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新2823民初618号原告：宁夏鑫恒苗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北环路利民小区**营业房。法定代表人：褚万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包维忠，该公司业务经理。被告：新疆尉犁县林业局。住所地：尉犁县解放路**。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袁隆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曲红萍，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张黎婷，新疆梨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夏鑫恒苗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恒公司）与被告尉犁县林业局(以下简称县林业局)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鑫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包维忠，被告县林业局的委托代理人许洪萍、张黎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苗木款115.28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6日，被告在原告处拉运枸杞苗数万株，当原告将苗木运到被告所在地时，其委托代理人艾某2代表购苗方与原告审核了苗木数据、查看了苗木质量，并进行了价格核算，并给原告出具了欠据，承诺待2016年6月中旬苗木种植验收后一次性付清欠款118.28万元。至2016年底，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仅支付了60万元苗木款，剩余115.28万元至今未支付。故原告诉诸法院。被告辩称：原告起诉的主体错误，原告分别与农户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苗木由农户购买、种植，原告从未与被告签订苗木买卖合同，原告也没有向被告提供过苗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不应当是本案的诉讼主体，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8日，乙方即原告鑫恒公司的代表朱卫国与甲方即被告县林业局的代表艾某2签订了《枸杞苗木供应协议书》一份，甲方为县林业局，乙方为鑫恒公司（枸杞苗木供货方）。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为了促进尉犁县枸杞产业发展，为维护购苗方、供苗方的合法权益，提供种苗质量和权益，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书。一、甲方的义务。（一）甲方负责供苗方苗木供应信息的发布和宣传，动员供苗方积极协调，选定供苗方的苗木。（二）甲方负责与供苗方签订苗木供应约定事项。（三）甲方负责购苗方履行与乙方签订的苗木合同约定。二、乙方的义务。（一）乙方所供应给购苗方的枸杞苗必须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甲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县上有关规定对乙方所供应苗木具有执法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二）乙方所供应各购苗方的枸杞苗，由乙方与购苗方双方协商价格和品种，双方另行签订购苗合同书，但签订的购苗合同必须到甲方备案，不备案视为无效合同书。（三）乙方所供应给购苗方的枸杞苗必须健壮，不得有病虫害，苗木必须具有“四证一签”手续，尤其不得有重大病虫害和危险性林木有害生物。乙方枸杞苗木进入我县，首先到县林业部门复验、检疫，手续不全的枸杞苗木一律不允许在我县销售，凡是检疫和复检不合格的枸杞苗木由甲方在当地销毁，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如果不履行将按规定进行处罚，如因苗木调运使重大病虫害和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引入我县的，除处罚外还将严格追究乙方的责任。（四）乙方所供应给购苗方的枸杞苗，应满足如下质量要求：苗木纯度达到90%、植株强壮、根系完整（主根长20㎝，侧根5-6个）、树干无破损、无病虫害。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苗木，甲方有权要求按照有关规定赔偿给我县购苗方。（五）乙方所供应给购苗方的枸杞苗品种选择以宁杞7号为主的大果品种和黑杞1号，其他品种必须是经林业部门审定的性状优于宁杞7号和黑杞1号的品种，其他不符合我县规定的品种不得在我县销售。（六）乙方应履行好与我县购苗方双方协商签订的购苗合同书，按时、按量、保质的供应好苗木，违约必须按照购苗合同书承担违约赔偿。（七）乙方负责购苗方的技术指导工作。三、甲乙双方协商的苗木价格，乙方不得随意上调，在和购苗方议价签合同时只能下调。四、苗木规格及协议价格（表格）：宁杞7号，硬枝扦插苗0.3-0.5㎝4元/株，0.5㎝5元/株，嫩枝扦插苗0.3㎝3.5元/株；黑杞1号（未约定价格）。五、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上述协议，甲乙方均加盖公章。协议签订后，原告在其所执合同最后一页上方空白处手写增加了“数量共计：壹佰贰拾贰万株，计：人民币叁佰陆拾陆万元?366万元”的内容，在第五项和双方盖章中间的空白处手写增加了“江亚洲：40万株，阿布都：36万株，何润奎：30万株，弋勇才：16万株，分别签合同附后”的内容，以上增加内容上由原告加盖其公司印章。2016年4月6日，鑫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褚万强与尉犁县农户江亚洲签订了41万株的《苗木订购合同》一份，约定订购宁杞7号（地径0.2CM）40万株，每株2.4元，订购宁杞9号（地径0.3CM）1万株，每株2.9元，总金额98.9万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乙方即付定金49.45万元。2016年3月24日，鑫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褚万强与高某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高某订购宁杞7号（地径0.2CM）1万株，每株2.4元，总金额24万元，其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乙方即付40%的预定金，即定金9600元；货运至尉犁县林业局，由林业局负责人验收合格后，付够总款的50%后，由林业局指定专人陪同运货车送至农户地头。剩余金额由林业局出具字据并盖章，于2016年5月3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2016年4月6日，鑫恒公司的朱卫国与高某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高某订购枸杞苗，其中宁杞7号（地径0.3CM）5000株，每株3.3元，总金额24万元，宁杞7号（地径0.2CM）1万株，每株2.4元，总金额40500元，其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乙方即付购苗款的50%，即支付16200元。2016年4月6日，高某给鑫恒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其内容为：“今高某收到宁夏鑫恒苗木有限公司宁杞7号0.2CM（直径）10000棵，0.3CM（直径）5000棵。已付苗款16200元。余额由尉犁县林业局验收纯度达85%以上付清。”2016年3月24日，鑫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褚万强与阿布都热依木·热扎克（2018年已改名为热依木江·热扎克）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该合同约定阿布都热依木·热扎克订购宁杞7号（地径0.3CM）8万株，每株3.3元，（地径0.2CM）7万株，每株2.4元，总金额43.2万元，其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乙方应支付25%的预定金，即支付定金10.7万元，剩余款经林业局验收纯度达到85%以上后支付（手写添加“林业局出字据”、“增加0.2苗1.9万株，应该是0.2（苗）8.9万株，0.3（苗）不变”）。2016年3月24日，鑫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褚万强与弋勇才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弋勇才订购宁杞7号（地径0.2CM），定杆高50CM，21.6万株，每株2.4元，（总金额51.84万元，其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乙方应支付40%的预定金，即支付定金20.736万元，货运至尉犁县林业局，由林业局负责人验收合格后，付够总款的50%，然后林业局指定专人陪同运货车送至农户地头，剩余金额经林业局出字据并盖章，于2016年5月3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2016年4月5日，弋勇才给原告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其内容为“今收到0.3枸杞苗5000株，已付了50%之现金，余下林业局验收合格后一次付清。”2016年3月26日，鑫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褚万强与王刚强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王刚强订购宁杞7号（地径0.2CM）2.5万株，每株2.4元，总金额6万元，甲方鑫恒公司保证供给乙方的苗子纯度在85%以上，验收及交货地点为乙方苗木基地货场，其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乙方应支付购苗款的40%预定金，即支付定金24000元，货运至尉犁县林业局指定专人陪同运货车送至农户地头，剩余金额由林业局出字据并盖章，于2016年5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2016年4月6日，鑫恒公司朱卫国（由褚忠宁代笔）与王刚强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王刚强订购宁杞7号（地径0.2CM），5000株，每株2.4元，总金额1.2万元，甲方鑫恒公司保证供给乙方的苗子纯度在85%以上，验收及交货地点为乙方种植地点，其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乙方应支付购苗款的50%，即支付6000元，剩余款经林业局验收成活率达到85%以上后支付。以上全部合同，双方均约定“甲方保证提供给乙方的苗子忖度在85%以上”、“甲乙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如一方违约，应支付给对方相应的违约金。造成损失的，要依法赔偿”。2016年4月初，原告公司的韩玉成分别向江亚洲、高某、阿布都热依木·热扎克、弋勇才、王刚强等人提供了枸杞苗木。原告给江亚洲提供了41万株价值98.9万元的苗木，江亚洲已分三次给原告支付了49.45万元。原告给高某提供了1万株0.2CM的苗子和5000株0.3CM的苗子合计价值40500元的苗木。2018年11月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褚万强与高某达成书面协议，乙方高某欠甲方6000元，经双方协商同意只偿还2000元其余放弃，还款日期为2018年11月10日前，偿还结清，甲方再不追究欠款，原高某给县林业局欠条同时作废。”此协议达成后，高某已给原告支付了2000元，庭审中作为证人高某称因欠原告的苗木款实际是2.4万多元，因原告提供的苗木质量存在问题不结果，其要求原告赔偿损失，经与原告诉讼代理人包维忠协商后同意欠款减到6000元后双方协商为2000元，并承诺结清后相互不再找对方要钱了。原告不认可证人高某的说法，称该2000元与林业局的欠款24300元无关，其自行提供的欠款明细清单显示“王刚强欠款6000元转给高某支付，高某实际支付2000元视为全部结清”。2018年11月12日，原告公司诉讼代理人包维忠给高某手机微信发送《证明》一份，其内容为：“新疆尉犁县高某所欠宁夏鑫恒苗木有限公司枸杞苗木款6000元，现已全部结清，高某与尉犁县林业局之间的债务关系与宁夏鑫恒苗木有限公司无关系，本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原告提供给王刚强的5000株0.2CM的枸杞苗木价值1.2万元，王刚强已全部付清，原告与王刚强签订的《枸杞苗木合同》中约定的2.5万株0.2CM价值6万元的苗木实际由何杰的父亲何某使用，该6万元苗木款已给由何杰给原告全部付清。2016年4月3日和4月6日，原告两次共计给弋勇才提供21.6万株枸杞苗木，原告称弋勇才应支付25.92万元，其仅支付了8.6万元，除应由县林业局应支付的25.9万元外，对弋勇才还应支付的款项，其将另行诉讼。2016年12月5日，原告给其公司的韩玉成出具委托书，委托韩玉成前去尉犁县林业局欠款及有关事项。2016年12月22日，韩玉成与阿不都热依木·热扎克达成《协议书》一份，此协议是约定双方2016年3月24日签订的苗木订购合同的补充协议（因供苗方提供的苗木不达标），鑫恒公司在2017年3月25日之前将3万株地径0.3CM品质达到90%以上的宁杞7号苗木送到尉犁县，阿不都热扎克必须将苗木补到2016年种植的枸杞地（当时甲方提供的苗木品质不达标，宁杞7号纯度没有达到85%），阿不都热依木·热扎克2016年3月24日合同购买苗木款的7万元在2016年12月30日之前支付，收到3万株苗木后付3万元，剩余苗木款2017年6月相关部门间的苗木纯度达到85%后付款。2016年4月6日，尉犁县林业局干部艾某2应原告公司人员的要求给原告出具了欠条一份，其内容为“我单位欠宁夏鑫恒苗木有限公司枸杞苗木款1182800元。该欠款在2016年6月中旬苗木验收合格后付清。”该欠据，由县林业局加盖公章，并由艾某2签名按印。庭审中，艾某2称因当日县上要召开枸杞种植现场会，是原告公司的人员逼着他才给其出具的欠据。2016年4月6日，江亚洲、何杰、王刚强、高某、弋勇才分别给县林业局出具了《书面承诺书》一份，承诺其各自提前领到补贴款（弋勇才为苗木款），枸杞种植后会加强管护，保证成活率达到85%以上，如果成活率达不到85%，退还补贴款（苗木款）。以上人员的补贴款（苗木款）的数额分别为49.45万元、2.4万元、0.6万元、2.43万元、43万元（25.92万元）。原告称起诉的标的额115.28万元，系依据县林业局会计给其提供的《宁夏（周卫国）苗木款118.28万元（附详细名单）》（未加盖公章），扣除了王刚强所欠的0.6万元和何杰应支付的2.4万元合计3万元。原告另案起诉尉犁县塔里木乡英库勒村委会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称该村委会2016年3月15日在该公司订购枸杞苗，共计苗木款99万元，已支付定金29.9万元，按合同约定由县林业局支付了60万元。被告林业局称其支付的29.97万元和29.94万元与本案的118.28万元无关，两笔付款是县林业局通过政府采购用于支付尉犁县塔里木乡英库勒村枸杞项目款。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枸杞苗木供应协议书》、欠条各一份、《苗木订购合同》七份及收条和证明四份、清单一份等证据，被告提供的《苗木订购合同》和《承诺书》各五份、《委托书》和《协议书》各一份、证人艾某2、何某和高某的当庭证言、《政府采购询价单》和《苗木购销合同书》各两份及付款凭证、发票若干份等证据，以及到庭的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既有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枸杞苗木供应协议书》，又有原告与各农户之间签订的若干份《苗木订购合同》，原告主张农户的苗木款中部分已由农户承担，剩余50%由被告承担。被告抗辩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不应当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本案争议的焦点即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应当承担各农户剩余苗木款的付款责任？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2015年12月18日签订的《枸杞苗木供应协议书》的性质并不是双方之间建立了苗木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双方为了促进尉犁县枸杞产业发展，维护购苗方和供苗方之间的合法权益，提供种苗质量和效益而签订，正如协议约定的“由乙方与购苗方双方协商价格和品种，双方另行签订购苗合同书”及原告在其所执的协议的文本中添加的“分别签合同附后”所述，原告在2016年3月和4月分别与尉犁县的农户江亚洲、阿不都热依木·热扎克、高某、弋勇才、王刚强等人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原告与农户即《枸杞苗木协议书》中所称的购苗方之间分别建立了枸杞苗木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尉犁县林业局并非系《苗木订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在原告与各农户签订《苗木订购合同》后，于2016年4月初给各农户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枸杞苗木，被告则要按照其与原告签订的《枸杞苗木协议书》的约定及其职责，对原告提供的枸杞苗木进行复检、检疫，原告与各农户签订的《苗木订购合同》中也均约定了由县林业局验收和违约赔偿的条款，对于剩余货款也约定了“剩余金额由林业局出字据并盖章，于2015年5月3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或“剩余款经林业局验收成活率达到85%以上后支付”的条款，依据原告提供的高某、弋勇才2016年4月6日和4月5日给其出具的证明和收条的内容来看，高某明确表示“余额由尉犁县林业局验收纯度达85%以上付清”，弋勇才明确表示“收到0.3CM5000棵枸杞苗，已付50%之现金，余下林业局验收合格后一次付清”，因此《苗木订购合同》中的上述约定并不能理解为由林业局支付剩余货款。原告依据2016年4月6日由被告出具的118.28万元欠条，主张由被告支付剩余欠款115.28万元，该欠条中签字的经办人系尉犁县林业局干部艾某2，其在当庭作证时表示，该欠条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因为当时2016年4月6日县上要召开枸杞种植现场会，如果不给原告公司的韩玉成出具该欠条韩玉成就不给农户苗子，其出具欠条就是依据农户和原告提供的数据出具的，这说法与证人高某的当庭证言相互印证，即“不给钱就不给苗子”。2016年4月6日高某已经给原告支付了1.62万元，现原告向被告主张的欠款中即高某全部货款4.05万元扣除1.62万元之后的余款2.43万元，事后2018年11月原告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包维忠又与高某达成书面协议，由高某支付2000元后双方之间再也不追究欠款，协商当时高某是欠原告货款，而那时原告欠高某什么债务，高某称因苗子不结果不要原告赔偿了，这才是双方能达成余款付款协议的原因。那么，原告向被告主张高某剩余苗木款2.43万元是否属于重复主张？原告的欠款明细中列明何杰和王刚强个人应付的和应由林业局支付的款项已全部付清，即原告已向部分农户收取了全部欠款，那么也就是说农户的剩余苗木款并非必须由被告支付。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与各农户之间签订的《苗木订购合同》系其与各农户的真实意思表示，已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已实际履行，并应全面履行，原告对于其主张的各农户的剩余苗木款，其应当依据与各农户签订的《苗木订购合同》约定，分别向合同当事人主张，而不能随意变更合同去向被告主张。被告的工作人员艾某2016年4月6日给原告出具的欠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对其的抗辩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宁夏鑫恒苗木有限公司对被告尉犁县林业局的诉讼请求。诉讼费减半收取7588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曾静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