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苏03行初265号 原告翟学道,男,1943年5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铜山县。 原告杜吉兰，女，1942年5月14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翟玉红，女，1971年1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铜山县。 原告翟书玲（曾用名翟淑玲），女，1963年11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铜山县。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伟，江苏帝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徐州市高新区珠江东路。 法定代表人杜海鹏，常务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惠敏，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翟学道、杜吉兰、翟玉红、翟书玲诉被告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徐州高新管委会）、徐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徐州市政府）履行征收安置补偿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告知等相关诉讼文书。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杜吉兰、翟玉红、翟书玲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伟，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惠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翟学道等四人诉称，原告翟学道、杜吉兰是夫妻关系，翟书玲、翟玉红是其女儿，翟学道、杜吉兰及翟书玲一家三口，翟玉红一家三口共8人共同居住在徐州市铜山区三堡。2017年5月原告居住地房屋被被告征收，实际测量面积为423平方米，按照规定被告应对原告补偿423平方米住房，但被告不予补偿。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五）请求判决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原告提起本诉，请求人民法院：1、判令被告依法履行拆迁补偿职责；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有：1、四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原告翟玉红、翟书玲户口簿各一页，2017年6月14日铜山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出具的翟学道、杜吉兰户籍档案两页，证明四原告为三堡元楼四队村民及四原告为同一家庭成员；2、铜山县三堡乡、村民宅基地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对涉案宅基地有合法使用权；3、徐州市铜山区新区街道办事处托龙山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两份，证明原告原有住房三间42平方米，与翟广华房屋紧邻，翟广华帮助原告修建了房屋，修建面积为翟新力房屋总面积的一半；4、五位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房屋与翟广华紧邻，翟广华帮助原告修建了房屋，修建面积为翟新力房屋总面积的一半；5、房屋照片复印件五份，证明房屋重建前后的状况；6、新区街道办事处托龙山社区房屋调查汇总表一份，在村民事务公示栏上拍摄的，证明翟广华和翟学道房屋总面积846.24平方米，原告房屋面积为其中一半423.12平方米。 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答辩称：一、原告翟学道、杜吉兰不是铜山区三堡镇元楼四队村民，1987年翟学道因农转非户口迁走，杜吉兰1995年也随同翟学道将户口迁走，其二人不是铜山区三堡镇元楼四队村民，不符合拆迁安置的条件。二、翟玉红是翟学道的女儿，出嫁后落户焦山村，并不在元楼四队实际居住，也没有相应的房产在元楼四队，虽然户口尚在元楼村，但不符合安置条件。三、翟书玲出嫁后居住在元楼四队，但其有单独的宅基地，被告已经对其进行安置。四、原告主张其在居住地有423平方米的房产，在被告进行征收时，原告从未提出或指出哪些房产为其所有，也未提交任何证据。翟学道、杜吉兰已经将涉案房产卖给其侄子，拆迁办根据村委会及其侄子提供的证据，已经对其侄子进行了拆迁安置。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安置补偿职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有：田佰燕与拆迁办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及选定房屋通知单，证明原告翟书玲这一户在元楼有独立的宅基地，已对其进行安置补偿。 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对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为，对证据1翟学道、杜吉兰在80年代和90年代因农转非户籍已经迁出，不再是元楼村村民。从提供的户口簿上翟书玲和翟玉红显示的户号也不是同**，能够看出翟书玲与田佰燕是夫妻关系，单独立户，虽然户口在元楼，但翟书玲与田佰燕在本村另有宅基地，翟书玲不具备再次安置的条件。从翟玉红提供的户籍册的住址，户主为翟春光，翟玉红属于翟春光这一户的家庭成员，不应再另行享受拆迁安置补偿。对于原告调取的户籍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四原告之间的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份登记表体现的是1990年宅基地的登记情况，不能证明目前四原告还符合拆迁安置的条件。证据3形式上没有出具证明人的签字，且从内容上也仅仅是根据老的宅基地登记表反馈的原翟学道宅基地及房屋情况，并不能证明目前原告对宅基地还拥有合法的使用权。证据4五份证人证言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6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反映的是翟广华4-41的房屋面积为846.24平方米，与原告的主张没有关联性。原告对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提供的证据认为，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田佰燕的房屋是购买的，不能证明四原告原所居住的房屋被征收后不应赔偿。 经本院庭审质证认证，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2具有真实性，能够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证据3是根据证据2作出的说明；证据4的证人证言均未附证人的身份信息且未出庭作证，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5仅能反映房屋之前的状况，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证据6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0日，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作出《关于成立徐州高新区城中村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徐州高新区城中村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2016年10月19日，徐州高新区城中村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作出征收公告，公告中载明：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托龙山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经发改委等部门批准实施。该项目需要对征收范围内居民及企事业单位房屋、土地与地面附属物实施征收。征收范围为托龙山社区袁楼、史庄村，征收实施单位为新区街道办事处。涉案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6年11月13日，徐州高新区城中村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翟广华就征收编号为4-41的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告翟学道和杜吉兰因农转非户籍已迁出铜山区三堡镇袁楼四队。四原告认为，翟广华原房屋面积为846.24平方米，其中423平方米的房屋应该补偿给四原告，故提起本诉，诉讼请求如前所述。 另查明，原告翟学道持有1990年9月16日的《铜山县三堡乡、村民宅基地登记表》，表中载明该宅基地勘丈面积为42㎡，建筑占地面积42㎡。铜山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出具的户籍档案中记载原告翟学道，妻子杜吉兰，长子翟曙光，次子翟春光，三子翟小毛，长女翟淑玲，次女翟玉红，原告翟学道于1987年5月因农转非户籍移入小学。原告翟玉红的户籍号为100742，户主是翟春光，与户主的关系为兄妹。原告翟书玲（翟淑玲）户籍号为118197，户主为田佰燕，与户主的关系为夫妻。2016年11月4日，徐州高新区城中村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田佰燕就征收编号为3-8的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由翟书玲代签。2016年11月4日，徐州高新区城中村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翟春光就征收编号为3-7的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四原告主张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应将案外人翟广华名下846.24平方米房屋中的423平方米的房屋，以四原告作为被征收人进行安置补偿。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翟学道于1987年5月因农转非户籍已移入小学，原告翟玉红与翟春光是一户，原告翟书玲与田佰燕是一户，徐州高新区城中村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翟春光户和田佰燕户均就其各自的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且原告提交的1990年9月16日的《铜山县三堡乡、村民宅基地登记表》中载明该宅基地勘丈面积为42㎡，建筑占地面积为42㎡。四原告主张涉案房屋是案外人翟广华帮助原告所建，却被错误登记在案外人翟广华名下，但四原告并未针对涉案房屋的权属主张过权利。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四原告仅依据《铜山县三堡乡、村民宅基地登记表》主张“其居住的房屋被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征收，实际测量面积为423平方米，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应对四原告补偿423平方米住房”无任何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四原告认为涉案房屋中的423平方米应属于四原告，可通过其他途径先行确权，再向被告徐州高新管委会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翟学道、杜吉兰、翟玉红、翟书玲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红 审 判 员  徐 冉 人民陪审员  范淑敏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 贺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