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8民终32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乡县润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金乡县鱼山街道大蒜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8740995322J。 法定代表人王兴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任东伟，山东郭鲁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国，山东舜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胜举，男，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田中臣，山东佳仕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侯修强，山东佳仕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乡县润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达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金乡县人民法院(2015)金商初字第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认为原审事实不清，裁定发回重审。后金乡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828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润达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润达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徐某是受被上诉人的委托向供应方支付姜款与事实不符。徐某的证言证实：（1）涉案姜款付款时，徐某是上诉人的会计，掌握着公司的账户及外汇结汇，在上诉人与泽恩公司、天赐宝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徐某将公司资金转往合同相对方是履行职务行为，并非受被上诉人委托付款。（2）徐某对外付款的资金来源于上诉人，徐某是从上诉人的外汇账户上结汇后又转到徐某掌控的银行卡中，从而向合同相对方付款，对外付款的资金来源于上诉人，并非来源于被上诉人。（3）一审法院认定徐某是受被上诉人的委托付款，只有徐某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证人徐某与被上诉人徐胜举系父女关系，有密切的利害关系。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与泽恩公司、天赐宝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其他人均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使姜款由被上诉人委托支付，也只能依照其他法律关系来认定（如双方有协议，依据追偿权纠纷；如无协议，可依据不当得利），而不应直接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来认定。一审法院混淆了买卖合同关系与垫付款关系的法律概念，错误的将垫付款关系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基本原则，系适用法律错误。3、上诉人与李某签订的《大蒜购销合同》、李某出具的《领款收据》以及装箱理货单复印件等证据，证明《发货明细》中第10笔交易的白蒜是李某所供而非被上诉人所供。该票货物是上诉人直接与李某签订的《大蒜购销合同》及直接付款，一审时，李某也出庭作证证实确实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货款也从上诉人处领取。这票货物的直接供货人就是李某，足以排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第10笔交易的可能性。 徐胜举答辩：1、一审法院认定徐某是受徐胜举委托向供应方支付的姜款是对客观事实、法律事实的正确认定。（1）徐某是润达公司的会计，经常根据润达公司的安排，向徐胜举支付大蒜款，这一点润达公司已经认可。其中，有部分大蒜款，徐某准备向徐胜举转款的时候，徐胜举正要给生姜供应商转款，就委托徐某直接代表徐胜举将该部分大蒜款转给生姜供应商，既是客观事实，也符合常理。（2）徐某根据润达公司安排，支付给徐胜举的大蒜款总额为143.2474万元，这一点双方均认可。徐某用支付给徐胜举的大蒜款直接支付给生姜供应商的货款多达45.2974万元货款。2、一审法院认定7笔生姜（第11至17票货物）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对客观事实、法律事实的正确认定。润达公司与生姜供应商签订合同后，没有资金履行合同，就让徐胜举垫付生姜款，合同所涉生姜当作徐胜举卖给润达公司的生姜。3、一审法院认定第十票润达公司与徐胜举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对客观事实、法律事实的正确认定。李某出具的《领款收据》不具有真实性，大额的货款，既没有转账记录，也没有增值税发票，应系伪造。 徐胜举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940588元、利息157704元（以2940588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0日起至同年12月14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并以3098292元（2940588元＋157704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5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利息至货款本息偿清之日。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508114元、利息80880元（以1508114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0日起至同年12月14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并以1588994元（1508114元＋80880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5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至货款本息偿清之日。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2月10日之前，原告徐胜举向被告润达公司销售大蒜、蔬菜、生姜共17笔。其中的7笔生姜交易，被告润达公司与泽恩公司、天赐宝公司签订了生姜买卖合同，因被告资金短缺，原被告商定，由原告徐胜举向泽恩公司（裕鑫公司）、天赐宝公司支付姜款，合同所涉生姜当作原告卖给被告的生姜；原告徐胜举于2014年12月11日至2015年2月8日期间向泽恩公司（裕鑫公司）、天赐宝公司支付姜款896974元。2014年10月7日至2015年2月10日，被告润达公司将上述17笔货物中的8笔大蒜和1笔蔬菜海运发往加纳，1笔大蒜和7笔生姜海运发往加拿大。原告徐胜举就大蒜交易以胜举公司名义向被告润达公司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至佳公司、东昌公司就蔬菜交易向被告润达公司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裕鑫公司、天赐宝公司就生姜交易向被告润达公司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上述17笔货物交易的品名、提单号、吨位、金额分别为：1、白蒜，QDSR005909，26吨，164320元；2、白蒜，578021792，23吨138690元；3、蔬菜（洋葱、蒜苔），578782638，21.5吨，21230元；4、红蒜，578782715，23吨，126730元；5、红蒜，578782924，23吨，126730元；6、白蒜，AQDTEMS1412205，23吨，146050元；7、白蒜，AQDTEMS1412306，23吨，146050元；8、白蒜，GQDTEMS1501206，23吨，144440元；9、白蒜，GQDTEMS1501407，23吨，160080元；10、白蒜，MOLU11031240989，24吨，151560元；11、姜，MOLU11031237619，25.496吨，164959.12元；12、姜，MOLU11031237624，25.496吨，164959.12元；13、姜，NYKS2410267620，25.496吨，164449.2元；14、姜，NYKS2410306630，25.496吨，119423.26元；15、姜，NYKS2341887900，25.496吨，119219.3元；16、姜，NYKS2410334750，25.496吨，121768.9元；17、姜，MOLU11031247812，24.516吨，128709元；货款金额合计2309367.9元。2014年11月17日至2015年6月24日，被告润达公司向原告徐胜举支付货款1432474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发货明细》能否作为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和结算的依据？如果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原被告之间的交易金额应如何确定？原告徐胜举与被告润达公司没有书面买卖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原告提交的《发货明细》，由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共同签署，记载了原告销售给被告的、被告海运外销的货物明细，具备收货单的证明功能，且有相关证据和事实予以印证《发货明细》所载的17笔货物系原告与被告交易的内容，故原被告之间存在《发货明细》所载的17笔货物交易的事实。《发货明细》记载的吨位、金额，无其他有效证据印证支持，因此，《发货明细》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17笔货物交易的吨位和金额，不能作为原被告交易结算的依据。原告销售给被告的货物由被告全部海运外销，提单和增值税发票是货物海运外销必备的手续，故被告提交的提单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具有证明原被告之间交易货物的品名、规格、吨位、单价、价税金额等事实的证据效力，即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所交易的《发货明细》所载的17笔货物的品名、规格、吨位和货款。因此，本案证据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并合法有效。原告徐胜举先后向被告润达公司销售大蒜、蔬菜、生姜17笔，累计货款2309367.9元，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432474元，尚欠货款876893.9元。原告诉请被告支付下欠货款，事实清楚，其诉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诉求超出876893.9元的部分不予支持。原被告没有约定价款支付时间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诉请被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应予支持，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应自2015年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被告润达公司抗辩主张涉诉货物的吨位、金额应以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记载为准，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予以采纳。被告以其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欠原告货款等为由，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金乡县润达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胜举货款876893.9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876893.9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标准计付）；二、驳回原告徐胜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586元，由原告徐胜举负担22646元，被告金乡县润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894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润达公司银行流水一份，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由润达公司公户转入徐某控制账户的明细表一份。证明一审判决书第10页至11页徐某的证言部分显示“从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中旬，徐某在被告润达公司担任会计，负责办理公司的对外付款等。在徐某担任会计期间，润达公司公户往徐某控制账户共转款52笔，款项共计2124303.54元。徐某作为公司会计，代表公司对外付款，款项来源均来自于公司公户。证据二、民事起诉状6份、调解书一份、青岛海事法院民事裁定书一份【案号：（2015）青海法保字第326号】、应诉通知书一份、青岛海事法院（2015）清海法海商初字第1508-1513号（6案）、青岛怡之航物流有限公司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民事起诉状的原告为青岛怡之航物流有限公司，被告为金乡县润达贸易有限公司，起诉所称的的索要578021792、578782638、578782715、578782924、AQDTEMS1412205，AQDDTEMS1412306票货物的海运费，(分别对应加纳部分2、3、4、5、6、7票共计6票货物。青岛海事法院调解结案，由金乡县润达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海运费240867元。被上诉人所诉的本案加纳部分2至7票货物的发票价款应包含该笔海运费，本应由徐胜举支付，因徐胜举未支付，导致由润达公司支付。润达公司支付的240867元应视为支付给徐胜举的大蒜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胜举质证认为：证据一不是新证据，在原一、二审及重审一审当中都没有提供，不应当采信，证据一早在诉讼以前就已形成，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形成于诉讼以前，不是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海运费应当是有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的依据是买卖合同履行的事实及发货明细单，该证据不能证明海运费应当有被上诉人承担。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润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在一审立案前已客观存在，不存在调取困难的情况，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10月7日至2015年2月1日，被上诉人徐胜举向上诉人润达公司销售大蒜、蔬菜共9笔，其中一笔为蔬菜业务。1、白蒜，QDSR005909，25.5吨，186405元；2、白蒜，578021792，26吨190060元；3、蔬菜（洋葱、蒜苔），578782638，89121元；4、红蒜，578782715，26吨，190060元；5、红蒜，578782924，26吨，190060元；6、白蒜，AQDTEMS1412205，26吨，190060元；7、白蒜，AQDTEMS1412306，26吨，190060元；8、白蒜，GQDTEMS1501206，26.1吨，190791元；9、白蒜，GQDTEMS1501407，26吨，190060元。货款金额合计1606677元。2014年11月17日至2015年6月24日，润达公司向徐胜举支付货款1432474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发货明细是否可以作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成立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关于发货明细中第1、2、4、6、7、8、9票交易，被上诉人依发货明细向上诉人主张该7笔业务的货款，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是被上诉人所供，故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发货明细第3票业务，上诉人提出该笔业务是东昌冷藏公司和金乡县至佳农贸有限公司所供，根据金乡县人民法院的调查，这两个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无法证明第3票业务是上诉人所供。关于发货明细第5票业务，上诉人提出该笔业务是金乡圣龙公司所供，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对以上两笔业务，上诉人并无其他相反证据证实系其与案外人发生的业务，因被上诉人据以主张权利的发货明细上加盖了上诉人的发货专用章，并有其工作人员签名，故本院认定该两笔业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发货明细中的第10票业务，上诉人提供与李某的大蒜购销合同、李某于2015年5月23日出具的收到大蒜货款的领款收据，证人李某、王某出庭证实该笔业务的供货人并非被上诉人，而系李某与王某所供，以上证据能够相印证，而被上诉人除发货明细外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向上诉人供该笔白蒜，故本院对第10票白蒜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予认定。 关于发货明细第11-16票业务，上诉人提交了加盖公章的潍坊泽恩国际贸易公司的营业执照、上诉人与该公司签订的该批生姜业务的六份委托加工合同、该公司出具证明以上6票生姜业务是由该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后，委托安丘裕鑫食品有限公司代为加工向上诉人供货，合同货款已由上诉人全部结清，并提交了该公司加盖公章的收到条，证明收到上诉人以上姜款，且该公司经理高宏伟出庭作证，对与上诉人发生以上业务的详细情况予以证实，并证实不认识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胜举农贸公司亦无业务往来。而被上诉人无其他证据证明与上诉人发生过该6票生姜业务；关于发货明细第17票业务，上诉人举证证明该笔生姜业务系与莱州天赐宝物产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且莱州天赐宝物产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该业务是其直接供给上诉人，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已全额付清货款，而被上诉人无其他证据证明与上诉人发生过该票生姜业务。且从一审被上诉人即认可系上诉人与案外的生姜供应商签订合同，其主张上诉人没有资金履行合同，让其垫付上述生姜款，除了其女儿徐某的证言外，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双方存在生姜买卖合同关系不予认定。 综上，关于发货明细中的生姜业务，潍坊泽恩国际贸易公司、莱州天赐宝物产有限公司均出具证明系和上诉人直接发生业务，并单独结算，已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两个公司均证明收到的是上诉人支付的姜款。被上诉人主张和上诉人口头商定由被上诉人向两公司垫付生姜款，合同所涉生姜当作被上诉人卖给上诉人的生姜，对该主张仅提供其女儿的证言；其女儿徐某称，当时是上诉人的经理安排其向其父支付上诉人应给被上诉人的大蒜款，被上诉人说别来回转了，直接转给生姜供应商，从其证言中能够认定支付的生姜款来源于上诉人，而是否是上诉人应付给被上诉人的大蒜款无证据予以证实。因证人和被上诉人是父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且徐某期间担任上诉人的会计，其付款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关于该7票生姜业务应有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对于发货明细中的第1-9票业务能够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总金额为1606677元。2014年11月17日至2015年6月24日，被上诉人自认收到上诉人货款1432474元，对于被上诉人自认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故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为174203元（1606677元-1432474元）。被上诉人对于白蒜和生姜业务无法提供双方的买卖合同、送货单、提货单等一般买卖合同应必备的单据，而上诉人一一举出证据证实系与案外人发生的业务，且案外人证明已经收到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与其他人无关。故上诉人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金乡县人民法院（2018）鲁0828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金乡县润达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徐胜举货款174203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174203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标准计付）； 三、驳回被上诉人徐胜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1586元，由上诉人金乡县润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775元，被上诉人徐胜举负担298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68元，上诉人金乡县润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497元，被上诉人徐胜举负担1007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力红 审判员  张 鹏 审判员  胡玉松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赵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