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80民初3965号 原告：四川省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管理处，住所地四川省简阳市石桥镇文苑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000451540380H。 法定代表人：李建中，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怀谦，四川阳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水平，女，195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被告：杜开林，男，195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良宗，四川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省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管理处（以下简称“龙泉山管理处”）与被告陈水平、杜开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于2018年9月10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于2018年10月18日、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龙泉山管理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怀谦、被告杜开林到庭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良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龙泉山管理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在起诉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因擅自利用原告渔业资源对外办理钓鱼卡而谋取的不当利益700775元，在庭审中，调整不当得利金额为69881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石盘水库（龙泉湖）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07年6月1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协议，约定由二被告承包原告管理的石盘水库水体从事渔业养殖和捕捞，合同期限为2007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双方因合同履行问题引发诉讼，简阳市人民法院及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纠纷依法作出了判决。为履行上述判决，双方于2017年3月9日签订协议，对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及2016年期间因诉讼而事实上由二被告临时管理水库的费用进行了清算。原告得知，二被告私自以“龙泉湖渔业承包集团”的名义，对外发售了2017年的钓鱼卡。在2017年3月9日双方协商签订协议时，原告就发售钓鱼卡一事向二被告进行了交涉，二被告称2017年大约已办理了一、二百张钓鱼卡。2017年3月10日，原告对外发布通告，就石盘水库的渔业管理进行了公示。此后,二被告向原告移交了一份其办理钓鱼卡的清单，原告工作人员发现被告实际发售的钓鱼卡数量与二被告陈述数量有较大出入，便立即依照内部程序向上级反映。在原告尚未作出实质性处理的时候，2017年5月，因中央环保督查，上级部门要求禁止在石盘水库进行垂钓。原告工作人员找二被告协商处理钓鱼卡清退问题，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此后，政府相关部门对石盘水库开展了专项处理，在被告处办理了钓鱼卡的人员找纷纷到原告要求退费，给原告造成了不利影响，为化解矛盾，原告对上述办卡人员进行了退费，为此支出228609元。按照二被告向原告移交的办卡人员名单以及被告此前对外公示的办卡收费标准计算，被告通过发售2017年钓鱼卡取得收益共计700775元。原告认为，二被告在双方合同关系终结后，继续以原告所有的渔业资源对外牟利，系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原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而提起诉讼。 陈水平、杜开林辩称：一、本案不是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中，二被告办理钓鱼卡是2016年10月前后，为每年一度的办卡时间。该办卡时间在二被告管理水库期间，办卡人办卡完全基于自愿，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不引起不当得利之债发生的法律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故被告发售钓鱼卡不存在不当得利。二、本案原告不具备不当得利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二被告办理钓鱼卡，并没有从原告处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返还原告不当得利的问题，故原告不具备不当得利的诉讼主体资格。三、原告称二被告私自发售钓鱼卡获取非法利益达700775元与事实不符。1.二被告每年10月前后均为办理钓鱼卡时间，办卡时间在被告管理水库期间，且在2017年3月10日已将办卡人员名册移交给原告，故原告对此事是知晓的，原告是认可被告办理钓鱼卡并收取费用的；2.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二被告通过发售钓鱼卡获利700775元；3.双方书面结算时间为2017年3月9日，但二被告在2017年4月底左右仍实际管理水库，二被告2017年3月10日移交的钓鱼卡明细表，原告是认可的，不存在私自发售2017年度钓鱼卡的情况。四、二被告办理2017年度钓鱼卡并收费是合理合法的。2017年3月10日，原告发布通告，2017年3月10日前大库渔业承包集团（即陈水平、杜开林）办理的2017年钓鱼卡继续有效，2017年3月10日后大库渔业承包集团不再参与石盘水库渔业管理和办理石盘水库各类钓鱼卡。该通告足以证明，二被告在2017年3月10日之前办理2017年度钓鱼卡及收费原告承认了其办卡的效力及合法性。五、2017年3月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2018年3月10日原告发布通告、二被告向原告移交钓鱼卡明细表，上述民事行为相互衔接，表明原被告就石盘水库的承包问题已作彻底了结。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龙泉山管理处提交的：1.石盘水库大库渔业养殖、捕捞承包合同书（2007.6.1）；2.（2016）川2081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书、（2016）川20民终1213号民事判决书；3.《石盘水库大库渔业承包养殖诉讼案件有关问题处理及费用结算情况》（2017.3.9），4.2017年钓鱼卡明细七页；5.《关于开展龙泉湖省级自愿保护区简阳境内环境专项治理的通告》；6.全部退费人员的退费申请材料618套、618名持2017年度钓鱼卡人员申报的办卡费用清单；7.龙泉湖（石盘水库）2016年度休闲钓鱼卡公告；8.关于退龙泉湖渔业承包集团（陈水平）办钓鱼证年卡费用情况的说明（2018.9.27）及所有退费领款人员签名汇总表；9.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10、2017年8月5石盘水库管理局通知（退费通知）及张帖通知的近景及远景照片。被告陈水平、杜开林提交的：1.石盘水库管理局关于石盘水库大库渔业管理及钓鱼证办理的通告（2017.3.10）；2.《石盘水库大库渔业承包养殖诉讼案件有关问题处理及费用结算情况》（2017.3.9）；3.白钓年卡、夜钓年卡、白加黑年卡、VIP年卡、路亚年卡明细单（移交给原告的）；4.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申请的证人苏某的证言，以及本院对石盘水库管理局工作人员苏某、牛海陵的调查笔录，原告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7年3月9日签订协议时，曾提及过二被告发售2017年度钓鱼卡一事，但被告当时向原告工作人员称仅发售了一、二百张卡，且原告方对钓鱼卡如何处理并未明确表示放弃意见，也未形成书面结论。二被告质证称证人苏某本就系原告下属机构的负责人，又是双方办理移交手续的经办人，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也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苏某、牛海陵的调查笔录和苏某的证言与被告陈述的交接过程不相矛盾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龙泉山管理处系由四川省水利厅依法设立的事业单位，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之一为“开展灌区水政、渔政、林政执法和所辖范围内的水土资源综合利用”。石盘水库管理局系原告下属单位。 被告陈水平与杜开林系夫妻关系。2005年1月24日，陈水平以竞标方式取得了石盘水库（龙泉湖）养殖、捕捞的经营权，并与原告订立了《石盘水库大库渔业养殖捕捞承包合同书》。2007年因石盘水库大坝整治，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原合同，于2007年6月1日重新订立了《石盘水库大库渔业养殖、捕捞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期为2007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承包期满后合同自行终止。 后双方因承包费给付、是否违约、违约损失、水库交付等合同履行问题发生纠纷。2016年4月27日，原告向本院起诉二被告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二被告同案提起反诉。2016年10月17日，本院作出（2016）川2081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二被告不服，向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2月29日，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20民终1213号民事判决。2017年3月9日，双方就履行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问题和2016年诉讼期间水库承包费达成一致意见，经品迭，由原告龙泉山管理处支付二被告各项费用885557元；二被告在2017年3月10日前撤除养鱼设施设备，恢复水库原状，将石盘水库交付原告，并自行处理在承包水库期间的其他一切问题。2017年3月10日，原告下属单位石盘水库管理局在石盘水库库区周边发布公告，公告载明：“因石盘水库大库渔业养殖捕捞承包合同已经到期，原大库渔业承包集团已于2017年3月10日将石盘水库渔业养殖捕捞正式交回石盘水库管理局管理。2017年3月10日前原大库渔业承包集团办理的2017年钓鱼年卡继续有效，2017年3月10日后原大库渔业承包集团不再参与石盘水库渔业管理和办理石盘水库各类钓鱼卡，石盘水库渔业管理和钓鱼卡的办理交由石盘水库管理局负责”。2017年3月13日，二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上述885557元款项。 原、被告双方在2017年3月9日结算前，曾就被告以“龙泉湖渔业承包集团”名义对外办理的2017年度石盘水库钓鱼卡问题进行过交涉，但在2017年3月9日签订书面结算协议时，未涉及被告办理的2017年钓鱼卡的处理意见。2018年3月10日之后，被告向原告移交了其办理的778张2017年度钓鱼卡人员清单。经核实，移交清单中“白钓年卡”518张、“夜钓年卡”71张；“白加黑年卡”163张、“路亚年卡”19张、“VIP年卡”7张。被告承包期间对外张贴的钓鱼卡收费标准为：白钓年卡655元/年、夜钓年卡655/年、白加黑年卡1305元/年、路亚年卡3050元/年、VIP年卡6050元/年；上述2017年度钓鱼卡的有效期为：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 2017年5月，因中央环保督查，上级部门要求禁止在石盘水库进行垂钓。原告工作人员联系二被告协商处理钓鱼卡清退问题，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此后，政府相关部门开展了龙泉湖自然保护区环境专项治理工作，至2017年7月30日龙泉湖全面禁钓，持2017年钓鱼卡的群众纷纷要求原告退费。2017年8月5日，原告下属的石盘水库管理局对外发出通知，该通知载明：石盘水库2017年钓鱼证退证退费工作从2017年8月11日开始至2017年12月31日结束，截止日期过后不再予以办理。之后，有618名持卡人员前来办理退证退费，原告依照持卡人姓名、持卡种类和退费申请对上述618名持卡人员的619张卡按其剩余月份进行了退费，退费合计228609元。 另查明，上述618名持卡人员在退费申请书中陈述了各自在被告处办卡时缴费金额，由此合计，618名持卡人员申报的缴费金额共计550610元。该618名退费人员的姓名及钓鱼卡种类与被告移交清单上的姓名、钓鱼卡的种类能够一一对应。 根据被告移交的778户钓鱼卡清单载明的钓鱼卡种类，依照被告公告的收费标准计算，该778张钓鱼卡票面收费金额合计应为：白钓年卡518张×655元共计339290元；夜钓年卡71张×655元共计46505元；白加黑1**张×1305元共计212715元；路亚年卡19张×3050元共计57950元；VIP年卡是7张×6050元共计42350元，以上共计698810元。 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二、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对外办理2017年钓鱼卡而谋取的不当利益698810元请求是否成立。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纠纷的认定 虽然我国民法通则、民法总则中并没有划分不当得利的类型，但依据不当得利是否基于给付行为而发生，将其划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是不当得利类型最常见的一种划分方式。给付型不当得利，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移转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这是较常见的不当得利类型。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基于给付以外的事由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包括人的行为、自然事件以及法律规定。人的行为，又可分为受益人的行为、受损人的行为和第三人的行为。基于这些事由构成不当得利的原因，是受益者无受其利益的权利，所以，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无法律上的原因”即为受益者无权利而受有利益。基于受益者的行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主要指侵害他人权益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如侵夺他人所有物或擅自占有、使用、消费他人之物。就本案而言，原告主张二被告在双方渔业承包合同关系终结后，继续以原告所有的石盘水库渔业资源对外发售钓鱼卡并牟利，该情形属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基于受益人无权占有使用行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类型。因此，原告主张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纠纷并无不当。 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69881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应从以下方面判断原告的主张是否成立：1、被告陈水平、杜开林对外发售2017年度钓鱼卡是否获利及获利多少；2、二被告获利有无合法根据；3、原告是否因此遭受损失。 关于二被告对外发售2017年度钓鱼卡是否获利及获利金额的认定。本案中，原告依据二被告发售的778张钓鱼卡种类及户数，根据二被告对外公告的各类钓鱼卡收费标准，计算出二被告发售钓鱼卡票面金额共计应为698810元，并以此金额作为被告返还不当得利金额。二被告认可其对外发售2017年各类钓鱼卡778张，认可对外公告上载明的各类钓鱼卡的收费标准，认可收了费，但不认可收到698810元。本院认为，从被告的陈述，可以确认二被告办理2017年钓鱼卡获了利，但获利多少的确认，不能单一的以二被告向原告移交的2017年度778张钓鱼卡票面收费金额价值来确认，因被告承包经营水库多年，办卡时存在一些优惠和关系、人情是符合经营常规的，因此，本院综合以下情况进行认定：一是结合618套持卡人员退费材料印证：这其中的619张卡是被告发售2017年的钓鱼卡，且与二被告提交给原告的清单中的名字、卡型能够一一对应，且全部退费人员均提交了本人身份证确认身份，同时退费人员均提交了书面签字达迹的申请书，该618户持卡人书写的申请书中申报的缴费情况也反映出多数人员缴费金额略低于被告张贴的收费标准，体现了一定的价格优惠；二是原告也表示认可对该619张卡获利情况以619名持卡人申报的收费情况主张权利；三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认为，从拥有证据的优势角度考虑，就778张卡中，有618名持卡人佐证的部分，原告应当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责任，被告对持卡群众申请金额持反对意见，认为持卡人申报的缴费情况不准确、不属实，其作为出售卡的经办方，具体收费情况应由被告负责举证。因此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其办证有帐目，也开具了收据，但陈述称相关依据均没有保存，因此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印证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由此作出的不利判断依法由被告承担。据此，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被告办理619张2017年钓鱼卡获利550610元予以确认。对另外160张卡获利情况，因无其他证据印证，不排除这些钓鱼卡存在人情客户、存在未收费发空卡的情况，结合原告方陈述的2017年3月9日结算前双方交涉2017年钓鱼卡处理意见时原告谈到发了有一、二百张关系卡的陈述意见也基本吻合，因此，此部分卡被告是否获利，本院不予处理，原告如有新证据，可以另行主张。二被告抗辩称其在发售钓鱼卡过程中支出有人工费用，部分钓鱼卡系打折发售甚至免费发送，其实际获利仅有30万元左右；同时认为被告在对外办理2017年钓鱼卡时，原告是知道的，在2017年3月9日结算时，经双方协商作了了结的。二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没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二被告获利是否有合法根据以及原告是否因此遭受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二被告无权享有2017年石盘水库渔业资源的使用和收益权益。理由有：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确认，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渔业承包合同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后便自行终止。从双方2017年3月9日结算情况看，双方认可了2016年诉讼期间到2016年12月29日二审结终，被告实际占用水库期间算为承包。但对2017年水库的管理使用双方未再有没有书面合同或协议约定，因此，本院认为，二被告在2015年12月31日承包期满尤其是2016年12月29日双方承包合同纠纷二审终审判决之后，在没有与原告继签承包合同的情况下，不移交石盘水库，又继续以“龙泉湖渔业承包集团”的名义对外发售2017年度钓鱼卡获利，其行为和收益显然无合法依据，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二被告在无权占有，使用原告石盘水库渔业资源的前提下，对外发出钓鱼卡的结果必然导致原告的渔业资源等财产权益相应受损。故本院认定，二被告发售2017年石盘水库钓鱼卡获利没有法律依据，且与原告渔业资源等财产利益受损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被告关于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提出的以下抗辩理由：“双方通过2017年3月9日结算协议、3月10日移交清单、3月10日原告发布的公告等事实中足以证明被告对外办理2017年钓鱼卡并收费是原告认可并同意的，也在3月10日之前一系列结算移交行为中予以处理了的”均不成立。其理由有：首先，在原、被告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审和二审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和被告提出的反诉请求均未涉及被告在承包期满之后对外发售2017年度钓鱼卡及相关费用问题，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也未涉及该部分内容，在2017年3月9日双方达成的关于判决书确定义务履行问题的协议中亦未涉及上述内容；其次，虽然原告在2017年3月10日对外发布公告称，原“大库渔业承包集团”办理的2017年钓鱼卡继续有效”，并在之后向二被告支付了结算协议约定的款项，并未扣除2017年钓鱼卡费用，但原告发布的公告仅是对已办卡的钓鱼户可以继续有权钓鱼的权利告知，并未涉及二被告发售钓鱼卡费用的事项，原告向二被告所支付的款项指向的也是双方在2017年3月9日达成的协议，原告上述行为与其另案主张二被告发售钓鱼卡不当得利之间并不矛盾；再次，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原告对二被告发售2017年度钓鱼卡一事明确放弃主张权利。故二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二被告所称其实际帮助原告代为管理石盘水库至2017年5月，原告对此应当向其支付水库管理费，因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对此也未予认可，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二被告在未获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在无权占有、使用原告渔业资源的情况下，私自利用原告水库渔业资源，对外发售2017年度钓鱼卡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对其获利部分依法应当予以返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陈水平、杜开林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四川省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管理处55061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808元，由原告四川省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管理处负担2270元，被告陈水平、杜开林负担853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鸣梅 审 判 员  李玉娟 人民陪审员  陈玉华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白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