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1民终53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原平，男，195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杨丽，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陆钦，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靖彪，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法律部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栋，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住，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长征西街**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李斌文，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玉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职员。上诉人郭原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原平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10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郭原平原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10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回避了本案争议问题的解决。一、涉案业务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为张新跃进行融资所采取的形式，并不具有“委托贷款业务”的实质内容：（一）郭原平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七、八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提交的古慧文的“情况说明”足以证明涉案业务是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主导、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参与、为张新跃进行的集中融资行为。1、根据证据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个人金融部牛建军、私人营业部苗晓曦所发邮件来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在2014年6月7日向郭原平营销涉案业务之前的2013年5月6日即在策划为张新跃融资15000万元，并在内部对张新跃及其投资或控股的企业进行了介绍，同时说明由张新跃的金业集团、古交市福福山生态园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古交市银泰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根据证据八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古慧文、霍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开发区支行行长刘新华的谈话录音，确认了证据七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为张新跃融资的事实；3、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提交的古慧文“情况说明”表明2013年上半年,中心在周例会上介绍了张新跃委托贷款需求，虽然为张新跃融资，但不以张新跃的名义进行，由张氏家族持有的企业：金业集团、古交市福福山生态园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古交市银泰矿业有限公司对此笔委托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可见，所谓“委托贷款业务”实则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为张新跃融资。（二）2014年7月4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委托贷款后监察与检查情况表进一步证明涉案业务实际是为张新跃融资。该证据表明，以张新跃、杨长方、胡跃生、武才万名义所借款项，实则用于张新跃的建材公司和古交市福福山生态园开发实业有限公司，该证据上注明武才万非用款方，可见委托贷款仅仅是形式，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主导下，为张新跃融资才是实际情况。（三）郭原平与借款人武才万、保证人金业集团、古交市福福山生态园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古交市银泰矿业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从未有过接触，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在一审庭审中也对此不否认，原判却否认此事无道理，根据上述情况，涉案业务并非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原判郭原平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武才万签订的“委托贷款”业务等材料的认定并非本案实际情况。二、郭原平虽持有“委托贷款”合同，但郭原平从未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之外的当事人有过联系和接触，郭原平的1000万元购买的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营销的“产品”，与其他人并无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郭原平的1000万元是按照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指定打入尾号4659账户，给郭原平还款付息的是尾号8132、8008账户，上述三账户在一审庭审前均显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账户，一审庭审时，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提供的证据显示账户8132、8008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所有，如此矛盾的事实，一审判决未查清。不仅如此，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代理人当庭陈述，郭原平的1000万元打入借款人武才万账户，还本付息也来源于武才万账户，但是并无证据，当然即使有证据证实，也与郭原平无关，因为郭原平从未就“委托贷款”业务与武才万有过合意。总之，根据郭原平打款以及回款的银行账户来看，本案纠纷产生之前，与郭原平产生法律关系的只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并无其他主体。综上，一审判决关于“2013年6月14日郭原平将1000万元转账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账户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于2013年6月19日将上述款项委托发放于借款人武才万……”的认定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恶意串通，以“委托贷款”之名，行“融资”之实，恶意支配郭原平钱款，由此导致不能按期归还郭原平本息，但郭原平损失只应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承担：根据上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明知钱款并非用于武才万，但为了逃避责任却假意向武才万进行催收，而且所谓的保证人也根本不具有担保能力，古交市福福山生态园开发实业有限公司根本就是用款企业，其如何有能力承担担保责任？古交市银泰矿业有限公司在2013、2014、2015年期间一直处于歇业状态，又如何履行担保责任？张新跃本人就是金业集团的股东，公司的经营状况如何，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进行过了解，由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是基于为张新跃融资的目的让郭原平购买了保本保息产品，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并没有告诉过郭原平实情，郭原平自然也没有与武才万、张新跃以及三个保证人存在实质上的法律关系，郭原平的损失只应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承担。郭原平与武才万及保证人从未有过接触，更无就“委托贷款协议”有过合意，原判认为涉案“委托贷款协议”等合法有效根本无从认定，且违反法律规定，由此，郭原平根本不可能委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向武才万发放借款，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放款、收款、代支及催收只是隐瞒融资之实的行为，与郭原平无关，郭原平对此也不知情。四、郭原平提供的录音资料证据合法有效，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的录音资料，是谈话人再现当时的谈话内容，是一种证据保全方式，虽然没有征得对方谈话人的同意，但谈话时对方不是被迫进行的虚假陈述，仍是其真实意思，因此，谈话录音证据的取得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原判不予采纳没有理由和依据。综上所述，郭原平认为，郭原平并未与相关合同相对人产生过“委托贷款”合意，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委托贷款”业务法律关系，涉案委托贷款协议对于郭原平来说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判认定为涉案委托贷款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但却也无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违反委托贷款协议中的禁止性约定具有过错的事实，有意偏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判决不公显而易见，由此，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据本案证据，判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依法向郭原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维护郭原平的合法权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答辩称，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与郭原平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仅仅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的上级行，不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查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与郭原平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受托办理委托贷款业务，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没有与郭原平发生任何法律关系，而连带责任关涉当事人切身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意味着责任的加重，其立法目的在于补偿救济，有效地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有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与郭原平之间既没有合同约定，也不存在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要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受郭原平委托，为其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根据协议的约定，完成了代理事项，不存在任何过错，贷款不能依约收回的法律后果及风险应当由郭原平承担。首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与郭原平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等合法有效，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郭原平辩称该项业务实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合谋以“理财产品”之名，诱导郭原平投资，为企业融资，并称其所签合同为空白合同，实属狡辩。一审已查明，郭原平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通知书》、《委托贷款担保事宜通知书》及《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均有郭原平本人签字确认，上述法律文书均系打印文本，文本中均有“委托贷款”字样，且文书内容中对各方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及后果承担均明确约定。根据《贷款通则》规定“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与郭原平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退一步讲，即使其所签为空白合同，也应视为其权利的处分，对受托人的完全授权，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另郭原平曾在2012年4月委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办理过同类型的委托贷款业务，并于2013年4月按月收回利息10万元，并于最后一笔利息收回时回收委托贷款本金1000万元，说明郭原平对该委托贷款业务是熟悉的；其次，合同生效后，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郭原平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汇款100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根据郭原平《委托贷款通知书》，向郭原平指定的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1000万元。之后，根据借款人支付的本息，又支付郭原平本金3330555.22元、7笔利息共计1580622.5元。借款人及保证人不能按期还款情况出现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又根据协议约定，履行了催收义务。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已完成委托代理事项。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约定“委托人应自行承担委托贷款的风险，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受托人承担贷款风险，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本金、利息或其他费用，委托人不得要求受托人承担偿付责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作为受托人依约履行了贷款发放、协助回收、催收等委托事项，现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后果及风险不论根据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均应当由委托人即郭原平自行承担。三、郭原平请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为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众所周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行为，需具有违法性，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在办理委托贷款业务的过程中，完全依照与郭原平的约定办理了贷款发放、协助回收及催收等事项，并没有实施违反法律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而言，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损害事实必须具备以下特征：损害事实是侵害合法权益的结果；损害事实具有可补救性；损害事实具有可确定性。郭原平依法享有向借款人及保证人主张还款的权利，即本案委托贷款可以通过向借款人及保证人主张权利而追回。在享有权利而没有主张之前，也没有确定的损害后果发生。退一步讲，如郭原平怠于行使权利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责任也不应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承担。既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也没有确定的损害后果形成，谈侵权责任的承担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郭原平请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郭原平提供的录音资料不具有合法性，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与其提交的书面证据内容相冲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首先，郭原平仅提供了刻录光盘，没有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故该录音证据从形式上不合法，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其次，从录音的内容讲，郭原平在事后录音，且采取诱导性问话方式，被录音人对一些事实也表示不清楚。录音内容存在前后不一的疑点，无法证明待证事实；第三、录制场所均为私密场所，当事人均表示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录音、摄像等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只有在有其他证据以佐证而补强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证据。而本案郭原平提供的录音证据与其自己提交的书面证据内容相冲突，而书面证据证明力明显强于录音证据，法庭应当根据书面证据依法裁判。五、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及下属支行宣传自身业务合理合法，郭原平委托办理委托贷款业务系自主决定，并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或下属支行指定、强制。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作为金融机构有宣传自身业务的责任和动力，其营业范围中包括委托贷款业务，故向社会宣传该项业务合理合法。而作为一个企业，不可能强制郭原平来办理业务。郭原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参与商事活动、签订商事合同，有能力决定是否行使自己的权利，故本案委托贷款的形成，系郭原平自主决定的结果，其通过该业务获得收益，就要依约定承担风险，郭原平一方面欲获取巨大利润，另一方面又想转嫁风险，实属不诚信之举。司法审判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司法判决对社会大众的行为也具有一定的指引性、教育性，故从本着公平正义及提倡诚信的角度，法院也应当依法驳回郭原平的上诉，惩治不诚信行为！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郭原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答辩称，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与郭原平之间系以委托贷款合同为基础的委托合同关系，为其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合理合法：首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根据郭原平亲笔签署的《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以受托人身份与郭原平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上述协议均为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其他法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判决认定郭原平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通知书》及《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合法有效，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为郭原平办理委托贷款业务是合理合法的履约行为；其次，郭原平主张办理的是“保本理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郭原平提交的所有合同文本中“委托贷款”字样贯穿全部，其他证据文本上也均有“委托贷款”字样，因此，郭原平完全知道自己办理的是“委托贷款”业务，其在上诉状中称自己办“理财产品”没有证据支持。二、郭原平请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查明“委托贷款业务”的相关合同签订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根据合同的约定履行了放款、收款、代支及催收的义务，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已按照委托贷款相关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作为受托人的义务，郭原平也依据该约定接受了合同利益，根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第三十一条“借款人应于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日或还本日前在受托方开立的账户备足当期应付的利息或本金”、《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委托人应自行承担委托贷款的风险，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受托人承担贷款风险。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本金利息或者其他费用，委托人不得要求受托人承担偿付责任”的约定和《贷款通则》第七条“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及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的规定，借款人出现了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及后果及风险，均应当由委托人即郭原平自行承担。郭原平请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三、郭原平提供的录音资料不具有合法性，也无其他证据佐证，且与其提交的书面证据相冲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1、郭原平仅提供了刻录光盘，没有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的视听资料，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故该录音证据从形式上不合法，不应作为定案依据；2、从录音的内容讲，郭原平是在事后录音皆采取了诱导性的问话方式，被录音人对一些事也表示不清楚，录音内容存在前后不一的疑点，无法证明待证事实；3、录音场所为私密场所，当事人均表示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4、录音摄像等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只有在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补强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证据，而本案郭原平提供的录音证据以及提交的书面证据内容相冲突，而书面证据证明力明显强于录音的证据，法院应当根据书面证据依法裁判。四、本案的诉讼费及律师费不应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承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律师费除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均由委托方自行承担。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及《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合同主体之约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而未约定律师费用的承担问题，同时本案纠纷也不属于侵权纠纷的特定情形，因此郭原平无权提出此项诉讼，诉讼费的承担由人民法院按审理查明的事实据实裁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郭原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原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连带偿还郭原平本金6669444.77元，连带给付截至2018年1月20日利息1948035.012元，共计8617479.782元；2、依法判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连带支付郭原平自2018年1月21日至实际还清本金之日止的利息（按10％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和律师费等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7日，郭原平作为委托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作为受托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委托人在此委托受托人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即委托人提供贷款资金，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指定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并协助收回贷款；委托人应向受托人提供委托资金；委托人应自行确定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事宜，并与受托人、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同日，郭原平作为委托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作为受托人、案外人武才万作为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根据委托人和受托人于2013年6月7日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并应借款人请求，受托人同意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向借款人发放该项委托贷款；委托贷款金额为1000万元；委托人在受托人处开立委托资金专户并存入足额资金，要求受托人将委托贷款于3日内汇划至借款人账户。同日，郭原平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签署《委托贷款通知书》，载明：“根据我方与你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请你行于2013年6月19日向指定的借款人发放委托货款”。同日，郭原平签署《委托贷款担保事宜通知书》，载明“根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第27条，本人作为委托人，指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于担保人签订有关担保合同，并办理必要的登记手续。”2013年6月7日，郭原平出具《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载明，委托人郭原平，受托人中国工商银行忻州分行九原支行，指定借款人武才万，委托金额一千万元整；委托人同意将自主支配的来源合法的资金，委托受托人工行忻州九原支行向指定的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2013年6月3日，郭原平向中国工商银行签署《资金来源声明》，载明：“我郑重承诺，我委托贵行发放的委托贷款资金是本人自有资金，本人及直系亲属愿意以自己全部财产承担因一般委托资金合法性问题所导致的一切损失与法律责任。”2013年6月14日，郭原平将1000万元转账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账户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于2013年6月19日，将上述款项委托发放于借款人武才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分别于2013年9月26日、2013年12月30日、2014年3月26日、2014年6月27日、2014年9月22日以转账方式向郭原平支付委托贷款利息250000元，于2014年11月20日向郭原平支付委托贷款利息163888.89元、委托贷款本金3330555.22元，于2015年4月20日向郭原平支付委托贷款利息166733.61元。2015年8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以登报方式向借款人及担保人发出催收公告。一审法院认为，郭原平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通知书》、《委托贷款担保事宜通知书》及《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有郭原平本人签字确认，因郭原平无相反证据证明上述协议无效或可撤销，故法院认定上述协议合法有效。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系受郭原平委托向借款人发放借款的受托人，且履行了放款、收款、代支及催收的义务，郭原平提供的证据证明不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在履行上述协议中存在过错。郭原平提供的录音资料录音方式不合法，且不能证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侵权的事实，法院对该录音资料不予采信。郭原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参与商事活动与他人签订商事合同，有能力决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履行义务，郭原平诉称，对《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及《委托贷款通知书》只是在空白合同中签字，不知道具体内容，借款人、保证人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提供并未与郭原平见面的理由有悖常理，其理由不能成立。即使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向郭原平介绍借款人、担保人，其违反的是行政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接受的是相应的行政处罚，并不因此而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综上，郭原平主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连带偿还郭原平资金6669444.77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原平的诉讼请求。诉讼费36061元由原告负担（此费原告已预交）。”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郭原平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中“郭原平将1000万元转账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账户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于2013年6月19日将上述款项委托发放于借款人武才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分别于……”的事实提出异议，主张郭原平将1000万元转账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而不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涉案款项发放给了张新跃而非武才万，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而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向郭原平支付利息。另外补充陈述，该1000万元是在没有郭原平授权的情况下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转账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本案委贷合同里除了郭原平的签字以外，其他内容包括时间在内均不是郭原平本人所写，而且从郭原平在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显示的内容来看，涉案合同文本等都是在三个月或一年后才交给的郭原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并未向郭原平收取手续费也可以看出双方之间不存在委贷关系的事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在一审提供的《委托贷款担保事宜通知书》中约定要办理登记手续，但事实上没有办理登记，证明不存在委贷关系的事实，对原判“认定的事实”的其他部分无异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关于郭原平提出的上述异议和补充陈述主张，本院认为，有郭原平于2013年6月7日签署的2013年委托书53号《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证明其委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借款给武才万和2013年6月14日存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国贸支行该借款的事实印证，郭原平的异议主张及补充陈述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为吸引客户行外资金，在理财产品销售之外又推出委托贷款业务产品，由其下属各支行具体负责委托贷款业务，其中包括了郭原平参与的业务在内。虽然在办理该业务的过程中，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和担保人并非郭原平指定，但郭原平在签署《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时是认可同意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的行为不影响委托贷款行为的成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国贸支行根据其签署的一系列合同的约定将其存入的该款项转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发放贷款的行为属于履行约定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原判驳回郭原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郭原平提出其存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国贸支行的款项系用于理财而非委托贷款的主张，因其签署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中明确有“借款人”一栏，且内容也与委托理财协议的约定明显不同，且其在《资金来源声明》中有“委托贵行发放的委托贷款资金”的内容，说明其对委托贷款业务是明知的，双方对委托贷款行为已达成一致、形成合意，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是否向郭原平收取手续费和委托贷款业务是否办理登记，均不影响《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的成立。本案双方在建立委托贷款关系过程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虽然存在“介绍”借款人、担保人等行为，但郭原平对此均是认可的，故造成郭原平借款不能收回产生损失的责任，应由借款人、担保人承担，与“介绍”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故郭原平提出侵权主张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原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061元，由上诉人郭原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光审判员 姜宏亮审判员 王 薇 二O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郭 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