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10民终26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雍熙镇县医院侧。法定代表人：闫小俊，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成举，贵州贵达（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建军，男，1969年8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临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俊，上海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汾市银耀工矿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汾市尧都区。法定代表人：崔银耀，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慧文，山西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黎，山西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熙公司）、上诉人孟建军因与被上诉人临汾市银耀工矿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8）晋100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鸿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成举，上诉人孟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俊，被上诉人银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慧文、杨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银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鸿熙公司向原告支付煤矿机械设备货款6581724.3元及利息（自2014年12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被告孟建军对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2014年5月之前，被告孟建军系鸿熙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银耀公司与孟建军联系，双方建立了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关系。2014年12月18日，原告银耀公司与被告鸿熙公司、被告孟建军核对经济往来账目，以“对账函”确认鸿熙公司欠银耀公司货款6581724.3元，鸿熙公司经手人贺某、张月越，被告孟建军在“对账函”上签名，鸿熙公司与银耀公司均加盖了公章。对双方争议焦点的事实：一、孟建军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鸿熙公司所加盖公章是否真实？经从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证，在2014年12月18日双方对账时，孟建军系鸿熙公司股东，持股40%.经向“对账函”上签名的贺某调查，是孟建军安排鸿熙公司所属沙田煤矿的会计贺某与原告银耀公司的人员对账后，两方相随一同来到鸿熙公司，经鸿熙公司财务会计张月越核对后，加盖了鸿熙公司公章。鸿熙公司代理人辩称：鸿熙公司现公章印模有数码编号，而“对账函”上加盖的公章印模没有。经在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2014年度鸿熙公司向工商局申报的多份材料中加盖的公章均无数字编码，与“对账函”上加盖的公章并无差异。故鸿熙公司代理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二、被告孟建军对鸿熙公司所欠货款的保证责任。孟建军本人未到庭，其代理人辩称，“对账函”上孟建军签名属实，但名字前“保证人”并非孟建军所写。银耀公司解释：是银耀公司人员写上“保证人”后，孟建军才签的名。孟建军代理人未能提出否定此解释的证据。另外，银耀公司员工鲁冲当庭作证，在贵州和临汾多次向孟建军索要欠款，孟建军一直答应公司股份转让后就清偿欠款。据此，认定孟建军保证人身份属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银耀公司与被告鸿熙公司因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形成的拖欠货款之债账目清楚，数额明确，被告鸿熙公司理应清偿。被告孟建军作为鸿熙公司偿还欠款的保证人，双方没有约定保证责任形式，应视为连带责任保证。关于二被告代理人所提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在原、被告之间“对账函”中，并无明确约定还款时间，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1条之规定精神，原告随时可以请求被告偿还欠款，不存在超诉讼时效的问题。故对二被告代理人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临汾市银耀工矿设备有限公司货款6581724.3元及利息（自2014年12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孟建军对被告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所欠货款6581724.3元及应承担的利息负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787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2872元，由被告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鸿熙公司上诉称：1、银耀公司是向沙田煤矿供应机械设备，与鸿熙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鸿熙公司现在的公章印模有数码编号，而《对账函》上加盖的公章印模没有数码编号。《对账函》上该公章真伪不明，一审判决认定鸿熙公司与银耀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3、鸿熙公司没有贺某此人。一审法院依职权主动对证人贺某进行调查，违反了法院居中裁判的立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银耀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孟建军上诉称：1、一审法院对贺某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银耀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贺某和张月越系鸿熙公司的员工。2、孟建军签字时《对账函》上并无“保证人”字样，该三个字系鸿熙公司事后添加，孟建军并非保证人，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银耀公司辩称：1、银耀公司与鸿熙公司之间存在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最终通过对账、盖章、签字等形式确认了所欠货款，数额明确，鸿熙公司应当偿还所欠货款及利息。2、孟建军在《对账函》上签名时，“保证人”三个字已经写好，其当场在“保证人”三个字后面签名，即明知其保证人身份，并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从《对账函》上“保证人”和“孟建军”的字样位置来看，显然是“保证人”书写在先、“孟建军”书写在后。鸿熙公司和孟建军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鸿熙公司与银耀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鸿熙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货款的义务；2、孟建军是否应当对鸿熙公司所欠货款承担保证责任。围绕本案焦点问题，结合上诉人鸿熙公司、上诉人孟建军的上诉请求以及被上诉人银耀公司的答辩理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综合评判如下：第一，银耀公司向鸿熙公司供应煤矿机械设备。经对账，2014年12月18日，银耀公司向鸿熙公司发出《对账函》，确认鸿熙公司欠货款6581724.3元。鸿熙公司在《对账函》上“数据证明无误”处加盖公章，鸿熙公司工作人员贺某、张月越在“经手人签字”处签名；孟建军在“保证人”后签名。据此可以认定，鸿熙公司与银耀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鸿熙公司认可欠银耀公司货款6581724.3元，孟建军自愿承担保证责任。第二，1、鸿熙公司上诉称，《对账函》上鸿熙公司公章真伪不明，不能认定鸿熙公司与银耀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银耀公司提供加盖有鸿熙公司公章的《对账函》，鸿熙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否认该公章的真实性，在一审、二审中亦未提出对该公章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2、鸿熙公司上诉称，鸿熙公司没有贺某此人。本院认为，一方面，一审法院曾对贺某做过调查，贺某表示其为鸿熙公司下属沙田煤矿的会计；二审庭审中，鸿熙公司亦认可沙田煤矿的采矿权属鸿熙公司。另一方面，贺某、张月越在《对账函》“经手人签字”处签名，鸿熙公司加盖公章，即为鸿熙公司对贺某、张月越身份的认可。第三，1、孟建军上诉称，孟建军签字时《对账函》上并无“保证人”字样，该三个字系鸿熙公司事后添加，孟建军并非保证人，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1）、银耀公司提供《对账函》，上面有“保证人”和“孟建军”的手写字样。银耀公司主张，“保证人”书写在先，孟建军当场在“保证人”后面签名。至此，对于孟建军的保证责任，银耀公司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孟建军对此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2）、孟建军否认其保证人身份，但对其在《对账函》上以何种身份签名并没有合理的解释。（3）、从《对账函》上“保证人”和“孟建军”的字样位置来看，本院采信银耀公司的主张，即“保证人”书写在先、“孟建军”书写在后。2、孟建军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银耀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本案中，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一节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鸿熙公司和上诉人孟建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744元，由上诉人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负担57872元，上诉人孟建军负担578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丽芳审判员  宋春红审判员  王永良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杨舒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