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43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绍斌，男，汉族，1966年11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郫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宸锋，四川卓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友华，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西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何公路28号。 法定代表人：张遵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璐，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勤，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绍斌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西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汇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7）川0124民初4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绍斌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案涉合同补偿款额上调约定的解释错误。上诉人认为，依照该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补偿款差额。 案涉合同第八条约定，该片区拆迁遇补偿政策上调时，上诉人享有同等待遇。该约定为手写的特别约定条款。是当时被上诉人为争取上诉人签约，基于上诉人率先配合拆迁而给予上诉人不低于其左邻右舍补偿标准的利益保障条款。这是被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的技术性制度安排，通过“照顾先进”的方式尽快推动拆迁实施。 一审法院认为，前述约定“应是指同一项目中拆迁方案的调整，并非指适用不同项目的补偿标准”。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该合同条款的解释是错误的。（一）从合同的文意解释来说，“该片区”的措辞所注重的是浦发街两侧地块这一空间概念，不因拆迁项目变迁而变更。“该片区”从文意上是指“该片空间区位”的意思，是明显的空间地理概念。虽然2017年拆迁的项目名称和拆迁（征地）人（从西汇公司变为郫都区房管局）有所变化，但是两次拆迁涉及相同地块，均包括对涉案房屋的拆迁，从文意上与合同第八条约定的“该片区”这一空间地理概念相符，则2017年补偿标准适用于涉案房屋的补偿核算，属于协议约定的政策上调。（二）从合同的目的解释来说，承认上诉人与相同地块的其他业主享有同样的补偿标准才符合“公平拆迁、照顾先进”的合同目的。2017年新的拆迁补偿标准既然适用于和上诉人在同一地块上的左邻右舍的房屋拆迁补偿，依照约定被上诉人自然应当保障上诉人也能适用该标准的补偿，如此才符合协议约定对于上诉人之补偿标准不低于左邻右舍标准的原意，才符合“照顾先进”的合同目的。否则，如果否定上诉人的该权利，不仅与协议约定不符，违反诚实原则，也必然出现积极配合拆迁吃亏，拖延拆迁获利的非正常情况。（三）从缔约专业能力上来说，当时双方差距悬殊，即便相应约定存在多种解释可能，也应作对被上诉人不利解释。本案中，上诉人是文化参差不齐的原住民，而被上诉人是专事拆迁工作的国有大企业，有更强的缔约专业能力。假如合同该条约定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则被上诉人理应在缔约当时就予以明确，但被上诉人当时未做出更明确的约定，从公平角度来说理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一审判决对合同该条特别约定的解释忽视了合同文本注重的空间地理概念的明确约定，该条约定意在“鼓励先进”的特别目的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差异等因素，无中生有的该条约定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当次拆迁项目的范围内，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应当依照约定保障上诉人的先拆迁人利益，履行补足补偿款差额义务。 二、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补足差价款的条件已经成就，经上诉人多次催告被上诉人至今未履行该主要合同义务且已经明确表示不会继续履行，上诉人有权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 首先，案涉协议未履行完毕。如前所述，2017年案涉地块新的拆迁政策出台后，该片区的补偿标准明显上调，案涉协议第八条关于补足差价款的约定条款的条件成就，被上诉人负有补足差价款的义务经催告未履行，一审判决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是错误的。 其次，被上诉人明显违约。2017年案涉地块新的拆迁政策出台后，上诉人多次通过现场走访，走访相关行政部门，向被上诉人发送书函等方式追问被上诉人原由并催告被上诉人补足补偿款差额或退还房屋，但被上诉人长时间不予理会。经过上诉人及临近住户的不懈努力，被上诉人最终才在2017年7月回函直接拒绝了上诉人的所有请求，明确表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事实上已经表示不履行补偿差价款或退还房屋义务。 最后，上诉人有权行使法定解约权。《合同法》第94条第3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时间内仍未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上诉人认为，本案中，全额支付补偿款系被上诉人的主要义务，被上诉人至今迟延履行该合同主要义务，且经催告已明确表示不再履行该合同主要义务，明显已经违反合同法之规定，上诉人有权依照《合同法》94条解约。 三、一审判决以合同履行完毕和合同无显失公平之处为由不予支持上诉人依照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案涉拆迁项目（成灌快铁犀浦站项目）长期陷于停滞，继续履行合同明显已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且会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上诉人与该片区其他被拆迁人之间造成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上诉人亦有权依照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 案涉合同并未履行完毕，此不赘述。 关于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协议并无显失公平之处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理解，必然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上诉人与该片区其他被拆迁人之间造成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一方面，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来说，如果放任被上诉人不履行补足差价款的行为又不允许上诉人解除案涉合同，将事实上使得案涉协议变成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将事实上以拆迁之名行了买卖之实，这无疑违背国家为公益拆迁的基本原则的。被上诉人作为国有平台企业，相当于是乘国家政策之便获得了不当利益，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与法律原旨相悖。另一方面，就上诉人与该片区其他被拆迁人之间来说，案涉地块除上诉人及少数签订协议的业主（约72户）外，其他绝大多数业主（3千余户）并未与被上诉人签约，却均已按照新标准获得了高得多的拆迁补偿。甚至出现了同一栋楼楼上楼下补偿悬殊的情况。如前所述，上诉人正是为了响应政策号召积极配合拆迁的，但事实的情况是同一片区不配合拆迁的人反而获得高额补偿，这对上诉人极不公平，也与国家公平拆迁的政策不符。 关于是否实现合同目的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案涉合同的合同目的系按照当时的拆迁许可规定实施拆迁，该合同目的明显因为情势变更的原因已无法实现。案涉协议正文第一句载明“因城市规划建设需要，经郫县房产管理局郫房拆迁【2010】第0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甲方需拆迁以下属于乙方所有的城镇私有产权房屋”。该约定非常明确的表明案涉合同的目的系城市建设需要，按照当时的批文实施拆迁。然而事实情况是，至今案涉片区的3000余户居民只有七十余户签订了拆迁协议，且拆迁许可期限早已届满，更有2017年郫都区政府发布批文已经重新以“地铁6号线犀浦站房屋征收项目”的名义在案涉地块启动拆迁。 故此，上诉人认为，案涉协议订立以后，因为被上诉人拆迁许可未能延期和政府启动新项目，发生了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原来为“成灌快铁犀浦站点改造项目”而实施拆迁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且在被上诉人拒绝支付差价款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合同必然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上诉人与该片区其他被拆迁人之间造成明显不公平的情况，故此上诉人亦可依照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 四、原审中上诉人同时主张依照合同约定解除合同，一审判决对此未予以认定，属于漏判。 案件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曾通过法庭当庭说明和庭后提交书面意见（详见一审材料“关于杨绍斌户的特别补充说明”）的形式表明自己的诉请同时基于行使约定解除权的事实和理由，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明显属于漏判。 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所涉拆迁合同有关于解约的特别约定，故本案中，上诉人也有权依照约定解除合同。案涉协议手写第八条第8项约定“如果此片区拆迁安置方案有所调整（上浮）或管辖发生变化而引起政策性调整，或同等拆迁户的货币补偿金额超出本协议金额（不含装修），所超出金额由甲方无条件第一时间（5个工作日内）补给乙方，否则所签订本协议或其他房产注销事宜将自动失效”。该约定符合《合同法》45条关于附解除条件合同的情形，依法有效。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了2017年5月的同片区征地决定书和案外人征地合同，其补偿标准远远高于案涉合同标准，按照约定过被上诉人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补差价给上诉人，否则合同解除。但本案中被上诉人至今没有补差价给上诉人，上诉人依照约定享有解约权。 综上，一审判决对合同关键条款解释不当，且明显漏判，上诉人的原审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西汇公司答辩称：针对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对案涉合同补偿条款的解释错误，我方不予认可。虽然补偿协议载明“如安置方案有调整，该户享有同等待遇。”等表述，但应当基于成灌项目的本身来解释。成灌快铁犀浦站点改造项目的安置方案有调整，则上诉人享有同等待遇。而不能扩大理解为无期限无范围限制地享有同等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能随时会反悔。本案项目是成灌快铁犀浦站点改造项目，与2017年地铁6号线犀浦站房屋征收项目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项目，依据的法律法规也不同。成灌快铁犀浦站点改造项目是2010年启动，依据是城市房屋拆迁等管理条例，地铁6号线犀浦站房屋征收项目是2017年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政策。上诉人的表述也认可成灌快铁项目早已通车，故我方认为案涉项目已经履行完毕。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如要行使法定解除权，首先要在于合同还未履行完毕，既然成灌项目已经完成，双方的补偿协议也履行完毕，拆迁人向被拆迁人支付了相应的款项，被拆迁人向拆迁人移交了房屋，交付了相应的权证，至于房屋何时被拆迁，不影响本身已履行完毕的事实。故我方认为依据法定解除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同时，上诉人提到依据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认为案涉合同显失公平，我方不予认可。依据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前提仍然是合同没有履行完毕，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26条的规定，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具有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前提。在本案的合同中根本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是否公平不能仅仅以单纯的补偿金额作为赔偿的标准。案涉项目是2010年实施的，是依据当时的房屋和机构得出的评估金额，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被拆迁人也获得了相应的补偿。2010年的评估价款和2017年的评估价款客观上存在差异。当时同意拆迁的被拆迁人获得了高额补偿后，购买了新的房屋，也更换了新的居住环境。现在被拆迁人住在旧的房屋中，没有去购买新的房屋，不能依此认为当年的被拆迁人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 杨绍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双方2010年10月19日所签订的《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西汇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23日，郫县人民政府发出郫府函【2010】73号《郫县人民政府关于确定成灌铁路各站点片区土地整理项目业主单位的批复》，明确西汇公司为犀浦站点片区土地整理项目业主。2010年3月15日，郫县国土资源局向成都市西汇公司发出《关于同意成都西汇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对犀浦站点片区土地整理的函》。2010年3月25日，西汇公司取得郫县规划管理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面积为1433.10亩。2010年4月15日，郫县房产管理局向西汇公司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载明：1.西汇公司因“成灌快铁犀浦站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建设，需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经审查具备拆迁条件，予以批准；2.拆迁的非住宅面积为89000平方米、住宅为205000平方米，占地面积955405平方米，实际拆迁范围以规划红线图为准；3.拆迁期限为2010年4月15日至2011年4月15日。2011年4月8日，郫县房产管理局作出《关于申请对成灌快铁犀浦站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延长拆迁许可证时限的复函》，将前述许可时限延期至2011年10月14日。此后，西汇公司作为拆迁人开展了拆迁工作，并委托四川二分明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拆迁范围内的住宅进行了评估。 杨绍斌系原犀浦镇房屋（权××号）的所有权人。2010年10月19日，西汇公司（甲方）与杨绍斌（乙方）签订了《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1、因城市规划建设需要，经郫县房产管理局郫房拆许【2010】第0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甲方需拆迁属于乙方所有的城镇私有产权房屋，乙方自愿选择以货币补偿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安置；2、乙方被拆迁房屋位于犀浦镇××街××单元××楼房屋，建筑面积68.96平方米；3、在分类价格基础上结合被拆迁房屋情况，被拆迁房屋的评估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4470元；4、乙方自愿放弃上述房屋产权和安置，由西汇公司付给308251.2元进行货币补偿、终结产权，不再安置；5、甲方根据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总额的20%付给乙方购房补贴费61650.24元、一次性临时安置补助费2068.8元、一次性搬迁费500元、物管补贴费2000元；6、本协议签订时，乙方将被拆迁房屋所有证（含房屋共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甲方，并授权甲方代为办理《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手续。在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在七天内搬迁完毕腾空上述被拆迁房屋交由甲方拆除；7、如果此片区拆迁安置方案有所调整（上浮）或管辖发生变化而引起政策性调整，或同等拆迁户的货币补偿金额超过本协议金额（不含装修），所超出金额由甲方无条件第一时间（5个工作日内）补给乙方，否则所签本协议或其他房产注销事宜将自动失效（补偿金额15个工作日内支付），上述违约给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甲方负责。2010年10月20日，四川二分明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房屋装修价格咨询意见函》，估价结果为案涉房屋装修总价值为8710元。合同签订后，杨绍斌领取了大部分款项。在2017年8月14日，领取了最后一笔价款7174.02元（银行存单）。本案诉讼过程中，案涉房屋已被拆除。一审庭审中，杨绍斌与西汇公司双方确认所签订《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上载明的被拆迁房屋，即登记号为权××号房屋。 2017年5月4日，郫都区人民政府发出第1号《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关于地铁六号线犀浦站房屋征收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该公告内容为：“因地铁6号线犀浦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需要，郫都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书》郫（征决字【2017】第1号），决定对郫都区犀浦镇浦发街两侧（详见征收范围图）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实施征收”。房屋征收部门为郫都区房产管理局。 2017年7月6日，杨绍斌等人向西汇公司发出《我们的基本诉求》的函，要求西汇公司按照2017年“地铁6号线犀浦站房屋征收项目”的标准向其补足款项，若拒绝按前述标准予以补偿，要求西汇公司立即向杨绍斌归还房屋。2017年7月17日，西汇公司向杨绍斌等人作出《关于成灌快铁犀浦站点片区旧城改造项目信访事项的回复》，载明：“西汇公司依法办理《房屋拆迁许可证》，依法拆迁，并按照协议约定足额支付了拆迁补偿款。双方所签订的《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已履行完毕，协议中所载房屋与被拆迁人已无任何关系”。 2012年7月26日，西汇公司经工商登记将原名称“成都市西汇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变更为“成都市西汇投资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西汇公司作为拆迁人依法取得房屋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具有对外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资格，杨绍斌、西汇公司之间签订的《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杨绍斌、西汇公司双方签订的《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是否满足约定解除条件或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解除。 关于案涉协议是否符合约定解除条件或法定解除条件。杨绍斌认为根据案涉协议中第八条的约定：“如该片区拆迁安置方案有所调整（上浮）或管辖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政策性调整，或同等拆迁户的货币补偿金额超过本协议，所超出的金额由甲方无条件第一时间（5个工作日内）补给乙方”，西汇公司应按不低于“2017年地铁六号线犀浦站房屋征收项目”的标准向其补足差额，而西汇公司怠于履行上述义务，根据双方在案涉合同中约定，西汇公司应在5个工作日内补足差价，否则合同解除，而本案西汇公司一直未补差，杨绍斌依约享有解除权。而西汇公司则认为案涉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故不应解除协议。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及《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可以确认案涉房屋因“成灌快铁犀浦站项目”而拆迁，拆迁人为西汇公司。杨绍斌要求适用的是“地铁六号线犀浦站点项目”补偿标准，根据郫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关于地铁六号线犀浦站房屋征收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该征收行为是依据郫（征决字【2017】第1号）《郫都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作出。房屋征收部门为郫都区房产管理局。“成灌快铁犀浦站项目”、“地铁六号线犀浦站点项目”其所依据的法律、拆迁或征收范围、拆迁或征收主体均不同，因此，系不同的两个项目。案涉合同第八条约定的“如该片区拆迁安置方案有所上调（上浮）或管辖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政策性调整，或同等拆迁户的货币补偿金额超过本协议”，应是指同一项目中拆迁方案的调整或同一项目中有其他协议超过案涉协议的补偿标准，而并非指适用不同项目的补偿标准。本案中，杨绍斌并无证据证明案涉项目出现了新的标准或管辖出现变化，故西汇公司不负有向杨绍斌支付额外费用的义务；二、本案杨绍斌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获得补偿款，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西汇公司已向杨绍斌支付了全部合同款项。西汇公司对杨绍斌负有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杨绍斌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授权相关单位依法对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所有的房屋进行拆迁，并与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合同具有国家征收的性质，一旦生效并履行，原房屋所有人对房屋丧失所有权，拆迁人依法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而西汇公司在“地铁6号线犀浦站项目”实施前未拆除案涉房屋及未收回相关权证凭证，均不是西汇公司应向杨绍斌承担的义务，并不构成违约，也不改变杨绍斌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的事实。且杨绍斌何时搬离案涉房屋，亦不能构成西汇公司违约。综上，本案不符合约定解除条件或法定解除条件，对杨绍斌要求行使约定、法定解除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在本案中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杨绍斌认为本案未能在拆迁许可期限内与案涉片区全部业主签订拆迁协议或强制拆迁行政令，拆迁项目实际陷于停滞，继续履行已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杨绍斌亦有权依照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情势变更事由适用于在合同依法成立至合同履行完毕之前。而本案为货币补偿协议，西汇公司已向杨绍斌足额履行完毕全部义务，不存在继续履行的情况，且案涉房屋总价值依照当时市场价值评估，并经杨绍斌、西汇公司协商一致而确定，据此，杨绍斌、西汇公司双方签订《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并无显失公平之处，本案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对杨绍斌认为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当解除合同的主张，一审法院也不予支持。 综上，案涉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不符合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及情势变更原则，对杨绍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审原告杨绍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绍斌负担。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绍斌与西汇公司签订的《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照自己的权利义务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上诉人杨绍斌的上诉请求与被上诉人西汇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杨绍斌与西汇公司签订的《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现就上述争议焦点的认定论述如下。 杨绍斌上诉提出，其请求解除《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本院经审查认为，《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为拆迁人向被拆迁人给付拆迁补偿安置款项等费用、被拆迁人向拆迁人交付房屋及所有权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拆迁安置款项已由西汇公司向杨绍斌支付完毕，杨绍斌已向西汇公司交付房屋及权属证书且案涉房屋已拆除，故案涉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双方权利义务已因履行而终结，案涉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杨绍斌提出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不符合本案查明的情况，故杨绍斌主张案涉合同并未履行完毕、其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杨绍斌另提出应当根据情势变更之规定解除本案合同。本院经审查认为，其主张情势变更的合同依据为《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第八条中“如果此片区拆迁安置方案有所调整（上浮）或管辖发生变化而引起政策性调整，或同等拆迁户的货币补偿金额超过本协议”。本院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情势变更适用的前提条件之一为合同履行完毕之前。根据上文之论述，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之规定。其次，西汇公司与杨绍斌被拆迁人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0年，该合同标题项下载明系成灌快铁犀浦站点改造项目；而杨绍斌主张按照2017年“地铁六号线犀浦站点项目”标准补偿。本院认为，《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第八条约定的内容，系指同一项目中拆迁安置的调整，而非不同项目的补偿标准；且杨绍斌提交的“地铁六号线犀浦站点项目”拆迁安置合同，拆迁人或者征收人主体亦与成灌快铁犀浦站点改造项目不同。故杨绍斌据此主张应适用情势变更的规定撤销合同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绍斌上诉提出其依照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杨绍斌主张其依照约定第八条第8项约定“如果此片区拆迁安置方案有所调整（上浮）或管辖发生变化而引起政策性调整或同等拆迁户的货币补偿金额超出本协议金额（不含装修），所超出金额由甲方无条件第一时间（5个工作日内）补给乙方，否则所签本协议或其他房产注销事宜将自动失效”，认为2017年5月同片区征地决定和案外人征地合同标准远高于其合同标准。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城镇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第八条约定的内容，系指同一项目即成灌快铁犀浦站点改造项目。杨绍斌主张以“地铁六号线犀浦站点项目”标准予以补偿，但该项目与案涉项目并非同一拆迁主体，亦非同一拆迁项目，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原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绍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 英 审判员 赵 锋 审判员 袁晟翔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龙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