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2民初1738号原告：广东宗宗首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怀德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44479720M。法定代表人：魏朝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利艳，海南法立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郴州市国达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郴州出口加工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00779018211X。法定代表人：李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魏，广东约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明，广东约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国兴，男，196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熙知，湖南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宗宗首饰制造有限公司（下简称宗宗公司）与郴州市国达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郴州国达公司）、李国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李国兴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其异议。后原告撤回对李国兴的起诉，李国兴变更为本案第三人，李国兴撤回对管辖权裁定的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终审准许李国兴撤回对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本案于2018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利艳，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魏，第三人李国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熙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购银款1521905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7300000元（自2009年7月至2018年1月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宗宗集团公司为降低银锭原料成本，慕名到湖南与李国兴商讨采购银锭事宜。2006年12月26日起，原告先后分批向李国兴个人指定银行账户汇款累计18000000元，李国兴却无法保质足额交付银锭，原告要求李国兴退还购银款本金15219052元，被告挪用该笔款项用于购地、兴建厂房并在出口加工经营。2007年起郴州国达公司、李国兴先后与原告签订数份《还款协议书》，但始终无法偿还巨额购银款，期间李国兴以郴州国达公司名义又将土地、厂房抵押给银行贷款11000000元，故2009年郴州国达公司、李国兴再次与原告签署《欠款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郴州国达公司财产以第二顺位抵押给原告。2010年初，李国兴因欠高利贷且郴州国达公司无力偿还巨额银行贷款，提议由原告指定人员入股55%参与郴州国达公司经营管理，作为条件要求原告提供10000000元应急款为其还债，同时提议将原告17000000元债权转为郴州国达公司股权，原告为挽回经济损失期待郴州国达公司重组，在不了解国内外资法规的情况下，与李国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协议第二条第2款中涉及到郴州国达公司、永兴县国达稀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永兴国达公司）拖欠原告购银款17000000元之事实，原告从未放弃过债权利益，拒绝开具自愿抵扣证明文件，原告未参与过郴州国达公司经营活动，郴州国达公司经营不良，原告还为李国兴垫付过员工工资150000元。2010年3月，李国兴擅自将其40%股权质押给胡家达获取11000000元个人借款，因李国兴未还款，胡家达通过深圳市经济仲裁委裁决判令郴州国达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同年8月，胡家达全面接管郴州国达公司经营管理，李国兴股权转让给胡家达。2012年原告依约将55%股权转让给胡家达，胡家达以李国兴欠款未还为由强行扣款六百万余元。2014年，李国兴通过郴州仲裁委向原告提出经济仲裁，索要所签协议约定待郴州国达公司盈利时或有股权转让款7000000元及利息，历经两年的审理，郴州仲裁委裁决书认定该份《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违反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的强制性禁止规定，认定该份协议为无效协议，依法驳回李国兴的全部仲裁请求。2017年初李国兴不顾仲裁条款，以协议无效为由向郴州中院起诉原告，索要股权折价补偿款7000000元。依据我国《合同法》无效条款之规定，原告认为2010年初李国兴以出让股权为诱饵，原告为其还高利贷，债转股不成立，原告2005年所持债权合法有效，李国兴、郴州国达公司长期拖欠原告的购银款应当如数偿还，即便李国兴离任，郴州国达公司仍应承担上述债务及衍生出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016年4月，原告发索款函给郴州国达公司，7月25日委托律师发催告函，郴州国达公司不予理睬。2005年李国兴靠原告的购银款起家在湖南保税区获得全国仅有的冶炼银锭许可批文后设立郴州国达公司，如今郴州国达公司经营状态良好仍拖欠上述债务。原告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一、原告诉称所涉及的债权债务发生于原告与永兴国达公司之间，原告所有汇款的实际收款人是李国兴，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于2007年4月8日与永兴国达公司签订《贸易合同书》，款项汇入的是李国兴指定账户，实际收款人是李国兴，李国兴和永兴国达公司无法交付银锭产生的债务，应当由永兴国达公司、李国兴负责偿还。二、原告明知李国兴作为郴州国达公司的总经理，并无权以郴州国达公司的资产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各方于2008年10月23日所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欠款抵押担保合同》因违法而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的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三、即便担保有效，郴州国达公司因《还款协议书》、《欠款抵押担保合同》而产生的保证责任也因已过保证期间而免除。《还款协议书》、《欠款抵押担保合同》约定，永兴国达公司、李国兴的最后还款期限为2009年10月31日，保证期限为主债务本息还清时止。依据最高院关于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的规定，郴州国达公司的保证责任因保证期间早已届满而免除。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请。第三人述称，李国兴不是案涉债务的原始债务人。李国兴于2006年12月18日在永兴国达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贸易合同书》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虽然原告支付的款项是汇入李国兴账户，但该账户是永兴国达公司使用的账户，是按照双方合同书的第四条第一项和原告、永兴国达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市郴州支行于2006年12月18日签署的《资金监管协议》执行的，原告所有转款都被原告确认为公司收入，都在第三方监管下使用，该笔资金用于郴州国达公司建设和生产，郴州国达公司与原告签署《还款协议书》并承担还款义务是理所当然的。李国兴作为公司股东而要承担还款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2012年12月14日，因政府对环境整治，永兴国达公司被强制关停并注销，李国兴将自己持有郴州国达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原告和胡家达，李国兴不再是郴州国达公司股东。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李国兴不是郴州国达公司的股东，即使是股东也不应当承担公司债务。李国兴因转让股权给原告，与郴州国达公司、胡家达的债权债务问题，待本案明确各方责任后另行解决，李国兴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民事责任。经审理查明，2007年4月8日，宗宗公司作为甲方与永兴国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贸易合同书》，约定甲方购买乙方白银，首先签订总货量16吨分次提货的一般交易，并就供货数量、时间及付款方式等进行约定。李国兴在乙方代表处签字。合同签订后，宗宗公司分批向李国兴个人账户汇款合计18000000元。2008年10月23日，宗宗公司作为甲方，永兴国达公司、郴州国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甲方自2006年12月26日至2007年1月13日期间分批汇入乙方18000000元作为甲方之预付货款，乙方收到认可属实；依据2007年4月8日双方签订之《贸易合同书》，乙方以永兴国达公司、郴州国达公司资产为担保；乙方收到甲方18000000元，双方以汇款和收款票据为凭，双方贸易结算后，甲方汇入乙方所剩实际资金为15199052元，乙方将此剩余资金用至郴州国达公司做建设，在乙方存续期间的全部资产向甲方清偿债务，按照利率为年息8.5%，计息时间从2007年7月1日起计算。本金以甲方剩余实际资金15199052元加上乙方积欠甲方之发票款20000元计算，故本金为乙方实际欠款总计15219052元。《还款协议书》还就分期付款及担保等进行了约定。2009年6月29日，宗宗公司作为甲方，永兴国达公司、郴州国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欠款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因乙方不能按照双方所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按时还款，由郴州国达公司以名下的财产作为抵押担保，同时乙方两公司对甲方所持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还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0年2月5日，李国兴与宗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李国兴将其在郴州国达公司所持有55%的股权转让给宗宗公司，转让价格为34000000元。其中17000000元由宗宗公司以现金形式分三期向李国兴支付；剩下17000000元待李国兴在当地工商税务等部门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宗宗公司成为郴州国达公司合法股东后，协议双方同意宗宗公司2005年投资于永兴国达公司、郴州国达公司的全部投资款（共计17000000元）转让股权转让金。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宗宗公司实际参与郴州国达公司经营管理后，永兴国达公司、郴州国达公司无须再向宗宗公司支付任何形式的款项，不承担付款义务。届时，宗宗公司将落实宗宗公司自愿为宗宗公司以投资款抵扣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并向李国兴提供宗宗公司出具的自愿抵扣的证明文件。宗宗公司委托尚艳华在郴州国达公司担任显名股东，尚艳华成为郴州国达公司股东即代表宗宗公司成为郴州国达公司股东，尚艳华成为股东后，李国兴即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李国兴向郴州仲裁委员会提起股权转让纠纷案，申请宗宗公司、魏朝宗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7000000元及利息，郴州仲裁委员会作出郴仲裁字[2014]10号裁决书。该裁决书查明，2010年2月9日，李国兴依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郴州国达公司55%股权过户至尚艳华名下，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宗宗公司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金现金10000000元，尚欠需以现金支付的股权转让金7000000元。该裁决书认定，宗宗公司系外商投资企业，宗宗公司与李国兴明知而有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并采取由尚艳华担任显名股东，宗宗公司为隐名股东转让郴州国达公司股权的方式来规避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违反了我国《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应为无效。因《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无效，不存在支付股权转让金的问题。宗宗公司已将其持有的郴州国达公司55%股权于2012年8月29日转让给胡家达等人，其约定转让金为34000000元，现该股权已不能返还给李国兴，即按34000000元折价予以补偿。宗宗公司原已用现金及债权支付的李国兴股权转让金27000000元，该款应抵作了折价补偿款，故宗宗公司现需支付的补偿款为7000000元。宗宗公司不服郴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郴仲裁字[2014]10号裁决书，向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10民特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李国兴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有效，请求裁决宗宗公司支付尚欠李国兴股权转让款7000000元及利息，郴仲裁字[2014]10号裁决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无效，遂驳回了该项请求，并另行裁决宗宗公司支付李国兴股权作价补偿款7000000元。仲裁裁决的数额虽然没有超出李国兴的仲裁请求，但仲裁裁决的项目及性质与李国兴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不同，亦即李国兴未就股权作价补偿款提出请求。郴州仲裁委员会在未告知当事人变更仲裁请求的情况下，直接裁决由宗宗公司给付李国兴股权作价补偿款，该裁决超出了李国兴的仲裁请求，属于无权仲裁的情形，对郴仲裁字[2014]10号裁决书第二项予以撤销。李国兴遂于2016年11月14日向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宗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一案，诉请宗宗公司返还股权转让后的折价款70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该院裁定该案移送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处理。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1003民初9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包括：2010年2月5日，李国兴与宗宗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李国兴将自己持有的郴州国达公司55%股权以34000000元转让给宗宗公司，付款方式为先付3000000元股权过户，2010年2月25日向股权质押人付款7000000元，另7000000元可以用宗宗公司在郴州国达公司的利润分配款中支付，李国兴欠宗宗公司的17000000元在股权转让款中抵扣。宗宗公司支付了3000000元和7000000元也抵扣了17000000元，剩余7000000元未付。该判决书判令宗宗公司补偿李国兴股权转让折价款7000000元及赔偿资金占用损失。宗宗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10民终35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国兴已将其持有的郴州国达公司55%的股权转让给宗宗公司，宗宗公司受让后又将该55%股权转让给胡家达等人，股权已无法返还为客观事实，故李国兴要求宗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以34100000元作为折价补偿的计算依据和考量，减去双方均认可的已经支付的27000000元，判决宗宗公司向李国兴支付股权转让款7000000元并无不妥，二审法院予以确认，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宗宗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民申15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本案听证及庭审中，李国兴主张《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用以抵扣股权转让款17000000元的债务即为永兴国达公司、郴州国达公司于《还款协议书》中确认所欠宗宗公司《贸易合同书》项下的货款本金15219052元及利息，李国兴自愿在其出让郴州国达公司股权给宗宗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对价中抵扣以代偿郴州国达公司所欠宗宗公司17000000元的债务。宗宗公司确认17000000元的债务是永兴国达公司、郴州国达公司于《还款协议书》中确认所欠宗宗公司《贸易合同书》项下的货款本息，该款项应由郴州国达公司、永兴国达公司偿还，《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该债务用于宗宗公司支付给李国兴的股权转让款，但在具体履行过程中没有经宗宗公司、李国兴、郴州国达公司、永兴国达公司四方就该抵扣作出书面文件安排，且《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经认定为无效，故前述抵扣约定亦无效，郴州国达公司应继续按照《还款协议书》、《欠款抵押担保合同》向宗宗公司支付货款本息。另查明，宗宗公司是成立于2002年11月25日的外国法人独资企业。永兴国达公司为成立于2004年2月1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李国兴为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07年6月4日注销。郴州国达公司为成立于2005年8月23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李国兴。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贸易合同书》、付款记录、往来函件、《还款协议书》、《欠款抵押担保合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郴仲裁字[2014]10号裁决书、（2016）湘10民特1号民事裁定书、（2017）湘1003民初92号民事判决书、（2018）湘10民终351号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申1518号民事裁定书、声明书、索款函、律师催告函，第三人提交的资金监管协议、收据、信件、工商登记资料、声明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附卷为据。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郴州国达公司是否需要向宗宗公司支付《贸易合同书》项下的欠款及利息。宗宗公司通过与永兴国达公司签订《贸易合同书》的方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李国兴作为永兴国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永兴国达公司在《贸易合同书》上签字并被确认为指定收款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宗宗公司和永兴国达公司。2008年10月23日，永兴国达公司、郴州国达公司作为签约一方与宗宗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贸易合同书》项下的债务本金为15219052元，该资金用于郴州国达公司做建设，郴州国达公司并承诺分期偿还该债务并提供担保，后又于2009年6月27日签订了《欠款抵押担保合同》就担保事项进行了具体约定。此时，永兴国达公司已注销，郴州国达公司签署《还款协议书》、《欠款抵押担保合同》的行为应视为其加入《贸易合同书》项下确认尚欠宗宗公司的货款债务并提供担保。2010年2月5日，李国兴与宗宗公司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方式约定李国兴将所持郴州国达公司55%的股权转让给宗宗公司，转让价格为34000000元，其中以宗宗公司2005年投资于永兴国达公司、郴州国达公司的全部投资款共计17000000元作为股权转让款。宗宗公司受让的前述股权已按约定变更登记至其委托持股人尚艳华名下。后宗宗公司又将该受让股权转让给胡家达等人。郴仲裁字[2014]10号裁决书、（2016）湘10民特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因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2017）湘1003民初92号民事判决书、（2018）湘10民终35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湘民申1518号民事裁定书均查明及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项下应付的34000000元股权转让款，宗宗公司已分别现金支付3000000元和7000000元，也抵扣了李国兴欠宗宗公司的17000000元，剩余7000000元未付。因《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无效且宗宗公司已将受让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股权无法返还，以34100000元应付股权转让款作为折价补偿的计算依据和考量，减去双方均认可的已经支付的27000000元，判令宗宗公司应补偿李国兴股权转让折价款7000000元及赔偿资金占用损失。宗宗公司、李国兴双方于本案听证及庭审中均确认，所欠宗宗公司17000000元的债务即为永兴国达公司、郴州国达公司于《还款协议书》中确认所欠宗宗公司《贸易合同书》项下的货款本金15219052元及利息，双方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同意用以抵扣宗宗公司应付李国兴股权转让款中的17000000元。该债务经前述判决查明及认定已于宗宗公司已付李国兴的股权转让款中进行了抵扣，未计算在宗宗公司的未付股权转让款中。由此可见，《还款协议书》中确认所欠宗宗公司《贸易合同书》项下的货款本息已实际抵扣宗宗公司应付李国兴的部分股权转让款，现宗宗公司以《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无效故抵扣约定亦无效为由，诉请郴州国达公司继续按照《还款协议书》约定向其支付所欠宗宗公司《贸易合同书》项下的货款本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宗宗首饰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为154395元，由原告广东宗宗首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 静人民陪审员  李爱娥人民陪审员  梁嘉仪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何思榆邓玉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