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8）最高法委赔提1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韦瑞刁，男，壮族，1962年3月1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唐梽发，广西皓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江北东路**。 法定代表人：杨晓春，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申国毅，该院赔偿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覃春燕，该院立案庭工作人员。 申诉人韦瑞刁因申请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池中院）二审无罪赔偿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2012）桂法委赔字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已作出（2016）最高法委赔监57号决定，决定对本案直接审理。经依法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诉人韦瑞刁以错捕错判为由，于2011年5月5日向河池中院提出赔偿申请，要求支付其被限制人身自由3126天的赔偿金444923.58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60万元，共计1044923.5元。赔偿义务机关河池中院于2011年11月20日作出（2011）河市法赔字第4号决定，认为韦瑞刁的供述行为属于故意作虚伪供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决定对韦瑞刁的申请予以驳回，不予赔偿。 申诉人韦瑞刁不服河池中院于2011年11月20日作出的（2011）河市法赔字第4号决定，于2011年12月22日以二审改判无罪为由向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其请求事项为：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445635.23元、误工费132617元、名誉损失费3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在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质证会上，韦瑞刁表示放弃误工费132617元、名誉损失费30万元的请求。 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2002年7月22日，韦瑞刁在都安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以下简称都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供述，其于2002年7月13日晚在其家屋后、韦瑞良的责任地上方将被害人黄艳肖掐死，并于当晚埋在附近。同月23日，韦瑞刁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逮捕。期间，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了4次讯问，韦瑞刁对杀害黄艳肖的经过及作案细节作了供述，直至同年12月13日第一次开庭，韦瑞刁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及证据均无异议。2003年1月10日，河池中院作出（2002）河刑初字第7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韦瑞刁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韦瑞刁不服，提出上诉。广西高院以原判认定被害人为黄艳肖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并要求重新对被害人作DNA鉴定。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证实，送检的黄艳肖股骨一根与其母血做DNA检验，结果在所测区域内序列一致。2004年8月5日，河池中院重新开庭审理时，韦瑞刁当庭翻供，称替其堂兄韦瑞光顶罪。同月18日，河池中院作出（2004）河市刑一初字第5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韦瑞刁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韦瑞刁不服，提起上诉。广西高院经审查，认为在案证据证实韦瑞刁辩称帮韦瑞光“顶罪”不合理，无事实根据，对其辩解不予采信。原判认定韦瑞刁杀害黄艳肖的证据虽有韦瑞刁曾经作过的有罪供述和现场勘查、尸体检验报告等，但法医根据当时情况，不能断定被害人系机械性窒息死亡，不能排除其他死亡原因，因此，对被害人是否死于他杀、他杀的成因尚未查明，即死因不明确。韦瑞刁对作案手段的供述，无确实证据予以印证，本案关键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同时也无确凿证据证实被告人到过犯罪现场。因此，本案证据不能认定韦瑞刁有罪。2010年10月20日，广西高院作出（2005）桂刑复字第9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告韦瑞刁无罪。2011年2月22日，韦瑞刁被释放。韦瑞刁自2002年7月23日被刑事拘留之日起至2011年2月22日被释放止，共计被羁押3137天。 该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由于韦瑞刁在公安机关对其作出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前以及对其作出限制人身自由决定后，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均作有罪供述，直至河池中院第一次开庭，韦瑞刁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及证据均无异议。且韦瑞刁在案件重审庭审时翻供，称系替其堂兄韦瑞光顶罪。因此，韦瑞刁的供述行为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情形”，国家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该院赔偿委员会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2012）桂法委赔字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决定如下：维持河池中院的不予赔偿决定。 申诉人韦瑞刁不服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2012年6月19日作出的（2012）桂法委赔字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以二审无罪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其申诉事项为：撤销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2012）桂法委赔字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和河池中院（2011）河市法赔字第4号决定；请求赔偿被侵犯人身自由3126天的赔偿金627356.94元、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19574.93元,共计846931.82元。其主要理由为：1、两份赔偿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首先，申诉人作有罪供述是由于公安机关刑讯逼供造成，根据当时的刑诉法第46条及新刑诉法53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的供述仅是七种证据之一，河池中院原一审有罪判决结合被告人口供及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而广西高院二审改判无罪是因为本案的证据链条不是环环相扣而是各自独立，得出的结论非唯一性，存在合理怀疑不能排除，故申诉人的有罪供述并不是河池中院判错案的根本原因，两者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次，申诉人是近文盲及精神发育迟滞并患有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存在相当困难，根据刑诉法解释第109条第一项的规定，对此类人的供述应当慎重使用，故原审以申诉人的供述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广西高院以申诉人故意作虚伪供述而导致错误羁押应免除国家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另外，广西高院在第二次审理时，没有在法定审限内作出判决，也没有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而是超期羁押到申诉人被无罪释放之日，有一定过错。2、两级法院审理赔偿案件机械套用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错误。因为该条与刑诉法第五十三条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相冲突。3、广西高院采取双重标准审理案件。在刑事案件二审审理时，对韦瑞刁的有罪供述的言词证据予以否认，但在审理赔偿案件时，对该言词证据又予以肯定其证明效力。违犯了证据的客观性、同一性。4、两级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利用审判职权，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韦瑞刁的有罪供述并不误导一审法院判错案，两者没有因果关系，两级法院以此为借口拒绝赔偿是错误的。 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17年9月7日作出（2016）最高法委赔监57号决定认为，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认定,由于韦瑞刁故意作虚伪供述，导致其被判处刑罚,对此,国家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决定维持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不予赔偿决定。上述决定可能存在错误。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审理；二、直接审理期间，中止原赔偿决定的执行。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期间，赔偿义务机关河池中院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答辩称：1、因赔偿请求人韦瑞刁作出有罪供述，造成公安机关对其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并引发本案刑事审判。2002年7月22日，赔偿请求人韦瑞刁在都安县刑侦大队法医室的询问笔录中，主动承认其将黄艳肖掐死并埋在附近的事实。从2002年7月23日至2002年11月6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韦瑞刁被刑事拘留后至该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期间，分别对其进行过5次询问，韦瑞刁对犯罪心理、犯罪经过、犯罪细节和犯罪现场等均作过供述。基于韦瑞刁的有罪供述与公安机关的尸检报告和现场勘察情况中发现的案件细节、物证等吻合一致，检察机关对韦瑞刁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据此作出刑事判决。2、该案中不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从该案刑事卷宗材料反映，韦瑞刁在2002年7月22日的询问笔录中认可是自愿交代犯罪事实，没有任何刑讯逼供的情形;在2002年11月6日检察院的提审笔录中，韦瑞刁再次供述了杀害黄艳肖的经过，并声称2002年7月22日之后的笔录所讲的都是事实;在2002年12月13日该案开庭审理时，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当庭提供的证据均表示无异议。上述证据表明，该案不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3、韦瑞刁申请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韦瑞刁在重审开庭审理时当庭翻供，称是替堂兄韦瑞光顶罪，充分表明了其之前所作的有罪供述从其主观心理态度出发均是出于“故意”。从韦瑞刁在该案中所作的有罪供述来看，与该案公安机关提取的证据具有一致性，人民法院作出的有罪判决与韦瑞刁故意作虚伪供述之间有因果关系。韦瑞刁的行为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本院赔偿委员会驳回韦瑞刁的赔偿申诉。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关键在于韦瑞刁曾经作出有罪供述并作为当初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后其翻供，且最终被改判无罪，其当初有罪供述是否为故意作虚伪供述且能否成为国家赔偿免责的原因。 1、韦瑞刁曾经作出有罪供述不属于故意作虚伪供述。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情形”，国家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故意作虚伪供述应当主要考察犯罪嫌疑人曾作过的有罪供述是在何种状况下作出，其作出有罪供述的主观动机等问题。第一，作虚伪供述必须是公民本人；第二，作虚伪供述必须是公民故意的行为，即明知将会受到的处罚后果，而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故意误导、欺骗司法机关，或者有意替他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主动作与事实不符的供述；第三，必须是行为人在自愿状态下，排除外界压力和强制作用而作出的供述；第四，虚假供述与错误羁押、错误判决有直接因果关系，即虚假供述必须对认定犯罪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公民虽作了虚假供述但不足以被认定为犯罪，或者认定公民有罪实际上是依靠其他证据定案，排除了公民本人的虚伪供述，虚假供述与损害结果之间缺少直接因果关系，亦不属于该款规定的情形。可以看出，故意作虚伪供述有两个基本要素，即存在故意的主观动机和对判决错误起决定性作用。 本案中，韦瑞刁虽然在发回重审前一直承认杀人，但第一次判死刑后，其上诉辩称被害人有过错，就是想减轻自己罪责，后来重审开庭又翻供称帮韦瑞光“顶罪”，主观都是想逃脱罪罚，并不希望自己被判死刑。因此，韦瑞刁尽管后来否认杀人，但其并没有故意作虚伪供述使自己获刑的主观动机，不符合故意作虚伪供述的情形。韦瑞刁一审两次被判死刑是基于其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证人证言等证据吻合，确认其杀害了被害人。二审改判无罪则是因被害人是否死于他杀、他杀的成因尚未查明，即死因不明。加之韦瑞刁对作案手段的供述，无确实证据予以印证，本案关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也无确凿证据证实韦瑞刁到过犯罪现场，不能认定韦瑞刁杀人。以上，韦瑞刁的有罪供述在被判死刑时是主要证据，但并非唯一证据，而二审改判无罪的原因有三，其供述只是之一，无论其是否翻供，即是否承认犯罪，都不影响对其无罪的改判。也就是说无论韦瑞刁故意作虚伪供述还是作真实供述，因为其他关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以无法认定其有罪，即供述对结果不起决定性作用。 2、韦瑞刁因二审改判无罪应获得赔偿。韦瑞刁被二审改判无罪系因证据不足，其曾作过有罪供述但并非故意作虚伪供述，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的免责条款不适用此情形。因此，韦瑞刁因二审改判无罪应获得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2010年12月1日以后，或者发生在2010年12月1日以前、持续至2010年12月1日以后的，适用修正的国家赔偿法。韦瑞刁被错判死刑虽发生在2010年12月1日之前，但被改判无罪及被羁押时间持续至2010年12月1日之后，应适用修正的国家赔偿法。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二审改判无罪，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河池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韦瑞刁死刑，广西高院发回重审，河池中院重审后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韦瑞刁死刑，广西高院二审改判韦瑞刁无罪，故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河池中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关于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韦瑞刁自2002年7月23日被刑事拘留之日起至2011年2月22日被释放止，共计被无罪羁押3137天。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那么，本院赔偿委员会2018年作出赔偿决定应按国家上年度即2017年职工日平均工资284.74元赔偿侵犯韦瑞刁人身自由赔偿金893229.38元。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该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韦瑞刁被无罪羁押3137天，应当认定给其精神上造成损害，且造成严重后果，赔偿义务机关河池中院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本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应综合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既要体现抚慰性质，又要考虑侵权行为致害情况、个案情况及地区差异、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等情况，对韦瑞刁给予9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综上，本院赔偿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四款、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项、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2）桂法委赔字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 二、河池中院赔偿侵犯韦瑞刁人身自由赔偿金893229.38元； 三、河池中院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韦瑞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