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26民初2282号 原告：杨丙丛，女，1970年6月1日出生，回族，户籍所在地商河县，现住滨州市惠民县。 原告：董付士，男，1997年5月21日出生，回族，户籍所在地商河县，现住滨州市惠民县。 原告：董付静，女，1994年10月1日出生，回族，户籍所在地商河县，现住济南市。 原告：董付婷，女，2000年1月3日出生，回族，户籍所在地商河县。 以上四原告的共同诉讼代理人：李鹤，济南历城金橄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张本文，男，198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商河县。 被告：刘文光，男，197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商河县。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华，山东撼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代表人：吴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豪，男，1992年4月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住该公司。 原告杨丙丛、董付士、董付静、董付婷与被告张本文、刘文光、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的共同诉讼代理人李鹤，被告张本文、刘文光的共同诉讼代理人陈卫华，被告华海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张兆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丙丛、董付士、董付静、董付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297734元、丧葬费9534.30元、车辆损失费8900元、拖车费180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2000元，合计340348.3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19日15时03分许，董文林醉酒驾驶鲁A655**轻型货车沿燕韩路由南向北逆向行驶至商河县沙河镇燕韩路6公里处时，与对向骑跨单黄虚线直行的张本文驾驶的鲁A5xx**号轻型厢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董文林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查明，张本文驾驶的鲁A5xx**号轻型厢式货车登记车主为刘文光，该车辆在华海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上述被告就此事故造成的损失至今未予赔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张本文、刘文光共同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无异议，但涉案车辆鲁A5xx**号轻型厢式货车在华海公司投保交强险及不计免赔率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100万元），应由保险公司予以赔偿。事发后，刘文光已经垫付丧葬费35000元，请求保险公司赔付后，原告予以扣除或返还。 华海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经过无异议，涉案车辆鲁A5xx**号轻型厢式货车在华海公司投保交强险及不计免赔率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100万元），但是该车辆在我司投保性质为非营运，其实际使用性质为营运性质，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赔范围，因此我司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商业三者险不予赔偿。对于诉讼费、保全费等保险外费用不予承担。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2018年6月19日15时03分许，董文林醉酒驾驶鲁Axxx**轻型货车沿燕韩路由南向北逆向行驶至商河县沙河镇燕韩路6公里处时，与对向骑跨单黄虚线直行的张本文驾驶的鲁A5xx**号轻型厢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董文林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商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经勘查现场、询问当事人及证人并委托交通司法鉴定等，分析事故形成原因为董文林醉酒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逆向行驶、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张本文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未按交通信号通行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于2018年7月19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董文林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本文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另查明，杨丙丛、董付士、董付静、董付婷分别系死者董文林的妻子、儿子、长女、次女，董文林无其他近亲属。又查明，涉案车辆鲁A5xx**轻型厢式货车登记车主为刘文光，事故发生时由张本文驾驶，张本文系刘文光的雇佣司机，该车辆在华海公司投保交强险及不计免赔率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两险均在保险期间内。涉案鲁Axxx**轻型普通货车登记车主为董文林。另查明，事故发生后刘文光支付四原告丧葬费35000元。 关于四原告主张的各赔偿项目，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死亡赔偿金，四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四原告提供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书、检验报告各一份，商河县公安局韩庙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殡葬证各一份，拟证明董文林因本起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提供《房屋买卖合同》一份、房产证一份、惠民县孙武街道古城社区出具的证明一份、济南市长河豪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交纳水电费单据三张，拟证明董文林于2011年购买惠民县豪门庄园小区3号楼3单元302室（房产证记载为3幢1单元301室），并于2011年12月8日至2018年6月19日一直在此居住。各被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房产证有异议，权利所有人为董付士，登记时间为2017年4月28日，而其住址为豪门庄园3幢1单元301室，其《房屋买卖合同》中记载买房为王树建，其购买的是3号楼301室及202室，这与原告提供的房产证不符；另外，原告提供的物业公司的证明证实其购买的房屋为3号楼3单元302室，居住时间为2011年12月8日起，三份证明均不相符，因此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殡葬证为复印件，未提供火化证明、居民医学死亡证明或尸检报告，无法对死亡原因、时间认定，请求原告提供以上证据。四原告对各被告的质证意见反驳称，首先，该房产证登记权利人为董付士，董付士系死者董文林的儿子，该房于2017年办理的房产证，但实际是2011年9月21日由董文林和王树建共同购买的两处房产中的其中一个，从我方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可以看出，两处房产的购买方为董文林和王树建，并有董文林的签字、捺印，其中合同所指的3号楼301房屋系董文林购买，面积为86.05平方米，储藏室为10.96平方米，与其房产证所载明的完全一致，我方提交的孙武街道古城社区和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中可以看出房产证中登记的3号楼301室与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中3号楼3单元302室系同一房屋，只是房管部门和物业公司对其房号编排方式不同导致，从该份证明和水电费缴纳明细可以看出死者董文林是2011年至事故发生之日前均在该处居住，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从我方提交的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书、检验报告可以看出董文林系因本次事故导致死亡，其殡葬证已上交交警大队；死者董文林是少数民族，根据其传统民俗，死后土葬，故无火化证。 关于死亡赔偿金，本院认为，四原告提供的商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书、检验报告，商河县公安局韩庙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殡葬证，足以证实董文林因本次交通事故致死的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四原告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房产证一份、中国共产党孙武街道古城社区总支委员会和济南市长河豪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交纳水电费单据三张，各证据由不同单位出具，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实死者董文林在该处居住生活长达7年之久。本院认为，随着山东省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差别逐步缩小，当前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严格按照户口性质标准进行赔偿，不利于充分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本院认为，死者董文林虽系农村户籍，但在城镇购买房屋并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根据“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本案死亡赔偿金按照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789元计算为宜，本院认定，死亡赔偿金为735780元。 2.关于丧葬费，参照2017年山东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9305元，计算六个月，本院认定，丧葬费为34652.50元。关于车辆损失，四原告单方委托山东信正达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车辆鲁Axxx**轻型货车的损失进行评估，该鉴定机构作出评估意见，鲁Axxx**轻型货车车损为26000元，各被告对车辆损失不认可，亦不申请重新鉴定，本院认定车辆损失为26000元。关于救援费，根据救援费发票，本院认定救援费为600元。关于交通费，各原告因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交通费，本院酌定交通费为500元。关于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原告无证据提供，各被告认可三人三天每天100元计算，本院认定，误工费为900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董文林因本次交通事故致死，其死亡对各原告的精神造成严重损害后果，考虑到侵权的方式、场合、行为方式及各方的过错程度，各原告主张明显过高，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不再按照过错比例扣减）。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华海公司是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华海公司主张，刘文光所有的涉案车辆鲁A5L2**号厢式货车投保商业三者险时性质为非营运车辆，但其实际使用为营运性质，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赔范围。华海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供其工作人员对张本文、刘文光所作的《机动车车辆保险案件询问笔录》两份，拟证明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从事营运活动；提供事故现场照片四张，拟证明事故车辆当时车上载有空调机、马桶等相关货物；提供刘文光名片一张，拟证明刘文光在天地华宇物流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担任经理一职；提供天地华宇商河分公司门头房照片四张，拟证明门头房标志与名片及事故车辆车身喷绘一致，由此可以证明事故车辆为营运性质。 张本文、刘文光对对华海公司的举证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张本文在询问笔录中并没有明确说该车辆是营运车辆，对刘文光的询问笔录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四张照片及名片均不能证实事故车辆为营运车辆，退一步讲，即使两被告到庭，确认笔录的真实性，保险公司也应予以赔付，原因是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华海公司并未对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进行询问，未明确告知被保险人营运车辆与非营运车辆的区别，以及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公司的免赔条款，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华海公司所称的免赔条款并没有向刘文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也没有书面告知，因此各原告的损失，华海公司应予赔付。 四原告对华海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首先，对华海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若照片真实性属实，可以证实刘文光系天地华宇商河分公司的经理，其自己的车辆从事自己的运输业务，应当属于自用，不应当认定为营运；另外，华海公司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本次事故没有证据证实其营运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因此该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本案，其余同张本文、刘文光的质证意见。 华海公司对各被告的质证意见进一步反驳认为，第一，事故车辆为轻型厢式货车，并非轿车等家用车型可用于代步，其作用必然用于货物运输，必然存在风险隐患，因此对于车辆的营运性质，保险公司必然会进行询问以了解承保风险；另外，车辆在投保时，华海公司或其保险代理人没有理由不询问营运性质，以获取与风险相对应的保费或保险佣金，有利可图；再者，投保人刘文光作为天地华宇商河分公司的经理，从事物流行业，不可能不知道事故车辆的用途，另外，张本文询问笔录中也明确说明其运输货物是为了赚取运输费，而不是货物本身售卖的差价，因此，刘文光存在故意隐瞒车辆使用性质的事实，依照保险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故意隐瞒车辆使用性质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内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告知问题，保险法解释二第三条，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用，可视为对代签字或盖章的追认，即保险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 关于该争议焦点，华海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约定“被保险人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人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因各被告抗辩称华海公司对上述免责条款未尽到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本院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华海公司，华海公司补交投保人声明一份、保险单（副本）一份，本院于2018年11月2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华海公司对投保人声明、保险单的证明内容进行说明：保险单中有“特别约定”，“特别约定”记载“非营业辆从事营业性运输，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保险条款也有相关规定，而且在投保单上有签字，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即使投保单非本人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其缴纳了保险费用，可以视为对代签字和盖章的追认。四原告质证认为：“特别约定”的内容明显是免责条款的内容，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该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既然认定为该条款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若保险公司没有尽到明确提示和告知义务，即应为无效条款。对投保人在投保单处的签名及投保人声明处的书写的内容，保险公司无证据证实该处签字为刘文光本人签字，故该条款不应产生法律效力。张本文、刘文光辩称：华海公司提供的“特别约定”是格式条款，根据最高院关于保险合同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人对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有投保人签名确认表示对免责条款已经知悉的，可以认定保险人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但华海公司提供的投保人声明，上面的签名及书写的内容都不是刘文光签名，保险公司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在质证过程中询问刘文光是否其本人签名和书写，刘文光陈述：签名不是本人书写，字迹内容“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也不是本人书写。本院查阅华海公司提交的《承保卷宗》，该《承保卷宗》中其他投保人的“投保人声明”文件中存在书写内容字迹相似情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华海公司应当对其提供的投保人声明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询问华海公司是否对投保人声明的签名及字迹内容申请司法鉴定，华海公司表示不申请鉴定。 关于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中，华海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约定“被保险人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人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显系免除自身责任的保险条款，现原告及张本文、刘文光抗辩称华海公司未向投保人刘文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投保人声明”中的签名及书写的“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均非刘文光书写，华海公司应当对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但华海公司提供的《承保卷宗》中刘文光的“投保人声明”与其他投保人的“投保人声明”存在字迹相似情况，疑似存在代签名情形，本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华海公司，华海公司表示不申请鉴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条款，华海公司对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不申请鉴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华海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商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本院对该认定书作为有效证据予以确认。涉案车辆鲁A5xx**号轻型厢式货车在华海公司投保交强险及不计免赔率商业三者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结合商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华海公司首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华海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30%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赔偿义务人予以赔偿。张本文系刘文光的雇佣司机，事故发生时，刘文光系履行职务行为，且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原告的各项损失依法应由刘文光承担赔偿责任，张本文不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刘文光垫付各原告35000元，待华海公司赔偿后，各原告应当予以返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杨丙丛、董付士、董付静、董付婷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死亡赔偿金105000元、车辆损失2000元，合计112000元； 二、被告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杨丙丛、董付士、董付静、董付婷死亡赔偿金189234元、丧葬费9534.30元、车辆损失费6900元、救援费180元、交通费为150元、误工费270元，合计206268.30元； 以上第一、二项判决内容所指款转至商河县人民法院账户（账号：1515010**********，收款人：商河县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河县支行）； 三、原告杨丙丛、董付士、董付静、董付婷待被告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赔偿后立即返还给被告刘文光垫付款35000元； 四、驳回原告杨丙丛、董付士、董付静、董付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406元，由原告负担4484.20元，由被告刘文光负担1921.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元东 审 判 员  张吉强 人民陪审员  李合峰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吴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