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民终77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毅，女，198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琴，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涵，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红，女，1979年2月8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乾，广西谦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靖雯，广西谦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周鹏飞，男，197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上诉人潘毅因与被上诉人赵红、原审被告周鹏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7）桂0102民初4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除了银行转帐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现金交付的情况，而且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在从事炒股配资工作而进行持续性的借款，双方之间有借有还。除此之外，两人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11月初、2014年12月初、2016年5月30日、2017年3月5日分别向上诉人支付四笔大额现金是错误的。第一、一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的口头陈述，在既无借条也无收据证明的情况下，且被上诉人也不能交待清这两笔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就认定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11月初、2014年12月初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向上诉人交付借款30万元、4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二、一审法院在没有收据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于2016年5月30日通过现金交付的方式将100万元借给上诉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长期有金钱来往，该笔款项是被上诉人将上诉人所欠的利息（高息滚利）后强迫上诉人签字的，上诉人也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的任何现金借款。第三、一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的口头陈述就认定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5日通过现金交付的方式将60万元借给上诉人潘毅，亦属认定事实错误。而实际上，该笔款项是被上诉人从2017年1月21日至2017年3月5日分5次转帐给上诉人，共计48.5万元，被上诉人将该笔款项的高息也计算在内后让上诉人签的，除了银行转帐，上诉人也从未取得过被上诉人交付的任何现金借款。二、一审法院根据2017年1月20日的《借条》和2017年5月10日的《借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经过多次对双方之间的借款进行结算后尚欠借款本金493万元，与事实严重不符。银行流水帐单显示，上诉人从2015年2月4日至2017年5月10日一共向被上的人还款1394.06万元，就算是按照双方约定的月3分息计算，截止2017年5月10日，上诉人已经多支付被上诉人355344.16元，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业已消灭。第一、如果按照常理，双方进行过多次结算，那么为什么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详细的对帐清单？其次，如果2017年5月10日的借条是对2017年1月20日借条进一步对帐后出具的，那么为什么被上诉人没有将前一张借条进行销毁呢？最后，2017年1月20日《借条》上载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本金是380万元，根据两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帐单。从2017年1月21日至2017年5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银行转帐共123万元，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银行转帐共149.8万元，上诉人不仅已经还完了新增的123万元借款，甚至已经超出还款26.8万元。且该段期间内，双方确实不存在除银行转帐外的交易。退一步说，就算2017年3月5日那笔60万元的款项是现金支付，那么2017年1月21日至2017年5月10日新增借款也只有33.2万元，加上之前的380万元也只是413.2万元，与2017年5月10日借条中的借款本金493万相差80万元，况且事实并不存在2017年3月5日那笔现金支付的60万元款项，从2017年1月21日至2017年5月10日结算过来的借款本金应该只有353.2万元。难道这就是双方多次结算过的结果？多出来的139.8万元被上诉人又该如何解释？被上诉人就是基于对上诉人轻易相信朋友、怠于计算核对帐目性格的了解，仗着上诉人对其的信任要求上诉人出具借条。第二、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帐单统计（附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帐的记录明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钱记录明细（2015年、2016年、2017年），被上诉人从2015年1月7日至2017年3月15日给上诉人一共转帐1327.92万元，上诉人从2015年2月4日至2017年5月10日一共给被上诉人还款1394.06万元。就算是按照双方约定的月3分息计算，截止2017年5月10日，上诉人已经多支付被上诉人355344.16元，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业已消灭。第三、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提交的仅是2015年至2017年之间的银行流水。而与借条记载的借款时间‘2014年11月份至2017年5月’不能完全吻合，故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不能完全反应双方借款的全过程，更不能仅凭银行流水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通过银行转帐方式交付的款项全部系交付借款、偿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完全是错误的，与双方提交的证据明显不符合。首先，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时间是从2014年10月至2017年5月，并非一审法院所言的“与借条记载的借款时间2014年11月份至2017年5月不能完全吻合”。其次，虽然约定的借款时间是2014年11月至2017年5月，但上诉人在提交的银行流水中在2014年10月至12月中并没有被上诉人转帐给上诉人的任何记录，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这不是全部的转帐记录，那么她必须提供其在2014年11、12月份的转帐记录，其不能提供，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存在现金支付情况，也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帐单完全能够反应双方借款的全过程，故更应该根据银行流水帐单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偿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情况。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根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及短信、微信沟通记录，足以证实上诉人认可2017年5月10日前仍拖欠被上诉人493万元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当庭出示了上诉人于2017年5月10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根据该《借条》，上诉人确认借到被上诉人493万元，利息为3%，定于2017年5月11日还清，该借条的借款人处，有上诉人签字确认，上诉人签字确认处、借款金额处，亦有上诉人按捺手印确认。又根据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上诉人长期向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多个第三方借款用于“投资外汇”(是否是真的“投资外汇”，被上诉人无法核实)，证实上诉人的本职工作，即为长期吸收存款。据此，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借款行为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显然不可能基于“未对账”、“轻信”的状况，在涉及数百万元的《借条》上签字并按捺手印。且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短信、微信记录显示，《借条》签订前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还一直在针对出借款项的对账、还款事项进行沟通，上诉人于2017年1月20日，在《借条》上签字确认本金为380万元；上诉人于2017年2月13日，在与被上诉人短信沟通中确认本金为405万元；上诉人于2017年2月20日，在与被上诉人短信沟通中，确认本金达到415万元，并在之后的微信沟通中，信誓旦旦保证“2017年5月1日起每日还款2万元借款及利息，9个月内还清”。另外，上诉人一审代理人在庭审过程中，亦当庭确认了双方持续对账的事实。根据其签字确认的庭审笔录内容，其明确称“原、被告经过对账后出具了证据1借条”（证据1借条，即为493万元《借条》，详见一审庭审笔录第八页）。综合以上证据，以及上诉人代理人在庭审过程中的自认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在与上诉人持续对账，并于2017年5月10日经过对账后，确认上诉人仍拖欠被上诉人493万元本金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偏袒被上诉人的情况。1、一审判决系基于双方提交的多份证据，充分认定案件事实，不存在上诉人在《民事上诉状》中所称的仅凭某项证据认定某个事实的情况。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多份由上诉人书写、签字的借条、借款转账及取现凭证、与上诉人沟通借款及还款事宜的短信记录、微信记录及微信语音等15组证据，其中仅上诉人书写、确认的借据、借条，多达4张。此外，被上诉人本人亲自到庭陈述，接受法庭和对方代理人的询问，对于短信、微信证据，被上诉人将手机带到法庭，当庭播放与上诉人之间的语音，并按照上诉人代理人的要求，将手机拿到上诉人代理人的面前，供其依次翻看其中内容。上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充分、客观的还原了本案的借款事实，证实了被上诉人基于现金、转账等多种出借方式，长期、持续借款给上诉人的事实。一审判决即是基于双方提交的证据，综合认定案件事实，并依法作出了正确裁判。上诉人在其提交《民事上诉状》中，称一审判决“仅凭”某项证据，即认定本案某种情形，系上诉人自行想象，事实上在本案中并不存在。2.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并未作出合理、有效的辩解，也未提交证据反驳。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4张上诉人书写、确认的《借据》、《借条》，微信、短信沟通记录，用于证实本案的借款事实。对上述证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承认了相关的《借据》、《借条》系上诉人书写，也认可了微信、短信是通过上诉人本人手机号发出，但却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一概不予认可，上诉人提出的反驳理由为：⑴、对2016年5月30日上诉人自行书写、签字确认收到现金100万元《借据》，上诉人辩称是“原告要求书写”、“虽然书写了借据但没有收到现金”。（上诉人在《民事上诉状》中改称：“高息滚利后强迫上诉人签字”）。⑵、对2017年1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形成的380万元的《借条》，上诉人辩称“原、被告经过对账后出具了证据1借条，原告承诺对账后会撕毁借条，但原告并未撕毁”。（上诉人在《民事上诉状》中，改称双方“从来没对账”）。⑶、对2017年3月5日上诉人自行书写、签字确认的60万元《借据》，上诉人辩称“没有收到原告借款60万元，当时是先写借据，再转款，但书写借据后原告并没有实际转款”。（上诉人在《民事上诉状》中改称：“实际上，该笔款项是被上诉人从2017年1月21日至2017年3月5日转账给上诉人，共48.5万元”）。⑷、对2017年5月10日对账后经上诉人签字、按捺手印的493万元《借条》，上诉人则辩称是“未对账”“基于信任”签字。（但上诉人在庭审质证中，又自认“原、被告经过对账后出具了证据1借条”）。⑸、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多年来的微信、短信凭证，上诉人辩称“不完整”，最后干脆称“是原告自行使用被告账号发的消息”。针对上诉人的上述质证意见，一审法院曾询问上诉人是否有证据证实，上诉人的答复为“没有”。据此，从上诉人一审作出的以上质证意见就可以看出，上诉人对自己多年来书写过的文字、发过的短信、微信、乃至微信的语音聊天记录全部矢口否认，却又拿不出证据来支撑（事实上也不可能拿出证据），这样的质证意见不仅不合常理，且毫无逻辑。更与其作出的《民事上诉状》表述前后矛盾，一审法院会采信上诉人的以上意见，那才是怪事。(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还款。1.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均发生于双方2017年5月10日签订的《借条》前，不能证明其偿还了《借条》中双方对账确认的借款。被上诉人系于2017年5月10日与上诉人对账并签订了《借条》，根据该《借条》，上诉人确认截止借条出具之日，其仍拖欠被上诉人493万元。据此，上诉人如要证明自己已经返还了被上诉人借款，就应当提交2017年5月10日以后的还款凭证。而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却全部发生于2017年5月10日前，显然不能证明其已经偿还了《借条》中双方对账后确认的借款。2.仅凭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不能客观证明双方合同实际履行事实。上诉人主张本案双方数年来全部的借款，均是通过转账形成，双方的银行流水清澈自然，不存在除借款外的其他法律关系，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原本是好姐妹，双方的借款行为已经持续多年。在此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多份借条、借据，其中部分借条上，明确写着借款方式为“现金”。又结合被上诉人的取现凭证及经济能力，以及上诉人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具备现金出借能力，双方存在除转账之外的出借方式。而针对上诉人主张双方银行流水中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提交了短信、微信记录、电子存根、出库申请单等证据，证明双方关系密切，存在投资、代购奢侈品、代付家具、电器款等其他法律关系。对于被上诉人的上诉举证，上诉人在质证中，也自认“内容中提到的购买其他物品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据此，上诉人清楚本案的银行流水中，存在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法律关系。即便如此，上诉人仍坚持主张仅凭银行流水作为本案唯一定案依据，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常识和逻辑。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审期间，上诉人为应诉，根据银行流水制作了一份《还款统计表》（详见上诉人第一份《证据目录》），该统计表中，上诉人自认“还款”数额为10702700元，并在每笔流水线上仔细划线，标注“还款”备注。为此，被上诉人重新提交了1300多万元的银行流水清单，用于还原本案的事实真相。之后，为能够与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重新对应，上诉人对银行流水重新加工，将之前未计入“还款”备注的金额又重新翻出、重新标注，并在庭审过程中以“笔误”为由，将“还款”数额抬升至1392.01万元。上诉人的上述“笔误”，使其“还款”数额较之前抬升多达3217500元。该事实也足以说明，由于本案的银行流水中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致使上诉人可以任意改变“还款”数额，故仅以银行流水凭证作为借款和还款凭证，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未作陈述。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4930000元；二、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利息计算：以493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三、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所支出的保险费4000元；四、原审被告对上诉人的第一、二项债务在1350000元范围内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利息计算：以13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 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4930000元；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为：以493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财产保全保险费4000元；四、原审被告对上诉人所负上述第一项债务在135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原审被告对上诉人所负上述第二项债务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计算为：以13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23729元，由上诉人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贷债务是否已清偿完毕？如未清偿完毕，尚欠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 双方当事人除依据一审提交的证据陈述各自述辩主张之外，无新证据提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截止2017年5月10日尚欠被上诉人借款4930000元未偿还，有上诉人于当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为据。该《借条》内容不仅载明了欠款金额及利息，而且还载明了还款期限及具体的违约责任，反映出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清晰、明确，上诉人还款意思表示亦真实、明确。依证据规则，在无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该《借条》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现就双方争议的债务是否已清偿这一待证事实，逐一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债务已清偿，但该交易明细均发生在上述《借条》形成之前，不能证明与偿还《借条》款项有关。其次，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交易只有银行转帐而无现金交付，并据以主张其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足以证明债务已清偿，但本案证据显示，被上诉人长期、持续借款给上诉人期间，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出具有部分现金《借条》或《借据》，特别是2016年5月30日出具有100万元的现金《借据》，且载明是“借到现金”，虽然上诉人主张该100万元并未实际收到，而是高息滚利所形成，但上诉人既未能合理说明该利息如何累计计算得出，也未能举证证明系受胁迫所签。相反，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长期、持续存在大额借贷资金往来且双方关系又较为密切的事实来判断，被上诉人出于信任和交易便捷而部分直接交付现金，亦未超出常理，且根据被上诉人的取现记录，其亦具有该现金支付的能力，即本案存在部分现金借款的条件及盖然可能，故不能片面以转账记录来简单认定被上诉人的出借金额。此外，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短信记录等证据显示，双方之间除存在借贷关系之外，还存在境外代购奢侈品、股票、外汇投资等经济往来，即意味着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不能完全证实系借贷往来。因此，仅凭该银行交易流水不足以证明借贷债务已清偿。再次，上诉人主张之所以出具《借条》（4930000元）系因事先未核对所致，但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既然主张债务已清偿且是多还了355344.16元的情形下，仍然“错误”出具数额高达近500万元的《借条》，从而将自身置于重大风险责任当中，显然不是一般疏忽所能合理解释。而上诉人对自身重大权益如此随意及漫不经心，与其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和风险意识亦不相符，明显有悖常理。相反，通过此前的《借条》确认以及双方相互间的微信、短信记录显示，上诉人在出具本案4930000元《借条》之前，与被上诉人有过多次磋商、确认，在出具《借条》之后亦一再承诺还款并就还款事宜进行协商、沟通，足以证实上诉人出具《借条》之前是经过核对确认的，事后也是遵守并认可的。上诉人现今主张该《借条》系因未经核对而产生，明显缺乏理据，不足以采信。综上分析得出，上诉人主张债务已清偿，其所举证据缺乏证明力，不足以推翻上述《借条》所载明的借贷及欠款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采信《借条》证明力，进而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借款4930000元及支付该款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458元（上诉人潘毅已预交），由上诉人潘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若鹏 代理审判员  罗 晖 代理审判员  黄向洁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 记 员  林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