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119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好乐迪饮食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刘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天月，男，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法定代表人：邓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剑飞，广东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好乐迪饮食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乐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隆公司）侵害作品复制、放映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16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好乐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索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索隆公司的起诉；2.本案诉讼费用由索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虚假协议，索隆公司不是适格的权利主体。好乐迪公司二审提交了索隆公司与北京天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签署的《音乐作品著作权独占许可授权协议》，索隆公司曾以其作为权属依据在重庆、贵州、广东珠海等地发起大规模商业诉讼，后该批案件均以该协议的授权事项与著作权法第八条、《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条所定义的集体管理活动完全一致，违反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六条禁止性规定等原因，最终被法院终审裁定驳回起诉。此后，为实现利用大规模商业诉讼获得巨额利益之目的，索隆公司在《音乐作品著作权独占许可授权协议》不能继续使用的情况下，另行与天某公司补签了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可见签署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依靠大规模诉讼获利向法院提交权属证据的需要，而非为了受让权利进行许可使用。该转让协议也没有约定对价，其形式要件不符合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且其从未开展向任何使用者进行作品正常使用的许可或其他经营业务。因此，转让协议本质上是为诉讼目的专门制作的证据，从前后两份协议互相印证的逻辑关系来看，索隆公司享有的权属只是形式上的，实质上索隆公司并不会使用该协议转让的作品。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好乐迪公司并非复制行为的实施主体，不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好乐迪公司实施了复制行为并侵犯了索隆公司的复制权与事实不符。索隆公司一审提交的公证光盘所保全的内容中缺失取证者获得作品的过程，故不能证明好乐迪公司存在侵犯索隆公司复制权的行为。事实上，好乐迪公司经营所用的点唱设备中全部歌曲均由点唱设备生产商提供，好乐迪公司在经营中并不存在复制歌曲的行为。此外，行业内大部分点唱设备生产商向权利人获取卡拉OK歌曲复制权许可的事实，客观上证明了复制行为的实施主体为卡拉OK点唱设备生产商，而非好乐迪公司。三、好乐迪公司为《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范的使用者，已经尽到尊重他人著作权的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并不存在过错。好乐迪公司作为KTV经营者，使用的卡拉OK点播系统曲库均由点唱设备生产商提供，其音乐电视作品数量高达十几万首，如果就曲库中的每一首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利状态，特别是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否有权进行集体管理逐一进行核对，赋予了使用者过于苛刻的注意义务，有失公允。好乐迪公司已经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交纳了曲库的版权使用费，具有付费使用的明确意思表示及付费行为，好乐迪公司已尽到尊重他人著作权合理的注意义务，对侵权行为的发生没有主观过错，故即使认定构成侵权，亦只需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而无需赔偿损失。被上诉人索隆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索隆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法律亦没有强制性规定限制著作权人的经营范围。索隆公司作为著作权人依法提起诉讼具有法律依据。第二，好乐迪公司以其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签订了音乐作品授权合同为由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一审判决对赔偿数额的认定清楚，数额合理。被上诉人索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好乐迪公司立即停止对《杜老师》1首作品著作权实施侵权行为；2.好乐迪公司赔偿索隆公司的经济损失2000元；3.好乐迪公司承担索隆公司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律师费、公证费、取证消费）合计276.8元；4.好乐迪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诉请保护作品名称及作品类型：《杜老师》（作品登记证号：国作登字-2016-I-00339661）；著作权人：天某公司；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2.索隆公司获得权利来源：《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编号：DWXF-2017-013）及《确认书》。内容及性质：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等的独占使用权。期限：永久。索隆公司当庭确认主张复制权、放映权。3.涉案公证情况（被诉侵权行为）：擅自在经营场所提供案涉MTV供顾客点播【发现侵权时间：2017年11月29日；实施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某路“好乐迪KTV”的营业场所】。4.比对：公证封存光盘中内含的被诉侵权视频，相关播放画面为视频片段，所显示的词曲、演唱者、对应的演唱画面等均与案涉MTV音乐电视作品相吻合。5.好乐迪公司经营情况：2011年1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经营范围：自助式卡拉OK娱乐超市；餐饮服务。上述各项有《作品登记证书》、《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确认书、（2017）湘永潇证监保字第0087号《公证书》及附件、（2017）湘永宁证字第2036号《公证书》及附件、好乐迪公司企业公示信息资料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需要审查认定的问题有三个：1.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2.索隆公司是否为适格主体的问题；3.好乐迪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首先，关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索隆公司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明确了涉案作品《杜老师》的著作权人是天某公司，《作品登记证书》由国家版权局依法出具。对此，好乐迪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是天某公司。其次，关于索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索隆公司与天某公司签订《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天某公司将其依法拥有的音乐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在实体经营的商场、娱乐场所、KTV、酒吧等公共场所及经营场所，以及相关的设备供应商及经营者的领域内转让给索隆公司，索隆公司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侵权方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的权利。因此，索隆公司依法享有诉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再次，关于好乐迪公司是否构成侵权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好乐迪公司未经索隆公司授权或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的KTV点歌系统存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向不特定的消费者公开播放，且未能提供合法来源，侵犯了索隆公司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索隆公司要求好乐迪公司方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本案中，好乐迪公司认为应按照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出具的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细则计付赔偿费用，由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不是在正常交易条件下以合同等方式确定交易价值，而是以索隆公司受损、好乐迪公司侵权获利、法定赔偿等方式来确定。虽然因知识产权的特性以及损害事实取证难等实际情况，使确定实际损失经常有较大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应按照好乐迪公司主张的有关部门制定的正常交易价格计算实际损失，好乐迪公司主张的参加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收取费用的计算方法与本案的情况也不具有关联性，故好乐迪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好乐迪公司还提出其已经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版权费，故其违法的主观恶意不大，应相应减少赔偿额度的意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好乐迪公司虽然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歌曲著作权使用费，但本案证据无法证明索隆公司及转让前的权利人将涉案作品许可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好乐迪公司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许可使用费的行为并不包含涉案作品的授权使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并非仅仅是惩罚性赔偿，更多的是包括了对被侵权人权利损失的恢复和填平，好乐迪公司应在获得了授权后加强与授权组织之间就授权歌曲的使用的规范管理，合法行使权利，不宜以此理由剥夺未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获取赔偿的权利，故好乐迪公司的上述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流行时间及相关音乐作品使用的付酬标准、好乐迪公司侵权行为的方式、主观过错程度以及索隆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维权费用等因素，酌定本案的赔偿及合理开支总额为1000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十项、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好乐迪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对《杜老师》作品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二、好乐迪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索隆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支出共1000元；三、驳回索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好乐迪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元，由好乐迪公司负担。二审中，好乐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音乐作品著作权独占许可授权协议》，拟证明索隆公司实施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2.民事裁定书二份，拟证明索隆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索隆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因天某公司与索隆公司已另行签订权利转让协议，好乐迪公司提交的证据1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好乐迪公司提交的证据2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天某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出具《确认书》，就涉案转让协议确认以下事项：天某公司已收到索隆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涉案音乐作品相关权利按照涉案转让协议签订日期2017年10月15日起生效；天某公司与索隆公司不存在任何履行协议的纠纷。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诉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索隆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2.好乐迪公司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以及一审法院对好乐迪公司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一、关于索隆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问题索隆公司依据其与著作权人天某公司签订的涉案转让协议主张其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享有包括KTV在内的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好乐迪公司上诉主张涉案转让协议系为应对诉讼而制造的虚假证据、索隆公司未实际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相关著作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好乐迪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转让协议并非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天某公司已出具确认书确认收到索隆公司支付的款项，故在没有相反证据否定该书证的证明效力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涉案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最后，支付相应对价并非转让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协议成立或生效要件，即使索隆公司未支付相应对价亦不影响索隆公司依约定获得相应著作权。因此，好乐迪公司的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索隆公司依据涉案转让协议的约定享有涉案音乐作品包括KTV在内的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等实体权利。至于索隆公司的实际经营范围是否与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相符，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并无法律、法规规定著作权受让人必须具备特定经营范围方能受让相应的著作权，因此，即使索隆公司不具备KTV等经营范围，亦未实际经营上述项目，不影响其通过受让取得本案相关著作权。综上，对于他人未经许可在KTV等协议约定的“线下领域”实施的侵害复制权、放映权的侵权行为，索隆公司有权以著作权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侵权责任，其作为本案原告是适格的。好乐迪公司上诉还主张索隆公司并非合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无权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包括提起本案诉讼。对此，本院认为，如上所述，索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其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享有的相关著作权，而非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职能，其行为不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调整范围，其提起本案诉讼亦无须具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主体资格，因此，好乐迪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好乐迪公司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以及一审法院对好乐迪公司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好乐迪公司主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是点唱设备生产者复制，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信。因好乐迪公司实施了侵害索隆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在线下享有的复制权、放映权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判令好乐迪公司停止侵权，并综合具体案情酌定好乐迪公司向索隆公司赔偿1000元，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未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管理，好乐迪公司以其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为由主张不应向索隆公司进行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好乐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好乐迪饮食娱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温万民审判员  徐允贤审判员  潘伟丹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陈敏仪书记员赵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