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6民终233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韦贵德，男，1967年2月6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个体户，住所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贵州智晓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云，贵州智晓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蔡纪华，男，1966年5月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所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罗兆基，男，197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所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蔡纪华、罗兆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广西佳卓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绍全，男，1978年4月28日出生，侗族，住所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海，从江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韦贵德因与被上诉人蔡纪华、罗兆基、何绍全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从江县人民法院（2018）黔2633民初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贵德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书》是否有效，均证明蔡纪华、罗兆基滥用股东权利，已将韦贵德享有的20%股份转让给何绍全，损害了何绍全的股东权益。二、一审认定两份协议有效没有法律依据。1.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权利人没有追认，合同无效。2.依据合同法第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三被上诉人转让的是股份，受让人是必须到工商登记部门进行股东变更，才能成为公司股东，《转让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书》才具有法律效力。至今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股东没有变动，三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也未生效。3.三被上诉人未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可以判定三人属于恶意串通，作为受让人应当知道转让股权必须进行变更股东身份，属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三、该案是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上诉人提起的诉讼，引用《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款第一款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四、上诉人并未提出优先购买权诉讼，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解释四》第21条第一款规定无事实依据。五、一审法院作出有效认定与驳回起诉，也就是认可了三被上诉人侵权的行为合法，可这一判决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上诉人股权，20%的股权已被蔡纪华、罗兆基转让给何绍全。六、蔡纪华、罗兆基已经取得何绍全转让款320元，何绍全从从江县政府领取了投资款756.118852元，公司的资金为零。七、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151条让上诉人行使诉权，无事实依据，因被上诉人的行为是侵害上诉人的股权而不是公司利益。八、政府退还的投资款属于股东的本金，按照入股20%的事实，退还的756.118852元，上诉人享有136万元，一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的投资款没有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予以改判。蔡纪华、罗兆基辩称：一、从江县桂发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发公司）原是曾焕义等四人出资500万元注册成立的，后转让给蔡纪华、罗兆基和韦贵德，转让款由蔡纪华一人出钱支付，韦贵德没有支付分文，也未向公司缴纳任何出资，后韦贵德明确表示退出公司，其已不是公司股东。桂发公司原是曾焕义、黄进忠、姚汉霖、丁清岈四人于2011年7月8日投资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四人均以现金出资，并按公司章程规定足额缴纳了出资额。后经协商，曾焕义等人愿以30万元将公司转让给蔡纪华。2011年9月22日从江县人民政府同意曾焕义等人以更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方式将公司转让给蔡纪华，蔡纪华支付了30万元转让款。因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蔡纪华一人无力缴纳。就邀罗兆基和韦贵德做公司股东，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1年9月26日，蔡纪华、罗兆基、韦贵德与曾焕义等人签订《从江县桂发木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无偿将100%的股权转让给蔡纪华、罗兆基和韦贵德，其中蔡纪华、罗兆基各受让40%的股权，韦贵德受让20%的股权，公司章程规定，蔡纪华、罗兆基各出资200万元，韦贵德出资100万元，但三人均未按公司章程规定出资。2011年9月29日按国土局要求，蔡纪华、罗兆基格出资25万元购置70亩工业用地给公司使用，因无法办理土地使用证，公司不能贷款融资，公司陷入困境，但韦贵德一直称没有钱。2011年年底韦贵德提出退出桂发公司，蔡纪华、罗兆基同意了其请求，但没有办理股东变更登记，自此韦贵德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从受让股权到退出，韦贵德都未向公司出资，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二、平整场地和水沟是蔡纪华、罗兆基和何绍全投资建设和管理，韦贵德既没有出资，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韦贵德退出公司后，为解决公司资金困难，蔡纪华、罗兆基邀请何绍全投资入股，为此，双方于2012年7月18日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何绍全出资现金500万元，出资用于支付公司购置工业用地的土地款、厂房、办公室、员工宿舍、机械设备、办公用品、水电设施等。由于何绍权的投资没有足额到位，造成双方的《增资扩股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2015年12月18日蔡纪华、罗兆基与何绍全签订了《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约定蔡纪华、罗兆基把公司转让给何绍全，由其独自经营，自负盈亏，公司的债权债务与蔡纪华、罗兆基无关，何绍全退还蔡纪华、罗兆基投资、利息和补偿共计300万元，但未办理变更登记。2016年初政府收回公司的工业用地，退还投资本息756.118852元，由何绍全结算和领取。三、2015年12月18日蔡纪华、罗兆基与何绍全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名为转让公司，实为转让蔡纪华、罗兆基的股权。四、韦贵德请求蔡纪华、罗兆基和何绍全退还其投资款136万元，均不能成立。政府退还的投资本息不是公司经营红利，该补偿款属于公司所有，至今公司并未解散，也未进行清算，股东不能主张分配公司资产。而是公司投入多少而补偿多少，韦贵德已经退出公司，不是公司股东，同时对公司没有投资，其请求应予驳回。何绍全未提出上诉答辩意见。韦贵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蔡纪华、罗兆基与何绍全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无效；2.判令蔡纪华、罗兆基与何绍全退还136万投资款给韦贵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6日，韦贵德与蔡纪华、罗兆基通过曾焕义、黄进忠等四股东的股权转让取得桂发公司100%股权，其中蔡纪华占40%，罗兆基占40%，韦贵德占20%。蔡纪华出资30万元转让款。同日，韦贵德与蔡纪华、罗兆基召开了股东会，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韦贵德占公司股份20％，蔡纪华、罗兆基各占公司股份40％；蔡纪华担任执行董事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兆基任公司监事，韦贵德任公司经理。同日，韦贵德、蔡纪华、罗兆基制定了桂发公司新的章程。2012年公司与洛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木材精深加工项目的招商引资投资合同》。嗣后，公司开始筹建，在筹建过程中，蔡纪华共出资80万元（30万元转让款、50万元土地补偿款）后因资金困难无法继续投资建设公司，于是蔡纪华、罗兆基就与何绍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该协议未履行，但何绍全为公司支付了80万元征地款。2015年12月18日，蔡纪华、罗兆基在未告知韦贵德转让的情况下与何绍全签订《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将桂发公司以300万元转让给何绍全，转让涉及的变更股东资格问题至今未在工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现工商登记的股东仍然是蔡纪华、罗兆基和韦贵德三人。2016年，从江县人民政府需将桂发公司所处的工业用地收回，洛贯经济开发区遗留问题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对公司的建设投入进行了清算，于2016年12月21日印发了《关于红枫木业有限公司和桂发木业有限公司建设投入清算退款的报告》（洛贯问题化解组（2016）4号），文件显示桂发公司的投资款包括三项，一是平整场地工程款284.080027万元，二是治理河道工程款225.771036万元，三是征地补偿款130万元，前述三项费用的利息116.267789万元，共计需退还桂发公司的投资款及利息共计756.118852万元。在需退还给桂发公司的756.118852万元款项里，除从江县国土资源局垫付建设桂发公司农民工工资23.7801万元及仍在该局账上的50万元（已被保全冻结）外，其余款项682.338752万元已被何绍全领走。桂发公司未清算、注销，现仍以公司法人形式存续。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合同的性质，应从合同的名称、内容去审查认定，同时还应考察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分析认定。蔡纪华、罗兆基与何绍全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虽然全文未提到股权转让的问题，但从签约的主体、协议内容实质及签约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等方面综合分析后，《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关于股权转让的合同。股权转让合同属有偿合同，在其他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前提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韦贵德以蔡纪华、罗兆基违反公司章程及未经其同意私自转让登记在其名下的20%股权，主张《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无效，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损害其优先购买权的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蔡纪华、罗兆基处分各自股权，虽未事先通知韦贵德有损害其作为登记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何绍全并未知晓桂发公司有韦贵德这一股东的存在，其主观并未存在恶意。故蔡纪华、罗兆基与何绍全在订立合同时没有恶意串通，不能因此认定蔡纪华、罗兆基与何绍全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无效，因为从《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的内容来看，法律所要否定的是非股东第三人优先于公司其他股东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而不是否定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成立转让协议的行为，况且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不会妨害其他股东依据《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实现优先购买权，二者可以相互独立。一审法院认为，判定合同是否有效，应从合同主体在签约时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及是否违反法定合同无效的情形，蔡纪华、罗兆基与何绍全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三方合同主体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没有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蔡纪华、罗兆基与何绍全主张合同有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虽然涉案《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有效，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涉案《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只约束合同主体蔡纪华、罗兆基和何绍全，对韦贵德没有法律约束力。关于本案另一诉请即要求返还136万投资款问题，桂发公司虽未开展业务经营，但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法人财产与股东财产相互独立，因此从江县人民政府退还给桂发公司的工程投入、征地补偿费、利息等费用共计756.118852万元属于桂发公司法人财产，该财产并非公司开展营业所得的利润，而且桂发公司至今未进行解散清算，也未依法清偿应清偿的费用，因此桂发公司的财产目前不符合法定的分配条件，韦贵德诉请返还投资款136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如韦贵德认为何绍全领取属于桂发公司的财产，侵害了桂发公司的权益，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行使权利。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判决：驳回韦贵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20元，诉前保全申请费3020元，共计11540元，由韦贵德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公司股东可以转让股权。蔡纪华、罗兆基将其在桂发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何绍全，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韦贵德认为蔡纪华、罗兆基无权处分其股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即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院认为，蔡纪华、罗兆基转让其在桂发公司的股权，是有权处分，而不是无权处分，韦贵德认为蔡纪华、罗兆基转让股权时处分了韦贵德的股权，韦贵德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该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蔡纪华、罗兆基与何绍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韦贵德主张的136万元问题。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政府的补偿款属于公司财产，不是政府对股东进行补偿，而公司财产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财产在清算程序中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桂发公司至今并未解散，也未组织清算，不能将公司财产分配给股东，韦贵德认为自己是公司的股东而主张分配136万元，与公司法的规定不符，其主张分配136万元应不予支持。故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韦贵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40元，由韦贵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泽智审判员  郑厚祥审判员  欧阳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罗惠书记员刘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