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11047号原告：李恩实，女，1978年11月18日出生，朝鲜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骋，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卓，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鲍世福，男，1950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加栋，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茹，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恩实诉被告鲍世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恩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骋，被告鲍世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加栋、刘彦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恩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李恩实与鲍世福之间的抵押合同无效；2.判令鲍世福协助李恩实办理解除抵押手续；3.判令鲍世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李恩实名下有一套房产，即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权证书号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2017年6月，李恩实得知自己的房产已被抵押，经去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查询得知，该房产已于2017年4月27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鲍世福，抵押方式为一般抵押，债务履行期限为一个月。李恩实与鲍世福并不相识，未与鲍世福签订过任何抵押合同，也未委托任何人代为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鲍世福与案外人恶意串通，将李恩实的房产进行抵押，鉴于抵押行为并非李恩实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鲍世福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李恩实的合法权益，故李恩实诉至法院。被告鲍世福辩称，一、本案的事实过程如下，2017年4月，鲍世福经借款服务机构中宏屹诚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介绍与房春植相识，房春植当时持李恩实身份证、户口本、离婚证、离婚协议、房屋所有权证、贴有中国驻韩国使领馆认证标志的授权委托书等全部原件向鲍世福提出借款本金530万元的请求，鲍世福经审核上述原件后相信房春植有权代表李恩实签订抵押担保合同。为进一步核实房春植所获授权的真实性，鲍世福要求房春植带其实地查看抵押房屋，房春植带鲍世福实地查看了抵押房屋，鲍世福现场取得了“住宅小区缴费通知单”、“物业交割单”、“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缴费通知单”等原件。由此鲍世福才最终相信房春植有权代表李恩实签订抵押担保合同，鲍世福才支付了借款530万元。二、李恩实对房春植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李恩实称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的李恩实的护照号码×××与其作为证据提交的护照中的号码不同，但在证据交换时审查李恩实作为证据提交的护照原件中已经载明：李恩实原护照号码就是×××。李恩实称授权书中签名“李恩实”不是其本人所书写，一般情况下公证机关对当事人有正楷签字的要求，这必然导致授权书中签名“李恩实”与李恩实日常签字笔迹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李恩实授权房春植办理一系列事务的授权委托书是经韩国公证机关公证，又经韩国外交部确认，再经中国驻韩国大使馆认证的文件。该授权委托书上贴有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领事部三等秘书兼副领事徐曼丽的签名标签，且该标签上又粘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认证”的防伪标识。该授权书符合上述全部严格的法定条件及程序审核，足以确认该授权书的真实性。三、即使在不考虑授权书中“李恩实”签名真实性的情况下，房春植的行为对相对人鲍世福来讲也构成表见代理。《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应具备两个要件：1、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2、相对人善意无过失。本案符合该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1、在本案中，房春植在以李恩实名义同鲍世福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办理抵押登记过程中，房春植向鲍世福出具了如下原件：李恩实的身份证、李恩实户口本、李恩实的离婚证、离婚协议、房屋产权证书、贴有驻韩国大使馆认证防伪标识的授权委托书等全套抵押借款资料。这里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房屋产权证书原件是唯一的，即自房屋登记至李恩实名下之日时至今，有且只有这唯一的房产证书。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房春植有权代表李恩实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办理抵押登记的代理权表象。2、鲍世福除在文件资料上对房春植是否具有代理权审查外，还进一步对抵押房屋进行了实地考察，房春植带鲍世福检查了抵押房屋缴纳物业费情况、自来水缴费情况、电费余额、天然气余额、房间内空调、有线电视、宽带、家具设施等等，这使鲍世福相信房春植有权代表李恩实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办理抵押登记。3、众所周知，办理抵押登记过程中有政府房屋交易管理部门对抵押登记手续和人员进行审核和查验。政府房屋交易管理部门具有专门知识和专业经验的从业人员亦认为房春植有权代表李恩实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办理抵押登记，那么就不能认为鲍世福作为普通人有更强的判断能力和更高的注意义务。4、纵观案件全过程，可以确认：鲍世福系通过市场贷款中介了解到房春植贷款信息，审查了房春植提供的授权书、房产证等全部资料，并实地查看抵押房屋，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并支付了全部借款。在整个过程中，相关证件齐备，房春植全程参与和配合，有政府房屋交易管理部门对抵押登记手续和人员进行审核和查验，足以使鲍世福相信房春植的行为，是有权代理的行为，故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房春植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亦无证据证明鲍世福与房春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鲍世福基于对代理权表征的信任所为法律行为，是善意的。5、鲍世福信赖房春植享有代理权法律外观的形成是可归因于房屋所有权人李恩实的，构成上述规定的表见代理的，这里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房春植提供给鲍世福的所有原件中有李恩实离婚证原件、房屋产权证书原件，而这两个证件中李恩实自己的离婚证原件是不可以补办的，房屋产权证书原件自房屋登记在李恩实名下后有且仅有一个。房春植、李恩实离婚后，约定抵押房屋归李恩实所有，那么按照常理，李恩实离婚证原件、房屋产权证书原件理应由其自身保管，但房春植却能够向鲍世福提供这两个原件，那么这两个证件的原件只能是李恩实交给房春植的，这就使本案的有代理权法律外观的形成是可归因于李恩实的，李恩实应当承担责任。四、鲍世福取得对涉案房屋的抵押权属善意取得。《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规定：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指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之时。第十九条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合理的价格”，应当根据转让标的物的性质、数量以及付款方式等具体情况，参考转让时交易地市场价格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鲍世福取得涉诉房产抵押权时是善意的，且鲍世福为取得该抵押权支付了相应的借款，并在涉案房产上设立了抵押登记，因此鲍世福已经善意取得对涉案房产的抵押权，该抵押权有效。综上，鲍世福与房春植代李恩实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有效，应当驳回李恩实对鲍世福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5月25日，房春植与李恩实签署《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协议离婚，并达成协议如下：1、子女抚养：婚生子，房某，朝鲜族，2008年6月8日出生，由女方抚养。2、财产分割：夫妻有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和丰田凯美瑞轿车一辆，车牌号×××，归女方所有，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3、债权债务：婚后男女双方欠李成林债务由女方偿还，其他债务都由男方偿还。同日，房春植与李恩实在三河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离婚。2017年4月26日，房春植（甲方、借款人）与鲍世福（乙方、出借人）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申请借款53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自2017年4月26日到2017年5月25日止（实际放款日期与约定不一致的，以实际放款日期为起算期限；分笔出借资金的，以每笔出借款的实际放款日期为计息起算日期。具体放款日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还款日顺延，并以最后一笔确定还款日）。借款月利率为2%。该《借款合同》经北京市方正公证处（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6410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2017年4月27日，房春植代理李恩实与鲍世福签订一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抵押合同》），李恩实（抵押人、甲方）与鲍世福（抵押权人、乙方）双方为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设立抵押权登记，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主债权详情：主债权金额53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1个月。抵押详情：不动产所有权证号：X京房房权证朝字第×**；押不动产坐落：朝阳区×××；被担保主债权金额：530万元整；担保范围：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实现债权费用；债务人：李恩实。2017年4月28日，鲍世福通过北京银行向房春植转账支付借款530万元。2017年7月12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就鲍世福与房春植在2017年4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出具（2017）京方正执字第00795号《执行证书》。2018年2月6日，鲍世福向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4日作出（2018）冀1082执59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诉讼中，鲍世福提交一份外文文书，称该文书系房春植向其交付的韩国公证书，该文书第二页和第三页系二份中文《委托书》，落款日期均为“2016年12月19日”，委托人均显示为“李恩实”，其中一份《委托书》主要内容如下：委托人李恩实，受托人房春植，委托事项：委托人李恩实现居住在韩国，暂时无法回中国办理房屋相关事宜。现中国房屋（房屋坐落：北京市朝阳区×××，建筑面积：108.17平方米，X京房权房权证号码：朝字第×**）为前往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上述房地产是否发生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以其它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等情形，核实房屋档案；代为预约还款并提前偿还借款、办理注销与上述房地产相关的抵押登记事宜，代为签署解押协议及相关文件，领取相关材料；代为办理上述房地产的抵押登记相关事宜，代为签署抵押协议及相关文件，领取抵押登记后的房产证及相关材料；代为办理注销抵押登记相关事宜，代为签署相关文件，领取注销抵押登记后的房产证及相关材料；代为到相关部门办理房屋登记信息变更等手续，如房屋登记信息与房屋产权证信息一致，则受托人无权代为办理本委托事项；代为办理上述房地产的银行贷款手续，并在银行开立账户，申请贷款及还款事宜，代为签署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借据、划款委托书、资金监管协议及其他文件。代为办理银行放款手续及贷款资金的划转，解冻等与之相关的手续；代为办理以上述房产为担保物向典当行、担保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个人民间借款等手续；代为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合同；代为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委托人承诺如不履行还款义务，自愿接受有管辖权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代为签署办理上述手续时所需的其他文件。委托人承诺如不履行还款义务，自愿接受有管辖权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一切相关手续。委托权限：受托人有转委托权，全权委托相关事宜。委托期限：至委托事项办完为止。另外一份与前述《委托书》其他内容一致，委托事项如下：委托人李恩实现居住在韩国，暂时无法回中国办理房屋相关事宜。现中国房屋（房屋坐落：北京市朝阳区×××，建筑面积：108.17平方米，X京房权证房权证号码：朝字第×**）房屋买卖合同（含网签合同及注销）；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代缴相关税费；代收售房款；协助买方办理贷款及抵押手续；办理物业、水电、煤气、有线电视、网络交割手续；代办供暖费缴纳结清证明；代为办理委托银行托管房款相关事宜；代办房屋交割手续；代为到房管局、税务局查询、复印、调取上述房地产的契税票、原始购房合同、原始购房发票等文件并办理有关手续；其他与上述房产出售相关的一切事宜。委托人承诺如不履行还款义务，自愿接受有管辖权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一切相关手续。该外文文书末页系韩文与英文的相关文书，末页文书背面有中国驻韩使馆领事部认可的印章，显示“兹证明后面文书上大韩民国外交部的印章和该部官员KIMBYOUNGHO的签字均属实。该文书内容由出文机构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领事部三等秘书兼副领事徐曼丽2016年12月22日”。庭审中，经法庭询问，鲍世福称其与房春植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抵押权登记时，房春植即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提交了上述外文文书全部内容。李恩实称，上述外文文书中的中文委托书并非其本人签字，同时该外文文书末页公证的内容也与之前的中文委托书不一致，李恩实已经向韩国司法机关起诉出具上述外文文书的韩国公证处，根据相关答辩意见，该外文文书的主文部分公证的根本不是该中文的委托书，委托人也不是李恩实，但因韩国的诉讼案件并未审结，现尚未得到法律文书。就李恩实主张的韩国诉讼事实，其并未依照法定程序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诉讼中，鲍世福当庭向法庭出示了其持有的李恩实的身份证原件、房春植与李恩实户口簿原件、李恩实的离婚证原件、离婚协议原件、李恩实名下X京房权证朝房权证朝字第×**房证原件、前述授权委托书的公证书原件，并称在房春植的带领下实地查看过房屋情况。李恩实主张鲍世福持有的身份证原件系其之前丢失的，李恩实之后补办了新的身份证。李恩实称房春植为看护孩子在其名下的房屋居住，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和李恩实的户口本、离婚证系由李恩实锁在房屋当中，房春植自行拿走。李恩实称上述二份中文《委托书》上“李恩实”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并请求本院依职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认证处核实上述外文文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领事部认证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恩实主张鲍世福与房春植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且《抵押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李恩实主张房春植代李恩实与鲍世福签订《抵押合同》系以合法行为掩盖非法目的，鲍世福签订《抵押合同》的目的系获得对涉案房屋的抵押权，李恩实并未举证证明鲍世福存在“非法目的”，故对于李恩实的上述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抵押合同》是否系李恩实的真实意思表示及《抵押合同》对李恩实是否生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自然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抵押合同》系房春植代理李恩实与鲍世福所签。鲍世福在签订《抵押合同》时，房春植持有李恩实的身份证原件、房春植与李恩实户口簿原件、李恩实的离婚证原件、离婚协议原件、李恩实名下X京房房权证朝房权证朝字第×**证原件、委托书的原件以及有使领馆认证印章的外文文书，并将前述文件原件交付给鲍世福。且李恩实称房春植曾在涉案房屋内居住，故鲍世福称曾在房春植的带领下查看了涉案房屋亦有相应事实基础。依照生活常理，公民的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原件、离婚证原件、离婚协议原件、房产证原件均系公民个人重要身份关系和财产权属的重要证件，在房春植与李恩实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房春植依然持有前述证件原件，且向鲍世福出具了带有“李恩实”签字的《委托书》，虽然该《委托书》对应的外国公证事项李恩实认为存在虚假，但房春植与鲍世福凭借上述证据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了抵押权登记。在此情况下，鲍世福作为普通人，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其有理由相信房春植有权代理李恩实签署《抵押合同》，该代理行为对李恩实发生法律效力。至于《委托书》与相关外文文书是否系房春植伪造，相关外文文书是否被撤销，与本案中的《抵押合同》是否对李恩实发生效力没有关联性，故对于李恩实关于签字真伪的鉴定申请以及依职权调取证据的申请，本院认为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故不予准许。综上，李恩实并未举证证明《抵押合同》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抵押合同》已经对被代理人李恩实发生法律效力，故关于李恩实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断，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恩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原告李恩实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郭 齐人民陪审员 赵 齐人民陪审员 张金海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宋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