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05民初5186号原告：郑忠，男，196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原告：张敏，女，196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述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洁，是四川金座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露，男，199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被告：冯典兵，男，197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蒸湘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008850707422。负责人：赵智国。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振杰，是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树松，男，195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玲，女，198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是被告林树松的女儿。原告郑忠、张敏诉被告周露、冯典兵、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林树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梁庭超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忠、张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洁、被告周露、被告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振杰、被告林树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冯典兵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周露、林树松共同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944099元；2.被告冯典兵对被告周露的上述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告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4.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7日，被告周露驾驶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从三江镇虎坑大桥往古井镇圩镇方向行驶，于当日10时35分行至江门市××区古井镇××乡道竹湾路段时，与从右侧路口驶出实施左转弯由二原告儿子郑某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使郑某倒地。之后，倒地的郑某被从古井镇圩镇往三江镇虎坑大桥方向行驶的由被告林树松驾驶的无号牌手扶拖拉机碾压推行，造成郑某在事故中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林树松驾车逃离事故现场。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确定：一、在周露与郑某的交通事故中，周露、郑某均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二、在林树松与郑某的交通事故中，林树松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郑某不承担责任。前述责任认定载明于江新公交认字（2018）第000057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本次事故造成郑某死亡，给身为郑某父母的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失。经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核实，周露驾驶的肇事车辆系被告冯典兵所有，该车投保于被告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由于被告周露和林树松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直接结合，共同造成郑某死亡的结果，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冯典兵作为涉案货车的所有人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作为肇事货车的承保人，依法应在保险合同约定的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周露答辩认为，其意见与保险公司的意见一致。被告冯典兵没有答辩。被告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答辩认为，一、肇事车辆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在我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为300000元），保险期限为2018年5月27日0时起至2019年5月26日24时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二、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合法、结论正确，被告林树松认为事故划分责任不符，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应当按照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划分的责任认定各方的赔偿责任。被告林树松认为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有异议，但其并未在收到事故认定书三日内向江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出书面复核，在本案中，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涉案的事故认定书，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林树松承担第二部分事故的全部责任是由于其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未登记的机动车上路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造成过错程度更大且情节更恶劣。因此，本案应当以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的责任认定各方的赔偿责任，对于被告林树松答辩的赔偿责任比例不应予支持。三、本案应当扣除被告林树松驾驶的无号牌手扶拖拉机及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投保的交强险后，按照事故责任认定我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20%的赔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在被告周露与受害人郑某的交通事故中，被告周露承担该部分事故的同等责任，受害人郑某承担该部分事故的同等责任，而对于被告林树松与受害人郑某的交通事故中，被告林树松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郑某不承担事故责任。因此，本案的赔偿责任应当在扣除两车的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后，按照各自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因我司投保的车辆在第一次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因此在商业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20%的赔偿责任。又因被告林树松驾驶的无号牌手扶拖拉机未投保交强险，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强制性规定，该部分赔偿责任也应由被告林树松承担。四、原告的部分请求不合理，分别如下：1.对于医疗费1112元无异议，但我司认为应当在两车交强险医疗限额范围内予以分配。2.丧葬费应为46784.50元。3.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害人生前户籍性质计算20年，赔偿标准由法院依法认定。4.交通费过高，由法院酌情支持。5.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存在误工损失，按照法律规定应按其户籍标准计算三人三天。6.精神抚慰金过高，我司承担的部分应为10000元。被告林树松答辩认为，一、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事故的责任认定不符合情理，法院应依法对责任进行重新认定。1.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事故的经过，认定为郑某被轻型厢式货车碰撞后“……倒地的郑某被从古井镇圩镇往三江镇虎坑大桥方向行驶的由林树松驾驶的无号牌手扶拖拉机碾压推行，造成郑某在事故中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是错误的，且明显缺乏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林树松驾驶拖拉机已经经过事发路口的路段（拖拉机大部分车身已经驶过了货车与郑某碰撞的路口，拖拉机与货车的间距约3米），在听到巨响后，意识到周露驾驶的货车可能将会与郑某发生碰撞后，为避让货车立即刹车，并将车辆偏向路边而撞上路边的指示牌。在停车后林树松下车，见郑某在拖拉机车后并背靠拖拉机坐着，正在自行站立，林树松前往将其扶起并主动问他有没有事。同时，林树松见到货车司机周露立马过来搀扶郑某，并拨打急救电话。整个过程，林树松并没有感觉到拖拉机有碾压过任何物体，车辆也没有发生颠簸的状态，更不要说将郑某推行。林树松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拖拉机与郑某发生碰撞。从当时现场的环境以及常人理解的分析，林树松见到货车后视镜玻璃破碎，而司机周露立即过来搀扶郑某，林树松认为是他们双方之间的交通事故，并且当时郑某是清醒的，林树松认为事故与其无关，才自行离开现场，主观上并没有逃避责任的意图，不应认定为“逃离”事故现场。2.死者郑某是否被拖拉机碾压推行的问题。从目前的证据分析，只有林树松及周露的陈述反映事故发生的经过。但是，周露为本次事故的当事人，所作陈述必然会倾向于自身的利益。对于是否发生碾压及推行应当以车辆痕迹勘查及相关鉴定为依据。按照常理分析，如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碾压并推行受害人，车辆的车轮及底部必然与受害人发生接触并应当有受害人的血迹或者人体表皮等痕迹。但在本次事故中，交警部门并没有对拖拉机前后轮及相关部位进行司法鉴定，对于拖拉机客观上是否存在碾压并推行郑某，缺乏证据证明，认定的程序存在瑕疵。综上，林树松认为交警部门作出的江新公交认字（2018）第000057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错误，对林树松认定的责任不当，且应当进行鉴定的情况下没有鉴定，程序存在瑕疵，法院应依法对其责任进行重新认定。二、林树松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需要承担责任。本案中，郑某驾驶电动车被周露驾驶的货车撞飞从而倒向林树松的车辆，令林树松猝不及防，对于林树松来说，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意外事件。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林树松对本案事故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三、退一步讲，即使林树松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亦应适当降低其责任比例。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也有规定，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责任比例之外，与此同时，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还应根据现场物证、鉴定结果、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而具体判定。本案交警部门虽认定的是两起交通事故，但这两起事故之间是连续发生的，并不是孤立的，第一次的碰刮是第二次碰撞的一个诱导性因素，直接导致第二次碰撞的发生，故第一次事故中的当事人均应对第二次事故的结果负重大过错责任。结合第一次碰刮事故中受害人的具体情形及对第二次碰撞事故结果的原因力分析，第一次事故中的当事人应当就第二次碰撞事故结果的发生负大部分责任，应当按责任分担事故总损失90%的赔偿责任，即周露承担总损失54%的赔偿责任（60%×90%），受害人郑某应承担总损失的36%（40%×90%），总损失的10%的赔偿责任由林树松承担。四、原告主张林树松对事故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责任是能够确定的，并非难以确定责任大小，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确定责任大小。若认定是连带责任，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后还需对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从避免诉累的角度来说，区分责任大小，更有利于公正裁判、定纷止争。五、原告主张的部分赔偿数额计算错误。1.对于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没有异议。2.误工费主张过高，原告没有提供相关正式票据证明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用，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精神抚慰金过高，适宜调整为20000元。综上，原告的损失合共891299元，即使林树松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其责任比例应当为10%，林树松基于人道主义已经垫付20000元，应当扣除，计算得林树松尚需赔付79129.90元。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7日，被告周露驾驶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从三江镇虎坑大桥往古井镇圩镇方向行驶，于当日10时35分行至江门市××区古井镇××乡道竹湾路段时，与从右侧路口驶出实施左转弯由二原告儿子郑某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使郑某倒地。之后，倒地的郑某被从古井镇圩镇往三江镇虎坑大桥方向行驶的由被告林树松驾驶的无号牌手扶拖拉机碾压推行，造成郑某在事故中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肇事发生后，林树松驾车逃离事故现场。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经过现场勘查，于2018年9月10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在周露与郑某的交通事故中，周露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一方面过错；郑某驾驶非机动车在有人行横道的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没有从人行横道通过，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过错，周露和郑某均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在林树松与郑某的交通事故中，林树松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登记的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林树松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无证据证明郑某有导致此事故的过错，郑某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2018年8月24日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鉴定结论通知书》，对郑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结论为郑某系腹腔内脏破裂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林树松以《借条》的形式向原告支付了20000元，约定结案时予以扣除。另查明，郑某于1994年4月6日出生，父亲是郑忠，母亲是张敏。被告冯典兵是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的车主，该车在被告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为300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保险公司商业登记信息、《鉴定结论通知书》、出院记录、死亡证明书、医疗费票据、医嘱汇总表、交通事故尸体火化通知书、尸体处理通知书、火化证明书、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火车票，以及被告林树松提交的《借条》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各被告在本次事故的责任认定应当如何划分？如果要承担责任，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2.原告诉求的各项损失是多少？3.各赔偿义务人应承担的赔偿款是多少？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次交通事故属于多车事故。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被告林树松虽然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推翻该事故认定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次交通事故可分为第一次碰撞事故和第二次碰撞事故。在第一次碰撞事故中，周露和郑某均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在第二次碰撞事故中，郑某无责任，林树松承担全部责任。在本次意外事故中，周露和林树松对于郑某的死亡均无意思联络。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各侵权人究竟向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取决于他们的加害行为与受害人同一损害之间的因果类型。在每个侵权人的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且损害结果不可分的情形下，属于并发侵权行为，各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可相互替代，各行为人的责任可不区分，因而承担连带责任。在每个侵权人的行为结合造成同一损害且损害不可分的情形下，属于竞合侵权行为，损害结果的形成是数个行为结合的累积或各原因力的累积，可根据各行为过错和原因力的大小划分责任比例；在难以确定责任大小时，各侵权人亦应承担法定的按份平均责任。本案中，周露和林树松是分别实施侵权行为，两人行为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并不能互相替代。两人的行为互为作用，均是造成郑某死亡的原因力。如果没有周露和郑某的第一次碰撞，就没有郑某在马路上倒地不起，也就不会发生第二碰撞；如果没有林树松和郑某的第二次碰撞，也不致于造成郑某死亡的严重后果。任何一人的侵权行为尚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结果。因此，郑某的死亡是由周露和林树松的竞合侵权行为造成的。故，郑某的死亡与周露和林树松的竞合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周露和林树松对郑某的死亡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应当对周露和林树松进行责任划分。郑某的死亡是两次碰撞共同作用的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周露和林树松的侵权行为，没有证据证明哪一次碰撞起主要作用，哪一次碰撞起次要作用。在竞合侵权行为致人损害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情况下，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林树松关于其与郑某的碰撞属于意外事件的辩解不能成立。本案中，林树松没有驾驶证却驾驶无号牌手扶拖拉机上路，明显具有过错。若林树松遵守交通规则，就不会发生第二次碰撞，故不属于意外事件。对于第二争议焦点。原告方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包括以下方面：（一）医疗费。原告有医疗费票据为证，被告也没有异议，本院确认医疗费为1112元。（二）丧葬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本案一审辩论结束前的“上一年度”为2017年，故应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2017年全省一般地区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93569元的标准，丧葬费为46784.50元（93569元/年÷12个月×6个月）。（三）死亡赔偿金。郑某户口簿登记为“居民家庭户口”，经核查其户籍所在地的城乡分类代码为“111”，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201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的标准，计算20年，死亡赔偿金为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四）精神损害抚慰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本次事故致郑某死亡，原告方失去亲人，确实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害，结合郑某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本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五）交通费。原告为办理亲人的丧葬事宜确实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原告提供有交通费票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原告主张的交通费3902元予以确认。（六）误工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确实产生一定的误工费用。但原告没有提供实际收入减少的证明，本院结合案情，参照2017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3347元的标准，按2人10日计算，误工费为2923元（53347元/年÷365日×10日×2人）。上述损失合共924221.50元。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次交通事故是竞合行为的多车事故，其赔偿责任主体及顺序首先是交强险保险公司，其次是商业险保险公司，最后是侵权人按份责任。被告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答辩认为林树松所驾驶的无号牌手扶拖拉机未投保交强险，该部分赔偿责任也应由林树松承担，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周露驾驶的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在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故应先由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1112元，在交强险伤亡赔偿限额11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本院予以支持，扣减后交强险伤亡赔偿限额还余60000元。原告主张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合计873109.50元，在交强险伤亡赔偿限额的余款中再赔付60000元，超出部分为813109.50元。如前所述，在竞合侵权行为致人损害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情况下，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对于超出交强险部分的赔偿款813109.50元来讲，亦应平均分成两部分，每部分为406554.75元。然后，再依据两次碰撞事故中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承担按份赔偿责任。在周露和郑某的第一次碰撞事故中，周露和郑某均承担同等责任。考虑到郑某是驾驶非机动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以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三项：“……（三）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周露作为机动车一方应承担243932.85元（406554.75元×60%）。由于周露驾驶的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在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且赔偿金额尚未超出商业险赔偿限额。因此，应当由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该243932.85元的赔偿责任。被告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主张其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20%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周露、冯典兵不承担赔偿责任。在林树松和郑某的第二次碰撞事故中，林树松承担全部责任，故林树松应向原告赔偿406554.75元。扣除林树松已经向原告支付20000元后，林树松仍应向原告赔付386554.75元。综上，被告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向原告赔付1112元，在交强险伤亡赔偿限额内向原告方赔付110000元；对于超出交强险范围的赔偿款，由被告人民保险衡阳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的范围内赔付243932.85元，合共355044.85元。被告林树松向原告赔付386554.7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公司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忠、张敏支付保险赔偿金355044.85元。二、被告林树松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忠、张敏赔付386554.75元。三、驳回原告郑忠、张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6620.5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公司负担3177.84元，由被告林树松负担3442.6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庭超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林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