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213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世海，男，198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太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龙，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杰，男，199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茜，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世海因与被上诉人张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1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世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张杰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陈世海在明知其交付的票据不能如期兑现的情况下，却一直怠于履行继续付款义务，亦未向张杰作出相应有效的补救措施，而致支票未能及时取回，显然为其自身过错的结论是错误的。1.2017年1月11日，陈世海背书转让了金额为370000元，出票人（票据债务人）为广州市增城真君制衣厂的支票给张杰，承兑截止日期为2017年5月30日；2017年5月31日，陈世海从支票前手得知支票无法承担的事实，立即告知了张杰支票没有钱的事实，并且告知张杰将支票退回，以便陈世海向支票前手追索权利。陈世海的行为这明显说明了陈世海在支票无法承兑的情况下，已经作出相应有效的补救措施的结论。2.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张杰已经于2017年5月31日就知道支票无法承担，但张杰未在承兑截止日期6个月内，即2017年11月30目前，向陈世海主张追索权。也没有将支票以及银行拒绝承兑的证明给陈世海，而是在一审庭审之后才提交银行拒绝承担的证明，张杰行为直接导致了陈世海丧失了对其前手和出票人的追索权，该后果是由张杰一直直接造成的，因由陈世海自行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对张杰怠于退回支票的行为视而不见，将支票未能及时取回的过错全部归责于陈世海的结论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为陈世海以张杰超过被拒绝承担之日超过六个月内的法定期限而无权行使追索权的意见，但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与行使票据追索权为不同法律关系，故陈世海以此为抗辩理由不成立的结论是错误的。诚然，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与行使票据追索权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张杰一直不退还支票的行为系导致陈世海超过拒绝承担之日超过六个月内的法定期限，无权行使追索权的原因。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以两者存在不同的法律关系就撇清张杰需要承担责任的事实是错误的。因此，张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与陈世海产生了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陈世海系合同交易主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张杰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世海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维持一审判决。1.本案是双方在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陈世海拖欠我方货款，陈世海是将支票交付给我方作为其货款，但是该支票因账户的款项不足而无法兑现，也致使陈世海向我方支付的37万的货款未能兑现，双方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在第四页和第五页，陈世海在明知其交付不能兑现的情况下，还拒不付款，也未补救，所以认定过错，并且认定陈世海交付支票的行为并未实现支付货款。2.陈世海所谓的票据的追索权作为其抗辩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票据的追索权是另一法律关系，而且票据涉及的当事人也不同，涉案的支票，陈世海交给我方之后，我方作为货款把支票给了自己的客户余建校，余建校又作为货款交给了绍兴万罗纺织品经营部，即涉案支票又转移了两手，并以货款的形式交付的，陈世海无法兑现的时候，支票的原件已经不在张杰手上。3.没有证据证明陈世海没有履行票据的追索权而遭受了损失，陈世海所得的支票也是别人给他出具的，陈世海也是可以基于上手的合同关系，并不一定以票据追索权来追索。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张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世海立即向张杰支付欠款525000元以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款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为36750元）；2.陈世海赔偿张杰支付的律师费38000元；3.诉讼费由陈世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杰与陈世海存在布匹买卖交易往来，由张杰向陈世海供应布匹。于2016年12月27日，陈世海签署对账结算书一份，该结算书详细记载了自2016年7月至11月期间，双方交易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和金额，以及已付款金额等具体事项；陈世海于当中签名确认应付货款金额为1175000元。其后陈世海通过手机微信转账支付或交付支票等方式向张杰进行陆续付款。现张杰以陈世海未予清偿为由，遂诉至一审法院成讼。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认可交易产生陈世海拖欠张杰货款合共1175000元的事实；陈世海抗辩除了付款65万元外，还通过向张杰背书由广州市增城真君制衣厂出具金额为37万元的支票进行支付了该部分货款，则剩余货款应为155000元，并提供微信通讯记录为凭；主张利息应从最后一次付款的次日即2017年11月7日起算，且律师费未经双方约定不应由其承担。张杰则承认曾收取陈世海背书金额为37万元的支票，但称在其向客户支付货款而将该支票再行背书给客户后，被银行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退票，故陈世海实际未支付该笔货款，应继续履行付款义务，至于该支票的票据权利应由陈世海另行主张；并出示支票原件（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30日）以及补充提交了银行退票记录簿为凭，证明该票据因余额不足至今未能兑现的事实。而对上述支票原件以及银行退票记录簿的真实性，陈世海表示认可。又查，根据张杰提交双方于2017年5月31日的微信通讯内容文字记录，其中陈世海：那个支票又不能进了，又要拿回来了。你看一下连上次那个尾数一起多少钱，总数多少一起开张新支票给你，还是怎样？张杰：我问我那边客户看看。陈世海：没用，里面没钱。张杰：那没钱你为什么要开给我？还不如不开。…本来这是一个30号的支票，今天已经31号了，人家已经拿去进账了。陈世海：好。昨天是放假的，进不了的，你叫他拿回来。张杰：我问过我那个客户了，那个支票拿不回来，那个支票要等银行自己退回来。…。支票不在我手上，在我客户手上。对上述谈话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陈世海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张杰、陈世海虽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双方的买卖行为已实际发生，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根据张杰持有陈世海签署确认的结算单，且双方一致确认截至2016年12月27日陈世海尚欠张杰货款共1175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亦鉴于双方承认上述欠款已清偿65万元以及陈世海曾向张杰交付由“广州市增城真君制衣厂”出具金额为37万元的支票进行付款的情况，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现张杰主张该支票由其客户向银行承兑而被退票，该款应由陈世海继续支付；并出示了其持有支票原件以及提供受理银行退票记录簿为凭。可见陈世海向张杰交付金额为37万元的支票并未能兑现的事实存在。虽然陈世海抗辩在退票后张杰未及时告知和交回支票原件及退票理由书，导致其丧失追索权，该款应由张杰自行承担；但从双方于2017年5月31日的微信通讯内容来看，陈世海于出票次日是已知悉该付款支票不能如期兑现的事实，故陈世海抗辩张杰未于合理期限内告知其退票事宜为与事实不符；且陈世海在明知其交付的票据不能如期兑现的情况下，却一直怠于履行继续付款义务，亦未向张杰作出相应有效的补救措施，而致支票未能及时取回，显然为其自身过错，故陈世海以此作为不应继续付款的理据欠妥，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交易中所交付的票据不仅需要出票人签章出具以形成其流通性，更应具备在委托付款银行中能如期兑现的支付功能，即只有票据经银行审核并承兑付款后，才能产生票据付款效力，所以陈世海交付票据的行为并未能形成付款的事实。至于陈世海以张杰超过被拒绝承兑之日起六个月内的法定期限而无权行使追索权的意见；但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与行使票据追索权为不同的法律关系，故陈世海以此为抗辩理由不成立。综上，张杰主张陈世海实际清偿货款65万元，要求陈世海继续支付剩余欠款525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问题。根据陈世海签署的结算单中并未约定欠款的具体清偿日期，且在结算确认欠款后一直存在陆续付款，张杰亦予以接受并未提出相关异议，所以张杰主张从对账结算日后的2017年1月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欠妥；鉴于陈世海同意从最后一次微信转账付款的次日即2017年11月7日起算，与其停止付款的截止时间相符，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至于张杰请求利息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照准；则涉案逾期利息以525000元为本金基数，自2017年11月7日起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对于律师费的承担问题。虽然张杰提供了律师费支付凭证，予以证实涉诉律师费已实际发生；但双方并未对因诉讼产生的代理费用承担作出约定，欠缺当事人的意思合意，且律师代理亦非诉讼提起的必然途径，故张杰请求其聘请律师进行诉讼所产生的代理费由陈世海承担，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陈世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杰支付货款52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52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张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98.8元（张杰已预缴），由陈世海负担4353元，张杰负担545.8元。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纠纷。陈世海与张杰之间的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陈世海欠付张杰的货款余款认定问题。陈世海上诉主张张杰怠于归还其交付的支票、导致其丧失向上手的票据追索权，相应后果应由张杰承担。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关系，陈世海将涉案支票交付张杰，系履行付款义务的表现，但从现有微信聊天记录来看，陈世海早已知晓涉案支票无法兑付，然而陈世海并无另行向张杰支付货款余款，其仍应依照确认的欠付货款余款继续支付。陈世海以张杰未及时返还涉案支票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对抗货款余款的支付义务，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陈世海上诉还主张张杰在收取部分货款后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因双方并未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约定，亦无证据证明双方有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支付货款的前置条件，故陈世海以张杰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拒付货款余款，亦缺乏理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陈世海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06元，由上诉人陈世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佩莹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罗雅之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