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64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鸿明，男，1968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真，江苏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鲁菁，女，196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真，江苏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宗永，男，197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居伟，江苏驰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南京诚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集大道******。法定代表人：张鸿明，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张鸿明、鲁菁因与被上诉人董宗永、原审被告南京诚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4民初3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鸿明、鲁菁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真，被上诉人董宗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居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诚记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张鸿明、鲁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宗永一审诉讼请求，并由董宗永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董宗永提交的送货单、货物托运单及挂账单载明的送货日期、金额、地点等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地点等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董宗永提交的大部分托运单在收货地址一栏仅记载北京、合肥等概括性地名，并未明确标注收货人信息。2.董宗永提交的证据中有共计347542.3元的送货单无货物托运单予以证明。3.诚记公司的采购及报销流程是先发送采购合同，供应商送货后由诚记公司财务人员核对后签发报销单，再由公司财务总监审核后经董事长签字确认方可报销。董宗永提交的所有送货单均系董宗永自己填写，无诚记公司的员工签字确认。同时，董宗永提交的报销单格式并非诚记公司的单据样本。二、一审法院认定董宗永依约以货物托运的形式向诚记公司交付约定的货物，共产生欠款594241.3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张鸿明分别于2016年10月20日、11月4日代诚记公司向董宗永支付货款10850元、714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系垫付2016年7月份之前的货款，无证据证明。三、一审法院对部分证据认定错误，且程序存在严重瑕疵。1.一审法院认为送货单经案外人刘明泽签字确认，但董宗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刘明泽的身份，一审法院也未对刘明泽签名的真实性作出审查,刘明泽亦未到庭。2.董宗永提供的证据系私自撬开抽屉取得，获取方式违法，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一审认定张鸿明与诚记公司构成财务混同，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1.一审法院以另案中张鸿明出具的《承诺书》作为张鸿明财务混同的重要依据不当。2.一审法院以诚记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3万元，作为认定诚记公司与张鸿明构成财务混同无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认定张鸿明、鲁菁的家庭财产收入来源于诚记公司，并不属实。五、一审法院认定张鸿明与鲁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鲁菁应承担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根据2008年1月1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董宗永主张的债务并非张鸿明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欠，张鸿明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其与诚记公司确实具有财务混同的情形。退一步讲，即使张鸿明与诚记公司构成财务混同，需要承担责任，但其承担责任的基础不是基于夫妻共同生活所欠债务，所以案涉货款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时，董宗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鲁菁与诚记公司之间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董宗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案涉欠款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董宗永一审提交了送货单、货物托运单以及诚记公司的挂账记录等证据，载明了送货的日期、金额、地点等内容，相互印证。董、地点等内容6年1月及2月向诚记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有刘明泽签字确认，并且张鸿明于2016年10月20日及11月4日通过个人账户对向董宗永支付了上述欠款。上述事实，可以证实诚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鸿明对刘明泽的签字是认可的，刘明泽的签字行为能够代表诚记公司。2.张鸿明与诚记公司财务混同，其应对诚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9月28日及10月18日，诚记公司向董宗永开具了两张票面金额分别为10850元、71400元的转账支票，由于账户余额不足未能兑现，后张鸿明通过个人账户向董宗永支付了上述欠款。张鸿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及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张鸿明应当对诚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鲁菁与张鸿明为夫妻关系，案涉欠款形成于张鸿明、鲁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张鸿明和鲁菁均为诚记公司的股东，二人共同经营，其家庭财产收入也来源于该公司的营业收入，即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故鲁菁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诚记公司二审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董宗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诚记公司、张鸿明、鲁菁连带向其支付欠款596935.3元及违约金（以596935.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5日，董宗永与诚记公司签订供需合同一份，约定：董宗永按诚记公司需要，在市场最低价、保证货源的前提下，向诚记公司提供其所需的食材、调味品等；董宗永在规定时间送货到指定地点；诚记公司按约定的账期结算相关款项并支付给董宗永。该合同经董宗永签字、诚记公司盖章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董宗永依约以货物托运的形式向诚记公司在南京、芜湖、泰州的分店交付了货物，并形成了货物托运单、送货单及挂账单。根据挂账单显示，自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因董宗永向诚记公司供货共产生货款594241.3元。其间，张鸿明分别于2016年10月20日、11月4日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董宗永支付货款10850元、71400元，共计82250元。针对上述两笔付款，董宗永庭后提交经案外人刘明泽签字确认的2016年1月、2月送货单、支票复印件两张及书面说明一份，言明董宗永因向诚记公司提供货物，2016年1月产生货款10885元、2月产生货款121546.5元，诚记公司为支付上述两笔货款分别于2016年9月28日、10月18日向董宗永开具了两张票面金额为10850元、71400元的转账支票，后因付款方账户余额不足未能兑现。经过董宗永与诚记公司多次协商，张鸿明分别于2016年10月20日、11月4日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董宗永支付10850元、71400元，用于支付诚记公司欠付的2016年1月、2月货款。一审另查明，根据在法院内部系统中查询的关联案件信息，包括一审法院受理的（2017）苏0114民初3542号案件在内的二十九件以诚记公司为被告的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的调解书中，张鸿明均表示自愿与诚记公司共同承担向相关劳动者支付报酬的责任；在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号为（2017）苏0105民初4931号等三十余件以诚记公司为被告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判决书中，均认定张鸿明于2017年6月29日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载有：“由于公司经营问题导致拖欠各位员工工资，本人深表歉意，为了尽快弥补各位员工的损失，及时发放工资，为此做出承诺；公司会积极统计总公司及各门店的固定资产状况，如门店设施设备，办公车辆及办公用品家具变卖冲抵来解决部分工资事宜；公司与各门店所在的广场通过沟通把各门店在各广场的押金及保证金约200余万元用于各门店员工工资的发放；如上述两条所得资金不足以支付各位员工工资，本人承诺将以个人所在杭州市萧山区浙江世纪建材装饰市场5栋204、206、208、210营业面积239.84平方米的房产作为担保，市场价约为500多万元，将以买卖或拍卖的形式全部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等内容”“原告另行提供手机内容截图黑白打印件2张，金额分别为115元、275.5元，收款人为张鸿明，证明被告公司的营业收入直接转入张鸿明个人名下，两被告财产混同”等内容。一审再查明，张鸿明与鲁菁系夫妻关系，案涉欠款形成时间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诚记公司是否存在因案涉合同欠付董宗永货款的事实以及欠付货款的具体数额；2.张鸿明作为诚记公司的股东是否与公司存在财务混同情形，是否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若张鸿明应对诚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妻子鲁菁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董宗永与诚记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董宗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货物托运单、送货单及诚记公司的挂账记录，张鸿明、鲁菁辩称上述证据均系董宗永单方制作，无法确认金额是否正确，且相关单据上并无张鸿明、鲁菁签字确认。但依据双方当庭陈述，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为董宗永依合同向诚记公司供应货物，而后向诚记公司办理报销手续，并形成相关报销单及记账单。董宗永依照诚记公司的要求向外地提供的货物均是委托货运公司送达，其提交的送货单、货物托运单及诚记公司的挂账记录中载明的送货日期、金额、地点等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地点等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董宗永向诚记公司南京总部提供的货物，送货单均经案外人刘明泽签字，对于货物种类、数量、单价及总价进行了确认。董宗永于2016年1月、2月向诚记公司提供的货物送货单亦是经案外人刘明泽签字确认，且张鸿明已经于2016年10月20日、11月4日通过个人账户代诚记公司向董宗永支付了上述货款，即诚记公司、张鸿明对于案外人刘明泽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货款数额的行为表示认可，其签字行为能够代表诚记公司。故依据董宗永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确认在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诚记公司因案涉合同欠付董宗永货款594241.3元的事实。张鸿明辩称，根据董宗永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可知，其分别于2016年10月20日、11月4日通过个人账户向董宗永支付货款10850元、71400元，共计82250元。但依据董宗永提交的2016年1月、2月的送货单、转账支票、交易明细等证据，能够证明该两笔款项系支付其与诚记公司之前产生的货款，与本案无关，故对张鸿明的上述抗辩，应不予采信。综上，诚记公司尚欠董宗永货款594241.3元。另董宗永主张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亦未加重对方当事人的负担，应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董宗永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能够证明张鸿明曾以个人名义向董宗永支付案涉合同项下货款，张鸿明辩称其与诚记公司之间是代付款的关系，并非从诚记公司支取、二者之间未出现财务混同的情形。经查，诚记公司注册资本仅为3万元，股东为张鸿明、鲁菁二人，在本案查明张鸿明以个人账户向董宗永支付诚记公司欠付货款的情况下，结合一审法院审理的包括案号为（2017）苏0114民初3542号案件在内的二十九件以诚记公司为被告的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的调解书中，张鸿明均表示自愿为诚记公司担保，以个人财产向相关劳动者支付报酬，以及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号为（2017）苏0105民初4931号等三十余件以诚记公司为被告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判决书中认定张鸿明向劳动者出具《承诺书》，承诺将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欠付的全部员工工资时，变卖个人财产用以偿还诚记公司欠付的工人工资、张鸿明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直接将公司营业收入存入其个人名下账户的事实，现董宗永有理由怀疑张鸿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公司对外债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张鸿明未能举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应确认张鸿明与诚记公司财务混同事实成立，张鸿明应当对诚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张鸿明与鲁菁在庭审中承认双方系夫妻关系，诚记公司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的。本案中，张鸿明、鲁菁均系诚记公司的股东，二人共同经营诚记公司，其家庭财产收入也来源于该公司的营业收入，在认定张鸿明与诚记公司财务混同的情况下，张鸿明因此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是张鸿明与鲁菁的夫妻共同债务，鲁菁应当承当相应的还款责任。诚记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自动放弃抗辩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南京诚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宗永支付货款594241.3元及相应的利息（以594241.3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4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二、张鸿明、鲁菁对南京诚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董宗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诚记公司、张鸿明、鲁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769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0369元，由董宗永负担50元，由诚记公司、张鸿明、鲁菁共同负担10319元。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张鸿明、鲁菁所持异议同上诉状，董宗永无异议，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张鸿明、鲁菁二审提交另案中的证据材料，包括微信聊天记录、采购单、报销单、挂账付款明细表，拟证明诚记公司在采购之前首先会发给供应商采购单，且报销单下面的复核一栏应当由诚记公司的财务人员毛树平签字，供应商挂账付款明细表应由主办会计签字确认。但董宗永提交的明细表上没有诚记公司财务人员周玉波的签字，不符合诚记公司的采购及报销流程。董宗永质证意见：1.上述证据均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2.上述证据来自于其他案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微信聊天记录看不出与诚记公司以及张鸿明、鲁菁之间有任何联系。证据中反映的财务人员名字很难辨认，且身份也无法证实。另外，该证据材料是单一样本，无法体现出诚记公司和供货商之间的交易习惯或者流程。3.董宗永是先对账，后由诚记公司付款。因诚记公司跑路，对账单全部在诚记公司处，董宗永没有办法拿到。董宗永是在全国几个城市送货，和张鸿明所称另案的送货方式不一样。诚记公司财务发联系表给董宗永，比如合肥店的负责人发消息给其，再由其送货，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运作，双方从来没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张鸿明、鲁菁二审提交的证据来源于另案中，该案中的交易流程不必然适用于本案当事人之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董宗永二审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董宗永与诚记公司刘明泽、马爱林、贾夕贝、刘金勇、徐显平等人的QQ、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上述人员均是诚记公司员工，其中刘明泽为诚记公司南京地区订货联系人，马爱林、宋萍为诚记公司芜湖地区万达店、苏宁店及合肥地区订货联系人，贾夕贝为诚记公司合肥地区天鹅湖万达港韵店订货联系人，刘金勇、钟家栋为诚记公司合肥地区宝业诚记订货联系人，徐显平为北京地区苏宁诚记店订货联系人。2.董宗永与诚记公司的交易习惯，通常即为买方联系人通过微信向董宗永订货，董宗永通过物流送货。证据二：一审法院（2017）苏0114民初3443号案件（该案因上诉人张鸿明、鲁菁未按期缴纳上诉费，二审法院于2018年9月10日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目前已经生效）中原告提交的挂账单、报销单、送货单，拟证明刘明泽为诚记公司员工（其签署的单据，诚记公司认可，有财务总监周广浩签字）。证据三：诚记公司部分人员的通讯录，拟证明诚记公司各门店相关联系人名录及联系方式，与董宗永一审提交的托运单内容一致。证据四：上海凯红工贸有限公司送货单9份、上海凯红工贸有限公司及上海苏阳货运服务部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海凯红工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案涉货物系董宗永委托厂家生产，由其通知厂家，厂家直接发货给合肥“包河、杭福楼”及合肥诚记门店。厂家发货清单上的地址、姓名、时间、数量、品名均与双方最后所争议的9份物流单上的信息一致。证据五：诚记公司另外两个案件判决书，原告分别是丁峰、曹德朱，两案中，张鸿明均以个人财产支付诚记公司债务，故诚记公司与张鸿明个人构成财务混同。张鸿明、鲁菁质证意见：关于证据一，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理由：证据一不能反映对话双方的主体身份信息。送货单记载的日期无法与聊天记录相对应，采购人身份均不相同，不符合一般市场规律。该组证据显示，采购信息发送后董宗永大多未予回复，同时采购人多次询问何时到货，也反映出采购人并未收到采购单所记载的货物。通过该证据，恰恰反映出董宗永送货并非按采购单送出，且未经过对账确认。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董宗永主张的594241.3元货款发生的事实，同时与其提供的托运单不能对应，甚至与董宗永自行填写的方便法官查阅的报销单都不能对应。关于证据二，（2017）苏0114民初3443号案件因张鸿明没有缴纳上诉费而生效，但不代表认可该一审判决。周广浩是诚记公司的出纳，其负责签字仅是个别单据。在诚记公司多起案件中，确实有部分报销单系周广浩签字，由其签字的报销单在其他案件中诚记公司是认可的。但董宗永一审提交的报销单中均无诚记公司财务人员签字审核，而且在（2017）苏0114民初3443号案件中有刘明泽签字的单据同样没有刘明泽签字样本，刘明泽本人也未到庭说明情况。关于证据三，所载信息与托运单不一致。关于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送货单是上海苏阳货运服务部的运单，与上海凯红工贸有限公司主体不一致，不能证明与诚记公司有关联。关于于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张鸿明、鲁菁对证据一、二、三、五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四除营业执照外均有原件核对，证据形式要件完备，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其他事实综合分析认定。本院二审查明：本案二审第一次庭前会议中，张鸿明、鲁菁对董宗永一审提交的送货单、报销单等证据均不予认可，其中对于有刘明泽签字的送货单，认为无法核实刘明泽签字的真实性，对于送至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诚记公司各门店因部分货运公司托运单无联系方式、无签收人签字、无具体送货地址等原因不予认可。对此，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有争议的送货单、托运单进行逐一核实。经核实，对于有微信记录与通信录相对应的托运单，张鸿明、鲁菁不持异议；对于送至外地城市的诚记公司各门店的部分托运单，经当事人当庭拨打各门店联系人电话，各门店联系人均对于董宗永送货的事实予以确认，张鸿明、鲁菁亦不再持异议。除此之外，张鸿明、鲁菁仍对刘明泽签字的送货单真实性持有异议。张鸿明、鲁菁还对以下货运公司托运单持有异议：2016年7月14日合肥“保业”托运单，货物件数为8件，所载电话号码为138××******，与通信录中刘金勇的电话不一致，与微信记录中收件人不一致；2016年8月1日合肥“杭福楼”托运单没有微信印证，数量为10件；2016年8月23日“保业”和“包河”两份托运单没有微信印证，数量分别为8件、10件；2016年9月12日合肥“包河”托运单无微信、电话印证，数量为10件；2016年9月28日合肥“杭福楼”托运单无微信、电话印证，数量为5件；2016年10月21日合肥“杭福楼”托运单无微信、电话印证，数量为10件；2016年12月19日合肥“诚记（包河）”托运单无微信、电话印证，数量为10件；2017年2月25日合肥“杭福楼”托运单无微信、电话印证，数量为10件；2017年6月14日“杭福楼”托运单无微信、电话印证，数量为10件。以上托运单货品均为湿巾。针对上述异议内容，董宗永二审中提交了证据四，即上海凯红工贸有限公司送货单9份、上海凯红工贸有限公司及上海苏阳货运服务部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海凯红工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其中9份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日期及数量、收货单位与上述争议的9份托运单信息一致。上海凯红工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以上９张物流单、出库单的时间、地址、数量、品名，经我们核实都是真实的，并且所有货物一直以来都安排上海苏阳货运服务部负责托运，从来没有反馈收不到货的情况。只因收货人长期安排上海苏阳货运服务部合肥分店负责人给合肥包河（杭福楼、诚记、保业）送货上门，因而物流公司负责人知道收货人公司内部情况，所以没有留下具体收货人的姓名和电话。”二审另查明：董宗永与合肥“保业诚记”刘金勇2016年7月14日微信记录显示，刘金勇向董宗永订购“八箱餐包”，此后无反馈信息。张鸿明、鲁菁不持异议的2016年8月6日托运单中载明收货人是“保业”，电话号码为138××******。通信录中记载的上述电话号码使用人为钟家栋，张鸿明、鲁菁表示，无需向钟家栋进行电话核实。在张鸿明、鲁菁向本院提交的另案中微信记录其中一方名称信息记载为“诚记（稼栋）138××××****”。张鸿明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书面说明中，亦称钟家栋为诚记公司员工。二审中，当事人当庭与通信录中记载的合肥“诚记包河”店经理黄凤杰通话，黄凤杰称：其曾系诚记公司员工，以前餐包是联系钟家栋的，合肥的几家店主要由钟家栋负责收货。针对本院询问刘明泽是否是诚记公司工作人员的问题时，张鸿明、鲁菁称：“刘明泽是诚记公司工作人员”“在通讯录中的职务是仓管”。针对本院询问诚记公司的收入是否进入了张鸿明个人账户、双方有无财务往来的问题时，张鸿明、鲁菁称：“张鸿明说不是，公司有专门的财务。”“代理人不清楚”。张鸿明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书面说明中称：诚记公司的财务资料遭员工冲击损坏，诚记公司日常营业款打入公司账户，收款后未打入张鸿明账户。鲁菁二审陈述：其仅是诚记公司挂名股东，并没有参与诚记公司的生产经营。二审中，本院依董宗永申请，调取了诚记公司招商银行名下账户信息，该账户为一般账户，于2014年6月16日开户，无任何往来信息。张鸿明称，诚记公司名下有多个账户，但目前无法提供。上述事实，有微信记录、送货单、托运单、证明、诚记公司账户信息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为凭。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与一审一致，不再赘述。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董宗永、诚记公司签订的供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各自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董宗永向诚记公司主张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欠付货款，应承担相应举证义务。综合本院查明的事实，张鸿明、鲁菁仅对刘明泽签字的送货单及上文中列举的10单货款有异议。对于刘明泽签字的送货单，因张鸿明、鲁菁对于刘明泽系诚记公司员工无异议，两人虽对刘明泽的签字不认可，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故本院对有刘明泽签字的送货单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其余10单货款，其中2016年7月14日合肥“保业”托运单所载电话号码为138××******，结合张鸿明、鲁菁认可的2016年8月6日托运单、黄凤杰的陈述、通信录、微信记录等证据，该份托运单项下货款证据确实充分，可予确认；针对其他有争议的9份托运单，结合当庭与诚记公司相关门店联系人的通话内容、上海凯红工贸有限公司的送货单及其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已具有高度盖然性，可证明董宗永主张的发货事实，故本院对9份托运单项下的货款予以确认。据此，一审认定诚记公司欠付董宗永货款596935.3元，并判令诚记公司支付董宗永货款596935.3元及相应违约金，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应予维持。张鸿明、鲁菁称张鸿明曾于2016年10月20日、11月4支付两笔款项合计82250元，应抵扣案涉欠款。对此，本院认为，董宗永一审举证诚记公司曾于2016年9月28日、10月18日向董宗永开具了两张票面金额为10850、71400元、合计82250元的转账支票，但因账户余额不足未能兑现。张鸿明后于2016年10月20日、11月4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支付的两笔款项合计82250元，应系重新支付未予兑现的两张转账支票项下金额。董宗永称该款项系支付2016年7月之前的货款，并提交了2016年1月、2月的送货单，张鸿明、鲁菁虽不予认可，但并未举证证明诚记公司是如何支付此前的货款，故一审采信董宗永的主张并无不妥。关于诚记公司股东张鸿明是否与公司人格混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张鸿明称诚记公司的营业款进入公司账户，但经本院依申请核实，该公司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无任何往来信息，张鸿明称诚记公司还有其他账户，但并未提供。因此，有合理理由怀疑诚记公司的财务与该公司股东之间构成混同，张鸿明对此亦未提交相反证据，故一审认定张鸿明与诚记公司之间构成混同，即其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造成债权人董宗永的债权无法实现，应当对诚记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关于张鸿明妻子鲁菁应否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张鸿明对诚记公司所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超出日常生活需要，但因诚记公司是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两人均系诚记公司股东，应视为共同经营公司，且诚记公司的案涉债务形成于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夫妻共同债务。故一审判令鲁菁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应予维持。鲁菁的上诉意见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张鸿明、鲁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9769元，保全费392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4289元，由董宗永负担50元，由诚记公司、张鸿明、鲁菁共同负担142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69元，由张鸿明、鲁菁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雷审判员 王方方审判员 陈宏军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唐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