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1行初303号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福江村第25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振达，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福江村第26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日英，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福江村第2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成义，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福江村第28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成连，该组组长。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苏晟，广西经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地址武鸣区城厢镇兴武大道245号。 法定代表人黄伟光，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韦卫平，武鸣区调处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韦善杰，武鸣区调处办工作人员。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地址南宁市嘉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国圣，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金凤，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6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正忠，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吉英，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8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耀荣，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9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仕祥，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10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苏邓，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11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志飘，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1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兆宁，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13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日康，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14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志恒，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15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启根，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16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明德，该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1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杏荣，该组组长。 以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覃国前，广西方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福江村第25村民小组、第26村民小组、第27村民小组和第28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福江村25-28组）不服被告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武鸣区政府）土地行政确权和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于2017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武鸣区政府及南宁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福江村25-28组的组长韦振达、韦日英、韦成义、韦成连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苏晟，被告武鸣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卫平、韦善杰，南宁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国圣，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6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韦正忠、第7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韦吉英、第9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韦仕祥、第12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黄兆宁、第16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韦明德和第17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韦杏荣及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聚群村第6村民小组至第17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聚群村6-17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覃国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3月9日，武鸣区政府作出南武政行决字[2017]3号《关于两江镇聚群村第6、7、8村民小组、第9、10、11、12村民小组、第13、14、15、16、17村民小组与福江村第25、26、27、28村民小组在“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一带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查明：两江镇聚群村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与两江镇福江村周福屯争议的山林地“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统称“岽四尚”）等一带山林，四至范围为东与聚群村坡雷屯、福江村周福屯及四联村的山林相接，西北至福江村下伏屯府城镇那化村的山林相接，南接四联村的山林，面积约为3400亩（详见附图争议线，不含其中周福屯的水田耕作区）。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三个特定历史时期，申请双方均不在同一行政辖区内参加过土地调整划分；解放后板马、坡雷、那卓三屯为马卓大队，从1962年底始，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三屯又从马卓大队并入群英大队，1979年群英大队又分为群英、聚群两个大队，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划归聚群大队；而周福屯从解放后一直属于福江大队，在这历年多次的区划变更中，双方没有提供能证实争议的“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约3400亩山林曾有过重新划分或调整的证据，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三个时期权属归属不明。1981年林业“三定”时，福江（伏江）和聚群两个大队的各个生产队均派代表参加了当时各队的山界林权的划定，各方代表也证实在当时两江公社“三定”工作组主持下，各方派出代表参加了本队（屯）的山林权属界线的划定，所划权属清楚、界线明确的各队（屯）的山林，已由本方代表签字确认，由“三定”工作队登记造册，发放了山界林权证。现查两个大队1981年林业三定时留存的有关档案材料，板马、坡雷、那卓及周福四个屯均派代表参加了本村屯的林地“三定”工作，在争议地“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双方现争议的山林，山林权属界线在聚群大队和福江（伏江）大队山界林权总图上均有划到，而聚群大队山界林权总图上现双方争议林地标注编号为27号，山林权属单位登记为“四尚”（即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周福屯）共有，界线、权属登记栏均有当时聚群三屯的代表在造册登记表上签字认可，1981年8月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依据以上登记造册，领取了山界林权证，证号同为10263号。同时争议地“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山林虽也划在福江（伏江）大队山界林权总图上，但仅标注编号43、52、53、57号，没有登记造册，也没有划分到福江（伏江）大队其他生产队或村屯。据当时参加林业“三定”走山认界的与周福屯相邻村队的代表证实，由于“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山林权属历史属于“四尚”（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周福屯）共有，各方也没有争议，各方代表走山定界时，即把该片林地定归“四尚”共有，由聚群大队登记造册后，在聚群大队造册登记表上签字领取山界林权证，福江（伏江）大队不再重复登记造册。过后聚群三屯签领了山界林权证，但周福屯没有到聚群大队签领争议地一带的山界林权证。争议地在上世纪60-70年代双方均有过经营管理，现大部分为自然林木，在争议地的“水飘”西南面一带，有周福屯农户从2012年开始种有约115亩的尾叶桉。2006年周福屯农户为了连片割松脂，方便经营管理，与相邻的两江镇四联村第10组互换经营“丁平山”，自愿将争议地“花迈”山东南面约65亩林地给四联村第10组经营。现争议地“花迈”山东南面有约65亩的林地为四联村第10组发包，种植尾叶桉树。在本机关组织双方调解过程中，聚群村三个屯愿意在兼顾周福屯历史经营和方便管理的原则上，在划分林地地段及面积上由政府予以适当调整划分。 该处理决定认为，1981年林业“三定”时，板马、坡雷、那卓、周福四屯均派代表参加争议地“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山林的权属界线划定工作，各方代表及相邻村队代表对“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一带林地权属确定为“四尚”共有没有异议，聚群大队依次登记造册，将“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山林确定为“四尚”共有，并发放10263号山界林权证给共有人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的规定，10263号山界林权证可作为确定划分双方争议山林权属的依据。申请人聚群村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所提出的“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约3400亩山林为“四尚”共有的主张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其所主张的将争议的山林归四屯共有并愿意在兼顾周福屯历史经营和方便管理的原则上由政府予以分割应予支持。周福屯主张争议地1981年林业“三定”时已划入福江（伏江）大队山界林权总图范围，仅以此为据主张全部争议地约3400亩林地权属归其所有的理由证据不充分，其提出的权属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据此上查明的事实，争议地“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约3400亩山林权属为聚群村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及伏江村周福屯四屯共有，应以四屯现有人口（聚群三屯1444人，周福屯465人，四屯共计1909人）作为基础，参考聚群村三个屯提出的划分方案及兼顾周福屯历史经营和方便管理的原则予以划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争议的“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约3400亩山林作如下处理决定：一、争议的“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约3400亩的林地为板马、坡雷、那卓、周福四屯共有。以各屯人口为基数，以现状经营及兼顾各方利益、方便管理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参考聚群村三个屯提出的分割方案，将“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一带林地划分到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和周福屯。二、具体划分界限为：为方便周福屯连片经营林地和管理已种林木、争议地中的水田耕作区，划争议地“岽四尚”中的“花迈”一带约800亩及“水飘”一带约200亩的山林权属归两江镇福江村周福屯所有（其中四联村第10组与周福屯在“花迈”山互换经营的约65亩林木权属归四联村承包户经营）；争议地“岽四尚”中余下的“虎头坡”、“凹斗丝”、“花迈”等一带约2400亩山林权属归两江镇聚群村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所有。（具体划分界线见附图） 2017年7月26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7]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武鸣区政府作出的《关于两江镇聚群村第6、7、8村民小组、第9、10、11、12村民小组、第13、14、15、16、17村民小组与福江村第25、26、27、28村民小组在“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一带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南武政行决字[2017]3号）。 原告福江村25-28组诉称，第一，武鸣区政府认定争议地四至范围有误。争议地东面山林没有与四联村相接。南面连接的土地在历史上亦非四联村山林范围，只是近年来四联村用其他山林与周福屯调换而来才形成现状。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三个历史时期均由周福屯管理经营，第三人对此无异议，福江大队即周福屯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没有派出代表参与同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共同划定山界林权，也没有派出代表签字确认。历史上从来没有“四尚生产队”争议地从未被称作“四尚”。聚群大队山林林权总图将争议地标注为17号，权属单位为“四尚”完全是编造出来的虚假内容。聚群村的界线权属登记栏只有当时聚群三个屯的代表在登记表上签字认可，没有原告签字认可，山界林权证只有聚群三屯签订，原告没有签订。以上事实证明1981年林业三定时，聚群村对争议地的山林权属划界和登记造册是虚假证据。第二，被诉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被告错误认定1981年林业三定的权属划定事实，从而以此为据对争议地作出处理决定在法律适用上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诉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判令被告武鸣区政府重新作出处理。 原告福江村25-28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行政复议决定，2.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3.原告山界林权图，4.被告山界林权图，5.照片，6.林权证，7.旁证材料，8.山界林权证，9.合同书，10.公约，11.关于福江村从未设立“四尚”生产队的证明，12.武鸣县福江大队1968年春种作物面积落实统计表，13.1970年农业收益分配汇总表，14.周福生产队年收粮食总方案，15.周福生产队七二年收益分配汇总表，16.通知，17.周福屯与四联村那奉屯山界相连权属山林权图（2017年元月），18.武鸣县林权登记现场勘验表，19.证明，20.伏江大队七九年农业统计记录，21.照片，22.韦成仕存折，23.四联村那奉屯梁月斌（梁飞）报告书，24.四联村梁飞报告书，25.公告（发给四联独龟屯那望屯），26.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身份信息，27.四联村山林权总图（2份），28.两江福江村山界林权图，29.合同，30.吴维山等证人证言，31.韦明香证人证言。以上证据共同证实争议地归属原告所有。 被告武鸣区政府辩称，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三个特定历史时期，原告与第三人均不在同一行政辖区，争议双方均没有提供能够证实争议山林权属的证据。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权属不明。1981年林业“三定”时，原告与第三人均派出代表参加了争议地的权属划定工作，各方代表对争议地属“四尚”（即原告与第三人）共有无争议。聚群大队以此登记造册，将争议地确定为“四尚”所有。基于此，被告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将争议地分别划归原告和第三人所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武鸣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被诉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2.被诉复议决定，3.聚群村第6-17组申请书，4.福江村第25-28组申请书，5.福江村第25-28组答辩状，6.聚群村第6-17组答辩书，7.现场笔录，8.座谈笔录，9.韦国贤笔录，10.韦武文笔录，11.刘日基笔录，12.韦仕忠笔录，13.“四尚山”登记造册表、存根及山界林权证，14.伏江村山林登记表及存根，15.协调会笔录，16.证明，17.限期提供材料通知，18.四联村第10组笔录，19.现场笔录，20.城区、镇工作组协调笔录，21.聚群、福江、四联山界林权总图。以上证据共同证明被告武鸣区政府的土地确权程序合法，土地确权结果正确。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辩称，武鸣区政府土地确权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被告据此对被诉处理决定予以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南宁市人民政府因各方当事人对被诉复议程序无异议，未在庭审中举示证据。 第三人聚群村6—17组支持两被告的被诉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聚群村6—17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武鸣区政府、南宁市政府及第三人对原告的5号、7号、9号、10号、11-29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对30和31号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原告对武鸣区政府的1号、2号、4号、5号、15号、16号、18号、19号、20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武鸣区政府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南宁市政府及第三人对武鸣区政府的证据无异议。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所涉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5、7、9、10-29号证据，因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不能形成有效关联，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30号、31号证人证言，非本人对自身经历事实的客观描述，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证据能够反映涉案土地历史演进过程，且系被告调处涉案争议的程序记载，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有关事实的依据或参考依据。具体而言，10263号山界林权证、福江大队和聚群大队林权图记载事实能够反映证实当地于1981年具体开展林业三定工作且原告和第三人已对涉案争议地主张权属和实际管理，但因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告参与该10263号山界林权证颁证程序且福江大队林权图未明确标定涉案争议地的权利归属，该10263号山界林权证、福江大队和聚群大队林权总图尚不足以证明原告和第三人已就涉案争议地达成共同共有的一致意见。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争议的“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统称“岽四尚”）等一带约3400亩山林，四至范围与被告武鸣区政府南武政行决字[2017]3号《关于两江镇聚群村第6、7、8村民小组、第9、10、11、12村民小组、第13、14、15、16、17村民小组与福江村第25、26、27、28村民小组在“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一带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附图一致。周福屯系包括福江村第25、26、27和28村民小组所有村民在内的自然屯。板马屯、坡雷屯和那卓屯则分别系由聚群村第6、7、8村民小组，第9、10、11、12村民小组和第13、14、15、16、17村民小组全体村民组成的自然屯。解放后板马、坡雷、那卓三屯为马卓大队，从1962年底始，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从马卓大队并入群英大队，1979年群英大队又分为群英、聚群两个大队，板马屯、坡雷屯、那卓屯划归聚群大队，此后归属于现两江镇聚群村；周福屯自解放以来一直属于福江大队，现归属两江镇福江村。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和第三人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三个历史时期以来在同一行政辖区内参加过土地调整划分。现有证据亦无法反映涉案争议地已于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划归福江村25-28组或聚群村6-17组所有。武鸣县山界林权工作组编绘的《两江公社伏江大队山界林权图》（1981年6月19日）将涉及该大队林地编为1-62号并将相应编号的林地标为各生产队所有，涉及争议地“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等处被编为43、51、52、57号，但该宗地图未明确标明该土地归属哪一生产队。武鸣县山界林权工作组编绘的《两江公社聚群大队山界林权图》（1981年10月7日）将涉及该大队土地编为1-32号并将相应编号土地标为各生产队所有，其中，涉及争议地的“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编号为27号并标注为“四尚”所有，由韦国贤、韦天保和韦仕忠签字确认。签发日期为1981年8月20日的10263号《山界林权证存根》载明：权属单位：武鸣县两江公社聚群大队四尚生产队，地名：虎头坡、凹斗丝，大队山界林权图编号：27，面积3465亩，并在附图页面载有“附图是大队山界林权图。”原告主张未参加1981年对争议山的走山划界工作，对第三人林权图及10263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福江大队亦领取部分山界林权证，但未见有领取涉案争议地的山界林权证。争议地上大部分为自然林木，对此，原告和第三人均主张此由本方飞播后自然长成。在争议地的“水飘”附近有原告耕作区并有原告村民种植的约115亩林木。在争议地“花迈”附近有原告耕作区。争议地东南“花迈”处亦由原告村民经营，2006年原告经与案外人四联村第10村民小组协商，将该处约65亩林地的经营权互换交由案外人四联村第10村民小组经营。案外人四联村第10村民小组明确放弃参加本案诉讼。 聚群村6-17组于2015年6月1日，福江村25-28组于2015年6月10日分别向武鸣区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对涉案争议地予以确权调处。原告与第三人均在《土地确权申请书》中确认周福屯、板马屯、坡雷屯和那卓屯最初由周福屯繁衍分散居住形成。2016年4月19日，武鸣区政府组织聚群村6-17组指认争议地四至范围。聚群6-17组明确对争议地范围内的水田不主张权属。2016年6月3日，武鸣区政府组织福江村25-28组代表对争议山进行现场勘界。福江村25-28组拒绝现场勘界并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武鸣区政府于2016年10月25日对两江镇三联村板架屯刘日基进行询问，刘日基在询问中确认于1981年参加了聚群大队、福江大队的山界林权划定工作，聚群大队山界林权总图由韦瑞祥绘制，聚群大队山界林权证登记表由其制作，福江大队山界林权证总图由其及韦瑞祥（已故）共同绘制。其中“四尚”是板马、坡雷、那卓、周福的合称，地名“虎头坡、凹斗丝”，以上四个屯对这个地名俗称四尚山。周福屯都有代表参加走山踏界，踏界回来才制表，造册签字领取山界林权证，聚群大队有韦国贤、韦天荣、韦文保签字领取了“虎头坡、凹斗丝”的山界林权证，但没有见周福屯的代表来签领。因为“虎头坡、凹斗丝”属于坡雷、板马、那卓、周福四个屯，也是四尚生产队共同所有，当时没有划分到各屯，坡雷、板马、那卓在聚群大队，周福屯在福江大队，所以分别将山林划入各大队总图。因为聚群大队已经登记造册，就没有在福江大队重复登记造册。当时坡雷、板马、那卓、周福屯没有那个屯提出山林权属于本方所有的主张。 武鸣区政府于2016年10月25日对两江镇聚群村坡雷屯韦仕忠进行询问，韦仕忠在询问中确认1981年时任聚群村第9队队长，当时参加林业三定划定山林界线。当时作为权属代表在山界林权图上签名。四尚是指周福、板马、坡雷、那卓四屯。1981年林业三定时，四尚的山林没有划分到四个屯或者生产队，为四个屯共同所有。当时周福屯的代表有韦文耀、韦成功两个代表参加（两人均已故），各方代表均走山踏界后确定山林界线。对四尚队的共有山林并无异议。 武鸣区政府于2016年10月25日对两江镇福江村下伏屯韦林泉进行询问，韦林泉在询问笔录中确认参加1981年的林业三定工作并在福江大队山界林权造册登记表中签名。四尚指的是四个屯，含周福、板马、坡雷、那卓四个屯，不是指山林或山头。四尚四个屯的山林地历来是共有的，81年林业三定时，聚群的三个屯是有同周福来划分山林的，但具体如何划分我不清楚，他们的共有林地我们不参加划分。 武鸣区政府于2016年10月28日对武鸣县安监局退休干部韦国贤（原籍两江镇聚群村那卓屯）的调查笔录确认韦国贤参加1981年林业三定工作并在山界林权总图上签名，其当时为聚群大队支部书记，未具体参加踏界划线，仅在到两江镇开会时代表那卓屯和四尚队从林业站领取山界林权证，交给那卓屯存档。韦国贤在笔录中确认四尚包括那卓、坡雷、板马和周福四屯。四个屯在解放前同为一个屯，都在周福，后分出形成现四个不同的村屯。韦国贤还确认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四个屯在周福屯后背山的山林是四个屯共有，历来没有纠纷过，一直都是共有状态。所以81年划界时，各方（含周福屯）也没有异议的，有异议就不能划线定界了，我在聚群大队任支书的这几年，这个共有山林一直维持原状未开发。81年林业三定时，没有四尚山名，当时是为了便于叫法，把四尚队的共有山林统称为“四尚山”，这个称号周边的生产队和村民都懂的，他们都清楚所谓的“四尚队”和“四尚山”代表是哪个队哪片山。 武鸣区政府于2016年11月2日对福江村中福屯（现第16组，原10组）韦武文的询问笔录，韦武文在笔录中确认其代表伏江原第10组参加山林界线划定工作，编号为56的两江公社伏江大队划定山界林权登记表上确为本人签名。韦武文在笔录中还确认“四尚”是指福江村的周福屯、聚群屯的坡雷屯、板马屯、那卓屯四个屯合称为“四尚”。1981年林业三定时，周福屯有屯内资格威望较老的老人代表参加，但到签领山界林权证时未见其权属代表人签字盖章，领取山界林权证。 武鸣区政府于2016年11月17日对梁飞（四联村第10组，原任组长）、梁德民（四联村第10组，现任组长）、韦天秋（四联村13组）进行询问，该询问笔录确认梁天于2006年任本组组长。四联村第10组于2006年承包经营“四尚”山的范围，权属属“四尚”所有，所谓的“四尚”实指周福屯、那卓屯、坡雷屯、板马屯等四个屯，历史上有这个称呼。2006年时，周福屯的韦成秀、韦成仕、韦光荣、韦成瑞等4人来找我，讲现周福屯跨越屯界到属我屯的“丁平”山割松脂，因此现想用“四尚山”的经营权换“丁平”山的经营权，我屯开会后也同意，因此在2006年时，韦成秀、韦成仕、韦光荣、韦成瑞与我屯的我、梁月营、梁月电、梁文培、梁锦光等人一起到现场指界，我屯和周福屯商定，互换经营权，“丁平”由周福屯经营，现“四尚山”承包的范围由我屯经营。我组取得现“四尚山”承包范围的经营权后，就于当年将该山发包。2017年3月1日，被告再次对四联村10组进行询问，并确认其组在涉案争议山承包经营土地的具体位置，该组组长梁月贤确认以上次询问陈述为准。 原告和第三人均主张现已无人员知悉或参与涉案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期的划定情况。 本院认为，福江村25-28组认为武鸣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本院对其原告主体资格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纠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的规定，武鸣区政府和南宁市政府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二）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十）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据此可知，集体山林水利权属的确定，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划定权属为准，此后有调整的，亦应遵循。如当事人无证据证明涉案山林已有明确归属，确权机关有权遵照“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管理、有利于生产”原则并兼顾各方管理事实作出处理决定。具体到本案，本案焦点争议问题是武鸣区政府认定涉案林地未在历史时期划定权属，10263号《山界林权证》及有关经营管理事实可以作为确权依据并参照各方经营管理事实划分涉案争议地权属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地历史权属状况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权属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权属纠纷当事人应当在处理机关指定的期限内提交有关证据材料。”因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涉案林地已于相关历史时期划归本方所有，且各方当事人均明确现已无了解或参与涉案争议地历史时期权属划定情况的知情人，故武鸣区政府亦无法通过调查核实涉案土地的历史权属状况。据此，武鸣区政府认定无证据证明涉案争议地已于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划定权属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地在1981年权属状况问题。虽然第三人所在集体组织参与制定的《两江公社聚群大队山界林权图》将争议地“虎头坡”、“凹斗丝”、“花迈”、“水飘”编号为27号并标注为“四尚”所有，但此仅有第三人一方代表韦国贤、韦天保和韦仕忠签字确认，原告所在集体组织参与制定的《两江公社伏江大队山界林权图》并未标明争议地由原告和第三人共有，且原告亦未在第三人林权图及10263号《山界林权证》签字确认，武鸣区政府调查的证人证言亦无法查明原告有无代表参与争议地的权属划定工作，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和第三人已于1981年就共同共有争议地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仅以第三人已签收10263号《山界林权证》为由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已于1981年对争议地达成共同共有的一致意见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各方当事人均无证据证明涉案争议地的历史权属状况，且武鸣区政府亦无法调查核实涉案争议地的历史权属状况，武鸣区政府应遵照“三个有利于”原则并参照各方当事人证据情况对争议地权属作出处理。 因本案所涉林权图和10263号《山界林权证》均清晰反映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地提出权属主张并被书面材料所记载，相关证人证言亦反映双方当事人确有“四尚”共有土地的事实，武鸣区政府据此确定争议地归原告和第三人共同共有并无不妥，鉴于争议地范围内大部分林木为自然生长，原告目前仅对部分争议地进行实际经营管理，武鸣区政府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人口数量、原告和第三人历史时期的经营事实并兼顾原告当前的经营管理实际等对争议地作出具体分配系其法定裁量权范围，未侵犯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院应予支持。原告主张涉案土地全部权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虽然武鸣区政府直接采信10263号《山界林权证》所确定的共同共有不当，但武鸣区政府此外亦对原告和第三人的经营管理事实作了调查并最终依据各方经营管理事实作出被诉处理决定结果正确。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福江村第25村民小组、第26村民小组、第27村民小组和第28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福江村第25村民小组、第26村民小组、第27村民小组和第28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或提出缓交申请不被批准仍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戴声长 审 判 员  宁 静 代理审判员  黄影颖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