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终134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次媛，女，193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爱灵，女，195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系次媛女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蒙蒙，河北典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安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住石家庄和平东路161号。 法定代表人：耿须霞，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月、宋宏存，河北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次媛因与被上诉人长安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残疾人托养中心）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3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次媛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8）冀0102民初380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依法改判。2、上诉费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据以判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判决认定的拖欠拖养费的事实“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判决认为上诉人2016年3月开始拖欠拖住费至今，因而根据协议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因此判决解除合同并接走周连科。但是真正的事实是2016年初被上诉人因消防不达标，主管部门不让其继续经营，故暂停缴纳托养费，为此上诉人的女儿周爱灵还与其他托养人家属一同向被上诉人的主管机关集体上访。这期间上诉人曾多次向被上诉人表示要继续交纳托养费，但被上诉人一直迫于主管部门的压力不敢收。2016年7月被上诉人内部经营体制变化又开始收取托养费，上诉人积极主动找被上诉人要求交纳周连科的托养费，但被上诉人始终不肯接收，并提出把周连科接走。由此可见关于拖欠托养费的事实，不是判决认定的上诉人不交，而是被上诉人不收。被上诉人不正当地促成合同解除条件的成就，应认定合同解除的条件不成就。二、判决没有查明被上诉人的托养业务批准证到期后是否延期或换证，是否真正停止经营托养业务。被上诉人的资质显示于2015年12月到期，但其仍在持续经营。虽然被上诉人曾在2016年初有几个月不让所有被托养人交费，但其托养业务一直在持续进行，其经营场所一直有老年人、残疾人在接受托养。被上诉人如果确已终止应当提交清算报告、注销登记或者管理机关撤销登记的证明等证据。而2015年12月到期的批准证书只是孤证。三、没有追加周连科的兄弟姐妹为当事人。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冀01民终3819号《民事裁定书》中明确“一审可以追加周连科的兄弟姐妹为当事人，以便查明事实，用其收入来支付其托养费用。”由于上诉人次媛年老体弱，关于周连科的托养事宜很多都是由其姐姐周爱灵代为办理的，周爱灵对本案的事实情况非常了解。而周连科的弟弟周国强长期霸占其工资卡、身份证等财物，经法院判决后仍拒不归还。因此追加其兄弟姐妹为当事人对于查清案件事实以及协议的履行十分有必要，但很遗憾一审法院并没有追加。 长安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欠付托养费长达两年九个月。上诉人现在称答辩人拒不收取托养费，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明显与事实不符。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其经营期限已经到期，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换证经营，完全可以到相关部门调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如果上诉人认为答辩人在继续经营，应当对答辩人继续经营提供证据，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已经完全审理查明了本案的事实，并没有追加其他被告的必要，且本案作为委托合同纠纷案件，追加其他的兄弟姐妹作为被告，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因此不应予以追加。上诉人作为法定监护人，对周连科负有法定的义务，现答辩人已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上诉人完全可以委托其他的托养机构对周连科进行照顾，而不是将其扔在没有任何资质的答辩人处不闻不问。 长安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二、请求被告支付自2016年3月起至实际将周连科接走之日止的托养费，暂计至2017年3月为14300元；三、本案受理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0日，被告次媛出具委托书，委托其女儿周爱灵代其办理周连科的残疾证补办手续及长安区残疾人托养中心有关托管协议签订、缴费事宜。2013年6月25日，周爱灵持有被告委托书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被告愿将周连科委托给原告托管，护理级别为半护，每月托住费1100元，缴费时间为自入住当天缴清当月托住费，每月25—30日缴清下月托住费，被告逾期不交，超过十天原告有权从押金扣除，终止协议，被告将托养人接回。被告自2016年3月开始不再向原告缴纳周连科的托住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次媛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其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参加诉讼，故视为其对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能够认定被告次媛就其子周连科的托养事宜与原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被告自2016年3月份开始拖欠托住费，至今未能给付，根据协议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故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并由被告将周连科接走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周连科的托住费用，双方在协议书中有明确约定，被告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原告的经营期限已经届满，因被告未能及时将周连科接走，导致原告实际托养周连科至今，故本院对原告按照协议约定标准向被告收取托住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次媛年事已高，其具有帮扶能力的子女应当协助被告妥善解决周连科的托养事宜，以尽孝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长安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与被告次媛之间签订的《协议书》予以解除；二、被告次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从原告处将周连科接走；三、被告次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每月1100元托住费（自2016年3月起至本判决第二项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58元，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3年6月20日，上诉人次媛出具委托书，委托其女儿周爱灵代其办理周连科的残疾证遗失补办手续及残疾人托养中心有关托管协议签订、缴费事宜。2013年6月25日，周爱灵与残疾人托养中心签订《协议书》，约定上诉人将其子周连科委托残疾人托养中心护理，每月托住费1100元。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该《协议书》没有约定履行期限，且《协议书》第十条约定，乙方对甲方托养护理服务不认可或不称心时，有权将托养人接走。故从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双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被上诉人称，残疾人托养中心的经营期限已到期，已不具备经营残疾人托养业务的营业资质，已丧失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被上诉人提交的《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上载明，证书有效期限自2012年10月至2015年10月。且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残疾人托养中心因消防不达标，主管部门不允许继续经营。故本院对残疾人托养中心已丧失营业资质，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并由上诉人将周连科接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残疾人托养中心在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后，及时通知周连科的家人，后又在周连科的家人未将其接走时，继续履行委托事务，尽到委托协议中受托人应尽的义务。上诉人抗辩称，残疾人托养中心到期后仍继续经营托养业务，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支持，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应当追加周连科的兄弟姐妹为当事人，本案系周连科的监护人与残疾人托养中心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与周连科与其兄弟姐妹之间的财产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宜合并处理，故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关于周连科的托住费用，双方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护理费用，上诉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辩称是因为被上诉人停止收费导致上诉人不能正常缴纳托管费用。本院认为，上诉人将周连科委托给被上诉人护理，被上诉人履行了托管义务，上诉人应当缴纳托管费用。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缴纳托管费用时遇到不能缴纳的情形，应当在状况消失时及时补缴，但上诉人一直拖欠托管费用至今，且被上诉人的经营期限已经届满，因上诉人未能及时将周连科接走，被上诉人实际护理周连科至今，故本院对被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标准向上诉人收取托住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次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元，由上诉人次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正文 审判员  赵军霞 审判员  张国顺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翔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