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39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汉伦，男，195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寿云，女，195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址同上，系上诉人刘汉伦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丽萍，女，汉族，1980年4月9日出生，住贵州省黔西县，系上诉人刘汉伦、黄寿云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文峰街道文峰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县文峰街道文峰社区。 法定代表人：郑勇，系该居委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庆兰，女，1984年3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马进学，黔西县素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汉伦、黄寿云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文峰街道文峰社区居民委员会（文峰社区居委会）、张庆兰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2民初1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汉伦、黄寿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另行改判成确认文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确权证明无效或由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应得黔西县城投公司安置的3-4（步）一单元5楼B安置房，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 两上诉人基于在自己的承包地上修建房屋这一事实行为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两上诉人之子刘启德与被上诉人张庆兰结婚生育子女后，一家三代居住在一起，对案涉房屋共同居住使用，案涉房屋被征收拆迁后，文峰社区居委会未经确权公告，也未让两上诉人签字同意，被上诉人张庆兰与文峰社区居委会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违背两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出具确权证明损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张庆兰依此农房确权证明于2011年12月7日与黔西县城投公司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2011年12月15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城投公司对案涉房屋予以拆除，并向被上诉人张庆兰发放房屋拆迁后的临时安置过渡费，当时两上诉人就要起诉被上诉人张庆兰的，但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经协商，此房安置过渡费，每年8千多元，分4千给两上诉人租房居住，留4千多给被上诉人的孩子刘祥政做生活费，以后分到安置房后，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庆兰和孩子刘祥政共同居住。所以上诉人黄寿云才同意接受2013年12月7日，2014年12月9日，2015年12月22日被上诉人张庆兰的委托与城投公司分别签订了《黔西县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增加发放过渡费协议书》。2016年10月1日上诉人再次接受被上诉人的委托，领取超期安置过渡费及办理征收的相关手续等事宜。但是2018年1月由于被上诉人另行改嫁他人，就翻脸，扬言说此房的安置过渡费不再分给两上诉人，安置房分到后，也不允许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和孩子刘祥政一起居住，加之2016年7月4日，被上诉人张庆兰与两上诉人的儿子刘启德经民政局协议离婚时，明确双方的婚生子刘祥政由被上诉人张庆兰抚养，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也无共同债权分割和无共同债务分担。现两上诉人为保护自己的案涉房屋物权不受侵犯特提此上诉。黔西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2民初1693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是错误的。一是案涉纠纷定性为物权保护纠纷不当，应当是定性为确认之诉，确认黔西县城投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或被上诉人与文峰社区居委会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违背两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出具确权证明因违背事实及损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无效。 二是定性文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确权证明为一种书证不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不当，文峰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行为是黔西县城投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的依据，显然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而仅定性为一种书证是不对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如果损害了他人利益及违背事实应当定性为无效。《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以适法性为特征，不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以及效力未定民事行为。下列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存在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本案中，文峰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行为是一种存在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包括对证明目的及所证明事实的误解，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应为无效，可予撤销。 综上所述：两上诉人合法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两上诉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第四款返还财产。再依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的规定，再次依据《民法总则》第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上诉到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二审法院支持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为谢！ 被上诉人张庆兰二审答辩称：文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无论是书证还是证人证言根据法律都不能撤销。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文峰社区居委会二审答辩称：其行为并无不妥，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请二审予以驳回。 原审原告刘汉伦、黄寿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原城关镇城东村委会）于2011年12月7日所出具编号为779号的《农房确权证明》；2、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两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夫妻于2004年在自己承包的“下油房背后”土里修建了46.91平方米的居住房。2007年1月12日，第三人张庆兰与两原告之子刘启德登记结婚，同年3月5日生育孙子刘祥政，一家三代一起居住生活。2011年12月7日，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城投公司）因城市建设的需要，对两原告位于县城东出口黔金路规划区的上述房屋及附属物、构筑物依法征收，进行调换补偿安置。办理调换补偿安置手续时，因刘启德有智力障碍，而两原告也年老多病且身残行走不便，便委托第三人张庆兰到原城东村委会（现文峰社区居委会）具体办理，城投公司以村委会所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为依据以张庆兰的名义办理了案涉征收房的调换安置手续，将两原告原有的46.91平方米自建房按1:1.3的比例调换建筑面积为60.98平方米后，按安置建筑面积71.91平方米，补面积差10.93平方米，以基准价1500元/㎡，计算补差金额为19620.77元，房号为3-4一单元5楼B。此后，从2011年12月7日起到2017年计6年期间的过渡费均是张庆兰领来为两原告支付房租及生活开支。2018年1月20日，第三人张庆兰主张征收调换的安置房属其所有，两原告无权再要过渡费，并且安置房分到手后，也不允许两原告与其共同居住。至此，两原告到城投公司翻阅征收补偿安置材料时，才发现《征收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书》、《房屋建筑测绘表》、《农房确权证明》上均为张庆兰的签名，并无两原告的名字。两原告遂以张庆兰与城投公司所签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为由起诉，城投公司述称其与张庆兰签订该协议时系以原城东村委会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为依据，协议所涉的安置房原本属于两原告，来源于两原告的赠与行为，但无赠与协议依据。两原告认为，原城东村委会出具编号为779号的《农房确权证明》时未取得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两原告同意，两原告未到场签字认可，同时也无两原告的赠与协议或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原城东村委会未将确权内容公告，导致两原告完全不知情，且第三人张庆兰与两原告之子刘启德离婚时，也无婚后共同财产分割。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确权证明给第三人张庆兰的行为并无事实依据，侵犯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张庆兰和村委会非以法律规定或未经两原告同意，恶意串通出具农房确权证明的行为不是两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决： 一审经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刘汉伦、黄寿云夫妇系黔西县原城关镇城东村十二组村民。2004年，两原告在其所在村组名为“下油房背后”的承包地里修建了建筑面积为46.91平方米的简易结构房居住。2007年1月12日，两原告之次子刘启德与第三人张庆兰登记结婚，同年3月5日生育孩子刘祥政，一家三代一起居住生活。2011年12月7日，城投公司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拟对上述位于县城东××（××）规划区的简易结构房及附属物、构筑物依法征收，并进行补偿安置。办理调换补偿安置手续时，第三人张庆兰以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所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为依据并以被征收人的名义与城投公司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张庆兰作为乙方自愿选择产权调换补偿方式，并确定其对城投公司（甲方）的补差金额为19620.77元，安置房号为3-4（步）一单元5楼B，安置建筑面积为71.91平方米。协议同时对被征收方的搬迁期限、安置过渡期及过渡费发放等进行约定。同年12月15日，协议双方另签订《补充协议书》，就被征收人的搬迁期限、资金奖励事项进行约定。张庆兰于同日如数向城投公司交付了拆迁房屋安置补差款19620.77元。此后，城投公司对上述案涉房屋予以拆除，并向张庆兰发放房屋拆迁后的临时安置过渡费。2013年12月7日、2014年12月9日和2015年12月22日，张庆兰委托原告黄寿云与城投公司分别签订了《黔西县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回迁安置房过渡期补充协议书》、《回迁安置房过渡期协议书》及《增加发放过渡费协议书》，就被征收房屋的临时安置过渡费、延期交付安置房的过渡费递增等事项进行补充约定。2016年7月4日，张庆兰与刘启德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明确双方的婚生子刘祥政由张庆兰负责抚养，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也无共同债权债务分割和分担。2016年10月1日，张庆兰就其签订征收安置补偿协议、领取征收补偿款、领取超期安置过渡费及办理涉及征收的相关手续等事宜又向征收补偿部门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进一步明确委托原告黄寿云代为办理上述事项。2018年1月，两原告与第三人张庆兰就安置过渡费的归属及安置房到手后的居住使用等问题发生矛盾纠纷，遂将张庆兰和城投公司作被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后因证据不足，于同年3月21日撤回起诉。同年4月，两原告重新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如上所判。诉讼中，经一审法院审查，发现两原告诉讼请求针对的对象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遂向两原告释明要求其予以变更，两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 另查明，案涉被征收房屋被拆迁后，第三人张庆兰目前尚未获得协议上约定的安置房。案涉房屋的《农房确权证明》系征收补偿部门根据被拆迁户的基本信息制作格式化证明，由征收补偿部门填写后，提供给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同时也加盖城投公司印章而成。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物权受法律保护。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本案中，两原告基于在自己的承包地上修建房屋这一事实行为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两原告之子与第三人结婚并生育子女后，一家三代居住一起，对案涉房屋是共同居住使用关系。案涉房屋被征收拆迁后，两原告认为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未经确权公告，也未让两原告签字同意，第三人与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违背两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出具确权证明，损害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要求撤销文峰社区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从两原告诉讼的本意进行分析判断，两原告主张的是一种撤销权之诉，诉讼的起因在于其认为被告文峰社区对案涉被征收房屋的确权错误，进而依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故案涉纠纷应定性为物权保护纠纷。关于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所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的定性问题，本案中，案涉《农房确权证明》系征收补偿部门根据被拆迁户的基本信息制作表格并填写后，送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而成，征收补偿部门以此为主要依据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作为基础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对案涉《农房确权证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该证明的出具仅作为征收补偿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相关安置补偿协议时的主要依据，故应定性为一种书证。关于两原告的诉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本案中，由于案涉《农房确权证明》仅系一种书证，缺乏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故该证明的出具不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规定之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之规定，经本院审查并向两原告释明后，两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两原告关于撤销《农房确权证明》的诉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资格，依法不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汉伦、黄寿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刘汉伦、黄寿云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无新的事实、证据。 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文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的性质是什么？人民法院能否撤销。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文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的性质是什么？人民法院能否撤销的问题，经查，《农房确权证明》是拆迁公司为满足其工作进度对一些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作调整时通常会出具该证明到文峰社区居委会盖章，该证明是城投公司和拆迁公司与拆迁对象就各项补偿事宜协商确定后所出具的标准版本，所载内容为其各方认定，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并未参与其中，盖章仅是受县政府及原城关镇政府的通知要求而为，并无权做任何审查或确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之规定，被上诉人文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是否能撤销的关键是被上诉人的这一行为是否属于民事行为？一方面，被上诉人文峰社区居委会不是房屋产权登记或确权机关，无权对房屋的产权予以确权；另一方面，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判断的标准是该行为能否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因被上诉人文峰社区居委会不是房屋产权主管部门，由其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不能引起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效果，因此，被上诉人文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的行为不属民事法律行为，只能作为书证使用。原判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因《农房确权证明》是一份书证，不是法定的产权证明，因此，不能作为民事法律行为被撤销。能够引起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变化的不是《农房确权证明》，而是被上诉人张庆兰与城投公司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因此，上诉人刘汉伦、黄寿云应向一审法院主张撤销《征收补偿协议》，而不是主张撤销被上诉人文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一审法院在审查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其审查后认定的法律关系不同。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要求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但上诉人拒绝变更，故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上诉人刘汉伦、黄寿云提出案涉纠纷定性为物权保护纠纷不当，应当是定性为确认之诉，确认黔西县城投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或被上诉人与文峰社区居委会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违背两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出具确权证明因违背事实及损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无效的上诉主张，经查，上诉人在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原城关镇城东村委会）于2011年12月7日所出具编号为779号的《农房确权证明》；2、被告文峰社区居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并不包括上诉人上诉主张的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之规定，上诉人要求确认黔西县城投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庆兰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无效的主张属于二审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可另案起诉。 上诉人刘汉伦、黄寿云提出定性文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确权证明为一种书证不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不当，文峰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行为是黔西县城投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的依据，显然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而仅定性为一种书证是不对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如果损害了他人利益及违背事实应当定性为无效。《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以适法性为特征，不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以及效力未定民事行为。下列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存在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本案中，文峰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行为是一种存在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包括对证明目的及所证明事实的误解，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应为无效，可予撤销的上诉理由，混淆了民事法律行为与证据的概念，因民事法律行为可导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发生变化，而证据本身并不会直接引起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变化。本案中引起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变化的是《征收补偿协议》。因此，该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刘汉伦、黄寿云提出的上诉主张及相应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刘汉伦、黄寿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红梅 审判员  曹建军 审判员  殷 勇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谭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