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陕10民终2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铁牛，男，196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陕西省丹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凤翔，陕西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丹文，男，1978年2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陕西省丹凤县。上诉人刘铁牛因与被上诉人刘丹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丹凤县人民法院(2018)陕1022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铁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土地转让协议》无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涉案土地的经营权证，该土地的权利性质不清。2、一审法院认定“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证据不足。3、本案缺乏“发包方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没有拖延表态”的证据。二、一审法院没有追加上诉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为第三人，没有释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本案最适宜将本诉与反诉一并审理，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虽然是效力性规定，但存在“但书”的规定，即“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土地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发包方不同意必须具备法定的理由，否则认定转让合同有效。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受让方须有经营能力，可能成为发包方是否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法定理由。但本案中合同没有该方面的约定，双方也未提供证据证实有该方面的情形。因此本案中《土地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丹文辩称：一、上诉人将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支付了转让款，土地的权利是清楚的。二、被上诉人受让上诉人的土地用于废品加工，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违反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转让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就没有法律效力。三、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协议，虽然无效，但双方履行了该协议，上诉人要求将其家庭成员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无法律明文规定。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丹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退还土地转让费7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丹文为筹建场地加工废品，于2017年4月24日与被告刘铁牛商议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协议载明：“甲方（刘铁牛）愿将刘家河火车桥南0.5亩土地使用权经营权永久转让给乙方（刘丹文），出让费用75000元整，一次性付清，终身不究。”被告刘铁牛同意将其剩余承包期限内的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刘丹文，双方签名按印，原告当场将75000元出让费付给被告，被告在当天给原告出具收据。双方签订协议时，被告出让的该承包地中栽植有葡萄树苗。原告取得受让承包地后，向地中倾倒沙土准备平整土地时，与相邻土地承包人发生纠纷，被告出面协调未果。后原告与被告协商还地退款未能达成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否无效；2、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如何。首先，关于协议书是否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本案中，原告受让土地的用途是用于废品加工，改变了土地农业使用用途;被告作为土地承包方，其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未经土地发包方同意，故原、被告二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以“协议中被告永久转让土地违反法定承包期限”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规定，合同自始无效，故当事人依据该协议交付财产的行为无法律根据，应互相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以恢复至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即，被告刘铁牛返还原告刘丹文支付的土地转让费75000元，原告刘丹文将受让的承包地返还给被告刘铁牛承包经营，并应清除其在该承包地中倾倒的沙土使土地恢复原状。被告刘铁牛承包地在转让前栽植有葡萄树苗，被告提出若合同无效，其信赖利益受损，原告应折价赔偿葡萄树苗被损毁的经济损失及葡萄树苗重新定值后延迟受益的损失，但由于其并未依法缴纳反诉费，故本院在本诉中对被告提出赔偿要求不予审理，其可另行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刘丹文与被告刘铁牛于2017年4月24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二、限被告刘铁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丹文土地转让款75000元。三、限原告刘丹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除其在受让承包地中倾倒的沙土，该承包地由被告刘铁牛承包经营。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原告刘丹文承担850元，被告刘铁牛承担850元。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刘铁牛提供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争议的土地是家庭承包，应将上诉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作为第三人一并追加。被上诉人刘丹文质证认为，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能够证明争议的土地是刘铁牛的，且属耕地。经本院审查，上诉人刘铁牛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刘铁牛与被上诉人刘丹文商议将自己家庭承包的土地转让给刘丹文，于2017年4月24日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协议载明：“经甲（刘铁牛）、乙（刘丹文）双方共同协商，甲方愿将刘家河火车桥南0.5亩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永久性转让给乙方，具体商议如下，出让费用7.5万元整，一次性付清，终身不究。”双方签名按印，被上诉人当场将75000元转让费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在当天给被上诉人出具收据。2017年9月1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证明：“因土地证无法分割与过户，故暂不能提供给刘丹文，暂由刘铁牛保管（铁路桥南）。”双方签订协议时，上诉人出让的该承包地中栽植有葡萄树苗。被上诉人取得受让承包地后，向地中倾倒沙土时，与相邻土地承包人发生纠纷，上诉人出面协调未果。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协商还地退款未能达成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否有效；2、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约定永久性转让争议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并就过户问题进行商议，该《土地转让协议》实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双方签订该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违反了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均无证据证明曾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问题向发包方申请批准，因此本案不涉及“土地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情形。综上，该《土地转让协议》应为无效协议。本案土地的农业用途即使没有改变，由于双方当事人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未经发包方同意，也应认定协议无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上诉人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户主，且该《土地转让协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无需追加上诉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为本案第三人。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未向其释明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一审程序违法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上诉人没有交纳反诉费，一审没有就其反诉内容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上诉人刘铁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礼武审判员  尤永刚审判员  文改云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宁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