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8）琼02行赔初53号原告刘某1，女，2016年8月2日出生，黎族，现住三亚市。法定代理人刘某2（刘某1父亲），男，1983年5月2日出生，黎族，现住三亚市。委托代理人邢福群，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敦荣，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三亚市新风路257号。法定代表人阿东，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胡晓峰，三亚市吉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广明，三亚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原告刘某1因与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亚市政府）房屋征收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9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立案后，于2018年11月2日向被告三亚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案审理期间，因本案与本院同期受理的原告许暖曼等人分别诉被告三亚市政府房屋征收行政赔偿15案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基本类同，本院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将该16个案件合并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某1法定代理人刘某2及委托代理人邢福群、王敦荣，被告三亚市政府委托代理人胡晓峰、黄广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诉称：2015年9月30日，三亚市政府作出三府〔2015〕185号《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185号征收决定）。原告刘某1及父亲刘某2所在的三亚市××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岸村委会）丹州六组位于该决定的征收范围内。2016年4月11日，三亚市政府作出《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符合安置条件人员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以下简称《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将可认定为安置对象的“外嫁女”的未成年子女的出生日期限定为2016年4月11日之前。2016年8月2日，原告刘某1出生后，随父亲刘某2落户在东岸村委会丹州六组，并共同生活在刘某2位于该组的房屋内。2016年6月24日，征收实施单位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阳区政府）作出《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村民房屋征收登记及拆迁补偿公告》（以下简称《东岸拆迁补偿公告》），规定：“在2016年6月23日至9月30日期间，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自愿选择货币安置的，每户按人均85平方米房屋面积，每平方米1.725万元的标准给予货币补偿”。2016年8月，吉阳区政府对原告父亲刘某2的房屋进行丈量、清点后，于2016年9月6日与刘某2签订《三亚市吉阳区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1-5类安置对象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货币补偿）》（以下简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上只写明刘某2户籍人口为3人（不包括原告），按人均安置房屋面积85平方米，每平方米1725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4398750元，未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但吉阳区政府承诺对于原告的征收补偿事宜按相同的标准另行办理。之后，原告等30多名情况相同的婴幼儿多次要求吉阳区政府和三亚市政府按承诺的标准支付征收补偿款，但均遭拒绝。2017年2月18日，东岸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经研究，同意给予在2017年2月24日之前签署协议或拆除房屋并申请困难补助的东岸原籍村民的婴幼儿（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2月24日期间出生）每人15万元的生活补助。2017年8月21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三亚市政府作出185号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2017年12月22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与东岸村征收补偿有关的案件时，曾指出，三亚市政府和吉阳区政府应妥善解决好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2月24日期间出生的婴幼儿安置补偿的事宜。后三亚市政府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和严重性，在之后对其他棚改项目制定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时，均明确规定自方案批准之日起10个月内出生的婴幼儿是安置补偿对象，按同样的标准给予征收补偿。但时至今日，三亚市政府仍然对原告等其他婴幼儿不同意给予任何补偿。原告为此于2018年3月30日向三亚市政府申请给予行政赔偿，但其于2018年6月27日对原告作出了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原告认为，一、三亚市政府作出185号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该违法行为导致《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作出的时间相对较早。如果被告按正常程序报批，则原告已出生，是适格的安置对象；即使原告未出生，其安置条件也应当与西瓜村、芒果村等棚户区的一致。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六条之规定，胎儿可以享有广泛的人身、财产权益。三亚市政府实施一系列征收行为时，原告已经是腹中胎儿，其作出的《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以该方案发布之日作为认定安置对象的条件，直接剥夺了腹中胎儿应享有的权益，导致原告未能与其他棚改项目的安置补偿对象一样获得同样的征收补偿，明显违法。三、三亚市政府作出的《三亚市人民政府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185号征收决定被确认违法的前后，原告等30多名婴幼儿均明确提出过异议，并要求给予同样的标准补偿，但三亚市政府不予理睬，只是象征性地给了15万元生活补助。原告父母是因为三亚市政府在签订补偿协议时承诺待原告出生后再另行处理原告补偿事宜，才同意签订补偿协议的，不存在原告父母积极配合补偿的事实。而且该补偿协议上没有原告的姓名及内容，可充分证明原告不受补偿协议的约束。另外，原告系东岸村委会村民，是适格的安置补偿对象，三亚市政府此次征收补偿安置以户籍为主，无论是否有房屋，均按人头给予每人安置房屋面积85平方米或货币补偿1466250元，三亚市政府称原告在户主签名领取补偿款后就不能再获得补偿毫无根据，其应当赔偿原告因其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1466250元。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三亚市政府赔偿原告因其违法征收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46625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85号征收决定，证明被告决定征收的范围包括东岸村委会，征收实施单位为吉阳区政府；2.三府〔2016〕78号《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符合安置条件人员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78号《印发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通知》），证明被告将安置对象“外嫁女”的未成年子女的出生日期限定为2016年4月11日之前；3.《东岸拆迁补偿公告》，证明征收实施单位规定在2016年6月23日至9月30日期间，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自愿选择货币安置的，每户按人均85平方米房屋面积，每平方米17250元的标准给予货币补偿；4.《关于东岸村安置区范围内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证明征收实施单位将征收时间明确为“从即日起至2016年8月15日止”；5.《东岸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纪要》（第12期），证明被告等有关部门同意给予在2017年2月24日之前签署协议或拆除房屋并申请困难补助的东岸村原籍村民的婴幼儿（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2月24日期间出生）每人15万元的生活补助；6.（2017）琼行终76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已确认被告作出185号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7.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12月22日的庭审笔录（第16页节选），证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曾明确指出三亚市政府和吉阳区政府应妥善解决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2月24日期间出生的婴幼儿安置补偿问题；8.《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天涯区海坡村委会西瓜村、芒果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天府〔2017〕254号）；9.《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罗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修订稿）的通知》（吉阳府〔2017〕285号）；10.《三亚市天涯区抱坡新城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天府〔2017〕364号）；证据8-10证明三亚市其他棚改项目制定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时，均明确规定自方案批准之日起10个月内出生的婴幼儿为安置补偿对象，按原籍村民的标准给予征收补偿；11.《出生医学证明》，证明原告出生日期；12.《海南省生育服务证》，证明原告合法出生；13.户籍资料，证明原告及父母亲户籍均在东岸村委会，位于185号征收决定征收范围内；14.身份证，证明原告父母的身份情况；15.《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证明原告不是被告与原告法定代理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中的当事人，该协议关于个人补偿款（人头份额）的内容与原告无关；16.《三亚市人民政府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三府不赔字〔2018〕8号），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后，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但其理由明显不成立。被告三亚市政府辩称：一、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2016年8月26日，原告法定代理人签订了《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及户籍人口调查分户审核表》，该表确认原告无安置补偿资格，原告由此已知道了政府不予补偿的行政行为，其于2018年10月起诉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二、185号征收决定违法与原告的安置补偿问题没有因果关系，原告所主张的因征收决定违法而导致的行政赔偿不应得到支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行终762号行政判决确认185号征收决定违法，是因为被告作出185号征收决定的程序存在瑕疵。2017年年初，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三亚市吉阳区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以下简称东岸棚改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等事项后，原程序瑕疵已得到弥补。此外，185号征收决定违法与否，不影响被征收人安置补偿的实体权利，与原告主张的安置赔偿不存在因果关系。东岸村原籍村民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是按《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执行的，185号征收决定违法不影响该补充方案的效力，故原告的赔偿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三、原告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依法不应享有安置补偿的权利。（一）各棚改项目的征收情况、征收区域、征收时间不同，应根据各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征收安置补偿方案，不能以某个棚改项目的征收安置补偿方案标准适用于所有棚改项目。本案涉及的东岸棚改项目与海坡村棚改项目、海罗村棚改项目、抱坡新城棚改项目的征收情况、征收区域及征收时间均不相同，原告主张适用前述棚改项目补偿安置方案于法无据。（二）原告混淆村民资格与征收安置补偿对象的概念，被告并不否定在征收安置补偿方案认定的时间节点后出生的婴儿具有本村村民资格，但在《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规定的时间节点后出生的婴儿，因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而不享有安置补偿资格。另外，原告也混淆了民事权利与征收安置补偿资格的概念，享有民事权利并不代表享有征收安置补偿资格，必须符合安置补偿条件才有征收安置补偿资格。（三）具体补偿标准和补偿安置对象的确定，依据的是三府办〔2015〕270号《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亚市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270号《印发东岸补偿安置方案通知》）和《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而《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自本方案批准发布之日止”，符合条件的人员才可认定为安置对象，也即只有在该补充方案2016年4月11日发布前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才能具有安置补偿资格。本案原告出生于该时间节点之后，故不享有安置补偿的权利。四、原告法定代理人已与征收实施单位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被告也已向原告法定代理人依法支付了房屋征收补偿款及原告的15万元生活补助款，原告要求被告再行赔偿于法无据。如原告对补偿协议存在异议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予以解决。五、原告违背“禁止重复起诉”原则。原告于2017年1月就以被告征收违法为由要求进行补偿，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已作出生效判决不支持其请求。现原告又以同一被告行为违法为由要求补偿，显然与前诉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相同，已经构成了重复起诉。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三亚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85号征收决定；2.78号《印发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通知》；证据1、2证明被告依法发布东岸棚改项目征收决定和《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并在《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第一条规定，在该方案批准发布之日即2016年4月11日之前出生的婴儿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原告出生于上述时限之后，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3.16名赔偿请求人名单及法定代理人身份信息；4.《国家建设征地拆迁补偿表》；5.《申请书》；证据3-5证明原告代理人认可了东岸村的棚改规定，确定原告不能享受安置，并向东岸棚改办申请新生儿补助；6.（2017）琼行终115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对房屋征收安置补偿不服，曾向法院起诉过被告，法院未支持其补偿请求；7.《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及户籍人口调查分户审核表》；8.原告法定代理人的户籍材料、身份证及结婚证；9.《国家建设征收拆迁补偿表》《附着物补偿登记表》《国家建设征地拆迁补偿统计表》；10.《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村民签约意向书》；11.《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符合安置条件人员补偿情况公示》；12.《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3.原告法定代理人的银行卡和银行转账记录。证据7-13证明被告与原告法定代理人已按照安置补偿方案的补偿标准达成了补偿协议，并支付了征收安置补偿款。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对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一）对原告刘某1证据的质证意见被告对原告证据1-5无异议。对证据6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判决只是认定被告作出185号征收决定的程序存在瑕疵，实际维持了征收决定的适用；该程序瑕疵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土地征收方案后已经消除；确认征收决定违法并不影响被征收人依法享有安置补偿的实体权利。对证据7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原告之前曾因要求安置补偿提起过诉讼，后被法院判决驳回了其赔偿请求。对证据8-10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三个补偿方案与本案所涉的棚改项目无关，不适用于本案。对证据11-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1显示原告出生在《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规定的给予补偿的时间范围之外，不应享有安置补偿资格。对证据15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好证明原告家属也清楚原告无安置补偿资格的事实，同时可以证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对证据16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二）对被告三亚市政府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对被告证据1、2的合法性及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没有依法发布，185号征收决定违法才导致《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的违法发布，从而侵犯原告的财产权益，被告应赔偿原告的损失。对证据3-5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原告父母同意棚改方案的规定，反而证明因原告父母对被告的征收决定及方案有异议，多次投诉信访，被告才开会讨论给予原告15万元的补助，由此论证了被告应就其违法行为给予原告赔偿。对证据6的关联性和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案是起诉要求被告按原籍村民的标准给予原告补偿，而本案是基于被告的违法行为请求国家赔偿，故该行政判决与本案无关，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对证据7-13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的行政相对人和合同当事人均不是原告，而是原告的父母及其他家属，由此可证明被告未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8-10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其余证据来源合法，形式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征收安置补偿行为违法；被告证据来源合法，形式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据不足。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30日，三亚市政府作出185号征收决定，决定：征收东岸棚改项目范围内（东至海螺路，南至迎宾大道，西至凤凰路，北至荔枝沟路）的国有土地上的所有房屋，改造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940亩，需征收房屋面积约130万平方米；上述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征收主体为三亚市政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吉阳区政府；征收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至2016年3月30日；房屋征收部门应按照该决定及270号《印发东岸补偿安置方案通知》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三亚市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和有关规定作出补偿决定。同日，三亚市政府办公室向吉阳区政府及市各相关单位印发了《三亚市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布了东岸棚改项目征收安置对象的认定条件及补偿标准。2016年4月11日，三亚市政府向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及市政府各有关单位印发《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该方案第一条规定，至该方案批准发布之日止，符合方案规定条件的人员，可认定为安置对象，其中包括具备原东岸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外嫁女”及随其生活的未成子女。同时，该方案对安置对象的认定条件、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及安置标准等事项进一步作出了明确规定。2016年6月24日，吉阳区政府作出《东岸拆迁补偿公告》，告知凡符合东岸棚改项目1-5类安置对象认定条件的，在遵照185号征收决定、270号《印发东岸补偿安置方案通知》及78号《印发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通知》三份文件规定的前提下，可分阶段享受补偿待遇。其中，在2016年6月23日至9月30日期间，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自愿选择货币安置的，每户按人均85平方米房屋面积、每平方米17250元的标准给予货币补偿。2016年7月30日，吉阳区政府作出《关于东岸村安置区范围内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告知：东岸村安置区项目的征收时间从即日起至2016年8月15日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安置原则、具体补偿安置标准及奖励补助按照270号《印发东岸补偿安置方案通知》及78号《印发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通知》执行。此后，吉阳区政府指派三亚市吉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刘某1的父亲刘某2位于东岸棚改项目用地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进行了清点、丈量和登记，并先后制作《附着物补偿登记表》《国家建设征地拆迁补偿统计表》和《国家建设征收拆迁补偿表》等补偿统计资料，明确了刘某2户被征收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的规格、数量、补偿类别、补偿单价、补偿金额及搬迁补助和奖励费，并载明该户的安置人口数为3人、人均安置房屋面积为85平方米，安置房屋总面积为255平方米。刘某2对前述补偿统计资料所登记的信息内容均签名捺印予以认可。2016年8月26日，刘某2签订了《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村民签约意向书》，选择了货币补偿方式。该意向书记载其户内家庭成员有刘某2及其妻苏觉、其子刘梓硕及其女刘某1。征收实施部门经审核后，在刘某2户的《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及户籍人员调查分户审核表》上注明刘某1不能享受安置。2016年9月6日，刘某2作为乙方与甲方吉阳区政府下属三亚市吉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为635.62平方米，乙方自愿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进行征收补偿安置；乙方户籍人口3人，分别为刘某1的父亲刘某2、母亲苏觉及哥哥刘梓硕，按人均安置房屋面积85平方米，每平方米17250元的标准计，安置房屋面积为255平方米，补偿金额为4398750元；乙方现有居住房屋面积扣除其安置房屋面积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剩余房屋面积的补偿金额为1082979.6元（含装修、附着物及青苗补偿价值）；甲方支付给乙方每户3000元的一次性搬迁补助；前述款项合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总金额5484729.6元。2016年9月，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的《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符合安置条件人员补偿情况公示》中，刘某2户内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依旧只有刘某2、刘梓硕及苏觉3人。随后，吉阳区政府依约向刘某2支付了全部补偿金额5484729.6元及搬迁奖励费80000元。2017年1月，刘某1等4名在2016年4月11日之后十个月内出生的东岸村原籍村民的子女，因三亚市政府未对其按照原籍村民的身份进行安置补偿，分别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三亚市政府、吉阳区政府因东岸棚改项目征收而未对其进行安置补偿的行为违法；责令三亚市政府对其按照东岸村原籍村民的身份进行安置补偿。本院经审理，于2017年7月分别裁定驳回了刘某1等4人对吉阳区政府的起诉，同时另外作出行政判决，分别驳回了刘某1等4人的诉讼请求。刘某1等4人不服上诉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二审行政判决，维持了四案的一审判决。期间，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1日另对上诉人王金梅等15人与被上诉人三亚市政府、原审第三人吉阳区政府、东岸村委会房屋行政征收一案作出（2017）琼行终762号行政判决，认为三亚市政府作出185号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部分依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撤销该行政行为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依法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据此，判决维持了本院确认三亚市政府作出185号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的一审判决。2018年3月30日，刘某1向三亚市政府提起国家赔偿申请，请求三亚市政府向其支付赔偿款1466250元。三亚市政府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三府不赔字〔2018〕8号《三亚市人民政府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刘某1的行政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另查明，刘某1的父亲刘某2系东岸村委会丹州六组的原籍村民，刘某1于2016年8月2日出生，于2016年8月18日随同父亲刘某2落户在祖母吉关妹的户内。2017年2月18日，东岸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召开会议研究，同意给予在2017年2月24日之前签署协议或拆除房屋并申请困难补助的东岸村原籍村民的婴幼儿（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2月24日期间出生）每人15万元的生活补助。后经刘某1的父亲刘某2代其提交补助申请，吉阳区政府随后向刘某1支付了15万元生活补助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刘某1提起本案赔偿诉讼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原告刘某1提起本案赔偿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三、原告刘某1的赔偿请求依据是否充分。关于原告刘某1提起本案赔偿诉讼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刘某1是一个出生于2016年8月2日的幼儿，其法定代理人刘某2在2016年9月6日与三亚市政府征收实施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时，应当已经知道三亚市政府不同意认定原告为东岸棚改项目的征收安置对象的事实，故原告认为三亚市政府的安置补偿行为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应至2018年9月6日届满。现原告于2018年3月30日向三亚市政府提起国家赔偿申请，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两年赔偿请求时效。其在三亚市政府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后，于2018年9月26日提起本案赔偿诉讼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三个月起诉期限。被告三亚市政府主张原告提起本案赔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刘某1提起本案赔偿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本案中，被告三亚市政府主张原告提起本案赔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经查，原告在提起本案赔偿诉讼之前，虽然曾于2017年1月就三亚市政府未对其进行安置补偿的行为提起过行政诉讼，但其在该案中起诉的被告有两个，即三亚市政府和吉阳区政府，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因东岸棚改项目征收而未对其进行安置补偿的行为违法；责令两被告对其按照东岸村原籍村民的身份进行安置补偿。由此可见，后诉与前诉，一个是行政赔偿之诉，一个是确认违法之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及诉讼请求均不相同，故原告提起本案赔偿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被告三亚市政府前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刘某1的赔偿请求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原告以被告三亚市政府征收行为违法为由，要求三亚市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但经本院查明，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据不足。理由如下：首先，虽然本院和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行政判决已确认三亚市政府作出185号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但并未撤销185号征收决定，而是保留了该征收决定的效力，故原告关于185号征收决定违法导致《东岸补偿安置补充方案》的违法发布，从而侵犯其财产权益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原告在提起本案赔偿诉讼之前，曾另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三亚市政府和吉阳区政府未对其进行安置补偿的行为违法，并责令两被告对其按照东岸村原籍村民的身份进行安置补偿。但该案经本院和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已作出生效行政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在该案判决书中已详细阐述，本案中不再赘述。由此可见，三亚市政府未对原告按照东岸村原籍村民的身份进行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并未被确认违法，原告在本案中以三亚市政府征收行为违法为由，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缺乏前提依据。最后，原告在其父亲刘某2作为被征收人与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且已领取全部补偿款后，另外已向吉阳区政府提交补助申请，并领取了15万元生活补助款。现其又反悔以三亚市政府的征收行为违法为由提出赔偿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刘某1的赔偿请求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1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冲冲审 判 员 王 娜审 判 员 吉 红 二Ο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利书 记 员 麦名慧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