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56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斌，男，197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圣，江苏杨传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霞，江苏杨传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静，女，197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璐，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挹江门支行，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主要负责人：金晓辉，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峻，江苏天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住所，住所地南京市洪武路**div>主要负责人：张建良，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媛，女，该银行职员。上诉人梁斌因与被上诉人胡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挹江门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挹江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江苏省分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6民初11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圣、王海霞，被上诉人胡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璐，被上诉人农行挹江门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峻，被上诉人农行江苏省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静、农行挹江门支行、农行江苏省分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农行挹江门支行在办理案涉160万元的转账业务中存在明显的违规操作。1.根据“农业银行办理金额超过50000元取款业务需要通过联网核查系统对客户身份进行核查”的规定，胡静办理案涉160万元转账业务的前提条件是经办人提供持卡人的身份证。至于胡静在办理转账业务过程中提供了梁斌的何种身份证件，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胡静使用了梁斌的第一代身份证办理转账业务，但此种情况下农行挹江门支行应当无法办理该笔转账业务，因为当时梁斌的第一代身份证已经明确记载有效期限至2008年2月28日，该身份证件已经过期，不属于农业银行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第二种是胡静使用了梁斌的第二代身份证办理转账业务，根据农业银行一方陈述，当时办理转账业务时，身份证号码是手动输入，如果农行挹江门支行工作人员审核的是梁斌的第二代身份证，也就不可能照着18位的身份证号码去输入15位的身份证号码，转账凭证上也不可能出现15位的身份证号码。在本次转账之前，农业银行的操作系统已经能够通过公安联网核查显示梁斌的18位身份证号码。通过以上两种情形分析，胡静在案涉160万元转账过程中，应当只可能持梁斌的第一代过期身份证或其他非正常手段办理了转账业务；2.案涉160万元转账行为与梁斌要求的“胡静仅提供亲朋转账的账户”明显相互矛盾。根据当时的家庭协议，胡静只是提供银行账户供梁斌的亲朋进行转账，然后由胡静根据梁斌的要求，将钱款转给梁斌用于归还单位，但案涉160万元转账并不在双方约定范围内。虽然双方在二板桥派出所签订了调解协议，但当时双方各自仅凭银行流水进行账面金额核对，并未对往来款项的的凭证、事由、用途等逐一核对，且至今胡静也未能提供自己完整的银行流水进行对账。另外，胡静办理案涉160万元转账时间与该款项进账时间前后仅相差18分钟，胡静并未对因何办理转账作出合理解释，仅表述是经过梁斌和胡月的要求办理，胡月与胡静系亲姐妹关系，梁斌与胡月当时处于婚姻破裂期间，梁斌有理由怀疑胡静转账行为的非正当性；3.胡静系农行挹江门支行的工作人员，在没有梁斌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梁斌的授权下办理了转账业务，明显系利用其在银行工作的便利转移了梁斌的银行存款；二、关于案涉160万元的银行转账办理程序是否合法，农行挹江门支行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梁斌已经举证证明农行挹江门支行在办理160万元转账业务时审核通过的是梁斌过期身份证件上记载的15位身份证号码，梁斌因客观原因无法查阅当时办理转账业务的真实情况。一审法院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审查该笔业务办理的合法性，农行挹江门支行应承担举证责任，不能因梁斌的举证限制作出对胡静有利的判断。胡静辩称，一、胡静在办理案涉160万元转账时持有梁斌的有效身份证件、银行卡及密码，并按照银行业务流程办理转账，不存在违规操作行为；二、当时的银行转账业务联网核查并非系统自动识别，而是由银行工作人员手动输入身份证号码，梁斌申请办理案涉银行卡时使用的是15位身份证号码的第一代身份证，转账当时处于新老身份证交替的过渡时期，且银行并未对联网核查时输入身份证号码的位数作出强制性的规定。故转账凭证上出现梁斌的15位身份证号码应属合理，并不能据此推定胡静在办理案涉160万元转账时存在违规操作；三、胡静在农业银行的主要工作为外勤拓展，其并不在柜台办理业务，也不具有在柜台办理业务的权限，其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转移梁斌的银行存款；四、胡月、胡静、梁斌、童黎萍于2017年8月19日在二板桥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该协议系在派出所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作出，法律效力较高，且调解笔录中载明梁斌认可其本人、朋友、家人共向胡静账户转账5653469.73元。因此，梁斌陈述的“根据当时的家庭协议，胡静只是提供银行账户供梁斌的亲朋进行转账”明显与事实不符。案涉160万元已包含在梁斌认可其本人及朋友、家人共向胡静转账支付的5653469.73元之中，也即梁斌认可向胡静转账160万元。梁斌现以账未算清为由起诉胡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五、案涉160万元转入梁斌账户的时间及从梁斌账户转入胡静账户的时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160万元如何转入梁斌账户，胡静并不清楚，胡静仅是按照梁斌的要求进行转账。胡月与梁斌的婚姻状况与本案亦没有关联；六、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本案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梁斌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梁斌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农行挹江门支行已举证证明案涉160万元转账符合农业银行办理转账业务的流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梁斌的上诉请求。农行挹江门支行辩称，该行在办理胡静代理梁斌进行卡卡交易行为过程中进行了身份核查，核查行为符合章程的规定。根据章程的规定，该卡进行交易时持密码交易，应视为梁斌本人交易行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胡静是持有梁斌的旧身份证件进行交易，根据当时新老身份证并存的情况以及相关规定，农行挹江门支行在办理该笔款项转账时并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梁斌主张本案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农行江苏省分行辩称，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系梁斌和胡静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与农行江苏省分行无关。农行挹江门支行作为法人分支机构具有独自承担责任的能力，农行江苏省分行不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静、农行挹江门支行连带返还梁斌借款160万元，并自2009年12月2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2.农行江苏省分行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29日，胡静在农行挹江门支行将梁斌账户中的160万元转走，该事实双方无争议，且有转账凭证为证。另该款项为胡静凭密码进行卡卡转账，该事实有当日支付凭证为证。2017年8月19日，胡月、胡静、梁斌、童黎萍在二板桥派出所对账，确认：2009年11月30日至2010年1月13日，梁斌认可其本人及朋友、家人共向胡静账户支付5653469.73元。胡静向法庭提供了5653469.73元的构成明细及支付凭证，其中包括涉诉的160万元。梁斌认为当时签字的时候账没算清楚，现在不认可，但除诉讼所述理由外，其并未提供其他反证推翻该自认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涉诉的160万元为凭密码进行卡卡转账，转账凭证上记录的梁斌身份证号码为15位，但梁斌申请办理该卡时身份证号码为15位，转款当时处于新旧版身份证均可使用的过渡期，转账凭证上出现梁斌15位身份证号码亦在可理解的范围内，仅凭转账凭证上记录的梁斌身份证号码为15位不能推定胡静办理转账手续时使用的是梁斌过期身份证。梁斌所述胡静利用在开户行工作的便利，在无梁斌银行卡及密码的情形下，用梁斌的过期身份证冒领侵吞其钱款，无事实根据，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此外，如梁斌上述观点成立，则案件显然已超出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梁斌可自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梁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梁斌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梁斌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为政策、文件规定：1.中国农业银行临柜借记卡业务操作手册复印件，其中第15、16页对借记卡卡卡转账的流程及要求作出规定，以证明办理卡卡转账业务必须登记持卡人的身份信息，且留存持卡人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并进行联网核查，但案涉160万元转账并没有留存胡静和梁斌的身份证件复印件；2.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银发[2007]345号《关于切实做好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有关工作的通知》，以证明截止2007年12月31日，已经要求银行机构必须准确、完整地录入待查公民的身份信息，二代身份证也已进入联网核查系统；3.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办发[2007]126号《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业务处理规定（试行）》，以证明案涉160万元转账业务违反了该文件第六条规定，即银行机构办理规定业务而进行联网核查时，若相关个人的姓名、公民身份证号码、照片和签发机关与居民身份证所记载的信息完全相符，可按照相关规定继续办理业务；4.《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以证明案涉160万元转账业务违反了该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即“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或身份证明文件已经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应当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代理人必须登记详细的身份证件信息”，梁斌的15位身份证已于2008年2月28日过期，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亦未出现在转账凭证中。综上，证明农行挹江门支行在办理案涉160万元卡卡转账业务时，没有留存胡静的身份信息，明显违反操作流程规定。胡静质证认为，1.对证据1操作手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手册没有具体的实施时间，是否系当时使用的业务操作手册无法确认；2.对证据2银发[2007]345号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通知内容为要求各大银行应当做好联网核查工作，案涉160万元转账并非未经联网核查，而是经联网核查无误，案涉160万元转账符合该通知要求；3.对证据3银办发[2007]126号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案涉160万元转账时的联网核查符合规定，不存在违规操作；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胡静在办理案涉160万元转账时持有梁斌的有效身份证件，而非已经过有效期的身份证件，该160万元转账并未违反该文件规定。农行挹江门支行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证据1操作手册系复印件并非原件，当时农业银行使用的系2009年8月的操作手册，根据该手册第235页卡卡转账的相关规定，农行挹江门支行的操作符合规定；2.对证据2和证据3银发[2007]345号、银办发[2007]126号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农行挹江门支行当时已进行联网核查，因当时新、老身份证号码能够同时使用，根据柜员的操作习惯，当时核查的是第二代身份证件，审查出来的系15位身份证号码，但该15位身份证号码对应的二代身份证的识别码是唯一的，不可能出现两个身份证号码，故该两份文件不能达到梁斌的证明目的。3.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使用范围并不涉及案涉卡卡转账，该管理办法中的第7、8、9、10条系针对金融机构和从事汇兑业务的机构在何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卡卡转账不需要客户身份识别，该管理办法不能达到梁斌的证明目的。农行江苏省分行同农行挹江门支行的质证意见。第二组证据为录音视频资料:1.梁斌与农业银行兴隆大街支行主管的对话录音，以证明2009年转款当时并不存在新旧版身份证均可使用的过渡期，不可能输入15位的身份证号码；2.梁斌与农业银行逸仙桥支行柜员的对话录音，该柜员陈述办理业务时，根据客户提供的证件号码进行输入，以证明胡静办理案涉160万元的卡卡转账业务使用的系梁斌15位已过期的身份证件；3.梁斌与农业银行逸仙桥支行主管的对话视频，以证明18位的身份证号码核查系统一旦成立，15位的身份证号码就无法查到，开户时用15位身份证号码，但办理业务时仍需用18位身份证号码，2009年联网核查必须输入18位身份证号码；4.梁斌与胡静在二板桥派出所的对账录音、梁斌与胡静的通话录音，以证明对账时，梁斌已对160万元及其他的胡静代梁斌办理的转账业务提出异议，提出胡静未经授权并要求记录，但当时调解的警官认为不需要，如有争议经法院诉讼处理；胡静与胡月的说辞不一致，胡静欺骗梁斌银行卡已经销户，说明胡静意图隐瞒转账160万元的真实情况，梁斌并未授权胡静办理160万元的转账业务。综上，证明梁斌已于2009年12月29日领取了第二代身份证件，第一代身份证件已经过期，案涉160万元的卡卡转账不可能输入15位的身份证号，该转账违反了相关规定。梁静质证认为，1.对梁斌与农行工作人员形成的三份对话录音或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录音中的人员是否为银行工作人员、是否系案涉160万元转账发生时负责柜面业务的人员，录音中无法体现，且农行兴隆大街支行、逸仙桥支行与挹江门支行在业务操作上是否存在差异并不清楚。农业银行关于业务的办理流程要求应以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为准，工作人员对于业务办理流程要求的表述仅代表其个人对农行业务办理的理解，具有主观色彩，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不能将某一工作人员对农行业务的理解上升到农行规定的高度，并依此认定案涉160万元的转账不符合规定。胡静在办理案涉160万元转账时持有梁斌的有效身份证件，符合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2.对在二板桥派出所对账录音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系梁斌在双方对账时私自录音，未经胡静允许，且在该份录音中梁斌并未对案涉160万元款项提出异议，相反，梁斌在录音中自认其于2009年12月29日向胡静转账160万元,从该份录音中可以看出梁斌对于案涉160万元的转账是明知且认可的，不存在梁斌所陈述的未对往来款的事由、用途进行核对；3.对梁斌与胡静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份证据系梁斌在与胡静通话时私自录音，未经胡静允许，且录音不连续。农行挹江门支行质证认为，1.对梁斌与农行工作人员形成的三份对话录音或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对该问题的看法并不代表农业银行的规章制度，不能证明农行挹江门支行在办理业务时核查方面存在过错；2.对二板桥派出所的对账录音、梁斌与胡静的通话录音，因农行挹江门支行并非录音当事人，不发表质证意见。但从该录音中可以看出案涉160万元系胡静与梁斌之间的往来，与银行无关。农行江苏省分行同农行挹江门支行的质证意见。第三组证据为：梁斌于2009年12月9日在农业银行云锦路支行的卡卡转账记录，以证明2009年12月9日梁斌在农业银行云锦路支行的卡卡转账记录显示其已使用18位的第二代身份证办理业务，且留存了梁斌的身份证复印件，因此2009年12月29日案涉160万元的卡卡转账不可能手动输入15位身份证号码，该160万元的转账违反了相关规定。胡静质证认为，即使某一笔业务留存了梁斌的身份证复印件，也不能证明当时银行存在留存身份证复印件的规定，且案涉160万元转账业务发生在农行挹江门支行，不能排除两个支行在业务操作上存在一定差异。故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胡静认为，以上三组证据均非梁斌因客观情况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材料，梁斌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定。农行挹江门支行同胡静的质证意见。农行江苏省分行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身份识别是指登记客户的身份信息，留存相关证件。联网核查是将客户的身份信息输入系统，系统产生回单。根据相关规定，卡卡转账并没有要求进行客户身份识别。当时属于一代、二代身份证的并行期，公安部并没有禁止使用15位号码的身份证，因此出现15位身份证号码或18位身份证号码均有可能。本案诉讼后，银监会要求省行对案涉的160万元业务进行核实，在核实过程中发现相同时期办理业务核查的结果，留存的二代身份证，但联网核查结果是15位身份证号码，因此这种情形确实存在，也是允许的。其他意见同农行挹江门支行的质证意见。第四组证据为：农行江苏省分行2009年8月自行制定的ABIS临柜业务操作手册以及梁斌一方自行制作的柜员权限表格，以证明取款凭证上王萍萍并非主管，其在其他业务凭证上均显示为柜员，根据该操作手册第7、8页柜员权限，当时银行工作人员王萍萍操作时超越审核权限。胡静质证认为，其并非银行柜面工作人员，对具体流程不清楚。农行挹江门支行质证认为，该操作手册第7页上显示主管可以兼柜员，第8页第8、9行显示二级主管可兼做柜员。梁斌自行制作的柜员权限也显示二级主管可兼做柜员，王萍萍系二级主管，故不存在王萍萍超越权限办理业务的情形。第五组证据为：1.关于规范和简化临柜业务身份联网核查的通知（农银办发[2010]775号)中涉及的中国农业银行客户身份验证识别与保存制度，以证明办理个人5万元以上的转账支出，现规定及原规定均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并保留身份证复印件。案涉160万元的转账业务并没有保留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待查询；2.2017年6月9日二板桥派出所对账视频录音，以证明胡静在对账前后的陈述表述明显不一致。胡静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不认可。从该证据内容来看，该通知发布时间系2010年11月1日，但案涉160万元转账发生于2009年12月29日，明显与该份通知不具有关联性，且该份通知中虽然提及原规定，但原规定的名称内容及适用时间均不明确。该份证据无法达到梁斌的证明目的；2.对对账视频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份视频内容不完整，仅截取了双方当时对账的一部分内容，且为梁斌在双方对账时私自录音，未经胡静允许。但从该视频可以看出，梁斌对案涉160万元转账十分清楚，其在2017年8月19日调解笔录中亦认可向胡静转账160万元的事实。2017年8月19日二板桥派出所的对账录音及调解笔录形成时间均在该视频证据之后，应当以2017年8月19日对账录音及调解笔录为准。另外，上述两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农行挹江门支行同胡静的质证意见，认为该核查通知并不针对个人卡卡转账交易。农行江苏省分行同农行挹江门支行的质证意见。农行挹江门支行提交的证据为：2009年8月中国农业银行临柜借记卡业务操作手册，以证明按照该手册第235页规定，该行在办理案涉业务时符合规定。梁斌质证认为，根据该流程不能证明农行在办理160万元转账业务时符合卡卡转账的操作规定，该手册仅是说明办理流程，农行挹江门支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的操作方式。胡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亦予以认可。根据该操作手册，对于卡卡转账业务并不需要留存身份证复印件，因流程图示中并没有要求留存身份证复印件，仅需进行联网核查，案涉160万元已进行了联网核查，符合该业务操作规程。农行江苏省分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根据业务流程，农行挹江门支行在办理该160万元转账业务时合法合规。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案涉梁斌银行卡10×××68开卡日期为2002年12月26日，开卡时登记的梁斌身份证号码为，注销日期为2017年12月2日。梁斌认可案涉160万元转账后，其本人继续使用该银行卡至该卡注销。ABCS[2007]4029《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第四条规定：持卡人应妥善保管金穗借记卡及密码，并及时更换金穗借记卡密码，防止泄露。凡密码相符的金穗借记卡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或本人授权的合法交易，发卡行依据密码为持卡人办理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因密码泄密造成的经济损失，持卡人自行负责。第七条规定：发卡行在受理业务时如需验证持卡人有效证件时，经办人员仅对证件姓名和借记卡姓名是否相符进行审核，在上述要素相符的条件下即认定为持卡人本人的行为。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单笔金额人民币5万元（含）或外汇等值1万元美元（本金和利息合计数）以上现金取款业务，要通过联网核查系统对客户身份进行核查，必要时审核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由他人代理的，要通过联网核查系统对代理人及被代理人身份进行核查。第二十八条规定：免填单是指客户凭存折、借记卡办理子账户开户、续存、取款及销户均不填写存、取款凭条。《中国农业银行临柜借记卡业务操作手册》第235页对于卡卡转账业务规定：“1.受理审核，柜员接到持卡人的准贷记卡或借记卡及填写的银行卡存款凭条，应认真审核卡片有无异常，提交的凭证填写是否完整、正确；2.交易操作，柜员选择‘4254银行卡卡卡转账’交易，刷卡并输入相关要素（若手工输入转入方卡号的，柜员应对系统返回的户名与存款凭条核对一致），持卡人输入密码，打印银行卡取款凭条；3.后续处理，取款凭条交持卡人签字确认，并加盖业务办讫章，回单联及银行卡交持卡人”。再查明，2017年8月19日，胡静、胡月与梁斌及其代理人董黎萍在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二板桥派出所达成调解笔录一份，内容为：“因梁斌账户与胡静账户2009年-2010年期间有多次往来，梁斌认为多汇胡静款项，到胡静单位向其追索，胡静认为不欠梁斌款项，故双方产生矛盾。2017年8月19日，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胡静、胡月与梁斌及其代理人董黎萍进行对账，对账情况如下：一、2009年11月30日至2012年2月12日，胡静认可其账户向梁斌支出6483133.53元。梁斌认可6176300元，余额306833.53元不认可。不认可部分为应急资金利息172000元、卖房税费等64833.53元、现金或转账40000元（二笔20000元）、代还同学30000元。二、2009年11月30日至2010年1月13日，梁斌认可其本人及朋友、家人共向胡静账户支付5653469.73元。胡静认可4790469.73元，其余不认可。胡静认为2009年12月1日的863000元汇款需要回去查账。胡月认为其父母淮海路房产出售515000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三、梁斌还主张除账面往来以外，还有资金付到胡静账户，但胡静不认可，明细如下：1.淮海路房产出售的515000元；2.胡月账户汇至胡静账户的款项，金额不详；3.梁斌父母支付给胡静账户152647元；4.周建德打给胡静或朋友1500000元。四、梁斌与胡静已对账结束，双方就异议部分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一审中，胡静提交了2017年8月19日对账明细表（双方无争议部分）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经计算该明细表中列明的款项收入、支出金额与调解笔录中记载的对账认可总额相一致，其中包含案涉款项160万元。还查明，梁斌于1998年2月28日办理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有效期限为10年，其于2005年11月6日办理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有效期限至2025年11月6日。关于梁斌换发新证后，旧证如何处理的问题，梁斌陈述按照规定，旧证应该要上交的，其旧证有无上交给公安机关记不清了。上述事实，有取款凭条、客户身份信息联网查询交易、身份证件、调解笔录、开户凭证、操作手册复印件、录音视频资料、文件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二审中，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胡静在办理案涉160万元转账业务时是否系未经梁斌授权，通过非正常手段进行的转款；2.农业银行挹江门支行在办理案涉业务时是否存在违规操作，应否对案涉160万元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胡静在办理案涉160万元转账业务时是否系未经梁斌授权，通过非正常手段进行转款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至2010年1月，梁斌因需要向其原工作单位归还大量款项，经家庭协商同意由胡静负责代为统一收取保管其亲友为梁斌筹措的资金，并由胡静协助梁斌处理归还单位欠款事宜。在此期间，双方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即双方存在委托与被委托关系。现梁斌上诉主张，胡静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过期身份证件将其银行账户中160万元私自转走。关于胡静是否使用梁斌第一代过期身份证办理案涉业务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梁斌已于2005年11月6日办理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根据相关规定，领取新的身份证时必须交回原证，梁斌并未能举证证明其本人或者胡静在2009年仍持有梁斌的第一代身份证。胡静并非银行柜面工作人员，案涉160万元转款业务也并非其本人办理，梁斌认为胡静系利用其在银行工作的便利利用梁斌过期身份证办理了案涉160万元的转账，但梁斌对此并未能举证证明。关于梁斌是否知晓胡静转款160万元的问题。经查明，2009年12月29日胡静在办理案涉160万元转账时使用的是梁斌的银行卡并凭密码进行的卡卡转账，也就是说胡静在办理该160万元转账时不仅持有梁斌的银行卡，还知晓该银行卡密码，梁斌主张其不知情，但对胡静如何取得梁斌的银行卡并知晓密码，梁斌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梁斌作为银行卡持有人及密码保管人，对此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且案涉款项数额较大，在胡静于2009年12月29日将案涉160万元转出后，梁斌长期持有并继续使用该银行卡直至2017年12月2日该卡注销一直未提出异议，亦与常理不符。另，根据2017年8月19日胡静、胡月与梁斌及其代理人董黎萍在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二板桥派出所进行调解并形成调解笔录可见，案涉160万元已经包含在双方对账确认的数额当中。梁斌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对账录音中亦显示双方明确提到了案涉160万元，即该160万元已经过双方对账处理。据此，梁斌主张其对案涉转账160万元并不知情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综上，现并无证据证明胡静是在梁斌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非正常手段办理了案涉160万元转账，故对梁斌要求胡静返还案涉160万元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农业银行挹江门支行在办理案涉业务时是否存在违规操作，应否对案涉160万元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胡静在办理案涉160万元转款业务时，正处于新旧身份证均可使用的过渡期，即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在法律层面上并未停止使用。而案涉转款业务的梁斌10×××68银行卡2002年开卡时所登记的是梁斌15位数字的第一代身份证号码，故农行挹江门支行在办理该项业务时转账凭证上显示为梁斌该卡开卡时所使用的第一代身份证15位数字的号码亦属合理，不能据此必然得出胡静在办理转款业务时使用梁斌第一代身份证的结论。梁斌主张，农行挹江门支行未按照规定要求胡静填写存取款凭条。经查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八条对免填单作出相关规定，即“客户凭存折、借记卡办理子账户开户、续存、取款及销户均不填写存、取款凭条”，说明并非所有银行取款业务均需填写存取款凭条，案涉160万元系胡静凭银行借记卡进行卡卡转账，符合上述管理规定。另，梁斌认为银行工作人员王萍萍在办理其他业务的凭证上显示为柜员，而在办理案涉160万元案涉转账业务时显示为主管，属超越审核权限。经查明，王萍萍系农行挹江门支行的二级主管，根据农行江苏省分行2009年8月自行制定的ABIS临柜业务操作手册，其中明确规定主管可以兼做柜员，因此王萍萍在办理案涉160万元转款业务时以主管身份出现，并不违反上述规定。综上，梁斌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农行挹江门支行在办理案涉160万元转账过程中存在明显违规操作行为，故其要求农行挹江门支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农行江苏省分行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梁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栗娟审判员  朱莺审判员  沈廉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魏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