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146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养生堂福康药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火星园**楼**106。法定代表人：王春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硕，北京市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绍华，女，汉族，1955年11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北京养生堂福康药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生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白绍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4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养生堂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硕、被上诉人白绍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养生堂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白绍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与引用的在先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白绍华自认的事实以及有证据可证明的事实之间存在多处矛盾及不合理之处。1.（2017）京0105民初8697号判决载明，经白绍华主张且法院认定，白绍华在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主要工作为担任北京养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养和堂公司）的店长，每周坐班四天，同时兼职北京紫丹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紫丹堂公司）的质量管理员。养和堂公司支付白绍华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劳务费共计16217元，折合3500元/月。2.（2017）京0105民初8780号判决载明，白绍华自认紫丹堂公司已支付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劳务报酬5400元/月，其在紫丹堂公司的工作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6月6日，在养生堂公司的工作时间为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6日，在养和堂公司的工作时间为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5月31日，工作方式为轮流坐班。一审法院认定，白绍华在紫丹堂工作的时间同上，劳务报酬为5500元/月，紫丹堂公司补发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劳务报酬900元，即每月补发100元，并支付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6月6日的劳务报酬6600元。综上，紫丹堂公司支付白绍华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6日劳务报酬共计61600元，折合5500元/月。3.一审判决载明，法院认定白绍华在养和堂公司工作期间长期坐班，管理大量事务，因此其不可能同时在紫丹堂公司和养生堂公司工作，故认定白绍华在紫丹堂公司为兼职，且时间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月12日；白绍华在养生堂公司提供劳务的时间为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6月5日，担任质量负责人，劳务报酬为5500元/月，养生堂公司应支付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6月5日（除2016年1-4月）的劳务报酬为32267元。4.根据白绍华本案的民事起诉状载明，白绍华担任养生堂公司的质量负责人、店长工作期间，还要继续担任紫丹堂公司质量管理员的工作，工作量及其繁重；由于养生堂公司是新开办药品零售企业，筹备工作较多，白绍华需加班加点完成。5.养生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刘某，紫丹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刘春玲，养和堂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某，二人为亲生姐妹，刘某为该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为开办药品零售公司的前置审批程序，虽然养生堂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于2015年8月10日核发，但公司在2015年11月2日才成立，具有法人资格。根据《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二十三条规定，从事质量管理、验收工作的人员应当在职在岗，不得兼职其他业务工作。综合以上事实，存在明显矛盾的事实如下：其一，白绍华年逾六旬，根本没有能力同时胜任三家公司的店长、质量管理员、质量负责人三份工作，特别是已认定其一周四天都在养和堂公司坐班的情况下，剩余的一天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时处理紫丹堂公司及养生堂公司的工作；白绍华自称在三家公司轮流坐班也与前述认定事实明显不符，显然违反前述《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属于违规行为。其二，白绍华自认在紫丹堂公司是兼职，但从法院认定的三家公司支付的报酬看明显不合理：在养和堂公司坐班四天的几乎全职工作，报酬仅为3500元/月，而剩下的一天时间要分配给养生堂公司和紫丹堂公司，即每月这两家公司总共的工作时间不超过4天，却各要支付5500元/月，折合成日工资的兼职工资数十倍于全职工资。而即使只看养生堂公司与紫丹堂公司存在同时工作的期间，两个兼职工作的报酬竟也高达5500元/月，比北京市2015年职工平均工资标准7086元/月、2016年职工平均工资标准7706元/月高出40%有余，亦极不合理。其三，根据白绍华上述工作期间及对应的报酬支付情况，可以总结为：在紫丹堂工作期间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6日，对应报酬5500元/月；在养和堂公司工作期间为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5月31日，对应报酬5500元/月；在养生堂公司工作期间为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6月5日，对应报酬5500元/月。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判令支付劳动报酬的时间与前案判决判令支付的期间几乎重合，从工作内容、工作强度上，显然存在不合理之处，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详细查清便径直作出判决。其四，前案判决认定白绍华在紫丹堂公司的工作时间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6日，而一审判决却认定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月12日；前案中白绍华自认在养生堂公司工作的起始时间为2015年9月，一审判决却认定为2015年8月10日，一审法院对白绍华工作时间的错误认定，导致了养生堂公司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责任。二、白绍华与养生堂公司等三家公司之间的劳务关系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情况，白绍华在三个案件中隐瞒真实情况，捏造虚伪事实，骗取不当利益。1.白绍华曾于2013年在养和堂公司任职，后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对养生堂公司等三家公司均由刘某实际控制的情况清楚知晓。2.鉴于刘某拟新成立养生堂公司，根据规定需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前置审批，故与白绍华协商，由其担任该新公司的质量负责人并负责公司前期的筹备工作。报酬为5500元/月。双方口头达成协议后，白绍华提出签订合同，但因养生堂公司尚未成立，故刘某用紫丹堂公司的劳动合同格式文本予以代替。3.白绍华根据刘某的安排负责养生堂公司的筹备，期间公司需要采购药品也都暂用紫丹堂公司的名义采购，故白绍华借此私自留存了部分单据并用作（2017）京0105民初8780号案件的证据，而实际上白绍华并未在紫丹堂公司工作。4.2015年11月，养生堂公司成立，但双方基于彼此信任，未重新签订劳务合同，并延续着白绍华负责养生堂公司事务、刘春玲以个人账户给其转账发放劳务报酬的合作模式。5.2016年1月，养生堂公司各项事务渐入正轨，刘某提出希望白绍华如有余力能够帮忙养和堂公司的业务，愿意为此每月多给白绍华1000元，白绍华答应，据此，白绍华每周在养和堂公司工作一天，其余时间仍在养生堂公司。6.因养和堂公司的药品盘点后发生丢失，白绍华被列为嫌疑人，故其于2016年4月底之后便自行离职，因此上述1000元/月的费用共发放三个月。白绍华在前案中将此谎称为奖金。7.鉴于前两案中，公司的一方的代理人不了解实际情况，故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帮助法院查明事实并作出正确的裁判，而公司虽明知判决的费用并不该支付，但出于对法院裁判的尊重，依然履行了判决内容。据此，如前所列明的支付情况，白绍华已基于与紫丹堂公司签订的、但未实际履行的劳务合同获得了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6日的5500元/月的全部劳务报酬，该等报酬实际是刘春玲为白绍华向养生堂公司提供的劳务所支付；同时白绍华还基于与养和堂公司的纠纷判决，额外获得了其不该得的劳务费。故，在本案起诉前，养生堂公司与白绍华之间已不存在未结的劳务费，白绍华完全是在捏造事实、恶意诉讼，以骗取不当利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涉案事实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使养生堂公司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白绍华辩称，不同意养生堂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与理由。1.白绍华在该公司任职的并不是职业药师。白绍华任职的是店长，店长跟药师是不同的，对此一审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2.关于质量负责人的问题，必须要有执业药师资格才能承担质量负责人的职务，并不是说职业药师必须要在某个地点工作，需要的是职称，并没有要求必须要将资格证挂在某处。3.关于药品丢失问题，与本案无关。再退一步说，如果白绍华是嫌疑人的话，完全可以报警，超过5000元可以立案。4.养生堂公司称其没给白绍华工资，此情况与白绍华还在养生堂公司工作将近一年不符，当时养生堂公司答应给白绍华的工资是5500元，还有质量负责人的费用，白绍华8月入职以后，养生堂公司一直就没有给。关于诉讼数月问题，白绍华起诉的案件是同时立案的。白绍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养生堂公司向白绍华支付2015年8月至2016年3月企业质量负责人职务报酬21000元（每月3000元，共7个月）；2.要求养生堂公司向白绍华支付2015年8月及2016年6月店长劳务报酬55000元（每月5500元，共10个月）；3.要求养生堂公司支付白绍华奖金10000元（每月1000元，共10个月）；4.要求养生堂公司向白绍华支付2016年1月1日的加班费549.9元；5.诉讼费用由养生堂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30日，紫丹堂公司作为甲方同乙方白绍华签订聘用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聘用乙方从事药品质量管理工作，合同期限1年，自2015年6月30日起生效，于2016年12月31日终止。乙方根据工作需要每周为弹性工作。甲方确定乙方月工资按甲方制定的薪酬管理制度执行，其中包括各项补贴。个人所得税由乙方负担，甲方按规定代为扣缴。甲方每月二十八日支付乙方工资。2015年8月10日起，白绍华为北京紫丹堂太阳宫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阳宫公司）质量负责人，每月劳务报酬5500元。但双方对白绍华离职时间说法不一。涉诉期间，刘春玲系紫丹堂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系太阳宫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庭审中，白绍华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奖金Excel表截屏，证明2016年2月-4月白绍华的奖金情况。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2.2016年6月4日和6月5日太阳宫公司销售页面截屏，证明截止2016年6月5日白绍华尚在太阳宫公司工作。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3.退货单，证明自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5日，白绍华始终在太阳宫公司处工作。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白绍华提供的是原件，如果真实，太阳宫公司应有存档。4.出库单，证明自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5日，白绍华始终在太阳宫公司处负责药品质量。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白绍华提供的是原件，如果真实，太阳宫公司应有存档。5.礼品登记单，证明2016年1月1日，白绍华在太阳宫公司处加班，登记单上签字的都是顾客，那天买药送礼物。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白绍华提供的是原件，如果真实，太阳宫公司应有存档。且白绍华是弹性工作，不需要加班。6.奖金条，证明2015年7月我在太阳宫公司处的奖金支付情况。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称没有奖金。7.工商银行交易明细，证明白绍华在紫丹堂公司工作期间法人刘春玲支付的劳动报酬，紫丹堂公司与太阳宫公司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太阳宫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紫丹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亲姐妹，刘春玲支付给白绍华的是其在太阳宫公司的劳务报酬。8.白绍华与原北京博瑞莱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养和堂公司、紫丹堂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红艳的通话录音，证明太阳宫公司并非拖欠白绍华一人劳务报酬，并诽谤白绍华。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9.白绍华与原北京博瑞莱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云杰的微信截屏，证明太阳宫公司未向白绍华支付劳务报酬。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10.药店经营交流群微信截屏，证明白绍华于2016年6月6日前在太阳宫公司处兼职工作。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10.诊断证明书，证明白绍华于2016年6月6日开始休病假。太阳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太阳宫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太阳宫公司章程、刘春玲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5月30日期间的工行交易记录，证明刘春玲个人雇佣的白绍华，且已支付报酬，每月5500元，有1000元奖金是白绍华在养和堂兼职的费用。白绍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称：“不知有无变化，我不知道刘春玲是太阳宫公司股东，刘春玲支付给我的是紫丹堂公司的工资，我未收到过刘某的钱。”2.执业药师首次注册申请表，证明2016年1月4日起太阳宫公司的执业药师变更为案外人李红燕，并非白绍华，只是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日期是2016年5月12日。白绍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我在太阳宫公司任职时，太阳宫公司没有职业药师。我是太阳宫公司的质量负责人。”3.任免书，证明2016年1月6日太阳宫公司已免去白绍华质量负责人职务。白绍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称：“公章在太阳宫公司手中，其随时可以出具任免书，任免书应由双方签字，且必须去药监局变更质量负责人才可以撤免我的职位，故任免书没有法律效力。”4.《药品经营许可证》，证明自2016年5月12日太阳宫公司的质量负责人由白绍华变更为李红燕，但质量负责人没有单独费用，只有工资。白绍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质量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是担法律责任的。一审法院另查，白绍华于2016年10月20日曾将太阳宫公司诉至该院，要求太阳宫公司支付白绍华2015年8月至2016年3月企业质量负责人职务报酬每月3000元，共计21000元，要求太阳宫公司支付白绍华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店长劳务报酬每月4500元，共10个月合计45000元，要求太阳宫公司支付白绍华加班费每天201.5元，19天合计3821.5元，后其未按指定时间到庭，该院按自动撤诉处理。白绍华于2016年将养和堂公司诉至该院，要求养和堂公司给付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5月31日劳务费1.8万元。该院经小额诉讼程序审理，于2017年2月20日依法作出（2017）京0105民初869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养和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白绍华劳务费13217元，驳回了白绍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于2017年将紫丹堂公司诉至该院，要求紫丹堂公司支付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劳务报酬900元；2016年5月1日至6月30日拖欠的工资1.1万元、奖金3000元；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奖金1.8万元。该院经简易程序审理，于2017年5月20日依法作出（2017）京0105民初878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紫丹堂公司给付白绍华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劳务报酬900元，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6月6日的劳务报酬6600元，驳回了白绍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认可白绍华自2015年8月10日起系太阳宫公司质量负责人并在此工作，每月劳务报酬5500元，但对白绍华离职时间说法不一。根据《药品经营许可证》显示，2016年5月12日太阳宫公司质量负责人变更为他人。结合白绍华与养和堂公司的案件来看，白绍华已经在该案件中认可从2016年1月13日在养和堂公司的药店担任店长工作，一直工作至2016年6月。且白绍华在该案庭审中自述“包括采购、验收、员工考勤、收银、药品养护及质量管理。每周工作四天，上班时就是坐班制”。考虑到白绍华在养和堂公司的药店长期坐班、管理大量事务的事实，其不可能同时在紫丹堂公司的药店和太阳宫公司处工作，故该院认定白绍华在紫丹堂公司应为兼职。而根据双方提供的银行明细显示，刘玉玲作为紫丹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白绍华支付劳务报酬至2016年4月，每月金额5500元左右，而在白绍华与紫丹堂公司的案件，认定白绍华在紫丹堂公司提供劳务的时间自2015年7月1日到2016年1月12日。故自2016年1月至4月向白绍华支付的款项应视为太阳宫公司向其支付的劳务报酬。另，结合白绍华与太阳宫公司提供的证据、白绍华与养和堂公司及白绍华与紫丹堂公司的案件，该院认定白绍华在太阳宫公司提供劳务时间自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6月5日，其中2016年1月至4月的劳务报酬已支付，故该院对白绍华要求太阳宫公司支付劳务报酬3226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白绍华主张的质量负责人职务报酬、奖金、加班费，白绍华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北京紫丹堂太阳宫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白绍华劳务报酬32267元。二、驳回白绍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养生堂公司二审过程中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三份工商档案，共同证明三家公司的股东及控制权的情况；证据2.养生堂公司从执业药师认证中心内部调取的白绍华药师执业证的登记单，证明白绍华的药师执业注册证始终是注册在北京好得快医药有限公司，并没有变更到刘某下属的公司，白绍华这种情形是不符合药品管理规范的，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执业药师证挂靠在了别的药店；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白绍华实际上认为，其与刘某之间未结的劳动报酬金额仅限于聊天记录里所反映的金额，与其前后3个案件所主张的并不一致；证据4.劳务费支付记录，证明白绍华在刘某下属的养生堂公司工作期间，刘某的姐姐刘春玲给白绍华支付所有的劳务费，白绍华开始工作到工作结束离职，期间所有的劳务费已经结清，不存在任何拖欠费用的情况；证据5.陈某某、李某某、白某某、刘某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白绍华在此期间只是协助刘某负责太阳宫店的筹备、管理工作，2016年初到白绍华离职，白绍华同时还兼职养和堂公司的临时代理店长，白绍华在紫丹堂公司从来没有工作过。白绍华未向本院递交新的证据。白绍华对上述五份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证据4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1，根本就没这个公司，刘某、刘春玲之间的关系白绍华不知道，且与白绍华无关；对于证据2，是药监局2015年11月20日正式批下来的，但是在5月份，养生堂公司筹建的时候，执照还没有，是试营业期间；证据3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白绍华提交的聊天记录不一致；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二审中，养生堂公司申请3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刘某出庭发表证人证言称：1.白绍华没有在紫丹堂公司干过，其只是签的合同，实际是在养生堂公司工作；2.按照惯例，药店成立时间一般是1、2个月，但是白绍华筹备用了将近一年，存在过错；白绍华的药师证没有挂到店里，国家有明确规定，药师证不能挂到别处；3.白绍华在工作期间，导致了很多工作上的失误，其以此作为证据跑去举报，导致了养生堂公司、养和堂公司，包括紫丹堂公司每个药店都有好几万的损失；4.白绍华去养和堂公司药店是代管，去养生堂公司是干一天休息两天。证人肖某出庭发表证人证言称：肖某为北京博瑞莱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是刘某的司机，2015年公司要组织连锁药店，其中有一个太阳宫店的筹建工作，肖某认识白绍华，白绍华负责筹建工作。证人梁某出庭发表证人证言称：白绍华没有在紫丹堂工作过，在店里看到过白绍华一次。经庭审质证，白绍华对三位证人发表的证言均不予认可，养生堂公司对三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养生堂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4，不属于二审期间形成的新证据，白绍华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对于证据5，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无法核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刘某、肖某、梁某的证人证言，因三人为养生堂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员工，与养生堂公司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对其证人证言，本院将在本院认为处综合予以论述。二审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7）京0105民初8697号案件中，白绍华提交收条一张，内容显示：“今收到白绍华交来2016年5月31日至6月5日营业款现金3486.2元、POS小票2051.9元、备用金500元整。2016年6月8日。交款人：白绍华，收款人：沈昆。”2017年3月5日，养和堂公司不服（2017）京0105民初8697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2017）京0105民申5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养和堂公司的再审申请；在该案2017年5月12日的庭审笔录中，养和堂公司的代理人姚红艳陈述：“2016年4月26日养和堂进行盘点，发现药品丢失，我们要求白绍华过来了解情况，白绍华从4月26日就不来我公司了。后来我们聘用沈坤工作，6月8日，沈坤和白绍华在养和堂进行营业款交接，交接的营业款是太阳宫药业的。”一审中，养生堂公司对白绍华在其处工作的起始时间表述为2015年8月10日。2018年4月23日，太阳宫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养生堂公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养生堂公司是否应支付白绍华32267元劳务报酬。本案中，双方认可白绍华自2015年8月10日起系养生堂公司质量负责人并在此工作，每月劳务报酬5500元，养生堂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亦陈述白绍华曾有在养生堂公司提供劳务的情况，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白绍华为养生堂公司提供劳务的截止时间，结合（2017）京0105民初8697号案件中白绍华提交的收条显示内容及（2017）京0105民申50号案件中养和堂公司的陈述内容，一审法院判决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白绍华为养生堂公司提供劳务至2016年6月5日，并无不妥，本院亦予确认。关于养生堂公司应支付白绍华劳务报酬的金额，根据生效裁判文书的认定及本案现有证据，养生堂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存在其上诉请求中不应支付的劳务报酬部分，故对其关于不支付白绍华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6月5日期间劳务报酬的上诉主张，本院难以采纳。同时白绍华亦未就此提出上诉，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劳务报酬金额予以维持。此外，本案一审判决于2018年8月3日作出，而太阳宫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变更为养生堂公司的时间为2018年4月23日，一审判决主文对当事人名称表述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养生堂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当事人名称表述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4003号民事判决；二、北京养生堂福康药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白绍华劳务报酬32267元；三、驳回白绍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2元，由白绍华负担619元（已交纳），由北京养生堂福康药店有限公司负担363元（白绍华已交纳，北京养生堂福康药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白绍华）。二审案件受理费726元，由北京养生堂福康药店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建刚审判员  尚晓茜审判员  程 磊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汤和云书记员郑海兴书记员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