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湘07行初44号 原告岳阳市银联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长兴花园。 法定代表人谢少白，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巴陵中路523号 法定代表人黄建文，该区政府区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徐平，该区政府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欧阳辉，该区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小方，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勇，男，197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第三人岳阳永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巴陵中路创业中心409号。 法定代表人李勇，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岳阳市银联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银联公司）诉被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政府（下称楼区政府）及第三人李勇、岳阳永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永丰公司）行政侵权及行政赔偿一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9日作出(2018)湘行辖2号行政裁定，将该案指定本院管辖。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4月27日向被告楼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亦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银联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少白，被告楼区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徐平、委托代理人欧阳辉、刘小方，第三人永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勇到庭参加诉讼（李勇言明不以第三人个人身份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银联公司诉称：2009年5月20日，被告楼区政府成立楼区专案组，专门查处岳阳市惠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惠丰公司)非法集资案。2009年8月31日，楼区专案组收缴了银联公司的行政印章等三枚公章。2010年12月22日，楼区专案组与第三人李勇签订《中华源大酒店资产转让协议书》(下称《两方协议》)，将银联公司名下的全部资产出售给了李勇。2011年1月25日，楼区专案组作出《关于中华源大酒店资产移交会议纪要》，决定“中华源大酒店现资产管理人彭泽龙、易志红无条件向工作组移交酒店全部现有资产”。2011年1月26日，楼区专案组以鉴证人身份与李勇、彭泽龙、易志红签订《中华源大酒店资产移交协议》，将中华源大酒店的全部资产交给了李勇占有。2011年6月30日之后，楼区专案组、银联公司与永丰公司签订《中华源大酒店资产转让协议书》(下称《三方协议》)，其内容、落款时间与《两方协议》相同，但银联公司未委托任何人参加签订该协议。2011年8月，永丰公司依据《三方协议》起诉银联公司(案号:[2011]楼民二初字第117号，下称第117号案)，请求法院将中华源大酒店的有关房产过户登记到永丰公司名下。银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少白为了应诉和上诉，便在公安机关指定的部门刻制了一枚银联公司的行政公章。楼区专案组为了确保第117号案顺利执行，便将谢少白涉嫌私刻公司印章罪报案。谢少白因此被拘留和逮捕，故导致第117号案超过了上诉期限。彭泽龙、易志红在第117号案上诉期内提出了书面上诉状，但无法加盖银联公司的公章，法院没有认可上诉，后经岳阳市某人大代表干预，岳阳市政法委于2011年12月5日决定立即无罪释放谢少白，并认可银联公司上诉。2011年12月13日，楼区专案组明知因上级机关作出无罪释放谢少白和认可银联公司上诉的决定，已经导致《三方协议》不能作为房产转让的依据，仍然与永丰公司依据《三方协议》趁机火速报房产管理部门申请过户登记，且私刻银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再喜的私章，采用作废的营业执照，欺骗房产管理部门将中华源大酒店的第3至6楼的房产过户登记到了永丰公司名下。同月19日，谢少白才被无罪释放。其间，银联公司对李勇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5]岳中民二初字第7号，下称第7号民事判决)，请求法院判决李勇将侵占的中华源大酒店的第7至12楼房屋及餐饮附属楼的原物返还给银联公司。一审判决支持了银联公司的诉讼请求。李勇不服提起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53号民事判决(下称第253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李勇的上诉，维持原判。经李勇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408号民事裁定(下称最高法408号裁定)，驳回了李勇的再审申请。另一方面，银联公司对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以(2012)常行初字第57号行政判决，撤销了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为永丰公司颁发的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楼的房屋所有权证。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不服提出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73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其上诉，维持原判。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为履行生效的行政判决，于2015年12月14日撤销了为永丰公司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同时向银联公司恢复、颁发了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楼的《房屋所有权证》。银联公司依据第7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岳中执字第113号案立案执行，且部分资产已执行完毕。因岳阳楼区专案组以《公告》形式向社会公众担保永丰公司销售中华源大酒店房产的合法性，大量的市民出于相信当地政府便向永丰公司购买，导致包括永丰公司在内的40多人提出了执行异议。虽然这40多份执行异议均被法院驳回，加之楼区政府于2015年8月28日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关于不予执行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53号民事判决的函》，明目张胆干扰法院执行，导致至今尚未执行完毕。银联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楼区政府将原告银联公司的中华源大酒店全部资产处置并移交给第三人李勇、永丰公司非法占有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决责令被告楼区政府将其移交给第三人李勇和永丰公司非法占有的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楼房屋和该酒店一楼的前、后大厅、过道及传达室等原物恢复原状后返还给原告银联公司占有，同时责令第三人李勇和永丰公司配合被告楼区政府返还上述资产原物给原告；3、判决被告楼区政府向原告赔偿因不能恢复中华源大酒店全部资产原状而造成的经济损失9144829元(即依据司法鉴定结论为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12层恢复到酒店经营原状的工程造价)；4、判决被告楼区政府向原告银联公司赔偿中华源大酒店经营损失445万元(按照该酒店月收入承包经营款5万元计费标准计算，时间从2011年元月26日将整个酒店交给第三人李勇保管起，暂计算至2018年6月止，共计89个月)；5、判决被告楼区政府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含鉴定费10万元)。 被告楼区政府辩称：一、从程序上讲，银联公司的起诉应予驳回，理由是撤诉后又以同一事实提起诉讼，且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二、就实体而言，银联公司隐瞒了关键事实。银联公司承受了惠丰公司债务，应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同时，银联公司授予了楼区专案组公司的代表权，公司全体股东授权楼区专案组处置中华源大酒店资产且事后认可，故楼区专案组并未侵权；三、银联公司所依据的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岳中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是在遗漏当事人的基础上作出的，不能成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即使要以该判决为依据提起赔偿诉讼，也应该提起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因为楼区专案组处置银联公司资产的行为属于代表银联公司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的民事行为。 第三人李勇未发表陈述意见。 第三人永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口头陈述：永丰公司受让涉案资产合理合法，签订的所有协议均是自愿达成也盖有公章，均属有效协议；永丰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时间是2010年12月17日；《两方协议》和《三方协议》都是2010年12月22日签订的；资产移交时，彭泽龙、易志红都在场，不是政府强制移交。 2009年5月20日，被告楼区政府下文成立《岳阳楼区处理惠丰房地产公司非法集资案领导小组》(下称楼区专案组)。2011年1月25日，楼区专案组作出《关于中华源大酒店资产移交会议纪要》，责令银联公司无条件向楼区专案组移交中华源大酒店全部资产，次日，将正在进行客房经营的中华源大酒店全部资产转交给了第三人李勇占有、使用。2011年12月13日，楼区专案组与第三人永丰公司向房产登记部门提交过户登记申请。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依据该申请将中华源大酒店的第3至6层房屋的产权证变更登记到了永丰公司名下。2015年9月23日，银联公司依据生效的民事判决，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李勇返还中华源大酒店第7至12层房产及附属楼。截止2018年2月5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李勇强制执行将中华源大酒店第11至12层房屋及附属楼返还给了银联公司，但没有恢复到酒店原客房状态，且该酒店第7至10层的房产至今仍然被李勇占有、使用。2016年1月6日，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自觉履行生效的行政判决，将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层房屋的产权证变更登记恢复到了银联公司名下，但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层房屋以及该酒店一楼的前、后大厅、过道及传达室，至今仍然被永丰公司占有、使用。 原告银联公司为证明其受到行政侵权及财产损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1、《两方协议》；2、《收款收据》；3、《关于中华源大酒店资产移交会议纪要》；4、《中华源大酒店资产移交协议》。拟证明楼区专案组冒充中华源大酒店的产权人，背着产权人银联公司，以转让方的名义与李勇签订《两方协议》，非法将银联公司的全部资产出售给了李勇，且在收取李勇的购房款500万元后，强迫银联公司将全部资产无条件交给了楼区专案组。紧接着，楼区专案组将该资产全部转交给了李勇。 第二组证据：5、《遗失公告》；6、《三方协议》；7、《公告》；8、《申请资产过户的函》；9、《申请过户表》。拟证明：1、楼区专案组盗用收缴的银联公司公章，与李勇伪造《三方协议》；2、楼区专案组欺骗房产部门将中华源酒店的3至6楼过户给了永丰公司；3、专案组在《公告》中担保永丰公司出售中华源大酒店房屋合同的合法性后，导致市民抢购，致使银联公司大部分房产至今不能执行，因而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第三组证据：10、银联公司分别向楼区专案组和永丰公司寄送的《告知函》和《告知书》(均有原件)；11、岳阳市中级法院与李勇的《谈话笔录》及银联公司的《报告》；12、银联公司向楼区政府寄送的《关于中止中华源酒店大厅门面装修的报告》(有原件)。拟证明:1、为防止损失扩大，岳阳市中级法院及时责令李勇停止对外销售房产，否则所产生的损失由李勇承担；2、银联公司发现李勇对外销售房产和装修后，不仅及时向法院报告，而且向楼区专案组和李勇发出了有关函件，防止损失扩大。 第四组证据：13、[2015]岳中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14、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53号民事判决书；15、(2016)最高法民申40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判文书均确认：《两方协议》和《三方协议》均不能认定为是银联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真实、不合法，不能作为房屋转让的依据；岳阳楼区政府属于无处分权人，其处分银联公司的资产缺乏法律依据。 第五组证据：16、(2012)常行初字第57号行政判决书；17、(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73号行政判决书；18、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的撤销《房屋所有权》公告；19、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层的四本《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的事实:1、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一致确认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为永丰公司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行为违法，同时确认楼区政府无权处分银联公司的资产，《三方协议》不能成为房屋所有权转移的依据；2、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依据上述生效的行政判决，自行将原错误登记在永丰公司名下的中华源酒店第3至6层的房产证予以撤销后，恢复登记到了银联公司名下，但永丰公司至今非法占有、使用该第3至6层房屋。永丰公司声称该房屋是楼区政府交给他的，银联公司只能向楼区政府索要而无权直接向永丰公司索要。 第六组证据：20、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文书共3份；21、岳阳楼区区委、政府向岳阳市中院的《不予执行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53号民事判决的函》。拟证明的事实:由于岳阳楼区区委、政府明目张胆发函向岳阳市中级法院施压，要求不予执行省高级法院的民事判决，导致李勇和永丰公司有恃无恐，至今非法占有、使用中华源酒店第7至10层房屋，给银联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第七组证据：22、《司法鉴定》；23、鉴定费10万元的凭证；24、《庭审笔录》。拟证明的事实:1、涉案的司法鉴定符合法定程序。由于《司法鉴定》载明“三楼为足浴中心，四至六楼未装饰使用”所以，《司法鉴定》的工程造价不应由房产部门按第3至6层面积所占整栋楼房面积4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理应由楼区政府全额赔偿该工程造价914万余元。2、司法鉴定费10万元应当由楼区政府承担。 第八组证据：25、《承包合同》；26、专案组于2008年8月的《公告》；27、债权人代表联名的《汇报》；28、债权人代表联名的《报告》。拟证明的事实:楼区政府于2011年1月25日用《会议纪要》形式强迫银联公司移交的中华源大酒店，是正在经营客房的酒店，每月都有经营收入。依据当时的承包经营费是每月5万元。所以，楼区政府应当承担赔偿酒店从移交之日起至今7年零5个月期间的经营损失。 被告楼区政府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1、2012年11月15日的《行政起诉状》；2、(2013)湘高法行终字第151号《行政裁定书》；3、(2015)常行重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以上3份证据拟证明银联公司2012年诉求与本次的相同，撤诉后又基于同一事实提起诉讼，违反法定程序，应予驳回起诉。 第二组证据：4、《岳阳市银联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合同》；5、惠丰公司《股东会决议》。以上2份证据拟证明彭泽龙、易志红与惠丰公司设立银联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惠丰公司逃债。 第三组证据：6、《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7、银联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股东的决议(一)；8、银联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三份)；9、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变更登记附表；10、《惠丰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基本内容》。以上5份证据拟证明银联公司系彭泽龙、易志红与惠丰公司出资500万元设立，后惠丰公司将其股份转让给了谢光义、邓江保、陈康健。银联公司将中华源酒店过户至银联公司是为了清偿惠丰公司债务。 第四组证据：11、惠丰公司债权人会议纪要；12、银联公司章程；13、楼区政府成立楼区专案组的通知；14、关于对银联公司重组的报告；15、银联公司印章移交清单。以上5份证据拟证明：银联公司授权楼区专案组处置该资产，通过移交公司印章授予了楼区专案组公司代表权。 第五组证据：16、拍卖公告与流拍报告；17、中华源酒店资产处置意向协议书；18、项目合作投资协议书；19、关于请求购买中华源酒店资产自救的报告；20、中华源酒店资产转让协议书；21、关于请求政府依法尽快处置银联公司资产保护股东合法权益的报告；22、《协议书》。以上7份证据拟证明：中华源酒店经过了评估，银联公司认定楼区专案组处置资产的行为，资产拍卖失败后，银联公司股东和部分债权人发起了自救。 第六组证据：23、《两方协议》；24、《三方协议》；25、中华源酒店资产移交会议纪要；26、中华源酒店资产移交协议；27、中华源债权兑付表与调查笔录。以上5份证据拟证明：转让价格等于评估价，银联公司股东接受了永丰公司的履行，证明《三方协议》中的楼区专案组属于有权处分。 第七组证据：(2015)岳中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严重违反程序，所作结论不可信。 第三人李勇和第三人永丰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庭审中，原告银联公司对被告楼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被告楼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将银联公司房产移交给第三人李勇及岳阳永丰置业有限公司的行政行为合法，反而绝大多数证据证明该行政行为违法。第一组证据：1、银联公司2012年的起诉与本诉的诉求完全不相同。2012年的起诉是确认被告的行政处理行为属于行政侵权行为，请求一并撤销《两方协议》和《三方协议》，同时判决确认被告收取原告公章的行为违法并责令其返还公章。本诉主要是确认楼区专案组将涉案资产处置、交给李勇和永丰公司非法占有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收回被永丰公司非法占有的酒店第3至6层房屋，赔偿整栋酒店因不能恢复原状的经济损失和酒店经营损失。2、涉案酒店第3至6层房屋的产权虽然在银联公司名下，但其占有、使用权却由永丰公司非法行使，导致银联公司不能依法全面行使第3至6层所有权，从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还在不断扩大，说明楼区专案组的行政侵权行为还在持续。由于楼区政府不出面、不责令李勇和永丰公司返还该第3至6层房屋，银联公司要想全面行使第3至6层所有权，唯有起诉才能达到目的；收回整栋酒店资产后能否恢复到原客房经营状态，至今还不能确定，那么，不能恢复原状的赔偿问题，也唯有起诉才能解决。因此，原告有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第二组证据：因彭泽龙、易志红占有银联公司51%的股权，惠丰公司只占银联公司49%的股权，反而证明楼区政府处理惠丰公司非法集资案件时处分彭泽龙、易志红占银联公司51%的股份资产属于行政侵权。第三组证据：因惠丰公司占银联公司49%的股权已经依法转让给了谢光义等三人，反而证明楼区政府更无权处分银联公司的全部资产。第四组证据：最高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408号裁定认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73号行政判决书认定，2009年8月31日，岳阳楼区工作组收缴银联公司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故不能因岳阳楼区专案组持有银联公司印章即认为获得银联公司授权对外处分银联公司资产。”所以，被告关于“银联公司通过移交公司印章，授予了工作组公司代表权”的证明目的，与最高法院的上述认定不符。第五组证据：依据最高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408号民事裁定关于“岳阳楼区专案组因惠丰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处分银联公司资产，缺乏法律依据”的认定，楼区政府拍卖银联公司资产的行为明显属于非法。第六组证据：被告楼区政府关于《三方协议》属政府有权处分的证明目的，与最高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408号民事裁定关于“《两方协议》和《三方协议》均不能认定为是银联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不符，且生效判决(2015)岳中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也认定“《三方协议》不是银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真实，签订主体不合法，依法不能约束银联公司，不能成为中华源大酒店房屋转让登记的依据”。第七组证据：系生效的民事判决，必须依法执行。 第三人李勇对被告楼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永丰公司对被告楼区政府提交的证据表示无异议。 被告楼区政府对原告银联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其证明目的与其起诉楼区政府行政侵权并无关联。第三组证据反映原告的毁约行为，与本案无关联，达不到证明目的，另外当时银联公司公章还在楼区专案组，证据上的公章来源不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判决不合法，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该民事判决与本行政侵权案无关联，民事判决不能对行政行为作出认定，也进一步证明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对第五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的行政侵权案无关联，房产行政登记案与本案合同纠纷无关联。对第六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涉及的执行行为与本案争议的处理资产的行为无关联。楼区政府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去函，是反映基本事实，不是阻止执行。对第七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我方没有看到委托手续，对委托程序是否合法不确定，但鉴定结论与本案无关。对第八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的目的，承包合同不能证明酒店正在经营，不论是否经营，也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应由政府承担。 第三人李勇对银联公司提交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永丰公司同意被告楼区政府对原告银联公司提交证据材料发表的质证意见。 经庭审质证，本院依照事实和法律对诉讼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一、对被告楼区政府提交证据材料的认定。证据1、证据2和证据3：银联公司于2012年11月的起诉的请求，与本诉的诉求不相同，且本诉系撤诉后有正当理由再行起诉。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4和证据5：不能证明楼区政府有权处分彭泽龙、易志红占银联公司51%的股权。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6至证据10：惠丰公司无权将中华源大酒店的全部资产交给楼区专案组处理。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证据11至证据15：银联公司同意公司重组后由楼区专案组“控管”，而不是同意楼区专案组“处置”其资产。楼区政府据此认为是银联公司授权楼区专案组处置其资产，与事实不符；楼区专案组强制收缴银联公司的公章，认为是银联公司授予楼区专案组的公司代表权，不符合常理，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16至证据22：楼区专案组只有权处置惠丰公司占银联公司49%的股权，拟拍卖银联公司的整个资产，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3至证据27：楼区专案组在银联公司不知情情况下签订《两方协议》后，作出有关会议纪要将银联公司资产交给李勇占有、使用，之后用收缴银联公司的公章签订《三方协议》。楼区政府据此认为自己属有权处分，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8：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岳中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不仅经二审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而且李勇提出再审申请后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其再审申请，该民事判决依法可以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二、对原告银联公司提交证据材料的认定。证据1至证据4：反映楼区专案组以转让方身份，在银联公司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与受让方李勇签订《两方协议》，将中华源大酒店资产出售给李勇，且在收取李勇的500万元预付房款后，责令银联公司将中华源大酒店资产无条件通过楼区专案组转交给李勇占有和使用，该行政行为侵犯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证据5至证据9：楼区专案组与李勇于2011年6月30日之后签订的《三方协议》，却将签订时间落款为2010年12月22日。因《三方协议》的受让人永丰公司于2011年2月22日才依法登记注册，《三方协议》落款的时间明显不真实，且《三方协议》上的银联公司公章是楼区专案组使用收缴的其公章加盖的，银联公司没有参与，故《三方协议》其内容不真实、不合法；楼区专案组刊登虚假的《遗失公告》，依据《三方协议》提出过户登记申请，并私刻银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私章，要求房产部门将中华源大酒店的3至6层房产过户给了永丰公司。该事实经本院(2012)常行初字第57号行政判决及相关的终审行政判决全部予以确认。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证据10至证据12:该组证据均有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据13至证据15：均是生效的民事判决和裁定，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据16至证据19：系生效的行政判决和房产部门登记的证书，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据20至证据21：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据22至证据24：该《司法鉴定》的程序合法，本院予以认可。证据25至证据28：反映楼区专案组将中华源大酒店移交给李勇时，该酒店处于酒店客房经营状态。酒店的承包人应交银联公司的每月五万元的承包款属于银联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根据采信的证据及与本案相关的生效民事、行政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07年3月30日，惠丰公司与彭泽龙、易志红签订组建银联公司的合同。该合同约定：惠丰公司将中华源大酒店主楼、附属楼等资产作价2300万元作为投入银联公司的资本金，与彭泽龙、易志红共同组建银联公司。其中，占该资本金49%的1127万元作为惠丰公司向银联公司的投资，占银联公司49%的股份；占该资本金51%的1173万元，由彭泽龙、易志红支付给惠丰公司作为其共同向银联公司的投资，占银联公司51%的股份。同月15日，惠丰公司与彭泽龙签订《承包协议》约定，将中华源大酒店整体交给彭泽龙承包经营，租金每月5万元。银联公司注册登记成立后，从2007年5月起陆续将中华源大酒店的产权过户登记到了银联公司名下。因惠丰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楼区政府于2009年5月20日成立楼区专案组，由时任中共岳阳市岳阳楼区政法委员会书记漆胜兼任组长。楼区专案组于2009年8月31日收缴了银联公司的行政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及营业执照。2010年3月26日，惠丰公司的债权人赵志平等20余人，联名向楼区专案组出具《报告》，要求收缴彭泽龙承包经营中华源大酒店的三年承包款共180万元，用以受偿债权人，安抚民心，稳定社会。2010年12月22日，楼区专案组以中华源大酒店转让方的身份，与受让方李勇签订《两方协议》。该协议约定将中华源大酒店主楼、附属楼及附属楼负一楼、停车坪、过道及传达室、一楼大厅及酒店内现有全部设施设备等财产，总建筑面积13212平方米，以2350万元总价格转让给李勇，每平米约1779元。李勇于2010年12月7日至同月26日，向楼区专案组支付购房款共计500万元(含签订《两方协议》之前支付的180万元)。2010年12月26日，楼区专案组向李勇出具收取中华源大酒店转让款500万元的《收款收据》。2011年1月25日，楼区专案组作出的《关于中华源大酒店资产移交会议纪要》决定：“中华源大酒店现资产管理人彭泽龙、易志红无条件向工作组移交酒店全部现有资产”。2011年1月26日，楼区专案组将正在经营的中华源大酒店全部资产转交给了李勇。资产移交具体明细为：1、中华源大酒店主楼1—12楼全部房产；2、酒店现有设施设备及少量的洗涮用品；3、附属楼应移交的全部房产；4、过道传达室。期间，李勇整体收购了岳阳鹏盛置业有限公司，并于2011年2月22日在工商部门将岳阳鹏盛置业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永丰公司，李勇占永丰公司80%的股权，其法定代表人为李勇。李勇和永丰公司将中华源大酒店的设备设施予以拆除后改建为公寓对外销售，均价每平米约4500元。2011年6月21日，楼区专案组在《洞庭之声》报刊上刊登《遗失公告》，自称“原中华源大酒店所有相关资产的国土证、房产证等证书全部遗失，特此声明作废”。2011年6月30日，楼区专案组在向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出具的汇报材料中载明：以2350万元的价格将中华源大酒店资产转让给李勇；李勇接受资产后，向楼区专案组支付了转让款500万元。2011年6月30日之后，楼区专案组与李勇签订《三方协议》，其内容和签订的时间与《两方协议》相同，只添加银联公司为第二转让方，楼区专案组仍为第一转让方，在原受让方李勇的后面用括号加上永丰公司，并加盖永丰公司和收缴的银联公司公章，使原两方当事人变为了三方当事人。2011年8月10日，永丰公司依据《三方协议》对银联公司向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将中华源大酒店第7至12层房屋产权过户登记到永丰公司名下。2011年10月17日，银联公司使用委托谢少白在公安机关指定部门刻制的行政公章，在工商部门将原法定代表人陈再喜变更为谢少白。经楼区专案组办公室主任报案，岳阳市公安机关于2011年10月20日以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罪对谢少白予以刑事拘留，之后予以逮捕。拘留谢少白的当天，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楼民二初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下称第117号民事判决，该案经二审法院两次发回重审后，永丰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撤回了起诉)，支持了永丰公司的请求。由于银联公司的公章被收缴，法定代表人谢少白被羁押，银联公司无法行使上诉权，导致第117号民事判决生效。永丰公司立即依据第117号民事判决，申请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欲将中华源大酒店第7至12层房屋产权过户登记到永丰公司名下。岳阳楼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永丰公司的强制执行申请后，于2011年11月11日向银联公司发出执行通知。2011年11月15日，楼区专案组张贴《公告》，承诺楼区政府对永丰公司所签销售中华源大酒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法性进行担保。2011年11月30日，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依据岳阳楼区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在《长江信息报》上刊登公告拟注销银联公司名下的中华源大酒店第7至12层的房屋所有权证。此间，经谢少白的家属控告，岳阳市政法委员会于2011年12月5日作出立即释放谢少白、同意银联公司上诉的决定。同日，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接到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第117号民事判决的上诉状移送函，并立即终止执行该案。2011年12月13日，楼区专案组和永丰公司依据《三方协议》，私刻银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再喜的私章，使用收缴的银联公司公章和作废的银联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向房产部门提出过户登记申请，导致房产部门将中华源大酒店的第3至6层的产权错误过户登记给了永丰公司。同月16日，房产部门向永丰公司颁发了中华源大酒店的第3至6层的《房屋所有权证》。同月19日，谢少白被公安机关释放。2012年4月13日，银联公司向楼区专案组、永丰公司分别发送《告知函》和《告知书》，请楼区专案组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制止永丰公司改造、装修并出售中华源大酒店房屋的侵权行为。 另查明：2012年5月15日，银联公司以楼区政府为被告、以永丰公司、李勇为第三人提起行政侵权及行政赔偿诉讼。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湘高法立行辖字第1号行政裁定，将该案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以(2012)常行初字第56号案予以立案，审理期间银联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华源大酒店遭受的财产损失即恢复酒店原客房状态所需建筑装饰费用进行评估。本院依据银联公司的申请，委托本院司法技术室在楼区政府进行抽签，最终确定湖南宏源中柱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为鉴定机构。该公司接受委托后派员现场丈量、察看，作出《岳阳中华源大酒店装饰工程司法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为：中华源大酒店现有房屋恢复到酒店客房状态的工程造价为9,144,829元。鉴定机构收取鉴定费10万元。本院经审理作出(2012)常行初字第56号行政判决，先行对该案的行政侵权请求作出了判决，支持了银联公司的诉求，并决定对行政赔偿请求依法另行审理。楼区政府不服该一审行政判决提出上诉，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湘高法行终字第151号行政裁定发回重审。期间，银联公司以李勇为被告，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中华源大酒店第7至12层房屋及附楼的原物。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2015)岳中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支持了银联公司的诉求，并认定：楼区专案组对于银联公司财产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楼区专案组作为涉案房产的无权处分人，却是《三方协议》的第一转让人，显然《三方协议》的主体不合法；《三方协议》落款时间是2010年12月22日，永丰公司作为《三方协议》的签订人却于2011年2月22日才依法登记成立，不符合常理，所以，《三方协议》不是银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真实，签订主体不合法，依法不能约束银联公司，不能成为中华源大酒店房屋转让登记的依据。李勇不服该民事判决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1日作出(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53号民事判决，确认楼区专案组无权代表惠丰公司处置银联公司的资产，《三方协议》并非银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银联公司对无处分权人楼区专案组的处分行为并未予以追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李勇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408号民事裁定确认：惠丰公司仅为银联公司原股东，楼区专案组因惠丰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处分银联公司资产，缺乏法律依据；《两方协议》和《三方协议》均不能认定为是银联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因楼区专案组持有银联公司印章即认为获得银联公司授权对外处分银联公司资产；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岳中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认定楼区专案组处分涉案资产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银联公司有权要求李勇返还该部分资产，并无不当，裁定驳回了李勇的再审申请。期间，银联公司以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为被告、以楼区政府和永丰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层产权过户给永丰公司的转让登记，恢复登记到银联公司名下。本院于2014年9月11日作出(2012)常行初字第57号行政判决，支持了银联公司的诉求，并确认：银联公司的公章都是楼区专案组使用收缴的其公章加盖的，不是银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方协议》的内容不真实、不合法，对银联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成为房屋产权过户登记的合法依据；楼区专案组没有权利使用银联公司公章代表银联公司行使职权；《三方协议》签订时间是2010年12月22日，当时永丰公司尚未登记成立，不具备签订《三方协议》的民事主体资格。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不服该行政判决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4日作出(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73号行政判决确认：楼区专案组无权代表惠丰公司处置银联公司的资产，故《三方协议》不能成为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的依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还查明：本院依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湘高法行终字第151号行政裁定重审期间，银联公司以上述生效的民事判决解决了行政争议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2015)常行重字第1号行政裁定，准许银联公司撤回起诉。银联公司依据本院关于对行政赔偿请求依法另行审理的决定，于2016年1月12日向本院对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提出行政赔偿诉讼。因过户给永丰公司的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层房屋占酒店整栋房屋面积的40%，银联公司主张房产部门的赔偿数额按照恢复酒店客房状态工程造价9,144,829元的40%比例确定。本院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2016)湘07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支持了银联公司诉求。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不服该行政赔偿判决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行政赔偿上诉案过程中，发现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层没有作为酒店客房装修使用，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不应按占整栋酒店面积40%比例承担恢复原状的赔偿责任。2016年1月12日，银联公司向本院以楼区政府为被告、以永丰公司和李勇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对该案立案后，银联公司以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不应按占整栋酒店面积40%比例承担恢复原状的赔偿责任，应由楼区政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为由，向本院提出撤案申请。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6)湘07行赔初2号之二行政赔偿裁定，准许银联公司撤回起诉。 又查明：2013年10月25日，岳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岳阳楼区人民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及时成立楼区专案组，对惠丰公司的资产进行控管，以妥善处理债权，属政府行为；楼区专案组并非银联公司的股东或投资人，不能干预公司的经营活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楼区政府的行政行为，对银联公司是否造成侵权；二是银联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限；三是楼区政府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楼区政府组建楼区专案组，赋予其行政管理职能，其宗旨是为维护社会稳定对惠丰公司的资产进行控管，以妥善处理债权，保护惠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楼区专案组收缴银联公司的公章及营业执照，以中华源大酒店转让方的身份与李勇违法签订《两方协议》，低价转让银联公司所属中华源大酒店的全部资产，直接收取李勇的转让款，并采用政府的《会议纪要》形式强令银联公司将其全部资产交给楼区专案组，再由楼区专案组将该资产转交给第三人李勇和第三人永丰公司占有，同意李勇和永丰公司将中华源大酒店的设备设施予以拆除、改建成公寓后进行商品房开发，并以《公告》形式向社会承诺政府对永丰公司出售该公寓的买卖合同的合法性进行担保。为了将中华源大酒店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给永丰公司，楼区专案组还以自己的名义刊登虚假《遗失公告》，谎称中华源大酒店所有相关资产的国土证、房产证等证书全部遗失，声明作废。因《两方协议》的转让人不是房产所有权人银联公司，故该协议不能作为房屋转让的合法依据。为此，楼区专案组就使用收缴的银联公司公章与李勇签订虚假的《三方协议》，把银联公司添加为《三方协议》的第二转让方，并私刻银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使用作废的银联公司营业执照，向房产部门申请将中华源大酒店部分资产错误过户给了永丰公司。这一系列的行为均属政府行为。楼区政府关于楼区专案组处置银联公司资产的行为属于代表银联公司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的民事行为的认为，与其组建楼区专案组的宗旨及其行政行为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银联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惠丰公司原占银联公司49%的股权。楼区专案组使用收缴银联公司的公章，低价处置银联公司所属中华源大酒店全部资产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损害了银联公司股东及惠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属于对银联公司的行政侵权，并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已经生效的相关民事和行政裁判文书，均一致确认对于银联公司资产的处置楼区政府是无权处分人，《两方协议》和《三方协议》均不是银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真实、不合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关于“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定，本院对楼区政府关于相关民事判决所作结论不可信的认为不予采信。2012年5月15日，银联公司以楼区政府为被告、以永丰公司、李勇为第三人提起行政侵权及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依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受理后对行政侵权与行政赔偿依法分别进行审理。审理过程中，银联公司先后分别撤回了有关行政侵权和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其间，银联公司以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为被告、以楼区政府和永丰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行政登记诉讼。本院作出相关行政判决支持了银联公司的诉求。虽然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为履行生效的本院该行政判决，将错误登记在永丰公司名下的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层的产权证予以撤销，并于2016年1月6日恢复登记到了银联公司名下，但楼区政府不出面、不责令永丰公司将该房屋交付给银联公司，导致永丰公司至今仍然非法占有、使用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层房屋以及该酒店一楼的前、后大厅、过道及传达室等资产。由此可见，楼区政府的这种行政不作为，实际上是行政侵权行为的持续，致使银联公司继续遭受经济损失。如果银联公司不提起本诉，则李勇和永丰公司继续非法占有和使用上述资产，那么，银联公司永远只徒有一本中华源大酒店的《房屋所有权证》，无法真正行使所有权人的权利。所以，银联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再行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限。同时，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5日通过强制执行，才将中华源大酒店第11至12层房屋交付给银联公司占有，但未恢复到酒店客房状态。此时，银联公司才知道该酒店第7至10层房屋恢复到酒店客房状态也将没有可能，故于2018年3月26日再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请求，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限。本诉的请求明显属于撤回起诉后有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撤回起诉后有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不受法律限制。再行起诉的请求与撤回的请求是否可以相同，法律也未限制。楼区政府关于银联公司撤诉后又以同一事实提起诉讼，且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的认为，与事实及有关司法解释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原告银联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楼区政府将中华源大酒店主楼第三至六楼房屋和该酒店一楼的前后大厅、过道及传达室等原物返还给银联公司占有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审判的范畴。原告银联公司可另寻法律途径主张权利。楼区专案组于2011年1月26日将中华源大酒店全部资产交付给李勇时，该酒店正处于酒店客房经营状态。由于《两方协议》载明“现由乙方(李勇)出资购买中华源大酒店资产进行商品房开发”，李勇接受该资产后依据《两方协议》将酒店客房设施设备全部拆除，改建成公寓对外销售。楼区专案组是《两方协议》转让方，依法应承担中华源大酒店恢复到酒店客房状态所需工程造价的全部赔偿责任。楼区专案组于2011年1月26日将该酒店交付给李勇占有和使用，银联公司为此不能再收取酒店承包人每月应交的承包款5万元，对银联公司造成的该直接经济损失，亦应由楼区政府承担赔偿责任。时间截止到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将中华源大酒店第3至6层权属恢复到银联公司名下时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八)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政府将原告岳阳市银联置业有限公司的资产中华源大酒店全部移交给第三人李勇和第三人岳阳永丰置业有限公司占有、使用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责令被告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发生效力后一个月内，向原告岳阳市银联置业有限公司赔偿因不能恢复中华源大酒店全部资产原状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9,144,829元。 三、责令被告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个月内，向原告岳阳市银联置业有限公司赔偿中华源大酒店应获得的直接经济损失2,950,000元(按照该酒店月收入承包人应交承包款50,000元计费标准计算，时间从2011年1月26日起，计算至2016年1月6日止)。 四、驳回原告岳阳市银联置业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100000元，由被告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覃宏庆 审判员  王继春 审判员  杨名夏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黄 莺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务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害和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