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7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丽娟，女，汉族，1959年12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信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海翠，女，汉族，1987年4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信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德源宝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迪波，广东深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蔚，国信信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丽娟、卢海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德源宝混凝土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8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丽娟、卢海翠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0日签署的人伤案件赔偿协议书及2016年12月28日签署的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两份协议中的赔偿责任比例进行变更，变更为被上诉人按照事故全责向上诉人进行赔偿；二、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交通事故损失差额497650.5元；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主次责任的基础上签订的赔偿协议，构成《合同法》规定的重大误解。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8日收到宝安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正在履行职务行为的粵BXXXXX号车驾驶员也即被上诉人的员工赵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甘某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认定书出具后，上诉人对事故认定不服，特向深圳市交警局申请了复核，市交警局先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了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该结论书认为“经复核，该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责任划分不准确，当事人赵某的违法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并责令宝安交警大队撤销原事故认定书，并重新调查、认定。”该结论书作出后第二日即2016年12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双方主次责任的基础上签订了赔偿协议，在签订赔偿协议后宝安交警大队于2016年12月29日做出了交通事故重新认定书，认定赵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甘某某不承担事故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上诉人确实是在2016年12月19日收到了市局要求宝安大队重新认定事故责任的结论书，且该结论书认为原“主次”的责任划分不准确，且被上诉人的驾驶行为是根本原因，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一方确实可以推理出之后的事故认定书必定认定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有误。即使结论书载明赵某的驾驶行为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也不能推理出随之重新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就必然由赵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因为“根本原因”并不能等同于“全部原因”或“唯一原因”。2016年12月19日结论书同时载明“该事故基本事实清楚”，此处的“事实清楚”说明市局认可原事故认定书中的事实认定，原事故认定书载明“甘某某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未登记且无临时通行牌证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和第八条之规定，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过错”，该事实认定清楚说明上诉人明确知道甘某某的驾驶行为仍是有过错的，上诉人预判重新作出的认定书完全有可能仍由死者甘某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上诉人在收到结论书而未收到重新认定书时，与被上诉人在双方主次责任的基础之上签订赔偿协议，确属重大误解。二、上诉人按照主次责任基础上协商的赔偿协议约定的赔偿金与其依法应获得的赔偿金之间的差额多达49万之巨，实属“显失公平”。1.《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两类可变更的合同，一是“重大误解”，二是“显失公平”。上诉人若非有重大误解，怎么可能愿意放弃49万元的巨大差额这一显失公平的结果。2.原审法院认为重新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虽然认定了被上诉人承担事故全责，但因为事故认定书中也有载明死者甘某某有一定过错，因此双方以主次责任为基础协商的赔偿金额并未显失公平。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认定，对上诉人一方将造成极大的不公平。首先，即使受害人有自己的驾驶过错，但交警毕竟已经认定事故发生的根本直接原因为被上诉人导致，由被上诉人承担全责，受害人的驾驶行为并未导致事故发生的风险提高，交警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承担全责，而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应该有减轻其责任的事实依据时，原审法院不应该擅自减轻事故全责方的责任，而损害无责一方的合法权益。其次，原审法院既然认为上诉人在签订赔偿协议时能预估重新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将由被上诉人方承担全责而判定上诉人没有重大误解，就不应该在“显失公平”部分的说理中又采取双重标准，认为被上诉人只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深圳市德源宝混凝土有限公司辩称，一、本案经交警部门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并签订赔偿调解协议，不存在可以撤销或变更的法定情形，协议合法有效，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原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二、本案不存在重大误解情形，上诉人上诉称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事实依据。三、本案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显失公平”的情形，其该点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四、交警事故责任并不完全等同于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受害人有过错的，应该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原审认定受害人存在过错，故调解时按主次责任计算并无不当。梁丽娟、卢海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12月20日签署的人伤案件赔偿协议书及于2016年12月28日签署的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两份协议中的赔偿责任比例进行变更，变更为被告按照事故全责向原告进行赔偿；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交通事故损失差额37978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后变更诉讼请求：丧葬费变更为62463.5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变更为8733元、死亡赔偿金变更为1217104元，综上及总赔偿金额变更为1453650.5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956000元后，即诉求第二项金额变更为497650.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5日8时23分许，赵某驾驶粤Ｂ×××**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在宝安区松岗街道松罗路由南往北行驶至松福大道路段右转弯准备进入松福大道时，该车车头右前由甘某某驾驶的无号牌两轮机动车车身左侧发生碰撞后，甘某某和无号牌两轮机动车被粤Ｂ×××**号重型专项作业车车轮碾压，造成无号牌两轮机动车部分损坏、甘某某受伤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宝安大队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深公交（宝安）认字[2016]第A0009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甘某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认定书出具后，原告对事故认定不服，向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申请了复核，后该局作出了深公复字[2016]第01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认为赵某的违法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责令撤销原深公交（宝安）认字[2016]第A0009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重新进行调查和认和认定，原告于2016年12月19日领取了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后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宝安大队又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了深公交(安)重认字[2016]第AOOO98-1号事故认定书，记载赵某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行驶，驾驶机动车右转弯行驶时未注意观察右侧道路交通情况，疏忽大意，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甘某某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未登记且无临时通行牌证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和第八条之规定，存在过错。认定赵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甘某某不承担事故责任。2016年12月20日，原告与被告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签订一份《人伤案件赔偿协议书》，内容如下：2016年10月25日，甘某某与粤Ｂ×××**号牌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甘某某死亡，甘某某负次要责任，被告负主要责任。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956000元（深圳人保只认可赔付500000元），包括但不限于后期住宿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死补、后期交通费，以及其他依据法律规定应该支付的所有赔偿项目和费用；2.上述赔偿金是对本次事故所造成甘某某人身损害的一次性的、终结性的赔偿，乙方的赔偿责任及其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就此终止，甲方不得在任何时候任何理由再向乙方及其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请求。2016年12月28日，原被告双方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签订一份《交通事故调解协议》，内容如下：因双方在人保已签订了赔偿协议，深圳人保支付人民币500000元，另2016年12月28日在东莞太平洋保险公司签订协议，东莞太平洋保险公司支付人民币113765元，扣减已现金支付给乙方人民币96000元，剩款人民币246235元于2017年1月10日支付至其指定赔偿款接收账户，此金额包含但不限于甘某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处理人员误工费、精神抚慰金及摩托车维修费用等国家规定的一切费用。原告认为上述赔偿协议系在确认赵某承担主要责任、死者承担次要责任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而经过复核，交警部门重新认定了责任，确认由赵某承担全部责任，死者不承担责任，故要求变更调解协议中确认的责任，按照被告承担全部责任后由被告支付损失的差额部分。被告辩称，双方的调解是在复核结论书送达给原告之后进行的，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并不构成显示公平，另外，交警部门的最终认定书虽然认定赵某承担全部责任，甘某某不承担责任，但该认定书也明确了甘某某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未登记且无临时通行牌证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和第八条之规定，存在过错，不同意变更调解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本案的关键是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否符合变更的条件，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虽然记载赵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甘某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但签订该协议时原告已经领取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该结论书明确载明最初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责任划分不明确，当事人赵某的违法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此时原告应当能够预期到交警部门将重新划定责任，在此情况下原告仍然与被告签订调解协议说明原告明知且接受调解协议产生的后果，原告主张构成重大误解依据不足。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虽然交警部门最终的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甘某某不承担责任，但该认定书也明确了甘某某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未登记且无临时通行牌证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和第八条之规定，存在过错，故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中按被告承担主要责任，甘某某承担次要责任的基础进行调解并未显失公平。综上，原告主张变更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要求支付损失差额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98元，由原告承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人伤案件赔偿协议书》和《交通事故调解协议》均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该两份协议中约定本案交通事故中被上诉人以及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双方二审确认被上诉人已依约支付全额赔偿款。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陈述，上诉人表示其“收到结论书后，因为结论书中依然有如此表述‘该事故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除了肇事方的驾驶行为外，上诉人的驾驶行为为无证驾驶，任何人均会认为无证驾驶是一项严重的过错，重新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再一次认定死者要承担次要责任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故基于上述认知其先后签订两份内容一致的协议，在此过程中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实际上接受并签署了协议文本。因此该两份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合同一旦成立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此后，上诉人亦确认被上诉人已向其支付约定的赔偿款。由此，上诉人系在其认知能力比较清楚，结果判断比较明确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订立案涉两份协议，在此过程中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或故意隐瞒上诉人可以获得赔偿的重要事实或对上诉人进行错误诱导，致使上诉人作出与上诉人期望获得赔偿的真实意思不符的表示。此外，考察双方订立协议过程，并不存在一方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即合同对一方当事人不构成明显不公平，合同订立中一方没有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对方轻率、没有经验。鉴于该合同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故可认定上诉人明知并且认可合同中的一切内容。因此，在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该合同系违背其真实意思而签订的情况下，合同中关于赔偿数额的约定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上诉人放弃权利的行为并未损害公共利益，亦未违反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现其提出要求变更协议内容，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64.76元，由上诉人梁丽娟、卢海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付璐奇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赵怡欣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