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粤71行终32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金溪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广园东云泉路****首层。法定代表人：吕有明，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何伟民、吴汉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住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div>法定代表人：彭高峰，主任。委托代理人：张璐璐，该委工作人员。上诉人广州金溪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溪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国规委）不动产附注登记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8）粤7101行初336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园东云泉路163号大院自编42栋，产权人为双燕公司。2013年4月3日，广州市国规委根据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穗城投监函〔2013〕219号《关于冻结穗来信〔2013〕323号信访房产转移或交换及过户的函》查封了涉案房屋。在涉案房屋《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中记载“司法类型：查封；执行明细：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该函，暂停该业一切手续”。2016年3月10日，金溪公司通过不动产登记查询，取得涉案房屋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2017年10月30日，金溪公司向广州市国规委递交《不动产更正登记申请书》，申请更正对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6栋房产的查封登记。2018年1月31日，广州市国规委向金溪作出穗国土规划〔2018〕51号《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不动产更正登记申请书的复函》，复函称“根据办理‘6.28’专案工作要求，暂缓解除涉案房屋限制转移行政注记”。在广州市国规委处理金溪公司的上述申请的过程中，将上述查封登记中“司法类型：查封”更正为“司法类型：公函”。2018年1月10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侦三协封〔2017〕14号《协助查封通知书》对涉案房产进行了查封。2018年3月26日，广州市国规委解除了依据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穗城投监函〔2013〕219号函对涉案房屋的作出的上述查封。另查明，广州市广田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出租方与金溪公司（曾用名：广州玉泉饮食管理有限公司、广州金溪会所有限公司）分别于2006年9月22日、2010年11月22日、2012年8月27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书（二）》，由原告租赁使用位于广园东云泉路163号大院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部分房屋和土地。涉案房屋产权人双燕公司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广州市广田置业有限公司与金溪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超过2016年3月31日的期限部分无效。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金溪公司并非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只是租赁方，对涉案房屋只享有租赁权，租赁权只是基于租赁合同的债权。广州市国规委对涉案房屋作出的被诉查封行为是对涉案房屋权利转移的限制，金溪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权利查封行为对房屋使用的影响。而且，如果因租赁房屋被查封导致租赁权受损，金溪公司也只能依据租赁合同向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因此，金溪公司与被诉房屋登记行政行为并无利害关系。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金溪公司在2016年3月10日即已知道涉案房屋被查封的事实，直至2018年6月12日才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综上，金溪公司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受理条件。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金溪公司的起诉。上诉人金溪公司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上诉人是广州市天河区广园东云泉路163号大院自编34、35、42、51、52、56栋房屋和土地（以下简称涉案物业）的承租人。上诉人于2016年2月24日和2016年3月10日分别取得前述6栋房屋《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发现上述6栋房屋《查册表》中来函摘要部分记录“司法类型：查封；执行明细：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该函，暂停该业一切手续；来函单位：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件日期：2013年4月3日”。由于该查封行为的发生，导致租户大量流失且难以出租，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2017年10月3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送达《不动产更正登记申请书》。2018年2月6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作出的穗国土规划〔2018〕51号《关于不动产更正登记申请书的复函》。上诉人不服诉至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将《查册表》中“司法类型：查封”变更为“司法类型：公函”及当庭举证根据市国规委2018年3月26日来函要求，决定“解除穗城投函（2013）453号函、穗城投监函（2013）219号函对本不动产的限制”。当值法官认为被上诉人已改变具体行政作为，上诉人可考虑撤回诉讼。上诉人当庭要求将诉求变更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作出的涉案不动产查封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审法官即要求上诉人另案起诉。上诉人即于2018年6月12日至原审法院提起确认被上诉人作出的对涉案不动产查封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讼，被原审法院立案庭以6幢房屋为由要求拆分为6案起诉。2018年8月9日，原审法院作出原审裁定，认为“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作出的被诉查封行为是对涉案房屋权利转移的限制，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该权利查封行为对房屋使用的影响。而且，如果因租赁房屋被查封导致租赁权受损，上诉人也只能依据租赁合同向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因此，上诉人与被诉房屋登记行政行为并无利害关系。”“上诉人在2016年3月10日即已知道涉案房屋被查封的事实，直至2018年6月12日才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并以此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其次，根据《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位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本案起诉和审理无须“举证证明权利查封行为对房屋使用的影响”。再次，上诉人与涉案物业所有权人有租赁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作为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职权的行政机关，根据企业法人来函实施不动产“查封”的行为于法无据。该“查封”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租赁该不动产物业后的使用、出租和造成极为严重的经济损失，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最后，被上诉人违法行政强制错误即加害行为持续状态虽然已经终了，但自行政侵权行为持续状态终了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并无不当，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前才得知被诉行政强制措施，故明显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继续进行审理。被上诉人广州市国规委答辩称：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上诉人既非涉案行政注记行为的相对人，又与该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上诉人不具备要求确认涉案行政注记行为违法的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款第二款第（十）项的规定，诉讼中，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行政行为影响了其行使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故涉案行政行为并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其起诉。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程序中的证据使用。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且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相对人或其他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上诉人是涉案房屋次承租人，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查封注记行为仅是限制涉案房屋办理转移、交换、过户等登记手续，并未限制作为涉案房屋次承租人的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相关法律法规亦未规定被上诉人在作出被诉查封注记行为时应当考虑涉案房屋次承租人的权益保护，因此上诉人与被诉查封注记行为并无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此外，上诉人在2016年3月10日即已知道涉案被诉行政行为，其直至2018年6月1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法亦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丁 玮审判员 金 霞审判员 余树林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法官助理马淼书记员马可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