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22民初638号原告：高春娥，女，1963年7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原告：高伟娟，女，1983年6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原告：高伟婵，女，1985年6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原告：高伟梅，女，1987年3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原告：高伟亮，男，1989年9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志坚、李云霞，广东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玉灵，男，1960年3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被告：高伟明，男，1972年2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武，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春娥、高伟娟、高伟婵、高伟梅、高伟亮与被告高玉灵、高伟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9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伟梅及其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霞、被告高玉灵、被告高伟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春娥、高伟娟、高伟婵、高伟梅、高伟亮向本院提出请求：一、判决确认两被告于2017年8月24日签订的《协议》无效；二、判决被告高伟明向原告返还博罗县xx镇xx村xx小组xx嶺2.46亩土地（养殖场）的承包经营管理权；三、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高玉灵为同一家庭户号，高玉灵是户主，高玉灵与原告高春娥是夫妻关系，与其他原告是父女（子）关系。2003年，位于博罗县xx镇xx村xx小组xx嶺的涉案土地（面积2.46亩），作为责任田分配至高玉灵和原告等六人名下，后涉案土地于2011年由原告高伟梅出资建成渔业养殖场，以家庭形式由原告高伟亮进行经营管理。2017年8月24日，高玉灵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与被告高伟明签订《协议》，擅自将涉案土地养殖场转让给高伟明经营管理。原告发现上述事实后多次与被告高伟明沟通，但是被告高伟明均拒绝归还涉案土地，并不顾原告的多次阻止强行对涉案土地予以管理及使用。被告高玉灵辩称，对五原告的诉请无异议。被告高伟明辩称，一、本案不存在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从商谈、签订合同、现场清理作业被答辩人高春娥全程在场，在商谈合同细节时被答辩人高伟婵也在场，其他被答辩人也清楚且无异议。二、被答辩人高伟娟、高伟梅户口已迁出，已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三、本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四、被告高玉灵作为以农村承包经营户为单位户主，与答辩人签订土地流转协议，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高玉灵与高伟明于2017年8月24日签订一份《协议》，该协议内容为：“甲方（高玉灵）愿意将自己家的养殖场转让给乙方（高伟明）用于养殖场用于养殖业经营管理。经双方平等协商，为此立下协议条款，共同履行：一、养殖场地址：xx村xx村小组。二、承包时间：共10年，即从2017年8月24日至2028年8月24日止。三、承包价：每年的土地租金为人民币3000元。四、付款方式：先付款后经营的付款方式，即每年的8月24日前付清下一年承包款。五、甲方责任：甲方负责协助理顺养殖场的用电、用水和道路方面的问题，养殖场有任何权属争议引起乙方的损失，全部责任由甲方承担。六、乙方责任：乙方不得改变养殖场的用途（只允许做养殖场业）。七、承包期间：因乙方生产需要，需改变养殖场的格式和模式或改养其他品种需要改动原养殖场所，乙方一次性补偿甲方原养殖场的基础设施费用折价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补偿甲方原养殖场基础设施费用后，乙方有改动原养殖场的权利和拥有合同期内的基础设施所有权。八、承包期间：该养殖场的有关国家税收由乙方承担，该养殖场的任何有关国家补助和补偿由乙方受益。九、签协议前，乙方已预交2000元电费押金。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同具法律效力，此协议自签字日起生效。”上述协议签订后，高伟明向高玉灵支付了30000元，高玉灵收款后出具了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高伟明交来养殖场基础设施补偿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养殖场土地租金人民币叁仟元整（￥3000元），水电费押金人民币贰仟元整（￥2000元）。”的收据给高伟明。另查明，高春娥系高玉灵的妻子，并与高玉灵居住在博罗县xx镇xx村委会xx小组；高伟娟系高玉灵与高春娥的女儿，住所地在博罗县xx镇xx路**，离异后回到博罗县xx镇xx村委会xx小组和高玉灵、高春娥一起居住，并外出务工；高伟婵系高玉灵与高春娥的女儿，已出嫁；高伟梅系高玉灵与高春娥的女儿，已出嫁，户籍已迁至深圳市龙岗区；高伟亮系高玉灵与高春娥的儿子，与高玉灵、高春娥一起居住，现外出务工；高玉灵系其家庭户主。高玉灵家庭博罗县xx镇xx村委会xx小组xx岭分有一块面积为2.46亩的责任田，该土地离其家有30米左右；2011年，高玉灵一家将该土地建成青蛙养殖场，该养殖场并未办理有养殖证照；后因效益差出现亏损而停止经营，仅由高玉灵在水池里放养一些杂鱼供家庭食用。高伟亮等外出做工后，平时家里的责任地及青蛙养殖场均由高玉灵与高春娥负责管理经营；2017年8月21日晚，高伟明与高玉灵协商租用青蛙养殖场的事及2017年8月24日高玉灵与高伟明签订租用青蛙养殖场的《协议》时，高春娥一直在场；协议签订后，高伟明派人到青蛙养殖场清理场地时，高春娥亦到过现场，并嘱咐施工人员不要把池边的柑桔树砍了。高春娥自高伟明与高玉灵协商租用青蛙养殖场的事开始至高伟明派人进场经营均未提出过反对意见。高伟明在该青蛙养殖场投入部分资金后，由于高春娥、高伟娟、高伟婵、高伟梅等的阻止，其已于2017年11月停止了该青蛙养殖场的经营。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高玉灵与高伟明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对于该问题：首先，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我国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是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家庭承包方式，也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承包经营。土地承包合同由家庭农户的代表即户主与发包方签订。虽然在村发包上述土地时，高玉灵、高春娥、高伟娟、高伟婵、高伟梅、高伟亮是共同的家庭成员，是上述土地的共同承包人；但在高玉灵与高伟明签订租用青蛙养殖场的《协议》时，高伟娟、高伟婵、高伟梅已出嫁他人；高伟娟虽离异后回来与高玉灵、高春娥同住，但她的户籍并不和高玉灵、高春娥一起。故她们已经不再与高玉灵、高春娥同一家庭，即已非上述土地的承包经营人。高玉灵与高伟明签订《协议》时，高玉灵是否经高伟娟、高伟婵、高伟梅同意并不影响其效力。其次，高伟亮在高玉灵与高伟明签订租用青蛙养殖场的《协议》时，其已外出做工，其家里的责任地及青蛙养殖场均由高玉灵与高春娥负责管理经营。再次，高春娥自高伟明与高玉灵协商租用青蛙养殖场的事及签订《协议》其是了解清楚，在此过程中高春娥均未提出过异议。根据以上事实，高玉灵在与高伟明签订《协议》时，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而高伟明的行为并无恶意。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96之“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且高伟明与高玉灵签订的租用青蛙养殖场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故高春娥、高伟娟、高伟婵、高伟梅、高伟亮以高玉灵、高伟明在其不知情的状态下私自签订协议的理由要求确认协议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春娥、高伟娟、高伟婵、高伟梅、高伟亮要求确认高玉灵与高伟明于2017年8月24日签订的《协议》无效，并要高伟明求返还养殖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春娥、高伟娟、高伟婵、高伟梅、高伟亮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高春娥、高伟娟、高伟婵、高伟梅、高伟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海平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陈婷婷书记员刘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