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5民初8906号原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三环中路**财富金融中心**。法定代表人：权桂贤，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国，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法定代表人：王一谔，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媛媛，北京市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樊利尧，女，198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铁力市铁力镇西城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晓旬，河南博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企公司）与被告樊利尧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三星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国，外企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媛媛，被告樊利尧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晓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星公司无须向樊利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5625.32元；2.三星公司无须向樊利尧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6日工资差额826.35元。事实和理由：樊利尧因严重违纪被外企公司依法解除劳动关系，劳动仲裁裁决错误，为维护三星公司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外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外企公司无须向樊利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5625.32元；2.外企公司无须向樊利尧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6日工资差额826.35元。事实和理由：樊利尧在职期间多次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浏览与公司业务无关的网页，根据员工手册属于违纪行为。就此，外企公司于2016年1月13日向其发出了《员工违纪警告信》，并明确告知“如果在本通知下发后3个月内（自然月）再次收到公司的书面警告，公司有权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此后，樊利尧于2015年9月14日至2015年9月25日持续旷工，再度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因此外企公司于2016年2月3日向其发出了第二封《员工违纪警告信》。由于樊利尧的两次违纪行为间隔未超过3个自然月，且樊利尧与外企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书》中明确，累计旷工3天（含）以上属于严重违纪情形，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经济补偿，因此外企公司决定于2016年2月3日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并向其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述“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依法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樊利尧签署的劳动合同中以及外企公司向其发出的警告信中对其两次违纪行为及处罚方法均有明确规定。因此，外企公司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法规与樊利尧解除劳动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属于违法解除。樊利尧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主张应予驳回。樊利尧自2016年2月4日至2016年2月16日没有到岗上班，但公司已经超额发放了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6日的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共计3330.75元：基本工资1688.86元；奖金1013.32元；交通补助342.86元；通讯补助285.71元，并无拖欠。樊利尧因严重违纪被外企公司依法解除劳动关系，劳动仲裁裁决错误，为维护外企公司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樊利尧辩称，不同意三星公司及外企公司的诉讼请求，仲裁裁决作出后我方没有起诉，同意仲裁结果。2016年3月4日，樊利尧以三星公司及外企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5625.32元；二、支付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克扣的奖金6792.36元，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未涨薪造成同工不同酬的差额5178.14元，并支付25%的赔偿金2992.53元；三、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6日的基本工资2363.6元，绩效奖金3900元，补助800元；四、支付2016年2月17日至2016年5月30日的工资30138.96元。2016年11月17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6]第0789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外企公司支付樊利尧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5625.32元，三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外企公司向樊利尧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6日工资差额826.35元，三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樊利尧的其他仲裁请求。三星公司及外企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本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樊利尧于2007年7月23日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派遣到三星公司手机部工作，担任高级销售代表。2010年3月23日，樊利尧与外企公司签订自2010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以派遣形式继续在三星公司手机部工作。2012年4月1日续订劳动合同至2014年3月31日止，2014年4月1日与外企公司续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庭审中，樊利尧与三星公司及外企公司均认可樊利尧在三星公司工作期限自2007年7月23日起计算，樊利尧离职前12个月月均工资为7534.74元。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劳动关系解除，三星公司及外企公司主张樊利尧严重违纪，违纪事实一是：樊利尧自2015年9月14日到2015年9月25日期间长达十多天的旷工；违纪事实二是：樊利尧在工作时间违规上网，故三星公司将樊利尧退回外企公司，外企公司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外企公司与樊利尧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七条（三）违纪的处理的第二项第2条“违反劳动纪律受到一次书面警告后，再犯可受书面警告的错误的”、第10条“乙方（樊利尧）在与甲方（外企公司）维系劳动关系期间累计旷工3天（含3天）以上，或因旷工受到书面警告又犯同样错误”、三星公司的《三星公司终端销售团队员工手册》中的一级过失“工作态度类B”、“工作行为类B”以及第五过失处理的第一条，与樊利尧解除劳动关系。三星公司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网页浏览记录，三星公司主张樊利尧在工作期间浏览与工作内容无关的网站；证据二、考勤记录，三星公司主张樊利尧在2015年9月14日到2015年9月25日期间长时间旷工；证据三、《三星公司终端销售团队员工手册》，证据四、“关于北京督导樊利尧违纪解除的申请”。外企公司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动合同书；证据二、《三星公司终端销售团队员工手册》；证据三、“关于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单方解除与员工劳动合同事宜通知工会的函”及回执。上述函件及回执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2日；证据四、证人证言；证据五、违纪警告信回执2份，第一份员工签字处日期为2016年1月15日，第二份员工签字处日期为2016年2月5日，两份回执均显示有“樊利尧，2016年2月16日领取”的字样。樊利尧对三星公司提交的“网页浏览记录”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记录为打印件，是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其本人的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其在工作场所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络信息，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对“考勤记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其正常工作了，不能证明旷工的事实；对《三星公司终端销售团队员工手册》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没有见过该手册，不知道公司的规章制度，也没有作过任何签收，员工手册制定于2010年5月4日，未经法定民主程序，对员工无约束力；对“关于北京督导樊利尧违纪解除的申请”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称不能证明其存在旷工的情况。樊利尧对外企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劳动合同是公司固定的格式文本，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只是要求其本人作了签字，并没有就相关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劳动纪律，对员工进行任何的说明和告知，且其本人并没有该份劳动合同，都在公司保存，签完合同之后公司就将合同就收走了，员工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内容；对于《三星公司终端销售团队员工手册》同之前的陈述意见；对“通知工会的函”及回执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没有见过，同时工会的函恰恰证明在2016年1月22日外企公司通知工会时已经作出了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与公司在2月3日给其发送员工违纪警告信相违背，即外企公司在作出警告信之前，就已经作出了解除的决定；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表示证人是外企公司的职工，与公司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不能证明已经将员工违纪警告信进行了告知；对两份警告信回执中其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是在2016年2月16日才见到这两份警告信，是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起领取的，不认可回执中员工签字处的日期。樊利尧主张其并不存在旷工及上班时间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页的行为，三星公司与外企公司的解除行为属于违法解除。樊利尧就此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证明”，其中“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显示：“樊利尧，因您在工作期间，存在如下严重违纪行为：《员工手册V1.0》中“违反劳动纪律受到一次书面警告后，再犯可受书面警告的错误的”。您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司与您签署的规章制度的约定和规定，因此，依据我司与您签署的《劳动合同书》第七（四）2条以及《员工手册V1.0》相关规定，我司决定解除与您的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6年2月3日。下方显示有“樊利尧，2016年2月16日领取”的字样。三星公司及外企公司对“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认可，称外企公司已经在2016年2月3日解除了与樊利尧的劳动关系；对“证明”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关于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6日工资差额，三星公司及外企公司主张樊利尧正常工作到2016年2月3日，外企公司于当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因此仅需支付樊利尧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3日期间的工资，公司已经超额支付了该期间工资。樊利尧主张其正常工作到2016年2月16日，故公司应当支付工资至当日。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外企公司虽以樊利尧存在如下严重违纪行为“《员工手册Vl.0》中‘违反劳动纪律受到一次书面警告后，再犯可受书面警告的错误的”为由，与樊利尧解除劳动关系，但外企公司第1次作出《员工违纪警告信》的时间为2016年1月13日，2016年2月3日作出《员工违纪警告信》是由于樊利尧有如下的违纪情况“严格遵守甲方和用工单位的考勤制度，不得迟到、早退、旷工。未经请假擅自离开岗位的，按旷工处理”，而外企公司和三星公司所述的樊利尧未出勤时间是2015年9月14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不符合违反劳动纪律受到一次书面警告后，再犯可受书面警告的错误的情况；且外企公司提交的工会委员会的《回执》显示“2016年1月22日收到你处送达的《单方解除与员工劳动合同事宜通知工会的函》”，即外企公司在作出第2次《员工违纪警告信》前就已经作出解除决定；同时，外企公司和三星公司均未提交作出《员工违纪警告信》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依据即《三星公司终端销售团队员工手册》向樊利尧公示的证据，亦未提交送达《员工违纪警告信》时间的证据。综上所述，外企公司的解除行为不符合合法解除，应支付樊利尧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裁决不高于法律规定，樊利尧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外企公司虽主张樊利尧工作至2016年2月3日，双方于当日解除劳动关系，但樊利尧对此不予认可，且樊利尧领取解除通知书时间显示为2016年2月16日，故，本院对外企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对樊利尧关于其正常工作至2016年2月16日的主张予以采信。仲裁裁决外企公司支付该期间工资的数额不高于法律规定，樊利尧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三星公司应对上述金额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被告樊利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5625.32元，原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金额承担连带责任；二、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被告樊利尧支付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至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期间工资差额826.35元，原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金额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纳），由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巍人民陪审员  张爱恭人民陪审员  杨静田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陈思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