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民再73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施建光，男，汉族，1970年7月15日出生，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技，浙**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浙**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英，女，汉族，1965年2月14日出生，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国，浙江研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施建光因与被申诉人周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157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监[2017]3300000016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7）浙民抗5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郭雯、检察官助理董燕飞出庭。申诉人施建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技、汪涛，被申诉人周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1572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导致实体判决不当。理由如下：（一）施建光、周英存在各半份额共同投资关系1.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符合证据“三性”，应予采信，能够证明其主张的双方各半共同投资的事实。为证明投资关系，施建光提供了《股权确认书》一份。该确认书第一页由施建光、周英各自书写身份证号，第二页由二人亲笔签名真实性无疑义。该确认书第一条记载，“在玉泉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中甲方（鸿地公司）持有50%的公司股份；乙方（施建光）持有50%的公司股份中25%实际属于丙方（周英）所有，25%属于乙方所有，即甲、乙、丙方实际持有50%、25%、25%的公司股份，且各方实际出资到位。对此，三方不存在任何争议。”该内容明确了各方股权份额，能够证明施建光主张的相关投资事实，即施建光持有的浙江玉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泉公司）50%股份中25%系代周英持有，双方实际各持有25%。该《股权确认书》签订时，双方未对账，无法确定总收购款中各自实际出资份额。在此情况下，《股权确认书》所记载内容，应当视为对原投资合意的确认，即根据原投资合意确认各自份额，并在此基础上最终进行结算、进行股权转让，实现投资目的。周英辩称，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为了对抗施建光债权人而签订的，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股东之间签订的内部约定，无法起到对抗外部债权人的法律效果。周英有关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形成原因的辩解没有依据，不合情理，不能成立。2.没有证据证明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为施建光真实意思表示，该页内容不应采信，不能证明周英主张的各自投资事实。诉讼中，周英提供了另一份《股权确认书》主张该确认书真实、有效，能够证明双方为各自投资，并非各半份额共同投资的事实。经审查，该确认书由两页组成，两页间并没有骑缝签字或印章，右下角页码非自动连续编码，格式不一，且经鉴定难以判断是否一次性打印形成。该院认为，该两页在物理上各自独立，在法律上不具有整体性，应当分开审查其证明力。该确认书第二页与施建光提供的《股权确认书》第二页内容一致，落款处有施建光、周英亲笔签名，真实性无疑义。但是该确认书第一页，没有施建光的签名或笔迹，手写部分两人身份证号码均由周英书写。在施建光否认该页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周英理应进一步举证。但周英未能就该页内容为施建光真实意思表示提供其他证据。该页所涉在浙江鸿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地公司）名下的50%股权实际属于周英所有的事实，不能认定。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无法反驳施建光主张的各半份额共同投资事实。3.双方实际投资情况，更加符合各半份额共同投资特征。（1）根据在案证据，施建光、周英为投资玉泉公司，注册成立鸿地公司，二人各持有50%股权。虽然周英予以否认，称鸿地公司还从事其他实业，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鸿地公司与浙江环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签订《合作开发框架合同》后，即时将施建光、周英各半出资的全部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用于购买上述合同约定的玉泉公司50%股权。此后施建光、周英陆续通过鸿地公司账户等打入环球公司（倪建成）相关款项，用以支付剩余股权收购款和《补充协议》约定的补贴款和利息等（案涉《审计鉴定报告》明确，鸿地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股东出资款以及施建光方、周英方汇入的款项，这些款项主要用途是支付购买股权款）。这一投资过程，显然是双方的行为，并非由周英独自完成。周英在庭审中辩称施建光在鸿地公司的出资以及所支付的款项均已还清，鸿地公司属于其个人所有，该玉泉公司50%的股权是其独立投资。经审查：其一，周英所举的、用于证明已经还清施建光支付款项的证据并未被采信；其二，没有证据证明施建光放弃其持有的股权；其三，鸿地公司章程所涉股东投资情况从未变更，施建光一直是鸿地公司的股东；其四，在周英主张施建光退出鸿地公司的时间点（2010年9月）之后，施建光仍代表鸿地公司出庭应诉并支付股权收购相关款项。故该部分股权应当视为施建光、周英作为各持有鸿地公司50%股权的股东，各半份额共同通过鸿地公司投资，而非周英单独投资。这与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相符，能够证明以鸿地公司和其名义收购的各50%玉泉公司股权，其与周英合意各占25%的事实。（2）以施建光名义购入的玉泉公司50%股权，根据审计报告，股权收购款是从施建光和其关联账户打入环球公司和倪建成账户的。但审计人员出庭接受询问时称，因双方及关联公司本身之间有往来，以施建光名义汇出的款项来自于哪一方很难说清。故也不排除收购款来源于周英方的可能。实际上，在审计报告附表8所载明的施建光支付股权收购款的2010年8月18日至2011年3月4日期间，周英方确有支付施建光方款项合计5400万元。结合上述施建光、周英各半份额共同投资鸿地公司名下50%玉泉公司股权的事实、施建光提供的《股权确认书》对其名下50%股权与周英各半持有的记载、最终股权登记双方各持有50%玉泉公司股权的事实，该部分股权亦为双方各半份额共同投资的盖然性更高。（二）周英、施建光应按各半份额共同投资的比例享有玉泉公司的权益并承担责任。本案周英的诉请是要求施建光返还占有的股权转让款，但如二审所述，诉讼请求中的标的计算涉及了双方往来款、双方对玉泉公司投入及收取的费用，相关投入款在关联（2015）浙杭商终字第1567号案件中并未处理解决，施建光同意在本案中一并解决，故原审一并予以核算判决的方式，较为妥当。但是，原审按照双方实际出资情况计算存在错误：其一，如上分析，施建光、周英虽然没有订立书面投资合同，但是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的出资、股权确认、股权登记等事实，双方存在各半份额共同投资关系的盖然性更高。双方应当按照各半共同投资的各50%比例享有玉泉公司的权益并承担责任。其二，双方当事人虽然对投资方式存在争议，但对各自在玉泉公司占50%股权的事实并无争议。原审认定双方按照各自实际出资情况，按比例确定股权，并依此分享权益分担责任，明显违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有违意思自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1572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施建光申诉称，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同时补充两点，一是《股权确认书》约定四方签字盖章，但周英在关联案件庭审中回答审判人员有关《股权确认书》玉泉公司没有盖章是否有效时，周英回答没有玉泉公司盖章可以生效，且当时玉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施建光和周英，两人签字已经代表玉泉公司意见，双方的股权比例是各占50%；即使按照原审判决抛开内部约定，按各自实际投资比例的逻辑确定双方在项目中的投资额度，总投资为25750万元，施建光的投资额度为1.45亿元+4950万元，周英的实际投资为6300万元，实际投资比例分别为75.53%和24.47%，也不是72%和28%；2013年4月，周英以7331万元将其持有的玉泉公司50%股权转让给陈瑶，原审未将周英多收取的1331万元计入分配范围，且未说明具体理由明显不当。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周英辩称，一、本案抗诉机关检察监督程序违法；二、抗诉书所说双方存在各半份额共同投资的盖然性更高属于主观臆断，既没有证据，也非事实，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第一，本案双方自始至终没有签订过任何形式的合伙投资协议，两份《股权确认书》均没有体现双方按份合伙投资的约定，施建光主张的各半份额共同投资不能成立，民法总则已经取消了个人合伙法益的保护；第二，抗诉机关和施建光应对双方存在各半份额的共同投资合同关系的订立和生效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不能认定相关事实；第三，抗诉机关和施建光均认为周英的《股权确认书》属于虚假证据从而提出抗诉，但该《股权确认书》已经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所作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是不认为该确认书第一页系周英偷换的，施建光提供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也没有双方签名，也不能认定其真实性；两份《股权确认书》均设定了一经四方签字或者盖章即生效的合同生效条件，但因为甲方鸿地公司、见证方玉泉公司未盖章，两份《股权确认书》均不符合生效要件而未生效；《司法鉴定意见书》说明施建光和周英的两份《股权确认书》不是同一次形成的，因为《股权确认书》存在差异，在待证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原审没有将《股权确认书》作为定案依据，符合法律规定；第四，抗诉机关用语不当，法律中只有高度盖然性一说，证明标准仍然要求最终认定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得出唯一的证明结论；抗诉机关一直在混淆法律概念，本案中施建光、周英通过先期在鸿地公司间接投资玉泉公司股权，后期又转化为直接投资玉泉公司股权分别持有玉泉公司50%的股权，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只有持股比例而没有各半份额投资之说。即使《股权确认书》生效，也只是确定各自在玉泉公司的投资比例和持股比例，双方的权益和责任也应当按照公司法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为限进行清算；三、玉泉公司法人人格独立，股权法定，周英合法拥有玉泉公司50%股权，具有排他性。即便施建光提供的《股权确认书》真实，也不影响双方各自投资的事实。本案应当以周英是否合法拥有玉泉公司50%的股权为中心。公司股权以登记为要件，对外有排他性。即便鸿地公司将玉泉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周英的协议是形式，但该形式无非是估价的形式，不影响该次股权转让后周英在玉泉公司50%的合法股权利益。双方通过事实行为确立了周英合法持有玉泉公司50%的股权。2011年8月15日，鸿地公司以股东会议同意将鸿地公司持有的玉泉公司50%股权转让给周英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变更登记的事实行为与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内容相互印证，周英、施建光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再次确认，周英、施建光各自拥有玉泉公司50%股权的事实，后续周英与施建光各自将该股权分别转让给陈瑶，再次印证了周英提交《股权确认书》的真实性。即使存在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后通过2011年8月15日鸿地公司与周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否定或变更了该确认书内容。玉泉公司注册资金实际已到位，周英享有玉泉公司50%的股权利益，即使周英未向鸿地公司足额支付股权对价款，或者施建光相关公司为周英直接垫付或者以往来款冲抵形式垫付股权转让款行为，只能认定相关款项为债权，不能改变周英股权权利；四、本案确属错判，但应支持周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应重点审理施建光支付周英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双方二审均同意就双方往来款、双方对玉泉公司投入和收取的费用予以一并处理，仅是债务抵销，二审以资金往来和债务冲抵来刻意“清算”周英、施建光在玉泉公司中投资的股权比例，不仅突破了公司人格独立性和股东相对性，也违背了双方当事人承认的各自拥有玉泉公司50%的股权比例客观事实。周英认为各自50%股权投资应当独立核算，施建光认为各自50%份额投资和收益应当共同核算，二审以具体资金往来为基础认定双方当事人在玉泉公司的股权比例，突破了公司法规定；鸿地公司是独立法人，其将玉泉公司50%股权转让给周英，但未支付转让款，但其股权转让款应当由鸿地公司向周英主张，即便考虑合同公平，双方合意认定股权价值1亿元，周英未付部分是以其前期投入冲抵了股权转让款，视同周英完成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即便存在不足部分也应当以周英和施建光的资金往来处理；按照案涉《审计鉴定报告》，施建光应支付周英3859.5万元。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周英的一审诉讼请求。 周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施建光支付周英投资玉泉大厦项目股东权益款470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5284527元（从施建光占用贷款利息的时间2011年4月1日起，按照玉泉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睦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和睦支行）贷款合同利率计算，暂计至7月30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015年2月，周英要求将案由变更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并要求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施建光返还其占有的股权转让款470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5284527元（从2011年4月1日起，按照玉泉公司与浦发银行和睦支行贷款合同的利率，暂计至2014年7月30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后根据审计情况，变更诉讼请求为：施建光返还其占有的股权转让款4039.48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2118480元（从2011年4月1日起，按照玉泉公司与浦发银行和睦支行贷款合同的年利率7.5%，暂计至2015年4月30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玉泉大厦原系由杭州玉泉股份经济合作社、浙江浙联房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联公司，后名称变更为玉泉公司）等合建的留用地项目。2010年9月左右办妥产权证，其中1-9层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杭州玉泉股份经济合作社，10-17层房屋所有权人为玉泉公司。杭州玉泉股份经济合作社物业由浙联公司长期承租。环球公司原系浙联公司（玉泉公司）的股东，拥有100%的股权。倪建成系原环球公司和玉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鸿地公司由施建光、周英于2009年3月27日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经营进出口业务、建筑材料等销售。2009年3月26日，施建光交纳出资款1000万元；2009年3月26日、3月27日，周英交纳出资款100万元、900万元。该公司从设立至今，工商登记为施建光、周英各持有50%股份，周英为法定代表人。 2009年3月21日，周英代表鸿地公司（乙方）、倪建成代表环球公司（甲方）签订了玉泉大厦《合作开发框架合同》。该合同记载：通过2000年以来的一系列运作，浙联公司已经成为玉泉大厦项目运作的权利主体。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项目转让款1亿元受让玉泉大厦项目50%的权益。合同正文约定：乙方出资受让甲方所持有的浙联公司的股权，受让完成后，双方各持有浙联公司50%股权，同等享有浙联公司的权利，同等承担浙联公司义务。付款方式及合作步骤为：1、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即向甲方支付首期项目转让款2000万元作为定金。乙方完成支付后，本合同生效。2、浙联公司增资及名称变更后3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期项目转让款2000万元。乙方即取得玉泉大厦总体权益的50%，双方共同以浙联公司为主体开展对玉泉大厦的开发、经营活动。3、玉泉大厦的土地、房屋权证根据杭州市有关留用地政策能够办理的，在办证过程中或办证完成后，乙方应在浙联公司获得融资后向甲方支付项目转让款余款6000万元。4、甲方取得首期项目转让款后，应于10日内办理浙联公司增资，增资后浙联公司的注册资本须为2000万元。双方明确，甲方用于增资的1900万元不含在合同总价值2亿元之内。5、双方确认，浙联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已包含在项目转让款（即本合同总价款）中，乙方不必因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再向甲方支付款项。双方还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满6个月时，若玉泉大厦房屋、土地权证尚未办理完毕的，或玉泉大厦的权证虽然办理完毕，但浙联公司无法获得贷款融资的，乙方应自本合同取得后满6个月时起按未付项目转让款额的1%/月向甲方支付利息。倪建成、周英在合同保证人落款处签名。 合同签订后，鸿地公司于2009年3月31日、4月16日将收到的2000万元注册资本金向环球公司支付了首期转让款。2009年3月31日，浙联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2000万元；2009年4月14日，浙联公司名称变更为玉泉公司；2009年5月4日，玉泉公司股东变更为鸿地公司持有50%股份，环球公司持有50%股份，法定代表人为倪建成，周英为总经理。2009年6月8日、6月24日、7月1日、7月6日，鸿地公司陆续向环球公司支付第二期转让款500万、500万、500万、200万、300万元，合计2000万元。但之后鸿地公司未能及时支付剩余转让款6000万元。 2010年8月16日，施建光（乙方）与环球公司（甲方）、鸿地公司（丙方）签订玉泉大厦《项目转让合同》。该合同记载：玉泉大厦的房产总证、土地总证目前已办理在玉泉村名下，根据相关政策，其中10至17层的产权证可以直接办理在玉泉公司名下，甲方正在进行上述分证的办理工作；根据玉泉公司与玉泉村签订的后续合同，玉泉村名下的玉泉大厦房产自2007年1月1日至2046年12月31日的使用权由玉泉公司享受。乙方向甲方支付项目转让款6000万元，受让玉泉大厦项目50%的权益。合同正文约定：玉泉大厦项目转让以乙方出资受让甲方所持有的玉泉公司的股权来实现，受让完成后，乙方、丙方各持有玉泉实业50%的股权。甲方所享有的玉泉大厦项目50%权益转让款6000万元由以下款项构成：偿还玉泉公司的贷款4500万元；1000万元股权投资款；其余500万元为股权转让溢价款。付款方式为：本合同签订后2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1000万元定金；待玉泉公司取得玉泉大厦10至17层的产权证，乙方应于甲方通知之日起1个月内支付500万元，2个月内再支付4500万元（直接代偿玉泉公司贷款）。合同还约定，乙方同意，除项目转让费外，单独就办理玉泉大厦权证向甲方另行支付补偿款2500万元，按甲方通知付至指定个人账户。倪建成作为环球公司的保证人，周英作为施建光、鸿地公司的保证人在相应落款处签名。 2010年8月16日，施建光向环球公司、倪建成出具承诺书，承诺自愿再向倪建成个人支付6000万元，作为对倪建成个人的补偿。周英为施建光提供保证。 2010年10月13日，环球公司（甲方）与鸿地公司（乙方）签订了《合作开发框架合同》的《补充协议》。该协议记载：鉴于框架合同自2009年3月21日签订以来，乙方尚未完成其付款义务，而甲方即将完全退出玉泉公司，为厘清本协议各方权利义务，确保合同履行，避免今后争端，经协商一致，签订以下补充协议。一、项目运作过程中，由于乙方款未及时到位，甲方先支付2009年上半年玉泉村租金以及甲方对玉泉大厦先装修多投入费用等原因，乙方同意一次性补贴甲方350万元……。二、根据框架合同约定，甲乙双方明确：乙方须在2010年12月21日之前付清项目转让余款6000万元，逾期支付的，应在框架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上再上浮1%/月向甲方支付利息。三、根据框架合同约定，自2009年9月21日至2010年12月21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利息为900万元，该900万元利息于2010年12月21日一次付清。如逾期支付按未付金额的2%/月计付违约金。四、……。施建光作为鸿地公司的保证人在落款处签名。 2010年10月13日，施建光（乙方）与环球公司（甲方）、鸿地公司（丙方）签订了玉泉大厦《项目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该协议记载：鉴于《项目转让合同》自2010年8月16日签订以来，玉泉大厦10至17层的房产证已办理完毕，甲方也于2010年9月8日向乙方书面通知付款、乙方已于2010年9月受让了丙方1000万元股权（占丙方注册资本的50%），成为丙方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为便于乙方及丙方对玉泉大厦项目的深入运作，本协议各方同意就转让合同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故签订以下补充协议。一、乙方未付的款项中，先完成转让合同2.2.3条款约定的4500万元（直接偿还银行贷款）的支付；二、上述条款约定的支付完成后，并且乙方完成转让合同4.7、4.8、4.10条款约定后，甲方应协助玉泉公司办理撤销甲方名下1000万元玉泉公司股权质押手续；三、甲方同意，乙方完成上述1.2条款约定义务后5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办理甲方名下1000万元玉泉公司股权（占玉泉公司注册资本50%）的股权转让手续，由甲方将其持有玉泉公司股权变更于乙方持有……。周英作为施建光的保证人在落款处签名。 2010年11月24日，玉泉公司股东变更为鸿地公司持有50%股份，施建光持有50%股份，法定代表人由倪建成变更为施建光。 上述《合作开发框架合同》的《补充协议》签订后，施建光支付了《补充协议》约定的一次性补贴350万元，但鸿地公司未能在约定的2010年12月21日支付转让款和利息。2011年2月21日，环球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鸿地公司，要求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2011年3月10日、4月2日，施建光分别向倪建成银行卡存入300万元和600万元。2011年3月17日、4月1日、4月2日，鸿地公司分别向环球公司汇款2000万元、3000万元和1000万元。至此，鸿地公司将《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剩余转让款6000万元和利息900万元支付完毕。该案于2011年4月7日第一次开庭，施建光以鸿地公司股东身份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之后，周英向法院提交继续开庭申请，以其在国外，由公司职员施建光出庭，因玉泉公司与环球公司法律顾问是同一人，受该法律顾问误导，施建光出庭时未能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公司权益为由，要求继续开庭并重新委托代理人。2011年5月30日第二次开庭，周英及委托代理律师出庭。2012年1月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1）杭西商初字第271号判决书，驳回环球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支持了部分逾期付款利息。该判决已生效。 在（2013）杭西商初字第2273号案件和本案诉讼中，施建光、周英提交落款时间为2011年6月1日，主体为鸿地公司（甲方）、施建光（乙方）、周英（丙方）的《股权确认书》各一份。两份《股权确认书》第二页内容一致，第一页内容各异。 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记载：甲、乙、丙三方基于事实基础上共同确认如下事项：1、甲、乙、丙三方经一致确认：在玉泉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中甲方持有50%的公司股份；乙方持有50%的公司股份中25%实际属于丙方所有，25%属于乙方所有，即甲、乙、丙方实际持有50%、25%、25%的公司股份，且各方实际出资到位。对此，三方不存在任何争议。2、乙方承诺丙方随时可以要求乙方无条件办理上述在乙方名下实际属于丙方所有的25%公司股份的股权变更手续。且乙、丙方承诺在办理上述股权变更手续过程中不影响玉泉公司的正常经营。3、甲乙丙三方经一致确认：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向其他第三人泄露本确认书履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相关信息，也不得将本确认书内容及相关档案材料泄露给任何第三方。本确认书保密条款为独立条款，不论本协议是否签署、变更、解除或终止等，本条款均有效。但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披露的除外。4、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乙方不得就前述丙方所有的25%公司股份（股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或设定任何抵押、质押、担保和向其他任何第三方协商、谈判签订有关的合同或协议等其他文件。…7、甲、乙、丙应积极配合公司办理好有关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8、本确认书正本一式五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入股公司留存一份，工商登记机关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9、本协议书为不可撤销的协议，一经四方签字或盖章即生效，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按其所实际持有股权比例依法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10、本确认书发生的争议由入股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周英在甲方鸿地公司、丙方落款处签名。施建光在乙方落款处签名。鸿地公司未在甲方处盖章、玉泉公司未在见证方盖章。 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记载：1、在玉泉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中甲、乙双方各自实际持有50%上述公司的股份系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为依据办理上述股权甲方变更丙方的工商手续，且以变更登记后为准。对此，三方不存在任何争议。2、乙方承诺丙方随时可以要求乙方无条件办理上述在甲方名义下实际属于丙方所有的50%上述公司股权变更手续。如今后需要各自转让或一并转让、先后转让，则各自核算成本并自负盈亏，且同时乙、丙方承诺在办理上述股权变更手续过程中不得影响玉泉公司的正常经营。…4、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乙方不得就前述丙方所有的50%公司股份（股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或设定任何抵押、质押、担保和向其他任何第三方协商、谈判签订有关的合同或协议等其他文件。其他条款内容和落款情况与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版本一致。 在（2013）杭西商初字第2273号案件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包括第一页、第二页）与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的第二页是同一天形成，双方《股权确认书》的第二页签名双方均认可，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上双方身份证系双方各自书写；周英提交《股权确认书》上双方身份证均系周英书写；双方签订确认书之前未对账，确认书在工商登记机关均无备案。施建光陈述：确认书系周英打印好提供，当时在施建光办公室签订，签了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周英提交的确认书实际系“偷换第一页而形成”，鸿地公司虽没有盖章，但周英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就代表了鸿地公司，玉泉公司是见证方，对其权利义务不影响，周英和施建光实际系玉泉公司控制人，均已签名，故玉泉公司未签章不影响生效。因为鸿地公司双方各占一半股份，其名下股权周英占一半，故双方实际持有玉泉公司各一半，为简便操作，故之后过户就直接将鸿地公司股权过户给了周英。在2010年8月受让玉泉公司股权之前未与环球公司和倪建成对接过，其转让股权价格为6000万元，周英转了多少不清楚。周英陈述：两种版本的确认书各签了两份，版本均系施建光提供，在施建光办公室签订，当时因施建光要求，为了对抗其债权人，才签了施建光版本的确认书，周英现在手上只有其自己提供版本的确认书，该确认书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后也是按该确认书进行过户履行的，故应确认其确认书的效力，鸿地公司、玉泉公司未在对方确认书上签章，故对方确认书尚不生效。 在（2013）杭西商初字第2273号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据施建光的申请，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双方提交的《股权确认书》进行鉴定。经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两次鉴定，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和第二页纸张尺寸大小相同，比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略小。鉴定结论为：两份《股权确认书》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系非同一包纸张、非同一次打印形成；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的第一页和第二页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系同批纸张，但难以判断是否一次性打印形成；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的第一页和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不同批纸张、非一次性打印形成；难以判断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的第一页是否系另行替换形成。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后，向一审法院函复：一、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与第二页页码字体不同、排版一致，难以说明该第一页与第二页是否系一次性打印形成。因为，页码的字体编码有多种形式，如果采用不同的编码形式，就会出现页码字体不一样的情况；二、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二页页码与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一、二页页码的字体、排版一致；三、以上情况也难以说明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是否系另行替换形成。因为，判断一份文件是否换页，不能仅凭页码字体的不同来判断……。 2011年9月1日，鸿地公司将玉泉公司50%的股权过户给了周英。在工商登记备案的2011年8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鸿地公司50%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格为1：1。庭审中，双方明确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形式，款项没有实际给付。2011年8月15日玉泉公司股东会决议记载，各股东同意鸿地公司将持有的玉泉公司50%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给周英，施建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 2011年12月27日，周英、施建光作为转让方（甲方）与受让方陈瑶（乙方）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陈瑶以2.6亿元受让甲方100%的股权，其中代为支付银行贷款1.4亿元，陈瑶实际向周英，施建光各支付6000万元。2011年12月30日，施建光与陈瑶签订备忘录。2012年1月1日，施建光与陈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玉泉公司50%股权转让给陈瑶，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款为1000万元。2012年1月6日，玉泉公司工商登记中股东施建光变更为陈瑶，法定代表人也由施建光变更为陈瑶。2013年4月，周英将所持玉泉公司50%股权转让给陈瑶，股权转让价格同样扣除1.4亿元银行贷款，并作了工商变更。之后，施建光与周英产生争议，施建光于2013年10月向一审法院起诉，以双方共同投资玉泉大厦项目，合作过程中施建光的投资额超过其应负担的份额，周英应归还施建光垫付的投资款为由，要求周英偿还玉泉大厦项目的投资款23926511元。2013年12月，周英以施建光涉嫌挪用资金向杭州市公安局报案。杭州市公安局尚未立案受理。2014年8月4日，周英向一审法院起诉施建光，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1年7月13日，沈士君与施建光、周英签订玉泉大厦项目合作合同，由沈士君组建专业团队对玉泉大厦项目进行全案策划与营销。施建光于2011年7月22日支付沈士君50万元。后产生纠纷，2011年10月，沈士君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施建光、周英支付服务费、违约金等。该案一审判决：施建光、周英支付沈士君基础服务费、违约金、律师代理费等62万元及利息。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2013年7月，沈士君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2月10日，在一审法院对沈士君、周英的执行笔录中，沈士君称：2011年9月，在策划过程中，浙江顺泰集团愿意以3.05亿接手，当时周英同意，施建光不同意，理由是周英持股早，股本金投入少，施建光持股时间迟、投入大。施建光提出要周英补贴2000万元给他，周英只同意补贴500万元，导致股权转让未成交。2014年2月10日当日，周英通过浙江大地公司支付了63万元执行款。周英在2015年4月30日庭审中陈述：其在温州起诉施建光该63万元，要求均摊，如本案计入，其将在温州法院撤诉。 还查明，2011年2月25日，玉泉公司与浦发银行和睦支行签订《经营性物业贷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以玉泉大厦10-17层房屋作抵押向和睦支行借款1.4亿元，借期8年，分期偿还，前四年每年1500万元、后四年每年2000万元，按季结息，贷款用途为玉泉大厦项目装修及归还股东先期借款。2011年2月28日、2011年3月31日、2011年4月8日，银行分别放款8000万元、1400万元、4600万元。 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周英的申请，委托浙江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周英方、施建光方对玉泉大厦项目的股权收购款、双方往来账款、1.4亿元浦发银行和睦支行贷款去向、2010年8月6日施建光进入公司至2012年1月6日退出公司期间玉泉公司发生的相关费用（公司收入、支出）、2010年8月6日至2012年1月6日期间周英、施建光对公司的投入进行了审计（该公司出具的浙新会专字（2015）560号《审计鉴定报告》以下简称《审计鉴定报告》）。《审计鉴定报告》载明，会计主体周英方：周英、浙江大地建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浙江大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国贸进出口有限公司；施建光方：施建光、任怡、施青青、温州市大地装饰工程公司、温州市天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温州市鹿城海龙装潢材料有限公司、温州荣飞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叁点零易货交易所有限公司。审计结论为：一、双方往来账款。（1）周英方：收施建光方8310万元，付施建光方7250万元，收款减付款等于余额（多收施建光）1060万元；收玉泉公司2048万元（包括1000万贷款），付玉泉公司3623.8万元，收款减付款等于余额（多付玉泉公司）1575.8万元，两项合计周英方仍多付款项515.80万元。（2）施建光方：收周英方7250万元，付周英方8310万元，收款项减付款等于余额（多付周英方）1060万元；收玉泉公司13964.87万元（包括1.3亿贷款），付玉泉公司1560.05万元，收款减付款等于余额（多收玉泉公司）12404.87万元，两项合计施建光方仍多收款项11344.87万元。二、股权收购款：（一）股权收购款及其费用支付情况。鸿地公司支付环球公司股权转让款1亿元；施建光付股权款14495万元，其中向环球公司支付5645万元、向倪建成支付8850万元；施建光向倪建成付违约金355万元；施建光向倪建成付利息款201.85万元；施建光向倪建成付款900万元；施建光个人账户支付倪建成个人账户和支付环球公司账户各种款项，审计按其提供的业务发生时付款原件核对汇总。施建光方提供的付款原件金额汇总数与余额数（收付相抵后）是否相等，证据不充分（缺少委托期间完整的个人往来银行记录）。（二）鸿地公司资金来源与支付股权款特别说明。鸿地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股东出资款，以及周英方、施建光方汇入的款项。鸿地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施建光交纳注册资本1000万元，周英交纳注册资本1000万元；施建光方汇入2700万元；周英方汇入6300万元；鸿地公司设立时施建光2009年3月26日付周英个人款项900万元，已统计在“施建光方付周英方款项”中，与鸿地公司本身无关。三、贷款1.4亿元去向。打给施建光方1.3亿元，打给周英方1000万元。四、委托期间玉泉公司发生的相关费用（公司收入、支出）。营业收入328.07万元，成本费用合计14381268.67元。净利润-11100558.67元。（一）营业收入328.07万元，主要是渤海银行租金与物业费收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场租费等。（二）主营业务成本715万元，其中系支付杭州玉泉股份经济合作社玉泉大厦租金705万元。（三）管理费用中折旧费315.49万元。（四）财务费用中未包括贷款利息818.81万元。2011年度向浦发银行和睦支行贷款1.4亿元的贷款利息，在“长期待摊费用”账户挂账。这部分贷款利息支出与玉泉公司的经营没有相关性，因此2011年度利润表“财务费用”中未列支利息818.81万元。五、委托期间周英、施建光对玉泉公司的投入。玉泉公司2011年度因装修和贷款利息合计已支付的货币资金1171.46万元。玉泉公司委托期间经营亏损合计1110.06万元，扣除非货币费用折旧费315.49万元，经营性货币支付为794.57万元。两项合计，委托期内玉泉公司经营性货币支付为1966.03万元。截止2011年12月，施建光已欠玉泉公司往来账款，因此经营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玉泉公司欠周英方的往来款1575.80万元。周英支出审计费185600元。 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周英的诉讼请求。二、审计费185600元由周英承担。案件受理费预收353473元实收30436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309366元，由周英承担。 周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施建光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及一审审计费185600元。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此外，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确认以下事实：一、1.4亿元所对应的贷款利息818.81万元已由玉泉公司向银行支付。二、（2011）杭西商初字第271判决内容，鸿地公司未履行，环球公司亦未向法院申请执行。三、周英在温州法院起诉施建光的63万元不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双方对玉泉公司的权益系共同投资还是各自投资；二、案外人陈瑶代为支付玉泉公司1.4亿元贷款，是否是其应当向周英、施建光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三、周英、施建光实际应按何种标准对1.4亿元款项进行分配。 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1567号判决已作出认定，对施建光所主张的其与周英对玉泉公司权益的投资系双方各半共同投资的观点未予支持，在该判决中已详细阐述理由，在此不再赘述。结合本案证据，特别是《审计鉴定报告》中周英、施建光对鸿地公司的投入，鸿地公司及施建光支付玉泉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情况，可以认定周英、施建光对玉泉公司的权益系各自投资。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2011年12月27日周英、施建光作为甲方与乙方陈瑶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第二条，双方同意甲方以2.6亿元将玉泉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乙方，其中1.4亿元以公司名下的玉泉大厦债权过渡给乙方视同为甲方收到，1.2亿元以现金形式支给甲方。之后，陈瑶于2012年1月1日、2013年4月15日分别与施建光、周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转让款，玉泉公司于2011年向浦发银行杭州和睦支行贷款1.4亿元由陈瑶支付款项归还。综合以上，该院认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是之后施建光、周英分别与陈瑶签订股权权转让协议的基础，陈瑶代玉泉公司向浦发银行杭州和睦支行偿还贷款的1.4亿元，实际应当由其支付给施建光、周英，再由施建光、周英归还玉泉公司，玉泉公司归还银行，现施建光、周英均在庭审中确认是为了方便操作，才要求陈瑶将该1.4亿元直接支付银行归还贷款，故该1.4亿元应该系施建光、周英应得的股权转让款。周英要求分配该股权转让款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施建光认为，鸿地公司及施建光先后受让玉泉公司50%的权益，其与周英各占一半；周英认为，鸿地公司受让的50%权益归属周英，施建光受让的50%权益归属施建光。对此，该院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司法鉴定报告、司法审计鉴定报告，综合分析如下：首先，对于施建光和周英分别提交的两份《股权确认书》，因为两份《股权确认书》的第一页内容不同，且司法鉴定结论不明确，该院对该两份《股权确认书》均不认定为有效证据。其次，施建光的主张缺乏双方合意的证据，特别是其个人受让玉泉公司50%股权，审计结论反映出来的均系其个人支付了相对应的转让款，即便其中部分款项来自周英汇款，亦无法证明系周英委托其投资受让股权的款项。第三，虽然2011年8月15日玉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记载，各股东同意鸿地公司将持有的玉泉公司50%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给周英，施建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2011年9月1日，鸿地公司将玉泉公司50%的股权过户给了周英，并在工商登记备案，但是双方在一审中明确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形式，款项没有实际给付，结合鸿地公司受让玉泉公司股权时支付的对价情况，本院认为上述行为应是为了公司工商登记的需要，据此尚不能支持周英的主张。综上，该院认为，在周英、施建光的主张均无法支持的情况下，本案双方应当按各自实际出资情况，按比例享有玉泉公司的权益并承担责任。 2011年12月27日，周英、施建光作为甲方与乙方陈瑶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载明，周英、施建光所对应的玉泉公司权益为各50%，应属于对外转让股权时必须与工商登记情况一致，案外人陈瑶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与周英、施建光内部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并不冲突。该院注意到，2012年1月1日，施建光与陈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款6000万元，该内容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内容相一致。2013年4月15日周英与陈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款7331万元，《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的转让款为6000万元，比《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约定的款项多出1331万元，考虑到两份协议间隔时间近16个月，且在此期间周英与陈瑶有共同经营玉泉公司之情形，股权转让款的增加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故对周英、施建光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以12000万元考虑进行内部分配。 本案中，周英起诉施建光虽然是返还股权转让款，但其一审诉讼请求中的标的计算还涉及双方往来款、双方对玉泉公司投入及收取的费用，施建光在二审庭审中明确同意在本案中一并解决。从诉讼效率及节省司法资源角度出发，该院尊重双方当事人意见，对有审计结论支持的双方上述款项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鸿地公司支付环球公司股权转让款1亿元，后根据2010年10月13日环球公司与鸿地公司的《补充协议》明确鸿地公司需支付环球公司一次性补贴350万元，该款系施建光实际支付。之后，通过（2011）杭西商初字第271号案件确认鸿地公司又支付900万元利息，该款系施建光实际支付。双方认可14000万元贷款利息818.81万元已由玉泉公司向银行支付，该利息款计算期间，施建光占有使用13000万元，周英占有使用1000万元，双方应按实际占有金额对应承担利息款，即施建光承担760.32万元，周英承担58.49万元。（2011）杭西商初字第271号判决内容在实际履行后另行主张。 本案中，鸿地公司受让玉泉公司50%股权，共实际支付11250万元，结合（2011）杭西商初字第271号案件认定事实及《审计鉴定报告》附表7、9，其中周英支付6300万元，施建光支付4950万元，故周英、施建光通过鸿地公司实际出资，分别取得玉泉公司28%、22%的股权。施建光个人受让玉泉公司50%股权，根据其与环球公司的协议及《审计鉴定报告》附表8，其个人实际支付14500万元。故根据实际出资情况，施建光享有玉泉公司72%股权，周英享有玉泉公司28%股权。 本案相关款项情况如下： 1.案涉2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施建光、周英按比例各应得18720万元、7280万元，实际施建光取得19000万元，周英取得7000万元，施建光应支付周英280万元。 2.双方往来款经审计，结合《审计鉴定报告》附表1、2，对附表1中注明的证据不足的两笔不予认定外，周英应支付施建光1060万元。 3.周英投入玉泉公司与收取玉泉公司款项情况，结合审计鉴定报告附表5、6，附表5扣除1000万元贷款部分，附表5及附表6注明的证据不足的三笔不予认定，玉泉公司欠周英2512.8万元。周英还应支付玉泉公司818.81万元利息款中的58.49万元。故玉泉公司欠周英2454.31万元。 4.施建光投入玉泉公司与收取玉泉公司款项情况，结合审计鉴定报告附表3、4，附表3扣除13000万元贷款部分，附表4注明的证据不足的一笔不予认定，玉泉公司欠施建光595.13万元。施建光还应支付玉泉公司818.81万元利息款中的760.32万元。故施建光欠玉泉公司165.19万元。 5.审计结论中明确玉泉公司经营费用系周英及施建光投入，现双方均同意一并解决。结合上述第3、4项内容合计2619.5万元，按双方投权比例周英应承担733.46万元，施建光应承担1886.04万元，故施建光应支付周英1886.04万元。 综上，施建光应支付周英1106.04万元。因各方之前款项往来频繁，互有占用资金使用情况，结合本案周英、施建光与案外人陈瑶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于2011年12月27日，且施建光实际于2011年12月离开玉泉公司的情况，施建光应支付周英1106.04万元的利息从2012年1月起按同期同档次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周英的上诉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纳，其上诉请求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不当之处该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该院判决：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杭西商初字第2158号判决；二、施建光支付周英110604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施建光支付周英利息2391473.54元（以11060400元为基础，从2012年1月1日起按同期同档次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5年4月30日止），之后利息按前述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四、驳回周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预收353473元实收30436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309366元，由周英负担230106元，施建光负担79260元。审计费185600元，由周英负担138049元，施建光负担475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4366元，由周英负担226387元，施建光负担77979元。 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关于原审认定的事实，除案涉二份《股权确认书》的真实性外，双方当事人对其他事实认定并无异议。本院经再审，对原审以下三个事实认定予以纠正，其余予以确认： 1、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各提供了一份《股权确认书》，用以证明各自关于玉泉大厦项目投资系共同投资还是分期独立投资的主张。二份《股权确认书》均由二页组成，第二页内容相同且均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区别在于第一页记载的股权确认事项内容不同。一审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的二次鉴定意见为据，认为不能得出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系另行替换形成的结论，故最终对二份《股权确认书》的真实性均未作认定。本院认为，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的第一页是否系替换形成虽经鉴定无确定意见，但这并不当然排除本院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对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的真实性作出判断，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从形式分析，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中双方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系双方各自书写，且二页页码的字体、排版均与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二页一致，周英对该《股权确认书》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形式真实性可以认定；而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中双方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均系周英书写，第一页与第二页页码字体不同，非自动连续编码，经鉴定难以判断是否一次性打印形成，形式上瑕疵明显，形式真实性即无法认定。 第二，从内容分析，二份《股权确认书》的确认内容主要是玉泉公司股权的实际分享方式，二份《股权确认书》的第一页第1、2、4条的约定存在实质差别。因签订《股权确认书》时，玉泉公司50%的股权登记在鸿地公司名下，50%的股权登记在施建光名下，故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1、2条关于施建光名下的25%公司股份系周英所有的约定，与第4条“乙方（施建光）不得就前述丙方（周英）所有的25%公司股份（股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的约定，不仅相符，且在股权未过户至周英名下之前限制施建光转让的约定是必要的；而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2条关于登记在鸿地公司名下的50%玉泉公司股份实际属于周英所有的约定，与第4条“乙方（施建光）不得就前述丙方（周英）所有的50%公司股份（股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的约定，内容显然不对应，鸿地公司名下的玉泉公司股权却限制施建光转让，不合情理，且由于周英系鸿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事实上施建光亦无法擅自处分鸿地公司名下的玉泉公司股权，限制施建光转让的约定没有必要。 第三，从周英主张的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的成因及签订份数分析，周英一审陈述，二种版本的确认书各签了二份，当初应施建光要求才签订施建光版本的《股权确认书》，目的是为了对抗施建光的债权人；虽然其再审庭审中又陈述施建光版本的《股权确认书》只签订了一份，但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亦不符常理，故对其反言不予采信。本院认为，首先，虽然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记载其在玉泉公司的实际持股比例是25%，但同时记载其作为股东的鸿地公司在玉泉公司的实际持股比例有50%，且股东的持股情况经工商登记是公示的，不存在可以股东之间内部约定的《股权确认书》对外对抗债权人的可能；其次，二种版本的确认书各签了二份，周英完全可以提供自己持有的施建光版本的《股权确认书》以证明自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并非由施建光版本的《股权确认书》替换第一页后而形成。因《股权确认书》二页之间没有骑缝签章，第一页确实可以单独进行替换，故在周英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自己持有的施建光版本的《股权确认书》的情况下，结合其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的上述形式瑕疵与内容的不合理之处，对周英提交的《股权确认书》不予采信。 根据以上分析，周英的相关陈述有反复且无法自圆其说，其提供的《股权确认书》第一页存在诸多疑点，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的真实性可予认定，可以作为定案依据。鉴于一审期间周英即已于2015年6月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其提交的《股权确认书》原件。本院再审对施建光提交的2011年6月1日鸿地公司、施建光、周英签订的《股权确认书》的内容予以确认。 2、二审认定，案涉《审计鉴定报告》载明鸿地公司支付股权款的资金来源为：周英、施建光各投入鸿地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施建光汇入2700万元，周英汇入“6300万元”。再审查明，其中周英汇入鸿地公司“6300万元”的金额，与该《审计鉴定报告》附表9鸿地公司收款汇总表载明周英总计汇入鸿地公司款项为5661.931万元的明细内容显然不符，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3、二审认定，（2011）杭西商初字第271判决内容鸿地公司未履行，环球公司亦未向法院申请执行。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2011）杭西商初字第271号案件执行笔录，环球公司已于2013年6月18日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作出（2013）杭西执民字第299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二审有关事实认定与在卷材料不符，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申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周英与施建光在玉泉公司是共同投资还是各自分期独立的投资；二、周英收取的1331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应纳入投资分配范围；三、投资期间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双方对玉泉公司投入收取费用如何进行核算。具体分析如下： 一、周英与施建光受让玉泉公司股权是共同投资还是分期独立的各自投资 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周英与施建光受让玉泉公司股权是共同投资，理由是： （一）鸿地公司受让50%玉泉公司股份应系周英和施建光的共同投资行为，周英主张系其单独投资与合同签订及履行的事实不符。 1、从股权的受让主体来看，鸿地公司是由施建光、周英各出资1000万元于2009年3月27日设立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施建光、周英各持有50%股份。受让50%玉泉公司股权的2009年3月21日《合作开发框架合同》系周英代表鸿地公司与环球公司代表倪建成签订的，如果周英是独立投资，其可以个人名义或者单独成立公司受让股权，没有必要与施建光共同设立鸿地公司来作为受让主体。周英主张鸿地公司系其个人公司，与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和工商登记情况均不符，鸿地公司成立伊始至今也未变更工商登记，施建光一直是占股50%的股东并已实际出资到位。周英主张先期借用施建光名义成立鸿地公司，实际上施建光已于2010年9月13日退出鸿地公司。但是，首先，周英主张已于2010年9月13日通过浙江大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汇款给温州市鹿城海龙装潢材料有限公司1500万元，自此施建光退出鸿地公司。但施建光对此不予认可，且周英为证明此节事实而提交的银行业务委托书记载的款项金额、支付主体以及货款用途等，均与其认为系支付施建光退出鸿地公司款项的主张不符，也与施建光至今仍是鸿地公司持股50%股东的工商登记情况不符；其次，在2010年9月之后，对2010年10月13日环球公司与鸿地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框架合同》的《补充协议》，施建光仍作为鸿地公司的担保人，并支付了鸿地公司收购玉泉公司股权的转让款2500万元、一次性装修补贴350万元和应付利息900万元。对此，周英均不能作出合理有据的解释，故其主张难以采信。 2、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看，鸿地公司受让玉泉公司50%股权支付转让款1亿元，具体是：（1）鸿地公司以注册资金支付2000万元（2009年3月31日、4月15日鸿地公司支付给环球公司的2000万元，来源于2009年3月26日施建光投入的1000万元和周英同日投入的100万元和次日投入的900万元，其中周英投入的900万元系施建光汇入）；（2）施建光汇入2500万元（2011年3月29日汇入1000万元和500万元，2011年4月1日汇入1000万元）；（3）周英汇入5500万元（2009年6月5日至7月6日汇入2000万元，2011年3月17日汇入2000万元，2011年3月28日汇入1500万元）。在鸿地公司与环球公司签订《合作开发框架合同》的《补充协议》后，施建光支付了应由鸿地公司支付给环球公司的一次性装修补贴350万元，并在2011年3月10日、4月2日分别支付倪建成300万元和600万元，即再次支付了应由鸿地公司承担的900万元利息。因此，就鸿地公司受让玉泉公司50%股权的实际支出而言，股权转让款1亿元以及相应补偿款350万元、利息900万元，施建光实际支出5650万元，周英实际支出5600万元，二人的支出金额相近。 3、从《股权确认书》的约定来看，《股权确认书》仅就施建光持有的50%玉泉公司股权明确25%实际属于周英所有，25%属于施建光所有，而就鸿地公司持有的50%玉泉公司股权未作约定，应当是基于施建光与周英各持有鸿地公司50%股权的事实和股东按出资比例享受公司投资权益的法律规定而未再作约定。如果施建光与周英作为鸿地公司各持有50%股权的二名股东并非按股权比例享有鸿地公司持有的50%玉泉公司股权，双方本应就此作出特别约定。 （二）以施建光名义受让50%玉泉公司股权也应系周英和施建光的共同投资行为。 1、从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看，2010年8月16日施建光与环球公司、鸿地公司签订玉泉大厦《项目转让合同》，按约施建光受让玉泉公司50%股权应支付转让款1.45亿元，周英为此提供担保。且根据案涉《审计鉴定报告》，周英方公司在2010年9月7日至2011年11月17日期间向施建光方公司汇款共计7250万元。就上述频繁的巨额汇款，周英不能作出合理有据的解释，施建光主张由其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经审计认为不排除施建光名义汇出的股权收购款来源于周英方的可能。因此，无法认定施建光名义汇出的股权转让款均系施建光方投入。 2、从《股权确认书》的约定来看，《股权确认书》载明“本协议书为不可撤销的协议，一经四方签字或盖章即生效，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按其所实际持有股权比例依法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虽然该《股权确认书》的见证方玉泉公司未盖章，但周英、施建光作为玉泉公司仅有的二名股东已经签字确认；且由于周英一审庭审中明确玉泉公司不签字盖章不影响其提交的《股权确认书》的效力，故本院对其现又以玉泉公司未盖章为由主张施建光提交的《股权确认书》不生效，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及周英代表鸿地公司均已经签字的《股权确认书》，可以证明当时各方确认施建光持有的50%玉泉公司股权中的25%实际属于周英所有、25%属于施建光所有的事实，即周英和施建光实际系以施建光名义共同受让50%玉泉公司股权。 （三）施建光提供的《股权确认书》的约定内容并不因2011年8月15日鸿地公司与周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变更。 2011年8月15日鸿地公司与周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鸿地公司将其拥有的50%玉泉公司股权以100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周英，同日玉泉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鸿地公司将其拥有玉泉公司50%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给周英。鸿地公司将其实际支付1.125亿元款项受让的50%玉泉公司股权以100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周英，显然不符情理。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是形式，款项没有实际给付。因此，再审中周英又辩称，即使施建光提供的《股权确认书》真实，2011年8月15日其与鸿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否定与变更了施建光提供的《股权确认书》内容，该反言既无事实依据，亦不诚信，本院不予采信。施建光主张上述相应内容的股东会决议亦系为方便工商登记变更50%玉泉公司股权至周英名下而制作，可予采信。 （四）周英以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伙投资协议为由否认施建光关于双方各半份额共同投资的主张不能成立。 根据上述分析，周英和施建光虽然没有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但双方先共同出资设立鸿地公司受让50%玉泉公司股权，后又以施建光名义受让50%玉泉公司股权再签订《股权确认书》明确双方各持有其中25%股权的事实清楚。2010年10月13日环球公司与鸿地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框架合同》的《补充协议》由施建光作为保证人签字确认，施建光与环球公司、鸿地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施建光向环球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均由周英提供担保的事实，证明双方当事人有共同出资共同承担风险的约定；之后工商登记确认施建光、周英各持有玉泉公司50%股权以及双方已经分别转让各自股权的事实，也证明双方已经按约定各半享有共同投资的权益。因此，周英以其与施建光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伙投资协议为由否认双方的共同投资关系，与事实不符。 （五）沈士君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系分期独立的各自投资关系。 2014年2月10日，沈士君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笔录中有对周英有利的陈述，但沈士君因诉请施建光、周英支付服务费、违约金一案，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且制作上述执行笔录时，周英在场并当日通过浙江大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沈士君63万元执行款，故该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难以采信。 综上，根据双方当事人共同出资受让玉泉公司股权并经《股权确认书》确认和工商登记各享有玉泉公司50%股权的事实，施建光提出的双方系各半共同投资受让玉泉公司股权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支持。 二、周英收取的1331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应纳入投资分配范围 2013年4月15日，周英与陈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7331万元，比《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约定的款项多出1331万元。因一审期间，浙江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仅对周英方、施建光方对玉泉大厦项目的股权收购款、双方往来账款、1.4亿元浦发银行和睦支行贷款去向、2010年8月6日施建光进入公司至2012年1月6日退出公司期间玉泉公司发生的相关费用（公司收入、支出）、2010年8月6日至2012年1月6日期间周英、施建光对公司的投入进行了审计，施建光2012年1月6日已经退出玉泉公司，原审考虑两份协议间隔时间近16个月，且在此期间周英与陈瑶有共同经营玉泉公司之情形，股权转让款的增加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故对周英、施建光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以12000万元考虑进行内部分配，而周英多收取的1331万元不纳入分配范围符合本案的实际。周英再审庭审后主张应由施建光承担2012年1月6日至2013年4月15日玉泉公司开支（包括玉泉村租金498万元、贷款利息1400万元以及前述国内信用证承兑费728万元、装修赔偿款1000万元）的50%，与周英反对分配该1331万元的抗辩主张相悖，也超出了原审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三、投资期间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双方对玉泉公司投入收取费用如何进行核算 因受让玉泉公司项目，施建光与周英互相起诉请求对方支付投资款和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表明双方均确认就受让玉泉公司的投资款应在双方之间进行内部结算。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签订《股权确认书》时没有对过账，因双方对投资款未进行结算，故在本案一审法院根据周英的申请委托浙江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审计并出具《审计鉴定报告》。本案中，周英起诉施建光虽然是返还股权转让款，但其一审诉讼请求中的标的计算还涉及双方往来款、双方对玉泉公司投入及收取的费用，施建光在二审庭审中明确同意在本案中一并解决。二审从诉讼效率及节省司法资源角度出发，对有《审计鉴定报告》支持的相关款项在本案中一并核算并无明显不当。何况，周英在再审答辩时也主张应对股权转让款、双方往来款、双方对玉泉公司投入及收取的费用一并进行核算。再审以对有《审计鉴定报告》正确结论支持的相关款项在本案中一并核算。基于前述分析，双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对玉泉公司的投入费用应当按照各半共同投资关系来进行核算。具体核算如下： （一）受让玉泉公司股权的转让款 1、鸿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亿元以及补偿款、利息1250万元，根据附表9鸿地公司收款汇总表以及附表7鸿地公司支付股权款汇总表的记载，应认定鸿地公司以注册资本支付2000万元，施建光支付2500万元（其2009年10月21日支付鸿地公司的200万元款项未计入），周英支付5500万元（其支付鸿地公司的161.931万元款项未计入），另附表8记载施建光代鸿地公司支付补偿款、利息1250万元。因此，施建光应支付给周英875万元。 2、根据案涉《审计鉴定报告》附表8，施建光支付倪建成、环球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合计15951.8533万元，扣除上述代鸿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的补偿和利息1250万元，为14701.8533万元，应由周英支付施建光7350.92665万元。 （二）投入玉泉公司的费用 1、双方往来款情况。根据案涉《审计鉴定报告》附表1、2双方互相支付款项汇总表，对附表1中注明证据不足的2009年3月27日施建光支付周英注册资本100万元和2011年5月16日施建光代周英支付陈瑶450万元二笔不在本案认定，施建光支付周英总计8310万元，周英支付施建光总计7250万元，周英应支付施建光1060万元。 2、施建光与玉泉公司之间的收付款项情况。根据案涉《审计鉴定报告》附表3、4，附表3施建光收款总计13964.87万元，扣除1.3亿元贷款部分，附表4施建光付款总计1603.05万元，对注明证据不足的2011年9月27日43.05万元一笔不作认定，施建光多支付玉泉公司595.13万元。 周英与玉泉公司之间的收付款项情况。根据案涉《审计鉴定报告》附表5、6，附表5周英收款总计2058万元，扣除1000万元贷款部分，附表6周英付款总计3590.8万元，对附表5注明证据不足的2009年7月17日10万元及附表6注明证据不足的2011年1月6日10万元、2011年1月10日20万元二笔不作认定，2014年2月10日支付沈士君的63万元款项未计入，周英多支付玉泉公司2512.8万元。 案涉《审计鉴定报告》明确玉泉公司经营费用系施建光与周英投入，周英比施建光多投入1917.67万元，施建光应支付周英958.835万元。 （三）转让玉泉公司股权的转让款 2011年12月27日周英、施建光与陈瑶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陈瑶以2.6亿元受让玉泉公司股权，其中代支付银行贷款1.4亿元，向周英，施建光各支付6000万元。2012年1月1日、2013年4月15日施建光、周英先后分别与陈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周英的转让款比施建光的转让款多1331万元，如前所述，该1331万元不纳入分配范围。施建光、周英收取股权转让款1.2亿元、贷款1.4亿元，其中施建光取得转让款6000万和贷款1.3亿元，周英取得转让款6000万元和贷款1000万元，“长期待摊费用”1.4亿元贷款利息818.81万元应由各半共同投资的双方各半负担，故施建光应支付周英6000万元。 根据以上核算情况，周英应支付施建光5770916.5元，施建光并未多占股权转让款等款项，故对周英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施建光的申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1572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杭西商初字第2158号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30436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4366元，均由周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黎明 审判员  刘国华 审判员  谢静华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