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622民初1496号原告：熊某，男，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鹰潭市余江区。原告：李阳，女，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鹰潭市余江区。原告：熊思璇，女，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鹰潭市余江区。原告：熊家炜，男，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鹰潭市余江区。原告熊思璇、熊家炜的法定代理人：熊某，男，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鹰潭市余江区。系原告熊思璇、熊家炜的父亲。上述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田金、谭淑芬，江西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鹰潭市余江区邓埠镇仪凤村岐山渡夏家村小组（以下简称岐山渡夏家村小组）。负责人：夏满良。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云青，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熊某、李阳、熊思璇、熊家炜与被告岐山渡夏家村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某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田金、被告岐山渡夏家村小组组长夏满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云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某、李阳、熊思璇、熊家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四原告征地补偿款89436.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四原告均系被告夏家村小组村民，且原告熊某自祖父辈开始便居住、生活在夏家村小组，并分有责任田、自留地。祖父母、父母去世后均安葬在夏家村小组。父母去世后，夏家村小组分给的责任田由原告熊某与其他兄弟耕种。2009年4月21日，原告熊某、李阳结婚后，李阳的户口虽未迁至夏家村小组，但其因与熊某结婚理所当然成为被告的村民。原告熊某、李阳结婚后，共生育二个女儿即原告熊思璇、熊家炜，她们二人也理所当然是被告的村民。2015年被告夏家村小组土地被政府征收时，该小组每个村民分得征地款4859.10元，2017年第二次分配征收款时，每个村民分配17500元。这二次分配征地款过程中，被告均以原告不姓夏、未上夏姓家谱等理由拒不分配征地款给原告，虽经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均不予理睬。故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岐山渡夏家村小组辩称，一、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其征地补偿款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不分配2015年、2017年征收补偿款给原告不是因为原告不姓夏、未上夏姓家谱，而是原告不具有余江区邓埠镇仪凤村岐山渡夏家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只是空挂户，其未能举证证明其祖父母、父母居住生活在夏家村小组，并分有责任田、自留地，原告在被告处无宅基地、住房，也无证据证明其承包了土地，在被告处无任何生产及生活，不以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根据司法实践及最高院有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解释，原告不属于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原告无权分配被告征地补偿款；二、根据法律、法规民事权利和义务相符相称，一个人不能仅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原告在被告处未承包土地，在被告村也未履行过义务，因此没有权利享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权；三、我国农村村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用的使用、分配方案……”。被告村小组征地补偿方案的决议是依法做出的，程序、内容均合法，且征地补偿款已实际履行，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不宜干预。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A1、原告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熊某、李阳系夫妻关系，熊思璇、熊家炜系其子女，四原告系被告的村民，均享有土地征收款分配的权利；被告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具有岐山渡夏家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应当继续举证，熊某跟随户主熊建龙只是将户口挂在本村小组，应当举证证明其居住在本村小组，李阳、熊思璇非农业户口，其经常居住地在鹰潭市余江区刘家站垦殖场建设西路街面宿舍24号，该组证据说明熊思璇、李阳不是被告村民，更不是本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熊家炜跟随父亲挂户在本村小组，如经常居住地，在本村小组是否有承包地，在本村小组是否有生产生活资料及是否履行相关村小组集体义务，综合考虑原告是否有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A2、刘垦交通管理站证明，用以证明原告李阳在其户籍所在地未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没有分配土地；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村委会证明三性均有异议，首先李阳系非农业户口，在法律上无田地分配，原告李阳没有将户口迁到岐山渡夏家村小组，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管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A3、岐山渡征地款方案分配，岐山渡征地范围内水田协议、2017年岐山渡夏家人员名单、2017年岐山渡征地款人员分配表证明被告将土地征收补偿款进行了分配，并没有分配给原告，2017年度每人分得17500元，2015年度每人分得4859．10元；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岐山渡征地分配方案，没有村委会盖章，没有相关负责人签字，不能说明是岐山渡夏家的分配方案，且该分配方案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岐山渡征地范围内水田协议，没有提供证据原件，也没有相关领款人的签字，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A4、良田耕地补贴银行明细，证明原告在被告处有责任田，邓埠镇政府给予了耕地补贴；被告质证意见：原告熊某在岐山渡夏家村小组无责任承包田，没有支付过有关的补贴。该耕地补贴据了解，原告可以在他处承包田地，并可以得到相关的耕地补贴，熊某并不是户口本上的户主，根据相关规定，如果系被告村下发耕地补贴，都是下发至户主账户上，且耕地补贴施行不是一两年，2016年之前已有耕地补贴之事宜，且原告熊某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存折系其本人的。熊某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名下有责任承包田。被告围绕其答辩主张依法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B1、仪凤村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熊某系空挂户，在我村小组无责任田，无宅基地住房，无生产及生活资料，也没有履行村集体义务，熊某配偶李阳及子女熊思璇、熊家炜从未在被告处居住过，户口也不在被告处；B2、仪凤村夏家小组会议记录，证明征地补偿方案出台之前，已经进行了村小组会议决议，针对原告这种空挂户，无权分得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B3、贵溪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会议纪要，证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的使用及分配方案，村小组可以召开村民会议，自行决议，已经有相关的高级人民法院对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做出了相关的认定标准。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中三性均有异议，是被告负责人出具的，是被告自己证明自己的主张；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土地征收款分配完了以后补开的会议，目的是为了不分土地征收款给原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三组证据有异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并非最高院的判例。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C1、夏有春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在被告处有耕地，出租给夏有春耕种，租金每年200斤大米。当事人依法提供了相关证据，在庭审中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及质证，经合议庭认证，被告提供的证据B3民事判决书是否生效不能确定，故不予采信。原、被告提供的证据A1、A2、A3、A4、B1、B2、C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符合证据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综上所述，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原告熊某与熊建龙、熊建中、熊建成四兄弟户口均在被告岐山渡夏家村小组，其父母去世后不久四兄弟便搬出被告村。原告熊某父母在被告岐山渡夏家村小组有责任田，四兄弟搬出去后，将责任田租给夏有春耕种，政府支付了原告四兄弟耕地补贴款595.84元，打款于熊某账号为12×××37的存折上。因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村小组将征地补偿款分配给村民。2015年每人口分配4859.1元，2017年每人口分配17500元，原告未分得2015年、2017年的征地补偿款。原告熊某与李阳于2009年4月21日进行婚姻登记，2010年2月19日生育一女孩熊思璇，2006年1月19日生育一男孩熊家炜。李阳婚后未将户口迁入被告处，并在户籍所在地刘家站垦殖场未分得田地、无工作。原告李阳、熊思璇的户口在鹰潭市余江区刘家站垦殖场建设西路街面宿舍**，原告熊某、熊家炜的户户口在鹰潭市余江区邓埠镇仪凤村岐山渡夏家**。/div>本院认为，根据《物权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邓埠镇仪凤村岐山渡夏家村小组因土地征收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归夏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只有系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享有获得分配的资格。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熊某、李阳、熊思璇、熊家炜是否具备被告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邓埠镇仪凤村岐山渡夏家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结合本案，应认定原告系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邓埠镇仪凤村岐山渡夏家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户户籍是判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最直接、客观的标准。原告父母系被告村民，原告熊某在被告村出生，自出生时就应认定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原告户户口一直落在被告处且至今从未迁出，发生丧失被告村户户籍资格的情形；、原告熊某系被告村的农村土地承包户。我国农村土地从1984年到1998年开始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直接延长30年，从1999年到2028年为土地的二轮承包期。原告熊某父母系被告村民，被告村民夏有春证明1980年村小组分给原告熊某父亲责任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原告熊某1977年出生，在第一轮承包1984年时就已经是家庭成员，即原告是首轮承包的承包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法律规定只有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才能交回或收回承包地。原告熊某父亲虽然在承包期内死亡，但作为家庭成员的原告熊某虽外出打工但并未将户户口迁出，未转为非农业户口，所以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能将其承包地收回。事实上，政府支付了相应的耕地补贴款至原告兄弟熊某账户，原告四兄弟也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流转，被告村民夏有春还证明现在仍在租种原告家的耕地。3、原告虽外出打工近30年，但并不影响其为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农民进城务工是社会的发展趋势，对于本案年纪幼小的原告也是父母双亡的情势所迫，《农村土地承包法》之所以规定“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是考虑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原告虽外出打工但并没有享受领取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其农民的身份没有改变，如果收回他们的承包地可能使他们面临生活困难。综上，原告熊某系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原告李阳于2009年与原告熊某结婚，且在户户籍所在地刘家站垦殖场未分得田地，当然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熊思璇、熊家炜系原告熊某、李阳的子女，因出生而成为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原告熊家炜的户户口在被告处。、村民自治范围与司法权介入的边界问题。1、原告享有参与分配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邓埠镇仪凤村岐山渡夏家村2015年、2017年土地补偿费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七）项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夏家村土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依据《岐山渡夏家村小组村民会议》第1条规定“户户口落户我村小组，我村小组无宅基地或未常住的未生产、生活、未履行村集体义务的外姓人员无村集体土地补偿款。”将原告排除在外不得参与分配土地补偿款，剥夺了原告参与分配的权利，违反法律规定。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补偿款既有生存利益性质又有财产权性质，法律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享有相应的份额，村民自治权不能对抗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该权利非经法律不得剥夺，被告《岐山渡夏家村小组村民会议》上述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2、司法权干预的深度应当为分配方案形成的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显失公平。村小组完全剥夺其成员分配资格属违法，司法权应当介入予以纠正，但涉及原告这种搬离被告近30年的特殊主体，村小组根据其成员与集体组织的经济生活时间长短、生产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对集体组织履行义务等的不同情况分类处理，即每个成员“分多分少”应当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是对其分配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司法权不宜过深地干预。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的“相应份额”的理解应是人人平等而非人人平均，平等是指主体地位和权利能力、享受权利机会的平等，并非各人实际享有的具体权利内容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同等情况是否同等对待，即向原告分多少款，应作出与原告有相同情况的同一类人员无差别性的对待方案。三、原告诉请之法律分析。原告诉求为要求村小组给付与原成员同等金额的土地补偿分配款，应当认定其诉请中既为给付之诉又包含有确认之诉的内容，因为确认是给付的前提条件。鉴于村小组将土地补偿款已经实际分配，如果没有预留款，若完全支持原告的诉请，势必增加了参与分配的总人员及总金额，客观上必将导致无此部分财产可执行，司法权也不可能干预到从已经获取分配款的其他成员处收回重新计算分配，因为一旦今后还有同样的诉讼，法院的裁判又要推翻前面的判决金额，从而导致裁决的不稳定，影响司法权威。为此，应当仅确认原告享有分配的资格。综上分析，根据根据《物权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5.91元，由原告负担1017.96元，由被告负担1017.9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发思人民陪审员  周红梅人民陪审员  庄小琴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舒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