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1民终14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代表人：童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炳生（系被保险人陈伟之父），男，194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务农，住浠，住浠水县div>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爱兰（系被保险人陈伟之母），女，195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务农，住浠，住浠水县div>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凤某（系被保险人陈伟之妻），女，1988年5月29日出生，瑶族，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务农，住本，住本县div>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墨（系被保险人陈伟之子），男，2012年9月1日出生，瑶族，湖北省浠水县人，学生，住浠，住浠水县div>法定代理人：凤某元（系陈墨之母），女，1988年5月29日出生，瑶族，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务农，浠水县组。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映火，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开创盛兴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向东小区**楼****div>法定代表人：胡永林，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第三人武汉开创盛兴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开创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浠水县人民法院（2017）鄂1125民初1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湖北省浠水县人民法院（2017）鄂1125民初175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被保险人陈伟系因自身疾病导致的猝死，依照保险合同《团体保险投保单》第九条“定期寿险疾病医疗身故无责”，该条款明确约定了被保险人因自身疾病导致身故，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二、一审认定陈伟系触电死亡的事实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一审申请出庭作证的证胡某义、于火林、肖涛涛在庭审中没有出具劳动合同、社保参保记录等证明系武汉开创公司员工，不能证明三证人事发时在现场。陈伟在工作中死亡，无论是由于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还是触电死亡，均属于工伤，应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处理，应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三位证人与第三人存在高度利益关联，三位证人证言不应采信。被上诉人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武汉开创盛公司未答辩。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向一审法院讼请求：1、要求武汉人寿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500000元及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武汉人寿保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4月14日，第三人武汉开创公司与武汉人寿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合同约定：第三人为公司24名员工（含被保险人陈伟在内）在武汉人寿保险公司购买“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和“国寿绿洲伤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其中个人定期寿险保险金额500000元，个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200000元，合同第九条约定“定期寿险疾病医疗身故无责”，合同生效日为2016年4月14日，保险期间一年。2016年8月24日上午9时许，被保险人陈伟（系第三人武汉开创公司员工）受公司安排在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邱贤村进行电网改造工作时，不幸触电昏迷，经医院抢救无效宣告死亡。被保险人陈伟身故后，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遂向武汉人寿保险公司申请赔付陈伟身故保险金遭拒后致本案成讼。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焦点：1、保险人是否履行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义务？2、被保险人陈伟猝死是否在保险责任范畴内及其担责主体？一、关于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之规定，本案中，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在与第三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在《团体保险投保单》第九条约定“定期寿险疾病医疗身故无责”的免责条款内容系保险人手写字体，该字体可与该投保单上其他机打字体条款内容相区别，应该足以引起第三人即投保人注意，故保险人即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履行了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义务。二、被保险人陈伟猝死是否在保险责任范畴内及其担责主体。（一）、被保险人陈伟猝死死因。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为支持诉述陈伟系触电引起猝死的事实，申请3名证人当庭陈述2016年8月24日上午，陈伟受公司安排上电线杆作业不幸触电昏迷送往医院救治无效死亡的证词，该3名证人均系陈伟同事且与陈伟同日一起作业，在陈伟案发时均在现场，其证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3名证人所作的证词能互相印证，从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角度可认定陈伟系触电引起的猝死。武汉人寿保险公司以新洲区汪集中心卫生院病历资料所载“陈伟猝死”抗辩陈伟系因自身疾病导致的突然死亡，本院认为，猝死只是死亡的一种临床表现形式，而非死亡原因，对死因的科学判断应通过尸体检验来认定，汪集中心卫生院对陈伟诊断“猝死”，但未说明死亡原因，其对陈伟死因不具证明力；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在接到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理赔申请后未明确表示要对陈伟进行尸体检验以确定其死亡情形是否属保险责任范畴，故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不可能自行通过尸体检验举证陈伟死因，否则法律对其要求过于苛刻，但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为证实陈伟受意外伤害而亡遂申请3名证人到庭陈述陈伟因触电而亡的事实，是其履行举证责任的表现，而武汉人寿保险公司作为保险合同的制作者在接到理赔申请后既未通知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需保全尸体进行尸体检验，属告知懈怠，造成现今不便对陈伟进行尸检确定死因具有一定的过错，且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在诉讼中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陈伟因自身疾病而亡，对此，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本院对武汉人寿保险公司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二）、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履行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义务不当然免责。案涉《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第六条责任免除中7种情形均无“猝死”，故武汉人寿保险公司以该条款抗辩免责自无依据；《团体保险投保单》第九条约定“定期寿险疾病医疗身故无责”的免责条款系对免责情形“疾病医疗身故”有明确界定，而被保险人陈伟并不属于疾病医疗身故，故该责任免除条款对陈伟猝死不具效力，武汉人寿保险公司以此亦不能免责。因陈伟之死属武汉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责任范畴，故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应向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支付合同约定的500000保险金，因保险合同没有指定受益人，故该保险金应作陈伟遗产由陈伟直系亲属即本案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父母、子女、配偶）等4人依法享有。另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诉请武汉人寿保险公司逾期赔付500000元保险金的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遂判决：一、武汉人寿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支付保险金500000元。二、驳回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经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申请，要求对武汉开创公司向武汉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和“国寿绿洲伤残团体意外伤害”团体保险投保单中投保授权人声明处“胡永林”签名是否为胡永林本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经鉴定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作出了鄂中司鉴（2018）文鉴字第176号鉴定，结论为：签名字迹不是胡永林本人所写。鉴定费2000元。上述鉴定经质证，陈炳生、何爱兰凤某元、陈墨对上述鉴定无异议。武汉人寿保险公司提出：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取样时没有与被申请人一致确认检材，不能确认送检材料真实性，要求重新鉴定。本院认为，送检材料中有胡永林本人在本院司法技术处书写亲笔签名，也有本院收取的胡永林本人签名的同期商品房购房合同及其他多份商业合同中胡永林本人签名的检材，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具有鉴定资质，上述鉴定结论本院予以采信。武汉人寿保险公司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未同时确认检材为由，要求重新鉴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允许。经审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根据当事人二审中提出的鉴定结论，本院另查明，武汉开创公司向武汉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和“国寿绿洲伤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保险投保单中投保授权人声明处“胡永林”签名不是胡永林本人书写。本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武汉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因陈伟死亡承担定期寿险赔偿义务。武汉人寿保险公司提出依照其与武汉开创公司签订的《团体保险投保单》第九条约定“定期寿险疾病医疗身故无责”，陈伟系因病猝死，不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从上述法律及《答复》的精神可以看出，免责条款要产生法律效力，除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外，还必须“明确说明”，而构成“明确说明”包括两个要件：①内容要件，即要求保险人应当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签订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包括其代理人）就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所涉及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作出解释，使其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②形式要件，即要求保险人的解释应当采用一定形式，或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而不仅仅是在保险单或保险合同上印有提示投保人注意的相关文字。因为提示性文字只能引起投保人对该条款的注意，如果保险人未对责任免除条款作出合理解释，即使投保人注意，也不一定能够领会其真实含义。因此，保险人虽已提供免责条款，用以证实双方之间就免责情况有过约定外，还应提供已作出“明确说明”的相关证据。本案中武汉人寿保险公司与武汉开创公司“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和“国寿绿洲伤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定期寿险疾病医疗身故无责”属“免责条款”，武汉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投保人授权人胡永林，不是其本人亲笔签名，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到目前为止未提供已向投保人武汉开创公司就“免责条款”部分单独作出书面或口头解释的相关证据，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其免责条款因不具备形式要件的要求，对投保人武汉开创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故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因陈伟死亡定期寿险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武汉人寿保险公司履行了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义务，没有证据印证，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武汉人寿保险公司提出陈伟在工作中死亡，无论是由于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还是触电死亡，均属于工伤，应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处理，应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陈伟死亡即使是工伤，那也是职工应享受的福利，与本案保险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我国法律没有禁止因工伤获得赔偿，权利人不能获得其他赔偿，因此，武汉人寿保险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尽管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武汉人寿保险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鉴定费2000，均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焱奇审判员  林 俊审判员  涂建锋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朱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