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1民初7349号原告：浦长喜，男，1948年9月2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殿芳，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海涛，男，1978年8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樱，北京市京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浦长喜与被告刘海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浦长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殿芳、被告刘海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浦长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海涛返还款项2万元；2.诉讼费用由刘海涛负担。事实与理由：我与刘海涛的岳母刘某曾系恋爱关系，因刘某而相识。期间，刘海涛以买房缺钱为由向我借款2万元。因碍于与刘海涛岳母刘某的恋爱关系，我没有要求刘海涛出具借条。我与刘某结束恋爱关系后，要求刘海涛还款，但其予以拒绝。就此事，我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该院以某某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我的起诉。当时的2万元款项是刘海涛以借款的名义提出的，我也以为是借款所以才交付的，但现在刘海涛却否认是借款关系且取得了法院的支持，在此情况下，我存在2万元的实际损失，刘海涛获得了2万元的实际利益，刘海涛否认借款关系，且没有其他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获取该2万元利益应当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刘海涛辩称，请求依法驳回浦长喜的诉讼请求。第一，浦长喜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浦长喜是2011年7月通过某某银行向刘海涛转款2万元，以不当得利为案由提起的诉讼，诉讼时效为3年，浦长喜自知道该事实距今已6年半，超过了诉讼时效，应予驳回。第二，不当得利不能成立。浦长喜的转款行为是有法律依据的，浦长喜与刘海涛并非不相识，而是名义上的翁婿关系，2010年5月，刘海涛的岳母刘某与浦长喜相识，2010年10月居住在一起，刘海涛与刘某的女儿王某于2011年2月结婚，同年7、8月份举行的婚礼。当时浦长喜以岳父的身份参加了婚礼，婚礼上在双方父母的主席就坐。婚礼前，浦长喜以其与刘某的共同名义，以祝福新人的名义向刘海涛给付2万元礼金，给付2万元是有赠与的法律关系，不存在不当得利。当时浦长喜与刘某共同生活，虽然是以浦长喜的银行账户汇款，但应该是浦长喜与刘某共同赠与给刘海涛和刘某的女儿王某的。浦长喜与刘海涛夫妻之间经常有经济往来，浦长喜与刘某相处一年多后，因感情不和分手，分手后没有分家析产。4年后，浦长喜找到一个汇款单，以民间借贷为案由向西城法院起诉，被驳回。浦长喜的汇款行为就是赠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浦长喜于2011年7月1日通过其中国某某银行账户某某向刘海涛中国某某银行账户某某转款2万元。针对该笔款项，浦长喜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将刘海涛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刘海涛偿还借款2万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某某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因浦长喜关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无法确认浦长喜与刘海涛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裁定驳回浦长喜的起诉。浦长喜对该裁定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2016）某某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浦长喜仅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刘海涛转款2万元，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款项的性质系借贷，一审驳回浦长喜的起诉并无不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刘海涛提交浦长喜书写的字条两份，2010年11月21日的字条证明浦长喜与刘某共同生活，共同进行经济活动；2011年7月13日的字条，证明浦长喜曾向刘海涛的爱人王某借款5000元，浦长喜与刘海涛夫妻之间经常有经济往来，如果是借款都是会打条的。其中落款日期为2010年11月21日的字条载明：“自从认识我长喜后在今天有所畅言把这次法院判决完的结果变现钱后由刘某掌握，把近期拍卖作品变成钱后的额度由刘某掌握写字人：浦长喜”；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13日的字条载明：“今从某某手中借5000元为交这次诉讼费与房费，浦长喜本人以记载的方式记下来，一、记住关键的历史时刻，二是还人情感情亲情债所以牢牢记住2011年7月13日晚上记浦长喜2011.7.13房东收房费1000元特记”。浦长喜对上述字条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刘海涛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质证称为了与刘某交往，才写的2010年11月21的保证；5000元借款这个时间要晚于浦长喜转账给刘海涛的时间，浦长喜与王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浦长喜从王某那儿拿5000元钱要写借条，恰恰证明双方之间没有达到翁婿这么亲密的关系。刘海涛提交刘某书写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浦长喜与刘某共同生活，刘海涛是刘某的女婿，刘海涛与浦长喜是亲属关系。该《情况说明》载明：“我与浦长喜是2010年5月份通过五棵松的一个婚介所介绍认识的。当时他的情况是：工资只有1000多，他正在和他的儿子打官司，打完官司买房子，我就同意和他相处。在2010年10月份，我们就在一起生活了，当时我们在某某室合租的房子，房租金每月是1000元。生活费每个月是1000元左右，都是由我付（因他当时正在和他儿子打官司）冬天特别冷，他还穿单薄的衣服，我女儿给他买衣服等。但是后来因我俩感情不合，我觉着我们不是一路人。我提出分手，分手后他还多次找我纠缠。我们于2011年11月份分开的。说明人：刘某”。浦长喜对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质证称刘某是刘海涛的岳母，存在利害关系，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刘海涛提交照片三张，证明浦长喜以岳父的身份参加了刘海涛的婚礼，双方存在特殊的亲属关系，婚礼前2万元的转款是赠与。浦长喜对照片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刘海涛提交其妻子王某给浦长喜汇款2000元的某某银行客户回单，证明刘海涛与浦长喜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浦长喜对某某银行客户回单的真实性认可，确实收到了上述款项，但对于存款人是谁无法确认。上述事实，有浦长喜提供的中国某某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某某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某某号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是本案是否成立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011年7月1日，浦长喜向刘海涛转款2万元，浦长喜于2015年3月16日，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刘海涛返还该2万元款项。虽浦长喜起诉的案由是民间借贷而非不当得利，但其追偿的是同一款项，无论浦长喜以何种名义起诉，其在实体法上都只有一次获得给付的可能性，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启动了对这一给付的救济程序，故应当认定此时诉讼时效已经中断。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某某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浦长喜的起诉。浦长喜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该院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2016）某某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浦长喜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浦长喜于2017年12月29日，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诉至本院，要求刘海涛返还2万元款项，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对于刘海涛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二、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利益，致他人受有损害的情形。利益的取得无法律上的原因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考察我国现有法律，并没有法律对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作出专门规定，故在该类案件中，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由主张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存在一方对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包括“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本案中，浦长喜以不当得利起诉，就应当按照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主张事实，提供证据。本案中，先有浦长喜主动的给付行为，才有刘海涛账户上的入款记录，浦长喜使自己的财产发生变动必然基于某一法律关系，现其要求恢复利益变动前的状态，应承担给付原因不存在或丧失等证明责任。借贷关系不成立，并不必然导致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结论的成立。民间借贷案件中浦长喜未尽证明义务而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客观上并不改变浦长喜交付刘海涛2万元钱款之法律性质。在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中，应由请求权人负担所有请求权成立要件，包括“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是给付目的的欠缺。本案中，浦长喜继续主张刘海涛系因购买房屋需要向其借款2万元的事实，故此浦长喜的转账行为不属于“给付欠缺目的”，恰恰是有目的而为之，即有法律上的原因的给付。浦长喜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刘海涛返还2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浦长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90元，由浦长喜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乐审 判 员  万 青人民陪审员  范立英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贺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