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91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安溪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江根村委会安溪村，组织机构代码07194973-1。负责人：叶用标。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飞鹏，广东信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健成，男，1968年5月6日，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毅华，广东华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安溪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安溪股份社）因与被上诉人黄健成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2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在2018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溪股份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黄健成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安溪股份社的证据不予采信,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未能正确解读合同中关于青苗补偿费归属的约定条款本义，对处理村中事务的善良风俗惯例视而不见，对农村实务的客观情况考虑不佳，对法律实践性欠缺深刻认识，导致作出了错误判决。（一）黄健成在征地前已拒付土地承包款，不但因违约在前无权主张青苗补偿费，更因合同被依法解除而无权享有青苗补偿费。1.青苗依附于土地，承包土地应依约交承包金。一审法院查明黄健成仅交付签约后的首年承包款，被书面催收后仍拒交2016年2月19日至2017年2月18日期间的承包金，该行为属根本性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关于“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之规定，黄健成违约在前，不论涉案承包合同是否解除，其无权以合同为据向安溪股份社主张任何青苗补偿费。2.涉案两份《投田承包合同》已因黄健成故意拒付承包金而被解除，黄健成无权主张青苗补偿费。首先，一审中叶某1作为证人向法庭如实作证证明两份《投田承包合同》已解除。其次，黄健成拖欠2016年2月19日至2017年2月18日期间的承包金，安溪股份社于2016年3月19日发出《通知》催收，在期限届满后黄健成仍拒付，安溪股份社时任负责人叶某1再次登门告知黄健成解除两份《投田承包合同》，涉案土地已被收回集体。3.安溪股份社在书面通知中设置合同被解除条件，通知内容为：请于2016年3月19日前向交纳“塘腰”及“新围”土地承包款合计136301.4元，逾期未交的，安溪股份社将中止合同，重新开投。该通知内容有两层意思，一是告知其违约并催收，二是行使合同解除权。黄健成已收到该通知，在安溪股份社催收无果后，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合同依法被解除。一审法院认为该书面通知仅为催收，两份合同在征地前并未解除，显然是错误的。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前述通知是催收通知而非解除合同通知，但黄健成一直拒交付承包款，也未在涉案土地上种植，如在此情况下仍可享有青苗补偿费，显然不合理。（二）《投田承包合同》第五条第4款已约定了青苗补偿费按类别分配，即高于三水区征地补偿标准的青苗补偿费归黄健成，低于或等于该标准的青苗补偿费归安溪股份社。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对按三水区征地补偿标准补偿的青苗补偿费归属未作出约定，是错误的。若高于标准的部分归黄健成，低于或等于标准的部分亦归黄健成，则无需用括号特别注明，仅直接约定青苗补偿费归乙方即可。但合同独列一项，明显是说明只有“标准青苗以外”这一种情况归黄健成。（三）一审法院以安溪股份社证人均为集体成员，具有利害关系为由不予采信证人证言，与客观现实不符。本案证人均见证了安溪股份社在投标前对青苗补偿费问题进行了阐释。青苗补偿费即使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分到的数额也是极少，村民不会为了几百块的青苗补偿费而在全村村民面前做假证。签订合同的安溪股份社负责人不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及水平，无法预测诉讼，一审法院要求安溪股份社提供完美无瑕的证据，未考虑农村实务的客观情况，脱离实际，导致错误判决。黄健成辩称，（一）黄健成没有拒付承包金，无违约事实，安溪股份社主张先履行抗辩权不恰当。1.黄健成不存在恶意拒付承包金的情况。2016年2月15日，黄健成持存折到村委会交承包金，征地办驻村委的同志阻止和吩咐村委财务不要收取，并告知承包金已由征地办代缴。后来了解到，征地单位为了顺利征地确实代缴了承包款，只是不是以“代缴承包金”的名义，而是出于财务会计管理所需以其他补偿项目列支。因此，在出具相关证明时，征地单位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出于对各种利害关系的考虑否认代缴承包金的事实；在12345政府服务平台上，该局已经明确了租金问题由该局协调解决并建议暂不支付租金，若该局能作出书面说明就不会有所谓拒付承包金的争议。2.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建立在双务的基础上，即安溪股份社承认有义务向黄健成支付青苗补偿费。安溪股份社只是主张黄健成存在违约而行使抗辩权，却又主张青苗补偿费归其所有，是自相矛盾。支付承包金是合同债务履行情况，青苗补偿费则是所有权归属之争，二者在法律范畴、权利义务性质等方面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是对等义务，也没有履行先后顺序，不存在先履行抗辩权。安溪股份社主张违约，应按照违约责任提出诉请，无权占有黄健成的青苗补偿费。（二）安溪股份社主张承包合同因黄健成违约而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5年11月18日征地公告发出，在双方配合征地单位实施征地的过程中，合同中的其他条款不可能继续正常履行，故安溪股份社的土地权能已经受到了限制，不可能正常向黄健成提供承包土地，其能否正常行使合同权利有待商榷。2.安溪股份社之所以提出催告，是因为征地实施需要较长时间，超过了承包金的应支付时间。在土地补偿款未落实前，安溪股份社的催告能迫使征地单位作出处理。事实上如前所述，征地单位为了顺利征地亦满足了安溪股份社的要求。故黄健成不存在违约之说。3.安溪股份社主张合同已经解除，却没有通知黄健成，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解除条件，还剥夺了黄健成的异议权利，尤其是涉及到征地权益，更不能说解除就解除。实际上当时大家都是以配合征地为中心，没有解除合同的想法，更别说具体落实。安溪股份社主张解除合同的事实是其为拒付青苗补偿费找的借口。（三）青苗补偿费没有约定归属于安溪股份社，依法应归黄健成。双方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对涉案土地是否被征收、何时征收、征收时的青苗补偿费标准均不知晓。合同第五条第4款对青苗补偿费的约定只是对补偿标准的约定，即确定补偿标准，并特别强调说明超过标准补偿部分的归属，避免争议。双方订约的本意在于保障黄健成在征地单位有高标准补偿时的权益，也明确了当征地单位只按政府标准补偿时承包者只能接受，避免黄健成因认为补偿不足以弥补损失而另外主张权利。青苗补偿费是弥补承包者的损失，在没有明确约定归属发包方的情况下，依法依理应归属黄健成。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承包合同的证明力。（四）黄健成支付了13万多元的承包金和4万多元保证金，还平整土地等。从黄健成提供的照片可见，征地时承包地上有黄健成种植的树木、花、草、蕉树、菜等植物和征地前购买的树苗。这些前期投入均因承包不到一年尚未有收成就被征地而无法获得回报，是黄健成应当获得补偿的铁证。黄健成的损失是真实、客观存在的，理应获得青苗补偿费。黄健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安溪股份社向黄健成归还征地青苗补偿费291880.5元；2.本案诉讼费由安溪股份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8日，黄健成通过公开投标的方式，承包安溪股份社所有的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江根村民委员会安溪村的“新围”（土名，面积为26.09亩）及“塘腰”（土名，面积为36.68亩）两块地，作种养使用。双方为此签订两份《投田承包合同》，其中，“新围”（土地）的承包期自2015年2月19日起至2020年2月18日止，为期5年，总承包金300035元，每年承包金60007元，承包金于每年2月19日前一次性支付；“塘腰”（土地）的承包期自2015年2月19日起至2020年2月18日止，为期5年，总承包金381472元，每年承包金76294.4元，承包金于每年2月19日前一次性支付。两份《投田承包合同》均约定，承包期内，如上级部门需征用土地或安溪股份社因水利、道路、电力等公益性事业建设占用土地的，双方应无条件服从征用；征用土地时，土地补偿款归安溪股份社所有，附着物补偿费归黄健成所有，青苗补偿标准按佛山市三水区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标准补偿以外的归黄健成）；土地被征用后，双方解除合同。两份《投田承包合同》又约定，黄健成逾期30天未向安溪股份社交纳承包款的，视为违约，安溪股份社有权没收合同履行保证金，并解除合同。两份《投田承包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黄健成依约向安溪股份社支付了两块承包地第一年（2015年2月19日至2016年2月18日期间）的承包金136301.4元以及保证金40890元。2015年11月18日，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发出《中国（三水）国际水都饮料食品基地向北扩容项目征地公告》，拟征用安溪股份社所有的含本案承包地在内的土地。2016年6月2日，案外人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江根村民委员会与安溪股份社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约定案外人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征收安溪股份社位于“后坑、新围、松先岗”（土名）附近一带的集体农用地（含“塘腰”承包地在内）共701.889亩，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按《关于实施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2010年修订调整）的通知》《三水区征地补偿和补助标准》等计算；其中，土地补偿费每亩72000元，合计50536008元；青苗补偿费每亩4500元，合计3158500.5元；扣减安溪股份社应支付的集体经济留用地款项8054149.5元，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尚应支付安溪股份社45640359元。2016年7月8日，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将包括青苗补偿费在内的征地补偿款45640359元支付给了安溪股份社。后，安溪股份社将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支付给了黄健成，但拒绝支付青苗补偿费。另查明，黄健成因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拟征收涉案承包地，未向安溪股份社交纳2016年2月19日至2017年2月18日期间的承包款。安溪股份社为此于2016年3月15日向黄健成发出《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如下：请于2016年3月19日前向安溪股份社交纳“塘腰”及“新围”土地承包款合计136301.4元，逾期未交的，安溪股份社将终止合同，重新开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涉案《投田承包合同》（两份）系黄健成、安溪股份社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案件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两个：一、涉案《投田承包合同》（两份）在涉案承包土地被征收前是否已经解除；二、涉案青苗补偿费是归黄健成所有，还是归安溪股份社所有。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合同的解除必须要由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实际行使解除权，作出解除行为，并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否则，即使符合解除条件，合同也不能自动解除，即合同将继续有效。本案中，因没有证据证明黄健成已向安溪股份社交纳了2016年2月19日至2017年2月18日期间的土地承包款，故根据两份《投田承包合同》的约定，安溪股份社在涉案承包土地征收之前享有合同解除权。虽然安溪股份社享有合同解除权，但因没有证据证明安溪股份社已经实际行使合同解除权（安溪股份社于2016年3月15日向黄健成发出的《通知》仅为催收承包款通知，并非解除合同通知），作出解除行为，并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了黄健成，故涉案《投田承包合同》（两份）在涉案承包地征收之前并未解除，仍然有效。安溪股份社主张涉案《投田承包合同》（两份）在涉案承包地征收之前已经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两份《投田承包合同》显示，原、安溪股份社签订合同时，仅对按高于佛山市三水区征地补偿标准补偿的青苗补偿费的归属作出了约定（归黄健成所有），对按佛山市三水区征地补偿标准补偿的青苗补偿费的归属并未作出约定。虽然证人叶某1、叶某2、叶某3陈述，在《投田承包合同》签订当天，安溪股份社的村长（叶某1）曾与黄健成口头约定，青苗补偿费归安溪股份社所有，但除了三人的证言之外，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由于三位证人均为安溪股份社的成员，案件青苗补偿费的归属会影响到三位证人的利益，故三位证人与安溪股份社和本案均有利害关系，而故单凭三位证人的证言而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安溪股份社曾与黄健成约定青苗补偿费归安溪股份社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因安溪股份社已收到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支付的承包地青苗补偿费，而黄健成、安溪股份社并未对青苗补偿费的归属作出约定，故黄健成现主张青苗补偿费归其所有，并主张安溪股份社支付青苗补偿费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查明的事实，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是按每亩4500元的标准向安溪股份社支付青苗补偿费，故安溪股份社应向黄健成支付的青苗补偿费合计为282465元（4500元/亩×26.09亩＋4500元/亩×36.68亩）。黄健成主张安溪股份社支付青苗补偿费291880.5元，超出282465元的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安溪股份社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健成支付青苗补偿费282465元；二、驳回黄健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即2839元，由黄健成负担92元，由安溪股份社负担2747元。二审期间，安溪股份社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材料：1.村民签名捺印证明6份，拟证明安溪股份社在土地公开投标前已向全体参与投标者声明，发生征地时，高于政府征地补偿标准的青苗补偿费才归承包者，等于或低于该标准的青苗补偿费归发包方，接受该条件的才可参加投标；2.地上附着物清点补偿明细确认表、支出统一凭证、地上附着物搬（迁）补偿协议书、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拟证明黄健成已与征地单位协商获得高于政府征地补偿标准部分的青苗补偿费，并由安溪股份社代收后予以支付；3.投田承包合同、地上附着物清点补偿明细确认表、地上附着物（搬）迁补偿协议书、地上附着物清点确认表汇总一览、支出统一凭证、支票存根、批量代收付明细清单、地上附着物补偿签名明细表等，拟证明安溪股份社和其他承包户签订的承包合同与涉案合同是一致的，其他承包户与征地单位协商获得高于政府补偿标准的青苗补偿费，并将该青苗补偿费归入地上附着物中予以补偿，政府补偿标准以内的青苗补偿费直接归安溪股份社，无需承包户和征地单位协商；4.村委会证明一份拟证明其他承包户没有获得青苗补偿费，黄健成已收到地上附着物补偿款。黄健成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查，安溪股份社提交的证据1签名人员身份不明，本院不予采信，其他证据与本案讼争问题处理无关，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安溪股份社应否向黄健成支付青苗补偿费282465元。安溪股份社和黄健成签订的两份《投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内，如上级部门需征用此土地或甲方因水利、道路、电力等公益性事业建设占用此土地的，双方应无条件服从征用。征用土地时，土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附着物补偿费归乙方所有，青苗补偿标准按佛山市三水区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标准青苗以外的归乙方）。土地被征用后，双方解除合同。”从条文的字义来看，该条款对于按政府征地补偿标准补偿的青苗补偿费的归属并未明确约定，对于超出该标准的青苗补偿费则明确约定归承包户所有。安溪股份社主张其在土地公开投标前已向全体参与投标者声明，发生征地时，按政府征地补偿标准补偿的青苗补偿费归发包方，接受该条件的才可参加投标，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安溪股份社还提交了其他承包户的投田承包合同、地上附着物清点补偿明细确认表等证据，以证明其他承包户和黄健成一样，均未领取按政府征地补偿标准补偿的青苗补偿费，仅获得高出标准部分的青苗补偿费。但即使该主张属实，只能证明其他承包户和安溪股份社就此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在合同约定不明且黄健成持有异议的情况下，不能证明黄健成和安溪股份社达成了相同的一致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判令安溪股份社按照政府补偿标准4500元/亩向黄健成支付青苗补偿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虽然黄健成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向安溪股份社交纳了2016年2月19日至2017年2月18日期间的土地承包款，但安溪股份社亦无证据证明其已行使合同解除权并通知了黄健成，其于2016年3月15日向黄健成发出的《通知》仅为催收承包款通知，并非解除合同通知。故涉案两份《投田承包合同》在涉案承包地征收之前并未解除，仍然有效。而青苗补偿费是土地被征用时，由于地上农作物正处在生长阶段而未能收获，国家因此给予土地承包者或土地使用者的经济补偿。因此，承包户获取青苗补偿费和其支付土地承包款并非对待给付义务，安溪股份社以黄健成未支付承包费抗辩支付青苗补偿费不符合后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条件，本院不予支持。安溪股份社可就承包费另行向黄健成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安溪股份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37元，由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安溪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健南审判员  徐允贤审判员  吴媛媛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梁启星书记员王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