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民终65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建国，男，197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姚芳，女，197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志东，江苏润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一峰，男，196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小萍（别名葛晓萍），女，196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宁铭，江苏漫修（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朱天明，男，1987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凤凰镇魏庄村第****，现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芳，江苏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玲，女，197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张，住张家港市div>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春韵，女，1969年1月11日生，汉族，住张，住张家港市div>上诉人曹建国、朱姚芳、朱一峰、葛小萍因与原审第三人朱天明、陈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2民初4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一峰、葛小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曹建国、朱姚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曹建国、朱姚芳不具有向朱一峰、葛小萍出借53万元款项的意思表示。首先，曹建国、朱姚芳始终主张涉案88万元属于同一性质，不存在部分出借、部分归还款的意思表示。其次，曹建国、朱姚芳曾就涉案款项向一审法院提起过（2014）张乐民初字第394号诉讼，从未认为该款项系出借给朱一峰、葛小萍的借款，亦未催讨过。再次，曹建国、朱姚芳在办理（2014）张乐民初字第394号撤诉手续过程中，已亲口确认涉案款项系通过朱一峰转给朱天明的事实，而无出借的意思表示。2、曹建国、朱姚芳不具备向朱一峰、葛小萍出借53万元款项的出借能力。曹建国、朱姚芳为了给朱天明转款，已通过朱一峰关系四处借钱。故在其借款同时又向朱一峰、葛小萍出借款项，完全不符合逻辑。3、曹建国、朱姚芳称朱一峰“急需用钱”是虚构的。根据陈玲的陈述及银行凭据证明，在其出面出借给朱姚芳的35万元中，实际上有5万元是朱一峰作为长辈真心诚意帮助两个晚辈渡过难关而帮衬的。所以朱一峰作为实际债权人并无借款的需要。4、朱一峰、葛小萍对于否定借贷合意已依法尽到举证责任。一审中，朱一峰、葛小萍对款项流转情况及流转原因进行了举证和说明，与第三人朱天明、陈玲的陈述及证据能否互相印证，并结合曹建国、朱姚芳相互矛盾、不符合逻辑地陈述和行为，足以使人产生合理怀疑，从而否认曹建国、朱姚芳陈述的借贷合意。然一审法院仅以“款项金额不能对应，100万元是否系借款亦不能确定”为由，认定朱一峰、葛小萍提供的证据并未达到必要的证明程度，免除了曹建国、朱姚芳对借贷合意继续举证的义务，这显然是机械、片面理解举证规则所致。上诉人曹建国、朱姚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曹建国、朱姚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朱姚芳向陈玲借款35万元及委托朱一峰归还的事实不清。首先，朱姚芳与陈玲、韩春韵等人并不认识，而朱一峰与陈玲、韩春韵都是朋友关系，且款项的出借、归还都是由朱一峰一手操作的。故如果真是朱姚芳借款，出借人也应获取朱姚芳信息并及时与朱姚芳联系，但实际上朱姚芳并不知情。对于借条35万元，朱姚芳称是因朱一峰碍于其公务员领导身份不便借款而由其代为出面借款的陈述更具有合理性。其次，尽管朱姚芳向陈玲出具了35万元的借条，但陈玲并未实际向朱姚芳出借款项。即使指示付款，也应当有朱姚芳来指示。而实际上朱姚芳并未指示。再次，韩春韵与朱一峰系朋友，存在利害关系。韩春韵在（2014）张乐民初字第394号案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陈述朱姚芳是否在场表示不记得，但在本案庭审中陈述朱姚芳在场，证言前后不一，不具有证明力。最后，陈玲实际向朱天明打款30万元，朱一峰打款5万元不能作为陈玲的出借款，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未就35万元债务承担进行处理。首先，朱一峰陈述因曹建国向朱天明借款100万元，其受朱姚芳委托作为中间人归还朱天明的款项88万元。但朱一峰及朱天明陈述的有关物资新村房屋、华夏银行贷款、朱天明打款100万元到曹建国账户等事宜，一审判决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该100万元是否系借款不能确定。故朱一峰提供的证据并未达到必要的证明程度。既然不足以证明，就应当认定曹建国、朱姚芳的全部款项88万元均为借款。其次，朱一峰承认收到了全部款项88万元，但朱姚芳从未收到过陈玲出借的35万元。一审仅判决朱一峰归还53万元，对于其余35万元由谁承担未予处理。依此判决，曹建国、朱姚芳的35万元就“凭空消失”了。如此判决，显属错误。原审第三人朱天明述称，同一审陈述意见。此外，一审判决关于涉案款项与2012年6月11日朱天明打款至曹建国100万元的“款项金额不能对应”指代不明，且只引述曹建国、朱姚芳的话认为朱天明是实际使用人，与事实不符。关于100万元中的88万元，朱姚芳先认为是不当得利，后改认为是借贷，一审法院未考虑朱姚芳撤诉的背景。在法庭审理的录音资料证明了曹建国、朱姚芳对朱一峰曾表示歉意，这行为与其现在所认为的债务人是朱一峰不符常理，说明曹建国夫妇对朱一峰撤诉时，就是认为朱一峰是他们与朱天明借贷关系中的帮助转款人。一审法院将曹建国、朱姚芳转款给朱一峰的88万元使用了两个标准，将53万元认定为民间借贷，将35万元认定为帮助朱姚芳还款给陈玲这样的性质，产生了新的法律关系。原审第三人陈玲未有陈述意见。曹建国、朱姚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朱一峰、葛小萍立即归还曹建国、朱姚芳借款88万元，并承担利息（自2012年6月29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一峰、葛小萍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一）案涉款项均通过银行汇付，具体经过如下：2012年6月15日，朱姚芳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至朱一峰中国银行账户10万；2012年6月16日，朱姚芳通过无折现金存款方式存钱至朱一峰中国银行账户25万；2012年6月27日，由朱姚芳经办，通过曹建国中国交通银行电汇至朱一峰中国工商银行35万；2012年6月28日，由朱姚芳经办，通过曹建国中国交通银行电汇至朱一峰中国银行18万。四笔款项合计88万元，朱一峰均已收到。2012年6月16日，朱一峰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转账给朱天明35万元（对应朱姚芳、曹建国第1、2笔打款）；2012年6月28日，朱一峰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转账给朱天明18万元（对应朱姚芳、曹建国第4笔打款）；2012年6月29日，朱一峰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款至韩春韵工商银行账户30万元，自留5万元（对应朱姚芳、曹建国第3笔打款）。上述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银行凭据为证。(二)关于朱一峰转给韩春韵30万元、自留5万元的事由如下：2012年6月16日，朱一峰带领朱姚芳至朱一峰朋友韩春韵家中，由朱姚芳在韩春韵事先打印好的借条“借款人”处签字，向陈玲出具借款35万元的借条1份。借条由韩春韵保管。借条约定2012年6月底前归还，到期不归还承担24%年息，并以张家港市杨舍镇物资新村4幢504室房屋做担保抵押（后未办理抵押手续），担保人为朱一峰。朱一峰在借条下部书写“此款划入农业银行沙洲路支行朱天明6228480404292461914”。同日，陈玲配偶朱跃强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电话转账至其表兄刘茂伟30万元，刘茂伟接到韩春韵指示、经向陈玲、朱跃强确认，在收到该款后电话转账至朱天明的上述农业银行账户。因刘茂伟卡上仅有30万元，剩余的5万元由朱一峰通过ATM机分三笔存款至朱天明中国银行账户。一审另查明，韩春韵为陈玲夫妇推荐理财计划，陈玲夫妇的钱放在其亲戚刘茂伟卡上，由韩春韵与刘茂伟操作理财事宜。2012年6月29日，韩春韵收到朱一峰打款30万元。后于2012年7月4日，将其工商银行账户的30万元转账至其农业银行账户，并于2012年7月6日通过电话银行向刘茂伟账户分2笔汇款合计30万元。上述事实，有朱一峰、葛小萍提供的《借条》、一审法院向陈玲、韩春韵、刘茂伟所做调查笔录以及朱一峰、陈玲提供的银行凭据佐证。（三）关于本案的纠纷，曹建国、朱姚芳曾于2014年6月18日起诉朱一峰归还88万元，立案案由为不当得利。曹建国、朱姚芳与朱一峰就案件事实进行了举证、质证。后一审法院向曹建国、朱姚芳释明，其陈述打款事由是朱一峰急需用钱，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询问是否变更案由，朱姚芳当庭表示需一周时间考虑。后曹建国、朱姚芳于2014年10月14日撤诉。上述事实，有一审法院调取的（2014）张乐民初字第394号卷宗材料、第三人朱天明提供的（2014）张乐民初字第394号庭审笔录佐证。（四）朱一峰、葛小萍于1988年5月31日登记结婚。以上事实由曹建国、朱姚芳提供的《结婚登记申请书》为证。（五）与本案相关联事实：1、案涉人物关系：朱姚芳、曹建国为夫妻关系，朱一峰、葛小萍（又名葛晓萍）为夫妻关系，朱天明、高菲为夫妻关系，高培钧、姚永萍为夫妻关系。朱姚芳为朱一峰堂侄女，朱一峰为高培钧的堂妹夫，朱天明为高培钧女婿。2、物资新村4幢504室的房屋所有权人变更情况：2011年10月10日，高培钧出具借条1份，确认向朱姚芳借款140万元；同日，朱姚芳与高培钧、姚永萍签订抵债协议，高培钧、姚永萍以其名下物资新村4幢504室房屋（含汽车库）及两辆车辆抵债140万元。11月24日，两车过户至朱姚芳名下；12月7日，上述房产过户至曹建国（共用人朱姚芳）名下。2014年6月18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朱姚芳、曹建国诉高培钧、姚永萍返还财产纠纷一案，在该案中，高培钧、姚永萍提起反诉要求确认上述抵债协议无效。一审判决认定抵债协议有效，高培钧、姚永萍应返还两车。此后高培钧、姚永萍不服上诉，二审案件认定借款140万元就是房屋及车辆的对价，即使低于市场价，鉴于双方的亲戚关系及高培钧、姚永萍自主行使权利的合理因素，不足以认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曹建国、朱姚芳与高培钧、姚永萍关系一直较好，后因经济原因恶化。上述事实，有曹建国、朱姚芳提供的（2015）苏中民终字第01751号民事判决书及朱一峰、葛小萍提供的物资新村4幢504室房产证复印件为证。3、2012年6月，朱天明代朱姚芳、曹建国通过张家港市耐思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张佐强草签《房地产买卖协议》1份，后由曹建国、朱姚芳与张佐强正式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并于2012年6月26日，将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张佐强。上述事实，有第三人朱天明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一审法院向张家港市耐思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经理邱军义所做调查笔录为证。3、物资新村4幢504室房屋抵押担保、归还贷款等事项：2011年12月27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与张家港市诚信特种钢材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公司）签订最高额融资合同，额度500万元，期限一年。同日，曹建国、朱姚芳、何海英、张年红与华夏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张年红以其明日嘉园房屋做抵押担保，权利价值65万元，何海英以其向阳新村房屋作抵押担保，权利价值85万元，曹建国以物资新村4幢504室房屋作抵押担保，权利价值100万元，并办理了他项权证。华夏银行又与诚信公司签订两份承兑协议，承兑汇票金额合计500万元，保证金50%，诚信公司缴纳保证金250万元。所涉汇票到期后，华夏银行以诚信公司保证金250万元及其账户余额承兑，余款2493465.16元由华夏银行垫付。后经向曹建国、朱姚芳、何海英、张年红等催讨，曹建国、朱姚芳偿还100万元，何海英、张年红偿还87万元，余款623465.16元未付。为此，华夏银行于2012年7月31日起诉曹建国、朱姚芳、何海英、张年红要求其承担剩余款项的保证责任。（这个案件后来怎么判的？（2012）张商初字第0676号案件）关于该笔华夏银行的贷款，高培钧曾在（2014）张乐民初字第394号案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陈述“诚信炉料贷款用的。贷了款后我们当初是用了100万元，诚信炉料用了150万元”。关于曹建国、朱姚芳归还华夏银行的100万元的事实：2012年6月11日，朱天明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曹建国100万元；2012年6月12日，朱姚芳向华夏银行张家港支行归还100万元，履行了抵押担保责任。高培钧、朱天明、高菲向朱姚芳、曹建国出具《承兑》1份，载明“曹建国为张家港市诚信炉料有限公司房产抵押贷款100万元，现100万元贷款已归还华夏银行，由于诚信炉料有限公司沈波外逃去向不明。如在华夏银行还款过程中产生任何经济责任（包括法律责任）一律由朱天明、高菲两人负全部责任，与曹建国、朱姚芳没任何责任”。上述事实，有一审法院调取的（2012）张商初字第0676号民事判决书、第三人朱天明提供的（2014）张乐民初字第394号庭审笔录、第三人朱天明提供的由高菲拍照保存的《最高额融资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复印件、原告提供的华夏银行个人转账凭证、《承兑》等佐证。4、曹建国、朱姚芳与朱天明、高菲借款关系：2012年6月20日、7月12日，朱天明向朱姚芳出具借条各1份，载明借款15000元、73800元，合计88800元。2014年5月26日，朱姚芳为此起诉朱天明、高菲。朱天明、高菲认可收到款项，陈述该借款实际是高培钧所借，其代岳父高培钧出具借条，另外，其本人与朱姚芳“除了该笔往来之外还有其他资金往来，并另案诉讼，不在本案中主张抵销。”经查阅该案庭审笔录，“另案诉讼”指（2014）张乐民初字第394号曹建国、朱姚芳诉朱一峰不当得利一案。上述事实，有曹建国、朱姚芳提供的（2014）张凤民初字第0252号民事判决书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该案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曹建国、朱姚芳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要求朱一峰、葛小萍归还借款的民间借贷纠纷。曹建国、朱姚芳已提供银行打款凭证，并就借贷合意述称朱一峰“急需用钱”，曹建国、朱姚芳对与朱一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应当进一步结合朱一峰、葛小萍的答辩情况，对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分析认定。朱一峰、葛小萍辩称其系中间人受曹建国、朱姚芳口头委托归还其对他人所负债务，但朱一峰、葛小萍对其抗辩需提供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朱一峰、葛小萍就其辩称的其作为中间人受委托归还曹建国、朱姚芳对他人所负债务所提供的证据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是否已经达到必要证明的程度？从本案朱一峰打款对象，可以明显看到本案款项性质分成两部分：1、2012年6月29日，朱一峰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款至案外人韩春韵工商银行账户30万元，自留5万元。朱一峰、葛小萍辩称系受朱姚芳委托归还第三人陈玲的借款35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以及案外人韩春韵、刘茂伟对借条形成过程、借款支付、归还等事实的陈述，结合银行资金汇付记录，可以认定2012年6月16日，朱姚芳向陈玲借款35万元，指示打款至朱天明，款项支付方式为陈玲打款30万、朱一峰代其打款5万。据此，朱一峰、葛小萍辩称该部分系还款所提供的证据已达到必要证明的程度，一借一还，事实清楚，可以认定该35万元系朱一峰作为中间人受朱姚芳委托归还朱姚芳对第三人陈玲（朱一峰）所负债务。2、关于其余三笔，合计53万元。朱一峰、葛小萍辩称为受曹建国、朱姚芳委托归还第三人朱天明款项。朱一峰、葛小萍辩称该部分53万元，加上陈玲、朱一峰此前向朱天明打款的35万元，合计88万元，系朱姚芳通过其账户对应归还2012年6月11日朱天明向曹建国的100万元借款。对此，曹建国、朱姚芳认为2012年6月11日的100万元打款系第三人朱天明以及高培钧作为贷款实际使用人应归还华夏银行的款项，并非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款项金额不能对应，100万元是否系借款亦不能确定，故朱一峰、葛小萍辩称所提供的证据并未达到必要证据的证明程度，对朱一峰、葛小萍辩称的53万元款项系受朱姚芳委托归还其对第三人朱天明所负债务的主张，碍难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合法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曹建国、朱姚芳向朱一峰以银行打款方式多次交付款项，主张成立民间借贷。朱一峰、葛小萍系夫妻关系，上述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共同归还。关于曹建国、朱姚芳要求朱一峰、葛小萍支付自2012年6月29日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利率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未约定利息的视为无利息，2014年就案涉款项的诉讼案由为不当得利，且曹建国、朱姚芳后申请撤诉，故本案仅支持自本案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以年利率6%为限）计算的逾期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朱一峰、葛小萍应共同归还曹建国、朱姚芳借款53万元及利息（以53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2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以年利率6%为限计算）；二、驳回曹建国、朱姚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曹建国、朱姚芳负担3500元，由朱一峰、葛小萍负担9100元。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对于该条规定中的被告的举证责任，只需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并不确定、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达此程度则原告需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如果原告不能提供更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对于涉案款项的性质，朱一峰抗辩其接收转账是基于中间人身份给付朱天明款项。对此，朱一峰应就其主张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本院认为，综合目前当事人陈述及提供证据，朱一峰、葛小萍举证已达到曹建国、朱姚芳所主张的借贷事实并不确定、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理由如下：第一，曹建国、朱姚芳并无证据证明朱一峰有“急用资金”之需求。本案中朱姚芳向第三人陈玲出具了35万元借条，说明朱姚芳有借款需求。而朱姚芳向第三人朱玲借款的35万元中有5万元是朱一峰作为出借人给付的，故在朱一峰尚有能力代出借人给付借款的情况下，朱姚芳主张朱一峰“急用资金”而向其借款，与常理不符。且朱姚芳对外借款时向出借人出具了借条，而同时期其主张作为出借人又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条，亦与常理不符。第二，款项流转有对应性，第三人及证人陈述意见亦与朱一峰意见相印证。如朱一峰所述，四笔款项最终分别转入第三人朱天明处，款项一一对应，时间点也接近。第三人朱天明、陈玲均陈述了归还款项事实，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特别是朱天明提供的2012年6月11日转款100万元凭证、朱姚芳向陈玲出示的借条、与双方都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姚某的证言，形成了相应的证据链。而曹建国、朱姚芳除转账凭证之外，并未能提供相应其他证据证明存在借贷合意。从双方举证证据证明力来看，曹建国、朱姚芳举证偏弱。第三，曹建国、朱姚芳和案外人高培钧、第三人朱天明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多份生效判决证明。而曹建国、朱姚芳因归还以其房屋抵押的华夏银行贷款而接收第三人朱天明100万元汇款属实，故曹建国、朱姚芳与第三人朱天明发生关系的可能性较大。第四，朱一峰身份特殊。各方均认可朱一峰系朱姚芳、朱天明的长辈，系“堂娘舅”。在民间，“娘舅”具有居中调停的传统。故在本案无证据证明朱一峰与曹建国、朱姚芳及朱天明之间分别具有确定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朱一峰陈述的以长辈身份作为中间人代转款项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第五，曹建国、朱姚芳就涉案88万元款项起诉朱一峰已经经过了一次诉讼，案由是不当得利，并未主张借款。朱一峰、朱天明及证人姚某、韩春韵也在前案中分别陈述并作证，各方陈述比较稳定且能讲述各种细节。而朱姚芳对于出借88万元的经过无相应细节陈述，包括具体借款用途。第六，88万元款项，虽然分四笔，但双方都认可是同一性质款项，应当同性质裁判。故，朱一峰、葛小萍举证已达到曹建国、朱姚芳所主张的借贷事实并不确定、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曹建国、朱姚芳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合意。现曹建国、朱姚芳并未就与朱一峰的借贷合意提供证据，此结果应由主张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即曹建国、朱姚芳承担。综上，曹建国、朱姚芳未能就借贷合意提供有利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2民初457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曹建国、朱姚芳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曹建国、朱姚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曹建国、朱姚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燕芳审判员  祝春雄审判员  林李金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孙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