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6行初61号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冲敏村上冲敏组。 代表人林大胜，组长。 委托代理人林德，村民。 委托代理人曾勇光，广西海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北路。 法定代表人荣毅宏。 委托代理人谢震，防城区林业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黄宇昌，防城区林业局干部。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行政中心区迎宾路。 法定代表人班忠柏。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覃彩霞，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广西农垦国有那梭农场，住所地：防城港市防城区那梭镇那梭街口。 法定代表人廖敏华。 委托代理人符耀才，广西幸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华石村圩七组。 代表人黄培芳，组长。 委托代理人龙雨贵，村民。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冲敏村上冲敏组（以下简称上冲敏组）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山林权属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于2018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上冲敏组的代表人林大胜及委托代理人林德、曾勇光，被告防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谢震、黄宇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卢振佳、覃彩霞，第三人广西农垦国有那梭农场（以下简称那梭农场）的委托代理人符耀才，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华石村圩七组（以下简称圩七组）的代表人黄培芳及委托代理人龙雨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防区政处〔2017〕6号《关于防城区华石镇冲敏村上冲敏组、华石村圩××组与广西农垦国有那梭农场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该行政处理决定查明：上冲敏组、圩七组与那梭农场争议的三丫田坳岭（上冲敏组称、圩七组称田垅庙细岭、那梭农场称农场十七队16号岭），四至界至：东至冲敏组田边；南至冲敏组田边；西至圩七组田边（那梭农场称冲敏队田边）；北至圩七组田边（那梭农场称部队靶场边)。面积：11.38亩。被申请人那梭农场提供的1990年《山界林权证》（防城山林字第0066号）包含该争议林地。另查明：申请人提供的1962年《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没有包含争议山林范围；被申请人提供两份决定证明，第一份为县人民政府关于处理那梭农场十六队公社与华石公社上、下冲敏生产队土地纠纷的决定（防政函【1984】14号）,第二份为关于处理那梭农场十六队与华石乡上、中敏村民组土地纠纷的补充决定，以上两份决定均包含该争议山林范围。再查明：那梭农场提供两份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那梭农场职工在16号山开荒种果树，开荒至今不见有任何人提出争议。2015年7月因部队扩建靶场需要征用16号山岭时，由承包该山的那梭农场职工领取部分青苗款。 防城区政府认为,山林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的原则。在调处期间，圩七组没有提供各个时期的有效证件，而上冲敏组提供一份1962年《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经查实，该证没有上冲敏组、圩七组提及的三丫田坳岭（上冲敏组称）、田垅庙细岭（圩七组称）的地点名称及四至界至，上冲敏组、圩七组的权属主张不予支持。而那梭农场提供一份1961年8月原中国共产党东兴各族自治县委员会《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县委字第103号），以及1990年9月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证号0066，该证包含被申请人提出的农场十七队16号岭的四至界至相符，经查该证原件存在那梭农场，那梭农场的主张应予支持。综合以上事实，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三、四、六项，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的三丫田坳岭（上冲敏组称、圩七组称田垅庙细岭、那梭农场称农场十七队16号岭）林地权属属国家所有，由被申请人那梭农场管理。四至界至：东至冲敏组田边；南至冲敏组田边；西至圩七组田边（那梭农场称冲敏队田边）；北至圩七组田边（那梭农场称部队靶场边)。面积：11.38亩。 防城港市政府于2017年12月22日对原告作出防政复决[2017]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查明：1.本案争议地的范围。申请人上冲敏组、圩七组与第三人那梭农场因三丫田坳岭(上冲敏组称、圩七组称田垅庙细岭、那梭农场称农场十七队16号岭）山林权属发生纠纷。其四至界至：东至冲敏组田边；南至冲敏组田边；西至圩七组田边（被申请人称冲敏队田边）；北至圩七组田边（被申请人称部队靶场边）。面积：11.38亩。2.本案争议地自解放以来经营管理情况及相关证据。该争议山岭自解放以来至七十年代都是圩七组放牧、打草。当时没有种植经济作物，只有飞机播种的松树木。大约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华侨在该争议山岭种植农作物，并一直由农场华侨职工种植，其范围包括争议山岭旁边的田地，在此期间圩七组未提出争议。1984年黄贤兰由那梭农场江山四队调来十七队就一直在16号山开荒种植果树，双方签有17.6亩的土地承包合同（现已遗失），在此期间各方均无异议。1995年广西国营那梭农场将十七队门口山岗位的2.50亩柑橙（四会柑1.30亩、其他柑橙1.50亩）转让给黄龙辉经营，转让价款为5625.00元。1999年黄龙辉去广东打工停止经营该块土地，2016年回来才发现该块土地被部队推平做靶场。2004年5月27日杨韦权与广西农垦国有那梭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双方约定将十七队田境山10.06亩土地租予杨韦权。圩七组称其也有《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但已遗失。上冲敏组同意圩七组说法并同意就争议地与上冲敏组对半分。2014年因部队扩大靶场需征用该争议山岭导致各方发生纠纷。现因16号山权属存在争议，无法就16号山的征地款进行分配，故三方同意75475部队在8月21日在16号山开工建设，特将16号山（共11.385亩）征地款存入华石镇财政所户头。上述经营管理事实有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13: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据18:调查笔录（龙雨贵），证据20:调查笔录（黄贤兰），证据21:调查笔录（黄龙辉）予以佐证。 防城港市政府认为：1.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经查，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11:《山界林权证》证号0066、证据12:山界林权证0066号附图。该证原件保存于广西农垦国有那梭农场，且该证包含第三人那梭农场提出的农场十七队16号岭，其四至界至均相符。2.关于该争议地的经营事实，该争议山岭自解放以来至七十年代都是圩七组放牧、打草。当时没有经济作物，只有飞机播种的松树木。大约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华侨在该争议山岭种植农作物，并一直由农场华侨职工种植，其范围包括争议山岭旁边的田地，在此期间圩七组未提出争议。1984年黄贤兰由那梭农场江山四队调来十七队就一直在16号山开荒种植果树，双方签有17.6亩的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已遗失）。1995年广西国营那梭农场将十七队门口山岗位转让给黄龙辉经营，双方签有柑橘长期经营权转让合同书。2004年5月27日杨韦权与广西农垦国有那梭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将十七队田垅山出租给杨韦权种植作物。上述事实有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13: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据18:调查笔录（龙雨贵），证据20:调查笔录（黄贤兰），证据21:调查笔录（黄龙辉）予以佐证。故对防城区政府查明的经营管理事实予以支持。3.关于申请人上冲敏组提交一份1962年《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经查，该证没有申请人提及的三丫田坳岭（申请人上冲敏组称）、田龙庙细岭（申请人坪七组称）的地点名称及四至界至，故对申请人的权属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防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防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上冲敏组诉称，对于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上冲敏组认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错误：一、被告防城区政府执法程序违法。1、上冲敏组于2016年7月18日向被告区政府提出林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防城区政府起直到2017年8月23日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下称《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期限为六个月。案情复杂的，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显然，本案被告防城区政府处理期限已达一年零一个月之久，大大超过六个月的处理期限，程序违法，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撤销。2、防城区政府并没有组织上冲敏组与第三人那梭农场进行调解，亦没有组织双方到现场进行现场勘察，违反《条例》第二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程序违反，防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应予以撤销。二、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1、行政处理决定在第4页作出“被申请人那梭农场提供的1962年《山界林权证》（防城山林字第0066号）包含该争议林地……部分青苗费”的事实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行政处理决定所作的上述认定，不属于对事实的认定，而是属于对证据的认证。其次，对于那梭农场提供的1990年《山界林权证》（防城山林字0066号）、两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县委字第103号指示）等材料，上冲敏组从来没有见过，被告区政府亦没有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因此，行政处理决定直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违反法定程序。在国家没有对争议林地进行国有化征收、征用或者没收的前提下，原东兴各族自治县委员会无权将属于上冲敏组的山岭规划给那梭农场，该材料是假的，况且，这份所谓的《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当时并没有在相关政府部门存档，其无合法来源、包括上冲敏组在内的任何人均从来没有见到或者听说过有这材料，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行政理决定直接采信该份材料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是错误的。三、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行政处理决定援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第四项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首先，该条只有第（三）、第（四）项。没有第三、第四项。其次，《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第（四）项根本不能适用本案。《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可以作为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是指“国有农、林场设立或者国有水利工程建设时经依法批准的确定经营范围的总体设计书、规划书、说明书及其附图”；《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可以作为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是指“1966年前划定的国家建设用地，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不再办理征用手续用地单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文件、资料”。很显然，本案既无《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可以作为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又无《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可以作为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因此，行政处理决定援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第四项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综上，鉴于被告防城区政府对本案调处程序违法，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四、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一）上冲敏组于2017年9月29日向市政府申请复议，市政府直到2018年6月6日才向原告上冲敏组送达行政复议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二）行政复议决定在第8页中对“本案争议地自解放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事实认定没有证据支撑，即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上冲敏组的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二、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对争议的三丫田坳岭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承担。 原告上冲敏组为其起诉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依据：1.证明，证明原告组长是林大胜；2.行政处理决定，证明防城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决定；3.行政复议决定及补正告知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作出了复议决定；4.EMS快递单，证明原告于2018年6月6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5.（2017）桂06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6.（2017）桂行终1481号行政判决书，证据5-6证明生效法律文书否定1961年8月25日《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的证据效力。 被告防城区政府答辩称，一、行政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的。行政处理决定在华石村圩××组申请后，防城区政府依法受理，进行现场勘界、调查取证，并经调解无效后作出处理决定，其行政行为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规定的有关程序。二、行政处理决定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的。具体查明事实及相关认定与行政处理决定一致。三、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该行政处理决定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三、四、六项的规定作出的。综上所述，防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的，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被告防城区政府为其答辩提交了相关证据、依据：1.申请调处书，证明原告及第三人圩七组向区人民政府提出调处申请；2.受理答辩通知书及回执，证明调处办依法受理、发答辩通知书给当事人；3.证明，证明林添的身份；4.证明，证明黄培芳的身份；5.确定权属界限图，证明靶场草图；6.防政函[1984]14号，证明处理的林地不包含争议山岭；7.防政发[1986]59号，证明处理的林地不包含争议山岭；8.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该证的土地不包含争议山岭；9.土地确权申请书，证明第三人那梭农场提出答辩；10.《东兴各族自治县委员会》县委字第103号，证明那梭农场取得的土地来源；11.十七队山界林权证0066号，证明该证包含争议山岭；12.十七队山界林权证0066号附图，证明争议山岭的位置；13.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那梭农场把该争议山承包给本场职工；14.人民调解终结告知书，证明华石镇调解过该纠纷；15.关于16号山征地款会议协定，证明华石司法所证明争议山岭的征地款存入华石镇财政所户头；16.现场勘验笔录及勘界图，证明确认纠纷林地的四至界至；17.调查笔录（黄金芳），证明黄金芳七十年代嫁过来后，在争议山上放牛、砍草；18.调查笔录（龙雨贵），证明争议山周边的田地都是圩七组的；19.调查笔录（林枢），证明上冲敏组没有种植过任何经济作物；20.调查笔录（黄贤兰），证明黄贤兰于1984年在争议山开荒种果树；21.调查笔录（黄龙辉），证明黄龙辉和黄贤兰于1984年以来一人一半经营管理过争议山，直到黄龙辉1999年外出打工后才没有经营管理，22.调解会记录，证明分歧较大，调解未果。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辩称，一、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受理防城区茅岭镇大坝村横岭组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上敏组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政府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作为防城区政府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上敏组不服防城区人民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原告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构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审查，答辩人查明内容与行政复议决定一致。三、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之规定作出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四、行政复议决定依法送达，程序合法，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答辩人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依法予以送达上敏组，送达EMS单号为1090368474525，该快递单号上有林大胜的签字，签收日期为2018年1月12日，送达给圩七组的EMS单号为1090368471025，签收人为代表人黄培芳，签收时间为2018年1月12日，故答辩人依法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不存在拖延情况。2018年6月8日，答辩人发现2017年12月2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因文字上有笔误，应予更正，发出《补正告知书》，告知各方当事人原决定书最后一行年份错误，并附有改正后的决定书。其中送达给上敏组的EMS单号为1090368307325，该快递单号有林大胜的签字，签收日期为2018年6月11日。答辩人认为《补正告知书》行为合法，该笔误并未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且事后答辩人及时补正。而原告在2018年1月12日收到，在2018年6月1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综上所述，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的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受理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庭笔录，证明市政府受理后，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经调解不成；4.地址确认书、邮寄单据，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送达；5.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人那梭农场述称，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那梭农场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 第三人圩七组述称，其田地未解放前就一直是第三人耕作的，田地周边就是第三人的岭地。 第三人圩七组为其陈述当庭提交了相关证据、依据：借用土地合同、土地租用协议书，证明从1983年1月到2015年的时间里，争议地被从第三人手中租用出去。 本院依法（或依原告、第三人的申请）核查、调取了以下证据：1.核查《山界林权证》（防城山林字0066号）由第三人那梭农场保管的原件；2.《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有防城区档案馆盖章的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或交换证据），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各方当事人对原告、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交的证据，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5、8、9、14-1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仅对部分证据的证明内容提出异议，予以认证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6、7，由于其未提交原件核对，且被告防城区政府也自认该处理决定所处理的争议范围与本案争议地无关，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证。 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0，虽然本院调取了防城港市防城区档案馆出具核对章的复印件，对其出处进行了查证，但该证据内容中并未涉及争议地的具体划分和规划，仅是成立第三人那梭农场的纲要性规划，故不能直接证明1961年争议地的权属问题，也作为本案参考依据。 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1、12，虽然本院向防城区政府调取了该证据的原件，但其提交的仍仅为盖有第三人那梭农场公章的复印件。其后，第三人在庭后提交了其保存的该证原件，由于该证的真实性系本案的主要争议事实，故作为本案参考依据。 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3，由于其未提交该证据原件，同样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也仅作为参考。 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7-21，此系被告进行调处时的调查笔录，系被告执法人员手写记录，且有被询问人签名、按指印，故可予以采纳作为案件参考依据。 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22，该调解笔录系对第三人那梭农场的单方调解，且在单方调解会记录中，被告仅请第三人陈述其山林权属的理由和依据，并未就平息矛盾及调停意向等问题进一步与第三人沟通，故不能作为其尽到调解义务的依据。 对第三人圩七组提交的证据，由于其未在调处过程中提交，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反驳证据，故仅作为本案参考。 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地的范围。申请人上冲敏组、圩七组与第三人那梭农场因三丫田坳岭(上冲敏组称、圩七组称田垅庙细岭、那梭农场称农场十七队16号岭）山林权属发生纠纷。其四至界至：东至冲敏组田边；南至冲敏组田边；西至圩七组田边（被申请人称冲敏队田边）；北至圩七组田边（被申请人称部队靶场边）,面积：11.38亩。 另查明，2018年1月12日防城港市政府向原告送达文号防政复决[2017]36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018年6月8日，防城港市政府又向原告送达文号同为防政复决[2017]36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补正告知书。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2.防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是否合法。3.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是否有事实和法理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2018年1月12日及2018年6月8日，防城港市政府分别向原告送达文号同为防政复决[2017]36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前者落款日期明显错误。故由于本案存在两份同一文号内容不同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此系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校对失误所致，应按照有利于原告的原则，以后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为准，并以送达该行政复议决定（2018年6月8日）的时间计算原告的起诉期限，及至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之日（2018年6月19日），明显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被告防城区政府在调处本案山林权属争议时，仅召开单方调解会议，且在会议上仅请原告及第三人那梭农场陈述其山林权属的理由和依据，并未就平息矛盾及调停意向等问题进一步与第三人沟通，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争议案件，应当先行调解，并将调解贯穿于受理、办理、决定全过程”规定的要求及精神。其次，被告防城区政府于2016年12月14日受理案涉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调处，于2017年8月23日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且未经过正式调解程序，有违《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期限为六个月。案情复杂的，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的规定。综上，防城区政府在本案调处过程中存在调处程序违法。 关于争议焦点三。关于权属证书的问题。首先，《山界林权证》（防城山林字0066号）是否有存根留档（因该证上确有半边骑缝章），被告方未对其出处尽到适当的调查义务；其次，作为其出处佐证的《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该文件内容中并未涉及争议地的具体划分和规划，仅是成立第三人那梭农场的纲要性规划，故不能直接证明1961年争议地的权属问题，也不能直接佐证《山界林权证》（防城山林0066号）的确权沿革历史。综上，该权属证书的真实性及其效力仍有待查证。 关于争议地长期经营事实问题。首先，两被告亦未向本院提交其在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主要确认经营管理事实的书证依据，即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原件。其次，其作为确定管业事实佐证的调查笔录中，仅黄贤兰（那梭农场退休职工）、黄龙辉（那梭农场职工）等第三人那梭农场相关人员明确陈述有第三人那梭农场的管业情况；第三人圩七组委托代理人龙雨贵虽在调查时称八十年代初农场华侨职工种植，但亦与其当庭陈述及提出的证据有矛盾之处，且上述与一方当事人有他密切关系的被调查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陈述、或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之处的陈述亦难以作为单独定案依据。综上，对关于争议地长期经营事实问题，仍有待查证。 综上，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所查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并应对争议地在法定期限内重新确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一）、（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的防区政处〔2017〕6号《关于防城区华石镇冲敏村上冲敏组、华石村圩七组与广西农垦国有那梭农场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责令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对争议地重新确认土地权属。 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凌旭芳 审 判 员  田 海 人民陪审员  张家南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莫骐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