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民终12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子明，男，194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缪凤英，女，195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光春（系两上诉人之子），住浙江省开化县城关镇古溪路**。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文潮，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猛，衢州市勇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郑子明、缪凤英因与被上诉人潘文潮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802民初7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子明、缪凤英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802民初7427号民事判决，要求一审法院中止对坐落于浙江省开化县产的强制执行。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主要以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为据，该法条的适用前提是夫或妻一方对外负有债务。而本案缪凤英所应承担的是担保责任，其在法律上只能理解为或有负债，即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的义务，其必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其并非目前个人真正的债务。据此，缪凤英与郑子明于2014年11月7日就案涉房屋产权进行变更登记时，并未有案涉债务发生，案涉债务应于郑光春经营失败无力还款即2015年2月5日方始成立。同时，因案涉房产变更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应推定被上诉人（债权人）知悉该房产在案涉债务发生前已经变更登记属郑子明个人所有。故原判关于缪凤英未将案涉房产变更登记约定情况告知潘文潮，也无证据证明潘对该约定是知晓的，故该约定仅对缪凤英夫妻有约束力，但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的认定是不妥的。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薄判断。这说明，案外人郑子明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3、原审庭审时忽视上诉人提出的本案另一实际担保人方功安已代郑光春归还75万元本金及3万元利息的事实，就此未进行法庭调查，也为不当。 被上诉人潘文潮辩称，两上诉人与借款人郑光春是父母子女关系，案涉债务都是其一家人的事；方功安并非本案所涉债务的当事人，被上诉人与方之间另有债权债务关系，该事项与本案无涉。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潘文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准许对坐落于浙江省开化县产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在执行申请人潘文潮与被执行人郑光春、方娅萍、浙江诚诚化工有限公司、缪凤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15年4月2日查封缪凤英之夫郑子明名下的坐落于开化县产，并于2018年3月26日裁定继续查封案涉房产。郑子明为此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浙0802执异92号执行裁定，中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潘文潮为此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2015年1月29日，潘文潮以借款人郑光春、担保人方娅萍、浙江诚诚化工有限公司、缪凤英等人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主张2014年6月30日郑光春向其借款80万元，由缪凤英等人提供保证担保。经一审法院调解，作出（2015）衢柯花商初字第110号民事调解书。后因缪凤英等人未履行义务，潘文潮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又，郑子明、缪凤英系夫妻关系，郑光春系两人之子。2014年11月3日，郑子明、缪凤英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约定两人名下的案涉房产产权归由郑子明单方所有，并于2014年11月7日办理了房产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缪凤英在为其子郑光春提供担保之后，与其丈夫郑子明约定婚内夫妻共有房产归郑子明个人所有，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缪凤英并未将该情况告知潘文潮，也无证据证明潘对缪夫妻间的产权变更约定是知晓的，故该约定仅对缪凤英夫妻有约束力，但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郑子明作为案外人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对潘文潮的诉请，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准许对坐落于龙顶西子城31幢3-601室房产的执行。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郑子明、缪凤英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交纳。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案涉房产变更登记系因郑子明不同意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为避免该房产涉入缪凤英债务纠纷而发生。 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其争议焦点为郑子明与缪凤英在婚内就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变更登记，是否具有对抗和排除案涉强制执行之效力。一、就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适用及相关问题。上诉人认为案涉房产变更登记在前，缪凤英担保债务成立在后，而房产变更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应推定被上诉人知晓，依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该房产变更登记对被上诉人具有对抗效力。本院认为，债权之本质是请求给付之权利；债务之本质是担负给付之义务。缪凤英所涉之债为连带保证责任之债，其作为意定之债，在相关保证合同成立（生效）之时即告成立。作为担保权人，自合同成立（生效）后即拥有要求保证人依合同所约履行之权利；与之相应，作为保证人，自始起即负有按合同之约履行给付之义务。故该债务属现实的、确定的且有效的债务，而非上诉人所称的“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所谓“或负债务”）。基于本案保证之债成立于2014年6月30日，而案涉房产变更登记发生于同年11月7日。上诉人关于案涉房产变更登记在前，缪凤英担保债务成立在后之主张，显然与事实与法律不符，不予采信。另，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系针对夫妻约定财产制情形下，以夫妻一方名义所负债务之承担的特别规则。该法条所称“债务”，显然包括本案所涉的保证之债。案涉房产产权变更，系缪凤英与郑子明夫妻就特定夫妻共有财产进行的分割处置，其即便可视为夫妻约定财产制之特例，则也因其发生于案涉保证债务之后，而致本案无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之空间。一审判决相关裁判说理及法律适用不当，予以纠正。二、关于本案所涉婚内夫妻共有财产变更登记之效力问题。依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该种效力系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对当事人真实意思之尊重而赋，其效力多是内部性的。易言之，就外部第三人而言，该类约定未必能改变相关财产仍属夫妻共有财产之性质。本案相关财产约定协议及变更登记系在夫妻一方对外债务发生之后，为消减其责任财产之目的而签订，明显违背债权人交易当时之合理预期，有损债权人之合法权益，故该协议对债权人并无对抗效力，债权人仍得以该房产系夫妻共有为由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相关上诉意见，不予采信。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系根据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对一般不动产产权归属的判断规则，而非对夫妻共有财产之鉴别方法，两者标准不一。依产权登记确定某项不动产归属何人，并不必然否定该项财产亦属于夫妻共有。案涉强制执行，系以案涉房产属缪凤英与郑子明共有为由而实施，郑子明仅凭房产登记不足以对抗之。相关上诉意见系对法律之误读，不予采信。四、至于上诉人所称的方功安代还借款问题，因本案系属执行异议之诉，其解决的是执行标的权属及其对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效力问题而非执行依据问题，所称事项不属本案审查范围。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其依婚姻法第十九第三款作为主要裁判依据，有所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郑子明、缪凤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郑子明、缪凤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日洪 审判员  吕秋红 审判员  郑尹秋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余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