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06民初9100号原告：陈某四，女，汉族，1949年8月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南京市。原告：陈某三，女，汉族，1974年12月6日出生，无业，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南京市。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明，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被告：胡某五，男，汉族，1963年7月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南京市。被告：胡某三，女，汉族，1965年2月1日出生，退休，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南京市。被告：胡某，男，汉族，1967年3月18日出生，无业，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南京市。被告：胡某二，女，汉族，1953年9月24日出生，农民，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安徽省宣城市。以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亮，北京市高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以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佳，北京市高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原告陈某四、陈某三与被告胡某五、胡某三、胡某、胡某二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日受理立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陈某四、陈某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明，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亮、余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陈某四、陈某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对南京市、继承；2.判令被告向原告告知胡某四骨灰安葬的准确地点，请求判决胡某五、胡某三、胡某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陈某四系胡某四的第二任配偶，双方于1995年1月11日登记结婚，胡某四与第一任配偶育有三子女，分别为胡某五、胡某三、胡某。在陈某四与胡某四婚后，次女陈某三随二人共同生活。陈某四与胡某四婚后未生育子女。胡某四2013年11月21日因疾病去世，去世前未留有遗嘱。陈某四与胡某四婚后于2006年7月27日购买了南京市，登记所有权人为胡某四。该房产系陈某四与胡某四的夫妻共同财产，房屋的所有权证与土地使用权证在办理胡某四丧事期间已由被告胡某五取走，至今未归还。原告陈某四多次要求胡某五、胡某三、胡某办理房屋继承，均被拒绝。另外在胡某四去世后，胡某五、胡某三、胡某违反了与原告之间关于胡某四骨灰暂时寄存在殡葬处的约定，隐瞒原告，私自将骨灰取走安葬，并且拒绝告知陈某四胡某四骨灰的安葬地点。陈某四系鼓楼区建宁新村****房产的共有权人，享有50%的所有权份额，其作为胡某四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按照法定继承对该房屋属于胡某四的50%份额进行析产分割。陈某三在其母亲陈某四与胡某四结婚时，虽然已经年满18周岁，但其因为在青年时期就体弱多病，在初中毕业后一直未工作，和母亲与胡某四共同生活，由二人共同抚养，原告认为陈某三应当享有法定继承的份额。另外陈某四与陈某三承担了胡某四晚年的全部扶养义务，尤其是在胡某四生病和住院期间全部由陈某四和陈某三照顾，其三个子女完全没有履行扶养义务。依据继承法，陈某三也应当分得遗产。胡某五、胡某三、胡某向原告隐瞒胡某四骨灰安葬地点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祭奠权，基于以上事实，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公正判决。四被告共同辩称：首先胡某四于2013年10月21日去世，至今已过诉讼时效。第二关于原告请求分割房产，我们认为陈某三与被继承人未形成抚养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被告认为继子女继承继父母遗产的条件关键就是他们之间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只有在继子女受到继父母的抚养或者扶助经法律确认其形成了抚养关系时，继子女才有继承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继子女与继父母间的抚养关系是否形成应由以下条件：1.继父母对继子女经济抚养，2.继父母对继子女生活上的抚养教育；3.继子女在经济上供养继父母；4.继子女生活上扶助继父母。本案中陈某四与胡某四于1995年结婚，陈某三系陈某四与其原配所生子女，当时已经21周岁，是成年人，并不需要胡某四的抚养和教育，即便是一起生活，也不能证明陈某三在经济和生活上扶养了胡某四。因此被告认为陈某三与胡某四没有抚养关系，对胡某四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本案中作为被告的胡某二为胡某四与第一任妻子的婚生子女，被告胡某五、胡某三、胡某为胡某四与第二任配偶的婚生子女，因此本案中四位被告均是胡某四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享有继承权。依照法律规定，胡某五、胡某三、胡某、胡某二应各分财产的10%份额。另外补充，事实上本案的被继承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并不是像原告陈述由其照顾的，事实上胡某五、胡某三、胡某、胡某二均尽到了相应的赡养义务，且照顾较多。四位被告均尽到赡养义务。本案的被告胡某五是南京大学教师，有充足的经济能力和时间保障，对被继承人胡某四尽到了主要的扶养、照顾义务。但考虑到家庭关系的和睦，其可以不主张多分割相应继承份额。对于本案被告之所以未告知原告胡某四的骨灰具体安放地点是事发有因。在胡某四去世时，本案被告就打算按照其生前愿望将其与胡某五、胡某三、胡某的母亲安葬在一起，并且母亲去世时已经购买了双穴，可以安放胡某四的骨灰，因此双方产生了骨灰安放地点的争议，由于原告陈某四对胡某四骨灰安放有相应的阻止行为，被告迫于无奈才向原告陈某四隐瞒了骨灰的安放地点。原告当庭增加的精神损失赔偿，被告方认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方对于原告的精神损害并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相应赔偿。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该项诉请。本案诉讼费也应由原告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相关事实如下：本案两原告陈某四与陈某三系母女关系，陈某四系被继承人胡某四的配偶。胡某四与陈某四于1995年1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胡某四系丧偶。陈某三系陈某四与前夫所生女儿，当时21岁。被告胡某五、胡某三、胡某系胡某四与前妻所生子女。陈某四与胡某四为生育子女。2013年11月21日胡某四因病去世，坐落南京市。2018年8月，原告陈某四及其女儿陈某、陈某三，儿子陈某二向法院起诉被告胡某五、胡某三、胡某，要求与三被告按法定继承对涉案建宁新村房产进行分割、继承。胡某五等三被告应诉后表示：父亲胡某四还有一个女儿胡某二，是父亲与第一个妻子所生之女，其应当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加诉讼，而原告陈某、陈某三、陈某二不具有继承人身份，不应当分得遗产。为此，胡某五等向法院申请追加胡某二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提交了安徽省宣城市。本院认为被告胡某五等人的申请有相关的事实依据，故对于该申请予以准予，并通知胡某二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告陈某、陈某二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前申请撤回了起诉，本院予以准予。上述事实，有原告方提交的结婚证、户籍资料、死亡医学证明、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证明；被告方提交的安徽省宣城市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为证。因原告起诉主张的事实中，未提及胡某四与胡某二的父女关系，故本院询问原告陈某四是否知道相关事实，陈某四向法庭表示：胡某四生前向她提过有个女儿在农村，但她不知道是不是胡某四亲生的。原告代理人认为，原告是听胡某四个人表述其有个女儿叫胡某二，但无相关证据证明，被告方在庭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明并无原始户籍资料印证，原告不予认可，法庭准予追加胡某二为被告依据不足。对此，被告表示，原告对于胡某四与胡某二的父女关系是明知的；被告向法庭出具的证明也是客观真实的，由于胡某四与胡某二的母亲离婚的时间很早，已无完备的档案记录，证明是当地的村委会和派出所走访了解后出具的。因胡某二与胡某四之间的关系系本案必须审查的基本事实，为此，本院到安徽省宣城市，村委会对于证明的内容予以了证实，并陈，并陈述：胡某四系桐梓岗村人，纪五十年代与李某结婚，生下胡某二，后胡某四经考试到铁路系统，离开了桐梓岗村，两年后与李某离婚，他们只有胡某二这一个孩子。本院在安徽省宣城市找到胡某二，就其与胡某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核实，胡某二陈述：“胡某四是我的亲生父亲。父母是1957年离婚的，当时也没有什么档案。父母离婚后我随奶奶生活，但由父亲供养。父亲第二次结婚后生下胡某五兄妹三人。父亲生前对我很好的，为了补偿我放弃了跑沪宁线而跑皖南线，父亲去世后设置的灵堂上，我的名字是放在第一个的。陈某四怎么不知道我是胡某四的亲生女儿呢，父亲在世时过春节她还到我家来过。父亲去世前我们都有接触”。以上情况，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及本院调查核实记录为证。关于陈某三是否具有继承人身份，原、被告争议较大。陈某三向法庭提交了本市鼓楼区戴家巷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陈某三系该辖区居民，2009年3月至2017年7月在戴家巷社区享受低保，2017年6月被诊断为鳞状细胞癌，生活困难。陈某三还向法庭提交了该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陈某三户籍所在地为鼓楼区龙池庵**。陈某三自初中毕业后身体一般，根据社保网网查结果显示陈某三没有任何参保记录，据邻居表述其母亲陈某四于胡某四结婚后，陈某三与母亲陈某四共同生活”。陈某三据此主张：因自己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工作，长期与母亲和胡某四在一起生活，与胡某四之间已形成抚养关系，胡某四生病期间也主要是自己与母亲照顾胡某四，即便自己不具有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按照《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自己长期与胡某四在一起生活，相互间也有抚养照顾的关系，因此对胡某四的遗产也应享有继承权。被告胡某五、胡某三、胡某对于陈某三的上述举证有异议，认为：父亲胡某五生前是住在建宁新村案涉房产里，而陈某三提交的证明均是出自戴家巷社区，该社区对于陈某三是否与被继承人在一起生活根本不了解，出具的情况说明无证明力；父亲生病时是也主要是被告胡某五到医院照顾。为此胡某五向法院提交了因胡某四住院治疗而缴费的材料：南京市住院保险的收据（12份）、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医疗费收据（11份）、出院记录（8份）、银行卡付款存根（11份）、门诊专用收据（104份）。被告胡某二表示：在父亲生前和生病期间，其都到南京看过父亲，但从未见过陈某三，在父亲去世后才第一次见到陈某三。父亲生病时，胡某五确实对父亲的照顾较多。对于陈某三的继承请求，服从法院判决。对于被告方以上举证，原告方认为，胡某四的医疗等费用都是其自己支付的，胡某五等只是代为支付，而且他们代胡某四支付费用也是应该的，因为胡某四的存款都在他们那里，且这些材料并不能证明胡某四住院期间，被告在医院照看了胡某四。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方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两原告对胡某四进行了照顾、看护。上述情况，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原告陈某三提交的社区证明，被告胡某五提交的各类缴费票据、凭证等为主。案涉建宁新村房产原系胡某四单位公房，是胡某四于2006年按“房改房”政策购买，房产登记的产权人为胡某四。胡某四去世后至本案诉讼期间，该房产由陈某四进行出租使用，租金收益均由陈某四收取。审理期间，原告方某请求确认涉案房产由胡某四、陈某四各享有50%份额，胡某四享有的份额中陈某三应得5%的份额，其余按法定继承确认。被告方不同意陈某三继承，请求被告各方按10%份额继承胡某四房产。对于陈某四已收取的房租收益，四被告均未提出主张。另在审理期间，被告方已将胡某四的安葬地告知了陈某四。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交的案涉房产产权登记表内容为证。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被告主张原告起诉已过两年时效的观点，对此，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两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开始计算。可见，我国《继承法》中规定的两年时效是针对继承权被侵害而论，本案系继承纠纷，继承虽已开始，但遗产尚未分割，没有实际形成继承权受侵害的事实，故被告主张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本案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二、根据被告举证及本院调查核实，被告胡某二确系被继承人胡某四的婚生女儿，对胡某四的遗产依法享有法定继承权。第三、按照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被继承人胡某四生前对于其名下的案涉房产继承未留有遗嘱，故原告申请对该房产进行法定继承法，依法有据。因该房产的取得是在原告陈某四与被继承人胡某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无法定或其他特别事由，该房产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陈某四据此主张其与胡某四各享有该房产50%的产权份额，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亦予认可。依据我国《继承法》规定，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对于继父母子女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应通过对再婚时继子女是否成年、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有实际接受抚养照顾及家庭身份关系的融合程度等因素判断。本案原告陈某三提交的社区证明及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其生活困难的情况，但对于其与胡某四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即相互生活上的照顾等，并不具有证明力。本院认为，胡某四与陈某四结婚时陈某三已成年，其一直没有工作且单身，既有身体原因也是其个人选择，就此无法推定其与胡某四之间存在抚养关系，故陈某三不具有胡某四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但《继承法》同时对于继承人之外对被继承人有一定依靠且缺乏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人，规定也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本院经综合考虑，酌定陈某三对涉案房产中胡某四享有的份额按4%继承。原告陈某四在本次继承诉讼中，未完全如实向法庭陈述胡某二的身份情况，具有一定的过错和过失；另案涉房产的租金收益也一直由陈某四收取，本院依据《继承法》规定并兼顾以上实际情况，酌定陈某四对涉案房产中胡某四享有的份额按16%继承。四被告作为胡某四的亲生子女，按法定继承对涉案房产中胡某四享有的份额均各按20%继承。据此，对案涉房产，原告陈某四共享有58%产权份额，陈某三享有2%产权份额，四被告各享有10%产权份额。第四、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的请求，因该请求系侵权之诉，与继承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理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胡某四名下位于南京市、被告共同继承；其中原告陈某四享有该房产58%产权份额，陈某三享有该房产2%产权份额；四被告胡某二、胡某五、胡某三、胡某各享有该房产10%产权份额二、驳回两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00元，本院减半收取6650元，两原告共承担2650元，四被告各承担1000元。（原告已全部预交，四被告自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支付完毕）。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方再非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彭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