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28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文涛，男，1982年7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曦雨，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程香，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富忠，男，1969年8月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北京国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天夫，北京国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敬贤，女，1974年5月1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笛珂，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文涛、上诉人王富忠、上诉人王敬贤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3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文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王富忠、王敬贤共同偿还逾期利息（以105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5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富忠、王敬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史文涛与怀来县富忠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忠公司）合作经营煤场无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认定合作经营关系缺乏相应证据。王富忠在一审中提供了3个证人证言，证人均与富忠公司或王富忠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王富忠在一审中提供的40万元汇款凭证，虽然付款信息备注为货款，但实际上史文涛是出于借款的目的，将包括40万元在内的100万元支付给王富忠及王富忠指定的账户，王富忠主张该款项系货款，但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款项性质应为借款。即便该笔40万元系货款，也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的合作关系，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系合作经营关系。2．史文涛与王富忠或富忠公司之间不存在合作经营关系。所谓合作经营，可以是合伙、股权投资或者联营。就本案而言，史文涛与王富忠从未签订过任何合作协议，且不存在共同经营行为，王富忠一再承诺偿还史文涛105万元，可见双方也不存在共担风险的合意，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合作形式。二、一审法院否认史文涛与王富忠之间是借贷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既然一审法院已认定史文涛与富忠公司存在合作关系，那么史文涛投入款项的性质又被认定为既不是股权投资款，也不属于合伙投入的资金，一审法院却将款项性质认定为合作款，属于对法律关系和款项性质的认定自相矛盾。结合本案录音证据及还款承诺书，王富忠一再承诺其个人要向史文涛偿还105万元，具有占用资金后清偿本金的意思表示，符合借贷关系的偿还本金的基本特征，因此，史文涛与王富忠之间是借贷关系，105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借款。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本案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仍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是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可见，民间借贷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即使存在借贷以外的基础法律关系，但因双方已达成债权债务协议，故案件不再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仍然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审理。本案中，即使史文涛与王富忠之间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合作经营关系，鉴于王富忠已签署还款承诺书，视为其已经与史文涛达成债权债务协议，因此本案仍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审理。四、一审法院不支持史文涛关于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就本案而言，史文涛与王富忠虽然未就债务清偿时间作出明确约定，但史文涛自2016年开始向王富忠要求还款，且至2017年5月6日还款承诺书出具之日，已经给了王富忠一年多的准备时间，因此2017年5月6日可以视为借款期限届满，鉴于一审法院认定还款承诺书合法有效，王富忠应当依据还款承诺书履行还款义务，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王富忠应当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史文涛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王富忠、王敬贤针对史文涛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共同辩称，一、王富忠与史文涛之间是合同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对法律性质的认定正确。本案双方之间共同投资，故应当共担风险，共享利益。二、王富忠是富忠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王富忠本人不应当向史文涛返还投资款。三、因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故不产生利息。王富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史文涛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史文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王富忠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王富忠是以富忠公司执行董事身份收取史文涛的合作款用于富忠公司的生产经营，并且与史文涛签署还款承诺书的，史文涛应当以富忠公司为被告，而非王富忠个人。2．一审法院遗漏案件主要事实。史文涛提交的2010年6月7日和8日的转账凭证是案件审理的主要证据，王富忠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在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后，一审法院未予准许。3．一审法院对案件主要事实认定不清。史文涛提交的还款承诺书内容并非王富忠亲笔书写，王富忠签字时存在意识障碍，还款承诺书的效力不应予以采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史文涛与王富忠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并非普通的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史文涛针对王富忠的上诉理由及请求辩称，王富忠是本案适格被告，王富忠是代表其个人签署的还款承诺书，应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履行。王敬贤针对王富忠的上诉理由及请求辩称，同意王富忠的上诉意见。王敬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史文涛对王敬贤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史文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属于合同纠纷错误。史文涛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王敬贤偿还10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其中有40万元汇入富忠公司购买货物，有50万元和8万元汇入王富忠个人账户，有5万元是替他人还债，另有2万元现金给付了富忠公司财务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案由的规定，合同纠纷项下有若干案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合同纠纷错误，一审法院从银行调取的40万元转账电汇凭证载明的付款信息为货款，说明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史文涛投入款项合作经营煤矿的事实予以确认，既然是投资款，就不属于合同纠纷，而是合作经营关系，亦不属于合同纠纷。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本案属于合同纠纷，40万元汇入富忠公司账户用于购买货物，则应当查清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查明发货日期、购买标的、数量、违约等必备条款，史文涛和证人均认可从富忠公司拉走20余万元的煤，既然已经履行交付煤的合同义务，则不存在还款问题。2．一审法院对王富忠签字的还款承诺书的效力予以确认错误。还款承诺书的内容是史文涛书写，王富忠并不清楚内容，在视频中也说明了未看清内容即签字，且该承诺书是王富忠为缓和史文涛的家庭矛盾才签字，主观上史文涛具有欺诈故意，不是王富忠真实意思表示，是受到欺诈的情况下签订还款承诺书，应为无效。三、一审法院判决王敬贤承担还款义务错误。1．史文涛将投资款转入富忠公司账户和王富忠个人账户用于富忠公司的经营，属于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应由富忠公司分红及清算，而不应由王富忠和王敬贤承担责任。2．一审诉讼中，王敬贤提供了美容美发营业执照、证人等证据证明王敬贤经济独立，房屋也是王敬贤单独所有，一审法院不应查封王敬贤的房屋，从史文涛提交的证据也能够证实投资款是投资到富忠公司，与王敬贤无关，王富忠一直在河北经营和生活，史文涛和王富忠的每次谈话和接洽均不在北京，因此该笔投资款没有用于王敬贤与王富忠的家庭共同生活，双方没有共同的合意，因此王敬贤不应承担还款责任。3．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王敬贤不应作为被告参与诉讼，更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王富忠出具还款承诺书以个人名义偿还款项是一种代为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投资关系，应按照合作关系处理本案，代为履行还款义务并不是法定义务，也不是王富忠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可撤销的行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此外，代为履行还款义务也没有经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公司的债务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债权债务的规定，不能因王富忠的承诺就变为法定义务。2．一审法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建议”的答复第9段尾部，同时，在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但书”的两种情形外，如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3．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本案涉案金额105万元，史文涛和王敬贤所提交的证据均证明款项均转入富忠公司以及王富忠本人，用于购买货物和用于投资，且合同履行地在河北，而王敬贤一直居住在北京，款项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王敬贤对本案债务不知情，因此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史文涛针对王敬贤的上诉理由及请求辩称，本案债务应属于王富忠和王敬贤的夫妻共同债务，二人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王富忠针对王敬贤的上诉理由及请求辩称，同意王敬贤的上诉意见，如果认定王富忠应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的话，本案债务也属于王富忠的个人债务。史文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富忠偿还史文涛借款本金10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05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5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2．王敬贤就王富忠的前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由王富忠、王敬贤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18日，史文涛向富忠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40万元。2010年6月7日、8日，史文涛向王富忠的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8万元。2017年5月6日，王富忠出具还款承诺书，内容为：“本人王富忠，此前承诺向史文涛还款壹佰零伍万元整（105万元），因资金周转困难，一直没能还款。现本人再次确认并承诺会向史文涛还款壹佰零伍万元（105万），以前收条就此作废。特此承诺！承诺人：王富忠。”王富忠表示还款承诺书中内容并非本人书写，签字系王富忠本人所签，在签字时存在意识障碍、无辨认能力的情况。为此，王富忠提供了住院病历。史文涛对病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5年病历显示：“神智清晰、精神良好。”2017年5月15日病历中显示：“专科检查：神智清楚，言语含混，记忆力正常，计算力正常，定向力正常，理解力正常，判断力正常。”史文涛提供2017年5月6日的录像证明王富忠在还款承诺书中签字时系出于本人的真实意思。录像中显示：“…史文涛母亲：‘真是煎熬啊，七年了啊，你说七年了这些钱的利息都得多少了，就不说利息了，你就把本钱给我们就行了，我们就朝南磕两个头谢谢你呢。我真怕我儿子离婚。’…王富忠：‘那我一会儿给你打个条子,这还不行嘛。’史文涛母亲：‘你去找服务员要笔和纸去，让二伯再给你写一个，我也好给李艳一个交代。’王富忠：‘你写好我给你签字。’史文涛母亲：‘这回我给作证，你什么时候还钱咱们什么时候把这条撕了，以前的条咱们就算作废，因为他找不到了，这回我回去和媳妇也有个交代了。’你写吧，写完让二伯签个字。王富忠：‘我签字写个日子。’…王富忠：‘欠条应该是，欠账嘛，借条是没有日期的，欠条是两年期限。’史文涛：‘那就不用写欠条什么的，就写个保证书也行，承诺书也行。’王富忠：‘你说咋写，二伯就咋写。因为二伯知道欠你钱。’史文涛母亲：‘史文涛，你给二叔拍个照，证明这是二叔亲自签的字。’王富忠：‘今天多少号？’大家：‘2017年5月6号。’王富忠：‘2017年5月6号。’史文涛：‘你看清楚了啊。’王富忠：‘我不知道，看不清楚，你随便写，你写好了我就签字。’小董：‘你给二伯念一遍’。……史文涛：‘本人王富忠此前承诺向史文涛还款壹佰零伍万元整，因资金周转困难，一直没能还款。现本人再次确认并承诺会向史文涛还款壹佰零伍万元，以前收条就此作废。’王富忠：‘嗯。’史文涛：‘特此承诺’。史文涛母亲：‘这回咱们有得说了。’王富忠：‘有啥不对再来写’…”。经质证，王富忠、王敬贤对录音、录像的内容不予认可。王敬贤主张王富忠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时受胁迫和欺诈，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史文涛陈述以现金方式给付王富忠2万元，且王富忠同意替案外人阮某偿还5万元。王富忠不认可替案外人偿还5万元的事实，王敬贤不认可存在2万元现金交付的事实。史文涛提供2016年9月14日的录音证明王富忠确认其欠款105万元的事实。录音的主要内容为：“史文涛：‘我那里还有阮老三给我打那五万块钱的条呢。’王富忠：‘我跟他要七万呐。哦，那儿还有五万，等于我现在还欠你一百零五万呐。’史文涛：‘对，不过也无所谓。’王富忠：‘不是，后头就没有给你算利润，就光现金就拿走100万元呐。’史文涛：‘嗯，对’。王富忠：‘加上他那5万就是105万呐。’史文涛：‘对’。”经质证，王富忠、王敬贤对录音的内容不予认可。王富忠为证明其与史文涛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史文涛与富忠公司合作经营煤场，提供了收条及富忠公司的营业执照，并申请证人徐某、梁某、阮某出庭作证。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史文涛人民币伍拾捌万元投资合作款（580000元），合作人：富忠商贸（印章为富忠公司）、王富忠。2010年5月。”史文涛对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表示58万元对应的是其于2010年6月7日、8日汇款的50万元和8万元。经询问，史文涛、王富忠表示史文涛先汇款40万元，58万元是先出具的收条后再汇的款，所以收条上的时间早于汇款的时间。富忠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法定代表人为王富忠。证人徐某到庭陈述：“我与史文涛的父亲史荣武、王富忠系朋友关系。2010年5月，史荣武与王富忠通过我的介绍认识了，他俩商量投资做煤场，没几天史文涛给王富忠的账户打了100万元，经营了不到一个月，史荣武就撤资了，拉走了20万元的煤，剩下的事交给史文涛管理。后来我就不清楚了。”证人梁某到庭陈述：“我是富忠公司的员工，史文涛和富忠公司系合作关系，史文涛共计给了公司100万元，第一笔史文涛打给富忠公司40万元，给了2万元现金，剩余的58万元史文涛说过几天打，具体什么时候我不清楚。打钱后，会计在A4纸上打了一个条。第一年好像给了分红8万元，是会计直接给的。史文涛的父亲拉走过20万元的煤。会计写了一张条，当时我在场，还有王富忠、史文涛和会计，用A4纸写的，后来把A4纸分为一人一半。”证人阮某到庭陈述：“我是富忠公司负责采购煤炭的，我到会计处看到过58万元的投资条，我问王富忠，王富忠说是合作伙伴，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王富忠欠我10多万元。”经质证，史文涛不认可证人证言，王富忠、王敬贤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王富忠向该院申请调取40万元、50万元、8万元银行转账记录的电汇凭证。经该院调取，40万元电汇凭证中显示附加信息及用途为“货款”。经质证，史文涛、王富忠、王敬贤对电汇凭证无异议。因50万元及8万元银行转账记录的电汇凭证不影响本案的事实查明，故该院不予调取。王敬贤为证明其经济独立、不知晓王富忠借款的事实及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提供北京友和美容美发公司工商信息及登记审核表、房产证及公证书，并申请证人董某、王某、张某出庭作证。工商信息中显示北京友和美容美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敬贤。房产证及公证书中载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21号楼12层1206号房屋归王敬贤单独所有。史文涛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房产证及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夫妻财产约定对史文涛不产生效力，对工商信息及登记审核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富忠对证人证言、房产证及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工商信息及登记审核表表示以法院核实的情况为准。庭审中，王敬贤未提供证据证明史文涛知晓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亦未对史文涛与王富忠约定债务属于王富忠的个人债务提供证据。诉讼中，当事人对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史文涛主张本案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并表示即使其与王富忠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王富忠出具还款承诺书，双方已达成债权债务的协议，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民间借贷纠纷关系审理本案。王富忠、王敬贤表示史文涛与富忠公司系合作关系，诉争款项是合作款，应以合同纠纷进行审理。经该院释明，史文涛明确表示要求按照民间借贷纠纷主张权利。另查，王富忠与王敬贤于2007年5月28日登记结婚。王富忠系富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史文涛支出保全费5000元。现105万元未归还史文涛。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还款承诺书中载明承诺人系王富忠，王富忠主张其并未书写还款承诺书的内容，签字时意识存在障碍，但从录像的内容能够看出来王富忠知晓其欠款的事实以及同意在史文涛写的条中签字确认，且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签字时并非出于本人的真实意思，该院认定还款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王敬贤主张王富忠受欺诈和胁迫而签字，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该院不予采信。虽然王富忠及王敬贤对还款承诺书中载明的105万元仅认可其中的98万元，不认可2万元现金及5万元的三角债，但从证人梁某的证言及录音证据，能与史文涛陈述的105万元构成情况、还款承诺书中载明的数额相对应，故该院对诉争数额为105万元予以确认。王富忠主张款项用于富忠公司的经营，其并非是本案的被告，但从还款承诺书的内容来看王富忠承诺的是以个人名义偿还款项，是一种代为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故王富忠的主张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史文涛与王富忠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否能按照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是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条是关于名为借贷关系实为因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定。本案中，史文涛以银行转账凭证及还款承诺书向王富忠主张权利，王富忠抗辩本案并非借贷关系，而是史文涛与王富忠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富忠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并提供了收条及证人证言，结合该院调取的40万元银行转账电汇凭证中付款信息为“货款”，该院认为王富忠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富忠公司与史文涛存在合作经营煤矿的事实。史文涛主张王富忠在还款承诺书中签字，系双方对债务重新达成协议已转化为借款。但从还款承诺书和录像的的内容来看，王富忠作为富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仅承诺还款，而缺乏将款项转为借款的合意，故该院认为还款承诺书并未将105万元转化为借款。综上，史文涛主张本案应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的理由不成立，本案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史文涛投入款项合作经营煤矿，但未采取书面形式约定合作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性质上看，该款项既不属于股权投资款，亦不属于合伙投入的资金。且105万元中包含了王富忠承诺偿还的合作款100万元和王富忠承担案外人债务5万元，综合来看，该院认为基础法律关系应当属于合同纠纷，王富忠应依还款承诺书的内容履行还款义务，故史文涛要求王富忠偿还105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依据，该院予以支持。还款承诺书中并未约定还款日期及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且本案并非系民间借贷纠纷，史文涛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王敬贤提供的证据仅能表明王敬贤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但无法证明该债务属于王富忠的个人债务和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亦不能证明史文涛知晓王敬贤与王富忠关于财产约定的内容，故该院对王敬贤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王敬贤对王富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一、王富忠、王敬贤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史文涛105万元；二、驳回史文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二审诉讼中，史文涛对一审法院将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不再提出异议，并表示案由的变化对其诉讼请求并无影响。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史文涛依据银行转账凭证及王富忠书写的还款承诺书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王富忠偿还借款105万元及利息，王敬贤应就其与王富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王富忠和王敬贤共同偿还史文涛105万元。史文涛上诉主张王富忠和王敬贤应自王富忠出具还款承诺书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其支付利息。王富忠上诉主张其出具还款承诺书系代表富忠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案涉款项应由富忠公司偿还。王敬贤上诉主张案涉债务应为王富忠个人债务，其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上述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其一，王富忠出具还款承诺书是否为职务行为，其个人应否就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其二，史文涛关于利息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其三，本案债务是否属于王富忠和王敬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王敬贤应否就本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对以上主要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第一，关于王富忠出具还款承诺书是否为职务行为，其个人应否就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一节。通过查明事实可知，史文涛主张的欠款数额中，其中40万元以货款的名义汇入富忠公司，另有共计58万元虽然汇入王富忠个人账户，但富忠公司于此前已向史文涛出具收条，确认款项性质为史文涛的投资合作款，故应当认定上述共计98万元的收款人为富忠公司，一审法院结合转账凭证、收条及证人证言等，综合认定史文涛与富忠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史文涛主张还款承诺书中的欠款数额还包括其向王富忠交付2万元现金及王富忠替他人偿还的债务5万元，虽然王富忠对此不予认可，但结合一审中的录音证据，王富忠对替他人偿债以及欠款105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故还款承诺书中确认的欠款数额105万元具有事实依据。对于还款承诺书是否为王富忠真实意思表示一节，本院认为，首先，王富忠确认还款承诺书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其次，虽然还款承诺书的内容为史文涛书写，但根据史文涛提供的录像证据显示王富忠同意由史文涛代其行文后其签字予以确认，并且其签字前史文涛已向其宣读还款承诺书的内容，其对史文涛书写的内容为明知；再次，王富忠虽主张其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时意识不清，受到胁迫和欺诈，但未就此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还款承诺书系王富忠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对于王富忠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是否为职务行为一节，本院认为，首先，还款承诺书上明确载明系王富忠本人确认欠款并承诺还款；其次，还款承诺书中亦载明王富忠本人此前承诺向史文涛还款105万元，而根据史文涛提交的录音及录像证据显示，王富忠均系个人确认欠款及还款，并未提及富忠公司还款一节，该事实与还款承诺书中载明的上述内容相符；再次，对于还款承诺书中包含的王富忠个人收到的2万元现金以及代他人偿债的5万元，未见与富忠公司之间的关联性。综合上述，本院认为，虽然王富忠系富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还款承诺书中确认的欠款数额中包括富忠公司的债务98万元，但王富忠以个人名义出具还款承诺书同意代富忠公司偿还债务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一审法院认定王富忠应就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并判决王富忠偿还欠款亦无不当，故王富忠关于其签署还款承诺书系职务行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第二，史文涛关于利息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一节。本院认为，根据还款承诺书的内容，能够确认王富忠在出具还款承诺书之前即向史文涛承诺还款，还款承诺书是对欠款及还款的再次确认，故史文涛主张王富忠支付利息具有事实依据，本院认为王富忠应当自还款承诺书出具次日，即2017年5月7日起向史文涛支付利息。通过查明事实可知，还款承诺书中确认的欠款数额包括了富忠公司的债务以及王富忠的个人债务，虽然史文涛一审诉讼中以及在上诉状中均认为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为民间借贷纠纷，但并未就此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在二审诉讼中，史文涛表示对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不再提出异议，故其以款项性质为借款并据此主张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不当。本院认为，王富忠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以年利率6％为上限向史文涛支付利息，史文涛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第三，本案债务是否属于王富忠和王敬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王敬贤应否就本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节。本院认为，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就本案而言，案涉款项确系发生于王富忠和王敬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由王富忠一人与史文涛形成合同关系，在王富忠和王敬贤均不认可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史文涛未能举证证明本案债务系王富忠和王敬贤的共同意思表示，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债务尚不能认定为王富忠和王敬贤的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当由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本院认为，综合本案款项发生的具体情节、还款承诺书中的内容、王富忠和王敬贤的生活状态和债务发生当地一般社会生活习惯判断，本案属于大额债务，应当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故应当由史文涛对于款项用于王富忠和王敬贤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史文涛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王富忠所负债务系由于王富忠和王敬贤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王富忠和王敬贤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王敬贤关于其不应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史文涛关于利息的主张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王富忠的上诉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处理结果亦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3284号民事判决；二、王富忠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史文涛105万元及利息（以10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以年利率6％为上限）；三、驳回史文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王富忠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25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王富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550元，由史文涛负担14250元，由王富忠负担14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甄洁莹审 判 员 刘海云审 判 员 徐 硕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 岩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