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赣行终9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吉安县凤凰镇曾家坊村委会谭家村小组。 诉讼代表人谭兰香，该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廖烟龙，江西律星律师事务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吉安县敦原镇庐陵大道**。 法定代表人解芳云，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魏勇，该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经文，该县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吉安市吉州区城南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少玄，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曾传侣，该市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吉安县凤凰镇村前村委会塘尾村小组。 诉讼代表人王重九，该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曹勇，江西文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吉安县凤凰镇曾家坊村委会谭家村小组（以下简称谭家村小组）因其诉吉安县人民政府、吉安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调处及行政复议上诉一案，不服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8行初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吉安县凤凰镇村前村委会塘尾村小组（以下简称塘尾村小组）因与谭家村小组发生土地权属纠纷，向吉安县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吉安县人民政府查明：争议地塘尾村小组称“長岺背”，谭家村小组称“谭家后垅田”，面积共20.891亩，其中水田17.041亩，旱地1.464亩，水塘2.386亩。在该权属争议处理期间，因昌吉赣高铁建设，国家征收争议范围内土地3.776亩，双方均已领取土地补偿款，现调处范围不含已征收的2号地。塘尾村小组提交的编号为001906、001931、001951号土地所有权证存根能确认争议土地在土改时为塘尾村小组所有，其提供的林权证不能作为本案确权依据。谭家村小组未能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其提供的编号为1006001、1006002、1006003、1006004、1006005、1006006、1006007的7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与凤凰镇经管站留存的原件不一致，以上7份复印件登载的小地名为“门前垅”“柏树下”“柳木塘上”，与其所称的“谭家后垅田”;地名不一致不能据此证明其已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谭家村小组提供的证人证言虽能证明谭家村小组使用土地的情况，但不能明确其使用土地的确切位置，且有证据证明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双方就发生土地争议，当地政府多次调解未果。经派员现场勘测，高铁用地西边的1号地基本荒芜，未见今年有耕种迹象；高铁东边的3号部分以为谭家村小组利用并耕种。为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有利于生产，便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和《江西省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吉安县人民政府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图中（1）10.76亩土地所有权归塘尾小组所有，争议图中（3）土地所有权归小组所有（见争议图）。谭家村小组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17年8月1日向吉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吉府复字〔2017〕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吉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维持吉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吉县府土处字（2017）2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谭家村小组仍不服，以其村民谭兰香、谭桂芳、谭新华与谭名煌分别持有的1006002、1006007、1006005、100600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第三栏所载“莲叶塘上”“柳木塘上”;地块包含现诉争土地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两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并将诉争土地裁归其所有。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谭家村小组与塘尾村小组之间就争议土地发生权属争议，吉安县人民政府有权对该权属争议进行处理。《江西省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情由，均有责任提供证据。调处部门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应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分析和调查，并注意收集其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配合和协助调处部门调查，如实提供材料，需要时应出具书面证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证据，经调处部门查证属实后，方可作为处理依据。调处的全过程应记录在案。本案中，谭家村小组以其村民谭兰香、谭桂芳、谭新华、谭名煌分别持有的1006002、1006007、1006005、100600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第三栏所载“莲叶塘上”“柳木塘上”;地块作为权属依据主张诉争土地的权属。但经与吉安县凤凰镇经管站登记簿比对，该四块土地在登记簿中并未有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关于“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的规定，应当以吉安县凤凰镇经管站登记表登记的为准。因此，谭家村小组提供的前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能作为其主张诉争土地的有效权属凭证。塘尾村小组提供了001906、001931、001951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其中所载的“長岺背”荒田主张诉争土地的权属，吉安县人民政府认定该三份土地房产所有证中所载“長岺背”荒田包含诉争土地，现谭家村小组并未提供有效的权属凭证否认塘尾村小组提供的权属凭证，吉安县人民政府的认定并无不当。吉安县人民政府在调处过程中以谭家村小组对案涉3号宗地进行了长期的经营管业为由，将3号宗地裁归谭家村小组，塘尾村小组在调处阶段、行政复议以及本案审理过程中，均未对此提出异议。综上，吉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吉县府土处字（2017）2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吉安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亦无不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吉安县凤凰镇曾家坊村委会谭家村小组的诉讼请求。 谭家村小组不服，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所提供的土地房产证包括争议土地明显错误。原审第三人提供的土改时编号为001906、001931、001951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所标注的“長岺背”，其内容无法证明与涉案的争议土地有关联，且坐落位置没有任何明显的地物标来证明其属于争议土地。2.原审法院仅以凤凰镇经管站的登记表来认定上诉人的承包地范围是错误的。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认可乡镇经营站的登记表并随意否认上诉人的农村承办经营权证明显错误。其次，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八条之规定，原审法院所调取的乡镇经营站的登记表不符合该条规定的法定内容，不属于法定的不动产登记簿。再则，凤凰镇经管站的登记表并不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填写，不符合不动产登记簿的要求，也与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存底备案的《农户承包土地情况表》不相符。3.原审法院认定其他事实错误百出、相互矛盾。包括争议土地中具体的小地名，如“莲叶塘”“柳叶塘”等，有承包经营权证及村委会备案的田亩花名册相互印；争议土地中的1号地一直由上诉人耕种至今；且1、2、3号宗地是一个耕种整体等等。4.争议地一直由上诉人经营管理的证据确实充分。争议土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由上诉人耕种至今，上诉人全村农田的总亩数是50.5亩，且上诉人村民2016年在争议土地1号地块焚烧二晚稻草被镇政府林管站处罚，以及有关《征地协议书》等证据均可证明有关事实。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将争议土地全部认定归上诉人所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吉安县人民政府答辩称，答辩人作出的吉县府土处字[2017]2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否定吉安县凤凰镇经管站登记簿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吉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答辩人依法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有关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并在法定期限内结案，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塘尾村小组答辩称：1.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确权依据，其中登载的地物标“塘”及所涉的“山”，可确认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登载的土地在争议范围内。2.一审按凤凰经管站的登记表来认定上诉人承包地范围符合法律规定。3.答辩人对争议土地一直行使权利，如1996年答辩人发现上诉人在争议土地挖塘即要求凤凰镇政府予以处理、答辩人多次制止上诉人在政府处理期间非法使用土地以及有关项目征用土地政府均向答辩人支付了土地使用费或土地征收款。4.上诉人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土地已连续使用20年。包括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未现场指界；上诉人关于争议土地的地名与证人证言说法不一；上诉人填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承包合同登载的土地面积为50.5亩，而争议土地上诉人并未填登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故意伪造证据，即提供的四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采用增加田块的方式说明自己有田在争议地上，经查实均系伪造。据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在调处和一审程序中提供了7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经营权证）复印件，其中有4份与凤凰镇经管站存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以下简称权证登记表）部分不符。其中上诉人村民谭名煌所持有的经营权证中，，地块数为2块总面积为7.75亩，该内容与登记表一致，但经营权证“承包地块情况”中填写了3宗地块，与总地块数明显不符，相较于权证登记表（下同），“门前垅”由4亩变为1.4亩，并增加了2.6亩的“柳木塘上”;地块谭新华所持有的经营权中，，地块数为2块总面积为8.24亩，但“承包地块情况”中填写了3宗地块，“柏树下”由4亩变为2.4亩，并增加了1.6亩的“莲叶塘上”;地块谭桂芳所持有的经营权中，，地块数为2块总面积为5.92亩，但“承包地块情况”中填写了3宗地块，“门前垅”由3亩变为0.3亩，并增加了2.7亩的“柳木塘上”;地块谭兰香所持有的经营权中，，地块数为2块总面积为7.75亩，但“承包地块情况”中填写了3宗地块，“柏树下”由4亩变为1.4亩，并增加了2.6亩的“莲叶塘上”;地块为进一步确认上诉人村民持有的经营权证的真实性，本院在二审阶段查看了该4份经营权证原件。经查，经营权证中填写的地块数再次发生变化，由原复印件中的“2”变成了“3”。上诉人还提供了村委会盖章的《农户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以下简称承包登记表），其中部分地块有“莲叶塘”“柳叶塘”等地名，且地块数量、面积、、地名与政府颁发的经营权证存在较大出入同时，承包登记表中有关地块的四至并没有明确的界址，无法有效确认有关地名的具体位置。综合上述情形，鉴于经营权证登记内容前后冲突，经营权证、承包登记表与权证登记表均存在较为明显的不一致，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户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江西省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暂行规定》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土地调处应当保护土地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并坚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以有利生产、便于管理为原则。在本案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程序中，塘尾村小组提供了50年代颁发的001906、001931、001951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塘尾村主张，争议土地因在長岺山背面而取名为“長岺背”，其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有多个“長岺背”;地块四至写明&ldquo东至山”“东至塘”“南北至金苟田、新茂田”，其中“金苟”“新茂”即谭家村小组村民，故可证明该3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包含了争议土地。经现场查看并结合地形图可知，争议土地确被長岺山环绕，且与谭家村小组的耕地直接相邻，在長岺山的另一面并未发现与谭家村小组耕地直接相邻的其他地块。另经二审谈话确认，“金苟”即上诉人谭家村小组组长谭兰香的父亲。综合以上事实，被诉处理决定书认定“争议土地在地改时为申请人（塘尾村小组）所有”并无不当。上诉人谭家村小组未提供土改时期的所有证，且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村民于1998年取得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塘尾村小组自认，因争议土地属于冷水地，该村村民后逐渐不再耕种，故在1998年未将争议土地分包到户，未获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谭家村小组虽无法证明其对争议土地具有权属，但该村村民对争议土地的部分地块进行过耕种确属事实，特别是3号地块至今仍由谭家村小组耕种，双方对该事实并无异议。但从提交的证据来看，双方均不能证明或否认谭家村小组对争议土地连续经营管理的时间是否超过二十年。同时，谭家村小组、塘尾村小组均主张就2号地块领取过征收补偿款，但该补偿事实只能证明双方就争议土地具有一定合法权益，该合法权益既可能源自于土地权属，也可能源自于经营管理，根据《江西省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暂行规定》并不能作为确认权属的直接依据。 根据《江西省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关于“农村集体占用另一农村集体的土地，连续占用已满二十年的，土地所有权确定给现使用者；连续占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原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异议要求归还，并经查证属实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吉安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争议土地的所有权。结合上述事实，吉安县人民政府现决定1号地块土地所有权归塘尾所有，3号地块归谭家村小组所有，既尊重历史，保护了原土地所有者塘尾村小组的合法权益，也综合考虑了3号地块至今仍由谭家村小组耕种的事实，有利于生产、便于管理，符合《江西省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暂行规定》的精神，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吉安县凤凰镇曾家坊村委会谭家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芬 审 判 员  章 华 审 判 员  彭彩玲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洪发胜 书 记 员  张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