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3民终52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弼，男，197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尚誓，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婷婷，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贾东彦，女，197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永珍，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和平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人民东路东信大楼****。 法定代表人：陈云梅，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陈云梅，女，194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原审第三人：林陈澍，男，197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原审第三人：龚旦湖，女，197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原审第三人：林继文，男，197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原审第三人：林捷，男，197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上列五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永珍，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弼、上诉人贾东彦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和平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平国旅公司）、原审第三人陈云梅、林陈澍、龚旦湖、林继文、林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均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2民初619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林弼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改判和平国旅公司对贾东彦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和平国旅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以下重要事实。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4月26日，和平国旅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日，林弼与贾东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节事实前还存在以下事实：“2017年2月，经和平国旅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通过，全体股东，即林继文、贾东彦、龚旦湖、陈云梅、林捷等五人同意林弼退出公司，林弼持有的12%股权分别由剩余股东受让，股权总价值按林弼实缴的注册资本金36000元与和平国旅公司购买房产由林弼投资的720000元，共计756000元计价，1%股权价款为63000元。林弼退出公司前的历年分红79369.59元由公司另行支付”。上述事实可以从林弼提交的证据——《会议补充协议》、借条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得到证实。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予认定属于遗漏重要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和平国旅公司未自愿共同承担涉案债务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和平国旅公司虽在借条上加盖公章及财务章，但从借条内容及盖章位置来看，并未显示和平国旅公司自愿共同承担涉案债务，现林弼主张由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上述认定是错误的。1、借条载明“此款将于2017年度和平国旅公司财务年终结算后支付”。上述内容属于和平国旅公司向林弼就付款期限作出的承诺，属于其加入涉案债务的自愿意思表示。2、和平国旅公司在借款人下方盖章，是对其上述意思表示的确认。从现有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债务加入并无明确的形式要求。和平国旅公司在借条的借款人栏下盖章并不存在不合理之处。 针对林弼的上诉，和平国旅公司辩称：一、各相关股东与林弼尚未就置信房产投资项目的权利义务转让达成一致意见。林弼认为一审法院应当认定“2017年2月股权转让及历年分红”等事实毫无依据。和平国旅公司全体股东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股东会，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意见，但并没有林弼主张的2017年2月的股东会决议，包括分红。林弼主张该节事实与全体股东2017年4月26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及后续各方股权转让协议相矛盾。二、和平国旅公司并无任何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林弼主张和平国旅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林弼提供的所谓借条并未经所记载的任何一位借款人签名确认，该债务根本不存在，何谈和平国旅公司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该借条虽加盖了和平国旅公司的公章，但其内容不是也不应是和平国旅公司的意思表示，也不包含任何和平国旅公司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内容。和平国旅公司并未被记载于借款人栏，盖章位置也不在借款人栏。 针对林弼的上诉，贾东彦、陈云梅、林陈澍、龚旦湖、林继文、林捷述称：同意和平国旅公司的答辩意见。 贾东彦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林弼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林弼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只有注册资本金对应部分的权利义务转让，一审法院认定置信房产投资款部分也进行转让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以“公司资产远大于实缴出资额”、“涉案置信广场的房产系和平国旅公司购买，属于公司财产”等为由，认定股权转让价款理应包括公司所有资产，该认定毫无根据。首先，股权转让价款是双方当事人合意达成，与公司资产并无必然联系。其次，在股权转让时，对股权转让价格有实际参考意义的是公司的净资产（股东所有者权益），并非公司资产。因公司资产增加，负债也可能增加，此时公司净资产并不一定增加，反而可能因资产的贬值而减少。故公司资产并不能直接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的参考因素。再次，一审法院对公司购买涉案房产后，股权转让时公司的净资产根本没有查清。一审法院错误的直接将公司资产对应于股权转让价格，属说理错误。2、林弼在转让股权时与贾东彦及其他股东已达成的合意体现于全体股东2017年4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后来据此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林弼将其享有的5%股权以实缴出资额1.5万元转让给林陈澍，2%股权以实缴出资额0.6万元转让给林继文，2%股权以实缴出资额0.6万元转让给龚旦湖，2%股权以实缴出资额0.6万元转让给贾东彦，1%股权以实缴出资额0.3万元转让给林捷。后各方据此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可见，包括贾东彦在内的各股东与林弼已达成一致意见，只涉及注册资本金对应权利义务的转让，对置信房产投资的权利义务转让尚未就具体价款达成一致意见。3、林弼提供的《会议补充协议》并非贾东彦及相应股东出具，未经确认并非其意思表示。此外，《会议补充协议》所记载的内容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如，陈云梅接受股权转让后股权比例却未变化，林陈澍接受转让的份额与应支付转让款金额不一致，龚旦湖股份比例与事实不符。且《会议补充协议》与形成时间在后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在接受转让的股东、份额及内容上不一致，并非各相应股东接受转让份额与价格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置信房产投资款所涉权利义务已转让并确定转让金额错误。4、所谓借条是建立在《会议补充协议》基础之上的。《会议补充协议》对贾东彦及各相应股东不具有约束力，借条当然没有约束力。借条和《会议补充协议》一样，不是由所谓的“借款人”出具，内容错误，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二、对于置信房产投资款对应权利义务的转让，各方尚未就具体价格达成一致，一审法院从和平国旅公司的付款情况认定退股收回的款项包含了置信房款明显错误。1、对于置信房产投资款对应权利义务的转让，考虑到林弼退出公司股东会，贾东彦及相关股东确有接受的意愿。因当时置信房产市场价格较购买时大幅下跌，该项目投资明显出现重大亏损，所以贾东彦及其他股东虽有接受的意愿，但认为价款远低于购买时的价款，故不愿意接受林弼主张的金额，即以出资金额接受，各方尚未就具体价款达成合意。因此，即便接受转让，也应考虑该房产价格巨幅下跌所致净资产的减少。一审法院直接以购买时的价格认定转让价款，对贾东彦及相应股东明显不公，且严重违背其意愿。2、和平国旅公司之所以向林弼支付部分款项，是在相关股东有接受林弼置信房产投资款对应权利义务转让的意愿，但各方未就具体金额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下，应林弼的强烈要求而先预付一部分以缓解其燃眉之急，在最终达成合意后扣除已付款项且当时可以预见，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时，转让价款不会低于已付价款。正因如此，各方后续仍处于具体价款的协商阶段，和平国旅公司也未再继续支付。一审法院却将和平国旅公司的支付行为认定为贾东彦及其他股东同意按林弼主张价款接受转让的行为，严重违背本案的基本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贾东彦应自2018年4月8日起支付利息属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退一万步讲，即使按一审认定的借条所载履行期限，也是“将于2017年度和平国旅公司财务年终结算后支付”。因工商年检在6月30日，故财务年度结算应为次年七、八月份。本案因转让原因一直未能最终结算。故不存在延期付款利息的问题。 针对贾东彦的上诉，林弼辩称：一、一审认定股权转让款包括实缴注册资本金和置信房产投资款正确。本案股权转让对价包括实缴注册资本金及置信房产投资款是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不存在贾东彦上诉所称的情况。二、本案中不存在双方对置信房产投资款部分对应的权利义务转让具体价格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三、一审法院判定贾东彦支付利息的起算点正确。林弼有权要求贾东彦从催款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工商年检时间与财务结算年度无关。请求驳回贾东彦的上诉请求。 针对贾东彦的上诉，陈云梅、林陈澍、龚旦湖、林继文、林捷述称：同意贾东彦的上诉意见。 针对贾东彦的上诉，和平国旅公司未作述称。 林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贾东彦立即向林弼支付股权转让款63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逾期付款利息均自2018年4月8日起计算，支付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判令和平国旅公司对上述贾东彦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和平国旅公司、贾东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弼原系和平国旅公司股东，占公司12%的股权，认缴出资额60万元，实缴出资额3.6万元。2017年4月26日，和平国旅公司全体股东，即林弼、林继文、贾东彦、龚旦湖、陈云梅、林捷等六人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决议主要内容为：林弼将其拥有的5%股权以实缴出资额1.5万元转让给林陈澍，将2%的股权以实缴出资额0.6万元转让给林继文，将2%的股权以实缴出资额0.6万元转让给龚旦湖，将2%的股权以实缴出资额0.6万元转让给贾东彦，将1%的股权以实缴出资额0.3万元转让给林捷，林弼退出公司股东会。同日，林弼与贾东彦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林弼将其2%的股权以实缴出资额0.6万元转让给贾东彦，由贾东彦按章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股权转让款由双方自行账外交割，并在此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后，林弼在和平国旅公司承担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相应减少，减少的部分由贾东彦承担等。林弼还分别与林陈澍、龚旦湖、林继文、林捷签订了类似《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述协议签订后，林弼和贾东彦及林陈澍、龚旦湖、林继文、林捷于次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9月11日，和平国旅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向林弼支付了36万元，汇款备注的信息为股东变更退股（置信房款）；同年9月27日，和平国旅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向林弼支付了18000元，汇款备注的信息为股东变更退股（注册资金）；同年9月29日，和平国旅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分别向林弼支付了3000元、51547.71元，汇款备注的信息分别为股东变更退股（注册资金）、股东变更退股（置信房款）。另，和平国旅公司在汇款时已扣除了林弼应缴纳的养老保险金8452.29元。贾东彦及林陈澍、龚旦湖、林继文、林捷确认和平国旅公司向林弼支付的备注为股东变更退股（注册资金）的款项系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另查明，贾东彦向林弼出具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24日的借条，该借条载明：和平国旅股东龚旦湖、陈云梅、林继文、林陈澍、贾东彦合计共欠林弼第二期股份金额315000元，此款将于2017年度和平国旅财务年终结算后支付。该借条借款人一栏系打印形成，内容为“借款人：和平股东龚旦湖、陈云梅、林继文、林陈澍、贾东彦”。在此下方加盖了和平国旅公司的公章及财务章。贾东彦向林弼出具了一份无落款时间的《会议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根据2017年2月26日和平股东会议决议，林弼转让股份金额分二期支付。办理完税务和工商股东变更，将支付林弼的第一期股份金额。第二期将在2017年年终财务结算后支付。该协议还就付款的金额列表予以说明，第一期缴纳的金额为441000元，龚旦湖、陈云梅、林继文、林捷（一审笔误为林陈澍）、贾东彦各应支付63000元，林陈澍应支付126000元；第二期缴纳的金额为315000元，龚旦湖、陈云梅、林继文、林陈澍、贾东彦各应支付63000元。再查明，林弼退股之前，和平国旅公司因购买置信广场房产，由各股东按股份比例出资，林弼累计出资7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林弼转让股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股权转让价款如何确定。根据涉案《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转让价款为林弼实缴的出资额，但仅仅以该金额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其一，林弼在转让股权时，虽实缴出资额仅为3.6万元，但公司资产远大于实缴出资额，仅涉案置信广场的房产价值（不论是否贬值）已远超该金额，故林弼以3.6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公司12%的股权进行转让，明显不符合常理。其二，贾东彦作为公司股东，受让了林弼2%股权，其在向林弼出具《借条》及《会议补充协议》时，对该两份材料的内容应系明知，该两份材料的内容均反映了股权转让价款包括林弼的实缴出资额及购房款，其行为与其辩解自相矛盾，可以否定股权转让款仅为实缴出资额。其三，涉案置信广场的房产系以和平国旅公司的名义购买，属于公司财产，股权转让价款理应包括公司所有资产，林弼在转让股权后无权单独对公司个别财产提出权利主张，贾东彦及各第三人辩称置信广场的房产系个人投资行为，应另行结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其四，从和平国旅公司向林弼付款的情形看，已支付的款项加上扣减的养老保险金，合计金额为441000元，与《会议补充协议》载明的第一期付款金额完全符合。从和平国旅公司付款的备注内容也可以看出，林弼退股收回的款项实际上包括了实缴注册资金和置信房款。现贾东彦及各第三人虽仅认可公司代为支付实缴注册资金的行为，但未能就置信房款的支付作出合理说明，对其相应的辩解不予采信。综上，林弼主张股权转让款包括实缴注册资金和置信房款，符合常理，且能与贾东彦、和平国旅公司的实际行为相互印证，予以采信。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且涉案借条载明的履行期限也已届满，贾东彦应向林弼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林弼主张利息从2018年4月8日起算，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和平国旅公司虽在《借条》上加盖公章及财务章，但从《借条》内容及盖章位置来看，并未显示和平国旅公司自愿共同承担涉案债务，现林弼主张由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贾东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林弼股权转让款63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4月8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林弼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5元，减半收取687.50元，由贾东彦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补充提供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股权转让是否包括置信房产投资权益以及股权转让价款的争议。林弼主张涉案股权转让的对象包括实缴注册资本部分及其按出资比例缴纳的置信房产投资款部分，贾东彦及其他股东则辩称涉案股权转让仅包括林弼实缴注册资本部分，双方曾就置信房产投资款权益转让进行协商，但最终并未就具体价格达成一致。本院结合林弼一审提供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一、二审期间的陈述对该争议问题评析如下。首先，林弼持有详细记载各股东受让林弼股权后股份比例变更情况、第一期变更缴纳款金额、第二期变更缴纳款金额及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时间等内容的《会议补充协议》和《借条》。《会议补充协议》和《借条》虽然未经和平国旅公司的股东签字确认，但和平国旅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的股东即涉案股权受让人之一贾东彦在上述两份材料上加盖了和平国旅公司的相关印章，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受让股东之一贾东彦及和平国旅公司对林弼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款是予以确认的事实。其次，和平国旅公司各股东对林弼转让股权时享有公司12%股权、实缴注册资本36000元以及其已按出资比例缴纳置信房产投资款72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林弼基于上述事实对其主张的股权转让对价每股63000元作出了具体合理的解释——（林弼的实缴注册资本金36000元+置信房产投资款720000元）/12（林弼持有的12%股权）。该解释与《会议补充协议》和《借条》所载明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和平国旅公司的股东辩称因置信房产投资亏损，置信房产投资权益转让应按60%计算，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该辩称意见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至于贾东彦在上诉中提及的《会议补充协议》中股权变更后龚旦湖的股份比例与实际不符以及陈云梅、林陈澍在股权转让后的股份比例与他们各自应支付的股权转让金额存在矛盾的问题，林弼在二审期间已做出合理解释（即《会议补充协议》记载的“空缺”10%股权实际应计入龚旦湖名下，陈云梅作为林陈澍的母亲愿意替林陈澍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贾东彦等股东对“空缺”10%股权实际应计入龚旦湖名下已予以认可，对其他有异议的事实又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认为贾东彦等股东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经查，和平国旅公司已分多次共向林弼支付股权转让款432547.71元，该金额正好与贾东彦在与林弼的微信聊天中表示林弼的养老保险费8452.29元在股本金中扣除并对林弼提出的“441000+79369.59这是第一期315000第二期”的付款要求表示“收到”以及《会议补充协议》记载的相关内容相符。即和平国旅公司实际向林弼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432547.71元与《会议补充协议》中记载的第一期变更缴纳金额441000元减去贾东彦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的应扣除林弼的养老保险费8452.29元后的结果完全吻合。第四，和平国旅公司通过银行向林弼支付股权转款时在汇款备注栏分别注明了“置信房款”、“注册资金”，与贾东彦等股东辩称的涉案股权转让并不包含置信房产投资权益的主张不符。第五，股权转让的标的一般应为股东基于股权投资对公司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承担的全部义务。林弼按股份比例支付置信房产投资款后，房产权益归属公司。林弼所转让的股权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理应包括基于股东身份按股份比例为公司支付置信房款所对应的股东权益。贾东彦等股东有关林弼仅转让实缴注册资本部分股权，并不包含置信房产投资款相应权益的辩称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六，包括贾东彦在内的各股东已实际受让并取得林弼的股权，和平国旅公司也已经按《会议补充协议》向林弼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且对贾东彦向林弼出具《会议补充协议》、《借条》以及和平国旅公司的付款行为在当时均没有提出异议，印证了各股东对林弼主张的股权转让标的和价款是予以认可并接受的事实。最后，2017年4月26日林弼与贾东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同日各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虽然记载林弼按实缴出资金额向各受让股东转让股权，但结合上述事实和证据，本院确信林弼有关该股权转让和股东会决议是为了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所需而签订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综合上述分析，《会议补充协议》虽然未经各股东签字，但林弼已经履行股权交付义务，各股东已予接受，且各股东也已通过和平国旅公司向林弼支付了《会议补充协议》记载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可以认定林弼与包括贾东彦在内的各股东基于《会议补充协议》成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款包含了林弼的实缴注册资金和置信房产投资款所对应的股东权益并无不当。贾东彦就此提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认定贾东彦应从2018年4月8日起向林弼支付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争议。《会议补充协议》约定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在2017年年终财务结算后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一条规定：“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故，2017年年终财务结算日应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现贾东彦等股东未在上述期限届满前向林弼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其行为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应从约定付款期限届满后向林弼赔偿利息损失。现林弼自愿主张按贾东彦等股东收到其发送的律师催款函之日即2018年4月8日起开始计算利息损失属对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贾东彦上诉称财务年度结算日为次年的7月或8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和平国旅公司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争议。首先，涉案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贾东彦，和平国旅公司并非股权受让方，即和平国旅公司与林弼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其次，《会议补充协议》虽然加盖了和平国旅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会议补充协议》已经明确载明了各受让股东应支付的股权转让金额，和平国旅公司在《会议补充协议》中并没有作出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故该《会议补充协议》不能作为和平国旅公司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证据使用。最后，股东贾东彦向林弼出具的《借条》上虽然加盖了和平国旅公司的相关印章，但《借条》明确载明借款人为各受让股东个人，《借条》同样没有和平国旅公司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据此，和平国旅公司在《会议补充协议》、《借条》上加盖印章及财务专用章的行为只能起到证明或认可林弼与各股东的股权转让关系及股权转让价款等事实的作用，并不足以证明和平国旅公司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林弼有关和平国旅公司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一审法院是否遗漏重要事实的争议。林弼主张一审法院对《会议补充协议》载明的2017年2月26日股东会决议事实没有予以认定属于遗漏重要事实，但林弼二审期间明确承认《会议补充协议》载明的2017年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仅为股东口头约定，并无其他书面证据可以印证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林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林弼该事实主张没有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林弼和贾东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5元，由林弼和贾东彦各负担687.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俊 审 判 员  苏子文 审 判 员  王怡然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代书记员  张 璇 -2-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