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8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加钰，男，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素英，女，196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勇，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浩，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兴兰，女，1967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超，四川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辉，四川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加钰、吴素英与被上诉人张兴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民初5033号民事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7日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上诉人徐加钰、吴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勇、被上诉人张兴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宁超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加钰、吴素英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徐加钰、吴素英返还张兴兰借款本金35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年息6%计算）；”为“徐加钰、吴素英向张兴兰偿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借款本金为基数，自二审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偿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兴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7年4月19日一审法院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7年11月15日审结，超过了法定审理期限；且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争议的事实、权利义务和诉讼标的争议均存在重大分歧不应适用简易程序。二、2013年7月3日借条项下借款并未实际出借。一审判决已查明借贷双方发生的13笔借款都是张兴兰在徐加钰、吴素英出具《借条》后通过银行转款的方式履行出借义务，这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及交易方式，而张兴兰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按照交易习惯履行了出借100万元的义务。三、一审判决对借款利息起算点的认定错误，徐加钰、吴素英与张兴兰的借款并未约定利息，即便张兴兰于2017年3月21日起诉，但并不必然导致诉讼标的的确定，在判决未生效的情况下，不能实际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利息的起算点应以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 被上诉人张兴兰辩称：1.一审法院审结此案期限合法，不存在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对借款本金250万元双方均没有异议，并且愿意表示归还，争议焦点仅为100万元借款关系是否成立，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主要争议事实、权利义务关系的承担没有原则性分歧，符合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要求。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符合客观事实。关于是否出借100万元，《借条》证明张兴兰出借款项属实，有转账记录证明其已按约定履行出借义务，且有《对账单》证明徐加钰、吴素英未履行还款义务。徐加钰、吴素英未提出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认定100万元已出借正确。4.关于交易习惯的认定，应由徐加钰、吴素英承担举证责任，但其至今未提出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5.张兴兰于2017年3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资料，主张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从2017年3月21日起算利息正确。据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兴兰一审诉请判令：1.徐加钰、吴素英返还张兴兰借款本金350万元；2、徐加钰、吴素英支付逾期利息（以3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年息24%计算）；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徐加钰、吴素英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徐加钰与吴素英系夫妻关系。2013年7月3日，吴素英向张兴兰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张兴兰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 2014年6月23日，徐加钰向张兴兰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张兴兰现金壹佰伍拾万元整（小写：1500000.00元）。 2014年7月11日，徐加钰向张兴兰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张兴兰现金壹佰万元整。 2016年7月24日，徐加钰、吴素英签署《对账单》三份，其中一份载明：“你于2013年7月3日向本人（或本公司）借款（采购货物）壹佰万元及部分利息（或违约金元）。如借款（或货款）、利息（或违约金）记录相符，请在“数据核对无误”处签字证明。如有不符，请在“数据不符”处列明不符金额并签字证明。”上述“部分利息（或违约金元）”字样上被横线划掉。徐加钰、吴素英在数据核对无误处签字并书写身份证号码。另两份《对账单》分别载明徐加钰、吴素英于2014年6月23日、2014年7月11日借款壹佰伍拾万元、壹佰万元，其余书写及签字内容与前述《对账单》一致。 张兴兰与徐加钰、吴素英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关系，除案涉三笔借款以外，其他借款均已结清。自2012年7月6日至2015年2月5日，包含案涉三笔款项在内，张兴兰向徐加钰、吴素英转款出借共计1368.3万元。其中，2012年7月6日，张兴兰通过其银行卡62×××25转款150万元；2012年12月21日，通过上述尾号3825银行卡转款50万元；2013年2月5日，通过其银行卡43×××23转款90万元；2013年2月6日，通过上述尾号3825银行卡转款110万元；2013年4月18日，通过上述尾号3923银行卡转款120万元；2013年9月24日，通过上述尾号3825银行卡转款130万元；2013年11月8日，通过上述尾号3825银行卡转款235万元；2014年1月15日，通过上述尾号3923银行卡转款100万元；2014年1月21日，通过其银行卡62×××13转款50万元；2014年6月23日，通过上述尾号3825银行卡转款150万元；2014年7月3日，通过其银行卡62×××77转款80万元；2014年7月11日，通过上述尾号7177银行卡转款100万元；2015年2月5日，通过上述尾号7177银行卡转款3.3万元。上述十三笔转款中，除2014年1月21日转款50万元转入徐加钰的银行账户（账号：62×××15），其余十二笔款项均转至吴素英的银行账户（账号：43×××81）。 关于徐加钰、吴素英的还款情况，二人自2013年7月6日至2014年7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兴兰归还二十笔款项总计131.7万元。其中，2013年7月6日还款6万元；2013年7月17日还款3万元；2013年8月3日还款3万元；2013年8月7日还款6万元；2013年8月18日还款3万元；2013年9月23日还款3万元；2013年10月8日还款3万元；2013年10月18日还款3万元；2013年11月16日还款6.95万元；2013年12月17日还款3万元；2013年12月23日还款7.95万元；2014年1月6日还款3万元；2014年3月15日还款9万元；2014年3月23日还款40万元；2014年3月29日还款2.1万元；2014年4月19日还款6万元；2014年5月4日还款5.1万元；2014年5月22日还款6万元；2014年6月4日还款5.1万元；2014年7月26日还款7.5万元。除上述还款外，双方均认可徐加钰、吴素英对张兴兰还有其他还款，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另查明，张兴兰于2017年3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诉状主张权利。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张兴兰提供的《借条》三张、《对账单》三份、《个人活期明细信息》、银行卡取款凭条，徐加钰、吴素英提供的转款凭条、《个人活期明细查询》等证据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案涉《借条》、《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徐加钰、吴素英认可收到了2014年6月23日及2014年7月11日的借款本金150万元、100万元。双方争议焦点在于：1.2013年7月3日的借款100万元是否实际出借；2.双方是否口头约定还款期限，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经过；3.徐加钰、吴素英所还款项是否清偿案涉借款本金，还是用于清偿双方之间其他借款，以及对账单的效力问题；4.双方是否口头约定利息及利息支付情况。逐一评议如下： 一、关于2013年7月3日的借款100万元是否实际出借的问题。首先，张兴兰提交的《借条》能够证明双方具有借贷合意，张兴兰主张该100万元借款系由2013年2月5日与2013年4月18日的两笔借款共计210万元，因清偿了其中110万元，就剩余100万元补打的《借条》，此陈述与2016年7月24日形成的《对账单》金额能够相互吻合。其次，徐加钰、吴素英虽抗辩100万元借款未实际出借，但对《借条》和《对账单》形成原因的解释难以使人信服。其解释为“当时的情况是双方的情况比较好，往来的账目也很多，张兴兰怎样说，徐加钰、吴素英就怎样打借条”，“徐加钰、吴素英当时是脑袋都是懵的，他们在面对张兴兰跟他们对账的时候不清醒就签署了该对账单”，以及因外债收不回来“徐加钰、吴素英当时的情绪是很崩溃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打了对账单”。徐加钰、吴素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出具《借条》和《对账单》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且争议款项并非小额，如此大额的借款，在未收到款项的情况下轻易按照对方的说法就出具《借条》，且在时隔三年后仍不收回《借条》，反而出具《对账单》的解释有违常情常理。最后，案涉另两笔借款虽为转款当日出具《借条》，但发生在2013年7月3日《借条》之后，不能以此得出徐加钰、吴素英所主张的双方之间始终存在只在出借当日出具《借条》的交易习惯。且从本案当事人交易行为来看，双方存在多笔借款关系，对已经结清的借款凭证均予以了销毁或退回，在此情形下，张兴兰却持有诉争《借条》和《对账单》，相较徐加钰、吴素英的抗辩意见，张兴兰的主张更具合理性。综上，一审法院采信张兴兰陈述的《借条》形成及借款交付情况，认定2013年7月3日《借条》所涉100万元已实际出借。 二、关于双方是否口头约定还款期限，诉讼时效是否经过的问题。案涉三张《借条》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徐加钰、吴素英主张口头约定还款期限半个月，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徐加钰、吴素英于2013年7月6日至2014年7月26日虽有过还款行为，但双方于2013年7月6日以前发生的借款达到520万元，徐加钰、吴素英的还款未注明具体还款对象，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口头约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徐加钰、吴素英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张兴兰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徐加钰、吴素英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徐加钰、吴素英所还款项是否清偿案涉借款本金，及对账单的效力问题。徐加钰、吴素英主张2013年7月6日到2014年7月26日向张兴兰的20笔还款中，2014年7月26日偿还的7.5万元是归还2014年6月23日所借150万元借款的本金。其余19笔还款，如果张兴兰有证据证明2013年7月3日的100万元借款实际出借，则该19笔还款已经超额归还了此笔借款；如果张兴兰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出借，那么该19笔还款可能是归还双方之间的其他借款。张兴兰予以否认，主张上述还款均系偿还其他借款本金或利息，未用于偿还案涉借款本金。对此争议，首先，张兴兰提交的《对账单》内容清楚明确，确认了徐加钰、吴素英尚欠三笔借款本金尚未清偿。如前所述，徐加钰、吴素英虽抗辩《对账单》的效力，但其解释难以自圆其说，亦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对账单》系双方对账形成，能够证明欠款情况。其次，张兴兰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于2012年7月6日至2015年2月5日期间共计向徐加钰、吴素英转款1368.3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还款情况的证明责任应由徐加钰、吴素英承担。徐加钰、吴素英仅举证证明还款131.7万元，即使加上其陈述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的还款金额，即“除了列举的转账凭证外2014年3月3日3万元、2014年4月5日3万元、2014年6月30日101.5万元、2014年6月16日104.5万元、2014年7月5日152.1万元”，其还款总额为495.8万元，尚不足张兴兰除本案三笔借款以外的其余转款数额，结合双方均认可的多笔借款关系存在及其余借款均已结清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徐加钰、吴素英关于已清偿案涉借款本金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徐加钰、吴素英应偿还张兴兰借款本金350万元。 四、关于双方是否口头约定利息及利息支付情况。张兴兰主张案涉三笔借款均口头约定月利率3%，徐加钰、吴素英予以否认，主张案涉借款未约定利息。根据举证规则，该项证明责任应由张兴兰承担。张兴兰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徐加钰、吴素英存在口头约定利息及具体利率标准，仅凭徐加钰、吴素英于2013年7月6日、2013年8月7日均还款6万元，不能得出系有规律偿还利息的结论，对此，张兴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张兴兰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7年3月2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偿清之日止。 综上，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关系，涉及款项达千万元以上，还原双方完整借款经过和还款情况必须依赖双方的充分举证。但遗憾的是，无论本案张兴兰还是徐加钰、吴素英，均未向法庭充分举证证明全部借款事实，对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双方应各自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本案现有证据的基础上，一审中法院认定张兴兰实际向徐加钰、吴素英出借了案涉借款本金350万元，徐加钰、吴素英未能举证证明已偿清案涉借款，应依法承担还款责任。同时，张兴兰未举证证明存在利息约定及利率标准，故对其主张的利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徐加钰、吴素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兴兰偿还借款本金3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3月2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偿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张兴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徐加钰、吴素英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争议焦点：1.一审是否程序违法；2.徐加钰、吴素英是否应当承担2013年7月3日借条项下100万元债务；3.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还是从判决生效之日起算。评述如下： 一、关于一审程序问题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借款事实、权利义务关系的承担并无原则性分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未违反上述规定，并无不当。关于审限问题，一审立案审理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双方当事人分别于2017年7月10日、2017年9月10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10月11日、2017年11月7日向一审法庭提出庭外和解申请书，一审法院据此扣除审限，并于2017年11月28日结案未超过法定审限，程序并无不当。 二、关于徐加钰、吴素英是否应当承担2013年7月3日借条项下100万元债务 徐加钰、吴素英主张借条出具后，张兴兰并未向其支付100万元。张兴兰则解释为，该100万元不是当天发生，而是由2013年4月5日出借的210万元减去已还款110万元结算而来，并且举示了支付210万元、归还150余万元的转款凭证以及徐加钰、吴素英签字确认欠款100万元的对账单。虽然150余万元与还款110万元不能完全吻合，但因双方还有其他借款往来，故张兴兰的解释合理，其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徐加钰、吴素英陈述其出具借条后未收到款项但忘要回借条，对账单形成也是因头脑不清醒，情绪崩溃而签字确认，该陈述既不符合常理，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故在徐加钰、吴素英不能提供款项往来凭证推翻经其签字确认的对账单的情况下，应当对结算单载明的100万元欠款金额予以确认，徐加钰、吴素英应当承担债务本息。 三、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 本案借条及对账单均未约定利息和具体还款日期，张兴兰于2017年3月19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并在起诉状中主张从2017年3月21日起计算逾期利息，该行为系其对债权请求权的行使，逾期利息应从主张日开始计算，一审从2017年3月21日起算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徐加钰、吴素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徐加钰、吴素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卫红 审判员  姚 兰 审判员  王 婷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李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