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4民初14982号原告：项维仁，男，汉族，1947年7月27日出生，住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福建路16号3号楼1单元601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国大师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红荔西路香蜜湖娱乐城**香蜜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34。法定代表人：许昕，系总经理。被告：张汝财，男，汉族，1953年12月25日出生，住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新华西路新艺胡同特艺厂生活区2单元201室。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穆银丽，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亮，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项维仁诉被告深圳市国大师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大师公司）、张汝财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16日、2018年1月15日及2018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被告张汝财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穆银丽、张浩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项维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国大师公司移除其网站“国之宝××”上上传的使用了原告画作的《福禄寿三星》、《普渡四海》、《宫廷伎乐》、《贵妃醉酒》、《巧姐》的鼻烟壶图片；2.被告张汝财就侵犯原告著作人身权在《法制日报》中缝以外版面刊登声明、赔礼道歉；3.被告张汝财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连环画研究会理事、青岛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等，创作作品上万幅，曾参加全国美展和国际美展，荣获大奖，荣膺中国文联“1999中国百杰画家”和“2001中国山水画二百家”称号。被告国大师公司的网站“国之宝××”有介绍被告张汝财的页面，并附有多幅鼻烟壶图案，其中的三只鼻烟壶共使用了原告的七幅画作，详情如下：1、名为《福禄寿三星》的鼻烟壶图案，使用了原告的《南极星辉》，见2007年1月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彩炫笔歌---项维仁工笔人物画》（以下简称《彩炫笔歌》）第103页。原作中的题款印章被裁去，换成了“福禄寿三星辛卯冬月汝财作于一壶斋”，原作中的松枝斜向下垂改为横向伸展，寿星的拐杖上面增加了一只大蝙蝠。2、名为《普渡四海》的鼻烟壶图案（与《福禄寿三星》的鼻烟壶图案同属一只鼻烟壶的前后两面），使用了原告的《普渡四海》，见《彩炫笔歌》第93页。原作中的题款印章被裁去，改成了“普渡四海辛卯冬月拟维仁先生画意汝财作于一壶斋”。3、名为《宫廷伎乐》的鼻烟壶图案，使用了原告的《玉瑶醉春图》，见《彩炫笔歌》第48、49页，原作中的题款印章被裁去，改为“宫廷伎乐图时在戊子年汝财作于一壶斋”。原作中右边四个人物和左侧画缸与轴画被使用，鼻烟壶左侧人物是原告的《丝竹婉曲》（见《彩炫笔歌》第47页）中左侧人物。4、名为《贵妃醉酒》的鼻烟壶图案（与《宫廷伎乐》的鼻烟壶图案同属一只鼻烟壶的前后两面），使用了原告的《玉瑶醉春图》中杨贵妃和跪地捧壶侍女，物件如大酒坛、香炉、席子、几案、食盒也使用了，站立托果侍女使用的是原告《胡令能咏绣幛诗意图》（见《彩炫笔歌》第46页）中的侍女，背身捧盒侍女使用的是《贵妃回眸图》（见《彩炫笔歌》第32、33页）中左起第二人，鼻烟壶上题款“贵妃醉酒图时在戊子冬月汝财拟维仁先生笔意于一壶斋”。5、名为《巧姐》的鼻烟壶图案，使用了原告的《娇娜》，见2008年9月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娇娜》封面，原作图章被裁去，鼻烟壶上题款“巧姐时在己丑秋月汝财作于一壶斋南窗下”，该鼻烟壶背面是题诗。张汝财的鼻烟壶产品价值不菲，他的《佛祖十八罗汉图》，每只售价120万。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在鼻烟壶技艺传承上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并没有擅自使用他人画作的特权，他同样应该尊重他人的智力劳动。张汝财侵犯了原告的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财产权中的复制、发行权。国大师公司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特诉至法院。被告国大师公司辩称，1、国大师公司系工艺美术作品以及工艺美术大师及非物文化遗产的传播平台，所展示的被告张汝财的作品没有侵犯原告的任何著作权。该平台仅对各个艺术大师及工艺美术大师的传承人的艺术作品进行展示，仅对其丰硕成果进行展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和推广中国工艺美术的特殊造诣，故该平台没有任何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也没有任何通过展示谋取任何利益的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国大师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张汝财辩称，本案原告所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张汝财没有行使任何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对被告张汝财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张汝财的作品与原告的作品属于不同体系的作品，不构成任何侵权行为。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涉案作品均一一进行了比对，被告张汝财是目前为止杰出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认定的工艺美术大师，其作品衡水内画具有其艺术特色和特点，其作品的来源是敦煌、我国众多艺术家、工艺美术大师及瓷器雕刻大师共同创作的艺术作品，不是本案原告任何单一具有著作权的作品，因此不构成任何侵权。我们有针对每一项作品的罗列和详细说明，以及作品中衡水内画的特殊技艺及特殊绘画方法，均对作品进行了阐述和说明。综上，被告张汝财的作品具有独创性，属于著作权的保护范围，被告张汝财的涉案鼻烟壶衡水内画作品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对本案原告所诉的作品没有任何侵权行为。被告张汝财创作的鼻烟壶工艺美术作品与原告创作的纸质美术作品根本不同，其体系和艺术造诣属于两个不同的品种。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举证、质证意见及其庭审陈述，本院对案件事实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主张著作权作品的事实。本案中，原告主张著作权的作品类型为美术作品，包括《南极星辉》、《普渡四海》、《玉瑶醉春图》、《丝竹婉曲》、《胡令能咏绣幛诗意图》、《贵妃回眸图》、《娇娜》等七幅，且原告主张其系上述美术作品的作者。对于上述美术作品的创作及发表时间，原告主张，《娇娜》连环画于2008年9月出版，其他6幅作品均已收入《彩炫笔歌》，于2007年1月出版；在此之前，原告已将上述作品创作完成。对此，原告提交了以下出版物：1、福建美术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的《彩炫笔歌——项维仁工笔人物画》（以下简称《彩炫笔歌》）。该出版物载有项维仁照片及其简介，包括项维仁于1947年出生于青岛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连环画研究会理事、青岛市高级专家、国家一级美术师等，出版个人美术专集、入编画册杂志刊介以及为文学作品等创作插图近万幅，荣膺中国文联“1999中国百杰画家”和“2001中国山水画200家”称号。2、山东美术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的连环画《娇娜——聊斋志异故事选13》，该出版物封面载明原著蒲松龄、改编红星长瀛、绘画项维仁。二、关于原告主张的两被告侵权事实。原告主张，被告张汝财实施了复制、修改原告作品并进行展览、出版发行的行为，侵犯了原告著作权；被告国大师公司在其网址为××的网站上传播被控侵权作品，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原告提交的上海市长宁公证处（2015）沪长证字第7367号公证书载明，2015年9月18日，该公证处工作人员以及原告委托代理人通过上述公证处电脑连接网络，实施了证据保全行为。上述保全过程及记录显示：1、网址为××的网站上展示了被告张汝财作品，其中包括被控侵权的《福禄寿三星》、《普渡西海》（同《福禄寿三星》）、《贵妃醉酒》（同《宫廷技乐》）的三只鼻烟壶在内，并附有被告张汝财及被告国大师公司的简介。被告张汝财简介主要内容：张汝财，1970年参加工作，衡水一壶斋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艺美术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中国内画艺术委员会主任，2002年6月评为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等。被告国大师公司简介：国大师公司是专门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为主体的艺术品公司，着力打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宣传与推介、原创及衍生品的开发、高端艺术品交易等三大平台；公司已与120余位国大师公司签约合作，展厅内长期展出他们的代表作300余件，涵盖全部六届国大师，是国内领先的国大师公司作品交易中心。被告国大师公司简介页面还附有该公司地址、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2、山西新闻网刊载了《世界最大内画水晶球里画的啥？一幅祖国的大好河山图》（2013年7月2日）一文，载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汝财，为了此次展览，带来了压箱底儿的“宝贝”——鼻烟壶《佛祖十八罗汉图》，每幅内画的作品都不同，材质是纯天然水晶，制作工艺非常精美，共有10个壶，每个售价120万。被告国大师公司否认上述网址为××的网站系其经营。2017年11月16日庭审时，当庭登录工信部ICP备案查询系统进行查询，显示上述网站备案者为被告国大师公司，审核时间为2017年4月27日。被告张汝财确认上述网站展示的鼻烟壶系其创作，是结合所有艺术作品并通过衡水内画的特殊工艺创作的，并知晓其作品展示在上述网站，但不清楚何时展示的。原告另提交了《双冠大师张汝财——内画鼻烟壶精品集》以及宣传册等证据，证明《双冠大师张汝财——内画鼻烟壶精品集》以及第九届、第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专场拍卖会展示了被控侵权的鼻烟壶。三、关于被告张汝财抗辩主张的事实。河北省石家庄市太行公证处（2017）冀石太证民字第7757号公证书载明，2017年7月31日，被告张汝财在场，公证人员操作该公证处电脑进行了证据保全。该保全过程显示：1、打开360浏览器进入360导航页面，在搜索栏输入“刘凌沧作品”并点击360图片按钮，在搜索结果页面点击第一页第二行左起第四张图片，显示一幅“刘凌沧仕女人物画作品”。2、返回360导航页面，在搜索栏输入“贵妃回眸图”并点击360图片按钮，在搜索结果页面点击第一页第一行左起第一张图片，显示作者刘学多的“贵妃回眸图”。3、返回360导航页面，在搜索栏输入“吴光宇四条屏作品”并点击360图片按钮，在搜索结果页面点击第一页第一行左起第三张图片，显示“吴光宇人物作品四条屏”。4、返回360导航页面，进入“博宝拍卖网”，在搜索栏输入“贵妃醉酒”进行搜索，在搜索结果页面点击第三行左起第二张图片，显示由澳门中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展示的拍卖品“临敦煌贵妃醉酒镜心”，作者张大千。5、返回“博宝拍卖网”，在搜索栏输入“项维仁”进行搜索，在搜索结果页面点击第三页第五行左起第三张图片，显示由北京百雅轩拍卖有限公司展示的拍卖品“教子图镜心”，作者项维仁。分别进入上述搜索结果页面第四页、第七页、第八页、第九页、第十页、第五页，点击相关图片，分别显示作者项维仁的“教子图”、“贵妃回眸图”、“人物四屏”、“玉瑶醉春图”。6、关闭相关页面，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在站内搜索栏输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生产线保护示范基地”进行搜索，显示结果载明“衡水内画”作为传统美术类项目名列其中。被告张汝财另提交了荣誉证书，用以证明其系当代著名的工艺品美术大师，其鼻烟壶工艺美术作品在当代负有盛名，为中国民间工艺品行业发展贡献了非常大的力量，其作品是对历史上其他艺术大师作品通过衡水内画特殊工艺进行创作的作品，未侵犯原告著作权。四、关于被控侵权的鼻烟壶图案与原告主张著作权的美术作品比对事实。原告主张，被控侵权的三只鼻烟壶五幅图案中共使用了原告的七幅美术作品。本院将被控侵权的鼻烟壶图案与原告主张著作权的美术作品进行比对的情况如下：1.将被控侵权的《福禄寿三星》鼻烟壶图案，与原告主张著作权的《南极星辉》作品相比对，两者相同之处：构图元素均包括寿星、男童、女童、鹿、松树、寿桃、拐杖、葫芦等，构图布局、人物神态、人物动作、鹿的姿态等方面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主要有：《南极星辉》中的松树所占比例较大，松枝斜向下垂，而《福禄寿三星》鼻烟壶图案中的松树所占比例较小，松枝横向伸展；《福禄寿三星》鼻烟壶图案中寿星拐杖上方增加了一只大蝙蝠图案，《南极星辉》则没有蝙蝠图案；两者在地面描绘、人物着装颜色、寿星眼睛、男童抓髻、女童所托物品、鹿身斑点等细节描绘方面亦存在差异。被控侵权鼻烟壶上题款“福禄寿三星辛卯冬月汝财作于一壶斋”。2、将被控侵权的《普渡四海》鼻烟壶图案，与原告主张著作权的《普渡四海》作品相比对，两者相同之处：构图元素均包括观音菩萨、两位童子、莲花座、浪花等，构图布局、人物神态、人物动作等方面基本相同。两者不同之处：菩萨眼睛、面部表情、耳坠、项链、衣服颜色、飘带颜色均存在差异，其中《普渡四海》鼻烟壶图案的菩萨左侧飘带被遮挡，而原告《普渡四海》作品中的菩萨左侧飘带从左侧童子身前飘过；两位童子着装颜色、面部表情存在差异；莲花座颜色、浪花形态亦存在差异。被控侵权鼻烟壶上题款“普渡四海辛卯冬月拟维仁先生画意汝财作于一壶斋”。3、将被控侵权的《宫廷伎乐》鼻烟壶图案，与原告主张著作权的《玉瑶醉春图》《丝竹婉曲》作品相比对，两者相同之处：《宫廷技乐》鼻烟壶图案左下方吹笙仕女的构图、体态、姿势，与原告《丝竹婉曲》中的吹笙仕女基本相同；《宫廷伎乐》鼻烟壶图案中的敲鼓仕女、抚琴仕女、吹箫仕女、琵琶仕女构图、体态、姿势，与原告《玉瑶醉春图》中的敲鼓仕女、抚琴仕女、吹箫仕女、琵琶仕女基本相同，且两者均包含画缸、画轴。两者不同之处：吹笙仕女方面，两者衣服、裙子、飘带、头饰、手镯颜色不同，笙底部颜色不一，且原告《丝竹婉曲》中的吹笙仕女身体更为前倾。敲鼓仕女方面，两者衣服颜色、鼓颜色、手镯颜色不一。抚琴仕女方面，两者在仕女衣服、裙子、披肩的颜色以及面部表情、是否低头方面存在差异。吹箫仕女方面，两者在仕女衣领、披肩、裙子、飘带、头饰的颜色以及箫的颜色等方面存在差异。琵琶仕女方面，两者在仕女衣服、裙子、头饰以及面部表情等方面存在差异。被控侵权鼻烟壶上题款“宫廷伎乐图时在戊子年汝财作于一壶斋”。4、将被控侵权的《贵妃醉酒》鼻烟壶图案，与原告主张著作权的《玉瑶醉春图》、《胡令能咏绣幛诗意图》、《贵妃回眸图》作品相比对，两者相同之处：《贵妃醉酒》鼻烟壶图案杨贵妃以及跪地捧壶仕女的构图、体态、姿势，与原告《玉瑶醉春图》中的杨贵妃以及跪地捧壶仕女基本相同；《贵妃醉酒》鼻烟壶图案中的正面端果盘仕女构图、体态、姿势，与原告《胡令能咏绣幛诗意图》中的端果盘仕女基本相同；《贵妃醉酒》鼻烟壶图案中的背面捧盒仕女构图、体态、姿势，与原告《贵妃回眸图》中的捧盒仕女基本相同。两者不同之处：杨贵妃头戴花的颜色、位置，杨贵妃的眼睛、面部表情以及杨贵妃腰带、飘带颜色、裙子上的图案不同；斟酒仕女的衣服、头饰、手镯不同；正面端果盘仕女的脸型、发型、眼睛、表情、头饰、腰带、手镯均不相同；背面捧盒仕女的衣服、裙子、披肩、头饰均不相同。被控侵权鼻烟壶上题款“贵妃醉酒图时在戊子冬月汝财拟维仁先生笔意于一壶斋”。5、将被控侵权的《巧姐》鼻烟壶图案，与原告主张著作权的《娇娜》封面作品相比对，两者相同之处：人物构图、着装风格、体态、姿势基本相同。两者不同之处：《巧姐》鼻烟壶图案的背景为花园，《娇娜》封面作品的背景为荷塘边；人物的裙边、耳坠、头饰颜色不一。被控侵权鼻烟壶上题款“巧姐时在己丑秋月汝财作于一壶斋南窗下”。五、其他事实。1、被告张汝财以公证取证的方式，通过互联网对“普渡四海”作品进行了搜索，结果显示王旭、方昊的《普渡四海》与涉案原告作品《普渡四海》构成相似，被告张汝财主张原告作品系对他人在先作品的简单复制，不具有著作权。2、被告张汝财另提交了《校企合作协议书》、《实习培训基地协议书》等证据，主张其作品均用于教学、培训及传统工艺美术的公益传承、推广，不构成侵权。六、委托鉴定情况。2018年10月10日，我院依法委托深圳市版权协会组织专家就本案所涉及的原告作品与被控侵权作品进行比对，并出具被控侵权作品是否构成侵权的鉴定意见。2018年11月2日，深圳市版权协会出具了专家鉴定意见书（2018深版协鉴字第F002号），其记载：对原告项维仁所提交的《彩炫笔歌》一书中103页右上图《南极星辉》；93页《普渡四海》；48、49页《玉瑶醉春图》；47页《丝竹婉曲》；46页《胡令能咏绣障诗意图》；32页、33页《贵妃回眸图》；17页《唐宫伎乐图》；以及名曰《乔娜》的扫描图与被控侵权作品《福禄寿三星》《普渡四海》鼻烟壶照片扫描件；《宫廷伎乐》《贵妃醉酒》鼻烟壶照片扫描件；《巧姐》鼻烟壶照片扫描件进行比对，并作出了专家意见书。详细内容如下：一、鉴定方法：使用PhotoshopCS官方简体中文版软件，采用图形分层比对方法进行比对。二、比对情况：1、《乔娜》与《巧姐》（1）人物比对：人物比例相同，头部扭动的角度略显不同，人物发饰、发型相同，面部表情略显不同；动作姿态相同，服装款式相同颜色相近，图案相似，衣服及裙子的褶皱相同。不构成复制，但构成临摹抄袭。（2）背景不同。结论：两幅图题材、人物特征、服装、姿态等构成元素有实质性相似，不同之处是背景不同。2、《南极星辉》与《福禄寿三星》（1）画面比对：构图相同，画面元素相同，松树陪衬、由老寿星、扛寿桃男童和托葡萄女童组成、老寿星骑在梅花鹿上手拿挂葫芦的手杖，三个人物之间的比例相同。（2）人物比对：1、女童头部扭动的角度略显不同，人物发饰、发型相同，面部表情略显不同；动作姿态相同，服装款式相同颜色相近，图案相似，衣服及裙子的褶皱相同、托盘内水果不同。2、男童动作相同、姿态相同所拿寿桃一样，表情略微不同，被告男童头发上多了一朵花，服装款式相同颜色相近，衣服的褶皱几乎相同，鞋和裤子一样。3、老寿星动作、手杖及葫芦、服饰基本相同，表情相近头饰相同，除胡须略微不同，服装褶皱处几乎相同，人物与梅花鹿的比例也相同，服装颜色相近，鞋子的造型相同，梅花鹿的走姿相同，身上的花点略微不同。结论：总体画面构成元素绝大部分相同，松树陪衬下三个人物之间比例及梅花鹿的构图相同，两幅图题材相近、人物特征、服装、姿态、背景等构成元素有实质性相似。不同之处是背景略有不同，被告在画面多了一个蝙蝠，松树的姿态不同，名称不同。3、《普渡四海》与《普渡四海》（1）画面比对：构图相同，画面元素相同，人物角色相同，装束道具相同，莲花结构相同，柳叶条相同，云结构相同。（2）人物比对：观音头部周围的火圈由11朵火焰组成，数量相同，头饰头巾结构相同，项链结构相同，拿瓶的手型相同，服饰及衣服褶皱大部分相同，身高相同，光环相同。（3）左童发型、服饰、服装、飘带、叶片草裙、衣服皱褶相同，色彩有所不同，头部角度有所不同，站姿相同，站立位置略微偏上。（4）右童发型相同，动作相同，服饰、服装相同，手捧的器皿相同，头部角度略有不同，没有原告那么仰视，飘带走势僵硬没有原告的飘带自然，服装色彩接近，站立位置偏上。结论：构图相同，画面元素相同，人物角色相同，装束道具相同，莲花结构相同，柳叶条相同，云的结构相同。名称相同，都是“普渡四海”。4、《玉瑶醉春图》、《胡令能咏绣障诗意图》、《贵妃回眸图》与《贵妃醉酒》（1）画面比对：画面人物角色与右面所列的四副图中的人物雷同，装束道具相同，姿态相同，背景不同。（2）人物比对：鼻烟壶左一侍女与《彩炫笔歌》一书32页、33页《贵妃回眸图》中左二侍女姿态一样，服装一样，衣服褶皱一样，衣服色彩不同，围裙图案不同，色彩不同，器皿雷同，发型相近、头饰不同。人物的结构和比例相同。左二吹排箫仕女与《彩炫笔歌》一书17页《唐宫伎乐图》中左上坐姿一样，乐器一样，服装款式、色彩近似，发型不同。中间横卧贵妃与《彩炫笔歌》一书48、49页《玉瑶醉春图》中的贵妃姿态一样、手势一样，头饰一样、项链一样，服装款式一样、颜色雷同，面部表情和角度有所不同，道具（桌子、果盘、水果、扇子、香炉、、地毯木箱、）位置和结构一样、款式一样，右侧端茶壶的侍女姿态一样、茶壶一样，服装款式一样，发型雷同、发饰不同面部表情和角度不同。右侧站立的侍女与《彩炫笔歌》一书46页《胡令能咏绣障诗意图》中右侧的侍女雷同，站姿相同，服装相同，道具相同，手型相同，面部及发型不同。结论：画面由贵妃和侍女组成，无论是时代背景、构图、人物结构、服饰、器皿、服装褶皱，以及画作的寓意，都存在明显的与《彩炫笔歌》一书中的多个人物有实质性相似和对应关系，因而构成参照、临摹、抄袭的可能。5、《玉瑶醉春图》、《丝竹婉曲》与《宫廷伎乐》；（1）画面比对：画面人物角色与右面所列的二副图中的人物雷同，装束、乐器相同，姿态相同，背景不同。（2）人物比对：鼻烟壶左一侍女与《彩炫笔歌》一书47页《丝竹婉曲》中左一侍女姿态一样，服装款式一样，衣服大部分褶皱一样，衣服色彩及图案不同，乐器相同，发型相近、头饰不同。右侧四个乐手仕女与《彩炫笔歌》一书49页《玉瑶醉春图》中四个乐手构图相同、乐器相同、演奏的姿态相同、手势相同，乐手的发型相同、神态雷同、服装款式相同、颜色及图案不同。结论：画面由乐手仕女组成，无论是画面构图、人物结构、服饰、乐器、服装褶皱，以及画作的寓意，都存在明显的与《彩炫笔歌》一书中的多个人物有实质性相似和对应关系，因而构成参照、临摹、抄袭的可能。三、比对结论。2007年1月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项维仁工笔人物画《彩炫笔歌》，共挑选103幅画作，其创作大都取材庭院苑林、世俗民情、文人雅士笔下仕女人物身姿潇洒、端庄秀雅、飘逸清隽，喜欢历史人文的题材，工笔重彩人物功夫颇具造诣，独具艺术风格。如被告无法提供“无接触”的证据，则存在参照、临摹、抄袭的可能。经比对发现，鼻烟壶中的图画与项维仁《彩炫笔歌》工笔人物画中的103页右上图《南极星辉》；93页《普渡四海》；48、49页《玉瑶醉春图》；47页《丝竹婉曲》；46页《胡令能咏绣障诗意图》；32页、33页《贵妃回眸图》16页《唐宫伎乐图》；以及名曰《乔娜》扫描件无论是构图、人物结构、服饰、器皿、乐器、服装褶皱，以及时代背景、画作的寓意，都存在明显的实质性相似和对应关系，因而构成抄袭。七、《证明》及《答复意见》情况。2018年11月29日，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出具书面《证明》，载明：被告张汝财是我省著名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多年来从事美术和工艺美术内画鼻烟壶创作。被告张汝财多年学习吸收国内外著名画家艺术之精华，传承艺术再创作，对美术及工艺美术内画鼻烟壶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被告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贵妃醉酒?宫廷伎乐图》是参照张大千先生1945年《临敦煌壁画贵妃醉酒镜心》作品进行再创作的，画在鼻烟壶里；被告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贵妃醉酒》中的捧盒仕女是参照张大千先生1945年作品《钱唐夢會啚镜心》其中人物进行再创作的；被告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普渡四海》是参照方昊先生1954年作品《普渡四海》进行再创作的；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福禄寿三星》是参照佚名作品《寿星骑鹿图》再创作的；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巧姐》是参照王淑晖作品进行再创作的。艺术创作传承传统文化，源于生活，借鉴传统文化精华进行艺术再创造，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光大。2018年12月7日，河北省版权保护中心针对被告张汝财的作品及相关著作权问题发表《答复意见》，载明:一、被告张汝财临摹作品出处。被告张汝财提供了五件鼻烟壶作品及参照他人作品的原作出处，具体列举如下：（一）被告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贵妃醉酒》及《宫廷伎乐图》。被告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贵妃醉酒》及《宫廷伎乐图》是参照张大千1945年《临敦煌贵妃醉酒镜心》作品中部分人物，临摹重新构图创作。被告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贵妃醉酒》中的捧盒仕女是参照张大千1945年人物作品《钱唐梦会图》其中人物，临摹再创作的。临摹作品出处：张大千《临敦煌贵妃醉酒》、《钱唐梦会图》。被告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宫廷伎乐图》中的吹笙仕女是参照《三希堂画宝》中的仕女人物临摹再创作。被告张汝财内画鼻烟壶作品《贵妃醉酒》中的托盘侍女是参照《吴友如画宝》作品中的仕女人物临摹再创作的。（二）被告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普渡四海》。被告张汝财内画鼻烟壶作品《普渡四海》是参照方昊1954年作品《普渡四海》临幕再创作。临摹作品出处：方昊《普渡四海》。（三）被告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福禄寿三星》。被告张汝财内画鼻烟壶作品《福禄寿三星》是参照1980年佚名作品《寿星骑鹿图》临摹再创作的。临摹作品出处：佚名《寿星骑鹿图》（四）被告张汝财的内画鼻烟壶作品《巧姐》。被告张汝财内画鼻烟壶作品《巧姐》是参照王学晖作品临摹再创作。二、基于对被告张汝财作品著作权认定的几个事实。（一）通过对被告张汝财鼻烟壶作品及提供参照原作比对，可以看出，被告张汝财五件作品为临摹作品，临摹作品出处为：张大千的《临敦煌贵妃醉酒镜心》、《钱唐梦会图》；佚名的《寿星骑鹿图》、方昊的《普渡四海》、王学晖的《巧姐》及《三希堂画宝》、《吴友如画宝》中的部分人物造型。（二）被告张汝财作品虽为临摹作品但在自己的“再现品”中增加了自己的创作性劳动，并体现出与原临摹作品的不同和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1、不同的创作形式。张汝财作品学习临摹他人绘画作品，并把纸制平面的绘画表现在鼻烟壶这一不同材质之上，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再创作，成为一件新的工艺美术作品。2、构图背景不同。由于是在长椭园型曲面上内画，为了视觉效果更加紧凑、突出，构图上有了很多创新之处。如被告张汝财的《贵妃醉酒》及《宫廷伎乐图》作品中，与原作品相比，背景周围环境增加了了树木、草丛，营造了室外效果，同时人物构图位置、主次比例、器物摆放也与临摹原作有很大不同。《普渡四海》作品中，与原作品相比，背景四周同样增加了景物，两童子比例也有较大改动。《福禄寿三星》作品中，与原作品相比，对树木和文字的处理上也更好地适应了鼻烟壶作品的构图规律。《巧姐》作品中，与原作品相比，选取原图中次要人物成为构图中心，并对四周景物进行了再创作。3、人物景物有所取舍变化。被告张汝财作品中人物景物与原临摹作品也有较大改动。如被告张汝财《宫廷伎乐图》作品中，把张大千《临敦煌贵妃醉酒镜心》作品中8个人物只选取了4位，同时选取了《三希堂画宝》的1位侍女，并对这5位人物进行重新构思创作。被告张汝财《贵妃醉酒》作品中，分别采用了张大千的《临敦煌贵妃醉酒镜心》中的2位人物，张大千《钱唐梦会图》的1位人物，《吴友如画宝》1位人物，对选取的人物在线条、头饰、颜色，姿势等方面都进行了再创作。张汝财《福禄寿三星》作品中增加了蝙蝠（福）和远景，改变了树干形态，使背景更有层次，作品内涵更加丰富。《巧姐》作品中，只选取了王学晖作品中一个人物，没有采用原图中景物。4、人物姿态服装色调不同。被告张汝财《贵妃醉酒》及《宫廷伎乐图》作品中，人物服装图案和色彩与临摹作品都完全不同。被告张汝财《普渡四海》作品中，除菩萨、童子及莲座的服装、色彩与方昊原作品不一样外，菩萨飘带与原作中也有了较大的改动，由飘带遮住左童的脸部和胸部，改为画在童子背后，更体现飘逸的动感。(三）被告张汝财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已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被告张汝财在《贵妃醉酒》、《宫廷伎乐图》、《普渡四海》等作品上对使用的原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有明确标注，符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第十九条规定的“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的要求。使用的《寿星骑鹿图》作品及王学晖作品，由于原图中没有标明作者或名称，故被告张汝财的《福禄寿三星》、《巧姐》作品没有标注原作者姓名和名称。符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第十九条“无法指明的除外”的规定。河北省版权保护中心根据以上事实列举认为，被告张汝财的5件作品是经过了艺术家智力思考、研究体味的作品，是针对鼻烟壶特殊材质在对他人作品的参照使用中，对构图、背景、人物、色调等多方面重新理解和艺术再加工的基础上创作的作品，临摹作品表现出很强的独创性，应享有独立的著作权。被告张汝财作品有明确的出处，对使用的他人作品，在有作者名字或名称标注的情况下，在自已作品上注明了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如果没有用于商业用途进行出售获利，应被认定为合理使用范畴。庭审时，被告国大师公司称，涉案网站上已删除上述被控侵权图片。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实质就是被控侵权图案是借鉴了原告或者他人在先作品中的思想观念，还是复制了原告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思想与表达两分法原则是著作权法中的重要原则，被著作权立法及司法实践所普遍接受。该原则的核心内容即著作权法只保护思想观念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观念本身。我国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或者原创性；没有独创性的表达，或者抄袭他人的表达，不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作品作为思想观念的表达形式，思想观念与表达都是作品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任何作品都包含了思想观念与表达。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思想观念，其含义要比通常所说的思想观念宽泛得多，包括概念、术语、原则、客观事实、创意、发现等等内容。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达，则是对于上述思想观念的各种形式或方式的表达，如文字的、音符的、线条的、数字的、色彩的、造型的、形体动作的表述等等。作品中体现的思想可以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予以体现。针对同一思想的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作品可以分别获得独立的著作权。任何著作权都是就特定思想的特定表达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保护不能延伸到作品中包含或体现的思想，而只能延伸到作品中这些思想的特定表达。著作权法对“表达”的保护是为了激励人民创造出更多作品，从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人类文明发展；而排除对“思想”的保护则是为了减少社会使用知识的成本，并避免通过保护思想而钳制人们的思想自由，阻碍社会进步。在司法实践中，思想与表达两分法原则可以理解为对著作权侵权的抗辩理由。当被告只是从原告作品中复制了思想观念而没有取走其作品表达时，就不构成著作权侵权。基于思想与表达两分法原则以及本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将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原告对其在本案主张权利的基础——涉案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二是被告涉案鼻烟壶上的五幅作品是否与原告的涉案作品存在实质相似的部分；三是如果存在实质相似的部分，该实质相似的部分是否来源于原告涉案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四是被告对原告涉案作品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下面逐一分析。关于第一个问题。依照法律规定，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取得权利合同等，可以作为著作权权利的证据。被告主张原告的涉案作品系抄袭他人在先作品形成的，原告对涉案作品不享有著作权。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对他人的在先作品并未提交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等法律规定证明作品真实存在的初步证据。被告提交的网络照片虽然载明了在先作品的名称及作者姓名，但并无作者本人或者其它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该在先作品真实存在。故被告关于存在在先作品的事实主张缺乏充分、合理的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其次，被告主张原告的涉案作品系抄袭他人在先作品形成的事实，亦缺乏相关证据证实。被告对其该主张，既没有提供原告的涉案作品与被告主张的在先作品存在实质相似的比对意见，亦没有提供原告的涉案作品系抄袭被告主张的在先作品的其它有效证据。被告张汝财提供的来自网络上的证据，均系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后形成的，无法证明在原告涉案作品完成之前网络上就已经存在被告张汝财提供的网页证据中所显示的图案。因此，被告张汝财主张原告的涉案作品抄袭了网络上登载的他人在先作品，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不足采信。综上，在原告提供了涉案作品的合法出版物，且对其创作素材的来源进行了合理说明情况下，被告主张原告对其涉案作品不享有著作权，并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问题。经本院委托，深圳市版权协会出具的《专家鉴定意见书》认为：被控侵权的鼻烟壶中的图画《福禄寿三星》、《普渡四海》、《宫廷伎乐》、《贵妃醉酒》、《巧姐》与项维仁《彩炫笔歌》工笔人物画中的《南极星辉》、《普渡四海》、《玉瑶醉春图》、《丝竹婉曲》、《胡令能咏绣障诗意图》、《贵妃回眸图》、《唐宫伎乐图》以及《乔娜》无论是构图、人物结构、服饰、器皿、乐器、服装褶皱，以及时代背景、画作的寓意，都存在明显的实质性相似和对应关系，因而构成抄袭。该鉴定意见与本院自行比对情况一致，应当予以采信。被告不认可该鉴定意见书的比对结论，指出其涉案鼻烟壶上的五幅作品与原告的涉案作品比较，存在一百多处的不同，并提供了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出具的《证明》及河北省版权保护中心出具的《答复意见》。本院认为，首先，被告指出的不同之处不影响两者之间存在实质相似部分的认定，实质相似的认定并不要求两者一模一样。鉴定意见也是认为两者存在“明显的实质性相似和对应关系”。因此，被告张汝财所指出的不同之处，不能否定《专家鉴定意见书》的比对结论。其次，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出具的《证明》，仅仅是认为被告张汝财多年学习吸收国内外著名画家艺术之精华，指出涉案鼻烟壶上的五幅图案是被告张汝财参照他人的在先作品进行再创造的，但没有指出涉案鼻烟壶上的五幅图案与原告的涉案作品存在何种关系。《答复意见》认为，被告张汝财的涉案鼻烟壶上的五幅图案为临摹作品，临摹作品的出处为：张大千的《临敦煌贵妃醉酒》、《钱唐梦会图》、方昊的《普渡四海》、佚名的《寿星骑鹿图》、王学晖的《巧姐》、《三希堂画宝》、《吴友如画宝》；被告张汝财在该临摹作品中增加了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并体现出院临摹作品的不同和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创作形式不同、构图背景不同、人物景物有所取舍变化、人物姿态服装调色不同；故认为，被告张汝财的5件作品是经过了艺术家的智力思考、研究体味的作品，表现出很强的独创性，应享有独立的著作权。该《答复意见》亦没有指出涉案鼻烟壶上的五幅图案与原告的涉案作品存在何种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实质相似的部分。且无论《证明》还是《答复意见》中提及的他人在先作品，其复制件均是由被告从网络等非作者本人处取得，无权属关系的其它证据予以佐证，真实性存疑。因此，上述《证明》、《答复意见》均不足以推翻深圳市版权协会出具的《专家鉴定意见书》。故基于本案证据及相关的查明事实，足以认定被告涉案鼻烟壶上的五幅作品与原告的涉案作品存在实质相似的部分。关于第三个问题。被告张汝财主张其涉案鼻烟壶上的五幅作品均系在他人在先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构思、判断以及独特的创造工艺重新创作的新作品，与原告的涉案作品没有任何关联。也即，被告张汝财的该主张可以理解为：即使涉案鼻烟壶上的五幅作品与原告的涉案作品存在实质相似的部分，但该实质相似的部分并非来源于原告的涉案作品，而是被告张汝财独立完成的，故不构成抄袭。前后作品存在之间存在实质相似是证明在后作品抄袭在先作品的初步证据，但并不是证明抄袭行为的充分证据。证明抄袭行为的存在还必须证明在后作品的作者在创作之前接触过在先作品。如果前后作品的取材和表达均来自于第三人的作品，且在后作品的作者在创作之前并未接触到在先作品，则前后作品之间的实质相似部分均是来源于第三人的作品，不能依据该实质相似部分的事实证明在后作品抄袭了在先作品的表达。本案中，虽然被告张汝财否认其接触过原告的涉案作品，但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来看，被告接触过原告涉案作品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首先，原告的涉案作品登载在合法出版物中，该出版物在市场上进行了销售，该类作品的题材和人物是原告在创作鼻烟壶时所关注的领域，而原告作为该领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画家，被告张汝财应当会予以关注。从涉案鼻烟壶图案题款的时间来看，《福禄寿三星》、《普渡四海》均作于2011年，《宫廷伎乐》、《贵妃醉酒》均作于2008年，《巧姐》作于2009年。上述完成时间均晚于刊登原告涉案作品的画册《彩炫笔歌》（2007年1月出版）、《娇娜》（2008年9月出版）的出版发行时间，因此，被告张汝财有条件接触到原告的上述画册及涉案作品。其次，在其中两幅鼻烟壶图案的题款中，分别写明“拟维仁先生画意”、“拟维仁先生笔意”，而原告正是姓项，名维仁。而被告张汝财的该两幅鼻烟壶图案与原告创作的涉案作品又存在实质相似的部分。故“拟维仁先生画意”、“拟维仁先生笔意”中的“维仁先生”指向的正是原告本人。被告在庭审中主张“维仁”另有其它意义，并非指向原告本人，并无事实依据，亦不符合“拟维仁先生画意”、“拟维仁先生笔意”之整体意思。因此，从被告张汝财在其鼻烟壶图案的题款中的内容来看，亦足以表明其在创造涉案鼻烟壶图案之前接触过原告的涉案作品。综上，虽不排除被告张汝财在创造涉案鼻烟壶图案之前亦接触过他人在先作品的可能，但被告在创造涉案鼻烟壶图案之前接触过原告的涉案作品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在此情形下，被告张汝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在先作品真实存在，以及被告张汝财的涉案鼻烟壶图案中与原告涉案作品实质相似的部分亦是来源于其主张的在先作品。况且，被告张汝财在本案并不确认其涉案鼻烟壶图案是来源于其主张的在先作品，而是认为其是在在先作品基础上的重新创作，与在先作品相比并不相同或者实质相似。关于第四个问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之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这种情形的合理使用，仅仅限于纯粹为个人目的而进行的使用，如果使用具有直接商业动机，或者将复制件向公众散发，则不能构成合理使用。本案中，涉案鼻烟壶图案已经附着在鼻烟壶上，与鼻烟壶一同在宣传资料和网站中展示，已经明显超出了“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范畴。被告未将涉案鼻烟壶出售或者赠与他人以及涉案鼻烟壶的创作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事实，不属于我国可以认定属于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之一。被告张汝财使用原告涉案作品的行为，也与涉案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不合理地损害了原作作者的利益。理由在于：被告张汝财在其创作的鼻烟壶艺术品中，使用原告的美术作品，导致原告减少了许可使用的机会，而许可他人在其它作品或者载体中使用原告的美术作品，并获得相关报酬或者费用，正是原告美术作品的正常利用方式。被告张汝财将其使用了原告美术作品的鼻烟壶在网上展示，能够为被告张汝财带来利益，但被告张汝财并没有为此向原告支付相关费用，因此，被告的该种行为也不合理地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故被告主张其对原告涉案美术作品的使用构成合理使用，依法不能成立。关于本案所涉侵权行为侵害原告著作权的具体权项问题。原告主张涉案侵权行为侵害了原告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著作财产权中的复制权、展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获得报酬权。本院认为，第一，被告张汝财在其涉案的鼻烟壶中，有两幅图案中在题款中写明“拟维仁先生画意”、“拟维仁先生笔意”，虽然被告张汝财不确认其中的“维仁先生”指向的就是原告本人，但原告的代理人在本案中予以确认。故基于法律的有关规定，应视为在该两幅图案中，被告张汝财并未侵害原告的署名权。在另外三幅侵权图案中，被告张汝财并未为原告署名，亦未有类似“拟维仁先生画意”之表述，故应认定被告张汝财在该侵权行为中侵害了原告的署名权。第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涉案侵权图案虽然对原告的涉案作品中的表达有所改变，但并不属于歪曲、篡改的情形，故原告的该项侵权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定。修改权是指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权利。根据有关解释，修改是对作品内容作局部的变更以及文字、用语的修改。涉案侵权图案与原告涉案作品中的表达存在实质相似之处，已经不属于对作品内容作局部的变更以及文字、用语的修改等情形，而是落入了其它著作权项所控制的范围，故不构成对修改权的侵害，故原告的该项侵权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定。第三，复制权是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作品的专有权利。复制权控制的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制作作品复制件的行为。复制权所控制的复制是指单纯再现了原作品或者保留了原作品的基本表达，同时又没有增加源自“复制者”的独创性劳动从而形成新的作品的行为。只要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即构成复制权所控制的复制。如果该种复制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就是属于侵害著作权之复制权的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前述分析，应认定被告张汝财在涉案侵权行为中侵害了原告的复制权。第四，展览权是指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涉案鼻烟壶上的侵权图案系原告涉案作品的复制件。本案中，并没有证据显示涉案鼻烟壶在公开场所予以了陈列展示。原告主张印有涉案鼻烟壶的画册在深圳文博会上出现过，即属于展览权所控制的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第五，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根据原告取证的事实，社会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被告国大师公司经营的网站可以点击浏览涉案鼻烟壶，该种行为和事实状态已经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控制的范围，故原告的该项侵权主张成立，本院予以认定。第六，获得报酬权。著作权人可以从其对作品的利用或者许可他人的利用中获得经济利益，即是获得报酬权。涉案侵权图案的使用，在侵害原告多项著作权的同时，也侵害了原告的获得报酬权。故原告的该项侵权主张成立，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问题。由于当事人未举证证明原告因被告侵权所遭受损失以及被告因侵权所获取利益之金额，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类型、侵权人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事实，酌情确定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首先，原告的涉案作品是纸质绘画作品，涉案侵权图案系附着在鼻烟壶内侧，两者载体不同，创作方式不同，价值评判标准不同，但素材均来源于历史题材和人物。原告亦确认其涉案作品的素材来源于历史题材和人物，在创作中会参考相应朝代的建筑、器物的结构和形状，只是原告作品的构图、造型、色彩、线条所组成美术作品的画面与在先的相同题材的画面不一样。故涉案鼻烟壶图案与原告的涉案作品在素材来源、表现主题方面具有同一性。原告的涉案作品亦属于再创作形成，具有自己的独特表达之处，而涉案鼻烟壶图案虽然创作技艺独特，但呈现的最终表达并不具有独特之处。其次，作为侵权人的被告张汝财，其主观上并无侵害原告涉案作品著作权的故意，亦无直接利用原告涉案作品获取相关利益的动机，其本意系“拟维仁先生画意”、“拟维仁先生笔意”创作涉案鼻烟壶图案，而非出于直接使用原告涉案作品中具体表达的目的，故被告张汝财的行为虽然客观上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但其过错很轻微，侵权性质不恶劣。第三，被告张汝财在其鼻烟壶图案中并非完全照搬原告涉案作品中的内容和表达，而是有所变化，虽然该种变化并未达到我国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要求，但被告张汝财通过运用其所掌握的高超的鼻烟壶内画技艺绘制出来的涉案鼻烟壶，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且具有不同于原告涉案作品的独立价值，该种价值是绘画技艺、载体和图案元素的综合体现，与原告涉案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图案元素的构思及其表达不尽相同。总体来看，原告的涉案作品和被告的涉案鼻烟壶在整体上给人的视觉感受和审美体验存在较大区别，两者的欣赏群体存在较大差别，故涉案侵权行为的发生对原告涉案作品的正常市场价值影响很小，原告的涉案作品与被告的鼻烟壶亦不具有替代性。同时，被告张汝财亦仅仅是在三个鼻烟壶的五幅图案中使用了原告七幅美术作品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表达，使用数量有限；原告的涉案鼻烟壶亦未进行公开拍卖或者出售，影响范围有限。故原告的涉案侵权行为并未给原告的涉案作品造成严重后果。基于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被告张汝财的侵权行为无论是在侵权的过错、性质、情节以及后果等方面，均属轻微，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因被告侵权所遭受损失以及被告因侵权所获取利益之金额，故在被告张汝财具体赔偿责任的酌定上，不宜按照侵犯原告同类美术作品的一般侵权情形确定赔偿数额。考虑到原告的维权开支等实际支出，酌定本案中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万元，对原告过高的经济损失请求，本院予以驳回。本案被告张汝财使用原告作品，没有损坏原告作品的价值，也无损于作者的名誉，故不应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张汝财就其侵犯著作人身权的事实在《法制日报》刊登声明、赔礼道歉，事实依据尚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查实，被告国大师公司的涉案网站上已删除上述被控侵权图片，故原告要求被告国大师公司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已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二）、（五）项及第二款、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汝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项维仁经济损失5万元；二、驳回原告项维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8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承担7750元，被告张汝财承担1050元。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涉外、涉港澳台当事人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雷桂森人民陪审员  蒋如秋人民陪审员  肖丽英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邓 婕附图：权利作品《南极星辉》被控侵权作品《福禄寿三星》权利作品《普渡四海》被控侵权作品《普渡四海》权利作品《丝竹婉曲》被控侵权作品《宫廷伎乐》权利作品《玉瑶醉春图》权利作品《胡令能咏绣障诗意图》权利作品《贵妃回眸图》被控侵权作品《贵妃醉酒》权利作品《娇娜》被控侵权作品《巧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著作权人包括：（一）作者；（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