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10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华，女，汉族，1966年3月14日出生，户籍地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龙飞，男，蒙古族，1988年4月6日出生，户籍地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志峰，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深圳市港务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公路主枢纽管理控制中心。 主要负责人：于宝明，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南山交通运输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石云路16号蛇口渔街综合楼3-5楼。 法定代表人：高长军，局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谌秋林，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宫仕超，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秀华、马龙飞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深圳市港务管理局）、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南山交通运输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9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秀华、马龙飞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二、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为：1、首先，关于涉案U型架的设置是否存在设计缺陷的认定，应当依照《证据规则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来对U型架的设置是否存在设计缺陷的事实进行认定。2017年，涉案隔离护栏被被上诉人拆除，经我方申请，法庭要求被上诉人对拆除原因进行说明。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提交了深交南山函（2017）368号《南山交通运输局关于兴南路U型挡车架拆除情况说明的函》，以证明拆除涉案护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文件当中的核心内容相互矛盾。该函第一页第二段内容显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U型挡车架设置高度较低，一些车辆经常碾压挡车架”“U型挡车架的设置一定程度上占用了道路空间”。但在第二页第四段却称“交通护栏的减量拆除是市政府安排的美化城市的一项整体工作”。我们认为，该函表述前后矛盾，拆除护拦的根本原因为护栏影响了交通安全，而非美化环境。我们认同市政府要求美化城市环境的理念，但美化环境的概念同保护交通安全的概念在根本上还是有区别的，从“经常碾压、占用道路空间”的表述不难看出，隔离护栏对交通安全是有影响的，交通安全就是生命安全，生命安全和美化环境两个因素比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美化环境是市政府的要求，但拆除护栏的根本原因是该护栏设置不合理，影响了交通，进而危及了行人的生命安全。另外，该表述同时说明两个问题，1）挡车架经常与车辆发生接触；2）挡车架占用了道路空间。我们认为，挡车架与四轮车辆接触可以称之为碾压，但是，如果与电动二轮车辆接触，就应当称之为碰撞了，本案受害者就是因为碰撞到了挡车栏而导致死亡的。隔离护栏直径虽为10公分，但所有人在驾驶车辆经过障碍物时，都会与障碍物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实际上该护栏给到驾驶人感受到的或者直觉上需要避让的宽度应为护栏两侧各30到40厘米。这充分说明了涉案护栏设置的不合理性。案发道路宽度仅为6米，涉案护栏设在道路中央，隔离后道路宽度仅为3米，再减除驾驶人下意识避让护栏的宽度30至40厘米，该单向道路宽度仅剩2米，而受害人需要安全驾驶二轮电动车的空间，从常识角度来讲，最少也需要2米，在此环境下，受害人发生损害结果，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交通设施设计缺陷的问题。2、其次，关于受害人死亡与U型架缺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一审判决并未充分了解事件发生涉及的各种要素后，综合评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客观公正负责任的对待受害人所遭受的冤屈。通过本案案发时段的视频、现场照片等证据，可以证明案发时段该路段的警示柱是缺失的，且位于最前端的U型架大部缺失后，在地面上留下了致命的一小部分残缺的突起。在案发路段灯光昏暗、道路狭窄且在道路中间设置的隔离护栏本身存在不合理性，而能够起到警示作用的警示柱已全部缺失，隔离护栏涂层是没有反光功能的，不能起到警示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行人是极易和隔离护栏发生碰撞的。换句话说，没有警示柱的有效警示作用，隔离护栏实质上就是一排危险的路障。而位于受害人前进方向最前端的缺失的U型架直接导致受害人的电动车失去平衡，摔倒在地，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因鉴定机构进行现场鉴定前，被上诉人对涉案U型架进行了拆除修复，导致最前端的缺失的U型架残留的凸起部分未能进行鉴定。在这个问题上，被上诉人存在故意销毁证据、导致案件事实无法认定的行为，而一审法院并未就此问题进行深入调查，而仅以无法得出涉事道路的U型架与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定论来草草了事，这严重损害了上诉人权益，使得本案的客观事实未能在一审判决中得到充分展现和详细的阐述，受害人的生命没有得到应由的尊重。3、一审法院已认定本案的性质为物件损害责任案件，而非被上诉人强调的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一审上述认定我方是认可的。同时，被上诉人并未就此提出上诉，应当认为被上诉人已经认可一审对该部分客观内容的认定。4、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部分仅提到了U型挡车架的缺失没有提到警示桩的缺失，同时一审判决认定事发路段发生事故前警示桩及前两端U型挡车架已缺失的事实，但最终一审判决以交警部门未对受害人系因警示桩的缺失才撞上U型挡车架，及事故录像等等原因作出了无法判断受害人与U型挡车架的碰撞是否与警示桩缺失有关的结论。首先，如果作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结论就存在枉顾事实、自相矛盾的内容，一审中我方反复强调因为交警部门权限所致其只能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交通事故进行认定，在该法律中没有任何物件致人损害责任认定的内容，这导致了交警部门是不可能对整个事件有一个全面的评判，一审对该事实视而不见。其次，从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的争议焦点内容及一审判决中引用《侵权责任法》等相关内容作为依据的情况来看，一审已经认定本案为物件损害责任案件，但一审作出重要结论的依据却并非是按照物件损害责任案件的相关法律来作出的，而是依据交通事故责任案件所依据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了重要结论，这一点明显存在矛盾。再次，假设警示桩是完好无损的矗立的在事发现场，受害人是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并且没有饮酒、吸毒这种状况发生，其在清醒的情况下是不会向一米高20公分粗涂满黄色荧光漆的大柱子撞上去的。受害人之所以骑行在靠近道路中间位置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警示桩的缺失造成的，根据《侵权责任法》警示桩缺失没有在24小时内维修就已经是被上诉人的过错了，这一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一审判决书认为当事人没有通过技术鉴定的方式得出结论，我方认为是明显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受害人是因为没有看到警示桩的原因才会撞到不显眼的U型挡车架，这是常识性问题。5、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依据的是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来判决本案是错误的，应当适用侵权法第6条第二款来对本案进行判断，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本案性质为物件损害责任案件，那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5条、侵权责任法解释第10条及证据规则第4条第四项的相关规定，对于本案审理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应当由被上诉人对其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另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足以证明受害人系与U型挡车架碰撞后发生事故并导致死亡的，这一事实当事各方均无异议，我方认为本案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如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上诉人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南山交通运输局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原审法院依法审查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向交警部门调取了事发路段监控录像，在组织双方进行质证、辩论后，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在深圳市的道路交通管理中设置U型架是基于行政管理职能和公共管理的需要；2017年2月拆除涉事路段的U型架以及其他路段的U型架也是基于深圳市政府的指示及文件要求。至于U型架的设置是否有设计缺陷，是否会在特定道路上造成交通安全隐患，因目前无相关的权威技术结论，且本案中当事人亦未申请鉴定，法院无法就此进行评判，无法作出被上诉人在涉事道路上设置U型架具有过错的认定。依据目前所有证据无法得出涉事道路部分U型架的缺失与上诉人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死者的过错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原审法院无法认定被上诉人对死者人身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认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此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事实依据不足，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并无任何错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本次事故是由于死者自身违规、未尽注意义务造成的。上诉人主张：“死者死亡与U型架、警示柱缺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未充分了解事件发生涉及的各种要素后，综合评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该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首先，本次事故是一起单纯的交通事故，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死者对事故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假设死者未违反限行规定，遵守交通规则靠右驾驶，并尽到注意义务，本次事故也不会发生。事故的发生，系死者违反限行规定进入限制电动自行车行驶的道路，且不遵守交通规则，又未谨慎驾驶等过错共同导致的结果，死者的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其次，从最能还原事故现场的事故录像来看，也无法判断死者是因警示桩及挡车架的毁损缺失导致与U型挡车架发生碰撞，也无相关技术鉴定报告，亦无其他证据，原审法院系已经在充分调查，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并向相关部门调取事故录像后，才依法作出的无法得出涉事原审法院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而认定U型挡车架设计是否存在设计缺陷，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应由具有相应知识和资质的权威机构来鉴定，而不能仅凭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来推定。上诉人认为：“因果关系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六十四条进行判断，但原审法院未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明，也未遵守法官执业道德运用逻辑及生活经验对本案事实进行客观判断”。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的问题：第一，U型架的缺失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属于第九条第一款中六种情形的任意一种，而作为一般侵权、适用过错责任的案件，上诉人有义务举证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二，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U型架的设置是否存在设计缺陷的事实进行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U型挡车架设计是否存在设计缺陷，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应由具有相应知识和资质的权威机构来鉴定，而不能仅凭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来认定。上诉人虽提出了所谓避让护栏距离、合理安全驾驶二轮电动车空间，但被上诉人认为于法无据，不应采纳。第三，原审法院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而正是因为坚持了该条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才做出了依据目前所有证据无法得出涉事道路部分U型架的缺失与上诉人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死者的过错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的判断。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提交的深交南山函（2017)368号《南山交通运输局关于兴南路U型挡车架拆除情况说明的函》核心内容相互矛盾，被上诉人认为，这是上诉人对该函内容理解错误甚至是断章取义和曲解。该函明确说明减少和拆除护栏系为了拓展舒畅的城市空间，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市政府安排的美化城市的一项整体工作，与U型挡车架是否影响交通安全没有任何关系。“在实际使用中，由于U型挡车架设置高度较低，一些车辆经常碾压挡车架，存在维护、维修成本较高的问题”并非因为U型挡车架自身设计问题，而是车辆驾驶员驾驶车辆过程中未尽谨慎注意驾驶义务碾压到挡车架。“此外U型挡车架的设置一定程度上占用了道路空间”仅是陈述挡车架会占用一定道路空间，在道路中间设置任何护栏，都会占用道路一定空间，但并非等同于阻碍道路正常使用或存在设置不合理的问题。(三）被上诉人认为本案性质为交通事故，即一般侵权案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适用过错责任。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案件性质为物件损害责任案件，且被上诉人未就此提起上诉应当认为被上诉人认可案件性质为物件损害责任案件的认定，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的主张是错误的。第一，原审判决并未将案件定性为物件损害责任，本案属于交通事故案件，即一般侵权案件，系死者违规驾驶且未尽注意义务导致与道路中间U型架发生碰撞，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存在《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适用的情形。原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一句话就引用了《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项“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且归纳争议焦点均是围绕一般侵权构成要件“过错”“因果关系”，显然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属一般侵权，适用过错原则。上诉人主张适用过错推定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第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提起上诉就认为被上诉人认可案件性质为物件损害责任案件的认定亦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认为案件性质为一般侵权案件。上诉与否仅是权利是否行使的表现，与是否认可案件事实并无必然的、直接联系。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王秀华、马龙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费用共计1473945元（包括死亡赔偿金973900元、丧葬费62424元、医疗费66393元、火化费用1093元、误工费47388元、伙食费1400元、交通费38147元、土葬费用175800元、住宿费47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直接财产损失26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2015年12月28日20时01分许，马某（原告王秀华丈夫，原告马龙飞父亲）驾驶无号牌两轮电动自行车在深圳市××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途经海映山庄路段时，车辆与路中间铁护栏发生碰撞，造成马某受伤经送蛇口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16年1月2日14时40分死亡、两轮电动自行车部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作出深公交（南山）认字[2015]第A0003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马某驾驶非机动车在没有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行驶时，没有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其过错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原告对该认定不服，依法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撤销了深公交（南山）认字[2015]第A0003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要求对事故进行重新认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于2016年5月2日作出深公交（南山）重认字[2015]第A00038-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仍认定：马某驾驶非机动车在没有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行驶时，没有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其过错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告认为如交警部门发现已经投入使用的交通配套设施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交通设施损毁、灭失或交通设施的管理部门应当设置警示标志而尚未设置，应及时修复而未及时修复情况的，交警部门仅有向有关部门报告的权利，而未授予交警部门有权认定在交通设施存在管理疏漏、设备维修瑕疵的管理方在事故中承担责任的认定。本案认定书未起到证明客观事实的作用，由于交警部门权限所致，无法全面展示本案的全部相关因素。被告交通设施的问题并未展现在认定书中，如以该认定书作为判断本案事实的依据，必将产生重大遗漏，造成本案认定事实不清的后果。 根据原告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显示，事发路段道路中间设有一排U型铁护栏（U型挡车架，以下简称U型架），事发时U型架前端的警示桩及前两段U型架缺失。事发现场的录像比较模糊，无法显示马某是直接撞上第三段U型架还是因前两段U型架缺失导致道路不平因此造成其电动车失去平衡才撞上第三段U型架。事发后，被告对该路段的缺失的U型架及警示桩予以重新安装。 2017年2月起，被告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南山交通运输局安排养护企业将涉事路段的U型架拆除，对此，被告称并非因U型架存在设计不合理或存在缺陷的原因而拆除，而是根据市政府相关指示及文件要求对南山区多条道路的U型架进行拆除，系市政府安排的美化城市的一项整体工作。该工作涉及南山区内的多条道路，其中兴南路海映山庄段的U型架的拆除工作仅系南山区按规定进行的交通护栏拆除工作的一部分。除了该条道路外，还有打石一路及打石二路等路的护栏含U型架的也已经拆除。 原告则认为从经常碾压及占用道路可看出隔离护栏对交通安全有影响，生命安全与美化环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美化系市政府要求，但拆除系因护栏设计不合理故拆除排除安全隐患。同时证明挡车架经常与车辆发生接触，挡车架占用道路空间。若四轮车辆与挡车架接触称之为碾压，若二轮车辆与其接触应称之为碰撞。受害人系因碰撞挡车架导致死亡。隔离护栏直径约10厘米，但驾驶车辆经过该障碍物时，根据经验均会与障碍物保持安全距离。实际上该护栏给驾驶人直觉上需要避让的宽度一般为30-40厘米，事发路段路宽仅6米，护栏占据该路段空间的百分之十以上，即该护栏设置的不合理性。 原告提供了马某的深圳市居住证，签发日期为2010年12月31日。被告认为无法证明马某发生事故前在深圳连续居住满一年。 原告提供了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收费处的证明，显示马某于2015年12月28日至2016年1月2日住院，住院费用总计66392.57元。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并非医疗费正规发票，不排除原告已在其他地方将费用报销。 原告王秀华提供了其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2月其工资为3117.65元，2016年1月工资为3057.8元。原告马龙飞提供了其劳动合同及工资表，显示其职业为口腔医生，每月工资12000元。被告则认为原告马龙飞应提供医生执业资格证书及工资发放凭证。 原告提供了机票订单（截图），显示其于2016年4月6日至4月11日从深圳往返沈阳，用以证明办理马某丧葬所支出的交通费用。被告对此不予确认，认为原告应提供相应行程单及乘机凭证，且航班时间也与涉案时间不符。 对电动车的价值，原告称没有保留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受害人马某系因驾驶电动车与路中间U型架发生碰撞造成人身损害继而医治无效死亡，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在涉事道路设置U型架是否有过错以及涉事道路部分U型架的缺失是否与原告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首先，被告在深圳市的道路交通管理中设置U型架是基于其行政管理职能和公共管理的需要，同理，根据被告的函件，其于2017年2月拆除涉事路段的U型架以及其他路段的U型架也是基于深圳市政府的指示及文件要求。至于U型架的设置是否有设计缺陷，是否会在特定道路上造成交通安全隐患，目前并无相关的权威技术结论，本案中，当事人亦未申请进行鉴定，因此，一审法院无法对此进行评判。基于此，一审法院无法作出被告在涉事道路上设置U型架具有过错的认定。 其次，根据事发现场照片，可以认定事发路段发生事故前，警示桩及前两段U型架缺失。但交警部门并未认定受害人马某系因此才撞上U型架的，而事故录像由于录像距离、灯光、发生过程稍纵即逝等原因，也无法判断原告是因此与U型架发生碰撞，各方当事人也未通过技术鉴定的方式得出结论，因此，一审法院无法得出涉事道路部分U型架的缺失与原告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结论。 最后，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受害人马某的过错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综上，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被告对受害人马某人身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原告要求被告对此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事实依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秀华、马龙飞的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17316.88元，由原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事故现场的地图照片和现场照片，证明本案侵权行为发生之后，被上诉人刻意拆除了涉事路段的U型架，而在兴南路以外的与兴南路紧密相连的其他路段的隔离护栏均未拆除，说明被上诉人对受害人死因与涉事路段护栏缺乏维护的原因是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一事实是充分明知的。被上诉人质证称：一、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该段护栏的拆除是早在一审案件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二、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预测，被上诉人对涉案路段的U型架的拆除是根据深圳市政府的统一安排、深圳市城管局的要求所进行的一项城市美化工作，所拆除的路段不仅仅是兴南路的路段，以及深圳市的市区其他的路段的其他设施，涉案路段当时的状况有视频的记载，上诉人的照片等等都可以反映当时的状况，被上诉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仅仅为了本案而对该路段的U型架作出特殊的处理，更不可能向上诉人所声称的被上诉人是为了让该部分证据灭失而采取行动。三、如果说该类U型架确实存在隐患的话，被上诉人没有必须仅拆除一部分，而是可以全部拆除从而使所有隐患全部消除，所以我方认为上诉人提交该份证据的目的是一种恶意的猜测，同时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或者死者当时发生事故与交通设施的缺陷存在事实上、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对于该部分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同。 二审调查时，上诉人称受害人马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新车，车灯是完好的。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人主张本案应为物件致人损害赔偿纠纷故而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而物件致人损害赔偿纠纷系指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本案事实明显与上述物件致人损害赔偿纠纷的情形不一致，故上诉人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道路上设置的U型架是否合理以及U型架、警示桩的缺失与受害人马某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首先，关于涉案道路上设置的U型架是否合理。被上诉人主张U型架是在深圳公共交通环境里使用率较高的一种交通隔离设施，能有效防止车辆越线逆向行驶、减少交通事故发生、防止路边乱停车及乱摆卖等交通乱象，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与深圳实际情况相符，故U型架的设置系基于被上诉人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公共管理需要。上诉人依据被上诉人函件中自认“U型架经常被碾压、占用道路空间”主张U型架的设置不合理，但依据生活常识，U型架被碾压一般情况应当是被四轮机动车碾压，对于宽度仅为四轮机动车三分之一的二轮电动车，U型架的存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其对道路空间的需求，故上诉人据此主张U型架设置的不合理性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前两段U型架和警示柱的缺失与受害人马某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事故录像，事发时系晚上8点，事发地点处有一盏路灯，录像机虽距事发地点有一定距离，但从录像中依稀可以看到道路上U型架的存在，由其是机动车经过时U型架在被车灯照射反光后更加清晰可见，而上诉人亦认可受害人马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车灯完好，由此可见，上诉人主张受害人马某发生交通事故时事发现场灯光昏暗、U型架前的警示柱缺失导致行人未能注意到U型架的存在，与事实不符。受害人马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未靠道路右侧行驶，继而撞上设置在道路中间的U型架，上诉人现主张U型架、警示桩的缺失导致受害人发生交通事故，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涉案U型架设置不合理，亦未能证明涉案U型架和警示柱的缺失系导致受害人马某交通事故的原因，而受害人马某未靠道路右侧行驶被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本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故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马某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316.88元，由上诉人王秀华、马龙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杰 晖 审判员 李 小 丽 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