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622民初692号 原告：姚某，女，193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航,男，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帅某1，男，1958年9月9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铜仁市。 被告：帅某2，男，1968年8月19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铜仁市。 被告：帅某3,男,1966年11月21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铜仁市。 被告：帅某4,女,196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铜仁市。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资林，男，贵州哲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姚某与被告帅某1、帅某2、帅某3、帅某4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2012年6月22日原告与帅平武所立的遗赠扶养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6月22日，原告姚某的丈夫帅平武立了一份遗嘱，遗嘱重要内容是（1）帅平武欲将政府返还的105.2平方米（1栋2单元2层202室）住房和28.8平方米的门面(地处城南大道路边)的产权，归侄儿帅某1、帅某3、帅某2、侄女帅某4四人共同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享用，其中安置房屋补差款由继承人支付。（2）从房屋拆迁之日起，继承人负责两位老人的生养死葬。从该份遗嘱的形式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应的法律规定，该份遗嘱不符合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的构成形式要件，所以该份遗嘱不能认定为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同时从内容上来看遗嘱是单方面行为，不附条件，但该份遗嘱附有“负责我们两位老人生养死葬”的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从遗嘱全部内容来看，遗嘱更加符合遗赠扶养协议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遗赠抚养协议。事实上2012年6月22日签订该遗嘱后，四被告从未履行过该遗嘱。签订该遗嘱后原告及已故丈夫三次住院均没得到四被告护理照顾，平时生活中也无照料之举。特别是2018年3月15日原告的丈夫帅平武去世后，四被告并没有按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履行义务，既没有履行帅平武死葬义务，随后更没有履行扶养原告的责任。 被告帅某1、帅某2、帅某3、帅某4辩称，本案遗嘱不属于遗赠扶养协议，而是典型的自书遗嘱。原告诉讼请求错误，诉讼定性错误，依法应当驳回起诉或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在处理遗产继承纠纷中，核心原则是尊重死者意愿，本案中帅平武从2012年立下遗嘱以后，至今6年之久，帅平武就从来没有更改遗嘱，说明帅平武生前的意愿还是如遗嘱的规定，由四被告继承。本案有较为特殊的情况，就是立遗嘱时包括帅平武以及四被告都不知道原告有亲生子女，因此在立遗嘱时，由于原告的隐瞒行为，欺骗了帅平武以及四被告等人。原告在遗嘱上的签名不是原告自己签名，而且是由帅某4将原告名字签写在遗嘱上。帅平武生前与原告生活十年，在这十年期间，原告的子女从来没有出现，经向民政局核实，当地村干部均认为帅平武及原告没有子女，因此被评为“五保户”。原告的子女在医院突然出现，并且故意制造矛盾纠纷，其目的是为了争夺帅平武遗产。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姚某与帅平武共同生活，双方于××××年××月××日在玉屏侗族自治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帅平武婚前亦无子女。帅平武与帅某1、帅某3、帅某2、帅某4系叔侄子、侄女关系。2012年6月22日，姚某与丈夫帅平武立下一份《遗嘱》，内容为：“我叫帅平武，年少来到玉屏帅文明家，并认帅文明为父亲，一直生活在玉屏，膝下无子女，父亲帅文明早已病故，现与老伴共同生活。目前本人住处（钟鼓楼后，城南大道路边），被政府征用作为钟鼓楼广场修建使用，现将政府返还的105.2平方米（1楼2单元2层202室）住房和28.8平方米的门面(地处城南大道路边)以及所有的田土自留地的产权，归侄儿帅某1、帅某3、帅某2、侄女帅某4四人共同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享用。其中安置房屋补差款由继承人支付。从房屋拆迁之日起，继承人负责我们两位老人的生养死葬。立遗嘱人：帅平武、姚某，见证人：陈明九、舒崇林、张明祥，见证单位：玉屏侗族自治自治县城镇建设协调领导小组。”《遗嘱》由立遗嘱人帅平武、姚某签名捺印，见证人签字，见证单位盖章后，由帅平武夫妇、帅某1、帅某3、帅某2、帅某4各持一份。2012年6月22日帅平武与玉屏侗族自治县城镇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签订《玉屏侗族自治县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帅平武、姚某原住房（钟鼓楼后，城南大道路边）在立《遗嘱》一周后被拆迁。帅平武与姚某的房屋拆迁后，四被告从未与原告夫妻一起居住生活，仅在每年春节和清明节等节假日看望帅平武夫妇，并送礼金和礼品。帅平武于2018年3月15日在玉屏家中病故，由原告姚某的女婿吴继文等人办理丧葬事宜。现姚某与其女杨菊清共同居住。 另查明，帅平武与姚某享有特困户优惠政策。在2017年4月左右，因相关部门查出姚某有亲生子女，该户降为一类低保户。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帅平武、姚某与帅某1、帅某3、帅某2、帅某4系叔侄子、侄女关系，为帅平武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外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规定，帅平武健在时与姚某于2012年6月22日所立的《遗嘱》名为遗嘱，实为附条件遗赠行为，该遗赠行为是帅平武、姚某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因此对本案中的《遗嘱》的法律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受遗赠人帅某1、帅某3、帅某2、帅某4虽未在《遗嘱》中签名或有证据证明四人明确表示接受，但其在场的行为已表示其已接受承担对遗赠人生前给予精神安慰、生活上照料和扶助及必要的经济供养，在遗赠人死亡后负责办理丧葬及其他后事的义务。《遗嘱》签订后，在房屋拆迁后即发生效力，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双方应严格履行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但长期以来，受遗赠的四被告从未与原告夫妇一起居住生活，仅在每年节假日予以看望，并送礼金和礼品等行为，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对遗赠人生前扶助死亡后负责后事的义务，故导致双方矛盾不断加大，现遗赠人姚某以此为由，诉请法院撤销2012年6月22日所立的《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一条“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附义务的遗嘱继承或遗赠，如义务能够履行，而继承人、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经受益人或其他继承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附义务那部分遗产的权利，由提出请求的继承人或受益人负责按遗嘱人的意愿履行义务，接受遗产。”的规定，并且原告与帅平武系夫妻关系，帅平武病故后，原告作为法定继承人提出撤销《遗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四被告提出帅平武于2012年6月22日所立《遗嘱》为自书遗嘱，不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的辩称，与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但该《遗赠》属于附义务、附条件的遗嘱。 综上所述，原告姚某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原告姚某、帅平武在2012年6月22日所立《遗嘱》。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帅某1、帅某3、帅某2、帅某4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洪玉水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周 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