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3民终36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茂海，男，汉族，生于1947年5月4日，住四川省蓬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东，四川法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静，四川法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法定代表人：刘爱力，董事长兼党组书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下南大街**。 负责人：杜卫红，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充市分公司，，住所地南充市人民中路** 负责人：高斌，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蓬安县分公司，营业场所蓬安县相如大道116号。 负责人：李正光，总经理。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优，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茂海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充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蓬安县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蓬安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2018）川1323民初1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茂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范茂海与四被上诉人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3、改判四被上诉人（从1971年4月至2000年2月）或从2000年2月29日起按当时被上诉人同等工龄、工种的退休职工工资待遇给范茂海补发至今的工资；4、依法改判四被上诉人补发1971年4月至2000年2月期间被扣除的工资（包括养老金、开发基金）约2.5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适用法律错误，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邮政集团公司合并范茂海原所在单位，承继其权利义务，自然是本案的用人单位；并且按照《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作为总公司的邮政集团公司自然也是本案的责任承担者。鉴于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之前是邮政蓬安分公司的上级单位，拥有用人决定权、规则制度制定权，甚至包括劳动报酬发放权、劳动保险待遇发放权，故也应作为责任承担者共同承担责任。二、原判事实认定错误，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1、原判以《公社邮递员使用管理试行办法》对公社邮递员规定“不是邮电企业的正式员工，属公社社员”即认定公社邮递员不是邮政企业职工错误。①1973年中共四川省委发布的《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路线为纲进一步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分配政策的指示》【川委发(1973)120号】规定：“公社只能设一名邮递员，其待遇由邮电局开支，不得由生产队评计工分。”因此这一时期范茂海已脱离生产队，不再参加公社生产队生产。按照该文件，公社投递员属于四川省委发布指示招收，也就是属于计划内招收，虽非正式员工，但属于计划内的长期临时工。②《公社邮递员使用管理试行办法》第四条规定：“从一九八四年起，新增或减少公社邮递员名额，由省邮电管理局批准。”证实公社邮递员系计划内招用的工人。③该办法所称“非正式职工”系与“临时工”相对的概念，而单位职工分为正式职工与临时工。非正式职工并不等于非单位职工，不能否认双方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而“公社社员”是与“城镇人口”相对的概念，属当时经济体制下人口的划分，与如今的农村户籍人口性质一致。即使系公社社员，也不能否认其可与被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正如当今的农村人口也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样可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2、1984年所签《公社邮递员合同书》的性质非委托代理合同。①1983年邮电部、劳动人事部发布《关于下达招收乡邮投递员和驻段线务员劳动指标的通知》，明确招收合同制工人，可以从农村社员中招收，由招工单位、合同制工人、合同制工人原所在单位（生产大队或街道）三方共同签订劳动合同。《公社邮递员合同书》正是依据这一文件签订，至于称谓的不同，系政策实施具有滞后性。②合同书签订时《劳动法》和《合同法》均未颁布，故对于劳动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无明确法律界定，双方之间的身份关系应依据事实状态和合同实质来判断。合同书约定了邮政负责上诉人因工负伤的医疗费用、丧葬费等，并由其发放工资，对上诉人进行奖惩管理等，显然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③该合同书的有效期为五年，五年期满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对于双方的身份关系，应依据事实情况界定。3、原判认定1984年签订《公社邮递员合同书》之前从事的系邮政委托代办业务，属委托关系错误。1987年之前，被上诉人无权委托他人代办邮政专营业务。1995年之前，我国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邮政企业想要实施“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邮政企业专营业务”这种新型运营模式，必然需要有关部门授权。而1987年《邮政法》才颁布，授权邮政企业这一经营模式，在此之前，邮政企业无权委托他人代办邮政业务。上诉人于1966年已从事投递员工作，因此双方之间于1966年—1987年不可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4、被上诉人认可乡邮投递员系其合同制工人，而范茂海作为公社投递员，与乡邮投递员仅是不同历史时期称谓的变化，其实质是一致的。原判认为乡邮员应当占有劳动指标且被录用后签订劳动合同。第一，对于劳动指标，应由作为用人单位的被上诉人举证。第二，对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系用人单位的责任，不能仅凭未签订劳动合同即否认劳动关系。 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蓬安分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范茂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范茂海与四被上诉人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2、判决四被上诉人为范茂海补缴社会保险费（从1971年4月至2000年2月）或从2000年2月29日起按当时被告同等工龄、工种的退休职工工资待遇给范茂海告补发至今的工资及继续按月支付之后的工资；庭审中，明确表示若不能补缴社会保险费，便请求补发工资；3、判决四被上诉人补发1995年1月至2000年2月期间被扣除的工资（包括养老金、开发基金）约2.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确认如下：2017年6月29日，范茂海以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7〕第338-35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范茂海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被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作出裁定将案件移送本院处理。范茂海不服裁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法院于2018年4月受理本案。 1998年，蓬安县邮电局更名为蓬安县邮政局。2015年，邮政集团公司实施法人体制调整，蓬安县邮政局更名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蓬安县分公司，本案涉及的蓬安县茶亭镇属于四川省蓬安县辖区内。 对争议事实确认如下：1971年4月至2000年2月，范茂海在四川省蓬安县向东公社从事邮政投递工作，系公社投递员；1995年1月1日，转为邮政委代办直至离岗。2012年3月2日，以生活困难为由向蓬安县邮政局提交一次性补助申请书，并于蓬安县邮政局签订了一次性补助领取协议。2012年12月19日，范茂海出具“一次性补助收条”，载明其收到一次性补助费9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本案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范茂海与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范茂海基于劳动关系主张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定确认范茂海诉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主体不适格，范茂海在本案中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范茂海与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认定范茂海起诉上述当事人主体不适格。范茂海在事实与理由中主张“蓬安县邮政局单方解除与范茂海的劳动关系”，“蓬安县邮政局”现为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该公司为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同时，本案事实发生于范茂海与蓬安县邮政局之间，1998年，蓬安邮电局变更为蓬安县邮政局，2015年，邮政集团公司实施法人体制调整，蓬安县邮政局更名为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该公司承继变更前的权利义务。同时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是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是具备独立承担责任能力的分支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组织，能够独立作为诉讼当事人，故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系本案的适格主体。 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范茂海与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同时范茂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应以范茂海与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隶属关系和身份依附关系，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如考勤、考核等），成为用人单位相对固定的成员。范茂海自1971年开始在农村从事公社邮政投递工作，对于公社邮递员的性质，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发布的《公社邮递员使用管理试行办法》第二条明确“邮电企业委托公社代办农村投递和邮政业务的人员，不是邮电企业的正式职工，是公社社员，社来社去”，可见该条规定明确了公社邮递员的性质非邮政企业职工，属于公社社员。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招用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和驻线务员施行办法》的通知中关于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制度的规定，范茂海以此主张范茂海由公社邮递员转为农民合同制乡邮员，与邮政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上述文件，农民合同制乡邮员须占用劳动指标且被录用后签订劳动合同，而范茂海并未提供范茂海被招用及签订劳动合同的相关证据，故对其该主张不予认定。事实上，至1995年1月1日，范茂海转为邮政委代办，从性质上进一步界定了范茂海与对方双方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不属于劳动合同关系。纵观范茂海从事农村邮政投递工作的经历，其从事的均系邮政委托代办业务，前后并没有质的区别，法律关系性质均属于委托关系。依据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八条第二款“邮政企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企业专营的业务”、1990年11月2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五条“邮政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业务时，应当协商一致，并签订代办合同”及1993年3月24日施行的《邮政业务委代办管理试行办法》第十六条“邮政企业根据代办网点或人员办理的邮政业务量，逐月支付代办业务手续费”的规定，可见在当时实施的法律规定赋予邮政企业对邮政业务的委托权，为实践中邮政企业与委托代办员之间签订委托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本案范茂海从事的是邮政代办业务，邮政企业虽然对其进行一定的监督管理，但主要是为了督促代办员更好地履行委托合同约定的义务，具有对受托事务业务管理的性质，邮政企业并不对其行使人身管理，不存在身份隶属关系，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之规定，范茂海与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范茂海主张确认范茂海与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 范茂海的其他诉讼请求以范茂海与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且第三项诉请请求金额不明确，缺乏事实依据，鉴于原审法院已确认范茂海与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对范茂海基于范茂海与邮政集团蓬安县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提出的其他诉讼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范茂海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范茂海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蓬安分公司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范茂海与邮政集团公司蓬安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 一、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定确认范茂海诉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主体不适格，本案对此不再审理。 二、范茂海与邮政集团公司蓬安县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安排和管理，从事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并获取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规定，劳动关系除了债的经济要素之外，还有身份上的依附关系。这种身份上的依附关系是劳动关系与其他民事关系的最大区别。 本案中，范茂海自1971年开始在农村从事公社邮政投递工作，系公社邮递员。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发布的《公社邮递员使用管理试行办法》第二条明确“邮电企业委托公社代办农村投递和邮政业务的人员，不是邮电企业的正式职工，是公社社员，社来社去”，该条规定明确了公社邮递员的性质非邮政企业职工，属于公社社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八条第二款“邮政企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企业专营的业务”、1990年11月2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五条“邮政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业务时，应当协商一致，并签订代办合同”及1993年3月24日施行的《邮政业务委代办管理试行办法》第十六条“邮政企业根据代办网点或人员办理的邮政业务量，逐月支付代办业务手续费”的规定，可见当时的法律规定赋予了邮政企业对邮政业务的委托权，邮政企业与委托代办员之间签订委托代办合同有法律依据。范茂海从事的是邮政代办业务，被上诉人安排范茂海负责的片区后，不对上诉人进行具体安排、管理，也不进行考勤，根据代办网点或人员办理的邮政业务量，逐月支付代办业务手续费作为报酬，因此范茂海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特征。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范茂海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不支持上诉人确认双方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以及请求补发被扣工资和补缴社会保险等须以确立劳动关系为前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范茂海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范茂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伟 审判员 罗晓翠 审判员 何 超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贺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