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903民初2659号 原告（反诉被告）：祁静，女，汉族，1987年7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原告（反诉被告）：李源铭，男，汉族，1984年4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明荣，四川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林云，四川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遂宁齐兴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遂宁市船山区遂州南路220号A栋4楼。 法定代表人：祁邵宁。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刚，重庆圣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浩然，重庆圣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祁静、李源铭与被告遂宁齐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受理，被告齐兴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起了反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祁静、李源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明荣、唐林云，被告齐兴公司（反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祁邵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刚、周浩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祁静、李源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继续履行2017年9月9日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2.被告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7年9月10日起向原告给付资金利息至6号楼办理到施工许可证并实际施工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祁静系被告的股东、任监事职务，原告李源铭系被告的员工，因被告管理不规范，未与原告李源铭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其职务为祁邵宁的助理。 2.被告开发了遂宁城区银河路北段与开善路交界处的楼盘“银河新城”项目。被告因开发上述项目资金紧张，希望二原告出资，以内部承包部分楼栋的方式一起开发经营“银河新城”项目。根据当时遂宁的房地产市场行情，经双方协商一致后于2017年9月9日签署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二原告出资2000万元承包开发经营“银河新城”楼盘6号楼商品房10000㎡建设面积，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均进行了约定。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原告祁静以被告股东身份承包6号楼的建设，原告祁静在自己持有的合同上签字，未在被告持有的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二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指定的收款人缴纳了承包费1000万元，被告向二原告出具了收到承包经营费的确认函，并确定二原告已按照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承包经营费的义务。此后，被告的资金压力得到了缓解，但却迟迟未办理施工许可证，遂宁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的趋势，被告为谋取经济利益，遂不再愿意履行合同义务，并要求解除合同。 原告认为：承包经营合同应受法律保护，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齐兴公司对原告主张的双方签订了承包合同、被告按期收到承包经营费10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1.原告李源铭在员工工资表上签字是为了帮祁静避税，原告李源铭不是公司员工，而是出资人的代表，其代表出资人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因此，本合同不符合内部承包合同的身份要求；2.为使合同符合内部承包合同的要求，原本是拟以“祁静”的名义签订合同，故合同中有“乙方祁静”的表述，但因出资人认为原告祁静与祁邵宁系亲戚关系，不同意以原告祁静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合同，经协商，确定由原告李源铭作为出资人代表与被告签订合同，故原告祁静并未在合同上签字，原告祁静不是合同相对方，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3.被告未向二原告出具收到二原告承包经营费1000万元的确认函，该确认函系原告祁静私自制作并加盖被告印章所形成，用章记录上并无因出具确认函而使用公章的记录；4.被告已于2018年4月9日委托遂宁市齐兴内燃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齐兴内燃机公司）将承包费1000万元退还给了原告李源铭，资金利息应计算至2018年4月8日；5.原告承包经营的6号楼10000㎡面积与6号楼整体（预测总面积25115.08㎡）不可分割，无法单独开发经营，故合同事实上履行不能。 齐兴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双方于2017年9月9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2.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经营面积仅为6号楼的部分建筑面积，且反诉被告李源铭不是公司内部职工，不符合内部承包的要求，因此双方实质构成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具体内容是由反诉原告提供土地使用权和开发资质、条件，并收取固定承包费，不承担经营风险，故此该合同性质依法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然而反诉原告至今仍未取得所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仅是接受政府委托在对该地块进行拆迁，因此，合同存在着法律上的履行不能。加之合同约定的承包面积与6号楼整体无法分割，故合同存在着事实上的履行不能。合同约定的承包费本就是在土地成本控制价的基础上优惠100元/㎡后所确定的价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使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反诉被告不同意将承包费变更为按照土地实际成本价确定，如要求反诉原告继续按照合同约定承包价履行，将有违公平原则。 祁静、李源铭对反诉原告所主张的反诉原告在对目标地块进行拆迁但至今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承包费是基于合同签订时的土地成本控制价计算所得、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及合同签订后土地成本价格上涨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1.承包合同缺乏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价格、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办理等核心要件，并非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的性质应为开发经营权内部承包合同，承包人为股东祁静及员工李源铭；2.反诉被告承包的10000㎡面积虽包含在6号楼整体面积当中，但整个6号楼都是由反诉原告统一施工，并非单独由反诉被告施工，双方只是按面积进行结算，由反诉被告自负盈亏，因此，不存在分割履行的必要，故不能成立事实上的履行不能；3.反诉原告虽至今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是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至今也未由他人取得，因此尚不构成法律上的履行不能；4.承包价虽是基于土地成本控制价所确定，但土地价格上涨或下跌是属于商业风险，承包价确定后，相关的商业风险应各自承担，不构成显失公平或有违公平原则。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以下事实予以确认： 1.原告李源铭与被告于2017年9月9日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承包价以土地成本控制价为基础，约定为2000万元，被告已按合同约定收到了承包费1000万元； 2.被告在对目标土地进行拆迁，但至今未取得目标土地使用权，也未办得施工许可证，目标土地使用权也尚未由第三方取得； 3.被告向二原告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 4.合同签订后，土地成本价格有所上涨。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原告祁静是否是合同相对方的问题 原告祁静系被告的股东。原告持有的承包经营合同中乙方由“李源铭、祁静”签字，被告持有的承包经营合同中乙方由“李源铭”签字，无祁静签字。双方持有的承包经营合同中均称“乙方祁静作为甲方股东，自愿对该项目中的6号楼进行承包经营”、“乙方指定李源铭代表其参与经营”。 原告祁静持有落款为2017年10月10日的确认函一份，函件上记载“我公司与祁静、李源铭于2017年9月9日签署《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并已收到祁静、李源铭支付的内部承包款项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祁兴志为我公司的指定代收人，其中2017年9月15日收到890万元，2017年10月10日收到100万元，剩余10万元由祁兴志与李源铭的私人借款予以冲抵）。祁静、李源铭已按照《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第三条第2款的约定履行其支付内部承包经营款的义务，我公司也特此予以确定”。被告建立了《使用公司印章登记表》对公司人员使用公章进行登记，但《使用公司印章登记表》上并无2017年10月10日因出具确认函而使用公章的记录。 2018年4月19日，被告召开临时股东会，讨论“公司与李源铭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称2017年9月9日遂宁齐兴置业有限公司与李源铭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系股东祁邵宁的个人行为，未告知其他股东，股东文程对此完全不知晓，也不予认可。原告祁静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文程对该份股东会决议的用途表示“2018年4月19日签订的这份股东会决议的作用和目的仅限于祁邵宁、祁静强调文程作为特殊的‘债权股东’不承担双方纠纷的任何法律责任，该股东会决议不作其他用途”。 2.关于原告李源铭是否系被告的员工的问题 根据由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的工资表显示，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被告的工资表上“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工资”均记载了原告李源铭。 此后，原告李源铭向被告缴纳了承包费1000万元，被告收到后，未对原告李源铭的身份提出异议。2018年4月16日，被告向原告李源铭发出解除承包经营合同的函，函件上亦未对原告李源铭的身份提出异议。 3.关于承包经营合同的法律性质问题 4.合同约定：鉴于甲方（被告）对银河路段家店村带规划拆迁安置补偿开发（详见：遂府准190号遂宁市规划委员会议纪要第三期：遂宁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纪要）项目（银河新城项目）拥有独立开发权，乙方祁静作为甲方股东，自愿对该项目中的6号楼进行承包经营，项目实行整体设计、分期实施、统一管理、统一定价销售、分标段施工的管理模式；乙方承包该项目中6号楼栋的商品房，但乙方仅对目标楼栋的收入、支出以及盈亏等权责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承担，实际权责比例=10000㎡÷目标楼栋住房部分实测总面积；承包实行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式，由乙方指定李源铭代表其参与经营，乙方自主经营的范围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暂定为乙方参与目标楼栋的原材料采购、招标投标等工作；承包费用总计2000万元，费用分两期支付，签订协议后五个工作日支付1000万元，甲方或甲方选定的其他民事主体开展土石方工程后五个工作日支付1000万元；乙方自行承担目标楼栋因销售等一切承包经营行为所产生的一切税收以及其他费用，并按比例分摊设计费、营销、广告、沙盘等费用，需要由甲方名义缴纳或统一缴纳的，乙方在知晓费用后五个工作日向甲方支付；目标楼栋由甲方统一销售，乙方监督，甲方将销售收入按权责比例的95%并扣除乙方应承担的费用后汇入乙方账户用于支持楼栋建设；甲方负责办理建设、销售该项目所需的一切许可证，乙方有权对目标楼栋进行承包经营，并从销售收入中按照实际权责比例获取收益。 5.关于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问题 6.合同约定：“若因甲方在合同签订6个月内，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导致目标楼栋不能施工（甲方不可抗力的因素除外），甲方应向乙方承担逾期资金占用损失（以乙方已支付的承包经营费为基数×逾期时间×年利率24%）。 7.合同签订后，原告李源铭向被告指定的收款人祁兴志（齐兴内燃机公司法定代表人）给付1000万元作为承包费。2018年4月9日，齐兴内燃机公司向原告李源铭转账1000万元，转账凭证上记载的用途为“偿还款项”。次日，二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函，询问被告的关联公司转账给原告李源铭是否系被告委托转账、该款是否与承包经营合同有关及被告转款的目的是为何，被告未予回函答复，但于4月16日向原告李源铭发出解除承包经营合同的通知，称“您单独作为乙方与我司在2017年9月9日签订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再加上6号楼所占用土地仍然不能被政府从他处依法征收完毕，我司无权处分，故双方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达到。根据您委托律师所发的函件，已经清楚表明您欲增加祁静为协议当事人，现我司通过函件向您表明：解除您与我司在2017年9月9日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双方不再履行该协议”。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起诉状、承包经营合同、确认函、股东会决议、律师函、工资表、公章使用登记表和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起诉(反诉原告的反诉）及被告的答辩（反诉被告的答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法律关系性质及合同是否应当解除。 1.关于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 2.原告主张承包经营合同系对开发经营权的承包经营，双方形成承包合同关系，被告主张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且由于被告提供土地收取固定收益，双方形成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诚然，民事法律行为应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仅仅根据当事人合同中所采用的合同名称认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但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真实意思表示各执一词时，合同名称、合同内容及合同履行方式等，都应当作为认定法律关系性质的重要依据。 首先，该合同名为内部承包经营合同，而非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更非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名称虽不能作为认定法律关系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表明双方在草拟合同时拟建立的法律关系为承包合同关系而非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其次，从合同内容来看，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本质是双方共同投入资金、人力、物力，共同对房地产进行开发，共担收益，共享风险，而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原告承包的范围限定为6号楼栋商品房中的10000㎡建设面积，原告对其承包的部分自行投入，并自负盈亏，双方不存在共同投入和共担风险的意思表示，故不构成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法律关系；再次，从合同签约主体来看，双方在签署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时，所选择的合同的相对方或为公司股东，或为公司员工，均是意图建立内部承包经营关系而非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后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被告遂提出原告祁静并非合同主体，原告李源铭也并非被告员工。本院认为，原告祁静与被告分别持有内容相同、签署主体部分不同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虽二原告持有的合同尾部有原告祁静的签字，但原告祁静作为合同持有人，可以随时对合同签约主体进行添加，故其持有的合同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原告祁静是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相对方的依据。但除原告祁静的签字外，被告持有的合同从内容上也明确反映出系由原告祁静以被告股东的身份作为乙方对项目进行承包，甚至在合同内容中，原告李源铭是“乙方指定李源铭代表其参与经营”，被告对该合同内容系明知，但其并未要求原告李源铭对该内容予以订正，而是对合同进行了签署确认，因此，合同内容已明确表明了承包主体是被告股东祁静，故原告祁静系合同相对方，双方成立开发权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关系。 3.关于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 4.反诉原告主张合同应予解除的理由为：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内容不明且约定面积与目标楼栋无法分离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反诉原告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未办理建设施工许可证，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约定的承包费实是以土地成本控制价为基础，现地价上涨，继续履行合同有违公平原则。 关于合同是否无法履行的问题。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反诉被告承包的范围是6号楼其中的10000㎡建设面积，虽该面积系6号楼整体建设面积的一部分，与6号楼整体面积不可分割，但对于整个6号楼项目，承包方式为“实行整体设计、分期实施、统一管理、统一定价销售、分标段施工”，亦即，原告承包的部分面积在设计、施工、销售等环节，均是与6号楼一体进行，并不单独实施，因此，合同自始不存在分离的必要，反诉被告是以承包的面积比例对建设投入进行分担，并对销售所得进行收取，因此，其主要方式为货币投入和货币收入。故反诉原告主张因承包面积与目标楼栋无法分离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不能成立。至于合同约定内容是否明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承包合同已具备承包的对象、承包费、如何实施承包等核心条款，在履行过程中，若有不明，双方可另行达成补充协议或依交易习惯、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反诉原告主张合同约定不明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应予解除，于法无据，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合同目的是否无法实现的问题。诚然，承包合同目的的实现有赖于反诉原告取得目标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办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但迄今为止，反诉原告尚未取得目标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致使目标楼栋尚未能开始施工，对合同履行造成一定阻滞，但与此同时，被告仍在对目标地块进行拆迁，该行为实则是在为履行承包经营合同创造条件，加之目标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亦未被第三方取得，反诉原告仍有取得目标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可能性，合同目的并非已确实无法实现。因此，反诉原告以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并办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于法无据，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合同继续履行是否有违公平原则的问题。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享有请求法院依据公平原则解除或变更合同的权利。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费系以合同签订时土地成本控制价为依据进行计算，在合同签订后，土地使用权价格有所上涨，该上涨本质上是属于商业风险范畴，不构成情势变更。 但是，公平原则是民事活动领域的帝王原则，双方在确定各自权利义务、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均应当遵循该原则。虽合同签订时确定的承包价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此后发生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上涨属于商业风险，但若土地使用权价格出现巨幅上涨，双方继续按合同约定承包价履行合同将导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有违公平原则时，司法应当审慎介入，以对双方利益进行平衡。合同解除系对合同关系予以消灭，系司法介入后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故此，因违反公平原则而由司法判定对合同予以解除，应当是人民法院所采取的最后一种介入方式。就本案而言，可能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失衡的因素仅为承包价的确定，该情形可以通过变更的方式予以消除，在此前提下，司法不宜直接以解除的方式干预双方的意思自治。但对承包价的确定亦并非如反诉原告所称按土地实际价格予以确定即为公平，因为土地价格上涨归根结底系商业风险，商主体对于其从业领域的交易通常被苛以较高注意义务，商业风险在一定范围内应界定为可以预见的风险，对未显著超出该范畴的商业风险，应适用风险自担的原则，因此，即使继续履行合同有可能导致一方发生一定程度的亏损，亦不必然有违公平原则。故此，对于承包价的确定，应充分结合合同订立时的合意达成情况、延迟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原因及责任、商业风险的合理范畴、双方的合理预见、合同履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平衡等因素，综合予以确定。现土地价格尚未确定，继续履行合同是否必然有违公平原则亦无法确定，反诉原告以合同履行有违公平原则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理由不能成立，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 综上，反诉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因本合同系复杂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具有连续性、复杂性、并与第三方权利有所关涉（如取得土地使用权即并非仅依被告的主观意愿即可取得），原告因此并未提出具体的履行请求，致使履行内容不明，可能导致后续执行困难。若发生执行困难，原告可针对具体履行事项另行主张权利。与此同时，继续履行合同系基于合同履行现状所产生，双方均应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积极履行各自义务，若后续合同履行确发生可变更或可解除的事由，反诉原告亦有权再次提出主张。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资金占用利息，符合承包合同约定，但起息时间应按照合同约定从2018年3月10日（合同签订6个月后）起算。关于利息的截止时间，原告主张持续计算至6号楼办理到施工许可证并实际施工之日止，但承包合同并未对利息计算的截止时间进行约定，从合同内容来看，该利息实为“逾期资金占用损失”，实际上是双方对损失计算标准的约定，而损失的产生应以资金持续被占用为前提。因双方对合同履行产生争议，被告于2018年4月9日通过齐兴内燃机公司将1000万元款项转账至原告李源铭账户，虽被告并未明确告知该款即为退还原告李源铭向被告交付的承包款，但原告李源铭亦并未举证证明双方有其他资金往来，且被告于4月16日即向原告李源铭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原告李源铭以被告未明确表明该款系退还承包款为由主张利息应当持续计算，确与常理不符，故该款应认定为承包款退还，资金占用损失应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2018年4月8日，总计193300元。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遂宁齐兴置业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于2017年9月7日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 二、被告遂宁齐兴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李源铭、祁静给付资金利息193300元； 三、驳回原告李源铭、祁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遂宁齐兴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4400元，由遂宁齐兴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0900元，由遂宁齐兴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娟 人民陪审员  邓小华 人民陪审员  王国阶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范 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