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8）京02执异571号异议人（利害关系人）：滕站，男，196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毕晓旬，河南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华录百纳影视（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创智大厦第**办公室**。法定代表人：刘德宏，经理。委托代理人：刘瑞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学府路**v>法定代表人：武河渠，执行董事。被执行人：北京美好春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永新路**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赵义。本院在执行华录百纳影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录百纳公司）与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英马公司）、北京美好春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春天公司）仲裁纠纷一案[执行依据：〔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081号；执行案号：（2017）京02执527号]过程中，异议人滕站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其采取的限制消费执行措施。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异议人滕站称，贵院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2017）京02执527号限制消费令，对异议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异议人与被执行人北京金英马公司无关联，遂请求执行法官解除对异议人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但执行法官以异议人为北京金英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由维持了限制消费令相关内容。异议人认为贵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执行行为违法，侵害异议人合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北京金英马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唯一股东为厦门金英马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金英马公司）。异议人曾为厦门金英马公司发起人之一，在该公司设立之初持有其50％以上的股份而成为厦门金英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是2016年9月30日，异议人已将所持有的厦门金英马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光延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延时代公司），不再持有厦门金英马公司任何股份，同时辞去了在厦门金英马公司和北京金英马公司担任的所有职务。目前，除厦门金英马公司董事长（公司章程规定为法定代表人）一职因本届董事会任期不足一年需等待届满后再行撤换外，其他辞任职务均已办完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异议人现在不是北京金英马公司实际控制人，而且在持股关系、担任职务等方面也与北京金英马公司、厦门金英马公司无任何关联。综上，贵院对异议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理由与实际情况不符，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提出执行行为异议，请求撤销对异议人的限制消费措施。华录百纳公司辩称，一、滕站系执行程序开始时被执行人北京金英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限制高消费规定》）第三条第二款项下被限制高消费的对象。二、从滕站辞去在北京金英马公司相关任职的时间看，其具有逃避法院执行的故意。滕站于1998年4月23日起一直担任北京金英马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并自2015年2月8日起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执行依据生效于2017年8月25日，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限制消费令。滕站于2017年10月17日才辞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身份，2018年6月20日才辞去经理身份。即双方当事人自缔约、发生争议、进行仲裁、进入执行程序，直至法院作出限制消费令，滕站一直是北京金英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院作出限制消费令时，滕站仍为北京金英马公司的经理，仍然是北京金英马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和“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因此，滕站先后辞去北京金英马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经理这些职务的行为，具有逃避履行债务、规避法院强制执行的主观故意，欲使法院先前所采取的限制消费令措施无法执行，故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去除特定身份的方式规避执行。三、滕站提出的主张与其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且与客观事实不符。滕站称其持有的厦门金英马公司31.03％（最高持股比例）的股份于2016年9月30日已经转让给光延时代公司，但其举证的股东名册记载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无法证明前述主张。同时，《股权转让协议》第3.3条约定：全部协议款项付清起30日内变更股东名册，而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是2017年2月23日（说明：滕站提交的文件均是复印件，且证据及补充证据中的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也仅仅有少数几个股东签名，无法确认文件真实性），也与滕站主张的2016年9月30日转让股权相矛盾。特别是，厦门金英马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签发且对外公示的2017年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滕站至该日仍持有厦门金英马公司6551.5万元出资额，股东中也没有光延时代公司的任何信息，更加证明滕站所称于2016年9月30日转让股权是虚假的。滕站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变更无法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和对外公示，只能延续发起人的登记事项，那么他如何解释厦门金英马公司公示的2016年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登记的是33个股东，2017年年度报告变成了27个股东，难道对外公示的企业信息报告的效力反而低于公司随时可以自行签发的股东名册（而且恰好厦门金英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在还是滕站，他可以控制厦门金英马公司随时签发任意记载的股东名册）？截止目前，滕站本人还担任厦门金英马公司（被执行人北京金英马公司的母公司）、北京金英马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厦门金英马公司间接持股100％）等数个金英马体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或董事长，以及厦门金英马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足以证明其属于《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北京金英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因此，滕站所谓已经因转让厦门金英马公司股权而与北京金英马公司无关的主张毫无事实依据，且与客观事实不符。四、如解除对滕站的限制消费措施，将起到恶劣的社会示范作用。《限制高消费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应当考虑被执行人是否有消极履行、规避履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根据此规定的立法原意，被执行人北京金英马公司自2017年9月11日进入执行程序后，其是否有规避执行的行为正是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考虑因素之一。滕站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一个月后慌忙辞去北京金英马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身份，即属于规避履行、逃避执行的行为，正是需要制裁的行为。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内部再发生任何变化，均不应解除针对执行程序开始时对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消费令。如果法院以所谓股权转让的内部法律行为，对抗其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对外代表被执行人、控制被执行人经营的实际行为，解除限制消费令，将把《限制高消费规定》完全悬空，担任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的老赖将纷纷钻此漏洞，将不出门的退休老人作为法定代表人，限制高消费就将变成空话和笑话。综上，华录百纳提出了确凿的客观事实和证据，这些证据全部是对外公示的文件，足以证明滕站进入执行阶段后同时符合北京金英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这四个身份，限制消费令签发后也仍然符合“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这三个身份，而滕站仅仅从“实际控制人”这一个身份出发举出了自相矛盾的若干内部证据。因此，法院应当驳回滕站的异议请求。本院查明，本院在执行华录百纳公司与北京金英马公司、美好春天公司仲裁纠纷一案过程中，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限制消费令，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据此对滕站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滕站向本院执行实施庭提出异议，执行法官于2018年8月16日与滕站委托代理人进行谈话并告知：因滕站系北京金英马公司唯一股东厦门金英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两家公司系关联公司，故滕站系北京金英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同意解除对滕站采取的限制消费执行措施。滕站遂提起本案。北京金英马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23日。滕站曾任北京金英马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自2017年10月17日起，滕站不再担任北京金英马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自2018年6月20日起，滕站不再担任北京金英马公司经理。自2015年12月8日至今，北京金英马公司的唯一投资人为厦门金英马公司。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厦门金英马公司章程（2015年8月24日经创立大会审议通过），厦门金英马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滕站为31名发起人之一，发起时认购股份6551.5万股，持股比例33.96％。滕站现为厦门金英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审查过程中，滕站提交了其与光延时代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银行汇款凭证、厦门金英马公司更新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名册、厦门金英马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情况说明、光延时代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滕站已将其持有的厦门金英马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光延时代公司，滕站已非北京金英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华录百纳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此后，滕站又补充提交了厦门金英马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2015年10月16日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11月21日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8月7日修改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进一步证明其主张。华录百纳公司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虽予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华录百纳公司为反驳滕站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北京金英马公司和厦门金英马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其中2016年度报告和2017年度报告中，滕站均为厦门金英马公司股东。本院依职权于2018年10月22日到厦门金英马公司进行调查。经核实，滕站提交的证据与厦门金英马公司留存的文件一致。厦门金英马公司对滕站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明确表示滕站已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协议转让给光延时代公司，滕站已非该公司股东，并已在股东名册中进行了变更。华录百纳公司对本院调查工作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厦门金英马公司所述内容，认为根据对外公示的厦门金英马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滕站仍为该公司股东，即使股东名册中没有滕站，也不排除存在代持关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公司登记机关仅对非上市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姓名（名称）及姓名（名称）变化进行登记和变更登记，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股东名称、出资额或者股份数量）的登记机构是股权所在公司而非公司登记机关。本案中，根据滕站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厦门金英马公司股东名册、以及本院向厦门金英马公司调查核实的情况，足以认定滕站已非厦门金英马公司的股东。华录百纳公司以厦门金英马公司企业年报中的内容作为判断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东情况的依据，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虽然滕站现仍为厦门金英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仅凭该职务不足以认定滕站对厦门金英马公司的子公司北京金英马公司具有实际控制关系，故滕站请求撤销对其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华录百纳公司称滕站具有规避执行的主观恶意，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抗辩意见难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撤销本院向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美好春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作出的（2017）京02执527号限制消费令中对滕站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执行行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审判长  曾小华审判员  侯成成审判员  连 强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吕苏岩书记员张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