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4民终315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黎某某，男，汉族，19XX年X月5日出生，住珠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红，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林，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珠海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XXXXXXXXXXXXX。负责人：某某X。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某某俊，女，壮族，19XX年X月15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系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某，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某某吉，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5133。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邱某某，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0588。上诉人黎某某与被上诉人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某某律所）、某某吉、邱某某、某某俊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02民初2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黎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红，被上诉人某某律所、某某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林某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某某吉、邱某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缺席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黎某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8）粤0402民初2910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确认黎某某与某某律所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的（2017）广朗律民字第021号《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无效；三、依法撤销（2018）粤0402民初2910号民事判决书后发回重审；四、依法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某某律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及《民法总则》第154条的规定理解严重错误，导致得出错误的判决。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此处的恶意串通应当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不包括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串通的情形。我国《合同法》对此表述不甚清楚，但我国《民法总则》第154条用语表述已比较清楚。《民法总则》第154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可见法律要求是法律行为的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在合同场合即一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合同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有“恶意串通”的情形，不在《合同法》恶意串通规定的范围之内……。即便某某律所与蔡炳良恶意串通，黎某某也只能请求确认某某律所与蔡炳良之间恶意串通的法律行为无效，而不能主张其与某某律所签订的涉案代理合同无效”是对法律理解的严重错误。理由如下：1．《民法总则》第154条的规定实际上发挥了一般规则的兜底评价功能，是对一切恶意串通行为起兜底规范作用的一般规则。在适用范围上，不应仅作狭议的理解“在合同场合即一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而应理解为恶意串通行为不仅可能发生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当事人之间，也可能发生于当事人一方（行为人）和民事法律行为之外但与该行为之实施有关的“相对人”之间。2．根据《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瑕疵的规定中仅在第146条和154条的规定中使用了“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表述，其他条款均以“当事人”作为行为主体。由此可知，《民法总则》第154条的规定旨在规制以恶意串通方式成立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至于该行为无论是在当事人之间、还是在当事人一方（行为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外但与该行为之实施有关的“相对人”之间均可成立。3．具体到本案中，由于（2017）广朗律民字第021号《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下称代理合同）系因某某律所、某某吉、邱某某、某某俊代理（2016）粤0402民初5960号（下称5960号案）所引起的，故某某律所、某某吉、邱某某、某某俊作为行为人，而5960号案的被告蔡炳良作为相对人，其恶意串通的法律行为后果则为：本应由蔡炳良承担的律师费，却以签订代理合同的行为让黎某某承担。综上，《民法总则》第154条的规定与《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的规定并无实质不同，但一审法院却理解为在代理合同中，行为人与相对人必须为代理合同的双方，是对法律理解的严重错误，导致得出错误的判决。二、某某律所、某某吉、邱某某、某某俊利用为黎某某代理案件为由，表面上维护黎某某的权益，实际为5960号案被告蔡炳良免除合同责任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在行为上恶意串通，结果上损害了黎某某（签订代理合同）的合法利益，已构成法律上的恶意串通。1．无论是根据（2017）粤0402民初10330号案件（下称10330号案件）某某律所的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2018）粤0402民初800号案件（下称800号案）中某某俊的答辩、还是根据客观事实，在5960号案中黎某某委托的代理人实际是某某律所的律师某某俊，而不是某某俊的助理某某吉与邱某某。2．某某律所、某某吉、邱某某、某某俊与5960号案被告蔡炳良之间均存在利害关系。（1）某某律所、某某吉、邱某某、某某俊在5960号案中代理黎某某诉蔡炳良的同时，也在另案中作为蔡炳良及其兄弟蔡炳恒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的代理人参与诉讼（具体详见黎某某一审证据8）。（2）某某俊在蔡炳良与麦华的民间借贷中作为蔡炳良的连带责任担保人，担保借款本金高达350万元及利息3.5%／月（详见申请人证据9），已诉至贵院，案号：（2018）粤0402民初31号；在蔡炳良向黎某某出具的《借款证明》及《承诺函》中某某俊均明确注明：“附件：借款资金流向明细。某某俊”及“上述借款资金流向详见附件。某某俊”（详见黎某某一审证据9、15）。（3）某某俊在800号案答辩中称：“被告某某俊称，其是某某律所的律师，2009年时因蔡炳良在天津的股权转让项目与原告黎某某认识”（详见一审某某律所证据800号判书第4页）。3．代理合同实际上系某某律所、某某吉、邱某某、某某俊与5960号案被告蔡炳良恶意串通，串谋为蔡炳良免除本应承担的500多万元律师费，却让黎某某承担的行为结果，依法应确认无效。在5960号案中，黎某某与蔡炳良之间明确约定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但在起诉时，某某律所、某某吉、邱某某、某某俊却未提出律师费由败诉方蔡炳良承担的诉讼请求，更未向黎某某提示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而是与蔡炳良恶意串通（5960号案蔡炳良未出庭应诉），在5960号案起诉7个多月、开庭4个多月后，趁黎某某患肾病透析治疗期间及对某某俊的信任，以某某律所管理需要为名、需黎某某补签“补充代理材料”，而欺骗黎某某签订代理合同，实为某某律所、某某俊与5960号案件的被告蔡炳良恶意串通牟取500多万元律师费的巨大利益。三、从代理合同在5960号案立案后7个多月、开庭后4个多月才签订来看，有违《律师法》的规定，依法代理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根据《律师法》第25条的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及第40条的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而5960号案件2016年7月18日立案、10月12日开庭，在立案7个多月、开庭4个多月后的2017年2月20日签订代理合同的行为，严重违反《律师法》的规定，依法应确认无效。另，根据律师行业的特殊性及惯例，虽然代理合同是与律师事务所签订，但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业务均是基于对律师本人的信任，而非律师事务所。具体到本案中，黎某某是基于对某某俊的信任，将5960号案委托给某某俊，并且在5960号案之前某某吉作为某某俊的助理与某某俊一起代理黎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的案件。某某俊是代理合同恶意串通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某某吉、邱某某是根据某某俊的授意具体实施代理行为的人，他们系实施代理行为的分工不同，无论是在5960号案中未提起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诉求、还是未向黎某某提示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后果、以及违反律师法签订代理合同的行为均应由某某律所承担。四、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即：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应当告知黎某某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却未告知，依法应发回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从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不在《合同法》恶意串通规定的范围之内，如构成欺诈情形，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合同。……如涉案代理合同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且符合请求撤销的条件，原告黎某某可以另行主张”，足以证明黎某某主张代理合同性质无效与一审法院对代理合同性质效力作出的认定是不一致的，依法一审法院应当告知黎某某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却从未告知，也未向黎某某释明，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发回重审。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法支持黎某某的上诉请求，保护黎某某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某某律所、某某俊辩称，认为一审对本案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黎某某在上诉状中提到的上诉理由一审均已经予以查明，二审应驳回其上诉请求。黎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黎某某与某某律所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的（2017）广朗律民字第021号《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二、判令某某律所、某某俊、某某吉、邱某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黎某某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黎某某与某某律所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的（2017）广朗律民字第021号《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5月25日，蔡炳良与黎某某签订《借款协议》向黎某某借款600万港币。2010年2月4日，蔡炳良又与黎某某签订《借款合同》向黎某某借款910万元。上述《借款协议》、《借款合同》均约定，因借款纠纷产生的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后因蔡炳良未依约偿还上述借款，黎某某于2016年7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黎某某偿还借款本息但未请求律师费。一审法院立案后，案号为（2016）粤0402民初5960号。黎某某授权某某律所的某某吉律师、邱某某实习律师作为其在上述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但当时未与某某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在该案开庭审理时，黎某某、某某吉、邱某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2017年2月20日，黎某某作为甲方、某某律所作为乙方签订（2017）广朗律民字第021号《民事纠纷委托诉讼代理合同》约定：一、甲方因与蔡炳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指派某某吉、邱某某实习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二、代理期限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上述案件终审判决生效为止。三、代理权益详见授权委托书。四、甲方应当按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交纳律师费用。五、乙方有权按合同第六条约定收取律师费用。六、双方同意按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律师费。双方共同确认本案的标的总额为30399413.10元。甲方须在案件终审判决生效并收到款项后，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律师费以甲方实际收到的判决款项的15%计收。2017年4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402民初5960号民事判决，判令蔡炳良向黎某某偿还本金5172413.79元及相应利息、本金910元及相应利息。判决生效后，黎某某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粤0402执9165号。2017年9月19日，黎某某在一审法院执行局签署《当事人交付收据》确认收到一审法院转账支付蔡炳良执行款33686023.10元，案件全部执行完毕。黎某某收到上述款项后未依约向某某律所支付律师费。某某律所因此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黎某某支付律师费。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7）粤0402民初10330号。当事人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对如下事实主张存在争议：一、上述《民事纠纷委托诉讼代理合同》是否黎某某为真实意思表示。黎某某主张，上述《民事纠纷委托诉讼代理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称，签字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基于对代理律师某某俊的信任以及误导，在神志不清、视力模糊的状态下签字，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为证明其上述事实主张，黎某某提供了中大五院入、出院记录（多份）健康体检报告等证据。某某律所、某某俊、某某吉、邱某某对黎某某的上述主张及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二、某某律所、某某俊、某某吉、邱某某是否与蔡炳良存在恶意串通行为。黎某某主张，某某律所、某某俊、某某吉、邱某某与蔡炳良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理由如下：1.（2016）粤0402民初5960号案件实际是某某俊的案源。2.某某律所、某某俊、某某吉、邱某某均与蔡炳良又利害关系。某某律所及其指派的某某俊、某某吉、邱某某均代理过蔡炳良及其相关人员、公司的案件。某某俊更与蔡炳良具有私人关系。3.某某律所、某某俊、某某吉、邱某某在（2016）粤0402民初5960号案件本应当代黎某某提出请求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但未提出。4.签订《民事纠纷委托诉讼代理合同》的时间是在案件起诉7个多月后，开完庭4个多月，黎某某患重病期间。为证明上述主张，黎某某提供了多份判决、裁定、仲裁书、《借款协议》、《借款合同》等证据，某某律所、某某俊、某某吉、邱某某对黎某某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以及黎某某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此可见，单独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不能构成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黎某某以其意思表示不真实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此处的恶意串通应当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不包括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串通的情形。我国《合同法》对此表述不甚清楚，但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用语表述已比较清楚。《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可见法律要求是法律行为的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在合同场合即一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合同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有“恶意串通”的情形，不在《合同法》恶意串通规定的范围之内，如构成欺诈情形，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合同。因此，黎某某以某某律所与蔡炳良恶意串通为由主张其与某某律所签订的代理合同无效，显然是对恶意串通规定的理解发生了错误。所以，即便某某律所与蔡炳良恶意串通，黎某某也只能请求确认某某律所与蔡炳良之间恶意串通的法律行为无效，而不能主张其与某某律所签订的涉案代理合同无效。故，黎某某请求确认涉案代理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涉案代理合同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且符合请求撤销的条件，黎某某可以另行主张。某某吉、邱某某、某某俊并非涉案代理合同的当事人，根据相对性原则，黎某某无权对三人提出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黎某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47170元，由黎某某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诉黎某某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402民初10330号民事判决，该诉讼是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依本案涉案《民事纠纷委托诉讼代理合同》诉请黎某某支付律师费，该判决对涉案合同作出如下认定，《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黎某某以此主张《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香洲区人民法院不予采纳。黎某某以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与蔡炳良恶意串通损害黎某某利益为由主张《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涉案《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方为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黎某某，黎某某主张的“恶意串通”系发生在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与蔡炳良之间，损害的权益为黎某某的权益，黎某某主张的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与蔡炳良之间的“恶意串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的恶意串通的范围之内，黎某某以此主张《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香洲区人民法院不予采纳。黎某某主张涉案代理合同是其患重病透析治疗期间被欺骗而签订，但黎某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所患疾病已影响其民事行为能力且黎某某受到欺骗，故本院对黎某某该主张不予采纳。据上，香洲区人民法院认为涉案《民事纠纷委托代理合同》是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黎某某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委托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院认为,黎某某诉某某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402民初10330号民事判决，对涉案《民事纠纷委托诉讼代理合同》的效力作出了明确的认定。黎某某又因涉案《民事纠纷委托诉讼代理合同》的效力问题提起诉讼，属前后两诉争议的基本事实一致。黎某某在后诉中提出请求包含在前诉的范围之内，属于重复起诉。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保证民事诉讼程序经济、高效地运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完成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的诉权进行审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29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黎某某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7170元，退还黎某某；上诉人黎某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717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发审判员 朱文春审判员 杨卫星二〇一八年十二月××日书记员 谭慧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