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民终126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曹锦阳，男，汉族，1971年4月6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系曹锦阳之妻），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麻昌华，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京华泓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雄州南路**恒利园区******。法定代表人：高伟，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存浩，男，汉族，1973年9月29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龙，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翔林，湖北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高伟，男，汉族，1968年7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金桥路****。一审第三人：黄瑞福，男，汉族，1964年11月28日出生，住福，住福建省平潭县div>一审第三人：陆素梅，女，汉族，1954年7月2日出生，住江，住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div>一审第三人：谢建书，男，汉族，1970年2月5日出生，住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div>一审第三人：吴科良，男，汉族，1956年11月8日出生，住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div>一审第三人：赵锋，男，汉族，1973年1月16日出生，住江，住江苏省盱眙县div>一审第三人：袁春，女，汉族，1984年2月20日出生，住江，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div>一审第三人：陈希，女，汉族，1978年9月24日出生，住江，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div>一审第三人：陶谷瑾，女，汉族，1954年9月12日出生，住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div>一审第三人：吴传芹，女，汉族，1954年6月11日出生，住江，住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div>一审第三人：张忠，男，汉族，1964年12月1日出生，住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div>共同诉讼代表人：吴科良，男，汉族，1956年11月8日出生，住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div>共同诉讼代表人：陶谷瑾，女，汉族，1954年9月12日出生，住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div>上诉人曹锦阳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华泓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泓公司”）、被上诉人高存浩及一审第三人高伟、黄瑞福、陆素梅、谢建书、吴科良、赵锋、袁春、陈希、陶谷瑾、吴传芹、张忠（以下简称“高伟等11人”）海事海商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72民初2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锦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麻昌华，被上诉人华泓公司、被上诉人高存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龙、罗翔林，一审第三人高伟等11人的共同诉讼代表人吴科良、陶谷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锦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对案涉三条船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调查，但对两份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的经营状况没有调查，包括《“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3”轮项目投资入股协议书（固定回报）》（以下简称“《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中华泓公司对船舶的经营状况，《“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3”轮项目投资入股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入股协议书》”）中其他股东的入股情况、华泓公司的经营情况等事项均没有查实。遗漏这一事实将影响到曹锦阳投资性质的认定。2.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1）认定本案要进行合伙清算的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在认定《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效力时认定曹锦阳对三条船舶的投资实际变为对华泓公司的借贷，华泓公司应按曹锦阳的实际投入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但判决驳回了曹锦阳要求返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从《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内容来看，协议约定满一年后，如乙方想出让股份，甲方必须按乙方实际出资到位金额的百分之百进行回购。曹锦阳要求返还投资款，是出让股份要华泓公司进行回购，无须进行合伙清算。从《投资入股协议书》的实际履行来看，华泓公司并没有对三条船舶进行经营，而是转买转卖，这违反了《投资入股协议书》的宗旨，没有经营行为，就不会有经营的盈亏，没有可清算事项。（2）本案更像是信托关系，一审没有考虑信托法是法律适用错误。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曹锦阳在本案中只负责投入资金购买船舶，至于怎么购买、购买后的经营等均由华泓公司负责；曹锦阳只能作为船舶项目的股东而不能成为华泓公司的股东，这些约定更像是委托华泓公司进行管理、委托财产与华泓公司财产分离等信托的特点，可以按信托关系认定《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的返还投资款及固定回报合法有效，曹锦阳返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有合法依据，一审判决驳回曹锦阳诉求是法律适用错误。二审庭审过程中，曹锦阳撤回关于本案是信托关系，应适用信托法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华泓公司、高存浩共同辩称，1.曹锦阳与本案其他当事人之间属于合伙关系，曹锦阳要求返还其投入的资金并分红，属于要求退伙清算。依据法律对合伙的相关规定，曹锦阳作为合伙人应共享盈利、共担风险，其退伙时应进行清算。在未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的前提下，曹锦阳上诉认为一审对案涉船舶经营事实没有查实不能成立。2.（1）一审认定《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中关于固定回报的约定无效，并非指协议书完全无效。在固定回报约定无效的前提下，应按法律规定对合伙财产清算，而不是认定曹锦阳的投资性质名为联营实为借贷。曹锦阳上诉主张无需清算的理由不能成立。在曹锦阳未实际出资到位且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华泓公司不可能回购。华泓公司购买案涉船舶后即使没有经营，直接将船舶转卖，在曹锦阳出资不实且存在其他合伙人的前提下，曹锦阳主张退伙理应进行合伙清算，否则无法确定其应获得的收益及应承担的损失。（2）曹锦阳认为一审应适用信托法的理由不成立。3.曹锦阳在本案主张的投资金额不真实，华泓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驳回曹锦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第三人高伟等11人述称，同意华泓公司、高存浩的答辩意见。曹锦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泓公司支付曹锦阳“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3”轮投资款人民币（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985.475万元及投资回报（投资回报按年回报率15％计算复利，自2012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判令华泓公司支付曹锦阳“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3”轮投资款612.5万元及投资回报（投资回报按年回报率15％计算复利，自2012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判令高存浩对华泓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华泓公司、高存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23日，华泓公司（甲方）、曹锦阳（乙方）、高存浩（丙方）共同签订《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由华泓公司牵头购买“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3”轮，经营该三条船项目，曹锦阳自愿向该三条船投资入股，成为该三条船项目股东；该三条船项目总投资8400万元，共分为84股，每股100万元；曹锦阳向该三条船项目投资985.475万元，占9.85475股；曹锦阳已将投资款汇入华泓公司的指定账户；曹锦阳投资该三条船项目的收益为固定回报，满整年部分按年回报15％计算，不满整年部分按年回报9.6％计算；如该三条船项目收益达不到前述标准，不足部分由华泓公司补足；如该三条船项目收益超过前述标准，超出部分作为华泓公司的管理收益及对华泓公司的奖励，归华泓公司所有；满一年后，如曹锦阳想出让股份，华泓公司必须按曹锦阳实际出资到位金额的百分之百进行回购，同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华泓公司回购曹锦阳股份时，该三条船项目的总价值仍按8400万元计算，如该三条船项目贬值，贬值部分由华泓公司承担，如三条船项目增值，增值部分作为华泓公司的管理收益及对华泓公司的奖励，归华泓公司所有；该三条船项目的经营方针、利润分配方案及弥补亏损方案由华泓公司决定；曹锦阳仅为该三条船项目的股东，不能成为华泓公司的股东；如华泓公司未能履行本协议项下之义务，由高存浩承担保证责任。当日，华泓公司（甲方）另与曹锦阳（乙方）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由华泓公司牵头购买“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3”轮，经营该三条船项目，曹锦阳自愿向该三条船投资入股，成为该三条船项目股东；该三条船项目总投资8400万元；以该三条船融资贷款所得款项由全体项目股东按所持股份比例共同享有；该三条船项目共分为84股，每股100万元，曹锦阳向该三条船项目投资612.5万元，占6.125股；曹锦阳已将投资款汇入华泓公司指定账户；全体股东按出资金额占该三条船项目总投资额的比例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共同承担该三条船融资贷款本息的还款义务；该三条船项目的经营方针、利润分配方案及弥补亏损方案由华泓公司决定；该三条船项目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须经华泓公司同意，经华泓公司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曹锦阳仅为该三条船项目的股东，不能成为华泓公司的股东。此外，另有包括陶谷瑾、吴科良等在内的多人就上述三船舶与华泓公司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2015年10月24日，华泓公司以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为由，以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公司”）为被告，以湖北华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重工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华泓公司在该案中诉称：2014年4月1日，华泓公司与舜天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三份，约定舜天公司向华泓公司购买“华海601”、“华海602”、“华海605”（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和《投资入股协议书》项下的“华海603”轮实际命名为“华海605”轮）三艘船舶，总售价1.05亿元。华泓公司将船舶过户到舜天公司名下并且交付后，只收到舜天公司支付的部分购船款2900万元，舜天公司确认剩余购船款3425万元没有支付给华泓公司，虽主张支付了4175万元，但华泓公司并未实际收到，在该案中暂不主张此4175万元。华海重工公司与该案事实相关，将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华泓公司请求判令：1.舜天公司向华泓公司支付购船款3425万元及利息；2.该案诉讼费由舜天公司承担。2016年3月30日，一审法院就该案作出（2015）武海法商字第01668号民事判决，判令：舜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泓公司支付购船款3425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10月24日起至判决指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算）。舜天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6）鄂民终637号民事判决，驳回舜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武海法商字第01668号民事判决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4月1日，华泓公司（卖方）与舜天公司（买方）签订了两份《船舶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华泓公司出售给舜天公司“华海601”轮和“华海602”轮，售价均为3500万元（含17%增值税价格）。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舜天公司每船支付预付款200万元，华泓公司交船后，将该轮向原登记机关（包括船检及运管部门）办理一切注销手续，并正式移交给舜天公司。舜天公司将该轮登记到名下后7天内，将每船第二期购船款2791.45万元支付到华泓公司指定账户。每船第三期船款508.55万元待华泓公司向舜天公司提交该船船价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后7天内支付到指定账户。2014年4月10日，华泓公司与舜天公司在南京港进行了“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实船交接。2014年6月15日，华泓公司、舜天公司针对“华海605”轮签订了与前述两轮内容相同的《船舶买卖合同》。同日，双方在华海重工公司码头对该轮办理交接。2014年4月2日，舜天公司向华泓公司支付500万元和100万元。5月6日支付1500万元，7月2日分3笔共支付4175万元，7月22日支付800万元，三艘船舶共支付7075万元。（2015）武海法商字第01668号民事判决同时查明：2011年5月30日，华海重工公司（卖方）与南京华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买方）签订《6600DWT散货船建造合同》，合同约定华海重工公司同意在建造方的造船厂建造完成30艘6600DWT散货船，在完工和试航成功后出售给华海公司，船体号包括本案所涉“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5”轮，每艘船价为2600万元。2013年7月28日，华海重工公司、华海公司签订《船舶交接协议书》，确认“华海601”轮交付完毕，该轮所有权归华海公司所有。7月30日，华海公司与华泓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华海公司以2800万元价格将“华海601”轮出售给华泓公司。同日，双方签订《船舶交接协议书》，华海公司在浙江省舟山锚地将该轮交与华泓公司，所有权归华泓公司所有。2013年9月27日，华海公司、黄冈市江润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润公司”）、华海重工公司签订《船舶及合同转让协议书》，华海公司、华海重工公司均确认华海公司已付清“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5”轮的全部船款，江润公司从华海公司受让此三艘船，价格共8700万元，华海重工公司同意将《6600DWT散货船建造合同》项下该三艘船舶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江润公司。2013年12月13日，江润公司与华泓公司签订《“华海602”轮买卖合同》，江润公司愿意将“华海602”轮出售给华泓公司，价格3000万元。2014年1月4日，江润公司与华泓公司、华海重工公司签订《船舶交接协议》，江润公司、华海重工公司确认收到“华海602”轮船款，该轮属华泓公司所有。2014年5月20日，江润公司与华海重工公司签订《船舶交接协议》,江润公司确认华海重工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完成船舶交接手续，华海重工公司已经收到“华海605”轮的全部款项，该轮所有权归江润公司所有。2014年5月25日，江润公司与华泓公司签订《“华海605”轮买卖合同》，江润公司愿意将“华海605”轮出售给华泓公司，价格3000万元。2014年6月9日，江润公司与华泓公司签订《船舶交接协议》，江润公司确认收到“华海605”轮船款，该轮属华泓公司所有。6月26日，华泓公司、舜天公司、华海公司等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华泓公司委托舜天公司将应付给本公司的“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5”轮船舶购入款未付款项中4175万元支付给华海公司。在2016年5月9日之前，华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由高存浩担任，曹锦阳原系该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华海公司向曹锦阳出具了10份收据，金额合计13033568.13元。上述收据的财务主管署名处均由时任华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存浩签名，其中，有5份收据的收款方式处载明为本金续存，另有5份收据的收款方式处载明为利息续存，并均注明“按年息15％，若提前支取按年息9.6％”。2017年8月17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以宁鼓检诉刑诉[2017]883号《起诉书》（以下简称“《起诉书》”）指控曹锦阳犯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该案目前尚无生效刑事裁判文书。一审过程中，曹锦阳、华泓公司及高存浩均确认涉案三船舶1.05亿元卖船款中，有2300万元支付给了船舶抵押权人。华泓公司及高存浩并表示，有4175万元卖船款系代华海公司清偿了其对舜天公司的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曹锦阳系以股东身份要求华泓公司、高存浩返还其对于“华海601”、“华海602”、“华海605”轮的投资款并支付投资回报，因此，本案系因合伙关系产生的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庭审中的辩论意见，本案的诉争焦点是：一、华泓公司是否系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对于曹锦阳投资金额的认定；三、对于曹锦阳要求返还其投资款及支付投资回报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第一、华泓公司是否系本案的适格被告从曹锦阳与华泓公司签订的两份投资入股协议的内容来看，协议约定由华泓公司牵头购买“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3”轮（“华海603”轮实际命名为“华海605”轮），经营该三条船项目，曹锦阳向该三条船投资入股，成为该三艘船项目股东，该三条船项目的经营方针、利润分配方案及弥补亏损方案由华泓公司决定，协议并确定了曹锦阳的持股比例和收益分配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46条“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的规定，曹锦阳与涉案三船舶的其他股东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华泓公司主张，其对于涉案三艘船舶并无投资，亦未实际经营，其与曹锦阳并不存在合伙关系，而仅是就涉案船舶存在挂靠关系，其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投资入股协议系由华泓公司与各股东签订，华泓公司系合同当事方。协议签订后，华泓公司依约购买了涉案三船舶，同时，协议明确约定涉案船舶的经营方针、利润分配方案及弥补亏损方案均由华泓公司决定，且其已将涉案三船舶出售给舜天公司，因此，曹锦阳依据投资入股协议对华泓公司提起船舶经营管理合同之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华泓公司提出的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曹锦阳对于涉案三船舶投资金额的认定曹锦阳参与签订的两份投资入股协议中，《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载明其在该协议项下投资金额为985.475万元，《投资入股协议书》载明其在该协议项下投资金额为612.5万元，两协议均确认曹锦阳已将投资款汇入华泓公司指定账户，但华泓公司和高存浩均否认华泓公司实际收到了上述投资款。（一）关于金额为985.475万元的投资款能否认定曹锦阳主张，该笔985.475万元的投资款系由华海公司历年来所欠其工资、资金、分红等构成，由华海公司把该款项作为其出资款转付给华泓公司。华泓公司和高存浩均主张，曹锦阳主张的985.475万元投资款实际系华海公司向曹锦阳的借款，该款项并没有进入华泓公司账户。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曹锦阳向本院举证了由时任华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存浩签名的收据，金额与其主张的985.475万元投资款相吻合，高存浩亦向一审法院举证了金额和收款事由相同的收据，且其庭审时陈述2009年至2015年期间，华海公司每年都向曹锦阳出具并更换收据，由此说明，在投资入股协议签订前，华海公司与曹锦阳之间即已存在欠款关系。华泓公司和高存浩均表示，华海公司系涉案三船舶项目的合作方，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在投资入股协议签订前，华海公司（买方）已与华海重工公司（卖方）签订了包括“华海601”轮、“华海602”轮、“华海605”轮在内的《6600DWT散货船建造合同》。投资入股协议签订后，“华海601”轮由华海公司出售给华泓公司，“华海602”轮、“华海605”轮由华海公司出售给江润公司后，再由江润公司转售给华泓公司。上述过程证实华海公司实际参与了涉案三船舶合伙项目，结合华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存浩在《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上签字，同意为华泓公司向曹锦阳承担保证责任，以及协议中确认“乙方（曹锦阳）已将投资款汇入甲方（华泓公司）指定账户”来看，华泓公司对曹锦阳名下985.475万元投资款的来源理应知情，且其认可华海公司所欠曹锦阳的985.475万元款项转为《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项下的投资款。因此，在无有效证据可否定前述确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曹锦阳985.475万元的出资予以认定。（二）关于金额为612.5万元的投资款能否认定华泓公司虽否认收到曹锦阳612.5万元的投资款，但在本案就高伟、张忠、谢建书等人所提财产保全复议申请举行听证的过程中，华泓公司已确认曹锦阳该笔投资款的存在。曹锦阳主张，该笔出资来源于其对“华锦泓”、“华锦淞”、“华锦淳”、“华锦滨”四艘外贸船舶的投资结算款，华泓公司和高存浩则主张该金额源于包括上述四艘船舶在内的九艘外贸船舶项目利润的预分配，且九艘外贸船舶项目实际至今未经结算。基于对曹锦阳前述985.475万元投资款相同的认定理由，因《投资入股协议书》已确认收到曹锦阳612.5万元的投资款，在无其他证据可予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投资入股协议书》作出的该确认予以认定。华泓公司和高存浩另主张，曹锦阳对于九艘外贸船舶项目的出资并未实际全部到位，其尚应承担未到位资金的利息及承担该项目经营亏损359.93万元、承担船舶买卖亏损24.21万元，上述款项均应从曹锦阳主张的投资款中扣除，同时应扣除曹锦阳的个人投资回款及公司垫付款391.50万元，但华泓公司和高存浩的此主张无有效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华泓公司和高存浩另主张，曹锦阳侵占、挪用“华锦湘”轮案诉讼保证金598.59万元，该款项应从曹锦阳主张的投资款中扣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起诉书》指控内容来看，曹锦阳已将其挪用的1806154.70美元诉讼保证金退出，因此，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华泓公司和高存浩提出的应从曹锦阳主张的投资款中扣除其侵占、挪用的诉讼保证金598.59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起诉书》指控曹锦阳侵占了华海公司承租舜天公司的“舜天VELOCITY”和“舜天VITALITY”轮6个航次租金收入中的154814.15美元、挪用租金收入2312475.82美元，因《起诉书》指控相关犯罪行为发生于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间，相关收入系华海公司承租舜天公司上述船舶产生，并无证据证明系涉案三船舶项目的投资款或投资收益，故亦不能从曹锦阳主张的投资款中扣除。第三、关于曹锦阳要求返还其投资款及支付投资回报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规定”和《民法通则意见》第46条“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的规定，曹锦阳与涉案三船舶的其他股东之间形成合伙关系。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期间，华泓公司已将涉案三船舶出售给舜天公司并已办理了船舶交接，在合伙标的物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就涉案三船舶所形成的合伙关系已实际终止。曹锦阳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返还其投资款和支付投资回报，其实质是提出了退伙的诉讼请求。因涉案投资入股协议已履行，曹锦阳投入涉案三船舶的资金已经转化为合伙财产，由合伙各方共同共有。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54条的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因此，退伙时分割合伙财产，应以对合伙财产的清算结果为依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三船舶项目没有进行过核算，因此，实际投入该项目的合伙资金数额、融资贷款的金额和成本以及船舶经营期间包括出售船舶的收益及亏损均无法确定。在合伙财产未经清算的情况下，曹锦阳对其提出的返还投资款及支付投资收益的诉讼请求，负有证明合伙具体财产数额的举证责任。现曹锦阳未能就此举证，且其在诉讼过程中明确反对就涉案船舶的实际投资及经营期间的收益、亏损等情况进行审计，因此，一审法院对曹锦阳提出的要求华泓公司返还投资款及支付投资收益，并要求高存浩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曹锦阳主张，其985.475万元投资的收益依约应按年回报率15％复利计算，无需进行合伙财产的清算；其612.5万元投资款，协议虽约定由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但因华海公司和华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存浩在股东大会上确认按15％的固定回报计算收益，因此，亦无需进行合伙财产的清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曹锦阳关于其612.5万元投资款应按年回报率15％计算的主张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民法通则意见》第47条的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关于曹锦阳在《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项下985.475万元的投资，该协议约定收益为固定回报，满整年部分按年回报15％计算，不满整年部分按年回报9.6％计算，该约定违背了合伙关系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合伙人和合伙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因该笔资金已转化为合伙财产，在未经合伙财产清算的情况下，无论是返还该笔资金还是按年回报15％计算收益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均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合伙终止，其法律后果应为合伙财产的结算或清算，而非简单的入伙投资款的返还。涉案三船舶已出售，合伙关系已实际终止，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54条的规定，在未对合伙财产及合伙债权债务清算前，一审法院对曹锦阳提出的由华泓公司直接退还其原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并支付收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曹锦阳可待合伙各方对合伙财产清算后，另行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请求分割合伙财产。依照《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民法通则意见》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曹锦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544元，由曹锦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辩及庭审查明情况，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对曹锦阳主张的两笔款项性质的认定。评析如下：华泓公司、高存浩辩称曹锦阳主张的金额不真实，华泓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结合全案证据及相关事实认定华泓公司为本案适格被告及曹锦阳出资985.475万元、612.5万元并无不当。第一、关于《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所涉985.475万元的性质《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所涉985.475万元是投资性质抑或借贷性质，应根据两者的区别来判断。一般而言，投资意味着投资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投资人按约定方式享有投资收益、分担投资亏损；收益越高，投资人回报越高，亏损越多，投资人分担亏损也越多，投资回报、亏损金额不确定。而借贷的特点在于，不管借款人使用出借人出借款项是否有收益以及收益大小，借款人均应按约定到期还本付息；出借人的利息回报是确定且固定的，出借人无需与借款人共同承担亏损。概言之，投资即“收益共享、风险共担”；而借款是“固定回报，不担风险”。本案《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虽然约定曹锦阳向案涉三条船舶项目投资985.475万元，但同时明确约定，曹锦阳的收益为固定回报，满整年部分按年回报15%计算，不满整年部分按年回报9.6%结算，收益达不到标准，由华泓公司补足，收益超过标准，超出部分归华泓公司，如果华泓公司未能履行协议项下义务，由高存浩承担保证责任。从上述内容来看，曹锦阳作为投资方，不论盈亏均提取固定收益，并由保证人对此提供担保，这种资金入股的收益模式显然不符合投资款的性质，而符合借款性质，故该985.475万元应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应认定为借款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发生在曹锦阳个人与华泓公司之间，应为有效合同。一审对该协议项下款项性质认定不准确，适用法律有误，二审予以纠正。因985.475万元属于借款，则《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中关于固定回报计算比例的约定应被认定为借款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满整年部分按年回报率15%计算，不满整年部分按年回报率9.6%计算，未超过法律保护的借款利率上限，应予保护。曹锦阳主张华泓公司支付985.475万元及其利息，自2012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年利率15%计算。其中利息主张超出了不满整年部分按年回报率9.6%计算的约定，对该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高存浩对华泓公司在协议项下的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但未明确保证方式和担保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高存浩应对华泓公司在《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关于《投资入股协议书》所涉612.5万元的性质《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曹锦阳向案涉三条船舶投资612.5万元，按出资金额占总投资额的比例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共担该三条船舶融资贷款本息的还款义务。参照前述投资与借贷的区别，该612.5万元符合投资性质。曹锦阳主张华泓公司支付该笔款项并按年15%计算复利，不符合《投资入股协议书》的约定。一方面，曹锦阳并未证明其主张的款项是按出资比例分享收益、分担风险及还款义务后应得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投资入股协议书》未约定年收益率15%，曹锦阳提出该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驳回曹锦阳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由于案涉《固定回报投资入股协议书》属于为购买、经营特定船舶而发生的借款合同，《投资入股协议书》属于共同出资、经营特定船舶而产生的投资合同，因此，本案包含了与特定船舶相关的不同性质合同纠纷，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海事海商纠纷，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不当。综上所述，曹锦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72民初2078号民事判决；二、南京华泓船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曹锦阳偿还985.475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满整年部分按年利率15%计息，不满整年部分按年利率9.6%计息），高存浩对上述债务向曹锦阳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曹锦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1544元，由曹锦阳负担69586元，由南京华泓船务有限公司、高存浩共同负担1119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1544元，由曹锦阳负担69586元，由南京华泓船务有限公司、高存浩共同负担1119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杨审判员 余 俊审判员 林向辉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程建晓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