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民乐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甘0722民初2107号 原告耿德贤，男，汉族，1979年1月8日出生，初中文化，甘肃省民乐县人，农民，现住民乐县南古镇甘店村**。原告姚贵，男，汉族，1983年2月1日出生，初中文化，甘肃省民乐县人，农民，住民乐县南古镇上花园村**。原告胡东清，男，汉族，1981年7月6日出生，初中文化，甘肃省民乐县人，农民，住民乐县洪水镇上柴村**。        以上三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桐汉，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2794899854A。法定代表人:吴晓玲，系该公司总经理。地址:甘州区长安镇上头村。委托代理人张世端，甘肃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登峰(系吴晓玲丈夫)，男，汉族，1965年3月4日出生，高中文化，无业。现住张掖市甘州区西街**。原告耿德贤、姚贵、胡东清与被告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耿德贤、姚贵及其三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桐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世端和李登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年初，三原告共同出资承包了800亩土地，同年3月，原告三人协议由原告耿德贤代表与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签订《加工型脱水洋葱订购协议》，约定由被告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向原告有偿提供洋葱种子，约定该种子的价格及种子款的支付方式。由原告负责800亩洋葱的种植及日常田间管理。后被告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向原告交付了洋葱种子，原告耿德贤向被告出具了购买洋葱种子的借条。种植后发现洋葱出苗稀少，只有40%左右的出苗率，对此情形，三原告联系被告及相关技术人员，但是被告对此未置可否。三原告通过补种、精耕细作以求尽量降低损失，但是2017年9月秋收，产量依旧不高。三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导致800亩洋葱产量大幅减产，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现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经济损失200万元（2500元/亩×800亩）; 2、本案诉讼费被告承担。被告辩称：1、原告姚贵和胡东清诉讼主体不适格，被告与第二、第三原告没有签订过任何《加工型脱水洋葱订购协议》，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只是跟原告耿德贤一个人签订了协议。2、原告诉状所称与事实完全不符。主要不符事实为:①原告称只有40%的出苗率，原告通过补种等方式挽回损失，但收效甚微。但是原告耿德贤在2017年4月20日，通过微信发布的视频显示，洋葱苗出苗整齐；2017年5月26日微信视频显示洋葱长势喜人，耿德贤也是按耐不住其内心的喜悦，说“今年老耿的葱出的不错，就是草太多”；②原告诉状中称原告提供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没有科学依据。原告曾以被告提供的种子质量存在问题，四处上访投诉，相关部门(酒泉、张掖、民乐的公安部门包括农业专家鉴定为证)也对此做了认定，被告提供的种子无任何质量问题，种子来源合法合规。3、三原告诉请的200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4、原、被告签订的《加工型脱水洋葱订购协议》是订单农业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三原告将所生产的洋葱全部倒卖，是一种见利忘义，单方毁约的侵权行为。2017年由于市场洋葱价格变动，原告为了不偿还被告的投资款，将洋葱要按930元/吨的价格倒卖，无奈之下，被告为减少自己的损失，将价格给到1000元/吨，都未能阻止原告的倒卖行为，最终导致原告将洋葱全部倒卖，给被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按合同约定洋葱种植800亩，每亩交售2吨，共计1600吨，能生产296.3吨脱水蔬菜，造成工资损失234600元，利润损失355600元，汽车台板费损失4200元，借款105000元，借款利息损失8610元，总计损失高达1063088元。现被告起诉至民乐县人民法院，民乐县人民法院已受理。5、原告诉状中称洋葱大面积减产，造成其投资无法收回，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①原告将生产的洋葱全部倒卖，其倒卖数量不知。②原、被告签订的《加工型脱水洋葱订购协议》第一条第1条明确约定:乙方为甲方种植脱水专用洋葱800亩，甲方给乙方有偿提供优质的洋葱种子，每亩按照600克，每罐单价390元(457克)在收购结束后按实际使用量从甲方兑付给乙方的洋葱款中一次性扣清。在第三条中约定，乙方按合同约定组织农户开展生产。足量投入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现原告种植800亩，实际拿种子840罐。每亩投入不足350克，比合同规定每亩少投入种子250克左右。种子投入严重不够。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依法裁判，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17日，原告耿德贤与被告签订《加工型脱水洋葱订购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种植脱水专用洋葱800亩，被告向原告提供优质白色洋葱种子，原告应交付被告1600吨脱水专用洋葱。每亩按照600克/罐，单价390元；种子款在收购结束后按照实际使用量从被告兑付原告的洋葱款中一次性扣除，以原告出具的借条为依据；被告按照原告实际交售到厂的净重量兑付洋葱款，每吨洋葱款最低保护价为900元/吨，若遇市场变化，经双方协商可在保护价基础上浮动；扣杂标准：以过筛后筛下物的重量再加总重量的5%为标准折扣，对于鲜葱杂质超过20%或包装破损超过30%的货物，被告予以拒收；付款方式：被告收到原告洋葱验收合格后首先扣除被告所欠的种子款，下剩货款在年前一次付清。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依约提供了洋葱种子，原告亦依约为被告种植脱水专用洋葱800亩。但原告称被告提供的种子质量有问题，导致洋葱出苗率极低，洋葱产量大幅降低。2017年10月12日姚贵向民乐县公安局报案，报称原告从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购买的洋葱种子没有出地，系假种子。2017年10月20日民乐县公安局通过民乐县种子管理局向张掖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送检了从姚贵处提取的“白比伦”洋葱种子，经检验“白比伦”洋葱种子的发芽率为74%，离国家及甘肃省地方标准80%，误差在6%。民乐县公安局向民乐县农业局、酒泉市农牧局、张掖市种子管理局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咨询调查，证实种子在密封的罐体里，随着时间的长短，发芽率有一定的变化。即姚贵等人提供的同批“白比伦”洋葱种子经过10个月的储存，发芽率为74%在正常范围内。现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经济损失200万元（2500元/亩×800亩）; 2、本案诉讼费被告承担。另查明：耿德贤、姚贵、胡东清三人系合伙关系。上述事实由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的庭审陈述，原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两份，《加工型脱水洋葱订购协议》一份，洋葱出苗图片六张，张掖市农业信息网新闻图片两张，被告提交的《加工型脱水洋葱订购协议》一份，原告耿德贤微信朋友圈截图两张，被告委托代理人李登峰与原告耿德贤通话录音光盘一张，通话记录整理的文稿一份，原告耿德贤向被告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出具的洋葱种子款的借条一张，法庭依职权调取的民乐县公安局侦查卷宗中种子质量问题的委托鉴定书、检验委托单、检验报告复印件一份，民乐县公安局侦查卷宗中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台的《甘肃省地方标准·农作物种子质量·洋葱》复印件一份，民乐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不予立案报告书复印件各一份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自愿签订的《加工型脱水洋葱订购协议》不违背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协议。本案的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为原告提供的洋葱种子质量是否有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对于产品质量引发的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应当由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提供的洋葱种子质量合格。诉讼中，被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民乐县公安“姚贵等人控告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销售伪劣洋葱种子案”的卷宗。本院依法调取了民乐县公安局关于姚贵假种子的卷宗，卷宗里明确记载：被告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洋葱种子送检张掖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经检验“白比伦”洋葱种子的发芽率为74%，离国家及甘肃省地方标准80%，误差在6%。民乐县公安局在向民乐县农业局、酒泉市农牧场、张掖市种子管理局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咨询调查过程中，证实种子在密封的灌体里，随着时间的长短，发芽率有一定的变化，即就是姚贵等人提供的“白比伦”洋葱种子经过10个月的储存，发芽率为74%在正常范围内，且对当地农户姚林国、姜积成等人调查的过程中，证实种植的洋葱种子也是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同批“白比伦”种子，种子质量没问题。种子的出苗率有好有坏，与土地墒情、温度、湿度、气候、海拔、施肥、种子种植的多少、后期管理有关。综上所述，被告的种子质量虽存在瑕疵，但在合理范围内。且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无计算依据，为了保护诚实信用的契约意识，建立民事活动中的诚信体系，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故对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20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辩称的原告姚贵、胡东清主体不适格，由于签订合同的主体为张掖市联发食品有限公司与耿德贤，而姚贵与胡东清是合同签订后由三原告补签的，故姚贵与胡东清不是适格主体。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耿德贤、姚贵、胡东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耿德贤、姚贵、胡东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长  庞云 峰审判员   尚 新 宏                       人民陪审员  王天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员    韩国纬附：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三十六条 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产地、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售日期和有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保证可追溯。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具体载明事项，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及种子样品的保存期限由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四条 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