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民终36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远伙，男，195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依杰，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远菊，女，195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林，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华芳，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远伙因与被上诉人沈远菊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7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沈远伙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引用相关法律规定试图来说明上诉人无权承包山林，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原审诉求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四本《林权证》（编号分别为：330600627339、330600627340、330600667967、330600667966）。在原审庭审中，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林权台账，原审法院已经认定，四本林权证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且目前该四本林权证确实在被上诉人处，为此，上诉人认为，既然该四本林权证登记的是上诉人的名字，故应为上诉人所有，并无不妥。二、原审判决超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在1983年获得的自留山使用权长期不变，他人无权剥夺。而责任山部分因政策规定，承包期延长至2055年12月31日，上诉人在此期限前当然有使用权。同时，上诉人认为，对于上诉人是否有《林权证》所指向的山林的适格使用权人与本案无关联。上诉人只要求返还四本《林权证》，并非要求确认有关山林的使用权。 被上诉人沈远菊在二审中答辩称：1.被上诉人已经依据屋契取得了山林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应当依法予以保护。2.相关的林权证是被上诉人的，上诉人并非权利证书的权利人。3.上诉人的家属属于非农业户口，主体资格也是不符合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沈远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审被告沈远菊立即归还原审原告沈远伙四本林权证（编号分别为：330600627339、330600627340、330600667967、330600667966）。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沈远伙系被告沈远菊的弟弟，案外人李素芬系原告的妻子，案外人俞皆宽系被告的丈夫。1994年1月1日，原告和李素芬与俞皆宽签订《屋契》一份，双方约定：原告将位于杖锡乡后龙岩檀树龙木结构房屋作价3000元出售给俞皆宽，原告将原有承包田、山、地转让给俞皆宽，私有山石上款及茶厂购买款按队里交出数由俞皆宽支付。合同签订后，原告将鄞杖锡字第0767、0766、0613号自留山使用证及鄞县樟水区杖锡乡后龙岩树（柴）山承包合同书交由俞皆宽及被告。2006年10月30日，被告以原告的名义与章水镇杖锡村经济合作社签订0094号《责任山承包合同》一份，双方对位于白相龙、吊龙岩、横山厂、荒岩下、横路下、大针脑、荒岩档的公益林承包进行了约定，承包期限自2006年10月30日到2055年12月31日。2006年年底，杖锡村民委员会将登记于原告的名下的编号分别为：330600627339、330600627340、330600667967、330600667966林权证交给被告。自2016年开始，登记于原告名下的公益林补偿款由李素芬领取。 另查明：原告沈远伙在1992年12月11日将其位于杖锡村的农业户口，迁入鄞县童王村变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李素芬的户口在2002年3月14日由童王村6-67迁入原告户籍处。被告沈远菊及俞皆宽均为杖锡村农业户口。 再查明：1994年1月1日后，实际由被告和余皆宽管理、经营承包权人登记为原告的土地。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系涉案林权证登记的权利人，被告是否负有返还林权证的义务。首先，原告取得白相龙、吊龙岩、横山厂、荒岩下、横路下、大针脑、荒岩档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为1983年与原鄞县杖锡乡后龙岩签订的竹山承包合同书和树（柴）山承包合同书，上述承包合同书分别约定竹山的承包期限至2003年底，树（柴）山的承包期限至1989年底。根据国家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为了保护农民承包和延包的权利，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对于分包到户的责任山，在上一轮承包到期后，原承包合同基本合理且执行较好的可直接续包。因此，1989年底原告树（柴）山的承包经营权到期后，虽未签订新的承包合同，但发包方未收回原告的承包经营权，可视为原承包合同继续执行。原告及李素芬与俞皆宽于1994年签订《屋契》一份，虽然原告称该《屋契》中原告及其妻子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但据本院向该《屋契》内容撰写人沈远方调查了解，结合原告的承包合同书、自留山使用证、清册等原件均由被告持有的事实，可以确认该《屋契》的真实性。该《屋契》中关于“原告将原有承包田、山、地转让给俞皆宽”的内容实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国家鼓励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原告及李素芬与俞皆宽达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该转让协议虽未报发包方备案，亦未对林权申请变更登记，但俞皆宽作为杖锡村村民具备农业开发能力，自该转让协议签订后20多年以来，相关土地一直由被告和俞皆宽管理、经营，章水镇杖锡村经济合作社20多年来亦未对被告和俞皆宽经营、管理相关土地的行为提出异议，且其中的耕地已由俞皆宽取得土地承包权证，表明其认可原告与俞皆宽之间承包权转让的事实。因此，俞皆宽已依据合同约定取得山林的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应予以保护。其次，原告主张被告应返还林权证的理由为编号为0094号《责任山承包合同》上承包方和编号为330600627339、330600627340、330600667967、330600667966的林权证的登记权利人均为原告。对此，上述0094号《责任山承包合同》中记载的承包方虽为原告，但从合同的签订过程看，原告并未与作为发包方的章水镇杖锡村经济合作社进行协商，也未确认合同的内容，并且原告未在该合同中签名，被告则自认为其是林权的合法受让人和承包人，只是因为村委会原因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登记为承包方，所以以“沈远菊代”签字确认。因此从合同生效要件来看，上述《责任山承包合同》并未生效，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亦未设立。有关行政机关依据未生效的承包合同颁发了承包权人为原告的相关林权证，应属权利主体登记错误，原告并非上述林权证登记的权利人，其无权依据该林权证记载的内容行使相关权利。退一步讲，即使被告在0094号《责任山承包合同》上的签字是原告授权或经原告追认，原告也已不具备取得相关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原告的户籍已于1992年12月11日迁出杖锡村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如原告在2006年承包杖锡村的林地，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提交相应的经村民委员民主议定程序的决议，但据本院调查了解，章水镇杖锡村经济合作社在发包前并未进行该民主议定程序。综上所述，原告并非编号为330600627339、330600627340、330600667967、330600667966林权证的权利人，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林权证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提出的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因本案原告系以返还原物纠纷起诉，是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规定的适用客体应为债权请求权，物权因具有排他性、绝对性、对世性，不宜适用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对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远伙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40元，由原告沈远伙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沈远伙向本院提交：1983年、2006年自留山清册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2006年所造册的自留山属于上诉人，并非二次发包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沈远菊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涉案的权证所对应的林权证已经依据屋契转让给了被上诉人丈夫俞皆宽，事实上这些林权也是由被上诉人及俞皆宽管理及经营的。 被上诉人沈远菊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系涉案林权证登记的权利主体，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返还林权证。 首先，根据上诉人及李素芬与俞皆宽于1994年1月1日签订的《屋契》，结合上诉人的承包合同书、自留山使用证、清册等原件均由被上诉人持有的事实，以及一审法院向该《屋契》内容撰写人沈远方的调查，可以确认该《屋契》的真实性，该《屋契》确系上诉人与李素芬作为出卖人、俞皆宽作为买受人所签订。该《屋契》中关于“沈远伙将原有承包田、山、地转让给俞皆宽”的内容实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国家鼓励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上诉人与李素芬作为出卖人、俞皆宽作为买受人所达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认定《屋契》合法有效。俞皆宽作为杖锡村村民具备农业开发能力，自该《屋契》签订以来，相关土地一直由被上诉人和俞皆宽管理、经营，且其中的耕地已由俞皆宽取得土地承包权证，而章水镇杖锡村经济合作社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因此，俞皆宽已依据合同约定取得山林的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应予以保护。二审中，上诉人提出该《屋契》中上诉人及其妻子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但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没有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在二审询问后，上诉人向本院提出一份鉴定申请，要求对《屋契》中“沈远伙、李苏芬”的签字是否系上诉人及其妻子所签进行鉴定，因上诉人在一审中及二审询问前均没有提出鉴定申请，且该鉴定申请不符合二审中的新证据的构成要件，故对该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其次，0094号《责任山承包合同》中记载的承包方虽为上诉人，但从合同的签订过程看，上诉人并未与作为发包方的章水镇杖锡村经济合作社进行协商，也未确认合同的内容，并且上诉人未在该合同中签名，承包方签字处为“沈远菊代”，而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沈远菊已取得其授权并代理。因此0094号《责任山承包合同》并非上诉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依据。况且，上诉人的户籍已于1992年12月11日迁出杖锡村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在2006年10月30日0094号《责任山承包合同》签订时已不具备取得相关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资格。 最后，上诉人于1983年与原鄞县杖锡乡后龙岩签订的竹山承包合同书和树（柴）山承包合同书，分别约定竹山的承包期限至2003年底，树（柴）山的承包期限至1989年底。根据国家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在1989年底上诉人树（柴）山的承包经营权到期后，虽未签订新的承包合同，但发包方未收回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可视为原承包合同继续执行。被上诉人依据1994年1月1日签订的《屋契》享有山林的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上诉人并非编号为330600627339、330600627340、330600667967、330600667966林权证的权利主体，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林权证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沈远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沈远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马金平 审 判 员 孙长虎 审 判 员 俞灵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代书记员 项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