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民终1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祥，男，197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清松，福建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传斌，福建闽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万忠，男，196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碧红，女，197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实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南部新区槐花路北侧、张良路东侧安徽实权光电科技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袁万忠，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实权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银莲路321号。 法定代表人：徐泽望，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元，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金摇，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献荣，男，197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原审第三人：陈忠在，男，197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敬，福建求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水，福建求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永祥与被上诉人袁万忠、谢碧红、安徽实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实权公司）、厦门实权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实权公司)、原审第三人黄献荣、陈忠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永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清松、被上诉人袁万忠、谢碧红、安徽实权公司、厦门实权公司（以下简称袁万忠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元、郑金摇、原审第三人陈忠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敬到庭接受询问。原审第三人黄献荣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永祥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永祥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上诉费用由袁万忠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借款关系的主体认定错误。谢碧红虽未在《借条》上签字，但其是本案的实际收款人，且《借条》亦载明其是借款人，第三人黄献荣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下方备注也写明谢碧红系借款人，因此，谢碧红为本案的借款人。《借条》出具时，袁万忠系厦门实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条》写明厦门实权公司是担保人，袁万忠代表实权公司在《借条》上签字予以确认，其签字与厦门实权公司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厦门实权公司为本案讼争借款的担保人，一审法院却认定谢碧红、厦门实权公司与本案讼争借款不具有关联性，显然对借款关系的主体认定错误。（二）陈永祥对讼争的1500万元享有独立的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债权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享权利。债务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担义务。”第八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可见，多数人之债可分为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在按份之债中，债权人各自就自己的债权份额享有请求权；在连带之债中，债权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要求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的权利。因此，本案无论是按份之债还是连带之债，陈永祥均有权请求债务人还款。一审法院依据我国立法所未规定的共同之债，认为陈永祥应与第三人陈忠在共同向债务人主张从而驳回陈永祥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一方面认为陈忠在是共同的债权人，另一方面却又追加其为第三人，在陈忠在不明确，也不放弃自己拥有债权份额的情况下，实际上应追加陈忠在为共同原告。（三）本案为按份之债，陈永祥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其借款份额。在多数人之债中，除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都属于按份之债。本案债权不属于法律特别规定的连带之债，债权人也未约定本案债权系连带之债。出借5200万元时，陈永祥及第三人虽共同作为出借人，实际上各债权人均是按照各自的份额分别向袁万忠、谢碧红交付款项。袁万忠、谢碧红归还部分借款时，也是按照陈永祥及第三人出借的份额分别归还，同时分别与陈永祥、第三人进行结算。因此，本案讼争债权实际为按份之债，而非一审认定的共同债权。在总借款5200万元中，陈永祥实际出借的份额为2822万元，并提供了2822万元的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其中陈永祥委托林华程于2013年2月2日分别向谢碧红转账500万元、1000万元；另，陈永祥于2013年3月15日分别通过其创办的玉林市南特机电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特公司）和玉林市哈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轴公司）转出400万元、300万元及322万元、300万元给安徽实权公司。2013年4月12日，安徽实权公司分别返还400万元、300万元及222万元、400万元给南特公司及哈轴公司。上述款项的银行转账清楚、充分地证明陈永祥出借了2822万元。因袁万忠等被上诉人已返还1322万元，所以陈永祥才主张1500万元的债权，一审认定陈永祥未提供证据证明1500万元系陈永祥个人出借是错误的。第三人黄献荣一审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从其提交的说明看，其并未否认陈永祥的实际出借份额为2822万元，只是确认其与袁万忠、谢碧红的债权债务已结清。第三人陈忠在虽到庭参加诉讼，但其始终无法向法庭说明其出借的具体份额，只是再三强调本案系共同债权人，但也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出资，同时也未否认陈永祥出资的份额。一审对700万元的事实并未查清，该700万元与本案1500万元债权是一个整体，只是陈永祥仅主张自己的份额。本案总的债权是5200万元，已经确认偿还的是3000万元，未偿还的2200万元，其中的1500万元债权是属于陈永祥的，一审法院将所有的债权认定为仅剩1500万元是错误的。（四）2013年7月11日，安徽实权公司向王琴转账900万元。2014年2月25日和2014年2月26日，安徽实权公司共向黄静转账346.8万元。袁万忠等被上诉人主张上述1246.8万元系归还陈永祥及第三人的部分借款，但是，从陈永祥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可以看出：1.袁万忠、王琴系厦门实权公司的股东；2.黄静系厦门实权公司的员工；3.袁万忠系安徽实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也是厦门实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此可见，安徽实权公司分别支付给王琴的900万元及黄静的346.8万元，实际上为袁万忠指示安徽实权公司将款项转入厦门实权公司股东及员工名下，实质上均是袁万忠在掌控。陈忠在作为债权人既然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却又不积极主动地向被上诉人主张债权，有违常理，显然是与袁万忠存在恶意串通。若按一审的认定，陈忠在不向袁万忠等被上诉人提出债权主张，那么陈永祥的债权将无法实现。袁万忠和陈忠在在2011年左右就有了除了本案以外的经济往来。2013年7月11日，安徽实权公司向王琴转账共计900万元，是分了5笔，其实本来可以做一次性转账的，陈永祥有理由怀疑安徽实权公司与王琴等人之前存在恶意循环转账。同样，2014年2月25日、26日，安徽实权公司向黄静转账共计346.8万元，也可能存在恶意循环转账，对此陈永祥向二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 被上诉人袁万忠辩称，一审认定讼争债权系共同债权，陈永祥不享有讼争1500万元借款债权项下独立的请求权是正确的，陈永祥认为其享有独立请求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且自相矛盾。（一）陈永祥引用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的规定，陈永祥应举证证明其在讼争1500万元中的具体份额，但陈永祥并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讼争1500万元系其可单独主张的具体份额。陈永祥提出其实际出资份额为2822万元，并提供了2822万元的转账凭证，但该凭证仅能证明袁万忠等被上诉人曾收到该2822万元，不能证明该2822万元均为陈永祥单独出资或其单独享有的债权份额。况且，陈永祥及陈忠在也从未向袁万忠披露该2822万元系陈永祥单独出资；相反，在陈永祥起诉所依据的《借条》中明确载明，尚欠陈忠在、陈永祥1500万元，该欠债不属于陈永祥单独享有的按份之债。陈永祥一审起诉状、《借条》以及陈忠在所出具的《说明》均表述案涉5200万元借款是由陈永祥与陈忠在共同向袁万忠出借。因此讼争1500万元债权属于陈永祥与陈忠在的共同不可分债权。（二）陈永祥引述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借以主张其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不能成立。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存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但本案不存在上述情况，因此不能适用。退一步而言，即便陈永祥据此可以向袁万忠等被上诉人主张本案讼争债权，袁万忠实际上也已经还清讼争债务，陈永祥亦不能重复主张。况且，民法总则已经颁布实施，该两项法律规定不能成为陈永祥主张债权的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讼争债权属于共同债权，并不会导致陈永祥的债权无法实现，陈永祥与陈忠在作为共同出借人，完全可以自行共同协商如何主张债权。陈永祥称陈忠在与袁万忠等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完全不是事实，陈永祥调取的工商档案虽然形式上记载王琴曾系厦门实权公司的股东、黄静曾是厦门实权公司的员工，但事实上其二人均是讼争款项出借人为保障所谓的资金安全而在出借人的安排下进入厦门实权公司，安徽实权公司之所以将借款转入王琴、黄静账户，是受陈忠在指定进行的付款行为。安徽实权公司向陈忠在指定的王琴、黄静账户一天内进行多笔汇款，完全合理正常。陈永祥向袁万忠等被上诉人提供借款时也存在同一天多笔汇款的情况，这有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况且还存在银行汇款限制等多重外在限制，因此该理由不能构成恶意串通的合理怀疑。对于700万元的相关事实，陈永祥也自称其诉求的1500万元归属于其本人，700万元与其无关，所以也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未进行审查并无不当。另外结合《借条》以及第三人黄献荣出具的说明，黄献荣与袁万忠之间的款项已经结清，显然这700万元也并非陈永祥所主张的权利范围内。（四）陈永祥认为袁万忠系厦门实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万忠在《借条》中签名系代表厦门实权公司签署，如果这样，则陈永祥已经无权再向袁万忠要求承担讼争债权的还款责任，因为袁万忠仅进行了一处签字，显然不能同时代表两个主体。（五）无论陈永祥是否有权单独主张讼争债权，袁万忠也已经将讼争借款1500万元及利息全部归还给出借人陈忠在，该事实有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及其他证据足以为证，陈永祥再次起诉要求袁万忠等被上诉人偿还借款将产生就同一债务需清偿两次的实质错误。（六）一审将陈忠在、黄献荣列为本案的第三人不存在程序违法。首先相关法律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共同出借人需要列为共同原告，列为本案第三人也足以查明案件事实，且对各方的权利义务并没有实质的影响。其次，陈永祥起诉时将本案1500万元独立全额地认为是其主张的债权范围，那么按照其逻辑，更应该将陈忠在、黄献荣列为第三人。再次，将本案陈忠在、黄献荣列为第三人系陈永祥的意思表示，是根据其申请作出的，现其又认为一审法院将该二人列为第三人是错误的，其本身的主张也是自相矛盾的。 被上诉人谢碧红辩称，一审认定谢碧红未在《借条》中签章确认，并无证据证明谢碧红与本案借款关系具有关联性，在认定事实上准确无误，符合客观事实，于法有据，谢碧红仅是接受袁万忠的委托代为接收借款，并非实际的借款人或担保人。 被上诉人厦门实权公司辩称，从《借条》的落款签名可以看出，袁万忠仅有一次签字，不可能既代表个人又代表厦门实权公司，且陈永祥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袁万忠”签字系代表厦门实权公司做出或作为厦门实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予以签署。此外，袁万忠在2013年4月12日签署讼争借条时，不是厦门实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工商档案记载，厦门实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3年2月4日已经由袁万忠变更为陈玉平，直至2013年11月5日，袁万忠才再次担任厦门实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袁万忠在签署讼争借条时并非以厦门实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署，厦门实权公司也没有在借条上盖章，不应认定为讼争借款的担保人。 被上诉人安徽实权公司辩称，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陈永祥并未在主债务履行期满后六个月内要求安徽实权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故安徽实权公司应免除相应保证责任。 原审第三人陈忠在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讼争借款由陈永祥、黄献荣、陈忠在共同出资出借，款项系三人共同共有。事后，第三人陈忠在曾指定案外人黄静及王琴收受袁万忠给付的款项共计1246.8万元，鉴于陈忠在与陈永祥、黄献荣共同经营的放贷业务主要由陈永祥及其财务林华程负责操控，因此对于讼争的借款是否还清由法庭依法予以认定。关于黄静和王琴的收款行为，以及陈忠在与袁万忠、安徽实权公司等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等问题，同意袁万忠的答辩意见。 陈永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万忠、谢碧红立即向陈永祥返还欠款1500万元及利息（以欠款15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自2013年5月14日起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12月21日共计2377500元；2、安徽实权公司、厦门实权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袁万忠、谢碧红、安徽实权公司、厦门实权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2013年2月2日，林华程分别向谢碧红转账500万元、1000万元；2013年3月15日，南特公司分别向安徽实权公司转账400万元、300万元，哈轴公司分别向安徽实权公司转账322万元、300万元。 2、陈永祥向法庭提交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12日的《借条》载明：“袁万忠、谢碧红、亳州实权公司、厦门实权公司等借款人、担保人共向黄献荣、陈永祥、陈忠在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伍仟贰佰万元正。现亳州实权公司代上述借款人、担保人共向三位出借人偿还人民币叁仟柒佰万元（其中2013年5月12日偿还叁仟万元，2013年5月17日前偿还柒佰万元，以款项转入出借人指定的账户为准），现尚欠陈忠在、陈永祥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该款定于下个月13日前还清，向黄献荣所借款项视为还清。特此说明。此据！”该《借条》由袁万忠签名并加盖安徽实权公司的公章。袁万忠向法庭提交上述借条的复印件一份，黄献荣于2015年12月4日在复印件下方备注“本人与袁万忠、谢碧红等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袁万忠不再拖欠本人款项。特此说明。” 3、2013年4月12日，安徽实权公司分别向南特公司转账400万元、300万元；同日，安徽实权公司分别向哈轴公司转账222万元、400万元；2013年4月15日，安徽实权公司分别向欣亿网公司转账500万元、400万元、500万元；2013年4月17日，霍克公司向欣亿网公司转账278万元；2013年7月11日，安徽实权公司分别向王琴转账300万元、1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2014年2月25日，安徽实权公司向黄静转账100万元；2014年2月26日，安徽实权公司向黄静转账246.8万元。 4、2014年4月30日，陈忠在出具一份《说明》载明：“本人陈忠在确认已收到安徽实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11日、2014年2月25日、2月26日交付与本人委托的收款人王琴（账号：62×××58）、黄静（账号：62×××26）共计壹仟贰佰肆拾陆万捌仟元（1246.8万元），此1246.8万元是安徽实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偿还本人以及黄献荣、陈永祥三人共同出借与袁万忠、安徽实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的还款。特此说明。” 5、厦门实权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载明：王琴是厦门实权公司的股东，黄静是厦门实权公司的员工。 6、陈永祥确认，借款人已归还《借条》中约定的第一期3000万元，包括2013年4月12日安徽实权公司向南特公司转账的700万元和向哈轴公司转账的622万元，2013年4月15日安徽实权公司向欣亿网公司转账的1400万元，2013年4月17日，霍克公司向欣亿网公司转账的278万元。 7、陈忠在确认：因陈忠在与陈永祥等三人合伙经营的放贷生意均由陈永祥及其外甥女林华程在处理，且并非按每笔业务分别进行比例出资，当前陈永祥拒绝进行内部财务核算，因此陈忠在在5200万元的借款中有多少出资比例暂无法明确；另陈忠在曾指定王琴、黄静代为向安徽实权公司收受款项1246.8万元是用于偿还本案讼争的1500万元的还款，鉴于讼争1500万元借款尚未还清，陈忠在要求袁万忠等人偿还1500万元扣除1246.8万元后尚欠的253.2万元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陈永祥与陈忠在的债权份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对此亦异议。1、关于借款主体的认定。2013年4月12日的《借条》载明系袁万忠、谢碧红、亳州实权公司、厦门实权公司等借款人、担保人共向黄献荣、陈永祥、陈忠在借款本金5200万元，在亳州实权公司代向三位出借人偿还3700万元后，现尚欠陈忠在、陈永祥1500万元。因该《借条》中并无谢碧红和厦门实权公司的签章确认，陈永祥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谢碧红、厦门实权公司与本案借款的关联性，故本案的主债务人为袁万忠，担保人应认定为安徽实权公司。陈永祥主张其本人在总借款5200万元中实际出借的份额为2822万元，且讼争1500万元均系陈永祥个人出借，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也未经共同债权人陈忠在和黄献荣的确认，且与《借条》中载明的“现尚欠陈忠在、陈永祥1500万元”不符，一审法院对陈永祥该主张不予支持。2、因本案中陈永祥、陈忠在均无法证明及确认其在1500万的债权中的具体份额，故本案《借条》涉及的债权应由债权人陈忠在、陈永祥共同向债务人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陈永祥单独起诉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依据不足，其诉请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第三人黄献荣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永祥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陈永祥对原审判决所查明的第四项、第七项事实有异议，对陈忠在所确认和说明的内容不予认可。袁万忠、厦门实权公司、安徽实权公司、谢碧红、陈忠在对原审判决查明的第五项事实有异议，认为王琴和黄静曾经是厦门实权公司的股东和员工体现在工商登记记载中，并不是真正的事实。双方对原审认定事实无异议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陈永祥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调取安徽实权公司及王琴在2013年7月期间的银行转账明细、安徽实权公司及黄静在2014年2月期间的银行转账明细，以查明是否存在恶意循环转账的可能。陈永祥持本院开具的调查令，实际调取到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提供的安徽实权公司名下2014年1月至12月银行转账记录和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分行提供的王琴名下2013年7月的银行转账记录。 陈永祥对上述调查取证的内容质证称，由于袁万忠、安徽实权公司、厦门实权公司与王琴、黄静关系特殊，并且银行交易明细体现安徽实权公司与其二人长期存在大量经济往来，安徽实权公司向黄静每月支付工资，可知其二人仍受袁万忠控制，王琴在2013年7月11日收到安徽实权公司存入的900万元后，又将大量款项转汇给王琴另一银行账户，并没有转入陈忠在的银行账户，说明安徽实权公司与王琴之间存在循环转账的可能。 袁万忠、安徽实权公司、厦门实权公司、谢碧红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安徽实权公司已将讼争借款归还给第三人陈忠在，陈忠在也对还款的事实进行了确认，足以证明袁万忠等被上诉人还款的事实。王琴、黄静与安徽实权公司存在多笔账目往来，是为了保证出借人之一陈忠在的债权顺利实现，陈忠在委派王琴、黄静参与厦门实权公司和安徽实权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工作并且指定公司的往来账户必须通过王琴和黄静的账户，以达到监管的目的，因此安徽实权公司与王琴、黄静存在多笔往来账目是正常的，不能推导出双方恶意循环转账的结论。王琴并非本案当事人，至于安徽实权公司将900万元款项汇入王琴账户，王琴如何处置袁万忠等被上诉人并不知情。 陈忠在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陈忠在与袁万忠、安徽实权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陈忠在委托王琴、黄静收款，至于其二人与安徽实权公司、袁万忠为何出现频繁的收付款行为，陈忠在并不清楚，且恶意循环转账也不可能通过一年的时间进行操作。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院依陈永祥申请调取的安徽实权公司及王琴的银行交易明细内容，仅能证实安徽实权公司与王琴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且陈忠在于2014年4月30日出具的《说明》中已确认收到安徽实权公司于2013年7月11日转至其委托的收款人王琴账户的900万元，在陈永祥无相反证据推翻上述《说明》的情况下，仅依据前述银行交易明细尚不足以认定陈忠在与安徽实权公司存在恶意循环转账，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2014年4月30日陈忠在确认收到2013年7月11日、2014年2月25日、26日安徽实权公司偿还讼争借款1246.8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陈忠在在二审期间，先是称希望借款人能盘活资金更有利于债务偿还，所以不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后又改称对袁万忠等被上诉人尚欠的款项要求偿还。安徽实权公司在二审询问中称接到陈永祥、陈忠在、黄献荣三人中一方或者其指定人的指令，安徽实权公司就开始向王琴、黄静转账1246.8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一审对本案借贷关系主体认定是否正确。2.陈永祥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1.关于借款主体的认定问题。讼争《借条》落款处仅有袁万忠的签名及安徽实权公司的印章，并无谢碧红本人的签名和厦门实权公司的盖章确认，陈永祥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谢碧红及厦门实权公司同意作为本案借款的借款人或担保人，陈永祥上诉主张袁万忠的签名还代表了厦门实权公司，缺乏事实依据。故一审认定本案的主债务人为袁万忠，担保人为安徽实权公司，并无不当。 2.关于陈永祥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问题。陈永祥、陈忠在以及袁万忠等均主张，黄献荣在5200万元借款中享有的债权已经了结完毕。虽然讼争1500万元借款原由陈永祥通过案外人林华程向袁万忠指定的谢碧红账户转账支付，但之后各方在讼争《借条》中明确该1500万元的债权人为陈忠在与陈永祥二人。陈永祥主张讼争1500万元系其个人出借，但其在一审中提交的讼争《借条》、转账凭证、厦门实权公司的登记资料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陈永祥、陈忠在、黄献荣三出借人是以转账金额划分各自享有的债权份额，亦不足以证明袁万忠、安徽实权公司知晓其三个出借人内部份额及应按照份额对各出借人分别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陈永祥和陈忠在作为讼争1500万元的共同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陈忠在已经确认收到安徽实权公司还款1246.8万元，故讼争1500万元借款中的1246.8万元已经得到清偿。陈忠在在本案诉讼中并未明确表示放弃讼争债权尚未偿还的部分，袁万忠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清偿了讼争1500万元借款中剩余的253.2万元，故袁万忠仍应向债权人陈忠在、陈永祥清偿并支付利息。讼争借款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陈永祥要求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安徽实权公司抗辩本案超过了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但从安徽实权公司分别于2013年7月11日向陈忠在委托收款人王琴转账900万元、于2014年2月25日、26日向陈忠在委托收款人黄静转账346.8万元的行为来看，其已在保证期间应陈忠在的要求履行部分还款义务，故其关于已超过6个月保证期间的理由不能成立，安徽实权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一审以讼争1500万元债权为陈忠在、陈永祥的共同债权，应共同向债务人主张，陈永祥单独起诉依据不足，并判决驳回陈永祥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 综上，陈永祥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 二、袁万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永祥、陈忠在借款本金253.2万元及该款自2013年5月14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利息； 三、安徽实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对袁万忠的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履行了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袁万忠追偿； 四、驳回陈永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0779元，由陈永祥、陈忠在负担100391元，袁万忠、安徽实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3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65元，由陈永祥、陈忠在负担104785元，袁万忠、安徽实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12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序涛 审判员  杨 扬 审判员  刘云贞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时凯 书记员翁鸿飞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九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