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民终14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母光利，男，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危晓敏，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鸿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梅安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璞，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母光利、广州市鸿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洲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初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母光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鸿洲公司向母光利偿还借款本金3606万元，并按月息5%支付2012年7月8日至2014年8月25日止的利息18961172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鸿洲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鸿洲公司已代母光利支付了19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1.根据母光利提交的在广州市海珠区工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母光利与梅某田并未发生股权转让事宜，仅是鸿洲公司股东金某平、陈某将其所持有股权转让给母光利，且发生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上述股权转让发生的时间、金额、交易对象均与鸿洲公司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不符。2.根据鸿洲公司提供的2012年7月31日填写的记账凭证，注明返还母光利借款1902.30万元以及收到梅某田投资款750万元和借款1150万元，但鸿洲公司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母光利应于2012年1月28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这一时间点与约定支付时间相差六个月，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3.即使《股份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也仅是母光利与梅某田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是否实际履行以及给付金额与鸿洲公司无关，鸿洲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母光利同意将相关款项进行抵扣。（二）一审酌定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在一审庭审中，鸿洲公司认可向母光利借款的事实，并明确借款利息为月息5%，母光利提供的借款证据都注明月息5%，鸿洲公司对此并无异议，故本案应认定借款利息为月息5%。即使约定的利息过高，一审酌定的年利率6%也过低。鸿洲公司针对母光利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认定梅某田转让5%的股权给母光利，并通过鸿洲公司内部划转1900万元作为母光利支付给梅某田的股权转让款，证据充分，应当予以维持。鸿洲公司一审期间提交了母光利与梅某田于2012年1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母光利二审期间对该协议提出异议，但其在一审期间已确认该协议的真实性。母光利在二审提及的广州市工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梅某田、何某、刘某等已出庭否认该合同的签名和股权转让的真实性。骆某作为该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代办人员，出庭作证证明《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的签名除了王某以外，其余均不是股东签名，母光利在一审期间没有对骆某的证人证言提出否定意见。母光利持有鸿洲公司股权的变动过程以及其再行质押的行为，体现了鸿洲公司内部划转1900万元代母光利支付梅某田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符合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二）案涉3606万元借款没有借贷合同，不是一笔款项借入，而是跨越一年多时间由十多笔借贷构成。鸿洲公司从未确认与母光利约定月利率5%，也不等于十余笔借贷关系的利率均一致。一审判决在双方利率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认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是正确的，但鸿洲公司已将借款本金及利息全部支付完毕，一审判决未予认定错误。鸿洲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母光利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受理费由母光利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借贷事实除涉及合同法之外，还密切涉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股东之间的投资关系、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案不仅应适用合同法，还应适用公司法。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母光利指派公司会计等行为，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属于滥用股东权利，因此本案作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借贷，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案情，应在证据等方面对该股东作不利的认定。一审期间，鸿洲公司申请了众多证人出庭作证，经过交叉询问，内容一致，并且有书证等予以印证，上述证言依法应予采信。一审核心证据是钟某均制作的记账凭证，钟某均是母光利指派的会计，且划转款项有银行汇款凭证予以印证，因此相关记账凭证依法应予采信。一审判决在证据规则、查明事实的思维方法和逻辑以及维护交易安全等方面，存在裁判错误。（二）一审否认股东实际增加出资，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母光利与陈某之间有协议约定，为其代付第三期及以后的投资款，涉及母光利的借款本息债权转为代陈某支付270万元和30万元两笔款项，依法应予认定。（三）鸿洲公司支付给筠连县浙商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大酒店）的500万元款项系母光利的借款。2013年8月，由于会计钟某均所记的鸿洲公司与母光利的账目显示鸿洲公司已经还清了母光利全部借款本息，而此时母光利仍然需要资金，因此鸿洲公司以借款形式付款给母光利。办理借款转账时，母光利提供了其当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浙商大酒店的账户给钟某均，然后再由梅某将500万元款项转至该账户。梅某在2013年8月22日办理转账时，还特别在附言中填写了“借款给母光利”，用途也注明为“借给母光利”。梅某和钟某均在一审出庭作证时也予以证实。（四）因母光利受让王某股权，鸿洲公司代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13年8月12日、20日分别支付200万元和275万元给王某，作为股权转让款。因王某未能出庭作证，一审对此未予认定。鸿洲公司再次申请法庭通知王某出庭作证，以查明该项事实。鸿洲公司还于2011年8月8日、24日分别偿还了利息10万元。朱某等案外人代母光利收取了部分款项，母光利指派的会计钟某均记作鸿洲公司对母光利的付款，对此母光利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依法应按照记账作为案件事实予以认定。（五）自2011年至2013年鸿洲公司对母光利作了数十笔还款付息记账，母光利实际控制了公司财务管理，其至2016年才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母光利针对鸿洲公司的上诉答辩称，鸿洲公司在一审时确认向母光利借款的事实，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依法应承担支付借款及利息的法律责任。鸿洲公司所称钟某均系母光利的私人会计不属实，钟某均属于鸿洲公司的职员。鸿洲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母光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鸿洲公司立即归还母光利借款3606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7月8日至2014年8月25日止约定利息25238172元（上述款项本息合计61298172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鸿洲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30日，案外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向鸿洲公司转账支付600万元，鸿洲公司出具收据注明“今收到母光利借款6000000元正”。2011年8月8日，鸿洲公司出具两张收据，分别注明“今收到母光利借款1900000元正”和“今收到母光利借款100000元正”。2011年8月24日，鸿洲公司出具两张收据，分别注明“今收到母光利借款1900000元正”和“今收到母光利借款100000元正”。2011年12月12日，鸿洲公司出具收据注明“今收到母光利借款260000元正”。2012年4月15日，鸿洲公司制作支付证明单注明“收母光利借款2500000元”。2012年5月2日，案外人筠连县新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田公司）向鸿洲公司转账支付500万元。新田公司出具《借款证明》称，按母光利要求于2012年5月2日将500万元转入鸿洲公司账户。同日，鸿洲公司出具收据注明“今收到母光利借款5000000元正”。2012年5月11日，母光利向鸿洲公司转账支付43万元。鸿洲公司出具两张收据，分别注明“今收到母光利借款570000元正”和“今收到母光利借款430000元正”。2012年5月12日，鸿洲公司出具两张收据，分别注明“今收到母光利借款1000000元正”和“今收到母光利借款1000000元正”。2012年5月21日，鸿洲公司出具收据注明“今收到母光利借款2000000元正”。2012年5月31日，案外人付某向鸿洲公司转账支付150万元。付某出具《借款证明》称，按母光利要求于2012年5月31日将150万元转入鸿洲公司账户。2012年8月17日，案外人张某向鸿洲公司出纳梅某转账支付200万元。张某出具《借款证明》称，按母光利要求于2012年8月17日将200万元转入鸿洲公司出纳梅某账户。同日，鸿洲公司出具收据注明“今收到母光利借款2000000元正”。2012年9月29日，鸿洲公司制作支付证明单注明“收何某借款（母总50万、何总20万）700000元”。2013年2月5日，母光利向鸿洲公司出纳梅某转账支付150万元。鸿洲公司出具收据注明“今收到母光利借款1500000元正”。鸿洲公司于2013年3月4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分四次转账共计20万元、2013年5月15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20万元、2013年6月13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分四次转账共计20万元、2013年6月14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47.7万元、2013年6月20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分两次向母光利转账共计30万元、2013年7月1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60万元、2013年7月23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100万元、2013年7月25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20万元、2013年8月15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50万元、2011年6月1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30万元、2011年6月30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30万元、2014年2月25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40万元、2013年11月15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80万元（鸿洲公司称母光利已还其中50万元）、2013年11月27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50万元、2014年3月14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30万元、2014年7月21日通过其出纳梅某的账户向母光利转账10万元。2014年12月25日鸿洲公司向母光利转账6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鸿洲公司称母光利已还其中320万元）。2012年1月28日，母光利（乙方）与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梅安田（甲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鉴于甲方系广州市鸿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甲方占广州市鸿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16%的股权。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同意将其在广州市鸿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5%的股权以人民币1900万元转让给乙方（其中含750万元投资款）。2、乙方同意受让甲方上述股权。3、乙方上述股权转让款在2012年1月28日前支付甲方。4、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于/年/月/日前配合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5、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鸿洲公司会计钟某均于2012年7月31日填写记账凭证，注明返还母光利借款1902.3万元，以及收到梅某田投资款750万元和梅某田借款1150万元。鸿洲公司2016年5月28日股东会决议记载，2010年5月份前至2015年4月底会计钟某均由母光利、母某均、刘某指派，出纳梅某由梅某田指派。母光利在上述股东会决议签名。一审庭审中，母光利主张向鸿洲公司出借款项3606万元，其中2011年5月30日出借600万元，2011年8月8日出借200万元，2011年8月24日出借200万元，2011年12月12日出借26万元，2012年4月15日出借250万元，2012年5月2日出借500万元，2012年5月11日出借100万元，2012年5月12日出借200万元，2012年5月21日出借200万元，2012年5月29日出借580万元，2012年5月31日出借150万元，2012年8月17日出借200万元，2012年9月29日出借50万元，2012年11月30日出借200万元，2013年2月5日出借150万元；母光利收到鸿洲公司还款677.7万元，但该款项是鸿洲公司按月利率5%支付的部分利息。鸿洲公司确认向母光利借款3606万元，但鸿洲公司称其向母光利借款实际金额为3946万元，并已向母光利返还借款本金3946万元、支付借款利息6424760元、另借给母光利690万元；鸿洲公司与母光利有口头约定利息，但不清楚是否每月5%。证人钟某均称，梅某田有转让股权给母光利，股权转让比例和转让价款都是母光利告诉钟某均的，钟某均通过内部划账的方式履行母光利与梅某田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记账依据是，内部划账由股东本人告诉钟某均。梅某田到庭陈述，母光利已通过内部划转的方式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母光利提交盖有鸿洲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母光利投入、借入资金广州市鸿洲国际轻纺城置业有限公司明细表》和《收据》复印件等证据向法院起诉，要求鸿洲公司归还借款3606万元，母光利的证据形成证据链，而鸿洲公司亦确认向母光利借款3606万元，但鸿洲公司认为母光利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故鸿洲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明显不成立。同时，鸿洲公司认为其已通过各种方式清偿上述借款，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鸿洲公司是否已向母光利清偿完毕3606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本案事实，鸿洲公司主张已经向母光利清偿完毕借款本息，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关于鸿洲公司的还款情况：（1）鸿洲公司主张于2011年12月31日偿还借款本金258万元、2012年1月10日偿还借款本金908万元、2012年7月31日偿还借款本金2.3万元、2012年7月30日偿还借款利息30万元、2012年1月31日偿还借款利息96.7万元，母光利予以否认，而鸿洲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支付证明单等证据均没有母光利签名确认，高某等证人与鸿洲公司均存在利害关系，鸿洲公司主张与母光利之间存在由母光利电话确认付款的所谓交易习惯，既不符合商业惯例，也不符合会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鸿洲公司既未对其主张的增加投资款作工商登记，也未提供其增加投资款的股东会决议以及母光利同意用借款充抵投资款或替其他股东垫付投资款的证据，案外人陈某、母某均也未出庭确认鸿洲公司的主张，故鸿洲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向母光利偿还上述款项，对此主张不予采纳。（2）鸿洲公司主张于2012年5月30日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2013年3月28日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2013年4月22日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2013年5月24日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2013年7月19日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2013年7月31日偿还借款利息50万元、2013年8月2日偿还借款利息349460元、2013年8月11日偿还借款利息8300元、2013年8月11日偿还借款利息5万元、2013年8月22日向母光利出借500万元、2014年6月23日向母光利出借30万元，但上述款项均是汇入案外人账户，母光利对此不予确认，而鸿洲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是母光利要求鸿洲公司将款项汇至案外人账户，故对该主张不予采纳。（3）鸿洲公司主张于2011年8月9日偿还利息10万元、2011年8月24日偿还利息10万元，母光利对此不予确认，鸿洲公司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支持鸿洲公司的上述主张。（4）鸿洲公司主张于2013年8月12日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2013年8月20日偿还借款利息275万元，偿还方式是替母光利向案外人王某支付股权转让款，母光利对此不予确认，且鸿洲公司提供的证据本身并不足以证实母光利同意由鸿洲公司代其向王某支付款项，王某亦未出庭确认鸿洲公司的主张，故对鸿洲公司的该主张亦不予采纳。（5）鸿洲公司主张于2013年3月4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2013年5月15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2013年6月13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2013年6月14日偿还借款本金47.7万元、2013年6月20日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2013年7月1日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2013年7月23日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2013年7月25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2013年8月15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上述款项均转至母光利名下账户，认定上述款项用于偿还案涉借款。（6）鸿洲公司主张于2011年6月1日偿还借款利息30万元、2011年6月30日偿还借款利息30万元、2013年8月15日偿还借款利息30万元、2014年2月25日偿还借款利息40万元，上述款项也是转至母光利名下账户，亦认定上述款项用于偿还案涉借款。（7）鸿洲公司主张于2013年11月15日向母光利出借30万元，2013年11月27日向母光利出借50万元、2014年3月14日向母光利出借30万元、2014年7月21日向母光利出借10万元、2014年12月25日向母光利出借40万元，母光利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是用于归还案涉借款的利息，由于鸿洲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上述款项是出借给母光利的款项，故上述款项依法应认定为用于偿还案涉借款。（8）鸿洲公司主张于2012年7月31日偿还借款本金1900万元，该款项由内部划转的形式由鸿洲公司代母光利支付给梅某田，作为母光利支付给梅某田的股权转让款。虽然母光利对此予以否认，但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母光利与梅某田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明确以1900万元受让梅某田5%的股权，该协议对母光利具有约束力。第二，钟某均于2012年7月31日填写记账凭证，注明返还母光利借款1902.3万元，以及收到梅某田投资款750万元和梅安田借款1150万元。第三，钟某均出庭作证称，通过内部划账的方式履行母光利与梅某田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梅某田亦到庭陈述，母光利已通过内部划转的方式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第四，有母光利签名确认的股东会决议记载，2010年5月份前至2015年4月底会计钟某均由母光利、母某均、刘某指派。据此，鸿洲公司提供的证据形成证据链，能够证实鸿洲公司的上述主张，故认定上述1900万元用于偿还案涉借款。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鸿洲公司已还款2527.7万元，鸿洲公司尚未清偿完毕尚欠母光利的借款本息。在此前提下，母光利主张案涉借款按月利率5%计算利息，鸿洲公司确认与母光利口头约定利息，但不确认月利率为5%，而母光利提供的证据以及鸿洲公司的还款情况均不足以证实双方约定案涉借款的月利率为5%，而母光利本案只要求鸿洲公司支付自2012年7月8日至2014年8月25日的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酌情按年利率6%计算鸿洲公司应支付自2012年7月8日至2014年8月25日利息总额为2180800元。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抵充本金或利息的顺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依法应先清偿利息，剩余部分再清偿本金。经计算，鸿洲公司尚欠母光利的借款本金为12963800元。需要说明的是，母光利、鸿洲公司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的证据，因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且与本案民间借贷的事实无关，不予采纳。因鸿洲公司已通知梅某出庭作证，故鸿洲公司申请法院调查梅某账户的交易明细及转账交易回单，不属于鸿洲公司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不予准许。鸿洲公司申请法院调查案外人朱某、何某、林永某、张某、徐某、冯某、宋某、刘某的身份证号、住址、联系电话等身份信息，不能证实与本案民间借贷的事实有关，亦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鸿洲公司向母光利偿还借款本金12963800元；（二）驳回母光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8291元，由鸿洲公司负担73659元，母光利负担27463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鸿洲公司负担1798元，原告母光利负担3202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鸿洲公司提供以下材料作为新证据：1.2008年1月28日、2010年7月25日、2011年3月8日以及2014年8月25日签署的鸿洲公司章程和鸿洲公司董事、监事和经理情况，拟证明公司财务负责人应当由经理提请聘任或者解聘，执行董事聘任或者解聘，这项权利不属于股东会或者股东。2.鸿洲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拟证明鸿洲公司设立时母光利的股权为4.8%。3.《股份转让协议书》，拟证明陈某转让2%的股权给母光利。4.《借款投资协议》，拟证明母光利借款给陈某，代陈某增加投资。5.浙商大酒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2013年8月22日母光利向鸿洲公司借款时，其系浙商大酒店的法定代表人。6.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拟证明浙商大酒店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已无债务履行能力。母光利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钟某均系鸿洲公司的员工，并非母光利个人指派；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根据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资料显示，陈某股权的受让人为何某、金某，与母光利没有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2、5的真实性母光利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4、6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根据上述新证据，本院查明：根据鸿洲公司章程，该公司财务负责人由经理提请出任或者解聘。另查明，2013年8月22日，梅某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至浙商大酒店，该款项的《支付业务回单（付款）》附言“借给母光利”，与此对应的《借款单》《支付证明单》等凭证没有母光利的签名。浙商大酒店的企业信用信息显示，浙商大酒店于2011年9月11日成立，其法定代表人为母光利，此后于2013年9月6日变更为母强。二审期间，根据鸿洲公司的申请，证人陈某到庭陈述证言：其向母光利借款300万，并与母光利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母光利未对陈某的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根据母光利的申请，证人雷某到庭陈述证言：因工作性质原因，其了解到鸿洲公司的一些情况，具体如下：鸿洲公司向母光利、何某等人借款，金额达到1.5亿元左右，其中欠母光利的款项截至2015年9月达到4000多万元。鸿洲公司向母光利、何某等人借款要支付利息，约定月息5分，鸿洲公司有向何某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利息是以服务费的名目支付，但鸿洲公司一直未向母光利支付借款本金和利息，仅以应收款项的方式记录。截至雷某离职，鸿洲公司仍未向母光利支付过任何费用。对于雷某的证言，鸿洲公司认为：雷某是母光利滥用股东权利超越公司人事管理制度单方面指派的会计，根据鸿洲公司提交的录音，雷某当庭作伪证。因此，雷某的证人证言诚信度存在严重的问题，不可轻易采信。雷某关于利息的陈述因其称本人不在现场，也没有其它证据印证，是看了钟某均制作的凭证推算出案涉借款月利率5%。由于母光利对钟某均制作的利息支付凭证予以否认，一审法院也没采纳，如果否认钟某均的记账凭证的真实性，那就不能以钟某均记账凭证倒推利率。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母光利、鸿洲公司的上诉请求以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鸿洲公司是否应向母光利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案涉借款利息标准的确定；母光利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母光利主张鸿洲公司拖欠借款3606万元未予偿还，鸿洲公司则辩称已全部清偿，为此提交了该公司内部记账凭证、银行转账凭证、证人证言以及相关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鸿洲公司的主张，其偿还案涉借款涉及多种情形，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第一，鸿洲公司主张的支付至母光利名下账户的款项，即2013年3月4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2013年5月15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2013年6月13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2013年6月14日偿还借款本金47.7万元、2013年6月20日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2013年7月1日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2013年7月23日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2013年7月25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2013年8月15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以及母光利确认收到的款项，即鸿洲公司主张的其于2011年6月1日偿还的借款利息30万元、2011年6月30日偿还的借款利息30万元、2013年8月15日偿还的借款利息30万元、2014年2月25日偿还的借款利息40万元，上述款项已由母光利实际收取，且母光利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系双方因其他经济往来而产生，故一审判决认定属于鸿洲公司的还款，并无不当。第二，鸿洲公司分别于2013年8月12日、8月20日分别支付至案外人王某的款项200万元、275万元是否应认定为还款。其中200万元的内部记账凭证仅有何某签名，母光利不予确认鸿洲公司的主张，且实际收款人王某未到庭作证，一审判决不予认定该款项属于还款，并无不当。至于275万元，其内部记账凭证虽有母光利签名，但母光利辩称未实际收到该款项，鸿洲公司也确认并未直接支付给母光利，而是代母光利向王某支付股权转让款。鉴于转账凭证载明的用途是鸿洲公司单方备注，实际收款人王某未到庭作证，鸿洲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判决不予认定275万元属于鸿洲公司的还款，亦无不当。第三，鸿洲公司支付至浙商大酒店的500万元款项是否应认定为还款。虽然鸿洲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时母光利系浙商大酒店的法定代表人，但公司收取款项与法定代表人个人借款不能混同，鉴于并无证据显示上述款项是母光利借款后指定浙商大酒店收款，且转账凭证载明的用途是鸿洲公司单方备注，在母光利并未实际收取上述款项并在庭审中不予确认，鸿洲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不予认定上述款项属于鸿洲公司的还款，并无不当。第四，鸿洲公司支付至朱某等其他案外人的款项是否应认定为还款。母光利未实际收到上述款项，在诉讼中亦不予确认鸿洲公司的主张。鸿洲公司提交的内部记账凭证没有母光利的签名，该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高某、梅某、林某、何某、刘某均与鸿洲公司均存在利害关系。在鸿洲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仅凭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鸿洲公司主张的还款。此外，二审期间出庭作证的陈某仅述及向母光利借款，无法证明鸿洲公司向母光利偿还借款的事实。鸿洲公司还以其提交的内部记账凭证有钟某均签名，且钟某均受母光利指派代表母光利，主张应采信相应凭证认定还款的事实，对此虽然鸿洲公司股东会决议称钟某均由母光利指派，但钟某均担任鸿洲公司会计属于该司的工作人员，其制作记账凭证并在会计栏签名属于履职行为，在母光利未签名且无其他证据可资印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还款事实。而且，钟某均陈述因母光利在外地很少向其提交财务报表。鸿洲公司的该主张理据不足，不应支持。据此，在鸿洲公司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主张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不予认定该部分款项属于鸿洲公司的还款，处理正确。第五，鸿洲公司支付给梅某田的股权转让款1900万元是否应认定为还款。鸿洲公司主张母光利与梅某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梅某田5%股权，其代母光利支付股权转让款1900万元用以偿还借款。母光利则认为鸿洲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在时间、金额上与2012年1月28日《股份转让协议》不符，《股份转让协议》未实际履行，鸿洲公司没有代母光利支付股权转让款1900万元。对此，首先，《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母光利以1900万元受让梅某田持有的鸿洲公司5%股权，梅某田一审时到庭确认《股份转让协议》实际履行且母光利通过鸿洲公司代付股权转让款1900万元，该款项在扣减梅某田尚欠鸿洲公司的投资款后实际支付400万元至梅某田提供的他人银行账户。钟某均于2012年7月31日填写的记账凭证载明返还母光利借款1902.3万元，以及收到梅某田投资款750万元和梅某田借款1150万元的内容，与梅某田的当庭陈述基本吻合，能够相互印证。其次，《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虽然有“梅某田”签名，但梅某田对此不予确认。而且，该合同书的备案登记代办人骆某当庭陈述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的股东签名是其代签，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变更登记申请。上述事实表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非梅某田与母光利实际签订，不应认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陈某确认该合同书中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其否认股权转让金额是40万元，这也表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未实际履行。最后，鸿洲公司的股东梅某田、何某以及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梅某、刘某、林某等人关于案涉股东与股东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借款用款方式、款项往来记账等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鸿洲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款项往来后再行由会计记账的交易习惯。综合上述因素，案涉1900万元有别于前述分析认定的款项，鸿洲公司代母光利支付《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1900万元并以此偿还案涉借款更具合理性，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款项属于鸿洲公司的还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母光利有关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股东转让合同出资书》以及鸿洲公司未偿还1900万元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鸿洲公司已向母光利还款2527.70万元，还应向母光利偿还尚未清偿的借款本息，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母光利主张案涉借款按月利率5%计息，鸿洲公司不予确认。对此，案涉记账凭证、支付证明单等证据也没有关于利息的表述，母光利单方于2015年5月20日发出《通知单》虽然有“计算利息（利息率5%）”的内容，但鸿洲公司不予确认确认，母光利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案涉借款按月利率5%计收利息。而且，即便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为月利率5%，该标准明显过高，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亦不应支持。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的规定，酌情认定案涉借款按年利率6%计息，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双方未对案涉借款约定还款期限，母光利有权随时向鸿洲公司主张。鸿洲公司有关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应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母光利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处理正确。综上所述,母光利、鸿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1669.66元，由母光利负担252086.86元，广州市鸿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9958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 旺审判员 陈 颖审判员 陈韶妍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鑫文简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