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83民初2045号 原告：周永花，女，196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告：周阳，男，198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告：周旻，男，199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浙江震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66号19层、20层、21层、22层、24层（电梯层21层、22层、23层、24层、26层）。 法定代表人：冯新生。 被告：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北街362-372号1层A区和2层。 负责人：杨建萍，总经理。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章友，男，198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系公司职工，住福建省浦城县。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琼，女，1987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系公司职工，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原告周永花、周阳、周旻为与被告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泰人寿公司）、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2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于2018年3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阳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被告信泰人寿公司、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章友、卢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永花、周阳、周旻起诉称，原告周永花系周国良妻子，原告周阳、周旻系周国良儿子。2013年5月17日，周国良向被告信泰人寿公司投保了《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基本保险金额为10万元，保险期间为30年）、《信泰附加爱驾宝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间为30年），双方约定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为周国良，保险合同的生效日期为2013年5月18日。自2013年开始至2017年期间，周国良均按约向被告缴纳保险费。2017年11月27日上午，周国良在家不慎坠楼身亡。后三原告向被告提出理赔申请，2018年1月15日，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向三原告寄送《理赔决定通知书》，通知书载明：“（1）按《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条款》计算，给付一般身故保险金12272.72元，终止此险种；（2）终止《信泰附加爱驾宝意外伤害保险》，退现金价值1950.82元”。三原告认为，周国良系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的，符合《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条款第2.2条中的“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给付条件，两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三原告支付保险金15万元，但两被告仅按一般身故保险金给付。为此，原告诉讼法院要求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三原告保险金15万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三原告补充起诉称：自愿将已受领的一般身故保险金12272.72元在原诉讼请求15万元中进行抵扣，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三原告保险金137727.28元。 针对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一、继承人关系证明一份，用以证明三原告的主体资格。 二、保险单（复印件）、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条款（打印件）、理赔决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2013年5月17日周国良向被告信泰人寿公司投保了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信泰附加爱驾宝意外伤害保险，其中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的保险金额为10万元，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是按保险金额的1.5倍支付保险金。三原告向两被告进行理赔，被告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仅以一般身故保险金进行理赔，未按意外身故保险金向三原告进行理赔的事实。 三、急诊抢救病历、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2017年11月27日周国良坠楼身亡系意外事故及周国良身故火化的事实。 四、门诊病历一份，用以证明案发前一日即2017年11月26日，周国良曾因下楼梯不慎跌倒致头部受伤，故案发当日周国良的神智及身体状况均不是很好的事实。 被告信泰人寿公司、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共同答辩称：一、三原告向两被告申请意外身故保险金，但未提供有效的意外事故证明，两被告不应按意外身故责任给付保险金。2013年5月18日，周国良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向被告信泰人寿公司投保信泰爱驾两全保险以及爱驾宝附加意外伤害保险。其中爱驾宝两全保险约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身故保险责任，即一般身故保险金、意外身故保险金和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双方应当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2018年1月10日，三原告以周国良于2017年11月27日坠楼身故为由，要求两被告给付身故保险金。根据保险合同及《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三原告应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为了证明周国良系意外身故的事实，原告周阳向两被告出具了一份“意外事故声明“，但原告周阳作为受益人之一，与保险事故性质的认定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本人出具的声明不能作为有效的意外事故证明。三原告另向两被告提交的急诊病历、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均只能证明周国良坠楼身故的客观事实，并未对该事件是否属于意外作出定性。二、根据东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对事故现场的勘查及歌山派出所的调查案卷，被保险人周国良坠楼身故事件应为自杀事件，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身故事故。1、根据周永花的询问笔录，事故发生前几分钟，周国良告知周永花其将去三楼的厨房烧开水，结果却径直走向了五楼平台，并从平台上坠楼，其行为显然不合常理。2、根据刑侦大队的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事发现场五楼平台四周均有墙面、窗体或护栏包围，护栏高约1.2米，墙面或窗体直通顶棚，按成年人的正常身高不可能意外翻出1.2米高的护栏。从现场照片看，葡萄架南面平台的东侧护栏上方留有带泥土的脚印，从坠落着地点判断，被保险人周国良应在葡萄架东侧附近坠楼。3、根据医生潘晓锋的询问笔录及11月26日晚的门诊病历，被保险人周国良精神状态消极，离院时医生嘱咐“注意神志变化”。且被保险人有自伤倾向，胸骨上窝有两个利器扎伤的较深伤口，公关机关在对被保险人的办公场所进行勘查时曾收缴过一把剪刀，从剪刀照片看，仍留有血迹，且与被保险人伤口吻合。综上，可认定被保险人坠楼事件系自杀事件，而非意外。自杀是指个体在复杂心理活动作用下，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根据《爱驾宝两全保险条款》第10.4条的约定，“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自杀作为个体的一种出于本意的行为，不具备意外伤害的特点，故自杀不属于意外伤害。三、原告作为受益人，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向被告报案，且主动向公安机关申请放弃对周国良死亡原因的调查，致使事故性质不明，被告不应对因此导致的性质不明的部分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坠楼事故发生于2017年11月27日，三原告于11月29日向公安机关申请放弃对死亡原因的调查，11月30日被保险人遗体火化。后三原告于12月11日向被告报案告知该事故，但此时现场已清除、被保险人遗体已火化、公安机关也已终止进一步调查，被告也无法对事故的性质、原因进行确定。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受益人明知事故涉及保险金给付事宜，却在未取得意外事故证明、未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放弃了事故调查，故被告不承担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给付责任。四、因上述原因，被告不应按照意外身故保险责任给付保险金，又因事故显然不属于自驾车意外身故事故，被告从有利于受益人的角度出发，已按一般身故保险责任向受益人给付了保险金。根据《爱驾宝两全保险条款》第2.2条“保险责任”条款的约定，一般身故保险金是本合同累计已交保费的105%。本案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费的交费方式为“月交”，正常情况下，投保人应于每月18日交纳保险费。经查询，涉案保险合同共计交费54期，其中“爱驾宝两全保险”每期保费为216.45元，累计交费11688.3元，故被告按该金额的105%给付一般身故保险金12272.72元，另按照“附加爱驾宝意外伤害保险”第5条的约定，退还该附加险现金价值1950.82元，上述理赔款已于2018年1月15日支付至原告周阳个人账户中。五、本案应由被告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作为独立被告。本案纠纷为理赔纠纷，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向被告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提出的理赔申请，理赔决定亦由金华中心支公司作出。受益人常住东阳，隶属金华，为便于纠纷解决，本案应由被告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作为独立被告。综上，三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15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任何法律、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针对其辩解，被告信泰人寿公司、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一、保险合同一份，用以证明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条款约定了一般身故保险责任、意外身故保险责任、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责任等多种身故责任，每种保险责任计算保险金的方式各不相同以及保险条款第10.4条对“意外伤害“的定义作了明确释义的事实。 二、意外事故声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周阳向被告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出具了一份意外事故声明，但该声明未经任何有职权的机构认定的事实。 三、理赔决定通知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已按一般身故保险责任向三原告给付保险金的事实。 四、申请法院调取的东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关于2017年11月27日周国良坠楼身故案件现场勘验笔录一份及东阳市公安局歌山派出所关于周国良坠楼身故案件的卷宗一本，用以证明被保险人周国良坠楼身故事件并非意外事件，应认定为自杀事件，且三原告于2017年11月29日向歌山派出所提出申请放弃解剖尸体及死亡原因的鉴定，而如果对事故进行进一步调查的话是可以对事故性质进行明确，但三原告放弃了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该事件的事实。 五、客户确认栏内容、保险合同送达回执、浙江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录音光盘（销售录音、回访录音）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在涉案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已对投保事项、免责条款等履行了告知义务，周国良已阅读并理解保险条款内容，知晓相关权利义务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两被告无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因三原告未提供意外事故证明，被告才未按意外身故保险责任来给付保险金。原告提供的证据三，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周国良坠楼死亡的客观事实，无法证明事故的性质是否系意外。原告提供的证据四，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周国良客观的伤情，无法证明周国良曾因上楼梯不慎跌倒的事实，因为病历中的主诉系患者本人的陈述，无法从客观上证明事件的性质和受伤的真实原因。经审查，因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两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三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两被告提供的证据二，三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三原告向被告理赔时，除了提供意外事故声明外，还一并提供了歌山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及被保险人周国良医院救治的全部病历。两被告提供的证据三，三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两被告提供的证据四，三原告对现勘验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无法达到周国良系自杀的证明目的。对歌山派出所卷宗中周永花及俞红梅的询问笔录的三性无异议，对潘晓锋的询问笔录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询问笔录中讲到的“发现周国良的胸骨上窝的地方有两个小口”这一陈述有异议，认为其描述不客观，该陈述与原告提交的周国良当晚门诊病历记载也不相符。对申请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周国良的尸体是否进行解剖系公安机关例行公事的程序，周国良的死因早在歌山派出所的卷宗中明确，并非因三原告放弃尸体解剖造成的死亡原因不明。被告提供的证据五，三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因三原告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五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经审查，该四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认定要件，本院予以采纳。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四，因三原告除了对其中潘晓锋的询问笔录的内容有异议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证据系本院依被告申请从公安机关调取，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中除潘晓锋的询问笔录外的内容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周永花系周国良妻子，原告周阳、周旻均系周国良儿子。2013年5月17日，被告信泰人寿公司通过电话销售的方式与周围国良订立了保险合同，周国良为其自身投保了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及附加爱驾宝意外伤害保险。2013年6月10日被告信泰人寿公司将保险合同送至周国良处，并由周国良在保险合同送达回执、客户确认栏内容、浙江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上签字，确认已认真阅读保险合同、并充分理解保险合同规定的内容尤其是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中列明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重要条款。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为周国良，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合同生效日期为2015年5月18日。爱驾宝两全保险的保险期间为30年、每期保险费为216.45元、保险金额为10万元，附加爱驾宝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期间为30年、每期保费为67.5元，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条款第2.2条保险责任中约定：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的，或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身故的，按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的105%给付一般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含第一百八十日）因该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的，按1.5倍本合同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后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截至2017年11月2日，周国良已分别交纳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信泰附加爱驾宝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11688.3元、3645元。2017年11月27日，周国良从自家楼房坠落，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东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现场勘查，并制作现场勘验笔录一份。2017年11月29日，东阳市公安局歌山派出所出具死亡证明一份，确认周国良于2017年11月27日上午在坠楼身亡，同日，三原告向歌山派出所出具申请书一份，表示对周国良因坠楼身亡的死亡原因无异议，不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尸体解剖及死亡原因鉴定，次日，周国良的遗体进行火化。2017年12月11日，三原告向被告报案告知本案事故。2018年1月15日，被告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出具理赔决定书一份，决定给付信泰爱驾宝两全保险一般身故保险金12272.72元，并退回信泰附加爱驾宝意外伤害保险的现金价值1950.82元，合计14223.54元，上述款项已汇入原告周阳账户。现三原告以被告未按爱驾宝两全保险条款的约定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15万元为由诉至本院。 另查明，周国良除为其自身投保了本案保险外，还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相关的人身保险，周国良也为其家人在被告信泰人寿公司投保了人身保险。三原告在周国良坠楼当日即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应的分支机构进行了报案。 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系周国良与被告信泰人寿公司，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周国良依约交纳了保险费，且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被告信泰人寿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本案的理赔决定通知书虽由被告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作出，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被告信泰人寿公司仍系给付本案保险金的责任主体，故对于两被告关于应由被告信泰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作为独立被告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本案的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三原告作为周国良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周国良坠楼身亡是意外事件还是自杀事件？二、三原告是否存在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因放弃尸检导致案件事实不明，被告保险公司应此可免除相应的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三原告主张周国良系意外坠楼身亡，两被告根据周国良家五楼平台护栏高度为1.2米，一般成年男子不可能意外翻出护栏及事发前周国良有自残行为主张周国良系自杀身亡。对此，本院分析认为，根据东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具的现场勘验笔录，其中并无两被告所主张的在护栏上留有带泥土的脚印的记载，医生潘晓锋的询问笔录中关于周国良胸骨上窝伤口系利器所伤的描述两被告也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该伤口系周国良自伤所致，现公安机关已排除周国良坠楼身亡案件系刑事案件，而两被告又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周国良坠楼系自杀的行为，故周国良的坠楼死亡应认定为意外事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两被告仅根据护栏的高度、周国良身上的伤痕及对事故现场的了解，推定被保险人周国良系自杀的依据不足，其据此拒绝按意外身故保险责任给付保险金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因周国良身前为其本人及家人投保多份保险，三原告在周国良身亡后不能第一时间查明相应的投保情况，合乎常理。根据庭审中双方陈述及本院庭后核实，事发后三原告已及时向周国良身前投保的另两家保险公司进行报案，故本院认定三原告不存在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的情形。此外，在公安机关已排除周国良坠楼系他杀的情况下，三原告作为家属放弃尸检并及时将尸体火化也符合常理及我国的传统风俗。故两被告提出的三原告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向其报案，并主动放弃尸检，导致事故性质不明，无法按意外身故保险金进行理赔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因被告信泰人寿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周国良坠楼身亡事件系自杀事件，故其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按1.5倍保险金额向三原告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即15万元（1.5*10万元）。又因被告信泰保险公司已向三原告支付一般身故保险金12272.72元，且本院已认定被告应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而非一般身故保险金，为便于案件处理，本院直接将三原告已受领的12272.72元在被告信泰人寿公司应支付的15万元意外身故保险金中予以扣除，故被告信泰保险公司尚应支付三原告意外身故保险金137727.28元。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大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周永花、周阳、周旻保险金137727.28元。 二、驳回原告周永花、周阳、周旻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54元，减半收取1527元，由被告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 燕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许天瑶 ?*ArabicDash?-2-? ?*ArabicDas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