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   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甘0725民初2262号   原告：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   法定代表人：陈某，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   法定代表人：贺某1，系该养殖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2（系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法定代表人贺某1之子），男，汉族，山西省定襄县居民。   被告：贺某2，男，汉族，山西省定襄县居民。   被告：贺某3，男，汉族，山西省定襄县居民。   被告：郭某1，男，汉族，山西省定襄县居民。   原告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贺某2、贺某3、郭某1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及被告贺某2、贺某3、郭某1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庭审后，因该案须调查核实相关情况，本院依法将该案转为普通程序。第二次庭审时，原告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2，被告贺某2、贺某3、郭某1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购牛合同；2.要求四被告连带返还原告购牛款200000元及运费5800元；3.要求四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000元，以上合计2558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5月30日，原告作为乙方，四被告作为甲方，双方协商签订《购牛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订购“西门塔尔牛”100头，并约定了产品检疫办法、运输责任、风险、付款方式、违约责任以及发生纠纷管辖法院等事项。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在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挑选了“西门塔尔牛”89头，向被告贺某3支付购牛款200000元，被告出具了收条并承诺2018年5月30日10时30分牛车准时出发。被告收取原告购牛款后没有按约定发车，原告向山西省忻州市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出警对案件进行了调查，被告才将32头牛装车，但装运的又不是原告选定的商品牛，也未向原告提供32头牛的检疫报告。2018年6月1日，运牛车到达原告公司，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承运人运费5800元，由原告垫支。同时，合同约定，被告必须保证牛在生长过程中的所有检疫（口蹄疫）已完成，保证每头牛都不携带布鲁士杆菌，若出现携带者和未检疫者，病牛退回，被告应承担原告相关损失；原告购买的肉牛，在三个月内出现因病死亡的由被告负责。2018年6月4日，所购买肉牛发病死亡，原告遂向检疫部门报告，检疫部门已将剩余牛隔离并采样鉴定，2018年8月10日，检疫部门出具原告肉牛已死亡13头的证明，最近又死亡1头，共计死亡14头。综上，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购牛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履行，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且履行部分不符合合同约定，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故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由被告返还原告已付购牛款200000元及代付的运费5800元，并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50000元，原告将剩余存活的牛返还给被告，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贺某2、郭某1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在庭前提交书面答辩状及证据，视为放弃答辩权、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最后陈述权。   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郭某1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在庭前以微信方式向本院提交《关于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说明》和书面答辩状各一份。   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称，原告没有在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采购任何肉牛，原告所谓的合同只是原告用来公司报账的合同，是在原告请求帮助的情况下出具的。被告从建厂到现在没有购进、饲养、养殖过任何肉牛。法院可来被告养殖场进行实地检查。原告的牛是在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购买的，是由郭某1帮助原告在农户手里收购而来。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的地址是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与原告收购牛的地方不是同一个县城。   被告郭某1辩称：一、2018年5月27日，被告郭某1带领原告在定襄县杨芳乡兰台村收购肉牛，至5月30日，共收购农户肉牛89头，合计牛款622200元。当时肉牛是原告自由挑选，自己检查后，原告在每头牛耳朵上打好自己带来的专用耳标。牛装车后原告支付200000元的购牛款。被告问原告余下的牛款什么时候付清，原告说余款马上就打过来，让被告发车。因是第一次带原告收购肉牛，不是很放心，要求原告全部付清牛款后再发车。等了2个小时后，原告也没有把牛款付清，被告打电话问原告情况，原告说余下的牛款付不清了，就要200000元牛款的牛，经与原告商量后，按收购肉牛农户的顺序给原告装运200000元的牛，共装运32头。二、被告与贺某3的情况说明：因被告自己没有车辆行动不方便，雇用贺某3的车辆接送原告。因当时被告没带银行卡，要求原告将200000元打到贺某3名下银行卡上，让贺某3帮忙代收牛款，因此与贺某3没有任何的关系。三、被告与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贺某2的情况说明：原告说，公司报账没有合同，原告请被告帮忙找个牛场在原告提供的合同上盖个公章，好回去报账。合同是原告提供的，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的贺某2并没有实际销售肉牛与原告。实际收购牛的地方与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不在同一个县城。四、原告所收购的肉牛，在原告二次检查确认后装牛上车的，共装牛二车。牛在原告的监督检查后装车，如果牛有病是不会装车的。原告支付的200000元是在装车检查后支付的，被告认为原告对这89头牛的质量是认可的，如果原告不认可牛的质量，为什么会付被告200000元的牛款。至于原告说牛回到家后，牛死掉了一部分，被告认为和被告没有任何关系的。牛是原告自己在农户家收购的，牛在装车前原告检查确认无误，确认无误后付200000元牛款给被告，被告只是帮助原告在农户家看牛，帮助原告联系运输车辆。综上。恳请山丹法院依法调查实际情况，依法驳回原告无理请求。   本案原告为证明自己主张的成立，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2018年5月30日原、被告签订的《购牛合同》意见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被告贺某2、贺某3、郭某1签订合同，以及对所购买牛的品种、数量、检疫、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的事实。同时，该合同对运输过程也进行了约定，并对所购肉牛在原告接收后三个月内出现因病死亡的责任承担亦进行了约定。   2.2018年5月30日清单，证明原告与被告贺某3对原告所挑选的西门塔尔牛的进行编号，由被告贺某3记载数量、价款并提供银行账号的事实；   3.2018年5月30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入账汇款业务凭单客户回执联一份，证明原告将200000元购牛款汇入贺某3提供的XXXX账号的事实。   4.2018年5月30日收条原件一张，证明被告贺某3收到原告购牛款200000元并承诺于2018年5月30日10时30分牛车准时出发的事实。   5.2018年6月1日收条原件一张，证明李某收到原告给其支付购牛运费5800元，李某出具收条的事实。   6.2018年8月20日山丹县公安局李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明2018年5月31日20时30分，山丹县公安局李桥派出所接到原告电话报警，称其在山西省忻州市购买的30余头母牛由山西货运部运至山丹县李桥乡东沟村后，发现牛与其在山西挑选的牛不符，将运输车辆扣留，要求查处。派出所民警经调查了解，该车辆只是负责运输，与买卖牛的事项无关，并告知原告将车辆放行，肉牛不符的问题，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解决的情况。   7.2018年5月31日照片五页，证明运牛车辆于2018年5月31日将被告装车运送给原告的32头牛运至山丹后，原告发现被告交付的牛与原告挑选的牛不一致的情况。   8.2018年6月4日动物诊疗记录表一份，证明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8年6月4日接到原告报告后，对病牛进行诊疗的情况。   9.2018年8月10日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该中心于6月5日再次接到原告公司报称有牛死亡的电话，该中心立即派员出诊，经查，病牛症状与2018年6月4日相同，治疗方案不变，以及截止2018年8月10日肉牛死亡的情况。   10.死亡肉牛照片，证明编号为00106、00110、00114、00115、00118、00119肉牛死亡的情况。   11.2018年10月17日与肉牛承运人李某通话录音光盘一张，证明被告对原告所选并运输的32头牛调包的情况。   上列证据，因被告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无法质证，本院将结合该案实际情况，综合予以认定。   本庭当庭宣读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郭某1在庭前向本院提交《关于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说明》和书面答辩状。   经原告对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和被告郭某1分别提交的《关于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说明》和书面答辩状质证认为，被告辩称不实。真实情况是：2018年5月30日，原告与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签订了购牛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西门塔尔牛100头，合同还约定了原告所购买的牛应当经过检疫，并且约定如在三个月内因病死亡由被告负责。合同签订后原告要求被告贺某2、贺某3、郭某1作为合同一方承担责任，因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法定代表人贺梅开系贺某2的父亲，其子贺某2系养殖场实际经营人，贺某3、郭某1与贺某2之间是合伙关系，所以贺某2、贺某3、郭某1均在甲方处签字，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在甲方处盖章，合同签订后，原告挑选西门塔尔牛89头，同时根据被告的要求原告将购牛款200000元打入被告贺某3邮政储蓄银行尾号为6276的银行账户，汇款后被告贺某3出具了收据，并备注在2018年5月30日10:30牛车准时出发。原告付款后被告未按约定发车，原告向忻州市公安局公安机关报警，在公安机关出警后被告才将其中的32头肉牛装车运送，但未向原告提供32头牛的检疫报告。2018年5月31日，运牛车到达原告公司，原告即发现部分牛并非原告在被告处挑选的肉牛，遂拒绝卸车，并向山丹县公安局李桥派出所报案，经派出所调查，以运输车辆与买卖肉牛的事项无关，要求原告将该车辆放行，原告于2018年6月1日将牛卸车后，被告仍未给原告提供32头牛的检疫被告，同时，由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承运人运费，原告遂代被告给付承运人运费5800元，由承运人李某给原告出具收条予以证明。2018年6月4日，被告交付的肉牛开始发病死亡，原告向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该中心对原告购买的牛进行诊断并采样鉴定，经鉴定，被告所出售的牛没有注射口蹄疫及布鲁士杆菌疫苗。2018年8月20日，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证明至2018年8月10日已死亡牛13头，对原告自述的另外死亡的一头，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未出具证明。死牛事件发生后，原告及时通知被告解决相关事宜，被告拒不出面，现被告向法庭提交的民事答辩状当中所陈述的事实与合同约定不符，与客观事实相悖，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   1.向定襄县杨芳村主任贺某4所做的调查笔录，证明原、被告在定襄县杨芳村买卖肉牛时，其作为村主任不知情，也不知道是否对选购肉牛进行了产地检疫，且目前由于国家政策，已不允许杨芳乡再养殖牛了。   2.向定襄县杨芳乡畜牧站站长郭某2所做的调查笔录及郭某2提供的动物疫病免疫汇总表，证明其按防疫要求对杨芳乡养殖的牛进行了防疫，对原、被告买卖养殖户的肉牛不参与动物检疫，也不出具产地检疫合格证，动物产地检疫是由动检所负责的。   3.定襄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在2018年5月27日至5月30日期间，被告未向该所申报肉牛交易相关检疫手续的情况。   4.向贺某2、贺某3、郭某1所做的调查笔录，证明：1.贺某2系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法定代表人贺梅开之子；2.原、被告的买卖关系存在；3.证明被告确实给原告运送编号为00101至00125的牛25头，编号为00132至00165的肉牛7头，共计32头，以及32头牛的价款为194600元的情况；4.证明原告给付被告购牛款200000元的情况；5.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购牛款200000元后，扣除32头牛的价款194600元外，对剩余的5400元，因原告未能按时给付其余购牛款，致使运送肉牛的车在装牛后又卸车，造成车辆所有人的台板费损失，经协商，从该款中支付车辆所有人台板费损失1500元的情况，下余3900元因原告未支付运送32头牛的运费，故该剩余款由被告代原告给付了运费，不足的1900元由原告在收到牛后给付车辆所有人。   5.2018年10月15日、10月17日与肉牛承运人李某通话录音光盘一张，承运人李某证明其确实给原告运送过32头肉牛，被告也给付其运费3900元，下欠1900元由其将牛交付给原告后，由原告给付，且双方也确实为该1900元运费发生过矛盾，经山丹县公安局李桥派出所出警，原告给付该运费的情况。另外，承运人李某在电话中称，被告给原告运送的肉牛曾被被告调包，若原告想打赢官司，就得给其好处。   上列证据经原告质证，认为：对兰台村村委会贺某4的笔录无异议，2018年5月，本案四被告是否在兰台村收购肉牛不清楚，原告无异议；对于郭某1的证言，认为其虽没有参与检验，但与本案贺某2、郭某1、贺某3的陈述不一致，结合本案的现有事实，更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定襄县动检部门提供的证明，说明没有申报产地检疫，就是没有进行产地检疫，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肉牛没有按合同约定进行检疫，也是导致肉牛死亡的主要原因。对以上三份证据是对本案客观事实的反映，原告无异议。对贺某2、郭某1、贺某3的证言有异议，第一、合同是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与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数量100头，最后挑选了89头牛，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付合同款的50%，剩余款项至2018年12月30日才付清，不存在一次性付清的说法；第二、被告出售的肉牛，打了疫苗，并称应当由原告方申报产地检疫，这与签订的书面合同相悖，该合同约定，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必须保证买卖的肉牛按规定进行检疫，牛在生长过程中不携带布鲁士杆菌，若出现携带或者未检疫者，病牛退回，现在肉牛死亡，该责任应当由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承担，不应由原告承担；第三、合同约定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负责装车，办理各项手续，路途中的各项费用由甲方承担，据此，可看出该合同约定的运费用是由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承担的，不存在原告承担的问题；第四、在承运人将肉牛拉至原告养殖场时，因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未根据合同约定给付运费，才导致原告不愿支付运费的情况，被告的陈述无合同依据；第五、根据法庭向被告的调查，证明耳标是原告带去并由原告在选定的牛耳上打的，这个事实原告是认可的，在原告给被告打款200000元之后，被告不按合同约定给原告发货，原告才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协调后，被告才将装车的32头牛进行运输，该32头牛是否是原告所选定的肉牛，已无从考证，但根据原、被告签订的《购牛合同》，证明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及被告贺某2、郭某1、贺某3在法庭调查中的陈述与书面合同不一致，应不予采信，双方应按书面合同严格履行。另外，至目前，原告购买的剩余肉牛再未死亡。   根据采信的证据并结合庭审调查，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2018年5月30日，原告作为乙方，四被告作为甲方，签订《购牛合同》一份。该合同第一条“根据乙方的需要，甲方组织保质保量的货源，由乙方在场地内自由选购体型纯正，发育正常的牛，达到乙方满意。乙方购买牛，品种：西门塔尔牛，数量：100头”、第二条“产品的检疫办法：国家或地方主管部门又卫生检疫规定的，按国家或地方主管部门规定进行检疫；国家或地方主管部门无检疫规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检疫办法。甲方必须保证牛在生长过程中的所有检疫（口蹄疫）已完成，并且保证每头牛都不携带布鲁士杆菌，若出现携带者和未检疫者，病牛退回，甲方约定承担乙方相关损失”、第三条“凡是乙方所购买的肉牛，在三个月内出现因病死亡的由甲方负责，因管理不善发生死亡的由乙方负责”、第四条“运输过程：甲方负责装车，负责办理各项手续，路途中的各项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必须承担运输过程中牛的伤亡，下车后除上述问题意外死亡的与甲方无关”、第五条“甲方应无偿向乙方提供所购牛的管理方式、饲养、疾病防治资料及跟踪服务”、第六条“合同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合同款50%，剩余50%2018年12月30日前付清”、第七条“甲乙双方不得违约，若一方违约，应当承担全部经济损失，由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均可发起诉讼，此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第八条“本合同签字后，甲方不得在乙方所在市场范围内（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向第三方出售同类品种牛羊。备注：甲方要跟踪服务至2018年12月30日。甲方不得干涉乙方全部过程的对外交易”等对货源的组织、选牛的场地、品种、数量，产品检疫办法，运输责任，风险，付款方式，违约责任、发生纠纷后的管辖法院以及限制条款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当日，原告挑选了符合要求的“西门塔尔牛”89头，价值622200元，并在牛耳上分别打上原告自带的有其公司名称和二维码的专用耳标，同时，向被告提供的贺某3在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卡转款200000元，被告贺某3于当日出具了收条，并在收条中备注“收到此款2018年5月30日10时30分牛车准时出发”。但被告收取原告购牛款后没有按约定时间发车，原告遂向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报案，经公安机关调查协调，被告才答应按价值200000元交付原告选定的肉牛32头并装车运送，但未向原告提供32头牛的产地检疫报告。2018年5月31日，运牛车到达原告公司，原告以部分肉牛并非其所选定的肉牛，拒绝卸车，并向山丹县公安局李桥派出所报案，经派出所了解，以运输车辆与买卖肉牛的事项无关，要求原告将该车辆放行，原告于2018年6月1日将牛卸车后，被告仍未给原告提供32头牛的检疫报告，同时，由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承运人运费，原告遂代被告垫付承运人运费5800元，有承运人李某给原告出具的收条予以证明。2018年6月4日，被告交付的肉牛开始发病死亡，原告向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该中心对原告购买的牛进行诊断并采样鉴定，同时将该批牛隔离饲养、治疗。2018年8月20日，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给原告出至2018年8月10日已死亡13头牛的证明一份，但截至本院二次庭审结束至今，原告提供的肉牛死亡照片只有编号为00106、00110、00114、00115、00118、00119的照片6张，其余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贺某2、贺某3、郭某1于2018年5月30日签订的100头《购牛合同》本身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贺某2、贺某3辩解的其与原告不相识，原告是郭某1的客户，因原告需要合同用于公司做账，要求被告郭某1找一个具有资质的养殖场与原告签订合同，被告郭某1遂请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贺某2、贺某3与原告签订合同，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贺某2、贺某3是在给被告郭某1帮忙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且四被告已按合同约定与原告共同挑选了89头肉牛，履行了合同义务，反而是原告在选定肉牛后，未按合同约定给付50%的货款，造成被告不能按时运送肉牛，并造成台板费损失，被告等人不承担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因本案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贺某2、贺某3、郭某1虽非同一养殖场员工，但其均系同村居民，在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并购买89头肉牛后，四被告配合默契，各负其责，共同完成了从合同签订到给原告收购肉牛，再到收取购牛款及承诺发车的行为，同时，四被告作为合同签订人，违反合同约定，明知肉牛异地买卖运输须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所申报产地检疫而未申报，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现场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实施现场检疫的官方兽医应当在检疫证明、检疫标志上签字或者盖章，并对检疫结论负责”和第四十一条“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官方兽医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人事行政部门制定。本法所称官方兽医，是指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并经兽医主管部门任命的，负责出具检疫等证明的国家兽医工作人员”的规定，导致原告购买的肉牛是否符合国家检疫标准难以界定，致使运送至山丹的肉牛因病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原告作为买受人，其明知买卖的肉牛须经过产地检疫合格方可异地运输，但在四被告未提供产地检疫合格证的情况下同意将选定的肉牛运送至山丹，且原告也未按合同约定给付被告已选定的89头肉牛价款的50%，也是导致原、被告未能全面履行合同的因素之一，原告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目前原、被告双方均认为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必要，故对原告要求依法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购牛合同》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连带返还购牛款200000元的请求，因被告运送给原告的肉牛已发生死亡，本地动检部门也未查明死因，若判令被告退还原告200000元购牛款，原告返还被告32头肉牛，已属不可能，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全部支持，但对原告死亡的肉牛应由被告予以赔偿，而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死亡13头牛的证明，因原告未给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肉牛死亡后带有耳标编号的照片，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出具该证明时也未附所死亡肉牛的耳标号，该证明不足以证实原告给山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称的死亡肉牛就是从被告处购买的肉牛，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应根据原告提供的带有耳标的死亡肉牛的照片认定为6头，而死亡的6肉牛，根据原、被告认可的2018年5月30日的购牛清单，是第一组编号中的00106、00110、00114、00115、00118、00119号，每头价款为5600元，故可由被告按购买时的价款退还原告33600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运费5800元的请求，因双方签订的购牛合同第四条已明确约定“甲方（被告）负责装车，负责办理各项手续，路途中的各项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必须承担运输过程中牛的伤亡，下车后除上述问题意外死亡的与甲方无关”，而原告垫付了该运费，故该运费应由被告承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50000元的请求，因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从即日起解除原告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贺某2、贺某3、郭某1签订的《购牛合同》。   二、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贺某2、贺某3、郭祥返还原告死亡的6头肉牛款33600元，退还原告运费款5800元，合计394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37元，由原告甘肃草源恒发农牧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346元（已交纳），被告忻州市忻府区厚道养殖场、贺某2、贺某3、郭某1负担791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彪   审 判 员 邵会琴   人民陪审员 肖永春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温永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申请执行事项告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