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皖01行终5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通源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长春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665460571（1-1）。 法定代表人臧奉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成军，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儒荣，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沿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00002994037L。 法定代表人陈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庆华，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钊，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人民政府，住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东流路**div> 法定代表人凌云，市长。 委托代理人陆再琳，市法制办复议应诉处工作人员。 上诉人合肥通源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丰田公司）因诉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合肥市工商局）行政处罚决定及合肥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合肥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3行初5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4日，合肥市工商局根据《中国消费者报》安徽记者站反映，对包含通源丰田公司在内的合肥8家汽车4s店在汽车销售业务中是否收取金融服务费等违规费用的情况进行调查。经查，通源丰田公司与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田金融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劳务报酬补充协议》自2013年10月10日起生效。上述协议约定：通源丰田公司向购买新车进行按揭贷款的消费者推荐“丰田金融”汽车贷款，协助丰田金融公司办理收集购车按揭客户的资料，整理、初审、系统上报、意见反馈及放款资料准备、公证抵押陪同、后期清收及解押服务等事务。2017年1-6月，丰田金融公司向通源丰田公司支付劳务报酬81000元。根据《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约定，丰田金融公司只向客户收取贷款利息，不收取其他费用。通源丰田公司虽已从丰田金融公司获得劳务报酬，但在消费者购买丰田系列车型通过“丰田金融”办理按揭业务时，并未告知消费者上述情况，而称依据行业惯例，按照车价高低和贷款金额不同，以每台车2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金额向消费者收取金融服务费。通源丰田公司没有获得丰田金融公司授权或同意，也没有为消费者提供超出与丰田金融公司约定之外的其他服务，却在2017年向100位消费者收取金融服务费417400元，扣除缴税68425.34元，实收348974.66元。合肥市工商局介入调查后，通源丰田公司向消费者胡伟、张鑫、刘军合计退还金融服务费11964元。2017年11月13日，合肥市工商局向通源丰田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了该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等。根据通源丰田公司申请，2017年12月4日，合肥市工商局就该案举行了听证。2017年12月13日，合肥市工商局根据《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合工商（市）处字〔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一、没收违法所得337010.66元；二、罚款430000元。通源丰田公司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向合肥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月30日，合肥市政府收到通源丰田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后依法受理。2017年1月31日，合肥市政府向合肥市工商局送达《提出答复通知书》，要求该局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等。2018年2月12日，合肥市工商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并提交了有关材料。2018年3月27日，合肥市政府通过书面审查，作出合复决[2018]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合肥市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于2018年3月28日送达通源丰田公司、合肥市工商局。通源丰田公司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向消费者收取金融服务费是否侵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被告合肥市工商局所作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合肥市政府所作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经庭审举证、质证查明，丰田金融公司与原告所签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协助丰田金融公司为客户办理汽车按揭贷款服务，丰田金融公司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原告不得向消费者再收取相应费用。原告隐瞒了其已收取劳务报酬，且未提供超出与丰田金融公司约定合同义务范围外的服务，却自定收费标准，并告知消费者系行业惯例，再次向消费者收取高额费用，导致消费者只要通过原告办理“丰田金融”按揭贷款购车，就必须支付高额金融服务费。其所收取的高额金融服务费，违反自愿原则，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原告违背消费者意愿收取高额金融服务费，显系在购车过程中附加不合理条件，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原告隐瞒重要信息，利用其在汽车销售业务中的优势地位，在消费者不知情情况下收取原告自定标准的“金融服务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及公平交易权。合肥市工商局依法进行调查，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听证后，对原告的违法行为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合肥市政府所作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关于其根据与消费者签订的协议收取相应金融服务费系双方自愿，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不应受到行政处罚，被告合肥市工商局仅对三名消费者进行调查询问，所作结论不全面不公正，二被告所作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决定应予撤销的辩称，经举证、质证，被告合肥市工商局已调取了原告向100名消费者收取高额金融服务费的凭据，而原告仅向三位消费者退还金融服务费，原告庭审中自认未向消费者告知其已收取丰田金融公司关于协助办理购车按揭贷款的劳务报酬，且未能提供收取金融服务费的标准和依据，原告上述辩称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相悖，不予采信。综上，原告通源丰田公司的诉请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合肥通源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合肥通源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通源丰田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通源丰田公司在与丰田金融公司存在汽车按揭业务合作的情况下，未告知消费者，并根据与消费者之间的《按揭服务委托代办协议》收取消费者金融服务费，侵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该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第一，上诉人基于与丰田金融公司之间的合作收取费用，并不排斥上诉人基于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关系收取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告知消费者其已收取丰田金融公司劳务报酬的事实违反自愿原则，侵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没有法律法规规定，上诉人有义务告知消费者上诉人与通源丰田公司的合作情况。2、上诉人与丰田金融的协议约定上诉人不得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约定，仅具有相对性，第三人不得据此主张权利，上诉人在履行该合同时如收取了消费者费用，其法律后果仅为需向丰田金融承担违约责任，不是侵害了作为第三人的消费者权利。3、上诉人收取消费者服务费，有合同基础及提供服务的事实基础，至于上诉人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是否与上诉人和丰田金融之间的服务内容一致，并不能成为上诉人能否收取消费者服务费的理由。4、汽车销售中，按揭贷款的主体是消费者，而不是上诉人，在此前提下，上诉人代消费者办理按揭手续。并基于双方合意收取费用，不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不应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及处罚。5、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对选择车辆经销商金融服务等均有自主权，上诉人不能干扰也不能强制。上诉人收取消费者金融服务费，有双方合同约定不违反双方内心自愿，上诉人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代办按揭等相关服务，具有事实基础及合同基础，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其中并未收到侵害。第二，被上诉人合肥市工商局所作行政处罚依据的证据，来源不合法。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也未予以排除。首先合肥市工商局对三名消费者进行的询问预先对本案所涉事实是否合理进行了定性。不当诱导了消费者，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在合肥市工商局所提证据卷一第23页，合肥市工商局执法人员询问“金融服务费是什么？”以下，消费者的回答仅透露：1、该笔费用是协助其办理按揭的费用；2、消费者认为上诉人未提供服务；3、消费者对支付该笔费用不太愿意。该询问仅表明任何消费者均想少付费用或多获取商品或服务，此种心理不足以认定金融服务费是否具有合法性及合理性。但在执法人员询问完购买保险之事实后，因消费者对在上诉人处购买保险也有异议，于是执法人员进一步发问：“为何觉得不合理还要支付上牌费、金融服务费，并在店里购买两年保险而买车”。在此，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笼统地将以上三笔费用均认为是不合理的，消费者无论如何回答均是基于该三笔费用不合理来进行，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就三名消费者的询问，均采用同样的询问方式，不当的诱使消费者做出利于处罚的回答。一审中合肥市工商局代理人认为执法人员其根据消费者提交的书面《情况说明》进行询问，不存在诱导行为。上诉人也在庭审中表明合肥市工商局代理人所指三位消费者的情况说明，分别与三份询问笔录署同一日期，无法判断究竟先有询问笔录还是先有情况说明，在此情形下应当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解释。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之规定，前述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应予排除。其次如一审中合肥市工商局所举证据卷一第17页、第23页、第32页所示，合肥市工商局执法人员询问“金融服务费是什么？”时，三个被询问人所作回答基本雷同，三份询问笔录所做时间分别为：2017年6月14日、6月15日、6月28日。不同时间作出的三份笔录中，三个被询问人竟能作出一致性回答，该三份询问笔录明显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应予以采信。最后，前述三份询问笔录之所以不能作为处罚依据，还因其于合肥市工商局所提供证据卷一中“证据18”之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试图以第18组证据证明：有关上牌服务费及商业保险之服务，属于销售政策和优惠方案，已经消费者认可。前述三份询问笔录中，消费者对上牌费及商业保险的事宜表示不理解、不认可，而合肥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又基于此种不解，进行诱导性询问，得出了不利于上诉人的结论并作出处罚。汽车销售行业中按揭车相较全款购车存在优惠，这在业内也是不争之事实，既然上牌费及商业保险的销售属于销售优惠政策，那么金融服务费的设置也属于销售政策之一种；由此可见消费者在交易前后内心认知变化极大且充满矛盾，行政机关在交易发生后不能有选择性的臆测消费者内心意愿，并据此对上诉人进行处罚。第三，即便合肥市工商局认为上诉人向前述三名消费者提供服务存在违法行为，也不能就此得出上诉人2017年1月至6月期间向100名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存在违法行为。就本案事实及定性而言，即便退一步认为上诉人行为违法，合肥市工商局也不能仅凭对三名消费者的询问即认定上诉人在2017年上半年所提供的服务均违反消费者意愿，均属违法，基于此，被上诉人在认定违法所得、并基予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方面，存在明显错误，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6条关于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应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之规定。况且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是否违背消费者意愿收取费用，一审法院不能仅凭合肥市工商局提供的上诉人收取100名消费者费用的票据，就得出该100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均受到了侵害的结论。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及证据上均存在明显错误，应予纠正。另，本案中假设存在强制交易的行为，适用的是《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规定，但还有商务部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适用范围来说，《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的适用是特殊法，应当适用商务部的管理办法。2、《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的行政主体是商务部门，《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是工商部门，存在冲突的情况下，立法法给出了合理的选择，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应当由国务院决定适用哪个法规，如果适用《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也应当由国务院作出决定，适用规章的应当提交人大，而本案没有相关的程序，行政机关即适用了《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撤销被上诉人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工商（市）处字[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撤销被上诉人合肥市人民政府合复决[2018]35号行政复议决定。3、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合肥市工商局辩称，一、原判认定通源丰田公司向消费者收取金融服务费侵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通源丰田公司为消费者提供贷款服务是其与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田金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劳动报酬补充协议》中的合同义务，但其向消费者隐瞒该重要信息，利用其在汽车销售业务中的优势地位，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取自定标准的“金融服务费”，而该“金融服务费”的收取并没有任何依据、也不存在任何“对价”，也就是说消费者花了大价钱“购买了”本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服务，但却对此毫不知情。其次，消费者只要通过通源丰田公司办理“丰田金融”按揭贷款购车，就必须违背自身意愿支付高额金融服务费，显然系通源丰田公司附加的不合理条件。再次，通源丰田公司收取“金融服务费”所谓的合同基础——《按揭服务委托代办协议》实际上系通源丰田公司设置不合理条件收取金融服务费以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的手段，并非居间性质，而属巧立名目，不当利用自身在汽车销售贷款业务中的优势地位，属于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综上，通源丰田公司隐瞒重要信息，利用自身优势向消费者强制收取高额费用，且不提供任何对价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及公平交易权。二、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依据的证据来源合法、有效。首先，询问笔录中执法人员的发问合理，以上诉人提及的张鑫为例，消费者在谈及上牌服务费时说“强制收取，我没办法”，谈及金融服务费时说“这个费用我是不情愿的...店里说必须交，我没办法被强制收取了”，谈及保险时说“强制在其店里购买、强制一次性购买两年，...我不得已...，我没有出去选择和比价的权利了”，所以执法人员随后问话是建立在消费者认为不合理的基础之上的，符合正常逻辑。其次，从三名消费者对“金融服务费”的描述中能够看出，正是因为通源丰田公司收取了高额的金融服务费，却未提供相应的服务，仅要求消费者整理资料交给4S店，4S店再提交给丰田金融，才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和质疑，在胡伟的询问笔录中，胡伟谈及金融服务费时说道“后来我看到这个费用是4S店开的票，我很有意见，我打电话到丰田金融问，丰田金融回答我，他们不收取这个金融服务费...我觉得十分不合理”，消费者是基于通源丰田公司的违法行为对“金融服务费”作出的理解，三份询问笔录真实有效。再次，被上诉人是基于通源丰田公司的违法事实作出的处罚，并未有选择性的臆测消费者内心意愿。三、被上诉人认定通源丰田公司违法所得正确，行政处罚合法合理。被上诉人已调取了通源丰田公司向100名消费者收取高额金融服务费的凭据，通源丰田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已自认未向消费者告知其已收取丰田金融公司关于协助办理购车按揭贷款的劳务报酬。“本就属于自身的服务却被另外强制收取高额费用”这一事实被任何人知晓都会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了侵害，这是生活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可以直接认定。同时，通源丰田公司也已多次明确表示其收取金融服务费的行为不妥并坚决改正不再收取，被上诉人也正因此从而在法定裁量权内考虑情节对其从轻做出了行政处罚，所以被上诉人认定本案违法所得正确，行政处罚合法合理。综上，合肥市工商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通源丰田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合肥市政府答辩意见同一审意见。 合肥市工商局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中国消费者报》安徽记者站对合肥8家汽车4S店调查情况相关材料，证明目的：案件来源情况。2.现场笔录2份、询问通知书2份，证明目的：该局办案人员对原告经营场所进行检查，要求原告提供相关材料的事实。3.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王红星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目的：原告主体资格、被授权人王红星身份及在行政处罚案件中的委托权限。4.办案人员对胡伟、张鑫、刘军的询问笔录及陈述书各3份，证明目的：消费者购车情况及购车过程中被原告强制收取了金融服务费。5.办案人员收集胡伟、张鑫、刘军三人从定车到交车时包含身份证、机动车行驶证、汽车销售合同、购车发票、金融服务费发票、保险单、付款凭证复印件等，证明目的：消费者购车按揭时必须向原告支付金融服务费的事实。6.原告提供2017年1月至6月购车时在丰田金融公司办理按揭的100位消费者的材料（复印件，含汽车销售合同、购车发票、金融服务费发票、按揭服务委托代办协议、汽车抵押贷款合同），证明目的：原告销售新车时向消费者收取了金融服务费的事实。7.原告提供的2017年1月至6月销项税金明细表（含纳税人申报表），2017年1月至6月地税纳税统计材料及金融服务费纳税说明，证明目的：原告向消费者收取金融服务费已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和地税的事实。8.丰田金融公司营业执照、原告与丰田金融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劳务报酬补充协议》复印件各1份，证明目的：丰田金融公司主体资格、登记事项、原告与丰田金融公司合作为客户提供购车贷款具体事宜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丰田金融公司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任何情况下原告都不得以丰田金融公司名义或借为贷款客户签署、履行贷款文件的机会向贷款客户收取任何名义的费用。9.原告开出的2017年1月至6月劳务费发票及转账凭证12张，证明目的：丰田金融公司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的事实。10.关于消费信贷中丰田金融公司与原告合作的情况说明1份、丰田金融公司2017年1月至6月通过原告签署《汽车抵押贷款合同》需支付劳务费清单1份、向原告支付报酬的转账凭证与发票13份，证明目的：丰田金融公司与原告的合作情况，双方明确约定禁止原告收取客户金融服务费，以及丰田金融公司在2017年1月至6月已向原告支付了劳务费、向原告支付劳务费客户详细情况。11.对原告授权委托人王红星的询问笔录3份，证明目的：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原因和过程，销售汽车办理按揭时收取金融服务费的具体情况以及丰田金融公司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的事实。12.原告陈述书、补充说明各1份，证明目的：原告销售汽车的流程，消费者贷款购车选择丰田金融公司办理按揭时车价优惠情况，收取金融服务费原由及原告认识到不妥配合整顿进行规范的事实。13.原告2017年9月18日、19日向消费者退还金融服务费的转账凭证与协议各3份，胡伟、张鑫、刘军等消费者情况说明各1份，证明目的：原告已向部分消费者退还金融服务费，另收取上牌服务费及商业保险等属于原告销售政策和优惠方案，协商后消费者已无异议。14.原告改善方案及要求减轻处罚的申请各1份，证明目的：原告已调整销售方案及提出经营困难的事实。15.原告与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签订的购车分期付款合作协议复印件各1份，证明目的：原告与银行合作提供汽车消费贷款的事实。16.原告与北京金诚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签订保险经纪委托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目的：原告委托提供保险经纪服务的事实。17.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与送达回证、授权委托书、听证公告、听证笔录、听证报告等听证材料，证明目的：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了原告听证权利，并举行了听证。18.案件来源登记表、核审表、有关事项审批表、案件集体讨论记录表、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讨论意见等程序性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回证，证明目的：被告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原告送达。19.《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八条以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程序性规定，证明目的：合肥市工商局作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合肥市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目的：通源丰田公司向合肥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提出答复通知书（合复答[2018]35号）及送达回证，证明目的：合肥市政府于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7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合肥市工商局，要求其提出书面答复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等。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目的：合肥市工商局提交书面答复。4.合复决[2018]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送达回证，证明目的：合肥市政府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向当事人送达。 通源丰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副本，证明目的：其主体适格。2.行政处罚决定书，3.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2、3的证明目的：原告的合法权益因二被告的行政行为受到损害。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经审查，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发生的行政案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为地方性法规，依据该法规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有下列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的行为：（二）搭售商品、服务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 本案中，合肥市工商局在行政处罚程序中依据的现场笔录、对消费者的询问笔录及陈述书、汽车销售合同、购车发票、金融服务费发票、按揭服务委托代办协议、上诉人与丰田金融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劳务报酬补充协议》、劳务费发票及转账凭证、关于消费信贷中丰田金融公司与通源丰田公司合作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丰田金融公司与上诉人所签协议明确约定，上诉人协助丰田金融公司为客户办理汽车按揭贷款服务，丰田金融公司向上诉人支付劳务报酬，上诉人不得向消费者再收取相应费用。上诉人隐瞒了其已收取劳务报酬，且未提供超出与丰田金融公司约定合同义务范围外的服务，却自定收费标准，按每台车2000元至10000元不等向消费者再次收取费用。故被上诉人合肥市工商局在合工商（市）处字[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中认为通源丰田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已构成附加不合理条件的违法行为，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合肥市工商局仅对三名消费者进行询问以及询问内容等事实，并不能否定合肥市工商局依据上述证据作出“构成附加不合理条件”的认定。合肥市工商局依法进行调查，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听证，依据《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合肥市政府所作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至于《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供应商、经销商不得限定消费者户籍所在地，不得对消费者限定汽车配件、用品、金融、保险、救援等产品的提供商和售后服务商”，上诉人据此认为本案假设存在强制交易的行为，《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是特殊法，应适用该办法的规定，应由商务部门处罚，本案没有适用《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空间。对此，本院认为，合肥市工商局认定通源丰田公司构成附加不合理条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规范，与上述《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适用情形并不一致。此外，即使上述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某一类行为的规定存在交叉的情况，但对同时违反不同行政管理领域法律规范的行为，因行政管理实施主体并不相同，并不存在一般与特殊、前法与后法等法律适用的矛盾。对同一违法行为，在不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的前提下，当然可以由不同实施主体适用不同管理领域的法律依据，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同理，对于同一行为，不同管理范畴的行政规范对其违法性的认定亦可以存在不同之处，在某一行政管理领域的法律规范中未认定为违法行为，并不能当然否定其他实施主体依据另外的法律规范认定其为违法，《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专门性法律规范，其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第三款亦规定，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因此，本案合肥市工商局依据《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对上诉人予以行政处罚，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合肥通源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琦 审判员  张俊 审判员  潘攀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黄浩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