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4民终43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金清，男，197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斐，国浩律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宏庆，男，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东，女，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粉，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金清因与被上诉人陈宏庆、原审被告刘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汝州市人民法院（2018）豫0482民初8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1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陈宏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邢龙，上诉人田金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斐，原审被告刘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金清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宏庆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宏庆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主管权。陈宏庆以《借款协议》是“陈宏庆委托田金清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权的合同”为前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其与职工(“原审被告”）系股份买卖合同关系，职工之股份权益归其所有等。因《借款协议》约定与《借款协议》有关的争议应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裁决，故人民法院对《借款协议》法律性质之争议并不享有主管权。一审法院坚持对本案的主管权，系严重的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合同具有相对性。陈宏庆与职工签署的《确认函》约定的管辖条款仅对陈宏庆与职工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能约束合同之外的第三方。一审法院依据陈宏庆与职工签订的《确认函》的管辖条款对田金清行使管辖权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本案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本案也应根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由田金清或职工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三）一审法院错误适用电子送达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电子送达的前提条件是田金清或职工“同意电子送达”，并“提供电子送达地址”。一审法院在不具备电子送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使用电子送达违法。(四）一审法院错误地否认职工代理人的资格，不仅严重侵犯了职工参与诉讼的权利，而且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二、一审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归纳陈宏庆的一审诉求，其主张的基本事实有两点：（1)陈宏庆与田金清之间系委托关系；（2)田金清受托买股，陈宏庆透过田金清收购职工股份。对上述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在认定上存在缺乏依据、混淆事实等严重错误。(一）一审法院没有任何依据即错误地认定田金清与陈宏庆之间构成委托关系。陈宏庆主张其与田金清存在委托关系的核心证据是《借款协议》，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却没有任何关于《借款协议》的表述，一审判决也没有对《借款协议》的性质做出任何分析定性。需要指出的是，金廷智《确认函》并不能作为认定田金清与陈宏庆存在委托关系的依据。金廷智《确认函》签署于2017年9月14日，即《借款协议》期满且提存借款资金之后，金廷智是该《确认函》中所涉股份的所有人和卖方，该《确认函》仅涉及金廷智向陈宏庆出售其本人原始持有的5,091股股份，与金廷智及其他代表收购职工股份无关。金廷智从未认可11人是作为陈宏庆的代理人收购职工股份，该《确认函》所“确认”的王金祥等人与卖方金廷智之间的股份买卖协议也根本不存在。(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田金清受托买股、陈宏庆透过田金清收购职工股份，判决理由自相矛盾，互相冲突。一审法院在认定陈宏庆购买员工股份的方式上存在重大冲突。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陈宏庆与职工构成间接股份买卖合同关系，另一方面又认定陈宏庆与签署《确认函》的职工构成直接股份买卖合同关系。针对同一标的股份，一审法院认定既是间接股份买卖合同关系，又构成直接股份买卖合同关系，自相矛盾，互相冲突。事实上，所谓的间接股份买卖合同关系和直接股份买卖合同关系都是不存在的。三、一审法院刻意回避、无视重要事实，致使判决严重错误。(一）一审法院刻意回避《借款协议》、回避贸仲案件。陈宏庆主张《借款协议》是其委托田金清收购职工股份的委托合同，其所有诉求都是基于“《借款协议》是委托合同”这一观点而展开的。但是，一审判决只字未提《借款协议》和贸仲案件，很明显，原因在于：1、《借款协议》第十四条约定有仲裁条款，一审法院为了强行审理本案不得不选择回避《借款协议》。2、《借款协议》及其担保合同、有关担保合同的仲裁案清楚地证明《借款协议》是借款合同而不是委托合同。(二）一审法院回避《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的签订与否、主体是谁、内容如何，应属法院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但是，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中只字未提《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事实情况是：田金清与职工签署、履行《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系田金清自行买股行为，而非受陈宏庆委托进行的收股行为。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回避《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的同时，却判决“张广文在《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项下股份全部实质权益归属陈宏庆所有”不当。(三）一审法院回避《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已解除、职工已将股份另行出售的事实，强行判决股份归陈宏庆所有，判决不具可执行性。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是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职工通过设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计划持有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股份，故职工转让股份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处理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股份转让事宜，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驳回陈宏庆的诉讼请求。陈宏庆答辩称：一、田金清上诉关于“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没有主管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依据，一审法院的受理及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一）本案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中止诉讼的情形，田金清关于本案法律关系处理应以贸仲案件处理认定为前提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中止情形是本案诉讼只有在另一案的审理作为本案审理的前提时（即存在先决关系时），本案诉讼才须中止。所谓先决关系，即另案案件在法律关系上的认定对本案具有先决关系，而就事实认定而言，一般不存在先决关系，按照司法原理和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原则，法院对具体的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具有独立的权利，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对部分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应对法院产生法律上的约束。贸仲案件仅涉及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的“借款协议”性质认定这一部分事实，不应对法院产生法律上的约束，本案的审理不受贸仲案件影响。(二）本案与贸仲案件存在明显区别(1)贸仲案件与本案的当事人不同。贸仲案件的当事人为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不涉及职工股东。而本案中，职工股东为第一被告，处理的是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的关系。(2)法律关系不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已经建立并履行的股份买卖关系，与贸仲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明显不同。(3)案由及争议焦点不同。贸仲案件的案由定为“借款协议（合同）争议仲裁案”，系因为争议双方的争议焦点仅为《借款协议》的性质等，不涉及股份转让事项。(4)诉讼（仲裁）请求不同。贸仲案件中，陈宏庆主要仲裁请求为“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5年8月1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为申请人委托被中请人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权的合同”，与陈宏庆在本诉讼案件中的请求不同。从陈宏庆的角度出发，在陈宏庆支付巨额购股款项，1014名职工收到陈宏庆100%转让价款、1077名职工收到陈宏庆70%转让价款的情况下，职工股东、代表无视协议约定，严重侵害陈宏庆的合法权益。陈宏庆在本案中的核心诉讼请求，贸仲案件并未提及。陈宏庆有权通过诉讼途径判令责任方承担相应责任。(三）田金清提出此主张具有非正当目的。田金清曾于2017年底、2018年初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针对陈宏庆的无效诉讼，该系列诉讼被认定为“无理取闹、压迫性、滥用法律程序”。需强调说明的是，田金清在提起济南无效诉讼时，同样明知贸仲案件的存在,面对相同的事实和情形，田金清自身在济南发起诉讼时没有提主管权事宜，而陈宏庆依法起诉后，购股代表又提出所谓主管权问题。二、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本案审理过程中，在一审法院依法享有确凿管辖权的情况下，田金清提出管辖权异议，主要目的是拖延时间，为陈宏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制造障碍。一、二审法院己经依法对于本案管辖权问题分别作出驳回其异议的裁定。三、原审送达方式和送达时限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及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本案属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亦可以使用简便传唤的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精神，最高法鼓励各级法院积极运用电子方式送达。一审法院通过电话、电子送达及邮寄送达方式向田金清送达开通传票的做法并无不妥。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7]19号）的相关规定。四、一审法院因职工股东授权手续等文件存在造假、提出虚假诉讼文件，对其进行有效制止，合法合理。一审法院在核查职工股东授权代理手续时，发现职工股东代理人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周云粉律师、於永帅律师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上的职工股东签字，与职工股东在本案其他证据文件中的签名明显不符。陈宏庆有充足理由相信授权委托书、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上的职工股东签字系伪造、虚假的签字，职工股东代理人在多起案件中提供虚假伪造材料，有组织地教唆职工股东妨碍司法程序，严重破坏了司法权威，干扰了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责令相关人员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五、原审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一审法院己针对多起与本案相同事实的案件做出判决。具体到本案而言，不存在人数众多情形，更与“涉及两个省份”无关。买卖双方签署的《确认函》、《收据》载明的内容非常清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陈宏庆款项支付情况清楚明确，签约过程有全程录像，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实体处理方面，陈宏庆己取得涉案标的股份的实质性权益。一、田金清的上诉理由刻意回避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基本事实和直接证据，不能成立。(一）职工股东系标的股份原权利人。职工股东作为标的股份卖方，陈宏庆作为买方己签署《确认函》，明确确认双方之间的股份买卖关系。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的买卖关系。职工股东积极且自愿签订《确认函》，对于购股人（陈宏庆）、购股方式、购股金额均非常清楚，不存在误解、更不存在胁迫。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职工股东与陈宏庆签署的《确认函》，结合职工股东出具的收据等文件，应认定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的股份买卖合同及股份买卖法律关系合法有效。(二）本案职工股东所收到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为陈宏庆所支付。本案作为股份买卖而起的纠纷，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具体资金支付系认定股份买卖关系、认定权益归属的关键依据。本案中，本案职工股东所收到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为陈宏庆所支付，陈宏庆依法享有标的股份合法权益。1.陈宏庆2015年向职工股东支付70%股份转让价款(1)2015年根据以上陈述的购股背景和购股流程，通过陈宏庆实际掌握控制的11名购股代表银行卡，统一调配、管理、使用购股资金，向职工股东支付标的股份70%之转让价款。(2)11名购股代表从未知悉其银行卡的资金金额，更不可能控制、使用购股资金，更未向任何职工股东支付任何购股款项。(3)购股代表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其向职工股东支付购股款项的任何证明或凭证，关于购股资金调配的关键证据均是陈宏庆提供，购股代表及维权委员会不掌握购股资金调配的相关证据。(4)职工股东2017年3月签署的《确认函》中对此事实予以明确确认，确认函原文为：“双方现签署此函件不可撤回地确认及/或追认下述事宜。)有关股份买卖协议内所提及卖方所售股份数量为_股（注：填写每位职工股东所持有股份数），收取之70%有关售价，乃由买方透过买方代理人向其支付。（2)有关股份买卖协议内提及买方权益实为给与陈宏庆先生（即此确认函中提及之买方)享有。”2.陈宏庆2017年3月向职工股东支付剩余30%股份转让价款职工股东签署《收据》，对于上述陈宏庆分两次支付100%股份转让价款的事实予以确认。《收据》原文为：“本人，__，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_)，早前依据相关股份买卖协议及相关确认函，已从陈宏庆先生中国居民身份证号3)(“陈先生”）之相关代理人收取人民币_元（即70%之相关售价），现正式确认己收取其余30%之相关售价，即人民币_元（人民币大写__，故本人现不可撤销地确认：（1)本人在之所有相关股权权益及股份现全属陈先生，本人无权过问；及（2)本人将按有关协议，继续协助陈先生追讨相关股权权益及股份，并转至陈先生指定方。）”3.田金清主张职工股东系受收到30%尾款的诱惑而签订确认符合事实、缺乏法律依据，系明显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置事实与法律规定而不顾的情形。(三）原审判决根本不存在田金清所谓的“间接购股关系”和“直接购股关系”矛盾之处。原审判决认定陈宏庆与11名购股代表之前系委托关系；陈宏庆于2015年8月开始，透过11名购股代表进行购股。正是因为宓敬田等管理层股东、“维权委员会”部分成员和部分购股代表背信弃义，违反此前安排，并将已经质押给陈宏庆的股份出售给亚洲水泥，后陈宏庆强烈质疑反对此行为，导致维权委员会宓敬田等人与陈宏庆为敌，不配合陈宏庆的购股行为。在此情况下，陈宏庆直接于2017年3月与职工股东明确双方之间的股份买卖关系，完成股份转让价款支付。陈宏庆购股事实一脉相承，《确认函》及收据确认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前的委托关系，与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形成股份买卖关系相印证、相加强，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四）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系委托关系，购股代表受陈宏庆委托购买涉案股份。第一，基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陈宏庆具有明确的购股意愿，而购股代表自认其不具有购股意向。第二，购股资金由陈宏庆提供，井由陈宏庆进行统一调配、管理，陈宏庆组织包括11名购股代表实施购股行为。第三，10名购股代表都己出售自身持有的股份。购股代表出售其自身股份的方式与普通职工股东方式一样。并且购股代表出售自身股份时的收款账户，与陈宏庆用来向职工股东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账户非同一账户，做了刻意区分。第四，《借款合同》关于还款方式、还款标的特殊约定，对11名购股代表所购股份进行特殊限制，超出借款合同的范围，不符合借款合同的法律特征。其实质是陈宏庆对受托人11名购股代表所托事项的限制，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第五，购股代表刘德权、金廷智本人签署的确认函1，确认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系委托关系。结合如上所述，应认定陈宏庆与11名购股代表之间系委托购股法律关系。同时，汝州市人民法院(2017)豫0482民初7920号等三份生效判决书已经认定，陈宏庆通过包括刘德权在内的11名购股代表，以11名购股代表名义实施收购股份行为。同为名购股代表的刘德权与陈宏庆系事实上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2018年下半年，一审法院共有1135份一审判决书，均己认定与本案相同的基本事实，包括购股背景、购股方式、购股过程等，以证明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存在股份买卖合同关系，职工股东在《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项下的股份全部实质权益归属陈宏庆所有等。(五）购股代表主张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系借款关系，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购股代表一直主张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系借款关系，并据此提出种种程序及实体抗辩，这就违反了民法对民事法律行为之涵义的精准定位。在民事活动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法律一直强调的是真实意思表示，何为真实意思，须透过表象看实质。唯有追求当事人之真实意思表示方能与立法的初衷相一致，才能符合民法的公平、公正之基本原则。在形式上，陈宏庆与购股代表签订的借款协议、股份实质权益质押协议，另有宓敬田等5人提供的质押担保协议。从主合同约定到从合同约定，在实质上，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的民事行为所反映的真实意思一直在围绕陈宏庆购买涉案股份如何稳妥实现拥有股份实质权益，以最大程度避免投资风险。且此三类合同的原件均在陈宏庆手中，更是表明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是购股合同，其真正的意思绝非购股代表主张的所谓借贷法律关系，而是陈宏庆委托购股代表去购买职工股东的涉案股份。从《借款协议》本身的约定、《借款协议》的履行、购股过程实施等多方面，陈宏庆具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证明，陈宏庆系委托购股代表进行购股，且《确认函》已对购股笔程、陈宏庆委托购股代表进行购股、陈宏庆通过代理人名义账户支付70%购股款项的事实进行确认。(六）关于田金清提出的标的股份二次出售事宜。如前所述，本案中的《确认函》、收据等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情形。买卖双方在确认函中明确表明职工股东售股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系永久不可撤回的。上诉人所谓再次出售行为，明显系其违法和侵权行为，二次购股方非善意第三人。陈宏庆于2017年3月支付完毕100%股份转让款项，而职工股东与购股代表解除协议提出的时间却是2017年9月。陈宏庆的义务己经履行完毕，职工股东只有合同约定过户的附随义务（与购股代表无关）。刘东述称，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法院剥夺刘东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致使刘东无法行使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违法。本案不仅当事人众多、涉及两个省份，而且争议标的涉及位于香港的公司股权，事实复杂，而且争议性极大，并非是简单民事案件，一审法院不顾案件的复杂性径直适用简易程序，以此简化案件的送达、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三）一审法院未依法移交上诉状，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严重违反证据规则，对关键事实未予查实。(一）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由己经立案审理的仲裁作出裁决。在贸仲裁决《借款协议》是委托合同之前，陈宏庆没有理由主张刘东的股权。(二）《确认函》内容与事实不符，无论刘东是否签署，该《确认函》均对购股代表无约束力。《确认函》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无论是否签署，职工都不认可陈宏庆的买方地位。即便部分职工签署《确认函》，《确认函》的内容也不是职工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购股代表更无约束。部分职工签署《确认函》之时，工作人员只是告诉该部分职工签订《确认函》即可受领30%尾款。该部分职工作为普通的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且年龄偏大，并不能理解《确认函》的真实意思。这部分职工也不觉得自己的签字会有多大的价值，且拿钱的意愿迫切，所以在没有理解《确认函》内容的时候就签字领钱了。该部分职工签署的《确认函》不能推定适用于未签署确认函的职工，一审法院的推定严重违反证据规则。基于上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陈宏庆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陈宏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陈宏庆与刘东系买卖合同关系（即陈宏庆从刘东处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陈宏庆为买方，刘东为卖方；2、请求依法确认刘东在《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项下的股份全部实质权益已经归属陈宏庆所有；3、请求法院判令刘东向陈宏庆履行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人义务；4、请求法院判令田金清、刘东向陈宏庆交付《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原件；5、请求法院判令田金清、刘东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山水投资股权分散于众多山水投资员工手中，刘东系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以下简称：山水投资）持股员工之一，陈宏庆曾协商按3413元/股的价格购买了刘东所持有的全部股份。2017年3月19日，陈宏庆为明确自身权利，与刘东签署《确认函》，并于当日向刘东支付剩余30%未付股份受让款9215.1元，刘东于当日给陈宏庆出具了收款收据，并在《确认函》中明确确认：其所持有的9股山水投资股份70%的转让价款21501.9元之前于2015年下半年已通过陈宏庆的代理人（田金清）向其支付，且已收到该款，该全部股份的实质权益及或所有相连之所有权益将全部归属陈宏庆，且该《确认函》不可撤销。因刘东、田金清未履行卖方附随义务，致使陈宏庆无法行使买受人、股份实质权益拥有人所享有的相关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陈宏庆与刘东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以及本案是否存在法定中止审理的情形。关于陈宏庆与刘东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问题。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本案中，陈宏庆与刘东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双方于2017年3月19日所签订的《确认函》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又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股份买卖行为合法有效，故陈宏庆要求确认其与刘东之间存在股份买卖关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现陈宏庆已按协议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理应取得约定股份的全部实质权益，故陈宏庆要求确认股份买卖协议及《确认函》项下的股份实质权益归其所有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刘东也应当按照股份买卖协议及《确认函》的约定，履行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义务。庭审中，陈宏庆未明确提供原股份买卖协议具体签订时间以及具体签订人，故陈宏庆要求田金清、刘东交付该协议原件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本案争议的股权原所有权属于刘东所有，其与田金清之前所签订的相关涉及该股权的买卖协议均早于陈宏庆与刘东于2017年3月19日签订的《确认函》，该《确认函》是刘东对其所享有股权的处分，该《确认函》并重新约定了争议管辖法院及相关权利义务，按照后合同优于前合同的原理，故本案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综上所述，陈宏庆的部分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陈宏庆与被告刘东之间存在股份买卖合同关系（即原告陈宏庆从被告刘东处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二、被告刘东在《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项下的9股股份实质权益归原告陈宏庆所有；三、被告刘东应向原告陈宏庆履行股份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义务；四、驳回原告陈宏庆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4元由原告陈宏庆负担。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除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外，另查明，一审诉讼中，田金清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递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一审法院审查后依法作出(2018)豫0482民初88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田金清的申请。田金清不服，以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依据《确认函》行使管辖权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查后依法作出（2018）豫04民辖终52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程序是否存在严重违法之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正确，陈宏庆与刘东之间是否形成股份买卖关系。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一审程序问题。1.关于一审法院对刘东的送达是否合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法发[2017]19号）规定：十、在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电子送达适用条件的前提下，积极主动探索电子送达及送达凭证保全的有效方式、方法。有条件的法院可以建立专门的电子送达平台，或以诉讼服务平台为依托进行电子送达，或者采取与大型门户网站、通信运营商合作的方式，通过专门的电子邮箱、特定的通信号码、信息公众号等方式进行送达。十二、采用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员应记录收发手机号码、发送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名称，并将短信、微信等送达内容拍摄照片，存卷备查。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通过电话、电子送达及邮寄送达方式向刘东送达应诉手续、开庭传票的做法并无不妥。田金清的该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是否适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本案中，陈宏庆基于其与刘东签订的《确认函》而主张请求法院确认与刘东之间形成股权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相对单一，为较快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无不当。3.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本院作出的（2018）豫04民辖终529号民事裁定书已经予以了处理，本案中不再赘述。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正确，陈宏庆与刘东之间是否形成股份买卖关系问题。（一）关于贸仲仲裁是否影响本案处理的问题。虽然田金清与陈宏庆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有仲裁条款，但刘东不是《借款协议》的当事人，其不受该《借款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本案陈宏庆依据其与刘东于2017年3月签订的《确认函》，请求确认其与刘东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因该买卖合同关系所应履行的相应义务，该主张已超出《借款协议》的两方主体及纠纷的范围，陈宏庆虽然在贸易仲裁委提起与田金清委托关系是否成立的仲裁申请，但该仲裁与人民法院的案件主管权不相冲突。故田金清上诉认为关于本案处理应以贸仲案件处理认定为前提、一审法院没有主管权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二）关于田金清上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间接购股关系”和“直接购股关系”存在矛盾之处的问题。1.原审判决认定陈宏庆与11名购股代表之前系委托关系，陈宏庆于2015年8月开始，透过11名购股代表进行购股。2017年3月，陈宏庆直接与职工股东签订《确认函》，明确双方之间的股份买卖关系，该《确认函》及收据落款时间晚于之前签署所有的文件的落款时间，该确认函的内容既确认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前的委托关系，又进一步确认其与陈宏庆之间形成的股份买卖关系，所以，委托购股关系与股权买卖关系并不存在矛盾之处。田金清的该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陈宏庆与刘东之间是否形成股份买卖关系的问题。1.陈宏庆于2015年通过11名购股代表银行卡向职工股东支付70%的股权转让价款。2.2017年3月，刘东签署《确认函》，进一步确认其收取的70%转让款，系由陈宏庆透过陈宏庆代理人向其支付，有关股份买卖协议内提及权益实为陈宏庆享有。3.2017年3月，陈宏庆向刘东支付剩余30%股份转让价款，刘东签署《收据》，对于上述陈宏庆分两次支付100%股份转让价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依据刘东与陈宏庆签署的《确认函》、刘东出具的收据等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应认定陈宏庆与刘东之间的股份买卖合同及股份买卖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刘东作为卖方，陈宏庆作为买方的股份买卖合同关系已经以双方签署《确认函》并已履行的方式予以确认。刘东所收到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为陈宏庆所支付，陈宏庆依法享有标的股份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虽存在瑕疵，但实体处理结果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4元，由田金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亚超审判员  盛华平审判员  张新兰审判员  尚少辉审判员  石天旭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崔军帅书记员张占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