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1625行初172号原告杨其总，男，汉族，1984年1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委托代理人李新萍，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分局。法定代表人张国基，该局局长。诉讼负责人廖武，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王跃辉，该局法制大队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曾演林，该局法制大队民警。被告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邓卓文，该区代区长。诉讼负责人张国基，该区副区长。委托代理人鸥竟梅，该区行政复议办主任。原告杨其总诉被告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分局（以下简称源城公安分局）、被告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源城区政府）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纠纷一案，于2018年11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立案后于2018年11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0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其总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新萍，被告源城公安分局的诉讼负责人廖武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跃辉、曾演林和被告源城区政府诉讼负责人张国基及其委托代理人鸥竟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杨其总伙同李京和、李顺达等人于2017年12月26日上午9时许在河源市源城区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内将邹华锋带离并对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对杨其总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处罚。原告杨其总不服，向源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源城区政府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源城府行复决﹝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的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杨其总诉称，一、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对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邹华锋实施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缺乏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主观故意的证据，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2017年12月26日，原告等前往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的目的是与该所担任东源县向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称向阳公司）破产管理人的邹华锋律师再次交涉关于债权人李顺达在向阳公司破产重整期间作为投资人而滞留在该公司内的不锈钢原材料的清点事宜。在与邹华锋律师交涉无果的情形下，原告等虽采取了拽拉等行为强行要求邹华锋律师前往向阳公司配合清点债权人李顺达滞留的不锈钢原材料。但从整个过程来看，除了原告等人强行将邹华锋律师从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带至向阳公司的行为有一定的强迫性外，邹华锋律师的其他的活动（包括在向阳公司内的活动）并无受到任何限制，邹华锋在去往向阳公司的路途及进入向阳公司内进行货物清点的整个过程均可与外界自由联系，其手机一直由其支配和使用，而且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人员来到向阳厂进行货物清点也是邹华锋电话通知的，足以证明邹华锋的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非法控制，原告等人的行为并非构成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李京和系该案的共同参与人，经被告源城公安分局查证，李京和的行为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为此，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于2018年3月9日，以李京和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为由，作出河公源行不罚决字[2018]00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李京和不予行政处罚。原告与李京和均是邹华锋案件的共同参与人，双方在整个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和实施的行为性质基本相同。虽然在复议期间，原告获知前述河公源行不罚决字[2018]00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被河源市公安局河公复决字【2018】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撤销，但其撤销理由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非以李京和等人行为构成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为由作出前述撤销决定。3、原告主观上无非法限制邹华锋人身自由的故意。首先，原告等人在与破产管理人邹华锋多次提出要求进入破产企业进行查看并清点自身财物被拒绝的前提下，经案发当日再次交涉无果，目的是为了进入破产企业内查看并清点自身财产，主观上不具有限制邹华锋人身自由的故意，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处罚决定明显事实不清，缺乏证据支持。二、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1、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没有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原告享有提出暂缓申请执行的权利被剥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7条规定，对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作出后执行前应告知被处罚人是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出行政诉讼并且应充分告知其有提出暂缓执行的权利，当被处罚人的权利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才可以决定执行。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在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前并没有告知原告享有提出暂缓执行申请的权利，原告的合法权利被漠视。2、在未作出处罚决定前对原告使用手铐采取强制措施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二条和第十一条规定，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在行政处罚决定未作出，刚一做完询问笔录便对与原告使用手铐采取强制措施的行为明显违法。3、口头传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之规定，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对原告传唤未使用传唤证，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三、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的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属滥用职权。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基于与李京和同样的事实和行为，对同案人作出完全不同的两种处罚结果，明显是滥用职权。四、被告源城区政府作出源城府行复决［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为此，特诉至法院，请求：一、依法撤销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的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依法撤销被告河源市区政府作出的源城府行复决［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责令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支付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1423.70元及退还已缴纳的罚款200元。原告杨其总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8年7月12日，源城分局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2、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8年被告源城分局基于同一事实对李京和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证据3、通知书。证据4、取回不锈钢材料数量确认书。证据3-4证明李顺达是向阳公司的债权人。证据5、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6、EMS签收单。证据5-6证明原告于2018年10月29日收到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据7、视频，证明邹华锋在厂里是可以自由活动的。被告源城公安分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7年12月26日10时许，被告东埔派出所接报：源城区铭城大厦22楼有人被绑架。接报后，东埔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了解，现场为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系该所律师邹华锋被李顺达等人从该律师事务所带走乘车离开，并称前往东源县徐洞工业园向阳厂清点货物，现在暂时联系不上，怕发生危险。东埔派出所民警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告要求联系东源警方予以协助，同时该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主任张奕华到被告东埔派出所做报案材料。同日11时许，张奕华通过电话联系邹华锋，然后对被告民警说，邹华锋现在向阳厂，且河源市中级法院的法官、法警等人也在场，没有发生危险，不需要派出所处理了，张奕华没有做完报案笔录就离开了派出所。2018年01月08日，邹华锋律师携带相关材料到被告东埔派出所报案称：其于2017年12月26日10时许被李顺达等人强行拉拽至向阳厂进行货物清点，限制了其人身自由。我所对其报案进行了受理并传唤相关人员到所接受调查。经查，东源向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向阳厂）于2015年4月22日向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整，中院于2016年6月6日裁定准许重整，并指定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为向阳厂的管理人。其中邹华锋是该管理小组成员并担任对外联系人一职，李顺达则为向阳厂的债权人。期间，李顺达等人发现其在向阳厂内的不锈钢原材料有缺失，多次向邹华锋律师、管理人及市中院提出要求清点、返还原材料。市中院明确这属于管理人职责，要求找管理人协助解决，但均未得到妥善解决。2017年12月25日，李顺达等人为确认其在向阳厂内的不锈钢原材料数量向管理人的联系人邹华锋律师申请，但是被拒绝了，后在法院及债权人主席的协调下进厂察看，但由于不锈钢原材料位置的变化等原因没有确认缺失的数量。市中院也出具情况说明，李顺达作为债权人，在管理人的主持下可以到向阳公司厂里查看生产情况。2017年12月26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李顺达、李京和等人到国信律师事务所找邹华锋律师，提出要邹华锋律师协助前往向阳厂清点、核实其被非法处置的不锈钢原材料数量。邹华锋律师对其提出的核实要求予以拒绝。后嫌疑人李顺达、李京和等人使用拉拽的方式将邹华锋律师带至向阳厂进行清点工作。在此过程中，李顺达、李京和等人没有使用殴打、谩骂等暴力侮辱的手段。综上所述，嫌疑人杨其总等人违背他人意愿，违反法律规定，采用拉拽等方式将律师邹华锋从国信律师事务所（源城区）带至向阳厂××××），虽然时间较短，无殴打、辱骂的行为，但已经构成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的陈述与申辩、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被告认为，被告所作的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公安行政处罚裁决，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被告作出的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程序正当合法，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8年7月11日，违法嫌疑人杨其总到被告接受调查，被告依法告知其《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对其制作了《询问笔录》。被告工作人员在处罚前向其宣读《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但其拒绝签名，由被告两名办案民警签名确认无误。被告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给原告，但原告也拒绝签名，因此由被告两名办案民警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名并注明情况。因此，被告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至于原告提出的没有告知“有提出申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权利”，被告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已经告知。原告提出的“未在作出处罚前对其使用警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之规定，被告可以使用相关警械。关于被告提出的口头传唤问题，该案中被告办案人员多次敦促原告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原告自行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关于原告提出的“基于同样的事实和行为，作出完全不同的处罚”属滥用职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程序正当合法，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询问笔录（邹华锋），证明案件来源及邹华锋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证据2、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对该案进行受理的情况。证据3、委托书及询问笔录（张奕华），证明张奕华身份及邹华锋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证据4、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李京和），证明邹华锋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证据5、医院病历及诊断，证明邹华锋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后到医院的检查治疗情况。证据6、接受证据清单及民事裁定书，证明向阳厂和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的关系。证据7、视频截图，证明李京和等人非法限制邹华锋人身自由的情况。证据8、公证书及视频，证明邹华锋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过程。证据9、人口信息，证明邹华锋和李京和的人员信息情况。证据10、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当时对李京和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证据11、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证据12、情况说明，证明李京和等人经多次传唤没到位情况。证据13、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李京和），证明杨其总参与非法限制邹华锋人身自由的事实及被告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证据14、辨认笔录及相片，证明杨其总参与非法限制邹华锋人身自由的事实。证据15、视频截图，证明杨其总参与非法限制邹华锋人身自由的事实。证据16、人口信息，证明杨其总的人员信息情况。证据17、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履行告知义务和送达义务。证据18、发票及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被告对杨其总处罚执行情况证据19、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源城区人民政府对杨其总申请复议的认定情况。被告源城区政府辩称，一、被告受理复议案件并作出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职权受理后，通知第三人参与行政复议，并对各方当事人进行问话调查和质证。在法定期限内，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二、被告认定杨其总的行为构成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有足够的证据。2017年12月26日上午9:30许，李顺达、李京和、杨其总到向阳公司破产案管理人河源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办公室，要求该管理人的对外联系人邹华锋律师协助他们到向阳公司清点货物，邹华锋予以拒绝，称要向管理小组汇报批准后才能进入向阳公司。李顺达、李京和、杨其总随即用多次拉拽的方式强行将邹华锋从办公室拉进电梯。到了河源国信所办公楼一楼，李顺达、李京和、杨其总、李鉅洋等人不顾邹华锋的反抗，将邹华锋强行拉拽上一辆SUV轿车前往向阳公司。以上事实有公安机关提供的问话材料、视频材料等证据证实，杨其总在复议阶段也未否认。人身自由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李顺达、李京和、杨其总等人到河源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强行将邹华锋带至向阳公司的行为，违反了邹华锋的个人意愿，应认定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三、本案不存在同案不同罚及不公平的问题。李京和系2017年12月26日邹华锋案件的共同参与人，源城公安分局对其作出的河公源行不罚决字[2018]00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被河源市公安局河公复决字[2018]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撤销。该案件参与人员李顺达、李京和、李鉅洋等人未传唤到案或未受处罚的情况，不影响本案定性。综上所述，被告源城区人民政府作出源城府行复决[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予以维持。被告源城区政府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答复书，证明原告、第三人的申请复议内容及源城分局的答复内容。证据2、问话笔录、质证笔录、申请人质证意见和第三人质证意见，证明对源城分局进行问话调查，原告及第三人发表质证意见。证据3、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被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撤销证据4、源城分局对邹华峰、杨其总、李京和、张奕华的询问笔录及提供的四份视频截屏图（杨其总及李京和予以确认），证明原告及李顺达等人用强制方式强行将邹华锋从河源国信信杨律师事务所带至向阳公司的事实。证据5、行政复议受理通知等法律文书，证明行政复议阶段程序合法。证据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依法作出源城府行复决〔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经庭审质证，原告杨其总对被告源城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询问笔录（邹华锋），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对其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对其有人身伤害，只是请的方式有点过度；对证据9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15与证据8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1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7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9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源城区政府质证认为无异议。对被告源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邹华锋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问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据3、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与源城分局提供的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4与源城分局提供的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对被告源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无异议。对原告杨其总提供的证据，被告源城公安分局质证认为：对证据3通知书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三性没有异议；对其他的证据没有意见。被告源城区政府质证认为：对证据1、2、5、6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7仅能证明邹华锋在厂里的活动，不能证明其到厂里的过程没有受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和被告源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及与本案的关联性，相互印证，可以反映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和证据5-6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提供的证据3-4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东源向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阳厂）于2015年4月22日向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6日裁定准许破产重整，并指定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为向阳厂的管理人。该所律师邹华锋是该管理小组成员并担任对外联系人，李顺达则为向阳厂的债权人。李顺达发现其在向阳厂内的不锈钢原材料有缺失，多次向邹华锋律师、管理人及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要求清点不锈钢原材料，但均未得到协调解决。2017年12月25日，李顺达等人为盘点其在向阳厂内的不锈钢原材料数量向邹华锋申请确认缺失的数量，但是被邹华锋拒绝。2017年12月26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李顺达、李京和和原告杨其总等人到国信律师事务所找邹华锋，提出要邹华锋律师协助前往向阳厂清点、核实不锈钢原材料数量。邹华锋对其提出的请求予以拒绝后，李顺达、李京和和原告杨其总等人使用拉拽的方式将邹华锋拉进电梯，下来一楼大厅后，李顺达、李京和、李矩洋等人对邹华锋进行拉扯将其推上车，带至向阳厂清点货物。在此过程中，李顺达、李京和等人没有使用殴打等暴力手段。到达向阳厂后，李顺达等人未殴打邹华锋，也没有扣押其手机，直至中午11时以后，邹华锋因身体不适被送至东源县人民医院治疗。2017年12月26日14时，邹华锋向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东埔派出所报案称其被原告杨其总等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2小时。2018年1月8日，邹华锋携带相关材料到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东埔派出所报案，称其被人非法拘禁。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东埔派出所受案后并传唤相关人员接受调查，并于2018年3月9日作出河公源行不罚决字[2018]00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涉案人李京和不予行政处罚。邹华锋不服向河源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河源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2日作出河公复决字［2018］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对李京和作出的河公源行不罚决字[2018]00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李京和不服河源市公安局作出的河公复决字［2018］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正在审理之中。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传唤原告杨其总接受调查后，告知了杨其总依法享有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并对杨其总进行了询问，杨其总在权利义务告知书和询问笔录上签名，并进行了辨认和指认，杨其总确认其具有拉扯了邹华锋的行为。2018年7月12日，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向原告杨其总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陈述、申辩的权利，由于杨其总拒绝签名，办案民警在该笔录签名注明。同日，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了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杨其总伙同李京和、李顺达等人于2017年12月26日上午9时许在河源市源城区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内将邹华锋带离并对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对杨其总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处罚。由于杨其总拒绝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办案民警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名注明。原告杨其总被执行了行政拘留，并于2018年7月17日缴交了罚款。原告杨其总不服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向源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源城区政府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源城府行复决﹝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的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杨其总仍不服，于2018年11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为负责治安管理工作的公安机关，具有对其管辖区域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具有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职权，其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一）确有依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公民人身自由受到法律保护，而不受他人的非法控制。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管理行政案件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经调查确认违法行为应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应当根据违法情节及具体情况，对违法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本案中，李顺达纠集原告杨其总等多名男子，在邹华锋明确表示不愿意去向阳厂清点货物的情况下，为达到其目的，李顺达、李京和和原告杨其总等人使用拉拽的方式将邹华锋拉进电梯，下来一楼大厅后，李顺达、李京和、李矩洋等人强行对邹华锋进行拉扯将其抬上事先准备好的汽车，带至向阳厂后直至邹华锋因身体不适，被送至东源县人民医院治疗。以上事实，有原告杨其总的陈述与申辩、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相互印证，已经形成证据链，且杨其总在接受被告源城公安分局调查期间，亦承认了其参与并具有拉扯邹华锋的行为，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然邹华锋整个过程并未采取呼救、报警等自救措施，但在此期间，李顺达、李京和等人虽没有使用殴打等直接的暴力胁迫行为，但是从下电梯到向阳厂的整个过程中，李顺达、李京和、杨其总等人对邹华锋形成绝对的人数优势，对邹华锋造成强大的精神威慑，邹华锋个人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实际上是处于他人的控制之下，邹华锋客观上无法自主决定是否愿意去向阳厂，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是否主动参与清点货物，杨其总等人的行为显然已经限制了邹华锋的人身自由，违背了邹华锋的主观意志。从邹华锋被拉扯推至事先准备好的汽车上过程来看，邹华锋已经以其行为明确表示其不愿接受李顺达、李京和、杨其总等人的要求前往向阳厂清点货物，而且邹华锋当天离开向阳厂经过人民医院治疗后立即向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东埔派出所报案称其被原告杨其总等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2小时，故此可以认定邹华锋当时已无法按其意志自由行事，原告杨其总等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邹华锋的人身自由。因此，杨其总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该行为已构成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对杨其总作出拘留五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处罚决定适当。被告源城公安分局经告知杨其总依法享有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制作询问笔录、辨认等执法程序，并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履行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虽然原告杨其总拒绝在告知笔录上签名，但办案民警在予以签字注明，故其执法程序合法。被告源城区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作出源城府行复决[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至于原告杨其总主张其行为目的是为了进入破产企业内查看并清点自身财产，主观上不具有限制邹华锋人身自由的故意，本院认为，主张自身权益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即，不论李顺达方是否为了清点自身财产，均不影响对杨其总的违法行为的认定，原告杨其总的行为客观上已经构成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杨其总又称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对李京和基于同样的事实作出不予行政处罚，而认定共同参与人杨其总违法事实成立不当，本院认为，对于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对李京和作出的河公源行不罚决字[2018]00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邹华锋不服向河源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河源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2日作出河公复决字［2018］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现李京和不服河源市公安局作出的河公复决字［2018］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正在审理之中，即对李京和违法事实是否成立，尚未得到有权机关的生效确认，故原告据此主张被告源城公安分局滥用职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杨其总又称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没有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原告享有提出暂缓申请执行的权利被剥夺，并且在未作出处罚决定前对原告使用手铐采取强制措施违反法定程序，本院认为，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已经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上载明“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原告杨其总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名确认，足以证实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已经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下列任务，遇有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可以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一）抓获违法犯罪分子或者犯罪重大嫌疑人的……”原告杨其总作为违法行为人接受被告源城公安分局调查时，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在执法时可以使用手铐等约束性警械，并无不当之处。因此，对原告杨其总提出被告源城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撤销被告源城公安分局对原告杨其总作出的河公源行罚决字[2018]013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被告源城区政府作出的源城府行复决﹝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其总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杨其总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谢党恩审判员  季小芹审判员  刘新发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苏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