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07民初17151号原告：重庆市有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滨江西段1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7815840364。法定代表人：苏武益，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廖宏渊，重庆清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王福明，男，汉族，1954年4月2日，住重庆市九龙坡。委托代理人：李兴，重庆精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何瑞英，女，汉族，1956年10月30日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代理人：吴昌伦，重庆跃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重庆市有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益公司）诉被告王福明、何瑞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香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明华、杭静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有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廖宏渊、被告王福明的委托代理人李兴、被告何瑞英的委托代理人吴昌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有益公司诉称，2008年7月23日，原告与正太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正太重庆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九龙坡区聚金万佳苑经济适用房三标段6号楼项目中的主体结构、安装及环境等劳务作业。2009年3月25日，原告出具资金划转函，要求正太重庆分公司将该项目的工程款汇入重庆市九龙坡区福英建筑机具租赁站（以下简称福英租赁站）账户。之后，原告按约定提供劳务，正太重庆分公司也将工程款汇入福英租赁站账户。由于中途正太重庆分公司通知停工撤场，截止2010年1月，原告累计完成工程量价款9702146.53元，原告仅收到各项费用7421441元，原告尚有2280705.53元尾款未收到。为此，原告于2013年起诉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剩余劳务费。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九法民初字第115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工程尾款1474989.73元。后正太重庆分公司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该院认为原告出具资金划转函，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了535万元至福英租赁站账上，工程款已超付，据此改判驳回了原告对正太重庆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现正太重庆分公司起诉原告退还多收取的工程款。根据上述事实，原告委托福英租赁站收款后，被告仅向原告转付部分工程款，尚有535万元未付。现起诉请求：1、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受托收到的工程款53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被告王福明辩称：1、福英租赁站虽然由被告王福明代为收取工程款，但被告王福明还有其他的项目款项进账，包括项目部向正太重庆分公司请款以及其他水电费和工程费，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王福明将所有来自正太重庆分公司的款项都作为原告的工程款来进行支付，没有事实依据；2、根据原告陈述，原告尚未收到的工程款只有147多万左右，本案是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成立，原告只能就该工程款项进行主张，差额部分没有法律依据；3、福英租赁站账户一直由正太重庆分公司会计纪尚松掌握，其并未真正的由被告王福明支配，且所有相应款项都依据正太重庆分公司的意思表示明确支付给了相应的他方，因此原告主张被告王福明支付以上款项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根据原告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庭审过程中陈述，已经从福英租赁站领取了705万元的工程款，且认可了正太重庆分公司举示的直接向原告支付的或由他方支付的工程款共计3021441.04元，两笔费用相加已经明确超过了原告应得工程款项，因此原告不能再主张以上费用；5、被告王福明与被告何瑞英原是夫妻关系，但在2001年左右被告王福明结识了其婚外对象杨红，并从2002年开始经常不回家，在亲属的劝告下表示会痛改前非，但仍然没有断绝与杨红的往来，直至2006年被告何瑞英与被告王福明彻底决裂两地分居，被告王福明与杨红居住在杨红住所处，期间被告王福明成立福英租赁站，未告知被告何瑞英，且相应的款项从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2009年因为杨红怀孕到医院产检，被被告王福明与被告何瑞英婚生女儿发现才被迫于2009年11月2日正式离婚。被告何瑞英辩称：1、涉案工程系正太重庆分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梁正贵以正太重庆分公司的名义承接的。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给梁正贵的工程款也是转在福英租赁站账上；梁正贵及原告均是借用福英租赁站的账户账号进行转账，福英租赁站的银行印章也是梁正贵聘任的会计出纳纪尚松、邓茜等人掌管；原告不能以自己所举示的证据未被法院采信就认定凡是正太重庆分公司转给福英租赁站的款项就是全部转给原告的款项，原告不能以此为由要求福英租赁站将正太重庆分公司所转的款项全部支付给原告；正太重庆分公司将款转给了福英租赁站，其所有权就属于福英租赁站所有，即使正太重庆分公司多支付了劳务费也只能是正太重庆分公司以不当得利要求福英租赁站返还；2、原告在（2016）渝民再266号一案中所举示的证据已证明或自认正太重庆分公司转给福英租赁站的款项中包含了正太重庆分公司转给除原告以外的人的款项；原告不能因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未采信其所举示的证据而否定自己的自认，否定正太重庆分公司转给福英租赁站的款项包含了正太重庆分公司转给梁正贵等其他人的款项；3、原告与正太重庆分公司之间的诉讼，各法院均没有明确认定本案诉争的535万元就是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给原告的劳务费；4、福英租赁站成立之前被告何瑞英就与被告王福明产生家庭矛盾，福英租赁站是被告王福明个人投资兴办，个人经营，被告何瑞英从未参与过福英租赁站的经营管理；在原告借用福英租赁站账户转账之前，被告何瑞英与被告王福明已分居两地，福英租赁站的收入从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本案所产生的债务系原告借用福英租赁站的账户账号过账发生差错引起的，不是福英租赁站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务，故被告何瑞英不应对原告承担任何责任。经审理查明：2008年7月23日，正太重庆分公司以其第三项目部名义（发包方）与原告（承包方）签订《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正太重庆分公司将九龙坡区谢家湾文化村50号聚金万佳苑经济适用房三标段6#楼工程发包给原告。工程建筑面积约31200㎡。合同第二条约定承包范围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主体装饰工程、安装工程、环境工程、文明施工安全设施工程、其他工程。后双方产生纠纷，有益公司于2011年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案号为（2013）九法民初字第11503号，该案有益公司起诉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重庆分公司，要求判令解除与正太重庆分公司于2008年7月23日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判令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拖欠的劳务费2280705元等。在该案中，有益公司认可施工过程中正太重庆分公司共计向其支付款项7421441.04元；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重庆分公司认为，除了向有益公司支付的7421441.04元之外，另外还支付了535万元。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重庆分公司为此举示了《资金划转函》、内部结算凭证和资金申请表若干。有益公司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该535万元并非支付给有益公司的，理由是上述证据上并无有益公司或有益公司负责人的申请，也未经有益公司签字盖章确认，更没有收据。在该案中本院认为：双方对《资金划转函》所载明的有益公司委托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重庆分公司将工程款支付至福英租赁站账户的事实表示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重庆分公司举示的支票存根、内部结算凭证、用款（资金）申请表都是正太公司内部做账的凭证，并无有益公司或有益公司负责人签字盖章确认，无法证明这些费用是支付给有益公司的；并且从双方打款收款的习惯看，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给有益公司劳务费时，有益公司均向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重庆分公司出具有收条或者借条，所以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重庆分公司举示的535万元的相关凭证，不能证实是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给有益公司的6号楼工程款。后本院判决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有益公司劳务费1474989.73元，正太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驳回有益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后正太集团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696号。在该案二审审理中查明：2009年3月25日，有益公司向正太重庆分公司第三项目部出具《资金划转函》，称：我公司承建的你部6号楼工程，因我公司原因，拟将该楼的工程款记入“重庆市九龙坡区福英建筑机具租赁站”账户，我公司承诺将此工程款作为你部6号楼工程款结算依据，合法、有效，与你项目部无责任关系。该资金划转函有案外人雷天强的签字及有益公司的盖章。在出具该资金划转函后，正太重庆分公司陆续向福英租赁站支付了工程款，有益劳务公司对其中535万元的付款不认可，对其余款项系支付给有益劳务公司的工程款无异议。有益公司认为，其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都有严格的请款手续，上述535万元的款项没有请款手续，不认可是支付的工程款。正太重庆分公司认为，正太重庆分公司与福英租赁站没有其他的业务往来，支付给福英租赁站的款项全部是给有益公司的工程款。且并未每一笔工程款的支付都履行了审批手续。有益公司也认可，其中两笔工程款未履行审批手续。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有益公司向正太重庆分公司出具了《资金划转函》，明确将6号楼的工程款记入“重庆市九龙坡区福英建筑机具租赁站”账户，并承诺将此工程款作为6号楼工程款结算依据。有益公司出具《资金划转函》的行为，应视为其指示正太重庆分公司向正太重庆分公司付款。正太重庆分公司根据有益公司的指示内容，将6号楼的工程款支付给福英租赁站的行为并无不当。有益公司认为，正太重庆分公司的付款行为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且如果535万认定为工程款，则工程款已超付。根据新查明的事实，有益公司认可其中两笔工程款未履行审批手续，因此，并非所有支付的工程款都有有益公司的请款手续。由于有益公司向正太重庆分公司具体的资金划转函并未明确划转的金额，加之划转的每一笔款项并非都需经有益公司的请款，所以有益公司对535万元不予认可，应该阐述更为充分的理由和相应的证据。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判定正太重庆分公司尚欠有益公司2280705元劳务费的事实。故判决撤销了（2013）九法民初字第11503号民事判决；驳回有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后有益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号为（2016）渝民再266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首先，2009年3月25日，有益公司向正太重庆分公司出具了《资金划转函》一份，明确要求正太重庆分公司将应支付给有益公司的6号楼的工程款记入“重庆市九龙坡区福英建筑机具租赁站”账户，并承诺将此工程款作为6号楼工程款结算依据。有益公司向正太重庆分公司出具《资金划转函》的行为，属于其对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正太重庆分公司付款义务履行对象的指示，正太重庆分公司接受并根据有益公司的该指示内容，将工程款支付给福英租赁站的行为并无不当。有益公司虽提出正太重庆分公司的付款行为不符合双方原有交易习惯的抗辩意见，但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在有益公司认可已收到的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的7421441.04元工程款中，亦并非每笔工程款都有有益公司的请款手续，故有益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其次，因有益劳务公司向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出具的《资金划转函》并未明确划转的具体金额及支付的时间，应属于概括性指示，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基于有益劳务公司概括性指示支付至福英租赁站的款项，除有益劳务公司有证据证明不是支付的其工程款外，应视为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有益劳务公司的工程款。现双方争议的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至福英租赁站的535万元款项均发生于《资金划转函》之后、工程停工之前，且在此期间双方亦未进行工程款的最后结算，故有益劳务公司应当对其概括性指示的后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有益劳务公司再审中虽举示了新证据，拟证明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赵锡文、梁正贵与他人之间存在的资金往来也是通过福英租赁站账户进行的划转，以此抗辩案涉535万元并非系支付有益劳务公司的工程款，但有益劳务公司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与他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案涉的535万元款项存在混同，也不能证明赵锡文、梁正贵与他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案涉的535万元款项存在混同或关联，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本院查明的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正太公司及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举示的资金申请表、资金划转函、内部结算凭证、内部用款申请表、支票存根、转账支票，该系列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具有证据优势，对于正太公司及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主张已足额支付有益劳务公司工程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故现有的证据不能判定正太公司重庆分公司尚欠有益劳务公司2280705元劳务费的事实，原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遂判决：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696号民事判决。2016年7月14日，正太重庆分公司起诉有益公司，案号为（2016）渝0107民初12934号，该案正太重庆分公司请求有益公司退还超付工程款3875010.27元及利息。该案中查明，正太重庆分公司与有益公司双方均确认正太重庆分公司就涉案工程应当向有益公司支付的款项为8896430.77元；2015年11月2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69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正太公司支付给福英租赁站的535万元系支付给有益公司涉案工程的劳务费；有益公司自认收到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的工程款7421441.04元。该案根据上述事实判决有益公司向正太重庆分公司退还超付的工程款3875010.27元(实付12771441.04元-应付8896430.77元)，并支付以3875010.27元为基数，从2016年7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后有益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述，但因未交纳案件受理费。该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渝05民终84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有益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现（2016）渝0107民初1293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被告王福明与被告何瑞英于1981年6月25日登记结婚，后于2009年11月2日协商离婚，在离婚财产协议中约定二人名下的10套房产归何瑞英所有。原告有益公司认为：二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了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二被告离婚时将全部资产转让给了被告何瑞英，有逃避债务的嫌疑，损害了本案原告的权益，应当无效。被告王福明认为原告诉称要求被告何瑞英承担共同债务没有法律依据。被何瑞英认为虽然在离婚协议上约定了房产归被告何瑞英所有，但实际上二被告还有其他大量现金和存款，现金和存款价值足以和被告何瑞英分得的财产相当，所以离婚协议不存在转移财产之嫌。福英租赁站系个体工商户于2004年9月27日成立，经营者为被告王福明，后于2017年8月21日（原告有益公司提起本次诉讼后）注销。原告有益公司据此认为应当由二被告共同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被告王福明认为福英租赁站多年并未实际经营，只是账户还未注销，因此被告王福明注销该账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审理中，被告王福明举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笔录，证明原告认可从福英租赁站收取705万元工程款。原告有益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何瑞英对该证据及证明内容无异议。被告王福明举示借条两张、领条一张、收条四张及收据两张，证明正太重庆分公司向原告有益公司直接支付了280万元工程款现金，原告有益公司在与正太重庆分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已经认可；通过聚金公司向原告有益公司支付了保温工程款221441.04元，原告有益公司与正太重庆分公司在之前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已经认可，以上证据可以明确表示原告有益公司从正太重庆分公司处收到的工程款总额达到一千多万元，远远超过了正太重庆分公司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数目，且以上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原告有益公司都予以认可。因此，原告有益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依据；正太重庆分公司向原告有益公司的付款明细上面也明确了正太重庆分公司向福英租赁站支付了975万元以外，还直接向原告有益公司支付了3021441.04元，与原告有益公司举示的借条、领条及收条能相互佐证。原告有益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被告王福明阐释的观点和主张证明的事实是错误的，因为2009年3月16日是在委托收款前原告有益公司已经收到了，被告王福明举示的领条和借条，是正太重庆分公司根据领条的金额将下面的款项转给福英租赁站，然后再由原告有益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雷天强到福英租赁站签领款手续，然后福英租赁站再陆续支付给原告有益公司，总金额不会超过领条、借条和收据上的金额；被告王福明提到2010年138万多元实际上是138156元，所以从原告有益公司收到的款项到撤场，收到的总款项是7421441元（包含质保金200万元）；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的事实其实就是根据委托划款函产生的事实，就是多划转了535万元，该笔款项应当是原告有益公司的工程款，但该笔款项原告有益公司并没有收到，所以被告王福明认为原告有益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了工程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何瑞英对该证据及证明内容无异议。被告王福明举示借款合同以及加盖了重庆西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的王福春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太集团资金申请表及内部结算凭证、转账支票，拟证明：1、梁正贵、赵锡文向重庆西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福春借款100万元；2、纪尚松为正太重庆分公司会计，邓茜为正太重庆分公司出纳；3、福英租赁站向正太重庆分公司出纳邓茜支付款项3074081.50元，向正太重庆分公司项目负责人梁正贵支付款项70万元，向重庆西部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及王福春支付100万元，代为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水电费77638.5元，代正太重庆分公司支给张谊祥支付工程款20万元，代正太重庆分公司向刘志平支付10万元，代正太重庆分公司向重庆昭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264万元。综上证明正太重庆分公司划拨给福英租赁站账户里面的金额除向原告有益公司支付工程款外，还支付了其他费用，且以上费用都已到达对方账户，原告有益公司诉称的535万元也包含在内，原告有益公司不能要求被告支付以上款项。原告有益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认为纪尚松既是正太重庆分公司的会计，也是福英租赁站的会计，所以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应作为本案证据材料。被告何瑞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并认为以上证据只有转账支票是福英租赁站举示的，其他证据均是原告有益公司或正太重庆分公司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庭审中举示的。被告何瑞英举示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王福明是王寿杰、王寿英的亲生父亲，而被告何瑞英非两人的亲生母亲，说明被告王福明在与被告何瑞英离婚前已经出轨，并与他人育有两个子女，所以被告王福明将经营的福英租赁站的收入用于与被告何瑞英的家庭生活的可能性极小。原告有益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王福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被告何瑞英申请证人杨国芬、黄静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王福明和被告何瑞英是分居状况，被告王福明在福英租赁站的经营收入不可能用于家庭生活。证人杨国芬陈述，其和二被告系朋友关系；从1992年开始就在王福明的砖厂上班，经常和二被告碰面，通过交流知道二被告的情况；被告王福明从2000年到2001年之间开始就有外遇，与婚外对象杨红后来生育了两个男孩；二被告从2006年开始就分居了，被告何瑞英住在杨家坪，被告王福明住南坪那边；经常听到被告何瑞英向其哭诉说被告王福明没有拿钱给她，还想向其借钱；不清楚二被告的财产分割状况。证人黄静陈述其是2004年听朋友说的被告王福明有外遇；听说被告王福明住在南坪，被告何瑞英住在杨家坪。原告有益公司认为两证人证言不客观、不真实，因为证人杨国芬并没有和二被告住在一起，了解的情况并不清楚，夫妻感情并不能根据证人其大体知晓的情形进行推断，关于二被告的住所，证人都是听说的。被告王福明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可。审理中，原告有益公司另陈述：其主张二被告共同返还代收的工程款535万元是基于资金委托关系；正太重庆分公司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8896430.77元，实际已经支付12771441.04元（7421441.04元＋5350000元）；之前原告有益公司在市高院庭审中陈述收到福英租赁站支付的705万元，是错误的认为出具资金划转函之后原告有益公司的收款都是通过福英租赁站支付的；根据被告王福明在市高院调取的正太重庆分公司付款清单核实，福英租赁站仅向原告有益公司支付了440万元（不含诉争的535万元），正太重庆分公司直接向原告有益公司支付280万元，正太重庆分公司通过聚金公司支付22万多元，原告有益公司总的收款金额为7421441元；福英租赁站共收到正太重庆分公司的款项975万元（含争议的535万元）；现在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诉争的535万元是正太重庆分公司通过福英租赁站支付给原告有益公司的工程款，且在此基础上法院也判决有益公司将多收取工程款退还给正太重庆分公司，故现在原告有益公司起诉要求王福明、何瑞英返还此535万元。被告王福明另陈述：因其与正太重庆分公司项目负责人梁正贵、赵锡文以及原告的负责人雷天强都是朋友，且福英租赁站多年未实际经营，因此福英租赁站的账号交由正太重庆分公司控制；不认可正太重庆分公司在原告诉正太重庆分公司一案中陈述的支付至福英租赁站的535万元是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的抗辩意见，且在高院判决中对借王福春100万元的事实没有认定，系因为原告当时提交的是复印件，但本案中被告王福明已经提交了原件，法庭应予以采信，也佐证了福英租赁站的账号交由正太重庆分公司控制的事实。以上事实有劳务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资金划转函（2013）九法民初字第11503号民事判决书、（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696号民事判决书、（2016）渝民再266号民事判决书、（2016）渝0107民初12934号民事判决书、(2017)渝05民终8472号民事裁定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笔录、婚姻登记档案、工商登记档案、借条、领条、收条、收据、借款合同以及加盖了重庆西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的王福春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太集团资金申请表及内部结算凭证、转账支票、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凭，足以认定。本院认为，生效裁判文书已经认定有益公司在2009年3月25日出具《资金划转函》之后正太重庆分公司向福英租赁站支付工程款中争议的535万元系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给有益公司的工程款，且（2016）渝0107民初12934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有益公司向正太重庆分公司退还超付的工程款3875010.27元(实付12771441.04元-应付8896430.77元)。此外，根据正太重庆分公司向有益公司的付款明细表中可以确认正太重庆分公司向福英租赁站账户支付975万元（含诉争的535万元），正太重庆分公司直接向有益公司支付280万元（资金划转函出具前支付15万元、资金划转函出具后支付265万元），正太重庆分公司通过聚金公司支付221441.04元，共计向有益公司支付12771441.04元，原告实际收到的7421441.04元中扣除正太重庆分公司直接支付的280万元和正太重庆分公司通过聚金公司支付的221441.04元，仅有440万元是福英租赁站支付的，原告也陈述其在市高院庭审中陈述收到福英租赁站支付的705万元是错误的认为资金划转函出具后有益公司收到的款项均是福英租赁站支付的，故对被告辩称原告已从福英租赁站收到705万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又因福英租赁站已注销，其经营者应对福英租赁站的债务承担责任，且被告王福明无证据证明已将正太重庆分公司支付给有益公司的535万元支付给有益公司，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故被告王福明应将该款支付给原告有益公司。关于被告何瑞英应否应与被告王福明共同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案涉款项虽发生于被告王福明与被告何瑞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案涉款项发生的原因、发生的笔数、总计金额等情况分析，该款项已明显超出被告王福明与被告何瑞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原告有益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该款项在被告王福明与被告何瑞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用于家庭生产、日常生活。此外，福英租赁站系被告王福个人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并非家庭共同经营，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何瑞英实际参与了福英租赁站的经营，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被告何瑞英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至于被告王福明是否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况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原告可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六条、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福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重庆市有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535万元。二、驳回原告重庆市有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为49250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合计54250元，由被告王福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刘香军人民陪审员  王明华人民陪审员  杭 静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张朝义书 记 员  曹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