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民终7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采棉人纺织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东浦路18号主厂房二层。法定代表人：王锋，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克愚，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水明，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三一元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北56号二楼。法定代表人：邱贵成，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仲贵，该司员工。上诉人福建采棉人纺织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棉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三一元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2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采棉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三一元公司立即支付因未向采棉人公司提供178637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造成采棉人公司无法抵扣税费的损失303683.92元。事实和理由：1、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三一元公司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受合同是否有约定及相对方是否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影响。原审法院以讼争合同未约定且无交易习惯而判决三一元公司无需承担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依法纳税是公民和法人的法定义务，原审法院如此判决与法律原则相违背，既损害采棉人公司的合法权益，也变相鼓励了三一元公司的逃税行为。2、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法应当及时开具，而非随时可以开具，原审法院认定三一元公司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存在超过申请抵扣期限问题，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读。3、讼争合同系货物销售，根据法律规定增值税税率为17%。讼争合同交易发生在2015年，至今两年有余，三一元公司未在法定时间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采棉人公司无法抵扣税款，已经造成采棉人公司损失，该损失的责任在于三一元公司，三一元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元公司辩称，采棉人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基础。事实和理由：1、我们双方签订的《购销协议书》并没有约定三一元公司需要向采棉人公司开具发票，因为交易的该批货物属于处理货物，实际价格远远不止合同约定的1700000多元，之后为了督促采棉人公司按时付款，还给予其15%的优惠。2、即使必须开具发票给采棉人公司，那么所需的税费额也应当由采棉人公司支付。退一步讲，三一元公司作为小公司，也不可能给采棉人公司开具税率为17%的增值税发票（17%只使用于一般纳税人），三一元公司只能开具税率为3%的增值税发票，那么采棉人公司的损失也只有53591.28元。3、采棉人公司主张的损失也是纯属捏造，采棉人公司并没有把涉案货物按正常程序入仓销售，并没有造成损失，其要求支付损失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综上，请求驳回采棉人公司的诉讼请求。采棉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三一元公司立即支付因未提供178637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采棉人公司无法抵扣税费损失的303683.9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采棉人公司提交的由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闽0203民初5531号民事判决书反映，三一元公司曾于2016年4月8日向该院起诉要求采棉人公司支付货款336376元及利息损失。该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如下：采棉人公司、三一元公司于2015年1月5日签订购销协议书，约定采棉人公司向三一元公司采购花雨伞品牌男女款袜一批，总货款1786376元，采棉人公司已确认收完货物。采棉人公司应在2015年1月出货前支付货款300000元，2015年5月30日前支付500000元，余款在2015年9月30日前结清；如采棉人公司按时支付货款，则三一元公司让利15%给采棉人公司，让利在最后一批货款中扣除，否则采棉人公司须向三一元公司全额支付货款。合同签订后，采棉人公司于2015年1月4日至2016年2月4日期间共计向三一元公司支付1490000元，其中于2016年1月27日向三一元公司支付40000元。该民事判决判令采棉人公司向三一元公司支付货款336376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采棉人公司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5日的购销协议书（复印件）反映，甲方为三一元公司，乙方为采棉人公司，落款的甲、乙方处分别盖有三一元公司、采棉人公司的公章。该协议的约定与（2016）闽0203民初5531号民事判决认定内容一致。采棉人公司述称，其在本案的诉讼主张是违约之诉；协议书约定让利15%是税点，双方想节省17%增值税；如三一元公司让利15%，采棉人公司无需三一元公司提供发票；协议虽然未约定三一元公司出具发票的时间，但根据法律规定出卖人应当向买受人出具增值税发票，三一元公司应在交付货物同时出具发票；即使采棉人公司未足额支付全部货款，三一元公司也应以支付及未支付部分出具相应发票；合同现已履行完毕，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抵扣期限（抵扣税费应持有发票与协议书，合同约定在2015年9月30日前支付完货款，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通知规定应在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180天内办理抵扣税费手续，而三一元公司在2015年5月30日前已履行完毕主合同义务，可以推算现已超过抵扣期），三一元公司尚未提供发票，造成采棉人公司损失；（2016）闽0203民初5531号案件现在处于强制执行阶段，但未支付完毕；即使三一元公司现在出具发票，也已无法抵扣，故要求三一元公司赔偿损失；采棉人公司主张的损失金额根据法律规定的税率17%计算。采棉人公司庭后补交的代理词称，其向三一元公司主张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时间最早追溯至2015年5月30日。对采棉人公司主张的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双方履行合同的相关情况等事实，采棉人公司已提交（2016）闽0203民初5531号民事判决书及购销协议书（复印件）为证。虽然购销协议书为复印件，但其反映的内容与（2016）闽0203民初55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一致。故在三一元公司未到庭提出相反的抗辩意见（书面答辩状亦未提出相反的抗辩意见），且采棉人公司当庭保证所作陈述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并保证不存在虚假诉讼或有损第三人利益之情形的情况下，一审经审查后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选择违约或侵权诉由提起民事诉讼。采棉人公司作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明确以违约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中，采棉人公司以三一元公司未出具发票造成其无法抵扣税费的损失为由要求三一元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关于“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关于“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规定，出卖人应根据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出具发票，但是本案合同双方并未就三一元公司开具发票的相关事宜及发票的交付事宜进行约定，且采棉人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根据交易习惯三一元公司应在采棉人公司支付货款时出具发票；同时，三一元公司已交付全部货物，而采棉人公司未依约支付全部货款，且在（2016）闽0203民初5531号民事判决判令采棉人公司向三一元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后至本案庭审时，采棉人公司亦未将剩余货款支付完毕，故采棉人公司主张本案合同已履行完毕无理，一审不予采纳。因此，采棉人公司主张三一元公司未向其出具发票构成违约缺乏充足的理据，不能成立。另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规定，申报抵扣税费的期限应自三一元公司开具发票之日起计算，现三一元公司未开具发票，不存在超过申报抵扣期限的问题，故采棉人公司主张因超过申报期限导致无法抵扣税费造成损失，缺乏充足的理据，一审不予认定。综上所述，采棉人公司以三一元公司未开具发票构成违约并造成其损失为由诉讼请求三一元公司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三一元公司经一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采棉人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56元，诉讼保全费2038.41元，合计7894.41元，由采棉人公司负担（已付）。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现针对采棉人公司的上诉意见以及三一元公司的答辩评析如下：关于三一元公司是否应向采棉人公司支付因未提供178637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采棉人公司无法抵扣税费损失303683.92元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根据上述规定，除了标的物的仓单、提单这些用于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外，现实生活中关于买卖的标的物，还有其他一些单证和资料。对于这些单证和资料，如果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出卖人交付的义务或者是按照交易的习惯，出卖人应当交付，则出卖人就有义务在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以外，向买受人交付这些单证和资料。本案合同双方并未就三一元公司开具发票的相关事宜及发票的交付事宜进行约定，且采棉人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根据交易习惯三一元公司应在采棉人公司支付货款时交付发票，故根据约定或交易习惯，三一元公司均无义务向采棉人公司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发生应税销售行为，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根据上述规定，在本案中，三一元公司已经向采棉人公司交付了全部货物，而采棉人公司未依约支付全部货款，且在（2016）闽0203民初5531号民事判决判令采棉人公司向三一元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后至今，采棉人公司亦未将剩余货款支付完毕，即三一元公司尚未收讫销售款项，故采棉人公司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采棉人公司主张，因三一元公司未提供178637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其无法抵扣税费损失为303683.92元，对此，采棉人公司理应提供其损失为303683.92元的相关证据，但采棉人公司仅仅按照销售额1786376元和征收税率17%计算出应纳税额的简易办法作为其损失金额，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三一元公司应按小规模纳税人还是一般纳税人纳税、应适用何种税率计算、是否抵扣以及抵扣的金额等，也未提交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损失的客观存在以及损失的具体数额，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三一元公司是否应当开具、能否开具、何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按何标准确定增值税税率等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畴。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综上，上诉人采棉人公司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56元，由上诉人福建采棉人纺织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以劲审判员  葛贻环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孙静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