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228民初234号 原告：覃凤珠，女，1965年4月2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球，都安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负责人：韦献福,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广西维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星伊，广西维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覃凤珠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覃凤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球、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卢星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覃凤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赔偿原告亲属莫某的意外死亡赔偿金1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覃凤珠丈夫莫某于2017年2月17日下午两点钟左右，在高岭信用社前面道路上行走时不慎突然跌倒死亡，莫某生前于2016年11月6日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投有人身意外保险，出险在保险期内。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被告应当赔偿给死者家属赔偿金10万元。高岭卫生院诊断莫某系“猝死”有误，事实上，莫某是因意外受伤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属于意外死亡。现有证人及病历等证据予以佐证。保险公司为了推托理赔责任硬说莫某是因病死亡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被告应正确对待莫某的死亡性质并给予赔偿。 原告针对其请求向法庭举证如下： 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原告与莫某的结婚证、关于充当原告及保险赔偿款的声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覃凤珠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 证据2.电脑咨询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证据3.八桂如意卡（卡号：51×××74）身份证、证明、关于本人及丈夫莫某购买“八桂如意卡”经过的详细陈述材料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保单中签名“‘莫某’真实。保单生效日期是2016年11月6日。失效日期是2017年11月5日。受益人是覃凤珠。出险请求95××9电话转166”均为保险销售员韦一妹亲笔填写，而不是当事人所写的事实；（2）证明被告没有对原告及其丈夫莫某履行针对本保险合同条款内容进行了释明义务等事实； 证据4.证人韦某、黄某出庭所作的证词，证明莫某是因意外事故受伤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的事实。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辩称，1.原告提出死者莫某意外死亡这一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死者莫某于2017年2月17日跌倒并送进医院抢救，抢救无效去世后，原告派出调查人员向死者家属送达了尸检告知函，死者家属阅读后拒绝签字，导致死者未做尸检，在没有尸检报告和公安机关的勘验报告确认死因的情况下，原告主张死者是意外死亡，并提出的两份证人证言作为依据，证人证言中断言死者“肯定是意外性死亡现象”，对于这一主张不予认可。首先两位证人都某是具有专业知识和资质的司法鉴定人员，更没有对死者尸体做出科学检查，所得出的结论缺乏依据；其次，作为证人，只能就其所见所闻如实陈述，不能发表对案件的意见。2.原告覃凤珠已将受益权转让，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且本案遗漏当事人。本案是基于人身保险合同这一法律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而原告覃凤珠于2017年3月5日签署了《权益转让声明书》，将该份合同的受益权转让给了莫富，覃凤珠不再享有该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权，无权向被告主张支付保险金，所以覃凤珠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另外，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本案中，在保险合同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况下，有权向被告请求支付保险金的主体应当是死者莫某的继承人。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可知，除去上述接受受益权转让的莫富外，死者莫某还有一子名为莫强，而莫强和莫富没有作为原告参与本案之中。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针对其答辩向法庭举证如下： 证据1.询问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保险人莫某有一成年儿子名为莫强，死者是面包车的驾驶员，死者跌倒在地时莫强在进行驾驶的工作，高岭卫生院出具的是猝死而没有出具死亡的原因，死者不具备购买按揭保险的投保人的资格，死者的死因不详； 证据2.死亡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明高岭镇中心卫生院对死者莫某的死亡诊断为猝死，猝死的原因不明； 证据3.死亡户口注销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死者莫某的死亡原因为“各种疾病死亡”； 证据4.尸检告知函、照片复印件一份，证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工作人员将尸检告知函送达莫某家属阅读，莫某家属阅读后拒绝签字导致无法查明死亡原因； 证据5.权益转让声明书、覃凤珠、莫富、黄天福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覃凤珠于2017年3月5日将保险单号为2016-452728-78015929的人身保险的收益权转让给莫富，见证人是黄天福； 证据6.理赔申请书、资料交接凭证、保单信息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于2017年12月25日收到莫富提出的理赔申请和材料。 经开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结婚证之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莫富、莫强的声明书有异议，该声明书是否系莫富、莫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两人未出庭作证，其真实性值得质疑；对证据2电脑咨询单和证据3八桂如意卡的三性无异议；证据4原告通过对死者进行照相来证明原告的主张不符合证据规则。死亡证明违反民诉法的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证明人应签字确认及有负责人予以确认，高岭卫生院在死亡证明中认为死者是因脑血管意外跌倒，字句语义不通，死亡证明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证据5即证人韦某、黄某出庭所作的证词，该证词无法证明莫某系意外伤害事故死亡。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证据1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将莫强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证人应出庭作证并经双方的询问，被告代理人的发言认为死者是工作时跌倒不实，被告的概括也不符合里面的内容，询问笔录里无法确认莫强已经对猝死原因进行全部概括。证据2死亡通知书证明死者有跌倒和地面有摩擦引起的，里面有猝死无法确认，只有“猝死”两个字，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是否属于猝死无法确定，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3死亡户口注销单的内容“各种疾病死亡”是工作人员按常规写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4尸检告知函、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也有异议。证据5权益转让声明书已经宣布作废，与本案无关。证据6理赔申请书、资料交接凭证、保单信息复印件各一份，理赔申请书是莫富进行申请，后来莫富放弃了，最后由覃凤珠处理，证据与本案无关。 综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各证据之间相互认证，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1、2，原告对其三性没有异议，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3、4所证明的内容与其他有效证据相抵触，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证据5、6已被原告的证据1中莫富、莫强的声明书所否定，从而失去了证据的证明效力。 综合原、被告诉辩及上述证据认证，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6年11月6日，经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保险销售员韦一妹的推销，原告与其丈夫莫某于当日分别向被告购买八桂如意卡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各一份，每份缴付保费150元，被告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向投保人发放保单，该保险合同即成立并生效。莫某的这份保单由韦一妹亲自填写，生效日期是2016年11月6日，失效日期是2017年11月5日，受益人是覃凤珠，约定出险的理赔额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100000元，意外医疗保险金额10000元，意外伤害住院日定额给付金额30元/日。莫某购买上述保险后，投保人、保险人从未就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过任何争议。2017年2月17日下午二时左右，莫某在本县高岭镇高岭信用社前面道路上步行时不慎摔倒致头部损伤，当日被人抬到高岭镇中心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现场目击者即证人韦某、黄某证实：莫某摔倒在地时，发现其额头淤血肿伤并已不省人事。高岭镇中心卫生院对莫某的临床诊断为：1、猝死；2、额部皮肤擦损伤。死亡证明初定为：因脑血管意外跌倒致死。事故发生后，莫某的近亲属及时向被告报险并提出了保险理赔申请，被告以莫某死因不明等为由予以拒赔。为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理赔保险金10万元。 另查明，已死亡的莫某系原告覃凤珠之夫，案外人莫富、莫强之父，除覃凤珠、莫富、莫强之外，莫某已无其他直系近亲属。覃凤珠作出一份保险权益声明，将其作为莫某的保险受益人转让给其子莫富。2018年3月18日，覃凤珠、莫富、莫强就上述保险受益权重新作出调整，莫富、莫强自动放弃对莫某的涉案保险遗产继承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覃凤珠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2.原告的亲属莫某是意外死亡还是其他原因的非意外死亡？3.原告提出的保险赔偿诉求是否成立？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及其两个儿子是投保人莫某唯一的直系亲属，系涉案保险理赔的共同受益人。目前，两儿子已声明放弃对该项保险受益人的遗产继承，仅存原告与本案保险合同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为了自身利益，通过诉讼主张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原告应当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的规定。可见，覃凤珠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足以证明莫某是因在道路上行走时不慎摔倒致头部损伤被抬到医院抢救无效后而死亡。莫某的死亡，与其不慎摔倒致头部损伤存在因果关系，属于近因，且医院的诊断与目击者陈述的事实相吻合，符合意外死亡的基本特征。俗称的猝死，是死亡的一种特殊状态和临床表现形式，但并不是死亡的原因。中国保监会在2004年5月14日下发的《关于印发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的通知》就指出：“对‘意外伤害’的释义为‘指遭受外来的、非本意的、突然（突发）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条件’，未将被保险人因‘非病理性猝死’包括在内，而除外责任也不包括该项内容。被保险人发生非病理性猝死后，保险公司往往拒赔，从而发生纠纷。”显然，非病理性的猝死也应包含在意外伤害死亡的范畴之内。本案被告以医院诊断莫某为猝死和公安机关的户籍注消登记为病死等为由将莫某的死亡推定为“非意外伤害死亡”，这不但从逻辑上不能成立，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加以佐证。同时，按照农村风俗，莫某死后第2天即为下殓安葬之日，在众多亲朋好友共同吊唁死者的情况下，被告要求将尸体进行解剖检验，实在有违风俗人情，处于悲痛之中的原告等近亲属拒绝尸检情有可原，在无证据证明莫某系疾病或自杀等原因造成死亡的情况下，根据目前的证据，只能认定其属于意外伤害死亡。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订立的涉案保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应当其同遵守。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该条款规定的意外伤害既包括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直接伤害，也包括间接伤害。本案中，莫某的病历资料系有关其摔倒后接受医生诊治（包括其死亡原因及过程）的书面记载。该记载表明，莫某的死亡系脑意外摔伤所致。故莫某的死亡符合保险条款对意外事故的规定，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由此应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至于保险公司以投保人在投保时隐瞒了其从事长途运输的事实，由此导致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而不应由保险人理赔等为由提出的抗辩，因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在接保时已经明知而未提出异议，且在订立格式合同条款时并未尽到明确提示的义务，而于出险之前亦从未提出解除或撤销合同之诉，故被告的这一抗辩，因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应当承担本案的保险理赔责任，原告的诉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覃凤珠保险金1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瑶族自治县支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梁 瑜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莫金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