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民终6500号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苏豪名厦****。法定代表人：赖文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军，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被告)：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地，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北杨洼**/div>法定代表人：陈建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朝荣，男，汉族，身份证地址：湖北省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道明，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一被告：袁世伟，男，汉族，身份证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委托代理人：孙健，广东盛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下称巍豪公司）、上诉人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二建公司）与被上诉人孙朝荣、原审被告袁世伟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6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巍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1302民初64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孙朝荣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孙朝荣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袁世伟签订《装修工程结算单》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没有事实依据原审认定:“第一被告袁世伟作为第二被告公司员工，在得到公司授权下与原告签订《劳务合同》，且作为项目负责人一直负责现场施工的监督及施工工人工资发放，当在第一被告袁世伟与原告签订《装修工程结算单》时，即使被告袁世伟无代理权，但原告有理由认为第一被告袁世伟是在有代理权的情况下签订的结算单，其法律后果应该由第二被告承担后果。”我公司认为:第一、袁世伟系我公司员工，我公司授权其与孙朝荣签订《劳务合同》我们不持异议，但委托签订合同，并不必然有权代表公司与孙朝荣进行结算;第二、工程项目施工，甲方派驻代表监督是每一个建筑工程必不可少的设置，否则甲方无法掌控工程质量、施工进度、农民工工资支付以及文明施工等情况。袁世伟负责监督被上诉人施工，不能以此认定其有权与孙朝荣进行工程结算;第三、袁世伟并不负责孙朝荣施工班组的工资发放。为防止包工头侵害农民工工资，几乎所有的发包方(甲方)都会派人监督施工人的工资发放情况，这是目前建筑行业的通例，我公司也不例外，每次付款时均要求袁世伟对孙朝荣发放工资情况进行监督，以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第四、孙朝荣在建筑行业从业多年，其非常清楚甲方派驻施工工地代表的职责和权限，是无权与乙方进行工程结算的。否则，孙朝荣也不会等我公司与其解除合同后近两年才签订结算单。第五、孙朝荣在一审诉讼的整个程序中(包括两次开庭审理)，均主张袁世伟挂靠我公司经营，从未提出过“有理由认为……袁世伟有代理权”其都不知道“袁世伟是在有代理权的情况下签订的结算单”。“原告有理由认为第一被告袁世伟是在有代理权的情况下签订的结算单，其法律后果应该由第二被告承担后果。”完全是法官的主观臆断，是将自己的主观臆断强加给被上诉人孙朝荣的一种表现。这种强权意识直接导致我公司背负了31万余元的债务。《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上述法律规定可知，“表见代理”是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主动向人民法院提出的主张，并就“有理由相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这样才能与上述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相一致。如果法官可依职权主动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那么相对人怎么可能“有理由相信”，又怎么可能举证证明。法官依职权主动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变相免除了相对人的举证责任，法官成为了相对人的代理人。本案被上诉人孙朝荣起诉状明确自认，2014年3月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是袁世伟发包给他施工的，袁世伟以我公司名义与原审被告中国建设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建二局)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其挂靠我公司承接劳务分包项目。孙朝荣至今都不认为是与我公司签订的合同，又怎么“有理由相信袁世伟有代理权”。既然孙朝荣认为案涉劳务项目属于袁世伟承接并分包，他又怎么可能“有理由认为袁世伟是在有代理权的情况下签订的结算单”。上述分析均说明，原审判决认定袁世伟签订《装修工程分包结算单》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原审判决依据《装修工程结算单》判决我公司支付劳务费有失公允第一、所谓《装修工程结算单》，是我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完劳务费并口头解除合同近两年后的2017年10月9日形成，是被上诉人与袁世伟私下签订，我公司至今不予认可;第二、《装修工程结算单》“扣款项”里列明的扣款并未扣除，虚高劳务费用。“项目会签”和“会审”一栏全部为空，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更没有财务人员审核，不符合与巍豪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第八条第3项、第4项约定的结算要求;第三、原审判决认定:“工程结算单是指承包方按照合同和己完工程量向实际施工方办理结算的经济文件，承包方应该按照结算单上所列的结算结果和约定支付工程款，在无其他反证的情况下，可推定该结算单的内容为原告在该项目中的实际施工内容……。因此本院对结算单上所列的结算结果予以认可，……。”庭审时主审法宫问被上诉人孙朝荣代理人:“除了结算单，结算时是否有综合结算资料?是否实际测量并有测量资料?其回答:没有综合资料，也没有测量资料。该陈述，足以证明结算单里的工程量数据以及劳务费金额均系伪造，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己完成的工程量，更不能证实我公司尚欠被上诉人劳务费未付，不知原审判决还需什么样的“反证”来证实结算单的内容并非实际施工内容，原审判决“推定该结算单的内容为原告在该项目中的实际施工内容”的事实依据是什么。三、本案利息问题案涉工程因资金问题于2015年7、8月停工，时隔半年后的2016年2月4日在复工无望的情况下，我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最后12万元人工工资后与其协商一致解除了合同。至此，双方就案涉劳务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存在拖欠劳务费应支付利息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我公司尚欠其劳务费未付，原审判决我公司支付劳务费没有事实依据，故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作出正确判决。被上诉人孙朝荣辩称:涉案的工程一直都是袁世伟负责监督管理及劳务结算，我方与袁世伟所签署的合同，巍豪公司并没盖章也没有给我方一份原件。巍豪公司是否认可袁世伟签署合同的效力？所以我方只能够以挂靠关系起诉，要求对方承担法律责任。一审庭审结束后，我方在代理词中提出了袁世伟作为表见代理的观点，一审也认定其构成表见代理是合理合法的。我们与袁世伟签订的结算单，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对我方完成工程量的确认。不存在伪造。如果对方认为虚高，要承担举证责任。原审被告袁世伟发表意见称：同意上诉人巍豪公司的意见。原审原告孙朝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第一、第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劳务费31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1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0月9曰计算至付清款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为8750元）。2、判决第三被告对上述劳务费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决三被告共同负担本案诉讼费。另外，原告在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二的劳务合同已经解除，理由：双方在工程款结算时已经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劳务合同。主要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第一被告将惠州“和天下汇景湾项目”的装修土建部分劳务发包给原告，由原告组织工人进行施工，双方约定按项目固定单价进行劳务费结算。原告按约定组织工人进场施工。2015年7月，涉案工程因发生经济纠纷导致整体停工至今。2017年10月9日，原告与第一被告进行结算原告所在班组完成劳务结算金额为3705000元，原告已收到劳务费3390000，尚有劳务费315000元未收到。另外，第三被告为涉案工程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第一被告以第二被告名义与第三被告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原告认为，合法的劳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与第一被告已经对完成的劳务进行结算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现原告请求第一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劳务费315000元依据充分，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因被告拖欠原告劳务费必然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现原告请求自结算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合理合法，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第一被告挂靠第二被告承接劳务分包项目，第二被告应与第一被告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第三被告作为涉案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上述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被告袁世伟答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4年3月28日签订《劳务合同》，合同第六条对被答辩人的承包劳务内容及单价行了约定;第七条、第八条对双方劳务的结算方式及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根据该合同，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劳务费的方式为按总承包及业主支付节点和支付比例支付，即大面积完工支付完成工程量的80%，所有大面积和节点完成后支付总工程量的90%;所有工程收口完成，达到并通过业主验收和竣工，工程款付至合同总价的95%，其余5%作为验收竣工后的保修金。其次，《劳务合同》第十三条亦约定险共担原则，即答辩人不承担由于业主原因对被答辩人分包项目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2015年8月因开发商资金问题造成双方的劳务停工，至今工程尚未重新开工并完成。2017年10月9日，因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合同约定的劳务内容进行结算，结算结果为双方劳务合同约定的劳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3705000。因被答辩人承包的劳务尚未完成，根据双方劳务合同关于劳务费支付方式的约定，答辩人仅需向被答辩人支付上述结算款的80%，现答辩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及实际情况足额支付了被答辩人的劳务费合人民币3390000元，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针对原告的增加诉讼请求被告一辩称：工程结算单虽然有书写合同作废的事实，但双方并未在签名处签名；2、合同作废与否不影响按照双方劳务合同约定结算支付劳务费；其他的以书面答辩状为准。第二被告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答辩称：1、我方与被告一不存在挂靠关系，被告一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2014年3月28日我方与原告签订劳务合同，被告一作为我方签约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并对原告的施工行为进行监督管理，这些并不能说明我方与被告一存在挂靠关系；2、我方已经付清全部劳务费，因工程停工，原告的劳务工程并未全部完成，后双方口头协议原告的劳务费用是3390000元，2016年2月4日，我方支付了最后的12万元劳务费后双方的劳务费用已经结清，劳务合同解除；3、原告与被告一串通损害我方利益，原告诉请的2017年10月9的结算单，我方认为该结算单是原告与被告一私下达成，与我方无关，我方并未授予被告一与原告进行结算的权利，因此我方认为原告与被告一串通损害我方利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4.合同在我方支付339万元劳务费后已经解除；5、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我方认为该合同在2016年2月4日我方支付完最后的12万元时双方的劳务关系就已经解除，原告要求我方支付3705000元劳务费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第三被告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向本庭提交相关证据，但向本院提交一份答辩状称：一、答辩人系涉案项目的合法总承包方，与被答辩人巍豪建筑之间是合法的劳务分包关系答辩人系“和天下汇景湾”项目的合法总包单位(证据1)，将上述涉案项目工程中的劳务工程依法分包给合法成立、资质俱全的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证据2)，并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建筑及装饰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书》《证据3)。答辩人与巍豪建筑之间具有合法的劳务分包权利义务关系。二、答辩人已及时足额地向被答辩人巍豪建筑支付工程款答辩人已向被答辩人巍豪建筑及时足额地支付工程款，甚至超出合同约定付款比例，不存在任何拖欠及违约的情形。三、被答辩人孙朝荣与被答辩人袁世伟之间存在转包合同关系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被答辩人袁世伟属于没有资质的个人，其借用巍豪建筑的资质承搅工程，属于《建筑法》第二十六条明显禁止的“挂靠”行为，且其将答辩人合法分包给巍豪建筑的劳务工程转包给被答辩人孙朝荣施工，且双方已进行了工程结算，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应由被答辩人袁世伟对欠付被答辩人孙朝荣的工程款承担责任，且因被答辩人袁世伟与被答辩人巍豪建筑属于挂靠关系应由双方对欠付被答辩人孙朝荣的结算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孙朝荣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综上，答辩人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一孙朝荣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第三被告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其分公司即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建筑及装饰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编号：CSCEC2B-SZ-HTXH-LW-001），合同约定将和天下汇景湾总承包工程劳务分包工程的部分建筑及装饰业务转包给第二被告，该合同具有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及盖章。2014年3月28日，原告孙朝荣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第二被告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签订惠州和天下*汇景湾项目施工队《劳务合同》，合同中约定：“甲方现将和天下*汇景湾项目T3、T5、T6栋首层至屋面室内外装饰工程承包给乙方施工……一、工程项目，1.工程名称：和天下*汇景湾。2.工程地点：惠州市惠城区金山大道与三环路交汇处……八、付款方式，2.按总承包及业主支付节点和支付比例支付》……3.乙方工程量结算时由甲方现场管理员提供数据，经过甲方相关部门核实无误后，由甲方现场质检员、安全员书面证明外墙工程质量达到优良标准、安全文明施工达到要求后方可结算；4.乙方最终结算按照甲方结算程序执行，即按合同附件规定内容要求申报进行结算，否则甲方不予结算。”该劳务合同附有乙方代表孙朝荣及甲方授权的代表袁世伟的签名及捺印。2015年7月，涉案工程因发生经济纠纷导致整体停工至今，2017年10月9日，原告孙朝荣与第一被告袁世伟签订了《装修工程分包结算单》，结算单中显示“分部分项累计产值为3705000元，结算金额为3705000元”，“分包确认：以上结算额为我班组在本项目施工的所有内容的结算，不再有任何遗漏或补充，与公司签署的劳务或者材料合同随即作废”。另查，原告孙朝荣出具一份《收据》，显示：“2017年10月17日原告收到和天下工程款人工费合计3390000元”。另查，根据庭审笔录显示：“审：结算单形成时原告是否有做完工？被告一：没有做完。审：那原告没有完工当时为何要签订结算单？被告一：因为当时工人闹事，不让拆除设备，我方才去与原告结算。”“审：原告现在的案涉工程有无完工？原代：基本完工，还有少量的零星工程没有完成。原告停工是根据被告一、二的指示停工，不是自己停工。被告一：没有做完。”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建筑及装饰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编号：CSCEC2B-SZ-HTXH-LW-001）、惠州和天下*汇景湾项目施工队《劳务合同》、《装修工程分包结算单》、领款凭证、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材料及开庭笔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根据审理查明，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装修工程结算单》的法律效力及签订主体认定的问题；二、《装修工程结算单》的内容该如何认定的问题；三、关于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关于《装修工程结算单》的法律效力及签订主体认定的问题，第二被告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提出被告袁世伟签订结算单的行为未得到公司授权，属个人行为，对结算单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在庭审中均承认第一被告袁世伟为第二被告公司员工，而第一被告袁世伟作为第二被告公司的员工，在得到公司授权下与原告签订《劳务合同》，且作为项目负责人一直负责现场施工的监督及施工人工资的发放，当在第一被告袁世伟与原告签订《装修工程结算单》时，即使被告袁世伟无代理权，但原告有理由认为第一被告袁世伟是在有代理权的情况下签订的结算单，其法律后果应该由第二被告承担后果。而第一被告袁世伟提出的原告及其他工人逼迫被告袁世伟签订装修工程结算单的问题，由于第一被告袁世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且该结算单具有第一被告袁世伟及原告孙朝荣的签名及捺印，因此本院认为其真实合法有效。关于《装修工程结算单》的内容该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结算单中显示：“以上结算额为我班组在本项目施工的所有内容的结算，不再有任何遗漏或补充，与公司签署的劳务或者材料合同随即作废。”工程结算单是指承包方按照合同和已完工程量向实际施工方办理清算的经济文件，承包方应该按照结算单上所列的结算结果和约定支付工程款，在无其他反证的情况下，可推定该结算单结算的内容为原告在该项目中的实际施工内容，而被告袁世伟辩称与原告结算的是所有工程量的结算，预留了20%左右工程款等实际施工后才完全支付的说法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对结算单上所列的结算结果予以认可，原告请求第二被告支付劳务费人民币315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针对原告诉请要求按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以及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世间安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之规定，本案因被告提交的《劳务合同》未与原告确定应付工程款时间，且原告也未提交实际施工项目的交付时间或者提交竣工结算文件的时间，因此，本院认定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关于原告请求解除原告与第二被告的劳务合同的诉请，本案中，虽然双方在结算单中已表明原告与公司签署的劳务或者材料合同随即作废，且第二被告在庭审中认可该劳务合同已经解除，但是其签订的《劳务合同》实质为《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而因原告孙朝荣并无相关施工资质，故上述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因此原告诉请解除涉案《劳务合同》本院不再处理。关于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签订了《建筑及装饰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编号：CSCEC2B-SZ-HTXH-LW-001）。而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与本案第三被告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是分公司和总公司的关系，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地位，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民事责任应该由总公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虽然本案第三被告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辩称本案所拖欠劳务费均已结清，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也并未出庭予以佐证，本院对第三被告欠付的工程价款范围无法认定，故本院认定第三被告未与第二被告就本案工程劳务费进行结算。因此，原告请求判决第三被告对本案所欠劳务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而第一被告袁世伟作为第二被告公司员工，其行为是代表第二被告公司所为，故本院认定第一被告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第二被告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案原告孙朝荣支付工程劳务费人民币315000元及利息（以315000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第三被告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对第二被告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上述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孙朝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156.25（原告预交3078元），上述费用由第二被告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及第三被告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中国二建公司在一审宣判后虽提交了答辩状，但未依法缴纳上诉费。上诉人巍豪公司认为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的理由是袁世伟作为该公司的员工并没有代表该公司进行结算的权利，且在本案一审诉讼中孙朝荣也从没有主张袁世伟是巍豪公司的代理人。此外，在2016年2月4日向孙朝荣支付20万元的工人工资之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就已经终止。被上诉人孙朝荣在本案一审庭审后，由其代理人提交代理意见认为，原市委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在本二审中，坚持袁世伟是有权进行结算的，袁世伟不是代表自己进行结算的话，其结算行为也对巍豪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原审被告袁世伟称，系因孙朝荣不同意在公司决定清场时撤离，自己才自行作主签署了结算单。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尽管本案一审宣判后，中国二建公司已经提交上诉状，但其并未依法缴纳上诉费，对其上诉本院另行制作裁定书。根据巍豪公司的上诉意见和孙朝荣、袁世伟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巍豪公司与否对本案的款项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本案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2014年3月28日与孙朝荣签署《劳务合同》是代表巍豪公司一方的是袁世伟，巍豪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也认可袁世伟系该公司的员工并受该公司的委派进行现场管理。而在本案诉讼中，巍豪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袁世伟出具了记载其授权范围的委托书，且该委托书已经在签署《劳务合同》时已经向孙朝荣出具。因此，即便袁世伟只是巍豪公司员工而不是涉案工程的挂靠人，作为相对一方的孙朝荣是不清楚袁世伟的权限范围的。袁世伟自己如果只是作为伟豪公司授权在施工现场进行管理的工作人员，应当知悉自己的权限范围。袁世伟没有代表公司进行结算的权利而与孙朝荣结算的，在没有证据证明系孙朝荣与袁世伟串通的情形下，袁世伟的结算行为应当视为在授权范围内的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在袁世伟作为巍豪公司签署《劳务合同》的授权代表、涉案工地的现场管理人、巍豪公司的员工等多重身份的情况下，孙朝荣完全有理由相信袁世伟的行为有代理权，依法构成表见代理。在本案一审起诉时，孙朝荣并不掌握袁世伟与巍豪公司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的证据，孙朝荣认为以巍豪公司的名义与其签署《劳务合同》而无须加盖公章的袁世伟是挂靠人并给予该认知提起诉讼，是保护其合法权利的必然选择；在本案诉讼进程中，孙朝荣始终坚持袁世伟有权进行结算的基本观点。因此，在巍豪公司认可袁世伟只是其员工而非挂靠人的情形下，属于其对本案事实的自，认巍豪公司度袁世伟身份的自认行为必将导致其承担本案法律责任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袁世伟作为巍豪公司的员工进行结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巍豪公司上诉所称一审定案的《结算协议》属于袁世伟与孙朝荣私下签署、不符合结算要求、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等，如前所述因袁世伟的行为可以代表巍豪公司故而不应当认定为“私下签署”，至于是不是符合巍豪公司的内部管理规范、有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等，巍豪公司可以根据其管理规定在本案终结后追究袁世伟越权结算、超额结算的责任。关于巍豪公司上诉所称的已经在的2016年2月4日向孙朝荣支付20万元的工人工资之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就已经终止的观点，因相关证据只是显示孙朝荣领取了该款项而没有双方就涉案的《劳务合同》已经结清的内容；此外，孙朝荣与袁世伟的结算也是在2017年10月9日，即领取上述20万元工工资之后20个月之久，故该上诉理由本院也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巍豪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其判决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56.2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巍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 杰审判员 寇 倩审判员 黄宇乐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赵铎书记员彭科梅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