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民再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曹天明，男，汉族，1967年10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阳，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如椰，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吴青松，男，汉族，1978年10月6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一审被告：高兰英，女，汉族，1979年9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以上被申请人吴青松、一审被告高兰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辉，广东莞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曹天明因与被申请人吴青松、一审被告高兰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26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粤民申332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遂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曹天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阳、江如椰，被申请人吴青松及其与一审被告高兰英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曹天明再审请求：1.撒销本院（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26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2.依法判决吴青松向曹天明支付股权转让款932800元及利息（以9328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30日起按协议约定每月5分标准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全部由吴青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关于曹天明退出东莞卡尼顿酒店股份的协议》（以下简称《退出协议》）的性质。1.涉案《退出协议》从内容上来看，具备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条款，且已由卡尼顿公司的全体股东签名对付款比例进行确认，是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性质为股权转让，而不是退出资协议。2.二审认为“涉案《退出协议》与协议标题所表达的意思一致，即为股东退出资而非股权转让”，是对涉案《退出协议》内容的错误理解。涉案《退出协议》的性质为股权转让,不能依据标题将其定性为退出资协议。二、关于《退出协议》的效力。涉案《退出协议》是东莞卡尼顿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尼顿公司）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具备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条款，且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认定其合法有效。1.涉案《退出协议》合法有效，二审认为：“《退出协议》实质是股东抽逃出资协议”，据此认定涉案《退出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二审认定“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签订《退出协议》约定由卡尼顿公司向股东曹天明退出资”错误。涉案《退出协议》并未直接载明由卡尼顿公司向曹天明付款，卡尼顿公司亦未就其应承担付款责任进行确认。签订涉案《退出协议》以后，曹天明再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没有进行公司分红，实际上已将涉案股权全部转让，吴青松应当履行涉案《退出协议》，按照约定向曹天明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吴青松、原审被告高兰英于再审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退出协议》的约定无效，从该协议的标题、内容可以看出其性质，从内容上看，协议约定卡尼顿酒店向申请人支付对价的方式是收回其拥有的股份，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二、不论退出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没有全部股东的签名，即便汪祖刚作为陈勇的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字，但是汪祖刚在二审时出庭作证确认其并没有就《退出协议》的签名得到授权，包括事前和事后追认；实际上，协议的各方对协议的内容都是不认可的。另外，汪祖刚作为证人在二审庭审时所作的陈述，证明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曹天明对其他协议方存在胁迫行为，该部分内容记载在二审庭审笔录以及二审判决第十和十一页。三、吴青松认为本案涉及的债务和款项并不存在。另外，吴青松、高兰英同意陈亮全在（2017）粤19民再10号案件的答辩意见，即：即使按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意见,也并没有认定《退出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而是认定为“股东退股、公司减资事宜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就减资履行相关程序以及完成相关程序、合法减资后将相应资金退给股东，均属于公司的义务。卡尼顿公司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履行减资的相关程序，故曹天明主张“股权转让款”并无依据。曹天明向一审法院请求：1.吴青松支付曹天明股份转让款9328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30日起按协议约定每月5分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9月29日为419760元）。2.高兰英与吴青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吴青松、高兰英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卡尼顿公司于2012年6月7日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成立时股东为陈亮全、吴青松、张军生。2012年10月20日至2013年6月18日期间经4次股权变更后，股东变更为陈亮全、陈勇、吴青松、曹天明，持股比例分别为38%、36%、18%、8%，认缴出资亦变更为实缴出资。《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13年3月27日实收资本3000000元全部到位。曹天明提交了《收据》，其上载明收到曹天明出资资金合计4240000元。吴青松确认曹天明支出了4240000元，但认为超出曹天明应承担的实缴资本240000元（3000000×8%）外的支出是对卡尼顿公司的借款。2013年5月28日，陈亮全、陈勇、吴青松、曹天明签订了《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一份，约定：第五条第1款约定，全体股东对公司的出资额约计53000000元（按实际出资为准）；第五条第2款约定，全体股东同意陈亮全、陈勇、吴青松、曹天明为董事会成员并有资格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在未经董事会商议通过前任何其他人员不具备董事会成员资格（董事会成员陈勇授权汪祖刚除外）；第六条第1款约定，曹天明持股8%出资额为4240000元；第六条第3款约定，各股东不得抽回出资。第九条第1款约定，经股东一致同意，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部分出资；第十一条第1款约定，本合同若有未尽事宜，可按公司章程执行，公司章程中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为准；等等。汪祖刚代陈勇在《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上签名。2013年7月22日，陈亮全、陈勇、吴青松、曹天明签订了《卡尼顿酒店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约定由陈勇承包经营卡尼顿公司。陈勇在“丁方（承包方）栏”签名，汪祖刚在“丁方代表人”栏签名。2013年7月21日，陈勇、汪祖刚出具了《卡尼顿酒店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补充承诺》，承诺向曹天明支付承包经营费。陈勇、汪祖刚在“承诺人”栏签名。2014年1月22日，吴青松、陈亮全出具了《承诺书》，其上载明：前述补充承诺协议由卡尼顿酒店内部全部股东共同承担，承担日期到收购曹天明8%的全部股金还清为止。吴青松、陈亮全、曹天明于2013年12月29日签订了《退出协议》，曹天明主张该《退出协议》上另有一难以辨认的签名为汪祖刚所签。《退出协议》上载明：曹天明于2013年8月1日前已投入卡尼顿公司8%的股份合计4240000元，经与其协商，现同意于2014年6月30日前将全额投资款一次性付清给曹天明（其中扣除前承包商保证金800000元，应付款3440000元），2014年6月30日前卡尼顿公司每月必须按原承包协议8%进行分红打入账号；到期如未能一次性付清，承包商的保证金将不计入还款金额内，还按原4240000元付款，保证金不再退回，从协议签订之日起每月利息按5分全额计息，公司成立以来一切债务与曹天明无关；如公司经营不善，以上约定款项4240000元由陈亮全支付35%、陈勇（汪祖刚）支付43%、吴青松支付22%。吴青松提交的卡尼顿公司于2014年11月2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卡尼顿公司从未同意也未发生股权变更事宜，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应依法经股东大会通过。曹天明对该《证明》不予确认。曹天明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显示，陈勇于2014年3月15日委托汪祖刚全权处理关于卡尼顿公司的一切事宜，包括决定酒店的经营方式、涉及陈勇个人及酒店的诉讼案件、酒店股份的转让、签署相关文件等一切事宜。另查明，曹天明提交的2012年5月31日的卡尼顿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吴青松、高兰英提交的2012年6月7日的《公司章程》第十二条亦作了如是规定。上述《公司章程》均未规定股东之间股权转让需经卡尼顿公司或股东会同意。还查明，吴青松、高兰英原为夫妻关系，于2014年6月13日经法院调解离婚。一审庭审中，吴青松、高兰英认为曹天明诉请的利息过高，请求予以调整。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争议问题及其处理如下：一、关于案涉《退出协议》的效力问题。从陈勇、汪祖刚于《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卡尼顿酒店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卡尼顿酒店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补充承诺》上签名的情况来看，汪祖刚代理陈勇处理卡尼顿公司的相关事宜。《授权委托书》的签署日期虽然在后，但授权权限印证了该代理行为存在的事实，故应对《授权委托书》予以确认。汪祖刚与陈勇之间的关系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汪祖刚从事代理行为的后果应由被代理人陈勇承担。吴青松、高兰英无证据证明《退出协议》上非汪祖刚签名，且吴青松、陈亮全于《承诺书》上明确“此补充承诺协议由卡尼顿酒店内部全部股东共同承担，承担日期到收购曹天明8%的全部股金还清为止”，显然各股东是知悉并同意收购曹天明的股权的。故，《退出协议》是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曹天明、吴青松提交的《公司章程》均作了如是规定，吴青松、高兰英认为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应经卡尼顿公司或卡尼顿公司股东会同意，但未提交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案涉《退出协议》是卡尼顿公司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故应认定其合法有效。根据《退出协议》，未在2014年6月30日前将曹天明的投资款一次性付清的，吴青松应承担4240000元的22%即932800元。《收据》上已载明收到曹天明的出资4240000元，吴青松、高兰英主张曹天明的出资部分为对卡尼顿公司的借款，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退出协议》中还约定未在2014年6月30日前将曹天明的投资款一次性付清的，应从协议签订之日起每月利息按5分全额计息。该利息约定为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利率不作调整，但基于公平原则，利息以不超过股权转让款本金932800元为限。二、高兰英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案件为商事合同纠纷案件，高兰英并非一方合同的当事人，曹天明要求高兰英承担责任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曹天明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吴青松不能清偿案涉债务，曹天明认为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可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高兰英为被执行人予以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限吴青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天明股权转让款932800元；二、限吴青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天明利息（以9328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2月30日起按月息5%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利息随本金减少而减少，但利息以不超过932800元为限）；三、驳回曹天明对高兰英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曹天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收取受理费16974元，由吴青松承担。吴青松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2.驳回曹天明的诉讼请求；3.判令被曹天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本院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二审期间吴青松申请证人汪祖刚出庭作证，汪祖刚证言概括如下：陈勇委托汪祖刚代为管理案涉酒店，汪祖刚是帮陈勇打工，签订《退出协议》时陈勇在江西未到场，汪祖刚在场，曹天明打印的《退出协议》并要求全部人签字，汪祖刚称当时其是被迫签字的，当时曹天明打了吴青松，汪祖刚有阻拦，吴青松在观望。至于陈亮全为何会在《退出协议》上签字汪祖刚不清楚原因。证人出庭作证期间，曹天明向汪祖刚出示了一份2013年5月28日的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及一份董事会决议文件，并向汪祖刚核实上述两份文件上“汪祖刚”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汪祖刚确认上述两份文件上签名的真实性，并确认是经过陈勇授权所签。曹天明据此主张陈勇在2013年6月24日授权汪祖刚之前，汪祖刚就已经得到陈勇授权代表陈勇管理酒店。吴青松对此则认为汪祖刚与陈勇之间的委托代理是分阶段，且有明确的书面授权进行，不能以一次授权推定以后也有授权，包括否认2013年5月28日之后的授权。2.二审期间，曹天明主张《退出协议》约定的“如公司经营不善”这句话并非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只是当时制作协议的人不规范的表述，当时当事人并没有将“公司经营不善”作为履行协议的前提条件，从2014年1月22日签订的《承诺书》可体现出来。曹天明并主张《退出协议》是陈亮全的助理制作，而吴青松则主张《退出协议》是曹天明一方所制作。另，曹天明主张其提交的《卡尼顿酒店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补充承诺》与《承诺书》都是记载在同一张纸张上，《承诺书》中“此补充承诺协议由卡尼顿酒店内部全部股东共同承担”中“此补充承诺协议”是指该承诺书本身，《承诺书》是股东对《退出协议》内容的补充，对收购曹天明8%股份的付款日期进一步明确和承诺。而吴青松则主张《承诺书》中“此补充承诺协议由卡尼顿酒店内部全部股东共同承担”中“此补充承诺协议”是指《卡尼顿酒店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补充承诺》，《承诺书》中“承担日期到收购曹天明8%的全部股金还清为止”这只是吴青松等股东对承包费支付期限的约定，并非是股东同意受让曹天明的股份。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法院驳回曹天明对高兰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曹天明未对此提起上诉，应视为曹天明服从一审判决该项认定，二审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据此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退出协议》的性质与效力应如何认定。二审作如下分析：关于案涉《退出协议》的性质。曹天明主张案涉《退出协议》的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首先，从《退出协议》的标题内容“关于曹天明退出东莞卡尼顿酒店股份的协议”所使用的词句来看，案涉《退出协议》并非是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关于股东退出公司，并由公司支付相应对价的协议。其次，从《退出协议》主要内容“现同意于2014年6月30日前将全额投资款一次性付清给曹天明……2014年6月30日前东莞卡尼顿酒店每月必须按原承包协议8%进行分红打入账号。……如公司经营不善，以上约定款项人民币424万元由陈亮全支付35%、陈勇（汪祖刚）支付43%、吴青松支付22%”所使用的词句、有关条款表述来看，各方约定先是由卡尼顿公司向曹天明支付“全额投资款”，若卡尼顿公司无法支付该“全额投资款”的情况下，则由陈亮全、陈勇、吴青松三人根据一定的比例向曹天明支付“全额投资款”，由此可见，《退出协议》的主要内容也是与《退出协议》的标题所表达的意思一致，即为股东退出资而非股权转让,而陈亮全、陈勇（汪祖刚）、吴青松所承担的应为保证责任。若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股权转让，则《退出协议》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款应当由股权受让人来支付，而不会约定股权转让款先由卡尼顿公司支付。事实上，协议亦未约定曹天明相应的股权份额由谁承接。据此二审认定案涉《退出协议》的性质为抽回出资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将案涉《退出协议》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不当，二审予以纠正。关于案涉《退出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签订《退出协议》约定由卡尼顿公司向股东曹天明退出资，该协议实质是股东抽逃出资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前述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案涉《退出协议》无效，曹天明依据该《退出协议》诉求吴青松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退出协议》有效不当，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案涉《退出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协议。曹天明依照协议提出的诉讼请求则缺乏依据，二审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二审判决：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民二初字第84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民二初字第8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三、驳回曹天明对吴青松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974元、二审受理费19492元，均由曹天明负担。再审确认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再审另查明：关于陈勇有无签订《退出协议》或授权汪祖刚签订该协议的问题。在（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040号上诉人陈勇与被上诉人曹天明、汪祖刚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的庭审时，汪祖刚确认其在《退出协议》上签名，但主张其是因受到曹天明胁迫而签订该协议，签订协议时联系不上陈勇本人，并未获得陈勇授权。在（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040号案件庭审时，陈勇主张，在《退出协议》之前，其收购股份的行为均是自行签字，从未授权任何人收购股份；其对《退出协议》不知情，并未授权任何人出卖或买受股权，对《退出协议》上汪祖刚的签名亦不予确认和追认；陈勇还主张，其曾在2013年6月24日出具《授权书》，仅授权汪祖刚代其处理所有关于卡尼顿公司的业务和工作，而陈勇于2014年3月15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时间在是《退出协议》之后，亦未授权汪祖刚收购股份。（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040号案件审理期间，陈勇向法院提交2013年6月24日的《授权书》，载明其于2013年6月24日授权汪祖刚代其全权处理所有关于卡尼顿公司的业务和工作，期限为2012年10月至2032年9月止；如有任何变动，其本人会以书面形式通知东莞市卡尼顿酒店有限公司董事会。对于陈勇提交的2013年6月24日的《授权书》，曹天明主张是复印件，不予确认真实性；汪祖刚确认该《授权书》的真实性，主张原件由酒店保存。在本案法庭调查期间，吴青松主张陈勇对汪祖刚的授权是分阶段有明确的书面授权，汪祖刚在签订《退出协议》时没有获得陈勇的授权，其在《退出协议》上的签名是无效的。在（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21号上诉人陈亮全与被上诉人曹天明、原审被告陈带欢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的庭审时，曹天明主张汪祖刚在签订《退出协议》时已获得陈勇的授权，但称该授权材料的原件在卡尼顿公司的会计处，其无法获得；陈勇2014年3月15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委托范围包括股份转让。陈亮全在该案庭审时主张，不能认定陈勇签订了《退出协议》，陈勇的《授权委托书》对汪祖刚的授权范围没有涉及股权的转让及公司退出资等类似的委托，因此，该《退出协议》协议没有全部当事人的签名，并未成立。陈勇参加了该案二审法庭调查，其主张对《退出协议》的制作情况不清楚，对于协议上汪祖刚的签名不予确认，并认为《退出协议》是股东退出资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对公司资产没有进行合理评估和协商，程序上不合法，内容上不公平，其他股东是因受到曹天明胁迫而签订的。另外，曹天明未在二审及再审期间向法院提交其他关于陈勇授权汪祖刚的材料。曹天明确认签订《退出协议》后没有到工商部门进行股权的变更登记。以上事实，有（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040号案件庭审笔录、陈勇提交的2013年6月24日《授权书》、（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21号案件庭审笔录和调查笔录、本案二审法庭调查庭审笔录、再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查；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围绕再审申请人曹天明的再审请求，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曹天明请求吴青松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有无依据。曹天明主张吴青松应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为《退出协议》。曹天明的主张能否成立，应先审查该《退出协议》是否成立。对此，再审认为，首先，《退出协议》落款的协议约定人签名处，有吴青松、汪祖刚、陈亮全的签名。虽然在该协议签订期间，吴青松是卡尼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该协议上并无加盖卡尼顿公司的公章，而且同时还有汪祖刚、陈亮全二人的签名，协议的内容也涉及吴青松、陈亮全及陈勇承担个人责任的问题，因此，应认定吴青松、汪祖刚、陈亮全三人均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签订该协议。其次，结合该《退出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涉及曹天明在卡尼顿公司股权份额的处理及付清其投资款的事宜，还约定了在公司经营不善的情况下，由陈亮全、陈勇、吴青松分别支付相应的款项，可见，该协议约定的事项涉及卡尼顿公司整体股权的变动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应由全体股东共同签订才能成立。而且，该《退出协议》对于各股东向曹天明支付的款项数额和比例作出了明确约定，即对股东吴青松、陈勇及陈亮全间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厘定，其中任意一方的权利、义务增加或减少，必定将使他方的权利、义务相应减少或增加，故该《退出协议》须经吴青松、陈勇及陈亮全三人一致同意而签订才能成立。但该《退出协议》落款处并无陈勇签名，因此，汪祖刚有无获得陈勇授权签订该协议，是该协议有无成立的关键。再审认为，汪祖刚在签订《退出协议》时并无获得陈勇对其授权，因此该协议并未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以及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曹天明应当对陈勇授权或追认汪祖刚签订《退出协议》，或汪祖刚签订《退出协议》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进行举证。首先，从曹天明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在（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040号案件中陈勇提交的《授权书》来看，陈勇就汪祖刚的代理权限范围先后进行两次授权，一次是在2013年6月24日，授权委托的权限为代陈勇全权处理关于卡尼顿公司的业务和工作，并载明授权事宜如有变动，陈勇本人会以书面形式通知卡尼顿公司董事会；另一次是在2014年3月15日，授权委托的权限为代理陈勇全权处理卡尼顿公司的一切事宜，包括决定酒店的经营方式、涉及陈勇个人及酒店的诉讼案件、酒店股份的转让、签署相关文件等一切事宜。可见，陈勇对汪祖刚的先后两次授权在上述两份授权委托材料中均明确约定了授权范围，且后一次的代理权限范围较前一次有所增加。而汪祖刚签订《退出协议》的时间是在2013年12月29日，当时汪祖刚的代理权限范围仅为处理公司的业务和工作，并无权限签署涉及到酒店股份处理或股份受让的《退出协议》。而且，在签订案涉《退出协议》前，陈勇亦无在《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卡尼顿酒店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或其他文件中授权汪祖刚代理其签订涉及到酒店股份处理或股份受让的文件。其次，曹天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陈勇对于汪祖刚签订《退出协议》的行为进行了追认。陈勇于2014年3月15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无就汪祖刚签订《退出协议》的行为作出追认。而且根据陈勇在（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21号及（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040号案件应诉的情况来看，其对汪祖刚签订《退出协议》行为亦是不予认可的。再次，曹天明作为卡尼顿公司的股东、董事会成员，其清楚公司的运作及股权状况，其对于陈勇承包经营卡尼顿公司，汪祖刚代表陈勇处理卡尼顿公司的业务和工作的情况亦是清楚的。对于汪祖刚的代理权限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其他股东陈亮全、吴青松也是清楚的。陈勇于2013年6月24日出具的《授权书》载明授权事宜如有变动，陈勇本人会以书面形式通知卡尼顿公司董事会。在2014年3月15日之前，汪祖刚的代理行为与《授权书》的授权范围一致，仅限于处理公司的业务和工作。曹天明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汪祖刚在签订《退出协议》时获得陈勇的授权代为处理股权受让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宜，或陈勇、汪祖刚的行为足以令曹天明有理由相信汪祖刚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曹天明作为卡尼顿公司的股东、董事会成员，对于股东、董事会内部的状况亦应有充分的了解，《退出协议》涉及股权变动的事宜，其在签订前应谨慎核实汪祖刚的委托代理权限。曹天明关于汪祖刚在签订《退出协议》时有相应代理权限的主张不能成立，汪祖刚的行为亦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故再审认定汪祖刚无权代表陈勇签订《退出协议》。综上所述，曹天明主张汪祖刚在签订《退出协议》时获得陈勇授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再审认定《退出协议》因缺少陈勇签名确认而未能成立。二审对于这一事实认定有误，但二审驳回曹天明的全部诉讼请求处理正确，再审予以维持。对于再审申请人曹天明的再审请求，再审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及前述援引法律法规条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2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五宝审判员  彭书红审判员  陈彩玲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叶肖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