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0民终13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明举，男，196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正河、陈欢，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鑫，男，196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湖北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中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荆州市荆州开发区镍业路东段。法定代表人：杨立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锦，男，1984年5月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湖北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秦明举因与被上诉人杨立鑫、湖北中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欣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7）鄂1002民初1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明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正河、陈欢,被上诉人杨立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被上诉人中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锦、肖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明举上诉请求：1、撤销（2017）鄂1002民初177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对《友好协议》不予采信的认定错误。2014年11月13日湖北中欣制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欣公司)杨立鑫和湖北恒宇公司（以下简称恒宇公司）秦明举签订了《友好协议》,2014年11月14日杨立鑫向秦明举出具《委托书》。该《友好协议》和《委托书》是分别由中欣公司、杨立鑫与上诉人签订的。约定了委托事项以及代理费的两份委托合同,其委托事项虽有相似之处,但报酬分别为300万元和500万元,共计800万元。从合同签订主体及报酬金额不同显示两份合同为两个委托关系,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报酬金额从3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原审法院对《友好协议》不予采信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2、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完成委托事项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首先，《友好协议》、《委托书》对上诉人秦明举完成委托事务的方式表述为“积极配合”,“保证项目环评通过”、“保证该项目发改委立项”、“保证政府同意该项目另外选址”，报酬的表述为“咨询服务费”。根据双方订立委托合同的目的，其委托事项除了办理具体事务，还可以表现政策咨询、经验介绍等，其内容极其广泛。原审法院将委托事项限定在办理具体事务上过于狭隘，依法应予以纠正。其次，被上诉人杨立鑫、中欣公司举证提交的证据证明委托合同的约定报酬为500万元，承认委托合同的存在。2016年3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甲（杨立鑫）、乙（秦明举）双方约定乙方前期的服务费人民币伍佰万元，由中欣公司于2017年5月底之前向乙方全部结清。”该合同认可了秦明举为杨立鑫、中欣公司的服务费500万元，并约定了结清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三、四项，非违约方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按照常理，如果受托方迟延履行或没有履行主要债务，委托方应该解除合同。但是从2014年11月合同签订至今被上诉人杨立鑫、中欣公司没有任何解除合同的行为，反而一直认可500万元服务费的存在，于常理不合。正说明上诉人恒宇公司秦明举与被上诉人中欣公司杨立鑫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恒宇公司秦明举完全恰当履行义务，完成了委托事项。3、原审法院对关于500万元的报酬不予认定错误。《友好协议》和《委托书》分别约定300万元和500万元的报酬，共计800万元，秦明举完成委托事项，应获得合同约定的800万元报酬。首先，本上诉人上诉理由“1”中已经阐明应当认定《友好协议》的委托合同性质、存在300万元报酬的事实。其次，有证据证明《委托书》中的委托合同报酬为500万元。《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和《证明》等书证、证人证言均证明500万元报酬的存在。尽管《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和《资金情况说明》等表述为“前期服务费”和“秦明举筹建费”等，但均指向为代理服务费，被上诉人杨立鑫、中欣公司亦认可,也不能苛求民间委托高度的规范性。再次，恒宇公司秦明举完成了委托事项故应获得合同约定的报酬。原审法院基于没有认定秦明举主张的完成了委托事项的事实对500万元的代理报酬不予认定。本上诉状上诉理由“2”论证了恒宇公司秦明举完成了委托事项，故应获得《委托书》约定的500万元的报酬加上《友好协议》中约定的300万元报酬。杨立鑫、中欣公司辩称，1、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友好协议》不予采信的认定错误”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称：2014年11月13日中欣公司杨立鑫和恒宇公司秦明举签订《友好协议》，2014年11月14日杨立鑫向秦明举出具委托书是两份不同的委托合同，报酬分别300万元和500万元，共计800万元，合同签订主体及报酬金额不同显示两份为两个委托关系，据此认为原审法院对《友好协议》不予采信错误。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中欣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先后两次签订《投资协议》，关于项目选址变化，产生了中欣公司杨立鑫同恒宇公司秦明举签订《友好协议》，以及杨立鑫与秦明举《委托书》，开发区管委会引进中欣公司皮革加工制造项目，显然有通过引进项目解决恒宇公司困境，所以把恒宇公司土地作为中欣皮革加工制造项目首选用地。原审法院还认为杨立鑫、秦明举分别代表中欣公司、恒宇公司，而不是杨立鑫、秦明举个人。所以原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不能作为秦明举个人主张民事权利的依据，对《友好协议》不予采信无疑是正确的。那么按照上诉人是两个不同的主体这一错误的逻辑,本案委托合同所涉及到有两个皮革制造项目,这一说法是荒谬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释明法理正确。2、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完成委托事项不予认定错误也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友好协议》、《委托书》对上诉人完成委托事务表述是,保证项目环评通过;保证该项目发改委同意立项;保证政府同意该项目另外选址等其他事务,其内容极其广泛。因此认为原审法院将委托事项限定在办理具体事务上过于狭隘,中欣公司的委托事项上诉人已完成，如果没有完成就不可能有500万元报酬的约定。原审法院认为:中欣公司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立项、环评以及项目选址的确定属法律事实,相关的文书是法律事实的载体,只能证明法律事实本身,记载500万元费用的书面材料,未明确就是委托合同报酬,“服务费”、“筹建费”与委托合同没有关联性，不能得出上诉人完成事项。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皮革加工制造项目开发区管委会组织专班大力支持的相关文件以及提交了指派本公司专班负责人办理，竺晖、张峻玮、徐灿凯、杨锦等在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立项、项目土地选址审批、项目环境评估的联系函以及国土局开发区分局、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荆州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委托书》以及相关情况的说明予以证明，上诉人没有进行所委托的工作，更没有所谓的已经完成委托事项。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委托事项是自身完成，没有支持上诉人的诉求无疑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已完成委托事项，认为原审法院对《友好协议》不予采信是错误的，以及对500万元报酬不予认定也是错误的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的诉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以彰显法律公正性。秦明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委托费用800万元及利息19824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被告中欣公司与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订立《项目投资协议》，原告秦明举与被告杨立鑫订立合同情况以及相关证据、事实认定：2014年11月13日，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湖北中欣制革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约定由湖北中欣制革有限公司在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年产550万标张皮革加工制造项目，项目用地选址两处，首选湖北恒宇精密薄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公司）现用地，次选地址镍业路东段腾国讯以东615.3亩（实际位置和用地面积以红线图为准）。当日，湖北中欣制革有限公司杨立鑫作为甲方与恒宇公司秦明举作为乙方签订《友好协议》，双方达成四项协议：“1、双方遵行当地政府的整体环境规划，有利地方社会环境影响，敬请政府领导和乙方考虑甲方的投资优势与便利；2、乙方遵行中欣制革有限公司的投资选址自由权；3、乙方同意甲方按政府要求选择新地，乙方承诺积极配合甲方在项目落户荆州开发区“选址二”为长江边地块的前期相关工作，包括环保环评通过，发改委立项农牧业加工文件、土地等手续完善，其咨询服务费约定300万元由甲方支付给乙方；4、以上协议签字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2014年11月14日，杨立鑫向秦明举出具《委托书》，委托事项：“办理湖北中欣制革项目（暂命名）落户荆州相关事宜。具体委托人应办理事项：1、保证该项目环评通过；2、保证该项目发改委同意立项；3、由于目前该项目政府倾向选址湖北恒宇伟业高新科技有限公司现住所地，保证政府同意该项目另外选址；4、其他应办理事项；”。委托人保证：“1、该项目环评开始，首先预付受托人60万元费用；2、在受托人完成以上应办理事项后，再支付440万元；”其他约定：“该项目落户荆州的环评、发改委立项、土地相关手续委托人只需要支付政府部门公开收取的税费，其他费用委托人不承担。”2015年11月13日，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会员会再次与湖北中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项目用地选址固定为镍业路东段腾国讯以东615.3亩（实际位置和用地面积以红线图为准）。2016年11月28日，开发区管委会与中欣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再次调整项目用地选址为：镍业路以南、长江镍业以东，用地面积调整为775.43亩。中欣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先后两次签订的《投资协议》关于项目选址的变化，与中欣公司杨立鑫同恒宇公司秦明举签订的《友好协议》以及杨立鑫与秦明举签订的《委托书》存在联系。开发区管委会在引进中欣公司皮革加工制造项目时，显然有通过该引进项目，解决恒宇公司困境的设想，所以把恒宇公司土地作为中欣公司皮革加工制造项目首选用地。当中欣公司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选择恒宇公司土地对项目建设存在很多不利因素，希望能够选择次选地址，经过与恒宇公司协商，形成《友好协议》、《委托书》。协议中，中欣公司充分阐述了选择恒宇公司土地存在的不利因素，并达成了以中欣公司项目自由选址，并支付300万元服务费为重点的四条协议。本院认为，协议甲方中欣公司杨立鑫，乙方恒宇公司秦明举，所协商的内容为中欣公司项目退出恒宇公司土地，获得自由选址权，涉及中欣公司和恒宇公司利益。杨立鑫、秦明举分别作为中欣公司、恒宇公司法定代表人，甲、乙方民事主体应为中欣公司和恒宇公司，而不是杨立鑫和秦明举个人。该协议不能作为秦明举个人主张民事权利的依据，本院对《友好协议》不予采信。委托书是委托方单方面出具的，委托受托方从事一定行为的法律文书；受托人不接受委托，则不会对受托人产生约束力。委托合同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双务合同，受托人有办理委托事务、报告委托事务办理情况、转移受托事务成果等义务；委托人有向受托人提供必要的经费或者支付报酬的义务。杨立鑫与秦明举虽然没有订立书面委托合同，但由杨立鑫单方面出具的《委托书》中包含了受托人姓名、委托事项、报酬等内容，符合委托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本院认为《委托书》具有委托合同的法律属性，应予以认定。二、中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立项、登记注册、环境评估情况以及相关证据与事实的认定：2015年3月19日，湖北中欣制革有限公司皮革加工制造项目在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备案，并领取《湖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2015年9月14日湖北中欣制革有限公司在荆州市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登记企业名称为：湖北中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为：荆州市荆州开发区镍业路东段，法定代表人为：杨立鑫，注册资金为：壹亿元整，成立日期为：2015年2月6日。2016年11月28日，开发区管委会与中欣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对项目规划用地位置、面积再次进行调整。规划用地调整后，中欣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再次向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提出皮革加工制造项目备案申请，申请书以及申请表记载的联系人为竺晖。当日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向中欣公司核发《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备案证》。2014年12月5日，中欣制革有限公司委托张竣伟前往湖北荆州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办理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工作，并先后于2015年12月支付贵州水利勘探认证费15万元，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12日支付荆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万、8万元，2017年3月14日支付福建微水环保股份有限公司60万元。2016年2月3日，荆州市环境保护局对湖北中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作出批复，通过环境评估审查。被告杨立鑫、中欣公司称，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立项、土地审批、项目环境评估均由中欣公司在开发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自行完成的，并提交《委托书》、《开发区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审核处理签及交接单》、荆州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环评情况说明》、缴纳环境评估相关银行转（汇款）凭证予以证明。经审查，《委托书》、《开发区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审核处理签及交接单》、荆州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环评情况说明》记载的联系人为“竺晖、张竣玮、徐凯灿、杨锦”，相关银行转（汇款）凭证属于交纳与环评评估的费用，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完成、交付委托事务成果是受托人的义务。原告作为受托人，在诉讼中有提交证据证明完成、交付委托事务成果的义务。如：向本院提交被告委托原告到相关部门办理相关事务的委托书或者联系函件，办理相关事务支出费用的单据以及交付委托事务成果交接手续。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导致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立项、土地审批、项目环境评估等项目成果与委托合同缺乏必要的连接，不能证明原告完成了委托事项。本院对原告主张完成了委托事项的事实不予认定。三、《股权转让协议》、《资金情况说明》、《股东会会议议程及其决议》关于500万元相关记载的证据与事实的认定。2016年3月29日，杨立鑫与秦明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杨立鑫）转让给乙方（秦明举）中欣公司的19%股份股权，乙方同意接受；第三条约定：甲、乙双方约定乙方前期服务费人民币伍佰万元，由中欣公司2017年5月底之前向秦明举全部结清。2016年12月22日，中欣公司股东杨立鑫、秦明举、徐灿凯签字确认的《资金情况说明》第四条说明：截止到2016年12月22日，公司支付筹建费约2000万元，其中已支付5254343.3元，公司尚欠杨立鑫14745656.7元；第六条说明：截止到2016年12月22日，秦明举筹建费500万元。2017年1月12日，中欣公司召开股东会议，《股东会决议》三（二）“对2016年3月29日杨立鑫和秦明举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第三条‘甲乙双方约定乙方前期服务费伍佰万元，由中欣公司于2017年5月底之前向乙方全部结清’重新商议，若提前支付需由股东友好协商后决定”。原告提交记载与委托书金额一致的相关书面证据，不仅仅是为了证明委托合同约定的报酬金额，也是为了推理原告完成了委托事项的合理性。按照通常理解，受托人如果没有完成委托事项，委托人不会确认和同意应支付报酬。本院对《股权转让协议》、《资金情况说明》、《股东会会议议程及其决议》（被告提交）关于500万元记载的文字表述认真分析，认为三份书面材料对500万元性质表述不一，《股权转让协议》表述为“前期服务费”，《资金情况说明》表述为“秦明举筹建费”，《股东会决议》表述为“前期服务费”，没有对500万元来源于《委托书》“报酬”的表述；三份书面材料均没有支付500万元（服务费、筹建费）的明确表述，《股权转让协议》表述为“结清”，《资金情况说明》没有任何表述，也没有欠付500万元的意思表示。企业筹建费是企业筹建过程中支出的费用，“结清”的通常理解应为对实际发生的费用结账。因此，《股权转让协议》、《资金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推定原告完成委托事项的证据予以认定。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除本院确认上述事实采信和认定的以外，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原被告双方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2、原告是否完成委托事项？3、原告是否放弃了筹备期间的代理费？一、被告杨立鑫向秦明举出具的委托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中欣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立鑫，向秦明举出具的委托书，载明了委托事项、报酬，还约定了办理委托事项费用负担，构成了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杨立鑫是中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委托秦明举办理中欣公司筹建事务，属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体现的是公司意志；因此，杨立鑫个人与秦明举不构成委托代理关系，中欣公司与秦明举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二、被告秦明举证明已经完成委托事项的证据不够充分。中欣公司委托秦明举办理的事项是：“保证项目环评通过；保证该项目发改委立项；保证政府同意该项目另外选址。”由于委托事项过于抽象，本院根据双方订立委托合同目的将委托事项归纳为“办理项目环评；办理项目立项；办理项目选址”。截至秦明举向本院提起诉讼时，项目已经通过环境评价，发改委已经同意立项，项目选址已经确定，项目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进入项目建设、招商阶段。秦明举认为，中欣公司委托的事项已经完成，并以《湖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凭证》、荆州市环保局相关文件，中欣公司营业执照、中欣公司用于招商宣传册和《股权转让协议》、《资金情况说明》中记载的500万元结算内容予以证明。其证明逻辑为，中欣公司皮革加工制造项目已经立项、通过环评，项目已经进入建设招商阶段，如果上述事项不是秦明举完成的，在杨立鑫与秦明举的《股权转让协议》、《资金情况说明》中就不可能有500万元服务费结算时间的约定和筹建费的记载；被告杨立鑫、中欣公司认为，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筹建工作是在开发区管委会大力支持下，委托其职工完成的，并提交了委托竺晖、张峻伟到国土资源局开发区分局、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荆州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的《委托书》和《开发区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审核处理签及交接单》、荆州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环评情况说明》、缴纳环境评估相关银行转（汇款）凭证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中欣公司皮革加工制造项目立项、环评以及项目选址的确定属于法律事实，相关的文书是法律事实的载体，只能证明法律事实本身；记载500万元费用的书面材料，未明确是委托合同报酬，“服务费”、“筹建费”的表述，与委托合同没有关联性，本院不能从相关书面材料中有关于“服务费”、“筹建费”500万元表述中得出秦明举完成了委托事务的判断。本院认为，原告秦明举在被告中欣公司否定其完成委托事项，并提交证据证明是自己完成相关工作的情况下，有义务证明委托事项是如何完成的、做了哪些工作，支出了哪些费用。诉讼中秦明举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据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三、本院没有认定秦明举主张的完成了委托事项的事实，故对秦明举是否放弃筹备期间的代理费或者报酬不做评判。综上所述，原告秦明举与被告杨立鑫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与被告中欣公司委托合同关系成立；但原告秦明举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完成了中欣公司委托事项。故原告秦明举关于请求判令被告杨立鑫、中欣公司支付800万元委托代理报酬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秦明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1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4188元由原告秦明举负担。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被上诉人进行了质证。证据1、湖北荆州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其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证据2、恩施山寨皮革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其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证据3、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证据4、被上诉人工商登记信息及叶春《关于支付秦明举报酬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四份证据共同证明：上诉人业已完成委托内容，被上诉人应根据约定支付委托费用。被上诉人杨立鑫的质证意见：证据1从形式上来讲内容并不真实，并且该证明是由上诉人自己写的，在一审中被告提供了第十二组证据说明了该问题。证明内容所述秦明举组织了相关单位和开发区领导去考察是不可能的，是被上诉人向开发区领导申请后，所有费用都是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才去的。具体经办进行环评的是刘开来，而不是上诉人提供的证明人刘美华。荆州环境保护公司与中欣公司的对接人是刘开来，没听说过刘义德这个人。秦明举作为群众无能力组织开发区领导离开荆州区去办公，而且秦明举并无资格代表中欣公司。证据2质证意见同证据1，也是上诉人自己写的然后盖章，去恩施的所有费用也是由被上诉人承担。证据3在内容形式上不符合要求，根据民诉法有关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除了公章以外，还应当由证明人签字，而证据3中没有证明人的签字。该证据的内容也有错误，其内容和被上诉人与荆州开发区签订的合同不一致，是荆州开发区对被上诉人项目组成专班进行的，专班当中并没有秦明举，秦明举代表谁是不清楚的。证据4证人证言应该到庭进行质证，证人证言不符合规定，不予质证。中欣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2、3均由上诉人自己书写，我方证据由原单位自行书写并盖章，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我方认为是偷换概念，浪费诉讼资源。证据4的叶春，其患有尿毒症，自离开中欣公司期间，到荆州的次数相当少，对中欣公司的运营毫不知情，股份也相当少，出资更没有到位，叶春离开公司就是因为他没有钱。本院对上诉人所举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2的证明内容是秦明举牵头组织开发区有关领导及秦明举带领开发区相关领导等，这二份证明的内容均不能证明秦明举是代表中欣公司，证据1、2均达不到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证据3不符合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要求。证据4是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作证，故证据3、4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均无异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对《友好协议》不予采信是否错误。2.对上诉人主张完成委托事项的事实不予认定是否错误。3.对500万元报酬不予认定是否错误。一审不采信《友好协议》的理由是，杨立鑫、秦明举分别作为中欣公司、恒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甲、乙方民事主体应为中欣公司和恒宇公司，而不是杨立鑫和秦明举个人。该协议不能作为秦明举个人主张民事权利的依据，因此对《友好协议》不予采信。该认定是从秦明举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上作出的，而上诉人在上诉中并没有针对此主体问题的认定提出具体的上诉理由。而且上诉人秦明举在二审庭审中也认可此协议是对公司利益的安排，故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是否完成委托事项，一审认为秦明举有义务证明委托事项是如何完成的、做了哪些工作、支出了哪些费用，秦明举一、二审中均未提交其完成了委托事项的证据。秦明举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委托合同成立后中欣公司具体授权其代表公司去完成委托事项，而有证据表明，所诉的委托事项是由他人完成，因此，一审对此的认定正确。关于500万元报酬的问题，一审对秦明举没有证据证明其完成了委托事项以及对案涉500万元的分析正确。综上所述，秦明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188元，由秦明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全 华审判员  陶齐学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江媛书记员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