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108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静安置地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泰州路****。法定代表人：姚方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孝甫，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城开律师事务所，住，住所地上海市天钥桥路******/div>负责人：施萍平，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皓，该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盈莹，上海希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静安置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安置地）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城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城开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静安置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城开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城开律所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城开律所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静安置地支付律师代理费600万元；2、诉讼费用由静安置地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城开律所（乙方）与静安置地（甲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甲方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于2004年共同设立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甲方持有B公司80%股权，A公司持有20%股权。然因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申请A公司企业间借款纠纷执行一案（以下简称902号案件）中所涉及标的物系A公司所持的B公司20%股权，故为保证B公司的正常运作及良好发展，甲方欲收购A公司所持的20%股权。此外，甲方与A公司的公司出资纠纷一案[（2007）静民二（商）初字第788号、（2008）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357号]（以下简称788号案件）业经法院判决，现已生效。根据民事判决书，A公司应支付给甲方案件受理费129,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违约金1,800万元及相应利息。基于上述情况，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订立以下各条：一．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为处理902号案件所涉B公司20%股权收购之相关事宜；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包括：进行调查、谈判，递交诉状，参加庭审，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申请撤诉，申请执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书，转委托，代为支付股权款等，包括但不限于此。二．甲方同意将其基于788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对A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作为乙方律师代理费，乙方可放弃该项债权，亦可申请执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书、转委托、收取执行款等，包括但不限于此。三．甲方义务：1.……未经乙方同意，甲方自行与A公司、C公司签订股权购买或执行和解协议的，视为乙方已完成受托事项，相关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已向乙方支付的款项不予退还，同时合同项下约定的所有律师代理费仍需继续支付（按本合同第五条之约定）……4.按照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四.乙方义务:……3.乙方承办律师应当及时向客户报告有关案件的进展情况……五．收费方法约定：1.在本合同签订之时，甲方先行支付乙方律师代理费10万元。2.甲方支付4,000万元用于收购A公司持有的B公司20%的股权，乙方在此限额内处理股权事宜，所余款项亦为乙方的律师代理费。甲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将4,000万元汇入乙方指定账户：城开律所XXXXXXXXXXXXXXX2484XXXXX-工行上海市延安西路支行，应付股权款由乙方代为支付，如有余款直接转为乙方的律师代理费。若因甲乙双方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无法收购A公司持有的B公司20%股权，乙方应在此种情况出现之日起三日内将甲方支付的4,000万元退还甲方。3.甲方确认基于788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对A公司享有的债权作为乙方律师代理费。甲方应在A公司实际支付之日起七日内，按其实际清偿之金额全额支付给乙方作为律师代理费。4.甲方未能按时支付上述费用，须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乙方律师可拒绝代理，由此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甲方承担。本合同为不可撤销合同，承办律师接受委托并开展工作后，因甲方原因提前解除终止合同的，甲方仍应按照约定支付全部律师代理费。同年4月27日，静安置地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城开律所10万元，凭证上摘要“律师费”，同年6月1日静安置地又转账给城开律所2,000万元，凭证上摘要“代保管款”。2009年12月9日，城开律所（乙方）与静安置地（甲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一.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为处理902号案件申请执行异议之相关事宜；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包括：代为进行调查、谈判，递交法律文书，参加庭审，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调解，代为收取执行款或执行标的，代为签署相关法律文书，转委托权等，包括但不限于此；二．法院裁定本案不予执行后，乙方就上海A公司、上海B公司诉A公司、C公司还款协议无效一案提供相关法律服务；三．甲方同意在法院就本案裁定不予执行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乙方律师代理费700万元。之后，城开律所根据受托事项委派其律师，作为异议人（利害关系人）即静安置地的委托代理人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对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出具的（2007）沪黄一证执字第86号《执行证书》提出执行异议，2010年8月13日，二中院作出902号案件执行裁定，驳回异议。同年8月24日城开律所接受静安置地委托，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院）申请复议，要求撤销该裁定，裁定不予执行，并委派其律师作为静安置地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了听证。2010年12月31日，高院作出（2010）沪高执复议字第5号执行裁定，认为申请复议人异议的实质内容为执行所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有错误，要求不予执行，而902号案件裁定对异议进行审查所援引的法条不当，遂高院裁定撤销902号案件执行裁定。期间，2010年9月，C公司以A公司违反“和解协议”之约定为由，向二中院提出诉讼，要求追究A公司违约责任，案号为（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26号，在该案审理中，A公司提出反诉，另法院依法追加B公司及静安置地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静安置地未委托城开律所代理此案。2011年9月28日，二中院作出判决，驳回C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以及A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后C公司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7月9日，高院出具（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A公司向C公司偿还4,400万元，协议签署后3日内静安置地代A公司支付2,000万元至法院代管款账户……剩余2,400万元，由A公司分两期支付……A公司应当立即清偿本案以外的其他债务……将其持有B公司20%股权让渡给静安置地，静安置地在工商登记完成后，即为A公司履行的前述支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2011年3月22日，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向C公司、A公司出具《关于收回（2007）沪黄一证执字第86号的决定》，称该《执行证书》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故决定收回。2011年6月21日，C公司向二中院提出撤回902号案件执行申请，理由是为避免执行中的重复问题，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彻底解决双方的争议，由目前正在审理的（2010）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126号案件来解决双方自2002年以来因房地产参建协议所产生的涉及公司股权转让等一系列包括违约金、经济损失补偿在内的所有纷争。鉴于案件的实际，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2011年7月13日二中院作出裁定，终结该案执行。原审法院另查明，2009年11月2日，城开律所根据合同约定，代理静安置地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法院）对788号案件申请执行。因被执行人A公司房产、车辆及股权系轮候查封，目前无法处置，申请执行人（静安置地）亦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静安法院于2010年4月28日作出（2009）静执字第1750号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执行程序终结的情形消失后，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2011年8月2日，城开律所致函静安置地，告知静安置地根据双方补充协议之约定，静安置地应支付律师代理费700万元的条件已成就，该律师代理费从贵司已付款项中予以抵销；另，基于二中院已对902号案件作出裁定，确认不予执行，贵司与A公司执行案件[（2009）静执字第1750号]已具备恢复执行的条件，故请贵司于七日内向静安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同时出具相关文书至本所，以便本所指派律师及时开展工作，若贵司未能在七日内完成上述事项，阻碍合同付款条件达成，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即行成就，相应的律师代理费将从贵司已付款项之余额中予以抵销。静安置地否认收到此函。2011年8月22日，静安置地发函给城开律所，表明鉴于902号案件执行中，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收回了（2007）沪黄一证执字第86号《执行证书》，2011年6月，申请人C公司向二中院提出了撤诉申请，二中院作出了终结执行的裁定。至此，本公司欲通过执行案件收购A公司所持有的B公司20%股权已无可能，请贵所在三日内将本公司先前支付的代保管的购买股权款2,000万元退还本公司，至于贵所在执行案件中的律师代理费双方可再行协商。2011年8月31日，城开律所向静安置地开具了400万元律师代理费发票。2011年11月15日，城开律所回函静安置地称，上述《聘请律师合同》所涉委托事项业已完成，合同约定之付款条件已成就，城开律所的律师代理费从贵司已付款之全部余款中先予抵销部分律师代理费。城开律所于2012年3月、4月、5月向静安置地开具了剩余1,60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发票。2012年5月，静安置地因向城开律所催讨《聘请律师合同》项下的股权收购款无着，遂起诉至静安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城开律所返还由其保管的股权收购款2,0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损失。2012年7月，城开律所曾因静安置地尚欠律师代理费500万元（暂计）为由，诉至法院，审理中城开律所于2012年9月28日以收集证据为由，提出撤诉申请。后城开律所认为，根据《聘请律师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其已依约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静安置地应支付城开律所相应的律师代理费2,600万元（暂计，主合同所涉1,900万元，补充合同所涉700万元），其中2,000万元城开律所已依法行使抵销权，静安置地尚欠600万元，遂诉至法院。诉讼中，城开律所提供了2012年6月24日静安置地的法定代表人陆康明发给城开律所负责人的短信，并经公证机关公证，短信内容为：“……从开始你就一直尽心在为我提供服务，到苏突然投向后，我却没处理好这个转折……不该忽视与你之间的继续合作，不尊重你之前之后多年来所做的努力……还希望有机会在当面沟通，商量出办法来……”静安置地对真实性无异议。2012年4月24日，B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股东A公司退出股东会，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400万元；实收资本由500万元，减至400万元。2.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后，股东的出资额和持股比例为：静安置地认缴出资额400万元，出资比例100%，实缴出资额400万元，出资比例100%。3.公司在本决议作出后，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务清单，在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同年7月1日，B公司至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的变更手续，变更后B公司的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实收资本为400万元，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公司。再审期间，城开律所对上述两份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全部予以确认，并确认其及时知晓了（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6号案件民事调解书的内容；静安置地对上述两份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表示除了未收到城开律所开出的2,000万元律师代理费发票外，对其余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在本案的原一、二审中静安置地没有主张未收到2,000万元发票，再审中静安置地称关于2,600万元的发票，仅收到600万元的发票，未收到2,000万元的发票。对此城开律所出具了静安置地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云律师于2012年5月18日给予城开律所的律师函（有“胡海云”印章），函中称“……贵所于2012年5月15日向委托人寄出了2,000万元律师代理费发票79张……”函中详细一一列明2,000万元发票的具体号码、开票日期等。再审中静安置地确认胡海云为其公司当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另在（2013）徐民二（商）初字第268号案件于2013年11月28日庭审的质证阶段，城开律所称其提供的证据（8）即为其给予静安置地2,000万元的全部发票，当时静安置地的两位委托诉讼代理人均是上海市世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海云是其中之一，针对上述2,000万元的发票，静安置地当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真实性无异议，我方统计过大部分的发票是2012年开的，在其向我方发函时只开具了400万”。对此再审期间静安置地仍否认收到发票，认为该律师函件无律师的签名，不予认可。再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788号案件即系静安置地与A公司的公司出资纠纷一、二审案件；双方还确认《聘请律师合同》中涉及的静安置地对A公司享有的债权（788号案件）为1,900万元。城开律所与静安置地均认可城开律所已经取得了静安置地2,600万元律师代理费。原审法院又查明，上海XX事务所有限公司的《验资报告》[沪金审验（2004）第34号]中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记载：拟设立的公司名称为B公司，股东名称为静安置地、A公司，出资金额分别为400万元和1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80%和20%。B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9日。一份日期为2008年5月22日的《B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沪港评报（2008）第132号]记载：评估的委托方为静安置地，被评估的企业为B公司，评估目的为拟股权转让，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为B公司全部股权价值，评估方法为成本法，评估基准日为2008年3月31日，该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一年，即自2008年3月31日起至2009年3月30日……2008年4月2日，二中院针对申请执行人为C公司、被执行人为A公司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8）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65号民事调解书裁定[执行案号为（2008）沪二中执字第223号]:冻结、划拨被执行人A公司银行存款13,188,160.42元……该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记载的执行事项为轮候冻结A公司在B公司20%股权。另，城开律所强调其于2011年8月2日向静安置地邮寄函件，表明二中院对902号案件裁定不予执行，静安置地应该向城开律所支付700万元律师代理费；同时告知（2009）静执字第1750号案件（冻结依据788号案件）具备恢复执行的条件，要求静安置地于七日内向静安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同时出具相关委托文书至本所，以便本所指派律师及时开展工作；若未能在七日内完成上述事项，阻碍合同付款条件达成，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即行成就，相应律师代理费将即时从贵司已付款项之余额中予以抵销。静安置地始终称未收到该函件。为此城开律所提供了“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和上海市XX经营部的证明邮件于次日“妥投”的凭证，凭证记载收件人为陆康明，地址为静安区，地址为静安区XX路****/div>调阅自二中院（2016）沪02民终24号案件的《股东会决议》记载：2012年4月24日，静安置地、A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如下：……静安置地放弃追溯A公司违约金1,800万元（788号案件民事判决书）；A公司退出B公司股东会，不再持有B公司的股份。一份《三方（C公司、A公司、静安置地和B公司）和解协议》记载，……A公司持有的B公司20%股份截止2012年4月16日有包括申请人为静安置地、C公司等在内的四个查封，其中788号案件为首封，标的18,220,334元，开始时间2007年10月15日，结束时间2012年11月8日……该协议中A公司还承诺偿还除C公司以外其他债权人的债务，从而最终解除A公司持有的B公司20%股权所有冻结，并在标的股权所有查封解除后，立即将该20%股权转让给静安置地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静安置地、B公司与A公司之间在本协议生效前已经就20%的股权收购的一揽子解决问题达成协议，且能保证本协议的顺利执行。2012年7月27日，二中院向上海市工商局静安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解除对A公司持有的B公司20%的投资股权的冻结。2012年7月30日静安置地致函于高院，大致内容：……涉案方已在贵院达成了（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该调解书的约定：A公司向C公司偿还4,400万元，其中2,000万元由静安置地代A公司付至高院的代管款账号，待C公司向二中院申请解除对A公司在B公司20%股权的全部查封、申请终结执行（2008）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65号民事调解书后，A公司将该B公司20%股权让渡给静安置地；静安置地与A公司完成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后的三个工作日，通知贵院将前述的2,000万元支付给C公司，同时为A公司履行前述4,400万元支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现在静安置地与A公司已经完成了B公司20%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为此静安置地特向贵院递交此函，同意将静安置地代A公司付至贵院代管款账户的2,000万元支付给C公司。2016年3月21日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回函上海D有限公司，同意上海市XX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市XX中心持有的静安置地各50%股权，合计100%股权无偿划转至上海D有限公司，划转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另外，城开律所与静安置地签订于2009年4月的《聘请律师合同》中的“特别提示条款”记载：……本合同的所有条款涉及的当事人已进行了充分的协商、阅读和理解……乙方已提请甲方特别注意并全面、准确地理解有关权利义务及付款方式的全部条款；乙方已经应甲方要求对上述条款作出相应的说明；签约各方对本合同条款的理解完全一致，且愿意接受上述条款；由此为表达各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特进行如下签署……此外，静安置地曾于2012年5月18日对城开律所向静安法院提起委托合同纠纷一案[（2012）静民二（商）初字第463号]，要求解除与城开律所的《聘请律师合同》，要求城开律所返还股权收购款2,000万元等诉讼请求。上海市世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海云为静安置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该代理人同时还是（2016）沪02民终24号和（2015）沪高民二（商）申字第283号案件静安置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1、双方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的法律效力的争议；2、城开律所主张的《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1,900万元和《补充协议》约定的70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争议；3、城开律所主张的抵销权是否成立的争议；4、静安置地于2011年8月22日给城开律所的函件是否表明要求解除合同的争议。争议焦点一，双方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的法律效力的争议。在（2013）徐民二（商）初字第268号和（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58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过程中，静安置地对双方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的法律效力并未提出异议，并在（2012）静民二（商）初字第463号案件中明确提出要求解除双方的上述合同，然在再审期间，静安置地主张涉案合同是无效的，主要的理由是静安置地和A公司存有国企的成分，称国企要进行股权转让应该获得相关部门审批并进行评估等，另因为《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国有资本参股公司转让投资形成的企业产权应进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故该合同损害国家的利益应该为无效合同。关于双方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照之下，城开律所、静安置地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包括《补充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况且静安置地曾就上述收购行为委托评估公司进行了价值评估。当然，相关的评估报告在2009年3月31日确实已经失效，但是该报告并未真正投入使用，故其失效与否与本案无涉。至于静安置地在2016年3月经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上海市Z公司和上海市XX中心无偿划转至上海D有限公司的情况，也是在双方签订、履行合同多年之后发生的事实。关于城开律所是否存在超越法律规定的律师事务所所能从事的业务范围问题。首先，合同明确了静安置地全权委托城开律所处理C公司与A公司借款纠纷执行案件涉及的A公司在B公司20%股权的收购事宜，因此收购A公司股权的主体为静安置地，而非城开律所；其次，股权具体的收购金额并非由城开律所可以任意决定，双方在合同中已经作了明确的限定即4,000万元之内，也就是说城开律所在静安置地决定的限额内对相关股权的收购事宜提供法律服务；至于相关的法律服务合同是否存在排除、剥夺了静安置地对自己权利的处分问题。双方签订的合同，首先事关静安置地的利益，其次也与城开律所的利益息息相关，因为双方约定4,000万元股权收购款中，如有结余的，将同样是城开律所获得律师代理费的组成部分之一，故双方均享有一定的权力和义务。另，合同中“甲方义务”中约定“未经乙方同意，甲方自行与A公司、C公司签定股权购买或执行和解协议的，视为乙方已完成受托事项，相关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已经向乙方支付的款项不予退还。同时合同项下约定的所有律师代理费仍需继续支付……”，可见合同并未排除静安置地对相关权利的处分权，否则高院的（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就不可能成立；此外，该合同还具备一般合同不具有的条款即“特别提示”，该提示载明，本合同的所有条款涉及的当事人已进行了充分的协商、阅读和理解……城开律所已提请静安置地特别注意并全面、准确地理解有关权利义务及付款方法的全部条款……签约各方对本合同条款的理解完全一致，且愿意接受上述条款……可见双方的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争议焦点二，城开律所主张的《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1,900万元和《补充协议》约定的70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争议。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内容来看，双方对于合同的目的、各自的权利义务、律师代理费的金额和支付条件等全部条款是在作了“充分协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城开律所已提请静安置地特别注意并全面、准确地理解有关权利义务及付款方式的全部条款”，可见签约双方对合同的理解完全一致。该合同明确城开律所的义务为“静安置地全权委托城开律所代为处理C公司申请A公司企业间借款纠纷执行一案（902号案件）所涉B公司20%股权收购之相关事宜”，可见静安置地聘请城开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非诉性质的法律服务，最终静安置地于2012年7月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实现了合同目的，故既不能以具体工作量来考量城开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不能以诉讼收费标准确定律师代理费的金额，否则既有违双方当初明确的合同约定，也缺乏法律的依据。关于静安置地对A公司享有的1,800余万元的债权和静安置地应给付城开律所律师代理费的金额，再审中双方一致确认该债权即律师代理费为1,900万元，从其约定。双方的《聘请律师合同》明确约定“……静安置地确认基于788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对A公司享有的债权作为城开律所律师代理费”，可见双方约定该债权为城开律所获得的律师代理费的组成部分之一，只是双方另约定“静安置地应在A公司实际支付之日起七日内，按其实际清偿之金额全额支付给城开律所作为律师代理费”。关于城开律所主张的1,900万元律师代理费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虽然最终城开律所未出面参与高院审理的相关案件调解签约，但是首先并没有证据证明、静安置地也从未主张城开律所存在拒绝、懈怠按约提供相应法律服务的事实；其次合同约定未经城开律所同意，静安置地自行与A公司、C公司签订股权购买或执行和解协议的，视为城开律所已完成受托事项……再次2012年6月24日静安置地的法定代理人陆康明在静安置地已经向城开律所提起返还2,000万元诉讼之后，发给城开律所负责人的短信仍表明未尊重城开律所多年来所做的努力。最后高院于2011年7月13日对902号案件作出终结执行裁定后，城开律所据此及时要求静安置地向静安法院对788号案件申请恢复执行并具备成为首封的条件，还书面告知“若贵司未能在七日内完成上述事项，阻碍合同付款条件达成，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之规定，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即行成就，相应律师代理费将即时从贵司已付款项之余额中予以抵销”。然而静安置地并未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也不出具法律文件给城开律所，静安置地的行为属于人为阻碍付款条件的成就；包括静安置地在2012年4月24日经股东会决议，将已经与城开律所约定的作为律师代理费的、对A公司的债权予以放弃之行为也系阻碍城开律所取得律师代理费的行为。此外根据（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静安置地为A公司提供4,400万元的连带担保责任，并取得A公司在B公司20%的股权，帮助A公司解决案件纠纷，但前提是A公司偿还所有对外债务。最终静安置地于2012年7月完成了股权变更，静安置地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显然A公司已将所有对外债务清偿或债权人弃权，包括本案涉诉1,900万元债权。再从静安置地于2009年11月2日委托城开律所针对788号案件申请执行来看，应该认为静安置地在与城开律所签订合同后、相关股权收购之前已同意将该债权作为应给与城开律所的律师代理费，只是因为当时A公司的房产、车辆及股权系轮候查封、无法处置而被静安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当然，根据双方约定“静安置地应在A公司实际支付之日起七日内，按其实际清偿之金额全额支付给城开律所作为律师代理费”，可见该债权不必然等同于1,90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静安置地可实现的债权以“A公司实际清偿之金额”为限，但是由于静安置地存在违反合同约定，人为阻碍城开律所取得该律师代理费的情况，属于违约行为，且静安置地实际放弃追溯A公司违约金为1,800余万元（788号案件民事判决书），故就不应再适用“以A公司实际清偿之金额”的约定确定律师代理费的金额，否则有违公平、诚信原则，而按照1,900万元计，并未加重静安置地的负担。综上，涉案主合同的目的业已达成，1,900万元支付条件已成就。关于补充协议所涉700万元律师代理费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静安置地现主张法院最终裁定是“不予执行”，而且并未采纳城开律所关于“赌资”的意见，故700万元的付款条件同样未成就。对此观点，首先双方的合同并未为法院最终作出“不予执行”限定具体的成就理由，其次双方均认可城开律所于签订合同后，根据受托事项对执行案件提出异议、向高院提起执行异议复议、参与谈判、协调等。再次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其法律结果与“不予执行”几乎相同，且对于处理相关案件纠纷及达成涉诉协议目的的效果更佳，“终结执行”的结果对当事人而言更有利。最后倘若当事人不提出撤回执行申请，则法院必然以公证文书被收回为由，出具“不予执行”之裁定。可见，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业已实现，所涉700万元律师代理费支付条件也已成就。争议焦点三，城开律所主张的抵销权是否成立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尽管静安置地转账给城开律所2,000万元系代管的“股权收购款”，与“律师代理费”产生的原因和所基于的法律关系不同，但标的物均为货币，种类应为相同，亦不存在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情形。2012年7月9日经高院调解，最终静安置地与C公司、A公司就其在B公司20%股权的让渡达成共识，城开律所自认其即刻便知晓该事实，此时其依约即负有及时向静安置地返还“股权收购款”的义务，但是静安置地应给付城开律所的律师代理费分别在2011年8月、11月城开律所函告静安置地主张抵销权等权利时已经先予成就，故城开律所主张抵销权有法律依据。现根据城开律所提供的快递寄件凭证可确认静安置地及时收到了城开律所于2011年8月2日寄出的主张抵销权等的函件，包括静安置地并未主张没有收到的2011年11月15日的函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解释，静安置地均未在法律规定的三个月内提出异议或诉讼，故支持城开律所的主张，抵销权依法成立。关于静安置地是否及时收到城开律所开具的2,000万元发票的争议，从原审中静安置地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云律师于2012年5月18日给予城开律所的律师函及在（2013）徐民二（商）初字第268号案件于2013年11月28日庭审的质证阶段，针对城开律所提供的2,000万元发票，当时静安置地的两位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真实性无异议，我方统计过大部分的发票是2012年开的，在其向我方发函时只开具了400万”的表述均可以证明静安置地及时收到了2,000万元的发票。争议焦点四，静安置地于2011年8月22日给城开律所的函件是否表明要求解除合同的争议。根据静安置地发函的内容来看，静安置地告知至2011年8月22日其公司欲通过执行案件收购A公司所持有的B公司20%股权已无可能，要求城开律所退还代保管的股权款，函中并未明确要求解除涉案合同。之前、之后城开律所回函提出律师代理费支付条件已成就，主张行使抵销权，并向静安置地开具律师代理费发票等相关行为，均是对涉案合同的履行或相关事宜的磋商，静安置地直到2012年5月向静安法院提起委托合同纠纷诉讼时，才明确提出要求解除涉案合同之请求，因此，2011年8月22日静安置地的发函并不表明其要求解除涉案合同。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城开律所主张的《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1,900万元和《补充协议》约定的70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支付条件已成就；城开律所主张的抵销权成立；静安置地于2011年8月22日发函给城开律所并不表明静安置地要求解除涉案合同，故城开律所在实现抵销权后，现要求静安置地支付600万元律师代理费，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静安置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城开律所律师代理费600万元（已履行）。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审核涉案的相关证据，并听取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之后，本院充分注意到，原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争议所归纳的几项焦点正确，本院在此予以认可。原审法院对于涉案《聘请律师合同》的效力、相关律师代理费支付条件成就与否、抵销权是否成立等的认定均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同。况且，静安置地的上诉主张在原审时已经提出，鉴于其在本院审理中，未能进一步就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对本案所涉纠纷的定性及处理在原审判决文书中作了相关的阐述，所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静安置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海静安置地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沈 洁审判员 蔡茜芸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金小卿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