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79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新晨玩具礼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法定代表人：陈济。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彬，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丽英，女，196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浩基，男，1957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碧齐，女，197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科，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培芳，女，196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升萍，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济，男，195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被告：马佳，女，1956年11月22日出生，回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述二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刚，女，1960年1月25日出生，回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原审被告：郑力陶，男，196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深圳市新晨玩具礼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晨公司）及上诉人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与被上诉人徐培芳及原审被告陈济、马佳、马刚、郑力陶因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7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培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晨公司、陈济、马佳、马刚、郑力陶、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对佛山市南海某甲玩具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在（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某甲公司应该向徐培芳支付补偿款10000元的法定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新晨公司、陈济、马佳、马刚、郑力陶、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新晨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济，投资人为陈济、马佳。某甲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人为陈济，投资者为美国某乙新奇玩具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新晨公司。陈济为董事长，马佳为副董事长，马刚为董事，郑力陶为董事。2013年5月31日，某甲公司在《珠江时报》上刊登清算公告，要求“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在上述期限内未申报债权的不列入清算范围。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依法向佛山市南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何丽英为某甲公司清算组组长，林浩基、周碧齐为清算组成员。2014年3月28日，某甲公司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显示：“……三、清算结果：1.清算费用已支付完毕，工人工资已缴清，社会保险费用已缴清，法定补偿金已缴清；2.所欠税款已缴清；已办理海关、国税、地税的注销手续；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已缴销并已经收到商务部门回执。3.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4.公司所有应付款项已缴清。四、某甲公司剩余财产为0元，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新晨公司分得0元，某乙公司分得0元。……”同日，某甲公司董事会通过以下决议：1.确认由清算小组于2014年3月28日提交的清算报告内容真实有效。至此，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已处理完毕。2.同意委托林浩基到工商部门办理公司注销手续。同日，某甲公司递交《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2014年4月4日，某甲公司以“经营不善及竞争激烈，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为由登记注销。2013年6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某甲公司应于2013年6月20日前支付补偿款10000元予徐培芳，自徐培芳收到该款项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终结，互不追究其他任何法律责任。因某甲公司没有按期履行上述义务，经徐培芳申请，一审法院于2013年8月19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3）佛南法沥执字第1029号。经执行，因暂未发现某甲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2013年10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佛南法沥执字第102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次执行。2014年10月9日，徐培芳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追加本案被告为（2013）佛南法沥执字第1029号案的被执行人，并要求其对该案的执行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予以立案，案号为（2014）佛南法执加字第107号，并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2014）佛南法执加字第1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徐培芳的申请。2016年5月5日，徐培芳以新晨公司、陈济、何丽英、马佳、周碧齐、马刚、郑力陶、林浩基、某乙公司、郝桑.马为被告，向法院起诉，主张相关权利。2017年4月14日，徐培芳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某乙公司、郝桑·马的起诉，经审查，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另查明，2013年6月7日、8日，某甲公司向徐培芳发放经济补偿金2586.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劳动合同纠纷。徐培芳在起诉时，认为本案案由为劳动合同纠纷，但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徐培芳申请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债权纠纷，后在第二次庭审中又申请变更为追偿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理解与适用》第一百二十六条释义：“追偿权纠纷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二是合伙债务追偿权纠纷。”本案是徐培芳与某甲公司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并非担保责任或合伙债务，故本案案由应为劳动合同纠纷。关于新晨公司、陈济、何丽英、马佳、周碧齐、马刚、郑力陶、林浩基是否应对（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某甲公司应向徐培芳支付的劳动争议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具体分析如下：1.何丽英、林浩基和周碧齐应对某甲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于2013年6月13日出具调解书确定某甲公司应向徐培芳支付10000元劳动争议款项，某甲公司没有按期履行上述支付义务，经徐培芳申请，一审法院于2013年8月19日立案执行。因暂未发现某甲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2013年10月31日一审法院裁定终结该次执行。2014年3月28日，某甲公司清算组出具含有“1.清算费用已支付完毕，工人工资已缴清，社会保险费用已缴清，法定补偿金已缴清；……4.公司所有应付款项已缴清。……”的《清算报告》。同日，某甲公司董事会通过上述“清算报告内容真实有效，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已处理完毕”的决议，并同意委托林浩基到工商部门办理公司注销手续。同日，某甲公司递交《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清算组在明知（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已确定某甲公司存在债务的情况下，在清算过程中未将某甲公司的清算注销情况通知徐培芳，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在公司清算过程中将某甲公司在（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中所负的债务进行了备案登记，可见清算组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清算义务，并向工商部门提交了虚假的清算报告，以此获得注销批准。作为清算组组长的何丽英和清算组成员林浩基、周碧齐，在（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某甲公司应承担债务的情况下，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将徐培芳的债权进行登记，某甲公司在未履行上述债务支付义务的情况下进行清算并注销，明显具有规避债务的嫌疑。现因某甲公司的注销而导致徐培芳的合法债权无法实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何丽英、林浩基和周碧齐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现徐培芳请求其三人对某甲公司在（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对其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2.新晨公司应对某甲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如上文第1点所述，某甲公司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导致徐培芳的合法债权无法实现，现徐培芳主张某甲公司的股东新晨公司对某甲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3.陈济、马佳、马刚、郑力陶无需对某甲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某甲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陈济为某甲公司的董事长，马佳为副董事长，马刚、郑力陶均为董事，而非某甲公司的股东，故徐培芳请求陈济、马佳、马刚、郑力陶对某甲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徐培芳基于与某甲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提起诉讼，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定某甲公司应向徐培芳支付相应的劳动争议款项，某甲公司逾期未支付且在2014年4月4日以“经营不善及竞争激烈，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为由登记注销。现徐培芳以某甲公司的股东、董事及清算组成员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陈济、马佳、马刚、郑力陶、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情形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中的“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或“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故本案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至于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13年6月13日本院作出（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某甲公司应向徐培芳支付相应的劳动争议款项，某甲公司逾期未支付，故徐培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3年8月19日立案执行。经执行，因暂未发现某甲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2013年10月31日法院裁定终结该次执行。2014年10月9日，徐培芳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追加新晨公司、陈济、何丽英、马佳、周碧齐、马刚、郑力陶、林浩基为上述执行案的被执行人，并要求其对该案的执行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法院经审查予以立案，并于2015年10月28日裁定驳回徐培芳的申请。2016年5月5日，徐培芳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相关权利。从上述情况可知，徐培芳一直通过法律手段主张其权利，存在时效中断情形，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至于（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某甲公司应向徐培芳支付劳动争议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不是本案审查范围。马刚、郑力陶、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新晨公司、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应对原某甲公司在（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中对徐培芳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徐培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免交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新晨公司及上诉人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均不服上诉请求向本院提起上诉。新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培芳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培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案由应为清算责任纠纷。徐培芳并非基于劳动关系的建立、存续和解除而主张权利，而是在对某甲公司享有债权的前提下，试图通过追究某甲公司的清算义务人的责任来实现其债权，应为清算责任纠纷。二、徐培芳就其对某甲公司拥有的债权向法院申请了执行，一审法院在2013年8月13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3）佛南法沥执字第1029号。经过法院强制执行，查明了某甲公司已无可供执行财产，并于2013年10月31日做出了终结执行的裁定。2014年3月28日某甲公司清算组出具《清算报告》。从徐培芳债权申请强制执行在前出具《清算报告》和请求清算义务人赔偿在后的客观事实表明，不是《清算报告》导致了徐培芳的债权无法实现。清算报告是否客观真实，与徐培芳的债权能否实现没有因果关系。即使《清算报告》记载了徐培芳未清偿的债权，结果仍然一样，某甲公司已无财产清偿徐培芳的债权。三、清算赔偿责任为侵权责任，需要有侵权行为，且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新晨公司未实施侵权行为，其行为与徐培芳损失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判决新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适用该条款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1.公司股东未对公司依法清算；2.出具虚假清算报告骗取注销；3.前二者违法行为与债权人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显然本案不符合这三个条件。首先，某甲公司依法进行了清算。某甲公司依法组成了清算组，依法发布清算公告，依法对财产进行了处置并将处置款分配给了徐培芳。审计机构也依法对某甲公司进行了审计，清算结果是某甲公司已无财产清偿其余债权。其次，清算组是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结果“本公司清算后负债总额为0.00元”而作出的清算报告，并非故意出具虚假清算报告骗取公司注销，主观上没有逃避债务的故意。再次，即使清算报告不符合客观事实，该报告也不是造成徐培芳债权无法实现的原因。债权无法实现的客观原因是某甲公司确无财产可清偿。清算报告与徐培芳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四、某甲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财务账簿完整、合法，没有任何抽逃注资、转移资产等违法逃债之行为，清算过程也依法合规。公司资不抵债，是经营不善、市场选择的结果。中、外方作为有限公司的股东，在没有任何逃避债务的违法行为前提下，理应依法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不能浮于表面机械理解法条，轻易否定公司法人人格，突破股东有限责任，让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否则将动摇公司法的根本制度，危害市场经济。目前，某甲公司仍具备依法审计的条件。新晨公司愿意在二审期间申请由法院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综合上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错误判决新晨公司作为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应予纠正。新晨公司在庭审中补充上诉意见，某甲公司已向徐培芳支付的金额应在本案中扣除，一审判决称已支付部分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错误。已发放的金额以作为公司债务清偿的一部分，且徐培芳一审诉请也主张将已发放的补偿金额予以扣除，故应予纠正。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针对新晨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意新晨公司的上诉请求，也认可其事实与理由。徐培芳针对新晨公司的上诉辩称：徐培芳支持一审判决的意见。至于新晨公司所称的应扣除的项目，一审判决新晨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徐培芳申请执行过程中在执行款项金额中会作相应扣除，并在执行中已实际剔除。因此，一审认为已付款不作审查合法合理。陈济、马佳针对新晨公司的上诉述称：同意新晨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培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培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是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清算中的有关义务方追究清算责任，案由应为清算责任纠纷，而非一审认定的劳动合同纠纷。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为清算组成员。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只是清算组委托处理清算事务的工作人员，不是法律规定的清算组成员，不是清算义务主体，更不是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清算赔偿责任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这表明股东是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股东才是清算组成员。某甲公司的股东是新晨公司和某乙公司。新晨公司和某乙公司是某甲公司法定的清算组成员，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义务人可以委托清算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清算公司等）或个人去实施清算行为。本案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正是被某甲公司的清算组委托具体实施清算行为的人，即清算人。清算人对委托方负责并承担责任，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和公司债权人负责和承担责任。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判令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承担赔偿责任，是对该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如前所述，有限公司的“清算组成员”指的是作为清算义务主体的公司股东，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如果公司股东是自然人，该自然人就是清算组成员，可以判决其承担清算责任；如果公司股东是法人，则该法人是清算组成员，可判决该法人承担清算责任。在法人股东作为清算组成员时，可以委托自然人具体实施清算行为，但不可以将该自然人认定为清算组成员。本案中，一审判决正是错误将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认定为清算组成员，错误判决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三、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作为具体实施清算工作的人员，依法进行清算，并无任何违法、失职行为。1.依法发布清算公告，依法对财产进行了处置并将处置款分配给了徐培芳。2.聘请佛山市某会计师事务所对某甲公司进行审计，并将公司则务账簿等资料（包括徐培芳在内的全部公司负债情况）如实提交给了审计机构。审计机构已经知道公司尚欠徐培芳的债务未清偿。3.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作为清算组工作人员，是根据专业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结果“本公司清算后负债总额为0.00元”，而在清算报告签字的。四、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在不符合事实的清算报告上签字，并不是导致徐培芳债权无法实现的原因，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规定债权人的损失是由于清算组成员过错造成的，才承担赔偿责任。过错与损失之间必须要有因果关系。如果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是由于公司客观上无财产清偿所致，即使清算组成员存在过失行为也并不导致公司财产减少，影响债权实现的过错，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以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公司无负债为依据，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清算报告上签字，但这一行为不是债权人损失的原因，债权人损失是公司经清算后已无财产清偿债务造成的。2.徐培芳对某甲公司拥有债权的案件，法院于2013年8月19日立案执行，经法院查明并认定某甲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于2013年10月31日裁定终结执行。2014年3月28日某甲公司清算组出具《清算报告》，2014年4月4日某甲公司注销。法院强制执行后认定某甲公司无财产在前，清算组出具清算报告和公司注销在后，这一客观事实也说明，徐培芳的损失并不是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行为造成的。综合上述，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不是对公司债权人进行赔偿的义务主体，且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行为并不是造成徐培芳损失的原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在庭审中增加上诉事实理由：五、在清算中未将案涉106名工人的债权列入《清算审计报告》，没有造成工人的实际损失。六、已经支付的补偿金额，应从一审判决中扣减，徐培芳所述已扣减是不属实的，一审判决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对仲裁裁决书、民事调解书中106个工人所付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扣减已支付的补偿金。徐培芳针对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上诉辩称：案涉仲裁裁决书的出具时间是2016年6月20日。该案开庭时间是2016年5月17日，而某甲公司向106名工人支付的20多万元是在该仲裁裁决书出具之前。某甲公司的股东和清算组应当将已支付的部分向仲裁委提交，故没有提交的过错应由新晨公司自担。徐培芳承认新晨公司已支付的部分款项，徐培芳在申请执行过程中会把收到的金额作相应扣减，所以新晨公司主张部分款项应扣减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关于案由，由法院来决定。徐培芳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立案中提出了诉求，至于案由是由法院来决定，但是106名工人的诉求是确定的。四案中106名工人都收到了2586.2元。陈济、马佳针对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上诉述称：同意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上诉请求。马刚、郑力陶在二审期间没有发表意见、举证及质证。新晨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买卖合同、收款收据以及某甲公司员工部分经济补偿发放明细表，拟证明：1.新晨公司已经把员工的经济补偿金部分发放了，保障了员工的权益。有部分员工通过转账形式发放。2.一审判决对发放部分未予处理。3.某甲公司在当时已经将企业中所有资产进行变卖，事实上，并未因为其清算行为给徐培芳造成债权上的损失，与徐培芳无法实现其债权不存在侵害的因果关系。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对新晨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亦予认可。徐培芳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某甲公司鼓励106名工人去找买家购买某甲公司的设备，且6个工人代表已经谈好了以80万元出售价，买家也已经来了准备与某甲公司负责人签订买卖协议，但某甲公司的负责人不同意，还临时找了个名义上的买家以30万元出售，但并非全部公司资产均发货，可见某甲公司是以低价形式转移财产。因为相差50多万元，所以员工意见很大。从该证据可以证明作为某甲公司股东的新晨公司以及作为清算组成员的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在清算过程中隐瞒事实，没有清偿某甲公司的全部债务就向有关部门称已经清偿完毕，故新晨公司、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应对本案仲裁裁决及调解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陈济、马佳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亦予认可。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某甲公司聘请佛山市某会计师事务所对某甲公司全部财产进行审计而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拟证明某甲公司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在清算过程中并没有损害徐培芳利益的违法行为。新晨公司、陈济、马佳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是根据《清算审计报告》作出的，清算组并非故意出具虚假的《清算报告》以逃避债务，徐培芳无法实现债权的客观原因是某甲公司确实无财产可供清偿，根据《清算审计报告》而做出的《清算报告》，与徐培芳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徐培芳质证认为：对《清算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清算审计报告》的审计依据是由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向佛山市某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就是说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向佛山市某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虚假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虚假的，在资产负债表没有把案涉的仲裁裁决以及调解书的内容列在其中，可见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向佛山市某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虚假的财务报表，所以得出的《清算审计报告》也是错误的。因为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提供的《清算报告》的基础资料是错误的，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主张，反而证明了徐培芳在一审时的主张。本院基于新晨公司的申请向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河西村委、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劳动局发函调查某甲公司自行清算及变卖财产的过程，并向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沥分局的工作人员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各方对于调查函2份、询问笔录、工作证照片的质证意见如下：新晨公司和陈济、马佳质证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客观反映当时某甲公司进行资产处理的背景，某甲公司受到维稳压力及当地村委急于将场地另行出租的压力而处理公司资产，某甲公司当时是与员工进行充分协商后才将公司的全部资产进行变卖处理，而且处理的款项也全部用于发放工人经济补偿金，而全体员工对该处理结果持认可态度，并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收取了相应的补偿金，并不存在徐培芳所称的某甲公司单方处理财产的问题。另外该笔录显示，某甲公司迫于压力将公司进行清算，在清算过程中与员工协商一致处理资产并发放给员工，虽然没有经过破产清算程序，但是已以该行为充分保障员工利益，没有侵害员工的合法权益。而且由于在清算过程中提前将资产变卖发放补偿，该30万元款项无法列入清算报告当中。因此，某甲公司的清算报告实际是客观真实的，并不存在虚假情形。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询问人作为劳动保障部门的公职人员、直接参与者，客观真实地陈述了某甲公司当时资产处置和员工分配处置所得等基本情况，与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陈述完全一致，也说明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陈述是实事求是的。调查笔录反映了：1.某甲公司的资产是迫于员工压力，经员工及其代理律师的同意并直接参与下，同时经劳动局等部门同意和监督下处置的，全部财产处置所得是30万元。2.迫于员工压力，也是为了照顾员工利益，还有维稳需要，在尚未清算完成其他债务、制作清算方案的情况下，将清算所得30万元全部分配给员工，这是经全体员工及其代理律师讨论后的决定，并经过劳动部门的同意。当时各方面的意思是，这30万元全部给了员工，就了结了员工的经济补偿金等员工债权问题。如果认为分配之后，员工还有债权未得到清偿，说明公司资不抵债，要进入破产程序，则该款项就不可能在此阶段也不应该分配给员工。3.正因为全体员工及其代理律师的要求，将30万元提前进行了分配，故最后的清算报告在客观上不能再反映员工的债务和这30万元清算所得。否则结果就是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员工在前分配款项就失去了合法依据，应当返还，必将损害员工的利益。4.某甲公司目前的清算方式，可能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记载员工债务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些债务纳入清算清偿范围，而实际上确实已经将该员工债务纳入清偿范围，清算所得已全部支付给员工，达到了“实质正义”。5.公司员工一方面要求提前分配清算所得，另一方面又要求清算组成员将其经济补偿金债务记入清算报告，这两者是矛盾，不可能同时执行的。后者执行了，前者的分配就失去了合法依据，等于员工否定其前者的主张，违反了“禁止反言”、诚实信用的原则。强调一点，某甲公司当初之所以将清算所得30万元提前分配给员工，是维稳的需要。当时政府派人进驻某甲公司，某甲公司为了配合工作，故在程序上提前分配，若要求清算组承担瑕疵责任，即要求清算组承担维稳的代价，是前后矛盾的，将影响企业配合政府维稳大局的决心，也会对投资环境产生影响。徐培芳质证认为：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被询问人吴某的陈述内容有异议，具体如下：1.吴某称“当时公司未和员工解除劳动关系”不符合事实，其作为一位处理劳动人事争议专业人员，在明知某甲公司关厂停业员工无事可做多时的情况下，公司与员工之间以事实行为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2.吴某称“当时厂内所有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办公用品等公司的所有值钱的财物，在合同中所售出30万元的买方是公司找的，也是经过公司员工及员工的代理律师在场同决后卖出的”不符合事实。因为公司所有机械设备均为某甲公司所有，并非员工所有，更无需经过公司员工和其所谓的公司员工代理律师在场同意后才卖出。按照吴某的说法，则公司财产还要经公司员工代理律师签名才能出售，显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双方代理律师和员工代表针对双方如何尽快以高价将某甲公司厂内的财产变卖用以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达成协议，而非吴某所说的情形。3.之所以公司员工找来出价共计80多万元的多个买家没有成功购得某甲公司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办公用品等公司财产，是因为某甲公司不愿意高价出售给其不认可的买家（而其认可的买家实际上是个名义买家，即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济及其妻子马佳的亲朋好友，而真正的买家就是陈济和马佳），或者说某甲公司不愿意高价出售给他人并且将该出售款用作支付给公司员工的经济补偿金。正因如此，某甲公司自然是不愿意高价出售给其不认可的买家。不仅如此，某甲公司的保安人员还将公司员工找来的买家打伤并且不让其到公司看货。4.吴某称“公司最值钱的其实是厂房……”更是错误，因为无论是公司员工还是公司自己找的所谓“买家”都知道厂房并非某甲公司所有而是当地村委的，某甲公司出售的所有财产并不包含租赁厂房。5.当某甲公司得知其员工找来多个买家出价共80多万元后，出于保护其财产之目的，进而由其法定代表人陈济和马佳的亲朋好友找来作为名义买家以及30万元低价购买公司资产，实际就是以低价恶意转移财产，既能应付公司员工劳动争议纠纷，进而达到配合政府相关部门所谓的维稳目的。对于某甲公司的财产，公司员工及其代理律师根本无权处理。在公司员工及其代理律师得知公司已将其财产以30万元出售后，实属无奈只能接受公司以该款项用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现实。如果按照吴某的逻辑，某甲公司出售其财产必须经过公司员工代理律师的签名同意后才能进行，则某甲公司无法实现以30万元低价出售这批可以卖到80多万元的财产给某甲公司认可的买家。事实上，某甲公司与其所谓的买家私下达成买卖协议（实际上就是财产转移协议）根本无需得到公司员工及其代理律师的签名确认及同意方能出售。6.吴某称“关于转移财产的问题我不清楚”，又称公司员工难以找到适合买家出更高的价钱，又称很多买家来某甲公司看要出售的机械设备等财产，明显带有偏见及不符合事实。7.某甲公司员工及其代理律师在得知某甲公司将其财产低价出售得到30万元后，无奈接受此结果，只能接受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但某甲公司员工及其代理律师无权处理某甲公司的财产，否则某甲公司不可能实现其以30万元低价将其价值80万元的财产“出售”给他人的目的。徐培芳在二审期间提交协议书及员工代表的陈述内容，拟证明调查笔录中关于买卖过程是不属实的，在买卖过程中员工找到了买家来看资产，但是某甲公司的保安把买家给赶走了。某甲公司是为了支付补偿金、部分工资而签订该协议的内容与调查笔录的内容是不一致的，是没有经过员工同意的，员工没有在买卖合同中签名，员工是迫于无奈，不是员工说了算，而是某甲公司说了算。新晨公司质证认为：1.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徐培芳没有提交证据原件，无法核对公章。2.对4名员工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等同于4名员工的证人证言，但其未依法出庭接受质询，在证据形式上不满足要求，且其陈述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也与常理不符。例如在等待出售公司资产的过程中有人使用暴力闹事打买家，但据了解，当时大部分员工还在厂区活动、居住，工人有100人到150人，如果有暴力事件，厂区里的工人肯定会自发维护自身权益，而且当时厂区已经相对被封锁，进出有严格的程序。其次，对比徐培芳提交的2份证据，黄栋生的签字明显不一样。新晨公司和陈济、马佳质证认为：对协议书不予确认，但协议书载明某甲公司征得员工同意后决定将资产处理发放员工经济补偿金，而且员工也实际在处理资产的变卖，员工的代理律师也在协议书中签名确认，说明当时某甲公司的全部行为是得到了公司员工的认可，并不存在徐培芳所称的种种不公平情形。而且，该协议书也与之前庭审中双方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也能够与法院调取的证据相互印证，即某甲公司已经将全部资产变卖后支付了员工的经济补偿金，且均是在员工的同意下进行。对于4名员工的情况说明，属于当事人的单方陈述，因为这4人是本案当事人而非证人，其陈述有倾向性，不应作为证据。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质证认为：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原件核对。即使该协议书是真实客观的，也恰好证实了与法院调查笔录中吴某所述的事实。某甲公司的财产处理是经过了员工的同意并支付给了员工。对4名员工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黄栋生的签名确实不符，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由该4名员工书写。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不具有可信度，因为4名员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而吴某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其陈述更具有公信力，应以吴某的陈述为准。经审查，本院认证认为：新晨公司和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举示的证据均有原件予以核对，且各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故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对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和徐培芳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详见以下“本院认为”部分。陈济、马佳、马刚、郑力陶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某甲公司因经营不善停工停产，无力支付该厂工人经济补偿金，于2013年6月6日将厂内所有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办公用品出售得价30万元现金。某甲公司于2013年6月7日、6月8日将该30万元以现金发放或转账方式平均分配给各员工，每人各收取部分经济补偿金2586.2元。佛山市某会计师事务所于2014年2月25日出具《佛山市南海某甲玩具厂有限公司2013年清算审计报告》。本院基于当事人的申请向当时参与某甲公司变卖公司资产的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沥分局的工作人员吴某进行调查询问，该工作人员回复问题如下：某甲公司在2013年已经停工待料2、3个月，停工期间发放最低工资80%，当时该局跟进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当时有该公司员工打电话投诉并到我单位反映情况，且该公司欠村的租金多月，公司有倒闭的可能。并且，有100多个工人闲置在公司，人数众多，存在不稳定因素，为了维稳的需要，治安队等在工厂门口值班，不让工厂员工及财物随意出厂，并要求该公司尽快处理公司财物以解决员工经济补偿金。因为当时公司未和员工解除劳动关系，故不存在拖欠工人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的情况，但因为员工要求公司发放经济补偿金后才解除劳动关系，故由该局跟进。当时某甲公司实际出售的所有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办公用品等公司所有值钱的财物的买方系由公司找来的，也是经过公司员工及其代理律师在场同意后卖出。员工称当时可以找到出价80万元的买家，该工作人员不知道该情况，也表示这没有可能的，因为当时如果能够卖出更高价格，则不可能只以30万元卖出，且员工对此也不会准许。当时员工也有提出有买家能够出价五、六十万元，但实际并没有该买家出现或致电表示购买。当时公司人员、员工及其代理律师、村委、该局等单位人员都有找买家，也有很多人来看过。但是，由于公司所有的原材料是基于其生产需要配备的，具有特殊性，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故难以出售，也难以卖出高价。很多人来看过后都认为公司原材料并不适用，能实际出价购买的，最高价的就是30万元。可能当时员工认为公司全部财物的价值更高，甚至到80万元，但实际没有买家愿意出到此高价。公司最值钱的其实是厂房租赁使用权，但厂房及相应的土地是村的，租期未届满，故相应的租赁使用权是具有价值的，但因为公司欠租，按照公司与村的租赁合同约定，收归村所有。而且，物品存放会贬值，故当时可以找到出价最高、可以立即变现、可以拿出现金购买的买家出价就是30万元。当时关于变卖公司资产及商议如何分配也前后经历约3、4个星期。对于经济补偿金的分配，也是经过员工及其代理律师在场讨论最后决定方案的，该局人员只是提供意见，并没有直接参与，其最终决定将公司全部出售所得现金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员工。某甲公司当时变卖公司资产与买方于远甫签订买卖合同，将公司所有能够变卖的物品全部卖出。员工收取部分经济补偿金后都离开了某甲公司，相关的物业已由村收回，公司资产由买方运走。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新晨公司和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应否对案涉民事调解书确定某甲公司应向徐培芳支付的补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首先，关于本案的案由。徐培芳以作为某甲公司清算组成员的新晨公司和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未依法清算，应负清算责任为由起诉，故本案案由应为清算责任纠纷。一审认定为劳动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关于新晨公司和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责任。徐培芳主张原某甲公司的清算组未将案涉债务列入清算报告中，而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某甲公司的注销登记，主张作为清算组成员的新晨公司和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对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审查，某甲公司在办理注销登记之前，已依法在报纸刊登清算公告，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审计，将相应清算材料递交给公司登记机关。然而，清算组未将某甲公司的案涉债务情况列入清算报告中，即其作出的清算报告并未反映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情况，不适当履行清算义务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清算组成员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时，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责任。对于确定新晨公司和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应否对某甲公司应向徐培芳支付的补偿款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应当考量其是否满足以下侵权责任的四项构成要件：1.侵权行为；2.损害事实；3.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4.过错。在主观方面。（2013）佛南法罗民一初字第356号民事调解书出具于2013年6月13日，即徐培芳与某甲公司在该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形成于某甲公司在2013年5月31日登报要求“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之期间内，但清算组未依法将某甲公司包括此债务在内的全部债权债务列入清算报告中，存在重大过失。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辩称在清算公告发布当日之前并没有形成关于公司员工经济补偿金的案涉仲裁裁决及民事调解书，不能确定相关债权，故无法将该公司债务提交给审计机构，与上述公告要求的申报期间相悖；且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二审举示的清算审计报告显示，该清算审计报告形成于案涉仲裁裁决及民事调解书出具之前，但清算组没有将已确定某甲公司该债务的相关仲裁、诉讼材料递交给审计机构，主观上具有过错。因此，本院对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该主张不予采纳。另，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还辩称某甲公司在变卖公司资产后，将处置财产所得用于支付各员工的经济补偿金，已经了结双方的债权债务，但从新晨公司二审提供的《南海某甲玩具厂有限公司员工部分经济补偿发放明细表》可见，某甲公司的员工只是确认并收到“部分经济补偿”而非全部；而且，从某甲公司员工在收到该部分经济补偿后，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追加被执行人及提起本案诉讼等行为，可见其仍积极追讨剩余经济补偿金债权，并无同意以收取上述明细表中的款项即可了结双方债权债务关系；而新晨公司及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亦未能举证证明徐培芳在收取部分经济补偿金时同意放弃对剩余款项的权利主张。因此，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在客观方面。徐培芳主张因某甲公司清算组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的过错行为，造成其对某甲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及陈述可知，某甲公司于2013年6月6日出售公司厂内所有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办公用品，并将所得款全部用于支付员工的经济补偿金；而且，公司员工及其代理律师也参与寻找买家购买公司上述物资。第二，徐培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某甲公司的财产，因未发现某甲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终结该次执行的裁定。由上可知，在某甲公司于2014年4月4日递交《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办理登记注销事宜之前，某甲公司的全部资产已经处置完毕，并将变卖所得已全部用于发放员工经济补偿金，且已无其他财产，徐培芳等某甲公司员工对此是清楚知道的。换言之，即便清算组依法办理清算事宜，出具含有案涉债务在内的清算报告，也不会影响某甲公司资产的价值，对员工无法通过执行某甲公司资产获取经济补偿金的债权实现不具有因果关系。即清算组的前述侵权行为与徐培芳主张的损害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徐培芳要求清算组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徐培芳主张清算组在处置某甲公司资产过程中，故意以不合理的低价处置公司财产，以合法买卖关系掩盖其转移公司资产的非法目的。为查明当时公司变卖资产的过程，本院向当时参与该过程的单位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被询问调查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当时某甲公司停工待料，上百个员工闲置，公司需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在征得员工代表及员工的代理律师的同意后，决定将厂内所有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办公用品变卖用于支付工人部分经济补偿款，由双方共同寻找买家，但因某甲公司为玩具厂，其原材料为特殊材质，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且物品存放会越发贬值，为尽快变卖公司资产，多方共同寻找相应买家，当时可以立即拿出现金购买的出价最高的买家出价就是30万元，员工当时认为公司资产不止这价值并称可以出价更高的买家实际并没有。该工作人员的陈述与双方当事人分别举示的买卖合同、协议书的内容相符，也符合常理，故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徐培芳对此提出异议，并于二审举示员工代表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相同诉讼当事人的单方陈述，其主张于2013年5月28日约买家到厂拍卖某甲公司资产，拍卖各物件合计约80万元，而厂方负责人不到场签名确认，期间还有人过来闹事不准买家提货，导致上述买家停止交易，但徐培芳对此未能提供收取按金的收据或收款凭证、报警回执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徐培芳辩称公司资产的处置无需经过公司员工及其代理律师的同意，与其二审举示的《协议书》反映“现甲方（某甲公司）在征得乙方（员工代表及其代理律师）的同意后决定将厂内所有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办公用品变卖，以支付工人部分经济补偿款”的内容相悖。因此，徐培芳该主张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且不采纳其二审提供的证据。综上，新晨公司和何丽英、林浩基、周碧齐的上诉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因本院在二审查明新事实导致一审判决被改判，故一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745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培芳的诉讼请求。一审免交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徐培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睿审判员 李秀红审判员 曾慧元二○一八年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吴升平书记员阮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