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95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汉昌，男，196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倩群，女，197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勋，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子嘉，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锦坚，男，197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俊华，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卢振锋，男，199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审被告：广州市益骏制衣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大敦创业西路**。法定代表人：卢振锋。上述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勋，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子嘉，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卢礼波，男，196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审第三人：申志波，男，1980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卢汉昌、卢倩群因与被上诉人韦锦坚、原审被告卢振锋、广州市益骏制衣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骏公司）、卢礼波、原审第三人申志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卢汉昌、卢倩群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韦锦坚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韦锦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卢汉昌、卢倩群在一审判决后取得的材料可以证实借款人卢礼波、卢振锋与益骏公司已偿还涉案2,000,000元。因此，韦锦坚主张在2,000,000元本金的范围内办理抵押登记没有依据。另外，涉案房产目前也是处于抵押登记状态，如果判决再次办理抵押登记可能出现履行不能的状况。二、涉案的抵押合同约定了双方签字后成立生效，但该抵押合同只有单方的签字，因此该合同是还没有成立并生效的。韦锦坚也不能以该未生效的抵押合同要求主张办理抵押登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应依法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未审查清楚涉案主合同债权是否已清偿。卢礼波实际上已偿还韦锦坚2,000,000元借款和利息且已收回相关借款合同原件。因卢礼波与卢汉昌、卢倩群有矛盾，为了阻止卢汉昌、卢倩群对涉案不动产进行处分，其又将相关借款合同原件交付给韦锦坚并伙同韦锦坚提起诉讼，意图让卢汉昌、卢倩群再次承担相关债务。查清主合同债权是否已经清偿，卢礼波必须到庭。但一审两次开庭，卢礼波都拒绝到庭。卢振锋和益骏公司都陈述已偿还2,000,000元债务。四、一审法院对于抵押条款是否已经生效这一法律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不动产抵押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韦锦坚依约交付借款，已经履行出借人的义务，借款合同生效，其中约定的抵押担保条款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自借款合同生效时一并产生效力。一审判决的逻辑是，主合同（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因此作为从合同的抵押条款就必然一并产生效力，混淆了诺成合同和实践合同的生效要件，也是对合同意思自治的误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是抵押合同成立的必要要件。主合同的成立生效还不必然导致未签字盖章的抵押合同成立生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属于合同的基本原则，只要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那么其约定就应该遵守。涉案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当事人签章后即时生效”。可见当事人对合同的生效要件是做出了明确约定的，该约定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支持。涉案合同上作为当事人一方的韦锦坚并未签字盖章，因此，根据双方的约定，合同还未生效，韦锦坚不能依据还未生效的合同要求卢汉昌、卢倩群履行合同义务。五、卢汉昌、卢倩群明确表示，现在不同意原来的抵押条款的约定。因此，即使韦锦坚补签名也无法形成合同要求的意思表示一致之成立要件。六、卢汉昌、卢倩群对外有其他未清偿债务，诉讼过程中，涉案不动产可能会被查封，若韦锦坚执意要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可能出现履行不能的状况。七、案涉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抵押条款无效，本案应依法改判无须配合抵押登记。韦锦坚长期、经常、反复通过其自身及其公司为主体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无论是韦锦坚还是其作为股东的公司均没有取得国家关于经营性借贷的特许经营，特别是其作为股东的广州浚昇担保有限公司，韦锦坚与另外三位股东黄健、陈柱强、黎慧波长期经常反复从事高额的高息借款行为，且付款账户和收款账户大多为公司，并非个人与公司及个人之间的高息借贷，本质上是公司对公司及个人的长期高息经营性借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故依照上述规定也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八、一审第二次开庭韦锦坚提交的益骏公司在2018年1月15日出具《情况说明》存在严重瑕疵。1、内容上出现明显错误，比如账号明显存在错误，且韦锦坚未进一步补强证明黎慧波与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的借款合同及收款账户，无法证明其关于该还款系案外还款的主张，事实上，该说明确非客观事实；2、关于该情况说明的法律性质应属于当事人陈述，该说明为益骏公司出具，而该公司在第一次开庭已明确答辩归还借款的情况下，第二次开庭却出具相反的情况说明，属于反言，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否则应不予采信；3、该情况说明系由于借款人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仍欠韦锦坚的其他债务而被逼出具，对于借款人而言后果相同，因其仍欠韦锦坚的其他债务，但借款人反言与韦锦坚串通，大大伤害了作为抵押人的卢汉昌的合法权益；4、综上三点，该情况说明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已明确答辩归还2,000,000元借款及提供流水且韦锦坚不否认2,000,000元还款（只是认为为另一笔借款的还款），韦锦坚须充分证明该笔归还的2,000,000元非案涉借款，但韦锦坚仅提供情况说明并不足以证明，故不利后果应由韦锦坚承担，不应支持韦锦坚的主张。九、若二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是否还清确实未够明确，卢汉昌愿意将案涉2,000,000元本金及利息提存在法院，请将本案发回重审以进一步查清事实。综上，一审法院未查明相关事实且适用法律有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韦锦坚辩称：不同意卢汉昌、卢倩群的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一、韦锦坚已向卢礼波、卢振锋及益骏公司履行出借2,000,000元的义务，案涉借款至今未被归还，债权确定。韦锦坚与卢汉昌、卢倩群、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及申志波于2015年10月22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及《借据》，次日，广州市卓酷贸易有限公司即按照韦锦坚的指示向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指定的益骏公司账户转账支付2,000,000元，广州市卓酷贸易有限公司也于2017年11月13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该司在2015年10月23日向益骏公司转账支付2,000,000元是基于韦锦坚的指示，该笔款项属于韦锦坚。卢振锋、益骏公司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时也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韦锦坚履行了出借义务。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至今未还该款项。虽然卢振锋、益骏公司的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时主张本案案涉的2,000,000元借款已于2015午11月28日由益骏公司全部归还给韦锦坚，但益骏公司又在2018年1月15日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表示其于2015年10月29日向广州市卓酷贸易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2,000,000元是归还其向黎慧波的借款，并不是偿还本案案涉借款。卢汉昌、卢倩群、卢振锋、益骏公司、卢礼波也未再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案涉2,000,000元借款已经清偿。因此，韦锦坚已向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出借2,000,000元款项且案涉借款至今未被归还的事实清楚，韦锦坚对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的债权不存在任何不确定的情形，配合韦锦坚办理案涉厂房和土地的抵押登记手续是卢汉昌、卢倩群、卢振锋、益骏公司、卢礼波应尽的义务。二、案涉《借款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履行合同义务。2015年10月22日，各方当事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及《借据》，签订合同及借据时卢汉昌、卢倩群等在一式两份的《借款合同》上签名盖章后交给韦锦坚签名，韦锦坚在其中壹份《借款合同》上签名捺印后交给卢汉昌、卢倩群等人共同收执。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和《借款合同》第十二条的明确载明，案涉《借款合同》一式两份，韦锦坚手执一份，卢汉昌、卢倩群等人手执一份。卢汉昌、卢倩群主张因韦锦坚手执《借款合同》未签名即合同不生效是不成立的，一式两份的合同只要其中一份各方已签名即是合同经过各方签名。当韦锦坚主张卢汉昌、卢倩群等人手中的合同经过各方当事人签名，卢汉昌、卢倩群等人却拒不出示其手中持有的合同作为反证以证明其主张，应当认定卢汉昌、卢倩群的主张不成立，韦锦坚的主张成立，案涉《借款合同》经过了包括韦锦坚在内的合同各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不管卢汉昌、卢倩群等手中持有的《借款合同》及《借据》是否有韦锦坚的签名，《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及抵押担保的约定也是成立且生效的。虽然韦锦坚提交的《借款合同》中韦锦坚未签名，但是《借款合同》中除韦锦坚外其他缔约方均已签字或盖章。韦锦坚实际履行《借款合同》出借义务并以案涉《借款合同》作为证据证明各方达成了办理案涉厂房和土地的抵押登记约定，表明韦锦坚认可并接受《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出借方权利与义务。除此之外，作为韦锦坚自己留存的合同，韦锦坚可以随时补充签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具体到案涉《借款合同》，卢汉昌、卢倩群等人在《借款合同》及《借据》、抵押物清单上签字或盖章后交给韦锦坚，应视为他们向韦锦坚发出了要约，即使韦锦坚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但韦锦坚通过向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支付《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的行为作出了承诺，该承诺方式合法有效，《借款合同》也因此成立且生效。该要约属于不可撤销的要约，韦锦坚已在一审后在手执的《借款合同》上签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要约不得撤销。”卢汉昌、卢倩群在《借款合同》及《抵押物清单》上签字按手印，以书面形式同意为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等进行抵押担保，故韦锦坚有理由相信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其次，韦锦坚基于卢汉昌、卢倩群办理抵押登记的承诺，已实际出借案涉款项，还多次催促卢汉昌、卢倩群办理案涉厂房的抵押登记，为抵押登记做了包括出借款项在内的大量准备工作，故案涉借款办理抵押登记的要约不可撤销。韦锦坚可以随时补签，而卢汉昌、卢倩群依法不得撤回其要约，即使法院不认可韦锦坚出借款项这一承诺方式，韦锦坚现在《借款合同》上签名也完成要约的承诺，《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综上，韦锦坚向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出借的2,000,000元款项已实际支付，卢汉昌、卢倩群等人未向韦锦坚归还过借款。因此，请二审法院依法认定《借款合同》各项约定合法有效，维持原判，驳回卢汉昌、卢倩群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卢振锋、益骏公司述称：同意卢汉昌、卢倩群的上诉意见，与上诉人意见一致。原审被告卢礼波、原审第三人申志波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被上诉人韦锦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卢汉昌、卢倩群、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配合韦锦坚办理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大敦村兰花社（下围）厂房［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权证自字第**］及土地使用权［证号：增国用（2002）字第B0201091号］的抵押登记手续；2、诉讼费由卢汉昌、卢倩群、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因业务周转需要，向韦锦坚借款2,000,000元，借款由卢汉昌、卢倩群提供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大敦村兰花社（下围）厂房［房地产权证号：粤房房地权证自字第**及土地［证号：增国用（2002）字第B0201091号］作借款抵押。韦锦坚与卢汉昌、卢倩群、卢振锋、益骏公司、卢礼波、第三人申志波于2015年10月22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处有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振锋签名及捺指印（盖章）；抵押人处有卢汉昌、卢倩群签名及捺指印，保证人处有申志波签名及捺指印。卢汉昌、卢倩群并分别在《借款合同》附件的《抵押物清单》抵押人处签名及捺指印。《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借款金额2,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0月23日至年月日，抵押人（质押人）自愿将其拥有的详见附件《抵押物清单》为借款人向出借人提供担保，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当事人签章后即时生效……”。《抵押物清单》显示：1、粤房地权证自字第**，实际权属人卢汉昌，地，地址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兰花社（下围）厂房积5493.69㎡；2、粤房房地权证自字第**，际权属人卢倩群，地，地址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兰花社（下围）厂房积5493.69㎡；3、增国用（2002）字第B0201091号，实际权属人卢汉昌、卢倩群，地，地址新塘镇大敦村兰花社下围积2111㎡。《借款合同》签订后，韦锦坚委托广州市卓酷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将借款2,000,000元划入益骏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解放路支行12×××21账户。卢汉昌、卢倩群、卢振锋、益骏公司、卢礼波、第三人申志波于2015年10月22日出具《借据》给韦锦坚，《借据》的主要内容：“借款人卢礼波、卢振锋、广州市益骏制衣纺织有限公司今借到韦锦坚先生人民币贰佰万圆整（小写）￥2,000,000元；划款到借款人指定的账户名称：广州市益骏制衣纺织有限公司，账号：12×××21，双方以到账为准。”庭审中，卢汉昌、卢倩群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涉嫌造假，于2018年2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又于2018年3月7日撤回鉴定申请。另外，卢汉昌、卢倩群、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认为案涉借款已经清偿；借款合同没有出借人韦锦坚签字，借款合同未生效，借款合同上所约定的抵押担保条款亦未生效，韦锦坚要求卢汉昌、卢倩群、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办理抵押权登记是没有依据的；案涉债权（即主合同债务）处于存有争议的情况下，不能对从合同作出认定，依法应予驳回。韦锦坚则认为案涉债权债务清晰；卢汉昌、卢倩群、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经韦锦坚多次催办抵押权登记，仍拒不配合办理，请求法院判令卢汉昌、卢倩群、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办理案涉抵押物的抵押权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二、抵押条款是否生效？三、案涉借款是否已经清偿？一、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订立借款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案涉借款合同中，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卢汉昌、卢倩群、申志波签字后交由韦锦坚，要约生效。韦锦坚虽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但其委托广州市卓酷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至借款人指定账户的行为，是通过其行为作出承诺，该承诺方式有效。另外，借款合同约定双方当事人签章后即时生效，一方面，韦锦坚提供的借款合同中除了其本人之外的其他缔约方都已签字或者盖章，韦锦坚以该合同作为证明其主张，表明其接受合同关于出借人的权利及义务内容，是对借款合同的追认；另一方面，作为借款人自己留存的合同，韦锦坚可以随时补充签字。因此，该借款合同实质已经各方签字或者盖章，并依约生效。二、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动产抵押合同自成立时即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韦锦坚依约交付借款，已经履行出借人的义务，借款合同生效，其中约定的抵押担保条款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自借款合同生效时一并产生效力。三、案涉借款是否已经清偿。庭审中，卢振锋、益骏公司确认已收到韦锦坚的借款2,000,000元，一审法院对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向韦锦坚借款2,0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卢振锋、益骏公司抗辩称向韦锦坚的借款2,000,000元已偿还至韦锦坚指定的07×××11账户，借款已还清，但根据益骏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的“情况说明”中的表述：“2015年10月29日，我公司通过我司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开立的账户（账号：07×××11）向广州市卓酷贸易有限公司的中信银行账户（账号：75×××65）分两笔转账支付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该表述显示07×××11账户是益骏公司开立的账户，并非韦锦坚开立的账户（或指定账户）；卢振锋、益骏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还款情况，对于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卢汉昌、卢倩群称已经清偿案涉借款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卢礼波、申志波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证据到庭反驳韦锦坚的主张，应视为其自行放弃质证、答辩、抗辩等权利。综上所述，韦锦坚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卢礼波、申志波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卢汉昌、卢倩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配合韦锦坚办理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大敦村兰花社（下围）厂房（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房地权证自字第**）地）地［证号国用（2002）字第B0201091］的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登记金额以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为限；二、驳回韦锦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704元，由卢汉昌、卢倩群、卢礼波、卢振锋、广州市益骏制衣纺织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韦锦坚与卢礼波、卢振锋、益骏公司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关系。益骏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并未注明款项用途及对应的借款。二审中，上诉人卢汉昌、卢倩群提交了东莞市志集贸易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查询结果、益骏公司银行账户流水清单、卢礼波银行账户流水清单、卢礼波、益骏公司的情况说明及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拟证明涉案借款已经清偿，涉案抵押物在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前已经另行设置抵押，无法再办理抵押登记。韦锦坚对涉案抵押物在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前已经另行设置抵押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不影响本案办理抵押登记。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卢汉昌、卢倩群于二审中提交的东莞市志集贸易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查询结果、益骏公司银行账户流水清单、卢礼波银行账户流水清单、卢礼波、益骏公司的情况说明的证据，其目的在于证明涉案借款已经清偿。但本案被上诉人韦锦坚并未对涉案债权主张权利，仅起诉要求卢汉昌、卢倩群依合同约定协助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且因双方之间还存在多起借贷，益骏公司的还款是清偿哪一笔借款并未明确，无法证实涉案借款已经清偿完毕，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卢汉昌、卢倩群提交的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被上诉人韦锦坚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无需另行开庭质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卢汉昌、卢倩群应否协助被上诉人韦锦坚办理抵押备案登记手续。对该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抵押担保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即生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故卢汉昌、卢倩群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协助韦锦坚办理抵押登记。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系针对不动产物权变动合同的效力，即关于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效力作出的规定。而抵押担保合同设立目的在于为主债务提供担保，而非以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为目的，不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后果。故该法律规定不适用对于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的认定。退而言之，即便该规定适用于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原审法院亦错误理解了该条法律规定的含义。该法律规定的目的在于区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当事人双方签订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该合同经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即产生约束力，即债权法上的约束力。而对于订立该合同的结果，则需依法进行登记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如因未能完成不动产物权的登记，不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后果，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如双方当事人订立了以房屋买卖为目的的买卖合同，但该房屋所有权的转让是以办理了房屋转让手续为准。如该房屋最终未能依法办理房屋产权转让手续，也不因此否认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二者应加以区分。反之，也不应当理解为，因设立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合同有效，则必然产生登记的效力。对于未完成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关于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此时只可寻求债权上的救济，而非寻求以法律强制性手段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以达到不动产物权变动之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签订了抵押合同，但因用于设立抵押的房产未办理抵押登记，故抵押未有效设立，不产生抵押的效力。由此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债权人可寻求债权救济。且根据房产查册表，涉案房产在签订借款合同前，即已经另行设立了抵押。原审法院判决卢汉昌、卢倩群协助办理抵押登记，如卢汉昌、卢倩群未能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韦锦坚依此生效判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则势必造成法院以强制力办理抵押登记，从而产生抵押的法律后果。但该结果不仅与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法律规定相悖，也可能因强制执行造成抵押权行使的冲突。故本院对原审法院的判决不予认同。至于卢汉昌、卢倩群主张涉案借款已全部清偿，抵押合同韦锦坚未签名，抵押合同尚未生效，卢汉昌、卢倩群无需协助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理由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韦锦坚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7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均由被上诉人韦锦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琦铭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辛 野杨琳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