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32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涛，男，1970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因泉，四川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远雨，四川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鑫湖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格里坪镇格里坪村苏特西路**。 法定代表人：曾德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昭元，四川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德锋，男，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小梅，女，196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良，四川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涛、攀枝花鑫湖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德锋、王小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4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曾德锋、王小梅、鑫湖公司支付李涛合伙经营补偿金618000元，并自2017年12月22日起以618000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二支付利息至付清全款时止。主要的事实及理由是：1.一审法院未认定李涛与曾德锋、王小梅之间的个人合伙关系，将补偿协议孤立进行分析，错误认定曾德锋、王小梅不是补偿协议的当事人，不承担合伙期间债务，认定事实错误。曾德锋、王小梅系夫妻关系，共持有鑫湖公司100%的股份。曾德锋、王小梅提交的《管辖异议申请书》载明李涛自2010年开始以隐名股东名义加入鑫湖公司。鑫湖公司只是合伙人从事经营活动的载体。《协议书》系曾德锋起草，因《协议书》抬头处没有曾德锋、王小梅，因此二人才在协议下方甲方处签字，鑫湖公司是债务加入，债务加入不能免除合伙人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曾德锋、王小梅签字系见证人签字是错误的，该协议有鑫湖公司印章，协议真实有效，不需要见证，曾德锋、王小梅系公司股东，不具有见证人身份。2.一审法院漏列本案争议焦点，曾德锋利用法定代表人身份，将鑫湖公司收取的6180000元补偿款据为己有，导致债权人李涛的权利受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王小梅作为股东，与曾德锋系夫妻关系，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另一争议焦点是鑫湖公司与股东财产是否混同。鑫湖公司的股东为曾德锋、王小梅，二人系夫妻关系，成立公司时也是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入股，虽然鑫湖公司形式上是具有两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但与股东之间财产混同，实际应视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曾德锋、王小梅的财产并不独立于鑫湖公司，因此曾德锋、王小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4.一审法院对违约金主动调整错误，鑫湖公司未到庭，未对违约金提出调整的主张，一审法院主动调整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错误的。 鑫湖公司辩称，李涛与鑫湖公司进行合作经营煤炭业务，部分款项是出借给鑫湖公司，部分是投资合作款，但截至双方签订《协议书》时，李涛已经从鑫湖公司拿回了全部投资款和借款，《协议书》是在李涛胁迫下签订。鑫湖公司在石板滩项目中并未取得6180000元补偿款。鑫湖公司与陈立有等合作共同投资完成了石板滩项目，鑫湖公司占60%，已将40%的补偿款支付给陈立有，鑫湖公司实际分得补偿款3380000元，应当向李涛支付338000元。 曾德锋、王小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涛对曾德锋、王小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曾德锋、王小梅签字属于见证行为，并非债的加入，从鑫湖公司与石板滩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看，均是以鑫湖公司名义对外交流，李涛也知晓鑫湖公司与石板滩人民政府的协议。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也能进一步佐证鑫湖公司、李涛、曾德锋、王小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鑫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程序错误，鑫湖公司作为独立主体资格的法人，从李涛起诉至今，未收到法院的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同时鑫湖公司也未授权任何人签收法律文书，一审法院在未告知鑫湖公司的情况下开庭、判决，剥夺了鑫湖公司的权利，程序严重违法，应当发回重审。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李涛与鑫湖公司进行合作经营煤炭业务，部分款项是出借给鑫湖公司，部分是投资合作款，但截至双方签订《协议书》时，李涛已经从鑫湖公司拿回了全部投资款和借款，《协议书》是在李涛胁迫下签订。鑫湖公司在石板滩项目中并未取得6180000元补偿款。鑫湖公司与陈立有等合作共同投资完成了石板滩项目，鑫湖公司占60%，已将40%的补偿款支付给陈立有，鑫湖公司实际分得补偿款3380000元，应当向李涛支付338000元。 李涛辩称，1.一审法院程序合法，鑫湖公司诉讼文书是由其法定代表人曾德锋签收，曾德锋也提出了管辖异议且委托律师到庭，鑫湖公司对于本案诉讼是知晓的，其未到庭是自己放弃诉讼权利。2.李涛是与曾德锋、王小梅合伙经营煤炭业务，鑫湖公司是合伙载体。从李涛举示的2015年9月26日承诺书及2016年10月11日协议书，均证明部分投资款没有退还。大量证据证明石板滩人民政府支付的青苗补偿款是6180000元，且曾德锋用此笔款项收购了其他公司，因此，鑫湖公司认为其仅分得338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 曾德锋、王小梅辩称，鑫湖公司并未委托曾德锋、王小梅作为其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是曾德锋、王小梅授权，代理人也陈述过该事实，是否具有签收资格需要法院认定，但曾德锋、王小梅认为曾德锋、王小梅的代理人没有签收法律文书的资格。 李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曾德锋、王小梅、鑫湖公司支付合伙经营补偿金618000元，并自2017年12月22日起以618000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二支付利息至付清全款时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德锋、王小梅系鑫湖公司股东。2010年10月10日、11月5日、2011年1月18日、2013年12月20日，李涛向鑫湖公司支付投资款、借款共计470000元，2010年12月30日、2013年11月23日，李涛向曾德锋支付投资款、借款共计820000元。2016年1月13日，李涛向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起诉鑫湖公司、第三人曾德锋、王小梅，要求确认其为鑫湖公司股东，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4日作出（2016）川0403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李涛的诉讼请求。2016年10月11日，鑫湖公司（甲方）、李涛（乙方）签订《协议书》，记载“乙方李涛于2010年10月起甲方合作经营煤炭业务，先后投入1270000元，合作经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乙方合作资金未全部收回，现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其投资案涉土地征占款总额的10%作为补偿，双方一致约定：每一笔赔偿款到账以后，甲方在三个工作日内，以每笔金额的10%付给李涛……如甲方赔偿款到位，没能及时通知乙方进行确认以及三天内未向乙方支付款项，甲方以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支付给乙方……”。曾德锋、王小梅在该《协议书》下方签名并签署其身份证号码。2017年12月11日，石板滩镇人民政府（甲方）与鑫湖公司（乙方）签订《集体土地上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记载就乙方租赁位于新农村3、4、5组土地上种植的青苗及附着物补偿一事，双方一致确认补偿金额为6180000元。2017年12月15日，鑫湖公司向石板滩镇人民政府出具《委托书》，委托曾德锋收取上述补偿款6180000元，并指定收款账户为曾德锋尾号6079银行账户。同日，鑫湖公司出具《领条》，记载今领到石板滩镇人民政府支付鑫湖公司上述补偿款6180000元。2017年12月18日，石板滩镇人民政府通过银行向曾德锋尾号为6079银行账户转账6180000元。 一审另查明，2012年6月17日、8月31日，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鸡公山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转出方、甲方）与鑫湖公司（受让方、乙方）签订两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甲方将相关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乙方，并就土地流转方式、土地流转时限等事宜进行约定。一审庭审中，李涛表示其合伙人为曾德锋、王小梅，在其合伙终止后，鑫湖公司表示以其资产对李涛进行补偿；曾德锋、王小梅则表示与李涛合作的是鑫湖公司，而并非曾德锋、王小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协议书》中的甲方是否包括曾德锋、王小梅，李涛认为《协议书》的甲方包括鑫湖公司及曾德锋、王小梅，曾德锋、王小梅则认为其在《协议书》下方签名的行为仅表明其系见证鑫湖公司与李涛签订《协议书》，其二人并非《协议书》当事人。一审法院认为，从《协议书》形式来看，“甲方”处明确为鑫湖公司，曾德锋、王小梅仅在《协议书》当事人签名及日期下方空白处签名；从《协议书》内容看，“甲方同意其投资的案涉土地征占款总额的10%作为补偿……如甲方赔偿款到位，没能及时通知乙方……”，上述条文中投资土地、有资格获取赔偿款的均为鑫湖公司，而非曾德锋、王小梅，《协议书》中约定的甲方义务均需鑫湖公司方可履行，故《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应为鑫湖公司及李涛。李涛要求曾德锋、王小梅承担补偿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协议书》系鑫湖公司、李涛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履行义务。鑫湖公司在领取6180000元赔偿款后，未按协议约定将赔偿款的10%支付给李涛，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鑫湖公司要求李涛支付618000元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涛要求鑫湖公司按照每日千分之二标准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与其利益等综合因素……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李涛的实际损失对违约金进行调整，李涛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故李涛因此受到的损失应为向银行贷款的利息损失，鑫湖公司支付的违约金应以618000元为基数，自鑫湖公司收取赔偿款三个工作日（2017年12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鑫湖公司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其抗辩权利。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李涛的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攀枝花鑫湖矿业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涛支付618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18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二、驳回李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80元，减半收取4990元，由攀枝花鑫湖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一）曾德锋、王小梅未提供新证据。（二）李涛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5年9月26日《承诺书》，证明曾德锋以债务人和合伙人身份出具了《承诺书》，承诺鑫湖公司收到成都大恩矿业公司的欠款后，支付给李涛。2.微信聊天记录、《协议书》，拟证明《协议书》是曾德锋、王小梅主动发送给李涛，上面载明甲方时曾德锋、王小梅，因此合伙人是曾德锋、王小梅。鑫湖公司质证认为，1.《承诺书》中无鑫湖公司盖章，与鑫湖公司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2.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协议书》系空白协议书，与鑫湖公司无关，且与实际签订的《协议书》不一致，故不予认可。曾德锋、王小梅共同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承诺书》的时间是2015年9月25日，签订《协议书》的时间是2016年10月11日，从《承诺书》内容看，在李涛与鑫湖公司签订《协议书》之前，曾德锋或鑫湖公司已经在经营石板滩项目。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从微信截图的内容看，曾德锋发送《协议书》没有前因后果，《协议书》也没有双方的签字，不能以该《协议书》推论曾德锋和王小梅承担支付责任，亦不能推论曾德锋和王小梅与李涛之间有任何协议，曾德锋和王小梅对微信上《协议书》并未追认，且与鑫湖公司、李涛之间的约定不一致。（三）鑫湖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2017年1月23日合作协议书（复印件）、成都农商银行结算业务凭证（复印件），拟证明石板滩项目青苗补偿款，因陈立有在该项目中有620000元投资，占40%，青苗补偿款应当扣减陈立有的份额和鑫湖公司的投入，鑫湖公司已经将陈立有的2800000元支付给陈立有。李涛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合作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7年1月23日，而鑫湖公司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的时间分别是2012年6月17日、2012年8月31日，时间不一致，石板滩人民政府与鑫湖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当事人仅有鑫湖公司，6180000元也是打入曾德锋个人账户，双方签订的协议中也未明确案涉项目是鑫湖公司与陈立有共同承包。结算业务凭证中载明用途为归还借款。曾德锋、王小梅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对李涛提供的证据：1.曾德锋、王小梅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2.对证据2，该微信号载明“昵称：曾德锋”，“电话号码139××××9046”系曾德锋本人联系方式，同时，曾德锋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微信号并非其本人微信，因此，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二）对鑫湖公司提交的证据，其证据系复印件，亦无其他证据能够佐证，因此，对鑫湖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李涛、鑫湖公司、曾德锋、王小梅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5年9月26日，曾德锋作为承诺人向李涛出具《承诺书》，载明“今承诺成都大恩矿业欠鑫湖公司的款项在法院判决生效执行后交给李涛，全款经结算后以石板滩苗木以市价作价抵扣。承诺人：曾德锋2015.9.26”。 2016年10月10日，曾德锋通过其微信，向李涛发送图片一张。图片为《协议书》，载明：甲方曾德锋、王小梅，乙方，李涛。由于甲乙双方于2010年10月，用甲方曾德锋所拥有的鑫湖公司合伙经营煤炭，于2015年解散，在经营期间乙方李涛投资1270000元，因各种原因，导致李涛所投资的本金未全部收回，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收鑫湖公司投资的新都石板滩鸿（鸡）冠山土地合作社400亩土地征占赔偿款的12%作为补偿。双方约定每一笔赔偿款到账以后，甲方在三个工作日以内，收每笔赔偿款项总额的12%付给李涛，直到新都区石板滩鸡冠山土地合作社400亩土地赔偿完毕为止（如未赔偿乙方不得追偿），双方同时约定，在每一笔赔偿款项到位时，须提供赔偿款的原始凭证，由李涛或其配偶肖红签字确认金额。违约责任：如甲方赔偿款到位，三天以内未向乙方支付款项的每天千分之二计息或向人民法院起诉。落款处，甲方、乙方均无签字。 再查明，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6）川0403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0年12月30日，曾德锋向李涛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李涛现金伍拾贰万元整，用于购煤投资”。 鑫湖公司认可曾德锋向新都区石板滩镇人民政府收取案涉6180000元的曾德锋个人账户即为鑫湖公司账户。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是否程序违法；2.鑫湖公司应向李涛支付款项的金额及违约金如何确定；3.曾德锋、王小梅与李涛之间是否形成合伙关系；若形成合伙关系，曾德锋、王小梅、鑫湖公司是否应共同向李涛承担支付责任。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一审法院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曾德锋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则该委托诉讼代理人有权代曾德锋签收相关诉讼文书。而曾德锋系鑫湖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鑫湖公司从事民事诉讼活动，包括签收相关诉讼文书。据此，曾德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签收鑫湖公司的法律文书，应视为曾德锋签收了鑫湖公司的相关诉讼文书，因此，曾德锋和鑫湖公司均应知晓本案诉讼主体以及开庭时间、地点等内容。而曾德锋未到庭，鑫湖公司亦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系鑫湖公司放弃其自身权利的行为，故一审法院缺席审判，并不违反法定程序，鑫湖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鑫湖公司应向李涛支付款项的金额以及违约金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鑫湖公司上诉认为，鑫湖公司与陈立有等合作共同投资完成了石板滩项目，鑫湖公司仅占60%，其已将补偿款的40%支付给陈立有，则鑫湖公司实际分得补偿款3380000元，因此，其应向李涛支付338000元。本院认为，鑫湖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书、结算业务凭证系复印件，而转款也载明系归还借款，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鑫湖公司与陈立有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亦不能证明鑫湖公司向陈立有支付了补偿款。同时，案涉《协议书》明确载明，鑫湖公司同意将投资案涉土地征占款总额的10%作为补偿，即《协议书》中并未约定以鑫湖公司实际获得的补偿款作为计算补偿基数。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鑫湖公司应向李涛支付618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鑫湖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李涛上诉认为，鑫湖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该公司未申请调整违约金，则一审法院主动调整违约金，应属不当。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违约金是否调减，系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根据合同履行状况、当事人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予以衡量后作出裁决。本案中，一审法院在鑫湖公司未就违约金过高提出抗辩，未申请调减违约金的情况下，主动适用上述法律条文对违约金进行调减，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二审中，鑫湖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高于李涛实际损失，申请法院进行调减，而李涛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因此，本院根据前述法律条文，并综合全案情况予以调减。故鑫湖公司应向李涛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618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关于曾德锋、王小梅与李涛之间是否形成合伙关系的问题。李涛上诉认为其与曾德锋、王小梅之间系合伙关系，而与鑫湖公司签订《协议书》系鑫湖公司债务加入，因此，曾德锋、王小梅、鑫湖公司应当共同向其承担支付责任。曾德锋、王小梅辩称，其在2016年10月11日《协议书》上签字，属于见证行为，并非债的加入，李涛知晓鑫湖公司与新都区石板滩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且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6）川0403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书亦能证明鑫湖公司、李涛、曾德锋、王小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6年10月10日，曾德锋用自己的微信号向李涛发送了《协议书》，载明曾德锋、王小梅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涛，用曾德锋所拥有的鑫湖公司合伙经营煤炭，双方同意以鑫湖公司投资新都区石板滩鸡冠山土地合作社土地征占赔偿款作为补偿支付给李涛。虽曾德锋、王小梅辩称，其在微信中并未陈述其他内容，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协议书》并未经各方签字，但本院认为，曾德锋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李涛提供的微信号非其本人所持有的微信号，则即使微信中的《协议书》未经各方签字，但协议中载明的内容应为曾德锋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2010年12月30日，曾德锋向李涛出具收条，确认其收到李涛现金520000元，用于购煤投资。2015年9月26日，曾德锋向李涛出具《承诺书》，承诺以成都大恩矿业欠鑫湖公司的款项支付给李涛，余款以“石板滩苗木以市场价作价抵扣”，曾德锋、王小梅亦认可新都区石板滩鸡冠山土地征占款与“石板滩苗木以市场价作价抵扣”系同一笔款项。虽曾德锋辩称，其在《承诺书》上签字，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但结合曾德锋将个人账户作为公司账户，并收取公司应收款项，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将收取的款项支付给公司，则曾德锋与鑫湖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因此，曾德锋关于其出具《承诺书》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虽曾德锋辩称，其与王小梅在2016年10月11日《协议书》上签字系见证行为，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6年10月11日《协议书》内容与微信中的《协议书》内容在合作经营事务、李涛投入款项金额、补偿李涛的款项来源、支付方式等方面基本一致，且能够与2010年12月30日收条、2015年9月26日《承诺书》内容相互印证，因此，结合前述分析，曾德锋、王小梅在2016年10月11日《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见证行为，应为曾德锋、王小梅、鑫湖公司共同作为甲方与李涛达成的协议。故，本案中，应认定李涛与曾德锋、王小梅之间存在合伙投资煤炭经营的法律关系，2016年10月11日《协议书》应为系各方合伙关系终止后达成的终止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之规定，故曾德锋、王小梅、鑫湖公司应共同向李涛承担支付618000元及违约金的义务。李涛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李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鑫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4386号民事判决； 二、攀枝花鑫湖矿业有限公司、曾德锋、王小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涛支付618000元及违约金（以618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2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李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90元，由攀枝花鑫湖矿业有限公司、曾德锋、王小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9960元，由攀枝花鑫湖矿业有限公司、曾德锋、王小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俊 审判员 苏 展 审判员 赵云平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