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405民初1039号 原告：广西昱思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金禄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3MA5KFQNG42。 法定代表人：陈佐柱，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悦，广西彤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梧州市飞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广西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二路**第****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05MA5L26TA9A。 法定代表人：梁婷，该公司经理。 被告：覃小玲，女，1985年2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广西梧州市。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超，广西益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佘卫刚，广西益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广西昱思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昱思亿公司）诉被告梧州市飞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鹏公司）、覃小玲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昱思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悦，被告飞鹏公司、覃小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超、佘卫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昱思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飞鹏公司向原告支付承包费360000元及违约金108000元；2.判令被告覃小玲对本案被告飞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梧州市拥有120处利民蓬广告牌的合法经营权。2018年3月，被告飞鹏公司与原告协商承包该批广告牌，并希望可以在广西“三月三”节前投放广告。2018年4月1日，原告将该批广告牌交付给被告飞鹏公司使用。交付后，被告飞鹏公司随即在广告牌投放广告。截至2018年4月6日，被告飞鹏公司已经在41块广告牌投放广告。2018年4月28日，被告飞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覃小玲，代表被告飞鹏公司与原告对上述广告牌承包经营事项补签了《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主要约定：原告将拥有的120处利民蓬广告牌的合法经营权承包给被告飞鹏公司，被告飞鹏公司有权发布自身广告或发布第三方广告；承包期为三年，从2018年5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每处广告牌每年承包费为12000元、共计每年总承包费为1440000元，付款方式为一年一付，自双方签订合同十五日内（即2018年5月13日）被告飞鹏公司向原告支付第一年承包费用的20%即288000元，在2018年5月底之前，向原告支付完尾款1152000元。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总承包金额30%的违约金。其后，被告飞鹏公司没有依约支付第一年的承包费1440000元，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飞鹏公司均不予理会。被告飞鹏公司拒不支付承包金的行为已构成了根本违约。2018年7月6日，原告向被告飞鹏公司发出《解除承包合同通知书》，通知解除《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该通知书已送达被告飞鹏公司电子邮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原告已履行了通知义务，与被告飞鹏公司解除了《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依法收回广告牌。现原告要求被告飞鹏公司赔偿损失及违约金。依照《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2018年5月1日至6月30日两个月承包费合计24万元（144万元/年÷12个月/年×2个月=24万元）。另外，由于被告飞鹏公司提前于2018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使用了广告牌，该期间的承包费应参照双方签订的《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故承包费为12万元（144万元/年÷12个月/年×1个月=12万元）。据此，被告飞鹏公司共计造成原告的承包费损失为36万元（24万元+12万元）。依照合同第九条约定，被告飞鹏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为损失的30%，即10.8万元（36万元×30%）。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间，被告飞鹏公司由数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覃小玲作为其公司唯一的自然人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被告覃小玲应当首先证明自己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否则就应对本案被告飞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告为维护其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飞鹏公司辩称，1.2018年4月28日，其与原告签订《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从2018年5月1日起，承包费自2018年5月1日起算。在签订合同前，双方约定由被告飞鹏公司免费试用一部分广告牌，试用期为一个月，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被告飞鹏公司仅试用了41处广告牌，所以原告要求其公司支付该期间的承包费没有依据，且原告主张该期间按120处广告牌要求被告支付承包费也没有依据；2.《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除已交付给被告试用的41处广告牌外，原告没有在2018年5月1日前将其余的广告牌交给被告使用，且原告还将未交付的广告牌另租赁给他人使用，鉴于原告的上述违约行为，被告才未支付承包费给原告的；3.退一步讲，即使被告需要支付承包费给原告，那么承包费用也应按已经交付给被告使用的41处广告牌计算承包费，而不应按120处广告牌计算承包费。且2018年4月30日前的试用期间应不需支付承包费。此外，被告飞鹏公司就算是违约，也只是造成原告资金被占用期间的损失，该损失应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约定的违约金已经明显超出了原告实际经济损失的30%，对超出部分不应支持。 被告覃小玲的答辩意见与被告飞鹏公司一致。 原告昱思亿公司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1.梧州市飞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飞鹏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在涉案《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履行期间，被告飞鹏公司2018年5月24日由数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覃小玲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 2.《梧州市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许可证》一份，证明原告在梧州市拥有120处利民蓬广告牌的合法经营权； 3.《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一份，证明2018年4月28日，担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覃小玲，代表被告与原告对涉案广告牌承包经营事项补签了《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主要约定：原告将拥有的120处利民蓬广告牌的合法经营权承包给被告，承包期限为三年，从2018年5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每处广告牌每年承包费为12000元，共计每年总承包费为1440000元，付款方式为一年一付，从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十五日内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一年承包费用的20%即288000元，在2018年5月底之前，被告向原告支付完尾款1152000元。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总承包金额30%的违约金； 4.利民蓬广告牌安装明细表复印件四张、广告牌照片复印件一张，证明截止2018年4月6日被告飞鹏公司已使用了41处广告牌发布广告； 5.《催告函》一份，证明原告催告被告飞鹏公司支付相应承包费； 6.《解除承包经营合同通知书》一份，证明2018年7月6日原告通知被告飞鹏公司解除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并收回全部广告牌； 7.《梧州市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许可证》三十份，证明原告在梧州市拥有120处利民蓬广告牌的合法经营权； 8.照片复印件八张，证明截止2018年4月6日被告飞鹏公司已使用了41处广告牌发布广告。 被告飞鹏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没有异议，但认为合同签订时飞鹏公司并不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2018年5月14日股东才变更为覃小玲，且在2018年6月7日被告的股东又有所变更，即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梁婷、欧阳炳生；对证据2、3没有异议；对证据4中的明细表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原告自己制作的，且该证据上涉及到的很多广告牌原告并没有交付给被告使用。对证据4中的照片均有异议，因广告牌被告于2018年6月23日已经拆除；对证据5的三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发送该函的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的手机号码，且若原告方真想通知被告飞鹏公司，那也应该是通过书面等方式进行催告，且短信有时会因为网络等问题收件方可能会收不到；对证据6的三性没有异议，认为被告覃小玲确实是收到了该份邮件，但因为原告之前的违约行为，被告已经将广告牌自行拆除；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确实是使用了41块广告牌，但该41块广告牌是否是许可证上的广告位被告不清楚，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使用了许可证中的广告牌，同时原告对已交付给被告的41处广告牌是否有法定的发包权、出租权等也没有相关证据佐证；对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 被告覃小玲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飞鹏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飞鹏公司、覃小玲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共同提供的证据有：拆广告牌照片复印件二张，证明2018年6月23日被告已拆除广告牌，拆除后就没有再使用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飞鹏公司、覃小玲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于2018年7月6日通知被告，被告为了消灭证据才主动拆除广告牌的，该照片中的报纸日期是6月23日，但不能证明拆除广告牌的日期就是6月23日。另外，该证据证明了原告已经交付广告牌给被告，而广告牌的安装是由被告自行安装的事实，至于被告是否在120块广告牌上投放广告那就是被告自己的事情了。 本院结合原、被告双方举证和质证，认证如下：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证据，结合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采纳取舍，并在认定事实中进行综合认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28日，原告昱思亿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飞鹏公司签订了《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约定：1.甲方在梧州市范围内拥有120处利民篷广告牌的合法经营权，甲方将上述广告经营权承包给乙方，乙方有权发布自身广告或发布第三方广告，但必须遵守广告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不得从事违法行为；2.承包期限为三年，从2018年5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其中有30处广告牌因甲方原已租赁给他人，待租赁期满甲方收回向乙方交付后，再起算三年承包期）；3.承包费用：每处广告牌每年承包费为人民币12000元，共计总承包费用为1440000元，此承包费用为甲方净收款，若发生一切税、费，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4.付款方式：一年一付。第一年自双方签订合同十五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年承包费用的20%即288000元，在2018年5月底之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完尾款1152000元。第二年即5月31日前支付第二年总承包费用（即2019年）。第三年即5月31日前支付第三年总承包费用（即2020年）；5.甲、乙双方应互留电子邮箱以作联系，乙方每次发布的广告内容，须发给甲方备案备查，以便双方把好广告合法性的法律关。若因乙方发布违法广告导致广告所有者甲方被行政机关处罚的，乙方须赔偿甲方损失，并向甲方支付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提前单方解除合同；6.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视为违约，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总承包金额30%的违约金。 庭审中，原告表示：1.其在签订合同后就已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了90处的广告牌，而合同中约定的在签订合同时有30处广告牌因原告已出租给他人，待租赁期满后原告收回再交付给被告，该30处的广告牌于2018年5月底全部到期，因此从2018年6月1日起被告实际租赁的是广告牌是120块；2.广告牌租赁的一般流程是先签订合同，至于旧的广告牌到期后原告是不处理的，而是由新的承租客户直接去安装；3.对于原告交付给被告试用的41处广告牌，被告实际使用了该广告牌的时间是从2018年4月1日至原告通知被告解除合同之日即2018年7月6日；4.其诉请中要求被告支付的违约金108000元是以被告尚欠的承包费360000元为基数按合同第九条的约定乘以30%计算出来的（360000元×30%=108000元）。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1不予认可，并认为被告只交付了在合同签订前试用的41处广告牌，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被告交付了120处广告牌；对原告的上述主张2，被告认为并不是被告不去安装广告牌，而是原告并没有将书面的广告牌材料交给被告或带领被告方去安装，因此被告不清楚原告交付的具体是哪块广告牌；对原告的上述主张3，被告认为其只使用到了2018年6月23日；对原告的上述主张4，被告认为首先其没有违约行为，即使要支付违约金，因原告只是向其交付了41处广告牌，故也应以41处广告牌的承包费为基数，从2018年5月3日起算至2018年6月23日止，按照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4.35%的标准计算；其次，双方签订的《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另外，被告在回答法庭发问的问题时表示：1.原告在交付试用的41处广告牌时是没有交付手续的，但是要有原告的工作人员带被告去安装，被告才能安装广告牌，对于此主张被告表示暂无书面的证明材料能提供法庭；2.对于原告提出解除《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没有异议，但其认为解除合同的时间应是2018年6月23日，且至于该时间解除合同方面被告虽没有书面通知原告，但当时是被告覃小玲口头跟原告法定代表人讲的；3.《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中所约定的在签订合同时有30处广告牌因原告已出租给他人，待租赁期满原告收回后再交付给被告，对于该30处的广告牌原告没有交付给被告使用。对被告的上述主张1，原告认为广告牌是不需要交付手续，一般都是被告直接去安装，也不需要原告的工作人员带被告去安装；对被告的上述主张2原告不予认可，并认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对被告的上述主张3，原告认为该30处的广告牌在2018年5月底到期，且其已经通知被告，但就此主张其没有其他证据可提供给法庭。 本院认为，原告昱思亿公司与被告飞鹏公司签订的《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原告昱思亿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了合同约定的部分广告牌，被告飞鹏公司也应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承包费。关于原告实际交付了多少处广告牌给被告飞鹏公司使用的问题。首先，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原告在梧州市范围内拥有120处利民篷广告牌的合法经营权，原告将上述广告经营权承包给被告，承包期限从2018年5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其中有30处广告牌因原告已租赁给了他人，待租赁期满原告收回向乙方交付后，再起算三年承包期。据此，可以确认在原、被告双方签订上述合同时，原告可以交付给被告使用的广告牌为90处。另外，原告在庭审中提出其在合同签订后已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了90处广告牌，而广告牌的交付是不需要交付手续的，对于原告的此主张被告不予认可，并认为原告只向其交付了在合同签订前试用的41处广告牌，但对于原告交付试用的上述41处广告牌时是否有交接手续的问题，被告明确表示是没有交付手续的。基于原告在合同签订前向被告交付试用的41处广告牌没有交接手续，那么也应认定在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在合同签订时可以交付使用的90处广告牌也是不需要出具交接手续；其次，原告昱思亿公司认为其于签订合同后就已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了90处的广告牌，且合同中约定的在签订合同时有30处广告牌因其已出租给他人，待租赁期满后其收回再交付给被告，而该30处的广告牌也于2018年5月底全部到期,且其已经通知了被告，因此从2018年6月1日起其实际已经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120处广告牌。对原告的此主张被告不予认可，且认为被告只交付了在合同签订前试用的41处广告牌。而原告就其上述提出的其从2018年6月1日起已经实际向被告交付了在合同签订时尚未能交付使用的剩余30处广告牌的主张未能提供足以佐证的证据证明。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因原告就其提出的从2018年6月1日起其已经向被告交付了在合同签订时尚未能交付使用的剩余30处广告牌的主张未能提供足以佐证的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原告此主张意见不予采纳。同样，因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时，原告可以交付给被告使用的广告牌为90处，且原告在庭审中也提出其于签订合同后就已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了90处的广告牌，对此被告虽有异议，并认为原告只向其交付了在合同签订前试用的41处广告牌，但其也明确表示原告在交付试用的上述41处广告牌时是没有交付手续的，据此，原告在合同签订后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在合同签订时可以交付使用的90处广告牌也应不需要出具交接手续，且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推翻原告的主张，故本院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内容及综合全案证据，对被告飞鹏公司提出原告实际只交付了41处广告牌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同时,对原告提出的其于签订合同后就已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了90处的广告牌的意见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飞鹏公司应向原告昱思亿公司支付广告牌承包费的具体数额问题。首先，因原告已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了合同签订时可以交付的90处广告牌，被告飞鹏公司也应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90处广告牌的租金。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每处广告牌每年的承包费为12000元，则每处广告牌每月的承包费应为1000元（12000元/年÷12个月=1000元/月），每日的承包费应为33.33元（1000元/月÷30日=33.33元/日）；其次，关于被告飞鹏公司实际使用涉案广告牌的具体时间问题。根据《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被告飞鹏公司承包涉案广告牌的时间是从2018年5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原告认为其在签订上述合同后就已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了90处的广告牌，而被告飞鹏公司实际使用涉案的广告牌时间是截止到原告通知被告飞鹏公司解除上述合同之日即2018年7月6日。对此被告飞鹏公司则认为其实际使用涉案广告牌的时间是截止到2018年6月23日，且解除合同的时间也应是2018年6月23日，而对于原告提出的解除上述合同及原告于2018年7月6日向被告飞鹏公司发出了《解除承包经营合同通知书》的主张被告没有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案中被告飞鹏公司对其上述提出的其实际使用涉案广告牌的时间是截止到2018年6月23日，且解除合同的时间也应是2018年6月23日的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且原告对此也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被告飞鹏公司此主张意见不予采信。同样，根据本院上述确认的事实即原告于签订合同后已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了90处的广告牌，而被告飞鹏公司对于原告提出的解除涉案合同及原告于2018年7月6日向被告飞鹏公司发出了《解除承包经营合同通知书》的主张被告没有意见，因此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飞鹏公司双方签订的《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于2018年7月6日解除，被告飞鹏公司实际使用涉案广告牌的时间为从合同约定的时间即2018年5月1日起至解除合同之日即2018年7月6日止，共两个月零5日。故被告飞鹏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承包金为194998.50元（90处广告牌×2个月×1000元+90处广告牌×5天×33.33元/日=194998.50元）。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使用广告牌承包费的主张，首先因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该期间是原告给其免费试用41处广告牌的时间，原告要求收取承包费没有依据，且原告也未能就此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该期间需要收取承包费；其次，根据原告与被告飞鹏公司双方签订的《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广告牌的承包期限是从2018年5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综上，原告的该项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08000元的违约金问题。首先，根据原告与被告飞鹏公司双方签订的《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被告应于签订合同的十五日内向原告支付第一年广告牌承包费用的20%即288000元，于2018年5月底之前向原告支付完尾款1152000元。本案中原告已按照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约定向被告飞鹏公司交付了90处的广告牌，但被告飞鹏公司没有按约定向原告支付承包费，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其次，根据《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总承包金额30%的违约金。现原告要求被告飞鹏公司按尚欠承包金的30%计算违约金的主张，合理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由于被告飞鹏公司目前尚欠原告的广告牌承包金为194998.50元，故被告飞鹏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违约金为58499.55元（194998.50元×30%=58499.55元）。至于被告提出双方在《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35%的标准计算的意见，因《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覃小玲对被告飞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问题。因原告与被告飞鹏公司双方在《广告牌承包经营合同》时的飞鹏公司和现存续的飞鹏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被告飞鹏公司的债务应由被告飞鹏公司以其全部的资产承担责任，据此，原告要求被告覃小玲对被告飞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梧州市飞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西昱思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广告牌承包费194998.50元； 二、被告梧州市飞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西昱思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逾期支付承包费的违约金58499.55元； 三、驳回原告广西昱思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83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902元，合计11222元，由原告广西昱思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5143元，被告梧州市飞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607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 欣 人民陪审员 农 欢 人民陪审员 陈晓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李健梅 书 记 员 蓝爱英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