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2民终197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阳新县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阳新县国际大酒店写字楼**。法定代表人：李明，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军，湖北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新支行，住所地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代表人：邢宇，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松林、毛淑琴，均系湖北鸣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新县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新支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新县人民法院（2018）鄂0222民初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湖北银行承担。事实和理由：1、阳新县（2016）鄂0222刑初147号和（2017）鄂0222刑初356号两份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汪友谊单独或伙同他人采取冒用他人名义，伪造贷款申报材料等方式，向湖北银行贷款”，这已经清楚明白地认定是汪友谊冒用六借款人的名义，但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是六借款人提供的账户，从六借款人中汪孝月的200万元贷款过程剖析，湖北银行不仅明明知道汪友谊骗贷，而且从湖北银行一把手行长到经办该贷款业务的全体员工一起与汪友谊串通造假骗贷，如果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签订后，湖北银行依约按六借款人提供的账户发放了全部贷款是成立的，六借款人自银行账户进款那一刻起就是该笔财产所有权人，那汪友谊骗取的是六借款人的财产而不是银行的财产，汪友谊犯的是一般诈骗罪，而非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的骗取贷款罪，流程图是合同的附件，看附件要结合合同条款，一审法院完全不考虑《授信业务担保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也不考虑湖北银行作为独立金融机构主体承担流程图中“银行内部审批”这一环节的义务，事实上，在信贷业务中，银行是否决定放贷根本不考虑其的《授信业务推荐函》，是根据银行自己的信贷管理制度决定的。故一审判决书认定合同签订后，湖北银行依约按六借款人提供的账户发放了全部贷款与客观事实不符，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没有对一审全部证据逐一进行分析评判；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和六十条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前提下方可适用，而本案中湖北银行串通犯罪分子骗贷，并且未履行向六借款人放贷的义务，是不能适用这两个法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湖北银行辩称：1、六借款人包括汪孝月从其处借款均有2年或2年以上的历史，其对每次借款的事买均知晓，且其均在借款合同、借据、提款申请等借款资料上亲笔签名，书面确认其借款的意思表示。同时，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其签订了《保证合同》，确认对六借款的借款连带担保。从一审的庭审过程中，汪孝月的证言可以印证该事实，且即使汪孝月是在放款之后再到银行补签借款合同、借据、提款申请等材料的，那也说明汪孝月对该笔借款进行了追认，更可以说明该借款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也同意汪孝月补签委托担保合同，确认了对汪孝月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本案保证合同关系以及所涉六笔借款均属民事法律关系，应适用民法而不是刑法来评价。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总以所谓“刑事案件认定的部分事实”来否定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明显逻辑错误。阳新县人民法院(2016)鄂0222刑初147号和(2017)鄂0222刑初356号刑事判决书即使认定“汪友谊单独或伙同他人采取冒用他人名义，伪造贷款申报材料向银行贷款”，这也是从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对汪友谊的主观、客观行为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如果以该刑事判决来否认本案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就是以本案所涉合同之外当事人的行为以及本案之外的法律关系来评价本案，该逻辑明显错误。既然法院的刑事判决认定汪友谊构成骗取银行贷款罪，那么其作为银行应该是本案的受害者，而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却总以受害者自居，根本目的就是企图逃避民事担保责任。本案所涉的六笔贷款均是基于其与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之间的《授信业务担保合作协议》而产生，在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先行调查借款人信贷资料、现场查看并向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即签订《保证合同》后，同时经过银行内部审批流程、现场查看并确保所有借款入亲笔签名后，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其已经尽到了应有的审查义务，并无过错；2、本案所有证据都经过双方当事人质证记录在案并且还有庭审录像、笔录。至于，判决书是对所有的证据进行逐一说明或是综合判断后形成事实的认定，均不违反相关规定，并无不当；3、其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了本案的六笔借款均系借款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证明其已按约向六借款人发放了全部贷款。同时，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也与其签订了《保证合同》承诺为上述六借款人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那么在借款人不能按约偿还贷款的时候，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有代偿义务。然而，其在扣划借款人的款项偿还其相关贷款后，上诉人却要求其偿还其代偿款项，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并无不当。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湖北银行返还人民币7476309.5元，并按年利率6%向其支付占用资金期间利息；2、案件诉讼费用由湖北银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支持湖北省中小型企业发展，拓展银行金融服务市场空间，优化信贷资产质量。从2011年开始，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原称:阳新县德力信投资担保服务有限公司）与湖北银行黄石分行决定联合开展授信业务担保合作，双方每年签订《授信业务担保合作协议书》一份。合同中，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为甲方，湖北银行黄石分行为乙方，双方约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开展担保和授信义务，甲方对申请担保的客户，经过调查评估，利用信贷业务推荐函，向乙方明确表示愿意提供担保；乙方在接到甲方推荐函后，依据乙方有关信贷管理制度，对客户进行调查及论证。甲方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责任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合同还明确约定了担保方的免责条款，并附业务流程图。2013年5月至2015年1月，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分别推荐担保案外人黄朝江、程秀芳、石显忠、汪孝月、王光华、石建敏向湖北银行贷款200万元、130万元、50万元、200万元、60万元、90万元，并为每人出具一份《授信业务推荐函》，明确表示其公司同意为上述六借款申请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之后，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分别向湖北银行出具《同意放款通知书》，书面告知六借款申请人与其公司的担保贷款手续已办理完毕，请湖北银行予以放款。在上述程序完成后，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湖北银行及六借款人三方分别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合同对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息及罚息等进行了约定，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合同上盖章确认。合同签订后，湖北银行依约按六借款人提供的账户发放了全部贷款，但均被案外人汪友谊骗取。逾期后，因六借款人未能还款，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即履行保证人义务，代偿了六借款人下欠的借款本息计7476309.5元，并分别按六借款人各自下欠的数额对应转入每人在湖北银行的账户，后湖北银行直接从六借款人的账户中扣划，双方本息结清。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认为，湖北银行发放的贷款全部被汪友谊骗取，六位借款申请人未收到任何贷款，证明湖北银行并未实际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给付义务，也就是说主合同没有实际履行，那么作为从合同（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即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就无需履行担保义务。湖北银行依据担保合同划扣款项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当向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返还全部划扣款项。嗣后，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多次找湖北银行要求退款，均未果，为此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和湖北银行双方签订的《授信业务担保合作协议书》及与借款人三方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属有效合同。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以涉案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其无需履行担保义务，湖北银行强行划扣其款项为由，要求湖北银行返还代偿款7476309.5元。根据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和湖北银行黄石分行《授信业务担保合作协议》约定及业务流程图，借款人向湖北银行黄石分行借款，应先向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提出申请，由担保公司进行调查、审批，在担保公司审查通过后再向湖北银行出具担保意向书，湖北银行才会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涉案六借款人的贷款事宜，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和湖北银行系按合同约定及业务流程来进行的，双方均没有任何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在签订借款合同后，湖北银行按六借款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分别汇入对应数额的借款，履行了出借人的给付义务。至于借款的去向，并不影响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成立生效。虽然六借款人的借款因诸多原因全部被汪友谊骗取，但湖北银行已发放全部贷款是不争的事实，汪友谊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也供述六借款人的贷款是先到各人账户后其再转出的，足以证明借款合同已履行。由于《授信业务担保合作协议书》没有约定的免责情形，在六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约定期限还款后，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理应承担保证责任。事实上，在湖北银行催款后，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也依约主动履行了保证责任，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六借款人下欠的借款本息转入其每人对应的银行账户，全部代偿完毕。后湖北银行按合同约定从六借款人的银行账户划扣其下欠原借款本息，并未从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账户强行划款。湖北银行依据合同约定收取六借款人贷款的行为，合理合法，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履行保证责任后，又要求银行返还其代偿款项，不仅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其提出的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案外人汪友谊的刑事判决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汪友谊多次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湖北银行贷款，给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已构成骗取贷款罪，认定汪友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刑事判决虽认定汪友谊骗取贷款的犯罪事实涉及本案与湖北银行之间的贷款款项，但首先，刑事犯罪与民事行为分属刑法和民法两个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民法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竞合必然引起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共同存在，某一行为在刑法领域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并不当然否定民法上的评价；其次，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为取得贷款，采取欺骗的手段或虚构事实骗取银行或金融部门的信任，而后与银行或金融部门签订借款合同。刑法评价的标准是采用虚假的手段，骗取银行贷款行为的本身，而对在此过程中订立的借款合同效力仍应依据《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作出认定，只有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的，才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再次，如果合同一方对于另一方采用非法手段的事实不知晓，而是在受欺骗情形下签订的合同，此种情形下签订的合同应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系可变更、可撤销事由。本案中，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看，湖北银行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对汪友谊的骗贷手段并不知情，而是作为一个民事主体与之进行正常的交易活动，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湖北银行参与了汪友谊诈骗资金不法行为或湖北银行对汪友谊的犯罪行为知情。因此从双方的民事关系看，汪友谊的违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本案借款合同无效，而是属于变更、撤销合同的事由，是否行使撤销权，湖北银行具有选择权。本案湖北银行并未请求撤销合同，故涉案《个人借款合同》仍应按有效认定。《保证合同》作为《个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也应认定有效。故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135元，由阳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明审判员  柴 卓审判员  黄显珠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田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