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民终84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贵英，女，197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贵州佰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自编****。法定代表人：卢遵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发，男，1982年11月20日出生，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锦森建设有限公司（原东莞市锦森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中路**辉煌商务大厦**A02-03法定代表人：苏日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嘉雄，广东同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宗川，男，汉族，1968年7月25日生，住重庆市大足县。原审被告：贵阳宏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彭家湾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div>法定代表人：肖春红，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庆，公司员工（特别代理）。原审被告：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四局五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新路阳光科创中心****1001。法定代表人：颜承锋，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华、王玲，公司员工（一般代理）。上诉人孙贵英、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四局公司）、广东锦森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宗川、原审被告中建四局五公司、贵阳宏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益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11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贵英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第一项的基础上，再增加判决10万元和利息；2、维持原审第二项判决；3、变更原审第三项判决为：孙宗川支付我方工程59276.65元及利息；4、撤销原审第四项，维持原审第五项；5、全部诉讼费由孙宗川、锦森公司、中建四局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10万元的款项系我方增量工程项目款项，增量工程是孙宗川口头要求我方做的，原审法院没有询问增量工程的行为就径直驳回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将工程款本金和利息分开判决是不恰当的，我方起诉的金额是702840元，原审判决的工程款时70万元，对于2840元没有表态。原审未判决宏益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是不恰当的。庭审中，上诉人孙贵英明确上诉请求不要求宏益公司承担责任。上诉人中建四局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驳回对上诉人中建四局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我方将劳务分包给锦森公司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况。我方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发包人”、“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不能随意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范围，要严格控制实际是工人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且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故原审判决我方承担连带责任也是错误的。上诉人锦森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驳回孙贵英对锦森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孙宗川承担。事实和理由：锦森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对孙贵英不负有付款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即最终投入资金、材料、劳力进行施工的民事主体，孙贵英是否为实际施工人尚不明确，但可以明确其不是现场从事实际施工作业的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条的规定，不能随意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范围。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突破合同相对性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发包人，本案案涉工程尚未通过竣工验收，按照法律规定不应支持其提出的付款请求。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违法分包人应对突破合同相对性进行主张的工程款合同相对人一并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案涉工程尚未通过竣工验收，按照法律规定不应支持其提出的付款请求。被上诉人孙宗川未到庭应诉亦未发表书面答辩状。原审被告宏益公司发表答辩意见：同意上诉人中建四局公司、锦森公司的意见。上诉人中建四局公司、锦森公司已经支付了大量的款项，上诉人孙贵英只是单纯的劳务工作，已付款项应当足以支付其劳务费用。原审被告中建四局五公司发表答辩意见：与原审意见一致。上诉人孙贵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各被告共同连带向原告支付劳务费702840元及利息（利息以702840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9月12日，被告贵阳宏益房开与被告中建四局签订《花果园五里冲棚户区、危旧房、城中村改造项目M区1-16栋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贵阳宏益房开将本市花果园五里冲棚户区、危旧房、城中村改造项目M区1-16栋工程（经双方协商一致，可视发包人开发情况及承包人的施工力度调整工程范围）发包给中建四局施工，承包范围包括土建及水电，合同内对具体项目进行了载明，双方并工期、质量、价款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被告中建四局承接上述工程后与被告广东锦森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甲方（中建四局）将贵阳市花果园五里冲棚户区、危旧房、城中村改造项目M区9#-16#楼工程（具体以甲方项目经理通知区域为准）的劳务作业发包给乙方（广东锦森公司），工作内容中包含有水电安装工程，该合同9.8条约定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工程承包内容再次分包或非法转包，双方并就计价方式、承包价格、工程款的支付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3月1日，被告孙宗川与被告广东锦森公司签订《花果园五里冲M区13栋建筑工程分包合同》，载明：广东锦森公司将本市花果园五里冲M区13栋建筑工程分包给云南永矗公司，工程范围包括根据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与建设单位就本工程签订的所有相关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完成约定范围内的除基桩、基础工程以外全部工程内容以及在上述承包范围内的施工安装和维护而发生的各项应有费用；合同并就工程造价、工期等进行了约定；该合同中起始处虽载明发包人甲方为广东锦森公司，承包人乙方为云南永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永矗公司），但合同落款承包人处仅有被告孙宗川签名，未加盖云南永矗公司印章。被告孙宗川于2014年5月10日与原告签订《水电安装工程承包协议书》，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孙宗川（甲方）将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五里冲棚户区、危旧房、城中村项目M区13栋楼水电安装工程分包给原告（乙方），承包单价水电安装按31元/平方米计价，以实际面积为准，乙方向甲方采取包工不包料的方式；付款方式为乙方做主体预留预埋时，甲方按每平方米7元全额支付给乙方，在做整体安装时，甲方则按月进度支付乙方每平方米22元人工工资，整体安装完工时，甲方则按总工程款95%支付给乙方，其余5%的人工资款待验收合格后，甲方在一个月内向乙方付清；合同并就其他事项进行约定。该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在施工接近尾声时，原告因未获得相应工程款而向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反映，经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处理，原告领取到工人工资65万元，原告领款后于2016年2月3日向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收条（载明孙贵英收到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代东莞市锦森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支付花果园M区13#楼工人工资65万元）及承诺书（载明孙贵英承诺在花果园M区13#号楼水电的工人工资，金额65万元，孙贵英承诺绝不挪用、占用此款，将此款只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剩余工人工资尾款待法院审理终结后解决）。2016年3月16日，原告与被告孙宗川对账结算，被告孙宗川向原告出具《水电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花果园13#楼总平方：83640平方米，工程单价31元/平方米，工程总款83640平方米×31元/平方米=2592840元，工程总借资：1690000元；剩余尾款2592840元-1690000元=902840元，增加工程量10万元，共计剩余尾款902840元+10万元=1002840元；剩余工程量与甲方协商经双方同意在乙方剩余尾款中扣除30万，以后工程与乙方无关，综合上述孙贵英总共在花果园M区13#楼水电人工工资剩余1002840元-30万=702840元；注：此款由甲方在2016年8月底付清给乙方”。审理中，原告就其诉请主张的工程款702840元向本院提交了原告与被告孙宗川签订的上述《水电安装工程承包协议书》、上述水电结算单、2016年3月6日孙宗川向孙贵英出具的欠条一张（载明欠孙贵英花果园M区13号楼水电人工工资70万元）、图纸、工程移交单等证据材料为凭，原告表示欠条载明欠付工程款金额之所以与结算书不一致，是因孙宗川是按欠付工程款70万元的整数来出具的。被告广东锦森公司、中建四局、中建四局五公司、贵阳宏益房开对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对原告是否是实际施工人身份表示不清楚。原告陈述原告所做工程除13栋水电安装的绝大部分工程外还有13栋与14栋相连部分的平台及地下停车场的水电工程，结算单中83640平方米包含了以上工程量，原告表示其于2016年3月与孙宗川签订上述结算书后退场，退场是因孙宗川涉嫌拖欠劳务报酬后广东锦森公司要求孙宗川所属各施工班组退场，原告退场时水电安装未做的剩余工程有：13栋的灯未安装，还有一条主线未拉，开关盖未安装。被告广东锦森公司、中建四局表示13号楼建筑面积为72669.85平方米，13号楼与14号楼之间裙楼建筑面积为9058平方米，共计81727.85平方米，原告表示认可广东锦森公司、中建四局提供的以上建筑面积。被告广东锦森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上述于2014年3月1日与被告孙宗川签订的《花果园五里冲M区13栋建筑工程分包合同》及支付工程的收据、借条、委托书等；广东锦森公司表示该合同是与永矗公司签订，合同中虽无永矗公司印章，但孙宗川是永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宗川与广东锦森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系职务行为，广东锦森公司已按孙宗川要求向孙宗川拨付工程款完毕，没有欠付工程款，且因孙宗川欠付工人工资经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处理，广东锦森公司又垫付了部分工人工资，现广东锦森公司已支付工程款达1.9亿左右，已超付工程款。广东锦森公司认可已付工程款均是向孙宗川本人或孙宗川指定的代收人支付，没有向永矗公司账户支付过工程款项，广东锦森公司亦认可无论是与永矗公司还是与孙宗川均未进行结算，本案涉案的花果园M区第13号楼工程住宅部分已交付使用，但裙楼部分尚未验收。原告认为被告广东锦森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材料不能证实其已向孙宗川付清或超付工程款。被告中建四局表示其与广东锦森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中约定禁止广东锦森公司将承包工程再分包。被告中建四局向本院提交了上述与广东锦森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委托中建四局五公司收付款的委托书、中建四局与广东锦森公司之间的工程项目分包商施工进度产值汇总及对帐确认单、付款台账及付款凭证等证据材料。中建四局与广东锦森公司认可本案涉案工程双方尚未进行结算。被告宏益房开与中建四局认可双方之间就签订的上述工程施工合同尚未进行结算。被告广东锦森公司于庭后向本院邮寄了有“邓小生”签字的《花果园M区班组结算产值确认表》复印件及该证据的说明，广东锦森公司对此说明孙宗川潜逃后，13、14栋及之间裙楼剩余水电安装工程由邓小生完成，经与邓小生结算工程款为725781元。另查，被告孙宗川于2016年1月22日在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作询问笔录时陈述：孙宗川与广东锦森公司签订合同，孙宗川是花果园M区13-14号楼的总承包，孙宗川以下劳务总承包是邓克剑，邓克剑以下劳务分包人有龙伦江、黄亮、朱元，龙伦江，劳务项目包括辅材、机械、木工、外架，从孙宗川手上发包出去的劳务班组负责为孙贵英、方小广、杨忠华、邓克忠、张小兵、冯再勤，孙贵英劳务项目为13号楼水电。原告孙贵英于2016年1月19日在贵阳市××区劳务保障监察大队作询问笔录时陈述：在花果园M区13号楼做工，老板是孙宗川，孙贵英班组总产值300万左右，已付了90多万，尚欠200万左右。被告孙宗川于2016年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务报酬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花果园五里冲棚户区、危旧房、城中村改造项目M区1-16栋施工合同》、《花果园五里冲M区14栋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结算单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核实，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本案中，被告中建四局从被告贵阳宏益房开处承接本市花果园M区1-16栋工程后，与被告广东锦森公司签订上述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本市花果园M区1-16栋的劳务工程分包给广东锦森公司，被告广东锦森公司明知中建四局禁止其再分包，但广东锦森公司承接工程后仍将其中M区13栋建筑工程违法分包给无劳务施工资质的孙宗川，孙宗川又将该工程分包给原告，被告孙宗川、原告均无建筑施工资质及劳务分包资质，故原告与孙宗川签订的上述《水电安装工程承包协议书》无效。被告广东锦森公司虽辩称是与云南永矗公司签订上述2014年3月1日的《花果园五里冲M区13栋建筑工程分包合同》，但该合同上无云南永矗公司签章，广东锦森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孙宗川签订该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且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分包合同签订后是被告孙宗川组织班组对分包工程进行施工，云南永矗公司并未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广东锦森公司支付工程款项是付至孙宗川或其指定的代收人，而非付至云南永矗公司账户，故应认定广东锦森公司提交的上述《花果园五里冲M区13栋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系与孙宗川个人签订，而非与云南永矗公司签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广东锦森公司、中建四局、贵阳宏益房开虽表示对原告的实际施工人身份不清楚，但均未向本院举证证明本案涉案工程尚存在其他实际施工人，而被告孙宗川与原告签订的上述水电工程承包协议及向原告出具的结算单、欠条及孙宗川在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所作笔录均可证实原告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原告向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拖欠工人工资，并从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领取到工人工资，亦表明原告系本案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本院对原告的实际施工人身份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原告可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向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支付工程款，并可主张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对应承担向原告支付工程款责任的主体，本院认为，孙宗川作为将本案涉案工程违法分包给原告的直接分包人应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被告广东锦森公司作为违法分包人应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被告中建四局将本案涉案工程劳务分包给广东锦森公司后，对施工工程负有监管职责，因中建四局未尽到监管职责以致该工程产生层层转包情况，被告中建四局亦负有过错，故中建四局应连带承担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责任。被告中建四局五公司并非本案涉案工程的承包人，其依法不应承担付款责任，对原告诉请要求中建四局五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贵阳宏益房开虽为发包人，但其与中建四局之间就花果园M区1-16栋工程尚未进行结算，现不能确定贵阳宏益房开是否欠付中建四局工程款，原告亦未提供证据对此进行证实，故对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贵阳宏益房开承担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对二原告应得工程款数额，应根据原告完成工程量予以确定，原告陈述其诉请工程款是按与孙宗川签订的上述水电结算单主张，对此本院认为，因目前对本案涉案工程贵阳宏益房开与中建四局之间尚未结算，中建四局与广东锦森公司之间也尚未结算，贵阳宏益房开、中建四局、广东锦森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据以认定本案涉案工程的工程量的相关依据或提交对工程量进行评估鉴定的相关依据，原告所提交的上述水电结算单也仅为原告与孙宗川之间的结算凭证，基于以上情况，在原、被告各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均不足以对本案涉案工程的工程量进行准确认定的情况下，本案中对原告已施工工程量的认定应根据各方提供的现有证据并结合原、被告的陈述予以认定。原告向本院提交上述水电结算单中载明13号楼总平方为83640平方米，被告广东锦森公司、中建四局表示13号楼建筑面积为72669.85平方米，13号楼与14号楼之间裙楼建筑面积为9058平方米，共计81727.85平方米，原告表示认可广东锦森公司、中建四局提供的以上建筑面积，故原告应得总工程款可按81727.85平方米×原告与孙宗川签订水电安装合同结算单价31元/平方米=2533563.35元认定，该款扣除结算书中载明的原告已得工程款1690000元及结算书中约定的原告未完成工程量部分工程款30万元后，原告应得工程款为543563.35元。对原告未完成部分工程量及工程价款，广东锦森公司虽于庭后向本院补充邮寄了有“邓小生”签字的《花果园M区班组结算产值确认表》复印件及该证据的说明，但因该证据为复印件且广东锦森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对此证实，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结算书中载明的增加工程量10万元，因结算书中未写明具体工程项目，故该部分工程款不应由被告广东锦森公司与中建四局承担。同时，在发包人贵阳宏益房开与总承包人中建四局之间、总承包人中建四局与分包人广东锦森公司之间未结算的情况下，各方对涉案工程量都未明确进行确认，在此情况下孙宗川与原告签订上述水电结算书并向原告出具欠付工程款70万元的欠条，系孙宗川的自愿行为，该欠条应为孙宗川的真实意思表示，孙宗川应按欠条约定向原告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原告收取该欠条的行为亦表明其认可与孙宗川之间欠付工程款按70万元进行结算，故孙宗川除应承担上述543563.35元工程款的付款责任外，还应向原告支付上述欠条载明的70万元工程款与543563.35元之间的差额部分的工程款即156436.65元。被告孙宗川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出答辩并提交相关证据对原告诉请、事实理由及提交的证据进行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被告孙宗川自行放弃举证权利，被告孙宗川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在上述孙宗川与原告签订的结算单中约定付款时间为2016年8月底，故仅应由孙宗川自2016年9月1日起以欠付工程款7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至该70万元付清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宗川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贵英支付工程款543563.35元；二、被告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被告广东锦森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三、被告孙宗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贵英支付工程款人民币156436.65元；四、被告孙宗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贵英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该利息自2016年9月1日起以欠付工程款7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息至该70万元付清之日止；五、驳回原告孙贵英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14元，由被告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广东锦森建设有限公司、孙宗川共同承担4168元，由被告孙宗川承担1246元。二审中，上诉人孙贵英提交如下证据：刘某起诉状一份、袁伦勇起诉状一份、贵阳观山湖玉邦建材经营部起诉状一份、照片一张。拟证明上诉人中建四局公司作为总承包人没有实际施工，都是层层转包又其他人实际施工。上诉人中建四局公司、锦森公司、原审被告宏益公司、中建四局五公司均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上诉人孙贵英申请证人出庭。证人郭某到庭称述：我受孙贵英的雇佣在花果园M区13栋楼做弱点桥架，工程款是7万元。证人刘某到庭称述：我做的是花果园M区13栋楼的孔桩，我看到上诉人孙贵英做了10栋、13栋楼的深测管。证人董某到庭称述：我受孙贵英的雇佣在花果园M区13栋楼做卫生间重新开洞，工程款是1600元。上诉人中建四局公司、锦森公司、原审被告宏益公司、中建四局五公司均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关于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主体问题；第二、如何确定应当支付工程款的金额及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审判决已认定锦森公司与孙宗川之间签订的合同、孙宗川与上诉人孙贵英之间的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对此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孙宗川与上诉人孙贵英签订的合同虽然无效，但上诉人孙贵英已完成其施工内容并将施工成果交付使用，且与被上诉人孙宗川对工程款进行了结算，故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结算确定应付工程款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实际施工人应当是指无效建设施工合同中对相应工程进行实际施工的一方，本案所涉工程最终由上诉人孙贵英进行实际施工，故原审认定上诉人孙贵英为实际施工人并无不当。如上述分析，上诉人中建四局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对于原审法院该项认定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锦森公司与上诉人中建四局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后再次分包给没有资质的个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其对合同无效具有过错，其违法行为对上诉人孙贵英未取得工程款具有原因力，故原判判令上诉人锦森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对于该项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孙贵英与被上诉人孙宗川之间存在两种单据：2016年3月6日被上诉人孙宗川向上诉人孙贵英出具欠条载明欠花果园M区13号楼水电人工工资70万元；2016年3月16日被上诉人孙宗川向上诉人孙贵英出具《水电结算单》，明确尚欠款项为702840元。上诉人孙贵英在认可两种单据指向同一工程，并明确表示以2016年3月16日的结算单作为主张权利的基础。《水电结算单》载明“花果园13#楼总平方：83640平方米，工程单价31元/平方米，工程总款83640平方米×31元/平方米=2592840元，工程总借资：1690000元；剩余尾款2592840元-1690000元=902840元，增加工程量10万元，共计剩余尾款902840元+10万元=1002840元；剩余工程量与甲方协商经双方同意在乙方剩余尾款中扣除30万，以后工程与乙方无关，综合上述孙贵英总共在花果园M区13#楼水电人工工资剩余1002840元-30万=702840元；注：此款由甲方在2016年8月底付清给乙方”。由于上诉人孙贵英在原审认可工程方量为81727.85平方米，以此标准按照结算单计算得出的未付工程款为643563.35元。该款项包括10万元工程增量款。由于没有书面证据佐证该10万元增量工程款是否包括本案涉及的工程范围内，故该10万元不应当认定为上诉人锦森公司需要连带承担的工程款部分，本案工程涉及的未付工程应当认定为543563.35元，其余100000元只能由被上诉人孙宗川自行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起算时间亦应当从2016年9月1日起算。由于被上诉人孙宗川没有上诉视为其对原审判决的认可，故本院对于原审判决第三项确定的金额不做调整。综上所述，原审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1124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变更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112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孙宗川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贵英支付工程款543563.35元及利息（从2016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变更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112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东锦森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数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对上述款项承担清偿责任；变更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1124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孙宗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贵英支付工程款人民币156436.65元及利息（从2016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驳回孙贵英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5414元，由孙宗川、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广州锦森建设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168元，由孙贵英负担12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692元，由广州锦森建设有限公司负担4168元，由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4168元，由孙贵英负担23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晓珊审判员  程 奕审判员  余 鑫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黄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