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赣10行初132号原告资溪县马头山镇昌坪村江家小组（以下简称“江家小组”）。诉讼代表人江春苟，组长。原告资溪县马头山镇昌坪村丰上小组（以下简称“丰上小组”）。诉讼代表人周清发，组长。原告资溪县马头山镇昌坪村杨沅小组（以下简称“杨沅小组”）。诉讼代表人张湘涛，组长。原告资溪县马头山镇昌坪村竹延山小组（以下简称“竹延山小组”）。诉讼代表人程员生，组长。原告资溪县马头山镇昌坪村矮岭小组（以下简称“矮岭小组”）。诉讼代表人李金生，组长。委托代理人张丽华，女，195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资溪县。原告资溪县马头山镇马头山村笔架边（天府墩）小组（以下简称“笔架边小组”）。诉讼代表人程伙样，组长。原告资溪县马头山镇港东村祝家小组（以下简称“祝家小组”）。诉讼代表人祝龙生，组长。上述七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严端生，江西弘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资溪县马头山镇昌坪村黄毛寨小组（以下简称“黄毛寨小组”）。诉讼代表人郑道武，组长。被告资溪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资溪县政府”），住所地资溪县鹤城镇建设路33号。法定代表人黄智迅，县长。委托代理人张志勇，男，1978年9月6日出生，汉族，资溪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副主任，住资溪县。委托代理人张元庆，男，1966年4月5日出生，汉族，资溪县林业局副局长，住资溪县。被告抚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抚州市政府”)，住所地抚州市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张鸿星，市长。委托代理人黄华云，男，抚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审理科科长。第三人资溪县马头山生态公益型林场（以下简称“马头山林场”）。法定代表人付腊芳，场长。委托代理人余志建、江涛勇，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家小组、峰上小组、杨沅小组、竹延山小组、矮岭小组、笔架边小组、祝家小组、黄毛寨小组（以下简称“江家等8个村小组”）不服被告资溪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及被告抚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8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马头山林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及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5日组织原告、被告及第三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当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江家小组组长江春苟、丰上小组组长周清发、杨沅小组组长张湘涛、竹延山小组组长程员生、笔架边小组组长程伙样、祝家小组组长祝龙生、矮岭小组委托代理人张丽华及上述七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严端生、黄毛寨小组组长郑道武，被告资溪县政府委托代理人张志勇、张元庆，被告抚州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黄华云，第三人法定代表人付腊芳及委托代理人余志建、江涛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6月9日被告资溪县政府作出《资溪县人民政府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载明：经资溪县政府审查核实案涉争议山林申请人江家等8个村小组称为“龙井头上”，被申请人马头山林场称为“龙井”。资溪县志记载，土地改革及复查期间，大片山林收归国有，由政府有关单位经营管理。马头山镇在解放前期为饶桥乡，1952年为第三区，辖下阳、湖石、马头山、斗垣、港东、竹延山、饶桥、柏泉8个乡。1956年5月撤区并乡，分为饶桥、湖石、马头山3个乡，1958年10月，3乡合并为饶桥人民公社，同月析饶桥公社一部成立饶桥综合垦殖场。1962年1月湖石公社、马头山公社从饶桥公社分出。1966年10月、1968年冬，饶桥综合垦殖场、马头山公社又先后并入饶桥公社。1970年、1971年，饶桥综合垦殖场、马头山公社先后从饶桥公社分出。1984年机构改革，改公社为乡，改大队为行政村，马头山公社改为马头山乡，饶桥公社改为饶桥乡。1985年饶桥乡改为饶桥镇。2001年11月23日撤销马头山乡，成建制划归饶桥镇管辖，调整后，饶桥镇更名为马头山镇。2002年撤销马头山镇马斜村并入港东村，撤销竹延山村并入昌坪村。1954年7月资溪县政府设农林科，同年12月，该科分为农业科、林业科。1956年3月农业科、林业科撤销，成立资溪县农林水利局，同年10月在饶桥成立资溪县森林经营所，负责全县造林技术指导，并在嵩市、乌石、高阜设林业工作站。1957年10月农林水局分为农水局、林业局。翌年8月农水局、林业局合并为资溪县农林垦殖场，下辖株溪、饶桥垦殖场、森林苗圃及九龙窠、泸阳林场。马头山林场创建于1958年，原称饶桥综合垦殖场。1966年10月15日并入饶桥人民公社，实行场社合一。1970年5月15日场社分家，从饶桥人民公社划出，恢复饶桥垦殖场。是时，马头山人民公社并入。1972年9月马头山公社分出，饶桥木竹交验站、饶桥林站并入，改为马头山林场。1973年4月7日马头山林场更名为国营资溪县马头山采育林场。2014年12月3日马头山采育林场重新组建，成立资溪县马头山生态公益型林场。马头山林场地处武夷山脉延伸分支……龙井林班、郑家林班、捉马坑林班、危家林班仍保持原始状态。资溪县政府认为，县级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山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尚未取得山林权证的，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赠送凭证及附图等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时的总体设计书所确定的经营管理范围及附图，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等证据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争议双方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出具证据。当事人不能出具证据的，不影响资溪县政府依据有关证据认定争议事实。申请人提供的竹字第016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载有小地名“龙井头上”山场，权利人为竹延山镇（乡）五村共有（“矮岭”、“天府丁”、“竹延山”、“杨元”、“峰上”），可初步证明诉争山林中的部分山林曾登记于申请人中的矮岭小组、笔架边小组（天府墩小组已变更为笔架边小组）、竹延山小组、杨沅小组、丰上小组名下。但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因此，《土地房产证存根》不能作为争议山林的确权依据。反之，马头山林场持有1985年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山名龙井，坐落于龙井头、准子坑，面积31365亩，四至为：东，准子坑连接捉马坑；南，炮上至省界；西，龙井口、大艮坑；北，永兴及战场坪山顶。该山林权证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应成为确权依据。江家等8个村小组提供的其他证据，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不能作为确权证据。且马头山林场提供的《关于申请采伐本所管辖的三个国有林的函》、《江西省马头山林场规划说明书》、《江西省马头山林场规划说明书》及附件、《关于马头山、株溪林场山权落实情况的报告》、《开发承包合同》、《龙井公路延伸开发承包合同》、《江西省资溪县二类森林资源调查因子一览表》等证据亦进一步证实争议山林自1954年始就一直由马头山林场经营管理。另外，马头山林场提供的1972年四份划归国有山林协议是在1972年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及有关林业政策规定，资溪县革委会分别组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进行山权落实工作，经召开大队和大队所属生产队负责人员学习文件，上山看山，反复座谈协商的情况下签订的，充分证实申请人对当时该争议山林在1972年前已划归国有林的事实是明知且无异议的。故江家等8个村小组提供的证据不足，对其主张不应支持。马头山林场提供的证据，来源清晰且连贯一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该争议山林归被申请人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七条，《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及江西省林业厅《关于有关问题解释的批复》（赣林资字[1997]259号）之规定，决定“龙井”（申请人称“龙井头上”），面积约2.7万亩，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国家，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森林或林木使用权利人为马头山林场。2018年9月27日被告抚州市政府作出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认为，资溪县政府在组织双方当事人先行调解无效后，作出《资溪县人民政府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原告江家等8个村小组诉称：其就“龙井头上”（面积约2.7万亩）山林向被告资溪县政府提出依法解决权属纠纷的申请，2018年6月9日被告资溪县政府作出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将该争议山林相关权属确权给第三人，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向被告抚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8年9月27日被告抚州市政府作出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资溪县政府所作处理决定。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认为，其持有1985年4月15日资溪县政府颁发的资山（林）权证字第04-03065号山（林）权证存根，有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山林所有权至今为其拥有。1985年4月15日被告资溪县政府向第三人核发的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号林权证无效。1997年11月26日《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无原告村集体代表签字，损害了全体村民利益，违法强制性法律规定，无约束力。第三人马头山林场无拥有诉争山林权属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1、判决撤销被告资溪县政府作出的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和被告抚州市政府作出的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2、判决两被告将“龙井头上”（面积约2.7万亩）确权给原告；3、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原告江家等8村小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竹字第0007号”、“竹字第0015号”、“竹字第0020号”、“竹字第016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证明目的：原告村民具有诉争山林的初始权源。证据2：周连喜、周连玉、程寿宋、王天享分别所作《调查证明材料》，证明目的：在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原告拥有诉争山林的林权，且进行了登记造册。证据3：《马头山公社竹沿山大队山林管理落实登记证》、证据4：《山林登记表》，证据3、4证明目的：原告拥有诉争山林，且四至清楚。证据5：竹延山大队与浙江商人等签订的生产经营管理合同、证据6：1997年1月31日资溪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证明》，证据5、6证明目的：原告一直对诉争山林进行经营管理。证据7：1997年11月26日《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证明目的：资溪县政府及第三人认可在土地改革至1954年以前诉争山林归原告，且资溪县政府根据原告《土地房产所有证》、山林入社、入股归原告等证据在1985年4月15日将诉争山林确权给原告，并登记造册，而资溪县政府又在同一天将案涉山林颁证给了第三人，属重复发证，故上述协议无效。证据8：“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1号”及“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号”山（林）权证存根，证明目的：资溪县政府在1985年4月15日将“龙井头上”“捉马坑”山林确权给了原告，同时又确权给了第三人，该两份山林权证的发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证据9：1976年3月11日原告大队管委会决议、证据10：1994年5月20日郑万卿出具的“关于大小饶白杨山的入股及山场土改情况”，证据9、10证明目的：原告村民将争议山林入股并交付股金。证据11：2015年1月27日原马头山乡乡干部周新发、李发水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林业三定时期原告拥有诉争山林权属，且四至清楚。证据12：2015年1月28日原马头山乡干部黄龙生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资溪县政府在1985年林业三定时对原告争议山林进行登记造册与资溪县政府颁发给原告竹延山村委会颁发的资山（林）权证字第04-03065号山（林）权证存根印证，且原告拥有的1982年责任山证被政府收回，用于换发证。证据13：1996年9月1日马头山乡文件《请求调处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之间森林纠纷的报告》、证据14：1996年9月9日资溪县信息——“马头山昌坪、竹延山、马斜、马头山四村与马头山林场十余年的森林纠纷出现新动向”、证据15：1996年12月24日资溪县山林纠纷调处会议记录、证据16：1997年1月21日山场纠纷调处会议记录、证据17：1997年8月11日原告村集体出具的《强烈要求县委县政府承诺兑现的请求被告》、证据18：1997年1月14日原告全体村民向抚州市政府提交的“关于请求解决山林权属纠纷的报告”，证据13-18证明目的：原告一直在对诉争山林主张权利。证据19：原告请求资溪县林业局调处的申请书，证明目的：2014年6月13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调处山林纠纷。证据20：2015年7月7日《关于张湘涛四位同志反映要求将马头山镇“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山场重新确权信访问题答复意见书》，证明目的：原告一直在对诉争山林主张权利，要求政府调处山林权属纠纷并确权给原告。证据21：《关于“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的确权申请书》，证明目的：2015年5月8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关于“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的确权申请。证据22：2015年8月4日《资溪县林业局的复查意见》，证明目的：资溪县政府再次拒绝原告的确权请求。证据23：2015年8月19日《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抚州市政府提出了复议申请。证据24：2015年9月6日抚州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信访事项申请复核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目的：本案纠纷应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证据25：2016年7月29日《资溪县人民政府关于“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争议决定书》，证明目的：资溪县政府未支持原告的请求。证据26：2016年8月29日《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目的：原告依法申请了行政复议。证据27：2016年12月5日抚州市政府抚府复字〔2016〕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目的：抚州市政府撤销了2016年7月29日《资溪县人民政府关于“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争议决定书》并要求原告起诉解决问题。证据28：关于请求“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纠纷的确权报告，证明目的：2016年12月9日原告向资溪县政府提出争议山林的确权申请。证据29：2017年2月14日关于本村小组具备独立民事主体资格的函，证明目的：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证据30：关于“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之山林权确权申请报告，证明目的：2017年7月26日原告向资溪县政府申请山林确权。证据31：行政起诉状，证明目的：2017年10月15日原告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资溪县政府将争议山林确权给原告。证据32：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行初4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目的：2017年12月28日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资溪县政府就诉争议山林纠纷作出处理决定。证据33：资溪县人民政府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以及资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证明目的：资溪县政府于2018年6月9日就“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权属作出了处理决定。证据34：2018年7月16日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目的：原告依法向抚州市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证据35：抚州市人民政府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目的：2018年9月27日抚州市政府经复议维持了资溪县政府于2018年6月9日就“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作出的处理决定。证据36：1985年4月15日资溪县人民政府颁发给马头山乡竹延山村民委会的资山（林）权证字第04-03065号山（林）权证存根，证明目的：1985年4月15日资溪县政府将争议山林重复发证给第三人的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1号、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号山（林）权证无效。被告资溪县政府辩称：其作出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956年江西省林业厅勘察设计院绘制的《江西省资溪县天地字号国有林图》中标明争议山林已在天地字号国有林图范围内，属于国有林，且第三人随后一直进行了经营管理。《马头山林场规划说明书》也显示天地字号国有林图的林地属于第三人。1972年4月2日资溪县马头山林场革命委员会和资溪县马头山林场昌坪大队革命委员会《关于划归国有山林的协议》，能够证明原告对争议山林在1972年前已划归为国有林的事实是明知且无异议的。1972年3月23日资溪县马头山林场革命委员会、资溪县马头山林场斗垣大队革命委员会关于划归国有山林的协议，1972年3月29日资溪县马头山林场革命委员会、资溪县马头山林场马头山大队革命委员会关于划归国有山林的协议，1972年4月12日资溪县马头山林场革命委员会、资溪县马头山林场港东大队革命委员会关于划归国有山林的协议等证据，均能证明争议山林在1972年之前已划归为国有林。1997年11月26日《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签订后，第三人依约支付了补偿款，各方已共同到山场实地踏界并绘图，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且该协议签订后至2015年期间，所涉村集体组织成员和村民均未提出异议。第三人持有的1985年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号山（林）权证具有法律效力，系本案确权依据。因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来源清晰且连贯一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该争议山林归其所有。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仅是证明土地改革时分配给农户的土地（含林地）证明，不能作为现在确定集体所有林地的依据；《马头山竹延山大队山林受理落实登记证》、《马头山竹延山村民委员会山林登记表》等证据亦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原告主张有零星的租赁行为，不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亦未提供有权机关的批准证明，故原告起诉缺乏事实和理由，于法无据；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资溪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1、山林权属确权的申请报告；2、2018年3月8日在马头山镇的协调记录；3、2018年5月23日、5月24日在马头山镇的协调记录；4、2018年5月24日的调解记录；5、答辩通知书（送达回证）、答辩书；6、马头山镇证明；7、原告小组长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8、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该组证据证明目的：被告作出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第二组证据来源于原告在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行初40号、（2017）赣10行初41号案件中提供的证据：证据1、竹字第0007号、竹字第0015号、竹字第0020号、竹字第016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证据2、周连喜、周连玉、程寿宋、王天享《调查证明材料》；证据3、《马头山公社竹延山大队山林管理落实登记证》；证据4、《山林登记表》。证据1-4原告拟证明其拥有涉案山场权属。证据5、原告与浙江商人签订的生产经营管理合同；证据6、1997年1月31日资溪县人民检察院《证明》。证据5-6原告拟证明其对“大小饶白杨山”进行了经营管理。证据7、《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原告拟证明该协议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证据8、“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1”、“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山林权证，原告拟证明资溪县政府向第三人核发了山林权证。证据9、1976年3月11日原告“大队管委会决议”；证据10、1994年5月20日郑万卿出具的“关于大小饶白杨山的入股及山场土改情况”说明。证据9-10原告拟证明其村民对争议山林入股并交付股金。证据11、2015年1月27日周新发、李发水的证明，原告拟证明在林业三定时期其拥有争议山林林权及山林四至。证据12、2015年1月28日黄龙生的证明，原告拟证明在林业三定时期对争议山林进行了登记造册。证据13、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2月28日作出的（2017）赣10行初40号、（2017）赣10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原告拟证明林权争议处理经过。第三组证据：证据1、1985年资溪县政府“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1”、“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山（林）权证存根及2006年资溪县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证明目的：涉案山林已确权给第三人。证据2、《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支付凭证、调查笔录等，证明目的：1997年原告已与第三人就诉争山林补偿事宜达成协议，且履行完毕。证据3、江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关于“天地字号”国有林图的证明、《关于申请采伐本所管辖的三个国有林的函》、《江西省马头山林场规划说明书》及附件、《关于马头山、株溪林场山权落实情况的报告》、第三人与徐亚匡签订的《龙井公路延伸开发承包合同》、《江西省资溪县二类森林资源调查因子一览表》，证明目的：“天地字号”国有林属第三人所有，且第三人进行了经营管理。证据4、1972年资溪县马头山林场革命委员会分别与资溪县马头山林场昌坪大队革命委员会、资溪县马头山林场港东大队革命委员会、资溪县马头山林场马头山大队革命委员会、资溪县马头山林场斗垣大队革命委员会签订的《关于划归国有山林的协议》共4份，证明目的：争议山林在1972年前已属第三人所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七条，《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及《江西省林业厅关于有关问题解释的批复》（赣林资字[1997]259号）。被告抚州市政府辩称：2018年6月9日资溪县政府作出《资溪县人民政府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第三人林业三定时期的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号山（林）权证存根具有法律效力，系处理山林权属争议的依据，且有第三人对争议山林进行经营管理的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资溪县政府裁决争议山林归第三人所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抚州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裁决，维持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被告抚州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4、行政复议答辩书；5、第三人行政复议答辩书；6、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抚州市政府作出的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上述证据证明目的：抚州市政府作出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人马头山林场述称：争议山场在1954年就划归了第三人，1997年11月26日签订的《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是对1954年权属变更未进行补偿一事进行补偿约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争议山林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第三人甚至还分别在1982年及1998年修建了林区公路。资溪县政府向第三人核发的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号山（林）权证，能够证明第三人系争议山林的权利人。资溪县政府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原则，根据证据材料依法作出争议山林属第三人所有的处理决定，以及抚州市政府依法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均合法有效。原告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请。第三人马头山林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第三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目的：第三人的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2、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1号、15-01012号山（林）权证存根。证明目的：1985年4月15日资溪县政府将捉马坑（原告所称“大小饶白杨山”）、龙井（原告所称“龙井头上”）山林权证颁发给第三人。第三组证据：3、江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情报资料室出具的证明及图纸。证明目的：江西省天地字号国有林图等三份国有林图是江西省林业厅调查设计处1954年测量、1956年7月绘制的，原图保存于江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4、原资溪县森林经营所负责人邹隆桢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天地字号国有林聘请了竹延山村村民为护林员，1956年底资溪县森林经营所申请采伐天地字号国有林、正岗坑国有林、东南二港国有林三个国有林的木材。5、《关于申请采伐本所管辖的三个国有林的函》、资溪县国有林区面积蓄积总表。证明目的：1956年12月22日原资溪县森林经营所向资溪县人民委员会递交了采伐申请，其中包括天地字号国有林图中的林木。6、《江西省马头山林场规划说明书》、马头山林场各类土地面积统计表、马头山林场分树种林种蓄积量统计表。证明目的：1970年7月28日原江西省农业局林业勘察设计队革命委员会出具的马头山林场规划及马头山林场土地面积统计表、蓄积量统计表中均显示天地字号国有林图中的林地归马头山林场。7、《关于马头山、株溪林场山权落实的情况报告》。证明目的：1972年4月10日原江西省资溪县革命委员会确认马头山林场土改划为国有林14.2万亩，再加上1978-1983年从马头山、饶桥、泸阳等地购买的2.8828万亩林地一起，构成第三人现有的17万亩国有林，从而可以认定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所属山林归第三人。8、《关于购买山林协议书》、购买马头山公社昌坪大队山林图。证明目的：1978年6月29日第三人购买昌坪大队17000亩山林，并绘制了所购山林的界图，其中标明天地字号为国有林，内含诉争林地。9、资溪县马头山林场革命委员会分别与资溪县马头山林场昌坪大队革委会、港东大队革命委员会、马头山大队革委会、斗垣大队革委会签订的《关于划归国有山林的协议》。证明目的：1972年4月2日、4月12日、3月29日、3月23日原资溪县马头山林场革命委员会与资溪县马头山林场昌坪大队、港东大队、马头山大队、斗垣大队革命委员会分别签订划归国有山林的协议，协议载明的国有林包含了诉争林地。10、资溪县林业局《要求安排勘测我县马头山林场油榨窠至龙井林区公路的报告》、江西省抚州地区农林垦殖局（83）抚林基字第30号批复、江西省森林工业局（83）赣木基函字第32号文件。证明目的：1982年第三人为开发诉争林区而修建了公路。11、第三人与徐亚匡签订的龙井公路延伸开发承包合同、马头山林场龙井林区公路第一期工程验收结算概述说明。证明目的：1998年11月30日第三人开发了林区公路基础设施。12、《江西省资溪县二类森林资源调查因子一览表》。证明目的：1988年6月江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出具的调查表中将龙井林（原告称“龙井头上”）、捉马坑（原告称“大小饶白杨山”）作为第三人的林权进行了调查。第四组证据：13、《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证明目的：1997年第三人与原告就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在1954年权属变更为第三人时未对原告进行补偿一事达成协议，由第三人对原告进予以补偿，并由原告、第三人与相关部门进行实地踏界、绘制马头山国有林图。14、1997年8月14日、1997年9月17日马头山林场《场长办公会》记录，以及1999年5月10日马头山乡政府《联席会议》记录。证明目的：第三人和马头山政府对原告进行补偿一事召开了多次会议。15、补偿款支付凭证。证明目的：第三人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补偿款。16、《关于马头山镇与马头山林场自白沙坑至香台山界线确定说明》及踏界山林图。证明目的：2002年9月29日原告代表、第三人及资溪县政府有关人员等对马头山林场进行踏界并在林图上签字确认，当时资溪县政府工作人员写下了说明。经庭审质证，被告资溪县政府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土改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作为本案权属认定的依据；对证据2-5、证据8-12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无异议，认为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未被撤销之前是有效的；对证据13-3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作为本案权属认定依据；对证据31、3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3-35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3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因为争议山林权属在1954年就已经变更，1997年原告与第三人达成山林权属调解协议，林改期间资溪县政府还向第三人颁发林权证，原告未实际得到资山（林）权证字第04-03065号山林权证，且在2018年3月8日案涉山林权属争议调处期间，被告资溪县政府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未提交，属于故意隐瞒证据。被告抚州市政府及第三人马头山林场对原告方证据的质证意见均同被告资溪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且被告抚州市政府认为原告在提起行政复议过程中也未向其提交证据36，第三人同时指出其诉争山林所发1985年山林权证在2006年林改换发证时已被资溪县政府收回。原告对被告资溪县政府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和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均有异议，认为1985年4月15日资溪县政府已将龙井头山确权给了原告，1985年资溪县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是无效的，资溪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作出前未核实林权的真实情况；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被告抚州市政府对资溪县政府提交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第三人马头山林场对资溪县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和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资溪县政府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为证据1《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作为现有权属依据，山林权属已经变更；对证据2、证据10、证据11、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证人和申请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争议山林的投资和管护者都是第三人；对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所记载的状况和实际状况不符；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因为发生了争议，才会产生有1997年11月26日的协议，该协议明确了争议山的权属并就补偿措施达成一致；对证据13的“三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抚州市政府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三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抚州市政府复议时未核实清楚本案争议事实，未作出对原告有利的裁决，适用法律错误。被告资溪县政府和第三人马头山林场对被告抚州市政府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马头山林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资溪县政府对争议山林重复发证，被告资溪县政府于1985年已经将争议山确权给原告，之后的测绘、换发证等行为都是违法的；对第四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相关协议无效，变更是非法的，村民无权代表原告签字。被告资溪县政府和抚州市政府对第三人马头山林场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13-30的真实性，两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2、证据3、证据5、证据9-12、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查证属实，依法不能作为山林权属纠纷调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4，载有争议山场信息，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原告提交的证据6与案涉林权调处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7、证据8依法可以作为山林权属纠纷调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31、32，两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3-36,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资溪县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资溪县政府对山林权属争议依照法定处理程序进行了调处，原告参与了调处，其对该组证据“三性”虽持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被告资溪县政府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1-13相同，前文已作认证；被告资溪县政府提交的第三组证据能够作为诉争山林权属调处依据，原告对其“三性”虽持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被告抚州市政府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原告对该组“三性”虽持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第三人马头山林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原告、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提交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系与诉争山林相关的有权批准机关批文、协议协约及经营管理情况等证据，且相互之间能够印证，原告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持有四份1952年资溪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其中证号为竹字第016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载有小地名“龙井头上”山林，权利人为竹延山镇（乡）五村共有（“矮岭”、“天府丁”、“竹延山”、“杨元”、“峰上”）；其余三份竹字第0020号、竹字第0015号、竹字第000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均载有小地名为“大小尧白杨山”山场。1954年江西省林业厅调查设计处测量了资溪县天地字号国有林，并于1956年7月绘制了资溪县天地字号国有林图。1956年12月资溪县森林经营所申请对天地字号等三个国有林进行采伐，资溪县人民委员会作了审批。1958年马头山林场创建，原称饶桥综合垦殖场，1972年改为马头山林场，1973年4月7日又更名为国营资溪县马头山采育林场，2014年12月3日该林场重组后成立资溪县马头山生态公益型林场。马头山林场地处武夷山脉延伸分支，“龙井”“捉马坑”山林保持原始状态。1970年7月28日江西省农业局林业勘查设计队革命委员会《江西省马头山林场规划说明书》载明：马头山林场范围包括了天地字号国有林，同时该说明书的附表记录有天地字号国有林的总面积、林业用地面积、立木蓄积量、毛竹株数等信息，其中道路信息一栏无记录。1972年3月23日、3月29日、4月2日、4月12日第三人与资溪县马头山林场斗垣大队革命委员会、马头山大队革命委员会、昌坪大队革命委员会、港东大队革命委员会分别签订《关于划归国有山林的协议》并附有山林图，且该四份协议均盖有协议双方的公章，江西省资溪县革命委员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表审批机关在该四份协议上亦盖章确认。1978年6月29日第三人与资溪县马头山公社昌坪大队签订《关于购买山林协议书》并附有山林图，附图中显示购买的山林毗邻天地字号国有林，协议双方及资溪县马头山人民公社革命委员均在该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协议双方代表还在该协议书上签章确认。1985年4月15日被告资溪县政府向第三人核发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号、15-01011号山林权证，该两份山林权证分别载有小地名“龙井”、“捉马坑”山场，载明的权利人均为马头山林场，经营性质为国有山。1997年11月26日资溪县马头山乡人民政府与第三人达成《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该协议载明：“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争议……争议双方就有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争议山林共二处，均坐落在马头山国有林内，约3.45万亩……二、争议山林在土地改革时至1954年以前分别属于竹延山等五村共有和40股群众所有，但是在1954年发生了权属变更而未给予乡村适当补偿的情况进行协商……三、议定的内容。1、上述争议山林权属维持国有不变，继续由马头山林场经营管理。2、由马头山林场对上述山林给予适当补偿。补偿金定位15元/亩，补偿金总额为51.75万元。偿付期为三年（即1997年-1999年）……4、权属确定后，由调处办会同马头山林场和马头山乡及马斜村、竹延山村、昌坪村共同到山场实地踏界，定点埋上界桩，绘制马头山林场国有林图，并由参加踏界、埋桩人员在国有林图上签名，同时加盖参加单位公章，作为法定界限”。该协议书加盖有资溪县马头山乡人民政府以及江西省国营资溪县马头山采育林场公章，协议双方代表及竹延山村、马头山村、昌坪村、马斜村负责人等均在协议上签字确认。第三人依约足额支付了补偿金。2002年9月资溪县马头山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资溪县林业局工作人员、马头山林业站工作人员和马头山镇下属的马斜村民委员会、竹延山村民委员会、昌坪村民委员会代表、第三人代表共同对争议山林进行现场踏界、埋桩，制作了勘界图，勘界图上标注了分界线，马斜村民委员会、竹延山村民委员会、昌坪村民委员会和第三人代表在分界线上加盖公章确认；同年，资溪县撤销马头山镇马斜村并入港东村，撤销竹延山村并入昌坪村。1982年、1983年因开发马头山林场龙井林区修建公路工作需要，资溪县林业局、江西省木材公司、江西省抚州地区农林垦殖局先后制发《要求安排勘测我县马头山林场油榨窠至龙井林区公路的报告》、（83）赣木基函字第32号文件、（83）抚林基字第30号文件。其后，第三人还对龙井公路进行了延伸开发。1988年6月江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江西省资溪县二类森林资源调查因子一览表》载有对马头山林场“龙井”“捉马坑”等林班进行调查的信息。1998年起第三人又陆续对龙井林区公路作了延伸。2006年11月20日被告资溪县政府就“龙井”、“捉马坑”山林向第三人换发了新的林权证。另查明，案涉山林权属纠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原告多次通过信访、申请调处、诉讼等途径主张第三人马头山林场的“龙井”“捉马坑”山林均系其所有，原告分别称之为“龙井头上”“大小饶白杨山”。2017年12月28日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10行初40号行政判决，责令资溪县政府对原告申请“龙井头上”山林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该行政判决生效后，资溪县政府多次组织召开协调会，通知争议双方当事人举证，配合调处工作。2018年4月10日原告向资溪县政府提交了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确权的申请报告，但未提交证据材料。2018年4月18日原告在资溪县档案馆调取到资山（林）权证字第04-03065号山（林）权证存根，但在2018年5月24日的协调会上，原告方代表却明确表示无新证据及其他证据提交并在协调会记录上签字确认。在本次山林权属纠纷调处过程中，江家小组、峰上小组、杨沅小组、竹延山小组、矮岭小组、笔架边小组、祝家小组等7个小组均认可2002年9月资溪县林业局、马头山镇人民政府、马头山林场、马头山林业站与马斜村民委员会、竹延山村民委员会、昌坪村民委员会共同对争议山林的踏界结果，认为无需再行现场勘界，黄毛寨小组亦认可集体林与国有林分界清楚，未请求重新勘界。因争议双方当事人无法自行协商达成协议且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2018年6月29日资溪县政府作出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将该山林权属依法确权给第三人。原告不服，提起行政复议，且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亦未向抚州市政府提交资山（林）权证字第04-03065号山（林）权证存根，2018年9月27日抚州市政府作出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资溪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的重点是：一、被告资溪县政府作作出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是否合法；二、被告抚州市政府作出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关于被告资溪县政府作出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被告系争议山林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就山林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凡经人民政府划定的国有林，或当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能出示当时有权批准的机关的批准文件、或协议协约、或赠送书等有关证据，或提供自划定或赠送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其山林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本案中，1954年江西省林业厅调查设计处测量了资溪县天地字号国有林，并于1956年7月绘制了资溪县天地字号国有林图。1956年12月资溪县森林经营所申请对天地字号等三个国有林进行采伐，资溪县人民委员会作了审批。第三人创建于1958年，系国有林场。1970年7月28日江西省农业局林业勘查设计队革命委员会《江西省马头山林场规划说明书》载明：马头山林场范围包括了天地字号国有林，同时该说明书的附表记录有天地字号国有林的总面积、林业用地面积、立木蓄积量、毛竹株数等信息。1988年6月江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江西省资溪县二类森林资源调查因子一览表》载有对马头山林场“龙井”“捉马坑”等林班进行调查的信息。第三人在上个世纪80年早期和90年代末期还先后修建、延伸了林区公路。以上事实，能够证明第三人在争议山林划归国有后进行了经营管理。《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同一人民政府对同一山林权属争议作出过数次处理决定的，以最后一次处理决定为准；当事人双方对同一山林权属争议达成过数次协议的，以最后一次协议为准。”经查，1997年11月26日第三人与资溪县马头山乡人民政府已经达成《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该协议明确了争议山林均坐落在马头山国有林内，且争议山林权属维持国有不变，继续由马头山林场经营管理；该协议文本加盖了资溪县马头山乡人民政府以及江西省国营资溪县马头山采育林场公章，协议双方代表及竹延山村、马头山村、昌坪村、马斜村负责人等均在协议上签字确认；该协议签订后，第三人依约支付了补偿金；2002年9月资溪县马头山镇人民政府、资溪县林业局、马头山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和马头山镇下属的马斜村民委员会、竹延山村民委员会、昌坪村民委员会的代表，以及第三人的代表还共同对争议山林进行现场踏界、埋桩，制作了勘界图，勘界图上标注了分界线，马斜村民委员会、竹延山村民委员会、昌坪村民委员会和第三人均在分界线上加盖公章确认，在场人员同时签名。原告虽否认《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的效力，但其在本次案涉争议山场林权调处中明确认可2002年9月共同踏界结果，认为无需再行现场勘界，其陈述自相矛盾，故本院对原告否认该协议效力的主张，不予支持。《马头山乡与马头山林场关于龙井及大小饶白杨山山林权属的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能够进一步证实争议山林系国有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出具证据。当事人不能出具证据的，不影响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依据有关证据认定争议事实。《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调处山林权属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均负有举证责任。根据上述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律规定，就案涉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原告和第三人均负有主动举证的法律义务。事实上，在案涉争议山林权属调处过程中，原告未主动向被告资溪县政府举证，特别是经被告数次提示要求原告举证，但原告在调取到资山（林）权证字第04-03065号山（林）权证存根后，仍然表示无新证据及其他证据提交并在协调会记录上签字确认，且原告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亦未提交资山（林）权证字第04-03065号山（林）权证存根，原告怠于履行举证义务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之规定，本院对资山（林）权证字第04-03065号山（林）权证不予采纳。在案涉山林权属争议调处过程中，资溪县政府通知了争议双方当事人举证，听取了争议双方当事人意见，因争议双方当事人无法自行协商达成协议且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资溪县政府综合上述证据以及第三人与资溪县马头山林场斗垣大队革命委员会、马头山大队革命委员会、昌坪大队革命委员会、港东大队革命委员会分别签订的《关于划归国有山林的协议》、第三人与资溪县马头山公社昌坪大队签订的《关于购买山林协议书》、资山（林）权证字第15－01012号山（林）权证存根等证据，作出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将该山林权属依法确权给第三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支持。关于被告抚州市政府作出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抚州市政府在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严格按照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审查、作出决定、送达等步骤程序进行行政复议，程序合法。鉴于被告资溪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龙井头上”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抚州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抚府复字〔2018〕89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告资溪县政府、抚州市政府分别对案涉山林权属争议所作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均合法有效，案涉争议山林权属已明确，原告请求本院将争议山林确权为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家小组、峰上小组、杨沅小组、竹延山小组、矮岭小组、笔架边小组、祝家小组、黄毛寨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江家小组、峰上小组、杨沅小组、竹延山小组、矮岭小组、笔架边小组、祝家小组、黄毛寨小组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上官笑东审判员 陈  辉审判员 余 惠 娇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康季书记员付政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下列证据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一）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时，该单位的总体设计书所确定的经营管理范围及附图；（二）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三）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四）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第十七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出具证据。当事人不能出具证据的，不影响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依据有关证据认定争议事实。三、《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凡山林权属争议在土地改革后经双方协商已达成协议的，或已经人民政府调处作出了处理决定的，或已由人民法院审理作出了判决(裁定)的，不再进行调处，但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除外。同一人民政府对同一山林权属争议作出过数次处理决定的，以最后一次处理决定为准；当事人双方对同一山林权属争议达成过数次协议的，以最后一次协议为准。同一山林权属争议已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裁定)的，以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为准；同一山林权属争议已由两级或两级以上的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以上级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为准；同一山林权属争议已由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当事人双方的协议无效。本办法颁布施行前各级人民政府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可视为同级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适用前三款的规定。第十九条申请调处山林权属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均负有举证责任；乡(镇)人民政府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取证和查证责任。有关单位、个人有义务配合和协助乡(镇)人民政府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如实提供材料，需要时应出具书面证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证据，必须经乡(镇)人民政府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查证属实后，方可作为处理依据。调处的全过程应记录在案。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凡经人民政府划定的国有林，或当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能出示当时有权批准的机关的批准文件、或协议协约、或赠送书等有关证据，或提供自划定或赠送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其山林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