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2民初4096号原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曾用名：宝生银行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花园道1号中银大厦14楼。登记证号码为01779270-000-10-17-0。授权代表：孟庆波，该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菲，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鼎，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湖畔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751050121B。法定代表人：刘立荣，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21楼（仅限办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741233215A。法定代表人：刘立荣，该公司董事长。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镇春，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芬，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立荣，男，197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诉被告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铭公司）、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立公司）、刘立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行使管辖权，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菲、刘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镇春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芬到庭参加了2018年10月11日的庭审，被告刘立荣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金铭公司向原告偿还欠款本金1155029美元（按2018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6.3167元人民币折算）及逾期付款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短期贷款利率4.35%上浮50%的标准，自2018年3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为人民币215550.36元）；2.判令被告金立公司、刘立荣就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担保费人民币19000元、翻译费人民币1000元、公证转递费港币32500元（按2018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港币=0.80509元人民币折算）、律师费人民币150000元；4.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沐炎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炎公司）长期向被告金铭公司提供通信设备等产品。针对沐炎公司享有的对被告金铭公司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债权权益，原告与沐炎公司签订了一系列《保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向沐炎公司提供保理融资，沐炎公司将其包括案涉债权在内的现在及未来所有应收账款及其他相关债权和权利转让给原告。2015年11月10日及2015年11月20日，沐炎公司与原告分别向被告金铭公司发出《介绍通知函》（即债权转让通知），将前述债权转让事宜告知金铭公司，并要求金铭公司直接将欠付款项支付给原告。被告金铭公司收到沐炎公司发出的《介绍通知函》后予以盖章确认。2018年1月11日，原告向被告金铭公司发出《催收函》并附上所有对应发票项的对账单，催促金铭公司偿还相应款项。2018年3月30日，被告金立公司作为担保人出具《担保确认书》，确认被告金铭公司欠付的货款为1155029美元，并愿意对此货款债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8年1月9日，被告刘立荣作为担保人向原告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保证对被告金铭公司拖欠原告的所有货款以及相应的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财产保全费以及其他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所有费用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被告未依约付款，构成违约，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出本案诉讼。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账户月结单、采购订单、发票、保理协议、介绍通知函（沐炎公司）、介绍通知函（原告）、催收函、债权债务确认书、担保确认书、连带责任保证书、翻译费结算清单及发票、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账单及汇入汇款通知书、公证转递费用账单、收据及付款支票、发票的补充翻译件、催收函的邮寄单据和妥投证明、翻译费的发票、付款凭证和翻译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公证转递费用账单的补充翻译、财产保全担保费的邮件和支付凭证、期票和退票通知书。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共同辩称，第一，被告金立公司未经合法程序出具的《担保确认书》应当认定无效，即使有效，该确认书第二条也已经明确金立公司仅对第一条约定的货款金额予以确认，并对该金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此，金立公司担保范围已经明确为仅限于货款金额，原告要求金立公司对逾期付款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明显是擅自扩大了金立公司的担保责任范围。第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担保费、翻译费、公证转递费及律师费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述费用均非诉讼必然发生的费用，除非有合同明确约定，否则除案件受理费外的其他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被告刘立荣没有提出答辩意见，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及提出任何质证意见。本院查明：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被告金铭公司于2017年向沐炎公司发出采购订单，约定金铭公司向沐炎公司采购货物，并约定付款周期为“期票105天”，如双方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则到采购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原告主张沐炎公司已向被告金铭公司的指定收货人金立（香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立香港公司）交付了采购订单约定货物，并提交了相应发票佐证。发票载明“BILLTO：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SHIPTO：金立（香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载明付款方式为“期票105天”，并加盖了“金立（香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字样印章。原告与沐炎公司于2015年11月19日签订《保理协议》，约定“来自保理债务人对客户的所有到期的应收账款都转让给本银行来处理”。2015年11月10日，沐炎公司向被告金铭公司发出《介绍通知函》，告知金铭公司：沐炎公司与原告签署了《保理协议》，金铭公司目前或将来欠付沐炎公司的与供应或提供货物或服务相关的所有债务都将转让并由原告买入，并要求金铭公司将相关债务款项支付到沐炎公司在原告处开立的账户。该《介绍通知函》上加盖了“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印章。原告则分别于2015年11月20日和2018年1月11日向被告金铭公司发出一份《介绍通知函》和一份日期为2018年1月11日的对账单，其中该《介绍通知函》的内容与前述沐炎公司发出的《介绍通知函》一致。被告金铭公司没有在原告发出的《介绍通知函》和对账单上签名或盖章确认。除沐炎公司发出的《介绍通知函》外，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前述其他证据均不予确认，并主张原告提交的发票应为发货单。2018年3月30日，被告金铭公司与沐炎公司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金铭公司确认截至2018年1月1日应付沐炎公司货款总计1155029美元，该货款债权已由沐炎公司转让给原告。同日，被告金立公司与沐炎公司签订《担保确认书》，金立公司确认：截至2018年1月1日，金铭公司应付沐炎公司货款总计1155029美元，该货款债权已由沐炎公司转让给原告；金立香港公司代金铭公司已开具但未承兑的期票金额总计1155029美元，如该些期票没有兑现，鉴于金铭公司为金立公司的子公司，金立公司愿意对此货款债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间为《担保确认书》签署之日起5年。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主张，金立公司为金铭公司向原告提供担保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担保确认书》上并未附带相关决议，原告因未尽基本形式审查义务而具有重大过失，因此该《担保确认书》无效。前述《债权债务确认书》以及《担保确认书》上均加盖有“刘立荣”字样印章，前者还加盖了被告金铭公司名称字样印章、后者还加盖了被告金立公司名称字样印章。此外，原告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9日的《连带责任保证书》，该保证书载明刘立荣保证对被告金铭公司拖欠原告的2018年1月9日前的所有应收账款（从原供货企业沐炎公司受让的债权）以及该货款相应的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以及其他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所有费用等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至上述所有货款及违约金等全部款项全部收回之日止。《连带责任保证书》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处有相关人员签名，原告主张签名人员为被告刘立荣。原告提交了以下支票及相应的退票通知书，拟证明《担保确认书》中载明的金立香港公司代被告金铭公司向沐炎公司开具的支票均被退票，具体如表一：表一            序号              支票日期              票号              金额（美元）              承兑情况                  1              2017年12月26日              144592              139450              退票                  2              2018年1月2日              145730              89743              退票                  3              2018年1月5日              145762              14567              退票                  4              2018年1月9日              145699              272249              退票                  5              2018年1月23日              145792              133381              退票                  6              2018年1月30日              145831              58131              退票                  7              2018年2月6日              145860              114058              退票                  8              2018年2月13日              145550              7779              退票                  9              2018年2月20日              145596              84579              退票                  10              2018年3月2日              146581              3003              退票                  11              2018年3月5日              146435              81008              退票                  12              2018年3月6日              146599              4264              退票                  13              2018年3月8日              146610              70578              退票                  14              2018年3月12日              146533              45946              退票                  15              2018年3月24日              146458              36293              退票                  合计                            1155029                    前述退票通知书形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以该证据未经公证、认证而不予确认。原告主张涉案货款的付款期限为“期票105天”，即被告金铭公司应当在收货后开具承兑期限为105天的期票；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则主张，金铭公司出具《债权债务确认书》时，发票（发货单）上载明的付款期限已届满，金铭公司与沐炎公司在明知付款期限届满的情况下签订该《债权债务确认书》且未对付款期限作出约定，应视为双方已变更了付款期限，对付款期限没有明确约定。现有证据没有显示沐炎公司或原告与三被告之间有就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以及案涉货款在美元和人民币之间进行折算的方法进行约定。原告主张案涉货款按本案立案之日即2018年3月22日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折算。经查，2018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6.3167元。尚无证据显示沐炎公司或原告与三被告有就案涉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进行约定，原告及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处理案涉争议。另查明，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为原告提供本案的法律服务，前期启动费为人民币150000元，并提交了原告向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转账人民币380000元的汇入汇款通知书作为证据。原告主张该人民币380000元汇款中有人民币150000元是本案的律师费，并主张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是代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收取该费用。此外，原告提交了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的翻译费发票、金额分别为港币13000元和港币19500元的公证费账单、显示金额为人民币19000元的《保函手续费收费通知》以及金额合计人民币54600元（含包括本案在内的三个案件）的开立财产保全担保书收据作为证据，拟证明其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原告主张前述公证费按本案立案之日即2018年3月22日港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折算。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前述证据不予认可，并主张金立公司的保证担保范围仅限于货款。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原告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企业，故本案是涉港买卖合同纠纷。尚没有证据显示原、被告曾约定处理案涉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本案三被告的住所地均位于内地，内地是与案涉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故本案应适用内地的法律。被告刘立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对原告及被告金铭公司、金立公司陈述的事实及原告出示的证据进行抗辩及质证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被告金铭公司是否有欠付原告到期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的认定；第二，原告要求被告金铭公司承担律师费、翻译费、公证转递费、财产保全担保费能否得到支持；第三，被告金立公司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以及保证担保范围的认定；第四，被告刘立荣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以及保证担保范围的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其一，原告提交的采购订单、发票（发货单）以及《债权债务确认书》，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被告金铭公司与沐炎公司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且被告金铭公司截至2018年1月1日欠付沐炎公司货款1155029美元。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发[2005]26号）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对当事人提供的在我国境外形成的证据，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如下处理：(1)对证明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应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2)对其他证据，由提供证据的一方当事人选择是否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人民法院认为确需办理的除外”的规定，虽然原告未就退票通知书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但该退票通知书依法可以作为本案证据，本院对退票通知书予以采纳。因金立香港公司代被告金铭公司开具的、用于支付案涉货款的支票均被退票，金铭公司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其他支付案涉货款的情况，故金铭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依法确认沐炎公司尚未受偿案涉货款1155029美元。其三，根据《保理协议》、沐炎公司发出并经被告金铭公司盖章确认的《介绍通知函》以及《债权债务确认书》载明内容可知，沐炎公司已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原告，且已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金铭公司，故原告有权要求金铭公司向其支付案涉货款。其四，被告金铭公司未依约付款，在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式的情况下，原告有权以金铭公司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逾期付款损失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至50%计算。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酌定被告金铭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向原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应自支票载明日期（即上述表一中的“支票日期”）的次日起计算。但在本案中，2017年12月26日至2018年3月12日的支票对应货款共计1118736美元的逾期付款损失，因原告主张自2018年3月22日起算，属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支持；而2018年3月24日的支票对应货款36293美元的逾期付款损失，应自2018年3月25日起算，原告主张自2018年3月22日起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的规定，前述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赔偿如在内地支付，应按原告起诉之日即2018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6.3167元折合人民币进行支付。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原告或沐炎公司没有与被告金铭公司就律师费、翻译费、公证转递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的负担问题进行约定，原告要求被告金铭公司承担原告为本案支出的上述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无论被告金立公司为被告金铭公司提供担保是否经金立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考虑到金立公司在《担保确认书》中自认金铭公司系其子公司，《担保确认书》上同时加盖了金立公司以及金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立荣的印章，并结合金立公司已向多家公司出具类似担保函的情况，原告有理由相信金立公司为其子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符合常理甚至已形成惯例以及金立公司出具的案涉《担保确认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此，被告金立公司应当依照《担保确认书》的约定承担相应保证责任。《担保确认书》载明被告金立公司愿意对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金立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为被告金铭公司欠付原告的案涉货款1155029美元。由于《担保确认书》中约定的保证担保范围并未包括逾期付款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金立公司就被告金铭公司欠付原告的逾期付款损失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被告金铭公司无需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翻译费、公证转递费、财产保全担保费承担责任，故被告金立公司作为保证人，亦无需超出主债务范围就该些费用承担责任。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被告刘立荣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书》约定担保期限为“至上述所有货款及违约金等全部款项全部收回之日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视为保证期间约定不明，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告有权于保证期间内要求被告刘立荣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刘立荣应按《连带责任保证书》的约定就被告金铭公司欠付原告的案涉货款1155029美元以及逾期付款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被告金铭公司无需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翻译费、公证转递费、财产保全担保费承担责任，故被告刘立荣作为保证人，亦无需超出主债务范围就该些费用承担责任。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155029美元（前述货款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支付，应按1美元兑人民币6.3167元的汇率折合人民币进行支付）；二、限被告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以货款1118736美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2日起算、以货款36293美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5日起算，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前述逾期付款损失赔偿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支付，应按1美元兑人民币6.3167元的汇率折合人民币进行支付）；三、被告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对前述第一判项所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刘立荣对前述第一、第二判项所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为人民币65754元、财产保全费为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70754元，由原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801元，由被告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刘立荣共同负担人民币66975元，由被告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刘立荣共同负担人民币1978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被告刘立荣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韵菲人民陪审员  李爱娥人民陪审员  梁嘉仪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书 记 员  蔡凤怡魏嫚玉附：相关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审判。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对当事人提供的在我国境外形成的证据，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如下处理：(1)对证明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应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2)对其他证据，由提供证据的一方当事人选择是否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人民法院认为确需办理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