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冀0283行初2号 原告高云宝，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迁安市。 被告迁安市公安局，所在地迁安市兴安大街526号。 法定代表人卢智慧，男，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伟，男，迁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赵紫鹏，男，迁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高云宝不服被告迁安市公安局2017年10月12日作出的迁公（治）行罚决字[2017]09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2017年12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于2018年1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云宝、被告迁安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伟、赵紫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迁安市公安局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迁公（治）行罚决字[2017]09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处罚决定书认定，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高云宝先后四次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土资源部等信访接待场所进行缠访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高云宝行政拘留十日。 原告高云宝诉称，我因检举村干部违法违纪等贪腐问题，多次到本市相关部门反映，由于保护伞的作用致使两年多时间不做正确处理，只有向上级部门反映，逐级反映，属于合法上访。2017年10月9日进京上访，10月11日被政府截回到被告处，被强制送往迁安市拘留所拘留十日。原告认为，被告在本案中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判令撤销被告迁安市公安局作出的迁公（治）行罚决字[2017]09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高云宝在起诉及庭审时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6年9月18日迁安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2016年11月16日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信访事项复查答复意见书、2017年1月12日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该证据证实我是逐级上访，不是越级上访，我是合理合法上访。我上访的内容是我村王旭平当上村长以后，将我村13.57亩土地卖了418万，我是针对王旭平卖地的事进行上访的。 2、2016年8月23日关于王旭印的错误事实材料、2016年9月7日关于给王旭印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该证据证实我去北京上访的不是同一件事，我信访的事件中不仅包括前面举证的王旭平卖地的事，还包括王旭印卖地的事。 被告迁安市公安局辩称,原告如反映自己的问题，应通过合法途径、逐级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高云宝的信访事项，其住所地的大五里乡人民政府已经明确答复，其仍然以同一事项多次到北京市的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信访，属于缠访，扰乱了信访工作秩序。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迁安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及如下证据： 1、2017年10月11日对高云宝的询问笔录，该证据证实在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时间点内，高云宝承认去北京相关部门以同一事项多次缠访。 2、2017年10月12日对高云宝的询问笔录，该证据证实在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时间点内，高云宝承认去北京相关部门以同一事项多次缠访。 3、2017年10月11日对王新民的询问笔录，该证据证实2017年10月9日高云宝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上访，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证实原告于2016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就同一事项到相关部门进行缠访活动。 4、2017年10月12日对王新民的第二次询问笔录，该证据证实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高云宝多次到北京有关信访接待部门以同一事项进行缠访。 5、2017年10月12日对任伟超的询问笔录，该证据证实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高云宝多次到北京有关信访接待部门以同一事项进行缠访。 6、2016年8月29日中共大五里乡纪委（大纪[2016]5号）关于给予王旭平党纪处分的决定、2017年9月7日中共大五里乡纪委（大纪[2016]4号）关于给予王旭印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该证据证实大五里乡对高云宝反映的关于王旭印和王旭平的问题已经作出了处理。 7、2017年10月12日迁安市处理信访突发问题及群众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证明，该证据证实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高云宝四次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土资源部进行缠访活动。 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告的行为属于缠访活动，扰乱了他所到的信访接待场所的正常的信访秩序，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扰乱单位秩序，该证据证实我单位适用法律正确。 9、2017年10月12日报警案件登记表，2017年10月12日受案登记表进行受案，2017年10月12日对高云宝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当日经逐级审批，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证据证实我单位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号证据质证称，在整个举证过程中没有认定原告属于越级上访，对于原告提供的三个信访处理意见书以及复核意见书，通过三级信访制度，原告的信访事项已经终结，但是原告仍然到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上访，属于就同一事项的缠访活动。对原告提交的第2号证据质证称，我单位在举证过程中一直在陈述，原告上访的诉求中把王旭平和王旭印捆绑在一起的，原告也承认是反映两人的腐败等问题，所以原告上访的属于同一事项。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1号证据质证称，被告说我是同一项事，不属实，因为我上访的不是一件事，是被告不明真相就拘留我，但是我没有一点犯法的肢体语言，我是去正当的单位去上访的。对被告提交的第2号证据质证称，我到上访的地方交材料刷身份证才算是上访，但是我到那既没有交件也没刷身份证，所以不算是上访，不算是缠访。对被告提交的第3号证据质证称，被告称我不是逐级上访，但是我有迁安市的、唐山市的、河北省的相关批件，我不是越级上访，我是逐级上访；我去上访也不是同一事项，我是上访两件事；我每个单位只去了一次，所以我也不是缠访。对被告提交的第4号证据质证称，我没去被告证据中说的几个地方，是被告编造的。对被告提交的第5号证据质证称，任伟超属于做假证，不可能每次都是他们两个把我们接回，被告说我去上访，应该以我刷身份证为证明。对被告提交的第6号证据质证称，因为4号、5号决定避重就轻，对其作出的处理决定我不服，所以我去迁安纪委反映，到现在还没有给我答复，所以我才往上上访的。对被告提交的第7号证据质证称，我这几个地方就去了一次，而且我去这几个单位都是正式单位，不算缠访，我是去反映问题的，国家没有规定我这个属于缠访。对被告提交的第8号证据有异议，我没有扰乱信访场所单位秩序，我是一步一步上访的，没有证据证实我扰乱单位的办公秩序。对被告提交的第9号证据有异议，我是2017年10月11日到的治安大队，10月12日就给我送到拘留所了。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迁安市公安局提供的第1-9号证据，因其客观真实，来源合法，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高云宝提交的第1号证据，因其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原告高云宝提交的第2号证据，因其具备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云宝系迁安市大五里乡大五里村人。因反映本村村干部腐败卖地问题，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期间，高云宝先后四次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土资源部等信访接待场所进行缠访活动。迁安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高云宝行政拘留十日（已执行）。原告高云宝不服被告迁安市公安局2017年10月12日作出的迁公（治）行罚决字[2017]09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迁安市公安局2017年10月12日作出的迁公（治）行罚决字[2017]09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被告迁安市公安局作为社会治安管理部门，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因原告高云宝系河北省迁安市大五里乡大五里村人，故被告迁安市公安局对本案有管辖权。本案中，高云宝在相关机关已对其反映的情况作出明确处理后，仍然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多次前往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缠访，故被告迁安市公安局在法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原告高云宝作出的迁公（治）行罚决字[2017]09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应予支持。原告高云宝称被告迁安市公安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云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高云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锦萍 人民陪审员  李东学 人民陪审员  卜志军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新苗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