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川01行再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江，男，1989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洪，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帮颖，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金都街**。 法定代表人孙辉，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鹏，男，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远建，男，该单位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何江因诉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以下简称新都公安分局）公安其他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本院（2016）川01行终893号行政裁定，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川行申195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何江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小洪、谢帮颖，被申请人新都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唐鹏、余远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8月12日，一审原告何江起诉至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称，2015年8月16日14时左右，新都公安分局下属刑警大队和城西派出所到位于新都区新都镇西北村8组的“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寺停车场宝光仓库”，未出具扣车手续扣押何江存放在仓库内的20多辆小汽车，系行政乱作为。请求确认新都公安分局扣车的行政行为违法。 一审被告新都公安分局辩称，1.2015年8月16日，多名重庆籍车主在前述仓库内以在该处发现被骗车辆为由与管理人发生冲突，新都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后，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并根据报警人陈述与重庆相关办案单位取得联系。此后，重庆警方派员到现场将渝Ｇ×××××、渝Ｈ×××××、渝Ｂ×××××、渝Ｂ×××××、渝Ｂ×××××、渝Ａ×××××、渝Ａ×××××等涉案车辆扣走，仍有川Ａ×××××可能存在所有权争议，为避免发生新的矛盾冲突，管理人请求新都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代为保管，现该车辆已被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执行。新都公安分局处理车辆的行为不属行政乱作为，且重庆警方也认定部分车为涉案车辆。何江诉新都公安分局非法扣押车辆无事实依据。2.何江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综上，请求驳回何江的诉讼请求。 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5年8月16日，一重庆车主打110电话报警称通过GPS在“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寺停车场宝光仓库”内发现被骗汽车，新都公安分局接警后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纠纷，发现该仓库内停放有数十辆重庆市车籍的保时捷、奥迪A6、捷豹等中高档小汽车，十余名重庆车主与租赁该仓库的何江等人发生矛盾冲突，新都公安分局遂帮助双方解决纠纷。上述仓库中存放的小汽车的登记所有权人均非何江，何江至今也没有向新都公安分局及一审法院提供上述汽车的所有权人将车辆质押给何江的任何手续。 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何江自述涉案汽车系第三人质押给何江，未提供汽车车主授权第三人质押汽车的手续，无证据证明该质押行为系涉案汽车的所有权人所为或者经所有权人授权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条“所有权人有权在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人、担保物权人行使权利，不得损害所有权人的权益”的规定，只有涉案汽车的所有权人才有权用自己的汽车设置担保物权，故根据何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何江系涉案汽车的合法占有人，也不能证明何江系涉案汽车的合法权利人。因何江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法院判决确认新都公安分局扣车的行政行为违法，何江并非涉案汽车的合法权利人，并非所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故何江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驳回何江的起诉。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何江的起诉。 何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新都公安分局实施了从何江租赁的仓库内扣车的行政行为，被扣车辆与何江是否存在真实的抵押关系，不属于一审法院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以何江不是车辆所有权人认定何江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从而驳回何江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 本院二审以与一审相同的理由作出（2016）川01行终893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在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何江称：2015年8月16日，新都公安分局在何江租赁的“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寺停车场宝光仓库”扣押案涉8辆小汽车并将何江等带到新都公安分局进行调查询问。当天，何江向新都公安分局说明了被扣押汽车的来源，并提供了《汽车质押借款合同》《借条》《车辆转（质）抵押协议书》、机动车行驶证原件等手续。二审裁定认定何江不是新都公安分局扣押案涉8辆小汽车行政行为相对人，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裁定。 被申请人新都公安分局辩称，1.何江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不适格。2.新都公安分局从未对何江所称车辆进行扣押。案涉车辆一部分被重庆市公安局下属公安分局列为被盗抢车辆予以扣押，另有部分车辆被绵阳市涪城区公安分局执行。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何江主张新都公安分局实施了扣押车辆行为，何江系该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向一审法院出示了以下证据：《库房租赁合同》，该证据拟证明“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寺停车场宝光仓库”内的车辆系何江存放，车辆的管理权、使用权属于何江。车牌号分别为渝Ｇ×××××、渝Ｈ×××××、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Ａ×××××、渝Ａ×××××、川Ａ×××××、京Ｎ×××××等10辆车的行驶证复印件、《车辆转（质）抵押协议书》《借条》《汽车质押借款合同》，该证据拟证明该10辆车系何江经合法手续取得质权，何江对该车辆享有管理权或质押权。2015年8月17日天府早报新闻、2015年8月18日四川新闻网新闻，该证据拟证明新都公安分局西城派出所从何江处扣押了23辆豪车。证人廖某的证言，廖某陈述其系前述宝光仓库管理员，何江租用该仓库存放车辆，廖某代何江临时管理车辆钥匙。当日，警察过来将车辆钥匙扣走，并将廖某等带至新都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询问。 新都公安分局主张其未实施扣押行为，向一审法院出示了以下证据： 1.新都公安分局110接警综合记录单，该证据拟证明有当事人报警，该局才介入解决。 2.白雀林的询问笔录，该证据拟证明白雀林所有的川Ａ×××××车与何江没有任何关系。 3.民事调解书、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该证据拟证明扣押白雀林所有的川Ａ×××××车系协助绵阳法院执行。 再审中，新都公安分局出示了以下证据： 4.车牌号分别为渝Ｂ×××××、渝Ｂ×××××、渝Ａ×××××、渝Ｈ×××××、渝Ａ×××××、渝Ｂ×××××、渝Ｇ×××××的被盗抢机动车撤销表，该证据拟证明该7辆车系重庆警方刑事案件立案的被盗抢车辆，新都公安分局协助扣押车辆，故扣押车辆的行为属于刑事侦查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 经本院组织质证，新都公安分局对何江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有异议，仓库的承租人并非仓库内车辆的所有人。对证据2有异议，《车辆转（质）抵押协议书》没有甲方签字，不具有真实性。车辆的所有权人都未对新都公安分局提起诉讼，那么，何江更不具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而且，案涉车辆都是已报案的车辆，即使扣押了车辆也是刑事侦查行为，而非行政行为。证据3系新闻报道，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何江对新都公安分局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证明8月16日下午2点新都公安分局接警后到现场扣车，不能证明新都公安分局未扣车。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是扣车行为发生两个月后的2015年10月16日形成，无证明力，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该撤销表载明的查获时间为2015年8月27日，而扣押车辆的时间为2015年8月16日，系新都公安分局兴扣押车辆后补充的证据。 本院对前述证据的审核认定：何江出示的4组证据中，证据1即《库房租赁合同》新都公安分局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证明何江于2015年5月17日租用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西北村八、九组的库房，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能证明何江占有案涉10辆车的原由，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系新闻报道，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新都公安分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证明何江租用仓库保管案涉车辆，2015年8月16日将车辆钥匙交给了当地警察，本院予以采信。新都公安分局出示的4组证据中，证据1即110接警综合记录单真实、合法，能证明新都公安分局就案涉车辆接到报案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3真实、合法，相互印证，能证明新都公安分局2015年8月扣川Ａ×××××9车。证据4即被盗抢机动车撤销表真实、合法，能证明新都公安分局扣渝Ｇ×××××3渝Ｈ×××××3渝Ｂ×××××8渝Ｂ×××××3渝Ｂ×××××9渝Ａ×××××7渝Ａ×××××8车辆的事实，但由于该撤销表系再审中取得的证据，不能证明新都公安分局基于刑事案件扣押车辆。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再审查明，2015年5月17日，何江与杨国菊签订《库房租赁合同》，租用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西北村八、九组的库房用于存放车辆。2015年8月16日，一重庆车主打110电话报警称通过GPS在“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寺停车场宝光仓库”（即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西北村八、九组的库房）内发现被骗汽车，新都公安分局接警后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纠纷，发现该仓库内停放有数十辆重庆市车籍的保时捷、奥迪A6、捷豹等中高档小汽车。再审庭审中，新都公安分局陈述，该分局于2015年8月16日渝Ｂ×××××8渝Ｂ×××××3渝Ａ×××××7渝Ｈ×××××3渝Ａ×××××8渝Ｂ×××××9渝Ｇ×××××3川Ａ×××××9共8辆机动车的车辆钥匙予以扣押；其中扣川Ａ×××××9的行为系行政行为。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新都公安分局是否实施了扣押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何江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其提起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现阐释如下： 再审庭审中，新都公安分局已认可其在2015年8月16日扣押渝Ｂ×××××8川Ａ×××××V等8辆机动车，但仅认为扣川Ａ×××××9的行为为行政行为，其余扣押行为系协助重庆警方的刑事侦查行为。但新都公安分局未举证证明2015年8月16日扣押其余7辆机动车之时已接到重庆警方的委托，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新都公安分局到案涉仓库扣押车辆系根据报案人的报案而前往处理，故新都公安分局主张扣渝Ｂ×××××8等7辆机动车系刑事侦查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应当认定新都公安分局2015年8月16日对案涉仓库内的机动车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何江承租案涉仓库，占有、保管案涉仓库内的车辆。新都公安分局扣押何江占有、保管的机动车钥匙，何江应当系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何江有权就新都公安分局扣押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提起行政诉讼。至于何江是否系被扣押车辆的所有权人或占有该车辆是否合法，并不影响何江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的资格。 综上，新都公安分局于2015年8月16日实施了扣押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何江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受理后应当依法进行审理，一、二审裁定驳回何江的起诉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川01行终893号行政裁定及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6行初41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审理。 审判长 杨 芳 审判员 陈 浩 审判员 邱家德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沈 巧 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九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二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对原审法院立案、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错误的，应当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可以迳行驳回起诉； （二）第二审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不予立案裁定错误的，再审法院应当撤销第一审、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 （三）第二审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裁定错误的，再审法院应当撤销第一审、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