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312民初3912号 原告临沂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 住临沂市河东区凤凰大街东段。 法定代表人杨景文，经理。 委托代理人杜维清，山东沂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凯麟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智，经理。 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委托代理人林运，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临沂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南凯麟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临沂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景文及委托代理人杜维清，被告湖南凯麟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核销费用238264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5年9月28日和2016年10月24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了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授权被告为其产品的特约经销商，由被告在步步高系统渠道销售“群丰”、“甘卉滋”品牌食糖。为支持被告对经销商产品的销售，被告销售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原告按照货款金额的50%以货补的方式予以支持核销，但特别约定如被告原因终止合同，被告应无条件返还甲方以货补方式所核销的费用。合同签订后，合同履行至2017年3月份时，被告自行退出卖场并停止销售原告产品，单方面终止合同。为此原告认为应按照合同约定，返还核销款。 被告湖南凯麟商贸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诉称“合同履行至2017年3月份时，被告自行退出卖场并停止销售原告产品，单方面终止合同”与事实严重不符。答辩人与原告分别于2015年9月28日及2016年10月24日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授权答辩人在步步高渠道销售原告公司生产的“群丰”、“甘卉滋”品牌食糖。2015年9月28日至2016年9月27日期间，答辩人共向原告进货352152元，原告以货补形式补费用159916元，该年度的《销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自2016年至2017年度的《销售合同》签订以来，答辩人一直按该合同约定的要求在步步高系统销售原告生产的“群丰”、“甘卉滋”品牌食糖，但因原告生产的这两个品牌食糖存在产品标识不规范、包装上生产许可证使用错误、加贴生产日期等有违《食品安全法》的情形，直接导致消费者投诉连连，步步高也因此陷入诉累，步步高已经于2017年7月左右全面禁止答辩人在步步高商超销售这两个品牌的产品，步步高也要求答辩人赔偿其因此事所遭受的损失5万元左右。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答辩人向步步高承担的该笔损失有权向原告追偿。2、原告诉请答辩人返还核销费用238264元无法律依据。首先，双方于2015年9月28日签订的《销售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9月28日至2016年9月27日，现该份《销售合同》早已于2016年9月27日履行完毕。退一万步讲，即使本案中原告诉称的理由成立，该份《销售合同》也与本案无关。其次根据2016-2017年度的《销售合同》第71条约定，只有在因答辩人原因导致的产品锁码、退出卖场或终止合同的，答辩人才无需要无条件返还原告核销的条码费、进场费等。本案中，造成产品被动退出步步高卖场的原因并非答辩人原因所导致，而是由于原告的原因导致。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交的证据包括：1、销售合同两份。2015年9月28日及2016年9月28日原、被告签订的《销售合同》，其中合同约定“按每次订货实际汇款额的50%，大写百分之伍拾，以货补方式核销，直至核销完毕”；2、对账单，由原告制作的对账单，其内容显示自2015年10月27日至2017年5月13日双方的汇款及收、发货情况，根据该对账单显示所有核销费用总额为239860元；3、ＱＱ号为74×××60及42×××90的聊天记录各一份，欲证实ＱＱ号为74×××60和ＱＱ号42×××90的对话人都是被告的财务人员，用于和原告进行财务对账交流，还欲证实对账单来源于该交流平台，是被告财务人员与原告对账之后共同确定的；4、原告的营业执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食品安全企业备案的企业标准，临沂市产品质量检验检疫所出具的检验报告五份，欲证实原告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核认定的具有食品生产能力和条件的企业，其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备案的质量标准，且经过检测是合格的产品；5、民事判决书十份，其中有两份涉及原告生产的产品,该两份判决书分别为（2016）粤0306民初24798号，判决书中认定“原告于2016年8月19日在被告处购买了一瓶红枣红糖（条形码为69436608280822，价格14.5元），生产商为临沂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配料表标明配料为赤砂糖、红枣粉…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涉案商品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主要理由是涉案商品名称为红枣红糖，而配料表显示为赤砂糖，但二被告提交的检验报告显示涉案商品符合质量标准要求，而原告无证据证明涉案商品本身存在影响食品安全的质量问题。因此涉案商品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原告的诉讼请求，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2017）湘1202民初24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认定“原告主张涉案商品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主要理由是涉案商品的配料中无红糖而为赤砂糖，因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本院认为…本案生产商临沂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具有生产食品的资质且所适用的企业标准已经相关部门审查备案…因此涉案产品可认定为安全、合格的食品”。原告欲证实其生产的产品符合质量标准。 被告质证认为：“在本院认为部分阐明了临沂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涉案产品，将名称为红枣红糖的配料显示为赤砂糖，即存在产品标识中的配料与商品名称不一致的问题，该判决书仅认定该案中原告的诉请和理由不符合十倍赔偿标准而驳回诉请的事实”。对于湖南省鹤城区2017湘1202民初247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出同样的质证意见，即判决书中认定了产品名称与配料显示不符，不能以诉请与十倍赔偿请求标准不符而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结果来认定原告的产品标识无误。 庭审结束后，原告另提交进店申请表等证据材料，主张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虚报、套取原告费用的行为。 被告湖南凯麟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包括：1、《购销合同》及《综合服务协议》；2、民事及行政判决书共六份，其中包含（2015）深南法西民初字第44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认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分局有对市场主体经营行为是否违法进行认定的职权，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定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临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的群丰胡椒红糖标签标准不符合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可认定被告临沂（临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的食品存在标识不规范的问题，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食品本身不安全或被告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2015）深南法沙民初字第613号民事判决书。（2014）深福法行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的原告称在大润发商场购买临沂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群丰红枣红糖，但未标注营养成分表，遂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因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销案处理，原告诉至法院，法院认定“根据卫生部发布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问答中的规定，红枣红糖是食糖的一个分类，属于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4）深福法行初字第433号案件的原告对一审判决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15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涉案商品未标示营养标签符合法定要求并决定撤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责令该局重新做出处理；3、行政处罚决定书、民事判决书、食品质量售后消费投诉。长沙县执（市监）案字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查明内容为“当事人（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电院学生超市）由其上级公司分别配送“甘卉滋”桂圆红糖、姜汁红糖、红枣红糖和枸杞红糖，上述涉案食品外包装标签标注的食品名称分别为“甘卉滋”桂圆红糖、姜汁红糖、红枣红糖和枸杞红糖，但其配料中配料之一为赤砂糖且不含有红糖….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017）湘01行终39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从行业标准《赤砂糖》、《红糖》到现有的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糖》看，红糖和赤砂糖是不同属性的两种食品。本案中涉案食品未标注食品的真实属性名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际按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被告欲通过以上证据证实原告生产的桂圆红糖、枸杞红糖、红枣红糖、姜汁红糖存在标识不规范等问题，导致销售商步步高集团及其所属的各大超市均被消费者投诉，且被行政机关给予相应的处罚，同时陷入诉累；4、截图两张，欲证实步步高集团拟对被告处罚的情况；5、物流服务合同，欲证实自2015年原被告签订合同以来，一直以步步高渠道以及旗下的物流公司签订了物流服务合同，该合同中明确了被告一直通过步步高旗下的物流系统销售原告的产品。 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是被告的销售渠道，但是不是被告的全部销售渠道。被告举证的判决书所牵扯的标签和本案无关，这些判决书所涉及的标签是营养标签，本案牵扯的是食品标签。对于长沙市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在庭审中才知晓，且涉案的产品仅仅是原告供货给被告当中的某一品类的一部分货物，该处罚决定不会影响被告其他类产品的销售。其三从处罚决定书可以看出，所处罚的批次产品，在销售渠道中，数量仅仅是存货十瓶，对于此存量的货物销售显然不会影响到被告绝大部分产品的销售。对于长沙市中院的判决书中被告不是该案的当事人，所以可以认定涉案的产品不是被告销售的产品和被告无关联性。售后投诉书和本案无关联，也不具有真实性。综上，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成为其终止与原告方销售合同的事实依据。因为所涉及的产品只是原告销售给被告很少量的某一批次的部分产品，同时对于该行政处罚被告从来没有就此问题向原告提出过交涉，原告对此处罚并不知情。截图两张的三性都有异议，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截图无法证实其证据的来源和情况。更不能证实原告供货给被告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同时本案审理的是，因被告单方终止合同被告应该按照合同约定返还营销支持款的事项，而不是产品质量纠纷”。 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被告于2015年9月28日及2016年10月24日分别签订《销售合同》，约定由湖南凯麟商贸有限公司通过步步高系统渠道，对原告生产的“群丰”、“甘卉滋”品牌食糖进行营销。合同同时约定，按每次订货实际汇款数额的50%以货补方式核销，直至核销完毕。根据原告提交的对账明细，被告自2015年10月27日开始为原告销售“群丰”、“甘卉滋”品牌食糖，至2017年5月13日被告最后一次购进产品后，不再继续从原告处进货。在双方合同履行期间，案外人李建平、石冬秀分别向广东省深圳市保安区人民法院、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认为临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误导消费者，以次充好，要求法院判决赔偿相应损失。但法院认为临沂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符合质量安全标准，与消费者要求十倍赔偿的诉求不符，遂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以上两个案件中，法院均认定产品名称与配料显示不符，虽然案外人均未明确指出具体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但不能以诉请与十倍赔偿请求标准不符而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结果来认定原告的产品标识无误。同时被告提交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西民初字第44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沙民初字第613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行初字第433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行初字第757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157号行政判决书及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178号行政判决书。另提交长沙县执（市监）案字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查明内容为“当事人（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电院学生超市）由其上级公司分别配送“甘卉滋”桂圆红糖、姜汁红糖、红枣红糖和枸杞红糖，上述涉案食品外包装标签标注的食品名称分别为“甘卉滋”桂圆红糖、姜汁红糖、红枣红糖和枸杞红糖，但其配料中配料之一为赤砂糖且不含有红糖….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017）湘01行终39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从行业标准《赤砂糖》、《红糖》到现有的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糖》看，红糖和赤砂糖是不同属性的两种食品。本案中涉案食品未标注食品的真实属性名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际按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就“群丰”、“甘卉滋”品牌的食糖签订销售合同两份，并约定经销区域或渠道为步步高系统。根据双方于2015年9月28日签订的销售合同，该合同已经于2016年9月27日期限截止，且双方已经依约履行了协议，故对于原告要求支付自2015年9月28日至2016年9月27日期间的核销费用，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于2017年5月后不再进货的理由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根据双方在庭审中提交的民事判决书、行政判决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可知，所有案件的引起均是因为案外人主张所购买的“群丰”、“甘卉滋”产品存在质量或标识问题。虽然在相关案件中部分法院认定原告生产的“甘卉滋”产品符合质量标准，但对于产品标识问题，在原、被告提交的判决书中均有认定产品标识与产品本身不符，因此通过以上的案件可以看出，在双方合同履行期间，作为销售渠道的步步高系统的相关超市均因被告生产的“群丰”、“甘卉滋”食糖类产品在广东省、湖南省受到起诉或投诉。因此本院认为，被告作为销售商，其销售渠道受到投诉或起诉后不再向原告进货的行为，并非由被告的原因导致。根据2016年10月24日签订的销售合同第七十一条“因乙方原因导致的产品锁码、退出卖场或终止合作的，乙方无条件返还甲方核销的条码费、进场费等”的约定，本案中原告没有证据证实系被告的原因导致合同终止。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核销费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提出的：其一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是被告的销售渠道，但是不是被告的全部销售渠道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销售渠道，因此对于合同有明确约定的事项，被告的反驳理由不能成立；其二原告称被告举证的判决书所牵扯的标签和本案无关，所涉及的标签是营养标签，而本案牵扯的是食品标签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无论是食品标签还是营养标签，作为生产企业均应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标注，无论是哪类标识出现问题，作为生产企业均应对出现的问题负责；其三原告称长沙县的行政处罚决定不知晓且涉案的产品仅仅是原告供货给被告当中的某一品类的一部分货物，处罚决定不影响被告其他类产品的销售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销售种类为“群丰”及“甘卉滋”，以上两种产品在原、被告提交的民事及行政判决书中均有当事人以标识不符或质量存在问题向法院或行政机关进行投诉或举报，因此在相关生效的民事及行政判决书均没有认定原告生产的产品符合质量标准且标识无误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被告的销售不受任何影响。对于原告在庭后提交的进店申请表等证据，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原告在诉状及庭审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均不包含虚报费用或套取费用的问题，因此该部分主张不在本案审理的范围之内。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合同履行期间的全部核销费用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875元，由原告临沂市群丰食品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闫正堂 审 判 员  武 威 人民陪审员  王 晓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 记 员  孙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