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0833民初898号原告：于春海，男，1978年1月2日生，汉族，农民，黑龙江省宝清县人，现住抚远市。。被告：袁爱武，女，1967年12月30日生，汉族，退休干部，现住抚远市。。委托代理人：盖国友，男，1965年7月23日生，汉族，银行职员，黑龙江省鹤岗市，大专文化，现住抚远市。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调解、代收法律文书。原告于春海与被告袁爱武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春海，被告袁爱武委托代理人盖国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春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对合同第3条进行变更，将“租赁期间所有补贴归甲方所有，与乙方无关”变更为：“租赁期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归甲方所有，水稻价格补贴和生产者补贴归乙方，其余补贴按照国家政策”；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被告于2015年末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被告将位于抚远市浓桥镇建国村的土地承包给原告种植水稻，承包期为5年，合同第3条规定“所有补贴归甲方所有”，当时合同的“所有补贴”仅指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三种，现在被统一称作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018年国家粮食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大幅调低水稻保护价，同时，为弥补稻农的损失，国家又出台了配套的生产者补贴方案。9月份抚远市开始上报水稻种植面积，但由于原告和被告在15年签订的合同中有“所有补贴归甲方”这一条款，被告认为这一补贴应归履于被告。原告认为，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农村农业部文件，国家进行水稻生产者补贴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种粮农民的收益稳定，国家下调保护价损害了种粮农民的利益，根据文件精神，这一损失由国家来承担，才出现水稻生产者补贴。下调保护价和生产者补贴是配套政策，应该同时施行于同一对象，生产者补贴应施行于甲，这样做是有悖于中央文件精神，与国家政策相偏离，也违背了合同法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签订这份合同时，并没有现在的生产者补贴政策，水稻生产者补贴政策是2018年首次出台的，这项政策在当时是无法预见的，显然合同里的“所有补贴”是不包含现在生产者补贴的，水稻生产者补贴与国家下调保护价是配套政策，目的是补偿稻农的损失，是专款专用，这与被告原先享有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有着本质的区别。合同中“所有补贴归甲方”这一条款在事实上不是成立的，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我国稻谷是最低收购价政策，就是国家拿出一定的财政资金补贴在收购价格上，形成了最低收购价，实质上就是价格和补贴的结合，这个补贴是谁卖粮给谁。由于原告对国家政策认识不够，误以为种植者没有享受到国家的补贴及优惠政策，所以在签订合同时出现了“所有补贴归甲方”这一不合理条款，这一条款存在重在误解，不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的体现。合同在2015年签订，2016年、2017年国家水稻政策没有太大的变动，依旧是把补贴补在价格里，合同条款的不合理并没有体现。今年，国家水稻政策进行调整，借鉴玉米价补分离的成功经验，把一定量的价格补贴从价格当中分离开来，以另一种方式生产者补贴的形式补给种植者，水稻生产者补贴也就归于种植者享有，并且根据国家政策，这一补贴就是补给种植者，所以请求法院判定增加“生产者补贴归于乙方”。以上提到合同存在不合理条款是由于双方对国家政策存在重大误解造成的，但是在2016年、2017年并没有影响合同的执行，原告一直享受着国家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也就意味着领取了国家的价格补贴，因为当时价格补贴并没有从价格中分离，以生产者补贴的名义下发，这样如果再按照这一存在误解的条款来履行合同，将形成对原、被告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严重损害了种植者的利益，所以请求法院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在国家粮食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判定对合同不合理条款“所有补贴归甲方”进行变更。鉴于以上原因，原有合同存在重大误解，而且由于政策的调整，如果继续按合同履行，已经体现出出合同的不公平，所以请求法院根据国家政策和客观事实，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依法判令将合同第3条变更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归甲方，水稻价格补贴和生产者补贴由乙方享有，其余补贴按照国家政策”。被告袁爱武辩称，对租赁事实没有异议，所有合同条款都是原、被告协商签订的，在签订合同中不存在欺诈等不公平行为，根据省政府文件规定：其中主要内容第一项补贴条款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根据省政府办公厅黑政办明传（2018）14号文件的规定，要求水稻补贴按照2017年13号文件执行。抚远市委、市政府关于水稻补贴事宜，有合同按合同约定执行，无合同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归种植者所有。被告的土地租租给原告价格很低，当时是以旱田包给原告，在改地过程中被告该投入的均投入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13日原告于春海与被告袁爱武签订土地出租合同，被告袁爱武将其本人所有位于抚远市浓桥镇建国村32公顷土地出租给原告于春海，双方约定承包期限为5年，自2015年11月13日起至2020年11月12日止，土地租金价格2015年至2018年为每公顷3500元，2019年、2020年土地租金价格按市场价格履行。并约定租赁期间所有补贴归被告袁爱武所有，同时在租赁期间如国家收取任何土地费用由被告袁爱武负担。在原、被告履行土地租赁合同期间，被告袁爱武按每公顷700元返还原告电费，实际原告于春海每公顷土地租金价格为2800元。另查，抚远市浓桥镇建国村土地对外水田对外发包价格为4000元左右。2018年8月国家给予稻谷补贴，黑龙江省统计局、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黑龙江省财政厅要求按照《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政办规（2017）13号］规定准确掌握玉米、大豆和水稻生产者补贴范围、对象、依据和标准，严格把握工作程序，加强对乡镇政府、村委会等负责人的工作培训，消化理解政策要求，明确工作程序，确保全省玉米、大豆和水稻合法实际种植面积核实报送工作有序开展。根据该文件规定，玉米和大豆的补贴对象为：本省行政区划范围内玉米、大豆合法实际种植面积的实际生产者（包括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事业单位等）。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实际生产者。通过转包、转让、租赁、土地入股、托管等形式流转土地，且流转合同明确约定补贴归属流出方的，由合同双方按约定执行。截止目前水稻补贴款，并未实际发放。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双方对该合同已履行3年，原、被告之间不存在重大误解及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事实。重大误解是使合同的执行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或另一方事先有理由知道重大误解的存在，对重大误解造成负有过失，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为客观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不平衡，主观上一方故意利用其优势或另一方的轻率、无经验等订立显失公平的合同。在本案中因水稻补贴是2018年国家才给予相应的补贴政策，在原、被告签订合同时，双方均未预知有此政策，且原、被告之间的土地租赁价格为2800元，低于其所在村的其他土地承包价格，并且按照黑龙江省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工作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本省行政区划范围内玉米、大豆合法实际种植面积的实际生产者（包括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事业单位等）。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实际生产者。通过转包、转让、租赁、土地入股、托管等形式流转土地，且流转合同明确约定补贴归属流出方的，由合同双方按约定执行。原、被告双方在土地承包合同中已对补贴事宜进行了约定，应按照约定执行。对原告于春海主张对土地承包合同第3条进行变更，将“租赁期间所有补贴归甲方所有，与乙方无关”变更为：“租赁期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归甲方所有，水稻价格补贴和生产者补贴归乙方，其余补贴按照国家政策”的请求，因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无法律依据，且原告未提供足够证据证实，原、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证据，故原告的此项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春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于春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利超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