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02民初13152号 原告：邹精阳，男，土家族，19817年4月29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霖、杨蕴，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戴苏聪，男，汉族，1990年3月29日生，现住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鹏、罗明平，贵州浅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邹精阳诉被告戴苏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闫化平，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精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霖、被告戴苏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依法审理终结。 原告邹精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本金427600元；二、判令被告以货款本金4276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从2017年5月15日起（暂计至起诉时为28799元）至实际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费；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以来原、被告双方一直手机买卖，2017年5月15日原告向被告汇款877600元用于购买手机，但被告未及时发货，后被告于2017年5月22日退回原告货款450000元，剩余货款至今未退，也未继续发货，原告多次催收无果后遂诉至法院诉请如前。 被告戴苏聪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存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案外人袁莱，原告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被告返还货款无事实依据，其诉请应于驳回。根据证据可知，出卖手机是案外人袁莱而非被告，收取原告手机货款的也为袁莱，被告只是原告购买手机的中间人，原告的货款被告也转让给了袁莱，原告也知晓此情况，故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庭审中原告也承认自己不是向被告购买手机而是向他人购买手机。二、原告没有获得案涉货款所购手机应由手机出卖人袁莱承担责任，原告支付的货款被告收到当日就全部转给了袁莱，被告履行了中间人的义务，且转付原告款项的同时还将自己的款项一并转给了袁莱，被告不存在侵吞货款的行为，故原告起诉被告返还货款没有法律依据。原告知晓袁莱涉嫌诈骗，且袁莱出事后亦积极对袁莱进行追债，故原告知晓自己的损失不是被告导致。三、被告收到的300台手机中只有一部分是原告案涉货款购买的手机，被告于2017年5月21日收到魏丹丹转的1088000元中只有45万元是原告案涉货款购买的手机的销售款，并非1088000元中所有的销售款都是原告的，剩余销售款是被告所购手机的销售款，原告并未收到全部销售款，从原告加入追债微信群就可以证实，且从之前原、被告双方的转款记录可知，被告收到每一笔手机卖家销售款会第一时间内将属于原告部分全部足额转给原告，不会出现拖延情况，故原告未收到的货款应当由袁莱支付，原告起诉被告返还货款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免责协议》第三条免责条款依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收到该条款的约束。 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13日原告邹精阳（乙方）与被告戴苏聪（甲方）签订《免责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自愿提供资金给甲方，资金全部用于苹果手机进货及销售。在协议生效期内，甲方负责定期将手机销售产生的利润以汇款形式转给乙方。甲方作为苹果手机进货环节的中间人，在协议生效期内，若非甲方直接原因，导致乙方所提供资金无法如数归还，甲方不对该笔资金作出赔偿。协议有效期自2017年3月13日至2018年3月13日止。 2017年5月15日，原告邹精阳向被告戴苏聪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付877600元。 2017年5月22日，被告戴苏聪通过手机银行向原告邹精阳转账支付450000元。 2017年6月7日15时，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区对吴研茜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因认为袁莱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其故对其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 原、被告对双方应为何种法律关系以及被告戴苏聪是否应当返还原告货款本金427600元存有异议。原告邹精阳认为其与被告戴苏聪系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方式为原告将货款支付给被告，被告再从手机销售商袁莱处购买手机，袁莱将手机发给被告后再进行销售，双方根据投入的货款本金比例收取销售收益款。且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此次涉诉交易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货款后，被告于2017年5月20日告知原告手机销售商袁莱已发出300台手机，故此次交易已经形成，双方根据交易习惯已经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至于《免责协议书》中关于非被告原因导致的损失被告可不对原告进行赔偿的免责条款，原告认为此次涉案交易其并未遭到损失，且没有证据可证明袁莱诈骗了自己的货款，另协议中约定的有效期已过，协议条款无效，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支付的货款。 被告戴苏聪认为自己仅作为手机购买的中间人将原告邹精阳支付的货款交付给手机销售商袁莱，其与原告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仅为委托关系。货款收款人为袁莱，承担货款归还责任的人应为袁莱，而非被告。另袁莱交付的300台手机中只有一部分手机是原告支付的案涉货款购买的，且手机销售后亦只有450000元是原告案涉货款购买手机的部分销售款，其余款项皆属于被告，与原告无关。且被告在每收到一笔手机卖家的销售款后均会第一时间将属于原告的收益货款足额转给原告，不存在拖欠情况，被告提交了两份银行流水证明其与原告的资金往来情况，据此证明被告不存在未付原告手机销售收益款的情形。被告同时称原告明知其支付的货款由袁莱所收，袁莱未按时发货导致欠付原告货款，袁莱涉嫌诈骗后原告加入了微信追债群，被告提交了微信群的群成员截屏予以证明。 庭审中，原告称于2017年5月15日被告总计向袁莱支付货款1226400元，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并称袁莱收到款项后发回了300台手机，原、被告收到300台手机后交由魏丹丹等人进行销售，但魏丹丹销售后转给被告的1088000元系300台手机中部分手机的销售款。2017年5月22日其支付给原告的款项450000元系300台手机中部分手机销售的利润及本金。手机的发货地点为重庆，收货人为被告戴苏聪。 本院对双方提交的各自的银行流水记录及收、付款手机截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原、被告的微信聊天截屏，结合双方的陈述及证据可对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双方对《免责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此证据本院亦予以确认。微信追债群成员截屏及聊天记录因无其他证据佐证，单独作为证据证明因袁莱涉嫌诈骗而原告加入群追债的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认可。对立案通知书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原告邹精阳与被告戴苏聪的交易习惯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双方共同出资批发手机用于销售赚取销售利润，根据双方签订的《免责协议书》可知，双方约定原告将款项交由被告后，由被告负责进货及销售事宜，同时由被告统一分配手机销售利润，且协议中同时约定如被告过错导致的租金损失，被告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知双方的合作方式符合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伙模式。原告为赚取手机利润差价出资877600元，出资比例占比三分之二，被告出资348800元，出资比例占比三分之一，共计出资1226400元向案外人袁莱购买了手机300台，双方已经形成合伙关系。经庭审调查可知，双方收到手机后交由本地的手机销售商出售赚取收益，截至原告起诉至法院时，被告共计收到销售款1088000元，根据双方的出资比例，原告应得收益为725333元，因被告只分配了450000元给原告，故还应向原告分配收益275333元。至于300台手机中未销售部分的款项，待销售完毕后原告可另行主张，本案中不予处理。因被告的欠付款项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资金损失，故应当按照原告诉请的计算标准从被告欠付收益款的次日起以275333元为基数计算资金占用费。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戴苏聪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邹精阳支付货款275333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27533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一倍的标准从2017年5月23日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邹精阳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46元减半收取4073元，由原告邹精阳负担1358元，由被告戴苏聪负担27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闫化平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李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