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民终84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沙步村沙利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LATJ3X。法定代表人：彭孟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思玲，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天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第三工业区荣富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HCX663。法定代表人：肖家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七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二工业区创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41900001282834。法定代表人：肖家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家顺，男，汉族，1991年5月4日出生，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上诉人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高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天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天炫公司）、东莞市七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七炫公司）、肖家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9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喆公司于2017年8月1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炫公司、七炫公司、肖家顺向高喆公司支付货款39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9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自2015年5月18日起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3180.92元）；2.天炫公司、七炫公司、肖家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后高喆公司在庭审中将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逾期付款利息起算时间变更为2016年11月28日。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高喆公司主张其于2016年3月至同年11月期间向天炫公司、七炫公司供应货物，其中2016年3月货款为12045元、4月货款为12410元、5月货款为13056.05元、6月货款为10950元、11月货款为11461元，合计59922.05元。根据高喆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显示，高喆公司向客户“七炫”供应518碳膜，其中于2016年4月28日交付了17855套、载明总价为13056元，于2016年5月31日交付了15000套、于2016年11月12日交付了2600套、于2016年11月27日交付了6100套，前述交易的送货单收货方处有相关人员签名，高喆公司主张签名人员为七炫公司的股东或员工。根据2016年4月28日的送货单可以计算得出每套518碳膜单价为0.73元。高喆公司主张案涉所有交易货物均是518碳膜，单价均为0.73元每套。高喆公司还提交了一张送货日期为2016年11月22日的送货单，该送货单载明货物为518导电膜碳浆7000套，收货方处空白，制单人右上方有一个手写的“罗”字，高喆公司主张该“罗”字是七炫公司人员收货时签署的。除以上送货单外，高喆公司对于其主张的2016年3月至同年11月期间的其他交易未能提交送货单予以证明。此外，高喆公司提交了2016年3月至同年6月的对账单，但对账单上均没有七炫公司签名或盖章确认。高喆公司提交了三张支票，金额合计48455元，载明的出票人均为天炫公司，用途均为货款。其中票号为83342421的支票收款人栏空白，被背书人先后载明为高喆公司以及东莞市辉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票号83342412的支票收款人及被背书人均载明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昕华丰商行；票号83342401的支票收款人及被背书人均载明为东莞市东坑立昌模具钢材行。高喆公司另提交了一份显示由东莞市辉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高喆公司于2016年7月将票号83342421的支票交给该公司，但银行以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拒绝承兑。高喆公司主张前述三张支票均被退票。关于付款情况，高喆公司主张七炫公司一共通过现金、支票等方式先后支付了3000元、12939元以及4983.05元，合计20922.05元，尚欠39000元未付。尚无证据显示高喆公司、七炫公司有就付款期限以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进行约定。高喆公司主张案涉交易的买受人是天炫公司和七炫公司，因为该天炫公司、七炫公司办公场所一致、收货人均为七炫公司而付款人均为天炫公司，天炫公司、七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亲兄弟关系。天炫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肖家顺。以上事实，有高喆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原审法院认为，原审为买卖合同纠纷。天炫公司、七炫公司、肖家顺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对高喆公司陈述的事实及出示的证据进行抗辩及质证的权利。原审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案涉交易负有付款义务的主体如何认定；第二，案涉交易的应付款以及已付款情况如何；第三，高喆公司诉请的逾期付款利息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高喆公司提交的送货单载明的客户名称均为“七炫”，大部分送货单收货方处均有人员签名确认，在七炫公司没有提出抗辩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有收货人签名的送货单能够证明高喆公司向七炫公司供应货物，高喆公司与七炫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七炫公司应当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对于天炫公司，高喆公司提交的支票没有载明收款人为高喆公司，而且即使如高喆公司所称该些支票是天炫公司用于支付案涉货款，亦可能属于天炫公司代为付款的情况，仅凭支票不足以证明天炫公司是案涉交易的买受人或构成了债务加入等情形；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天炫公司与七炫公司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况。因此，高喆公司要求天炫公司支付案涉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天炫公司无需承担付款义务，故高喆公司要求天炫公司的唯一登记股东即肖家顺支付货款，亦无据可依，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对于高喆公司提交的收货方处有人员签名确认的日期为2016年4月28日、2016年5月31日、2016年11月12日、2016年11月27日的送货单，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其中2016年4月28日的送货单载明了货物数量及总价，据此可以计算得出货物单价为0.73元每套。高喆公司主张其余送货单所送货物的单价亦为0.73元每套。由于该些送货单载明的货物相同，在七炫公司没有提出抗辩意见及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高喆公司的主张合理，依法予以采信。因此，结合送货单记载的数量，前述四份送货单合计货款为30357元。至于2016年11月22日的送货单，该送货单上仅手写一个“罗”字，无法辨认签名人全称，且并非在收货方处书写，与前述四份送货单的收货人签名惯例不一样。因此，无法确认2016年11月22日送货单上的签名人属七炫公司的员工或有权代表七炫公司签收货物，原审法院对该份送货单依法不予采纳。对于除前述四张有收货人签名的送货单外高喆公司主张的其他交易，因缺乏相应的有七炫公司签名或盖章确认的交易凭证，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确认高喆公司向七炫公司交付了价值30357元的货物。高喆公司已确认收到货款20922.05元。对于剩余的货款9434.95元，因七炫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故原审法院依法认定七炫公司尚欠付高喆公司货款9434.95元。现有证据不能显示高喆公司与七炫公司有就付款期限进行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七炫公司应当在收到案涉货物的同时支付货款，故案涉货款的付款期限已届满，高喆公司有权要求七炫公司支付剩余货款9434.95元。高喆公司诉请超出该范围部分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现有证据不能显示高喆公司与七炫公司有就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进行约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结合原审实际情况，高喆公司有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的标准，自2016年11月28日起对欠付的货款计收逾期付款利息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限东莞市七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434.9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的标准，自2016年11月28日起计付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为854元，由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负担754元、由东莞市七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0元。上诉人高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天炫公司、七炫公司、肖家顺应该向我方支付货款39000元。1.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欠款是该数额；2.我方在一审主张收到83342401、83342412支票的2016年3月及4月货款共15939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922.05元，且其在4月28日后的款项中扣除该部分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3.一审不能通过收货人的签名来否定2016年1月22日的送货单是天炫公司、七炫公司的代表签收货物的事实。天炫公司、七炫公司同为案涉交易的买受人并且有关联关系，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亲兄弟，经营范围一致，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二、一审认定天炫公司、七炫公司没有混同经营的情况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1.我方获得支票后将该支票交付给供应商或者合作商没有违反规定，持票人不是收款人并不代表持票人就没有权利，一审不能以我方提交的支票没有载明收款人是我方作为天炫公司无需付款的理由；2.我方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了天炫公司支付的是货款。3.在交易期间，货物均以七炫公司的名义收货，结款以天炫公司开具支票付款，故天炫公司、七炫公司之间存在混同经营。三、一审判决的诉讼费计算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天炫公司、七炫公司、肖家顺应该向我方支付货款39000元及逾期利息（以39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自2016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5549.89元）；2.天炫公司、七炫公司、肖家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的20922.05元货款应否扣除，原审判决的货款金额是否正确。二、天炫公司、肖家顺是否应对案涉货款承担连带责任。三、原审的诉讼费问题。关于焦点一，高喆公司为证明与七炫公司的买卖关系提交了一系列的送货单及对账单，其中2016年4月28日、2016年5月31日、2016年11月12日、2016年11月27日的送货单收货单位是“七炫”，收货方一栏有签名，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高喆公司向七炫公司交付了30357元的货物，但是对于高喆公司提交的收货人一栏没有签名的其他送货单，其无法证明与七炫公司的实际交付货物行为，高喆公司及提交的对账单均没有客户签名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七炫公司的付款情况，高喆公司原审确认七炫公司已付款现金3000元、重新开具支票12939元及后来支付货款4983.05元共计20922.05元，但主张该款项属于4月28日以前的付款，不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七炫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抗辩，故本院采信高喆公司的主张。七炫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履行支付义务，应承担付款责任，故原审法院对20922.05元款项在总欠货款中予以扣除不正确，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高喆公司提交了三张由天炫公司开具的支票及《证明》拟证明天炫公司为案涉货物买受人且与七炫公司存在经营混同，并以天炫公司与七炫公司办公场所一致、经营范围一致、法定代表人是亲兄弟为由主张天炫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肖家顺应对案涉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该三张支票的收款人均不是高喆公司，且高喆公司本案中提交的送货单中的收货方均不是天炫公司，《证明》中也没有指出该支票出具的具体原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高喆公司的上述理由及证据不足以证明天炫公司是案涉货款的买受方，且不能证明天炫公司与七炫公司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况，故原审法院判决天炫公司与肖家顺对案涉货款不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三，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的（2017）粤1972民初974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已经对诉讼费相关的内容进行补正，本院不做重复论述。综上所述，上诉人高喆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9746号民事判决；二、限被上诉人东莞市七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是上诉人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035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的标准，自2016年11月28日起计付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854元（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负担239元，由东莞市七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6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8元（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东莞市高喆电子有限公司负担92元，由东莞市七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冠东审判员  苗卉卉审判员  尹河清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 琨李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