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民终80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成秀，女，194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天忠，男，195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德芬，女，197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维琴，女，199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维有，男，199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富强，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息烽县温泉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息烽县温泉镇石头田街上。法定代表人：谢洪，系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健，系该镇人民政府政法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婕，贵州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温泉镇赶子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温泉镇赶子村。法定代表人：吴景志，系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扈翼勇，贵州弛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和彬，男，196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家玺，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息烽县温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温泉镇政府”）、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温泉镇赶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赶子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胡和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2018）黔0122民初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改判由胡和彬承担本案全部经济损失，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本案中胡和彬并非介绍人身份，而是雇主身份，罗仁红系受胡和彬的授意。故应当胡和彬承担本案全部损失，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罗天忠与张成秀，罗仁红与曹德芬同居时间均在《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之前，应当以事实婚姻对待，故罗天忠与罗仁红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曹德芬与罗仁红系夫妻关系。3．贵州省自2016年起就不再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故本案的各种损失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而非农村标准。4．一审未支持精神抚慰金，无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温泉镇政府辩称，1．温泉镇政府与胡和彬不存在工程发包关系，与死者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温泉镇政府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2．关于死亡赔偿金，一审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并无不当。3．关于责任比例方面，一审原告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但是温泉镇政府不应承担责任。胡和彬辩称，1．一审原告的上诉请求与其一审诉请并不一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其不应在二审中变更诉讼请求。2．本案中，究竟谁是雇主，并不清楚。胡和彬仅是介绍人，没有到过施工现场。胡和彬之所以未上诉，是考虑到一审原告方的重大损失。3．关于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鉴于死者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不予支持精神抚慰金，并无不当。4．关于死亡赔偿金。在国家没有明确废止关于区分城镇农准标准计算赔偿金的相关规定之前，仍应区分城镇与农村标准。5．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曹德芬与死者之间并非事实婚姻，故一审未计算曹德芬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赶子村委会辩称，1．关于责任分担。赶子村委会和温泉镇政府并非建房合同的当事人，故不应承担责任。一审中，证人罗某当庭否认了其证言，故赶子村委会与温泉镇政府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2．关于死亡赔偿金。罗仁红系农村户口，居住在农村并以农业收入为主，故一审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3．关于精神抚慰金。罗仁红在其工作过程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自身存在主要过错，故一审不予支持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本案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对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原审原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加强和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若干问题的通知》和贵阳市住建局《农村危房改造和住房保障实施方案》等文件，均明确危房改造的责任主体是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而非乡镇人民政府。其次，五保户王少轩系危房所有权人，危房改造已经得王少轩同意和认可，且王少轩也是危房改造的直接受益人，故判决王少轩无责于法无据。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农村自建两层以下房屋不需要建筑资质，而本案案涉房屋系一层房屋，故一审认定胡和彬无建筑资质缺乏依据，赶子村委会介绍胡和彬修建涉案房屋并无过错。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如上所述，温泉镇政府并非涉案危房改造主体，对于其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是否存在行政不作为，以及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规定程序审理。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辩称，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对于王少轩户的危房改造具有发包人资格，其将该工程承包给没有资质的胡和彬承建，故温泉镇政府和赶子村委会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胡和彬、赶子村委会或温泉镇政府均不是介绍人身份。胡和彬辩称，涉案施工项目是危房改造，如果没有温泉镇政府和赶子村委会的同意，不可能有人去承接该项目。胡和彬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连带赔偿五原告各项经济损766,131.5元；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若干问题的通知》（建村［2017］192号），该文件要求：“……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帮助自建确在困难且有统建意愿的农户选择有资质的施工队伍统建。对于政府组织实施加固改造，以及统建集体公租房等兜底解决特困户住房的，可在明确改造标准、征得农户同意并签订协议的基础上，将补助资金直接支付给施工单位。……”，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3月22日下发了“贵阳市2018年脱贫攻坚春风行动”《农村危房改造和住房保障实施方案》（筑建通［2018］78号），贵阳市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8年4月11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农村危房改造和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筑危改办通［2018］3号）。温泉镇政府按照上述文件要求，也制定了《温泉镇2018年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既四类人员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温委通［2018］102号），该文件要求：由“镇村建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指导全镇危房改造工作，各村村支两委按有关要求，收集农户房屋的相关资料，报镇“镇村建服务中心”。改造方式为“一级危房改造以加固维修为主，拆除重建为辅。二级、三级危房改造实行加固维修。农户自建确有困难且有统建意愿的，各村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帮助农民选择有资质的施工队伍进行施工。……”。温泉镇赶子村高花组村民王少轩（2018年5月29日死亡），属温泉镇2018年“特困供养人员”（五保户）。温泉镇政府在实施危房改造工作中，因王少轩属“特困供养人员”，居住房屋为危房，王少轩户（一人户）无资金、无劳动能力，经村委调查评议，并向温泉镇政府报告，为解决王少轩户的住房安全保障问题，将王少轩户作为扶贫重点对象，经温泉镇政府研究决定向上级政府申报危房改造指标，争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3.5万元，由政府有关部门统筹，专项资金支付。2018年4月10日，赶子村召开村支两委会讨论决定：……王少轩户危房改造与胡红二（本案被告胡和彬，没有建房施工资质，有一定的农村建房经验）联系修建，补助款由胡红二自己与政府部门结账……。4月12日，赶子村委会支书徐某与被告胡和彬联系，二人一起到王少轩房屋现场进行查看，被告胡和彬拿了一份“建房协议”叫王少轩签字，王少轩签了字。事后被告胡和彬打电话告诉徐某，口头表示，王少轩户房屋改造资金太少，没有利润，不做了。4月13日下午，被告胡和彬遇到罗仁红（没有建房施工资质），向罗仁红介绍了王少轩户危房改造的事，叫罗仁红去联系拆修王少轩的房屋。4月15日晚，罗仁红打电话叫被告胡和彬去家里吃饭，被告胡和彬与其妻冯贵容去了罗仁红家，罗仁红与被告胡和彬就拆修王少轩危房事宜进行了商谈，被告胡和彬叫罗仁红去拆修王少轩的危房，由罗仁红组织工人进行施工，被告胡和彬负责协调建房材料及与村委、政府联系验收、结账等事宜，当时有罗仁红之妻曹德芬及罗某也在场，罗仁红叫罗某一起去拆修王少轩的房屋，每天按100元计算工资。事后赶子村委会会、被告胡和彬及王少轩均未签订“建房协议”，被告胡和彬将王少轩签字的“建房协议”丢失。4月16日早，被告胡和彬又打电话叫罗仁红去王少轩家拆房，罗仁红带着妻子曹德芬与罗某及罗某妻子祝亚丽一起去到王少轩家，告诉王少轩拆房修房的事，王少轩表示同意。罗仁红、曹德芬、罗某、祝亚丽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开始拆房，上午11时许，罗仁红在挖土墙墙脚时，土墙发生倒塌，罗仁红躲避不及被压到墙下，受伤致死。罗仁红4月16日带人去拆王少轩的危房，未经赶子村委会会知晓，也未向镇村建中心报告及备案。4月23日温泉镇调解委员会组织各方进行调解，被告胡和彬与罗仁红的部分家属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协议约定：由胡和彬垫付罗仁红死亡的安葬费2万元，胡和彬就罗仁红死亡的责任界定和赔偿问题，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被告胡和彬已将2万元付清。另查明：原告罗天忠与张成秀同居多年，但一直未进行结婚登记，罗天忠不是罗仁红的生父，双方未形成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罗仁红生前与原告曹德芬系同居关系，未进行结婚登记。罗仁红生前近亲属有：生母张成秀，子女罗维琴、罗维有。罗仁红生前系温泉镇大山村坪上组村民，长期居住在该村，以从事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本案有争议的事实：谁是“特困供养人员”（“五保户”）王少轩户危房进行改造的责任主体；被告及第三人对造成罗仁红拆修王少轩户危房过程死亡是否存在过错；罗仁红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谁负有赔偿责任及责任大小。针对上述争议事实，原告提供了罗某、祝亚丽的“证实材料”1份、《人民调解协议》1份、被告胡和彬与罗仁红死前的通话记录（无内容，只有电话号码）、视频光碟1张；被告温泉镇政府提供了息烽县公安局温泉派出所的案卷中对王少轩、胡和彬、曹德芬、冯贵荣、罗某、祝亚丽、徐某的询问笔录，黔财建［2017］330号、建村［2017］192号文件；被告胡和彬提供了罗某的证实材料1张、徐某的证明1张，被告胡和彬2016年与其他农户签订的《建筑协议》5份及申请的证人徐某当庭作证的证言。原告对被告温泉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温泉镇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免除其承担原告所诉的赔偿责任，对被告胡和彬提供的证据材料有异议，认为被告胡和彬提供的证据材料不真实；被告温泉镇政府对原告、被告胡和彬提供的证据材料无异议，但认为罗仁红拆修王少轩的房屋与被告温泉镇政府无关；被告胡和彬对原告提供的罗某、祝亚丽的“证实材料”有异议，认为证明内容不真实，对原告提供的被告胡和彬与罗仁红死前的通话记录无异议，但认为，无电话内容，不能证明被告胡和彬与罗仁红存在雇佣关系，对被告温泉镇政府提供的证据中曹德芬、罗某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该两份笔录内容不实，被告胡和彬与罗仁红只存在介绍关系；第三人对原告、被告温泉镇政府、胡和彬提供的证据材料无异议，但认为，罗仁红拆修王少轩户的危房中死亡与村委会无关。各方当事人对法庭调取证据材料对温泉镇扶贫中心负责人秦安村、国土所唐开宏、温泉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坤焱的调查笔录，温泉镇社会事务办的证明1份，建通［2018］78号、筑危改办通［2018］3号、温委通［2018］102号文件及农村建房安全生产管理交底告知书各1份，有关王少轩户扶贫建房材料复印件无异议，但被告温泉镇政府、胡和彬及第三人均认为与罗仁红无建房施工合同关系和雇佣关系，不应承担原告所诉的赔偿责任。上述罗某、祝亚丽的“证实材料”，罗某单独的“证实材料”各1张，当事人不予认可，因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证人也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温泉镇政府提供的息烽县公安局温泉派出所的案卷中对王少轩、胡和彬、曹德芬、冯贵荣、罗某、祝亚丽、徐某的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在案发后及时收集的证据材料，其真实性较大，曹德芬虽系罗仁红之妻，但其陈述与罗某等人的陈述可相互印证，因此，被告胡和彬介绍并协助配合罗仁红完成王少轩的危房改造工作的事实成立，被告胡和彬辩称与罗仁红只存在简单的介绍工程关系的理由，与被告胡和彬与罗仁红两次面谈王少轩户危房改造工程，并多次打电话联系罗仁红拆房的事实及常理不相符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温泉镇政府作为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和特定对象扶贫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者，对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工作，按上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文件要求，温泉镇政府属于实施王少轩户危房改工作的责任主体。对本案赶子村高花组村民王少轩“特困供养人员”的危房改造，按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加强和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若干问题的通知》（建村［2017］192号）文件的要求，对该户的危房改造应由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选择有资质的施工队伍进行统建，《温泉镇2018年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既四类人员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温委通［2018］102号）文件也作了同样的要求。但赶子村委会会在协助温泉镇政府开展此项工作中，未按有关文件要求选择有施工资质的施工人员进行施工，而选择没有资质的胡和彬作为施工人员，存在一定的过错，温泉镇政府在履行监管过程中，对“特困供养人员”的危房改造，也存在疏于管理，监督不到位的过错，与本案无资质的罗仁红在拆除王少轩危房过程中受伤死亡事件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被告胡和彬自己没有建房施工资质，进而介绍无资质的罗仁红承担本案危房改造工作，而且在促成罗仁红承担危房改造工作中，承诺与罗仁红进行分工协作，导致罗仁红未与政府监管部门及村委会联系的情况下，匆忙行事，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对王少轩的危房进行拆除施工，以致发生本案伤亡事故，被告胡和彬的行为与本案伤亡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责任；罗仁红无施工资质，未与有关部门联系并主动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下，私自带着工人与王少轩联系，并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拆房施工，罗仁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认识到可能发生的伤亡后果，但其疏忽大意，放任该后果的发生，存在重大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王少轩作为“特困供养人员”，无力进行危房改造的自建工作，属于落实政策的对象，对罗仁红的伤亡不承担责任。且王少轩于2018年5月29日死亡。原告罗天忠与死者罗仁红之间未形成法律上的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原告曹德芬与死者罗仁红生前系同居关系，不具有法定的配偶关系，因此，原告罗天忠、曹德芬与本案罗仁红不存在法律上的近亲属关系，无权获得罗仁红死亡产生的赔偿款项。罗仁红生前系农村居民，其死亡后的各种损失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原告主张的损失部分过高，应合理计算。一审法院对罗仁红的死亡赔偿金确认为177,380元（8,869元/年X20年＝177,380元）；原告主张的丧葬费33,139.5元，被扶养人张成秀生活费13,831.67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交通费5,000元过高，虽未提供证据，但鉴于原告办理死者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000元；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罗仁红死亡后的各种合理损失225,351.17元，被告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会共同承担25%的责任，被告胡和彬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胡和彬承担的赔偿责任，扣除其已支付的2万，另行支付给享有权利的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八条第一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息烽县温泉镇人民政府、第三人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温泉镇赶子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张成秀、罗维琴、罗维有56,337.79元。二、由被告胡和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张成秀、罗维琴、罗维有45,070.23元，扣除已垫付的2万元，另给付25,070.23元。三、驳回原告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62元，减半收取计5,131元，由原告张成秀、罗维琴、罗维有负担2,823元；被告息烽县温泉镇人民政府、第三人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温泉镇赶子村村民委员会共同负担1,282元；被告胡和彬负担1,02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判认定的事故责任主体是否正确；罗天忠、曹德芬是否应当作为被扶养人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是否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庭审已经查明温泉镇政府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贵阳市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农村危房改造和住房保障的相关文件要求，制定了《温泉镇2018年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既四类人员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温委通［2018］102号），该文件要求：由“镇村建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指导全镇危房改造工作，各村村支两委按有关要求，收集农户房屋的相关资料，报镇“镇村建服务中心”。改造方式为“一级危房改造以加固维修为主，拆除重建为辅。二级、三级危房改造实行加固维修。农户自建确有困难且有统建意愿的，各村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帮助农民选择有资质的施工队伍进行施工。……”。由此可见，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应属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的基层组织和具体实施者，且经过材料申报温泉镇赶子村高花组村民王少轩户被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确认为危房改造对象，经过村支两委决定由胡和彬对王少轩的危房进行改造，故由赶子村委会的村支书带领胡和彬与王少轩签订建房协议，在危房改造工作整个过程中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起到了主导作用，王少轩系基于政府部门的优惠措施享有危房改造的政策福利，其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并未举证证实其如何确认王少轩为危房改造对象，以及对承担危房改造的胡和彬进行了建房工匠培训，即推荐胡和彬与王少轩签订建房协议，存在一定的过错，与罗仁红在拆除王少轩危房过程中受伤死亡事件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共同承担25%的责任，并无不当。一、二审庭审中，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均不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罗仁红与胡和彬形成雇佣关系，故一审判决根据事件的起因认定胡和彬对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判令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从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提交的户口本原件的记载情况来看，罗天忠与罗仁红并非同一家庭户，且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罗天忠与罗仁红实际形成扶养关系的证明，本院对于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主张罗天忠与罗仁红形成继父子关系，不予采信。曹德芬与罗仁红系同一家庭户，本院对曹德芬与罗仁红系夫妻关系予以采信，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的规定，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并未举证证明曹德芬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曹德芬不能认定为被扶养人，故一审判决对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主张罗天忠、曹德芬应当作为被扶养人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罗仁红的户籍地、居住地均为农村，并以从事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一审判决认定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本案中罗仁红既未签订建房协议又无建房资质，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拆房施工，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事故的发生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其行为对自身的损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一审认定罗仁红因存在重大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并对一审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温泉镇政府、赶子村委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1,470元，由张成秀、罗天忠、曹德芬、罗维琴、罗维有负担10,262元，息烽县温泉镇人民政府、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温泉镇赶子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2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刘 静审判员 邱翠雪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娜书记员谢立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