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民终38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先忠，男，1970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飞，安徽天地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业冠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临沪大道南侧。法定代表人：朱宝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国军，浙江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程葆，浙江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先忠因与被上诉人苏州业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冠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9民初8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先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曹先忠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业冠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300万元债务后来又转移至荧美公司名下。2016年7月底荧美公司与业冠公司业务关系终止，荧美公司将剩余库存产品退还业冠公司（计633961.9元），实际欠尾款10多万元，之后荧美公司未再代理销售业冠公司产品，至同年8月19日，双方协商将转移给曹先忠的300万元债务再次转移给荧美公司，故业冠公司网传给曹先忠的财务往来交易明细表中荧美公司突然增加了300万元债务，相应的曹先忠也不用再承担300万元债务。因双方是多年合作关系，业冠公司财务账目中有债务转移记录，故曹先忠没有取回欠条。2、荧美公司实际出资均是曹先忠，实际与曹先忠是混同的，所以有债务的转移，荧美公司偿还给业冠公司的款项理应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第三人代为偿还债务也是法律允许的。3、2016年7月，业冠公司要求终止与荧美公司的合同，请曹先忠至业冠公司上班，曹先忠于是回业冠公司当业务员，双方于2016年8月将300万元债务转移至荧美公司。至2017年3月，双方发生矛盾，业冠公司以曹先忠曾出具的欠条起诉，系滥用诉权报复曹先忠。综上，曹先忠曾接受了300万元债务，但后来又转移给荧美公司，且该债务已归还了绝大部分。业冠公司二审答辩称：1、曹先忠主张涉案欠条中的300万元欠款已经转回至荧美公司的说法不成立。首先，各方并未就此达成合意或者协议。其次，财务账上增加了300万元债权的实际原因是，截止2015年10月12日，荧美公司结欠业冠公司货款总计600万元，其中300万元由曹先忠以债务转移方式继受，另外300余万元继续由荧美公司承担。因业冠公司与荧美公司2015年10月10日签订的《经销协议》约定给予荧美公司300万元的授信额度，业冠公司口头答应该300万元作为铺货款，不用着急支付，故在2015年10月31日的对账函中将该300万元从荧美公司欠款3123023.58元中扣除，直到2016年8月才将该300万元重新归入业冠公司应收账款中。该300万元系荧美公司应承担的货款，与本案所涉债务转移项下的300万元无关。我方财务在与曹先忠微信中所称的“借货300万元”“同增同减”均指铺货款300万元，而非曹先忠个人继受的300万元。2、曹先忠以公司人格混同来抗辩其应承担的付款义务不能成立。3、荧美公司与业冠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4、曹先忠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除与我方财务人员的微信聊天之外，均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予以采信。曹先忠在一审中称荧美公司及其个人均不欠我方款项，但其二审又提供证据证明荧美公司尚欠我方近100万元货款，其陈述前后不一，意图免除自身债务。业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曹先忠向业冠公司支付欠款人民币300万元，并以3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曹先忠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曹先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10月12日，曹先忠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业冠公司货款300万元整，此欠条对冲荧美公司欠业冠公司货款300万元整。一审法院认为：曹先忠对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庭审中，曹先忠自认其系荧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出具欠条时无论曹先忠或荧美公司均不结欠业冠公司货款，该欠条系对荧美公司结欠业冠公司货款的担保；欠条出具前后，荧美公司与业冠公司之间均有业务往来，荧美公司已支付业冠公司款项合计800多万元（含欠条出具后归还欠条所载的欠款），故货款已付清。该院认为，该欠条表明荧美公司将其对业冠公司的债务300万元转移至曹先忠，并非曹先忠对荧美公司欠款的担保；曹先忠关于欠条及还款的陈述情况前后矛盾，且荧美公司与业冠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欠条出具后，曹先忠未归还业冠公司欠款，故业冠公司要求曹先忠支付欠款30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7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曹先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业冠公司300万元并支付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800元，由曹先忠负担。本院对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曹先忠提供了：证据一、业冠公司与荧美公司之间的《产品经销协议书》2份，证明因业冠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故给荧美公司的授信额度从400万元降低到300万元，协议约定在信用额度内货款采用次月支付上月货款或者月清方式，每个月30日之前付清当月货款，因而不可能出现另外300万元没有合同和没有入账的情形。证据二、荧美公司与业冠公司往来账务说明1份、业冠公司向荧美公司发送的对账单3份（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同年9月27日、同年10月31日），入账通知1份，证明2015年10月荧美公司转移债务300万元由曹先忠承担，业冠公司是同意的。证据三、账务明细说明及对应记载各1份、业冠公司向荧美公司发送的对账单3份（2016年2月29日、同年6月30日、同年9月30日），调价单1份，证明2016年8月业冠公司同意将荧美公司转移给曹先忠的300万元债务又转移回荧美公司，由荧美公司偿还。证据四、业冠公司向荧美公司发送的对账单7份（2015年10月31日、同年11月30日、同年12月31日、2016年1月31日、同年3月31日、同年4月30日、同年5月31日），证明荧美公司所欠货款均入账，不可能有另外未入账欠款。证据五、曹先忠与业冠公司会计陆新玲的微信往来记录3页，证明陆新玲承认300万元欠款系先由荧美公司转移给曹先忠，再由曹先忠转移给荧美公司。证据六、荧美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曹先忠系荧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荧美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可能。证据七：业冠公司向荧美公司发送的2017年4月7日的对账函。证据八：2015年3、4、5、7、8、9月的对账单。业冠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证据二中对往来账务说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系对方自行制作打印，对3份对账函及入账通知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证据三中对账单明细说明及财务表格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无业冠公司确认，对2016年2月29日、同年6月30日两份对账函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同年9月30日对账函中表格中的数字认可，但手写“已将300万元其他应收转入”系曹先忠单方添加，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微信号确为我方财务人员的，该财务人员确与曹先忠微信聊天，但并非曹先忠主张的意思。对证据起2017年4月7日的对账函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上面的数字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该函确认荧美公司尚欠业冠公司货款近100万元是真实的，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八予以认可，认为系其盖章后传给曹先忠的。二审查明：曹先忠系荧美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月1日，业冠公司与荧美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协议书》一份，约定业冠公司授权荧美公司在上海市经销其板材产品。关于付款条件约定，业冠公司给予荧美公司授信额度400万元，在信用额度内货款采用月结方式，每个月25日对当月账目，次月25-30日支付上月货款，超过授信额度的款到发货；如荧美公司出现付款迟延的情况达到三次，或者拖欠货款超过授信额度的，业冠公司有权单方变更货款结算方式，要求荧美公司款到发货，或者单方解除协议。2015年10月10日双方又签订《产品经销协议书》一份，就付款条件约定，业冠公司给予荧美公司最高授信额度300万元，在信用额度内货款采用月清方式，每个月30日之前付清当月货款；如荧美公司出现付款迟延的情况，或者超过授信额度的，每天按0.3%的比例收取滞纳金，业冠公司有权单方变更货款结算方式，要求荧美公司款到发货或者单方解除本协议。业冠公司与荧美公司之间2015年10月31日有两份对账单，其中一份反映截止当日，荧美公司账面应付3120665.18+挤出板2358.4（现金不开票）=3123023.58，另一份对账单反映截止当日，荧美公司账面应付120665.18+挤出板2358.4（现金不开票）=123023.58。同年11月9日，荧美公司向业冠公司转账支付120665.18元。2015年11月30日的对账单反映，截止当日，荧美公司结欠业冠公司1045.08+挤出板2358.4（现金不开票）=3403.48。2017年4月7日，业冠公司发出的对账函反映：2016年7月31日，荧美公司向业冠公司退货4062.6元，荧美公司尚欠业冠公司104531.2元；同年8月5日，荧美公司向业冠公司汇款20万元，业冠公司尚欠荧美公司95468.8元；同年8月22日300万元计入借方金额一栏，摘要为“上海荧美300万元转入账款”，荧美公司尚欠2904531.2元；之后除一笔调账外，均是荧美公司向业冠公司的货款支付，达十几笔，至2017年3月24日，荧美公司尚欠业冠公司货款959652.19元。2017年4月7日对账单以后荧美公司还支付了业冠公司两笔钱，一笔是2017年4月17日通过转账5万，附言处注明是货款。一笔是2017年6月27日转账支付2万，附言也注明货款。2017年2月22日、23日曹先忠与陆新玲通过微信聊天，曹问“8月22日300万转入有凭证吗”陆回复“这个是你当时借货300万时，我们应收账款减掉的好像是2015年11月，后来到2016年8月份又转回来的，同增同减”。另曹先忠提供的2015年3、4、5、7、8、9月业冠公司发给荧美公司的对账单反映：截止2015年3月25日，荧美公司账面应付3720783.08元；至2015年4月25日为4142027.93元；至2015年5月31日为3699387.55元；至2015年7月31日为3143154.15元；至2015年8月31日为3037568.09元；至2015年9月27日为2923211.32元。本院认为：业冠公司与曹先忠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荧美公司之间存在委托销售关系，2015年10月曹先忠向业冠公司出具欠条明确结欠货款300万元系对冲荧美公司结欠的货款300万元，之后业冠公司与荧美公司仍有业务往来，且在2016年8月22日将300万元账款转入荧美公司名下。双方二审争议在于：曹先忠认为，该笔转入荧美公司名下的欠款就是案涉欠条的欠款，故其个人不应再向业冠公司承担支付该笔欠款的责任；业冠公司则认为，转入荧美公司名下的该笔款项系荧美公司另外结欠业冠公司的铺货款，基于与荧美公司在协议约定给予业冠公司300万元的授信额度，故未在之前的对账单中有所反映，故曹先忠仍应基于欠条向其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业冠公司与荧美公司在2015年10月签订的《产品经销协议书》中明确在授信额度内采用月清方式，每月30日前付清当月货款，如荧美公司付款迟延或超过授信额度的，要支付滞纳金等。由此可见，300万元授信额度是业冠公司给予荧美公司当月付款到期前可结欠货款的最高限额，而非可不入账的另外结欠金额；其次，案涉欠条明确曹先忠愿意承担的300万元系对冲荧美公司结欠的货款，业冠公司的会计在微信中提到曹先忠当时借货300万元并在应收账款中减掉，与欠条出具时间、文意及当时的对账函相吻合，业冠公司提出除此以外荧美公司另欠其300万元未入账，不符合财务制度也有违交易惯例。第三，2017年4月的对账函反映，双方自2016年7月开始仅有荧美公司向业冠公司的退货，至8月调入300万元后均是荧美公司向业冠公司的付款，该些账务往来与曹先忠的陈述相符，业冠公司的会计在微信中也称2016年8月22日转回来的是曹先忠之前的借货，业冠公司称荧美公司另有300万元欠款即两笔共计600万元的借货，该说法与其会计的说法存在矛盾，业冠公司也未能进一步提供原始凭证证明其主张。基于上述分析，依据现有证据，本院认为曹先忠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既然案涉欠条中的300万元于2016年8月22日转入荧美公司名下，反映业冠公司与荧美公司把原转给曹先忠个人的债务又计入双方之间的账务往来中，荧美公司就该300万元加上之前与业冠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一并予以结算。前述调账过程中，业冠公司并未作出免除曹先忠债务之意思表示，故可认定为调账行为系荧美公司加入曹先忠的债务。鉴于2016年8月22日之前荧美公司不再结欠业冠公司款项，反而是业冠公司尚欠荧美公司95468.8元，所以荧美公司之后的一系列付款行为均系清偿转入的该300万元债务，截止业冠公司起诉，尚有889652.19元尚未偿付，该款曹先忠应予以支付。综上所述，曹先忠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二审中予以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9民初8701号民事判决；二、曹先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州业冠实业有限公司欠款889652.19元并支付以889652.19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800元，由曹先忠负担10616元，由苏州业冠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51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曹先忠负担9134元，由苏州业冠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16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 丰审判员 柏宏忠审判员 李 诚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汤烨雯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