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民终83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省闽清东升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闽清县白中镇攸太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46668657994。 法定代表人：林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勇，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侹杰，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闽清云福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闽清县白中镇白金工业园区攸太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4MA347FEK8Q。 法定代表人：黄岁渊。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华，北京地平线（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冰，北京地平线（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省闽清东升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与被上诉人福建省闽清云福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福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2018）闽0124民初1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由云福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上诉人主张的事实系（2018）闽01刑终69号民事裁定书和（2017）闽0124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属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两份生效裁判文书及所依据的证据共同确认了上诉人与云福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以及每年租金为人民币330万元的事实。一审关于上诉人未能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的认定有误。二、（2017）闽0124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书中的“东升陶瓷厂”是否即是上诉人，一审法院有权释明。刑事判决文书中“东升陶瓷厂”和“东升陶瓷有限公司”两个名称是同时并用的，均指向上诉人。“东升陶瓷厂”的股东构成、生产经营经过等特征的描述均与上诉人的状况相符。除上诉人之外，并无第二家冠以“东升陶瓷厂”的企业。一审认定“东升陶瓷厂”并非本案中的上诉人明显与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不符。三、一审对刑事判决中租金支付情况的质疑，并不影响合同约定年租金为人民币330万元这一事实的认定，二者之间是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与合同约定内容的关系。 云福公司辩称，一、两份刑事裁判文书不应作为认定本案租赁事实的依据。首先，东升公司于2018年6月5日就已向闽清县人民法院调取了（2017）闽0124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书、（2018）闽01刑终69号刑事裁定书，却故意拖延至6月20日开庭当天才向法庭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东升公司明显超过举证期限，属于故意逾期提供证据。其次，两份刑事裁判文书审理的是刑事犯罪问题，并非审理云福公司与东升公司之间的租赁纠纷，所查明的如《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租金约定等并非刑事案件主要查明事实部分，且所认定的事实均系依据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而作出，欠缺其他证据的佐证，不能将刑事判决记载的内容直接作为认定本案租赁事实的依据。第三，云福公司一审所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一）云福公司与东升公司存在书面租赁合同，合同业经福建省闽清旭日陶瓷有限公司（下称“旭日公司”）确认，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东升公司与云福公司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云福公司每月应向东升公司支付租金5万元。东升公司、云福公司、旭日公司三方签订的《确认书》明确了各方权利义务，即旭日公司与东升公司于2010年9月签订的《企业承包合同》继续有效，租赁期限、租金不变。云福公司每月应付租金17.5万元，其中12.5万元直接付给旭日公司，作为东升公司应付给旭日公司的租金，东升公司实际每月收取租金5万元。讼争租赁物所有权人旭日公司也确认了东升公司与云福公司之间的租赁行为。云福公司已按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了支付租金的义务即每月向旭日公司支付12.5万元，向东升公司支付5万元。虽然东升公司的租金被闽清县人民法院提取（扣留）及代缴燃气管道建设费用，但也应当视为云福公司已向东升公司支付租金。（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可以被推翻。如前所述，云福公司已经对本案租赁事实进行了有效举证，所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故刑事判决书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本案租赁事实的依据。二、东升公司在一审中前后两次提交的《租赁合同》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首先，东升公司两次所提交的《租赁合同》均系复印件，没有原件可供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东升公司声称其第二次提交的《租赁合同》（一审原告证据七）系从（2017）闽0124刑初109号刑事案件中调取，系真实的，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①东升公司称其一审当庭提交的三份证据即《租赁合同》及两份刑事裁判文书均是从刑事卷宗中所调取，但闽清县人民法院仅对两份刑事裁判文书盖章确认，对《租赁合同》没有进行盖章确认，说明闽清县人民法院无法确定《租赁合同》是否真实，故不予盖章确认；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当事人相互质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云福公司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该份《租赁合同》未经云福公司质证，故不能直接作为本案民事诉讼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两份《租赁合同》上均没有讼争租赁物所有权人旭日公司的签章，合同未成立。第三，根据东升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之约定，云福公司应支付每月租金27.5万元。合同签订至今已有两年多，若《租赁合同》是真实的，云福公司已累计拖欠租金五百余万元，东升公司不可能不向云福公司催讨。而事实上，东升公司从未按《租赁合同》要求云福公司支付租金，也从未通知云福公司解除合同。说明《租赁合同》未成立，也未实际履行。三、东升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刑事案件材料，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首先，东升公司提交的刑事案件材料调取于2018年6月5日，一审第二次开庭时间为2018年7月18日，该证明资料既不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也不属于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的证据，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依法不应予以采纳。其次，东升公司提交的公安机关针对刑事案件所作的询问笔录，不属于民诉法第63条所规定的证据形式中的任何一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应采纳。即使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属于证据，也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接受质询，证人证言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东升公司提供的询问笔录，没有任何证人出庭作证，不应予以采纳。第三，询问笔录解决的不是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租赁问题。对于租赁问题的认定应当由民事诉讼来解决，而非由刑事案件来认定。且该刑事案件中对于本案租赁问题的认定均来源于询问笔录，欠缺其他证据的佐证，故刑事案件中对于本案租赁问题的阐述与认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第四，询问笔录中，每个人对于租金金额、支付方式等问题的陈述均不相同，该证据无法体现本案租赁的真实情况，应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本案事实。四、云福公司并不存在欠缴租金的情形。首先，东升公司出租给云福公司经营使用的办公楼、厂房、生产设备等租赁物实际系旭日公司所有，云福公司承租租赁物已得到旭日公司同意，并依约向其支付租金。其次，云福公司为东升公司垫付的管道燃气配套建设费用30万元及闽清县人民法院要求云福公司协助执行的执行款项2058675.58元可抵扣租金，云福公司不存在拖欠东升公司租金的情形。 东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云福公司支付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起诉之日的租金5225000元，并继续按照每月275000元的标准支付租金至租赁关系实际终止之日；2.判令云福公司以拖欠租金总额按照每月3%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至款项还清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567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云福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升公司由林峰、高晓兰共同投资成立，承包旭日公司进行生产经营，东升公司享有位于闽清县的2599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云福公司由黄岁渊、席芬莉、高理天、张文昌、池圣湘于2016年4月14日发起设立，公司成立后，云福公司承租东升公司进行经营生产，2018年3月12日公司股东变更为黄岁渊、高理云。 云福公司在生产经营中，支付给旭日公司租金的时间、金额分别为：2016年5月4日125000元、6月3日125000元、7月2日125000元、8月3日125000元、9月5日125000元、10月9日125000元、11月23日125000元、12月5日125000元，2017年1月3日125000元、3月5日125000元、3月16日125000元、4月6日125000元、5月9日125000元、6月4日125000元、7月6日125000元、8月4日125000元、9月24日65000元、9月30日60000元、12月3日375000元，2018年1月5日125000元、2月6日125000元、3月12日30000元、4月5日20000元、4月13日75000元、4月13日125000元、5月5日125000元，2016年5月份至2018年5月份的租金共计3125000元。 2016年5月23日，东升公司通知云福公司为其代垫欠闽清广安天然气有限公司管道燃气配套建设费用，从租金中扣除。2016年8月9日云福公司为东升公司垫付管道燃气配套建设费用200000元，2016年11月29日云福公司又为东升公司垫付管道燃气配套建设费用100000元。 由于东升公司存在其他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执行案件，闽清县人民法院鉴于云福公司租赁东升公司进行经营生产，东升公司有租金收入等情况，向云福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闽0124执12号、（2016）闽0124执764号、（2017）闽0124执717号]、责令协助单位追款通知书[（2016）闽0124执12号]、执行裁定书[（2016）闽0124执12号之三、（2016）闽0124执12号之四、（2016）闽0124执12号764号，（2017）闽0124执717号]，要求协助执行金额计2058675.58元。云福公司协助法院执行情况如下：2016年9月20日转账支付东升公司债权人张友钦210000元，2016年11月4日法院扣划执行款34435元，2017年4月5日、5月3日、6月6日、7月5日、8月7日、9月25日、11月13日、12月27日八次分别转账法院执行款50000元，合计金额644435元。 另查明，闽清县人民法院（2017）闽0124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包括“2009年张云彬和高理灯合作注册成立东升陶瓷厂，股东登记为林峰和高晓兰，其中林峰占55%，高晓兰占45%，随后双方按股份比例共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承包经营高理灯的旭日陶瓷厂，经营权为10年。2015年东升陶瓷厂停产，2016年3月，东升陶瓷厂被云福陶瓷厂高理天、席芬莉、黄岁渊、黄希朗、张文昌、池圣湘等人承包经营，按合同约定年租金为人民币330万元，按月支付租金人民币27.5万元，其中云福陶瓷厂每月支付高理灯租金人民币21.5万元，支付林峰租金人民币3万元，支付刘见辉（原东升陶瓷厂林峰手下小股东）租金人民币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关于“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之规定，本案的案由应为租赁合同纠纷。本案的争执焦点为：云福公司承租案涉的土地、厂房、企业设备生产经营，每月应支付的租金数额。东升公司认为云福公司分别承租东升公司和旭日公司，每月租金分别支付给东升公司275000元、旭日公司125000元。云福公司认为东升公司承租旭日公司后转租给云福公司生产经营，云福公司每月应支付的总租金为175000元，其中支付给东升公司50000元、支付给旭日公司125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关于“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之规定，经过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审查，一审法院对东升公司提供的2016年3月14日两份《租赁合同》复印件，及云福公司提供的2016年4月30日《租赁合同》、《企业承包合同》、2016年5月3日《确认书》均不予认定，导致无法查实双方当事人对租金数额的约定。即便根据闽清县人民法院（2017）闽0124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分析，亦存疑以下两点：1.刑案查明的均是“陶瓷厂”并非本案的“公司”；2.刑案查明的“按合同约定年租金为人民币330万元，按月支付租金人民币27.5万元，其中云福陶瓷厂每月支付高理灯租金人民币21.5万元，支付林峰租金人民币3万元，支付刘见辉（原东升陶瓷厂林峰手下小股东）租金人民币3万元”，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均不一致。且公司财产出租，租金也应由公司收入，刑案查明的却是自然人高理灯、林峰、刘见辉收入租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关于“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之规定不符。由此，（2017）闽0124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租金数额的依据。诉讼中，东升公司未能提供充足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东升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事实无法查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东升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34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64348元，由东升公司负担。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已随一审卷宗移送本院。 二审中，东升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明资料：1.（2017）闽0124刑初109号刑事案件证据材料；2.（2018）闽0124民初2064号民事判决书。经质证和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明资料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闽清县人民法院（2017）闽0124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2016年3月，东升陶瓷厂被云福陶瓷厂高理天、席芬莉、黄岁渊、黄希朗、张文昌、池圣湘等人承包经营，按合同约定年租金为人民币330万元，按月支付租金人民币27.5万元，其中云福陶瓷厂每月支付高理灯租金人民币21.5万元，支付林峰租金人民币3万元，支付刘见辉（原东升陶瓷厂林峰手下小股东）租金人民币3万元。”之事实，系根据相关证人的陈述等而对引发该聚众斗殴案的相关背景情况所作的认定，并非认定该案当事人犯罪的关键性事实。并且，该案认定“东升陶瓷厂被云福陶瓷厂高理天、席芬莉、黄岁渊、黄希朗、张文昌、池圣湘等人承包经营”，亦与东升公司系与云福公司成立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不符。再者，该案中关于“云福陶瓷厂每月支付高理灯租金人民币21.5万元，支付林峰租金人民币3万元，支付刘见辉（原东升陶瓷厂林峰手下小股东）租金人民币3万元。”之认定，东升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峰在二审中明确表示云福公司并未向其支付租金3万元，亦即东升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关陈述与该案中对租金支付情况的认定亦不符；且在云福公司与东升公司成立租赁合同情况下亦应由云福公司向东升公司付款，而非向其股东付款。综上，在上诉人东升公司未能提交其与云福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的情况下，不能仅以上述刑案中对于所涉租赁背景情况的描述而认定案涉租金金额。因上诉人东升公司未能提交有效书面租赁合同，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案涉租金实际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对此所作认定并无不当。故上诉人东升公司按月租金27.5万元标准向被上诉人云福公司主张欠付租金金额，依据不足，其相关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东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348元，由福建省闽清东升陶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光卓 审判员  王燕燕 审判员  田始凤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郑菡君 书记员祝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