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再1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文志，男，197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亮，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袁飞顺（曾用名袁丁），男，196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珑，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郝晓红，女，197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再审申请人吴文志因与被申请人袁飞顺、郝晓红合伙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川01民终9328号民事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川民申126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吴文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亮，被申请人袁飞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珑，被申请人郝晓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文志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1.《欠款说明》载明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2年10月30日，吴文志第一次起诉的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吴文志该次诉讼未将袁飞顺（袁丁）列为诉讼当事人，而是起诉重庆易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成公司）、四川路桥华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系因袁丁一直以易成公司项目负责人、委托代理人身份出现，路桥公司、华东公司也多次证实在易成公司印章未鉴定前一直相信交易对方是袁丁代表的易成公司，也与袁丁完成了合同内容并支付了全部款项。因此，吴文志认定袁丁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款说明》系代表行为，并依据这一法律关系的判断起诉公司而未起诉袁飞顺，并非无凭无据。虽然第一次起诉被法院认定为错列被告，但可以证实，吴文志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该次起诉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8月3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吴文志的起诉后，吴文志才确切知晓民事权益被袁飞顺侵害，此时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吴文志于2016年7月7日以袁飞顺为被告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2.袁飞顺与吴文志办理结算后，更换了住所及手机号码，无法联系。另，袁飞顺从事相关民事行为均以袁丁名义进行，而该身份证系第一代身份证，无法在公安机关查询其身份信息。在公安机关出具证明前，吴文志不知道袁飞顺、袁丁系同一人。正是袁飞顺这种主观恶意，导致吴文志客观上起诉袁飞顺不可能。3.吴文志报案后，袁丁在2015年11月13日的询问笔录中承认了所欠款项的事实。即使之前的诉讼时效已过，诉讼时效因该承认也应重新计算。（二）（2017）川01民终11198号案件与本案案情类似、诉讼经过、争议焦点相同，该案的二审判决却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本案的二审判决结果属于同案不同判。（三）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发布的《四川高院商事审判案件疑问解答》（第2期）第3条的意见，即使错列被告，仍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四）二审违反法定程序。二审以“调查”为由传唤当事人于2017年8月17日到庭后，以法官另有案件开庭为由延后开庭时间，并最终在合议庭组成人员没有到场的情况下，由自称法官助理的人员进行了开庭，并在此次开庭后作出二审判决，剥夺了吴文志的辩论权。综上所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袁飞顺辩称，1.自案涉款项的归还期限届满日（2012年10月30日）至本案一审立案（2016年7月7日），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2.吴文志凭借《欠款说明》另案起诉易成等三公司，不构成对袁飞顺诉讼时效的中断。袁飞顺与前述各方公司分属不同民事法律主体，不具有相互代替的效力，《欠款说明》确定的是吴、袁二人的合伙关系，且该合伙关系得到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该合伙关系和袁飞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没有直接联系，基于合伙关系而发生的经济关系，均有独立适用的法律关系予以调整，吴文志无权将关系错位，对三家公司主张欠款，更不能将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的诉讼案件，互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3.吴文志不是实际施工人，其诉求也不是农民工工资，而是退伙资金，所以，吴文志根本无资格向三家公司提起诉讼。吴文志依据《欠款说明》向三家公司提起诉讼，不能视为对《欠款说明》权益的合法有效追索，也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4.本案不存在因客观障碍无法对袁飞顺直接诉讼。袁飞顺的第一代身份证（袁丁）和第二代身份证（袁飞顺）均合法有效，袁飞顺客观存在，既未失踪，也未死亡，不存在无法找寻。袁飞顺使用第一代身份证签署“欠条”并无不妥，不存在利用两个名字混淆视听。吴文志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其他取证手段查询袁飞顺的信息，但其怠于行使，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5.吴文志曾明确放弃过对袁飞顺的诉讼权利。吴文志凭借《欠款说明》起诉易成等三家公司时，一审庭审中法院曾提问其是否追加袁某为共同被告，吴文志明确表示不追加。6.吴文志2010年6月即知晓袁丁和袁飞顺为同一人，并知晓袁飞顺一家的联系方式和住处，起诉不存在障碍。7.有关“错列被告，是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案例、法理讨论，均是以“错列被告的行为，系基于客观障碍造成，确非原告自己的真实意思”为前提，而根据前述事实，本案中并不存在客观障碍的前提。因此，吴文志引用“商事审判案件疑难解答”及相关案例，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系混淆视听。8.（2017）川01民终11198号案件与本案事实不同，不具有可比性，不能依据该案的判决结果作出处理本案的依据。综上，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郝晓红辩称，1.其未参与吴文志与袁飞顺的合伙，不知晓本案的基本情况。2.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即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等情形才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不符合前述情形，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3.97万元退伙本金不是事实，吴文志未举证证明该事实。综上，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吴文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飞顺、郝晓红向吴文志支付欠款97万元；2.袁飞顺、郝晓红向吴文志支付欠款利息，利息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准，从2012年5月30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暂计为2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文志提交的《工程劳务协作合同》载明签订甲方为华东公司、丙方为路桥公司，乙方为易成公司，乙方授权代理人为袁丁，工程定于2009年12月16日开工，2011年2月15日竣工，工期14个月。劳务协作工程采取固定单价承包方式，乙方参与工程协作价款为10076936元，乙方现场负责人由“袁丁”担任，技术负责人为李良。2012年3月1日，袁飞顺向吴文志出具《欠款说明》一份，载明：“袁丁与吴文志合伙经营的成自沪G路基四段工程现所有经营权袁丁一人去完成，经初步账目审核，袁丁应还吴文志本金共计玖拾柒万整，袁丁需在3月20日前对账目进行细核，核后确定最终金额，如在3月20日前未提出异议，按玖拾柒万元付给吴文志。如袁细核账目后有错误，按最后核定金额付给吴文志。款项2012年4月30日前付清”。2012年5月14日，袁飞顺在该《欠款说明》上补充付款计划，载明：“2012年5月30日付壹拾伍万。2012年6月30日付叁拾万。余款2012年10月30日付清”。 2014年4月18日，吴文志向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易成公司、华东公司、路桥公司连带支付吴文志代付工程款本金97万元及从2012年4月30日起至付清款项止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利息。事实理由为：2010年3月1日，易成公司、华东公司、路桥公司签订工程劳务协作合同，约定由易成公司实际修建成自泸高速公路内自C合同段K192+560-K194+505段工程项目，合同总价为10076936元，工期14个月，从2009年12月16日至2011年2月15日，路桥公司有义务为华东公司、易成公司拨付工程进度款，路桥公司、易成公司、华东公司确认现场负责人为袁丁，后袁丁邀请吴文志进行现场管理，吴文志进入现场后垫支了管理人员工资等费用。2012年3月1日，袁丁与吴文志结算应当退还垫支费用本金97万元。上述案件庭审过程中，路桥公司提交2013年12月11日的《四川路桥成自泸高速公路内自C合同段C7分部工程终期结算单》，载明作业班组名称为易成公司（路基四队-袁丁），该工程终期结算单由袁丁签字确认。2014年1月19日，袁丁在《路基四队结算支付说明》上签字确认工程结算金额为9242015元，路桥公司不欠路基四队款项。易成公司申请对路桥公司《工程劳务协作合同》成自泸高速公路内自C合同段C7分部中“重庆易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进行鉴定，自贡市富顺县人民法院委托四川鼎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经鉴定，《工程劳务协作合同》上“重庆易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并非出自易成公司。自贡市富顺县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劳务协作合同》系袁丁伪造易成公司印章签订，袁丁与华东公司、路桥公司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吴文志与华东公司、路桥公司不存在建设工程或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仅是吴文志与袁丁之间财产关系，被告主体不适格，吴文志与袁丁之间的财产关系，可以另案主张，自贡市富顺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4）富民二初字第42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吴文志的起诉。吴文志不服裁定向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劳务协作合同》系袁丁伪造易成公司印章与华东公司、路桥公司签订，易成公司与合同无关。吴文志与袁丁存在合伙关系，华东公司、路桥公司不是案件适格主体。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3日作出自民三终字第11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5年7月14日，吴文志前往自贡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报案，认为袁飞顺（身份证号码3625261967××××××××）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袁丁身份（身份证号码3625261970××××××××）信息，用伪造的易成公司与成自泸高速公路内自C合同段C7分部签订的《工程劳务协作合同》骗取吴文志垫付工程款。自贡市公安局经济犯罪局受理案件后，于2015年11月13日对袁飞顺进行询问，袁飞顺陈述其有两个名字和两个身份证号码，为了将生日改小，办理了第一代身份证袁丁（身份证号码3625261970××××××××），后办理了第二代身份证袁飞顺（身份证号码3625261967××××××××）。其陈述与吴文志合伙中存在分歧，吴文志前期垫付了工程款，其被迫写了一份97万元的欠款说明给吴文志。自贡市公安局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经审查无证据表明存在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吴文志于2015年11月25日领取该通知书。 一审法院另查明，袁飞顺与郝晓红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1年9月21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吴文志于2016年7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吴文志、袁飞顺合伙参与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后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合作关系，吴文志退出合伙经营，并约定吴文志在双方合伙经营中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该约定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决定。2012年3月1日，袁飞顺向吴文志出具《欠款说明》一份，约定吴文志退出经营，经初步账目审核，袁飞顺退还吴文志97万元。2012年5月14日，袁飞顺在该《欠款说明》上补充付款计划，约定付款的期限与金额。袁飞顺未在约定时间内对款项金额提出异议，故双方约定退伙后，袁飞顺应向吴文志支付的金额为97万元。现履行期限届满，吴文志请求袁飞顺支付款项97万元，具有法律及事实依据，予以支持。关于袁飞顺辩称其出具《欠款说明》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系被吴文志胁迫要求书写。一审法院认为，袁飞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其民事行为承担责任，袁飞顺在书写欠款说明后直至吴文志向自贡市公安局报案期间内均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胁迫的情形，也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撤销《欠款说明》，本案中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吴文志与袁飞顺达成的退伙合意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关于无效合同之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袁飞顺关于系被胁迫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且吴文志与袁飞顺协商退伙，并约定了之后劳务工程款由袁飞顺收取，退伙之后的合伙事务是否亏损，与吴文志无关，对于袁飞顺合伙亏损不应支付款项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袁飞顺逾期支付款项的行为造成了吴文志的损失，该损失为资金利息损失，袁飞顺应自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即2012年11月1日起以尚欠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吴文志主张自2012年5月30日起计算不当，对此超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袁飞顺以袁丁之名，以《工程劳务协作合同》载明的易成公司现场负责人和委托人与华东公司、路桥公司签订合同，结合华东公司、路桥公司付款情况，足以使吴文志认为袁飞顺系易成公司员工，从而提起诉讼向易成公司、华东公司、路桥公司主张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一履行义务而中断”的规定，引起了诉讼时效的中断。在庭审中，易成公司申请对印章进行鉴定，后吴文志得知袁丁并非易成公司代理人，因案件尚在诉讼过程中，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持续，诉讼时效应从该案二审终结时即2015年8月3日重新计算。吴文志于2016年7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且吴文志并不知晓袁丁与袁飞顺系同一人，袁飞顺使用袁丁的身份信息时，两个身份信息的身份证号码不同。袁飞顺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吴文志已知晓袁飞顺与袁丁系同一人，故袁飞顺、郝晓红关于吴文志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不予采纳。 关于该款项是否为袁飞顺、郝晓红的夫妻共同债务。因吴文志退伙并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袁飞顺、郝晓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原则上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并且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吴文志与袁飞顺之间明确约定上述债务为袁飞顺个人债务，或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袁飞顺所欠吴文志97万元的款项为袁飞顺、郝晓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袁飞顺、郝晓红应共同支付。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第（二）项、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袁飞顺、郝晓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十日内支付吴文志款项97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2年11月1日起以尚欠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吴文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66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袁飞顺、郝晓红负担。 袁飞顺、郝晓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吴文志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吴文志要求袁飞顺、郝晓红支付款项97万元及利息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若未超过，袁飞顺、郝晓红是否应向吴文志支付款项97万元及利息。本院二审综合分析评判如下：本案中，吴文志主张，袁丁以易成公司授权代理人身份进行相关民事行为，且华东公司、路桥公司均认可袁丁的代表行为，则吴文志有理由相信袁丁系易成公司授权代理人，袁丁出具的《欠款说明》及补充还款计划实际系代表易成公司出具，同时，吴文志一直相信其合伙人为易成公司，基于上述判断，吴文志于2014年4月18日向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起诉路桥公司、华东公司、易成公司，要求上述三公司支付《欠款说明》载明的970000元，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对此，本院二审认为，案涉《欠款说明》及补充还款计划载明“袁丁与吴文志合伙经营的成自泸G路基四段工程现所有经营权袁丁一人去完成，经初步账目审核，袁丁应还吴文志本金共计玖拾柒万整。……”，据此，在袁丁出具《欠款说明》时，吴文志明知其与袁丁之间系合伙关系，同时，该《欠款说明》并不能得出吴文志的合伙人为易成公司亦或是该《欠款说明》为袁丁代易成公司向吴文志出具的意思表示，此外，在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2014年11月12日庭审中，吴文志亦明确表示其与袁丁之间系合伙关系。因此，即使袁丁持虚假的易成公司公章代表易成公司与路桥公司、华东公司签订《劳务协作合同》，并且路桥公司、华东公司将案涉工程款项打入袁丁账户，使吴文志有理由相信袁丁系代表易成公司，但吴文志的上述判断与其明知和袁丁之间为合伙关系并不具有关联性。故，虽吴文志基于《欠款说明》及补充还款计划向路桥公司、华东公司、易成公司起诉要求支付970000元，但在其明知与袁丁之间系合伙关系的情况下，怠于向正确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则吴文志于2014年4月18日向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起诉，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而针对吴文志关于因袁飞顺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更换手机号码、搬离住所等行为，导致吴文志客观无法向袁飞顺主张权利，则其起诉路桥公司、华东公司、易成公司应为积极主张权利的主张，本院二审认为，如前所述，吴文志的合伙人为袁丁，即使吴文志在袁丁出具《欠款说明》及补充还款计划时并不清楚袁丁即袁飞顺，但并不影响吴文志基于《欠款说明》及补充还款计划向袁丁主张权利，而对于核实袁丁是否系袁飞顺，应是吴文志在主张权利过程中诉讼准备行为，并不能成为吴文志未向正确债务人主张权利的理由。综上，吴文志向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起诉路桥公司、华东公司、易成公司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之规定，则吴文志基于《欠款说明》及补充还款计划而享有的权利的诉讼时效并未中断。据此，根据《欠款说明》及补充还款计划约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10月31日起算，至吴文志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吴文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期间发生过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吴文志于2016年7月7日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故吴文志要求袁飞顺、郝晓红支付97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袁飞顺、郝晓红关于其不应向吴文志支付97万元及利息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袁飞顺、郝晓红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4民初53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吴文志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袁飞顺出示以下证据，拟证明吴文志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1.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载明：2011年1月27日，袁飞顺转款15万元给吴文志。该证据拟证明吴文志知晓袁飞顺的存在。 2.2010年6月7日袁丁出具的《说明》，载明：“袁丁与袁飞顺系同一人”。 3.2018年9月19日《关于成自泸内自C合同段C7分部路基四队2010年6月7日的办事过程说明》及领款的票据凭证，主要内容：2010年6月7日，吴文志提交前述证据2到路桥公司成自泸高速公路内自C合同段C7分部财务部办理案涉工程转账收款事宜。 以上证据2、3拟证明根据建设工程行业财务制度的要求，袁飞顺的名、卡、账一致方能领取工程款项，所以在案涉工程实际的财务事务办理过程中，吴文志已知晓袁丁即袁飞顺。 吴文志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且该转款凭证形成于2011年，由袁飞顺保管，吴文志当时收款只会关注收到的款项数额，不会关注转款的主体，案涉债权凭证又是形成于2012年，债务主体为袁丁，二者不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吴文志知道袁丁即袁飞顺。证据2、3不属于新证据，且程序不合法。首先，前述办事过程说明加盖的是财物专用章，而财物专用章只能对财务进行确认，故该说明无效。其次，2010年6月7日的《说明》系袁丁出具，吴文志并不知晓。而且这两份加盖财务专用章的说明形成于再审过程中，证明效力存疑。再者，该财务专用章系案涉工程项目部使用的，并非路桥公司的财务章，现该项目部已不存在，无法核实该印章的真实性。郝晓红对袁飞顺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均合法有效，且案涉工程项目部的撤销不影响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 本院审查认为，袁飞顺出示的3组证据相互印证，且证据1的转款系领取的案涉工程款项，结合再审庭审中吴文志认可袁飞顺负责案涉工程款项的申领，吴文志系施工现场实际用款方的陈述，能证明吴文志在合伙期间应当知晓袁丁即为袁飞顺。但不能仅仅依据吴文志知晓该事实即认定吴文志本案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吴文志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是袁飞顺、郝晓红应否支付97万元退伙款及利息；三是本院二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针对以上争议问题，本院分别阐述如下： （一）关于吴文志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 本案中，袁飞顺并非与吴文志第一次起诉的被告主体易成公司、华东公司、路桥公司毫无关联，基于《工程劳务协作合同》载明袁丁作为易成公司委托代理人与华东公司、路桥公司签订该合同，并载明袁丁为易成公司合同项下工程现场负责人；施工过程中，也是袁丁负责向华东公司、路桥公司申领工程款项，工程发包方路桥公司、华东公司亦认可袁丁的代理行为等事实，吴文志认为袁飞顺系易成公司员工，代理易成公司履行工程施工合同具有合理性。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吴文志认为易成公司等对袁丁出具《欠款说明》所涉退伙款，也即其垫支的工程款负有义务，从而以易成公司、华东公司、路桥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虽因其对法律关系的错误认识导致起诉主体错误，但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对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及时主张权利、仅由于对当事人认识错误而未直接向债务人行权的债权人，不应对其科以丧失胜诉权的法律后果，否则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不符。因此，吴文志对易成公司等的起诉即表明在积极主张权利，其起诉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尚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一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起诉之日，诉讼时效即中断。因该案二审审理终结时间为2015年8月3日，此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吴文志于2016年7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袁飞顺抗辩称基于客观障碍导致错列被告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缺乏法律依据，对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袁飞顺抗辩称吴文志知晓袁丁即袁飞顺，以及袁飞顺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未起诉袁飞顺系怠于行使诉讼权利。对此，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吴文志对易成公司等的起诉系积极行使权利，虽未起诉袁飞顺，亦不影响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故此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袁飞顺抗辩称吴文志在起诉易成公司、华东公司、路桥公司的案件中明确放弃了对袁飞顺的诉讼权利，本院认为，该案中吴文志基于其对法律关系的错误认识而起诉易成等三公司，其在该案中放弃追加袁飞顺为被告的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本案的诉讼权利，故对此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二）关于吴文志、郝晓红应否支付97万元退伙款及利息问题。 2012年3月1日，袁飞顺向吴文志出具《欠款说明》一份，约定吴文志退出经营，袁飞顺退还吴文志97万元。虽然该《欠款说明》中对于金额的文字表述存在由“陆拾万元整”改为“玖拾柒万元整”，但该说明由袁飞顺书写，其在《欠款说明》中对退伙金额“玖拾柒万元“的表述明确，袁飞顺亦未举出证据证实其受胁迫出具该《欠款说明》，因此，该《欠款说明》属于袁飞顺真实意思表示。袁飞顺未在该《欠款说明》约定的时间内对97万元的款项金额提出异议，故应当认定袁飞顺应向吴文志支付退伙款为97万元。2012年5月14日，袁飞顺又在该《欠款说明》上手写补充付款计划，明确付款的期限与金额，亦进一步证实支付退伙款97万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袁飞顺出具该《欠款说明》及补充付款计划，系基于合作关系解除双方对退伙资金进行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袁飞顺应当按该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履行支付义务。袁飞顺逾期未支付该97万元造成吴文志资金利息损失，吴文志再审主张袁飞顺以97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支付自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吴文志与袁飞顺之间明确约定案涉债务为袁飞顺个人债务，或袁飞顺与郝晓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并为吴文志知晓；袁飞顺、郝晓红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袁飞顺独自筹资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收入确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吴文志退伙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袁飞顺、郝晓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袁飞顺应付吴文志的97万元属于袁飞顺、郝晓红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袁飞顺、郝晓红共同偿付。 （三）关于本院二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本院二审审理中，就案件所涉基本事实，各方当事人并未提出新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二审采取不开庭的方式审理此案，符合前述法条的规定。且采取调查、询问方式审理案件，系经过各方当事人同意，各方当事人亦在询问过程中充分发表了意见，因此，并不存在剥夺吴文志的辩论权，二审审理程序并未违法。吴文志再审主张二审程序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袁飞顺及郝晓红支付97万元及利息正确，吴文志请求予以维持，本院再审予以支持；本院二审判决认定吴文志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川01民终932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4民初5361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5330元，由袁飞顺、郝晓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芳 审判员 陈 浩 审判员 邱家德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沈 巧 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