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305民初1484号 原告：黄某1，女，汉族，2010年9月29日生，平山小学学生，住桂林市象山区。 法定代理人：黄某2，男，汉族，1977年9月29日生，桂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察，住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代理人：廖毅，广西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阳家里村第九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王林、龙月光，第九村民小组村民代表。 委托代理人：黄翊，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某1诉被告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阳家村第九村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廖诺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马征芬、谭继元组成合议庭,书记员黄胤祯担任法庭记录，于2018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理人黄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廖毅，被告的诉讼代表人王林、龙月光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某1诉称，原告于2010年9月29日出生，户口在桂林市七星区。2017年，被告因被征用集体土地78.468亩，每亩补偿193090元，共获得土地补偿款15151386.12元。另，阳家里村公摊土地被征用75.01亩，每亩补偿193090元，共获得土地补偿款14485225.6元。2018年5月28日，按照被告公示的分配方案，原告应分得58111.13元，但被告无故扣留上述原告应分得补偿款,经原告多次催索无果.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本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58111.13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黄某1对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证据1、身份证、户口簿，证明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主体资格；原告户口在桂林市七星区，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据2、2011年九组集体收支情况分配表（复印件）、2012年九组集体收支情况分配表（复印件）、2016年9组副业场筹资及资金使用情况公示及2016年9组副业场集资名单（复印件）、收据（副业场）2份，证明原告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多年来一直参与被告内部分配和筹资；证据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收款收据3份、中国建设银行缴费清单1份，证明原告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2011年12月30日起一直以被告成员身份（黄国珍家庭成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缴费至今；证据4、阳家里村2017年经济扶持款分配金额（公示表）（复印件），证明阳家里村村民委员会以及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对外就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进行公示，原告按照该方案可分得58111.13元；证据5、证明、广西桂林漓江农村合作银行回单3份，证明被告已按照2018年5月28日对外公示的分配方案，以人均58111.13元向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土地补偿款；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黄国珍、廖碧清、黄艳香均已于2018年6月24日分别收到桂林市七星区穿山乡七星村民委员会转来的阳家里村2017年土地补偿款174333.39元（3人）、116222.26（2人）；证据6、七星村阳家里九组2017年土地补偿款分配明细表（打印件），证明明细表中所列举的348人对应之前的阳家里村和七星村委公示九组348人，人均分配58111.13元土地补偿款。 被告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阳家里村第九村民小组辩称，一、原告黄某1不具备穿山街道办事处阳家里村第九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不享有土地补偿费分配的请求权。1、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1款的规定：原告因出生而原始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必要条件是，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才能因出生而原始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1）原告黄某1父亲黄某2是城镇户籍，是国家行政编制的公务人员，自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原告黄某1的母亲李川，在与黄某2结婚的时候就是城镇居民户籍，是国家事业编制的国家公务人员。在其婚后。以婚后为便于照顾老人为由，未经被告集体民主议定原则，以不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保证，骗取了被告时任组长的签字同意，在其配偶黄某2都不是本村户籍的情况下，违反婚迁户籍管理制度，将其原灵川县灵川镇桂建路4号的城镇居民户口，单独迁入至阳家里村第九村民小组其小姑子的户籍上，且其与配偶（黄某2）及原告均并不在被告所在地农村居住、生产、生活。其职业系从事国有事业单位的教师工作，其生活来源系其教师职业的工资收入，一直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保障体系，李川从不依赖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且完全与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需求无关，因此，其虽户口迁入完全系其私人原因，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2款关于加入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因此，原告的母亲李川也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因此，原告由于其父母双方均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上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1条的规定，原告不符合因出生而原始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条件，不应当认定其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村民自治的原则及村规民约，原告黄某1的母亲李川并不享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享受的福利与待遇。从2003、2006、2008、2016年七星村民委员会制定的历年《七星村村民自治章程》均规定：“住本村男性（女性）属城市户口，不管娶城市和农村女子为妻或男子为夫，及其所生子女都不能享受本村福利、待遇”，“本村村民属非农户口的，不管娶城市或农村女子为妻或男子为夫，本人及其配偶、所生子女及其后代永远都不能享受本村福利、待遇”。历年来的村民自治章程均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议通过，并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没有与法律相抵触，合法有效，对全体村民均有法律约束力，历年来的上述村民自治章程每户村民都发有一本，对上述条款每户村民都应当知晓。根据上述村民自治章程的规定，黄某2属于非农业城镇居民，黄某2的配偶及其子女均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使因各种原因将户口迁入本村，亦不能享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享有的福利与待遇。综上所述，原告黄某1不具备穿山街道办事处阳家里村第九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相应的土地补偿费份额的请求权。二、原告的举证不符合事实。1、原告提供集体收入分配表证实其参与过集体收入分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不符合事实；首先，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原告的姑姑黄国珍提供的，原告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原告黄某1的母亲李川在其填写的《户口迁入申请表》中反映出：其与迁入的户主黄国珍系姑嫂关系。案外人黄国珍利用担任村民代表的身份及担任分配表格制作人的便利，采用不登记具体姓名而用户领取人数的手法，虚报黄国珍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数，以权谋私，侵占集体经济组织资金，不公布账目长期蒙蔽了其他村民。现在又妄图用侵占集体资金的不法事实为依据，企图证明其参与过集体收入分配的主张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其依据的事实属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分配款是没有法律依据的。2017年初，被告在分配2016年集体收入分配时，发现了黄国珍又以同样的手段虚报分配人数，被告就立即暂扣黄国珍户该年度的收入分配份额，要求退还其历年来冒领之份额，因黄国珍拒不提供冒领的数据，此事尚在继续追索中。2、原告黄某1提供的集资名单、收据与事实不符。集资名单由原告的姑姑黄国珍制作，被告不予认可，集资款都是以户为单位收取的，村民代表王林在收取黄国珍户的集资款时就明确拒绝了黄国珍妄图为李川和黄某1交来的集资款，只收取了黄国珍户三人的集资款。被告负责集资活动的村民代表和村民推荐的监督员均明确拒绝接受李川和黄某1的集资，原告提供的收据上的收款人“黄胜发”的签名也不是黄胜发本人的笔迹，未经集体决策，擅自收取李川、黄某1的钱款，均属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被告在集体账目中亦无法查询到该项收入。集资项目至今都没有组织最终核算，从来都没有公示过。原告出示的材料是黄国珍自行制作公示，其公示的内容也不符合常理，实践中，一项工程不可能集资多少钱，就恰好支出了多少钱，一分钱都不差，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常理的，明显是不真实的。3、原告提供所谓“新农合”缴费证明证明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与相关法律法规不符。凡是户口登记所在辖区村委的居民均可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这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明显不能划等号，理由如前。李川不可以既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又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的父母作为享受城镇职工保障体系的国家公务员，一位是人民警察，一位是人民教师，违反国家婚迁户籍制度，采取欺骗手段，先将一方的户口迁入其旁系亲属户籍，原告出生后就直接落户，再利用其亲属的职务便利，损公肥私，冒领农民集体收入分配，并以此为由，又妄图分配农民微薄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在村民中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形象。为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被告请求人民法院认定原告黄某1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享受土地补偿费分配的请求权，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被告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阳家里村第九小组对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证据1，桂林市穿山街道户口迁入申请表（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证明原告母亲李川申请迁入户口的原因是婚后为便于照顾老人而非被告接纳为该9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证明李川与黄国珍系姑嫂关系；证据2，证明（穿山街道七星村民委员会开具），证明黄国珍于2011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担任9组村民代表；证据3、七星村村民自治章程，证明2003-2016年间七星村民委员会制定的《七星村村民自治章程》均规定：“住本村男性（女性）属城市户口，不管娶城市和农村女子为妻或男子为夫，及其所生子女都不能享受本村福利、待遇”；证据4、2016年9组集体收入分配表（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证明因黄国珍违规发放收益，新的村民代表发现后暂扣其收入分配；证据5、土地补偿款发放表，证明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上“黄胜发”的签名不是黄胜发本人的签名；证据6、李川的养老保险登记表（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证明李川是国家编制的公务人员，享受城镇医疗保险；证据7，分配方案和报告单（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证明被告收益分配总额是固定的，参与分配人数可能会有调整；虽然原告户籍在本村，但是不参与分配，此有多数村民表决和投票；证据8，2018年5月20日表决结果报告单，证明通过民主议定表决决定原告黄某1不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相应待遇；证据9，证人证言4份，证明原告母亲户口迁入被告处违反了相关户籍管理制度，及被告负责集资活动的村民代表和村民推荐的监督员均明确拒绝接受李川和黄某1的集资。 经过开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户口本上亦有原告李川户口页，户籍地在被告处并不等同于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证据2均为复印件不予认可，对于王林本人签署的收据予以认可，对于李川和黄某1集资收据不予认可，不是黄胜发的签字；对证据3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参加了新农合保险不等于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证据4对公示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5的证明及银行回单予以认可，但其他村民拿到补偿款不代表原告能拿到补偿款；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材料上记载的58125.8元与原告诉讼金额不一致。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恰证明了李川是依程序进行户口迁移登记的；对证据2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无法核实村民自治章程是否依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进行了表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4的真实有异议，无法核实上面的签字是否是相关村民签字，从数据的统计和相关内容上无法确认其证明目的；对证据5无法核实是否为黄胜发的字迹，不能反证原告方黄胜发签名不真实；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的分配方案有异议，无法核实表决内容真实性，并且表决内容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表决结果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异议；对证据9的证人证言因证人均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效力不足，且带有主观倾向性：首先，王富强的证言不仅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目的，且恰证实了原告母亲是遵照户籍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规定依程序办理的落户手续，并非如被告所称采取了欺诈手段达成；黄素萍的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其连原告母亲和唐玉英是否共同居住均不知情，无法证实其知道相关案情。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故本院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黄某1户籍所在地为桂林市七星区，系“2011年1月18日补报往年出生”；该家庭户户主为唐玉英，与原告系祖孙关系；原告母亲李川亦登记为该家庭户常住人口，系“2010年7月12日因分户由广西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杨家里九组172号移入本址”。2018年5月20日，阳家里村就土地征收款分配方案进行表决，表决通过的《阳家里土地征收款分配方案》上记载：“2017年5月14日通过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而获得的征地款6267.583万元是对2004年4月30日（与桂林市环城水系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书》的补充补偿，因此该款按阳家里七、八、九组各自的土地面积计算出各组的土地征地款，由各组在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平均分配。户籍不在本组的不予参加分配。户籍在本村，但不享受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待遇的人及行政事业在编的公务人员不予参加分配。2004年4月30日至2017年5月14日新增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本组参加全额分配。2017年5月14日之后新增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与参加分配。2004年4月30日之后死亡的各组经济组织成员，在本组参加全额分配。”可参与该分配的九组村民每人实际获得的金额为58111.13元。2018年5月20日，被告召开关于是否同意黄某1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表决会，具有表决权人数253人，参与投票人数251人，收回选票247张，119人投票同意，128人投票不同意。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七星村民委员会于2003-2016年陆续制定、修改的《桂林市七星区穿山乡七星村村民自治章程》均记载：“住本村男性（女性）属城市户口，不管娶城市和农村女子为妻或男子为夫，及其所生子女都不能享受本村福利、待遇。”本案中，原告以其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多年来均参与被告内部收益分配和副业场等筹资，其亦应分得涉案土地补偿款58111.13元为由，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原告的母亲李川原户籍地为广西灵川县，其于2009年12月以“结婚后为便于照顾老人”为申请户口迁入的原因，申请迁入黄国珍为户主的家庭户；黄国珍与李川关系为姑嫂。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的查询信息显示，李川由桂林泓文实验学校缴纳了2009年4月至10月间的社会保险，并于2009年12月缴纳了当月份的大额医疗费用救助险；由桂林市大埠初级中学缴纳了2012年11月至2013年12月间的社会保险；2004年起由桂林市大埠中心校缴纳社会保险。李川现为桂林市大埠中心校的有事业编制的在职教师。原告的父亲黄某2系桂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察，属国家公务员。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能否享有被告涉案集体经济组织组织土地补偿款份额58111.13元。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原告登记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性质：1、原告黄某1于2011年1月18日补报往年出生，成为桂林市七星区唐玉英家庭户常住人口；彼时其母亲李川已于2010年7月12日因分户，从广西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杨家里九组172号黄国珍家庭户常住人口变更登记为唐玉英户常住人口；原告如此情形是否属于对被告集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原始取得？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原始取得的人员范围为：父母双方均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出生人员，父母一方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依法登记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出生人员。而本案中，原告黄某1的父亲黄某2系国家公务员，母亲李川依法登记为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故原告是否原始取得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决于李川是否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李川原户籍地为广西灵川县，其迁入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是否属于对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加入取得？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加入取得的人员范围为：原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自然人，通过婚姻、合法收养以及国防建设等其他政策性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人。本案中，原告的父亲黄某2并非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李川不属于通过婚姻政策性迁入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此亦与其户口迁入申请表上“结婚后为便于照顾老人”之迁入原因相映证。另外，李川申请户口迁入时，其尚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后于2012年11月起其也一直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可知其已纳入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其不属于迁入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以承包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形，此亦与其属桂林市大埠中心校事业编制教师、其从事教师工作之事实相映证。据此可知，李川仅迁入户口，并未在被告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生产、生活，属空挂户，不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3、综上，原告黄某1登记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不属于被告集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始取得之情形。二、关于涉案村民自治章程及分配方案的效力问题：1、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本案中，历年《桂林市七星区穿山乡七星村村民自治章程》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制定、实施的村民自治章程，章程中“住本村男性（女性）属城市户口，不管娶城市和农村女子为妻或男子为夫，及其所生子女都不能享受本村福利、待遇”之规定，亦未违反法律规定，故该规定对七星村民均有约束力。2、涉案分配方案经村民会议表决通过，被告根据方案中“户籍在本村，但不享受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待遇的人不予参加分配”之内容，不予分配原告黄某1涉案补偿款份额，符合上述章程规定；且被告亦于2018年5月20日就原告是否享有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行村民会议表决、结果为不同意；如此，被告村民会议作为体现九组全体村民集体成员意志的权力机构，其作出该决定属依法行使自治权，并无不当。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下的公平原则：原告主张其多年来一直参与被告内部筹资，并举出有副业场筹资人员黄胜发签名的收据予以佐证，被告虽未提出充分有效的相反证据反驳黄胜发签名的真伪，但考虑到村民中错综复杂的宗亲关系、被告作为基层权力机构未予追认黄胜发的签名属职务行为，故不能得出黄胜发在收据上签名确属被告向原告收取筹资款这一排他的、确凿无疑之结论；并且，单次的集体经济组织筹资缴款行为并不能反映原告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尽到了应有义务进而可享有成员权利。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尚需立足基本国情，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城镇居民、职工之间在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来源、纳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农村土地，具有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本生活的功能，相应的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对象也排除了纳入城镇居民、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人员。本案中，原告尚为学龄儿童，父母对其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而其父亲黄某2为国家公务员，母亲李川为事业编制教师，二人均纳入了城镇居民、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原告主张分配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款，考虑到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较之城镇职工在获得生活保障的难易、多寡程度及受社会保障程度实际上处于较弱势地位之社情，此主张有违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原告黄某1不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要求分配涉案土地补偿款份额58111.13元之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某1的诉讼请求。 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1252元（原告已预付本院），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252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桂林农行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廖 诺 人民陪审员  马征芬 人民陪审员  谭继元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黄胤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