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6行初73号 原告上思县南屏瑶族乡乔贡村乔贡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瑞旺，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庞统，广西合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班忠柏，市长。 委托代理人覃彩霞，防城港市法制办公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黄晓燕，广西万益（防城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江海，上思县法制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法制办公室干部。 第三人上思县林业局。 法定代表人何哲简，局长。 第三人上思县南屏瑶族乡枯叫村平肥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宣敢，组长。 原告上思县南屏瑶族乡乔贡村乔贡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乔贡组)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7]4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和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8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乔贡组的诉讼代表人黄瑞旺及委托代理人黄庞统，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覃彩霞、黄晓燕，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江海、何其贤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上思县林业局、第三人上思县南屏瑶族乡枯叫村平肥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平肥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思县政府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上政裁[2017]4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认定如下事实：一、乔贡组申请确权马更（境）山林的山林范围，即是答复人于2006年作出的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所处理的山林范围。二、2008年6月29日，县调处工作人员到乔贡屯，对1975年4月19日（关于上思县乔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以下简称“75协议”）调查核实，核查结果：（一）凌振宏、黄志海、黄志芳三人反映：1975年乔贡队与渠罗队因叫散山林发生纠纷，双方代表到公安圩协商，乔贡生产队队长及代表未看过,亦未在协议上签过字。“75协议”中，载明的乔贡生产队队长“凌振宏”、代表“黄志海”、“黄锡志”、“黄锡英”及乔贡大队民兵营长“黄志芳，均不是凌振宏、黄志海、黄锡志（已故）、黄锡英（已故）、黄志芳等人的亲笔和手印。（二）“75协议”一直都没有履行落实。（三）“75协议”中所载明达成协议“在关劳山至婆熬活边界上的两边山”，这段界线两边的山林，不仅涉及渠罗队和乔贡队的山林，此界位于上思境内一边的山林部分分别是属于平肥、六兰、念丁、米鸡和国有林的山林，同时界线又涉及宁明县枯敏屯的山林。因该界线涉及多个单位的山林界线范围，所以渠罗队与乔贡队达成的界定到其他单位山林权属的协议书，在没有相应单位参加的情况下，对其他单位的山林权属不具有约束力。三、林业“三定”时，林业工作队组织周边村屯经实地踏查。落实了各队的山权范围，并以大队（村）为单位绘制了各队山界分布图后，上思县政府给各队颁发各自的《山界林权证》。乔贡队（组）的《山界林权证》所载明的山林范围与乔贡大队山界分布图标示的乔贡队（组）山权范围相吻合，乔贡组的山权范围未包含马更（境）山。四、2006年9月19日，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包含乔贡组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已发生法律效力。 被告上思县政府认为，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乔贡组所提供的75协议书对乔贡队和渠罗队以外其他单位的山林不具有约束力。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驳回乔贡组的将马更（境）山林权属确定为乔贡组的确权申请。 乔贡组不服该裁定,于2017年12月13日向防城港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防城港市政府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防政复决[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裁定。 原告乔贡组诉称，一、本案争议的马更（境）山权属原告乔贡村民小组集体所有。1、根据1975年4月19日上思县革命委员会和宁明县革命委员会及上思县统战部、林业局，南屏公社革命委员会、平福法庭、桥贡大队民兵营、桥贡生产队代表和宁明县法院、林业局、那楠公社党委、那楠法庭、渠罗生产队、小平大队代表签订的《关于上思县桥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证明:该协议处理的是本案原告和宁明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的权限问题，该协议提到的”关劳山、婆熬活山”为界限的起点不包含于签约双方的山权以内，其余的山地都是原告乔贡组。2、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已包含本案争议部分山林。该权属证载明：北。标岩沿山脊至叫米糠再沿小溪到江门为界”足以证明该权属证已经包含本案部分争议山林。3、上政裁[2006]13号处理决定卷宗内“2006年6月20日踏山附图”中，原告、巴内组、平肥组等到实地××山、××名称）××、××组、××组称山地名为（1)叫米糠，原告称（1)叫何楼(原告认为巴内组、平肥组、枯叫组的称呼认为（1)不是“米糠”而是“叫何楼”，该山名与2006年6月7日县政府组织南屏乡枯叫村平肥组和有关知情人到实地指认争议山地名中（2)“渌何楼”相吻合。而“叫米糠”的确切位置位于踏山附图中原告称（23）的地方，(因为巴内组、枯叫组、平肥组、原告都认可（26）为“汪门”。从大家都认可的“汪门”沿着小溪即可推出（23）为“叫米糠”。4、原告不认可上政裁[2006]13号处理决定材料中所谓的“乔贡大队山界分布图”，因为该材料没有任何部门盖章确认，也没有相关利害关系人的认可。（仅仅因为当时南屏乡政府与乔贡组签订合同承包该争议山林松树割松脂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南屏乡政府才自制了该"分布图”显然是不客观的。）二、被告上思县政府以为原告提供的新证据也不能立案是错误。上思县政府认为：上政载[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包含原告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复议或诉讼，巳发生法律效力。故不受理原告的确权申请显然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19、20、21、22条的规定。三、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认为：1.争议的马更（境）山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县级人民政府没有确定过权属。2006年6月20日，申请人因马更山（即本案争议地）权属争议向上思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06年9月19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后包含申请人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复议或诉讼，己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亦予以承认。故涉案的马更山己经处理过，现没有争议。2.关于1975年4月19日《关于上思县乔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梁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是否属于新证据的问题。根据2008年6月29日，上思县调处工作人员对该协议调查核实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可知，该协议乔贡生产队队长及代表未看过，亦未在协议上签过字该协议对乔贡组没有约束力。争议的马更（境）山己经由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06年月19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06]13行政处理决定处理过，该决定己生效，马更（境）山现不在争议，申请人提交的《关于上思县乔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没有经当时乔贡生产队队长及代表未看过，他们亦未在协议上签过字该协议对乔贡组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新证据，其主张不予支持。原告认为：1、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的确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有新的证据主张其权属的，可以重新提出确权申请。2、1975年4月19日《关于上思县乔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梁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是上思县政府和宁明县政府一起签订的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且上思县政府是当年的当事人，防城港市政府仅“根据2008年6月29日，上思县调处工作人员对该协议调查核实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可知，该协议乔贡生产队队长及代表未看过，亦未在协议上签过字该协议对乔贡组没有约束力”就判定该协议对乔贡组没有约束力，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一、撤销防城港市政府防政复决[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二、撤销上思县政府上政裁[2017]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三、判令上思县政府就本案争议的马更（境）山林(面积约2300亩）权属重新确权;四、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告乔贡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上政裁[2016]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1975年4月19日签订的《关于上思县乔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3、乔贡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一致证明上政裁[2016]13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从该行政处理决定的附图看，和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和“75协议”确定给原告管理使用的山林是一致的。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和“75协议”包含在马更（境）山的四至界限中。1975年各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确定马更（境）山归原告所有，并得到落实。 被告上思县政府辩称，（一）原告申请确权马更（境）山林的山林范围，也就是上思县政府于2006年作出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所处理的山林范围。（二）2008年6月29日，上思县调处工作人员深入乔贡组，对1975年4月19日《关于上思县乔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以下简称“75协议”）调查核实，核查结果：1、凌振宏、黄志海、黄志芳三人反映：1975年乔贡队与渠罗队对叫散山林发生纠纷，双方代表到公安圩协商，乔贡生产队队长及代表没有看过该协议书，也没有在该协议上签过字。“75协议”中，载明的乔贡生产队队长“凌振宏”、代表“黄志海”、“黄锡志”、“黄锡英”及乔贡大队民兵营长“黄志芳”均不是凌振宏、黄志海、黄锡志（已故）、黄锡英（已故）、黄志芳等人的亲笔和手印。2、“75协议”一直都没有履行。3、“75协议”中所载明的“在关劳山至婆熬活边界上的两边山”，这段界线两边的山林，不仅涉及渠罗队和乔贡队的山林，此界位于上思境内一边的山林部分分别是属于平肥、六兰、念丁、米鸡和国有林的山林，同时界线又涉及宁明县枯敏屯的山林。因该界线涉及多个单位的山林界线范围，所以以渠罗队与乔贡队达成的界定到其他单位山林权属的协议书，在没有相应单位参加的情况下’对其他单位的山林权属不具有约束力。4、林业“三定”时，林业工作队组织周边村屯经实地踏查。落实了各队的山权范围，并以大队（村）为单位绘制了各队山界分布图后，县政府给各队颁发各自的《山界林权证》。乔贡队（组）的《山界林权证》所载明的山林范围与乔贡大队山界分布图标示的乔贡队（组）山权范围相吻，原告乔贡组的《山界林权证》记载的山权范围没有包含马更（境）山。5、2006年9月19日，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已依法送达给包含原告乔贡组在内的当事人，事后各方均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综上，乔贡组提供的1975年协议书对乔贡队和渠罗队以外其他单位的山林不具有约束力。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17)4号驳回原告对马更（境）山林权属确权申请裁定是正确的行政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思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关于要求将马更山林确权归属申请》，证明2015年8月18日乔贡组向上思县政府申请“马更山林”确权；2、1975年4月19日“协议书”，证明该协议书没有履行；3、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涉案土地山林，上思县政府于2006年9月19日已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明确该土地山林权属属于国家所有；4、凌振宏、黄志海、黄志芳的调查笔录，证明被调查人均反映，“75协议”中载明的乔贡生产队队长“凌振宏”、代表“黄志海”、“黄锡志”、“黄锡英”及乔贡大队民兵营长“黄志芳”均分别不是他们的亲笔和手印，“75协议”一直以来没有履行。5、《山界林权证》，证明乔贡组持有的山权证未记载有涉案争议山即“马更山”；6、送达回证，证明2006年10月13日乔贡组已签收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已产生法律效力。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辩称，一、防政复决(2018)9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上思县南屏瑶族乡乔贡村乔贡组（以下简称乔贡组）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2、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乔贡组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构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防政复决[2018]9号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防政复决(2018)9号复议泱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审查查明了争议地情况、纠纷情况及其他情况，乔贡生产队即乔贡组。1、争议的马更（境）山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县级人民政府没有确定过权属，2006年6月20日，原告因马更山（即本案争议地）权属争议向上思县政府申请确权，上思县政府于2006年9月19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后包含原告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复议或诉讼，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在申请书中亦予以承认。故涉案的马更山已经处理过，现没有争议。2、关于1975年4月19日《关于上思县乔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是否属于新证据的问题，根据2008年6月29日，上思县调处人员对该协议调查核实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可知，该协议乔贡生产队队长及代表未看过，亦未在协议上签过字，该协议对乔贡组没有约束力。争议的马更（境）山已经由上思县政府于2006年9月19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处理过，该决定已生效，马更(境)山现不存在争议，原告提交的《关于上思县乔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没有经当时的乔贡生产队队长及代表看过，他们亦未在协议上签过字，该协议对乔贡组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新证据，其主张不予支持。故上思县政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驳回原告对马更（境）山林权属确权申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防政复决[2018]9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申请人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予以受理；3、行政复议庭笔录，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未果；4、快递单、送达回证，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送达；5、防政复议[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人上思县林业局、平肥平肥组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诉讼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乔贡组提供的证据1、2、3分别与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3、2、5相同。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6份证据，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没有异议。原告乔贡组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2、5均无异议，但对证据2、5中上思县政府用以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认为证据2即1975年4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包含争议山林，且已经履行，证据5即乔贡组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包含争议山；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该认定无效。对证据4即凌振宏、黄志海、黄志芳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凌振宏、黄志海、黄志芳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不应作为确权的证据采纳。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上思县政府没有异议。原告乔贡组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至4军无异议，但认为证据3不能支持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对证据5即防政复议[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没有按照复议法的要求作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相同的证据，以及被告提供而原告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的，本院亦予以确认，但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4,原告提出异议,不予认可,因这些证据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与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故本院在本次判决中不予确认,仅作参考。 经审理查明，2006年9月19日，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包含乔贡组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2015年8月18日，乔贡组向上思县政府递交《关于要求将马更山林确权归属的申请》，以找到新的证据《关于上思县桥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为由，申请上思县政府重新确权，将马更山林权属确定为乔贡组集体所有。2017年1月19日，上思县政府作出《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以乔贡组所提供的《关于上思县桥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对乔贡队和渠罗队以外其他单位的山林不具有约束力为由，裁定驳回乔贡组的申请。 本院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受理确权处理申请后，经审查，发现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其申请。申请人的确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有新的证据主张其权属的，可以重新提出确权申请。本案争议的马更山林权属，乔贡组原来申请确权后，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包含乔贡组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现乔贡组以有新的证据为由申请重新确权，故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为，乔贡组提供的《关于上思县桥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是否属于新的证据，是否足以启动重新确权程序。一、关于《关于上思县桥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是否属于新的证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第五十二条规定，本规定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一）在第一审程序中应当准许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乔贡组提供的《关于上思县桥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系原来行政调处程序中其未提供经过审查而在上思县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后才发现的证据，理应属于新的证据。二、乔贡组提供的《关于上思县桥贡生产队与宁明县渠罗生产队在县边界上山、林权限的落实协议书》是否足以启动重新确权程序的问题。经对证据原件质证审查，各方当事人对该协议书的真实存在均没有异议。按照该协议书及附图确定，案涉争议的马更山系在当年划定的乔贡生产队管理使用的范围内。至于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认为，该协议乔贡生产队队长及代表未看过，亦未在协议上签过字，该协议对乔贡组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新证据。经审查，该协议书及附图系1975年4月19日以当时的上思县革命委员会和宁明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主持进行并盖有上思县革命委员会和宁明县革命委员会的公章，还载明“协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九日起生效”。该协议书上，上思县一方代表有统战部部长、林业局副局长、南屏公社革委会付主任、平福法庭庭长、桥贡大队民兵营长、桥贡生产队队长及代表签字盖章，宁明县一方代表有法院院长、林业局副局长、那楠公社党委付书记、那楠法庭庭长、派平大队干部、渠罗生产队队长及代表签字盖章。由于该协议书系针对两县之间的边界山林权属争议进行调处而签订的协议，并非由争议双方的生产队队长及代表签字盖章即可合法有效，县与县的界限划分，必有当时的两个相邻县的革命委员会盖章认可，为慎重起见并有其他参与协调的相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代表签字见证。且调查马怀良的笔录，其证实参与当年的调处，争议双方签订协议后都认真落实，而凌振宏、黄志海、黄志芳的调查笔录证实其当年亦参与调处，对调处过程及签订相关协议是知情的，作为当年的桥贡生产队队长凌振宏还证实当年在协议书上虽不是其签字，但系其拿自己的私章交给他人盖上的，说明对协议书上盖章其是知情并认可，黄志海、黄志芳是否亦存在相同或相似的代签情形，调查笔录并未查实。故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以该协议乔贡生产队队长及代表未看过，亦未在协议上签过字，即认定该协议对乔贡组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新证据，否认该协议的效力，否认该协议履行，理由不充分，仍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相关的各方参与者和知情人，根据当时的调处特点和各方是否履行的实际，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现实情况进行审查确认。《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七）项规定，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证据材料。鉴于案涉争议的马更山林权属，系基于申请人乔贡组和平肥组均没能提交有效的权属书证，上思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将马更山山权确权属于国家所有，但本案乔贡组提供了属于“当事人达成的协议”的新证据，且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履行与否等证据效力，现有证据不足以否认，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情形，可以重新提出确权申请。综上，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17]4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防政复决[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并导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的上政裁[2017]4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的行政行为； 二、撤销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 三、责令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对马更山山林权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凌旭芳 审 判 员  田 海 人民陪审员  张家南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莫骐祯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主要证据不足的；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判决。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受理确权处理申请后，经审查，发现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其申请。 申请人的确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有新的证据主张其权属的，可以重新提出确权申请。 第三十四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证据材料： （七）当事人达成的协议；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