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2民终124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东旭，男，196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新，北京张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竞，北京张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海山，男，194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电光源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翼飞，北京市首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东旭因与被上诉人梁海山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122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东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为：一、原裁定对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原裁定认为，“涉案协议不符合赠与合同的书面形式”，原裁定以涉案协议是否符合要求的书面形式作为认定赠与合同的依据，是错误的。《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判断一份合同是否为赠与合同，要以合同约定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作为依据,至于赠与合同的书面形式，法律上并没有做出要求。其次，原裁定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协议时，并非相关腾退补偿款的所有权人，涉案协议不符合赠与合同的事实要件。这一认定也是错误的。2014年7月2日，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房管中心）发布《公告》及《致姚家胡同5号南、北楼居民的一封信》，告知被腾退人相关房屋腾退事宜。自腾退公告发布之日起,上诉人高东旭获得腾退补偿款就是确定会发生的事实，腾退补偿款只是高东旭己实际享有的承租权益的等价交换形式，因此，涉案协议也可以说是高东旭对当时现有权益的一种赠与行为，这种赠与行为符合法律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因此，涉案协议属于赠与合同。再次，原裁定认为，涉案协议是上诉人高东旭能够顺利签署《解危排险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条件之一。这一认定完全是依据被上诉方的单方陈述做出的，并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而实际情况是，上诉人高东旭与被上诉人梁海山针对补偿事宜是否达成一致意见，并不会影响房屋经管中心与承租人高东旭签订补偿协议。二、原裁定违反法定程序。原裁定认为，“涉案协议并非赠与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之规定，原审法院如认为上诉人高东旭主张的赠与法律关系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应当告知上诉人高东旭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原审法院违反上述规定，并未履行释明的义务。因此，原裁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梁海山辩称：同意一审裁定，不同意上诉意见。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高东旭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分配协议》，高东旭不再向梁海山支付三分之一补偿款1485416.67元;2、由梁海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双方当事人为同母异父的兄弟，二人户籍均在北京市西城区姚家胡同****(以下简称案涉房屋)，高东旭系案涉房屋承租人，并实际居住在此，梁海山不在此居住，属于空挂户。2014年7月2日，房管中心对案涉房屋所在姚家胡同5号南、北楼进行解危排险腾退工作，并公布《致姚家胡同5号南、北楼居民的一封信》(以下简称腾退信)，腾退信对腾退范围、腾退对象、腾退补偿标准、腾退补助等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腾退对象是指腾退范围内的直管公房承租人，腾退补偿标准以评估公司出具的市场评估价格为准。腾退信发布后，高东旭为了明确其权益，就腾退补偿对象以及腾退补偿事项向房管中心进行了咨询，房管中心明确告知，腾退补偿对象是房屋承租人，补偿金额决定于房屋面积，与户籍无关。2015年12月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拆迁补偿分配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该协议约定，高东旭与房管中心签订的《解危排险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书》补偿款的三分之一归梁海山所有。2015年12月29日，高东旭与房管中心签订《解危排险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书》，高东旭获得腾退补偿款1996056.70元。当日，房管中心与高东旭、高东旭之前妻王萍签订《解危排险腾退货币补偿补充协议书》，高东旭依据此补充协议又获得腾退补助款2460193.30元，但因高东旭与前妻王萍离婚，高东旭将2460193.30元全部给了王萍。高东旭认为，其因腾退案涉房屋所获得的补偿款属于高东旭所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分配协议》属于赠与合同，是高东旭承诺将获得拆迁补偿利益的三分之一赠与给梁海山。后因高东旭离婚，支付给其前妻王萍大部分款项，高东旭又用剩余补偿款购买了安置房屋，已无能力再向梁海山履行赠与义务，故此，高东旭现依据《合同法》第186条之规定，特向法院起诉撤销赠与。梁海山辩称：不同意高东旭的诉讼请求。该协议不是赠与，就是拆迁补偿款的分配协议。梁海山得知涉案房屋要拆迁后，就去办理拆迁登记，说明梁海山是拆迁腾退人员之一，有权获得拆迁款。因承租人是高东旭，需要梁海山与高东旭签署协议，然后按照协议打款。在双方当事人多次协议后达成了梁海山有三分之一的拆迁款。高东旭如何签署的补充协议，梁海山并不知情，梁海山应当领取整个拆迁补偿款的三分之一，才签署的协议。拆迁款是高东旭的个人财产与其离婚无关。高东旭已经超过了诉讼除斥期间，双方当事人签订分配协议后高东旭才能与第三方签订相应的补偿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共同努力与第三方完成了拆迁补偿协议书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起诉必须符合一定条件。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首先，涉案协议不符合赠与合同的书面形式，在梁海山否认赠与的情况下，双方也不存在赠与的口头合同。其次，涉案协议形成于《解危排险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之前，高东旭在双方签订涉案协议时并非相关腾退补偿款的所有人，不符合赠与合同的事实要件。最后，高东旭虽主张其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受到梁海山的胁迫，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通过双方陈述可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是高东旭能够顺利签署《解危排险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条件之一。综上，涉案协议并非赠与合同，高东旭据此要求撤销赠与的理由难以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十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高东旭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梁海山与高东旭为同母异父兄弟，其二人之母杨文雅原系案涉房屋的承租人。高东旭自1995年起承租案涉房屋。该房屋为房管中心直管公有住宅。2013年12月，涉案房屋所在的姚家胡同5号南楼、北楼经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安全鉴定站鉴定为D级危楼。2014年7月2日，房管中心公布腾退信，对涉案房屋所在的姚家胡同5号南、北楼进行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信载明的腾退范围及对象：本次腾退的范围为西城区姚家胡同5号南、北楼的房屋。腾退对象（被腾退人）是指腾退范围内的直管公房承租人。2015年12月1日，梁海山与高东旭签订《拆迁补偿分配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协商签订如下协议：一、安置房指标：按有关规定由房管所审核后提供。二、补偿款分配：承租人高东旭与房管所签定的《解危排险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书》补偿款的三分之一归梁海山所有。三、按以上所签协议的分配原则，归梁海山的补偿款项由房管所另开帐户交给梁海山。2015年12月30日，高东旭将涉案房屋腾退，但未将约定的补偿款给付梁海山。2018年1月梁海山等人以高东旭等人为被告、房管中心为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高东旭等人给付补偿款的三分之一。在该案审理中，房管中心在庭审中陈述：被腾退人是直管公房的承租人。……对被腾退人是货币补偿，对于户籍人口，在户籍人口可以享受国家配套保障房的情况下，我方可以帮助申请房源指标。实质上梁海山也获得了一个照顾户籍人口的房源指标。……货币补偿与户籍人口并无关系。高东旭起诉本案后，该案现中止审理。在本院审理中，房管中心出具《说明》：“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是西城区姚家胡同5号南、北楼解危排险腾退工作的主管单位，在腾退过程中，家庭成员因腾退补偿利益经常发生矛盾，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一般建议家庭当事人妥善解决矛盾。但是，家庭成员之间针对承租人补偿利益的矛盾是否达成一致意见，并不影响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与承租公房的房屋承租人签订腾退补偿协议。另外，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根据区委、区政府指示，由我中心进行解危排险腾退，关于解危排险腾退对象(被腾退人）是指腾退范围内的直管公房的承租人，于2017年5月22日向西城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本院认为：首先，腾退信载明的腾退规定及腾退工作的主管单位房管中心的庭审自认均表明：对被腾退人（承租人）进行货币补偿，货币补偿与户籍人口并无关系。家庭成员之间针对承租人补偿利益的矛盾是否达成一致意见，并不影响房管中心与承租公房的房屋承租人签订腾退补偿协议。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是高东旭能够顺利签署《解危排险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书》的条件之一”，没有事实依据。高东旭作为承租人，系货币补偿的权利人。第二，涉案协议表明：补偿款的三分之一归梁海山所有的条件为：承租人高东旭与房管中心签定《解危排险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书》。故一审法院以“高东旭在双方签订涉案协议时并非相关腾退补偿款的所有人”为由，认定涉案协议不符合赠与合同的事实要件，亦缺乏事实依据。第三，判断合同的性质应当以合同约定的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要件作为依据，而不应仅限于书面形式，且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书面形式并未作出具体规定。故一审法院以“涉案协议不符合赠与合同的书面形式”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该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高东旭的起诉不当，本案应当对赠与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有关事实进一步查明。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122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时 霈审判员 张昆仑审判员 卫 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郝琪琪书记员刘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