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终4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宁玉，男，1973年8月27日生，汉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威，威宁县法律中心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志玲，女，1976年8月18日生，彝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羊街镇供销合作社，住所威宁县羊街镇。法定代表人：刘荣志，系供销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远丹，贵州正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严子龙，男，1982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佳虎，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蒋梅，女，1988年2月24日生，汉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上诉人马宁玉、文志玲因与被上诉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羊街镇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供销社），原审被告严子龙、蒋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4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马宁玉、文志玲的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和予以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查明：“2016年6月5日，被告严子龙向原告供销社的股金服务部提出借款申请，后严子龙填写了《威宁羊街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股金调剂使用申请书》，该书载明，被告严子龙因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足向该服务部申请调剂股金20万元，期限为2个月。被告严子龙在该申请书上签字捺印，被告马宁玉以担保人的名义在该申请书中签字并捺印。原告供销社也在该申请书上加盖了供销社的印章并由负责人刘荣志签字且注明同意。当日，原告作为出借方（简称甲方），被告严子龙作为借入方（简称乙方），马宁玉作为担保方（简称丙方）签订了《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合同书》。”在本案中上诉人马宁玉仅是担保而已，并担保期限为2个月。《威宁羊街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股金调剂使用申请书》上可以清楚看出，上诉人马宁玉不是本案的直接借款人，只是作为担保人而已，而上诉人文志玲在本案中根本没有作出任何担保，故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同时，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0月5日，因被告仍在延展还款期限内偿还原告借款，原告与被告严子龙协商后又签订《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展期协议》约定延展还款期限至2017年4月5日，被告马宁玉、蒋梅以担保人的名义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2017年7月23日原告向被告严子龙出具了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严子龙在该通知书上以借款人的名义签字捺印。由于被告严子龙未按与原告约定的还款期限偿还借款，原告于2017年7月将被告严子龙与被告文志玲用于合伙修建公路的贵Ａ×××××汽车扣押，并强行从被告严子龙处开走。”足以证明该车辆不是上诉人自愿用于担保抵押。一审法院另依法查明：“2017年9月11日，文志玲（乙方）与原告（甲方）协商达成书面《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现甲方把文志玲购房合同交给乙方，乙方把贵Ａ×××××Z载货重型汽车手续交给甲方，乙方在九月底前来取车，在9月30日（协议上载民的是9月31日应为笔误）前甲方不能把此车专卖给其他人，乙方在2017年9月30日不取此车，甲方有权转买此车。2017年10月26日，被告文志玲从原告处将贵Ｆ×××××汽车开走，后被告严子龙又从被告文志玲所聘请的驾驶员手中将该车辆强行开走，后被告文志玲向赫章县公安局报案称其汽车被被告抢走，赫章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即设卡对严子龙进行拦截，并将车辆一直扣押至今。”在本案中，该车辆是被告严子龙于2017年10月9日已偿还供销社借款后，供销社将该车辆交给被告严子龙后，上诉人文志玲从被告严子龙手中开走的，当时还向威宁羊街派出所报警，上诉人文志玲根本没有从供销社将其自己的车辆开走。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马宁玉和上诉人文志玲连带偿还原告供销合作社借款20万元，上诉人认为该判决显然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另，上诉人马宁玉补充上诉理由，一、被上诉人隐瞒事实真相，有伪造证据的嫌疑，且一审开庭过程中负有提供全部有效证据的举证责任，未真正做好举证责任，导致一审判决错误。二、申请对2016年6月5日、2016年8月5日、2016年10月5日放款协议书上马宁玉字迹进行鉴定。三、一审被告蒋梅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作答辩，从而导致一审没有查明真正的担保人。上诉人文志玲补充上诉理由，一、上诉人不是本案的借贷人，也不是担保人，上诉人文志玲不应当承担责任。二、因本案与上诉人文志玲无关联，至于严子龙与上诉人文志玲有合伙做生意的关系，但不是本案审理范围。三、被上诉人有伪造证据的事实，在2017年8月24日上诉人文志玲与严子龙协议书的内容中，被上诉人伪造了事实的真相，在协议书最后面，擅自伪造加上了一句贵Ａ×××××抵押给被上诉人（由他们转卖），从而证实了被上诉人不但伪造证据，反而与严子龙串通，故意欺骗法院，导致一审判决错误。被上诉人供销社答辩称，针对马宁玉上诉请求进行答辩，一、虽然说是马宁玉不是该案直接借款人，但是作为担保人，作为连带担保，应该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本案担保期限为2年，未过担保期限；三、律师代理费是在借款时约定的，应当承担。原审被告严子龙答辩称，一、该笔借款是打在上诉人文志玲账户上，属于合伙共同债务；二、一审中，已提交二上诉人与一审被告严子龙所签订的协议书和清单两份，可以看出二上诉人与严子龙向被上诉人借款20万元，用马宁玉工资作抵押，并自愿用贵Ａ×××××汽车作抵押，并且还同意被上诉人转卖该车作还款，该车属于合伙共同财产，现在该汽车已经被威宁县人民法院裁定财产保全，现在该车被扣押在威宁县人民法院；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蒋梅未答辩。被上诉人供销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四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利息及罚息计算至2017年11月30日为8056元，利随本清，并承担原告为此诉讼支付了律师费20000元、诉讼费2360元。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6月5日，被告严子龙向原告供销社的股金服务部提出借款申请，后严子龙填写了《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股金调剂使用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被告严子龙因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足向该服务部申请调剂股金20万元，期限为2个月。被告严子龙在该申请书上签字并捺印，被告马宁玉以担保人名义在该申请书中签字并捺印。原告供销社也在该申请书上加盖了供销社的印章，并由负责人刘荣志签字且注明同意。当日，原告作为出借方（简称甲方），被告严子龙作为借入方（简称乙方），马宁玉作为担保方（简称丙方）签订了《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合同书》。合同约定，出借方根据借入方申请为借入方调剂股金金额贰拾万（20万元），股金有偿占用费率为1.89‰，调剂时间为2个月（2016年6月5日至2016年8月5日）。合同第六条约定违约责任：乙方不按约定时间还清本金时，甲方有权折价处理乙方（或者丙方）抵押物资，并按本金金额每日0.01%的标准加收逾期占用费用，（合计逾期月利率18‰）。合同第七条约定：“担保方责任：若乙方到期不偿还甲方本金和占用费时，担保方应承担全额偿还责任，担保时效是全部还清本金及占用费为止，本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合同还约定了其他违约责任等事项。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向被告严子龙支付了借款20万元。同时查明，在原告与被告严子龙签订合同当日，被告严子龙向原告出具了《还款承诺书》。载明债务人严子龙于2016年6月5日向原告借款2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2016年8月5日。本人郑重承诺于2016年8月5日前偿还所有借款及占用费。被告马宁玉也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了工资担保承诺书。承诺如不能按时归还原告的借款本金及资金占用费，自愿用所有的工资收入偿还所欠贷款及资金占用费。2016年8月5日，被告严子龙因资金周转困难未能按照之前与原告协商的还款时间偿还借款，原告与被告严子龙、马宁玉协商一致后，签订了《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展期协议书》。约定还款时间展期至2016年9月4日。原告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印章，并由负责人签字。被告严子龙以借入方名义签字捺印，被告马宁玉以担保方名义在协议上签字捺印。2016年10月5日，因被告仍未在延展还款期限内偿还原告借款，原告与被告严子龙协商后双方再次签订《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展期协议书》，约定延展还款期限至2017年4月5日。被告马宁玉、蒋梅以担保人名义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2017年7月23日，原告向被告严子龙出具了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严子龙在该通知书上以借款人名义签字并捺印。由于被告严子龙未按与原告约定的还款期限偿还借款，原告于2017年7月将被告严子龙与被告文志玲用于合伙修建公路的贵Ａ×××××汽车扣押，并强行从被告严子龙处开走。2017年8月24日，因被告等人仍未按约向原告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被告严子龙、文志玲、马宁玉经过协商后达成一份《协议书》。其中严子龙作为协议甲方，文志玲作为协议乙方，马宁玉作为协议丙方。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甲乙双方于2015年2月份开始合伙做生意，现于2017年8月24日协商不再合伙做生意，双方清算所有账目（包含收入、支出、外账等各类账目），以附件两张清单为准。甲乙双方合伙时所欠外账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共同偿还，以前甲乙合伙财产及收入双方平均分。甲方在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欠有贷款贰拾万元整（200000.00），由丙方马宁玉担保并提供工资抵押。现甲乙双方自愿用贵Ａ×××××（车辆识别代码为LZFF25R48DD526962，发动机号为1613W733075，登记车主为文志玲）红岩金刚运输车作贷款抵押，并且贵Ａ×××××汽车相关证件交由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现甲乙双方同意由羊街镇供销合作社社员股金服务部转卖贵Ａ×××××红岩金刚运输车来偿还所欠贷款，且自愿协助办理贵Ａ×××××转让所需的相关手续。相关手续办理清楚后甲乙双方互不干扰”。2017年9月11日，文志玲（乙方）与原告（甲方）协商达成书面《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现甲方把文志玲购房合同交给乙方，乙方把贵Ａ×××××载货重型汽车手续交给甲方，乙方在九月底前来取车，在2017年9月30日（协议上载明的是9月31日应为笔误）前甲方不能把此车专卖给其他人，乙方在2017年9月30日前不取此车，甲方有权转卖此车。2017年10月26日，被告文志玲从原告处将贵Ａ×××××汽车开走后，被告严子龙又从文志玲所聘请的驾驶员手中将该车强行开走，后被告文志玲向贵州省赫章县公安机关报案称其汽车被被告严子龙抢走，赫章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即设卡对严子龙进行拦截，并将该车一直扣押至今。另查明，被告严子龙与被告文志玲于2015年年初开始合伙承包修建威宁县羊街镇群沟到交河的乡村公路建设工程。一审法院归纳的一审争议焦点：被告严子龙与被告文志玲之间是否形成个人合伙关系，对本案借款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马宁玉对原告与被告严子龙之间的借款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蒋梅对原告与被告严子龙之间的借款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使用。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在合伙期间对外所负合伙债务由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合伙人清偿合伙债务后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数额的，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本案中，被告严子龙与被告文志玲在合伙初期并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但从双方于2017年8月24日订立的《协议书》来看，可以认定该协议系双方终止合伙关系的协议书，当然也能够据此评价在此之前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个人合伙关系。因此被告严子龙向原告所借20万元，用于双方合伙承揽修建威宁县羊街镇群沟至交河乡村公路的建设工程，属合伙债务，应由合伙人共同偿还。由于双方在合伙期间并未约定或未明确约定对合伙期间所负合伙债务的偿还方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应由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请求被告文志玲连带偿还借款2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用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在原告与被告严子龙订立借款合同时明确约定被告马宁玉为保证人（属担保人中的保证人），且明确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由于原告与被告严子龙之间订立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间为两个月，而对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约定为：“若乙方到期不偿还甲方本金和占用费时，担保方应承担全额偿还责任，担保时效是全部还清本金及占用费为止，本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虽然双方在缔约时采用了担保时效的概念，但从其字面含义本身进行考量，担保时效为担保的时间效力，即为担保中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因此被告马宁玉在本案中对债权人供销社所承担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即从双方首次约定还款时间届满日（2016年8月5日）的次日起两年内。而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10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尚不足两年，因此被告马宁玉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原告与被告严子龙、马宁玉在订立借款合同时未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六个月内。由于在被告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对被告的还款期间进行了两次展期，而每次展期被告马宁玉均以保证人名义（担保人）签字捺印，因此对其每次在展期协议上的签字捺印行为可分别评价为仍然从属于原告供销社与被告严子龙之间借贷关系重新设立的新的保证合同。此外，三被告于2017年8月24日达成的《协议书》，被告马宁玉仍然以保证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原告对该协议也予以知晓并将马宁玉的工资卡实际扣押，因此被告马宁玉的担保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担保合同有效，不当然认定原告对贵Ａ×××××汽车取得担保物权）。即便保证责任从三方签字当日（8月24日）起计算至原告起诉时止仍不足六个月。因此，原告请求被告马宁玉承担保证责任也未超过保证期间，被告马宁玉以超过保证期间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辩解理由同样不成立。故原告请求被告马宁玉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被告蒋梅并未在原告与被告严子龙订立的借款合同中以担保人名义签字捺印，而是在双方于2016年10月5日签订的展期协议书中以担保人名义签字捺印，而展期协议并未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原告与被告严子龙订立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间按上述对被告马宁玉承担保证责任的论证推定为两年，应当仅对在该协议订立时构成担保责任的保证人马宁玉产生法律效力，对未在借款合同中以担保人名义签字的被告蒋梅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告蒋梅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原告与被告严子龙签订第二次展期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2017年4月5日）的六个月内，即被告蒋梅对借款合同所承担的保证期间为2017年4月6日至2017年10月6日。而原告于2017年10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蒋梅承担保证责任，已超过上述保证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蒋梅承担保证责任已超过保证期间，其保证责任免除。故原告请求被告蒋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严子龙、马宁玉、文志玲在2017年8月24日达成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对原告所负借款20万元，用贵Ａ×××××汽车抵押给原告，由原告自行转卖以冲抵借款债务。由于在三被告签订《协议书》之前，原告已将该车强行扣押，以此来要求被告偿还借款。虽然三被告在协议书中约定将该车抵押给原告，但由于原告并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认可，嗣后双方又未达成补充协议。此外，按三被告达成的《协议书》载明的内容本身及客观实施行为来看，三被告其本意是为原告设立质押权而非抵押权，但由于原告既未与三被告订立书面的抵押合同也未订立书面的质押合同，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抵押权和质押权的设立，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因此，本案中原告对贵Ａ×××××汽车不享有抵押权或质押权。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2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与被告严子龙订立的借款合同中并未约定被告逾期不偿还借款，应当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等合同内容，而是在借款合同之外被告严子龙单方面向原告作出的还款承诺书中载明严子龙自愿承担原告为主张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等损失。由于该部分费用系严子龙单方向原告作出的书面承诺，未体现合伙人文志玲的意思，且担保人马宁玉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担保责任范围为借款本金和资金占用费用，未约定律师代理费等其他损失费用。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文志玲、马宁玉对该部分损失承担连带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该部分费用系被告严子龙单方允诺，属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由被告严子龙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和效力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协议，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故原告请求被告严子龙、被告文志玲、马宁玉承担连带偿还借款20万元本金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及逾期利息计算至本案作出裁判时（2017年11月20日）分别计算为：资金占用费200000元×18.9‰×17.5个月（2016年6月5日至2017年11月20日）=6615元，逾期还款利息计算为：200000元×18‰×7.5个月（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11月20日）=2700元，合计9315元，原告实际请求金额为8056元，未超出双方约定计算标准范围，以原告实际请求的8056元为准。而原告请求被告蒋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严子龙、马宁玉、文志玲连带偿还原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羊街镇供销合作社借款本金200000元，资金占用费及逾期利息8056元，合计208056元；二、由被告严子龙给付原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羊街镇供销合作社律师代理费20000元。上述一、二项给付义务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原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羊街镇供销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被告严子龙、马宁玉、文志玲共同负担。二审期间，文志玲提交的新的证据：2017年8月24日协议书一份。证明：供销社擅自在后面添加一句话，贵Ａ×××××抵押给原告，供销社擅自伪造，其与严子龙恶意串通，本案与我无关。被上诉人供销社质证认为，该协议内容为严子龙与文志玲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伪造。上诉人马宁玉质证认为无意见。原审被告严子龙质证认为，是经过合伙双方商量之后由严子龙与被上诉人添加上去。原审被告蒋梅经依法通知，未到庭质证。二审中，马宁玉对一审中的证据补充质证称，一、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社员调剂使用合同。1、签订合同时间2016年6月5日。2、签订合同的两方为：甲方借出方（威宁羊街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部）乙方借入方：严子龙。3、甲方借给乙方20万元占用其率为1.89%，借款期限为2个月。4、担保方期限为从2016年6月5日至2016年8月5日，为此，马宁玉并用工资作担保，此次借款的经办人即是羊街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的借贷和收回资金的主要业务许少寅。二、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展期协议书。1、合同编号：1606004号。2、甲方（出借方）威宁羊街供销社合作社员股金服务部，乙方（借入方）严子龙，签订日期：2016年8月，是因严子龙资金不足又调剂资金20万，约定利息为19.8%，3、抵押人和担保处签有马宁玉的名字，而马宁玉对展期调剂股金20万和利息不知情，且不是马宁玉作担保，从而能推定威宁羊街供销社社员股金部对证据有伪造行为。三、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展期协议。1、借款合同编号1606004号，甲方（借出方）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乙方（借入方）严子龙，丙方（抵押人或担保人有马宁玉签字），因乙方（严子龙）做生意资金不到位而借款。2、约定利息为1.98%，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5日，抵押人处或担保人处签有马宁玉和蒋梅（系严子龙的妻子）的名字，且蒋梅在自己的名字捺印认可，而马宁玉对此笔借款不知情，也没有签订认可作担保，从而证明了担保人是蒋梅，不是马宁玉。四、严子龙与文志玲签订的协议书。1签订时间：2017年8月24日，是在借款之后，且时间差距近1年，不符合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本案担保依据，且贵Ａ×××××不能作为抵押，且程序不合法。五、在2017年10月10日马宁玉与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负责对该社资金收回与借贷的主要业务员许少演的通话录音。该笔款项严子龙已经赔偿，只是未办理手续。原因是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与严子龙恶意窜通，故意骗取马宁玉的资金和欺骗人民法院，应得不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对证据一、二、三综合来分析本案，马宁玉为严子龙在2016年6月5日至2016年8月5日威宁羊街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社员调剂使用资金贷款20万元，担保期限2016年8月5日终止；借款合同编号为160600号和1606004号，均为不同贷款；从证据一和证据二、三来作比较，在证据一上来看，马宁玉在担保方(丙方)处签字各捺印，从证据二、三上来看虽然在丙方（担保人或抵担保人）处签有马宁玉的名字，首先字迹不同，且马宁玉没有按手印即认作担保，从而能够证实马宁玉从2016年8月5日终止为他的担保责任，也明显是威宁羊街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对证据有伪造的嫌疑。从证据三上来看，抵押人或担保人处签有马宁玉和蒋梅的名字，而蒋梅在自己的名字按手印认可对此贷款作担保，从而证明了马宁玉已经终止为担保责任，真正的担保人是蒋梅。被上诉人供销社对马宁玉补充质证意见作补充意见称，供销社在一审中提供全部证据材料是真实有效的，并非伪造。原审被告严子龙对马宁玉补充的质证意见与一审质证意见一致。本院针对上诉人文志玲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该证据被上诉人供销社并未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故上诉人出示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对一审查明的各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有争议的具体部分，本院将在之后阐述本院裁判理由部分具体指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马宁玉、文志玲应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围绕该焦点就各方当事人二审中争议的事实及理由评判如下：就马宁玉提出其担保期限仅为2个月的理由，本院认为，债务履行期间与保证期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主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后者是保证责任存续的期间，《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合同书》第七条约定：“担保方责任：若乙方到期不偿还甲方本金和占用费时，担保方应承担全额偿还责任，担保时效是全部还清本金及占用费为止，本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保证期间应当确定自《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合同书》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即2016年8月5日起2年，供销社在2017年起诉主张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故上诉人马宁玉的前述理由不能成立。就马宁玉主张展期协议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的事实，本院认为，经查，两份展期协议上担保人签字为“马林玉”，其与上诉人马宁玉名字明显不符，若是马宁玉本人所签，有悖常理，故不能认定两份展期协议系上诉人马宁玉所签，一审关于两份展期协议系马宁玉所签的认定，本院予以撤销，基于此，马宁玉提出的对该两份协议进行鉴定申请已无必要，本院不再准许。但是，马宁玉基于《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合同书》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理由同上一部分，不再赘述）。就上诉人马宁玉和文志玲主张的车辆是否是上诉人自愿用于担保抵押，车辆是谁交给供销社以及车辆系谁开走的问题。本院认为，这与二上诉人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关联性，不能成为上诉人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就上诉人文志玲认为其不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与上诉人文志玲无关联，至于严子龙与上诉人文志玲有合伙做生意的关系，但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的理由。本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所为合伙债务，是指合伙人以合伙字号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名义在与第三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中所承担的债务。本案中，严子龙是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全体合伙人的名义和供销社签订《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合同书》，供销社也无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合同时是基于严子龙能够代表全体合伙人而与之签订合同，且供销社在二审调查期间也表示其本意是和严子龙发生借款关系，据此，《威宁县羊街镇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部社员调剂使用股金合同书》所产生的债务不能认定为合伙债务，一审以合伙债务为由判决文志玲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文志玲的前述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持，即被上诉人供销社向文志玲主张偿还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至于严子龙将借款是否用于其和文志玲之间的合伙事务以及严子龙和文志玲之间是否应就借款进行分担的问题，属于文志玲和严子龙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应由双方另行处理，本院不作评判。就上诉人马宁玉和文志玲主张涉案借款严子龙已经归还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唯一的依据就是马宁玉与许少寅的通话录音，上诉人无其他证据佐证这一事实，单凭该录音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理由是：日常生活中，在一方未明确表明通话目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通话通常带有随意性，这与双方在明知双方之间的通话将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审慎言论不同，前者之所以具有随意性，系因通话一方并没有要向另一方作出具有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的考量。本案中，从通话录音内容看，上诉人并未直接表达其和许少寅通话是为了核实涉案借款是否归还的事实，而从许少寅一方的通话内容看，许少寅也不是正式的向上诉人马宁玉确认涉案借款归还情况。故前述证据为孤证的情况下，证明力弱，不足以使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项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规定的可以确认该事实存在的程度，因此，对上诉人主张的前述事实不予确认。综上，上诉人马宁玉的上诉理由不足以支持其上诉请求，一审判决马宁玉承担的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文志玲关于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的理由成立，一审判决其承担责任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48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48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被告严子龙、马宁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连带偿还原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羊街镇供销合作社借款本金200000元，资金占用费及逾期利息8056元，合计208056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原审被告严子龙、上诉人马宁玉共同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720元由被上诉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羊街镇供销合作社承担2360元，上诉人马宁玉承担23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雄审判员 张 晶审判员 徐 洪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