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324民初7602号原告：睢宁县玉玲烟酒商店，住所地睢宁县中山南路（风华楼南50米）。经营者：梁玉玲，女，1958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翠荣，睢宁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睢宁县睢城镇睢城粮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24136970428X，住所地睢宁县城区环城东路**。法定代表人：高建，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梅，该所会计。被告：高建，男，1963年3月13日生，汉族，住睢宁县。第三人：尤逢超，男，1956年8月11日生，汉族，户籍住址睢宁县，现住睢宁县。原告睢宁县玉玲烟酒商店（以下简称玉玲商店）与被告睢宁县睢城镇睢城粮管所（以下简称睢城镇粮管所）、高建、第三人尤逢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18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玉玲商店的经营者梁玉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翠荣、被告睢城镇粮管所的法定代表人高建（亦是本案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梅、第三人尤逢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玉玲商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睢城镇粮管所、高建共同给付原告酒款88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分别于2015年2月26日、2015年9月27日、2017年1月26日三次从原告处购买品牌为“古井献礼”的白酒十箱，并出具欠条。按照原告销售惯例，被告从原告处买酒，不给钱就应当给卡（卡是原告促销的一种方法，持卡等于持有价证券）、不给卡就应当支付钱。被告从原告处提酒后，总是以有卡为由拖着未予支付原告酒款，经原告催要，被告先是答应给钱，后又答应给卡，结果既没给钱也没给卡，故原告提起诉讼。被告睢城镇粮管所、高建共同辩称，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酒款8880元是睢城镇粮管所与第三人尤逢超之间发生的，且该款已经支付给尤逢超了，睢城镇粮管所和高建不欠原告酒水款。第三人尤逢超陈述：玉玲商店的老板梁玉玲找我帮忙替她卖酒，我不是直接销售酒，而是销售玉玲商店的一种券（卡），凭该有价券可以到玉玲商店提酒。2014年5月30日，我给了睢城镇粮管所10张券，价值8880元。睢城镇粮管所可以凭这些券到玉玲商店提酒，可以一次性全部提完，也可以分批次提。2015年11月26日之后，睢城镇粮管所分两次将8880元支付给我。每次我在梁玉玲那里拿券，都会向梁玉玲出具欠条，之后我会将券面价值的款项支付给梁玉玲，再把欠条收回。到目前为止，我和睢城镇粮管所、梁玉玲之间的款项已经全部结清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玉玲商店的性质属于个体工商户，由梁玉玲经营。第三人尤逢超原系粮食系统的职工，同时又帮助玉玲商店销售酒。尤逢超长期从原告处赊取提货券（该提货券系玉玲商店向持券人交付相应商品的有价凭证），然后将提货券销售给他人，任一持券人均可持该提货券到原告处提取相应商品。2014年5月30日，尤逢超将10张、每张载明一箱（共6瓶）“古井献礼”酒、价值共计8880元的提货券一次性销售给了被告睢城镇粮管所，睢城镇粮管所分别于2015年11月26日向尤逢超转账支付5000元、2017年3月6日支付3800元，剩余80元以微信红包的方式支付给了尤逢超的妻子。2015年2月26日，睢城镇粮管所所长高建到玉玲商店提取了2箱酒；2015年9月27日，其又从原告处提取了2箱酒；2017年1月26日，其再一次去原告处提取了6箱酒。被告高建于上述三个不同的时间分三次从原告处共提酒10箱，三次均以未带提货券为由未向玉玲商店交付相应的提货券，而是由被告高建分别在提酒的当日在原告提供的“供货单位及商品备案（索证索票）登记表”上写明“欠酒两箱（古井献礼）”、“欠古井两箱”、“欠六箱（古井献礼）”，三次共计十箱。原告认为被告高建及睢城镇粮管所在其处提走的10箱酒既未提交提货券亦未支付对价，因而提起诉讼。而被告高建及睢城镇粮管所则认为其在原告处提取的10箱酒就是第三人尤逢超给其的提货券，其已将10箱酒共计8880元支付给了尤逢超，故和玉玲商店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应当再承担给付责任另查明，梁玉玲就涉案酒款于2018年3月14日以其个人为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高建支付涉案酒款，后又追加睢城镇粮管所为被告、尤逢超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以梁玉玲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了（2018）苏0324民初2210号裁定，驳回了梁玉玲的起诉。还查明，第三人尤逢超与原告玉玲商店和被告睢城镇粮管所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供货单位及商品备案登记表、贵宾礼品卡（提货券）、第三人尤逢超出具的证明、被告睢城镇粮管所提供的存款凭条回单发票、（2018）苏0324民初2210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在卷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睢城镇粮管所、高建与玉玲商店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给付涉案酒款的责任。关于被告睢城镇粮管所、高建与玉玲商店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关键在于涉案提货券的性质是物权还是债权。物权和债权的最大区别在于物权的绝对性和债权的相对性。就本案而言，显然睢城镇粮管所在取得提货券后并不能仅凭自己的单方意思表示就能实现对提货券上载明的酒品的支配权，其必须依据玉玲商店的合意要求玉玲商店履行交付酒品的债务。睢城镇粮管所与尤逢超之间因销售提货券所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标的物指向是提货券本身，而非提货券上载明的商品，睢城镇粮管所在向尤逢超支付对价获得玉玲商店的提货券后，请求玉玲商店交付货物的请求权基础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即实际上睢城镇粮管所和玉玲商店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其取得了买卖合同中买方的权利，获得了该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债权人的地位。睢城镇粮管所作为买方，基于债之关系享有请求卖方玉玲商店给付和保有给付的权利，其合同义务是向玉玲商店交付提货券。现玉玲商店已经履行了交付酒品的义务，二被告应举证证明其向玉玲商店交付了提货券或者等额支付了对价，以使得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但二被告对此未有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虽然被告高建在庭审中陈述，其于2017年1月26日最后一次提酒时通过其会计将10张提货券一次性交给了玉玲商店，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向原告出具了提货券之后，不仅未有收回其原先出具的欠据，反而于当日继续给原告书写了欠六箱酒的欠据信息，因此，被告高建的陈述既不符合常理，也有悖于交易习惯，故本院对其该抗辩观点不予采信。关于被告睢城镇粮管所和高建是否应当承担给予原告酒款的责任问题。结合上述分析，睢城镇粮管所和玉玲商店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合法有效。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尤逢超称是向睢城镇粮管所推销提货券，且是睢城镇粮管所向尤逢超支付的对价，同时被告高建给原告出具的欠酒信息上也写明了是睢城镇粮管所。综合全案情况，被告高建的行为应当认定是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睢城镇粮管所承担，即应当由睢城镇粮管所承担涉案酒款的给付责任。原告请求判令被告高建和被告睢城粮管所共同承担给付责任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睢宁县睢城镇睢城粮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睢宁县玉玲烟酒商店酒款8880元；二、驳回原告睢宁县玉玲烟酒商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睢宁县睢城镇睢城粮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冯代群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吴皓月书记员邢伟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