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浙01民特12号 申请人：浙江昌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文三路******。 法定代表人：林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浙东，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汪静，女，1970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丽、何利锋，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浙江昌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地公司）与被申请人汪静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3月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听证审查。申请人昌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浙东，被申请人汪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丽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昌地公司向本院申请请求：撤销杭州仲裁委员会（2014）杭仲裁字第421号裁决。事实与理由：该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以下情形：一、作为该仲裁裁决的重要证据之一的《关于〈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情况说明》（以下简称《补充情况说明》），其中股权转让方乙方二“张丽萍”的签名是伪造的。当初，该《补充情况说明》是汪静事先已备好文本条款以“原股东在上面签名后，才能领取部分股权转让价款”为由让股权转让各方分别签字盖章的，明显违背转让方的意愿，而且昌地公司只在二份具体金额不同的协议上签名，并没有如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本说明一式七份，各方各持一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本说明经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那样持有一份《补充情况说明》。后在张丽萍与余绵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根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杭西法委鉴字第275号委托鉴定事项，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2016年12月13日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署期为“2014.5.15”的《补充情况说明》落款处乙方栏“张丽萍”签名字迹不是张丽萍所写。股权转让受让方一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愿、公平、诚信原则在其单方持有的《补充情况说明》上伪造“张丽萍”签名，意图促使协议生效，把原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变更为“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损害股权转让方各方权益。二、因股权转让各方与受让各方没有约定仲裁协议，故杭州仲裁委员会对案件没有管辖权。在2014年1月13日签订的《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有包括昌地公司在内的5名股权转让方以及包括汪静在内的2名股权受让方共同签名，合同第七条争议解决明确约定为：“因本合同的效力、履行、变更或者解除等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要合同内容，如需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也应该由合同各方即七方共同签署方为成立。现有证据证明《补充情况说明》上“张丽萍”签名字迹不是张丽萍所写，而且该情况说明第五条明确约定：“…本说明经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故《补充情况说明》没有成立生效，则其中第四条约定：“各方同意，如最终各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则原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任何一方可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然也没有生效，因此，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根本没有达成仲裁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没有达成仲裁协议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没有仲裁协议”。综上，杭州仲裁委员会（2014）杭仲裁字第421号裁决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第（一）、（四）两项情形，法院依法应当裁定撤销。 被申请人汪静答辩称：一、《补充情况说明》中“张丽萍”的签名并非伪造，系张丽萍丈夫余某代签。1.杭州仲裁委员会审理（2014）杭仲裁字第421号案件过程中，昌地公司申请张丽萍丈夫余某作为其证人出庭作证。余某在接受询问过程中认可《补充情况说明》中“张丽萍”签名系其代签，杭州仲裁委员会对此已经进行充分查明。因此，《补充情况说明》中“张丽萍”的签名并非伪造，而系张丽萍丈夫余某代签。2.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张丽萍与余绵杰股权转让纠纷案【案号：（2016）浙0106民初3913号】中，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补充情况说明》中“张丽萍”签名字迹不是张丽萍所写。不是张丽萍所写不代表该签名系伪造，事实上该签名系张丽萍丈夫余某代签。为了证明余某代签的事实，余绵杰依法向法院提起了笔迹鉴定申请。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丽萍于2018年1月6日申请撤诉，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6日出具了（2016）浙0106民初391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许张丽萍撤诉。因此，该案并没有最终的处理结果，《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有证据证明效力，不应予以采信。二、余某代签的行为是有效的，张丽萍对其代签行为是予以认可的，《补充情况说明》对张丽萍生效并具有法律约束力。1.张丽萍与余某之间系夫妻关系，案涉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海公司）35%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为双方共同共有。《补充情况说明》上余某代签的行为，张丽萍事实上是知情并认可的，是其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作为善意第三人更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该《补充情况说明》的签订系其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即使张丽萍不予认可，余某代签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2.张丽萍所持昌海公司35%股权名义上虽为张丽萍持有，但实际上张丽萍丈夫余某才是真正权利人。张丽萍自始自终未参与昌海公司的经营管理，余某一直以来系昌海公司总经理，并以35%股权的股东身份参与各项经营决策、管理及决议的作出，包括昌地公司在内的其他股东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余某系案涉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张丽萍仅名义上代持而已。3.在昌海公司存续期间，张丽萍的签名都是余某代签。日常经营管理中，凡是涉及需要张丽萍签名之处（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会决议上的“张丽萍”的签名等等），均是余某代签，张丽萍对余某代签的行为均是认可的，从未提出异议。4.股权转让相关的所有事宜都是余某出面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前期股权转让方案的谈判和确定、股东会决议的作出、后期昌海公司管理权的移交等均是张丽萍丈夫余某出面与其他老股东一起办理。张丽萍自始自终对余某的所有行为从未表示反对，其对余某代签名等处理行为及结果均是同意并认可的。5.根据《补充情况说明》，汪静向张丽萍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该款项张丽萍已经收到且予以认可，足以证明张丽萍也认可该《补充情况说明》的效力。三、退一步讲，《补充情况说明》上“张丽萍”的签名是否系本人所签，或是他人代签，或是否系伪造，与昌地公司并无关联性。1.昌地公司股权的受让方是汪静，而张丽萍股权的受让方是余绵杰，虽然各股东针对股权转让事宜均约定在同一份协议上，但转让的却是各自享有的股权，各股东的签字系对各自股权的处分，与其他股东签字无关联性。昌地公司作为股东之一，其在《补充情况说明》的乙方处明确盖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补充情况说明》当然对昌地公司发生法律效力。2.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商初字第2198号案件的2014年11月18日14:00-14:20听证笔录中，昌地公司明确自述：“对被告提交的《关于〈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是上面的这些人所签的”，说明昌地公司对《补充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本案仲裁审理过程中，关于余某代签的事实，仲裁庭审中也进行了查实，余某出庭作证时明确认可代签事实，但经过仲裁庭的八次庭审，昌地公司明知代签的事实，也从未提出异议。3.关于仲裁管辖问题，在仲裁庭审过程中，仲裁庭专门征求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包括昌地公司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无异议，愿意接受仲裁管辖。故昌地公司的申请撤销理由明确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对其申请，应予以驳回。 申请人昌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仲裁裁决书一份，欲证明杭州仲裁委员会（2014）杭仲裁字第421号裁决书依据的就是本案《补充情况说明》中约定的仲裁条款。 2.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欲证明《补充情况说明》上“张丽萍”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书写，杭州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被申请人汪静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出让方为杭州金昌实业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出让方为金益明）。 3.昌海公司2011年8月2日股东会决议一份。 4.昌海公司2011年12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一份。 5.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出让方为杭州金昌实业有限公司）。 6.昌海公司2011年12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一份。 7.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出让方为丁新建）。 8.昌海公司2012年8月10日股东会决议一份。 9.《补充情况说明》一份。 1-9欲共同证明：1.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上张丽萍的签名与《补充情况说明》上“张丽萍”签名为同一人所签；2.该签名不论是否为张丽萍本人所签还是其丈夫余某代签，张丽萍对该些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的认可，恰恰证明了张丽萍对该些材料上签名效力的认可，因此，《补充情况说明》对张丽萍生效并具有法律约束力。 10.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3913号案笔迹鉴定申请书一份。 11.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391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一份。 10-11欲共同证明：为证明《补充情况说明》上“张丽萍”签名与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上“张丽萍”的签名系同一人所签，且均系张丽萍丈夫余某代签等事实，余绵杰向法院提起了笔迹鉴定申请，后因张丽萍申请撤诉，该案并没有最终处理结果，《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有证据证明效力，不应予以采信。 12.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商初字第2198号案听证笔录一份。 1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商初字第2198－2号民事裁定书一份。 12-13欲共同证明：1.股权转让的所有事宜都是张丽萍丈夫余某出面处理；2.昌地公司对《补充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系各方真实签订。 14.杭州仲裁委员会（2014）杭仲裁字第421号案庭审笔录一份，欲证明昌地公司在仲裁庭审过程中申请张丽萍丈夫余某出庭作证，余某确认该补充情况说明系其代签，昌地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 对昌地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汪静质证认为：证据材料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裁决结果正确，但不能证明昌地公司所欲证明的事实。证据材料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次鉴定样本取样错误，故当时余绵杰提出了笔迹鉴定申请，该证据材料并不具有最终的司法效力。退一步讲，即使按照该意见书内容，“张丽萍”字迹不是张丽萍所写，也不代表该签字就是伪造，故不能证明昌地公司所欲证明的事实。本院认证认为：证据材料1，汪静无异议，且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材料2，结合调阅的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3913号案卷，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对汪静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昌地公司质证认为：证据材料1-8，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涉及的是2011年至2012年发生的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事宜，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4年。证据材料9，对《补充情况说明》上昌地公司的盖章无异议，对“张丽萍”的签字有异议。证据1-9都不能证明汪静所欲证明的事实。证据材料10，关联性有异议；证据材料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证据10-11都不能证明汪静所欲证明的事实，不能因为案件撤诉处理而否认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效力。证据材料12-1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张丽萍本人所签，但《补充情况说明》没有委托余某处理，昌地公司与其他股权转让方在《补充情况说明》上的签名是分别签的，其他股权转让方签字的真实性也无法判断。证据材料14，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且无法证明汪静所欲证明的事实，余某并没有说《补充情况说明》上“张丽萍”签名是其代签，昌地公司在仲裁庭中也不知道“张丽萍”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写，故根本不可能在仲裁程序中就此提出异议。本院认证认为：证据材料1-8，不足以证明汪静所欲证明的事实，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材料9，昌地公司对其上自己的盖章真实性无异议，且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证据材料10-13，昌地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材料14，结合调阅的杭州仲裁委员会（2014）杭仲裁字第421号案卷宗材料，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查查明：2014年1月13日，昌地公司、周建祖、张丽萍等5名昌海公司原股东作为转让方，与汪静、余绵杰2名受让方签订了《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张丽萍将持有的35%股权转让给余绵杰，另外4名转让方将持有的共计65%股权（其中昌地公司持有49%）转让给汪静。2014年10月23日，昌地公司以汪静为被告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2014）杭余商初字第2198号】。该案审理过程中，汪静提交《补充情况说明》并据此提出管辖权异议。该情况说明记载，当事人为甲方一汪静、甲方二余绵杰2名受让方，乙方一昌地公司、乙方二张丽萍、乙方三周建祖等5名转让方，以及丙方昌海公司。其第四条约定：“各方同意，如最终各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则原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任何一方可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第五条中约定：“本说明经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在法院就管辖权异议组织听证过程中，昌地公司对《补充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并陈述“确实是上面的这些人所签的，但这份情况说明是当时新老股东中间的对接人张丽萍的丈夫拿过来让我们签的，当时他说新股东会将股权转让款及时支付的，所以我们在情况说明上签字后交给了张丽萍的丈夫，并要求张丽萍的丈夫在收到余下的股权转让款后才能把这份情况说明交给新股东，即被告汪静他们，我们签名时汪静和余绵杰他们都还没有签字”。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双方当事人已就争议约定由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为由裁定驳回了昌地公司的起诉。2014年12月22日，昌地公司就与汪静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该案。在杭州仲裁委员会2015年5月14日的仲裁庭审过程中，余某作为昌地公司一方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对仲裁庭询问的问题“本案股权协议中几份协议张丽萍的签字有无你代签的”，余某回答：“股权协议是她签的，其他协议有我代签过。”2017年9月29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杭仲裁字第421号仲裁裁决书。2018年1月10日，昌地公司向本院申请撤销该裁决。 另查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年4月28日立案受理张丽萍作为原告诉被告余绵杰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1民初3913号】。该案审理中，经法院委托鉴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认为，2014年5月15日的《补充情况说明》上“张丽萍”的签名不是张丽萍所书写。2018年1月6日，张丽萍向该院申请撤回起诉获裁定准许。 还查明：2014年12月21日，周建祖就与汪静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该案。2017年9月29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杭仲裁字第422号仲裁裁决书。 本院认为：根据杭州仲裁委员会2015年5月14日的仲裁庭审过程中昌地公司一方证人余某的陈述，结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3913号案中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目前来看，《补充情况说明》上“张丽萍”签名确实无法认定为案外人张丽萍本人所签。故本案争议在于，《补充情况说明》上“张丽萍”签名非张丽萍本人所签情况下，仲裁裁决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中的“没有仲裁协议”以及“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虽为5名转让方及2名受让方，但根据该协议约定，余绵杰受让的是张丽萍持有的昌海公司35%股权，汪静受让的是包括周建祖、昌地公司在内的另外4名股东合计65%的股权。即周建祖、昌地公司等4名转让方与汪静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独立于张丽萍、余绵杰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各转让股东与受让方汪静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亦相互独立。事实上，无论是张丽萍以余绵杰为被告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还是昌地公司、周建祖分别作为申请人以汪静为被申请人就股权转让纠纷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各转让股东均系各自独立主张权利。而《补充情况说明》上昌地公司的盖章真实，说明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应认定其作为股权转让方与股权受让方汪静之间达成了仲裁解决争议的约定，该约定明确有效。据此，仲裁裁决不存在“没有仲裁协议”之情形。同理，仲裁裁决亦不存在“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且昌地公司关于《补充情况说明》上“张丽萍”签名系股权受让方在单方持有的文本上伪造的申请主张，明显与其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商初字第2198号案中所作相关陈述以及余某在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审过程中的证言不符。 综上，对昌地公司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浙江昌地实业有限公司要求撤销杭州仲裁委员会（2014）杭仲裁字第421号裁决的申请。 案件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浙江昌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施迎华 审判员  章保军 审判员  李洁瑜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季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