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民终101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东莞市常平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振兴三街48号301室。法定代表人：李坤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梁斌，男，汉族，1979年11月7日出生，住址：湖南省蓝山县，上诉人东莞市常平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平公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4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常平公的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常平公的公司的全部起诉请求；二、驳回梁斌的全部反诉请求；三、本案的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梁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17年9月28日确认解除属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诉讼发生前，双方均未向对方发送解除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的通知，梁斌无法举证证明其于何地以何种方式通知常平公的公司解除合同，故一审判决确认案涉合同解除是超越当事人诉请范围。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本案中，梁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主张解除案涉合同的通知已送达给了常平公的公司，《情况说明》仅仅提到过有公的司机通过信访曾反映过该事宜，并没有明确司机的姓名以及人数，也并未指出镇政府曾主持各方现场协商。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曾在常平镇政府主持下多次协商解除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相关事宜是错误的。3.即使有司机曾向信访部门提出过主张，但无进一步证据证实梁斌曾信访且要求解除案涉合同的通知已经到达常平公的公司。常平公的公司共起诉约260余位司机，但一审判决全部高度一致，没有根据客观事实和证据规则予以认定。4.一审认定案涉合同的解除时间为案涉车辆停入旧常平汽车客运站的日期是错误的。首先，车辆的接收主体并非常平公的公司，旧常平汽车客运站也与常平公的公司无任何关联。其次，没有证据证实相关通知在当日送达给了常平公的公司。最后，案涉标的物车辆完好，此前也一直由梁斌占有使用，常平公的公司于本案中也无任何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履行基础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关于支付承包金及税费时间以截止至案涉车辆停放在旧常平汽车客运站之日是错误的。1.一审以该日期作为认定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解除日期同样是错误的，侵害了常平公的公司之合法权益。2.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在经司法程序认定解除前，梁斌应按合同约定向常平公的公司支付承包金及税费。梁斌将案涉车辆停入旧常平汽车客运站是其个人行为，与常平公的公司无关，不能视为对常平公的公司履行了解除案涉合同的通知和完成交回车辆的义务。三、一审法院关于保证金退回梁斌并作相应抵扣属认定错误。梁斌拖欠常平公的公司承包金及税费，且远远超过案涉合同约定的逾期20日，根据案涉合同第四条第1.2款的约定，梁斌应在每月5日前一次性缴清当月承包金及税费，逾期超过20日，常平公的公司有权解除承包合同，并按合同第十一条第4款的规定执行。根据合同第十一条第4款的规定，拖欠任何一期承包金及税费超过20天的，常平公的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合同，没收合同保证金。常平公的公司主张没收合同保证金符合合同约定，一审认定梁斌已缴纳的保证金用以抵扣所欠的承包金及税费与合同前述条款相悖。四、一审关于梁斌不构成违约，无需支付违约金的认定错误。1.常平公的公司诉请梁斌支付拖欠承包金及税费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合同第四条第1.2款的约定。2.一审根据案涉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认定梁斌不构成违约是错误的。该条所述内容实际上为情势变更的约定，但梁斌所主张的网约车的出现应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并不适用于情势变更。出租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运输服务，现出租汽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双方建立合同关系的基础。国务院办公厅7月26日推出的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改革意见，再次明确了出租车的定位，现在这个基础没有任何改变并且得到巩固。虽然互联网专车的兴起，对传统出租车市场产生了冲击及影响，但这属正常的商业经营风险，并未严重损害梁斌的经济利益，也没有妨碍合同的正常履行，更不属于案涉合同第十二条的情况。3.案涉补充协议（一）第三条约定梁斌如提前向常平公的公司提出解除原合同及或本补充协议的，应向常平公的公司交纳相应的违约金；第四条约定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如与原合同的条款内容产生冲突或歧义或不一致的，则以本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为准。因此，退一步而言，如果梁斌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的，不应再适用案涉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而应按照补充协议（一）的前述约定支付违约金。4.法院另案同类型案件有判令司机支付拖欠的承包金、税费和支付违约金。现以自由裁量认定梁斌有权提前解除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但无须承担违约责任，并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另外，梁斌以诉讼的形式解除合同，一审以确认合同解除的形式解除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梁斌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案涉合同和补充协议解除时间的认定，是对司机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并结合交车的具体时间综合考虑并作出认定，梁斌作为守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梁斌已于2016年12月31日前多次通知常平公的公司解除承包合同。在2016年12月31日，梁斌与其他100多名司机将出租车开到常平公的公司，再次明确告知解除承包合同，但常平公的公司不予理会。在2017年元月初，100多名司机迫不得已到常平镇政府信访，信访办已将梁斌解除承包合同通知转达给常平公的公司。二、梁斌是守约方，具备解除合同的条件。本案中，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网约车、共享单车、城轨、轻轨的出现，对出租车司机造成极大的影响，难以生存。这是国家政策调整所致，作为出租车司机来说提出解除合同既符合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又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常平公的公司始终拒绝协商，故意违反案涉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明显违约，守约方司机当然享有解除权。三、梁斌无须支付2017年交车前的承包金、违约金。梁斌没有违约，保证金应当退回给梁斌，也无需支付违约金。常平公的公司诉求司机支付2017年的承包金和违约金，其依据的是案涉合同第十一条第4款的规定。但从案涉合同第十一条第4款的约定来看，适用此条款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是乙方（即司机）拖欠承包金超过20天；二是甲方（即常平公的公司）宣布提前解除合同。现本案中该两个条件均不具备。本案中，梁斌并未拖欠承包金，因案涉合同在2016年底已解除，故梁斌2017年无须再交承包金，亦不存在拖欠。案涉合同梁斌早已解除，也不再存在常平公的公司提前解除合同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除（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常平公的公司如认为梁斌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最迟应在2017年3月底向法院起诉，确认梁斌解除合同的行为是否有效，但常平公的公司放弃了这一权利，那么梁斌解除合同的行为应有效。案涉合同第四条和第十一条适用于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而本案应适用案涉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因此，梁斌提出解除合同应视为不违约，在此情况下，常平公的公司应将保证金退回给梁斌。五、梁斌不构成违约，无需支付违约金。2016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将出租车服务定位为包括巡游、网络预约等方式，这一规定意味着国家对网约车经营模式的肯定，是国家对出租车行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而网约车的合法化不可避免地对巡游车也就是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了影响，因此，出租车司机主张因网约车的兴起导致生意淡薄、运营困难，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根据国家对出租车行业的改革要求，巡游车应进行转型升级，其中包括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要求出租车企业构建与出租车驾驶员运营风险共担、利益合理分配的经营模式，鼓励、支持和引导出租车企业与出租车驾驶员平等协商，根据经营成本、运价变化等因素，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出租汽车承包费标准或定额任务，现有承包费标准或定额任务过高的要降低，要保护驾驶员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但常平公的公司并未根据国家的改革指导意见进行转型升级，也未与出租车司机进行平等协商、风险共担，只是一意孤行地要求出租车司机按照合同及补充协议继续履行，其这一举措是与国家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也与公平原则不相符。故常平公的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诉请，应予驳回。六、常平公的公司提交的另案生效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情形完全不同，不具有参考性。虽然该当事人一方是常平公的公司，另一方是出租车司机，但该案案情与本案不一样。该案并不涉及合同解除的问题，只是合同履行的问题，而且该案抗辩理由与本案也不一样。因此，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常平公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常平公的公司与梁斌签订的《出租小汽车承包合同》及与之有关的所有补充协议；二、梁斌向常平公的公司支付承包金及税费16500元，以及违约金（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每月承包金及税费的违约金以2750元分别从当月16日起按每日5‰的标准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9月30日为9750元）；三、案件所有诉讼费用由梁斌负担。梁斌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常平公的公司向梁斌返还合同保证金20000元；二、常平公的公司向梁斌支付东莞市2016和2017年度出租车行业油价补贴款合计4500元；三、常平公的公司承担反诉费用。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常平公的公司与梁斌签订的《出租小汽车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书（一）》及《补充协议书（二）》于2017年9月28日解除；二、梁斌应向常平公的公司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承包金及税费16500元，常平公的公司应向梁斌退回保证金20000元，常平公的公司应向梁斌支付2015年度油价补贴款3500元。上述承包金及税费、保证金相互抵扣后，常平公的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梁斌支付3500元；三、驳回常平公的公司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四、驳回梁斌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263元，常平公的公司已预交，由常平公的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206元，梁斌已预交，由梁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4556号民事判决书。对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1.本系列案的部分当事人在一审庭审时称，在2016年11月、12月期间，众多司机多次与常平公的公司协商要求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均遭到拒绝，常平公的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缴纳承包费，在该期间，有部分司机将车辆开至常平公的公司处要求其接受车辆，但其拒绝收车，有的司机将车辆停放在公司门口一个月之久，但其仍拒收，司机无奈开走，曾向公安报警，有出警记录证明。2.二审庭审时，本系列案的当事人周马佑、刘妃友称，许多司机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车辆均遭到拒绝，在此情况下，许多司机向政府部门上访，上访的目的是为了将解除合同意思表示转达给常平公的公司，司机已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转达给常平公的公司，司机从交车起就无权支配案涉车辆，因此一审认定解除合同时间及截止计算承包金的时间是合理正确的；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国家政策是不允许其他车辆与出租车抢客，营运部门打击“黑车”，因此当时出租车的行业收入是可以保障的，且当时国家执行的是政府定价，但是从2016年起，国家的政策发生变化，由原来支持巡游车行业改为支持网约车等共享车辆行业，因此出租车的行业受到巨大冲击，在此情况下，司机可以依照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要求解除合同和退还车辆等。3.二审庭审时，常平公的公司称，有收到政府信访部门的告知，但其不同意收车，因此司机将车停在旧常平汽车客运站停车场时常平公的公司不可能在场。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针对常平公的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分析如下：关于案涉合同解除的问题。首先，双方签订的《出租小汽车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书（一）》、《补充协议书（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其次，梁斌主张于2016年底以生意淡薄、无法继续运营为由向常平公的公司提出解除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但遭到常平公的公司拒绝，后梁斌于2017年9月28日在常平镇政府相关部门主持下将案涉出租车停放在政府指定的旧常平汽车客运站。本院认为，梁斌该主张与常平综治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内容相符合，且双方在案涉合同第九条第9款特别约定：“承包期间，乙方因经营不善或常抱怨市场环境不利于经营，乙方可向甲方提出解除本合同，甲方按本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规定执行合同保证金。”因此，梁斌据此主张解除合同合法有据，其将案涉车辆停放在政府指定的地点，至此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履行基础亦不复存在，一审认定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17年9月28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一审据此合同解除时间及结合常平公的公司诉请的承包金和税费的数额认定梁斌应向常平公的公司支付承包金及税费并无不当，本院一并维持。关于保证金的问题。承上所述，梁斌可以依据案涉合同第九条第9款约定解除合同并按合同第四条第2款规定执行合同保证金。案涉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承包期间，因乙方欠付合同项下任何承包金、税费及其他应付款项（含赔偿金）的，甲方有权从乙方交纳的合同保证金中作相应的扣减，扣减后的差额部分，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补足。因此，据上述双方的约定，常平公的公司应将梁斌已缴纳的保证金20000元用以抵扣所欠的承包金及税费，如抵扣后尚余不足的梁斌应向常平公的公司补足，如抵扣后尚有结余的常平公的公司应向梁斌退回。至于常平公的公司主张依据案涉合同第十一条第4款没收合同保证金，该约定应限定在常平公的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前提下适用，本案是梁斌依据案涉合同第九条第9款提出解除合同，故常平公的公司主张没收保证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违约金的问题。首先，国务院办公厅在2016年7月26日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将出租车服务定位为包括巡游、网络预约等方式，这一规定意味着国家对网约车经营模式的肯定，是国家对出租车行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而网约车的合法化不可避免地对巡游车也就是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了影响，因此，梁斌主张因网约车的兴起导致生意淡薄、运营困难，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次，梁斌主张因近年来网约车兴起，对出租车行业造成冲击，导致其生意惨淡、运营困难，其多次向常平公的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及退还车辆，但常平公的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且拒绝接收车辆。梁斌的上述主张与常平综治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相符。而常平公的公司在二审期间亦确认有收到政府信访部门的告知，但其不同意收车。由此可见，在梁斌有权依据案涉合同第九条第9款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常平公的公司拒绝解除合同和拒收车辆，没有合理的理由，梁斌据此逾期支付承包金亦不存在过错。再者，根据双方签订的案涉《出租小汽车承包合同》第十二条“承包期间，由于国家法律、法规或者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调整，或者由于出现了不能预见、不可抗拒的不可抗力事件从而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无法全面履行的，甲乙双方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解决有关的善后事宜，在此情况下，双方都不视为违约”的约定，认定梁斌不构成违约。故对常平公的公司要求梁斌支付违约金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对此处理并无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常平公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26元，由东莞市常平公共的士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晓娜审判员  何 飞审判员  伍小冰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彭晓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