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184民初5373号原告：刘新治，男，195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新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兴，新郑市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新郑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新郑市繁荣街**。负责人：朱郁琦，该单位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锦萍，河南齐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天，河南齐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新郑市统计局，住，住所地新郑市人民路**/div>负责人：刘德智，该单位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瑞芳，河南郑韩大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新治与被告新郑市交通运输局、新郑市统计局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新治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顺兴，被告新郑市交通运输局的委托代理人刘锦萍、夏天，被告新郑市统计局的委托代理人侯瑞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新治诉称，原告是被告新郑市交通局(原新郑县交通局,以下简称交通局)创办的企业即原河南省新郑县搬运公司(后为新郑市搬运公司,以下简称搬运公司)在1976年9月招收的集体固定工。在搬运公司工作15年零4个月。于1991年12月18日调入新郑市统计局(原新郑县统计局,以下简称统计局)创办的企业即郑州市新郑县化纤、棉纱制品厂(以下简称棉制厂)工作至1998年4月。93年初棉制厂停产,厂长李国俊、副厂长杜俊良让原告留守看厂房设备到1998年4月因郑韩路扩宽棉制厂厂房被拆为止。计6年另4个月。连续工龄为21年另8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强制性规定了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建立个人账户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的目的是为保障达到退休年龄丧失劳动能力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原告工作20多年早在2014年就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多次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办退休,均因没有招工表及用人单位未给原告参加社会保险、未建立个人账户、未缴纳社会保险养老金(以下简称统筹)而至今不能正常办理，退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三条及相关的强制性规定二被告及其所属的企业(搬运公司和棉制厂以下简称二被告)都负有给其职工(包括原告)在原××统筹办公室（现为郑州市社会保障局新郑分局)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中的缴纳统筹所必需的个人账户,为其职工(原告)缴纳统筹的法定义务。可二被告都未履行其上述法定义务,属执行国家统筹政策的不作为行为。原告作为企业职工的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后,依上述法律及相关规定享有获得养老保险待遇的权利二被告依国家《社会保险法》和统筹政策的规定都负有“依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给原告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统筹)”,同时在统筹办建立原告的个人账户并将按规定缴纳的统筹记入原告(当时应有)的《工人退休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手册》,交由统筹办核对、盖章确认的法定义务。然而,二被告都没有履行其上述这些法定的义务。二被告还负有管理、督促其下属企业依法履行上述义务而未履行该义务:致使原告所工作过的两个企业即搬运公司和棉制厂都不执行当时国家社会保险缴统筹的政策及相关规定,不给原告缴统筹建账户,致原告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不能正常办退休、丧失了依法应当享受的退休待遇。具有行政管理和督促执行统筹政策的不作为行为的二被告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于2018年在新郑职业介绍中心“代管”的企业职工的人事档案中调取的盖有统筹办公章的05081号《工人退休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手册》(以下简称基金手册)中记载的新郑缫丝厂为职工缴养老金(以下称统筹)及职工个人缴统筹的事实证明了新郑企业已于1990年开始收缴统筹事实的真实性。新郑地区从1990年11月起统筹办(现为郑州市社会保险局新郑分局)已经允许在统筹办设有个人账户的职工个人补缴统筹了,若用人单位于政策规定的92年7月在统筹办设立了原告的账户,原告就可以到统筹办补缴1976年9月至1992年7月的统筹了。新郑统筹办在92年7月24日以前,已经向新那各企业(包括搬运公司、棉制厂在内的企业)下发了《基金手册》。曾在92年7月开始企业就在每月给其职工发工资时为其职工缴统筹并把在职工工资中扣下的个人应缴的统筹与企业应缴的统筹合并缴给统筹办,经统筹办核对、登记、确认用人单位与个人缴纳统筹数额后,在职工《基金手册》的养老金缴纳登记栏内盖上“统筹办”的公章,以表示国家对企业与职工缴纳统筹数额及其事实的确认新郑05081号职工《基金手册》中统筹办盖章“确认”的企业与其职工已缴统筹及缴纳的时间、数额等,清清楚楚地证明了“新郑统筹办已于92年7月开始为企业与职工设立账户收其统筹”,这是劳动部门官方出具的证据。1990年11月至1991年12月18日这段已经在缴统筹的期间内,原告在交通局搬运公司上班:按当时统筹政策交通局搬运公司依法应为原告参保、建账户并缴纳统筹。可该局及其公司不执行国家统筹政策,没有给原告参保、建立账户也未缴纳统筹。这种不执行统筹政策的不作为行为明显存在严重过错。1989年10月交通局在专业单位定级时又丢失了原告的招工表,使原告着急上火,到相关单位奔走了20多年至今仍未找到。多年来,原告多次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申请办退休,都因缺少招工表、没缴统筹、未参保、没有个人账户没缴统筹办退休无果。现原告已64岁仍不能办退休享受依法应当享受的退休待遇。被告交通局搬运公司的不作为导致了原告在时间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损害及享受退休待遇权利的丧失。交通局督促执行统筹政策的不作为明显存在,依法依理都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原告是在国家开始收缴统筹之后才调入被告统计局棉制厂的,当时新郑收缴统筹已有两个年头了,1991年12月18日至1998年4月这6年另4个月上班的期间内,棉制厂依法应为原告参保。可棉制厂也是不执行国家统筹政策,没有给原告参加社保、医保、没设立原告的个人账户、没按规定给原告缴纳统筹也属于执行政策的不作为,违反政策规定明显存在过错。统计局作为国家机关又是棉制厂的主管机关,负有严格执行国家社会保险政策,通知、督促棉制厂依法为原告参保、建账户、缴统筹的管理、督促义务而未履行这些应该履行的本职义务。统计局执行统筹政策的不作为行为,导致原告上班劳动工作20多年不能在国家办退休的机关正常办理退休,丧失了享受退休待遇权利,影响了原告正常生活及身心健康,造成原告巨大损失。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棉制厂厂房被拆后,原告听说个人可以补缴统筹,就带钱去统筹办补缴统筹。统筹办查后说,用人单位未给你(原告)缴统筹,未设立你(原告的)个人账户。棉制厂已不存在了,现你没有正常经营的工作单位又没有个人账户,不符合补缴规定,无法补缴。若在这儿(指统筹办)有你的账户,可以补缴统筹。可你既没有单位又没有个人账户,不能接收你(原告)补缴的统筹金。经多次去请求补缴均无果。使原告彻底失去了依法应享受退休待遇的权利。在二被告不让原告“参保”的情况下,原告已采取了补救措施,原告无过错。原告把人事档案送市职业介绍中心代管,但因缺少招工表档案材料不全不予代管。在多次申请退休中,档案由新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贴封条密封,仍交由原告保管至今。原告多次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退休时得知,无招工表、未参保者不能办退休。原告2017年4月27日又一次书面申请退休,并要求该局出具其多次不能给原告办理退休原因的书面答复，2014年9月,原告到了退休年龄。2018年4月25日,新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首次出具书面答复说,“从2013年起,该局只办理参保职工的退休手续。不再审批未参保职工的退休”之前申请退休和退休咨询时的答复是没工表不能办退休。二被告的不作为使原告成为未参保的职工。未参保职工只能通过诉讼请求由有过错者承担民事责任。现原告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近四年了,已丧失劳动能力。仍不能办退休享受退休待遇,都是因为二被告根本不执行统筹政策、不履行其督促下属企业严格执行统筹政策的法定义务的共同混合过错所致。交通局是新郑市搬运公司的主管机关。交通局于2013年11月5日申请注销了搬运公司。统计局是棉制厂的主管机关。统计局在1994年3月30日申请注销了棉制厂。企业主管机关在其开办的企业被注销后应承担被注销企业的民事责任。原告认为,二被告上述法定义务又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在导致告成为未参保者丧失依法退休享受退休待遇的权利的事件中存在过错，原告采取了补救措施无结果是无过错无辜的受害人。交通局丢失招工表怠于补办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精神损害,应单独承担10000元赔偿的民事责任。由于二被告不作为的共同过错使原告丧失享受退休待遇的权利,致原告处于经济困境、医疗困难、遭受巨大经济受损失及精神损害。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1、新郑市统计局赔偿因督促执行统筹政策的不作为造成原告不能正常退休享受(60至80岁)退休待遇的损失734400元,81岁(16年后)即2034年10月以后的损失赔偿后另行起诉；2、判令被告新郑市交通局赔偿原告20多年来为寻找招工表支付的交通、误工费、精神损失费10000元;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被告新郑市交通运输局辩称，交通局主体不适格，原告91年从搬运公司调入棉制厂，其劳动关系已经转移，权利义务由棉制厂负责。针对丢失招工表的问题，交通局已尽到管理职责，91年12月交通局根据搬运公司的请示，即时给予同意补办批复，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各地才开始建立养老保险账户，原告已于91年12月已调入棉制厂工作。原告主张交通局赔偿其20多年来为寻找招工表支付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10000元,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或法律依据证明其损失且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自1991年12月21日调入新郑县化纤棉纱制品厂,在之后20多年未向交通局主张任何权益,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新郑市统计局辩称，被告统计局并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告要求被告统计局赔偿其退休待遇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原告与原新郑县化纤、棉制制品厂(以下简称棉制厂)不存在劳动关系,与被告新郑市统计局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诉状中称,其在调入棉制厂时已经丢失了招工表由此可以看出,原告并没有持有正式的入职手续与棉制厂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棉制厂没有为其缴纳社保的义务。原告与被告统计局更不存在实际的用工关系,原告不接受被告统计局的监督管理,被告统计局也不可能给原告发放劳动报酬,更没有为其缴纳社保或督促执行统筹政策的义务。2、棉制厂系独立的企业法人,被告统计局对该厂没有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当时的经济政策,被告统计局仅是响应政府号召领办企业,既没有出资筹办棉制厂,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根据原告提交的新统(1991)8号文件可以看出,该棉制厂系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被告统计局对棉制厂不存在任何的监管义务。3、根据棉制厂注销材料显示,1994年3月30日,棉制厂的法定代表人李国俊申请注销该企业,该棉制厂与统计局脱钩,该企业的债权债务及人员安置均由李国俊负责。根据国务院国发〔1990〕68号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第一项规定,凡在实际上具备了法人条件,并且与开办公司的党政机关脱钩的,一律以公司经营管理或所有的财产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因此,棉制厂作为独立的法人,应对其经营管理及人员安置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被告统计局作为领办党政机关,不应当承担责任。二、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是因被告统计局造成的。原告自称其是在1991年调入棉制厂1994年年底离职,而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以后才将规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棉制厂于1994年《劳动法》实施之前已经注销,棉制厂及统计局无法为其缴纳社保,而原告称新郑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是在1990年开始实施的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且原告的招工表在调入棉制厂前已经遗失,棉制厂及统计局也曾协助其寻找过档案,统计局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三、原告诉请被告统计局赔偿其退休待遇损失734400元即按照每月3060元的标准计算20年,没有证据支撑及法律依据。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应当按照每月3060元的标准享受退休待遇。原告主张其尚未发生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四、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4号规定主张企业主管机关在其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应承担被撤销或歇业企业的民事责任。该批复针对的是企业开办的企业,并适用本案。原告依据的《关于被告被撤销其主管部门承担债务的答复》是最高人民法院回复广东省高级法院的答复,并不适用河南地区。而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国发〔1985〕102号第一项的规定:对于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干部办的公司,要按照中发〔1984〕27号文件规定,实行政金分开,并使公司在经济上与党政机关脱钩。从原告提交的关于建立棉制厂的通知文件和棉制厂注销材料上均能够证明,棉制厂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被告统计局在领办棉制厂期间严格遵守政企分开的原则,并未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经济及人事关系等方面与棉制厂分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统计局作为主管机关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五、原告在申请仲裁时的请求为追索养老金、医疗待遇,并非主张因无法正常退休而造成的退休待遇损失。因此,原告起诉时要求被告统计局赔偿其无法享受保险待遇的损失,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违反了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六、本案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纠纷司法解释四》第27条规定,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原告诉状中称其在1991年调入棉制厂时发现没有招工表,其应当知道没有与棉制厂建立劳动关系,至原告申请仲裁,早已超过了仲裁时效,更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新郑市统计局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刘新治于1976年进入新郑市搬运公司工作，工种为搬运工，后于1991年12月18日调入郑州市新郑县化纤、棉纱制品厂工作，郑州市新郑县化纤、棉纱制品厂于1993年初停产，并于1994年申请注销。刘新治于2018年8月14日向新郑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1、新郑市交通运输局、新郑市统计局二被申请人从2014年9月按月为申请人发退休金3000元;2、二被申请人从2014年9月起给申请人办理退休职工医疗卡;3、二被申请人从2000年9月28日到2014年9月止,按每月60元标准赔偿申请人14年医保待遇损失10080元;4、新郑市交通局赔偿原告20多年来为寻找招工表支付的交通、误工费、精神损失费10000元另查明，1、2013年新郑市搬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1989年10月，交通专业单位统一定级时，将刘新治的招工表抽出去定级，用后没有及时装回档案，1991年12月7日，我公司写报告到交通局，交通局于91年12月12日批复“同意补办”刘新治的招工表，后因事多繁忙没有补办等。2、新郑市统计局系郑州市新郑县化纤、棉纱制品厂主管部门。3、2013年11月5日，新郑市交通局作出关于注销河南省新郑市搬运公司的决定，同意注销河南省新郑市搬运公司，原公司人员、债权、债务由新郑市交通运输局统一安排。4、刘新治于2014年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陈述，书证，仲裁裁决书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关于刘新治要求新郑市统计局赔偿因督促执行统筹政策的不作为造成原告不能正常退休享受(60至80岁)退休待遇的损失734400元,81岁(16年后)即2034年10月以后的损失赔偿后另行起诉的诉讼请求，因该诉讼请求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本院在本次诉讼中不予处理。刘新治要求判令被告新郑市交通局赔偿其20多年来为寻找招工表支付的交通、误工费、精神损失费1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且刘新治未向本院提交证明其产生损失的相应证据，故本院驳回刘新治第二项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新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新治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后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 判 长  王留成人民陪审员  周巧凤人民陪审员  赵伟鹏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孙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