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1民初14603号原告：赵玲，男，196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二街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法定代表人：王世忠，社长。委托代理人：王连坡，男，196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系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二街村经济合作社副社长，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代理人：隗有宝，北京隗有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玲与被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二街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玲、被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二街村经济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坡、隗有宝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驳回房农仲字（2018）035号仲裁裁决；2、合法签订和颁发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带合同）。1、该合同所载承包期限与事实不符，国家第二轮承包日期是199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耕地是30年；2、未填写土地等级，原告承包的土地是水浇地，一级类土地；3、承包用途种植范围不明确，水浇地种植范围指旱生类农作物；4、合同第十条系被告未经与原告协商单方强行填写，应属无效条款。被告未依法正确填写上述合同内容，合同不能成立，造成原告没有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该村原来人均享有承包地为1.2亩，而涉案合同减少为0.6亩。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被告同意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998年全国实施土地二轮延包政策，琉璃河二街村（以下简称二街村）村民均分得土地，二街村开始实行的是三年一调地政策，每户村民的土地满三年就要调整一次，无法固定，所以没有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一直延续到2004年。当时北京市出台相关政策再一次搞土地确权，二街村两委班子在土地确权政策框架下，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形成一致方案，于2005年3月2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表决通过，决定二街村的确权采区两种形式：1、愿意分地的村民，进行登记确权分地，每人0.6亩；2、不愿意分地的村民也进行登记，土地归集体经营，村民按分地标准（每人0.6亩）确权分利。决议通过后村民自行在2005年的土地确权分地人口登记表上签字确认。2010年7月1日分地农户与二街村经联社签订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从此二街村民均不再自己种地，全部采取分利的形式获得土地收益，一直延续至今。2017年，再一次搞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二街村对2004年分地农户补发了《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对分利农户补发了《农村土地经营权确认合同书》。原告提出的更改承包日期，被告认为不应当更改。1998年二街村实行“三年一调地”方案，承包地无法固定，2005年确权后才固定，如果原告要求起始日期填写1998年，就会导致现在承包地块及四至与1998年承包人不符，所以将起始日期写为1998年不可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没有规定土地的耕种等级，历年来也没有任何部门对二街村的土地确定等级，土地等级的确认没有依据，无法填写。《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划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其中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填写“种植”符合规定，原告无权要求更改。合同第十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签字时原告并未提出异议，是双方签字确认的内容，没有更改的道理。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房农仲字（2018）03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裁决书。证明双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经过仲裁。被告表示同意仲裁裁决。2、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被告没有按规定与原告签订合同。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合同系双方签名确认，本院予以确认。3、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及图纸复印件。证明目的承包土地是水浇地属于耕地1级类土地。被告表示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都不认可。我村的土地上级部门没有确定过等级。4、原告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1997年每人种1亩2分地。对此，被告表示二街村村民曾经享有的人均土地亩数与本案无关。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2018年形成的情况说明，证明二街村土地承包历程。2、琉璃河镇政府出具的《关于二街村土地确权方案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证明该村于2005年依据《意见》确定该村土地承包方案。3、2005年《村民代表会议关于二街土地确权决定》（以下简称《确权决定》），证明该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土地承包方案。4、2018年二街村委会出具的《二街村补发绿色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证明该村补发土地经营权证书的情况。5、2018年3月16日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证明村民代表开会讨论通过补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6、2017年5月3日二街村村委会、经合社、支部委员会共同出具的《2017年平原造林土地流转费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平原造林分配方案》），证明土地收益分配方式。7、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证明平原造林流转费分配方案是经民主程序表决。8、2017年5月3日湿地公园土地流转费分配方案（以下简称《湿地公园分配方案》），证明湿地公园流转费的分配情况。9、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证明湿地公园分配方案是经民主程序表决通过。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以没见过、不清楚为由不认可真实性，亦不认可个别村民代表的身份及签字。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反驳，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10、2005年土地确权登记表，证明无论是分地还是分利以及确权亩数都是村民签字认可的。11、土地流转费、土地确权分利发放表，证明2010-2014年土地流转费、土地确权分利款发放情况，其中领取人含原告本人或其家庭成员。12、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5-2017的土地流转费、土地确权分利款采用直接向农户银行账户转账发放事实。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8年至2004年间，二街村实行“三年一调整”的土地承包方案，即每户村民承包土地每满三年进行一次调整。原告系本村村民，一直享有该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部门未对该村承包土地等级进行过确认。2004年7月19日，琉璃河镇政府针对二街村村土地承包工作出具《意见》。内容为：关于该村上报的土地确权方案采取的是确权分地形式，镇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认为，该村处于琉璃河镇中心区，如采取确权分地形式，将可能影响镇域规划，故建议该村采取确权分利或股份分红等形式；请该村根据实际情况和今后的发展，将上述建议提交两委班子研究后，再形成新的方案报镇体制改革办公室。2005年3月2日，二街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并对该村土地承包方案形成决议即《确权决定》。内容为：按现有人口分地，包括农业户口、小城镇户口；确权采取两种形式进行登记，愿意分地的村民，每人0.6亩，不愿意分地的村民，土地归集体经营，按当年经营状况，按每人分地标准分红，每亩每年分150元；外迁户不参加土地确权。后该村农户根据意愿分别选择确权确利和确权确地两种不同承包方式，并进行相应登记。原告所在家庭户共计3人，分到1.8亩承包地，其在该村《2005年土地确权分地人口登记表》（以下简称《分地登记表》）上签字确认。2010年7月，原告与被告签订流转合同，将涉案1.8亩土地流转给村集体用于平原造林以及湿地公园工程。原告自2010年开始领取流转收益。2018年3月16日，依据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议，经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人民政府经济管理科（以下简称经管科）鉴证，被告（发包方）与选择确权确地承包方式的原告（承包方）补签《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土地地块名称为“桥西”；等级一栏为空白，面积为1.8亩及四至，用途为种植；第十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1、土地流转费按每5年递增10%，2、如果国家有占地规划，有政策变动，流转合同自行终止；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该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7月1日，鉴证日期为2018年3月16日。同时，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了《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内容包括：承包人姓名为赵玲；家庭农业人口为3人，承包期自2010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后原告（申请人）将被告（被申请人）诉至北京市房山区农村承包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经审理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房农仲字（2018）35号裁决，确认双方所签《土地承包合同》（带证书）依法有效，应继续履行；被申请人将包括申请人在内的该村所有《土地承包合同》（带证书）的起始日期统一修改为2005年3月2日，同时完善合同中空白条款的内容。申请人要求将承包日期更改为1998年至2028年，30年承包期限的请求，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申请人要求填写的土地等级、更改土地用途及删除双方约定其他事项等仲裁事项，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以涉案承包合同系被迫签订、未明确土地等级、人均土地面积不符、土地用途仅约定为“种植”影响其收益，合同第十条系被告单方填写未征得其同意，承包期限起始日期与事实不符等理由于2018年7月9日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告要求驳回涉案仲裁裁决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收到涉案仲裁裁决后30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故该裁决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原告要求判令驳回仲裁裁决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二是原告要求合法签订和颁发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应否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双方于2018年3月16日补签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现原告主张其被迫签订合同及合同不能成立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就本案而言，即使原告认为诉争合同中部分内容具有完善补充或变更情形的，亦应与合同相对方协商确定。原告要求判令被告与其重新签订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玲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赵玲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栾林林人民陪审员  唐 薇人民陪审员  尚振儒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