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12民初4112号原告：易勇（系死者曹某儿子），男，199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原告：易伟（系死者曹某女儿），女，198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原告：易红巧（系死者曹某女儿），女，198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原告：曹石兴（系死者曹某父亲），男，194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原告：秦运兰（系死者曹某母亲），女，194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其明，男，197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武县。被告：余达，男，198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忠，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宁乡县玉潭镇花明北路（凝香华都）****。负责人：刘仲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龙，湖南湘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与被告李其明、余达、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公司（以下平安财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易勇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被告余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忠、被告平安财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龙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其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其明、被告余达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464886元（详见赔偿明细表）；2、判令被告平安财保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五原告增加误工费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由100000元变更为80000元，诉讼请求加上交强险11万元变更为574886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5日17时15分许，被告李其明驾驶湘Ａ×××**重型半挂牵引车湘Ａ×××**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沿黄桥大道由北往南行驶，当行驶至长沙市黄桥大道望城段黄金园街道黄金园村新基塘组地段时，与易检明驾驶A1V478普通两轮摩托车搭载曹某、吴雅豪沿黄桥大道由南往北行驶至此转弯掉头时相撞，造成易检明、曹某当场死亡，吴雅豪受伤的交通事故。经望城区交警部门认定，被告李其明与易检明均负同等责任，曹某、吴雅豪无责任。另查明，湘Ａ×××**重型半挂牵引车、湘Ａ×××**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车主均为余达，该车投保于平安财保公司，交强险和商业险均在保险期内。该事故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及精神痛苦，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余达辩称，1、原告各项主张超过法律规定标准，应予以核减：精神损害抚慰金，按长沙市司法实践，李其明仅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应减半为25000元。误工费，死者曹某当场死亡不存在误工费；2、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事故责任划分前签署，余达无法确认对方具体的损失，该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该协议约定128万元的赔偿，就目前看该事故总赔偿金额在80万元左右，差额已超过法律规定标准的20%，余达签订协议时存在胁迫，该协议存在显失公平且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请求法院撤销该调解协议，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赔偿；3、原告提出了新证据，事实上变更了诉讼请求，按照法律规定，只应赔偿原告80万，从诉讼请求的变更，请求法院重新给予举证期限；4、余达已经就本次交通事故支付了原告68万元赔偿及2000元遗体运送费（属丧葬费范围），垫付的费用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同时本次事故给案外人朱江炎造成了树苗、菜园菜苗、围栏、鱼塘等损失，余达已向案外人朱江炎赔偿了5600元，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事故责任划分在第三者责任保险内承担赔偿责任；5、余达在平安财保公司购买了交强险、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余达已向原告支付68万元赔偿，保险公司应当将68万元支付给余达。被告平安财保公司辩称，一、答辩人所承保车辆的驾驶员在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承担50%责任。投保车辆超载应扣除10%的绝对免赔率。二、答辩人同意原告用总损失除以2的责任分配方式。三、原告在赔偿清单中各赔偿项目费用过高，或证据不足，应核减和审核：1、死亡赔偿金，遇难者为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村民，应按照2017年农村居民12936元/年的标准计算赔偿金。原告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应提供城镇居民常住人口户籍卡确定真实户籍信息；2、丧葬费，原告主张按65994元/年计算半年，予以认可；3、交通费，原告未提交交通票据，且按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交通费应以正式票据为凭。鉴于原告未提供交通票据，属无据主张，请求驳回；4、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曹石兴、秦运兰两人被扶养人生活费，但没有提供证据，答辩人不认可。原告应举证两人与事故遇难者的扶养关系，被扶养人共有几个扶养义务人，并说明两人需扶养的事实。另，秦运兰为1949年5月5日出生，抚养费计算年限为10年；5、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100000元过高没有法律依据，应以50000元为宜。被告李其明未到庭参加诉讼，未予以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5日17时15分许，被告李其明驾驶湘Ａ×××**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湘Ａ×××**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沿黄桥大道由北往南行驶，当行驶至长沙市黄桥大道望城段黄金园街道黄金园村新基塘组地段时，恰遇易检明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悬挂号牌为A1V478普通二轮摩托车（车架号：15327）搭载曹某、吴雅豪沿黄桥大道由南往北行驶至此左转弯掉头，由于双方均忽视安全，导致两车相撞，造成易检明、曹某当场死亡，吴雅豪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本次交通事故，望城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其明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易检明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曹某、吴雅豪无责任。本次交通事故的死者曹某于1966年7月2日出生，生前住长沙市望城区白马街道三益村****。本案原告易勇系曹某儿子，易伟系曹某女儿，易红巧系曹某女儿，曹石兴系曹某父亲，于1947年12月30日出生，秦运兰系曹某母亲，于1949年5月15日出生，曹石兴和秦运兰共养育子女4人。湘Ａ×××**重型半挂牵引车、湘Ａ×××**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行驶证登记的车主均为余达，李其明系余达雇请的驾驶员，李其明驾驶湘Ａ×××**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湘Ａ×××**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过程中发生本次交通事故。湘Ａ×××**重型半挂牵引车、湘Ａ×××**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在被告平安财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12200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限额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2018年9月7日，经长沙高新区白马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与被告余达、李其明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纠纷主要事实、争议事项：2018年9月5日17时左右，白马街道三益村三组村民易检明骑摩托车带妻子曹某及孙子途经黄金园街道定石塘附近黄桥大道路道，在掉头时被对面开来的重型货车（车牌为湘Ａ×××**、湘Ａ×××**）相撞，易检明、曹某当场死亡，小孩受伤送到省儿童医院救治，肇事司机（姓名：李其明）已被望城区交警队控制，经当人李其明（司机）、当事人余达（车主），当事人易勇（死者儿子）、易伟（死者女儿）、易红巧（死者曹女儿）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发生争议。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当事人余达自愿一次性赔偿当事人易勇、易伟、易红巧因其家属易检明、曹某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抚慰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壹佰贰拾捌万元整（1280000）。二、付款方式：当事人余达于2018年9月7日17:00前支付当事人易勇、易伟、易红巧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于2018年9月10日17:00前支付当事人易勇等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于2018年10月1日支付易勇等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三、剩余陆拾万元当事人易勇、易伟、易红巧以死者家属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待人民法院判决后支付剩余陆拾万元，多余的赔偿金归车主所有。四、死者家属方需积极配合肇事方向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理赔所需的资料（包括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火化证明、销户证明、尸检报告、外公、外婆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两个人的劳动合同、工作证明等）。五、当事人余达在支付68万元后，当事人易勇、易伟、易红巧出具交通事故谅解书。六、受伤小孩吴雅豪的住院治疗费用只报发票，其余费用不负责任。七、此次事故按调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不得就本次交通事故向对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前述协议，由李其明、余达、易勇、易伟、易红巧签字，长沙高新区白马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印章。协议签订后，被告余达向原告支付了68万元赔偿款。庭审中，原告及被告余达均明确协议第三条中“待人民法院判决后支付剩余陆拾万元，”指由保险公司支付60万元，“多余的赔偿金归车主所有”指保险赔偿款支付60万元后的保险赔偿金；另，因本次事故造成易检明、曹某二人死亡，上述协议对易检明、曹某死亡产生的损失一并处理，对约定的赔偿金额128万元及被告余达已赔偿的68万元没有区分各自份额，两人的法定继承人就两人因本次事故遭受的损失分别向本院起诉，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对协议第一条的128万元及第二条的68万元，原告陈述按照法院计算的曹某、易检明的法定损失所占比例确定协议中128万元的两人各自的损失金额及68万元的两人各自所得的赔偿金额，被告余达陈述如法院认定协议有效，同意按照法院计算的曹某、易检明的法定损失所占比例确定协议中128万元的两人各自的损失金额及68万元的两人各自所得的赔偿金额。另查明，本次交通事故另一死者易检明的法定继承人就易检明因本次交通事故遭受的损失、伤者吴雅豪就其因本次交通事故遭受的损失，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本院（2018）湘0112民初4114号案件查明，易检明在本次事故中所遭受的损失为：死亡伤残赔偿金部分765457元（含死亡赔偿金678960元、丧葬费3299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1500元），各项损失合计为765457元，易检明遭受的损失超出交强险赔偿范围的部分为714504.34元。经本院（2018）湘0112民初4115号案件查明，吴雅豪在本次事故中所遭受的损失为：医疗费3007元，吴雅豪的损失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赔偿3007元。被告平安财保公司庭审陈述在庭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投保单及相关免责事项材料，其逾期未予提交。以上事实，有五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湘Ａ×××**车及湘Ａ×××**车挂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及商业保险保险单、《人民调解协议书》、曹石兴及秦运兰常住人口登记卡、望城区白箬铺镇齐天庙村村委会证明、望城区白马街道三益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被告余达提交的收条两张、银行转账流水、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单，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李其明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易检明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曹某、吴雅豪无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曹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当场死亡，原告易勇系曹某儿子、易伟系曹某女儿、易红巧系曹某女儿、曹石兴系曹某父亲、秦运兰系曹某母亲，五原告均系曹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因此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依法作为赔偿权利人有权获得相应的赔偿。被告李其明驾驶的湘Ａ×××**车及湘Ａ×××**车在被告平安财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赔偿限额122000元）、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故平安财保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李其明系被告余达雇请的驾驶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李其明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本次交通事故，李其明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余达承担赔偿义务。关于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与被告余达、李其明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效力问题，被告余达辩称协议在事故责任划分前签署，无法确认对方损失，协议约定128万元与事故总赔偿金额80万元左右的差额超过法律规定标准的20%，签订协议时存在胁迫、协议存在显失公平及重大误解的情形，死者所有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没有全部参与协议，并请求撤销该协议。被告余达庭审中提交了5段视频予以证明从事故发生后迫于交警队和家属压力，受胁迫签协议及付款。本院认为，首先，被告余达提交的5段视频庭审中查明拍摄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之后，且协议书系长沙高新区白马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予以签订，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称受胁迫签订协议，本院对其受胁迫签订协议的辩解不予采纳；其次，人民调解协议书虽然签订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出具之前，但签订协议书时本次事故造成二人死亡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余达亦明知二人死亡的事实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出具，且被告余达作为肇事车辆车主，系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余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能够预见到协议赔偿标准与法定赔偿标准具有一定的差异，应当知晓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余达辩称存在重大误解本院不予采纳；第三，生命权是人的最高人格利益，是宝贵的、不可估价的，人的生命丧失后具有不可恢复性，一个生命的丧失将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巨大的创伤，本次事故造成易检明、曹某二人死亡的严重情况给其家庭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和创伤，《人民调解协议书》协商确定的赔偿金额（128万元）虽与法定赔偿金标准具有一定的差异，但该差异与生命权及生命权所产生的价值相比并没有显失公平，《人民调解协议书》协商确定的赔偿金额（128万元）符合日常生活的认知常理和公序良俗，因此，被告余达辩称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本院不予采纳；第四，《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时，死者曹某的父母曹石兴、秦运兰虽未在场及在协议书上签字，但死者曹某儿女易勇、易伟、易红巧作为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代表死者方家属在场协商处理赔偿事宜并在协议书上签字，庭审中曹石兴、秦运兰认可易勇、易伟、易红巧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应视为对易勇、易伟、易红巧处分其权利的行为进行了追认，因此曹石兴、秦运兰虽未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并不导致该协议不成立和无效。综上，本院认定长沙高新区白马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与被告余达、李其明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被告余达、李其明与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就死者曹某赔偿问题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视为合法有效，原告曹石兴、秦运兰认可该协议，故该协议对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及被告余达、李其明具有约束力，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及被告余达、李其明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院对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曹某死亡所主张的各项损失逐一评述认定如下：1、关于死亡赔偿金，曹某生前住长沙市望城区白马街道三益村三组388号，曹某死亡时未满60周岁，故本院对其死亡赔偿金按照湖南省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678960元（33948元/年×20年）；2、关于丧葬费，按照湖南省2017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32997元（65994元/年÷12个月×6个月）。另，被告余达主张支付2000元丧葬费，应当抵扣相应赔偿款，并提交收据（交通事故非正常遗体运输费）予以佐证，经审查，该收据没有载明本案交款人，且该收据非正规发票，本院不予采纳，故对被告余达该项主张不予支持；3、关于精神抚慰金损失，曹某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其家属精神遭受伤害，本院结合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认定50000元；4、关于交通费，五原告因处理丧葬事宜不可避免发生交通费，本院酌情认定2000元；5、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曹某的父亲曹石兴于1947年12月30日出生，母亲秦运兰于1949年5月15日出生，曹石兴和秦运兰共生育子女4人，截至曹某死亡之日，曹石兴为70周岁、秦运兰为69周岁，根据2017年度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23163元/年计算曹石兴、秦运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1605.75元(23163元/年×10年÷4人+23163元/年×11年÷4人)；6、关于误工费，五原告主张20000元，但其没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五原告主张20000元误工费不予支持，因考虑到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作为死者的子女处理死者丧葬事宜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误工损失，本院酌情认定误工费损失为15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887062.75元。就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上述损失887062.75元，平安财保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共计59047.34元，即[110000元×887062.75元÷（765457元+887062.75元）]。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的损失超出交强险赔偿范围的部分共计828015.41元（887062.75元-59047.34元），由本次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按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被告李其明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根据事故发生的经过及事故当事人过错程度，李其明应承担该损失50%的民事赔偿责任即414007.71元。被告李其明系被告余达雇请的驾驶员，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李其明上述414007.71元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余达承担赔偿义务。因余达为湘Ａ×××**车及湘Ａ×××**车在平安财保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故对于机动车交强险赔偿限额外余达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即414007.71元，应先由被告平安财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被告平安财保公司抗辩投保车辆超载应扣除10%的绝对免赔率，其提交了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被告平安财保险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与余达约定适用前述保险条款及对该条款内容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故本院对平安财保公司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平安财保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共赔付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473055.05元（59047.34元+414007.71元）。但根据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与被告余达、李其明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一、当事人余达自愿一次性赔偿当事人易勇、易伟、易红巧因其家属易检明、曹某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抚慰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壹佰贰拾捌万元整（1280000）”，就该1280000元，庭审中原告与被告余达认可按照法院计算的曹某、易检明的法定损失所占比例确定易检明、曹某各自的损失金额，故本院认定被告余达应向原告赔偿死者曹某因本次事故遭受的损失687096.37元，即[1280000元×887062.75元÷（765457元+887062.75元）]。被告余达已就死者易检明、曹某因本次事故遭受的损失按协议书共计支付680000元，对余达所赔偿的680000元，庭审中原告与被告余达明确按法院计算的曹某、易检明的法定损失所占比例确定易检明、曹某项下各自所得的赔偿金额，故本院认定被告余达已向原告赔偿死者曹某因本次事故遭受的损失365019.95元，即[680000元×887062.75元÷（765457元+887062.75元）]。综上，被告余达应按人民调解协议书向原告赔偿死者曹某因本次事故遭受的损失687096.37元，被告余达已赔偿365019.95元，尚应向原告赔偿322076.42元。对被告余达尚应赔偿的322076.42元，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剩余陆拾万元当事人易勇、易伟、易红巧以死者家属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待人民法院判决后支付剩余陆拾万元，多余的赔偿金归车主所有”，该322076.42元应由原告向被告平安财保公司主张赔偿，由被告平安财保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义务代余达予以支付，且平安财保公司所赔偿的保险金超过322076.42元的部分归余达所有，故，对于本院认定的被告平安财保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共赔付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的473055.05元，其中322076.42元归五原告享有，剩余150978.63元由被告平安财保公司直接支付给被告余达。被告余达提出向案外人朱江炎赔偿了5600元，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事故责任划分在第三者责任保险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认为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处理无关联，本案不予处理，被告余达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各项损失共计322076.42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限额内支付被告余达共计150978.63元；三、驳回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2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312元，由原告易勇、易伟、易红巧、曹石兴、秦运兰共同负担656元，被告余达负担6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秦相会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代理书记员  张 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九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二条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