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210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海玲，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芬，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雅雪，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越秀区穗侨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A附楼25E。法定代表人：刘小娟，职务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善福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div>法定代表人：罗树强，职务执行董事。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别亮，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海玲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越秀区穗侨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穗侨中心）、广州市善福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福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7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海玲于2013年12月1日入职穗侨中心，双方签订期限分别为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2014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协议书》，约定朱海玲任职房产部业务员,朱海玲每月工资总额不低于1550元，朱海玲实行每周工作五天半工作制，每日工作七小时（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同时约定朱海玲每季度按本人分值从穗侨利润总额中提取奖金。朱海玲在2014年1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由穗侨中心缴纳，在2014年7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由善福公司缴纳。朱海玲在2014年7月前的工资(包括奖金)由穗侨中心发放，2014年7月后的工资由善福公司发放，2014年7月后由穗侨中心按季度向朱海玲发放奖金。双方确认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属关联公司。2017年5月2日，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分别向朱海玲发出内容、格式完全一致的《辞退信》，内容均为：“朱海玲小姐：因公司进入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公司需进行创新重组，公司员工的工作亦需调整。鉴于你与公司的劳务合同已期满，公司现决定对你予以辞退，辞退日期为2017年5月31日”，下方分别加盖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的印章。朱海玲已领取经济补偿13647.48元。2017年7月31日，朱海玲作为申请人，以穗侨中心为第一被申请人、善福公司为第二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一、第一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的奖金2933.75元；二、第一被申请人支付2014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的基本工资61325元；三、第一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6894.96元；四、第二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370元；五、两被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该仲裁委于2018年1月20日作出穗越劳人仲案〔2017〕1710号《仲裁裁决书》，该《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基本工资41690元；二、第一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奖金2933.75元；三、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差额13247.48元；四、第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370元；五、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书》，遂提起本案诉讼。朱海玲没有针对该《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原审庭审中，双方对于朱海玲是否与穗侨公司、善福公司存在双重劳动关系、2017年4月和5月奖金、工资、劳动关系解除原因等存在争议。对于朱海玲是否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存在双重劳动关系。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主张，朱海玲于2013年12月入职穗侨中心，担任业务员，至2014年7月，因劳动年审和做账的需要，名义上的劳动关系和社保转移至善福公司名下，但实质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均无变化，且接受穗侨中心的管理，因善福公司名义下业务量较少，故由朱海玲兼职出纳，处理两名人员的工资发放，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属于两块招牌一套人马，朱海玲的劳动关系于2014年7月由穗侨中心内部调整到善福公司名下，但办公地点及工作方式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虽然朱海玲在职期间做不同名义上公司的事务，但均服务于同一个老板，故不存在双重劳动关系。为此，穗侨中心、善福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考勤记录（包括朱海玲及其他员工在2015年5月至2017年5月期间的考勤记录，朱海玲上班时间大部分为上午8：30，下班时间大部分为下午14:00或17：00），证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的员工一同工作，一起接受穗侨中心的考勤与管理；2.穗侨中心与卫某的劳动合同、穗侨中心与曾兆杰的劳动合同、善福公司与曾兆杰的劳动合同，证明与朱海玲一样在公司内部安排下，名义上登记在善福公司的员工卫某、曾兆杰均接受穗侨公司的管理；3.社保个人变动历史查询，证明因公司财务与业务的需要增设善福公司，而发生名义上的员工变动，包含朱海玲在内的员工名义上从穗侨公司转移至善福公司；4.曾兆杰、卫某证人证言（两人均出庭作证，其中曾兆杰证明内容主要为：“我和朱海玲是同事关系，我之前与穗侨中心签订劳动合同，穗侨中心于2014年7月安排了我和朱海玲名义上调到善福公司并签订劳动合同，但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均是同一老板经营，都是在穗侨中心上班，包括朱海玲在内的全部员工在工作时间内统一接受穗侨中心的管理和考勤，期间有被安排在不同的公司名义下从事工作”；卫某证明内容主要为：“我和朱海玲是同事关系，穗侨中心因为是咨询服务性质，不是有限责任公司，为方便处理房产，因而设立善福公司，故在2014年6月底把朱海玲和曾兆杰从穗侨中心名义上调到善福公司，当时已口头告知为保障两人的个人收入不低于穗侨，工资由善福发放，奖金由穗侨发放；朱海玲的业务比较少，让朱海玲兼做善福公司的出纳，善福公司每月的收支业务不超过十笔，包括发放朱海玲和曾兆杰的工资、支付场地租金、每月到银行取回单、缴交二人住房公积金及支付银行手续费等；穗侨中心、善福公司都是同一老板控制经营，包括朱海玲在内的全部员工在工作时间内内统一接受穗侨中心的管理和考勤，期间有被安排在不同的公司名义下从事工作，两公司无分彼此；朱海玲在办理完离职交接时，穗侨中心为其开具《辞退信》，由于我不是专业人事，对辞退员工的手续、程序不太熟悉，而且一直以来穗侨中心、善福公司都是混合工作，因而疏忽了《辞退信》应由哪个公司出具的问题，后来朱海玲说要领失业救济，我才醒悟朱海玲的社保是在善福公司购买，所以要以善福公司的名义出具《辞退信》，当即我就把第一份《辞退信》修改为善福公司再打印了一份给她，但一时粗心大意无收回第一份《辞退信》，这是我的过失，也是一个教训”。朱海玲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不确认，从考勤记录无法确认朱海玲是哪家公司员工；对证据2的三性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不确认，没有必要签订两份不同的劳动合同；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证人均是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的员工，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有利益关系，会做出有利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的证言，且证人证明朱海玲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均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岗位分别是业务员与出纳，穗侨中心、善福公司有两套的财务人员及工资支付方式，可证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所述的名义上的劳动关系不属实。朱海玲则认为，其于2013年12月1日入职穗侨中心，于2014年7月1日入职善福公司，在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处同时做两份工作，期间在一个工作场所上班，不清楚由谁进行考勤管理，其中2014年7月后穗侨中心通过黄婉晖每季度发放奖金，善福公司由朱海玲给自己发放工资。为此，朱海玲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劳动协议书；2.劳动协议书；3.补充说明，证据1-3共同证明朱海玲与穗侨中心存在劳动关系；4.广州市本地人员就业登记资料一览表；5.缴费历史明细，证据4-5共同证明朱海玲与善福公司存在劳动关系；6.缴交租金记录；7.2016年个人工作总结；8.2017年周工作情况；证据6-8共同证明朱海玲自2013年12月起在穗侨中心处从事房产部业务员工作；9.工作交接清单；10.工作表格；11.委托付款协议，证据9-11共同证明朱海玲自2014年7月起在善福公司从事出纳工作；12.2015年1月份传真；13.工作移交情况；14.出纳文件交接清单，证据12-14共同证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是关联公司；15.外勤登记本，证明朱海玲有外勤工作；16.支付证明单、2017年4月职工工资表，证明证人卫某没有与善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善福公司也向其发放工资。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实朱海玲由穗侨中心管理；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朱海玲名义上安排至善福公司名下，故双方确实又签订了劳动合同；对证据5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6-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且可证明朱海玲虽在善福公司名下，但仍由穗侨中心安排工作；对证据9-1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朱海玲确实是做过善福公司的出纳并负责发放两名员工工资；对证据12-1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确实是关联公司，在同一地点办工；对证据15、16的三性不予确认，没有原件。对于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基本工资及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奖金。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主张，朱海玲在2014年7月前的工资由穗侨中心的黄婉晖发放，此后工资由善福公司发放，朱海玲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不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善福公司已支付朱海玲工资至其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时止，故穗侨中心无需再重复支付朱海玲自2014年7月起的基本工资；因朱海玲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涉及其本人第二季度的考核时间（2017年4-6月）及业务量都没有完成，因朱海玲离职后由其他业务员接手朱海玲工作，故客观上无法核算朱海玲的奖金，且支付奖金的前提是整个季度员工在职并完成相应的考核条件下才予以发放。穗侨中心未能提供薪酬管理及奖金考核制度。朱海玲则认为，2014年7月后穗侨中心通过黄婉晖每季度发放奖金，善福公司由朱海玲给自己发放工资，穗侨中心在2014年7月后没有向朱海玲发放过工资，在朱海玲离职时尚未发放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的奖金，故要求穗侨中心支付自2014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的基本工资及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的奖金。对于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主张，因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的业务业绩缩水而实施业务重组、业务人员调整等经营方式变革，2017年4月与朱海玲协商就劳动关系的解除和支付补偿金达成一致，朱海玲于2017年5月22日办理完离职交接后离职并签收经济补偿金，穗侨中心为朱海玲出具辞退信；由于朱海玲因社保关系挂在善福公司名下，需要办理失业救济，后朱海玲申请开具名义为善福公司的辞退信。为此，穗侨中心、善福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支付证明单（显示朱海玲于2017年5月22日领取经济补偿13647.48元），证明朱海玲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且于2017年5月22日领取经济补偿金；2.社保个人变动历史查询（显示于2017年6月5日对朱海玲的社会保险作减员处理），证明因社保登记在善福公司名下，朱海玲需要办理失业救济金才穗侨中心、善福公司重新开具名义为善福公司的辞退信。朱海玲则认为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以业务重组为由向朱海玲出具辞退信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问题。朱海玲于2013年12月1日入职穗侨中心，并与穗侨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为穗侨中心提供劳动并接受管理，故朱海玲与穗侨中心之间建立劳动关系。2014年7月起，朱海玲在穗侨中心安排下由善福公司购买社保及发放工资，穗侨中心仅向朱海玲发放奖金，朱海玲所领取的工资及奖金总额并未减少，该发放模式与朱海玲入职穗侨中心时所约定的工资构成相符合，朱海玲2014年7月后的工资结构形式与之前的基本一样，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向朱海玲发放的劳动报酬总额存在默契，也不排除是穗侨中心的刻意安排，现无证据证明朱海玲在接近三年工作期间有对该发放模式及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的用工模式提出过异议。从工作地点而言，朱海玲仅在穗侨中心处上班，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的办公场所亦在一处；从工作时间而言，朱海玲仅在一处进行考勤，朱海玲也不肯定善福公司有对其进行考勤管理。朱海玲的上班时间没有超过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并非在不同工作时间往来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之间；从工作内容而言，虽然朱海玲提交的证据显示朱海玲既处理穗侨中心的业务又处理善福公司的发放员工工资等出纳业务，但从朱海玲提交的工作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可见朱海玲所处理的善福公司的工作主要为发放两名员工工资、办理对账单、管理公章等，而朱海玲另一方面又需要处理穗侨中心的房产业务，工作总结、工作表格所反映朱海玲的工作量并不大，由此可见朱海玲在实际工作中存在既处理穗侨中心工作又处理善福公司工作，但朱海玲此工作模式应离不开穗侨中心的安排，善福公司与朱海玲建立法律意义的劳动关系的特征不明显。因此，不能认定朱海玲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因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与朱海玲均确认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属于关联公司，上述工作状态和用工模式属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对朱海玲混同用工情形，并非双重劳动关系。关于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基本工资问题。依上所述，由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对朱海玲存在混同用工，并非双重劳动关系，此情形下不存在两个实际用工主体都需要支付工资。而朱海玲在职期间分别由穗侨中心发放奖金及由善福公司发放工资，符合双方对于工资的约定，现无证据显示穗侨中心、善福公司有拖欠朱海玲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基本工资，亦无证据证明朱海玲在长期工作期间有对工资发放模式和拖欠工资提出过异议，故对于朱海玲要求穗侨中心在善福公司已经发放工资的情况另行发放基本工资的主张，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穗侨中心无需再向朱海玲支付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基本工资。关于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奖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朱海玲在工作期间的工资发放模式为工资加奖金，虽然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以朱海玲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导致涉及其本人第二季度的考核时间及业务量都没有完成而在客观上无法核算朱海玲的奖金，且支付奖金的前提是整个季度员工在职并完成相应的考核条件下才予以发放，但穗侨中心、善福公司未能提供薪酬管理及奖金考核制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由此采纳朱海玲的主张，认定朱海玲在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奖金为2933.75元。鉴于朱海玲在工作期间的奖金一直由穗侨中心发放，且朱海玲亦对仲裁裁决的由穗侨中心承担支付奖金的责任无异议，故穗侨中心应向朱海玲支付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奖金为2933.75元。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问题。虽然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在辞退信中提及需进行创新重组及员工工作调整，但是鉴于双方劳动合同期满而终止与朱海玲的劳动关系，故穗侨中心、善福公司该创新重组及员工工作调整事由与双方劳动关系的终止并无关联。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12月31日期满，现无证据证明双方在此后有就劳动合同达成新的协议，亦无证据证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而朱海玲不同意续订。且朱海玲已实际领取经济补偿，亦无证据证明朱海玲在领取经济补偿时有提出过异议，故在此种情形下穗侨中心、善福公司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向朱海玲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至于经济补偿的计算基数，朱海玲在仲裁阶段主张其在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处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分别为3361.87元、1838.2元，因穗侨中心、善福公司无法明确朱海玲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亦未能提供朱海玲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凭证，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作为实际用工主体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采纳朱海玲的主张，认定朱海玲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5200.07元（按3361.87元+1838.2元计）。结合朱海玲的工作年限折算为4个月，由此计算得朱海玲应获得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20800.28元（按5200.07元/月×4个月计），扣减朱海玲已实际领取的经济补偿13647.48元，计算得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差额为7152.8元（按20800.28元-13647.48元计）。依上所述，由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对朱海玲存在混同用工，并非双重劳动关系，此情形下不存在两个实际用工主体需重复承担终止劳动关系责任，但由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对朱海玲混同用工，此种用工模式亦造成了用工秩序和管理混乱，损害了朱海玲的合法权益，故应由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共同承担终止劳动关系的法律责任，即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共同向朱海玲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差额为7152.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市越秀区穗侨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向朱海玲支付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奖金）奖金2933.75元；二、广州市越秀区穗侨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广州市善福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共同向朱海玲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差额7152.8元；三、广州市越秀区穗侨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无需向朱海玲支付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基本工资41690元；四、广州市越秀区穗侨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无需向被朱海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差额13247.48元；五、广州市善福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无需向朱海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1370元；六、驳回广州市越秀区穗侨信息咨询服务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广州市善福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越秀区穗侨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广州市善福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判后，上诉人朱海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朱海玲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不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属于混同用工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朱海玲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履行不同岗位的工作内容、发放工资，出具辞退信，存在实际的用工行为，故朱海玲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形成双重的劳动关系。朱海玲于2013年12月1日与穗侨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任职业务员，又于2014年7月1日与善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任职出纳，两个工作岗位并无任何关联，故朱海玲分别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形成双重劳动关系。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知道并执行双重劳动关系，更是在两份劳动合同中针对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资构成进行了明确约定，且都有向朱海玲发放过工资。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穗侨中心、善福公司还分别向朱海玲出具了辞退信。可见，穗侨中心、善福公司虽是关联公司，但却是认可并执行因这一双重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穗侨中心、善福公司辩解其成立善福公司是为了便于财务账的管理和优化税收，善福公司与朱海玲签订劳动合同仅是为了去劳动局备案，均是口头陈述并无任何证据可证实。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分别与朱海玲存在实际的用工行为，即使以上理由成立，也不能否认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与朱海玲存在双重的劳动关系。穗侨中心分别给卫某、曾兆杰、朱海玲等三人连续三年每月发放工资，可见善福公司及朱海玲等人工作岗位存在的必要性，朱海玲与善福公司的劳动关系成立，理应接受劳动法及双方劳动合同的约束。二、原审法院认为朱海玲未在工作期间未对拖欠工资问题提出过异议无法律依据。穗侨中心在原审庭审中认可其与朱海玲的劳动关系，其应主动依约向朱海玲支付基本工资及奖金。朱海玲当初迫于养家，为保住工作，保住每月的收入才不敢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发生正面冲突，现穗侨中心、善福公司不仅长期拖欠朱海玲的基本工资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损害朱海玲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对自身的违约、违法行为，却还要求朱海玲举证证明当初有提过异议，否则视为默许或接受，原审法院采纳了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的该说辞，不公正。三、穗侨中心、善福公司违法解除与朱海玲之间的劳动合同，应当向朱海玲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分别于2017年5月2日以公司进行创新重组为由向朱海玲发出两份《辞职信》，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在仲裁阶段辩称一开始出具的《辞职信》是以穗侨中心的名义出具，后应朱海玲因需领取失业救济金要求才出具了以善福公司为主体的《辞职信》，因此上述两份《辞职信》仅由善福公司出具的是有效的，后在原审阶段又辩称只认可穗侨中心出具的辞退信，前后矛盾。事实上，两份辞退信都是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向朱海玲出具的，并非是应朱海玲要求而出具。当日上午卫某向朱海玲出具盖有善福公司章的《辞退信》，朱海玲询问其只有一份辞退信，是否还可以做穗侨中心的房产业务员，后梁而昌下午又出具了一份盖有穗侨中心章的辞退信给朱海玲。即便穗侨中心、善福公司的辩解成立，也不能否认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均有与朱海玲存在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其事实上也以书面的方式违法解除了与朱海玲之间的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海玲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四、五项；2.判决穗侨中心向朱海玲支付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的基本工资41690元；3.判决善福公司向朱海玲支付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奖金2933.75元；4.判决穗侨中心向朱海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3247.48元；5.善福公司向朱海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1370元；6.一、二审诉讼费由穗侨中心、善福公司负担。朱海玲同意原审判决第一、六、七项。被上诉人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共同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一致。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劳动关系至2017年5月22日截止，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2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本院认为，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基本工资、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奖金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该部分事实进行了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认定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对朱海玲属于混同用工情形，并非双重劳动关系，进而判定穗侨中心无需向朱海玲支付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基本工资，并判定穗侨中心向朱海玲支付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奖金2933.7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朱海玲上诉仍主张穗侨中心向其支付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基本工资、善福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第二季度（2017年4月、5月）奖金，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问题。如前所述，穗侨中心、善福公司对朱海玲属于混同用工情形，并非双重劳动关系，朱海玲与穗侨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已于2016年12月31日届满，之后朱海玲、穗侨中心虽未有续签书面劳动合同，但朱海玲仍在穗侨中心继续工作至2017年5月22日，视为双方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22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据此，穗侨中心于2017年5月以公司需进行创新重组，公司员工的工作亦需调整为由辞退朱海玲，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穗侨中心解除与朱海玲之间的劳动关系属违法解除，应向朱海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根据原审判决认定的朱海玲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标准及朱海玲的工作年限，穗侨中心应向朱海玲支付赔偿金为41600.56元（5200.07元/月×4个月×2），扣减朱海玲已实际领取的经济补偿13647.48元，穗侨中心仍需向朱海玲支付27953.08元（41600.56元-13647.48元）。鉴于穗侨中心、善福公司是关联公司，对朱海玲属于混同用工情形，穗侨中心与善福公司应共同承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赔偿金的责任。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7046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六、七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7046号民事判决第二、四、五项；三、广州市越秀区穗侨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广州市善福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向朱海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差额27953.08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由上诉人朱海玲负担10元，被上诉人广州市越秀区穗侨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广州市善福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0元（一审中两被上诉人已预交，二审上诉人已预交，均不予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 凯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冯晓雯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