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45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翠屏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2755357358W。 负责人：吴建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翟进，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611458443。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李玉蝶，贵州本芳律师事务实习律师。实习证号：230713011110460。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东客站左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322069123A。 法定代表人：张秋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彭昊，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610681171。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幸运，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实习证号：230713012110510。 上诉人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简称为“毕节汽运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简称为“兴黔交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毕节汽运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兴黔交公司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保险费239,877元、规费及GPS费317,76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兴黔交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明确约定，毕节汽运分公司将案涉四车移交兴黔交公司经营管理，每月收取2万元/车的固定红利，对于车辆移交兴黔交公司期间的各项运营成本，属于兴黔交公司承担，故兴黔交公司应当将毕节汽运分公司支付的保险费及GPS费支付给毕节汽运分公司。综合双方签订的《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上下文可知，毕节汽运分公司将案涉车辆移交兴黔交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后，每月领取2万元/车的固定红利，并不承担车辆使用期间的任何成本、费用。据此，对于车辆有效移交日之后的各种税、费，应由兴黔交公司承担，对于毕节汽运分公司已经支付的部分，兴黔交公司应当支付给毕节汽运分公司。本案中，毕节汽运分公司与兴黔交公司合同签订后，2015年1月23日，毕节汽运分公司将上述四辆车交由兴黔交公司经营管理。毕节汽运分公司向兴黔交公司交付车辆时，四辆车的保险均是毕节汽运分公司方购买。其中，贵Ｆ×××××及贵Ｆ×××××号车购买了交强险和承运险，贵Ｆ×××××及贵Ｆ×××××号车交强险的保险期间均为2014年6月26日起至2015年6月25日止，缴纳保险费45,680元（22,840元/辆/年，折1,903.33元/辆/月），交车时保险剩余时间为5个月，兴黔交公司应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保费19,034元；贵Ｆ×××××及贵Ｆ×××××号车承运险的保险期间均为2014年8月20日起至2015年8月19日止，缴纳保险费102,815.86元（51,407.93元/辆/年，折4,283.99元/辆/月），交车时保险剩余时间为7个月，兴黔交公司应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保费59,776元；贵Ｆ×××××号车全车保险期间为2015年1月22起至2016年1月21日止，缴纳保险费81,600.72元，交车时剩余保险期间为12个月，兴黔交公司应将保险费全额支付给毕节汽运分公司；贵Ｆ×××××号车全车保险期间为2015年1月22起至2016年1月21日止，缴纳保险费79,466.11元，交车时剩余保险期间为12个月，兴黔交公司应将保险费全额支付给毕节汽运分公司。案涉车辆的运营成本当中，除了保险费由毕节汽运分公司支付外，还有120元/车/月的GPS费用也系由毕节汽运分公司缴纳。该费用也属于毕节汽运分公司代兴黔交公司实际支付的运营成本，兴黔交公司也应当一并支付给毕节汽运分公司。 2、即使合同中对于保险费及GPS费由兴黔交公司方承担没有明确约定，但是毕节汽运分公司也没有约定或承诺关于车辆移交时尚未到期的剩余保险期间的保险利益由兴黔交公司方享有，没有法定及约定理由，兴黔交公司享有了该剩余保险期间的财产利益，给毕节汽运分公司造成了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兴黔交公司也应当将车辆移交给兴黔交公司时未到期的保险费折算给毕节汽运分公司。据此，毕节汽运分公司关于案涉四辆车的保险费及GPS费用的主张，应当得到法院支持。 3、对于规费的支付，书面合同虽未明确，但系双方口头约定，且双方已经按照口头约定实际履行了4个月，毕节汽运分公司对该事实也予以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判决不予支持该费用，认定事实错误，毕节汽运分公司对于规费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院支持。案涉车为营运车辆，经营权属于赎回阶段，并不完全属于兴黔交公司所有，因此，兴黔交公司每月除支付2万元/车的红利之外，需将实际经营权人交付的规费支付给毕节汽运分公司。在客运车辆承包经营交易中，这已经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也系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当中的惯例。双方签订合同时，虽未在合同中明确注明，但口头有约定，兴黔交公司也实际按照该约定支付了毕节汽运分公司2015年2-5月费共计四个月的规费103,840元，尚欠309,600元规费未付。其中贵Ｆ×××××、贵Ｆ×××××号车的管理费为8,480元/车/月，兴黔交公司仅支付了2015年2月至5月共计4个月的管理费67,840元,从2015年6月起至2016年3月止（10个月）期间的规费共计129,600元未交（标准为8,480元/车/月，因有2,000元需支付给兴黔交公司，除去该2,000元为6,480元/车车/月）；贵Ｆ×××××及贵Ｆ×××××号车的管理费为4,500元/车/月，兴黔交公司仅支付了2015年2月至5月共计4个月的管理费共计36,000元，从2015年6月起至2017年1月止（20个月）期间的规费共计180,000元未交。对于该规费的产生，在双方签订合同前，毕节汽运分公司将车辆交付他人经营期间，均按此标准进行收取；而在毕节汽运分公司与兴黔交公司签订合同后，兴黔交公司也实际支付了前4个月的规费；双方合同解除后，兴黔交公司将其名下车辆移交他人经营期间，也实际收取他人交付的车辆管理规费。据此，按照前述合同约定，及双方交易习惯，结合本案一审第七组、第十一组等证据可以认定该费用的存在。因此，对于车辆有效移交日之后支付的规费，兴黔交公司应当支付给毕节汽运分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合同中对该费用没有约定，无视双方口头约定、交易习惯及双方事实上已经部分履行该约定的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 4、本案中，兴黔交公司逾期支付固定红利的事实成立，双方合同也明确约定“若因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原因导致延迟支付的，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应按照每日1%支付滞纳金”。因此，对于滞纳金，系双方合同真实意思表示，兴黔交公司逾期付款，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若兴黔交公司主张逾期付款并非其原因导致，就应当由兴黔交公司对其反驳主张提供证据，兴黔交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毕节汽运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系兴黔交公司原因迟延支付，系认定事实错误。对于滞纳金的计算，双方约定按月1%支付，应当以每个月未付款为基数分别计算。兴黔交公司已经支付的固定红利为85万元，该费用共计可以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四辆车10.6个月固定红利（85万元÷8万元/月（4辆车每月固定红利）=10.6个月），折算为10个月18天。固定红利开始计算时间为2015年1月25日，顺延10个月18天后，该费用支付时间段为2015年1月25日至2015年12月13日。2015年12月13日至合同解除时未支付的固定红利，属于兴黔交公司违约时间。对于贵Ｆ×××××和贵Ｆ×××××号车的固定红利，逾期支付时间为2015年12月13日至2016年3月10日。其中，2015年12月13日至12月25日共计12天，辆车固定红利折算为16,000元，需在2015年12月25日前支付，逾期时间从2015年12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1月25日应付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1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2月25日应付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2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2月26日至2016年3月10日的15天为2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3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对于贵Ｆ×××××和贵Ｆ×××××号车的固定红利，逾期支付时间为2015年12月13日至2017年1月13日。其中，2015年12月13日至12月25日共计12天固定红利折算为16,000元，需在2015年12月25日前支付，逾期时间从2015年12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1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1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2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2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3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3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4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4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5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5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6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6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7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7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8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8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9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9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10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10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11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11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12月25日的40,000元，逾期时间从2016年12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月13日的为22,000元，逾期时间从2017年1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 被上诉人兴黔交公司辩称，1、毕节汽运分公司的主张无合同约定，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采纳。首先，毕节汽运分公司与兴黔交公司签订的《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中并未对毕节汽运分公司所称的保险费、规费、GPS费进行任何约定。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既然双方未在合同中对上述费用进行约定，毕节汽运分公司请求兴黔交公司支付案涉车辆的保险费、规费、GPS费缺乏相应的请求权基础。而且《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中已明确约定车辆有效移交之前的各项税费由毕节汽运分公司自行承担，与兴黔交公司无关。毕节汽运分公司无权主张在移交案涉车辆之前的前述费用，因其是作为移转车辆的一种附随义务，本身已经包含在双方合同约定的固定红利中，不能重复计算。其次，毕节汽运分公司在一审中无法举证证明保险费、规费、GPS费产生的事实成立及应由兴黔交公司承担，毕节汽运分公司提交的相应费用的发票、合同均达不到证明目的。其中部分GPS费票据和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在2017年3月22日和2017年10月18日，该段期间案涉车辆已经由毕节汽运分公司交由他人经营，该费用无论是否产生都不应由兴黔交公司承担，部分GPS费用系产生在合同订立之前，合同未约定，亦不应由兴黔交公司承担。部分保险费发票、保险单及付款单中载明的主体是兴黔交公司，且根据毕节汽运分公司自认的事实，2016年6月后贵Ｆ×××××、贵Ｆ×××××号车已不再有兴黔交公司经营，毕节汽运分公司依据投保主体为兴黔交公司、费用产生期间不在承包期限内的部分票据主张保险费明显缺乏依据，部分保险费产生于合同订立之前，亦不应由兴黔交公司承担。关于规费（承包费），毕节汽运分公司以兴黔交公司管理的车辆需要收取承包费，从而主张规费应由兴黔交公司支付给毕节汽运分公司缺乏事实依据，因为合同并无约定，且毕节汽运分公司已经获得了固定红利，若兴黔交公司再将自己收取的管理费交给毕节汽运分公司，则兴黔交公司完全无法获取相应的利润，明显不符合行业常理。既然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案涉车辆已经交付兴黔交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黔交公司为何还要向自己交付管理费，车辆并非毕节汽运分公司管理，兴黔交公司又为何还要向其交纳管理费。再次，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享有车辆剩余保险利益无依据，根据行业管理部门贵州省道路交通运输局等多部门联合下发的黔运客（2015）5号文件规定，长途运输车辆需全部过户到兴黔交公司名下由兴黔交公司自主经营，毕节汽运分公司是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履行义务。根据前述规定，即便兴黔交公司不与毕节汽运分公司签订《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毕节汽运分公司亦必须将案涉车辆过户给兴黔交公司经营管理，只是因为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不是毕节汽运分公司，为了平衡多方利益，才产生了案涉合同，而且合同订立后，案涉车辆亦是由毕节汽运分公司实际交由他人承包经营，与他人进行结算。这才是双方订立合同未约定剩余保险费利益归属的缘由。最后，根据交易习惯，行业内对保险费、规费、GPS费的承担都统一包含计算在固定红利里面，而不单独对其进行重新约定。车辆无论是何人承包经营，作为车辆原来的所有权人，毕节汽运分公司都有交纳保险的义务，毕节汽运分公司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形下擅自将自身义务转移到兴黔交公司身上，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有违公平交易原则。 2、因毕节汽运分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兴黔交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兴黔交公司不应支付所谓的滞纳金。《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约定：“因甲方（兴黔交公司）原因导致延迟支付，甲方应按照每天1%支付滞纳金，乙方（毕节汽运分公司）未按期到甲方财务及时领取固定红利的不在此列”，即每次应当由毕节汽运分公司到兴黔交公司处及时领取固定红利，如果毕节汽运分公司未及时按期领取，则兴黔交公司不承担支付滞纳金的责任。综合全案，从毕节汽运分公司提交的收款收据可知，毕节汽运分公司领款均不是从兴黔交公司处领取，其无法证明是因兴黔交公司的原因造成逾期付款，亦无法证明其已按期到兴黔交公司处领取固定红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毕节汽运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毕节汽运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兴黔交公司立即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车辆承包费(固定红利)670,000元，保险费239,877元，规费及GPS费317,760元；2、判令兴黔交公司以670,000为基数，按日百分之一的标准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从2016年5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滞纳金，暂计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兴黔交公司承担。以上1、2项费用暂计1,327,63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0日，以兴黔交公司为甲方，毕节汽运分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约定：甲方赎回原隶属于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的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四辆车的经营控制权；甲方以每车每月人民币贰万元的固定红利支付乙方赎回车辆实际经营控制权；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月20日至2020年8月19日止；甲方必须从2015年1月25日起，逐月25日前足额一次性支付乙方固定红利。因甲方原因导致延迟支付的，甲方应按照每1%支付滞纳金。乙方未按期到甲方财务及时领取固定红利的不在此列；车辆有效移交日之前的各种税费、违章罚款、债权债务概与甲方无关，若需清偿后才能使车辆正常运行的，甲方有权在乙方固定红利中扣除并及时进行清偿。2015年6月30日，毕节汽运分公司将贵Ｆ×××××号车变更登记到兴黔交公司名下，2015年7月3日，毕节汽运分公司将贵Ｆ×××××号车变更登记到兴黔交公司名下。2016年3月10日后，毕节汽运分公司的合伙人从浙江联营组将贵Ｆ×××××、贵Ｆ×××××号车接回自行经营。2017年1月13日，以兴黔交公司作为甲方，毕节汽运分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车辆移交确认书》，确认乙方曾将贵Ｆ×××××、贵Ｆ×××××号宇通55座客车发包予甲方浙江联营组运营浙江专线。现甲乙双方自愿解除协议并达成如下处理协议：2015年1月23日甲方接收车辆，2017年1月13日乙方接收车辆，其间费用及相关事宜清理，双方另行协商处置或诉诸人民法院裁决；甲方将贵Ｆ×××××、贵Ｆ×××××号车移交乙方自行经营，本协议书兼作车辆移交、接收文书。车辆已经乙方验收，所有随车手续移交完毕。甲方：张秋戬（兴黔交公司公司印章），乙方：吴建华（毕节汽运分公司公司印章）。2017年元月15日，兴黔交公司在车辆验收单上盖章确认。毕节汽运分公司自认2015年5月29日收到兴黔交公司交付的红利款600,000元，2016年2月2日收到100,000元，2016年2月29日收到50,000元，2016年3月12日收到100,000元，共计收到兴黔交公司支付的固定红利850,000元。后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双方因固定红利、滞纳金、保险费、规费及GPS费等费用未达成一致意见，毕节汽运分公司遂以前述诉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为：1、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兴黔交公司是否应当向毕节汽运分公司支付固定红利及金额；3、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的保险费、规费及GPS费、滞纳金是否应予支持；4、毕节汽运分公司向兴黔交公司主张固定红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经审查，在《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中，缔约甲方为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乙方为吴建华。在合同尾页，甲方法定代表人处有蒋红全签名，总经理处有邱道贵签名。乙方处有吴建华签名及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印章。经查阅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该公司成立日期为2015年2月15日，根据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下发的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张秋戬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可以证明，蒋红全、邱道贵曾分别任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任职时间为2015年2月15日至2015年5月18日。根据《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的约定：“因甲方公司在注册中，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签字即具法律效力，待甲方公司注册完毕后加盖公章完善手续。”，由于蒋红全、邱道贵曾任甲方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根据前述约定，该合同书对甲方（兴黔交公司）即具有法律效力，并非兴黔交公司辩称的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同时，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已在乙方处加盖其印章，且其负责人也在乙方处签名，故该《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依法成立并生效，对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兴黔交公司抗辩称蒋红全并非兴黔交公司公司发起人，以其名义或兴黔交公司公司的名义签订的《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对其不具有法律上约束力，应由蒋红全或邱道贵个人承担责任的问题。经查阅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该公司股东分别为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久安通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毕节市顺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贵州百联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同时，经查阅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蒋红全曾于2015年12月10日前任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和第三条：“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相对人为善意的除外。”之规定，结合《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中约定的：“因甲方公司在注册中，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签字即具法律效力，待甲方公司注册完毕后加盖公章完善手续。”内容，可以认定，在签订《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时，兴黔交公司公司并未成立，而蒋红全系兴黔交公司五个股东之一的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蒋红全签字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代表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为设立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而履行职责，并非蒋红全个人行为。而兴黔交公司公司未举证证明蒋红全（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系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为其利益而与毕节汽运分公司签订《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故兴黔交公司的该抗辩主张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兴黔交公司是否应当向毕节汽运分公司支付固定红利及金额的问题。如前所述，《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对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毕节汽运分公司已分别于2015年1月23日（有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双方签订的《车辆移交确认书》）、2015年6月30日（有车辆过户登记）、2015年7月3日（有车辆过户登记）将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四辆车交付（过户）给兴黔交公司，故兴黔交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从2015年1月25日起，在每月25日前足额一次性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当月固定红利。经审查，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于2017年1月13日签订《车辆移交确认书》，确认兴黔交公司于2017年1月13日将贵Ｆ×××××、贵Ｆ×××××号车辆返还给毕节汽运分公司，交由毕节汽运分公司自行经营。故毕节汽运分公司与兴黔交公司签订的关于贵Ｆ×××××、贵Ｆ×××××号车辆的《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已经双方合意解除，该两车固定红利的截止时间应为2017年1月13日。根据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的（2016）黔0502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2016年3月10日后，李天权、罗春晖从浙江联营组处分别将贵Ｆ×××××号、贵Ｆ×××××号车接出自行经营，而根据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双方于2017年1月13日签订的《车辆移交确认书》载明的内容显示，浙江联营组属于兴黔交公司公司运营专线，因此，毕节汽运分公司从浙江联营组处接回F06313号、贵Ｆ×××××号车，视为从兴黔交公司处接回F06313号、贵Ｆ×××××号车。故贵Ｆ×××××号、贵Ｆ×××××号两车固定红利的截止时间应为2016年3月10日。综上所述，在计算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四辆车固定红利时，应分别计算。对于贵Ｆ×××××号、贵Ｆ×××××号两辆车的固定红利，根据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签订的《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约定的：“甲方（兴黔交公司）必须从2015年1月25日起，在每月25日前足额一次性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当月固定红利（20,000元/车）。”内容以及前述分析，兴黔交公司应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贵Ｆ×××××号、贵Ｆ×××××号两辆车的固定红利为：20,000元/车·月×23.6个月（2015年1月25日至2017年1月13日）×2辆车=944,000元。贵Ｆ×××××号、贵Ｆ×××××号两辆车的固定红利，按照前述计算方式为：20,000元/车·月×13.5个月（2015年1月25日至2016年3月10日）×2辆车=540,000元。四辆车固定红利合计为944,000元+540,000元=1,484,000元，扣除兴黔交公司已支付的850,000元固定红利，兴黔交公司尚应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固定红利为1,484,000元-850,000元=634,000元。故对毕节汽运分公司要求兴黔交公司支付固定红利的诉请，一审以实际计算的634,000元为限予以支持。 关于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的保险费、规费、GPS费及滞纳金的问题。对于保险费、管理费（规费）及GPS费用，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在《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中均未作出约定，不予支持；对于滞纳金，毕节汽运分公司和兴黔交公司签订的《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的约定为“因甲方原因导致延迟支付的，甲方应按照每1%支付滞纳金。乙方未按期到甲方财务及时领取固定红利的不在此列。”，但毕节汽运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按期到兴黔交公司处领取，而由于兴黔交公司的原因未支付固定红利。故对毕节汽运分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毕节汽运分公司向兴黔交公司主张固定红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毕节汽运分公司提供的兴黔交公司支付固定红利的收据载明：2015年5月29日，毕节汽运分公司收到浙江组交来2-3月份营收红利60万元（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按照2万元/车·月的标准计算，该笔60万元费用共计可以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案涉四辆车7.5个月固定红利（60万元÷8万/月（4辆车每月固定红利）=7.5个月），而案涉四辆车开始计付固定红利的起始时间均为2015年1月25日，顺延7个月15日之后，该笔60万元用于支付案涉四辆车固定红利的时间段为2015年1月25日至2015年9月10日。因此，对于2015年9月10日之后四辆车每月的固定红利应于次月25日前一次性足额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享有的固定红利的债权请求权的届满日期为2017年10月25日，而民法总则实施的日期为2017年10月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民法总则实施时，毕节汽运分公司享有的2015年9月10日至2015年10月10日的固定红利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两年，应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而毕节汽运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3月30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兴黔交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主张不成立，不予采纳。 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四辆车固定红利634,000元；二、驳回原告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48元，保全费5,000元，两项共计21,748元，由原告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负担8,700元，由被告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负担13,048元。 二审中，毕节汽运分公司提交了（2012）黔七民初字第396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06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的规费等费用是符合行业规定的，毕节汽运分公司将车辆发包给兴黔交公司之外的第三人时，该费用也是按照规定收取的。兴黔交公司质证意见：对前述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毕节汽运分公司的证明目的，认为该判决书不具备参考性，根据毕节汽运分公司在该案件中与他人的合同约定，管理费、保险费、GPS流量维护费均是有合同明确约定的，并不是毕节汽运分公司所称的交易习惯，而本案的承包合同中并未约定该几项费用，故毕节汽运分公司的该几项费用的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本院审查认为，毕节汽运分公司提交的两份判决书未在一审诉讼期间提交，且兴黔交公司的异议成立，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毕节汽运分公司负责人吴建华自认案涉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约定“车辆有效移交之日前的各种税费、违章款、债权债务概与甲方无关”中的各种税费，是指案涉四辆客车的保险费、规费和GPS费，且毕节汽运分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保险费在案涉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前已经支付。其余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兴黔交公司应否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的保险费、规费和GPS费；2、兴黔交公司应否向毕节汽运分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固定红利的滞纳金。 关于兴黔交公司应否支付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的保险费、规费和GPS费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1、关于保险费的问题。案涉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车系营运客车，车辆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有义务为车辆交纳保险费。根据毕节汽运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案涉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签订时，毕节汽运分公司明知自己已经为案涉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贵Ｆ×××××号车交纳了保险费，却未在案涉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中对保险费的承担问题进行约定，毕节汽运分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与兴黔交公司就保险费的承担问题另行达成协议，根据车辆过户的一般交易习惯，视为案涉四辆车的原所有权人毕节汽运分公司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一审判决未支持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的保险费正确。2、关于规费的问题。毕节汽运分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规费，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自认，实际上是车辆的管理费。一方面，案涉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中并未约定兴黔交公司除需向毕节汽运分公司支付固定红利外，还需另向毕节汽运分公司支付规费；另一方面，兴黔交公司已经根据案涉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取得了案涉车辆的经营权，毕节汽运分公司也随之丧失了对案涉车辆的经营权，毕节汽运分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案涉车辆实施了管理行为；此外，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交纳规费系行业习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对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的规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3、关于GPS费的问题。如前所述，毕节汽运分公司主张的GPS费在案涉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中并未约定由兴黔交公司承担GPS费，毕节汽运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本案中主张的GPS费应由兴黔交公司承担，一审判决未支持毕节汽运分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亦无不当。毕节汽运分公司请求兴黔交公司支付保险费、规费和GPS费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兴黔交公司应否向毕节汽运分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固定红利的滞纳金的问题。根据毕节汽运分公司与兴黔交公司签订的案涉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中“三、固定红利支付：1、甲方必须从2015年1月25日起，逐月25日前足额一次性支付乙方固定红利。2、因甲方原因导致延迟支付，甲方应按照每日1%支付滞纳金。乙方未按期到甲方财务及时领取固定红利的不在此列。”的约定，毕节汽运分公司与兴黔交公司在案涉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中约定的固定红利的支付时间是从2015年1月25日起每月25日前，由毕节汽运分公司自行到兴黔交公司财务领取。本案中，毕节汽运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案涉四份《营运客车经营权赎回合同书》的约定，按期到兴黔交公司财务领取固定红利，故毕节汽运分公司要求兴黔交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固定红利的滞纳金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毕节汽运分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正确。毕节汽运分公司请求兴黔交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固定红利的滞纳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48元，由上诉人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毕节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世军 审 判 员 唐 琳 审 判 员 刘光全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代 珊 书 记 员 蔡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