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03民初9682号 原告：宁波市鄞州顺亿贸易有限公司，住宁波市鄞州区宁波华东物资城B213-21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4761463253J。 法定代表人：陈文燕，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宁波市恒欣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被告：厦门山信科技有限公司，住厦门市思明区浦南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784173494M。 法定代表人：谢良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宗伟，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芙蓉，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市鄞州顺亿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顺亿公司）与被告厦门山信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山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顺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被告山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芙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顺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顺亿公司与山信公司于2011年10月12日签订的《购销合同》。2.山信公司返还顺亿公司预付的货款400万元。3.山信公司支付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80万元。4.山信公司赔偿顺亿公司利息损失65万元。5.山信公司赔偿顺亿公司自2017年10月17日起至400万元预付款实际返还日止的6%利息损失。 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12日，顺亿公司、山信公司双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山信公司向顺亿公司供应1000吨钢材，总价款为400万元，需方须在提货后2-3个工作日内付清对应的全部货款。但在合同签订后，山信公司以进货资金短缺为由，与顺亿公司协商先支付货款并以每吨钢材按合同价降低50元为条件。于是，顺亿公司表示同意，并于2011年10月13日向山信公司支付货款350万元，次日又支付50万元，合计支付了400万元货款。因被告迟迟未发货，后在顺亿公司要求下山信公司于2011年11月15日退还顺亿公司货款200万元。继而，山信公司再次以进货资金短缺为由要求顺亿公司支付货款。顺亿公司予以同意，并于2011年12月15日向山信公司支付货款200万元，2012年1月19日山信公司仍以同样理由要求顺亿公司支付货款200万元，后于3月16日退还顺亿公司200万元。至此，山信公司合计收取顺亿公司预付货款400万元。期间，山信公司业务承办人李达告知顺亿公司，货权已经取得并向顺亿公司提供一份从上海华际储运贸易有限公司仓单（转仓单），把购销合同项下的钢材货权1000吨转给顺亿公司。当时，顺亿公司以为山信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由此，双方交易完成。到2012年8月到12月份期间，因钢材涨价，顺亿公司决定出售该批钢材并与上海华际储运贸易有限公司仓库联系，钢材的保管方答复是没有该批钢材。为此，顺亿公司依法起诉山信公司，该案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因该院认为本案涉嫌合同诈骗并建议顺亿公司撤诉后向公安机关报案。顺亿公司接受了该院建议后向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报案。江东区分局立案后直到2015年11月30日才作出决定，不涉嫌合同诈骗。之后，顺亿公司多次和山信公司进行协商和沟通，但山信公司既不退还货款也不提供货物。山信公司的根本违约，致使顺亿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落空。该合同应依法解除，山信公司应返还顺亿公司400万元的预付款。导致顺亿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完全是山信公司的过错，故山信公司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因80万元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145万元的实际利息损失，山信公司除应支付顺亿公司违约金外，还应赔偿65万元的差额。 被告山信公司辩称，一、山信公司从未与顺亿公司签署过钢材购销合同。根据顺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文燕、具体经办人员李达及案外人郁城斌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陈文燕在笔录里确认购销合同是李达拟好再从上海传真给顺亿公司。郁城斌在笔录里确认讼争合同由郁城斌制作，由宁波市前程进出口有限公司员工董艾丽传真给顺亿公司；郁城斌将提货单传真给顺亿公司。李达在笔录里证明郁城斌做了一份顺亿公司与山信公司之间的钢材购销合同，购销合同上的传真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与顺亿公司主张该合同签订于2011年10月12日也明显不符。假造提货单交给陈文燕的是李达。因此，讼争合同并非由山信公司制作并传真给顺亿公司。山信公司不清楚何人在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上加盖山信公司印章，对前述合同中加盖的印章有异议，但不申请对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 二、本案系顺亿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文燕与李达之间的借贷纠纷，并非顺亿公司与山信公司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纠纷。顺亿公司提供的转仓单并非山信公司提供给顺亿公司，山信公司从未经营钢材业务，也没有没有进行过钢材贸易。李达就部分借款向陈文燕出具了欠条，并支付了部分利息。顺亿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文燕系郁城斌表姐。2011年下半年，李达因资金需要通过其下属郁城斌对外借款，并通过郁城斌与陈文燕达成了口头借款协议，约定由陈文燕借款给李达400万元，月息3.75%即每月利息15万元，双方未明确具体归还的日期。2011年10月13日和10月14日，陈文燕委托顺亿公司分别将350万元和50万元的借款共计400万元汇入李达指定的山信公司账户。2011年11月15日，李达委托山信公司汇入陈文燕指定的顺亿公司账户200万元，归还前述借款中的200万元。2011年12月13日，李达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汇入陈文燕个人账户225000元，支付了2011年10月13日至2011年12月13日两个月的利息225000元（400万×3.75%/月×1个月+200万×3.75%/月×1个月=225000元）。2011年12月15日，应李达要求，陈文燕再次通过顺亿公司汇入山信公司账户的方式向李达提供借款200万元。2012年1月18日，李达再次向陈文燕借款200万元，并向陈文燕出具了欠条。该笔借款依然由顺亿公司账户汇入山信公司账户。2012年3月16日，李达通过山信公司账户汇入陈文燕指定的顺亿公司账户200万元，归还陈文燕借款200万元。2012年6月25日和2012年7月28日，李达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分别汇入陈文燕个人账户80万元和40万元合计120万元，支付了2011年12月14日至2012年7月13日共计7个月的利息120万元（400万×3.75%/月×1个月+600万×3.75%/月×2个月+400万×3.75%/月×4个月=1200000元）。据上，李达向陈文燕借款，并由陈文燕通过顺亿公司向山信公司汇款有李达向陈文燕出具的欠条及李达向陈文燕支付利息等事实为证。 三、李达使用山信公司的账户炒期货，山信公司账户于2011年10月13日收到的顺亿公司转入的350万元和2011年10月14日转入的50万元，是李达用来炒期货的款项，且已经按照李达的指示于2011年10月14日转给宁波泓诚钢铁有限公司。顺亿公司于2013年起诉后，山信公司才知道存在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但顺亿公司起诉后又于2013年7月12日申请撤诉。撤诉后，顺亿公司向公安部门报案，根据顺亿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文燕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陈文燕以被害人身份向公安机关控告李达骗取其400万元，并明确李达还欠其400万元款项。该400万元款项与讼争400万元款项系同一笔款项，李达对该400万元欠款予以承认。所以，本案并非顺亿公司、山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而是陈文燕与李达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 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陈文燕控告李达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中，在公诉案件二次退查审查报告中确认本案讼争400万元款项系李达向陈文燕取得的，该400万元由李达用于归还债务。 综上，顺亿公司不应要求山信公司偿还其法定代表人陈文燕借予李达的借款，而应由陈文燕直接要求李达偿还借款。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顺亿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食品经营、金属材料、纺织原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杂品、包装材料、橡胶材料及制品、塑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办公用品等。山信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为研发机电设备。顺亿公司于2011年10月13日向山信公司账户转入款项350万元，于2011年10月14日又转入50万元，共计付款400万元。2011年11月15日，山信公司向顺亿公司账户转款200万元。2011年12月15日，顺亿公司又向山信公司账户转款200万元。2012年1月19日向山信公司账户转款200万元。山信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向顺亿公司账户转款200万元。 2013年间，顺亿公司依据其所提交的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向本院提起（2013）思民初字第4643号民事诉讼，要求解除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并要求山信公司及李达返还顺亿公司已支付货款400万元及违约金80万元。2013年5月21日，（2013）思民初字第4643号案件移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2日作出（2013）厦民初字第69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顺亿公司撤回起诉。 顺亿公司撤回（2013）厦民初字第693号民事诉讼后，顺亿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文燕向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报案，称顺亿公司遭受山信公司、李达合谋合同诈骗400万元。陈文燕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确认李达在宁波前程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前程公司）期间与陈文燕相处比较密切，顺亿公司与前程公司存在生意上的合作，且李达告知其为山信公司股东；顺亿公司收到的上海华际储运贸易有限公司仓单（转仓单）是由李达提供；顺亿公司与前程公司的业务主要分两块，一种是顺亿公司向前程公司买钢材，一般都是几十万的金额，另一种是保底销售业务，即李达派人问陈文燕有没有钱，让顺亿公司先买进一批钢材，然后给他们三天时间，三天后他们以每吨加价50元的方式再买去，顺亿公司从中赚取毛利润，在开展保底销售业务中，都是由第三方公司出面和顺亿公司完成，比如李达跟顺亿公司谈好保底销售后，由顺亿公司先把400万元打给第三方公司，到了约定时间，第三方公司就会把405万元款项打回顺亿公司；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实际上就是前述第二种业务模式；李达在2011年10月份告知顺亿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文燕，他们有四个人在厦门开立了山信公司，是四个人合股，山信公司有一批货是从前程公司处购买，现在山信公司急需用钱，让顺亿公司先买这批货作为保底销售，并约定回购每吨加价100元；2011年10月12日签订的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就是李达直接联系的，合同签订后几天，李达就传真给顺亿公司一份上海华际储运贸易有限公司仓单（转仓单），因为该合同是保底销售模式，李达承诺山信公司要回购前述钢材，因此顺亿公司一开始并未提货；在订立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过程中，李达表明是代表山信公司和顺亿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且合同上加盖了山信公司的印章。李达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确认与陈文燕相识于2002年，此后李达供职于前程公司；顺亿公司与前程公司发生的业务主要就是钢材买卖，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很纯粹的买卖钢材，第二种就是公司缺钱时会和顺亿公司签订合同让顺亿公司购买钢材，口头约定过三五天再以比之前高上几十元的价格由公司回购，实际上就是借款往来，多出来的钱款就当做是借款的利息；顺亿公司转入山信公司的款项实际用途就是为了李达个人借款。 此后，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公诉案件二次退查审查报告》，认为李达系前程公司部门经理，因前程公司与顺亿公司之间的钢材业务，与顺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文燕熟悉，陈文燕是否基于错误认识交付400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基于钢材行业的特殊性以及陈文燕与李达之间的关系，无法排除陈文燕事先知道李达需要个人借款而愿意借款的情形。2015年11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甬公东撤字（2014）第1564号】，对于办理的犯罪嫌疑人李达涉嫌合同诈骗案，因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决定撤销此案。 另查明，顺亿公司原名称为“宁波市江东顺亿贸易有限公司”，经变更公司登记更名为“宁波市鄞州顺亿贸易有限公司”。山信公司同意李达在2011-2012年期间使用其公司账户进出款项。 顺亿公司主张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签订于2011年10月12日，系李达代表山信公司与顺亿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合同主体为顺亿公司、山信公司，合同约定：山信公司为供方，顺亿公司为需方，供方向需方提供钢材，价款总额400万元，货物质量和技术标准以相应钢厂标准为准，若有质量异议，需方须在供方交付货物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方式提出；交货地点为上海仓库，需方须在提货后2-3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货款，并须在供方发出放货指令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提货，逾期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费用由需方承担；供方按实际供货数量与需方结算货款；违反合同的任一条款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均需向对方支付相当于合同未履行部分或延期履行部分金额的20%的违约金，受损失方损失额超过违约金的，违约方还需按实际损失金额赔偿给对方；需方未支付货款对应的货物的货权仍归属于供方，但自货物交付后的风险由需方承担。在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上分别加盖了顺亿公司及山信公司印章，但顺亿公司确认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仅为传真件的原件，顺亿公司是在加盖了山信公司印章的传真件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 对于前述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山信公司则主张合同的订立主体是顺亿公司与案外人李达，山信公司并非合同主体，合同上的传真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但顺亿公司却称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10月12日；对于顺亿公司提供证据“上海华际储运贸易有限公司仓单（转仓单）”是假货单，山信公司无异议，但否认山信公司向顺亿公司提供了上述仓单。 鉴于顺亿公司主张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的订立主体为顺亿公司、山信公司，并认为李达系代表山信公司签订合同且未在本案提出要求李达就涉案合同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结合考虑顺亿公司已就前述合同以山信公司、李达涉嫌合同诈骗向公安部门报案，且公安部门已经通过侦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甬公东撤字（2014）第1564号】，对李达涉嫌合同诈骗案件作出了撤销案件处理的决定，故山信公司申请追加李达作为本案第三人，涉及李达与山信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在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准许。此外，在审理中，本院已对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的性质、效力予以释明。经本院释明后，顺亿公司仍坚持以买卖合同纠纷进行诉讼。 另，顺亿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向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2017）浙0212民初13516号民事诉讼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2017）浙0212民初135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了山信公司的存款545万元或等额财产。顺亿公司为此支出财产保全费5000元。此后，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依职权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将案件移送本院处理的民事裁定。本院在受理案件后，已经根据顺亿公司的申请，依法作出（2018）闽0203民初96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继续冻结山信公司在交通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账号352000675018010003945）、平安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账号65×××30）的银行存款545万元。 本院认为，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系名为买卖实为企业间融资借款的合同。首先，在订立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时，顺亿公司明知购买钢材的目的是为了让山信公司加价回购。从订立合同的过程分析，顺亿公司明知企业信息公告中明确登记了山信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钢材贸易，但顺亿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并未核实山信公司是否经营钢材业务；从顺亿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文燕在公安机关自述的内容分析，足以认定顺亿公司认同涉案合同不是纯粹的钢材买卖合同而是保底销售合同，签订合同目的是为了获得山信公司支付的钢材回购加价款，而不是用于顺亿公司对外销售钢材获取贸易利润。其次，根据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顺亿公司向山信公司账户转入400万元款项后，不仅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提货，且在收到上海华际储运贸易有限公司仓单（转仓单）后也不进行货物验收，更未按照合同约定与山信公司进行货款结算，最终导致顺亿公司未能及时发现上海华际储运贸易有限公司仓单（转仓单）系伪造仓单。从涉案合同项下款项的划转情况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特别是顺亿公司陈文燕在公安机关自述的事实，足以认定顺亿公司清楚涉案合同是基于买卖形式形成的融资合同。第三，顺亿公司有理由相信李达的行为能够代表山信公司。顺亿公司、山信公司均确认案外人李达为涉案合同的具体经办人员，虽然顺亿公司提供的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为传真件，但顺亿公司分别于2011年10月13日向山信公司账户转入款项350万元，于2011年10月14日转入款项50万元，共计付款400万元，付款金额与涉案合同约定的货物标的价款一致，而山信公司收到顺亿公司转入的400万元款项后并未未向顺亿公司核实付款用途，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山信公司收到前述400万元款项后，于2011年11月15日向顺亿公司账户转款200万元，山信公司并未在支付该笔款项的时候向顺亿公司明示付款系受李达指示代为付款。此后，顺亿公司又于2011年12月15日向山信公司账户转款200万元、于2012年1月19日向山信公司账户转款200万元，但山信公司在之后又于2012年3月16日向顺亿公司账户转款200万元。从山信公司与顺亿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足以让顺亿公司相信山信公司系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的订立主体，李达的行为能够代表山信公司。第四，结合山信公司与顺亿公司的银行资金往来情况，山信公司 对于双方于2011年10月13日至2012年3月16日期间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明知，足以认定山信公司知悉其与顺亿公司发生资金往来所涉及的合同意思表示是虚假意思表示。故订立主体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订立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鉴于顺亿公司经本院释明仍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及理由，而顺亿公司要求解除与山信公司于2011年10月12日签订的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并要求山信公司返还预付货款400万元、支付违约金80万元、赔偿利息损失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是建立在其主张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的性质系买卖合同这一法律关系的基础上。由于顺亿公司与山信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顺亿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顺亿公司可就编号为2011101201的《购销合同》隐藏的民事行为另行主张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宁波市鄞州顺亿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4975元，由宁波市鄞州顺亿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戴卫真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邵尔逸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