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民终84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章丘市圣井潘王路西。法定代表人：严文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同刚，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玫竹，女，199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宏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合朋村（金石产业园）。法定代表人：汪思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荣跃，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才，男，197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该公司法律顾问。原审被告：铜仁市三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梵净山大道（化肥厂旁）。法定代表人：杨再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伟，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坤，男，1981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上诉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汽商用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宏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宏飞公司）及原审被告铜仁市三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仁三友公司）、原审第三人李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1民初5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重汽商用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已经将案涉九台车辆交付被上诉人，并且被上诉人出具交接单确认收车的事实。1、上诉人提交了案涉九台车辆的实物交接单，该交接单由被上诉人加盖公章确认收车，是车辆交付的充分证据，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车辆买卖合同涉及的其它车辆亦采取同样的交付方式。且上诉人不是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交付，还提交了被上诉人加盖公章的交接单，足以证明车辆交付的事实。2、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否定其接收车辆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依法出庭作证，其真实性尚未确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车辆登记档案仅是车辆销售给最终用户的信息，不能证明在此前是否存在其他交易和流转过程，不能直接推定其中的销售方是从上诉人处取得车辆，也就是不能排除被上诉人收到车辆后再转卖给其他经销商的情形，并且上诉人将车辆交付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如何销售与上诉人无关。3、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包括三份《情况说明》、原审被告出具的告知书和收条等，不符合正常的逻辑；4、一审判决认定李坤将车辆交付原审被告、其行为属于表见代理认定错误。首先，李坤是否出具《情况说明》未经证实，即便确实是李坤出具，也仅是证人证言，不属于表见代理；其次，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李坤存在调配车辆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李坤调配车辆认定错误；再次，李坤无权代表上诉人变更合同、调配车辆。最后，车辆已经交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已经履行完合同义务，此时车辆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即便李坤调配车辆，其处理的已经不是上诉人的事务，不能认定为上诉人的代理人。二、被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明确约定车辆交付时间为2013年4月28日之前，如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违约没有交付车辆，其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应为2015年4月28日，被上诉人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贵州宏飞公司辩称，一、李坤出具的《情况说明》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没有交付车辆的情况下，通过向上诉人贵州地区销售负责人李坤主张权利时，李坤就问题如何处理代表公司作出的答复，其证据性质属于书证，并非证人证言。二、车架号分别为DC167986、DC167989等车辆的合格证已经由上诉人交付给铜仁三友公司的事实说明上诉人关于车辆已经交付给被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客观准确的。三、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上诉人没有履行交付设备的义务，上诉人已经严重违约，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及退还货款的责任，原审被告铜仁三友公司明确表示，本案九台车辆是上诉人与铜仁三友公司直接发生的义务，与被上诉人无关，有2014年4月30日9台车辆的收条可以证明，2016年3月16日李坤、徐江鸿两人的《情况说明》，以及2016年4月20日刘进、李坤、徐江鸿的《情况说明》，交接清单不足以说明车辆已经交付给被上诉人，因为合同约定交付车辆必须有指定的现场人员签字，交接清单没有签收时间及指定接收人签字。四、李坤是上诉人驻贵阳办事处经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李坤作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其行为属于表见代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铜仁三友公司陈述，我方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李坤陈述，我是重汽商用车公司的职工，《情况说明》所涉及的九台车辆，我公司均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给了贵州宏飞公司，车辆交付后贵州宏飞公司在《实物交接单》上盖章确认收到车辆，然后贵州宏飞公司对上述九台车进行了回款，我公司给贵州宏飞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发票上有车辆明细。2016年4月20日左右，贵州宏飞公司的汪思宏找到我，说贵州宏飞公司以前跟铜仁三友公司有汽车销售业务没有结清，这些销售业务是2013年刘进当总经理的时候发生的，现在刘进在遵义，需要到遵义找刘进，希望我和徐江鸿一起去帮着做个见证。到遵义后汪思宏拿出提前打印好的《情况说明》，说之前买的九台车他们转给铜仁三友公司销售，但铜仁三友公司一直没有把销售款给他们，现在他们想起诉铜仁三友公司，让刘进签字。刘进签字后汪思宏说希望我和徐江鸿也都签字做个见证。因为我需要跟踪了解车辆售后服务情况，所以能了解车辆的移动情况，在跟踪车辆售后服务情况时发现《情况说明》中的九台车辆确实移动到了铜仁三友公司，而且汪思宏再三保证说跟我公司没有关系，只是为了起诉铜仁三友公司使用，于是我为了给他帮忙就在打印好的《情况说明》上签了字。又过了几天快到月底的时候，我去贵州宏飞公司催回款，汪思宏又拿出提前打印好的《情况说明》，说还要每个人再签一份。汪思宏威胁说不签字就不给承兑汇票，我想到反正是帮忙，跟我们又没有关系，并且我也确实希望能赶在月底前尽快回款，加上之前4月20日的时候也签过一次了，就又给他签了一次。综上，我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将本案涉及的九台车直接交付给了贵州宏飞公司，通过售后服务跟踪能看到这九台车到了铜仁三友公司，至于车辆是怎么到铜仁三友公司的，需要问贵州宏飞公司，我和我公司都不清楚，更不曾参与调车。《情况说明》是汪思宏提前打印出来让我签字的，我签字的本意是给他帮忙，我理解的“已被发送给铜仁市三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被贵州宏飞公司发送给铜仁三友公司，而不是说我或者我公司发送给铜仁三友公司。请求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公正裁判。贵州宏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的购车款2694179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从2013年12月25日计算至本款项付清之日止，利息每月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9日，原告贵州宏飞公司与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CQ13040010）。合同主要约定：出卖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将车辆型号为ZZ3253N4041/N1FA的斯太尔.HOKA35辆以25.08万元单价销售给买受人贵州宏飞公司，合同总价为1129.625万元。该份合同第六条约定：出卖人应将本合同项下的车辆停放在贵州宏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由买受人于2013年4月28日前，在该车地点对车辆进行验收，如有异议验收当日书面提出。验收合格后，立即由双方办理交付手续，车辆毁损、灭失风险自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如买受人需授权接车人接车，授权接车人姓名：林令红，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号码：0851-5414181。第七条约定：买受人承诺按以下第2种方式进行结算：车到付款：买受人在签订本合同后3日内预付保证金：70万元、余款：105096250元，在提车前全部结清。第八条约定：如遇以上车辆资源出现一度紧张，出卖人出现迟延交货不长于15个工作日，买受人表示理解亦不追究出卖人任何责任。如再逾期超过5日，买受人有权决定继续履行或就未履行部分解除合同，买受人对再逾期未履行部分需要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应当向买受人支付已付车款的利息用以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买受人的损失，买受人损失的计算方法为：合同解除部分的买受人已付车款的利息损失（自出卖人再逾期期满次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准计算）。2013年4月9日，原告贵州宏飞公司与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CQ13040009）。合同主要约定：出卖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将车辆型号为ZZ3253N3841C/N1FA的斯太尔.HOKA15辆以24.78万元单价销售给买受人贵州宏飞公司，合同总价为478.125万元。该份合同第六条、第八条约定内容与前述合同约定内容一致。第七条约定：买受人承诺按以下第2种方式进行结算：车到付款：买受人在签订本合同后3日内预付保证金：30万元、余款：4481250元，在提车前全部结清。前述两份《汽车买卖合同》尾部盖有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销售合同专用章，李坤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将合同约定分别于2013年9月26日以承兑汇票（票号为31400051/23016513）的形式支付给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200万元购车款，同年11月26日又以承兑汇票（票号为31400051/23019257）的形式支付给重汽商用车公司300万元购车款。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认可购车款的取得事实。因贵州宏飞公司拖欠30台车货款共计10006964元，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将贵州宏飞公司等诉之山东省章丘区人民法院，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该份协议中未涉及到本案诉争的九台车。因贵州三友公司也拖欠购车款，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也在章丘区人民法院起诉该公司，但该案也未涉及本案诉争的九台车。案涉的九台车车辆识别号分别为：DC167986、DC167988、DC167990、DC167989、DC168239、DC168241、DC168244、DC168251、DC168258。在2013年9月27日所开具的01002161号增值税发票中，底盘号DC168244、DC168251的两台车金额为602030元；在2013年11月28日所开具的01011717号增值税发票中，底盘号DC167988、DC167986、DC167990、DC167989的四台车金额为1189104元；在2013年11月28日所开具的01011717号增值税发票中，底盘号DC168239、DC168241、DC168258的四台车金额为909045元，前述九台车合计金额为2694179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双方合同约定将九台车的全部款项支付给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将上述九台车发票开给了原告。上述九台车后被本案第三人李坤直接发给了铜仁三友公司，李坤向原告出具了情况说明，对车辆发放铜仁的事实予以认可。铜仁三友公司对前述车辆由其接受的事实也予以认可，现前述车辆已经由三友公司销售给案外人。原告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多次找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磋商讨要车款事宜。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出具的车辆交接单上仅加盖有原告的公章，但无双方合同明确的接车人或原告公司授权人验收签字，也无具体的接收时间。经法院查明，本案第三人李坤现仍在重汽商用车公司车间上班。法院在第一次庭审中曾要求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配合法院传唤本案第三人李坤到庭应诉，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拒不配合。也曾责令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当年车辆发货的物流信息、货运费用结算单据、承运人联系方式等，但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拒绝提供。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案涉合同系原告与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签订，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四点：1、第三人李坤出具情况说明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其法律后果的承担。依据双方所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可以认定第三人李坤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案涉合同上签字，且一直作为该公司在贵州地区销售负责人，其行为让原告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公司，即李坤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承担。两被告的无权代理的辩称，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支持，法院不予采信。2、案涉九台车是否依双方合同约定交付原告及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通过庭审查明，案涉车辆已经由第三人李坤直接发往被告铜仁三友公司，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告知书、车管所的车辆登记档案等证据可以构成证据链，证明前述事实。因该九台车也为原告与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合同中明确的车辆，被告商用车公司仅提供了接车单、增值税发票用以证明车辆的交接，但未能提供车辆合格证交付情况等其他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之规定，法院认定案涉车辆未能直接交付给原告，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的辩称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重汽商用车公司应当对当年未将车直接交付给原告的原因和过程予以举证说明，但其未能举出任何证据。法院为查明这一案件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之规定，要求被告提供物流信息及通知第三人李坤到庭应诉，但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在法院释明拒不配合的法律后果仍未提交物流的相关书证及通知本案第三人李坤到庭应诉，不利法律后果应当由重汽商用车公司承担。众所周知，在裁判中审判员无法直接获得案件原初事实的真相，只能依据证据来进行建构形成法律事实，并最终构成裁判事实。本案原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来源于第三人李坤出具的《情况说明》，但该份《情况说明》未能阐述前述要查明的法律事实，即车辆未能直接发往原告处的原因。在李坤不到庭应诉，也无物流信息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前述法律事实无法查清，法院只能通过内心确认来建构裁判事实。法院认定本案纠纷争议的起源在于第三人李坤的调配车车辆行为，李坤当年作为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的贵州片区负责人，其调配车辆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承担。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对李坤的调配行为是否知晓不影响其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作为第三人李坤的工作单位，对李坤负有管理和领导职能，李坤未能按合同约定将案涉九台车发给原告的违约责任应当由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之规定，因为两份合同涉及的其他车辆已经交付，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仅构成部分违约。3、原告诉请的金额及资金占用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原告按九台车的发票价格主张已支付的价款2694179元返还，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对该金额未提出异议，法院予以支持。案涉款项已支付给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重汽商用车公司应当将该款项退还给原告。但被告铜仁三友公司非《汽车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本案诉争的车辆款项返还无关联性，原告也未主张其返还责任，法院予以认可。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双方的《汽车买卖合同》对违约金作出约定，且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在案涉车辆未能交付给原告的情况下，也未将诉争购车款退还给原告，势必给原告造成一定损失，依据合同第八条约定，法院认定以原告主张的2694179元为基数，起算时间点应为2013年12月16日（2013年11月27日+15日不追究责任期+5日决定解除期），但原告主张从2013年12月26日起计算，从其自愿，截止时间应为原告主张解除合同之日止，原告一直未向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主张合同解除，法院认定其向法院起诉之日为合同解除主张之日，即2017年10月16日止，计算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原告主张按利率上浮30%计算，与合同约定不符，不予支持。4、原告的诉请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李坤及案外人徐江鸿给原告出具《情况说明》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该情况说明应当视作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对车辆未能交付及原告维权的事实的认可及以及对债务要求通过诉讼来解决的答复，该行为可以认定原告已直接向被告重汽商用车公司作出请求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已改变不行使请求权的状态，当然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即应当从2016年3月16日起重新计算新的诉讼时效，该时间点距原告起诉时间未超过两年。两被告的辩称，与法律的规定相悖，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贵州宏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购车款2694179元；二、被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贵州宏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以2694179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17年10月16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贵州宏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77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铜仁三友公司和李坤没有提交新证据。重汽商用车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提交车架号分别为DC168244、DC168258、DC168251、DC168241的4张商品车运转指令单，对方授权接车人林令红在运转指令单上签名注明日期，并盖有贵州宏飞公司公章，证明贵州宏飞公司在交车时签收确认收到车辆。经质证，被上诉人贵州宏飞公司对上述证据的意见为：对三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责令上诉人在15日之内提供相关证据，上诉人明确表示不予提供，已经超过举证期；公章是新盖的公章，签字也是补签的，至今我们一直问林令红，她一直说没有收到车辆；清单我们是盖有空白的给对方，对方拿来给我们指定的授权接车人签字按手印，车辆我们的确没有收到，我们需要确认是否是林令红的签字，真实性我方需要核实。铜仁三友公司对上述运转指令单不清楚。李坤对上述运转指令单予以认可。2、提交增值税发票中另外7台车的实物交接单和其中3台车的运转指令单，证明贵州宏飞公司已经收到的这7台车和涉案9台车辆交接方式都是一样的。经质证，贵州宏飞公司对上述证据的意见为没有关联性，对三性不予认可，林令红的签名和另外四张运转指令单上面的签名明显不同，这三张指令单上注明了接车时间，而另外四张没有。铜仁三友公司对上述证据不清楚。李坤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贵州宏飞公司提交7张借条，是铜仁三友公司从重汽商用车重庆分公司借走合格证的借条，其中涉及本案案涉的7台车辆，主要证明案涉车辆被交付给铜仁三友公司，宋磊是重汽商用车公司的员工，是宋磊复印给我们的。经质证，重汽商用车公司对上述证据的意见为三性不予认可，同时该组借条均未注明出借方，该借条中部分车辆已经在此之前由贵州宏飞公司确认收车，如第五页中DC168241在2013年5月17日由贵州宏飞公司收车，有商品车运转指令单为证，借条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5日，与本案事实明显相悖，同时贵州宏飞公司从一审到二审提交的诸多证据明显不符合逻辑，一审中的收条和二审中提交的借条，贵州宏飞公司称是铜仁三友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但由贵州宏飞公司持有，明显不符合逻辑。铜仁三友公司代理人对上述证据的意见为都是复印件，不予认可，作为代理人不清楚。李坤对上述证据不清楚。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的事实有一审认定的证据、当事人的陈述、调解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重汽商用车公司是否将涉案的九台车辆交付给贵州宏飞公司的问题。对此，上诉人重汽商用车公司提交了商品车实物交接单及部分商品车运转指令单证明其履行了交付义务，但涉案的九张商品车实物交接单中仅加盖有贵州宏飞公司公章，并无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的授权接车人林令红签字确认，亦无具体的接收时间，虽然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涉案四台车辆的运转指令单中有授权接车人林令红的签名，但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在上诉人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运转指令单不予采信。另外，上诉人公司员工李坤出具的《情况说明》已载明涉案的九台车辆已被发送给铜仁三友公司，铜仁三友公司亦认可收到涉案的九台车辆，且铜仁三友公司在2016年4月23日出具给贵州宏飞公司的《告知书》中明确认可涉案的九台车辆经铜仁三友公司与重汽商用车公司贵阳办事处李坤协调已直接发给铜仁三友公司了，具体所涉款项由铜仁三友公司与重汽商用车公司协商处理。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重汽商用车公司目前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向贵州宏飞公司履行了交付车辆的义务，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铜仁三友公司接收涉案九台车辆系不当得利，重汽商用车公司可另案向铜仁三友公司主张权利。关于上诉人重汽商用车公司主张李坤出具《情况说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认为，李坤系上诉人员工，亦作为委托代理人代表重汽商用车公司与贵州宏飞公司签订涉案《汽车买卖合同》，贵州宏飞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李坤有权代表重汽商用车公司，故李坤出具《情况说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当由重汽商用车公司承担，对于上诉人重汽商用车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重汽商用车公司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重汽商用车公司员工李坤在2016年3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鉴于贵公司货款已支付，且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与我方多次磋商解决无果。”据此可知，贵州宏飞公司从2013年至2016年3月16日期间一直在向重汽商用车公司主张权利，故贵州宏飞公司于2017年10月1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重汽商用车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54元，由上诉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红审判员 冯文婷审判员 吴永霞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李谊书记员陈永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