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07民终24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保军，男，1965年10月18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林，男，1966年2月22日生，汉族，系郭保军弟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书，男，昔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昔阳汽车站。住所地:晋中市昔阳县城白马街。法定代表人:孙博，男，该汽车站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云生，男，1965年8月13日生，汉族，系汽车站书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汽运集团阳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阳泉市义平路**。法定代表人：张世明，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琴，女，1972年3月5日生，汉族，该汽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冰，男，1967年6月26日生，汉族，该汽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阳泉市交通集团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阳泉市城区下五渡神南法定代表人：池有生，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树荣，男，1959年5月8日生，汉族，系阳泉交通集团客运公司职工。上诉人郭保军因与上诉人山西省昔阳汽车站（以下简称“昔阳汽车站”）及被上诉人山西汽运集团阳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泉汽运公司”）、阳泉市交通集团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泉客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法院（2018）晋0724民初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保军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全部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即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再赔偿上诉人1406038元。事实和理由：1、违反法律规定、有过错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昔阳汽车站不按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下称“行政许可”）规范执行,随意安排本案客运车辆班次、发车时间，这是过错、违法、侵权。由此侵权行为造成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应当予以赔偿。本人的客车发班时间与北京银建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建”）客车发车时间冲突是昔阳汽车站不严格执行行政许可决定所致。昔阳汽车站依据行政许可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站，所有进站的客车应按行政许可条款接受客运汽车站管理。上诉人在2009年12月31日获得昔阳-北京日发0.5班次，投入车辆1辆的行政许可，北京银建在2008年11月26日获得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北京六里桥-昔阳日发2班次，投入车辆2辆的行政许可。根据昔阳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于2011年3月22日给昔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于昔阳-北京营运客车班次的情况说明”中，对昔阳-北京线路日发车辆1辆，日发班次0.5班次，解释为上午8:00发往北京，次日返回昔阳。同理，北京银建发车班次应解释为每天上午2辆车在北京六里桥站始发，当日下午2辆车由昔阳汽车站返回北京六里桥车站。如此，说明北京银建的客车每天晚上有一辆在昔阳住夜，且每天上午在昔阳汽车站发一个，在北京站发一个形成对开模式营运违反其所获得行政许可的经营内容。2010年5月25日，昔阳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客运站给昔阳汽车站下发了“营运客车进站通知书”，通知昔阳汽车站于3日内办理完毕上诉人经营的昔阳-北京客运班车晋Ｋ×××**车辆进站的相关手续。但昔阳汽车站因班点等原因未能和上诉人达成一致意见，导致30天〔2010年5月28日-2010年6月27日）不能进站。直至2010年6月27日，就班点发车才达成一致意见，签订《山西省客运汽车站营运协议书》并允许上诉人客车进站运营。故上诉人客车迟迟不能进站营运是由于昔阳汽车站不履行管理职责，不能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且有意偏袒北京银建所致。上诉人经营的客车晋Ｋ×××**进站经营后，由于昔阳汽车站一直不纠正北京银建的违法经营行为，便造成了本应是上诉人客车每日上午由昔阳发车，可实际由北京银建在昔阳汽车站发车，使昔阳-北京的客源分流，致使上诉人经营的客车客源流失不能满负荷运营，发车1趟便有约2160元平均损失产生。2、便函及通知不能代替行政许可使用。北京银建在2011年8月1日出具“山西省运管局客运班线管理处的便函”，其内容为通知晋中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同意按北京市运输管理局行政许可决定执行，此函由北京银建的办事人从山西省运管局客运班线管理处捎到晋中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晋中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收到此函后认为不合法，未给昔阳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下发任何文书，但是昔阳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接到了此便函，后擅自于2011年8月4日通知昔阳汽车站经山西省运管局班线处同意，将北京银建原2班2车改为1班2车，此通知函不能代替《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且不是山西省运管局出具的。这函一看就是很不正常的东西，但一审法院却认为就是真的，是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并以此就认定了北京银建的客运经营从2010年8月4日以后就是合法经营的了。从此以后，给本人所造成的损失就因其运营客车的合法而不应赔了。由此看出，一审法院对本案侵权损害之事实认定是完全错误的。3、本人的经济损失计算适当，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情况。一审判决认定“昔阳汽车站安排发车不符合行政许可决定”却又让上诉人承担不能及时达成进站协议的责任，对上诉人所诉进站经营的损害事实，既认可被上诉人昔阳汽车站没有严格执行北京市运输管理局给北京银建出具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客观上造成了上诉人经营的客车出现了一定的旅客分流损失，但又无故要上诉人自己承担损失的部分。对于侵权行为截至2011年8月4日的认定，更是荒唐（前已详说）。对于损失计算，另有详细资料附后。对于30天的损失计算，明明是51座客车却以40座计算损失，道理何在？难道说北京银建的班车在赔钱经营吗？再看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本案上诉人郭保军的损失，均是由昔阳汽车站造成的。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查明本案事实。昔阳汽车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724民初339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本站在安排郭保军进站、安排车辆班次上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本站在接到昔阳县运管所客管办的车辆进站通知书后，便安排郭保军进站排班，时间安排在7:30分发车，但郭保军认为时间不合适，经多方协商仍不同意这一安排，并且未向本站提供相关进站手续，也未进站经营。首先，本站按照昔阳县运管所客管办的车辆进站通知书安排郭保军进站排班是合理合法的，是没有过错的，至于时间是否被郭保军接受，本站没有保证的义务。其次，既然郭保军不同意本站的进站安排，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郭保军可以向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仲裁，然郭保军并未申请仲裁，本站认为郭保军放弃了这一权利，视为接受。因此，本站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不能接受该判决。2、郭保军在2010年6月28日进站运营后，本站按照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的行政许可决定书给郭保军的运营车辆安排了发车时间，并提前预售五天的客票。首先，汽车站只是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的执行者，至于许可是否合适、车辆班次的变更与否，本站无权决定。其次，郭保军在运营中经营状况如何、客源的多少以及盈亏汽车站更是不能控制的。再次，汽车站作为具有社会公益性的单位来说，不能也没有义务保证在其站点发运的车辆的实载率。因此，本站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不符合事实且无相关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晋0724民初339号民事判决，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阳泉汽运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车辆在取得行政许可决定书并接到昔阳运管所的进站通知书后，未能及时进站运营，导致原告经营权不能实现，明显属于侵犯经营权”无法律依据。经营权的主体是企业法人，郭保军显然不是。而侵犯经营权的主体为行政机关，昔阳汽车站作为一个企业，无权力且无能力侵犯其经营权。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定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撤销）此判决。2、一审法院认为“汽车站没有严格执行北京运输管理局给北京银建公司下达的行政许可决定书”，无任何根据及法律依据。由于郭保军不服从安排才未营运，最终昔阳汽车站是通过郭保军的车属单位阳泉客运公司昔阳分公司的负责人签订了进站协议后才运营的。因此，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无法律依据，不能接受该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3、郭保军称昔阳汽车站“侵权”行为，无事实依据。昔阳汽车站无过错，应驳回其诉求。北京银建两辆客车先于郭保军近两年的时间运行。行政许可是由北京市运输管理局许可的，无论行政许可的对与错，昔阳汽车站都是执行县运管所通知的一方，均无过错。郭保军上诉状通篇指证北京银建行政许可的“变更”不合法，他完全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绝不是对一个为其提供服务且执行政府许可的公益性单位提起无理的、无法律依据的无端要求。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不符合事实且无相关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晋0724民初339号民事判决；依法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阳泉客运公司没有意见。郭保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昔阳汽车站、阳泉汽运公司赔偿不让进站停运损失86916元；2、昔阳汽车站、阳泉汽运公司违反行政许可决定书，造成车辆两年时间不能满负荷运营损失453600元；3、请求昔阳汽车站、阳泉汽运公司赔偿从2012年8月至2014年12月底影响空座位的经济损失1142980元。三项共计1683496元。昔阳汽车站、阳泉汽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由昔阳汽车站、阳泉汽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1月24日，北京银建在北京市取得了北京六里站-昔阳县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内容为日发班次二班次，车辆二辆。北京银建以每日北京和昔阳二辆客车对开的形式开始营运。2009年5月20日，郭保军与阳泉客运公司昔阳分公司签订了合同，约定由郭保军购买客车挂靠在阳泉客运公司，以阳泉客运公司昔阳分公司名义申请客运班线进行运营。2009年12月4日，阳泉客运公司在山西省交通运输管理局取得了昔阳-北京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内容为日发班次0.5次，车辆数量一辆。郭保军出资购买了51座大客车一辆，登记为阳泉客运公司昔阳分公司（分公司现已注销），车牌号为晋Ｋ×××**。2010年5月24日，昔阳县运管所和汽车站均在“2010年度山西省跨省营运客车进站证”上加盖了公章。5月25日，昔阳县运管所客运站给昔阳汽车站下发了“营运客车进站通知书”，通知汽车站于三日内办理完毕客车晋Ｋ×××**的车辆进站相关手续。汽车站与郭保军及北京银建进行了协商，但由于班点等原因，未能与郭保军达成一致意见。直至2010年6月27日，昔阳汽车站与郭保军就班点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昔阳汽车站与阳泉客运公司昔阳分公司签订了“山西省客运汽车进站营运协议书”，晋Ｋ×××**号客车进站开始营运至今。2010年2月4日，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向北京银建下发了“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将日发班次变更为一班次。北京银建持此决定书申请昔阳县运管所变更班次。昔阳县运管所于2010年6月29日向晋中市运管局书面请示，标题为“关于对北京-昔阳客运班线班次变更决定进行认定的请示”，内容是要求市局对变更为日发一班次的第二份行政许可决定书的合法性进行认定。2010年7月28日，晋中市运管局给昔阳县运管所复函，内容为：在没有接到省局新的行政许可文书之前，仍按原行政许可执行。2011年8月1日，山西省运管局客运班线管理处致函晋中市运管局，同意按照北京运管局许可决定，将北京银建经营的北京-昔阳客运班线，由原来的二班二车调整为一班二车。昔阳县运管所于8月4日书面通知昔阳汽车站，按照省运管局许可，办理班次调整手续。一审法院认为，郭保军为晋Ｋ×××**号客车的出资人和实际经营人，是该车的受益人和经营风险责任人，按照行业规则挂靠于第三人阳泉客运公司，阳泉客运公司仅是该车的登记人，这种挂靠经营的形式并无不当。郭保军作为该车的实际车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其主体适格。关于郭保军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昔阳汽车站于2010年5月25日接到运管所的营运客车进站通知书，通知要求三日内办理完毕车辆进站相关手续，但昔阳汽车站是客运服务企业，车辆进站需汽车站与车主及利害关系方就班点等问题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书方能进站。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是由于昔阳汽车站安排的班点郭保军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是因为该车站不执行另一个行政许可决定，给北京银建的安排班次、班点不合理。在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三天时间完全可以办理相关进站手续，如发生争议就有一个协商和解决的过程。在未达成协议前，郭保军的客车不是汽车站的服务管理对象，因此不存在合同纠纷。但是，郭保军车辆在取得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并接到昔阳运管所的进站通知书后，未能及时进站运营，导致郭保军的经营权不能实现，明显属于侵犯经营权，郭保军也确实产生一定的经济损失。虽然郭保军车辆进站时，北京银建的主辆已经运营一年之久，郭保军应当知道，但汽车站的安排不符合行政许可决定，因此应当对不能及时进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从2010年5月28日至6月27日，一月时间计算，应承担停运预期利润的一半，以平均40座旅客计算，即(120元×40座×15趟一运营成本费22711元＋北京发车的损失23227元）÷2为36258元。关于郭保军的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昔阳汽车站没有严格执行北京市运输管理局给北京银建下达的行政许可决定书，客观上造成了有限的旅客分流，同时造成了郭保军经营利益的减少，昔阳汽车站存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即赔偿郭保军因此造成的损失。该部分损失的计算时间，应截止2011年8月4日，北京银建经营的北京至昔阳际客运班线由原2车2班次变更为2车l班次，即2010年6月28日至2011年8月4日，二天往返一趟，为201趟。郭保军主张平均18个空座，虽提供了昔阳汽车站财务收支表的复印件，但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参照昔阳汽车站提供的班次收入统计表、单车兑现审批表，结合昔阳至北京的客流量、淡旺季以及客车的服务质量等因素，酌情确定为平均10个空座率。即201趟×10座×120元（票价）=241200元。昔阳汽车站是在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的国有企业非法人经营单位，应认定为其他组织，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阳泉汽运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责任。阳泉客运公司无责任。一审判决：一、山西省昔阳汽车站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郭保军经济损失277458元，山西汽运集团阳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阳泉市交通集团客运有限公司无责任；三、驳回郭保军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郭保军主张的损失如何认定；二、昔阳汽车站是否应对郭保军主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评判如下：一、虽然郭保军挂靠原阳泉客运公司昔阳分公司运营晋Ｋ×××**客车不符合规定，但郭保军作为晋Ｋ×××**客车的实际经营人，有权对该车辆不能正常运营产生的合理损失主张权利。关于郭保军主张的损失如何认定问题。1、郭保军主张的迟延进站损失。郭保军实际经营的晋Ｋ×××**车辆运营昔阳-北京的线路是阳泉客运公司昔阳分公司通过行政审批取得的，昔阳汽车站及昔阳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于2010年5月24日在晋Ｋ×××**客车进站证上盖章同意该车辆进站运营，昔阳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又于次日向昔阳汽车站下发营运客车进站通知书，要求昔阳汽车站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办理完毕车辆进站相关手续。昔阳汽车站未能按照通知要求及时让晋Ｋ×××**客车进站运营，客观上会给郭保军因无法正常运营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郭保军要求计算该段时间的损失应当得到支持。但郭保军未能及时进站运营，是因双方对晋Ｋ×××**客车发车时间问题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并非昔阳汽车站单方原因所致，故一审支持郭保军一半的损失较为公平。至于计算标准，虽然晋Ｋ×××**客车荷载人数为51人，但郭保军历次诉讼提供的证据显示其车辆正常运营期间未能满负荷运营，郭保军也未能提供更充分的证据证实其要求按照48个座位计算的依据，故一审按照40个空座考虑郭保军该部分损失较为客观。2、郭保军主张的2010年6月27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损失。根据北京市运输管理局2008年11月26日就北京银建运营北京-昔阳线路出具的行政许可决定载明为2车2班次，但北京银建车辆运营过程中执行的是北京与昔阳之间两车对开运营模式，昔阳汽车站没有严格按照行政许可决定规范北京银建的车辆运营。郭保军车辆2010年6月27日进站运营后，昔阳汽车站仍然没有纠正北京银建车辆的运营模式。昔阳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也于2010年12月28日给昔阳汽车站下发通知，要求昔阳汽车站对昔阳-北京客运班线车辆运行班线进行合理安排。虽然晋Ｋ×××**客车与北京银建车辆的发车时间不同，但客观上会造成客源分流。因此，郭保军主张该部分损失，应当得到支持。但北京市运输管理局于2010年2月4日就北京银建车辆从北京到昔阳线路的班次运力进行了变更，将2车2班次变更为2车1班次。昔阳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曾请示晋中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要求对第二份行政许可决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认定，晋中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复函要求按原行政许可执行。但山西省运管局客运班线管理处随后于2011年8月1日给晋中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下发函件，同意执行北京市运输管理局的决定。昔阳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也于2011年8月4日根据该函件通知昔阳汽车站调整班次。昔阳汽车站在2011年8月4日之后允许北京银建车辆按照对开模式运营，符合通知要求，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郭保军主张的2011年8月4日-2014年12月底的损失。一审支持郭保军2010年6月27日-2011年8月4日的损失正确。至于计算标准，郭保军主张是根据各年度财务收支表计算出来的平均空座数为18个，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实自己的主张，一审酌情按照10个空座计算较妥。二、昔阳汽车站是否应对郭保军主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造成郭保军的损失，一方面是由于昔阳汽车站没有严格执行昔阳县道路运输管理所的通知要求，未在规定时间内合理安排晋Ｋ×××**客车进站运营，另一方面是由于昔阳汽车站没有严格执行北京市运管局的行政许可决定，导致晋Ｋ×××**客车的客源分流，昔阳汽车站自身存在过错，故一审判令昔阳汽车站对郭保军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正确。综上，郭保军、昔阳汽车站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16.21元，由郭保军负担17454.34元，由山西省昔阳汽车站负担5461.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光伟审判员  侯建伟审判员  郭东星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翟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