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112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文辉，男，汉族，1982年8月5日出生，住湖南省新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蓝海星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法定代表人：张策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益兴，广东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文辉因与被上诉人广东蓝海星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3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蓝海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曾文辉立即支付货款65585元及利息1442元（该利息暂从2017年7月26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8年1月24日，未清偿部分从2018年1月2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另行计算），以上共计67027元；2.判令曾文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5250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曾文辉未付款2300已结2950未结”。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4500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肖宾未付”。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4500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曾满晖”。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6月1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3000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未付款曾文辉2017.6.1”。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6月1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3000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曾满晖”。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6400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曾文辉未付款”。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6月10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4500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曾文辉未付款2017.6.9”。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4875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曾文辉未付款2017.6.17”。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6月22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9400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曾文辉未付款2017.6.22”。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6月28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12660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曾文辉未付2017.6.30”。蓝海星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向客户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收货人曾文辉发送纸品，货款9800元，送货单上记载业务员为刘某。该送货单有字迹“肖宾未付”。因上述货款合计65585元至今未付而引起本案纠纷。曾文辉提供其与“A广东蓝海星纸业有限公司刘哥”的微信记录，双方添加好友时间为2017年9月26日，聊天时间为至2018年2月12日间。2017年9月26日曾文辉转账10000元给刘哥。其后曾文辉多次向刘哥下订单，并支付款项：于2017年10月16日、10月25日、11月6日、11月9日、11月13日、11月19日曾文辉转账10500元、18600元、4960元、10000元、9200元、5000元。其中2017年10月19日，曾文辉发两条语音。刘某回复“送了”、“我无奈”、“图片［广州市本立纸业（原西姆斯）有限公司的销售单］”。2018年1月10日后、2018年1月13日前之间的信息为：曾文辉撤回了一条信息。曾文辉发文字“广州雅图欠佛山蓝海星纸业3-10月份的余款已全部转给销售员刘某，所有货款已经清”。刘某回复“好”。2017年12月27日，蓝海星公司委托广东昊法律师事务所向广州市雅图文印部（曾文辉）发出《律师函》，要求曾文辉在收到该函后五日内支付65585元货款，曾文辉于2018年1月3日收到上述《律师函》。再查明，广州市雅图文印部或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无工商登记注册。除上述无争议事实外，双方对曾文辉是否已支付65585元给蓝海星公司的事实存在争议，法院分析如下：1.案外人刘某是否有权收取货款。本案中曾文辉主张货款系通过其个人支付宝账户或微信账户分别转账至蓝海星公司业务员刘某的个人支付宝账户或微信账户。而蓝海星公司则认为系通过曾文辉转账给蓝海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妻子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或现金收取，2017年5月16日前的货款已结清。依常理，相应资金往来亦应通过企业账户划转，但蓝海星公司对收取曾文辉2017年5月16日前的货款无异议，说明资金往来双方均认可他人代收、付款行为。对于曾文辉而言，曾文辉认为刘某代表蓝海星公司与其接受订单是其职务行为，亦属蓝海星公司委托授权范围之内，虽刘某代表蓝海星公司收取曾文辉合同款项的行为已超出其职务范畴，属于超越代理权的行为，但作为相对人的曾文辉基于协商、订货协议、收取货物等事实，其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即刘某）有权代表蓝海星公司收取货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刘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刘某收取蓝海星公司案涉货款应视为代蓝海星公司收取。2.刘某是否已收取蓝海星公司2017年5月22日至2017年7月17日间的货款。首先，曾文辉或其员工在2017年5月至7月送货单上签名确认未付款，且根据双方均确认送货单（红联）作为双方当时未付货款的结算凭证，而该送货单原件仍由蓝海星公司持有，可以认定蓝海星公司没有收到货款。其次，从曾文辉提供的与“A广东蓝海星纸业有限公司刘哥”的微信记录看，双方添加好友时间为2017年9月26日，聊天内容仅一条（2018年1月10日后、2018年1月13日间的一条）涉及2017年5月至7月的货款内容，但未能附上相应付款详情，且多笔转账均无备注系属于2017年5月22日至2017年7月17日间的货款。又由于曾文辉与刘某的聊天内容夹杂广州市本立纸业（原西姆斯）有限公司的销售单，法院不能将曾文辉与刘某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作为支付蓝海星公司货款的依据，应认定曾文辉未支付货款65585元给蓝海星公司。综上，法院采纳蓝海星公司主张，曾文辉尚欠蓝海星公司的货款为65585元。一审法院认为，蓝海星公司持曾文辉或其员工签名确认未支付货款的送货单，要求曾文辉清偿货款，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虽然蓝海星公司出具的送货单中记载客户名为“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但因广州市雅图文印部或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未注册，且曾文辉系经营负责人，蓝海星公司持送货单原件，曾文辉对收到货物不持异议，故可认定曾文辉是案涉买卖关系的适格债务人，系适格被告。依据确认的事实，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曾文辉应当在收取货物后及时支付货款。曾文辉在收到货物后未足额支付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蓝海星公司主张曾文辉支付货款65585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蓝海星公司主张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其实际上属于逾期付款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应予支持；因双方在送货单中未约定付款日期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但蓝海星公司已通过《律师函》要求曾文辉在五日之内支付货款，故应从逾期之日（即2018年1月9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于利率，现蓝海星公司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法院依法应予支持。但利息起算日期应以法院核定为准，蓝海星公司诉讼请求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曾文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蓝海星公司支付货款6558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8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蓝海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曾文辉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8元，由蓝海星公司负担38元，曾文辉负担700元。曾文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曾文辉无须向蓝海星公司支付货款65585元及利息；2.判令蓝海星公司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曾文辉已向蓝海星公司全额支付货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虽然蓝海星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谎称刘某在2017年7月底离职，之后的行为是刘某的个人行为，但对于蓝海星公司指派其业务员刘某代为收取货款，以及刘某代表蓝海星公司与曾文辉办理合同买卖交易各事项的事实，双方最终在法庭上得以确认，蓝海星公司亦明确承认刘某在2017年12月仍在蓝海星公司上班。关于刘某代表蓝海星公司收取货款的事实，一审判决亦予以认定。既然双方对业务员刘某代表蓝海星公司与曾文辉办理合同买卖交易以及代表蓝海星公司收取货款的事实均无异议，且蓝海星公司对曾文辉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的情况下，法庭应当完整评判上述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根据曾文辉与业务员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刘某在2017年9月26日已确认曾文辉仅欠蓝海星公司38600元货款；再结合曾文辉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曾文辉已陆续还清该笔38600元欠款，刘某也在微信聊天记录明确表示曾文辉已付清全部货款。对于双方当事人当庭确认的事实，法庭应当予以认定。在业务员刘某确认已向曾文辉收齐货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法庭应当认定曾文辉已付清全部货款，并依法驳回蓝海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蓝海星公司当庭自认的事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未对案件的关键事实作准确认定，实属不当。蓝海星公司当庭承认其与刘某之间发生了内部矛盾，并表示刘某确实存在截留客户货款的职务侵占行为，其起诉本案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查明事实，进而追究刘某的刑事责任。关于蓝海星公司上述自认的事实，与曾文辉的答辩意见是一致的。蓝海星公司与刘某之间存在用工纠纷，刘某收取曾文辉货款后未将货款转交给蓝海星公司。关于该事实，刘某向曾文辉提供的发给蓝海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短信、蓝海星公司夏某经理发给曾文辉的微信，以及曾文辉与蓝海星公司之间的微信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刘某明确承认其已收齐曾文辉的货款，其未将货款转交给蓝海星公司，是因为蓝海星公司拖欠其工资和业务提成，而且刘某还一直表示他自己会跟公司说明，不关曾文辉的事。据此，关于曾文辉付清全部货款，以及刘某截留蓝海星公司货款的事实已非常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刘某有无将曾文辉支付的货款转交蓝海星公司，属于蓝海星公司与刘某的内部问题，曾文辉按交易习惯向刘某支付货款无任何过错。刘某是蓝海星公司的员工，也是蓝海星公司指派的专门与曾文辉履行合同交易的业务员，刘某也明确表示已将曾文辉支付的货款转交蓝海星公司的财务，曾文辉按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向刘某付款并没有任何过错。此外，除刘某以外，蓝海星公司从来没有向曾文辉指定其他的收款账户或收款人，也从未针对刘某代为收款的交易方式提出异议，既然业务员刘某已确认收齐货款，一审判决理应对该事实作相应的认定。四、关于刘某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存在本立公司销售单的问题，与本案无关，也与曾文辉无关。刘某在担任蓝海星公司业务员期间，有无同时处理其他公司的业务是刘某的个人行为，而且该销售单明显是刘某发错了信息所致，因为曾文辉收到该销售单截图后，马上用语音回复信息告知刘某发错了订单。关于上述事实，曾文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而且曾文辉还专门拿手机打开聊天记录原件给经办法官看，要求法官认真听曾文辉回复刘某的微信内容，经办法官也当庭听了曾文辉回复刘某的语音信息，该语音信息已明确告知刘某“这不是我的订单”。因此，该本立公司销售单与本案无关，曾文辉也明确不认可除蓝海星公司以外的销售方。一审法院凭刘某发出的本立公司销售单推定不能将曾文辉向刘某支付的货款认定为曾文辉向蓝海星公司支付的货款，实属不当，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即使刘某确实存在同时在多个公司任职卖纸的行为，也是刘某与蓝海星公司之间的问题，蓝海星公司从未告知曾文辉不得将货款支付给刘某，也从未向曾文辉指定专门的收款账户。五、关于送货单（红联），曾文辉当庭已多次向法庭强调该送货单（红联）并不能证实未付货款的事实。首先，曾文辉在2017年9月26日前拖欠的货款是刘某向曾文辉微信催款后，曾文辉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支付货款后，刘某未将送货单（红联）交给曾文辉，曾文辉也多次向刘某索要。关于该事实，在刘某与曾文辉的微信记录中可以得到完整反映。其次，曾文辉是一般的文印店个体户，对刘某代表蓝海星公司这一事实是绝对的信任，刘某自称这些单据（红联）在其手中，而且刘某一再保证曾文辉已支付货款，并让曾文辉不用担心。在此情况下，缺乏法律风险意识的曾文辉继续与蓝海星公司进行纸张交易，是可以理解的。再次，按双方的交易习惯，曾文辉除现金支付货款外，主要是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支付货款，刘某在短时间内未将销售单（红联）交给曾文辉也属于正常现象。在2017年12月左右，刘某与蓝海星公司发生内部矛盾后，曾文辉再次向刘某索要销售单（红联），但刘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诿，这本身就是曾文辉无法控制的情形。无论法庭对销售单（红联）的性质如何认定，也不能否定代表蓝海星公司的刘某收取曾文辉货款，以及刘某明确承认曾文辉已付清全部货款的客观事实。既然代表人蓝海星公司与曾文辉进行交易的刘某已确认收齐货款，已足以证明曾文辉并没有拖欠蓝海星公司货款。六、蓝海星公司在法庭上存在虚构案件关键事实的违法行为，且其每次开庭的陈述均不一致。蓝海星公司不诚信诉讼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蓝海星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违背客观事实称刘某于2017年7月底离职，刘某在2017年7月底之后的行为是个人行为。关于该事实，双方经过多轮辩论，曾文辉为此加重了相应的举证义务。当蓝海星公司发现曾文辉提供的证据足以推翻其陈述后，在第二次开庭时又承认刘某实际上是在2017年12月之后才离职，也承认刘某一直代表蓝海星公司与曾文辉进行买卖交易。（二）蓝海星公司表示其公司经理夏某于2017年下半年离职，但根据曾文辉与夏某的微信记录，可以证实夏某在2018年期间，仍然在蓝海星公司处上班。（三）蓝海星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称曾文辉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方式向其法定代表人的妻子支付过货款，并表示庭后可以提供相关证据，但庭后又拒绝提供。在一审法院组织的第二次、第三次庭审中，蓝海星公司又承认货款是由刘某代为向曾文辉收取，之后再由刘某转交公司。（四）在第二次庭审结束之后，蓝海星公司为了实现其诉讼目的，伪造《送货单》等证据提给法庭质证，曾文辉已庭前起草质证意见并发给法庭。由于该《送货单》篡改内容的情况过于明显，蓝海星公司又在第三次开庭时要求撤回该组证据。（五）蓝海星公司以虚构事实的方式，通过报纸发布公告，声称刘某于2017年7月底离职，后又承认刘某并不是在2017年7月底离职，由此可知报纸上公告的内容有误。蓝海星公司的种种不诚信行为足以说明蓝海星公司的当庭陈述及起诉状中的相关陈述是虚假的。另外，关于曾文辉与刘某的微信记录只能显示从2017年9月26日开始，是因为曾文辉之前用的手机丢失了，在2017年9月26日重新换手机、号码后，与刘某重新添加微信好友。蓝海星公司辩称，曾文辉的上诉事实与一审法院庭审笔录不一致。蓝海星公司的具体意见与一审代理词的意见一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曾文辉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曾文辉提交微信记录打印件若干份，拟证明曾文辉已经将案涉货款支付给刘某。蓝海星公司质证后表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微信记录的内容不真实，该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曾文辉二审期间的微信记录打印件来源合法，且有手机载体原件予以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纳。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曾文辉仍拖欠蓝海星公司65585元的事实不予确认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9月26日刘某向曾文辉发送微信文字内容：“雅图图文，曾老板，余款还剩下38600元整，赠送10箱70克复印纸。”2017年10月16日辉通过微信先后向刘某转账10000元（备注“进纸60箱Ａ。”）和500元，刘某已收到这两笔转账。202017年11月6日，曾文辉向刘某发送微信文字内容：“32箱×155元=4960元”，并通过微信向刘某转账4960元，刘某已收到该笔转账。2017年11月9日，曾文辉通过微信向刘某转账10000元（备注“付一万纸钱”），刘某已收到该笔转账。2018年1月10日，曾文辉向刘某发送微信文字内容：“还有这个必须要他们把那些单据给我”，刘某回复：“单子什么都是在我这里。”再查明，曾文辉在一审中陈述，“我每次都让原告的业务员刘某要红单，但刘某都不给，然后他说把钱支付了下次把红单给我，我当时是很信任原告方业务员刘某”、“原告所述的红单单据，在1月10日晚上22点12分，我方已要求刘某提供所有单据，但原告方的代表人刘某表示有单据但是拒绝提供给被告方。”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曾文辉是否已经向蓝海星公司清偿了全部案涉货款。曾文辉主张其已经向蓝海星公司业务员刘某支付全部案涉货款。蓝海星公司则抗辩称刘某已于2017年7月离职，所以刘某在2017年9月-11月向曾文辉收取货款仅是其个人行为，曾文辉仍拖欠蓝海星公司货款65585元。因此，本案审理的关键在于刘某在2017年9月-11月向曾文辉收取货款的行为是否属于代表蓝海星公司行使的职务行为。根据蓝海星公司在佛山日报发布的离职声明可知其在2017年12月6日才对外告知其业务员刘某已经离职，而曾文辉向刘某支付案涉欠款的时间是在2017年9月-11月。曾文辉与蓝海星公司在2017年3月-4月期间的资金往来均是通过业务员刘某代收货款的方式进行，蓝海星公司对此也予以确认。那么在蓝海星公司尚未通知曾文辉刘某已经离职的情况下，曾文辉基于合理信赖原则和双方的交易习惯于2017年9月-11月期间将货款继续支付给刘某并无不当。因此，刘某在2017年9月-11月向曾文辉收取货款的行为是代表蓝海星公司行使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蓝海星公司承担。关于曾文辉拖欠货款数额的问题，蓝海星公司以双方确认送货单（红联）作为未付款的结算凭证以及其持有总额为65585元的送货单（红联）为由主张曾文辉仍拖欠其65585元货款。曾文辉在一审庭审期间对其已经付款但蓝海星公司仍持有送货单（红联）这一问题已作出合理解释且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蓝海星持有送货单（红联）并不能当然得出曾文辉仍拖欠65585元货款的结论。相反地，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可知，2017年9月26日刘某代表蓝海星公司对账时确认至当日止曾文辉尚欠货款的数额为38600元，刘某的该行为亦应视为是代表蓝海星公司实施的职务行为，因此可以证明蓝海星公司确认至2017年9月26日曾文辉实际拖欠蓝海星公司的货款金额为38600元。根据转账凭证可知，曾文辉在2017年10月25日向刘某支付了8600元和10000元，在2017年11月9日向刘某支付了10000元，在2017年11月13日向刘某支付了9200元。另外，曾文辉以刘某曾从他店里拿走五箱价值为750元的纸张给其他客户以及同意抹去50元零头为由主张其已经向蓝海星公司支付了800元。因此，曾文辉主张其已向蓝海星公司支付了拖欠的全部货款38600元（800元+8600元+10000元+10000元+9200元）。虽然曾文辉的上述几笔转账没有备注是支付所欠货款且其以物抵债所支付的800元没有转账凭证，但是结合曾文辉的另外三笔转账记录有注明即时结清的交易信息，曾文辉确认的付款数额与刘某告知曾文辉的欠款数额吻合以及此后刘某确认曾文辉已经结清欠款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曾文辉已付清2017年9月26日前的欠款。故蓝海星公司要求曾文辉向其支付2017年5月-7月货款65585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以采纳。关于曾文辉与刘某的聊天记录中出现广州市本立纸业（原西姆斯）有限公司的销售单的问题，因该销售单的客户是广州光证数码而不是广州市雅图文印部/华师数码快照文印室，明显与曾文辉无关，一审法院依据该销售单认定不能将曾文辉与刘某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作为支付蓝海星公司货款的依据，处理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至于刘某是否有将其已收取的案涉货款转交给蓝海星公司是刘某与蓝海星公司之间的内部问题，与曾文辉无关，蓝海星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曾文辉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33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广东蓝海星纸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76元，均由被上诉人广东蓝海星纸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蔡岱燐书记员麦荣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