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7民终24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小凤，女，1968年9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金祥，贵州宇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永龙（又名黄六四），男，1964年3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三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仁义，贵州仁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白胜利，女，1966年11月10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三都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晓露，女，1986年12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三都县人，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珊珊，女，1988年8月25日生，汉族，贵州省三都县人，住江苏省海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长洲，男，1992年11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三都县。 白胜利、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贵银，贵州桥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贵州省三都县三合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三都县麻光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7320098287879。 法定代表人：吴宗提，该办事处主任。 上诉人黄小凤因与被上诉人黄永龙、白胜利、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原审被告贵州省三都县三合街道办事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三都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2017）黔2732民初788号民事判决，黄小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8）黔27民终247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将本案发回三都县人民法院重审。三都县人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黔2732民初485号民事判决后，黄小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黄小凤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将青苗补偿费判决归上诉人所有，不应支付第三人白胜利21558.5元征地补偿费；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黄永龙主张白梓桥电子库区淹没耕地补偿费48336元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永龙的该项诉讼请求。三都县白梓桥电子库区淹没耕地补偿的发放时间为2011年10月15日，而被上诉人黄永龙起诉的时间为2017年8月17日，已过诉讼时效，该耕地补偿费48336元不应作为判决分配的份额；二、一审将白梓桥电子库区淹没耕地补偿费48336元、三都县打孟沟旅游开发项目征地补偿款78651元全部作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进行按份分配明显不当，理由如下：1、三都县白梓桥电子库区淹没耕地补偿费48336元中包含有青苗费29980元，三都县打孟沟旅游开发项目征地补偿款78651元中包含有青苗费4071元，青苗费共计34051元，该青苗费应当归属上诉人一人独自所有，因所有被上诉人从2000年均外出打工未归，这20年来在耕地上种植水果、农作物均是上诉人一人，青苗费34051元应属于上诉人个人所有，一审将其作为共有财产分配明显不当。2、一审判决第三人白胜利享有家庭成员份额明显不当，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生不添地，死不减地”政策，第三人白胜利在原户籍地三都县××××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依然保留没有因为与黄永龙结婚户口迁出而取消，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结婚后三合村村委会并没有给第三人白胜利新增或发包土地，因此第三人白胜利虽然是黄永龙的家庭成员，但对该家庭耕地的征地补偿费没有分配权利，因其并没有取得婚后家庭土地的承包权益。3、1980年土改时发包方根据上诉人黄小凤与被上诉人黄永龙、及其母亲莫德霞三人人数分配家庭承包土地，1984年黄永龙结婚、1987年黄小凤结婚兄妹二人分户，承包的土地由母亲莫德霞、黄永龙、黄小凤三人平分为三份各自耕种，母亲莫德霞去世后由黄永龙、黄小凤二户平均分配土地份额，第三人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系黄永龙的户成员，本次三都县打孟沟旅游开发项目征地补偿款78651元扣除青苗费4071元后余款74580元是黄永龙、黄小凤二户所应分配的数额，其中黄小凤应占50%份额为37290元，黄永龙及其家庭成员第三人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应占50%份额为37290元（各分得9322.5元），一审按人数平均分配明显不当。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 黄永龙二审辩称：1、答辩人母亲莫德霞在1978年以家庭成员：莫德霞、黄永龙、黄小风三人为家庭成员向三合村十四村民小组承包打粪塘集体耕地。并取得土地经营使用证（附期限为二十年）。1984年答辩人与白胜利结婚，1986年答辩人大女儿黄晓露出生，一家人口增为5人，以承包的耕地劳作生活。1987年黄小凤与常贵才结婚另组成家庭，因常贵才是非农户口，据政策规定黄小凤是不能转入非农户口，为了落实黄小凤的户口问题，其户口就只能保留在原××组，但此后黄小凤就一直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也不再属于答辩人一家的家庭成员。在1988年和1992年答辩人二女儿黄珊珊和儿子黄长洲先后出生，家庭成员已增至六人。1995年答辩人母亲去世。1998年由于第一轮所承包的耕地期限已满二十年，所以耕地需要重新签定承包合同，由于答辩人母亲莫德霞（原户主）已离世，所以答辩人作为家庭户主以白胜利，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等五人家庭成员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进行承包耕地，在答辩人与发包方承包耕地的时候黄小凤既没有向发包方提出承包土地的请求，也没有对答辩人所承包的耕地提出任何异议。发包方就将该耕地发包给答辩人一家经营使用，并发给答辩人土地经营使用证（证上载明人口为：黄永龙，白胜利，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等五个家庭成员）。在2001年时答辩人一家相继外出打工，就将该承包耕地委托给韦某代耕管理，一审中，韦国勇出庭予以作证。在2011年时因三都白梓桥电站修建，蓄水淹没答辩人的部分承包耕地，其作了相应的补偿，由于答辩人一家人均在外面打工，经办单位三合街办处无法与答辩人一家取得联系，致使该补偿款被黄小凤冒充答辩人家庭成员领取，后在2016年因打孟沟旅游项目的建设答辩人的部分承包耕地又被征收，同第一次被征收原因一样，补偿款再被黄小凤冒领。答辩人一家在外打工，由于信息的原因无法获知承包耕地被征用的消息。耕地的补偿款第一次被其冒领，黄小凤前后两次冒领，如果答辩人知道，答辩人也不会给黄小凤第二次冒领的机会。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黄小凤所提出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说法是不成立的；2、黄小凤以1978年第一轮承包耕地为依据提出平分补偿款是没有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的。根据法律规定1978年的承包合同已失效。1998年的承包合同才具有法律效力，黄小凤结婚以后也只能作为三合村十四组集体成员，不再作为答辩人的家庭成员，土地承包法明确指出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在答辩人与发包方承包该耕地时，不管是发包方和黄小凤本人都没有提任何异议，说明黄小凤已经放弃该耕地的生产经营权利，否则发包方也不会将耕地发包给答辩人，且发给土地承包证。而且在国家未取消农业税前，农业税和各种集体提留均是由答辩人上交，根据责任和权利共存的原则及以上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黄小凤就不再享有该承包耕地的生产和经济权益；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该承包耕地的生产经营权居于答辩人一家五个成员，黄小凤已无权经营，答辩人家庭五个成员没有任何一人委托黄小凤耕种和管理，只委托韦某代耕管理。所以黄小凤提出索要青苗费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白胜利、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二审共同辩称：白胜利于1984年与原审原告黄永龙结婚，并将户口迁入三合村**，成为黄永龙（丈夫）、莫德霞（婆婆）、黄小凤（姑妹）一户的家庭成员。1987年黄小凤结婚出嫁后将户户口迁出，行立户，而且不在再十四组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之后莫德霞、黄永龙、白胜利以及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作为家庭承包户一直耕种1980年就开始承包的集体土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莫德霞已故，答辩人一家就以黄永龙为户主延续承包了原来的承包地。由于黄小凤嫁出后就未在十四组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向村组提出继续承包土地耕种。因此，第二轮承包是以黄永龙为户主，由白胜利、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为家庭成员共同承包十四组的集体土地。对此，无论是黄小凤还是村组都均无异议。虽然1999年6月26日答辩人白胜利与黄永龙离婚，但户户口并未迁出，系十四组的集体经济成员，而黄晓露、黄珊珊虽户户口外迁，在当地未重新取得承包土，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答辩人在承包期限内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且至今发包方也未收回。因此，黄小凤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黄小凤乘答辩人一家外出打工之机，冒用家庭成员的身份，先是冒领白榇桥征地补偿款，后又冒领打梦沟补偿款。如不是答辩人一家的房屋被征收，答辩人根本不知道土地补偿款己被其冒领，何来超过诉讼时效之说。答辩人一家虽然出去打工，但将承包田土交由交梨乡的韦某代耕管理，而黄小凤自从嫁出去以后就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更没有管理过承包地，不可能享有青苗补偿款。综上，请求二审驳回黄小凤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黄永龙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三都县白梓桥水电站库区征地补偿款48336元和三都县打孟沟旅游开发项目征地补偿款78651元，共计126987元，并按年息10%支付该补偿款利息36863元，交通费2000元，总共1658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黄永龙与被告黄小凤系兄妹关系，其父亲是黄定文，母亲是莫德霞。1980年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时，该户家庭承包户的户主是莫德霞，家庭农业人口是莫德霞、黄永龙、黄小凤3人。1984年白胜利与黄永龙结婚，生育有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3个孩子，户户口已迁**。987年被告黄小凤出嫁结婚后另立户，但户口仍户口仍留在**，本组另行分得承包地。在此期间，莫德霞去世。1998年延长土地承包责任制时，三都县人民政府向该户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的户主为黄永龙，承包人口为5人，分别为黄永龙、白胜利、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1999年6月26日，黄永龙与白胜利在法院调解离婚，黄晓露、黄珊珊、黄长洲由白胜利抚养。白胜利与黄永龙离婚后，仍留在十四组生活，户口亦没户口亦没有迁出。年黄晓露因结婚将户口迁至户口迁至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顺庄村民委员会，该地分得承包地。2012年黄珊珊因结婚将户口迁至户口迁至江苏省海安县大公镇王院村，该地分得承包地。2010年，因修建的三都县白梓桥水电站库区淹没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告三合镇街道办事处对原告被淹没的土地进行征收，土地补偿款为48336元，因原告长期外出未归，被告黄小凤于2011年3月22日向三合街道办事处领取该笔补偿款。2016年，三合镇街道办事处因开发三都县打孟沟旅游项目需要征收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土地补偿款为78651元，因原告长期外出未归，被告黄小凤于2016年4月28日向三合街道办事处领取该笔补偿款。被告黄小凤两次共领得征地补偿款126987元。2017年初，原告回来后，被告黄小凤与原告协商分配征地补偿款事宜，因双方意见分歧过大产生纠纷，原告为此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征地补偿款应当如何分配。我国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农村家庭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具有社会保障属性。大稳定，小调整，生不补，死不退的政策就是为了保障农村家庭的延续和生产、生活的需要。本案中，莫德霞户开始承包时的人口虽然只是3人，但该户因结婚、出生、死亡等自然发展，人口已有最初的3人增长为5人，这5人作为该户的家庭成员，当然对该户以前承包的土地享有同样的权利。1998年，三都县人民政府向该户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的人口虽然不包含被告黄小凤在内，但黄小凤结婚另立户后，其户口还在户口还在**，另行调整土地给黄小凤，因此，黄小凤对该户承包经营的土地与该户的其他成员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第三人白胜利与黄永龙结婚后已将户口迁入十户口迁入**，户的家庭成员和十四组的经济组织成员，其对该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应当与其他家庭成员享有同样的权利，其后来虽然与黄永龙离婚，但户口仍在该户户口仍在该户，，仍是十四组的经济组织成员，因此，白胜利对征地补偿款应当与其他家庭成员享有同样的份额。同样的，第三人黄晓露、黄珊珊虽然出嫁后户口已迁出，户口已迁出，入地没有另行分得土地，依照我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该二人对该户原来承包的土地应当与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享有相同的权利。第三人黄长洲作为该户的家庭成员，当然对该户承包经营的土地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对该户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用后的土地补偿款应当由黄永龙、黄小凤、黄晓露、 黄珊珊、黄长洲、白胜利平均分配，每个人享有的份额为126951元÷6=21158.5元。被告黄小凤应当将收的土地补偿款按以上份额向原告和第三人支付。被告黄小凤关于该户开始承包时的人口只是3人，其母已经过世，补偿款应当只能由黄永龙和黄小凤2人来平均分配的辩解没有法律依据，与我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政策精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三都县三合街道办事处作为该案的土地征收部门，已足额向黄小凤支付了征地款，无需再向原告和第三人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小凤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黄永龙支付21158.5元；向第三人白胜利支付21158.5元；向第三人黄晓露支付21158.5元；向第三人黄珊珊支付21158.5元；向第三人黄长洲支付21158.5元。二、驳回原告黄永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16元，被告黄小凤承担604元，原告黄永龙承担604元，第三人白胜利承担602元；第三人黄晓露承担602元；第三人黄珊珊承担602元；第三人黄长洲承担602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另查明：本案涉案的承包地，于1984年起至2011年被国家征收止，一直由韦某耕种，其耕种的方式是韦某与黄永龙户采取收成后共同分成的方式。 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在一审理中，上诉人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且在二审中，上诉人亦未提供新的证据证实本案被上诉人黄永龙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上诉人二审中主张被上诉人黄永龙请求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关于被征收承包地的青苗补偿款的分配问题。被上诉人黄永龙一审审理中，对于涉案承包地的耕种问题，申请证人韦某出庭作证，证人韦某陈述1984年起至2011年被国家征收止，一直由其耕种，上诉人对证人韦某的证词未提出异议，只是认为韦某的陈述不能证明涉案土地系被上诉人黄永龙一个人享有权利。因上诉人未实际耕种土地，涉案土地被征收后产生的青苗补偿款的权利不能归于上诉人一人，一审将青苗补偿款一并分配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涉案承包地近二十年来由其耕种，青苗补偿款应由其个人享有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被上诉人黄永龙主张涉案承包地一直由案外人韦某代管耕种的事实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对其辩称予以采纳。 关于被上诉人白胜利是否享有承包地补偿款的分配权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白胜利与被上诉人黄永龙于1984年结婚，并将其户口从原户籍户口从原户籍地迁入被上诉人黄永龙户籍地，人黄永龙户籍地的农村户籍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诉人黄永龙户籍地农村集户籍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权益。承包实行的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以户为单位的农村土地承包的经营模式，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被上诉人白胜利已作为被上诉人黄永龙为户主的家庭成员，虽然被上诉人白胜利与被上诉人黄永龙解除了婚姻关系，但其并未迁出被上诉人黄永龙户籍地，其身份还是具有被上诉人黄永龙户籍地农村集户籍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黄永龙为户主的承包地被征收，被上诉人白胜利理应享有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权，一审将被上诉人白胜利作为涉案土地征收款分配的权利人参与分配，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白胜利在原户籍地保留有户籍地保留有承包地份额，包地补偿款，涉案承包地上诉人应享有一半的份额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主张不予支持。另外，被上诉人黄永龙二审中辩称上诉人不应享有承包地补偿款的权利，但在一审作出判决后未对此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上诉人黄小凤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对其上诉，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16元，由上诉人黄小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王 锦 审判员  王天才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