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民再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红艳，女，196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敬锋，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继军，男，197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忠泽，襄阳市樊城区长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宋红艳与被上诉人杨继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4日作出（2013）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197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2017)鄂0602民监1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该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8）鄂0602民再5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宋红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红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敬锋，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忠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红艳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借款人，以及上诉人认可借款的收款人为米霞的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上诉人是因自己需要资金周转，向被上诉人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并以自己的房屋作为担保。但在实际履行合同中，作为本次借贷的担保人米霞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将款项转给米霞，却让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上诉人确实是债务人，但是本次借款并未交付到上诉人处，而是交给米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因为出借人未交付借款而合同不成立。原审还认定上诉人认可米霞为其收款人是错误的，上诉人从未书面口头认可过米霞是其收款人，法律规定中的默认也是有限制的，原审法院臆断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借款合同的签订只是意味着借款合同成立，但是否生效，却取决于出借人是否出借了借款，借款人是否收到了借款。本案中，被上诉人一直无法证明其将借款直接交付给了上诉人，对于民间借款合同，出借人有义务证明其借款交付的事实，这也是借款合同生效的依据。依照《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仅有借款合同，而无借款交付的相关证据，无法认定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出借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但被上诉人却将借款交付给担保人米霞，上诉人又与担保人之间无委托关系，借款合同也未约定出借款项应交付给保证人，故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将借款交给上诉人。3、程序违法。本案系襄城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案件，应当适用再审程序审理。被上诉人在审理过程中撤回对张文华的起诉，应当视为其诉讼请求的变更。依据相关程序的规定，人民法院再审依据的是原审的诉讼请求和事实。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在再审中是不能准许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被上诉人撤回对本案的全部起诉，由被上诉人重新起诉，原审法院在此处理中存在程序违法。请求撤销（2018）鄂0602民再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杨继军辩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继军向原审法院诉称，双方借款关系客观存在，是真实的借贷行为。杨继军已经通过转账与现金交付履行了出借义务，其向米霞账户转款是宋红艳与米霞口头约定好的。执行中宋红艳一直很配合评估拍卖房屋，也未行使撤销权，证明宋红艳就是实际借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审判决应予维持。2013年11月12日原审原告杨继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50万元，利息三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初审判决认定，被告宋红艳、张文华系夫妻关系，2012年2月23日，二被告向原告借款50万元，出具借条一张，约定用期八个月（2012.2.23—2012.10.23），承诺到期不能还款，将其襄城区陈侯巷22号8栋3单元5楼左房产(164.38㎡)作为抵押，被告宋红艳的同事米霞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条上签字。原告当日从个人建行账户向米霞农行账户转款365000.00元，因转款后账户余额仅剩13967.19元，原告另行向米霞交付现金135000元，被告也将承诺作为抵押物的房屋所有权××（襄樊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交给原告，还款期限到后，原告索要无果，诉至法院。初审判决认为，二被告向原告借款5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延迟不予偿还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告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借款逾期后至起诉之日止（2013年11月21日）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3万元，理由正当，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宋红艳辩称借条不是其本人书写，其配偶张文华也未在借条上签字，但其既不说明借条是何人书写，也不指出张文华三个字是何人所签，其辩称理由不予采信，况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借款人身份在借条上签字足以形成借贷关系，张文华作为其配偶亦有共同偿还义务;辩称借款未交给其本人,但原告已证明借款交给了担保人米霞,完成了交付借款的行为,被告作为借款相对人有义务偿还借款,被告宋红艳的辩称理由不成立;原告不起诉担保人米霞,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有关规定,不予干预，据此判决：被告宋红艳与被告张文华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共同向原告杨继军返还借款本金500000，并支付逾期利息30000元（从2012年10月24日起，至2013年11月2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9100元，减半收取4550元，保全费3220元，合计7770元，由两被告承担。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被告宋红艳出具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原审原告杨继军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产生分歧。杨继军认为其在宋红艳出具借条的当天，通过部分转账和部分现金交付的方式向宋红艳交付了50万元的借款，履行了全部出借义务。为支持其诉求，再审中杨继军提供如下证据：1、杨继军名下卡号55×××79银行流水。其中2012年2月21日杨继军取现270000元的内容，证实杨继军交付宋红艳的135000元就是从2012年2月21日取款270000元中支取的现金。2、证人罗某的证言。罗某系本案借款担保人米霞的前夫，欲证实宋红艳与米霞还有其他合作借款的行为，本案的借款也是米霞与宋红艳约定好的。罗某当庭陈述“我与米霞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12月25日离婚。我事前不知道米霞在外边借款，事后有人找我偿还借款才知道米霞借款的事。米霞与宋红艳是同事，宋红艳就帮助介绍别人借钱给米霞，有一笔借款宋红艳还给米霞当担保人。本案宋红艳向杨继军借款500000元，我不清楚。我替米霞给杨继军还款是因为米霞原来找杨继军借过钱，与本案的借款无关。宋红艳委托别人找到我，要我出具证明，证实我还给杨继军的钱是替宋红艳偿还本案的500000元借款，不写不行。2016年10月23日证明是我写的但内容不真实。”3、证人汪某证言，汪某系本院执行过程中对宋红艳抵押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公司的工作人员，欲证实宋红艳在执行过程中很配合拍卖机构对房屋进行实地查看，宋红艳对原审判决并没有异议。证人在庭审中陈述“我是代表公司接受法院委托去宋红艳家看房子的，一共去了三次，宋红艳很配合拍卖房屋。”原审被告宋红艳认为其在借条上签名后并未收到杨继军交付的135000元现金，也没有与杨继军口头约定将365000元借款转给担保人米霞。其银行账号信誉良好，却让杨继军把钱转给米霞不符合交易习惯。杨继军的陈述自相矛盾，与事实不符。本案借款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宋红艳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宋红艳对杨继军提供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银行取款凭证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杨继军履行了交付135000元的借款义务，根据交易习惯和民法通则司法解释，50000以上大额交付借款人需要出具收条。借款双方并未约定借款由米霞代收，宋红艳也未出具授权委托书表明米霞有权代收借款，杨继军将借款交给米霞的行为可视为另一个借款关系，与本案无关；2、证人罗某的证言，罗某自称所还款项是还米霞与杨继军以前别的借款，但当庭没有提供借条等证据证实，罗某一直在向杨继军还款，还款压力很大，对罗某证言真实性有异议；3、证人汪某的证言，宋红艳认为其曾向汪某表明其心情是很委屈很冤枉的。原审被告宋红艳在再审中提供2016年10月23日担保人米霞的前夫罗某自书的一份替米霞偿还欠款的明细复印件，内容为罗某向杨继军、何磊、王德喜三人的还款记录四页。其中一页向杨继军转账还款的记录载明了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6年9月8日共计还款30000元。2016年10月23日罗某在该还款记录上注明“以上四页是罗某代米霞所还宋红艳房产证抵押借款（杨继军）还款数目”。该证据欲证明本案借款关系发生在杨继军与米霞之间，杨继军实际是将500000元借款交付给米霞，所以米霞的前夫罗某才一直在帮米霞还款，本案债务与宋红艳没有关系。对宋红艳提供的还款明细，原审原告杨继军认为除对第一页关于王德喜的还款记录认可外，其他的均不一致，且该证据系复印件不予质证。再审判决认为，原审原被告双方在再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各自的主张。关于借款及交付的事实，杨继军在复查时陈述“我和米霞有借贷关系，在这笔借款之前，我陆续借给米霞40余万元，米霞还了20万元，还欠20万元没还。这时她还要找我借50万元，我不同意。米霞就让宋红艳当担保人，我也不同意，说钱借给谁谁就是债务人。所以我和宋红艳签了借款协议，宋红艳把房子抵押给我。宋红艳口头指定收款人为米霞，365000元是转账，135000元是现金交付的。”宋红艳对借款原因的陈述与杨继军基本一致，宋红艳称“我和米霞是同事，米霞找到我说借我的房产证用，她在做生意，用我的房产证抵押借款30万元。在出具借条时杨继军说房产证是宋红艳的，借款人就是宋红艳。我都不认识杨继军，米霞写好借条后让我签字，我才发现借款金额是50万元。我当时心里很乱，之前说是30万元。但他们都说米霞生意做得大就三四十天的时间，我就签了字按了手印。我不知道钱是什么时候给的，打条当天是杨继军把钱给米霞，当时我听杨继军说先转30万元再给现金，之后怎么转账我也不知道”。杨继军在再审庭审中对借款原因的陈述与前述内容不一致，杨继军称“1月21日，米霞打电话给我，说她同事要借钱，有房产抵押。我就去宋红艳家里，也查了宋红艳的情况，我也有现金。借款是宋红艳本人签字，结婚证给我看了，签了借条后我带了135000元现金给了宋红艳，又在建行从我账户给米霞转账365000元。我们出门放贷肯定是两个人一起去的，交付借款时有我们放贷的两个人、米霞、宋红艳和她老公五个人在场。”杨继军两次对借款原因的陈述不一致，其在本案复查时对借款原因的陈述与宋红艳的陈述基本一致，因此采信其在复查时的第一次陈述，认定本案系案外人米霞向杨继军提出借款500000元，因米霞前期借款尚未还清且不能提供担保，故由宋红艳作为借款人并以自己的房屋作为借款担保与杨继军签订了借款合同。据此，原审法院认为，2012年2月23日宋红艳为了帮助米霞借款在知晓借条内容的情况下，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并用自有房屋作为抵押，宋红艳是本案的债务人。即使借款不是宋红艳所用，但并不影响其作为债务人承担责任。对借款金额的认定应当按照实际出借数额确认，杨继军主张通过转账交付给担保人米霞365000元，提供了银行的转账凭证，且根据宋红艳“打借条当天是杨继军把钱给了米霞，当时我听说先转300000元，再给现金”的陈述，及宋红艳在出具借条后从未向杨继军索要过借款的行为，足以认定宋红艳知道并认可米霞系本案借款的收款人，故杨继军向米霞转款365000元应当视为对宋红艳履行了交付义务。另外135000元杨继军主张是现金交付给宋红艳，宋红艳并不认可。原审法院认为，从杨继军和宋红艳在本案中对基本事实和借款细节的陈述均有自相矛盾之处可以看出，双方在诉讼中为了趋利避害对客观事实的陈述均有不实之处，对本案是否有现金交付的事实只能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交付细节以及正常的交易习惯进行综合判断。首先，杨继军认可系因米霞需要用钱提出借款500000元，米霞也是宋红艳指定的收款人，按照正常交易习惯杨继军应当将全部借款交付给米霞。现杨继军主张现金135000元交付给宋红艳，明显与借款用途不符；其次，原审判决认定杨继军将现金135000元交付给米霞，杨继军对这一事实从未提出异议，但在再审中又主张将现金交付给了宋红艳，与其自认的事实自相矛盾；第三，杨继军自认是专业从事放贷业务的，其放贷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息，但本案借条上却未约定利息，杨继军称借款时口头约定了借款利率为月息5分，这与正常借贷的做法不符。在交付现金时还有其他人在场，但杨继军在原审和再审庭审中均未提供在场人的证言。因此，在杨继军将现金135000元交付给宋红艳这一事实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杨继军对大额现金交付行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仅依据杨继军的陈述及其在借款前几日银行取款凭证，不能证实其将现金交付给宋红艳。综上，原审原告杨继军提供了借条证实其与宋红艳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宋红艳不予偿还损害了杨继军的合法权利，应当承担还款付息责任。原审原告杨继军起诉要求原审被告宋红艳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因杨继军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其向宋红艳实际交付了365000元，故仅支持杨继军诉请借款本金中的365000元。杨继军诉请要求宋红艳支付从借款逾期后至起诉之日止（2013年11月21日）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计算标准及计息时间均符合法律规定，但按照此标准计算的利息金额低于其请求的利息30000元，故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据此判决：一、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3〕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1977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宋红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审原告杨继军借款本金36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365000元为本金，从2012年10月24日起至2013年11月2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审原告杨继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宋红艳、张文华系夫妻关系。2012年2月23日，上诉人宋红艳向杨继华出具借据一张，约定借款金额为500000元，用期八个月（2012.2.23—2012.10.23），承诺到期不能还款，将其襄城区陈侯巷22号8栋3单元5楼左房产(164.38㎡)作为抵押，宋红艳的同事米霞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据上签字。杨继华当日从个人建行账户向米霞农行账户转款365000元。宋红艳将作为抵押物的房屋所有权××（襄樊市房房权证襄城区字第**）给杨继军。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特征，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需有交付钱款的事实。本案中，宋红艳虽然出具了借据，约定了借款金额及相应的担保，但杨继军无法提供其将借据上约定的款项交付给了借款人宋红艳的证据。杨继军称其将款项汇给了案外人米霞，系经过上诉人宋红艳的同意，但杨继军并未提供宋红艳委托米霞收款的证据，且借款合同中也未约定将出借款项交付给保证人米霞，故宋红艳上诉称杨继军未履行出借义务，双方之间借款关系未生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仅凭宋红艳出具的借据即认定宋红艳为借款人并判决宋红艳履行还款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以纠正。由于本案的实际收款人系米霞，并非宋红艳，而米霞不是本案当事人，杨继军可另行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中，杨继军在再审审理过程撤回对张文华的起诉系对其权利的放弃，并未超出原审诉讼请求，故宋红艳上诉提出本案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3）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1977号民事判决和（2018）鄂0602民再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继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550元、保全费3220元，合计7770元，由杨继军负担2098元，宋红艳负担56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75元，由杨继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保国审判员  王明兰审判员  肖 瑾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袁小媛书记员肖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