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民终87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敬峰志柔安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高新区浒晨路**。法定代表人：高建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洪英，女，1975年1月14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建良，系沈洪英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建良，男，1972年11月7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上诉人苏州敬峰志柔安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洪英、葛建良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5民初2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服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沈洪英、葛建良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未查清，且忽略了服饰公司在搬离物品时并未与沈洪英、葛建良解除《厂房租赁协议书》，也未曾向沈洪英、葛建良口头或书面提出要解除双方《厂房租赁协议书》。2、服饰公司从未拖欠沈洪英、葛建良水电费。沈洪英、葛建良假借服饰公司拖欠水电费行使所谓留置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葛建良单方采取撬开厂门方式，将强行将货物搬走，此行为严重侵犯服饰公司的财产权。原审法院酌情要求葛建良赔偿服饰公司损失5万元与葛建良给服饰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不对等。4、服饰公司支付给第三人日本立峰商事株式会社499876.34元违约金是根据服饰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定作合同支付的，该款项也已实际转账至第三人账户。并不存在服饰公司弄虚作假。视为葛建良侵权行为给服饰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服饰公司在此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依法该经济损失应当由葛建良承担。5、关于原审判决所述几点合理怀疑的说明。虽然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的儿子系立峰商事株式会社之子，但其在日本作为商事主体系股份公司，服饰公司与第三人系长期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签订的定作合同详细约定了服饰的数量、各颜色所对应的数量系通过现场下单确认。货物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皆按双方惯例方式操作。服饰公司与立峰商事株式会社代表均不是法律专业人士，要求其区分一般违约责任与根本违约解除合同情形，实在强人所难。服饰公司的员工均为熟练工，从事服装生产工作较久。如未出现特殊情形，在服饰公司与第三人约定时间内完成生产任务并非难事。服饰公司陈述的布匹数量不一致亦属正常。6、拟用于生产的布匹强行搬走后，服饰公司积极同沈洪英、葛建良多次沟通要求返还，沈洪英、葛建良均置之不理。服饰公司同时寻求派出所帮助未果。在此情况下，服饰公司未能及时完成定单，再重新原布匹生产厂家重新协商购买新布匹，原生产厂家答复服饰公司原采购布匹系特殊定制产品。在服饰公司要求的生产工期内无法生产完毕。以上种种，皆是服饰公司为了避免损失扩大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服饰公司已穷尽所有办法避免该损失扩大，仍不能避免，服饰公司在此过程中无任何过错。葛建良辩称，服饰公司在未结清水电费的前提下搬离厂房。2016年12月5日，服饰公司另一合伙人到现场协商水电费未果，并发生打架。民警到现场调解，有出警记录为证。中午本人到现场拿出合同要求服饰公司支付完2016年上半年拖欠的水电费。这个水电费是半年一付的，大家都承认的。从2015年10月份到2016年11月30日搬迁之前，服饰公司一分都没付。水电费欠费总金额达到48544.86元，现在在一审法院正在起诉中。2015年12月，我与服饰公司还有一份合同，当时约定挂靠费1000元每月，到搬迁之前一分都没付。服饰公司在没有通知我，没有付清水电费前提下，突然搬迁，当时我也报警过，到派出所也去调解。服饰公司没有提过跟日本公司有这份合同，也没有通过中间人跟我联系过。如果有这个合同我也不会扣他这个布匹的。当时我扣他布匹的目的，是要求水电费协商。服饰公司与立峰商事株式会社预付款10万元人民币，以现金方式收条为证。中国人民银行有规定，超过10000元以上属于大额资金，根据需要支付现金。服饰公司与日本公司合同中并没有指定服装颜色，在国际合同惯例中根本不可能产生这种行为。服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沈洪英、葛建良依法返还服饰公司全部布料；2、判令沈洪英、葛建良赔偿由此给服饰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共计499876.34元；3、判令沈洪英、葛建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0日，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乙方）与沈洪英（甲方）签订《厂房租赁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高新区浒关工业园区浒晨路2号的2号厂房二楼部分出租给乙方作为办公或储存货物使用，建筑面积300平方米；租金4500元/月，每年合计租金54000元，租金每年结算一次，先付后租，押金为一个月租金，到期无争议退还；甲方仓库配备220伏照明电源，仅负责所租用仓库内的照明，乙方如需要提供380伏高压电源或者自来水，需要提前说明；水电费由乙方自行承担，按照工业用水、用电的标准收取：水费3.5元/吨，电费1.45元/度，甲方不提供水电费发票；本协议解除前双方应立即结清所有往来款项及相关单据，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否则甲方有权滞留乙方所存货物，直至款项或单据计算完毕；本协议生效期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30日止。合同最后，甲方沈洪英、乙方吴敬党签字确认。同日，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按约支付了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底的租金54000元及押金4500元，后又于2016年3月支付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的租金54000元。期间，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与案外人曹艳阳于2016年5月共同出资设立了苏州敬峰志柔安服饰有限公司，并将租赁场地供服饰公司经营使用。而沈洪英、葛建良系夫妻关系，租赁场地实际亦由葛建良负责经营管理。2016年12月4日，服饰公司开始将租赁厂房内机器设备及货物搬离。12月5日，葛建良以服饰公司未结清水电费为由，阻拦服饰公司将租赁厂房内货物搬离，为此双方发生争议并报警，但未能协商处理。12月6日上午5时许，葛建良报警称服饰公司欠其水电费，故欲将租客即服饰公司存放在厂房内的货物强行搬离，后葛建良在未听从现场处警人员劝阻的情况下强行将货物搬走。12月6日9时许，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发现公司大门被撬，大量布料被盗，遂报警。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浒墅关派出所调查后发现：货物并未失窃，而是因双方存在经济纠纷，故被房东藏匿。房东葛建良要求对方付清拖欠的费用，否则拒绝归还货物。2016年12月21日，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作出虎公（浒）不立字【2016】6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你于2016年12月6日提出控告的12.6苏州敬峰志柔安服饰有限公司被盗案，经审查认为葛建良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故决定不予立案。2017年3月2日，服饰公司根据其与立峰商事株式会社于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服饰定作合同之约定，向立峰商事株式会社支付违约金8241397日元（服饰公司购买外汇时：人民币499876.34=日元8245519）。因双方就扣留布匹的返还及损害赔偿问题一直未能协商解决，故服饰公司诉至法院。另，对于水电费用缴纳事宜，双方一致确认：水电费先用后交。沈洪英、葛建良为证明服饰公司存在欠付水电费的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1）沈洪英、服饰公司厂房租赁协议书一份及仓储协议书两份，证明沈洪英、葛建良向苏州市苏宁床垫有限公司承租房屋后，将厂房分别转租给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以及案外人韩国鑫、桂肚志，其中韩国鑫租赁期间为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而桂肚志的租赁期间为2015年6月20日至2017年10月30日。（2）收据五份，证明服饰公司向苏州市苏宁床垫有限公司承租房屋后，分别于2016年1月13日、2017年2月10日缴纳水费2065元、8995元，合计11060元；分别于2016年1月13日、2016年7月13日、2017年2月10日缴纳电费24316.5元（注明期间：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47715元（注明期间：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18858元（注明期间：2016年8月至2017年2月），合计90889.5元。（3）通知一份，证明2016年6月30日，沈洪英、葛建良曾通知服饰公司缴纳2016年6月29日前产生的水电费22714元（已扣除之前缴纳的8000度电费合计11500元）。（4）葛建良笔记本中关于服饰公司股东费用缴纳情况及抄表情况的记录，上面载明：吴敬党……2015年电费4月至10月收7500元+4000元；2016年3月29日54000元已收房租；高志闯（系合伙人）收电费10000元；2016年11月30日大箱总10764、小箱15725、蒸汽电一个月使用1047度、水总140。（5）2015年11月23日、2016年1月20日的收据存根，证明前六个月电费合计8000度，于2015年11月23日先收5000度（7500元），于2016年1月20日收余下3000度（4000元）。（6）证人顾某（居民身份证号码）的出庭证言，其提到：拿布当天早上，听葛建良讲，因服饰公司欠水电费所以才拿布匹。（7）证人候某（居民身份证号码）出庭证言，其提到：因葛建良发现电费不对，故要求其为服饰公司安某动力电表，而服饰公司在没有安某动力电表之前，大设备使用过一段时间，其为设备接通电源时，其中有一路线没有走表，后来葛建良就发现费用不对。对此，服饰公司认为，证据（1）沈洪英、服饰公司之间的厂房租赁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沈洪英与另两名租客签署的仓储协议书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的，也只能反映沈洪英向房东缴纳的水电费，与本案无关；证据（3）不予认可，服饰公司没有看到过该通知；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5）金额没有异议，但具体算到哪一天双方没有约定；证据（6），证人领取被告工资，与沈洪英、葛建良存在利害关系，故不予认可；证据（7），电线电表确实是证人安某的，但不能证明存在偷电行为。服饰公司为证明其缴纳的水电费，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8）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两份，证明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分别于2015年11月24日、2015年12月30日向葛建良支付电费7500元（交易用途注明：5000度电费*1.5）和4000元（交易用途注明：3000度电费）。证据（9）股东曹艳阳的中国银行流水，证明曹艳阳于2016年7月11日支付葛建良电费10000元；另外，其分别于2016年3月24日、3月29日支付租金30000元和24000元，合计54000元。对此，沈洪英、葛建良认为，证据（8）、（9）真实性予以确认。庭审中，服饰公司承认：在搬离厂房前没有主动与沈洪英、葛建良抄表，结清水电费用；12月5日，沈洪英、葛建良发现服饰公司搬厂行为后提出结清水电费用，服饰公司也没有主动协商水电费结算事宜；后葛建良强行扣留货物后，服饰公司也未主动与沈洪英、葛建良协商水电费结算问题。另查明，根据服饰公司提供的证据，服饰公司（作为乙方）与立峰商事株式会社（作为甲方）在2016年8月15日签订服饰定作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定做服饰,其中亮片上衣1500件（仅有款式、尺寸、数量，并无颜色对应的数量）、亮片马甲1500件（仅有款式、尺寸、数量，并无颜色对应的数量），合同价款总计720000元人民币。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乙方必须将货送到甲方公司（运输方式、费用未约定）；货到验收后一个月之内，甲方需汇款到乙方指定银行（账号未约定）。与此合同签订同时，甲方向乙方付预付款（定金）10万元人民币，收条为证；此合同生效后，甲方不可以取消或更改订单，否则乙方可不退定金给甲方；如因乙方原因造成不能按此合同交货，乙方须退还此定金给甲方。乙方必须严守到货期。如逾期到货，乙方必须在一个月内向甲方付违约金50万元人民币作为赔偿，赔偿方式为汇款到甲方指定银行（账号未约定）。乙方履行赔偿义务后，甲方保证就此事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乙方提出任何赔偿费用要求。庭审中，服饰公司承认立峰商事株式会社法定代表人吴立峰为其股东吴敬党之子，并称合同约定立峰商事株式会社应支付的10万元定金为现金支付，为此服饰公司还出具了收条。合同签订后，服饰公司分四批向绍兴县浩宗绣品有限公司采购面料，其中：2016年8月25日，采购5匹328米共计金额3280元；9月13日，采购10匹845.5米共计金额8450元；9月24日，分别采购42匹3261.1米共计金额32611元，8匹630.5米共计金额6305元，以上合计50646元。另外，于2016年8月17日向长兴虹慧纺织有限公司采购面料13323元。庭审中，服饰公司承认在12月5日搬厂家前，上述合同所涉衣服并未组织生产，而搬家至恢复生产需要两天时间左右，搬厂时旧厂带了6个员工，重新招聘了15名左右的员工，并称空运需要三天到货。又查明，庭审中，服饰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葛建良搬走布匹的具体数量。但其股东吴敬党在2016年12月6日报警时称有几百卷布料被盗，总价值在20万左右；在2017年9月21日庭审中，服饰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建路陈述要求返还50匹左右布料；在2017年10月26日庭审中，服饰公司代理人陈述当天葛建良拉走了40多匹布；2018年1月9日庭审中，服饰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建路陈述葛建良偷走了公司布料200多匹；2018年7月24日庭审中，服饰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建路陈述葛建良偷走了公司布料200多匹。一审法院根据葛建良陈述于2018年7月5日会同双方进行现场清点，留存于沈洪英、葛建良处的布匹清单如下：纸衬8卷、黄色亮片布7匹、红色亮片布7匹、玫红色亮片布3匹、绿色亮片布5匹、紫色亮片布7匹、白色亮片布10匹、深蓝色亮片布3匹。现场征询服饰公司是否愿意取回上述布匹时，服饰公司表示不愿意取回，待判决生效后才能取回。再查明，服饰公司明确本案全部诉请均基于侵权法律关系来主张，而非基于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以上事实，由厂房租赁协议书、工商资料、接处警记录、订货单、证明、合同、汇款申请书、交易记录证明、收据、银行电子回单、仓储协议书、收据、厂房租赁合同、笔记本复印件、布匹照片、房产证复印件、收据存根、接处警记录证明、情况说明、不予立案通知书、通知、证人证言以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关于服饰公司要求沈洪英、葛建良返还全部布料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与沈洪英签订《厂房租赁协议书》约定，协议解除前，双方应立即结清所有往来款项及相关单据，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否则甲方有权滞留乙方所存货物，直至款项或单据计算完毕。但鉴于葛建良系采取撬开厂门方式强行将货物搬走，上述行为超过了法律保护的必要限度，因此，对于服饰公司的上述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诉讼中服饰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葛建良搬走布匹的具体数量，且服饰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前后陈述多处矛盾，一审法院根据葛建良的陈述及2018年7月5日现场清点记录，留存于葛建良处的布匹为42匹及纸衬8卷，葛建良应予以返还。关于服饰公司要求沈洪英、葛建良赔偿经济损失共计499876.34元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葛建良采取撬开厂门方式强行搬走货物的行为，超过了法律保护的必要限度，存在明显过错。而服饰公司在搬离厂房时在葛建良提出结清水电费用后未主动抄表并协商水电费结算事宜，后在葛建良强行扣留货物后，仍未主动与葛建良抄表并协商水电费结算问题，故对于本案纠纷的发生亦存在重大过错。其次，虽然服饰公司提供了其与立峰商事株式会社签订的服饰定作合同，也提供了违约金的支付凭证，但鉴于合同相对方存在父子关系，且纠纷发生过程中，服饰公司也始终未向葛建良提及扣留布匹可能导致重大违约赔偿事宜，却在双方没有任何书面函件的情形下，在起诉前主动支付巨额违约金，因此，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应从严审查。纵观本案，无论是服饰公司提供的证据，还是其当庭陈述，存在以下合理怀疑：1、服饰定作合同虽然约定了服饰的数量，但是各款颜色服饰所对应的数量却未约定，对于货物运输的方式、费用承担也未约定，合同约定汇款到指定银行，但收款账号却未约定，违约责任甚至未区分一般违约责任和根本违约解除合同情形，因此，上述合同作为真实客观的国际贸易合同显然有失合理性；2、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交货期为2016年12月31日之前（服饰公司称货运需要三天），如逾期交货，将面临巨额赔偿，但原告面对如此重要合同，在交货期到来前，却于12月5日整体搬厂并几乎重新招募员工组织生产，甚至在搬厂前上述合同所涉衣服一件也未组织生产，而在纠纷发生后，更未积极采取措施恢复生产，明显缺乏合理性。再次，从服饰公司对于布匹被盗数量的历次陈述来看，服饰公司陈述明显缺乏诚信。综合以上因素，一审法院对服饰公司主张的损失499876.34元不予认可，但是，鉴于葛建良的行为客观上必然给服饰公司带来一定的损失，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及服饰公司、葛建良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支持葛建良赔偿服饰公司损失5万元。至于服饰公司要求沈洪英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沈洪英并非侵权行为实施者，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故对其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葛建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苏州敬峰志柔安服饰有限公司布匹42匹及纸衬8卷。二、被告葛建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苏州敬峰志柔安服饰有限公司损失5万元。三、驳回原告苏州敬峰志柔安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苏州敬峰志柔安服饰有限公司负担7925元，由被告葛建良负担1875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与沈洪英签订《厂房租赁协议书》后，2016年12月5日，葛建良以服饰公司未结清水电费为由阻拦服饰公司将租赁厂房内货物搬离，上述行为超过法律保护的必要限度。服饰公司有权请求葛建良承担侵权责任。服饰公司租赁合同虽未到期，但其在未通知出租人情况下，搬离机器设备及货物，并拒绝与出租人核对水电费用。对出租人提出的承租人不履行合同的合理怀疑未作合理解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服饰公司对本案纠纷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焦点是服饰公司因葛健良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服饰公司主张其经济损失的依据是其与立峰商事株式会社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定作合同，因葛建良侵权行为造成该合同无法履行而产生的违约赔偿。鉴于服饰公司股东吴敬党与立峰商事株式会社法定代表人吴立峰系父子关系。一审判决认为服饰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存在多项合理怀疑。服饰公司在上诉中虽作出说明，仍不足以排除一审判决所指出的合理怀疑。服饰公司提交的定作合同仅有款式、尺寸、数量，并无颜色对应的数量。服饰公司称各款颜色所对应的数量系通过现场下订单确认。在服饰公司所称的立峰商事株式会社具体订单尚未确认，距交货日尚余25日尚未组织生产，且主动支付违约金，有违一般商业惯例。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服饰公司提交的损失499876.34元依据不足，并无不当。一审判决酌情支持服饰公司5万元损失裁量适当。综上所述，苏州敬峰志柔安服饰有限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苏州敬峰志柔安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稚群审判员  杨 兵审判员  沈维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姜 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