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赣08行初104号原告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六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刘建设，该组组长。原告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九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邓龙章，该组组长。上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松，江西荆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七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钱初尼，该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利，村民。原告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十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钱建军，该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建兵，村民。上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祖华，江西同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玮，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强，安福县人民政府山调办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人民，安福县人民政府山调办副主任。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少玄，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雨霓，吉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第三人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五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王金保，该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仁彪，村民。原告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六村民小组、第九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亨六、九组）、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七村民小组、第十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亨七、十组）不服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下简称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安府山调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及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安市政府）作出的吉府复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8月29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大亨六、九组的诉讼代表人刘建设、邓龙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松，原告大亨七、十组的诉讼代表人钱初尼、钱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利、钱建兵、尹祖华，被告安福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强、马人民，被告吉安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雨霓，第三人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五村民小组（下简称大亨五组）的诉讼代表人王金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仁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安福县政府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安府山调处字[2018]2号《关于“上屋”（对垠山）山场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认定：大亨六、九组提供的1983年（福）留证字第34078号和34077号自留山使用证，载明的“上屋山场，彼此相互衔接，与实地基本相符，可证明在争议山场内有山。争议山场上的湿地松人工林属大亨六、九组上世纪90年代营造。大亨六、九组提供的洲府发[2006]32号调解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确权凭证。大亨七、十组提供的1983年（福）林证字第04605号登记的“东边山、大坪山、屋后山”三块山场，山名四址与争议山实地不相符，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大亨七、十组提供的叁份复印件协议书，均写明所赠送给其山场的山名为“对垠山”，协议书上虽注明了参加人，但所有参加人员均无一人亲笔签名，且叁份协议书是复印件，均无原件；另外，大亨六、九组提供的安福县公安局洲湖派出所2009年3月7日询问笔录材料复印件显示，大亨村时任7组组长钱圣民、10组组长钱建兵均承认协议书于1998年已作涂改。因此，协议真实性难以认定，不能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但应认可送山事实存在。第三人（第5村民小组）提供的1983年（福）林证字第01794号山林所有权证所载明的“平风岺”四址为：东面登“水沟与山顶”，带山指认为争议山场东面的界址，实地勘验，此处有一个水沟直上至山脊；南面登“去石灰厂路”，实地踏查，未见到路，与实地不相符；西面登“本队去石灰厂路”，实地勘验，有一条去石灰厂的路，与实地基本相符；北面登田岸，与实地基本相符。大亨六、九组提供的1983年山林所有权证载明的“上屋”山场除北向界址难以全部确认外，其余东、南、西向界址与实地基本相符，包含了整个争议山场；大亨六、九组提供的1983年（福）留证字34077号自留山使用权证，其四址与实地基本相符，在争议山场范围内；大亨六、九组提供的1966年山林所有执照载明的“上屋”山场，其南、西向在实地难以相符，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大亨七、十组提供的叁份协议书均为复印件，无原件，有涂改，1983年山林所有权证与实地不相符，且与协议不能相互衔接，不能作为本案确权依据；但第三人大亨五组所提供的1983年山林所有权证除南向界址难以认定外，其余东、西、北三向界址与实地基本相符，也包含了整个争议山场，同时，第三人认可送给大亨七、十组的山在第三人的山场内，即争议山场范围。综上所述，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9条、第14条、第21条、第23条、第29条之规定，作出：1、将争议山场划分为南、北两块，以海拔222.5米向西沿山脊至海拔164.0米再向西沿山脊至山脚为分界线。2、分界线以北的山场山权、林权划归大亨六、九组所有，其四址为：东，小山冲至海拔222.5米山头东向的山坳；南，分界线；西，田岸；北，田岸和山冲。3、分界线以南的山场山权、林权划归大亨七、十组所有，其四址为：东，海拔222.5米山头东向的山坳向南至山冲；南，海拔142.2米北向的山冲；西，山脚田岸；北，分界线。2018年8月3日，吉安市政府作出吉府复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大亨六、九组诉称：安福县政府认定第三人大亨5组所持有的1983年（福）林证字第01794号山林所有权证所载“平风岺”山场与争议山场相符，认定事实错误。第三人的“平风岺”山场与争议山场相隔甚远，该证东登水沟与山顶，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29条“最近地物标为准”的原则，最多只能认定为争议山场西面的“草基锅水槽”。因此，第三人的山场明显不包括争议山场。另外，第三人的“平风岺”地类为油茶山，争议山场范围林业三定时不是油茶山，与实地不符。原告拥有1965年、1983年的山林执照和山林所有权证及自留山使用权证相互衔接，相互印证，可以证实争议山场山林权归原告所有。从经营管理情况看，争议山场历来由原告经营，安福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也认定争议山场的湿地松人工林属原告所造，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23条“谁造谁有”的原则，争议山场的林权明显属于原告。两被告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明显错误，认定事实和处理结果自相矛盾。第三人大亨5组的山场并不包括争议山场范围，大亨7、10组的主张争议山场权属缺乏合法来源，两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争议山场应属原告所有。请求：1、依法撤销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安府山调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及吉安市政府的吉府复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由安福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原告大亨7、10组诉称：被告依据大亨6、9组提供的1983年的山林权证作为处理依据错误。大亨6、9组提供的“上屋”山林所有权证及（福）留证亨34077号自留山使用权证，该两份证据在以前的调处过程中，大亨6、9组已作为证据提供主张权利，但由于该两份山林权证的四址与实地不符，而被告在以前的处理决定中未予采信。但安福县政府在[2018]2号处理决定中却全盘否定以前查明的事实，将该两份山林权证作为确权依据显然错误。大亨6、9组的山林所有权证系1983年取得，而原告取得山场为1978年，即使大亨6、9组的两份山林权证记载的内容与争议山场有关联，也不能推翻和否定大亨7、10组在1978年取得争议山场所有权的历史事实。被告认定大亨7、10组的送山协议书不能作为确权依据的认定错误。安福县政府在以往的多次处理决定中已客观公正的认定了：（1）送山协议书与原始件无误；（2）除“对垠山”外所有的赠送物均与他人无争议；（3）协议中“对垠山”的四址与实地相符；（4）写送山协议时大亨村以及大亨5组、6组都在场参与；（5）经过政府查实“对垠山”确属大亨5组送与大亨7、10组；（6）大亨7、10组无其他任何山场。而安福县政府[2018]2号处理决定却以协议书为“复印件、无原件、有涂改不能作为本案确权依据”为由，全盘推翻否认协议书的效力错误。被告的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山场划分两块山场错误。大亨7、10组的1978年送山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大亨6、9组持有的“上屋”山场山林权证四址与实地不符，不能作为本纠纷的处理依据。请求：1、依法撤销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安府山调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2、依法撤销吉安市政府作出的吉府复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3、将争议山场按事实公平处理；4、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安福县政府答辩称：大亨6、9组提起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大亨6、9组及大亨7、10组、5组所提供的山林权证均要按逆时针旋转90度进行现场指界，按第三人大亨5组实地四址指界址与实地不符，东、西、北三面与争议山场四址基本相符。大亨5组的“平风岺”经实地勘验、核对其载明的四址包括了争议山场。大亨6、9组诉称第三人的“平风岺”山场地类登记为油茶山，而林业三定时争议山场不是油茶山。政府是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以载明的四址为准进行处理的，并不是以地类为准。大亨6、9组的山林所有权证东、南、西三面与实地基本相符，但北面在实地难以全部认定；其1966年的山林所有执照东、北面与实地基本相符，南、西面在实地难以认定；1983年的两份自留山证所载明的“上屋”山场与实地相符，在争议山场范围内。政府的处理决定已将湿地松松林裁决在归其所有的山场范围内，与谁造谁有的原则不矛盾。政府的前两次处理决定是被法院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第三次是以遗漏当事人为由撤销。本次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山场范围、面积与前三次作出的处理范围、面积有所扩大。对于大亨7、10组提出的1978年送山协议之事，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已认定了该事实，但无法确定赠送的山场就包括整个争议山场，且林业三定时大亨7、10组已登领了山林权证，不存在未通知其填报山林权属和漏登的情形。安福县政府基于上述事实，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政府的处理决定。被告吉安市政府答辩称，吉安市政府依法受理大亨6、9组及大亨7、10组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结案。吉安市政府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到位，请求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大亨5组答辩称，大亨7、10组是1978年从浙江移民来到本地，经大队协调由大亨5组将自己的山、田、塘送与大亨7、10组。大亨5组的山场与大亨6、9组的山场相邻，我方送出给大亨7、10组的“对垠山”是属自己的山场。安福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大亨6、9组1983年“上屋”山场山林所有权证1份；2、大亨6、9组的1983年“上屋”山场自留山使用权证2份；3、大亨6、9组1966年“上屋”山场山林所有权执照1份；以上证实大亨6、9组的“上屋”山场在争议山场范围之内；4、大亨7、10组1983年山林所有权证1份，证实林业三定时期所有山场已确权发证，不存在漏登；5、大亨7、10组1978年送山协议书3份，证实送山协议无原件；6、大亨5组1983年山林所有权证1份，证实大亨5组“平风岺”山场的四址范围；7、安福县公安局洲湖派出所调查案卷材料2份，证实大亨7、10组提供的送山协议有涂改；8、《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九条、十四条、二十一条、二十三条；9、安福县政府对大亨6、9组的现场勘验笔录1份，证实当事人现场指界勘验情况；10、安福县政府对大亨7、10组的现场勘验笔录1份，证实当事人现场指界勘验情况；11、大亨5组认可送山范围的笔录1份，证实大亨5组认可的送山范围；12、大亨5组村民曹光禄的问话笔录1份，证实送山的事实；13、大亨7、10组村民钱建文的问话笔录及钱圣民的补充笔录1份，证实送山协议无原件；14、大亨7、10组村民钱圣民的问话笔录1份，证实大亨5组所送山场未发证。原告大亨6、9组质证认为，1、对证据1、2、3、4、5、7、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3、对证据8属法律依据不予质证。4、对证据10关联性有异议，大亨7、10将指界北向范围往大亨6、9的山场范围扩大了。5、对证据11与本案无关联性。6、对证据12，曹光禄的问话笔录不清楚，与本案无关联。7、对证据13、14，因我方未参与送山，对此事实不清楚。原告大亨7、10组质证认为，1、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四址与实地不符。2、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无关联性。3、对证据5送山协议，大亨7、10组在调处阶段已提供了原件。4、对证据6真实性无议，但四址范围不清楚。5、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公安调查的材料与争议山场没有关联性。6、对证据8法律条文不予质证。7、对证据9、10、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8、对证据12问话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9、对证据13问话笔录真实性无异议，符合当时的情况。10、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符合当时的情况。被告吉安市政府及第三人大亨5组对安福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吉安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吉府复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2、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通知书、决定延期通知书、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恢复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实吉安市政府依法受理、及时发出相关法律文书，法定时限内结案，复议程序合法。安福县政府质证无异议。大亨6、9组对复议程序无异议，但处理决定错误。大亨7、10组对复议程序无异议，但处理决定错误。大亨5组对复议程序及处理无异议。原告大亨6、9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983年山林所有权证及自留山使用权证、1966年山林所有执照，证实林业三定时期对争议山场以东（实际以北）的所属山场原告进行了登证，且登载的四址与争议山场相互衔接。2、2006年林权证及附图、林权证发证总表，证实林改时期对争议山场以东的山场已全部进行了发证，地形图上四址也与争议山场相互衔接，而争议山场因纠纷而没有发证。3、朱财生房屋的土地证两份，证实朱财生房屋的位置与林权证登载位置相符。4、安福（撤）[211]19号撤证决定书，证实第三人大亨5组私自代签字申请争议山场以东的山场，被大亨6、9组发现后申请撤证，现已被政府撤证。安福县政府质证认为，1、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证据3朱财生房屋的位置无异议。3、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山场位于争议山场以东，与本案无关。吉安市政府同意安福县政府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大亨5组同意安福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大亨7、10组质证认为，1、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大亨6、9组的山林所有权证证载的山场在争议山场以东，不在争议山场范围内。安福县政府的多次处理决定中均提到大亨6、9组的界址难以查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对证据3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土地证与本案山场没有关联性。3、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原告大亨7、10组向本院交了以下证据：1、1978年送山协议原件，证实争议山场在1978年已由大亨5组赠送给了我方。2、2008年12月14日大亨7、10组与彭万金的采脂合同及彭春香的证明，证实大亨7、10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经营管业活动。安福县政府质证认为，1、对证据1送山协议在政府调处时已看过，政府的处理决定书对该证据已发表了意见。2、证据2调处阶段未提供，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吉安市政府同意安福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大亨5组质证认为，送山是事实，当时送山时由于大亨5组的山与大亨6组的山交界，所以当时需要6组派人来见证未达到6组的山场。1978年大亨5组送了马东对面的一块山，我方叫“对垠山”。大亨6、9组质证认为，1、对证据1在调处时已提供，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大队的公章是伪造的，原公章是五角星，而该协议上的公章没有五角星，尺寸也有问题。2、对证据2由于都是手写的合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经质证，本院对大亨6、9组提供的1983年“上屋”山场山林所有权证及“上屋”山场自留山使用权证、大亨7、10组提供的1983年山林所有权证、大亨5组提供的1983年“平风岺”山场山林所有权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确定本案权属的依据。1978年“送山协议”事实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争议山场大亨7、10组称“对垠山”山场，大亨6、9组称“上屋”山场。1978年大亨7、10组村民响应国家号召从浙江移民到安福县××湖镇大亨村，经与当时的公社党委、大亨大队党支部及大亨5、6、7生产队协商讨论，决定由大亨5组将其部分田、山、塘划给浙江队。并于1978年2月25日达成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山三片：（对垠山、花岭下山、房边山）1、对垠山：东与六队山沟为界，南与深圳为界，西与深圳为界，北与田为界。2、花岭下山：东与米筛塘上圳为界，南与田为界，西与五队田为界，北与横路为界。3、房边山：东与上下坟墓口处为界，南与坟和茶树为界，西与渠道黄家横路为界，北到田为界。1983年，大亨7、10组登领了（福）林证字第04605号山林所有权证，该证载三块山场，分别为“东边山”、“大坪山”、“屋后山”。三块山场的证载四址与现争议山场无法吻合。大亨6、9组登领了（福）林证字第04604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山名“上屋”，四址：东圆里岭心，南山顶，西草基锅水槽，北财生屋后荒岸。“上屋”山场由大亨9组的村民刘桂初、朱才仁登领了自留山使用权证。大亨5组登领了（福）林证字第01794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山名“平风岺”，四址：东水沟与山顶；南去石灰厂路；西本队去石灰厂路；北田岸。林改发证时，大亨7、10组与大亨6、9组就权属发生争执，大亨7、10组2006年向安福县政府申请调处，2008年9月4日，安福县政府作出安府处字[2008]8号处理决定：争议的“对垠山”山场山权为大亨7、10组共有，其四至为：东，小冲直上至222.5米山头；南，海拔164.0米至222.5米所在山脊；西，小冲直上164.0米山头与大亨7、10组山场接界；北，岸及大冲为界。该山场的人工湿地松林权归大亨6、9组共有，林木收益按联营比例3：7分成，大亨7、10组共同得3成，大亨6、9共同得7成，待林木主伐后山林权归大亨7、10组所有和经营管理，其余天然马尾松归大亨7、10组所有。大亨6、9组不服向吉安市政府申请复议，吉安市政府作出吉府复字[2008]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大亨6、9组不服，向安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安福县人民法院作出（2009）安行初第02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安府处字[2008]8号处理决定。大亨6、9组向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大亨7、10组在林业三定时期将1978年协议所送山场已登领了山林所有权证，安福县政府作出[2008]8号处理决定的主要根据就是大亨7、10组提供的协议书。而对于争议山场，协议书记载与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山名、四址均不相符，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2009）吉中行终字第27号行政判决，撤销了安福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及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由安福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0年1月13日，安福县政府作出安府处字[2010]1号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与[2008]8号处理决定内容一致。大亨6、9组仍不服向安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安福县人民法院作出（2010）安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安福县政府作出的[2010]1号处理决定书。大亨6、9组不服向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吉中行终字第57号行政判决书，以安福县政府[2010]13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有误为由撤销了安福县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及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由安福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安福县政府于2013年8月25日作出安府处字[2013]4号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与前二次内容一致。大亨6、9组不服向吉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市政府作出吉府复字[2013]6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大亨6、9组不服向安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安福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安行初字第01号行政判决，维持了安福县政府作出的[2013]4号处理决定。大亨6、9不服向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8日以原审遗漏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大亨5组为由作出（2014）吉中行终字第26号行政裁定书，发回安福县人民法院重审。2018年3月15日，安福县政府作出安府山调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分为南、北两块，以海拔222.5米向西沿山脊至海拔164.0米再向西沿山脊至山脚为分界线；分界线以北的山场山权、林权划归大亨6、9组；分界线以南的山场山权、林权划归大亨7、10组。大亨6、9组与大亨7、10组均不服向吉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市政府于2018年8月3日作出吉府复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安福县政府作出的安府山调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大亨6、9组及大亨7、10组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的规定，本案诉争山场权属的确定应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原告大亨6、9组提供了林业三定时期“上屋”山场的山林所有权证及自留山使用权证主张权属，该证载四址经与实地核对基本与实地相符，但其西向界址“草基锅水槽”，因山场上水沟较多无法确定即为大亨6、9组指认的水槽位置，无法证实该证包括了整个争议山场。原告大亨7、10组提供的林业三定时期的（福）林证字第04605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东边山、大坪山、屋后山”三块山场，证载四址与实地不符，无法确定山场位置，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依据。由于大亨7、10组系移民村，其在当地的山场、田地均为1978年由当时的大亨5组赠送，大亨7、10组提供了1978年的“送山协议”，指认送山协议中的“对垠山”即为争议山场。送山的当事人大亨5组对1978年送山事实予以认可，并指认“对垠山”为1966年大亨大队山林所有执照所记载的“对面岭”的一部分。“对垠山”东向界址“与六队水沟为界”，因水沟位置不确定，无法确定“对垠山”包含了整个争议山场。被告安福县政府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21条、第23条、第29条的规定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安府山调处字[2018]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按“最近地物标原则”确定“与六队水沟为界”位置，将讼争山场划分为南北两块，认定事实清楚，符合历史事实，适用法律准确。被告吉安市政府的吉府复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到位。原告大亨6、9组及大亨7、10组各自主张全部争议山场权属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六、第九村民小组及原告原告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七、第十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原告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六、第九村民小组负担50元，原告安福县洲湖镇大亨村第七、第十村民小组负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案件上诉受理费50元，款汇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将缴费凭证交至本院；户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账号：14×××42；开户行：农行南昌市环湖支行；诉讼费缴纳时请务必在用途中注明"诉讼费"。如逾期不缴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以下无正文）审判长 吴 山审判员 颜 莉审判员 罗英秀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刘 铃。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双方都无证据的，人工林的山权、林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天然林或荒山荒地，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第二十三条：对因土地改改革时期重复分配或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重复确定权属而引起的山林权属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系天然林或荒山荒地的，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地理；系人工林的，按山权各半、林权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原则处理。第二十九条：土地证、协议书、判决（裁定）书等有关证据载明的山林面积与实际不符的，以其载明的四至为准，确定权属。四至界址的范围有争议时，按四至载明的最近地物标为准，确定四至界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