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01民终79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平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先锋路**。法定代表人：于跃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利，黑龙江三维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战卓，黑龙江三维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吉东，男，198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强，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哈尔滨平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物流）因与被上诉人孙吉东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8）黑0104民初2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物流法定代表人于跃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利、战卓，被上诉人孙吉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物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孙吉东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1孙某病发时，平安物流并非“活动组织者”。此次活动主要内容是平安物流宴请和招待公司客户、员工、家属，时间是2天。但平安物流通知客人及员工的报到时间为2018年2月21日上午11时（见酒店订单），地，地点为酒店此之前，客人需要持身份证完成入住和房间分配等事宜，而接待和入住环节，并不是平安物流组织的。酒店入驻手续完成之后，孙某才会进入平安物流预订的204餐厅，才会进入平安物流的管理范围。因此，孙某病发时，平安物流并非“活动组织者”。孙某病发时，虽有部分提前到达的同事在场并积极施救，但是，将“员工的提前报到”推定成“公司提前进行了组织和控制”却是荒唐的。一审判决未查明活动性质，未查明活动起止时间，未查明平安物流和酒店经营者交接安排，直接将平安物流认定为“活动组织者”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1.2本案不存在“拖延救治”“迟延拨打‘120’”的情况。首先，同事们没有“拖延拨打‘120’”的必要和动机。自1998年起，孙某便与于家人相识，于家就是孙某的家。至2009年6月孙某无法正常工作，仍由于家人提供食宿和照顾。近年来，于家组织的聚餐、春节、出游等家庭活动，均邀孙某一同参加，孙某早已成为于家一分子。孙某病发后，周围同事立即拨打了“120”，在场的于家人于跃涛立即跪地做心肺复苏，不曾怠慢。因孙某病发地在酒店大堂，酒店员工等众人均在现场，及时救助和拨打“120”的情形，极易核实确认。其次，一审判决以传来证据认定“迟延拨打‘120’”,属于严重的证据采信错误。一审判决据以认定“迟延拨打‘120’”的唯一证据，是一份明确标注有“供史者：单位领导。可靠程度：供参考”的传来证据，证据内容属于转述和听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该份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即便存在“活动组织者拨打‘120’不及时”的情况，一审判决也缺乏“因果关系”的支持。侵权责任的确定，必须以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但是，检视一审判决采信的全部证据和材料，并没发现孙某死亡与迟延拨打“120”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很显然，孙吉东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回避因果关系问题的查明，免除了孙吉东的举证义务，明显不当，应予纠正。三、一审判决错误，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再退一步，即便孙某的死亡，确因“活动组织者拨打‘120’不及时”造成的，也不应要求平安物流承担侵权责任。理由如下：3.1“先抢救后拨打‘120’”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过错。安全保障义务有“合理限度范围”之限制。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注意义务是有合理限度的，其安全注意义务的承担都应当存在一定的底线。任何人都不扮演维护公共安全的警察角色，不能无限制地加重他人安全保障之负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平安物流的同事，无法代替医务人员去判断孙某之病情，基于朴素之观念—先去救人，并无不妥，不应认定为“过错”。3.2平安物流的同事，无法预见孙某死亡之后果。用专业眼光和事后诸葛亮的观念去评价一个现场的救助者，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不能接受的。虽然孙某在于家生活多年，但如案发时的急症，却仅此一次。那么，没有见过突发急诊的同事们，是否能够预见“先自力救人”的后果？是否能够预见孙某可能会死亡的后果？如果同事们不能预见这样的后果，那么，同事们的行为，为什么有“过错”？四、依照一审判决逻辑，则本案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况，本案中，哈尔滨群力会议培训中心作为餐饮娱乐经营主体，作为消费服务提供商，在消费者突发疾病时，更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和拨打“120”电话，更应避免延误治疗。五、本案判决结果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一审判决的结果是判令救助者去赔偿一个根本不在现场、对父亲不管不问的人。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在鼓励人们甘做“看客”，无疑是在鼓励人们“见死不救”、“见危不助”、“见难不帮”，无疑是在鼓励人们今后不做好人，无疑是在鼓励人们道德的选择。诚然，一审判决最终能够得到纠正，诚然，被冤枉的人们终将得到平反，但是，一审判决给救助者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暗示太过巨大，当初参与救助的同事，已经无法恢复勇气再去“乐于助人”。显然，这样的判决结果，已经偏离了法律的教育和指引功能，必须得到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判决结果明显不公，孙吉东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孙吉东辩称，本案平安物流在一审的时候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视为其放弃质证，认可孙吉东案件事实表述。在本次上诉中其针对“120”记录提出置疑的观点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曾调取过平安物流与殡葬管理所之间的电话记录，已经说明孙吉东负责任，于跃涛当时就在事发现场，且在电话记录当中明确表述死者是心脏病突发，该段录音资料可完全和“120”记录相互印证，平安物流此时说“120”记录属于转述和听说，完全是不负责任，对本案客观事实不诚信的表述，平安物流在上诉状中自认事发是在酒店大堂，当时周围人员众多但一直到人已经丧失意识后10分钟才拨打“120”，平安物流已经混淆了丧失意识和病发的概念，规避责任。应当说明平安物流自身有重大过错。关于遗漏当事人的问题，该活动是宴会活动，是平安物流主办，孙吉东不清楚当时的酒店经营者是谁，平安物流一审不出庭也不示明，且孙吉东通过全国企业信用系统也无法查到该企业存在，根本无法向所谓的经营者主张权利。如果经营者也应当承担责任，可以在本案发生效力之后另行追溯。事发时平安物流只顾招待，不顾人命，不及时报警，导致死者遗体至今不能处置、无法火化，增加死者家属的痛苦。孙吉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物流给付死亡赔偿金148,208.40元{按照2017年黑龙江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46元×[20年-（62岁-60岁）]，按30%责任比例计算}；2.判令平安物流给付丧葬费8,361元（按照2017年全省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5,740元，按半年计算，按30%责任比例计算）；3.判令平安物流给付误工费4,000元（孙吉东一个月误工费）；4.判令平安物流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上述金额共计200,569.40元，放弃569.40元，主张共计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1日，孙某参加平安物流组织的活动。2018年2月21日10时36分47秒，哈尔滨市急救中心接到电话，孙某所在公司平安物流领导代诉患者孙某意识丧失20分钟，10时44分急救车到达孙某所在“新三中”对面/北方度假村，简要病史为：孙某20分钟前无明显诱因出现意识丧失、呼之不应，面色、口唇紫绀，单位同事进行胸外按压，症状无缓解，急呼“120”要求救治。医护抵达现场，患者无心音，无呼吸音，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放射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临床初步印象为院外死亡。孙某患有心脏病。孙某1956年7月19日出生，户籍地哈尔滨市××里××号。孙某有一子孙吉东，已成年。一审法院认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平安物流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明知孙某患有心脏病史的情况下，虽然有单位同事对孙某进行胸外按压，症状无缓解，急呼“120”要求救治，未选择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并最终致使孙某死亡。平安物流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确定孙某自身承担70%的责任，平安物流承担30%的责任较为适宜。死亡赔偿金521,474元（黑龙江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27,446元×[20年-（61-60）]）,丧葬费27,870元（黑龙江省上一年度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5,740元÷12月×6月）,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认定5,000元，共计554,344元。平安物流应承担166,303.20元。孙吉东诉请的误工费，除证明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和第三十七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哈尔滨平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赔偿原告孙吉东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66,303.20元；二、驳回原告孙吉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原告孙吉东已预交），由原告孙吉东负担800元，由被告哈尔滨平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负担3,500元，上述款项被告哈尔滨平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吉东。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平安物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哈尔滨市群力会议培训中心（北方度假村）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1、孙某病发时，聚餐活动尚未开始，聚餐活动尚未进入平安物流预订的时间。2、事发地点在酒店大堂，也不在平安物流控制的范围内。3、孙某病发以后，随行人员进行了及时的救助，并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迟延救助”的情况。证据二、照片15张。拟证明：于家人一直视孙某为家人，没有“拖延拨打‘120’”的必要和动机。证据三、证人彭某证言。拟证明：平安物流到哈尔滨市群力会议培训中心搞活动，最早10点左右平安物流的人员陆续就到了，10点半左右办理手续，其中一个人就倒地了。证据四、证人曲某证言。拟证明：2018年2月21日上午10点半左右，曲某正在办理登记手续，孙某和曲某距离5、6米远，孙某突然倒地后，于跃涛就给孙某作心肺复苏和掐人中，一个女同事李玉平第一时间打通了“120”，当时不知道北方度假村具体地址，然后把电话给曲某，曲某说这里有一个病人突然倒下了，然后曲某就和“120”指挥中心说了，挂了电话，曲某就从大厅出去到北方度假村大门迎急救车，曲某等的时间长，就又打了一遍“120”，从打电话到“120”救护车来多长时间记不清楚了。证据五、电话记录两份。拟证明：事发时，与“120”通过电话。孙吉东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该证据说明举办人就是平安物流，诉讼主体没有错误。当庭孙吉东对会议举办场所提出质疑，主要是因为孙吉东无法查询到“120”记录上标注的北方度假村的具体企业信息。现平安物流出示哈尔滨群力会议培训中心的营业执照，孙吉东对此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对事发地点在哈尔滨群力会议培训中心内也无异议，且平安物流开庭时也自认事发当日是平安物流出资在哈尔滨群力会议培训中心举办宴请活动。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照片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平安物流经常组织员工旅游，拿出照片不能证明和平安物流家庭有关系。对证据三，关于哈尔滨群力会议培训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证人彭某事发当日值班，孙吉东不予认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彭某当日在事发现场，且哈尔滨群力会议培训中心也没有提供证人彭某为其财务人员的任何劳动合同或社保凭证，不能证明彭某是培训中心员工。对证据四,对于平安物流与曲某的劳动合同书，只能证明该证人是平安物流员工，该证人与平安物流存在利益关系，不能证明其本人在案涉事发现场。对证据五，该两份通话记录显示均在2018年2月21日上午10点35分44秒和50秒拨打过“120”记录，该拨打时间能够与“120”急救中心出具的急救中心院外记录单显示的接单时间相符，所以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根据“120”记录显示，10点36分接到电话，10点44分到达事发现场，此时根据现场查明本案死者已丧失意识20分钟，充分说明平安物流未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且须特别说明丧失意识与病发不是同一概念。因平安物流经一审传唤拒不到庭，现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包括当庭出示的材料），申请法院不予采信。本院认证：对证据一、四、五，虽上述证据不属新证据，但能够证明案发现场在哈尔滨群力会议培训中心，案发时平安物流经理对孙某进行胸外按压，平安物流同事拨打“120”急救电话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二，孙吉东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证明平安物流与孙某来往密切，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三，证人以哈尔滨群力会议培训中心员工身份作证，但其未提交其系该单位员工的证据，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审理查明，案发地点新三中对面/北方度假村，该地址工商营业执照登记为哈尔滨群力会议培训中心。孙某非平安物流员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平安物流组织职工活动，邀请孙某参加，孙某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孙某当日到达活动地点即哈尔滨群力会议培训中心大厅后突然倒地，意外死亡。事发时，平安物流没有追求或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平安物流职工不仅依据掌握的简单医学常识对孙某进行积极救助，而且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实施了合理的救助行为，对孙某的去世，平安物流没有主观故意或过失而做出侵害孙某的行为。虽哈尔滨市急救中心院外病案记录单中，记载“该患20分钟前无明显诱因出现意识丧失”，但事发后平安物流即对孙某胸外按压，实施救助，孙某死亡的结果也是平安物流无法预料且不希望发生的，现孙吉东无证据证明平安物流与孙某死亡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孙吉东无证据证明平安物流与孙某之间存在侵权的法律关系。故对孙吉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审理中，平安物流表示自愿补偿孙吉东人民币5万元，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平安物流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8）黑0104民初27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8）黑0104民初27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上诉人哈尔滨平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补偿孙吉东人民币5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300元，共计8,600元，均由被上诉人孙吉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庆军审判员  金 玲审判员  贾延春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崔馨予书记员赵春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