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12民终24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城函，男，1993年6月15日生，汉族，现住昌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德尧，辽宁铭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一涵，男，1989年5月18日生，汉族，个体户，现住昌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云奇，辽宁富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佳佳，女，1990年5月23日生，汉族，昌图县财政局职工，现住昌图县。上诉人郭城函因与被上诉人孙一涵、原审被告陈佳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2018）辽1224民初2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城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德尧、被上诉人孙一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云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佳佳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城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上诉人诉权。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借款合同或借据仅是借款合同成立的条件，借款合同的生效应以借款的实际交付为依据。原审法院在明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实际交付的借款金额存在较大争议时，没有进一步细致的调查，非但没有认真审查四张借条所涉及的实际交付金额情况，特别是没有查清四张借条的现金借款交付情况，在被上诉人自认诉请的四张借据就是双方在2017年7、8、9、10月份所产生的所有借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转账记录与借据时间不符，就推断转账记录为四张借据外的其他债务，而对此所谓其他债务，原审法院（2017）辽1224民初4985号民事判决书第5页，“原告所称这是（郭城函给孙一涵转账还款41.5万元）郭城函偿还其他欠款，但孙一涵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据，故本院对此组证据（证明郭城函所还款项并非其他债务，就是诉争的款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见，原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所谓其他债务。而原审法院仅仅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17000元的借款没有打借条，在没有当庭查清其他借款现金交付的情况下，就认为存在其他大额债务，于法无据。2、上诉人在原审中就一笔19万元的转账提出异议，请求法院依法调查取证，但原审法院并未依法调取该证据，导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被上诉人所提供的61万元和103000元的取款记录仅能证明被上诉人取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款项的事实。并且，有证据证明该61万元在被上诉人取出后，就转给了其他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4、原审法院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存在严重瑕疵，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必须对借款关系的存在提供证据进行证明，而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交付款项的时间、地点、金额、交付形式、借条出具时间、被上诉人的经济能力都没有严格分配举证责任，相反，却以上诉人认可有过17000元没有借据的借款，及转账时间与借据出具时间不符，认定本案的事实，把举证责任中证明借贷关系中基本事实责任分配给了上诉人，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孙一涵辩称，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佳佳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孙一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决郭城函、陈佳佳立即偿还孙一涵借款本金72万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城函与陈佳佳于2017年2月15日登记结婚。郭城函为了偿还以前欠的其他小额贷款公司的欠款，自2017年7月5日起与孙一涵产生借贷关系。除本案诉争的四笔借款外，双方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借款的交付方式既有现金，又有转账。2017年7月13日至2017年9月23日孙一涵以微信、银行转账等形式交付郭城函借款253370元，孙一涵妻子王佳以银行转账形式交付郭城函借款19887元，孙一涵向郭城函指定的梁加全账户转款190000元；2017年7月13日至2017年10月3日，郭城函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偿还孙一涵借款415000元。2017年10月3日孙一涵与郭城函对账，把小借据汇总成大借据，郭城函给孙一涵出具430000元借据一份，其中包含利息70000元。原有的小借据当即销毁。孙一涵处尚有郭城函于2017年7月14日给孙一涵出具的90000元借据，于2017年7月25日给孙一涵出具的借据100000元，于2017年9月22日给孙一涵出具的借据100000元。2017年7月14日至2017年10月3日郭城函尚欠孙一涵借款本金650000元，利息70000元，总计720000元。郭城函于2017年10月19日偿还孙一涵欠款20000元。郭城函外出旅游从孙一涵处借款17000元，没打借条。2017年10月24日、10月27日孙一涵与郭城函通话录音，双方核对欠款总数是720000元，其中本金650000元，利息70000元。另查，孙一涵农业银行卡号为62284821889********，在2017年7月26日现金支取610000元。孙一涵持有的辽宁省农村信用社卡，尾号7888，在2017年9月14日通过柜台支取10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郭城函欠孙一涵借款及利息720000元并出具了借据，孙一涵与郭城函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孙一涵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郭城函没有履行给付义务。孙一涵提供的农业银行支取现金610000元明细、辽宁省农村信用社支取103000元明细，能够证明孙一涵有出借资金的经济能力。关于郭城函辩称出借金额与实际交付金额不一致、430000元借据与4张借据有重叠、郭城函已履行完偿还借款义务，因郭城函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且郭城函自认借款交付方式既有现金，又有转账；430000元借据是对账后形成的，把小借据汇总成大借据，小借据当即销毁，430000元借据中不包含一个90000元和一个100000元，故郭城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反驳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孙一涵主张的借款中包含的70000元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一款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孙一涵主张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郭城函、陈佳佳应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孙一涵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郭城函、陈佳佳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且没有陈佳佳的签字、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且郭城函自认该借款用于偿还以前欠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欠款，故该借款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认定为郭城函个人债务，应由郭城函自行承担偿还该借款义务，故对孙一涵要求陈佳佳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一涵要求郭城函偿还借款及利息72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孙一涵要求陈佳佳共同偿还该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郭城函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孙一涵借款本金及利息720000元。二、驳回孙一涵要求陈佳佳共同偿还上述借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郭城函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上诉人郭城函提供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时间2017年7月26日，证明7月26日应被上诉人要求，从梁加全借款19万元，当天存于被上诉人账户，存入19万元还款7月14日9万元和7月25日10万元，该证据与一审第二次笔录27页相互认证。经质证，孙一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当天被上诉人又给上诉人转款19万元，其他证明目的均不能证明。25日借款没有26日就还款的事实。该笔款项一审的时候上诉人已经承认是上诉人指定被上诉人打款给梁加全的。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仅能证明19万元借款流转于孙一涵的账户上之后又回到梁加全账户的事实。2、上诉人郭城函出示的手机记载的被上诉人妻子王佳给上诉人郭城函的转款记录，时间是2017年8月9日交易金额是1.9887万元，证明1.9887万元是赵博刷自己的华夏信用卡，该刷卡的POS机是王佳的，该笔借款不应该包含在借款中。被上诉人对该证据拒绝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王佳打款给郭城函的事实，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3、被上诉人孙一涵和其妻子给上诉人郭城函转账明细表及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的现金金额、四张借条过程，证明目的进一步佐证一审卷宗的材料。实际借款金额是41.842万元及43万元的形成过程。经质证，被上诉人孙一涵认为不是新证据，是补充说明。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为上诉人自己做出的有关案件借款还款的情况说明等，可以作为本案的参考，不亦作为证据使用。4、上诉人郭城函提供证人郭伟出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陈诉的72万元借款不是事实。经质证，上诉人郭城函对证人出庭的证实的事实及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孙一涵认为证人是上诉人的父亲，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能认定案件事实。本院认为，对证人证言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孙一涵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郭城函转款48.02万元，被上诉人郭城函对转账款项认可。同时被上诉人郭城函亦认可孙一涵以现金方式借给其15.81万元。通过微信方式，双方认可为10050元。上述银行转账、现金以及微信方式，总计数额为64.83万元，上诉人还款数额为43.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孙一涵与郭城函之间实际借款数额、郭城函是否已经履行了偿还义务问题。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合同效力的产生不仅体现在双方签订合同的基础上，而且体现在债权人是否将借款实际交付履行。本案中，孙一涵通过现金、银行转账、微信支付、支付宝等多种方式借款给郭城函。通过本案审理，能够确认的只有64.83万元。郭城函主张43万元的借据为双方当事人经过对账形成的最终核算借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另外三张借据并未收回，仍然存在，其主张2017年7月25日借据10万元已经被43万元包含的主张不能成立。结合孙一涵在第二次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据中证明其借款65万元给郭城函，郭城函对录音证据并未提供鉴定申请，视为其放弃了举证权利，视为其对借款数额的认可。此外，根据现有的银行转款、微信转账、现金交付等证据，郭城函自认收到现金数额15.81万元及其对银行转账金额的认可等证据相互结合，足以认定四张借据为独立的借据，总的借据款项为72万元，实际借款本金数额为65万元。孙一涵与郭城函之间除了本案诉争的四笔借款之外，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无其他经济往来，故郭城函对于孙一涵的全部还款均是针对诉争的四张借据的还款。郭城函偿还了43.5万元，对剩余21.5万元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利息自孙一涵向法院主张权利时起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2018）辽1224民初23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2018）辽1224民初23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郭城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孙一涵借款本金21.5万元（利息自2017年10月25日起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四、驳回孙一涵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郭城函负担4525元，孙一涵负担64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郭城函负担4525元，由孙一涵负担64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房涛审判员李国华审判员李小莹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王      胜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