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民终6359号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江**小区双子星国际商务大厦****Ａ2101、Ａ2102、Ａ2106、Ａ2110，****Ａ2201-Ａ2210，****Ａ201-Ａ2306;Ｂ座首层Ｂ0103、Ｂ01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895996733Ｋ。负责人：郭伟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振权，广东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惠年，男，198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巢，男，住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区，由惠州大亚湾区澳头街道岩前岩一村民小组推荐。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惠年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2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8)粤1303民初2664号民事判决并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不服金额980092.67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部分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上诉人的具体上诉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其主张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依法应当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即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只有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或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才有权向致害人要求损害赔偿。本案中被侵权人是本次事故的受害人刘贵祥的家属，被上诉人此次事故属于侵权人，其无权要求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虽然被上诉人与刘贵祥家属达成赔偿协议，但该协议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被上诉人并不能因此代替受害人取得赔偿请求权。此外，该协议也并未约定受害人家属收到赔偿款项后不得向上诉人索赔以及受害人家属把向上诉人索赔的权利转让给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不是适格主体，其赔偿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二、驾驶员陈友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导致事故发生致使受害人死亡，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保险单重要性提示栏显示：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者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者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通用条款等。因此，被上诉人有义务仔细阅读、了解该条款的内容且上诉人将法律所禁止的酒驾行为约定为免责事由，该免责条款以醒目的黑色字体明确标识，将其与其他条款相区别，足以起到提示作用，该约定字面含义清楚不产生歧义且与国家法律规定相符合，依法产生效力。此外，“喝酒不驾车，驾车不喝酒”众所周知，酒后驾车也是国家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行为，不需要对该内容进行说明和解释，该内容也应当是驾驶员明知的。根据《保险法》第四条规定，从事保险业务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就表明保险人的保险行为不能够为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行为提供保险保障，否则该保险保障将变相鼓励和纵容违法行为的发生。一审法院的裁判机械适用法律条文，并未结合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立法目的，因保险条款未送达而一概而论。一审判决无异于为更多的违法行为提供法律裁判保障，为更多的违法行为买单。一审法院应当结合个案，遵从法律原则，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兼顾保险人经营秩序的前提下，公平、公正、合理的行使自由裁量权。三、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被上诉人诉请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应当不予支持。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杨学珍并不存在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无其他生活来源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刘贵祥帮忙照顾外孙女生活学习，进而参与一定的劳动，因此对妻子有抚养能力，存在严重错误。其一，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无法核实陈彦婷的身份信息以及亲属关系；其二，该证明显示陈彦婷由其母亲或爷爷接送，因此，其爷爷显然并非本案受害人。另外，本案受害人并无固定收入，显然其对杨学珍的抚养能力也无从谈起。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部分存在严重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偏袒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吴惠年辩称，本次事故为保险合同纠纷，并非侵权之诉，答辩人权利依法应得到支持，被答辩人所提法律条文适用错误。本次事故中，被答辩人并未向答辩人送达保单，原审查明事实清楚，请法院支持答辩人。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一审中，答辩人提供的学校证明形成证据链，证明死者在生前是有部分工作能力帮助家庭，请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吴惠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被告赔偿原告1034000元；2.精神损失费优先在交强险范围赔付；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8日1时28分许，原告的妻弟陈友成驾驶原告所有的轿车××××大道由西区往淡水方向行驶，行驶至大润发门前路段时碰撞行人刘某，造成刘某当场死亡，陈友成受伤及粤Ｌ×××**小型轿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8年7月4日，惠阳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轿车驾驶人陈友成酒后（39.21毫克/100毫升）驾车,驾车时未充分注意路面情况,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立即停车,未保护现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全部过错;无证据证明刘某对此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据此，认定驾驶人陈友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不负此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与死者家属在交警的主持下达成了一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原告依照上述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向死者家属赔付死亡赔偿费、丧葬费，家属处理此事故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及事故有关费用共计1034000元。另查明，杨学珍与刘某（死者）系夫妻关系，杨学珍于1957年9月10日出生，事故发生时已年满60周岁9个月，距八十周岁尚余19年3个月。刘某于1953年8月9日出生，事故发生时已年满64周岁10个月，距离八十周岁尚余15年2个月。杨学珍与刘某婚后共生育两个女儿，长女刘梅1980年11月12日出生，次女刘士华1982年11月15日出生，刘梅、刘士华在事故发生时均年满十八周岁。死者刘某生前随其女儿刘梅共同生活在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开城大道旺东怡和家园5幢1单元24层05号房内，其日常主要协助其女儿刘梅，照顾外甥女陈彦婷，接送其上学等。再查明，原告所有的LWC787小型轿车已在被告处购买了交强险以及100万元不计免赔的商业险。事故发生被告承保的保险期限内。被告所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在第二十四条关于责任免除载明：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被告未在举证期及法院指定的补充举证期提交证据证实已向原告送达上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经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陈友成在此事故中负全部责任，该责任认定程序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辩称原告饮酒驾车予以免责，虽其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里对此确有载明，但原告质证意见为未收到上述保险条款，被告在法院的举证期甚至给予的补充举证期，亦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有向原告送达上述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主张以原告饮酒驾车为由免除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保险公司是本案肇事车辆粤Ｌ×××**小型轿车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该车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被告保险公司应分别在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向原告作出理赔。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本院对因刘某死亡，其家属可获赔的款项核定如下：1、丧葬费46784.5元（93569元/年÷2）；2、处理人员误工费3000元（按3人10天每天100元）；3、死亡赔偿金，死者生前随女儿刘梅共同生活在广东惠阳，其死亡赔偿金参照城镇标准计算：621454.17元（40975元/年×15年2个月）；4、住宿费12600元（按3人10天每天420元）；5、精神抚慰金酌情支持100000元；6、交通费按原告诉请支持5000元；7、被抚养人生活费，考虑到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死者虽临近65周岁，但其随女儿刘梅共同生活期间，帮忙照顾外甥女的生活学习，据此，刘某也参与一定的劳动，对妻子杨学珍有抚养能力，因两个女儿均已成年，故杨学珍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参照城镇标准，分摊为三份，核算为191254(30198元/年×19年÷3）。因此，原告各项损失赔偿额为980092.67元。原告虽赔偿受害人家属1034000元，但实际核算金额少于原告已赔付的金额，被告仅需按实际核算金额赔付。被告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110000元，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100万元内赔付给原告870092.6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付原告吴惠年11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付原告吴惠年870092.67元。案件受理费7053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涉案免责条款是否有效。（三）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否应予支持。一、关于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问题。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不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被上诉人是涉案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依据保险合同起诉要求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主体适格。二、关于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上诉人主张涉案的免责条款已在保险条款中以醒目的黑色字体明确标识，应当认定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但上诉人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保险条款送达给被上诉人，其主张在保险单重要提示栏有显示：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但该提示栏亦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名确认，因此对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因此涉案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三、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的规定，事故发生时刘某已临近65岁，并无固定收入，其随女儿刘梅共同生活，帮忙照顾外甥女的生活学习，并不能证明其具有扶养能力，且其妻子杨学珍亦与他一起随女儿刘梅共同生活，帮忙照顾外甥女，无法证明杨学珍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故一审认定刘某对其妻子杨学珍有扶养义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各项损失赔偿额应为788838.67元。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266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266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付被上诉人吴惠年678838.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01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负担10601元，被上诉人吴惠年负担3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艳妹审判员  沈 巍审判员  邓耀辉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汤美玲书记员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