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浙04行终3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斜桥镇光明村北朱家浜16号。法定代表人沈朝荣，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姚福根，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吴桂森，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斜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宁市斜桥镇洛塘街85号。法定代表人洪国清，镇长。委托代理人许新峰，副镇长。委托代理人朱剑东，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因诉海宁市斜桥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的（2018）浙0481行初8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海宁市润欣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欣公司）系一家生猪养殖企业。2013年4月23日，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海宁市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补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润欣公司享受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2016年2月之前，润欣公司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为自行处理模式，按规定享受每头死猪80元的资金补助。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间，润欣公司按规定上报了2015年3月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143头，但对其余月份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未按规定上报海宁市斜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斜桥镇政府），致使润欣公司最终仅获补助资金11440元。2018年3月9日，姚福根向海宁市农业经济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斜桥镇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无害化处理上报数据及无害化财政补贴资金的实际金额。2018年3月27日，海宁市农业经济局向姚福根公开了上述政府信息。润欣公司认为，由于斜桥镇政府在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期间向上级农业管理部门隐瞒不报润欣公司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造成了润欣公司补助资金的损失，遂诉至法院。原审法院认为，《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对自行处理模式的监管。规模猪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死亡生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死亡生猪数据核实及无害化处理负总责。规模猪场的主要职责如下：……3.及时按规定对死亡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处理情况进行拍照存档。……5.建立死亡生猪“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台帐（规模猪场自行处理）”。“处理台帐”应当载明：死亡生猪初步诊断情况、头数、日龄、耳标信息、无害化处理方式，粘附照片并由场方负责人、兽医、处理人签字确认，达到保险理赔标准的，应当由保险理赔员到场共同签字确认并监督完成无害化处理。6.按规定要求报送处理信息。各镇××街道）做好规模猪场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对上报的无害化处理信息进行核准。第四条规定：（一）信息报送与核查。规模猪场和集中处理点根据处理台帐分别填写“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附件1），按月上报镇（街道）；同时上报处理台帐；数据统计日期为上月21日至当月20日。各镇××街道）对上报信息核实确认后，以处理点为单位汇总形成“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附件2），25日前报市畜牧兽医局，经审核汇总后，由市农经局、财政局于次月5日前将上月统计表联合上报嘉兴市主管部门。（二）资料登记与保存。规模猪场和集中处理点收集处理台帐及“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按月整理归档，保存备查；镇（街道）保存“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处理台帐、“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等三份工作台帐按月整理归档，保存备查。（三）资金拨付及发放方式。上级财政部门补助资金下达后，市财政局安排配套资金，一并下拨到各镇××街道）财政；镇（街道）要及时落实好配套资金，专款专用，并及时下拨规模猪场补助资金。从上述规定来看，润欣公司负有按规定要求报送死猪无害化处理信息的职责，润欣公司应当按月将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以特定形式上报给斜桥镇政府，斜桥镇政府对上报信息进行核实确认，汇总后上报至市畜牧兽医局，实际上在2015年3月前也是如此操作的。本案中，未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润欣公司在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间已将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上报给了斜桥镇政府，故润欣公司起诉要求确认斜桥镇政府不如实上报润欣公司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无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应驳回润欣公司的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润欣公司的起诉。润欣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以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将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上报被上诉人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举证已经可以证明，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间，上诉人对2991头死猪作了无害化处理。对此，被上诉人没有否定，原审法院也没有否定，那么国家就应当给予上诉人每头80元的补助，作为负有监管职责的被上诉人只要实施了监管，就一定清楚上诉人对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详细情况，一定有监管的记录，因此，无论上诉人是否上报，都不影响报告申报。被上诉人指派了专门的监管人员对上诉人养殖厂对死猪数量和死亡原因及无害化处理过程进行了监管，所以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的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情况记录。即使上诉人未填表上报也不影响被上诉人依职权作出补助申报，因为被上诉人的日记账和台账都有上诉人对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记录。上诉人的上报表格，由被上诉人统一按月发给上诉人，自2015年3月起，被上诉人取消了上诉人领取表格的资格，还明确通知上诉人，之后不用再填表上报了。上诉人对《实施办法》并不完全清楚，之前都是由被上诉人的专管员一手操办。如果必须由上诉人填表上报，负有监管职责的被上诉人应当及时告知或者催告上诉人填表上报。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为被上诉人收集证据，对原审法院向朱加荣所作调查笔录上诉人提出异议，并要求朱加荣出庭作证。但是开庭当天朱加荣未到庭，原审法院继续进行庭审。请求二审法院要求朱加荣出庭协助法庭调查。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错误。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被上诉人存档的原始台账，但被上诉人拒绝提供。二审应当责令被上诉人交出台账，以便查明事实。请求二审撤销原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斜桥镇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不上报也应补贴的观点不成立。根据《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只有上诉人按月将无害化处理情况以特定方式上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行上报上级，才能获得上级的补贴。二、被上诉人无催促上诉人上报的义务。三、本案不存在法院为被上诉人收集证据的情形。原审法院向协管员朱加荣作调查，仅为查清上诉人在上报前有无填单让朱加荣签字的事实。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上诉人二审提交了海宁市畜禽养殖规模场公示牌，公示牌上公示有技术指导员朱叙良的字样。被上诉人对该公示牌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不属新证据，也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新证据，该证据的内容与本案审查的被上诉人是否具有上诉人所诉之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争议焦点无关联，不予采信。上诉人称其一审时提交了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音频资料，一审法院不作为证据，经审查，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出示音频资料，但是未提交该音频资料的文字内容，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一审法院未作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对原审认定的事实除了对“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间，上诉人按规定上报了2015年3月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143头”有异议外，对其他事实无异议，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规模猪场自行处理模式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系由海宁市财政局根据核定数，下拨到镇（街道），由镇（街道）财政配套后拨付给规模养猪场。而建立死亡生猪“养殖环节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台账（规模猪场自行处理）”是规模猪场的职责。由规模猪场填写前述表格后，按月上报镇（街道），同时上报处理台账。因此，规模猪场自行上报死亡动物无害化的登记表和台账，是各镇××街道）履行以处理点为单位汇总形成统计表上报海宁市畜牧兽医局法定职责的前提。由于上报登记表和处理台账应由规模猪场和各镇××街道）分别归档保存备查，故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上报相关信息表格的，上诉人应留存一份备查。因此，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未履行前述上报相关信息法定职责须提供其已经向被上诉人进行上报的事实证据。上诉人未能提交前述证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履行动态监管职责，即使上诉人未及时上报也应当及时通知上诉人进行上报的意见，被上诉人在此项补助政策中的监管职责系为防止出现不实冒领财政补贴情况的发生而设，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补助系处理单位受益，在《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未规定各镇××街道）具有主动为处理单位上报死亡动物处理信息职责的情形下，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缺乏规范性文件依据。原审法院依法向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发送传票，证人未到庭，不影响庭审调查，未违反法律规定。至于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调取被上诉人保存的台账，由于证明上诉人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证明责任在上诉人，原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上诉人称被上诉人2015年3月起取消上诉人领取表格的资格与上诉人在本案中提起的被上诉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诉讼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作审查。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土根审判员  许艳华审判员  孙 军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琳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