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9民终6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贤金，男，1956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康玉珠，女，195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良，男，系廖贤金与康玉珠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建良，男，198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平龙，男，195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深海，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伟，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因与被上诉人钱平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浙0903民初1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贤金、康玉珠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良，上诉人廖建良，被上诉人钱平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钱平龙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结算单上没有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三人的完整签名，也没有盖手印，亦未写明是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写给钱平龙的。一审法院以“方言读音相近”为由将一张写有“廖连金”签名的结算单认定为廖贤金的欠款证明，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在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通话录音中，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均未承认欠钱平龙320000元。廖贤金虽然承认有欠钱平龙货款，但其从未承认写过结算单给钱平龙，且涉案结算单上的内容不符合事实，欠款金额不是320000元，6个月购买3158箱鱿鱼干以及汇款给钱平龙530000元的事实也均不存在。该通话录音有选择地将康玉珠与廖建良提到没有欠钱平龙钱的内容抹去。康玉珠与廖建良知道廖贤金欠钱平龙货款的事实，但并不代表康玉珠与廖建良也欠钱平龙货款。廖建良经营的海产干品店虽然是2008年注册的，但经营时间不足2个月。廖建良于2008年9月出国，2010年才回国，实际经营时间是从2013年3月25日开始。廖建良开始生意经营是在廖贤金生意失败之后，与之前廖贤金同钱平龙的生意往来没有任何关系。廖建良帮父亲廖贤金汇款给钱平龙，不能证明廖建良自愿承担廖贤金的债务，一审法院判决廖建良就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钱平龙辩称，根据结算单、银行查询明细及答辩人已收取现金的具体情况，上诉人尚欠答辩人货款本金320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三上诉人的主体适格。结算单上有康玉珠签名、廖贤金以别名“廖连金”签名。康玉珠与廖贤金系夫妻关系，廖建良系其二人之子。上诉人以家庭为单位在廖建良名下的海产干品店进行海产干品的零售批发，并从答辩人处采购鱿鱼干。双方结算前，廖建良就之前的货款向答辩人支付了330000元货款。根据答辩人代理人与康玉珠的谈话内容，结算时廖建良也在店铺内，虽其未在结算单上签字，但其对结算货款是知晓并确认的。结算后，廖建良也按结算书支付了180000元货款。后在答辩人女儿钱意娜和答辩人代理人向廖建良催讨货款时，其承认拖欠货款320000元，并承诺付款。一审庭审中，廖建良也承认并承诺付款，只是因其目前经营状况不佳、资金周转困难才未能支付。故，即使廖建良并非案涉业务初始阶段的主体，但在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廖建良也以债务加入的形式参与到案涉法律关系中，其应当按其承诺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钱平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立即支付货款320000元；2.判令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63048元（计算至2018年3月12日），并以32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案件诉讼费由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贤金与康玉珠系夫妻关系，与钱平龙长期存在海产干品的业务往来，廖建良系两人之子，于2008年注册惠安县廖建良海产干品店，亦经营海产干品的批发零售业务。2014年1月22日，钱平龙到廖贤金和康玉珠处催讨货款，由两人出具结算单1份，确认共欠货款1090520元，已付530000元，尚欠货款560000元（原560520元修改为560000元，旁有签名“玉珠”），承诺于2014年1月26日支付100000元，于2014年7月至8月支付460000元，底部有签名“廖连金”。廖建良分别于2014年1月26日向钱平龙汇款100000元，于2015年2月13日汇款50000元，于2016年3月7日汇款30000元；钱平龙多次到廖贤金处催讨，分别于2014年9月26日收到现金10000元，于2017年1月22日收到现金10000元，于2017年4月12日收到现金40000元。钱平龙女儿钱意娜于2018年2月8日发短信给廖建良催讨货款，廖建良回复：“我说了，要下来正月下来，年底来了也没钱……”钱平龙代理律师于2018年4月26日到廖贤金经营的海产干品店催讨上述货款，廖贤金自认与钱平龙系多年朋友，一直保持业务往来，拖欠货款属实，但欠款金额错误；廖建良对拖欠货款的事实未予否认，自认之前均在积极归还欠款，现生意不好，资金周转困难，需要延期归还。另查明，在2014年1月22日结算前，廖建良通过银行汇款向钱平龙支付过3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廖贤金、康玉珠和钱平龙多年保持海产干品采购的业务往来，在钱平龙代理律师向其催讨时自认了欠款事实，且结算单中的签名“玉珠”和“廖连金”（“连”与“贤”方言读音相近）亦能印证上述事实，故认定廖贤金、康玉珠与钱平龙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对廖贤金和康玉珠提出的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拖欠货款的金额，廖贤金和康玉珠在结算单中明确在2014年1月22日尚欠货款560000元，钱平龙自认之后共收到240000元（包括现金交付和廖建良银行汇款），而廖贤金虽抗辩称欠款金额有误，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认定廖贤金和康玉珠拖欠货款金额为320000元，并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赔偿责任，根据各还款时间节点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截至2018年3月12日的利息损失为63048元，对2018年3月13日起的利息损失以32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关于廖建良是否应承担上述债务的争议，因廖建良系廖贤金和康玉珠之子，于2008年注册惠安县廖建良海产干品店，亦在当地经营海产干品的批发零售业务，在钱平龙女儿钱意娜和代理律师向其催讨所欠货款时均未予否认，且在2014年1月22日结算前后均有向钱平龙汇款的行为，一审法院结合上述事实认为现有证据虽不足以证明廖建良系买受人之一，但廖建良的上述行为已经表明其自愿承担廖贤金、康玉珠对钱平龙所负债务的意思表示，构成债务加入，故应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关于廖贤金等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因钱平龙的女儿及代理律师在2018年2月和4月对上述债务向廖贤金和廖建良主张权利，适用诉讼时效中断，故钱平龙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钱平龙共同归还所欠货款320000元、利息63048元，合计383048元，并以32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523元，诉讼保全费2420元，合计5943元，由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共同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被上诉人钱平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伟与上诉人廖贤金、康玉珠、廖建良的通话录音（即被上诉人钱平龙一审时提交的录音）的部分文字整理稿，拟证明康玉珠、廖建良与钱平龙之间没有生意往来，也没有欠钱平龙钱，其二人只是知道廖贤金欠钱平龙货款，但欠款金额不是320000元；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惠安县廖建良海产干品店的网页截图3页、廖建良的护照复印件6页，拟证明2008年7月4日廖建良注册成立惠安县廖建良海产干品店，但其于2008年9月27日前往越南，直到2010年1月27日才回国，未实际经营海产干品店，钱平龙所说的2012年10月开始的生意来往与廖建良海产干品店没有任何关系；3.廖建良账号为62×××36的银行账户存款明细账30页，拟证明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27日止，廖建良没有汇款给钱平龙。钱平龙质证后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被上诉人已在一审时提交，双方也已进行了质证，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可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结算书、银行账户明细等相印证，可以证明廖贤金、康玉珠承认拖欠被上诉人货款，廖建良自愿加入案涉债务并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事实；证据2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即使该证据真实成立，也仅能证明廖建良有出入境情况，无法证明其不具体负责海产干品店的经营活动，因为其完全可以通过指示或授权的方式进行操作；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存款明细账中显示2013年3月5日存入转出80001元、2018年5月2日存入转出50001元、2014年1月26日存入转出100001元，此三笔款项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相一致，即廖建良在结算前后均有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行为，由此可以证明廖建良以实际履行债务的行为确认加入到共同偿还廖贤金与康玉珠的债务之中。本院认为，证据1系被上诉人钱平龙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廖建良已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廖贤金、康玉珠一审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未提交原件供法庭核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且廖建良的出入境情况与其是否实际经营海产干品店不存在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中所显示的廖建良账户2013年3月5日存入转出80001元、2018年5月2日存入转出50001元、2014年1月26日存入转出100001元三笔款项可同被上诉人钱平龙一审提交的存款分户明细查询相印证，对廖建良主张的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27日止，其没有汇款给钱平龙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被上诉人钱平龙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钱平龙要求三上诉人归还320000元欠款的事实是否成立。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结算单载明：2014年1月26日付100000元，7月-8月付460000元。廖建良于2014年1月26日向钱平龙汇款100000元，后钱平龙又从廖贤金、廖建良处陆续收到汇款及现金交付140000元。由此可以看出，廖建良汇付100000元的时间、金额与结算单记载内容可一一对应，且2014年1月26日之后，廖贤金、廖建良又支付了部分款项。在钱平龙代理律师与廖贤金、康玉珠的通话录音中，其二人对拖欠钱平龙货款的事实均未予否认，只是表示现在无力归还。因此，尽管结算单中未写明单据是出具给钱平龙的，且仅有签名“玉珠”和“廖连金”，没有康玉珠和廖贤金的完整签名或捺印，但结合后续廖贤金、廖建良的付款行为以及廖贤金、康玉珠在通话录音中的陈述，可以认定该结算单系廖贤金、康玉珠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人应按约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上诉人上诉称欠款金额并非320000元，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认定廖贤金和康玉珠拖欠钱平龙货款本金为320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廖贤金未出具结算单给钱平龙、拖欠货款金额不是32000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廖建良的行为是否构成债务加入的问题。债务加入又称并存的债务承担，是指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原债务关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原存的债务关系中来，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对债权人的债务。由于债务加入涉及合同主体的变更，如要认定债务加入对第三人发生效力，应有第三人自愿与债务人一并承担向债权人为给付义务的明确意思表示。在钱平龙一审提交的微信记录及通话录音中，虽然廖建良对所欠货款未予否认，但考虑到廖建良与廖贤金、康玉珠的亲子关系，其对廖贤金、康玉珠的欠款情况有所了解，亦多次通过其银行卡汇款给钱平龙，故廖建良未否认欠款，应仅视为其对廖贤金、康玉珠欠款事实的认可，未明确作出其自愿与廖贤金、康玉珠一并承担向钱平龙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且廖建良在二审庭审时也明确陈述，其系替父母汇款给钱平龙，并非自愿承担廖贤金与康玉珠的债务。因此，廖建良关于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不明。综合本案案情，本院认为廖建良的行为不构成债务加入，其无需对廖贤金、康玉珠欠钱平龙的案涉货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对该节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浙0903民初1499号民事判决；二、廖贤金、康玉珠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钱平龙共同归还所欠货款320000元、利息63048元，合计383048元，并以32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逾期利息；三、驳回钱平龙对廖建良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46元，减半收取3523元，诉讼保全费2420元，合计59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46元，均由廖贤金、康玉珠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旭涛审 判 员 刘燕波审 判 员 冷海波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桂婷婷代书记员 张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