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桂11刑终199号 原公诉机关昭平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继红，女，1969年4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大专文化，工程师，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贺州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丽娟，女，1963年12月2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贺州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甘育华，男，1965年11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小学文化，个体户，住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贺州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思柳，女，1985年5月30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汉族，专科文化，无业，户籍地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住深圳市龙岗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26日被逮捕,同年10月10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年7月6日被昭平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魏水平，男，1984年4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陆丰市，汉族，大学文化，律师，户籍地广东省陆丰市,住深圳市龙岗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3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年7月6日被昭平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杨学文，男，1983年8月3日出生于广东省紫金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26日被逮捕,同年9月29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年7月6日被昭平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邱文涛，男，1988年2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市，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住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2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年7月10日被昭平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冯晓雯，女，1968年11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大学专科文化，无业，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29日被逮捕，2018年8月23日被昭平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杨海峰，男，1978年1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电白县，汉族，高中文化，个体户，户籍地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住广东省电白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29日被逮捕,同年10月9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年7月10日被昭平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杨丹云，女，1979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电白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住广东省茂名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29日被逮捕,同年10月9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年7月10日被昭平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昭平县人民法院审理昭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邓继红、杨学文、邓丽娟、甘育华、邱文涛、冯晓雯、杨海峰、范思柳、魏水平、杨丹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7）桂1121刑初7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邓继红、邓丽娟、甘育华、范思柳、魏水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审阅本案卷宗材料，审查上诉人的上诉状，本院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民检察院经阅卷审查，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意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邓丽娟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依法讯问了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核实了全案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昭平县人民法院认定：2009年至2016年8月期间，被告人邓继红、杨学文、邓丽娟、甘育华、邱文涛、冯晓雯、杨海峰、范思柳、魏水平、杨丹云等人陆续到广西北海市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打着“1040工程”、“北部湾开发”的旗号，要求参加者缴纳69800元申购款获得加入资格，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通过拉人头等方式发展下线，按照“五级三晋制”进行管理，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分别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陆续晋升为老总级别。经过发展，形成了以邓继红为管总的传销体系。被告人邓继红、杨学文在传销体系中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120人以上；被告人邓丽娟、甘育华、邱文涛、冯晓雯、杨海峰、范思柳、魏水平、杨丹云在传销体系中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30人以上不满120人。被告人邓继红、杨学文、邓丽娟、甘育华、邱文涛、冯晓雯、杨海峰、范思柳、魏水平、杨丹云等人于2016年8月22日在广西南宁市红林酒店参加该传销组织举行甘育华、冯某1等6人的“升总宴”时被抓获归案。案发后,贺州市公安局从邓继红处扣押车牌号为粤Ａ×××××奥迪Q3小轿车1辆。另外，对被告人邓继红、杨学文、杨海峰等人的银行账户查询并依法冻结共18个，冻结资金1157925.8元。其中,杨学文卡号为:62×××15的工商银行卡用于传销活动，冻结的账户资金597203.23元属于赃款。归案后,杨学文退出赃款30万元、邱文涛退出赃款40万元、范思柳退出赃款40万元、魏水平退出赃款80万元、杨海峰退出赃款35万元、杨丹云退出赃款20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受案登记表、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和调查报告,户籍证明,结构体系总图,邓继红体系图,杨学文体系图,结构体系分图，邓丽娟体系图,冯晓雯体系图,邱文涛体系图,甘育华体系图,杨海峰体系图,规章制度,行业职责,业务工作,经理职责,伞尖职责,涉案被告人及参与传销人员的银行卡查询明细，便笺,冯晓雯伞下7月工作总结,工资单,扣押清单,远程勘验工作记录,辨认笔录,证人傅某1、李某1、龚某、曾某、诸某、冯某1、冯某2、魏某1、黄某、周某、魏某2、魏某3、何某、傅某2、傅某3、傅某4、张某的证言,被告人邓继红、杨学文、邓丽娟、邱文涛、冯晓雯、范思柳、魏水平、杨海峰、杨丹云的供述,扣押清单和收据,到案经过,情况说明,冻结清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 昭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邓继红、杨学文、邓丽娟、甘育华、邱文涛、冯晓雯、杨海峰、范思柳、魏水平、杨丹云以“1040工程”、“北部湾开发”的名义，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他人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上述被告人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或者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是传销活动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均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邓继红、杨学文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邓继红在传销组织中是管总，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杨学文、邓丽娟、甘育华、邱文涛、冯晓雯、杨海峰、范思柳、魏水平、杨丹云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归案后，被告人邓继红、杨学文、邓丽娟、邱文涛、范思柳、魏水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杨海峰、杨丹云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杨学文、邱文涛、范思柳、魏水平、杨海峰、杨丹云到案后积极退赃，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杨学文、邱文涛、范思柳、魏水平、杨海峰、杨丹云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以宣告缓刑。被告人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本案中，被告人退出的赃款、依法冻结被告人涉案银行账户资金、扣押的小轿车，均属赃款、赃物，或者是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依法应予以没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邓继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二、被告人杨学文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三、被告人邓丽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四、被告人甘育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五、被告人邱文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六、被告人冯晓雯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七、被告人杨海峰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八、被告人范思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九、被告人魏水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十、被告人杨丹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十一、被告人退出的赃款人民币245万元(杨学文退出赃款30万元、邱文涛退出赃款40万元、范思柳退出赃款40万元、魏水平退出赃款80万元、杨海峰退出赃款35万元、杨丹云退出赃款20万元。)，予以没收，由贺州市公安局上缴国库。十二、依法冻结的被告人杨学文卡号为:62×××15的工商银行卡账户资金人民币598115.03元及其孳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十三、依法扣押的被告人邓继红的车牌号为粤Ａ×××××奥迪Q3小轿车一辆，予以没收。 上诉人邓继红提出，原判认定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已达120人的证据不足，原判将补单人数计入传销组织计酬或返利证据不足，原判认定其是主犯与事实不符。 上诉人甘育华提出，其没有参与传销组织，其是被他人冒名参与传销组织。 上诉人范思柳提出，其认为“资本运作”是国家政策，在本案中没有犯罪故意，原判未查明其主观故意；“资本运作”不影响到市场经济秩序，若认定为犯罪模式，应属于侵犯财产罪的范畴。 上诉人魏水平提出，原判认定其层级三层以上，人数在30人以上的证据不足，证人李某1没有说下线是其伞下的，张某的证言不能作为单独证言证实，工资收入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认为“资本运作”是国家政策，在本案中没有犯罪故意，原判未查明其主观故意；“资本运作”不影响到市场经济秩序，若认定为犯罪模式，应属于侵犯财产罪中诈骗的范畴；本案涉嫌的犯罪地与贺州市没有联系，昭平县人民法院、昭平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贺州市公安局对本案的侦查权没有依据，据此获得本案的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公安侦查人员对其进行了诱供，其供述属于非法证据。 上诉人魏水平为证实本案“资本运作”、“北海大开发”属于资本投资，符合国家政策，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民间资本白皮书》、《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等材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上诉人辩称“补单”不应计入传销发展人员人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借用他人身份证申购的份额（即补单），均是由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实际操控，并凭借这些份额发展下线或组成金字塔状网络，以获取工资提成，成为其晋升上一级的重要依据。补单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而言有具体利益，可以晋升级别获取高额回报，可以在本人名额出局后仍以补单者的身份参与传销活动。“补单”对于整个传销体系而言，实际上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和发展传销人员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客观上推动了传销活动的复制、传播和蔓延。因此“补单”应计入传销组织人数。 上诉人邓继红辩称其不是主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在案证据证实邓继红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发放“老总”工资、收发申购款、组织活动、学习培训等事务，系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可以认定其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活动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上诉人甘育华称其未参加传销活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邓继红、杨学文的QQ邮箱、电脑、U盘提取的工资单、架构体系图，从杨学文身上扣押的工资单等证据均记录了甘育华曾作为参训人员，其参加该传销组织、发展下线的具体情况及获得“老总”工资的情况。甘育华的银行卡流水明细的网转金额具有2235元、1516元、7194元、6031元等该传销组织的返利特征。证人周某的证言、原审被告人杨学文、邱文涛的供述、杨海峰、杨丹云的供述及辨认笔录，均证实甘育华系“新总”，2016年8月22日系为甘育华等6人办升总宴。上述证据，均能证实甘育华已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传销人员，并晋升为“老总”。 上诉人范思柳、魏水平称其无犯罪故意的上诉理由不能够成立。范思柳、魏水平主观上明知，即能明确认识到所参加的传销组织既没有产品，也不提供服务，缴纳申购款获得加入资格后，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就能按照一定比例获得收益。其二人主观上积极追求直接发展或间接发展人员加入传销组织以获取该收益的事实发生，客观上范思柳发展了魏水平等人加入传销组织，魏水平发展了魏某1、魏某2、李某2等人加入传销组织。至于上诉人错误地认为传销活动系国家政策，不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不影响本案的认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本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一致。昭平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均已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经质证。经依法全面审查，本院对原判所认定事实及所列的证据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1.对于上诉人邓继红、魏水平所提原判认定其下线人数及层级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 经查，原判对认定本案的证据进行了详细列举，对上诉人所提下线人数和层级的相关辩解已经进行了分析评判，对此本院评判意见与原判一致。本案证人的证言及结构体系图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邓继红的下线人员超过300人，且层级在三级以上。证人李某1的证言直接证实了魏水平是其上线之一；证人张某的证言能够与证人傅某4的证言、体系图等证据相互印证，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依法应当予以采信；证实魏水平工资收入情况的工资单、远程勘验工作记录是直接证据，且为书证，来源清楚，取证程序合法，能够直接证实案件事实，依法应当予以采信。邓继红、魏水平所提前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2.对于上诉人邓继红所提“补单”人数不应计入传销组织计酬或返利依据，以及其不是主犯的上诉理由。 经查，原判对“补单”问题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评判，“补单”人数是传销组织计酬或返利的依据，将“补单”人数计入传销组织人数符合案件事实，对此本院评判意见与原判一致。邓继红作为本案原审被告人中的首要人员，处于其体系结构中的“总管”位置，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邓继红所提前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3.对于上诉人甘育华提出，其没有参与传销组织的上诉理由。 经查，证实甘育华参与本案的证据确实、充分，原判在评判意见中已详细分析列举。甘育华在“升总宴”上被现场抓获，证实其参与本案的证据不但有多名证人的证言，还有从其身上扣押的工资单等书证。此外，原审被告人杨海峰、杨丹云以及证人周某的辨认笔录均能证实甘育华参与了本案。对此本院评判意见与原判一致，甘育华所提前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4.对于上诉人范思柳、魏水平所提“资本运作”是国家政策，其在本案中没有犯罪故意，其行为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的上诉理由。 经查，本案的传销犯罪采用的是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下线的手段，妄图引诱参加者不断拉人头，发展新的成员加入，以达到领导、组织传销者可占有资金越来越多的“滚雪球”效应。在本案传销活动中所谓的“资本运作”，是歪曲国家政策，虚构投资项目，用来掩饰传销犯罪和引诱他人参与的幌子，与其他合法的投资行为有本质不同。对于魏水平向本院提交的相关材料，经审查，国家政策以及合法的投资行为本身不存在问题，只是在传销活动中被歪曲和利用，不能将国家政策以及合法投资与传销犯罪混为一谈以偷换概念。魏水平向本院提交的相关材料与本案的定罪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是构成要件事实，并不要求行为人对事实予以评价。某种结果是有利于社会还是不利于社会，不能由行为人评价，只能根据刑法规定予以评价。犯罪故意的内容不要求行为人认识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具体的因果进程，也不要求行为人明知行为及结果的刑事违法性。范思柳、魏水平主观上明知所参加的传销组织既没有产品，也不提供服务，缴纳申购款获得加入资格后，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就能按照一定比例获得收益。其二人主观上积极追求直接发展或间接发展人员加入传销组织以获取该收益的事实发生，客观上实施了具体的发展下线的行为，其具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故意。至于其是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传销犯罪，对其犯罪故意的成立没有影响。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借用营销为幌子不断拉人头参与传销，收取费用，使受害群众脱离了正常的工作和劳动，陷入所谓的“资本运作”的陷阱当中，严重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综上所述，范思柳、魏水平所提前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5.对于上诉人魏水平所提有关管辖权的上诉理由。 经查，虽然本案的案发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有权对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指定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指定管辖。在本案中，各办案政法机关遵照各自上级机关的指定管辖，对本案进行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魏水平所提前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6.对于上诉人魏水平所提其被诱供而作出供述，其供述属于非法证据的上诉理由。 经查，本案一审时原审人民法院已依法告知上诉人魏水平有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其作为直接当事人在一审庭审前也明知相关“线索”内容，即其所提所谓“诱供”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其职业为律师，应当清楚自己认罪的法律后果，但其在一审庭审中表示认罪，没有对其供述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其在一审程序中未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在二审程序中提出，其在本案中的情形不符合《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则》（试行）所规定的本院应当予以审查的条件。综上所述，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邓继红、邓丽娟、甘育华、范思柳、魏水平，以及原审被告人杨学文、邱文涛、冯晓雯、杨海峰、杨丹云以“1040工程”、“北部湾开发”的名义，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他人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上述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或者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是传销活动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均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邓继红、杨学文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情节严重。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邓丽娟自愿撤回上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准许上诉人邓丽娟撤回上诉。 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伟高 审 判 员  龙凤鸣 审 判 员  叶 懂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婷婷 书 记 员  黄佳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