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8民再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罗翠丽，女，汉族，住广东省新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卫，广东民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国，广东民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土英，女，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湛江市霞山区聚元酒楼。经营者：吴宣，女，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志雄，广东朝胜律师事务所律师。罗翠丽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原一、二审判决；2、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主要理由：一、原一、二审法院均未依法定程序传唤罗翠丽，非法剥夺了罗翠丽的诉讼权利。一审及二审判决书均显示罗翠丽的住址为湛江市霞山区××路××房，但该地址不是罗翠丽的住址，罗翠丽的住址实际是其身份证上的住址即广东省新丰县××镇××小组××号。原一、二审在不经核实罗翠丽住址的情况下，就向该地址寄送传票，也没有法院工作人员事先通过电话向罗翠丽告知诉讼及开庭情况，剥夺了罗翠丽的诉讼权利。罗翠丽是到了执行阶段才知晓本案诉讼及判决情况，其于2017年7月7日前往原一审法院执行部门才签领了一、二审的判决书，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原一、二审均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向罗翠丽正确住址发送传票及电话通知，非法剥夺了罗翠丽的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项的规定，本案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应当再审。二、一审法院在被告不明确的情况下仍然予以受理，严重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有明确的被告是起诉的前提条件。吴土英在向一审法院具状起诉时，并没有提供被告罗翠丽的户籍信息（包括正确身份证住址及身份证号码），法院对此应当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但一审法院在被告不明确，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仍然受理，导致不能依法传唤罗翠丽，显属严重违法。综上，请求法院支持罗翠丽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吴土英辩称，其对罗翠丽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意见。被申请人聚元酒楼辩称，其对罗翠丽再审申请的事实和理由没有异议，聚元酒楼在一、二审也提出在罗翠丽身份不明确的情况下，不应进行审理。但本案是罗翠丽与吴土英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聚元酒楼没有任何关系。吴土英向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聚元酒楼、罗翠丽支付货款61670.7元给吴土英；二、判决聚元酒楼、罗翠丽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聚元酒楼系经营餐饮的个体户，经营者系吴宣。吴土英曾向聚元酒楼配送青菜等货物。至2015年1月份的青菜等货物的款项已经结清。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罗翠丽先后多次向吴土英购买青菜等货物，总价值为60002.5元。罗翠丽收货后未向吴土英支付过货款。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限罗翠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土英清偿拖欠的货款60002.5元；二、驳回吴土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1元，由吴土英负担41元，罗翠丽负担1300元。吴土英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一、请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合法途径，调查核实罗翠丽是否是聚元酒楼的员工，以免误判、错判；二、改判由聚元酒楼清偿货款61670.7元以及支付利息（利息按银行利率计算）给吴土英。本院二审除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吴土英提交的入库单上有罗翠丽或黄晓玲的签名，但没有聚元酒楼的公章或吴宣的签名。吴土英提交的送货单上有“聚园”字样。吴土英在原审庭审中称入库单是聚元酒楼开出的，送货单是其开出的。另查明：吴土英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取如下证据：一、聚元酒楼2014年至2016年的青菜送货结算凭单；二、法院向罗翠丽调查其是聚元酒楼员工及其代聚元酒楼收菜的事实。吴土英在二审期间才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已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中规定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期限，且聚元酒楼在二审庭审中称该酒楼因停业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而罗翠丽在法院依法传唤的情况下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属于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故本院二审不予准许吴土英调查取证的申请。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吴土英的上诉理由、主张及聚元酒楼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焦点问题：一、关于聚元酒楼应否与罗翠丽共同清偿拖欠货款60002.5元给吴土英的问题。吴土英上诉主张聚元酒楼与罗翠丽共同清偿货款60002.5元给其。根据本案中的证据及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聚元酒楼不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理由如下：1、吴土英提供的入库单上没有聚元酒楼的公章，也没有聚元酒楼经营者吴宣的签名，入库单的制票处只有罗翠丽或黄晓玲的签名。吴土英没有证据证明罗翠丽或黄晓玲是聚元酒楼的员工，聚元酒楼对此也予以否认，因此，吴土英提交的入库单无法证明聚元酒楼与吴土英之间在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吴土英提交的送货单上虽然有“聚园”字样，但因送货单是吴土英制作的，因此，吴土英提交的送货单也无法证明聚元酒楼与吴土英之间在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吴土英称聚元酒楼从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一直未与其结算货款，按照双方每半个月结算一次货款的交易习惯，吴土英在聚元酒楼超过半个月未与其结算货款的情况下还一直供货给聚元酒楼不符合常理；3、考虑到聚元酒楼经营餐饮生意，该酒楼既需要青菜，也需要其他食材，因此，吴土英所持有的入库单的编号不可能出现大部分连码的情形。吴土英上诉提出其是聚元酒楼唯一的青菜供应商，该酒楼对于同类货物使用同一本入库单，因此，其提交的入库单的编码几乎是连码，但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情况，原审只判决罗翠丽清偿货款给吴土英，而未判决聚元酒楼与罗翠丽共同清偿货款给吴土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吴土英上述上诉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吴土英上诉主张聚元酒楼、罗翠丽支付利息的问题。因吴土英的上述上诉主张属于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的规定，本院对吴土英在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作处理，吴土英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综上，本院二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1元，由上诉人吴土英负担。本院再审查明：聚元酒楼系经营餐饮的个体户，经营者系吴宣。吴土英自聚元酒楼2014年开业后便向聚元酒楼配送青菜等货物，至2015年1月份的青菜等货物的款项已经结清。吴土英主张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聚元酒楼先后多次向其购买青菜等货物，聚元酒楼收货后未能按时结算货款，经吴土英多次催款后仅支付了4000元，其余货款尚未支付。为此，吴土英提交了《入库单》和《送货单》予以证明。2015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罗翠丽在聚元酒楼工作，其作为聚元酒楼的仓管员对吴土英提供配送的青菜等货物验收入库，并在入库单及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货。吴土英提交的入库单、送货单有罗翠丽或黄晓玲的签名，送货单上显示的收货单位为“聚园”，其中入库单中有1份没有人签名，货款金额为600.7元。2015年2月至2015年4月期间，由罗翠丽签收的货款为60476.5元，由黄晓玲签收的货款为5112.5元，以上合计65589元。另查明，聚元酒楼因经营不善，于2015年10月底结业。2018年6月12日，聚元酒楼因逾期未年检被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吊销营业执照。又查明，吴土英在一审、二审以及再审期间均主张其系向聚元酒楼提供并配送青菜等货物，罗翠丽作为聚元酒楼的员工接收并签单确认收货。再查明，吴土英未向法院提交罗翠丽的身份证复印件，亦未向法院提供罗翠丽的身份证住址，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注明罗翠丽的住址为湛江市霞山区××路××房，联系电话为157××******。罗翠丽身份证上的住址为广东省新丰县××镇××小组××号。再审庭审中，罗翠丽称湛江市霞山区××路××房是其亲戚的住所，其曾在上述地址居住过，157××××****的电话罗翠丽也一直在使用，但其否认接听过法院专递的电话。根据原审卷宗材料显示，原一、二审根据吴土英起诉状上所注明的罗翠丽的住址及联系方式（电话号码157××******），通过法院特快专递的方式向罗翠丽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专递邮件详情单显示邮件退件的原因是拒收。之后，一审法院通过公告送达方式向罗翠丽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一审判决作出后，一审法院按起诉状上的地址通过法院特快专递的方式向罗翠丽送达判决书，因无法联系邮件被退回，随后一审法院向罗翠丽公告送达判决书。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罗翠丽的再审请求与理由及吴土英、聚元酒楼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如下：关于原一、二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案中，吴土英没有向法院提供罗翠丽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身份证住址，其提交的起诉状上列明罗翠丽住址为湛江市霞山区××路××房，联系电话为157××******。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根据上述地址和联系电话以中国邮政的国内特快专递方式（即EMS）向罗翠丽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罗翠丽在再审庭审中承认其曾在上述地址居住过，起诉状上的电话157××******其亦一直在使用，故一审法院向起诉状上列明的罗翠丽的住址邮寄本案的诉讼文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一审卷宗材料显示，一审法院通过EMS向罗翠丽送达的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因拒收被退件，一审判决作出后邮寄送达的判决书因无法联系亦被退件，在吴土英无法提供其他有效送达地址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罗翠丽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开庭传票、判决书等诉讼文书，符合法律规定。经查阅二审卷宗材料，本院二审以EMS的方式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但因拒收被退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关于“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的规定，应视为二审已向罗翠丽送达了诉讼文书，二审送达程序并无不当。关于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如何认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买卖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综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应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吴土英和聚元酒楼。理由如下：首先，罗翠丽于再审期间提交了《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聚元酒楼点心部员工工资发放表、林丽芬以及彭绍质等人的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证据，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罗翠丽系聚元酒楼的员工，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其在涉案入库单、送货单上签名是属于职务行为，后果依法应由其雇主聚元酒楼承担。其次，本案提交的送货单上明确记载收货单位为“聚园”，虽然送货单是吴土英制作的，但送货单上有聚元酒楼员工罗翠丽的签名确认，再结合吴土英、罗翠丽的陈述意见以及彭绍质到庭所作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吴土英交付的青菜等货物系用于聚元酒楼的厨房和点心部，进一步佐证了本案所涉货物系由聚元酒楼所购买，因此聚元酒楼与吴土英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再次，从本案交易习惯、交易方式来看，吴土英述称2014年聚元酒楼开业后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其与聚元酒楼买卖交易的方式为吴土英将青菜等货物送至聚元酒楼，由聚元酒楼员工制作入库单并在入库单上签字确认收货，聚元酒楼付清货款后收回入库单。聚元酒楼亦承认在2015年之前与吴土英有过交易。也就是说，在相对较长时间内，吴土英通过上述方式向聚元酒楼供应青菜等货物，已经完成了稳定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吴土英提供的青菜等货物也是通过上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进行供货的，从交易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亦可进一步确认吴土英与聚元酒楼在此期间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聚元酒楼尚欠吴土英货款的数额认定。本案中，吴土英提交的入库单及送货单有罗翠丽或黄晓玲的签名。结合黄晓玲的证人证言、罗翠丽的陈述意见以及黄晓玲在吴土英向聚元酒楼供货的入库单和送货单上签名的行为，可以证实黄晓玲亦系聚元酒楼的员工。吴土英提交的入库单以及送货单中，由聚元酒楼的员工罗翠丽及黄晓玲签收的货款金额为65589元，因此对该65589元的货款应予认定。在吴土英的起诉状及原审庭审中，吴土英均自认聚元酒楼已支付了4000元的货款，故聚元酒楼尚欠吴土英货款的数额应为61589元（65589元-4000元）。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再审对此予以纠正。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粤08民终1775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5）湛霞法民三初字第872号民事判决；二、限湛江市霞山区聚元酒楼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土英支付货款61589元；三、驳回吴土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341元，均由湛江市霞山区聚元酒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建业审判员  苏 斌审判员  陈小媚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王嘉钰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受送达人能够证明自己在诉讼文书送达的过程中没有过错的，不适用前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14页共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