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86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94年7月9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延庆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68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法，男，1963年11月26日出生，延庆区儒林街道办事处温泉馨苑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公民代理人，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54年5月14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王某2之女），1978年10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54年5月14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4，女，1960年2月9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5，男，1962年12月24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王某5之女），1986年11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6，女，1965年5月25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延庆区。上诉人王某1、张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9民初5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张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继承人王某7、谢某遗留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某村63号院（以下简称63号院）内前排北房四间中谢某的两间房屋由王某1与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各继承六分之一份额。事实与理由：1、王某7于1994年与三个儿子所签订的协议既不是遗嘱，也非赠与；2、王某7于2011年签订的赠与协议无王某1与张某的签字；3、王某7一直由张某赡养，张某应分得遗产。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应驳回王某1、张某的上诉请求。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按法定继承分割63号院房屋。王某1、张某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的诉讼请求。遗产范围不明确。王某1、张某从1994年至2017年房屋拆迁，一直在63号院内居住，对该房屋进行使用和管理。1994年签订的分家协议中明确规定63号院前排房屋四间由王某8所有，从1994年至2017年再至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原告方始终未向法院主张权利。谢某于1994年去世，王某7于2012年去世，从1994年到2017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20年。王某7曾于1980年及1983年分别申请两处宅院，一处建房交给王某3，另一处建房交给王某5。王某8生前一直在63号院居住，故该院四间北房不是父母的遗产，不能按法定继承分割。另，王某7在2008年翻建五间彩钢房与事实不符。王某7在去世之前，一直与张某共同生活，翻建彩钢房有民政部门的补贴，张某亦有投入，该五间彩钢房不能作为王某7的个人财产，亦不能作为王某7的遗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7、谢某系夫妻，二人婚后育有六个子女，分别是长女王某2、次女王某4、三女王某6、长子王某3、次子王某5、三子王某8。王某8与张某系夫妻，二人婚后育有一子王某1。王某7和谢某有63号院一处共同财产，院内前排建有北房四间。1994年12月，谢某去世，未留下遗嘱。谢某下葬当日，王某7与三个儿子签订协议，约定三个儿子每月向王某7交生活费100元，并约定王某7所住前排四间房屋归王某8继有。1998年6月，王某8去世未留下遗嘱。2008年，王某7获批民政部门发放危房翻建款4万元，与张某一起在63号院后院建了十间彩钢房。2011年，在村委会成员王某9、李某1及王某10的见证下，王某7签订了赠与协议，明确63号院前排四间房屋归王某7不作分配，并说明王某8遗属不参与前院宅基地分配。2012年12月，王某7去世。2017年，南辛堡拆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王某7在1994年与三个儿子所签订协议的性质与效力问题；二、王某7于2011年在村委会成员见证下所签订的赠与协议的效力问题；三、王某7与谢某的遗产范围问题。关于王某7在1994年与三个儿子所签订协议的性质与效力问题。庭审中，双方对于该份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争议在于该份协议是分家协议还是遗嘱，结合协议的具体内容和上下文语境，认为协议兼具分家和遗嘱的性质，其中，第二条中规定的“现王某7所住房四间一院归王某8计有”为遗嘱内容，理由在于，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计有”事实上是“继有”的别字，而“继有”即继承所有，因此协议中对前排四间房屋的约定属于遗嘱内容。而双方对协议性质产生的争议，实质上是对协议中关于前排四间房屋的规定是否发生效力的争议，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相关举证质证以及核实的有关证据，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认定协议中的遗嘱内容即“现王某7所住房四间一院归王某8计有”无效，理由如下：第一，63号院中前排四间房屋为王某7与谢某的共有财产，故王某7对谢某财产处分的部分应属无效。第二，该份协议仅有王某7及其三个儿子参与，依法享有继承利益的女儿王某2、王某4未参与协议的签订。第三，王某7于2011年所签订的赠与协议中第二条规定“院内现有四间北房归王某7所有，不作分配”事实上构成了对“现王某7所住房四间一院归王某8计有”内容的变更，因遗嘱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生效，故1994年协议中的遗嘱部分在未生效前即被变更。关于王某7于2011年在村委会成员见证下所签订的赠与协议的效力问题。该份赠与协议签订时，除王某8遗属不在场外，其余家庭成员均在村委会成员王某9、李某1及王某10的见证下在协议上签字，并有见证人签字及村委会印章，且协议对王某8遗属不参与此赠与协议签订的原因进行了说明，未侵犯国家、集体及其他第三人的利益，故该份协议合法有效。但需要说明的是，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经查明，王某2在签订赠与协议时并非南辛堡村村民，而该赠与协议处分了63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故此赠与协议中赠与王某2宅基地使用权的部分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不影响协议其他部分的效力。关于王某7与谢某的遗产范围问题。根据双方的相关举证质证以及核实的有关证据，63号院内前排北房四间在被继承人谢某去世后一直由王某7进行使用、出租和管理，在王某7去世前也未分配给子女，因此属于被继承人王某7、谢某的遗产。而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63号院后排十间房屋属于王某7自建，而是王某7与张某一起建造的。且2011年签订的赠与协议中第三条实际上承认了将后院赠与给王某8遗属的事实，故法院认为63号院后排房屋不属于被继承人王某7和谢某的遗产。综上所述，63号院内前排北房四间属于被继承人王某7、谢某的遗产，王某7和谢某生前均未留下有效遗嘱，故对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由于双方均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故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与王某8对于遗产的继承份额应当均等。因王某8先于被继承人王某7去世，故其遗产份额由王某8之子王某1代位继承。遂于2018年8月10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王某7、谢某遗留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某村63号院内前排北房四间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各继承六分之一，王某1继承六分之一；二、驳回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63号院前排四间房屋是否均为王某7与谢某的遗产。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63号院前排北房四间系王某7、谢某夫妻所建，为二人共有财产，谢某生前未留有遗嘱，故谢某去世后，上述财产应为王某7与谢某法定继承人共有。1994年12月15日，在其他继承人未参与的情况下，王某7与三个儿子签订的协议，处分了他人财产，故一审法院认定协议该部分内容无效，符合法律规定。王某7生前亦未遗留有效遗嘱，故一审法院在认定63号院前排四间北房为王某7、谢某遗产，且在二人均未有遗嘱的情况下，按照法定继承对上述遗产所作处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某、王某1称王某7已将自己的房屋份额给予王某8，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所述事实成立。张某、王某1所述本案所涉遗产仅为63号院北房2间，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王某1、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王某1、张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懿荣审判员  刘福春审判员  张洪伟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张梦书记员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