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1民初12382号原告：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住所地本市西城区诚实胡同**。法定代表人：梁相斌，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春锋，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跃辉，男，195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交道口社区退休人员，住本市东城区。被告：魏志芬，女，1963年2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万佳方信责任有限公司退休工人，住本市东城区。被告：魏威，男，199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巨鼎君富有限公司员工，住本市东城区。第三人：北京日报社，住所地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法定代表人：赵靖云，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鹏，男，1963年7月8日出生，该报社干部，住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彦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诉被告魏跃辉、魏志芬、魏威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追加北京日报社为第三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许春锋，被告魏跃辉、魏志芬、魏威，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鹏、崔彦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三被告立即腾退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号北房东侧2间房屋并返还原告，腾房同时拆除房前自建房；2、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号原房屋的产权人，三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户口迁至该房屋，尽管长期不在此居住，但长期占用房屋。原告曾多次要求三被告交还该房屋，但一直无果。故原告起诉要求三被告腾退房屋。被告魏跃辉、魏志芬、魏威辩称：涉诉房屋是魏跃辉外祖父喻守忠所在单位北京日报社分配给喻守忠的，魏跃辉自出生便在此处居住。三被告在本市他处无其他住房，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北京日报社述称：1956年，经相关部门批准，新华社北京分社搬入北京日报社办公楼办公，新华社北京分社将本市东城区菊儿胡同×号、××号以及府学胡同×号三处房产交给北京日报社用于报社职工居住，三处房屋建筑面积约310平方米。1983年，北京日报社为支持新华社北京分社在菊儿胡同×号院新建办公楼，从自筹资金建造的宿舍中划出一部分房屋（建筑面积约650平方米）用于安置在菊儿胡同×号院内居住的职工，将该5号院腾空。菊儿胡同××号院被列入拆迁范围，已全部拆迁安置。府学胡同×号院有5户职工居住。为了便于收取房租，北京日报社与职工签订房屋租赁契约。此时，新华社北京分社仍在北京日报社办公楼内办公。1991年，北京日报社办公楼进行翻建，新华社北京分社搬出北京日报社办公楼，同时要求归还府学胡同×号房屋。而北京日报社早在1983年用超过一倍的面积解决了新华社北京分社建房拆迁问题。此时府学胡同×号院居住的5户职工因人员调动、单位之间调房等原因，其中4户已是北京日报社外多个单位多次福利分房后的住户，另一户因长期无人居住，房屋破损严重，报社维修后未分配。对于此遗留问题，北京日报社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相关部门亦组织两家单位召开协调会并达成协议，协议中并未提及归还该院落事宜，北京日报社认为该问题已经解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魏威系魏跃辉、魏志芬夫妇之子。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号院内房屋12间为原告所有之房产，现北房东侧2间由三被告居住。喻守忠系魏跃辉外祖父。1956年，经相关部门批准，新华社北京分社搬入北京日报社办公楼办公，新华社北京分社将本市东城区菊儿胡同×号、××号以及府学胡同×号三处房产交给北京日报社用于报社职工居住。1991年7月，北京日报社因翻建办公楼，需要新华社北京分社搬出，就此问题，该报社向相关部门发函要求协助解决搬家问题。该请示中写明“．．．至于分社提出的其他问题也解决不了。如所谓两个院子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变迁，府学胡同24号六户中早已无一户报社职工在这里居住。菊儿胡同×号属危房改造地区，已全部搬迁重建，也不存在腾空交还的问题。这里需要说明一个情况，1984年分社向我们提出，要在菊儿胡同×号院动工兴建办公楼，催促在这里居住的报社职工尽速搬出。为了支持分社这一工程，报社在资金、宿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自筹资金建造新楼650平方米用于搬迁报社住户。可是后来分社全部盖成宿舍，使用报社的办公用房一间也未归还。我们认为现在分社不应再以两个院子问题为由，提出什么让报社承担租房费用问题，或说什么腾空归还宿舍问题。．．．”。同时，北京日报社亦向新华社北京分社发函，其中写明“．．．至于来函中提出的其他问题也解决不了。如所谓两个院子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变迁，府学胡同24号6户中早已无一户我社职工在此居住。菊儿胡同×号也全部搬迁重建。这里需要说明一个情况，1984年为了支持贵社盖办公楼，报社在资金、宿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自筹资金建造新楼650平方米用于搬迁报社住户。可是后来全部改成宿舍。因此，我们认为不应再以两个院子为由，让报社承担租房费用。．．．”。1991年8月，在相关部门协调下，达成《新华社北京分社、北京日报社关于互相配合保证报社业务楼翻扩建工程顺利施工的协议》，约定新华社北京分社同意在1991年8月20日前搬出现使用的北京日报办公楼，自行解决办公用房和机器设备用房。北京日报社编辑业务楼翻扩建竣工后，如分社的办公楼尚未建成，北京日报社同意新华社北京分社搬回报社编辑业务楼二层西侧原址办公，计办公楼面积330平方米，办公室16．5间。北京日报社要适当提高租金，具体数额另议。新华社北京分社自建的办公楼竣工后，分社同意全部搬出北京日报社，同时，请相关部门积极协调解决北京分社在新建设办公楼中的困难。1997年，北京日报社向新华社北京分社发出《关于说明府学胡同22号院房子问题的函》，载明“贵社就府学胡同×号的房子问题，多次催促我社归还相应面积的住房。．．．1954年，新华社北京分社（前身为华北分社）在东城区菊儿胡同平房内办公。1956年，北京日报社办公楼竣工后，当时报社只有300人左右，办公室比较宽裕。新华分社的负责人多次找到相关部门和报社，要求借助北京日报新楼办公。为了照顾中央在京单位的关系，体谅贵社当时的困难，报社同意贵社的要求，并且将办公楼二层西部14间房，计330平方米借分社作办公用房，产权归属北京日报社。与此相对应，分社将菊儿胡同××号、×号外院和府学胡同22号三处共310平方米（27间）的平房，租给报社职工居住，报社职工按月缴纳房屋。1991年，我社翻建办公楼时，曾就搬家问题与贵社磋商，并且给相关部门打了报告。当时，已经说明了经过30多年的变迁，府学胡同×号6户居民中早已无一户报社职工居住；菊儿胡同××号属危房改造地区，也已全部搬迁重建，不存在报社腾空归还的问题。至于菊儿胡同×号院的问题，1983年，贵社提出要兴建办公楼，表示建好办公楼后，搬出报社。因此，要求报社住在该院的职工尽快搬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是谁建楼谁负责搬迁。但是，考虑到两社一直友好的关系，为了支持贵社建办公楼，我社在资金、宿舍及其困难的情况下，从自筹资金建造的职工宿舍中拿出650平方米面积的房子，及时将报社职工迁出，以保证贵社工程如期施工。这650平方米住房面积已经超出1956年分社租给报社职工三处平房310平方米的一倍多。就是说，在1983年我社已经归还了贵社的三处平房的住房面积。当时，尽管贵社的工程是宿舍，我社并未要求回迁原住房，更未要求贵社搬出报社办公楼办公。1992年报社办公楼翻建不久，贵社也已盖起新办公楼。至此，我们认为我们两社之间关于房子的遗留问题已经解决。．．．”。庭审中，被告提供北京日报社行政处房管科（甲方）与喻守忠（乙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契约》，约定喻守忠承租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号北房2间（房号5、6号），起租日期为1987年1月1日，月租金1．29元。合同中写明乙方承租甲方代管、托管的房屋发还原主时，甲方得终止租约。就此，被告提出喻守忠原系北京日报社职工，1984年就已去世。第三人认可喻守忠系该报社老职工，此房屋在五几年就交给喻守忠居住，当时是为了职工上班、居住方便，类似于宿舍性质。同时，被告在涉诉房屋南侧搭建有自建厨房一处。本院认为：公民及法人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1956年，经相关部门协调，第三人将部分办公楼借给原告办公使用，原告将含涉诉房屋在内的部分房屋借给第三人由第三人职工居住。此后，第三人办公楼要进行修扩建，需原告搬离。就相关问题，原告与第三人曾进行过磋商，经相关部门协调，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从第三人办公楼中搬离。从1997年第三人向原告发出的函件可看出，第三人认为在原告搬离时，双方关于房子的遗留问题已经解决。涉诉房屋原由第三人职工喻守忠承租，三被告系喻守忠亲属，在喻守忠去世后，继续在涉诉房屋中居住。而喻守忠系原告将涉诉房屋交第三人并经第三人分配后使用涉诉房屋。就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互换房屋的遗留问题，若原告认为仍未解决，应先行向第三人主张。原告直接要求三被告腾退涉诉房屋，无相关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的诉讼请求。诉讼费70元，由原告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轶楠人民陪审员  林 曦人民陪审员  赵满红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郑文思书记员孙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