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6民终44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国堂，男，195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素伟，河北杜素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宝芹，男，197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现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伟，河北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宝华，男，197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李国堂、上诉人张宝芹因与被上诉人孙宝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涞源县人民法院（2016）冀0630民初1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堂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河北省涞源县人民法院（2016）冀0630民初1284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该判决第三、四项内容为“责令二被告连带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2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上诉人作为合作一方，提供场地是合作的前提条件，应预见合作有利益、风险，各合同未约定比例分配风险”是错误的，没有证据支持，相反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合作合同第八条约定“原先前饭店拆除协调关系由上诉人协调赔偿费用，5万元以内由被上诉人孙宝华出资”，足以证实双方对风险损失有约定、也有承担风险的比例约定，即在上诉人协调好的前提下孙宝华应给付上诉人房屋被拆除的5万元损失。二、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合作合同第二条约定“在施工期间被上诉人负责给上诉人租赁临时居住房至2015年5月1日，并为上诉人提供取暖煤2吨”，足以证实双方对上诉人的租房损失有约定，也有给付比例约定，即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的租房损失。三、根据一审庭审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原先出租他人开饭店的房屋拆除的原因，并非是根据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合作合同第八条的约定，由上诉人协调后拆除的，而是在二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或认可情况下，违法签订了2014年12月26日《土地转卖合作协议》后，被上诉人张宝芹强行拆除的，因此应依法责令二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的房屋经济损失及租房费损失等20万元。四、一审判决第三项“上诉人将钢材旧料交付给被上诉人”没有依据，应依法判该旧料折抵上诉人的相关损失。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宝芹辩称，1、张宝芹与李国堂、孙宝华不是合作关系。该事实在涞源县人民法院（2017）冀0630民初34号及保定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6民终511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查实，关于李国堂的损失不应由张宝芹承担。至于李国堂在上诉理由第三项载明系张宝芹强行将其房屋拆除与事实不符，第四项钢材在原审中已经查明系张宝芹个人出资，所以该钢材应该归张宝芹个人所有。孙宝华未答辩。张宝芹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偿还上诉人土地转卖款28万元或将本案发还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10月29日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合作合同》，其双方月底利用李国堂位于的宅基地建设宾馆。同年11月26日上诉人与孙宝华签订了《土地转卖合作协议》约定将上述宅基地中的部分地块以28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反诉人。因该宅基地的所有权归李国堂所有，故三方针对《土地转卖合作协议》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李国堂承认上诉人买地的事实及经营使用权并允许上诉人在该地域施工建设。后上诉人又先后借给被上诉人及在上述地块投资共计22万元。上述事实可见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共同签订的协议只是2015年3月24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并且该协议系对《土地转卖合作协议》的补充。然而一审法院不仅不确定上述两份协议的效力及内容确判决解除李国堂与孙宝华、上诉人于2014年3月24日、2015年3月24日的《合作协议》显然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第二项2015年11月26日上诉人与孙宝华签订《土地转卖合作协议》无效，就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怕，判决二被上诉人连带返还标的款28万元。李国堂辩称，一审认定孙宝华与张宝芹之间以28万元价格买卖合同无效是正确的，其二人之间交付28万元与李国堂无关，由其二人另案处理，张宝芹的其他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张宝芹的其他上诉理由。孙宝华未答辩。李国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的《合作合同》、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约20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9日原告与被告孙宝华对涞源县风凉沟李国堂宅基地开发宾馆事宜协商一致，签订《合作合同》。约定，主体宾馆楼为四层钢结构玻璃主体。甲方（孙宝华）出资建设，乙方（李国堂）提供所用地权。施工完成时间为2015年5月1日。权属分配，按总平方米给乙方800平方米，并确定地域界限，画图定标。确定了双方日常经营、费用的承担。合作期限为50年。2014年11月26日孙宝华将部分承建地块以价款280000元转卖于张宝芹，签订《土地转卖合作协议》。2015年2月5日原、被告三方就涉案地制作“白石山李国堂及李国成建设平面图”中在各自所属管理方位签名标注。2015年3月24日，李国堂与孙宝华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要求孙宝华于2015年5月1日完成主体，如不按时完工，算甲方（孙宝华）自动放弃；6月1日完工，6月15日必须装修完成一部分开业，后续装修跟上。同日，孙宝华、张宝芹作为甲方一方与李国堂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确定李国堂承认张宝芹的权利义务、承认50年的经营使用权、认可张宝芹在李国堂的地域施工建设。在建一层钢结构框架后，孙宝华不知去向，无法联系，至今主体工程未完工。该期间张宝芹支付建设费用，2014年11月29日李国亮出具收到沙子一车700元；同年11月30日李国亮收到水泥款、防冻剂款计3500元；2015年1月5日王二和收到电力移杆费5000元；同年5月5日支付李国亮打石头风镐费200元；李国堂收到各项费用即2015年3月27日卸钢材吊车费500元、2015年4月14日拉沙子600元、2015年4月15日水泥款930元、2015年4月23日拉石头运费100元、2015年5月7日垒峨2500元，计4630元；共计14030元。2015年1月11日购钢材等材料，孙宝华出具收到张宝芹款单95000元。2015年3月31日孙宝华借张宝芹50000元，用于涞源县白石山风凉沟李国堂的用地款项。被告（反诉原告）张宝芹主张，因孙宝华不知去向，其在图标上划分的范围内建设，被李国堂阻挡，至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请求解除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卖合作协议》、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反诉被告）李国堂主张，张宝芹不能独自在自己确定的范围建宾馆，因三方是合作关系，宅基地使用权归李国堂所有，合作是将整栋楼建成完工，按图标注的面积，才各自享有多少平方米，孙宝华、张宝芹在约定时间未完工建设，且在2016年旅发大会，为整体形象，将一层钢结构框架拆除，现由李国堂保管至今。依法解除2014年10月29日签订的《合作合同》、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同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拆除钢框架的钢材数目多少，李国堂、张宝芹均不清楚。李国堂申请法院对涉案合同，至今未按约定完工，要求二被告赔偿已拆除其原有的房屋损失，对该房屋价值评估。经委托保定华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作出华鹏评报字（2017）第6-18号申请人李国堂与被申请人孙宝华、张宝芹合同纠纷一案的委托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值为159397元。对评估报告，双方均无异议。李国堂称，因被告违约，未按时完工，造成原拆除房屋与他人解除租赁合同，截止2018年12月31日租金共40000元，应予赔偿。张宝芹抗辩，拆除的房屋是李国堂提供出资作为合作的条件，且该租赁协议早已解除，不存在损失一事，与其无关。通过上述查明事实，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原告李国堂与被告孙宝华、张宝芹签订的《合作合同》、《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应予解除。《合作协议》是协议双方共同完成一个项目而组成的合作体，是针对一个或多个项目。合作按约定的条件共同经营，约定的比例分配风险、利益。在涉案合同中明确约定，孙宝华在2015年5月1日完成主体，如不按时完工，算甲方自动放弃。现主体工程至今未完成，该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补充协议》中约定，李国堂承认张宝芹的权利义务，承认50年的经营使用权，从各合同形成内容综合显示，张宝芹与孙宝华作为出资一方，即与孙宝华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李国堂、张宝芹在诉求中表示对涉案2014年10月29日签订的《合作合同》、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依法解除的主张，予以支持。李国堂要求孙宝华、张宝芹赔偿各项经济损失20万元，即房屋损失评估159397元、租赁费40000元，李国堂作为投资一方，提供场地是合作的前提条件，应预见合作有利益、风险，各合同未约定比例分配风险，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张宝芹要求对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卖合作协议》解除，并要求李国堂、孙宝华偿还土地转卖款280000元。孙宝华对《土地转卖合作协议》中的土地无所有权、使用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协议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为无效协议。关于土地转卖款，此款内容只在协议中表现，未有其他凭证证实，对张宝芹的主张，不予采信。借款50000元，系孙宝华与张宝芹之间借贷关系，不能视为出资款项，不是本案审理范筹，应另行主张。张宝芹支付的各项建设费14030元，该款应视为其一方出资建设费用，按合同约定未完工，其主张解除合同，费用应由孙宝华、张宝芹承担，即14030元÷2＝7015元，孙宝华承担7015元。钢材料款95000元，进购钢材等料为一方出资购买，用于建设一层钢框架（已拆除），拆除的钢架材料应归孙宝华、张宝芹所有。因被告孙宝华未到庭参加诉讼，致本案无法组织调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七款、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解除原告李国堂与被告孙宝华、张宝芹2014年10月29日签订的《合作合同》、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被告孙宝华、张宝芹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卖合作协议》无效；三、被告孙宝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张宝芹出资建设费7015元；原告李国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付给被告孙宝华、张宝芹拆除（旧）钢材材料；四、驳回原告李国堂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张宝芹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4300元，评估费4000元，计8300元，由被告孙宝华、张宝芹承担80元，原告李国堂承担82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李国堂承担80元，被告孙宝华承担50元，被告张宝芹承担8670元。二审中上诉人张宝芹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2018年10月16日证人李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及李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协议签订后张宝芹已经将28万元现金交付给孙宝华。该土地转卖协议是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签订以后张宝芹要求在协议所约定的土地范围内盖楼，但被李国堂阻挡，后来张宝芹找孙宝华要28万元，说协议不签了，李国堂不让盖房，孙宝华又带着张宝芹找到李国堂，又与2015年2月5日绘制平面图，2015年3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明确载明了李国堂认可张宝芹占地方。而且还有五十年的承包经营权。所以本案到现在李国堂应当和孙宝华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证据二、照片40张，证明当时张宝芹去盖楼受到李国堂的阻拦以及家人打架的情况，旧钢材的数量，停车收费。李国堂质证称，证据一我方认为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应该是一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和认可。李某和张宝芹、孙宝华是干兄弟关系，三人是合伙骗李国堂，不认可该人作证，证据二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李国堂组织张宝芹的事实。因为张宝芹买卖土地在此盖楼是违法行为，侵犯的是李国堂的宅基地使用权。对于证人李某的证言，李国堂不予认可，其未能出庭作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本院对于李某的证言不予认定。照片40张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国堂与孙宝华签订的2014年10月29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及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了明确的期限及相关内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孙宝华、李国堂、张宝芹三方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张宝芹、孙宝华在履行《土地转卖合作协议》时李国堂不让盖房才签订的，该三方补充协议内容并不明确，期限约定等应以《合作合同》、《合作协议》为准，因未按照协议内容约定的期限建设完毕，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应予解除，原审判决解除三份合同并无不妥。孙宝华、张宝芹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卖合作协议》，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协议，张宝芹主张支付给孙宝华转让价款280000元并要求予以返还，无证据予以支持，其支付的95000元建材材料费、借款50000元系张宝芹与孙宝华另外的法律关系，无法认定为支付的转让价款，故本院不予支持。李国堂作为合作一方，提供场地、拆除签订合同时的相关构筑物是合作的前提条件，应预见合作有利益、风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阻碍施工的行为，亦是合同不能如约履行的因素之一，故原审判决认定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宝芹、上诉人李国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李国堂负担4300元，上诉人张宝芹负担5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岚审判员 张 力审判员 付术勇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马巧灵书记员甄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