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85民初2623号 原告：沈兴武，男，1966年11月6日生，汉族，住太仓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佩民，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太仓市城厢镇东古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251185599B。 法定代表人：卓洪兴，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一松，江苏德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兴武与被告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兴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佩民，被告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一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兴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自2017年3月27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0年6月到被告处从事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工作，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系因被告不愿意与原告签订，被告的这一违法行为减轻了自身的经济支出，增加了原告的经济负担。原告为谋生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与被告签订了《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该合同书为被告制定的格式合同。原告作为被告处的出租汽车驾驶员，都是按照被告对出租汽车车辆的定价，一次性向被告付清购买出租汽车的钱款，出租汽车的产权理应为原告所有，但合同书中却约定产权为被告所有。被告再将出租汽车出租给原告，形成车辆租赁关系，并按月向原告收取高额租赁费用，明显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是经营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的企业，其所提供的客运服务通过原告的劳动得以实现；原告接受被告的监督与管理，对外以被告的名义提供服务，原告通过驾驶出租汽车获得谋生机会，收入来源依靠被告。因此，原、被告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原告对于被告在人格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均具有从属性，其提供的劳动亦属于被告经营业务的唯一部分，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履行时间从2015年3月23日起至2017年3月22日止，原告在此期间为了确认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已提起诉讼，该案中劳动仲裁委员会、法院都以双方之间存在《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为由，不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为此，2017年3月22日起，原告不签订《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而要求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不签订。《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终止了，但仲裁裁决对本案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的情况下，违法枉判，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诉讼，以求公断。 被告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辩称：1.原、被告之间并非劳动关系，而是租赁关系，双方之间依据租赁经营合同调整关系，该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经协商而成立并生效的，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履行至今。双方的主观意愿就是建立租赁经营关系，合同的具体条款体现了租赁的性质和经营模式。原告并非以成为被告的员工为目的，而是为了建立租赁关系而获得营收。2.双方之间并无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原告签订租赁合同后实际占有车辆，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不接受被告的考勤等管理，被告也不对原告进行具体工作安排。双方之间的所谓管理是基于出租汽车系公共服务行业，是公共交通的补充这一定位。法律、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等对此均有诸多要求，这与用人单位通过管理实现效益的最大化的管理目的并不相同。现行的出租汽车行业管理规范中，国家也允许出租汽车经营者与驾驶员采取承包经营等模式，签订经营合同。被告并无恶意规避劳动合同法、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主观故意。3.双方之间系平等的关系。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完全占有和支配营运收入，被告对原告不作工作安排，不支付劳动报酬，相反原告需按照租赁合同约定交纳管理服务费，符合租赁关系的特征。4.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于2017年3月22日到期，到期后双方没有再行签订租赁经营合同，但双方在到期后并未做任何变化，原告仍继续占有使用租赁物，并按照之前的方式从事运营。根据合同法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双方符合上述规定，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原告所称的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不再是租赁关系的理由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并不是仅凭合同认定，而是根据双方的行为、意愿、权利义务等综合认定，若所有的行为都未变化，仅合同到期就认为法律关系发生变化，这是没有依据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6月，原告沈兴武与被告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订立《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后原告从事出租汽车主驾驾驶员工作。期间，原告以自由职业者身份自行缴纳社会保险费。 2015年3月23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双方再次签订《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就车辆租赁经营事宜约定如下：第一条，甲方出租给乙方的车辆为大众汽车，牌照号苏Ｅ×××××，车辆登记日期2015.3.23。第二条，车辆的经营区域：太仓市地区。第三条，车辆租赁期限为贰年，自2015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22日止。租赁期满（指车辆未到报废期）前三十日内，租赁车辆经法定检验部门检测车况良好，在符合国家及政府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可办理车辆续签，延长租赁期限，但甲、乙双方必须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续签年限按政策另行确定。凡办理续签的车辆免收租金，单收租赁经营费……车辆七年到期后，承包者与公司关系全部终断，由政府无条件的收回营运证。新车发包由公司对外重新招聘。第四条，乙方交纳费用：车辆租金125000元，该金额为七年租赁期限的总租金（第一年2.5万元、第二年2.5万元、第三年2万元、第四年2万元、第五年1.5万元、第六年1.5万元、第七年0.5万元），须在甲方移交车辆前一次性交纳；租赁经营费每月1600元；车辆投保费、安全风险基金（主驾10000元，副驾5000元）。第五条，甲方承担的费用为租赁车辆涉及国家规定的税和费，乙方承担的费用为车辆投保费、车辆修理费、车辆检测费、交通事故赔偿费、经营开支等经营中发生的一切费用。第六条，合同变更。合同期间，国家对税和费进行调整，且上级主管部门通知调整的，甲方收取的租赁经营费也作适当调整。调整时间，按上级通知。第七条，合同解除……。第八条，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甲方的权利义务：1.有权对乙方的经营行为、遵纪守法、职业道德方面进行监督、检查；2.有义务协助乙方处理交通事故（但协助处理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的权利义务：1.遵纪守法、服从行业主管部门及甲方的监督检查；2.正确使用和保管好租赁车辆，按时做好车辆检测，保持车况良好，确保运营安全；3.服从并完成政府有关抢险救灾等指令性任务。第九条，合同终止（包括租赁期满及本合同第七条规定的解除）后，乙方须在三天内将车辆、营运证件、行驶证、上岗证、从业资格证、胸卡、计价器、牌照、胸牌等与经营有关的证件交还甲方……。第十条，本合同签订时，甲、乙双方还将签署《安全、综合治理责任书》《出租车辆运务管理合同》，作为合同附件。第十一条，纠纷解决方式……。第十二条，合同生效……。第十三条，特别提示。甲方提请乙方，充分对合同各项条款的全面准确的理解，并应乙方的要求作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甲乙双方对合同的含义认识一致。 2015年3月30日，原告取得车牌号码为苏Ｅ×××××车辆的道路行驶证。次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沈兴武苏Ｅ×××××，人民币壹拾贰万伍仟元正，收款事由为车身价”。 2017年1月22日，原告向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于同年3月21日作出太劳人仲案字[2017]第129号仲裁裁决书，对原告的请求未予支持。原告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本院于同年9月30日作出（2017）苏0585民初20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7）苏05民终100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上述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的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签订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于2017年3月22日期限届满。之后双方未再续订租赁经营合同或签订其他合同，原告未按上述合同书约定将苏Ｅ×××××车辆及与经营相关的营运证件、行驶证、上岗证、从业资格证、胸卡、计价器、牌照、胸牌等交还被告，被告也未将已收的第三至第七年租金7.5万元退还原告；原告仍按原租赁合同的约定继续驾驶苏Ｅ×××××车辆，每天驾车时间及路线仍自主决定，无需至被告处进行考勤；原告的收入来源仍为经营出租车运输所得，每月除上交被告相应的管理费用外，其余营运收入由其自行支配，自负盈亏，被告不向原告发放工资。 2018年2月，原告再次向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其与被告自2017年3月23日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委于同年4月6日作出太劳人仲案字[2018]第1026号仲裁裁决书，对原告的请求未予支持。原告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等出租汽车驾驶员于2018年6月28日共同向被告邮寄了名为《我们员工要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信函，要求被告在收函后一周内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被告收函后认为双方不是劳动关系且双方权利义务仍按原租赁合同履行，对此未予理涉。 另查明：2016年5月起，被告临时调整出租车承包经营费，即从《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约定的1600元/月降至为1300元/月。后原告向被告交纳了2016年5月1300元，但被告开具的收据金额为1600元。2017年2月，被告以原告拖欠2016年6月起的租赁经营费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租赁经营费10400元及违约金10000元。后原告于同年3月3日向被告交纳了11700元，但被告开具的收据金额为11400元，并载明该款系9个月租赁汽车服务费且“扣5月份多开300元”。被告于同年3月20日撤回起诉。此后，原告一直按1300元/月的标准向被告交纳费用，被告开具的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租赁汽车服务费”或“服务费”。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仲裁裁决书、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的信函及邮寄凭证，被告提供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GPS记录、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双方均提供的服务费收据，本院调取的民事判决书、民事起诉状、撤诉申请书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具有劳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及劳动保护并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同时，劳动者必须服从用人单位安排，接受用人单位管理，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的从属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原、被告之间在《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满后，即自2017年3月23日起是否建立劳动关系。 首先，从出租汽车行业的经营模式来看，租赁承包经营亦为其中一种，也未为法律所禁止。根据现行的出租汽车行业管理规范（国办发[2016]58号、苏政办发[2016]97号、苏府[2016]198号），国家允许出租汽车经营者与驾驶员采取承包等经营模式，签订经营合同；或者采取直接用工模式，签订劳动合同。本案中，原、被告采用承包经营模式，此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其次，从双方意思表示来看，原告从2010年6月开始驾驶出租汽车起即与被告签订《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之后原告驾驶牌号为苏Ｅ×××××的出租汽车，双方协商一致又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了《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期间，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且对承包经营模式均为明知。2017年3月23日起，即原约定的租赁期满后，双方虽未按约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但也未协商一致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被告提出了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但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被告以双方仍按原租赁合同履行，对此未予理涉，双方就签订劳动合同并未达成合意。 再次，从双方履行情况来看，不论是原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内，还是期满后，原告均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及行车路线，无需每日去被告处报到，无需接受被告的考勤管理。原告已提前交纳了期满后五年的租金，期满后继续驾驶牌号为苏Ｅ×××××的出租汽车，且取得的营运收入仍归自己所有；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且仍按原约定金额按月向原告收取服务费，且无需向原告发放劳动报酬；双方仍按原租赁经营合同的约定享受各自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期间，原告虽有部分经营行为接受被告管理的情况，但该管理系基于双方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以及有利于向公众提供出行服务的行业要求的管理，不同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基于隶属关系的管理。原告营运收入的取得均与其自身付出的劳动相关，与被告的指令性管理无直接关联。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人身依附性、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综上，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的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兴武要求确认原、被告双方自2017年3月27日起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沈兴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王颖瑛 人民陪审员  张锦明 人民陪审员  诸培乐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沈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