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112民初8084号原告：田云，男，汉族，1979年11月11日生，籍贯：云南昆明，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现住址：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尾娇，系云南典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元英，云南典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刘媛，女，汉族，1981年3月28日生，身份证住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永强、尹佳佳，贵州兴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田云诉被告刘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刘媛提出管辖异议申请，2017年10月19日我院作出（2017）云0112民初808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刘媛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后被告刘媛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2月1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1民辖终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4月3日，我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尾娇、杨元英、被告刘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永强、尹佳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合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40250元人民币；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4月29日签订《离婚协议》并于2014年4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备案，该协议约定双方自留珠宝饰品按五五分，随后双方又签订《买卖协议》，确定双方共有水晶洞2304公斤，聚宝盆无座185.262公斤，聚宝盆有座515.123公斤，原告自愿将属于自己的百分之五十出售给被告，确定价款为187250元，另，原被告双方确认另一笔款项为53000元，与该《买卖协议》同时生效。现原告方已完成了出卖义务，被告却拒不支付款项，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被告刘媛辩称：1、本案的法律关系是普通民事主体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并非是有婚姻关系的特殊民事主体之间的离婚后财产纠纷，本案应严格按照买卖合同关系进行认定，原告未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交付义务，合同未实际履行，被告未收到标的物，无需支付本案涉案珠宝187250元。原、被告于2014年4月29日协议离婚，根据《离婚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离婚后位于金龙国际花园31栋3单元6楼2号的房屋归原告所有，云岩区的房屋亦一直登记在原告名下，第三条载明：“库存自留珠宝饰品按五五分”。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主要负责珠宝货物的进货及销售、保管，《买卖协议》中所涉珠宝主要放置原告所有的金龙国际花园及银海元隆两套房屋中，被告并不经手珠宝货物管理，仅自留了部分。在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后，双方便已将《离婚协议书》中所涉案的（包含《买卖协议》中载明的珠宝）的夫妻共同财产分配完毕，双方皆无争议（故而从离婚当日至今原告皆未因该协议所涉财产分配完毕而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原告在离婚协议签订当时就已经完全占有该涉案珠宝（从《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协议书》中“分得”二字及珠宝存放房屋归原告所有可知在签订《买卖协议》当时原告占有涉案珠宝已是既定事实）。后因云南、贵州两地珠宝市场行情变化，原告与被告签订《买卖协议》转卖涉案珠宝，但签订后原告反悔，并未将协议中的珠宝交付被告，故而被告在未收到货物情况下未向原告支付货款。结合双方《离婚协议书》及本案事实来看，双方在离婚当时就已经分配完毕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皆无争议，故而多年来相安无事，后签订的《买卖协议》系普通民事主体间基于自己所有的标的物订立的买卖合同，确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故本案应严格按照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因此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有关提取单证、资料是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出卖人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同时，买卖合同是践行性合同，在未约定先后履行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交易习惯应是卖方先交付标的物，买方验收标的物后支付货款。本案中，离婚后双方已将自留珠宝分配完毕，各自占有保存，后双方虽有买卖合意，但实际上在合同签订后原告并未将合同所涉珠宝交付给被告，庭审过程中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履行交付义务，因此，《买卖协议》虽然成立，但因合同没有交付事实，未实际履行而未生效，被告不应当支付原告所称的货款。2、协议中协商的另一笔款项53000元实际上是原告欠付被告的代买珠宝的货款，加之《买卖协议》未生效，原告扭曲协议原意要求被告支付该笔款项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之前双方协商另有一笔款项：53000元，与买卖协议同时生效。”实际上，该笔款项系离婚后被告委托原告代卖珠宝货物所得款项，原告在代卖被告货物后本应立即将该笔款项支付给被告，但原告当时声称自己资金紧张无钱支付，口头承诺该款项在上述协议履行时从187250元的珠宝款中予以抵扣（双方因此约定了该款项与《买卖协议》共同生效），及原告交付货物后被告仅需支付给原告134250元。虽因双方没有法律意识，签订《买卖协议》时出于疏忽而未能将此事在协议中明确，但原告在本案中对证明该款项确系被告欠付原告的款项、款项性质及来源等事项负有举证责任，庭审过程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事项系原告举证不能，其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后因原告未将《买卖协议》中的出卖货物进行交付导致买卖协议未实际履行，合同未生效，该笔款项最终未得抵扣，故53000元的款项实际上是原告欠被告的代卖货物的货款，原告仅凭约定不明、尚未生效的协议，颠倒事实真相要求被告支付该笔款项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同时被告将保留向原告追索该笔货款的权利。3、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请应被驳回。庭审中，原告声称在2015年3月31日签订《买卖协议》前被告就实际占有保存《买卖协议》中涉案珠宝，原告实际上在该期限前就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假设原告的说辞真实，那么2015年3月31日签订《买卖协议》时被告就应支付货款，此时被告未支付货款的行为对原告来说就已构成侵权，根据原诉讼时效的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在知道侵权事实之日起两年内（最晚于2017年3月31日前）向被告主张权利，但原告从未主张，因此，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请不应得到支持。4、原告存在滥用诉权、恶意诉讼达到非法目的可能性，结合事实情理及常规生活习惯，原告的诉请也不能得到支持。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4月29日离婚之时，就已严格按照《离婚协议书》约定将所涉财产分配完毕，双方皆无争议，故而多年来双方皆未因《离婚协议书》的财产分配部分的履行问题而发生过纠纷，后被告因与原告之间的借贷合同纠纷（离婚后）、抚养纠纷起诉原告，要求其归还借款及支付婚生女儿抚养费，原告因此怒火中烧，凭借未实际履行、未生效的协议将被告诉至法院，其意图恶意诉讼达到其非法目的，其诉请若得到支持，将对被告造成不公。除此，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所分配的房产价值已逾千万，被告在分配房产时念及夫妻情分，心甘情愿将价值更高的房产全部分给原告，试问，被告又怎可能去占原告18万余元珠宝款的便宜？故而，原告时隔多年后突然找原告歪曲协议内容与事实的行为实在是与常理不符，其诉请应当予以驳回。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4年4月29日，原告田云与被告刘媛签订《离婚协议书》，第二条对财产及债务处理约定如下：房产：第一套位于贵阳市云岩区；第二套位于中华中路130号振华凯都大厦24楼10号（该房产贷款为付清，此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第三套位于金阳金龙国际花园31栋3单元6楼2号；第四套位于南明区保利国际广场财富中心6栋1006号；第五套位于南明区；第六套位于云岩区，第七套位于昆明市盘龙区原豆腐厂现MOMA摩玛公寓住房一套；第八套位于西双版纳景洪住房一套。分配如下：第一、二、五、六套为女方所有，第三、四、七、八套为男方所有，租金费用为各自收入，对方不得干预。第三条约定：库存自留珠宝饰品按五五分，其中有20件留给孩子。原告田云、被告刘媛分别在该协议男方及女方签名处签字捺手印，该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民政局存档一份。2014年10月3日，原告田云（甲方）与被告刘媛（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今由双方协商决定，现甲方田云将金阳金龙国际花园31-3-6-2号房通过买卖方式卖予乙方刘媛。该房屋签字后与甲方（田云）无关，金额为550000元。该《补充协议》由原告田云、被告刘媛、证人赵某、汪某1、苏某、董某、汪某2签字按手印确认。2015年3月31日，原告田云与被告刘媛签订《买卖协议》，约定：经协商，双方共有水晶洞2304公斤，聚宝盆无座185.262公斤，聚宝盆有座515.123公斤，经协商各自分得50%，现田云自愿将自己的50%以买卖的方式卖给刘媛，共计187250元。之前双方协商另一笔款项53000元，与该买卖协议同时生效。该《买卖协议》，由原告田云、被告刘媛、证人汪某1、汪某2、董某、苏某签字捺印确认。同日，原告田云与被告刘媛签订《协议书》及《房屋出租授权委托书》，《协议书》约定：保利国际广场的写字楼和银海元隆的商住楼双方互写出租或出售委托书，各自房产各自处理。《房屋出租授权委托书》载明：田云将位于银海元隆广场10栋5-7的房屋委托刘媛进行出租及管理，委托期限为24个月，从2015年3月31日起至2017年3月30日止。庭审中，证人汪某2及苏某均陈述，案涉珠宝饰品系2015年3月份由原告到贵阳在证人见证下进行了称重，称重的库房位于贵阳的金龙国际花园和银海元隆，另证人汪某2陈述，案涉珠宝系原告从云南进货到贵阳销售；原告在昆明没有珠宝店，仅在贵阳经营珠宝店。上述事实有《离婚协议书》、《买卖协议》及证人汪某2、苏某的证言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田云与被告刘媛签订的《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出卖方田云是否将买卖合同标的物交付买受方刘媛？原告认为，原告已将珠宝饰品交付被告，交付方式为简易交付。被告认为，原告未交付标的物，合同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本案买卖合同标的物为珠宝饰品，该标的物存放及称重的地点为位于贵阳的金龙国际花园和银海元隆的房产内，根据《离婚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上述房产属于被告刘媛所有，故被告刘媛享有对其房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另结合庭审中证人陈述“原告在昆明没有经营珠宝店，原告出卖自己份额的珠宝饰品均由原告到贵阳进行处理，且案涉珠宝系由原告在云南进货到贵阳销售”。本院可以确认，被告刘媛已实际占有位于贵阳的金龙国际花园和银海元隆的房产及该房产内放置的珠宝饰品，亦即被告刘媛已实际占有本案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此外，标的物称重的时间是2015年3月，而《买卖协议》签订的时间亦为2015年3月31日，可见，在原、被告双方签订《买卖协议》时，被告刘媛已占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珠宝首饰。故本案买卖合同标的物已交付被告，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187250元。被告认为，原告未将合同标的物交付被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的货款53000元。《买卖协议》对该笔款项的表述为：“之前双方协商另一笔款项53000元，与该买卖协议同时生效”，从该表述来看，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明确。庭审中证人汪某2陈述，该款系原告替其朋友代卖首饰所得，但款项支付给了被告刘媛。对此，被告不认可，原告亦未提交更充分的证据证实，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期，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在《买卖协议》中约定原告交付珠宝首饰及被告支付货款的期限，根据交易习惯，原告应交付珠宝饰品后，才可向被告主张货款。而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在双方签订买卖合同时，被告已占有标的物。故原告从签订合同时（2015年3月31日）起即可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期间原告一直向被告主张权利，而被告不认可，本院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确认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亦符合原二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故被告主张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观点，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田云货款人民币187250元；二、驳回原告田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90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刘媛承担（此款被告与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以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曾志强人民陪审员  赵晨旭人民陪审员  余国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阮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