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0民终3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梁宝麟，女，193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龙，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梁昆琦，男，194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翔，浙江维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有频，女，194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翔，浙江维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宝麟因与被上诉人梁昆琦及原审第三人王有频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7）浙1003民初8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梁宝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诉讼请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7年7月12日达成的协议书并经公证仅仅为方便将房屋产权证登记到兄弟名下办证的需要，实际上并非上诉人放弃房屋产权份额。本案争议焦点一是2007年签订《协议书》时上诉人是否将涉案房屋中自身的份额赠与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是否保留涉案房产的份额；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其性质是赠与合同还是双方共同财产的分割。一、上诉人是否将涉案房屋中自身的份额赠与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是否保留涉案房产的自身份额。一审法院片面认定上诉人将涉案房产自身份额赠与给被上诉人不当。2007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时上诉人是否保留了自身的房产份额。1、从两份协议看，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载明“……该处房产为甲、乙及其母亲所有且三人均登记在房屋产权证上。2007年母亲去世后甲乙达成如下协议：1、上述祖屋系甲、乙双方共有房产，归乙方居住。按母亲遗嘱，母亲一份份额归乙方。今后如遇拆迁，甲方要回其对上述房产的一份份额。2、上述祖屋现要拆迁……3、……，应对甲方拥有的份额明确说明。”（1）上述协议形成时间晚于经公证的协议书，且其内容明确表述为“上述祖屋系甲、乙双方共有房产”，也就是说对于涉案房产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房产，在2017年3月23日双方认可无异议。如果依照一审法院认定赠与给被上诉人，岂不自相矛盾。（2）协议书中明确在2007年母亲去世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如下协议，可见该协议书面文本虽然形成于2017年3月23日，但实际上是对之前口头协议的确认，也就是对2007年7月12日签订的经公证的协议书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确认。为何在2017年签订书面协议，因为要拆迁，为了将房子直接登记到上诉人名下，才签订这份书面协议，且该协议也是对之前口头协议进行书面确认。从协议条款分布情况可知，协议一共五条，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条明确涉案房屋的历史沿革及现在产权份额情况，第二部分，第四条和第五条没有实质性内容，第三部分第二条和第三条主要约定拆迁所获安置房，其中90平方米一套直接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且被上诉人应在签订拆迁协议时明确告知相关部门上诉人的份额。从协议用词可知，第一条“今后如遇拆迁，甲方要回其对上述房产的一份份额。”第二条“上述祖屋现要拆迁……”为何2017年3月23日签订协议时已明知要拆迁，第一条用了“今后”两字，合理解释就是对之前的口头协议进行确认。2、视频资料。视频中虽然被上诉人没有正面在视频中就上诉人保留份额作出回应，但视频资料中上诉人多次讲到是被上诉人让上诉人从椒江到黄岩签订协议，房子给被上诉人居住，拆迁时上诉人一份，被上诉人二份。对于上诉人的上述质问，被上诉人基本是沉默为主，对于不分给上诉人拆迁安置的理由主要说是自己家里房子不够分子女等。如果2007年签订经公证的协议书时真实情况是上诉人没有保留份额或者上诉人主动赠与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完全可以进行反驳，为什么视频资料中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面对上诉人质问时或者沉默或者以子女不同意、自己房子不够分、上诉人有房子等理由进行辩解。合理解释就是基于姐弟的感情及相互信任，上诉人将房产权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并口头约定上诉人保留涉案房产的份额，现拆迁，被上诉人为履行协议及安置房能直接登记到上诉人名下而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之后因子女不同意才毁约。只有如此解释才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协议确认涉案房产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这一约定及视频资料中的相关情节相吻合。3、公证协议书。经公证的协议书中虽约定“经姐弟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屋均归梁昆琦所有；梁宝麟不再作为共有权人登记。”但上述协议于2007年7月12日签订，早于本案确认效力的协议，而后一份协议条款中第一条还明确约定涉案房产属于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共有的，可见经公证的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从经公证的协议书条款上来看，“经姐弟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屋均归梁昆琦所有；梁宝麟不再作为共有权人登记”，如果是上诉人赠与给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写个赠与协议或者放弃自身份额的承诺书，何必经姐弟协商，且在表述时“一致同意上述房屋均归梁昆琦所有”即可，为什么最后还要写“梁宝麟不再作为共有权人登记”，说明该协议书就是出于办理产权登记所需，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法理方面来看。法律行为生效要件之一是真实、自由、完整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直接影响意思表示行为内在法律关系的认定及效力的评判，对阴阳合同的效力问题，不是本案讨论的焦点，本案的关键是判断分析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真实的法律关系。1、分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内容，确定表面行为和隐藏行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虽然签订有经过公证的协议书，而之后签订的协议中却明确约定，涉案房产属于上诉人、被上诉人共有房产及被上诉人在与第三方签订的拆迁协议时应对于上诉人拥有的份额明确说明。由此可见，双方签订2007年协议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赠与关系，为表面虚假行为，而因母亲去世后需要对遗产进行处理并为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所需才是隐藏的目的。2、隐藏行为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因母亲去世需要对遗产进行处理，这是正常程序。而房产就要涉及过户登记，如果没有2007年经公证的协议书，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是夫妻，那就要过户到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三人名下，手续相对比较麻烦。2007年签订的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虚假行为，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才是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即不存在上诉人就涉案房产自身份额赠与给被上诉人，也就是上诉人在2007年签订协议时保留了自身的房产份额。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其性质是赠与合同还是共同财产的分割协议。不存在上诉人就涉案房产自身份额赠与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在2007年签订协议书时上诉人保留了自身的房产份额，也就是涉案拆迁房屋的产权上诉人是共有人，本身就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因拆迁衍生的权益当然拥有相应的份额，无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赠与。因此，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是一个分割协议，并非赠与合同。 被上诉人梁昆琦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2007年7月12日双方签订的公证协议书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该房屋已经办理相关产权变更手续，被上诉人一直占有该房屋达十几年，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相关权利，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非常清楚知道产权名字变更后的相关后果，没有上诉人所称的口头约定保留相应份额一说。2、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知晓上述房屋涉及拆迁，被上诉人在2017年1月10日跟政府签订相应房屋拆迁以及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上诉人得知该情况，希望被上诉人把房屋赠与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当时考虑到姐弟关系，过后因为家庭原因，被上诉人没有与家人协商，作为原审第三人王有频根本不知晓相应情况，原审第三人王有频并没有签字确认，该协议是上诉人自行拟定的协议，交由被上诉人签字，并非对之前口头协议的明确，该协议没有征求原审第三人王有频同意，原审第三人是涉案房屋共有权人，在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里面，今后如遇拆迁，实际上当时签订协议的时候已经知道要拆迁，而且知道这套房屋能够补偿到几套房屋，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当时才有这份协议的产生。因为家庭原因，后来没有同意，导致被上诉人反诉要求撤销该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2007年签订公证协议书时根本不知晓该房屋会发生拆迁情况，双方之间没有考虑到房屋拆迁，这一事实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隐藏行为，经过公证的协议书应该具有最高的效力，如果如上诉人所说存在口头情况，为何不另行签订协议，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上诉人所称的口头协议根本不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母亲当时因为生病，瘫痪在床十几年，上诉人远嫁到临海，母亲一直与被上诉人生活至去世，一直由被上诉人照顾，母亲去世后，上诉人同意放弃份额，由被上诉人进行继承，也是对被上诉人的补偿。3、上诉人说到被上诉人没有回答上诉人相应问题就表示默认，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不回答是不想引起没必要的争执，但被上诉人没有进行确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告梁宝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反诉原告梁昆琦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撤销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二、由反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梁宝麟与被告梁昆琦系姐弟关系，俞香云（已亡故）系原、被告之母。第三人王有频系被告梁昆琦之妻。涉案的位于台州市黄岩区的房产原系俞香云、梁宝麟、梁昆琦共有。2005年6月2日，俞香云立下公证遗嘱一份，将其与梁宝麟、梁昆琦共有的坐落于台州市黄岩区寺后居前殿后巷7号的房产[房产证号：黄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黄国用（95）字第8993号]中属于俞香云所有的份额归儿子梁昆琦继承。2007年4月13日，俞香云亡故。2007年7月12日，原告梁宝麟与被告梁昆琦自愿达成协议书一份并进行了公证，约定上述房屋均归被告梁昆琦所有，梁宝麟不再作为共有权人登记。2007年8月7日，涉案房产换发了台房权证黄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梁昆琦，共有人为王有频。原黄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已注销。2016年5月24日，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发布黄政发[2016]19号《关于天长南路区块（A地块）旧城改建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文件，根据该决定，涉案房屋被纳入征收拆迁范围。2017年1月10日，房屋征收部门、实施部门与被征收人被告梁昆琦、第三人王有频签订了一份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均由被告梁昆琦签字）。根据产权调换补偿协议，被告梁昆琦与第三人王有频取得置换中套（80-100平方米）安置房2套、特大套（120-140平方米）安置房1套的相关权利。2017年3月23日，原告梁宝麟（甲方）与被告梁昆琦（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1、位于台州市黄岩区双方共有房产，归乙方居住。按照母亲遗嘱，母亲一份份额归乙方，今后如遇拆迁，甲方要回其对上述房产的一份份额。2、上述祖屋现要拆迁，拆迁所获的补偿安置房中90平米（一套）的安置房归甲方所有，乙方同意直接登记在甲方名下，其余安置房均归乙方所有。3、乙方同第三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或签署相关文书时，应对于甲方拥有的份额明确说明。4、未尽事项，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补充协议。5、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签字之后生效。后原告梁宝麟就协议效力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梁昆琦提起反诉要求撤销该协议。案经调解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位于台州市黄岩区寺后居）的房产原为原告梁宝麟、被告梁昆琦及原、被告之母俞香云所有，俞香云生前立下遗嘱将其份额归被告梁昆琦继承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俞香云亡故后，俞香云对涉案房产的份额由被告梁昆琦继承。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原、被告于2007年7月12日签订的协议中，原告梁宝麟是否将涉案房屋中自身的份额赠与了被告梁昆琦，梁宝麟是否仍然保留涉案房产的份额；二是原、被告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其性质系赠与合同还是双方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协议。有关争议焦点一，原、被告于2007年7月12日签订的经公证的协议书中载明：“……经姐弟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屋均归梁昆琦所有；梁宝麟不再作为共有权人登记”，协议的文字表明原告梁宝麟自愿放弃了其作为房屋共有权人的身份，也即放弃了其涉案房屋的份额，并将其放弃的份额赠与了被告梁昆琦。2007年8月7日，涉案房产换发了台房权证黄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梁昆琦，王有频作为被告梁昆琦的配偶依法登记为共有人。虽然涉案房产的土地使用权未进行相应变更，但依据房地一体主义原则，应认为被告梁昆琦与第三人王有频依法获得了涉案房屋的完整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原告梁宝麟称原、被告签订协议时仅是为了办理房产过户的需要，并无将其份额赠与被告的意思，且口头约定保留份额及相关拆迁权利；但梁宝麟提供的原、被告2017年9月15日的谈话视频中，被告梁昆琦对原告主张的保留份额的事实并未承认，仅凭原告单方陈述就认定办理房产过户时曾约定保留原告份额，依据不足；且原告梁宝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公证协议及房产登记过户行为的法律效力，如无将其份额赠与被告梁昆琦的意思，也可以在母亲亡故后将房产登记为原、被告两人共有；涉案房产至2017年才涉及拆迁，原告称2007年签订协议时即提出保留相关拆迁权利的意思也缺乏说服力。故2007年7月12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应当认为系亲属间的赠与协议，原、被告按该协议于2007年8月7日完成房产过户登记，赠与物的交付已经完成，被告梁昆琦及其配偶即第三人王有频依法取得了涉案房屋的完整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在2017年3月23日原、被告双方再次签订协议时，原告梁宝麟对涉案房屋已没有相应法定权利，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归属于被告梁昆琦及第三人王有频，作为房产所有权衍生出的相关获得拆迁安置的权利，依法也应当归属于被告梁昆琦及第三人王有频。故原、被告于2017年3月23日重新达成的协议，因原告已不具有对涉案房产的共有权，故不具备共有财产分割的性质。协议中虽声明涉案房产系原、被告共同财产，但该声明与房产登记载明的事实不符，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原告取得协议第二条中相关房屋拆迁安置权利的依据。原、被告在该协议中约定将涉案房产拆迁过程中获得的一套安置房归原告梁宝麟所有，其实质并非原告作为房产共有人应有的获得拆迁安置的权利，而是基于被告的同意，也即被告对原告的赠与。原、被告曾经对涉案房产存在共有关系仅系被告梁昆琦对原告作为赠与行为的原因。但被告梁昆琦对原告梁宝麟的赠与行为涉及其与第三人王有频共同财产的处分，该处分行为未经财产共有人同意或追认，侵害了财产第三人王有频的合法权益；且依照合同法相关规定，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外，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即使被告梁昆琦于2017年3月23日与原告梁宝麟签订协议时系出于被告本人真实意愿，被告梁昆琦也有权利并无需理由在赠与的财产权利转移前将该协议予以撤销。现被告梁昆琦反诉主张原、被告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因涉及与第三人王有频的共同财产、未经第三人协商同意，且赠与的财产尚未交付，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告梁宝麟要求确认该协议合法有效的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梁宝麟的诉讼请求；二、撤销原告梁宝麟与被告梁昆琦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合计80元，由原告梁宝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先后签订了二份协议，2007年7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前协议），虽然约定讼争房产归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不再作为该房产共有权人登记，但从双方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以下简称后协议）内容看，双方对讼争房产登记在谁的名下、所有权归谁所有作了约定。后协议首部记载着“2007年母亲去世后甲、乙达成如下协议”，紧接着第一条“上述祖屋系甲、乙双方共有房产，归乙方居住。按母亲遗嘱，母亲一份份额归乙方。今后如遇拆迁，甲方要回其对上述房产的一份份额。”上述内容表明双方当时约定上诉人享有的房产份额由被上诉人居住管业，如遇拆迁，上诉人要回其房产份额，上诉人保留房产份额所有权意思明确，同时也表明对上诉人要回房产份额设置了期限，即遇房屋拆迁时。后协议形成于2017年3月23日，而被上诉人与房屋征收部门于2017年1月10日就签订了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双方签订后协议时知道房屋被拆迁，故后协议第一条有“今后如遇拆迁”表述，这进一步表明双方于签订后协议时对母亲去世时双方约定的内容，现通过签订协议予以固定，故有今后如遇拆迁表述，否则，没有必要有此表述。后协议第一条内容同时也证明双方在2007年时约定上诉人保留其享有的房屋份额所有权，只是以被上诉人名义登记而已，故有“甲方要回其对上述房产的一份份额”内容。后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内容对上诉人要回其房产份额所有权的表述一样，即到房屋遇到拆迁时，故后协议第二条写着“上述祖屋现要拆迁，拆迁所获的补偿安置房中90平方米的安置房归甲方所有，乙方同意直接登记在甲方名下，其余安置房均归乙方所有”，更加印证第一条内容，房屋现要拆迁，上诉人要回其房屋份额所有权期限到来之际，故约定90平方米安置房归上诉人所有。总之，后协议实际上真实还原了双方于2007年其母亲去世时约定内容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上诉人当时并没有放弃房屋所有权，被上诉人只是有使用权，房屋挂名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如前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后面是房产赠与，协议就完全不是这样表述了，且后协议内容也反映不出赠与的意思表示。由于前协议是房产登记备案所用，而2017年协议是之后双方明确之前的意思表示并确定讼争房产如何处理的内部约定，意思表示明确，应当以后协议内容认定双方当事人当时的意思表示。物权的确定，对外以登记为准，对内应当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双方的约定来确定。后协议真实、合法，应当确认有效。被上诉人以后协议为赠与合同，且未经原审第三人同意为由，主张撤销后协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梁宝麟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7）浙1003民初8471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上诉人梁宝麟与被上诉人梁昆琦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 三、驳回被上诉人梁昆琦的反诉诉讼请求。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合计80元，由被上诉人梁昆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上诉人梁昆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陈 杰 审 判 员 何敏军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