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1民初10891号原告：张炳信，男，193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郭淑敬，女，194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张华，女，1967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江，男，1962年11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告：闫颖，女，1989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以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男，1973年9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拱辰街道办事处黄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黄辛庄村。法定代表人：闫文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庭，北京隗有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房山区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西路**。法定代表人：顾成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翼明，男，该单位政策法规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山，北京元辅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宝瑞，男，195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张炳信、郭淑敬、张华、闫颖与被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拱辰街道办事处黄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黄辛庄村委会）、被告北京市房山区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区教委）、第三人刘宝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京0111民初13175号民事判决，张炳信、郭淑敬、张华、闫颖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京02民终13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7）京0111民初1317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现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炳信、郭淑敬、张华、闫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原告张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江，被告黄辛庄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闫文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庭、被告房山区教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翼明、王文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炳信、郭淑敬、张华、闫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二被告按照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和承诺书内容为原告解决面积为145平米的商品房；二、要求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3月起到2017年5月之间的拆迁租房款6840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均为黄辛庄村村民。2000年6月，被告房山区教委与原告签订了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协议中约定的事项未完全履行。2010年4月，二被告经过协商后，由被告黄辛庄村委会与原告签订了“承诺书”，由此原告的补偿安置由黄辛庄村委会负责解决。被告安排让原告从原房屋搬出后，搬进了由黄辛庄村委会提供的临时性住房。按照原、被告签订的协议约定，原告应在一年半后得到2套二居室（约160平方米）的安置住房。2014年4月，原告不仅未得到安置房，还因临时住房故障被迫搬离，原告的安置住房至今未解决，特诉至法院。黄辛庄村委会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陈述事实有误。张炳信、张友、张全分别与教育局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张炳信是2000年6月30日签订的，张全、张友是2000年5月5日签订的，他们三人都是预定了一居室，三个一居室村里共计扣除了18万元。2010年张友购买了一个三居室付款119000元，2001年2月17日张全购买了三居室付款119250元，张全将张炳信预付的60000元以及张炳信的周转费4000元用了，张全自己补了一点钱。所以张炳信一家的所有关于拆迁的钱都是由张全、张友购买的房屋用尽了，当时张炳信已经明确说自己不购买房屋了，由张炳信的两个儿子购买后就不会再给周转金。因为当时拆迁时原告没有选购房屋，所以村委会也不拖欠原告任何拆迁款和房屋。从主体上说，作为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村委会不是合同中的任何一方主体，因此村委会不应该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合同的权利义务也不约束村委会。村委会虽然接受房山区教委的委托代收了房款，但这只是一种委托关系，与本案的原告并没有直接法律关系。第二，从事实上说，本案中牵扯一个承诺书的问题，承诺书是第三人私下与原告签订的，第三人刘宝瑞在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没有按村里规定公示的情况下给原告出具的承诺书是不能作为刘宝瑞履行职务的行为，第三人出于个人原因、为实现个人目的签订的，村委会没有存档，对此不知情、不认可，该协议无效。第三人的行为不代表村委会，因此村委会对此不应承担责任。从时效上讲，原告在取得刘宝瑞的承诺书后没有在法律规定的两年的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时效，另外，原告2010年再建房是违建行为。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房山区教委辩称，与原一审观点基本一致。第一、原房山区教育局即现在的房山区教委，与原告张炳信签订拆迁协议的情况，我方认为原来签订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1.关于协议的签订，黄辛庄拆迁是因扩建行宫学校，教委是以政府名义进行出资货币补偿，款项实际上都是政府支付的，只是经过了教委的账，教委再转到良乡地区办事处，良乡地区办事处转到黄辛庄，黄辛庄村再给被拆迁人。关于具体的拆迁工作包括洽商、评估、入户、签协议，教委在这里边并不参与。我方确实是协议的甲方，但是并没有做具体的工作，签订协议及协议的履行都是由原良乡地区办事处和黄辛庄村进行的。2.拆迁进行的是货币补偿，教委和政府不提供回迁安置房。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大致情况是按照当时的拆迁办法，大约是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大约是16号令，当时的拆迁政策与现在的拆迁政策是有区别的。我方注意到原来协议中（3）的内容中补偿房屋、差价结算等等，我方只是负责出钱，但是如何买房的具体操作我方一概没有参与。3.关于回迁安置，回迁的实际工作，当时整个黄辛庄地区拆迁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这一个项目的拆迁，还有其他的拆迁，有的是由相应的开发单位进行的回迁，有的就是由黄辛庄村村委会对本村村民进行回迁安置，而本案中涉及的回迁安置，房屋是黄辛庄村委会的，由良乡地区办事处和黄辛庄村委会来安排的，我方并不清楚如何购买、花多少钱都是由黄辛庄村委会和良乡地区办事处来安排的，我方不知情未参与。也不负责出回迁安置房。因为当时的回迁安置不是给房，是买房。买房有不同的价格，买的所谓回迁安置房与当时的市场价差距不大，有的被拆迁人是购买的回迁安置房，有的就从社会上买，当时的回迁安置政策与现在是不一样的。4.关于具体的落实，我们的出资义务已经完成，原告也领取了拆迁补偿款，房屋已经拆除，协议签订后我们建行宫园小学的地就已经收回来。我方虽是协议的甲方，但是拆迁协议不是放在我方。本案涉及的2000年的协议，我方是在原审开庭时才见到。这里面有6个字的手写内容“预定一个一居”以及“扣60000元为113122.90元，另扣2000元提前搬家补助奖励费为110122.90元”均为打印之外的手写内容，对于上述内容我方不知情、也不负责进行履行。在原审开庭的时候我方得知是黄辛庄村委会与张全、张友、张炳信他们一起履行的这个协议中涉及的预留一居室和扣60000元的事，将原来的两个协议中预定3个一居室变成了两套三居室，将扣的180000元全部使用，虽然说手写体我方不知情，但手写体的部分我方在原审庭审中了解到也已经履行完毕。一共是两个协议，张全、张友与村委会另签订了一个协议，写的预定两个一居室，结果在后来实际履行的时候就变成了张全、张友一人一个三居室，实际上就是用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协议中的60000元和购房指标，这就是原告家庭内部需要进行协调和居住安排的问题。第二，所谓的新协议和承诺书，我方得知落款黄辛庄村委会与张炳信签署了一个所谓的2010年的承诺书，该协议如果为一个新协议，那我方要问本案要解决哪个协议，如果要解决2010年的协议，那么2000年的协议是否履行完毕了？根据原告现在的诉讼请求，显然并不是拿2000年的协议说事，并且在二审谈话的时候上诉人也明确表示过是现在2010年的协议，并不是2000年的协议。二审的法官也认为这个事情与教委没有关系。2010年的协议与2000年的协议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三，关于诉讼时效，如果本案的争议焦点在2000年的协议即与我方的协议的话，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第四，关于主体的问题，如果用2000年我方的协议的话，黄辛庄村委会的答辩就成立了，与黄辛庄村委会直接的关联性是没有的，如果用2010年的协议的话，则与我方没有任何关系。刘宝瑞答辩，2010年的时候张炳信在教委征用的土地上又盖了房，2010年也牵扯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当时村里的社会环境很不好，当时村北有一块招拍挂的土地，有一部分村民不同意交地，出现了像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现象，2010年的时候我当了一届村主任了，正好要换届选举了，在这个时候张炳信回被拆迁的地方盖房。换届选举的时候，我在预选的时候没有选上，我当时对连任不连任认识也比较模糊，我也想连任。良乡办事处当时有下乡干部，就找我说张炳信又回去盖房的事情，当时村里正在进行拆迁，张炳信早不盖，晚不盖，单在我换届选举的时候盖，他就是认为有机可乘，就是因为我太软弱了，当时这种环境下我无所适从了，因为在已经被拆迁的地方再回去盖房是最不应该出现的事，这个事情会在村里引起各种连锁反应，各种矛盾都会爆发。我想连任，所以我就找与张炳信家能说上话的人也就是李宝忠、毕国全去与他家谈，我当时跟李宝忠和毕国全说的是村委会是不可能出这个钱，所以我个人给的张炳信钱。当时我想的是如果我能连任，对承诺书的内容我可以通过私人关系给张炳信他们找房，而且租房的费用也是我通过个人渠道解决的，没有让村委会负担。这7万元的收条还在我手里，没有走村委会的账。关于这个承诺书我当时就有异议，我在上面画了圈，这个承诺书我没有跟村委会交接，也没有让其他村民知道，这个协议不能见光。后来张炳信找到村委会，村委会才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个人行为。答应给村民钱，村主任一个人说不行，必须要经过村委会成员讨论。这个承诺书就是我个人的行为，是我个人的操作，张炳信就是无理取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炳信、郭淑敬、张华、闫颖均系黄辛庄村村民。张炳信与郭淑敬系夫妻。张华系张炳信与郭淑敬之女。闫颖系张华之女。张全、张友均系张炳信与郭淑敬之子。2000年北京市房山区教育局因扩建行宫学校需对北京市房山区黄辛庄村的张炳信、张全、张友等人的房屋进行拆迁。黄辛庄村委会接受房山区教育局的委托代表房山区教育局与被拆迁人进行协商。2000年6月原告张炳信、郭淑敬、张华、闫颖口头委托张友与代表房山区教育局的黄辛庄村委会协商拆迁协议的具体事宜。2000年6月30日，张炳信作为乙方与房山区教育局（甲方）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原告张炳信本人在该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名并捺手印。该拆迁补偿协议的内容为：第一条拆迁依据，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京房房拆许字（2000）第6号，甲方因扩建行宫学校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居住的房屋。第二条被拆除房屋：被拆迁正式住宅房屋6.67间，建筑面积100.1㎡。乙方现有在册人口4人，实际居住人口4人，分别是张炳信、郭淑敬、张华、闫颖。第三条补偿房屋，甲方以下列房屋补偿乙方，地址黄辛庄村东；楼号─——；层次─——；朝向─——；房号─——；建筑面积─——㎡。在该条尾部的空白处有手写体的内容为：预定一个一居。第四条差价结算：（一）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款共计166120.9元，其中包括1、所有权补偿（原房作价款）28162.6元；2、附属物作价25368.3元；3、使用权补偿112590元。（二）甲方提供的补偿房屋届时商品房价格为———元/㎡、建筑面积─——㎡，共计———元。（三）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4日内支付乙方差价共计————元。该条旁边空白处手写体的内容为：扣60000元为113122.9元，另扣2000元提前搬家补助奖励费为110122.9元。第五条补助费：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助费共计6002元，其中：1、搬家补助费667元，2、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3、其他补助费3335元。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4日内，将搬家补助费一次性付给乙方。甲方一方完成搬迁后4日内将提前搬家奖励以及其他补助费共计3335元一次性付给乙方。第六条乙方搬迁期限，乙方应在2000年7月8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住房交甲方拆除。乙方未按上款规定的期限完成搬迁的，应当按照延期的天数支付违约金每天100元。第七条注销登记，乙方应将原住房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交甲方，统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有关费用由甲方承担。第八条，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报区县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一份备案。第九条，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该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房屋进行了拆除，张炳信从黄辛庄村委会领取了拆迁补偿款110122.9元。2000年5月15日，张友、张全作为被拆迁人与房山区教育局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写有张全、张友预定两个一居室，扣120000元。2000年11月6日张友从黄辛庄村委会以每平米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位于黄辛庄村甲1号楼3单元602室的三居室楼房一套。四原告于2000年拆迁后同意由张全使用张炳信的拆迁补偿协议中预定一居室的扣款60000元。2001年2月17日黄辛庄村委会将张炳信的购房预订款60000元予以退还，张全在黄辛庄村委会的现金支出凭证上签字确认，后张全使用了张炳信预定一居室的扣款60000元。张全于2001年2月17日以每平米1000元的价格从黄辛庄村委会购买了位于黄辛庄村甲1号楼3单元601室的三居室楼房一套，后张炳信未再向黄辛庄村委会或房山区教育局交纳房屋预订款。2010年4月张炳信未经审批在已经被房山区教育局征收的其宅基地原址上建房。2010年4月4日，黄辛庄村委会与张炳信签订承诺书，承诺书载明：关于黄辛庄村民张炳信回三区八号宅基地盖房一事，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以下解决方案。一、七日之内张炳信将三区八号房屋4间和院墙自行拆除，恢复原貌；根据张炳信家住房困难的实际情况，村委会给予安置费用（七万元整），房屋拆除完毕后给付。二、黄辛庄村委会负责在七日内给张炳信解决一层二居室临时住房一套（拿到新房屋钥匙后腾房）。三、村委会承诺在一年半之内如再新建楼房优先解决张炳信应购房指标2套二居室（160㎡）平价房屋（如拆迁政策有变化，可协商按新政策实施，同时此约定失效）。四、双方严格遵守以上三条约定，并且严格不对外人提起，如有泄露，以上三条约定失效。刘宝瑞在承诺书中手写的“一切费用由村委会负责”，手写部分和“（160㎡）平价房屋”用笔进行了圈划。承诺书尾部由张炳信、刘宝瑞签名并加盖了黄辛庄村委会公章。该承诺书签订后，第三人刘宝瑞个人向原告支付了70000元，并由刘宝瑞个人给原告租了一套房屋。该70000元的收条保存在第三人刘宝瑞手中，该70000元未入黄辛庄村委会的账目，2010年刘宝瑞离职时也未就该承诺书与新一届黄辛庄村委会主任办理交接手续。另查明，原北京市房山区教育局已更名为房山区教委。本院认为，2000年6月30日黄辛庄村委会接受房山区教育局的委托代表房山区教育局与被拆迁人张炳信签订拆迁补偿协议，黄辛庄村委会并非拆迁补偿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只是拆迁补偿协议的实际参与人。被告房山区教委作为拆迁补偿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在拆迁补偿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应当对该合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黄辛庄村委会作为拆迁补偿协议的参与人以及原告所在地的村民自治性组织，对该协议的实际情况更为了解。原告张炳信与原房山区教育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关于补偿房屋的约定只有地址的约定，但关于楼号、层次、朝向、房号、建筑面积、价格等均无具体、明确的约定。且根据该拆迁补偿协议只能看出原告预定了一个一居并交纳了购房预订款60000元。再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预定一居室须先预交60000元。关于补偿房屋的约定内容属不具体、不明确，并无具体可执行的内容。从张全、张友的拆迁补偿协议以及实际购房情况和被告黄辛庄村委会的陈述，被拆迁人在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后是否购买安置房屋以及具体购买安置房屋的面积、楼层等均由被拆迁人决定。且事实上张全、张友虽然预定了一居室，但其二人均购买的是三居室。因此，本院认为根据拆迁补偿协议，如被拆迁人有意愿购买安置房屋，应在拆迁补偿协议中注明并在交纳了购房预订款后才代表其有相应的购房意愿。再根据张炳信之子张全、张友的实际购房情况，可以看出，在被拆迁人交纳了购房预订款后要到被告黄辛庄村委会先挑选相应的房屋，待购买的具体房屋确定后交付相应的购房款方能取得相应的安置房。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补偿协议中手写体的内容“预定一个一居”，为原告的意向。具体到原告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是否购买安置房屋，要由原告决定。从事实的发展看，张炳信曾有购房意愿，但不久张炳信即将其交纳的预定一居的购房预订款交由其子张全用于购买三居室房屋，在张全使用了张炳信的全部购房预订款60000元后，原告一直未再向黄辛庄村委会交纳购房预订款，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在张全使用了其全部购房预订款后其选定了相应的安置房屋、交纳过相应的购房款。再从张全、张友购房的实际价格，可以看出当时的安置房屋的价格与当时当地的商品房市场价格基本一致，黄辛庄村委会只是对本村村民购买房屋的在物业费和暖气费上给予一定的优惠。结合原告在其将购房预订款交由其子全部使用后再未交纳购房预订款及原告当庭陈述的当时经济困难的陈述，本院认为，原告以自己的行动表示其无意购买安置房屋。原告所陈述的黄辛庄村委会当时没有现房所以未再交纳相应的购房预订款，从被告黄辛庄村委会提交的记账凭证可以看出，当时的房源有甲1号楼、2号楼、10号楼，黄辛庄村委会还陈述当时还有9号楼、4号楼，所以原告所述的当时无现房所以未再交纳相应的购房预订款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所主张的145平米商品房，在本案的原审中其陈述是按照跟教育局的拆迁协议应该补偿375平米，但原告没有购买够，还剩下的有平米数。在本案重审中，原告陈述是每个人30平米，原告一家人共应享受300平米，一个户口本25平米，共75平米。只用了230平米，还剩145平米，故要求被告解决145平米的商品房。本院认为原告与房山教育局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并没有关于原告应享受的安置房屋的面积，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应享受的安置面积，且2000年原告与房山教育局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当时施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令（16号）即《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签订拆迁补偿书面协议，协议应当规定补偿金额、付款方式、付款期限、搬迁期限、和违约责任以及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其他条款，以房屋补偿的，协议还应当约定房屋地点、房屋面积等内容。”该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拆迁补偿方式，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确定，可以货币补偿，也可以房屋补偿”因此，从当时施行的政策规定可以看出，北京市当时的拆迁是实行货币补偿或房屋补偿，并非既实行货币补偿又实行房屋补偿。所以，回溯到2000年拆迁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从2000年拆迁当时的政策及相关规定以及原告与房山区教育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以及张全、张友购买房屋的实际价格等相关情况，可以确定2000年原告与房山区教育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为货币补偿，关于安置房屋，正如黄辛庄村委会所述，原告若愿意购买房屋，是以商品房的价格到村委会购买，村委会只是提供物业费和暖气费的优惠，并无原告所述的回迁安置面积的约定和规定。故本院对原告所述的其一家人应享受的回迁安置面积为375平米的内容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房山区教委将拆迁补偿款向原告支付后已经全部履行了2000年6月30日与原告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所约定的义务。2010年4月张炳信在其原有房屋已经被拆除、原有宅基地已经被房山区教委征用的情况下，未经准许到已被征用多年的土地上建房属违法行为。关于原告提交的2010年4月4日签订的承诺书主体，在本案审理中，第三人刘宝瑞明确表示2010年4月4日签订的该承诺书属其个人在当时村委会换届选举，为连任村主任、实现其个人连任目的所签订，签订该承诺书未经黄辛庄村委会讨论，虽加盖了黄辛庄村委会的公章，但为其个人行为。原告认为该承诺书系黄辛庄村委会的行为。本院认为该承诺书上盖有黄辛庄村委会的公章，且有时任村主任的刘宝瑞的签名，再从协议内容看，指向的是黄辛庄村委会，涉及的事情是对张炳信盖房一事的处理，因此，本院认为该承诺书的主体并非刘宝瑞个人，应为黄辛庄村委会。在房山区教委已经全部履行了2000年6月30日的拆迁补偿协议的合同义务后，原告又违法在已经被征用的不再属于黄辛庄村所有，原告也无相应使用权的土地上违法建房的基础上形成的承诺书，房山区教委不是该承诺书的当事人，房山区教委对此不知情，因此，该承诺书与房山区教委无法律上的任何关系，该承诺书对被告房山区教委无任何约束力。房山区教委不承担该承诺书的任何责任和义务。现原告要求被告房山区教委承担该承诺书的相应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黄辛庄村委会于2010年4月4日签订的承诺书是建立在原告违法建房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法律上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中的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而本案黄辛庄村委会并非拆迁人，因此该承诺书反映的原告与被告黄辛庄村委会的法律关系并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法律关系。1998年11月4日公布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第十九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第二十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下列事项，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一）本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实施情况；（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方案；（三）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四）水电费的收缴以及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公布内容的真实性，并接受村民的查询。村民委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第二十四条，村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村民委员会进行工作，应当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坚持说服教育，不得强迫命令，不得打击报复。根据上述规定，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性组织，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村务公开是基本的原则。而本案，原告于2010年4月利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夕的敏感时间点到已经被征用的土地上违法建房，村委会对该事件的处理显然是村民普遍关心的事项，而第三人刘宝瑞却在未经村委会集体讨论、未召开村民会议的情况下私自代表被告黄辛庄村委会与原告秘密签订了承诺书，显然违反了村务公开制度以及村委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原则。且该承诺书签订后，是由刘宝瑞个人向原告支付了承诺书中约定的70000元，该款项未入黄辛庄村委会的账，刘宝瑞离职后一直未就该承诺书向换届后的黄辛庄村委会进行交接。根据上述情况及承诺书第四条的保密的约定，本院认为，刘宝瑞作为村主任在签订该承诺书时明知原告在已经被征用的土地上未经审批建房的行为违法，明知对张炳信给予70000元的安置费用等承诺必须经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但却在未经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况下，仍旧出于个人目的私自代表黄辛庄村委会作出相应的承诺，刘宝瑞代表黄辛庄村委会对张炳信作出相应的承诺无法律依据，黄辛庄村委会对刘宝瑞私自代表黄辛庄村委会作出承诺的行为又不予认可，故刘宝瑞于2010年4月4日与原告张炳信签订承诺书的行为违法；张炳信亦明知在签订承诺书时刘宝瑞作为村主任代表黄辛庄村委会作出的承诺是不可告人的。故本院认为黄辛庄村委会于2010年4月4日对张炳信的承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且同时也损害了黄辛庄村集体的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原告张炳信于2010年4月4日与黄辛庄村委会签订的承诺书无效。另，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原告与房山区教育局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时间是2000年6月3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7月24日，被告房山区教委提出原告的诉讼已超诉讼时效，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原房山区教育局或房山区教委主张过相应的权利，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的诉讼时效存在法定的中止、中断情形。故被告提出的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意见成立。综上，本院对原告在原房山教育局即现在的被告房山区教委已经全部履行了拆迁补偿协议的合同义务、张炳信与黄辛庄村委会签订的承诺书无效、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况下，再依据拆迁补偿协议及该承诺书要求被告房山区教委、黄辛庄村委会为原告解决面积为145平米的商品房、支付其自2014年3月起到2017年5月之间的拆迁租房款684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炳信、郭淑敬、张华、闫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1元，由原告张炳信、郭淑敬、张华、闫颖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素娟人民陪审员  田文岩人民陪审员  孟祥春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