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6民终250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1，男，1969年11月24日生，侗族，农民，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被告）：吴某，女，1970年1月2日生，侗族，农民，住贵州省天柱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某2，男，1998年4月22日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天柱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某3，男，1968年2月5日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天柱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姚某，女，1974年6月8日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天柱县。一审被告：杨某4，女，1998年5月12日生，侗族，农民，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杨某1、吴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姚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天柱县人民法院（2018）黔2627民初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吴某上诉请求：1．撤销（2018）黔2627民初628号民事判决；2．对一审的第（一）项判决进行改判，改判杨某1、吴某不承担支付杨某2、杨某3、姚某彩礼30000元；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某2、杨某3、姚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和错误。一审法院对杨某1、吴某交给杨某2、杨某3、姚某嫁妆财物事实，仅只是以轻描淡写的手法作了“被告方在办酒时陪嫁了冰箱、电视、床上用品等嫁妆”这样简单的描述，而没有从真实客观事实上去描述认定。事实上杨某1、吴某在办酒时，陪嫁财物除开一审法院认定的财物以外，还陪嫁了现金9880元。杨某1、吴某陪嫁的货物折价33049元，加上现金9880元，合计为42929元。一审法院对这些事实没有认定，认定事实不清和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不公和错误。杨某2、杨某3、姚某给付杨某1、吴某的彩礼仅有黄金首饰一套和48000元，杨某1、吴某办酒时黄金首饰因陪嫁已拿到了杨某2、杨某3、姚某的家中，一直由杨某2、杨某3、姚某掌管控制，48000元的礼金杨某1、吴某用33049元买物品和用9880元陪嫁给了杨某2、杨某3、姚某，两者相抵相差5071元，算是杨某1、吴某占了杨某2、杨某3、姚某5071元，杨某4与杨某2以农村办酒习俗结婚后已得过上夫妻生活，本案的发生并不是杨某4不愿与杨某2登记结婚造成，而是双方均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不能登记结婚，杨某2、杨某3、姚某要求退彩礼造成，为此，一审法院判决杨某1、吴某返还杨某2、杨某3、姚某30000元彩礼是不公平和错误的。杨某2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中，杨某2、杨某3、姚某已向天柱县人民法院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杨某2、杨某3、姚某给杨某4购买黄金首饰一套（花费近贰万元）、按习俗给予48000元彩礼、购买结婚物品、置办结婚酒席等事实，而杨某1、吴某方仅提供一份自制的花费清单，清单上所列很多物品及价格全系其虚假陈述，并没有得到杨某2、杨某3、姚某的认可，为此杨某2、杨某3、姚某及代理人在庭上提出要求以发票为准，但杨某1、吴某拒不提供。至于杨某1、吴某在上诉状中所称陪嫁现金9880元，杨某2、杨某3、姚某未曾得到该笔现金，杨某1、吴某对自己的主张应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但杨某1、吴某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尽管一审法院没有将杨某2、杨某3、姚某购买给杨某4的金银首饰判决返还，杨某2、杨某3、姚某对此虽觉不公，但杨某2、杨某3、姚某因惧怕诉累没有上诉，现杨某2、杨某3、姚某不得不服判决。但对于杨某1、吴某在上诉状中所称金银首饰放在杨某2、杨某3、姚某家中，由杨某2、杨某3、姚某掌控的说法，不能成立。金银首饰既是买给杨某4的，自然由杨某4随身携带与保管，且金银首饰并非大件厚重之物，随身携带并没有不方便。杨某4离家出走之前无任何征兆，杨某1、吴某也没有将金银首饰留置的可能。杨某4走时，将杨某2、杨某3、姚某为其新买的化妆品都悉数带走，又怎么可能把比化妆品贵重数倍的金银首饰留置在杨某2、杨某3、姚某家中。二、一审法院所作判决于法有据，恳请二审法院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杨某2与杨某4以结婚为目的办结婚酒是真，但因未达法定婚龄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可是双方办酒结婚后没几天杨某4便悄然出走，并在杨某2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表示不再回杨某2、杨某3、姚某家里生活，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共同生活，且不能共同生活的过错在于原审被告杨某4，所以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杨某1、吴某返还彩礼30000元，于法有据。杨某2、杨某3、姚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杨某4、杨某1、吴某返还杨某2、杨某3、姚某彩礼金109101.9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某4、杨某1、吴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3、姚某系杨某2父母，杨某1、吴某系杨某4父母。杨某2与杨某4于2016年农历12月经人介绍认识，2017年正月初8日按农村习俗订婚，2017年农历12月22日杨某2与杨某4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年××月××日杨某4离开杨某2家并表示不愿意与杨某2共同生活，至今未到婚姻登记部门登记结婚。2017年1月25日，杨某2、杨某3、姚某给杨某4购买订婚戒指一枚，2018年1月24日，杨某2、杨某3、姚某给杨某4购买黄金首饰一套（耳环一双、戒指一枚、项链一条、挂坠一个、手镯一双）。办酒结婚前杨某2、杨某3、姚某方按照当地习俗支付了48000元彩礼给杨某4、杨某1、吴某方，同时购买置办酒席相关物品。杨某4、杨某1、吴某方在办酒结婚时陪嫁了冰箱、电视、洗衣机、床上用品等嫁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杨某4现外出未归并表示不愿意与杨某2共同生活下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杨某2、杨某3、姚某要求杨某4、杨某1、吴某退还彩礼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关于返还彩礼的范围及金额问题。彩礼系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婚姻一方给付对方较大数额的财物。杨某2、杨某3、姚某所述彩礼范围中有一部分系逢年过节及举行婚礼时给付杨某4、杨某1、吴某的礼物，该礼物的给付并没有违反公序良俗，是为了促进双方感情，进而促成婚姻成立的一种正常人际交往，且所给付物品均被双方亲属所消费，故该部分请求不符合彩礼的性质，不应予以返还，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结合杨某2、杨某3、姚某方给付财物情况及被告陪嫁嫁妆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返还30000元较为适宜。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杨某4、杨某1、吴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杨某2、杨某3、姚某彩礼30000元。二、驳回杨某2、杨某3、姚某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杨某4、杨某1、吴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杨某1、吴某向本院提交了一张照片和杨通军的证明书，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与本案审理结果无利害关系，故不组织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某4与杨某2举办婚礼时双方虽然未到法定婚龄，但双方已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之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故杨某4与杨某2应当在到达法定婚龄后补办结婚登记。本案，杨某4于××××年××月××日离家出走，并通过微信聊天表示不愿意与杨某2继续共同生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返还彩礼的情形。故杨某4、杨某1、吴某应当返还杨某2、杨某3、姚某给付的彩礼。对于杨某1、吴某上诉称在举办婚礼时，给付陪嫁现金9880元以及彩礼用于购买黄金首饰同时作为陪嫁物品在杨某2、杨某3、姚某的家中，故应当抵扣彩礼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陪嫁物品系属于赠与法律关系，杨某1、吴某陪嫁给杨某4的黄金首饰应当是杨某4的个人物品，不能用于抵扣彩礼，故对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酌情返还30000元彩礼，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某1、吴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杨某1、吴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泽智审判员  郑厚祥审判员  欧阳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罗惠书记员龙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