合同约定不符或属假冒伪劣商品等原因，导致甲方向第三方订货或因此遭受任何罚款或索赔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3、如因乙方……4、如乙方未经甲方……5、除本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外，如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货款，则甲方应对乙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6、货至甲方……。合同第九条约定，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不能协商解决的，应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合同第十条“其他”约定：1、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授权的指定人员签字确认的图纸、报价单、订货单等作为附件，系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乙方须提供以下资料一式三份以备甲方查验及存档：……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及骑缝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文本如须修改，修改处需经双方盖章后方为有效……甲乙双方须履行协助义务，合同内容的变更或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确定。4、本合同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另查，案外人黄明系原告的员工，负责原告的洁具销售和采购业务。黄明陈述称，2017年5月份，通过其他供应商介绍其认识了做洁具业务的供应商张林，之后双方有一些业务订单的合作。黄明确认，在本案原告起诉的涉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采购合同》签订前，其曾通过张林采购洁具。关于上述《采购合同》的签署过程。黄明陈述称，因原告公司需要采购的涉案工程项目所需的科勒洁具价款金额达到100多万，出于谨慎考虑，在其与张林联系为公司（原告）采购供货前，其和公司老板到成都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考察后，向张林提出要求签署正式的书面合同，张林提出由被告与原告签署合同，原告在确定张林有被告的授权情况下，与被告签署了涉案《采购合同》，该合同由张林代表被告与原告签署。被告则称，张林基于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儿子的关系找到被告，张林称其找到为深圳一家公司（即原告）的采购洁具的业务，但对方付款需要支付到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张林请求被告帮助接收款项，收款后由其去具体完成采购事项，被告同意，但提出款项进入被告账户必须有书面的合同，因此，通过张林被告与原告签署了该合同，被告与原告双方并没有实际的订购、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另查，原告提供第2项至4项证据拟证明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于2017年10月25日向被告支付定金25万元，于2017年11月10日向被告付款20万元，被告为原告开具了45万元的发票，原告的项目授权代表人黄明与被告授权代表人张林之间通过微信聊天联系，张林称已经准备好货，但后来被告并未实际送货。上述证据显示：原告于2017年10月2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25万元，付款附言注明“洁具定金”；原告于2017年11月10日向被告转账支付20万元，付款附言注明“货款”；被告于2017年10月26日为原告开具了一张金额25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记载的货物为“壁挂式一体型自动感应小便器（含感应冲洗器）+电源盒”50套和三种型号不同的“落地式坐便器”各60套；被告于2017年11月10日为原告开具了一张金额2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记载的货物为“壁挂式一体型自动感应小便器（含感应冲洗器）+电源盒”50套和“坐便器K-95027-S-O”50套；证据四的微信内容显示：2017年10月24日，微信号“”（原告主张，该微信号使用人为张林）在微信中告知黄明（微信号“”）“科勒水箱刚刚回话了，还要15天到成都，货是定好了，他要和整车一起过来”，黄明回复“15天？？？这不是搞死人吗？”，张林又回复“真的没办法，你协商哈”；2017年10月25日，黄明发微信给张林“我28号也去福州，到时候我们福州见”，张林回复“嗯嗯”，黄明又说“科勒你先去盖章，关于供货的问题，我准备下午约他们的人过来说一下这个事情，你那边能够把科勒的出货时间分配一下吗？水箱第一批大概什么时候出，出多少个？第二批是什么时候？大货是在下个月底之前出完”，张林回复“好的”；2017年10月27日，黄明在微信中问张林“要的，科勒水箱有答复吗？什么时候可以出第一批货”，张林发送语音信息回复黄明，黄明又问“嗯，水箱，你能多调一些货吗”；2017年10月28日，黄明在微信中问张林“科勒大货你定了吗？”，张林答复“10天嘛”，黄明回复“嗯嗯。”，张林回复“订了”；2017年11月4日，黄明在与张林的微信中说“科勒的前海项目，我一去就要问水箱，水箱！”，张林回复“等水箱过去了，我也过去看看项目”。被告确认收到了原告于2017年10月15日和2017年11月10日的两笔付款共计45万元，确认其为原告开具了原告举证所提供的两张金额共计45万元的发票。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原告与张林是一直在合作的，在原告打款给被告之前，黄明与张林实际已经在进行科勒洁具的采购和协商，原告2017年10月25日支付被告的25万元系预付的货款而不是定金。被告并主张，原告已支付被告的45万元，被告在收到款后扣除税款后已根据张林的指示将采购货物的款项于2017年10月27日和2017年11月10日支付至成都市成华区鸿兴五金经营部和金牛区牧羊建材经营部，张林采购了洁具后通过成都鑫车道货运部将533件洁具送到中湘运物流有限公司托运，通过中湘运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发送给黄明，原告已支付被告的45万元，已由张林将货物送达给了原告。为此，被告提供了银行付款回单两张、中湘运成都到深圳物流单十张、成都鑫车道货运部出具的《证明》一份为证。上述两份银行付款回单显示：被告于2017年10月27日向成都市成华区鸿兴五金经营部转账付款202467.73元，付款摘要为“洁具购货款”；被告于2017年11月10日向金牛区牧洋建材经营部转账付款163974.19元，付款摘要为“付卫生洁具款”。上述十份中湘运成都到深圳物流单记载的发货人为“鑫车道”，收货人为黄明，收货人电话137××××9955，发货物品记载为“洁具”或“科勒洁具”，发货时间最早为2017年11月10日，最晚为2018年1月30日，均已由收货方签收，交货方式为自提。成都鑫车道货运部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有张林在成都鑫车道物流发了洁具共计533件。共发了12次。张林身份证号码是”。原告对被告提供的银行付款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与被告付款的两家收款单位存在交易，没有采购单或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被告采购了本案涉案合同项下的货物。原告对成都鑫车道货运部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称通过企业查询，无法查询到成都鑫车道货运部企业信息，被告也没有证明其的身份资料，无法确认该证据真实性。原告对十份中湘运成都到深圳物流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该十份物流单对应发送的货物实际是原告通过北京鑫和基公司采购的货物，北京鑫和基公司将货物发到成都由张林帮原告收货再转运到深圳给原告。原告提供第5至第11项证据，用以证明因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如期供货，导致原告向第三方购货所造成的损失，向第三方购买涉案《采购合同》项下货物支出的货款金额与合同约定的被告供应的对应货物价款差额为484130元，原告因此损失484130元，其中第11项证据也证明被告所提供的十份中湘运成都到深圳物流单所对应的货物是原告向北京鑫和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的货物。原告提供第12项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因前海自贸大厦工程项目需要采购科勒牌洁具，原告的员工黄明与张林联系为原告采购科勒洁具，原告于2017年9月26日和2017年9月30日通过案外人方嘉丽账户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向张林账户分别转账付款23050元和7万元，作为采购款项和定金，用以由张林购买科勒牌洁具供应给原告；2017年9月26日支付的23050元系因当时前海自贸大厦缺少5套样板（所需科勒洁具），原告先对私付款给张林，让其帮忙购买5套样板送去项目上，但张林没有直接供货，拖到后面才供货；2017年9月30日支付的7万元，系因原告快要和被告签订合同之前，张林表示可以先对私支付货款给他，让他先把合同中的水箱先定下来，而原告是希望他以被告的名义去订水箱的，并告诉他在下周对公付款以后要把该笔对私的款项转回给原告，张林也同意，但后来张林没有转回该笔款，只是在后面整个供货的过程中张林本人给原告供应了一些货物（原告提供的《说明》附列的表格中记载了具体供货货物明细和价款，显示金额共计118875元，原告注明已支付93050元），张林本人给原告供应的货物与被告无关。关于原告第5至第11项证据反映的通过第三方供货商采购货物的采购过程，黄明陈述称：和张林签完合同后（即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涉案《采购合同》）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订货了没有，他说订了，我们当时约定大概是在2017年11月底应该要交货的，但是到了11月份的时候，他说发货还要一段时间，他没有货了，北京那边“新宙邦”、“鑫和基”和“万家业”（供货商）有货，他也是向北京那边订的货，但是已经没有货款去支付了，需要由我们（原告）自己去付款，因为我们当时合同是与雄洲公司（被告）签订的，那我们打款应该直接打款给到雄洲公司，不管你货是从哪里来的，应由雄洲公司按照我们的约定来给我们货。但是张林当时说没有办法，你只能自己打款给北京（第三方供应商），不然的话你的货就搞不定了，他只有北京那里有货，你如果说再从雄洲这里去买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为了满足项目供货，所以通过张林联系第三方供应商先采购了货物，我们的想法是先满足项目，所以省略了很多流程，没有与第三方供应商签订书面的合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5项至第12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据反映的供货价款差额是真实客观的，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此几项证据证明原告是通过张林完成了与本案涉案合同相关的前海自贸大厦项目科勒洁具的采购，原告与证据中涉及的其他所谓的供应商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意义上的买卖关系，原告实际上是委托张林去完成采购洁具。被告并认为，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反映的采购洁具过程看，2017年10月25日原告向被告付款25万元、2017年11月10日原告向被告付款20万元，如按照原告的主张将2017年10月25日支付被告的25万元认作为定金的话，合同约定的履行期是一个月至少至2017年11月25日履行期限一个月才届满，而在2017年11月17日原告就已经在办理就前海项目的洁具采购向富安嘉业公司的付款，在2017年11月20日和2017年11月22日原告就分别已经向北京鑫和基公司和富安嘉业公司打款，在一个月的供货期未结束的情况下，原告就已认为被告不能够完成合同项下的义务而向第三方去付款购货，却没有与被告有任何的联系和衔接，这不符合原、被告双方之间正常的买卖关系的权利义务的履行，原告提供的证据反映的涉案项目洁具的采购过程只能够说明实际上原告认可的是张林，不管对方单位是谁，只要张林能够采购到原告需要的货物，张林给原告提供账户原告就打款，原告证据涉及的收款方均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原告的买卖相对方。原告回应认为，张林是原告在合同中确定的授权代表，对于原告来说张林就是代表被告，原告通过与张林的联系沟通在2017年10月底已经能够知道被告没有能力供货，所以原告在2017年10月底开始跟其他供应商接洽联系购货，是完全正常的。另查，本案中原告提供的黄明与张林的聊天记录显示，在涉案合同签署前及签署后，黄明与张林一直保持非常频密的联系。2017年9月30日当日，在原告支付张林7万元前，黄明告知张林“在付款，20分钟内，你会收到7万；科勒的定金就先给你付了；其他货也帮忙了解一下，节后10号左右会对公付30万的；你几号上班？”，张林回复“明白；好，我先把水箱订回来；我不放假，都在成都”。2017年10月13日，黄明问张林“我下周安排给你付款30万，你就把对私7万元还回来，如何？能安排吗？”，张林答复“可以的，明天来安排可以不？”。原告于第10项证据中提供的黄明与张林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1月13日，黄明对张林说“你把价格发给我看看”，张林给黄明发了一张截图，黄明又说“他不实在，你和他签合同了？”，张林回复“没有签合同”，黄明发语音信息回复，张林回复“只是他写的一个协议，我还没有同意”；黄明问“科勒的水箱他们怎么说”，张林回复“从工厂发到成都，深圳不敢发”，黄明表示“郁闷。直接提货走，这样子时间好长，物流费也贵”，张林回复“我在想办法，不催我好吧，我在谈，没有闲着”；黄明说“我明天可能去北京了。操心”，张林回复“好的，找陈总吗？”，黄明回复“是啊，拿货，不然怎么办，我现在拖不起了，奇信催货了，交不出来又是事情”，张林回复“嗯嗯，你和那个陈联系没，他做事有点水”。2017年11月15日，黄明问“你这两天水箱可以到多少”，张林回复“我再到处联系，我的哥”，黄明又回复“前海的人在问我！你才是我的哥，要是前海闹起来，我们公司就要收（受）到牵连，到时候一条线的雄洲肯定也要收(受)到牵连。现在我就想要压住这个势头，不能在扩大了。不然大家就玩完了。”张林回复“嗯，没事哈”，之后黄明又问“科勒的大货，现有的货，我们想要先提出来。你那边有多少，我都想要提出来”。2017年11月16日，双方下午对话，张林说“送货，自提要这边付款，喊的外面的车发的货”，黄明回复“好的”；黄明说“你北京发到成都的单号给我一下，有吗，昨天”，张林回复“还没有发给我，你放心哈”，黄明回复并问“好的，你明天可以安排发哪些货到深圳呢”；双方于当晚22时35分之后的对话，黄明说“马上又要过年了，还有10几天物流全部停了。科勒肯定也不会发货，那个时候才是要死人的时候”，张林回复“只要看明天成都的货到了没，成都的货到了就好办，明天北京的货，你那边能不能安排款，让他先发出来”，黄明回复“嗯，我知道”，之后张林给黄明发送了一张截图。2017年11月18日，黄明问“科勒的大货，你那边也没有确切的时间”，张林回复“初步估计在15天的样子，最慢等水箱提了，我们只有去盯着他”，黄明回复“我先吃个早餐，你吃了没”，张林回复“嗯，没有，昨晚都没吃，这个单子搞的伤人，你去吃吧”，黄明回复“恩，晚些给你电话”。2017年11月22日黄明问“不是打进去富安嘉业吗”，张林回复“我问他可不可以哈”，黄明又问“不是一样的吗”，张林发送一张截图并回复“他说要打到鑫和基哈”。在本院要求下，原告提供的黄明与“张林”微信聊天记录中导出的部分微信聊天内容显示，黄明与张林之间就洁具采购，与第三方“北京鑫和基公司”“成都联兴行”“四川协力建材有限公司”“新宙帮”等有关的货物采购、开票、付款，具体货物及价款、款项收付，双方之间的有关款项问题等内容一直保持着非常频密的联系，其中与向四川协力公司购买盆子相关的对话中，黄明说“他们有60个，不过要500多，…亏不起。要知道这种盆子这样，我受不了，我才卖275，…全亏钱”，张林回复“是啊，我们的成交价格才220，我当时和你说过，这个盆子我不赚钱的，运费你们自己给”，黄明回复“问题是没货啊，自己给运费也可以啊”。双方之间还曾对话：张林问“招商局的款怎么说，都在催了”，黄明回复“一会儿转你钱”，张林回复“我好给你订了，四天”；黄明问“嗯，北京的货你准备啥事（啥时）提”，张林回复“钱不够，你又不支持哈”，黄明回复“现在北京的货都提不出来，后面的怎么办？如果没有办法要早点摊牌，不然问题会越来越大，到时候产生的问题就会很大。你可以问问律师。”，张林回复“知道，明天联系”。双方联系从上海、成都发货到深圳供应“招商局”的货物的相关对话中，黄明说“地砖已经做完了，就剩洁具了”，张林回复“明白哈，”…….黄明说“今天周五了，时间不多，要快一些哦！”，张林回复“明天我去和雄洲商量哈，能不能喊他给我垫付一点款”并发送一张图片，黄明又说“你打电话问问，要结果，明确一点的。今天周五，明天和后天是周末，要是供不出来就惨了”。双方谈及从北京提货的一段内容中，黄明问“北京又（有）说大货什么时候吗”，张林回复“就这几天，他说北京的货都不提。提了罚（发）货就快了…”，黄明问“你手里有多少钱？”，张林回复“30万不到，朋友明天晚点会给我”，黄明又问“一共有多少了？”，张林回复“就这么多啊，别的地方借的，都没给我”，黄明问“你愿意把钱给我们公司吗？我们来去北京提货。先把货提出来”，张林回复“可以，后面的大货呢？”，黄明回复“电话说吧，打字太慢，方便不”，……后续的对话中张林说“科勒的款，最晚周一我会打给北京，我觉得还是通过你们账上打给北京吧，这样好开票”。后续双方还有相关对话，黄明表示“我顶不住了，实在不好意思”“我也被叼了一顿”“我一直想要和平解决”，张林回复表示“明白”“我懂”“从没做过这种生意”“认识你们公司，我也套进去了，你和我透个底”……黄明“我在公司，老板再问款的问题。待会给你打电话，你回复一下”，张林“谁给我打电话”，黄明“我”……黄明问“恩，你的款办理的怎么样了？”，张林回复“卡拿到了，我在找地方套现，你和你们老板说哈，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我现在在外面找地方套现”，黄明回复“好”。黄明问“恩看你吧。昨天刷出来的钱，今天可以付给公司吗”，张林回复“明天一起付，今天搞不赢”……黄明说“郑总他们今天上午发火了，我这边也不敢多说什么。你整出来多少钱先弄过来，我拖不住了，他们都要你的号码了，要给你打电话了。搞得不信我，你明白吗？”，张林回复“好的，我知道了”……黄明“我也不知道咋说，天天都是催这些事情，我现在一回来公司就催，我再（在）办公室的问我好几次，一定要给你打电话问清楚，今天给多少钱，什么时候给！”，张林回复“知道了，我比你急”……张林说“新宙邦的今天才从上海发出来…，被忽悠了。三天到，确定了，一会给我单号”，黄明回复“拿钱的时候说是早就备好货了，真的是被打脸。项目上人家怎么理解！”，张林又复“那边说准备好了，这个事情我的错，要不要和熊总说哈，三天保证到”，黄明回复“肯定要说啊，不然怎么解释？熊总那么信任我们，最后没有到货”……黄明说“不过话说回来，也就几十万，也不至于你难成这样啊。你不是还有其他的项目吗”，张林回复“哎，事情都到一起了”，黄明回复“不说这些了，你也不至于被这点钱打到！明年如果还有机会，就两个订单得问题”……黄明问“公司一直在问钱，你那边怎么说”……张林说“我这边现在真的拿不出钱来，银行的钱说一号才能到位”“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我成都这些工地，年后都可以收到钱还你们”……张林说“这几天真没钱，有钱早给你发了，哎，一言难尽”“我现在真的拿不出来钱，配件你先帮我处理哈吧，年后我们在（再）解决和你公司的事情，我只有做最后的打算，进去呆几年，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自从和你们合作了以后，一切都没了，不说了，我也把我的底和你说了”……张林说“哎，缺钱恼火，生活都过不下去了，每天都在还债中走一步看一步吧，不敢想”，黄明回复“你还没有还我们钱，你咋就这么惨了？”，张林回复“做你们所以工地都是亏，改天和你们老板说，不行我去你们公司上班，为你们把洁具这块搞起来”……张林说“说句难听的，饭都吃不起了”，黄明回复“讲这些没意义了。事情总要继续！”，张林回复“肯定撒。我不会逃避的。”，黄明说“这才多难，世界上多数人都是欠钱的，做生意的老板基本上都是欠钱的。”张林回复“嗯嗯”，黄明又说“你先把钱准备好，能付的先付给我们，然后再想办法。我们也没有赚钱。多付很多钱出去。”，张林回复“可以”……。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作为采购方、被告作为货物出售方，双方作为合同当事人在涉案《采购合同》上加盖各自公章签署了该合同，对双方的合作事项及相关权利义务予以约定，且合同签署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款项共计45万元，被告收到原告款项45万元后亦为原告开具了两张货款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已经就该合同实际进行履行，应当认定涉案《采购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从原告的员工黄明陈述的事实和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在案证据反映的事实看，原告与本案被告于涉案《采购合同》载明的被告的授权代表张林本人个人之间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双方陈述及本案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张林本人才是涉案《采购合同》中原告的交易相对方，被告关于其仅是配合作为原告与张林合作关系的收款一方，仅是代张林收取货款而实际上不是《采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的90万元（包括返还原告已支付的定金45万元，支付双倍定金23万元并赔偿损失22万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分析判定如下：首先，本案是否适用定金罚则。原告主张其于2017年10月2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的25万元和2017年11月10日向被告转账支付的20万元共计45万元系定金。被告认为原告支付的45万元系预付的货款。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25万的该笔付款附言注明“洁具定金”，另一笔20万元的付款附言注明“货款”，原告主张45万元均系定金与其提供的证据明显不符。涉案《采购合同》约定合同采购总价款金额1162625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应支付合同总价的30%给被告作为定金（即348787.50元）。不论是25万元还是45万元，金额均与合同约定的总价款30%的定金金额不附，显然原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定金。而被告收到原告该两笔款项后，就该两笔款项分别为原告开具了两张货款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上将该两笔付款作为预付货款处理，原告亦接受该两张发票而并未向被告提出异议，可见，原告对于该两笔付款作为预付货款是接受和同意的。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本案已支付被告的涉案45万元系原告预付被告的货款。原、被告双方并未按合同关于定金的约定进行定金的收付，对于定金的约定并未进行履行，因此即使一方存在违约的情况，本案亦不适用定金罚则。其次，被告已收取的原告的45万元货款是否应当返还原告并赔偿原告损失。原告主张，其未收到被告任何货物，被告未能依约履行，构成违约，致使其通过其他供应商采购涉案合同约定项目所需的洁具，除已向被告支付的45万元外还造成损失484130元，因此除要求返还已支付45万元外还要求被告双倍定金23万元并再赔偿损失22万元，并支付共计90万元款项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被告主张原告向其支付的45万元其已将相应货物交付给了原告，认为本案中，原告所需的科勒洁具，原告已经通过张林全部采购完毕，其并未违约，认为原告与涉案合同相关的货物的实际采购成本符合市场价格的，原告并没有发生多余的支出，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被告已收取的原告45万元货款是否应返还原告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将涉案45万元货款的相应货物交付给了原告。被告为原告开具的两份涉案发票记载了该45万元预付货款对应的货物，但被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购买了发票记载的货物并交付给了原告。原告确认被告提供的“十份中湘运成都到深圳物流单”的相关货物原告已收到，但主张该十份物流单所涉的货物系向北京鑫和公司采购的货物，由北京鑫和基公司将货物发送至成都由张林代收，张林代收后再从成都发送至深圳给原告，相应货款已支付给鑫和基公司。原告该主张与原告本案提供的第4、6、11项证据反映的内容相符，可以证明，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收取原告45万元货款，负有向原告交付相应货物的义务，被告未将涉案45万元货款相应的货物交付给原告，也未将该款退还原告，原告要求被告将该款返还，本院予以支持。除返还上述45万元货款外，被告是否还需再赔偿原告45万元（即原告所主张的双倍定金23万元及损失22万元）和利息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未能依约履行，构成违约，致使其通过其他供应商采购涉案合同项目所需的洁具，除已向被告支付的45万元外还造成损失484130元，据此提出了本案的诉讼请求。根据被告庭审陈述意见及第一次庭审后两次提交的代理意见中陈述的意见，被告认可原告实际采购涉案《采购合同》所涉的洁具所支付的价款比合同价款高484130元，但被告认为原告所需的科勒洁具，原告已经通过张林全部采购完毕，其并未违约，认为原告与涉案合同相关的货物的实际采购成本符合市场价格，原告并没有发生多余的支出，并认为原告在涉案合同货物采购过程中，在合同约定的供货期限未届满前即认为被告不能够完成合同项下的义务而向第三方去付款购货，却从未与被告有任何的联系和衔接，原告的行为不符合双方之间正常的买卖关系的权利义务的履行，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此，本院认为，从双方陈述的涉案合同的签署过程和在案证据反映的案件情况看，在涉案合同签订前，原、被告之间并没有交易往来，原告在涉案合同签订前与张林有合作关系或买卖关系，原告通过张林才与被告签订了涉案合同，张林系被告于涉案合同中确定的授权代表人，在本案原、被告双方涉案合同签订履行期间，原告与张林个人之间还存在仍在履行中的洁具买卖合同关系，即张林既是原告的直接交易相对方，又是原告的另一交易相对方被告的代理人。原告在完成本案涉案合同所涉的洁具采购过程中，仅与张林联系而从未与被告直接联系，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看，张林与原告的授权代表黄明的对话内容明显与其作为被告代理人（授权代表）的身份不符，相关对话内容显示张林将其本人视为系原告采购洁具的交易相对方或原告向第三方采购洁具的原告的联系人、居间人或者参与交易的当事人，原告方与张林的对话亦难以认定为系在与被告合同代理人之间的对话，原告与张林在联系涉案合同项目洁具采购的过程中已未按原合同继续履行，改变了涉案合同的重要约定事项，原告并未按约向被告支付定金，在合同签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即已根据与张林联系的情况即通过张林向其他第三方采购涉案项目的洁具而从未通知被告，原告该合同履行行为对于被告来讲并非诚实善意交易相对方的行为。另，从黄明与张林的对话内容看，原告亦存在向张林本人催要款项的行为，涉及的款项与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涉案合同项目相关，款项金额明显远高于本案原告提供第12项证据所主张的其与张林本人之间与被告无关的另两笔款项。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正当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原告对被告未尽合理的通知义务，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行为对被告并非善意，有违诚信，在此情况下，原告主张被告违约并要求赔偿损失，对被告显然不公平，原告关于被告违约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据此提出的要求被告赔偿45万元（即原告所主张的双倍定金23万元及损失22万元）及支付款项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定，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已收取的货款45万元，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四川雄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威利固建材有限公司返还货款45万元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28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6400元，由被告负担6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焕    川人民陪审员 周艾黎人民陪审员王朝晖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郑 诗 雯 （ 兼 ）郑媛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