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8）晋民申195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保，男，1956年6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群，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亚亮，男，1970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丽红，山西见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珺，女，197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支行职员，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畅晋鹏，山西瀚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闫昌，男，1985年6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   再审申请人高保与被申请人张亚亮、王珺、闫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1民终322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7月3日，高保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高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纪群，张亚亮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丽红，闫昌及王珺委托诉讼代理人畅晋鹏出庭接受询问，现已审查终结。   高保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错误，请求：1、对申请人高保诉被申请人闫昌、张亚亮、王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再审；2、请求再审法院依法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6民初345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及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1民终3222号民事判决。支持申请人一审诉讼请求及二审发回重审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一审判决遗漏本案重要事实，对本案中有关借款本金600万元资金去向证据及出庭的证人证言在判决中只字未提，错误的将被申请人张亚亮仅认定为连带保证人。而二审法院在认定出庭证人证言效力的情况下，依然判决张亚亮仅为本案保证人。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本案中，被申请人张亚亮与闫昌就本案中涉及的600万本金的借款，签订了五份《保证合同》及一份《借款合同》，该六份合同内容，均明确了被申请人张亚亮是申请人高保出借该6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而闫昌仅为名义借款人。可见闫昌、张亚亮、高保对于三方是受一个借贷法律关系约束，且在这个法律关系中高保是出借人，张亚亮是实际借款人，闫昌是名义借款人。且从合同的履行上来看，张亚亮为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就更明确本案600万元资金均流入被申请人张亚亮指定账户。申请人高保提供的关于600万元的取款及交付凭证，结合被申请人闫昌提供的关于资金流向的银行凭证及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完全可以证明张亚亮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1、关于2013年10月11日涉及100万元的资金去向。申请人于借款之日下午从民生银行太原体育路支行取出现金100万元交给闫昌，闫昌将由其本人签名的借款合同、借条、张亚亮亲笔书写的担保书及张亚亮签字的担保合同交于申请人。闫昌拿到钱后，当天即存入交通银行桃南支行，并按张亚亮指示，于当日在柜台将52.5万元转至潘红艳账户，用于偿还张亚亮对潘红艳的欠款；将30万元转至段君毅账户，因张亚亮与闫贵鹏有欠款关系，闫贵鹏用段君毅的钱借给张亚亮，该30万即是张亚亮替闫贵鹏偿还段君毅；后又分9笔取出17.5万元现金，分别偿还张亚亮其他欠款利息。至此，闫昌从申请人处拿到的100万元，均按被申请人张亚亮的安排偿还欠款或利息。对此，被申请人闫昌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2、关于2013年12月15日涉及100万元资金去向。申请人于借款当日下午从民生银行体育南路支行取出现金100万元交给被申请人闫昌，闫昌将由其本人签名的借款合同、借条、被申请人张亚亮亲笔书写的担保书及张亚亮签字的担保合同交于高保，闫昌拿到钱后，将其中的20万元直接交给张亚亮，因张亚亮在2013年12月13日曾安排其他人在闫昌账户中存入20万元，因此闫昌在拿到申请人高保的100万元后，按张亚亮的指示，于15日下午将80万元存入闫昌在交通银行的账户，于第二日将其本人账户中的100万元转账支付给潘宏艳，用于偿还张亚亮对潘宏艳的欠款。至此，该100万元全部按张亚亮的安排支付。3、关于2013年12月28日涉及200万元的资金去向。该笔款项是五笔款项中唯一一笔现金直接支付的，当时是由闫昌直接在高保家中拿走，并于当日和罗耀杰、任伟一同去高新开发区外滩风尚咖啡厅，将现金200万元全部交给张亚亮。这一事实，罗耀杰任伟出庭已经陈述清楚，也与被告闫昌的陈述相互印证。该笔款项与被告张亚亮陈述的在桥东庭审理的200万元借款是完全不同的两笔，桥东法庭正在审理的200万元借款，是由高保和配偶张静于2014年12月27日分别从银行取出200万元当日即给闫昌，而本案的200万元借款是由闫昌在高保家中直接拿取的现金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笔资金，因此并不存在被告所述的2013年12月27日的200万与12月28日的200万元是同一笔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重复诉讼的情况。4、关于2013年12月31日涉及100万元的资金去向。闫昌受张亚亮安排，于借款当日下午去高保家中将借款合同、张亚亮的担保书、保证合同送到高保家中，后申请人与闫昌、刘勇、罗耀杰一同去民生银行桃园南路支行取出现金100万元交给闫昌，闫昌拿到钱后，同刘勇、罗耀杰一起去交通银行桃南支行准备存入银行，由于时值年末银行结算，提前下班，不能办跨行转账业务，于是按张亚亮的安排，将100万送到高新区创业街交给李晓伟，李晓伟是创业街一饭店老板。李晓伟于2014年1月2日分20笔，每笔5万元将这100万元转入刘勇账户，由刘勇按张亚亮的指示，将这100万元打给张亚亮的债权人潘宏艳。至此，张亚亮向高保的借款中，共有252.5万元用于偿还张亚亮对潘宏艳的欠款，对此潘宏艳当庭予以认可，并出示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说明。5、关于2014年4月28日涉及100万元资金去向。该笔100万元是申请人高保亲手交付张亚亮的。按闫昌陈述，借款当日上午，闫昌同张亚亮开车来到高保家中，刘勇、许磊开另一辆车跟随。闫昌将合同送到高保家中，高保签字后来到闫昌车上，张亚亮在车上签字后，三人一起开车前往迎泽大街天龙商厦对面的民生银行（迎泽大街支行）取现100万元，刘勇、许磊一同来到银行。高保取100万元后交付闫昌，闫昌又亲自交给张亚亮，张亚亮拿着100万元上了刘勇、许磊开的车，去交通银行办理转款手续。对这一事实刘勇出庭接受质证并当庭予以认可。刘勇在庭审质证中还陈述，其和许磊在张亚亮拿到钱后，开车拉张亚亮去了文源巷的交通银行（文源巷支行）按张亚亮指示，将100万存入闫昌账户，在刚将钱存入闫昌账户后，张亚亮突然进银行让给他取50万元，后将剩余的40万元转给范伟，9.7万元转给王轶伟。办理转款后，刘勇和许磊从范伟处拿到40万元的借条交给张亚亮。刘勇出庭接受质证，其当庭认可该事实，且其陈述与当天交通银行的存取款凭证均能一一对应。关于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一审判决只字未提。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申请人张亚亮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这600万元的实际支配权是在张亚亮手中，其中有250万元是由张亚亮本人直接拿走的现金，其余款项均按张亚亮的指示用于偿还债务或利息。闫昌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实际占有支配这600万元，闫昌只是名义上的借款人。而二审法院在认定出庭证人证言效力的情况下，依然判决张亚亮仅为本案保证人，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被申请人王珺作为张亚亮的配偶不需承担还款责任。由于一审对前述事实认定错误，故错误认定被申请人王珺作为被申请人张亚亮的配偶不需承担还款责任。事实上王珺作为张亚亮的配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的借款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庭审中王珺提供了其与张亚亮的离婚证书，该离婚证书显示其二人离婚的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而高保与闫昌、张亚亮的借款发生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期间，是张亚亮与王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两被申请人的夫妻共同债务，王珺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2014]民一他字第10号）“在债杈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被申请人王珺虽然一再称该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并未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相反申请人在保全被申请人王珺的财产时得知，王珺理财账户的流水高达上千万，以其夫妻二人银行行长职务收入，王珺也不可能拥有上千万的资产，如果没有张亚亮通过借款为王珺进行理财投资赚取高额回报，王珺的个人账户上何来上千万资产流水。虽然张亚亮所借款项没有直接接用于家庭生活，但是却用于增加家庭整体收入，王珺也是家庭收入整体增加的受益人，足以说明张亚亮所借款项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按照顾最高院的批复及婚姻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王珺没有证据证明张亚亮的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应当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张亚亮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二审判决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的利息。一审法院判决，将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利息的截点统一计算至2014年8月29日。事实上上诉人在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的诉请为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至清偿之日起的利息。在申请人高保保留的起诉状及被申请人闫昌收到的申请人高保的起诉状中，均可看到申请人诉请主张利息的截点为被申请人给付之日。且从申请人复制的本案全部案卷材料中，可以看到申请人已就本案利息的主张，单独向法庭做出过说明，在一审卷宗中可见。（四）二审法院错误认定申请人对位于××街号、晋阳街32号4号楼1单元1501号两套房屋，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中，原、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系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因此，虽然被告张亚亮向原告交付了两套房屋的权利凭证，但原告仍不能适用本条对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的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事实上本案借贷关系发生在2013年，正值民间借贷的活跃时期，由于大量的民间借贷突增，太原市房产管理部门临时停止为个人借款办理他项权利登记工作，因此抵押给高保的三套房产未能办理抵押登记。但张亚亮已将房产为张亚亮、王珺的两处房屋的房产证原件交付给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五十九条规定，上诉人可以对S201111962号、S201118808号两处房产优先受偿。二审法院再次以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未办理抵押登记是由于登记部门的原因造成，故认为申请人不具备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关于未办理抵押登记是由于登记机构原因，被上诉人张亚亮及其代理人在二审开庭答辩时明确表示认可。其称本案发生借贷关系当时，房屋登记部门仅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的抵押办理登记，其余个人的均不予办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对于对方自认的事实申请人高保无需举证。故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对于位于××街号、晋阳街32号4号楼1单元1501号两套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所述，本案所有的证据均可以证明闫昌、张亚亮、高保三方是受一个借贷法律关系约束，且在这个法律关系中，高保是出借人，张亚亮是实际借款人；王珺理应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申请人主张的利息截止给付之日；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原因是由于登记部门原因造成的。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故请依法对本案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原一审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闫昌、张亚亮、王珺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闫昌、张亚亮身份认定问题，涉案600万元系申请人高保与被申请人闫昌通过签订合同而发生，其中被申请人张亚亮在该法律关系中为保证人身份，因高保与张亚亮之间未签订借贷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高保要求张亚亮以借款人身份还款没有依据，且债务人闫昌取得借款后如何处分并不影响与高保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原一、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高保该项申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利息计算问题。因一审卷中民事起诉状及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均未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原一、二审法院依据当事人诉讼请求作出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高保该项请求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其所主张未被保护的利息损失，可以另行诉讼解决。第三，关于张亚亮原配偶王珺共同承担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认定为共同之债，则张亚亮作为本案保证人所涉债务不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王珺承担，原审判决对此认定不无不当，高保该项申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抵押房屋优先受偿问题。首先，因抵押房屋未办理抵押登记，则抵押权未设立；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的规定，在没有证据证明系由于登记部门原因造成未能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高保要求行使优先受偿权缺乏法律依据。而高保认为张亚亮自认未办理抵押登记原因系因登记部门不予登记所致，就应认定该事实的理由，因当事人无法通过自认确认行政行为，高保认为房屋登记部门不予办理抵押登记理由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并无错误，高保该项申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保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高保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赵 凯   审判员 李晓轩   审判员 韩红斌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