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2154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惠德。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宏，系李惠德的哥哥。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佘汉松，男，1949年11月2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朝政，广东满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安淇，广东满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惠德因与被上诉人佘汉松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10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佘汉松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车牌号码为粤Ａ×××**的雷克萨斯RX200T典雅版小轿车（车架号JT×××33，发动机号8A×××2）的所有权归佘汉松所有；2.李惠德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诉讼中，佘汉松放弃确认上述车辆的粤Ａ×××**车牌归属佘汉松所有的诉讼请求，故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确认雷克萨斯RX200T典雅版小轿车（车架号JT×××33，发动机号8A×××2）的所有权归佘汉松所有。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佘汉松向广州永佳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了雷克萨斯RX200T典雅版小轿车一辆（车架号为：JT×××33，发动机号：8A×××2，车牌号：粤Ａ×××**，以下简称“该车”）并借用李惠德的名义将该车登记在李惠德的名下，该车销售价格（含车身价、购置税、服务费、保险、精品和2017年车船税等）合计为603000元。佘汉松支付了该车的定金30000元、首期购车款219000元、“至尊宝”服务费20000元和精品等其他费用105000元。余款249000元由佘汉松通过以李惠德的名义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南村支行贷款支付。李惠德在农业银行开设了账号为62×××18的银行账户用于偿还和支付银行贷款及手续费，并将该账户的银行卡交给佘汉松保管。佘汉松分别于2017年6月11日和2017年8月8日各转账24000元（合计48000元）至还款账户用于偿还和支付银行贷款及手续费。该车的购车款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佘汉松支付，虽该车登记在李惠德名下，但其所有权应属于佘汉松。现由于李惠德拒绝佘汉松继续使用该车将该车的车轮锁上，佘汉松、李惠德虽经多次协商，但未果。为了维护佘汉松的法利益，故提起本案诉讼。李惠德一审辩称，不确认诉争车辆归属佘汉松。我母亲余顺利及家人和佘汉松是三十多年的朋友和生意投资的合作关系，双方合作开厂，目前双方在仲裁机构处理合作纠纷。因我负责厂的销售和采购业务，为了工作方便，我母亲与佘汉松商量后决定由我使用我母亲名下的八座莱福小霸王（车牌粤Ａ×××**），而我在2008年花25万元买的福特汽车（车牌粤Ａ×××**）借给佘汉松使用。2010年底，我买了一辆途安牌车（粤Ａ×××**）。2011年3月11日我母亲去世，此后我多次和佘汉松沟通有关福特车的问题，佘汉松和我商量并口头协议约定：让佘汉松开多几年后，就继续延用我的车牌号码换新车，买车首期款和一切费用以广州市番禺江南村南里路91号出租厂房收入即我的股份部分分红来抵扣，条件是要以我名义向银行担保贷款，由佘汉松供款到其70岁后就无条件把车给回我，之后由我继续还银行贷款。2017年佘汉松和我商量要买辆雷克萨斯车，我以2万元把福特车卖了，我们就按照之前的口头协议约定来做，我就买了诉争车辆。佘汉松锁住诉争车辆没有理由及依据。2017年9月26日，佘汉松与我们发生股权纠纷，佘汉松威胁要停止诉争车辆的月供，佘汉松的朋友吴妮威胁我说要开该车去撞死人后由我担责。2017年9月27日，佘汉松指使吴妮驾驶诉争车辆在广州市番禺江南村南里路91号撞我驾驶的途安车，事故已立刑事案件，吴妮现取保候审中。诉争车辆的行驶证及车匙均在佘汉松手上。佘汉松提交的其代理人柏满祥律师与我的通话录音证据不应采信。自从佘汉松和吴妮打电话威胁我及撞车事故发生后，我处于担惊受怕精神崩溃状态，我不清楚对方是如何录音的，不记得当时是否讲了录音上的话。佘汉松起诉主张诉争车辆的所有权，目的是避免吴妮坐牢。佘汉松与我们一家是三十年的朋友生意合作关系，基于大家互相信任，以及我与佘汉松之间的口头约定，证明我自己的车牌给佘汉松购车上牌及向银行担保贷款，佘汉松70岁把该车还给我。2018年4月9日，存放在广州市番禺江南村南里路91号厂房内诉争车辆丢失，派出所接到我的报警查明是佘汉松偷偷开走。李惠德一审提出反诉请求：1.佘汉松将车牌号为粤Ａ×××**的小轿车返还给李惠德；2.反诉诉讼费由佘汉松承担。事实和理由：佘汉松与李惠德是三十多年的朋友和生意投资合作关系，大家都是按照口头协议约定来做事。诉争车辆发生碰撞，李惠德要求佘汉松无条件返还车辆给李惠德使用。佘汉松对于李惠德的反诉辩称，李惠德欠了大量债务，为了避免诉争车辆被害被李惠德的债权人强行抢车抵债，我于2018年4月9日开走诉争车辆，现存放在广州市番禺市区桥沙头街，目前由我保管使用。本案佘汉松、李惠德围绕佘汉松的诉讼请求依法举证，佘汉松提交了《新车销售合同》、广州永佳雷克萨斯“至尊宝”服务合同及合约说明、提车收据、入网登记表、收款收据、刷卡存根、工行转账凭证及个人业务凭证、账户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机动车行驶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发票6张、保险单2张、农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及银行卡复印件、协议书、通话记录、录音光盘及文字记录，李惠德提交了粤Ａ×××**车辆机动车行驶证、粤Ａ×××**车辆机动车行驶证、电话清单、责任书、工地开发投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中止通知、传票、报警回执、中国农业银行系统发送的信用卡账户短信。一审法院组织佘汉松、李惠德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佘汉松、李惠德对对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上述没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余顺利于2011年3月11日死亡，李惠德及其在本案的委托代理人李惠勤、黄德宏均是余顺利的子女及遗产继承人。2004年，佘汉松和余顺利作为投资人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经济合作社合作开发广州市番禺江南村南里路91号土地。佘汉松与余顺利分别在2008年、2009年签订了《土地开发投资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开发广州市番禺江南村南里路91号土地的出资及股权比例等。2017年5月，佘汉松以李惠德的名义向广州永佳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雷克萨斯公司）购买了雷克萨斯RX200T典雅版小轿车一辆（车架号为：JT×××33，发动机号：8A×××2），佘汉松使用李惠德原名下福特牌车辆的粤Ａ×××**车牌指标，将该车登记在李惠德的名下，车牌仍使用福特牌车辆的粤Ａ×××**车牌（以下简称诉争车辆）。诉争车辆销售过程中，雷克萨斯公司与佘汉松签订了《新车销售合同》及《广州永佳雷克萨斯“至尊宝”服务合同》。《新车销售合同》记载的“新购人”为佘汉松，上牌名义人为李惠德，合同约定总价款为603000元，还约定按揭购车。《广州永佳雷克萨斯“至尊宝”服务合同》记载“乙方”为李惠德。雷克萨斯公司销售诉争车辆合共向购车人收取了603000元，其中249000元由李惠德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番禺支行）贷款后由农行番禺支行向雷克萨斯公司支付，其余款项354000元（包括定金30000元，首期购车款219000元，其他购置税、保险等费用105000元）由佘汉松支付。雷克萨斯公司向购车人开具的收取30000元定金及219000元购车款首期的《收款收据》记载收到“佘汉松/李惠德”的款项。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7年5月26日向李惠德核发了粤Ａ×××**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该证记载如下：品牌型号为“雷克萨斯RX200tJTJBAMCA”，车架号为“JT×××33”，发动机号为“8A×××2”。诉争车辆购买完成后，车辆由佘汉松使用。另查，2017年5月11日，李惠德与农行番禺支行签订《分期业务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44270120170043224），约定农行番禺支行向李惠德发放贷款249000元用于购买汽车，本合同被授予分期额度的信用卡卡号为62×××83（以下称农行3383信用卡），贷款期限36个月，还款方式为分期偿还，由李惠德使用农行3383信用卡偿还分期资金。诉争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记载该车辆的抵押权人为农行番禺支行。李惠德在农业银行开设了账号为62×××18银行账户（以下称5418账户）用于支付向农行番禺支行的贷款本金、利息及手续费等费用，并将该账户的银行卡交给佘汉松保管。佘汉松分别于2017年6月11日和2017年8月8日通过其62×××11账户（以下称2211账户）分别转账24000元至5418账户用于支付向农行番禺支行的贷款本金、利息及手续费等费用。截止至2018年4月27日，李惠德尚欠农行番禺支行209395.39元，其中本金204844.69元，手续费2212.95元，违约金1410.5，利息927.25元。李惠德使用的手机于2018年5月11日收到中国农业银行发送的信用卡还款短信，该短信显示“您尾号3383信用卡05月专项分期应还款额44859.24元，请于06月04日前还款……”。2017年10月11日，佘汉松的委托代理人律师致电李惠德，柏满祥对该次通话进行了录音，该次通话的主要内容如下：柏满祥先自我介绍其是佘汉松委托的律师，并说明此次通话是谈谈佘汉松借李惠德名买车一事；柏满祥说：“佘汉松说你提出想把车过户到他名下，当时是借你的名买的，但是你又想过回到他的名下，但是银行那里还有贷款未还。”李惠德回答说：“是的。”；李惠德在电话中表示可以返还车给佘汉松，车辆其没有出过钱，车辆涉及的贷款由佘汉松负责，车辆不能再挂在其名下，同意配合过户。再查，李惠德、李惠勤、黄德宏于2018年2月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广州仲裁委员会以（2018）穗仲案字44号立案，该案的被申请人是佘汉松，案由是合同纠纷。佘汉松于2018年3月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粤01民特214号案件受理。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15日向李惠德、李惠勤、黄德宏、佘汉松发出中止通知，通知（2018）穗仲案字44号案件仲裁程序中止。诉讼中，佘汉松对于其与李惠德之间关于诉争车辆所产生的纠纷，佘汉松认为其与李惠德之间存在借名买车的口头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其借用李惠德的名义购买诉争车辆，使用李惠德原来的车牌。佘汉松于2017年11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佘汉松在本案起诉时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南村支行（以下称农行南村支行）列为本案第三人，没有针对农行南村支行提出具体诉讼请求。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华南支行（以下称农行华南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及证据。诉讼中，佘汉松撤回对第三人农行南村支行的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佘汉松在本案诉讼中为了证明其将诉争车辆抵押贷款提前还清，提交了农行转账回单1张及农行华南支行出具的《结清证明》1份。农行转账回单显示佘汉松的2211账户转账212451.58元给李惠德3383账户；《结清证明》记载如下：借款人李惠德（身份证号码：）于2017年5月1日与我行签订借款合同(44270120170043224)，在我行办理汽车分期业务，贷款金额为：（大写）人民币贰拾肆万玖仟元整，（小写）249000元；借款人已于2018年6月29日办理分期结清手续。李惠德对佘汉松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诉争车辆抵押贷款249000元是佘汉松向李惠德发放的分红。一审法院认为，佘汉松是香港人，本案属于所有权确认纠纷，由于李惠德住所在广州市海珠区，一审法院是对涉港澳商事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法律，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鉴于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地在我国内地，故可认定我国内地的法律为解决双方争议的准据法。诉争车辆登记在李惠德名下，车辆登记是认定车辆产权归属的初步证据，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车辆登记所有人即车辆的合法产权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诉争车辆（除车牌指标外）是归属佘汉松所有还是归属李惠德所有。首先，关于佘汉松与李惠德之间的关系。佘汉松与李惠德之前除了本案诉争车辆权属纠纷，双方同时还有合作（或合伙）纠纷。佘汉松与李惠德母亲余顺利自2004年开始合作，余顺利死亡后其子女包括李惠德与佘汉松继续保持合作（或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在余顺利生前佘汉松与余顺利是较为固定且较为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同时认定余顺利死亡后佘汉松与其的子女包括李惠德也是较为固定且较为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其次，关于佘汉松与李惠德之间是否存在口头协议问题。正是因为佘汉松与李惠德之间存在这种关系，双方在购置诉争车辆时没有签署合同，双方在诉讼中对诉争车辆除车牌外的所有权各自主张不同版本的口头协议。佘汉松提交的录音证据不仅能证明李惠德在录音时是同意返还车辆给佘汉松，同时证明佘汉松是借李惠德的名购买诉争车辆，一审法院认定佘汉松与李惠德之间达成了借名买车的口头协议，即是双方口头约定佘汉松借李惠德的名及使用李惠德的车牌指标购买诉争车辆，对李惠德所主张口头协议不采信。再次，佘汉松所提交的证据是否可以充分证明诉争车辆（除车牌指标外）归属其所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购买车辆的款项以及偿还购车贷款均由佘汉松支付，车辆购买后一直由佘汉松使用至今，以及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完税证明》、《购车发票》等原件均为佘汉松持有，结合双方达成的借名买车的口头协议，佘汉松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已实际代李惠德清偿了诉争车辆抵押给农行番禺支行的借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诉争车辆（除车牌指标外）归属佘汉松所有，对佘汉松主张确认诉争车辆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李惠德反诉主张佘汉松返还诉争车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雷克萨斯RX200T典雅版小轿车（车架号JT×××33，发动机号8A×××2）的所有权归佘汉松所有；二、驳回李惠德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8820元（其中本诉受理费8770元，反诉受理费50元）由李惠德负担。判后，上诉人李惠德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判词颠倒黑白，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裁决。一审法院违反公平公正，李惠德要求提取庭审录音、录像、笔录，但一审法院说没有录音录像，只有笔录，后来李惠德说一审法院销毁证据，一审法院又说只给第一、二次开庭的笔录，其他都不能给，至今为止，第三、四、五次的庭审笔录、录音录像都没有给李惠德。第一次庭审时，佘汉松已经承认车辆是李惠德的，后来又补充了一句说是佘汉松的，但笔录中仅记载了后半句，但开庭录音可以很清楚的，一审法院却没有记载这一事实。李惠德母亲2011年去世后，李惠德要拿回来车辆，当时去二手车行估价大概15至18万元，佘汉松是知道的，之后佘汉松与李惠德口头协议，让佘汉松把车辆多开几年，佘汉松再换新车，开到70岁就把车辆给回李惠德，车辆交还给李惠德后的剩余供款由李惠德负责。佘汉松要取回车，是因为佘汉松涉及刑事犯罪，指示案外人驾驶车辆撞李惠德，该案公安已立案。在开庭过程中，李惠德承诺可以一次性付款购买涉案车辆，但一审法院都没有支持。李惠德与佘汉松是合作关系，一审判决书说双方中止仲裁程序，但实际上广州中院已经驳回了申请请求，现在仲裁也作出了仲裁裁决，佘汉松老是说李惠德欠人家很多钱，其实不是李惠德欠佘汉松钱，是佘汉松欠李惠德2000多万元，仲裁裁决作出已经一个月了，但佘汉松还没有将仲裁费支付给李惠德。涉案车辆是佘汉松给李惠德发放的分红。被上诉人佘汉松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第一，佘汉松的代理人从未说涉案车辆是归李惠德所有。第二，按照李惠德庭上的陈述，其陈述涉案车辆一直由佘汉松使用，佘汉松承诺在70岁之后会将涉案车辆赠与给李惠德，该陈述恰恰证明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为佘汉松，请求法庭驳回李惠德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惠德向本院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穗仲案字第44号裁决书、本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特21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第一、佘汉松拿了李惠德第一辆福特车的钱15至18万元，才有双方口头协议说在佘汉松70岁后把车辆给回李惠德，否则2011年李惠德可以把车辆卖掉15至18万元，李惠德不可能不卖；第二、李惠德有分红的权利，但佘汉松将钱打到李惠德的帐户，现在佘汉松又不承认是他的钱，如果不是2017年2月至4月份已经有律师与佘汉松多次沟通要搞厂的股份，为什么对方不要李惠德的车牌呢？当时车牌的拍卖价是2至3万元。佘汉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佘汉松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因佘汉松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在涉案法律事实发生时，双方争议的车辆在我国内地，且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涉案车辆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佘汉松主张涉案车辆是其借用李惠德的名义购买的，提供了销售合同、收款收据、款项支付凭证、银行流水、电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明，且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知，佘汉松持有涉案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完税证明》《购车发票》等原件，佘汉松亦实际代李惠德偿还了涉案车辆抵押给银行的借款。综合上述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实际为佘汉松购买及所有，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李惠德在二审时提交了仲裁裁决书及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但即使佘汉松、李惠德存在其他合同纠纷，他们在另案的纠纷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另案纠纷的处理结果与本案并无直接的关联性。据此，本院对李惠德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至于李惠德提出的之前登记在粤Ａ×××**车牌号下的福特车的车款问题，因涉及另一车辆的物权，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李惠德亦没有提出诉讼主张要求处理该车款，故该车款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畴，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在李惠德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佘汉松提交的证据或证明涉案车辆实际为其购买、所有的情况下，李惠德抗辩称涉案车辆为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李惠德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70元，由上诉人李惠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碧玉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张 宾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晓君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