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102民初6330号 原告：姜丹丹，女，198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曲阜市。 原告：姜绍顺，男，1955年3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 原告：姜大武，男，198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住曲阜市。 原告：王登英，女，196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国正，山东坤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传英，女，1949年5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贵福，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中泉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姜大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超，山东舜翔（临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与被告张传英、第三人上海中泉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泉公司”至判决主文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国正、被告张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贵福、第三人中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不得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2.本案诉讼费用等全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申请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执行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害，应立即撤销并解除。一、上述执行案件所依据的法院裁判文书违背事实和法律，中泉公司就上述案件已申请检察机关抗诉，日照市人民检察院已转交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案件正在审查当中。因此案件执行没有依据，应终止执行程序。二、法院在执行上述案件中，未送达执行材料、组织举证质证的情况下，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并查封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严重违法。原告并非当事人，虽是中泉公司股东，但与上述案件无关，审理阶段未追加原告为当事人，也未判决原告承担法律责任，故执行阶段追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股东享有“先执行抗辩权”，法院未穷尽执行措施来执行中泉公司的财产，甚至未通知、送达以及联系中泉公司，也未要求申报和调查、执行中泉公司的财产，且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的裁定书也未告知和送达原告，不符合法律规定；2016年3月，法院就查封冻结了原告的银行账号、房产，而执行裁定书却在2016年5月23日作出，且2016年9月又对原告采取执行措施，原告认为当时查封冻结无依据，要求法院解除财产限制措施，纠正错误执行造成的后果；法院在执行裁定书未生成之前，就先查封冻结原告财产，事后也不送达，追加前后都未告知和送达原告，法院在2016年12月就将原告的存款划走了，若非原告发现，现在还处于不知情的状态。三、没有证据证实原告存在注册资金不实的事实，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没有依据。1.原股东徐猛的出资经过了严格的法律程序，是审计、验资机构审验确认后经工商行政部门认可变更，有银行转账手续和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足以认定徐猛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而原告的股权系徐猛转让，受让股权的原告并没有对上海中泉的出资义务；2.裁定书载明：“徐猛出资150万元，并经上海兴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后出具验资报告，该增加的注册资金在2008年12月25日注资后次日被转至上海新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因此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是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的。首先，法院认定徐猛增加注册资金已实际注资，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告的股权系受让而来，原告不存在注册资金不实的情形；其次，徐猛将资金转入中泉公司账号后，转化成中泉公司的财产，并未回到徐猛的账户，中泉公司将资金转出使用的行为是公司行为，非股东行为。因此，原告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形。四、法院在2016年5月23日作出上述裁定依据是2014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修改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之前已经变更的法律法规，适用法律错误。1.2014年2月17日之后，国家将《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项“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废除，不再作为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法院在2016年5月23日依据该条作出裁定是错误的；2.《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是“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包含两个前提，缺一不可，本案中原告合法出资后并无款项抽回至原告账号，中泉公司与他人的经济往来是公司行为，第一个前提“相关股东的行为”不成立；第二个前提“损害公司权益”，原告出资后不存在抽逃行为，不损害公司权益，不能混淆公司行为和个人行为；3.中泉公司与他人的经济往来即使违反相关金融管理、财务制度也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分而不是法院审查范围，不能以此为据认定原告抽逃出资。五、作出上述裁定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是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1.该条依赖的前提是“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本条无明确规定具体情形，明确规定的是《公司法解释三》，已修改公布了，所以适用本条无依据；2.该条规定依赖的另一个前提是“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原告2008年出资时公司有大量财产，此时无本案纠纷发生；中泉公司有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未调查、执行。六、追加被执行人，属于实体审查，属于执行中的重大事项，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条的规定，应有3名以上执行员讨论，并报经院长批准，请法院提交按规定履行程序的证据。追加被执行人属于实体审查，要对具体事实进行详尽的调查审理，法院执行部门无权进行实体审查，只有在实体审查完结，在相关部门实体审查完结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才有权按照执行程序进行，法院执行部门单纯的依据已经作废掉的文件规定，忽视事实调查审理，越权处理实体审查事项违背事实和法律。综上，法院对原告采取执行措施毫无根据，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并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张传英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依法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认定原告出资不实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公正合法，且早已生效。原告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对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定书又提起诉讼，完全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于原告在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的陈述答辩如下：1.本案法院强制执行所依据的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公正合法，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全部作出一致的认定，且上述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早已合法生效。原告声称已申请抗诉，对本案执行没有影响，法院依法采取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原告的该项主张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范围；2．原告作为第三人股东，出资不实，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追加原告为本案强制执行的被执行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法院有权在强制执行阶段依法追加原告为本案被执行人；3.法院自2015年5月开始对第三人立案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第三人中泉公司经法院查封其公司银行账号、多次传唤，没有履行任何还款义务，自2015年至今，经法院查控其银行账号仅有两万八千余元，第三人为逃避债务不开展任何业务，没有任何不动产、车辆、银行存款，第三人已经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4.原告声称法院未向其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完全违背事实，第三人为逃避债务，实际经营场所与工商登记地址不一致且多次变动，法院在多次传唤第三人无果后，依法追加原告为本案被执行人，并依法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原告诉称违背事实，是原告及第三人自身逃避债务的行为所造成，法院保全原告财产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任何异议；5.原告出资不实的事实清楚，原告姜绍顺是原告姜丹丹、姜大鹏、姜大武的父亲，原告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是2011年6月第三人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成为公司股东，该四名原告所转让的股权本身早已抽逃注册资金，而且该四名原告在受让该股权之时没有支付任何股权转让金，其成为股东属于出资不实应当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法院依据该四名原告出资不实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6.原告声称其作为股东，对于公司的行为不知情，这是完全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原告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作为公司股东及董事，对于第三人的行为，无论是基于事实还是法律，均应当承担责任；7.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其不存在出资不实，原告就应该举证证实其主张；8、第三人及原告抽逃注册资金及逃避债务的行为，严重违法，严重侵害被告的合法权益，造成被告生活困难，社会影响恶劣，请求法院依法追究原告及第三人违法行为。 中泉公司述称，1.判决书中没有判决原告承担责任，不能作为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法律依据；2.（2016）鲁1102执异15号裁定书的作出没有法律根据，其一是所依据的验资后转出资金认定为出逃资金的规定，已于2014年2月17日废止，其二是最高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规定于2016年12月1日方才施行，人民法院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没有现成的法律根据；3.第中泉公司在2008年12月26日验资后转出14000000元资金时公司的股东为姜大鹏、徐猛，不包括姜丹丹、姜大武、姜绍顺、王登英等人；4.姜丹丹、姜大武、姜绍顺、王登英四人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受让原股东股权，经过了上海荣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资属实且后续无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验资报告三份，时间分别是2006年、2008年、2011年，证明股东出资经会计师事务所验收。 2.股东会决议两份，分别是2006年、2008年，证明公司增资经依照法律规定经股东会决议程序合法； 3.股东转让协议四份，证明姜丹丹、姜大武、姜绍顺、王登英通过受让方式取得股东资格； 4.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两份，时间分别是2009年、2011年，证明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出资情况、公司名称变更等情况经法定程序登记合法； 5.营业执照三份，时间分别是2005年、2011年、2016年，证明公司名称变更情况及公司注册资本情况； 6.来源于山东高法微信公众号、题目为“责令刑事退赔与民事执行内容发生重合时应如何处理”的文章，文章的观点为刑事退赔与民事执行内容发生重合时民事程序应当终结，且就文章中的案例省高院和最高院都有答复，答复的结果就是民事执行程序终结。 张传英对姜丹丹、姜大武、姜绍顺、王登英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至证据5的真实性皆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都有异议。1.对证据1，2006年验资报告仅可以证实当时验资账号收到徐猛、王登英验资款，无法证实出资到位；对2008年的验资报告同对2006年验资报告的质证意见，而且该验资款14000000元在2008年12月26日一次性全部转入新沃企业中信银行账号，且未注明款项用途，无其他合法的相关资料，其在验资完成的第二天将注册资金非法转入他人银行账号属于典型的抽逃注册资金；对于2011年验资报告，该报告附件三验资事项说明，明确表明验资所依据是中泉公司账面经资产评估值，没有对中泉公司实际资产进行评估，所以该验资报告仅仅是根据中泉公司单方提交的公司财务报表所出具，不能证明中泉公司实际资产及注册资金在验资当时仍然为15000000元，因为2008年的14000000元、2006年的1000000元注册资金早已抽逃，因此法院认定姜丹丹等四人出资不实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2.证据2不能证明实际出资后未抽逃出资；3.对证据3，对于姜丹丹、姜大武、姜绍顺、王登英与徐猛股权转让同样应当提供已经缴纳股权转让金的相关证据；4.证据4仅仅可以证实中泉公司相关工商登记的变更；5.证据5恰恰可以证明抽逃出资，出资不实；6.证据6属于打印件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且仅是学术文章，不能作为法院认定案件的依据。 中泉公司对姜丹丹、姜大武、姜绍顺、王登英提交的证据1至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以下事实，1.中泉公司是合法存续的民事主体，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验资制度对应的是注册资本实缴制，通过验资，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一致方能出具验资报告，三份验资报告足以证明股东出资到位；3.中泉公司的股权、股东结构存在变化，2008年12月26日当时的股东为姜大鹏、徐猛；4.不存在抽逃出资14000000元之事实，其为公司的正常的业务行为，与抽逃出资不能混为一谈；5.对证据6所载明的案例系经过初审、二审、省高院再审并报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而得出的处理意见，最高院的处理意见为刑事退赔与民事判决内容向冲突时应当终结民事执行，该意见及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又可以避免重复的赔偿，因此中泉公司认为最高院的指示精神各级人民法院都应当借鉴和学习，退而求其次也不能作出与之相悖的裁判。 张传英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提交法院从上海银行调取的业务委托书（借方凭证）一份，证明2008年12月26日中泉公司将14000000元验资款全部转入新沃公司的中信银行银行账号上，未注明用途，证明其在验资第二天抽逃全部14000000元注册资金； 2.中泉公司银行账号的银行流水、2010年至2012年中泉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时间自2009年至2016年，证明中泉公司银行账户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原告作为股东抽逃注册资金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010年至2012年中泉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其中每年的资产负债表均在其他应收款列明涉案的14000000元注册资金，从财务相关规定其他应收款并不记载投资款、借款等正常的经营款项，而是抽逃注册资金所常用的财务记录方式，且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显示2011年评估中泉公司价值为15000000元，所依据的就是中泉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做记载的已经抽逃的14000000元注册资金，中泉公司实际价值很小，因此证明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属于虚假投资。 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对张传英提交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即使转账是真实的，也是公司的行为，并非是出资人的行为，无法证明本案的原告抽逃出资，与追加执行裁定结合可以看出公司将该款记为应收账目，这说明中泉公司对新沃公司享有债权，这是公司的行为，与股东无关；2.对证据2，2010年资产负债表显示是14600000元其他应收款而不是被告所述的14000000元，2011年显示的是其他应收款14000000元，2012年的其他应收款也是14000000元，该证据证明了14000000元在公司的管理之下，而并没有所谓的抽逃。 中泉公司对张传英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业务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其仅能证明中泉公司与新沃公司之间的商业往来，无法证明抽逃出资之事实，该笔款项记挂与应收账款符合公司的会计管理制度和金融管理政策，恰恰证明该笔款项系两公司直接的正常的交易行为；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他应收账款从2010年14600000元到之后的14000000元属于其他企业的正常经营所致，与被告所述的通过会计核算达到抽逃出资目的不符，追加被执行人属于实体审查事项，其所依据的应当是法律行政规定，与会计核算等制度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此外，记挂应收账款符合企业的会计政策财务制度，只有达到一定年限仍无法收回时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计提坏账，显然中泉公司并没有违反相关的财务会计制度。 中泉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和新沃公司的借据一份，证明14000000元系中泉公司向新沃公司支付的投资款。中泉公司主张，该款系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约定到期后分享收益，因新沃公司已注销，中泉公司无法向其主张权利。 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对中泉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该款项无论是借款还是投资款，跟股东没有关系，其是公司行为，证明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没有出资不实的情况。 张传英对中泉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于情况说明系中泉公司单方出具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而且与事实相违背，该笔14000000元验资款项事实上就是抽逃注册资金；2.对于借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若属于借款尤其是大额借款，应当提供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以及还款方式、利息、支付方式，应当约定逾期还款所应承担相应责任，中泉公司所陈述出具该笔款项之后联系不到该公司与常理不符，中泉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其该公司主张权利的相关证据，该笔款项作为验资款于2008年12月25日进行验资，其只能用于公司实际经营而不能作为借款向其他公司出借，中泉公司并非金融机构，向其他公司出借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在验资第二天就将全部验资款项转入其他公司是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因此对于中泉公司的证据均不予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本院在执行张传英与中泉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经本院调查，中泉公司财务账面存款余额为28805.47元，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房产、车辆等财产。2016年3月18日，张传英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姜大鹏、姜绍顺、姜丹丹、姜大武、王登英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其在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付款义务。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6）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事项：1.追加姜大鹏、姜绍顺、姜丹丹、姜大武、王登英为本案被执行人；2.姜大鹏应在抽逃注册资金（1250万元）范围内，姜绍顺、姜丹丹、姜大武、王登英应在各自注册资金不实（37.5万元）范围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张传英清偿债务144834元及迟延履行利息。后本院于2017年6月8日作出（2016）鲁1102执异1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事项：将（2016）鲁1102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中“逾期不履行上述义务，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补正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收到补正裁定后，不服本院（2016）鲁1102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 再查明：中泉公司成立于2006年，原企业名称为上海运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变更为上海中泉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7月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中泉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初始注册资金为1000000元，公司初始股东为徐猛（出资700000元）和王登英（出资300000元）。2006年11月29日，徐猛与姜大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猛将其持有的中泉公司60%的股权作价600000元转让给姜大鹏；王登英亦于同日与姜大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登英将其持有的中泉公司30%的股权作价300000元转让给姜大鹏。同日，公司股东会议选举姜大鹏为公司执行董事，徐猛为公司监事。2008年12月9日，公司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增加注册资本14000000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15000000元，其中公司股东姜大鹏出资13500000元，徐猛出资1500000元。姜大鹏缴纳新增出资12600000元，徐猛缴纳新增出资140000元，以货币形式缴纳新增注册资本。2008年12月25日，姜大鹏、徐猛将新增注册资本均缴存至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江川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10×××30账号内。上海兴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后出具验资报告。2008年12月26日，中泉公司将14000000元资金从上海银行大连路支行315749－03000357382银行账户转移至新沃公司在中信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开户的账号为73×××93的银行账户。该笔款项在中泉公司财务账面上以“其他应收款”记挂。 另查明，2011年3月28日，徐猛（出让方，即甲方）分别与姜绍顺、姜丹丹、姜大武、王登英（受让方，即乙方）四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上海中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甲方出资150万元人民币，占10%，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本协议双方友好协商，达成条款如下：一、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甲方将所持有标的公司2.5%股权作价37.5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二、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虽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受让股权时，中泉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为上海中泉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6月，中泉公司筹备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上海荣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2011年6月20日，上海荣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审验认定，截止2011年5月31日，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15000010.43元（包含上述于2008年12月26日转入新沃公司在中泉公司以“其他应收款”记账的14000000元）。2011年6月20日，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与姜大鹏均作为上海中泉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1.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中泉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公司整体变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方案为：以截止2011年5月31日经评估的净资产折股1500万股，每股金额为一元人民币，其他部分10.43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与姜大鹏均作为上海中泉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以其在上海中泉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作为认缴出资款。 本案审理过程中，姜大鹏到庭陈述：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于2011年受让徐猛的股权成为中泉公司的股东的事情知道且同意；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对中泉公司的资产状况了解不多，受让股权时对转至新沃公司的1400万未收回不知道，后来隐约知道了，但不好意思问；对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是否向徐猛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不清楚，是公司的法务办的。 张传英未提交证据证明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知悉中泉公司将资金14000000元转移至新沃公司的相关情况，亦不能证明原告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与中泉公司的股东恶意串通，明知徐猛的出资被转移的情况下受让徐猛的股权。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是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四人是否存在出资不实的行为，张传英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为被执行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向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下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徐猛转让股权时，取得中泉公司控股股东姜大鹏同意即可向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转让股权，且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此后作为中泉公司股东与控股股东姜大鹏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受让股权后已作为公司股东在公司登记机构进行登记。中泉公司章程亦无对股权转让的其他限制规定。因此，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受让徐猛的股权成为中泉公司的股东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是否向徐猛实际支付股权受让价款不影响其成为公司股东。张传英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知悉中泉公司将资金14000000元转移至新沃公司的相关情况，亦不能证明原告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与中泉公司的股东恶意串通，明知徐猛的出资被转移的情况下受让徐猛的股权。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系受让股权成为中泉公司的股东，其对中泉公司没有出资义务。在2011年6月中泉公司改制时，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以其在公司的账面资产作为向改制后的公司的出资，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张传英关于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存在出资不实行为的主张不成立。故张传英申请追加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要求判决不得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不得追加姜丹丹、姜绍顺、姜大武、王登英为被执行人。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传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国栋 人民陪审员  缪湘阳 人民陪审员  孙龙锡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徐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