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0106民初5260号原告：太原市金泉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南屯村南1000米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杨省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强，山西德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新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孙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宏峰，山西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丽春，山西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部，住所地太原市新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党向荣，经理。原告太原市金泉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1月12日起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作出（2018）晋0106民初312号民事判决。原告太原市金泉建材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8）晋01民终3809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晋0106民初31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太原市金泉建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省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强、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宏峰、董丽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部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太原市金泉建材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26666元，并自2013年1月1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6.15%支付利息38949.8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1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总承包部岢岚基地项目部签订《供货合同》一份，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建筑用方木、多层板、木架板，双方约定了规格与单价，按照工程进度付款，数额由双方协商，工程主体封顶结清余款。原告自2011年10月2日至2012年4月16日依约向岢岚基地项目部供货，2012年4月16日双方结算共计货款640186元，经多次催要，至今尚欠12万余元未付。原告认为，总承包部为被告的分支机构，被告对分支机构的债务依法负有清偿责任和义务，为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辩称，1、我方与原告之间无法律关系，原告无权向我方主张权利；2、原告主张的货款发生于2012年，债权形成后原告从未向我公司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权利主张，该债权即使成立，也超过诉讼时效；3、本案的工程，我公司2011年9月18日中标，2011年10月5日与发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随后将劳务部分分包给了钮连明劳务队，薛世民是钮连明的合作人，负责劳务现场的施工管理，在《劳务承包协议书》中，约定施工内容包含模板工程，本案中原告提供的木材就是做模板的，此部分材料是属于劳务队所需的工具，由劳务队自行承担解决，如果本案所涉木材确有部分供到该工地，也是其个人进行的采购，与我公司无关；4、薛世民与原告有长期的业务关系，本案所涉木材买卖从订货、收货都是其个人行为，货款也是其个人支付，已经支付的50余万货款，我公司未向原告支付过分文；5、原告向薛世民供货完毕后，薛世民无力支付剩余款项，双方以补签供货协议的方式试图将已形成的个人债务转移给我公司，对此债务我公司不予认可。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部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二被告公示信息，证明二被告主体资格；3、供货协议（复印件），证明2011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总承包公司岢岚项目部签订供货协议，原告向被告承建的岢岚基地项目部供应建筑木方，双方约定规格及单价，结算按工程进度付款，数额由双方协商，工程主体封顶结清余款；4、现场收料小票9张，证明原告向被告承建的岢岚基地项目共计供3米方木5400根，计124200元，4米方木8640根，计货款250560元，0.915*1.83多层板160张，计货款10880元，1.22*2.44多层板2817张，计货款247896元，木夹板3.5立方米，计货款6650元，合计640186元；5、岢岚项目负责人薛世民材料供应证明，证明岢岚1136项目所用木材全部向原告采购，没有其他供应商，《供货协议》系2012年供完货后补签的，因其疏忽大意造成合同签署日期不准，并就此事于2016年向省建总公司承包部进行书面说明；6、付款审批表（复印件），证明2015年2月12日薛世民制作的项目债务资金审批表向原告支付材料款3万元，有分公司经理姜兴平、材料员、预算员签字。2015年2月13日、2013年6月2日项目债务资金支付审批表薛世民均在项目经理一栏签名；7、2017年3月1日收条，证明2017年1月3日任发亮收到岢岚基地项目与原告公司《供货协议》一份，合同日期2011年9月1日；8、任发亮户籍信息，证明任发亮的服务处所为山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9、太原市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证明，证明任发亮是被告员工；10、供货结算单，证明2012年4月16日供完货后，被告同意按64万元给原告结算；11、项目债务资金支付审批表三份（复印件），证明薛世民是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是涉案项目的负责人，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欠我公司款项；12、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9民终78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薛世民是涉案工地的项目负责人。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我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原告无权向我公司主张权利；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我公司与本案无关，原告起诉我公司主体不适格；对证据3，该份证据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供货协议中的薛世民不是我公司的员工，其签字行为不能代表我公司，而且字是否是薛世民本人签也无法核实。协议签订时间为2011年9月1日，而在合同签订当时我公司尚未中标涉案工程，所以不可能签订该协议，我方对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我公司该涉案项目负责人也不是薛世民，另有其人。我公司关于本案涉案工程中标时间为2011年9月18日，也不可能有印章。从印章内容显示是项目技术专用章，技术专用章的用途是内部处理技术业务专门使用的，并不对外，因此供货协议是不真实的。从关联性讲该份协议与我公司没有关联性，签字的也不是我公司的职工，签订的时间我公司尚未中标，更不可能刻制印章；对证据4，小票上的薛世民不是我单位职工，签字行为不能代表我公司，出库单上的签字是否是薛世民本人所签，无法核实。出库单上经手人是李跃民，不能证明出库单与原告有关系。2011年10月2日出库单在这个时间与甲方还没有签订施工合同，不可能有供货行为。出库单9张从编号上看，全部是连号，从1031981号-1031989号，而出库单时间跨度是2011年10月2日-2012年4月15日6个月时间，不可能只向一家供货，所以我方认为出库单是不真实的。正常的出库单是一式几联。出库单只能证明从本库房出库的记录，出库后的去向无法证明；对证据5，薛世民并没有出庭，是否是其出具无法核实，其并不是我公司的职工，从材料内容上看其明确写明材料是由其个人采购的，而不是我公司采购的。且薛世民承认合同是后来补签的。既然合同是补签的，签订时间应当是补签时间，而不应该是2011年9月1日，这恰恰证明供货协议是原告与薛世民个人签订；对证据6，该份证据无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7，没有我公司盖章，无法证明是任发亮本人签字；对证据1-7，被告认为，原告向薛世民供货的时候并没有签订协议，货是供给薛世民，货款是薛世民支付的，真正的合同关系是原告与薛世民之间的，供货完毕后，薛世民利用其掌管项目印章的便利将个人债务转嫁给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证据8、9，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任发亮是我单位的人，具体什么职务不清楚；对证据10，真实性无法核实，无法看出货是供到哪个工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1，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该判决中涉及的项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中标通知书，证明我公司就本案涉案工程中标时间为2011年9月18日；2、2011年10月5日我公司与甲方（63710部队）签订的协议，证明原告提供的协议和出库单均不真实。项目经理是姜兴平，而不是薛世民；3、公司的证明，证明薛世民与我公司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不是我公司的员工，其行为不代表我公司；4、劳务承包协议书，证明涉案工程总承包方为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总承包部1136号建筑项目部，劳务分包方为钮连明劳务队，在合同范围中第一项下的第13条约定，本案所涉的木材等都是在施工过程中消耗的工具，都应当由劳务队承担，我公司承包给了钮连明劳务队，与原告没有关系。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合同是补签的，薛世民出的证明可以证明；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从客观上证明有很多工程还没有签合同就开始供货了；对证据3，该证据只是被告单位单方出具的东西，根据最高院的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4，没有盖公章，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系。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1年9月18日，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中标岢岚1136#建筑物工程，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与63710部队司令部工程处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显示项目经理为姜兴平。2011年10月20日，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总承包部1136#建筑物项目部作为总承包方（甲方），与钮连明劳务队作为劳务分包方（乙方）签订《劳务承包协议书》，约定劳务分包工作中由施工队负责关于模板工程有关的所有工作。甲方代表处签名为姜兴平，乙方代表处签名为钮连明。薛世民与太原市金泉建材有限公司以补签的形式订立《供货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为原告太原市金泉建材有限公司，乙方为省建岢岚基地项目部，甲乙双方协商供货条款为：甲方为乙方提供建筑用方木、多层板、木架板，结算方式为按工程进度付款，数额由双方协商，工程主体封顶余款结清”，在甲方落款处有盖有太原市金泉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并有“李跃民”签字，在乙方落款处有“薛世民”签字，并加盖的“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总承包部1136工程项目技术专用章”，签订时间为2011年9月1日，原告与薛世民均认可该协议系双方于2012年补签的，但未明确具体签订与履行上述协议的时间。2012年4月16日，薛世民向原告出具《供货结算》一份，加盖“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总承包部1136工程项目技术专用章”，该结算单内容仅有对原告供货数量及金额的记录，未显示收货单位和应付款方。原审中，薛世民自述：其本人系被告总承包部1136#岢岚基地工程项目的材料员，与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系雇佣关系，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而且系被告总承包部1136#岢岚基地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但未向其颁发任命书。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否认薛世民上述陈述。原告表示薛世民代表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项目部向其支付了木材款513520元，有的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的，有的通过其他方式支付的，但原告未提供二被告付款的相关证据。现原告剩余木材款126666元尚未结清。另查明，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9民终78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在两份合同落款处，盖有上诉人（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技术章以及薛世民签字，结合签订合同后上诉人实际履行了合同的付款义务，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有理由相信上诉人与薛世民为一方，…关于薛世民是否为上诉人实际员工、工程是否存在转包等，均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该判决书未认定薛世民系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员工或项目负责人。2017年9月20日，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原名称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变更为现名称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院认为，原告提供《供货协议》拟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协议上载明的订立时间为“2011年9月1日”，双方均认可该协议系2012年补签，但原告未明确签订与履行上述协议的准确时间。结合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涉案项目时间为“2011年9月18日”可以看出，该协议书的实际履行时间涉及到本案基本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该协议上加盖的是“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总承包部1136工程项目技术专用章”，技术专用章在使用性质和交易习惯上，并不具有合同专用章和财务对账确认等功能，至此上述证据尚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了针对涉案项目项下的买卖合同关系。如果双方形成的合同存在瑕疵，但是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如果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仍可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未提供二被告向其履行付款义务的相关证据，而是原告自述系“薛世民代表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其支付了木材款513520元，有的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的，有的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对此原告亦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岢岚1136#项目工程的项目经理是姜兴平，薛世民自称系涉案项目部负责人，无其他证据佐证，仅凭薛世民持有“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总承包部1136工程项目技术专用章”便认定薛世民为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案项目负责人，明显证据不足，薛世民订立协议的行为无法构成表见代理。另也无证据显示薛世民系被告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故其签订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薛世民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后果应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二被告之间存在所诉合同及合同款欠付关系，还需进一步完成相应举证责任，对其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太原市金泉建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6元，由原告太原市金泉建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晋涛人民陪审员  郑文格人民陪审员  田 莉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程志民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