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民终68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游洪芹，女，197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现在山东省女子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龙，男，196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红莲，1964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龙（系徐红莲之夫），住济南市。原审被告：王卫华，男，197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上诉人游洪芹因与被上诉人方龙、徐红莲和原审被告王卫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4民初4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游洪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三、四项，并依法改判驳回方龙、徐红莲对游洪芹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方龙、徐红莲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2017年2月13日的50万元借条中的40万元系王卫华的个人借款，在无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方龙、徐红莲单方陈述即认定该40万元是游洪芹与王卫华共同经营产生的欠付货款，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方龙、徐红莲在一审中提交一张日期为2017年2月13日、金额为50万元借条，该借条上无游洪芹本人签字，系王卫华以游洪芹名义书写，并载明：“借款人王卫华、游洪芹于2009年分5次总共借到方龙、徐红莲现金人民币伍拾万元”，借条中确认该款是借款，未提及货款字样。2017年3月15日方龙、徐红莲与王卫华的电话录音载明：“方龙：上次我从青岛过来，你写的欠条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我想当面落实一下，我2009年分5次借给你10万一共50万元钱，这个钱你收到了是吧？王卫华：收到了！收到了50万！方龙：收到了50万是吧，09年分5次借给你的各10万是吧？王卫华：对，对，是”。该电话录音证据中再三确认该50万元是现金借款，未提及任何货款。2018年2月5日方龙、徐红莲在开庭时陈述：“50万元借款是2009年春节后，给了王卫华现金10万，后来为了王卫华完成任务而铺货，到年底累计40万元，每次10万元，共4次。2009年借条写不下了，2017年让王卫华重写的，借条中有注明。”方龙、徐红莲在庭审时亦确认该款是借款，未提及、陈述货款字样。以上均能说明该50万元是方龙、徐红莲分5次以现金形式出借给王卫华一人的借款而非货款（暂且忽略该大额款项50万无任何银行转账凭证、提款凭证等，无法证明方龙、徐红莲是否实际给付借款的情况）。游洪芹未在50万元借条上签字，对该笔借款并不知情也未参与。该借款事宜完全是王卫华的个人行为，无证据证明是游芹洪与王卫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游洪芹不应对该借款中的4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2、2018年4月23日，方龙、徐红莲在调查笔录中突然变更说辞，自认50万元中40万不是现金借款，而是欠付药品货款。其在庭审中虽陈述“50万元是2009年时给了王卫华10万元现金，40万元是货款，出具借条转为借贷。”但并未提交任何直接证据如购销合同、发票、发货明细、送货单、结算单、货款转为借款的证明等证明王卫华欠付40万元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仅凭方龙、徐红莲该单方陈述即认定王卫华欠付40万元货款，明显属于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2018年2月5日庭审中，法官询问方龙、徐红莲：“有发货给游洪芹吗”，方龙、徐红莲答：“没有”。也就是说方龙、徐红莲与游洪芹之间无业务往来和欠付货款情况。方龙、徐红莲提交的全部证据中唯一可能与货款有关的即是5张山东广野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托运单上都只记载了发货单位“方”或“方龙”、联系电话、件数、运费，无收货人信息、货物名称及价格、收货人签字等，除两张注明年月日外，其余三张都无年月日的时间记载。该5张真伪不明、关键信息缺省的托运单都无法证明方龙、徐红莲与王卫华之间有业务往来，更无法证明王卫华欠付方龙、徐红莲40万元货款。以上均说明，方龙、徐红莲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与游洪芹、王卫华有业务往来和存在欠付40万元货款的情况。综上，本案中既无证据证明该40万元是借款且借款实际给付，也无证据证明是欠付货款，一审法院却疏于对证据的审查力度，在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妥善处理夫妻共同债务和民间借贷问题的大背景下，公然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3条有关“审查夫妻债务是否真实发生。……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当事人之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借贷金额、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防止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1条有关“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之规定，明显属枉法裁判。3、即使欠付40万元货款属实，方龙、徐红莲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该40万元货款是基于游洪芹与王卫华共同经营产生。一审法院认定游洪芹与王卫华共同经营的依据是江西山高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高公司）出具的证明和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北刑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山高公司证明记载：“山东省青岛市分销商王卫华是方龙发展的。王卫华当初销售的参芪十一味颗粒是其从青岛一挂靠医药公司向方龙挂靠的山东光明药业有限公司采购”。一审法院（2017）鲁0104民初4548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载明：“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8日以游洪芹违反国家规定……该院（2015）北刑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游洪芹曾经销售经营过由山高公司生产的参芪十一味颗粒的药品”，故一审法院即以游洪芹与王卫华均销售过山高公司的参芪十一味颗粒认定二人是共同经营。事实上，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北刑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全文中只字未提“参芪十一味颗粒”字样，全文中只有判决书第6页记载了与山高公司有关的唯一一句话，即“其（游洪芹）进货方主要有江西山高制药有限公司”。暂且不论游洪芹从山高公司进货（无法确定销售品种）与王卫东销售过山高公司的参芪十一味颗粒能否直接、有效证明二人是共同经营，单就一审法院为从参芪十一味颗粒切入认定二人共同经营而不惜对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5）北刑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胡编乱造、偷梁换柱的行为，明显属于枉法裁判、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事实上，经游洪芹向山高公司核实，方龙、徐红莲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明系伪造，山高公司并未出具过带有“山东省青岛市分销商王卫华是方龙发展的。王卫华当初销售的参芪十一味颗粒是其从青岛一挂靠医药公司想方龙挂靠的山东光明药业有限公司采购”字样和陈述的证明。另外，即使该证明真实，根据证明陈述可知，山高公司并非方龙、王卫华任意一方挂靠的主体。作为局外人，其无从知晓王卫华的进货渠道，对于双方的业务往来关系无证明主体资格，所作出的王卫华与方龙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的陈述无任何证明力度。二、2018年2月5日庭审后，方龙、徐红莲提交的山高公司证明及授权委托书未经公开开庭，未通知或公告王卫华出庭质证，一审法院仅通过调查笔录的方式调查后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018年4月23日调查笔录记载：“被调查人：原告方龙、原告方龙徐红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元、被告游洪芹”“庭后方龙提交的江西山高制药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及证明，以及法院调取的你所涉的生效法律文书，现向你出示，发表质证意见”，也就是说，一审法院以调查笔录调查的方式向游洪芹出示了山高公司证明，未经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也未通知或公告王卫华对该证明进行质证，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136条有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7条有关“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规定，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根据方龙提交的银行卡流水记录，在王卫华已于2009年、2010年向其借款76万元（暂不考虑76万元借款是否属实）且未全额返还的情况下，方龙仍于2013年、2015年向王卫华累计转账支付约50万元（该50万元并未在本次诉讼中主张，实际支付款项已扣除月息，且月息恰好为2.2％、3.5%）。结合上述情况我方产生合理怀疑，即本案涉及的50万元借款实际出借时间为2013年、2015年，并非2009年。方龙、徐红莲为了增加债权实现可能性，不惜采取伪造证据、篡改借款时间、谎称借款为货款等手段以规避证据瑕疵，以实现将个人债务转化为夫妻共同债权，让游洪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有关“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法院不应助长王卫华与方龙、徐红莲恶意串通、伪造债务的行为，也不应判决游洪芹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游洪芹承担还款责任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方龙、徐红莲辩称，一、涉案欠款400000元形成的经过：王卫华、游洪芹销售方龙山东总代理的参芪十一味颗粒和活血止痛胶囊。2009年，通过山高公司给他们发货挂我的账或者直接从济南给他们发货的方式，分多次发了合计约40万元的药品给他们（有部分物流托运单），按理他们应该直接给我个人账户汇40万元货款，但当时他们说资金紧张，要求暂缓。2010年我再次向他们催收货款，他们说考虑女儿上学购买了广西路的学区房，资金更是困难，一时半会还不了，请求将货款转为借款，答应每月付些利息。我同意后将4张货款欠条变更为借款欠条，游洪芹在原欠条上签了字。后来多次延期还款时间，直到2017年2月13日想再延期时，原借条实在写不下了，才让王卫华重新写一张总的借条。原5张借条当场还给了王卫华。游洪芹说是两个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欠款纠纷，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个人药品交易都是现款，我向药品生产企业现款购买后给山东各区域分销商分销，王卫华、游洪芹也必须现款给我才能发货。挂靠的医药公司不负责货物，只是开具发票而已，根本不管货款之事。二、40万元借款真实性不容怀疑，游洪芹辩称方龙和王卫华串通，假造债务，完全就是枉顾事实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方龙与王卫华、游洪芹因药品购销业务而产生资金借贷关系，根据借款凭证、借款用途、借款组成、借款形式、抵押担保物、银行流水、电话通话记录、物流托运单可以印证双方借贷关系的客观真实存在。庭审中，游洪芹自认经营销售方龙提供的药品品种，加上以下多种证据，更是佐证了借款的真实性。1、游洪芹完全知道借款的真实存在。2011年左右，在我多次催要还款时，游洪芹为了证明他们确实困难但又不会赖账，提出将她自己名下位于青岛市广西路9号甲内22户房产证交给我作为抵押担保物，让我放心。若游洪芹不知情，怎么会把其房产证给我。2、借款后直到2016年底，利息都是正常从银行汇给我。如果游洪芹说不知道此借款，王卫华银行卡每月付出巨额利息，这么大的金额作为妻子她怎么可能不知道。3、游洪芹和王卫华都是潍坊一个县城下面农村的。毕业后到青岛创业，那时游洪芹孩子尚小又处于创业初期，资金肯定紧张。买了同安一路房屋后，于2009年又一次性付款买了广西路学区房，在一次吃饭时，游洪芹还感谢我借钱给她，让她及时买到了性价比非常高的学区房。三、王卫华根本没有和方龙串通，让游洪芹背债。真实情况是王卫华和游洪芹感情一直很好，王卫华长的一表人才，非常斯文，高学历、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小三。他们是真正的假离婚，他们离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王卫华能够申请青岛经济适用房。1、他们离婚是协议离婚，不是法院判决。王卫华不仅净身出户，还承担多个债务，不合常理。2、连王卫华名下的一辆旧福特车，都过户给别人（游洪芹在庭审中也承认了此事）。按正常情况，离婚后王卫华为什么还要把车也过户给别人，而且车子还在自己手里开，就是为了造成王卫华在青岛无房无车是个困难户的实际假象，好申请青岛经济适用房。3、他们从2012年4月离婚，王卫华至今没有再婚，游洪芹至出事的2014年底，也有2年半多的时间没有再婚。实际情况是离婚后，他们还一直住在一起，对外还是以夫妻的名义，其女儿也一直跟着他们。2017年上半年我到王卫华家，他们还一起生活。4、据后来王卫华私下告诉我，他为了搭救游洪芹花了200多万元，否则游洪芹至少得判8年以上。这也可以印证王卫华为什么在2014至15年大举借钱的原因。2018年4月26日王卫华被青岛市北区法院列为失信人员，一个没有半点不良嗜好的人，借这么多钱干什么，游洪芹说他赌博，没有有一点证据。5、游洪芹父母家还是王卫华于2016年带我过去的，其父母还留我们一起吃了午饭。一家人根本看不出有离婚的间隙。游洪芹父母家里非常显眼的位置还摆着游洪芹与王卫华的结婚照。6、2013年4月23日，也就是他们离婚一年后，王卫华由市南区广西路9号迁入市北区同安一路106号时，其户籍显示婚姻状况还是已婚，并没有修改为离异。说明王卫华根本就不认可离婚的真实存在。第一次开庭时我就说了10万元现金，40万元的货款，从2009年至2010年期间一直当作货款，从2010年以后至今一直当作现金了。物流单上会有王卫华的电话，否则货物无法收到，但收件人的姓名可能就写一个王字，但是电话是王卫华的。因为我是山高公司山东总代理，山高公司在山东98%的业务是参芪十一味颗粒，在2006-2010年期间山东省的任何人要想购买山高公司的产品必须经过我，游洪芹肯定经营过参芪十一味颗粒。关于证明山高公司第一次寄过来的时候没有“王卫华是方龙发展的……”这句话。2013年我还借给了王卫华10万元，利息2分2，在2015年5月1放假期间，王卫华给我打电话急的要哭，说游洪芹要判的很重，想借点钱去疏通关系，我考虑为了救人要紧，就借给他40万元，没有约定利息，当时汇钱的时候汇了386000元，还有14000元扣下了，其中1万元是王卫华主动给我的，因为我在泰山给王卫华买了一个翡翠貔貅，当时我说不要钱，送给他的，但是借钱的时候，王卫华非要扣下1万元给我，如果不扣下，他就不借钱，当时我说这个钱只借3个月，他还要付利息，我说救人的钱不用利息，他非要按1.1分付。前面的40万元货款和10万元现金也是按照1.1分付，这是口头约定的。后面的50万元为什么没有起诉，是因为后来我知道他和游洪芹离婚了，我想单独起诉王卫华，前面的50万元借款王卫华按1.1分的利率支付了利息，前面借的26万元的利息是26000元。王卫华未作陈述。方龙、徐红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王卫华、游洪芹偿还借款本金760000元及支付利息79000元；2.请求判令王卫华、游洪芹支付借款利息（以76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6.4%，自2017年4月1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王卫华、游洪芹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卫华、游洪芹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3年5月27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4月6日协议离婚。2009年，王卫华通过时任山高公司驻山东省经理的方龙从山高公司进购参芪十一味颗粒等药品，共欠方龙货款400000元。同年，王卫华以业务发展较快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方龙、徐红莲借款100000元。2017年2月13日，王卫华重新向方龙、徐红莲出具借条，借条载明王卫华、游洪芹于2009年分五次共借到方龙、徐红莲500000元用于药品经营业务，月利率2.2%，借款期限至2017年6月1日，本借条是在原2009年五张借条基础上合并而来。王卫华在借条落款处签名、捺印，并由王卫华代游洪芹签名。2010年3月10日，王卫华向方龙借款260000元并出具借据，约定年利率20%。2014年1月5日，王卫华在该借据的下方重新书写借据，借据载明前述借方龙260000元延期至2014年12月31日，其余照上。2017年2月13日，王卫华在原借条底部再次书写借条，借条载明前述借方龙、徐红莲260000元延期至2017年6月1日归还，其余照上。借款发生后，王卫华偿还过部分利息，后经对账，王卫华于2017年3月14日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截止到2017年3月31日欠方龙利息79000元。在审理过程中，方龙、徐红莲对利息部分的计算作出陈述，称，1.关于260000元的借款。2016年9月10日之前的利息已付清，自2016年9月10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利息尚欠26000元；2.关于500000元的借款。2016年6月1日之前的利息已付清，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尚欠利息53000元。两部分欠付的利息合计为79000元。诉讼过程中，方龙、徐红莲对诉请中利息部分的主张予以调整，要求王卫华、游洪芹偿还2017年3月31日之前的利息79000元，对于2017年3月31日之后的利息，主张分别以5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1%和以26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另查明，山高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向本院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方龙2008年至2009年是我公司派驻山东省兼职招商经理，负责公司药品参芪十一味颗粒等品种在山东省的招商工作。方泽群（系方龙儿子）2010年是我公司派驻山东省兼职招商经理，负责公司药品参芪十一味颗粒等品种的在山东省招商工作。山东省青岛市分销商王卫华是方龙发展的。王卫华当初销售的参芪十一味颗粒是其从青岛一挂靠医药公司向方龙挂靠的山东光明药业有限公司采购的”。再查明，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8日以游洪芹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采购、销售药品，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为由判决游洪芹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该院(2015)北刑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游洪芹曾经销售经营过由山高公司生产的参芪十一味颗粒的药品。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王卫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全部答辩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法裁判。王卫华向方龙、徐红莲借款并出具借条，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王卫华应当偿还借款760000元。关于游洪芹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王卫华于2017年2月13日向方龙出具的借条载明款项用于药品经营，虽然载明的借款金额为500000元，但方龙、徐红莲自认其中的400000元为2009年欠付药品的货款，对于该数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该款项是基于王卫华、游洪芹共同经营产生的，游洪芹应当对该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除此之外，方龙、徐红莲未能证明剩余的100000元及260000元借款用于王卫华、游洪芹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也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故游洪芹对上述360000元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利息的计算，王卫华应承担760000元的借款利息（2017年3月31日之前的利息为79000元，2017年3月31日之后的利息，分别以5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1%和以26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游洪芹应仅对其中400000元的借款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017年3月31日之前的利息为42400元，2017年3月31日之后的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1%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综上，判决：一、被告王卫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方龙、徐红莲借款760000元；二、被告王卫华承担上述借款的利息（2017年3月31日之前的利息为79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7年3月31日之后的利息，分别自2017年4月1日起，以5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1%和以26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被告游洪芹对第一项款项中的400000元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四、被告游洪芹对第二项借款利息中400000元的借款利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2017年3月31日之前的利息为424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7年3月31日之后的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1%计算，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五、驳回原告方龙、徐红莲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90元，保全费4820元，由被告王卫华、游洪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游洪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录音资料各一份，欲证明方龙、徐红莲在一审中提交的山高公司证明系虚假证据，经游洪芹向山高公司核实，该公司向方龙、徐红莲出具的证明与一审中提交的证明内容不一致，公章也系伪造,鉴于上述情况，山高公司针对该份“虚假证明”不能出具真伪证明文件，但承诺配合法院调查，对原件予以辨别是否为公司开具。证据2.房产证、短信记录各一份，欲证明游洪芹持有其名下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广西路9号甲内22号甲房产的房产证原件,王卫华另一债权人李林也持有该房产的房产证原件,因此，方龙、徐红莲虽持有该房产的房产证，但真伪难辨，均是王卫华骗取借款的手段，不能由此说明游洪芹对本案借款知晓。证据3.（2017）鲁0203民初711号判决书、电话录音文档各一份，证明王卫华为骗取借款不惜以各种借口，所谓假离婚的说法并非在本案中才出现，在711号案件中，对出借人的说词是游洪芹得了癌症，游洪芹的父亲出事，游洪芹涉及经济纠纷等等，因此游洪芹因王卫华沾染诸多恶习（赌博、骗钱）而与其离婚，并非虚假，更不是逃避债务。经质证，方龙、徐红莲称，对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山高公司第一次出具证明时就说了让写明方龙是山高公司在山东的总代理，证明是山高公司开给方龙的，因为方龙负责整个山东的客户，王卫华销售的参芪十一味颗粒就是从方龙这里拿的，方龙就让公司出具证明证明王卫华是方龙发展的，他当初卖的参芪十一味颗确实是从方龙这里拿的，公司随后说给方龙寄过来，就有了第二份证明；对录音无法确定是万正云本人说的话。对证据2的房产证，如果要办理房产证必须游洪芹本人去，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房产证，方龙猜测是游洪芹和王卫华合谋骗钱，由王卫华一个人出面向很多人借钱，私下偷偷离婚，把所有债务甩给王卫华，游洪芹从中获取利益，房产证是自己给自己补办的多个房产证，然后进行诈骗，短信记录与方龙无关。对证据3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判决书更加说明了游洪芹和王卫华先假离婚后骗钱，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离婚，否则王卫华一个人别人不可能借钱给他。一审除认定涉案王卫华所借方龙76万元款项中的40万元系王卫华与游洪芹夫妻共同债务有误之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问题为：一、一审判决游洪芹对涉案王卫华所借方龙76万元款项中的4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是否得当；二、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关于争议问题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王卫华于2017年2月13日向方龙出具借条确认其尚欠借款50万元，但该借条并无游洪芹签字，且该借条出具时王卫华与游洪芹已经离婚，王卫华无权代表游洪芹对外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虽然该借条载明其中40万元借款系王卫华用于药品经营业务，且借条系在2009年5张借条的基础上归总而来，但游洪芹对此并不认可，仅凭王卫华书具的上述借条并不足以证明方龙的该主张成立。为证明涉案40万元借款用于王卫华和游洪芹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方龙提交山高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5）北刑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物流公司托运单等证据，但从上述证据来看，山高公司出具的证明系证人证言，该公司并未出庭作证，物流公司托运单并未加盖公章，均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即使上述证据属实，该证据与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5）北刑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均与待证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无法证明方龙上述主张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认定上述40万元借款系用于王卫华与游洪芹共同生产经营故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问题二，一审中，王卫华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诉讼权利，一审依法缺席判决并无不当。期间，由于游洪芹拘押于监狱，为方便诉讼，一审法院在监狱内组织庭审，以调查方式组织游洪芹进行质证，亦充分保障了游洪芹的诉讼权利，审理程序并无不妥。综上所述，游洪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4民初454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4民初4548号民事判决第三、四、五项及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三、驳回被上诉人方龙、徐红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190元，保全费4820元，由被上诉人王卫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上诉人方龙、徐红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黄宏伟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朱俞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