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7民初2154号原告：韩文雯，女，1980年10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杨虎，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帝思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路（整形医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102297335H）法定代表人：蒋海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玲，女，1958年5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霄，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韩文雯与被告北京市帝思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帝思科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文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杨虎，被告帝思科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玲、杨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文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已于2017年11月23日解除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克扣的自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1月23日的工资174037.79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73385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月18日做出的京石劳人仲字[20I8]第376号裁决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做出的裁决错误。一、原告自2016年5月18日起一直担任的是平安门诊部主任助理职务，而不是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辞去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7月15日正式建立劳动关系，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近八年时间里，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自2016年5月18日起，原告被任命为平安门诊部主任助理职务，协助门诊部主任处理行政、人事、医疗器材管理等工作，同时兼管帝思科公司人事工作。2017年4月份，原告在怀孕情形下，依然全勤，完成了门诊部助理的工作，然而被告却违法克扣原告的工资。原告2017年4月份工资到账后，才知道工资被扣。向公司人事部门了解被扣原因，才知道被告于2017年5月9日单方出具了一份只有公司总经理赵延勇签字的《工资调整表》，显示被告免除原告行政人事部经理的职务，薪酬标准从中层领导的待遇直接降低为普通管理人员的待遇，月均绩效奖金系数从1.4调整为0.6。知悉被告违法克扣工资后，原告强烈反对，然而被告一意孤行，坚持对原告降薪。在仲裁庭开庭时，才在被告的证据中看到一份所谓的《关于同意韩文妻同志辞去所任职务的通知》，其中载明“根据本人申请，经2017年4月7日董事会研究，同意韩文雯同志辞去北京市帝思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职务”。被告在仲裁开庭时主张是原告申请辞去了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职务;然而，根据被告主张的原告辞去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时间点，即2017年4月原告所担任的却是平安门诊部主任助理职务。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主动申请辞去所谓的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职务。原告从始至终未向被告提出辞去所任平安门诊部主任助理职务，更没有向被告提出辞去不是原告本人所担任的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职务。故被告提供的《关于同意韩文雯同志辞去所任职务的通知》是其单方伪造的，伪造文件的时候，被告都不清楚原告所任职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仲裁庭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主动辞去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履行了口头约定的职务的情况下就认定原告认可了职务的调整，进而降低了工资，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在不能证明减少劳动报酬的依据和合理性的情形下，就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二、被告从来就没有给原告发过调整职务的通知，原被告之间就变更劳动合同事宜，从来就没有协商过，口头上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更没有实际履行变更后的合同。裁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即“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认为超过一个月原告并没有提出异议，就此认定原告认可所谓的职务调整和工资调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根据该条的精神，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过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是该条的例外，适用的情形是，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变更劳动合同口头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已经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之后的劳动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的情形下，双方虽然没有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劳动合同亦有效。但本案中，被告就变更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协商，也没有达成过一致的意见。原告作为被告的职工，一直担任的是平安门诊部主任助理，协助门诊部主任处理行政、人事工作，同时兼管被告的人事工作，工作从来就没有变动过。被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就变更劳动合同在2017年4月达成过一致意见，也无证据证明原告履行了变更之后的合同。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前后调整的差额巨大，原告的基本工资由3500元降低到2000元，职务工资由4500元降低到2000元……实发工资由之前月均30000多元降到5000元、1000多元。根据《女职工劳动特别保护条例》第五条“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的规定，被告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三、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被告在原告怀孕期间，单方克扣原告的工资，降低原告的待遇。被告的行为违反劳动合同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向原告支付未及时足额支付的工资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被告在仲裁开庭时承认在2017年4月份，单方取消了给原告的补贴4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以及《女职工劳动特别保护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关于原告休产假工资，社保中心向原告支付了34091.2元的生育津贴。《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七条规定:职工缴费基数按照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计算;低于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照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计算;高于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计算;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无法确定的，按照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第十五条规定：生育津贴按照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计算，生育津贴为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企业补足。据此，女职工产假期间应得的工资，一般应为其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7月生育，2016年的月平均实发工资达34090.195元，故原告请求被告按2016年的月平均工资的标准补足产假工资，符合政策规定，亦应当获得支持。鉴于被告存在以上严重的违法行为，原告于2017年11月23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被告帝思科公司辩称，被告不存在强行变更岗位，不存在调岗。2017年4月17日，原告同意辞去人事经理的职务。被告已经发放被告公司6号文件，原告在一个月内没有异议，表示对此认可。被告不存在减薪问题。工资下调属于公司调整，不是针对原告个人。在原告产假期间，被告向原告发放基本工资。被告为原告发放并垫付费用，被告保留追诉权利。原告在职期间违反岗位职责，给被告造成重大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帝思科公司与韩文雯自2010年7月15日起签订劳动合同，2013年1月1日起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韩文雯从事行政人事工作，工作地点在公司总部，每月10日支付工资5000元，如遇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可提前或推后五个工作日内发放劳动报酬；韩文雯解除本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帝思科公司，方能办理离职手续。2016年5月18日，帝思科公司决定自2016年5月起任命韩文雯担任平安门诊部主任助理职务，协助门诊部主任处理行政、人事工作，同时兼管帝思科公司人事工作，任职期间，劳动关系并薪资保留在帝思科公司。2017年1月至3月，韩文雯领取基本工资3500元，职务工资4500元，全勤安全奖1000元，劳保600元，工龄补贴650元，绩效奖1分别为20415.18元、22492.08元、19107.48元，通讯补贴分别为2000元、2000元、1000元，交通补贴分别为2000元、2000元、1000元，餐补分别为570元、570元、660元，应发工资分别为35235.18元、37312.08元、32017.48元；代扣社保2171.32元，代扣公积金2551元，代扣个税分别为5748.22元、6267.44元、4943.79元，实发工资分别为24764.65元、26322.32元、22351.37元。2017年4月，韩文雯全勤，基本工资2000元，职务工资2000元，全勤安全奖0元，劳保300元，工龄补贴650元，绩效奖1为5934元，通讯补贴100元，交通补贴100元，餐补190元，应发工资11274元；代扣社保2171.32元、代扣公积金2551元、代扣个税200.17元，实发工资6351.51元。2017年5月，韩文雯休病假11天，其他假2天，实出勤8天，基本工资2000元，职务工资2000元，全勤安全奖0元，劳保300元，工龄补贴650元，绩效奖1为5934元，通讯补贴100元，交通补贴100元，餐补80元，工资扣减200元，奖金扣减4542元，应发工资6422元，代扣社保2171.32元，代扣公积金2551元，实发工资1699.68元。2017年6月，韩文雯休病假14天，其他假4天，实出勤4天，基本工资2000元，职务工资2000元，全勤安全奖0元，劳保300元，工龄补贴650元，绩效奖1为5934元，绩效奖2为600元，通讯补贴100元，交通补贴100元，餐补40元，工资扣减254.55元，奖金扣减4842元，应发工资6627.45元，代扣社保2171.32元，代扣公积金2551元，实发工资1905.13元。2017年7月至10月，韩文雯休产假，基本工资、应发工资和实发工资均为2000元。2017年12月15日，帝思科公司向韩文雯发放2017年11月1日至22日产假结束前的工资1454.55元。2017年7月至11月，帝思科公司承担了应由韩文雯个人缴纳的社保费每月2361.04元和住房公积金每月2774元。2017年10月20日，帝思科公司向社保中心报领韩文雯143天产假生育津贴34091.2元（按分娩时公司上年月平均缴费基数7152元计算），并已给付韩文雯。韩文雯主张帝思科公司自2017年4月起单方调整其薪酬标准，按普通管理人员核发，月均绩效奖金系数调整为0.6，提交工资调整表复印件为证。该工资调整表无原件核对，帝思科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帝思科公司主张自2017年4月起韩文雯工资减少的原因是亚运村筹备费用4000元补贴取消和韩文雯申请辞去职务，并提交以下证据欲以证明。（1）2017年4月7日《董事会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中有“同意韩文雯同志辞去帝思科公司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职务的申请”及“即刻废止公司关于医科医疗美容医院（亚运村）筹备组的《工资调整表》，自2017年3月停发表中涉及的薪酬，待公司拿出新方案报董事会讨论”的内容。帝思科公司另提交2017年1月至5月的工资明细。帝思科公司以此证明自2017年4月起对包括韩文雯在内的曾享受4000元补贴的5名行政人员均取消了补贴，取消补贴的行为是公司根据经营管理权的整体调整做出的，不是针对韩文雯个人的减薪。（2）2017年4月7日，帝思科公司做出《关于同意韩文雯同志辞去所任职务的通知》，载明：根据本人申请，经2017年4月7日董事会研究，同意韩雯雯同志辞去帝思科公司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职务。韩文雯对此不认可，称其未辞去任何职务，且通知中的“韩雯雯”名字有误，仲裁时才见到该通知。帝思科公司未提交韩文雯申请辞去相关职务的证据。（3）2016年3月10日和2016年5月6日董事会会议纪要、2016年6月-11月绩效方案执行测算报告、韩文雯制作的2016年6月-11月员工工资表、工资发放明细单、涉及多发工资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绩效考核办法。帝思科公司以此证明韩文雯工作存在重大失误，未按规定向员工发放工资，给公司造成极大损失。这也是其主动要求辞去兼管职务的原因。韩文雯称其仅是制表人，工资表中另有部门负责人、复核人员以及总经理的签字，不存在工作失误。帝思科公司提交2015年6月的《员工手册》，欲证明其向韩文雯支付的病假工资和产假工资符合《员工手册》的规定。《员工手册》第三章员工考勤中第4项各类假期考勤的处理中规定：病假凭正规医院出具证明，按80%计算日工资。病假1天扣除全勤安全奖的20%；3天以上扣除全部全勤安全奖；累计8天及以上的扣发奖金、职务工资、各种补贴的1/2；达到15天的扣发全部奖金、职务工资、各种补贴。根据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相关规定，对休产假的女员工足额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从生育月份算起的第三个月开始办理，按照本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除以30天再乘以产假天数计发。除以上生育津贴外，在女员工产假期间按月发放基本工资。帝思科公司称《员工手册》是韩文雯亲自起草，并组织员工培训，让员工学习并签字。韩文雯称制定《员工手册》时其系人事副经理，不是其起草，没有仔细看过内容，是否组织员工学习和签字不清楚，具体由其下属安排，认可《员工手册》后附的《员工签阅表》上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帝思科公司提交的《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14修订稿）》，对各类管理人员包括部门经理、部门副经理等的薪酬类别、薪酬管理、薪酬核发等进行规定。其中第十八条规定：管理人员对薪酬产生异议时可以提出书面申请，行使薪酬请求权，但自发生之月起一个月内未行使则视为弃权。帝思科公司另提交发文稿纸，载明拟稿人韩文雯。帝思科公司称韩文雯系管理人员，未在规定期限内对薪酬提出异议，视为弃权。韩文雯称其知晓公司有薪酬制度，但不认可帝思科公司提交的薪酬制度及发文稿纸，2014年的事时间太久远，对降薪已提出异议。韩文雯称其自2011年年初至2016年5月18日，担任帝思科公司人事副经理，2016年5月被任命担任平安门诊部主任助理职务，同时兼管帝思科公司人事工作，平安门诊部主任助理也是管理人员。2017年11月23日，韩文雯向帝思科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其怀孕期间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帝思科公司于2017年11月24日收到解除通知。庭审中，双方认可劳动关系解除时间是2017年11月23日。2017年12月4日，帝思科公司向韩文雯邮寄《员工休假返岗通知书》，告知韩文雯自2017年7月3日开始休产假，截止至2017年11月22日共计143天已结束，请韩文雯接到本通知后即刻返岗工作。韩文雯收到返岗通知但未到岗。2017年12月5日，韩文雯向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裁决劳动关系于2017年11月23日解除；2.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1月23日克扣工资174037.79元；3.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73385元；4.支付生育医疗费用1063.51元。2018年1月18日，仲裁委作出京石劳人仲字[2018]第376号裁决：确认韩文雯与帝思科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解除劳动关系，驳回韩文雯其他仲裁申请。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任命决定、工资明细、北京市申领生育津贴待遇核准表、员工手册、《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员工休假返岗通知书》、裁决书、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韩文雯与帝思科公司于2010年7月15日建立劳动关系，于2013年1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从事行政人事工作。2016年5月18日，帝思科公司任命韩文雯担任平安门诊部主任助理职务，协助门诊部主任处理行政、人事工作，同时兼管帝思科公司人事工作。2017年4月7日，帝思科公司经过董事会研究，以通知的方式同意韩文雯同志辞去帝思科公司行政人事部副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帝思科公司因韩文雯的职务调整随之进行了工资调整，并非因为韩文雯怀孕而降低其工资，调整后的应发工资为11274元，实发工资为6351.51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尽管帝思科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韩文雯申请辞去职务，但韩文雯作为从事行政人事工作乃至担任人事部副经理以及平安门诊部主任助理职务的员工，与其他员工相比，对职务变动、工资构成以及薪酬管理等应更为了解，对于因职务变动导致的工资明显减少，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向帝思科公司提出异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应视为韩文雯的工资变更有效。《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在病休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的约定支付病假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病假工资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2017年5月和6月，帝思科公司因病假扣发了韩文雯部分绩效工资并无不妥，实发工资1699.68元和1905.13元亦不违反《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中规定的病假工资的最低标准。《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生育津贴按照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计算。生育津贴为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企业补足。韩文雯领取的生育津贴月标准为7152元，月实发工资为2000元，帝思科公司承担了韩文雯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月个人缴纳2361.04元和住房公积金2774元，故帝思科公司支付韩文雯2017年7月至10月每月应发工资为14287.04元，实发工资2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韩文雯于2017年11月22日产假结束后未到公司上班，故其2017年11月应发工资为11834.39元（7152÷30×22+1454.55+2361.04+2774），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韩文雯产假结束即以帝思科公司克扣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帝思科公司亦不再支付工资，且双方认可劳动关系于2017年11月23日解除，故对于韩文雯主张确认双方已于2017年11月23日解除劳动关系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韩文雯主张帝思科公司克扣工资的理由不成立，故对其主张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1月23日克扣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韩文雯与北京市帝思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解除劳动关系；二、驳回韩文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韩文雯负担（已交纳5元，余额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莉人民陪审员  郭凤香人民陪审员  邵莹莹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袁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