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1民初2777号原告：李秦英，女，1960年01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宏骏，北京伊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北京东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大街**。法定代表人：韩卫国，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良坤，北京市中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婧，女，1982年9月18日出生，该单位干部。被告：薛建国，男，196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琦，北京市丹顿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秦岭，女，196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原告李秦英与被告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薛建国及第三人李秦岭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秦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宏骏、黄海波，被告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良坤、赵婧，被告薛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琦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李秦岭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秦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薛建国签订的《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7年5月至2008年7月期间，被告薛建国租住（每月400元）原告之母刘淑兰出资建造的1间自建房。2008年7月，原北京市崇文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因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对马家堡路××号刘淑兰出资建造的该自建房进行拆迁安置。在原告一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错误地将临时租住的薛建国作为被安置人，签订了《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协议号：居××）。原告认为，该协议的当事人主体不适格，损害了刘淑兰的利益，应依法确认无效。另，刘淑兰于2013年5月3日去世，其夫李德计于2012年12月30日去世，原告与第三人李秦岭是刘淑兰与李德计之女。基于上情，原告诉至人民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辩称：1、本案原告与诉争合同没有法定的利害关系，主体资格不合适；2、人民法院如果能够在本案中查明，被告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与薛建国签订合同所依托的自建房，确实不属于薛建国所有，那被告也认为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书是无效的；3、被告对于原告母亲刘淑兰的去世时间存疑，如果刘淑兰早在2003年就已去世，那被告与刘淑兰签订的安置协议书亦属于无效合同。被告薛建国辩称：1、被告薛建国与北京市东城区综合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7月7日签订的《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经过政府多家部门审核，合法有效，该协议与原告起诉所述的自建房屋没有任何关联性。2、薛建国于2017年12月11日向原告李秦英出具的《说明》是原告找薛建国证明，薛建国2007年5月至2008年7月曾经租住该院西数第二间自建房是刘淑兰出资建造，薛建国每月支付租金400元，由原告李秦英代收。出具《说明》的目的是原告为了和其妹妹即本案第三人李秦岭进行诉讼之用，其与《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中涉及的房屋无关。3、薛建国在××号院内曾经租住的西数第二间自建房还存在，根本没有被拆除，目前还有人在居住。4、薛建国与北京市东城区综合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7月7日签订的《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所涉及的房屋已经拆除，现在原址上已经由其他单位建设了新的建筑物。5、原告表示其家的房屋拆迁未进行补偿，可从2008年7月至今，原告都没有提出过异议，反倒是被告薛建国帮助原告李秦英对以前承租的房屋出具说明后，原告才提起本案诉讼，从时效性和法律事实来讲都没有依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李秦岭未到庭应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秦英与第三人李秦岭系姐妹关系，二人的父母为李德计与刘淑兰。刘淑兰在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马家堡路××号分别承租公房1间及1.5间。2008年7月，原北京市崇文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在南二环永健里地区进行“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项目建设，马家堡路××号位于该整治项目范围内。2008年7月9日，拆迁人（甲方）北京市崇文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与被拆迁人（乙方）刘淑兰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协议号：居2-43）。约定：乙方刘淑兰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间，使用面积14.8平方米，建筑面积19.728平方米；附属房屋3间；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现有在册人口6人，实际居住6人，分别为户主刘淑兰、之夫李德计、之女李秦岭、之外孙女王旭、之女李秦英、之女婿卢会亮。同时，双方签订《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协议号：居××）。约定：乙方自愿放弃货币补偿方式，并同意选择定向安置到弘善家园小区，与弘善家园小区的建设单位另行签订《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弘善家园购房合同》；安置标准为乙方原建筑面积与补贴面积之和为定向安置建筑面积；其计算公式为原建筑面积19.728m2×(1+0.7)=33.538m2；乙方自愿选择弘善家园××号贰居室壹套，安置房屋建筑面积（暂测）78.51平方米；乙方应缴纳的安置房款为（乙方安置房屋建筑面积78.51平方米-定向安置建筑面积33.538平方米）×4900元/建筑平方米=220363元，大写金额：人民币贰拾贰万零叁佰陆拾叁元整；甲方支付乙方搬迁奖励费和补助费共计56380元；乙方以各项奖励费及搬迁补助费冲抵安置房差价款后，最终应付房款共计人民币166646元。当日，拆迁人（甲方）北京市崇文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与被拆迁人（乙方）刘淑兰签订《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协议号：居××）。约定：乙方刘淑兰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5间，使用面积21.7平方米，建筑面积28.926平方米；附属房屋3间；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现有在册人口6人，实际居住6人，分别为户主：刘淑兰、之夫：李德计、之女：李秦岭、之外孙女：王旭、之女：李秦英、之女婿：卢会亮。同时，双方签订《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协议号：居××）。约定：乙方自愿放弃货币补偿方式，并同意选择定向安置到弘善家园小区，与弘善家园小区的建设单位另行签订《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弘善家园购房合同》；安置标准为乙方原建筑面积与补贴面积之和为定向安置建筑面积，其计算公式为原建筑面积28.926m2×(1+0.7)=49.174m2；乙方自愿选择弘善家园20号楼1304号贰居室壹套，安置房屋建筑面积（暂测）74.75平方米；乙方应缴纳的安置房款为：（乙方安置房屋建筑面积74.75平方米-定向安置建筑面积49.174平方米）×4900元/建筑平方米=125322元，大写金额：人民币壹拾贰万伍仟叁佰贰拾贰元整；甲方支付乙方搬迁奖励费和补助费共计人民币56564元；乙方以各项奖励费及搬迁补助费冲抵安置房差价款后，最终应付房款共计人民币72663元。2008年7月7日，拆迁人（甲方）北京市崇文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与被拆迁人（乙方）薛建国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协议号：居××）。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自建房1间；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实际居住人1人，分别为本人薛建国。当日，双方还签订了《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协议号：居××）。约定：乙方在崇文区马家堡路××号拆迁范围内有自建房1间，附属房屋1间；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实际居住1人，分别为本人薛建国；乙方自愿放弃货币补偿方式，并同意选择定向安置到弘善家园小区，与弘善家园小区的建设单位另行签订《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弘善家园购房合同》；安置标准为乙方原建筑面积与补贴面积之和为定向安置建筑面积，其计算公式为原建筑面积0m2×(1+0.7)=0m2；乙方自愿选择弘善家园20号楼1315号贰居室壹套，安置房屋建筑面积（暂测）76.35平方米；乙方应缴纳的安置房款为（乙方安置房屋建筑面积76.35平方米-定向安置建筑面积0平方米）×4900元/建筑平方米=374115元，人民币叁拾柒万肆仟壹佰壹拾伍元整；甲方支付乙方搬迁奖励费和补助费共计55985元；乙方以各项奖励费及搬迁补助费冲抵安置房差价款后，最终应付房款共计人民币318130元。同时，《北京市房屋拆迁基本情况调查表》记载被拆迁房屋情况：房屋坐落××号院内厕所南边铁道北侧。《验房通知单》中记载有正式住房1.5间。《住自建房居民申请安置补助申请表》中的申请理由为“本人薛建国居住在马家堡路××号院从来未享受过福利分房，也无其它正式住房，一直居住在此地的自建房内，现拆迁，特申请给予安置。”另查，2010年，北京市崇文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与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合并，合并后称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2017年12月11日，被告薛建国向原告李秦英出具字据，内容为“本人薛建国于2007年5月份至2008年7月份与邻居范红祥同租住刘淑兰位于崇文区永外马家堡路××院内自建房。本人薛建国租住在西边数第二间自建房1间，该房为刘淑兰出资建盖。本人薛建国每月支付租金肆佰元人民币刘淑兰女儿李秦英代收。不牵扯房子买卖关系。”庭审中，原告曾表示因被告薛建国租住该院刘淑兰的西边数第二间自建房1间，被告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错误地将临时租住的薛建国作为被安置人，与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薛建国进行了安置，侵犯了刘淑兰的合法权益。对此，被告薛建国表示不予认可。薛建国称，其确实曾经租住过刘淑兰的自建房，但其与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自建房系其自己在该院东南侧厕所旁边搭建的，不是刘淑兰的那间自建房。诉讼中，本院调取了薛建国及刘淑兰的拆迁安置档案，在薛建国的档案中记载被拆房屋坐落××号院内厕所南边铁道北侧。对此，原告又称该间自建房亦属于刘淑兰搭建，借给薛建国使用，但原告就此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佐证。随后，原告根据薛建国拆迁档案中《验房通知单》中记载有正式住房1.5间，又称薛建国与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侵犯了刘淑兰承租的公房1.5间的合法权益，并损害了国家利益。庭审中，原告提交了2015年度的《租赁房屋治安责任保证书》2015年修缮房屋的收据、视频光盘、照片，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坐落在××号院内厕所南边铁道北侧的自建房系原告家所建，该房屋与被告薛建国无关。对此，被告薛建国表示不予认可。现原告持诉称理由诉至本院。诉讼中，被告薛建国对刘淑兰的死亡时间提出异议，并提交了刘淑兰与李德计墓地的墓碑照片，照片显示：刘淑兰“生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廿六，故于二〇〇二年三月初三”、李德计“生于一九三〇年腊月初九，故于二〇〇三年正月十八”。对此，原告表示不予认可。原告提交两份死亡医学证明书，刘淑兰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证书编号为0141952，死亡时间为“2013年5月3日”，填报日期为2013年11月4日；李德计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证书编号为0141953，死亡时间为“2012年12月30日”，填报日期为2013年11月4日。两份死亡医学证明书均为复印件，印章模糊，无法辨别出具体单位。被告对死亡证明不予认可，并称两份死亡证明的编号相连，而死亡时间相差将近一年，在此期间该医院（卫生部门）没有死亡的其他人员，与常理不符。本院要求原告提供出具上述死亡证明的单位，但原告予以拒绝。本院为核实刘淑兰的去世时间，前往北京市疾控中心查询，结果与原告提供的死亡证明相同。前往中华永久陵园查询，陵园工作人员告知李德计与刘淑兰的墓地在和F丁区-4-7，为卢萌于2012年7月22日购买，安放时间为2012年7月25日。陵园工作人员带领本案承办人查看了墓碑，与薛建国提供照片相符。本院到本市东城区社保中心查询，刘淑兰原为北京玻璃集团公司职工，社保于2010年8月25日因其他原因中断；社保信息系统中未见李德计的记录。本院到玻璃集团查询刘淑兰的工作档案，在档案材料中存有河北省定州市砖路镇潘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刘淑兰于2010年8月9日死亡，土葬本村外李家坟地内。对此，原告李秦英提交了（2002）崇行初字第39号行政判决书、（2002）二中行终字第179号行政判决书、（2003）崇民初字第3495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书》、《见证书》等，用于证明刘淑兰的死亡时间与其提供的死亡证明相符。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视频光盘，证人证言，收据，租房治安保证书，租赁契约，工作笔录，照片，行政判决书，证明，《申请执行书》、《见证书》，拆迁档案和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李秦岭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陈述和质证的权利，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二被告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原告起诉认为二被告签订的《崇文区南二环“边角地”环境整治工程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侵犯了其母刘淑兰的合法权益，要求确认该协议书无效。本案在审理期间，原告提交了视频光盘、照片、2015年度的《租赁房屋治安责任保证书》及2015年修缮房屋的收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用来证明被告薛建国被拆迁的自建房系原告家所修建，但应指出，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原告的主张。基于此，被告薛建国被拆迁的自建房与刘淑兰无关。诉讼中，原告又称诉争协议侵犯了刘淑兰承租的公房1.5间的合法权益，并损害了国家利益，但根据证据表明刘淑兰承租的1.5间公房亦已得到安置。故此，原告所持诉讼理由，依据不足，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秦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72元，由原告李秦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提人民陪审员  徐国强人民陪审员  杨景旺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蒋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