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86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同仁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丽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山东亚和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倩云，山东亚和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万正包装厂。 负责人（投资人）：刘淑青，女，汉族，厂长，住山东省即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公先，山东海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同仁食品有限公司（下简称同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万正包装厂（下简称万正包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8）鲁0282民初2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陈浩、朱倩云，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孙公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同仁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8）鲁0282民初2933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涉案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涉案货物订购的事实也没有查清，导致判决背离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涉案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没有书面合同约定，也不存在任何口头约定，上诉人也没有授权崔允准方或刘兰菊可以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易。被上诉人明知其交易对象为崔允准方，不存在对刘兰菊身份认识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证明，本案涉案货物均为定制的包装袋，属于特定物而非种类物，包装袋上印有使用该包装袋的公司名称和特定的国外进口商的名称、唛头等信息，在定制包装袋的过程中，崔允准方会根据不同的泡菜代加工厂名称和订单对应的国外进口商要求被上诉人进行制版印刷，因此，查清涉案货物的订购过程，对认定被上诉人与谁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至关重要。被上诉人对证明涉案货物是否与上诉人有关负有举证义务且具有举证优势，被上诉人始终没有举证证明涉案货物订购等合同关系发生的事实。二、上诉人已经证明涉案货物系崔允准方向被上诉人购买，由崔允准方的代加工厂用于出口泡菜包装后出口韩国，并由代加工厂与被上诉人结算货款，涉案货物确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崔允准方从被上诉人处订购的一枚包装袋实物，该包装袋实物品名位置印有“海德林泡菜”，进口商位置印有韩国海德林公司的英文名称，制造商位置印有东晟达公司的英文名称和公司地址，该包装袋下角印有泡菜保质期的截止日期为“2018.8.10”，恰恰是被上诉人交付该批包装袋后整一年的时间，与泡菜的保质期一致，足以证明该包装袋实物是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中2017年8月11日由尹娜娜签收的送货单（单号：0004784），品名“海德林”的该批包装袋其中的一枚。结合上诉人提交的韩国食药厅官方网站查询到的东晟达公司泡菜出口明细，足以证明该批包装袋被崔允准方的代加工厂东晟达公司用于出口泡菜包装，并出口到了韩国，东晟达公司实际占有使用了该批包装袋货物。此外，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亦能证明东晟达公司有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事实。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货物与上诉人没有丝毫关系。同时，上诉人提交的韩国食药厅官方网站查询到的崔允准方的代加工厂东晟达公司和福利丰公司泡菜出口明细公证书，能够证明崔允准方从被上诉人处订购的涉案货物，在2017年6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均被福利丰公司和东晟达公司用于出口泡菜的包装，该泡菜出口明细能够与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上记载的国外客户名称相互对应，如“海德林”“自然爱”“佑林”等。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涉案货物上诉人没有订购，也没有使用，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三、被上诉人通过事后拼凑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交易当时有理由相信是与上诉人进行交易。认定被上诉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刘兰菊”“尹娜娜”有代理权，这个合理相信的时间点应该是合同发生之时，本案因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书面合同的证据，该时间点应认定为货物订购时。而被上诉人的举证均为事后证据，且证据严重不足，其认为“刘兰菊”、“尹娜娜”有权代表上诉人的理由根本无法成立。1、被上诉人明确知道其交易对象为崔允准方。在上诉人与崔允准方业务合作之前，被上诉人便已经为崔允准方持续供货，明确知道其交易对象是崔允准方。而上诉人在与崔允准方业务合作以前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被上诉人明确知道其交易对象为崔允准方。对于明确知道交易对象的，不存在产生错误认识问题，表见代理的前提条件根本不成立。2、被上诉人在货物订购时就已经知道，涉案货物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根本无法使用的事实。本案涉案货物均为定制的包装袋，属于特定物而非种类物。包装袋上印有公司名称和特定的国外进口商的名称、唛头等信息。崔允准方或刘兰菊在订购包装袋时，会根据不同的泡菜代加工厂名称和订单对应的国外进口商要求被上诉人制版印刷相应的文字。被上诉人在其送货单上也是按照国外进口商的名称注明了特定制版印刷的包装袋，例如“海德林”“自然爱”“佑林”等。这些特定包装袋上均印有使用该包装袋的公司名称，如福利丰公司和东晟达公司等。被上诉人在印刷制作该等包装袋时，就已经知道该货物没有印刷上诉人的公司名称而是印刷其他公司名称，涉案货物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也根本无法使用涉案货物的事实。退一步讲，如果被上诉人在货物订购时认为是在与上诉人进行交易，其又怎么会不与上诉人核实为何上诉人订购自己根本无法使用的包装袋？3、被上诉人在货物订购时就已经知道，涉案货物与上诉人无关，是崔允准方为其他代工厂订货的事实。涉案货物的送货地址绝大部分均不是上诉人公司地址，如果被上诉人在接到订单时认为是在与上诉人交易，就应当针对送货地址及接货人与上诉人进行确认，在取得上诉人明确认可接货人和送货地址后，再安排送货。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能够证明其此前已经就包装袋的印刷内容及送货地址、授权接货人与上诉人进行过任何的沟通确认。接货人自称其已取得上诉人的授权更是没有事实和证据的一派胡言。事实上，被上诉人在货物订购时就已经知道在与崔允准方进行交易，按照崔允准方的指示，向崔允准方的泡菜代加工厂进行送货。4、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能够证明订货人“刘兰菊”、收货人“尹娜娜”是上诉人指定。“刘兰菊”、“尹娜娜”是崔允准方的办事人员，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也从未向被上诉人指定由“刘兰菊”代表上诉人订购货物，由“尹娜娜”代表上诉人接受货物。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货物订购时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刘兰菊”、“尹娜娜”能够代表上诉人行事。5、事后接受发票行为并不是事前让被上诉人对交易对象产生错误认识的理由。本案事实是，崔允准方因与上诉人的泡菜代加工业务中无法向上诉人提供抵扣发票，故将被上诉人发票提供给了上诉人用于抵扣，上诉人接受发票不能就此推定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的货款。如果仅凭上诉人事后接收了部分发票就认定形成表见代理，无异于将表见代理的范围扩大，与最高院关于接收发票的认定原则相背离，后果只会导致表见代理在司法审判中的滥用，成为沾边就想赖的当事人寻找“替罪羊”的借口，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重大损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证据依据。通过该错误前提推导出“刘兰菊”、“尹娜娜”符合对上诉人表见代理的外观特征更是错上加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涉案货物买卖关系，涉案货物上诉人没有订购，也没有使用，更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还上诉人以公道。 万正包装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12可以充分证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却以代理他人收取货物并代理他人支付货款的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拒绝承担还款义务。例如：上诉人以公司帐户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上诉人已经在税务机关认证并抵扣使用；上诉人的员工尹娜娜代表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签署送货单，上诉人通过其公司帐户向尹娜娜支付工资；上诉人的公司员工韩鹏、崔明珠、刘兰菊以上诉人公司的名义与被上诉人联系业务、为被上诉人签署送货单，并且该业务的货款均由上诉人以公司的基本帐户转帐结算。上诉人以代他人结算代他人发放工资的理由不成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万正包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同仁公司给付货款78451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诉讼费用由同仁公司负担。 依据现有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一审法院综合分析认定如下事实: 万正包装与同仁公司之间自2016开始发生买卖塑料袋业务，即同仁公司购买万正包装塑料袋用于泡菜加工后的包装。2016年到2017年期间，同仁公司为韩国客户崔允准生产加工泡菜，为方便业务的开展，崔允准安排其办事人员刘兰菊在同仁公司办公。刘兰菊以同仁公司名义招聘工作人员尹娜娜到同仁公司工作。在此期间，万正包装与同仁公司继续发生塑料袋买卖业务，万正包装到同仁公司与经办人刘兰菊及韩鹏进行具体的业务洽谈及货款交接，按照经办人刘兰菊的指示进行供货，货物由在同仁公司工作的尹娜娜签收，货款通过同仁公司账户转账或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万正包装，万正包装向同仁公司出具发票。2017年9月份左右，同仁公司与韩国客户崔允准发生纠纷，刘兰菊及尹娜娜随即离开同仁公司，后同仁公司继续通过业务人员韩鹏与万正包装进行业务关系。由于万正包装于2017年6月至8月通过“刘兰菊”所交付的塑料袋款拖欠，万正包装遂向同仁公司索款，同仁公司认为不是该公司的订货而拒付，万正包装遂诉来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业务员“刘兰菊”、“尹娜娜”的业务行为相对万正包装来说，是否构成为同仁公司从事业务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为，万正包装与同仁公司自2016年开始发生塑料袋买卖业务关系，在此期间，同仁公司与韩国客户发生加工泡菜业务关系，由同仁公司为韩国客户加工泡菜。2017年韩国客户安排工作人员刘兰菊在同仁公司办公，刘兰菊以同仁公司的名义招聘尹娜娜到同仁公司从事收货、发货及往外代加工等。万正包装将经办人“刘兰菊”订购的塑料袋送至同仁公司或“刘兰菊”指定的地点，所发生的业务由万正包装向同仁公司开据发票，其中，“刘兰菊”经手的2017年6月至7月5日的八张送货单，项下货款为24280元，开据的增值税发票同仁公司已到税务机关办理了认证抵扣。在此之前的2016年8月份，同仁公司向万正包装订购9批塑料袋，所供货物既有同仁公司所称的包括刘兰菊在内的韩国客户工作人员签收，也有同仁公司工作人员崔明洙签收。除第一笔当场以现金支付外，其余8笔均由同仁公司支付货款，万正包装一直认为“刘兰菊”是同仁公司工作人员，其一直是与同仁公司发生业务关系。同仁公司对在其公司工作的“刘兰菊”以同仁公司的名义与万正包装发生业务明显知情并配合参与，虽然同仁公司认为其与韩国客户之间的业务及账目各自独立、清晰，但刘兰菊在同仁公司工作、在同仁公司接收万正包装货物、通过同仁公司进行发票、款项处理并直接对外以同仁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的行为符合对同仁公司职务代理的外观特征，万正包装有正当理由相信“刘兰菊”“尹娜娜”是为同仁公司从事业务，并且同仁公司也无证据证实其向万正包装就“刘兰菊”“尹娜娜”的真实职务身份及所从事业务由谁负责进行过明确告知。因此，对“刘兰菊”在同仁公司工作期间以同仁公司名义向万正包装发生买卖塑料袋业务的行为，应当视为对同仁公司业务活动的职务代理行为，所欠货款应由同仁公司承担。同仁公司辩称，万正包装明知“刘兰菊”不是其公司员工，是为韩国客户工作，所欠货款应由韩国客户承担，该意见无有效证据证实，且刘兰菊不具有为韩国客户代理的表面特征，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万正包装主张的2017年6月至7月5日的8份送货单，虽然货物送往“福利丰”公司和“东盛达”公司，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该两公司是代同仁公司收货，且万正包装已向同仁公司就该8笔货物开具发票，同仁公司接收发票并已到税务机关办理了认证。因此，该八份送货单对应货款24280元，应由同仁公司支付。万正包装2017年7月8日至7月30日向同仁公司送货12笔，对应送货单12张，货款30172元；2017年8月1日至8月13日向同仁公司供货8笔，对应送货单8张，货款19865元；2017年8月18日、8月19日送货2笔，对应送货单2份，货款4134元；上述货物均由尹娜娜代表同仁公司签收，应由同仁公司承担。以上同仁公司共计应支付万正包装货款78451元（24280+30172+19865+4134），万正包装同时主张同仁公司应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青岛同仁食品有限公司给付青岛万正包装厂货款人民币78451元。二、青岛同仁食品有限公司偿付青岛万正包装厂利息损失。以78451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9日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0元，由青岛同仁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两份，与一审其提交的证据五相印证，证明上诉人通过公司账户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进一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款项系崔允准方委托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谁是被上诉人买卖合同的买受方。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未提交涉案货物的书面买卖合同，但从“刘兰菊”经手的2017年6月至7月5日的8笔货物看，该货物系刘兰芳以上诉人的名义向被上诉人订购，被上诉人将货物交付上诉人或上诉人指定的代收人，且上诉人接受了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并予以抵扣，虽然货物送往“福利丰”公司和“东盛达”公司，上诉人对签收人不予认可，但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相关证明、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对上述公司替上诉人代收该货物进行了证明，且被上诉人所开发票的金额，与其所提供8份送货单累计的数额相符，上诉人接受该发票的行为，应视为对上述送货单的认可。从“刘兰菊”经手的2017年7月8日至7月30日的12笔货物，2017年8月1日至8月13日的8笔货物，2017年8月18日、8月19日的2笔货物看，上述货物由刘兰菊以上诉人的名义向被上诉人订购，被上诉人将货物送到上诉人处由尹娜娜代表上诉人签收，尹娜娜系以上诉人的名义招聘，在上诉人处工作，上诉人通过公司账户向其支付过工资，尹娜娜也认为在为上诉人工作，其签字行为应为职务行为，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从双方于2016年8月20日至11月14日发生的9笔业务看，所供货物既有上诉人所称的包括刘兰菊在内的韩国客户工作人员签收，也有上诉人工作人员崔明洙签收，除第一笔货物当场以现金支付外，其余8笔货款均由上诉人通过转账支付，应视为上诉人对刘兰菊员工身份的认可。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行为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应对双方实际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上诉人虽主张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方为韩国客户崔允准方，刘兰菊系韩国客户的员工，涉案货款应由韩国客户承担。但从双方所提交的证据看，被上诉人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上诉人的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依据其持有的送货单，请求上诉人支付货款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78451元货款及利息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货物的最终使用人或受益人是谁，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退一步讲，即便按上诉人所讲“刘兰菊”“尹娜娜”非上诉人员工。因上诉人与韩国客户发生泡菜业务，由上诉人为韩国客户加工泡菜，2017年韩国客户安排工作人员刘兰菊在上诉人公司办公，刘兰菊以上诉人的名义招聘尹娜娜到上诉人处从事收货、发货等工作，上诉人未在公司内设立“刘兰菊”“尹娜娜”的办公地点有别于上诉人公司的标志，在2016年业务中，对刘兰菊等韩方客户员工以上诉人名义订购和签收的货物，上诉人已按照送货结算单（代合同）的记载支付了货款，准许“刘兰菊”“尹娜娜”在上诉人处以上诉人的名义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故基于上诉人的授权表象，刘兰菊始终以上诉人的名义向被上诉人订购货物的行为，在外观表征上已足以使被上诉人相信刘兰菊有权代理上诉人购买涉案货物，在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被上诉人就“刘兰菊”“尹娜娜”的身份及所从事业务由谁负责进行过明确告知的情况下，不能确认被上诉人在订立合同和履行合同中存有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刘兰菊向被上诉人购买涉案货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应对刘兰菊上述表见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若刘兰菊在涉案货物买卖中存在损害上诉人权益的行为，上诉人可另行救济。 综上，上诉人青岛同仁食品有限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0元，由上诉人青岛同仁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大海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韩晓琪 书记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