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民终88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景东，男，196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济南市章丘区育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延忠，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齐家凤，女，1959年5月2日出生，汉族，济南市良友茶叶市场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娜，山东华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传水，男，195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山东省东力工程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修华，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景东因与被上诉人齐家凤、郭传水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5民初3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景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景东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涉诉费用由齐家凤、郭传水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判决严重侵害李景东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认定“李景东对36万元的支取和164万元的转账应该是知情的，不存在郭传水在齐家凤的配合下私自支取、转账李景东账户内存款的侵权行为”，该认定没有证据支持。1.一审没有证据证实，上述“知情”的“情”为：郭传水具体实施了取现和转账业务，且该业务是得到了李景东的授权。一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依据为天桥法院（2015）天商重初字第11号、济南中院（2018）鲁01民终449号民事判决关于李景东在场，对取现36万元、转账164万元业务应当推定为明知的认定。而一审法院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上述生效判决，从来没有认定是谁具体实施了取现和转账业务，更没有认定李景东对具体是谁实施取现和转账是明知。很明显，生效判决作出上述“推定”，是为了在另案中阐明李景东存在过错及过错的大小，作出的概括的推定，并没有具体到是哪个人具体实施了取现和转账行为，以及该行为是否受到了李景东授权。而在本案中，恰恰应当对该事实予以查明。一审法院武断的根据上述生效判决内容作出认定，而没有根据现有证据作出具体分析论证，是明显的不作为和“偷懒”行为。2.现有证据能够充分证实，郭传水在齐家凤的配合下实施了私自支取、转账李景东账户内存款的侵权行为。（1）现有证据已经证实，是郭传水实施了取现和转账李景东银行卡的业务，一审法院应当分配举证责任给郭传水，让其提交证据证实其行为是得到了李景东授权或其没有实施上述行为。否则，侵权事实当然成立，足以认定。在另案历次庭审和本案庭审中，郭传水自始至终不认可是李景东授权，取现和转账了李景东银行卡，其声称是案外人魏自兰在取现和转账业务完毕后，让其到柜台签字，而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退一步讲，即便真的是所谓魏自兰让他签字，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魏自兰无权授权他取现和转账李景东的银行卡。侵权事实照样成立。而纵观一审判决，没有分配给郭传水任何举证责任，有违公平公正的诉讼原则，显属认定事实不清。（2）对于齐家凤，其作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亚分理处（以下简称东亚分理处）负责人，未尽到审查身份的法定义务，任由郭传水取现和转账李景东存款，结合其为李景东出具《保证函》的事实，不难认定，其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当与郭传水承担共同侵权责任。（3）一审法院对是否为李景东本人存入1元开卡及设定密码，没有作出认定。而该事实是认定齐家凤、郭传水共同侵权的关键事实之一。现有证据证实，存入1元开卡的是郭传水，应当推定设定密码的人是郭传水，在取现和转账前，持有涉案信通卡的人是郭传水，从而使得后来郭传水用该卡取现和转账的事实得到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李景东办理的存款200万元的业务用的是存折，而郭传水取现和转账业务用的是银行卡，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李景东一审提交的1元存款凭证显示开立涉案信通卡的时间为2006年4月18日下午16点34分；而《关于李景东办理存取款、转账业务的情况说明》显示齐家凤将李景东办理的存折与信通卡关联的时间为16点52分。期间间隔18分钟，即信通卡开卡的时间和李景东办理存折的时间间隔18分钟！显然存入1元开卡、设定信通卡密码并持有信通卡的并非李景东本人。一审对该关键事实没有做任何调查。仅仅以生效判决的模糊认定为依据，认定侵权事实不成立，显然是避重就轻！（二）即便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认定李景东明知并默许郭传水实施了取现和转账，也应当对李景东和郭传水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并向李景东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由李景东自由处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1元存款凭证、36万元取款凭证、164万元转账凭证上“李景东”的签名均为郭传水所签（中院民终449号案二审及本案一审庭审郭传水均认可），如无相反证据，足以认定上述业务均为郭传水办理。相应的，李景东与郭传水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了李景东诉讼请求应当如何主张。显然一审法院回避了李景东和郭传水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只是笼统的认定没有侵权事实，即驳回李景东的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严重侵害了李景东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定程序，本案应发回重审。二、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侵权责任法》在本案发生时尚未实施，不能适用于本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齐家凤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本案的事实经过在李景东诉农商银行、齐家凤、郭传水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号为：(2015)天商重初字第ll号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明确查明了相关事实，结合本案的事实，可以看出，李景东去农商银行东亚分理处存款，其真实意思并非与银行形成存款合同，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料到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不可能支付如此之高的利息，却授意他人进行交易，其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并不存在李景东所说的配合郭传水转账支取存款的侵权行为。本案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与储蓄存款合同案中认定的事实一致，该案在经过多次庭审后，事实经过已经非常清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二、李景东的相关主张己经由法院在另案中判决，李景东的再审申请已经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审查，故李景东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李景东早在2015年12月28日就以齐家凤作为被告之一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后经该院案号为：(2015)天商重初字第ll号民事判决内容为：“东亚分理处、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l0日内，支付李景东存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后，李景东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后作出(2018)鲁0l民终44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景东针对本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经法院审查，2018年6月28日李景东己与农商银行天桥支行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农商银行天桥支行支付李景东款项合计573694元，上述款项已经履行完毕，李景东在该和解协议中未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的权利，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李景东的再审申请。至此，李景东的诉讼请求己由法院判决农商银行天桥支行承担责任，并且已经履行完毕，李景东又以侵权为由要求齐家凤返还本金1600000元并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本案中齐家凤为李景东办理存取款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并不存在个人侵权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己由用人单位承担，李景东要求齐家风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齐家凤按照单位规定为其办理存款、取款等业务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并且上述业务办理过程中李景东一直在银行柜台现场并将卡片交付他人且告知密码，授权他人持其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进行交易，其对上述业务时明知的，齐家凤只是正常履行职务行为，不存在齐家凤配合郭传水私自取款转账行为，本案相应的法律责任己由法院判决由用人单位承担，故李景东无权再向齐家凤主张。具体到本案而言，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齐家凤并不存在个人侵权行为，并且160万元的款项并非转给了齐家凤，齐家凤在办理业务时不可能知道银行卡密码，李景东要求齐家凤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本案中，李景东自认其在存取款现场多次输入了密码，李景东交易行为是对自己财产的处分，应自行承担行为造成的后果。李景东在东亚分理处开立存着和银行卡并存的卡带本个人结算账户，齐家凤按规定让李景东填写了存折账户申请表及信用卡开户申请表，李景东签领的《信用卡开户申请表》中明确载明：“本人保证表内所填内容完全属实，保证遵守《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信通卡章程》，领卡后，信通卡所发生的一切收付款项，授权贵单位计入本持卡人账户”，齐家凤按规定为李景东办理了存折与银行卡，齐家凤在为李景东办理业务时，李景东一直在柜台现场，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并承担因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妥善保管卡片及密码是持卡人的基本义务，李景东在现场将卡片及密码告知他人并授权他人持李景东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进行交易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信通卡章程》，系对其自己财产的处分，应承担其行为造成的损失。五、本案中并不存在李景东所述的：“李景东配合郭传水开设信通卡并设定密码，并与李景东开立的存折关联，在齐家凤配合下，使用该信通卡取现36万元及转账支取164万元”与其在另案中的陈述及实际情况不符。李景东在诉状中称：“郭传水冒用李景东的名义在齐家凤的配合下开设信通卡并设定密码，并将该信通卡与李景东开立的存折关联，在齐家凤配合下，使用该信通卡取现36万元及转账支取164万元。”该陈述与李景东在另案中的陈述及实际情况不符。李景东在案号为(2015)天商重初字第ll号案件提交的起诉状中明确写明：“李景东认为，李景东到东亚分理处存款，东亚分理处向李景东出具存折，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关系，东亚分理处作为接受存款的储蓄机构负有妥善保管李景东存款安全的义务即向李景东按照约定无条件支付本息的义务”，故李景东已经认可其与东亚分理处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齐家凤为李景东办理转账及现金业务亦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李景东所述取现36万元及转账支取164万元系通过齐家凤配合属于恶意虚构事实。另根据2017年9月4日，李景东因不服天桥法院作出的(2015)天商重初字第ll号判决向法院提交的上诉状第6页第七行明确写明：“李景东不要求齐家凤本人承担责任，亦是因为齐家凤的行为代表东亚分理处，即便齐家凤的行为系超越职权，根据法律规定，其行为亦构成表见代表”，故根据该上诉状可以证实，李景东本人明知齐家凤的办理业务的行为代表东亚分理处，法律后果应由银行承担，并且其明确表明不要求齐家凤承担责任。再者，结合实际情况，李景东在当日办理业务时一直在柜台现场，且均出示了身份证原件，因存折与卡均系其本人办理，故密码只有其本人知晓，其违反规定将密码告知他人并授权他人办理业务的行为本身存在过错，法院己经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判决齐家凤的单位承担责任，且款项已全部履行完毕，故李景东又再次依据侵权责任纠纷要求齐家凤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郭传水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案天桥区人民法院（2015）天商重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判文书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涉案36万元取款、164万元转账的业务办理过程中，李景东均在涉案业务办理的现场并且明知其所谓的当天收到的24万元利息来自于涉案两笔业务。根据法释[2001]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原审法院对李景东的请求进行了全面审理，在李景东没有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的情形下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符合本案基本事实，也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举证责任分配适当。一审法院从开庭到庭审终结，包括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均向李景东询问和确认了其诉讼请求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否变更，李景东均当庭表示坚持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履行了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义务，庭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李景东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问题的关键是，郭传水不存在李景东主张的侵权行为，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不存在的消极事实提供证据证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景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齐家凤、郭传水返还李景东存款本金160万元并赔偿损失暂定5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6年4月18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就本案涉及的李景东的存款200万元，李景东曾以东亚分理处、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行（以下简称天桥支行）、齐家凤、郭传水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请求东亚分理处支付李景东存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天桥支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5）天商重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2006年4月18日，李景东在东亚分理处开立账号901041160016200393240的山东农村合作银行一本通储蓄存款存折。同日，李景东在《信通卡开户申请表》申请人处签字，开设卡号90010501********的信通借记卡1张。存折记载：2006年4月18日分别有1元和200万元的两笔存款，无取款记录。该信通卡办理了挂一本通存折业务。信通卡章程主要载明，信通卡为借记卡，信通卡账户仅限于合法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凡因转借他人而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持卡人对密码要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因向他人告知密码或个人泄露密码而引起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李景东涉案信通借记卡账号于当日16时34分06秒存入人民币1元，存款凭证流水号为150545，客户签名为“李景东”。于当日16时54分43秒存入人民币200万元，存款凭证流水号为155755，客户签名为“李景东”。于17时2分17秒取现金36万元，于17时14分20秒转账至案外人郭传水名下账号164万元。东亚分理处工作人员办理上述两笔业务，并出具凭证2份，其中流水号157199的个人业务取款凭证记载：2006年4月18日17时2分17秒，账号90010501********，支取金额360000元，摘要：现金，客户签名为“李景东”、“郭传水”。该凭证背面记载了存款人姓名李景东和身份信息及代理人姓名郭传水和身份信息。流水号159525的个人业务取款凭证记载：2006年4月18日17时14分20秒，账号90010501********，支取金额1640000元，摘要：转账，客户签名“李景东”。该凭证背面记载了存款人姓名李景东和身份证信息，代理人处为空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凭证流水号为157199号取现36万元业务，对李景东而言，虽然客户签名处“李景东”签字经鉴定并非李景东所写，但李景东自认其在存取款现场且在柜台多次输入了密码，其违反了负有妥善保管密码信息的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可以推定李景东对该取现36万元是明知的。……凭证流水号为159525的转账164万元业务，对李景东而言，虽然客户签名处“李景东”签字经鉴定并非李景东所写，但李景东自认其在存取款现场且在柜台多次输入了密码，其违反了负有妥善保管密码信息的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可以推定李景东对该转款164万元是明知的。……纵观本案，李景东去东亚分理处存款，其真实意思并非与东亚分理处形成200万元的储蓄合同关系，而是与他人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李景东自认其在存款的当天即收到了三个月的利息24万元，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预见到作为金融机构不可能提前支付利息且支付如此之高的利息。……判决如下：一、东亚分理处、天桥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景东存款本金40万元；二、东亚分理处、天桥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景东利息……；三、驳回李景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李景东不服以上判决，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法院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2018）鲁01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中载明：“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36万元取款、164万元转账均是通过李景东的信通卡所为……上述信通卡必须凭密支取，而该密码非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柜员所知晓，结合李景东在存款200万元的支取、转账过程中均在柜台前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李景东关于其对200万元的支取、转账不知情的主张亦不予采信。另外，李景东在前述一系列业务办理完成后随即收到了案外人李恒山向其交付的24万元利息，李景东应该知晓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不可能提前给付其银行法定利息，并且该高息亦非由农商行东亚分理处账户支付，故应认定李景东将200万元款项存入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的真实意思并非是为了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建立正常合法的存款合同关系，而是为了收取案外人支付的非法高息。”在本案中，李景东称其在案外人李恒山的介绍下于2006年4月18日将200万元存款存入东亚分理处，并于当日自李恒山处取得利息24万元，李景东认为该笔利息系东亚分理处向其支付的。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齐家凤、郭传水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李景东主张郭传水在东亚分理处职工齐家凤的配合下将其存入该分理处的200万元存款私自取现36万元并转账164万元，二人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因（2015）天商重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鲁01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东亚分理处、天桥支行支付李景东40万元及相应利息，现要求齐家凤、郭传水赔偿16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60万元为基数，自2006年4月18日（侵权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就该主张，李景东提交1元存款凭证复印件、200万元存款凭证复印件、36万元取款凭证复印件及164万元取款凭证复印件，证明除200万元存款凭证中的客户签名处的签名系李景东本人所签外，其余业务办理中的签名均为郭传水冒用李景东的名义代签，上述业务办理李景东均不知情，系郭传水与齐家凤串通所为。另提交2006年8月18日齐家凤出具的保证函一份，载明“兹有储户李景东于二00六年四月十八日在东亚分理处办理活期存款，共存入现金贰佰万元整。我分理处保证此笔资金安全，储户可于二00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前来取款。”该保证函可以印证李景东在涉案200万元被取现及转账过程中并不知情，亦不存在过错。齐家凤主张办理上述业务时，其系东亚分理处职工，其按照银行的工作流程为李景东办理存取款业务，系履行职务行为。且上述业务办理过程中，李景东一直在银行柜台现场并将卡片交付他人且告知密码，授权他人持其本人身份证原件进行交易，其对此存在过错并对上述业务系明知的，不存在齐家凤配合郭传水私自取款、转账行为。另，对李景东提交的担保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其并未向李景东出具担保函。齐家凤提交上诉状复印件一份、代理意见复印件一份、工作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李景东在（2015）天商重初字第11号案件中要求银行承担违约责任，并在该案的上诉状中明确写明不要求齐家凤承担责任，因其行为系代表东亚分理处，该案已经判决由银行承担责任，现李景东要求齐家凤个人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郭传水主张上述业务办理过程中，李景东一直在银行柜台现场，对取款及转账行为是明知的，其不存在侵权行为。关于办理业务过程中的代李景东签名的行为系应案外人魏自兰的要求签署的，李景东在现场亦未表示不同意，取现后的36万元亦被魏自兰取走，该款项如何进行分配，郭传水不清楚，但对164万元转账到其个人银行账户内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关于齐家凤辩称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5）天商重初字第11号案件中，李景东是以东亚分理处、天桥支行、齐家凤、郭传水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诉讼请求是要求东亚分理处支付其存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天桥支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案件与本案的案由、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均不相同。因此，李景东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对齐家凤的上述诉辩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李景东主张郭传水在齐家凤的配合下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存入东亚分理处的200万元存款取、转完毕，郭传水、齐家凤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李景东应对其上述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如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根据李景东提交的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天商重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1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能够证明凭证流水号为157199号取现36万元业务，虽然客户签名处“李景东”签字经鉴定并非李景东所写，但李景东自认其在存取款现场且在柜台多次输入了密码，其违反了负有妥善保管密码信息的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可以推定李景东对该取现36万元是明知的，同样情况，对于凭证流水号为159525的转账164万元业务，可以推定李景东对该转款164万元是明知的；且李景东在存款200万元的支取、转账过程中均在柜台前，李景东在前述一系列业务办理完成后随即收到了案外人李恒山向其交付的24万元利息，李景东将200万元款项存入东亚分理处的真实意思是为了收取案外人支付的非法高息。因此，李景东对36万元的支取及164万元的转账应该是知情的，不存在郭传水在齐家凤的配合下私自支取、转账李景东账户内存款的侵权行为，对李景东的以上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李景东要求郭传水、齐家凤承担侵权责任返还其存款本金160万元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李景东对齐家凤、郭传水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00元，减半收取11800元，由李景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齐家凤提交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申6776号裁定书及和解协议一份，证明2018年6月28日李景东已经与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行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银行向李景东支付款项共计573694元，上述款项已经履行完毕，后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了李景东的再审申请，故齐家凤的相应法律责任已经由用人单位承担，李景东要求齐家凤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李景东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认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所认定的因未在和解协议中未声明不放弃再审申请权利而裁定终结申请再审的审查。李景东认为只要是没有明确放弃权利，权利就应当存在。李景东现在已经着手新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齐家凤所主张李景东曾经与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行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履行了生效判决，就不应当再向齐家凤主张权利，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两案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法律后果也不同，另案的履行并不影响李景东向齐家凤、郭传水主张侵权责任。郭传水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已生效的（2015）天商重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鲁01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对李景东在东亚分理处的支取、转账行为已做出了相关分析和认定，在李景东没有相反证据推翻上述判决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不存在郭传水在齐家凤的配合下私自支取、转账李景东账户内存款的侵权行为，判决驳回李景东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经审查，一审程序合法，亦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景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李景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维敬审 判 员 赵玉兰审 判 员 陈 勇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万振驰书 记 员 吴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