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初286号 原告：罗茂良，男，1966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忠铭，男，196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与罗茂良系表兄弟关系，系仁寿县文林镇火箭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竞，四川铁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崇明，男，195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游佳，四川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茂良与被告李崇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茂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忠铭、张竞，被告李崇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游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茂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罗茂良、李崇明于2017年1月21日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2.由李崇明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23日李崇明采取欺诈手段获取罗茂良手写的借条后，李崇明未按借条载明数额出借4300万元给罗茂良，李崇明以要求罗茂良履行还款为由，采取雇佣他人跟踪、辱骂、威胁等手段，胁迫罗茂良于2017年1月21日同李崇明签订债务抵偿协议，用以抵扣罗茂良在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享有的应收债权4000万元。李崇明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违背罗茂良的真实意思表示，严重损害了罗茂良的合法权益，罗茂良遂诉至本院。 被告李崇明辩称，2012年－2015年李崇明通过银行转款及现金的方式向罗茂良出借款项，2016年8月23日因罗茂良投资的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整体转让，罗茂良可分得7000多万元的转让款，罗茂良、郭勇及李崇明一同协商还款事宜，形成了会议纪要，罗茂良提出还款方式为向李崇明和郭勇共计偿还7000万元，李崇明为尽快收到借款表示同意，但郭勇想继续收取利息，故郭勇跟李崇明就对罗茂良的借款进行了分割，罗茂良向郭勇出具2000多万元的借条继续还本付息，向李崇明出具借条4300万元，2017年1月21日罗茂良、李崇明双方签订了债务抵偿协议，确认罗茂良欠付李崇明4300万元，从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的应收款中抵偿，并且李崇明将之前所有的借条原件退还给罗茂良。从2016年8月－2017年1月罗茂良、李崇明双方就还款事项还款金额进行对账确认，李崇明从未对罗茂良欺诈胁迫，如罗茂良所称若巨额的借条和协议是在被欺诈胁迫下签订的，那么其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不报警明显与常理不符，请求法院驳回罗茂良的诉讼请求。 原告罗茂良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债务抵偿协议》，拟证明双方于2017年1月21日达成了债务抵偿协议；2.银行转款回执单7份（复印件），拟证明罗茂良与李光华存在借贷关系，借款2530万元本金，实际罗茂良已经归还47435758元，按照千分之三年利率计息，法律支持的利率最高为2979648元，扣除本金，罗茂良向李光华多支付了4825418元；3.证人唐某、徐某、郭某、范某的证言，拟证明郭勇、李崇明以罗茂良未还款为由采用跟踪、恐吓的手段迫使罗茂良书写了4300万元的借条并于2017年1月21日形成了《债务抵偿协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李崇明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该抵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证据2全部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罗茂良提交的利息清单与转款凭证不一致，不认可其陈述的款项金额，李崇明委托李光华支付借款，同时也通过李光华的账户收取罗茂良支付的利息；对四位证人的证言，罗茂良未在举证期内申请证人出庭，从证人出庭作证可以得知李崇明的钱是委托李光华转款的，整个债务抵偿协议的形成过程是经多次协商并在公共场所最终签订的，证人提到王勇（音）跟随威胁罗茂良，但所有证人均不能确定王勇（音）的身份，证人也未陈述王勇对罗茂良进行过胁迫，更无法证明王勇（音）与李崇明的关系，证人陈述有人跟踪罗茂良的情况均是事后通过罗茂良而得知的。因此，所有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债务抵偿协议是因胁迫而形成的。本院认为，《债务抵偿协议》能够证明双方于2017年1月21日达成了债务抵偿协议；对银行转款回执单7份，因均系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李崇明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四位证人作出的证言，四位证人均陈述是事后从罗茂良处得知王勇（音）、陈建超（音）是因罗茂良与李崇明之间的债务问题而尾随、胁迫罗茂良，但罗茂良并无证据证明王勇（音）、陈建超（音）的身份以及该二人与李崇明之间的关系，故四位证人的证言均不能达到罗茂良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李崇明围绕答辩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2015年9月27日罗茂良向李崇明出具的借条（复印件），李崇明出借给罗茂良的款项中除银行转款4300余万元外还有3430万元是现金交付的，而在签订《债务抵偿协议》时李崇明将此借条的原件退还给了罗茂良；2.会议纪要，系罗茂良、李崇明等五人就罗茂良还款方案协商并作出的纪要；3.《债务抵偿协议》，罗茂良与李崇明自愿达成用内江“衡达•莱茵国际”应收款偿还李崇明借款的约定，之前所有借条退还罗茂良并作废。第一组证据拟证明《债务抵偿协议》是基于之前罗茂良向李崇明借款的事实以及罗茂良提出还款方案后双方自愿达成了《债务抵偿协议》。第二组证据：1.承诺书，钟建军作为内江“衡达•莱茵国际”的收购方根据罗茂良指示将其应支付给罗茂良的股权收购款支付给李崇明，并作出付款承诺书；2.律师函，四川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罗茂良发出的律师函载明股权应收款已经转让4000万元给李崇明；3.“关于罗茂良与郭勇有关事情的情况汇报”，罗茂良在该汇报中明确截止2016年7月21日尚欠李崇明4000万元。第二组证据拟证明罗茂良通知钟建军向李崇明履行还款义务，佐证《债务抵偿协议》的签订不存在欺诈、胁迫。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罗茂良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系有人长时间跟踪尾随罗茂良，迫使罗茂良出具的借条，该借条上载明的金额并未实际发生；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该内容只反映出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整体转让分给罗茂良7300多万元，但并不能证明李崇明对罗茂良享有债权；证据3只能证明双方诉争的法律关系存在，但不能证明罗茂良与李崇明存在基础的民间借贷关系。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该承诺仅是钟建军承诺同意从罗茂良7300万元中代为支付李崇明相关款项，但不能证明罗茂良与李崇明之间存在基础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无送达回执，罗茂良从未委托过任何人借款；证据3虽然是罗茂良的签字但该情况汇报是向“李总”作出的，“李总”不是指李崇明。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系复印件，且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乏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因罗茂良认可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会议纪要能够反映出李崇明、罗茂良、郭勇等五人协商一致，罗茂良确认就其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整体转让所获款项在2016年8月30日前作出付款明细交五方同意，但该会议纪要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罗茂良与李崇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债务抵偿协议》中约定了罗茂良向李崇明出具的4300万元借条或欠条作废，李崇明将该4300万元的借条原件退还给罗茂良的内容，若案涉《债务抵偿协议》合法有效则能够达到李崇明的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因罗茂良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承诺书仅能佐证罗茂良承建的内江“衡达•莱茵国际”整体转让给钟建军，但不能单独并直接证明罗茂良与李崇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必然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因该律师函既无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盖章确认，又无向罗茂良送达签收的相关材料，不能证明该律师函中载明的事实被罗茂良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虽然罗茂良认可该情况汇报中落款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情况汇报中的内容并主张汇报材料中所称“李总”并非本案被告李崇明，本院认为，情况汇报不能证明罗茂良认可其欠李崇明4000万元，不能达到被告李崇明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1月21日，李崇明（甲方）作为出借方与罗茂良（乙方）作为借款方签订了一份《债务抵偿协议》，协议约定：“1.2012年11月21日，乙方与四川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郭勇共同出资开发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因乙方资金需要，委托郭勇向甲方借款4300万元。2.根据2016年8月23日四川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钟建军（身份证号码：5111211967××××××××）同志签订的《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整体转让协议》之约定，乙方在内江“衡达•莱茵国际”享有应收债权7310万元（柒仟叁佰壹拾万元整）。现因为乙方经营困难，经双方同意，乙方以其在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中的应收债权抵偿甲方借款本息等所有债务，协议如下：1.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以其在《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整体转让协议》中的应收债权4000万元（大写：肆仟万元整）抵偿甲方借款4300万元。2.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向甲方出具的4300万元借条或欠条作废，甲方将该4300万元的借条原件退还给乙方。3.四川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名义上的开发主体，有责任监督本协议的有效履行，该协议签订后作为《内江“衡达•莱茵国际”项目整体转让协议》附件，共同执行。4.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四川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各持一份，经甲乙双方及见证人签章后生效。甲方：李崇明，乙方：罗茂良，签订时间：2017年1月21日”。 本院查明以上事实，有罗茂良、李崇明身份证信息、《债务抵偿协议》、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罗茂良是否有权对案涉《债务抵偿协议》行使撤销权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原告罗茂良在庭审陈述诉讼请求时明确主张行使撤销权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该条规定，要构成可得撤销的受胁迫行为，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须有胁迫行为；二是须有胁迫故意；三是胁迫须为非法；四是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原告罗茂良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李崇明对罗茂良实施过胁迫行为，也未举证证明李崇明存在胁迫故意和非法行为使罗茂良陷于恐惧并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罗茂良主张因受胁迫要求对案涉《债务抵偿协议》行使撤销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罗茂良在庭审法庭辩论阶段又主张《债务抵偿协议》显失公平，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之规定，要构成本条所规定的因乘人之危等导致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之行为；二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牟取不正当利益之故意；三是民事法律行为之作出是利用危困或弱势之行为的结果；四是该民事法律行为于成立之时显失公平。本案中，原告罗茂良主张其处于危困的证据为“关于罗茂良与郭勇有关事情的情况汇报”，但罗茂良对该份情况汇报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该情况汇报是向李崇明所作的汇报，且该情况汇报并不足以证明罗茂良在与李崇明签订案涉《债务抵偿协议》时罗茂良处于危困，因此，罗茂良主张因显失公平要求对案涉《债务抵偿协议》行使撤销权的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二、三项、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茂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罗茂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至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陶田源 审 判 员  莫 雪 人民陪审员  胡 荣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梦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