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11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宪达，男，196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镔，广东金信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淑雅，广东金信方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加文，男，197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颖欣，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宪达因与被上诉人杨加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3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曾宪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杨加文向曾宪达返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标准自曾宪达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加文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曾宪达向杨加文提供借款后，借款介绍人代为追收借款不改变案涉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为“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案涉借款金额不大，曾宪达以当面沟通的方式确定借款安排和追收借款，合理合法。曾宪达通过周某秀认识杨加文后，曾在佛山和珠海两地与杨加文商议借款安排，包括2018年4月14日在周某秀管理的“龚庭鼻炎馆”进行沟通，最终各方就已提供的借款达成共识：借款本金为50000元，借期1个月，月息2%。其后，曾宪达多次向杨加文追收借款，包括在2018年4月28日和6月9日到珠海当面向杨加文追收借款。（二）曾宪达在借款前后均要求杨加文出具收据，但杨加文以金额小、借期短等理由予以推诿，其后更拒绝出具。杨加文未提供其它书面证据如合伙协议、收款收据以证明案涉借款为“投资款”。二、案涉微信群的聊天记录仅为各方临时意思表示，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聊天记录的发表人并未出庭作证，故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微信群中的“周某秀”并不在微信群中，“周某秀”头像对应的账户信息无法确认，一审法院仅凭推断就认定该头像为案外人周某秀，缺乏直接证据。案外人周某秀没有参加庭审，其在微信群中的表述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微信聊天记录由杨加文提供，不排除其删减部分记录，使一审法院对聊天记录的背景产生误解。根据后续的聊天记录可以判断，“周某秀”陈述的“投资款”实为“借款”。（三）微信聊天记录非书面合同文件，不代表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微信作为即时通信工具，主要为了便捷传递信息，使用人发言时基于通话的私密性，未必会充分和仔细考虑相关的法律后果，遣词造句可能存在歧义。在案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因案涉借款资金由“周某秀”介绍取得，且杨加文对“周某秀”承诺介绍借款和工作内容可获得分红，故“周某秀”表述借款为“投资款”。事实上，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亦会称借款为“投资款”,并按照投资的项目收益获得分红。（四）周某秀作为介绍借款人，后期也协助曾宪达追收借款，其多重身份致使其表述意思模糊，一审法院仅凭其中的片言只语就推定案涉款项为“投资款”，显失公平。“周某秀”协助曾宪达追收欠款时，偶尔以出借人的身份说话，不应视为其自行追收“投资款”。一审法院因错误采纳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进而错误理解微信聊天记录，将曾宪达卷入杨加文与周某秀的劳动纠纷之中。三、周某秀系杨加文聘用的店长，杨加文无书面证据证明双方的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推定案涉资金为“投资款”缺乏事实依据。杨加文一审否认周某秀的店长身份，却称由周某秀负责店内日常事务，可见杨加文仅确认对其有利的事实。但根据杨加文提供的证据可知，其每月向周某秀发放工资且周某秀不时向其报告工作，可见双方存在管理关系。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提成”仅指员工的业务提成，而非合伙分红。此外，根据周某秀提供的信息，杨加文并未就其经营项目申领营业执照，亦未签订合伙协议以及就案涉款项开具收据，根本不具备经营的条件，故其主张的“合伙”并不存在。杨加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案涉款项实际上是周某秀的投资款，用于其与杨加文投资合伙经营“龚庭鼻炎馆”。周某秀取得合伙分红10000元，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合伙的事实；2.周某秀与杨加文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能够全面客观反映本案事实；3.曾宪达主张本案款项是借款，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相反，杨加文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款项是合伙资金，故曾宪达应当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曾宪达的全部诉讼请求。曾宪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加文立即向曾宪达返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标准自曾宪达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加文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宪达、杨加文均与案外人周某秀认识，且杨加文与周某秀、邓某胜、符某红均是名为“合作共赢”的微信群成员。曾宪达于2018年4月13日13时46分19秒，通过手机银行从建设银行账号向杨加文的建设银行账号转账5万元。同日13时51分，周某秀在微信群里向杨加文发送信息：杨总，投资资金5万元已打到您的卡上，请查收。在微信里，周某秀、杨加文频繁互动，从聊天记录内容可以反映，各微信群成员对在珠海市合作经营“龚庭鼻炎馆”的事务进行沟通和分工，聊天持续到2018年6月16日，周某秀提出退出并要求杨加文返还其投资50000元扣掉分红10000元后的40000元。在索要退回投资金额的过程中，周某秀将上述曾宪达手机银行的转账信息用微信照片形式发送给杨加文。以上事实，有曾宪达提供的手机银行转账截图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杨加文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杨加文的当庭陈述予以佐证。此外，结合周某秀在微信里被称呼为“周老师”、“秀秀”，以及在周某秀为鼻炎馆招聘信息所留的联系电话号与其微信号的电话号码一致等内容分析，一审法院确认杨加文提供的微信聊天对象是周某秀本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曾宪达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杨加文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杨加文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杨加文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曾宪达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合杨加文抗辩意见及其提交的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基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杨加文抗辩事实成立，曾宪达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曾宪达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杨加文偿还借款本息，其应当对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对于5万元款项，双方事后未签署书面的借款合同，交付后收款人没有出具收款单据，没有催款记录，不符合常理。曾宪达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俩人之间曾就借款的金额、还款期限、还款方式及利息等达成过合意。现曾宪达坚持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杨加文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其举证不能，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驳回曾宪达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即525元，由曾宪达自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曾宪达主张其向杨加文出借50000元，要求杨加文偿还本息，杨加文则抗辩称该款项是案外人周某秀的投资款，其与曾宪达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经审查，本院采信杨加文的主张，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曾宪达二审所述，其通过周某秀认识杨加文，曾宪达与杨加文在转账前仅见过一面，见面时亦未谈及借款，可见双方在转账前并不相熟。其次，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知，曾宪达向杨加文转账案涉50000元数分钟后，周某秀即通过微信提醒杨加文查收50000元投资资金。随后，周某秀在索回投资资金时亦将曾宪达转账上述款项的手机短信通过微信发给杨加文。根据上述事实，结合曾宪达关于转款过程的陈述，本院认为杨加文关于案涉款项为投资款的抗辩合理。反观曾宪达，其确认转账前双方并未就借款事宜进行协商，转账后其亦未要求杨加文出具借条或收据，即曾宪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杨加文就案涉50000元达成借款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因曾宪达在杨加文提出合理抗辩后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曾宪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杨加文、曾宪达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并驳回曾宪达全部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曾宪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曾宪达已预交），由上诉人曾宪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维审判员 梁绮云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陈秀霞书记员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