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04民初20913号原告：梁华，男，1951年10月12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众，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省佛山市珠江公证处，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汾江中路**。组织机构代码证：72436083-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600724360837U负责人：石某，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勇，男，系该公证处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劲松，佛山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华诉被告广东省佛山市珠江公证处（以下简称珠江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依法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孙谦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高慧玲、人民陪审员陈贞卫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11月2日、2018年11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工作需要，合议庭成员发生变更，由审判员孙谦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高慧玲、审判员蔡珊组成合议庭继续审判，并于2018年12月14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众、被告珠江公证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勇、卢劲松三次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佛山市珠江公证处2018年5月25日作出（2018）佛市珠江复字1号《重新复查决定书》之后，因其重新复查行为存在明确过错而构成侵权，应对原告承担损害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00元；2.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等由珠江公证处全部负担。庭审中，原告明确经济损失系因被告作出（90）佛市证字第3649号《结婚证明书》（以下简称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和《重新复查决定书》造成的，具体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冻结了梁华名下的股权、房产、存款、银行保险箱等个人所有和共有的所有资产，造成长达三年半时间资产无法流通、转让和处分的损失为人民币1000000元，以及梁华自2014年开始在外租房造成的租金损失、澳门特别行政区氹仔玫瑰山庄别墅二期S座出租租金收益损失、澳门特别行政区建华新村第六座A铺、C铺、D铺和茂华新村AQ铺出租租金收益一半的损失合计人民币400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12日，珠江公证处作出《复查决定书》【（2016）佛市珠江撤字第1号】，认定（80）禅证字第107号《结婚证明书》（以下简称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的“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决定对上述两份公证书均予撤销，且撤销后自始无效。2018年5月25日，珠江公证处又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2018）佛市珠江复字1号】，决定：（1）撤销（2016）佛市珠江撤字第1号《复查决定书》；（2）维持第107号公证书，不予撤销；（3）维持第3649号公证书，不予撤销。上述《重新复查决定书》，存在明确过错：一是公开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2018年3月27日作出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监1号】的认定：“但尚不足以证明当时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结婚证”。二是公开违反司法部1983年7月16日作出的《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83）司发公字第257号】：“公证处凭申请人的结婚证，经调查核实后，给予办理结婚证明，出具公证书”“不得凭其他证明文件办理结婚证明，出具公证书”的禁止性规定。因为《重新复查决定书》公开违反司法部上述禁止性规定，并公开对抗最高法院行政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所以具有明确的违法性。其次，《重新复查决定书》作出后，黄洁卿已即刻提交给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了。如果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根据这份《重新复查决定书》进而认定两人法律婚姻成立，则可以径行判决黄洁卿女士与本案原告梁华离婚，这就导致家庭破裂，子女痛苦，家庭财产损失等严重损害后果，且这种严重损害后果并不是仅用金钱就可以衡量的。再次，《重新复查决定书》与上述严重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所以，被告已构成侵权，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有明确的过错、违法性，并赔偿相应损失。综上，珠江公证处撤销原《复查决定书》，重新恢复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其《重新复查决定书》确实存在明确过错。换言之，珠江公证处在根本没有找到、根本没有见到《结婚证》的前提下，重新对梁华、黄洁卿恢复《公证书》，在事实上不成立，在法律上无依据。而且，珠江公证处这样做，已经严重背离“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公证职责。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1）、（4）、（7）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现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予公正裁判。诉讼中，原告补充陈述如下：1.本案选择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2.被告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和2018年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的公证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导致了原告的损失。3.1979年初，梁华已办好赴澳门迁居的出境手续，街坊黄洁卿得知后也想跟着同去澳门。当时，她最好的出境方法就是（与梁华）以“夫妻”相称，这样容易获得佛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的批准。当时，梁华一个人到了佛山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提出结婚申请并填写了《结婚申请表》，并代替黄洁卿在申请表格上签上了黄洁卿的名字。其后婚姻登记处未通知两人要去补办有关手续，也未通知两人去领结婚证，两人也没有签收过结婚证。当时双方都是为了尽快办好赴澳门的出境手续，均没有明确的要结婚的意愿，去了澳门以后，最初几个月两个人也是分开居住的。4.1980年初，黄洁卿在澳门面临分娩问题。当时，澳门移民局要求两人出示内地的《结婚证》。因为两人在内地没有领过《结婚证》，为了使婴儿出生时能够获得澳门居民的身份，两人商量后决定返回老家佛山市，找熟人开具一份《结婚证明》公证书。当时两人这样做是为了婴儿出生后能够落户，而不是要证明两人存在法律婚姻关系。1990年10月，两人赴加拿大时因海关认为梁华的出生时间有出入，要求两人重新提交《结婚证明》公证书。当时又是黄洁卿回到佛山市，在上份《结婚证明》公证书的基础上，又办理领取了第二份《结婚证明》公证书，是以黄洁卿的名义申请办理的。5.2016年5月16日，佛山市中级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作出行政裁定书【(2016)粤06行终168号】认定：“经查，被上诉人（禅城区民政局）在上诉人（梁华）结婚登记档案卷宗中仅有结婚申请书及两份单位证明，并无婚姻登记机关对涉案结婚登记申请的审批材料以及发放结婚证的相关证明材料，至于佛山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与佛山市公证处［80］禅证字第107号《结婚证明书》，仅是两份婚姻关系的证明，并无结婚证或婚姻登记档案材料予以印证，故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结婚申请准予登记的事实”。6.最高法院行政裁定书认定梁华、黄洁卿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发放了《结婚证》，该行政裁定书于2018年3月底已送达各方当事人并已发生法律效力，并由原告于2018年4月递交被告。7.1990年10月25日，黄洁卿到佛山市公证处请求办理第二份《结婚证明书》。公证处要求“必须把原公证书一份退回来”（笔录底部有黄洁卿签名认可）。这就说明：对同一公证事项，只出具一份公证书即可，即当出具第二份更正后的公证书时，第一份公证书必须由公证处同时收回处理。换言之，当出具更正后的第二份公证书时，第一份公证书已经自动失效。所以这次公证已经明确违反《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和《司法部关于如何确认和公证事实婚姻问题的函》的禁止性规定，即公证处于1990年10月30日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时，应当完全适用司法部上述禁止性规定，不存在溯及力问题。在第3649号公证书完全适用于上述司法部的两部禁止性规定时，第一次复查给予撤销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次重新复查给予恢复，则是完全有过错。8.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于2015年10月27日、2018年5月2日对被告出具的两份《复函》，前后矛盾，自我否定。9.佛山市公证协会于2018年5月8日作出《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告知书》，决定：“对你的（黄洁卿）公证复查争议投诉终止审理”，即在程序上已经终止审理，而绝不是对公证处提出了关于实体性的“处理建议”。所以，《重新复查决定书》所称“依照佛山市公证协会的建议”，在事实上不成立，在法律上无授权。10.复查期间，被告始终未告知梁华及其代理人重新复查案件的主办人、签发人是谁，也未向梁华交待可以申请回避的法定权利，使得梁华及其代理人无法得知承办人、签发人与对方当事人有无亲属关系、利益关系等，也无法确定是否行使申请回避的正当权利。其重新复查行为，已经明确违反《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规定。后得知张驰、谢斌两人就是这宗公证复查争议投诉案件的主办人、签发人，而且，两人分别是被告的主任、副主任。但因两人均无《公证员执业证书》，其重新复查行为以及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主体不适格，属于严重违法，具有明确的过错及明确的违法性。11.根据《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港澳台和外国人办理重大公证事项的，应提交经当地公证人或我驻外领事馆公证、认证或证明的委托书。黄洁卿于1990年10月30日申请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未“提交经当地公证人或我驻外领事馆公证、认证或证明的委托书”，即未提交涉外授权委托书，故这次申请违法且无效。现在，被告又将第3649号公证书通过重新复查程序给予恢复，更是存在明确过错、明确违法性。12.案外人黄洁卿持第107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于2015年6月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以事实分居为由请求解除其与梁华的婚姻。现黄洁卿因不服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的判决，已提起上诉，目前本案正处于上诉阶段。诉讼之前，黄洁卿还持第107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申请查封、冻结梁华名下的私人物业。三年多来，已对梁华造成经济损失914.4万元港币，具体为：一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冻结了梁华名下的股权、房产、存款、银行保险箱等个人和共有的所有资产，造成长达三年半时间资产无法流通、转让和处分的损失，该部分损失是客观存在的，现原告提出此部分的具体损失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二是梁华自2014年开始在外租房造成的租金损失港币3360000元，澳门特别行政区氹仔玫瑰山庄别墅二期S座出租租金收益损失约港币3900000元，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建华新村第六座A铺、C铺、D铺和茂华新村AQ铺出租租金收益一半的损失港币3510000元，原告就此部分要求赔偿的损失金额为人民币4000000元。13.《公证程序规则》中“二十年复查期限”仅是对当事人规定的，公证处本身则不受这个时限的限制。14.《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投诉人应当在六十日内向地方公证协会提出公证复查争议投诉”。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公证复查争议投诉”。被告于2016年6月12日作出《复查决定书》，并即时送达双方当事人，而黄洁卿于2018年4月3日向佛山市公证协会提出投诉。自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减去六十日投诉期限后，其超出法定期限已达570天之久，被告依法不应受理。1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司法部公证司《关于发往澳门适用的公证书二个问题的复函》【（90）司公字第148号】和外交部领事司《关于自费留学生婚姻的有关问题》【领认函[1990]002号】以及《广东省公证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办理结婚证明书公证必须夫妻双方或男女双方到场才可以办理。16.因梁华与黄洁卿均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因此依据中国公证协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涉外公证管理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办理案涉公证的公证员应某备涉外公证业务资格，而董某不具备该项资格。为证明诉讼主张，原告梁华提交了《复查决定书》、《重新复查决定书》、第107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最高法院行政裁定书【案号（2018）最高法行监1号】（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裁定书）、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案号（2016）粤06行终168号】（以下简称佛山中院裁定书）、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证明书、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清理批示（判决）（2016年7月20日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卷宗（封面页）、谈话笔录（1990年10月25日上午）、佛山市禅城区婚姻登记处《复函》（2015年10月27日）、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复函》（2018年5月2日）、佛山市公证协会《告知书》（佛司公投字[2018]第1号）、重新复查材料卷宗（谈话笔录5份，11页）、梁华提交证据清单一组（两份，2018年4月28日）、提交材料清单（2018年5月21日）、延期复查申请（2018年5月21日）、《住宅租赁合约》一组（4份）、情况说明（赵鲁出具）、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家庭及未成年法庭批示（2015年5月22日作出）、法律意见（赵鲁向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出具）、佛山市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告知书【佛公投字[2018]第3号】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被告珠江公证处答辩称：一、被告办理的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内容合法、正确，办理程序无误，不存在过错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梁华的婚姻状况属实。1980年3月6日，佛山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区革委会）出具的证明、禅城区婚姻登记处2015年10月27日复函、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2018年5月2日复函，都可以证明梁华与黄洁卿于1979年3月7日登记结婚。右下角印有“广东（高鹤）78537”字样的信笺手书材料是梁华亲手书写，上面清楚写明“兹因赴澳门遗失了结婚证明书”、“请求补发一份结婚证明书”，也可证明梁华已结婚的事实。从第107号公证书的档案材料看，各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内容一致，证据链完整，该公证书内容正确，程序无误。从黄洁卿的谈话笔录（2016年10月25日）可知，因梁华的出生日期与第107号公证书不一致，黄洁卿申请重新办理公证书，其他的证明事项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第3649号公证书实际是对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日期进行补正，其并不是对梁华与黄洁卿结婚时间的重新公证。因此不违反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原佛山市公证处在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的过程中，向黄洁卿制作谈话笔录，调查了第107号公证书公证档案，向婚姻登记机关核实梁华与黄洁卿的婚姻登记情况，尽到了审查、核实义务，因此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办理程序无误，证明内容正确。二、被告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不存在过错1.被告不存在对抗最高法院裁定书确认的事实的行为。原告认为被告对抗最高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中“但尚不足以证明当时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结婚证”，被告认为，原告是对最高法院裁定的断章取义和错误理解。“尚不足以证明当时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结婚证”，仅就该句话的字面理解来看，最高法院没有认定婚姻登记机关已经发放结婚证，也没有否定婚姻登记机关发放结婚证。故最高法院并没有对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结婚证作出明确的事实认定。联系该裁定书的上下文来看，原告所引用的这半句话，并不是对事实所作的认定，而是为得出这句话后面所述“鉴于本案中梁华的起诉明显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于梁华所诉的婚姻登记行为是否存在，法院亦无须理涉”的结论所作的分析论证。再结合该裁定书第8页“如前所述，因梁华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本案并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梁华的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问题，属于实体审查范围，法院不应理涉，在未进行实体审理的情况下，不应该对该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定”的论述，最高法院的观点很清楚，即认为梁华所诉婚姻登记行政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该婚姻登记行为是否存在，以及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等实体问题不需要审理判定。最高法院已经确认一审、二审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对婚姻登记的实体性问题进行审查超出审查权限和审查范围，并予以纠正，其不可能自己再对该婚姻登记的实体性问题进行审查。2.被告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不违反《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83）司发公字第257号】的禁止性规定。第107号公证书是1980年3月7日作出，《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此时尚未颁布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第107号公证书不存在违反该文件的情形。第3649号公证书是原佛山市公证处依据《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司法部1986年12月4日发布）办理，该公证书对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日期作出了改变，对其他证明内容没有改变，实际是对第107号公证书的补正，不违反《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的禁止性规定。3.被告依据佛山市公证协会的建议决定重新复查，由公证员董某主办。调查中，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接受梁华、黄洁卿提交的证据，向婚姻登记机关发函，制作谈话笔录，向当事人送达了相关文书，整个复查过程尽到了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符合相关程序。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遭受损害原告提供的证明其损失的证据均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未经依法认证，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故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有损害结果。即使如原告所说，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查封了其名下物业，也不能证明其实际遭受损失，查封只是对有关权利进行限制，并不必然导致财产损失。现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没有判决双方离婚，财产尚未分割，不能确定那些财产属于梁华，因此损失一说依据不足。四、原告所称的损失与被告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被告的公证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原告的物业被查封、被迫在外租房，原告所称的几种损失是梁华与黄洁卿自己造成的，与被告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五、本案受理费应由败诉方负担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本案诉讼费应由败诉方负担。综上所述，原告所主张的损害没有事实和证据，被告不存在过错，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中，被告补充陈述如下：1.本案选择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2.被告重新复查并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行为不属于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公证活动，不可能对原告的权益造成侵权。3.《重新复查决定书》是对《复查决定书》所作的处理，是被告依法纠正原工作失误的正当行为，其恢复了第107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的效力，《重新复查决定书》没有造成原告所称的侵权和损害后果。4.最高法院行政裁定书认为佛山中院在行政裁定中对被诉婚姻登记行为的事实认定，超出审查范围，并予以纠正，故佛山中院裁定书已经失去法律效力，不能够证明原告主张的内容。5.原告梁华自己提交的证据已承认其骗取了两份公证书，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即使有损失，也是其自己造成，与被告没有关系，被告不应当承担公证损害的赔偿责任。6.黄洁卿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过程中，在谈话笔录中陈述补办公证书的理由是“申请去加拿大夫妻团聚”，说明其与梁华双方是夫妻关系。原告自己也承认黄洁卿到佛山市公证处请求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的理由是“赴加拿大时梁华的出生时间有出入而需要更正”，黄洁卿在笔录中也是以“梁华出生年份与身份证不符”要求重新办理公证书，其二人均未对第107号公证书中双方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在广东省佛山市结婚”的事实提出异议，说明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只是更正梁华的出生日期，属于对第107号公证书的补正，而并未对双方婚姻事实重新公证，故不违反《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的禁止性规定。7.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于2015年10月27日、2018年5月2日对被告出具的两份《复函》并不矛盾，梁华与黄洁卿婚姻登记时登记的出生日期为1950年10月，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现能查到出生日期为1950年10月的梁华与黄洁卿的婚姻登记情况，这与事实一致，而梁华后来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变为1951年10月12日，但没有到婚姻登记机关做相应的变更，故查不到出生日期为1951年10月12日的梁华的婚姻登记情况是正常的。两份复函均证明梁华与黄洁卿于1979年3月9日在佛山市升平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8.佛山市公证协会接到案外人黄洁卿的投诉后，依法建议由被告重新复查，被告于2018年4月28日制作《重新复查通知书》。佛山市公证协会依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决定对黄洁卿公证复查争议投诉终止处理符合相关规定。9.重新复查案件的承办人是董某，协助办理人员是张驰、谢斌。签收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属于辅助性的工作，由协助办理人员签收材料并无不当。承办人董某具备公证员资格，调查询问时，均直接参与办理，主体适格。张驰作为被告时任的主任，签发案件是其职责所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10.第3649号公证书只是对梁华的出生年月进行补正，不属于重大的公证事项，不需要提交所谓的《涉外授权委托书》，被告没有错误。11.办理结婚证明书公证只需要一方到场申请，并提交所要的证明文件即可，并不是必须夫妻双方或男女双方到场才可办理。12.复查案件的承办人是公证员石某，她具备涉外公证员资格，重新复查案件的承办人是公证员董某，他不具备涉外公证员资格。虽然办理涉外公证案件时公证员需要具备涉外公证员资格，但并无法律规定承办复查案件和重新复查案件的公证员需要具备涉外公证员资格。13.启动复查是被告依职权进行的自主行为，而重新复查则是依据案外人黄洁卿的投诉和佛山市公证协会的指示启动的。对于梁华于2016年申请复查时，先后提交的三份复查申请书，被告认为应当以最后一份，即2016年3月21日提交的为准。为证明答辩理由，被告提交了公证员执业证（董某）、《佛山市司法局关于顾永杰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佛司干[2017]9号】、《复查决定书》卷宗（复印件、96页）、公证复查卷宗（复印件、258页）、佛山市司法局情况说明（2018年11月12日）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依据在案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1980年3月7日，经原告梁华申请，佛山市公证处经公证出具第107号公证书：“兹证明梁华（男，1950年出生）与黄洁卿（女，1954年出生）于1979年3月9日在广东省佛山市结婚。”在办理该份公证时，朝阳区革委会办公室出具了证明一份，记载“梁华、黄洁卿于1979年3月9日到我区登记结婚，当天已发给结婚证书，是朝结字156号。特此证明。”该证明加盖“佛山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印章。梁华因其持有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与第107号公证书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而导致出行受阻，梁华与案外人黄洁卿遂决定重新办理一份公证书。1990年10月30日，经黄洁卿申请，佛山市公证处经公证出具第3649号公证书：“兹证明梁华（男，1951年10月12日出生）与黄洁卿（女，1954年6月22日出生）于1979年3月9日在广东省佛山市登记结婚。”在办理该份公证书时，佛山市公证处工作人员于1990年10月25日对黄洁卿制作了《谈话笔录》，要求其将原公证书一份退回。黄洁卿承诺退回。佛山市公证处工作人员还通过电话对第107号公证书承办人进行调查，并前往佛山市汾江区升平街道办事处对结婚登记档案进行了抄录，但未收集并核实《结婚证》等材料。2015年11月13日，梁华以“诉讼需要”为由，委托广东法维司法鉴定所对1979年3月9日的《结婚申请书》中“黄洁卿”的签名字迹与样本材料上“黄洁卿”的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2015年11月25日，广东法维司法鉴定所出具《文书鉴定意见书》【粤维司鉴所[2015]文鉴字第1102号】，认定“标示时间为79年3月9日的《结婚申请书》上‘黄洁卿’的签名字迹，与样本材料上签署的‘黄洁卿’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原告梁华于2016年1月23日向被告提交《公证书复查申请》（落款处“梁华”为打印字体，无本人签名），以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证明的事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为由，申请对前述两份公证书进行复查，请求撤销前述两份公证书。2016年2月20日，梁华再次向被告提交《公证复查申请》（落款有本人签名），请求和理由如前。2016年3月21日，梁华第三次向被告提出《申请书》（落款有本人签名），请求与理由亦如前。梁华在提交复查申请的同时，将上述广东法维司法鉴定所出具《文书鉴定意见书》作为依据之一提交给被告。2016年6月12日，珠江公证处作出《复查决定书》【（2016）佛市珠江撤字第1号】，认定第107号《结婚证明书》和第3649号《结婚证明书》的“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决定对上述两份公证书均予撤销，且撤销后自始无效。梁华代理人于2016年6月13日签收了《复查决定书》，案外人黄洁卿本人于2016年6月20日签收了该《复查决定书》。上述《复查决定书》作出后，利害关系人黄洁卿于2018年4月3日向佛山市公证协会递交《投诉信》，请求撤销上述《复查决定书》，并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法律责任。佛山市公证协会于2018年4月27日向珠江公证处发出《关于黄洁卿投诉珠江公证处事项的建议函》，认为《复查决定书》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疑义，建议被告珠江公证处就原公证争议进行重新复查。被告于2018年4月28日决定重新进行复查。2018年5月8日，佛山市公证协会向投诉人黄洁卿发出《告知书》（佛司公投字[2018]第1号），以被告已决定对《复查决定书》重新进行复查为由，依据中国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对黄洁卿的公证复查争议投诉终止处理。重新复查期间，被告致函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对黄洁卿的婚姻登记信息进行核查。2018年5月2日，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复函被告，告知“发现当事人黄洁卿（出生日期：1954年6月22日）有以下的婚姻登记记录：1.1979年3月9日与梁华（出生日期1950年10月）在佛山市升平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2018年5月25日，珠江公证处依据重新复查结果，以黄洁卿作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重新复查申请人、以梁华作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原复查申请人，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认定：1.《复查决定书》适用1983年司法部下发的《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撤销1980年出具第107号公证书，因该《通知》不溯及既往，系文件依据适用错误。2.复查第3649号公证书的办理过程是否合法，应当以司法部1986年12月4日发布的《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为依据。经重新复查，该公证办理程序合法。3.复查中根据梁华提供的证据材料和被告调取的档案资料均不能认定第107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的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因此，被告作出《复查决定书》撤销第107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的决定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决定：（1）撤销（2016）佛市珠江撤字第1号《复查决定书》；（2）维持第107号公证书，不予撤销；（3）维持第3649号公证书，不予撤销。另查明，2015年12月18日，梁华以其与案外人黄洁卿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为由，向本院起诉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局，为本院依法受理【案号（2015）佛城法行初字第481号】（以下简称第481号案），并通知黄洁卿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经本院一审和佛山中院二审终审，均驳回梁华的起诉。佛山中院裁定书认定：“经查，被上诉人（禅城区民政局）在上诉人（梁华）结婚登记档案卷宗中仅有结婚申请书及两份单位证明，并无婚姻登记机关对涉案结婚登记申请的审批材料以及发放结婚证的相关证明材料，至于朝阳区革委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与佛山市公证处［80］禅证字第107号《结婚证明书》，仅是两份婚姻关系的证明，并无结婚证或婚姻登记档案材料予以印证，故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结婚申请准予登记的事实”。后，黄洁卿因对佛山中院二审裁定书中认定的事实有异议，向广东高院申请再审，被广东高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广东高院行政裁定书认定：“原二审法院以禅城区民政局在结婚登记档案卷宗中无婚姻登记机关对涉案结婚登记申请的审批材料及发放结婚证的相关证明材料为由，认定被诉的婚姻登记行为不存在，理据确不充分。根据原审证据材料中佛山市档案馆提供的《结婚申请书》内容显示，该文书左下角‘登记机关审查处理结果’一栏中，婚姻登记机关就梁华与黄洁卿的结婚申请作了‘朝结字156号’的结婚证字号，且有卢姓工作人员签名予以确认，原二审法院认定无婚姻登记审批材料依据不足。关于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结婚证的问题，虽然本案并无梁华与黄洁卿领取结婚证的签收材料，但原审原告梁华曾以结婚证遗失为由，向佛山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申请补发结婚证明，亦佐证了当事人曾领取结婚证且知晓结婚登记的事实，再结合本案婚姻登记行为发生于30年前、相关签领手续并不完善的历史客观原因，原二审法院仅以禅城区民政局在结婚登记档案卷宗中无婚姻登记机关对涉案结婚登记申请的审批材料及发放结婚证的相关证明材料为由，认定1979年的婚姻登记行为不存在明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认可。据此，再审申请人黄洁卿提出原二审裁定认定涉案婚姻登记行为不存在依据不足的理由，本院予以支持”。梁华对广东高院裁定书中认定的事实有异议，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经审查，最高法院于2018年3月27日作出行政裁定书，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仅需提供行政行为存在的初步证明责任，至于行政行为是否存在等实体问题，则属于实体审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梁华及禅城区民政局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仅可证明1979年3月9日婚姻登记机关受理梁华及黄洁卿的结婚申请的事实，但尚不足以证明当时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结婚证。鉴于本案中梁华的起诉明显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于梁华所诉的婚姻登记行为是否存在，法院亦无须理涉。”据此，最高法院驳回了梁华的申诉。还查明，案外人黄洁卿以案涉的第107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为主要证据于2015年7月31日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提出与原告梁华的离婚诉讼（案件编号：FM1-15-0105-CDL）。在此之前，黄洁卿已依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的规定，向同一法院提出了制作财产清单的保全申请（案件编号：FM1-15-0002-CPV）。2015年5月22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宣布对梁华名下的多家公司股权制作清单，并致函澳门特别行政区物业登记局、商业及动产登记局等部门，查清梁华名下不动产和动产，对发现的梁华名义单独或共同拥有的不动产或动产，都要立即制作清单。对于黄洁卿与梁华之间的离婚诉讼，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已驳回黄洁卿的请求，该案目前仍处于上诉阶段。再查明，珠江公证处系由原佛山市公证处变更而来。除上述事实外，原、被告双方对原告是否存在损失及具体金额存在争议。原告认为损失真实、客观存在，具体为：一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依据黄洁卿的申请查封、冻结了梁华名下的股权、房产、存款、银行保险箱等个人和共有的所有资产，造成长达三年半时间资产无法流通、转让和处分的损失，该部分损失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二是梁华自2014年开始在外租房造成的租金损失港币3360000元，澳门特别行政区氹仔玫瑰山庄别墅二期S座出租租金收益损失约港币3900000元，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建华新村第六座A铺、C铺、D铺和茂华新村AQ铺出租租金收益一半的损失港币3510000元。被告对原告的陈述不予确认。本院认为：（1）原告虽然提交了证据证明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宣布对梁华名下的多家公司股权制作清单，但并未继续举证证明该查封、冻结措施所导致的损失存在及具体损失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基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查封、冻结等保全措施造成人民币1000000元损失的陈述不予确认。（2）对于原告主张另行租屋的租金支出。因原告提交的《住宅租赁合约》均为复印件，且《住宅租赁合约》承租人均非原告梁华本人，尽管梁华本人在复印件上签名，但该签名行为不足以认定梁华系《住宅租赁合约》的当事人。此外，《住宅租赁合约》形成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且被告以该部分证据未依法办理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为由不予确认，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因原告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租金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其作出的相关陈述，本院不予确认。（3）对于原告主张的其名下物业出租收益损失，原告虽然提交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执业律师赵鲁出具的《情况说明》，但该份《情况说明》仅可作为一般证据使用，对赵鲁在《情况说明》中所陈述的事实不可直接采纳，故原告应当就该部分陈述承担继续举证责任。因其未能举证证明所涉物业归其所有或共有，亦未证明该部分物业业已出租及租金标准，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该部分损失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损失及损失金额不予确认。依据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珠江公证处是依法设立，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原告以被告作为公证机构，在履行公证职务的过程中存在过错，给原告造成损失为由，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本案为公证损害责任纠纷。因原告梁华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澳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关于“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的规定，本案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的规定，且本案原、被告均选择适用内地法律，故本案适用内地法律。依据原告的指控，被告于1990年10月30日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和2018年5月25日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行为给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应予以赔偿；而被告则主张重新复查并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公证活动，不可能对原告的权益造成侵权。本院认为，公证机构依法履行公证职务的行为均应视为公证活动。本案中，重新复查是被告珠江公证处根据佛山市公证协会的建议，依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地方公证协会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规定处理投诉事项：……（三）认为公证机构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复查决定不适当或者有疑义的，书面建议被投诉人就原公证争议重新进行复查。”的规定进行的，故重新复查是被告作为被投诉人（原公证机构）依据行业规则进行的公务行为，因此亦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制的公证活动。对于被告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合原、被告的诉辩，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其一，被告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和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公证活动是否存在过错；其二，原告的损失是否与被告的公证行为和公证活动存在因果关系。现本院依据法律规定，分述如下：其一，被告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和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公证活动是否存在过错。尽管原告指控的被告侵权行为为上述两个行为，但因本案所涉事实的起因，以及上述两被控侵权行为的来由均与第107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以及作出《复查决定书》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还需对该两行为的是否具有过错予以评判。又因本案所涉数个公证活动的时间跨度较长（自1980年至2018年），期间涉及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业务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行业（团体）规定从无到有，多次修订，因此评判具体公证活动合法性、合规性当以具体公证行为作出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行业（团体）规定为准。第1第107号公证书第107号公证书作出时间为1980年3月7日，其时，梁华及案外人黄洁卿均已移居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公证业务属于是涉外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尚未制定、颁布，除有关部门通知要求涉外公证业务由法院或公证处统一办理外，没有办理涉外婚姻关系公证业务的其他规定和要求。而该次公证业务的卷宗中亦有由朝阳区革委会办公室加盖公章的证明（内有记载结婚证号为“朝结字156号”）一份存档，说明公证机构在办理该次公证时已收集了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材料，因此难以认定办理第107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不真实、程序不合法。原告主张的办理结婚证明公证需要凭《结婚证》的规定首见于《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但该通知于1983年7月16日发布，施行时间迟于第107号公证书作出时间，故原告依据该通知要求对第107号公证书的效力所陈述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1第3649号公证书原告指控被告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因受托人黄洁卿未按照《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的规定提交《涉外授权委托书》，因此办理该公证时提交的申请无效，被告依据该无效申请作出的第3649号公证书亦属无效，而且被告在办理该次公证时亦未审查是否发放了结婚证，违反了《司法部关于如何确认和公证事实婚姻问题的函》和《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两个规范性文件中的“禁止性规定”，故第3649号公证书无效。被告则认为第3649号公证书仅仅是对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时间进行补正，不属于重大公证事项，不需要按照规定提交经过公证、认证或证明的委托书。第3649号公证书作出时间为1990年10月30日，起因系梁华持有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时间与第**公证书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导致梁华与案外人黄洁卿出行受阻。为此，案外人黄洁卿向佛山市公证处再次申请办理公证。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和《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均已制定、颁布，《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至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现行有效，可以作为评判该次公证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的依据。对于原告指控的问题，本院认为：（1）依据《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七条的规定：“代理人代为办理公证，必须向公证处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委托书。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外国的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办理重大公证事项的，应提交经当地公证人或我部认可的驻外机构、律师或我驻外使领馆公证、认证或证明的委托书。”，但该施行细则并未对“重大公证事项”作出释义，亦未确立“《涉外授权委托书》”这一特定文书类别。在作为公证机构的被告与原告就公证事项是否属于“重大公证事项”的理解发生歧义时，是否需要提供以及提供何种样式的申请材料当以公证机构的要求为准。本案原、被告双方对于办理结婚证明书公证是否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到场才可办理存有分歧。原告主张依据司法部公证司《关于发往澳门适用的公证书二个问题的复函》【（90）司公字第148号】和外交部领事司《关于自费留学生婚姻的有关问题》【领认函[1990]002号】，并依据《广东省公证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应由夫妻（或男女）双方同时到场才可办理。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依据的上述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适用范围与本案不相符，不应作为适用依据，而《广东省公证工作暂行规定》于1990年10月30日由广东省司法厅颁布，并于1990年11月1日起施行，故《广东省公证工作暂行规定》不能作为评判该次公证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的依据。因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就此存有分歧事项并未有明确规定，故夫妻一方到场是否能够办理当以公证机构的具体实践为准。据此，本院认为黄洁卿申请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无需提供梁华的授权委托书。原告作为知情人和受益于该次公证的利害关系人于公证行为完成二十余年后再行主张该事项属于“重大公证事项”，并进而以黄洁卿未提交《涉外授权委托书》属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主张该公证行为无效，既不公允，亦不客观。（2）对于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是原告主张的属于一个新的公证行为还是被告主张的是对第107号公证书的补正问题，本院认为，《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五十三条虽然规定：“复查的公证事项，如原公证书正确，应维持原公证书；如公证书内容正确，但文字表述不当的，应收回公证书修改后重新制发；不能收回的可另行制发补充性质的公证书。”但依据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黄洁卿所填写并提交的申请文件为“办理公证书申请表”可知，黄洁卿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办理公证的申请，因此被告陈述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认为该次公证因违反了司法部两个规范性文件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意见，本院认为，《司法部关于如何确认和公证事实婚姻问题的函》系司法部就相关问题函商最高法院的公文，最高法院已于1982年10月5日以《关于如何确认和公证事实婚姻问题的复函》【（82）法研字第10号】函复司法部，认为人民法院对函商问题不便于处理，建议司法部会合相关部委共同研究解决。因此《司法部关于如何确认和公证事实婚姻问题的函》不属于可以作为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业务的依据。原告主张第3649号公证书违反该公文的“禁止性规定”的意见，属于法律适用不当，本院不予采纳。依据《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的意见要求，“对于第一部婚姻法公布施行后结婚的（即1950年5月1日以后结婚的），公证处凭申请人的结婚证，经调查核实后，给予办理结婚证明，出具公证书。”对于黄洁卿于1990年10月25日申请办理婚姻关系的公证，被告未能依据《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意见要求，收集并核实案外人黄洁卿与梁华的《结婚证》后出具公证书，故本院认为被告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公证过程中存在过错。（3）因第3649号公证书和第107号公证书均公证证明同一法律事实，且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系因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日期有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证处或者它的同级司法行政机关、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如发现已经发出的公证文书有不当或者错误，应当撤销。”《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五十条亦规定：“公证处发现本处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错误，应当主动撤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发现所属公证处已经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错误，应撤销或通知公证处撤销。”该试行细则第五十四条又规定：“认定事实不清或违背法律、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严重违反公证程序的公证书，经公证处决定或同级、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决定，应予撤销或更正。对已经发往域外使用的公证书的撤销或更正，应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决定，并报司法部备案。”第五十五条还规定：“对不能收回原公证书的，应公告撤销原公证书。”依据上述规定，被告在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后，应当依据《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作出撤销第107号公证书的决定并予以公告。在公证机构或司法行政机关作出撤销决定之前，原告主张第3649号公证书作出后第107号公证书自然失效的观点于法无据。第三，《复查决定书》《复查决定书》系因原告梁华于2016年1月23日向被告提交《公证书复查申请》，以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证明的事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为由，申请对前述两份公证书进行复查，请求撤销前述两份公证书，被告为此进行复查，并依据复查结果而作出的书面复查结论。复查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15年修订）和《公证程序规则》现行有效，可以作为评判该次复查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的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15年修正）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公证书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项公证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但能证明自己不知道的除外。提出复查的期限自公证书出具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年。复查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载明申请人认为公证书存在的错误及其理由，提出撤销或者更正公证书的具体要求，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梁华作为第107号公证书的申请人和第3649号公证书的利害关系人，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就其认为存在错误的公证书向公证机构申请复查，但复查申请应当依据《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进行。而梁华申请复查，距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作出时间均已超过二十年。但前述申请复查期限的规定适用于当事人或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被告作为公证机构可以随时主动启动复查程序，并依据复查情况作出《复查决定书》。因此被告作出《复查决定书》，未违反程序要求。对于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是否具备应当被撤销的情形，如前所述。第四，《重新复查决定书》被告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系因案外人黄洁卿依据中国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就被告以《复查决定书》形式作出的撤销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的复查决定有异议，采用投诉方式提请佛山市公证协会予以处理后，按照该试行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复查后作出的结论。原告认为被告在重新复查过程中存在程序不合法，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内容不真实，因此应撤销《重新复查决定书》。重新复查时，《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已颁布施行，可以作为评判该次重新复查是否合法、合规的依据。对于原告指控的问题，本院认为：（1）案外人黄洁卿于2018年4月3日向佛山市公证协会递交《投诉信》，请求撤销上述《复查决定书》，并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原告认为黄洁卿的投诉距离被告作出《复查决定书》已超出法定期限达570天之久，依法不应受理。中国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投诉人应当自收到或者知道公证机构作出的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复查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地方公证协会提出公证复查争议投诉。”依据该规定，受理复查争议投诉的机构为佛山市公证协会。黄洁卿于2016年6月20日已签收《复查决定书》，故其于2018年4月3日递交《投诉信》，确已超期，佛山市公证协会受理该投诉与《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不相符。（2）虽然被告系基于佛山市公证协会依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向被告发出的《关于黄洁卿投诉珠江公证处事项的建议函》而启动重新复查程序的，但因佛山市公证协会受理案外人黄洁卿超期的投诉不当，其作出的审查行为亦缺乏程序正当性，故被告依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接受佛山市公证协会的建议而启动重新复查程序缺乏依据，其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亦缺乏程序依据。因被告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缺乏程序依据，故对被告在重新复查中是否存在其他问题，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在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过程中及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过程中，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存在过错。其二，原告的损失是否与被告的公证行为和公证活动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认为案涉的公证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原告名下物业被查封、被迫在外租房，原告所称的几类损失是梁华与黄洁卿自己造成的，与被告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依据原告的主张，其诉称的损失构成为分居租屋的房屋租金、名下物业出租收益损失以及因离婚诉讼导致的名下各类财产被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查封、冻结而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第一，原告未能证明前述损失存在及损失的具体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二，导致梁华需要另行租房居住，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依据黄洁卿的申请而对梁华名下财产实施保全措施的主要原因均基于原告梁华与案外人黄洁卿之间感情不和以及随后发生的离婚诉讼。在上述纠纷中，案涉的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仅仅是作为相关案件的证据，是否采信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由受理案件的法院审查决定。因此原告梁华诉称的房屋租金以及因保全行为造成的损失与案涉的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无因果关系，因而与《重新复查决定书》亦不存在因果关系。另需明确的是，《重新复查决定书》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2015年6月起的房屋租金支出损失和名下物业租金收益损失，缺乏依据。综上所述，被告在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过程中及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过程中，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存在过错。但因原告梁华未能举证证明其因被告的过错导致损失及具体损失金额，且被告的过错与原告诉称的房屋租金支出及物业收益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人民币5000000元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17年修正）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华的诉讼请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受理费依法征收46800元，由原告梁华负担45000元，被告广东省佛山市珠江公证处负担1800元。如不服本判决，梁华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广东省佛山市珠江公证处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孙 谦审判员 高慧玲审判员 蔡 珊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谢文珠书记员 江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