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34民终16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常雷（曾用名李长雷），男，汉族，1969年8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北滨大道二段**。 法定代表人：程甦，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道习，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李常雷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2018)川3425民初1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常雷、被上诉人恒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道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常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虽无被上诉人公章,但该付款凭证系同一人邓某1出具,并且是统一格式、统一编码、同一制单人；根据(2012)会理民初字第1062号调解书和该调解书涉及的付款凭证,被上诉人认可邓某1的支付行为,调解书也认可了邓某1与陆某之间的付款行为,且上诉人和陆某持有的付款凭证都是邓某1出具,应认定上诉人的付款凭证与被上诉人存在关联性,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剩余劳务费用。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订立劳务合同的合意。1.案涉项目会攀路改建工程施工Al标段,甲方(发包人)为会理县交通局,乙方(承包方)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分包给周某、马某;周某、马某与刘某、孔某1、邓某2、孔某2签订了案涉项目股份合作协议书;邓某2与刘某、孔某1、孔某2签订了案涉项目股份合作协议书;邓某2出具授权委托书给邓某1;邓某1出具付款凭证给上诉人,并进行结算。以上证据链充分说明被上诉人完成了上诉人的案涉项目工程劳务行为；邓某1对上诉人的结算行为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进行。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以要约、承诺的方式订立的劳务合同,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案涉项目工程,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口头方式订立的劳务合同,完成工程后由被上诉人进行结算,并且在被上诉人出具的《2011年春节前民工工资机械及材料款支付明细表》上签字。上诉人在完成案涉项目劳务工程任务后,被上诉人出具了两张付款凭证,即该案付款凭证和欠款单,双方先后进行了两次结算,支付了上诉人部分款项,上诉人先后两次在被上诉人出具的《2011年春节前民工工资机械及材料款支付明细表》上签字；2011年1月31目,被上诉人口头承诺支付上诉人的两张凭证共计106736元的30%,在会理县交通局监督下,被上诉人现金支付(邓某2支付)了32020元给上诉人,上诉人在该支付明细表上签字确认;2018年4月20号,在交通局监督下,被上诉人(马某支付)现金支付款项12000元给上诉人,上诉人在该支付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欠款单已结清,剩余的付款凭证金额尚未支付。3.和上诉人情况相同的除了有陆某外,还有陈俊宇,并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且只有被上诉人出具的付款凭证,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有劳务合同的合意,二者进行过结算,剩余款项并未支付。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恒通公司辩称，一、李常雷提供的付款凭证不具有法定证据的证据能力,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适用。(一)付款凭证与欠款凭证是两个含义完全相反性质的证据,付款凭证不能达到李常雷所要证明的目的。两者主要区别在于付款凭证是用于支付款项的财务记帐凭证,欠款凭证是用于欠付款项的凭证。李常雷用付款凭证来证明恒通公司欠款的目的,明显不具有欠款证据的形式耍件,其形式违反欠款证据的合法性要求。(二)李常雷提供的付款凭证涉及主体与恒通公司没有任何关联。首先,付款凭证上的借款主体及出借主体等都不是恒通公司,也未加盖恒通公司的任何印章,该凭证上的主体与恒通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其次,付款凭证的财务性质为支付款项的凭证,贷方项目即为借款方项目。就本案付款凭证而言,借款方为李常雷,其文义是李常雷借款的一个财务凭据,且该凭证没有填写出借人,与恒通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三)李常雷提供的付款凭证制单处签名的邓某1与恒通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案发前恒通公司根本不知道邓某1其人,更没有对其任何授权,恒通公司仅在该项目的唯一授权人为周某,没有授权过周某之外的其他人。综上,李常雷提供的付款凭证不具有作为欠款证据所要求的形式要件,不具有欠款凭证要求的合法性,且付款凭证涉及的主体与恒通公司也没有任何关联,付款凭证不具有恒通公司为主体的关系性,因此,付款凭证不具法定欠款证据所要求的证据资格,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欠款事实的依据。二、(2012)会理民初字第1062号调解书案审理查明的陆某劳务费数额,与付款凭证没有任何关联。(一)该调解书审理查明的陆某劳务工程款数额为175100元,而陆某提供的欠款单和付款凭证的数额之和为252891元,与调解书审理查明的劳务工程款数额相差近8万元之巨,与李常雷所说的恒通公司认可付款凭证的事实明显不符。(二)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陆某除提供付款凭证外,还提供了加盖恒通公司印章的《防护工程承包合同书》及欠款单等证据,该调解书审理查明的175100元,是根据该《防护工程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承包范围及价格,经计量、计价计算得出的175100元数额,与付款凭证的数额没有任何关联性。综上,(2012)会理民初字第1062号调解书中审理查明的欠款数额,与邓某1在制单处签名的付款凭证没有任何关联性。李常雷以该调解书的数额来印证恒通公司认可付款凭证的数额明显不能成立。三、恒通公司与李常雷及分包后的其他承包人在案发前根本不认识,李常雷以多次分包后的分承包人邓某1出具的付款凭证来证明能代表恒通公司的观点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在相互都不认识的情况下,不可能形成劳务承包合同的合意。(一)恒通公司与李常雷及分包后的承包人在案发前根本不认识,没有订立劳务合同的任何意思联络,没有形成合意前提基础。(二)李常雷以多次分包后的分承包人邓某1签名的付款凭证来主张与恒通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不仅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其付款凭证的签订主体与恒通公司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三)李常雷所说的多次分包关系也只是出于推测,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分包的证据证明。即使这种关系存在,这种委托与多次转委托的代理关系,其转委托人的行为对恒通公司也不产生委托代理的法律效力。四、李常雷在2018年4月20日民工工资及材料机械款发放表(表三)上签字按印领取案涉项目欠条尾款时承诺“本人会攀路所有款项已结清”,再次印证付款凭证与案涉项目无关。(一)李常雷持有的加盖了恒通公司非合同用章的欠款凭证欠条,已于2018年4月20日签字领取,并签字承诺“本人会攀路所有款项已结清”,再次证明付款凭证与涉案项目无关,恒通公司已对加盖了公司印章的欠条结清。(二)李常雷以与恒通公司没有任何关联的邓某2、马某的支付行为来证明是恒通公司的支付行为,明显适用主体错误。邓某2、马某不仅不是恒通公司工作人员,而且也没有恒通公司的任何授权及任何授权表象,即使相互之间存在支付行为,也只有双方产生关联,不能约束双方之外的任何第三人及恒通公司。上诉人在2018年4月20日在民工工资及材料计件发放表3签字捺印，并写明上诉人所有款项已结清，上诉人已经承诺结清，所以印证了上诉人的付款凭证和被上诉人没有关联性。综上所述，李常雷以付款凭证为主要证据，拟证明恒通公司欠其劳务费的证明主张明显不能成立。在李常雷多年施工中从未向恒通公司主张任何权利的情况下，在工程竣工多年后以付款凭证为依据来起诉恒通公司，不排除有关人员恶意串通损害恒通公司利益的嫌疑。为此，请求法院依法严格审查适用证据，严格运用证据认定事实，以维护恒通公司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 李常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恒通公司支付李常雷劳务费用50736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2.诉讼费由恒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通公司中标会攀路改建工程，于2008年6月30日成立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会攀路改建工程施工Ａ1标段项目部，指定周某任项目部负责人，恒通公司与周某签订了《工程项目承包协议》、《施工项目印章使用管理协议》等。在施工过程中，周某又将工程转分包。庭审中恒通公司方自述：听说周某将工程转分包给马某，马某又转分包多人，致项目出现问题，出于维护社会稳定，恒通公司在会理县公交局监督下付款，以解决周某等人违法转分包造成的问题，但并不等于认可与李常雷有劳务关系。李常雷对恒通公司有关转分包的陈述无异议，并补充：转分包的人还有孔某2、孔某1、邓某2、邓某1、刘某等人。是邓某1与李常雷结算。庭审中，因李常雷未能举证证明与恒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以及案涉转分包有多人，经释明，李常雷坚持要求按劳务合同纠纷审理，不同意追加案涉其他转分包人。 另查明，（2012）会理民初字第1062号卷宗中，有《付款凭证》、《防护工程承包合同书》、《欠款单》等证据和《民事调解书》，其中，恒通公司在《防护工程承包合同书》、《欠款单》上盖有印章。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李常雷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常雷、恒通公司之间有订立劳务合同的合意，以及有要约和承诺的行为。（2012）会理民初字第1062号卷宗中，恒通公司同意支付陆某劳务工程款，除有与本案形式相同的付款凭证外，还有恒通公司与陆某签订的《防护工程承包合同书》以及加盖公司印章的欠款单等证据，故两案并不等同。李常雷与恒通公司之间是否有法律关系，李常雷所持付款凭证的真正债务人，案涉转分包人不到庭无法查清。因李常雷不同意追加，故本案因证据不足，对李常雷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本案付款凭证上未约定付款时间，应从债权人第一次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时，起算诉讼时效，李常雷现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未过。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为了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常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4元，由李常雷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据1.2011年春节前民工工资支付明细表，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并且被上诉人支付了劳务费的百分之三十给上诉人；证据2.CS310线会东到攀枝花段A1段股份合作协议书，拟证明邓某2与周某有合作关系，邓某2的支付行为是代表了被上诉人；证据3.授权委托书，拟证明邓某2、刘某、孔某1、孔某2等是合作关系，邓某1系邓某2的全权委托人。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该证据是复印件，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是复印件，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是复印件，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1，结合其余证据，只能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承包的工程项目中从其余转包人处分包了劳务，但不能认定上诉人分包的劳务，是直接从被上诉人处分包而来；对证据2、证据3，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申请证人陆某、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被上诉人认可邓某1的支付行为，邓某1出具的付款凭证，在陆某、宋某案中，被上诉人是认可了的，在同类似的其余案件中法院的文书也确认了该支付行为和出具付款凭证的行为。上诉人对两位证人证言无异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无法证明支付了付款凭证上载明的相应的款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案涉付款凭证上载明的劳务费，应综合全案予以认定，故对证人证言本院结合其余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上诉人申请朱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上诉人在做案涉工程。被上诉人对朱某的证言质证认为，证人只晓得打工，但具体在哪里打工没有说清楚。本院认为，结合其余证据，可以证实证人的证明目的，对朱某证言所要证明的目的，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及结合庭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从事的劳务工程是从孔某1处分包而来。在上诉人实际施工过程中刘某向上诉人出具了欠款单，并加盖了案涉工程的项目部印章。2018年4月20日被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欠款单上载明的劳务费12600元，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制作的民工工资及材料机械款发放表上签名并注明“本人会攀路所有款已结清”。但对上诉人所持有的双方争议的付款凭证上载明的劳务费，因被上诉人有异议，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支付。 还查明，上诉人在二审中不同意追加案涉工程的转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 本院认为，恒通公司承建了案涉会攀路改建工程后，将该工程转包给项目部负责人周某，周某又将案涉工程转包给马某，马某又将案涉工程进行分包。因此，在上诉人又自称其承包的劳务工程是从孔某1处分包过来，但在一、二审均不同意追加案涉工程中间的转分包人的情况下。因为案涉工程存在层层的转分包，在上诉人与其上一级分包人未签订书面合同，且上诉人所持有的付款凭证仅有邓某1签字，未加盖被上诉人印章的情况下，如不追加中间的转分包人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本院无法核实上诉人所作的工程量、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以及付款凭证是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不力法律后果，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常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4元，由李常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学南 审判员  马 燕 审判员  李爱军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田尚齐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