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民终11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赐留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永利星座****。法定代表人：王书恒，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付思筑、牟筑庆，系贵州丰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普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城关镇富强路**/div>法定代表人：陈明农，系公司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维状，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桦，北京市尚公（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原告贵阳赐留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赐留福公司)与被告普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普定信用社)债务纠纷一案，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了(2018)黔04民初73号民事判决。赐留福公司、关岭农商行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赐留福公司向本院提出的上诉请求为：1、请求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4民初第7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借款本金6567000.00元的全部利息（利息计算：合同期内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合同期满后的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算至全部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截止到2018年10月31日利息暂计为7405505.67元，本息暂合计为13972505.67元）。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从利息的起算时间上看，既然一审认定是应当从被上诉人实际占用欠款本金之日起算，本案涉及到的被上诉人实际占用欠款本金时间有四处：第一处为关岭县农行发放每一笔借款之日，发放借款之日即是被上诉人实际占用欠款之日；第二处为1996年11月1日双方签署《协议书》之日，在该协议书中被上诉人确认已经占用关岭县农行的贷款，约定分期还款和按季付息（逾期还应支付复利）；第三处是2000年10月13日双方盖章确认的《贵州省农业系统与农村信用社之间无争议资金统计表》；第四处为2000年10月27日在人民银行见证下关岭县信用社和关岭县农行书面认证的社欠行的《认证书》；。以上四处时间均证实关岭县信用社承认一直占用关岭县农行的贷款，且应当付息。从以上查明的事实可知，被上诉人实际占用借款资金的时间即使按照1996年11月30日的《协议书》，关岭县信用社承诺的最晚还款期限也是在2001年，但是一审却以2010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组织关岭县农行与关岭县信用社的上级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有关负责人形成《农村金融改革有关问题会议纪要》的会议召开时间（2010年10月13日）作为计息的起始时间，没有任何依据，该会议纪要也根本没有提到不支付利息的问题。因此，一审在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上事实认定不清，判决有误。2、一审认定2010年10月13日之前不支付利息的依据是（2000）67号文件，但对于该文件不应当适用以及该文件的效力层级，上诉人在一审举证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479号民事裁定书，该生效法律文书第4页第三段已经确认（2000）67号文件效力层级较低，应适用黔银传（1998）102号文件，即明确信用社应当支付所欠借款和利息，一审法院却置上级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中对该（2000）67号文件效力认定于不顾，仍然采用（2000）67号文件，在利息支付的适用依据上明显错误。3、从利息计算的利率标准看，当事人各方在借款合同中均已经约定有利息，该约定并没有违反强制性效力规定，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000年10月13日双方共同确认了“无争议资金统计表”，该表进一步明晰了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各自承担的债务和不应承担的债务，而不是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利息的计收也是依据人民银行文件而定，所以，上诉人才诉请合同期内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期满后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同时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还提交了与本案同一事实和诉请的平坝县农行诉平坝信用社债权纠纷案件判决书（2012）安市民商终字第2号，证明安顺中院对利息利率已经有一个裁判的标准，且该标准也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平坝信用社再审申请的生效民事裁定书中予以了确认，但上诉人未料到同一法院、同一法官对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同一诉请的同性质案件，对利息利率会作出不同的判决结果。且一审法院判决信用社从2010年10月13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开始支付利息，而不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人民银行的规定支付利息，首先就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和不尊重合同的契约精神，同时，在借款逾期以后，信用社没有按时还款付息，已经构成违约，本案对利息部分的裁判结果却是违约方违约还可以少付巨额利息，受益人是违约方，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违约方受益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此外，一审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一半诉讼费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4民初第7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上诉人关于本金部分的全部诉请及部分利息，在上诉人诉讼请求得到大部分支持的情形下，却判决上诉人承担一半的诉讼费用，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上诉人2向本院提出的上诉请求是：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起诉；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本案系列债权转让均未通知上诉人，该转让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请法院驳回起诉。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能通过报纸公告形式通知上诉人债权转让事实，上诉人对上述债权转让事实不清楚，并且本案中被上诉人刊登债权转让事实的《安顺日报》，不属于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力的报刊，不能使债务人即上诉人及时、准确的获知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因此该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请法院驳回被上诉人诉请。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法院依法驳回诉请。1、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于2002年6月18日联合下发《关于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加强业务合作的意见》,要求农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债权按照“不催、不收、不扣”的精神搁置。该文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引起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并不能阻止农行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因此，该文件并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止，本案已过诉讼时效。2、2010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组织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有关负责人形成的《农村金融改革有关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与上诉人均为独立的法人，上诉人未授权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代表其参会并发表观点，因此，上诉人非该座谈会的参会人员，上述《座谈会会议纪要》不能引起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只有在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时，在“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上诉人作为金融机构，经营至今，根本不属于“下落不明一方”，农行若要主张权利可以通过直接送交文书或者发送信件等方式，农行于2012年3月29日、2013年5月30日、2015年5月29日发布的催收公告，根本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并且，被上诉人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安顺日报》不属于国家级或者省级级有影响力的媒体，被上诉人在《安顺日报》上刊登的催收公告，更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案件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诉请。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利息不应获得支持。1、被上诉人一审诉请中请求的付清利息内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应驳回该诉请。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付清全部利息，利息计算为合同期内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期满后的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但庭审中,被上诉人赐留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用于证明上诉人应当支付利息的证据，即关岭信用社辖属7家合作社与关岭县农行签订的《信用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均超过举证期限,未经庭审质证。因此被上诉人关于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系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该诉请。2、一审法院判决不公，违背人银银传(2000)67号文件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处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资金遗留问题的指导性意见》提出的“行社双方债权债务的核算只计本金,不计利息”基本原则。上述文件系人民银行基于特殊历史背景，从大局出发形成的指导意见，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利息，已违背上述文件精神，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应支付利息。3、最高人民法院《宜宾县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的同业拆借纠纷申诉民事裁定书》[(2014)民监字第51号]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安排，确定处理行社资金遗留问题的基本原则为“双方债权债务的核算只计本金，不计利息”，并签订了《行社资金遗留问题债权确认书》。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利息，没有综合考虑纠纷的历史背景、性质及主管机关的协调意见等因素，违背了“双方债权债务的核算只计本金，不计利息”的文件精神。因此，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应支付利息。赐留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普定信用社向原告清偿借款本金6567000元及付清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利息计算：合同期内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期满后的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截止至2018年6月1日暂计为7300624.35元，本息暂合计为13867642.3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0年10月13日，在中国人民银行普定县支行的见证下，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普定县支行（以下简称普定县农行）与普定信用社签署了《贵州省农业银行系统与农村信用社之间无争议资金统计表》，确认普定信用社辖属25家信用社所欠普定县农行借入款项，确认普定信用社欠普定县农行借款金额为6567000元。该笔债权债务形成后，因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贵州分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加强业务合作的意见》，要求农行按照“不催、不收、不扣”的精神对债务进行搁置，故农行暂缓了对债务的催收。2016年6月22日，普定县农行将上述债权本息全部转让给安顺黄铺物流园区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7月，安顺黄铺物流园区投资有限公司又将该笔债权本息转让给原告。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还款付息。故提出如前诉请。一审法院查明：1996年以前，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农村信用社，双方之间发生资金往来的债权债务。1996年8月2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相关机构及金融部门先后制定和下发一系列政策、文件处理遗留问题。2000年9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处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资金遗留问题的指导下意见》提出“行社双方债权债务的核算只计本金，不计利息”等基本原则。2000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下发《转发的紧急通知》要求人民银行各地、州、市中心支行严格按照上述指导意见执行并就有关问题补充通知。2000年10月13日，在中国人民银行普定县支行的见证下，普定县农行（甲方）与普定信用社（乙方）就双方之间行社资金遗留问题达成共识，签订了一份《贵州省农业银行系统与农村信用社之间无争议资金统计表》，共同认定普定信用社欠普定县农行6567000元。2002年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联合下发《关于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加强业务合作的意见》，要求农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债权按照“不催、不收、不扣”的精神搁置。2010年7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发布《公告》废止了前述《关于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加强业务合作的意见》并于2010年10月12日组织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有关负责人形成《农村金融改革有关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明确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双方在对债权债务进行认真梳理认定、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能够形成一致看法的债权债务，应尽快协商解决；对目前达成共识尚有难度的债权债务，可通过仲裁或法律诉讼等方式进行解决。2010年11月29日，普定县农行向普定信用社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对本案债权进行催收。2012年3月29日、2013年5月30日、2015年5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在贵州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对本案债权进行催收。2016年6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与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本案债权转让给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并在安顺日报上刊登公告通知普定信用社向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清偿债务。2017年，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赐留福公司签订一份《债权（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将本案债权转让给原告赐留福公司并于2017年8月17日在安顺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通知普定信用社向原告赐留福公司清偿债务。2018年6月6日，原告赐留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理由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二、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三、本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原告主张的利息是否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问题。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之前，农村信用社归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二者之间是行政和业务上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脱钩之前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决定和人民银行相关文件的规定，应在国家层面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导予以行政解决。但在中国人民银行普定县支行的见证下，普定县农行与普定信用社在2000年10月13日签订《贵州省农业银行系统与农村信用社之间无争议资金统计表》时，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明确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且2010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组织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有关负责人形成《农村金融改革有关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时明确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解决方式，故本案应属债务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管辖范围。二、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普定县农行与普定信用社于2000年10月13日签订的《贵州省农业银行系统与农村信用社之间无争议资金统计表》确认普定信用社欠普定县农行债务本金为6567000元，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事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作为普定县农行的上级与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本案债权转让给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并在安顺日报上刊登公告通知普定信用社向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清偿债务，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又与原告赐留福公司签订一份《债权（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将本案债权转让给原告赐留福公司并在安顺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之规定，原告赐留福公司取得本案债权，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三、关于本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2000年10月13日，普定信用社与普定县农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后，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于2002年6月18日联合下发《关于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加强业务合作的意见》，要求农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债权按照“不催、不收、不扣”的精神搁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之规定，诉讼时效应当中止，2010年7月13日，《关于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加强业务合作的意见》废止后，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2010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组织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有关负责人形成《农村金融改革有关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明确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解决方式，诉讼时效中断。2012年3月29日、2013年5月30日、2015年5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在贵州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对本案债权进行催收，2016年6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与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时通知普定信用社向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清偿债务，2017年8月17日，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在安顺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通知普定信用社向原告赐留福公司清偿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四、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是否支持问题。普定县农行与普定信用社于2000年10月13日在中国人民银行普定县支行的见证下签订的《贵州省农业银行系统与农村信用社之间无争议资金统计表》确认普定信用社欠普定县农行债务本金为6567000元，是对本金及偿还形成的合意，双方之间纠纷属于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资金历史遗留问题，人银银传（2000）67号文件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处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资金遗留问题的指导下意见》提出的“行社双方债权债务的核算只计本金，不计利息”基本原则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2010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组织普定县农行与普定信用社的上级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有关负责人形成《农村金融改革有关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后，普定信用社应当按照“行社双方债权债务的核算只计本金，不计利息”基本原则清偿欠款本金但未偿还。鉴于普定信用社实际占用了普定县农行欠款本金，结合本案的历史政策背景，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衡平，承办人认为，普定信用社从实际占用欠款本金之日即2010年10月13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较为公平。综上所述，原告赐留福公司的诉讼请求及理由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普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原告贵阳赐留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欠款本金6567000元。二、被告普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付原告贵阳赐留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2010年10月13日起以本金6567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本金支付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贵阳赐留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20元，由原告贵阳赐留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2510元，由被告普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52510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查明的事情基本一致。二审期间上诉人1本院提交申请，自愿放弃对2000年10月27日之前的利息。对2000年10月27日以后的利息，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至债务人还清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赐留福公司主体是否适格；2、本案是否已经过了诉讼时效；3、赐留福公司主张的利息应否得到支持。关于赐留福公司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此问题，一审判决已作详细的论述，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此外，普定信用社以其未得到涉案债权转让通知，该转让对普定信用社不发生效力，认为赐留福公司主体不适格，请法院驳回起诉。对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债权转让通知达到债务人时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涉案债权系金融债权，而普定信用社的经营地址在安顺市范围内，赐留福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将涉案债权转让事实在《安顺日报》刊登的行为并无不妥。赐留福公司已经通过报纸公告形式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普定信用社。涉案债权的转让对普定信用社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赐留福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普定信用社以赐留福公司将债权转让刊登在《安顺日报》，而《安顺日报》不属于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力的报刊，该债权转让未通知普定信用社，对普定信用社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述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2000年10月13日，普定信用社与普定县农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后，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与农行贵州省分行于2002年6月18日联合下发《关于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加强业务合作的意见》，要求农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债权按照“不催、不收、不扣”的精神搁置，作为该行的下属金融机构的关岭县农行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催收或诉讼。直至2010年7月13日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公告废止了《关于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加强业务合作的意见》及2010年10月12日“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座谈会”进一步明确对有争议的纠纷可以仲裁或诉讼的会议纪要后，农行贵州省分行即开始要求贵州省农信社在2010年12月15日前处理行社资金遗留问题。故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2010年7月13日，按照两年时效计算至2012年7月12日止。而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分别于2012年3月29日、2013年5月30日、2015年5月29日，在贵州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对本案债权进行催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2016年6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与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时通知普定信用社向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清偿债务，2017年8月17日，安顺黄铺物流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在安顺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通知普定信用社向赐留福公司清偿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普通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赐留福公司主张的利息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案所涉贷款均约定有利息，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虽然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于2000年10月13日下发的人银银传（2000）67号文件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于2000年9月27日《关于处理农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资金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但该意见仅为中国人民银行内设机构为处理农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资金遗留问题而出台的指导性工作方案，并非中国人民银行就当时的行社资金拆借是否计息作出的政策性规定，且效力层级较低不足以成为否定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合法利息的法定依据，故本院不予采用。本案应当按照约定计付利息。二审期间，赐留福公司已自愿放弃2000年10月27日之前的利息，仅要求以债权本金为基数，从2000年10月27日起是全部款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应视为其对自身权利所作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普定信用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鉴于赐留福公司在二审期间自愿放弃2000年10月27日止前的利息。本院对涉案债权的利息部分做相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了(2018)黔04民初73号民事判决。二、普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贵阳赐留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本金6567000及利息（利息以债权本金6567000元为基数，从2000年10月27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贵阳赐留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40元，由普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其中贵阳赐留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交纳的105020元在普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履行本案债务时直接支付给贵阳赐留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 慧审判员 李道鸿审判员 彭 强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常诗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