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川0704行初14号 原告：林元义，男，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蓉，四川法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南河路**。 单位负责人：张斯恩，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梓宇，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玉娇，四川子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绵阳日报社，住所地绵阳市经开区群文街。 法定代表人：周华，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植，四川睿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元义诉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绵阳日报社工伤认定行政撤销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元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蓉，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梓宇、龙玉娇，第三人绵阳日报社郑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2017年7月6日，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绵人社工伤【2017】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予认定任杰因工死亡。 原告林元义诉称：原告之妻任杰系《绵阳日报》编辑主任一职。2016年4月底，《绵阳日报》副总编辑、编委会主任王某某安排任杰写4月份报纸质量评定情况，在5月4日召开的编采交接大会上通报。4月30日，任杰给王德华主任汇报时说材料还没有收齐，通报还没有写好。王德华主任说这是值班编辑的工作任务，便安排任杰在5月1日至5月3日在家加班完成。2016年5月3日上午任杰在家加班时，突然头昏、恶心，后吃药躺下休息，当晚10时许被原告发现时已死亡。后绵阳日报社向被告提出了视同工伤认定的申请，但被告认为任杰突然死亡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不予认定任杰为因工死亡。2016年11月原告向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该院以（2017）川0723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1、撤销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6）2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由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内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2017年7月6日，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绵人社工伤【2017】243号认定书，仍然不予认定任杰因工死亡。原告认为，任杰的死亡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绵阳日报社在工伤认定阶段向被告提供了王德华主任的证言，证实其安排任杰2016年5月1日至3日在家加班的事实，同事王秀蓉证实5月3日上午10时许给任杰打电话询问有关报纸精品推荐情况，而任杰回答称正在查阅资料。同事魏星奎、曾晓卫等人均能证实5月3日以电话、短信形式给任杰告知工作情况，这些证据足以证实任杰在2016年5月3日突发疾病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加班的事实。绵阳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现场照片和勘验检查笔录也排除了他杀、自杀和其他非正常死亡等情形，故任杰的死亡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而被告重新作出的【2017】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理由和【2016】247号不予工伤认定书所依据的证据、事实理由是一致的，却作出了一样的认定结论是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的，现请求：一、撤销绵人社工伤（2017）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举出并当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原告与死者任杰的结婚证复印件、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适格； 2、【2016】2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7】川07**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2017】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在该认定书中认可了任杰受领导安排在“五.一”期间在家加班完成工作任务的事实，但被告却又作出不予认定因工死亡的决定，前后矛盾；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在盐亭县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后，又依据同样的事实理由，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依法应予撤销。 3、绵阳日报社（2016）43号文件，王秀容、王德华的证人证言，王德华、李强、曾晓伟、魏星奎出具的加班情况说明，通话记录清单、5.1绵阳日报，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死亡证明书，受理报警登记表，现场勘验笔录，证明绵阳日报社的工作具有随意性和灵活性，上班的工作地点并非在办公室；任杰按照单位领导王德华的安排，于5月3日在家加班，且现场勘验笔录能够看出现场有平板电脑，被告没有对平板电脑进行调取， 4、申请证人绵阳日报社综合办公室职员王秀容到庭作证，证明：2016年5月3日上午10时左右，王秀容给任杰打电话询问工作的事情。 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2中【2017】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在重新作出决定书前，进行了重新调查不能证明任杰在5月3日因工作死亡；对证据3的受理报警登记表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死亡证明书只能证明任杰系临床死亡，不能证明突发疾病死亡，其余证据可以证明安排加班的事实，不能证明任杰在5月3日确系在加班;对证人王秀容的出庭作证的证言真实性有异议，与证据3中王秀容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不能证明任杰加班的事实。 第三人绵阳日报社对以上证据均没有异议。 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被告作出的【2017】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与前一次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及理由不一致，在盐亭县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后，被告重新作了调查，原告林元义重新提交了证据，任杰死亡非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且其系临床死亡，非突发疾病死亡。 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出了以下证据： 1、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2、在工伤认定阶段，第三人绵阳日报社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书、绵阳日报社关于印发《绵阳日报社采编业务统筹协调机制》的通知、任杰身份证复印件、死亡证明书、任杰劳动关系证明、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含林元义、王德华、王秀容），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申请表、5月1日绵阳日报、情况说明四份（含王德华、李强、曾晓卫、魏星奎）、短信记录、关于任杰4.30-5.3日电脑使用情况说明、受理报警登记表、询问笔录、调查笔录两份、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2017】川07**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3、工伤认定再次调查告知书、送达回执、工伤认定调查笔录（王秀容、林元义）、原告林元义提交的《任杰工伤诉讼辩解意见书》、手机通话截屏、绵阳日报编委会通讯录、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关于任杰生前遗物处理的情况说明》、工伤认定决定审批表、绵人社工伤【2017】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执、工伤保险条例，证明被告在盐亭县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后，重新启动了调查程序重新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原告林元义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及证据3除关于任杰电脑使用情况说明真实性有异议外，其余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以上证据能证明任杰加班突发疾病死亡的事实，关于任杰电脑使用情况说明没有载明制作方法及对象，不符合证据收集的程序，对其三性均有异议。 绵阳日报社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绵阳日报社述称：对2016年5月1日至5月3日安排任杰加班及其死亡的事实予以认可，是否属于工伤服从行政机关的认定。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证据作如下认证：对原告林元义举出的证据1-3及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出的证据1-3除《关于任杰电脑使用情况说明》外，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举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本院确认并予以采信；对原告林元义举出的证据4，被告以出庭证人陈述的事实与其调查取证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为由对真实性有异议，经查，王秀容于2016年5月3日书写的证人证言载明“2016年5月3日上午10时许，我给任杰同志打电话询问一季度报纸精品推荐情况，任杰回答还在查阅有关资料，预计当天下午能够完成……”,其出庭证实“我那天大概10点给任杰打电话，她接了，……她说工作还没有弄好，大概下午给我……具体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给她打电话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情……”,由此可见，证人王秀容书写的证人证言与出庭陈述并不相悖，其均对2016年5月3日打电话的事实进行了证实，且原告的举证形式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予以采信。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出的《关于任杰电脑使用情况说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项：“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新《行政诉讼法》已修改为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之规定，本院对其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任杰生于1973年5月24日，于1995年9月27日在事业单位的绵阳日报社参加工作，事业编制。1997年11月12日，原告与任杰登记结婚，双方系夫妻关系，共同生活、居住在绵阳市涪城区解放街**红星苑小区********。任杰生前一直在绵阳日报社工作，担任《绵阳日报》编委会编辑中心主任职务。2016年4月，因《绵阳日报》值班编委李永斌外出学习，绵阳日报社党组安排任杰代行值班编委职责。2016年4月底，绵阳日报社领导王德华考虑到“五.一节”后即将召开编采交接大会，便安排任杰在5月3日前完成4月份报纸质量评定、编采工作总结和一季度报纸精品推荐工作。2016年4月30日星期六，任杰向单位领导王德华讲此项工作压力很大，吃不消，王德华便安排任杰在5月1日至5月3日在家加班完成。2016年5月1日星期日，当日出版的《绵阳日报》值班编委为任杰。2016年5月2日星期一，“五.一节”国家法定假日放假。2016年5月3日星期二，“五.一节”收假上班。上午10时11分，绵阳日报社综合办公室主任李强安排职员王秀容给任杰打电话，询问一季度报纸精品推荐情况。王秀容经电话联系，任杰回答还在查阅有关资料，预计当天下午完成，同时向王秀容说“有些头晕、恶心”，王秀容提醒任杰赶紧吃药休息一下再工作，不要太拼命，随后结束通话。原告林元义在上午11时左右离开家到任杰父母家吃午饭。尔后，《绵阳日报》工作人员李强、曾晓卫等人自11时6分至13时54分，分别以电话或短信形式联系任杰，任杰均未接听或回复。同日晚上10时左右，原告在任杰父母家吃完晚饭、观看晚间新闻摘要后回到家中，发现任杰躺在床上呼之不应，便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当晚23时，绵阳市中心医院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经查体，于23时4分诊断任杰临床死亡。5月3日23时25分至5月4日0时50分，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对任杰死亡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现场勘验情况主要载明：门、门锁、不锈钢防护栏、饭厅、卫生间、厨房、杂物间、客厅、主卧室、次卧室未见异常。次卧室靠南墙、东墙摆放一组头朝东的上下铺钢架床，床下铺呈仰卧状躺着一具女性尸体，移开尸体后发现床上有平板电脑等物品。次卧室靠西墙由北向南依次摆放有椅子、电脑桌、学习桌，电脑桌上摆放有一台台式电脑、一部白色手机、一台音箱等物品。同时，附现场照片一组，次卧室钢架床上铺堆放一堆衣物。 2016年6月2日，绵阳日报社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附8份证据材料。2016年6月13日，被告向绵阳日报社作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2016年6月14日，曾晓卫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载明：5月3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本人通知任杰同志参加当天下午日报社党支部党员大会，因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本人又于当天下午13：53分和13：54分给任杰同志发手机短信通知其准时参加党员大会。同时，附短信图片。2016年6月15日，单位领导王德华出具“任杰同志2016年5月1日至5月3日加班情况说明”，载明：2016年4月底，本人安排任杰写4月份报纸质量评定情况，要任杰在5月4日召开的编采交接大会上通报。4月30日，任杰找到本人说材料还没收齐，通报还未写好。本人说那只有5月1日至3日在家加班完成，这是值班编委的工作任务，任杰说好。这样，5月1日至3日任杰就在家加班。李强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载明：5月3日，因编委会工作安排，本人曾先后四次给任杰主任打电话，一是说每月业务交接会的事，提醒做好评报工作；二是说精品推荐的事，提示确定作品篇目；三是安排工会电影票发放事宜，但电话一直未联系上。魏星奎出具书面“情况说明”，主要载明：5月3日下午4时左右，本人因提交的一篇稿件内容有改变，就拨打任杰的电话，但电话打通后一直无人接听。2016年6月12日和7月7日，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分别两次对原告进行了调查。2016年7月6日，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对绵阳日报社领导王德华进行了调查，主要载明：本人安排给任杰在5月1日至5月3日期间的工作，一是编采工作总结；二是编采人员表现总结；三是对编采大趋势方面的指导。筹备编采交接工作会议的材料不是任杰的本职工作，在4月份安排任杰接替的这项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首先要将整个4月份的报纸翻完，包括电子版和纸质版，看完报纸后才能形成相应的书面材料。其次通过QQ、微信群、当面、电话等形式与各部门的领导沟通。最后就是形成书面材料，大约有五、六千字。这些是一般情况，是任杰第一次做这项工作。4月30日前，任杰随时在本人办公室沟通，但是1号至3号期间任杰没有给本人打过电话，也不清楚任杰是怎样工作的，也没有向本人提交书面报告。编采工作会在4号下午召开，总结在4号上午完成都是可以的。5月3日上午任杰是否在加班，本人不清楚。2016年7月26日，被告作出绵人社工伤（2016）2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任杰突然死亡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分管领导虽然安排其在“五.一”期间加班完成其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但没有证据证明2016年5月3日上午在家的任杰在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因此任杰突然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的规定，不予认定任杰为因工死亡。 2017年1月20日，林元义不服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6）2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遂提起行政诉讼。同年5月11日，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723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6）2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由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2017年6月5日，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再次调查告知书》，于当日送达给原告林元义。同月8日，被告对王秀容及原告林元义进行了重新调查。原告林元义亦向被告提交了《任杰工伤诉讼辩解意见书》、通讯录、通话记录、微信记录。同月14日，被告向原告林元义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林元义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提供任杰生前使用过的台式电脑、平板电脑等。林元义于次日签收并向被告提交了《关于任杰生前遗物处理的情况说明》，载明：“任杰于2016年5月3日突然离世，我们家人按照民间风俗，在阴阳先生的提示下，将其生前使用过的生活、工作遗物全部烧毁或赠与了，烧毁的遗物中有任杰身故当天上午圈阅的报纸、手书的纸质文书等，以及身故时放在身边用于工作的平板电脑。卧室的台式电脑以及成色较新的衣物则赠与了保姆黄茂英，黄茂英后将台式电脑以100元价格卖给了小贩“。2017年7月6日，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绵人社工伤【2017】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任杰2016年5月3日在自己家中死亡，分管领导虽安排其在”五一“期间加班完成交办的工作任务，但无论是申请人及任杰的丈夫林元义向我局提交的证据材料，还是我局依法调查核实的情况，均不能证实任杰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死亡。此外任杰死亡原因是否为突发疾病，也缺乏证据证明。因此，任杰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不予认定任杰因工死亡。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及《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三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对其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之规定，原告林元义作为任杰的近亲属，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任杰于2016年5月3日在家中死亡的事实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任杰于2016年5月3日在家中死亡的事实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的关键在于任杰在死亡时是否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岗位内？是否因突发疾病死亡？关于任杰及绵阳日报社之间的关系，绵阳日报社在申请认定工伤阶段，提交了编制表格一份，并予以当庭认可，任杰属事业编制的事实无争议，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任杰的工作岗位为《绵阳日报》编委会编辑中心主任，在2016年5月1日-3日有被领导安排在家加班的事实存在，故在该时间段工作地点不仅限于工作单位，家中亦能成为工作场所；另按照分管领导王德华的工作安排，在5月3日前任杰须完成四月份报纸评定及编采工作总结，即5月3日为工作完成的最后时间，结合王秀容多次证实在当日约10时向任杰电话询问工作，任杰明确表示其在查阅资料预计下午完成的情况，且在事发次日，派出所勘验现场物品有平板电脑、台式电脑、白色手机等，再结合任杰被安排加班的工作任务为报纸评定及编采工作，故在5月3日任杰有使用电脑或手机查阅资料加班的可能。且在重新启动的调查程序中，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王秀容及林元义重新进行了询问，二被调查人的陈述与之前基本一致，后被告以其未以法定程序收集的《关于任杰4月30日-5月3日电脑使用情况说明》及林元义提交的《关于任杰生前遗物处理的情况说明》为据，以申请工伤的用人单位、近亲属举证不能及被告依法调查核实不能证实任杰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死亡为由，即推断否认任杰加班的事实，证据不足。至于任杰的死亡时间及死亡原因，其死亡时间应为从任杰最后一次接听王秀容电话2016年5月3日约10时至绵阳市中心医院医生在23时04分宣布临床死亡期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了认定工伤及视同工伤的情形，而第十六条排除性规定了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即为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本案中，虽然任杰在家中死亡，但从王秀容与任杰的通话内容中任杰提到“有些头晕、恶心”，可以认定任杰存在身体不适的事实，且公安机关亦排除了他杀或自杀等原因，被告对任杰死亡原因认定非突发疾病，亦主要证据不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第（一）项主要证据不足的“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7月26日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7）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由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蹇 红 审判员 贾武君 审判员 奂思宇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冯 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