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冀09行终2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其明，男，1958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肃宁县。委托代理人王建丹，河北维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肃宁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肃宁县肃水路。法定代表人黄志民，代县长。委托代理人李双双，法律顾问。委托代理人赵怡丽，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梦坤，男，198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肃宁县。委托代理人刘海霞，肃宁县忠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李其明因土地行政许可一案，不服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8）冀0926行初1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5月24日，肃宁县人民政府（下称县政府）批准许可李梦坤在玉皇庙集体建设用地占用0.35亩，用于农村住宅建设。批准文号为肃农宅（2017-009）号。该宗地块位于玉皇庙村角，东至道，西至道，南至空地、北至道。该地东西边长分别为14.64米和14.78米、南北边长分别为15.63米和16.18米，面积为233平方米。2017年7月6日，本案第三人李梦坤以李其明、于胜芹（李其明之妻）阻拦其在已经获得县政府审批的宅基地上建房为由，作为原告向本院提起排除妨碍的民事诉讼，要求本院判决李其明、于胜芹停止侵权、排除妨碍，不得阻拦原告建房，并赔偿损失。审理过程中，李其明、于胜芹主张：争议宅基地是位于本村村××××一块闲散地，是本村村委会于1985年发包给李其明的承包地。并提交了三份证据予以证实：1、李其明与李梦坤的父亲李社会于2016年4月6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2、2011年7月3日李其明与李运通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一份。3、李其明、于胜芹自己画的关于争议土地的平面图一张。经过审理，本院认为：“李其明、于胜芹关于本案争议的地基属于其家庭承包地的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对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并于2017年8月27日作出（2017）冀0926民初11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在批准××东北角东西边长分别为14.64米和14.78米，南北边长分别为15.63米和16.18米，面积为233平方米的农村宅基地上建房二被告不得阻拦。之后李其明、于胜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期间，李其明、于胜芹提交了原村主任王某出具的证明（即本案中原告李其明提交的证据二）、玉皇庙委会于2017年8月20日、2017年10月12日出具的证明（即本案中原告李其明提交的证据一）。经过审理，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李其明、于胜芹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由，于2018年3月5日作出（2018）冀09民终8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李其明提起了本次诉讼。李其明的土地承包合同证书记载李其明家庭人口6口、土地亩数5.7亩，但未写明具体包括哪一块土地。玉皇庙的土地确权登记底册记载原告李其明家庭承包地5.75亩。原告认可自己的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及土地确权登记底册中均不包括本案争议的地块。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主张被告批准第三人使用的宅基地系村委会发包给自己的承包地，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主张，被告审批的肃农宅（2017－009）号农村宅基地审批表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不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原审法院遂裁定，驳回原告李其明的起诉。上诉人李其明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改判撤销县政府为李梦坤审批的宅基地。主要理由：我1978年入伍，1984年退役。1982年玉皇庙分地时，我不在家，没分上地;经过多年交涉，1988年村委会决定将坐落在村东北角的大坑地补给我，当时村主任为王某。后上诉人将大坑填平，哥哥李社会与我协商，将老坟影地一块以低价卖给李社会，此块出卖的土地不包括本案争议地，后李社会的儿子及第三人，私自将我卖给哥哥的土地高价卖出。并且又在我的土地及本案争议地上盖房子，因此引起一系列纠纷。本案争议土地使用权本属于我,被上诉人审批的肃农宅（2017-009）号农村宅基用地审批表，将此块土地审批给第三人错误，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我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故我属于适格主体，有权提起诉讼。一、一审法院认定原村委会主任王某的证人证言属于逾期证据错误，应予以采纳。一审过程中，证人王某因身体不适，没能出庭作证，但上诉人提交了王某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当初村委会将本案争议土地补给我的事实。庭后，待王某身恢复点时，去法院向法官证实了此事实，明确指出当初补给我土地的四至，本案争议土地包括在内。因王某是当初村委会主任，我分地一事又是其亲自操办，其证言更具有说服力。而且考虑到其年事已高，当天因身体不适不能出庭，属于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情形，一审法院应采纳其证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判定我的主体资格。二、一审我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我是此案争议土地的使用权人，我与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首先，玉皇庙委会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玉皇庙第十二生产队分自留地和花生地时，我不在家，本应分得0.3亩地；其次，原村主任王某的证明材料及录音光盘，能证实因我分地时不在家，村委会将坐落在村东北角的大坑地补给我，并明确描述出补给土地的四至，联系证人亲口描述，可确定当初补给我的土地包括本案争议土地：再次，我与李运通签订的租地协议，能够证实我对这块土地具有占有、使用、收益权，本村人知道并认可这一事实，因此才会与我签订长达5年的协议，并且一直在此块土地上做生意，期间无任何纠纷。三、一审法院依据（2017）冀0926民初1141号和（2018）冀09民终877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裁定我不具备主体资格错误。在我的民事案件中，法院主要依据本案被上诉人的审批表作为主要证据，认定第三人对本案争议土地具有使用权，我为否定此事实，才提起的行政诉讼。我的民事案件法院判决是否合法合理，本案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一审法院不应以民事判决的内容作为依据，认定本案争议土地与我无关。被上诉人县政府辩称，上诉人提交的王某证明，因其未出庭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对于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玉皇庙委会的证明，没有村主任签字，形式不合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上诉人与李运通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为逾期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二民事判决已经证明李其明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李梦坤辩称，李其明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除原审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另查明，2017年8月1日，玉皇庙原村委会主任王某的证明材料为：经研究1988年将坐落在村东北角大坑地一块给李其明，东至村大道，西至王铁桩，南王进夯，北至大公路，坑地一块，作为补偿。2016年4月6日，李其明与李梦坤的父亲李社会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内容为：经兄弟协商、李其明愿将村北老坟影地一块，归李社会所营，李社会拿出柒万贰仟伍佰元钱，给李其明，当面点清，老坟影地一归李社会永运为业，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该协议加盖了玉皇庙委会的公章，李九岺、李克昌、李文涛、李鸾作为证人签了字，老坟影地里埋葬着李其明与李社会的长辈。本院认为，因”老坟影地”里埋葬着李其明与李社会共同的长辈，可以认定李其明与李社会对”老坟影地”各享有一半的使用权。根据原村委会主任王某的证明，可以认为2016年4月6日前，上诉人对于相应的土地实际使用，因此如果县政府将相应的土地许可他人使用，该许可行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的关键是2016年4月6日的协议中的”老坟影地”，因2017年8月1日的证明写明的是大坑地一块，而”老坟影地”指的也应是该大坑地，上诉人主张转让给李社会的地不是大坑地的全部，但第一，王某证明中大坑地南至王进夯，“老坟影地”南边亦是王进夯；从2016年4月6日的协议看，虽然未写明地的四至，但是写明“一块”，大坑地亦写明“一块”，这两个材料中的一块，应为同一块；第二，从李社会支付的转让费看，以柒万贰仟伍佰元钱取得相应的“一块”地一半的使用权具有合理性；第三，因为相应的土地是村内的闲散地，不属于上诉人的承包地，只是原村委会主任证明将此土地交由上诉人使用，即使村委会未对上诉人补偿，村委会亦有权将相应的土地收回交由他人使用，上诉人享有要求村委会补偿的权利（无论通过何种形式）；第四，该大坑地不属于上诉人的承包地，是因为上诉人没有分到0.3亩自留地和花生地，原村委会主任证明村委会将大坑地作为0.3亩自留地及花生地的补偿，交由上诉人使用，他人在经村委会同意给付上诉人相应的转让费后，村委会有权收回并交由他人使用。据此应认定从2016年4月6日后，上诉人对于相应的土地已经不享有使用权，县政府的行政认可行为，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上诉人不具有本案一审原告的主体资格。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孙树国审 判 员 苗萍萍审 判 员 张春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代 欣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