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105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彪虎餐饮娱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赵成学。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法定代表人：邓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剑飞，广东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彪虎餐饮娱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彪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隆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12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彪虎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改判驳回索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索隆公司的起诉；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索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在案件事实部分，一审法院仅审查了彪虎公司的经营资质，但并未审查索隆公司的经营资质。根据查询信息显示，索隆公司并不具备经营卡拉OK、KTV、商场、酒吧等的经营资质。二、索隆公司在一审中，为证明其通过受让方式取得案涉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提交了一份编号为DWXF-2017-013《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索隆公司通过该协议受让获得案涉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彪虎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是错误的。具体意见如下：1.索隆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具备卡拉OK、KTV、商场、酒吧等的经营资质。而根据《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案涉音乐作品的原始权利人天某盛某文化转让给索隆公司的是“线下领域”的权利（根据该协议第一条的约定，“线下领域”指的是：实体经营的商场、娱乐场所、KTV、酒吧等公共场所以及经营场所，以及相关的设备供应商及经营者）。故，索隆公司是无权进行《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中“线下领域”所约定的经营活动，该协议也属于无效协议。2.《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相关音乐作品的转让对价，根据该协议第二条第4条约定，索隆公司与天某盛某对转让金额及给付事项，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而在本案中索隆公司并未向法院提交其已经就涉案音乐作品的转让支付相应对价的凭证，也没有向法院提交关于转让对价的补充协议，更没有向法院提交关于具体交易对价的证据材料。彪虎公司认为索隆公司与案外人天某盛某之间就案涉音乐作品著作权根本不存在任何转让行为，索隆公司根本不拥有案涉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3.根据《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5点的内容，索隆公司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侵权方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的权利。上述约定显然是属于授权性的内容，只有授权才存在“独占使用”及“再授权”。如果是受让获得著作权根本不存在独占许可及再授权的问题。索隆公司与天某盛某之间就案涉音乐作品仅仅是授权而非转让，该协议显然是为了诉讼而编造的。索隆公司所获仅仅是著作权“诉权”的授权，这一类型的授权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是无效的授权。索隆公司本身并无经营卡拉OK、KTV、商场、酒吧的经营资质，索隆公司通过《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获得的授权，实质上是取得了类似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能。但显然，索隆公司并非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因此，索隆公司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4.《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7年10月15日。而在2017年6月至今，索隆公司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就本案涉案歌曲提起了5起民事侵权诉讼，在重庆地区就本案涉案歌曲提起了数十起的民事侵权诉讼。其中珠海市的5起民事诉讼已经被香洲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索隆公司的起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二审裁定维持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重庆地区的案件，索隆公司全部撤回起诉。上述案件中，索隆公司均未提交《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显然该协议是为了本案诉讼而编造的不真实的协议。三、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的（2018）黔03民初119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索隆公司无法证明《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真实性，不能证明其是涉案作品的真实性，不能证明其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因此驳回索隆公司的起诉。四、彪虎公司缴纳版权费的行为符合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规范，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应当赔偿，其赔偿额也应按照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收费标准确定。索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索隆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法律亦没有强制性规定限制著作权人的经营范围。索隆公司作为著作权人依法提起诉讼具有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对赔偿数额的认定清楚，数额合理。索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彪虎公司立即停止对《最初的信仰》1首作品著作权实施侵权行为；2.判令彪虎公司赔偿索隆公司的经济损失2000元；3.判令彪虎公司承担索隆公司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律师费，公证费，取证消费）合计273.21元；4.彪虎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诉请保护作品名称及作品类型：《最初的信仰》（作品登记证号：国作登字-2016-I-00339614）；著作权人：北京天某盛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2.索隆公司获得权利来源：《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编号：DWXF-2017-013）及《确认书》。内容及性质：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等的独占使用权。期限：永久。3.涉案公证情况（被诉侵权行为）：擅自在经营场所提供案涉MTV供顾客点播（发现侵权时间：2017年11月24日；实施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4.比对：公证封存光盘中内含的被诉侵权视频，相关播放画面为视频片段，所显示的词曲、演唱者、对应的演唱画面等均与案涉MTV音乐电视作品相吻合。5.彪虎公司经营情况：2016年5月24日成立，注册资本600万元，经营范围：文化娱乐服务；餐饮服务。上述各项有《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确认书》《作品登记证书》、（2017）湘永潇证监保字第0087号《公证书》及附件、（2017）湘永宁证字第2008号《公证书》及附件、彪虎公司企业公示信息资料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害著作权纠纷，与本案相关联的系列案属批量开庭审理，故对本案需查明的争议焦点和当事人的主要抗辩理由综合分析如下：一、关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索隆公司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明确了涉案作品《最初的信仰》的著作权人是北京天某盛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此，彪虎公司虽抗辩认为作品登记证书并未记载作品创作底稿、作者本人信息等资料，但法律法规并未规定《作品登记证书》必须具备的生效要件，彪虎公司亦未提供相反证据否定其内容的真实性，《作品登记证书》由国家版权局出具，依法具有证明力。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是北京天某盛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二、关于索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索隆公司与北京天某盛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北京天某盛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其依法拥有的音乐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在实体经营的商场、娱乐场所、KTV、酒吧等公共场所及经营场所，以及相关的设备供应商及经营者的领域内转让给索隆公司，索隆公司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侵权方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的权利。彪虎公司提出结合本案之前的诉讼中索隆公司提供的是独占许可协议等事实，上述证据可能属于为应对本次诉讼而签署的，且转让协议未记载实际转让价款、故无效等抗辩意见，由于法律法规并未规定是否标注转让金额为著作权转让协议的成立或生效的必要条件，北京天某盛某文化传播公司已书面确认收到了索隆公司的转让协议价款，双方的转让协议已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彪虎公司亦未举证证明转让协议属于伪造的虚假证据，故彪虎公司该抗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彪虎公司还提出索隆公司并非《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能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抗辩意见，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不得在合同约定期限内自己行使或者许可他人行使合同约定的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的权利。”的规定，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索隆公司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了著作权管理合同，故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以自己名义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彪虎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索隆公司依法享有诉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三、关于彪虎公司主张公证申请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以及异地公证效力的问题。彪虎公司抗辩认为本案湖南省宁远县公证处无权对位于佛山的彪虎公司经营场所进行异地公证取证，公证的申请人永州市君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与公证事项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公证申请人，因此索隆公司提供的保全内容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使用。首先，《公证程序规则》第九条规定，公证当事人是指与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并以自己的名义向公证机构提出公证申请，在公证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除与自然人人身有密切关系的公证事项外，当事人可以委托他人代理申办公证。本案公证涉及的侵权行为，属于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公证的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章有关委托合同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可以以自己名义也可以以委托人名义进行。涉案公证书，虽然君澜公司以自己名义申请，但从其内容看，已经完整表述了公证的目的是为索隆公司获取涉嫌侵权的经营场所内使用侵权作品的相关证据，针对性和目的性表述明确，申请人本身的经营性质也是知识产权代理业务，索隆公司持有公证文书原件并举证作为证据使用，已经实际确认了君某公司申请公证的目的，且彪虎公司也未能举证反驳君某公司的上述公证内容并非受索隆公司委托或有其他用途，因此彪虎公司主张对公证申请人资格的异议不能成立。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但上述规范属于管理性规范，是为了对公证机构的执业区域进行规范管理，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并未规定公证机构超执业区域受理公证业务而出具的公证书无效。异地公证与公证书本身的客观真实性没有直接关系，仅以异地公证为由不足以否定公证书的效力。本案中湖南省宁远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即使存在跨区域公证，但其公证过程中的封存取证过程、侵权作品内容、相关票据等实质要件齐备、内容完整清晰，公证人员资质、印鉴齐全，且本案并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的内容，故对于公证书载明的事实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彪虎公司关于公证文书效力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四、关于彪虎公司是否构成侵权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彪虎公司未经索隆公司授权或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的KTV点歌系统存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向不特定的消费者公开播放，且未能提供合法来源，侵犯了索隆公司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索隆公司要求彪虎公司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本案中，彪虎公司认为应按照国家版权局关于卡拉OK收费标准计付赔偿费用的意见，由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不是在正常交易条件下以合同等方式确定交易价值，而是以索隆公司受损、彪虎公司侵权获利、法定赔偿等方式来确定。虽然因知识产权的特性以及损害事实取证难等实际情况使确定实际损失经常有较大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应按照彪虎公司主张的有关部门制定的正常交易价格计算实际损失，彪虎公司主张的参加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收取费用的计算方法与本案的情况也不具有关联性，故彪虎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彪虎公司还提出其已经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版权费，故其违法的主观恶意不大，应相应减少赔偿额度的意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彪虎公司虽然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歌曲著作权使用费，但其点歌系统是向第三方购买，并未由其缴纳费用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供曲库，其签署的著作权许可合同中也明确规定授权使用的范围是该协会“管理”的著作权。本案证据显示，索隆公司及转让前的权利人并未将本案涉案作品协议参加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管理，彪虎公司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许可使用费的行为并不包含本案作品的授权使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并非仅仅是惩罚性赔偿，更多的是包括了对被侵权人权利损失的恢复和填平，彪虎公司应在获得了授权后加强与授权组织之间就授权歌曲的使用的规范管理，合法行使权利，不宜以此理由减少未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获取赔偿的权利，故彪虎公司的上述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流行时间及相关音乐作品使用的付酬标准、彪虎公司侵权行为的方式、主观过错程度以及索隆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维权费用等因素，酌定本案的赔偿及合理开支总额为1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十项、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彪虎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对《最初的信仰》作品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二、彪虎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索隆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支出共1000元；三、驳回索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彪虎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彪虎公司负担。二审中，彪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音乐作品著作权独占许可授权协议》，拟证明索隆公司实施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2.民事裁定书两份，拟证明索隆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索隆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因天某盛某公司与索隆公司已另行签订权利转让协议，彪虎公司提交的证据1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彪虎公司提交的证据2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天某盛某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出具《确认书》，就涉案转让协议确认以下事项：天某盛某公司已收到索隆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涉案音乐作品相关权利按照涉案转让协议签订日期2017年10月15日起生效；天某盛某公司与索隆公司不存在任何履行协议的纠纷。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诉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索隆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2.彪虎公司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以及一审法院对彪虎公司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天某盛某公司作为著作权人与索隆公司签订了涉案转让协议，约定天某盛某公司将涉案音乐作品在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转让给索隆公司，索隆公司受让后即享有涉案音乐作品在包括KTV在内的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此为实体权利。因此，对于他人未经许可在KTV等协议约定的“线下领域”实施的侵害复制权、放映权的侵权行为，索隆公司有权以著作权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侵权责任，其作为本原告是适格的。彪虎公司上诉主张涉案转让协议系为应对诉讼而制造的虚假证据、索隆公司未实际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相关著作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彪虎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转让协议并非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天某盛某公司已出具确认书确认收到索隆公司支付的款项、涉案转让协议已生效、双方不存在履行协议的纠纷，故在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可以证明涉案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最后，支付相应对价并非转让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协议成立或生效要件，即使索隆公司未支付相应对价亦不影响索隆公司依约定获得相应著作权。因此，彪虎公司的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索隆公司的实际经营范围是否与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相符，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并无法律、法规规定著作权受让人必须具备特定经营范围方能受让相应的著作权，因此，即使索隆公司不具备KTV等经营范围，亦未实际经营上述项目，不影响其通过受让取得本案相关著作权。彪虎公司还上诉主张索隆公司并非合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无权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包括提起本案诉讼。对此，本院认为，如上所述，索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其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享有的相关著作权，而非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职能，其行为不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调整范围，其提起本案诉讼亦无须具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主体资格，因此，彪虎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索隆公司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彪虎公司主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有可能是存储于第三方服务器而非其服务器上，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信。因彪虎公司实施了侵害索隆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在线下享有的放映权等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判令彪虎公司停止侵权，并综合具体案情酌定彪虎公司向索隆公司赔偿1000元，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未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管理，彪虎公司以其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为由主张不应向索隆公司进行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彪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彪虎餐饮娱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文波审判员  郑正坚审判员  邱程辉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刘敏君书记员杨思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