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甘09民终10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正军，男，酒泉吉龙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达拉特旗新天绿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任志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延君，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殷秀萍，女。原审被告：酒泉吉龙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620900200006707。法定代表人：沈正军，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沈正军因与被上诉人达拉特旗新天绿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天绿公司）及原审被告殷秀萍、酒泉吉龙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吉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902民初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正军，被上诉人新天绿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志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延君、罗丹，原审被告酒泉吉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正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殷秀萍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正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新天绿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涉诉费用全部由新天绿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错误，双方从未签订合同，何谈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认定错误。既然是买卖合同关系，那么买卖应当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公平，一审判决认定沈正军承担全部经济责任明显不当。3.新天绿公司时隔五年提起诉讼，一审判决认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4.所有设备抵顶款项计算错误，一审法院偏听偏信，仅采纳新天绿公司一方意见。5.经济交往都是以双方公司名义在履行，一审认定本案经济责任由沈正军个人承担错误。新天绿公司辩称，一、新天绿公司系代沈正军向百事公司供应土豆，新天绿公司与沈正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011年期间，新天绿公司与沈正军均为百事公司的土豆供应商。2011年4月、2011年9月、2011年10月，沈正军与百事公司分别签订炸片马铃薯采购合同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对土豆的供应数量及价格做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沈正军无法按量完成上述订单，为了不中断与百事公司的合作，其找到新天绿公司帮忙，由于双方本就相熟，经口头协商，双方便同意由新天绿公司将种植在达拉特旗的土豆以沈正军的名义向百事公司供应，土豆款待沈正军与百事公司结算后再向新天绿公司支付。基于先前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对沈正军的信任，本着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新天绿公司未要求与沈正军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而是简化交易过程，根据补充协议二中最终确定的土豆供应数量，以沈正军的名义，直接向百事公司供应土豆共计2128.54吨。土豆供应结束后，沈正军即从其实际控制的酒泉吉龙公司账户中向新天绿公司支付了60万元土豆款，但剩余款项却迟迟不予支付，在新天绿公司的一再催要下，沈正军于2015年又将部分设备交给新天绿公司用于抵顶部分土豆款。上述客观事实，根据新天绿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二、58张土豆收料单、新天绿公司与达拉特旗白泥井镇各村社等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及支付的承包费等资料、酒泉吉龙公司于2011年10月19日向新天绿公司支付60万元的汇款凭证、倪二树的证言以及一审法院向百事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两份，已经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予以证明。百事公司作为合同一方，亦作为客观的第三人，其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对补充协议二及土豆收料单的真实性予以了肯定和确认，而新天绿公司签订且履行的土地流转协议中所标识的地块与土豆收料单中的供应地块是相对应的，新天绿公司向百事公司供应土豆的时间和数量与补充协议二的约定也是基本一致的，沈正军实际控制的酒泉吉龙公司又在土豆收购结束后向新天绿公司支付了部分土豆款。种种迹象，均充分说明新天绿公司是代沈正军完成其与百事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否则，在新天绿公司也与百事公司有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如何解释新天绿公司要擅自以沈正军名义向百事公司供货？沈正军与百事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及其土豆收料单会在新天绿公司手中？酒泉吉龙公司为何要在10月19日向新天绿公司支付货款？显然，沈正军以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为由，否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充分肯定了口头订立合同的形式。二、一审判决判令沈正军按补充协议二约定的土豆款计算标准向新天绿公司支付土豆款并无不当。补充协议二中的合同当事人系百事公司与沈正军，土豆收料单中记载的供应商也为沈正军，同时，根据一审法院向百事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调查，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得到了百事公司的确认，其明确认可，根据百事公司的规定，补充协议二中的合同当事人与原合同当事人必定是一致的，百事公司与沈正军个人签订有炸片马铃薯采购合同。因此，新天绿公司代为履行的是沈正军与百事公司之间的合同，理应由沈正军向新天绿公司支付剩余土豆款。鉴于新天绿公司代沈正军履行合同事宜系口头约定，在沈正军未能提供百事公司向其实际支付土豆款数额的凭证，而新天绿公司又无法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对土豆款计算做出过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新天绿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按照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计算土豆款，能够体现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并无不当。三、新天绿公司曾多次向沈正军主张权利，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首先，新天绿公司对于百事公司向沈正军付清全部土豆款的时间并没有办法准确知悉，起初新天绿公司在向沈正军催要土豆款时，由于双方当时仅简单约定在百事公司向沈正军支付土豆款后，沈正军向新天绿公司支付，并未明确限定支付土豆款的时间，沈正军也一直是以百事公司未向其付清全款为由予以推辞。因此，本案中诉讼时效的起算本就不宜断定，更不存在诉讼时效超过的问题。其次，退一步讲，2015年沈正军在用设备抵顶土豆款时，即发生了诉讼时效的中断，虽然沈正军辩称设备抵顶的新天绿公司的土豆种子款而非本案土豆款，但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其辩称不足以采信。因此，新天绿公司于2016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沈正军等支付土豆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新天绿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沈正军的上诉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殷秀萍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酒泉吉龙公司辩称，答辩意见与沈正军的上诉意见一致。新天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正军、殷秀萍支付拖欠新天绿公司土豆款243.22万元及逾期利息59万元；2、判令沈正军、殷秀萍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审理中，新天绿公司申请追加酒泉吉龙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并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沈正军、殷秀萍、酒泉吉龙公司共同返还土豆款2452988.70元；2、沈正军、殷秀萍、酒泉吉龙公司按照年利率6.1%共同承担自2012年1月1日起至土豆款返还为止的利息；3、沈正军、殷秀萍、酒泉吉龙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间，新天绿公司与沈正军均为百事公司土豆供应商。2011年4月，百事公司与沈正军签订《炸片马铃薯采购合同》一份，2011年9月双方签署补充协议一份，即补充协议一。2011年10月，双方又签署补充协议一份，即补充协议二。在补充协议二中双方（百事一方和农户一方）约定：将原合同附件一第3条中规定的："数量：本合同项下百事计划收购及农户供应的合格马铃薯数量为1500吨。"，修改为："数量：本合同项下百事计划收购及农户供应的合格马铃薯数量为2100吨。其中1500吨在2011年10月7日前完成交货，另外600吨在2011年10月8日至10月12日期间交货"。原补充协议一第2条规定的："......百事收购本合同项下马铃薯的价格为人民币1470元/吨，农户提供的合格马铃薯到达百事工厂后，如果接收时的油炸土豆相关总次品≤15%，对于该部分数量的合格马铃薯，其价格为人民币1480元/吨。"修改为："对于供应商在2011年10月7日前交货的数量，百事收购合格马铃薯的价格为人民币1470元/吨。农户提供的合格马铃薯到达百事工厂后，如果接收时的油炸土豆相关总次品≤15%，对于该部分数量的合格马铃薯，其价格为人民币1480元/吨。对于供应商在2011年10月8日至10月12日期间交货的数量，百事收购合格马铃薯的价格为人民币1350元/吨"。补充协议二农户一栏中，沈正军的名字由新天绿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志军代签。合同签订后，因沈正军无法完成订单，经双方协商，由新天绿公司在达拉特旗白泥井镇种植的土豆代沈正军向百事公司供应土豆，沈正军与百事公司结算后，将货款支付新天绿公司。2011年9月20日至2011年10月10日，新天绿公司共计给百事公司供应土豆为2128.54吨，其中2011年10月7日前供应土豆1491.7吨，2011年10月8日后供应土豆636.84吨。10月7日前供应的1491.7吨中扣除不合格部分9.77吨，实际结算吨数应为1481.93吨。2011年10月8日后供应的636.84吨中扣除不合格部分4.15吨，实际结算吨数应为632.69吨。土豆收购后，沈正军从酒泉吉龙公司账户于2011年10月19日给新天绿公司汇款600000元。后因剩余款项未付，双方发生纠纷。另查明，2011年4月，新天绿公司承包达拉特旗白泥井镇杨二壕社土地880亩种植土豆，种植地块为明沙湾23号、24号、25号。承包白泥井镇七份村石匠圪梁社国土9#、10#土地1573亩种植土豆。以及位于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张义成窑子村土地4000亩种植土豆，种植地块为C1、C2、D1、D2、D3。2011年4月，新天绿公司与百事公司也签订了《炸片马铃薯采购合同》及三份补充协议，约定新天绿公司给百事公司供应的土豆数量为5500吨，该合同已履行完毕。再查明，新天绿公司称沈正军2015年曾用约翰迪尔1054拖拉机一台、德国产格立莫马铃薯中耕机一台，抵顶土豆款，抵顶价格双方没有商议，现认为抵顶15万元比较合适。沈正军认为抵顶的有两台拖拉机（1204一台、1054一台）、两台输送机、一台德国进口中耕机、12块篷布。抵顶的是购买新天绿公司的土豆种子款，并非本案土豆款。沈正军在本案发回前的二审庭审中称购买新天绿公司土豆种子款货款为900000元，转账支付600000元，剩余的300000元以以上设备抵顶。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就本案事实分歧较大，各执一词。根据双方陈述，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本案争议焦点应为：本案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不当得利，或者其他；如果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应由哪一个被告承担责任；新天绿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新天绿公司起诉的土豆款应如何计算，请求的利息应否支持。本案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新天绿公司起诉时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后经法庭释明应为不当得利，新天绿公司变更为不当得利。此次庭审中，新天绿公司主张本案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其提供的沈正军与百事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二及沈正军土豆收料单，以及一审法院调查笔录，应能够认定新天绿公司代沈正军给百事公司供应土豆的基本事实，即双方之间应当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由哪一个被告承担责任。根据百事公司工作人员及沈正军的陈述，双方签订合同时，均先由百事公司签字后寄给农户，农户签字后再寄回百事公司。补充协议二中抬头为百事公司和农户沈正军，应当能够证明与百事公司签订合同的系沈正军本人，而不是酒泉吉龙公司。同时补充协议二落款处农户一方也是沈正军，土豆收料单记载的供应商一栏也为沈正军，并没有加盖酒泉吉龙公司公章，百事公司也认可是与沈正军个人签订的合同。虽然沈正军提供了一份与百事公司的传真件，新天绿公司对真实性也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沈正军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与该传真件互相印证，该回复函的效力不及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应当以协议来确定承担责任的主体。即承担责任的主体为沈正军。新天绿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新天绿公司陈述的从倪二树处拉走设备抵顶货款的时间，以及其提出曾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可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新天绿公司起诉的土豆款应如何计算，诉请的利息应否支持。根据百事公司工作人员的陈述，应支付货款系根据合同的约定计算，2011年10月7日之前供货一个价，10月7日之后供货一个价。沈正军陈述百事公司已支付货款，但没有提供百事公司实际支付的款项，故本案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计算，即10月7日前供货的最低价格为1470元/吨，10月8日后供货的价格为1350元/吨。新天绿公司没有提供百事公司给沈正军付款的具体时间，且因新天绿公司未与沈正军签订合同，导致引起纠纷，在本案中负有责任，又怠于行使权利，故对其请求的利息不予支持。综上，综合本案证据，新天绿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及土豆收料单，能够互相印证，土豆收料单中具体供货地块与新天绿公司承包种植土豆的地块相吻合，与沈正军已经支付部分款项的事实，以及与本案调取的证据相一致，应当认定新天绿公司与沈正军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沈正军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及时支付新天绿公司土豆款。新天绿公司请求沈正军支付货款，应予以支持。新天绿公司请求支付利息不予支持。应支付货款中应扣除沈正军已支付的600000元，以及设备抵顶部分300000元。沈正军在本案发回前的二审开庭时称支付的600000元系购买新天绿公司的土豆种子款，并称种子款共计900000元，除已付款的600000元，下余的300000元以设备抵顶。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以上支付的系土豆种子款，不予采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承担付款责任的主体应为沈正军，新天绿公司请求殷秀萍、酒泉吉龙公司承担责任，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沈正军支付达拉特旗新天绿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土豆款2132568.60元[（1481.93吨×1470元）+（632.69吨×1350元）-600000元-30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达拉特旗新天绿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酒泉吉龙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殷秀萍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达拉特旗新天绿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144元，由达拉特旗新天绿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144元，沈正军负担22000元。二审中，沈正军提交了新证据，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沈正军提交与倪二树之间手机通话录音光盘，拟证明新天绿公司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以及抵顶设备的数量及金额。经质证，新天绿公司认为：1.该通话录音不是新证据，一审法院曾两次要求沈正军提交，近半年时间内，沈正军都没有提交；2.沈正军无法提交录音的原始载体，无法确认电话号码以及录音形成的时间，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3.从内容来讲，通话录音没有反映设备的数量；4.沈正军确实有设备放在倪二树那里，当时倪二树不让新天绿公司拉，倪二树说要向沈正军要保管费；5.前三次审理中沈正军都没有说要用设备抵顶130万元，即便抵顶30万元新天绿公司一开始也是不认可的。经审查，沈正军在一审中称其与倪二树的通话录音能证实设备抵顶情况，一审法院两次庭审中均明确要求沈正军在指定期限内提供通话录音，沈正军以不小心删除为由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二审庭审中法庭询问沈正军为何在一审没有提交该通话录音，沈正军陈述"我认为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该证据对我本人也有不利的方面，所以在一审时没有提交；既然一审认定买卖关系成立，我就要提交"。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通话录音作为视听资料，由于沈正军不能提交该通话录音的原始载体，本院无法审查该通话录音的相对方以及通话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且无其他证据印证该通话录音的内容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据以定案的证据经一审开庭质证，又经二审核查，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有效，足以证实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二审中，沈正军认可2011年与百事公司存在马铃薯采购合同关系，也认可2011年马铃薯供货义务由新天绿公司代其向百事公司履行的事实，且对新天绿公司提交的58张土豆收料单的真实性认可，一审据此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正确。关于沈正军应支付土豆价款如何认定的问题。二审中沈正军主张其与新天绿公司口头约定新天绿公司代其向百事公司供货1800吨、每吨1000元，经查，沈正军在之前的庭审中均否认新天绿公司代其向百事公司供货的事实，在本次审理中，沈正军认可新天绿公司代其向百事公司供货的事实，且认可2011年土豆货款百事公司已结算完毕，由于沈正军不能从新天绿公司持有的供货商为"沈正军"的58张土豆收料单中区分出哪部分供货单非新天绿公司代其履行供货义务所形成，且沈正军对其主张的新天绿公司供货数量1800吨、供货价格1000元的事实不能提交证据证实，一审判决根据新天绿公司提交的58张土豆收料单、补充协议二中对土豆价格的约定，以及一审法院向百事公司工作人员所做的调查笔录，认定沈正军应支付的土豆价款为3032568.6元正确。关于沈正军以设备抵顶的价款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沈正军在二审主张设备抵顶价款130万元，应对该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经查，沈正军在之前的庭审中曾作出向新天绿公司购买90万元的土豆种子，酒泉吉龙公司向新天绿公司支付的60万元系土豆种子款，剩余30万元以保存在倪二树处的设备进行抵顶的陈述，本案二审庭审中沈正军认可该60万元系支付涉案土豆价款，由于沈正军在之前的案件审理中不能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对于设备抵顶130万元的主张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一审根据沈正军在庭审中作出的设备抵顶30万元价款的自认，认定设备抵顶土豆价款30万元并无不当。关于承担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经查，新天绿公司提交的58张土豆收料单记载供应商为"沈正军"，百事公司加盖公司印章的补充协议二显示供应商为沈正军，经一审法院调查核实，百事公司认为其与沈正军个人签订供货合同，故一审据此认定本案责任承担主体为沈正军正确。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次庭审中，沈正军认可2011年新天绿公司代其向百事公司履行土豆交售合同义务的事实，也认可其欠付新天绿公司土豆价款的事实，仅对欠付数额、付款主体存在争议，故新天绿公司主张曾多次与沈正军联系协商付款事宜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据此认定新天绿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正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沈正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861元，由上诉人沈正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倩审判员 苏小红审判员 赵建兵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