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22刑初766号被告人黄国红，男，197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博罗县罗阳街道天上元村委会旱田村民小组副组长，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博罗县）村委会旱田小组。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8月1日被博罗县公安局传唤到案，同年8月2日被博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同年9月6日由博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博罗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张丽清，广东旭利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博罗县法律援助处指派。被告人柯东顺，男，195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博罗县）村委会旱田小组。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8月2日被博罗县公安局传唤到案，同日被博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同年9月6日由博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博罗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卢嘉思，广东通用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博罗县法律援助处指派。被告人柯国强，男，1956年6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博罗县罗阳街道天上元村委会旱田村民小组副组长，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博罗县）村委会旱田小组。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8月1日被博罗县公安局传唤到案，同年8月2日被博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同年9月6日由博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博罗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李云霞，广东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博罗县法律援助处指派。被告人柯榕坤，男，196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中共党员，2011年3月至2017年5月任博罗县罗阳街道天上元村委会旱田村民小组组长，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博罗县）村委会旱田小组。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8月24日被博罗县公安局传唤到案，同日被博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同年9月6日由博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博罗县看守所。委托辩护人温志坚，广东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以博检公诉刑诉〔2018〕71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国红、柯东顺、柯国强、柯榕坤犯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博罗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雨亮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国红及其辩护人张丽清，被告人柯东顺及其辩护人卢嘉思，被告人柯国强及其辩护人李云霞，被告人柯榕坤及其辩护人温志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下半年，博罗县旱田小组成立武深高速公路（博罗段）征地工作组，该征地工作组成员有时任旱田小组干部被告人柯榕坤、黄国红、柯国强等人，征地工作组成员的职责是带路、联系村民、确定土地权属、登记土地大小和权属、制作登记村民补偿款的表格、申报、审批等工作。2016年的一天，征地工作组与测量队在博罗县旱田小组白石坑（土名）确认待征土地权属和测量待征土地面积时，在场的被告人柯东顺与被告人黄国红、柯国强经商量后，由柯东顺以个人名义冒认属于旱田小组集体所有的1.62亩林地。当晚，黄国红、柯国强向被告人柯榕坤汇报了此事，柯榕坤表示同意。同年1月至9月，天上元村旱田小组征地补偿款陆续下拨到旱田小组对公账户。同年10月至12月间，由柯国强制表，柯东顺签名确认，经柯榕坤审批，最后由黄国红将属于集体所有的1.62亩林地征地补偿款共104328元转到其个人银行账户供其个人使用。另外，被告人一伙还通过村民会议，按照1.62亩开荒地的标准从集体征地补偿款中套取48000元给柯东顺，事后，柯东顺分别给了黄国红、柯国强各1000元。2017年6月27日，黄国红退回104328元给旱田村民小组。2018年8月19日，柯东顺退回48000元给旱田村民小组。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的事实提供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黄国红、柯东顺、柯国强、柯榕坤的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鉴于被告人柯国强有坦白情节，被告人柯榕坤系从犯，且赃款均已退回被害单位，建议对被告人黄国红、柯东顺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对被告人柯国强判处十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被告人柯榕坤判处八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被告人黄国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提出的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辩护人张丽清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对公诉机关指控黄国红犯职务侵占罪无异议。二、黄国红具有以下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1、2018年8月1日，黄国红在公安机关讯问前系经博罗县纪委先行谈话，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当日在场等候公安民警，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归案后亦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2、黄国红的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于2017年6月27日已主动退回全部赃款。3、黄国红在案发后认罪态度好，当庭表示认罪，有悔改表现。4、黄国红是初犯。综上，请求法庭对黄国红在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被告人柯东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提出的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辩护人卢嘉思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对公诉机关指控柯东顺犯职务侵占罪无异议。二、柯东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1、柯东顺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属坦白。2、柯东顺的主观恶性不大，涉案赃款已全部退还。3、柯东顺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属初犯、偶犯。4、柯东顺年事已高，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当庭认罪、悔罪。综上，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对柯东顺从轻处罚。被告人柯国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提出的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辩护人李云霞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对公诉机关指控柯国强犯职务侵占罪无异议。二、柯国强具有以下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1、柯国强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坦白。2、柯国强当庭认罪，认罪态度较好。3、柯国强没有犯罪前科，本次犯罪属初犯、偶犯，起因是其法律意识淡薄，没有认识到社会危害性。4、柯国强与黄国红积极退赃，已弥补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综上，请求法庭对柯国强从轻、减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被告人柯榕坤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提出的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辩护人温志坚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对公诉机关指控柯榕坤犯职务侵占罪无异议。二、柯榕坤具有以下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1、2018年8月24日，柯榕坤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通知后，自行乘坐其家属的摩托车前往公安机关接受调查，足以说明柯榕坤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体现了柯榕坤的自愿性和主动性，归案后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自首；柯榕坤对其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2、柯榕坤未参与本案主要的犯罪行为，既不是犯意的发动者，也无参与商议策划或从中获得任何利益，其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依法应认定为从犯。3、案发后，本案的其他被告人已经将全部赃款退回被害单位，避免了集体财产的经济损失，也消除了因犯罪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4、柯榕坤没有犯罪前科，本次犯罪属初犯、偶犯，起因是其法律意识淡薄，没有认识到社会危害性，没有坚持工作原则，心存侥幸所致，其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5、柯榕坤当庭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好。综上，请求法庭对柯榕坤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5年下半年，博罗县旱田小组成立武深高速公路（博罗段）征地工作组，该征地工作组成员有时任旱田小组干部被告人柯榕坤、黄国红、柯国强等人，征地工作组成员的职责是带路、联系村民、确定土地权属、登记土地大小和权属、制作登记村民补偿款的表格、申报、审批等工作。2016年的一天，征地工作组与测量队在博罗县旱田小组白石坑（土名）确认待征土地权属和测量待征土地面积时，在场的被告人柯东顺与被告人黄国红、柯国强经商量后，由柯东顺以个人名义冒认属于旱田小组集体所有的1.62亩林地。当晚，黄国红、柯国强向被告人柯榕坤汇报了此事，柯榕坤表示同意。同年1月至9月，天上元村旱田小组征地补偿款陆续下拨到旱田小组对公账户。同年10月至12月间，由柯国强制表，柯东顺签名确认，经柯榕坤审批，最后由黄国红将属于集体所有的1.62亩林地征地补偿款104328元转到其个人银行账户供其个人使用。另外，被告人一伙还通过村民会议，按照1.62亩开荒地的标准从集体征地补偿款中套取48000元给柯东顺，事后，柯东顺分别给了黄国红、柯国强各1000元。2017年6月27日，黄国红退回104328元给旱田村民小组。2018年8月19日，柯东顺退回48000元给旱田村民小组。上述事实，被告人黄国红、柯东顺、柯国强、柯榕坤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公诉机关提交，且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立案决定书，证实博罗县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9月5日依法对本案予以立案调查。2、到案经过，证实2018年8月1日，博罗县公安局根据中共博罗县纪委办公室移交的线索，将被告人柯国强、黄国红传唤至博罗县公安局办案中心进行调查。同年8月2日，博罗县公安局将被告人柯东顺传唤至博罗县公安局办案中心进行调查。同年8月24日，博罗县公安局将被告人柯榕坤传唤到博罗县公安局义和派出所进行调查。同年9月5日，博罗县公安局将被告人一伙的案卷材料移交至博罗县监察委。3、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黄国红、柯东顺、柯国强、柯榕坤犯罪时均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4、职务证明，证实被告人黄国红、柯国强于2011年3月当选博罗县罗阳街道天上元村委会旱田村民小组副组长；被告人柯容坤于2011年3月至2017年5月当选博罗县罗阳街道天上元村委会旱田村民小组组长，于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当选博罗县罗阳街道天上元村支部委员。5、现金支出单，证实被告人柯榕坤、柯国强、黄国红均在“付村民高速公路征地款”的现金支出单签名确认。6、天上元旱田小组补征地，证实被告人柯东顺在面积为1.62亩、金额为81000元的一栏中签名，并经被告人黄国红、柯国强辨认，该栏中的81000元为涉案1.62亩林地征地补偿款104328元中的81000元。7、征地款发放表（2016年11月29日），证实被告人柯东顺在面积为2.385亩，金额为71550元的一栏中签名，并经被告人黄国红、柯国强辨认，该栏中的71550元中的23328元为涉案1.62亩林地征地补偿款104328元中的23328元；被告人柯榕坤于2016年12月1日在该表中审批“同意拨款”并签名。8、账户交易明细查询，证实博罗县旱田经济合作社、柯榕坤、柯国强、柯东顺、黄国红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的银行流水记录。其中2016年12月1日，博罗县旱田经济合作社的对公账户80×××16转账30万元至黄国红的个人账户80×××44；同日，黄国红的个人账户80×××44转账108600元至黄国红的个人账户80×××65；2017年4月12日至2017年5月21日期间，黄国红的个人账户80×××65先后六次取款共计8万元；2017年6月26日，黄国红的个人账户80×××65转账81000元至黄国红的个人账户80×××44；2017年6月27日，黄国红的个人账户80×××44取款134328元。9、照片，证实经被告人黄国红、柯东顺、柯国强、柯榕坤辨认，武深（新博）高速公路（罗阳段）天上元村旱田小组白石坑（土名）图片中的地点就是涉案柯东顺套取的1.62亩的土地。10、天上元村旱田小组白石坑（土名）的地类及征地情况说明，博罗县国土资源局罗阳国土资源所、罗阳街道天上元村旱田村民小组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武深（新博）高速公路（罗阳段）项目需征用天上元村旱田小组白石坑（土名）土地，由业主派技术人员、村委代表、村小组干部、涉及征用土地权利人到现场参加确认界限，经业主方及权利人代表核实，白石坑（土名）1.62亩属于集体林地，每亩补偿64400元，合计补偿104238元。11、天上元村旱田小组白石坑（土名）征地情况说明，罗阳街道天上元村旱田村民小组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武深（新博）高速公路（罗阳段）项目需征用天上元村旱田小组白石坑（土名）土地，由业主派技术人员、村委代表、村小组干部、涉及征用土地权利人到现场参加确认界限，村小组代表有柯榕坤、柯国强、黄国红、柯某5添、柯某5良、柯某5军以及年纪较大的知情人，负责带路、联系权利人，确认权利人土地界线，由村代表和测量队核实确定面积地类，经街道办征地组核算拨付给村集体，再由村集体拨付到权利人。对此，博罗县人民政府罗阳街道办事处表示情况属实。12、证明，罗阳街道天上元村旱田村民小组出具证明证实白石坑段1.62亩土地被武深高速补征作便道使用，此土地属旱田小组集体所有。13、广东省仁化（湘粤界）至博罗公路（博罗段）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证实博罗县国土资源局为保障武深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被征地村组及村民的权益，拟定了具体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其中涉及罗阳镇天上元村旱田经济合作社的集体土地。14、记账凭证、专用收款收据，证实2017年6月27日，博罗县旱田经济合作社收到被告人黄国红退回的征地补偿款104328元。2018年8月19日，博罗县旱田经济合作社收到被告人柯东顺退回的征地补偿款48000元。二、证人证言证人柯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天上元村旱田小组村民。旱田小组1.62亩林地属集体用地，在征地过程中，该集体土地被柯东顺以个人名义套取征地补偿款。事后的一天晚上，柯东顺分别给了其、柯国强和黄国红每人1000元打麻将，但其当作是借款，几天后其就还给了柯东顺1000元。证人柯某2的证言，证实2016年初，仁深高速征地小组征到旱田小组白石坑时，其也在现场，当测量到其开荒地0.73亩，该地是其开荒种了香蕉树，另外还测量了1.62亩的集体林地，该两块地是靠在一起的。当时征地小组的人员问到0.73亩和1.62亩的土地是谁时，柯东顺站出来说是他的，然后其当场提出0.73亩这块地是其种香蕉树开荒的，但柯东顺称村小组会将0.73亩这块地上香蕉树的青苗补偿款给回其，至于这块地是谁的都一样，其就没再反对，之后征地小组的人员将0.73亩和1.62亩的土地登记在柯东顺名下。过了一段时间，其得知征地补偿款到账后，柯东顺领取了其0.73亩的征地补偿款21900元，其多次向柯东顺追讨要回了21000元。其认为柯东顺冒领1.62亩的集体林地应该是想套取这块地的补偿款。村小组干部也没有对其说过仁深高速征地补偿标准中集体林地有无补偿。证人柯某3的证言，证实其于2017年6月开始担任天上元村旱田小组组长。2018年8月19日，柯东顺的儿子柯某5华找到其称柯东顺有48000元要退还给旱田小组，其打电话给天上元村委会的柯绍兴得知可以收该款，但需要开具罗阳镇专用收款收据后，其就收了该款，并开具了退款收据给柯某5华。证人苏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罗阳街道国土资源所所长。其清楚2015年武深高速在天上元村委会旱田小组征地的情况，当时其也是征地工作组的成员。按照惠州市“86号令”的规定，罗阳镇属于第六类地区，林地补偿价格为12400元每亩，返还地补偿价格为52000元每亩，总征地补偿款为64400元每亩，所以旱田小组白石坑1.62亩补偿了104328元。集体地和个人地都有补偿，价格也是一样的。征地时，由征地工作组确定该地的土地类型，确定土地类型后，再按照政府规定价格下拨补偿款，再由村干部和村民按照村民组织法的规定自行决定如何分配。当时旱田小组的征地工作组有六人，其中有三名村干部，即柯榕坤、柯国强、黄国红，另外三名是党代表。该六人组成的征地工作组职责是带路、联系村民、确定土地权属、登记土地大小和权属、制作登记村民补偿款的表格、申报、审批等工作。证人巫某1的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在罗阳镇村建所工作，2018年初开始担任罗阳街道市政办公室副主任。2015年武深高速在罗阳镇征地时，其是征地工作组的成员，负责带县政府聘请的第三方测量队测量土地性质、面积的结果，并统计青苗数量。天上元村委会旱田小组白石坑1.62亩的土地性质，经县政府聘请的第三方测量队联同当地村民现场确认地类，确定为集体林地。当时按照相关规定，土地权属属于集体和个人都有补偿，价格也是一样的，其中林地的补偿价格是64400元，所以旱田小组白石坑1.62亩的征地补偿款为104328元。发放补偿款的流程是其和村小组的征地工作组一起带县政府聘请的第三方测量队确认土地性质权属和测量土地面积，在现场测量后测量队会登记土地的详细信息，最后将这些信息交给其，由其依据这些数据将补偿款的总数拨付给村小组，村小组则依据这些数据来拨付到具体每个村民。当时旱田小组的征地工作组有六人，村干部柯榕坤、柯国强、黄国红，还有村民代表柯某5添、柯某5良和柯某5军。该六人组成的征地工作组职责是带路、联系村民、确定土地权属、登记土地大小和权属、制作登记村民补偿款的表格等工作。三、被告人供述及辩解被告人黄国红供称，我于2011年3月开始担任罗阳街道天上元村委会旱田小组出纳，主要负责管理罗阳街道天上元村委会旱田小组的财务收支工作。2015年12月开始，武深高速（仁博段）征用旱田小组的土地，旱田小组成立有征地工作组，成员有小组的干部柯榕坤、柯国强和我，党小组长柯某5添，村民代表柯某5军和柯某5良等人。在征地期间，柯榕坤告诉过我们如果是村集体的土地没有补偿。2016年10月的一天，征地小组到旱田小组利是窝和白石坑交界之地测量征地，当征到一块约1.62亩村集体的林地时，村民柯东顺跟我和柯国强私下说，按以前征地集体地是没有补偿的，干脆把这块集体土地先以他的名义冒认下来，等钱到账后再作打算，当时我同意了柯东顺的做法，并由柯东顺跟征地小组进行了测量和签名确认。当日20时许，我和柯国强去到集体土地的事情。柯榕坤听完汇报后就说知道了，那就先以柯东顺的名义套取下来，补偿款到账后再说。之后，我和柯国强两人制作征地数量及补偿款的表格时，把上述柯东顺冒认的1.62亩林地认在了柯东顺的名下，该笔补偿款为104328元，并让柯东顺进行了签名确认。2016年12月，征地组将900多万元征地款转到旱田小组的公账上，我将其中的500多万元征地款转账到我尾数为4844的农商银行账户，该款是给村民的征地补偿款，后来也把柯东顺的1.62亩征地款104328元也转到我的账户。当时柯榕坤在开会时说村承包给个人的山地没有补偿，并把这事告诉了柯东顺，柯东顺表示该补偿款领取不到也没办法了。之后该104328元被我从尾数为4844的农商银行账户转到我另一个尾数为5165的农商银行账户，并在2017年2月开始我将这笔钱分几次支出现金用来买建房子的材料，用了8万元左右。事后有群众向有关部门反映我的问题，我于2017年6月27日以柯东顺的名义退回到旱田小组的对公账户。此外，大概2016年12月，由于柯某5祥只有4亩多承包村的林地，但在征地补偿时达到7亩多林地，村里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将多出的3亩多林地按照开荒地每亩3万元的标准补偿给他，柯东顺知道后也提出其冒认的1.62亩也要按照开荒地进行补偿。最后，村里也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同意补偿48000元给柯东顺，当时是柯榕坤主持村民代表会议的。过了一段时间，柯东顺约了我、柯国强、柯某1在博罗县城打麻将之前，柯东顺给了我1000元，我当时认为是我帮柯东顺冒认了1.62亩林地的感谢费。被告人柯东顺供称，证实2015年12月，武深高速（仁博段）开始征用天上元村委会旱田小组的土地。2016年的某一天，征地小组来到旱田小组利是窝测量补征地，我接到征地小组的通知也前往征地现场，当时有柯国强、黄国红、柯某5乙、柯某5良等人在场。当征到一块集体无人认领的土地时，我考虑到之前征便道的时候是没有补偿的，我心想以我个人的名义谎报该集体地为个人地进行补偿征地，待征地补偿款到账后再作打算。于是我就跟柯国强、黄国红和柯某5乙私下说，将这块集体的土地先以我的名义冒认下来，等钱到账后给我自己还是给集体再作打算，他们三人听后也同意我这么做。然后征地小组在征到无人认领的1.62亩集体地时，我就说这块地是我的，并进行了测量和签名确认。后来该地块的补偿款10万多元到了村的集体账户，随后村民开会讨论时，我起了私心，觉得那1.62亩的补偿款10万多元是在我名下的，于是就产生了想占有这笔补偿款的念头。当时开会时，我就提出这1.62亩林地是以我的名义套回来的，这1.62亩林地的钱也是我应得的，后村民就讨论决定这1.62亩林地借开荒地的名义先补偿4.8万元给我，余款再通过其他方式补偿。当我领取到4.8万元后，想到黄国红、柯国强和柯某5乙不同意我冒认1.62亩林地的话我也做不成，于是我约他们三人到博罗县城打麻将，期间我从这4.8万元中分给他们三人每人1000元。另外，柯榕坤是知道我谎报1.62亩林地是我开荒地的情况，集体村民开大会时都知道。被告人柯国强供称，我于2000年开始在天上元村旱田小组做会计，主要负责制作旱田小组的收支情况表。2015年12月，武深高速征地时旱田小组成立了征地工作组，成员有我、柯榕坤、黄国红、柯某5添、柯某5军和柯某5良，其中我的工作是负责带路、通知村民到现场确认。当时仁深高速征地工作组到旱田小组白石坑征地时，征地工作组和许多村民都在现场，因为也要测量柯东顺的土地，所以柯东顺也在现场。那时候柯东顺拉我和黄国红一起到一边没有人的地方对我们两人说“等下量到那块1.62亩集体的开荒地时，我自己去认了它，到时候大家平分这笔钱，一起搞点钱来用一下怎么样？”我和黄国红当时就说“你搞得到那就大家搞点来用一下吧。”我们都同意柯东顺的提议。征地工作人员测量好一块开荒地的面积时，一名工程师问这块地是谁的，柯东顺提出这块地是他的，当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工程师也立刻登记并让柯东顺签名确认。当天晚上8时至10时期间，我和黄国红到柯榕坤的小卖部里面向柯榕坤汇报柯东顺以个人的名义认领了属于村集体的1.62亩土地，而柯榕坤说认就认吧。过了一段时间，罗阳街道拨了该1.62亩的征地补偿款104328元给村小组，我就把这1.62亩连同柯东顺的开荒地总数（包含1.62亩的补偿款当作开荒地每亩3万元）制表给柯东顺，我制表后就交给出纳黄国红，然后黄国红就拿支出表给柯榕坤签名，柯榕坤就签名同意支付。事后，柯东顺通知我、黄国红、村民柯某1来博罗县城打麻将，期间柯东顺给了我们三人每人1000元。当时黄国红是把大部分补偿款从公账上转到他自己的银行卡上，然后再转给补偿清单上的村民，他还把1.62亩的104328元补偿款又单独转到他另外一张银行卡上。另外，因私人开荒地村小组规定每亩补偿3万元给私人，对于柯东顺冒认了那1.62亩地，我们商量以每亩3万元共4.8万元补给柯东顺，这笔钱用来我们几个人平分的，但是由于有村民对这块地有争议，所以这钱一直放在柯东顺那里。这104328元拨下来时，大部分村民都知道的，而且给这4.8万元柯东顺也是经过80%的村民签名决定的。当时以柯东顺名义套取的1.62亩补偿款104328元，由柯东顺签名确认作为补偿款，但是该笔款项由出纳黄国红支出并存入其个人账户，因为如果黄国红不取出来，我做会计的账目就理不顺，因为该笔款项已经作为柯东顺的补偿款发放出去了，所以不能留在小组账户上。后来因为有村民认为柯东顺多领了征地补偿款，所以黄国红才退回104328元。被告人柯榕坤供称，我于2011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旱田小组的小组长，2017年5月至今在天上元村委会任党支部委员。2015年12月开始，仁深高速征用旱田小组的土地，征地小组成员有我、柯国强、黄国红、柯某5军、柯某5添和柯某5良等人。日常征地测量都是他们五人配合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我没有参与，只有遇到疑难问题时我才出面处理。在征地之前，我就听说村委扩宽村道征地，属集体的土地没有补偿，而以个人名义才有补偿。当时征地小组在旱田小组白石坑征完地那天，大约晚上8点到10点期间，柯国强先来到我的小卖部告诉我柯东顺套取那块土地，然后黄国红也来到小卖部向我汇报有一块集体用地认到柯东顺头上去了。当时我听到了立刻反对，我说这样子不可以的，然后他们两人就叫我算了，反正柯东顺也说补偿款分下来再说，我听到这样也同意了。第二天柯东顺来到我的小卖部，也对我说了以他名义套取土地的事。过了几天，我觉得不妥就去到义和国土所想进行更改，不要让柯东顺套取，但工作人员说图纸已经报上去了，现在没办法改，而我就没有管这个事了。征地款拨付到旱田小组账户后，我并不清楚黄国红有将款项转到他个人名下的银行卡，他也没和我讲过。平时我对黄国红和柯国强都是非常信任的，他们让我签名时我只问多一句“没有什么问题吧”，他们都是说没问题我就签名，并没有认真审核我要签名确认的内容。柯东顺谎报的那块地是按照果园的标准补偿，每亩7万多元，那块地大概补偿了10万元左右，然后开荒费就是每亩3万元补给开荒人。这10万元左右补偿款打到旱田小组集体账户后，当柯东顺与柯某2的纠纷问题处理好后，我才同意把这笔钱发给柯东顺的，并按照3万元一亩的标准补偿给柯东顺，剩下的钱全部村民分红了。本院认为，被告人黄国红、柯国强、柯榕坤身为村民小组干部，与被告人柯东顺勾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据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犯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人黄国红、柯东顺、柯国强、柯榕坤是否认定为自动投案的问题。经查，博罗县公安局根据中共博罗县纪委办公室移交的犯罪线索后，被告四人经博罗县公安局的传唤才到案，体现不出被告四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符合自动投案的立法本意，依法不应认定为自动投案。鉴于被告四人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属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四人对其行为性质的不同程度辩解，不影响坦白的成立。被告四人侵占的赃款已全部退回被害单位，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其中柯榕坤得知黄国红、柯东顺、柯国强商议以柯东顺名义冒领属于旱田小组集体所有的1.62亩林地的征地补偿款后，持放任态度，属间接故意，且其未参与分赃，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属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综上，被告四人的辩护人提出与上述认定相符以及对其当事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黄国红、柯榕坤的辩护人提出其当事人属自首的辩护意见与上述认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被告四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并根据被告四人各自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态度和社会危害后果等予以量刑。对被告人黄国红、柯东顺、柯国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对被告人柯榕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黄国红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止)。二、被告人柯东顺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日止)。三、被告人柯国强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四、被告人柯榕坤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24日起至2019年1月23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周子雄审 判 员  邓明聪人民陪审员  林子嘉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陈思令书记员许慧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其他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1999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川高法〔一九九八〕二百二十四号《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如何定性的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一条第一款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