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51民终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焕忠，男，197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涛，广东祥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栩纯，广东祥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裕煌，男，196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少凤，女，汉族，1963年8月24日出生，住潮州市湘桥区，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铭彬，广东隽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焕忠因与被上诉人林裕煌、杜少凤退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8）粤5102民初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焕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为驳回林裕煌、杜少凤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林裕煌、杜少凤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对林裕煌与梁焕忠于2013年6月1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进行审查和认定,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林裕煌、杜少凤请求梁焕忠付款的依据只是涉案《协议书》，林裕煌、杜少凤在一审中未提出确认涉案《协议书》的效力的诉讼请求,经梁焕忠提出,林裕煌、杜少凤也未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也未对涉案《协议书》的效力进行审查和认定,就直接判决梁焕忠履行还款义务,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林裕煌与梁焕忠于2013年6月1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林裕煌并非潮州市湘桥区耿原电子配件加工厂(以下简称耿原加工厂)的投资人，其无权与林裕煌签订协议对耿原加工厂进行处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未确立隐名合伙制度。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合伙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应当依照合伙企业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办理企业登记。申请办理合伙企业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因此,林裕煌与梁焕忠于2013年6月1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是为了规避工商行政管理,逃避经营者的法律责任,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笫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五)项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3.杜少凤与梁焕忠于2013年7月15日所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书》，约定杜少凤以3万元的价格转让耿原加工厂的全部财产给梁焕忠,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已于2013年7月17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进行了变更登记。即使杜少凤对林裕煌的行为予以追认,但因其追认所产生的效力将与其本人之后做出的意思表示相悖,从诚实信用的角度出发,未经梁焕忠与杜少凤重新达成合意,应以杜少凤与梁焕忠于2013年7月15日达成合意所签订的协议内容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才能准确反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何况杜少凤及其代理律师在本案中均没有明确表示对林裕煌签订涉案《协议书》的行为进行追认。（二）即使认定林裕煌签订的上述《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梁焕忠也已付清了涉案款项。从《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知道耿原加工厂的合伙双方在2013年1月1日之前就已经实际拆伙了。该《协议书》第三条中,林裕煌与梁焕忠己就“2013年4月底前先付现金贰拾万元”的事实予以共同确认，林裕煌在其诉状中以及提交的证据三所要证明的内容均有陈述。该部分现金20万元是梁焕忠在涉案《协议书》签订前陆陆续续分多次付给林裕煌的,《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6月17日对2013年4月底前梁焕忠的付款情况进行共同确认,同时也表明了协议双方均同意梁焕忠己支付20万元现金中包括的2013年2月7日梁焕忠应林裕煌之要求代付给林楚渠的现金3万元,用以抵偿涉案款项。虽然此事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己协议抵偿,法院依法应对该笔债务抵偿情况进行认定。至于林裕煌提出梁焕忠付20万元是以在2013年4月底前完成法人变更手续为前提条件,由于无法按时变更,梁焕忠没有支付20万元,该主张是根本不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首先,涉案《协议书》第二条和第三条是各自独立的条款,根本没有约定以哪一条为履行的前提条件;其次,如果梁焕忠支付20万元是以2013年4月底前完成法人变更手续为前提条件的,那么在签订涉案《协议书》当日，协议双方对于无法在2013年4月底完成法人变更手续的事实就己经能够确定了,不可能再约定以该时间点完成变更手续作为付款的前提;最后,按照正常的逻辑,如果林裕煌没有实际己收到了现金20万元,其不可能在2013年6月17日再就“2013年4月底前先付现金贰拾万元”作出相应的确认。也正是在双方签订《协议书》前存在己发生了先行付款的事实,才会在《协议书》中出现“2013年4月底前先付现金贰拾万元”一说。（三）一审判决没有依法认定梁焕忠通过黄永杰的账户转账支付给林裕煌,用以付还涉案款项,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2016年12月5日和2017年1月19日,经梁焕忠授意,梁焕忠的客户(即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通过其职员黄永杰的个人账户将梁焕忠的两笔应收货款合计186640元转账支付给林裕煌,用以付还涉案款项。根据《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该两笔货款显然是归梁焕忠所有的。由于梁焕忠与林裕煌之间在涉案《协议书》签订后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如涉案《协议书》有效,则该两笔货款必然只能用于付还涉案《协议书》约定的款项。同时,如若该两笔款项不是梁焕忠授意支付的,梁焕忠是不可能对林裕煌的银行账户中的这两笔交易情况、时间如此清楚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林裕煌、杜少凤共同辩称，（一）2013年6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对于林裕煌、杜少凤和梁焕忠具有法律约束力。1.2013年6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客观事实,其中甲、乙方后面是林裕煌、梁焕忠本人的亲笔签名。《协议书》签订后至林裕煌提起本案的诉讼期间,双方均对《协议书》没有异议且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绝大部分权利义务，林裕煌、杜少凤已经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办理了耿原加工厂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梁焕忠按照《协议书》的约定付还林裕煌退伙款819700元。2.《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3.杜少凤与梁焕忠2013年7月15日签订《财产转让协议书》,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提交备案使用的,并没有实际履行,不得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因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2013年6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杜少凤与梁焕忠2013年7月15日签订《财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3万元转让款,梁焕忠也没有实际支付,《财产转让协议书》并没有实际履行。（二）一审对于梁焕忠主张其在签订《协议书》前己支付给林裕煌退伙款20万元不予认定,对于梁焕忠主张2013年2月7日应林裕煌的要求代林裕煌支付给林楚渠3万元不予审理,符合法律的规定,并无不当。（三）一审对于梁焕忠主张林裕煌于2016年12月5日和2017年1月19日收取黄永杰两笔汇款共186640元应在其应付还的退伙款中抵除不予认定,符合法律的规定,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梁焕忠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裕煌、杜少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焕忠立即付还结欠林裕煌、杜少凤的款项380300元及该款的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2.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财产保全费）由梁焕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裕煌与杜少凤系夫妻关系。耿原加工厂原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杜少凤。耿原加工厂工商登记后由林裕煌、杜少凤作为一方与梁焕忠合伙经营。2013年6月17日，林裕煌（甲方）与梁焕忠（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是：耿原加工厂由甲方出资，乙方出场地和负责经营管理。甲方已于2008年底全部收回投资款项。至2012年底，初步结算盈利约300万元，已由甲乙双方各取150万元自用。由于市场变化，甲乙双方经营理念不同，本着“好合好散，树大分叉，分了也是兄弟”的宗旨，经双方自愿协商如下：1.2012年底前，甲乙双方已对所有固定资产、应收款、应付款进行清理，甲乙双方对所清理的数据确认无误；2.从2013年1月1日起，耿原加工厂的所有经营权由乙方负责，原客户方面，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协调和衔接，并于4月底前完成法人的变更手续，耿原加工厂甲乙双方以前合作经营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3.甲乙双方确认同意，耿原加工厂的无形资产及经营权折合人民币240万元，乙方应付给甲方120万元，2013年4月底前先付现金20万元，其余分四年每年25万元，总共120万元。具体为每年每月15日前支付1万元，其余13万元在年底前付清。2013年7月15日，杜少凤与梁焕忠签订一份《财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是：杜少凤同意将其投资设立的耿原加工厂现有全部财产（包括经营权、设备、帐面资产）作价3万元转让给梁焕忠，梁焕忠同意在签订协议书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支付杜少凤3万元，协议书签订后由梁焕忠负责申办耿原加工厂的变更登记等。耿原加工厂于2013年7月17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投资人为梁焕忠。上述《协议书》签订后，梁焕忠自2013年7月6日至2016年11月间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共付还林裕煌退伙款819700元，尔后没有履行还款，林裕煌、杜少凤催讨未果，遂于2018年3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梁焕忠至今尚欠林裕煌、杜少凤退伙款3803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退伙协议履行引起的纠纷，应定性为退伙协议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梁焕忠是否有履行《协议书》第3项中“2013年4月底前先付现金20万元”的约定，支付林裕煌退伙款20万元；2.林裕煌于2016年12月5日和2017年1月19日收取黄永杰两笔汇款共186640元是不是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付还耿原加工厂的货款，该款应否作抵除梁焕忠应还的退伙款；3.梁焕忠主张其2013年2月7日应林裕煌的要求代林裕煌支付给林楚渠3万元，此款应在其应还的退伙款中抵除，梁焕忠这一主张理由是否成立。从双方举证的证据材料及陈述的内容分析，梁焕忠主张其在签订《协议书》前已支付给林裕煌退伙款20万元，有《协议书》第3项中“2013年4月底前先付现金20万元”为证，但林裕煌对此予以否认，提出梁焕忠并无支付此款，原因是原约定在2013年4月底前完成将耿原加工厂的投资人变更为梁焕忠后由梁焕忠付还此款，但由于变更登记于2013年7月17日才完成，故梁焕忠也没有履行付还此款，而梁焕忠对此项主张也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有付还林裕煌退伙款20万元，再从“2013年4月底前先付现金20万元”这段文字内容理解，也无法认定梁焕忠已有实际支付20万元给林裕煌，因此，梁焕忠的此项主张一审法院无法采信，不予认定。梁焕忠主张林裕煌于2016年12月5日和2017年1月19日收取黄永杰两笔汇款共186640元，黄永杰系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的员工，黄永杰汇此二笔款系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付还耿原加工厂的货款，应在其应付还的退伙款中抵除，林裕煌承认有收取黄永杰此二笔汇款，但提出此与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无关，梁焕忠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此项主张，因此，梁焕忠的此项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梁焕忠主张其2013年2月7日应林裕煌的要求代林裕煌支付给林楚渠3万元，此款应在其应还的退伙款中抵除，但林裕煌提出林楚渠系原合伙体雇用的财务人员，原约定以合伙体10%的股份奖励林楚渠，后梁焕忠反悔，经林裕煌协调后给予林楚渠一定的奖励。因梁焕忠支付给林楚渠3万元的时间发生在其与林裕煌、杜少凤拆伙之前，且此事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对此不予审理。综合上述事实，本案应认定梁焕忠尚欠林裕煌、杜少凤退货款380300元，此款梁焕忠应付还林裕煌、杜少凤，并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判决：梁焕忠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林裕煌、杜少凤退伙款3803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3月26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005元，由梁焕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期间，梁焕忠提供《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稽查局检举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执》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林裕煌不承认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通过其职员黄永杰的个人账户将梁焕忠的两笔应收货款合计186640元转账支付给林裕煌的事实，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在一审诉讼期间经梁焕忠申请，不配合法院调查，梁焕忠就该情况向税务局检举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公款私存，通过税务局的调查该两笔款项的情况，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法院中止本案诉讼。林裕煌、杜少凤经质证认为，梁焕忠举报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涉嫌税收违反行为的检举，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是否在税收方面违法行为，与林裕煌、杜少凤之间不存在关联性，与本案也无关联性，梁焕忠主张的中止本案的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经审查认为，梁焕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要求中止本案的诉讼，依据不足，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林裕煌、杜少凤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退伙协议纠纷。林裕煌与杜少凤系夫妻关系，耿原加工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杜少凤。耿原加工厂工商登记后由林裕煌、杜少凤作为一方与梁焕忠合伙经营。2013年6月17日，林裕煌与梁焕忠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梁焕忠按《协议书》已经履行大部分退伙款，应认定合法有效。梁焕忠提出应以杜少凤与其于2013年7月15日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书》作为本案事实依据，不符合案件事实，也违背当事人的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的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梁焕忠在2013年4月底前是否已经支付现金20万元给林裕煌；（二）林裕煌于2016年12月5日和2017年1月19日收取黄永杰两笔汇款共计186640元是否应抵除梁焕忠应付的退伙款；（三）梁焕忠主张其2013年2月7日应林裕煌的要求代林裕煌支付给林楚渠3万元，应否在退伙款中抵除。关于焦点一。梁焕忠主张其在签订《协议书》前已支付给林裕煌退伙款20万元，有《协议书》第三项中“2013年4月底前先付现金20万元”为证，但林裕煌对此予以否认，提出梁焕忠并无支付此款，《协议书》约定在2013年4月底前完成将耿原加工厂的投资人变更为梁焕忠后由梁焕忠付还此款，但由于变更登记于2013年7月17日才完成，故梁焕忠也没有履行付还此款。依《协议书》约定，从2013年1月1日起，耿原加工厂的所有经营权由梁焕忠负责，故梁焕忠与林裕煌一方在2013年1月1日已经实际拆伙。梁焕忠与林裕煌共同承认《协议书》原先已经确认，但对于为何双方于2013年6月17日才签名，梁焕忠与林裕煌作出不同的解释。梁焕忠提出在2013年6月17日前，除以现金方式付还林裕煌20万元拆伙款外，其余付款方式均为转账。对于实际拆伙后，以现金方式付还相对方的拆伙款，没有办理收款手续，不太符合常理。同时，梁焕忠提出付款在先，签订《协议书》在后，仅从《协议书》中“2013年4月底前先付现金20万元”的理解，在没有其它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也无法认定梁焕忠已有实际支付20万元给林裕煌的事实，因此，梁焕忠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至于梁焕忠提出《协议书》中约定先付现金20万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协议书》约定梁焕忠应付给林裕煌拆伙款120万元，2013年4月底前先付现金20万元，其余分四年每年25万元。具体为每年每月15日前支付1万元，其余13万元在年底前付清。涉案债权属于同一笔债务分期给付，具有同一性和整体性，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最后一期履行届满之日起计算，即2018年1月1日起计算，林裕煌于2018年3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不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二。梁焕忠主张林裕煌于2016年12月5日和2017年1月19日收取黄永杰两笔汇款共186640元，该两笔汇款是其与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在2016年和2017年业务往来的货款。黄永杰系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的员工，黄永杰汇此二笔款系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付还耿原加工厂的货款，应在其应付还的退伙款中抵除。林裕煌承认有收取黄永杰此二笔汇款，但提出此与广东万丰润文化有限公司无关，梁焕忠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的主张，因此，梁焕忠该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梁焕忠主张其2013年2月7日应林裕煌的要求代林裕煌支付给林楚渠3万元，此款应在其应还的退伙款中抵除。但林裕煌提出林楚渠系原合伙体雇用的财务人员，原约定以合伙体10%的股份奖励林楚渠，后梁焕忠反悔，经林裕煌协调后给予林楚渠一定的奖励。经审查，林楚渠原系耿原加工厂的员工，梁焕忠支付给林楚渠3万元的时间发生在其与林裕煌签订《协议书》之前，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梁焕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合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5元，由梁焕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慕成审 判 员  刘建荣代理审判员  陈 烨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陈晓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