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民终37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伟，男，196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云，浙江高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梅，女，198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平阳县。 上诉人蒋伟因与被上诉人苏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蒋伟根本没有就退股的条件、退股的盈亏结算等一系列股权转让协议所必需的核心条款作出任何承诺，一审法院认定在苏梅朋友裘卓曜威胁短信发送给蒋伟前已有退还股权款意愿，是将股权转让等同于民间借贷来理解，实不可取。二、在裘卓曜接二连三发送涉及蒋伟本人及家属死亡威胁短信后，蒋伟迫于自身及家人安危考虑，同意就退股事宜进行沟通，但双方并没有就盈亏结算等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定蒋伟没有反对意见，而是作出各种承诺或付款安排，证明蒋伟对其应退还苏梅股权款义务予以认可，进而认定退股协议的签订是蒋伟真实意思表示，违背案件的基本事实和日常生活常识。事实上苏梅一直催要退还股权款，因宁波净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净博公司）经营不善，有所亏损，要求苏梅承担相应比例的亏损，其间苏梅表示因其母亲生病急需用钱，故蒋伟出于交情考虑，表示会由净博公司出面借款给苏梅，以备急需，后因净博公司财务人员不同意而借款未成，这与退股与否、股权款结算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借款与退还股权款混为一谈，显属不当。三、2017年12月17日，苏梅与裘卓曜到净博公司逼要退股款，殴打蒋伟，一审法院认定蒋伟难以证明受暴力胁迫签订退股协议，实难认同。 苏梅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苏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蒋伟退还苏梅款项10万元。一审审理过程中，苏梅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蒋伟退还苏梅款项9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4日，苏梅与蒋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蒋伟将其在净博公司的10%股份转让给苏梅，转让价格为10万元。同日，双方一致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按照95000元履行，苏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蒋伟交付股权转让款95000元。2017年12月14日，苏梅与蒋伟签订退股协议一份，载明：“现有苏梅入股宁波净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10%股份）10万人民币，承诺2个月试投期，若2个月公司营业状况不佳，股权转让人蒋伟同意将苏梅（10%股份）10万元股份全额退股，原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7月4日签订，应于2017年9月4日退股，因个人原因，现股权转让人蒋伟同意在2018年6月30日前把（10%）10万元退给苏梅。”协议签订后，蒋伟至今未按退股协议约定将上述10万元退还苏梅。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苏梅与蒋伟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的退股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蒋伟辩称退股协议系蒋伟在苏梅及其朋友的暴力胁迫情况下所签订，故该退股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蒋伟主张退股协议无效的理由为退股协议系蒋伟在苏梅的暴力胁迫下所签订，对此，蒋伟既应举证证明在受胁迫情况下因恐惧而签订了退股协议，同时应举证证明该退股协议的签订违背蒋伟的真实意思，致使蒋伟利益受损。经审查，蒋伟的辩称意见不成立，该退股协议合法有效，理由如下：1.蒋伟提供的裘卓曜发送的短信证据仅仅可以证明苏梅朋友裘卓曜向蒋伟发送短信，并不能证明蒋伟因为该短信而产生恐惧，进而因恐惧签订退股协议。根据蒋伟提供的短信记录，苏梅朋友裘卓曜向蒋伟发送短信的时间为2017年11月22日，苏梅与蒋伟就涉案款项进行微信沟通的时间起点为2017年11月16日，蒋伟作出还款安排的时间起点为2017年11月17日，可以证明蒋伟在裘卓曜发送短信前已有归还苏梅股权款的意愿，进而可以证明蒋伟签订退股协议是蒋伟的真实意思。根据苏梅提供的其与蒋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11月16日起苏梅已开始向蒋伟催讨退股款项，并向蒋伟提供了收款账号，在沟通交流过程中，蒋伟并未对退还股权款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而是作出各种承诺或付款安排，根据苏梅与蒋伟之间的通话录音，在退股协议签订后，苏梅于2018年6月30日向蒋伟催讨退股款项时，蒋伟作出会归还的意思表示，可以证明蒋伟对其应退还苏梅股权款这一义务予以认可，退还苏梅股权款是蒋伟的真实意思，退股协议的签订是蒋伟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退股协议的签订并未损害蒋伟的利益。蒋伟就苏梅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反驳称系针对涉案股权款之外的苏梅向净博公司的借款，缺乏证据支持，明显与聊天内容不符，不予采信。蒋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退股协议是蒋伟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订。2.该退股协议签订地点为净博公司，签订时苏梅以及苏梅朋友裘卓曜、蒋伟、蒋伟母亲、蒋伟兄弟在场，净博公司员工张某在隔壁办公室，从签订协议时的人员情况及场地情况，均难以证明苏梅存在胁迫蒋伟签订退股协议的情形，根据证人蒋某、张某的陈述，两个证人均在积极劝说苏梅与蒋伟协商解决问题，在劝说之后，证人张某草拟了协议，但未被采用，而是由蒋伟草拟了退股协议后双方签字，这也可以反映退股协议是双方经过协商而签订，蒋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退股协议系蒋伟因受胁迫陷于恐惧进而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所签订。综上，苏梅与蒋伟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的退股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蒋伟同意在2018年6月30日前将股权款10万元退还给苏梅，现苏梅按照2017年7月14日实付股权转让款95000元作为蒋伟在退股协议项下的应退款金额，诉请蒋伟退还款项95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蒋伟退还苏梅款项95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蒋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蒋伟负担。 二审中，蒋伟、苏梅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蒋伟是否在受暴力胁迫情况下签订退股协议。蒋伟认为，退股协议是其在受苏梅朋友裘卓曜暴力胁迫情况下签订。对此，本院认为，蒋伟对反驳苏梅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的后果。蒋伟虽提供了裘卓曜发给其的短信记录，并申请证人蒋某、张某出庭作证。但根据裘卓曜发送给其的短信记录显示，裘卓曜是于2017年11月22日开始向蒋伟发送短信，而苏梅与蒋伟于同月16日已为退股退款事宜通过微信进行沟通，蒋伟于同月17日已对退款作出安排。且根据苏梅提供的其与蒋伟之间的通话录音，蒋伟在苏梅于2018年6月30日向其催讨时还明确表示愿意退款，说明蒋伟对退款并无异议。证人蒋某、张某的证言仅能证明双方曾为股权款事宜发生过争吵、推搡。故蒋伟一审提供的上述证据难以证明蒋伟是在受暴力胁迫情况下签订退股协议。蒋伟提出苏梅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款项系股权款之外的借款，与事实不符，本院难以采信。 综上，蒋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75元，由上诉人蒋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胡曙炜 审判员  王亚平 审判员  方资南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周维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