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民申380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玉梅，女，196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杰，男，196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系张玉梅丈夫，住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鑫，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何大华，女，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襄阳双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路**。法定代表人：李克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襄阳天利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富康大道东端div>法定代表人：李东舰，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襄阳坤缘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富康路div>法定代表人：何方晨，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张玉梅因与被申请人何大华、襄阳双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箭公司）、一审被告襄阳天利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襄阳坤缘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6民终1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玉梅再审申请称，（一）原判决认定的部分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1.原判决认定张玉梅明知“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缺乏证据支持。首先，《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格式文本，并不是对公司履行担保方式的格式规范，且该申请书上面载明的有关公司提供担保的限制内容，并不代表双箭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遵循此限制。其次，即使双箭公司内部章程确有“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须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约定”，也只是公司内部管理性规定，非效力性规定，对外不能对抗第三人。2.原审判决认定张玉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玉梅与双箭公司之间形成了担保合同关系，同样缺乏证据支持。首先，《保证合同》上“担保人”一栏盖有双箭公司的公章。其次，双箭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在《保证合同》上的公章系虚假、盗盖所形成，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他人胁迫其加盖公章。足以证实在《保证合同》上的盖章行为，是公司自愿提供担保真实意思的明确表示。3.50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几方都不持异议。何大华是双箭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借人要求其所在的双箭公司提供担保是借款前协商一致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且双箭公司不仅为何大华向张玉梅借款500万元提供担保，还为何大华之前向工行借款3000万元提供过担保。何况何大华借款500万元是有非常紧急的用途。双箭公司为何大华借款500万元提供担保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民事行为。（二）证人刘某（曾用名刘峰）的证言，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中关于双箭公司不承担500万元借款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张玉梅在收到原审判决后，通过对比书写笔迹及相关人员共同回忆，确认2015年6月23日办理500万元借款及2016年6月27日办理120万元借款的出借手续的前期工作，是有湖北杰强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强公司）的前员工刘峰负责经办。刘某于该案件提起诉讼后已离开杰强公司。在二审开庭时，张玉梅提出让刘某出庭作证，二审法院主审法官称等双方组织调解时再说，但直到二审判决下达，张玉梅仍未接到法院让刘峰出庭作证的通知。张玉梅于收到二审判决书后，联系到刘某，刘某出具了证言：1.为第一笔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书写落款日期“2015623”是，是垫衬在《不可撤销保证书》纸上书写的，《保证合同》与《不可撤销保证书》二份文本，本来就是为了500万元借款提东担保而准备的，第二笔120万元借款，因借款时间短，只要求以何大华双箭公司股份作为担保。2.《保证合同》开头书写的“张玉梅”三字是刘某填写的，而落款处“张玉梅”三字，则由张玉梅本人签名。3.刘某在整理诉讼资料时，发现以前为500万元借款准备的，当时没有填写内容的《不可撤销保证书》后，便随手填写了为120万元担保的事，因为没有告知张玉梅，张玉梅并不知道此事，所以该《不可撤销保证书》后面张玉梅也就没有签名，后面也没有填写签订合同的时间。以上证言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中关于双箭公司不承担500万元借款连带清偿责任的错误认定。综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双箭公司辩称，（一）刘某的证人证言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1.刘某原系湖北杰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强公司）员工，该公司由张玉梅和李文杰实际控制经营，刘某于张玉梅之间明显有利害关系。2.该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其证明力尚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的认定。3.刘某的证言并非原审庭审程序结束前无法取得，张玉梅逾期提交该部分证据不具有合理的理由。张玉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杰称因一审提起诉讼后刘某已不是杰强公司的员工，难以找到刘某，故一、二审时刘某未作证，该陈述不属实，张玉梅可以找到刘某，2017年8月29日，刘某曾作为张玉梅的代理人领取并签收司法鉴定意见书，且刘某随张玉梅一方多次旁听一审开庭（本案参与人何大华、李克俭、旁听人张广春等可以证明）。4.刘某的证人证言多处难以自圆其说。（1）按刘某所述，李文杰要求其填写何大华500万元借款的相关资料。但仅为一个借款，一份保证合同就已足够。张玉梅一方同一时间出具两种名字不同（一名为保证合同、一名为不可撤销保证书）、内容不同的保证合同供填写，既无必要，也不符合前述合同的基本常识。（2）刘某证言的言下之意是当时不可撤销保证书本来是为何大华500万元借款所准备的，是可以填写的。空白保证合同要去为任何人担保任何额度，双箭公司如有一般理性，不可能自愿盖章并将两份空白保证合同交予张玉梅一方。（二）2018年10月19日的再审听证会上，李文杰对刘某的证人证言的陈述和答辩与事实不符，自我矛盾，且与一审、二审的自己的举证相反，构成多次、反复的反言，对刘某的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李文杰一审中多次以卓俊的证言举证，但再审中则声称卓俊原来的证言是记错了，且李文杰在再审听证时认为其一审、二审代理律师的代理行为不能代表其本人意思表示，构成反言。张玉梅因一审判决未支持其提出的双箭公司承担120万元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而上诉，本次为达到再审立案的目的却承认120万元不可撤销保证书是刘某自作主张填写，该行为同时表明张玉梅一方从未和双箭公司达成过担保的合意，双箭公司从无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张玉梅已向原审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承认二审判决已经生效，现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于法相悖。（三）张玉梅提供刘某的证人证言是试图对两份保证合同的倒签行为进行解释，但本案二审法院判定张玉梅与双箭公司没有形成担保合同关系并不仅仅是依据张玉梅的倒签行为，而是综合全案的多项事实，刘某的证人证言并不足以推翻全案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箭公司是否应对5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针对张玉梅的再审申请事由，评析如下：（一）关于原判决认定双箭公司不应对5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缺乏证据支持。1.原判决认定张玉梅明知“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是否缺乏证据支持。《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载明“申请人申请出质登记，已阅知下列内容……”“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格式文本不影响其内容真实、客观，该申请书明确规定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遵守的规定，原审根据该申请书认定张玉梅明知“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有事实依据；另外，关于张玉梅主张该申请书规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原审并未仅根据该申请书规定对案涉500万元借款的担保效力进行评判，而是就张玉梅明知“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这一事实进行认定，同时结合其他查明事实认为张玉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玉梅与双箭公司之间形成了担保合同关系。张玉梅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2.关于原审判决认定张玉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玉梅与双箭公司之间形成了担保合同关系，是否缺乏证据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张玉梅主张其与双箭公司形成了担保合同关系，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张玉梅提交了《保证合同》《不可撤销保证书》《股权转让情况说明》《股东会决议》《襄阳双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出质登记核准通知书》以及卓俊、卓文华的证言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经审查，分析《保证合同》《不可撤销保证书》仅首部抬头处有双箭公司公章，而二书证均系两页，未填写双箭公司名称，尾部未加盖双箭公司公章，未加盖骑缝章，张玉梅称双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克俭在场，却无李克俭签字，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保证合同》存疑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同时分析关于《保证合同》《不可撤销保证书》的在场人、形成过程，张玉梅确定两书证在每笔放款前形成，与鉴定意见书所反映的第一笔50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书写落款日期“2015623”是垫衬在为第二笔12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的《不可撤销保证书》之上的结论相悖，且张玉梅对此未向原审法院作出合理解释。另外，张玉梅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与《襄阳双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内容均不涉及双箭公司提供担保。故，原审法院经审查张玉梅所提交的证据，认定张玉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玉梅与双箭公司之间形成了担保关系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该规定，张玉梅应当就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双箭公司之间形成了担保关系承担不利后果。张玉梅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二）关于证人刘某（曾用名刘峰）的证言，是否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中关于双箭公司不承担500万元借款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本院认为，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视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但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张玉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杰解释原审未提交该证据的原因是一审时未找到刘某、二审时向法院口头申请刘某出庭作证而法院未予安排。本院经审查认为，刘峰于一审期间以张玉梅代理人身份领取案涉司法鉴定意见书并签字，不存在无法找到的情形；李文杰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于二审期间向法院申请刘某作证，同时，刘某证言与张玉梅二审时所主张的关于一百二十万元借款的保证合同真实有效相矛盾，张玉梅是否会将与其诉讼请求相悖的证言作为证据提交存疑，故张玉梅关于在原审中未提供上述证据的说明理由均不成立，对其逾期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即使将刘某本次提交的证言作为新证据审查，本院认为，1.刘某的证言中陈述其为办理张玉梅出借给何大华借款手续的经手人，负责填写借据、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等，其填写完保证合同后发现下一页是不可撤销保证书，觉得两份文书没必要都填写，当时便没有填写不可撤销保证书，该证言与张玉梅方于2017年10月26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时陈述的《保证合同》系张玉梅委托卓文华经办、《不可撤销保证书》系张玉梅委托卓俊经办相悖；2.张玉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杰向本院陈述《保证合同》及《不可撤销保证书》均由张玉梅方提供，亦与张玉梅方于一审庭审时陈述的《保证合同》、《不可撤销保证书》均由何大华提供以及《保证合同》、《不可撤销保证书》确定在放款前办理相悖。3.刘某的该证言亦不能对《保证合同》、《不可撤销保证书》未填写双箭公司名称，合同未加盖骑缝章、尾部未加盖公章，张玉梅称双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克俭在场却无李克俭签字等作出合理解释。综上，刘某证言系对二审所述《保证合同》、《不可撤销保证书》的部分存疑之处所作的解释，且该解释与张玉梅方原审陈述相悖，刘某的证言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关于“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之规定。张玉梅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张玉梅的申请再审事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玉梅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龚 璟审判员 朱红祥审判员 吴 琦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胡静书记员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