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民终5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中兴，男，195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虞航，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必闻，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润花，女，汉族，1958年07月25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虞航，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必闻，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威敌生化（南昌）科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金色水岸大厦**）。法定代表人：吴中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龙，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住。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div>负责人：石鹏飞，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凤，江西秦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江西秦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徐勇，男，1966年12月0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原审被告：熊军，女，196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原审被告：江西省红谷植保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抚生路**iv>法定代表人：徐勇。原审被告：尹任农，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原审被告：李淑丽，女，1977年0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任农，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系李淑丽配偶。原审被告：江西楚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抚生路********>法定代表人：尹任农。原审被告：杨兴华，男，1967年0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审被告：黄发珍，女，汉族，1968年08月22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审被告：江西鑫田植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南莲路南昌化工大市场******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杨兴华。上诉人吴中兴、熊润花、上海威敌生化（南昌）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敌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原审被告徐勇、熊军、江西省红谷植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谷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江西楚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楚欣公司）、杨兴华、黄发珍、江西鑫田植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田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初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中兴及上诉人吴中兴与上诉人熊润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必闻、虞航，上诉人威敌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中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龙，被上诉人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凤、李萍，原审被告尹任农，原审被告李淑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任农，原审被告楚欣公司法定代表人尹任农，原审被告杨兴华，原审被告鑫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兴华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徐勇、熊军、红谷公司、黄发珍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依法改判上诉人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对该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认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担保责任；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的担保责任系被上诉人与借款人之间串通骗取上诉人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故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该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2011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就联保借款达成一致，由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徐勇、尹任农、杨兴华各授信借款200万元，上诉人吴中兴授信借款300万元，完成借款手续后，除上诉人所借款项正常使用于借款合同约定的经营周转之外，其他原审被告的借款，当即就在当时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刘某,4的授意下借给了李卫红进行非法活动。此后由于李卫红涉嫌集资诈骗等犯罪，该款项一直未能偿还给原审被告，原审被告也无力偿还所欠银行贷款，每次均由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刘某,4通过借桥资金解决，再通过贷款的方式偿还过桥资金。因此，纵观本案的事实，实际是借、贷的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共同骗取上诉人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提供保证，具体理由如下：(1)原审被告按照刘某,4指示要将所贷款项转入李卫红所控制的公司，证实了刘某,4与原审被告早已达成了资金使用的一致。银行贷款发放之前的2011年9月21日，原审被告就按照刘某,4的指示要将所有贷款转入李卫红控制的南昌市诺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并在2011年10月19日该笔贷款发放的当天，即贴现转给了刘某,4所指定的南昌市诺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账号，后于2011年10月获得了李卫红出具的借条，借条除对银行贷款的款项予以确认外，对刘某,4、段强的借款60万元也予以了确认。该事实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商业承兑汇票、三被告出具的委托付款账户指定函、被告杨兴华出具的李卫红借条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赣刑二抗字第6号刑事裁定书都予以了确认。根据刘某,4向公安机关所做的2012年7月5日所做的询问笔录，其承认于2011年10月18日借款60万元给李卫红而辩解系杨兴华要求，而杨兴华等人的贷款是在2011年10月21日才借给李卫红，如杨兴华与李卫红熟识，其怎么可能会在三天后就有600万元到账的情况下而要求刘某,4借60万元给李卫红呢？更不可能在600万元到账的情况下不先清偿刘某,4而全部借给李卫红？这恰恰说明刘某,4是因资金不够借李卫红而假借原审被告的名义将银行贷款贷出后借给李卫红使用，该贷款借给李卫红刘某,4不仅知情，更是其一手操作的。所以足以说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刘某,4与三原审被告恶意串通，早已就贷款资金的使用达成一致，从而骗取上诉人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提供保证。（2）该贷款发放后被上诉人明知贷款未按借款合同约定而作为非法融资使用，且在以后历次的续贷中，都对上诉人吴中兴隐瞒该事实，给原审被告继续顺利的发放了贷款，也证明被上诉人参与了与原审被告的串通骗取上诉人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的保证。证人刘某,4的证言证实，刘某,4在2011年10月-11月就已经知悉徐勇、尹任农、杨兴华三人所贷的款项转给了李卫红，并协助杨兴华找到李卫红出具借条。刘某,4同时也将该情况向被上诉人作出了反映，但被上诉人并未就该事实采取任何的措施，也未将该情况如实告知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明知原审被告存在违反合同资金使用的约定，在后来的数次贷款中仍然审核通过，顺利的获取贷款。更为恶劣的是，在2014年3月18日东窗事发之后，被上诉人已明知是原审被告不愿续贷，也不愿归还贷款，600万已挪做非法活动的其中隐情，被上诉人仍多次召集原审被告及上诉人吴中兴，鼓动原审被告续贷，并多次提出上诉人吴中兴如不担保续贷则要其承担的恐吓。这可以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原审被告被逼迫所写下的续贷、贷款计划书中得以证明。因此可以得知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就根本不顾及贷款使用用途，严重违反了国家对银行发放贷款的相关法律法规，并要上诉人继续为一笔用以非法活动的贷款担保。该行为本身不但说明了被上诉人为给原审被告的非法贷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也说明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从而骗取上诉人而获得的保证。（3）在李卫红无法偿还原审被告所借贷款后，刘某,4及其原审被告仍然刻意的向上诉人隐瞒案件事实，从而继续骗取上诉人为其贷款提供保证。原审被告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证实，在了解到李卫红因集资诈骗等犯罪行为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刘某,4曾多次嘱咐原审被告不能将所贷款项的流向告知上诉人。直至2014年3月18日，原审被告与刘某,4因过桥利息承担的问题发生分歧，原审被告不愿再承担还款责任后，被上诉人才通知上诉人吴中兴，在上诉人吴中兴达到原告处后，刘某,4、徐勇二人仍然隐瞒相关的事实，最终原审被告尹任农才如实告知了吴中兴银行贷款的流向及通过过桥方式偿还银行贷款等信息。通过2014年3月20日与尹任农录音材料内容：“尹说：后来也还是我告诉你才知道这个事的，要不你现在还蒙在鼓里；吴说：是啊，就是那次，前几天那个事；那天是三月十几号？尹说：3月18日晚上”，足以认定对上诉人刻意隐瞒款项用途，上诉人也一直不知款项用途的事实。刘某,4及原审被告刻意隐瞒上诉人的目的，从根本上是为了继续骗取为其银行贷款提供保证，从而填补因2011年9月贷款所形成的资金漏洞。（4）被上诉人原副行长刘某,4多次为原审被告顺利贷款提供帮助，寻找过桥资金并承担100多万元的过桥利息，也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对骗取上诉人保证是知情的。2014年3月30日吴中兴与刘某,4的录音材料内容：刘说：不止哦，将近100万；吴说：这个你都有账？刘说：有，都记了账；吴说：他们都知道？刘说：知道；就是你跟他们贴的利息，陈龙那里吗？刘说：都有账还叫别的企业过桥；吴说：都是你想办法，这个钱你都认了？刘说：对啊；吴说：好像四年吧？刘说：对；吴说：等于八次，倒这个（贷款过桥资金）刘说：全是我跟他们弄，其中一、二次没有要利息；刘说：我告诉你，那600万我不会承担一分，我的利息是100万，这是明确的。2015年12月10日南昌中院质证笔录第6-7页民生银行原副行长刘某,4对上述内容予以了确认，都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原副行长刘某,4对贷款借给李卫红的事实一直知情且隐瞒上诉人吴中兴，并为该笔贷款承担了100多万元的过桥利息。如其不知情，且与其无关，又怎么可能为原审被告承担100多万元的过桥利息。（5）被上诉人应该对刘某,4的全部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上述事实，作为被上诉人副行长的刘某,4全部参与了，在原审被告在将贷款借给李卫红且无法归还这一事实发生后，刘某,4第一时间了解了全部情况并将相关情况上报给了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并没有采取任何的相关防范措施，没有将相关情况如实的告知上诉人，且在以后的数次贷款中轻易的让原审被告通过审批顺利获取到贷款。故被上诉人应该对刘某,4的全部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上述事实和理由可以证明，本案系骗取上诉人提供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责任的；……”和《最高院关于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条的规定，主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三十条的规定处理。上诉人吴中兴、熊润花、上海威敌生化（南昌）科贸有限公司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连带保证责任。二、原审判决认为，威敌公司系银行承兑汇票列明的收款人，后将贷款按照原审被告的指示汇给他人，就证明上诉人对该款没有用于生产经营知情是错误的。威敌公司作为银行承兑汇票列明的收款人是由于本案存在购销合同，但事实已证明这些购销合同等所有的贷款手续都是银行一手操办的，上诉人也是在一审诉讼中才看到这些合同，具体怎么签订的根本不知道，当时约定的是原审被告尹任农、徐勇、杨兴华和上诉人吴中兴因为生产经营的需要作为联保体向银行贷款，至于原审被告怎么贷款出来的，需在什么文件上盖章，怎么盖章，上诉人并不知情，上诉人也一直认为将威敌公司作为承兑汇票的收款人是正常的贷款需要。所以，贷款下来之后，上诉人认为这是原审被告的钱，还询问原审被告怎么处理，才会有授权委托书。而根据原审被告给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进行支付，上诉人认为这是原审被告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就按照原审被告的指示支付了。这在实际中也很正常。所以不能简单的以威敌公司是承兑汇票的收款人，又将贷款按照原审被告的指示汇给他人，就推定上诉人对该款没有用于生产经营是知情的。被上诉人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辩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述称：一、在本案中整个贷款不是我方主观意愿来贷款，我方是典型的被骗受害者，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重要的岗位负责人（刘某,4）利用其职务之便以及对金融贷款信息不对称和小微企业与银行不平等关系等设局诱骗，并口头承诺保证无风险，造成事实上我方根本没有实际用上这笔贷款；二、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刘某,4）举证了多个假的证词，一审法院没有对此作出判断和分析以及追究假证词者的相关责任；三、在本案的审理中，当事人杨兴华出示的我毫不知情的关于李卫红的借条以及刘卫红与刘某,4的关系，和在杨兴华对李卫红案件中的报案笔录中完全可以判断，是对我方的涉及的贷款非法侵占，我方一直要求刘某,4对此借据给出具体情况说明，刘某,4一直拖延不办，已经严重涉嫌非法侵占；四、涉及本案的贷款，至始至终都是银行单方面操办一切手续，甚至银行单方面虚构不真实的采购合同为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负责人进行票据贴现提供便利；五、就几次续贷的情况做出说明：基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重要负责人（刘某,4）的本身身份以及其在事后积极筹备过桥资金和利息，其同时请求给予一定的时间来解决，直至后来（2014年3月）不肯支付利息后我方才主动申请停贷（其实这时银行还要给我贷款），上我方及时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各方面的领导汇报过事实的真相；六、作为银行当事方对其重要的岗位责任人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导致其重要岗位的责任人滥用职权借用楚欣公司名义贷款非法挪走给其朋友救急，所以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应负有全部的责任和义务；七、本案中的判决不能仅仅只采信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单方面提供的相关贷款材料和手续作为依据，应该充分考虑到该笔贷款事件实际发生的整个真实背景，一审判决有失公正、公平。原审被告杨兴华、鑫田公司述称：1、当时钱划出去的时候是刘某,4授意徐勇帮我签字，我老婆当时在场签字我不同意钱转出去，我不认识刘某,4。2、第三次贷款我坚决不同意，当时刘某,4把钱打进去了，具体打去哪里我不清楚，刘某,4和徐勇两个人他们冲进我办公司逼迫我签字。3、事情发生后我知道是骗局，刘某,4不准我们告诉吴中兴。我没有跟刘某,4合伙串通，吴中兴是刘某,4找来的，我都不认识吴中兴，刘某,4我也不认识，我是通过徐勇认识的刘某,4。后来我知道钱打给了南昌市诺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我坚决不同意的，是徐勇签字把钱划走了。原审被告徐勇、熊军、红谷公司、黄发珍未提交答辩意见。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勇、熊军、红谷公司共同偿还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垫付汇票票款本金计1953443.71元，罚息计人民币271300.96元（暂计算至2014年12月4日，之后罚息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徐勇、熊军、红谷公司共同承担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及其他费用共计人民币111238元；3、判令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徐勇、熊军、红谷公司、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徐勇、熊军、红谷公司连同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组成联保体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署编号为X201607116的《联保体授信合同》，约定：“鉴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同意向联保体各成员及其按本合同指定的其他授信提用人提供融资，联保体各成员（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徐勇、熊军、红谷公司、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同意为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的融资债权提供担保。各联保户为取得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授信自愿组成联保体，各联保体成员可在确定的额度内申请授信。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给予联保体所有授信提用人的整体授信额度为人民币900万元。授信使用期限为12个月，自2013年9月17日至2014年9月17日。授信额度可用于票据承兑。授信用途为经营周转。授信提用人为：徐勇、杨兴华、尹任农、吴中兴。任一授信提用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一笔贷款发生逾期或者其他违约情形的，该授信提用人应当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与违约罚息，逾期利率按照约定利率上浮50%收取；违约罚息按照约定利率上浮50%收取。任一授信提用人在本合同项下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申请承兑的汇票发生垫付票款的，构成逾期贷款，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有权对该授信提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该授信提用人应当支付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垫付的汇票金额及自垫付日起至清偿日止垫付的汇票金额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的罚息。授信提用人应在汇票到期前15日内，将应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款，足额存入《汇票承兑申请书》确认的指定账户。授信提用人违反承诺、陈述或保证或者违反合同约定义务，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有权要求授信提用人赔偿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为行使权利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律师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因此而遭受的其他经济损失”。2013年9月17日，徐勇、熊军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订编号为135062013002630号《担保合同》约定：“为确保红谷公司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订的主合同的履行，徐勇、熊军自愿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愿意以其财产为主合同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担保主债权为主合同债务人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署的编号为X201607116的《联保体授信合同》项下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的全部债权。徐勇、熊军以保证金账户内存款质押清单对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提供质押担保。质押财产的价值为人民币300万元整。质押财产共有权人熊军同意将本合同项下的质押财产出质，并同意接受本合同条款。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和其他应付款项，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房产抵押人安置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保证金账户内存款质押清单》载明：“出质人：徐勇、熊军；质权人：中国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户名：徐勇；账号：个人保证金账号50×××65；存期：六个月；账户余额：300万元。”同日，红谷公司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出具《汇票承兑申请书》，载明：“承兑的费率为0.05%。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红谷滩支行；账号：35×××12；票面金额：500万元；出票人：红谷公司；到期日：2014年3月17日；收款人：上海威敌生化（南昌）有限公司。保证金合计：300万元，保证金账户为：50×××65。”同日，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开具了编号为21469122，出票人为红谷公司，收款人为威敌公司，到期日为2014年3月17日，票面金额为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到期前红谷公司并未将应付票款足额存入指定账户，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为此产生垫付票款。截止2015年4月13日，红谷公司归还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垫款本金46232.58元，尚欠垫款本金1953443.71元、罚息419547.54元。各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义务。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遂委托律师诉至法院，并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万元。另查明，2014年6月4日，徐勇、杨兴华、尹任农、红谷公司、鑫田公司、楚欣公司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出具《关于要求分期支付贷款的申请》，请求分期归还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的该笔贷款，徐勇、杨兴华、尹任农并于2014年8月14日分别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出具《还款计划》载明：“恳请原告停息还本，分三年、六次还清贷款200万元”。再查明：吴中兴、熊润花、徐勇、尹任农、李淑丽、杨兴华、黄发珍及案外人周庆红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出具《中国民生银行商户联保申请书》明确：“本申请书所涉全体申请人同意经由本申请书形成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联保体，向贵行共同申请用于联保体成员生产经营活动的授信额度，由全体联保体成员对除本人以外的单个联保体成员（以个人或个体工商户名义均可）、成员名下经营实体及由任一联保体成员指定的第三人使用的授信承担最高额共同连带担保责任。每个成员申请最高可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具体如下：吴中兴300万元、徐勇200万元、尹任农200万元、杨兴华200万元。”2011年9月8日，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徐勇、熊军、红谷公司、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组成整体联保体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最高额保证授信合同》，约定：“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为满足联保体成员的融资需求，同意在约定的期限内给予其最高额授信，联保体全体成员就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向授信提用人发放的授信提供最高额共同连带责任保证。联保体成员吴中兴名下经营实体威敌公司可使用最高额授信额度为300万元，尹任农、徐勇、杨兴华名下经营实体公司可使用最高额授信额度各为200万元。授信使用期限为12个月，自2011年9月8日至2012年9月8日。授信种类为票据承兑及票据贴现。授信用途为经营周转。联保体成员就本人外的授信提用人使用的授信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承担最高额共同连带保证责任，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有权要求联保体任一成员承担全部或部分保证责任，该方应根据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要求立即代为清偿具体业务合同项下债务。联保体成员在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内，为主债权中除本人外任一授信提用人的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债权承担最高额连带共同保证责任。”2011年10月21日，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依约开出了付款人分别为鑫田公司、红谷公司、楚欣公司，持票人为威敌公司，出票日为2011年10月19日，到期日为2012年3月30日，票面金额各为200万元的三张商业承兑汇票。三汇票经背书于2012年3月13日由交行江西省分行托收。2012年3月30日楚欣公司通过账户35×××97、红谷公司通过账户36×××04、鑫田公司通过账户35×××04各还款200万元，共计600万元。2012年3月31日，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开出了付款人为红谷公司、鑫田公司、楚欣公司，收款人为威敌公司，票面金额各为2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2012年8月29日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托收。2012年9月10日楚欣公司通过账户35×××97、红谷公司通过账户36×××04、鑫田公司通过账户35×××04各归还200万元，共计600万元。吴中兴、熊润花、徐勇、熊军、尹任农、李淑丽、杨兴华、黄发珍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出具《中国民生银行商户联保申请书》明确：“各联保体成员对除本人以外的各授信提用人使用的授信承担最高额共同连带保证责任。每个成员申请最高可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具体如下：吴中兴300万元、徐勇200万元、尹任农200万元、杨兴华200万元。”2012年9月14日，尹任农、李淑丽、徐勇、熊军、杨兴华、黄发珍、吴中兴、熊润花组成整体联保体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订编号为135062012002120《最高额保证授信合同》，约定：“联保体成员吴中兴名下经营实体威敌公司可使用最高额授信额度为300万元，尹任农、徐勇、杨兴华名下经营实体公司可使用最高额授信额度各为200万元。授信使用期限为12个月，自2012年9月14日至2013年9月14日。授信种类为票据承兑。授信用途为经营周转。联保体成员就本人外的授信提用人使用的授信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承担最高额共同连带保证责任。联保体成员在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内，为主债权中除本人外任一授信提用人的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债权承担最高额连带共同保证责任。”同日，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依约开出了承兑人分别为鑫田公司、红谷公司、楚欣公司，持票人为威敌公司，出票日为2012年9月14日，到期日为2013年3月14日，票面金额各为250万元的三张商业承兑汇票。2012年9月13日，尹任农向账户35×××84、杨兴华向账户35×××05、熊军代徐勇向账户35×××92各存入50万元作为该三笔商业承兑汇票的保证金。2013年3月14日该三张商业承兑汇票由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托收。同日，鑫田公司通过账户35×××04、红谷公司通过账户36×××04、楚欣公司通过账户35×××97各还款250万元，共计750万元。2013年3月14日，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徐勇、红谷公司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分别签订三份《银行承兑协议》约定：“根据编号为135062012002120《最高额保证授信合同》，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同意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徐勇、红谷公司使用票据承兑授信种类”，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徐勇、红谷公司并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出具《承兑申请书》明确：“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徐勇、红谷公司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申请办理收款人为威敌公司，票面金额400万元，出票日为2013年3月14日，到期日为2013年9月14日的汇票承兑手续；并按票面金额的50%的个人定期存单质押给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金额分别为200万元，共计600万元。”杨兴华、黄发珍、尹任农、李淑丽、徐勇、熊军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分别签订《担保合同》约定：“为确保鑫田公司、楚欣公司、红谷公司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授信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的履行，杨兴华、黄发珍、尹任农、李淑丽、徐勇、熊军自愿以200万元定期存单对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定期存单质押清单载明：出质人杨兴华、尹任农、徐勇，存单金额各200万元（150万元、50万元）”。同日，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依约开出出票人分别为鑫田公司、楚欣公司、红谷公司，收款人为威敌公司，到期日为2013年9月14日的三张各400万元，共计12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13年8月28日中信银行南昌分行托收。2013年9月16日，鑫田公司通过账户35×××04、红谷公司通过账户36×××04、楚欣公司通过账户35×××97各还款200万元，共计600万元。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并于同日扣划鑫田公司、楚欣公司、红谷公司缴存的保证金各200万元用于归还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600万元。再查明：2011年9月21日，红谷公司、鑫田公司、楚欣公司向威敌公司开出《委托付款帐户指定函》，指示威敌公司将558.6万元汇入南昌市诺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多余款项43700.01元汇入红谷公司。2011年10月21日，威敌公司依三公司指示将上述款项分别汇入南昌市诺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及红谷公司。2011年10月18日李卫红向杨兴华出具欠条载明：“今借到杨兴华人民币计86万元整，借期2011.10.18至2011.11.17。”2011年10月20日，李卫红向杨兴华出具欠条载明：“今借到杨兴华人民币计600万元整，借期2011.10.20至2011.11.19。”一审法院认为，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各联保体之间签订的《联保体授信合同》、《担保合同》及《汇票承兑申请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2013年9月17日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依约向红谷公司开具了承兑汇票，红谷公司作为徐勇指定的联保体成员企业，未在约定期限内将汇票票款足额存入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指定账户，导致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实际为红谷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垫款1953443.71元，红谷公司、徐勇构成违约。红谷公司、徐勇抗辩上述银行承兑汇票贷款的实际用途与合同约定不符，属于被欺诈贷款。但红谷公司、徐勇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欺诈的事实，且红谷公司作为本案贷款的申请人，徐勇作为红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享有对自己账户资金和贷款资金的监管权利和义务，红谷公司、徐勇主张自2011年起即未收到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若存在被欺诈的事实，红谷公司、徐勇仍在其后的连续三年，多次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署申请银行承兑汇票的各项手续，不仅与常理不符，也存在主观放任违约损害发生的重大过错。故一审法院认为，红谷公司、徐勇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减免其还款责任和违约责任，熊军作为徐勇的配偶，对该笔贷款应属明知，且在《联保体授信合同》联保体成员签章处签字确认该合同。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有权依据《联保体授信合同》的约定要求徐勇、熊军、红谷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及违约责任，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要求徐勇、熊军、红谷公司归还银行承兑汇票贷款本金、罚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主张徐勇、熊军、红谷公司偿付律师费及其他费用共计111238元，但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实际发生律师费1万元，对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的该项主张支持偿付律师费1万元，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辩称系受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原副行长刘某,4欺骗所贷款，未实际使用该笔借款，保证关系不成立。但经原一审、重审审理，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质证时表明该笔贷款及各联保体的保证均属自愿行为，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在同时期均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申请了银行承兑汇票且均涉诉，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也均抗辩并未实际收到和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贷款。但是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均认可自2011年首次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贷款时，即已对贷款用途存疑，但均在上述贷款发放前后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多次对各次银行承兑汇票贷款提供担保，充分证明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对上述贷款担保的风险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应属明知并放任，杨兴华、鑫田公司、尹任农、楚欣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减免其担保责任。黄发珍作为杨兴华的配偶，李淑丽作为尹任农的配偶，也系连续多次在涉案贷款手续上签字确认，黄发珍、李淑丽对本案所涉贷款的风险也应属明知和放任，故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有权主张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对徐勇、熊军、红谷公司的上述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徐勇、熊军、红谷公司追偿。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抗辩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原副行长刘某,4与尹任农、徐勇、杨兴华之间串通，将承兑汇票所涉贷款用于其他用途，并非《联保体授信合同》、《中国民生银行商户联保申请书》约明的“用于联保体成员生产经营活动”的贷款用途的行为，吴中兴、熊润花及威敌公司三方均不知情，故无须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威敌公司系本案所涉银行承兑汇票开立时列明的收款人，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的合法流转需经威敌公司合法背书转让才能发生效力，即威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中兴、吴中兴的配偶对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实际用途在背书当时应属明知。威敌公司、吴中兴、熊润花抗辩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时并未实际占有票据，而是提交了公司印章交由银行工作人员加盖，故对背书情况不知情。但一审法院认为，威敌公司、吴中兴对威敌公司印章的使用享有监管的权利和义务，其放任公司印章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任意使用，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故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熊润花主张其未在《联保体授信合同》上签名，但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提交的《联保体授信合同》上载有熊润花的签名，熊润花并未申请笔迹鉴定，对熊润花的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故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有权主张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对徐勇、熊军、红谷公司的上述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徐勇、熊军、红谷公司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徐勇、熊军、红谷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本金1953443.71元及截止2015年4月13日的尚欠罚息419547.54元，自2015年4月14日起，罚息以欠付的垫款本金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徐勇、熊军、红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律师费1万元；三、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中确认的徐勇、熊军、红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徐勇、熊军、红谷公司追偿；四、驳回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48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徐勇、熊军、红谷公司、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江西楚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24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负担案件受理费1488元。各方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二审提出其一审提交的第六组和第八组证据应予认定，一审对关联性没有确认不正确。第六、八组证据是录音材料部分，主要是刘某,4、徐勇、尹任农与吴中兴之间的谈话内容，总共五份。可以证明：1、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时任段行长是知情的；2、上诉人对贷款用途是不清楚的，被债权人和债务人欺骗。3、刘某,4与李卫红是朋友，在贷款之前是认识的；4、第一笔的贷款出来之后，这个过桥资金都是刘某,4找钱还给银行的；5、关于上述这个情况，刘某,4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是汇报了，但是银行还继续进行续贷。对此，本院认为，刑事案件中的笔录、供述及民事录音等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某一事实的证据，应结合相关案件案情、证明结果的公平合理性等因素综合认定。综合分析本案证据及相关的笔录、录音等可以证实，上诉人对于杨兴华、徐勇、尹任农三方的款项用于借给案外人李卫红从事非法活动并不知情。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原一审、二审的《质证笔录》及《开庭笔录》，证实：身为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时任副行长的刘某,4在明知600万元款项最终流转至李卫红处以获取高额利息回报，且贷款可能产生风险的情况下，不但未采取有效措施还利用银行优势地位为杨兴华、徐勇、尹任农三方筹措过桥资金并支付利息，继续贷款弥补之前的窟窿，并要求杨兴华、尹任农不要将情况告诉上诉人吴中兴。在最后刘某,4与杨兴华、徐勇、尹任农三方就过桥资金本息承担等问题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才不得已将实情已告诉吴中兴。原审被告徐勇、熊军、红谷公司未到庭，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二审另查明：1、《联保体章程》及《最高额保证授信合同》中均明确约定：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用于成员生产经营活动中短期流动资金周转，不得将授信资金用于有价证券、期货等投机经营及股本性投资，不得用于其他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领域。未经同意，授信提用人不得擅自改变授信用途或将授信挪作他用。2、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洪刑二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以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赣刑二抗字第6号刑事裁定书均确认以下事实：2011年10月期间，被告人李卫红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骗取被害人杨兴华共计人民币660万元。对于该事实，刑事判决书认为，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如下证据证实：借条、银行交易明细、汇款凭证等；鉴定意见，证实杨兴华转给李卫红共计660万元，李卫红非法占有共计660万元；被害人杨兴华陈述，证实他被李卫红骗取钱财的事实经过；证人徐勇、刘某,4证言，证实他们转账给李卫红的事实经过；被告李卫红的供述。3、对于案涉款项在2011年10月用于其他用途，并非《联保体授信合同》、《中国民生银行商户联保申请书》中所约定的“用于联保体成员生产经营活动”，上诉人并不知情，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及徐勇、尹任农、杨兴华三方均未告之上诉人。直至本案所涉贷款无法归还，尹任农迫于无奈于2014年3月将贷款用途告知上诉人吴中兴。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是否应就徐勇、熊军、红谷公司对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认为，经一、二审查明，2011年9月，案涉联保体成员吴中兴、徐勇、尹任农、杨兴华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出具《中国民生银行商户联保申请书》，申请授信总额度为900万元，其中每个成员申请最高可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吴中兴300万元，徐勇200万元，尹任农200万元，杨兴华200万元。并承诺各联保体成员对除本人之外的各授信提用人使用的授信承担最高额共同连带保证责任。2011年9月8日案涉联保体成员（甲方）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乙方）签订《最高额保证授信合同》，该合同约定联保体全体成员就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向授信提用人发放的授信提供最高额共同连带责任保证。该合同第5条约定的授信用途为“经营周转”；第22条约定，联保体成员在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内，为主债权中除本人外任一授信提用人的乙方债权承担最高额连带共同保证责任。各联保体成员均在该合同上签字捺手印。2011年10月19日鑫田公司、红谷公司、楚欣公司分别开出三张各200万元（共计6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收款人均为威敌公司，威敌公司于2011年10月21日将这三张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扣除贴现利息，共获得贴现金额5629700.01元。2011年9月21日红谷公司、鑫田公司、楚欣公司共同向威敌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付款账户指定函》，指示威敌公司将款项5586000元支付给户名为南昌市诺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账户。多余款项43700.01元，徐勇指示转入红谷公司账户。威敌公司根据该指示将款项转入上述账户。后在2012年3月、2012年9月、2013年3月、2013年9月，各联保体成员通过过桥资金偿还了上述信用贷款，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又分别对联保体各成员在上述信用贷款额度内进行了续贷。2014年贷款到期，联保体成员杨兴华、徐勇、尹任农未按时归还各自的信用贷款200万元，吴中兴归还其贷款300万元。综合全案证据及案情可以证实，本案表面呈现的是四方联保体的一方尹任农在汇票2014年3月17日承兑到期后未将应付款项足额存入，导致银行垫付产生纠纷。但客观真实情况是，联保体以承兑汇票形式（虚假的购销合同为背景）向银行贷款，于2011年10月19日、2012年3月31日、2012年9月14日、2013年3月14日及本次诉讼的2013年9月17日共五次开出承兑汇票，徐勇、尹任农、杨兴华三方的600万元在贴现并扣除贴现利息获得贴现金额后，即挪作他用，并未用于经营周转。各联保体成员通过过桥资金偿还了上述信用贷款，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又分别对联保体各成员在上述信用贷款额度内进行了续贷。仅上诉人吴中兴的款项系正常用于经营并自己归还利息及本金。2014年3月贷款到期，联保体成员杨兴华、徐勇、尹任农未按时归还各自的信用贷款200万元，引发本案诉讼。诉讼中，徐勇、尹任农、杨兴华三方均主张是受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时任副行长刘某,4的欺骗，相关信贷资金该三方主体实际并没有使用到，而是经刘某,4操作安排，流转出借给了案外人李卫红（李卫红分别于2011年10月18日、20日出具两张借条给杨兴华）。后因李卫红所借的款项无法归还，导致之后徐勇、尹任农、杨兴华三方一直以承兑汇票的方式续贷，归还最初的600万元款项。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各联保体成员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至于案涉信贷资金流转出借给了案外人李卫红，是徐勇、尹任农、杨兴华三方受到刘某,4欺诈还是因其三方为牟取高利与刘某,4经协商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后共同出借抑或是其三方为谋求高额利息回报出借款项给李卫红、在无法清偿的情形下才告知刘某,4的，均不影响金融借款法律关系的认定，该事项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的范围，本院对此不作评判。由于本案所涉的分别于2011年10月19日、2012年3月31日、2012年9月14日、2013年3月14日开具的承兑汇票已经由刘某,4组织安排过桥资金予以清偿，现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仅是依据2013年9月17日的《联保体授信合同》、《担保合同》、《汇票承兑申请书》以及承兑汇票来主张权利，故本案应围绕2013年9月17日的《联保体授信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及其履行的相关问题进行审查。2013年9月17日各方签订的《联保体授信合同》第5条约定：本合同项下授信用途为经营周转。不得将授信资金用于有价证券、期货等投机经营及股本性投资，不得用于其他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领域。未经同意，授信提用人也不得擅自改变授信用途。第28条约定：授信提用人陈述和保证本合同项下任何使用授信的用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不将本合同及具体业务合同、具体业务申请书项下的任何一笔资金于与授信提用人或直系亲属的证券投资第三方存管账户相关联；授信提用人未虚构交易，提供的交易及交易对象真实存在，提供的文件、资料真实、完整、合法、有效。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有权检查本合同项下授信的使用情况，有权根据本合同及具体业务合同、具体业务申请书项下每一笔授信的具体用途要求授信提用人提供账户信息、支付凭证等相关资料进行现场核查，并要求授信提用人提交借款书面报告。本案现有证据证实，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刘某,4作为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时任副行长，并未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以及法律、法规赋予的金融监管主体职责，在2011年10月至11月期间便已得知有关资金被挪作高额放贷无法及时清偿的情况下，还多次组织安排过桥资金归还旧贷，采取发放新贷获取银行资金的方式清偿过桥资金。也就是说案涉2013年9月17日的《联保体授信合同》并非是借贷双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借贷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即隐匿行为是将合同所涉借贷款项用以清偿归还上笔借贷的过桥资金，故该合同构成通谋虚伪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案涉2013年9月17日的《联保体授信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规定，本案借贷双方以经营周转为由，虚构交易，以期达到获取信贷借款用于清偿归还上笔借贷的过桥资金，最终达到掩盖金融信贷资金流转用于高利放贷的违法事实这一非法目的，故案涉2013年9月17日的《联保体授信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亦应认定为无效。因2013年9月17日的《联保体授信合同》、《担保合同》均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之规定，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作为保证人应根据其有无过错的情况以及过错程度承担其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案涉贷款发放的方式是通过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对鑫田公司、红谷公司、楚欣公司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证贴现的方式进行。威敌公司系本案所涉银行承兑汇票开立时列明的收款人，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的合法流转需经威敌公司合法背书转让才能发生效力，最终威敌公司也收到了贴现款，并根据三公司的指示转给案外人。即使如上诉人所称威敌公司不知晓案涉600万元贷款未用于生产经营，那也属于其放任联保体成员将购买农药的货款挪作他用，在此过程中，威敌公司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他三公司的贷款用途。即威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中兴、吴中兴的配偶熊润花对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实际用途在背书当时应属明知。威敌公司、吴中兴、熊润花上诉称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时并未实际占有票据，而是提交了公司印章交由银行工作人员加盖，故对背书情况不知情。但威敌公司、吴中兴对威敌公司印章的使用享有监管的权利和义务，其放任公司印章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任意使用，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熊润花主张其未在《联保体授信合同》上签名，但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向法院提交的《联保体授信合同》上载有熊润花的签名，熊润花并未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故对熊润花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上诉人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应就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因主合同及担保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赔偿责任为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债务人徐勇、熊军、红谷公司应承担的损失范围包括：案涉《联保体授信合同》、《担保合同》、《汇票承兑申请书》所涉及的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本金1953443.71元及利息（2015年4月13日之前的利息为419547.54元；自2015年4月14日至付清之日起的利息，以1953443.71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为实现案涉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万元。故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应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承担前述损失中徐勇、熊军、红谷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同理，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作为担保人，在案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亦存在明显过错，其应当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承担前述损失中徐勇、熊军、红谷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虽然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未提出上诉，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二审对于其保证责任的承担予以改判，于法有据。况且，同为保证人的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与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在诉讼利益上存在一致性，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的上诉请求必然涉及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的利益，本院二审在查明有关事实并对于相关合同效力依法进行认定的基础上，对于全部保证人的责任承担问题予以纠正，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故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在承担上述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徐勇、熊军、红谷公司进行追偿。综上，2013年9月17日的《联保体授信合同》、《担保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保证人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杨兴华、黄发珍、鑫田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楚欣公司，在案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均存在明显过错，应就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因主合同及担保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结合保证人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前述保证人应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承担前述损失中徐勇、熊军、红谷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吴中兴、熊润花、威敌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上诉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初1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维持：徐勇、熊军、江西省红谷植保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本金1953443.71元及利息（2015年4月13日之前的利息为419547.54元；自2015年4月14日至付清之日起的利息，以1953443.71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维持：徐勇、熊军、江西省红谷植保有限公司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律师费1万元；二、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初19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撤销：“驳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初19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杨兴华、黄发珍、江西鑫田植保有限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江西楚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吴中兴、熊润花、上海威敌生化（南昌）科贸有限公司对徐勇、熊军、江西省红谷植保有限公司不能清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本金1953443.71元、利息（2015年4月13日之前的利息为419547.54元；自2015年4月14日至付清之日起的利息，以1953443.71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及1万元律师费的三分之一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杨兴华、黄发珍、江西鑫田植保有限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江西楚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吴中兴、熊润花、上海威敌生化（南昌）科贸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徐勇、熊军、江西省红谷植保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48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232.64元，共计人民币65720.64元，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负担46004.45元，由徐勇、熊军、江西省红谷植保有限公司、尹任农、李淑丽、江西楚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杨兴华、黄发珍、江西鑫田植保有限公司、吴中兴、熊润花、上海威敌生化（南昌）科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9716.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郭卫斌审判员  肖童亮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张 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