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9民终66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忠顺，男，197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艳珍，女，197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皮县，系上诉人之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长生，男，194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占栋，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洪源，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赵忠顺与被上诉人赵长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人民法院（2018）冀0927民初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忠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艳珍，被上诉人赵长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占栋、于洪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忠顺上诉请求，撤销南皮县人民法院（2018）冀0927民初860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承包土地3.2亩。事实和理由：1、赵庄村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上诉人家庭成员共计4口人，包括爷爷赵杰民、父亲赵吉生、母亲刘树可，还有上诉人，在本村“大井”承包土地共计3.2亩，每人按照0.8亩的标准进行分地。对此，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土地承包合同，用以证明以上事实即上诉人对该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上诉人提交了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其他几份承包合同，用以证明以上事实。2、按照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为单位、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赵庄村自从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以来，上诉人的整个家庭4口人还有后来的上诉人妻子共同经营耕种该诉争土地，直到上诉人的爷爷、父母亲死亡。2017年10月17日被上诉人强行在诉争土地内种植小麦，今年又强行种植玉米，对此，南皮县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被上诉人于2017年秋季小麦季节抢种的事实，却在判决中未予提及。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证明用以证明被上诉人侵权的事实，而一审法院仅仅认定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也缺少相应的事实证据，在此情况下，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错误。3、上诉人的4口人家庭在农村二轮承包土地中，在“大井”承包有3.2亩土地，现被人抢夺，人民法院几次审理，却将上诉人的承包地审查的找不着了。上诉人对此不服，为此再次提出上诉，请求上级法院依法再次审查确定上诉人的承包地。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到现场勘查，确定上诉人的承包土地位置，确定被上诉人抢占的事实。4、关于上诉人的损失，包括2017年度小麦和2018年玉米损失，对此完全可以按照粮食产量和国家最低收购价格来确定损失。被上诉人赵长生辩称，1、上诉人主张的赵吉生的家庭承包农户包括赵杰民、赵吉生、刘树可、赵忠顺并非事实，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我方不予认可，根据发回重审的开庭笔录，赵庄村在当年分地时，当时任村长的赵更生是土地承包合同证书中当时发包方的法定代表人，据其证言可以得知，赵杰民是单过的，分地时也是单独分的，并不在赵吉生的承包户内，赵吉生的承包户包括赵吉生、刘树可、赵忠余、赵忠顺，因此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起诉。2、上诉人主张的诉争土地一直由上诉人及其妻子耕种，后被上诉人在诉争土地上强行种植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根据发还重审的开庭笔录白俊英的证人证言，上诉人并未在诉争土地上种植过，赵吉生名下的土地一直由证人白俊英种着，只是后来为了耕种方便更换了位置。3、被上诉人并未耕种赵吉生的土地，而是耕种了自己的土地和赵杰民名下的0.6亩地，与上诉人无关，所以也不存在赔偿上诉人损失的问题。综上，一审判决虽有部分事实不清，但并未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或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忠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位于“大井”的承包土地3.2亩并且赔偿本季度小麦收入损失16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原告所在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原告祖父赵杰民有三子分别为：赵长生、赵吉生、赵甫生，其家庭成员共计15人。赵吉生有长子赵忠余、次子为原告赵忠顺。在原始分承包地时赵杰民家庭成员按不同的户在一起挨着分地，分别在“大井”按每人0.8亩、“南小洼”按每人1亩分得承包地，赵杰民系单独分地并由赵吉生代为耕种，为耕种方便其承包地位置家庭户之间进行了调整。1999年农村土地实行二轮承包，原告之父赵吉生在“大井”获得承包地3.2亩，据原告之父赵吉生的土地承包合同证书记载“家庭农业人口4人”该4人应为赵吉生、刘树可、赵忠顺、赵杰民。赵杰民在该地块仍为单独分地，有承包地0.8亩，该地约定继续由赵吉生代为耕种，赵吉生名下实际有承包地为2.4亩。自土地二轮承包后，案涉耕地3.2亩（赵吉生名下2.4亩及赵杰民名下0.8亩）由原告之兄赵忠余耕种，2009年9月19日赵杰民死亡，2016年8月20日原告之母刘树可死亡，2016年10月1日原告之父赵吉生死亡。2017年被告向赵忠余要其父亲名下承包地0.6亩，赵忠余将赵杰民名下的0.6亩承包地交付给被告耕种，其余2.6亩土地继续由赵忠余耕种，并与被告及赵甫生三方进行土地互换耕种至今。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位于“大井”的承包地3.2亩并赔偿损失1600元，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的主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令：驳回原告赵忠顺对被告赵长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赵长生提交赵忠余、赵吉生户口本，赵杰民户口注销证明。拟证明赵忠余2011年12月7日之前同赵吉生是一个户，都是9号户，分地时赵忠余在赵吉生户下分得一人口土地；而赵杰民是单独立户，为10号户，根据一户一承包原则不可能与9号户在同一承包合同上承包土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该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赵吉生的土地承包合同证书记载的“家庭农业人口4人”中包括赵吉生和刘树可，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至于另外两人如何确认，上诉人主张为赵忠顺和赵杰民，其提交的主要证据是2017年11月2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崔振全的证言，但村委会证明没有出证人员签字，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崔振全证言系经电话询问他人所得，属于传来证据，且其既证明4人中包括赵杰民，又证明赵吉生户下只有三人，赵杰民是单独分得土地，该证言存在前后矛盾，另据原始地亩账记载，赵甫生的东邻与西邻分别为赵吉生和赵杰民，该记载也与上述证言相矛盾，故对上述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赵吉生的土地承包合同证书记载“家庭农业人口4人”包括赵杰民和上诉人赵忠顺，没有可信证据支持。原审认定赵吉生的土地承包合同证书记载“家庭农业人口4人”应为赵吉生、刘树可、赵忠顺、赵杰民，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原审已经查明，自土地二轮承包后，案涉耕地3.2亩由上诉人之兄赵忠余耕种，2017年赵忠余将赵杰民名下的0.6亩承包地交付给被上诉人耕种，其余2.6亩土地由赵忠余与被上诉人及赵甫生三方进行土地互换耕种至今，据此，应认定涉案土地是由赵忠余实际处分给他人耕种，即使上诉人赵忠顺是涉案土地承包合同证书记载“家庭农业人口4人”之一，对其涉案土地的侵权人亦非被上诉人赵长生。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赵吉生的土地承包合同证书记载“家庭农业人口4人”应为赵吉生、刘树可、赵忠顺、赵杰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赵忠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友僧审判员  余志刚审判员  穆庆伟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苗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