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民终69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经开区昌宏路天云五金机电农机市场******。法定代表人：曾李清，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炼，贵州丰语畅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127860。代理权限：特别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友琦，男，1988年10月28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岳，贵州俊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810032099。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上诉人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友琦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2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清达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查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被上诉人与其雇主杨某系雇佣合同关系，因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受伤之前已将物流线路车辆的货物装卸业务承包给案外人杨某，由杨某雇佣被上诉人等从事货物装卸工作，上诉人向承包人支付承包费。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受伤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一审判决并未查清该核心事实。二、一审判决未追加案外人杨某参加本次诉讼，属于程序错误。案外人杨某是承包人，且被上诉人系杨某雇佣到西站货场从事装卸的装卸工人，本案中上诉人一直在主张该法律关系的存在，但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核实，也未将利害关系人杨某追加到本案中来核实利害关系，属于程序错误。王友琦辩称，1、被上诉人有上诉人发放的工作服及工作证，在一审判决中予以确认，表明被上诉人在人身经济关系上与上诉人有劳动关系，受上诉人的管理和安排。2、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曾李清于2017年6月21日至2017年8月30日向被上诉人银行账户发放工资12363元，证明被上诉人从事的工作岗位是上诉人安排的，工作任务是有劳动报酬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法人人格混同，曾李清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的行为应视为上诉人支付工资的行为。3、根据上诉人的企业信息经营范围表明，被上诉人从事的工作是上诉人单位的工作范围。故综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清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达公司于2010年3月22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王友琦于2017年5月9日到清达公司从事货物装卸工作，并领取了印有“清达物流”字样的工作服，工作地点位于贵阳市××水沟西站货场，其领取的“贵阳西站货场出入证”注明王友琦的工作部门为清达公司，职务为装卸。2017年9月4日王友琦在装卸货物过程中受伤，当日到贵阳市花溪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其受伤后未再上班，并自述已领取上班期间的全部工资。王友琦提交的其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曾李清向王友琦转账支付款项的情况为2017年6月21日3096元、2017年7月20日3500元、2017年8月20日3105元、2017年8月30日2661元，合计12362元。王友琦陈述该款系曾李清代表清达公司支付的工资。清达公司不予认可，认为曾李清该行为不能代表清达公司，是曾李清与王友琦之间的个人业务往来。2018年1月15日，王友琦向贵阳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王友琦与清达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委审理后作出花劳人仲案字［2018］第13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王友琦与清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清达公司不服该裁决，遂诉至原审法院，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王友琦已领取印有“清达物流”字样的工作服，其领取的“贵阳西站货场出入证”注明王友琦的工作部门为清达公司，职务为装卸。王友琦依据所提交的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主张曾李清向王友琦转账支付的款项系代表清达公司支付的工资，清达公司主张系曾李清与王友琦之间的个人业务往来，由于曾李清是清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清达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曾李清与王友琦之间存在本案以外的其他法律关系，故应认定曾李清向王友琦转账支付的款项系代表清达公司支付的工资。该工作服、出入证及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充分证明，王友琦为清达公司提供劳动，并领取清达公司发放的劳动报酬，双方法律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友琦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主张一审已提交的杨某2017年9月20日与清达公司的《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贵阳西车皮外包装卸货结算凭证》上载明的“2017年8月25日开始我公司所有车皮外包执行以每车400元一个车皮（包含卸车皮及装车费用）以上装卸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承包者自行承担（结算前必须押10个车皮费用）等内容，可以证明清达公司2017年8月25日已经将业务承包给杨某了，此后杨某与公司是承包关系，王友琦与杨某系雇佣关系。2017年8月25日前，王友琦与公司确实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王友琦则申请杨某出庭作证。杨某陈述：我与王友琦系工友关系，上诉人所称8月26日把货车皮的装卸转给我，是有这回事，是李宗蔚找我谈过这回事，但是是口头协议。我们的工资是汪燕通过银行打到卡上，除此之外也有通过微信发给我，王友琦受伤的那个月的工资是拿给我，我又转给王友琦的，为何王友琦的工资要给我，我也搞不清楚。工资是按车皮计算，例如三个人下货就三个人一起分这个钱，各打各的，有几个人下货，我就返回给汪燕，不是我总算，由汪燕打钱。一车皮是300元，王友琦发生事故时是按车皮结算工资。2017年9月20日的《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贵阳西车皮外包装卸货结算凭证》上承包人领款签名处一栏的“杨某”是我签的，每个人都可以去清达公司接车皮，在此之前是几个固定的人做，有的人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在清达公司上班了，汪燕应该是公司的财务。在清达公司时我与王友琦是工友关系，他不受我的管理，我只负责代下班，负责点下数。我是2017年4月到清达公司上班的，王友琦是2017年5月9日上班的，不是我发放工资给王友琦。清达公司只是口头说承包给我，但具体什么都没有谈。《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贵阳西车皮外包装卸货结算凭证》，当时只有表，表的下面没有写“2017年8月25日开始我公司所有车皮外包执行以每车400元一个车皮（包含卸车皮及装车费用）以上装卸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承包者自行承担（结算前必须押10个车皮费用）”。王友琦没来清达公司前我根本不认识他，是来之后才认识，只是同事关系，工资是单独发给他，不存在总结算。上诉人清达公司认为杨某的陈述已经能证实其的上诉主张。被上诉人王友琦则认为，其与杨某系工友关系。《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贵阳西车皮外包装卸货结算凭证》上没有相关部门的签字盖章，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清达公司把公司业务承包给第三方，应该具有书面合同，而且第三方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发放给第三方，清达公司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此外，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清达公司所提上诉理由，经查，证人杨某2017年9月20日与清达公司的《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贵阳西车皮外包装卸货结算凭证》上载明：“2017年8月25日开始我公司所有车皮外包执行以每车400元一个车皮（包含卸车皮及装车费用）以上装卸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承包者自行承担（结算前必须押10个车皮费用）”，杨某对该结算凭证上承包人领款签名栏处其的签名不持异议。该凭证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仅能证实上诉人清达公司与杨某之间的相关法律关系，并不能直接证实杨某与被上诉人王友琦之间系清达公司所主张的雇佣关系。且杨某的证言也未能充分证实其与被上诉人王友琦系雇佣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清达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上诉人清达公司所提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清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云南清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小龙审判员  邓 艳审判员  谌致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明远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