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民终84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彦，江苏永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慧丹，北京市中银（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诗雨，北京市中银（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7民初4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苏州市阳澄湖围网养殖租赁合同》，合同并未成立，无法谈及效力。原审中，被上诉人无法提交《苏州市阳澄湖围网养殖租赁合同》原件，立案时提交的系复印件，而上诉人处亦无法找到所谓的《苏州市阳澄湖围网养殖租赁合同》。之后，被上诉人持法院调查令自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委员会调取到了一份《苏州市阳澄湖围网养殖租赁合同》复印件，管委会仅在该份合同上加盖了办公室印章，并未注明该管委会处留存的合同为原件。上诉人认为，按照常理，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与承租人不可能均不持有合同原件，且被上诉人也无法证明在管委会处存有合同原件，故该份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一审法院仅凭渔业管委会办公室的印章即认定合同真实存在，属事实认定不清。2、退一步讲，即使案涉合同存在，该合同也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通过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签订，其损害了国家、集体及上诉人的利益，应认定无效。首先，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经政府组织协调，上诉人于2008年就将案涉80亩全部水面交由14家养殖经营户无偿占有使用至今。按照常理，被上诉人作为当地养殖企业对该区域水面的情况也是明显知晓的，不可能明知无法养殖而与上诉人签订所谓的养殖租赁合同，上诉人也不可能在明知案涉水面无法出租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并且事实上，被上诉人从未要求上诉人交付案涉水面，也未在案涉水面进行任何养殖活动，更未向上诉人支付租金。其次，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案涉合同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顾晓星经过合谋虚构产生。该案外人顾晓星系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顾根生之子，顾根生于2017年因受贿罪被相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本案中，被上诉人通过顾晓星与顾根生的父子关系，恶意串通，虚构案涉《苏州市阳澄湖围网养殖租赁合同》，其本意并非租赁水面用于水产养殖，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套取可开具水产品免税发票待遇以及取得阳澄湖大闸蟹原产地标识待遇等非法利益，这严重损害了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并且现案涉水面涉及围网整治拆迁，被上诉人试图通过确认案涉租赁合同的有效来获得拆迁利益，势必更加损害国家、集体以及上诉人的利益，故案涉《苏州市阳澄湖围网养殖租赁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判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服从原审判决。原审原告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审原、被告于2012年12月30日签订的《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合法有效；2、本案的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审原告持有《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出租方（甲方）原审被告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承租方（乙方）为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合同中“蟹八仙”应为笔误），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网围养殖区域在中湖，编号XZZZ-009（以下简称该网围），该网围使用面积为60亩。双方约定，该网围的租赁期为5年，即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满，甲方收回该网围的养殖使用权，乙方应如期返还，并自行拆除所属网围养殖设施。乙方每年的承租金参照周边网围的中标价。为（小写）200元/年/亩。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先付承租金，计人民币（大写）陆万（小写60000元）交付给甲方。租赁期间，相关管理部门的规费和其他有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双方另约定了其他相关事宜。甲方处由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盖章，乙方处由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俞国文签字。签订日期为2012年12月30日。《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在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处留有备案，落款处原审原告两次加盖公章，其他内容与原审原告持有的合同复印件一致。另查，苏州市府（淡）养证【2011】第01523号水域滩涂养殖证显示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就XZZ-009水域享有水域滩涂养殖权，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后又经每年延展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2013年6月21日，该水域由俞国文、顾晓星与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签订网围养殖租赁协议，俞国文租赁60亩，顾晓星租赁20亩，合租养殖生产，租赁期限从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2014年至2016年，原审被告每年均出具证明一份，写明：“兹有阳澄湖水域位于中湖面积80亩，养殖证编号为XZZ-009：该水域是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出租给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作为大闸蟹及四大家鱼养殖使用，租赁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特此证明。”2016年10月10日，原审原告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写明：“兹有阳澄湖水域位于中湖面积80亩，养殖区编号为：SZZ-009，该水域是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出租给苏州市蟹八仙公司（俞国文）60亩和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顾晓星）20亩作为大闸蟹及四大家鱼养殖使用，租赁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特此证明。”以上事实，由原审原告提供的《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复印件、自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处调取的《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复印件、水域滩涂养殖证、证明及当事人陈述附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水域滩涂养殖证显示，原审被告享有诉争水域的养殖权，养殖权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且此后每年均有延展，已延展至2016年12月31日。故原审被告应有权出租诉争水域。原审原告提供的《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虽为复印件，但在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处留有该合同备案，应认定原审被告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曾签订该份合同。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作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的公司签订《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原审被告虽辩称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但原审被告并未举证证实双方签订该合同时主观存在恶意或曾有被查处的违法犯罪行为，故一审法院对原审被告该辩解不予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与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于2012年12月30日签订的《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50元，由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持本院调查令去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处调阅了本案《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备案件，上诉人认为，合同上有其两枚印章，其中左面一枚是黑色的，右面一枚是红色的。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依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水域滩涂养殖证显示，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享有诉争水域的养殖权，养殖权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且此后每年均有延展，已延展至2016年12月31日，故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应有权出租诉争水域。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提供的《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虽为复印件，但在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处留有该合同备案件，合同备案件内容与苏州市蟹霸仙水产有限公司提供的《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复印件的内容一致，且上诉人在该合同备案件上盖章确认，故应认定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曾签订过该份合同。双方作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的公司签订《苏州市阳澄湖网围养殖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顾根生与顾晓星的父子关系，恶意串通，虚构案涉《苏州市阳澄湖围网养殖租赁合同》，严重损害了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的利益，但其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集团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杰审判员  周 红审判员  黄学辉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陈闵悦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