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725民初1980号 原告：史有明，男，生于1964年10月15日，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兴甲，四川经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席红永，男，生于1973年9月14日，汉族，户籍登记住址为四川省平武县，现住四川省绵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弟江（系被告父亲），男，生于1944年5月9日，汉族，户籍登记住址为四川省平武县，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泽，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贵成，男，生于1966年2月8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原告史有明与被告席红永及第三人刘贵成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有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兴甲、被告席红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弟江和郑泽以及第三人刘贵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史有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责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水稻制种款（以下或简称稻种款、种子款）4674元，并承担从2016年1月1日起按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的资金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19日，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签订《水稻制种生产销合同》，约定原告一方为被告制水稻种，第三人为技术员，生产出来的种子由被告收购。后，原告一方将所制521斤中优838（晒）稻种及200斤“父本”交售给被告。经折算后，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4674元稻种款。因多次催收未果，原告特依法提起诉讼。 被告席红永辩称，1.被告只与史有聪及第三人签订了合同，并没有与其他人签订合同。2.因金优稻种属于合格产品，总价款为14904.8元，故被告已分两次向史有聪支付金优稻种款15000元，即被告已付清了金优稻种款。3.原告方生产的中优838稻种因质量被鉴定为不合格，导致被告无法从买方收回货款，故被告早已于2015年1月左右明确表示拒付中优838稻种款。4.根据合同约定，由第三人负责种子的质量，故在中优838存在质量问题时，第三人应承担责任。中优838种子因发芽率未达国家标准而被鉴定为不合格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就试图通过先精选后按比例均匀掺和中优838（烘）与中优838（晒）的方式提高整个的发芽率，以达到最终的合格。但在后来，被告才得知稻种经过精选，只能提高净度，不能提高发芽率。所以，对因中优838不合格所造成的损失，史有聪与被告及第三人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5.原告在本案中虽有中优838（烘）与中优838（晒）的数量证据，但并没有单价证据，所以在中优838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形下，原告以第三人单方书写的单价证据主张其诉请，应是没有合同依据及证据予以支持的。6.被告并不是要否定原告的劳动，只是因为被告已支付了金优种子款，而史有聪作为合同签订人，负有义务向其他人分配的金优种子款。7.本案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因为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应在2014年11月31日之前，因此从2014年12月1日起，原告就应开始向被告主张其案涉债权。被告最后一次向原告付款是2015年1月，且当时已明确拒付中优838种子款，故原告就应自2015年2月1日起两年内主张权利。即使按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算，原告也应在2018年1月31日前主张其债权。原告在2018年11月才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也未提供出有效的催要证据，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第三人刘贵成述称，被告所辩称的与事实不符。当初签订协议的时候，因史有聪是当地村书记兼所在村民小组的负责人，所以就由史有聪代表其他老百姓签订了合同。第三人是技术员，合同也明确阐明第三人只承担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服务，所以，对被告关于第三人应承担责任意见，第三人提出质疑。被告称已付的15000元为合格的金优种子款，对此，第三人不免要问，第三人当时也已向被告交售了474斤金优种子，但被告为什么至今不向第三人支付这笔款呢？所以说，被告辩称的已付15000元是金优种子款，完全是推诿之词。既然交售的中优838是不合格的种子，那是怎么进库的？又是如何包装并卖出去的？买方难道会向被告买不合格的种子吗？既然被告早已经将所收购的中优838种子卖出去了，那肯定就是合格种子。至于说立案过期的问题，纯属被告拖延时间造成。前两次去要款的时候，被告只是说没有，等挣到钱的时候就付。第三次去找被告的时候，其就置之不理了。第三人认为，被告打官司比较多，晓得用啥子方式推脱。在第三次向被告催要的时候，被告才说种子质量出了问题，但并没有提供出第二次检验报告。当时通过精选后，被告还是说中优838种子不合格，于是就只得在第三人出面协调下将总价少至49000元。也就是在价款少至49000元后，被告才接收了所谓的不合格种子。现在想来，既然存在种子不合格情况，被告就完全可以不接收。如果被告当时因种子不合格而拒绝接收，原告和其他老百姓当时就肯定会将种子全部拉回去，然后当作一般稻谷出售。所以，这一切只有被告自己最清楚。 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对各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被告与史有聪及第三人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水稻制种生产销合同》，并在其中约定：由史有聪负责水稻制种，第三人负责技术，被告负责收购；种子霉变或不达国家二级标准，由史有聪负责，被告则拒收；种子质量合格，被告则无条件收购；2014年11月30之前结清货款等内容的事实，被告至2014年11月2日共收到金优稻种2404斤、中优838（烘）稻种11973斤、中优838（晒）稻种7468斤、“父本”200斤，其中收到原告所制中优838（晒）稻种759斤的事实，以及被告已向史有聪支付15000元稻种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各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案涉水稻制种销售合同关系的种植（生产）方当事人的认定。被告辩称只与史有聪签订了合同，因而除史有聪外包括原告在内的六位制种人员均不是合同当事人。根据被告亲笔书写的确认收到稻种数量的单据上的“史书记中优（烘）119件×100斤+73斤=11973、晒：90斤×77=6930斤+38斤=6968、100斤×5件=500斤，张定广521斤（中优），张思聪878斤（中优），史有明759斤（中优）”、“金优：马玉林827、马启张324、马启志551、史有聪702”的内容，并结合原告和第三人的当庭陈述来看，史有聪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合同应具有代表性，包括史有聪及原告在内的七人实质上都是根据史有聪参与签订的《水稻制种生产销合同》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以，除史有聪外的包括原告在内的六位制种人员虽没与被告签订书面的《水稻制种生产销合同》，但实际上已与被告建立了事实上水稻制种销售合同关系，应为案涉《水稻制种生产销合同》的当事人。2.原告交予被告的中优838稻种是否存在质量的问题。庭审中，被告提供的检验报告确实显示其和第三人于2014年10月13日送检的中优838稻种发芽率未达80%的标准，只有77%，但双方在庭审中又认可事后采取了将精选后的烘干型中优838稻种与晒干型中优838按比例均匀掺合的补救措施。被告虽当庭以中优838稻种质量不合格，至今尚未收到货款进行抗辩，但除了其陈述外，并未举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另，按被告当庭的辩称来理解，存在其将原告提供的中优838进行精选和掺和后，便未再经检验即被其售出的事实，而这一辩称事实既有违种子这一特殊产品的交易实际，也与我国种子法的规定不符。综上，被告关于原告种植的中优838稻种为不合格产品的辩称，不予采信。3.由第三人所写价款结算小单的效力。在庭审中，被告否认原告提出的6.2元/斤的金优稻种单价，但又认可第三人在价款结算小单上书写的金优种子款14904.8元，而这个金额是根据被告自己确认的2404斤金优种子乘以6.2元得来的。据此，本院足以认定第三人书写的价款结算小单已经被告确认，对原、被告双方具有法律约束效力。4.关于原告所制案涉种子价格的认定。被告庭审中既以涉及单价的书面证据材料不为其制作为由而予以否定，又以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为由否定原告陈述的“议价”事实，同时也不提出其认可的单价。结合整个庭审审查情况对原告所制中优838（晒）稻种的单价认定如下：结合被告确认种子数量的小单和第三人书写的价款结算小单来看，原告名下的759斤中优838稻种的与史有聪的5310斤中优838（晒）稻种、张思聪的878斤中优838稻种以及张定广的521斤中优838稻种之和，恰与第三人书写的价款结算小单中所明确的7468斤合格中优838稻种的数量相符，而该小单中的合格中优838稻种的单价就是被确定为6元/斤。据此，本院足以认定7468斤中优838（晒）稻种包括原告提供给被告的759斤，且单价为6元/斤。5.原告向被告催要案涉稻种款的情况以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被告辩称原告自被告最后一次付款5000元后，一直未主张权利，故其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在庭审中，原告方称自被告2015年农历冬月付款5000元后，己方又有两次催要行为，其中2016年与第三人一起到绵阳向被告催要时，不但拍被告的了照，还与被告一起到被告住地附近的派出所，调取了被告的人口信息表；2017年农历腊月再次与第三人一起到绵阳找被告要款时，却因被告不在家而无果而终。对原告方陈述的前述催要事实，第三人予以认可；对人口信息表上的“现有住址”等备注内容，被告承认为自己所写。第三人在陈述自己与被告及原告方关系时，强调自己因自2005年起在被告公司任技术员几年而与被告成为了朋友，后又在原告所在村参与制种而与原告等人成为了朋友。综上，原告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就案涉稻种款向被告催要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确认。据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另查明，原告自认应在应收稻种款中扣减280元的“亲本”款。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种植方向被告提供了合格稻种，被告就应当依约支付相应款项。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收购原告759斤中优838（晒）稻种，应支付原告4554元（759斤×6元/斤）价款，且至今未向原告付清的事实成立。从被告确认种子数量的小单上来看，确有“父本：200斤”的记载内容，而参与制种的其他人员均对原告主张的“父本”200斤为被告向其收购的事实无异议，故认定被告还向原告收购了父本200斤。因在第三人书写的价款结算小单上有“父本200×2＝400”的内容，据此，认定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父本”款400元。原告自愿从应收稻种款中扣减280元“亲本”款，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也未损害被告及他人权益，故予以尊重。经扣除280元的“亲本”款，被告还应向原告付款4674元。经催要，被告仍不履行付款义务，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原告据此向本院提起诉讼，是对自己权利的依法维护。虽双方未就逾期支付稻种款约定资金利息，但被告方自2014年11月收取稻种后经原告方催收后至今都未付款，确会给原告造成资金利息损失。原告要求被告从2016年1月1日起承担资金利息，不违反合同中关于最后结清货款的约定，故予以支持。根据本案实际，本院依法确定被告应承担的资金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4674元稻种款并承担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席红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史有明支付稻种款4674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席红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加锋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黄华飞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