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民申45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群慧，女，196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夏武，男，196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群慧，女，系夏武之妻。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京汉大道**。法定代表人：周少东，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武昌家园拆迁安置事务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康平苑小区**楼**法定代表人：王志彬，该事务所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周群慧、夏武因与被申请人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地铁集团）、武汉市武昌家园拆迁安置事务所（以下简称家园拆迁事务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终2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周群慧、夏武申请再审称，（一）《房屋拆迁协议书》明确约定的24个月过渡期，就是双方约定的交房期限即履约期限。原审认定《房屋拆迁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没有明确约定交付安置房的具体期限，严重违背事实。（二）《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梅苑站及梅中区间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房屋拆迁协议书》中的抵扣条款，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原审认定《房屋拆迁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该认定明显错误。且抵扣条款应认定为格式条款。（三）相关证据可以相互印证，2016年6月是被申请人向全体梅苑拆迁业主重新承诺的交房期限。原审判定，不能依据《梅中区间还建楼建设进度计划公告》认定双方就交付安置房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补充约定或者武汉地铁集团就交付安置房的具体时间作出单方承诺。该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四）过渡费与超期过渡费不同，2016年9月之后按照每月每平方米39元支付超期过渡费，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原审没有支持周群慧、夏武关于超期过渡费应当支付至交房之月另加2个月的主张错误。周群慧、夏武现提交：新证据1，即2018年10月10日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向案外人肖波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拟证明参照该过渡费标准计算周群慧、夏武主张的超期过渡费并无不妥；新证据2，被申请人2018年6月发布的交房通告（一）、交房通告（三）各1份，拟证明被申请人正式交房时间及实际执行超期过渡费N+2月发放标准，即按实际交房期另增加两个月装修期过渡费等。（五）原审认定周群慧、夏武另行主张搬家费4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六）被申请人将安置产权房性质变更为限价商品房或者政府定价商品房，超出双方约定的范围。被申请人单方改变还建房名称、权属性质，没有合同依据。周群慧、夏武现提交新证据3，即被申请人于2018年6月在交房现场张贴的相关证书复印件，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各1份，拟证明周群慧、夏武起诉时，被申请人不具备履约能力，单方全面违约，还建房系限价商品房等。（七）二审认定武汉地铁集团超过24个月过渡期后未交付安置房屋并不构成违约，周群慧、夏武以武汉地铁集团违约不能按期交付还建房为由，要求其支付2013年1月至安置房屋实际交付期间，致使周群慧、夏武不能行使732626元合法财产权的损失补偿金以及搬家费损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认定严重脱离基本事实，且极不公平。（八）本案二审将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全部排除，不予采信，涉嫌滥用自由裁量权，判决严重不公。（九）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有违公平公正。（十）原审对抵扣款流向这一重要事实，未予调查认定，应追加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为本案当事人。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周群慧、夏武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是否新证据；二审不予采信周群慧、夏武提供的新证据是否错误；原审认定案涉安置房不存在交付具体期限是否错误、武汉地铁集团超过24个月过渡期后未交付安置房屋是否违约；原审关于抵扣条款、过渡费、搬家费、案涉安置房产权性质的认定是否错误；原审是否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不予追加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为本案当事人是否错误。现评析如下：一、关于周群慧、夏武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是否新证据。周群慧、夏武现提交：新证据1，即2018年10月10日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向案外人肖波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1份，拟证明参照该过渡费标准计算周群慧、夏武主张的超期过渡费并无不妥；新证据2，即被申请人2018年6月发布的交房通告（一）、交房通告（三）各1份，拟证明被申请人正式交房时间及实际执行超期过渡费N+2月发放标准，即按实际交房期另增加两个月装修期过渡费等；新证据3，即被申请人于2018年6月在交房现场张贴的相关证书复印件，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各1份，拟证明周群慧、夏武起诉时，被申请人不具备履约能力，单方全面违约，还建房系限价商品房等；新证据4（系再审申请书附件四），即2014年12月14日《房屋拆迁补偿付（收）款手续通知单》1份，拟证明被申请人承诺2016年6月交付安置房，并实际支付N+2月超期过渡费等。对此本院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认定较为严苛，其目的在于督促、鼓励当事人尽量在一审、二审期间积极充分地行使举证等诉讼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对于符合前款规定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再审申请人说明其逾期提供该证据的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和本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该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视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但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据此，周群慧、夏武提交的新证据1虽在本案二审庭审结束后形成，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新证据2虽然可以证明被申请人正式交房时间，但不能达到按实际交房期另增加两个月装修期过渡费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新证据3均形成于2017年，尚在原审审理期间，因而不是本院再审审查期间的新证据，本院不予审查；新证据4形成于2014年，原审审理之前即已存在，因而不是本院再审审查期间的新证据，本院不予审查。二、关于二审不予采信周群慧、夏武提交的新证据是否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二审期间，针对周群慧、夏武提交的7份证据，二审法院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了质证，二审经过质证不予采信该7份证据于法有据，周群慧、夏武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审认定案涉安置房不存在交付具体期限是否错误、武汉地铁集团超过24个月过渡期后未交付安置房屋是否构成违约。周群慧、夏武主张2016年6月30日是交房最后日期，原审没有支持其主张。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周群慧、夏武与武汉地铁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家园拆迁事务所先于2010年12月14日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后于2012年12月14日签订《补充协议》，就房屋拆迁和安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在《房屋拆迁协议书》《补充协议》中并没有约定交付案涉安置房的具体期限，只是约定了过渡费的计算方法。其次，即便《梅中区间还建楼建设进度计划公告》和《房屋拆迁补偿付款手续通知单》、武汉市武昌区征收办《会议通知》等文件载明2016年6月30日前案涉工程具备交房条件，由于上述文件均不是契约，均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就交付安置房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补充约定或武汉地铁集团就交付安置房的具体时间作出了单方承诺。再次，由于《房屋拆迁协议书》《补充协议》没有约定武汉地铁集团交付案涉安置房的具体期限，武汉地铁集团超过24个月过渡期后没有交付安置房屋也就不构成违约。故，原审据此认定《房屋拆迁协议书》《补充协议》没有约定交付案涉安置房的具体期限，武汉地铁集团超过24个月过渡期后没有交付安置房屋没有构成违约并无不当，周群慧、夏武关于案涉安置房存在交付具体期限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案涉抵扣条款。首先，案涉抵扣条款是格式条款。关于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本案中，《房屋拆迁协议书》第三条第二款约定，周群慧、夏武同意将房屋拆迁补偿款由武汉地铁集团抵扣其选定的安置房购房款。如周群慧、夏武拆迁补偿款高于安置房房款，其差额部分由武汉地铁集团支付给周群慧、夏武；如周群慧、夏武拆迁补偿款低于安置房房款，其差额部分待安置房交付时再据实结算。依据前述规定，该条款系格式条款，原审对此已经予以认定。其次，尽管该条款系武汉地铁集团单方预先拟订的格式条款，但武汉地铁集团在《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梅苑站及梅中区间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房屋拆迁补偿付款手续通知单》《拆迁补偿安置清算单》等文件中已经提前告知该项内容并尽到提请对方注意义务，周群慧、夏武在前述协议、通知单、清算单等文件上签字进一步表明其对该条款的知情、认可，故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再次，基于前述认知，案涉抵扣条款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周群慧、夏武关于案涉抵扣条款的相关再审申请事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过渡费。《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过渡期限24个月内的过渡费为每月每平方米12元，《补充协议》约定超过24个月后过渡费为每月每平方米24元，先以2年计算。武汉地铁集团先后3次向周群慧、夏武支付2010年12月至2016年8月底的过渡费，其中第3次系按照自2014年12月起至2016年8月底每月每平方米39元计算，周群慧、夏武领取了前述款项。原审据此认定双方经协商后确认武汉地铁集团以提高过渡费标准的方式对未及时交付安置房向周群慧、夏武进行补偿，并部分支持周群慧、夏武的主张并无不当。周群慧、夏武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六、关于搬家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房屋拆迁协议书》明确约定“搬迁补助费（搬家费）600元/次×2次=1200元”，且武汉地铁集团已经于2010年12月10日向周群慧、夏武抵扣该款项，即武汉地铁集团已经按照该约定履行了义务。即便搬家费补助标准已经大幅提高，周群慧、夏武也只能自己承受将来搬家将支付的额外费用，故原审没有支持周群慧、夏武另行主张搬家费4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周群慧、夏武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七、关于案涉安置房产权性质。首先，《房屋拆迁协议书》并没有约定案涉安置房的产权性质。其次，即便案涉安置房为限价商品房，与周群慧、夏武交付拆迁的普通商品房性质不同，武汉地铁集团也没有违反《房屋拆迁协议书》的约定。再次，周群慧、夏武在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后，要求武汉地铁集团交付《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之外的安置房，显然超出约定范围，原审不予支持其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周群慧、夏武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八、关于原审是否适用法律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周群慧、夏武的再审事由大多与其上诉理由重复，二审对其上诉理由已经予以评判。基于前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审适用法律正确，于此不赘。故，周群慧、夏武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九、关于原审不予追加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为本案当事人是否错误。周群慧、夏武在二审要求追加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为本案当事人，没有得到二审支持。通常，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够向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这就是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中，案涉《房屋拆迁协议书》《补充协议》系周群慧、夏武与武汉地铁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家园拆迁事务所签订的，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并非该合同当事人，故原审不予支持周群慧、夏武的该项主张于法有据，周群慧、夏武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群慧、夏武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周群慧、夏武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邢 勇审判员 邬文俊审判员 彭 静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胡静书记员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