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4民终9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农燕玲，女，1983年3月22日出生，壮族，自由职业，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飞，男，198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树君，广西君桂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玉云，女，1982年10月1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星宇，广西诺尔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农燕玲、高飞因与被上诉人梁玉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7）桂1402民初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燕玲、高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树君、被上诉人梁玉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星宇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农燕玲以其已与原委托诉讼代理人解除了委托代理关系，短期内无法委托到新的律师为由，向本院提出延期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燕玲、高飞上诉请求：撤销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7）桂1402民初77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梁玉云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农燕玲与梁玉云之间系合伙纠纷，应按解除合伙关系，进行合伙财产清算后再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处理。一审法院以梁玉云提供的协议书作为定案依据，认定该协议书系农燕玲与梁玉云核对清算后所作出与事实不符。二、农燕玲与梁玉云签署的协议书并非其个人真实意思表示，其是在被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为了个人人身自由而作出，且公安机关违法介入正常的民事纠纷，损害了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政务廉洁性，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该协议书当属无效。三、高飞不应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农燕玲与梁玉云发生债务纠纷时，高飞单独居住和工作于深圳，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来源，其并未与农燕玲在一起共同生活，该债务也没有直接用于农燕玲与高飞的家庭生活支出，且该债务金额达236000元，超出正常家庭生活开支范围，依据最高院关于夫妻债务相关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该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梁玉云辩称，梁玉云与农燕玲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农燕玲与高飞共同偿还。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农燕玲、高飞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梁玉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农燕玲返还梁玉云借款1659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19062.59元（以165900元为本金，自2015年7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计算至本案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现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为19062.59元）；2.高飞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农燕玲与高飞系夫妻关系，现居住于南宁市江南区五一西路1号富宁新兴苑21栋1单元1103号房。2013年至2014年期间，梁玉云与农燕玲合伙投资服装倒货生意，梁玉云先后投入合伙资金236000元，合伙资金由农燕玲负责管理，在经营过程中农燕玲已支付梁玉云投资成本80000元。后来因合伙生意经营不善，导致梁玉云投入的资金还有156000元没有按期收回，在梁玉云多次催促下，农燕玲未能支付。梁玉云为此于2015年5月8日以农燕玲涉嫌诈骗为由向崇左市公安局新和派出所报案要求查处。派出所受案后，于当天拘传农燕玲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在确认双方属于因合伙而产生的纠纷后，在新和派出所民警的调解并在在场人卢剑忠见证下，梁玉云与农燕玲自愿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载明：由于农燕玲经营不利导致梁玉云投入到合伙做服装倒货生意的壹拾捌万元的本钱仍未归还给梁玉云，农燕玲承诺在2015年7月8日前自愿全部归还梁玉云壹拾捌万元。协议书签订后，农燕玲至今只还了14100元，还有165900元未还。2017年5月26日，崇左市公安局江州分局作出崇公江撤案字（2017）0000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认为不应对农燕玲追究刑事责任，决定撤销此案。 一审法院认为，合伙是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视为合伙人。农燕玲提出本案是由于与梁玉云合伙做生意而引起的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庭审中梁玉云也同意变更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继续审理。从协议书可以确认梁玉云投入资金参与农燕玲服装倒货生意，谋求盈余分配，虽不全程参与经营，也应视为农燕玲的合伙人。经双方核对清算，农燕玲认可尚欠180000元资金投入没有归还给梁玉云，因此，梁玉云请求农燕玲归还投资本金1659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对于农燕玲提出“本合伙协议有待于清算，高飞不知晓农燕玲与梁玉云合伙做生意的事实，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答辩意见，经查，协议书是在派出所民警和证人的见证下达成的协议，农燕玲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胁迫的情形，因此，对于农燕玲提出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予以撤销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另外，农燕玲与高飞自2013年5月份一起居住在现住址，期间正是梁玉云和农燕玲合伙做服装倒货生意的时候，资金投入也较大，农燕玲利用家庭资金投入属正常现象，收入也理所应当归家庭，高飞主张其不知情与常理不符，不予采信。因此，应视为梁玉云与农燕玲为代表的家庭合伙经营服装倒货生意，高飞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对于梁玉云请求的利息问题，本案欠款是因合伙而引起的纠纷，非民间借贷纠纷，故梁玉云请求农燕玲以165900元为本金，自2015年7月9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第57条规定，判决：一、农燕玲、高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梁玉云合伙投资款165900元；二、驳回梁玉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梁玉云负担200元，农燕玲、高飞共同负担18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农燕玲、高飞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深圳市劳动合同、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个人活期明细和深圳市居住证，拟证明：高飞2008年10月份之前就已常住深圳市，有稳定工作及收入，并不需要通过农燕玲在本案中所得的款项来维持生活，其也未与农燕玲共同生活，已事实分居，且未参与本案服装倒卖生意，本案债务与高飞无关，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梁玉云对农燕玲、高飞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农燕玲和高飞的上诉主张。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农燕玲、高飞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佐证其主张，理由是：首先，农燕玲与高飞现仍然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其次，不能证明农燕玲与高飞从2008年10月起就已分居生活。第三、不能证明农燕玲与高飞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或所负的债务约定为各自所有或各自负担。对农燕玲、高飞提出本案所涉的协议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作出，非自愿作出的异议，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分析，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农燕玲与梁玉云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农燕玲应否返还涉案款项？二、高飞应否承担本案的偿还责任？ 一、关于农燕玲与梁玉云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农燕玲应否返还涉案款项问题。 本案所涉的协议书，虽然是因合伙纠纷引出，但是该协议书的内容具有散伙清算的性质，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合伙财产进行了清算，且是在派出所民警及见证人卢剑忠见证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协议，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协议的约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农燕玲主张涉案协议书是在派出所的特定环境下所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认为协议无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农燕玲虽然是在被举报涉嫌诈骗，被拘传到派出所后，在派出所民警和见证人卢剑忠见证下与梁玉云所签的协议，但法律并不禁止派出所不能调解一般的民事纠纷。且在一审庭审中，梁玉云陈述卢剑忠系农燕玲带来一起见证的人，在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才签的协议书时，农燕玲的代理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协议签订后，农燕玲也实际偿还了部分欠款，因此，农燕玲主张协议无效的意见，无证据或事实证明，本院不予采纳。鉴于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决农燕玲归还尚欠梁玉云的合伙投资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高飞应否承担本案的偿还责任问题。 高飞与农燕玲系夫妻，农燕玲与梁玉云合伙倒卖服装生意的事实发生在其与农燕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高飞或农燕玲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属于农燕玲与梁玉云约定的个人债务，也不存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高飞上诉提出，农燕玲与梁玉云合伙倒卖服装生意之前其已和农燕玲分居，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来源，且该债务金额达236000元，超出正常家庭生活开支范围，因此，该债务应属于农燕玲个人债务，高飞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对此，高飞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将该欠款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 本案为合伙散伙清算后产生的合伙协议纠纷，一审将其案由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农燕玲、高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18元，由农燕玲、高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德清 审 判 员 韦金彪 审 判 员 陶园园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杨凤莲 书 记 员 黄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