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1民终676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祥进，男，汉族，1984年10月3日出生，住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铁肩，广西金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甘从远，男，汉族，1958年11月14日出生，住南宁市。 一审第三人：南宁市鑫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87943154680。 法定代表人：周武恒，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绍锋,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刘祥进因与被上诉人甘从远、一审第三人南宁市鑫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2017)桂0108民初2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的规定，于2018年8月29日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进行询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刘祥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法改判刘祥进与甘从远于2017年4月24日签订的《汽车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甘从远的所有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甘从远承担。事实和理由：甘从远的撤销权因除斥期间已过而消灭，一审法院判令撤销双方《汽车转让协议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刘祥进与甘从远于2017年4月24日签订《汽车转让协议书》，约定刘祥进以55000元的转让价款将桂Ａ×××××车辆转让给甘从远，甘从远将车辆挂靠在鑫吉公司名下经营。2017年5月9日，甘从远驾驶桂Ａ×××××车辆运输货物经过广东省英德市时，因超载被英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连江口中队查处，英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连江口中队查询发现，桂Ａ×××××车辆于2008年6月5日至2012年l月6日期间在广东省有多达36条违法记录未处理。同日，英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连江口中队向甘从远送达了一份《消除违法状态告知书》，通知甘从远立即消除桂Ａ×××××车辆的违法状态。由此可知，甘从远于2017年5月9日接到《消除违法状态告知书》时已经知道其对于桂Ａ×××××车辆真实状况存在错误认识，刘祥进与甘从远签订的《汽车转让协议书》属于可撤销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之规定，甘从远应当自2017年5月9日起三个月内行使撤销权，然而，甘从远直到2017年8月21日才向一审法院申请立案撤销《汽车转让协议》，距其知道可撤销事由之日已经超过三个月，其享有的撤销权因除斥期间已过而消灭。一审判决未审查除斥期间是否已过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令撤销《汽车转让协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并予以改判，支持刘祥进的上诉请求。 甘从远辩称：本案最早起诉是2017年6月1日，法院立案时间是2017年8月20日，并且，一审法院已经对本案的诉讼时效进行审查，本案的诉讼时效没有问题，程序正确，刘祥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祥进的上诉请求。 鑫吉公司述称：刘祥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车辆转让价格55000元是刘祥进与甘从远自愿约定，鑫吉公司不清楚。 甘从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撤销甘从远与刘祥进于2017年4月24日签订的《汽车转让协议书》；二、判决刘祥进向甘从远返还车辆转让费55000元；三、判决刘祥进向甘从远赔偿桂Ａ×××××车辆的年审费5000元、保险费6000元、停车费6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桂Ａ×××××车辆（车辆识别代号：LFNFPULX671F21861;发动机号：50875470）系重型厢式货车，原车主是林学赞。林学赞于2008年2月23日将该车辆挂靠在鑫吉公司名下经营。2010年6月29日，林学赞将车辆转让给彭开荣。彭开荣受让该车辆后，也将车辆挂靠在鑫吉公司名下经营。2013年6月13日，彭开荣将车辆转让给刘祥进。刘祥进受让车辆后，仍挂靠在鑫吉公司名下经营。2017年4月24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刘祥进以55000元的转让价款将桂Ａ×××××车辆转让给甘从远，双方在鑫吉公司办公室签订了一份《汽车转让协议书》。该《汽车转让协议书》（甲方为刘祥进，乙方为甘从远）约定：甲方必须保证车辆来历合法、手续齐全、权属清晰、没有设置抵押等他项权利，否则由甲方承担一切责任；双方签约后即时一手交款一手交车，同时移交的手续有行驶证、营运证、保险单（卡）、购置证等原件；本协议签订日前，该车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一概由甲方承担责任，本协议签订日后，该车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责任；本协议签订日后才发现的该车（签订日前）所遗留下来的因交通违法、违章所引起的运管部门或交警部门的财产性行政处罚，由乙方先行垫付，最终由甲方负担（乙方在垫付后可向甲方追偿）；因甲方原因导致该车辆无法办理年审及其他车管、营运等（手续）业务的，乙方自愿负责，但甲方有义务协助办理。签订该《汽车转让协议书》后，甘从远于当日向刘祥进交付了车辆转让费55000元，刘祥进亦于当日向甘从远交付了桂Ａ×××××车辆及该车辆的行驶证、营运证、保险单（卡）、购置证原件。同日，甘从远与鑫吉公司签订了一份《车辆挂靠合同》，约定：甘从远将桂Ａ×××××车辆挂靠在鑫吉公司名下经营；车辆产权属于甘从远并由甘从远实际控制支配运行；甘从远独立经营车辆，自负盈亏；挂靠期间，甘从远必须主动将足额保险费用交给鑫吉公司，由鑫吉公司代办车辆保险；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4月24日至2020年4月23日。2017年5月9日，甘从远驾驶桂Ａ×××××车辆运输货物经过广东省英德市时，因超载被英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连江口中队查处。英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连江口中队查询发现，桂Ａ×××××车辆于2008年6月5日至2012年1月6日期间在广东省有多达36条违法记录未处理。同日，该交警中队向甘从远送达了一份《消除违法状态告知书》，通知甘从远立即消除桂Ａ×××××车辆的违法状态。 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5日向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查询桂Ａ×××××车辆的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显示该车辆的状态为“违法未处理”，未见处于查封状态。2018年3月23日，一审法院向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六大队查询桂Ａ×××××车辆于2017年4月24日前的违法记录情况，查询结果未见该车辆在广东省内有未处理的违法记录。2018年4月3日，一审法院依甘从远申请，向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查询桂Ａ×××××车辆于2017年4月24日前在广东省发生且截至2017年4月24日仍未处理的违法记录。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于2018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复函，称桂Ａ×××××车辆于2017年4月24日前在广东省发生且仍未处理的违法记录共有36条，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相应的查询信息明细表。该查询信息明细表显示，桂Ａ×××××车辆于2018年4月24日前在广东省内发生且至今仍未处理的违法记录共有36条，因违法共被计16分未处理，未交罚款金额共5400元。 另查明：1、签订本案《汽车转让协议书》前，甘从远、刘祥进均到南宁交警部门查询桂Ａ×××××车辆的违法记录情况，未见该车辆有于2017年4月24日前在广东省内发生且未处理的违法记录。2、甘从远于2018年3月15日向鑫吉公司交纳了办理桂Ａ×××××车辆保险的相关费用6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甘从远与刘祥进签订《汽车转让协议书》前，甘从远为了解桂Ａ×××××车辆的状况，已到南宁市交警部门查询该车辆违法记录情况。在查询后并未发现该车辆有未处理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下，甘从远才与刘祥进签订该《汽车转让协议书》。该《汽车转让协议书》也明确约定刘祥进保证车辆手续齐全。但实际上该车辆在广东省有多达36条违法记录未处理。可见，甘从远是基于对桂Ａ×××××车辆真实状况的错误认识，认为该车辆已无未处理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下，才与刘祥进签订该《汽车转让协议书》，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汽车转让协议书》属于可撤销合同。因此，甘从远诉请判决撤销该《汽车转让协议书》，理由充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该规定，本案《汽车转让协议书》被撤销后，刘祥进收取甘从远的55000元车辆转让费应当予以返还。因此，甘从远诉请判决刘祥进返还55000车辆转让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此外，甘从远依法亦应向刘祥进返还桂Ａ×××××车辆（含车辆的行驶证、营运证、保险单（卡）、购置证的原件）。 甘从远主张的6000元保险费，虽已实际交纳，但该费用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交纳的，甘从远在已起诉请求撤销《汽车转让协议书》的情况下，仍交纳该费用，该费用损失并不是因刘祥进过错造成，故甘从远要求刘祥进承担该费用，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甘从远主张的5000元车辆年审费、6000元停车费，因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费用已实际发生，该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甘从远提起本案诉讼系主张撤销合同并返还车辆转让费及赔偿损失，并非要求刘祥进交纳处理车辆违法记录的罚款等费用，故刘祥进以《汽车转让协议书》关于“本协议签订日后才发现的该车（签订日前）所遗留下来的因交通违法、违章所引起的运管部门或交警部门的财产性行政处罚，由乙方先行垫付，最终由甲方负担（乙方在垫付后可向甲方追偿）”的约定为由，辩称甘从远关于撤销《汽车转让协议书》及返还车辆转让费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该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甘从远与刘祥进于2017年4月24日签订的《汽车转让协议书》；二、刘祥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甘从远返还车辆转让费55000元；三、甘从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祥进返还桂Ａ×××××重型厢式货车（车辆识别代号：LFNFPULX671F21861;发动机号：50875470）及该车辆的行驶证、营运证、保险单（卡）、购置证原件；四、驳回甘从远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刘祥进负担1175元，由甘从远负担52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也没有提交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甘从远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2日，一审法院受理经审查后于2017年8月21日予以立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甘从远与刘祥进签订《汽车转让协议书》前，甘从远、刘祥进均到南宁市交警部门查询桂Ａ×××××车辆违法记录情况，并未发现该车辆有未处理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下，甘从远才与刘祥进签订该《汽车转让协议书》。但实际上双方签订《汽车转让协议书》之前,该车辆在广东省有多达36条违法记录未处理。为此,甘从远基于对桂Ａ×××××车辆真实状况的错误认识，与刘祥进签订《汽车转让协议书》，应属于重大误解，故甘从远请求撤销与刘祥进之间的《汽车转让协议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刘祥进上诉称甘从远的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而消灭。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中，甘从远自2017年5月9日知道桂Ａ×××××车辆在与刘祥进签订《汽车转让协议书》之前有36条违法记录未处理后，已于2017年6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请求撤销双方之间签订的《汽车转让协议书》，故甘从远享有的撤销权并没有过除斥期间而消灭。所以，刘祥进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祥进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及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元（上诉人刘祥进已预交），由上诉人刘祥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仇彬彬 审判员  陆 敏 审判员  陈 健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庞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