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88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滕召华，男，汉族，1964年11月02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萍、陈刚，湖南正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伟荣，男，汉族，1976年5月1日出生，住广西省宾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王振宇，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滕召华因与被上诉人谭伟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4民初3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召华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确认内容、第二项返还20万元的判决内容依法改判为驳回谭伟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对谭伟荣与滕召华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错误，二人系转委托关系。谭伟荣被刑事拘留后，其亲属找到滕召华请求转介滕召华的常年法律顾问姚爱兴律师办理取保候审手续。2014年1月3日，滕召华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律师姚爱兴，姚爱兴同意，谭伟荣的亲属亦写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姚爱兴担任谭伟荣的辩护人。受谭伟荣亲属之托，滕召华将取保候审事务转交给律师办理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也将代为收取保管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和律师费70万元用在了该用的地方。2、谭伟荣的亲属代为委托姚爱兴律师担任一审阶段的辩护人是基于谭伟荣本人的意志和需要，谭伟荣在取保候审后再次与姚爱兴律师签订了委托辩护协议，是对其亲属代为委托的确认和加强，二者不能割裂开来，不能认为谭伟荣亲属的委托是无效的，而谭伟荣本人的委托才有效。3、滕召华完成了转委托事务，姚爱兴完成了委托事务，谭伟荣无权要求退款。4、谭伟荣与滕召华、姚爱兴之间的转委托和委托关系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法律关系，不能抛开姚爱兴的辩护行为，单独认为谭伟荣与滕召华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遗漏了与案件有实质利害关系的诉讼主体，程序错误。5、本案的委托时间是2014年1月，至本案立案时已有3年4个月，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谭伟荣的诉讼请求。（二审时，滕召华变更和补充了以下事实与理由：1、将其主张的其与谭伟荣之间系转委托关系变更为双方系居间合同关系，建立居间合同关系的一方系盘福和、杨志育，另一方系姚爱兴所在的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2、本案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即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3、一审未查清20万元款项已由姚爱兴代其律师事务所收取的事实。）谭伟荣辩称：1、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居间合同，且从滕召华出具的收条内容来看，滕召华保证一周内办理谭伟荣取保候审手续并将扣押的财物领回，没有出现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滕召华主张双方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没有依据；2、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只是在取保候审以后才与谭伟荣签订了委托合同约定其担任谭伟荣的辩护人，与本案无关，不存在遗漏诉讼主体；3、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没有收取20万元款项，滕召华应当返还该笔20万元款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谭伟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谭伟荣与滕召华之间的委托关系无效；2、判令滕召华返还谭伟荣70万元，赔偿损失15万元，共计85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至付清之日止的损失；3、由滕召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3日，谭伟荣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乡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3年9月18日经宁乡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羁押。为了帮谭伟荣办理取保候审，2014年1月3日，谭伟荣的亲属盘福和、梁阿娟及战友杨志育找到滕召华帮忙，商定之后，战友杨志育根据滕召华的授权，于当日汇款44万元到案外人姚爱兴账户上，后因谭伟荣亲属对姚爱兴的不信任，姚爱兴将收到的44万元款项于1月6日转账到滕召华账上。且1月3日当天，滕召华作为收款人写下收条，收条载明“现收谭伟荣涉嫌传销一案办理取保候审包干费用70万元，收款人保证在一周内办理好谭伟荣的取保候审手续，同时将公安局扣押的财物（车辆和港币）领回。如未办好取保，则收款人退回此款。包干费用中的保证金由收款人全权处理”。于是，当日盘福和写下了授权书，授权姚爱兴作为谭伟荣刑事案件律师，有效期至一审终结。1月4日，梁阿娟转账20万元到滕召华账上。1月7日，杨志育转账6万元到滕召华账上，滕召华即转账40万元给姚爱兴，当日，姚爱兴准备好取保候审的相关手续。1月14日，滕召华再次转账10万元到姚爱兴账上。1月15日，姚爱兴缴纳40万暂扣款交予宁乡县公安局，宁乡县公安局出具收据交予姚爱兴，次日被宁乡县公安局取保候审。1月17日，姚爱兴缴纳10万元保证金交予宁乡县公安局，宁乡县公安局出具收据交予姚爱兴。2月21日，谭伟荣被宁乡县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3月29日，谭伟荣被取保候审后，与金顺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刑事辩护委托协议》，约定：姚爱兴律师担任谭伟荣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案件的律师，律师费3万元，有效期至一审终结止，同时另行签了刑事案件委托书。宁乡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00476号刑事判决书：确认了本案谭伟荣被取保候审的时间，以及姚爱兴作为其辩护人出庭辩护的事实及处罚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五款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所涉委托关系均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首先，谭伟荣与滕召华之间的委托关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其辩护人”，滕召华身份是商人，不具备律师资格，也非谭伟荣的亲友，不具有法律上的资格从事刑事辩护的相关活动。其次，盘福和与姚爱兴之间的委托关系违反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盘福和不是谭伟荣的监护人，也不属于近亲属的范畴。综上，谭伟荣与滕召华之间的委托关系无效，该院对谭伟荣要求确认其与滕召华之间的委托关系无效的诉请予以支持。因合同无效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因谭伟荣与滕召华之间的合同无效导致滕召华获得70万元款项中除50万元已经由谭伟荣实际获益外，剩下的20万元应当予以返还。因滕召华无法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这20万元已经实际交予姚爱兴作为律师费用用于谭伟荣刑事案件的相关事项中，且谭伟荣与姚爱兴另行签订了委托合同及授权委托书中，亦未对此提及，且谭伟荣与姚爱兴对律师费另外做出了约定，故该院认为滕召华应将余下的20万元返还给谭伟荣。谭伟荣诉请滕召华支付15万元的损失，因在办理相关取保候审手续及缴纳保证金等前提下，谭伟荣已实际被取保候审，且谭伟荣主张损失，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谭伟荣主张的15万元损失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二）1、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该院认为，双方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委托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委托合同的违法性，谭伟荣请求确认委托关系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委托关系经确认无效后谭伟荣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故该院对于滕召华抗辩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2、滕召华认为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仅是谭伟荣家属与姚爱兴之间的保证人，该院认为，滕占华在收条上作为收款人签字并作出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对滕召华的该抗辩理由，该院不予认可。3、滕召华认为其系代收的70万元，且全数已经交由姚爱兴用作办理取保候审的事宜和其他费用，其中50万元有转账记录及宁乡县公安局的收据为证，另外20万，除姚爱兴声称已经收到了滕召华的来款，可并未提交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故该院对滕召华上述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谭伟荣与滕召华之间的委托关系无效；（二）滕召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谭伟荣20万元；（三）驳回谭伟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谭伟荣负担10300元，由滕召华负担7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滕召华于2014年1月3日出具的收条上载明：“现代收谭伟荣涉嫌传销一案办理取保候审包干费用（除原支付费用外）人民币柒拾万园整…”，“代”字上划“×”。对此，滕召华在一审答辩状和情况说明中称，其出具了一个代收70万元的收条（虽然谭伟荣把“代”划了“×”，但还是清晰可见）；而谭伟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时陈述“代字是当时打错了，经双方确认后去除”。2、姚爱兴于2014年1月3日在收条上手写注明：“根据滕总授权，2014年1月3日杨志育转入我帐号44万元”。3、滕召华陈述，2014年1月7日其向姚爱兴的账户转账支付了40万元，同时应姚爱兴的要求支付了4万元现金，2014年1月14日向姚爱兴的账户转账支付了10万元，谭伟荣取保候审后委托姚爱兴办理他的传销案，其见事情已经办妥，谭伟荣也没有什么意见，就应姚爱兴的要求陆续将剩余的16万元全部支付给了姚爱兴。姚爱兴一审出庭陈述，2014年1月7日滕召华按照其的要求向其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40万元以及支付了4万元现金，2014年1月14日滕召华应其的要求再次向其银行账户支付了10万元，谭伟荣取保候审事宜办妥后，其多次找滕召华索要剩余的16万元律师费用，滕召华见谭伟荣没有异议就将16万元陆续支付给了其。本院认为：一、关于滕召华与谭伟荣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根据涉案收条上载明的内容以及2014年1月3日谭伟荣的亲友与滕召华的协商过程来看，系谭伟荣委托其亲友与滕召华签订了委托合同，谭伟荣委托滕召华办理其取保候审事宜。该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姚爱兴在滕召华出具收条的当日在收条上手写注明收到了44万元款项，以及出具收条当日谭伟荣的亲属盘福和即向姚爱兴出具了刑事案件委托书委托姚爱兴担任谭伟荣的辩护人等事实表明，滕召华接受谭伟荣委托后在受谭伟荣委托的亲友同意的情况下，转委托姚爱兴律师办理取保候审事宜。谭伟荣系委托滕召华办理其取保候审事宜，并未委托滕召华作为其侦查期间的辩护人，且实际上滕召华在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取保候审事宜进行了转委托，后谭伟荣委托其亲友代为委托了姚爱兴律师作为其侦查期间的辩护人，后面的取保候审事宜也确实是由姚爱兴律师办理的，上述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为谭伟荣与滕召华之间的委托关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谭伟荣提出的确认其与滕召华之间的委托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谭伟荣提出的要求滕召华返还70万元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滕召华收取的70万元款项中有50万元已经用于向宁乡县公安局缴纳暂扣款和保证金，由谭伟荣实际获益，谭伟荣要求滕召华返还该笔款项没有依据，不能成立。对于剩余的20万元，因谭伟荣提出的确认其与滕召华之间的委托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故其因合同无效而要求滕召华返还该笔款项以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三、谭伟荣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谭伟荣要求确认其与滕召华之间的委托关系无效，属于形成权之诉，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滕召华上诉称，谭伟荣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谭伟荣因合同无效提出的财产返还请求权以及损失赔偿权系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如上所述，谭伟荣因合同无效提出的财产返还请求权以及损失赔偿权虽未过诉讼时效，但因涉案合同并非无效故该诉请不能成立。一审时谭伟荣主张，即使合同有效滕召华因未能按约于2014年1月10日前办理好取保候审手续故应当按约返还款项。该主张非以合同无效为基础，系违约赔偿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之限制。谭伟荣自2014年1月16日被决定取保候审时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至谭伟荣于2017年5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过诉讼时效，且谭伟荣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此期间向滕召华主张过权利。故在涉案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谭伟荣提出的要求滕召华返还70万元款项以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滕召华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4民初367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谭伟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均由谭伟荣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彦审判员 唐亚飞审判员 张芳芳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雪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