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4民初11646号 原告杭州博成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艮山西路75号杭州汽车东站小商品市场二楼2277、2278、2287、2288、2289号。 法定代表人朱家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虹、汪俊青，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晨瑞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联发村。 法定代表人章佳庆，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章依娜，浙江易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博成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成服饰）为与被告杭州晨瑞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瑞服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0月1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18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博成服饰法定代表人朱家静、委托代理人徐虹，被告晨瑞服饰委托代理人章依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博成服饰诉称：原告经营服装辅料生意，被告因服装加工需要向原告采购服装辅料。被告分别于2017年4月25日、2017年5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原告下达采购订单，原告已于2017年5月、6月完成发货，共计货款人民币113639元。2017年5月，原告向被告交付花边共计货款人民币72377元。双方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对账确认，原告于2017年6月20日向被告发送5月份的对账单，对账确认5月份的货款总额为72377元。被告于2017年6月21日回复，认为需退还部分货品并扣除部分货款，原告不同意，被告至今未向原告退还货品，也未支付货款。2017年6月，原告向被告交付花边面料共计41262元，其中于2017年6月9日交付花边面料138元，2017年6月17日交付花边面料41124元。现请求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13639元；二、被告赔偿原告自2017年6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暂计至2018年9月25日为6162元。 被告晨瑞服饰辩称：1、被告非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被告系香港博荟有限公司涉案服服饰代加工单位，被告的下单行为并非与原告签订本案买卖合同的行为，属于将香港博荟有限公司订购数量转告原告的行为。2、原告诉请中所称货款113639元并不属实；原告应当是香港博荟有限公司供应商，被告只是香港博荟有限公司指定的收货地址，与被告之间并无实际关系；实际合同当事人、付款责任均为香港博荟有限公司，原告自始至终都清楚明知的，现因香港博荟有限公司跑路，原告催债无门，故找上被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博成服饰为支持其诉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电子邮件1份、微信聊天记录1份，以证明被告向原告采购服装辅料以及原被告对账的事实。该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邮件仅证明了被告向原告告知了花边数量、要求，对收到的花边数量进行核对；被告系根据香港博荟有限公司的要求，代将所需要的花边数量转告原告、核对数目，并非原告所说的下单行为；邮件中已明确备注博荟梁生单，并将邮件同时抄送给了博荟公司的梁生；微信聊天记录中有“这个价格是给他们公司的价格呀”“花边价格4.3元一码，你马上跟梁生确定过我再安排生产”等内容，更能直接反映本案合同的订立与否在于香港博荟有限公司。经查，该证据与本案的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 2、（2017）浙0603民初10548号民事判决书1份，以证明被告存在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该证据被告无异议，能证明被告存在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易的事实，予以确认。 3、发货明细1份、发货单1份，以证明2017年5月至2017年6月期间，原告向被告提供服装辅料共计113639元的事实。该证据被告均持有异议，认为发货明细、送货单均为原告单方制作，无收货人的签字；2017年6月17日的发货单客户名称系杭州富虹龙进出口有限公司（梁生），69元的单价价格被告并不知情。经查：发货明细系原告单方统计的数据，明细本身并不能证明案件的事实，不予以确认；2017年5月15日至5月27日的尾号895、917、922、925、2523发货单，与被告确认的电子邮件中核对单中的送货单编号相一致，足以确认；2017年6月9日尾号6970的发货单因无相应证据佐证系被告订购或由被告签收，本院不予确认；2017年6月17日尾号978的发货单，虽无被告的签收或确认，但该发货单产生于被告2017年5月7日电子邮件订单之后，该笔发货单价款为4万余元，加上前期发货单价款7万许，合计的价款才会达到11万余，被告法定代表人章佳庆在其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朱家静的通话记录中，虽无对具体价款的确认，对原告提出的总计价款113639元的事实，并未对明显可作出判断的4万余元价款差额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份送货单也予以确认。 4、录音证据1份，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催讨货款的事实。该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录音形成于原告已准备起诉的过程中，原告有目的的设置了谈话内容；被告非合同当事人，对具体金额并不清楚；原告一直强调的是被告有没有去找过博荟公司、要求跟被告一起向博荟公司要钱；在原告看来，博荟公司才是合同当事人，应当向博荟公司要钱，而原告也称曾找过博荟公司；原告明知博荟公司因汇率转换不便等因素原因，曾告知原被告将会把给原告的钱支付给被告，由被告转交；博荟公司未把钱给被告，才出现原、被告录音中一直纠结于博荟公司是否已经付钱给被告的问题，不能证明被告负有付款责任；录音中被告法定代表人关于“你们（指原告）现在下的订单都是他们（指博荟）来的”、“订单不是我（指被告）下的”、“价格是他们（指博荟）谈的、那是他们（指博荟）的事情”，原告法定代表人关于“眼睫毛是他们（指博荟）在说”的相关内容，进一步证明了非被告与原告订立合同。该证据被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 被告晨瑞服饰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晨瑞服饰业务员郭某与博荟梁生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以证明博荟梁生通过微信，要求被告业务员将花边数量代为告知原告；微信聊天内容中“一块已寄小田”、“你单号给小田”、“你同小田说下”等等的表述，均可以看出本案的订单过程中博荟梁生参与了主要沟通。2、被告法定代表人章佳庆和博荟梁生的微信记录1份，以证明微信名沛哥系博荟公司工作人员梁生；微信记录中“加工费13元可以吗”“，我ALAN那边加工费6万左右”等表述，表明被告在本案衣服制作过程中仅收取加工费，不包含辅料，收取的加工费都不足以支付辅料款，不可能是本案合同当事人；微信记录中“朱家静的花边面料什么价格”的对话，表明被告系在事后了解到花边面料价格，张发给朱发的朱加敬那边花边什么价格等对话可以证明我们在买，被告不可能是合同当事人；博荟梁生回复的“那个是我们俩问题，不是他的，不够也是我们俩事情”内容，也从侧面证明博荟梁生有实际付款责任；博荟梁生“朱家静正在催的要命”、梁生转发给被告法定代表人章佳庆有关朱家静的短信，“再这样下去，我们只有起诉晨瑞和博荟公司了的”表述，出证明原告明知博荟公司应当承担付款责任。 该两份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两份证据均无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对；微信聊天发生在被告与案外人之间，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内容；聊天内容所涉及的加工内容，确系被告替案外人提供服装加工；服装加工系包工包料的事实客观存在。 经查，因该两份微信聊天记录发生于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具有真实性，综合内容分析，被告提供的其业务员郭某与梁生的聊天记录虽有涉及到将数量通知小田、已寄小田、单号给小田等内容，但并不具有直接证明原告系与案外人博荟公司建立有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构成要件的权利与义务；被告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章佳庆与梁生的聊天记录虽有部分内容与小田相关，结合表述：梁生称“玫瑰花是一对，我跟小田说过啦，那么你下订单给他，他价钱还没报给我”，价格由小田向梁生报，但明确订单系由被告向原告下，表明合同签订主体系被告；梁生称“玫瑰花5.2元一对”，原告向被告提供的玫瑰花也是5.2元一对，但被告向原告确定的单价为5元一对，表明了被告对价格具有协商与确定权，也不符合案外人系买卖合同相对方的特征；聊天记录中所涉的原告花边报价问题，被告向案外人提出“朱家静的花边面料什么价格”、案外人回复“报价都用20，那个是我们俩问题，不是他的，不够也是我俩的事情”，从字面文意显示，原告的报价多少，系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的事情，而非被告所称的确定案外人系付款主体的事实；案外人梁生所转发的信息内容，含有向被告主张权利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原告仅系向案外人主张债权。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能起到被告举证欲证明的对象，本院不予确认。 3、被告与博荟公司的电子邮件1份，以证明案涉花边均系被告应博荟公司要求，将数量等代为告知原告；电子邮件记载有“小田是我司（指博荟）绣花供应商”，小田系原告公司业务员，即原告为博荟公司的绣花供应商，合同当事人应当是博荟公司而不是被告。该证据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表示未看到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内容看，也不能证明被告待证事实。经查：该邮件发生于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内容真实，被告系案外人的服装加工单位，由案外人向被告发布具体的指令，符合交易的正常逻辑；“小田是我司（指案外人）的绣花供应商”，该句内容也不能直接解读为系案外人与原告建立案涉的买卖合同关系，加工行业由定作方指定原料供应单位属正常现象；且电子邮件中“请小田告知绣花数量，工厂去订购这些绣花”，明确表明了订购的主体系工厂而非案外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也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证据的认定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下列事实： 2017年4月25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并抄送梁生，内容为：朱总，博荟梁生单需以下花边，请安排；1612款5寸花边12900米、1557-91L款绣花花朵1920对。2017年5月10日至5月28日，原告向被告通过物流方交付了货物。2017年6月20日，原告将对方单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被告，要求对账，原告主张货款总额为72377元，其中玫瑰对花价格单价为5.2元。次日，被告以电子邮件方式回复，确认货均已收到，但认为玫瑰对花单价为5元，应退回多交付的120对，退货金额600元；20码花边价款86元，因颜色不对需退回；花边多交付的202码应退回，价款868.60元；被告还主张应退回多余1320码2403.70元。庭审中，原告同意将多交付的价款600元的120对玫瑰对花、颜色不对的价款86元的花边、多交付的价款868.60元的的花边予以退回；对于被告定购的1320码花边不同意退货。被告明确可以退还，如有因保管不善等原因导致的质量损失由被告承担。 2017年5月7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朱总，在打颜色的蕾丝花边面料我司需要以下数量请安排，1720/3=573条（不需剪眼睫毛/实际眼睫毛处不用）。同年6月17日，原告通过物流将596条睫毛花边发送至被告处，价款为41124元；发货单客户名称写为杭州富虹龙进出口有限公司（梁生）。 2018年5月2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朱家静向被告法定代表人章佳庆电话催要货款并制作了录音：原告提出货款为113639元，被告未直接对货款金额进行确认；被告表示因为上家未付钱，无法向原告支付；上家付给被告，被告付给原告等。 本院认为：案涉货物系由被告晨瑞服饰直接向原告下单，货物均发至被告晨瑞服饰处，且被告晨瑞服饰法定代表人章佳庆在录音中也确认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主体为被告晨瑞服饰，无法向原告支付货款的原因系上家未付款，原告将晨瑞服饰列为被告，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确认案涉买卖合同发生于原被告之间；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货款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案涉货物虽与案外人博荟公司存有一定的关联，但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反应出案外人与原告之间存在直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故被告辩称其非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诉请主张的货款金额为113639元，应扣除庭审中确认的玫瑰对花差价款及退货款1008元、花边退货价款86元、5”花边退货款868.60元；还应扣除2017年6月9日无证据证明已交付的其他面料款人民币138元；尚余货款金额111538.40元，被告晨瑞服饰应予以支付。被告晨瑞服饰主张应退还多订购的价款2403.70元的1320码5”花边，非属质量问题，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原被告已达成协议的退货部分，本院基于双方的合意予以处理，如交付过程中存在质量等赔偿纠纷的，双方可依法另行处理。 因原被告并未以书面协议确定付款期限，属履行期限不明确，原告可随时向被告要求履行；现有证据表明，原告于2018年5月24日向被告主张权利，故相应的利息损失应自2018年5月24日起算，原告诉请自2017年6月17日主张利息损失欠缺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晨瑞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杭州博成服饰辅料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11538.40元； 二、被告杭州晨瑞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杭州博成服饰辅料有限公司玫瑰花对120对（单价5元/对）、花边20码（单价4.3元/码）、5”花边202码（单价4.3元/码），逾期返还的，被告杭州晨瑞服饰有限公司应予以折价赔偿，赔偿款于交付期限届满后十日内支付； 三、被告杭州晨瑞服饰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杭州博成服饰辅料有限公司自2018年5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未付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档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18年9月25日为1374.71元； 四、驳回原告杭州博成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其它诉讼请求。 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4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1120元，合计款项人民币2468元，原告杭州博成服饰辅料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99元，被告杭州晨瑞服饰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369元（原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退回案件受理费；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潘水良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书记员)李学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