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11民终19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正伟，男，1970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新和，北京友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华兰，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琴芳，女，197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孝文，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汉钟，男，194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项锋，江西瀛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正伟、李琴芳因与被上诉人郑汉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1102民初2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正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新和、汪华兰，上诉人李琴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孝文，被上诉人郑汉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项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正伟、李琴芳上诉请求：1、撤销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1102民初275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赵正伟第一次股权转让的行为构成欺诈，此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重大错误。1、根据当事人双方关于股权的约定和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赵正伟对转让自己10%股权，不具有法定、约定的通知郑汉钟的义务，原审法院无权凌驾于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之上，为赵正伟设定义务。郑汉钟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询问笔录”中，其明确陈述：“早在3年前半即2013年12月份，赵正伟将其所占的恒盛公司10%的股份以1：1.8的比例转卖云和县新桥有限公司，转让款为900万元，但是赵正伟一直没有告知我，实际赵正伟在2013年12月就在恒盛公司没有股份了，他所挂的股东只是代持我10%的股份”。由此可得，郑汉钟对自己的和赵正伟的10%股份法律归属、事实归属划分得很清楚，并且明确了赵正伟第一次转让的股份，是赵正伟自己的股份，转让后赵正伟就没有股份了，其挂的是郑汉钟的股份。双方于2017年5月18日的手机结算内容、结算项目表明，手机结算的对象就是针对赵正伟代持郑汉钟10%的股份。2、原审法院判定赵正伟构成欺诈的另一依据和理由—股份是抽象财产，具有不可分性及可转让性，被告赵正伟两次向外转让的股份不具有标识性。原审法院的这一认识，不仅与公司法及公司治理理论相悖,而且主观臆断地改变了当事人自己对股份属性的划分。3、《结算清单》中的“并退股本金120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将股本金1200万元认定为两次股权转让款，有悖于本案的事实和证据。1200万元股本金的数额来源于手机结算内容，由500万元（股本金）+700万元（借款本金）构成。原审法院认定且判决上诉人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0元和赔偿款4,500,000错误，其中均包含股权款的税金，已由案涉公司代扣代缴。二、原审法院机械的将手机结算与结算清单割裂，错误的认定手机结算是过程，结算清单是结果，并将此作为认定上诉人构成欺诈的依据之一。结算清单内容中，被上诉人郑汉钟所应得的17,021,782元和其应付赵正伟的14,809,000元，该两项数字均来源于手机结算内容，两项相减所得的2,212,782元，与手机结算中的金额完全一致。手机结算且实际履行后，在上诉人的意识层面，与上诉人已经“钱货两清”了，而被上诉人仍要求双方应将账务结清的结果写个书面依据保存，为此被上诉人赶到东阳要求上诉人补写一份结算。当时，结算清单系被上诉人起草（底稿尚存、上诉人并未在意其中内容，仅见最终的数额2,212,782元与手机结算和实际履行完全一致，便按照上诉人的要求重新抄写一份双方签名。直至收到本案的诉状后，上诉人仍对结算清单中的“退借款（集资款）及利息22,035,640元，本息合计34,043,564元”从何而来毫不知情。三、原审法院将结算清单部分撤销，若此错误得不到二审法院的纠正，无疑对上诉人极为不公。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琴芳与上诉人赵正伟构成共同生产经营，应当对上诉人赵正伟应当支付的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郑汉钟辩称，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股份是否按份共有的问题，股份不是有标识性的区分。在双方2011年签订的协议中，股份没有做任何的区分。2017年5月23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的结算淸单也非常清楚对股份没有做任何区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1,200万元构成的解释是五百万元本金、七百万元借款，这一解释与结算淸单所记载的退借款2203.564万元相矛盾。被上诉人的柒佰万元借款是包含在2203，564万元中。结算清单退股本金1200万元，第一次600万，第二次600万。2、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并不属于民诉法上所规定的自认，而且并不仅仅是第二次股权转让，包含了第一次股权转让。这一事实通过云桥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实可以看出。一审法院为什么会釆纳结算清单，不釆纳询问笔录，因为结算清单是本案双方当事人都签字确定的材料，手机照片和询问笔录都是单方面的证据，在证据效力上，结算清单明显比照片和笔录证据力度大。一审认定本案的股权，双方当事人未做区分，按照两次股权转让的金额总额判定被上诉人享有750万的权利并无不当。3、上诉人在第一次股权转让后，即应将取得应分配给被上诉人的四百五十万元。并没有给，相反借钱给被上诉人，并收取利息，所以被上诉人主张按照借款同等利息，赔偿损失。 郑汉钟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赵正伟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结算清单》；2、判令被告赵正伟支付代持股权转让款和赔偿损失共计人民币9,176,000元；3、判令被告李琴芳对被告赵正伟应支付的代持股权转让款和赔偿损失承担共同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赵正伟、李琴芳共同承担。根据原告郑汉钟所提供的《郑汉钟案诉请的构成说明》，第三项诉请的具体构成为：1、第一次股权转让款差额1,500,000元，第一次股权转让款总价9,000,000元，双方结算按6,000,000元结算，差额部分3,000,000元，原告应得I,500,000；2、第二次股权转让款参照第一次股权转让款，原告也应得1,500,000元，这个金额以双方协商或司法鉴定为准；3、原告通过被告赵正伟借资给恒盛公司7,466,600元的本息差额，其中：2,466,600元的利息计算时间段是从2011年3月21日到2015年12月31日，利率按2%计算，2016年1月1日到2017年4月30日期间，按月利率1.5%计算，所得利息3,419,118元；700,000元的利息，计算时间2013年9月11日到2015年12月31日，利率按2%计算，2016年1月1日到2017年4月30日期间，按月利率1,5%计算，所得利息554,983元;4,300，000元借资的利息，2013年10月16日到2015年12月31日，利率按2%计算，2016年1月1日到2017年4月30日期间，按月利率1.5%计算，所得利息3,308,850元，三笔利息总额7,282,951元加上本金7,466,600元，原告通过被告赵正伟借给恒盛公司14,749,551元，而赵正伟与郑汉钟结算时告知原告应得金额为II,017,820元，两者差距3,731,731元；4、第四部分未付第一次股权转让款4,500,000元所产生的损失，从2013年11月16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按月利率2%计算，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按月利率1.5%计算，金额为3,372,750元；5、以上差额总和减去被告赵正伟已支付2,212,782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原告郑汉钟与被告赵正伟于2011年3月13日就合股参与恒盛公司开发的云和县商贸城及80亩配套的住宅用地项目的开发事宜签订《合股协议》，协议主要约定：1、被告赵正伟为云和县商贸城项目开发的原始发起股东之一，被告赵正伟同意将其拥有该项目20%的股份中的50%转让给原告郑汉钟；2、恒盛公司成立须注册资金为50,000,000元，按照被告赵正伟与发起股东所签协议计算，被告赵正伟共应出资14,933,300元，为此，双方各应出资7,466,600元，该笔股本金原告郑汉钟应在2011年3月15日前打入被告赵正伟指定的账户；3、被告赵正伟全权代表原告郑汉钟参加项目开发的决策管理；4、被告赵正伟从恒盛公司所获取的一切利润和资产，应与原告郑汉钟均分，如亏损，各承担50%；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原告郑汉钟提交了其与被告赵正伟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的《合股协议》，被告赵正伟、李琴芳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二、2011年3月21日，原告郑汉钟将7,466,600元款项汇入被告李琴芳账户，后被告将466,600元款项返还给原告郑汉钟，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原告郑汉钟提交了2011年3月21日中国银行汇款凭证、结算业务申请书及收条予以证明，被告赵正伟、李琴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7,466,600元中，5,000,000元系10%股权的出资款，另2,000,000元系股东借款，466,600元已归还原告，庭审中原告对466,600元已归还没有异议；三、原告郑汉钟于2012年11月12日、2014年1月10日、2014年5月12日分别向被告赵正伟出具金额为2,000,000元、10,000,000元、1,000,000元的借条，三份借条均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认定该事实的依据：原告郑汉钟提交了其向被告赵正伟出具的借条3份、被告出具的《收条》1张、银行转账凭证7张予以证明，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四、2013年，恒盛公司向股东借资，原告郑汉钟于2013年9月11日汇款700,000元至被告李琴芳账户、于2013年10月16日汇款2,300,000元、2,000,000元至被告赵正伟账户，认定该事实的依据：原告郑汉钟提交了汇款凭证予以证明，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五、2013年11月10日，被告赵正伟将恒盛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云和新桥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9,000,000元，该事实原、被告均认可；六、2017年4月28日，被告赵正伟将剩余的恒盛公司10%股份转让给何小明，被告赵正伟与何小明及保证方虞阳春、张伟其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1、转让价款为6,000,000元；2、何小明承诺于2017年5月15日之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6,000,000元，其中5,500,000元通过目标公司的账户支付到赵正伟指定账户、500,000元由何小明支付到赵正伟指定账户，赵正伟指定接收转让款的账户为：开户行：云和县农行、户名赵正伟、账号：62×××14,2017年5月15日，恒盛公司将5,500,000元股权转让款转账至赵正伟62×××14账户中，次日，何小明将380,000元股权转让款转账至赵正伟62×××14账户中（根据银行交易明细反映预留了120,000元所得税），被告赵正伟于2017年5月16日将该5,880,000元款项汇至李琴芳账户，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原告郑汉钟提交了被告赵正伟与何小明及保证方虞阳春、张伟其于2017年4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本院调取了赵正伟62×××14账户的交易明细清单，交易明细清单中反映的交易时间及金额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吻合；七、2017年5月1日，被告赵正伟与何小明就该10%的股份转让事宜另行签订了一份《浙江恒盛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的价款为5,500,000元，该协议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针对该事实，被告提交了来源于工商部门的恒盛公司股东会决议及《浙江恒盛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证明，原告郑汉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八、2017年5月23日，原告郑汉钟与被告赵正伟就股权转让价款、公司向股东的借款（集资款），原告郑汉钟向被告赵正伟的借款三项事宜进行结算，并签订《结算清单》，清单中载明：“赵正伟、郑汉钟合股参与浙江恒盛商贸城项目开发，赵正伟为该项目正式股东，参与项目运营管理，由于其它原因，2017年5月份，赵正伟正式退出该项目股份，并退股本金12,000,000元，退借款（集资款）及利息22,035,640元，本息合计34,043,564元,按原合股协议各占50%，郑汉钟应得17,021,782元，扣除郑汉钟向我借款及应付利息合计14,809,000元，余额2,212,782元,该笔款已汇，自此双方账务已清。”原、被告对该清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九、在原告郑汉钟与被告赵正伟签订《结算清单》之前，双方通过短信来往进行了对账，被告赵正伟提交了短信内容予以证明，短信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系计算原告郑汉钟应得的股权转让款及集资款本息，计算结果为4,141,782元（集资款利息）十880,000元（股权所得）十12,000,000元（本金）=17,021,782元（被告赵正伟认为该12,000,000元系由7,000,000元集资款与5,000,0000元股本金组成）；第二部分为原告郑汉钟向被告赵正伟所借款项的本息，计算结果为14,809,000元；第三部分为被告赵正伟应支付的款项，计算结果为应付17,021，782元-14,809,000元212,782元；十、被告赵正伟与被告李琴芳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郑汉钟与被告赵正伟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的《合股协议》合法有效，双方之间构成股权代持法律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结算清单》是否应撤销；二、原告郑汉钟的损失赔偿请求是否应支持；三、被告李琴芳是否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针对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结算清单》中反映了三项债权债务关系：其一、两次股权转让款；其二、股东向恒盛公司出借的款项〔集资款〕；其三、原告郑汉钟向被告赵正伟所借款项。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其主张撤销的具体理由为：一、被告赵正伟隐瞒了以下重要事实，构成欺诈：1、第一次股权转让（即2013年11月10日转让给云和新桥投资有限公司的10%股权）价款；2、退借款（集资款）及利息，应以恒盛公司实际退款的金额为准；二、第二次股权转让（即2017年5月18日转让给何小明的10%股权）价款，在双方结算时，被告告知原告公司股权价值6,000,000元，事后经过上饶市公安局调查取证，可知该公司10%股权价值30,000,000元左右，隐瞒了公司股权价格，这是在原告郑汉钟存在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决定。现针对原告主张撤销的理由分述如下：一、针对签订《结算清单》时，被告赵正伟是否隐瞒了第一次股权转让的价款，构成欺诈。首先，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赵正伟于2013年11月10日将恒盛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云和新桥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9,000,000元，而根据案涉《结算清单》的内容，“2017年5月份，赵正伟正式退出该项目股份，并退股本金12,000,000元。”可见，被告赵正伟在结算时隐瞒了本次股权转让的真实价款，构成欺诈；其次，被告赵正伟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股份系抽象的财产，具有不可分性及可转让性，被告赵正伟两次向外转让的股份自身并不具有标识；其二、案涉《结算清单》反映的是结算的结果，而结算的手机短信内容反映的是结算的过程，故《结算清单》的证明力大于短信内容，根据案涉《结算清单》的内容“由于其它原因，2017年5月份，赵正伟正式退出该项目股份，并退股本金12,000,000元，退借款(集资款）及利息22,035,640元，本息合计34,043,564元,按原合股协议各占50%，郑汉钟应得17,021,782元。”该部分内容反映了双方系以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为基础，分类进行计算，故该12,000,000元应为股权转让款，而根据结算的过程中的手机短信内容，郑汉钟应得的款项部分为4,141,782元（集资款利息）十880,000元（股权所得）十12,000,000元（本金）二17,021，782元，被告赵正伟认为该12,000,000元由7,000,000元的借款（集资款）本金与5,000,000元股本金构成，《结算清单》所反映的12,000,000元的构成与《结算清单》所反映的 12.000.000元的构成不一致，应以《结算清单》反映的事实为准；其三、针对原告郑汉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关于“第一次转让系赵正伟的股份，转让后赵正伟就在恒盛公司没有股份了，其所挂的股东只是代持原告郑汉钟10%的股份”的陈述，首先，被告并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其告知了原告本次转让及其转让价款的事实，更未举证证明原告郑汉钟在结算时认可本次转让的股份系被告赵正伟所有；其次，根据《结算清单》的内容，12,000,000元系股本金，与实际的股份转让价款15,000,000元不符，故足以认定原告郑汉钟在结算时并不知晓第一次股份转让以及转让款为9,000,000元的事实，既然原告都不知晓股权转让的事实，何以会认可本次转让的系被告赵正伟的股份，如其认可，《结算清单》中反映的股本金不应为12,000,000元，显然，被告赵正伟在签订《结算清单》时隐瞒了第一次股份转让价款为9,000,000元的事实；综上，该院认定公安机关对原告郑汉钟所作的笔录与《结算清单》相矛盾，应以《结算清单》反映的事实为准。综上所述，该院认定被告赵正伟隐瞒了第一次股权转让的价款，构成欺诈，《结算清单》中该部分合同内容应予以撤销，该部分合同内容被撤销后，被告赵正伟应将1,500,000元的转让价款支付给原告郑汉钟。二、针对集资款本息问题，原告郑汉钟主张在结算时退集资款的本息与事实不符，被告赵正伟隐瞒了该部分事实，根据被告赵正伟提交的结算短信内容，2016年1月份起集资款的利息按1.5%计算，且同期原告郑汉钟向被告赵正伟所借款项的利息亦由2%降为1.5%，该院认为该部分的本息系经过原、被告双方计算得出，并不能以此认定被告赵正伟隐瞒事实，且原告郑汉钟并未举证证明被告赵正伟实际收到的集资款利息高于结算得出的利息，故不应认定被告赵正伟隐瞒事实。同理，被告赵正伟主张其在计算出借给原告郑汉钟的借款利息时免除了部分借款利息，因该部分事实在结算中已有反映，故与案涉《结算清单》内容的撤销与否无关联。三、针对原告郑汉钟在签订《结算清单》时对第二次股份转让款为6,000,000元是否构成重大误解，首先，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的损失，本案中，被告向外转让股份的行为合法有效，被告赵正伟提交了其与何小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银行明细，协议中约定的价款、支付方式与银行明细反映的内容一致，且根据《结算清单》的内容，足以认定原告郑汉钟对本次转让的价款为6,000,000元系认可的，故原告主张重大误解没有事实基础；其次，股份转让的价格基于股份的价值，但在交易时仍应接受市场的检验，被告赵正伟提交的同时间段恒盛公司其他股东向外转让股份的价格的相关证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且原告郑汉钟并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第二次股份转让款实际高于6,000,000元，故原告在庭审中关于第二次股权转让价款以9,000,000元计算的主张不能成立，同理，其主张以鉴定的方式确定股份价值对股份转让的成交价亦没有意义，该院不予准许;再次，原告郑汉钟主张重大误解的理由是矛盾的，重大误解既包括表意人主动发出意思表示时的错误，亦包括相对人受领他人意思表示时的理解错误，但不包括受欺诈而致的错误，隐瞒并不是构成重大误解的条件；综上，该院认定原告的重大误解主张不能成立。针对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原告郑汉钟提交的《郑汉钟诉请的构成说明》，其主张被告赵正伟在第一次转让股份时未及时支付4,500,000元的转让价款，应当赔偿损失，损失的计算依据为：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郑汉钟向被告赵正伟借款1,000余万元，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2%，2016年1月1日后的借款利息系按月利率1.5%计算，故其损失应参照借款利息计算，该院认为，被告赵正伟在2013年11月10日向外转让股份时未及时将50%的股份转让款4,500,000元支付给原告郑汉钟，应当赔偿损失，原告郑汉钟主张参照其向被告赵正伟借款的利率计算损失于法不悖，应予以支持，根据被告赵正伟提交的结算短信内容，原告郑汉钟向被告赵正伟借款的利息在2016年1月前系按月利率2%计算，2016年1月起按1.5%计算，故原告的该项诉请应予以支持。针对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合股协议》约定将股本金汇入被告李琴芳账户内，实际亦是按此履行，原告的部分集资款亦是汇入被告李琴芳账户内，且被告赵正伟在收到第二次股权转让款5,880,000元后即将该款汇入被告李琴芳账户内，故足以认定本案中被告赵正伟与李琴芳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解释》规定。”综上，该院认定被告李琴芳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郑汉钟、被告赵正伟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结算清单》中“并退股本金12,000,000元”的内容；二、被告赵正伟、李琴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郑汉钟股权转让款1，500,000元及赔偿款（赔偿款以4,500,000元为基数，其中：2013年11月16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按月利率2%计算、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按月利率1.5%计算）；三、驳回原告郑汉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03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1,032元，由原告郑汉钟负担35,657元、由被告赵正伟、李琴芳负担45,375元。 本院二审期间，赵正伟、李琴芳提交了一份证据:浙江恒盛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证明。证明：1、上诉人于2013年11月对外转让的10%的股权是其本人所占的公司股权，赵正伟退出公司时，己经将股权和借款一并对外转让。2、上诉人在主观上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同时在客观行为上也是按照按份共有的性质处理本案争议股权。 郑汉钟质证后认为，该证明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证明赵正伟2013年11月对外转让的股权是赵正伟的股权。是赵正伟的股权还是郑汉钟股权，应该通过双方的合意来表示的，而不能通过第三人来证明。涉案的借款是否一并转让，被上诉人并不知情。但是2017年5月23日结算时，己经对与借款己经做了结算。一审也没有撤销这个结算或变更。 本院认证后认为，赵正伟是显名股东，浙江恒盛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股份关系的定案依据。 郑汉钟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 一、赵正伟是否隐瞒了第一次股权转让价款从而构成欺诈。 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股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赵正伟）为云和县商贸城项目开发的原始发起股东之一，甲方同意将其拥有该项目20%的股份中的50%股份转让给乙方（郑汉钟）”。《合股协议》并未对20%股份进行具体分割或为郑汉钟办理显名登记，赵正伟之后两次对外转让股份均未向受让人披露隐名股东郑汉钟。正因为赵正伟两次对外转让的股份不具有标识，赵正伟所提出“转让自己10%的股权，不具有法定、约定的通知郑汉钟的义务”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显名代持人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向隐名股东披露代持股份的交易价格并征得其同意。赵正伟虽然在二审庭审中主张2013年11月10日通知郑汉钟900万元转让10%股份，郑汉钟不同意卖他的10%股份的事实，但是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郑汉钟否认该项事实的情况下，本院不予认定。郑汉钟在公安机关报案时的询问笔录，本意是对赵正伟转让股份情况不明时希望通过刑事程序追讨10%股权，结合《结算清单》可知，不属于民事诉讼意义上的自认“赵正伟第一次转让的10%股份是赵正伟自己的股份”。赵正伟提供的手机结算短信属于单方提供的结算依据，证明力低于双方签字认可的《结算协议》。《结算协议》载明“由于其它原因，2017年5月份，赵正伟正式退出该项目股份，并退股本金12,000,000元，退借款(集资款）及利息22,035,640元，本息合计34,043,564元,按原合股协议各占50%，郑汉钟应得17,021,782元”，赵正伟在签订《结算协议》时隐瞒了2013年11月10日以900万元转让10%股份的事实。赵正伟两次转让股份共获得1,500万元，并非《结算协议》载明的“并退股本金12,000,000元”。赵正伟的隐瞒行为构成欺诈，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撤销《结算协议》部分内容并由赵正伟赔偿郑汉钟的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二、李琴芳是否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股协议》约定将股本金汇入李琴芳账户内，实际亦是按此履行，郑汉钟的部分集资款亦是汇入李琴芳账户内，且赵正伟在收到第二次股权转让款5,880,000元后即将该款汇入李琴芳账户内，故足以认定本案中被告赵正伟与李琴芳系共同生产经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李琴芳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赵正伟、李琴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0,375元由赵正伟、李琴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玮 审判员 周立峰 审判员 姜一珉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饶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