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13民终68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洋溢饮用水厂，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镇柏岗马岭背农场。法定代表人：侯昌斌，系该厂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伟，广东方正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仕平，男，汉族，1963年7月2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惠州市洋溢饮用水厂与被上诉人杨仕平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216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1302民初2160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1、原审裁定以(2013)惠中法民一终字第801号《民事判决书》表述过被上诉人“并不是造成原告周边环境不适合开办水厂的直接责任人”，“可向造成破坏环境的责任人主张赔偿”为由，认定被上诉人不是直接侵权人，因而不对上诉人工厂停产负有责任，上诉人在没有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直接侵权行为又提起诉讼，因而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审上述认定错误。首先，原租赁合同纠纷相关案件中，被上诉人对于承担90%损害赔偿责任是服判的(没有提出上诉)，亦即被上诉人自认了其对上诉人工厂停产负有相应责任，只是在前述案件中赔偿部分遗漏赔偿项目未作处理，包括机器设备损失、预期经营收益损失、因停产导致赔偿工人工资等。至此，被上诉人自认了对上诉人停产损失负有责任，这是原租赁合同纠纷案生效即确认的事实；第二，本案是环境污染损害财产赔偿案，被上诉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且举证责任应当倒置，即被上诉人应当对其没有造成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即便被上诉人没有直接养猪造成环境污染，但其放任众多养猪户污染环境且不断引入新的养猪户，给周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报刊、媒体均有报道，且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后全部清场，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我方再行举证。对此，被上诉人作为封闭式农场管理者，对此应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该责任尽管不是直接侵害人责任，但其作为管理者应当负有的过错责任是明显的，何况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承担的是无过错赔偿责任。因此，本案因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无法解决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赔偿问题而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相关赔偿项目并没有重叠，不属于“一事不再理”，而恰恰是对原双方诉争纠纷时未能解决的问题进行最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裁定明显处理不妥。2、原审以被上诉人不是直接侵权人而否定上诉人的起诉，但事实证明上诉人停产主要原因(即无法整改)是环境污染所致，而该原因被上诉人负有责任。(l)我厂被取消行政许可资格[(粤)质监食品不许字[20R]第14号]、造成工厂停产停业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被上诉人在引进上诉人投资办饮用水厂后，将自己控制、管理下的农场自己使用、或引进他人或内部承包给他人在政府明令禁养区域内违规养猪、堆放垃圾及开设地下化工厂等，所排放的污染物直接导致整个农场环境受到污染，被质监部门认定“水源地附近有昆虫大量滋生的潜在场所(养猪和水塘)，目前无法整改”从而不予以行政许可，直接导致上诉人工厂停产停业，损失重大。(见证据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12年10月13日出具的“关于惠州市洋溢饮用水厂有关情况的回复”)。(2)被上诉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即放任养猪者实施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后果依法承担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被上诉人引进上诉人办饮用水厂、出售水源给上诉人，应当保证其供水源符合相应的卫生环境条件，应当知道大量引进非法养猪户等重度环境污染源对水源地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对环境污染致上诉人工厂停产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二、上诉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本案中，上诉人的损失有：1、工厂的设备设施投资及建设厂房的损失(厂房损失部分已经由政府拆迁时赔偿，在此可不计)；2、因不被许可造成的停产停业生产损失，包括支付工人工资及安置工人损失(见相应劳动仲裁裁决书)；3、机器设备及用具(水桶等)损耗的损失；4、预期收益的损失，该损失为停产前一年的利润计算至租赁合同到期日(三年期多)。上述损失在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设备及建设厂房的评估报告、工程的原始账本记录、销售发票、支付被告的水费等)有真实的反映，可以佐证上诉人的损失的客观存在。即便上述证据中有部分未经第三方机构评估确认，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时，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因此，上诉人提出的损失赔偿依据充分，法庭可以依法认定或根据被上诉人承担的责任确定。综上，本案是环境污染侵权致财产损害赔偿案，被上诉人作为水塘养殖人、养猪人，又是农场的全权管理人、环境保护义务人，且还是我方饮用水生产的水源供应人，其供应的水源出现问题与其未尽环境保护义务，自行参与及放纵大量非法养猪户在水厂作为养猪、乱排污以及存放垃圾，化工厂排污等存在直接的关联性。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不存在上述不当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前案仅就租赁合同的约定来判定其违约责任，受合同违约责任法律关系约束，而本案是侵权损害赔偿，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前案未能解决因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害赔偿问题，理应由本案解决，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审裁定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并改判。被上诉人杨仕平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原告惠州市洋溢饮用水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4179181.0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2月19日，原告和被告签订《租用合约》，约定：1、由被告将位于小金口镇柏岗马岭背农场内的办公宿舍楼地下一屋、上面后三间及前后双方确认的空地租给原告作办理山泉水、矿泉水加工厂使用。2、租期十年，自2005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1日止。2012年5月29日，广东省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了一份《关于惠州市洋溢饮用水厂申请食品生产许可证不予许可的情况说明》，载明：经现场核查，按规定查出原告不符合项4项，分别为：一、质量安全负责人与申报材料不符合；二、风淋设施不符合生产要求，桶的外洗设备、灌装设备、封盖设备不能正常运行；三、防蝇防虫设施和洗手更衣设施达不到规定要求；四、水源地附近有昆虫大量孳生的潜在场所（养猪场和水塘），目前无法整改。原告由于没有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而停产。因原、被告多次协商解决未果，原告于2012年9月19日以被告造成水源地污染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05年2月19日签订的《租用合约》。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3264866元，其中包括办公室装修及办公、生产设施设备费用1038973元；厂房建筑费用497705元；注册商标价值损失200000元；2012-2015年的经营损失1528188元。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本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对原告的停产具有重大错过，应对原告因停产遭受的相关损失予以一定的赔偿”。并于2013年9月29日作出（2012）惠城法小民初字第2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09026.8元。原告不服上述判决，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提出的赔偿请求并无合同依据，上诉人以租赁合同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将本案作为租赁合同纠纷审理，均明显不当。本案的实质是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因周边环境不符合规定及其他原因，不能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生产许可，从而需要从造成环境破坏的责任人处得到赔偿……被上诉人并不是造成上诉人周边环境不合适开办水厂的直接责任人，一审法院以合同履行中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并应当承担90%的赔偿责任不当。但是鉴于一审宣判后，被上诉人未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根据二审只针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原则，对于一审法院的该部分判决本院不予调整。上诉人诉称的各种损失，在一审法院驳回后有证据的可以另寻法律途径向直接侵权责任人主张……”。并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2013）惠中法民一终字第8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4年8月19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二申字第8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上述判决、裁定均已生效，原告亦已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另查一，原告以“被告无视原告的合法权益，又将饮用水厂周边的土地租给其他人员从事重污染生产，故造成原告投资的饮用水厂被迫停产”为由，于2017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57288元，其中停产停工导致工人工资赔偿损失129100元，经营损失或预期收益损失1528188元，商标价值200000元。另查二，原告提交了惠州市惠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1月12日作出的惠城劳人仲案字【2014】1146号、惠城劳人仲案字【2014】1147号、惠城劳人仲案字【2014】1149号、惠城劳人仲案字【2014】1150号、惠城劳人仲案字【2014】1154号《仲裁调解书》，上述调解书载明，原告应向案外人侯云隆、刘爱秀、李永富、陈爱丽、田伟支付调解款13100元、12500元、50500元、12500元、12500元，共计101100元。原告以此证明其停产停工导致了工人工资赔偿损失。另查三，原告提供其开具的四张销售发票、被告开具12张收款收据、原告制作的《洋溢水厂2012年后经营收益测算表》等证据，以证明因停产直接导致的经营收益损失或预期收益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原告以“被告无视原告的合法权益，又将饮用水厂周边的土地租给其他人员从事重污染生产，故造成原告投资的饮用水厂被迫停产”为由，诉请被告对其停产所产生的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惠中法民一终字第80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被告“并不是造成原告周边环境不合适开办水厂的直接责任人”，实际上已认定被告对原告的停产不负有直接责任，原告诉请被告对其停产所产生的相应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在未有新证据证明被告确有直接侵权行为，且已生效的判决、裁定亦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仅以原有的证据再次诉请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惠州市洋溢饮用水厂的起诉。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机械设备损失、预期经营收益损失等，与本院作出的（2013）惠中法民一终字第801号《民事判决书》中诉讼请求有重复部分，且在本院上述判决中已认定被上诉人“并不是造成原告周边环境不合适开办水厂的直接责任人，一审法院以合同履行中杨仕平存在过错并应当承担90%的赔偿责任不当”，现上诉人再次对被上诉人提起对其停产所产生的相应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在未有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侵权行为再次提起诉讼，原审驳回其起诉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市洋溢饮用水厂的上诉意见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郭志文审判员  于海砚审判员  胡 江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周莎书记员黄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