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6民终57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余庆合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07386276-0，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团结路。法定代表人赵廷贵，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谢领，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施秉县牛大场镇大坪坳上岩场，组织机构代码：06773228-1，地址：贵州省施秉县牛大场镇大坪坳上。负责人张彪，经理。第三人岳阳市公路桥梁基建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18608954-0。地址：岳阳市岳阳楼区白杨坡路**。上诉人余庆合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施秉县牛大场镇大坪坳上岩场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施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2623民初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庆合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457346.4元赔偿款（即“施秉县牛大场镇大坪坳上岩场3.29事故”宋某死亡总损失653352元的70%）；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标的为261340元（457346.4元-196005.6元）】。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对死者宋某形成共同侵权，应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单方赔偿后具有追偿权是正确、合法的。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过错明显大于上诉人，应当判决其承担70%以上的主要责任。第一、被上诉人对爆破器材和爆破作业具有安全管理职责，既是爆破器材的管理使用人，也是爆破事故中的直接侵权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实际合作模式，是上诉人与第三人合作模式的延续。根据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条、第八条、第十条的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的爆破器材进入被上诉人的岩场后，被上诉人对爆破器材保管及爆破作业均具有安全管理义务，并且约定如发生爆破安全事故，岩场方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第十条“矿山企业必须对下列危害安全的事故隐患采取预防措施：（五）爆破器材和爆破作业发生的危害”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矿山企业，对矿山内的爆破器材和爆破作业具有法定的安全管理职责。因此，被上诉人于上诉人一起均是爆破器材的管理使用人，也具有约定和法定的爆破安全责任，也是爆破事故中的直接侵权人，原审判决仅认定上诉人是爆破器材的使用人和直接侵权人，是片面和错误的，应予以纠正。第二、施秉县安全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被上诉人应承担主要责任的认定，对本案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应予采信。一是事故发生后，施秉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施秉县安全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是代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结论，并获得了县人民政府的专门批复，认定程序是严谨的、易发的。二是被上诉人的过错是客观存在的，并与事故的发生具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明显大于上诉人的过错。被上诉人没有尽到约定和法定的安全管理责任；《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均于2014年6月30日过期失效；对县国土局、安监局、牛大场政府均下达停共指令，且安监局也作出了行政执法强制措施，要求其停业整顿、作业人员和设备撤出作业区域，但被告仍继续违法开采。而上诉人只有作业人员违反爆破操作规程这一过错，但被上诉人对爆破作业人员也具有安全管理的责任，因此，被上诉人的过错明显大于上诉人的过错。三是对于矿山安全事故的成因分析、责任大小的判定，安监部门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原审判决随意否定，无说服力，判决明显不公。综上，原审判决归责错误，请二审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施秉县牛大场镇大坪坳上岩场二审期间未作答辩。余庆合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判决：1、被告向原告支付91万元，即原告在“3.29”事故中赔偿宋某家属130万元的70%；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2日岳阳路桥余凯二标与张彪、杨胜洪签订了《合作开办料场协议书》，就合作生产砂石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作时间至余凯高速公路施工结束止。2013年12月10日，岳阳路桥余凯二标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原告向岳阳路桥余凯二标提供爆破服务，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期限至余凯高速公路第二合同标段施工结束，不再需要爆破器材为止。2014年7月30日，岳阳路桥余凯二标与张彪、杨胜洪签订了《关于中止的协议》，该协议约定《合作开办料场协议书》中止后，岳阳路桥余凯二标的工程碎石、砂石仍由张彪、杨胜洪提供，价格维持不变，岳阳路桥余凯二标有权收回其使用的机械设备、变压器及新增线路、板房、视频监控、雷管箱等。2014年12月20日，双方签订了《关于中止后乙方供应甲方碎石的补充协议》，该协议对岳阳路桥余凯二标向张彪、杨胜洪购买碎石的价格进行了约定。2014年7月22日，施秉县生产监督管理局在对被告生产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被告存在未按设计分层开采，机修作业、氧气瓶、液化气瓶未按要求距离分开，作业面悬石未及时清理，且未设置警示标志，《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的问题后，对被告作出了（施）安监管强措（2014）37号强制措施决定，责令岩场立即停工整改，作业人员及采矿设备从开采作业区域撤除。之后，被告仍继续开采砂石。2015年3月29日15时30分，原告派遣的爆破员刘文杰、李正奎、田绍军在为被告提供爆破服务时，未严格按照《爆破安全规程》进行爆破作业，爆破导致岩场砂石垮塌，造成了正在驾驶挖掘机作业的宋某死亡、一台住友240型挖掘机受全损的“3.29”事故。2015年3月30日，原告与宋某家属吴世群等人达成了赔偿协议，由原告赔偿宋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130万元，并于协议达成当日兑现。2015年4月1日，施秉县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对“3.29”事故进行调查。2016年1月28日，施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3.29”事故作出了责任认定，原告负直接责任，被告负主要责任。“3.29”事故发生后，2015年7月3日，施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被告违法开采的行为作出了2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同年8月10日该局对原告未严格按照《爆破安全规程》实施爆破的行为作出了2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另查明，2009年6月30日张彪取得了《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为施秉县牛大场镇大坪坳上岩场，有效期限2009年6至2014年6月。2013年12月23日被告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主要负责人张彪，有效期限为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6月30日止。2014年1月6日，张彪以个人投资的方式取得了施秉县牛大场镇大坪坳上岩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及方式为开采、销售建筑用砂。2014年6月底，被告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后，至今未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2014年12月30日，余凯高速公路施工结束并通车，不再继续使用爆破器材。再查明，宋某生前居住在贵州省××泥镇明星××号，属于城镇范围内。宋某父亲宋洪国于1956年5月2日生，母亲杨正秀于1957年10月6日生，妻子吴世群于1986年11月4日生，女儿宋忆绮于2010年6月9日生，儿子宋旭尧于2013年4月14日生。一是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3.29”事故造成的损失被告与原告是否应当按照主次责任的比例进行分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占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在本案中，原告作为爆破器材的使用人，是爆破事故中的直接侵权人，应当对爆破事故造成宋某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被告在《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均已过期，且在施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已经责令停工整改的情况下，仍然私自开采砂石，最终导致爆破事故的发生，对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属于共同侵权，应当与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综合本案，根据原、被告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承担70%的责任。原告全部赔偿宋某家属后，有权对被告应当承担的部分予以追偿。“3.29”事故导致宋某死亡，死亡赔偿金按照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为413341元（20667.07元×20年），丧葬费19264元（3210.67元×6个月）、宋忆绮生活费90439元（13702.87元×13.2年÷2），宋旭尧生活费110308元（13702.87元×16.1年÷2），精神抚慰金2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653352元。原告自愿与宋某家属吴世群等人达成130万元的赔偿协议，根据协议的相对性原则，该协议只能约束原告与宋某家属吴世群等人，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所以，原告有权向被告追偿的部分为653352元的30%即196005.6元。关于施秉县安全监督管理局在责任认定书中认定被告承担主要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该局作出的责任认定书属于行政管理性文件，其目的是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其认为被告承担主要责任的理由是被告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均于2014年6月30日已过期失效，虽然原告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在事故发生时已经超过了有效期限，但是“两证”的过期与爆破事故的发生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能认定被告对爆破事故的发生具体重大过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施秉县牛大场镇大坪坳上岩场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余庆合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人民币196005.6元。二、驳回原告余庆合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原告余庆合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负9担10062元，被告施秉县牛大场镇大坪坳上岩场负担2838元（未交）。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施秉县公安局现场勘查工作记录、现场照片、刘文杰（两次）、田绍军（两次）、李正奎（两次）的讯问笔录，经本院组织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对“3.29”事故造成宋某死亡的损害赔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责任比例应如何分担。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爆破服务，双方对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有共同的认识，上诉人违反爆破安全规程进行作业，被上诉人明知自己被责令整改，仍继续违法开采，双方对损害结果均有回避的自信，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构成共同侵权。对于责任划分，上诉人从事爆破炸石系高度危险作业，实施爆破依法应制作有完整的爆破设计预案，采取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人身财产安全，然其未能履行法定安全作业义务，在爆破时未能确认人员、设备等全部撤离爆破警戒区，未按规定设置警戒标志，防范措施不周，警戒不到位，致使被害人宋某死亡，具有严重过错，对事故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在其《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均已过期，并被施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令停止整改，作业人员和设备撤出作业区域的情况下，仍继续违法开采沙石，且在上诉人爆破时，属于其员工的宋某仍在驾驶挖掘机作业，也未尽到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于共同侵权，并结合本案的事故的发生原因及上诉人、被上诉人各自的过错程度，确定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被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提出其与被上诉人的实际合作模式，是上诉人与第三人合作模式的延续，被上诉人与其在约定和法定上对爆破负有安全管理责任，经查，第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期限是从2013年12月10日至本合同工程施工结束不在需要爆破器材为止，而余凯高速于2014年12月30日已经通车，该工程已经结束，按照该协议，第三人不在委托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涉爆服务，且根据协议相对性的原则，该协议也只对第三人和上诉人有约束力，同时，上诉人也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被上诉人有约定的安全管理责任，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对爆破具有约定的安全管理责任；至于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的安全管理责任，一审法院已经确定其承担30%的责任，因此对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认为施秉县安全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被上诉人应当承当主要责任的认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应予采纳的上诉理由，第一、该责任认定是安全监管部门对责任主体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而民事责任的划分要以事故发生的原因力等情况综合判断，二者不可同一。第二、虽然被上诉人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均于2014年6月30日已过有效期，但是这属于行政管理的范围，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的过错在于其被有关部门责令停业整顿，作业人员和设备撤出作业区域后，仍然继续开采，以及在爆破时，其员工宋某仍在驾驶挖掘机作业，未尽到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其承担30%的责任正确，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另外需说明，一审法院在2017年11月29日将本案的一审判决书送达给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在2017年12月18日才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诉状，并自行交纳了上诉费用，已超过法定上诉期，本院已经依法向被上诉人送达了通知书，告知其在法定上诉期内未提出上诉，视为未上诉，并依法退回其预交的上诉费用12900元。综上，上诉人余庆合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20元，由上诉人余庆合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泽智审判员  李南楠审判员  沈 智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