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403民初611号 原告:柴文达，男，194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代、郭淑梅，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荆西新建路**。 法定代表人：曾钦台，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刘玉泉，男，195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福建全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第三人：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武夷山市国家旅游度假区湖畔公寓**** 诉讼参与人：柴丽玮，该公司董事。 第三人：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住所地福，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康太路**v> 法定代表人：姜大勇，该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康太路**v> 法定代表人：许多康，该公司总经理。 以上二个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毓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柴文达诉被告福建省三明市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公司）、刘玉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日立案后，根据东南公司的申请，依法追加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王公司）、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鼓浪屿公司）、厦门市天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韵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柴文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代、郭淑梅，被告东南公司和刘玉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树华，第三人鼓浪屿公司和天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毓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大王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柴文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东南公司、刘玉泉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98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05年5月1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作为乙方，大王公司作为甲方及其代表人刘玉泉等人签订《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其中70%的股权以63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所有等。自2002年2月1日至2003年2月21日，柴文达先后以其个人和大王公司名义设立的归柴文达个人使用的账户预付转让款合计853万元给东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玉泉指定的收款人（其中原大王公司财务收取柴文达支付的380万元、东南公司收取柴文达以大王公司名义转账款175万元、鼓浪屿公司收取柴文达以大王公司名义转账款200万元、刘玉泉收取柴文达现金及存款98万元）。2005年5月18日，大王公司工商登记的原股东，即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大王公司所有股份以680万元价款转让给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三人。同日，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分别与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签订了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款合计680万元，东南公司与柴文达约定：甲方（东南公司）同意将所持公司430万元（占注册资本63.2%）的股权转让给乙方（柴文达）。根据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夷山法院）作出的（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东南公司实际占有原大王公司40%的股权，按每股6.8万元计算转让款为272万元，东南公司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收取柴文达的股权转让款430万元，多收158万元。由于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680万元，柴文达实际预付853万元，因此，东南公司多收173万元。综上，东南公司实际多收取柴文达股权转让款331万元，扣除东南公司应当返还柴文达多收取的股权转让款233万元另案起诉外，东南公司、刘玉泉应当返还柴文达多收取的股权转让款98万元。根据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故诉至法院。 东南公司辩称，一、关于债权债务数额。1.东南公司一方（注:仅以数据而论，不考虑款项性质及相对性，包括刘玉泉、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债权数额875.76万元（175.76万元＋680万元＋20万元）。具体为：（1）（2008）武民初字第485号和（2010）南民终字第39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武夷山市隆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向东南公司的借款数额为400.76万元，扣除隆达公司已还款，隆达公司至今尚欠东南公司借款175.76万元。（注：东南公司在485号案中向隆达公司主张返还借款72.76万元，余欠103万元主张在股权转让案中抵销并保留诉权）。(2)股权转让款680万元。(3)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刘玉泉所借的20万元借款(柴文达在股权转让纠纷诉讼案中确认用于抵销)。2.柴文达一方（注:仅以数据而论,不考虑相对性，包括大王公司、隆达公司、柴昭扬、柴丽玮，依柴文达《民事起诉状》）：债权数额853万元（98万元＋755万元)。具体为：(1)柴文达个人支付给刘玉泉个人银行存款账户四笔96万元(①2002年2月1日60万元；②2002年4月10日15万元；③2002年11月1日20万元；④2002年7月4日1万元和⑤2002年4月27日刘玉泉“现金贰万元用于1号路接待费用”《领款收据》，计98万元)；(2)支付款项755万元；其中：①2002年3月18日大王公司收柴文达“股权转让金”《收款收据》：330万元；②2002年9月18日大王公司收柴文达“现金”《收款收据》：50万元；③2002年4月30日鼓浪屿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100万元；④2002年7月19日鼓浪屿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往来款”100万元；⑤2002年9月23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⑥2002年11月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⑦2002年11月1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投资款”15万元；⑧2003年2月21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土地款”100万元。3.东南公司一方与柴文达一方的债权数额为正22.76万元［注：东南公司依485号判决申请（2011）武执行字第320号执行案，已申请武夷山法院向隆达公司执行72.76万元，实际为22.76万元，现因法院认为该执行与隆达公司“互为执行债权债务关系”而被终结］。二、前述债权债务的性质。1.自隆达公司与原大王公司2002年3月26日签署《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后至2005年5月18日大王公司原三家股东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止，结合隆达公司向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大王山庄项目经营在隆达公司账上的《报告》、《承诺书》以及柴文达把大王公司付款认为自己和儿女三人的付款，到柴文达诉讼、撤诉、又诉讼、又撤诉、再诉讼等行为表明，从2002年3月26日起，柴文达是将隆达公司、大王公司、儿子柴昭杨、女儿柴丽玮履行股权受让、出资付款、持股控制、实际经营等诸多行为均混同为股权转让，显然这些行为存在人员、业务、财产等方面交叉和混同。2.2002年3月18日的330万元和2002年9月18日的50万元，均由大王公司开具收取柴文达“股权转让金”、“现金”的《收款收据》，以证据形式来说，大王公司收取柴文达“股权转让金”和“现金”与东南公司就没有关系，只有将大王公司的收款行为与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联系起来，才能作为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收取的是柴文达这一方（包括：隆达公司、柴昭杨、柴丽玮）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本案有关联，应作为本案关联方参加诉讼。3.柴文达举证2002年9月23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2002年11月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2002年11月1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投资款”15万元(合计：75万元)。从前述证据的文字表述来看，“材料款”、“投资款”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款项，且收取的是“大王公司”给付的款项，如不与柴文达、隆达公司、柴昭杨、柴丽玮作关联的话，“大王公司”给付的款项就与柴文达没有关系。柴文达依“大王公司”给付“材料款”、“投资款”来主张东南公司应返还多收的“股权转让款”是没有依据的。4.虽然柴昭杨、柴丽玮提起的股东登记案被武夷山法院在(2015)闽0782民初2037号、2038号案以“合同成立但未生效”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但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早在2008年2月22日即由其主管部门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管委会以《关于同意转让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厦鼓管(2008)9号］，同意了两家国有或国有持股公司国有资产的转让。结合柴文达（包括隆达公司、柴昭杨、柴丽玮）对大王公司的实际控制、经营、收益等所作所为，涉及大王公司100%的股份均由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控制和持有，2005年5月18日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案判例的裁定规则可以确定：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公司存续期间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而大王公司的两家国有或国有持股公司，不仅在转让股权之时立有《股东会决议》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后也有政府对国有资产处置的决定。大王公司价值680万元的100%股权转让应当是有效的，而不是柴文达诉讼中所说的仅为东南公司的40%。三、综上所述，如严格依证据所体现的相对性来认定，柴文达诉东南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只有将隆达公司、柴昭扬、柴丽玮、大王山庄公司的给付结合起来，才有柴文达诉状中所说的付款853万元。经此结算，隆达公司还欠东南公司22.76万元，柴文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四、转让股权份额是可以确定，但其股价在协议当中并未进行约定，股权份额与股权转让价款不予对等的方式来进行确定，应以合同中约定的价款予以支付，股价与股权可以不对等，本案涉及东南公司股权价款即为协议所约定的价款。 大王公司述称，1.对柴文达的起诉没有异议；2.第三人确认柴文达以个人名义开立的账户，该账户中的所有资金都是柴文达个人所有，与答辩人无关，该账户转账给鼓浪屿公司及东南公司的款项都是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述称，1.案件基本情况。2001年1月10日，因大王公司开发资金不足，经向厦门市鼓浪屿区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同意后，吸收东南公司作为股东。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股东会议确定：大王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500万元，并同意接纳东南公司注入资本金200万元。2001年1月11日，制定了《合资成立大王公司企业章程》。2001年3月4日，大王公司向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关于批准鼓浪屿公司变更股东注册资本金的报告》，要求变更并批准东南公司为新股东，股东注册资本由原300万元增加至500万元。2002年3月15日，鼓浪屿公司与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共同召开股东会，调整大王公司的股权分配比例，调整完成后东南公司持股63.2%，鼓浪屿公司持股29.7%，天韵公司持股7.1%，但并未到工商局办理股权转移登记手续。2002年3月26日，大王公司代表钱骅、陈建平与乙方隆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柴文达签订了630万元的武夷山市国家旅游度假区23号组团（约29亩）土地的《协议书》，将该地块的经营开发权一次性予以转让。2002年7月20日，大王公司董事会议纪要指出：同意除郑爱信等预购房屋及黄鲤预约的房屋外，其余未开发部分出让给柴文达，出让股权为630万元，至今尚有余款252万元未付给公司，经协商，柴文达的付款方式为8月20日付150万元，其中50万元作为钱骅购买大王公司的定金，10月30日付清尾款；公司的公章由钱骅保管，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由叶淑红负责，在余款未付清前，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保管人不变。2005年5月18日，应东南公司及刘玉泉的要求，鼓浪屿公司参加大王公司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东南公司所持股权63.2%转让给柴文达，鼓浪屿公司所持股权29.7%转让给柴昭杨，天韵公司所持股权7.1%转让给柴丽玮，并由新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许多康变更为柴文达。鼓浪屿公司与柴昭杨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天韵公司与柴丽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2月22日，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作出《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厦鼓[2008]9号），同意鼓浪屿公司转让大王公司的股权。2008年9月17日，管委会又作出《关于撤销的通知》（厦鼓[2008]44号），称鼓浪屿公司在向管委会上报的文件中隐瞒了地块违规转让等一系列问题，故撤销了前述同意转让的批复。2015年，柴昭杨在武夷山法院起诉，要求鼓浪屿公司配合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手续，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判决《股权转让协议》成立但未生效，并驳回了柴昭杨的诉讼请求。2.鼓浪屿公司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2000年11月10日，鼓浪屿公司与东南公司签订《协议书》，将大王公司整体转让给东南公司，《协议书》约定鼓浪屿公司所持股份折价为432万元，天韵公司股权折价为48万元。2000年12月7日，许多康代表大王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刘玉泉担任大王公司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山庄建设项目有关事宜。2005年3月16日，东南公司与鼓浪屿公司“关于东南公司未付足武夷山大王山庄股权转让金的情况说明及解决计划”的函中提出，由于该开发项目配套不成熟，用地被侵占等问题，按原合同精神，要鼓浪屿公司承担损失，后经协商通往1号公路产生的费用20万元可以在股权转让金480万元中扣减。至今，鼓浪屿公司仍为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在册的大王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54%，天韵公司持股6%，而柴文达则持有大王公司40%的股权，大王公司的营业期限至2015年8月24日。截止至2010年12月19日，大王公司、东南公司、天韵公司累计向鼓浪屿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460万元，其中大王公司分别于2001年3月30日、2002年5月8日、2002年7月23日向鼓浪屿公司转账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大王公司财务叶淑红于2002年12月24日向鼓浪屿公司转账80万元，东南公司分别于2004年1月14日、2007年12月19日、2010年12月19日向鼓浪屿公司转账50万元、20万元、30万元，2006年9月14日，东南公司转账给天韵公司30万元，天韵公司随即将该款转给鼓浪屿公司。3.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与本案纠纷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不应参加诉讼。本案系柴文达与东南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并非合同相对人，与柴文达的诉请没有利害关系。虽然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在东南公司的要求下与柴昭杨、柴丽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且管委会作出《关于同意转让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但该批文已经撤销，且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从未收到柴昭杨、柴丽玮的股权转让款，且亦未将股权转让一事记载于公司章程，而仅仅只是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在此情况下，本案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案件所确立的裁判规则，鼓浪屿公司与柴昭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天韵公司与柴文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得到事实履行，应属合同成立但未生效。2002年3月26日，钱骅、陈建平与柴文达签订了标的额为63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中盖章，由此可以说明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于2000年11月10日与东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并向刘玉泉出具《授权书》之时，就已经事实上将大王公司的经营权移交给了东南公司，东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实际控制了大王公司，2005年则移交给了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经营管理。综上所述，第三人与东南公司之间就股权转让所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在事实上得到了履行，第三人亦已经收到了东南公司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第三人虽为法律上的大王公司控股股东，却早已在客观上向东南公司让渡了股权，本案所涉纠纷与第三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柴文达为证实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 1.《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及授权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柴文达与东南公司于2002年3月26日签订协议，确认东南公司将关于大王公司70%的股权以630万元转让给柴文达所有，但该协议书基于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未发生法律效力，实际上被2005年5月18日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所替代。 2.付款凭证复印件14张（其中收款收据2张、储蓄存款凭条4张、工商银行电汇凭证6张、厦门市企事业机关单位资金往来统一票据1张、领款收据1张）及工商银行开户申请书1份，拟证明自2002年2月1日至2003年2月21日，柴文达先后以其本人名义和大王公司名义设立的归个人使用的账户预付股权转让款853万元给东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玉泉指定的收款人，已超过约定的股权转让款680万元，多余的173万元应依法归还柴文达，柴文达已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但东南公司却未依法将股权变更登记至柴文达名下。 3.《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3份，拟证明大王公司原股东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已分别将全部股权转让给柴昭杨、柴丽玮、柴文达，总价值为680万元，其中柴文达持股63.20%，价值430万元。 4.2005年5月18日大王公司原股东会议决议复印件1份，拟证明大王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柴丽玮、柴昭杨、柴文达，股权总价680万元。 5.（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该判决已经生效，且已申请强制执行，东南公司将其所有的大王公司4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柴文达名下，该股权价值只有272万元，柴文达实际已支付430万元，多余的158万元应依法返还给柴文达。 6.大王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复印件1份，拟证明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已变更为柴文达，现在的股东为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和柴文达。 7.（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书、（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书、（2009）闽民申字第1164号民事判决书、（2010）南民再终第5号民事判决书、（2012）闽民提字第132号民事裁定书、（2013）武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及撤诉申请书、（2016）闽0782民初989号民事裁定书、（2016）闽0782民初2223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2008年9月4日，武夷山法院受理柴文达与东南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柴文达胜诉后，东南公司提起上诉，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平中院）于2009年7月29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南公司不服，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裁定指令南平中院再审，南平中院于2010年11月24日作出判决，维持该院原来作出的终审判决，东南公司仍不服，向福建高院申请再审，福建高院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武夷山法院重审。诉讼中，法院以审限到期及涉案款项中存在部分借款为由让柴文达撤诉然后重新起诉，故柴文达撤回起诉，武夷山法院于2013年11月29日作出民事裁定予以准许。上述案件中，东南公司、刘玉泉确认收到853万元。后柴文达多次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后撤诉，武夷山法院于2016年8月及11月作出两份裁定，本案柴文达一直有向法院及东南公司主张权利。 8.确认书、大王公司董事会纪要复印件各1份，确认书拟证明柴文达提供的《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主体乙方为柴文达，而非隆达公司。会议纪要拟证明原大王公司公章由原大王公司副总经理钱骅负责，财务专用章由叶淑红负责。2002年7月20日双方只移交有关文件材料，没有移交印章。 9.证明复印件4份及通知书复印件2份，拟证明在2005年5月26日前，大王公司土地及公章尚控制在东南公司，东南公司还用大王公司的土地办理抵押贷款，以此反驳东南公司提供的证据5。 10.隆达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在2003年10月13日之前隆达公司注册资本只有200万，不具备收购大王公司股权的资格。 11.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证7张，拟证明柴文达以大王公司名义开设的账户中的资金是柴文达个人存款及转账。 12.《协议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东南公司仅享有大王公司40%的股权。 针对柴文达的举证，东南公司质证如下： 1.对证据1中《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持有异议，对《授权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东南公司持有2002年3月26日《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原件，该协议书的甲方是大王公司，乙方是隆达公司。协议书上不仅有完整的大王公司鲜红印章，也有隆达公司的鲜红印章。而柴文达持有并向法庭提交的这份“协议书”却是柴文达通过遮盖“乙方”处“武夷山市隆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文字和落款处“乙方”文字及隆达公司印章后对该份协议书进行复印，由柴文达签上“柴文达”之名，再由柴文达利用控制大王公司印章的机会加盖了一个大王公司的鲜红印章。由于在复印过程中无法遮盖原已加盖的大王公司的印章，在柴文达提交的“协议书”落款处不仅有一个大王公司复印后的印章,还有后加盖的大王公司印章。特别是在落款的“乙方”处，柴文达的复印，不仅将隆达公司的印章遮盖掉，而且连打字的“乙方”也一同遮盖，该协议书是柴文达伪造的。 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1)2002年3月18日的330万元、2002年9月18日的50万元《收款收据》(合计380万元)体现是大王公司收取柴文达“股权转让金”。就证据体现的相对性而言,与东南公司没有关联，只有将柴文达与隆达公司、大王公司与东南公司等关联起来，才能认定此两笔款系柴文达向东南公司给付的“股权转让款”。(2)柴文达个人“代现金存”给刘玉泉个人三笔：①2002年4月10日15万元；②2002年11月1日20万元；③2002年7月4日1万元(合计36万元)，体现的是柴文达个人与刘玉泉个人之间的款项转存关系，没有明确的“股权转让款”性质，只有将柴文达与隆达公司、刘玉泉与东南公司联系起来，才能考虑上述三笔款项是否是履行2002年3月26日《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权利和义务。(3)柴文达系隆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结合2002年3月26日隆达公司与大王公司签署《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向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大王山庄项目经营在隆达公司账上的《报告》、《承诺书》等行为,柴文达在大王公司开设的银行账户实质上是隆达公司的经营账户,而非柴文达个人。从这份《开户申请书》还可以反证，从2002年3月26日之后，大王公司的全部经营、财产等一切均由隆达公司和柴文达掌控。(4)2002年4月30日鼓浪屿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100万元；2002年7月19日鼓浪屿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往来款”100万元，合计200万元，体现的是鼓浪屿公司收大王公司给付的不知用途的和注明“汇款用途:往来款”的200万元，自然与柴文达个人没有关系,要有也是此期间的隆达公司。只有将柴文达与隆达公司联系起来才能认定款项的性质。(5)2002年4月27日刘玉泉向柴文达“领到：现金贰万元用于1号路接待费用”的《领款收据》,更是与“股权转让款”没有关系。刘玉泉与柴文达之间并没有签署任何形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刘玉泉也没有什么股权可转让的,柴文达以此为依据向刘玉泉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根据。(6)2003年2月21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土地款”100万元；2002年9月23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2002年11月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材料款”30万元；2002年11月18日东南公司收大王公司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投资款”15万元；合计:175万元。从前述证据的文字表述来看，“材料款”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款项；东南公司收取的是“大王公司”给付的款项，如不与柴文达作关联的话，“大王公司”给付的款项就与柴文达没有关系。柴文达依“大王公司”给付“材料款”来主张东南公司应返还多收的“股权转让款”没有依据。· 3.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从2005年5月18日《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原股东会议决议》可以明确,大王公司原三股东已决议进行100%的股权转让,结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东南公司转让63.2%、鼓浪屿公司转让29.7%、天韵公司转让7.1%，原股东对于各自在大王公司的实际持股是确定的。结合柴文达（包括隆达公司、柴昭杨、柴丽玮）对大王公司的实际控制、经营、收益等所作所为，涉及大王公司100%的股份均由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控制和持有，2005年5月18日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已得以实际履行，大王公司价值680万元的100%股权转让应当是有效的。 4.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2016)闽0782民初326号案《民事判决书》虽判东南公司只转让在工商部门登记的40%股份,但《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原股东会议决议》、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均确定东南公司在原大王公司实际持股份额为63.2%，只不过没有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案判例的裁定规则可以确定，司法实践确认的是“股东的合意”，政府部门的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必备要件。大王公司全体股东形成东南公司实际持有63.2%公司股权份额的合意是合法有效的，未在工商部门登记不是认定东南公司实际股权的必备条件。大王公司两家国有或国有持股公司，在转让股权之时立有《股东会决议》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政府也行文同意鼓浪屿公司29.7%、天韵公司7.1%的股权转让。 5.对证据6内资企业登记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东南公司实际持股是63.2%，鼓浪屿公司是29.7%，天韵公司是7.1%。 6.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 7.对证据8的确认书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大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的，且该确认书于2004年8月20日出具，此时柴文达已接受大王公司公章，柴文达随时可出具该内容。对证据8的董事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持有异议，大王公司的公章已于2002年7月21日移交给了柴文达。 8.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证明对象持有异议。《证明》无法证实大王公司的公章由东南公司控制。 9.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证明对象持有异议。隆达公司注册资本虽只有200万元，但以小的投资收取大的股权，在实践中大量存在，股权转让是否有效，不是以注册资本衡量的。 10.证据11没有提交证据原件，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 11.证据12没有提交证据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未对柴文达提交的证据1-10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1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12中的《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该份协议书已被东南公司提交的《协议书》替代。 东南公司为证实其答辩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2008）武民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书、（2010）南民终字第390号民事判决书、（2010）闽民申字第1015号民事裁定书、（2010）闽民申字第1744号民事裁定书、（2012）闽民申字第69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武夷山法院的一审判决确认隆达公司向东南公司借款数额为450.76万元，南平中院二审改判为400.76万元（扣除①2003年3月10日50万元）；之后，福建高院驳回东南公司的第一次再审申请，隆达公司在提出第一次申请后撤回再审申请，第二次再审申请被福建高院驳回。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隆达公司向东南公司借款400.76万元，扣除隆达公司已还款，隆达公司至今尚欠东南公司借款175.76万元。东南公司在（2008）武民初字第485号案中仅向隆达公司主张返还借款72.76万元，余欠103万元主张在股权转让案中予以抵销。 2.民事诉状、(2011)武民初字第626号案受理案件通知书、(2011)武民初字第626号案开庭传票、(2011)武民初字第626号案中止审理民事裁定书、(2011)武民初字第626号案撤诉申请、(2011)武民初字第626-1号准许撤诉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因武夷山法院、南平中院在先期判决的股权转让案中认为东南公司主张隆达公司余欠的103万元债权尚未成就，在股权转让案判决中未予以抵销，东南公司于2011年6月21日提起(2011)武民初字第626号民事诉讼，因武夷山法院也认为该案应以柴文达提出再审申请的1744号案（股权转让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裁定中止审理。股权转让纠纷案被福建高院提审后裁定撤销再审、二审、一审判决，发回武夷山法院重审后，东南公司在柴文达撤回股权转让纠纷案的前提下，也撤回了已起诉的626号民事诉讼案。 3.（2011）武执行字第320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武夷山法院在执行人东南公司与被执行人隆达公司的（2008）武民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执行案中也认为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互为被执行人，存在债权债务抵销，故裁定终结该案执行。 4.2002年3月26日《借条》；柴文达（2016）闽0782民初989号民事起诉状；柴文达（2016）闽0782民初990号民事起诉状；拟证明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刘玉泉所借的20万元借款，柴文达确认用于股权转让纠纷案抵销。 5.《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2004年4月29日隆达公司给市工商局的《报告》；2005年3月25日隆达公司《承诺函》；《中国工商银行开户申请书》，隆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大王山庄有关文件材料移交情况》；(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起诉状；(2016)闽0782民初326号证据目录；拟证明隆达公司由柴文达与女儿柴丽玮、儿子柴昭杨出资成立于2000年10月18日。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以隆达公司名义与大王公司签订《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并由柴文达和隆达公司申请在工商银行以大王公司名义开设一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柴文达和隆达公司接手大王公司后的经营，隆达公司为此向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大王山庄项目经营在隆达公司账上的报告，并承诺自2002年3月26日起大王公司债权债务等均由柴文达及隆达公司承担。隆达公司、大王公司两家公司均由柴文达及柴昭杨、柴丽玮三人出资、持股实际控制经营多年，存在人员、业务、财产等方面交叉或混同的情形。 6.(2006)武民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书；隆达公司与杜章旺、魏玉英《土地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二）、（三）、《承诺书》、《收条》；隆达公司与郑顺水《大王山庄1、2、5、7号地块合作开发协议》、《大王山庄3、4号地块合作开发协议》、《收条》；隆达公司与赵艺瑞《协议书》、《收条》，拟证明隆达公司在2002年3月26日与大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控制并取得大王山庄建设项目的开发经营权，不仅出售已建别墅，还利用大王公司已获取的规划许可、土地使用为条件，将土地分割有偿出让，收取相应的土地转让费，或由其指定建筑施工企业施工，或由受让人自建后分取利润，存在人员、财产、经营等混同现象。 7.(2015)闽0782民初2037号民事判决书、(2015)闽0782民初2038号民事判决书、(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虽然柴昭杨、柴丽玮提起的股东登记案被武夷山法院以“合同成立但未生效”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但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早在2008年2月22日即由其主管部门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管委会以《关于同意转让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同意了两家国有或国有持股公司国有资产的转让。结合柴文达（包括隆达公司、柴昭杨、柴丽玮）在大王公司的所作所为，涉及大王公司的100%股份均由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控制和持有。 8.《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武夷山大王山庄建设项目大事记》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所持有大王公司的股权比例情况。 针对东南公司的举证，柴文达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本案主体是柴文达和东南公司，而该组证据是东南公司与案外人隆达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该纠纷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对象不能成立。 2.对证据2的民事诉状、撤诉申请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民事诉状、撤诉申请系东南公司单方制作，东南公司在(2011)武民初字第626号一案诉状中所述的情况，亦未被法院判决认定，其真实性、合法性未经生效判决认定，不能成立，东南公司撤回其对案外人隆达公司的起诉，与柴文达撤回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起诉无关。其它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是东南公司与案外人隆达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该纠纷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证明对象不能成立。 3.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裁定书仅能证明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互为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被终结执行程序，并不能证明存在债权债务抵销，且该证据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没有关联性。 4.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2016）闽0782民初989号、990号案，柴文达已撤回了起诉，不存在互相抵债问题，该笔借贷纠纷应经诉讼，法院判决胜诉后才能抵债。 5.对证据5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甲方主体不合法，不是大王公司的股东，无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次，甲方大王公司也没有实际履行该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义务；再次，该协议签订后，由于隆达公司注册资本只有200万元，不具备收购大王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的能力，因此，东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玉泉与柴文达同意变更，即将原乙方隆达公司受让方的主体变更为柴文达个人，并由甲方大王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上加盖其公章予以确认，因此，柴文达个人才是大王公司股权受让方；最后，该协议不合法，合法的是2005年5月18日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该协议与柴文达、东南公司无关，证明对象不能成立。（2）《关于隆达公司给市工商局报告》，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报告是隆达公司给市工商局年检报备材料，不能证明隆达公司是大王公司的股东，证明对象不能成立。（3）对《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说明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之后的债权债务以及税款由柴文达与隆达公司承担法律责任。（4）关于中国工商银行开户申请书，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该账户是柴文达个人申请设立账户作为经营使用。（5）关于隆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报告系东南公司自己在网络上打印的，不是从工商局调取的隆达公司登记信息，与工商局出具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不一致。（6）关于大王山庄有关文件材料移交情况：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只能说明东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玉泉有移交大王公司有关文件给柴文达，当时东南公司没有移交大王公司的公章；而且柴文达在移交清单上签字后，东南公司不仅没有移交大王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且未经柴文达同意，擅自利用其保管大王公司公章的便利，用大王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作为其两次贷款合计800万元的抵押物。可见，但是东南公司只移交部分大王公司文件，实际上仍保管公章、扣留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拒不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移交义务。对民事起诉状及证据目录的三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不能成立。综上，东南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没有关联性，其证明对象不能成立，即不能证明东南公司主张的隆达公司、大王公司存在人员、业务、财产等方面交叉或混同情形。 6.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是大王公司与案外人钱骅、杜章旺、魏玉英、郑顺水、赵艺瑞之间的纠纷，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联性。 7.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2015)闽0782民初2037号民事判决书、(2015)闽0782民初2038号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股权转让未经人民政府批准，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因此，其60%股权尚未依法变更登记。该二份判决书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东南公司陈述的《关于同意转让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已被撤销。 8.对证据8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该《协议书》与柴文达提交的《协议书》内容不一致，东南公司提交的该《协议书》是伪造的。 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未对东南公司提交的证据1-7发表质证意见，认可东南公司提交的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为证实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转让武夷山大王山庄款项明细及相关凭证，拟证明鼓浪屿公司收到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情况。 柴文达质证认为，认可鼓浪屿公司于2002年5月13日、2002年7月22日各收到柴文达转账的100万元，其余凭证没有原件，不予质证。 东南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 针对柴文达、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的举证和质证，本院作如下认定：东南公司对柴文达提供的证据2、3、4、5、6、7、9及证据8中的董事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柴文达提供的证据1《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乙方是柴文达，东南公司提供的证据5《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乙方是隆达公司，这两份协议书均有“同意将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位于武夷山国家度假区23号组团土地经营开发权”（约29亩）占7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武夷山市隆达房地产有限公司”等内容，说明该协议最初签订方是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结合柴文达有关证据1是由隆达公司与大王公司签订的同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而成的陈述，柴文达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复印件事后取得当时参与者刘玉泉等相关人员的同意，不排除柴文达以其他方式取得大王公司印章从而在协议书复印件盖章的可能性，故对柴文达提供的证据1不予采信。柴文达提供的证据8中的《确认书》没有提供原件核对，东南公司对此又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柴文达提供的证据10体现的是隆达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柴文达提供的证据11没有原件可供核对，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对此又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柴文达提供的证据12没有原件可供核对，且与东南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内容不一致，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东南公司提供的证据1、2、3体现的是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之间的企业借贷纠纷，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柴文达对东南公司提供的证据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仅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持有异议，不影响证据的使用，本院予以采信。东南公司提供的证据5的《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有原件可供核对，柴文达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无其他证据可以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予采信。东南公司提供的证据5的隆达公司给市工商局的《报告》、《承诺函》、隆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东南公司提供的证据5的工商银行开户申请表、大王公司有关文件材料移交情况、（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柴文达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仅对证明对象提出不同意见，不影响证据的效力，本院予以采纳。东南公司提供的证据6体现的是隆达公司与钱骅、杜章旺、魏玉英、郑顺水、赵艺瑞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东南公司提供的证据7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东南公司提供的证据8，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虽认可其真实性，但因该证据与柴文达提供的《协议书》内容不一致，其真实性合法性难以确定，本院不予采信。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提供的《转让武夷山大王山庄款项明细》及凭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且该证据体现的是鼓浪屿公司与东南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本案无关，不宜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法庭笔录，本院认为可以认定如下法律事实： 1.大王公司系2000年8月25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从2000年8月25日至2015年8月24日，原股东为本案中的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原名福建省南平东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现名为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分别为54%、6%、40%。自2000年12月7日起，刘玉泉担任大王公司总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公司建设项目有关事宜。 2.2002年2月间，柴文达与东南公司就大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柴文达为此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2002年3月26日，大王公司作为甲方、隆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武夷山市大王山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1.根据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1号决议：同意将大王公司的位于武夷山国家度假区23号组团土地经营开发权（约29亩）占7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隆达公司（见甲方原规划图和甲方转让的红线图为准，土地使用证号：武国用[2001]字第147号）。2.大王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资质等级证书、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等齐全有效。大王公司本项目原计划总投资为3276万元，其中注册资金为500万元，现已投入960万元。3.甲方同意将其中70%土地的股权以630万元转让给乙方所有，630万元金额中含土地使用权、施工用电、水开通100接口，本地块通向1号路的有关批文。签完协议同时乙方付给甲方押金50万元，乙方付款分二期付清，第一期于甲方手续办好10日内付280万元（包括押金330万元，占36%股权），甲方收到款后10天内向工商局办理乙方股权登记手续组成新股东。第二期款300万元于甲方手续办好后三个月内交清（占34%股权，合计占70%股权），并办好公司法人变更手续。4.甲方收到乙方第一期330万元转让金后，及时办理移交有关文件和经营权手续。5.乙方在签订协议后2天内提供有关证件给甲方办理工商执照股权登记手续，并提供新股东所应有的材料。6.转让生效后，乙方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新股东的债权债务及纠纷由新股东承担，以前的债权债务纠纷由原股东承担。7.违约责任：甲方手续办好，乙方须履行本协议，否则押金归甲方所有，甲方手续办好，甲方不履行协议，甲方必须双倍赔偿乙方押金。8.甲方应提供如下手续：大王公司股东会议[2002]01号文件、武夷山市政府该地块2002年新批准的商业用地批文及本地块通向1号路手续。大王公司在甲方处盖章，刘玉泉、钱骅、陈建平在甲方代表处签字，隆达公司在乙方处盖章，柴文达在乙方代表处签字。 3.2002年4月3日，柴文达向中国工商银行武夷山支行申请开立了供个人使用的大王公司基本账户，账号为14×××399。 4.《协议书》签订前后，柴文达共计支付款项853万元，分别为：柴文达个人支付给大王公司380万元，其中2002年3月18日付330万元、9月18日付50万元；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14×××399账户付给鼓浪屿公司200万元，其中2002年4月30日付100万元、7月19日付100万元；通过其个人开立的大王公14×××399账户付给东南公司175万元，其中2002年9月23日付3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材料款）、11月8日付3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材料款）、11月18日付15万元（汇款用途注明投资款）、2003年2月21日付10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土地款）；现金存款给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建设银行账户96万元及刘玉泉领用现金2万元，其中2002年2月1日存60万元、4月10日存15万元、7月4日存1万元、11月1日存20万元，2002年4月27日刘玉泉领取柴文达支付的现金2万元，并注明款项内容：“用于1号路接待费用”。 5.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个人出具借条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借款20万元。 6.为完善股权转让事宜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005年5月18日，大王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原股东会议决议》。大王公司原三家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一致同意将所持有的大王公司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柴文达、柴昭杨、柴丽玮持有，组成新股东，并由新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当日，柴文达与东南公司、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柴丽玮与天韵公司分别补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南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大王公司股权（占注册资本63.2%）以430万元转给让柴文达，鼓浪屿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大王公司的股权（占注册资本29.7%）以202万元转让给柴昭杨，天韵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大王公司的股权（占注册资本7.1%）以48万元转让给柴丽玮，并分别约定转让生效前出让方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转让生效后以及受让方本人经手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7.2005年5月24日，大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许多康变更为柴文达，2008年6月18日，法定代表人又变更为柴昭杨，并选取柴文达为董事长、柴昭杨为董事兼执行董事、柴丽玮为董事。2016年11月7日，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变更为柴文达。 8.诉讼中，柴文达向本院递交柴昭杨（2018年3月24日去世）、柴丽玮出具的书面声明，表示大王公司股权转让款均系由其父亲柴文达个人支付，股权转让合同中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柴文达享有。 9.2008年9月4日，柴文达将东南公司诉至武夷山法院，要求东南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73万元并自2005年5月1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在该案诉讼中，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通过东南公司向武夷山法院提交书面声明，表示在与柴昭杨、柴丽玮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结算事宜，授权东南公司与柴昭杨、柴丽玮进行结算。武夷山法院于2009年1月8日作出（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认为隆达公司与东南公司的借款和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对应主体不同，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不同，且东南公司已另行起诉，隆达公司的债务可另案解决，对东南公司主张债权债务混同和抵销不予支持，但2002年3月26日柴文达向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泉的20万元借款发生在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间，且刘玉泉的行为可以视为代表东南公司的行为，该借款发生在柴文达与东南公司之间，与本案原、被告主体相同，且标的相同，故该笔借款依法可以抵销。据此，判决东南公司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153万元，并自2005年5月19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东南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平中院，南平中院于2009年7月29日作出（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8月22日，东南公司向福建高院申请再审，福建高院审查认为，从柴文达提供的支付凭证上看，凭证上记载的支付时间是从2002年2月1日至2003年2月21日先后13次支付款项，但股权转让合同订立的时间是2005年5月18日，是先付款后订立合同还是其他原因，原判决未作说明。从支付凭证记载的付款人看，有时是柴文达，有时是大王公司，并非都是柴文达本人。从支付凭证记载的收款人看，并非都是以出让人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或天韵公司为收款人，有时是东南公司，有时是刘玉泉个人。从支付凭证记载的支付项目来看，凭证中记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仅有一份，其他是各种项目，如施工用电用水费用。所以，原判决认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书证记载的内容作为依据。从案件事实看，双方当事人并非仅建立了股权转让关系，而是建立了多种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既有股权转让关系，又有土地转让关系；既有东南公司与柴文达的股权转让关系，又有柴文达与刘玉泉个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既有大王公司与隆达公司的股权转让关系，又有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因此，原判决简单地将上述款项都认定为股权转让款缺乏证据，故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2009）闽民申字第11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指定南平中院再审。南平中院再审后，于2010年11月24日作出（2010）南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本院的（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东南公司不服，再次向福建高院申请再审，福建高院认为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2012）闽民提字第1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南平中院（2010）南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及武夷山法院（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发回武夷山法院再审。2013年11月27日，柴文达以需要进一步收集相关证据材料为由，向武夷山法院申请撤回原审起诉，武夷山法院于2013年11月29日作出（2013）武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柴文达撤回原审起诉。2016年11月7日，大王公司原股东东南公司变更为柴文达。 10.2015年11月16日，柴昭杨以鼓浪屿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天韵公司、东南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鼓浪屿公司到工商局协助柴昭杨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法院经审理认为鼓浪屿公司系国有企业，根据工商登记其持有大王公司54%股权，柴昭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鼓浪屿公司转让其所持大王公司股权的行为已经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批准，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故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民初字第20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柴昭杨的诉讼请求。2015年11月16日，柴丽玮以天韵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东南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天韵公司到工商局协助柴丽玮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法院经审理认为天韵公司系国有企业持股企业，根据工商登记其持有大王公司6%股权，柴丽玮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天韵公司转让其所持大王公司股权的行为已经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批准，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故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民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柴丽玮的诉讼请求。2016年1月6日，柴文达以东南公司为被告、以大王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为第三人，向武夷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南公司到武夷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协助柴文达办理大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武夷山法院审理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东南公司在大王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并不一致，股东持有股权和股权变动的情况必须以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记为准，故对东南公司的持股比例应以工商部门登记的持股比例40%为准，据此，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6）闽078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东南公司协助柴文达将其持有的大王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柴文达名下。上述三份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具体数额问题。 本院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纠纷业经武夷山法院一审、南平中院二审、再审，除东南公司对大王公司通过14×××39账户转给东南公司的75万元以及从柴文达个人账户转给刘玉泉的96万元和刘玉泉领款2万元是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有异议外，柴文达、东南公司对（2008）武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书、（2009）南民终字第2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可以认定东南公司于2002年3月18日收到的330万元、于2012年9月18日收到的50万元、于2003年2月21日收到的土地款100万元属于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鼓浪屿公司于2002年4月30日收到的100万元、于2002年7月19日收到的100万元，亦属于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以上共计680元。大王公司通过14×××39账户转给东南公司的75万元是否属于股权转让款问题，柴文达已另外起诉，与本案无关，本案不宜处理。关于柴文达转给刘玉泉的96万元及刘玉泉个人领款2万元是否属于股权转让款问题，本院作如下认定： 柴文达认为，其于2002年2月1日付款的60万元、4月10日付款的15万元、7月4日付款的1万元、11月1日付款的20万元，都是按照刘玉泉的要求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均以现金形式存款至刘玉泉建设银行账户，此外，还按照刘玉泉的要求，于2002年4月27日支付1号路接待费用2万元，共计98万元。期间，除其于2002年3月26日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外，双方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该款98万元是股权转让款。 东南公司认为，该98万元是柴文达个人支付给刘玉泉的，与东南公司无关，不是股权转让款。 本院认为，《大王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约定“630万元金额中包含土地使用权、施工用电、水开通100接口，本地块通向1号路的有关批文”，刘玉泉于2002年4月27日向柴文达领取的2万元，款项内容明确注明“现金贰万元用于1号路接待费用”，说明该2万元属于柴文达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另96万元由柴文达本人存款给刘玉泉，虽未注明款项性质，但由于刘玉泉为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于2000年12月7日起担任大王公司总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山庄建设项目有关事宜，其收取该96万元的行为代表东南公司的行为，且双方在2002年11月1日前，除柴文达向刘玉泉借款20万元外，并无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有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款。因此，柴文达转给刘玉泉的96万元及刘玉泉领取柴文达的1号路接待费用2万元是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予确认。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且大王公司原其余两家股东在履行相关手续后也同意东南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柴文达，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柴昭杨与鼓浪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柴丽玮与天韵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大王公司原三家股东东南公司、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亦召开股东会对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表决，原三家股东对其及他人转让名下所有股权不持异议，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依据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大王公司股权转让款为680万元，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出让方已收取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680万元，刘玉泉又额外收取柴文达支付的98万元。因刘玉泉为东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于2000年12月7日起担任大王公司总经理，全权操作大王山庄建设项目有关事宜，包括股权转让事宜，刘玉泉收取柴文达支付的98万元的行为属于代表东南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的职务行为，因该98万元是超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款项，刘玉泉代表东南公司收取该98万元没有依据，应当返还给受让方。因股权转让款是柴文达个人支付，柴昭杨、柴丽玮也书面声明将本案的权利转给柴文达享有；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有关“转让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的约定，东南公司应将多收取的股权转让款98万元返还给柴文达。东南公司多收取股权转让款应当在2005年5月18日返还，但至今未予返还，已给柴文达造成利息损失，故柴文达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刘玉泉收取股权转让款代表的是东南公司，是履行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东南公司承担，柴文达要求刘玉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柴文达在本案中仅要求处理刘玉泉代表东南公司多收取的股权转让款98万元，其余款项要求另案解决的主张，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隆达公司与东南公司的借款纠纷和柴文达与东南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对应主体不同，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不同，且东南公司与隆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另案解决，东南公司主张债权债务混同和抵销，本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东南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且柴文达没有主张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承担本案还款责任，故鼓浪屿公司、天韵公司不承担本案还款责任。大王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和举证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柴文达股权转让款98万元，并自2005年5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柴文达要求刘玉泉与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福建省三明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巫朝辉 审 判 员  张明健 人民陪审员  王源河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黄 璐 书 记 员王恩典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