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04行终3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洪兴路**。 法定代表人严加友，主任。 委托代理人薛鹏，浙江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慰良，男，196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 原审第三人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友谊路******div> 法定代表人陆福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卜一奇、王悦，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秀洲高新区管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沈慰良、原审第三人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公司）强推承包田地及鱼塘一案，不服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的（2018）浙0411行初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沈慰良系嘉兴市××××组村民，对该村部分水田及旱地享有承包经营权。2015年1月29日，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九里村经济合作社与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一份，载明征用九里村土地4462.382亩。2015年12月3日，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将最后一笔补偿款25599511元支付给九里村经济合作社。2016年12月21日，沈慰良发现其承包地上张贴一份告示牌，载明：“因嘉兴市木桥港路（秀洲大道-秀园路）工程，在道路规划范围内凡种有苗木、蔬菜、其他农作物或鱼塘养殖的户主，自本通告之日起2天后将进行工程施工，请自动清除干净，逾期未能及时清理的，则视同无主处理，将予以强制清理。特此通告！”落款单位为“嘉兴市秀洲高新区管委会、福达公司”，日期为“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2月22日，沈慰良承包地上部分农作物及鱼塘被强推，强推之时，沈慰良承包地上所种植的农作物尚未经丈量确认。2016年12月30日，沈慰良上述承包地及鱼塘所涉的木桥港路（乌桥港-秀园路）项目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农用地转用和征收审批手续。后沈慰良以秀洲高新区管委会与福达公司对其承包地及鱼塘进行强推为由，提起诉讼。另查明，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于1997年12月成立，前身为秀洲工业园区，201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原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沈慰良的承包地及鱼塘被强推是否为秀洲高新区管委会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木桥港路（乌桥港-秀园路）项目工程在秀洲高新区管委会辖区范围内，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秀洲高新区管委会下属的全资国有公司，系受秀洲高新区管委会委托与新城街道九里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且协议第五条载明：涉及乙方村土地再（在）办理国土部门征地实施过程中，如再次支付补偿费用到村，需全额转回秀洲工业园区管委会（即秀洲高新区管委会）。此外，在沈慰良承包地中张贴的告示牌上的落款单位虽为“嘉兴市秀洲高新区管委会”，但“高新区管委会”系秀洲高新区管委会的简称。因此，在沈慰良已对强推行为系秀洲高新区管委会所为承担了初步证明责任，且秀洲高新区管委会未提交证据证明强推行为属其他相关部门或者组织所为的情况下，可推定签订《征用土地协议》及张贴告示牌的秀洲高新区管委会系强推行为的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木桥港路（乌桥港-秀园路）项目于2016年12月30日被批准，而秀洲高新区管委会于2016年12月22日对沈慰良的承包地及鱼塘进行强推，属违反法定程序，应当确认违法。福达公司仅系木桥港路（乌桥港-秀园路）项目的施工单位，沈慰良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福达公司参与了强推，对于沈慰良要求确认福达公司强推其承包地及鱼塘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秀洲高新区管委会于2016年12月22日强推沈慰良位于嘉兴市××××组承包地上部分农作物及鱼塘的行为违法；驳回沈慰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秀洲高新区管委会上诉称，原审判决推定上诉人为强推行为的主体，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新城街道九里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与本案强推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能由此推定强推行为由上诉人实施。原审混淆了征收主体和强推主体的关系。嘉兴市秀洲高新区管委会并非上诉人的简称，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曾经陈述“秀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是上诉人曾经使用的简称，但对于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举证的告示牌上署名的“嘉兴市秀洲高新区管委会”始终不予认可，上诉人对自己使用的简称非常严谨，原审法院如此认定完全是为将强推事实强加给上诉人，这种推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没有尽到初步举证责任，强推当天，被上诉人曾报警，公安机关应当有处警记录，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沈慰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沈慰良辩称，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被答辩人下属的全资国有公司，受上诉人委托和新城街道九里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征用土地协议。在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上所立告示牌上落款单位是嘉兴市秀洲高新区管委会、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了秀洲高新区官网网页，明确显示“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秀洲国家高新区）位于嘉兴市西侧，规划面积5.72平方公里。秀洲国家高新区前身是1997年12月成立的秀州工业园区，2015年正式批准为国家高新区”，由此可见，秀州工业园区就是上诉人的前身，秀洲国家高新区就是上诉人的简称。上诉人认可秀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是其曾经使用过的简称，但不认可秀洲高新区管委会是其简称，没有任何意义。本案所有证据均指向强推行为是上诉人实施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福达公司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上诉人二审时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秀洲高新区管委会因认为其并未实施强推沈慰良的承包田地及鱼塘的行为，对原审判决不服而提起上诉。根据秀洲高新区管委会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与新城街道九里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与沈慰良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为沈慰良办理养老保险手续的均是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而该公司是上诉人秀洲高新区管委会下属的全资国有公司，其在征收集体土地中所实施的行为应当视为受上诉人秀洲高新区管委会委托，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同时，沈慰良的承包田地和鱼塘于2016年12月22日被强推，2016年12月19日在沈慰良承包地中树立的告示牌落款单位为“嘉兴市秀洲高新区管委会”，上诉人认为该名称并非自己的简称，但又不能合理说明使用该简称的主体，原审认为“嘉兴市秀洲高新区管委会”就是上诉人的简称，具有合理性。上诉人秀洲高新区管委会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强推行为由其他主体实施。本案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秀洲高新区管委会实施了强推被上诉人沈慰良承包田地及鱼塘的行为，但原审法院基于案件事实和法律相关规定，推定强推行为由上诉人实施，并无不当。上诉人秀洲高新区管委会提出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福达公司作为秀洲新区木桥港路（乌桥港-秀园路）道路桥梁工程的施工单位，与沈慰良之间不存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沈慰良在原审中提出要求确认福达公司实施强推行为违法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土根 审判员  许艳华 审判员  孙 军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李平 书记员  孔成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