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3民终22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农周学，男，1963年6月18日出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贞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光纯，男，1950年2月6日出生，布依族，农民，住贞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康，男，1972年9月5日出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贞丰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荣会，女，1958年10月16日出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贞丰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文，男，1990年1月30日出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贞丰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花，女，1983年3与1日出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贞丰县。 上诉人农周学、上诉人韦光纯因与被上诉人王永康、韦荣会、李春文、李春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2018年作出的(2018)黔2325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周学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韦荣会、李春文、李春花对上诉人农周学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 一、原审判决关于“李某与农周学、韦光纯存在雇佣关系”的认定，缺乏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属于事实认定不清。 首先，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佣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菅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佣人接受雇佣人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仅仅依赖于李某继承人韦荣会、李春文、李春花三人的单方陈述，以及王永康为规避自己责任而做出的虚假陈述，并无其他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根本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不应采信。其次，上诉人农周学与李某都是同工同酬，事实是大家合作一起承包工程，大家5人是合作关系，而根本不存在雇佣关系一说。原审判决有关“农周学、韦光纯与李某同工同酬的事实并不影响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不予采信证人韦某的证人证言，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韦荣会、李春文、李春花的陈述属于其为配合诉讼请求而做出的单方陈述，且无实质上的证据加以印证，依法不应采信。王永康的陈述系为规避自己责任而做出的陈述，也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依法同样不应采信，而证人韦某虽然与韦光纯存在亲属关系，但其证言的效力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事实上，韦某是整个事情的亲历者，且韦某的证言能够跟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也更加符合生活常理，依法应当予以采信。 二、“民事权利与义务相对等”是处理民事关系、民事纠纷遵循的原则之一，农周学并不会从李某的劳动中获得任何利益。就李某死亡造成的损失，因韦光纯、农周学、农周莫和韦某对李某的死亡事宜并不存在任何过错而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至多是人道主义上的补偿，（且该人道主义上的补偿应当由农同学、韦光纯、韦迸超以及农周莫四人共同承担，而非农周学一人承担），相反应当由存在重大选任过错的被上诉人王永康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三、退一步而言，假设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只是假设性陈述，上诉人农周学并不认定原审判决认定的大部分事实），李某与农周学、韦光纯形成的也是个人劳务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且农周学、韦光纯对李某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该是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在《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施行之后，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不再定义为雇佣关系，而是定义为劳务关系，且使用的归责原规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有关“雇佣关系”的归则规则完全不同。本案中，假设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完全正确（只是假设性陈述，上诉人农周学并不认定原审判决认定的大部分事实），则李某与农周学、韦光纯形成的也是个人劳务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而且，假设原审判决有关“李某与农周学、韦光纯存在雇佣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只是假设性陈述，上诉人农周学完全不认同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结论），则本案被上诉人王永康作为违法发包人，应当对李某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并且，就农周学、韦光纯就对李某承担的赔偿责任部分，王永康应当与农周学、韦光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 韦光纯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予以改判；2、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韦荣会、李春文、李春花对上诉人韦光纯的诉讼请求；3、上诉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因而导致错误的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4月被告王永康家因拆除老房子（一层），便口头与农周学、韦光纯商谈拆房事宜，双方口头约定拆房总价款为17800元。除农周学、韦光纯以外的其余拆房人员由二人负责邀约，拆房人员的伙食自行解决，拆房工程完工后由农周学、韦光纯领取报酬后分配给其他人，分配方式由几个人自行协商，之后农周学、韦光纯便邀约李某、韦某，农周莫一起给王永康家拆房旧房，五人口头协议拆房报酬由农周学、韦光纯领取后分配给其他人。”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相符，属事实不清。 其客观事实是：2018年4月贞丰县挽澜镇坝木村村民王永康改建房屋，需将拆老房屋工程和下基脚工程承包出来，李某得知此事后就来邀约上诉人，上诉人就去邀约农周学，农周学又去邀约农周莫和韦某，过后上诉人和李某、农周学、农周莫、韦某5人一起去王永康家和王永康谈承包拆房屋工程和下基脚工程事宜，经双方共同协商，王永康同意将拆房屋工程和下基脚工程承包给上诉人和李某、农周学、农周莫、韦某5人施工，工价为17800元，谈拆房工程和下基脚工程的当晚，上诉人和李某、农周学、农周莫、韦某5人都在场，并明确表示是同工同酬，谈好拆房工程和下基脚工程价后，上诉人和李某、农周学、农周莫、韦某5人还一起在王永康家吃饭；要开工时上诉人和李某、农周学、农周莫、韦某5人向王永康预支得生活费1000元，都在王永康家平等分割，没有任何人多得一分钱，2018年2月15日下午15时许，上诉人和李某、农周学、农周莫、韦某5人在给王永康家施工过程中，李某被一堵砖墙倒蹋将李某身体砸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本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那样。一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不相符，因而导致判决错误。 二、上诉人对李某没有侵权，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王永康家雇请上诉人和李某、农周学、农周莫、韦某5人去帮拆房屋和下基脚，上诉人和李某、农周学、农周莫、韦某5人都是王永康雇请的工人，并且是李某来邀约上诉人去帮忙王永康家拆房，并不是上诉人去邀约李某，加之上诉人和农周学、农周莫、韦某、李某5人是同工同酬，上诉人既不是包工头，更不是雇主，在拆房过程中，上诉人和农周学、李某各在一边拆房，李某在拆房过程中不慎被墙体倒塌压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本案的发生是李某的行为造成，不是上诉人的行为造成，上诉人不是侵权人，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李某的死亡，应由王永康承担赔偿责任。 王永康将其家拆房屋工程和下基脚工程承包给上诉人和李某、农周学、农周莫、韦某5人施工，王永康是雇主，在拆房子的过程中，由于王永康安全措施不到位，因而导致本案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李某死亡应由王永康承担任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明显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司泫公正，请求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王永康二审辨称，一、韦光纯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依法应予驳回。被答辩人韦光纯在上诉状中认可了“答辩人改建房屋，将拆老房屋工程和下基脚的工程承包出来，李某得知此事后就来邀约上诉人，上诉人就去邀约农周学，农周学又去邀约农周莫、韦某，．．”这一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答辩人确实是将工程发包了出去，承包人与答辩人构成事实上的承揽合同关系没有任何问题。至于被答辩人说的发包给谁，谁去邀约谁都是承包人之间的关系，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被答辩人韦光纯在上诉状中坚称答辩人是雇主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已经将承揽合同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区别论证得非常清楚，答辩人在此不再赘述。因此．被答辩人韦光纯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不能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二、被答辩人农周学长篇大论的上诉理由同样不能成立。被答辩人农周学的上诉理由根本没有重点可言，其理由无非就是认为其不是承包人，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罢了。但一审原告提交的证据和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及农周学的合伙承包人韦光纯的自认已经完全证明了答辩人将案涉工程发包了出去，这一事实已经是无可非议的。农周学作为该工程的承包人之一，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杈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农周学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此，被答辩人农周学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庭审程序合法、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平合理、计算赔偿标准依据合法，判决结果公平公正，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 韦荣会、李春花、李春文二审辨称：一审法院认定死者李某与被答辩人农周学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但就该案件中造成李某死亡的死亡责任划分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王永康与农周学、韦光纯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李某与农周学、韦光纯之间系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某在实施拆除过程中受垮塌墙体挤压而死亡，其雇主农周学、韦光纯应承担严格的赔偿责任。 韦荣会、李春文、李春花向一审法院提出以下诉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03149.79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因王永康家要改建房屋，故于当年4月初把改建房屋承包给韦光纯和农周学，之后韦光纯和农周学叫李某来帮工。2018年5月2日15时许，李某在王永康家拆房子时，发生墙体倒塌压在李某身上，致使李某受伤，送挽澜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李某的死亡是因为农周学和韦光纯邀约其去王永康家帮工，在王永康家帮工期间导致死亡的。此次事故的发生，给原告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为203149.79元，即丧葬费23733元（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47466÷12月×6月=23733元）、办理丧葬费事宜支出3840元、死亡赔偿金125576.79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综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被告王永康家因拆除老房子（一层），便口头与农周学、韦光纯二人商谈拆房事宜，双方口头约定拆房总价款为17800元。除农周学、韦光纯以外的其余拆房人员由二人负责邀约，拆房人员的伙食自行解决，拆房工程完工后由农周学、韦光纯领取报酬后分配给其他人，分配方式由几人自行协商。之后农周学、韦光纯便邀约李某、韦某、农周莫一起给王永康家拆除旧房，五人口头协议拆房报酬由农周学、韦光纯领取后分配给其他人。2018年5月2日，李某在拆除旧房的过程中，被墙体倒塌压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在施工过程中，王永康拿了1000元生活费给韦光纯及农周学，二人领取该笔款项后拿了300元给死者李某，花了100元购买钻头，余下的600元由农周学、韦光纯、韦某、农周莫四人平均分配；李某死亡后，王永康又拿了3000元报酬给农周学、韦光纯，由二人将钱分给其他做工的人，二人领取该笔款项后全部分配给其他人员，每人600元（含李某的600元报酬），之后四人将每人领取的600元连同李某的报酬600元，共计3000元全部拿给李某家属。2018年5月4日，王永康与李春福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因王永康改建房屋，承包给韦光纯、农周学，工程完工后付款清，因在途中造成工伤事故，主家王永康自愿补偿工伤事故费人民币12008元，今双方达成协议，不得反悔。协议附王永康、李春福、韦光纯、农周学等人签字。李春福领取12008元款项后，全部拿给母亲韦荣会。现三原告认为王永康将拆房工程承包给农周学、韦光纯，李某系农周学、韦光纯邀约帮王永康家拆除旧房，李某的死亡因由三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赔偿事宜与三原告协商未果，故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 另查明，原告韦荣会系死者李某之妻，其与李某生育三子女，分别为李春文、李春花、李春福；李春福经本院询问，其表示自愿放弃参加诉讼，对所得赔偿金额自愿放弃分割。 结合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王永康与韦光纯、农周学及死者李某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二、被告王永康、农周学、韦光纯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死者李某有无过错？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应予以保护。 对于争议焦点一。雇佣与承揽的区别在于：雇佣合同，是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雇主支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是约定一方为他方完成工作，他方在发包方交付独立完成的工作成果后支付报酬的合同。雇主对雇员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关系和从属关系，而承揽注重的是工作成果，当事人双方没有身份上的约束。本案中，从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看出，被告王永康将拆除旧房工程承包给被告农周学、韦光纯，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口头协议约定拆房总价款为17800元，伙食由农周学、韦光纯自行负责，其余拆房人员由二人自行雇请，报酬发放给二人后由二人自行分配给其他人员。死者李某为王永康家拆房，不是王永康雇请，而是农周学、韦光纯二人邀约，李某的报酬不是由王永康发放，而是由农周学、韦光纯领取后发放。从口头协议的形式和内容上看，王永康与农周学、韦光纯之间是承揽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李某与农周学、韦光纯之间系雇佣关系。 对于争议焦点二。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归责原则不同，雇佣关系中雇主承担的是严格责任，而承揽关系中发包方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在本案中，王永康家拆除的是一层旧房，拆除该房屋虽不需要相应的资质，但在拆除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教育和防范措施保障施工安全，而被告王永康对施工人员并未采取任何监督和安全防范措施，其行为对李某的死亡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而农周学、韦光纯邀约李某一起为王永康家拆房，李某的报酬由二人发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原告的损失由农周学、韦光纯承担赔偿责任。死者李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拆房过程中，应对自己在做工过程中的安全尽到注意义务。但其在拆房过程中，违反拆房的惯例，为方便、快捷从墙角开始拆除墙体，从而导致墙体坍塌导致自己被压伤致死，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死者李某应对自己的死亡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认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根据各方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按照责任大小确定赔偿责任。本院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依法判决由王永康承担10%的赔偿责任；由农周学、韦光纯承担30%的赔偿责任，农周学与韦光纯互负连带赔偿责任；由死者李某自行承担60%的责任。 对原告方因李某死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死者李某及原告均居住在农村且户籍为农村户口，对其赔偿标准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及《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参照贵州省2018年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原告方的损失范围计算如下： 1、丧葬费，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及贵州省2017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丧葬费为：5523.25元/月×6月=33139.50元，原告仅主张23733元，系其对自身诉权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 2、死亡赔偿金，根据《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的规定及贵州省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869元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8869元/年×20年=177380元，原告仅主张125576.79元，系其对自身诉权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 3、精神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本案造成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对原告方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应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赔偿50000元过高，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原因，侵权人及受害人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支持原告精神抚慰金20000元。 对原告要求赔偿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3840元，因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以上费用共计169309.79元，由被告王永康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169309.79×10%=16930.98元；由被告农周学、韦光纯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169309.79×30%=50792.94元；由死者李某自行承担60%的责任，及169309.79×60%=101585.87元。事故发生后，被告王永康向死者家属支付了12008元，该笔款项应从王永康应承担的款项中予以扣除；被告农周学、韦光纯各赔偿了600元，共计赔偿了1200元，该笔款项应从二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中予以扣除。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王永康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原告韦荣会、李春文、李春花因李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16930.98元（已支付12008元，仍需支付4922.98元）；二、由被告农周学、韦光纯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原告韦荣会、李春文、李春花因李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50792.94元（已支付1200元，仍需支付49592.94元）；三、驳回原告韦荣会、李春文、李春花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8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王永康负担66元，由被告农周学、韦光纯负担592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1、案由定性是否错误？2王永康与韦光纯、农周学及死者李某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3、王永康、农周学、韦光纯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死者李某有无过错？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1、案由定性是否错误的问题：就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同意承办人的分析意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为本案一审的案由定性错误，本案不是生命权纠纷，而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案由定性错误，应予纠正。 就案件事实而言，李某本人有过错，一审分配其承担60%的责任后，其亲属未提起上诉，视为服判。王永康系工程的发包人，未尽到必要的安全保证义务，其应当承担必要的责任。农周学、韦光纯二人系劳务承包人，其对李某的施工行为有指示、纠正的义务，故一审判二人承担次要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从一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公安机构的询问笔录可见，系王永康将拆除旧房工程承包给被告农周学、韦光纯，双方虽仅为口头协议，但事实上，报酬是由王永康发放给农周学、韦光纯二人后，由二人自行分配给其他人员，施工期间的伙食由农周学、韦光纯自行负责，一审法院认定王永康与农周学、韦光纯之间形成承揽关系并无不当。由于工程是王永康发包给农周学、韦光纯的，李某等的工钱也是由农周学、韦光纯发放而不是由王永康直接发放，其余拆房人员应视为受农周学、韦光纯邀约、雇请并为其提供劳务，一审认定李某与农周学、韦光纯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三，王永康、农周学、韦光纯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王永康家拆除的是一层旧房，拆除该房屋虽不需要施工人必须相应的资质，但在拆除过程中，王永康应当提供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保障施工安全，因王永康未对李某等施工人员尽到监督和安全防范的义务，导致李某死亡事故的发生。因为拆房工程已总体发包出来，王永康应承担的仅为监督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其对李某的死亡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10%的过错责任适当。其次，农周学、韦光纯作为工程的承包人，邀约李某一起为王永康家拆房，李某是在为农周学、韦光纯提供劳务，因李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理应由农周学、韦光纯承担赔偿责任。但鉴于死者李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拆房过程中，违反拆房的惯例，为方便、快捷从墙角开始拆除墙体，从而导致墙体坍塌导致自己被压伤致死，其应当预见不当的拆房方法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而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才导致事故的发生，死者李某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当酌情减轻农周学、韦光纯的赔偿责任。一审综合全案，判决死者李某自行承担承担60%的责任、农周学、韦光纯承担30%的赔偿责任的比例适当，应予维持。 综上，农周学、韦光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74元，由上诉人农周学负担658元，由韦光纯负担131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慧兰 审判员  张国斌 审判员  陈映桃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桂劲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