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终26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连华，男，汉族，1964年12月31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行，营业场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街道百里杜鹃路金源达时代广场A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2347044379R。负责人：周炼，系该银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加胜，系该银行职工，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8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2584584M。法定代表人：马化腾，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秋菊，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雄，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连华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行（以下简称贵州银行毕节分行）、财付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付通公司）银行卡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的（2018）黔0502民初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经本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连华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81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朱连华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认定“2017年10月12日，朱连华通过“微信红包”向“永恒”支付了200元、通过“微信转账”向“永恒”支付了300元、又通过“微信红包”向“永恒”支付了10元，朱连华对该三笔支付业务无异议”首先，朱连华对于这三笔业务发生的时间与交易的金额完全不知晓，也根本不认识“永恒”是谁，更没有与“永恒”有任何交易往来，朱连华从来没有认可这三笔业务是朱连华的行为，在庭审中，朱连华陈述的是曾经使用过本人的微信红包功能，从来没有认可这三笔业务是朱连华的操作，原判予以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2.原判认定“以上业务的发生，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所举的手机号为155××××1777短信发送记录可知，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均在发生相关业务时，及时的向朱连华发送了短信”这一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所举证据五属于单方自制证据，该证据无其他证据进行佐证，证据生成的过程并未进行公证，真实性无法确定，法院对该证据不应当予以认可，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原判认定朱连华的银行卡从2017年10月15日至2017年12月16日期间分17笔通过“扫二维码”的方式向张茂富微信昵称为“永恒”的微信账户支付共计48602元。该事实认定同样缺乏证据证明，属认定事实错误。在朱连华银行卡被盗刷后，在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协商过程中，贵州银行毕节分行的工作人员曾向朱连华清楚陈述过，只有其中一笔是通过扫描支付的方式被盗的，在庭审过程中，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和财付通公司的证据均没有证实这17笔被盗刷银行卡全部通过扫码方式被盗取，朱连华也从来没有陈述和认可这样的说法，原判却认定为这17笔交易全都是通过扫码方式被盗刷。二、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未尽到保障银行卡持卡人存款安全的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对朱连华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规定可知，商业银行具有保障银行卡持卡人存款安全义务，该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义务。既然朱连华在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处办理银行卡开户，并开通短信通知业务，还约定短信提示手机号码为155××××1777，短信校验码手机号为139××××9445，那么，当朱连华银行卡内的资金被盗刷，存在频繁交易变动时，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就应当按照约定向朱连华指定的手机发送短信提示，通知余额变动，告知资金流向。在朱连华告知商业银行自己银行卡被盗刷后，应当举证证明朱连华银行卡内的资金具体流向何方，履行其法定义务，进而保障持卡人的账户资金安全。但是，朱连华银行卡账户内资金变动10次之多，均没有收到相关提示短信，造成朱连华银行卡被盗刷而未及时发现，给持卡人造成了巨大损失，因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未履行法定和约定义务，对朱连华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支付机构应当遵循’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机制。支付机构为客户开立支付账户的，应当对客户实行实名制管理，登记并采取有效措施验证客户身份基本信息，按规定核对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建立客户唯一识别编码，并在与客户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采取持续的身份识别措施，确保有效核实客户身份及其真实意愿，不得开立匿名、假名支付账户”、第七条“支付机构应当与客户签订服务协议，约定双方责任、权利和义务，至少明确业务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功能和流程、身份识别和交易验证方式、资金结算方式等），收费项目和标准，查询、差错争议及投诉等服务流程和规则，业务风险和非法活动防范及处置措施，客户损失责任划分和赔付规则等内容。支付机构应当确保协议内容清晰、易懂，并以显著方式提示客户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项”规定，财付通公司对于朱连华银行卡被盗刷，存在过错，财付通公司应当确保有效核实客户身份及其真实意愿，对于张茂富账户使用者真实身份进行有效核实，但财付通公司并未履行好法定义务，客观上导致朱连华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三、原判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规定，本案朱连华发现银行卡账户资金异常报警时，该银行卡朱连华并未丢失，也未借给他人使用，该银行卡的密码也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过，朱连华所使用的微信账户也没有被盗取，均是正常登录使用，微信密码也未泄露。朱连华作为普通储户，不可能知晓贵州银行毕节分行的内部银行系统如何运转，更不知财付通公司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关于收单业务是如何约定的。在朱连华的银行卡被盗刷后，银行卡内的资金流向与支付程序，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和财付通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朱连华作为一般人，根本没有这方面举证能力。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二审答辩意见：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依法应判决予以维持。（一）朱连华否认与微信昵称为“永恒”的人发生资金交易，这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应被法院采信。1.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后台系统数据中心调取该朱连华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9月26日，朱连华在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办理银行卡开户，并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通知笫1页共9页业务、ATM自助设备转账、无卡业务等。自2017年2月23日至2017年12月16日期间，朱连华通过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通电子支付进行转账结算支付，交易笔数多达50笔，金额为70662元。2．财付通公司向法庭提交《关于(2018)黔0502民初814号相关情况的说明》证实朱连华于2015年1月27日开通财付通支付服务，支付账号085e9858e93f78228d97c634e@wx.tenpay.com，该账号绑定的手机号为“139××××9445”，呢称为“断剑”。该账号注册地、近期登陆地均为贵州，且微信支付账号绑定的手机号与在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处预留手机号一致，该账号为朱连华本人的财付通支付账号，资金接收方微信昵称为“永恒”，资金接收方与朱连华本人的微信账号于2017年10月12日加为好友，资金接收方户籍与朱连华户籍一致。自2017年2月23日至2017年12月16日期间，贵州银行毕节分行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扫二维码付的方式将资金转给其微信好友“周遵竹（微信昵称‘匕ve竹紫AI’和‘无言也温柔‘）和“张茂富（微信昵称‘永恒’）”。3．庭审中，朱连华当庭确认一直使用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且认可其添加了交易对手微信呢称为“永恒”的好友，与财付通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该证据经公证处公证）相互印证。而且财付通公司向法庭提交了详实的自2017年2月23日至2017年12月16日期间，朱连华银行卡62×××91项下所有财付通资金交易明细清单佐证。从财付通公司核查结果显示，朱连华通过绑定微信账号，使用财付通转账结算支付属正常状态，整个交易过程均为其独立操作完成，通过微信红包、微信转账、扫二维码支付等方式向交易对手支付款项。而微信转账、微信红包’两种交易方式需朱连华自主绑定微信平台实现，扫二维码付不仅需要朱连华自主绑定微信平台，而且还需要自主与交易对手面对面通过微信交易数据信息交换后才能实现，有且仅有朱连华才能独立完成，他人是无法完成此项操作。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4．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已向法庭提交了《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与财付通公司向法庭递交的《关于(2018)黔0502民初814号相关情况的说明》，与朱连华当庭确认的事实三者之间相互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规定，朱连华若否认上述事项，需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实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朱连华否认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已向其发送资金交易短信提示信息，这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应被法院采信。1.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后台系统数据中心调取朱连华开户资料、办理电子银行业务显示：2016年9月26日，朱连华在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处办理银行卡开户，并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通知业务、ATM自助设备转账、无卡业务等。自2017年2月23日至2017年12月16日期间，朱连华通过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通电子支付）进行转账结算交易。2.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后台系统数据中心调取朱连华短信发送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9月26日，朱连华在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处办理银行卡开户，并开通短信通知提醒业务，发送短信提示签约手机号“155××××1777"，短信验证校验手机号“139××××9445”。该账户资金交易的变动，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均按合同履行了向朱连华发送交易短信提醒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短信发送时间、短信内容和短信接收手机号等。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已向法庭提交了短信发送明细清单，已完成了相关的举证责任，如果朱连华对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提供的短信发送数据有异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申请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者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朱连华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实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为进一步补强证据证明力，已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递交调取证据申请，因受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等政策因素限制，在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毕节市分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未能提供相关的短信接收记录的情况下，法庭当场要求朱连华于2018年3月28日开庭审理时，须当庭提交短信接收记录信息，在庭审结束后自始至终未能向法庭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应由朱连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朱连华账户资金损失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由朱连华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1.朱连华自愿独立绑定微信账号，且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通电子支付）进行转账结算交易，自始至终，朱连华未通过贵州银行毕节分行的任何电子渠道（如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柜面、ATM自助设备等）进行交易，也未使用银行卡片载体在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提供的交易设备上进行交易，更未经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指示或者协助完成交易。朱连华的银行卡片是否保管在身上与本案无关联性。而且本案系通过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资金交易，使用的是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款项支付，并非使用银行卡交易密码验证支付。2．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严格按朱连华的划拨指令履行资金划转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朱连华承担。2016年9月20日，朱连华提交经其确认的《个人开户业务综合受理表》附件《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分》第二条第五款和第八款之规定，朱连华将银行卡号绑定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对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手机号码和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进行一致性检验，通过验证后，由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按朱连华指示扣划朱连华银行卡账户资金进行支付，视作朱连华所为，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朱连华承担。3.本案中，朱连华曾多次通过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通电子支付）进行转账结算交易，证实确系其本人将银行卡绑定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而且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已按前述要求在业务关联时进行了相关信息验证，确保朱连华身份真实可靠，在之后的交易时无需再次验证，只需按朱连华指令付款。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账号和支付密码均由朱连华自行设置和保管，具有唯一性和秘密性，有且仅有朱连华本人才知晓相关信息，其资金受损是因自身未对手机设备、微信账号、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微信第三方支付账号、微信第三方支付密码、验证码等重要物品及信息尽到应有的谨慎保管义务所致。即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朱连华的资金损失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得当，依法应判决予以维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本案朱连华虽然口头上认为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在其资金受损存在过错或者其他不当之处，但是并没有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结合“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朱连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财付通公司已向法庭提交的《关于(2018)黔0502民初814号相关情况的说明》证实朱连华于2015年1月27日开通财付通支付服务，自2017年2月23日至2017年12月16日期间，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扫二维码付的方式将资金转给其微信昵称为“周遵竹（于2017年5月31日加为微信好友，微信呢称‘Cve竹紫AI’和‘无言也温柔’）"和“张茂富（于2017年10月12日加为微信好友，微信昵称‘永恒’）"，资金接收方户籍为贵州毕节，与朱连华户籍一致。即造成朱连华的资金损失的主体已经明确锁定，朱连华可以通过向实际取得资金方主张返还不当得利或者主张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等进行司法救济，但这属于另一层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所述，贵州银行毕节分行谨慎、全面地履行合同义务，严格按朱连华的授权划拨指令划拨资金，且及时向朱连华发送银行卡账户资金变动短信，告知资金使用情况，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或者其他不当之处。贵州银行毕节分行资金损失是因其将银行卡自愿绑定微信账号，通过微信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通电子支付）进行交易以及对自身对手机设备、微信账号、银行卡号、微信第三方支付账号、微信第三方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重要物品及信息保管不善造成的。鉴于此，朱连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财付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二审答辩意见和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一致，其主张财付通公司因朱连华未向财付通公司主张权利，财付通公司不是适格的被上诉人，财付通公司不应承担赔偿支付责任。朱连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贵州银行毕节分行立即向朱连华赔偿借记卡被他人盗刷损失48602元（肆万捌仟陆佰零贰元）；2.令由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事实：2016年9月20日，朱连华向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提交了《个人开户业务综合受理表》，办理了一张银行卡（黔秀卡，卡号62×××91），并开通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通知业务。发送短信提示签约手机号为155××××1777，短信验证校验手机号为139××××9445。朱连华以昵称为“断剑”的微信用户，于2015年1月27日完成财付通支付服务的全部申请流程，开通财付通支付服务，其支付账号为085e9858e93f78228d97c634e@wx.tenpay.com，该账号绑定的手机号码为139××××9445。2017年10月12日，朱连华添加了昵称为“永恒”的张茂富为微信好友，“永恒”的微信账号为×××。2017年10月12日，朱连华通过“微信红包”向“永恒”支付了200元、通过“微信转账”向“永恒”支付了300元、又通过“微信红包”向“永恒”支付了10元，朱连华对该三笔支付业务无异议。2017年10月15日至2017年12月16日，朱连华昵称为“断剑”的微信支付账户分17笔向张茂富微信昵称为“永恒”的微信账户，通过“扫二维码付款”的方式共计支付了48602元。2017年10月23日，朱连华通过ATM支取了5000元；2017年12月21日，朱连华通过ATM支取2000元时发现其银行卡内的资金支付出现异常，朱连华于当日向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办理了银行卡口头挂失。以上业务的发生，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所举的手机号为155××××1777短信发送记录可知，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均在发生相关业务时，及时的向朱连华发送了短信。朱连华认为其银行卡从2017年10月15日至2017年12月16日期间分17笔向张茂富微信昵称为“永恒”的微信账户，通过“扫二维码付款”的方式共计支付的48602元系被盗刷，朱连华因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就赔偿事宜未协商一致，持上述诉请诉到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银行卡是存款人行使取款权利的凭证，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作为储蓄机构，有义务在存款人发出消费指令时及时进行交付。朱连华作为存款人，有义务对其身份信息、银行卡、密码等信息妥善保管和保密，防止泄露。朱连华在财付通公司处开设了财付通支付账号，并设置了支付密码。在朱连华以昵称为“断剑”的微信账户向其微信好友“永恒”通过“扫二维码支付”的方式支付款项时，在朱连华的卡内资金发生变化时，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已向朱连华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了短信提醒。朱连华所诉异常的17笔交易资金，均系通过财付通公司的微信支付平台所转出的，并非通过贵州银行毕节分行网上银行操作，也没有在贵州银行毕节分行的营业场所或营业管辖范围内进行。通过财付通公司的微信支付平台进行“扫二维码支付”，必须要登录朱连华的微信账号，与对方通过微信交易数据信息互换，还需输入在财付通公司处设置的支付密码方能完成支付。且昵称为“永恒”的微信账户系朱连华自行添加的微信好友，在这17笔通过“扫二维码支付”的交易外，朱连华还通过“微信红包”、“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永恒”支付过三笔款项。朱连华未举证证明其所诉有异常的17笔资金转出非其本人所为，故对朱连华要求贵州银行毕节分行赔偿损失48602元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朱连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8元，由朱连华承担。二审期间，朱连华向本院提交《询问笔录》一份4页及《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其在贵州银行毕节分行账户资金被盗取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贵州银行毕节分行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朱连华说所有的交易没有收到短信，但是我们的资料里面有证明，每一笔钱都有相应的短信发送。一二审均没有对我们提供的信息进行鉴定，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进行佐证，与客观事实不符。二是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为朱连华所有交易没有通过贵州银行的交易渠道进行交易，是以第三方财付通公司进行交易往来的。因此该份证据与贵州银行没有关联性。三是鉴于本案已经由公安机关立案受理了，而且本案已经查明上诉人与第三方实际收款人信息，犯罪嫌疑人已经锁定，本案应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让实际收款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财付通公司质证意见是该证据在一审时就客观存在，因此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财付通不予质证，若最终法院认为该份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则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上诉人处以相应的处罚措施。本院二审认定朱连华资金被盗取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本院二审重新认定事实：2015年1月27日朱连华完成财付通支付服务的全部申请流程，开通财付通支付服务，账号085e9858e93f78228d97c634e@wx.tenpay.com，绑定手机号码139××××9445，使用微信用户昵称“断剑”。2015年12月29日,贵州银行与财付通公司双方就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卡人提供财付通快捷支付服务签订《借记卡、信用卡快捷支付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之间各项权利和义务。2016年4月29日朱连华以贵州银行账户62×××12与该行签约手机短信，号码为139××××9445，2016年9月20日，朱连华在贵州银行办理综合业务，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服务功能，银行卡黔秀卡的卡号为62×××91，同时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通知业务，签约手机号155××××1777，短信验证校验手机号139××××9445，ATM日累计限额50000元，无卡业务单笔累计限额5000元；同日签订《贵州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2017年10月12日，朱连华添加昵称为“永恒”的微信好友，“永恒”微信账号×××。2017年10月12日11时7分起至2017年12月16日2时8分止，经财付通公司共有20笔49112元钱转入“永恒”账户，“永恒”微信名在财付通公司的姓名为自然人张茂富。2017年12月21日朱连华在贵州银行××市××区××杜鹃路营业部自动储款机支取2000元钱时定制信息通知本人存款余额仅有18065元后，发银行卡现金被盗。当日，朱连华到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反映其贵州银行卡上的钱被盗刷的事实。同时打印《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该清单载明从2017年10月12日至2017年12月16日共发生22笔账户支出，其中2笔为其个人于2017年10月23日、12月21日个人通过银行自助设备终端分别支取的5000元、2000元，其余20笔为财付通电子支付。当日，在贵州银行打印其个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21日的明细。2017年12月25日，朱连华在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办理个人挂失业务，账户内余额为18085.79元，同日办理换卡业务，原卡号变更为62×××51。2018年1月19日朱连华向法院提起诉讼，对经财付通公司快捷支付走的17笔款共计48602元主张权利。2018年2月23日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向法院申请追加财付通公司第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原审审理情况、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二审的上诉及答辩，本案二审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一是朱连华向法院主张的17笔被转款项共48602元转到“张茂富”账户上是否是朱连华个人行为？贵州银行主张该17笔被转款项为朱连华行为所致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二是贵州银行的免责理由是否成立？该48602元的存款被盗刷的风险应由谁承担？三是持卡人朱连华向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主张权利是否恰当？第一个焦点问题：即朱连华向法院主张的17笔被转款项共48602元转到“张茂富”账户是否是朱连华个人行为？贵州银行主张该17笔被转款项为朱连华行为所致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本案为持卡人朱连华因使用移动支付终端与贵州商业银行在使用其银行卡过程中产生致使其银行卡内存款流失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该纠纷因持卡人朱连华依其与贵州商业银行的储蓄合同主张权利，故为合同性质的银行卡纠纷。依法应当适用《合同法》《商业银行法》《电子签名法》《电子支付指引》《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本案存款人朱连华于2017年12月21日发现个人存款被盗后，即向刑事侦查机关报案，并于2018年1月19日以存款银行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2017年10月15日起至2017年12月16日止经财付通电子支付出去的17笔款共计48602元权利。经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10月15日起至2017年12月16日止，朱连华个人账户资金经财付通电子支付出走17笔款共计48602元，依照《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规定，贵州银行毕节分行负有保障存款人朱连华存入到该账户资金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侵犯的义务。本案朱连华主张的17笔被转走款项因均系通过财付公司提供的快捷支付方式转走，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主张不承担该17笔款项被转走的责任，依《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支付机构应当在客户发起的支付指令中记载下列事项：（一）付款人名称；（二）确定的金额；（三）收款人开户银行；（四）付款人的开户银行或者支付机构名称；（五）收款人的开户银行名称或支付机构名称；（六）支付指令的发起日期。客户通过银行结算账户进行支付的，支付机构还应当记载相应的银行结算账号。客户通过非银行结算账户进行支付的，支付机构还应当记载客户有效身份证件上的名称和号码”、第三十二条“支付机构应当具备必要的技术手段，确保支付指令的完整性、一致性和不可抵赖性，支付业务处理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支付业务的安全性；具备灾难恢复处理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确保支付业务的连续性”规定，应当向法院提交存款人朱连华本人过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通知业务签约手机号155××××1777、短信验证校验手机号139××××9445发送的支付指令，或者向法院提交此两个手机号码发出发起支付的付款请求，但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和第三人财付通公司一二审均未向本院提交由存款人朱连华签约手机号、短信验证校验手机号发出付款请求或者支付指令，也未向法院提交微信“永恒”在第三人公司登记的个人客户基本信息及通过第三人公司与朱连华交易的数据，第三人财付通公司也未提交取得客户朱连华受权向其存款银行发起支付指令扣划资金的任何证据，因此，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和财付通公司主张系存款人朱连华主张的该17笔48602元被盗刷款“属正常交易状态，非被他人盗取”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因此，朱连华向法院主张的17笔被转款项共48602元转到“永恒”账户并非存款人朱连华的个人行为，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和财付通公司主张该17笔被转款项为朱连华行为所致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第二个焦点问题：即贵州银行的免责理由是否成立？该48602元的存款被盗刷的风险应由谁承担？依照《电子签名法》第十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数据电文需要确认收讫的，应当确认收讫。发件人收到收件人的收讫确认时，数据电文视为已经收到”、《电子支付指引》第十七条“电子支付指令的发起行应建立必要的安全程序，对客户身份和电子支付指令进行确认，并形成日志文件等记录，保存至交易后5年”、第二十六条“银行应该确保电子支付业务处理系统的完整性，保证重要交易数据的不可抵赖性、数据存储的完整性、客户身份的真实性，并妥善管理在电子支付业务处理系统中使用的密码、密钥等认证数据”规定，本案存款人与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之间存在储蓄法律关系，储蓄银行有义务保障银行卡持有人朱连华在其个人账户资金的安全。本案为非银行支付机构财付通公司通过网络支付方式，向银行卡持有人朱连华开户的贵州银行发送支付指令扣划朱连华银行卡里资金与他人的情形，参照《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支付机构向客户开户银行发送支付指令，扣划客户银行客户账户资金的，支付机构和银行应当执行下列要求：（二）银行应当事先或在首笔交易里自主识别客户身份并与客户直接签订授权协议，明确约定扣款适用范围和交易验证方式，设立与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单笔和单日累计交易限额，承诺无条件全额承担此类交易的风险损失先行赔付责任”规定，对朱连华非其本人行为所致被划扣的17笔48602元存款，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和财付通支付公司应当执行无条件全额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财付通公司提交的《关于（2018）黔0502民初814号相关情况的说明》为第三人陈述，案前2016年9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公证处的（2016）深盐证字第7364号公证书，不能证明2017年10月15日起至2017年12月16日止经财付通电子支付出走17笔款共计48602元为持卡人朱连华的个人行为，对朱连华放弃2017年10月12日10元、300元、200元权利的主张，朱连华称其起诉时银行查询的证据对该三笔款项确定不下来，在庭审时其向法院明确表示不再主张该三笔被转走款项的权利，系其个人对自身权利在法律范围的处分，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和财付通公司以持卡人不主张该三笔款项而提出的免责抗辩不予采信，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和财付通公司一二审均未向法院提交任何持卡人朱连华签约手机或短信验证手机发出的支付指令，如支付数字密码、支付指纹、声纹信息、脸谱识别等，免责理由不能成立，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和财付通公司依《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应当承担先行赔偿责任。第三个+焦点问题：即持卡人朱连华向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主张权利是否恰当？本案银行卡纠纷因涉及案外人“永恒”，在存在“永恒”的侵权行为的情形下，银行卡持有人朱连华依其与储蓄银行之间的合同的关系主张权利，行使合同之债的请求权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规定，本案无当事人约定存在连带责任的情形，银行卡持有人向贵州银行主张权利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承担侵权责任”、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规定，本案中银行卡持有人朱连华可以侵权之债提起诉讼，亦可以合同之债提起诉讼，可以向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主张权利，也可以向财付通公司主张权利，朱连华向贵州银行毕节分行主张权利，是其依法行使其诉讼权利的行为。贵州银行与财付通公司之间签订的《借记卡、信用卡快捷支付合作协议》对持卡人朱连华无约束力，贵州银行依法应当给付持卡人朱连华17笔被他人盗取的存款48602元。综上所述，朱连华的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条，参照《电子支付指引》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814号民事判决；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行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五日内赔偿朱连华借记卡被他人盗刷资金损失4860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8元，二审案件受理1016元，由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雄审判员 田 川审判员 徐 洪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