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04民初24845号原告：杭某，女，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沙莎，上海天闻世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溪，上海天闻世代(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某1，男，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原告杭某与被告周某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杭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沙莎、陈小溪、被告周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杭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周某1给付杭某房款100万元；2.周某1按照100万元为基数，支付杭某自2017年7月15日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双方原系夫妻，于2015年8月5日协议离婚，并于离婚当日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离婚补充协议书》，其中约定上海市松江区泗凯路XXX弄X栋/X号XXX室(以下简称系争房屋)产权归周某1所有，待该房屋交割给周某1的同期，周某1应支付杭某100万元。系争房屋系动迁安置房，现周某1凭借拆迁协议以及身份证即可办理房屋产证。杭某曾多次告知周某1去办理交房手续，周某1均未理睬。2017年7月14日，杭某通过律师向周某1发送律师函告知其办理产证，2017年7月15日，周某1收到了律师函，但周某1仍明确表示不愿意办理产证。故要求周某1按照双方离婚协议的约定履行其给付100万元房款的义务，并承担延迟支付的利息。周某1辩称：对杭某陈述的婚姻经过无异议。双方的确于2015年8月5日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及《离婚补充协议书》，其中《离婚补充协议书》中约定如果因女方原因导致不能将系争房屋予以顺利交割，男方有权止付最后一笔100万元并由女方按房屋市场价格补偿差价。而事实上杭某早在2016年7月6日就将上海市松江区泗凯路XXX弄X栋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304室房屋)出租，以此可以推断杭某在此时间应该获得了办理系争房屋产证的相关材料，但杭某故意拖延，未通知周某1去办理产证，且周某1也从未收到过杭某的律师函，故杭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上述《离婚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女方原因导致不能顺利交割系争房屋的情形，故周某1有权止付100万元尾款，故要求驳回杭某的诉讼请求。同时，周某1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要求杭某支付周某1系争房屋市场价格的差价159万元。事实和理由：因为杭某的原因导致了周某1未能及时办理系争房屋产证，属于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导致不能顺利交割系争房屋的情形，故杭某应当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按照系争房屋市场价格补偿差价。杭某针对反诉辩称：要求驳回周某1提出的反诉请求。系争房屋及304室房屋均系杭某亲戚邓某某房屋的拆迁安置房。之前邓某某因为拆迁利益与杭某及家人有诉讼，导致杭某不知系争房屋何时可以办理产证。杭某通过与物业协调才获得了304室房屋的使用权，但304室房屋当时也未办理产证。周某1对杭某与亲戚的诉讼均知情，且其本人也是涉诉当事人，周某1应当知晓上述情况，杭某并未隐瞒任何事实。与邓某某的诉讼直至2016年7月才结束，杭某也是直到2017年1月才获取了系争房屋相关办理产证的材料。2017年3月，房产中心通知杭某可以办理系争房屋产证，故杭某于当月就微信通知了周某1，故杭某并未怠于行使权利导致系争房屋延迟交割。再者，房屋交割并不等同于办理房屋产证，在2016年诉讼期间，周某1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证去物业处办理交房手续，而杭某认为交房手续也可以认定为房屋交割，故要求驳回周某1提出的反诉请求。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杭某与周某1原系夫妻，双方于2015年8月5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于当天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离婚补充协议书》，其中约定“上海市松江区泗凯路XXX弄X栋/X号XXX室(该房为动迁安置房，目前尚未交房，房地产权证号待定)住房一套，该房产归男方所有。”“如此套房产届时因女方原因导致不能顺利交割，则女方自愿按不低于100万元的市场价格补偿男方，即在此情况下男方有权止付最后一笔款项100万元并由女方按此套房产市场价格补偿差价。”《离婚补充协议》第二款“关于对原协议第三章节“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的补充约定”列明“1、原协议‘第三章节第1条’，关于将上海市徐汇区罗香路XXX弄XXX号XXX室住房一套处置归男方所有并且男方另行补偿女方228万元的约定，双方同意操作步骤如下：(1)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书》并办理离婚手续的同期，男方支付给女方首笔款项50万元并由女方出具收条；(2)女方办理上海市徐汇区罗香路XXX弄XXX号XXX室房产去名手续的同期，男方支付给女方第二笔款项78万元并由女方出具收条。”……(4)女方协助男方按原协议‘第三章节第3条’将上海市松江区泗凯路XXX弄X栋/X号XXX室(该房为动迁安置房，目前尚未交房，房地产权证号待定)住房交割给男方的同期，男方支付给女方最后一笔款项100万元并由女方出具收条。”另查明，案外人邓某某与上海市徐汇区征地房屋补偿事务中心于2014年10月27日签署了《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约定将邓某某所有的长桥南街XXX号房屋进行拆迁，其中杭某、周某1均被核定为安置人口，系争房屋及304室房屋均为安置房屋。2014年12月2日，邓某某与上海市徐汇区征地房屋补偿事务中心又签署了《安置房认购书》，确定304室房屋产权人为杭某、系争房屋产权人为周某1。杭某、周某1作为原告曾于2016年6月起诉邓某某，要求确认304室房屋产权归杭某所有，系争房屋产权归周某1所有。2016年7月7日，邓某某与杭某、周某1调解时表示认可相关房屋的归属，也愿意配合过户，后该案以撤诉结案。庭审中，杭某提交了2017年7月14日《律师函》及邮政特快专递收寄凭证，证明杭某于2017年7月14日通过发送《律师函》通知周某1来杭某律师处领取相关材料办理系争房屋产证，该《律师函》已于2017年7月15日被“上海市武宁路XXX号”地址签收。证明杭某已经及时将办理系争房屋产证的事宜送达了周某1的有效地址，且被实际签收，杭某已经履行了自己配合周某1交割系争房屋手续的义务。周某1称从未收到过上述《律师函》，“上海市武宁路XXX号”地址系其单位地址。庭审中，周某1提交了304室房屋《租赁合同》，显示杭某早于2016年7月6日就将304室房屋用于出租，证明该时间304室房屋已经实际交付于杭某，而作为同一小区、同一性质的拆迁安置房，系争房屋理应也在该时间段具备了办理产权证的相应手续，而杭某未在第一时间通知周某1办理，故属于离婚协议约定的因女方原因不能顺利交割的情形。杭某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304室房屋当时也系杭某与物业协调取得了使用权，而周某1凭借自己的身份证也可以去物业处办理交房手续。而304室房屋当时还不具备办理产证的条件，直到2017年3月接到房产公司通知才办理了产证，并提交了304室房屋产权证，显示登记时间为2017年3月。周某1认为该产权证恰恰能够证明杭某有意拖延并回避协助配合办理系争房屋产证的义务，并称对于杭某等与邓某某的诉讼只签署过委托书，其他情况并不知情。庭审中，周某1提交了两张收条，其中2015年11月27日的收条内容为“今天收到周某1给我的按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约定的第二笔款项-陆拾万(60万)人民币。本人承诺12月6日搬离罗香苑。”2015年12月4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周某1按离婚协议约定的第二笔款项，总数人民币柒拾捌万元整(￥780,000)已结清。本人承诺2015年12月6日搬离罗香苑，并支付周某1物业使用等各项杂费人民币共计3,200元。”两张收条均有杭某签名。周某1据此证明自己已经按照《离婚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对于罗香路房屋补偿款中138万元补偿款的给付义务，故剩余还有90万元的补偿款未给付。杭某对上述两张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指出《离婚补充协议》约定的228万元补偿款的给付步骤中，第一笔50万元系在2015年8月5日由周某1支付，当天并未出具收条，第二笔78万元则分两次支付，其中第一次于2015年11月27日支付了60万元，杭某于同日出具了上述第一份收条，2015年12月4日周某1又另行支付了18万元(其中扣除杂费3,200元，实际支付176,800元)，故杭某又于同日出具了第二份收条，所以第二份收条中的78万元包含了第一份收条的60万元，周某1实际给付的仍是128万元，尚有100万元款项未给付。对此，杭某提交了案外人周某2中国工商银行的历史明细清单，证实周某1分别于上述日期将相关款项转账至女儿周某2的账户。周某1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第三笔除了银行转账18万元外，还给付了杭某10万元现金，因当时杭某提出要与女儿过渡住房，资金有困难，故周某1于2015年12月4日当天一共给付了28万元，故杭某于同日出具的收条78万元实际是包括第一笔50万元以及当天的28万元，并不包括2015年11月27日的60万元，故杭某后未收回第一张收条。还查明，周某1在本院(2016)沪0104名初29084号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于2016年8月31日留下的送达地址为“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XXX号”。庭审中，案外人邓某某、冯永华曾经来院表示，确认系争房屋产权人为周某1。上述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离婚证》、2015年8月5日《离婚协议书》、《离婚补充协议书》、2017年7月14日《律师函》及快递收寄凭证、《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安置房(期房)认购书》、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调解笔录、谈话笔录、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2016)沪0104民初29084号民事调解书、起诉状、委托书、撤诉申请、中国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收条、《租赁合同》等证据证实，并经庭审质证，应予认定。本院认为，离婚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离婚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系争房屋归周某1所有，在房屋交割给周某1的同期，周某1应当支付给杭某相应的款项，则双方均应当恪守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在于杭某是否履行了自己配合对方交割系争房屋的义务。周某1称系争房屋早在2016年7月就可以办理产权，杭某并未在第一时间通知周某1办理，对此事实，周某1提交的仅是304室房屋的租赁合同，而非系争房屋在2016年7月即可办理产权的直接证据。而根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涉诉材料，2017年6月至7月期间，杭某、周某1等作为原告正在起诉案外人邓某某房产案件，标的之一就是系争房屋。周某1称对该案不知情，但该案中有周某1亲笔签署的委托材料，且作为案件当事人之一，周某1应当知晓系争房屋当时的涉诉情况。再者，与系争房屋性质相同的304室房屋也系2017年3月才办理了产证，杭某在2017年7月通过发送《律师函》的方式通知周某1办理系争房屋产证的相关事宜，并未超过合理期限。周某1称《律师函》并未收到，但《律师函》寄送的地址系周某1曾在诉讼中确认的送达地址，且《律师函》实际也于次日被该地址签收，故本院对周某1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杭某已经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了其配合周某1交割系争房屋的相关义务，并未构成《离婚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因女方原因导致不能顺利交割”的情形，则周某1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杭某相应的款项，并承担延迟支付的利息；对于周某1提出的反诉请求，本院则应当予以驳回。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在于周某1应当支付杭某款项的数额。根据《离婚补充协议》的约定，周某1负有补偿杭某共计228万元款项的义务。周某1称其实际已经支付了138万元给杭某，仅剩余90万元的款项未支付，而杭某称依据《离婚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操作步骤，周某1此前实际共支付了128万元，剩余的款项应当仍是100万元。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2015年11月27日收条写明“今天收到周某1给我的按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约定的第二笔款项-陆拾万(60万)人民币”，而2015年12月4日收条又明确“第二笔款项，总数人民币柒拾捌万元整(￥780,000)已结清”，从文字表述看，两份收条的款项性质均属于“约定的第二笔款项”，且第二份收条强调“总数”、“已结清”，故杭某的解释更接近收条的字面意思；再从转账记录看，杭某提交的银行明细仅有三条转账记录，总额共计约128万元，周某1称还有10万元系现金交付，但未提交其他取款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故综上，本院采纳杭某的意见，认定周某1实际已经给付的款项金额共计128万元，故剩余应当给付的金额为10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周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杭某2015年8月5日《离婚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第二条第1款第(4)项100万元；二、周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偿付杭某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5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三、驳回周某1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0元，减半收取计6,000元，由周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佳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朱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