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10行终2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农汉坡，男，1952年11月6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田东县。 被上诉人（原告被告）田东县那拔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田东县那拔镇。 法定代表人章文君,镇长。 委托代理人兰儒宣，田东县那拔镇司法所干部。 原告第三人农汉空，男，1972年2月10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田东县。 原告第三人农汉国，男，1973年4月1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田东县。 上诉人农汉坡因林地权属行政确权一案，不服田东县人民法院（2018）桂1022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农汉坡，被上诉人田东县那拔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那拔镇政府）的法定代表人章文君镇长因公务未到庭参加诉讼，由其指派副镇长覃锦克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履行法定职责并与委托代理人兰儒宣，原告第三人农汉空、农汉国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需做相关的协调工作，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行政裁定，中止本案的诉讼。现本案恢复审理并已审理终结。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经审理查明,原告农汉坡与第三人农汉国、农汉空因“百敢”(壮语地名)自留山林地使用权产生纠纷,后原告申请被告田东县那拔镇人民政府进行调处确权。被告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拔政裁定(2015)1号裁定,驳回原告的申请。原告不服,遂向田东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田东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东政复决字[2016]2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1号裁定。原告不服,于2016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以其持有的社员自留山证与申请砍伐设计地点不一致,起诉无依据为由,于2016年5月20日自愿撤回起诉。本院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2016)桂1022行初10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该行政裁定书发生法律效力后,2016年7月12日,原告又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重新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拔政裁定(2015)1号裁定。本院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2016)桂1022行初49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起诉。2017年9月28日,原告又向被告提交请求重新确认“百敢”(壮语地名)自留山林地使用权的申请。并于2018年1月11日向被告提交了6份证据,分别为:1、《关于坡洪村委龙洪二、三村民小组林改方案的批复》；2、《龙洪二生产队社员自留山发证登记表》;3、社员自留山使用证;4、《集体(个人)林木采伐许可证》;5、田东县那拔镇2009年度林木采伐设计文件;6、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百中民一终字第717号判决书。庭审中原告承认这6份证据在2015年向被告申请确权时已经提交过，现重新提交。被告经审查后于2018年1月18日以原告提交的6份证据都是以前提交过的旧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为由,驳回原告的申请。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田东县那拔镇2009年度林木采伐设计文件系由原告个人申请,田东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根据申请的内容进行设计,系有偿服务,于2009年5月4日作出。因该设计文件当时公示后发现存在纠纷,田东县林业局并没有核发采伐许可证,后于2016年被田东县林业局林政股确认无效。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田东县那拔镇人民政府具有对原告与第三人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争议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和主体资格。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条:“申请确权处理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能够证明权属归属的有关证明材料;(二)权属争议四至范围及利用现状;(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图。”的规定,原告在2017年9月28日再次申请被告进行确权时,其的申请理应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但原告在2018年申请确权时所提交的材料均为2015年已经提交过的材料,虽然,原告辨称证据之《田东县那拔镇2009年度林木采伐设计文件》被田东县林业局撤销后已成为新的证据。经查,该林木采伐设计文件是农汉坡拟申请采伐的前期林分调查文件里的伐区地点、面积、数量都是由农汉坡自己单方提供,该文件在公示期间由于有群众提出异议,经林业部门审查后认为文件不符合颁发砍伐证的条件,故予以确认无效。但该文件被确认无效并不导致文件里面的内容全部归于无效,实际上林业部门也没有对文件中涉及的位置、面积、数量等进行任何否定。故该份证据仍然属于旧的证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受理确权处理申请后,经审查,发现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第二款:“申请人的确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有新的证据主张其权属的,可以重新提出确权申请。”之规定,原告在2015年的确权申请中被被告裁定驳回,在2017年又再次进行申请确权,但所提交的证据均为2015年所提交过的证据,并没有新的证据提交。被告那拔镇政府根据上述条例规定,裁定驳回其申请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不予受理决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驳回。如原告有新的证据可主张争议地权属的,可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向人民政府重新提出确权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农汉坡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农汉坡承担。 上诉人农汉坡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田东县人民法院(2018)东行初字4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第三人借上诉人“百敢”自留山林地是事实。上诉人于1982年在林业“三定”划分自留山时取得“百敢”(地名)林地取用权,并且于1984年8月1日取得田东县人民政府颁发社员自留山取用证。经过十年造林护理,1994年上诉人在“百敢”林地采伐60立方米松木出卖。由于当时上诉人家缺乏劳动力,第三人多次上门请求借地经营,经双方口头协议,上诉人同意给第三人暂时借用经营,面积约5亩,并告知第三人,上诉人需经营随时收回,第三人表示同意,由于双方是同族关系,所以没有立书面合同,第三人经营借地是事实,整个龙洪屯人都知道,而且已经生效的田东县人民法院(2013年)东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已确认,上诉人无需提出更多的理由和证据。以上所述都是整个案件事实。二、田东县人民法院(2013)东行初字第16号判决指令被上诉人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从新作出行政行为。即到2015年被上诉人才作出(2015)拔政裁字。理由是2009年度该设计文件不在上诉人自留山为由驳回上诉人申请。该设计文件地点、位置属于村民小组林木。由于当时上诉人将“百敢”自留山松木卖给老板,而老板请林业技术员到场勾图设计也没有叫上诉人到场指认。所以变成误设计到村民小组林木位置,所以后来变成林木纠纷,林业局不批准采伐。2、该设计文件很不完整,十分漏动百出,设计书里面没有写明地点,也没有自至范围,加之没有伐区设计调查图附后,而该设计书2009年设计树龄32年。而上诉人94年采伐。95年2月才更新播种,当时上诉人更新树种(松树)上诉人94年采伐许可证注明十分清楚,从95年到2009年只有15年树龄,所以该设计书注明32年树龄。所以2009年设计树龄和上诉人所更新播种林木树龄相差更大,从这方面看,2009年设计书中的地点、位置就不是上诉人的自留山林木。当时上诉人申请采伐书写是“百敢”(地名)。2009年设计书地点、位置不是“百敢”。林业部门才作出该设计文件无效。被上诉人2015年11月作出拔政裁字,而该设计于2016年7月确认无效,属于新证据。但一审法院为何认定旧证据,有何依据。三、被上诉人2015年作出裁字后,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从新调解。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6日通知上诉人到政府,在政府期间上诉人请求那拔镇林业站站长辛华庚将上诉人“百敢”自留山地自至范围及纠纷地位置图给予说明,当时辛华庚站长已在图纸上划红线。图纸所划红线是上诉人“百敢”自留山自至范围。纠纷地是在红线范围内,并且辛站长已在图纸上签名字。这份证据是被上诉人作裁字后说明,属于新证据,而一审法院对这些新证据全部否定,没有认定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这些新证据是被上诉人提取,上诉人申请被上诉人从新确权不需给上诉人提供更多的证据和理由。四、上诉人于2017年从新采伐设计上诉人“百敢”自留山林木,并且在村委确认上诉人“百敢”自留山自至范围,上诉人才申请田东百笔林场设计队到上诉人“百敢”自留山林地设计勾图,百笔林场设计有完整的资质等级证书编号,而且设计人员都有资质证书,调查设计按上诉人94年采伐许可证及自留山证自至范围来设计,设计书中说明上诉人自留山位置属4林班,22小班,树龄23年,上诉人于1994年砍伐,1995年2月份更新,从95年至2017年是23年,2017年设计书中注明树龄也是23年,十分巧合,一审法院对2017年上诉人采伐设计书没有全面审查,对该设计文证件只字不提,该设计书已经提交给那拔镇林业站辛华庚站长。辛华庚站长也是被上诉人调解组成员。五、1、2010百民再字15号裁定书第4页顺数1-7行已明确纠纷地是在上诉人“百敢”自留山自至范围内,该裁定书上诉人已于2013年6月21日提交给被上诉人。2、2008年百民终字717号判决书中已注明。法庭庭审阶段组织双方当事人及村委会到上诉人“百敢”自留山林地及纠纷地现场勘查,并作出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图,已确认该纠纷地是在上诉人的“百敢”自留山自至范围内。判决书中第4页1-10行。该判决书于2018年2月提交给被上诉人。3、被上诉人在2013年拔政处字1号书中第2页倒数1-4行对上诉人指认“百敢”自留山林地自至范围纠纷地在四周,已经认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案件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恳求二审法院撤销田东县人民法院(2018)桂1022行初4号判决,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主张第三人有借地经营事实,没有事实依据：原案件调处或者审理过程中被答辩人始终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第三人也是对借地经营一事予以否认，生效的(2011)东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裁定书也认定没有借地经营的事实证据。二、田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东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后,答辩人已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依法依规作出了拔政裁字(2015)1号裁定书,被答辩人不服向田东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田东县人民政府作出了维持答辩人拔政裁字(2015)1号裁定书的复议决定,被答辩人不服向田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自行撤诉,后又于2016年7月12日再次向田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田东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了(2016)桂1022行初49号行政裁定书,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被答辩人没有提出上诉,该(2016)桂1022行初49号行政裁定书生效；被答辩人所提交的《田东县那拔镇2009年度林木采伐设计文件》这份申请调处证据,虽然在本案调处后,田东县林业局林政股加盖公章确认该设计文件无效，但不能改变田东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已于2009年5月4日根据被答辩人申请采伐林木的位置(地名)、树种和面积而对申请人自留山林地上林木采伐进行调查规划设计的事实，且该证据已经审查审理,不可以作为本案件调处申请的证据使用。三、被答辩人主张“当时辛华庚站长己在图纸上划红线。图纸所划的红线是上诉人“百敢”自留山自至范围。纠纷地是在红线范围内，并且辛站长已在图纸上签名字。这份证据是被上诉人作出裁字后说明，属于新证据。”，这一份所谓的新证据,答辩人在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书》前被答辩人并没有向答辩人提交，故与本案本次的审理无关联性，被答辩人的这一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被答辩人主张“一审法院对2017年上诉人采伐设计书没有全面审查,对该设计文件只字不提”，同样，这一份所谓的“2017年上诉人采伐设计书”新证据，答辩人在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书》前被答辩人也没有向答辩人提交，故，与本案本次的审理无关联性，被答辩人的这一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2008)百中民终字第717号民事判决书已被2010百民再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依据2010百民再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田东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9日作出了(2011)东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裁定书后,被答辩人没有上诉；拔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书已被(2013)东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撤销；（2008)百中民终字第717号民事判决书、2010百民再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和拔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书已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可以作为本案件调处申请的新证据使用。 综上所述,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的(2018)桂102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原审第三人农汉空、农汉国述称，一、被答辩人主张第三人有借地经营事实，没有事实依据:原案件调处或者审理过程中被答辩人始终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生效的(2011)东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裁定书也认定双方没有借地经营的事实证据。上世纪70年代末,本答辩人的人父农有志(已故)已开始在该争议林地上种植茶油果树,一直管理收益至2006年,因这些茶油果树老龄化挂果少、产量低,才将林地改为蔗地,这些事实本屯村民都可以证实,答辩人更没有与被答辩人约定暂时经营该争议地。二、被答辩人主张“当时辛华庚站长已在图纸上划红线。图纸所划的红线是上诉人“百敢”自留山自至范围。纠纷地是在红线范围内,并且辛站长已在图纸上签名字。这份证据是被上诉人作出裁字后说明，属于新证据”和“一审法院对2017年上诉人采伐设计书没有全面审查，对该设计文件只字不提”,这两份所谓的新证据,答辩人至今没有收到,在此不作出答辩。综上所述,田东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的(2018)桂102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农汉坡不服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的拔政裁字[2015]1号《关于坡洪村龙洪3组农汉坡与农汉空、农汉国土地林地权属纠纷裁定书》，向田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田东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东政复决字[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拔政裁字[2015]1号裁定。上诉人农汉坡不服，于同年2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以其持有的社员自留山证与申请砍伐设计地点不一致，起诉无依据为由，于同年5月20日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6）桂1022行初10号行政裁定，准许上诉人农汉坡撤回起诉。同年7月12日，上诉人农汉坡又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的拔政裁字[2015]1号裁定。一审法院经审理于同年8月25日作出（2016）桂1022行初49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人农汉坡的起诉。2017年9月28日，上诉人农汉坡再向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提交请求重新确认“百敢”（地名）自留山林地使用权申请，并于2018年1月11日提交了6份证据。同月18日，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以上诉人农汉坡提交的6份证据都是以前提交过的旧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为由，作出拔政（决）字[2018]第1号决定，驳回请求重新确认“百敢”（地名）自留山林地使用权的申请，不予立案受理。同年3月7日，上诉人农汉坡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作出的拔政（决）字[2018]第1号不予立案决定，确认“百敢”4.5亩林地是其的自留山地，由其经营管理使用，并由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于同年6月15日作出（2018）桂1022行初4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农汉坡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的确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有新的证据主张其权属的,可以重新提出确权申请。”本案中，上诉人农汉坡在2015年的确权申请中被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裁定驳回确权申请后,其于2017年9月28日又再次申请对“百敢”（地名）自留山林地使用权予以重新确权,但所提交的6份证据均为2015年第一次申请确权时所提交过的证据,并没有新的证据提交。对此，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受理确权处理申请后,经审查,发现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作出驳回其重新确权申请，不予立案受理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本案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及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农汉坡提起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农汉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春雷 审判员  张 莉 审判员  许彩乐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冯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