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131民初171号原告：叶某，女，198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系波，四川建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某，男，197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蒲江县。被告：余某，女，198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蒲江县。第三人：蒲江县宏利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蒲江县。法定代表人：杨某某，总经理。二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明然，四川成蒲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勇，四川成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叶某与被告余某、杨某某、第三人蒲江县宏利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利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叶某于2018年8月29日向本院申请诉前保全，本院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并于2018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系波，被告余某、杨某某、第三人宏利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明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余某、杨某某立即向叶某支付其在宏利公司2017年尚欠的分红款75,000元及股权转让款210,000元和利息；2.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余某、杨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2月20日，杨某某及宏利公司与叶某签订《蒲江县宏利物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将持有宏利公司（蒲江圆通）30%的股权以300,000元转让给叶某。杨某某收到叶某转让款后，三十日内与叶某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叶某前两年每年享受固定收益150,000元。合同签订后，叶某于2016年4月1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杨某某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00,000元。但杨某某及宏利公司未为叶某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2018年5月1日，余某、杨某某将宏利公司全部股权进行了转让，转让款为人民币1,700,000元。杨某某于2018年5月4日向叶某支付了其持有30%股权比例的转让款即300,000元及2017年部分分红款75,000元，余下700,000元股权转让款中210,000元及2017年余下分红款75,000元，杨某某表示不愿意向叶某支付。另，杨某某持有宏利公司的股权92%，余某持有宏利公司的股权8%。为维护叶某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杨某某、余某辩称，1.《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转让方（甲方）为宏利公司，受让方（乙方）为叶某。并且宏利公司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故杨某某和余某均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2.在本案中，叶某因《股权转让合同》产生争议，只能起诉合同的当事人宏利公司，杨某某和余某并非合同当事人，与叶某没有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3.因叶某对杨某某、余某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依法驳回对杨某某和余某的起诉。宏利公司述称，1.叶某与宏利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系叶某与宏利公司签订的民事合同，合同当事人一个是甲方宏利公司，一个是乙方叶某，杨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末尾处签名，只是履行职务行为而已，而甲方宏利公司本身并不持有自己的股权。《股权转让合同》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应属无效。2.因双方约定乙方叶某投资不承担经营风险而收取固定收益回报，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因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甲方宏利公司与乙方叶某约定乙方叶某投资不承担经营风险而收取固定收益回报。该收益脱离了宏利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所以《股权转让合同》无效。3.本案中，叶某与宏利公司约定的是投资300,000元，年固定收益回报150,000元，年利率高达50%，叶某与宏利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名为投资购股，实为借贷。所以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4.叶某未取得宏利公司股权，不具有宏利公司股东资格。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以及《股权转让合同》3.2条约定，甲方收到转让款后，三十日内与乙方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乙方即成为宏利公司股东。而在本案中，转让股权没有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公司本身不持有股权，事实上不能履行。所以叶某不可能具有宏利公司股东资格。5.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宏利公司已经退还叶某的全部投资款300,000元。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叶某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各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余惠银行转账给杨某某300,000元的支付凭证、宏利公司工商档案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叶某提供2016年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2.叶某提供2018年5月1日杨某某、余某与案外人曾婷签订的公司转让协议和清帐说明，能够证明杨某某、余某将宏利公司100%股权作价1,700,000元转让给曾婷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3.叶某提供其与余惠的结婚证及转账凭证，该结婚证能够证明二人系夫妻关系，银行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叶某支付转让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4.叶某提供杨某某转账凭证，能够证明杨某某分三次转账给叶某共计150,000元分红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5.叶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6.叶某提供的杨某某与余某的结婚登记申请书和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及离婚协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杨某某与余某2003年3月27日登记结婚、2017年8月4日登记离婚的事实，还能证明余某将持有宏利公司的股份全部无偿转让给杨某某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7.杨某某提供的其向宏利公司转账的银行记录，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月20日，宏利公司作为甲方，叶某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宏利公司30%的股权，以300,000元转让给乙方。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宏利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收到转让款后，三十日内与乙方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乙方即成为宏利公司的股东。甲方负责公司所有经营的、经济的、法律的全部管理权利。甲方经营宏利公司过程中盈亏、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乙方前二年享受固定收益150,000元，于当年12月31日一次性支付。二年后甲乙双方重新协商确定”。《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宏利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杨某某持有宏利公司92%的股权，余某持有宏利公司8%的股权。2016年4月1日，叶某的丈夫余惠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给杨某某300,000元，并附言“蒲江转让费”。2017年5月5日，杨某某分三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每次50,000元转给叶某，共计150,000元。2017年8月4日，杨某某、余某二人达成离婚协议，并于同日领取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载明二人于2003年3月27日结婚，女方所持有的宏利公司的股份全部无偿转让给男方。2018年5月1日，杨某某、余某将宏利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曾婷，转让款为1,700,000元。2018年5月4日，杨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叶某四次转账，其中一笔为75,000元，并附言“付2017年分红”，另外三笔共计3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合同》载明甲方为宏利公司，乙方为叶某，转让标的为宏利公司30%的股权，余某、杨某某提出宏利公司本身并不持有自己的股权，合同应属无效。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转让方应当是公司的股东，公司自身不能作为股权转让方的协议主体，公司并非其股东的所有权人，不能自行处分其股东的股权。通过对《股权转让合同》内容整体分析并综合本案证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真实意思应为宏利公司股东杨某某与叶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关于杨某某转让股权给叶某并未经宏利公司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该条法律旨在维护公司的内部信赖关系，故在股东转让股权出现程序瑕疵时，只要否定第三人优先于公司其他股东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即可，而无需否定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即转让股东未经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系杨某某与叶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叶某亦履行了支付转让对价的义务，并以股东身份领取过分红款。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应为有效。关于叶某主张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和分红款金额及利息问题。本案中，余某、杨某某转让给案外人曾婷的转让款为1,700,000元，根据叶某受让的股权份额和杨某某、余某各自所占宏利公司的股权份额，叶某主张的尚欠股权转让款210,000元和分红款75,000元计算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的利息无合同约定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叶某主张余某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纠纷是叶某与杨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叶某要求余某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本院对其要求余某承担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叶某的诉请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叶某分红款75,000元及股权转让款210,000元；二、驳回原告叶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8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4,808元，由被告杨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红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爱汶附相关法律条文及案例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案例索引：谢晓东、肖礼传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1民终5734号审判长张俊审判员苏展审判员胡张映雪书记员张艺耀法院说理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肖礼传与熊娟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的协议》是否应确认为无效；2.谢晓东是否享有案涉转让出资的优先购买权。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肖礼传与熊娟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的协议》是否应确认为无效的问题。谢晓东上诉认为，熊娟受让案涉转让出资时并非第一运业公司股东或职工，不具备受让案涉转让出资的条件，同时，肖礼传向熊娟转让案涉出资，并未经第一运业公司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因此，肖礼传向熊娟转让案涉出资应确认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第一运业公司在肖礼传向熊娟转让案涉出资时已改制完成，则肖礼传向熊娟转让案涉出资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约束。同时，谢晓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熊娟不具备受让条件。因此，谢晓东关于熊娟不具备受让案涉转让出资的条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该条法律旨在维护公司的内部信赖关系，故在股东转让股权出现程序瑕疵时，只要否定第三人优先于公司其他股东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即可，而无需否定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即转让股东未经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同时，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股东转让出资的协议》系肖礼传与熊娟的真实意思表示，谢晓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熊娟受让案涉出资时系恶意，且熊娟亦履行了支付转让对价的义务，并以股东身份领取了股东分红款。因此，案涉《股东转让出资的协议》应为有效。故谢晓东关于要求确认肖礼传与熊娟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的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谢晓东是否享有案涉转让出资的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则谢晓东作为“其他股东”，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自案涉出资变更登记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优先购买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谢晓东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其于2015年4、5月即知晓肖礼传向熊娟转让案涉出资，而其在知道上述情况后，未在30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而是于2017年2月14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优先购买权，则其要求确认其享有案涉转让出资的优先购买权于法无据。虽谢晓东上诉认为，其因记忆错误，在一审中错误表述“2015年4、5月知悉案涉转让出资”，实际上谢晓东知悉案涉转让出资是在2016年4、5月，则其于2017年2月14日向一审法院主张优先购买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三十日”和“一年”系保护优先购买权的除斥期间，并非诉讼时效。其次，谢晓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6年4、5月才知悉肖礼传向熊娟转让案涉出资。因此，根据禁反言原则，谢晓东在二审中变更其在一审中陈述的“2015年4、5月知悉案涉转让出资”无事实依据。故谢晓东关于要求确认其享有案涉转让出资的优先购买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针对谢晓东关于要求追加第一运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第一运业公司与各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并无关联性。故对于谢晓东关于追加第一运业公司作为第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谢晓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