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5民初62010号原告：北京蓝色方略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厂区）****A7-01。法定代表人：罗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珊珊，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楠，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智美赛事营运管理（浙江）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法定代表人：宋鸿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卓，男，197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智美赛事营运管理（浙江）有限公司法务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北京蓝色方略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智美赛事营运管理（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珊珊、张燕楠，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卓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服务费48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3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4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5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5年底，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在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开始为被告计划于2016年举办的2016昆明高原半程马拉松赛（以下简称“昆马”）、2016海南国际马拉松赛（以下简称“海马”）、2016东莞松山湖国际马拉松赛（以下简称“莞马”）三场赛事进行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后经被告电子邮件确认，约定服务期限为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服务费总价人民币48万元，分三个月向原告支付，每月15日前支付上月的服务费人民币16万元。原告于2016年2月28日在昆明、三亚完成了昆马、海马的全部传播和执行工作，并在赛后向被告提交了项目结案报告。2016年3月中旬，在原告已经完成原定于2016年3月27日开赛的莞马的基础准备工作时，被告突然通知原告停止为莞马继续提供服务。至此，被告未支付原告任何服务费。经原告与被告多次沟通，被告至今未付原告任何服务费。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原告证明王某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确认赛事的事实，我公司均是通过招投标程序才签订合同的。王某等人没有合同签订的权利，从王某发送的邮件中的抄送人可以看出，我方提供的合同审批表，签订一份合同需要经过公司其他领导的同意。原告所主张的三项赛事时间均是在2015年合同的期限内，所以原告所主张的本案所涉三项赛事的工作虽然已经履行完毕，但均是在履行2015年的合同义务。原告的证据中也体现了合同尚存在意见和异议，所以合同并未成立。原告为了证明其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于2016年1月31日给被告发送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及附件；2.被告于2016年2月17日回复原告的电子邮件打印件；3.“昆马”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整理件；4.“海马”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整理件；5.“莞马”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整理件；6.原告于2016年3月7日发送给被告的电子邮件及附件；7.原告于2016年3月8日发送给被告的电子邮件及附件；8.原、被告在2016年3月20日至2016年7月15日期间往来电子邮件，及2016年7月15日电子邮件的附件；9.被告主要邮件联系人邮箱地址截图打印件；10.被告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企业综合查询信息打印件；11.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7日的律师函。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9以及证据11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称证据1和证据2中的王某没有获得被告的授权，王某没有签订合同的权利，如果电子邮件是真实的，被告认为王某也是无权代理；从证据3至证据5的微信记录中无法看出原告提供了什么服务；证据6和证据7不能证明是原告做所的工作；被告对证据8中的合同不认可，且有争议，被告领导对此也不清楚；对证据9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并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无异议；对证据11的关联性不认可，并称其公司没有收到过该材料。原告就其诉讼主张还提交了如下证据：2015年7月20日被告员工王某给原告发送的邮件；2015年7月21日至2015年8月18日原、被告的往来邮件；2015年8月14日原、被告往来邮件；2015马拉松系列赛策划传播服务合同；（2017）京仲裁字第0172号《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6年2月26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邮件及附件《2016智美系马拉松系列赛策划传播服务合同》；2016年2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的邮件及附件；2016年3月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的邮件及附件；微信群成员截图打印件。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表示在2015年7月20日向原告发送中标通知后，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原告此后所做的工作均是在履行该合同，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仅有被告的电子邮件确认以及尚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即开始工作；此外，在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期间，原告代理人说2015年的赛事服务合同履行中为被告完成了五站赛事服务，实际上还包括“海马”和“莞马”，所以在服务费方面也并非原告所称的每场24万元，三场比赛共计72万元，而是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为月费制和月付制，每月12万元，与比赛场次无关；另外，原告所提交的电子邮件中表明，发件人为牛某，这也与被告所提供合同签订审批表的经办人是一致的，因此王某并没有经手或经办任何合同签订事宜，我公司更没有授权王某经手或经办任何合同订立、确定事宜；关于原告所提交的2016年赛事服务合同，不予认可，也未经被告同意，原告提供的王某2016年2月17日回复的电子邮件是无效的，因为原、被告并未就服务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该邮件也可以证明“昆马”和长沙两项赛事也是履行2015年服务合同，而非原告所述的2015年仅有三场比赛。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如下的补充证据：1.“昆马”赛事现场照片打印件3张；2.原、被告双方沟通“昆马”赛事往来的电子邮件；3.双方沟通“海马”赛事往来的电子邮件；4.双方沟通“莞马”赛事往来的电子邮件；5.在2016年2月28日“昆马”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6.在2016年3月1日“海马”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7.在2016年3月27日“莞马”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8.原告于2016年2月2日发给被告的电子邮件。被告对上述补充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称2016年“昆马”系由智美体育集团运营；对补充证据2至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假使按照电子邮件的收发时间分析，原告也是在履行2015年赛事服务合同的义务，此外，被告从来没有同意与原告签订2016年服务合同；对补充证据5至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假使这些发布的文章来自被告的微信公众号，亦不能证明这些文章为原告所完成，因为任何工作都有一个交接的过程，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文章为其所写，并交接给被告的过程，因此被告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与原告无关；对补充证据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2016年的服务合同，而且按照原告提供的所谓合同第二条第10款的对比，与原告证明事项不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合同订立审批表，欲证明被告签订合同是有严格审批流程的，不是某个个人就可以签订合同；2.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的《2015马拉松系列赛策划传播服务合同》复印件，欲证明“昆马”、“莞马”、“海马”三项赛事均包括在此份合同内，如果原告提供了服务，也是在履行本合同的义务。原告对被告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并称该证据系被告的内部文件，其内部签证流程与原告和本案的法律关系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并称该证据系原、被告于2015年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的签章情况不能证明2016年原、被告未订立本案项下的合同的关系。根据原告与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本院依法确认如下事实：原告原名称为蓝色方略（北京）咨询有限公司，2015年9月6日经核准变更为现名称。原告与被告曾于2015年8月18日签订了《2015马拉松系列赛策划传播服务合同》1份，约定由原告为被告2015年相关马拉松赛事提供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合同期限为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72万元，分六期支付，被告应于次月15日前支付上一期的服务费。原告于2016年9月26日向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被告依据双方于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2015马拉松系列赛策划传播服务合同》之约定支付剩余的服务费12万元及利息、律师费。2017年2月6日，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作出了（2017）京仲裁字第0172号裁决书，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12万元；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2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提起仲裁之日2016年9月14日为3003.29元；被告支付原告为本案已支付的律师费1万元；仲裁费10540.10元，全部由被告承担，被告应直接向原告支付原告代其垫付的仲裁费10540.10元。（2017）京仲裁字第0172号裁决书的第五页第二自然段写明：“仲裁庭经审查，合同第一页第2条‘合同总价’约定：本合同总价为柒拾贰万元人民币；分项价格为壹拾贰万元整/月，月费制。第三页第二条“服务内容”约定，申请人为被申请人就马拉松赛事提供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包括：2.1赛事品牌定位策略服务；2.2赛事品牌创意策略及执行服务；2.3赛事品牌传播服务；2.4日常客户服务等，其中以上各项还具体列明了详细工作内容。2.4条第7款约定了合作方式，其中7.1款约定：被申请人每月30日前提出次月工作需求，申请人在次月3日前提供当月的月度工作计划及时间，双方须确认工作内容，申请人开展后续工作；7.2款约定当月工作验收报告在下月初由双方负责人签字确认方为验收通过。另外，合同第4.5条约定，被申请人每期付款前对申请人提供的服务进行验收，验收确认合格并认可后支付相应款项。合同8.2条约定：合同期限内，被申请人应于次月15日前支付申请人上一月度的服务费用，即人民币120000元。”该裁决书的第五页第三自然段写明：“按照合同第二条‘服务内容’的约定，2.1、2.2、2.3、2.4各项内容均系针对赛事由申请人提供整体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而言的，‘服务内容’中并未对申请人每个月的具体工作内容做出分别的约定。虽然合同规定了月费制，且第2条第7款约定的合作方式为双方每月确定工作计划，但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未按照第2条第7款约定的合作方式来实际履行，被申请人也依据合同约定支付了前五期款项；且被申请人在申请人提起仲裁之前未对申请人完成合同项下的工作提出过任何异议。仲裁庭认为，依据以上合同约定及双方履约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合同中约定的服务是指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赛事提供整体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而被申请人应该分六期支付合同总价款，每期支付120000元。”该裁决书的第六页第二自然段写明：“仲裁庭进一步认为，由于该案合同的期限为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被申请人未在合同期限后的合理时间内对申请人完成合同约定的针对赛事整体提供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内容提出过异议，（实际上，直到申请人提起仲裁之日即2016年9月14日，被申请人也未对此提出过异议），可以认定，申请人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了针对赛事整体提供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内容；同时鉴于被申请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前五期款项，且双方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具体流程和支付方式来实际履行合同，被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人在2016年1月未进行合同相关的服务，且未经被申请人验收确认，因而被申请人不应支付第六期款项120000元’的答辩理由仲裁庭不予支持。仲裁庭认为，鉴于可以认定申请人已经完成合同约定的‘为被申请人提供相关赛事的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被申请人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向申请人支付最后一期服务费共计人民币120000元。”被告不认可北京仲裁委员会对服务费支付周期以及支付标准的认定，但未就此提供充分且足以推翻该裁决认定的证据。2016年初，原告与被告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就被告委托原告为被告运营的2016年智美系马拉松赛事提供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进行协商，虽然双方未在书面的合同书上签字盖章，但被告联系人在收到原告联系人提供的合同书后未提出异议，并在回复的邮件中表示“确认，请尽快执行，谢谢！”。此后，原告按照向被告发送的合同书的内容履行其合同义务。原告向被告所发送的合同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被告委托原告为被告运营的2016年智美系马拉松赛事提供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合作期限为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每月度的服务费为16万元，被告应于次月15日前向原告支付上一月度的服务费用，合同服务费的总金额为48万元。庭审中，原告称2016年2月17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服务合同，合同内容为被告委托原告为被告提供三场马拉松赛事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服务费总价48万元，分三次向原告支付服务费。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称被告没有与原告签署过本案诉争的合同，被告始终也不清楚此次合同的签订情况。另，原告表示因合同系双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及确认，故无法提供双方签署的书面合同。原告称其在履行涉诉合同中，从事了投放媒体、在被告创建的微博与微信中提供配图和文字、提供传播推广方案、进行阅读的数据分析、制作视频等工作。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原告未向被告提供服务，被告的每一次赛事均有执行报告，但在被告的执行报告中并未体现有原告提供的服务内容。此外，原、被告均确认“昆马”“莞马”以及“海马”三项赛事均已经举办完毕。被告表示其公司没有举办2016年的“昆马”赛事。原告则称在当初的微信群中有涉及“昆马”赛事的文章内容，现在还在被告的官方微博和微信的公众号中也有显示。庭审中，原告表述2015年原告履行合同的参与人员包括沈某某、徐某、陈某某等人员，被告履行合同的参与人包括王某、黄某某、谢某、潘某、黄某、牛某、郝某等，王某是电子邮件的直接收件人，其他人均为抄送人。被告确认牛某系被告赛事品牌部的策略专员、彭某某系赛事品牌部媒介总监、王某某系赛事品牌部文案经理、杨某系赛事品牌部高级设计师、崔某某系品牌部设计总监，并称被告对外签署合同需要财务、法务等部门的确认，并不是一个人能签合同的，并表示原告所述的人员均是被告的工作人员，黄某某是被告2015年的授权代表，在双方的合同中确定了联络方式。原告亦认可在履行合同时系与黄某某进行联络。原、被告均认可在原、被告履行2015年所签订的合同时，被告与原告接洽的人员有黄某某。此外，被告表示王某系品牌部一般职员，是黄某某的下属，品牌部的具体执行操作人是由黄某某负责的。另，被告称王某未明原因自动离职，也没有与被告办理离职手续，黄某某也已经从被告处离职。被告未就王某、黄某某与被告已经办理离职交接手续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就2016年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的原因一节，原告称，原告给王某发送电子邮件之后，王某回复尽快履行，原告认为对方在进行盖章流程，原告一直在等待被告给原告盖章的合同版本，直至2016年2月26日被告给原告发来电子邮件，向原告提出疑问，原告在2016年2月27日回复被告的疑问，当时2016年约定的合同期限是2016年2月1日至4月30日。原、被告均确认“昆马”与“海马”已经于2016年2月28日举办完毕，“莞马”已经于3月27日举办完毕。原、被告均确认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过原告所主张的2016年提供服务的费用。此外，原告称在2016年3月7日的电子邮件系原告的沈某某发给被告的王某、黄某某、杜某某的，2016年3月8日的电子邮件是靳某某发给王威的。2016年1月31日的电子邮件是原告的沈某某发给被告的王某、黄某某、牛某的，2016年2月17日的电子邮件是被告的王某回复原告的沈某某，并抄送被告的黄某某的；同时原告还称从被告企业的网址和邮箱后缀可以看出是被告的工作人员邮箱。被告称因为王某、黄某某、牛某均已离职，他们离职后均会删除他们的邮箱，对原告所提交的被告企业工商查询的内容是认可的。对于被告所提交的订立审批表中每一项审批人员的姓名及职务的情况，被告称因为被告公司内部变动很大，很多人员离职，经过核实，很多情况已经不能确定，但根据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显示，如果原告提供了相关服务，也是在履行2015年所签订的协议。原告还称2016年3月14日被告的王某某以微信的方式通知原告不需要原告再继续履行合同，因此在2016年3月14日之后原告未再进行其他工作，被告的黄某某也联系不上了，原告找了被告的领导，但是一直没有任何回复，被告对原告所提供的服务并未提出异议，也没有对48万元的服务费提出异议。原告称其主张被告的付款时间应当按照2016年合同约定的时间，即2016年3月15日前、4月15日前、5月15日前，三次分别支付款项16万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服务合同。原告在庭审中确认没有明确约定违约责任。另，原告称在收到被告不用再履行合同的通知后，就停止了工作，在2016年3月14日后未再提供任何服务。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工作人员之间的电子邮件等证据。根据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及所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原告与被告就被告委托原告为被告运营的2016年智美系马拉松赛事提供传播策划及品牌管理服务进行了洽商，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书。就双方是否存在服务合同关系一节，原、被告各执一词，该问题亦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本案中，被告虽然否认与原告进行接洽的人员黄某某、王某等人具有被告的委托授权（即不享有代理权或代表权），但被告对在2016年与原告接洽人员系其公司职员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认可相关人员与在履行2015年服务合同时与原告接洽的部门及相关人员存在部分重合的事实。其次，虽然原、被告未在书面的合同书上签字盖章，但被告联系人在收到原告联系人提供的合同书后未提出异议，并为了履行双方的合同建立了微信群，同时在微信群中对进一步的工作进行协调和安排，在双方的电子邮件中也显示有被告要求原告尽快执行的内容。再次，原告按照向被告发送的合同书的内容履行其合同义务，被告在“昆马”和“海马”举行期间并未对原告所提供的服务提出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被告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属于表见代理行为成为本案的关键，也是认定双方是否成立合同关系的关键。在宏观上，综合考虑被告工作人员（即黄某某等人）的主观意思表示以及从外在行为作为判断，上述人员的行为和作出的意思表示皆系源于被告的业务和工作职责范围，并未超过被告的实际经营范围。在微观层面，被告工作人员（即黄某某等人）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雇主（即被告）的利益，且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即在职责方面享有相应的权限），此种行为不违反雇主（即被告）明示或者可得而知的意思表示，此外，被告工作人员（即黄某某等人）的外在行为表现系职务行为。简言之，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工作人员（即黄某某等人）所从事的行为系被告的授权行为（即职务行为），且被告在知道该种行为后并未就此提出异议或作出明确的否认意思表示，原告对此亦不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工作人员（即黄某某等人）享有代理权，并享有与原告签订相关的合同的权利，而且双方已经就合同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履行。因此，本院依法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关于服务费用一节。因此前（2017）京仲裁字第0172号裁决书已经确认双方在2015年的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和服务费标准及金额，且原告与被告之间在本案所涉的合同中约定的服务费标准及金额均不高于此前双方约定的数额，故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服务费标准予以采纳。但因原告客观上并未为被告提供全部的赛事服务，故本院对原告已经完成的赛事服务的费用予以支持，对于未完成的赛事的服务费用，本院将根据实际情况酌情予以考虑。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利息一节。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向原告支付服务费，但截至法庭辩论终结前，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服务费，客观上给被告造成了利息的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利息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具体标准本院将根据查明并最终确定的数额予以确定。虽然被告不认可北京仲裁委员会对服务费支付周期以及支付标准的认定，但未就此向本院提供充分且足以推翻该裁决认定的证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智美赛事营运管理（浙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蓝色方略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服务费38万元；二、被告智美赛事营运管理（浙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蓝色方略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自二○一六年三月十六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被告智美赛事营运管理（浙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蓝色方略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自二○一六年四月十六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被告智美赛事营运管理（浙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蓝色方略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自二○一六年五月十六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五、驳回原告北京蓝色方略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原告北京蓝色方略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500元（已交纳）；由被告智美赛事营运管理（浙江）有限公司负担7000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史 震人民陪审员  王京玉人民陪审员  苑国达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张 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