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14712号原告：孙某，女，195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晓林，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艾，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华鹰大厦**。法定代表人：吴康，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敏，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可，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某诉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晓林、王小艾，被告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敏、张小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赔偿我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款人民币2173500元；2、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支付我投资款利息（以人民币21735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月10日为人民币474195.17元）；3、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自2013年10月30日至2013年11月22日期间，我在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贵宾理财室经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个人业务部经理申某介绍推荐，购买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的理财产品共计人民币230万元。我在申某的指导下签署了有关合同，并使用申某现场提供的POS机刷卡支付全部投资款。后我先后收到投资款利息共计人民币126500元。上述理财产品到期后，我所有投资款本金及利息均未兑付。我在向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维权过程中，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告知我购买的不是其发行的理财产品。后我得知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8日作出（2016）京0102刑初61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申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法院查明自2013年9月至2014年间，申某在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等地，在担任个人客户经理期间，私自向投资人销售非本行组织销售的“理财产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人民币5000余万元，给投资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我作为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的客户，通过其理财业务部经理申某介绍多次在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购买理财产品。在我购买上述理财产品时，我相信该产品为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推出的理财产品，由申某代理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进行销售。现我因申某的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我认为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在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对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辩称,不同意孙某的诉讼请求。第一，本案涉案基金合同合法有效，并不因为刑事案件而导致合同效力丧失。本案中投资人投向基金的款项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成为基金的合伙人，实质为民间借贷，单个的民间借贷行为不能与不特定借款人的行为总和等价。基金合同项下投资款及收益应当向基金公司、基金管理人予以索赔，本案中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陈某等人共同犯罪，刑事判决列明退赔财务包括扣押物品、钱款、银行帐户、房产、土地使用权等。第二，申某为华夏银行个人客户经理，于2014年9月辞职，其在职期间，私自销售非本行产品，该行为为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其出售的与本案相关的资金产品无论是资金监管人、资金保证人、资金托管人均与华夏银行无关。在申某的刑事判决中载明，申某及其家属已经部分退赃，并且申某名下的3辆小轿车也在查封退赔财产范围之列。第三，孙某自行签署的资金合同为投资理财经营行为，经营后果应当自负。本案中孙某签署的基金合同年化回报率11%，远远高于华夏银行正常理财产品。孙某购买理财之前均有购置华夏银行正规理财产品的经验，正常情况下回报率在4.6-5.8%之间，本案孙某购买的高于正常一倍。第四，华夏银行没有任何侵权行为。用人单位侵权责任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4条的规定，综合评述行为主体在具体行为中是否为执行工作任务中实施的不当行为，是否造成了损害结果，二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本案中申某向原告销售基金系个人行为，为私自销售非本行产品，资金流向与华夏银行无关，申某所得佣金与华夏银行无关。华夏银行在日常管理中尽到了审慎的注意义务，对员工进行了必要的教育、宣传、管理。同时，孙某的投资损失到目前为止无法确定，孙某的损失在基金合同项下，在陈某、申某等刑事判决项下，均有救济路径。目前刑事退赃没有完成，孙某也没有向基金工作主张基金合同项下的财产权利。最后，华夏银行与孙某的所谓财产损失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综上，孙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庭审中，孙某分别提交了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22日与资亿盛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亿盛通有限公司）签订的《北京琭裕源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和《资亿基金募集说明书》，内容为合伙人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共同在北京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工商部门注册的有限合伙企业名称为北京琭裕源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金设立规模为3亿元，基金存续期限为1年，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经合伙人大会通过对基金存续期进行延续；资亿盛通有限公司为本基金的普通合伙人、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指定代表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基金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入资人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不超过49名；合伙期限为1年，基金预期年收益率11%。每半年分红一次；同日双方分别签订了《北京琭裕源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权回购协议》，内容为：资亿盛通公司为收购方，孙某为被收购方，收购方发起成立北京琭裕源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金，进行对外债权投资，被收购方自愿入资参与，并据此签订北京琭裕源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金合伙协议；出让方同意对收购方公司发起成立的北京琭裕源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金入资进行参与，如果出让方的初始入资未能按期产生收购方发起设立该基金时所预期的收益，则收购方同意收购出让方入资金额所对应的全部股权。另查，孙某于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22日分别向合伙协议约定的基金账户支付投资款共计人民币230万元。庭审中，孙某另提交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刑初61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3年9月至2014年间，申某在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等地，在担任个人客户经理期间，私自向投资人邵某、丁某等43人销售非本行组织销售的“理财产品”，帮助陈某、张某1等人通过“北京蒲黄榆一里、四里房改带危改”等项目募集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5000余万元。2015年12月19日，申某被抓获归案，部分赃款已退赔。该判决书判决申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将申某名下雪佛兰牌小轿车、丰田牌小轿车、歌诗图牌小汽车各一辆予以变卖，变卖款发还本案投资人；责令申某退赔本案投资人的经济损失。孙某是该案投资人之一。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对孙某提交的募集说明书、合伙协议和股权认购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华夏银行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合同的兑付情况；对孙某提交的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这是一审判决书，不知道是否有二审。主张这是申某的个人行为，与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没有关联性，孙某称在签订基金合同时是在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办公地点，只是证人自述，判决没有认定；对孙某提交的银行卡、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及刷卡小票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资金没有流向华夏银行，而是流向基金帐户。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对其主张，提交了孙某本人先前在其处购买基金填写的相关文件、华夏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申请表、华夏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协议书、理财产品说明书、华夏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华夏银行官方网站个人理财产品公示信息等，证明华夏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均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理财协议文本及说明书等文件均加盖银行印章、经办业务人员签字，本案涉及的资亿盛通公司发售的理财产品非华夏银行理财产品，孙某曾在华夏银行购买过华夏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明知案涉产品非华夏银行销售产品；提交了华夏银行治理私售行为采取的管理措施文件文件汇总清单、禁令教育、严禁文件、申某的承诺书、学习记录、谈话记录等，其中华银京办发〔2012〕754号《关于严禁违规销售和推介金融产品的通知》中规定“严禁未经总分行批准，代理销售第三方机构产品，严禁各经营单位及我行（含助销员）员工未经总分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批准，代理销售第三方机构相关产品”，《关于开展全行员工个人行为“10条禁令”教育和排查工作的通知》，严禁充当中介，向客户直接或间接推荐购买非本行代销的第三方机构金融产品，主张华夏银行积极履行员工教育培训职责，约束员工业务开展，严禁私售行为；提交了华夏银行与申某签署的劳动合同、申某的辞职报告、华夏银行出具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等，主张申某与华夏银行劳动合同关系于2014年9月22日终止；提交了资亿盛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琭裕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屏，证明案涉基金产品的合伙企业、资亿盛通公司目前仍为开业状态，均存续。孙某对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孙某依据侵权责任要求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就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侵权责任是否存在，需要结合侵权纠纷的法律要素及责任构成标准进行审查。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孙某主张将侵权责任归结于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的理由，系申某向其推销理财基金系职务行为。就申某向孙某推销理财基金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一节，除了申某的工作身份、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外，重要的是看申某的行为与其工作职责、工作任务的关联。孙某购买的涉诉基金并由此进行的交易行为对象，不是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而是资亿盛通公司，因此基于该笔230万元的基金购买或资金投入，应系于孙某与资亿盛通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根据本案案情，现可确定的是孙某购买的基金并非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代理销售，孙某该投资行为不属于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的经营活动；且根据双方举证，可知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禁止工作人员销售未经批准的涉诉基金，故申某向孙某推销涉诉基金并非在其工作职责范围之内，并非为了执行工作任务。鉴此，孙某所持申某向其推销涉诉基金行为属于履行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职务行为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需同时满足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及过错的存在。就侵权行为一节，根据刑事判决，申某的行为已被法院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孙某购买涉诉基金时，申某系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的个人客户经理，故申某向孙某推销涉案理财基金的行为确有违规之处。但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审视，孙某主张的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的侵权行为“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其个人客户经理向孙某推销了不属于华夏银行的理财基金”并非涉案理财基金造成孙某投资损失的充分条件，即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的行为与孙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就损害后果一节，本案中，孙某进行的投资虽未如期还本获利，但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102刑初617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申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退赔该案投资人的经济损失，孙某系退赔权利人之一，现该案尚未执行完毕，孙某就其损失是否存在并无确切证据。另一方面，孙某在实际付款之前，并未实际审查涉诉基金相关情况，且其购买之后取得的涉诉基金的相关材料，均未体现该基金的发行、管理、运作乃至担保与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存在关系或应由该行承担责任，孙某在进行投资理财过程中并未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未尽到投资人应尽的基本义务。综上，孙某要求华夏银行公主坟支行赔偿其本金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91元，由孙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庞松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