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72民初1259号 原告：蒋春生，男，1956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梦娅，浙江腾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曾福盛，男，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海莺，福建顺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冰冰，福建顺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泉州市惠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惠安县东园镇垵头村。 法定代表人：黄莲珠。 第三人：福建省泉州顺达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惠安县东园镇后港垵头村。 法定代表人：陈跃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坚，该司副总经理。 原告蒋春生诉被告曾福盛、第三人泉州市惠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海公司）、第三人福建省泉州顺达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船舶工程场地租用欠款代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受理。2017年12月15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蒋春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梦娅，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海莺，第三人顺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坚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惠海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春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曾福盛向原告支付船台租赁费及相关费用共计2792310元（人民币，下同）及逾期利息（自欠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60万元）。事实和理由：2009年9月12日，临海市弘州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州公司）与顺达公司在“顺昌弘”轮续建过程中，签订《协议书》并约定由顺达公司代替原建造方周正日支付船台租金250万元，付款时间为该轮下水时付清，上述费用在实际建造过程中有所增加。2012年2月1日，顺达公司代表陈祥坚分别向弘州公司及其代表李帆出具《欠条》，其中，出具给李帆的《欠条》载明顺达公司欠李帆200万元，出具给弘州公司的《欠条》载明顺达公司欠弘州公司各项费用合计792330元。2014年12月20日，陈祥坚在上述两张《欠条》下方注明“该款项，我公司承诺在海铭鑫轮交船时和江海船厂款项一起付清”，其本人签字并加盖了惠海公司的印章。2017年5月18日，弘州公司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弘州公司对顺达公司、惠海公司享有的债权2792311元欠款及利息转让给原告。经了解，惠海公司所有的唯一财产“海铭鑫”轮45%的股份已由其以1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福盛，但曾福盛并未实际支付该转让款。鉴于惠海公司无力向原告支付上述欠款，且怠于行使对曾福盛的到期债权，对原告的债权造成实际损害，故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代位权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代位提出如上诉讼请求。 被告曾福盛辩称：原告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其主张的债权来源是周正日欠付弘州公司的款项，但欠款是否存在以及金额多少并不清楚，在此基础上原告以不能交船为由要求顺达公司与其签订协议，应认定协议无效。原告提交的《欠条》上加盖的并非惠海公司的印章，且其中写给李帆的那张《欠条》是复印件，不能体现弘州公司持有该债权。曾福盛已经支付了船舶股权转让款1800万元，曾志峰是惠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关转账凭证上也载明该款是用于购买船舶，该事实已经（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生效判决所确认。 第三人顺达公司辩称：原告举证的两张《欠条》确实是陈祥坚签的，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其与弘州公司到海事局办理船舶交接手续，海事局要求弘州公司加盖公章，在弘州公司的逼迫下，陈祥坚于2012年2月1日出具《欠条》。第三人提交的2009年9月11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中已经表明大部分费用与其无关，9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在对方胁迫下签署的。关于弘州公司延误工期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况，第三人向临海市各级领导反映，得到相关批示，弘州公司才同意继续建造船舶，但是逼迫第三人签下不合理的协议。2014年，因为惠海公司另一条船需要移泊，在弘州公司的逼迫下，考虑到“海铭鑫”轮已经不存在，陈祥坚才在之前签署的两份《欠条》上写明该款项在“海铭鑫”轮交付时一起付清，但是既没有摁手印，也没有盖章。 第三人惠海公司虽然未到庭进行答辩，但是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原告主张的事项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原告主张的款项及内容均为虚假捏造，且与第三人无关。其中，第三人从未在原告提交的两张《欠条》上加盖公章，也未委托任何人代为确认同意付款，应追究原告私刻公章的刑事责任。二、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支付款项无任何依据，应当驳回。弘州公司并未持有顺达公司和第三人2792311元欠款及利息的债权，欠条等材料不能证明弘州公司享有上述债权，且欠款金额为200万元的《欠条》持有人是李帆，并非弘州公司，原告主张的债权转让行为无效。《欠条》上最后落款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0日，而“海铭鑫”轮在2014年8月25日就已更名为“新顺盛”轮，故欠条记载之时已不存在“海铭鑫”轮。“新顺盛”轮交船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原告主张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2009年9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未得到利害关系人即债务人周正日的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协议并非顺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上载明“避免在续建工程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影响工程进展”可以体现顺达公司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同意代付的，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上述《协议书》是《债权转让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协议书》及《欠条》无效，《债权转让协议》也无效。三、被告曾福盛已将1800万元船舶转让款全额支付给第三人，不存在任何应付未付的款项。 各方当事人围绕各自的诉辩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程序，惠海公司虽未参加庭审，但庭前对原告证据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告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原告证据2被告及第三人的基本信息及被告证据1银行存款回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逐一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证据3.《欠条》、《协议书》，用以证明弘州公司对第三人享有债权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协议书》的内容没有经过周正日的确认，他人的直接处分行为无效，且协议上记载的内容可以体现该协议内容并非顺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无效；欠条为捏造的材料，惠海公司并未在欠条上加盖印章，且债权人为李帆的欠条为复印件，对其证据三性不予认可。顺达公司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并主张该协议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惠海公司书面质证认为，该协议未得到债务人周正日的确认，不清楚协议体现的债权债务情况是否真实存在，应认定无效。《协议书》上记载的“避免在续建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影响工程进展”，体现出该协议并非顺达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是顺达公司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两张欠条均为捏造的材料，惠海公司从未在上面加盖公章，也从未委托他人代为确认，对原告主张的事项不知情。本院认为，该协议书及欠条与原件核对一致，虽然债权人为李帆的欠条上半部分为复印件，但顺达公司陈祥坚在庭审答辩时确认两份欠条都是其在2012年2月1日签订的，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提交证据4.《债权转让协议》，用以证明弘州公司将其对第三人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的事实。被告及惠海公司均认为因原告证据3协议书无效，该《债权转让协议》也应当无效，弘州公司并未持有协议所述的债权。惠海公司还认为，“海铭鑫”轮在2014年8月25日已经更名为“新顺盛”轮，欠条上补充记载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0日，此时已经不存在“海铭鑫”轮，故原告无权要求顺达公司付款，且“新顺盛”轮交船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原告主张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顺达公司质证认为该转让协议无效。本院对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该转让协议的效力及所涉债权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将综合全案予以分析认定。原告提交证据5.（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第三人惠海公司对被告享有到期债权，并怠于行使的事实。被告及顺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判决反而证明曾福盛已经支付1800万元的船舶转让款，且惠海公司对此也予以确认。惠海公司质证认为，该判决书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其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已经确认收到被告支付的1800万元船舶转让款。本院对该生效判决书的真实性及确认的事实予以认可。原告提交证据6.Ems快递单、签收情况及债权转让通知书，用以证明案涉债权已转让并通知债务人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惠海公司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该通知书不具有法律效力。顺达公司及惠海公司均质证认为其没有收到该债权转让协议，故债权转让无效。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与原件核对一致，快递单上写明内件品名为债权转让通知书，且邮件状态均为投递并签收，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证据7.情况说明，用以证明200万元欠条的实际债权人并非李帆，而是弘州公司。被告及顺达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被告认为该说明是李帆的单方陈述，其本人未到庭进行说明，不能采信，顺达公司则认为其并未欠付弘州公司或李帆款项。本院对李帆本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予以认可，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定。 被告曾福盛提交证据2.银行流水，证据3.福建省农村信用社网银电子回单，证据4.农业银行网银电子回单，共同用以证明被告已向第三人惠海公司全额支付了船舶股权转让款1800万元，不存在任何未付款。原告质证认为上述三组证据显示所有款项均转入曾志锋个人账户，是否为船舶转让款无法确定，且被告提交的银行电子回单显示款项是分多次以汇款的形式进行转账，不排除双方有资金回转的情形。顺达公司对被告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银行电子回单及流水单的真实性，原告没有提出异议，又无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因此可以证明被告向曾志锋汇款1800万元的事实。 第三人顺达公司提交证据1.《船舶建造合同》、《补充合同》（2009年9月11日），用以证明顺达公司与周正日之间不存在欠款，同时顺达公司与弘州公司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欠款。原告质证认为其并非合同相对方，对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两份合同反映出案外人周正日接受顺达公司委托在弘州公司造船的事实，证明周正日与弘州公司之间有租用船台的关系。即使该合同真实有效，其签订时间也早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应当以最后形成的协议为准。被告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顺达公司和周正日之间不存在欠款，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周正日和弘州公司之间存在欠款，可以证明形成于该补充合同次日的《协议书》并非顺达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无效协议。顺达公司提交证据2.《情况反映》、两份《补充合同》（2008年3月30日），用以证明顺达公司与弘州公司之间不仅不存在欠款，且弘州公司严重违约，故意以各种理由拖延交船，给顺达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并导致顺达公司在弘州公司的胁迫下多次违背意愿不得不接受其不合理的要求。原告质证认为《情况反映》系顺达公司单方出具,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原告并未收到该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两份《补充合同》，原告认为其中一份无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两份《补充合同》都是真实的，但是签署日期均是2008年，原告与顺达公司已于2009年达成了新协议，故《补充合同》已经无效。被告质证认为《情况说明》属实，足以证明弘州公司在建造船舶过程中存在严重违约，在造成顺达公司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还要求顺达公司支付巨额款项，是胁迫行为。顺达公司提交证据3.《船舶名称核定使用通知书》，用以证明“新顺盛”系2014年8月25日经交通部核定使用的船名。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该船舶名称通过核定获得使用资格。被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认为其可以证明欠条是虚假的，补充记载的时候已经不存在“海铭鑫”轮。上述证据1-3中有原件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对象是否成立将综合全案予以分析认定。对于证据2中无原件的《补充合同》，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顺达公司称证据2中的两份《补充合同》内容一致，只是为了慎重起见，故在与弘州公司签订《补充合同》之后又与周正日签署一份相同的《补充合同》。本院在对该证据进行审查时发现，该两份《补充合同》并非完全一致，如《补充合同》第二点中关于乙方提出更换宁波中策集团生产的柴油机的型号及功率的数据存在明显不同，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庭审过程中，原告申请调取被告相关账户2014年8月的银行流水信息。在法院的要求下，被告于庭后提交了付款说明及其用于支付船舶转让款的两个银行账户自2014年8月23日至2014年8月30日的银行流水信息。原告对此质证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与曾志锋之间有1800万元的资金往来，不能证明该款项实际接收方是惠海公司，双方资金往来的时间也远远早于船舶股份转让登记时间。被告和惠海公司没有提交买卖协议来证明这些款项是用于购买船舶股份，有四张银行回单上没有注明资金用途。被告账户流水显示双方交易期间有多笔他人打入的款项，如被告和惠海公司不能提供曾志锋账户上相应的资金去向，则无法认定被告的付款是真实的。本院对被告提交加盖银行印章的账户流水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并综合全案进行分析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06年12月1日，顺达公司与弘州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由顺达公司委托弘州公司建造一艘12500吨的散货船，船舶总造价为3080万元，合同还对船舶建造技术规范、尺寸数据以及建造周期、交船条件、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上加盖了双方的公司章，陈祥坚及周正日分别代表顺达公司和弘州公司在合同上签字。 2008年3月30日，顺达公司与弘州公司签订《补充合同》，在原《船舶建造合同》约定的基础上，由顺达公司补贴弘州公司800万元，并对船舶主机型号、付款方式、交船时间等约定进行变更。 2009年9月11日，顺达公司与弘州公司又签订一份《补充合同》，对双方2006年12月1日《船舶建造合同》进行补充约定：《补充合同》签订之前，船舶建造过程中发生的欠款及债务，包括船台租金等费用由周正日负责偿还；船舶建造未完成的工程由顺达公司组织续建，顺达公司继续租用弘州公司的原船台建造该船直至船舶完工下水等。 2009年9月12日，顺达公司与弘州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为完成二号船台“顺昌弘”的续建工程，由顺达公司代周正日支付二号船台租金250万元，付款时间为该轮下水时支付，弘州公司负责处理续建中发生的事项，并为“顺昌弘”提供下水试航、办证、交接等服务支持，直至该轮顺利离港等。 2012年2月1日，顺达公司代表陈祥坚向弘州公司及李帆各出具一张欠条，分别载明“今结算我公司尚欠临海市弘州造船有限公司船台费肆拾万元、厂检费、氧气、水电费、房租费叁拾玖万贰仟叁佰拾叁元，二笔合计人民币柒拾玖万贰仟叁佰拾壹元整”、“今结算我福建省泉州顺达船务有限公司尚欠李帆各项款项合计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14年12月20日，陈祥坚在上述两张欠条下方补充记载“该款项我公司承诺在海铭鑫轮交船时和江海船厂款项一起付清”。表述下方有陈祥坚的签字，并加盖有惠海公司的印章。 2017年5月18日，弘州公司与原告蒋春生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双方协商同意将弘州公司对顺达公司、惠海公司债权2792311元及利息转让给蒋春生。2017年6月22日，弘州公司就其与蒋春生之间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向顺达公司、惠海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并于2016年6月26日通过邮寄方式向顺达公司、惠海公司进行送达。 另查明，惠海公司系通过宁波海事法院司法拍卖程序购得“海铭鑫”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惠海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15日，2017年3月8日前的法定代表人为曾志锋。惠海公司在（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案答辩时确认其在2014年6月26日与宁波海事法院完成案涉船舶移交后，与被告曾福盛就该船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船舶权属协议书》并提交泉州海事局备案。2014年8月23日至8月25日期间，被告曾福盛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时任惠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志锋个人账户汇款1800万元，惠海公司确认已收到该笔购船款。2014年8月25日，泉州海事局出具《船舶名称核定使用通知书》，准予船舶识别号为CN20081094403的船舶使用“新顺盛”作为船舶名称。2014年9月19日，泉州海事局出具“新顺盛”轮的所有权证书，显示该船由惠海公司（占股55%）和曾福盛（占股45%）共有。2015年5月19日，“新顺盛”轮进行试航并合格。 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实际应为船舶工程场地租用欠款代位权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关于代位权的相关规定，代位权行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2.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3.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4.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本院查明的事实，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归纳并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原告债权的合法性问题及诉讼时效问题 本院认为，虽然顺达公司与弘州公司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及《补充合同》对顺达公司委托弘州公司建造船舶的具体事项包括付款金额等进行约定，但原告主张的《协议书》签订的日期是在2009年9月12日，晚于双方之前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及《补充合同》，且被告并未提交其在弘州公司胁迫之下签订该《协议书》的相关证据，故本院认定《协议书》真实有效。被告主张《欠条》上加盖的惠海公司印章是虚假的，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在庭审时业已放弃对公章进行鉴定的申请，故本院对该《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其中一份《欠条》上体现的债权人为李帆，其本人提交说明解释该款项实际权利人为弘州公司，其只是作为弘州公司的代表出面协调并代为接收款项。原告在庭审中也陈述，李帆为弘州公司员工，因股东之间存在矛盾，故由李帆作为代表出面协调，并代收顺达公司的欠款，因此金额为200万元的欠条上才会记载李帆为债权人。结合两张《欠条》出具的时间为同一天，且顺达公司在庭审答辩时也陈述欠条是弘州公司在其到海事局办理“顺昌弘”轮离港手续时签署的情况，可以认定两份《欠条》上所记载债权的实际权利人是弘州公司。惠海公司在上述两份《欠条》上补充记载“该款项我公司承诺在海铭鑫轮交船时和江海船厂款项一起付清”的内容上加盖公章，应视为其自愿负担两份《欠条》上所列明的债务。因此，原告的债权具有合法性。 诉讼时效方面，鉴于两份《欠条》上最后落款时间是2014年12月20日，且“海铭鑫”轮在2014年8月25日更名为“新顺盛”轮并不代表该船不存在，也不影响案涉债权的成立，根据（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生效判决书显示，该文书作出之日即2015年12月22日时，该轮尚未实际交付。显然，截至原告2017年11月起诉，其诉讼请求尚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二、关于被告是否实际支付全部船舶转让款的问题 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曾志锋之间有经济往来，不能证明惠海公司收到购船款1800万元，也不排除双方之间有资金回转的可能。被告认为，其已经支付全部的船舶转让款1800万元，并得到惠海公司的确认，收款人曾志锋时任惠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生效判决书中对此也有所体现。虽然1800万元是用转账形式支付，但是款项用途备注“购买船舶款”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主张上述款项存在回转可能性没有任何依据，不能成立。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已于2014年8月23日至8月25日期间分15次向时任惠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志锋的个人账户汇款1800万元，其中15张银行电子回单上有11张在汇款用途上备注“购买船舶款”。原告持有的两份《欠条》最后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20日，其主张发生在前的转账行为是惠海公司为恶意躲避债务和曾福盛串通的虚假交易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惠海公司和曾福盛之间是否签订书面转让协议不影响已实际完成的船舶股份转让的效力。被告作为买受人已经履行付款义务，至于惠海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曾志锋是否将1800万元转到公司名下的问题，在惠海公司已明确表示收到该款项的情况下，对本案纠纷的处理并无实际影响。被告提供其名下两个转账账户自2014年8月23日至2014年8月30日的银行流水信息也显示，其和曾志锋的收款账户之间并未存在资金回转的情形，即便在上述款项转账期间，被告和曾志锋及案外第三人之间存在其他资金往来，也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构成资金回转或虚假交易。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已经足额支付1800万元的船舶股权转让款，惠海公司对被告不存在怠于行使的债权，原告主张的代位权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春生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1938元，由原告蒋春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金刚 人民陪审员  成 立 人民陪审员  颜立新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林倩 代书 记员  洪德文 附：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一条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 （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