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8）晋行申25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段某，男，汉族，1952年5月7日出生，现住山西省盂县。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盂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杨某，局长。   再审申请人段某因诉盂县公安局治安管理一案，不服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3行终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2013年2月4日，原告段某在领取30万元及签署息诉罢访保证书后，于2017年3月2日到最高人民法院无正当诉求上访。2017年3月14日原告准备到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上访时，被告将其查获。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对以上事实予以确认。被告盂县公安局于2017年3月14日对原告段某作出行罚决字【2017】0001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认定：段某在签署罢访息诉保证书后，仍非正常上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段某行政拘留十天。原告不服处罚，于2017年8月16日诉讼在案。   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行政诉讼主要是对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被告按照受案、调查取证、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送达、执行等程序进行。对原告段某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被告作为公安机关根据案件事实情况进行的处罚，更具有专业性，对事物发展的情况有更加丰富的实践经验，本院对被告对该案事实的判断予以认可。被告盂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段某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作出(2017)晋0311行初45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段某的诉讼请求。   段某不服，提起上诉。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上诉人段某与盂县信访局2013年2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和息诉罢访保证书，上诉人段某在2013年领取30万元社会救助款后，不能够再就其与河南省××县住宅楼建筑工程纠纷到任何机关、任何地点上访反映此事。上诉人段某于2017年3月2日又以在解决上述上访事项中，还有低保问题和煤炭欠款等问题没有解决为由前往最高人民法院上访，2017年3月14日上诉人准备到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上访时，在阳泉北站被相关政府工作人员接回。依据盂县人民政府信访局出具的2013年1月15日关于研究解决3件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会议纪要，关于上诉人段某所述关于欠煤炭问题和低保问题系由路家村镇负责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和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并不是解决上诉人段某所述两问题的信访部门，故上诉人段某出具息诉罢访保证书和领取30万元社会救助款后，前往上述两个部门反映问题，属于借题发挥，扰乱社会秩序，盂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段某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所提被上诉人程序违法之理由，经查，在案的有被上诉人出具的对上诉人段某询问的录音录像和其他书证，证实上诉人所述违法情况并不属实，上诉人所提其他上诉理由亦与原审主张无异，并无事实依据，均不予采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018)晋03行终1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证明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作为公安机关根据案件实施情况进行的处治更具有专业性”、“被告对事物发展的情况有更加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证据，以此作出“本院对被告对该案件事实的判断予以认可”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2.二审判决认定的再审申请人领取救助款后“不能再就其与河南省XX县住宅楼建筑工程纠纷到任何机关、任何地点上访反映此事”，于法无据。协议书和息诉罢访保证书属于合同法律关系，二审判决错误的理解了协议书和息诉罢访保证书的法律属性，将违约行为上升为法律禁止的“不能够”，进而又扩张为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显然是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混淆了违约和违法的界限。这样的认定既不合理、更不合法，也没有任何证据。3.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借题发挥，扰乱社会秩序”没有证据，于法无据。首先，原审已经查明，再审申请人去最高法院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三级法院的裁判不满意；二是反映煤炭问题和低保问题。其次，信访和走访是公民反映个人诉求并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为了保障信访权，国务院制定了《信访条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相关《信访工作》等规范性文件。因此，再审申请人依法有权上访，即使信访事项不属于该单位管辖，也应由该机关转送主管机关，并不属于违法，更谈不上扰乱社会秩序。（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1.行政行为缺乏证据。再审申请人2017年3月2日仅是去最高人民法院法院递交书面材料，根本没有任何损毁、占用信访接待场所、国家机关或者他人财物等违法行为。3月14日是刚到达火车站，再审申请人既没有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实施任何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所禁止的行为，更没有实施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没有证据和事实依据。2.具体行政行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信访中的违法行为，《信访条例》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没有违法其中任何一条。3.具体行政行为违反公安部的规定。对于信访过程中的寻衅滋事，公安部有明确的规定。信访中的寻衅滋事行为只包括“任意损毁、占用信访接待场所、国家机关或者他人财物”，以及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并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再审申请人并无违法行为，更没有实施任何寻衅滋事的行为。因此，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四）项的规定，故请求：1.撤销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2017)晋0311行初45号行政判决书和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3行终14号行政判决书。2.改判确认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的行政拘留违法。   本院经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3年2月4日，盂县信访局“关于研究解决3件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会办纪要中议定：1.鉴于段某多年来一直在市县上访，反映与施工队的建房纠纷问题，虽然法律机关作出结论，但确实给其造成一定损失，生活上带来困难，为化解积案，维护稳定、构建社会和谐，县联席会议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研究决定给予30万元社会救助，一次性予以化解处理。2.关于欠煤炭问题和低保问题由路家村镇负责解决。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被申请人盂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级机关提出。本案中，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再审申请人希望通过上访途径解决其诉求的事实。再审申请人对自己领取30万元及息诉罢访保证书无异议，自认为诉求没有解决，又以还有低保问题和煤炭欠款等问题没有解决为由前往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在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上访时，在阳泉北站被相关政府工作人员接回的事实没有异议。被申请人对案件立案受理后，经过调查取证、询问笔录、制作处罚决定书、送达、执行等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再审申请人行政拘留十天。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和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并非有权处理再审申请人相关信访事项的权力机关，再审申请人的相关信访事项应当向路家村镇政府或上级机关提出。因此，再审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在履行了相关程序后，决定给予再审申请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   综上，段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段某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魏佩芬   审 判 员 程彦斌   审 判 员 刘 群     二0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法官助理 周小明   书 记 员 李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