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3民终92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爱特电动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青光村西津霸公路**。法定代表人：赵云顺，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昌宝，男，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洁，女，197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县。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金源，天津兴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沂南县骏驰电动车配件厂,住,住所地沂南县城澳柯玛大道西首/div>经营者：马红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艺铭，山东胜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爱特电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特公司）、赵昌宝、刘伟洁因与被上诉人沂南县骏驰电动车配件厂（以下简称骏驰配件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沂南县人民法院（2018）鲁1321民初2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爱特公司、赵昌宝、刘伟洁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金源，被上诉人骏驰配件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艺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特公司、赵昌宝、刘伟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爱特公司与赵昌宝、刘伟洁交易往来并不频繁，之所以有资金往来也完全是刘伟洁出借账户给公司使用，方便快捷的给客户、员工进行结算以及收取货款，但是一审法院不应由此认定刘伟洁、赵昌宝个人财产与爱特公司财产存在混同，况且诉讼时两位上诉人已经不是公司股东、法人，一审法院滥用公司法关于股东禁止行为的规定。其次，双方在2017年3月19日总货款进行结算并签订天津爱特电动车财务清算协议，已经明确说明用三项货物抵清爱特公司所欠被上诉人的全部款项，即日起无任何财务纠纷，一审法院歪曲事实及该协议的理解。涉案债务发生在2017年3月19日之前，事实上上诉人已经收取部分支票，但是由于被上诉人负责人说其余四张涉案支票已经开具给他人待收回后进行作废处理，上诉人这才没有机会收回，但是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说明2017年3月19日清算协议是“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已经核实清楚的货款1782620.8元”，双方之间就存在178万余元没有进行结算，上诉人折抵给被上诉人的货物同样价值170余万元，被上诉人称涉案的三张支票是后期被上诉人核对账目发现存在差额，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不包含在清算协议之内，被上诉人歪曲事实并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证实除了178万余元之外还有其他债务没有结算，而且2017年3月19日的清算协议被上诉人折抵的货物总价值与所欠货款数额相当。骏驰配件厂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一、上诉人所述不属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为2017年3月19日，但是涉案3张支票兑现日期为2017年5月份，被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时，对涉案3张支票具有可期待利益，但是支票到期后，支票上没有相应货款，并且对于已经达成和解的支票，上诉人已分别于2017年2月18日、3月9日收回，涉案3张支票并不包含和解协议之中。二、刘伟洁系公司财务，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诉人银行账户明细可知爱特公司与刘伟洁交易频繁、刘伟洁与赵昌宝交易频繁，刘伟洁用个人账户收取货款、发放工资。赵宝昌是实际负责人，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刘伟洁作为公司股东、财务人员将个人账户出借公司使用，存在过错，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上诉人所称178万元货物与被上诉人所有债权相抵扣，与事实不符。该178万元系由2017年3月5日上诉人负责人签字待付的1070760元，2018年2月18日与2018年3月9日分别收回的支票337104元和374756.8元组成。涉案三张支票并不包含在和解协议之中。骏驰配件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或调解爱特公司赔偿货款共计374258元及利息，由赵昌宝、刘伟洁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保全费由爱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昌宝、刘伟洁是夫妻关系。2013年5月14日，赵昌宝与案外人谭力分别出资42万、8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为天津爱特电动车有限公司。2014年5月23日，谭力将其股权转让给刘伟洁。2016年11月10日，刘伟洁将其股权转让给赵昌宝，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2017年1月25日，赵昌宝将其股权转让给赵云顺。爱特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天津辰星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爱特公司与刘伟洁存在频繁交易往来；刘伟洁在中国农业银行天津辰星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与爱特公司存在频繁交易往来、与赵昌宝存在频繁交易、收取货款、发放工资；赵昌宝在中国农业银行天津辰星支行交易明细显示，与刘伟洁存在频繁交易。骏驰配件厂与爱特公司发生买卖业务多年。期间，爱特公司签发银行转账支票作为支付给骏驰配件厂货款的一种支付方式：爱特公司汇总结算一段时间的应付款，签发支票、交给骏驰配件厂。转账支票上签署的“出票日期”比交付支票时间延后一段时间，骏驰配件厂收取支票、等待票面上签署的“出票日期”到期后，再支取相应款项。票面上签署的“出票日期”确定的付款期限界满后，因爱特公司账户存款余额不足的原因导致的支票失效，骏驰配件厂将相应支票退还给爱特公司。其中，2017年2月18日，骏驰配件厂退还给爱特公司失效支票五张、面额337104元；2017年3月9日，骏驰配件厂退爱特公司失效支票六张、面额374756.80元。爱特公司给予骏驰配件厂支票三张：票号11492033，票面金额100000元，票面签署“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15日，支票存根附加信息栏记载“以前未付款”、收款人栏记载“骏驰”；票号11492035，票面金额72713元，票面签署“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19日，支票存根附加信息栏记载“11+12货（即11月、12月之意）”、收款人栏记载“骏驰”；票号11492034，票面金额101545元，票面签署“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25日，支票存根附加信息栏记载“以前未付款”，收款人栏记载“骏驰”。爱特公司给予案外人丁家清支票一张，票号为10999715，票面金额100000元，票面签署“出票日期”为2017年2月18日，支票被背书人栏有“丁家清”签字、身份证号。上述四张转账支票，均注明“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十天”，均加盖爱特公司财务专用章、赵昌宝私章。2017年3月19日，爱特公司与骏驰配件厂签订“财务清算协议”，载明：“骏驰配件厂多年供应给爱特公司电机，因结算帐期导致爱特公司仍有部分款项未支付给骏驰配件厂，经双方协商用抵付方式结算……综上，爱特公司以江铃全顺汽车一辆、电动车621辆抵付拖欠骏驰配件厂的全部款项，即日起双方无任何财务纠纷。”协议签订后，骏驰配件厂收取了抵付欠款的全部货物。2018年6月14日，骏驰配件厂以其持有的四张转账支票因爱特公司账户内无存款、不能支取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爱特公司与骏驰配件厂对于使用转账支票结算货款、爱特公司在票面记载的“出票日期”之前一段时间给付骏驰配件厂支票、骏驰配件厂待“出票日期”届满后支取款项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法院判定如下：一、关于2017年3月19日“财务清算协议”是否涵盖爱特公司对票号11492033、11492034、11492035、10999715四张转账支票所负债务的问题。上述前三张支票兑付期限在2017年3月19日以后，故在双方财务清算时，骏驰配件厂有理由相信该三张支票到达兑付期限后，其相应债权得到实现。爱特公司辩称“财务清算协议”同时了结了该三张支票所载款项，应当负举证责任但未提供，法院不予采信。反之，根据爱特公司对不能兑付的支票回收并重新结算这一交易习惯，骏驰配件厂仍持有该三张支票，法院认定爱特公司未履行支票记载的金额274258元的债务，应继续清偿。对于收款人丁家清、票号10999715支票，骏驰配件厂诉称系其受让所得，爱特公司提出异议，系票据权利转让纠纷，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审理，相关权利人可另行主张。二、关于骏驰配件厂诉求爱特公司支付利息的问题。爱特公司为骏驰配件厂出具三张转账支票，兑付期限最后一日为2017年6月5日，法院认定爱特公司承诺的付款期限至2017年6月5日。由于爱特公司原因，未能按期履行债务，应当比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同期同类借款利率计算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三、关于骏驰配件厂诉求赵昌宝、刘伟洁对爱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骏驰配件厂与爱特公司发生买卖关系期间，爱特公司的全部股东先是刘伟洁、赵昌宝，后为赵昌宝一人。法院调取的刘伟洁、赵昌宝与爱特公司银行交易记录，能够证明刘伟洁利用其银行账户为爱特公司收取货款、对外支付、向赵昌宝转移公司存款这一系列事实，足以认定赵昌宝、刘伟洁、爱特公司三者之间财产混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刘伟洁出借其银行账户给爱特公司使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与爱特公司是本案共同诉讼人。赵昌宝作为签发转账支票、形成案涉债务时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财产，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六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判决：一、天津爱特电动车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支付给沂南县骏驰电动车配件厂货款274258元，并自2017年6月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借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二、赵昌宝、刘伟洁对天津爱特电动车有限公司的上列一项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沂南县骏驰电动车配件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院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13.87元，减半收取计3456.94元，保全费1920元，共计5376.94元，由沂南县骏驰电动车配件厂负担1000元，由天津爱特电动车有限公司负担4376.94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爱特公司、赵昌宝、刘伟洁提交如下：一、天津爱特公司章程。证明2017年1月25日上诉人公司将股东及法人变更为赵云顺。二、撤户申请书。证明了爱特公司于2017年3月28日将公司基本账户撤销。以上两项证据主要证实涉案支票的开据时间为2017年1月25日之前。三、爱特公司基本账户分户账，时间为2016年6月1日—2017年3月28日银行流水。证明虽然刘伟洁与公司账户往来密切，但是都是从刘伟洁个人账户转入到公司账户，不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四、爱特公司款项说明一份。证明从2015年11月1日—2017年3月15日赵昌宝、刘伟洁出借给公司356万元，尚有183万余元公司尚未归还，7273银行卡为公司借用。五、银行卡交易明细两份，自2015年11月1日-2017年1月10日间。证明证据四公司尚欠赵昌宝、刘伟洁款项的问题。证据六微信聊天记录，时间为2017年3月14日至2018年2月15日。证明2017年3月14日被上诉人负责人马总与上诉人刘伟洁的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互加微信后只提及到抵债协议的300辆车以及全顺汽车一辆，2017年4月9日后双方再无联系。只有2018年2月15日春节当天马总给刘伟洁发过微信祝福语。在此之前之后双方均没有再提及其他债务问题。如果还有其他债务在如此方便沟通的前提下却不联系，与常理不符。骏驰配件厂质证称，六份证据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且系复印件。其次证据一和证据三、证据五在一审中法院已经调取，并且也已经质证。通过刘伟洁个人账户可知，启用个人账户收发货款、发放工资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结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因经营状况恶化与被上诉人达成和解协议，而其在2017年1月25日经营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恶意转让股权，损害债权人利益，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证据二、证据四该说明系爱特公司与赵昌宝、刘伟洁内部关系，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存在借款不影响上诉人赵昌宝、刘伟洁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六没有提供原始载体，聊天内容中也未提及债务全部抵消，支票到期后被上诉人曾多次到上诉人处催要。对上述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一、三、五，与一审调取的材料相符，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四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六无原始载体，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1.涉案票号11492033、11492034、11492035的三张转账支票的交易货款是否包含在2017年3月19日“财务清算协议”的欠款总额之中；2.赵昌宝、刘伟洁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该三张支票双方认可实际开具时间、交付时间是在2017年3月19日双方签订“财务清算协议”之前，如果该三张支票的交易货款包含在“财务清算协议”确定的欠款总额之中，爱特公司作为开具支票的单位，对开出支票的后果和作用应当非常清楚，既然能分别于2017年2月18日、2017年3月9日收回之前开具给骏驰配件厂的十一张空头失效支票，却没有收回涉案三张尚未到期仍具有支付功能的支票，也没有在“财务清算协议”注明，明显违背交易习惯和常理。爱特公司主张骏驰配件厂负责人称涉案支票已经开具给他人待收回后进行作废处理，其才没有机会收回，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纳。其次，双方认可2017年3月5日未付款数额为1070760元，2017年3月9日“财务清算协议”中的欠款总额为170余万元，如果未付款数额1070760元仅加退回的十一张空头失效支票款项711860.8元，为1782620.8元，与欠款总额基本相符，如果再计入涉案三张支票款项，则明显超出欠款总额，由此可以证明涉案三张支票没有计入“财务清算协议”中的欠款总额。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三张支票没有包含在2017年3月19日“财务清算协议”的欠款总额之中正确，爱特公司主张包含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刘伟洁利用其银行账户为爱特公司收取货款、对外支付、向赵昌宝转移公司存款，而刘伟洁、赵昌宝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和家庭财产独立于爱特公司，应当认定三者之间财产混同，刘伟洁、赵昌宝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2017年3月19日签订“财务清算协议”时爱特公司股东已变更，但从该时刘伟洁、赵昌宝以公司名义处理债务并加盖公章，刘伟洁仍然用其账户处理公司账目的事实，可以确认刘伟洁、赵昌宝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伟洁、赵昌宝以股东变更主张不承担责任，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爱特公司、赵昌宝、刘伟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13.87元，由上诉人爱特公司、赵昌宝、刘伟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田开玉审判员  姚玉蕊法官助理葛志龙法官助理朱萱萱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