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民再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炳海，男，196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鸿，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白石镇小白石村。 法定代表人：毛燕燕，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承剑，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2A号。 法定代表人：何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波，男，系该公司职工。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刘口工业园18号。 法定代表人：伍开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传林，该公司法律顾问。 再审申请人何炳海因与被申请人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龙公司”）、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桃农商行”）、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佳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本院（2017）浙08民终1276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浙民申109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何炳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鸿、被申请人鑫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承剑、被申请人仙桃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波、被申请人三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传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炳海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六项的规定，应予再审，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确认何炳海享有三佳公司名下的仙桃农商行100万股股份并停止对其执行。一、何炳海在仙桃农商行收集的营业部柜台办理股权转让交易现场图片和股金分红流水的证据，足以证明何炳海与三佳公司转让事实真实确凿。上述图片证据虽已提交，但未质证，二审也未作为证据使用。二、股权转让交易已完成，案涉股权权属已转移。何炳海2015年10月22日与三佳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且在仙桃农商行柜台办理并经分管副行长刘庆梅签字同意。同时仙桃农商行现场注销原股金证，将三佳公司购买的股金转移记载于何炳海名下，并为何炳海出具了股金账号50×××38、股金证号码为00×××84、户名为何炳海的股金证。尔后，何炳海用该股金出质在仙桃农商行贷款80万元。转让后的股金分红均由何炳海享有并实际收益。因此，三佳公司的股权已实际转让给何炳海，何炳海实际享有股权并享受了股金出质、收益的权利。至于何炳海是否支付对价、是否与证人陈述不一致的问题，在出让人没有异议的情形下，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以及股权权属转移。事实上，何炳海向法院提交支付对价的银行流水系直接、原始依据。邹某的调查笔录仅是间接传来证据，效力不能高于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另外，仙桃农商行因疏漏在股东大会资料中仍记载有三佳公司，仅系第三方行为，并不能因此改变第三方已办理股权交易一切转移手续和行使股权以股权出质和取得股金分红收益的客观事实。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混淆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同法律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八十一条和《公司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工商部门不办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登记或变更登记。对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在国务院未作规定而证券交易市场又不能交易的情形下，在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交易是合法且通行的惯例。更何况，股票才是法定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原审将仙桃农商行的错误记载作为定案事实，明显错误。 鑫龙公司辩称：一、本案现有证据恰恰证明案涉股份未发生实质性转让，何炳海提出存在《股权转让协议》、《股金证》，不能掩盖股份未发生实质转让的本质，至于后面的分红、质押等情况也是在股份被冻结后发生的。故何炳海认为交易已完成，股份权属已转移的主张不能成立。1、股权转让款未实质支付，何炳海举证的付款证据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支付数额、支付时间相互矛盾，又与证人邹某证言相互矛盾，还与三佳公司的证明相互矛盾。2、关于何炳海主张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获得《股金证》就已确定股东资格问题，却被仙桃农商行及股东大会在2015年12月30日的增资扩股形成所有文件予以否定。2015年12月30日仙桃农商行因增资扩股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及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均显示三佳公司为100万股股份的股东，何炳海在股东名单中根本不存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件是何炳海主张其已经取得股份之后形成的，这些文件的形成有全体股东参与、仙桃农商行全体董事参与、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查、仙桃农商行董事长签字确认其真实性，无论如何不能以一句疏漏来否定其真实性。3、关于股份分红及2016年8月29日何炳海股份出质问题，完全是股份被冻结后的违法行为。案涉股份在2016年2月15日被一审法院（2016）浙0822民初字第370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冻结事宜一审法院于当日依法通知了农商行，冻结期限三年，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财产被冻结期间进行质押、转移、分红等都是法律所禁止的，属于妨碍民事诉讼法应当受处罚的行为。何炳海一一个违法行为来证明其属于该股份权利人显然是不成立的。二、《股金证》虽具有证权作用，何炳海所谓取得《股金证》日期2015年10月22日，但之后至股份被冻结之日所形成的所有公开有效的文件均证明了三佳公司仍为涉案股份的股东，即使其持有《股金证》，本案中亦并不具有股份已发生转让的公信力和对抗性。由此可以确定法院查封、冻结和处置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1、何炳海主张其于2015年10月22日获得受让股份，但此后至一审法院冻结股权之日，仙桃农商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所有公开文件否定了股份已发生转让的事实。股份转让虽无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在2016年1月20日仙桃农商行因发生了增资扩股和章程修改事宜而根据商业银行法和公司登记条例规定办理了批准和变更登记手续，此次变更登记的文件中已经涉及到股东身份、出资金额、出资比例等事项的认定。而此次变更登记所有基础文件均体现三佳公司仍为仙桃农商行的股东，何炳海不是仙桃农商行的股东。具体体现为：其一，2015年12月24日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明确制作了银行增资前后各股东出资金额和占股比例的对照表，三佳公司前后均名列其中，而不是何炳海替代了三佳公司；其二，2015年12月30日由仙桃农商行盖章并由其董事长何涛签字确认的章程修正案前后对照表均明确三佳公司属于该行100万股股东；其三，2015年12月30日，三佳公司作为仙桃农商行股东与其他全体股东一道在第二届股东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上盖章行使了表决权。2、因股份是否发生转让之事实发生重大矛盾的情况下，引用股份转让公信力和对抗规则尤为必要。在本案中通过引用股东名册和对外公示文件相结合的角度，可以认定股份已转让给何炳海对外不具有公信力和对抗性。（1）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由此可以看出，记名股票的背书是内部性的，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才是股权转让协议产生完全的对抗力和公信力的最后要件，否则，其效力是相对的，仅在有限的内部人之间产生公信力和对抗力。它会因为外部公众的不知情而无法有效地行使权利，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至2015年12月30日（及到2016年1月21日仙桃农商行办理工商手续之日）股东名册仍记载三佳公司为涉案股份的股东。（2）2016年1月21日因仙桃农商行注册资本增加、章程修改等事项办理的工商登记明确记载了仙桃农商行最新的股东名称、持股数量、出资额、持股比例，相应的记载再次取得了股份未发生转让的公信力和对抗性。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记名股份转让虽无需强制登记，但如公司因其他必须办理变更登记的登记文件中记载了最新的股东名称、持股数量、出资额、持股比例，且也有股东在相应文件上行使表决权，则也可因其他登记记载的文件取得公信力和对抗性。由于法律具有引导性，在实践中，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记名股份变动只能做这种选择，有外部登记时则应认可外部登记的公信力和对抗性，无外部登记的只能求其次以股东名册或股票来确定其公信力和对抗性，否则交易安全及社会经济秩序将发生严重混乱。 三佳公司辩称：一、股票背书交付时股份制公司股权实质性转让的最显著标志。1.背书交付是股权转让生效的标志。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三佳公司持有的股金证应属于记名股票，其出具的转让授权书和股东会决议应视为背书。仙桃农商行注销三佳公司股金证，为何炳海颁发股金证，不仅表明其认可了双方当事人的转让行为，而且也说明了进行股权变更。至于是否记载于股东名册，那是公司的责任和义务，不影响股权实质性转让。2.股东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是否具有对抗效力的标志，登记与否并不影响股权实质性转让。股份公司股东变更属于内部变更，不需要办理工商登记。受让人持有股票即成为该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股东权利。3.未办理变更登记，受让人可以善意取得。根据最高院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足以说明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只是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的附随义务，并非界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切实履行的标准。二、本证最能证明股权实质性转让的真实情况。何炳海为证明股权已实质性转让，一审时，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及签发人授权书、股权转让交易凭条、第三人转让授权及股东会议决议、股金证等证据；鑫龙公司提供的反驳证据有仙桃农商行章程及修正案、股东大会决议、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等；一审法院依职权向仙桃农商行调取了何炳海与三佳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资料，向仙桃市市场监管局调取了仙桃农商行工商登记资料、向邹某询问了股权转让的相关情况。不难看出，本证主要是证明股权转让的过程和结果，其中股金证是股权转让的最终结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非上市公司记名股票系证权证券，而非设权证券。据此，何炳海已成为像农商行名副其实的股东。登记与否，只关乎是否具有对抗效力，不影响股权转让效力。三、二审对本证、反证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支付时间以及支付数额与约定不符，属于合同变更事宜，只要当事人形成默契，就不影响股权实质性转让。邹某询问笔录属于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其效力低于其他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对于股金证效力的认定，浙江省高院已有明确的裁定意见。股东大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以及验资报告等公示性反证只能适用于享有对抗权的第三人，鑫龙公司不是案涉股权所涉转让第三人。请求支持何炳海的再审请求。 仙桃农商行辩称：三年里分红都是分到何炳海的储蓄账户里面，配股分到何炳海股金证上。股金证和分红的事实，三佳公司都没有异议，是确认的。其他意见同意三佳公司的意见。 何炳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确认仙桃农商行章程所载，公司设立发起人三佳公司名下的100万股，因转让其权属已属原告所有，并停止对该财产的执行；２．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2日，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仙桃三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三佳公司将自己持有的仙桃农商行100万股的股权以人民币150万元转让给原告何炳海，何炳海应当于协议生效之日起3天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三佳公司，第三人仙桃农商行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当日（即2015年10月22日）向原告何炳海出具了股金证。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5日作出（2016）浙0822民初字第370号裁定书冻结了三佳公司持有的仙桃农商行100万股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2016年7月20日，鑫龙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2016年11月1日，原告何炳海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自己系法院冻结仙桃农商行100万股股份的实际权利人，要求法院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2016年12月5日，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822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以“股权所有权的归属应以法定管理部门的登记为准”驳回了原告何炳海的异议请求。据此，原告何炳海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何炳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何炳海负担。 何炳海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常山县人民法院（2017）浙0822民初588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重审或改判；二、判令鑫龙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何炳海与被上诉人三佳公司之间是否进行实质性的股权转让。根据现有查明的事实，虽然何炳海与三佳公司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由仙桃农商行向何炳海出具了相应股金证，但涉案股权转让存在诸多疑点。一方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何炳海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3日内按照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三佳公司。虽然何炳海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以及被上诉人三佳公司出具了相应证明，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支付数额、支付期限均存在与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符。且根据法院向邹某询问调查的情况反映，邹某的表述与何炳海的银行交易清单以及三佳公司的证明均存在明显矛盾。因此，何炳海是否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存在真伪不明的状态。另一方面，仙桃农商行向何炳海出具了相应股金证，但在随后的仙桃农商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章程修正以及相应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当中，仍将三佳公司作为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记载相应的持股数额。虽然作为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备案，没有法律强制性规定，但股东大会决议、章程修正以及验资报告具有相应的公示效力，因此何炳海仅凭股金证难以充分说明其已经成为仙桃农商行的股东。同时何炳海以仙桃农商行存在疏漏为由进而主张其已经取得相应的股东身份，难以成立。因此，鉴于涉案股权转让存在上述诸多疑点，何炳海与三佳公司之间尚未进行实质性的股权转让。故何炳海相应的上诉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何炳海负担。 再审过程中，鑫龙公司、仙桃农商行、三佳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何炳海向本院提交了其在仙桃农商行的有关银行流水，以及所谓三佳公司转让给何炳海股份在营业部柜台办理股权转让交易现场图，拟证明股份转让交易的真实性进而支持何炳海的诉讼请求。经开庭质证，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何炳海再审中提交的两组证据材料，形式上为何炳海提供，但均来源于仙桃农商行。何炳海代理人胡鸿曾是本案何炳海与仙桃农商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鸿认可其现在仍然是仙桃农商行法律顾问。仙桃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在社会中应有极高的银行信用，以及与此种银行信用相对应的谨慎性和举证能力。对于所谓的现场图片，不管是何炳海还是仙桃农商行均称是视频截图，但不能提供视频，截图成为无源之水。两者游移不定的陈述有违诉讼诚信原则，导致本院无从判断真实视频截屏还是摆拍，此事实真伪不明，法律上应由何炳海与仙桃农商行承担不利后果。至于银行流水，系证明股金分红问题，不仅与工商登记股份权属相悖，亦属法院查封之后发生，查封之时股份权属，应由查封之时所能存在的证据来证明，故该银行流水不具有对本案之证据能力。此外，该银行流水中对方账号为“99×××01”，对方户名为“代收代发户”，与证据提供人之何炳海系股份所有人主张矛盾。另，寄件人署名“杨平波”庭后寄达的2011年11月25日《仙桃农商银行股东名册说明》第66页显示的何炳海的分红账号却为“81×××60”，明显矛盾。此外，再审庭审中，仙桃农商行、三佳公司、何炳海对于法人股份向自然人股转移、何炳海用股份出质涉减资可能等相应章程规定、程序控制规则、以及相应程序控制规则的得到遵守发生作用的证据等矛盾均不能给出合理圆满之解释。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民事诉讼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申1096号民事裁定系再审程序性审查文书，与再审实体审理结论不同。有关当事人认为该裁定书中指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记名股票系证权证券，而非设权证券，就应当确定地认定何炳海系案涉争议股份所有人并支持何炳海的实体诉求，系对再审审查和再审审理的误解和对法律的曲解。三佳公司的股份同样是证权证券，而非设权证券。本案争议的关键是2015年12月30日股东大会增资扩股时，三佳公司的股份与所谓的何炳海的股份之间的矛盾。增资扩股应当接受银监局的监督，召开股东大会及章程修正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也有严谨之法定要求。此后，2016年1月20日相应事宜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批准和变更登记。何炳海、仙桃农商行、三佳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银监局责任到人的更正声明和相应调查材料；（2）股东大会及章程修正所谓“纰漏”责任到人的说明及相应证据；（3）会计师事务所验资“错误”责任到人的声明及相应证据；（4）工商部门“错误”批准的声明及更正的相应证据；（5）三佳公司与何炳海股份交易税收凭证以及税务机关调查的并经得起司法审查有关证据。在没有上述（1）至（5）项责任到具体人员单位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有关当事人仅仅泛泛声称“疏忽”，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至何炳海，这种“疏忽”之声称，难以采信。否则银监失范，验资无规，行政失灵，税管无效。事实上，鑫龙公司与三佳公司（2016）浙0822民初字第370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一审法院2016年2月15日即下达了冻结裁定，协助执行通知书及裁定书均于2016年2月17日分别向工商部门和仙桃农商行进行了送达。虽然，仙桃农商行营业部在送达回证上备注了所谓的2015年10月22日三佳公司向何炳海100万股股份转让事宜，并不影响送达的合法性和严肃性。查封之后，三佳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财产保全裁定复议申请书》，复议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16）浙0822民初字第370号民事裁定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银行存款或查封的相应价值财产予以解冻或解封。”该《财产保全裁定复议申请书》中之复议请求内容可以确证查封无误，查封时，100万股股份仍然属于三佳公司享有。事实上，该《财产保全裁定复议申请书》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并无100万股股份已经转让给何炳海的只言片语。 返观2015年10月22日三佳公司与何炳海《股权转让协议》及2015年10月22日何炳海股金证，存在如下问题：①一般地，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颁发股金证，两者之间应有合理时间间隔。但本案中之《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金证却于同日发生，不合常理；且先颁发股金证，后进行所谓的对价支付，更不合常理；②形式上《股权转让协议》在2015年10月22日，何炳海与曹云系夫妻，对于资金应当明知和应有预计，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与对价支付在半月之内，对价“实际”支付方式与协议约定支付方式不同，难以理解；更不用说支付对象和金额之不同了。③在对价支付上，虽然三佳公司有所谓的《证明》认可这种支付方式，但没有相应的中间人邹某、李盛祥、王尚军的确认真实，也没有现金支付的证据，没有利息形成原因的证据，所谓的合同变更合意证据链是断裂的；④一审法院对邹某的调查笔录表明相应的款项支付与股权转让无关，反倒指向借贷可能，强行安上股份交易对价之名；⑤分红流水以及所谓的视频截屏的证据效力前面证据认证已经论及不合理性；⑥何炳海所谓股份出质是否符合章程规定以及有关规则和程序，没有证据证实；⑦胡传林《代理意见》中称“仙桃农商行注销三佳公司股金证”，但并无三佳公司股金证被注销的证据。⑧再审开庭中，鑫龙公司代理人向仙桃农商行代理人杨平波提问：“有股东名册是吧？2015年12月30日这次股东大会三佳公司行使表决权，你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杨答：“我现在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⑨众所周知，农商行的股份属于绩优股，三佳公司不自行出质融资而通过转让何炳海股份以解决所谓资金问题，不合商事理性。 综上，何炳海主张的其于2015年10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履行的事实真伪不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何炳海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7）浙08民终127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日洪 审判员  吕秋红 审判员  郑尹秋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余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