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内民申22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包头市中兴盛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书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琴，内蒙古诚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乐，内蒙古诚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二连浩特市天祥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田良，总经理。一审被告：内蒙古普盛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郄仁权，总经理。一审被告：巴彦淖尔市普盛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明，总经理。一审被告:包头市普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涛，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包头市中兴盛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二连浩特市天祥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祥公司）、一审被告内蒙古普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普盛公司）、包头市普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头普盛公司）、巴彦淖尔市普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彦淖尔普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7）内25民终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中兴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履行合同余额付款义务的是包头普盛公司，而非天祥公司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判决仅凭天祥公司单方的意思表示就认定《代理出口协议》为有效合同证据不足。《代理出口协议》的内容表明，签订该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是毕力格图公司与天祥公司，中兴公司并不是协议的当事人，协议内容也未涉及中兴公司的权利义务，通过该协议无法认定中兴公司知晓协议内容。因此该出口协议内容无法成为约束中兴公司的有效合同。本案一审审理范围是中兴公司与天祥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天祥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有效不应当成为本案认定基础事实的范围。能够成为证明本案基本事实的证据应当是客观存在且没有歧义的基本证据或证据链条。毕力格图公司并不是本案诉讼参加人，在不能确定该协议是否真实、客观、有效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将没有中兴公司参与的合同在本案中直接认定第三方与天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并将该合同作为驳回中兴公司诉讼请求的主要证，侵害了中兴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扩大了中兴公司在正常经营行为过程中应当承担的必要谨慎注意义务的范围,将不应当由中兴公司承担的法律风险强加给中兴公司承担。―审判决将天祥公司是地磅出口的代理公司，并非是该设备的实际使用人作为驳回中兴公司诉讼请求的主要理由之一,不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2.一审判决认定履行合同余额付款义务的是包头普盛公司，而非天祥公司，所依据的证据是中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对帐函。中兴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三份对帐函,仅能证明包头普盛公司对自己名下欠款及天祥公司、巴彦淖尔普盛公司名下购买总计8台设备的事实。从该证据形式上亦无法证明包头普盛公司已经承诺或同意对天祥公司合同项下的余款付款义务承担责任。一审庭审中包头普盛公司明确表示其对天祥公司项下的款项不承担责任。中兴公司与包头普盛公司之间的4台地磅买卖合同已经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作出生效判决。对中兴公司与天祥公司之间的地磅采购合同和包头普盛公司存在的关联就是一份意思不明的对账函。一审判决抛开中兴公司及包头普盛公司的意见，单独从利于天祥公司的角度作出认定，存在偏颇，造成错误的判决结论。（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中兴公司与天祥公司基于2011年7月23日签订的《地磅采购合同》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两次庭审中对于该合同的真实性当事人双方不持异议。根据该合同，中兴公司履行了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并向天祥公司开具了全额增值税发票。天祥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大部分付款义务。尚欠余额122400元货款未付。通过该合同约定内容，无法直接得出中兴公司在订立该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天祥公司履行合同的态度，均显示该合同只约束中兴公司与天祥公司双方，并未设定他人的权利义务。二审庭审过程中天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中兴公司与天祥公司在订立《地磅采购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的代理关系。”那么本案应适用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所以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中天祥公司无论基于委托关系还是行纪行为与中兴公司签订《地磅采购合同》，均不能免除其支付剩余货款的义务。庭审中天祥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其与毕立格图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及其与内蒙古普盛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此证明其行为是基于委托人的授权而签订的《地磅采购合同》，并以此达到免除支付余款的义务。但分析证据可得出二审判决围绕争议焦点天祥公司应否承担给付义务所作出的本院认为部分存在不妥之处。（1）关于毕立格图公司主体身份是否是内蒙古普盛公司名下的子公司没有客观证据支持，即使是内蒙古普盛公司名下子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子公司也应当是对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机构，它所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及真实意思表示应当由其本公司自行解释而不能任由母公司自行解释，且在本案庭审活动中该公司并不是诉讼参加人也未以其他方式作出意思表示。二审判决采纳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2）根据天祥公司与毕立格图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中双方签订协议的落款日期及合同编号显示，该协议签订时间是2011年8月11日。说明订立《地磅采购合同》时《代理出口协议》还没有成立，而内蒙古普盛公司与天祥公司签订《协议书》订立时间是2012年3月8日，该协议书签订时间也是在《地磅采购合同》之后的行为，既然二审判决能够通过合同编号即“中兴公司与巴彦淖尔普盛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BILEGT(DB)××××××-3的《地磅采购合同》，该合同内容与中兴公司和天祥公司签订编号为BILEGT(DB)××××××-2合同几乎一模一样”推断案件事实，为何不能通过上述两份协议签订时间这一客观事实来推断得出中兴公司在订立《地磅采购合同》时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结论。（3）二审判决在解读《代理出口协议》及《协议书》内容过程中存在断章取义及有利于天祥公司一方的解释，不符合证据采信规则。二审判决认为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天祥公司在代理事项上应严格根据毕力格图公司的指示行事，不得以甲方的名义对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条款作任何形式的认可和承诺，包括与供货商及生产厂家修改、变更进出口合同。对于《协议书》中表述的采购行为由甲方（天祥公司）垫资的约定内容视而不见，片面选择部分协议内容作为支持推理分析的依据。二审判决仅凭此理解就从法律层面突破中兴公司与天祥公司之间签订合法有效的《地磅采购合同》的约定，突破买卖合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将法律赋予以合同相对方应当承担的支付剩余货款义务转稼给了第三方。二审判决分析得出天祥公司不承担支付剩余货款义务后并未指出，如果天祥公司不承担支付剩余货款义务，那么剩余货款义务应当由谁来承担。根据二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的推测分析对于谁是“委托人”涉及了三个公司，即与天祥公司签订《代理出口协议》的毕力格图公司、与天祥公司签订《协议书》的内蒙古普盛公司及为天祥公司出具三份对帐的包头普盛公司。但是自始至终没有明确认定谁是“委托人”，谁应当对中兴公司的剩余货款承担偿还责任，仅得出天祥公司不应当承担剩余货款还款责任。（三）一、二审判决将天祥公司需要在本案中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免除，换之以本院认为分析的方式免除了天祥公司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风险，对中兴公司不公平。仅仅因为包头普盛公司在对账函上加盖了意思不明的公章，无法认定包头普盛公司是承诺支付剩余货款的意思表示。天祥公司在一、二审庭审中所提供的证据也仅仅是与中兴公司签订《地磅采购合同》之后订立的《代理出口协议》《协议书》及报关退税方面的证据。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中兴公司与天祥公司订立《地榜采购合同》时中兴公司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故请求对本案予以再审，依法撤销二审民事判决。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编号为BILEGT（DB）××××××-2的《地磅采购合同》系中兴公司与天祥公司签订，但中兴公司出示的对账函中签章主体是包头普盛公司，而非天祥公司，表明中兴公司对包头普盛公司欠货款事实的认可。同时，结合一、二审庭审中各方对合同订立背景的陈述、中兴公司与天祥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包头普盛公司介绍促成及中兴公司与天祥公司签订合同期间，还与包括包头普盛公司、巴彦淖尔普盛公司在内的内蒙古普盛公司的子公司之间存在类似的多项业务往来等情况可知，中兴公司在与天祥公司签订合同时，知道天祥公司与包头普盛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认为《地磅采购合同》直接约束中兴公司与包头普盛公司并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中兴公司的再审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包头市中兴盛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付建斌审判员  李秀婕审判员  姜德枫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