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1322刑初462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萧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生强，男，1974年6月20日出生于安徽省宿州市，汉族，研究生学历，2012年12月至2015年7月任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鞋城管委会副主任，2013年2月至2015年4月兼任宿州制鞋产业城行政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主任，住安徽省宿州市。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单位受贿罪于2016年5月10日被萧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当日由萧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同年5月27日经宿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当日由萧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萧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军，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科，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按照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萧县人民检察院以萧检刑诉［2016］47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生强犯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单位受贿罪，于2016年10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7日、2017年3月14日、2017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萧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田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生强及其辩护人王军、刘科到庭参加诉讼。因萧县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申请延期审理二次，经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向中共宿州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及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各一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萧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滥用职权部分 （一）2014年4月，被告人王生强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违反国有公司成立相关规定，擅自决定由鞋城行管会出资成立宿州市春生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生农业公司）。同年12月，被告人王生强决定将国有春生农业公司转让给北京智远腾飞电力设备维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被告人王生强占转让后春生农业公司45%股权。在转让国有春生农业公司过程中，被告人王生强违反国有资产转让相关规定，并指使评估机构作出虚假评估。最终造成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达351.84万元。 （二）2014年，国有春生农业公司共造林1730亩。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的意见》，可享有51.9万元的造林补助。2015年3月，被告人王生强在宿州市财政局尚未拨付该笔补助资金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从鞋城行管会拨付51.9万元的造林补助资金给转让后的春生农业公司，造成国家利益损失达51.9万元。 二、贪污部分 （一）2013年底，鞋城管委会决定将鞋城保洁工作推向市场。 进行市场化管理。被告人王生强釆取欺骗手段，骗取鞋城管委会与尚未注册成立的宿州市鞋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生强，以下简称鞋城保洁公司）签订了保洁合同。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被告人王生强在鞋城保洁公司尚未开展保洁工作的情况下，冒领鞋城管委会2013年10月至12月份的保洁费用48.013万元，占为己有。 （二）被告人王生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于2014年宿州市午季禁烧期间，利用宿州市春润农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生强，以下简称春润农机公司）负责鞋城范围内灭茬、旋耕时机，指使他人虚报春润农机公司灭茬、旋耕亩数共1974.03亩，骗取鞋城行管会6.77209万元，据为己有。 三、挪用公款部分 （一）2014年11月，被告人王生强指使苏某（另案处理）从鞋城行管会下属国有春生农业公司分两次借款52.43万元，用于被告人王生强个人购买挖掘机从事营利性活动。 （二）2014年2月至2014年4月，被告人王生强分两次挪用鞋城行管会公款计64万元购买压缩式垃圾车和清洗车两台环卫设备，用于鞋城保洁公司从事营利性活动。 四、单位受贿罪部分 2015年2月，被告人王生强身为鞋城行管会的主管人员，在结算鞋城围墙工程款的过程中，以协调费的名义向施工人员邵某、王某4、李某2索要人民币12万元，用于鞋城行管会账外开支。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书证户籍证明、发破案及到案经过、任职证明，证人牛某、王某1、张某1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王生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生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转让国有春生农业公司及拨付造林补助款的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达403.74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利用职务之便，釆取欺骗手段侵吞公款54.78509万元，数额巨大；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116.43万元归个人进行营利性活动，数额较大；被告人王生强身为鞋城行管会主管人员，以单位名义向他人索取协调费12万元，用于公务开支，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单位受贿罪。被告人王生强一人犯数罪，提请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惩处。 被告人王生强及其辩护人认为：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滥用职权，造成国家重大损失达351.84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春生农业公司的成立，系经过鞋城指挥部讨论决定，并非王生强擅自决定成立。（二）春生农业公司的转让，是经过上级机关批准，集体讨论决定的，并非王生强擅自决定。（三）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公司评估报告委托鉴定机关为宿州市审计局主体不适格、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不具有法定资质，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要求，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四）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公司对春生农业公司土地评估价格为402万元不具有客观性、合法性。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达51.9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被告人为了完成造林任务，行管会集体讨论决定才垫付造林补助，该款宿州市林业局已拨付，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失，被告人王生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二）2014年国有春生农业公司实际造林面积为1200亩左右，林木的成活率仅为25%，转让后春生农业公司栽种500余亩。2014年12月宿州市林业局验收不达标，转让后的春生农业公司对栽种的1000亩法桐予以密植，方达到2015年3月验收造林面积1730亩，林木成活率达到95%以上的造林补助标准。因此，根据宿州市造林补助政策的要求，转让后的春生农业公司应享有造林补助款51.9万元。三、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采取欺骗手段，骗取鞋城管委会与尚未注册成立的宿州市鞋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保洁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人王生强在鞋城保洁公司未开展保洁工作的情况下，冒领鞋城管委会2013年10月至12月份的保洁费用48.013万元，据为己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一）鞋城管委会第38期、第52期、第58期、第59期《会议纪要》及鞋城行管会（2013）27号《关于开展鞋城环境暨“三线三边”环境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证明2013年10月至12月鞋城保洁公司已经介入鞋城进行环卫工作，被告人王生强没有冒领鞋城管委会2013年10月至12月份的保洁费用48.013万元。（二）2014年1月1日，鞋城管委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了两份《环境治理道路环卫清扫、居民区垃圾清运服务补充合同》合同，至2014年5月1日，两份合同4个月费用为8.1155万元×4=32.462万元，应从贪污数额中予以扣除，余款15.551万元，系环卫公司在2013年12月介入鞋城行管会辖区三线三边环境整治工作所得利润。被告人王生强不构成贪污罪。四、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指使他人虚报春润农机公司在蒋湖村、陈岭村、曹坊村灭茬旋耕亩数共计1974.03亩，骗取鞋城行管会6.77209万元，据为己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五、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犯挪用公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被告人王生强并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52.43万元，其行为系借用公款的行为，且其对春生农业公司财产并不具有直接的支配、决定权，其借用资金经过廖某的审批、苏某的审核，经过正常的程序，其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二）2014年2月至2014年4月，被告人王生强分两次挪用鞋城行管会共计64万元购买压缩式垃圾车和清洗车两台环卫设备，为鞋城行管会工作需要所购买，其产权归属鞋城行管会，被告人王生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六、被告人王生强的行为没有侵害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合法利益，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收取的数额中，有2.7万元为平整土地工程款，应予扣除，该起数额不够单位受贿罪的立案标准，公诉机关指控不能成立。（二）2013年11月30日鞋城行管会第四期《会议纪要》规定，各村及村民组给企业拉建围墙的，一律从施工单位营利中收取每米20元的文明创建环境卫生清理费用，并未与某个特定人约定或许诺为其谋取利益而收受财物，不构成单位受贿罪。 经审理查明： 一、滥用职权事实 （一）2013年7月31日，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鞋城指挥部开会研究决定成立“鞋城现代农业发展公司”，安排由被告人王生强代表鞋城指挥部任“鞋城现代农业发展公司”董事长，同意拨付注册资金200万元，其余资金自筹。因党政机关不允许经商办企业，2014年4月26日，被告人王生强主持召开鞋城行管会党政班子成员扩大会议研究决定转让春生农业公司。2014年10月被告人王生强与潘某联系、洽谈购买事宜，并派人到北京智远腾飞电力设备维修有限公司考察，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2014年12月12日，被告人王生强代表鞋城行管会签订转让协议，以805.08万元价格将春生农业公司转让给北京智远腾飞电力设备维修有限公司，被告人王生强占转让后春生农业公司45%股权。被告人王生强违反国有资产转让相关规定，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达74.76万元，即扣除地亩数价值以外的损失。 另查明：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公司对春生农业公司评估资产总值为1156.84万元，其中土地26.8亩，价值为402万元；北京智远腾飞电力设备维修有限公司购买春生农业公司价额805.08万元，其中土地价额125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 （1）春生农业公司转让相关书证，证明春生农业公司于2014年4月1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牛某，股东为牛某、曹某、周某；2014年12月12日春生农业公司签订转让协议，股权转让680.08万元，土地转让26.8亩，每亩4.67万元，土地价值125万元，转让款总计805.08万元，转让给孙某公司；2014年12月23日出让给孙某、李某1、潘某；2015年4月1日李某1将股份转给王某1。 （2）鞋城管委会、鞋城行管会相关会议纪要及拨付资金报告，证明2013年7月9日鞋城行管会成立中国现代制鞋产业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共计1000万元，请求指挥部投资公司予以拨付200万元，其余资金自筹。（张某6市长签批：要明确现代农业公司为鞋城发展公司的控股公司，这样鞋城发展公司才能出资，还要顾及好公司法规定的有关事项）；2013年7月31日鞋城指挥部会议要求成立鞋城农业公司；2013年12月18日鞋城行管会会议，王生强主持成立春生农业公司；2014年5月8日鞋城管委会会议，张某5要求将春生农业公司推向市场，进行资产清算，收回投入。 （3）宿州市春润农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材料，证明该公司于2014年7月4日成立，股东为王某2、王某1。王某2、王某1（实际投资人王生强）的春润农机公司于2014年12月20日，入股春生农业公司占公司股权45%。 （4）鞋城管委会出具《关于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鞋城辖区项目用地签约情况核查报告》，证明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公司鉴定参照的土地情况：一、2013年2月28日，鞋城管委会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项目规划用地，土地使用性质为公益事业用地，通过有偿划拨方式供地，用地价格为15万元/亩；二、2014年7月2日，鞋城管委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土地使用性质为公益事业用地，价格为15万元/亩。2014年7月5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按5万元/亩缴纳项目用地征地补偿款，待土地挂牌出让时，积极竞拍，并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三、2013年2月1日，鞋城管委会与安徽欣意电缆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按不超过13.5万元/亩土地出让价格取得项目用地合法手续。 （5）春生农业公司（甲方）与北京智远腾飞电力设备维修有限公司（乙方）的转让协议，证明甲方以现有地价4.67万元/亩将26.8亩转让给北京智远公司，共计125万元。乙方承接拥有收购甲方转移该公司现有土地流转土地复垦管理及沟塘治理等土地使用经营权。甲方负责2014年2月、2014年12月市经济开发区、鞋城管委会关于土地流转合同的正常履约12年，负责政府每年40%土地流转费，负责市经济开发区、鞋城管委会每年40%土地流转费用按时给付农民兑现。如在合同使用期限内，如遇合徐高速加宽等政府强令性项目拆迁，流转农民的土地，征地补偿款归原农户所有。 2、证人证言 （1）张某5证明，她现任宿州市人大副主任，在她担任鞋城管委会主任期间，鞋城管委会没有研究过春生农业公司的成立时间，什么时间成立的她不知道。她知道这件事后，就在主任会议上要求抓紧将春生农业公司与宿州鞋城脱离，登报公开，推向市场，如有政府投入要进行债权债务资产清算，按政策法律相关规定，分期分批收回成本，因为中央规定党政机关不允许经商办企业。鞋城管委会要求将春生农业公司推向市场后，鞋城行管会不应该向春生农业公司投入资金。 （2）牛某证明，他于2013年5月份到鞋城行管会工作，为了高速两侧的绿化，鞋城行管会决定成立了春生农业公司，当时王生强说公务员不能注册公司，他和曹某、周某是事业编，便用他们三人的名字注册了公司，他们三人是股东，注册资金是1千万元。他占40%股份，曹某和周某各占30%。实际上他们没有投入资金。该公司实际上是鞋城行管会经营，经营管理都是王生强说了算，财务上是苏某审核，廖某审批。2014年年底，春生农业公司转让给了北京一家公司，法人叫孙某。他和曹某、周某在王生强的安排下把股权转让给了孙某、潘某1、李某1。北京的孙某来考察春生农业公司时，他提供了春生农业公司支出表，当时王生强看后把征地的几项勾掉，最后算的支出是680.3818万元。 （3）曹某证明，2013年10月他到鞋城行管会工作，任社会事务办主任。2014年初，为了高速路两侧的绿化工作成立春生农业公司，2014年三四月份，王生强跟他说鞋城行管会领导开会研究决定以他和牛某、周某三人的名义注册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他名下股份占30%。实际上他没有投入过任何资金，春生农业公司运营资金由鞋城行管会出资，公司注册过以后，他没参与过公司的工作。2014年年底，转卖后，他和牛某、周某及收购公司的人一起办理了相关变更手续。 （4）周某证明，2014年上半年，鞋城行管会注册成立春生农业公司，鞋城行管会领导安排以他和牛某、曹某三个人的名义注册，实际上他们三个没有出资，也没有参与管理。2014年年底，王生强书记安排他们三人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 （5）蔡某证明，他是春生农业公司转让小组组长，苏某和廖某是副组长。春生农业公司转让时，他去北京考察过，在考察前，王生强说转让方案鞋城管委会已经通过了，张某5主任同意按照审计报告的价格转让，后来怎么定的价格，他不知道。 （6）苏某证明，2014年三四月份成立春生农业公司，春生农业公司的财务都是由王生强决定，他审核，廖某签批。春生农业公司的转让小组组长是蔡某，他和廖某是副组长。实际上在转让春生农业公司的具体事项是由王生强决定的。2014年10月份，王生强在会议上提出，北京智远腾飞有限公司有购买意向，后来孙某也到春生农业公司考察了几次。2014年11月22日，王生强带着他、蔡某、武某、黄某、牛某到北京进行了考察。考察期间，王生强安排蔡某、武某和他三人与孙某进行会谈，当时谈的非常简单，没有涉及转让价格问题。一直到签合同前，王生强才在会议上说转让价格是805万元。805万元的组成就是审计报告投入680万，加上26.8亩的土地价格125万，在一起是805万元，2014年12月12日签订了转让协议。在鞋城行管会内部的一次会议中，廖某提出春生农业公司转让应该评估，王生强安排他负责春生农业公司评估，他联系闵某的评估公司评估。2015年春节前，该评估公司的初稿评估价格是900万元左右。王生强看后说评高了，咱们转让价格是805万，应该按750万元左右评，这样显得比评估价格卖的高好看。他把王生强的意思转达给闵某，闵某就按照要求评估750万元。680万元不是鞋城行管会对春生农业公司的全部投入，鞋城行管会还买了300多万元的土地，这些土地应该全部评估进去，整体转让，不应该分割转让。2014年12月12日孙某和王生强签订的转让协议并办理转让手续。 （7）孙某证明，2014年10月份，他表哥潘某打电话说想买春生农业公司，让他投资。2014年11月上旬，他到王生强的办公室，王生强让牛某提供了一张财物清单计680余万元。王生强说鞋城管委会安排按成本价格转让，他同意买。当天晚上吃过饭送王生强回家，王生强提出要以其亲戚的春润农机公司入股，该公司有设备和技术，他们也能用的着。他和潘某商量春生农业公司在王生强管辖范围内，同意王生强入股。后来王生强提出要卖春生农业公司的地，他当时不同意买。王生强说：以后宿州往这边发展，到时候他们可以搞点开发，这块地多少钱征的就多少钱卖，其它的地转让价格都比这高。潘某也想买，他也就同意了。第二天他就到鞋城行管会签订了合同。当时是王生强代表鞋城行管会签的合同。签过合同之后，王生强说是以春润农机公司的设备和现金折价189万元入股，占45%的股份。2014年12月24日办理转让手续，当时王生强带着股东李某1。他和李某1各占45%股份，潘某占10%的股份。2015年3月底，李某1换成王某1。 （8）潘某证明，2014年10月份，他听廖某说春生农业公司要卖，王生强让他动员他在北京开公司的表弟孙某出资购买，他和孙某商量，孙某同意购买。2014年11月上旬，孙某到宿州实地考察了春生农业公司的资产，王生强提出购买价格600多万元，并提出想以其亲戚的春润农机公司入股。当时他和孙某觉得春生农业公司在王生强的管辖范围内，就同意了。他和王生强、苏某、武某、蔡某等人去北京考察孙某的公司回来后，王生强又提出让他和孙某购买25余亩地，他和孙某都不想买，但王生强一直强调“地多少钱从农民手里征的就卖多少钱，每亩不到5万元”，他和孙某同意后，于2014年12月12日双方签订协议。他和孙某、李某1入股比例为，他占10%，李某1、孙某各占45%。后王生强把李某1名字换成王某1，王某1是王生强的妻弟。 （9）王某1证明，2014年底，春生农业公司转让给孙某、潘某。王生强以他姐夫李某1的名义入股，后来李某1不同意，王生强又换成他的名字，春润农机公司是王生强的，折价总计189.104万元作为春生农业公司的入股款。占春生农业公司45%的股份。春润农机公司是用王某2身份证办理的，王某2没有参与过公司经营。 （10）王某2证明，王生强用她的身份证办理了两个公司，一个是鞋城保洁公司，一个是春润农机公司。她是春润农机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1是股东，她没有参与过公司经营。 （11）闵某证明，他是安徽华瑞房地产评估公司经理，2014年12月的一天，苏某让他给春生农业公司做评估。2015年春节前，他们公司出具一份评估报告初稿交给苏某，价格是900余万元。苏某说价格高，王生强要按750万元左右价格评，说转让价格比评估价格高好看。后他们就按照750万元的价格做了评估报告。 （12）高某证明，他是安徽华瑞房地产评估公司业务员。2014年底，他参与了春生农业公司评估，评估初稿是900余万元，几天后，闵某说苏某想按照750万元价格评估。 3、被告人王生强供述，2013年7月，原鞋城指挥部，即鞋城管委会前身，要求成立鞋城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2月张冬云在南苑宾馆召开鞋城森林增长落后调度会，会上张冬云把这项工作压在鞋城行管会和他身上，建议成立鞋城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造林主体，张某5表示按照会议精神办。回去后他们就按照张某5的要求把土地流转和造林工作开展起来。2014年4月份，鞋城行管会开会研究决定，用三个事业编制的牛某、周某、曹某的名字注册成立春生农业公司。2014年5月初，鞋城管委会要求鞋城行管会成立的鞋城春生农业公司与鞋城行管会脱离，登报公开，推向市场。鞋城行管会成立了转让领导小组，蔡某任组长，苏某任副组长。后进行登报、网上发布，直到2014年9月份没有人购买。鞋城管委会要求他们继续把春生公司推向市场，必要时要求外出招商。到2014年11月份，他通过潘某1动员孙某购买了春生农业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了转让合同。他是春润农机公司实际经营者，他以春润农机公司的设备总折价189万元入股，占该公司45%的股份。入股人为李某1，后来李某1变更为王某1。 4、鉴定意见 （1）芜湖华瑞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报告书，证明评估春生农业公司资产总额758.0419万元，土地26.8亩，计125.207万元。评估时间2014年11月25日。 （2）淮海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证明春生农业公司2014年3月至9月30日资产总额675.449629万元，负债680.08万元，净资产4.630371万元。评估时间2014年12月10日。 （3）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公司对春生公司评估报告，证明春生农业公司评估资产总值为1156.84万元，其中无形资产（土地26.8亩）价值为402万元。评估时间2016年4月22日，委托单位宿州市审计局。 （二）2014年，国有春生农业公司共造林1730亩，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的意见》，可享有51.9万元的造林补助。2015年3月，被告人王生强在宿州市财政局尚未拨付该笔补助资金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从鞋城行管会拨付51.9万元的造林补助资金给转让后的春生农业公司，造成国家利益损失达51.9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 （1）造林补贴、记账凭证、鞋城管委会会议纪要，证明春生农业公司于2014年度造林1730亩，经批准补贴51.9万元。鞋城行管会会议决定该款由鞋城行管会先垫付，林业局补助后补上。鞋城管委会于2015年3月30日拨付春生农业公司51.9万元，春生农业公司于3月31日入账51.9万元。 （2）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的意见，证明安徽省人民政府文件规定谁造林谁拥有，造林价格每亩300元。 （3）宿州市财政局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及说明，证明2016年9月20日宿州市财政局转入经济开发区的森林增长专项资金83.811万元，其中包括51.9万元补贴款。 2、证人证言 （1）牛某证明，2014年12月12日春生农业公司已经转让，造林补助费51.9万元应该给造林主体。 （2）曹某证明，鞋城行管会会议纪要第十二期内容：当前工作第4项拨付2014年森林增长项目造林补助费51.9万元，补助款鞋城行管会先垫补助费，待市林业局造林补助转来后补上。会议他参加了，会议纪要的签名是他本人签的，会议是由王生强主持，会议事项都是王生强安排的，会议时间是2015年3月20日，春生农业公司已经转卖给私人了。 （3）孙某证明，他听王生强说过春生农业公司申请一笔造林补助款51.9万元。 （4）潘某证明，王生强曾说按国家的扶植政策，造林一亩地，国家补贴300元钱，造林1730亩的补偿款是51.9万元，该造林赔偿款于2015年3月31日拨给他们春生农业公司了。 （5）张某4证明，他是宿州市林业局局长，2015年3月，王生强和一个人到他办公室提供造林报告，他签批后交给副局长李某2办理，造林补助应该发放给造林主体，但是这笔补助一直没有拨下来，市财政局没批。这笔钱应该由市财政局拨付到鞋城行管会，由鞋城行管会给造林主体，他们没有安排鞋城行管会先行垫付该补贴。 （6）李某2证明，他是宿州市林业局副局长，林业局对春生农业公司的造林已进行过检查验收，享受国家的造林补助费用。2015年3月，鞋城行管会打报告，要求拨付截止至2014年度的造林补助费用，每亩300元，共1730亩，计51.9万元。当时是鞋城行管会主任王生强和另外一个人到林业局送的报告。后来张某4局长安排他核实办理，他们没有安排鞋城行管会先行垫付。 3、被告人王生强供述，2014年国有春生农业公司实际造林面积为1200亩左右，林木的成活率仅为25%，转让后春生农业公司栽种500余亩。2014年12月宿州市林业局验收不达标，转让后的春生农业公司对栽种的1000亩法桐予以了密植，才达到2015年3月验收造林面积1730亩，林木成活率达到95%以上的造林补助标准。2015年3月20日，春生农业公司申请2014年造林补贴51.9万元，该资金林业局一直没拨下来，他提议先行由鞋城行管会垫付拨给春生农业公司，造林补贴下来后再归还。会议通过后，鞋城行管会转给春生农业公司51.9万元。 二、贪污事实 2013年底，鞋城管委会决定将鞋城保洁工作推向市场，进行市场化管理。被告人王生强釆取欺骗手段，骗取鞋城管委会与尚未注册成立的宿州市鞋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生强，以下简称鞋城保洁公司）签订了保洁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人王生强在鞋城保洁公司尚未开展保洁工作的情况下，冒领鞋城管委会2013年10月至12月份的保洁费用48.013万元，2014年1月1日鞋城行管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宿州经济开发区鞋城行管会环境治理道路环卫、清扫、居民区垃圾清运服务补充合同》，合同约定每月共计环卫经费8.1155万元，两份合同履行至2014年4月30日，环卫保洁费用四个月共计为32.462万元，扣除32.462万元，余款15.551万元被王生强占有。 （一）书证： 1、鞋城保洁公司登记注册信息相关材料，证明鞋城保洁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成立并核准，法定代表人马某，指定代表人王某1。 2、鞋城管委会记账凭证，证明2014年10月31日鞋城行管会收鞋城管委会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的保洁费246万元，支付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的保洁费用，鞋城保洁公司返还183.887万元。 3、鞋城行管会2014年10月31日第二十二期会议纪要，证明鞋城管委会已拨付环卫公司的246万元环卫费，同意转入环卫公司账户，从去年10月1日开始，环卫公司在鞋城行管会财政发生的费用及替鞋城管委会垫付的环卫费三日内结算清，返还鞋城行管会。 4、鞋城行管会明细证明，证明2014年1月至9月，鞋城行管会依据2013年11月1日鞋城管委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的合同，先行垫付给鞋城保洁公司170.4万元保洁费。 5、明细账目，证明鞋城管委会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保洁费用支出，鞋城管委会支付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保洁费用。 6、《安徽宿州—中国现代制鞋产业城园区道路环卫保洁服务合同》，证明2013年11月1日鞋城管委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承包合同期限及承包经费的拨付为：1、承包合同期限暂定为三年（2013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1日），试用期2个月。2、承包经费为：2.8元每平方米，共881513平方米，共贰佰肆拾陆万元整。3、承包期内，保洁经费按每月贰拾万零伍仟元拨付，次月5日前按照检查考核结果进行拨付。 7、《环境治理道路环卫、清扫、居民区垃圾清运服务合同（补充）》，证明2014年5月1日鞋城管委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道路垃圾清扫、转运合同，每年清扫等费用95.62万元。 8、《环境治理道路环卫清扫、居民区垃圾清运服务补充合同》二份，证明2014年1月1日，鞋城行管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负责居民区垃圾转运承包合同一年及鞋城行管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负责路面清扫保洁合同期三年，两合同从2014年元月1日至2014年5月共4个月，每月合计费用8.1155万元，4月共计32.462万元，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1月1日。 9、环卫设备转让合同，证明鞋城行管会与鞋城保洁公司于2013年12月12日签订的转让环卫设备协议，其中包括压缩式垃圾车和清洗车。 (二)证人证言 1、张某5证明,她担任鞋城管委会主任期间，宿州市鞋城的环卫工作是由王生强负责，因为环卫工作属社会事业部。经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鞋城的环卫工作由政府购买服务，推向市场。由王生强、陈某2、熊某负责招标工作，后来招标流标，由主任会议决定釆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2013年11月8日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鞋城管委会会议纪要，王生强汇报有一家公司已经介入，应该优先考虑该公司中标。王生强所称的公司是否实际介入鞋城的环卫工作她不知道；安徽宿州中国现代制鞋产业城园区道路环卫保洁服务合同，签订日期2013年12月1日，合同上面“张某5”是她签的。合同签订后，鞋城行管会不应该给该公司添置任何设备，她不清楚签订合同之前该公司是否实际存在并介入环卫工作。 2、王某1证明，从2014年1月他在姐夫王生强投资的三个公司鞋城保洁公司、春润农机公司、春生农业公司帮忙。鞋城保洁公司于2014年7月份到工商局名称核准，实际经营人王生强。2014年10月，鞋城管委会给鞋城保洁公司拨付了246万元环卫费，后来鞋城保洁公司归还了鞋城行管会垫付的180多万元。2015年8月，王生强听说纪委调查，叫他把保洁公司的账拿到王生强家，重新理账，当时雷某、张某也去了，他重新做账的目的是为了规避王生强在保洁公司安排的大额转账的记录；2014年元月1日，鞋城行管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二份《环境治理道路环卫清扫、居民区垃圾清运服务补充合同》，合同约定从2014年元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负责居民区垃圾转运承包合同，两份合同实际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共履行4个月，每月合计费用8.1155万元,共计32.462万元。 3、雷某证明，鞋城行管会发放环卫工人工资到2013年12月，从2014年1月开始由鞋城保洁公司发放环卫工人工资。因为后来鞋城管委会要求将鞋城的环卫工作推向了社会，并和鞋城保洁公司签订了合同，将环境卫生交给了鞋城保洁公司做。鞋城保洁公司2013年10月至12月份这三个月的账务是他做的，都是按照王生强的意思做的，这三个月的开支都是虚假的。 4、王某3证明，2014年二三月份，王生强让他到鞋城行管会上班，王生强给别人介绍他是鞋城保洁公司的经理，实际这个公司是王生强的。 5、牛某证明，他是鞋城财政办主任，从2014年1月开始给鞋城保洁公司拨付当月的环卫费。2014年1月之前鞋城的环卫费用都是鞋城行管会支出的。鞋城保洁公司刚开始是王某1负责，2014年春节后由王某3负责，王某1负责鞋城保洁公司和鞋城行管会之间的财务往来。2014年10月底，鞋城管委会将一年的环卫费246万元拨到鞋城行管会账户。王生强坚持要把这246万元全部打给鞋城保洁公司。后鞋城保洁公司退给鞋城行管会180多万元，会计陆某冲的账。鞋城保洁公司的环卫费应该从2014年1月份开始计算，因为之前2013年10、11、12这三个月都是鞋城行管会自己干的，钱不应该给鞋城保洁公司。 6、陆某证明，他是鞋城财政办会计，鞋城保洁公司是从2014年1月份开始负责鞋城环卫工作的。根据他查询账务，2014年10月30日鞋城管委会拨付了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的环卫费共计246万元，是拨到鞋城行管会的账户上的。他和牛某当时认为鞋城行管会预先垫付的环卫费，应该由鞋城行管会和鞋城保洁公司算账，剩下的再拨给鞋城保洁公司。王生强坚持把246万元从鞋城行管会账户上直接拨付到鞋城保洁公司。后来鞋城保洁公司退回183.887万元。当时王生强曾经向他要过2013年10、11、12这三个月的环卫工人工资数据，但是2013年10、11、12三个月是鞋城行管会自己负责环卫打扫，费用都是从鞋城行管会账上出的；2014年元月1日，鞋城行管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环境治理道路环卫清扫、居民区垃圾清运服务补充合同》二份合同，合同已从2014年1月1日履行至2014年5月共4个月，每月合计费用8.1155万元,共计32.462万元。 7、廖某、齐某、张某2、刘某、张某3、张某2、徐某、李某2证明，《环境治理道路环卫清扫、居民区垃圾清运服务补充合同》二份合同确实存在，并已实际从2014年1月1日履行至2014年5月共4个月，每月合计费用8.1155万元,共计32.462万元。 （三）被告人王生强供述，他是鞋城保洁公司实际经营人。鞋城保洁公司2013年10月至12月前三个月只是形式上的介入和签合同，全面接管和开展工作是从2014年元月开始的。鞋城保洁公司2013年10月至12月的环卫费是否应该领取，按照合同规定应该，现在看不应该，因为没有实际接管。当庭辩解：2014年1月至9月鞋城行管会先行垫付给鞋城保洁公司款170.4万元，2014年10月付全年保洁费246万元，共计416.4万元。鞋城保洁公司自2013年12月介入鞋城行管会环卫工作，鞋城行管会在2013年12月垫付鞋城保洁公司费用约4.95万元。2013年12月至2014年9月共10个月，按合同约定每月20.5万元，共计环卫费为205万元。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5日两份合同环卫费共计32.462万元。应退回鞋城行管会的数额为183.3888万元（416.4万元-205万元-32.462万元+4.95万元=183.3888万元）。 （四）萧县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检验鉴定意见，证明2014年10月30日，鞋城行管会收到鞋城管委会依据2013年12月1日与鞋城保洁公司所签合同拨付的，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一年的环卫保洁费用246万元，于10月31日转付给鞋城保洁公司；2014年1月至2014年9月，鞋城行管会依据鞋城管委会2013年12月1日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的合同，按月由鞋城管委会垫付环卫保洁费给鞋城保洁公司170.4万元；2014年11月3日、4日，鞋城行管会收到鞋城保洁公司返还款183.887万元，并做冲减；2013年10月至2015年4月，鞋城行管会账内支出相关环卫保洁费用累计33.854万元，其中包括2013年10月至12月环卫工人工资合计10.99万元、垃圾清运工人工资合计1.925万元。 三、挪用公款事实 2014年11月8日、11月12日被告人王生强指使苏某（另案处理)从鞋城行管会下属国有春生农业公司分两次借款52.43万元，用于被告人王生强个人购买挖掘机从事营利性活动。2014年12月3日春润农机公司归还了52.43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书证： 1、春生农业公司转让相关书证，证明春生农业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转让协议，转让给孙某公司。 2、苏某借款手续,证明2014年11月8日、11月12日苏某分两次向春生农业公司借款52.43万元。 3、春生农业公司手续及银行帐单，证明2014年11月8日、11月12日春生农业公司向山东两次转款52.43万元,2014年12月3日春生农业公司收入52.43万元。 4、春润农机公司归还借款手续,证明春生农业公司2014年12月3日收到春润农机公司还款52.43万元。 5、挖掘机所干工程协议,证明张某1带挖掘机干活，收入打到张某1个人帐户。 (二)证人证言 1、廖某证明，他是鞋城行管会党政办副主任，从2014年4月，他负责春生农业公司的财务审批，实际上该公司的财务支出必须经过王生强同意。春生农业公司2014年11月8日第7号记账凭证、11月12日第8号凭证及附件中这两笔借款是王生强购买挖掘机用的。他当时同意，后在借条上补签的字，钱借出去不到一个月，春润农机公司就归还了该款。 2、王某1证明，2014年11月，王生强和张某1去山东买了两台沃尔沃牌挖掘机，买挖掘机的钱是从春生农业公司转的款。2014年12月份，春润农机公司账户上来了一笔款，王生强安排他转给春生农业公司52.43万元。春润农机公司是王生强的公司，挖掘机的工程款是他负责结算，这两台挖掘机来到后就开始干活，直到2015年3月底4月初才移交给转让后的春生农业公司，在这期间干了几个厂区的土地平整工程。 3、王某3证明，环卫设备转让合同上“王某3”签字是他签的，当时是王生强和廖某带着他清点设备，最后王生强让他签字，他就签了。 4、张某1证明，在鞋城管委会工作期间，他一直作为鞋城执法队聘用人员给王生强开车，2014年11月份的一天上午，他开车带王生强到山东济南购买两台二手挖掘机。支付50余万元的首付款，两台挖掘机拉到春生农业公司的院子里。王生强让把挖掘机以他和他家属郭慧的身份证入户，挖掘机是王生强个人买的，买来后他带着挖掘机在村里陆续干了刘合村、张沈村、谷岭村、曹坊村的工程，工程款的结算情况他不清楚。 5、苏某证明，春润农机公司实际是王生强的，平时是王生强妻弟王某1管理。2014年11月8日，王生强让他从春生农业公司转2万元交挖掘机的订金，他给林某打借条2万元。2014年11月12日，王生强又让他从春生农业公司转50.43万元买挖掘机。后来王生强的驾驶员张某1将挖掘机从山东拉回来。有近一个月的时间，王某1从春润农机公司转给春生农业公司52.43万元归还借款。 6、林某证明，她是鞋城行管会会计，负责春生农业公司的账务。2014年11月的一天，苏某让她往山东转款2万元，因为没有审批手续，她让苏某打了借条，苏某、廖某都签了字。过几天，苏某又让她转50.43万元，因为数额太大，廖某不在不能签字，她不愿意借给苏某，后来王生强给她打电话让她转这笔钱购买挖掘机，她只好让苏某打了借条，后来廖某在上面补签的字。 （三）被告人王生强供述，2014年11月上旬，他和张某1到山东济南购买两台挖掘机，他让苏某从春生农业公司转了50多万元首付款。2015年12月初，他安排王某1从春润农机公司转款给春生农业公司归还该款。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于2014年宿州市午季禁烧期间，利用宿州市春润农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生强，以下简称春润农机公司）负责鞋城范围内灭茬、旋耕时机，指使他人虚报春润农机公司灭茬、旋耕亩数共1974.03亩，骗取鞋城行管会6.77209万元，据为己有。并提供下列证据： （一）鞋城行管会灭茬、旋耕相关会计凭证及附件、鞋城行管会《会议纪要》，证明对辖区八个村收割灭茬，鞋城行管会共拨付春润农机公司86.00505万元。 （二）证人证言 1、陈某证明，根据鞋城行管会2014年8月52号会计凭证，曹坊村旋麦茬面积表，上面有“丁家、何家、邵家、王曹坊、周屯、陈家”合计3865.4725亩，表是他制作的，该数字是他们村当年午季灭茬旋地的实际地亩数。但表后面箭头指向“鞋城1896亩”内容不是他写的。他记得当时村里韩军杰、韩刚、谷宗贤、张朝敏四台机子旋地将近3000亩，灭茬少旋地多，剩下的地亩就是鞋城行管会春润农机公司的机器旋的。 2、穆某证明，他是蒋湖村副书记，蒋湖村实际有4000亩土地，不是3650亩。当时在纪委说王生强安排增加灭茬400亩和旋耕50亩，实际不是王生强安排的，是蒋某安排的，增加的地亩数，实际上鞋城行管会也确实灭茬和旋耕过了。 3、蒋某证明，他是蒋湖村副主任，2014年午季禁烧，鞋城行管会组织的农机公司旋耕土地时，蒋湖村约有面积4000亩，都是鞋城行管会灭茬旋耕的。以前他在检察院说3650亩，是因为有300多亩土地马上流转，后来老百姓不同意，土地没有流转，鞋城行管会连夜灭茬旋耕，鞋城行管会灭茬应该是4000亩。他们量的亩数是550亩，鞋城管委会的人说不对，后来他安排穆某增加50亩。 4、马某证明，2014年午季禁烧他负责开拖拉机旋耕、灭茬，陈岭村开始是一个叫谭某的负责旋耕，他当时旋耕的是蒋湖村的地，后来被调到陈岭村旋耕已经旋耕过的土地，鞋城行管会的领导说旋耕质量不达标，老百姓不愿意，再重新旋耕一遍。 5、李某1证明，2014年午季禁烧，他负责开拖拉机旋耕、灭茬，陈岭村开始是一个叫谭某的负责旋耕，后来陈岭村的人说旋的不行，没法播种。鞋城行管会的人派他和马某等四人，共四台机器，重新旋耕两三天。 6、桂某证明，他是鞋城行管会执法大队队员，2014年午季禁烧他负责量地，由曹坊村的村干部带着，在量地时他还画了图，通过对量地时画的九张图计算，他经手测量1700.4155亩，其他人量709.8亩，总共2410.2155亩，都已旋耕或灭茬了。 7、张某2证明，他是曹坊村支部书记，2014年午季禁烧，鞋城行管会安排灭茬机和旋耕机共七台机器到村里灭茬旋耕。禁烧结束后，鞋城行管会和村里的机器按照实际工作地块的亩数进行统计上报，他村里一共4000余亩耕地。 8、刘某证明，他是陈岭村村主任，2014年午季禁烧期间，鞋城行管会派三台机器到村里旋耕土地，因为村里土地面积大，村里有村民购买了五台机器进行灭茬和旋耕。因部分土地旋耕质量不好，无法耕种，就旋耕两遍，灭茬和旋耕的费用由鞋城行管会支付。农户和鞋城行管会共计旋耕的土地面积近8000亩。 9、苏某证明，2014年午季期间，陆续有村干部到他办公室修改数字，然后他就按照他们修改过的数字作了调整，调整完后，征求王生强同意后，叫周某带着表到村里签的字。拨钱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表拨的钱。陈岭村增加了地亩数1200亩，他上报的旋两遍是1044亩，实际上陈岭村旋两遍的是344亩，多报了700亩旋两遍的亩数；蒋湖村是穆某到他办公室增加的地亩数，旋耕增加了50亩，蒋湖村有400亩土地待流转，老百姓不同意，后来又旋耕了，谭某旋耕陈岭村的土地质量差，后来又重新旋耕的，灭茬增加了400亩；曹坊村是陈某到他办公室修改的数字，旋麦茬实际亩数是3865.47亩，增加911.57亩。春润农机公司上报的亩数是1735.6亩，增加824.03亩旋一遍的亩数。春润农机公司共计24720.9元，多报了67720.9元。 （三）被告人王生强供述，2014年午季期间，干部反应灭茬、旋耕的地亩数不对，需增加，他同意按实际增加。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指使他人虚报春润农机公司灭茬旋耕亩数共计1974.03亩，骗取行管会6.77209万元，据为己有，而辩护人认为该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的意见，经审查认为，证人陈某、穆某、蒋某、马某、李某1、桂某、张某2的证言，能够证明所增加的蒋湖村、曹坊村是实际旋耕、灭茬的土地面积，增加陈岭村的灭茬、旋耕面积属于旋耕、灭茬质量差，重新旋耕的实际的面积，均不是虚报土地面积，因此，公诉机关该起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辩护人的意见与查明事实相符，予以采纳。 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2月至2014年4月，被告人王生强分两次挪用鞋城行管会公款计64万元购买压缩式垃圾车和清洗车两台环卫设备，用于鞋城保洁公司从事营利性活动。并出示下列证据： （一）书证： 1、购买压缩式垃圾车、清洗车记账凭证，证明开具购买清洗车30万元票据日期为2014年3月13日，开具购买压缩式垃圾车34万元票据日期为2014年1月17日。 2、环卫设备转让合同,证明鞋城行管会鞋与鞋城保洁公司于2013年12月12日签订的转让环卫设备协议。其中包括压缩式垃圾车和清洗车。 （二）证人证言 1、廖某证明，他是鞋城行管会党政办副主任，负责鞋城行管会下属企业春生农业公司的财务审批。他知道王生强、胡某、齐某一起去过徐州重工考察购买垃圾车的情况。 2、齐某证明，他负责环卫督查环境卫生。2013年下半年，王生强和他到徐州重工集团考察环卫设备，王生强谈的价格，当时并没有立即购买。回去后没多久，鞋城行管会就陆续购买了一些设备。鞋城行管会2014年2月12日第15号记账凭证及附件：购置压缩式垃圾车一部，价格34万元票面，他和廖某在发票上面签的经手人。购买清洗车价格30万元，他没经手。后来所购设备都是鞋城保洁公司使用的，因为当时鞋城保洁公司没有设备打扫卫生，鞋城管委会要求王生强购买设备。压缩式垃圾车是在2013年12月中旬运到鞋城保洁公司的。 3、胡某证明，他是宿州市埇桥区金海办事处纪工委副书记，负责文明创建工作，因为当时文明创建没有设备打扫卫生，在2013年国庆节期间，他和王生强、齐某去徐州重工看环卫设备，看中了带清扫功能的垃圾车，价格比较合适，当时没定，后来车是徐州送过来的。是先买车使用过一段时间后给的钱，垃圾车是在环卫工作交给鞋城保洁公司负责之前到的。 4、证人雷某证言，他是鞋城保洁公司职员，当时鞋城保洁公司缺少清洗车，王生强就安排他和王某1与那个销售员洽谈，价格谈到31万元，王生强自己又和那个销售员谈，最后以30万价格购买的清洗车，清洗车买来后就放在鞋城保洁公司用了。 5、王某3证明，环卫设备转让合同上“王某3”签字是他签的，但是这个合同日期是2013年12月12日肯定不对，这份合同是他上班之后签的。当时是王生强和廖某带着他清点的设备，最后王生强让他签字，他就签了。 （三）被告人王生强供述,按照鞋城创建文明的要求，在2013年10月份国庆节期间，他和廖某、胡某到徐州重工看的环卫设备车，放过假后徐州重工的业务员到他们单位来，口头约定的购买两辆车。压缩式垃圾车于2013年11月份到鞋城行管会的，试用后付的款，在12月份开的发票，2014年2月份付的款，付款前签的合同。清洗车大概是在2014年1月份到的鞋城行管会，后来在2014年4月份付的钱，发票是2014年3月份开的，两台设备车都是交给鞋城保洁公司使用的。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分两次挪用鞋城行管会公款计64万元购买压缩式垃圾车和清洗车，用于鞋城保洁公司从事营利性活动，构成挪用公款罪，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生强用鞋城行管会64万元购买压缩式垃圾车和清洗车，是鞋城行管会为了工作需要所购买，其产权归属鞋城行管会，其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意见。经审查认为，虽然压缩式垃圾车和清洗车购买票据开具时间为2014年1月和3月，是在鞋城行管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转让环卫设备协议时间2013年12月12日之后，但证人廖某、齐某、胡某的证言及被告人王生强的供述，能够证明两台车是在鞋城行管会为创建文明建设等工作需要，于2013年10月口头协议所购买，两台车到货试用一段时间才开具的购买票据，购买两辆车的时间在鞋城行管会负责环卫工作期间，所有权归属鞋城行管会，因此，公诉机关该起指控不能成立，辩护人的意见与查明事实相符，予以采纳。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2月，被告人王生强身为鞋城行管会的主管人员，在结算鞋城围墙工程款的过程中，以协调费的名义向施工人员邵某、王某4、李某2索要人民币12万元，用于鞋城行管会账外开支。并出示下列证据： （一）书证： 1、鞋城行管会支付围墙款相关材料，证明2013年6月21日鞋城行管会付谷前进预借围墙工程款15万元，2015年2月10日鞋城行管会付王某4围墙工程款36.368万元,鞋城行管会2013年11月28日付李某2围墙工程款13.74万元。 2、王某4、李某2个人银行取款明细，证明王某4银行卡取款记录为2015年2月13日取款6.9万元。 3、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4）174号《关于委托建设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施工围墙的函》、《质检中心临时围墙移交三方协议》、《质检中心临时围墙代建协议》，证明鞋城行管会安排张某1用挖掘机进行围墙的土地平整，建好了围墙地基。 （二）证人证言 1、苏某证明，2015年2月份，邵某承建质检局围墙工程，邵某让谷前进到他办公室交2.7万元。王生强安排他收围墙协调费，谷前进到他办公室交了7.5万元协调费。共计他收谷前进10.2万元。收的钱支付给王某13万元，给武某1.8万元用于招待费用，支付鞋城行管会和部分村干部等人去沭阳、苏州、无锡考察费用2.2万元，支付张某11.7万元用于挖掘机维修，支付蔡某21.5万元用于食堂经费。 2、谷某证明，他是埇桥区谷岭村会计，他们村承建两个围墙工程，工程由邵某承建。2015年2月份工程款拨下来后，承建商邵某让他把2.7万元交给苏某。后他和村书记张某3去行管会找王生强要工程款，王生强让承建商交协调费。承建商王某4三次让他转交苏某7.5万元。 3、王某4证明,2013年夏天，他通过谷岭村承建鞋城行管会围墙工程，围墙拉好。村里先给了他15万元的工程款，剩下的一直拖着没给。在2015年初，村会计谷某对他说，鞋城行管会让他从工程款里出7.5万元协调费，他让谷某交了7.5万元。 4、邵某证明,2014年下半年，谷岭村介绍他承建了质检局的临时围墙工程，拉好围墙后，2015年2月工程款下拨后，他让谷某交给苏某2.7万元打地基款。 5、李某2证明，2013年6月份，按照鞋城行管会的安排，他组织邵王村三个村民组村民，在外环一路以南，外环三路以北，人民路西侧拉建围墙。在2013年11月份，工程款拨付后，王生强让他们交协调费1.8万元，他让武某交的。 6、张某3证明，他们村负责的质监局和人民路两侧拉围墙工程，2015年初，邵某负责质监局拉围墙工程，竣工后，王生强向承建商邵某要3万元挖基础平整场地费用，因为修建质监局的围墙，地坑坑洼洼不平，必须平整后才能拉围墙，是鞋城行管会安排人干好的，所以王生强让承建商付这笔钱，但他觉得有点多，经协商给2.7万元。邵某让会计谷某把2.7万元交给苏某。王生强让王某4交7.5万元的协调费，拨付工程款后，他安排谷某交给苏某。 7、武某证明，2013年有一天，他听李某2说王生强让李某2交协调费，李某2交给他1.8万元。后王生强安排他用李某2交的钱付了中豪大酒店就餐费1.8万元。 8、张某1证明,他在鞋城行管会负责开车，还带挖掘机干活，他带挖掘机干活时，挖掘机坏了，徐州公司来修理，苏某交给他1.7万元修理挖掘机。 9、蔡某2证明,2015年二三月份，苏某交给他食堂经费1.5万元。 10、王某1证明,2015年3月份，苏某给了他3万元，其中2万元用于鞋城行管会环境治理考核组买鞋，1万元用于挖掘机经费。 （三）被告人王生强供述，收取协调费是他提出来的，在会议上通过的，鞋城行管会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收取施工方卫生协调费，收的费用用于公务开支了。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构成单位受贿罪，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生强收取协调费数额不够单位受贿罪的立案标准，被告人王生强不构成受贿罪的意见，经审查认为，书证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4）174号《关于委托建设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施工围墙的函》、《质检中心临时围墙移交三方协议》、《质检中心临时围墙代建协议》，证人张某3、邵某、张某1、王某1的证言能够证明在邵某承建质检局围墙工程之前，鞋城行管会安排张某1用挖掘机进行围墙的土地平整，打好了围墙地基，王生强让邵某交2.7万元钱，是围墙平整工程款的事实，该款应从受贿数额12万元中扣除，余款为9.3万元，因此，该数额不够立案标准，该起指控不能成立，辩护人的意见与查明事实相符，予以采纳。 另查明：被告人王生强于2016年4月22日向宿州市纪委退赃51.9万元。 证明本案事实的其它证据： （一）户籍证明,王生强于1974年6月20日出生等基本情况。 （二）宿州市市委组织部任职文件，证明王生强于2013年1月任鞋城社会事务部长，党工委书记、主任。 （三）纪委退款单,证明王生强于2016年4月22日向宿州市纪委退赃51.9万元。 关于被告人王生强及其辩护人认为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公司评估报告的委托鉴定机关为宿州市审计局主体不适格、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不具有法定资质，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意见。经查，宿州市审计局为行政单位，主要负责政府各部门和所有企事业单位的审计监督工作，虽不属司法部门，但具有监督职责，符合委托评估鉴定机关的条件，因此，辩护人认为宿州市审计局主体不适格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法定的司法鉴定资质，该公司评估人员具有专业资产评估资质，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证据要求，合理部分应予采信。 关于被告人王生强及其辩护人认为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公司对春生农业公司土地评估价格为402万元不具有客观性、合法性的意见。经查，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公司对春生农业公司土地使用权评估价格所依据的是，鞋城管委会出具的《关于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鞋城辖区项目用地签约情况核查报告》中相邻土地的价格，而该《报告》土地的价格情况为：“一、2013年2月28日，鞋城管委会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项目规划用地，土地使用性质为公益事业用地，通过有偿划拨方式供地，用地价格为15万元/亩；二、2014年7月2日，鞋城管委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土地使用性质为公益事业用地，价格为15万元/亩。2014年7月5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按5万元/亩缴纳项目用地征地补偿款，待土地挂牌出让时，积极竞拍，并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三、2013年2月1日，鞋城管委会与安徽欣意电缆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按不超过13.5万元/亩土地出让价格取得项目用地合法手续。”，从上述协议签定内容上看，项目规划用地，土地使用性质均为公益事业性质用地，系通过有偿划拨的方式供地，但本案使用的土地系流转农民的土地，现土地使用性质均为公益事业性质用地，当时春生农业公司流转的价格是4.67万元/亩，春生农业公司与北京智远腾飞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在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价格亦是4.67万元/亩，并约定：“如在合同使用期限内，如遇合徐高速加宽等政府强令性项目拆迁，流转农民土地，征地补偿款归原农户所有。”据此，依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春生农业公司转让土地的性质，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报告对土地的鉴定依据不足。因此，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公司鉴定转让的土地价值为402万元不具有客观性，不予采信。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查明事实相符，予以采纳。 关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生强没有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意见。经查，书证相关的《会议纪要》、《春生农业公司转让协议书》，证人苏某、孙某、潘某、王某1、王某2、闵某、高某、牛某、曹某、张某4、李某2的证言及被告人王生强的供述，鉴定意见《淮海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安徽省安建资产评估公司对春生公司评估报告》等证据证明被告人王生强违反国有资产转让相关规定转让国有资产，并占有转让后春生农业公司的股权。在转让国有春生农业公司过程中，造成国家利益损失为74.76万元[1156.84万元-402万元-（805.08万元-125万元）=74.76万元]的事实，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因此，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生强没有擅自决定成立、转让春生公司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生强为完成造林任务，行管会集体讨论决定垫付造林补助，2014年国有春生农业公司实际造林面积为1223亩，林木的成活率仅为25%，转让后春生农业公司栽种500亩。2014年12月宿州市林业局验收不达标，转让后的春生农业公司对栽种的1000亩法桐予以密植，才达到2015年3月验收造林面积1730亩，林木成活率达到95%以上的造林补助标准,根据宿州市造林补助政策，转让后的春生农业公司应享有造林补助款51.9万元，该款宿州市林业局已拨付，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意见。经查，书证造林补贴、记账凭证、鞋城管委会《会议纪要》、宿州市财政局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及说明，证人牛某、曹某、孙某、潘某、张某4、李某2证言，被告人王生强供述，能够证明被告人王生强在宿州市财政局尚未拨付该笔补助资金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从鞋城行管会拨付51.9万元的造林补助资金给转让后的春生农业公司，造成国家利益损失达51.9万元的事实，因此，被告人王生强及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认为2014年1月1日，鞋城管委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环境治理道路环卫清扫、居民区垃圾清运服务补充合同》，两份合同4个月保洁费用共计32.462万元（81155元×4）应从贪污数额中予以扣除，余款15.551万元，系鞋城保洁公司在2013年12月介入行管会辖区三线三边环境整治工作所得利润，被告人王生强并没有冒领鞋城管委会2013年10月至12月份的保洁费用48.013万元,被告人王生强不构成贪污罪意见，经查，鞋城管委会与鞋城保洁公司签订了两份《环境治理道路环卫清扫、居民区垃圾清运服务补充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2014年5月1日鞋城管委会与鞋城保洁公司对两份合同内容进行补充，并重新签订两份《补充合同》，因此上述两份合同自2014年1月1日履行至2014年5月1日止，4个月保洁费用为32.462万元。该保洁费用鞋城行管会应当给付，即指控贪污数额中应扣除该款，为15.551万元（48.013万元-32.462万元）；辩护人提出的鞋城保洁公司在2013年12月介入鞋城行管会辖区三线三边环境整治工作所得利润，因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工作量，该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认为鞋城保洁公司于2014年9月至12月已经介入鞋城管委会工作的意见，经查，书证鞋城保洁公司登记注册信息材料、鞋城管委会第5期、第38期、第52期《会议纪要》、鞋城行管会（2013）27号《关于开展鞋城环境暨“三线三边”环境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鞋城管委会记账凭证、发票收据等账务、明细账目等材料，证人张某5、雷某、牛某、陆某的证言，被告人王生强供述及《萧县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检验鉴定意见》等证据，能够证明2013年底，鞋城管委会决定将鞋城保洁工作推向市场，进行市场化管理。被告人王生强釆取欺骗手段，骗取鞋城管委会与尚未注册成立的宿州市鞋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保洁合同。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冒领鞋城管委会保洁费用，据为己有的事实。因此，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生强未挪用公款52.43万元，该行为系借用公款的行为，经过廖某的审批、苏某的审核，履行了正常的程序，其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意见。经查，春生农业公司转让协议、苏某借款手续、春生农业公司银行帐单、春润农机公司归还借款手续、土地整理工程协议，证人廖某、苏某、林某、王某1、张某1的证言及被告人王生强的供述。能够证明2014年11月12日被告人王生强通过苏某借用春生农业公司的款项购买两台挖掘机，以张某1及其妻子郭某名义报户，进行个人营利活动，2014年12月3日被告人王生强安排春润农机公司归还了借款的事实。被告人王生强在挪用该笔资金时，虽然经过苏某、廖某审批同意等程序，但在会计林某拒绝支付该款时，被告人王生强直接给林某打电话，让其支付该款，被告人王生强利用职务的特权，支配、决定了该款的支出并进行个人营利活动，其行为具备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构成挪用公款罪，因此，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生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转让国有春生农业公司及拨付造林补助款的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达126.66万元，利用职务之便，釆取欺骗手段侵吞公款15.551万元，数额较大；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52.43万元归个人进行营利性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分别触犯刑律，构成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萧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生强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萧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生强犯单位受贿罪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人王生强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王生强退赔滥用职权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王生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生强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被告人王生强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被告人王生强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6年5月10日起至2018年9月9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王生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五万五千五百一十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韩冬丽 人民陪审员  任 影 人民陪审员  王 方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书 记 员  周东艳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产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