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冀02民再6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红艳，女，1978年5月9日出生，汉族，唐山亚轮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户籍所在地:唐山市，现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国，河北唐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林，北京星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郝秀芬，女，196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诉讼委托代理人：李永田，河北仲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彦红，女，196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增，河北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袁宝林，男，196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现羁押于冀东分局第五监狱。上诉人王红艳与被上诉人郝秀芬、李彦红和一审被告袁宝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北民初字第1628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冀0203民监4号民事裁定，裁定由一审法院再审，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2018）冀0203民再3号民事判决。王红艳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红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国、张海林，被上诉人郝秀芬及委托代理人李永田，被上诉人李彦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红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冀0203民再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等各项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裁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称：“王红艳表示对于公安卷宗中关于5000万元利息的表述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认可其他公安卷宗笔录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该认定没有任何依据，王红艳也从未在庭审中认可公安卷宗的笔录内容。本案中，2015年3月30日，王红艳向钢城分局北区派出所报案郝秀芬等15人涉嫌非法拘禁罪被立案调查。一审庭审中，不管是从公安卷宗记载的内容，还是从王红艳当庭的陈述，从未认可其与李彦红、郝秀芬等15人存在任何借贷行为，也从未认可公安卷宗笔录中除了5000万元利息以外的内容全部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在2015年7月24日、9月19日的公安机关对王红艳的讯问笔录中清楚写明王红艳被胁迫、恐吓、殴打，被逼给郝秀芬等15人打借条和还款计划书，并强行拉走王红艳的家电产品，并强迫王红艳向其指定账号打款。对王红艳与李彦红及郝秀芬等人到底存不存在债务关系尚无定论。而一审法院却片面的认可了公安卷宗材料中对王红艳不利的材料，而刻意回避了王红艳控诉的材料，便以此认定借款和还款计划协议书系王红艳的真实意思表示，判令王红艳向郝秀芬还款，其明显是在事实上认定不清，导致错误裁判，严重侵害了王红艳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安机关侦查取得的材料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审判中的证据使用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证据进行了列举，凡是不符合该八种形式的材料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王红艳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是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而对当事人进行调查的记录，虽然笔录上有王红艳的签字和手印，但是该陈述是对侦查机关的陈述而不是对人民法院的陈述，因此其陈述对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故此，王红艳在侦查机关的询问笔录不属于本案诉讼中当事人陈述。2.从证据的效力来看，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是极其微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样单一的询问笔录更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不可能也无必要知晓整个刑事案件的所有事实，无法辨析或掌控公权机关侦查过程曾经发生的所有细节和其目的性，对询问笔录内容的真伪根本无法识别，如果把这种真伪不明的直接证据运用到民事诉讼中，那么得到的案件事实也只能是真伪不明的。即便欲以询问笔录做为证据尚需三方质证。因此，将刑事案件中的询问笔录公开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这是错误的。如果法院认可刑事案件中询问笔录，认可其证据能力和对事实的证明力，那结果可想而知，民事纠纷的当事人会纷纷向公安机关报案，利用国家公共权力为自己获取证据，赢得诉讼，破坏了民事诉讼的平等对抗，势必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因此，法院不经甄别和分析，便对公安卷宗中记载的内容予以采信，其对当事人是极为不公平的。二、虽然公安机关对郝秀芬等15人通过非法拘禁、人身伤害王红艳的方式索要借条和还款计划书的行为认为不构成犯罪，并不予立案，但是不能以此否认各被告获取借条和还款计划书的方式违法，该份证据的取得存在严重的瑕疵，不具有证据效力。2015年2月13日，李彦红将王红艳骗到其家中，与郝秀芬等15人共同谋划，用威胁恐吓的方式通迫王红艳向郝秀芬等人签订《借条》。嗣后，以吃冰毒胁迫王红艳坠胎、制造高龄父母、幼小女儿性命威胁等手段，威逼王红艳给其中的债权人转账资金286.9万。2015年3月27日，郝秀芬等人与李彦红、袁宝林对王红艳采取非法拘禁、暴力殴打等行为强迫王红艳签订《还款计划协议》，并强行拉走王红艳仓库内的价值200多万元的家电产品，并强迫王红艳向其指定账号打款8万多元。郝秀芬等人的暴力行为致使王红艳右眼视网膜出血，经鉴定为轻伤二级。上述事实，有公安卷宗所载王红艳陈述、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住院病历、家庭财产被损坏和王红艳被暴力伤害照片等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郝秀芬等15人非法手段强行索取借条、还款计划书，构成对王红艳的人身伤害及抢夺性财产损失，虽然公安机关最终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最终未予立案，但是上述证据的取得是在王红艳被恐吓、胁迫、殴打、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下形成的，来源不合法、内容不真实，存在严重的瑕疵，其并不是王红艳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本案的民事诉讼证据效力，因此不能仅凭郝秀芬等人的行为没有犯罪就以此认定该份证据取得是真实的，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郝秀芬与王红艳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合同关系，王红艳不应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1.郝秀芬诉状中所称的借给李彦红夫妻的借款时间、金额与李彦红夫妻与王红艳的资金往来在时间上、金额上前后都不能一一对应，不能证明李彦红夫妻将该笔借款转借给王红艳的事实。郝秀芬诉状中所称自2012年3月5日至2013年9月24日期间，李彦红夫妻向其分六次借款共80万元，而后李彦红告知郝秀芬该借款转借给王红艳。但是从王红艳与李彦红夫妻提交的银行流水的交易时间上能清楚看到：李彦红夫妻给王红艳打款的时间、金额与郝秀芬借给李彦红夫妻钱款的时间、金额完全无法对应，不能证实李彦红夫妻将该笔借款转借给了王红艳的事实成立，由此不能排除李彦红夫妻将该笔借款用于他处，而后恶意转嫁给王红艳的事实。2.王红艳仅向郝秀芬出具了《借条》，郝秀芬并未实际履行借款行为，该笔大额借款并没有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实。纵观本案的诉讼过程，郝秀芬没有举证证明向王红艳及亚伦公司支付对价的事实，更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凭证。因此，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入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之规定，应当认定郝秀芬与王红艳之间借贷关系并不成立。假使王红艳与郝秀芬还存在其他借贷往来，那么郝秀芬应当提交其给王红艳相应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实，否则仅凭一张字据，不能证实如此大额借贷真实存在，由此不能排除郝秀芬存在威逼胁迫王红艳违背真实意思向其出具《借条》及《还款计划协议》的行为发生，郝秀芬存在恶意虛构王红艳借款事实之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因此，不论是上述的何种情形，都能证明该《借条》及《还款计划协议》的基础不存在，对双方没有约東力，袁宝林和李彦红虽然向郝秀芬借款，但实际并未借给王红艳使用，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郝秀芬与王红艳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货合同关系，王红艳对该笔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3.需要指出的是，自2015年2月13日王红艳向郝秀芬等15人出具借条后，被逼给付李佳怡232.1万元，给付韩金红6万元，董艳敏40.6万元。但是，在2015年3月27日王红艳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中仍载明欠付李佳怡260万元，欠付韩金荣300万元，欠付董艳敏130万元。均没有抵消己付款项。由此充分说明郝秀芬等15人的行为，完全违背了王红艳的真实意愿，纯属被逼无奈之举。四、一审法院判决书称：“王红艳提出的其对李彦红享有债权而非债务的抗辩，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应另行解决”，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审理清楚王红艳与李彦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理清本案至关重要，不应再另案处理。郝秀芬称将80万元借款转账给李彦红，后李彦红将借款全部借给了王红艳使用，而通过有据可查的李彦红与王红艳的银行流水来看，王红艳对李彦红不仅不负债务，还多向李彦红超额转付资金一千多万元。由此充分证明，郝秀芬提起本案之诉的借条、还款计划书纯属虛列债权，不能证明王红艳欠郝秀芬80万元的事实。1.从王红艳与李彦红夫妻银行交易时间上来看，是李彦红夫妻先向王红艳开始借款。根据王红艳、李彦红提交的银行流水能清楚的发现，王红艳第一次给李彦红通过银行进行打款是2009年4月2日，直到2010年9月2日，李彦红才给王红艳通过银行进行打款。打款的时间节点及交易明细来看，王红艳于2009年4月就已经开始借款给李彦红，而李彦红从2010年9月才开始向王红艳偿还借款，因此不存在李彦红所称的王红艳向李彦红借款的情形。2.从双方银行交易流水统计的金额上来看，王红艳不仅不欠李彦红夫妻的钱，还多向其超额转付一千多万元。根据王红艳、李彦红提交的银行流水经过统计后发现，李彦红给王红艳银行转账共计11122.92万元，王红艳给李彦红银行转账共计12511.656万元，由此可知，王红艳多给李彦红打款1388.736万元，由此更能证明王红艳并不欠李彦红的钱。即使双方存在互相拆借资金的行为，但从最终的银行流水汇总的金额上来看，王红艳给李彦红打款金额远远高于李彦红给王红艳的打款额因此说王红艳并不拖欠李彦红的任何欠款。3.根据王红艳与李彦红之女袁芳进行阶段性对账的聊天记录中也能显示出，王红艳对李彦红享有债权。由王红艳与李彦红之女袁芳于2014年10月9日的聊天记录可知，李彦红对与王红艳阶段性的对账确认的事实是王红艳当天给李彦红打款63万，截止当天李彦红还尚欠王红艳53.4万。自2014年10月9日以后，王红艳给李彦红又陆续打款合计1711.85万元，而李彦红给王红艳陆续打款合计仅298.68万元（以上均有银行流水予以证明），由此可知王红艳多给李彦红打款1413.17万元，加上之前李彦红确认尚欠王红艳的53.4万，李彦红共欠王红艳1466.57万元。以上事实可以证明，不论是从王红艳与李彦红的银行转账流水上来看，还是从双方确认的阶段性的对账上来看，王红艳都多给李彦红超额转付一千多万元。由此充分证明，王红艳并不拖欠李彦红的钱，可以反推出王红艳更不可能拖欠郝秀芬的款，郝秀芬提起本案之诉的借条、还款计划书所载明的借款数额纯属虚列债权，不能证明郝秀芬的事实主张成立。因此，王红艳与李彦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王红艳与郝秀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的，之间相互关联，因此法院应当将郝秀芬-李彦红-王红艳三者之间的资金往来进行全面的梳理，才能查清事实的真相，如有必要，上诉人可以申请会计审计部门进行审计核实。五、王红艳不应认定为系郝秀芬与李彦红夫妻的共同借款人，其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首先，通过起诉状及原审中郝秀芬与李彦红夫妻自认的事实能清楚的显示出：郝秀芬一直是借款给李彦红夫妻，其并不认识王红艳本人，是李彦红夫妻无法偿还借款利息后，才向郝秀芬告知王红艳的存在。因此，王红艳不可能成为共同借款人。其次，王红艳与郝秀芬和李彦红夫妻之间没有共同借款的合意，王红艳也从未授权给李彦红夫妻向郝秀芬借款的事实。根据郝秀芬提交的原始借条上的借款人处仅有李彦红夫妻的签字，并没有王红艳的亲笔签名，并且郝秀芬和李彦红夫妻也未提交过王红艳授意李彦红夫妻向其借款的证据，因此，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共同借款行为的发生。再次，郝秀芬与李彦红夫妻之间的借款也未用于王红艳实际使用或受益。根据郝秀芬提交的银行交易凭证上清楚显示：郝秀芬仅有与李彦红夫妻之间的转账流水，从未将任何钱款转账给王红艳使用；并且李彦红夫妻和王红艳的银行流水明细与郝秀芬和李彦红夫妻之间的银行流水明细在金额上、时间上都无法一一对应，因此无法认定该涉案借款用于王红艳使用或受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郝秀芬与李彦红、袁宝林形成了借贷合同法律关系，郝秀芬对李彦红、袁宝林享有债权，李彦红、袁宝林对郝秀芬负有偿还借款的义务。由此可知，让王红艳成为郝秀芬与李彦红夫妻的共同借款人，无事实基础、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撑，因此王红艳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请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改判驳回郝秀芬对王红艳的全部诉讼请求。郝秀芬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二审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一审判决。二、上诉人上诉状称，其未在一审庭审时认可公安卷宗笔录，且认为刑事案件材料不能作为民事证据适用是非常错误的。1.上诉人在再审庭审时虽然不认可5000万元利息的问题，但明确表示了对公安卷宗其他内容的认可，庭审时有录像，庭审笔录也应该有记载。2.无论上诉人对公安卷宗的证据材料是否认可，均不能否认公安卷宗证据材料的效力，公安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其效力当然优于上诉人的个人自相矛盾的陈述。3.上诉人在刑事案件卷宗中的陈述，因为和书面证据和其他证据能够互相印证一致，是当然可以作为民事证据采纳，且刑事案件中上诉人的陈述材料在民事案件中引用后其证据形式不叫当事人陈述，而是书证。三、上诉人上诉状称，公安机关对上诉人报案的非法拘禁、人身伤害认定不构成犯罪，并不等于民事证据不存在瑕疵。该说法及其错误。1.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报案时根本就没有本案的被上诉人。2.被上诉人也从来没有威胁、拘禁或伤害过上诉人，上诉人的说法纯粹是无中生有，被上诉人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书写借条和还款计划书。3.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书写借条和还款计划书时，被上诉人根本没在场，上诉人书写的字据完全是依据事实的自愿行为。4.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书写借条和还款计划书的内容和其他证言一致，和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致，又有公安机关认定上诉人没有收到相关威胁的结论，足以认定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书写借条和还款计划书的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和自愿性。四、上诉人上诉状称，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关系，不承担借贷义务，是错误的法律认识。1.上诉人的行为系债务加入，2015年2月13日，上诉人书写借条是因为袁宝林、李彦红拖欠归还被上诉人借款，而上诉人王红艳拖欠袁宝林、李彦红借款，因该借款转换由上诉人王红艳书写的借条，所有事项均为王红艳和袁宝林李彦红协商的结果，该新借款关系的产生从法律上系典型的债务加入，是法律所允许和认可的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依据上诉人自愿的债务加入行为，上诉人应当承担本案的借贷本息还款义务。2.债务加入行为并不需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前提。五、上诉人上诉状称，其与李彦红之间存在债权，人民法院应当全部查明理清的请求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悖。1.本案是被上诉人依据上诉人的债务加入行为，诉请归还借款本息，而上诉人与李彦红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是本案审理的内容，也非本案的法律关系内容。2.本案被上诉人诉请的是80万元本金的借贷，而上诉人要求理清非被上诉人的诉请内容的其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非本案的审査范围，也是当事人诉权的基本表现，更是民事案件不告不理原则的根本体现。六、上诉人上诉状称，其不应作为本案的共同借款人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是错误的认识。1.2015年3月30日唐山市公安局钢城分局的询问笔录中第二、三页和2016年6月10日唐山市信访局关于王红艳信访事项办理的情况报告第二页，经有关机关查证证实，上诉人共从李彦红处借了1.1亿元，陆续偿还一部分，还欠5000万元的基本事实。2.基于上述事实，上诉人才通过李彦红给被上诉人书写了借条和还款计划书，该行为是典型的债务加入行为，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借条和还款计划书系上诉人自愿书写，又是本人签字和手印，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也与其书写的借条和还款计划书的内容一致，上诉人应当承担本案连带还款责任。基于以上答辩，希望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公正裁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彦红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王红艳承担借款责任正确。2.王红艳在上诉状称，李彦红尚欠其10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有公安笔录证实5000万元，上诉理由事实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请求。郝秀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李彦红、袁宝林和王红艳连带返还郝秀芬借款8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2月1日至给付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彦红、袁宝林和王红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郝秀芬与李彦红系同学关系，李彦红与袁宝林系夫妻关系，李彦红与王红艳系朋友关系，郝秀芬与王红艳不相识。2012年3月5日，袁宝林向郝秀芬借款5万元，约定按月付息，按月息三分付利。2012年4月6日，袁宝林向郝秀芬借款5万元，约定按月息三分付息。2012年10月23日，李彦红向郝秀芬借款10万元，约定按月息三分付息。2013年1月6日，李彦红向郝秀芬借款10万元，约定按月息三分付息。2013年4月23日，李彦红向郝秀芬借款20万元，约定按月息三分付息。2013年9月24日，李彦红向郝秀芬借款30万元，约定按月付息。郝秀芬共计向李彦红、袁宝林夫妻转账80万元。因借款一直未能偿还，2015年2月13日，李彦红找到郝秀芬及王红艳，称上述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王红艳，要求王红艳偿还郝秀芬借款。同日，王红艳为郝秀芬书写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郝秀芬80万元（捌拾万元整），×××借款人：王红艳”。2015年3月27日，王红艳及唐山亚轮商贸有限公司为包括郝秀芬在内的15名债权人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协议书，协议书明确了各债权人具体款项数额，并写明：李彦红将债权人所借款项转借给唐山市亚轮商贸有限公司法人王红艳，王红艳承诺自2015年3月27日起向以上出借人每月25日还款，最低300万元，每月5日、15日、25日随时有钱随时还款，最晚不能超过25号。以上人员委托董艳芹统一接收，该款项打入董艳芹建设银行卡（×××）中。如不能按时如数还款，马上将唐山市亚轮商贸有限公司（法人王红艳）所有经营产品按所借款项等值及公司所有经营权在未还款日起归以上所有出借人所有。补充：在还款期间如有出借人能够卖出唐山市亚轮商贸有限公司的产品（以进货价给出借人），卖出金额的进货价部分在王红艳所欠该出借人的款项中扣除，高于进货价的部分归该出借人所有。另查明，借款后，李彦红、袁宝林未偿还过郝秀芬借款本金，但多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郝秀芬支付借款利息共计431500元，至2015年2月10日后李彦红、袁宝林未再给付郝秀芬借款利息。在再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王红艳申请，向唐山市公安局钢城分局北区派出所调取复制了2015年3月30日王红艳被冯国芝故意伤害案及王红艳报警抢劫案的公安卷宗，并依法进行了出示和质证。再审庭审中，王红艳表示对于公安卷宗中关于5000万元利息的表述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认可其他公安卷宗笔录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经查，王红艳在2015年3月30日14时20分至16时15分的询问笔录第5页中明确自认“欠党磊1440万元……郝秀芬80万、刘淑华110万元……”。通过上述公安卷宗显示，唐山市公安局钢城分局于2015年5月18日对王红艳所控告的包括郝秀芬在内的债权人非法拘禁、其库房价值一百万货物被抢，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发生，决定不予立案。后经复议及唐山市公安局复核，均维持不予立案决定。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袁宝林、李彦红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向郝秀芬借款，并为其出具借条，表明双方的借贷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的，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李彦红、袁宝林将郝秀芬的借款80万元转借给王红艳，王红艳在袁宝林、李彦红未还清郝秀芬借款的情况下，分别于2015年2月13日和2015年3月27日为郝秀芬出具借条和还款计划协议书，虽然其辩称借条和还款计划协议书是在其精神和身体受到威胁和强迫的情况下书写的，并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相应的公安卷宗予以证明，但公安机关对其控告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发生，不予立案，且其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自认欠郝秀芬8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为《借条》和《还款计划协议书》应为王红艳的真实意思表示，王红艳应作为共同借款人对郝秀芬的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对于王红艳提出的其对李彦红享有债权而非债务的抗辩，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应另行解决。对于郝秀芬所主张的利息，因双方所涉借款系多笔，每笔借款时间不一，而双方对利息的约定又不尽相同，故一审法院按照各笔借款本金及起始时间分别计算借款利息至郝秀芬起诉之日（2015年4月9日），经计算，截至起诉日，袁宝林、李彦红已给付郝秀芬的利息总额431500元未超过年利率36%的标准，故对此前的利息，一审法院不再处理。对于2013年9月24日借款30万的利息，虽双方仅约定按月付息，但综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和先前五笔借款的书面约定，一审法院认为宜推定双方该笔借款利率亦同前次书面约定，但因郝秀芬与李彦红、袁宝林书面约定的月息三分的利率超出了逾期利率24%的法定标准，而双方又未明确约定借款及还款期限，故郝秀芬可以随时催告李彦红、袁宝林、王红艳还款，一审法院酌定李彦红、袁宝林、王红艳应以郝秀芬起诉之日（2015年4月9日）作为逾期还款日按照年利率24%支付郝秀芬全部借款的逾期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5）北民初字第1628号民事判决；二、李彦红、袁宝林、王红艳自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郝秀芬借款本金80万元，并自2015年4月9日起以借款本金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三、驳回郝秀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保全费4500元，由李彦红、袁宝林、王红艳共同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袁宝林、李彦红多次向郝秀芬借款共计80万元，并为其出具借条。后未能偿还借款本金。2015年2月13日，王红艳为郝秀芬书写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郝秀芬80万元（捌拾万元整），×××借款人：王红艳”。2015年3月27日，王红艳及唐山亚轮商贸有限公司为包括郝秀芬在内的15名债权人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协议书，协议书明确了各债权人具体款项数额。虽然郝秀芬没有直接向王红艳出借款项，但基于袁宝林、李彦红与王红艳之间的借贷关系，王红艳向郝秀芬出具了借条和还款协议书，一审判令王红艳与袁宝林、李彦红共同向郝秀芬偿还涉案借款并无不当。王红艳上诉称，向郝秀芬出具借条和还款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同时结合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其提出的该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红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王红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志辉审判员 毕作宝审判员 刘 岩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田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