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89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卓彬，男，196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雍子婕，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弟，男，1944年5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顺勇，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微，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卓彬因与被上诉人刘德弟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卓彬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以及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刘德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应当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2011年刘德弟向越秀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涉案房产归刘德弟所有、确认刘德弟与香港运通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有效、要求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与香港运通公司继续履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协助将房屋过户至刘德弟名下。该案案号为（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805号案件（以下简称2805号案件），起诉时刘德弟申请了财产保全，越秀法院于2011年9月28日查封了涉案房产。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4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719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1719号案件），裁定撤销2805号案件并驳回了刘德弟的起诉。涉案房产于2015年6月11日才被解封。黄卓彬起诉本案是依据1719号案件，事实非常清楚，法律规定明确，应当支持黄卓彬的诉讼请求。（二）涉案房产一直由刘德弟非法霸占并被其错误查封，导致黄卓彬无法对涉案房产进行正常使用、出租、转让，无法利用涉案房产向金融机构融资贷款，无法正常行使物权，最直接的损失即为资金占用损失。最后，无奈之下黄卓彬向案外人钟少平借款最终导致不能偿还而产生了巨额利息并被钟少平起诉［案号：（2016）粤5281民初1030号］，因此给黄卓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原审法院未查明事实即认定黄卓彬没有实际经济损失明显错误。（三）原审法院依据未生效的、正在二审审理中的（2016）粤0104民初1305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3056号）作为判决依据，且13056号案件属于原审法院严重超期审理后刘德弟多次缠诉、累诉而另行制造的案件。黄卓彬起诉的依据是1719号案件，该案已经生效，而13056号案件未生效且与本案无关联关系，原审法院已经严重违背公平原则，偏袒上诉人作出的判决应当予以撤销。二、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时严重超期审理的行为属于严重程序违法，明显有偏袒刘德弟的嫌疑。原审法院2015年6月10日立案受理本案，在未裁定中止审理的情况下直至2018年7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依据法律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即本案一审应当于2015年12月9日前作出判决，然而原审法院却超期审理了944天，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综上，原审判决未查清事实，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损害了黄卓彬的合法权益，请求予以改判。刘德弟二审辩称，黄卓彬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一、黄卓彬是否是合法善意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该问题经过与本案有关的几个案件的事实查明，均得到了答案，黄卓彬系恶意串通的买受人，因此黄卓彬无权要求持续合法使用房屋几十年的刘德弟赔偿损失。二、如果本案不直接对黄卓彬取得涉案房屋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进行事实查明，进而进行裁判，那么也应当以运通公司诉黄卓彬等执行异议之诉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待该案审理完毕后再进行本案的审理行为，本案需要中止审理。三、黄卓彬并未因涉案房屋被查封而遭受实际损失。黄卓彬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涉案房产的查封有导致其无法对涉案房屋进行正常使用、出租、转让的事实，亦无法证明其有遭受实际的经济损失，故黄卓彬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黄卓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德弟向黄卓彬赔偿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路57号12楼A房被错误查封的经济损失463273元，计算标准为：从上址房屋的产权被查封之日（即2011年9月28日）起至该房屋的产权被解封之日止（即2015年6月11日），以192292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事实和理由：黄卓彬、刘德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案号（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805号］，法院依刘德弟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11年9月26日作出（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80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黄卓彬银行存款60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根据上述裁定，法院查封了黄卓彬所有的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路57号12楼A房产权。现该案已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裁定驳回刘德弟的起诉，但法院上述财产保全措施尚未解除，涉讼房屋产权仍然处于被查封状态。因刘德弟错误的财产保全申请，导致黄卓彬蒙受损失，暂计至2015年6月5日，损失已达456009元（计算方式：以黄卓彬购房款1922929元为基数，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涉讼房屋产权查封之日起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德弟因提起（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805号案，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保全。一审法院于2011年9月28日，查封了黄卓彬所有的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路57号12楼A房房屋产权。案经中院二审，于2015年2月4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719号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驳回刘德弟的起诉。2015年6月11日，涉案房屋的产权予以解封。2015年4月1日，华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医药公司与黄卓彬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黄卓彬将广州市华乐路57号12楼A房的产权恢复登记至医药公司名下。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8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华光公司的起诉。案经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2016）粤01民终8341号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6年8月26日，香港运通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医药公司与黄卓彬之间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2016）粤0104民初13056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确认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与黄卓彬于2011年7月12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该案现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黄卓彬、刘德弟确认涉讼房屋自2001年至今，一直由刘德弟使用。黄卓彬另确认涉讼房屋在被查封之前，没有收到购买或承租之要约；被查封以后，则收到了购买或承租之要约，但无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本案中，刘德弟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保全后败诉，确属于申请保全有错误，本应赔偿黄卓彬所遭受的损失。但黄卓彬为取得涉讼房屋所有权而与医药公司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至今仍处于法院审理之中，且黄卓彬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因保全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故黄卓彬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黄卓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40元，由黄卓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卓彬提交由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5281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书》，但因该裁定书在一审中已提交，故黄卓彬表示撤回该裁定书。被上诉人刘德弟提交由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52民终322号民事裁定书，以证明本案中涉案房屋所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该效力在另案中也进行了相应的审理，该322号案已经在进行审理，该执行异议的审理结果与本案的事实查明有重要的关系，与本案的结果有重要影响，本案的认定应以该案的结果为依据，本案应中止诉讼。黄卓彬对刘德弟提交的该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卖效力已经过多次审理，且判决已经生效，均已驳回了香港运通公司以及刘德弟的上诉请求，本案的审理是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了其查封错误，故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经本院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以下简称医药公司）于1987年向珠江外资建设总公司房产公司购买广州市华乐路57号华乐大厦北塔楼12层全层房屋。1989年4月14日，医药公司向珠江外资建设总公司房产公司发函，称因资金周转困难，拟将上述12层二分之一部分以原价转让给中外合资华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公司）。同日，医药公司（甲方、出让方）与华光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楼宇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向乙方出让上述房产东面7个单元（面积392㎡），房款总价为1254400元，但一直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1995年11月3日，华光公司致函医药公司，主要内容为：华光公司是广州市外贸发展公司和香港运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共同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由1986年4月7日至1996年4月7日止，合作期10年；在华光公司即将结束时，有关固定资产的清盘，经华光公司董事会讨论一致通过华乐大厦北塔12楼A、B座面积392平方米作为运通公司的投资股归运通公司所有，其他一切固定资产归市外贸发展公司所有，有关华乐大厦北塔12楼的交接事宜由运通公司与贵公司函接等。1995年11月24日，医药公司（甲方）与华光公司、运通公司（乙方）签订《关于广州华乐大厦12栋AB座转让补充协议》，内容为：根据甲、乙双方1989年4月14日签订的广州华乐大厦北塔十二楼AB座的购买协议，因华光公司结业，该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将该产权分配给股东运通公司，现甲方与乙方签订以下补充协议：甲方向乙方提供办理转让手续所需法律文件等。1999年5月7日，运通公司（甲方、委托方）、刘德弟（乙方、委托方）、广州市白云律师事务所徐永泉、陈小惠律师（丙方、受委托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座落于广州市东山区华乐路**北塔**A、B室是甲方与乙方共同购置的房产，甲乙双方各占50%的份额，上述房产原产权单位为医药公司，总建筑面积422.62平方米；甲方自愿将50%份额的房屋211.31平方米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人民币7100元/平方米，总金额为人民币1500301元等。2001年3月27日，刘德弟（乙方）、运通公司（甲方）、广州市白云律师事务所（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1999年5月7日签订《委托协议书》，共同委托丙方监督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现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重新达成协议如下：甲乙双方同意终止1999年5月7日的《委托协议书》的履行；甲方同意将广州市华乐路57号北塔12楼A、B室所占份额作价11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所有。同日，运通公司与刘德弟、广州市白云律师事务所达成《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运通公司与刘德弟同意刘德弟应付运通公司1004566元港币由刘德弟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运通矿产品有限公司账户汇至香港嘉晋国际有限公司账户，再由香港嘉晋有限公司账户汇至运通公司账户。2001年4月12日，运通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刘德弟支付房款港币1004566元，但涉案房产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2009年，刘德弟向越秀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广州市华乐路57号北塔12楼A房归刘德弟所有。2010年4月20日，越秀法院作出（2009）越法民三初字第28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刘德弟的诉讼请求。刘德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1年5月18日作出（2010）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32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虽然刘德弟提供证据证明刘德弟与运通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而医药公司也确认其曾将权属登记在其名下的广州市华乐路57号12楼A房出售给华光公司，但对于运通公司是否合法取得涉案物业，刘德弟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也即，刘德弟根本无法证明其和运通公司签订《协议书》时，运通公司对《协议书》所涉物业享有处分权”，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7月12日，医药公司与黄卓彬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黄卓彬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4550元，总购房款1922929元的价格，向医药公司购买案涉房屋；2011年8月5日，案涉房屋产权登记在黄卓彬名下。2011年，刘德弟再次向越秀法院起诉医药公司、运通公司及第三人香港运通有限公司驻广州办事处、黄卓彬、华光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请求确认广州市华乐路57号12楼A房归刘德弟所有；刘德弟与运通公司签订的关于刘德弟向运通公司购买涉案房屋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医药公司、运通公司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协助刘德弟办理该房屋的所有权过户至刘德弟名下的手续。在该案中，黄卓彬表示“在与医药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前，该公司已将上述判决书给我，我从判决书中已看到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且医药公司称华光公司没有给钱，故我与医药公司签订了买卖讼争房的合同。因讼争房存在瑕疵，医药公司一直未收回房屋，且阳光家缘网线是当时广州市办公用房的均价为5940元，故双方约定的以每平方米4500元交易，并不过低，且医药公司需向房管部门交付的税费均由我代为支付，是属房款的一部分；处税费外，余下的92万房款是分四次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医药公司”。2013年11月16日，越秀法院作出（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8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刘德弟与运通公司于2001年3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二、广州市华乐路57号12楼A房属刘德弟所有；三、医药公司、运通公司、黄卓彬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同刘德弟到房管部门办理华乐路57号12楼A房产权变更登记至刘德弟名下的手续。医药公司、黄卓彬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认为刘德弟属于重复诉讼，且“涉案房屋自1989年由医药公司出售给华光公司使用后，涉案房屋一直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至华光公司名下，医药公司在未与华光公司解除《楼宇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又与黄卓彬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并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黄卓彬名下，医药公司与黄卓彬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遭到刘德弟的质疑并引发新的纠纷，有关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行使其民事权利，对于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由相关当事人予以解决”。故本院于2015年2月4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7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越秀法院（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8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德弟的起诉。又查明，黄卓彬和刘德弟在二审过程中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本院认为，因刘德弟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侵权责任纠纷，应比照涉外案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本案系因刘德弟在我国内地进行诉讼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而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且双方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故原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黄卓彬起诉认为刘德弟在（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805号案中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应向其赔偿损失，故本案应首先确定刘德弟上述申请诉讼保全的行为是否错误。申请财产保全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目的是为了防止对方转移、隐匿或变卖财产，并保障将来生效判决的顺利执行。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亦规定若申请人滥用该权利导致被申请人财产损失，应赔偿因申请保全错误而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但“申请有错误”并不仅仅单指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与当事人诉求之间的差异，还应包括申请人主观上存在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等过错的主观方面。就本案而言，刘德弟早于1999年便与运通公司签订相关协议购买案涉房屋并向运通公司支付相应价款，虽然刘德弟与运通公司在签订协议后并未办理过户手续，但案涉房屋已由运通公司交付给刘德弟，且自2001年至今一直由刘德弟使用。自2009年以来，因涉案房屋一直未过户至刘德弟名下，刘德弟为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提起系列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从主观上而言并不存在恶意。虽然客观上而言，其诉讼请求并未得到法院支持，但刘德弟行使的是法律赋予其的诉讼权利，并不能因其败诉便认定刘德弟的诉讼保全行为错误。故此，原审法院认定刘德弟申请保全的行为错误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黄卓彬认为刘德弟诉讼财产保全错误并据此要求刘德弟承担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判定财产保全是否错误并不仅以当事人是否胜诉为依据，故本院对于刘德弟主张本案应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并申请中止审理不予同意。关于原审法院是否超期审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限制”。如前所述，本案为涉港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应比照涉外案件处理。因此，黄卓彬主张原审法院超期审理并无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黄卓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但因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40元,由上诉人黄卓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明艳审判员  陈晓红审判员  罗 毅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思泳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