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140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捷先登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华美大厦**539。法定代表人：蔡瑞友。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敬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安维，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新闻大厦**。法定代表人：黄绍文。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学文，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过春华，该公司广州分公司财务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iv>负责人：严四清。委托诉讼代理人：过春华，该分公司财务经理。上诉人深圳市捷先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先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天音广州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4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捷先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敬春、许安维，被上诉人天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学文、过春华，被上诉人天音广州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过春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捷先登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支持捷先登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三、判令天音公司、天音广州分公司承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捷先登公司没有销售给最终消费者，违反《特许经销协议》的约定，从而并无协助捷先登公司办理出口退税手续的合同义务，这是事实认定错误。2012年2月27日，捷先登公司与天音广州分公司签订《特许经销协议》，双方构成品牌手机的买卖合同关系。当时，捷先登公司告知天音广州分公司业务员，捷先登公司是受中国电信（澳门）有限公司委托进行采购的，货物是出口到澳门的，天音广州分公司对此十分清楚。同时，捷先登公司曾对《特许经销协议》中有关“销售范围仅限于自有的零售店，销售对象为最终消费者”的约定提出过异议，但天音广州分公司业务员说，因与上游供应商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有代理协议，天音通信公司提供给客户的都是此类格式合同，不方便修改，但协议履行以实际情况来定。天音广州分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给深圳市税务局致函明确证明了其完全知悉捷先登公司的客户是中国电信（澳门）有限公司（见上诉状附件1），而不是所谓“最终消费者”。二、天音广州分公司不仅违反合同法规定的附随义务，而且违反出口产品供应商的法定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出口货物供应商的天音广州分公司，承担依法纳税义务，也与捷先登公司共同承担向税务机关提供货物出口退税所应当提交的有关资料。捷先登公司认为，天音广州分公司不仅违反了合同法规定的卖方应承担的附随义务，而且违反了进出口贸易中卖方对出口企业（买方，即捷先登公司）的法定义务。为鼓励出口保证创汇，我国实行出口商品退税制度。出口产品的生产者、供应者应按照税务部门对不同时期、不同出口产品的政策性规定，向税务机关出具财务资料以供核实，纳税部门再向退税部门出具是否正常纳税证明，以供出口商申请退税（手机出口，被深圳市税务机关近年来列为重点核查货物品种）。天音广州分公司作为出口产品的供应商，应退税机关要求向主管税务机关递交财务资料以供核查是一项法定义务，只有在完成产品出口、外汇到账、依法纳税，出口商（捷先登公司）才能够获得国家退税奖励，实现鼓励出口政策。正是由于天音广州分公司财务管理活动存在一定混乱，没有及时回复深穗两地税务机关核查退税所需要的税务证明资料，致使捷先登公司没有及时获得应当获得的出口产品退税款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捷先登公司认为，即使捷先登公司违反《特许经销协议》中有关“最终消费者”的有关格式条款的约定，但这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且又因为天音广州分公司后来的“发货证明函”所认可，因此，这一点完全不是天音广州分公司免除附随义务、法定义务的理由。一审法院在这一关键点上的认定是错误的。鉴于一审法院仅仅依据《特许经销协议》中的个别格式条款，没有考虑到我国对货物出口贸易的政策性规定，简单而错误地认定捷先登公司违约，并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这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准，法律适用不当，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切实维护捷先登公司的正当权利。上诉人捷先登公司在二审调查时对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如下补充：一、我国的外贸出口退税政策，是我国出口贸易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有赖于我国长期实行的鼓励出口退税政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实行出口货物零税率政策，即出口产品国内流通征收的增值税，一旦通过外贸出口，货物出境，换回外汇，国家即凭企业提供的一系列单据，如出口报关单、外汇核销单、银行结汇水单、货物增值税发票等，对出口企业实行退税，一般出口退税率为13%和17%。我国绝大部分外贸出口企业，在一般货物出口经营中，是没有国内贸易销售中的价格利润的，甚至还亏本出口，出口企业维持生存和获利，主要依靠国家出口退税，因此，如果一家企业组织产品出口而得不到退税，则往往就意味着亏本做生意，出口越多损失越大。在出口企业提供的申请退税单据中，增值税发票是一个关键单据，为杜绝弄虚作假、骗取退税，国家退税机关一般要求出口产品生产企业到当地税务机关开具依法纳税证明（即对纳税征询函予以确认），生产企业当地税务机关根据资金流向、发票抬头、货物运输三项一致的要求经过确认之后，向出口企业出具确认函，出口企业根据此确认函在所在地税务机关申请退税。本案中捷先登公司即为出口企业，天音广州分公司即为生产企业，生产企业作为货物销售方，有法定义务和责任为出口企业提供纳税证明和申请当地税务机关对征询函予以确认，而出口企业作为购买方在履行了接收货物、支付货款义务之后，即完成法定合同义务，对造成无法申请退税、招致巨额损失完全是无辜的受害一方。按照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提供产品一方负有提供发票、确认发票合法合规的附随义务，这是无庸置疑的。二、造成无法对退税机关要求的征询函予以确认的真实原因，是天音广州分公司非正常承揽该项销售业务，而不是所谓捷先登公司违反《特约经销协议》中有关“最终消费对象”条款的约定。捷先登公司与天音广州分公司之间开展该项手机出口业务，是基于捷先登公司掌握了澳门客户，需求量比较大。天音广州公司为了争取扩大销售量，积极主动联系捷先登公司要求供货，于是双方达成买卖合同。当时天音广州分公司提供了一份格式合同，声称凡是签约的都是这样的合同，于是捷先登公司签字同意。其实双方当时都知道捷先登公司购买手机是为了出口供给第三方的（天音公司产州分公司当时的业务主办，叫程××，对此能够作证，电话133××******,目前居住在珠海）。在双方手机货物采购和出口业务进行过程中，2013年1月份，深圳退税机关针对手机出口退税出台新政策，要求生产企业不仅需要提供当地税务机关对纳税征询函的确认，还需要该生产企业的上游企业，也必须出具确认函（二级确认）。据海关统计，深圳最受国外欢迎的电子产品就是手机，物美价廉，技术一流，出口量全国第一。为严格规范深圳手机出口退税程序，深圳税务机关专门针对手机进出口贸易出台此项规定。本来，天音公司广州分公司可以要求其上游企业三星公司（总部在北京）所在地税务机关为生产企业提供二级确认，但是，三星公司发现，天音广州分公司没有按照退税机关要求的三流一致进行交易，不符合资金流、发票流、货物流三流合一的标准，于是就无法获得北京税务机关本可提供的合法合规的二级确认函，从而导致深圳退税机关无法批准捷先登公司的退税申请。天音广州分公司物流范围是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云浮、肇庆等地，并没有深圳地区（详见捷先登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货证明函”)，而捷先登公司是深圳注册登记的出口企业，因此货物流不符合北京税务机关的要求，这是本案手机业务无法退税的真实和根本原因。天音广州分公司对其无权销售和供货给深圳出口企业心知肚明，因此存在严重过错。不论深圳企业购买天音广州分公司的货物，是供出口，还是在本地销售，都没有办法获得三星公司当地即北京税务机关提供的二级确认函，对不出口的深圳企业而言，当然无关紧要，但对捷先登公司这样的出口企业，则是至关紧要，非要不可，否则无法退税。显然，捷先登公司无法正常获得退税的真实原因，不在于自己，而是在于天音广州分公司，在于天音广州分公司的过错。双方为此曾多次协商，天音广州分公司当初承诺愿意配合，但天音公司在撤销广州分公司财务部门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来解决该问题。因此，捷先登公司才不得不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奇怪的是，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有关事实，简单以违反《特约经销协议》中所谓“最终消费对象”的约定来否定捷先登公司的诉求，明显与事实不符，判断有误。捷先登公司认为，《特许经销协议》作为格式合同，既没有真实反映双方交易活动，也由于天音广州分公司对出口第三方予以明确认可（详见其向税务机关提交的说明文件），应当视为天音广州分公司对《特许经销协议》中有关“最终消费对象”条款的修改或补充，由此才真实地反映双方交易实际情况。天音广州分公司的这种表示，已充分否定了所谓捷先登公司违反“最终消费对象”条款、违反《特许经销协议》的论点，捷先登公司对一审法院完全无视天音广州分公司自我表示、自我认可的事实，却仅仅以此作为唯一依据来做出错误、不公的判决表示不服。被上诉人天音公司、天音广州分公司未提交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捷先登公司的上诉请求。捷先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天音公司、天音广州分公司积极履行合同协助义务、协助捷先登公司办理2012年1月起至2016年10月止与天音广州分公司买卖手机期间的出口退税调函工作，否则，请判决天音公司、天音广州分公司连带赔偿捷先登公司未能办理出口退税损失1179723元及给捷先登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3年2月起计至天音公司、天音广州分公司退税损失赔付完毕止，暂自2013年2月计至2016年10月共234173元（1179723×6%+1179723×5.6%+1179723×5.35%+1179723×4.35%×240天/360天=234173元）〕；二、天音公司、天音广州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庭审时捷先登公司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天音公司、天音广州分公司三个月内协助相关国家税务局提供其出售给捷先登公司采购和销售货物的合法进货和销售相关证明文件，证明是合法的，否则天音公司、天音广州分公司应当赔偿捷先登公司未能退税的税款及其利息（详见诉状诉求数据），时间以发票为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27日，捷先登公司（乙方）与（甲方）天音广州分公司签订《特约经销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指定乙方为甲方所代理的品牌移动电话及配件的特约经销商，甲方出售所代理产品给乙方，供乙方在其自有零售店内销售。为保护甲方其他经销商的利益，乙方的销售范围仅限于自有的零售店，销售对象为最终消费者。乙方不得将甲方所代理产品分销给其他的移动电话经营者。甲方发现乙方在自有零售店或指定区域范围外进行销售，即视同窜货销售，将按甲方制定的窜货管理规定给予相应的罚款，并有权取消对乙方的销售奖励或者终止同乙方的特约经销关系。同时双方还签订了《货款结算协议》，协议约定在乙方提供有效营业执照、国地税登记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等复印件的情况下，甲方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明确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天音广州分公司在2012年8月16日至2012年12月3日期间陆续为捷先登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1张（涉及商品品名三星SCH-1929），金额合计8119270元。捷先登公司称其将从天音广州分公司购买的手机销往澳门，但由于天音广州分公司不协助其向国家税务局提供相关的函调内容资料，导致其无法退税。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曾于2015年5月13日、5月29日分别向广州市越秀区国家税务局发函（编号分别为144××××××、144××××××）称，因捷先登公司向天音广州分公司购进出口货物，要求该局对函中所涉发票号（与天音广州分公司向捷先登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票号一致）涉及企业生产、经营及纳税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回函。广州市越秀区国家税务局分别于2015年5月29日、10月14复函：经核查存在问题但未处理完毕（回复144××××××号），经核查属于异常业务、生产能力异常（回复144××××××号）。捷先登公司提交的《中国电信制CDMA手机出口澳门电信业务说明》中陈述：我司，深圳市捷先登科技有限公司受中国电信（澳门）有限公司（中国电信在澳门的全资子公司，负责在澳门地区的移动通讯业务，以下简称澳门电信）的委托，在中国大陆地区采购中国电信定制的“三星”品牌的CDMA手机并出口到澳门地区供澳门电信在澳门的业务需要和销售。捷先登公司提交的数张《出境货物通关单》也显示发货人是捷先登公司，收货人是中国电信（澳门）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捷先登公司、天音广州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特约经销协议》、《货款结算协议》、发票等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天音广州分公司主张捷先登公司起诉已过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从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广州市越秀区国家税务局的发函及复函可以看出截止2015年10月14日，相关机关才作出相关函调结果，此时捷先登公司才知道退税结果，捷先登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天音公司、天音广州分公司关于捷先登公司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天音广州分公司是否有义务协助捷先登公司办理出口退税手续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特约经销协议》已明确约定，天音广州分公司指定捷先登公司为其所代理的品牌移动电话及配件的特约经销商，天音广州分公司出售所代理产品给捷先登公司，供捷先登公司在其自有零售店内销售。为保护天音广州分公司其他经销商的利益，捷先登公司的销售范围仅限于自有的零售店，销售对象为最终消费者。捷先登公司不得将天音广州分公司所代理产品分销给其他的移动电话经营者。而从捷先登公司提交的《中国电信制CDMA手机出口澳门电信业务说明》及《出境货物通关单》等证据可以看出，捷先登公司将货物出口至澳门，并没有销售给最终消费者，捷先登公司的出口行为并不符合《特约经销协议》的约定，天音广州分公司并无协助捷先登公司办理出口退税手续或赔偿捷先登公司退税款的合同义务。综上，捷先登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捷先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25元（捷先登公司已预交），由捷先登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捷先登公司二审提交了一份盖有天音广州分公司印章的致税务局的《发货证明函》打印件，主张天音广州分公司在致税务局的证明函中已自认在向捷先登公司销售三星手机之前已知悉捷先登公司是销往中国电信（澳门）有限公司。经查，该打印件系从电子邮箱中下载打印的，无原件供核对，天音广州分公司不予认可，也无证据证明该证明函已寄送深圳市税务局，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捷先登公司上诉主张双方在签订《特约经销协议》时天音广州分公司业务员称因与上游供应商有代理协议，不方便修改合同，但协议履行以实际情况来定。经查，捷先登公司二审提交了证人程×的证言，但该证人证言所证明的内容与《特约经销协议》的约定相矛盾，书证《特约经销协议》的证明力大于该证人证言，本院对《特约经销协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而不采信证人程×的证言。关于天音广州分公司是否有义务协助捷先登公司办理出口退税手续的问题。双方签订的《特约经销协议》已明确约定，天音广州分公司指定捷先登公司为其所代理的品牌移动电话及配件的特约经销商，天音广州分公司出售所代理产品给捷先登公司，供捷先登公司在其自有零售店内销售；为保护天音广州分公司其他经销商的利益，捷先登公司的销售范围仅限于自有的零售店，销售对象为最终消费者；捷先登公司不得将天音广州分公司所代理产品分销给其他的移动电话经营者；天音广州分公司发现捷先登公司在自有零售店或指定区域范围外进行销售，即视同窜货销售，将按天音广州分公司制定的窜货管理规定给予相应的罚款，并有权取消对捷先登公司的销售奖励或者终止同捷先登公司的特约经销关系。而从捷先登公司提交的《中国电信制CDMA手机出口澳门电信业务说明》及《出境货物通关单》等证据可以看出，捷先登公司将货物出口至澳门，并没有销售给最终消费者，捷先登公司的出口行为并不符合《特约经销协议》的约定，天音广州分公司并无协助捷先登公司办理出口退税手续或赔偿捷先登公司退税款的合同义务。合同是平等民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合同。既然捷先登公司已确定购买的三星手机是销往澳门，将来要出口退税，就应将天音广州分公司的相关协助义务在合同中确定下来。捷先登公司未在合同中确定天音广州分公司的协助出口退税义务，且根据《特约经销协议》的内容，天音广州分公司也不可能产生该项附随义务，现捷先登公司主张天音广州分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事实上，捷先登公司当时对天音广州分公司的销售区域不包含澳门地区也是知情的。鉴于天音广州分公司与三星公司约定的经销区域不包括澳门地区，天音广州分公司事实上也不可能协调三星公司出具相关证明，且该要求也是在合同签订后捷先登公司依据变化了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天音广州分公司提出的要求，本不在签订协议时天音广州分公司预期的义务范围之内。综上所述，捷先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25元，由上诉人捷先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