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370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付尧，男，汉族，1977年5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惠如、吴敏，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罗建，女，汉族，1978年5月6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惠如、吴敏，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群洪，男，汉族，1970年3月19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倩，女，汉族，1975年3月28日出生，现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波，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彭朝海，男，汉族，1963年6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韫，贵州贵达（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付尧、罗建因与被上诉人陈群洪、韩倩，原审被告彭朝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7日作出（2016）黔0502民初3523号民事判决，陈群洪、韩倩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作出（2017）黔05民终357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黔0502民初1315号民事判决。黄付尧、罗建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付尧、罗建的上诉请求是：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131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改判对案涉合同效力暂不表态，但确认购房人对涉案房屋具有继续占有、居住、使用的权利；本案一二审受理费、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武断采信被上诉人一方证据主观推断原审被告彭朝海为案涉房屋购买者，推断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彭朝海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有违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裁判原则，应予纠正。首先，原审证据采信与事实主观臆断明显，不符合认定不符合证据裁判规则，进而导致重审后颠覆案件事实。涉案纠纷在原（2016）黔0502民初3523号庭审质证及重审后（2018）黔0502民初1315号庭审质证中，对证据一、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八、证据九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相同，法庭审查认证完全相同；关于证据二，虽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一致，但原（2016）黔0502民初3523审理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符合证据审查规则，而重审时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被告购买涉案房屋，思维逻辑及认证臆断明显；关于证据六，原（2016）黔0502民初3523认证具有客观性，而（2018）黔0502民初1315号在未加分析的情况下，武断地认为“但不能证明被告受第三人之托向原告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该认定无法理逻辑，难以令人信服；关于证据七，在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原（2016）黔0502民初3523依照委托合同可以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然重审后确无视合同法关于合同形式的法律规定及民法通则对代理行为的法律规定而臆测推测该委托合同为虚假合同，显属不当；重审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了2018年7月10日刘仓村委会证明，因事实上上诉人在房屋被拆迁后在该村无宅基地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地臆断上诉人不是购房主体，一审法院调取该证据的目的应当是“若上诉人在村里还有宅基地，则认定委托关系成立，但按照一户一宅的规则而判定涉案合同无效”，但调取后却违反民事证据诉讼规则，再次主观臆断上诉人不是购房主体，一审法院偏袒被上诉人意图明显，一审调取该证据的意义何在。其次，关于涉案房屋购房主体为上诉人，有受托人彭朝海的答辩、庭审发问、上诉人对此予以认可及《委托合同》及出庭证人证言等证据锁链予以证实，但重审后一审法院在证据未出现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全凭臆测推演事实，有违“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裁判规则，且从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明而论，其在事实认定及裁判结果偏袒之嫌显而易见，无法解释其调取证明的意义何在。二、即便认定原审被告彭朝海为涉案房屋的购买者，亦应本着尊重现状、维护诚信、维持稳定的裁判规则，对案涉合同效力暂不表态，承认购房人对案涉房屋的管控现状，确认购房人对案涉房屋继续占有、居住、使用的权利。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涉及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的案件大量增加，该现象在“城中村”更为凸显，在处理该类纠纷时，既要本着尊重事实、维持稳定、维护诚信的司法原则，又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城镇化进程开发较早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4月23日发布了《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原则意见》，该原则意见后被全国法院大量运用于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较为良好的社会效果，彰显了维护社会诚信、尊重事实、维持稳定及平衡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矛盾的司法裁判原则。据此，上诉人认为即便一审法院裁判按照西方“自由心证”臆测推演原审被告彭朝海不是涉案房屋的购房主体，但鉴于该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购房人已实际对房屋进行装修、扩建并居住使用的客观事实。应当参照该原则意见对涉案合同效力暂不予表态，承认购房人对房屋的现状以及继续占有、居住和使用该房屋的权利。三、鉴于诉争房屋已纳入拆迁范围，应考虑导致涉案合同无效的过错大小及购房人重新购房的合理支出，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参照《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原则意见》进行妥善处理，判决扣除购房人的购房款及装修、扩建部分补偿款后，由购房人享有涉案房屋补偿款的70%，出卖人享有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的30%。四、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即便认定原审被告彭朝海是涉案房屋的购房者而确认合同无效。也不能曲解或者断章取义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一审若坚持认定合同无效，则应当向上诉人或者原审被告彭朝海释明，是否要求返还购房款及损失（损失如购房款利息、改扩建、装修、房屋增值等），且未依法查明涉案房屋是否已被装修、改扩建的事实，直接判决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返还房屋、被上诉人返还原审被告购房款显属不当，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陈群洪、韩倩答辩称，被答辩人黄付尧、罗建在本案中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在原审中被追加参加诉讼只为查明本案中委托关系是否存在，且一审判决并未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黄付尧、罗建不具备上诉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本案中，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在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款项支付及交付使用）的主体皆为彭朝海与陈群洪，无任何证据显示第三人黄付尧、罗建参与交易，第三人黄付尧、罗建自始至终都不对涉案合同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在一审中，将第三人黄付尧、罗建列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系为了查清被告彭朝海声称受第三人委托购房主张的虚假性，且第三人始终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因此，第三人黄付尧、罗建参在诉讼地位上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现一审判决涉案交易合同无效，原被告双方互相返还，该判决结果并未要求第三人黄付尧、罗建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黄付尧、罗建无权提起上诉，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抛开上述上诉人不具备上诉资格问题，就本案实体内容来看。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彭朝海不存在委托关系有违“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一，上诉人与彭朝海是否存在委托关系的问题，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已经充分客观的作出六点论述，该论述完全系在结合本案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得出的充分论证，不仅合乎法理、情理，更是对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呈现。另外，除一审法院作出的六点论述外，尚可结合案件证据和审理情况得出同样的论证结果。如:被告彭朝海提供的《委托合同》尾部记载委托时间为2016年1月23日，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手机短信及证人谢魏利证言证实：被上诉人欲出售涉案房屋的意思邀约最早在2016年1月29日。在此之前，被上诉人自身都不知晓涉案房屋要进行出售，且被告彭朝海、上诉人黄付尧、罗建均与被上诉人不相识，在原一审庭审中，被告彭朝海亦认可涉案房屋出售信息系妻子熊春燕于2016年1月29日在证人谢魏利处汗蒸时知晓的。试问？在上诉人与被告彭朝海均与被上诉人不相识的情况下，其如何在2016年1月23日知晓有一个叫“陈群洪”的人在9天后将要出卖位于“流仓村办事处”的房屋，并在2016年1月23日的“委托合同”上载明：“甲方委托乙方购买座落在流仓桥办事处的陈群洪房屋一栋…”，上述《委托合同》荒唐存在，若不是彭朝海具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就只能说明该合同系事后应付诉讼而伪造的虚假证据。现上诉人为牟取不法利益，违心与被告串通杜撰存在“委托关系”，不仅仅是对被上诉人私权利践踏，更是对诉讼诚信原则的公然违背。其二，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上诉人和被告彭朝海作为“委托关系”存在的主张方，该举证责任就应当由其负担，然其提供的证据不但不能证实双方委托关系真实存在，反而印证了委托关系的虚假性，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及结合日常经验法则认定其委托关系不成立有理有据，完全系按照证据规则进行的公正裁判。《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原则意见》并非民事案件裁判的有效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按照该文件对涉案合同效力不予作出表态，确认上诉人继续占有、居住、使用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一，上海高院并非法律制定机关，更无权对法律适用作出解释，其所作出的上述意见，只能对其辖区内法院的民事类型案件裁判起到参考、指导作用，不具有全国性的效力。其二，农村宅基地不得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外成员系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国家基本法律及权力机关作出的规范性文件规定，适用范围和效力都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上海高院的上述意见不具有优先效力。其三，按照《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宅基地流转处于非试点地区的，农民出售宅基地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外成员的效力应认定无效。上海作为试点地区，其处理类似案件可有先试先行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因此上海高院出台的上述意见才有规可循。而涉案房屋所在地并非试点地区，应当严格按照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法律、政策执行。其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在最高院的案由规定中既然作为一级案由，即要求法院对合同效力有效与否作出明确裁判，这是司法判决必须明确、具体的基本要求。现上诉人臆想法院对案件作一个审而不判、判而不明的裁判结果，完全是对司法裁判权威的亵渎，是对定纷止争原则的和稀泥。根据《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之规定，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购房款并支付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买受人已经对房屋进行改建或者翻建，也可以一并请求赔偿翻建或者改建成本。现上诉人主张参照上海高院的《关于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原则意见》扣除购房款、装修、扩建款后仍享有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70%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一，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曾装修居住的精装房，被告彭朝海接收后系拎包入住，没有事实上的装修行为；且该房屋受周边环境限制、面积较大、使用功能齐全，完全不具备扩建条件。其二，涉案纠纷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判断合同效力的关键要素取决于在合同订立时的合同主体和合同内容，而涉案房屋现是否被纳入拆迁范围并不是判断涉案合同效力的考虑因素，事实上，该房屋截止目前亦没有任何文件明确规定将予以已拆迁，更未签订任何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谓的拆迁补偿款根本无从说起，上诉人主张享有补偿款完全是无源之水。其三，合同无效后，按照《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被上诉人只需返还购房者利息和改建成本，现被告及上诉人在一审中均未提出任何主张房屋扩建、装修的主张及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能获得扩建、装修成本。而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过错赔偿问题，亦不能成立。涉案房屋购买交易人彭朝海作为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政策及法律的获知渠道、掌握理解程度都优于被上诉人，其在明知涉案房屋交易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交易，对合同无效结果的产生负有直接过错；另一方面，涉案交易达成后，房屋一直由被告居住至今，其获得的居住利益已经足以弥补其交易损失，况且被上诉人亦认可按照已收房款支付利息，相比之下，被告及上诉人的权益已获得足够的保障，现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外提出过分要求，完全缺乏法律、情理依据。 原审被告彭朝海答辩称，涉案房屋购房人是上诉人黄付尧，彭朝海向陈群洪支付购房款是基于彭朝海委托，黄付尧与罗建属于夫妻关系，罗建与被上诉人陈群洪属于同一办事处村民且无其他宅基地，购买该房屋应为有效合同且以实际履行完毕。被上诉人陈群洪、韩倩在涉案房屋被规划拆迁时主张合同无效，有违合同诚信原则。被上诉人陈群洪、韩倩主张房屋购买人是彭朝海属于主观推断，上诉人上诉理由并非是为彭朝海上诉，而是基于诚信、公平原则进行陈述。 被上诉人陈群洪、韩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陈群洪、韩倩与被告彭朝海于2016年2月5日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无效，原告陈群洪、韩倩返还被告彭朝海购房款138万元，并以138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付被告2016年2月5日至起诉日的利息；2.判决被告彭朝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房屋腾退移交原告陈群洪、韩倩，返还原物。 一审查明，2015年9月11日，毕节市七星关区国土局为原告陈群洪办理位于XXX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书（证号为：毕市七星集用XXX号），该宗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71平方米，系拆迁安置用地。原告陈群洪、韩倩在该宗土地上修建涉案房屋。2016年1月，原告陈群洪、韩倩准备将其上述自建房出卖用以偿还债务。经谢魏利介绍，原告陈群洪、韩倩与被告彭朝海就购买涉案房屋进行磋商。经过磋商，被告彭朝海以138万元的价格与原告陈群洪、韩倩达成一致意见。上述意见达成后，被告彭朝海将138万元支付给原告陈群洪、韩倩，原告陈群洪、韩倩将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证交付给被告彭朝海，并于2016年3月31日将涉案房屋交付给被告彭朝海。前述交易行为未经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流仓村同意。2016年8月2日，原告陈群洪、韩倩以涉案房屋交易违法为由诉至本院。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彭朝海向本院提交了《委托合同》，称其是受第三人的委托购买涉案房屋。原告遂申请对《委托合同》落款乙方处“彭朝海”签名是否在2016年8月2日以后形成进行司法鉴定，并申请追加黄付尧、罗建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经本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5月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载明：“检材《委托合同》落款乙方处‘彭朝海’签名手写字迹早于样本约1.9个月左右，形成于2016年6月前后。”鉴定意见部分载明：“检材标称时间为‘2016年1月23日’的《委托合同》落款乙方处‘彭朝海’签名不是在2016年8月2日以后形成。”另查明，原告陈群洪、韩倩的户籍所在地为XXX。被告彭朝海的户籍所在地为XXX。第三人黄付尧的户籍所在地为大方县长石镇水塘村大土组，第三人罗建的户籍所地为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流仓村冷水洞组32号，第三人黄付尧与罗建系夫妻关系。被告彭朝海至今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其中部分房屋出租给案外第三人。 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彭朝海是不是涉案房屋的购房人；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三、关于被告彭朝海是不是涉案房屋购房人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的买受人应为被告彭朝海，而非第三人黄付尧与罗建。理由如下：第一、从涉案房屋出售信息的获取渠道来看。根据被告彭朝海之妻熊燕春及证人谢魏利的证言综合分析，原告韩倩将欲出售涉案房屋的信息告知证人谢魏利寻求买主，后被告彭朝海之妻熊燕春到证人谢魏利经营的汗蒸馆处消费，在熊燕春与证人谢魏利闲聊的过程中，谢魏利将韩倩欲出售涉案房屋的信息告知熊燕春，熊春燕在回家途中就接到出售涉案房屋的电话。并非第三人黄付尧、罗建第一时间知晓涉案房屋出售的信息。第二、从涉案房屋洽谈的过程来看。根据证人熊燕春、熊正松、彭忠旭的证言综合分析，证人熊燕春回到家之后，就将原告欲出售涉案房屋的信息告知被告彭朝海，彭朝海表示可以去看一下。之后，彭朝海、熊正松、彭忠旭、熊燕春到原告处实地查看涉案房屋情况，查看房屋时第三人黄付尧、罗建并未参与。第三、从涉案房屋付款的情况来看。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支付涉案房屋款项的时间是2016年2月5日，金额是138万元，该款项系被告彭朝海支付给原告的涉案购房款，付款主体为彭朝海，而非第三人黄付尧、罗建。第四、从涉案房屋的交付情况来看。根据被告彭朝海提交的《陈述词》，《陈述词》载明：“快到三月底的一天，我打姓陈的电话，电话是已被拉黑呼叫转移，我着急就和我们检察院的一个同事去看房子，一看，路中间电杆不但没有移除，反而一楼卷帘门前被新砖墙堵了。后来我就不停的打电话催姓陈的，到四月一日左右，姓陈的才在中级法院门口把钥匙交给我。”，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被告彭朝海对于原告未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其占有、管理和使用是相当焦虑的。从一般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如果被告彭朝海系受第三人黄付尧、罗建之托购买涉案房屋，那么，对于涉案房屋的交付事宜，应当是第三人黄付尧、罗建比被告彭朝海更忧虑。但从彭朝海的陈述中，看不出第三人黄付尧、罗建催促彭朝海要求原告交付涉案房屋的陈述。故从被告彭朝海的陈述，可以推知，其系涉案房屋的实际买受人。第五、从涉案房屋交付使用后的占有、管理、使用情况来看。根据被告彭朝海陈述，2016年4月1日左右，原告在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将涉案房屋钥匙交付被告彭朝海，现涉案房屋仍由被告彭朝海占有、管理和使用，而并非黄付尧、罗建占有、管理和使用。第六、从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来看，在其分析说明部分载明：“……，检材《委托合同》落款乙方处彭朝海签名手写字迹早于样本“张竸”签名手写字迹（2016年8月4日）约1.9个月左右，形成于2016年6月前后。”，并非2016年1月23日，故第三人黄付尧、罗建向被告彭朝海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彭朝海购买涉案房屋的陈述为虚假陈述，同时也证明了被告彭朝海在《陈述词》中陈述的：“……，当时我就拿纸笔写了一个合同，意思就是黄老二（黄付尧）委托我给他买这个房子，我们双方签了字，我还喊在场的我家侄儿彭忠旭签了字。”内容为虚假陈述，对该《委托合同》，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从涉案房屋出售信息的获取、洽谈、付款、交付以及交付后对涉案房屋的处置情况和鉴定意见书所载明的内容来看，在被告彭朝海与第三人黄付尧、罗建之间不存在第三人黄付尧、罗建委托被告彭朝海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2.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原告诉称已与被告彭朝海签订买卖合同，但被告彭朝海辩称其与原告之间并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系第三人黄付尧、罗建与原告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上述分析，涉案房屋的购买者应为彭朝海，而非第三人黄付尧、罗建。从被告彭朝海于2016年2月5日向原告支付购房款138万元，而后原告将涉案房屋交付被告占有、使用和管理的情况来看，在原被告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由于该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具体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第十条规定:“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第二条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宅基地流转处于非试点地区的，农民出售其宅基地上的房屋给城市居民或者出售给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房屋买卖合同一般应认定无效。合同无效后，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购房款并支付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买受人已经对该房屋进行改建或者翻建，也可以一并请求赔偿翻建或者改建成本。”之规定，本案中，被告彭朝海系城镇居民，其无权取得涉案房屋占用范围的位于XXX的宅基地使用权（使用权人为陈群洪），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故对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陈群洪、韩倩诉请返还被告彭朝海购房款138万元，并以138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付被告2016年2月5日至起诉日的利息请求以及判决被告彭朝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房屋腾退移交原告陈群洪、韩倩，返还原物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后，原告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购房款138万元，应当返还给被告，故对原告要求返还138万元购房款给被告彭朝海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因被告未提出反诉。本院不作审查。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腾空并返还涉案房屋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陈群洪、韩倩与被告彭朝海于2016年2月5日形成的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原告陈群洪、韩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被告彭朝海购房款138万元； 三、被告彭朝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XXX的房屋腾空交付原告陈群洪、韩倩；四、驳回原告陈群洪、韩倩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220.00元，原告陈群洪、韩倩承担8610.00元，被告彭朝海承担8610.00元；鉴定费21320.00元，由被告彭朝海负担。 上诉人二审中新提交的证据有：毕节老街坊网络下载文本一份。证明：2017年涉案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该份证据主要是支持被上诉人是因为该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后有违诚信原则才向法院主张合同无效，即使法院认定彭朝海是房屋购买者，对于拆迁退还也是按照7:3比例进行退还。 二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从证据形式上看，网络上下载文本，需要进行公证，上诉人证据显然没有经过公证，不予认可；是否属于拆迁范围，是要看政府拆迁公告，而不是媒体宣传；对其主张证明目的不认可，涉案房屋作为农村土地交易，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明确为无效合同，就是退房退款及支付利息，所以，不认可上诉人观点。 原审被告彭朝海质证认为，对于该组证据认可，该份证据是去年就出的，这是众所周知的。 本院对该证据认定为，该证据不是政府文件，是否属于拆迁范围，应当以政府拆迁文件为准，故不予确认。 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是否具有上诉权；二、购房人是谁；三、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对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本案黄付尧、罗建以其系实际涉案房屋购买人提出抗辩，原审被告彭朝海也抗辩实际购买人为黄付尧，一审判决虽然未直接判决黄付尧、罗建承担责任，但一审判决基于否定黄付尧为实际购房人作出的判决，故一审判决结果实际上对黄付尧、罗建赋予了约束力，因此黄付尧、罗建享有上诉权。 对于焦点二：争议的核心点在于彭朝海与黄付尧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对此，彭朝海、黄付尧在一审中均表示向彭朝海出具有书面委托，然而彭朝海提交的委托合同（该委托合同黄付尧无异议）的时间载明为2016年1月23日，但经鉴定，该委托书形成时间为2016年6月前后，可见彭朝海和黄付尧就此在作虚假陈述，再加之涉案房屋的购买存在黄付尧未参与洽谈、未付款、未收房、未占有房屋这些反常现象，致使彭朝海和黄付尧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应当认定彭朝海与黄付尧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据此，应当认定购房人为彭朝海。 对于焦点三：彭朝海为城镇居民，其不得在农村购买宅基地，因此彭朝海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相关的法律依据一审已经清楚罗列，本院不再赘述。 另外，对于上诉人应当对合同效力暂不予表态的理由，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对合同效力作出判断，故本院自然需要对合同效力作出判断。对于上诉人提出应当由购房人享有涉案房屋补偿款的70%的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不是购房人，对该理由不予审查。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220元由上诉人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雄 审判员 田 川 审判员 徐 洪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