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8民终18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书明，女，195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同富，男，195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富平，淮安市淮阴区新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兴化市英武南路**。 法定代表人：王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星，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慧玲，女，196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宿迁市沭阳县。 原审第三人：淮安市淮阴中英文学校破产管理人,住,住所地淮安市淮阴区纬三路**/div> 负责人：金建坤，该破产清算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伊国宝，该破产清算组工作人员。 上诉人蒋书明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苏兴公司）、曹慧玲，原审第三人淮安市淮阴中英文学校破产管理人（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中英文学校管理人）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6日作出（2016）苏0804民初6900号民事判决，蒋书明不服，上诉至本院。2017年11月10日，本院作出（2017）苏08民终90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7）苏0804民初6635号民事判决，蒋书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4日依法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书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同富、潘富平，被上诉人苏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星、被上诉人曹慧玲，原审第三人中英文学校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伊国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蒋书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申报的债权应予确认。首先，上诉人出借款项有借款合同、淮安市淮阴中英文学校（以下简称中英文学校）开具的收款收据证实，中英文学校已入账，且与中英文学校开设的银行卡支出项目相对应。其次，借款事实有淮安禧年华会计师事务所淮禧专审（2008）第78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的审计确认，审计报告的生效条件应以中英文学校高金柱和桂同英所签订的审计约定书为依据，且中英文学校交纳了剩余的1万元审计费用，领取了审计报告，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高金柱和中英文学校不认可该审计报告结果的书面证据。最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淮安中院）（2009）淮中民一初字第0010号民事调解书对桂同英的借款予以确认，同时确认了审计报告的效力，同时审计报告中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均得到确认，上诉人的债权同样应得到确认。 被上诉人苏兴公司、曹慧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中英文学校管理人述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蒋书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蒋书明对中英文学校的债权本息计605.75万元（本金100万元、利息505.75万元）成立；2、驳回苏兴公司、曹慧玲对蒋书明申报债权的异议。3.诉讼费由苏兴公司、曹慧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英文学校成立于2005年，是一所民办学校。2007年9月10日，高金柱等四名学校股东与桂同英签订协议，将所有股份转让给桂同英，并将中英文学校转让给桂同英管理。 2007年12月6日（协议落款日期），中英文学校（甲方）与蒋书明（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100万元，借期自2007年12月6日至2008年7月15日，借款月利率为2.5分，即月利率2.5%。如甲方到期未还，则承担借款总额的30%违约金，之后还要继续计息，月息为本次利率的2倍，并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违约金偏高的抗辩。中英文学校在该协议书甲方处加盖印章，并出具了加盖学校印章的收款收据。该协议乙方处有“蒋书明”签名，但非本人所签。事后，蒋书明在协议书下方补充书写“协议书上的乙方签名本人认可”，具体书写时间不详。 2008年10月8日，高金柱等11人（甲方）与桂同英（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终止2007年9月1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同时终止高金柱等三位出资人与乙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中英文学校交由甲方经营管理，并由审计部门对中英文学校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协议还约定，乙方提供的对外欠账具体明细和具体数额待审计后，由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双方签字确认后如另有发生在乙方管理期间的债权债务，经双方确认，有事、物客观存在的仍由甲方负责，查无实据的由乙方承担。协议签订后，双方进行交接。 2008年11月16日，淮安禧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附件《中英文学校2007年9月至2008年借款情况》中列明该校向蒋书明借款100万元，借款时间为2007年12月6日。此外，该审计报告第三项“其他情况”第一条注明：本次审计以现有账面情况为准，账外情况不在此次审计范围之内。第二条注明：双方在交接过程中，核对后至今无结果，今后对有关情况双方核实确认后自行调整有关账务。 2009年3月12日，桂同英向淮安中院起诉，要求中英文学校及高金柱等11名股东履行2008年10月8日的转让协议，返还借款30万元并退还股金235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后经该院调解并于2010年9月3日作出（2009）淮中民一初字第0010号民事调解书，中英文学校于调解书生效之日向桂同英支付借款30万元及利息，并支付违约金30万元。 2010年11月22日，中英文学校向一审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同年11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淮商破字第0006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该校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中英文学校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此后，桂同英依据借款协议、收据以及审计报告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2010年12月7日，蒋书明依据借款协议及收据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对借款本息进行确认。诉讼期间，因中英文学校部分股东报案，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介入调查，并对蒋书明等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此外，一审法院还委托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对蒋书明提供的借款协议及借据的内容及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1年3月25日作出[2011]文鉴字第118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协议书》中手写字迹“蒋书明2007126”应系2008年7月之后形成；2.《协议书》中甲方印文“淮安市淮阴中英文学校”与《收据》中的印文“淮安市淮阴中英文学校”（小）的形成时间基本一致且均形成于2008年5月之后。2011年4月28日，蒋书明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撤诉，并在撤诉理由中表明其与中英文学校没有直接发生借贷关系，其只认桂同英，应由桂同英承担还款义务。蒋书明并在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中表示其不再向中英文学校主张权利。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11年5月18日作出（2010）淮商初字第06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蒋书明撤回起诉。 2011年10月28日，高金柱等六债权人对桂同英申报的包括本案借款在内的债权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于2011年12月27日作出（2010）淮商破字第0006-3号至0006-8号民事裁定，确认高金柱等六名异议人对破产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中债权人桂同英的债权，除已经淮安中院（2009）淮中民一初字第0010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债权外，异议成立。 2012年1月13日，桂同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申报的包括蒋书明本息在内的共计1416.1875万元的债权成立。一审法院于2012年6月10日作出（2012）淮民初字第00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桂同英的诉讼请求。桂同英不服一审判决，向淮安中院提出上诉，淮安中院经审理后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淮中民终字第109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桂同英不服二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申请再审。2016年7月26日，江苏高院作出（2015）苏民再提字第00027号民事裁定，认为借款协议书及收据所记载的权利人为蒋书明等6人，桂同英非债权人，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裁定撤销一审法院及淮安中院的上述判决，驳回桂同英的起诉。 2016年8月19日，蒋书明等人向中英文学校管理人补充申报借款债权。后曹慧玲、苏兴公司提出异议，中英文学校管理人于2016年9月6日向蒋书明发函，告知其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11月22日，蒋书明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债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2月6日作出（2016）苏0804民初690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蒋书明的诉讼请求。蒋书明不服，向淮安中院提出上诉。2017年11月10日，淮安中院作出（2017）苏08民终909号民事裁定书，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蒋书明围绕诉讼请求，除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借款协议书、收据、审计报告、淮安中院（2009）淮中民一初字第0010号民事调解书、江苏高院（2015）苏民再提字0027号民事裁定书外，还提供了以下证据： 1、中英文学校2008年6月10日的记账凭证复印件，证明中英文学校借蒋书明的款项已入账，并用于中英文学校开支。 2、姚某银行存款及支出明细，证明桂同英在管理中英文学校期间学校的开支均存入姚某的账户，且进出资金均是现金，包括蒋书明的借款。 3、中英文学校支出凭证复印件（包含记账凭证一张、收据两张），证明中英文学校前任股东所欠债务是从姚某银行账号上取现支付的，而姚某账户上存入的资金和支出的资金均来自于对外借款，包括了蒋书明等人的借款。 4、姚海霞向淮阴区新华书店转账40万元的汇款凭证及记账凭证复印件，证明中英文学校所支出的该笔款项来源于蒋书明的借款。 5、审计业务约定书及发票复印件。用以证明审计行为是经高金柱和桂同英共同签字委托的，该约定书中并无任何条款约定审计报告需要双方签字生效，故无论高金柱是否签字均不影响审计报告的效力。 6、高金柱代表学校付款给桂同英的记账凭证及收条，证明高金柱和中英文学校依据审计报告和淮安中院的调解书已支付桂同英的30万元借款本息，从而进一步证明高金柱及中英文学校对审计报告所记载的借款予以认可，故审计报告中所记载的蒋书明的债权也应得到确认。 7、申请证人姚某（系桂同英女儿，与蒋书明系亲属关系）出庭作证，证人陈述，证人在桂同英接手中英文学校期间在学校后勤任职，因学校账户被封，就以证人名义开设了银行账户，用于学校开支。证人曾某同蒋书明及案外人胡建银、姚玉平、孟海峰（均系桂同英亲属，已另案诉讼）去银行存过钱。但对于时间、次数及金额证人均表示记不清。此外，证人对于其名下银行账户具体资金往来等情况均不清楚。 曹慧玲、苏兴公司质证认为：1、借款协议书及借据均系单方制作，经鉴定，形成时间均存在虚假，且协议书上的当事人原始签名也非本人所签，真实性不认可。2、审计报告只是对桂同英自己所作账面的记载，且并未得到高金柱的签字认可。对于审计业务约定书及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蒋书明的证明目的。3、淮安中院（2009）淮中民一初字第0010号民事调解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本案款项是否实际履行。江苏高院（2015）苏民再提字0027号民事裁定书只是就程序上的事项作出裁定，并不涉及实体问题的处理。4、2008年6月10日的记账凭证系桂同英单方制作的，也是为了配合借款协议书和收据制作的，不能证明借款事实，真实性不认可。5、姚某银行存款及支出明细与本案无关联性，蒋书明并未举证证明存款明细中哪笔与其借款相对应，且非中英文学校账户。6、中英文学校支出凭证及姚海霞向新华书店的汇款凭证不能证明资金来源于蒋书明。7、高金柱代表学校付款给桂同英的记账凭证及收条只能证明高金柱将已认可的30万元及利息支付给了桂同英，但不表示就认可了蒋书明的债权。8、关于证人证言，证人与蒋书明之间系亲属关系，证言可信度低。且证言与其在淮安中院作证时的陈述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其证言不应采信。 一审另查明，蒋书明在2011年1月2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姚同富（蒋书明哥哥）一家欠我100多万元，钱是在签订借款协议书前7、8年开始借的，有转账有现金，具体借款原因不清楚，借款次数太多，每次借多少记不清，后于2007年12月累计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据，收据是当天收到的。在出具收据之前，中英文学校不欠我钱，但出具收据并盖章后，就相当于中英文学校欠我钱了”。蒋书明在（2010）淮商初字第0657号案件的送达记录及谈话笔录中陈述：“100万元是一次性交付的，协议书是交付时同时出具的，收据也是当天收到的”。蒋书明在（2016）苏0804民初6900号一案的起诉状中主张借款是在签订借款协议后出借的，而在庭审中代理人又表示借款是在2007年12月6日前后分多次现金出借的，具体的时间、次数及金额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案件中，当事人不仅应对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责任，还应对款项交付的要件事实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尤其是在曹慧玲、苏兴公司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且能作出合理说明，而当事人又主张现金交付的，不能仅依据借款协议、收条即认定借贷事实的发生，还应结合借款金额、交付凭证、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因素，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各证据之间的关联程度及证明力大小等，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 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尚不足以证明蒋书明之主张，具体理由如下： 一、借款协议书及借据的形成时间经鉴定均形成于落款时间之后，蒋书明主张债权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加之，借款协议书中乙方签名并非蒋书明本人所签，蒋书明本人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也认可了该事实，进一步削弱了该证据的证明力。蒋书明提供的中英文学校2008年6月10日的记账凭证系根据借款协议书及收据单方制作的账面内容，因其制作的基础证据存疑，且该凭证也非原始入账凭证，故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借款及交付事实。 二、审计报告仅是根据桂同英单方制作的账册作出（审计报告中注明以现有账面为准），报告中所列借款情况也主要是依据借款协议及借据，然而作为制作基础的借款协议及借据的真实性并未得到确认，且审计结果也未得到共同委托人高金柱的确认，故该证据不能达到蒋书明的证明目的，即无法证明蒋书明与中英文学校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对于审计业务约定书及发票同样亦无法达到蒋书明的举证目的。 三、蒋书明及代理人在不同阶段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存在诸多反复，如对于借款原因、借款时间、借款次数、交付方式等陈述均不一致，且相互矛盾，对此蒋书明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并且，蒋书明陈述其在当天收到借款协议及借据，也与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明显矛盾，其陈述既不具有合理性，也不具有可信性。 四、蒋书明主张大额现金交付仅有口述，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有悖常理和交易习惯。蒋书明提供的姚某的银行存款及支出明细与其主张的借款之间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和关联性，蒋书明对此亦未进一步举证，也未作出合理说明（蒋书明代理人当庭也表示无法对应）。 五、淮安中院（2009）淮中民一初字第0010号民事调解书所处理的是桂同英与中英文学校之间的借款问题，该调解书是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辩论权与诉讼处分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容并未涉及蒋书明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债权是否成立。同理，蒋书明提供的高金柱代表中英文学校支付给桂同英的记账凭证及收条也只能证明高金柱及中英文学校认可上述调解书内容并实际履行的事实，与蒋书明主张的借款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 六、对于蒋书明提供的中英文学校支出凭证以及姚海霞的汇款凭证，该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无法证明支出款项来源于蒋书明借款。对于证人证言，首先，证人与蒋书明及桂同英均存在亲属关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本身效力较低。其次，证人作证的内容与其在二审陈述的内容以及与当事人、代理人在不同阶段所陈述的内容均存在出入。最后，证人虽陈述对蒋书明的借款知情，然而对于借款时间、金额、次数以及其本人银行账户资金支出情况等关键事实均陈述不清，故其证言不具有可采信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借款事实的依据。 综上所述，蒋书明所举证据既不足以证明其与中英文学校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不能证明其实际交付了争议款项，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一审法院对其要求确认借款债权成立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蒋书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202元，由蒋书明负担（未缴纳）。 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桂同英丈夫姚同富在二审中承认桂同英本人对中英文学校的投入为股金235万元及本院（2009）淮中民一初字第001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借款30万元。 再查明，2012年12月7日，淮安市淮阴区委常委、区政法委书记张爱民，淮安市淮阴区副区长、淮安市淮阴区公安分局局长张焱，淮安市淮阴区政府党组成员、教育局局长朱士东召开三人小组会议，研究处理中英文学校信访问题，经过讨论，初步达成如下意见：根据审计报告提供的信息，在桂同英（姚同富）执管中英文学校期间（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桂同英（姚同富）有对外借款588万元投入学校建设和运营的情况，由于经营不善等诸多因素，学校最终破产，鉴于此，桂同英（姚同富）的投入损失应由桂同英（姚同富）和其他直接相关人员共同负责。桂同英（姚同富）主张中英文学校曾为区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以及当初学校正常运转有经费支出、二星级创建有投入、实际收费少等原因，应对其本人本金投入损失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有一定的情理。关于桂同英（姚同富）提出的投入利息，则根据审判机关最终裁定或判决进行处理。此备忘录一式四份，不作为法律判决依据。 2013年2月6日，淮安市淮阴区教育局与桂同英、姚同富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为解决中英文学校破产的后续问题，妥善处理桂同英（姚同富）的有关利益诉求，经过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鉴于市、区两级法院对桂同英（姚同富）主张的债权不予确认，故在中英文学校破产执行中不予分配。但考虑到桂同英（姚同富）在举办中英文学校期间为我区教育发展做过一定的贡献等因素，经请示领导，并经三人小组会商研究，由淮阴区教育局给予桂同英（姚同富）适当的经济补助。前期已经补助193万元（以借款、贷款等形式），现总计再补助397万元。2、本次给予的397万元补助具体时间为2013年春节前补助150万元，2013年4月底补助130万元，2013年6月底余款117万元补助全部到位。3、根据双方协商，本次给予的经济补助以及前期给予的235万元股金投入补助，已经解决桂同英（姚同富）关于举办中英文学校的经济投入等所有问题，以后桂同英（姚同富）与淮阴区在中英文学校问题上永无纠葛。同日，桂同英、姚同富出具承诺书载明：鉴于我与淮阴区教育局已于2013年2月6日签订有关协议，彻底解决了我有关当初举办中英文学校的所有问题。因此，本人郑重承诺：1、本人所主张的办学本金投入和利息已经得到解决，以后本人和淮阴区在中英文学校问题不再存在任何纠纷。2、在中英文学校有关问题上，不再干扰和影响淮阴区任何领导的学习、工作和生活。3、在淮阴区政府及教育局当初是“接管”还是“监管”中英文学校问题上放弃一切主张，不再进行起诉。4、本人不再向上级任何部门、领导及媒体反映中英文学校有关问题，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上访。 2018年11月19日，淮安市淮阴区教育局就2013年2月6日该局与桂同英、姚同富签订的协议书向本院书面函复如下：该协议约定补助桂同英（姚同富）的193万元、397万元、235万元，合计590万元已于2013年6月由该局全部支付给桂同英（姚同富）。孟海峰等六人就588.5万元于2011年4月28日向淮安市阴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债权，后书面申请撤诉，并表示与中英文学校没有直接发生借贷关系，不再向中英文学校主张权利，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桂同英以孟海峰等六人主张的588.5万元的债权凭证向中英文学校管理人申报债权未果，遂又向法院起诉确认588.5万元债权，一、二审法院均未确认上述债权。而姚同富不停因此问题进行上访，考虑到桂同英（姚同富）在举办中英文学校期间做过一定贡献及社会稳定等因素，经研究给予桂同英（姚同富）适当的经济补助，补助数额590万元是参照孟海峰等六人主张的债权数额，以解决588.5万元问题。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认为淮安市淮阴区教育局补给桂同英的590万元与本案无关。姚同富并陈述590万元中包含235万元股本金，其收到590万元之后也没有给付孟海峰等六人，孟海峰、蒋书明、姚玉萍则表示不知道桂同英从淮安市淮阴区教育局拿了590万元，也没有分过这钱。后姚同富又认可590万元不包括235万元股本金，该两笔款项其与桂同英已实际领取。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主张的债权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与中英文学校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中其签名并非本人书写，《协议书》及《收据》经鉴定形成于落款时间之后，上述书证形式上有重大瑕疵，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对借款交付的事实、借款主体及借款是在签订协议书之前还是之后支付等关键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特别是上诉人在第一次起诉中英文学校一案的撤诉申请中明确表明其与中英文学校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借贷关系，只认桂同英，应由桂同英承担还款责任，并以此为由申请撤诉，因此，本院对其提供的《协议书》及《收据》的真实性难以采信。中英文学校的记账凭证是桂同英经营中英文学校期间其会计根据《协议书》、《收据》制作，而审计报告只是对中英文学校的账面记载的内容进行审计，并未对借款事实的真伪进行审查，故审计报告及记账凭证均不能证明借贷事实的存在。审计报告对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予以确认与本案上诉人主张的债权是否实际发生并无关联，不能因此推定上诉人的债权成立。同理，本院（2009）淮中民一初字第0010号民事调解书对桂同英主张的30万元借款的确认亦与上诉人主张的债权无关，本院的民事调解书同样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债权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形成证据锁链，未能达到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分析认证准确，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202元，由上诉人蒋书明负担（未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宪腾 审判员  张 勇 审判员  朱月娥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单银银 书记员徐竹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