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231民初2823号原告：游敬民，男，197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俊，重庆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伯荣，男，196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被告：曾庆梅，女，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重庆欣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游敬民与被告周伯荣、曾庆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游敬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84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84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清时止）。事实及理由：2013年9月23日，被告周伯荣向原告借款，原告转账支付被告周伯荣100万元。其后，被告周伯荣分三次返还原告共计16万元（2014年7月21日转账支付10万元，2014年12月27日现金支付5万元，2015年8月23日现金支付1万元）。原告与被告周伯荣系多年朋友关系，故双方在借款时没有约定还款时间。现因原告急需资金，故请求被告还款。同时，因二被告系夫妻关系，故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周伯荣、曾庆梅辩称，原告隐瞒了向武汉华源新大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文简称武汉华源公司）投资的事实，涉嫌虚假诉讼。原告转账支付给被告周伯荣的100万元系通过被告周伯荣向武汉华源公司交纳质量保证金，原告应向该公司主张权利。被告周伯荣向原告支付的16万元系原告游敬民向被告周伯荣借款，被告周伯荣将另案主张权利。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游敬民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原告营业执照，拟证明原告在垫江县澄溪镇经营手机业务，不可能外出承包工程。二被告质证认为，对原告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2.原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凭条，拟证明原告有经济来源，有出借100万元的能力，且原告于2013年9月23日向被告周伯荣转账支付100万元的事实。二被告质证认为，对原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凭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二被告向原告借款。3.原告中国建设银行活期明细，拟证明被告周伯荣于2014年7月21日返还原告借款10万元。二被告质证认为，对原告中国建设银行活期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该款是被告周伯荣向原告的还款行为。4.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廖家华、夏于诗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原告出借给被告周伯荣100万元的事实。二被告质证认为，证人廖家华、夏于诗均不认识被告周伯荣，且两位证人是原告亲戚，该证言只能证明原告做过手机生意，不能证明原告曾借款100万元给被告周伯荣。5.武汉华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核准登记通知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以下事实：（1）武汉华源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26日；（2）案外人刘端阳于2013年9月26日取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故其此前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该公司无关；（3）武汉华源公司无建筑资质，不可能中标武汉蔬菜基地大棚工程；（4）即便武汉华源公司实际中标武汉蔬菜基地大棚工程，时间也在该公司成立之后；（5）被告周伯荣于2013年9月23日转账支付案外人刘端阳201万元的行为属二人之间的个人行为，与武汉华源公司无关，原告支付给被告周伯荣的100万元不可能是交纳质量保证金。二被告质证认为，对武汉华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核准登记通知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其与本案无关，有的企业是先成立后补办营业执照，该组证据反而能够证明武汉华源公司客观存在，且案外人刘端阳正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6.案外人李红波、周成学（李红波、周成学二人均是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记事本，拟证明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的合伙协议由李红波草拟，合伙开支等内容由周成学书写，从而证明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三人属合伙关系，被告周伯荣于2013年9月23日转给案外人刘端阳的201万元系双方处理合伙事务的往来款，不是代原告交纳质量保证金。二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记事本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记事本既无二被告的签名、捺印，也没有武汉华源公司的印章。被告周伯荣、曾庆梅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被告周伯荣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凭条，拟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周伯荣代为向武汉华源公司交纳质量保证金，被告周伯荣收到原告转账支付的100万元后，立即连同案外人谢祥波转账支付的100万元一起转账支付给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端阳，另外1万元系案外人刘端阳向被告周伯荣的借款。原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其只能证明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刘端阳有经济往来。同时，结合原告提交的李红波、周成学的记事本，可以证明被告周伯荣向案外人刘端阳支付的201万元系其交纳的信誉金。2.案外人李红波代原告与武汉华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该公司开具收据的复印件，该复印件上加盖了该公司印章，拟证明原告与该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且该公司收到了原告交纳的质量保证金，从而证明原告转账支付给被告周伯荣的100万元并非借款。原告质证认为，案外人李红波代原告与武汉华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伪造，故不能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周伯荣向武汉华源公司交纳保证金。同时，被告提交的收据从外观上看不出装订过的痕迹，且要素不齐；该证据材料被告在原二审中才提交；且收据显示收款的时间早于该公司成立的时间，以上均不符合常理。所以，该收据也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3.案外人谢祥波与武汉华源公司签订的协议，该公司出具的收据、被告周伯荣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等，拟证明原告与案外人谢祥波均通过被告周伯荣向该公司交纳质量保证金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案外人谢祥波与武汉华源公司签订的协议系复印件，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对该收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提交的前述武汉华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致；对被告周伯荣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材料均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4.案外人郭和斌与武汉华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拟证明原告签订的协议与案外人郭和斌签订的协议形式、内容均一致，从而证明原告支付给被告周伯荣的100万元系向武汉华源公司交纳质量保证金。原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且该组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5.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红波的证言，拟证明原告委托李红波代为与武汉华源公司签订协议，并进行现场管理。原告质证认为，证人李红波与被告周伯荣有亲戚关系，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2013年9月28日前原告与证人李红波并不相识，不可能委托其代为签订协议书；且证人李红波自称将游敬民写成“游敬明”不符合常理；相反，证人李红波作证时的签名可以证实原告提交的前述记事本中的部分内容系李红波本人书写。6.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周成学的证言，拟证明周成学乘坐原告车辆到武汉工地提供劳务，且在工地上见过原告，从而证明原告投资了该工程，原告支付给被告周伯荣的100万元是向武汉华源公司交纳质量保证金。原告质证认为，证人周成学与被告周伯荣有亲戚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相反，证人周成学的签名可以证实原告提交的前述记事本中的部分内容系其书写。7.申通、顺丰、中国邮政快递单，拟证明原告与案外人唐国雄、郭和斌等三人将协议书分别邮寄到武汉君安宾馆，要求武汉华源公司退还保证金。原告质证认为，原告并未通过申通邮寄被告所称快递，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8.拉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周伯荣转账支付的100万元与案外人谢祥波向被告周伯荣转账支付的100万元情形一致，均是向武汉华源公司交纳质量保证金。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材料只能证明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易廷香有经济往来，而非案外人易廷香与武汉华源公司有经济纠纷，因此，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9.原告于2014年6月10日向被告周伯荣发送的彩信，拟证明原告准备起诉武汉华源公司并到该公司查询存款余额后告知被告周伯荣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该彩信所反映的银行交易记录是武汉华源公司的款项来往，没有体现原、被告与该公司的经济往来，而且，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彩信的发送记录，所以，该彩信不具有真实性，也与本案无关。诉讼中，原告申请本院查询武汉华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334的银行账户2013年9月至2015年8月的交易明细以及案外人刘端阳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077号的银行账户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的交易明细。经审查，原告的相关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查询。针对查询结果，原告认为，前述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反映出武汉华源公司从2013年12月8日起才有交易，所以，被告周伯荣转账支付给案外人刘端阳的201万元系个人行为，并非代原告交纳质量保证金。二被告质证认为，对前述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交易记录与原告通过彩信发送给被告周伯荣的内容一致；虽然该款并未转到该公司，但案外人刘端阳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其收款行为能够代表该公司，且案外人刘端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也印证了这一事实。诉讼中，二被告申请本院依法查询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818的银行账户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13年9月24日止的交易明细以及该账户2013年9月23日转账的原始凭证，并到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经侦大队（后文简称江汉经侦大队）查询该大队侦办案外人刘端阳一案时的相关材料。经审查，二被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准许。二被告针对上述材料认为：（1）从原告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分析，原告并无出借大额款项的能力；（2）对银行转账原始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也反映不出原告有出借大额款项的能力；（3）对江汉经侦大队的相关材料中的案外人刘端阳陈述其收取保证金并将保证金大部分转给案外人武汉铭嘉庄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文简称武汉铭嘉公司）的事实无异议；对报案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均为案外人刘端阳收取，报案人的经历与本案情形相似，说明涉案款项并非借款；对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案外人刘端阳向被告周伯荣出具借条的原因是当时武汉华源公司还未成立，所以临时出具借条，现已作废；对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周伯荣转账支付给案外人刘端阳的事实；对武汉铭嘉公司出具的收据及被告周伯荣的对账单无异议，证明原、被告均系受害者；对案外人刘端阳书写的事情经过无异议，证明案外人刘端阳将200万元交给了武汉铭嘉公司；对支出明细表及施工队保证金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周伯荣收取了原告及案外人谢祥波各100万元保证金。因此，江汉经侦大队的相关材料证明原告支付给被告周伯荣的100万元并非借款，而系投资款。原告质证认为：（1）对原告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做生意资金往来很多，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2）对江汉经侦大队的相关材料中的合伙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合伙的事实；该借条反映出案外人刘端阳曾向被告周伯荣借款的事实；对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周伯荣向案外人刘端阳转账的事实系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武汉铭嘉公司出具的收据，不能证明原告在武汉华源公司承包工程，只能证明案外人刘端阳与武汉铭嘉公司之间有经济往来；该开支明细进一步证明了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合伙的事实；对施工队保证金，因为刘端阳在笔录中并未提到原告的施工队，即使这份保证金记录是真实的，也是证明被告周伯荣收取了三人的保证金220万元，并不是和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共同收取，也非武汉华源公司收取了保证金，且与被告在原二审时新提供的收据不一致；对案外人报案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与本案原告的情形相似。综上，江汉经侦大队的相关材料不能证明原告支付给被告周伯荣的100万元系质量保证金，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结合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综合审查后认为：1.原、被告对本院依法查询的武汉华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334的银行账户2013年9月至2015年8月的交易明细及案外人刘端阳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077的银行账户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的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同时，该组证据材料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确认。2.原、被告对本院依法查询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818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以及该账户2013年9月23日转账的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同时，该组证据材料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确认。3.江汉经侦大队的相关材料共27页系本院依法调取，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本院亦予确认，该材料不但反映出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签订过《项目合作协议书》，而且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于2014年3月27日一致确认被告周伯荣曾收取过原告以及案外人谢祥波、陈联华等三人共计220万元保证金。4.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营业执照与原告是否外出承包工程并无必然联系，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5.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凭条，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周伯荣转账支付10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6.原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活期明细，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周伯荣曾向原告转账支付10万元，但单凭该证据尚无法证明该款系被告周伯荣向原告的还款行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7.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廖家华、夏于诗的证人证言，系传来证据，且并未证实被告周伯荣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本院依法不予采信。8.原告提交的武汉华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核准登记通知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武汉华源公司的成立时间、案外人刘端阳取得法定代表人的时间以及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但不能证明被告周伯荣向案外人刘端阳的转账行为只能系个人行为，确实无法排除案外人刘端阳在该公司成立前即以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而且，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后来与被告周伯荣共同签字确认被告周伯荣收取过保证金也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9.原告提交的案外人李红波、周成学的记事本，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结合李红波、周成学的相关陈述及签名分析，该记事本系二人书写的可能性较大，本院予以确认，但即便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系合伙关系，也不能说明涉案100万元就一定属借款，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10.二被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凭条，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周伯荣收到涉案100万元后立即转账支付给案外人刘端阳的事实。11.二被告提交的原告于2014年6月10日向被告周伯荣发送的彩信系被告周伯荣手机上的原始记录，原告也认可发送彩信的手机号码系其使用。原告虽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但经本院释明，原告并不申请对该彩信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对该彩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12.二被告自行提交的有关原告支付的100万元系保证金的其余证据材料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虽从形式上看有一定瑕疵，且也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但结合江汉经侦大队的27页相关材料，可以综合认定二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相较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而言证明力更具有优势，也更符合情理，本院认定涉案100万元系被告周伯荣代武汉华源公司收取原告保证金的可能性更大。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游敬民在重庆市垫江县澄溪镇从事零售手机等经营业务。被告周伯荣、曾庆梅二人系夫妻关系。原告游敬民与被告周伯荣系朋友关系。原告游敬民于2013年9月23日向被告周伯荣转账支付100万元，被告周伯荣收款后于当日向案外人刘端阳转账支付201万元（含案外人谢祥波向被告周伯荣支付的100万元），案外人刘端阳收款后也于当日向案外人武汉铭嘉公司转账支付200万元。2013年9月24日，原告游敬民自行驾车前往武汉华源公司在湖北省武汉市的工地，并将自己的车辆留在该工地使用。同年11月左右，原告游敬民再次前往湖北省武汉市，将自己的车辆驾驶回重庆市垫江县。2014年6月10日，原告游敬民用自己的手机拍摄了武汉华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开具的尾号为334的银行账户余额画面并用彩信方式发送给被告周伯荣。2017年6月5日，原告游敬民以涉案款项系被告周伯荣向其借款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被告周伯荣、曾庆梅还款付息。诉讼中，原告游敬民申请保全，本院查封了被告曾庆梅名下的相关财产，原告游敬民为此支付保全费0.50万元。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1.2013年9月23日，案外人刘端阳在收到被告周伯荣向其转账支付的201万元后，曾向其出具金额为202万元的借条一张。被告周伯荣称，案外人刘端阳出具该借条的原因是当时武汉华源公司尚未成立，所以由案外人刘端阳临时出具借条，该借条现已作废。2.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于2013年9月23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3.武汉华源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26日，法定代表人为刘端阳。4.2014年3月27日，被告周伯荣与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一致确认被告周伯荣收取了原告游敬民以及案外人谢祥波、陈联华等三人共计220万元保证金。5.2015年6月3日，案外人刘端阳向江汉经侦大队陈述：“……我们三人（刘端阳、田纪栋、被告周伯荣）是合伙关系。华源新大地公司（武汉华源公司）是我们三人共同投资成立的。我出资40万，占三分之一股份，周伯荣收取施工队200万作为股份出资占三分之一……”本院再查明以下事实：1.原告游敬民在（2017）渝0231民初2288号案件中起诉时没有陈述原、被告双方有关于利息的约定。2.2018年9月7日，原告游敬民陈述：“口头约定了利息，当时被告（周伯荣）给我说其他人借钱都是几分，我这个利息至少要按贷款来算。他（被告周伯荣）说有了钱还我，没有约定时间。”3.2018年12月6日，原告游敬民又陈述：“他（被告周伯荣）打电话给我说在武汉工程基本搞定，但是资金差一两百万，说赚了钱给我3分，亏了至少给1分的月息……”4.关于涉案100万元资金来源。2018年9月7日，原告游敬民陈述：“自己卡上有一部分，徐良成还款十几二十万元，游敬平还款十几二十万元，余清明还了十几万，游成美、游敬辉还了一些钱，向唐小琴借了10万、向徐良贵借了六七万，向徐福安借了5万左右，其余借的人金额小，记不清了……（借款）时间短，唐小琴没要利息，其他人要得也不多。”2018年11月28日，原告游敬民又陈述：“……我（向）同学谭烨借了30万。”5.原告游敬民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818的银行账户截至2013年9月21日止的账户余额不足4万元，其后，该账户多次现存或转存后于9月23日超过101万元，当日，向被告周伯荣转账支付100万元后，账户余额不足2万元。本院还查明，被告周伯荣曾于2014年7月21日、2014年12月27日、2015年8月23日分别向原告游敬民支付10万元、5万元、1万元，共计16万元。诉讼中，原告游敬民称此款系被告周伯荣的还款行为，被告周伯荣则称系原告游敬民向其借款，原、被告双方均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最后查明，原告游敬民提交的记事本中的合伙协议书草稿第五条载明：“……周伯荣因与业主方和承建方不了解，故上缴的信誉金有什么意外，由刘、田二人负责追回退付给周伯荣，周伯荣不承担上缴信誉金的风险，只能承担工程亏盈风险。”本院认为，被告周伯荣收到原告游敬民转账支付的100万元后，当即转账支付给案外人刘端阳，案外人刘端阳也立即支付给了案外人武汉铭嘉公司。虽然，案外人刘端阳曾于收款当日向被告周伯荣出具借条一张，但是，被告周伯荣称案外人刘端阳出具该借条的原因是当时武汉华源公司尚未成立，所以由案外人刘端阳临时出具借条，该借条现已作废。综合原告游敬民提交的记事本中的合伙协议书草稿中有关于被告周伯荣不承担信誉保证金风险，案外人刘端阳陈述“周伯荣收取施工队200万作为股份出资”，以及案外人刘端阳、田纪栋与被告周伯荣三人于2014年3月27日共同签字确认被告周伯荣曾收取原告游敬民100万元保证金等情况综合分析，被告周伯荣的解释符合情理，本院予以采纳。另外，案外人刘端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在收到被告周伯荣同一笔款项的情况下，既向被告周伯荣出具借条，又确认该款为被告周伯荣实际收取的保证金。同时，如果该款为案外人刘端阳向被告周伯荣借款，案外人田纪栋也不会签字确认被告周伯荣收取保证金的事实。至于被告周伯荣向原告游敬民支付的16万元，原告游敬民称系偿还借款，被告周伯荣称系原告游敬民向其借款，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不予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游敬民与被告周伯荣、曾庆梅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质上系借款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以上法律规定表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借人必须举证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其应该对两个方面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个是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合意，另一个是出借人实际交付了借款。如果出借人不能举证证明以上事实，即缺乏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还款的请求权基础，没有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本案中，原告游敬民只举示了证据证明向被告周伯荣支付了涉案款项，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合意，故原告游敬民没有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其次，原告游敬民主要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为依据主张与被告周伯荣成立了借贷关系，并据此请求二被告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如果被告周伯荣、曾庆梅对于原告游敬民提出的借款关系主张提出了反对主张，并且对所持反对主张提供了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则应当可以认定二被告的反对主张成立，从而否定原告游敬民的主张。如果二被告虽然提出了主张和证据，但证据的证明力难以达到确证其所述事实的情况下，仍需要原告游敬民进一步举证，即此时的举证责任还在于原告游敬民，如原告游敬民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涉案款项确属借贷关系，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游敬民主要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为依据主张与二被告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被告提出了反对主张，并举示了相应的证据证明，相较而言，二被告举示的证据更具有优势，基本可以判定涉案款项为原告游敬民交纳的保证金，即原告游敬民关于涉案款项为借款的说法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便二被告举示的证据不能确证涉案款项为保证金，在此情况下，原告游敬民也应继续举证证明，现原告游敬民未能就此进一步举证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以及该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原告游敬民主张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在二被告举证后至少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其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请求二被告还款付息，证据不足，也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再次，原告游敬民在诉讼中对涉案款项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借款”利息的约定等重要内容的陈述明显前后不一，显然不符合常理，如果涉案款项确系借款，应该不至于如此絮乱。最后，原告游敬民作为一个长期经商的商人，相较普通人而言，通常应具有更强的风险意识；而且，向他人支付款项的金额越大，一般来讲会越加谨慎。原告游敬民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反映，其向被告周伯荣转账支付涉案款项前一日，账户余额不多，原告游敬民多方筹集了涉案100万元（包括支付部分利息向他人借款），也为不易。所以，原告游敬民向被告周伯荣支付如此巨额的款项，按理说对支付行为应给予更多的谨慎注意义务，即便碍于情面，不让被告周伯荣出具借条，也可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予以确认借款事实，或转账时加以备注转账原因属借款。本案中，原告游敬民在支付涉案款项前没有要求被告周伯荣出具书面凭证；转账支付后又多次与被告周伯荣见面，也未要求被告周伯荣出具书面凭证；其在发现武汉华源公司经营异常后，仍未要求被告周伯荣出具书面凭证；此外，自原告游敬民向被告周伯荣转账支付涉案款项之日起至原告游敬民起诉之日止，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原告游敬民也未通过其他方式固定涉案款项属“借款”，以上均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告游敬民以民间借贷为由向被告周伯荣、曾庆梅主张权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游敬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万元，诉讼保全费0.50万元，共计1.72万元，由游敬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光明人民陪审员  龚朝友人民陪审员  龚万川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冷江来书记员汪芸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