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民终4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鸣，男，1958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宁，四川思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光，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龙，男，196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刚，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禾，男，195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鑫，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友林，男，198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翁贞荣，男，196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荣飞，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汇金泛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圣灯人民塘4组。 法定代表人：浦永源。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英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实业街30号实业宾馆1号楼201-205房。 法定代表人：浦永源。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鸣、赵龙、邓禾因与被上诉人石友林、翁贞荣、成都汇金泛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汇金公司）、四川英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宁、刘海光，上诉人赵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刚，上诉人邓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鑫，被上诉人石友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被上诉人翁贞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雪、廖荣飞，成都汇金公司、英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间，当事人申请调解，本案依法扣减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鸣、赵龙、邓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987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成都汇金公司、石友林、翁贞荣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6155354.83元；3.由英华公司承担剩余股权转让款给付连带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最大争议为股权转让以后英华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与成都市国土局签订的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一）》以下简称（《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所产生的4900余万元土地出让价款该谁承担的问题。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5项明确约定划分双方承担债务或费用的时间节点为合同签订之时（以下将股权转让后公司称为新英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⑤点约定“此合同签订之前，甲方对英华公司所应当履行和承担的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法律责任和应当支付的各项费用，皆应由其自己承担、负责。若股权转让后，乙方发现应由甲方支付而其未支付的相关费用，乙方可以从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此款项并代为支付”，该约定明确了债务承担的根本标准是债务形成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还是签订后。签订前老英华公司的债务由上诉人承担，签订后的债务由新英华公司承担。但一审法院却错误的把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作为了划分债务承担的节点。二、一审判决错误的认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系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主要义务明显错误。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承担相应费用系新英华公司的法定义务，并非黄鸣等上诉人的义务，黄鸣等人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是转让股权。1.鉴于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产生的费用如此巨大，如有特别约定，双方通常应当会采用书面形式予以确定。但《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各方的权利义务”中并未约定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系上诉人的义务。《股权转让协议》其余内容，包括双方的签署的其他文件也从未约定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系上诉人之义务。可见双方并未就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是谁的义务的问题进行过约定，因此，无特别约定时，应由土地使用权人—新英华公司承担其法定义务，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承担相应费用。2.黄鸣、赵龙、邓禾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该宗地确定可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及约定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以英华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为付款条件是为了保障受让方利益，是类似合同常见的约定方式，从文意以及实际情况来说双方均无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义务及费用的意思表示。3.黄鸣在2012年9月7日《回函》称“我方正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并不是因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是《股权转让协议》中黄鸣的主要义务，黄鸣作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前期执行人基于两点：一是黄鸣当时仍是英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其职务行为，也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协助义务；二是因为剩余股权款的付款条件为英华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因此黄鸣愿意作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执行人并利用其对国土、规划等部门的熟悉以加快办证进度最终尽快取得剩余价款。4.黄鸣向新英华公司股东《回函》称“这涉及各股东重大利益，我方正与规划、国土部门积极沟通，望股东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参与解决”恰好能够说明土地出让金金额的变化涉及的是黄鸣的回函对象—新英华公司股东的利益，并非黄鸣的利益，因此可以看出黄鸣只是办证执行者，办证应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应由新英华公司承担。三、一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由履行义务的乙方承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黄鸣、赵龙、邓禾在前文已充分论述了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并非上诉人的义务且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对债务承担有明确约定，应严格按照合同以债务形成时间作为划分标准。二、一审判决将新英华公司与成都市国土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所产生的4760余万元出让收入判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是错误的，该4760余万元形成于股权转让后，应由新英华公司承担。该变更协议总共收取了两笔土地出让价款，第一笔新增1106.26平方米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共计158万余元，此新增面积在股权转让前就已经确定，故此笔款确是形成于股权转让前，黄鸣、赵龙、邓禾愿意承担。但第二笔改变土地使用条件收取的4760余万元土地出让收入则形成于股权转让后，是新英华公司的行为导致，不应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具体理由如下：1.就4760余万元的承担问题，黄鸣、赵龙、邓禾提供了证据向法院证明了费用的产生并非股权转让前英华公司所负债务，而是股权转让后新英华公司股东延长了土地使用年限和进行了农贸市场的变更等行为导致，据黄鸣、赵龙、邓禾咨询成都市国土局工作人员称，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对该宗地的《收费明细》及《评估报告》能清楚的反映出此4760万元的收费项目，进而能够确定费用因何产生和应由谁承担。由于被上诉人拒不出示《收费明细》，黄鸣、赵龙、邓禾反复要求法院向国土局调取。但一审法院既不调取，也不给律师开具《调查令》进行调取。本案明明有能清晰反映费用该谁承担的关键证据。2.4760余万元产生的原因是新英华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时延长了土地使用年限。首先，本案土地自1995年5月31日交付原土地使用权人泰瑞公司，后由老英华公司取得。根据2012年12月7日国土局批准该宗地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供地会审会纪要》，国土局认定截止当时该宗地已自1995年交付时起使用了16.7年。故住宅剩余年限为53.03年，底商23.03年，农贸市场23.03年。而该会审纪要同意了新英华公司将土地用途改变为住宅70年，商服40年，农贸市场40年，并分别评估了延长土地年限前和延长土地年限后该土地的价格，以此作为“双评估补差”计收土地出让收入的基础。可见，之所以双评估会出现差值，就是土地年限增加导致的。其次，根据律师向国土局档案馆调取的（2013）字第87号《国有土地登记审批表》第二页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意见中记载的内容，我们可知英华公司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缴纳了三笔费用：（1）原出让合同（1995年的合同）项下土地出让金；（2）《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项下出让面积增加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3）《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项下年限调整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关于第1笔费用，是基于1995年的原出让合同，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前的2005年，老英华公司就已缴清，金额为1512007元。关于第2笔费用，是基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第四条，因土地整合新增出让土地1106.26平方米而征收的土地出让金，按20%征收为1580989.17元。关于第3笔费用，年限调整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正是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第五条，出让土地改变土地使用条件而收取土地出让收入4760万元。再次，土地使用年限是土地价值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毋庸置疑的，本案土地在股权转让时是一块已用了15年的土地，已消耗了大量价值，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却延长到了土地的最高年限70年和40年，这大大增加了土地价值，尤其是在当前土地价格飙升，土地稀缺的环境下，新英华公司因为延长的土地年限获得了巨大收益。但这难道会不产生费用吗？一审法院否定其提出的延长年限导致收取土地出让收入的主张是极其错误的。最后，案涉项目国有土地使用证即将办理前，新英华公司基于自身利益于2012年11月29日罢免了黄鸣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停止了由其负责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事宜。在新股东的操纵下，新英华公司与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其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延长了土地使用年限，导致了收取土地出让收入4760余万元当然应由其自身承担。而一审判决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加强国有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变更和土地使用权交易管理的通知》中将延长土地使用年限加收的土地价款表述为“出让金”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中的收取4760万表述为土地“出让收入”不同为由，否定4760万元的形成原因是土地年限延长。属于严重的罔顾事实。在本案中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向一审法院的《复函》第五条也可以明确看出改变土地使用条件（面积、用途、年限、容积率等）要收取土地出让收入。4、原判决还混淆了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与改变规划设计条件的区别。规划设计条件主要是地块位置、用地性质、开发强度、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则包括面积、用途、年限、容积率等。二者有“容积率”等内涵的交叉，但又有明显的不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中明确了收取4760万元是改变了土地使用条件收取的土地出让收入，一审判决却故意表述为“土地出让收入系规划设计条件改变后，政府收取的出让收益”，以此将本案的出让收入定性为因规划条件变更收取的，以达到否定黄鸣、赵龙、邓禾主张“延长年限导致收取出让收入”的观点的目的。实际上，《复函》第一条就明确说明了本案宗地未改变过规划设计条件，即至少该宗地未改变过容积率。那么《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中所述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就应该是除容积率外的年限、用途、面积等内容。该《复函》还明确了批准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时间是2012年12月7日。一审判决却以“2012年英华公司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依据的是2007年的规划设计条件”得出“土地使用条件客观上发生改变是在2007年”这一分析无逻辑基础，更无任何证据支持。基于上述，结合《供地会审会纪要》和《国有土地登记审批表》完全能够确定是因年限延长导致了出让收入的收取。一审判决却认定“不能据此得出是延长土地使用年限增加的费用”实难让人信服。5.一审判决认为不管是否发生股权转让，英华公司要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都必须向国土局缴纳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出让收入是错误的。土地出让金是基于新增面积早已确定，确必须缴纳。但土地出让收入是基于土地年限延长，前述《复函》的第三条，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是可以按照该宗土地的剩余年限办理的，若如此办理则不会产生土地出让收入。可以预见的是，若新英华公司仍由黄鸣作为法定代表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事宜，那黄鸣一定不会延长土地年限。6.根据黄鸣、赵龙、邓禾提供的《关于少城国际项目公建配套设施的函》和《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合同》。该宗地中的农贸市场在原规划条件下是应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的，按相关政策是不计算相关土地价款的。但新英华公司却与成都市公建办签订了合同约定该市场由新英华公司自行经营管理，即该宗地由属于政府变为了属于开发商。在《供地会审会纪要》中也因此把农贸市场用地作为了收费评估项目。虽目前黄鸣、赵龙、邓禾无直接证据证明收取的4760余万元土地出让收入是否包含对上述农贸市场的变更问题的收费，但据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咨询，该变更是肯定要收土地出让收入。7.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此次转让已获得丰厚收益，在转让股权前只向英华公司投入了1512007元属严重认识错误。第一，英华公司获得泰瑞公司名下的土地时经历了诉讼，付出了相应成本还承接了泰瑞公司的债务，其债务包括两千万的银行贷款。第二，黄鸣、赵龙、邓禾在转让股权前已基本完成了8.2亩土地的拆迁，转让股权后的新股东仅1.7亩的拆迁就花费了4300余万元，可见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前投入的拆迁成本巨大。其中大成公司在拆迁过程中投入了2000万元，还有个人投入700万元，这些都用于了公司前期经营。第三，在股权转让后，被上诉人支付的首期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只有1300到了黄鸣、赵龙、邓禾手中，其余4700万元由被上诉人直接支付给了大成公司用于了结清前期投入。第四，自老英华公司获得土地至股权转让有十余年，其支付的人工工资及公司日常经营成本也约有500万元。以上总计投入估算有8000余万元。因此，若按一审判决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新英华公司的关于该宗地的费用，则黄鸣、赵龙、邓禾在此次交易中总计获得转让款1.2亿元，扣除8000万元成本再减去替新英华公司支付土地价款5000余万元，倒亏1000余万元。这显然不可能是双方的交易目的和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关于一审判决认为应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的其他债务，除借款和脱群款外，黄鸣、赵龙、邓禾均不认可，具体如下：1、国有土地使用证契税和印花税并非股权转让前形成的债务，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费用不应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应由新英华公司承担。2、滞纳金的承担问题。根据黄鸣、赵龙、邓禾所提供的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04年12月23日作出的会议纪要中第三点“对2005年3月31日前一次性缴清出让金欠款的，免收滞纳金”。黄鸣、赵龙、邓禾已举证证明其按要求在2005年3月31日缴清了出让金，因此不用缴纳该滞纳金。被上诉人未向黄鸣、赵龙、邓禾核实相关情况自作主张错误缴纳，不能据此抵扣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新英华公司有权向国土局主张返还该错误缴纳的滞纳金，而此权利只能由英华公司新股东行使，黄鸣、赵龙、邓禾已非公司股东，无法行使。3、易欣拆迁公司的拆迁代办费。该代办费的承担问题应探究该代办费产生的原因而不是该代办合同签订的时间。股权转让前老英华公司与拆迁公司签订的只是意向合同，至股权转让时并未正式履行。新英华公司完全可以在股权转让后与该公司或其他公司重新签订合同委托拆迁事宜。该代办费产生的原因是股权转让后的拆迁工作，故形成于股权转让后。从新英华公司出资4300余万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可以看出，股权转让后的拆迁费用是由新英华公司承担的。既然对被拆迁户的费用由新英华公司承担，那么为拆迁工作服务的拆迁公司的费用理应也是新英华公司承担。4.垃圾清运费。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该垃圾清运费是否是因为黄鸣的过错产生，且该垃圾清运是新英华公司的义务，当时黄鸣只是新英华公司一名普通员工，其在履行职务行为中对新英华公司作出的《承诺函》并非是平等民事主体间订立的合同。该垃圾清运费不应由其承担，同时，因为该垃圾清运费并非黄鸣与新英华公司作为平等民事主体间形成的民事纠纷，所以该垃圾清运费的问题不应由人民法院审理。5.拆迁成本（超出4300万元部分）。在一审中，股权转让各方进行了对账，对账时拆迁费用只有不到4300万元，不存在超过，一审判决超过了2087126.48元无事实依据。四、一审法院对黄鸣、赵龙、邓禾主张成都汇金公司和英华公司承担责任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未进行实质审理，一审法院以黄鸣、赵龙、邓禾主张的侵权与本案合同关系缺乏关联性为由，不予审理无事实依据。关于成都汇金公司和新英华公司应承担的责任具体理由如下：1.黄鸣、赵龙、邓禾认为成都汇金公司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根据一审中提供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明，石友林和翁贞荣仅仅是成都汇金公司员工，其受让股权是受汇金公司指使的，二人明显没有履约能力，因此汇金公司作为实际购买人应承担付款责任。2、认为新英华公司作为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第一，因为若新英华公司没有在石友林进行股权转让时假冒黄鸣签名并在资料上恶意加盖公章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此行为被四川省工商局认定为违法并进行了行政处罚），那么石友林、翁贞荣向外转让股权不可能成功，那么依据《股权质押合同》，本案现在的情况是股权还在石友林和翁贞荣手中。假设法院最终判决石友林、翁贞荣返还股权或者继续付款，黄鸣、赵龙、邓禾就可以基于石友林和翁贞荣手中的股权实现权利。但是，正因为新英华公司的违法恶意行为，与石友林、翁贞荣、成都汇金公司等恶意串通，在明知有股权质押（有合同约定但未办理登记）的情况下，帮助石友林、翁贞荣将股权转让出去，使石友林、翁贞荣不再具有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付款义务的能力，并利用合同的相对性使原告不能追究新股东陈颖和施秋珍，最终达到逃废债务的目的。综上，石友林、翁贞荣能够违约、侵权和逃废债务成功，新英华公司假冒黄鸣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行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属共同侵权人。若法院最后判决石友林、翁贞荣应承担付款义务和违约责任，那么新英华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股权转让后，正是新英华公司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与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后，产生了4760万元的土地出让收入，才导致本案原被告之间长达几年纠纷，英华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 石友林辩称：一、扣除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合同签订之前，甲方对英华公司应当履行和承担的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法律责任和应当支付的各项费用，皆应由其自己承担、负责。若股权转让后，乙方发现应当由甲方支付而未付的相关费用，乙方可以从未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并代为支付；甲方承担英华公司股权转让前的所有债务。根据合同约定，英华公司在股权转让前的所有债务或责任均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中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所征收的补缴的土地出让收入47604597.29元是因股权转让前改变土地使用条件而产生，应当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主要理由，1.英华公司与成都市国土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第五条约定：原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土地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应收取土地出让收入计：47604597.29元。该变更协议虽然签订于2013年2月6日，但其内容是对股权转让前即已经变更事项的确认，明确了补缴土地出让收入的原因是“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关于土地使用条件的内容，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主要是指建筑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率、层数、建筑结构、建筑高度等指标，以成都市规划局2007年11月9日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中确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项目土地，其土地使用条件先是在成都市规划管理局2004年9月23日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中确定，后在成都市规划管理局2007年11月9日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改变并最终确定，相比2004年，主要改变了容积率、绿化率等指标，并且农贸市场由不计容积率，变更成了计算容积率。黄鸣、赵龙、邓禾在一审中也确认在股权转让前规划设计方案就已经确定。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复函》第一条明确其与英华公司签订的《变更协议》所依据的规划是市规划局2007年11月9日核发的，其后再无变更。同时，补缴出让收入的依据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的第五条为“成国土资发[2007]338、528号文件”，这两个文件也产生于股权转让之前。补缴土地出让收入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宗地规划条件的变化，也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所称“土地使用条件”的改变，具体而言就是指2007年的规划设计条件对2004年规划设计条件的改变。而股权转让之前，黄鸣、赵龙、邓禾及英华公司未缴纳过任何因规划条件调整而产生的费用。因此，改变土地使用条件是股权转让前发生的，因其而产生的补缴义务属于英华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务，按协议应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2.《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第五条“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具体是指改变规划批准的相关指标（包含土地面积、用途、年限、容积、建筑密度等），而黄鸣、赵龙、邓禾所持，一审判决混淆了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与改变规划设计条件的区别是错误的认识。三、黄鸣、赵龙、邓禾主张补缴土地出让收入是因为股权转让后答辩人去改变了该宗土地的土地用途、土地使用条件和土地使用年限，与事实不符。首先，股权转让后，土地用途并未调整。2004年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确定的土地用途为住宅兼商业，2007年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确定的土地用途也为住宅兼商业，2010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是仍然是住宅兼商业，项目土地用途一直未发生变更。土地用途的调整，发生在2004年，股权转让前，1995年泰瑞公司与成都市国土局签订出让合同时，合同第六条约定该宗地的用途为“商住楼”，后因国土管理法规对土地用途类别进行了调整，所以2004年的规划设计通知书将土地用途从“商住楼”，调整为了“住宅兼商业”，之后再未变化。因此，土地用途的调整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前，而非股权转让之后。其次，黄鸣、赵龙、邓禾在《股权转让协议》向被上诉人保证：该宗地为出让二类住宅兼容商业用地，其规划设计方案业已通过审批，是可用于开发建设之规划设计方案，其中此宗地总规划用地面积6770.83m2，规划总建筑面积为45966.40m2，计入容积率面积为34346.4m2。上述指标和2007年的《规划设计通知书》一致，则表明规划设计方案最后确定在2009年，也是在股权转让之前。因此，股权转让后项目土地指标并未发生变化。英华公司后来所依据的土地指标，是黄鸣、赵龙、邓禾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保证事项，也是本次股权交易的核心价值，黄鸣、赵龙、邓禾认为股权转让后调整了土地指标完全没有依据的。再次，土地使用年限没有发生改变。1995年泰瑞公司与成都市国土局签订的出让合同约定土地出让年限为70年，2013年英华公司和成都市国土局签订的《变更协议》约定的也是70年。英华公司2013年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初始取得，不存在办证时对土地使用年限变更的情况，只是因为在2012年办完拆迁后才具备了供地条件，按照国土局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规定，起始年限从《变更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所以，黄鸣、赵龙、邓禾认为本案土地在股权转让时是一块用了15年的土地，属于认识错误，在2012年完毕做完了“三通一平”后该土地才具备了使用条件，才具备办证的条件，办理了国土地证后才能使用，不存在已经使用了15年的问题。另补缴土地出让收入的计算公式，并非补缴土地出让收入的原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第五项确定的“双评估补差”的计算方法，只是地方国土部门在改变土地使用条件时的补缴土地出让收入的计算方法。黄鸣、赵龙、邓禾提供的2012年第九期《供地会审纪要》所涉英华公司事项只是对评估结果的确认，是补缴过程中的程序性事项，与补缴土地出让收入的产生原因无关。至于黄鸣、赵龙、邓禾所举证的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第九期《供地会审纪要》所涉英华公司事项为“通过以下评估事项”，只是对土地评估结果的确认，是补缴土地出让金之前的前置程序性事项，并非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原因。黄鸣、赵龙、邓禾以此证据来证明补缴的土地出让收入是股权转让后产生的是错误。四、应当正确理解“批准改变时”的涵义。股权转让时，协议交易的土地没有完成拆迁，也没有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因为2012年黄鸣、赵龙、邓禾才办理完拆迁，项目土地才具备了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条件，所以英华公司在2012年才向市国土局提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申请。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既然在2012年才接到英华公司办证的申请，所以其批准时间自然就是2012年，到这个时候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才能按照成都市规划局批准的土地使用条件对应补缴的费用进行评估，因此其进行土地评估的时间基点只能是2012年。国土局作为土地资源主管部门，不可能在2012年办国有土地使用证，却按2007年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作为时间节点对土地进行评估。所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在英华公司2012年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才能对2007年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后形成差价进行评估和计算，但这并不影响补缴土地出让收入的性质和合同责任的认定。黄鸣、赵龙、邓禾仅抓住双评估补差公式中的“批准改变时”是2012年12月7日，所以认为应补缴土地出让收入是股权转让后的债务，应由石友林承担，是错误理解了《复函》的意思。五、黄鸣、赵龙、邓禾错误的理解了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区别和联系。认为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出让收入是一回事，没有区别的认识也是错误的。同时，认为在股权转让后英华公司将农贸市场项下土地变更而导致了补缴土地出让收入的认识是错误的，农贸市场的变更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前。作为公建配套项目的农贸市场，其项下土地是有偿还是无偿取得关键是看农贸市场是否计入容积率，如果计入了容积率，那么作为土地使用权人的英华公司是要支付对应的土地出让金的。在英华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前，为了土地出让金补缴的问题，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审批处向成都市规划管理局青羊分局专门询问了英华公司项目规划和经济技术指标的问题。根据成都市规划管理局青羊分局2012年2月3日《关于四川英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于长顺下街143－147号建设项目规划情况的函》（成规青函[2012]2号）回复：我局于2009年9月25日审核通过的该项目总平图为有效图纸。也就是说“少城国际”项目所有的经济技术指标最终确定的时间为2009年9月25日，在股权转让的一年多以前。农贸市场的确是经历了不计入容积率到计入容积率的变化过程，这个改变是2007年11月9日发生的。2004年9月23日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第一项第4点记载：“容积率：不大于4.0（农贸市场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但是，在2007年11月9日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第一项第4点，就将容积率调整为不大于4.4，并且删除了农贸市场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将农贸市场计入了容积率。2009年9月的总平图综合技术经济指标的设计依据为：2009年11月9日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收》。也就是说，农贸市场的变更是在2007年发生，最终在2009年确定，均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前。因此，黄鸣、赵龙、邓禾认为英华公司在股权转让后将农贸市场变更导致补缴了土地出让收入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是因为农贸市场发生了变更而导致需要补缴土地出让收入，那么也是在股权转让前发生的变更，其责任和后果应当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六、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是黄鸣、赵龙、邓禾的合同义务，股权转让后，拆迁和办证的事宜实际上也都是由黄鸣、赵龙、邓禾在负责，其费用应由其承担。1.按照2007年的规划指标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是上诉人的合同义务，黄鸣、赵龙、邓禾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第4条向石友林保证：“在完成此宗地的全部拆迁工作后，是确定可以办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该宗地为出让二类住宅兼容商业用地，其规划设计方案业已通过审批，是可用于开发建设之规划设计方案，其中此宗地总规划用地面积6770.83m2，规划总建筑面积为45966.40m2，计入容积率面积为34346.4m2。上述指标和2007的《规划设计通知书》一致。2.2012年9月7日，被上诉人向黄鸣、赵龙、邓禾发出《律师函》，要求黄鸣、赵龙、邓禾根据协议和承诺书，向国土部门缴清该宗土地的出让金、相关所有税费以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否则将以股权对价款6000万元作为冲抵。同日，黄鸣回函称：“我方正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望股东参与解决。”由此可以看出，黄鸣、赵龙、邓禾承认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其义务，股东只是配合；如果补缴的费用不应当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那么就应当在回函中明确表示此费用不应由其承担。因此，既然按2007年的规划指标办理国土使用权证是黄鸣、赵龙、邓禾的合同义务，那么为了实现上诉人的保证和承诺，为了履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合同义务所产生的费用，包括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契税、印花税，也自然应当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七、土地出让金的滞纳金产生于股权转让之前，应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1995年，泰瑞公司与成都市国土局签订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出让金为189万余元，出让金应在合同签订后60日内全部付清。合同签订后泰瑞公司只缴纳了20%的土地出让金。1999年，英华公司通过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取得项目土地后也一直未缴纳剩余的土地出让金，所以2004年5月12日成都市国土局供地会审纪要第一项第3点规定：原泰瑞公司未交清的出让金及滞纳金由英华公司缴纳，新整合的土地按照现行标准缴纳出让金。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于1995年5月31日，按合同约定，应在1995年7月30日前付清。即从1995年7月31日起，就应计算滞纳金，而黄鸣、赵龙、邓禾提供的证据显示，其是在2005年3月31日才缴纳了合同的第二笔款项189万余元。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十三条规定：滞纳金为每日千分之二，也就是说上诉人滞纳金的时间长达10年。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审批处发给英华公司的2013年2月22日的《通知》记载：根据1995出让合同第76号有关规定，你单位应缴滞纳金953160.93元。也就证明了国土局要求缴纳的滞纳金，是1995年出让合同的滞纳金，上述滞纳金产生于股权转让之前。至于，如果黄鸣、赵龙、邓禾不承担补缴的土地出让收入等费用，不仅不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八、案涉1.6亿元的土地价格是净地价格，是完成了土地拆迁平整，土地出让费用交清，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价格。股权转让时土地尚不具备开发条件，也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需要完成拆迁后才能办理供地手续，所以双方约定将拆迁成本控制在4000万以内，超过的由黄鸣、赵龙、邓禾负担。这样，双方将取得土地的总成本价格锁定在1.6亿元，这1.6亿元的价格是8亩土地的净地价格。所谓净地，即指一方面已经完成拆除平整，不存在需要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的土地，另一方面已经缴纳完毕所有费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力不受限制的土地。所以，双方约定股权转让后仍然由黄鸣负责拆迁、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最终交付一块可开发的净地，这是双方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如果黄鸣、赵龙、邓禾不承担补缴的土地费用，本次交易的对价将远远超出双方约定的2000万元每亩，势必造成黄鸣、赵龙、邓禾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这是不公平的。除了已经支付的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补缴出让金5256万余元，拆迁费用4831万余元，回迁房建安造价1091万余元，如果再加上黄鸣、赵龙、邓禾索要的这五千多万元，等于现在每亩土地的成本高达2900万元，这已经违背了双方的交易目的和对每亩土地2000万元的作价，也远超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国土局对土地评估结果1688万余元，这是不公平的。而在股权转让之前，石友林除缴纳了1995年土地出让合同所确定的第二笔151万余元土地出让金之外，再无缴纳任何费用。在2010年底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该宗地的土地价格上涨了近百倍，因此，黄鸣、赵龙、邓禾将此宗地以2000万每亩的价格（总价1.6亿，含4000万元拆迁费用）作价给被上诉人，其充分的享受到了土地升值带来的丰厚回报，当然也应当承担其成本。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项目土地尚未拆迁，土地需要整合，国有土地使用证也不具备办理条件，为了锁定土地成本，双方约定拆迁安置和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办理都由黄鸣、赵龙、邓禾负责，在其后协议履行过程中这一点都得到了体现，黄鸣、赵龙、邓禾现在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土要求补缴的土地出让收入超出了黄鸣、赵龙、邓禾自身的预计，所以黄鸣、赵龙、邓禾的主张也违反了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因此，只有黄鸣、赵龙、邓禾承担补缴的土地出让费用才符合双方的交易目的，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翁贞荣辩称：首先，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股权受让方石友林、翁贞荣为黄鸣、赵龙、邓禾垫付相关的费用后，有权从未付股权转让款中进行抵扣。其理由为，一、双方的合同目的是上诉人出让其拥有的百分百股权，转让对价为1.2亿，出让股权的目的是公司项下拥有的可供开发的建设用地，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方式为1.第一笔对价款人民币6000万元的支付前提是黄鸣、赵龙、邓禾将英华公司的股权转让至石友林、翁贞荣名下并办理工商登记，剩余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前提是满足英华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3日内，各项款项、股权债权债务在该余款中结算抵扣。2.石友林、翁贞荣依约支付了首期转让款6000万元以后，英华公司的相关土地开发建设工作仍然由黄明等人继续完成，直至取得土地权证。双方签署《协议书》约定：搬迁工作成本应控制在4000万元人民币以内，如有超出，公司现有股东有权从应付给黄鸣的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案涉项目搬迁实施工作中，同意让拆迁户先拿互换，或货币终结合同，由于拆迁户不及时搬走造成损失的，经济额外补偿的，自剩余尾款6000万元人民币中扣除。从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过程中，往来信函，黄鸣的承诺等证据足以证明，股权受让方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付的余款可以抵扣石友林、翁贞荣应付的未付款；3.无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还是履约过程中的信函及承诺，都清晰地表明了黄鸣、赵龙、邓禾所出让的目标公司必须是拥有可提供房地产开发的国土使用权证的土地，而该土地也一定是已经完成拆迁，具备相关开发条件的熟地。而为了该块土地获取使用权证。以及所垫付的费用大约为5888余万元，按照合同约定，应当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4.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与英华公司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并未变更《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在该地块之上的原权属利益。讼争合同中约定的土地规划即为2007年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所载明的容积率指标和开发用地条件，同时英华公司于2013年2月6日与国土部门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系对1995年《土地出让协议》的延续，同时也是该土地出让协议的从合同，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的签署并非是英华公司另行申请获得新的土地，该地块上已有的债务，如未向国土部门交清的土地出让金以及出让价款及其他税费，均系《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前就已形成。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予以维持。 成都汇金公司、英华公司共同辩称，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不应当对石友林、翁贞荣的支付义务承担共同或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成都汇金公司并非通过收购石友林、翁贞荣的股权而获得股东资格。成都汇金公司通过自由自有资金向英华公司增资扩股的方式进入公司股东会，后经过继续增持收购汇达地产（福州）有限公司持有的英华公司股权的方式增持股权。成都汇金公司的股东资格来源与本案讼争合同无关。不应当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次，黄鸣、赵龙、邓禾提供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的讯问笔录，试图证明成都汇金公司与石友林、翁贞荣之间的关系，以此将成都汇金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因该份证据形成系该公安经侦违法滥用刑事侦查权所致，故不能作为本案中民事证据使用。即使石友林、翁贞荣在该份笔录中承认系代持股权，但依据法律规定，也不能因此否认石友林、翁贞荣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另，黄鸣、赵龙、邓禾主张英华公司与石友林、翁贞荣恶意串通变更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变更的规定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公司变更登记的规定中，并没有强制规定股东的变更，必须经法定代表人同意，英华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手续，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形式需要，该变更行为同样也得到了四川省工商管理部门所确认。所以仅凭在信息公示机关办理变更，流程中的手续文件，并不能认定为英华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英华公司作为本案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的目标公司，作为被告极为不适当，有损公司法人主体独立、财产独立的原则。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黄鸣、赵龙、邓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成都汇金公司、石友林、翁贞荣向黄鸣、赵龙、邓禾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二、由英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诉讼费由成都汇金公司、石友林、翁贞荣、英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及履行的相关事实 2010年12月16日，黄鸣、赵龙、邓禾（甲方）与石友林、翁贞荣（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1．甲方拟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英华公司100%股权及该股权对应的所有资产，乙方愿意购买该公司100%股权及项下对应的资产。2．股权出让方式：黄鸣将其持有的英华公司75%股权转让给石友林，赵龙和邓禾分别将其持有的英华公司10%股权转让给翁贞荣，赵龙和邓禾持有的英华公司2.5%股权转让给石友林，上述股权转让后，黄鸣、赵龙、邓禾不再是英华公司股东。3．对价及支付方式：股权转让对价为12000万元，乙方受让英华公司合计100%股权及项下资产。本次交易分为两次付款，支付第一笔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是甲方将合计持有的英华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完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的条件是英华公司取得新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的三个工作日内。4．合同签订之前，甲方对英华公司应当履行和承担的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法律责任和应当支付的各项费用，皆应由其自己承担、负责。若股权转让后，乙方发现应当由甲方支付而未付的相关费用，乙方可以从未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并代为支付。5．甲方保证，对于本协议股权的说明详述是真实的，且甲方对于位于成都市、三道街1-139号的宗地享有权益，在完成此宗地上的全部拆迁工作后，是确定可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甲方保证，该宗地为出让二类住宅兼容商业用地，其规划设计方案业已通过审批，是可用于开发建设之规划设计方案，其中此宗地总规划用地面积为：6770.83㎡，规划总面积为：45966.40㎡，计入容积率面积为：34346.4㎡。6．甲方保证转让的公司股权及项下土地未设置任何抵押，甲方承诺其提供的所有关于英华公司的资料、文件以及债权债务情况是确定真实的。甲方承担英华公司股权转让前的所有债务。 2010年12月20日，英华公司股东由黄鸣、赵龙、邓禾变更为黄鸣、石友林、翁贞荣。2010年12月21日，黄鸣、赵龙、邓禾向石友林、翁贞荣发出付款通知书，要求石友林、翁贞荣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同日，黄鸣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石友林、翁贞荣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2010年12月23日，英华公司股东由黄鸣、石友林、翁贞荣变更为石友林、翁贞荣。 2011年5月20日，英华公司、石友林、翁贞荣与黄鸣签订《协议书》，约定英华公司少城国际项目委托成都易欣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欣公司）进行搬迁安置，黄鸣为搬迁工作负责人，搬迁工作应控制在4000万元人民币的总成本以内，如有超出，公司现有股东有权从应付给黄鸣的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搬迁安置补偿采用房屋互换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并行的模式，以货币补偿为导向。若因户型匹配等原因，导致实际分配给被搬迁人的户型面积超出互换安置应当补偿给被搬迁人的安置面积的，超出面积部分，被搬迁人应当向英华公司补足差价，黄鸣应当对此进行严格控制和掌握，被搬迁人补差部分不得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如有超出，公司现股东有权从应付给黄鸣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 2011年6月25日，黄鸣承诺：英华少城国际项目搬迁实施工作中，同意让搬迁户先拿互换或货币终结合同，搬迁户延期搬走，由于搬迁户不及时搬走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经济额外补偿的，自我剩余尾款（6000万人民币）中扣除。 2012年9月7日，英华公司时任股东委托律师向黄鸣发出《律师函》称：该宗地已于2012年1月完成搬迁工作，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各项条件已经具备，根据《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5月20日《协议书》以及2011年6月25日的承诺书，黄鸣方应向国土部门缴清该宗土地的出让金、相关所有税费以及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如2012年9月8日前仍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结清相关税、费，将视为同意英华公司自行缴纳相关出让金、结清税费等，并以股权对价款6000万元作为土地出让金的冲抵，并保留向黄鸣方提起诉讼进行追索的权利等。 同日，黄鸣《回函》称：1．我方正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过程中，由于政府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成国土资发[2011]204号）文件，现土地出让金税额尚未确定，这涉及各股东重大利益，我方正与规划、国土部门积极沟通，望股东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参与解决。2．来函提及其他事项已在双方2010年所签订协议中明确约定，按协议执行。 2013年2月6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与英华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约定：一、经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成执字第3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受让方调整为英华公司。二、根据成都市国土规划地籍事务中心编号：（拟）2012-0053号《勘测定界图》，《1995年出让合同》项下出让土地面积由4200.02平方米调整为5306.28平方米。因土地整合，新增出让土地面积1106.26平方米。三、土地用途调整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商业（农贸市场）用地。四、因土地整合，新增出让土地1106.26平方米（住宅用地741.69平方米、商业用地266.13平方米、农贸市场用地98.44平方米）。其中741.69平方米住宅用地的土地出让金按3级住宅用地基准地价5895元/平方米的20%即1179元/平方米收取，应收土地出让金计：874452.51元；266.13平方米商业用地的土地出让金按2级商业用地基准地价9690元/平方米的20%即1938元/平方米收取，应收土地出让金计：515759.94元；98.44平方米农贸市场用地的土地出让金按2级商业用地基准地价9690元/平方米的20%即1938元/平方米收取，应收土地出让金计：190776.72元。五、根据成国土资发〔2007〕338、528号规定，出让土地用途调整由甲方按批准改变时新土地使用条件下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与批准改变时原土地使用条件下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的差额向乙方收取土地出让收入。原《1995年出让合同》出让土地改变使用条件应收取土地出让收入计：47604597.29元。以上土地出让金及土地出让收入共计：49185586.46元。六、本变更协议下宗地的土地使用条件为：容积率：住宅容积率不大于4.4，总容积率结合兼容比例确定；……其他土地利用要求：以成都市规划管理局2007年11月9日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为准。……八、土地出让起始年限以本变更协议签订之日起算。九、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商业（农贸市场）用地40年。 2013年1月23日，英华公司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补交土地价款49185586.46元，2013年2月19日，交纳国有土地使用证契税2382133.06元，印花税39707.22元。2013年2月22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审批处向英华公司发出通知，根据〔1995〕出让合同第76号有关规定应缴滞纳金953160.93元，2013年2月25日，英华公司交纳滞纳金953160.93元。 2013年2月26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向英华公司颁发位于青羊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成国用（2013）字第87号］，使用权面积5306.28平方米。 2013年3月7日，石友林、翁贞荣向黄鸣、赵龙、邓禾发出《结算通知函》，告知其英华公司已经取得新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要求黄鸣、赵龙、邓禾在收函后三日内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进行结算后再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2013年11月4日，石友林、翁贞荣又向黄鸣、赵龙、邓禾发出《关于四川英华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对价款的结算清单》，通知黄鸣、赵龙、邓禾完成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2014年3月10日，石友林、翁贞荣将剩余股权转让款向成都市律政公证处提存。 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所涉土地变更的事实 1995年5月31日，成都市国土局与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1995年出让合同》，约定出让地块位于长顺下街148-177号、西二道街1-11号规划红线范围内，总面积为5466.69平方米。其中：出让给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土地面积为4200.02平方米；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无偿提供1266.67平方米的土地作为规划城市道路用地。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1890009元人民币。2010年11月29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财务处出具《情况说明》：2005年3月31日，英华公司代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1995年出让合同》第二笔土地出让金1512007元。 1999年11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成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将该宗地裁定过户给英华公司。 2004年5月12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第七期《供地会审会纪要》载明：2000年市规划局对该项目进行了重新定点，规划面积由原4200.02平方米调整为5411.81平方米，增加1.8亩。会审会意见：原泰瑞公司未交清的出让金及滞纳金由英华公司缴纳，新整合的土地按现行标准缴纳出让金。 2004年9月23日，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向英华公司发出《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载明用地规划要求为：1．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约：5308.48平方米。2．代征地面积约：1462.35平方米（非建设用地）。3．用地使用性质：二类住宅兼容商业（其中含公建配套农贸市场、社区居委会、地下停车场、配电房、公厕）。4．用地使用强度：容积率不大于4.0（农贸市场建筑面积不计容积率），建筑密度不大于40%。 2005年2月6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向市房屋拆迁管理处发函称，市规划局以成规用地〔2005〕49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意英华公司在青羊区长顺下街143号至177号、二道街1-11号、13-17号、三道街1-39号规划红线范围内办理危旧房拆迁改造手续。英华公司对拆迁范围内的单位、个人依法实施安置补偿，待拆迁工作完成后，我局再依法办理有关供地手续。 2007年11月9日，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向英华公司发出《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载明用地规划要求为：1．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约：5308.48平方米。2．道路代征地面积约：1462.35平方米（不参与各项指标计算）。3．用地使用性质：二类住宅用地兼容商业（兼容公共设施须大于20%且不超过50%），其中含公建配套农贸市场、社区居委会、公厕、地下机动停车库等。4．用地使用强度：住宅容积率不大于4.4，总容积率结合兼容比例确定。建筑密度：总建筑密度不大于40%，高层建筑密度不大于17%。 2012年12月7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第九期《供地会审会纪要》载明：同意土地评估结果为用途改变前住宅（53.03年）价格1042.53万元/亩，底商（23.03年）价格1127.52万元/亩、农贸市场（23.03年）价格650.33万元/亩；用途改变后住宅（70年）价格1688.95万元/亩、商服（40年）价格2333.98万元/亩、农贸市场（40年）价格747.42万元/亩。 三、案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拆迁产生的相关费用 （一）脱群款等 2003年11月11日，成都市长顺街道路扩建指挥部与英华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2001年初，根据成都市政府的要求，对长顺街进行全面改造扩建。位于，西二道街1-17号、三道街1-39号的长顺街商住楼项目，隶属于英华公司的产权。由于项目在承接过程中，有种种历史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引起英华公司和成都市商业银行就项目的产权归属问题上发生纠纷，双方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未果，造成长顺街的扩建改造过程中，长顺街商住楼项目的脱群、拆迁只能由长顺街扩建指挥部委托他人代理拆迁。目前，长顺街的整治扩建工程已经完毕。长顺街商住楼项目的产权已全权归属于英华公司，现就整治扩建时代理拆迁该项目的拆迁费、代办费以及打围、绿化费的偿付问题，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甲乙双方确认代理拆迁费总额为396.3656万元。由英华公司在两年内偿付完毕。2012年3月5日，成都市青羊区建设局向英华公司发出《律师函》，称英华公司已经支付200万元，要求英华公司支付剩余的196.3656万元。2013年5月31日，英华公司向青羊区建设局支付项目代办拆迁成本费、代办费、打围及绿化费尾款1963656元。 （二）排危搬迁协调费 2011年5月12日，英华公司与成都市青羊区房产管理局签订《排危搬迁协调合同》，约定因受5.12地震灾害影响，成都市青羊区房产管理局管理的西二、三道街房屋受到严重损坏，经成都市安监办排查认定为危房，为保障住户生命财产安全，对该范围内的房屋进行排危搬迁。协调费总额27万元，分两次支付。2011年6月13日，英华公司向成都市青羊区房管局转账支付135000元；2012年1月18日，转账支付135000元。 （三）易欣公司拆迁代办费 2010年6月1日，英华公司与易欣公司签订《委托代办拆迁安置合同》，约定拆迁范围为：按照成规用地〔2005〕049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青羊区西二道街1-17号、三道街1-39号，规划红线范围内截止2007年3月未拆迁的49户房屋及附属物（英华公司提供资料49户，准确户数以实际动迁户数经双方确认为准）。易欣公司负责拆除残余旧房，其残值归乙方所有，易欣公司负责打围等事宜，做到场地三通一平。 2011年5月3日，英华公司与易欣公司签订《委托代办拆迁安置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代办费包括：1．合计218万元，每户代办费按4.45万元计取；2．易欣公司每完成5户，英华公司按该5户代办费总额的70%支付给易欣公司，余款待易欣公司完成所有委托事宜后结清；3．除以上1、2项外由于拆迁工作本身产生的额其他任何费用均由易欣公司负责。 2012年1月20日，英华公司与易欣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英华公司支付15万元后，易欣公司承诺自2012年2月7日起至2012年2月17日止完成少城国际项目地红线范围内的场地“三通一平”工作，（包括建筑垃圾外运、符合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并验收合格的打围、项目地红线范围内的三通一平等）。易欣公司承诺尽快完成英华公司少城国际项目拆迁户的产权注销、水、电销户等工作，英华公司应在易欣公司切实履行完《委托代办拆迁安置合同》后与易欣公司结算剩余30%款项。 2012年1月20日，黄鸣向英华公司出具《承诺函》称：本人黄鸣，在执行拆迁工作中郑重向公司及公司股东会承诺以下事项：1．自即日起保证英华公司有权无条件就少城国际项目前期工程准备、建设需求等工作使用该项目场地且不受任何阻碍和影响。2．负责自2012年1月30日开始，项目地红线范围内的建筑垃圾进行外运。3．确保易欣公司在春节假后积极开展少城国际项目拆迁户的产权注销、水、电销户工作的开展，尽快完成。4．针对以上承诺，承担应无法切实履约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2012年1月20日，黄鸣出具《借据》，载明其向英华公司借款10万元，同意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剩余的股权转让款作为担保。 2012年2月21日，黄鸣与易欣公司罗荣桂达成协议：黄鸣对易欣公司多出的20万元拆除费用予以认可，以上费用属于双方在2010年6月1日签订的拆迁合同基础上增加的费用，黄鸣委托英华公司对以上款项代为支付，从剩余的股权对价款中扣除。 2012年2月22日，英华公司致函青羊区人民政府少城街道办事处、黄鸣称：2012年2月21日黄鸣与易欣公司罗荣桂达成协议中的20万元以及2012年1月20日英华公司与易欣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委托代办费余款支付给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少城街道办事处，黄鸣对这两笔款项的支付有发放权，并对这两笔款项的支付负责，支付两笔款项必须达到以下条件：1．在这两笔款项汇到办事处之后，少城国际项目地应移交给英华公司，包括任何非使用权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英华公司的正常施工进行阻扰。2．在这两笔款汇到办事处之后本月27日前，英华公司必须收到少城项目地的土地使用权证。黄鸣在该函件上签字。 2012年2月27日，英华公司向青羊区少城街办发出《代付款函》，同时备注：“致黄鸣先生：依据拆迁剩余款项支付函的内容约定：1．易欣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清运建渣，我司垫付清运建渣费用人民币玖万元整，请明确该笔费用如何结算？2．我司未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收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3．项目地水销户过程中，欠费达人民币陆万余元未付。”黄鸣在函件上签字。 2011年6月10日，英华公司向易欣公司转账155750元，2011年6月21日，英华公司向易欣公司转账218050元，2011年7月13日，英华公司向易欣公司转账311500元，2011年7月29日，英华公司向易欣公司转账249200元，2011年10月10日，英华公司向范莉转账218050元，易欣公司法人罗荣桂出具收条，2012年1月31日，英华公司向罗荣桂转账140000元，2012年1月5日，陈颖向罗荣桂转账146245元，2012年1月30日，罗荣桂向郭启升出具借条，载明借到郭启升人民币50000元用于拆除费用，2012年2月22日，英华公司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少城街道办事处转账787400元，摘要载明拆迁劳务费。上述各项合计2276195元。英华公司自认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4月19日期间，收取易欣公司、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少城街道办事处现金退款共计151465元，2012年2月22日的787400元中有20万元系代黄鸣支付，作为黄鸣个人借款处理。 即英华公司实际向易欣公司支付的拆迁代办费：2276195-151465-200000=1924730元。 （四）房屋拆迁安置费用 一审庭审中，石友林、翁贞荣主张截至2016年5月31日，以货币方式拆迁安置和以房屋置换方式拆迁安置而产生的拆迁费用为：1.互换房屋估价21309813.80元，2.互换公摊估价5235135.80元，3.货币补偿17472513.80元，4.互换应付现金1529034.15元，5.代垫公转私款347907.94元。 一审法院审理期间组织黄鸣、赵龙、邓禾与英华公司、石友林、翁贞荣就上述拆迁安置费用进行了对账： 1.以签订《成都市危旧房改造搬迁安置协议》（房屋货币）进行拆迁的共18份合同（王腊明等人），合计金额为16030341.4元，黄鸣、赵龙、邓禾对该笔费用无异议。另外，石友林、翁贞荣主张按照《成都市危旧房改造搬迁安置协议》（房屋货币）第三条第（二）项规定，针对该18份合同还产生了拆迁过渡补偿费用1442172.4元，也属于拆迁费用，黄鸣、赵龙、邓禾称拆迁过渡补偿费已经计入货币补偿总价款，对该笔费用不予认可。 2.以签订《成都市青羊区危旧房改造搬迁安置协议》（房屋互换）进行拆迁的共33份合同，其中31份合同（刘斌等人）金额为27614612.68元，黄鸣、赵龙、邓禾对该金额无异议。关于另外2套成都市国资委的房屋产生拆迁费用1553329.6元，英华公司称，这两套房屋在拆迁时作为无产权人进行了拆迁，2015年成都市国资委向英华公司发函称被拆迁的两套房屋属于国有资产。现成都市市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英华公司对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建筑面积为42.3平方米的房屋移交给成都市市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英华公司认为这两套房屋共计1553329.6元也属于必然发生的拆迁费用。黄鸣、赵龙、邓禾称对这两套房屋不知情，不予认可。 （五）垃圾清运费、围墙款、未交水电费 2012年2月20日，英华公司与四川光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垃圾外运合同》，约定四川光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少城项目地内建筑渣土、建筑垃圾的外运、处置，综合一次性含税包干单价合计90000元。 石友林还提供了2012年8月21日、9月19日、12月18日英华公司付款审批单3张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张，主张产生了70913.8元围墙款。黄鸣、赵龙、邓禾认为围墙款与拆迁费用无关，对水电费不予认可。 四、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针对英华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收入、滞纳金的形成原因、收费依据、计算方法等，一审法院依法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进行了调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复函称：“一、《变更协议》所依据的规划设计条件是市规划局2007年11月9日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为准，没有进行过变更。二、地上建筑物在权属清晰的前提下（即自有）可办理供地手续；能否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依据《土地登记办法》（国土资源部40号令）的相关规定，地上有附着物的情况下，需提供地上附着物的权属证明材料才能进行土地登记。三、依据成国土资发〔2007〕338、528号文的规定，土地使用条件调整后，出让起始年限按新用途满年期重新计算。土地使用者也可以提出申请按原剩余年期办理。四、《变更协议》第四条中新增土地（含住宅、商业、农贸市场）计算的出让金是依据2011年公布执行的《成都市中心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执行的；190776.72元依据的基准地价是按2011年公布的《成都市中心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来确定的。五、《变更协议》第五条“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具体是指改变规划批准的相关指标（包含土地面积、用途、年限、容积、建筑密度等）；“批准改变时”的具体时间节点是2012年12月7日；土地出让收入按照“双评估差价”计算得出；“双评估补差”的具体含义是指出让土地用途调整时，按批准改变时新土地使用条件下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与批准改变时原土地使用条件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的差额，收取土地出让收入。六、2012年12月7日《供地会审会纪要》（第九期）英华公司土地评估结果所依据的是成都市国土规划地籍事务中心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成地籍事务〔2012〕评字第063号）；英华公司应缴纳的滞纳金953160.93元的依据是，按照〔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为189009.00元，分为在签订合同之时缴纳378001.8元和在签订合同60个工作日后缴纳剩余的1512007.00元。在签订合同当时，该公司已缴纳378001.8元，剩余款项未缴纳。按照我局1999年局务会讨论通过《关于调整滞纳金的报告》和2004年《关于滞纳金征收标准的报告》规定，2003年之前的滞纳金参照当时银行贷款利率执行。该笔滞纳金按照6.3%/年的平均贷款利息计算，共计11年，滞纳金为95316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成都汇金公司、英华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石友林、翁贞荣是否应承担向黄鸣、赵龙、邓禾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的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合同的当事人系股权出让方黄鸣、赵龙、邓禾及股权受让方石友林、翁贞荣，成都汇金公司及英华公司均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因此不应承担股权转让关系的相关权利义务。黄鸣、赵龙、邓禾主张泛亚公司操纵石友林、翁贞荣进行股权转让，仅是其单方陈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要求英华公司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成都汇金公司、英华公司是否对黄鸣、赵龙、邓禾构成侵权，不属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故对黄鸣、赵龙、邓禾对泛亚公司、英华公司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此合同签订之前，黄鸣、赵龙、邓禾对英华公司所应当履行和承担的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法律责任和应当支付的各项费用，皆由其自己承担、负责。若股权转让后，石友林、翁贞荣发现应当由三原告支付而未付的相关费用，石友林、翁贞荣可以从未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并代为支付。”因此，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之前，英华公司围绕案涉土地所支付的费用，是否属于股权转让前的债务，石友林、翁贞荣是否有权在股权转让款余款中予以抵扣，是双方在本案中最主要的争议。 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已约定石友林和翁贞荣有权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应由黄鸣、赵龙、邓禾承担的债务，至于该费用实际由英华公司还是石友林、翁贞荣支付，系石友林、翁贞荣与英华公司之间的关系，且英华公司在本案中对石友林、翁贞荣的主张也无异议，对黄鸣、赵龙、邓禾的该项辩称，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针对石友林、翁贞荣主张抵扣的款项，根据不同性质分述如下： 黄鸣、赵龙、邓禾对2012年1月20日向英华公司的借款10万元及2012年2月21日委托英华公司支付给易欣公司的20万元从股权转让余款中扣除的事实无异议，故两笔款项合计30万元，应从6000万元股权转让余款中扣除。 二、依据2013年2月6日《变更协议》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出让收入及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契税、印花税。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订立合同目的来看。《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鉴于”条款明确约定《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标的为英华公司100%股权及该股权对应的所有资产。从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及《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可以看出，英华公司100%股权对应的资产主要是位于成都市、三道街1-39号的土地。黄鸣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在完成该宗地上的全部拆迁工作后，是确定可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结合黄鸣于2012年9月7日《回函》称：“我方正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过程中，由于政府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成国土资发〔2011〕204号）文件，现土地出让金税额尚未确定，这涉及各股东重大利益，我方正与规划、国土部门积极沟通，望股东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参与解决”，表明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系三原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主要义务，正因为如此，双方约定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条件是英华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即使《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明确约定负担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六项“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之规定，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相关费用，应该由黄鸣、赵龙、邓禾负担。 其次，从股权转让价款的对价来看。《股权转让协议》中所保证的案涉土地的用地条件与2007年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及2009年9月25日审核通过的项目总平图的数据一致，即股权转让前土地规划条件已经确定，转让时英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800万元，根据查明的事实，一，《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2亿元，且受让方另行承担4000余万元的拆迁成本，即黄鸣、赵龙、邓禾溢价转让英华公司的股权，股权转让款应包含了土地成本。 黄鸣、赵龙、邓禾还主张，《变更协议》签订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出让收入是英华公司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延长土地使用年限增加的费用，且英华公司是受益方，该笔费用应由英华公司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变更协议》第四、五条的约定，英华公司应补交的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新增出让土地1106.26平方米应收取土地出让金共计1580989.17元，二是根据成国土资发〔2007〕338、528号规定，因改变土地使用条件收取的土地出让收入47604597.29元。结合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的《复函》可以看出，2007年11月9日成都市规划局核发《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后，案涉土地规划指标并未进行过任何变更。故其主张2013年签订《变更协议》时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导致增加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出让收入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针对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出让收入是否属延长土地使用年限增加的费用，分述如下： 关于《变更协议》第四条的新增土地1106.26平方米应收取的出让金。新增出让土地1106.26平方米在2007年时已经确定，包含在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经确定的土地面积中，英华公司从未交纳过相应的出让金，不存在加收增加年限的土地出让金，由于案涉土地上有未拆迁房屋，直至2012年才符合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条件，即使适用2011年的基准地价计算出让金，也属于双方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到的合理时间，故1580989.17元土地出让金应属于股权转让前英华公司已产生的债务，应该由黄鸣、赵龙、邓禾负担。 关于《变更协议》第五条因改变土地使用条件收取的土地出让收入。按照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加强国有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变更和土地使用权交易管理的通知》（成国土资发〔2005〕115号）第（四）（五）项规定，凡改变了出让时建设规划方案确定的用途的，应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出让等有偿使用国有土地使用权用途变更，从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之日起，按不同用途最高年限重新计算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并相应加收增加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出让收入与土地出让金性质不同，土地出让收入系规划设计条件改变后，政府收取的出让收益，2012年英华公司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依据的是2007年的规划设计条件，即土地使用条件客观上发生改变是在2007年，国土资源局批准改变的时间是2012年，此时采用“双评估补差”的计算方法收取土地出让收入，是行政机关核定土地出让收入的一种计算方法，不能据此得出是延长土地使用年限增加的费用。其次，根据成国土资发〔2007〕338号《关于划拨土地补办出让和土地用途改变出让金收取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第4项规定可以看出，对增加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加收增加年限的土地出让收入规定了不同的计算方法。而英华公司属于首次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变更协议》并未对增加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收取土地出让收入。第三，因为房屋拆迁原因，目标土地在拆迁完成后才符合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条件，是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知并可以预见的，受让方石友林、翁贞荣对2012年才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不存在过错。不管是否发生股权转让，英华公司要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都必须依照上述规定向国土资源局交纳土地出让金及土地出让收入，其具体金额在签订《变更协议》时才能确定，因此该部分费用应该属于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应该由三原告负担。 综上，石友林、翁贞荣主张在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出让收入，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产生的契税和印花税，也属于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产生的必然费用，应该由黄鸣、赵龙、邓禾负担。 关于滞纳金。根据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的《复函》，英华公司应缴纳的953160.93元滞纳金是根据《1995年出让合同》，因第二笔出让金产生的1995年至2005年期间的滞纳金，该笔滞纳金应属于股权转让前的债务，石友林、翁贞荣主张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脱群款、排危搬迁协调费。根据已审理查明的事实，2013年5月31日，英华公司向青羊区建设局支付项目代办拆迁成本费、代办费、打围及绿化费尾款1963656元，是基于2003年11月11日成都市长顺街道路扩建指挥部与英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该部分费用系股权转让前英华公司的债务，应由三原告负担，石友林、翁贞荣主张从股权转让余款中扣除，予以支持。关于排危搬迁协调费27万元，虽然针对受5.12地震灾害影响的房屋，但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英华公司与成都市青羊区房产管理局签订合同并支出的费用，黄鸣、赵龙、邓禾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也无法预见，不应从股权转让余款中扣除。 五、易欣公司的拆迁代办费用及垃圾清运费、围墙款、水电费等。英华公司与易欣公司的《委托代办拆迁安置合同》签订于《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且完成拆迁安置也是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前提条件，易欣公司的拆迁代办费用1924730元应属于股权转让前英华公司的债务，应该由黄鸣、赵龙、邓禾负担。垃圾费90000元，从2012年2月27日英华公司在《代付款函》中备注的“致黄鸣先生”的内容可以看出，该笔9万元垃圾清运费因易欣公司未按约清运垃圾所产生，结合黄鸣于2012年1月20日出具的《承诺函》中：“……2.负责自2012年1月30日开始，项目地红线范围内的建筑垃圾进行外运。……4.针对以上承诺，承担应无法切实履约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的相关承诺，石友林、翁贞荣主张垃圾清运费90000元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石友林提供的围墙款票据均发生在2012年8月以后，此时拆迁已经完成，故围墙款与拆迁费用缺乏关联性，水电费6万元未实际交纳，石友林、翁贞荣主张围墙款和水电费计入拆迁费用缺乏相应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六、房屋拆迁成本。1．以货币互换的拆迁费用：除双方认可的合同金额16030341.4元外，英华公司主张还支付了1442172.4元拆迁过渡补偿费用，黄鸣、赵龙、邓禾认为拆迁过渡补偿费已经计入双方对账的合同总价款，一审法院认为，拆迁过渡补偿费在搬迁安置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应属于拆迁成本，而合同第三条第（一）至（五）项的金额相加大于合同第四条第2项确定的货币补偿总价款（双方对账的金额），拆迁过渡补偿费并未计入货币补偿款，故黄鸣、赵龙、邓禾的辩称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2．以房屋互换的拆迁费用：双方一致认可的27614612.68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2套成都市国资委的房屋产生拆迁费用1553329.6元，英华公司称，这两套房屋在拆迁时作为无产权人进行了拆迁，2015年成都市国资委向英华公司发函称被拆迁的两套房屋属于国有资产，现成都市市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已针对其中一套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因此两套房屋共计1553329.6元也属于必然发生的拆迁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该两套房屋中有一套在诉讼中，另外一套也未实际安置，英华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两套房屋已经实际安置，且根据英华公司与易欣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拆迁房屋套数为49套，这两套房屋属于黄鸣在代表英华公司签订《协议书》时不可预见的，计入拆迁总成本内对黄鸣、赵龙、邓禾显失公平，故这两套房屋产生的安置费用不应从股权转让余款中予以扣除。 关于拆迁成本是4000万元还是4300万元的问题。从黄鸣、石友林、翁贞荣、英华公司于2011年5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前后文分析，4000万元的拆迁成本主要是指针对《拆迁代办安置合同》项下的49套房屋，通过房屋互换安置和货币安置的方式产生的费用，由于房屋互换中存在面积的差异，被安置人应当向英华公司补足差价，因此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面积补差部分不应超过300万元人民币，故拆迁成本认定为4300万元更为公平合理，根据双方对账和本院查明的事实，以货币方式拆迁的金额为16030341.4+1442172.4=17472513.8元，以房屋互换方式的金额为27614612.68，合计45087126.48元，超过4300万元的部分为：45087126.48-43000000=2087126.48元。 综上，《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英华公司的债务如下表所示：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石友林、翁贞荣有权在股权转让余款中扣除上述费用，故石友林、翁贞荣应支付给的股权转让余款为：60000000-5886392.93=1113607.07元。 虽然2013年11月4日，石友林、翁贞荣将股权转让余款1233641.51元向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提存，但双方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纠纷，黄鸣、赵龙、邓禾于2014年5月提起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故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的情形，不符合提存的法律要件，并且石友林、翁贞荣在庭审中明确应扣除截至2016年5月31日产生的费用，石友林、翁贞荣应另行向黄鸣、赵龙、邓禾支付股权转让款1113607.07元。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一百零一条、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判决：一、石友林、翁贞荣应在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鸣、赵龙、邓禾支付股权转让款1113607.07元。二、驳回黄鸣、赵龙、邓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一审案件受理费341800元，由石友林、翁贞荣负担14900元，黄鸣、赵龙、邓禾负担3269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黄鸣提交了以下新证据：一、英华公司形成于2010年年底的一份财务审计报告，该报告显示，资产负债表载明所有的权益者权益为6200余万元，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只有一百余万；二、2011年英华公司新股东在受让公司以后所作出的一份审计报告，该报告与股权受让以前所作审计内容一致，所有者权益均为6200余万元。拟证明：本案股权转让以后，英华公司的新股东仅仅拆迁了1100平方米的房产，就付出了4000多万元的拆迁成本，而股份转让以前黄鸣、赵龙、邓禾已经独立完成了4000多平米的土地拆迁，其投入已远远大于4000万元拆迁成本。英华公司原股东为该宗土地的投入巨大，至少在1亿元以上，而整个股权交易价格才1.2亿元。新股东在获取土地后，通过土地开发获利巨大，反而要原股东承担其土地变更用途和年限导致的增加成本，不符合公平原则。 石友林质证认为，对前述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资产负债表都是白条。不符合会计事务所的规定。 翁贞荣质证认为，对前述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审计报告附后的损益表并没有英华公司签章确认，翁贞荣、石友林在2010年12月31日后已经是公司股东，但接收移交账户中中并没有500余万元款项。 英华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来源持有异议，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成都汇金公司质证认为，因其不是委托单位，也并非关联方。因此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持异议。 赵龙质证认为，认可前述证据的三性。对于股权转让前由四川万邦会计师事务所所作的审计报告，被上诉人不知晓情有情可原，因为当时其本身并非公司股东。第二份审计报告委托方系英华公司，系受让股权以后委托制定，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 邓禾质证认为，对该两份证据的三性真均无异议，两份审计报告均由两家会计师事务所独立作出，应当作为本案关键认定的事实依据。 本院认为，黄鸣所提交前述两份英华公司审计报告，均由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其中一份系股权转让前由英华公司聘请专业机构所实施。股权受让人石友林、翁贞荣及英华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黄明又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待证内容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中，黄鸣代理人朱宁、邓禾代理人王连鑫申请本院出具调查令，对案涉建设项目在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都市规划局、成都市公共建设配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查询了案涉项目建设过程中相关资料。在当事人未调取到相关资料的情况下，依据当事人申请，本院向成都市公共建设配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调取了案涉项目公建配套设施归属的相关情况，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审批处调取了案涉土地项目收取详单。 该收费明细载明：根据成国土资发【2007】338号文、【2007】528号文规定：应补缴的土地出让收入=批准改变时新土地使用条件下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批准改变时原土地使用条件下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一、用途变更前，原土地面积4200.02平方米，其中住宅土地面积3116.84平方米，商业用地557.49平方米，农贸市场525.69平方米，土地评估价分别为：住宅15637.72元/平方米、商业用地16912.72元/平方米、农贸市场9754.9元/平方米，批准改变时原土地使用条件下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共计金额63296996.86元。 二、用途变更后，原土地面积4200.02平方米，其中住宅土地面积2815.9平方米，商业用地1010.39平方米，农贸市场373.73平方米，土地评估价分别为：住宅用地25334.12元/平方米、商业用地35009.52元/平方米、农贸市场11211.24元/平方米，批准改变时新土地使用条件下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共计金额110901594.15元。 按照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国土资发【2007】338号文、【2007】528号文规定经计算，以上差价为：47604597.29元。 三、新增土地面积1106.26平方米，其中住宅土地面积增加741.69平方米，商业用地266.13平方米，农贸市场98.44平方米，土地评估差价分别为：住宅用地1179元/平方米、商业用地1938元/平方米、农贸市场1938元/平方米，合计金额为1580989.17元。 合计土地面积5306.28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3557.59平方米、商业用地1276.52平方米、农贸市场用地472.17平方米。 以上土地出让收入共计：49185586.46元。 对本院调取的证据，邓禾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所出具的4900余万元土地出让金的分项明细及计算方式可以看出，用途变更前后的价格差额计算出土地出让收入为47604597.29元，与2012年12月7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第九期供地会审会纪要，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中明确提到的变更前后的土地使用年限、金额相吻合，可以证明是英华公司在自身经营过程当中变更了土地使用条件，延长了土地年限而产生的土地出让收入，该笔补差款项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 黄鸣质证认为：对前述证据的三性均认可。从该收费的分项说明表格上可以看出，批准改变前和批准改变后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农贸市场用地的面积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商业用地面积增长了近一倍，众所周知，商业地产的价格必然高于住宅以及农贸市场，商业面积的增加以及土地使用年限的延长，必然导致47604597.29元土地出让金的产生，而该批准发生于股权转让以后，所获得的利益也由新股东获取。因此相应的费用应当由本案的被上诉人承担。 赵龙质证认为：认可邓禾、黄鸣的质证意见。 石友林质证认为，对前述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上手写的部分不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份证据与一审法院向国土部门调取的相关证据所显示的内容一致，这份证明的注解部分记载的是因为改变土地使用条件而导致需要土地使用权人补缴土地出让收入的事项，而具体的计算方式则是国土部门的两份文件规定，认为不能达到证明黄鸣、赵龙、邓禾在质证中所发表的意见。 成都汇金公司、英华公司、翁贞荣共同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本院调取的公文中添注的手写部分影响了该份证据的客观、中立以及真实性。该份证据的定价依据系依据成国土资发【2007】338号文、【2007】528号文规定，而该两份文件的形成均是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以前，反而恰好证明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获得具备土地使用权证和开发使用熟地的条件。 本院认为，依法调取的案涉土地项目土地出让收入收费明细，与一审中当事人提供的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第九期供地会审会纪要，以及与英华公司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具有关联性，能够反映案涉土地经历权属变更、批准土地面积整合、调整改变规划用途，以及土地出让金收取方式的客观情况。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其证明力将结合全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 除黄鸣对一审判决所查明的形成于2004年9月23日成都市规划管理局《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存有异议，并认为一审法院漏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财务处2010年11月29日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而该说明系原股东黄鸣等人股权转让前土地出让金总额已缴清的关键证据。除此以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无异议。 本院对当事人存有异议的事实以及漏查情况查明如下：一、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出具于2004年9月23日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中备注：“根据局2004年9月13日会议纪要，对英华公司重发设计条件，2004年9月8日发出的设计条件作废”，结合一审所查明的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所出具成国土资函【2017】457号《关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函相关事宜的复函》中载明：“我局与英华公司签订的（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所依据的规划设计条件是以市规划局2007年11月9日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为准的，没有进行过变更”等内容可以确定，案涉项目用地一直采用成都市规划管理局2007年《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所要求的指标，从未发生过变化。 二、一审中，黄鸣等人所出示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财务处2010年11月29日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2005年3月31日，四川英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第二笔土地出让金1512007.00元。现土地出让金总额已缴清，特此说明”。结合2013年2月26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国用（2013）字第87号《国有土地登记审批表》中关于案涉土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意见”栏中所载明：“原出让合同项下土地出让金、《变更协议（一）》项下出让面积增加、年限调整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均已缴清”。成国土资函【2017】457号《关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函相关事宜的复函》中第六项说明：英华公司应缴纳的滞纳金953160.93元的依据是，按照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应缴纳土地出让金为1890009元，分为在签订合同时缴纳378001.8元和在签订合同60个工作日之后交纳剩余的1512007元。在签订合同当时，该公司已缴纳378001.8元，剩余款项未缴清的内容，可以确定该证据对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前往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财务审计处核查，该处向本院提交《关于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出让金缴纳的情况说明》，载明：“关于2010年11月29日我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现土地出让金总额已缴清中的出让金总额为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项下的土地出让金”。 对本院依法调取的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财务审计处《关于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出让金缴纳的情况说明》。邓禾质证认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认为一审判决对于案涉土地所交纳的滞纳金计算错误，根据当时的优惠政策，凡在2005年3月31日前交清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公司），免征滞纳金。 黄鸣、赵龙同意邓禾质证意见。 石友林质证认为：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存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加盖的是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财务审计处的印章，不能代表国土资源局的意见。同时认为二审中，对一审法院未查明的案件事实所调取的证据也应当加盖市国土资源局的印章，财务审计处的职责在于财务收支，其对出让合同的内容，无权进行解释或说明。对于关联性认为95年原出让合同签订的60个工作日之内就应当缴清土地出让金，原股东在接受土地长达11年的时间里，没有交纳出让金才导致滞纳金的产生。 翁贞荣质证认为：同意石友林意见，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系财务审计处所出具，并不能代表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一审判决第26页，第二段证明该份证据在原始的1995出让合同，对应的土地指标地价，而不是2007年指标所应当缴纳的费用，对应的标的物不同，本案争议的土地价款对应的是2007年的土地指标，而非1995年出让合同原始土地指标，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交清的股权转让当时对应的土地指标所涉土地出让金。 英华公司、成都汇金公司共同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持异议，认为缴纳出让金与否，应当由市国土资源局财务审计处向公司核实，并非单方面出具认定。 本院认为，依据一审中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财务处2010年11月29日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向本院出具的《关于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出让金缴纳的情况说明》来看，一审法院仅查明原英华公司缴纳第二笔土地出让金1512007元，漏查《情况说明》中关于“现土地出让金总额已缴清”的事实。本院认为，签订于1995年5月31日的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项下的土地出让金总额1890009元，已分别由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合同签订当日缴纳378001.8元，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英华公司2005年3月31日代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1512007元得以缴清。 对一审法院查明各方没有争议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1995年5月31日，成都市国土局作为甲方，与乙方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其中第四条主要约定：…，总面积为5466.69平方米，甲方出让给乙方的土地面积为4200.02平方米，乙方负责无偿提供1266.67平方米的土地，作为规划城市道路用地，准确面积以核发后《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准。第五条：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70年。第八条：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450元人民币，总额为1890009元人民币。第九条：本合同在双方签字当日，乙方须以转账支票向甲方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的20%即378001.8元人民币为履行合同的定金。乙方支付定金后的余额出让金在签订本合同后60日内，全部付清。逾期未全部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 二、2004年5月12日，成都市国土局第七期供地会审会议纪要载明：“…，原为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95年的出让土地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用途为住宅用地，面积为4200.02平方米，已交20%出让金。97年11月中院将该项目裁定给英华公司，2000年市规划局对该项目进行了重新定点，规划面积由原4200.02平方米，调整为5411.81平方米，增加1.8亩。会审意见：原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未交清的出让金及滞纳金由英华公司缴纳，新整合的土地按现行标准缴纳出让金”。 三、黄鸣、赵龙、邓禾于2010年12月23日将英华公司100%股权（原注册资本800万元）转让给石友林、翁贞荣以后，英华公司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2012年2月8日，石友林、翁贞荣二人将英华公司100%股权分别转让给陈颖、施秋珍，转让合同载明转让价款为800万元； 2012年7月9日，陈颖、施秋珍接受汇达地产（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达地产）对英华公司增资2200万元，增资后英华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陈颖出资额640万元持有5.3333%股权，施秋珍出资额160万元持有21.3333%股权，汇达地产出资额2200万元持有73.3333%股权； 2012年8月22日，汇达地产与成都汇金公司再次增资，增资后英华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陈颖、施秋珍出资额不变，成都汇金公司出资额为500万元持有10%股权，汇达地产出资额为3700万元持有74%股权； 2013年9月29日，深圳市中星国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星）向英华公司增资1000万元，增资后英华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其他股东出资额不变； 2015年9月6日，施秋珍（以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的方式）将其持有的英华公司160万元股权转让给汇达地产并退出股东会，转让后汇达地产出资额3860万元，其他股东（陈颖、成都汇金公司、深圳中星）出资额不变； 2015年12月1日，陈颖（以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的方式）将其持有的英华公司640万元股权转给汇达地产并退出股东会，转让后汇达地产出资额4500万元，其余股东（成都汇金公司、深圳中星）出资额不变； 2018年5月5日，汇达地产将其持有的英华公司4500万元股权转让给成都汇金公司，转让后成都汇金公司出资额5000万元，深圳中星出资额不变。 四、2013年1月20日，英华公司向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我公司之控股股东成都汇金泛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懋达于2013年1月17日就我公司股权转让情况接受贵队询问后向我公司做了情况通报，现我公司就相关情况向贵队予以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 五、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2013年1月23日，对石友林的讯问笔录载明：问：石友林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成为英华公司股东？答：是2012年12月份，我当时是成都汇金泛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司机，当时公司的临时负责人翁贞荣找到我说要用我的身份，去登记四川英华股东，当时我也没多想，就把身份证拿给了翁贞荣…。 问：在办理股权转让过程中，你实际出资多少，是否参加了公司的管理？答：我一分钱都没有出。在整个股权转让的过程中，我只提供了身份证和需要签字的部分我签字，其余的事宜我没有问也没有去办理。成为股东以后我本人并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 问：涉及的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签名是否你本人签写，新股东陈颖，施秋珍你是否认识？答：是我本人所签。我只认识陈颖，不认识施秋珍。 问：你是什么时候从成都汇金公司离职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谁？答：2012年6月20号左右离开成都汇金公司，我只知道林懋达是我们的大老板。 六、2012年2月15日，英华公司与成都市公共建设配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居住区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合同》，该合同第三条载明：该公共设施配套建设项目适用于以下第2条：1.该项目属于应当移交的配套设施，应在建成后三个月内移交，移交后双方应签署《成都市公共配套设施移交协议》，并送市公建办备案。2.该项目属乙方自行经营管理设施，应在建成后三个月投入使用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 七、2013年2月26日成国用（2013）字第87号《国有土地登记审批表》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意见”栏中载明：“本宗地为国有土地。根据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宗地原系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取得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准土地面积4200.02平方米，未办理土地登记。根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成执字第322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该宗地裁定过户给英华公司，因规划调整、土地整合，英华公司与我局签订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一）》，出让土地面积调整为5306.28平方米，较原出让合同批准面积增加1106.26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商业（农贸市场）用地，土地出让年限住宅70年、商业40年，出让起始年限自《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一）》签订之日起计算。根据我局2004年第七期《供地会审会纪要》有关意见，原出让合同项下土地出让金、《变更协议（一）》项下出让面积增加、年限调整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均已缴清。经审核，宗地权属合法，界址清晰，面积准确，宗地总面积5306.28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3557.59平方米，商业用地1276.52平方米，农贸市场用地472.17平方米，建议准予办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八、2013年8月29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川工商处字【2013】第3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英华公司在工商变更登记中涉嫌提交虚假证明材料一案进行处罚。该决定书载明：当事人英华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7日。2010年12月23日，举报人黄鸣将公司股份转让给石友林，黄鸣退出公司股东会，只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2月8日英华公司在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上签名黄鸣字迹并非其书写；《四川英华房地产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不是其书写。其后，英华公司于2012年8月所提交的数次《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黄鸣本人未签字且均不知情。依据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因英华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虚假证明材料，取得公司登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9条之规定，对英华公司处罚款19万元；并责令英华公司限期改正。 九、二审庭审中，黄鸣、赵龙、邓禾明确表示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中第三、四项所确定的因土地整合、新增1106.26平方米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共计1580989.17元予以确认。认为因此新增面积在股权转让前就已经确定，故此笔款项确是形成于股权转让前，黄鸣、赵龙、邓禾愿意承担。对借款300000元、脱群款1963656元予以认可。 十、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国土资发【2007】338号《关于划拨土地补办出让和土地用途改变出让金收取有关问题的通知》载明：二、出让土地改变用途……1.不通过土地市场交易，出让土地改变土地用途的，按以下方式核定应缴纳的土地出让收入：应补缴的土地出让收入=批准改变时的新土地使用条件下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批准改变时原土地使用条件下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本院认为，黄鸣、赵龙、邓禾与石友林、翁贞荣于2010年12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根据本案当事人上诉和答辩的主要理由，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石友林、翁贞荣是否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剩余股权转让款金额应当如何计算；二是成都汇金公司是否应当就石友林、翁贞荣欠付的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以及英华公司是否对案涉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关于石友林、翁贞荣是否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剩余股权转让款金额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 本案中，黄鸣、赵龙、邓禾作为甲方与石友林、翁贞荣作为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对价及支付方式作出如下约定：…，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完毕，并取得新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第三个交易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第三条主要约定：合同签订之前，甲方对英华公司所应当履行和承担的，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法律责任和应当支付的各项费用。皆由其自己承担、负责。若股权转让后，乙方发现应当由甲方支付而未付的相关费用，乙方可以从未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并代为支付。本院认为，前述支付方式不仅约定了剩余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的支付期限，同时也明确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至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之前，英华公司围绕案涉合同所支付的各项费用，若有属于股权转让前的债务，则石友林、翁贞荣有权在股权转让余款中予以抵扣。 同时，依据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涉及为英华公司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2013年2月26日成国用（2013）字第87号《国有土地登记审批表》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意见中所记载内容：根据我局2004年第七期《供地会审会纪要》有关意见，原出让合同项下土地出让金、《变更协议（一）》项下出让面积增加、年限调整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均已缴清的内容。本院认为，本案主要讼争由英华公司所缴纳的三项款项分别对应的是：1.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所记载的4200.02平方米地块土地出让金1890009元;2.《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第四条所记载新增面积1106.26平方米，出让金1580989.17元；第五条所记载收取土地出收入47604597.29元。 首先，依据本院查明，案涉签订于1995年5月31日的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项下的4200.02平方米地块土地出让金总额1890009元，已分别由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合同签订当日缴纳378001.8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英华公司2005年3月31日代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1512007元得以缴清，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财务处亦于2010年11月29日出具《情况说明》予以证明。 其次，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第四条所记载新增面积1106.23平方米，出让金1580989.17元的问题。依据2004年5月12日，成都市国土局第七期供地会审会议纪要所明确：…，2000年市规划局对该项目进行了重新定点，规划面积由原4200.02平方米，调整为5411.81平方米，增加1.8亩…，结合前述1106.23平方米新增面积土地2012年才最终拆迁完毕的事实。可以据此认定，新增加土地面积1106.26平方米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以前即已确定，所涉出让金1580989.17元应属债权转让之前的债务。 黄鸣、赵龙、邓禾上诉认为，除其认可借款300000元、以及新增加土地面积1106.26平方米出让金1580989.17元、脱群款1963656元可以抵扣之外，石友林、翁贞荣无权就股权转让后所发生其余款项进行抵扣，支付条件成就后应当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6155354.83元。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的规定，在黄鸣、赵龙、邓禾二审中对前述借款、新增加土地面积出让金、脱群款予以认可情况下，本院不再就此三项费用予以审查。石友林、翁贞荣能够在股权转让余款中直接抵扣3844645.17元。 其次，关于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后，原合同 项下出让土地改变使用条件所收取土地出让收入47604597.29元 究竟应该由谁承担的问题 黄鸣、赵龙、邓禾上诉认为案涉证据清晰证明了47604597.29元土地改变使用条件费用的产生并非系股权转让前英华公司所负债务，而是股权转让后英华公司及其股东延长了土地使用年限和进行了公建农贸市场的权属变更等行为所致。被上诉人则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虽然签订于2013年，但其内容是对股权转让前即已经变更事项的确认，明确了补缴土地出让收入的原因在于该宗地规划条件的变化，也就是所称“土地使用条件”的改变，具体而言就是指2007年的规划设计条件对2004年规划设计条件的改变。而股权转让之前，黄鸣、赵龙、邓禾及英华公司未缴纳过任何因规划条件调整而产生的费用，因此，改变土地使用条件是股权转让前发生的，因其而产生的补缴义务属于英华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务，按协议约定应由公司原股东承担。 依据本院查明，2004年5月12日，成都市国土局第七期供地会审会议纪要载明：…，原为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95年的出让土地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用途为住宅用地，面积为4200.02平方米，已交20%出让金。97年11月中院将该项目裁定给英华公司，2000年市规划局对该项目进行了重新定点，规划面积由原4200.02平方米，调整为5411.81平方米，增加1.8亩。会审意见：原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未交清的出让金及滞纳金由英华公司缴纳，新整合的土地按现行标准缴纳出让金。结合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所向一审法院出具成国土资函【2017】457号《关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函相关事宜的复函》第一项：“我局与英华公司签订的（成国土【1995】出让合同第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所依据的规划设计条件是以市规划局2007年11月9日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为准的，没有进行过变更”的内容可以确定，案涉项目用地一直采用成都市规划管理局2007年《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所要求的指标，规划设计条件从未发生改变。 既然案涉项目用地规划设计条件从未发生改变，那么，正确理解基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第五项“土地改变使用条件”所收取的土地出让收入47604597.29元，成为判断是否属于英华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务，是否应由公司原股东承担的关键。 （一）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形成于2012年12月7日第九期《供地会审会纪要》所载明其同意英华公司土用途由改变前住宅（53.03年）、底商（23.03年）、农贸市场（23.03年）改变为住宅（70年）、底商（40年）、商服（40年）、农贸市场（40年）内容可以得知，案涉土地因使用年限增加发生改变，土地评估价格亦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英华公司与成都市公共建设配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2012年2月15日签订《居住区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合同》将本应无偿移交的案涉规划公建配套农贸市场归属公司自行经营并管理后，案涉土地用途发生实质改变。（三）成都市国土局《关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函相关事宜的复函》第三项明确载明：依据成国土资发[2007]338、528号文的规定，土地使用条件调整后，出让起始年限按新用途满年期重新计算，土地使用者也可以提出申请，按原剩余年期办理；第五项：《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第五条“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具体是指改变规划批准的相关指标（包括土地面积，用途，年限，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批准改变时”的具体时间节点是2012年12月7日；土地出让收入按照“双评估差价”计算得出，“双评估差价”的具体含义是指出让土地用途调整时，按批准改变时新土地使用条件下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与批准改变时原土地使用条件下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的差额，收取土地出让收入的相关内容。 本院认为，依据前述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第九期《供地会审会 纪要》所载明的内容和其向一审所法院出具的复函以及英华公司与成都市公共建设配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居住区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合同》将公建配套农贸市场转为自持的证据，足以认定本案所涉“土地改变使用条件”系因增加土地使用年限和改变土地使用用途所致，而具体改变的时间节点为2012年12月7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第九期《供地会审会纪要》之后，即案涉股权发生转让后，由股东已经发生变化的英华公司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一》得以确定。故因“土地改变使用条件”而导致“双评估差价”产生47604597.29元土地出让收入的缴纳义务，并非英华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务，依照合同约定不应由黄鸣、赵龙、邓禾负担。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英华公司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依据的是2007年的规划设计条件，土地使用条件客观发生改变是在2007年，国土资源局批准改变的时间为2012年，此时采用‘双评估差价’的计算方法收取土地出让收入是行政机关核定土地出让收入的一种计算方法，不能据此得出是延长土地使用年限增加的费用”。系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关于办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证导致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契税2382133.06元，印花税39707.22元以及滞纳金953160.93元究竟应该由谁承担的问题 黄鸣、赵龙、邓禾认为，国有土地使用证契税和印花税并非股权转让前形成的债务，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也并非黄鸣、赵龙、邓禾义务，费用不应由其承担，应由股权转让后的英华公司承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关于“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以及第六十二条第六项关于“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之规定，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合同法确定的解释规则，在本案所涉合同相对各方并未具体约定合同义务承担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借黄鸣2012年9月7日《回函》中关于“我方正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过程中，由于政府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现土地出让金税额尚未确定，这涉及各股东重大利益，我方正与规划、国土部门积极沟通，望股东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参与解决”的内容，而径行认定办理国土权证所涉费用系英华公司原股东的主要义务。首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契税、印花税均是是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时，政府向其承受者征收的一种税收。其次，2010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之后，英华公司股东已经工商登记变更为石友林、翁贞荣。黄鸣2012年9月向英华公司《回函》之时，公司股东已经变更登记为陈颖、施秋珍等。黄鸣、赵龙、邓禾已经不是英华公司股东。在该特定交易背景下，从《回函》文义来看，按照一般理性人的通常理解标准，该《回函》中所称的“股东”应当指向英华公司时任股东。同时，英华公司作为商事主体，是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也是增加土地使用年限和改变土地使用用途导致获取高额利润的直接受益人，缴纳契税和印花税系其法定义务。一审法院以履行费用各方约定不明，认为原股东溢价转让公司股权，股权转让款理所应当包含土地成本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滞纳金，依据本院查明，1995年5月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成国土【1995】第76号出让合同后，仅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的20%即378001.8元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余额未在合同签订后60日内付清。《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由英华公司2005年3月31日代四川泰瑞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1512007元得以缴清原合同项下土地出让金。一审法院依据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函相关事宜的复函》所载明的滞纳金收取依据以及计算方式，认定该笔滞纳金属于股权转让之前的债务，应由黄鸣、赵龙、邓禾等老股东承担。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易欣公司的拆迁代办费1924710元及垃圾清运费90000元的承担问题 从案涉土地上留存房屋拆迁工作直至2012年才最终得以完成的实际情况看，完成拆迁安置手续也是案涉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前提条件。且英华公司与易欣公司签署《委托代办拆迁安置合同》时间发生在股权转让以前，同时，依据黄鸣于2012年1月20日出具承诺函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易欣公司的拆迁代办费1924710元及由于拆迁所发生垃圾清运费90000元属于股权转让前的债务，应由英华公司承担，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黄鸣、赵龙、邓禾认为在一审法院组织股权转让各方进行的对账中，证据显示拆迁费用只有不到4300万元，并未超过协议约定4000万元拆迁成本，而判决认定超过4300万元的部分2087126.48元由其负担无事实依据。经查，英华公司与黄鸣于2011年5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主要约定：案涉部分房屋拆迁工作，应控制在4000万元人民币的总成本以内，如有超出公司有权从应付给黄鸣的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拆迁安置补偿，采用房屋互换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并行的模式，被搬迁人补差部分不得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如有超出，公司现股东有权从应付黄鸣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一审法院2017年7月10日询问黄鸣笔录中载明以下内容：审：《协议书》约定拆迁工作不得超出4000万元成本，你为什么主张不超过4300万？黄鸣：因为《协议书》第三条有约定，房屋互换部分房屋面积与被拆迁房屋面积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还有300万元的误差。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案涉土地拆迁安置中事实存在货币方式和以房屋互换方式两种拆迁方式，而上述两种方式计算拆迁成本必然存在面积补差，且黄鸣本人并未否认存在面积补差的情形。同时，黄鸣自己也曾出具相应的函件，认可易欣公司在原来的拆迁协议基础上增加的拆迁费，故将英华公司实际支付拆迁成本45087126.48元超出部分，即2087126.48元认定为应由公司原股东负担并无不当。 综上，石友林、翁贞荣有权从股权转让款中扣减的费用包括： 综上，扣减上述金额后，石友林、翁贞荣应向黄鸣、赵龙、邓禾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余额为60000000元-8899662.58元=51100337.42元。 二、关于成都汇金公司是否应当就石友林、翁贞荣的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以及英华公司是否对案涉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黄鸣、赵龙、邓禾主张成都汇金公司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依据是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认为前述证据能够证明石友林和翁贞荣仅仅是成都汇金公司员工，二人明显没有履约能力，其受让股权的行为是受公司指使，因此成都汇金公司作为实际购买人应承担付款责任；主张英华公司作为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是若英华公司没有在石友林等人进行股权转让时假冒黄鸣签名并在资料上恶意加盖公章并进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那么石友林、翁贞荣向外转让股权不可能成功，二人能够违约、侵权和逃废债务成功，其假冒黄鸣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行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属共同侵权人，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仅凭借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罚决定书，在黄鸣、赵龙、邓禾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成都汇金公司实际控制并指派石友林、翁贞荣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与英华公司之间存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从而丧失公司独立人格，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下，其要求汇金公司应当就石友林、翁贞荣的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以及英华公司对案涉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按照协议约定，在英华公司取得案涉国土使用权证付款条件成就后，黄鸣、赵龙、邓禾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享有的应是要求石友林、翁贞荣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权。成都汇金公司并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石友林、翁贞荣系接受成都汇金公司的委托与黄鸣、赵龙、邓禾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黄鸣、赵龙、邓禾主张成都汇金公司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鸣、赵龙、邓禾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石友林、翁贞荣应在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鸣、赵龙、邓禾支付股权转让款51100337.42元； 二、驳回黄鸣、赵龙、邓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41800元，由石友林、翁贞荣负担300000元，由黄鸣、赵龙、邓禾负担4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7008.74元，由石友林、翁贞荣负担280000元，由黄鸣、赵龙、邓禾负担37008.7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文京 审判员何杉 审判员王玥 二Ｏ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贾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