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6民终1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东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7045090835（1/1）。负责人：陈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任晓倩，女，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锡锋，男，1975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华勇，男，197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悦铨、许建霞，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市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浣东中路3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689974963N（1/1）。法定代表人：章均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简称人民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锡锋、姚华勇、诸暨市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民初4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民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对合同约定第三者险免责条款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被上诉人收到保险单且保险单原件正面“重要提示”一栏中第1、2项明确记载“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请在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超过48小时未通知的，视为投保人无异议。”被上诉人直到保险期满均未提出异议，也未联系保险人未收到对应三者险的保险条款，且本案事实情况符合责任免除项下第六条（六）款约定情形，在保险条款中字体加粗加黑尽到提示义务。2.被上诉人周锡锋事故发生后逃逸行为是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内容。依据《道交法》70条规定、《道交法实施条例》第86条、第92条规定，周锡锋事故发生立即弃车离开事故现场，构成逃逸行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3.对于以上逃逸行为应当适用《保险法》解释二第10条、第11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已经尽到提示义务。4.接收保险合同并交纳保险费视为对保险合同所承保险种、条款、赔偿处理的追认。本案已经交纳保险费，收到保险合同，认为是对保险合同及其内容无异议，免责条款应当生效。5.肇事逃逸后导致事故性质、事故原因无法查明的损失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根据《保险法》21条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弃车离开现场符合“故意”行为，导致驾驶状态无法查明、事故原因、性质无法查明，所造成的损失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责任。6.肇事逃逸违反最大诚信原则，存在极大道德风险，危害公共交通安全。肇事逃逸只要不构成刑事责任，均不负任何民事经济赔偿责任，根本起不到经济惩罚的作用。相反，是一种变相鼓励肇事逃离的引导。被上诉人周锡锋、姚华勇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且该强制保险单于事故发生后提取，并无相应免责条款提交给被上诉人。2.本案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周锡锋离开了现场不等同于逃逸。3.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10条、第11条规定，保险人仍然未尽到提示义务，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保险合同成立时，向投保人送达了保险条款。4.保险合同的成立与免责条款是否生效没有必然的联系。根据保险法规定，免责条款生效需要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从一审查明的情况，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过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该义务。5.上诉人第五点所说情形与本案事实不符。本案发生后，交警部门对本案的发生、经过、责任认定都作出了明确的判定，且上诉人引用的条款对本案不适用。6.上诉人提及的第6点，讨论的是一个法律设置是否合理的问题，这并不在案件具体审理的范围之内。被上诉人诸暨市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未作答辩。诸暨市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周锡锋、姚华勇共同赔偿原告19518.5元；2.要求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先予赔付。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0月27日1时18分，被告周锡锋驾驶登记在被告姚华勇名下的浙Ｄ×××××号小型越野客车，在途经暨阳街道东兴路与东三路十字路口时，与登记在原告名下的由陈良安驾驶的对向左转弯的浙Ｄ×××××号小型轿车相撞，造成原告的车辆损伤及乘坐人员受伤的交通事故。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经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原告车辆的驾驶员陈良安与被告周锡锋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因该起事故造成拖车费、维修费、出租车停运损失共计37037元，扣除原告应承担的部分，被告尚需赔偿原告损失合计19518.5元。事故发生后，经查浙Ｄ×××××号车辆系被告姚华勇所有，已向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有效期间内。另查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周锡锋弃车离开现场，未主动到交通管理部门接受调查。其中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免除范围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第三者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其它各种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经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投保单及《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中“姚华勇”签名不是姚华勇本人所写。被告姚华勇支出鉴定费48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该次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符合事故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和相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该院予以确认。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该案中，被告周锡锋驾驶机动车与由陈良安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原告的车辆损伤的交通事故，周锡锋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该院认定被告周锡锋承担该案50%的赔偿责任。肇事车辆浙Ｄ×××××号小型越野客车所有人虽为被告姚华勇，但无证据显示被告姚华勇在该起事故中具有过错，故该院对原告起诉被告姚华勇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事故车辆在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且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内，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范围内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抗辩主张驾驶员存在商业险中约定的驾驶人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免赔情形，因其提供的投保单及《机动车辆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中“姚华勇”签名字迹非姚华勇本人所签，其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姚华勇履行提示、告知义务，故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对其抗辩该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同时辩称，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之规定，诸暨市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停运损失系合理的财产损失，故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对上述停运损失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理赔。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就停运损失免赔事宜向投保人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对被告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述辩称亦不予采信。经该院审核，原告诉请的合理损失为：（1）车辆维修费30587元；（2）拖车费450元；（3）停运损失6000元。因原告的车辆是正用于经营的出租车辆，考虑到出租车预期利益实际获得过程中的各种成本因素，根据该地区出租车营运的实际情况，该院酌定浙Ｄ×××××号车辆的日营运利益额为400元，经核实，原告车辆实际修理时间为15天，故停运损失为400元/天*15天=6000元。综上，原告的合理损失共计37037元。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由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承担承担19518.5元{（37037-2000元）*50%+2000元}。综上，原告之诉请，其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应赔偿原告诸暨市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车辆修理费、拖车费、停运损失共计19518.5元，款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诸暨市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元，减半收取计144元，鉴定费4800元（由被告姚华勇预缴），诉讼费用合计4944元，由被告周锡锋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围绕上诉请求评析认为，案涉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这一情形，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之规定，对于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保险公司必须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在投保单或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以法律规定的应有形式，对保险合同中免除责任的条款尽到提示义务，否则仍然需要承担保险责任。在投保人否认收到过保单及保险条款时，保险公司需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向投保人交付了保单及保险条款。本案中，人民保险公司主张依据保单重要提示处载明的字样，投保人未在48小时提出异议则视为收到相应保单，然而投保人并不认可合同签订时收到保单，且本案所涉保单中也无人民保险所提及的相应内容，故对该主张不予采信。至于人民保险公司有关接收保险合同并交纳保险费，则视为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所承保险种、条款、赔偿处理追认的主张，本院则认为交纳保险费仅是投保人追认了保险合同的订立，不能代表保险人履行了提示义务，保险人仍应向投保人交付包括免除责任条款在内的保险合同。现人民保险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交付了包括本案涉及的免责条款在内的保险合同，故依法仍需承担保险责任。综上所述，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7.96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裘 霞审判员 刘 艳审判员 姚 瑶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