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1民终第8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左，男，壮族，1960年4月12日出生，住南宁市良庆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右，男，壮族，1966年8月5日出生，住南宁市良庆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福，男，壮族，1970年10月3日出生，住南宁市良庆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民，男，壮族，1958年2月13日出生，住南宁市良庆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印玲，女，壮族，1976年8月1日出生，住南宁市良庆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俏凤，女，壮族，1968年4月11日出生，住南宁市良庆区。 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富，南宁市良庆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广西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农步业，男，壮族，1968年5月4日出生，住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珍莲，广西贵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成左、李成右、李成福、李秀民、徐印玲、韦俏凤因与被上诉人农步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8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上诉人李成左、李成右、李成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富、张敏，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珍莲均到庭参与了调查、辩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六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忽视了被上诉人在《合同书》签订前知道或应当知道本次合同发包的速生桉林木的实际面积。本案的标的物是林木，被上诉人在合同签订之前已经对标的物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包括林木的面积、树龄、长势、出材率、人工和运输成本以及木材的市场价格等，其中林木的面积是重点。关于林木的面积，被上诉人除了走山目测，最主要的还是从合同签订时上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的两份《南宁市良庆区大塘镇那农村公益林伐区更新设计图》和编号为NO.00144718、00144719的两份《林木采伐许可证》获知，合同签订之前上诉人已全部提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合同签订时已经反复审核，予以确认。两份《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的采伐面积分别是8.15公顷和3.24公顷，与设计图记载的170.85亩的采伐面积完全吻合，这就是合同签订时双方都认可的砍伐面积，也就是合同标的。所以，《合同书》中“山名长期岭园岭，面积300亩”主要作用只是明确标的物所在地，并非是合同标的。《合同书》第一自然段的原意是甲方将山名长期岭园岭上所种植的170.85亩速生桉林木全部发包给乙方砍伐，因为双方是在了解两份《南宁市良庆区大塘镇那农村公益林伐区更新设计图》和两份《林木采伐许证》的基础上，双方都认可长期岭园岭上所种植的可以砍伐的速生桉林木为170.85亩才签订了《合同书》。在被上诉人起诉时提交的《证据清单》第4、5号证据“那农村伐区调查及更新设计图”、“那农村公益林伐区更新设计图”，其证明事项就是“证明合同标的范围”，充分证明合同签订前被上诉人就已经知道合同标的物的范围就是170.85亩速生按林木。另外，李成右、李成福、李秀民、徐印玲、韦俏凤五人均不是合同相对人，采伐证林木所有人也只有李成左一人，一审判决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余五人具备被告资格。其次，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向被告李秀民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就开庭审理存在违法。一审法院将《民事起诉状》副本和《传票》邮寄给那农村委代为送达，但该《民事起诉状》副本和《传票》至今还留在村委未能送达李秀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文书送达程序违法，一审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农步业当庭答辩，上诉人所述不是事实，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经上诉人的亲戚介绍认识上诉人的，出于对上诉人亲戚的信任，所以没有去实地测量。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出示林木砍伐许可证给被上诉人看，如果被上诉人看到许可证里面记载的面积后肯定是不会同意按照合同的300亩的面积的。被上诉人是在交完最后的10万元款项的时候才从上诉人手中拿到这两份许可证。 被上诉人农步业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六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林木款50万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作为乙方于2016年4月1日与六被告作为甲方签订《合同书》，约定：“甲方愿意将自己在责任山，山名长期岭园岭，面积300亩，种植的速生桉林木发包给乙方进行砍伐，协商条款如下：1、乙方承包砍伐林木（速生桉）总价款1120000元，协议签订后乙方须交第一期预定金500000元，第二期款项砍伐30%后乙方将剩余款620000元付给甲方。2、乙方砍伐时间由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止，但由于雨天不能正常砍伐，不能正常运输，可以适当延长时间，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3、乙方砍伐林木期间，如发现纠纷由甲方负责沟通，纠纷费用甲方负责，同时保证村坡道路给予乙方通行。4、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共同遵守，不得违反。5、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向被告支付了承包金，分别为：2016年4月1日500000元，2016年4月29日320000元，2016年5月6日200000元，2016年5月19日100000元，总计1120000元。现原告认为，被告发包的林地“有林面积”为170亩，不足合同约定的300亩，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林木款50万元。被告认为双方是以“包青山”的方式进行承包，价款是以整片林木计价，而不是以亩为单位计价，林地亩数不会影响双方约定的林木款。定价主要是看林木的长势、出材率、运输难易程度、当时的市场价格等因素估算，林地面积不是定价的因素，原告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经广西国联测绘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8月8日两次测绘，作出GLAS20170411号《测绘成果报告》，鉴定结果为：“总面积为123457.09平方米，合185.19亩。其中桉树有林面积为119825.49平方米，合179.74亩；荒地面积为3631.6平方米，合5.45亩。”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书》名为承包，实为被告将种植的桉树出售给原告自行砍伐，应为买卖合同。该《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现原、被告的争议系本案林木价款的定价是原告主张的以“有林面积”来定价还是以被告主张的“包青山”，即以整个山头的林木定价。《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了“面积300亩”，并非原告主张的“有林面积”300亩，故原告主张以“有林面积”300亩定价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而100亩林木和1000亩林木的价值明显是不一致的，被告主张双方以“包青山”的方式来定价，且定价的因素只有林木的长势、出材率、运输难易程度、当时的市场价格，面积并非定价因素，该主张明显违背了客观规律，本院不予采纳。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书》并未约定林木长势、出材率、运输难易程度、市场价格等因素，但这些因素在原、被告签订合同前均应考虑在内，故在综合上列因素的情况下，山林的面积方为最终确定林木价格的关键。本案双方约定收购范围为“山名长期岭园岭，面积300亩”，价款1120000元，而长期岭园岭的面积测绘结果为185.19亩，故原告应支付的林木价款为1120000÷300×185.19＝691376元，现原告支付了1120000元，多支付部分六被告应返还给原告，即1120000-691376＝42862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成左、李成右、李成福、徐印玲、韦俏凤、李秀民返还原告农步业林木款428624元；二、驳回原告农步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原告农步业负担628元，被告李成左、李成右、李成福、徐印玲、韦俏凤、李秀民负担3772元；测绘费11503元，由原告农步业负担6503元，由被告李成左、李成右、李成福、徐印玲、韦俏凤、李秀民负担500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只是对合同履行的细节问题存在异议。六上诉人在庭前提交了编号分别为00144718号、00144719号的《树木采伐许可证》，被上诉人对许可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坚称自己是在交齐林木款后，六上诉人才将许可证交给自己。被上诉人提供了电话录音，以证实林地面积不实。六上诉人认为电话录音没有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 经核实，双方当事人对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录音时间不详，内容仅为通话过程中几句话，且六上诉人不予认可，也无法认证其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据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林木买卖时约定的是“包青山”或是按面积计算林木总价。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李成左的为手写，被上诉人农步业的为打印，从常理推断，该合同应为被上诉人所草拟并经双方签字确认；林木采伐许可证于2016年3月25日颁发，2016年4月1日双方签订合同，六上诉人主张签订合同之前已将面积情况告知被上诉人，但没有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后交到被上诉人手中。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将林木砍伐完毕，并于同年7月取得了林木运输许可证。可见，被上诉人至迟是在2016年5月即应从采伐许可证上得知林地面积与合同记载面积不相符，但其对此未提出异议而是直接砍伐林木，在合同履行完毕后才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作为专业的木材商，被上诉人对于林地面积、出材率等问题更为关注，在合同由其草拟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认为合同系按面积计算林木总价，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未能提出任何证据证实，合同条款也无从反映，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有理，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8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农步业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简易程序减半收取），测绘费用115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共计24703元，由被上诉人农步业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美云 审 判 员 梁世平 审 判 员 许 威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邢桂枝 书 记 员 李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