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闽行赔终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兴涵街**。 法定代表人连向红，区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镇兴路**。 法定代表人郭孙涵，镇长。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郑阳春，福建大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经营场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新墩村江口盐场。 经营者王如建。 委托代理人黄亦辉，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莆田市展望木业有限公司（原为莆田市展望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经济城**。 法定代表人蒋元泰。 原审第三人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盐场办公楼内/div> 法定代表人郭金明。 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因诉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三方均因不服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9行赔初9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4年1月5日，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与展望公司签订一份《土地租用协议书》，将江口盐场及配套设施（含办公楼）占地面积1700亩，出租给展望公司作为东南国家级林木种苗示范基地，发展农、林、畜牧业，租期为10年，自2004年1月5日起至2014年1月4日止，期满续租须提前3个月重新签订协议。协议特别约定未经同意，不得把土地及其配套设施转作它用或转租他人。协议签订后，展望公司在江口盐场上另成立了东南公司。自租赁关系建立起，2004年及2005年的租金是由东南公司交纳。2005年9月22日，卓玉辉与东南公司签订了《租地协议书》，协议约定东南公司将除自己使用的办公楼及160亩土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及房屋转租给卓玉辉使用，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予以认可。2005年10月1日，原告的经营者王如建与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书》，租用坐落在江口盐场内的土地和房屋。2006年11月20日，王如建注册成立了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并在上述场所内开始生产经营，直至2011年原告停止生产经营。2015年5月11日、7月20日，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两次在江口盐场张贴《通告》，通告称为配合涵江区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项目征迁需要，要求盐场的原租户、使用人立即搬离。2015年9月8日，两被告对原告使用的位于江口盐场内的房屋进行拆除。 另查明，2015年11月16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文[2015]427号)，征收莆田市涵江区境内土地30.6603公顷。2015年11月27日，莆田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莆政土[2015]131号)，征收莆田市涵江区境内土地30.6603公顷。江口盐场的部分土地列入“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建设”征收范围。 原审认为，被告于2015年9月8日强制拆除原告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江口盐场内房屋的行为，已经被法院在另案确认违法，故被告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行政赔偿的请求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地上物损失的赔偿请求，包括原告赔偿请求的⑴至⑼项、⒀项；二是间接产生的其他费用损失的赔偿请求，包括原告赔偿请求的⑽至⑿项。对原告第一方面关于地上物损失的赔偿请求，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该项行政赔偿的举证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原告厂房及地面物的行为，属超越职权，已判决确认违法。也正因为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原告厂房行为超越职权，更未履行必要的程序，又因强制拆除行为突发即时性的特点，造成原告对其地上物的损害无法具体取证，导致原告无法提交具体损失情况的证据材料。而被告作为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主体，其在实施强制拆除时，有能力也有必要对涉案地上物的情况进行证据保存。因此，被告对原告地上物的损失情况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2、原告主张其损失数额及项目不具有合理性。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强拆行为造成其地上物的损失为：⑴被拆除厂房3000平方米（重置价1230元／㎡×7成成新=861元／㎡），损失价值人民币258.3万元；⑵被拆除的厂区水泥砖围墙600平方米（统拆单价45元㎡），损失价值人民币2.7万元；⑶被毁没的滚筒式烘干机、离心机、反应罐等各种机器设备（具体见《登记清单》），损失价值人民币692.27万元：⑷被掩埋的明矾、草酸、柠檬酸、轻烧粉等原辅材料100多吨，损失价值人民币10万元；⑸被掩埋的锌粉35吨，损失价值人民币35吨×1.8万=63万元；⑹被拆除厂区内的环保措施卫生厕所（三级化粪池），损失价值人民币3万元：⑺被拆除毁没的员工食堂内的设施、电冰箱等用具，损失价值人民币1.5万元；⑻被拆除毁没的电脑等办公用品，损失价值人民币5万元；⑼被拆毁的厂区内种植的树木、果树、花草等绿化地上物，损失价值人民币2万元；⒀其它被毁物品，损失价值人民币约2万元，也即原告申请赔偿的项目⑴-⑼、⒀。原告主张向第三人东南公司租赁的系空地，生产经营的厂房系其投资建设，至2015年9月8日厂房内仍有上述生产设备和其他物品没有搬离。经查，本案原告向第三人东南公司租赁了土地和部分房屋进行生产经营，原告于2011年已经停止生产经营，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11日、7月20日两次在江口盐场张贴《通告》，要求租户限期搬离，且原告与东南公司的租期至2013年12月30日届满。原告提供的证据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拆迁财产评估登记表、设备清单等，均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地上物损失情况。故，原告的所主张的损失与查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生产生活常理，对原告主张的该方面赔偿项目及数额，不予以确认。3、被告对原告损失的赔偿请求未提供反驳证据，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如前所述，本案因被告的原因造成原告无法完整提交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证据，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项目与查明事实及生产生活常理不相符，对其赔偿项目未予以确认。但原告在江口盐厂内租赁土地和房屋进行生产经营系客观事实，其成立、经营清洁剂加工厂就要有必要的投资投入，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必然会对原告造成一定的损失。原告提供的证据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明确该清洁剂加工厂预计投资20万元，该数额较为符合生产生活常理；且被告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对原告主张的行政赔偿予以反驳。因此，对于原告损失数额确认为20万元，由两被告负责赔偿。4、从规范政府依法行政的角度，被告对本案承担上述赔偿责任亦不为过。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诚实守信”，“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以切实解决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而本案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没有职权依据，且未对原告的合法财产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以减少违法行政的损失。故，对原告合理范围内的赔偿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对原告第二方面关于间接产生的其他费用损失的赔偿请求，分析认定如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原告对其主张的⑽-⑿项赔偿请求，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上述赔偿请求项目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故原告的第二方面赔偿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实施强制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地上物损失与查明事实的不符，亦不符合生产生活常理，对原告主张的该方面赔偿项目及数额，不予以支持。但成立、经营清洁剂加工厂有必要的投资投入，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必然会对原告造成一定的损失，结合原告提供的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生产生活常理，确认原告的损失数额为20万元，且被告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对原告主张的行政赔偿予以反驳。对原告关于间接产生的其他费用损失的赔偿请求，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应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20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和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行为违法，不能成立，赔偿被上诉人20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改判。 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上诉称，原审判决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和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赔偿上诉人损失20万元，远无法弥补上诉人的损失，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按照拆迁财产评估登记表等证据赔偿上诉人的全部损失。请求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A1.房屋租赁协议、税务登记证；A2.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A3.拆迁财产评估登记表、设备清单;A4.现场照片。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B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文[2015]427号）；B2.《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莆政土[2015]131号）；B3.《莆田市人民政府征收（使用）土地公告》（莆市公[2015]49号）；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C1。《组织机构代码证》;C2.《土地租用协议书》;C3.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管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信息、《租地协议书》、福建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票据、行政事业单位（社团）往来结算凭证;C4.《通告》2张及照片4张;C5.《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文[2015]427号)、《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莆政土[2015]131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征收（使用）土地公告》(莆市公[2015]49号)。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已经原审庭审质证并随案移送本院，证据名称已记载于原审判决书。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和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和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房屋的强制交付土地行为已被生效的本院(2018)闽行终116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规定，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公民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行政机关应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国家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和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因违法强制交付土地行为给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造成财产直接损失的，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 本案中，依据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提供的《房屋租赁书》及《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可以证明租赁时涉案土地上就有部分房屋，且查明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于2011年已经停止生产经营。据此，原审法院就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进行生产经营系客观事实，其成立、经营清洁剂加工厂要有必要的设备设施即相应的投资投入，强制拆除行为必然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并结合《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预计该清洁剂加工厂投资额为20万元，来作为本案赔偿数额的参考，较为符合生产生活经验及常理，并无不妥。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主张按《拆迁财产评估登记表》赔偿全部损失，由于财产已经灭失，而该登记表又制作于2011年，至涉案强拆行为有四年之久，且登记的财物均在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控制范围，又属停产状态，故按2011年前该登记表赔偿全部损失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合法、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江凌 审 判 员  朱志闽 代理审判员  赖峨州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林 珊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