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民终21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平湖市伟盛线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青阳汇路**。组织机构代码55050322-7。法定代表人：王宏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丛啸，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中，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湖市广茂箱包厂。。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广陈镇前港集镇东派出所对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7477451668。主要负责人：俞祥根。原审第三人：朱凡群，男，198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上诉人平湖市伟盛线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平湖市广茂箱包厂（以下简称广茂厂）、原审第三人朱凡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2民初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伟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2民初6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伟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伟盛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1、2015年6月30日，双方签章确认的《客户对账单》上明确载明了双方业务往来频繁，广茂厂累计欠款290910.71元之事实，广茂厂应对此承担法律责任。2、广茂厂收货与否、经营范围如何、经营场所在哪，均不能成为影响本案认定买卖合同成立的因素。3、双方之间一直存在着稳定的交易习惯，案涉《客户对账单》出具后，除伟盛公司发货以外，广茂厂还曾多次、持续向伟盛公司付款，这也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广茂厂答辩称，与伟盛公司之间从未发生过业务往来，相关送货单上也没有广茂厂工作人员的签收。朱凡群未作答辩。伟盛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广茂厂支付货款329329.97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广茂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30日，双方盖章确认《客户对账单》一份，载明：截止2015年6月30日，广茂厂确认尚欠伟盛公司290910.71元。该对账单出具后，广茂厂已向伟盛公司支付对账单中的款项。自2016年3月28日起至2016年7月27日，伟盛公司共计向广茂厂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票内载明的货物名称均为丙纶纱(PP纱）]金额为767743.28元。伟盛公司未提供送货清单，根据广茂厂提供的伟盛公司的部分送货清单（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显示：客户（收货人）为广茂厂，货物签收人为朱凡群、李云华、刘新明、朱福祥、徐发勇、刘红风等人。广茂厂另提供了广茂厂与朱凡群之间的部分送货单（2015年6月至2016年5月），送货单显示送货单位为朱凡群，收货单位为“广茂”或“广茂箱包”，标的物为织带。截止2017年6月26日，李云华、刘新明、朱福祥、徐发勇等四人并未在广茂厂处有社保缴费记录。朱凡群与朱小霞于2008年2月15日在永新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16年7月14日登记离婚，后又于2016年8月29日办理了复婚登记手续。自2015年1月起至2016年8月期间，广茂厂主要负责人俞祥根共计向朱凡群及朱小霞转账342460元。另据广陈镇前港村村委会陈述，朱凡群主要经营范围是箱包上的织带及服装，广茂厂的经营范围是箱包，织带并不属于其经营范围，朱凡群厂址与广茂厂地址是相互独立的。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相对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体的相对性，合同关系仅是在特定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因此，只有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才能相互提出请求，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朱凡群提出合同上的请求。结合双方之诉辩意见，案件争议焦点为伟盛公司、广茂厂之间有无买卖合同关系，广茂厂是否为买卖合同的买受人。由于双方无书面的买卖合同，故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作出判断。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双方之间无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其一，关于广茂厂有无收货。根据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伟盛公司对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负有举证责任，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伟盛公司可以通过提交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并为广茂厂所接收的证据来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首先，根据双方均确认的送货清单可知，货物签收人为朱凡群、李云华、刘新明、朱福祥、徐发勇、刘红风等人，现未有证据证明上述货物签收人系广茂厂员工，亦未有证据证明广茂厂曾授权上述签收人签收该批货物，因此，无法得出上述货物为广茂厂所接收的结论；其次，从标的物性质来讲，伟盛公司所送之货物为“丙纶纱”，“丙纶纱”系制作织带的重要材料，而织带是制造箱包的重要材料，广茂厂的经营范围为制造、加工箱包及其配件、服装、箱包用拉链，其经营范围并不包括制造、加工织带，且现也未有证据证明广茂厂具有加工织带的能力，因此，签收“丙纶纱”并不能使广茂厂实现买卖合同的目的；最后，从经营场所来讲，朱凡群与广茂厂的经营场所并不在同一地址。根据广陈镇前港村村委会的笔录表明，实际上是朱凡群使用了村委会的场地并用于制造织带，朱凡群与广茂厂的经营场所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另外，该批送货清单的抬头均为“平湖市广茂织带厂”，而非广茂厂“平湖市广茂箱包厂”。综上，伟盛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广茂厂实际接收了案涉货物。其二，关于朱凡群是否系广茂厂的代理人问题。伟盛公司认可所有业务均是与朱凡群联系，但认为广茂厂对朱凡群的买受行为进行了追认，朱凡群系广茂厂的代理人，故朱凡群在买卖业务中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广茂厂承担。一方面，广茂厂并未认可朱凡群系其代理人，现也并无直接证据表明朱凡群系广茂厂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关于朱凡群与广茂厂之间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民法总则对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伟盛公司庭审陈述称其有理由相信朱凡群系广茂厂代理人的原因有二：1、广茂厂授予朱凡群公章确认本案对账单；2、广茂厂对伟盛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是成立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通常情况下，行为人持有被代理人发出的证明文件如被代理人的介绍信、盖有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直接持有公章进行对账等等都能够构成认定表见代理的客观依据。关于对账单的出具过程，伟盛公司陈述称是朱凡群携带广茂厂的公章对账单进行了确认，而广茂厂则称，对账单是朱凡群拿来让广茂厂盖章确认的。双方对各自的陈述意见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仅能证实朱凡群确实参与了对账过程，无法确认朱凡群携带广茂厂公章到伟盛公司处确认对账单，伟盛公司以朱凡群携带广茂厂公章为由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的依据不足。关于广茂厂抵扣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与抵扣是我国税收征管的一种凭证及措施，其主要功能是用于抵扣税款，故其抵扣行为与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并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增值税发票属于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间接证据，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作出判断，同时，在商业交易中，确实存在发票与实际交易相分离的现象，况且，也没有证据佐证伟盛公司曾向广茂厂履行交货义务。因此，伟盛公司以广茂厂抵扣增值税发票的行为认定朱凡群构成表见代理的依据不足，同理，亦不能直接通过增值税发票认定伟盛公司、广茂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伟盛公司相信朱凡群具有代理权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朱凡群与广茂厂之间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三，关于伟盛公司、广茂厂与朱凡群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伟盛公司方联系购买丙纶纱的是朱凡群（含价格、数量、发票的开具等等），因此，从交易习惯及交易方式上，可以认定朱凡群系丙纶纱的买受人。同时，如前所述，朱凡群非广茂厂的员工、代理人，双方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朱凡群的买受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并不及于广茂厂。另外，广茂厂提供了其与朱凡群之间关于织带的送货单及转账记录等证据，该两份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广茂厂与朱凡群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广茂厂作为买受人向朱凡群购买织带。因此，伟盛公司、广茂厂与朱凡群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朱凡群向伟盛公司购买丙纶纱用于制作织带，后广茂厂向朱凡群购买织带用于制作箱包。在此种交易模式下，因朱凡群参与了对账单的出具过程，故也可以对对账单的出具作出合理解释，即朱凡群将对广茂厂的应收账款与所欠伟盛公司之货款进行对账，由广茂厂直接支付朱凡群所欠伟盛公司之货款，同时朱凡群与广茂厂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该对账单仅仅是伟盛公司、广茂厂双方对款项的结算凭证，不能直接得出伟盛公司、广茂厂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结论。综上，伟盛公司、广茂厂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伟盛公司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广茂厂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对于伟盛公司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伟盛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195元，合计8435元，由伟盛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伟盛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及相应抵扣证明1组，证明广茂厂经营织带销售业务。广茂厂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朱群凡借用广茂厂账号经办业务。朱凡群未到庭质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支持伟盛公司主张成立，须于说理部分中结合案件其他事实一并予以阐述。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客户对账单》出具以后，伟盛公司自认收到的729324.02元货款，广茂厂确认该款均系以其交付给朱凡群的承兑汇票支付；2014年9月29日、2014年11月20日、2015年1月10日，广茂厂还曾通过公司账户直接向伟盛公司付款66418.98元、109672.2元、118680.38元。此外，广茂厂还认可，朱凡群有权使用广茂厂公司账户接收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对于伟盛公司依据增值税发票主张的767743.28元发货，广茂厂也可确认朱凡群已经全部收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伟盛公司是否有权向广茂厂主张支付329329.97元货款。虽然伟盛公司未能提供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等证据证明广茂厂确已授权朱凡群代其经办涉案业务，但，就伟盛公司提供的《客户对账单》、增值税发票、转账凭证等证据以及广茂厂自认的交易事实来看，朱凡群不仅有权使用广茂厂印章对账，还有权使用广茂厂账户付款、进行增值税发票抵扣。由此可见，朱凡群以广茂厂的名义对外交易，显然得到过广茂厂的认可，现伟盛公司要求广茂厂对朱凡群经手业务担责，并无不妥，依法应予支持。更何况，即使广茂厂的反驳意见属实，其对于朱凡群以公司名义与伟盛公司交易一事确不知情，对于伟盛公司来说，依据朱凡群有权使用广茂厂印章、账户的交易表象，已可形成朱凡群有权代理广茂厂行为的合理信赖，从而依据表见代理之规定，作为善意债权人的伟盛公司，也可要求广茂公司付款。伟盛公司有权要求广茂厂付款，至于具体金额：《客户对账单》载明，截止2015年6月30日，广茂厂欠款290910.71元；2015年6月30日之后，伟盛公司依据增值税发票另主张发货767743.28元，经广茂厂确认，发票对应货物均由朱凡群收取，故该部分欠款亦可得到认定。由此，本院认定，2015年6月30日以后，广茂厂累计欠付伟盛公司货款为1058653.99（290910.71+767743.28）元，扣除伟盛公司自认得款729324.02元后，广茂厂尚欠329329.97元未付，伟盛公司有权按此金额向广茂厂主张付款。据此，伟盛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2民初62号民事判决。二、平湖市广茂箱包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平湖市伟盛线带有限公司货款329329.9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240元，财产保全费2195元，合计8435元，由平湖市广茂箱包厂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240元，由平湖市广茂箱包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汪先才审判员  赵 超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吴跇帆?*MERGEFORMA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