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22民初5211号原告余方秀，女，1963年10月3日出生，蒙古族，贵州省大方县人。原告余芳琴，女，196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原告余方琼，女，1971年10月28日出生，蒙古族，贵州省大方县人。原告余芳菊，女，1973年5月13日出生，蒙古族，贵州省大方县人。四原告委托代理人何青春，贵州省黔西县重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余成方，男，1965年12月20日出生，蒙古族，贵州省大方县人。被告余方俊，男，1961年9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被告余永方，男，1976年9月29日出生，蒙古族，贵州省大方县人。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方琼、余芳菊与被告余成方、余方俊、余永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高翎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方琼、余芳菊及其委托代理人何青春与被告余成方、余方俊、余永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方琼、余芳菊诉称：四原告与三被告系兄妹关系，余洪书系原被告父亲，杨思敏系原被告母亲，陈目英系外婆。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原被告和原被告父母及外婆以余洪书为户主共十人承包了原大方县普底乡庙脚村（现为百里杜鹃管理区庙脚村）的土地，1985年原告余方秀出嫁到本村，1989年原告余芳琴出嫁到普底乡箐门村，1990年原告余方琼出嫁到普底乡启化村，1993年余芳菊出嫁到本村。1998年底二轮农村土地延包期间，普底乡庙脚村委会将原以余洪书为户主承包经营的承包地分户变更为以余洪书、余方俊、余成方、余永方为户主承包经营。2010年百里杜鹃花海文化城因建设需要征用了余洪书、余方俊、余永方、余成方的部分承包地，征收补偿款为666298元，四原告因征地补偿款与三被告发生纠纷。四原告向当地政府申请分配征地补偿款，2017年3月23日，鹏程管理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明确补偿款按十分之一份额进行分配。2018年2月6日，四原告认为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损害了四原告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三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黔西县法院驳回四原告起诉。四原告认为，四原告出嫁后，在嫁入村集体组织均未分到土地，四原告对土地补偿款有分配的权利，要求七人平均分配征拨款，并由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在举证期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身份证、户口簿，证明四原告身份情况及主体资格，除了余方琼外其他原告户口均在庙脚村白果组；2、土地承包登记表、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余洪书及三被告为承包户，四原告系每一户承包经营权人；3、卢绍芬户和余成方户征地情况，证明卢绍芬（余方俊妻子）户征地补偿款为96462元，余成方户征地补偿款为569836元；4、处理意见书、调解意见书，证明原告享有征拨款份额；5、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在出嫁社区未分配到土地。四原告的证人赵某证实：原告家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承包人口为10人。被告余成方、余方俊、余永方辩称：1991年1月1日，三被告依法取得位于大方××××庙脚村白果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经庙脚村委会登记造册，大方县人民政府分别向三被告颁发土地承包证。四原告均是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出嫁，四原告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已经在各自集体经济组织参加承包，四原告为了撤销三被告土地承包证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裁定驳回四原告的起诉，三被告承包证是有效的。土地补偿款系三被告依法取得的土地被征收后获得的补偿款，与四原告无关，请求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支持自己抗辩主张，被告余成方、余方俊、余永方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书面证据：1、身份证、户口簿，证明三被告身份信息及应当参加第二轮承包的人口；2、农村土地承包证，证明三被告依法取得土地承包地经营权；3、庙脚村土地登记表，证明三被告依法取得的土地是经过村委会依法登记，查询合法；4、行政裁定书，证明四原告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已经出嫁，其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依法应当驳回。本院为查明案情，向庙脚村委会村支书和主任作了调查笔录：该村无土地登记簿或备案登记册，村委会领导家妻子儿女第二轮承包时已参加夫家土地承包，余方秀之夫张合林（庙脚村干部）填承包证时到他家承包证完了，所以自家无承包证，余芳菊家不清楚；到箐××向箐门村××组村民组长作了调查笔录：原告余芳琴前夫卢少友第二轮承包已经分户，与其相似的承包户妻子儿女均是二轮承包人口，卢少友去世后，以卢少友为户主的土地现在由原告余芳琴经营管理；大方县档案局和普底乡政府均无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芳菊夫家土地登记表。经庭审质证，三被告对四原告提交的第1、2、3组证据无异议；对第4组证据有异议，认为政府乱作为，不属实；对第5组证据，认为与三被告无关；对原告证人赵某的证词，三被告认为与自己无关。四原告对三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三被告证明目的，认为户口簿不能证明三被告的妻子参与承包；对第2组证据，四原告认为余洪书的承包证与原告提交的土地登记表相互印证以余洪书为户主的承包人口是10人，证明该户征收补偿款在查不明是哪一个情况下，其征收补偿款应由四原告享有，之外的三个承包证是在余洪书为户主的情况下内部分配，证明户主为三被告，每户为二人口，其中一个应为四原告之一；对第3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三被告证明目的；对第4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本院对鹏程社区调查笔录，四原告无异议，三被告认为村委会隐瞒情况，原告每家都有承包证；对箐门村调查笔录，原告余芳琴对真实性无异议，其他人也无异议。经本院认证，四原告提交的第1、2、3组证据，三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调解委员会是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根据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制作调解协议，而不是直接作出处理意见，鹏程管理区作出处理意见书是行政行为，鹏程管理区是否有权处理征拨款的分配，因本案属民事案件，不予审查，本案不能以该组证据处理结果作为依据；对第5组证据，有关余芳琴的说明只证明余芳琴在普底乡庙脚村（现更名为鹏程管理区鹏程社区居民委员会）未承包土地，但余芳琴是1987年嫁到鹏程管理区箐门村，2006年（第二轮承包后）才改嫁到本村，该说明并不能证实其在原夫家所在地鹏程管理区箐门村有无承包地，达不到余芳琴在出嫁地无承包地的证明目的，余芳菊和余方秀的情况说明，只证明该两原告在第一轮承包时不是夫家第一轮承包人口，但没有证明二原告第二轮承包时在夫家没有参加承包土地，也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余方琼的证明可以认定余方琼在夫家未参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对原告方证人赵某证言，证明第一轮承包系以余洪书为户主，10人承包的事实，行政裁定书对该事实已经认定。对三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证明了三被告身份及家庭成员情况，至于三被告妻子是否参与承包土地，行政裁定书已经认定该事实；第2、3组证据，两组证据相互印证，第二轮承包土地时三被告承包证上人口为三被告现有家庭人员（妻子、儿女），第4组证据证明四原告为了撤销三被告第二轮土地承包证，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四原告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外嫁，无权对该涉案颁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以超过起诉期限驳回四原告起诉。对本院调查鹏程社区村委会领导笔录，原告能提供与洪书的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被告能提供自家土地登记表，而村干部竟说无登记表，显然村委会不想向本院提供，有隐瞒事实行为，但村干部称自家第二轮承包证上已经登记为妻子、儿女参加承包，结合三被告家承包证情况和村委会出具给原告余芳菊、余芳琴的情况说明，且原告余芳菊、余芳琴拒绝向本院提交夫家承包土地的登记表或承包证，说明该村第二轮承包时妻子已经在夫家进行承包。对箐门村委会调查笔录，说明原告余芳琴在前夫家已经参与承包，且现在一直经营管理前夫家土地，余芳琴是二轮承包后前夫去世才改嫁到庙脚村（现鹏程社区），第二轮在庙脚村当然没有承包土地。原被告双方争议焦点：四原告是否有权分配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经审理查明：四原告与三被告系兄妹关系，余洪书系父亲，杨思敏系母亲，陈目英系外婆。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四原告与三被告、陈目英（已故）、杨思敏（已故）、余洪书（已故）十人以余洪书为户主共同承包了原大方县普底乡庙脚村（现为百里杜鹃管理区鹏程管理区庙脚村，与其他村并为鹏程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土地。1985年原告余方秀出嫁到本村，1989年原告余芳琴出嫁到普底乡箐门村（现为鹏程管理区箐门村），1990年原告余方琼出嫁到普底乡启化村，1993年余芳菊出嫁到本村。1998年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期间，普底乡庙脚村委会将原以余洪书为户主承包经营管理的承包地分户变更为分别以余洪书、余方俊、余成方、余永方为户主承包经营。1998年，大方县人民政府为余洪书及三被告分别颁发了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以余洪书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3人，分别为余洪书、杨思敏、陈目英，以余方俊为户主的承包人口6人，分别为余方俊、卢绍芬、余虎、余国艳、余国义、余艳，以余成方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4人，分别为余成方、万庭艳、余国雄、余杏，以余永方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3人，分别为余永方、彭明琴、余小兵。2010年百里杜鹃花海文化城因建设需要征用了余洪书、余方俊、余永方、余成方的部分承包地，四原告因征地补偿款分配与三被告发生纠纷。四原告于2012年向庙脚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三被告均未到村委参加调解，2012年11月16日，庙脚村调解委员会作出调解意见书，调解意见为：三被告按每份90%支付给四原告。四原告于2014年要求分配补偿款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申请撤诉。2017年，四原告又向鹏程管理区申请分配土地补偿款，2017年3月23日，鹏程管理区作出《处理意见书》，意见为四原告依法享有与余洪书、杨思敏、陈目英、及三被告同等的承包经营权，土地补偿款按相应份额（十分之一）进行分配，四原告及三被告对《处理意见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2018年2月6日，四原告认为大方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损害了四原告合法权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6月25日，本院以四原告在1998年开展延包工作之前已经外嫁，四原告无权对颁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且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驳回四原告的起诉。本院要求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芳菊向本院提交夫家二轮土地承包证，三原告未提供。本院认为，本案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关于争议焦点：四原告对涉案土地是否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作为户的家庭成员享有相应权利。本案中，第一轮承包时虽然是以四原告、三被告之父余洪书为户主承包，但在第二轮土地续包时余洪书户更换为余洪书、被告余成方、余方俊、余永方四户；原告余方秀、余芳菊1985年、1993年虽然分别嫁到本村，但从双方提供依据及本院调查了解情况来看，村委会情况说明只证明余方秀、余芳菊第一轮未在夫家承包，并未证明二轮续包时未在夫家承包，该村村干部家妻子儿女已经在夫家二轮续包，说明该村第二轮续包时妻子儿女均在夫家承包，原告余方秀、余芳菊也不例外，原告余方秀、余芳菊未向本院提供夫家二轮续包登记信息，原告余方秀、余芳菊并无证据证明其二轮续包在夫家未承包土地，且原告余方秀、余芳菊亦非余洪书及三被告家庭成员，故原告余方秀、余芳菊不享有余洪书及三被告等四户的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余芳琴在1987年外嫁到箐门村前夫卢少友家，二轮续包时前夫已经分户，原告余芳琴一直经营管理前夫家承包地，其也无证据证明其二轮续包未在前夫家承包土地，原告余芳琴亦非余洪书及三被告家庭成员，其不享有余洪书及三被告四户的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余方琼19**年出嫁到普底乡启化村（现鹏程管理区），并将户口迁到启化村，原告余方琼已非庙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非余洪书及三被告家庭成员，故原告余方琼对余洪书及三被告为户主的承包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其次，四原告不享有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的分割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四原告不是余洪书及三被告等四户承包地承包经营权人，在承包地被征收后，也不享有对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的分割请求权。再次，四原告对夫家土地享有合法权益。原告余方秀1985年结婚，余芳琴1989年结婚，余方琼19**年结婚，余芳菊1993年结婚，最短已有十多年，四原告长期依靠夫家承包地生产、生活，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芳菊在夫家续包土地，对夫家土地享有合法权益；原告余方琼即使在启化村未重新分得承包地，依据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续包政策，亦不影响余方琼在夫家土地享有的合法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方琼、余芳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16元，减半收取2708元，由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方琼、余芳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翎朕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