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鄂01行终1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玉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66号。法定代表人邬利平，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鸿、魏乐，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88号。法定代表人李义龙，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远鸣、赵岩，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聂玉华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岸区公安分局）、武汉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行初20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经过阅卷合议庭决定本案不开庭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12日，聂玉华因房屋被拆迁一事在北京市天安门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民警查获，北京警方对其作出《训诫书》并将其送至久敬庄接济中心。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街道余华岭社区工作人员接通知后将聂玉华劝返回汉，并于次日将聂玉华在北京市天安门周边非正常上访行为移送至江岸区公安分局下辖塔子湖街派出所调查处理。2017年3月13日，该派出所依法予以受理。江岸区公安分局民警向聂玉华告知其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对聂玉华予以传唤并进行了询问。塔子湖街派出所展开调查，收集了湖北省委省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塔子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聂玉华作出的《训诫书》及相关证据，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了聂玉华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聂玉华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同日，江岸区公安分局作出并向聂玉华送达岸公（塔）行决字[2017]5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聂玉华处以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聂玉华于2017年3月13日至2017年3月23日在武汉市第一拘留所被执行行政拘留。聂玉华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4月14日，市公安局依法受理并向江岸区公安分局作出武公复答字[2017]45号《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之后，江岸区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了答复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2017年6月1日，市公安局作出武公复决字[2017]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诉行政处罚，于同月5日向聂玉华直接送达了该《行政复议决定书》。聂玉华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江岸区公安分局负责本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市公安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案件行政复议工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职权。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正确，程序合法。1、本案中，江岸区公安分局的证据14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街道余华岭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聂玉华《行政起诉状》自述其长期居住地址，能够证明聂玉华原系江岸区塔子湖街道余华岭社区居民，为当地新春村拆迁户，属于江岸区公安分局治安管辖范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江岸区公安分局所属塔子湖街派出所对聂玉华于2017年3月12日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违法行为作为治安案件予以受理，具有本案的行政管辖权。2、在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程序中，江岸区公安分局民警依法告知了聂玉华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对聂玉华进行了询问，调查收集了聂玉华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证据材料，在被诉行政处罚作出之前告知了聂玉华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聂玉华所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江岸区公安分局的证据能够证明聂玉华在信访过程中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实施了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行为。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江岸区公安分局认定聂玉华上述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对聂玉华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程序并无不当。三、市公安局的证据材料及依据能够证明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四、对于聂玉华主张的行政赔偿，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对聂玉华撤销被诉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决定及要求江岸区公安分局赔偿人身伤害、精神损失、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聂玉华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聂玉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没有确凿的音频资料证明上诉人有违法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的存在，更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见上诉人有违法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及其情节与危害程度，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上诉人的户籍地，原住地江岸区塔子湖街，但是，原住所的房屋遭不法分子摧毁了，原住所已经灭失六年，上诉人迁至硚口区另一住所居住已经六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江岸区公安分局没有管辖权，原审判决认定其有管辖权是错误的。三、被上诉人江岸区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原审认定其合法没有法律依据。四、训诫书涉嫌伪造，头像不是本人该阶段前后的形象，也不是身份证上的头像。况且，其内容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有违法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及其情节与危害程度，故而不能作为上诉人有违法行为的证据。五、市公安局没有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导致其复议结果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纠正撤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17）鄂0103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2、依法撤销武公复决字[2017]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岸公（塔）行决字[2017]5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3、责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市公安局辩称：一、2017年3月12日，聂玉华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其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江岸区公安分局依法履行了受理、调查等程序后，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聂玉华作出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二、我局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我局收到聂玉华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依法受理，并依法向江岸区公安分局送达了《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聂玉华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了审查、调查等程序。2017年6月1日，我局依法作出武公复决字[2017]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月5日，我局向聂玉华直接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综上，我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公平公正、适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被上诉人江岸区公安分局未提出答辩意见。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判决对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对其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相同。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街道余华岭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上诉人聂玉华在其起诉状和上诉状中均自述其长期居住的地址，能够证明聂玉华原系江岸区塔子湖街道余华岭社区居民，为当地新春村拆迁户，属于被上诉人江岸区公安分局治安管辖范围。因此，江岸区公安分局对上诉人聂玉华进京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治安案件具有管辖权。被上诉人江岸区公安分局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聂玉华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实施了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行为。江岸区公安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诉人聂玉华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并且，被上诉人江岸区公安分局依法告知了聂玉华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对聂玉华进行了询问，调查收集了聂玉华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证据材料，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之前告知了聂玉华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聂玉华所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行政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受理了聂玉华的复议申请后，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而上诉人聂玉华主张的行政赔偿，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聂玉华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聂玉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 丹审 判 员  刘 忠审 判 员  朱金梅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马颖杰书 记 员  姜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