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11民终21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汪庆伟，男，1982年2月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经商，住江西省弋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少华，江西童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姚丽军，男，198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经商，住江西省弋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进良，江西金乘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姚丽平，男，198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经商，住江西省弋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进良，江西金乘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松苗，男，199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住江西省弋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三县岭程桥大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65816184227。法定代表人：汪松苗，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汪庆伟与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被上诉人汪松苗、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茂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2018）赣1126民初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庆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1、确认汪庆伟享有宏茂公司100%的股权；2、判令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宏茂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立即将宏茂公司100%股权变更到汪庆伟名下。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要汪庆伟“就争议部分（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宏茂公司不承认收到股权转让款的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明显不公。汪庆伟为了证明已经全额支付了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由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出具的收条一份，足以证明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全额收取了股权转让款。按照民事审判举证规则的相关要求，应由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承担证明其出具的收条无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以及确实没有收到足额转让费事实的举证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汪庆伟只支付了股权转让款97.6万元不正确，应认定汪庆伟足额付清了股权转让款200万元。1、一审法院置汪庆伟提供的大量证据于不顾，对汪庆伟实际已经支付给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的现金48万元以及另由姚丽军4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冲抵的部分转让费不予认可错误。2、退一万步说，就算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认可的本金60万元计算，一审法院只认定债转股抵扣部分为97.6万元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冲抵转让费的借款本金是60万元，其中，姚丽平的30万元借款时间是2013年4月26日，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2015年12月27日，利息为28.8万元；其中，姚丽军的30万元借款时间是2014年3月22日，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2015年12月27日，利息为18.9万元。因此，60万元本金加利息应为107.7万元，债转股冲抵股权转让费应该是107.7万元。三、一审法院第一项严重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本案中，姚丽军、姚丽平虽提起了反诉，但其反诉请求是“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已经解除”，未要求汪庆伟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原审判决第一项明显违反程序法的规定，二审法院必须予以纠正。姚丽军、姚丽平辩称，一、汪庆伟未支付200万元，60万元借款未发生抵扣，借条仍在汪庆伟手中，另40万元借款无中生有。汪庆伟的80万元取款凭证是用于购买车辆，不是支付48万元现金给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利息已经付清，故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没有涉及利息，否则，汪庆伟不可能说不清楚利息抵扣的方式和金额。二、汪庆伟投给宏茂公司的资金已经收回，汪庆伟未接管公司，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姚丽军、姚丽平履行了合同解除的程序，故法院应确认合同已经解除。汪松苗、宏茂公司未进行答辩。姚丽军、姚丽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汪庆伟的诉讼请求，并支持姚丽军、姚丽平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等均由汪庆伟承担。事实和理由：对于本诉部分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审理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将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应当另案处理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并处理，应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没有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适用抵销的情形，双方债务不符合抵销的构成要件。汪庆伟拒绝将60万元借条归还给姚丽军、姚丽平，借条仍在汪庆伟手上，在庭审中未出示借条原件。汪庆伟也未通知姚丽军、姚丽平，将60万元本金与股权转让款进行抵销。双方之间并未有明确的抵销意思表示或抵销行为。2、一审法院如此计算民间借贷利息，并将其结果放入抵销金额中，无异于强迫姚丽军、姚丽平接受非法利率，实属不当。当事人双方并未要求对借款事实进行审理，未进行举证质证，借贷事实尚真伪难辨。二、从程序上来说，本案判决股权转让合同继续履行，违反了不诉不理原则。在一审本诉及反诉中，当事人主要诉请为确认之诉，都未提出给付之诉。在当事人都未提出继续履行合同诉请的情况下，法院也未明确予以释明，而直接判决继续履行合同，属于超出诉请范围的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原理。三、一审判决混淆了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与《公司法》上的股东权利纠纷，不同权利混同处理，应属不当。对于反诉部分上诉理由：一、汪庆伟长期未履行合同，姚丽军、姚丽平享有法定解除权，姚丽军、姚丽平已依法行使解除权，相对方也并未依法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确认合同已经解除。1、姚丽军、姚丽平在2015年3月15日《解除合同通知书》中明确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是汪庆伟“未按转让合同约定支付转让款”，该通知书包含催告和解除双层意思，但汪庆伟在收到解除通知书后一直未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也未依法在三个月内提出异议，故法院应依法确认合同解除。2、汪庆伟在签订合同后长期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直接导致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3、本案所涉的企业性质为矿产企业，其具有随行就市及价值波动巨大的特殊性。企业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合同履行基础发出了重大变化。二、从社会效果来说，也应确认合同解除。从裁判社会效果看，判决继续履行合同更容易引发其他纠纷，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汪庆伟辩称，一、针对本诉部分上诉理由的答辩意见如下：1、一审法院确认汪庆伟债权冲抵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如何支付转让款事实的认定，没有将民间借贷纠纷与股权转让纠纷混为一谈；2、姚丽军、姚丽平在收取了股权转让款后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登记义务，法院应确认股权且对方应履行义务。二、针对反诉部分上诉理由的答辩意见如下：1、本案未履行合同的是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宏茂公司，收条说明汪庆伟足额支付了转让款，股权转让后汪庆伟对宏茂公司进行了一年多的接管经营；2、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何种情况下有权解除合同，汪庆伟已经实际支付足额股权转让款，且实际接管宏茂公司，只是对方未按约进行股权变更，该情况下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定要求。汪松苗、宏茂公司未进行答辩。汪庆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占有被告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100%股份；2、判令四被告履行合同义务，立即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即将被告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100%股份变更到原告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姚丽军、姚丽平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已经解除；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7日，原告汪庆伟与被告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宏茂公司签订了一份《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合同载明，转让方（简称甲方）宏茂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松苗，转让方股东姚丽军、姚丽平，受让方（简称乙方）汪庆伟；合同第一条第1款，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有弋阳县宏茂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份作价200万转让给乙方；第二条第1款，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一次性支付甲方全部转让费用共计200万元整；第二条第2款，乙方付清转让款后一周内甲乙双方同意到相关部门办理所有证照过户手续，甲方需积极配合协助，否则，乙方有权直接向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起诉；第四条约定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签订协议的当天，被告汪松苗、姚丽军、姚丽平在协议书的尾部书写了《收条》：今收到汪庆伟转让费贰佰万元正（人民币）。原、被告在签订协议后至本案诉讼时止一直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签订协议后，原告进入宏茂公司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主要表现有：为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由其支付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各项费用，如机器设备的采购及维修、办公用品采购、工资发放、原材料采购等；为宏茂公司的利益于2016年10月6日与港湾村全体代表签订了《关于港湾村申毛山承租合同》、于2017年1月1日与程某某签订了《瓦瓦塘山地出租协议》；在宏茂公司员工工资表中签署“同意付”并在公司领取工资等行为。2017年2月，原告汪庆伟与被告姚丽军、姚丽平因公司的回收货款等问题产生矛盾纠纷，原告向弋阳县公安局提出控告，弋阳县公安局于2017年5月12日向原告发出了《受理回执》、于2017年6月2日作出了《弋阳县公安局立案告知书》，称：姚丽军等人挪用资金案，经查，我局认为本案犯罪事实清楚，符合立案条件，现将此案立为挪用资金案。期间，于2017年3月15日，被告方向原告发出解除转让合同的通知，并于2017年4月14日强行进入公司。另查明，宏茂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2日，经营范围重钙、活性钙、白水泥、氧化镁、白云石、生产销售、建材销售，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2013年8月13日，宏茂公司股东由原股东姚丽平、邵保云变更为姚丽平、姚丽军，其中姚丽平占股份70%，姚丽军占股份30%。2013年11月15日，宏茂公司的股东由姚丽平、姚丽军变更为姚丽军、汪松苗，其中姚丽军占股份30%，汪松苗占股份70%。2016年9月1日，宏茂公司的股东由姚丽军、汪松苗变更为汪松苗，汪松苗占100%的股份，法定代表人汪松苗，注册资本600万元。被告汪松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证实，其只是宏茂公司的名义股东，从来没有在公司里工作过，接收公司股份及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均是按其姐夫姚丽平的指示办理，被告姚丽军、姚丽平为公司的实际股东。还查明，被告姚丽军、姚丽平认可于2013年、2014年向原告借款60万元的事实。原告所提供的手机影像件两份，一份是2013年4月26日的借条“今借到汪庆伟人民币叁拾万元正借款期限壹年月利息每月壹万零伍佰元正。今借人姚丽平、汪秋莲”，另一份是2014年3月22日的借条“今借到汪庆伟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为6个月，月利息每月壹万零伍佰元正，今借人姚丽军、朱丽锦”。2015年12月7日，被告姚丽军、姚丽平、宏茂公司向原告出具承诺书“姚丽平姚丽军在年前付清汪庆伟的利息，如还不清姚丽平和姚丽军停厂卖掉厂还清汪庆伟的所有钱。（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还查明，原告汪庆伟为支持其2015年12月27日向被告方现金付款48万元的诉讼主张，向该院提交了其名下农商行卡号为62×××14的银行流水一份，其中2015年12月8日现金取款80万元。本案审理过程中，该院依被告方的申请依法调取上饶市路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人员询问笔录和原告汪庆伟汽车销售结算单各一份，证据显示2015年12月7日，原告汪庆伟在上饶市路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现金支付购路虎车定金款2万元，次日现金支付购车款76.2万元。同时该银行流水还显示，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原告汪庆伟以平均每天一次的频率频繁的使用该卡进行转账业务、或现金存取款业务，其中现存最大金额为35万，最小金额为8,050元，现取最大金额为80万元，最小金额为5,000元。2015年12月9日至2015年12月25日期间，原告汪庆伟使用该卡现取1笔5万元，现存3笔共12万。另，2016年1月26日被告姚丽平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款2,000元；2016年3月14日被告姚丽平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款12,000元；2016年4月2日被告姚丽军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款2,000元；2016年4月18日被告姚丽军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款10,000元；2016年6月21日被告姚丽平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款3,000元，借条载明“其中贰千环保费用2015年的”；2016年12月14日被告姚丽军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款5,5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汪庆伟是否按转让协议足额交付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2、若原告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就债转股的具体数额及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3、原告汪庆伟是否实际参与了宏茂公司的经营管理；4、诉争的《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是否已经解除。一、关于原告是否已经按转让协议足额交付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原告汪庆伟主张已经足额交付了200万元转让款，并提交三被告签字的收条等相关证据为证。该院认为，收条作为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书证、直接证据，对证明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事实具有证明效力，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当事人之间款项已经支付，但如果记载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实际收付款的时间、金额存在不一致的情形，特别是本案中200万元大额款项的交付仅凭收条不足以充分证明实际收付款情况的，还应结合资金结算凭证、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对收条中记载的内容加以综合判断认定。本案诉争金额为200万元，属于大额的款项支付，在原被告对双方扣减的60万元债务无异议，但对抵扣的40万元债务、利息及现金支付部分是否实际发生产生较大争议的情况下，故原告仍应就争议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同时，原告就200万元组成的解释是冲抵了被告姚丽军所欠两笔债务本金30万元、40万元、被告姚丽平所欠债务本金30万元、利息共计52万元、现金支付48万元，故本院就该200万元的构成事实认定分述之：1.原告主张冲抵了被告姚丽平2013年4月26日的借款30万元、被告姚丽军2014年3月22日的借款30万元，共计60万元，并提供借条影印件予以佐证，被告方对此表示予以认可，对该部分双方无争议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2.关于原告主张的冲抵了被告姚丽军40万元借款的问题，被告姚丽军表示未曾借款。原告汪庆伟在原审中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案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法院补充出示了证人汪某、姚某、程某的证言，但该院认为因证言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同时该三位证人系原告的亲属或者朋友，证明力较弱，且证言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其中证人姚某表示2014年上半年听汪庆伟说被告两兄弟欠其100万元，而原告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表示该40万元借款的时间是2014年春秋时间，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则表示是2014年12月份，即就40万元的借款时间原告方自身存在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同时未提供任何书面或者实物证据予证实该40万元借款的实际发生。且根据原告自身的陈述，2014年3月份被告姚丽军向其借款30万元只支付了一个月的利息，其余分文未付，故在此情况下，原告在2014年12月还另行向被告姚丽军支付40万元借款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故，该院对原告的该部分诉讼主张不予认定；3.关于原告主张的冲抵了52万借款利息的问题，原告在原审中主张是按月利率3.5%，从三张欠条上载明的时间开始计算至合同签订之日，该100万本金只收取了1个月的利息，故根据该陈述计算该部分利息远超52万。而在本次庭审过程中则表示该40万借款没有还过利息，两张30万的借款还过部分利息，且是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因此就利息的计算问题，原告自身存在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同时亦未提供任何书面或者实物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主张借款利息52万元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也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故，该院对原告的该部分诉讼主张不予认定；4.关于冲抵的48万元现金问题，原告在原审及本案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均主张其于2015年12月8日取款80万元为2015年12月27日的现金付款做准备。后该院依据被告方的申请就该80万元现金的去向问题了进行核实，根据该院依法调取的上饶市路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人员询问笔录和原告汪庆伟汽车销售结算单显示，2015年12月7日原告汪庆伟在上饶市路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现金支付购买路虎车定金2万元，次日现金支付购车款76.2万元。在此情况下，原告于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就其具有现金支付48万元的能力、具有现金支付的交易习惯、信用良好等进行了大量的举证，但该院认为该部分证据与本案案情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相反在原告出示的其名下农商行的银行流水更是显示原告以平均每天一次的频率频繁的使用该卡进行转账业务、或现金存取款业务，反映出原告一般现金存量不大、信赖及依赖银行的交易习惯等，与原告主张的其家中一般存有大量现金，养成大额现金交易的习惯的陈述不符。故，在原告无直接或其他间接证据证明该现金支付，且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的情况下，该院对原告的该部分诉讼主张不予认定；5.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付清转让款一周内双方办理证照过户手续，故在正常情况下，原告作为一个正常民商事主体，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应当在2015年12月27日原告支付完200万转让款后的一周向被告方主张办理证照过户手续。而实际情况是，2015年12月27日收条签订之日至2016年9月1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原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被告方提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一事，且根据原告提供的证人卜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在2016年9月1日被告方将宏茂公司股份全部变更至被告汪松苗名下时原告知情还指派证人卜某前往协同办理。对此，原告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同时，若原告已经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成为宏茂公司的一人股东，当由原告或宏茂公司自行支付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各项税费开支，而原告提供的2016年6月21日被告姚丽平出具给原告的借条证实，该款是被告姚丽平为支付公司环保费用而借。故该院认为，由被告支付环保费用的客观行为与原告关于其系宏茂公司的一人股东的诉讼主张不符，且原告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综上，该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证据优势、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其实际支付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告汪庆伟负有责任对其诉讼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关于原告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就债转股的具体数额及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问题。对原告主张的债转股即冲抵了两被告的欠款60万元，该院已经查实，故对该数额予以认定。关于冲抵的利息部分，2015年12月7日即三被告出具收条的前一日，被告姚丽军、姚丽平、宏茂公司向原告出具承诺书“姚丽平姚丽军在年前付清汪庆伟的利息，如还不清姚丽平和姚丽军停厂卖掉厂还清汪庆伟的所有钱”，该承诺书系各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院予以确认，故该院有合理理由认为两被告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关于该60万元借款的利息是没有足额支付给原告的。同时被告方亦未向该院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借款利息已经予以了偿还，故对被告辩称的已经付清借款利息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其中，关于被告姚丽平2013年4月26日向原告借款的30万元，原告认可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28.8万元。被告姚丽军2014年3月22日向原告借款的30万元，原告认可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18.9万元。该两部分利息以月利率3%计算，虽然超过年利率24%，但未超过年利率36%且双方已经经过结算，故对该部分利息的计算该院予以认可。同时原告向该院出具的说明中还认可扣除10.1万元为两被告已经支付的利息，故该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经过结算的利息为37.6万元（28.8万+18.9万-10.1万），加之借款本金60万元，共计债转股抵扣部分为97.6万元，即原告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102.4万元。三、关于原告汪庆伟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是否实际参与了宏茂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被告方辩称，原告汪庆伟来公司是为了监督两被告的财务状况以期还款，并非以老板身份接手经营公司经营。原告汪庆伟为支持其诉讼主张依法向该院提供证据证实，其为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由其支付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各项费用，如机器设备的采购及维修、办公用品采购、工资发放、原材料采购等；为宏茂公司的利益于2016年10月6日与港湾村全体代表签订了《关于港湾村申毛山承租合同》、于2017年1月1日与程某某签订了《瓦瓦塘山地出租协议》；在宏茂公司员工工资表中签署“同意付”并在公司领取工资等行为，用以证明原告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该院认为虽然在协议签订之后原被告双方未办理股权的变更登记，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原告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协议后即进入宏茂公司实际参与了宏茂公司的经营管理，故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四、关于诉争的《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反诉原告以反诉被告在合同签订后的长时间内拒不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反诉被告已经构成违约为由，主张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法定解除权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解除，只有当出现法定解除事由，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实际行使解除权后方可导致合同的解除。本案中，反诉原告提出反诉被告长期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本案反诉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催告义务，因此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反诉原告还提出，反诉被告的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但此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有特定规范要求的，一般指定期行为等一些特定行为，本案未完全履行给付义务并不必然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且涉案合同是股权转让合同，而非一般物买卖合同，股权是一种具有复杂内容的权利，公司股权一经转让各种权利义务也随之转移，本案反诉被告作为股权买受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经接手公司并实际经营了一年多的时间，并进行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资，若允许反诉原告贸然解除合同势必产生更多的纠纷。因此，反诉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且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支持。另，被告姚丽军、被告姚丽平还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姚丽军、姚丽平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但本案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确认原告汪庆伟占有被告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100%的股份，因原告汪庆伟是通过买卖的方式从姚丽军、姚丽平处继受取得宏茂公司股份，因此当以姚丽军、姚丽平为被告，故被告的该辩称意见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认为，原告汪庆伟与被告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宏茂公司签订的《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由被告公司实际股东姚丽军、姚丽平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原告汪庆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享有宏茂公司100%股权的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法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出资是股东买卖方式继受取得股权的实质要件，本案原告应当在补足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条件下才能继受取得公司股权，即原告汪庆伟还应当按协议约定向被告姚丽平、姚丽军支付股权转让款102.4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还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原告汪庆伟要求被告宏茂公司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汪庆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被告姚丽军、姚丽平支付股权转让款102.4万元；二、被告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配合原告汪庆伟将其受让的100%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三、驳回原告汪庆伟及反诉原告姚丽军、姚丽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汪庆伟负担11,400元，被告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负担11,4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反诉原告姚丽军、姚丽平负担。汪庆伟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对象：1、汪庆伟与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宏茂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转让款后，正式接管公司并进行了一年零一个月的生产，并投入到宏茂公司用于生产的资金有439万元；2、2017年1月26日矛盾发生后，宏茂公司账上应收转款还有175.9万元。第二组证据：宏茂公司财务费用报销审批表复印件35张，证明对象：汪庆伟接管宏茂公司一年零一个月期间，宏茂公司所有财务报销审查审批均是汪庆伟，足以证明该期间就是汪庆伟管理宏茂公司。姚丽军、姚丽平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1、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伪造，因涉嫌挪用资金的当事人系案外人汪秋莲，而不是姚丽军；2、案外人汪秋莲对弋阳县公安局告知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已经提出了异议；3、刑事案件未判决，该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生效的证据；4、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汪庆伟投入的资金已全部拿回。对于第二组证据，不是新证据，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本案纠纷发生后，汪庆伟拿走了公司全部财务凭证，是否有篡改行为也无法核实；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汪庆伟从未实际接管公司。汪松苗、宏茂公司质证认为：同意姚丽军、姚丽平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该两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且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宏茂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有异议，故本院不予确认。姚丽军、姚丽平、汪松苗、宏茂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汪庆伟是否按《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足额交付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二、原审法院认定的债转股冲抵股权转让款数额是否正确？三、原审判决第一项是否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四、《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对于焦点一，上诉人汪庆伟主张其已足额交付了200万元转让款，认为其提交的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被上诉人汪松苗签字的收条等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对此，本院认为，收条作为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书证、直接证据，对证明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事实具有证明效力，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当事人之间款项已经支付，但如果记载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实际收付款的时间、金额存在不一致的情形，特别是本案中200万元大额款项的交付仅凭收条不足以充分证明实际收付款情况的，还应结合资金结算凭证、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对收条中记载的内容加以综合判断认定。本案诉争金额为200万元，属于大额的款项支付，在上诉人汪庆伟与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对双方扣减的60万元债务无异议，但对抵扣的40万元债务、利息及现金支付部分是否实际发生产生较大争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汪庆伟仍应就争议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正确。上诉人汪庆伟主张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构成是冲抵了上诉人姚丽军所欠借款本金40万元、利息共计52万元、现金支付48万元，但均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汪庆伟主张的另行向上诉人姚丽军支付40万元借款的事实、借款利息52万元用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现金支付48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均属于真伪不明状态，上诉人汪庆伟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汪庆伟主张实际支付给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被上诉人汪松苗现金48万元以及另由上诉人姚丽军4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冲抵部分股权转让款不予认可正确，上诉人汪庆伟上诉主张足额付清股权转让款200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焦点二，上诉人汪庆伟主张债转股冲抵股权转让款应为107.7万元，原审法院扣除10.1万元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主张其与上诉人汪庆伟的债务不符合抵销的构成要件，且按月利率3%计息并将利息计入抵销金额，实属不当。对此，本院认为，关于原审法院认定债转股冲抵股权转让款冲抵的本金部分，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在一审予以认可，现在二审中主张不应冲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原审法院认定债转股冲抵股权转让款冲抵的利息部分，冲抵的利息部分未超过年利率36%且双方已经结算，原审法院按月利率3%计算并计入冲抵数额并无不当。因上诉人汪庆伟在一审中出具的说明中认可扣除10.1万元为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已经支付的利息，故原审法院扣除该10.1万元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债转股冲抵股权转让款数额为97.6万元正确，上诉人汪庆伟、姚丽军、姚丽平对该数额的异议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焦点三，上诉人汪庆伟主张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反诉未要求上诉人汪庆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原审判决第一项违反程序法。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主张本案当事人诉请为确认之诉，均未提出给付之诉，原审判决第一项属于超出诉请范围的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原理。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可见，出资是股东买卖方式继受取得股权的实质要件。上诉人汪庆伟请求确认其占有被上诉人宏茂公司100%股权，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汪庆伟未足额交付股权转让款，故上诉人汪庆伟应当在补足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条件下才能继受取得公司股权，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汪庆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并未超过上诉人汪庆伟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人汪庆伟、姚丽军、姚丽平主张原审判决违反不诉不理原则的上诉理由均不成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焦点四，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主张上诉人汪庆伟长期未履行合同，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享有法定解除权，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依法行使解除权，向对方也并未依法提出异议，主张确认《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已经解除。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可见，法定解除权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解除，只有当出现法定解除事由，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实际行使解除权后方可导致合同的解除。本案中，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主张上诉人汪庆伟长期未履行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但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并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催告义务，因此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还主张上诉人汪庆伟的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上诉人汪庆伟未完全履行给付义务并不必然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案涉《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系股权转让合同，股权一经转让各种权利义务也随之转移，上诉人汪庆伟作为股权买受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经接手公司并实际经营了一年多的时间，并进行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资，若允许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解除合同势必产生更多的纠纷。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关于弋阳县宏茂工贸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继续履行妥当。综上所述，汪庆伟、姚丽军、姚丽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216元，由上诉人汪庆伟负担14,016元，上诉人姚丽军、姚丽平负担34,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晖华审判员  罗 玮审判员  周立峰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程云娟书记员林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