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黔03行赔初82号原告杨昌贤，女，汉族，1973年5月5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委托代理人祝会兰，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曾征，区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章勇翔，汇川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委托代理人赵宗明，汇川区高坪街道办事处政法委书记。委托代理人李长勇，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昌贤因与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昌贤及其委托代理人祝会兰，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的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章某及委托代理人赵宗明、李长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征收原告承包的山林土地的行为，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在确认违法之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被告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了汇府行赔决字[2018]15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的请求不予赔偿。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903297.3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维权支付的费用5000元；庭审过程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即：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汇府行赔决字[2018]15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本院（2017）黔03行初235号行政判决书；2、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行终145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违法征收原告的山林土地，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组：汇川区人民政府汇府行赔决字[2018]15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其违法征收行为拒绝对原告赔偿的事实。第三组：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函（2017）126号文件（关于征地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调整的批复）。证明：遵义市现行的征收标准，最高综合补偿标准为6.6万元/亩，社保标准为1.5万元/亩，也是本案赔偿的计算标准。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汇府行赔决字[2018]15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18年5月15日，被答辩人以行政征收违法为由向答辩人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答辩人受理后，严格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决定，并说明了不予赔偿的理由。二、被答辩人所诉请答辩人赔偿903297.3元和因维权支付的费用5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首先，就本案涉案的土地、房屋及其他建（构）筑物、地面附着物、林木等合法财产，被答辩人之夫周国均、之侄周宇航已于2016年5月8日与高坪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汇川区高坪镇清溪村干田湾弃土场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答辩人已按协议约定足额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513518.53元和征地补偿款443935.99元，未欠付原告任何费用，因此被答辩人再行主张对其赔偿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并无明显不当。其次，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答辩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在征收过程中对其造成了财产损失，因此，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被答辩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被答辩人请求赔偿因维权支付的5000元，不是《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不属行政赔偿的范围。综上，被答辩人的诉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汇川区高坪镇清溪村弃土场项目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方案；2、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对《清溪村弃土场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证明：1、补偿安置方案符合遵义市汇川区高坪街道办事处的实际情况，补偿标准并不低于市价，科学合理，已经批准实施。该补偿方案合法有效，未被撤销前，被告按照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内容对原告进行补偿合情、合理、合法；2、被告按照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内容征收清溪弃土场项目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该补偿方案普遍适用于清溪村范围内征收补偿，与原告同村的其他村民统一适用该安置方案，其他村民都支持政府征收工作，因此征收过程中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第二组：1、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2、村委会证明；3、高坪镇清溪弃土场土地勘丈登记表；4、清溪物流园区土地丘块面积统计表；5、高坪街道办事处清溪村弃土场项目征地兑现表。6、高坪镇清溪村弃土场永久性工程补偿分户兑现表；证明：1、原告与周某是夫妻关系，原告户承包的土地5.44亩是以周某之父周德明为户主于1994年承包。2、原告之夫周某分别于2016年7月26日和2016年8月27日先后领取了443935.99元征地补偿款，被告已全额支付了被征土地补偿款，没有再次履行赔偿的义务。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所举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所举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被告所举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因实施清溪弃土场项目，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28日作出了汇府复〔2014〕14号《关于对〈清溪弃土场项目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补偿安置方案》载明：征收主体为汇川区政府，征收实施单位为高坪镇人民政府，被征收人为清溪弃土场规划设计范围内需要征收的土地、房屋及其他建（构）筑物、地面附着物、林木的合法产权人。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的清溪弃土场项目用地统一年产值标准为1538元/亩，永久性征地货币补偿标准：耕地综合补偿标准33836元/亩（统一年产值的22倍，其中土地补偿为统一年产值的10倍，安置补偿为统一年产值的11倍，青苗补偿为统一年产值的1倍）、社保资金为12500元/亩。原告杨昌贤系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清溪村建新组村民，其户在该村（组）承包有农村集体山林、土地，所承包的部分土地在清溪弃土场规划设计范围内。2014年及2016年，原告杨昌贤户的部分土地因清溪弃土场项目被占用，经勘丈土地面积为10.8831亩。2014年9月，周某之父周德明代原告家庭领取了9.16亩土地的土地补偿款（按照30760元/亩计算）281761.60元，林木补偿费8956.00元，附属设施补偿费2400.00元，共计293117.60元。2016年8月27日，原告之夫周某领取了1.5854亩土地的土地补偿款（按照30760元/亩计算）48766.90元，林木补偿费3316.00（2356+960）元，附属设施补偿费2642.00元，共计54724.90元。2017年7月26日，原告之夫周某领取了0.1377亩土地的土地补偿款（按照30760元/亩计算）4235.65元，苗木补偿费6875.78元，附属设施补偿费14220.50元，共计25331.94元。2017年3月18日，原告杨昌贤向本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因清溪弃土场项目，在未取得省级人民政府的征地批复情况下强行征收其承包的土地，要求确认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的征地行为违法。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了（2017）黔03行初23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未获批准即征收原告承包山林土地的行为违法。被告汇川区人民政府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黔行终145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15日，原告杨昌贤向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未损害部分恢复原状，已损坏部分赔偿918100元，赔偿维权费5000元。2018年7月12日，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作出汇府行赔决字[2018]15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赔偿请求人已全额领取了补偿款，被告无再次履行赔偿的义务，因维权支付的费用5000元不属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被告决定：对赔偿请求人请求不予赔偿。2018年8月13日，原告杨昌贤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903297.3元，2、赔偿原告维权费用5000元。庭审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汇府行赔决字[2018]15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对于原告杨昌贤提出要求被告赔偿903297.3元，经向原告核实，原告称被告违法征收原告土地为10.8831亩，按83000元/亩计算即为903297.3元。对于83000元/亩的标准是由土地综合补偿费、社保资金和青苗补偿费构成，其中土地综合补偿费及社保资金是参照遵府函[2017]126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调整的批复》来确定的，该《批复》中确定的遵义市征地片区最高的土地综合补偿标准为66000元/亩，社保资金为15000元/亩；对于青苗费，原告按2000元/亩酌情提出。庭审中，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认可因清溪弃土场项目征收原告的土地及林地共计10.8831亩，但认为原告被征收的土地及林地，被告已按照《清溪弃土场项目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标准（土地综合补偿标准为33836元/亩，因土地所有权人对于土地补偿部分提留了20%即3076元，土地补偿费为统一年产值的10倍，故实际向原告支付的土地综合补偿的标准为30760元/亩；林地按照15380元/亩），对原告补偿了土地、林地、地上苗木、附属设施、林木等补偿款共计373174.44元。经向原告杨昌贤核实，原告杨昌贤认可领取了前述费用。另查明，被告在实施清溪弃土场项目过程中，因部分被征地村民提出应按照当地另一个项目（工业园区）标准进行补偿，因此被告对部分因清溪弃土场项目被征地村民，按40000元/亩的标准向村民支付土地综合补偿费用，对林地部分仍然按照15380元/亩计算补偿。被告已按照40000/亩的标准补足了原告被征收的10.8831亩土地补偿款100559.844元，即（40000-30760）×10.8831=100559.844元。本院认为，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因实施清溪村弃土场项目，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即征收原告的承包地，该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的规定，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因违法征收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应当依法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国家赔偿的赔偿方式包括：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给付赔偿金；赔偿的范围是违法行为导致的直接财产损失。因本案原告的土地被征收后，被告已实施项目建设，对原告的土地不能再予返还和恢复原状，故本案的赔偿方式为支付赔偿金。对于本案赔偿范围，因本案系违法征收原告承包的集体土地，故原告的直接损失为原告承包的土地在合法征收情况下应得到的补偿。对于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赔偿维权费用5000元，不属于被告违法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不属本案的赔偿范围。对于原告的土地损失的赔偿。结合原告、被告的诉辩意见，双方对原告被征收的土地面积、被告已在2017年7月1日前按照30760元/亩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了被征收土地补偿费用的事实均无异议，争议的焦点是原告被征收土地的赔偿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原告认为应参照遵义市人民政府2017年6月27日发布并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调整的批复》的文件精神，按最高征地综合补偿标准66000元/亩、社保资金标准15000元/亩及酌情提出的青苗补偿2000元/亩，共计83000元/亩进行赔偿。被告认为本案征地行为发生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在征收原告涉案土地时，已经依照当时法律、政策规定制作了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故应按被告所制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征地标准进行赔偿。本院认为，因本案被告的违法征地行为发生在2014年、2016年，故被告违法征地对原告造成的损失为原告土地被合法征收应得到的征地补偿。经审查，原告所提出83000元/亩的赔偿标准，系参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调整的批复》得出，而该《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并不适用本案，且原告所提该标准中的青苗补偿部分已经包含在土地综合补偿标准范围内；对于社保资金部分，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在征地时直接由征地人向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支付的补偿费用，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社保资金由用地政府缴纳，纳入财政支出预算，故原告提出按83000元/亩的标准进行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制定的本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的补偿标准，与当时合法征地的标准一致。但被告同时认可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部分村民的土地补偿系按40000元/亩进行。本案中被告已按照上述标准对原告被征收的10.8831亩土地实施了补偿并支付了补偿款。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赔偿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昌贤的诉讼请求。本案不收取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朱晓东审判员  李永华审判员  冯再军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王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