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内2921行初43号 原告李淑霞，女，197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杰，内蒙古君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 负责人张宏业，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斌，男，197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 原告李淑霞不服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18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10月15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淑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杰，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李淑霞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 原告李淑霞诉称，一、基本事实。2018年6月5日10时许，胡某、卢某某、王某某因垃圾桶摆放位置问题与原告发生口角，三人与原告争夺垃圾桶过程中胡某倒地，王某某称胡某是原告推倒的，并报警。2018年6月29日，阿左旗公安局对原告作出拘留十日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执行行政拘留，2018年7月9日解除拘留。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胡某、卢某某、王某某因垃圾桶摆放位置与原告发生口角，争夺垃圾桶过程中胡某倒地，在此过程中原告并没有实施殴打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被告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以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第二项：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对原告作出处罚。原告认为，殴打他人是指行为人公然实施的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打人行为。行为方式一般采用拳打脚踢，或者使用棍棒等器具殴打他人。原告自始至终并未实施殴打他人的行为，也没有故意伤害任何人的主观故意，但被告认定胡某是原告推倒的，而“推”这一行为并不等同于拳打脚踢，也不是以伤害为故意的行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殴打行为，被告不应当将“推”这一行为等同于殴打行为。被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原告实施了殴打胡某的行为，虽然胡某事后被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但其所受之伤并非原告殴打所致，被告不应当以结果推定原告殴打他人，因为殴打是行为而非结果。《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故意伤害和殴打他人都必须是主观故意，本案中原告并不存在故意伤害的主观故意。退一万步讲，即便胡某受伤的结果与原告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告存在一定过失，则属于过失致人伤害，而过失致人伤害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行为。所以，被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为由对原告处以治安管理处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2019年6月29日下午被告在未进行任何告知的情况下，对原告进行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当即表示没有殴打他人，不存在违法行为，不应当对原告进行处罚，但被告工作人员并没有听取原告的意见，随即将原告送往阿左旗行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直至2018年7月9日解除拘留。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未向原告进行告知；处罚当日，原告也明确表示没有殴打胡某，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但被告并未听取原告的申辩意见也未进行复核，随即执行行政拘留，被告剥夺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综上所述，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故意伤害他人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罚程序违法，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七十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现诉至法院一、请求依法撤销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解除拘留证明书》、吉兰泰派出所公示的《警务机构示意图》照片两张,证明：1、被告认定胡某是原告推倒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适用殴打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法律条款对原告进行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2、被告报送《行政处罚决定》审批及作出处罚的日期均为2018年6月29日，行政拘留的日期也是2018年6月29日。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依法履行处罚前的告知义务，违法《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处罚程序违法，处罚决定应当被撤销。3、处罚决定书办案民警并非陈某1的签字笔迹。根据吉兰泰派出所公示的《警务机构示意图》显示，机构示意图中没有聂某的身份信息，非执法人员。陈某2的职务是户籍民警，制服无警号，其作为承办人是否已经取得执法资格，被告应当提供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资格的证据材料。证据二、《阿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1、被告未将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原告，原告没有见过该笔录，被告剥夺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处罚决定应当被撤销。3、《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报送及最终审批的日期均为2018年6月29日，原告被实施行政拘留的日期也是2018年6月29日，《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送达时间是2018年6月29日16时24分，而《阿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记载时间也是2018年6月29日16时24分，仅凭该日期及时段则可证明被告已经作出处罚决定，处罚前既没有告知并给予被处罚人行使陈述和申辩权，也没有给予合理的时间。4、告知书记载的告知人是陈某1、聂某，但备注记载的告知人为陈某2、陈某1，而且陈某1的签名与《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中的签字笔迹明显不符。因此被告无法证明其在处罚前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证据三、吉兰泰镇人大代表证、李淑霞询问笔录第二页，证明目的：1、原告系吉兰泰镇人大代表。2、被告已经在询问笔录中记载了原告的政治身份系人大代表。3、被告明知原告系人大代表，作为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应当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第四十条，执行时应当立即书面报告吉兰泰人民代表大会，被告未履行法定报告义务，属于执行程序违法。证据四、柴某证人证言，证明：1、2018年6月5日，李淑霞没有对胡某实施殴打或者故意伤害的行为。2、胡某并非李淑霞推倒的，而是其自己摔倒的。3、李淑霞陈述案件事实后，对于李淑霞陈述和辩解，被告始终没有进行全面调查、核实，询问的证人都是与胡某有近亲属或利害关系的人，未对证言效力及证明力进行严格审查。 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辩称,原告李淑霞称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而我局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行政处罚得当。一、原告称在她与卢某某、胡某因垃圾桶摆放位置发生口角，争夺垃圾桶过程中胡某倒地，在这个过程中原告李淑霞并没有实施殴打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从我局调查的结果看，李淑霞和卢某某、胡某确实因为垃圾桶摆放位置发生争吵，并且李淑霞和卢某某、胡某相互发生过撕扯的行为。在撕扯的过程中，李淑霞用手“推”了胡某，导致胡某倒地受伤，而“推”这个行为是李淑霞故意实施的，但是原告有没有故意伤害的目的呢？社会上普遍人认为，不能与60、70岁以上的老人动手，动手的话容易造成伤害。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李淑霞应当知道这一点，知道后果还要进行推搡，就认为李淑霞具有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至于“推”的行为动作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殴打、伤害行为。我局认为要从实施这个行为的具体对象和环境状况进行分析。首先该案具体对象为胡某（78岁），针对78岁的老人即使是“推”的行为也容易造成对方伤害。其次，在双方之间是有矛盾纠纷的，同时是在相互谩骂和撕扯的过程中带着极度愤恨的情绪实施的，“推”人的力度也是无法控制的。按照原告的说法，认为同样用手攥成拳头打在对方身上就是打，用手掌推在对方身上就不是打，显然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殴打、伤害行为方式固式为拳打脚踢或棍棒等器具的殴打。所以在该案的情境下认定“推”的行为就是伤害的行为并不为过。因此，原告李淑霞“推”倒78岁老人胡某并造成胡某受伤，就是李淑霞明知道推倒78岁的老人后果会很严重，继而放任结果的发生，仍然实施了“推”的行为，原告李淑霞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告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而我局是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行受案、调查、作出处罚决定的，不存在程序违法行为。2018年6月5日11时38分，胡某报警称：在吉兰泰镇6栋33排胡某、卢某某与邻居李淑霞因纠纷发生争执，后李淑霞将胡某推倒，致胡某腰部受伤。吉兰泰派出所及时到现场出警，随即受理治安案件进行查处。当日传唤李淑霞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6月7日通知了相关证人到派出所进行询问制作了证人笔录，6月9日询问制作了胡某和卢某某的笔录。6月29日对原告李淑霞进行处罚前告知，并且制作了笔录，只是李淑霞拒绝签字，按照程序规定在制作的笔录上进行注明就可以了，并不是原告李淑霞称处罚前并未告知处罚事实、理由和依据。同时也听取了李淑霞的辩解，李淑霞不服拟处罚决定，只是认为自己推了人并没有打人，理解上存在差异。故我局没有采纳她的陈述和辩解，并不存在剥夺原告李淑霞的陈述和申辩权的现象。综上所述，原告李淑霞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提供证据1、《受案登记表》和相应的《受案回执》，证明被告吉兰泰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受理该案件。证据2、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在询问被处罚人李淑霞时前履行了办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义务。证据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在对违法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告知了被处罚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了被处罚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证据4、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办案部门为吉兰泰派出所，行政处罚决定由办案部门报法制部门，最终由被告负责人审批决定的。证据5、《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等规定依法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并送达被处罚人，将拘留情况通知了其家属。证据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依法将被处罚人送达到拘留所执行拘留。证据7、违法行为人李淑霞的询问笔录；证据8、被侵害人胡某的询问笔录；证据9、证人卢某某（胡某的妻子）的询问笔录；证据10、证人王某某（胡某的女婿）的询问笔录；证据11、证人曾某某的询问笔录；证据12、证人郝某某的询问笔录。证据7-12证明李淑霞和卢某某、胡某因为垃圾桶摆放位置发生争吵，并且李淑霞和卢某某、胡某相互发生过撕扯的行为，在撕扯的过程中，李淑霞用手“推”了胡某，导致胡某倒地受伤这个事实。证据13、医院诊断证明，证明胡某在该案发生后及时到医院就诊，身体确实受伤。证据14、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证明，证明李淑霞无违法犯罪前科，没有加重处罚情节。证据15、李淑霞的人员基本信息，证明李淑霞符合承担治安处罚责任能力的年龄。证据16、胡某、卢某某、王某某、曾某某、郝某某《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证明在取证过程中履行了告知义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受案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于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受案登记表》中载明的承办民警为陈某1、付某某，但《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中的承办人为陈某2、陈某1，证明承办人与实际承办人不一致，办案程序违法。对《受案回执》的质证意见：1、对于《受案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于《受案回执》中载明案由为被人殴打一案，与报案人报案陈述事实和理由不符。2、《受案回执》出具日期有涂改，办案程序有瑕疵。对证据2李淑霞《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合法性不予认可，因为告知人聂某无警号，并非人民警察，也无行政执法资格，无权办理行政执法案件和履行告知义务，告知程序有瑕疵。对证据3《阿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1、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未将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原告，原告没有见过该笔录，被告剥夺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报送及最终审批的日期均为2018年6月29日，原告被实施行政拘留的日期也是2018年6月29日，《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送达时间是2018年6月29日16时24分，而《阿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记载时间也是2018年6月29日16时24分，仅凭该日期及时段则可证明被告已经作出处罚决定，处罚前既没有告知并给予被处罚人行使陈述和申辩权，也没有给予合理的时间。3、告知书记载的告知人是陈某1、聂某，但备注记载的告知人为陈某2、陈某1，而且陈某1的签名与《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中的签字笔迹明显不符。因此被告无法证明其在处罚前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对证据4《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的质证意见：1、对于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承办意见中所记载的承办人为陈某2、陈某1，但根据整个案件卷宗及询问笔录等办案材料可以反映出，陈某2在整个案件办理中并未实际参与案件的调查，其作为承办人对案件没有参与调查就作出行政处罚的建议，其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与事实不符。另外，根据吉兰泰派出所公示的《警务机构示意图》显示，陈某2的职务是户籍民警，制服无警号，其作为承办人是否已经取得执法资格，被告应当提供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资格的证据材料。3、《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中的承办人为陈某2、陈某1，《受案登记表》中载明的受案民警陈某1、付某某，证明承办人与实际承办人不一致。4、《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报送及最终审批的日期均为2018年6月29日，本案原告被实施行政拘留的日期也是2018年6月29日，行政处罚十日的行政案件属于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的范围，但被告作出处罚决定前未告知并给予被处罚人行使陈述和申辩权合理的时间。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未将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原告，剥夺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5、原告系吉兰泰镇人大代表，被告决定及实施拘留强制措施前未向地方人大报告，案件卷宗中也无书面报告记载，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第四十条，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行政处罚决定及执行程序违法。6、审批人员未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对行政案件进行审核、审批，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案件定性是否准确，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是否正确、办案程序是否合法，拟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适当均未严格审核。对证据5《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质证意见：1、对于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材料采集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3、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依法履行处罚前的告知义务，违法《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处罚程序违法。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载的办案民警陈某2、陈某1，时间是2018年6月29日16时24分，与执行拘留的时间基本相同，所以证明被告没有在处罚决定之前向原告进行告知，属于程序违法。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目的有异议，该拘留的时间为2018年6月29日，与行政处罚的时间基本相同，所以证明被告没有在处罚决定之前向原告进行告知就进行拘留，属于程序违法。对证据7李淑霞《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1、对于2018年6月5日李淑霞第一次《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询问笔录》记载询问时间为2018年6月5日11时26分至2018年6月5日12时32分，询问人陈某1、聂某。询问人聂某无警号，并非人民警察，也无行政执法资格，无权办理行政执法案件，询问和办案程序有瑕疵。3、询问人为陈某1、聂某，但《询问笔录》第五页询问人签字的办案人却是陈某1、付某某，询问人签字前后名称不一致，且笔录尾页中陈某1的签名笔迹与《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承办人签名笔迹明显不符。4、关于政治身份的询问过程中，李淑霞明确表示系居民人大代表。被告作为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执行时应当立即书面报告吉兰泰人民代表大会，被告未履行法定报告义务，执行程序违法。5、李淑霞在笔录中称述和辩解，明确表示没有人打架，否认存在故意殴打胡某的行为，否认与胡某存在撕扯，被告应当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之规定，询问违法嫌疑人时，应当听取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对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核查。但被告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并未在第一时间对李淑霞陈述和申辩案件发生客观事实，有无证人及案发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对于报案人、证人的询问均在案发后数日之后才作询问笔录，而报案人和证人具有利害关系，所反映情况难免失实，存在夸大及不实的称述。因此，该份笔录并不能够证明李淑霞存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以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对证据8胡某第一次《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1、对于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询问笔录》记载询问时间为2018年6月9日14时0分至2018年6月9日15时16分，询问人孟某某某、付某某。但《询问笔录》第四页询问人签字的办案人却是陈某1、付某某，询问人签字前后名称不一致，且笔录尾页中办案人陈某1的签名笔迹与《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承办人签名笔迹明显不符。办案人付某某签名笔迹与2018年6月9日胡某《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告知人付某某签名笔迹明显不符。询问笔录制作程序违法，不得作为定案主要依据，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3、胡某的笔录中明确表示案发当天没有人打架，并称述参与争执的人有妻子卢某某、女婿王某某，胡某笔录第三页第八行描述是在抢夺垃圾桶的过程中李淑霞推倒了我两次，第一次我没有摔伤，第二次摔到的过程中腰部碰到木头受伤。胡某因抢夺垃圾桶而受伤，其主观上存在过失，应当承认损害后果。案件卷宗中没有附有胡某的身份证件，属于程序违法。对证据9卢某某第一次《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1、对于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询问笔录》记载询问时间为2018年6月9日13时59分至2018年6月9日14时53分，询问人陈某1、聂某。询问人聂某无警号，并非人民警察，也无行政执法资格，无权办理行政执法案件，询问和办案程序有瑕疵。《询问笔录》第三页询问人签字的办案人却是陈某1、付某某，询问人签字前后名称不一致，且笔录尾页中办案人陈某1的签名笔迹与《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承办人签名笔迹明显不符。办案人付某某签名笔迹与2018年6月9日胡某《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告知人付某某签名笔迹明显不符。询问笔录制作程序违法，不得作为定案主要依据，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3、笔录中明确表示案发当天没有人打架，并称述参与争执的人有卢某某、女婿王某某，胡某与李淑霞在抢夺垃圾桶的过程中被推倒在地之后碰木头上受伤，卢某某作为胡某的妻子，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卢某某所述胡某受伤过程是先倒地后撞到地上木头受伤，与胡某描述先撞到过道的木头受伤后倒地，二人对于受伤经过描述不一致，证人证言效力不应被采纳。案件卷宗中没有附有卢某某的身份证件，属于程序违法。对证据10王某某《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1、对于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询问笔录》记载询问时间为2018年6月5日14时0分至2018年6月9日15时16分，询问人孟某某某、付某某。但《询问笔录》第四页询问人签字的办案人却是陈某1、付某某，询问人签字前后名称不一致，且笔录尾页中办案人陈某1的签名笔迹与《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承办人签名笔迹明显不符。办案人付某某签名笔迹与2018年6月9日胡某《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告知人付某某签名笔迹明显不符。提交法院的复印件缺少笔录第三页，询问笔录制作程序违法，不得作为定案主要依据，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2、笔录中明确表示案发当天没有人打架，王某某称述胡某是在准备劝架时被李淑霞推倒之后碰木头上受伤，二人对于胡某受伤的原因及受伤经过描述不一致。另外，王某某作为胡某的女婿，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效力低。案件卷宗中没有附有王某某的身份证件，属于程序违法。对证据11曾某某《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1、对于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询问笔录》记载询问时间为2018年6月7日11时32分至2018年6月7日12时13分，询问人陈某1、聂某。询问人聂某无警号，并非人民警察，也无行政执法资格，无权办理行政执法案件，询问和办案程序有瑕疵。《询问笔录》第四页询问人签字的办案人却是陈某1、付某某，询问人签字前后名称不一致，且笔录尾页中办案人陈某1的签名笔迹与《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承办人签名笔迹明显不符。办案人付某某签名笔迹与2018年6月9日胡某《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告知人付某某签名笔迹明显不符。询问笔录制作程序违法，不得作为定案主要依据，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3、笔录中明确表示案发当天没有人打架，根据曾某某第三页第十一行所述内容可知，曾某某没有看到胡某是因为什么原因摔倒受伤的，因此不能证明李淑霞推倒胡某，另外曾某某是给胡某家安门的工人，与胡某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效力及证明力低。案件卷宗中没有附有曾某某的身份证件，属于程序违法。对证据12郝某某《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1、对于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询问笔录》记载询问时间为2018年6月9日16时42分至2018年6月7日17时18分，询问人陈某1、聂某。询问人聂某无警号，并非人民警察，也无行政执法资格，无权办理行政执法案件，询问和办案程序有瑕疵。《询问笔录》第三页询问人签字的办案人却是陈某1、付某某，询问人签字前后名称不一致，且笔录尾页中办案人陈某1的签名笔迹与《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承办人签名笔迹明显不符。办案人付某某签名笔迹与2018年6月9日胡某《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告知人付某某签名笔迹明显不符。询问笔录制作程序违法，不得作为定案主要依据，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3、笔录中明确表示案发当天没有人打架，郝某某所述胡某是因为劝架过程中被推，因为没有站稳撞到木头受伤，二人对于受伤经过描述不一致；另外，郝某某是给胡某家安门的工人，与胡某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效力及证明力低。案件卷宗中没有附有郝某某的身份证件，属于程序违法。对证据13阿拉善盟中心医院出具《诊断书》的质证意见：1、对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胡某报案的时间是2018年6月5日，但《诊断书》是2018年6月17日作出的，胡某腰部椎体骨折的形成的时间？形成原因？是新伤还是旧伤？外伤性还是自发性？均无法证明。2、被告仅凭该证明也无法证明该伤就是李淑霞殴打所致。3、《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聂某无警号，并非人民警察，也无行政执法资格，无权办理行政执法案件及调取证据材料，书证调取程序有瑕疵。4、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书证的副本、复制件，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应当附有关制作过程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文字说明，并由制作人和物品持有人或者持有单位有关人员签名。《诊断书》为复印件，但没有原件存放处的文字说明，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14、1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卷宗材料王某某的材料缺第三页。对证据16胡某、王某某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卢某某、曾某某、郝某某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合法性不予认可，因为告知人聂某无警号，并非人民警察，也无行政执法资格，无权办理行政执法案件和履行告知义务，告知程序有瑕疵。权利义务告知书与所做的询问笔录应当是对应的证据材料，但是被告在行政告知人、询问人、办案人签名存在前后不一致，且非办案民警本人签字的情况存在，尤其是陈某1和付某某的签字，从整个的询问笔录来看是由他人后补的，所以办案程序存在严重违法，其中办案人员当中和告知人员没有相应的行政执法资格，证据材料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 原告李淑霞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因为该条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原告存在故意殴打或者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并不要求有损害的结果为前提。被告没有相应的证据直接证明原告实施了上述的违法行为，被告以结果推导原告具有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所以不能适用该条。 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中行政处罚决定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我局依据调查的事实适用适当的法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且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相关规定，及时送达行为人和及时通知被行政拘留人员家属。对《解除拘留证明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送去的时间是2018年6月2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也是6月29日，告知也是6月29日，但是有时间的先后顺序，不能说明在出发前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对《警务机构示意图》没有聂某的信息，因为新调入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制作信息，不能说明聂某就不是该派出所工作人员。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我局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义务。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目的有异议，对乡镇一级人民代表做行政处罚，不是事前必须报告审批，而是事后通知备案，所以不存在程序违法。对证据四证人证言真实性不认可，因为从发问的问题和他所陈述事件的过程，与案件包括被处罚人、被害人等所述事实不吻合，存在证人和原告以及代理人有作证前沟通的嫌疑。既然是邻居七八年，应该熟悉胡某的基本情况，而回答是不清楚。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胡某和李淑霞身体接触过，虽然没有明显的殴打行为，但推的行为也不能排除，所以不能证明没有违法事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其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和形式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淑霞系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8年6月5日上午11时许,原告李淑霞在家门口与邻居胡某、卢某某因垃圾桶放置问题发生口角，双方在争执中，原告李淑霞将胡某（77岁）推倒，使其后腰碰在地上的木头堆上，胡某女婿王某某遂报警。同年6月17日胡某伤情经阿拉善盟中心医院诊断为“腰3椎体压骨折，建议住院治疗”。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吉兰泰派出所受理案件后，分别向原告李淑霞、胡某、卢某某、曾某某、王某某、郝某某作询问笔录，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经审批后，于2018年6月29日16时24分同一时间向原告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并送达《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李淑霞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行政拘留于2018年7月9日执行完毕。现原告李淑霞以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所作的处罚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罚程序违法，剥夺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为由诉至本院，一、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告李淑霞与胡某因垃圾桶放置问题发生争执，从胡某、卢某某、曾某某、王某某、郝某某询问笔录证实，当时双方没有发生殴打及故意伤害行为，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作出《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本案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于2018年6月29日16时24分同一时间向原告李淑霞告知行政处罚和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充分听取其陈述和申辩，违反法定程序。 公安部令第125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予以行政拘留的，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本案中原告李淑霞系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在执行拘留处罚决定时立即报告吉兰泰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属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原告请求撤销的理由成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的《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 华 审 判 员  赵 乾 人民陪审员  高艳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