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146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乔睿，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艳玲，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霞，广东诚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伟，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霞，广东诚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雪蓉，广东诚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凤华，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华正，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乔睿、郭伟因与被上诉人熊凤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5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乔睿、郭伟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为驳回熊凤华的全部诉请；二、依法判决乔睿、郭伟无需向熊凤华返还股权款及利息；三、判令熊凤华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乔睿经催告后仍未履行股权变更手续为由认定本案合同符合解除条件而判决双方之间合同解除，属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1.本合同的主要目的是参与合作经营，熊凤华已参与了深圳前海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公司)的实际运营，并已实际行使了博×公司的股东权利，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交往行为。本案熊凤华合同目的已实现，双方主要合同义务已基本履行完毕，本案不存在合同应予以解除的情形。博×公司管理有限公司合作事宜》（以下简称《合作事宜》）的约定，合同签订的前提背景为博×公司与武汉×中石油化工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签订委托经营协议，博×公司受托经营×中现货电子挂牌协议。熊凤华签订本合同的意义在于参与该委托经营项目，即熊凤华受让股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参与经营项目的合作，从该份协议的题头也可看出，合同主要为“合作”。而乔睿在一审时已提交多项证据，包括乔睿与熊凤华2016年6月、7月共同至武汉参与与×中石油之间的合作会议、进行写字楼的租赁问题讨论、2016年10月与四大银行之间的合作事项、×中石油开户事宜等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博×公司为熊凤华报销差旅费的材料，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乔睿的主要义务一直在履行，熊凤华已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活动，其股东权利也已实际实现，根本不存在合同应予解除的条件，一审法院以表象情形认定合同应解除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2.一审认定乔睿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是事实认定不清，事实是熊凤华自始至终未主动要求乔睿办理变更工商登记，一审法院认定合同解除是法律适用不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首先，乔睿的主要义务应为使熊凤华实现其实际的股东权利，通知其办理变更工商登记仅为其中一项被动性的附随义务，且乔睿在2016年6月21日就履行了该通知义务，而熊凤华从未催告乔睿履行协助变更登记义务，因其一直在纠结是以个人名义持股还是公司名义持股，以至于乔睿多次通知其办理变更登记其均不予配合。《合作事宜》签订后，博×公司已通过股东会决议认可了熊凤华的股东身份和股权，熊凤华自协议签订后就一直在行使股东权利，工商登记仅具有公示效力，没有进行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仅是对外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并不影响公司内部股东的实际持股情况，也不妨碍熊凤华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故熊凤华已实际持股并行使股东权利，即乔睿已经履行了转让其持有的博×公司股权的主要义务。其次，根据《合作事宜》约定，乔睿仅为“协助办理”义务，并非“办理”义务，该义务为协助、配合的被动辅助义务，并非主动强制性义务，该约定合法有效。即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主要义务在熊凤华。在本案一审时，乔睿已证明己方履行了主动告知义务，且积极应诉后一直表明随时愿意配合熊凤华办理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在熊凤华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通知或要求乔睿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乔睿不予协助配合的情况下，其直接诉请解除合同而非要求变更工商登记，从其诉讼主张看,其提起本案诉讼并非催告乔睿履行变更工商登记义务，故乔睿并不存在经催告不履行的情形，而是熊凤华从未主动要求更未“催告”变更工商登记。根据举证责任的划分，其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但一审法院却从未对熊凤华这一举证责任予以核实认定，却本末倒置地反过来认定乔睿迟延履行，实属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本案《合作事宜》并不存在任何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形，一审法院判令解除合同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明。二、在本案《合作事宜》已大部分履行完毕且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下，一审法院以其中一项附随义务未履行完毕为由判令解除合同明显不符合合同法、公司法精神，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如上所述，本案《合作事宜》已大部分履行完毕，且《合作事宜》并未明确约定需办理变更登记的具体日期。乔睿、郭伟亦明确表明只要熊凤华要求变更工商登记，乔睿自始至终十分愿意配合办理变更登记的手续，且博×公司的股权并无任何权利瑕疵，随时可以办理变更登记，即《合作事宜》完全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而《合作事宜》并非简单的买卖合同，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直接影响着公司的债权、债务区分和经营管理。熊凤华作为博×公司的实际股东，未做工商登记变更，对其百利而无一害，因其作为未经登记的“隐名”股东，可实际享有全部股东权利，却可能避免其对外承担某些债务，故乔睿、郭伟完全有理由怀疑这就是熊凤华一直怠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原因。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在熊凤华已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一年后，片面采信熊凤华的一面之词，以熊凤华未做主张的附随通知义务为由解除了本可以继续履行的协议，损害了乔睿、博×公司及博×公司的合法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若熊凤华欲退出合作经营，应按照《公司法》的股权转让规则进行转让或与其他股东进行债权债务的合法内部清算后予以退出公司经营，而非在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一年后直接以解除合同为由要求退还全部投资款。熊凤华的这一行为和一审法院的判决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亦与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行为和本案事实不符，更会助长投资者盲目投资现象滋生和导致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三、本案系乔睿代表深圳前海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公司）所作的公司经营行为，合同主体应为睿×公司而非乔睿，则本案债务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郭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乔睿并非是博×公司的股东，博×公司的股东是睿×公司，乔睿仅为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则乔睿的签字行为系作为法定代表人作出的公司经营行为，这一行为也已得到睿×公司股东会决议的认可。则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权利义务承担的双方并不包括乔睿，公司债务独立于股东个人债务，本案更与郭伟无任何关联。若行为人独自从事公司经营活动中代表公司行为所产生的公司纠纷及债务，也要求未参与任何经营活动的行为人配偶承担连带责任，未免无法保护配偶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理念。故一审法院直接判令郭伟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综上，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应解除的情形且完全可以继续履行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却将证明责任的后果置于乔睿，并因此判决乔睿、郭伟承担返还全部投资款的认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双方之间的协议继续履行，并依法改判支持乔睿、郭伟的全部上诉请求。上诉人乔睿、郭伟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对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如下补充：一、乔睿与熊凤华签订《合作事宜》时，乔睿是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此前睿×公司全体股东已同意委托乔睿与第三方协商处理博×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合作协议签订后，睿×公司全体股东又对此进行追认且委托乔睿协助熊凤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且熊凤华对此是知道的。故乔睿与熊凤华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履行睿×公司授权的职务行为，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是乔睿以个人名义签订的，该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1.2016年4月21日，睿×公司全体股东决议同意睿×公司购买杭州高×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公司）所持的博×公司66.66%股权；同意将博×公司40%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同意委托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乔睿与第三方协商处理前述股权转让事宜。2.之后，乔睿代表睿×公司与高×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就高×公司所持的博×公司66.66%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协商；高某并于2016年5月25日就博×公司各项费用告知乔睿。3.2016年5月26日，经×中石油董事徐某介绍，乔睿与熊凤华在武汉签订《合作事宜》，熊凤华将股权转让款150万元支付至乔睿账户。乔睿是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不持有博×公司股权，睿×公司是博×公司的股东，即将收购高×公司所持的博×公司66.66%股权，并将收购后的40%股权转让给熊凤华，且乔睿与熊凤华签订合作协议是履行睿×公司授权的职务行为，熊凤华对此是明知的。介绍人徐某及乔睿在合作协议签订前已经告知上述信息，熊凤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有长期投资经验，随时可通过公共查询系统获取上述信息。熊凤华在起诉时主张乔睿在签订协议时欺骗了他，纯属是为了解除合作协议而寻找的托辞。4.在熊凤华确定购买博×公司40%股权的情况下，睿×公司与高×公司于2016年6月2日签订《深圳前海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受让高×公司持有的博×公司66.66%股权。协议签订当日，熊凤华即将剩余股权转让款250万元支付至乔睿账户，进一步印证了熊凤华对于乔睿与其签订合作协议系履行睿×公司授权的职务行为是明知的。5.乔睿收到熊凤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已经支付给睿×公司，其中乔睿于2016年6月2日将100万元支付至睿×公司账户，200万元代睿×公司支付给高×公司。6.2016年6月7日，高×公司与睿×公司签订正式版本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经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见证，且随后立即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此时，睿×公司已经可以确定享有博×公司100%股权。7.此后，乔睿多次通知熊凤华进行股权变更，并于2016年6月21日将股权变更转让资料通过微信发送给熊凤华，但熊凤华并没有配合。8.2016年7月14日，睿×公司取得博×公司100%股权已经经工商部门审核通过。9.2016年7月18日，睿×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再次同意追认乔睿与熊凤华签订的合作协议，同意公司将40%股权转让给熊凤华，并同意委托乔睿协助熊凤华办理变更登记手续。10.2016年6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熊凤华在与乔睿签订合作协议后，已经作为博×公司实际股东参与公司经营活动，并多次参与×中石油委托博×公司经营管理项目的实际运作讨论会议（见附件13)。综上，熊凤华是通过徐某介绍拟购买博×公司40%股权的，在与乔睿签订合作协议时，熊凤华已经明知乔睿是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不持有博×公司股权，睿×公司是博×公司的股东，即将收购高×公司所持的博×公司66.66%股权，并将收购后的40%股权转让给熊凤华。在此情况下，熊凤华仍与乔睿签订合作协议，说明熊凤华是认可乔睿作为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身份而与其签订的。在睿×公司与高×公司签订《深圳前海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当日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50万元，进一步说明熊凤华是认可乔睿与其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是代表睿×公司的，而不是以其个人名义。故乔睿与熊凤华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应属于履行睿×公司授权的职务行为，原审判决未全面审查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仅以合作协议由乔睿个人签订即认为是乔睿个人行为，该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二、熊凤华没有证据证明是乔睿迟延履行合作协议，没有证据证明其曾通知乔睿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且乔睿在接到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原审判决将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催告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乔睿，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博×公司40%股权未变更登记至熊凤华名下，原因在于熊凤华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反悔并曾多次要求退股，相反，乔睿多次催促熊凤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甚至在熊凤华起诉后仍积极答辩要求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原审判决认定乔睿迟延履行，并将熊凤华关于解除合同的诉求理解为催告，并以博×公司40%未实际变更至熊凤华名下为由认定乔睿经催告后仍不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解除，原审判决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理解错误，导致认定及判决错误。1.《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原审判决若适用该条进行裁判，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乔睿迟延履行合作协议；（2）熊凤华向乔睿发出催告，要求乔睿继续履行合作协议；（3）乔睿经熊凤华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而本案中，熊凤华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博×公司40%股权未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原因在于乔睿迟延履行合作协议，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向乔睿发出催告，要求乔睿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且乔睿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乔睿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不属于上述“催告”。故本案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2.睿×公司与高×公司于2016年6月2日签订《深圳前海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当日乔睿即已履行完毕付款义务，睿×公司在与高×公司于2016年6月7日签订政府版本的股权转让协议且经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见证，睿×公司已经确定可以享有博×公司100%股权后，即多次催告熊凤华办理博×公司40%股权变更事宜，并于2016年6月21日将股权变更转让资料发给熊凤华，但熊凤华并未配合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并于2016年7月开始要求退股，于2016年8月3日请求介绍人徐某帮忙协调退回20%股权，于2016年12月17日与乔睿短信联系，再次要求退股)。故博×公司40%股权未并更登记至熊凤华名下，系熊凤华要求退股，不愿继续履行合作协议所致。综上，熊凤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乔睿存在迟延履行行为，相反，博×公司40%股权未并更登记至熊凤华名下，系熊凤华要求退股不愿继续履行合作协议所致导致。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原审判决将熊凤华要求解除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认定为催告，判决作出时博×公司40%股权未变更登记至熊凤华名下的事实状态认定为乔睿经催告后仍拒不履行，原审判决的推理逻辑无法自洽，法条解释不符合常理，原审判决认定错误。三、《合作事宜》经乔睿与熊凤华签订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依约享有相应的权利并履行各自的义务，熊凤华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反悔要求退股、不愿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反而以乔睿拒不履行约定义务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协议，属于恶人先告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否则，对乔睿极不公平，也必将给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制造一个非常不良的导向。被上诉人熊凤华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整个案件进行了详细的说理，应予以维持。一、乔睿上诉称熊凤华受让股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参与项目经营的合作，完全背离了协议的宗旨，熊凤华受让股权的目的是获得实实在在的股权，从侧面反映了乔睿为什么迟迟不给予熊凤华股权的真实心理。二、乔睿在2016年7月14日就已经具备了完全的条件将涉案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给熊凤华的情况下，拒不履行转让义务，导致熊凤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熊凤华依法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三、乔睿称其行为是法律行为，却个人收取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在一审也并未提交收到的股权款项的去向，足以证明乔睿的行为是个体行为，其没有条件或意愿来履行合同，所得款项也可能用于其家庭生活，郭伟作为共同债务人依法应当予以归还。四、乔睿、郭伟在二审当中提交的相关新的证据，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熊凤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乔睿与熊凤华于2016年5月26日签订的《合作事宜》；二、责令乔睿、郭伟返还熊凤华股权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自起诉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三、判令乔睿、郭伟承担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6年5月26日，熊凤华与乔睿签订《合作事宜》，约定：“博×公司现以武汉×中石油化工交易中心（简称×中石油）签订委托经营协议，博×公司受托经营×中石油现货电子挂牌协议。现将博×公司40%股权出售给熊凤华，出售价格400万元，剩下60%由乔睿控股公司持有。乔睿作为博×资产现有股东，协助办理熊凤华获得该公司40%的股权变更事宜，在股权变更期间，熊凤华需提前支付股权价格400万元至乔睿指定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账号：43×××46。”二、上述协议签订之后，熊凤华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乔睿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具体付款时间和付款金额分别为：2016年5月26日支付150万元，2016年6月2日支付250万元。三、2016年7月14日之前，博×公司的股东为杭州高×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与睿×公司，股权分别占66.66%、33.34%。2016年7月14日，高×公司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睿×公司，转让后，睿×公司持有博×公司100%股权，博×公司法定代表人亦由高某变更为乔睿。睿×公司共有7个个人股东，其中乔睿占有该公司80.924%股权。四、上述《合作事宜》签订且熊凤华向乔睿支付股东转让款400万元后，乔睿并未依约将博×公司40%股权变更至熊凤华名下。对于没有变更的原因，乔睿主张是熊凤华因其个人原因一直纠结是将股权变更至熊凤华名下还是变更至熊凤华控股公司名下。熊凤华对此予以否认，认为熊凤华从来没有要求将股权变更至熊凤华控股的公司名下，而且在《合作事宜》签订时，乔睿控股的睿×公司尚不享有博×公司100%的股权（在2016年7月14日才享有100%股权），乔睿亦没有通知熊凤华办理股权变更。熊凤华称，《合作事宜》签订之后，乔睿不断要求熊凤华增加投入。乔睿则称，其虽曾要求熊凤华增加投入，但并非仅要求熊凤华增加，乔睿亦同时增加，且所增加的投入并非是股权变更的款项。五、乔睿在本案中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曾通知熊凤华变更股权，仅提交了落款日为2016年6月21日的微信记录，该微信记录的内容为“股权转让需提交材料”。熊凤华对该微信记录真实性不确认。熊凤华称，其从未要求乔睿以熊凤华控股的公司持有博×公司的股权，且2016年6月21日乔睿控股的睿×公司亦尚不享有博×公司100%的股权。六、乔睿为证明博×公司同意将40%的股权变更给熊凤华，向一审法院提交《深圳前海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该决定载明：2016年7月18日，博×公司同意将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购买人熊凤华，熊凤华成为公司新股东。熊凤华对该决定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是乔睿单方制作的证据。七、乔睿、郭伟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8月8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熊凤华与乔睿签订的《合作事宜》，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熊凤华与乔睿双方具有约束力。乔睿抗辩称乔睿是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乔睿是代表睿×公司签订上述合同的，乔睿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睿×公司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合同是乔睿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没有载明乔睿代表睿×公司，合同也没有睿×公司的签章，正因为乔睿是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熊凤华可以通过与乔睿签订上述合同实现合同约定的目的，故应认定签约的主体是乔睿而非睿×公司，因此，对乔睿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上述合同签订后,熊凤华已及时于2016年5月、6月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400万元，乔睿至今未依约将博×公司40%的股权变更于熊凤华名下，乔睿该行为构成迟延。熊凤华于2007年2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之后，乔睿已于2017年4月10日领取了熊凤华的起诉状副本等其他应诉文书，但乔睿至今仍未将博×公司40%的股权变更至熊凤华名下，也未通知熊凤华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乔睿该行为可视为经催告后仍未履行股权变更手续。乔睿为证明其曾通知熊凤华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落款日为2016年6月21日的微信记录，该微信记录的内容为“股权转让需提交材料”，但熊凤华对其真实性不确认，该微信记录真实性难以认定，且乔睿控制的睿×公司在2016年6月21日尚不享有博×公司100%的股权，乔睿在本案中亦未提交其他书面证据证明其曾通知熊凤华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故乔睿关于其已履行股权变更通知义务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熊凤华要求解除上述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之后，乔睿应将所收取的股权款本金400万元退还熊凤华。熊凤华要求乔睿退还本金4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属法定孳息，熊凤华诉请乔睿自熊凤华起诉次日起支付股权款400万元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郭伟与乔睿是夫妻关系，涉案的债务发生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乔睿、郭伟在本案当中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的债务属于乔睿的个人债务，因此，涉案的债务应当按乔睿、郭伟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熊凤华要求郭伟就乔睿的债务承担共同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熊凤华与乔睿签订的《合作事宜》；二、乔睿、郭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熊凤华退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4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7年2月25日起算，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如果乔睿、郭伟未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乔睿、郭伟承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期间，乔睿提交了熊凤华与×中石油董事徐某的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8月3日早上6:15熊凤华向徐某发微信，主要内容是：关于×中现货挂牌业务运作与乔睿合作之事，请徐某帮其退出，或者是退回200万元只持股20%，其也不去管现了，也不要工资，只拿分红。本院二审调查时，×中石油董事徐某出庭作证，其证明：其是乔睿、熊凤华的共同朋友，也是他介绍二人认识的；熊凤华购买了博×公司的部分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其后熊凤华曾以博×公司股东身份参与×中石油的工作会议；大概是2016年8月份左右，熊凤华向其说过与乔睿的合作有些不顺，想退出来，40%、20%都由乔睿说了算。乔睿还提交了熊凤华与乔睿的手机短信截图，显示，2016年12月17日熊凤华向乔睿发送短信，主要内容是：“40%的股份400万其中有15%给到我英国华商会的朋友，他们出了150万，昨天晚上他们给我打电话问经营情况，我告他们目前的情况，他们很不高兴，要我退款及利息给他们”；“我在7月份提出退股时你们答应退款，我原本能将他们的150退还他们，结果是这样明珠进来就有钱给我的，乔总，徐总你俩都是这样告诉我的”；“徐总，刚英国来电又在问此事，你一定帮忙，不然他们要起诉我，告我骗他们。”本院认为：熊凤华以乔睿未依约将40%股权变更登记至博×公司名下为由，主张应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事宜》，并主张乔睿、郭伟夫妇应向其退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经查，乔睿提交了微信记录显示2016年6月21日已告知熊凤华股权转让需提供的资料，熊凤华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博×公司40%股权未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原因在于其已提供相关资料而乔睿不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或其已经向乔睿发出催告，要求乔睿变更股权，而乔睿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变更股权登记义务，一审法院认为熊凤华享有法定解除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乔睿提交的微信、短信记录以及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8月初熊凤华即告知介绍人徐某其打算退股，并请徐某从中帮忙；2016年12月，熊凤华向乔睿发送短信，表明其早在2016年7月即提出退股，并要求先退150万元。根据上述证据可以看出，乔睿上诉主张系因熊凤华要求退股而未要求变更股权登记，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熊凤华起诉主张系因乔睿迟延变更股权登记导致其签订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其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乔睿上诉主张其系代表睿×公司与熊凤华签订协议，一审法院已作评判，一审法院评判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郭伟上诉主张熊凤华主张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因本院已改判驳回熊凤华对乔睿的诉讼请求，郭伟自然不需要再承担民事责任，乔睿的债务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已毋需评判。综上所述，乔睿、郭伟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50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熊凤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400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被上诉人熊凤华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已由上诉人乔睿预交），均由被上诉人熊凤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