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苏民再45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光明路**。法定代表人：于晓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一寒，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泽政，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星海大厦**主要负责人：成巍立，该分行行长。一审被告：威海东润制衣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环翠路**div>法定代表人：王雪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一寒，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光明路**iv>法定代表人：于晓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一寒，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于晓东，男，195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一寒，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王雪明，女，197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一寒，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高区钦村业园）。法定代表人：王春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一寒，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汀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一审被告威海东润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公司）、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信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管辖权异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初489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苏民申368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汀公司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对绿汀公司、一信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的起诉移送至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理由：1、《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并非《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本案中，《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已于2014年实际履行，《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系独立的新的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因此，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基于《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所提请求，与绿汀公司无关，绿汀公司并非《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不适用于本案。该条的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因此，该条的适用仅适用于主合同、担保合同对法院管辖约定不一致的情形，而本案系主合同约定仲裁，担保合同未约定仲裁，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四他字第25号及(2013)民四他字第9号复函和(2014)民四终字第27号民事裁定均明确指出，主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不能及于担保合同。综上，鉴于绿汀公司与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之间并未就《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签订任何书面担保合同，根据民事诉讼“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应当移送绿汀公司住所地法院进行审理。恒丰银行苏州分行辩称，一审审理过程中，绿汀公司同意按照主合同所选择的苏州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其提出管辖异议并主张驳回恒丰银行苏州分行的起诉，并未主张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处理。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定后，绿汀公司也未上诉。但在恒丰银行苏州分行申请仲裁之后，其又对本案申请再审，目的就是拖延时间。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1、东润公司归还贷款本金6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2、东润公司承担律师费用损失602273元；3、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恒丰银行苏州分行有权对绿汀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5、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丰银行苏州分行提交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四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回购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一份及出账通知书、借款凭证数份等证据，其中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作为授信人（甲方）与东润公司作为受信人（乙方）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第二条约定合同项下授信额度用于贸易融资9000万元，合同第二十二条约定：“凡因本合同产生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均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合同第七条约定：“甲方与乙方就每一项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与本合同约定存在矛盾、冲突的，以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具体业务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以本合同的约定为准”；而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作为应收账款受让人（乙方）与东润公司作为应收账款受让人（甲方）签订的《回购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22条“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第1款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以下第2种方式解决：一、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二、提交苏州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仲裁协议的，应当由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人民法院不具有管辖权。具体就本案纠纷而言，本案恒丰银行苏州分行据以向东润公司主张归还6000万元保理融资款及相应利息，主要系基于双方《回购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关系。而《回购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22条第1款明确约定双方发生争议提交由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该仲裁条款对于仲裁事项和仲裁委员会均作出明确约定，系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而虽然在双方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中同时约定有双方纠纷由法院管辖条款，但是该合同中明确约定“每一项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与本合同约定存在矛盾、冲突的，以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故应当以上述《回购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作为确定本案双方纠纷的管辖。同时，本案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作为债权人同时根据担保合同起诉担保人绿汀公司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故应当依据上述主合同的约定进行确定管辖。综上，本案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东润公司之间达成仲裁协议合法有效，故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应当向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一审法院对本案纠纷不具有管辖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恒丰银行苏州分行的起诉。再审过程中，绿汀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万家共赢恒丰苏州1号一对一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应收账款转让三方协议》《资金监管协议》《第12期投资指令》及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向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资管公司）的付款凭证、万家资管公司向东润公司的付款凭证等，与涉案综合授信合同相关的、由恒丰银行苏州分行通过万家资管公司签订的应收账款融资等协议的签订履行情况。证据2：王建军与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东润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状、答辩状、民事判决书及执行裁定书等诉讼材料。绿汀公司认为，以上证据用于证明本案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已经通过万家资管公司放款予以履行，涉案《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并非《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在没有证据支持也未经实体审理的情况下，一审裁定径行认定《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系《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具体业务合同，与事实不符。恒丰银行苏州分行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证据不能达到绿汀公司的证明目的，《回购型国内业务合同》系《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本院认证意见：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绿汀公司提供上述证据用于证明《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而本案系管辖权异议纠纷，不对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作出认定，上述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查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项下争议应向债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人为绿汀公司）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项下争议应向抵押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本院再审认为，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之间的纠纷应由一审法院管辖。理由如下：一、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之间无仲裁协议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本案中，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基于与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张上述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并基于与绿汀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合同项下争议应向债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最高额抵押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合同项下争议应向抵押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由此可见，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等在合同中并未约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即没有仲裁协议。其次，《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不适用于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之间的纠纷。《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系由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东润公司签订，因此该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当按约提交仲裁解决。绿汀公司等并非上述合同仲裁条款的当事人，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以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恒丰银行向绿汀公司主张保证责任不应交由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绿汀公司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其为东润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债务向恒丰银行苏州分行提供保证，现该合同已履行完毕，而《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系东润公司与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另行签订的独立的合同，绿汀公司并未对该合同项下债务进行保证。为此，绿汀公司提交了上述与《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相关的，由恒丰银行苏州分行通过万家资管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及王建军与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东润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的相关法律文书。本院认为，本案因绿汀公司针对管辖权问题申请再审而启动，法院在确定案件管辖权时，仅需审查恒丰银行苏州分行提出权利主张的合同依据，而绿汀公司提出的上述理由系对其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所作出的实体抗辩，本院对此不予理涉。本案中，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向绿汀公司主张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为《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依据上述合同约定，案涉担保责任纠纷应由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住所地人民法院即一审法院管辖。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初489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三、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威海东润制衣有限公司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红建审判员  朱亚男审判员  陈 亮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