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14行初39号 原告扶绥县柳桥镇上屯村南庆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宁后贵，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有福，男，1971年8月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 委托代理人黄小海，广西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行政机关）扶绥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新宁镇江滨路**。 法定代表人孙国梁，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海德，扶绥县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何天勇，扶绥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告（复议机关）崇左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新城路**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何良军，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小朋，崇左市法制办公室复议科副科长。 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西长华侨林场，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柳桥镇西长村。 法定代表人邓武增，该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黎晓业，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西长华侨林场职工。 委托代理人黄正品，金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扶绥县柳桥镇上屯村岜模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吴国丰，该组组长。 原告扶绥县柳桥镇上屯村南庆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南庆村民小组）不服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扶绥县政府）林业行政确认、被告崇左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崇左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立案后向被告和第三人分别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南庆村民小组的委托代理人黄有福、黄小海，被告扶绥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海德、何天勇，被告崇左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小朋，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长华侨林场（以下简称西长华侨林场）的委托代理人黎晓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扶绥县政府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扶政决字〔2017〕3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第三条第三款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该机关对争议的土地和林木权属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争议地的地名，西长华侨林场称“丁禾独”、“叫汪”、“叫巨章”、“岜仂”西面等，（南庆村民小组称“石山渌”、“车路渌”、“车路边”、“石山顶”、“岜模路”、“龙陈庙”等），面积约900亩，其四至范围如附图红线圈定的范围内。在争议地范围内，蓝线圈定范围的土地面积约136亩的土地所有权属南庆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作为插花地)；其余的争议地面积约764亩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由西长华侨林场经营管理，在该争议地上的林木所有权属西长华侨林场对外发包的承包种植者所有。具体范围详见《争议地“丁禾独”、“叫汪”、“叫巨章”、“岜仂”西面等权属界线图》所示。二、根据本处理决定制作的《争议地“丁禾独”、“叫汪”、“叫巨章”、“岜仂”西面等权属界线图》与本处理决定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原告南庆村民小组不服，向崇左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崇左市政府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崇政复决字〔2017〕2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扶绥县政府作出的扶政决字〔2017〕3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 原告南庆村民小组诉称，一、被告认定事实不清。(一）被告认定“经过测算，争议地面积约900亩，其中，在高程165.66米低洼处的水田、畬地面积约136亩，其余争议的林地面积约764亩。”为片面认定。除现确认归原告的136亩水田、畬地外，在争议地的周边有原告的责任地，在争议地内的“石山渌”、“石山顶”、“岜模路”、“龙陈庙”等处有原告大量的责任地，被告无视原告提交的承包证及经营事实，将原告的责任地和经政府批准在各自责任地建设房屋的土地认定为林地，简直是荒诞无稽。（二）被告在对1964年11月8日《关于土地问题的协议》内容描述时，故意省略协议第4条的约定，使人产生所有的荒山荒地全部划为国家造林地。事实上，协议第4条明确约定原告划给林场的为原告的“门前岭、大岭（中间塘以东）、60亩高坡”三个岭的半山腰以上荒山荒地，1987年1月4日林场与原告签订的《山权地界补充协议书》对1964年11月8日划定的土地界线进行说明时，明确了当时划给林场的是几个山岭的半山腰以上的荒山荒地，而非所有的荒山荒地。（三）被告认定“自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南庆屯和岜模屯的个别村民陆续到上述林地内毁林开垦种植甘蔗等农作物，逐渐侵占林场经营管理的林地。”为片面认定。争议地在新中国成立前为原告的管辖范围，土改、合作社、三包四固定时期归原告所有，争议地内有原告的畬地和水田；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将争议地周边的水田、畬地及争议地内的水田、畬地发包给农户承包，有承包证为证；2009年7月3日以前，西长华侨林场并没有对争议地进行现实的管理和利用，而争议地内能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全部是原告农户经营管理；2009年7月3日，西长华侨林场将争议地承包给他人，并将原告农户在承包地上种植的甘蔗全部铲除后，承包人强行在争议地上种植速生桉树，现种植速生桉树的210亩土地中有原告农户持有承包证的承包地。二、被告对本案证据的评判和采用不客观公正。(一）1964年11月8日签订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协议》约定，原告划给林场造林用地有“门前岭、大岭（中间塘以东）、60亩高坡”三个岭的半山腰以上荒山荒地；1987年1月4日林场与原告签订的《山权地界补充协议书》对1964年11月8日划定的土地界线进行说明时，也明确了当时划给林场的是几个山岭的半山腰以上的荒山荒地，而非原告所有的荒山荒地，且1964年的协议不涉及现争议地。（二）关于1966年2月28日《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约定的地名为“岜猫、谷苦、叫汪、板麻疯、那模、叫巨章、丁禾独、岜仂”林片是第三人岜模村民小组划给林场的造林用地，其四至范围的西至南庆界指的是岜模村民小组与原告的土地分界线。1.扶绥县政府和西长华侨林场认为林片的西至“南庆界”的界线位于万分之一地形图标明“浦拉河”东面的界线，即林场林权证附图西面的界线(争议地西线），在图上乃至实地上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地理特征，在协议书中也没有具体描述，无法确定该界线的具体位置，不具备确定县界的地理特征。2.在原崇左县和扶绥县没有书面划定行政区域界线之前，原那抗屯与南庆屯均按历史沿袭以浦拉河为界确定两村屯的界线，而不是以“浦拉河”东面的界线；二十一世纪初，原崇左县和扶绥县划定行政区域界线时，尊重双方村屯的历史沿袭，在签订划定协议时，也是以浦拉河为界确定双方的行政区域界线。3.那抗屯与南庆屯是以浦拉河为两村屯的分界线，而不是以“浦拉河”东面为界线。浦拉河东面现争议地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土地是原告的水田、畬地，是原告的耕作区，被告认定协议书中的西至南庆界的具体位置错误。（三）被告认为西长华侨林场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中记载的地名及四至范围与1966年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记载的地名及四至范围相符”没有事实和证据佐证。首先，如上所述，林权证划定林片四至的西至与协议书不符；其次，协议书中林片的地名“岜猫、谷苦、叫汪、板麻疯、那模、叫巨章、丁禾独、岜仂”不在原告管辖的地界范围内，在林权证附图上标注的“叫汪、叫巨章、丁禾独、岜仂”是林场照协议的地名生搬到图纸上，在争议地内原告及邻村岜模屯没有“叫汪、叫巨章、丁禾独、岜仂”的地名称谓。林业三定工作组进行实地踏界时，也没有周边村屯包括原告在内人员对地名的现场指认，而且，西长华侨林场及扶绥县政府也说不出“叫汪、叫巨章、丁禾独、岜仂”地名的来由和出处。（四）被告认为原告《土地承包证》和《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记载的地名有“龙陈庙”、“岜模路”、“石山顶”等几个地名具体的位置不明确，是南庆方的单方指认，其证明力不足以对抗林场方第7331号林权证的红线范围图。这不符合逻辑。地名的位置具体在哪里由熟悉地名位置的当事人指认，只要指认地名位置与地名含义相符，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不应予以否定；当事人对地名位置指认的证明力与林权证的红线范围图无关，红线范围图作为图纸，如果没有当事人指认的地名位置并标于图纸上，其图纸本身对地名位置的认定毫无证明力，同时，当事人的指认与红线范围图没有可比性，无法确认两者间对地名认定证明力的优劣。四、经过当地政府批准，原告村民在公路边各自承包的土地上建设的楼房，有各村民的承包证证实。1964年《关于土地问题的协议》、1966年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划定给林场造林的土地是坡度为25度以上的荒山荒地，林场造林用地不包含建楼房部分土地。扶绥县政府将该土地确认归西长华侨林场使用错误。五、扶绥县政府无视西长华侨林场与承包人恶意串通，强行在争议的土地上抢种林木的事实，将争议地上的林木确认归承包人所有，违反林业部第10号令《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综上所述，两被告分别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错误认定协议书划定林地的四至范围，将原告耕作区范围内有土地承包证的承包地确认归广西国营西长华侨林场所有，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提出诉讼请求：一、撤销扶绥县政府扶政决字〔2017〕3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二、撤销崇左市政府崇政复决字〔2017〕24号行政复议决定；三、确认东以那模田西面山岭分水线为界，北以吞肥岭分水线为界，南以邕龙公路为界，西以田边为界（详见附图）面积约900亩的土地所有权属为原告所有；四、确认争议土地上林场毁坏原告的农作物强行种植的林木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一、撤销扶绥县政府扶政决字〔2017〕3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二、撤销崇左市政府崇政复决字〔2017〕24号行政复议决定；三、判令扶绥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南庆村民小组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扶绥县政府作出的扶政决字〔2017〕3号处理决定、崇左市政府崇政复决字〔2017〕24号行政复议决定。庭审中提交2016年-2017年南庆村民小组土地面积清单，证明在争议地内的“岜模路”、“车渌路”、“大坡”有南庆村民小组承包经营的土地638.59亩。 被告扶绥县政府辩称，（一）1964年11月8日，国营光西林场与岜模、南庆等生产队签订《关于土地问题的协议》明确划定了国家造林用地的土地范围，以及保留水田、有包产的畬地作为农方插花地。争议林地均处在协议书划定为国家造林用地的范围内。1966年2月28日，国营光西林场与岜模、南庆生产队签订《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将“叫汪”、“叫巨章”、“丁禾独”、“岜仂”等地名的荒山荒地已划定为国家造林地，其四至范围为：东至岜仰界，南至公路，西至南庆界，北至牧场。南庆村民小组指认西至“南庆界”的界线位于万分之一地形图高程210.5米的岭顶分水线及高程190.8米与高程204.3米之间的合水线的分界线，属于南庆屯与岜模屯的分界线，与协议书的原意不相符。当年岜模、南庆等4个生产队代表共同签订协议，各屯并没有明确界线之分。西长华侨林场指认“南庆界”的界线位于万分之一地形图标明“浦拉河”东面的界线，属于那抗屯与南庆屯的分界线，与协议书的原意相符。此界线属于县与县之间的行政区域界线，是众所周知江州区那抗屯与扶绥县南庆屯的分界线，即南庆界。在地形图上标明高程165.66米低洼处的水田、畬地耕地面积约136亩，自签订协议书以来，属于原告村民种植并经营管理至今，林场方不主张权属，仍然属于原告集体所有。（二）1989年11月22日扶绥县政府核发给西长华侨林场的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明确地名“叫汪”、“叫巨章”、“丁禾独”、“岜仂”等林地使用权归西长华侨林场经营管理。该《山界林权证》中记载的地名及四至范围与1966年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中记载的地名及四至范围相符。但是，该《山界林权证》附有的红线圈定范围图包含了在高程165.66米低洼处的水田和畬地，没有具体说明作为农方插花地，引起了农方的误会，应予以纠正。因此，除在高程165.66米低洼处的水田和畬地面积约136亩属于农方作为插花地外，其余林地面积约764亩属于林场方持有的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附图红线范围内的林地，使用权属西长华侨林场。（三）2015年9月16日南庆村民小组代表在现场勘验图指认的①②③地块，地名分别为“石山渌”、“车路渌”、“车路边”，该些土地在万分之一地形图上高程165.66米低洼处的水田、畬地范围内，该3处土地与南庆方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证》互相印证，其中在②处有部分土地属于耕地，有部分属于开荒地。南庆村民小组主张水田、畬地的土地所有权属其集体所有，被告予以支持；但对开荒地主张权属，不予支持。同时，南庆村民小组指认④⑤⑥⑦地块，地名分别为“石山顶”、“岜模路”、“龙陈庙”、“岜模路”4处土地，处在1966年双方签订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划定为国家造林用地范围，以及西长华侨林场持有的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的红线范围图内。虽然南庆村民小组提供的《土地承包证》和《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记载的地名有“龙陈庙”、“岜模路”、“石山顶”等几个地名，但该几处地名具体的位置并不明确，南庆村民小组的指认证明力不足以对抗西长华侨林场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的红线范围图。另，在争议地范围内，322国道边南庆村民小组村民自建的房屋（即南庆新村）处在1966年双方签订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划定为国家造林用地的“南至公路”的四至范围内。因此，南庆村民小组主张“石山顶”、“岜模路”、“龙陈庙”、“岜模路”4处土地和上述房屋的土地所有权属其集体所有，扶绥县政府不予支持。（四）根据对2015年4月24日现场勘界笔录及西长华侨林场提供的2010年6月西长华侨林场上屯分场40林班图、2006年1月《土地租赁（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2009年8月《土地租赁（承包）合同书》及申请人在申请书中的“请求事项”等几份证据的综合认定，现争议地范围内的速生桉林木属于西长华侨林场对外发包的承包者种植。因此，西长华侨林场主张争议地上的林木所有权属承包种植者所有，扶绥县政府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扶绥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南庆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被告扶绥县政府为证明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2015年4月24日现场踏界笔录,证明纠纷地范围、地名及经营现状；2.2015年9月16日现场勘验笔录，证明纠纷地地名及经营现状；3.2015年9月19日现场勘验笔录，证明西长华侨林场指认的纠纷地范围；4-5.2017年2月23日调查笔录，证明第三人岜模村民小组对争议地不主张权利；6.1964年11月8日山权地界协议书（即《关于土地问题的协议》）、7.1966年2月《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证明现争议地已划为国家造林地；8.1976年1月7日《山权地界协议书》，证明该协议书与现争议地无关；9.1987年1月4日《山权地界补充协议书》，证明现争议地属国家造林地；10.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及附图，证明现争议地在西长华侨林场的林权证范围内；11.1975年1月光西林场29林班图，证明西长华侨林场对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12.2010年西长华侨林场上屯分场40林班图，证明西长华侨林场对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13.扶绥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4.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证明争议地已被法院认定为国有；15.西长华侨林场赔偿单据，证明西长华侨林场已履行侵权赔偿责任；16.南庆村民小组梁方权户承包土地使用证明细、17.秦创德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和18.南庆村民小组村民承包土地签名笺，16-18三份证据证明南庆村民小组村民的承包证只有地名无具体位置；19.调解会签到表及笔录材料，证明调处程序合法；20.补充调查笔录，证明南庆村民小组的主张无证据支持；21.扶绥县政府办公室、林业局文件处理笺、22.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23.西长华侨林场答辩书、24.西长华侨林场的法人身份证明及委托书、25.黄有福身份证明、26.黄有福身份证复印件、27.送达回证，证明调处程序合法。 被告崇左市政府辩称，其受理、审理和作出复议决定的程序均符合行政复议法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请求驳回南庆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被告崇左市政府为证明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十三条，证明复议机关有权作出行政复议的范围及管辖职能的法律依据；2.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南庆村民小组提起复议申请的事实；3.扶绥县政府作出的扶政决字〔2017〕3号处理决定，证明复议机关审理的行政行为；4.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明立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5.送达回证（受理通知书），证明复议程序合法；6.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扶绥县政府答复复议申请的内容；7.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复议程序合法；8.崇左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崇政复决字〔2017〕24号），证明崇左市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9.送达回证及回执，证明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已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 第三人西长华侨林场述称，（一）关于“南庆界”界线的认定。从1966年2月28日签订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内容上看，“南庆界”位于“岜仂”、“丁禾独”、“叫巨章”、“那模”、“板麻疯”、“叫汪”、“谷苦”、“岜猫”等地名的西面。南庆村民小组认为该界线在上述地名当中，显然不符合事实。扶绥县政府认定“南庆界”界线符合客观事实。（二）关于林地“岜仂”、“丁禾独”、“叫巨章”、“叫汪”等地名的认定。该些地名在第7331《山界林权证》及《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上均有明确记载，并非林场编造。《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虽没对上述地名的具体位置作出说明，但从标注的四至看，均在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范围内。无论地名如何称谓，不影响林场对上述地名所属林地享有使用权。扶绥县政府对上述地名所作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三）关于诉争地块使用权的归属认定。“石山渌”、“车路渌”、“车路边”等位于高程165.66米低洼处的水田、畬地范围内，其余地块划入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所划定的红线内，即西长华侨林场所称第39、40林班。从举证的角度看，除非南庆村民小组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西长华侨林场提交的证据并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争议地归其集体所有，否则应当驳回南庆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扶绥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南庆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西长华侨林场未向本院提交了证据。 第三人扶绥县柳桥镇上屯村岜模村民小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参加本案诉讼活动，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如下： 关于被告扶绥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南庆村民小组认为：对证据1-5、19-27没有异议；对证据6山权地界协议书（1964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协议划定的范围是上屯河到派关河，与本案的争议地无关；对证据7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1966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协议不能证实争议地已经划为国家造林地；对证据8山权地界协议书（1976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9山权地界补充协议书（1987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实争议地属于国家造林地；证据10山界林权证确实把争议地划入林场的林权范围，为此南庆村民小组提出权属争议；证据11-12林班图确实把争议地划入林场经营范围，但光西林场及西长华侨林场在2013年之前对争议地没有经营事实；对证据13-15民事判决书、赔偿单据没有异议，是对毁坏甘蔗作出的民事判决，并没有对土地权属作出认定。对证据16-18土地使用证明细、承包合同书、签名笺等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些土地证记载的地名均有具体的位置。被告崇左市政府和第三人西长华侨林场同意扶绥县政府的举证意见。本院认证：证据1-5、19-27为扶绥县政府开展调查调解等的程序性证据，因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9协议书为历史形成的资料，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真实性、合法性，证明1964年、1966年国营光西林场与原南庆生产队、岜模生产队等签订山权地界协议书，划定国营造林用地和集体牧场地等的界线范围，将争议林地划入国家造林用地范围，本院将在判决书裁判理由部分进一步论述。1987年对1964年、1966年协议等予以补充。因此，根据《调处条例》的有关规定，上述协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1976年协议涉及的土地林地与本案争议地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0林权证及附图，证明西长华侨林场取得扶绥县政府核发的山林权属凭证，记载的林地四至界线与1966年协议相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1、12林班图，证明西长华侨林场经营争议地的事实，可以作为参考证据材料；证据13-15民事判决书、赔偿单据，证明西长华侨林场于2009年铲除争议地内部分甘蔗的事实；证据16-18梁方权户土地使用证记载的“石山渌”为畬地，秦创德承包合同书记载开荒地“车路渌”没有四至，虽然争议地内低洼处包括“石山渌”、“车路渌”的水田、畬地等为南庆村民小组的承包地，西长华侨林场不主张权属，但不能作为南庆村民小组主张除低洼处的水田、畬地之外争议林地权属的依据。村民签名笺为村民对自己的主张进行签名，如同自己的陈述，同样也不能作为主张权属的依据。 关于被告崇左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认为崇左市政府复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原告南庆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扶绥县政府认为，南庆屯土地面积清单不真实，不合法；崇左市政府认为，没有乡镇政府的盖章，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西长林场同意政府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2016-2017年南庆屯土地面积清单为政府组织开展土地经营权登记时，由各村屯填写上报面积清单，尚未确定经营权，不能作为权属确认的定案依据，本院不予确认。 2018年3月28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勘验争议地现场并制作了现场勘验草图及说明，经组织当事人质证，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南庆村民小组与第三人西长华侨林场争议的地名：南庆村民小组称为“石山渌”、“车路渌”、“车路边”、“石山顶”、“岜模路”、“龙陈庙”等，西长华侨林场称为“叫汪”、“叫巨章”、“丁禾独”、“岜仂”等，位于西长华侨林场××40林班部分地名的土地范围内，面积约900亩，其中在高程165.66米低洼处的水田、畬地面积约136亩，其余争议的林地面积约764亩。争议地上的经营现状：除低洼处的水田、畬地面积约136亩为南庆村民小组经营外，其余争议林地中有一部分土地为南庆村民小组村民种植甘蔗等农作物，有一部分为西长华侨林场对外发包给他人承包种植速丰桉树，还有一部分为荒山灌木林地；在公路边南庆村民小组村民建有楼房若干栋（也叫南庆新村)，这些房屋没有取得房产证。邻接争议地的东面是岜模村民小组种植甘蔗等农作物，南面接南宁到凭祥××国道，西边为南庆村民小组村民种植的甘蔗等农作物及水沟边，北面为西长华侨林场种植的速丰桉树。 1964年11月8日，国营扶绥县光西林场与原柳桥区上屯公社岜模、岜仰、上屯、南庆等有关生产队签订《山权地界协议》（即《关于土地问题的协议》），明确：“2.双方确定上屯河至派关河之间的广大荒山荒地除已指定牧场地、有林地外，其余全部划为国家造林地。3。4。5.在荒山荒地内的插花地如水田、有包产的畬地熟荒均给予保留。如拖拉机耕作的需要，而受损坏者，由林场就地代犁赔偿，至于非包产的荒地，由原主收造后，国家作造林地，不再作赔偿。6.在划给社队的牧场地，国家不再造林，在划给国家造林的荒山荒地在国家尚未种树前社队可以开荒放牧，但以不影响国家造林为原则，但造林以后，社队不再进入开荒放牧（树苗高2米以上可以放牧)。7.国家造林种树离田边3丈，新坟墓1丈。”该协议书没有附图。1966年2月28日，国菅扶绥县光西林场与原上屯公社岜模生产队、南庆生产队签订《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协议明确将“岜猫”、“谷苦”、“叫汪”、“板麻疯”、“那模”、“叫巨章”、“丁禾独”、“岜仂”等地划为国家造林用地，属于当时的国营光西林场经营管理，其四至范围是：东至岜仰界；南至公路；西至南庆界；北至牧场（该协议书没有附图）。1975年1月，国营光西林场制作光西林场29林班图，将争议林地划入29林班图范围，现称为西长华侨林场××40林班。从该林班图上看，在高程165.66低洼处的水田、畬地仍然是集体农用地，没有植树造林。1987年1月4日，西长华侨林场与南庆村民小组签订《山权地界补充协议书》中第七条内容写明：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六年的山权地界协议书，没有修改之处，仍然有效。当年该协议书处理的土地位于现争议地外的南面山岭土地范围，西长华侨林场已兑换林地，与现争议地无关。1989年11月22日，扶绥县政府核发给西长华侨林场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明确地名“岜猫”、“谷苦”、“叫汪”、“板麻疯”、“那模”、“叫巨章”、“丁禾独”、“岜仂”等林地使用权归属西长华侨林场，其四至范围是：东至岜仰界，南至公路，西至南庆界，北至牧场，总面积2756亩。该山界林权证附有界线图，将争议土地划入西长华侨林场的使用范围。从该林权证所附的地形图来看，在高程165.66米低洼处的水田、畬地仍然是集体农用地（附图中蓝线圈定范围的土地)，但该《山界林权证》中没有具体说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南庆村民小组将位于万分之一地形图标高程165.66低洼处的水田、畬地落实分配到各农户承包经营管理。过后，南庆村民小组和岜模村民小组个别村民陆续到争议林地内开垦种植甘蔗等农作物。2009年7月3日，西长华侨林场组织人员并开动十几台拖拉机将在争议林地内南庆村民小组等个别村民开垦种植的甘蔗全部铲除。2009年9月，西长华侨林场将争议林地内部分土地发包，承包者种植速丰桉树。为此，南庆村民小组与西长华侨林场对争议地发生权属争议。2014年8月13日，南庆村民小组向扶绥县政府提出调处申请。2017年3月20日，扶绥县政府经调查核实并经调解未果后，作出扶政决字〔2017〕3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具体内容见前文）。南庆村民小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8月10日，崇左市政府作出崇政复决字〔2017〕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扶绥县政府的扶政决字〔2017〕3号处理决定。2017年11月6日，原告南庆村民小组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南庆村民小组村民于2002年起陆续在322国道旁边建房，其中有部分房屋处在争议地范围内。 再查明，1981年1月西长华侨林场成立后接管和使用国营光西林场部分林地至今。 本院认为，根据《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协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山林权属证书等可以作为土地山林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本案中，1964年11月8日国营光西林场与原上屯公社岜模、岜仰、上屯、南庆等有关生产队签订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协议》（即山权地界协议书）和1966年2月28日国营光西林场与原上屯公社岜模生产队、南庆生产队签订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具体落实国家、集体造林用地、集体牧场地等的范围及四至边界。上述《协议书》的签订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予维护。从协议内容看，当时已将“叫汪”、“叫巨章”、“丁禾独”、“岜仂”等地名的荒山荒地划为国家造林地，即将本案争议范围内除农用地外的土地划定为国家造林用地。1989年11月22日，西长华侨林场取得了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争议林地登记到林权证范围内。该《山界林权证》中记载的地名及四至范围与1966年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记载的地名及四至范围相符。这一事实有1964年《关于土地问题的协议》、1966年《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1987年《山权地界补充协议书》、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等在案证明。因此，第三人西长华侨林场使用林地权属来源清楚，经营界线和范围明确。扶绥县政府根据可以作为确认权属依据的山权地界协议、山界林权证等作出处理决定，将在争议地范围内低洼处的水田、畬地面积约136亩（即蓝线圈定范围）的土地所有权确认归南庆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作为插花地)，其余的争议地面积约764亩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属西长华侨林场所有，在该争议地上的林木所有权属西长华侨林场对外发包的承包种植者所有，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崇左市政府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实体处理正确。 关于1964年山权地界协议书是否涉及争议地及1966年协议书西至“南庆界”界线位置如何确定问题。经查，南庆村民小组与西长华侨林场指认1966年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记载的西至“南庆界”界线位置不一致，导致发生土地林地权属争议。1964年协议第2条约定“双方确定上屯河至派关河之间的广大荒山荒地除已指定牧场地、有林地外，其余全部划为国家造林地”。结合万分之一地形图看没有标注上屯河、派关河地名，在邻近上屯标注有陆河地名，相连派关水库的标注有浦拉河地名；从地理位置上看，岜模屯、南庆屯、上屯等附近并没有其他河流，因此推定1964年协议记载的上屯河、派关河分别指向的是上屯旁边的陆河和争议地旁边的浦拉河，该协议将当时为荒山荒地的争议林地划入国家造林用地范围。由于1966年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没有附图，文字记载的西至“南庆界”界线指向不明，结合1964年协议第2条约定的上述内容，以及1975年1月光西林场29林班图和山界林权证附图看，西长华侨林场指认的1966年协议书西至“南庆界”界线较为合理，证据较为充分，故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从1964年、1966年两份协议内容分析，争议地内除了高程165.66米低洼处的水田、畬地外，其余林地划入国家造林用地，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西长华侨林场持有的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问题。经查，该《山界林权证》为扶绥县政府于1989年核发，记载的地名及四至范围与1966年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记载的地名及四至范围相符，林权证附图与1975年1月林班图界线相符，能够相互印证西长华侨林场经营林地范围。根据《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的规定，在没有其他书面证据材料否定的情况下，西长华侨林场持有的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可以作为本案确认权属的定案依据。 关于南庆村民小组持有的《土地承包证》、《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否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问题。扶绥县政府提供的2015年9月16日现场勘验图，证明南庆村民小组代表指认“石山渌”、“车路渌”、“车路边”承包地位于低洼处的水田、畬地耕地面积范围内，结合万分之一地形图和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附图分析，该些地块属于集体农用地，一直为南庆村民小组经营，故南庆村民小组主张该些水田和畬地的土地所有权属其集体所有，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南庆村民小组指认地名为“石山顶”、“岜模路”、“龙陈庙”土地，因该些土地处在1966年双方签订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划定为国家造林用地范围，以及西长华侨林场持有的第7331号山界林权证的红线范围图内。因此，南庆村民小组主张该些土地所有权属其集体所有，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南庆村民小组于2018年3月29日补充提交《土地承包证》、《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以主张全部争议地归其所有，经查该些承包证和合同书记载的“石山渌”、“车路渌”、“车路边”、“大坡”、“公路边”、“石山根”、“车路尾”等承包地均为水田、畬地，并不在扶绥县政府确权为国有的争议林地范围内，扶绥县政府已将此部分的水田、畬地确认权属归南庆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故不能作为南庆村民小组主张全部争议地权属的依据。 至于在争议地范围内公路边南庆新村的土地权属问题。经查，南庆村民小组于2002年起陆续在公路边建房，有部分处在南庆村民小组经营的水田、畬地范围内，有部分楼房处在1966年双方签订的《山权地界统一区划协议书》划定为国家造林用地的“南至公路”范围内。虽然南庆村民小组确实使用了部分国家造林用地建房，但对土地的经营使用不能当然变更土地权属性质，故南庆村民小组主张处在国家造林用地范围内的该些房屋使用的土地所有权属其集体所有，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扶绥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崇左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据此，原告南庆村民小组提出要求撤销两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扶绥县柳桥镇上屯村南庆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扶绥县柳桥镇上屯村南庆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开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或申请缓交不被批准仍不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农立海 审判员  韦权美 审判员  陶园园 二〇一八年四月四日 法官助理谢锡幸 书记员陈洋宇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