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8民终33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锦珍，女，汉族，1944年2月15日出生，住淮安市淮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俊（蒋锦珍之子），男，196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怀宇，女，196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树海，男，196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阴区。上诉人蒋锦珍因与被上诉人刘怀宇、赵树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8）苏0804民初2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蒋锦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俊、被上诉人刘怀宇、赵树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锦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12万元及利息（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当返还上诉人12万元存单存折款及利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对其实际持有上诉人12万元存单存折的事实及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对其持有的12万元存单存折系刘秀堂生前所有不持异议，但辩称是刘秀堂生前单独赠与其持有，但无证据证明是刘秀堂生前单独赠与，更无证据证明是刘秀堂与上诉人共同赠与。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提供的手机短信截图及照片、两份遗嘱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一审判决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正确；2、被上诉人提供的2015年12月3日刘怀宇和刘怀俊的谈话录音及录音文字，该录音是高云海指使刘怀宇录制，地点在刘怀俊办公室，事前刘怀俊并不知晓，证明刘怀宇与刘怀巨及高云海串通合谋，不能证明刘秀堂生前赠与被上诉人12万元存单存折，该录音中只是说刘怀宇11号“拿”了父亲的存单，未说是父亲“给”的，一审判决书表述将录音中“拿”误读为“给”，并将“给”曲解为赠与，属认定事实错误；3、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于2015年11月11日的字条，该字条虽然是上诉人所写，但该字条是上诉人受他人要求被动而写，不是主动写的，因上诉人文化所限，字条上的相关文字明显不是上诉人所能想到的，是被上诉人刘怀宇出于不良用心才让上诉人写的，而且上诉人当时根本不知道刘秀堂对财产有过什么处置方法，更不知道刘秀堂财产的准确数额及下落，字条上也没有明确的数额和处置方法，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书写该字条为由认定上诉人和刘秀堂共同商定将涉案存单存折赠与给被上诉人，属认定事实错误；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必须是赠与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秀堂生前和上诉人有将涉案存单赠与给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取得刘秀堂12万元存款的行为系基于刘秀堂及上诉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依据不足，一审判决通过推测认定刘秀堂对生前财产进行处置以防不测，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怀宇、赵树海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蒋锦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原审被告共同退还原审原告12万元存单本金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自2015年11月11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蒋锦珍与其丈夫刘秀堂共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长子刘怀俊、长女刘怀宇、次女刘怀巨、三女刘怀懋。刘怀宇与赵树海系夫妻关系。刘秀堂于2015年11月3日患病入住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2015年11月11日出院，2015年11月12日入住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2015年11月14日出院后回到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继续治疗，2015年11月23日因病去世。在刘秀堂生病住院治疗期间，刘怀宇于2015年11月16日支取了刘秀堂名下的存款12万元。对于该12万元，蒋锦珍主张刘怀宇系在其与丈夫刘秀堂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取得，刘怀宇则认为系刘秀堂生前赠与。2015年12月6日，蒋锦珍至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报案称：家中累计有90多万元的定期存单、存折和银行卡被盗，通过种种迹象，怀疑是刘怀懋、刘怀巨及其丈夫高云海偷走了，她们到银行取款的时间应该是在2015年11月8日之后的10天内。2016年11月21日，蒋锦珍以刘怀宇、赵树海及高云海、刘怀巨涉嫌侵占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苏0804刑初542号刑事裁定，驳回蒋锦珍的自诉，后蒋锦珍提起上诉，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从上诉人蒋锦珍提交的授权刘怀俊追回财产的授权书、周某1、周某2、蒋某等人的书面证言以及其申请一审法院从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调取的相关材料等现有证据审查看，均无法证明原审被告人持有涉案财产系基于受刘秀堂的委托而代为保管这一事实，也无法证明原审被告人持有涉案财产系通过偷走刘秀堂的存单、存折后取现而非法占有的事实”，故该院于2017年2月23日作出（2017）苏08刑终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6年10月18日，蒋锦珍以本案诉称事实和理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基于刘怀宇与死者刘秀堂特定的亲属关系，应认定刘怀宇所支取的刘秀堂名下的存款系刘秀堂生前的赠与。但刘怀宇、赵树海所取得的财产系蒋锦珍与刘秀堂生前的共同财产，刘秀堂对应属于蒋锦珍的部分不具备处置权，故于2017年9月19日依法作出（2016）苏0804民初616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刘怀宇、赵树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蒋锦珍6万元，并承担利息（自2015年11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二、驳回蒋锦珍其他诉讼请求。后蒋锦珍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一审推定赠与关系成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2016）苏0804民初6168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蒋锦珍为证明其主张，主要提供以下证据：1、2015年11月15日署名刘秀堂的授权书一份，其内容为：“因为我生病在市一院住院8天，没有查明病因，准备去南京检查治疗，所以我安排刘怀懋从家里把我的定期存单、存折、银行卡拿到市一院，以便取用方便。我本想用上述钱款用于治病，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怀宇、怀巨拿去部分存单、存折，在我再三追问下，怀宇承认拿了13万元存单存折，怀巨承认拿了21万元存单存折和一张银行卡，我的其余存单、存折、银行卡约25万多元在怀懋手中。在南京检查治疗期间，她们三人开始相互扯皮，都不肯拿钱给我缴付医疗费，强行把我从南京拖回淮安。现在，她们又不肯把钱拿出来给我治疗，她们三人不可靠，都不是好东西。现在，我授权怀俊负责督促她们三人拿钱出来为我治病，如果上述钱不够用，由兄妹四人均摊支付医疗费，如果上述钱有剩余，由怀俊负责从她们三个人手中收回交给蒋锦珍，作为其养老钱。如果我挺不过这一关，我死后，现在居住的房屋归蒋锦珍一人继承。”蒋锦珍以此证明其丈夫刘秀堂授权其子刘怀俊督促刘怀巨三姐妹为其拿钱交医疗费。关于授权书产生的过程和背景，蒋锦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俊作如下陈述：2015年11月14日晚，刘秀堂被拖回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时，无人愿意为其交付医疗费，也没有人愿意靠近护理。2015年11月15日下午两点多，刘怀俊和其妻子周某1前去护理，当时刘怀俊问父亲：现在急需用钱交付医疗费，没人给你交，三个妹妹都不承认拿了你的钱，你的钱到底放在哪里。当时刘秀堂含着眼泪对刘怀俊说：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刘怀宇拿去13万元的存单和存折，被刘怀巨拿去21万元存单、存折及一张银行卡，其余大约25万元是放在刘怀懋手上用于治疗。在刘秀堂再三追问下刘怀宇和刘怀巨才承认拿了上述存单和存折。在南京治疗时候，他们姐妹三人相互扯皮都不肯拿出钱为刘秀堂在南京交医疗费办理住院手续，强行将刘秀堂拖回淮安，现在他们三人又不愿意为刘秀堂交医疗费，他们三人都不可靠，所以当时授权刘怀俊督促刘秀堂三个女儿拿钱为刘秀堂治病，如果钱不够用由四个子女均摊，如果钱有剩余由刘怀俊从她们手中收回留给蒋锦珍作为养老钱。刘怀俊根据刘秀堂的意见回到办公室打印了这份授权书，到市一院由刘秀堂过目认同之后，当时刘秀堂正在挂水，左手食指上有个夹子不方便起来签字，但神智很清醒，刘秀堂请周某1代签的“刘秀堂”，然后刘秀堂在名字上按了右手食指的手印；2、刘秀堂右手食指指纹样本，证明授权书上的指纹就是刘秀堂右手的食指指纹。蒋锦珍陈述样本的来源为：2015年11月23日早上7点多钟，刘秀堂尸体停放在家里时，刘怀俊请周某2、蒋某现场提取刘秀堂右手食指的指纹；3、三名证人周某1（系刘怀俊之妻）、周某2（系蒋锦珍妹婿）、蒋某（系蒋锦珍侄子）的书面证词，证明蒋锦珍于2015年11月22日跪求刘怀巨用存单存折为其丈夫缴纳医疗费，并要求刘怀宇缴纳医疗费，但是刘怀宇不同意；4、申请证人周某1、周某2、蒋某三位证人当庭作证。对蒋锦珍提供的上述证据赵树海质证认为：1、对授权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授权书不是刘秀堂本人签名，指纹无法确认是刘秀堂本人的右手，从指纹和刘秀堂签字的痕迹上看，指纹是先按的，字是后签的，不是刘秀堂本人的真实意思；内容也是不真实的，父母给了刘怀宇12万元的存单和存折，给了刘怀巨21万元，剩下的在刘怀懋手中，但是具体数额赵树海、刘怀宇不知道，刘秀堂在南京治疗时是高云海刷卡支付医疗费的，并不是没有钱治疗；授权刘怀俊督促三个姐妹拿钱不是刘秀堂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份授权书不具备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2、刘秀堂右手食指指纹样本不能确认指纹就是刘秀堂的右手食指指纹，样本上的字迹是两种到三种字体，周某2本身的名称记载是不一样的，且样本上的指纹无法判断和授权书上的指纹是一致的，即使授权书上的指纹和样本上的指纹是一致的，也不能判断是刘秀堂右手食指的指纹；3、关于三名证人的书面证言，周某1的证词内容是单方陈述，且不符合常理，授权书含有遗嘱部分意思，属于法定性文件，刘秀堂本人当时神智是清楚的，不可能让别人代签。证人是原审原告方的亲属，也没有录像和摄影方式拍摄采集的过程，周某1证词不应该作为证据采信。蒋某只是听说存折存单在刘怀巨手里，关于指纹采集过程同周某1的质证意见一样，其他证词与本案没有关系。周某2的书面证词从标点符号到排版的格式不是其本人自己做的，质证意见与蒋某、周某1的质证意见一致；4、三名证人证言互相矛盾，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赵树海为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主要证据：1、刘秀堂于2015年11月9日向高云海发送的手机短信，证明该短信是刘秀堂发给高云海的遗嘱内容，短信内容里说刘怀俊忤逆不孝，取消继承权。该短信内容为：“小高：我现在有一心愿未了，请你帮我打一份声明。内容是‘声明—我育有四个小孩，长子刘怀俊，长女刘怀宇，二女刘怀巨，小女刘怀懋。因刘怀俊对我忤逆不孝，取消继承权，大女儿刘怀宇二女儿刘怀巨放弃继承，因此决定位于北京住宅由刘怀懋继承，拥有居住权，一切处置权。特此声明。声明人，年月日’声明人及日期由我签名”；2、高云海接收短信的手机截图以及照片，证明该短信内容与刘秀堂手机里的短信记录一致，且时间吻合；3、2015年11月11日署名为刘秀堂的遗嘱（有手写内容），该遗嘱形成的背景是：刘秀堂将遗嘱内容发给高云海，高云海收到该短信后，根据刘秀堂的短信内容打印，并且把遗嘱做了适当修改，但是刘秀堂坚决不同意把刘怀俊忤逆不孝去掉，所以后来他又添加进去了。刘秀堂本人亲自在该遗嘱上进行修改，并在遗嘱上签名，该遗嘱是刘秀堂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内容表明，刘秀堂已经将其名下所有的存单存折处分完毕，该处分行为也是其真实意思表示；4、2015年11月11日署名为刘秀堂的遗嘱（打印件），证明该遗嘱上有刘秀堂本人的亲笔签名，遗嘱内容与证据三内容一致，是刘秀堂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据是刘秀堂于2015年11月13日在南京签字的，因为是根据刘秀堂修改过后的遗嘱重新打印的，所以签署日期仍然是2015年11月11日，该遗嘱三个女儿每人一份；5、蒋锦珍本人于2015年11月11日亲笔书写的字条一张，载明“我是刘秀堂老伴，蒋锦珍，我同意刘秀堂对于我们共同财产的所有处置方法”，证明蒋锦珍对刘秀堂处置存单存折的行为是明知的，并且表示同意；6、2015年12月3日下午刘怀宇和刘怀俊的谈话录音，证明蒋锦珍代理人承认过刘怀宇得到的钱是刘秀堂给她的，之所以蒋锦珍现在否认是受到刘怀俊的唆使恐吓所致，该录音中刘怀俊说：“他（即刘秀堂）说大约，大概算的，这样接近80万吧，再留十几万看病不是正好啊”，“……我和你讲的，你那个是给的”，“他没说叫找你，凭良心话没叫找你”。对刘怀宇、赵树海提供的证据，蒋锦珍质证认为：1、赵树海提供的刘秀堂的手机短信、高云海接收短信的手机截图以及照片不具有真实性，因为刘秀堂生病住院以后，其手机一直在刘怀巨和高云海手中，故刘怀宇、赵树海不能证明刘秀堂手机所发短信是刘秀堂本人所发，另外通过调整手机设置时间，现在也可以显示以前的日期，因此该短信的日期也可以人为调整；该证据与本案也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刘秀堂把本案所涉的存单存折给了刘怀宇，更不能证明蒋锦珍与刘秀堂夫妻俩共同把本案所涉的存单存折送给刘怀宇；2、赵树海、刘怀宇提供的日期为2015年11月11日的两份遗嘱都是假的，因为手写的部分不是刘秀堂的笔迹，遗嘱内容明显不符合事实，说话的语气不符合刘秀堂的口吻，内容中“我其余没有财产”明显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当时刘秀堂名下夫妻存单存折有几十万元；该两份证据也不具有合法性，赵树海、刘怀宇所举手机短信内容是假的，短信内容并没有要求高云海代为打印遗嘱，而是要求高云海打印一份声明，因此高云海是在没有得到刘秀堂授权和要求的情况下，私自制作所谓的遗嘱，另外高云海是利害关系人，根据法律规定也无权代书遗嘱，因此这个遗嘱也不具有合法性；该证据也不具有关联性，遗嘱内容并未涉及本案存单存折，不能证明刘秀堂将本案所涉的存单存折给刘怀宇，更不能证明蒋锦珍夫妻俩把本案所涉的存单存折给刘怀宇；3、2015年11月11日署名为蒋锦珍的字条是蒋锦珍的笔迹，但不能证明蒋锦珍夫妻俩把本案所涉的存单存折给刘怀宇；4、刘怀俊与刘怀宇的录音里刘怀俊的声音是其本人的，证明刘怀宇和刘怀巨已经串通，这份录音所有内容不能证明蒋锦珍妻赠与刘怀宇存单存折，也不能证明蒋锦珍丈夫单独赠与，这份录音的核心内容是蒋锦珍代理人不清楚蒋锦珍夫妻存款的准确数额，蒋锦珍夫妻存款准确数额应该有95万元-100万元。对于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如下分析：蒋锦珍提供刘秀堂的右手食指指纹样本、三名证人的书面证词及出庭作证的证言均是为了证明2015年11月15日署名为刘秀堂的授权书上的指纹系刘秀堂本人所按，原审法院认为，该授权书在性质上应属于代书遗嘱，根据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但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作为遗嘱见证人。根据蒋锦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俊的陈述，该授权书由刘怀俊代为打印，且当时刘秀堂按指印时只有刘怀俊及其妻子周某1在场，并无其他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人员在场见证，故该授权书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构成要件，对此不予采纳。关于赵树海出具的刘秀堂的手机短信、高云海接收短信的手机截屏以及照片，因刘秀堂住院期间可能脱离对其手机的控制，故难以确认该信息内容为刘秀堂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赵树海提供的刘秀堂签名的两份遗嘱，因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构成要件，无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的参与、证明，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关于蒋锦珍本人于2015年11月11日出具的字据，因蒋锦珍认可该字据为其本人所书写，虽然蒋锦珍认为系刘怀宇胁迫所书写，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刘怀宇提供的该项证据予以采纳。关于2015年12月3日下午刘怀宇和蒋锦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俊的谈话录音，因刘怀俊认可该谈话录音里刘怀俊的声音是其本人的，故该录音能够反映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可见，蒋锦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俊在录音中认可刘怀宇拿走的款项系刘秀堂分配给子女的。另外，蒋锦珍丈夫刘秀堂退休前系中国建设银行的工作人员，其退休工资为每月6000多元，其医疗费可报销90%。根据蒋锦珍陈述，刘秀堂在去世前，其存款大约有90余万元。原审庭审中，蒋锦珍明确表示刘怀俊在处理整个事情中的意见都可以代表自己。对于2015年11月11日出具的字据，蒋锦珍在原审庭审中作如下陈述：“蒋锦珍的名字是蒋锦珍的笔迹，其他的所有字不是蒋锦珍笔迹。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2015年11月11日，在一个护士值班室边上，刘怀宇拿着一张白纸，逼着蒋锦珍在一张白纸上写个名字按手指印，当时不止写一张，当时蒋锦珍问写这个干什么，刘怀宇说是高云海叫的，因此同意人后面蒋锦珍这三个字是蒋锦珍笔迹，其余都不是。”在（2018）苏0804民初1326号案件庭审中蒋锦珍陈述为：“2015年11月11日下午刘怀宇从病房拖个椅子在走廊拐角，让我写几句话，我说我不写，后来刘怀宇拽我耳朵让我写，当时因为难为情我就写了。当时处置的“置”我不会写，还是刘怀宇告诉我的。我说告诉刘秀堂，但是她说不需要告诉刘秀堂，我也没有见到刘秀堂的面。写完以后，刘怀宇按着我的手让我按指纹。我当时写的时候没有戴眼镜。我从来没有告诉我儿子，因为刘怀宇说如果我告诉别人会打死我。刘怀宇之前骂过我，但是没有打过我。”由此可见，蒋锦珍对出具字据的过程前后陈述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蒋锦珍主张刘怀宇系在蒋锦珍及其丈夫刘秀堂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取得刘秀堂名下的存单存折，对此依法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根据蒋锦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俊在与刘怀宇谈话时的陈述，刘怀宇提取的12万元是刘秀堂给的，而且刘秀堂从来没有让刘怀俊向刘怀宇索要过；2、刘秀堂退休工资为每月6000多元，其医疗费可报销90%，刘秀堂在去世前，其存款在90万元左右，根据刘怀俊的录音“再留十几万看病不是正好啊”，刘秀堂为治病预留了十几万元以后，对其他款项进行了处分。另外，根据刘秀堂的医疗费报销比例，预留十几万元相当于预留一百多万元的费用留作看病，按照常理，这十几万元基本能够满足刘秀堂的治疗需要，结合刘怀俊上述陈述，可知刘秀堂在去南京进一步治疗前，为防止不测，在预留了看病的款项后，对剩余款项进行了分配；3、蒋锦珍于2015年11月11日出具的字据，其认可老伴刘秀堂的财产处置意见，对于出具字据的情景虽然蒋锦珍前后陈述不一致，但蒋锦珍最终认可该字据为其出具。由该字据可知，刘秀堂的财产处理情况蒋锦珍是知晓并同意的。综上，刘怀宇与赵树海取得刘秀堂12万元存款的行为系基于刘秀堂及其妻子蒋锦珍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具有合法依据，故对蒋锦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蒋锦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17元，由蒋锦珍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涉案存单存折系上诉人蒋锦珍和其丈夫刘秀堂所有，在刘秀堂病重期间，该存单存折被刘怀宇取得，刘怀宇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合法途径取得，被上诉人刘怀宇认为其所取得刘秀堂名下的存单存折并支取该存单存折内的存款系刘秀堂的生前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被上诉人刘怀宇为证明涉案存款系刘秀堂生前赠与，提供刘秀堂生前的两份遗嘱及高云海接收刘秀堂短信的手机截图以及照片，因被上诉人提供的刘秀堂的两份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构成要件，无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和见证，且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刘怀宇在一审法院提供其与刘怀俊于2015年12月3日下午的谈话录音及2015年11月22日上诉人四个子女在果林派出所调解录音的证据，上述录音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的部分子女持有刘秀堂生前存单存折的事实，因双方对被上诉人占有涉案款项的性质系临时保管还是赠与存在争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占有涉案款项系刘秀堂生前赠与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仅以双方是亲属关系，推定赠与关系成立不当，被上诉人主张其持有的12万元存单存折系刘秀堂生前单独赠与依据不足，对上诉人认为双方赠与关系不成立，被上诉人应返还其所占款项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蒋锦珍于2015年11月11日出具的字据，虽是其本人书写，因上诉人并不清楚刘秀堂生前如何处置其共有财产的方法及数额，在该字据中也无上诉人赠与的意思表示，且在该字据出具的几天后上诉人就陆续向被上诉人等索要其与刘秀堂共有的存单存折中的款项，该字据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同意涉案款项赠与给被上诉人的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刘秀堂的财产处理情况知晓并同意，判决被上诉人取得刘秀堂12万元存款的行为系基于刘秀堂及上诉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8）苏0804民初2500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刘怀宇、赵树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蒋锦珍12万元及利息（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一审案件受理费30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17元，合计6034由被上诉人刘怀宇、赵树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江东新审判员  张兆宇审判员  邹艳萍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周丹书记员呼延嫄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