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94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景坤，男，1965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长征，广东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富萍，女，195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笑珠，广东德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佩丝，广东德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景坤因与被上诉人孔富萍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9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孔富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景坤向孔富萍返还票据利益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徐景坤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孔富萍持有中国农业银行支票1张，支票记载出票人为徐景坤，收款人为孔富萍，号码为10304430-42958572，票面金额30万元，用途为往来，出票日期为2017年7月30日。2017年8月10日，孔富萍持上述支票到银行提示付款时，支票被银行以“约定使用支付密码的，支付密码未填写或错误”为由退票。一审法院认为：徐景坤签发的银行支票，形式完备，要素齐全，应为有效票据。孔富萍作为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进而向出票人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该主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孔富萍主张返还的票据利益仅限于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为此，法院对孔富萍主张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另本案是基于孔富萍怠于行使权利而引起本案纠纷，故诉讼费应由孔富萍承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徐景坤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孔富萍返还30万元；二、驳回孔富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两项合共4920元，由孔富萍负担。上诉人徐景坤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孔富萍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依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孔富萍作为案涉支票的持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对其票据利益的合法取得应负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本案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徐景坤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票据基础关系，故其向徐锦坤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二、一审程序违法。案涉票据未经背书，双方之间为直接前后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但在徐景坤一审已明确提出基础关系抗辩的情况下，孔富萍未就此举证，而一审判决却回避该关键问题，程序违法，应予纠正。孔富萍辩称：一、孔富萍向徐景坤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予以支持正确。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强龙金属制品厂（以下简称强龙厂）与佛山市顺德区翔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田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徐景坤是翔田公司的股东，孔富萍是强龙厂投资人冯万章的妻子。徐景坤于2017年7月30日出具收款人处为空白的案涉支票给强龙厂，由于该支票是私人支票，需以个人名义作为收款人才能到银行兑现，故填写孔富萍作为支票的收款人，但该支票被银行以支付密码错误为由退票。该支票依法完整记载了必须记载的事项，形式要件完备，合法有效，徐景坤也在一审庭审中确认该票据的真实性，且孔富萍也举证证明了该支票被银行拒付，孔富萍作为票据的合法持有人享有票据权利。因此，孔富萍基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向徐景坤主张支付票据项下的款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应予支持。二、徐景坤的主张及理由前后矛盾，应予驳回。首先，票据行为具有无因性，无需双方存在基础关系。持票人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不以双方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为必要条件，除非债务人能够举证证明与持票人之间有直接的基础关系。然而，徐景坤在一审庭审中及上诉状中均明确否认与孔富萍之间存在直接的基础关系，故其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基础关系为由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前后矛盾。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仅适用于票据直接前后手存在直接基础关系的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的情形，否则从票据无因性出发，依法保护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本案中，孔富萍与徐景坤不是直接前后手关系，且双方均确认与对方不存在直接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不适用上述规定，不适用票据基础关系抗辩，故徐景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孔富萍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复写纸书写中的下页欠条，拟证明强龙厂与翔田公司有业务往来，翔田公司收回了2017年2月至5月的单据并开具了两张支票支付货款，其中一张是案涉支票，经扣除后翔田公司仍欠强龙厂30600元；2.送货单10份、收料单5份、律师函复印件2份、快递单2份，交寄邮寄收据2份，共同拟证明强龙厂就翔田公司开具的支票不能兑现及支票以外的欠款问题委托律师发函给翔田公司的事实，用以佐证案涉支票是孔富萍合法取得的；3.工商登记打印件2份，拟证明强龙厂、翔田公司主体的真实存在，及强龙厂的投资人为冯万章；4.结婚证，拟证明孔富萍是冯万章的妻子。徐景坤质证认为：不能确认证据1、2的真实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仅能反映翔田公司与强龙厂之间的交易关系，不能反映孔富萍与徐景坤之间的关系。孔富萍起诉称徐景坤向其出具支票，这是孔富萍作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基础事实，即其主张是支票的第一手持票人，但其未能举证证明与徐景坤之间有直接的交易关系，即其未能举证证明与徐景坤有对价义务。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徐景坤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翔田公司支付予强龙厂的电子交易回单2张、翔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杏珊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翔田公司、卢杏珊通过转账方式向强龙厂、孔富萍转账，卢杏珊也转支票予强龙厂，并由孔富萍的儿子冯盛添签收，款项共计596675元，可以证明案涉支票项下的款项已由翔田公司全部付清，孔富萍起诉的基础事实已经不存在。孔富萍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的案由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属票据关系而非合同关系。案涉支票依法完整记载了必须记载的事项，形式要件完备，合法有效，孔富萍也已完成其合法取得案涉支票、享有票据权利、支票被银行拒付、享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举证责任。徐景坤在一、二审中也确认了该支票的真实性，确认该支票由其开出。因此，孔富萍有权要求徐景坤返还该支票项下的款项。由于徐景坤在一、二审中均否认与孔富萍存在直接基础交易关系，故本案不适用票据基础关系抗辩。徐景坤在二审庭审后证据，所涉双方为翔田公司与强龙厂，均非本案当事人，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其次，针对翔田公司与强龙厂的交易往来，案涉支票的出票日期为2017年7月30日，而从孔富萍举示的证据可见，强龙厂在2017年8月6日仍向翔田公司送货，由翔田公司签收，足以证明翔田公司与强龙厂在案涉票据开票后仍存在交易往来。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翔田公司支付案涉支票的事实。另外，结合2017年6月11日的欠条、送货单、收料单、2017年12月8日和2018年1月9日的律师函可见，翔田公司在2017年12月8日前欠强龙厂货款达70多万元，翔田公司在收到该律师函后对欠款金额并未提出异议，只偿还了部分货款。因此，该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徐景坤主张的待证事实，反而足以证明翔田公司和徐景坤未向孔富萍支付案涉票据款的事实。再者，在二审庭审中，徐景坤表示没有新证据提供，故其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所举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证据不应被采纳。经审查，本院认证认为：对于孔富萍提供的证据3、4和徐景坤提供的证据，对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确认。对于证据的认证意见详见以下“本院认为”部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徐景坤确认其系翔田公司的股东。徐景坤称其基于公司向其借款而开具案涉支票，其在开具支票时没有填写收款人。孔富萍与冯万章是夫妻关系。冯万章是强龙厂的投资人，强龙厂是个人独资企业。卢杏珊是翔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徐景坤应否向孔富萍返还案涉票据利益。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及诉辩，首先，徐景坤述称其系翔田公司的股东，其签发案涉支票系用于支付对翔田公司的借款，可见案涉支票的签发具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然而，徐景坤未在支票上载明收款人及用途，可见其默许持票人对此进行补记。其次，孔富萍主张其系强龙厂经营者冯万章的妻子，强龙厂因与翔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取得翔田公司交付的案涉支票，并于二审提供了翔田公司向强龙厂出具的欠条和送货单、收料单、律师函、快递单、交寄邮寄收据、结婚证等证据证明，徐景坤作为翔田公司的股东，未能举证推翻，由此可以证明孔富萍取得案涉票据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故本院对孔富萍的主张及二审举证均予采纳。强龙厂在支票收款人栏处补填孔富萍的姓名，并无违反法律规定，且徐景坤亦未能举证证明孔富萍不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故其以与孔富萍之间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抗辩无理，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孔富萍作为持票人，在票据因“约定使用支付密码的，支付密码未填写或错误”为由退票的情况下，可以行使票据追索权，要求徐景坤支付支票项下的金额。徐景坤在二审庭审后补充向本院提交证据，拟证明翔田公司已向强龙厂清偿案涉支票项下的款项，主张孔富萍起诉的基础事实已经不存在。经审查，从双方的举证来看，强龙厂与翔田公司之间存在多笔交易。徐景坤主张翔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卢杏珊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5日通过转账方式向强龙厂、孔富萍转账，及卢杏珊转支票予强龙厂，所付款项共计596675元。从孔富萍举示2018年1月9日律师函反映，翔田公司以徐景坤名义开具的包括案涉支票在内共计500000元的两张支票均无法兑现，除该两张支票外，翔田公司尚欠强龙厂货款及税金274996元，翔田公司在收到强龙厂的代理律师于2018年12月8日出具的律师函后，清还货款198976元。由此可知，翔田公司在2018年1月9日仍欠强龙厂576020元。翔田公司在此日后共计向强龙厂支付支票共计175939元，但徐景坤未能提供支票已有效兑现的证据佐证，即便支票已兑现，但经扣减，翔田公司仍欠400081元。而且，翔田公司、卢杏珊所付款项并未明确具体性质，不能反映其所付款项系用于支付案涉支票项下的款项。因此，徐景坤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翔田公司已向强龙厂清偿案涉支票项下的款项，其主张无需承担给付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徐景坤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徐景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睿审判员 李秀红审判员 曾慧元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吴升平书记员阮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