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458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大唐河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民生路**。 法定代表人：卢先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强，系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宏城金都**。 负责人：邓红，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琴,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耀辉，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维明达工贸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业三路**div> 法定代表人：姜维，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姜明达，男，汉族，1981年8月26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晶晶，女，汉族，1983年11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姜维，男，汉族，1955年3月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夏云霞，女，汉族，1956年7月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再审申请人大唐河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武汉维明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明达公司）、姜明达、吴晶晶、姜维、夏云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3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大唐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 一、原审判令大唐公司向平安银行偿还所欠应收账款，数额为融资款本金1879.965908万元及保理期间内利息、罚息、复利系法律适用错误。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平安银行与维明达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该保理业务类型属于有追索权的保理融资，合同并未约定在维明达公司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应由大唐公司偿还应收账款对应的融资款本金及保理期间内利息、罚息及复利等。甲乙双方签订的保理合同仅约束甲乙双方，对第三方大唐公司并无约束力。原审判令大唐公司向平安银行偿还所欠应收账款等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系法律适用错误。 二、原判决认定大唐公司收到2013年10月28日《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以下简称《转让确认书》）证据不足。首先，大唐公司一审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录音光盘及2014年9月5日《情况说明》应予采信。《转让确认书》上大唐公司的印章系维明达公司偷盖，高伟的签字系伪造。其次，应收账款转让的正当程序是维明达公司先向平安银行提出应收账款转让申请，平安银行同意后，维明达公司再向大唐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以下简称《转让通知书》）及《转让确认书》。但维明达公司在2013年10月29日才向平安银行出具《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在前一天即28日就向大唐公司出具《转让通知书》及《转让确认书》，与正常程序不符，亦证明该应收账款转让是虚假的，大唐公司不知情。再次，平安银行提交的《转让通知书》及《转让确认书》与盖章及签字照片三张互相矛盾，证明大唐公司未收到《转让确认书》。照片显示所加盖印章的文件印章系并列，而《转让确认书》的印章系上下排列。第四，平安银行提交《转让通知书》及《转让确认书》上面有工作人员李琳及杨碧玉的签字，通过对杨碧玉的笔迹的同一性进行鉴定，即可确认大唐公司是否实际收到《转让确认书》。请求再审法院同意该项司法鉴定的申请。第五，二审中大唐公司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请求法院向受羁押的姜维核实案涉《转让确认书》上加盖的大唐公司印章是否其本人偷盖，未获法庭准许，大唐公司请求再审法院调查收集该证据。 三、原判决认定大唐公司收到《转让确认书》事实不清。首先，《转让通知书》及《转让确认书》上面有工作人员李琳及杨碧玉的签字，并注明大唐公司印章及签字为双人面签，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当时面签的具体情况。其次，维明达公司于2013年10月29日向平安银行出具《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后，平安银行是否同意该应收账款转让，应提供其同意转让的证据。再次，若《转让通知书》送达大唐公司，维明达公司无需在2014年2月13日再次提交《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申请应收账款转让。第四，若2013年10月28日应收账款转让已经通知，则债权已经转让给平安银行，维明达公司不再是债权人，不能在2013年10月29日向大唐公司发出《询证函》。第五，2014年9月4日鄂武汉中立保字第00488号、0048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并未进行涉案应收账款转让。该通知书要求大唐公司停止支付欠维明达公司的款项，而不是平安银行的款项，说明债权未转让，平安银行不是应收账款的债权人。 四、原判决其他部分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以转让“未来应收账款”的方式签订的保理业务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无效。其次，平安银行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登记应为无效。再次，被申请人姜明达、吴晶晶、姜维及夏云霞均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并提供房产抵押，法院并未判决平安银行就已经抵押的房产优先受偿。 五、该案涉案应收账款根本不存在。该案系保理合同纠纷应查明基础交易是否属实，平安银行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基础交易的真实性。平安银行应提交双方的交易合同、收货凭证、验货凭证、发票等证据以此证明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原判决均未查明。 本院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了审查，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 本院经审查认为，大唐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一、原判决认定大唐公司收到案涉《转让确认书》是否证据不足。（一）经原审鉴定，《转让确认书》上加盖的大唐公司印章真实，可以证明大唐公司收到了《转让确认书》。大唐公司称其未收到《转让确认书》，需要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因姜维系本案当事人，又系本案当事人维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维、维明达公司均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对姜维进行的录音和维明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力较弱，不足以证明大唐公司的印章系偷盖。大唐公司申请向姜维调查取证核实《转让确认书》中加盖的大唐公司的印章是否系其本人偷盖，因姜维关于该事实的单方陈述与大唐公司提交的录音资料、情况说明等本质上来源同一，无法相互印证，不能当然证明案涉《转让确认书》中公章系姜维私自偷盖。故该证据无调查必要，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二）案涉《转让通知书》虽然标注有大唐公司印章及签字为双人面签的字样，但无论该记载是否客观真实，高伟签字是否真实，都不能否定大唐公司在该通知书中加盖的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也不能否定大唐公司实际收到案涉《转让通知书》。再审审查中，大唐公司提出对《转让确认书》及税票上杨碧玉的笔迹同一性进行鉴定。根据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对大唐公司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照片显示，正在加盖印章的文件不止一份，故加盖文件印章位置亦不能否认大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即使大唐公司的印章系被偷盖，大唐公司对其公司印章管理不善，也存在过错，亦不能免除大唐公司的民事责任。（三）维明达公司向大唐公司发出《转让通知书》系通知大唐公司，维明达公司向平安银行转让应收账款的事实，而维明达公司向平安银行提交《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再由平安银行同意，是将转让的应收账款具体化，明确哪笔应收账款予以转让。二者是应收账款转让中的不同程序，功能不同。维明达公司向平安银行提交申请的行为在后并不影响在前的维明达公司向大唐公司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效力。大唐公司以时间先后否定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不能成立。维明达公司提出转让申请后，平安银行是否同意，亦不影响维明达公司向大唐公司转让通知的效力，故平安银行是否提供其同意转让的证据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维明达公司向大唐公司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后，需通过其与平安银行之间的程序将转让的应收账款具体化，故其2014年2月13日提交申请亦不影响维明达公司向大唐公司转让通知的效力。（四）维明达公司向大唐公司发出《询证函》只是从技术的角度确定债权数额，并非以债权人的身份向大唐公司主张债权。《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非确认债权人的法律文书，在应收账款是否转让属于当事人争议事项的情况下，《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大唐公司停止支付欠维明达公司的款项，并不能否认案涉应收账款转让的真实性，亦不能证明未发生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行为。综上，大唐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案涉确认书中的印章系平安银行及维明达公司偷盖，大唐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认定大唐公司收到案涉的《转让通知书》并无不当。 二、平安银行是依据应收账款转让，以债权受让人的身份向大唐公司主张权利，并非依据《保理合同》向大唐公司主张权利，故大唐公司以其不是《保理合同》的相对方，以及《保理合同》中没有平安银行可以向大唐公司主张权利的约定认为平安银行无权向大唐公司主张权利的理由不成立。 三、原判决是否存在其他适用法律错误问题。（一）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保理业务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以转让未来应收账款为基础开展保理融资业务，虽与《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符，但案涉保理合同生效于《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生效之前，其效力不受该办法影响，合法有效，原判决认定并无不当。（二）平安银行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登记是否有效，对案涉应收账款转让的效力并无影响。（三）房产抵押系对债权的担保，债权人有权选择是否向担保人主张权利。因平安银行在本案未主张涉案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原审未就房产抵押进行判决，并无不当。 四、案涉基础交易及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根据原审查明情况，大唐公司不否认维明达公司转让的金额为52161798.77元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汽运煤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也承认收到上述《汽运煤购销合同》对应的税务发票；同时，维明达公司发出的五份《询证函》，也经大唐公司盖章确认存在相应的应收账款。原审认定案涉转让的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并无不当。 综上，大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大唐河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崇理 审判员  刘雪梅 审判员  梅 芳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