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302民初12406号 原告：秦皇岛市建荣日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季建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杰，河北凯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左玉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双，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涛，男。 被告：刘海龙，男，198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 原告秦皇岛市建荣日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刘海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皇岛市建荣日化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杰及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双、张文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海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秦皇岛市建荣日化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的2013年市场费用款172994.12元，并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至债务履行之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二、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与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签订了《销售协议书》及《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指定原告为河北省秦皇岛地区的经销商，销售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的杀虫产品，被告刘海龙为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派驻的秦皇岛地区经理。2013年通过被告刘海龙，原告累计为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垫付市场费用172994.12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绝未付，构成严重违约，并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故起诉至法院。请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公正裁判。 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主张“2013年垫付了172994.12元市场费用”相关证据系伪造，所主张的该事实不成立。原告所出示的证据主要是刘海龙出具的借据，该借据有两笔大额款项，一笔是2013年5月20日91177.2元，一笔是2013年5月6日74760元。该借据注明“冲补差价”，原告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差价费用。截止到2013年5月20日之前，被告的进货额共计196万元，但原告冲补差价高达165000元，这显然表明原告的进货都是低价甩卖的，这不符合交易习惯。另外，原告与被告合作长达10多年之久，原告深知代垫费用支付的条件，如此巨额款项显然不能得到被告的确认。原告只是提交的借据显示一笔是2013年5月20日91177.2元，一笔是2013年5月6日74760元，但到底这些货卖给了谁，所卖的货物的品种是什么，卖的价格是多少，卖的数量是多少，卖的送货单是什么，物流的单据，给买受人开的发票、双方所签署的书面合同等，这些所有事项，原告都不能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因此这充分说明借据项下的内容是虚假的，系刘海龙和原告伪造的。二、本案系原告与刘海龙之间串通诈骗被告的案件。根据被告和原告签署的2013年《销售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甲方人员无权借用乙方的欠款及物品”，被告和原告合作了10多年，对此条款应当知悉，但刘海龙仍给建荣公司出具借款条，而且数额巨大，远远的超过了秦皇岛市建荣日化有限公司年度预算，刘海龙对此是明知的。如果原告主张的费用存在的话，其应该在2013年就应当向被告主张报销这些费用，但原告在2013年、2014年根本就没有向被告申请过该费用，因此这些费用显然是虚假的。根据原告与终端所签订的促销协议分析，2013年度原告与终端共签署了三份协议，特价费共计36390元，但原告向被告却主张高达17万元的所谓的特价费用，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系当事人伪造的结果。三、原告主张的“2013年垫付了172994.12元市场费用”违反2013年《销售协议书》，不符合双方签署的《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约定，也不符合应当由被告支付的条件，被告不应当支付。首先：原告所主张2013年垫付了172994.12元市场费用根本就不属于代垫费用。根据被告与经销商签署的《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对终端代垫费用的概念的界定：终端代垫费用是指甲方投入的终端销售费用，由乙方现行支付给终端，待落实支付确认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因此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费用显然不属于终端代垫费用。另，本案原一审魏瑞江的证言及刘海龙的陈述都证明172994.12元不属于代垫费用。其次，原告所主张的费用即便成立，被告也不应当支付，理由如下：1、根据双方签署的2013年《销售协议书》第三条的规定：“乙方不得跨区销售、低价销售或其他扰乱销售秩序的行为，一经查实，乙方将不再享受第四条约定的杀虫产品季末库存补助以及年度销售返利，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取消乙方的经销权”，如本案系低价销售的行为，是明显违背上述规定的行为，该行为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2、原告主张不符合双方签署的《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约定的应当由被告支付的条件，表现在以下方面：1）、《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第三条第一项约定：特价费用在促销活动结束的30日内，由甲方地区经理负责按规定的文本格式填具《终端计划落实报告》，本案中并没有规定的文本格式填具《终端落实报告》；2）、《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第三条第2项约定乙方接到甲方地区经理签字的《终端计划落实报告》2日内核实并加盖公章后，并传真甲方。原告也没有按此要求盖章传真甲方。3）《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第三条第4项约定：签盖乙方财务章或公章和甲方河北康达有限公司销售费用章的《终端计划落实报告》为双方对账结算费用的依据；仅有甲乙方业务人员的签字，不能作为双方对账结算费用的依据。在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代垫费用，并没有签加盖被告的财务章或公章和河北康达有限公司销售费用章的《终端计划落实报告》，因此本案没有双方对账结算费用的依据。根据本条款特别注明：“仅有被告业务人员的签字，不能作为双方对账结算费用的依据”，在本案中，即便认定刘海龙给建荣公司所出具的借据的真实性，但没有被告的盖章，因此也不能作为双方结算费用的依据。4）、《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第三条第5项约定：任何不经甲方盖章河北康达有限公司销售费用章的《终端计划落实报告》，虽有地区经理签字，不具有代表甲方公司的效力，甲方不予承认。在本案中，借据上虽有刘海龙签字，但不具有代表甲方公司的效力，不应让被告承担该责任。5）、《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第五条规定了报账的支付方式为货补，第五条第4款规定了货补方式报销的条件：4.1约定有相关项目的终端协议；4.3约定终端客户开给原告通用发票，4.4.2约定特价：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的费用，附终端电脑打印单或送货回执复印件。在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代垫费用根本不符合上述条件。四、2013年度，原告已经向被告报销该年度的市场代垫费用208885元，再主张的“2013年垫付了172994.12元市场费用”无依据。2013年度，原告已经向被告报销该年度的市场代垫费用208885元，其中包括特价费用47845元，再主张的“2013年垫付了特价费用172994.12元市场费用无任何依据。五、如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冲补差价”存在的话，被告也不应承担责任，应由原告或被告刘海龙承担责任。原告和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买卖标的转移到原告后，原告对该货物具有所有权，其低价销售的行为如产生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另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2013年双方《销售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甲方人员无权借用乙方的欠款及物品”，被告和原告合作了10多年，原告对此条款应当知悉，2013《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第三条第4项约定：签盖乙方财务章或公章和甲方河北康达有限公司销售费用章的《终端计划落实报告》为双方对账结算费用的依据；仅有甲乙方业务人员的签字，不能作为双方对账结算费用的依据。原告对上述显然是明知的，如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冲补差价”存在的话，法院界定系刘海龙行为所致，显然是刘海龙对该事项无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现被告又不追认，因此应由本案刘海龙承担责任。综上，被告认为，本案系原告与刘海龙之间串通诈骗被告的案件，已涉嫌刑事犯罪，望贵院将该案移交给公安部门处理，如贵院作为民事案件审理的话，建议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海龙未作答辩。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一、2012年12月24日《2013销售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自2012年12月24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与被告康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销售合同关系，由原告在秦皇岛区域为被告康达公司代理销售杀虫产品，及被告刘海龙作为被告康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负责合同履行的事实； 二、2013年4月25日《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2013年度原告与被告康达公司协议约定由被告康达公司负责投入的终端销售费用，由原告先行支付给终端，待落实、支付、确认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由被告康达公司支付给原告，另合同第一条3项约定：甲方（被告康达公司）投入的终端销售费用是指应由甲方支付的费用：进店条码费、常规货架、端架、堆头、DM、特价、导购管理、导购服装费；被告刘海龙系被告康达公司签订合同的委托代理人； 三、被告康达公司的康达人通字（2012）084号《关于刘海、李威等同志的任免通知》复印件一份3页，证明被告刘海龙于2012年10月10日由被告康达公司任命为河北省区秦皇岛地区经理，代表被告康达公司负责在秦皇岛地区的公司产品营销工作； 四、《借据》6页、对账单1页，证明2013年被告刘海龙在被告康达公司任职秦皇岛区域的产品营销经理期间，在2013年4月28日因被告康达公司支付上次采购人员的扣点费用（常规货架），原告为被告康达公司垫付费用1000元；以被告康达公司搞特价促销活动为由，于2013年5月6日、2013年5月20日、2013年5月27日分4次从原告处拿走产品并低于进价销售，并承诺以被告康达公司年底“冲补差价”的方式还款，原告为被告康达公司垫付，差价款额为169994.12元；2013年9月26日因被告康达公司的产品进入家惠超市系统发生进店条码费，原告为被告康达公司垫付2000元，以上原告为被告康达公司垫付的市场费用总计172994.12元； 五、玉田县鸦鸿桥镇玉峰化妆品批发部《收货证明》1份1页、《证明》1份1页、《工商银行自助服务终端凭条》复印件1份1页、《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1页，证明玉田县鸦鸿桥镇玉峰化妆品批发部通过被告刘海龙购买了被告康达公司生产的价值630177.12元杀虫剂，其向原告共支付货款539000元，差额为91177.12元的事实； 六、原告的2013年5月17日《销货单》1份1页、《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1份1页、《电子转账凭证》复印件1份1页、原告法定代表人季建红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1页，证明玉田县鸦鸿桥镇玉峰化妆品批发部收到原告价值630177.12元杀虫剂，总计向原告付款539000元，以及原告向被告康达公司支付了630177.12元货款的事实，由于被告康达公司的特价促销业务给原告造成的差价损失为91177.12元，证明被告刘海龙出具的2013年5月20日冲补差价91177.12元的《借据系履行职务行为》。2013年5月6日的冲补差价74760元《借据》、2013年5月20日的冲补差价327元《借据》均系类似促销业务所形成； 七、被告康达公司《发货单》复印件1份5页，证明被告康达公司以费补的方式为原告冲补2015年的差价59302.74元，被告康达公司认可被告刘海龙冲补差价的经营行为。 八、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系被告康达公司在秦皇岛区域的销售经理，是被告刘海龙的前任，能证明刘海龙出具的冲补差价的借据属于被告康达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 被告经对上述证据质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与被告康达公司之间系买卖关系，而不是委托销售关系，因为原告对购买被告康达公司的产品有权利决定货物的价格，所以并不是代被告康达公司销售产品；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诉状的请求不属于代垫费用；对证据三无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刘海龙给原告打借条违背了双方《销售协议》的第七条的第一、二、三项，属于无效。另借据上注明“冲补差价”违反了双方《销售协议》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两张借据74760元、91177.12元两笔款项数额巨大，没有相应的发票、送货单等证据，应属无效；对《对账单》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双方《销售协议》第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所有的以双方盖章为准，刘海龙没有权利和原告进行财务对账，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五《收货证明》真实性有异议，《收货证明》记载批发部证明与刘海龙洽商谈判的，这与刘海龙在2017年4月6日开庭笔录的内容相矛盾，刘海龙证实这是原告与批发部谈判的。另外，这么大的一笔收货，批发部应该有相应的账目资料，比方说记账凭证，原告也应有相应的财务资料，仅提供这样的一个证明，被告康达公司不予认可。对于原告证明汇款的内容与本案的借据时间不相吻合。批发部证明收到被告康达公司63万余元的货款，应提供相应的收货证明，比方说收货单，还应有出库单；对证据六的证据没有形成时间，标注开单日期是2013年5月17日，批发部盖章及签字都没有时间，不符合最基本的证据要求；其次，销售单的价差，我方认为批发部没有权利作出，也不能证明这些内容；对证据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6年被告康达公司曾经给原告货补5万余元，这是因为原告在被告康达公司财务上有费用的货补的余额，被告康达公司根据货物余额给原告发货，与刘海龙的对账单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人证言，没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证人能够证明低价销售不属于代垫费用，公司不允许低价销售。证人所证明的流程不符合双方签署的《销售协议》和《代垫费用协议》。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一、被告康达公司与原告于2002年3月7日签署的《产品购销合同》、于2006年12月18日签署的《销售协议书》、于2006年2月27日签署的《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证明1、原告于2002年开始系被告的经销商，原告应知悉代垫费用的概念及被告予以支付报销的条件；2、原告知道不应让被告工作人员出具借据；知道低价出货的行为是违反双方约定的； 二、原、被告于2012年12月24日签署的《2013年销售协议书》、《2013年销售协议书》相关内容：协议书第七条第一、二、三项约定。证明1、本案如果存在低价销售行为，刘海龙与建荣公司的低价销售的行为违反上述第七条第三项约定；2、刘海龙给建荣公司的出具的借据违反第七条第一、二项约定，该行为系无效行为，由原告自行承担责任； 三、原、被告于2013年4月25日签署的《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相关内容：2013年《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关于“终端销售费用”的概念。证明本案诉争的冲补差价的费用不属于终端销售费用；相关内容：2013年《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2.2、第五条第4款约定、第五条第5.1约定、第十一条《代垫费用结算流程》。证明原告起诉的所谓的“代垫费用”也不符合双方签署的上述条款约定的报销条件和流程（必须有终端落实报告、必须有发票、必须有代垫协议、电脑打印单或送货回执复印件）；原告起诉的所谓的“代垫费用”必须在当年的12月20日前申报完毕，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此费用的要求支付权，不应当予以支付； 四、原告2013年度原告预算及原告代垫终端费用预算执行表。证明1、原告2013年度原告代垫费用预算共计213745元，原告共报销208885元。2、原告所主张的代垫费用加上已报销金额已远超原告2013年度原告预算，不应当予以报销； 五、原告发货统计表。相关内容：原告发货频次统计表显示共截止到2013年5月25日进货196.33万元。证明客户发货频次统计表显示共截止到2013年5月20日进货196.33万元，进货后以如此大的价差甩货，这不符合常理，证明借据反应的内容是虚假的； 六、原告于2013年就代垫费用的财务报销账目资料。证明1、2013年经销商代垫费用的代垫费用已经报销，共报销208885元；2、证明报销的核心条件是必须有终端落实报告、必须有发票、必须有代垫协议；3、在所报销的项目里有特价费共计47875元；4、证明刘海龙给其出具的借据是虚假的； 七、2014年经销商代垫费用的财务报销账目资料。证明2014年经销商代垫费用的代垫费用基本已报销，不存在2013年经销商代垫费用遗留问题； 八、2013至2016年被告为原告报销的费用统计表及原告2016年3月25日诉状。证明2013至2016年被告康达公司为原告报销的费用共计428768.52元，证明原告第一次诉状陈述2013年到2015年，被告通过费补的方式仅支付了59302.74元错误； 九、2017年4月6日庭审笔录（11页）魏瑞江证人证言。证明刘海龙无权给原告出具借据；原告诉状中主张的款项属于差价不属于代垫费用也不属于特价；借据上冲补差价公司不允许，原告诉讼请求所主张的费用2015年5月前没有提过； 十、2017年4月6日庭审笔录（14页）刘海龙陈述四笔冲补差价部分不属于代垫费用；代垫协议上没有该项目；刘海龙承认知道代垫协议明确只有业务员签字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必须有预算。 原告经对上述证据质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的合同属于2002年、2006年期间签订的，与本案所争议的2013年的合同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本案的低价出货的特价销售行为是刘海龙代表康达公司所实施，并非原告的行为；第二，刘海龙出具的借据系因工作业务所导致，并非个人与原告之间的资金往来，该合同第七条第二项所指的是被告工作人员个人借用钱款的禁止性规定，与原告主张无关联；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协议书只是对被告的区域经理对费用的支付流程进行了内部的规定，对原告并不产生法律效力，而且该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先行支付终端费用，然后再由被告落实、支付、确认，规定时间内支付，被告明显排除了被告的合同义务，该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对于其排除法定义务的内容应属无效。另外根据该费用协议书的第四条落实报告中约定，特价费用在促销活动结束后30日内由被告的区域经理填定终端计划落实报告，双方再行盖章确认，以及报账支付的，该条款明显使原告处于不利的地位。该条款也规定了原告可以先行支付费用，然后履行报销程序的流程；对证据四没有原告的盖章确认，其证实原告的预算及执行情况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认可；对证据五属于康达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原告的盖章确认，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实双方实际发生交易货款的数额；对证据六没有原告的盖章确认，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七中《杀虫产品进店费用落实报告》虽然有原告的盖章，但与本案争议的特价促销没有关联性，不能证实被告康达公司支付了原告主张的费用；对证据八的诉状无异议，被告主张为原告报销了40万余元的费用并无证据证实，也不包括原告就本案诉请的内容；对证据九、十，被告康达公司提交的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人魏瑞江今天并未出庭作证，对于其在2017年4月6日庭审中的作证内容是否有效，请法庭依法作出裁判，原告对证人证言称原告所主张的差价不属于代垫费用不予认可，明显与双方所签订的《代垫费用协议》相矛盾。该证人证明在其区域内有低于标准价出售的情形，证明被告刘海龙低价出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对于刘海龙在庭审笔录第14页的陈述，主张其中四笔补差价部分不属于代垫费用，与其在庭审笔录的第5页所作的答辩相矛盾，第5页的答辩中，他明确认为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对原告要求被告康达公司给付代垫市场费用17万余元没有异议。这份庭审笔录能证明原告所举的证据是真实的，刘海龙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是认可的。 经审理查明，自2002年起原告经销被告生产的杀虫产品。2012年12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2013年销售协议书》，合同约定原告经销被告的杀虫产品，指定销售区域为河北省秦皇岛市，合同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3年4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合同约定被告投入的终端销售费用，由原告先行支付给终端，待落实、支付、确认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并明确了预算、落实、报账各阶段具体细则；合同第一条3项约定：甲方（被告康达公司）投入的终端销售费用是指应由甲方支付的费用：进店条码费、常规货架、端架、堆头、DM、特价、导购管理、导购服装费等；合同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至2013年12月31日。被告于2012年10月10日下达康达人通字[2012]084号《关于刘海龙、李威等同志的任免通知》，任命被告刘海龙为河北省秦皇岛地区经理，被告刘海龙亦作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在《2013年销售协议书》、《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签字。 2013年4月28日，刘海龙为原告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建荣日化1000元，系作广缘采购李燕扣点费之用；2013年9月26日，刘海龙为原告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建荣日化2000元，系作家惠系统进店之用；刘海龙于2013年5月6日、2013年5月20日、2013年5月27日分别为原告出具《借据》四份，金额共计169994.12元，上述四份《借据》均载明系作冲补差价之用。以上六笔费用总计172994.12元。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2013年销售协议书》、《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刘海龙作为被告任命的秦皇岛地区经理，其为原告出具《借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被告康达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支持，因被告刘海龙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故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康达公司主张原告与被告刘海龙的销售行为违反了《2013年销售协议书》的规定，“冲补差价”不属于《经销商代垫费用协议书》约定的终端销售费用，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双方合同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故原告主张被告自2014年1月1日起支付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秦皇岛市建荣日化有限公司垫付款172994.12元及利息(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履行完毕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秦皇岛市建荣日化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760元，由被告河北康达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晓勇 人民陪审员  王晓楠 人民陪审员  李德龙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