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3刑终488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璐，女，汉族，1971年9月16日出生于安徽省灵璧县，大学文化，原灵璧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保科主任，户籍地灵璧县。因涉嫌犯受贿罪、贪污罪于2017年12月23日被砀山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次日被砀山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2018年1月5日被宿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被砀山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宿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雪玲，安徽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潘佩超，安徽山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代艳，女，汉族，1970年5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灵璧县，大学文化，原灵璧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主任，户籍地安徽省灵璧县，住灵璧县。因涉嫌犯受贿罪、贪污罪于2017年12月23日被砀山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次日被砀山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2018年1月5日被宿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被砀山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宿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勇，安徽张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茂军，安徽君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汪凤玲，女，汉族，1973年8月8日出生于安徽省灵璧县，大专文化，原灵璧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办公室负责人，户籍地灵璧县，住灵璧县。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12月24日被砀山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1月19日被灵璧县公安局执行取保候审，2018年4月18日被砀山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同年4月23日被灵璧县公安局执行取保候审。 辩护人余继承，安徽黄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亚楠，安徽黄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法院审理砀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璐、代艳犯受贿罪、贪污罪，原审被告人汪凤玲犯受贿罪一案，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2018）皖1321刑初144号刑事判决。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宋冬梅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王璐及其辩护人张雪玲、潘佩超、上诉人代艳及其辩护人张勇、王茂军、上诉人汪凤玲及其辩护人余继承、张亚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依据原灵璧县妇幼保健所与安徽国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立公司）购销卡孕栓药品合同及药品采购出库、入库明细、与合肥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域公司）签订的协议、沈某提供的两癌筛查项目（以下简称两癌筛查）回扣说明、从金域公司提取的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妇产科门诊部唐氏综合症产前筛查等项目（以下简称唐筛项目）结算单、《灵璧县部分乡镇卫生院妇产科医生及妇幼保健中心代艳截留送检费用统计表》等书证，证人王某1、沈某、王某2、马某、张某等人证言及被告人王璐、代艳、汪凤玲供述等证据认定，2012年至2017年期间，王璐、代艳、汪凤玲在购买卡孕栓药品中收受回扣88700元、在两癌筛查中收受回扣293640元，代艳、王璐在唐筛项目中，截留资金575655.15元予以私分。 原判认为，被告人王璐、代艳、汪凤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他人贿赂293640元，共同予以私分，其中被告人王璐分得127770元，被告人代艳分得28000元、被告人汪凤玲分得74210元。三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在共同受贿犯罪中，代艳具有自首情节，代艳、汪凤玲均系从犯，被告人王璐、汪凤玲均系坦白，依法均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璐、代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截留检验费575655.15元，共同予以私分，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贪污罪，被告人王璐单独虚报178例检查病例骗取国家资金19580元，应计入其贪污数额。在贪污犯罪中，被告人代艳经手、保管截留款项，其对截留总额575655.15元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王璐明知并参与共同私分数额380781.74元，单独虚报178例病理检查骗取国家资金19580元，合计为400361.74元。被告人王璐、代艳均系坦白，依法从轻处罚。案发后，三被告人积极退缴涉案款项，均酌情从轻处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二、被告人代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七万元；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七万元。三、被告人汪凤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王璐上诉称：1、卡孕栓回扣的分配是王某1定的，认定其受贿数额应扣除已支付乡镇卫生院医生的款项23460元。其个人购买的“卡孕栓”药1000枚回扣7600元不应计入受贿数额；2、认定其利用职务之便，在唐筛项目检验业务对贪污380781.74元承担责任错误，她不知代艳截留款项，没有商量，没有贪污的故意，她只分得6.9万元，若认定构成贪污，她是从犯。3、虚增两癌筛查病例178例，套取检查费19580元不是个人行为，且该款已作为回扣款进行了分配，不应重复计算。请求从轻处罚。 辩护人同意王璐的上诉理由，另提出：1、唐筛项目检验业务王璐认为是代艳个人行为，虽然王某2知情，但未以单位名义安排工作，2016年9月才由单位开展该项业务，王璐分的钱是劳务费。即使该起事实被认定为贪污犯罪，但因王璐不知钱款是代艳截留款，认为是回扣款，王璐的行为应定性为受贿，且在该起犯罪中，王璐是从犯；2、在两癌筛查项目中虚增病理检验178例，套取资金19580元是事实，但不是王璐个人行为，是代艳提出、经领导同意的单位行为，不能认定是王璐个人贪污，且该款已作受贿款分配，不应重复计算；3、原判量刑过重。建议对王璐受贿犯罪从轻处罚。 代艳上诉称：1、在销售卡孕栓业务中，她对收受的2000元不明知是回扣，认为是下乡的补助，其行为不属于受贿。她主动交代此起事实的行为应构成立功；2、在两癌筛查业务中，她没有参与商议回扣事宜，她认为其科室参与该项工作，分得的钱款是应得的报酬。即使认定构成犯罪，其系从犯，系自首，应从轻、减轻处罚；3、灵璧县妇幼保健所无唐筛项目等业务，她个人开展该业务，收取的系劳务费，截留的系患者个人交纳的费用，并非公共财物，不构成贪污。一审认定截留575655.15元是推算出来的，事实不清。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辩护人同意代艳上诉理由，另提出：1、代艳对王璐分给她钱款不明知是贿赂款，其主动交代受贿事实，构成立功，建议对代艳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2、在唐筛项目中代艳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因唐筛检验项目是金域公司主动来推广并提供检验所需耗材的业务，代艳等人开展此业务系个人行为。上诉人单位的经营范围和单位每年工作总结都没有此内容，且单位与金域公司没有签订委托合同，2016年签订合同加盖的是保健所作废的部门印章，属无效合同。证人王某2证言、王璐供述签订合同不属实。上诉人代艳等人上交单位1万余元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能证明唐筛项目是单位的业务。一审认定代艳等人截取57万余元事实不清，系从统计总额906606.15元中扣除乡镇医生提成330951元后所得，灵璧县妇幼保健所的结算统计表不真实，没有扣除未有送检医生姓名的400例、没有减去熟人等关系户未收费部分等，是推算出来的，数额不准确；3、原判量刑过重。建议二审法院对代艳免予刑事处罚。 汪凤玲上诉称：1、对卡孕栓药品回扣她直到2015年7月才知情，此前所收钱款没有受贿故意；2、对两癌筛查回扣，她开始不知情，只应对后二次分得的钱款承担责任，王璐交给她的2320元招待费应从受贿款中扣除；3、原判量刑过重。其系从犯，且悔罪，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应免予刑事处罚。 辩护人同意上诉人汪凤玲上诉理由，另提出：1、两癌筛查项目第一笔11000元回扣款应扣除，根据王璐、汪凤玲供述、沈某证言等证据证明，汪凤玲没有参与回扣的商议，不知该款为回扣款；2320元招待费已做招待支出，应予扣除；2、汪凤玲经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应认定为自首，原判认定为坦白不当；3、原判量刑不当。汪凤玲在受贿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原判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与主犯无差别，量刑不均衡。鉴于汪凤玲有自首情节，积极退赃，属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建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宿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意见：原判对三上诉人分别认定为受贿罪、贪污罪的定性准确，犯罪数额基本正确。王璐个人出资购买1000枚卡孕栓所得回扣7600元应从受贿总额中扣除，一审对三上诉人受贿的其他事实认定准确。唐筛项目是灵璧县妇幼保健所的业务，虽然委托形式有瑕疵，但法定代表人王某2同意开展此业务，患者也认为是在保健所进行的检查，医生不能私自收款，费用应由单位收取，且王璐、代艳亦上交给单位部分钱款。两上诉人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截取费用并私分的行为，构成贪污犯罪。从金域公司系统平台提取的数据计算出犯罪数额是真实、准确的。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的事实 （一）2014年11月至2017年8月，上诉人王璐在担任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妇保科主任期间，先后七次经手向国立公司购买9000枚卡孕栓药品，收受药品推广员王某1给予的回扣款88700元，扣除王璐私人以单位名义购买的1000枚药品回扣7600元，受贿总额为81100元。王璐具体实施分配，大部分款项由上诉人汪凤玲保管，其中王璐分得32350元、汪凤玲分得29890元，上诉人代艳分得2000元，灵璧县游集卫生院等20所乡镇卫生院医生共计分得2346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明： 1、书证 （1）国立公司购销合同及药品采购入库明细证明，2014年11月24日，灵璧县妇幼保健所与国立公司签订1000枚卡孕栓购销合同。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共购买卡孕栓药品9000枚。国立公司药品出库统计表：第一笔2014年11月24日出库1000枚；第二笔2015年4月7日出库2000枚，第三笔2015年7月28日出库1000枚，第四笔2016年4月20日出库1000枚，第五笔2016年8月12日出库1000枚，第六笔8月12日出库1000枚，第七笔2017年2月23日出库2000枚。 （2）国立公司关于销售至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卡孕栓的情况说明证明，销售至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卡孕栓9000枚，其中以王璐个人名义支付1000枚卡孕栓药品款32302元，因不符合公司财务制度要求被退回，现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尚欠32302元。 （3）转账记录证明，2016年4月29日，王璐转账32302元给王某1，用于购买1000枚卡孕栓。 （4）汪凤玲提交的王璐转交回扣款的信封复印件载明：信封上有“7月：1000×4=4000元（临），1000×2.6=2600（反），1000×1=1000元”字样。 2、证人证言 （1）王某1证明，其系东北制药沈阳第一销售公司学术推广员。2014年至2017年，灵璧县妇幼保健所陆续从他们公司采购过七批次共计9000枚卡孕栓药品，她与灵璧县妇幼保健所的王璐具体对接。按照规定公司不向客户提供返点，只准向购货单位二次让利，让利部分直接打入购货单位对公账户，但是王璐不同意打入妇幼保健所对公账户，要求把让利款直接打给王璐本人，再由王璐交给妇幼保健所财务科。2016年1月份之前每枚返利7.6元，之后每枚返利11.66元。其分七次共向王璐支付返利款88700元，有转账也有现金支付。每笔都是下批进货前15个工作日内支付上一批返利款。第一笔1000枚7600元，第二笔2000枚返利款15200元，分两次各付7600元，第三笔1000枚返利款7600元，第四笔为调价后的1000枚付返利款11660元，以上付的都是现金，都是装在信封里的。第五笔、第六笔各11660元，第七笔23320元都是转账。信封上的数字是王璐要求她写的，“临、反”字样不是她写的。她没有要求返利如何使用，都由王璐她们决定。2015年7月28日的一批药，王璐私人向公司付款32302元不符合财经制度，王璐转账给她，由她交给公司。 （2）孙某侠证明，其系灵璧县大路乡卫生院妇产科医生，2016年4月22日在妇幼保健所购买过卡孕栓药品，每枚回扣4元，共从汪凤玲处领取回扣400元。 （3）张某证明，其系灵璧县浍沟镇卫生院妇产科医师。其代表卫生院先后于2015年7月18日、2016年10月20日两次从灵璧县妇幼保健所汪凤玲处领取卡孕栓15盒，后在付款时，王璐按每枚4元的提成，共支付其回扣款300元。 （4）证人马某证明，其系灵璧县禅堂乡卫生院妇产科医生。2014年底，王璐在会议上推荐使用卡孕栓，后来她们保健所找王璐领了10盒共50枚卡孕栓。王璐说这个药有回扣，每枚4元，半年后其将药款给了汪凤玲并领回扣款200元。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王璐供述，代艳向她介绍卡孕栓药品并建议经销。2014年10月份，她向王某2做了汇报。经王某2同意，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和国立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购买数量为1000枚，但实际分七次共购买了9000枚。前4000枚，王某1按每枚7.6元给回扣，共支付回扣款30400元；后5000枚按每枚11.66元给回扣，共支付回扣款58300元。该款被她、汪凤玲、代艳分了。第一批卡孕栓1000枚卖完后，进第二批时，王某1说每枚药品回扣7.6元，其中4元作为临床医生好处费，1元保管费，另外再给2.6元回扣款。前六笔7000枚回扣款按每枚4元标准共计预留28000元，由汪凤玲保管，待支付临床医生；第七笔2000枚每枚4元预留8000元，由她保管待支临床医生。余款52700元，因销售商先找的代艳，代艳知道该药品有回扣，所以给代艳2000元。余下50700元她和汪凤玲每人分得25350元。其中，2015年7月28日采购的1000枚卡孕栓是她以单位的名义个人购买。购买的药入库后，她们把买药的发票交给单位会计，由会计给国立公司付款。每一批回扣都是结清该批药款后再返给回扣。汪凤玲和她在一个办公室，药品都是她俩负责发放、登记，临床医生的好处费也是经汪凤玲发放了大部分，汪凤玲帮了不少忙，所以她把回扣款和汪凤玲平分。 （2）代艳供述，2014年，王璐负责从国立公司王某1处采购卡孕栓药品。王某1刚开始是到她们门诊推销，并给她说这个药品有回扣。后由王璐经手采购了该药。有一天王璐给她2000元，说卡孕栓药品进来了。她知道这是经销卡孕栓药品的回扣款。 （3）汪凤玲供述，2014年下半年至2017年，妇幼保健所先后七次购买卡孕栓9000枚，王璐安排她负责保管、发放并做好登记工作。9000枚卡孕栓被销往灵璧县各乡镇卫生院。第一批1000枚卡孕栓卖完，她单位会计给王某1结账后，2015年二三月份，王璐在办公室告知她，厂家给回扣了，每枚7.6元，其中包括保管费1元、开药医生4元、其他回扣2.6元。王璐当时给她一个信封装有7600元，王璐拿走分得的1800元，给开药医生的4000元王璐安排她分发，她自己分1800元，她这时才知道有回扣。信封背面写着：7月1000×4＝4000（临）1000×2.6＝2600（反）1000×1＝1000，这几行字像是王某1写的。“临”代表临床医生回扣，“反”代表经手人应得回扣，下面的1000元就是保管费。后来药品调价回扣款也随之增加，从第四次起每枚由7.6元提高为每枚11.66元，给医生的回扣不变。王璐将每次的回扣款安排她分发，以上7笔王璐共计给她54350元，其中她分得26350元，王璐曾以给代艳2000元为由向她要回1000元。医生回扣款28000元她已支付23460元，余款4540元尚未支付。这9000枚卡孕栓中有1000枚是王璐个人出资购买，未入单位账。前六次预留给医生的好处费都放在她处，第七次的预留款8000元，王璐说有急用没交给她。 关于上诉人王璐及辩护人认为该起回扣分配比例是王某1安排的，王璐受贿数额应扣除已支付给乡镇卫生院医生的提成部分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审理认为，王璐在卡孕栓药品采购、销售及收受贿赂过程起着支配作用，王某1对回扣款没有所有权，对此款分配也没有决定权，即使提出分配方案也是建议，是否接受应由王璐决定。王璐采纳建议对受贿款分配，是对赃款的处理，其应对受贿总额负责，故乡镇医生所得的回扣款不应从受贿总额扣除。上诉人王璐及辩护人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代艳及辩护人认为代艳收受2000元不明知是卡孕栓回扣，不构成受贿，此起是代艳主动交代，应构成立功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代艳供述，王某1刚开始到她们门诊推销该药并给她说这个药品有回扣，后来王璐经手采购了该药，给她2000元，还说卡孕栓药品进来了。她知道这是经销“卡孕栓”药品的回扣款。王璐供述，代艳建议经销卡孕栓并知道有回扣，所以她给代艳2000元。上述证据相印证，足以认定代艳明知收受的该2000元是购买卡孕栓药品的回扣款，代艳的行为应认定为受贿。代艳到案后主动交代自己参与的该起受贿事实，不属于检举他人犯罪，不构成立功。一审法院认定代艳构成自首并无不当。故上诉人代艳及辩护人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汪凤玲及辩护人提出汪凤玲对分得的前两笔款不知是回扣款，没有受贿故意，不应计入受贿数额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汪凤玲供述，第一批1000枚卡孕栓卖完，她单位给王某1结账后，2015年二三月份，王璐告知她，厂家给回扣了，每枚7.6元，王璐当时给她一个信封有7600元，王璐拿走1800元，给开药医生的4000元王璐安排她分发，她自己分1800元，她这时才知道有回扣。前六次给医生的预留款王璐安排她发放。王璐供述，每一批回扣都是结清该批药款后再返给回扣。前六次预留给医生的好处费交给汪凤玲分发。证人王某1证明，支付给王璐的回扣款每笔都是下批进货前15个工作日内支付上一批返利款。国立公司药品出库统计、灵璧妇幼保健所药品入库、药品付款审批单等证明，灵璧妇幼保健所购买的第一笔药2014年11月24日，12月1日入库，12月25日王某2签字同意付款。购买的第二笔药于2015年4月7日出库。根据王某1的证言、王璐的供述，可以确定国立公司返给第一笔回扣款的时间应在2015年3月左右，与汪凤玲供述收到第一笔回扣款的时间相印证。汪凤玲从2015年二三月份第一次收到钱款，即知道是购买第一笔卡孕栓的回扣，且前六次预留给医生的好处费都由王璐交给汪凤玲分发，汪凤玲也明知收到、保管和发放的钱款都是药品回扣款。故汪凤玲及辩护人此上诉理由、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2014年至2017年，王璐在担任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妇保科主任时，将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项目交给金域公司承担检验，并与上诉人代艳共同商议向金域公司业务经理沈某索要回扣，之后王璐三年收受沈某给予的回扣款及虚报病理检查款分别为48520元、66000元、110000元，计224520元，扣除虚报178例病理检查款19580元，共计204940元，王璐、代艳、汪凤玲三人商量后将回扣款私分，其中王璐分得95420元，汪凤玲分得43320元，代艳分得26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明： 1、书证 （1）委托检验协议证明，2014年8月1日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和金域公司就宫颈癌、乳腺癌筛查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 （2）沈某提供的两癌项目回扣说明证明： 2014年度，刮片收10元，返2元，共9360例，返回18720元；病例收110元，返30元，开票724例，实做623例，返回29800元；共计48520元。 2015年度，刮片收10元，返2元，共15144例，返回30288元；病例收110元，返40元，开票860例，实做830例，返回36500元；共计66788元。 2016年度，刮片收10元，返4元，共15108例，返回60432元；病例收110元，返65元，开票758例，实做711例，返回51385元；共计111817元。 以上总额为227125元，其中返回虚报病理178例计19580元。 2、证人证言 （1）王某2证明，其在主持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工作期间，自2014年至2016年单位“两癌”筛查工作由王璐具体负责，该项检查费用由国家承担。2014年签订合同时，金域公司未提回扣事宜，2015年、2016年王璐分别给他11000元、15000元，并说系金域公司给的感谢费。 （2）沈某证明，其在金域公司工作，2014年关于两癌筛查检验项目经与王璐商谈达成协议，约定回扣比例。每年的回扣款均与王璐结算并将款项直接交给王璐。2014年交给王璐48520元。2015年，病理钱增加到40元，交给王璐66788元，王璐实收66000元。2016年，代艳说有其他公司介入两癌筛查项目，要求降低收费标准，他给公司汇报后，决定刮片每例返4元，病理每例返65元，当年回扣为111817元，2017年5月付80000元，7月付30000元，计110000元。回扣款是代艳先提出来的，后来几次比例调整也是代艳先提出来的，后由王璐同意认可。王璐交给他们公司的钱款包含了回扣款，但入公司账就拿不出来了，他把代艳送检唐筛项目的检验费通过不开票、不上交、分批次的方式扣留，用扣留款返给王璐的提成款。三年里王璐要求虚开病理178例，每例110元，计19580元。2015年，在王璐办公室就王璐一人，给王璐回扣款48520元。给66000元时汪凤玲在场，汪凤玲说收整数，零头算是给他家小孩随礼了。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王璐供述，2014年她和金域公司签订两癌筛查检验合同，当年筛查工作结束后，代艳找她说给沈某谈谈要辛苦费，她让代艳先去谈的，沈某同意刮片每例回扣2元，病理每例回扣30元。2015年，代艳说别的公司想接该项业务，给的回扣都高，她就让代艳联系沈某，看看能否提高回扣。后沈某同意提高回扣。2014年收回扣48520元，2015年回扣款66000元，三年合计224520元。2014、2015年，她和代艳、汪凤玲、王某2分别分得11000元、15000元。2014年汪凤玲拿走招待费2320元，2015年王某2父亲去世拿走2000元。2016年，她分89000元，汪凤玲分16000元，代艳没分。合计她得115000元，代艳计26000元，汪凤玲43320元。代艳在门诊处，和其他医学检验公司人员接触较多，每次知道别的公司回扣比例较高，就和她商量要金域公司提高回扣比例，然后代艳和她分别联系沈某要求提高回扣比例。汪凤玲也知道回扣的事，她俩在一个办公室，关系好，她和汪凤玲说过，沈某结算出账单在办公室，汪凤玲也在场。2015年五六月份的一天，沈某到她办公室算好2014年的回扣及返回虚报的病理检查费计48520元，并直接交付了现金，当时汪凤玲在场。每次多报病理检查时，她都征求代艳的意见，并征得王某2同意，汪凤玲对这事知情一是她告诉的，另外沈某出具的演算单上也能体现出来，当时汪凤玲在场也能看到这个演算单，分过钱后演算单被她撕掉了。 （2）代艳供述，2014年上半年，沈某给她介绍两癌筛查项目，想和她们合作，并明确有好处费，她让沈某找王璐，后来王璐和沈某签订了合同，具体约定的好处费是多少，她不知道。2014年和2015年她共分了26000元。因为唐筛项目一直在该公司做，她和沈某认识，知道该公司做检验都有相应的回扣，两癌筛查项目也能有回扣。后来其他公司想做这个项目，给的回扣高，她给这些公司说找王璐。因为有竞争，金域公司提高了回扣，王璐也给她说了。王璐说钱款是与汪凤玲、王某2和她均分的，2016年她没有分钱。之所以分给她钱，一是她知道此事，二是两癌项目病理检查是她们妇产科做的。 （3）汪凤玲供述，2014至2017年，她们单位两癌筛查项目委托金域公司检验，王璐具体负责，回扣比例等相关事宜均由王璐与金域公司商定，回扣款直接给王璐，王璐确定好分配方案，让她分发至相关人员，她三年共分得41000元。2014年的回扣是2015年上半年给的，王璐给她11000元现金，说是两癌筛查项目的奖金，另给2320元留着招待保健员，招待费在保健员来做报表的时候吃饭用掉了。2016年上半年的一天，王璐把算的一张纸拿给她看，说是2015年的回扣款，给李某姬、恒某的少，剩余的由王璐、代艳、王某2和她四人共分。当时代艳也到她们办公室看过算好的单子，她才知道2014年也是这几人分的。这次王璐给她14000元，另给的2000元招待费因为王某2父亲去世出礼了。2017年5月，王璐给她16000元，说是2016年的回扣款。她作为办公室负责人参与了该项目工作，具体负责病理检查ＣＩＮ一级及以上病人个案卡的录入、审核，以及季度报表统计。 关于代艳及辩护人提出在两癌筛查中代艳收取的是劳务费，没有参与商定回扣事宜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王璐供述，代艳先提出并找沈某谈了回扣，代艳每次知道别的公司回扣比例较高，就和她商量要金域公司提高回扣比例，然后她俩分别联系沈某要求提高回扣比例。代艳供述，她因为唐筛项目在金域公司做，和沈某认识，知道该公司做检验都有相应的回扣，两癌筛查项目能有回扣。后来其他公司想做这个项目，给的回扣高，她给这些公司说找王璐。因为有竞争，金域公司提高了回扣，后来王璐也给她说了。沈某证明，代艳先提出要回扣并提出提高回扣比例。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代艳参与两癌筛查项目回扣比例的商议，其应当明知分的钱款是两癌筛查项目的回扣款。两癌筛查是由有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支付费用的检查项目，代艳所在单位开展此项业务，其妇产科参与其中是其本职工作，其在领取工资之外不应另获得劳务费。故代艳及辩护人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汪凤玲及辩护人提出汪凤玲分得的11000元是奖金、2320元招待费应从受贿款中扣除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王璐供述，2014年的回扣款是沈某在2015年五六月份到她办公室算好并当场给付的，汪凤玲在场；汪凤玲供述，2015年上半年收到王璐交给她的11000元。卡孕栓药品的回扣系2015年二三月份收到的。审理认为，两癌筛查项目是财政拨款的一项工作，系上诉人所在单位开展的正常业务，即使上诉人工作成绩突出，也不可能获得巨额奖金。此前，上诉人汪凤玲已收到卡孕栓药品的回扣款，其收到11000元时应当知道该款是回扣款。汪凤玲提出2320元用于招待支出的理由，无证据予以印证。故上诉人及辩护人的此上诉理由、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汪凤玲及辩护人提出原判量刑不均衡，汪凤玲在受贿犯罪中系被传唤到案，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构成自首，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应免予刑事处罚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2017年11月12日，代艳交代了在经销卡孕栓和两癌筛查业务中收受他人贿赂的事实。2017年12月24日，汪凤玲被办案机关传唤到案并交代受贿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款“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的规定，汪凤玲的行为不构成自首，原审认定为坦白并无不当。上诉人汪凤玲多次收受贿赂，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不符合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鉴于汪凤玲系从犯，可予以减轻处罚，故汪凤玲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二、贪污的事实 （一）2012年4月，上诉人代艳在担任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妇产科主任时，金域公司推广业务，与灵璧妇幼保健所合作唐氏筛查等项目检验业务。代艳、王璐将该业务向灵璧县大庙乡、大路乡等21个乡镇卫生院妇产科医生进行宣传推广，并告知该业务的收费标准为每例200元，乡镇医生本人可从中自留50-70元。自2012年4月至2017年8月，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妇科门诊外送给金域公司唐筛、优生四项等医学检验项目共计11385例。代艳等人采取收费不开票、不入账的方式，截留应交给本单位的资金575655.15元，由代艳安排私分。上诉人王璐对截留款中的380781.74元部分参与共同私分。乡镇卫生院依约定自留资金330951元，共计截留检验费用906606.15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 1、书证 （1）从金域公司提取的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妇产科门诊部结算单、代艳等人、乡镇医院截留检验费统计表证明，2012年4月至2017年8月期间，扣除没有送检医生姓名的356例，灵璧县妇幼保健送交金域公司检验样本11385例，代艳等人截留资金共计575655.15元，乡镇医生截留资金330951元，合计共截留资金906606.15元。 （2）《灵璧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代艳等人截留统计表》载明，送检6202例，代艳等人截留412316.395元。其中病人系熟人、亲朋、职工等情形已标注。该统计表已经代艳签字确认。 （3）《服务中心唐氏筛查项目统计表1289例》载明，对无送检医生姓名的1289例，经查金域公司的筛查申请单，查找到其中有送检医生姓名的933例，933例系灵璧妇幼保健所门诊送检，截留39780元，乡镇医院医生截留63320元。另有356例原始申请单未查到，无法确定送检医生姓名和截留钱款。该统计表已经代艳签字确认。 （4）《部分乡镇及保健中心代艳截留送检费用统计表》载明，送检4250例，代艳等人截留125358.75元，乡镇医院医生截留267631元。该统计表已经代艳签字确认。 （5）收款上缴凭证证明，2015年至2017年，代艳、王璐向收款处门诊上缴13350元，灵璧县妇幼保健所支付给“金域公司”5549.20元，单位所得7800.80元。 （6）收费票据证明，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和乡镇医院收取检验费。 （7）金域公司提供的说明一份证明，金域公司自2012年4月12日起与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开展唐筛等项目检验合作业务，约定了检验项目收费标准及分配比例。其中唐氏筛查项目：2012年4月12日-2015年1月22日，执行物价150元/例，折扣率65/%，收取97.5元/例。2015年1月23日-2015年4月25日，公司按照与医院洽谈价格计收取120元/例；2015年4月27日-2016年4月25日，公司收取85元/例；2016年4月26日，公司收取85元/例。 （8）委托协议书（2016年3月26日签订）证明，灵璧县妇幼保健所与金域公司继续合作唐筛业务。加盖的是灵璧妇幼保健所妇产科门诊印章。 2、证人证言 （1）王某2证明，2012年，在王璐和代艳的建议下，单位与金域公司合作开展唐筛项目，当时他代表妇幼保健所和金域公司签订了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是每例唐筛检验费用向患者收取150元，给金域公司大约120元，剩余的归妇幼保健所。主要工作是抽血采样，其他工作由金域公司承担。刚开始开展项目时，他就给王璐、代艳说收取检验费后交到妇幼保健所的收款处，入单位账户，然后由财务统一与金域公司结算。检验费具体由代艳负责，代艳也确实向单位收款处交过检验费用，后来有人反映代艳私收费用，他找代艳谈过话，代艳没有承认私收费用，他组织人去检查，也没有发现代艳私收费的情况。 （2余某证明，她与代艳在一个科室工作，她主要负责孕产妇保健管理。金域公司来人找代艳谈业务。代艳告诉她，以后告诉来建册的孕妇，她们单位可以做唐筛。她在外送检验项目中参与给患者抽血、登记、填写送检申请单、通知患者拿报告单，唐筛每例收取患者200元、乡镇医生送到她们科室的标本收取150元，其他项目收费标准记不清了。钱由代艳负责收取并保管，该项业务她们大约可得100元。自2012年4月份开展该项业务至2013年9月，代艳共计给她17200余元。公司给的送检单，她们留一份做存根，记载患者的姓名、住址等，收患者的都是现金，由代艳保管。她的电脑登录金域公司检验检查系统，可以显示患者姓名、结果等。代艳给她现金的时候，大家心知肚明都知道是项目的好处费。 （3）李某姬证明，2012年9月，她到保健所妇产科上班，当时她们科在做唐筛、优生等外检项目。检材由金域公司的业务员定期来收取。她有时填写外检项目申请单，有时抽血，有时也向孕妇收取检验费。唐筛的收费标准是200元。检验费都由代艳保管并与金域公司结算。代艳以辛苦费的名义共给她33100元。 （4）孙某侠证明，她是灵璧县大路乡卫生院妇产科医生，2013年下半年代艳通知开展唐筛项目，她自2013年至2017年期间共送检97例，得回扣款7650元。 （5）李某证明，2013年，代艳告知她们门诊可以做唐筛检查，每例向患者收费200元，她们门诊收150元，剩下的50是我们的回扣。她总共委托送检88例，共得回扣款7300元。 （6）张某证明，她于2014年11月到浍沟镇卫生院妇产科上班，代艳给她说，有患者要求做唐筛的就往她们那儿送，每例收患者200元，交给代艳150元，剩下的50元归她个人。2012年至2017年，她共送检唐筛等项目193例，得回扣款11050元。 （7）沈某证明，2014年，金域公司与灵璧县妇幼保健所签订唐筛项目检验合同，之前没有签订合同，但是经过保健所领导王某2同意的。后面的合同是和妇产科签订的。他们一共收送检11741例。他们收取的唐筛检验项目标本都有登记清单，一般收取后一个月结算上个月的检验费用，他们每一次收取检验费用都会给代艳开具发票，发票抬头写的是灵璧县妇幼保健所。他们按照省物价局制定的收费标准的65%收取费用，后又降为50%、45%，具体变化时间，根据公司账目为准。至于妇幼保健所向病人收多少、留多少他们不问。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王璐供述，2012年初，金域公司就唐筛项目提出与她们合作，先找的代艳，代艳又将合作意向告知她和王某2，经王某2同意后，2012年她带金域公司的沈某到王某2办公室，王某2代表她们单位与金域公司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每例收费150元，金域公司收120元，妇幼保健所得30元。签合同时她在场。为拓展业务，她向乡镇卫生院的妇产科医生宣传她们单位可以做唐筛项目。让乡镇医生每例收患者200元，交她们150元，剩余50元作为乡镇医生个人的费用。在唐筛业务外送给金域公司检验过程中，她们截留过检验费，分配方案是代艳决定的。唐筛（项目合作）是单位行为。她们宣传说单位可以做唐筛。因有人举报代艳乱收费，王某2查过一次，让她找代艳谈话，后来代艳补交过检验费。单位送检多少例她不知情，代艳每月给金域公司结账，公司的账目上应该都有记录。2012年4月至2013年9月，她、代艳、余某每人分得17000元钱。余某调走后，她和代艳原则上平分。2013年10月至2016年6月份，她分得截留款146500多元。她实际分6.9万元，但代艳说14万多，她没有证据，她认可代艳说的数。 （2）代艳供述，2012年4月，金域公司的业务员向她宣传唐筛，说所有检验耗材都由金域公司提供，并且上门取标本、送化验单，每例唐筛给她们提成52.5元，另外在单位妇科门诊电脑安装一个系统，用于查询、打印检验报告，并提供了登录账号和密码（查询账号是13×××86、密码653276）。经王璐同意后，在全县各乡镇卫生院妇产科进行推广。起初，金域公司按照省物价局规定的标准，每例收费150元，金域公司按65%提成97.5元，她们按35%提成52.5元。后来省物价局提高了收费标准，每例收200元。但有一段时间因金域公司的政策，她们的提成比例有微调，以灵璧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代艳等人截留送检费用统计表为准。2012年4月至2013年9月，共截留5.5万元左右，扣除李某姬3900元，王璐、余某和她各分1.7万元。2013年10月至2016年6月，截留32.5万余元，扣除李某姬的1.94万元，剩余29万余元，她和王璐各分14.6万余元。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2016年下半年王璐负责的乡镇开始将医学检验送到皖北煤电集团医院检验，只有她负责的门诊送给金域公司做检验，另外，王璐没有把2016年度的两癌筛查回扣款给她，她截留的检验费就没有再分给王璐，这段时间共截留19万余元，除掉高某的0.7万元、上交单位的0.72万元，剩余17万余元被用于生活开支了。她认可送检11385例，截留并私分575655.15元。 唐筛工作开展一年后，她怕检验出现误差，就先后两次找王某2，要求王某2与金域公司签订合同，后来不知是否签定。2016年王璐安排她与金域公司段某龙签的合同，盖的是妇产科的章。大约2012年或2013年金域公司找过王某2，想和单位签合同，后来谈没谈成不知道。她认为是个人开展的业务，王璐说王某2让适当交一点钱到单位账户她就交了。签订合同为啥以单位名义她现在解释不清。2013年跟王璐说好给王某25000元，王某2知道她们私自收取检验费的事情，给王某2钱是感谢王某2不再过问此事。前期收取患者的钱不开票，2015年以后，“金域公司”提供了收据，有极少数患者要求开票时才开，共开了几十张，票据存根没有保留。该项业务她分次向单位共缴纳了一万余元。她个人分得33万余元，王璐分得16万余元，每次私分都是她按照金域公司系统平台登记的医学检查项目明细算的账，系统是装在余某电脑的，余某随时可以和她对账复核。刚开始她认为是自己开展的业务，给自己和科室弄点福利。她也知道这个提成不能随便分，应该属于妇幼保健所全体职工。她们认为开展这业务，一是方便孕妇，二是能给单位创收。后来她给分管孕期保健的王璐和单位领导王某2汇报了，该业务就开展了。因为单位收费系统没有唐筛项目，就没有往单位交款，只是当做科室的额外收入。每月25日金域公司业务员与她经过核对，把上个月唐氏筛查检验费按照提成比例，拿走属于公司的现金。她给熟人或乡镇医来送检的医生介绍该项目，说她们妇幼保健所也可以做唐氏筛查项目了。 关于王璐、代艳及其辩护人认为唐筛检验项目业务系代艳个人业务，非本单位业务，代艳、王璐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王璐供述，2012年初，金域公司就唐筛项目提出与她们合作，先找的代艳，代艳又将合作意向告知她和王某2，经王某2同意后，2012年她带金域公司的沈某到王某2办公室，王某2代表她们单位与金域公司签订了合同。唐筛是单位行为。她们宣传说单位可以做唐筛。因有人举报代艳乱收费，王某2查过一次，让她找代艳谈话，后来代艳向保健所补交过检验费。代艳供述，她知道大约2012年或2013年金域公司找过王某2，想和单位签合同，后来谈成没谈成不知道。唐筛工作开展一年后，她怕检验出现误差，就先后两次找王某2，要求王某2与金域公司签订合同。她认为是个人开展的业务，王璐说王某2叫适当交一点到单位账户，她就交了。王某2知道她们私自收取检验费的事情，2013年通过王璐给王某25000元，是感谢王某2不再过问此事。证人王某2证明，唐筛项目是单位开展的业务，他要求钱款交到单位统一给金域公司结账。沈某证明，合同是2014年与灵璧县妇幼保健所签订的，之前没有签订合同，但是经过领导王某2同意的。证人余某、李某证明，代艳要求她们对外宣称保健所、门诊可以做唐筛等项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唐筛项目系经单位领导同意后，由灵璧妇幼保健所开展的业务。代艳、王璐辩解系代艳个人开展的业务、王某2默许她们个人开展业务理由无事实依据，且与上述证据相互矛盾。灵璧妇幼保健所、王某2对开展该业务管理不规范，不能等同于允许代艳个人以单位名义开展业务。上诉人王璐、代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之便，对明知应属于单位收入的款项私自截留，进行私分据为己有的行为应构成贪污罪。上诉人及辩护人此上诉理由、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代艳及辩护人认为一审认定代艳的贪污数额不准确，系从统计总额扣除乡镇医生钱款后所得，没有扣减无送检医生名字400例、亲朋等关系户等款项，是推算出来，不是代艳实际截留款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证人余某证明，每例检查都有检查申请单，病人一份，留存一份；从金域公司提取的灵璧妇幼保健所唐筛结算单证明，唐筛项目的每一例检验都有收费数额、送检医生或所属乡镇等内容的记载；张某、孙某侠等多名参与唐筛项目检验的乡镇医院医生对收取的检验费用数额、送检的人数、截留的款项都进行了证明和确认；代艳及王璐供述，她们对乡镇医生收取和留取费用的标准、方式都分别做了安排，在乡镇医生参与的检验项目中，先截留乡镇医生应分得的钱款，再向灵璧妇幼保健所代艳交纳规定的钱款数额，保健所自己收取的检验费、乡镇医生交给保健所的费用和检查申请单，均被录入金域公司系统，保健所按照金域公司收费标准或谈好的价格，与金域公司的业务员进行核算，向金域公司交纳应交的检验费，余款被代艳等人截留；侦查机关制作的代艳等及乡镇医院医生截留款统计表等证据证明，扣除356例无送检医生姓名的检验，最终确定灵璧县妇幼保健所送检11385例，其中被检查人员系代艳的亲朋好友或熟人、同事等，已在截留款项统计表中备注作出说明，对应的截留款为0或相应减少，代艳对上述统计表已经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在唐筛检验项目中，乡镇医生截留费用330951元、代艳等人截留575655.15元的事实清楚。故上诉人代艳及辩护人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王璐及辩护人提出认定王璐参与私分380781.74元事实不清、及王璐系从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代艳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对赃款的处理具有决定权，王璐在该起犯罪中起其次要作用，应系从犯。王璐参与2012年4月至2013年9月截留55543.35元，2013年10月至2016年6月截留325238.39元，合计380781.74元，上述事实，有证人王某2、余某、李某姬、张某等人的证言、上诉人王璐、代艳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及相应的统计表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王璐应对参与分配的该款承担刑事责任。故上诉人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王璐辩护人提出王璐不知收到的是截留款，认为是回扣，应认定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王璐供述，2012年王某2代表她们单位与金域公司签订了合同，约定妇幼保健所每例得30元。王某2证明，2012年在王璐和代艳的建议下，他代表妇幼保健所和金域公司签订了唐筛项目合同，约定每例向患者收取150元，给金域公司大约120元，剩余的归妇幼保健所。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王璐明知代艳分给她的钱款系应属于单位的财产，而与代艳等人共同侵占的事实，其行为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贪污罪。故辩护人此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2014年至2017年，上诉人王璐利用担任灵璧县妇幼保健所妇保科主任职务之便，在实施宫颈癌、乳腺癌筛查项目过程中，采取虚增病理检验178例并安排金域公司虚开发票，套取检验费1958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明： 1、书证 沈某提供的两癌筛查统计表证明，王璐三年虚开病理检查178例，每例110元，计19580元。 2、证人证言 （1）王某2证明，两癌筛查工作由王璐负责，他不知虚报病理检查之事，王璐没有报告过。 （2）沈某证明，王璐要求他虚开病理检查例，虚开病例的钱款已返给王璐。 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王璐供述，灵璧县两癌项目的病理检验都是通过代艳妇产科门诊做的，为了给回家过年来检验的妇女预留一定名额，每年统计时都多报了一些。每次多报，她都征求代艳的意见，并征得王某2同意。汪凤玲是她告知的，另外沈某出具的演算账单上也能体现出来。 （2）代艳供述，两癌筛查做多少例、虚报多少例，她不知情。 （3）汪凤玲供述，在两癌筛查业务中，她不知虚报病理检查。 关于上诉人王璐及辩护人提出虚报病理检查是领导同意的单位行为，王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且该款已作受贿款分发，不应重复计算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王璐供述虚报病理检查系与代艳商量、经王某2同意的。但与代艳供述、王某2证明相矛盾，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应认定该178例病理检查属王璐个人虚报。王璐借此机会套取国家财政拨款19850元，即使最初虚报是为每年返乡需要做检查妇女预留名额，但取得该款后就与其他回扣款一并进行了私分，足以证明王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其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国家资金的行为应认定为贪污。因代艳、汪凤玲等人不知该款系虚报病理贪污所得，且该款已经作为回扣款进行了分配，故对代艳、汪凤玲所得部分仍为受贿所得并予以追缴。王璐受贿总额、个人所得受贿款中已将该款分别予以扣除，该款仅是性质改变，并未重复计算。故上诉人及辩护人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查明，2017年11月12日，上诉人代艳在灵璧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其涉嫌贪污犯罪时，其主动供述了在经营卡孕栓业务、两癌筛查项目过程中收受他人贿赂的事实。2017年12月23日，上诉人王璐、代艳经砀山县人民检察院传唤到案。2017年12月24日，上诉人汪凤玲经砀山县人民检察院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在灵璧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期间，2017年12月22日，王璐上缴316533.24元；代艳上缴381468.45元；2017年11月22日、12月23日，汪凤玲上缴76560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王璐缴纳罚金38万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璐、代艳、汪凤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经济往来中，多次收受他人贿赂286040元，共同予以私分，三上诉人的行为均构成受贿罪。上诉人王璐、代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截留检验费575655.15元，共同予以私分，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贪污罪。在共同受贿犯罪中，王璐、汪凤玲对受贿总额承担刑事责任，代艳对参与分配的第一笔卡孕栓回扣款7600元、两癌筛查前两笔回扣款48520元、66000元，计122120元承担刑事责任。其中王璐分得127770元，代艳分得28000元、汪凤玲分得73210元。汪凤玲、代艳在共同受贿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代艳主动交代受贿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对代艳从轻处罚，对汪凤玲减轻处罚；王璐、汪凤玲归案后，均如实供述受贿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均依法从轻处罚。在共同贪污犯罪中，上诉人代艳经手、保管截留款项，其对截留总额575655.15元承担刑事责任，王璐对其明知并参与私分的380781.74元及单独虚报178例病理检查骗取国家资金19580元，合计400361.74元承担刑事责任。其中代艳分得33万余元，王璐分得16万余元，王璐、代艳归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从轻处罚，王璐在犯罪中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三上诉人王璐、代艳、汪凤玲案发后，积极退缴涉案款项，王璐认罪、悔罪，均酌情从轻处罚。除经营卡孕栓药品部分受贿款外，原判认定三上诉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王璐、汪凤玲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宿州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王璐、代艳犯受贿罪、贪污罪、汪凤玲犯受贿罪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三上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上诉人王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对上诉人代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对上诉人汪凤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法院（2018）皖1321刑初字144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人代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七万元；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七万元。 二、撤销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法院（2018）皖1321刑初字144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被告人王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被告人汪凤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三、上诉人王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23日至2022年6月22日止；罚金已缴纳）。 四、上诉人汪凤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十万元，余款五万元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纳）。 五、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已交至灵璧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松林 审判员  王晓红 审判员  徐 莉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解飞翔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被告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