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1行初357号 原告上林县大丰镇大丰社区北关第4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国宁，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覃茂江，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上林县大丰镇明山路**。 法定代表人蓝宗耿，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覃香杰，上林县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班云峰，上林县调处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所。所在地南宁市嘉宾路**/div>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卜振国，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上林县大丰镇大丰社区高秋经济联合社。 诉讼代表人温朝晖，该联合社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盛强，广西桂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林县大丰镇大丰社区北关第4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北关庄4组）因土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6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2017年5月16日分别向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林县政府)、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北关庄4组的诉讼代表人李国宁及委托代理人覃茂江，被告上林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覃香杰、班云峰，被告南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卜振国，第三人上林县大丰镇大丰社区高秋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高秋庄）的诉讼代表人温朝晖及委托代理人李盛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林县政府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上政发[2015]48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六凶山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被诉48号处理决定)认为,第三人高秋庄提出自己在土改时分得纠纷地的主张，但没有直接有效证据支持，仅仅提交证人证言作为证据，并且没有其他证据材料佐证，不予采信;同理，原告北关庄4组提出纠纷地属于自己牧场地的主张，同样不予采信。原告北关庄4组还提出在实施3730项目造林期间，镇政府林业助理陈茂才曾组织双方及福全庄共三方代表实地划分造林地段，纠纷地划归其的主张，亦没有提交划分情况及结果的相关证据材料加以证明,第三人高秋庄也不承认这一情况，故不予采信。原告北关庄4组又提出了纠纷地外毗连西面煤气站国有土地中，有部分集体土地被征收前属原告所有并以此认定纠纷地也属于其所有的主张，虽然提交有上政函［1996］37号批复、上计基字［1996］05号批复及与上林县企业燃料公司签订的《征地协议合同》等证据材料加以证明。但煤气站兴建所征收的土地没有按照建设用地征地的相关规定、程序进行，也没有严格审查所征集体土地的具体归属，当出现了福全庄与原告北关庄4组两个集体主张同一征地补偿费归属问题时，采取给付双方征地补偿费的办法解决，这种办法虽然满足原告北关庄4组的需求，但却没有解决其所征集体土地权属归属不清的问题。这从福全庄出具的《证明材料》及《燃料公司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就说明这一问题。因此，原告北关庄4组与煤气站签订的征地合同及上政函［1996］37号批复、上计基字［1996］05号批复不能证明原告北关庄4组合法拥有合同指向土地的所有权,不能作为纠纷地确权的证据材料。 关于纠纷林地的经营管理情况，第三人高秋庄历来到纠纷地放牧，合作化时期与毗邻的福全庄划分放牧范围，经与上林县矿粉厂交涉后厂方退还纠纷地西北面山坡，自集体化时期就到纠纷地东面开垦、耕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纠纷地造林，与3730项目办签订造林合同及领取造林补贴等持续、稳定经营管理纠纷地的事实，应予采信。原告北关庄4组称纠纷地西北面分布的杉木为其于解放初期种植，而实际该山坡曾由原上林县矿粉厂使用，厂方使用的土地都是荒山荒坡，结合实地调查情况可以明确，原告北关庄4组该主张不符合实际，不予采信。 关于林木，纠纷地西北面山坡的杉木为原上林县矿粉厂种植，但经第三人高秋庄交涉后，厂方将土地连同杉木退还高秋庄，纠纷地上的湿地松及东面各户种植的林木，属于高秋庄造林，后林业部门进行补植又种植桉树，属于义务造林。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林业部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简报的通知》（国办发［1981］61号）“林权，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政策”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四）项“义务种植的林木，归林地所有者所有”的规定，纠纷地上的林木应归高秋庄所有。 综上,对于双方的权属争议，应以经营管理作为确权依据，第三人高秋庄放牧，与福全庄划分放牧范围，与原上林县矿粉厂交涉退还土地、耕种、造林等经营管理纠纷地形成的证据链，可以作为确认纠纷地林地林木权属的参考凭证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四）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如下:“六凶山”林地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认为高秋庄集体所有。原告北关庄4组不服，向被告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宁市政府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南府复议[2016]41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上林县政府作出的上述被诉48号处理决定。 原告北关庄4组起诉称,一、被告上林县政府把纠纷地的山林权属明确划给第三人高秋庄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一)解放初期，纠纷地属于荒山荒坡，是原告的牧场地，放牧行为直至合作化、集体化时期。此后原告村民李德明在纠纷地的西北面山坡种植杉木，现该杉木部分尚存活；(二)1991年至1993年间，3730项目启动实施后，原告在纠纷地一带植树造林。时任大丰镇林业助理陈茂才亲自组织原告、福全庄、高秋庄三方代表进行实地划分造林地段，当时三方代表一致公认按原大丰村支书李光荣所划定界限为界，即以县矿粉厂背后山上的冲刷沟为原告与高秋庄的分界线,南面为原告的造林地,北面为高秋庄的造林地。这一事实，有陈茂才出具的《证明材料》予以证实；(三)1991年,原告群众造林时由镇林业站干部卢可传发苗并进行现场指导。1993年，时任副镇长苏文辉调苗给原告到纠纷地一带进行补苗，原告在纠纷地造林面积为30亩。同时，为便于管理并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上林县3730项目造林工程实施办公室与原告于1993年11月15日签订了《广西上林县3730项目造林工程合同书》。为了当时的植树活动，原告专门开会进行讨论，至今尚保存有当时的《会议记录》；(四)1993年，周志贤代表县企业燃料公司到纠纷地西北面山脚建煤气站，用地是与原告征用，且所征用的集体土地与纠纷地自成一体，具有连带关系。上述事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对纠纷地进行了持续有效的经营管理，上林县政府在进行确权时未予充分考虑是错误的，依法应予撤销。二、上林县政府先后以相同或者相似的理由作出相同的处理决定，行为显然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一)对于同一纠纷地，上林县政府曾于2008年2月1日作出《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大丰镇六凶山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上政发[2008]6号），后该处理决定被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南市行终字第69号终审判决予以撤销。现上林县政府又以相同或者相近似的理由作出相同的处理决定，此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2009)南市行终字第69号行政判决中已认定原告对纠纷地进行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在生效的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没有被撤销或者推翻的前提下，应当作为划定纠纷地权属的依据，而上林县政府对此却没有依法采信，导致作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三、被告南宁市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没有对相关证据进行细致的调查核实，仅从材料上进行形式审查，便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上林县政府的错误决定，也应当依法撤销。 综上所述，上林县政府所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撤销。南宁市政府在没有对该纠纷的事实进行细致调查核实，没有对事实与证据作出客观分析与综合判断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上林县政府的错误行政行为，亦应予以撤销。为此请求:一、撤销被告上林县政府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的上政发[2015]48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六凶山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二、撤销被告南宁市政府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的南府复议[2016]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北关庄4组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居民身份证及《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证明李国宁是北关庄4组组长；证据2、上政发[2008]6号处理决定，证明上林县政府曾于2008年2月1日就纠纷地“六凶山”权属纠纷进行处理；证据3、（2009）南市行终字第69号行政判决，证明上政发[2008]6号处理决定被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证据4、上政发[2015]48号处理决定，证明上林县政府于2015年12月31日以相同或者相似的理由再次对纠纷地“六凶山”权属纠纷作出相同的处理决定；证据5、南府复议[2016]41号复议决定，证明南宁市政府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维持上政发[2015]48号处理决定；证据6、EMS特快传递单，证明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证据7、照片，证明纠纷地内尚存的杉木系原告村民李德明种植；证据8、照片，证明纠纷地内的湿地松系原告种植；证据9、照片，证明纠纷地南面以围墙为界，围墙外原为原告集体土地，现被覃孟革租用开矿场。 被告上林县政府答辩称，一、纠纷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三个时期没有划定权属。解放初期，纠纷地属于荒山荒坡，第三人高秋庄习惯到纠纷地一带养牛。因养牛纠纷，第三人与毗邻的福全庄协议划分过界线。二、纠纷地东面山脚有第三人耕作的畲地。集体化时期第三人逐渐往东面山坡开垦、耕种。1973年，经大丰大队、公社革委会及上级部门核准，原上林县矿粉厂征用纠纷地西北面建厂，1975年与第三人签订《关于土地征用协议书》。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厂方突破征地范围占用第三人管理的西北面荒坡，并在纠纷地西北山坡种植杉木。1984年3月7日，经双方协商后签订《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书》约定，同意厂方由原征用的15.3亩增加至60亩，超出部分必须退还并补偿2000元人民币给第三人。协议书得到了大丰大队和大丰镇政府的核准。现纠纷地西北面间杂分布有杉木的山坡就是厂方退还的土地之一，山坡上尚遗留当年厂方开挖的深沟。落实生产责任制后，第三人将纠纷地东面坡耕地划分到户经营，为免遭牛群侵害农作物，农户在西面边沿种上荆棘防护。九十年代初期，第三人到纠纷地种植湿地松，2000年以后，第三人各户陆续到纠纷地种上古楝、速生桉、杉木等。三、2012年，第三人高秋庄与原告北关庄4组争议（另案）的“上印山”与“六凶山”毗连，上林县政府于2012年作出的上政发[2012]25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大丰镇上印山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将“上印山”确权给第三人高秋庄，经过行政复议、一审、二审后，上政发[2012]25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处理该权属纠纷案件中，原告提交上政函[1996]37号批复、上计基字[1996]05号批复及其于1993年6月10日与上林县企业燃料公司签订的《征地协议合同书》作为证据主张该纠纷地的权属，但都不被采信。复议机关、一审、二审法院都维持上林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将纠纷地“上印山”权属确认给第三人。这足以证明原告以上政函[1996]37号《关于同意县企业燃料公司补办用地手续的批复》、上计基字[1996]05号《关于企业燃料公司扩建生产区围墙项目报告的批复》作为主张权属证据不能成立。原告提出纠纷地属于自己牧场地的主张，没有提供确凿证据加以证明，故不应采信。四、关于纠纷地西北面山坡的杉木为原上林县矿粉厂种植，但经第三人交涉后，厂方将土地连同杉木退给第三人，纠纷地上的湿地松及东面各户种植的林木，属于第三人造林，后林业部门进行补植又种植桉树。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林业部关于稳定山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简报的通知》（国办发[1981]61号）“林权，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政策”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四）项“义务种植的林木，归林地所有者所有”的规定，纠纷地上的林木应归第三人所有。五、原告和第三人的山林权属争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因此，本案应以经营管理作为确权依据。第三人放牧，与福全庄划分放牧范围，与原县矿粉厂交涉退还土地，耕种，造林等稳定、持续经营管理纠纷地形成的证据链，可以作为确认纠纷地林地林木权属的参考凭证材料。综上，被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将“六凶山”林地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认为第三人所有并无不妥。请求法院予以支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林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证据1、《上林县人民政府公文处理卡片》，证明上林县政府立案处理；证据2、《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证明第三人以（2009）南市行终字第69号判决要求上林县政府重新处理“六凶山”纠纷及事实、理由；证据3、原告北关庄4组的《答辩书》，证明原告对争议山林权属的意见和理由；证据4、证实材料，证明原告主张纠纷地上的松柏于1987年种植；证据5、《法人身份证明》，证明温朝晖任第三人主任；证据6、《授权委托书》，证明第三人委托温朝晖等5人为代表；证据7、《法人身份证明》，证明李国宁为原告队长；证据8、《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委托李国宁、李国进等为代表；证据9、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已将举证通知书送达原告；证据10、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已将举证通知书送达第三人；证据11、纠纷地形图，证明因勘查分开进行，双方主张重叠部分属于纠纷范围；证据12、原告的现场勘查笔录及附图（2015年2月），证明原告指认的纠纷地称为“凤凰山”以及土地种植状况：证据13、第三人现场勘查笔录及附图(2015年5月),证明第三人指认的纠纷地为“六凶山”以及土地种植情况；证据14、第三人现场勘查笔录及附图（2015年7月），证明第三人于1984年与矿粉厂签订第二份征地协议中，厂方占用到第三人土地再退还给第三人的土地中确实包含在本案纠纷地中；证据15、纠纷地林木年龄鉴定书及取样范围，证明纠纷地上湿地松种植的时间，上林县林业局于2007年6月27日组织双方实地指认取样进行林木年轮鉴定，鉴定结果为纠纷地内湿地松的种植时间为1991年至1993年间；证据16、第三人指认其于1993年11月15日3730项目造林范围界线确认图，证明其于1993年11月15日签订的3730项目造林合同的造林范围，全部包含纠纷地，与福全庄主张的林地范围没有重叠；证据17、福全庄指认其供地給煤气站的范围，证明福全庄指认煤气站内的土地均属于其提供的集体土地；证据18、李似科的《询问笔录》（第三人村民代表），证明①土改时第三人隶属龙江村（现三联村）分得纠纷地，该地段仅与福全庄交界，称为“六凶山”、“顶雷山”、“莲花山”，历来属于第三人的牛场；②合作化时期因养牛纠纷，在大队组织下，高秋庄与福全庄明确划分牧场的范围，矿粉厂宿舍所在的山坡分水就是双方的分界，西面属于福全庄，东面属于高秋庄；③“四固定”时不再划分；④“林业三定”时期没有办证；⑤70年代初，矿粉厂在“六则山”、“六凶山”的西北山坡建厂与第三人签订征地合同及补充协议，随着厂方经营规模的扩大，多占了第三人的土地，经协商，厂方退还，杉木是厂方当年种植的，退还时一并退给，现山坡上尚存在壕沟；⑥1991年，响应政府号召，第三人到纠纷地种植湿地松，于1993年将纠纷地列入3730造林项目，第三人与项目办签订了3730项目造林合同并领取相应的补贴；证据19、盘圣庭的《询问笔录》（原矿粉厂主任），证明1981年调任矿粉厂工作，当年厂区东南山坡为厂里开荒种植玉米、蔬菜等，因第三人干涉，又退还给第三人，连同厂里种植的杉木也给第三人，东面山坡由第三人放牧；证据20、谭永耀的《询问笔录》（原矿粉厂副厂长），证明1954年参加工作，1971年组建矿粉厂直至1997年退休，其与厂长秦克亲自到第三人处协商征地问题，规划了大范围的厂区，在用地边坡上开荒种植农作物、杉木，遭到第三人的干涉后连同厂里的杉木也给第三人；证据21、石宝贵的《询问笔录》（原矿粉厂副厂长），证明1979年调任矿粉副厂长，当年厂区东南面分布些小杉木，厂区东南面山坡是荒山，由第三人放牧，同时有路经厂区至高秋庄，第三人群众经常经此路出入；证据22、成发功的《询问笔录》（原矿粉厂职工），证明其于1979年调到矿粉厂工作，厂区东面山坡当年均属荒山，由第三人放牧，高秋庄有路经厂区及山头，经常出入，东面山坡的少量杉木是厂方种植；证据23、温建的《询问笔录》（第三人村民代表），证明其均参与矿粉厂的征地等事项的协商工作，第一次就厂方用地达成协议，用地范围明确，但随着厂方生产规模的扩大，厂方多占第三人的牧场地用于种菜，还在占用土地边沿挖壕沟和砌围墙，1984年达成补充征地协议，厂方归还多占的土地；证据24、谭岳权的《询问笔录》（三鼎能源公司的法人），证明其公司2003年办理接管手续，现面积为11亩多，比原来面积少，其公司征用约2.2亩土地用作安全缓冲带，起初是与福全庄征地，后又与原告征地，即同一面积的土地重复征地两次，付两份费用；证据25、黄汉理的《询问笔录》（原县企业供销公司职工），证明其负责县企业供销公司营建煤气供应站的征地工作，办公、宿舍等用地全部向福全庄征用，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没有日期，没有经办人签字、没有补偿标准等问题，是因为所有的征地均是由公司自行与群众商定后再报有关部门办手续，当年征地存在一地两征，一地付两份补偿费的事实；证据26、李增礼的《询问笔录》（福全庄二队村民），证明其参加煤气站的征地事项，煤气站于1993年已全部完成征地并砌围墙，煤气站所用的土地都是福全庄的，征地当年没有“北关经济联合社”这样的称谓；证据27、樊国诗的《询问笔录》（原大丰村支书），证明1986年至1999年任大丰村支书，其召集包括原告与第三人在内的队长、代表等开会动员灭荒造林，但没有划定各队的造林地点，原告在二级路地段造林，第三人在矿粉厂、监所东面山头造林，其给第三人出具的证据真实；证据28、韦国盛的《询问笔录》（大丰镇退休干部、原林业助理），证明1990年至2002年任大丰镇林业助理，苏文辉没有参加3730项目造林的具体工作，3730造林后大丰镇组建护林治安队责任巡林护林工作，在3730项目造林工作中，其负责发动群众，实地核实造林情况，签订造林合同，核发造林补助等，纠纷地由第三人造林，并签订合同，领取补助，对于各庄的造林具体地点，没有事先划定，由林业站负责绘制造林图；证据29、李国进的《询问笔录》（原告原队长），证明其曾于1980年至2000年任队长，其指认原告提供的3730项目30亩的造林合同中“李进国”不是其签字，案发后其才知道有份合同的存在，其不知晓造林还有合同及补助等事项；证据30、覃永康的《询问笔录》（社区支书，古桐庄人），证明1991年政府号召造林时，第三人群众到纠纷地种植湿地松；纠纷地在三个时期没有确权，但习惯由第三人管理；2005年因原告割松脂引发纠纷，2006年5月组织双方调解，但没有成功；证据31、陈茂才的《询问笔录》，证明①1987年至1992年任大丰镇林业助理，负责大丰片造林（包含莲花山）；②当年其亲自到原告与第三人处发动群众，当时原告只同意在煤气站内造林，但双方都派员实地指界，当年双方均一致指认以冲沟为双方的分界线，东北面属于第三人，西南属于原告；③纠纷地内的湿地松是第三人种植，其本人和治安队现场指导，有造林合同；④纠纷地内的速生桉是林业局分别于2001年和2006年派人种植的，造林不涉及权属；证据32、韦国盛的《询问笔录》（退休干部），证明其给第三人出具的证据真实，1990年至2002年任大丰镇林业助理，第三人与原告以冲沟为界，北面属于第三人，南面属于原告；第三人在纠纷地种植湿地松，原告在战壕及二级路边种植；当年的陆某、温玉光、陆茂才等均参与并知情；证据33、温健的《询问笔录》（第三人原主任），证明①土改时期，纠纷地属于第三人牛场，当年和福全庄明确划分界线清楚；②“四固定”及以后，按耕作区范围划分，纠纷地属于第三人牛场；③上世纪70年代，第三人为了阻止原告而开挖界沟，当年因与福全庄互有插花地而进行调换，后以煤气站围墙为界，东面属于第三人；④3730项目造林后，第三人管理煤气站围墙东面；原告管理围墙的南面；证据34、李增基的《询问笔录》(福全庄,曾任主任），证明其于2007年7月5日给第三人出具的《证实材料》真实，第三人管理煤气站围墙东面的湿地松，南面由原告管理；证据35、李绍辽的《询问笔录》（福全庄人）,证明1991年至1993年间，煤气站、油毡厂、县看守所征用福全庄的土地，当时征地款由其负责办理，数额约13万（燃气公司征地、补征地补偿费分配到户表），征用福全庄土地约30亩，煤气站内的土地原来都是属于福全庄的，没有原告的；煤气站围墙东面的林地是第三人管理，南面是原告管理；证据36、李坚星的《询问笔录》（福全庄人），证明其出具的《关于福全庄与高秋庄山界权属证实材料》真实，煤气站内的土地原来全部是属于福全庄，没有原告的；3730项目造林工程中，第三人种植并管理煤气站东面的林地范围，原告管理的是围墙南面的范围；证据37、陆某的《询问笔录》，证明其于1991至1993任大丰镇林业站长，纠纷地的湿地松由第三人群众种植并管理，但刚开始由专业队种植，因成活率低，就交由第三人群众补植，原告管理“上印山”的南面；证据38、调解签到及笔录，证明经县、大丰镇政府、社区调解，均不成功，双方都没有新证据提交，原告承认其被煤气站征用的土地，不包含在纠纷地内；证据39、《关于土地征用协议书》（1975.07），证明由大丰公社革委会、大丰大队革委会核准的第三人与县矿粉厂签订的征地合同，证明纠纷地的西北面山坡及其山脚由第三人提供土地给县矿粉厂征用，土地属于荒山牛场地；证据40、《关于矿产公司在大丰莲花山岭建厂用地情况报告》及附件，证明县矿粉厂1973年建设，汽修厂于1976年建设，用地与第三人征用15.3亩，与福全庄征10.95亩，经大丰大队、大丰公社革委会同意并报县、地民政部门备案，因扩建已超过原征地面积，矿粉厂1982年砌围墙遭到第三人干涉停工，经查厂方所有土地均属于荒山；证据41、《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书》及厂区平面图，证明征用第三人60亩土地，纠纷地西北面分布杉木山坡就是当年第三人干涉后厂方缩减的范围之一，厂区的宿舍所在地就是第三人与福全庄划分的管理范围的分界处，厂方所用的土地均属于荒坡荒山；证据42、第三人高秋庄的《广西上林县3730项目造林工程合同书》，证明第三人与3730项目办于1993年11月15日签订的造林合同的地点在“莲花山”、面积为138亩，纠纷地上的湿地松由第三人种植；证据43、原告提交的《3730项目造林工程合同书》，证明原告与3730项目办于1993年11月15日签订的造林合同地点在“马铜铃”，面积为87亩，纠纷地上的湿地松由原告种植；证据44、3730项目支付造林方明细账，证明经项目办核实各庄造林情况后核发的造林补贴情况，第三人在“莲花山”的造林和原告在“马铜铃”的造林均领到补贴，证明第三人到纠纷地造林的情况属实；证据45、上计其字【1990】第041号、上政函（1990）87号、上政函【1993】99号、与福全庄签订的3份征地协议书、上国用（1996）字第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办证的申请书、宗地图，证明县煤气公司于1990年营建，向福全庄征地，至1996年2月征地范围面积31.7亩、四至范围明确，并且砌墙圈围，公司用地是公司与福全庄自行协商，双方确定征地事项后再报土地部门办理手续，对于所征地权属，公司并不确凿知情，导致其不能排除第三方对其所征土地权属归属领取征地费的异议（主张）；证据46、上计其字【1996】05号、上政函（1990）37号、与原告北关庄4队签订的3份征地合同及宗地图，证明公司共征用土地面积54亩，但公司实办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宗地图表明公司用地仅是31.7，①这表明公司存在重复征地、重复付费，一地两征的问题；②公司于1990年先跟福全庄征地，完成并砌墙圈围后，原告于1996年提出异议后，公司又与其签订合同，但签订日期、补偿地类、计算方法、标准等合同要素的情况均无，宗地图表明原告主张的10亩属于公司已经征用过，制图时仅在日期注明“1996.2.12”的宗地图用地范围内标示10亩位置并注明“96.3.10”的日期,证明上计其字【1996】05号和上政函（1996）37号指向的土地的权属不能认定属于原告； 证据47、上政土批函【2006】290号、上国用（2006）第66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申办材料、批复，与福全庄和原告分别签订的征地合同，证明公司和福全庄征用的1466㎡土地作为消防通道，并于2006年办理了相关用地手续，但到2009年，原告对该宗地提出权属主张，公司又与原告签订征地合同并付征地款，公司自行征地，存在一地两征、一地付两款的事实；证据48、《土地征用协议书》，证明第三人与县矿粉厂于1984年3月7日签订“莲花山”征地补充协议书，证明纠纷地所在山坡属于第三人；证据49、陆某出具的《证明》2份，证明其于1989年至1997年任大丰镇林业站技术员，1992年4月到“莲花山”指导第三人群众到纠纷地造林，种湿地松，因成效不佳，又于1993年3月与护林员及专业队进行补植；证据50、温玉光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其属于3730项目包含纠纷地在内“莲花山”一带的护林员，第三人于1991年到纠纷地造林；证据51、韦国盛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其任原大丰镇林业助理期间，其本人于1991年3月发动第三人群众到煤气站背后的林地造林，由温玉光负责该片管护，原告的造林地点是“战壕山”；证据52、谭永耀出具的《证明》，证明原矿粉厂曾于1980年在第三人牛场地种植松树、杉木；证据53、福全庄出具的《证明材料》及《燃料公司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等，证明①看守所、油毛毡厂、燃料公司所征用的土地均属于福全庄的土地，约22亩，补偿费68800元，并附有补偿费分配表；②福全庄所提供征收的土地与第三人林地毗邻，围墙的东面属于第三人；证据54、第三人高秋庄在本案争议地调处阶段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据55、原告北关庄4组在本案争议地调处阶段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争议各方主张争议地权属的依据。 被告南宁市政府答辩称，原告北关庄4组及第三人高秋庄历年多份征地协议、3730项目造林合同等证据表明，争议地“六凶山”属于“莲花山”的一部分。“六凶山”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双方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直接证明划分过土地权属，因此“六凶山”应以经营管理事实作为确定权属的主要依据。第三人与上林县矿粉厂的《关于土地征用协议书》、《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书》，以及在“莲花山”造林138亩的《3730项目造林工程合同书》等材料，均证明第三人在“六凶山”经营管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与上林县企业燃料公司等单位关于煤气站多份征地协议、在莲花山煤气站造林30亩的《3730项目造林工程合同书》虽然可以证明原告也在“莲花山”一带有经营管理事实，但对比参考上林县矿粉厂征地协议等其他证据，可以认定原告的经营管理主要在煤气站范围内，不在争议地“六凶山”范围内。原告提出其与第三人以“六凶山”东侧的冲刷沟为界，西边的山岭属其所有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上林县政府作出被诉48号处理决定，虽然结果与被人民法院撤销的上政发[2008]6号处理决定相同，但是被诉48号处理决定是上林县政府在对《3730项目造林工程合同书》（莲花煤气山）、《关于同意县企业燃料公司补办用地手续的批复》（上政函[1996]37号）、《关于同意上林县政府三鼎能源有限公司补办征地扩建手续的批复》（上政土批[2006]290号）等新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取证的基础上重新作出的，此举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因此，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依法维持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48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及其他复议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时间、事项、请求、事实和理由；证据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情况及受委托人的身份情况；证据3、《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六凶山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上政发[2015]48号），证明本案行政复议的事项是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且属于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被告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管辖范围；证据4、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提交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相关立案受理情况、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证据5、延期审理通知书，证明被告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证据6、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证明被告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证据7、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录，证明上林县政府就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所作的书面答复内容，且证明上林县政府当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该目录项下的具体证据由上林县政府另行提交）；证据8、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时间、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复议决定结果；证据9、行政复议文书送达事项确认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南宁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程序，程序合法；证据10、法律法规，证明被告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高秋庄口头陈述称，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48号处理决定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高秋庄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盘圣庭身份证及现场指证图片，证据2、石宝贵身份证及现场指认图片，证据3、成发功身份证及现场指证图片，以上证据1-3证明纠纷地由第三人经营管理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北关庄4组对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第三人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对证据3-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3-14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不同意被告的证明主张；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6-23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4-28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当时原告在纠纷地种植松树；对证据30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2-37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8-3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纠纷地属于第三人所有；对证据40-4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被告的证明内容；对证据4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该纠纷地只有80亩，而合同载明的面积是138亩,该合同所指向的不一定是争议地；对证据4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还有另外一份合同指向纠纷地30亩，证明纠纷地一直是原告经营管理；对证据4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46-4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被告的证明内容；对证据48的真实性无异议，不同意被告的证明内容，认为不能证明纠纷地属于第三人；对证据49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证人陆某所出具的证言与被告对其调查时的陈述相互矛盾，与第三人造林合同所载明的138亩严重不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50-5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3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4-55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南宁市政府、第三人高秋庄对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供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上林县政府对原告北关庄4组提供的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8中证明纠纷地上的杉木是原告村民种植的事实有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照片看不出具体的位置，其关联性由法庭确认。 被告南宁市政府、第三人高秋庄同意被告上林县政府对原告北关庄4组证据的质证意见。 原告北关庄4组、被告上林县政府、第三人高秋庄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原告北关庄4组对第三人高秋庄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同意第三人的证明内容，认为该纠纷地在被征用之前只是荒地和公共的放牧地，上林县矿粉厂征用的60亩是与第三人征用，但是60亩之外的土地不能当然认为是第三人的，纠纷地在征用之前是荒地，3730项目植树之后才种上树，由原告经营管理。 被告上林县政府、南宁市政府对第三人高秋庄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北关庄4组、被告上林县政府、南宁市政府及第三人高秋庄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北关庄4组提供的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证据7-9照片因无拍摄时间及地点，无法确认是否属争议现场及涉案林木，故对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 对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2、5-18、19-23、24-5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3-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无其他相关证据相互佐证，故不认可原告所证明的内容；对证据54-5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第三人高秋庄提供的证据1-3证人指认图片及记载内容与被告上林县政府在行政调处阶段对上述三证人的调查所述一致，故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争议地处于原告北关庄4组、第三人高秋庄以及福全庄的交界处，争议面积为80亩。原告北关庄4组称为“凤凰山”，第三人高秋庄称为“六凶山”，周边群众习惯上将包含争议地在内的一带山岭称为“莲花山”。争议地四至范围与被诉的48号处理决定附图所示一致。争议地南面、东面及东北面毗连第三人高秋庄的林地，西面及北面毗连国有土地，争议地西面分布成片密集的湿地松，西北面山坡分布有少量杉木，东面分布有杉木、苦楝树、桉树等林木。 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历史时期没有划分过权属。解放初期，争议地属于荒山，第三人高秋庄习惯到争议地一带放牧。合作化时期，第三人高秋庄与毗邻的福全庄因放牧产生纠纷后曾协议划分过界线。1973年，上林县矿粉厂经批准征用争议地外西北面建设厂矿。1975上林县矿粉厂与第三人高秋庄签订《关于土地征用协议书》，征用第三人高秋庄15.3亩土地。因上林县矿粉厂在使用过程中扩大范围占用第三人高秋庄管理的西北面荒坡，并在争议地西北面山坡种植杉木，为此与第三人高秋庄引发争议。1984年第三人高秋庄与上林县矿粉厂签订《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书》，最终确定上林县矿粉厂征用第三人高秋庄的土地面积为60亩，并明确了使用范围。现争议地“六凶山”西北面间杂分布有杉木的山坡即是上林县矿粉厂退回当年多占的土地之一，山坡上现尚遗留有当年厂方开挖的深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上林县实施3730项目造林工程，将争议地列入造林工程范围。1993年11月15日原告北关庄4组、第三人高秋庄分别与3730项目实施办公室签订《3730项目造林工程合同书》在“莲花山”一带造林，其中合同记载原告北关庄4组在莲花煤气山造林，面积为30亩，第三人高秋庄在“莲花山”造林，面积为138亩。2000年后，第三人高秋庄的村民陆续到争议地上种植杉木、苦楝树、桉树等。2006年初，原告北关庄4组部分群众进入争议地“六凶山“采割松脂，第三人高秋庄群众前往制止，为此引发权属纠纷。2008年2月1日，上林县政府作出上政发[2008]6号《关于对大丰镇六凶山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的林地林木确权给第三人高秋庄集体所有。原告北关庄4组不服，经行政复议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9年12月8日，本院作出（2009）南市行终字第69号行政判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上林县政府作出的上述上政发[2008]6号处理决定。第三人高秋庄于2014年再次向上林县政府提出权属调处申请，上林县政府经重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后，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本案被诉48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的林地林木确权给第三人高秋庄集体所有。原告北关庄4组不服，向被告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宁市政府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南府复议[2016]4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上林县政府作出的上述被诉48号处理决定。原告北关庄4组仍不服诉至本院，提出了前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另查明，1990年上林县乡镇企业局经批准在“莲花山”西面山脚建设煤气供应站（后更名为县企业燃料公司、县三鼎能源有限公司等，以下简称煤气站）。现煤气站所使用的土地是向福全庄二队征用，1993年煤气站扩建储备场时也是向福全庄二队征用土地，双方签订合同书并进行补偿后，煤气站向上林县政府办理批准手续，上林县政府分别于1990年9月7日作出上政函（1990）87号《县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局供销公司煤气站兴建仓库征地的批复》，1993年6月7日作出上政函（1993）99号《关于同意扩建煤气储配场用地的批复》，同意征用福全庄二队在“莲花山”作为仓库基建用地和扩建煤气储配场用地。1996年2月，煤气站在将所征土地砌墙圈围的基础上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不久，原告即对煤气站所征用部分土地提出权属主张，为此煤气站同样给予了补偿，并再次报上级部门批准。上林县计划委员会于1996年3月7日作出《关于企业燃料公司扩建生产区围墙项目报告的批复》（上计基字[1996]05号）、上林县政府于1996年6月7日作出《关于同意县企业燃料公司补办用地手续的批复》（上政函[1996]37号）、批准同意煤气站向原告北关庄4组征用土地10亩，并签订《征地协议合同书》。现煤气站用地范围紧邻争议地“六凶山”西面。2006年12月，上林县政府作出《关于同意上林县三鼎能源有限公司视为补办征地扩建手续的批复》（上政土批[2006]290号）批复，同意该公司征用福全二队在煤气站与上马公路间的2.199亩土地作安全隔离带，但该公司除与福全二队签订征地合同外，还与原告北关庄4组签订同样的征地协议。 本院认为，关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原告北关庄4组、第三人高秋庄均对争议地提出全部权属主张，但均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各个历史时期土地权属已明确划分给己方所有，故本案的处理应当综合考虑土地权属的来源、历史演变情况和经营管理使用现状等重要因素作为确定权属的主要依据。涉案争议地原为荒地,解放初期属第三人高秋庄的放牧场地。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林县矿粉厂在争议地外的西北面建设厂矿，第三人高秋庄与上林县矿粉厂签订的《关于土地征用协议书》、《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书》、在莲花山造林138亩的《3730项目造林工程合同书》以及领取造林补贴等证据表明，争议地由第三人高秋庄经营管理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上林县政府根据上述事实，经组织双方协调无效后，依职权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人高秋庄，认定主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南宁市政府复议予以维持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48处理决定并无不当，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起诉理由能否成立的问题。第一、原告北关庄4组提交上林县计划委员会作出的《关于企业燃料公司扩建生产区围墙项目报告的批复》（上计基字[1996]05号）、上林县政府作出的《关于同意县企业燃料公司补办用地手续的批复》（上政函[1996]37号）,用以证明争议地外毗连西面煤气站国有土地中，有部分集体土地被征用前属于其所有并认为争议地亦属其所有的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经查，上林县企业燃料公司当年兴建煤气站在选址、征地、签订协议等问题上均是该公司自行与被征地方办理后，再报有关部门履行相关征地手续，由此才形成了上述有关批文，并且出现了原告北关庄4组与福全庄均主张同一征地补偿款归属问题，故上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第二、原告北关庄4组在莲花煤气山造林30亩的《3730项目造林工程合同书》虽然可以证明原北关庄4组也在“莲花山”一带有经营管理事实，但根据该合同书的内容、上林县矿粉厂征地协议及该厂退还争议地西北面山坡土地给第三人高秋庄管理等相关证据来看，可以认定原告北关庄4组的经营管理主要在煤气站范围内，不在争议地“六凶山”范围内。原告北关庄4组提出其与高秋庄以“六凶山”东侧的冲刷沟为界，西边的山岭属其所有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第三、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48号处理决定，虽然结果与被本院撤销的上政发[2008]6号处理决定结果相同，但被诉48号处理决定是上林县政府在对《3730项目造林工程合同书》（莲花煤气山）、上林县计划委员会《关于企业燃料公司扩建生产区围墙项目报告的批复》（上计基字[1996]05号）、上林县政府《关于同意县企业燃料公司补办用地手续的批复》（上政函[1996]37号）、《关于同意上林县三鼎能源有限公司视为补办征地扩建手续的批复》（上政土批[2006]290号）及相关证人等进行调查取证，重新核实相关事实的基础上重新作出的，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 综上，被告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48号处理决定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2016]41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北关庄4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对其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林县大丰镇大丰社区北关第4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林县大丰镇大丰社区北关第4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彭晓霞 代理审判员  林国帅 代理审判员  孔庆龙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黎泉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