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05民初19601号原告：梁雅杰，女，197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原告：江富浩，男，1978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红刚，是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文星，是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进梅，女，197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兴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勇，是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业文，是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禅城区育苗月嫂服务有限公司，住所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西路**内自编**楼****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6964814701。法定代表人：贾丽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智元，是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雅杰、江富浩与被告邓进梅、佛山市禅城区育苗月嫂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苗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雅杰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红刚、段文星，被告邓进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业文、被告育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智元到庭参加了上述诉讼。诉讼过程中，被告邓进梅提起管辖权异议，后申请撤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两被告向两原告共同赔偿967262.66元，其中丧葬费46784.5元（93569÷12×6）、死亡赔偿金819500元（40975×20）、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500元、医疗费478.16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经育苗公司中介，梁雅杰雇佣邓进梅为家庭护理员，三方于2017年8月19日签订《雇佣合同》，当日梁雅杰向育苗公司支付服务费300元。《雇佣合同》约定梁雅杰支付邓进梅的护理费用为6300元，共计28天（自2017年11月19日至服务期限结束止，起始日期以实际上岗日期为准），雇佣期间梁雅杰为邓进梅提供三餐一宿，由邓进梅对新生儿进行护理，包括照顾婴儿的夜间睡眠和饮食，观察婴儿的身体异常并及时提醒监护人等工作。2017年11月7日9时15份受害人江某出生，邓进梅于同月11日入住梁雅杰家护理受害人。2017年11月27日晚23时30分许，梁雅杰在受害人隔壁房间入睡中听到婴儿一声哭啼，梁雅杰反应过来后惊醒，过后再没有听到受害人的哭啼声。约15分钟后，邓进梅将受害人抱至梁雅杰房间，把受害人的身体异常告知梁雅杰，但并未把受害人刚刚发生严重吐奶的情况如实告知梁雅杰。此时梁雅杰发现受害人嘴唇发黑，身体软瘫，没有任何反应。梁雅杰见状，心急如焚，并马上打电话给120。120急救中心让两原告立即把受害人送往医院抢救。医院检查后马上对其实施手术抢救，但受害人呼吸、心跳未能恢复。2017年11月28日1时25分抢救无效，医院对受害人宣告死亡。至此，受害人出生第22天凌晨夭折。两原告认为，邓进梅作为持有育婴师资格证的人员，受雇佣为原告提供婴儿夜间护理服务，理应对婴儿呛奶这种简单且常规的情况有所警觉，在婴儿发生呛奶后更应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通知原告。但是邓进梅不仅忽视呛奶的严重性，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且在受害人出现身体软瘫，窒息晕阙等症状后，还做出强行给受害人换衣服如此令人费解的举动。从受害人呛奶至送去医院期间，因邓进梅的过错行为贻误了抢救的最佳时机，致使受害人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综上，两原告认为邓进梅提供的婴儿护理服务低于该行业平均水平，且邓进梅在夜间护理过程中未能履行审慎注意和及时通知婴儿监护人的义务，邓进梅对受害人的死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两原告带来了巨大精神打击，邓进梅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邓进梅接受育苗公司的安排至两原告处提供护理服务，因邓进梅的护理过错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育苗公司作为管理方，其理应承担连带责任。事故发生后，两被告从未就此事向两原告作出任何的赔偿及道歉，故起诉至法院。被告邓进梅答辩称，一、本案中，两原告将邓进梅作为被告起诉主体错误。本案中邓进梅受育苗公司派遣到到两原告处为其提供月嫂服务（包括日常婴儿日常生活的照顾和产妇日常护理）。本案中，江某的死亡非邓进梅提供服务行为所导致，邓进梅无任何过错和过失行为。因此将邓进梅作为被告起诉，起诉主体错误。二、邓进梅与江某的死亡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邓进梅无须对江某的死亡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依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两原告应当举证证明邓进梅存在护理不当行为，并与江某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但是两原告提交的《死亡说明书》显示江某因窒息死亡，只能证明江某死亡结果，但无法判断该结果是由何种原因造成。具体死因应当经过专业的医学鉴定或司法鉴定来确认。而且即便江某确因窒息死亡，导致窒息的原因究竟是其自身身体异常，还是医院抢救不当，抑或是其他原因，也尚无定论。因此，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邓进梅所掌握的情况，江某出生时，医院曾告知家属其存在肺功能发育不良的情形，后上门家访时医生也反映江某肺功能不好，但两原告作为法定监护人却疏忽大意，未及时带江某到医院就诊和进一步复查。事发当日，江某在医院抢救过程中曾恢复意识，医生要求转入儿科进一步治疗，但两原告担心后遗症过于严重，主动放弃治疗。但两原告却在起诉中隐瞒该事实，将江某的死亡后果刻意要邓进梅承担。邓进梅认为，是江某自身身体状况，加上两原告在医院抢救时的不当处置贻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江某的死亡结果，邓进梅与江某的死亡结果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交通费，原告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没有客观事实为支撑，不应获得支持。三、邓进梅在履职过程中已尽到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无任何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017年23时30分许，江某因室外鞭炮声惊醒，引发哭闹并吐奶，邓进梅第一时间轻拍江某背部缓解吐奶现象；发现异常后，又立即将其抱至两原告房间，告知江某基本情况，并拨打120；但当晚120并没有前往两原告家，而是由两原告亲自驾车前往，从两原告家中到停车场取车再到医院前后共大约花费40分钟之多，耽误最佳救治时间。再者前往医院抢救途中，邓进梅竭尽所能全程细心陪护。整个过程，邓进梅作为一个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且具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月嫂，对江某严格按照新生儿护理规程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护理照顾，无任何操作不当，尽到了一个月嫂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四、两原告请求的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不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两原告要求赔偿的金额中已包含了带有精神损害抚慰性质的死亡赔偿金。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江某的死亡，邓进梅并不存在过错，因此无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再者邓进梅上有需其赡养的双亲，下有一双正在求学的儿女，其丈夫又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邓进梅要靠一己之力撑起整个家庭，实在无力承担巨额经济赔偿。综上所述，两原告只是一个提供普通服务的月嫂，并非专业医生，如要邓进梅一力承担受害人死亡的全部后果的于理不合，于法无据，邓进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邓进梅的合法权益。被告育苗公司辩称，1.本案小孩的不幸属于意外事故，由于受到外界的刺激导致其呛奶，责任不应当由两被告承担。2.就本案原告目前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小孩的死亡与邓进梅的护理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不证明邓进梅存在过错，也不能够提供证明小孩真正死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原告起诉育苗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育苗公司与邓进梅是平等的合同关系，邓进梅并不是育苗公司的员工，育苗公司仅仅是为邓进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且育苗公司提供中介服务的内容仅仅是将邓进梅推荐给两原告，从中收取仅仅300元中介费，没有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育苗公司向原告推荐的是具备母婴护理资格的月嫂，其职称是中级。邓进梅在2014年就获得资格证，其应当有足够的护理经验，而且也不是第一次护理小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从推荐的事实分析还是从法律分析，育苗公司都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育苗公司的诉讼请求。针对邓进梅的答辩意见，育苗公司答辩意见如下：1.育苗公司提交的证明用以证明邓进梅与育苗公司之间不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育苗公司为邓进梅提供的仅仅是中介服务关系，并非邓进梅所说的履行职务关系。刚才邓进梅所说的雇佣合同第八条的依据，实际上是合同第五条第8款，这主要是约定原告与邓进梅之间不能私下收费，所谓的收费是中介费，合同明确300元的中介费是28天的服务，如超过28天服务，原告与邓进梅之间如要继续雇佣关系，双方不能私下委托，如避开育苗公司会对育苗公司造成中介服务费的损失。2.6300元的雇佣费用全部由邓进梅一人收取，育苗公司没有从中收取任何费用，若如邓进梅所说，6300元的雇佣费用应由育苗公司收取，故邓进梅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根据原告的调查申请调取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及本案事实，本案认定如下：育苗公司于2009年11月12日登记成立，其经营范围：持有效审批证件从事人力资源服务（职业介绍）。2013年11月13日，邓进梅（甲方）与育苗公司（乙方）签订《职业介绍协议书》，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职业介绍、并尽力促成甲方与第三方签署雇佣合同的服务。甲方上岗前必须经由佛山市禅城区育苗母婴保健培训中心培训合格，取得职业资格证、“家政服务工程”岗前培训合格证书。乙方对甲方的工作能力进行指导和评定，提供业务咨询服务，协调处理甲方与其雇主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甲方在工作期间，应执行各项操作规范及履行必要的谨慎义务，造成雇主损失的，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向乙方支付5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2017年8月19日，梁雅杰（甲方）、邓进梅（乙方）与育苗公司（丙方）签订的《雇佣合同》约定：一、丙方为甲、乙双方提供中介服务，促成双方签署本雇佣合同。二、甲方雇佣乙方为家庭护理员，乙方前往甲方指定的居所桂城从事妇女产后月子家庭护理或婴幼儿家庭护理。三、甲方雇佣乙方的期限为28天，自2017年11月19日起至期限结束止（乙方实际上岗日期不一致时，从乙方实际上岗之日起计算），期满后双方雇佣关系自动终止。四、费用：……2.乙方为甲方提供产后月子家庭护理或婴幼儿家庭护理。乙方工作结束时甲方向乙方支付实际工作天数的工资。3.丙方收取之中介费，只提供介绍用工、跟踪服务情况、提供有关咨询等服务，对甲乙双方的雇佣关系并不构成任何担保、连带的责任，甲乙双方之间发生任何纠纷与丙方无关；如乙方有任何违法、侵权、违约行为，甲、乙双方自行解决，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五、甲方义务：……12.丙方跟踪服务、了解乙方工作、思想情况，甲方有义务给予支持；丙方组织月嫂活动、年终月嫂工作总结及表彰大会，甲方应给予配合，安排乙方放假参会。13.甲方与乙方之间是雇主与雇工关系，双方发生纠纷，适用有关雇主与雇工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与丙方无关。……六、乙方责任：……2.乙方提供的服务范围：乙方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新生儿和产妇，新生儿的护理约占80%，产妇的护理约占20%，服务的内容以月子护理为主。新生儿的护理：……（5）观察婴儿大小便，观察婴儿有无身体异常，及时提醒，协助治疗。（6）照顾婴儿夜间睡眠和饮食。……八、由于乙方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造成甲方（包括甲方家庭成员）损失的，甲方自行向乙方要求赔偿。若乙方下落不明的，丙方可提供相关资料予以协查，但丙方不负责赔偿乙方造成的任何损失。梁雅杰为此向育苗公司支付了300元中介服务费。受害人江某于2017年11月7日出生，邓进梅于同月11日入住两原告家，上岗为梁雅杰和江某提供产妇及婴儿家庭护理服务，包括负责梁雅杰、江某的起居饮食，照顾江某洗澡、夜间睡眠等。邓进梅与江某同住一间房间，梁雅杰在一墙之隔的另一房间居住，两房门是相对着的。2017年11月27日21时许，梁雅杰给江某喂奶，喂完后将江某交给邓进梅，由邓进梅携带进房睡觉。当晚23时许，江某被屋外面响起的鞭炮声吓醒啼哭起来，并吐了奶。邓进梅将江某的呕吐物清理干净后，发现江某脸色变青、嘴唇发黑，于是抱其至梁雅杰房间告知其情况。梁雅杰见状马上与丈夫江富浩开车送江某到南海区人民医院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江某于2017年11月28日1:25死亡，死亡原因为新生儿窒息。抢救过程，两原告支付医疗费478.16元。另查1，邓进梅在发现江某吐奶时，没有对江某采取如拍背等急救措施。另查2，2013年12月30日，禅城区育苗母婴保培训中心向邓进梅颁发了“家政服务工程”岗前培训合格证书；2014年6月4日，佛山市禅城区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向邓进梅颁发育婴师的职业资格证书。另查3，2018年3月20日梁雅杰就本案事故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桂城派出所叠滘社区民警中队报警，控告邓进梅过失致人死亡。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经审查后认为邓进梅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于2018年5月8日作出佛公南不立字[2018]00059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梁雅杰对此不服，申请复议。2018年7月17日，佛山市公安局作出佛公刑复核字[2018]020号《刑事复核决定书》，认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实存在犯罪事实，不存在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原刑事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决定维持复议决定。另查4，201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新生儿呛奶是常见现象，新生儿出现呛奶现象后，其看护人应立即采取急救措施进行处理。本案中，邓进梅作为一个有职业资格证书的育婴师，其受梁雅杰雇佣照顾新生儿江某，在江某发生呛奶后，未能及时采取急救措施进行处理，存在重大过错。虽然导致江某窒息死亡的原因没有明确的法医解剖结论，但不能排除、且极有可能江某呛奶后看护人未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是导致江某窒息死亡的重要原因，故不能排除邓进梅未能及时采取急救措施是导致江某窒息死亡的重要原因。新生儿的人身安全主要决定于看护人，梁雅杰、江富浩作为江某的父母亲，虽然已雇佣邓进梅对江某进行照顾，但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其作为监护人的看护责任，故其二人对江某因本案事故死亡也存在重大过错。育苗公司是中介方，促成了梁雅杰与邓进梅之间的雇佣合同关系，同时，根据邓进梅与育苗公司签订的《职业介绍协议书》可知，育苗公司有对邓进梅工作能力进行指导和评定、提供业务咨询服务的权利和义务，现邓进梅因在履行该雇佣合同过程中未能采取与其职业身份相适应的职业技能而导致雇主损失，对此也存在一定的管理责任。综上，本院认为，邓进梅及梁雅杰、江富浩在本次事故中，对最终损害的结果（即江某的死亡）均具有重大的过错，应各承担50%的责任，育苗公司作为对邓进梅有一定管理义务的中介公司，应在邓进梅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10%的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两原告诉请，本院核算两原告损失如下：1.医疗费478.16元。根据医疗票据及明细进行核算。2.死亡赔偿金819500元。梁雅杰、江富浩是佛山市居民，江某也是在佛山市禅城区出生，故本院按2017年全省一般地区居民城镇居民人均支配收入40975元/年核算江某死亡赔偿金为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3.丧葬费46784.5元。本院按2017年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93569元/年核算江某丧葬费46784.5元（93569元/年÷12个月×6个月）。4.交通费100元。案涉事件导致江某需到医院实施抢救治疗，期间必然产生一定的交通费，本院酌定为100元。上述1－4项合计为866862.66元（478.16元+819500元+46784.5元+100元），邓进梅对此承担50%的责任，即433431.33元（866862.66元×50%），育苗公司对邓进梅应承担部分的10%，即43343.13元（433431.33元×10%）承担连带责任。梁雅杰、江富浩主张超出本院核定部分，本院予以驳回。5.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案涉事故导致江某死亡，梁雅杰、江富浩需要面对至亲突然死亡的精神打击，确实受到精神损害，故邓进梅应给予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邓进梅应向梁雅杰、江富浩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育苗公司对其中10%即5000元（50000元×10%）承担连带责任。梁雅杰、江富浩请求的数额超出本院上述核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邓进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433431.33元予梁雅杰、江富浩;二、佛山市禅城区育苗月嫂服务有限公司对邓进梅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债务的10%即43343.13元承担连带责任；三、邓进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予梁雅杰、江富浩;四、佛山市禅城区育苗月嫂服务有限公司对邓进梅上述第三项判决确定的债务的10%即5000元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梁雅杰、江富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668.16元（梁雅杰、江富浩已预交），由梁雅杰、江富浩负担1472.56元，由邓进梅负担1195.60元，佛山市禅城区育苗月嫂服务有限公司对邓进梅负担的10%即119.56元承担连带责任。邓进梅、佛山市禅城区育苗月嫂服务有限公司负担部分，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梁雅杰、江富浩多预交的1195.6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梁雅杰、江富浩申请，本院予以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廖锡燕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潘绮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