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19行终40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爱国，男，196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祁东县，委托代理人：徐锋，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陆虎，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明锐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增埗村塘边工业区。法定代表人：范会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礼广，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城大道社保大楼，组织机构代码：45723264-5。法定代表人：邹联，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建峰，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冼广海，广东东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爱国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明锐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锐家具公司”）以及原审被告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社保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行初45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8月2日明锐家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846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东莞社保局承担。原审法院查明：张爱国于2016年7月17日受伤，被送往东莞市康怡医院诊治，被诊断为：“（1）左拇指近节开放性骨折；（2）左拇指肌腱神经血管断裂；（3）左拇指关节囊破裂；（4）左拇指异物存留。”2017年1月5日，张爱国向东莞社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表》，自称其为明锐家具公司员工，请求认定上述伤害为工伤。张爱国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的“用人单位意见”栏有“情况属实，申请工伤认定”字样及加盖明锐家具公司公章字样的印鉴、有“范会军”签名字样。张爱国同时向东莞社保局提供了《考勤证明》和“蒙劲忆”签名的《证明》各一份，均加盖明锐家具公司公章字样，内容均认可张爱国是该公司员工，在2016年7月17日的工作中受伤。东莞社保局受理后，没有通知明锐家具公司答复和举证，也没有调查取证。2017年3月2日，东莞社保局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846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张爱国是明锐家具公司员工，上述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明锐家具公司不服，于2017年8月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过程中，明锐家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并提交在相关银行（包括人民银行）办理业务留存的多个明锐家具公司公章印鉴样本和明锐家具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样本。明锐家具公司同时提交了于2017年2月14日与张爱国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记载劳动期限为2017年2月14日至2018年2月16日，加盖了明锐家具公司公章印鉴。经过开庭比对，东莞社保局确认，明锐家具公司证据和申请鉴定资料中的明锐家具公司公章印鉴的多个字样与东莞社保局证据《工伤认定申请表》《考勤证明》、“蒙劲忆”签名的《证明》中的印鉴字样明显不一致，东莞社保局明确表示无需鉴定即可目测判断，没有必要鉴定，但认为明锐家具公司可能有多枚印章。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东莞社保局作出本案工伤认定的证据是否确凿？下面予以分析。《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法律虽然没有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或“必须”调查核实，但东莞社保局作为法定职能部门，应当结合社会经验和案件实际情况，依职权决定是否核实。本案中，东莞社保局在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前，没有向明锐家具公司送达任何文件，没有通知明锐家具公司举证和答复，仅凭申请人单方证据作出认定，不符合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实质上违反法定程序。明锐家具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鉴定样本中公章印鉴与东莞社保局证据的公章印鉴明显不一致，通过目测即可判断，该事实充分说明东莞社保局的证据没有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的要求，主要证据明显不足。原审法院依法撤销东莞社保局本案决定书，东莞社保局应当重新认定。至于东莞社保局主张明锐家具公司可能持有多枚印鉴，该判断仅为东莞社保局猜测，东莞社保局应当在重新认定的程序中调查核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和第（三）项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撤销东莞社保局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846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东莞社保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重新作出工伤认定。本案收取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东莞社保局承担。一审宣判后，张爱国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明锐家具公司的请求。2.判决明锐家具公司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张爱国于2015年10月4日入职明锐家具公司，担任木工师傅，明锐家具公司指派张爱国在万江工厂上班，2016年7月17日张爱国因工受伤，张爱国依法申请工伤认定，万江工厂的负责人蒙劲忆向张爱国出具了相关证明，并配合完成了工伤认定。本案原审中明锐家具公司否认劳动关系，并以相关证明并非公司公章为由作为抗辩，以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作出错误的判决。原审判决后，张爱国逐个查询各大保险公司，在中国平安查询并调取了商业保险及理赔的相关资料，该资料清楚的证明，明锐家具公司作为投保人为张爱国购买了团体人身保险（保险合同号：GP04162010578341），明锐家具公司在2016年11月8日在《理赔申请书》《垫付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上盖章，委托“段建秀”办理理赔事宜，明锐家具公司要求保险公司将赔款汇入被申请人银行账号，并将明锐家具公司的存折交由保险公司复印存底，2016年11月21日中国平安向明锐家具公司的账户支付了15278.32元，该款项明锐家具公司占为己有，未支付给张爱国。以上证据可以清楚的证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工伤事实。被上诉人明锐家具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爱国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东莞社保局的证据没有达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的”要求，与事实相符；张爱国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作出错误的判决，完全与事实不相符。1.在张爱国受伤的当时，张爱国与明锐家具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明锐家具公司只有在茶山××一个工厂，没有在其他地方设有分厂，明锐家具公司从来就没有指派张爱国在万江工厂上班；据明锐家具公司了解到，张爱国是在其他公司出租的厂房受伤的；从明锐家具公司在原审提交的《入职申请表》《劳动合同》可以证实，张爱国在2017年2月14日之后，才与明锐家具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非张爱国所称在2015年10月4日就入职明锐家具公司处工作；而张爱国受伤的时间是2016年7月17日，此时明锐家具公司与张爱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2.东莞社保局认定工伤资料中明锐家具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均是假冒。原审中东莞社保局提交的认定工伤资料中明锐家具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均是假冒的，没有经过明锐家具公司认可和同意，并且原审张爱国和东莞社保局均确认印章和签名，同明锐家具公司的不同；另外，明锐家具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多份明锐家具公司印章、签名的资料，也证实了东莞社保局认定工伤资料中明锐家具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均是虚假。3.商业保险理赔资料上的印章，也是虚假的，不能证实明锐家具公司与张爱国在其受伤时，存在劳动关系。明锐家具公司在张爱国2017年入职前，从来没有为张爱国购买商业保险。张爱国提交的商业保险理赔资料上的印章，明显比明锐家具公司的印章字体要纤细，是虚假的，且明锐家具公司根本就不知情。因此，凭这些印章根本就不能认定那时明锐家具公司与张爱国间存在劳动关系；4.假设明锐家具公司同意蒙劲忆以明锐家具公司名义为张爱国购买商业保险和理赔，那也不能就认定张爱国与明锐家具公司在张爱国受伤时存在劳动关系。张爱国是由他人招聘在万江工作，其工资不是由明锐家具公司发放、不是由明锐家具公司进行管理、没有为明锐家具公司提供任何劳动。现假设明锐家具公司同意蒙老板以明锐家具公司名义，为张爱国购买商业保险和理赔，即同意蒙老板挂靠在明锐家具公司名下为张爱国购买商业保险和理赔，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一条“个人承包、挂靠他人经营或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承包人、挂靠人或借用人自行招用的劳动者不受发包人、被挂靠人或被借用人管理和支配，劳动者的工资也并非由发包人、被挂靠人或被借用人支付，双方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被招用的劳动者主张与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被挂靠人或被借用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一般不予支持。”的规定，也不能认定明锐家具公司与张爱国在张爱国受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更何况明锐家具公司根本不知情的情况，被别人冒用明锐家具公司的名义，并且明锐家具公司名义被冒用而给张爱国带来了收益。5.东莞社保局在张爱国申请工伤认定时，却没有按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进行核实。从原审提交的证据可知，东莞社保局在张爱国申请工伤认定时，张爱国受伤的地方为万江，同明锐家具公司在茶山镇营场所，存在很大的不同。虽然东莞社保局让张爱国方提交的资料所欺骗，但东莞社保局主要是没有按照条例的规定进行核实，而导致了工伤认定的错误。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东莞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证据不足，完全同事实相符。从上可知，张爱国在上诉状中称其在受伤时与明锐家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相符，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东莞社保局的证据没有达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的”要求，与事实相符。二、原审法院认定东莞社保局违法法定程序，完全同事实相符。从东莞社保局提交的资料证实，原审法院在认定工伤时，未通知明锐家具公司举证和答辩，而让张爱国单方提交的资料所欺骗，单凭张爱国单方提交的资料，错误做出了工伤认定，违反了法定程序，从而引致了本案。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东莞社保局违法法定程序，完全同事实相符。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爱国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原审被告东莞社保局述称：张爱国于2017年1月5日向东莞社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提交了加盖用人单位公章并确认受伤情况的申请表，及由用人单位出具的考勤证明。二审中，张爱国依法向法庭提交了中国平安保险的理赔手续，该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张爱国与明锐家具公司存在用人劳动关系，结合全案证据，东莞社保局于2017年3月2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846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合法合理，程序正当，因此，张爱国本次事故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贵院予以改判。二审中，张爱国提交新证据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赔资料复印件，包括《理赔决定通知书》《团体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授权委托书》《中国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非定点认可医院住院申请表》、康怡医院《诊断证明》《疾病诊断证明书》《出院小结》《医疗费用明细清单》《垫付证明》。东莞社保局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明锐家具公司认为因上述新证据仅有复印件，且上述证据中明锐家具公司的印章与明锐家具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鉴定样本不一致，故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因张爱国无法提供原件核对上述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东莞社保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有据。第一，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有协助工伤调查和提供证据的义务”的规定，东莞社保局作为法定的工伤认定职能部门，应当对可能存在争议的工伤认定事实进行调查核实，而本案中，东莞社保局在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前，没有以通知书的形式通知明锐家具公司举证和答复，没有向明锐家具公司送达任何文件，而是仅凭申请人单方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第二，明锐家具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鉴定样本中的公章印鉴与东莞社保局提交的证据中的公章印鉴明显不一致，东莞社保局在原审庭审中亦确认上述公章印鉴不一致的情况，该事实充分说明东莞社保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没有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的要求。第三，张爱国在二审中提交的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爱国的保险理赔资料复印件，即使上述证据为真，因其属于在东莞社保局作出工伤认定之后，张爱国自行收集的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关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爱国承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志强审判员  叶俏珠审判员  王九龙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于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