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再181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原被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负责人：崔志海，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蓉，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丹，该行员工。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原再审申请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河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负责人：张新忠，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育昌，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凯妮，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天河支行）因与被申诉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河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天河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4)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8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再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7]4400000027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粤民抗5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汪鹏基、钟和艳出庭。申诉人农行天河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蓉、曹丹，被申诉人农商行天河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育昌、郭凯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再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超出诉讼时效的债权，债权人的请求权受到限制，而沦为不完全债权，如果债务人单方作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意思表示，则请求权即告恢复，债权重新获得强制请求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债务人在债权人发出的对账单上签字或盖章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债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推定为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学理上有不同的观点。一种学理观点认为，对账单本身只是对债务是否存在以及数额多少的确认，并非催收债务，故如对账单无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则不能仅根据债务人在对账单上签字或盖章就认定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另一种学理观点认定，债务人通过签收债权文书等行为，承认债务事实存在，由此可以推测债务人有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这属于默示意思表示中的“补充解释”，进行补充解释的主要依据是“可推测的当事人意思”，可推测的当事人意思“并不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想法(所决定的)，而是由法院在依据客观情形作利益权衡的基础上得出的。“就时效届满后债务人承认债务而言，为保护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签收债权文书等行为，均不妨补充解释为时效抗辩权抛弃的意思表示，从而使原本失去请求力的债权得以恢复；而且，就债务人方面而言，如其不同意履行债务，完全可以拒绝承认债务，或者在承认债务事实的同时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债务，由此可以清晰地赋予其行为相应的法律效果，如若不然，债务人对是否愿意履行债务的模糊态度，必将导致债权人处于权利义务不明之中。（参见《诉讼时效完成后债权效力的体系重构——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2条为切入点》，《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第82至84页。）抗诉机关认为，任何一项法律规则的具体适用，首先应当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诉讼时效制度本身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是为了督促债权人及时主张债权，而不是为了鼓励债务人逃避债务。诉讼时效制度考量的核心因素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只是藉此的反射效果。事实上，将债务人对债务的承认解释为对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放弃并不会影响公共利益。法律并未规定债权人必须采用催款通知书等特定形式主张债权，对账单是民商事交易中常用的债权人主张债权的形式。如果对民商事交易中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债务人签字或盖章确认的对账单形成的债权不予支持，要求在对账单上债权人必须有明示的催收债权的意思表示，债务人必须有明示的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则无疑是对债权人苛以过重的举证责任。诉讼时效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反映互相冲突的各种利益的一种平衡。诉讼时效制度已经赋予债务人以抗辩权，使其免予承担本应履行之义务，如果在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规则的具体适用中再次作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则将导致法律规则的适用过度向债务人倾斜，不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制度本身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也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将债务人在债权人发出的对账单上签字或盖章的行为，认定为债务人作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默示意思表示，推定债务人具有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更为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制度本身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同时，参照2012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第一（五）规定：“对帐单仅载明用途为对帐的，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从保护债权的角度出发，只要对帐单上能够反映存在争议的债务，而债务人未表示否认，即应推定为其有承认债务并同意偿还的意思，便可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审理民商事案件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鲁高法〔2005〕236号）第5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人在债权人出具的对账单上签字或盖章的，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上述两份省级法院的指导性意见，可理解为与前述第二种学理观点基本一致，即“从保护债权的角度出发，只要对账单能够反映争议的债务，而债务人未表示否认，即应推定为其有承认债务并同意偿还的意思。”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精神，本案农行天河支行于2006年向农商行天河支行发出对账单，农商行天河支行于2006年2月5日对该对账单予以盖章确认，承认该笔债务，由此可以认定农商行天河支行作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默示意思表示，推定农商行天河支行具有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从而产生对原债务重新确认的效力。原再审判决认为“由于农行天河支行2006年发出的案涉对账单并无催收欠款的意思表示，不能仅根据农商行天河支行在该对账单上盖章的行为认定其放弃了诉讼时效的抗辩……农商行天河支行关于农行天河支行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不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制度本身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和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农行天河支行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补充认为，1、农行天河支行与农商行天河支行对账12次的行为，包含了农行天河支行催收借款及农商行天河支行确认借款的意思表示及承诺还款的态度。2、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第一条第五项规定，农商行天河支行在对账单上盖章的行为应认定为其承认债务并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3、农商行天河支行于2016年3月20日向农行天河支行出具《关于妥善解决历史拆借资金问题的申请》，属于本案的新证据，在该申请中,农商行天河支行明确提出了向农行天河支行偿还款项的意思表示，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农商行天河支行辩称，不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1、案涉资金拆借行为发生在农商行天河支行由农行天河支行托管期间，双方之间存在特殊历史背景。1998年经仲裁认定，在双方债权债务相互抵扣后，农行天河支行还应向农商行天河支行清偿扎差资金50520.9万元。在农行天河支行仍拖欠巨额款项未还的情况下，农商行天河支行不可能同意清偿已经抵扣过的所谓“拆借”资金。2、诉讼时效届满后重新计算时效的依据是债务人“同意履行”债务，而不仅仅是债务人承认债务。农行天河支行作为金融机构，未使用金融机构催收欠款惯用的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而采用对账单的形式，不符合其催收欠款的日常做法。案涉对账单上既没有催收欠款意思的文字表述，也没有农商行天河支行同意履行债务的字眼，不能反映出农商行天河支行有“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农商行天河支行放弃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且农行天河支行在2005年、2006年间对历史债权进行清理，制作了催款通知书，农商行天河支行不同意在上面盖章，2007年后农行天河支行又以催收通知书的方式催收案涉债务，农商行天河支行也拒绝在该通知书上盖章，充分说明农商行天河支行从未放弃对诉讼时效的抗辩。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诉讼时效届满后重新计算时效，必须是债务人明确“同意履行”债务或者实际履行债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4、《关于妥善解决历史拆借资金问题的申请》是双方在二审法院再审调解期间由农商行天河支行出具的，其中写明“仅为我行的调解意向，不具法律效力”，根据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调解期间提交的材料不应作为新证据。请求:维持原再审判决。农行天河支行向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农商行天河支行偿还拖欠农行天河支行的拆借资金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包括拆借利息、罚息和复息，其中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拆借利息至拆借到期日，按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罚息和复息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1年4月20日利息、复息、罚息合计为人民币3296.62万元）；2、由农商行天河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农行天河支行在庭审中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中利息从1996年3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1996年6月1日前，按月利息10.98‰计算，逾期后到1998年12月6日间，以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1998年12月7日至1999年6月9日间，以日利率3‰计算，1999年6月10日至今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3月1日，农行天河支行（拆出方，签约时名称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天河支行）与农商行天河支行（拆入方，签约时名称为广州市天河区信用联社）签订了《资金拆借合同》，约定农商行天河支行向农行天河支行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拆借期限自1996年3月1日至1996年6月1日，拆借利率为月息10.98‰，按季计息，延付利息则以复息计息，逾期归还的，以逾期之日起在原利率基础上按每天万分之五加收罚息；如遇国家统一调整贷款利率，拆借利率则应相应变动。协议签订后，农行天河支行于1996年3月1日依约将拆借资金1000万元划入农商行天河支行的帐户。农行天河支行要求农商行天河支行清偿借款本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农商行天河支行表示农行天河支行的诉讼请求已诉讼时效期间，请求驳回农行天河支行的诉讼请求。农行天河支行主张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农行天河支行于2005、2006年间对历史债权进行清理，制作了催款通知书要求农商行天河支行盖章，农商行天河支行不同意，之后双方协商在对账单上盖章来证明农行天河支行主张债务及农商行天河支行确认债务，于是双方在2006年2月至2007年1月间每月对拆借资金进行对账，双方在对账单上签章，自2007年2月起，农商行天河支行拒绝继续在对账单上盖章，农行天河支行即多次向农商行天河支行邮寄送达对账单及催收通知来催收借款；农商行天河支行在对账单上盖章的行为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之后农行天河支行一直向农商行天河支行催收借款，构成时效中断，应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为证明其主张，农行天河支行提供了对账单及2007年至2011年间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邮寄证明》和《公证书》证实。农商行天河支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农行天河支行在2006年仅要求对账，并没有催收借款，由于农商行天河支行的账册有记载案涉的借款，农商行天河支行同意进行对账；农商行天河支行在对账单上盖章只是确认账册数额，并非重新确认债务，农行天河支行当时没有催收借款的意思表示，农商行天河支行亦没有同意履行义务，因此农行天河支行主张农商行天河支行重新确认债务不成立。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5月11日作出（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56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驳回农行天河支行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6630元，减半收取128315元，由农行天河支行负担。农行天河支行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农商行天河支行偿还农行天河支行拆借资金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包括拆借利息、罚息和复利，暂计至2011年4月20日利息、复利、罚息合计为人民币3263万元，具体数额须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判令农商行天河支行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二审法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6年2月5日至2006年12月，双方当事人共签订12份对账单，共同确认农商行天河支行还欠农行天河支行1000万元。在对账单上注明“未达账”款项是1000万元。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未达账”可以理解为：“借款人未将应还的借款支付到银行的还款帐户中”。之后，在农商行天河支行没有变更经营场所的情况下，农行天河支行在2007年5月8日、12月5日通过特快专递向农商行天河支行发出“催收通知书”，农商行天河支行均签收。由于农行天河支行催收欠款，农商行天河支行拒绝还款，农行天河支行分别在2007年12月24日、2009年6月24日、2011年6月3日以公证送达的方式向农商行天河支行发出“催收通知书”，农商行天河支行均拒收。农行天河支行于是在2012年2月14日提起诉讼。二审期间，农行天河支行明确利息、罚息和复利的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同业拆借计息办法计算。二审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7月27日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0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农商行天河支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1000万元及利息、复息、罚息（利息、复息、罚息从2006年2月5日起至付清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同业拆借计息办法计算）给农行天河支行。三、驳回农行天河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6630元，减半收取128315元，由农行天河支行负担18315元，农商行天河支行负担1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6630元，由农行天河支行负担36699元，农商行天河支行负担219931元。农商行天河支行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92号民事裁定，指令二审法院再审本案。二审法院再审查明，农商行天河支行对二审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2006年2月5日至2006年12月，双方当事人共签订12份对账单，共同确认农商行天河支行还欠农行天河支行1000万元。在对账单上注明‘未达账’款项是1000万元。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未达账’可以理解为：‘借款人未将应还的借款支付到银行的还款帐户中’。之后，在农商行天河支行没有变更经营场所的情况下，农行天河支行在2007年5月8日、12月5日通过特快专递向农商行天河支行发出‘催收通知书’，农商行天河支行均签收。”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其余事实，二审法院再审予以确认。另查明，2006年2月5日至2007年1月5日期间，农行天河支行每月向农商行天河支行发出对帐单（共12份，内容一致），其中载明：户名：天河信用社，余额：10000000；未达帐（天河信用社账有，核算部帐无或核算部帐有，天河信用社账无）：内容空白；天河信用社剔除未达帐后余额：10000000；是否相符：是；账务核对不符的原因说明：内容空白，并盖有农行天河支行（原名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天河支行）的业务公章与农商行天河支行（原名为广州市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财务专用章。一审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述对帐单中“未达帐”是指双方记帐内容不一致，核算部是指农行天河支行核算部。二审庭审时，农行天河支行称本案不存在“未达帐”的情况，因为双方之间的帐户都核对案涉借款的存在。再审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案涉对账单中“未达帐”一栏是空白的，“未达帐”与本案无关。另双方均确认，一般情况下，银行催收欠款不会每月一次。农商行天河支行主张银行催收欠款有标准的格式，不会以对帐单的形式催收欠款。而农行天河支行则认为当时有以对帐单的方式催收，现在没有。经法院释明，农行天河支行未提交证据证明依据当时行业管理和规定，银行以对账单的方式催收欠款。二审法院再审认为，案涉12份对帐单上“未达帐”栏内容均为空白，且注明农商行天河支行剔除未达帐后余额为1000万元。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及再审中均认可案涉借款不属于未达帐款项。二审认定案涉款项1000万元属未达帐款项与事实不符。同时，案涉对账单上亦注明“未达帐”是指天河信用社账有，（农行天河支行）核算部帐无；或者（农行天河支行）核算部帐有，天河信用社账无。该意思表示与双方当事人一审时所确认“未达帐”是指双方记帐内容不一致基本相同。“未达帐”属于会计术语，是指企业与银行之间，由于收到结算凭证的时间不一致所产生的帐户余额不一致的情况。二审判决将“未达帐”理解为借款人未将应还的借款支付到银行的还款帐户中缺乏依据。据此二审判决基于对未达帐的错误理解而依据“未达帐”推定案涉对帐单具有农行天河支行向农商行天河支行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缺乏事实基础，二审法院再审予以纠正。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在案涉1000万元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农商行天河支行在案涉对帐单上盖章是否属于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1999年2月16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７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签收“贷款对帐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106号】中明确指出：我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中所称“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是指债权人要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批复、复函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自然债务，在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催收款项的函件，且函件内容有明确催款的意思表示，债务人在明知催款的情形下，仍在该函件中盖章确认，才产生对原债务重新确认的效力。本案中，在案涉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农行天河支行向农商行天河支行发出了12份对帐单。首先，从内容上看，案涉12份对账单中均未出现“还款”、“催款”、“欠款”等字样，且案涉对账单中记载的款项金额只有本金，不涉及原《资金拆借合同》约定的利息、复息、罚息（至发出对账单时，该部分金额已高于本金），不具有催收欠款的意思表示。其次，从形式上看，农行天河支行作为具有专业管理能力的金融机构，催收逾期贷款时有相对固定的通知书格式，而本案中农行天河支行并未使用金融机构催收欠款时常使用的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而采用了对账单的形式，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在2006年2月至2007年1月期间每月发出一份对帐单，与双方当事人所确认的银行催收欠款一般不会每月一次的行业惯例不符。最后，农行天河支行在一审时明确表示，其于2005、2006年间对历史债权进行清理，制作了催款通知书要求农商行天河支行盖章，农商行天河支行不同意。在2007年后农行天河支行采用催收通知书的方式催收案涉债务，农商行天河支行也拒绝在该通知书上盖章，上述事实表明农商行天河支行并未放弃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愿意对案涉债务进行重新确认。综上所述，由于农行天河支行2006年发出的案涉对帐单并无催收欠款的意思表示，不能仅根据农商行天河支行在该对帐单上盖章的行为认定其放弃了诉讼时效的抗辩。农行天河支行未举证证实农商行天河支行曾作出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农商行天河支行关于农行天河支行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对于农行天河支行要求农商行天河支行偿还拆借资金本金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法律适用不当，依法予以纠正。农商行天河支行的申请再审意见成立，二审法院再审予以支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二审法院于2016年6月22日作出(2014)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8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二审判决；二、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56630元，由农行天河支行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期间，农行天河支行提交了一份农商行天河支行于2016年3月20日出具的《关于妥善解决历史拆借资金问题的申请》，其中载明：“我行（农商行天河支行）希望与贵行（农行天河支行）达成调解，减免上述四笔历史拆借资金本金的50%共计3775万元，以及申请减免全部历史拆借资金的利息和罚息。……以上仅为我行的调解意向，不具法律效力，最终以我行与贵行签订的调解协议为准。”农行天河支行主张该申请为新证据。农商行天河支行则认为该申请仅为调解意向，并非同意向农行天河支行履行还款的承诺，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对农商行天河支行不利的证据使用。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为：在案涉1000万元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农商行天河支行在农行天河支行出具的对账单上的盖章行为，是否构成对原1000万元债务的重新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据此，案涉1000万元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农商行天河支行在农行天河支行出具的对账单上盖章的行为，能否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关键在于农商行天河支行的盖章行为能否认定为其作出同意履行案涉债务的意思表示。首先，案涉对账单所载内容并不足以反映出农行天河支行有催收债务的意思表示，农行天河支行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依据当时的行业管理和规定，银行有以对账单催收欠款的方式。其次，案涉对账单上仅有农商行天河支行的财务专用章，农商行天河支行并未作出同意履行超过诉讼时效案涉债务的意思表示，亦无偿还案涉债务的行为。第三，根据农行天河支行在一审庭审的陈述，在出具对账单之前，其曾制作了催款通知书要求农商行天河支行盖章，农商行天河支行不同意。2007年2月起农商行天河支行拒绝继续在对账单上盖章，农行天河支行又向农商行天河支行邮寄送达催款通知书催收借款，农商行天河支行依然拒绝。综上，案涉对账单上未有催收债务的意思表示，仅依据农商行天河支行在对账单上盖章的行为，不足以认定其有同意履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的意思表示。结合农商行天河支行一直拒绝签收农行天河支行发出的催款通知单，可以推定农商行天河支行从未放弃诉讼时效的抗辩权。故原再审判决认定农商行天河支行关于农行天河支行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对于农行天河支行要求农商行天河支行偿还拆借资金本金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农行天河支行再审主张农商行天河支行在案涉对账单上盖章的行为可推定为其具有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从而产生对原债务重新确认的效力，依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采纳。此外，农行天河支行主张农商行天河支行在2016年3月20日出具的《关于妥善解决历史拆借资金问题的申请》中明确提出了偿还款项的意思表示，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经审查，双方当事人在原再审期间均多次申请延期审理本案，以便双方协商调解。该申请是农商行天河支行在此期间出具的，该申请载明：“以上仅为我行的调解意向，不具法律效力，最终以我行与贵行签订的调解协议为准。”按照上述规定，该申请属于农商行天河支行为达成和解的目的而作出的，不应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使用。农行天河支行据此主张农商行天河支行已明确提出了偿还款项的意思表示，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再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农行天河支行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8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震东审判员  万季明审判员  钟向芬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陈培纯书记员谭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