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9民终12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冠洲，男，汉族，1960年5月10日出生，住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望，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忠，男，汉族，1955年8月14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义，男，汉族，1948年10月26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原审被告：李亚文，女，汉族，1964年5月7日出生，住深圳市宝安区，上诉人李冠洲因与被上诉人李国忠、原审被告李亚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7）粤0902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冠洲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902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驳回李国忠的所有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判令李国忠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李冠洲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严重偏袒李国忠。（一）一审法院认为“借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的规定，应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结合本案庭审，李国忠一方仅能陈述其是以现金的方式将借款交付给李冠洲，而且在李冠洲询问其关于借款的诸多细节问题时均一概不知，一审法院也对此作了庭审笔录。具体包括：李国忠的工作、当时的每月收入水平、工作年限、20万元现金是直接从家里取的还是通过银行取的、用什么包装20万元现金、支付地点等等，李国忠一方均表示“不清楚”“不知道”；而且李国忠一方当庭表示其70年代初则在茂名市商检局工作，那么至1996年工作时间已达20余年。结合实际来说，作为公务员在90年代每月工资收入仅几百元，70年代、80年代收入甚至低至几十元，以李国忠的经济状况就算不吃不喝也根本不可能一次性提供自有资金20万元的现金给李冠洲。总而言之，李国忠当时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一审法院在没有严格查明相关事实和综合考虑实际因素的情况下，径直判决李冠洲需要承担债务不当。因此，即便一审法院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国忠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也不应成立，借贷行为是尚未实际发生的。（二）一审法院认为“李冠洲未能提供买卖合同等相关证据佐证是买卖合同关系、于1994年8月27日出具的收条（载明的是订车款）和于1997年6月18日出具的收条（载明的是购车款）均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无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李冠洲已经对该事情的经过作了详细阐述，并提供了相应的收据予以佐证，双方实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这些收据与本案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具体可梳理为以下事情经过顺序：1.1994年8月27日向李国忠支付了13万元的订车款；2.l996年4月19日李国忠要求李冠洲立下20万元借据；3.1996年9月10日向李国忠支付了3万元；4.1997年6月18日向李国忠支付了3万元购车款；5.1998年1月22日向李国忠支付了4万元。由于时间上存在交叉且间隔时间都是几个月，双方到底是买卖行为还是借贷行为，仅凭一方的说辞是无法界定的，至于双方真正买卖交易的数额更是无法确认。一审法院就凭李国忠庭审上的一句陈述“购车款为16万元，已经支付完毕”，而直接认定李冠洲另外于1996年9月10日、1998年1月22日共支付7万元的性质为借款利息，可收条上并未具体写明是什么款项，在李冠洲和李国忠无法再进一步对该款项性质进行举证时，一审法院既未对借贷相关事实和因素进行核查、也未对该7万元的定性在判决书中进行分析说理，进而直接认可李国忠的观点，太过于片面主观。二、一审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驳回李国忠的诉讼请求，但其认定李国忠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从李国忠主张权利而李冠洲拒绝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而非从1996年4月19日出具借据之日开始起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根据以上规定，没有履行期限的债务关系，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又称宽限期）。普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但如果债权人未曾主张权利，就不能开始计算时效。如债权人主张权利，且给债务人必要的准备时间，宽限期届满后债务人仍未履行的，视为债务人拒绝履行义务，诉讼时效应从宽限期届满时开始计算。本案中，假设借贷行为存在，自李冠洲1998年1月21日向李国忠付款后再无继续付款，李国忠在起诉状中第2页和一审庭审过程中均承认期间其有向李冠洲催还（李冠洲认可其曾于1998年仍有向李冠洲催还的事实），但李冠洲当时以车辆不能办理登记手续为由明确拒绝支付，李国忠之后就再无继续向李冠洲追偿，李国忠从那时起则已经清楚知道其权利被侵害，那么诉讼时效应从李冠洲拒绝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二）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为2年，而非20年。1.《北京高院民一庭关于施行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参考意见》第三条第（二）项对于普通诉讼时效的溯及力问题作出以下规定：“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起算之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变更；尚未超过二年的，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本案分析，假设借贷行为存在，李国忠早就在1998年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拖至2016年4月11日才提起诉讼，从其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计算至2017年10月1日已远远超过上述《参考意见》规定的二年，作为正常的债权人不可能在债务人拒绝还钱后过了十多年才突然想起。因此，该做法完全不符合生活情理、常人逻辑和法律规定；李国忠也没有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连续中断重新计算的情形。2.《民通意见》第167条规定：“民法通则实施后，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自权利被侵害时起的第十八年后至第二十年期间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提起诉讼请求的权利，应当在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的二十年内行使；超过二十年的，不予保护。”根据该条规定，是指债权人对其权利被侵害而不知情的情况下，最后行使权利的期限才应定在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的第十八年后至第二十年期间。然而李国忠并非在该最后期间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具体不再赘述），法院故意忽略李国忠曾经催还的事实，并以借据并未约定借款期限为由不予采纳李冠洲的时效抗辩，实属缺乏基本法律素养导致对法律条文的错误理解及运用。总而言之，一审法院不顾李国忠提交的证据是否充分，对李国忠在起诉状和庭审中自认的不利事实更是视若无睹，不予采纳李冠洲的抗辩而直接作出对李国忠有利的判决，偏向性实在过于明显。三、一审法院判决利息从1996年4月19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存在错误。《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假设借贷行为真实发生而李冠洲拒不还款，李国忠也有义务及时提起诉讼防止损失扩大，而非恶意待到自己退休后才来起诉主张本金和如此高额的利息（暂计至起诉时的相应利息已高达100多万）。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李国忠应当就其未及时提起诉讼所导致的后期利息损失自行承担责任。同时，再一次说明了李冠洲反复强调的一点：该笔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李国忠是自知理亏才一直不敢向李冠洲追讨该笔款项，同时也是出于对工作影响的考虑才在退休前未采取任何行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支持了时隔20年才提起诉讼的李国忠，导致了该次错误判决。纵观整个案件，从李国忠1994年出具订车款收条之日直至2016年提起诉讼，其中有太多疑点与事实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并做出合理解释。李冠洲恳请二审法院秉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查明事实、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支持李冠洲的上诉请求，从而维护李冠洲的合法权益。李国忠辩称：一、关于借款是否已实际发生的问题。1.借据是李冠洲亲笔书写的，内容明确，没有任何歧义，李冠洲作为生意人，如果没有收到李国忠支付的20万元，借款事实未发生，不可能亲笔书写出具借据，作为生意人，应当知道出具借据其后果是什么，应负何种法律责任，李冠洲是一清二楚的。2.1996年9月10日，李冠洲交付了3万元利息给李国忠，1997年6月18日，又通过李冠洲的哥哥李学明交付了3万元利息给李国忠，1998年2月22日，李冠洲再次交付4万元利息，三次支付利息的事实，充分证明本案借款事实是确定的，是已经发生的借款。二、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1.由于本案借款并无约定还款期限，李国忠可以随时主张权利。2.李国忠多次向李冠洲追讨还款，李冠洲都一直推到“年底还”，最后一次追偿是2016年3月4日，李冠洲的妻子李亚文（又名李亚女）在李国忠上门向李冠洲追偿的时候，其亲笔在借据上写下“同意年底还钱3万元”，“年底还钱”是李冠洲夫妻惯用的借口。三、李冠洲故意隐瞒事实，误导法庭，李亚文（李亚女）与李冠洲是夫妻关系，最简单的事实李冠洲都不承认，李冠洲在化州法院已提交的答辩状中承认李亚女是其妻子。综上所述，李冠洲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冠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国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李冠洲、李亚文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给李国忠；二、判令李冠洲、李亚文支付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共人民币1080000元给李国忠（利息自借款之日即1996年4月19日计至还清之日止）；三、李冠洲、李亚文负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4月19日，李冠洲向李国忠借款200000元，李冠洲出具了借据1份给李国忠收执。该借据内容为：“今借到李国忠先生人民币贰拾万元正(200000.00元)月息按仟份之叁拾元计收。此据。按一季度结息一次。借款人：李冠洲，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九日”。2016年3月4日，李亚女在上述借据的复印件空白处写下“同意年底还钱叁万元，李亚女，2016年3月4号”。经李国忠多次向李冠洲追收还款，李冠洲均未清偿借款，双方致成纠纷。李国忠于2016年4月11日诉至化州市人民法院，本案于2017年5月19日移送一审法院审理，李国忠请求判如所诉。李国忠主张李亚女与李亚文为同一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李国忠主张本案借款发生在李冠洲与李亚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李冠洲确认借据的真实性，抗辩本案不是借贷关系，而为买卖合同关系，其提供收条4张作为证据，内容分别为：“今收到李冠洲订车款壹拾叁万元整（130000.-元）。李国忠，94.8.27”。于1996年9月10日出具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李冠洲现金叁万元整（30000.-元）。李国忠，96.9.10”、“今收到李学明现金叁万元整（￥30000．-元）。李国忠，97.6.18”。李学明就该收条出具证明，内容为：“我于1997年6月18日代我弟李冠洲交付购车款叁万元给李国忠收。特此证明。证明人：李学明，2016年5月22日”、“今收到李冠洲人民币共四万元整（40000.-元）。李国忠，98.1.22”。李国忠对李冠洲的抗辩不予认可，并确认李冠洲分别于1996年9月10日、1998年1月22日支付30000元、40000元为借款利息。以上事实，有李国忠提供的身份证、借据及李冠洲提供的收条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李冠洲抗辩其与李国忠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而实际是买卖合同关系，其未能提供买卖合同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案借据清晰完整地载明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李冠洲向李国忠借到200000元的事实，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的规定，应合法有效。李冠洲提供于1994年8月27日出具的收条载明的是订车款、于1997年6月18日出具的收条载明的是收到李学明的现金，而证明中记载的是购车款，均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无关，故李冠洲的上述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借据中并未约定借款期限，李国忠于2016年4月11日起诉至人民法院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李冠洲的抗辩本案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李冠洲应偿还借款200000元给李国忠。至于利息方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李国忠诉请借款200000元的利息按银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如该利率不高于年利率24%的标准，则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如高于年利率24%的标准，则应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并扣减李冠洲已支付的70000元利息。李国忠主张本案借款发生在李冠洲、李亚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李国忠请求被告李亚文对上述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冠洲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国忠清偿借款200000元及其利息（从1996年4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如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超出年利率24%的标准，则利息按照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并扣减李冠洲已支付的70000元利息）。二、驳回李国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的案件受理费16320元、公告费300元，共16620元（李国忠已预付），由李冠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李国忠与李冠洲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2.李国忠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李冠洲偿还借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关于李国忠与李冠洲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李国忠凭李冠洲于1996年4月19日出具的200000元借据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李冠洲偿还尚欠的借款本息，李冠洲对该借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借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李冠洲、李国忠于1996年4月19日通过借据的形式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且李冠洲已偿还了部分款项，李冠洲主张该借据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车辆买卖关系，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确认，故本院认为李国忠与李冠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李国忠凭本案借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李国忠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李冠洲偿还借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李国忠在二审庭审中主张其在本案借据出具之后每年均向李冠洲追讨借款，但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李冠洲自1998年1月22日偿还40000元后，未再履行还款义务，李国忠未有证据予以证明此后其曾向李冠洲追讨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李国忠可随时主张李冠洲偿还借款，但应在李国忠主张还款而李冠洲拒绝还款时起计二年的诉讼时效，即从1998年1月23日计至2000年1月22日，李国忠于2016年4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虽然李亚女曾于2016年3月4日在本案借据的复印件上书写“同意年底还钱叁万元”并签名确认，但此时也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只能认定李亚女同意代李冠洲偿还借款30000元给李国忠，并不能导致本案借款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综上，本院认为，李国忠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李冠洲偿还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驳回李国忠对李冠洲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以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还款期限为由认定李国忠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李冠洲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902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李国忠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320元、公告费300元，共16620元，由被上诉人李国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0元，由被上诉人李国忠负担。上诉人李冠洲已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0元，本院予以退回给上诉人李冠洲。限被上诉人李国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0元，逾期则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克铁代理审判员  赖慧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梁 哲速 录 员  陈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