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10民终27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法定代表人：钟城。职务：该公司总裁。委托代理人：赵宝琦，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书彬，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平娃，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洪洞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金凤，女，194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洪洞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东爱，女，197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洪洞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建，男，199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洪洞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飞，女，198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泽蓉，女，199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洪洞县。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谷六德，山西华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2018）晋1024民初1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成平娃系被保险人成文生父亲、石金风系被保险人成文生母亲、郭东爱系被保险人成文生妻子、成建系被保险人成文生儿子、成飞系被保险人成文生长女、成泽蓉系被保险人成文生次女。2018年1月28日2时50分，成文生在北京站售票厅门口东侧躺在地上，经急救人员抢救无效，确认死亡。2018年1月30日，经北京市红十字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司法鉴定，尸表检验：头面部、颈项部、四肢部、会阴部均未见明显损伤，躯干部：左腋下平腰处可见皮下出血一处，大小为7.5cm×3.5cm。鉴定意见为成文生不排除猝死。2018年2月1日，提取死者成文生血液，2018年2月2日，经山西省临汾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鉴定，成文生血液中酒精含量为74.17mg/100ml。投保人徐良是通过互联网在上诉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处为成文生投有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额500000元；意外伤害医疗费用险金额20000元；突发疾病身故保险金额2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3月20日起至2018年3月19日止。二审时上诉人二审提交光盘一张，拟证明内容是1、民警走访证实是自然死亡。2、现场亲属录音，证实被上诉人成建及亲属证实其是自然死亡。3、与投保人通话录音，证实向投保人告知了保险的保障内容（通话时间不能确定）。4、投保流程演示，证实向被保险人告知了买保险的整个流程和适用条款。5、告知函，证实火化前告知亲属鉴定死亡原因。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其理由是这些证据不能推翻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这些录音都是在鉴定之前形成的，之所以要鉴定就是要证实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现场的录音只是大家对死亡原因的一种讨论，不能推翻鉴定意见书。告知函是2018年1月29日给成建的告知函，上诉人为了更进一步的确定告知函的事情于2018年1月30日又通知成飞，当着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面写了一份保证书，由该工作人员拿走，该保证书中说只对尸体表面和血液检查，这证实了保险公司对这两项检查的认可。所以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已经做了两项检查，也就是说上诉人并没有通知被上诉人进行尸体解剖，也从来没提出该要求。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被告主张投保人徐良与被保险人成文生无保险利益关系，且从目前证据看，原告未举证投保人投保时及投保后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徐良与我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属无效合同。因被保险人成文生与投保人徐良有劳动关系，故投保人徐良对被保险人成文生具有保险利益，另投保人投保时及投保后是否经被保险人同意，非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本院认定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二、被告主张被保险人成文生系大量饮酒后猝死，非意外死亡，原告则主张被保险人成文生为非醉酒状态意外死亡，经北京市红十字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保险人成文生死亡原因为“不排除猝死”，没有具体死亡原因。从字义上看，不排除猝死，则也不排除意外伤害死亡，而双方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成文生是否为猝死或意外伤害死亡。另被保险人成文生死亡时间为2018年1月28日，死者成文生血液提取时间为2018年2月1日，2018年2月2日，经山西省临汾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鉴定，被保险人成文生血液中酒精含量为74.17mg/100ml,并不能确定被保险人死亡时是否为醉酒状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本院无法认定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为猝死，也无法认定被保险人死亡时为醉酒影响期间，故对被保险人成文生的死亡按非醉酒状态意外伤害死亡处理。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告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保险人，其主张的免赔事由均无证据证明，故应该对成文生的死亡承担保险合同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即对被保险人的受益人（六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投保人徐良和被告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6版）》保险合同，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额为500000元，故被告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应向被保险人成文生的受益人即六原告赔付保险金500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判决：被告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成平娃、石金风、郭东爱、成建、成飞、成泽蓉保险金5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上诉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保险人死亡为猝死，不是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即不是因意外伤害身亡，不属于保险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6版保险合同之保险事故，属于约定的不能获得赔偿情形，故不能获得赔偿。根据上诉人理赔调查走访和相关证据证实，被保险人死亡时间大约在2018年1月28日凌晨2点，当时于气寒冷，根据天气记录显示，当日最高气温为-1，最低气温为-9。据报警人和现场出勤警察、抢救医生陈述，被保险人被他人发现时已经死亡，倒在地上，身边还有瓶二锅头白酒，身体无外伤，完全符合猝死，排除他杀和意外伤害致死。二、被保险人为大量饮酒后猝死，从理论上及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为突发疾病身故，但因为恰恰明显受到酒精影响期间死亡，为《附加突发疾病身故保险条款》约定不能获得赔偿的情形。又根据《山西省临汾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保险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74.17mg/100ml,证实被保险人不仅事故前饮酒，且大量饮酒。受酒精作用期间突发疾病死亡，为不能获得赔偿的情形。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不清。对格式合同或条款的解释适用为适用法律错误。事故发生后，上诉人接报案后，及时进行理赔调查走访，明确告知被上诉人获得赔偿所需材料和条件，被保险人涉嫌饮酒后受酒精影响期间死亡，为不能获得赔偿的情况。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对不排除猝死均有异议。应当通过尸体解剖等进一步证实。但是被上诉人没有进一步鉴定、确认或证实，而是将尸体火化，将唯一能够鉴定、确认或证实的依据消灭了。结合一审时双方举证，以及二审时上诉人的进一步举证：双方共同向派出所民警了解访问的录音证据，以及核赔时核赔人员现场对被上诉人及其亲属的录音，均清楚地证实现场无意外事故发生，被保险人为自然死亡，身体无外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本案根据双方的举证，以及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完全能推定被保险人为突发疾病死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此，应当确认被保险人为突发疾病死亡。本案双方对保险条款解释没有争议，只是对死亡原因争议，不适用格式条款解释法律适用。四、本案投保为互联网电子保单，履行了告知义务。投保人为被保险人网上投保，通过电子邮箱收到电子保单等，交给了被保险人电子保单，并告知了被保险人投保的意外伤害保险和突发疾病保险情况。电子保单上也有突出显示提示本保单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电子保单，及适用的具体保险条款。五、对于本案保险责任承担问题，应当适用保险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根据本案的事实经过，被保险人自然死亡（猝死)发生在受酒精影响期间，如果按附加突发疾病死亡保险条款约定，为除外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或者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本案酌定按30%赔偿。被上诉人辩称，成文生于2018年1月28日在北京火车站死亡。2018年1月29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发了告知函，要求被上诉人配合理赔，出具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尸检，否则会影响理赔。2018年1月30日在上诉人的要求下，由被上诉人成飞在上诉人公司员工的指导下，向上诉人写了保证书，内容是：家属保证向保险公司提供死者成文生国家认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尸体表面检查报告及血液检查报告，如未向保险公司提供该两份报告，我们家属视为放弃向保险公司索赔。该两份证据由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被上诉人对死者进行了两项鉴定，也就是尸检和血液检测，并向上诉人提交了该两份报告，该两份报告证明死者死亡前非醉酒，也证明死者不能确定为猝死。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做完该两项鉴定后，被上诉人全家当时处在非常痛苦和悲伤的情境中，按当地风俗在2018年2月2日对死者进行了安葬。保险公司得到被上诉人的理赔资料后说要向上级公司汇报以后才能确定理赔，所以迟迟没有给予回复，也没有向被上诉人通知证据和资料不完整，也没有向被上诉人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所以上诉人所称匆忙火化不能进一步检测死亡原因是不符和事实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论述，推断死者为猝死是没有依据的，合同中也没有约定不排除猝死就是猝死，凭单方的推断拒绝赔偿，对被上诉人全家是不公平的，被上诉人中有死者的70岁以上的父母，还有一个有智障的小女儿，被保险人的所在单位为其投了保险，在被保险人死后得到一点点补偿，也能对被上诉人精神上一点点的安慰，而上诉人寻找理由拒绝赔偿是不符合投保的宗旨和目的的。同时上诉人按30％的比例赔付也是没有依据的，请求法院查清事实真相依法判决，使被上诉人全家得到应当得到的保险赔偿款。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投保人徐良与上诉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保险人，依法应当对成文生的死亡承担保险合同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保险人成文生为猝死，不是因意外伤害身亡，不属于保险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保险合同之保险事故，属于约定的不能获得赔偿情形一节，根据北京市红十字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保险人成文生死亡原因为“不排除猝死”，并没有确认被保险人成文生死亡原因系猝死。故根据现有证据被保险人成文生死亡原因不排除猝死，也不能排除意外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为了控制风险，保险人在拟定合同的承保时，一般会规定免责条款。免责条款多有保险术语、法律专业术语组成。投保人很难准确理解免责条款，故法律规定保险人应当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投保为互联网电子保单，上诉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被保险人成文生系饮酒后受酒精影响期间死亡、猝死，还是保险条款约定的意外身故发生争议。依据上述有关法律规定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原审根据投保人徐良和上诉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6版）》保险合同约定，判令上诉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向被保险人成文生的受益人即六被上诉人赔付保险金50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峰审判员 张 琼审判员 姚应宝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