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晋07行终2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云。委托代理人马辉龙，山西国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介休市公安局，住所地：介休市三贤大道纬一路南。法定代表人王耀峰，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佳昊，介休市公安局法制大队科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介休市定阳路**。法定代表人贾富忠，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宋晋，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科中队长。委托代理人郝增明，山西旭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春云与被上诉人介休市公安局、山西省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介休交警大队）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左权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722行初1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原审查明,2013年3月18日，王春云以17万元的价款从郭建民处购买了车牌号为晋Ｋ×××**的神河牌YXG3311G重型自卸货车一辆。2014年3月18日15时30分许，王春云之子王建平驾驶该车辆行驶途中与后方同方向行驶的武文涛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后乘坐安文斌）发生碰撞，致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武文涛经介休市红十字医院医生确认当场死亡、安文斌受伤的交通事故发生。当天，介休交警大队将晋Ｋ×××**重型自卸货车扣留，并制作了编号为NO0000057676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该份文书由王春云之子王建平签收。2014年3月19日，介休交警大队经调查后认定王春云之子王建平的驾驶证准驾车型（系C1）和其实际驾驶的车型不符，做出了王建平应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书。2014年3月20日，介休市公安局以王建平涉嫌交通肇事，决定对该起交通肇事案件立案侦查。后王建平和王春云均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法院判决刑罚。2016年7月7日，王春云刑满释放后，以自己没有收到被告介休市公安局和介休交警大队任何扣押车辆手续为由，多次提出返还车辆的要求，并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王春云因诉介休市公安局和介休交警大队公安行政强制行为违法和行政赔偿一案，曾于2017年10月23日向左权县人民法院提交过行政起诉书，在该份行政起诉书中，王春云既要求判决确认扣押车辆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返还被扣押车辆，又要求赔偿车辆被扣押期间的营运损失。经左权县人民法院行使释明权后，王春云仍坚持将确认违法之诉和赔偿损失之诉在一个案件中提出。为此，左权县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了（2017）晋0722行初40号《行政裁定书》，对起诉人王春云的起诉不予立案。王春云不服该裁定，向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左权县人民法院裁定的（2018）晋07行终32号《行政裁定书》。原审认为，（一）关于介休市公安局是否属于本案的适格被告。介休市公安局辩称，该局不是王建平交通肇事案件的侦查主体，该局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介休交警大队对介休市公安局的辩解意见予以认可。原审法院认为，2014年3月18日，对该交通事故案件予以受理的机关不是介休市公安局，作出扣留肇事车辆的机关也非介休市公安局，之后对王建平涉嫌交通肇事案件进行刑事侦查的也不是介休市公安局，为此，介休市公安局不应当成为本案被告。王春云将介休市公安局作为本案被告之一进行诉讼属于错列被告。（二）关于王春云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介休交警大队于2014年3月18日制作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实际扣留了属王春云所有、由王春云之子王建平驾驶的晋Ｋ×××**重型自卸货车。在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第三天即2014年3月20日，介休市公安局以王建平涉嫌交通肇事，决定对该起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据此，介休交警大队2014年3月18日扣留晋Ｋ×××**重型自卸货车的行为随即转变为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强制措施。为此，对介休交警大队辩称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辩解意见，予以支持。至于介休交警大队之后是否对王春云的晋Ｋ×××**重型自卸货车进行了集中统一处理以及该处理车辆行为是否合法，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原审裁定：驳回王春云的起诉。上诉人王春云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18日扣押了上诉人的汽车,被上诉人扣车时出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事实上，被上诉人出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未显示扣押机动车，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是为本案诉讼擅自更改的，与上诉人在介休市人民法院调取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截然不同，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扣车行为是非法的。2014年3月18日，被上诉人扣押上诉人车辆之时是基于其履行道路交通管理的行政职能。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介休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所载:被上诉人是2014年3月20日才将上诉人及儿子王建平的交通事故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在未进行刑事立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前期实施的扣车行为显然不是刑事强制措施行为，而是行政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只有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刑事立案是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阶段，只有正式立案后，刑事诉讼的程序才止式启动，才可以进行后续的诉讼程序。即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20日正式以刑事案件立案之后实施的行为才是刑事强制行为;被上诉人2014年3月18日的非法扣车行为应当属于被上诉人履行交通管理职责的行政行为,应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系错误，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撤销一审裁定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介休市公安局答辩称，介休市公安局和介休交警大队在业务上虽有隶属关系，但在本质上两个单位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在本案的交通肇事案件侦办中，介休市公安局并未参与，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介休交警大队答辩称，一、上诉人王春云认为本案属于行政诉讼，是对刑事案件性质的认识错误。2009年1月1日施行的旧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4号）第30条第2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有交通肇事犯罪嫌疑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立案侦查。发现当事人有其他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移送不影响事故的调查和处理。”本案在2018年3月18日按照行政案件立案，3月20日再次按刑事案件立案。两次立案均符合法律规定，并不是说同时存在两个案件，而是案件性质发生了转化。由于道路交通事故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均属于交警部门管辖，不需要移送。行政程序中的行为在侦查程序中仍然有效，无需更换手续。《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86条规定：“本规定没有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办理程序，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王春云在起诉书中称，“原告与儿子王建平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刑罚”。他自己提供的介休市人民法院（2014）介刑初字第1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和原平监狱《释放证明书》均证明本案属于刑事案件性质，扣留肇事车辆是刑事侦查的一个强制措施。王春云对于刑事案件视而不见，片面强调扣留肇事车辆发生在行政程序中，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上诉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但始终没有明确适用哪一条法律错误，其上诉理由不足。原审裁定采纳了我大队的意见，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我国公安机关同时具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的双重职责，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和刑事侦查过程中均有权实施扣押行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有交通肇事犯罪嫌疑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立案侦查。本案中，山西省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因王春云之子王建平驾驶的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对王建平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后介休交警大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王春云、王建平有交通肇事刑事犯罪嫌疑，介休市公安局将案件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山西省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没有对涉案车辆进行重复扣押，结合王春云、王建平均因犯交通肇事罪被介休市人民法院判决刑罚的事实，故本案涉诉的扣押行为的性质为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六节的规定，实施的刑事侦查措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王春云对扣押行为不服可通过其他途经解决。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保军审判员陈雪平审判员张晓峰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贾      兵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