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4民终36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武军，男，汉族，1949年10月5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於永帅，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宏庆，男，汉族，1970年5月1日出生，住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权，男，汉族，1975年5月29日出生，住济南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勇，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武军因与被上诉人陈宏庆、被上诉人刘德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汝州市人民法院（2018）豫0482民初7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11月0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武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於永帅，被上诉人陈宏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邢龙，被上诉人刘德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武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宏庆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宏庆、刘德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法院剥夺何武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致使何武军无法行使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规定，何武军委托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周云粉律师、於永帅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本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周云粉律师、於永帅律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何武军的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函以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委托手续齐全。然而，一审法院拒不认可周云粉、於永帅律师的代理人资格，拒绝周云粉律师、於永帅律师参与本案诉讼程序，致使何武军无法参与本案审理，其法律后果就是何武军的全部诉讼权利被剥夺并最终作出对何武军不利的缺席判决。(二）一审法院未依法处理何武军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受理后，何武军于法定期间委托代理律师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将本案移送至何武军所在地人民法院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法院必须对此作出审查，一审法院无视何武军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予审查而直接开庭审理并作出缺席判决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本案不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和《最高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本案不仅当事人众多、涉及两个省份，案情复杂，而且争议极大，并非是简单民事案件，一审法院不顾案件的复杂性径直适用简易程序，以此简化案件的送达、审理程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严重违反证据规则，对关键事实未予查实。(一）陈宏庆与刘德权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由已经立案审理的仲裁作出裁决，且该法律关系对冯存伟无约束力。陈宏庆以其与刘德权存在委托购股关系为前提提起本案诉讼，早在2017年9月22日陈宏庆即以刘德权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提起确认双方系委托关系的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借款协议》是委托购股合同。陈宏庆与刘德权的关系究竟是委托关系还是借款关系取决于《借款协议》的性质，只有《借款协议》的性质确定是委托收股关系，而刘德权又确实和何武军存在购股行为的时候，陈宏庆才能对何武军主张股权。因此，《借款协议》的性质是陈宏庆提起本案的前提和基础。关于《借款协议》性质的争议，《借款协议》第十四条约定应由贸仲管辖。目前，贸仲尚未对该案件做出裁决。因此，在贸仲裁决《借款协议》是委托合同之前，陈宏庆没有理由主张何武军的股权。而一审中所载明的刘德权和陈宏庆于2017年3月19日的确认函并不能改变2015年8月借款发生时的法律关系。即使刘德权和陈宏庆之间存在委托收股关系，也仅限于约束陈宏庆和刘德权，对何武军及冯存伟无约束力。(二）何武军从未签署确认函，一审法院的推定严重违反证据规则。一审判决中明确陈宏庆不持有股份买卖协议原件，且何武军未签署确认函，仅仅凭借推定的事实认为何武军已经签订股份买卖协议，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等证据规则。陈宏庆从未向2091名职工股东付款70%售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三)何武军与刘德权不存在股权买卖关系。1.何武军从未与刘德权签订有关股份买卖协议。2015年9月，何武军与冯存伟签订《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lnvestmentCompany3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以下称《股份买卖协议》），将本人在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即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山水投资）的股份权益出售给冯存伟，何武军从未与刘德权签订任何有关山水投资股份买卖的协议。即使陈宏庆和刘德权之间确定存在委托关系，刘德权并没有收购何武军的股权，没有完成委托收股事项。2.何武军收到的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人是冯存伟，而不是刘德权。根据何武军与冯存伟签订《股份买卖协议》，冯存伟应于签订之日十五日内支付70%的价款。在协议约定的期间内，山水职工维权委员会财务组通过刘德权银行卡向何武军支付了该笔款项，该笔款项虽通过刘德权银行卡支付，但系冯存伟履行《股份买卖协议》的付款行为。2017年3月，冯存伟又向何武军支付了剩余30%款项。可见，何武军收到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均由冯存伟支付，刘德权没有向何武军支付任何款项。陈宏庆辩称,关于程序方面：一、原审送达方式和送达时限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本案属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精神，最高人民法院鼓励各级法院积极运用电子方式送达。一审法院通过电话、电子送达及邮寄送达方式向何武军送达开通传票的做法并无不妥。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法发[2017]19号）第十、十二项的规定。二、原审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一审法院已针对多起与本案相同事实的案件做出判决，证明汝州法院已经查明事实、认定法律关系。具体到本案而言，不存在人数众多情形，更与“涉及两个省份”无关。三、关于何武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手续。一审法院在核查陈宏庆起诉职工股东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授权代理手续时，发现何武军代理人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周云粉律师、於永帅律师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上的委托人签字，与职工股东在本案其他证据文件中的签名明显不符。一审法院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四、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中止诉讼的情形，何武军关于本案法律关系处理应以贸仲案件处理认定为前提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条件是“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本案诉讼只有在另一案的审理作为本案审理的前提时（即存在先决关系时），本案诉讼才须中止。所谓先决关系，即另案案件在法律关系上的认定对本案具有先决关系，而就事实认定而言，一般不存在先决关系。本案与贸仲案件存在以下明显区别：（1）贸仲案件与本案的当事人不同。贸仲案件的当事人为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不涉及职工股东。而本案中，职工股东为第一被告，处理的是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的关系。（2）案由及争议焦点不同。贸仲案件的案由定为“借款协议（合同）争议仲裁案”，系因为争议双方的争议焦点仅为《借款协议》的性质等，不涉及股权转让事项。（3）诉讼（仲裁）请求不同。贸仲案件中，陈宏庆主要仲裁请求为“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5年8月1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为申请人委托被申请人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权的合同”，与陈宏庆在本诉讼案件中的请求不同。2018年1月5日，9名购股代表在贸仲对陈宏庆提起仲裁，亦系仅针对“借款协议”。（4）法律关系不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与贸仲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同。从陈宏庆的角度出发，在陈宏庆支付巨额购股款项，1014名职工收到陈宏庆100%转让价款、1077名职工收到陈宏庆70%转让价款的情况下，职工股东、购股代表无视协议约定，严重侵害陈宏庆的合法权益。陈宏庆在本案中的核心诉讼请求，贸仲案件并未提及。陈宏庆有权通过诉讼途径判令责任方承担相应责任，才能制止此种违约、侵权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五、本案标的股份可以转让。1.职工股东并非是山水投资（CSI）的显名股东，其股份一直由张才奎以信托形式持有，但其对股份享有权益，目前以接管人名义登记。2.香港信托诉讼的判令为，命令接管人（在任何需要的情况下，以及张才奎）即时采取行动，将目前以接管人名义登记的CSI中的456325股股份转让给职工股东或其指定人士。由此可见，职工股东可以通过买卖的形式，将买受方确定为其指定人士。3.案件所涉的股份买卖协议约定，双方买卖的是职工股东对山水投资（CSI）股份所享有的实质权益，转让的是股份实质权益而非股权，陈宏庆的核心诉求，也是确认职工股东股份的相应实质权益归陈宏庆所有。4.陈宏庆香港2648案已经提起股份过户的请求，香港法院已经审理，间接可以反映职工股东的股份可以转让。5.山水投资系在香港注册登记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该股份有限公司并非境内公司法意义下的股份有限公司，而是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的规定注册的公司。香港法域项下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是与公众股份有限公司相对应的公司形式，其中私人股份公司的股份不能通过上市交易，而公众股份公司的股份可通过上市交易。6.香港公司条例、山水投资章程中，对职工股东所持股份转让并无禁止性规定。综上，案件所涉股份实质权益可以转让。且双方对此无争议。关于实体方面：原审查明事实清楚，认定正确，陈宏庆已取得涉案标的股份的实质性权益。一、陈宏庆与刘德权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刘德权受陈宏庆委托购买涉案股份。第一，基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陈宏庆具有明确的购股意愿，而刘德权自认其不具有购股意愿，并认可陈宏庆系借用其名义实施购股。第二，购股资金由陈宏庆提供，并由陈宏庆进行统一调配、管理，陈宏庆组织包括刘德权在内的11名代表实施购股行为。第三，刘德权同其他购股代表一样，都出售自自身持有的股份。购股代表出售其自身股份的方式与普通职工股东方式一样。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存在股份买卖合同关系，职工股东在《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项下的股份全部实质权益归属陈宏庆所有等。二、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建立了股份买卖关系，并已实际向本案职工股东支付70%股份转让款，陈宏庆已取得涉案标的股份之实质权益。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股份买卖协议》约束陈宏庆以及何武军等职工股东。何武军即为陈宏庆通过购股代表进行股份收购的职工股东之一。职工股东在购股整体安排下，按照陈宏庆的要求签署《股份买卖协议》，以3,413.00元/股的价格购买何武军所持标的股份。陈宏庆已经按照合同约定，通过以购股代表名义开设的银行卡（该卡由原告实际控制）将标的股份受让价款的70%支付给职工股东。何武军收到70%的款项后，股权的实质权益应归陈宏庆所有。因此，陈宏庆已取得与标的股份的实质权益相连之所有权益。刘德权辩称，一、刘德权从未向陈宏庆借款，刘德权与陈宏庆为委托合同关系。二、陈宏庆通过刘德权的名义收购了221名职工的股权,221名职工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职工签署协议后，陈宏庆通过刘德权的两个银行账户直接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221名售股职工分别支付了70%收购款项。三、刘德权支付的70%购股款项实际是陈宏庆直接支付给何武军及其他售股职工的。支付购股款项的银行账户是刘德权按照陈宏庆的要求办理。四、陈宏庆收购股份时，售股职工签署的《股份买卖协议》，仅有卖方职工的签字，买方处为空白。以刘德权名义收购的221名职工签署的协议上，均标有“刘德权”名称首字母“LDQ”的对应编号。五、股权收购由陈宏庆实际开展，售股职工真实出售了自己持有的股权，陈宏庆以刘德权的名义和账户向售股职工直接支付了购股款项，售股职工接受购股款项几年来一直没有异议。陈宏庆以刘德权名义购买职工股份，应由其享有相关权益并承担相关义务。综上，本案应驳回何武军的全部上诉请求。陈宏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陈宏庆与何武军系买卖合同关系（即陈宏庆从何武军处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陈宏庆为买方，何武军为卖方；2.确认何武军在《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项下的股份全部实质权益已经归属陈宏庆所有；3.判令何武军向陈宏庆履行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人义务；4判令何武军、刘德权向陈宏庆交付《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原件；5.判令何武军、刘德权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月25日，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投资,英文全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英文简称CSI)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类别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资本分100万股股份。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山水）的3938名职工（包括何武军），系山水投资61.77%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和拥有人，但职工股份均由张才奎以信托形式持有。2014年、2015年，2631名职工股东（包括何武军）作为原告在香港法院提起信托诉讼，2015年5月20日香港法院为2631名起诉职工所涉的456325股山水投资股份指定接管人，2018年1月31日香港法院作出信托诉讼判决：1.声明张才奎为原告以信托形式持有456325股，比例按照申索书的附表所列（何武军163股）；2.命令接管人（在任何需要的情况下，以及张才奎）即时采取行动，将目前以接管人名义登记的CSI中的456325股股份转让给原告或其指定人士；3.自由申请以执行这些命令。2015年，陈宏庆欲收购上述分散于众多职工股东手中的山水投资股份，但是由于陈宏庆不认识职工股东，且在首付款只有70%的情况下，直接从职工股东手中收购操作困难，故陈宏庆特委托包括刘德权在内的11名职工代表（王金祥、付元伟、赵宏波、田金清、田淑玉、金廷智、马军、王吉顺、李文军、刘德权、郝广祥）出面代为购买。具体流程为：1.职工股东进行股份转让登记。2015年8月左右，愿意出让股份的职工，在股份转让登记表中登记姓名、身份信息及所持股数，登记表中的职工姓名由职工本人签名。现陈宏庆持有的股份转让登记表原件中，登记职工股东1075人（包括何武军）。该1075人中，包含王金祥、付元伟、田淑玉、李文军、王吉顺、马军6名职工代表。陈宏庆称，部分登记表丢失。2.签署协议。2015年8月左右，11名职工代表与职工股东签署《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股份买卖协议），以3,413.00元/股的价格购买职工股东透过张才奎名义持有的山水投资有关股份实质权益，协议约定：协议签订后15日内，买方支付第一期款项即售价的70%，第二期款项即售价的30%，买方须于卖方就挂在张才奎名下有关股份实质权益之相关股份转至买方名下后30日内付清；卖方收到第一期款项即售价的70%后，卖方所拥有任何有关股份实质权益相连之所有权益将全属买方所有。陈宏庆主张,当时股份买卖协议上仅有卖方职工股东签字，买方处为空白。现陈宏庆并不持有股份买卖协议原件。3.支付第一期款项即售价的70%。上述协议签订后，陈宏庆于2015年8月左右通过11名职工代表的银行卡（由陈宏庆实际控制），向2091名职工股东支付售价的70%，共计7.34521951亿元。通过上述流程，陈宏庆通过11名职工代表共向2091名职工股东（包括何武军）购股311701股，单价均为3,413.00元/股。除王金祥外，其余10名职工代表也将其自有的山水投资股份，通过上述流程出让给陈宏庆。2017年3月左右，陈宏庆直接与上述2091名职工股东中的1014名职工股东签署确认函（职工股东为卖方，陈宏庆为买方），确认函载明：“鉴于（一）约于2015年下半年，买方透过与王金祥、付元伟、赵宏波、田金清、田淑玉、金廷智、马军、王吉顺、李文军、刘德权、郝广祥等人相关借款协议及抵押文件促使其代为与卖方签署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下称“股份买卖协议”）（二）按照股份买卖协议及当时汇率，卖方已透过买方代理人收取股份买卖协议内之70%有关售价”，并在确认函中确认，收取之70%有关售价，乃由买方透过买方代理人向其支付；有关股份买卖协议内提及买方权益实为给与陈宏庆享有；签署此确认函时，买方将立即向卖方支付股份买卖协议内所提及30%之有关售价余数，卖方收取后将不可撤销地确认对山水投资之股份实质权益将全属陈宏庆。在签订确认函的同时，陈宏庆直接向该1014名签署确认函的职工股东支付剩余30%售价，职工股东也相应的向陈宏庆出具有收据，收据中包含确认收到前期70%款项的内容。签署上述确认函的1014人中，也包括职工代表刘德权、金廷智2人。2017年3月19日，职工代表刘德权与陈宏庆签署上述内容的确认函，陈宏庆向刘德权支付剩余30%售价。2017年9月14日，职工代表金廷智与陈宏庆签署上述内容的确认函，陈宏庆向金廷智支付了扣除首期付款200万之外的全部剩余售价。本案何武军在山水投资享有股份163股。陈宏庆通过上述流程，于2015年8月31日以刘德权名义开设的银行卡向何武军支付70%售价389423.3元。现陈宏庆、刘德权、何武军因股份实质权益转让问题发生纠纷，陈宏庆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何武军签订股份买卖协议的事实认定问题。本案中，虽然陈宏庆不持有股份买卖协议原件，且何武军并未签署确认函，但在2015年8月左右，陈宏庆共向2091名职工股东付款70%售价，其中1014人于2017年3月左右签署确认函，确认签订股份买卖协议，且认可买方系陈宏庆，而何武军在同一时期以相同单价通过相同流程收到其对应股份的70%售价，法院应认定其已签订股份买卖协议，约定有买方付款70%即享有股份实质性权益的相关内容，且知晓买方系陈宏庆。二、关于陈宏庆与刘德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陈宏庆与刘德权虽就委托购买股份事项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双方于2017年3月19日签订的确认函中明确确认了双方系委托关系，基于相关事实，法院应认定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三、关于陈宏庆与何武军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基于上述第一、二部分的分析，股份买卖合同对陈宏庆、何武军直接具有约束力，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即陈宏庆从何武军处购买163股山水投资的股份实质权益。对于陈宏庆要求确认陈宏庆为买方，何武军为卖方的请求，因已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已无重复处理的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陈宏庆应按照合同约定，向何武军支付剩余30%售价，何武军也应继续履行出卖人义务。故对于陈宏庆要求何武军继续履行出卖人义务的诉讼请求，法院应予支持。四、关于本案所涉股份实质权益的归属问题。股份买卖合同中约定，卖方收到第一期款项即售价的70%后，卖方所拥有任何有关股份实质权益相连之所有权益将全属买方所有。何武军已收到陈宏庆通过刘德权银行卡支付的163股股份所对应的70%售价。根据上述约定，何武军对山水投资163股股份所享有的实质权益应归陈宏庆所有。对于陈宏庆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应予支持。五、关于陈宏庆要求刘德权、何武军交付股份买卖协议原件的诉讼请求。因陈宏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刘德权、何武军现持有股份买卖协议原件，且该协议原件本身非确认、履行双方权利义务所必须，故对其该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陈宏庆其他的诉讼请求，因证据和理由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陈宏庆与何武军系买卖合同关系，即陈宏庆从何武军处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163股的股份实质权益；二、何武军对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163股股份所享有的实质权益归陈宏庆所有；三、何武军向陈宏庆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人义务；四、驳回陈宏庆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62元，减半收取计4681元，由何武军、刘德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何武军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何武军邮寄管辖权异议之快递进程表、何武军邮寄管辖权异议及律师授权等资料之快递揽收情况；拟证明何武军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处理；证据2.陈宏庆与刘德权于2015年8月17日签订的《股份实质权益质押协议》，该证据来源于陈宏庆在香港对职工诉讼提交的文件；证据3.陈宏庆在贸仲向于玉川等四人提起仲裁时提交的《仲裁申请书》，该证据来源于职工在一审中从11代表处获得；上述证据2、3拟证明陈宏庆与刘德权系借款合同关系，陈宏庆在《仲裁申请书》中也自认是借款关系，说明其提供的资金系借款；证据4.山东省济南市泉城公证处（2017）济泉城他字第867号提存公证书一份，该证据来源于职工在一审中从11代表处获得了解，拟证明付元伟等人从陈宏庆处所借款项已经通过公证提存的方式清偿。针对上述证据，陈宏庆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四份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为了便于合议庭了解事实，对该四份证据予以质证。对于证据1，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不能证明邮寄的内容就是何武军陈述的文件，更不能证明邮寄文件的内容；对证据2、3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陈宏庆在仲裁申请书中的表述系对借款协议文本的直接引用，陈宏庆自始至终主张陈宏庆委托购股代表购买山水投资股东的股份。证据3中的仲裁申请书中的表述在仲裁后期予以了修改，该证据2、3恰恰证明刘德权是购股代表之一，冯存伟不是购股代表；证据3中的表述后期已经进行了修改，恰恰证明购买代表是刘德权，而非冯存伟；对证据4的合法性、真实性均不认可，付元伟等人在未得到陈宏庆书面认可情形下将款项提存，该提存方式试图消灭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是违法行为，并不能影响陈宏庆与刘德权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认定。针对上述证据，刘德权发表如下意见：1.对于证据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邮寄的内容无法确定。对于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股权质押协议只是形式上的，并没有实际履行，因为刘德权的股权在2016年8月份也签署了股权买卖协议，出卖给了陈宏庆。陈宏庆对该情况也是完全知晓的，故质押就不存在履行的可能性。对于证据3的情况，刘德权不太清楚。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刘德权从没有向陈宏庆实际借款；对于证据4的公证书不认可，因为公证书中将刘德权列为了债权人，刘德权没有实际出借款项，也没有代任何人向他人出借款项，也没有实际向陈宏庆借款，刘德权与提存的申请人没有发生任何借款业务或者借款事实，对于提存公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另查明，2018年9月18日，何武军向一审法院递交“委托律师、提起管辖权异议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说明”一份，内容显示其全权委托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处理，律师代本人签署的法律文件均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程序是否存在严重违法之处；陈宏庆与何武军之间是否形成股权买卖关系。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一审程序问题。1.关于一审法院对何武军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审查问题。法院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进行核实、审查是法定义务，一审法院依法对委托代理手续进行核实后作出处理决定并无不当。2.关于对何武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审查及管辖权异议处理问题。二审诉讼中，何武军提交何武军邮寄管辖权异议之快递进程表、何武军邮寄管辖权异议及律师授权等资料之快递揽收情况等证据证明何武军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处理；该快递进程表显示快递签收时间为2018年7月25日，但该进程表并不能明确显示邮寄的内件内容，管辖权异议及律师授权等资料之快递揽收情况显示揽收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而何武军收到一审法院邮寄送达的一审判决书的时间为2018年9月9日，何武军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表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及委托律师参加诉讼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9月18日；所以，何武军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递交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及律师授权等相关材料，何武军的该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是否适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本案中，陈宏庆基于一审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其与刘德权之间形成委托购股关系而主张请求法院确认与何武军之间形成股权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相对单一，且一审法院已针对多起与本案相同事实的案件做出过生效判决，为较快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无不当。4.关于关于贸仲仲裁是否影响本案处理的问题。虽然刘德权与陈宏庆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有仲裁条款，但何武军不是《借款协议》的当事人，其不受该《借款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本案陈宏庆诉请的何武军非购股代表一方，请求的内容主要为要求确认陈宏庆与何武军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因该买卖合同关系所应履行的相应义务，已超出《借款协议》的两方主体及纠纷范围，陈宏庆虽然在贸易仲裁委提起与刘德权委托关系是否成立的仲裁申请，但该仲裁与人民法院的案件主管权不相冲突。且陈宏庆与刘德权之间的委托关系已经有一审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故何武军上诉认为关于本案处理应以贸仲案件处理认定为前提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二、关于陈宏庆与何武军之间是否形成股权买卖关系问题。1.刘德权于2017年3月19日与陈宏庆签订确认函，确认“约于2015年下半年，买方透过与王金祥、付元伟、赵宏波、田金清、田淑玉、金廷智、马军、王吉顺、李文静、刘德权、郝广祥等人相关借款协议及抵押文件促使其代为与卖方签署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de的股份买卖协议”；刘德权签署的上述确认函内容，明确确认陈宏庆与其之间系委托购股关系；2.刘德权亦认可其与陈宏庆之间系委托购股关系，认可陈宏庆通过刘德权的名义收购了包括何武军在内的221名职工的股权,包括何武军在内的221名职工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陈宏庆通过刘德权的银行账户直接向包括何武军在内的221名售股职工分别支付了70%收购款项；3.以刘德权名义收购的221名职工签署的协议上，均标有“刘德权”名称首字母“LDQ”的对应编号；4.刘德权向何武军在内的221名职工支付70%款项的银行卡、U盾由陈宏庆持有，且资金来源于陈宏庆。综合以上事实、证据分析，可以认定陈宏庆与何武军在内的221名职工之间存在股权买卖合同关系，陈宏庆系买方，职工股东系卖方。5.股份买卖协议约定，买方付款70%即享有股份实质性权益，据此约定，陈宏庆对职工股东持有的股份享有实质性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虽存在瑕疵但实体处理结果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9363元，由何武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亚超审判员  盛华平审判员  张小青审判员  张新兰审判员  尚少辉审判员  王光辉审判员  石天旭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崔军帅书记员张苗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