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4民终4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华，男，197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桑弘华，男，197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海，广东律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瑜，广东律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文华因与被上诉人桑弘华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4民初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文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桑弘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桑弘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没有事实根据。桑弘华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实际上双方之间也根本不存在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桑弘华虽提交了与深圳市泰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富基金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等，但桑弘华与泰富基金公司也根本不存在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投资款投资一览表》和《文华泰富基金投资人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为统一的整体，不符合事实。1.《投资款投资一览表》并无泰富基金公司的确认，所记载的款项性质不明确，桑弘华也未提供其他确凿、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2.《承诺函》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由于《承诺函》提及的物业已经出租，无法再出租也卖不掉，导致《承诺函》无法实际履行后，双方才于2014年12月13日签署了《会议纪要》。也就是说，《会议纪要》的解决方案与《承诺函》完全不一样，《会议纪要》已实际取代《承诺函》，在不同的处理方案下，形成的法律关系也不同，统一整体的说法违背日常经验，也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承诺函》、《会议纪要》虽然指同一纠纷，但却是不同的处理方案，在没有证据显示涉案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承诺函》和《会议纪要》均为解决同一投资损失为由，即认定三份文件为统一的整体，从而要求刘文华承担责任，不符合事件本原，也不合情理，更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桑弘华为泰富基金公司的投资人不符合事实。1.桑弘华与刘文华之间并不存在民间理财合同关系。桑弘华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桑弘华所谓的投资款转入龚坜鉴的个人账户，并非泰富基金公司的账户，并且，刘文华对桑弘华与龚坜鉴之间关于该笔款项有无约定、如何约定等完全不知情；2.桑弘华提交的报案书显示，其已确认所谓的投资款系受龚坜鉴诈骗，与龚坜鉴签署《理财顾问协议》后转入龚坜鉴个人账户，与刘文华、泰富基金公司均无关。上述证据显示，桑弘华完全知悉所谓的投资款，系依赖与龚坜鉴个人之间签署的《理财顾问合同》，并交付给龚坜鉴个人，并非向泰富基金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桑弘华为泰富基金公司投资人，明显违背事实，与案件现有证据材料相矛盾。四、一审法院认定刘文华应履行垫付承诺，不符合客观事实，该承诺是桑弘华采取欺诈方式骗取刘文华所作出的。从法律上看，桑弘华与龚坜鉴之间是理财顾问合同项下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桑弘华的资金被骗系龚坜鉴个人行为，与泰富基金公司无关，更不能将桑弘华认定为“泰富基金公司投资人”。在《会议纪要》和《投资款投资一览表》之前，桑弘华与龚坜鉴签订了《财务顾问服务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桑弘华付给龚坜鉴的款项是给龚坜鉴个人的“顾问、咨询费”，而不是投资到泰富基金公司的投资款，桑弘华故意隐瞒其与龚坜鉴签署的理财顾问合同并将款项直接转入龚坜鉴个人账号的事实，导致刘文华误认为桑弘华为“泰富基金公司投资人”而作出垫付款项的承诺。综上，刘文华直至桑弘华提起诉讼时才知悉所谓的投资款系转账至龚坜鉴的个人账户，与泰富基金公司无关。对于刘文华而言，其承诺垫付的对象是“泰富基金公司的投资人”。五、一审法院认定刘文华垫付承诺为“债的加入”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1.作为“债的加入”，很显然的一个法律特征就是第三方加入债务人系列后向债权人进行清偿以保证债权实现，而债权人获得清偿后，并不负有向第三方返还的义务。《会议纪要》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刘文华承诺的是垫付，因此明确约定“当从龚坜鉴处收回钱后，必须第一时间优先还给刘文华，其他剩余款才能按比例退回其他人”，明显是一个基于善意支持、将来必须全额返还给刘文华的类似于“过桥资金”的善意帮助，因此，该承诺并不符合“债的加入”的基本要求，而仅仅是先予垫付的安排，本质上是有借有还的借款关系；2.刘文华垫付的对象是泰富基金公司的投资人，对非泰富基金公司的投资人不承担垫付责任。在《会议纪要》签署时，刘文华即明确要求桑弘华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确实向泰富基金公司进行了投资，并应据实核算，但桑弘华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该事实。因此，刘文华多次明确表示不会对桑弘华汇付给龚坜鉴个人的款项承担任何的垫付责任；3.龚坜鉴现已因其他犯罪被判刑入狱，桑弘华转给龚坜鉴个人的款项实际上已经没有可能追回，刘文华如果垫付，则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在此情况下，刘文华撤回垫付的承诺合情合理。因此，刘文华所做出的承诺，都是针对泰富基金公司的投资人，《会议纪要》和《承诺书》，以及桑弘华提供的表格都不是经过确认的真实投资人名单和金额。在桑弘华没有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是泰富基金公司投资人的情况下，而且所有的书面资料上都明确表明“投资人和投资金额需另行确定”，因此，刘文华不应当承担垫付的责任。六、一审法院判令刘文华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自2015年5月1日起向桑弘华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没有法律根据。桑弘华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刘文华不应承担桑弘华诉请的款项，自然无需向桑弘华支付该款项的利息。即使刘文华应承担相应款项的利息，也不应自2015年5月1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而只能自桑弘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综上，一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刘文华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桑弘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桑弘华辩称，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清楚，对双方法律关系的定性也是准确的，本案中刘文华在知晓桑弘华和龚坜鉴和泰富基金公司的法律关系的前提下签订了案涉承诺书，为本案涉案中五人的损失以书面承诺的形式承诺承担相应的债务，属于债的加入，其应当履行其确认的债务。所以桑弘华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桑弘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文华向桑弘华支付人民币299,401.2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299,401.2元为本金，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从2015年5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深圳文华泰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龚坜鉴，刘文华为投资人之一。桑弘华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桑弘华于2013年12月16日向龚坜鉴转账共计170万元。2014年10月25日，刘文华出具《承诺函》一份，主要内容为：“本人在此承诺，鉴于深圳市文华泰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法人龚坜鉴的行为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名单及损失附后），本人自愿将名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富力盈凯广场48层4801-4812共12个单元的物业用于所有投资人的资产保障。自2014年10月26日至2015年1月25日（三个月），本人授权投资人代表可以对此物业按市场价进行售卖，本人收到相当于所有投资人损失额的房款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投资人。若三个月之后，此物业没有卖出，投资人代表可降价售卖此物业，售卖所得用于支付投资人的损失，在此期间，本人可以随时以现金方式对投资人损失进行支付，……。”该承诺函最后手写内容有：“具体金额以最终查账、核实后的真实结果为准，此承诺书一式三份，三份同时使用方为有效。”该承诺函尾部承诺人栏处有刘文华的签字确认。桑弘华提供的《投资款投资一览表》显示投资代表共有28人，投资金额共计5678万元，其中桑弘华为投资方代表之一，投资金额为170万元。该表尾部有刘文华的签字确认。2014年12月13日，刘文华与案外人孙会君、刘鹏、程斌、郭倩君、江素莲等人签订《文华泰富基金投资人会议纪要》一份，主要内容为：“鉴于投资人的损失，刘文华老师尽量为所有投资人的资金做风险托底，把位于广州市珠江新城富力盈凯48层写字楼的租赁权授权给工作小组行使，五年租金由工作组收取，管理费由租用者承担。在2015年4月30日前，刘文华老师自己拿出不少于人民币1000万元给文华泰富基金的投资人，按实际投资比例分配。”该会议纪要尾部有刘文华等人的签字确认。刘文华提供了《文华泰富基金投资人会议纪要》完整版，该《文华泰富基金投资人会议纪要》第二页载明：“所有泰富基金的投资人，可以积极介绍新的会员学习资本兵法，参会费用以抵文华泰富投资人的损失；刘文华老师用自己的资产为泰富的投资人挽回损失，泰富基金工作小组务必全力以赴推进案件进展，从龚坜鉴处追回的所有资金，应第一时间用于支付给刘文华老师垫付款和参会费及写字楼的租金。多余的款项才可以按投资比例分发给投资人；当写字楼授权租赁期间内已追回所有投资款时，该租赁授权自动终止；工作组职权：（1）选取律师、收集证据、督促办案；（2）出租写字楼并收取租金；（3）2015年4月30日前负责领取刘文华老师垫付的不低于人民币壹仟万现金；（4）核实所有投资人的实际出资额，并按实际情况作出相应处理。案外人区凤辉作为《投资款投资一览表》中记载的投资人代表之一，曾将刘文华起诉至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要求刘文华在1000万元限额内按照其实际投资比例支付528,355.05元及利息。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610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区凤辉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据此驳回了区凤辉的诉讼请求。区凤辉后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2016）粤01民终1654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刘文华是为了解决包括区凤辉等投资人在本案中的投资损失作出的承诺，《承诺函》、《投资款投资一览表》以及《文华泰富基金投资人会议纪要》皆为解决同一投资损失所签订，实为统一的整体，刘文华出具的会议纪要可确认为对区凤辉等投资人作出的债务承诺，据此判决：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610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刘文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上诉人区凤辉528,355.05元及利息（以528,355.05元为本金，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从2015年5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刘文华不服该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粤民申336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二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据此驳回了刘文华的再审申请。刘文华提供案外人蔡声霞与龚坜鉴于2013年12月12日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聘请龚坜鉴作为蔡声霞的财务顾问，为蔡声霞或者关联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顾问服务费为人民币柒佰柒拾万元……”该协议尾部有案外人蔡声霞与龚坜鉴的签名。刘文华以此主张桑弘华付给龚坜鉴的款项为顾问款而非投资款。刘文华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其只是泰富基金的股东之一，并称在（2017）粤民申3364号民事案件中，桑弘华等投资人故意隐瞒《财务顾问协议》，但其确认，在该案中，案外人区凤辉提供了完整的《文华泰富基金投资人会议纪要》，其在该案件中已经做了质证，关于承诺的1000万元投资款，刘文华称已经支付给了案外人孙会君170万元，剩余款项未支付。桑弘华在庭审中主张，未曾与刘文华签订过《财务顾问协议》，称龚坜鉴打着泰富基金的名义吸纳投资款，龚坜鉴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判刑，龚坜鉴未向桑弘华退回款项，桑弘华主张的金额，是根据刘文华愿意承担的1000万元乘以桑弘华的投资比例计算出来的，关于利息，因为刘文华存在违约，因此主张按照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刘文华出具的《承诺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承诺函》与《投资款投资一览表》以及《文华泰富基金投资人会议纪要》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投资款投资一览表》则明确了桑弘华的投资人身份，故三者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桑弘华的投资人身份、投资金额和损失金额等。刘文华的承诺属于债的加入，应依约履行其承诺。至于刘文华提到桑弘华等投资人的款项属于顾问费，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刘文华提供的案外人蔡声霞与龚坜鉴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桑弘华、刘文华均非合同相对方，亦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刘文华要求以该《财务顾问协议》定性桑弘华的投资款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桑弘华投资款项为170万元，总投资款为56,780,000元，刘文华在《文华泰富基金投资人会议纪要》中承诺按照投资比例承担的款项为1000万元，桑弘华要求刘文华承担299,401.2元（计算方式：1,700,000÷567,800,000×10,000,000≈299,401.2），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刘文华迟延付款，理应承担利息损失。刘文华承诺在2015年4月30日前拿出1000万元给文华泰富基金的投资人，其未如约践诺，桑弘华要求其从2015年5月1日开始支付利息，合法合理。关于利率标准，刘文华未如约付款，桑弘华要求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亦属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计算如下：以299,401.2元为本金，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从2015年5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刘文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桑弘华支付人民币299,401.2元；二、刘文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桑弘华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人民币299,401.2元为本金，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从2015年5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9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149元，由刘文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文华提交了如下证据：《财务顾问协议》、广东省检察院提抗案件通知书。以证明涉案款项与泰富基金公司投资无关。被上诉人主张顾问费属于涉案投资款。双方对证据的真实合法关联性都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作为案件认定事实依据。经核，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2018）粤04民终367号案蔡声霞于2013年12月12日与龚坜鉴签订《财务顾问协议》、与泰富基金公司签订《设立天津市分支机构合作协议》，其中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由蔡声霞聘请龚坜鉴提供专业财务顾问，为蔡声霞或其关联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顾问费用170万元为龚坜鉴的税后所得款，且不得要求退回。《合作协议》约定机构设立、组织管理、业务运营及利益分配等条款，但是未再约定蔡声霞支付任何费用。合作协议签订后，有启动分公司的设立，但是没有组织运营。蔡声霞主张这两份合同相互配套作为整体，顾问费就是支付的涉案投资款。刘文华主张桑弘华也持有同样《财务顾问协议》，涉案投资款是龚坜鉴个人所得款项，与泰富基金公司无关。因投资人此前从未提供《财务顾问协议》，导致广州（2016）粤01民终16546号案件败诉，其已经作为新证据提交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提起抗诉。另查明，桑弘华等被上诉人皆是刘文华授课学生。刘文华称其完全不清楚泰富基金公司的经营模式，也不清楚泰富基金公司如何吸纳投资。本院认为，刘文华需对涉案款项承担依约支付责任。具体分析如下：其一、刘文华主张涉案款项系龚坜鉴个人所得款，与泰富基金公司无关，并以另案蔡声霞提交的《财务顾问协议》为证。但与该《财务顾问协议》签订的同时，泰富基金公司也与蔡声霞签署《合作协议》，且《合作协议》中并没有要求蔡声霞支付任何费用。基于龚坜鉴是泰富基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特定身份，蔡声霞主张支付给龚坜鉴的款项是投资泰富基金公司的款项具有可信性。故桑弘华是否提交《财务顾问协议》，并不影响对涉案款项性质认定。其二、刘文华系泰富基金公司的股东，且该公司名称以其名命名，同时刘文华给桑弘华等被上诉人授课融资模式，帮助公司经营。刘文华称其完全不了解公司的经营模式和吸纳投资的方式不符合常理。《承诺函》中提及泰富基金公司及法人龚坜鉴的行为导致28名投资人共计五千余万元损失和《会议纪要》中陈述的工作小组要从龚坜鉴处追回资金，也反映出泰富基金公司经营不规范，刘文华在知晓上述事实后仍签名表明其自愿在一定范围内为公司的失范行为承担个人责任。故刘文华以款项进入龚坜鉴个人账户来否认被上诉人系泰富基金公司投资人的身份理据不足。其三、本案被上诉人都已经提交实际支付凭据，且未超过《投资款投资一览表》所列的款项金额，刘文华以自己无法与泰富基金公司核实为由拒绝承担责任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依据刘文华的承诺，认定其构成债的加入，并据此判令其依约兑现承诺，按照投资比例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至于其他上诉问题，原审法院已有分析，本院不再赘述，径行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298元，由刘文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永成审判员  马翠平审判员  张榕华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