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3民终28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霭鋆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7771098575。 法定代表人：朱洪坤，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棋，福建典冠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权限特别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燕萍，福建典冠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权限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莆田市冠筑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工业园区信用代码91350305MA348BQK99。 法定代表人：林金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毅，福建闽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权限特别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山，福建闽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权限特别代理。 上诉人上海霭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霭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莆田市冠筑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18）闽0305民初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霭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冠筑公司对霭鋆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仅凭印章系霭鋆公司所有，即认定《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真实有效，属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的两份《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所加盖的公章与霭鋆公司银行备案及日常使用的公章明显不一致，该公章系由霭鋆公司委托记账的上海人员赖婷加盖的，该公章是专门用于记账及购买发票而使用的，签订本案中两份《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是霭鋆公司因需要发票而为，是开票的必须资料，并非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意，霭鋆公司也未实际收货。冠筑公司在庭审时的陈述存在矛盾，冠筑公司先陈述在签订合同之前双方并不存在交易，后又改称两份《购销合同》是对以前交易所补签的合同，冠筑公司也自认两份《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是寄到上海盖完章之后再寄回来的，实际上双方从未交易买卖模板。如合同系真实，双方订立如此巨额合同，但《收货确认单》上却无一人签字，也无落款时间，两份《商品购销合同》及两份《收货确认单》的格式均为一致，冠筑公司也无法准确回答合同是与霭鋆公司何人签订、收货确认单是何人出具、何人邮寄等问题。从时间上考察，2017年11月20日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收货时间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23日。《商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票到付款”也明显违背常理，约定的模板价格50元及60元也与市场价格40元明显不符。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相关观点，印章真实并不等于合同真实，合同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内容是双方合意行为的表现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各方确认双方合意内容的方式，二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有证据证明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印章在证明合同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合同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2、一审法院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有生意来往，那一审法院认定霭鋆公司通过财务人员柳某汇给林龙城的款项与本案无关，违背事实。柳某是霭鋆公司的财务人员，刚满18岁，与林龙城并不相识，其已出庭作证代表霭鋆公司支付模板货款给冠筑公司的林龙城；林龙城系冠筑公司的发票开票人，也是漳州市冠筑木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冠筑公司庭审时也自认林龙城是冠筑公司的负责人；林龙城于2017年9月13日签收另案中霭鋆公司支付的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冠筑公司承认该款项，并撤回诉讼请求100万元，也证明林龙城收到款项与本案有关。2017年3月31日至2018年1月18日，霭鋆公司通过财务人员柳某共向冠筑公司支付货款8607910元，已远超本案货款金额，杨建英系霭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柳某主张听从杨建英指示汇款给林龙城是符合常理的。冠筑公司亦承认2017年6月1日由杨建英出具给林龙城的款项为3528027元的《欠款》已结清，且柳某在汇款备注中均有写明“付2/3/4/5/7/8月份模板款”、“三明/南安模板款”可知柳某汇给林龙城的款项绝非2017年6月1日的结算款，金额也明显超过欠款金额。故若按照冠筑公司所称《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是对以前交易的补签，那么柳某汇给林龙城的款项就应抵扣本案货款。3、一审中不管是私下或是法院组织调解，冠筑公司均多次回避，拒绝见面商谈，也说明冠筑公司提供的《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并非真实有效。 上诉人霭鋆公司当庭补充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霭鋆公司在一审中申请对霭鋆公司银行备案以及日常使用的公章与涉案的《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公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并未启动鉴定程序，判决书中也未认定两枚公章是不一致的。2、2017年9月10日的购销合同金额系120万元，2017年11月20日的购销合同金额系210万元，冠筑公司在前期120元货款均未支付的情况下仍继续大量供货不符合常理。 冠筑公司辩称，1、霭鋆公司已承认公章的真实性，对公章同一性进行鉴定并无必要，一审法院未准许霭鋆公司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程序合法。霭鋆公司已承认在《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所加盖的公章系公司对外使用的，仅表示该公章系用于财务记账，没有备案。但不论是备案的公章还是用于记账使用的公章，对外均代表霭鋆公司，加盖何种印章，并不影响合同效力，霭鋆公司在《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盖章的行为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法律拘束力。且冠筑公司作为霭鋆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根据经济交往常理，客观上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霭鋆公司使用。至于霭鋆公司使用公章不规范的问题，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霭鋆公司的鉴定申请与待证事实无关。2、本案中的讼争合同、收货确认单、发票以及霭鋆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真实存在并已实际履行。首先，交易初，双方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随后双方经交易结算后补签了书面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本案合同成立并生效；其次，冠筑公司已履行了交货义务，并由霭鋆公司向冠筑公司出具收货确认单予以确认；再次，冠筑公司向霭鋆公司开具了发票，霭鋆公司承认发票已认证抵扣；最后，霭鋆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11日、2017年12月20日、2017年12月22日向冠筑公司共支付35万元。霭鋆公司主张与冠筑公司不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柳某的汇款与本案无关，系柳某受案外人杨建英指示向林龙城支付双方之间的欠款。案外人杨建英与案外人林龙城存在贸易往来，杨建英尚欠林龙城货款，有在案的欠条为凭；霭鋆公司提供的浦发银行电子回单上的备注为杨建英支付模板款；柳某在作证时承认是受杨建英的委托向案外人林龙城汇款；霭鋆公司与冠筑公司之间的交易均是通过公司对公账户进行，而柳某与林龙城之间的银行流水均是通过个人账户之间往来；如果柳某的汇款是用于支付本案的货款，本案货款总额为3500000元，而柳某的汇款金额高达5825390元，那么作为卖方的冠筑公司反倒欠霭鋆公司款项。4、霭鋆公司无诚意的调解方案才是冠筑公司拒绝调解的原因，霭鋆公司庭审中补充的上诉请求，已超过上诉期限，应于驳回。综上，请求驳回霭鋆公司的上诉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起，冠筑公司向霭鋆公司出售有木模板、覆膜板、建筑模板等。2017年9月10日，冠筑公司与霭鋆公司签订编号为PTGZ-20170919的《商品购销合同》，约定霭鋆公司向冠筑公司购买木模板12000张、覆膜板10000张，合计价款1200000元；交货方式为霭鋆公司安排汽运物流到冠筑公司自提，合同签订日起一个月内提完，费用由霭鋆公司自行承担；结算方式为票到付款；合同纠纷协商不成的，向签约地所在地（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冠筑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后，霭鋆公司向冠筑公司出具《收货确认单》确认收到上述总价1200000元的木模板、覆膜板。2017年9月19日，冠筑公司向霭鋆公司开具并交付了合计价税12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12张。2017年11月20日，冠筑公司与霭鋆公司签订编号为PTGZ-20171120的《商品购销合同》，约定霭鋆公司向冠筑公司购买建筑模板42000张，合计价款2100000元；交货方式为霭鋆公司安排汽运物流到冠筑公司自提，合同签订日起一个月内提完，费用由霭鋆公司自行承担；结算方式为票到付款；合同纠纷协商不成的，向签约地所在地（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冠筑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后，霭鋆公司向冠筑公司出具《收货确认单》确认收到上述总价2100000元的建筑模板。2017年12月11日、12月20日、12月22日，霭鋆公司向冠筑公司账户分别汇付货款（回单注明用途“材料款”）200000元、100000元、50000元，合计350000元。2017年12月23日，冠筑公司向霭鋆公司开具并交付了合计价税21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18张。2018年1月12日，冠筑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霭鋆公司偿清欠款本息。案经审理，因双方对欠款金额各执己见，致本案调解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冠筑公司主张霭鋆公司向其购买合计价款330万元模板，有双方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霭鋆公司出具的《收货确认单》及相应价税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等有效证据证实，足以认定。霭鋆公司抗辩称《商品购销合同》、《收货确认单》是为补开增值税发票而臆造的材料，不是真实买卖；对该反驳冠筑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霭鋆公司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霭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更不能对冠筑公司事实主张所提供的证据形成高度盖然的优势，无法认定。霭鋆公司自认《商品购销合同》、《收货确认单》上加盖的印章是其公司印章，对真实性并无异议，无论该公章是否霭鋆公司专门用于记账使用，但对外均是代表霭鋆公司，合同上加盖其公章，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冠筑公司作为合同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霭鋆公司在合同上加盖的公章是其使用的公章，至于霭鋆公司使用公章不规范的问题，并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也正是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于霭鋆公司所提出的对相关公章同一性进行鉴定的申请，因与待证事实审查无关，依法不予准许。霭鋆公司主张证人柳某汇给案外人林龙城的款项是偿还本案讼争货款，其提供的汇款凭证上大部分备注为杨建英支付模板款，证人柳某庭审证言陈述其是受案外人杨建英指示向案外人林龙城汇款，案外人杨建英与案外人林龙城存在另案债权债务关系，且本案霭鋆公司曾通过对公账户向冠筑公司对公账户汇款3笔共计350000元，而柳某汇款给案外人林龙城的款项属于私人账户间的交易往来，在未有其他有效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无法确认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关联性，故法院不予确认。综上，冠筑公司与霭鋆公司的买卖价款合计3300000元，扣减霭鋆公司已偿还的350000元，现冠筑公司诉请霭鋆公司支付尚欠货款2950000元，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付款期限为票到付款，即开具并交付增值税发票后即应当付款；冠筑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19日、12月23日向霭鋆公司开具并交付了全部价税金额的发票，其主张自2017年12月24日起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可视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赔逾期付款的损失。判决：上海霭鋆贸易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给莆田市冠筑木业有限公司货款2950000元及该款自2017年12月2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的损失。本案案件受理费30477元、诉讼保全费用5000元，由上海霭鋆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于原审查明的事实，冠筑公司未持异议，霭鋆公司对“2017年起，冠筑公司向霭鋆公司出售有木模板、覆膜板、建筑模板等”有异议，认为双方自2015年起即有交易往来，且一审法院遗漏认定：霭鋆公司日常使用以及备案的公章与本案《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加盖的公章不一致，柳某支付给林龙城的款项是霭鋆公司及案外人中来公司向冠筑公司支付的货款，本案交易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为了补开增值税发票而做的事实。对各方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双方有异议的部分，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对上诉事由、答辩情况及调查情况的归纳整理，经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讼争的合同是否客观真实及实际履行的问题；2、柳某汇给林龙城的汇款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能否进行抵扣；3、一审法院对霭鋆公司的鉴定不予准许是否构成程序违法。围绕本案争议焦点，本院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1、讼争的合同是否客观真实及实际履行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公章性质的问题。本案中，霭鋆公司主张涉讼《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所加盖的印章均是其公司专门用于记账及购买税务发票使用，与其在银行备案及日常使用的公章不同，但公章的性质并非取决于该公章是否进行备案，本案中，霭鋆公司并未否认《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所加盖印章的真实性，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向冠筑公司披露《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所加盖的公司印章仅用于记账及购买税务发票，印章上亦未有明显标志注明本印章只适用于特殊用途，故对于冠筑公司来说，作为合同相对人，《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所加盖的印章即代表霭鋆公司。承前所述，本案并未涉及虚假印章问题，不论涉讼《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所加盖的印章是否属于霭鋆公司专门用于记账及开具税务发票的印章，是否与霭鋆公司进行备案及日常使用的印章一致，该些印章使用的内部规范问题，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及待证事实均无关联，故一审法院对于霭鋆公司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其次，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公司的公章在法律上代表公司身份，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印鉴。本案中，霭鋆公司在《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所加盖的印章为其公司使用的真实印章，霭鋆公司也未向本院举证证明其在《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上加盖印章的行为系受人胁迫、欺诈或公章遭人盗用，那么霭鋆公司在合同上及收货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认定代表了霭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视其对合同的内容及收货情况的接受与认可，即本案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及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涉讼《商品购销合同》成立并成效。霭鋆公司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均构成违约。最后，《商品购销合同》的履行问题。根据在案证据，霭鋆公司在对《商品购销合同》及《收货确认单》进行确认后，对冠筑公司开具的税务发票进行核销，并通过公司账户向冠筑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该些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涉讼的《商品购销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故本案并非仅凭印章真实性判断合同真实性。关于霭鋆公司主张的收货单上无任何人签字、合同是否补签或非当面签订、收货单中记载的时间、合同格式及冠筑公司是否在一审中进行协商等问题，均对认定合同及送货单效力并无影响；对于霭鋆公司主张《商品购销合同》中的部分约定违背常理，该些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该些约定并未因违反法律规定造成合同或条款无效，霭鋆公司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对于霭鋆公司主张冠筑公司在霭鋆公司第一份《商品购销合同》货款未付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供货不符合常理，冠筑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在霭鋆公司未全额支付货款的情况下，依据合同约定完成供货，系履行合同义务之行为，该行为并不能作为《商品购销合同》并非真实的依据，故对于霭鋆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2、柳某汇给林龙城的汇款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能否进行抵扣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冠筑公司自认收到霭鋆公司归还的货款共计35万元整，有在案为凭的三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证明，该些银行回单中的付款人均为霭鋆公司而收款人为冠筑公司，但霭鋆公司提供的其他汇款凭证中的汇款人均为柳某，收款人均为林龙城，且汇款备注中也未能证明是支付涉讼模板款，汇款金额与本案货款也无法对应；其次，根据柳某一审证言，其向林龙城汇款是接受老板杨建英的指示，该些汇款的用途并不知道，仅知道汇款对象；再次，根据霭鋆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霭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朱洪坤，并非杨建英，霭鋆公司虽主张杨建英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并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最后，根据在案为凭的《欠款》，杨建英与冠筑公司的开票人林龙城之间亦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综上，霭鋆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柳某向林龙城支付的款项，即是霭鋆公司所欠冠筑公司的货款，两者不具关联性，柳某向林龙城的汇款不能抵扣本案霭鋆公司所欠货款。关于霭鋆公司主张的林龙城签收另案中霭鋆公司支付的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冠筑公司承认该款项，因是另案中的事实，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故对于霭鋆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3、一审法院对霭鋆公司的鉴定不予准许是否构成程序违法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鉴定申请并非一定要委托鉴定，而应进行必要性审查，认为没有必要委托鉴定的，可以驳回当事人的鉴定申请。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法律规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本案认定的事实，对霭鋆公司的鉴定申请进行审查后，认定霭鋆公司所提交的鉴定申请与待证事实无关，并作出不予准许的结论，属于一审法院正当合法行使裁判权的结果，一审法院亦在判决文书中对不予准许的依据及理由向双方当事人阐明，故一审法院对霭鋆公司的鉴定不予准许并未构成程序违法。 综上，霭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对于霭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本院认为其身为专业的执业律师，应当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在无合理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期限的规定，而不应为了诉讼策略的选择，随意的超过上诉期限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也应知晓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以及提出何种调解方案，皆为当事人所享有且有权自由处分的权利，且一方当事人调解时候的自愿让渡与配合程度，均不会成为人民法院形成判决的事实依据，亦不应成为职业法律人士进行上诉的正当事由。其在陈述上诉理由时，应当根据案件证据、事实及法律规定提出合理性的主张，而非在法官一再释明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提出不合理的主张，更不应在自认两枚印章均为公司刻制并自行保管的情况下，对两枚公章之间的同一性申请司法鉴定。该行为不但有违生活常识与日常经验，且滥用诉讼权利，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妨害司法活动正常进行，违反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鉴于上述情形，本院在此对于霭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予以训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477元，由上海霭鋆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建平 审判员  林天明 审判员  黄 征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陈婷 书记员吴雨莲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