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183民初1834号原告：王晓东，男，汉族，1989年5月10日生，住址：河北省赵县。委托代理人:刘晓龙，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晋州市育英中学，地址：晋州市世纪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21301835869446738，登记证号：晋民民证字**。法定代表人：杨进英，系该校校长。委托代理人：邵宁之，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杨进英，男，汉族，1972年1月15日生，住址：河北省晋州市。委托代理人：邵宁之，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董旭东，男，汉族，1985年3月26日生，住址：河北省晋州市。委托代理人：董建志，男，1963年5月10日生，汉族，住河北省，住河北省晋州市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第三人：司占强，男，汉族，1985年3月26日生，住址：河北省赵县。第三人：庞志谦，男，汉族，1962年12月24日生，晋州市人。第三人：牛英建，男，汉族，1955年11月26日生，晋州市旧城街。庞志谦、牛英建委托代理人：彭耀民，河北牛聚强律师律师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王晓东与被告晋州市育英中学（以下简称育英中学）、第三人杨进英、董旭东、司占强、庞志谦、牛英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晓东及委托代理人刘晓龙、第三人杨进英、被告晋州市育英中学和第三人杨进英委托代理人邵宁之、第三人董旭东委托代理人董建志、第三人司占强、第三人庞志谦、牛英建委托代理人彭耀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晓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原告拥有育英中学30%的股权，判令被告和第三人为原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育英中学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号为晋民民证字第010041号，于2015年12月29日在晋州市民政局进行了注册登记变更，注册开办资金137万元，司占强为唯一出资人，拥有100%股权。2016年2月10日，原告与司占强签订《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按约定司占强将其持有的育英中学30%的股权转让给了原告。2016年4月15日育英中学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形成决议，同意上述转让行为并决议重新修改了单位章程，对育英中学的股权份额进行了变更，出资人变更为杨进英（出资额73.98万元，占单位54%的股权）、董旭东（出资额21.92万元，占单位16%的股权）、王晓东（出资额41.1万元，占单位30%的股权），出资人按实际出资额行使表决权。会后被告育英中学于2016年5月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了变更申请，并得到了登记批准。所以自2016年4月15日起原告正式成为了育英中学的合法出资人，拥有育英中学30%的股权。2018年4月，原告得知育英中学于2016年6月20日又进行了股权变更，出资人变更为杨进英（出资额115.08万元，占单位84%的股权）、董旭东（出资额21.92万元，占单位16%的股权）。此次股权变更在既没有通知原告、又没有原告授权和签字确认的情况下，被告及第三人私自将原告持有的育英中学30%的股权转让给了杨进英，并以欺诈的方式办理了登记变更。被告及第三人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权益，请求法院判如所诉。提供证据如下：1、2016年2月10日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2、2016年2月10日司占强为王晓东出具的收据一份；3、2016年4月15日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申请表，育英中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4、2016年4月15日育英中学章程；5、2016年6月20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对表；6、2016年6月20日董事会会议纪要；7、2016年6月20日育英中学章程；育英中学辩称，王晓东是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为司占强。王晓东占学校30%的股权从未参加董事会，王晓东与司占强涉嫌诉讼诈骗，王晓东所提供的2016年2月10日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和49万元收据是虚假的，要求继续进行鉴定；王晓东无交付款项的证据，也不能说明49万元现金的合法来源，因此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杨进英述称，2016年1月29日我与司占强签订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由司占强将其持有的育英中学70%股权中的54%转让给我，16%转让给董旭东，股权转让价款合计1200万元，我们已实际支付了上述款项，取得了育英中学70%股权。上述协议履行后，司占强同意以其剩余30%股权向我另一合同关系提供担保，由于司占强负债较多，我要求提供担保的30%股权不能停留在其名下，经协商司占强提出以王晓东名义暂时持有育英中学30%股权，并在董旭东、王晓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更至王晓东名下。其后，由于司占强违约，司占强将30%股权作为违约金，自愿赔偿给我，司占强在一系列文件上签字，证明他一直是实际股东，王晓东所出具的股权转让协议和收据均为伪造证据，没有实际交付转让款的证据，因此，王晓东和司占强伪造证据涉嫌诈骗，请求依法驳回王晓东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如下：1、2016年2月5日投资协议一份；2、2016年6月20日董事会会议纪要；3、2016年5月31日育英中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4、2016年1月29日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5、2016年2月4日司占强书写的委托书一份；司占强述称，我已将育英中学30%股份转让给王晓东，并办理了转让登记，该转让行为是我与王晓东的真实意思表示。2016年6月20日所签署的董事会会议纪要，是无效的，该会议纪要是为了应付和安抚杨进英背后的其他债权人，给这些债权人一些说法，让他们不再逼闹。该会议纪要签署后，我和卓创公司仍向杨进英和董旭东履行还款责任，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证明该会议纪要没有履行，是无效的。如果该会议纪要有效，那么我和卓创公司不可能在被迫丧失所有利益后，还继续向杨进英等人支付利息。提供证据如下：2017年2月15日晋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市区中队受案回执；董旭东述称，王晓东与杨进英之间的纠纷与我没关系，不发表意见。提供证据如下：2016年2月5日司占强出具的收条一份；庞志谦、牛英建述称，要求以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与王晓东与其他人之间股权确认纠纷，确认该争议的30%股权归我们所有。理由如下：2016年10月22日庞志谦、牛英建与杨进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登记在杨进英名下的育英中学股权转让给我们，因杨进英与育英中学其他股东发生纠纷，导致该协议未能履行，晋州市人民法院（2017）冀0183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我们与杨进英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继续履行，杨进英持有育英中学84%股权，已经转让给我们，现王晓东提起股权确认之诉，因该30%股权已经包含杨进英股权名下，即使王晓东真实进行了出资，充其量是隐名股东身份，不能对抗我们因信赖合法登记情况下，以杨进英之间的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提供证据如下：1、本院（2017）冀0183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2、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民事裁定书；经审理查明，在2015年12月23日育英中学章程规定，司占强出资137万元，单位开办资金137万元，举办者为司占强。2016年1月29日甲方杨进英、董旭东与乙方司占强签订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司占强将自己的部分股权转让给杨进英和董旭东，股权转让比例杨进英占54%、董旭东占16%、司占强占30%。履行方式：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付乙方转让费1200万元（甲方拥有育英中学70%股权），甲乙双方对育英中学章程和法人进行变更等内容。2016年2月10日司占强与王晓东签订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司占强将自己30%股份转让给王晓东，价款49万元人民币，王晓东在协议签订当日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付清，本协议生效后，王晓东拥有育英中学30%股权，并在2016年4月底完成育英中学章程的修改和股权变更登记。同日，王晓东称将现金49万元交给司占强，司占强为其出具了收据一份，收据内容：收到王晓东人民币49万元整，收款事由是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款。王晓东称上述款项其中有19万元是自己的，其余的30万元为其姐夫曲海涛提供，原告王晓东本人从事票务代理工作，是河北省君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该公司于2017年1月6日登记注册，法定代表人为王晓东，注册资金500万元，其中，王晓东持股30%，其名下尚有其他四家公司。2016年4月15日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变更申请表显示，当日经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法定代表人杨进英签章，晋州市育英中学加盖公章，业务主管一栏晋州市教育局加盖公章，对育英中学章程进行了修改。开办资金137万元，其中，杨进英出资73.98万元，董旭东出资21.92万元，王晓东出资41.1万元。育英中学章程第38条规定，本章程经2016年4月15日理事会表决通过。在2018年6月13日进行第一次庭审时，被告育英中学对王晓东提供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据申请当庭扣押，并对王晓东、司占强签名是否属于本人所签，以及指印形成的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9月12日该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第3942号终止鉴定告知书，因提供的检材和对比样本不能达到鉴定要求，故该中心决定终止该鉴定工作。因司占强于2016年2月5日出具收条一份，可以作为本次鉴定的对比样本，2016年10月8日被告育英中学申请调取由董旭东保管的收条原件，2018年10月15日本院对董旭东发出了举证通知书，责令其提供该收条原件。董旭东按要求时间提供了该收条原件。2018年10月29日本院对该收条原件能否作为对比样本询问当事人王晓东的意见，王晓东认为该收条内容是司占强与杨进英、董旭东之间的关系，无法确认该收条的真实性，因此不同意将该收条作为对比样本。据此，本次鉴定应依法终止。2016年6月20日育英中学召开董事会会议，参加人有杨进英、董旭东、司占强，主要内容是经研究一致同意育英中学出资人进行变更，原司占强持学校30%股权，转更为杨进英，变更后杨进英出资额115.08万元，持学校股份84%，董旭东出资额21.92万元，持学校股份16%，同时董事会免去司占强董事资格。2016年6月20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显示董事会会议应到3人，修改说明第7条本单位举办者变更为杨进英、董旭东，开办资金变更为137万元，其中杨进英出资115.08元，董旭东21.92万元，同日育英中学章程进行了变更登记。另查明，杨进英提供了2016年5月31日由甲方杨进英、董旭东与乙方河北卓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司占强签订的育英中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内容是因乙方不能按照正常《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履约，已形成了3次未向甲方按期足额支付转让款的事实，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经三方协商，达成补充协议如下：甲方允许乙方延期付款15天，即2016年6月13日前，乙方一次性结清欠款108万元，如乙方能按期结清欠款甲乙丙三方继续按原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如延期后乙方仍不能正常履行，作为补偿，乙方向甲方支付的款项不予退还，且丙方作为担保方还需将其拥有的该中学30%股权无偿划为甲方所有，即甲方拥有育英中学100%股权，甲方签字杨进英、乙方黄金秋、丙方司占强、黄金秋。司占强对2016年6月20日董事会纪要及2016年5月31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认为无效，主要理由是签署上述文件是为了安抚杨进英等人，当时计划借款1200万元，但实际收到700万元，剩余500万元杨进英等人没有给付，我在2016年4月15日已经将我名下的30%股权转让给王晓东，因此，从2016年4月15日开始已经无权处置该30%股权，其后的签字都是无效的。董旭东只认可我自己的16%的股份，其他与我无关。第三人牛英建、庞志谦认为他们已经和杨进英签订了合法的股权转让协议，杨进英名下的84%的股份，包括王晓东30%的股份，均属于第三人牛英建、庞志谦所有，因此，即使王晓东出资真实，王晓东也不具备30%的股份。庞志谦、牛英建与杨进英及育英中学、董旭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以（2017）冀0183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牛英建、庞志谦与杨进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等内容，杨进英不服，提出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本院上述判决，现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2018年11月26日王晓东向本院申请，要求制止育英中学施工。2018年11月29日本院依法召开听证会。原告认为被告现在进行施工建设，有可能造成学校财产损失，从而对原告股东利益造成损害。被告则认为，杨进英属于学校大股东，有权决定学校经营活动。自己出钱进行装修，假如有原告股份，则依法进行结算。另查明，诉讼中原告申请诉讼保全，产生保全申请费5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王晓东是否是育英中学举办者；王晓东能否要求确认其股权并要求他人协助办理有关举办者变更手续。首先，王晓东提起本案诉讼的主要证据是2016年2月10日其与司占强签订的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及当日司占强收到王晓东49万元的收据。因杨进英及育英中学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并申请司法鉴定。由于检材和对比样本的问题，鉴定机构出具了终止鉴定的鉴定报告，因此应当认为王晓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尚未完成举证义务，应由王晓东继续举证，以证明上述证据是当时所签以及是当事人本人所签。其次，原告用49万元现金给付司占强无法说明款项合法来源，在家中存放19万元现金及亲属借给他30万元现金，不能够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支付方式不能令人信服。第三、原告所依据的另一重要证据，即2016年4月15日育英中学章程所确认的王晓东出资41.1万元，与原告所认可的49万元情况不符，在无法证实王晓东真正出资的情况下，该章程所记载的王晓东出资41.1万元的事实不能认定。第四、2016年1月29日甲方杨进英、董旭东与乙方司占强签订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70%的股份对应1200万元转让款，而原告用49万元即购得30%股权，显然不符合正常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在2016年2月10日，原告与司占强签订了相关转让协议，并支付49万元转让款，且款项与育英中学30%股权的实际价值相差甚远。因此原告关于确认其在育英中学占30%的股份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告可待准备充分证据后，或者根据所准备的证据，选择合适的方式，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原告申请变更学校举办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的规定，学校举办者变更，必须经董事会同意后方能变更，而育英中学现在登记的举办者杨进英不同意变更，因此原告要求变更登记、并要求他人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请求，与法不符，对其请求，应予驳回。关于原告诉请本院依法制止育英中学进行施工建设的问题，因原告诉讼保全所查封标的是育英中学30%股权，而被告施工属于被告经营活动，并没有对股权问题产生影响，原告也无证据证明现在被告行为对育英中学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原告要求本院制止育英中学施工建设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关于庞志谦、牛英建的诉讼请求。因本案属于育英中学举办者内部纠纷，并没有处理育英中学与外部的法律关系，因此庞志谦、牛英建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其关于原告名下的30%股份归其所有的其请求，应予驳回。诉讼中，原告申请保全产生的保全申请费5000元，属于原告自己造成的损失，应有原告自己负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王晓东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第三人庞志谦、牛英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王晓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王新法审判员  刘珍友陪审员  雷 达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李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