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7民终3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荣光，男，1966年3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伦，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礼伟，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穆亚楠，女，1976年3月27日生，汉族，住山西省霍州市许村矿居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伦，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礼伟，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三一工业城三一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唐修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红，江西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连云港广德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海宁中路**。法定代表人：邓荣光，该公司执行董事。第三人：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金洲大道**div>法定代表人：向文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蒙连，该公司职员。第三人：魏利，男，1983年3月13日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晶，湖南湘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荣光、穆亚楠因与被上诉人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集团公司），第三人连云港广德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德公司）、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起重机械公司）、魏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苏0706民初5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荣光、穆亚楠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伦、秦礼伟、被上诉人三一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红、第三人三一起重机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蒙连、第三人魏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晶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广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荣光、穆亚楠共同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三一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三一集团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邓荣光、穆亚楠与三一集团公司之间仅是借款关系，双方之间的《借款协议》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的《补充协议》只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严重损害广大股民为代表的第三方利益而无效；2.三一集团公司已确认魏利是公司的代表人，并由其代三一集团公司持有所谓的42%股份，但魏利又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债务转让协议》，确定三一集团公司用来所谓注资的钱，也就是《借款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提到的注资款由邓荣光、穆亚楠向三一集团公司偿还，由此双方再次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因而双方仅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依照法律规定，魏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认定其转让股份行为是三一集团公司的转让行为，进而认定三一集团公司丧失出资资格；3.一审判决认定三一集团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属事实不清；4.邓荣光、穆亚楠与三一集团公司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已经被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替代，所以才有魏利代表三一集团公司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债务转让协议》；5.从工商登记看，三一集团公司也不是股东及出资人。穆亚楠也从未收到过三一集团公司的31.4285万元，魏利转给邓光荣的款项是其与邓两人之间的个人债务，无证据证实该款为三一集团公司的出资款，更何况该款后来又被魏利以债权转让的方式转让了。被上诉人三一集团公司辩称:1.三一集团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三一集团公司因对起重机代理商股权结构调整，出资92.3076万元，持有广德公司42%股权，该出资款由魏利通过银行转账汇入广德公司法定代表人邓荣光账户中，三一集团公司实际出资的举证已经完成。邓荣光、穆亚楠提及与魏利之间有个人的经济往来，未提供证据证实。事实上，魏利在一审中已经明确表明，其与代理商之间不存在任何个人往来或经济往来；2.邓荣光、穆亚楠与三一集团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协议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可确认无效。三一集团公司并非上市公司，无邓荣光、穆亚楠所述的披露义务。邓荣光、穆亚楠认为《委托代持股协议》已经被替代和终结的观点没有依据；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其后与邓荣光、穆亚楠之间的协议均系形式上完善三一集团公司的特别持股而签署；3.三一集团公司自始至终享有出资人资格。邓荣光、穆亚楠明知魏利系三一集团公司特别持股代表情况下，未经三一集团公司授权同意，魏利无权转让该股权，三一集团公司从未丧失实际出资人资格。邓荣光、穆亚楠提及魏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观点错误。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之间的协议从未以三一集团公司名义签订，更何况魏利事实上根本没有转让股权的行为；4.三一集团公司一审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证据确凿充分。三一集团公司提交的《委托持股协议》、《股东大会纪要》证明邓荣光、穆亚楠代三一集团公司持有广德公司42%股权的事实；提交的结算申请单、转账凭证证明了实际出资的事实。一审法院调取的邓荣光、穆亚楠询问笔录内容载明邓荣光、穆亚楠确认代持三一集团公司在广德公司42%股份的事实。第三人广德公司未作陈述。第三人三一起重机械公司述称，同三一集团公司答辩意见。第三人魏利述称，1.邓荣光、穆亚楠与三一集团公司之间仅是借款的法律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也无证据证明该事实；2.魏利是三一集团股权代持的经手人，并非是邓荣光、穆亚楠所说的代表人，魏利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3.邓荣光、穆亚楠称魏利汇入邓荣光个人账户的款项，是魏利与邓荣光之间另外的往来，显然不符合事实，邓荣光、穆亚楠也无证据证明该往来是什么性质。因此，在魏利自始至终既非广德公司的显名工商登记的股东，也非代持股的隐名股东，就不存在所谓的以债权债务转让的形式将该代持股转让给邓荣光、穆亚楠。请求法庭驳回邓荣光、穆亚楠的上诉请求。三一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三一集团公司系广德公司42%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三一集团公司解释是：实质是要求一审法院确认其为隐名股东）;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荣光、穆亚楠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德公司系由邓荣光、穆亚楠以及三一起重机公司共同出资设立，2011年11月24日，经三方协商，将广德公司的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变更为219.78万元。其中邓荣光出资140万元，出资比例为63.7%，穆亚楠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为27.3%，三一起重机公司出资19.78万元，出资比例为9%，在海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中载明该公司的登记股东为邓荣光、穆亚楠和三一起重机公司。2012年1月9日，三一起重机营销公司向三一集团公司作了《关于江西九象等6家代理商股权结构调整方案的报告》载明：起重机事业部现有40家代理商，其中34家为外部引进代理商，6家为分公司转制代理商，分别为云南肯瑞、榆林泰瑞达、湖北恒信立达、江西九象、宁夏三川、连云港广德，目前以上6家代理商的股权结构均为：三一9%+代理商经营团队91%，现对上述6家代理商进行股权调整，调整后股权结构为：三一9%+特别持股42%+代理商经营团队49%，股权合计100%。调整方式为代理商经营团队转让42%股权给特别持股人，并明确魏利系特别持股人之一。2012年3月1日，三一集团公司与邓荣光签订《委托持股协议》载明：三一集团公司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委托邓荣光以邓荣光名义持有三一集团公司所有的广德公司27.7%的股权（以下简称“指定股权”）；邓荣光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接受三一集团公司委托，以自己的名义持有指定股权，该《委托持股协议》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同日，三一集团公司与穆亚楠亦签订《委托持股协议》载明：三一集团公司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委托穆亚楠以穆亚楠名义持有三一集团公司所有的广德公司14.3%的股权，穆亚楠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接受三一集团公司委托，以自己的名义持有指定股权。其他事项均同三一集团公司与邓荣光所签《委托持股协议》。2012年3月1日，三一集团公司与邓荣光签订《借款协议书》载明：1.借款金额：邓荣光向三一集团公司借款人民币60.879万元整，三一集团公司于2012年3月31日前以电汇方式交付邓荣光；2.借款期限：从2012年3月31日至2015年3月31日；3.借款用途：借款仅限于邓荣光注资广德公司，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如有违反，三一集团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邓荣光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4.借款偿还：借款期限届满，邓荣光保证分三期还清，2015年3月31日之前偿还本金60.879万元，利息0万元，到期未全部偿还借款的，自逾期之日起，邓荣光每日向三一集团公司按逾期额5‰支付违约金。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说明原协议仅为三一集团公司委托邓荣光持有广德公司股权事项的顺利进行而签署，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2012年3月2日，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1.邓荣光、穆亚楠同意将其持有的广德公司42%的股权以92.307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魏利；2.邓荣光、穆亚楠向魏利转让股权后，广德公司的股权结构为：三一汽车起重机械公司出资19.78万元，占股比例为9%，魏利出资92.3076万元，占股比例为42%，邓荣光出资79.12万元，占股比例为36%，穆亚楠出资28.57万元，占股比例为13%；3.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魏利向邓荣光、穆亚楠支付42%的股权转让款；4.邓荣光、穆亚楠保证配合魏利完善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法律文件签署工作，并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15天内配合魏利准备齐全工商变更登记所需材料，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如因邓荣光、穆亚楠原因导致无法完成股权变更登记，邓荣光、穆亚楠应退还魏利股权转让款。双方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2年1月11日，三一起重机营销公司作为申请部门填写结算申请单，申请向邓荣光付款92.3076万元，作为广德公司的投资款。2012年3月13日，第三人魏利通过工商银行向邓荣光的银行账户汇款92.3076万元。2012年5月1日，魏利与邓荣光签订《债务转让协议》载明：1.魏利、邓荣光双方一致确认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魏利用于注册广德公司向三一集团公司借款人民币共计608790元；2.魏利、邓荣光双方同意魏利将其2012年3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项下的还款义务（借款金额为608790元）全部转让给邓荣光，由邓荣光在2015年3月1日前向三一集团公司偿还借款。双方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同日，第三人魏利与穆亚楠签订《债务转让协议》载明：1.魏利、穆亚楠双方一致确认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魏利用于注册广德公司向三一集团公司借款人民币共计31.4285万元；2.魏利、穆亚楠双方同意魏利将其2012年3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项下的还款义务（借款金额为31.4285万元）全部转让给穆亚楠，由穆亚楠在2015年3月1日前向三一集团公司偿还借款。双方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一审另查明，邓荣光、穆亚楠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均明确表示其与三一集团公司签订过《委托持股协议》，广德公司股份中的27.7%，由邓荣光为三一集团公司代持，14.3%由穆亚楠代持。一审法院认为：三一集团公司要求确认其系广德公司42%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实际上是要求法院确认其42%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的地位，即隐名股东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实际出资人身份的识别，应当至少包含两个特征：一是出资；二是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合意。三一集团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广德公司的42%股权的对价为92.3076万元，2012年3月13日，魏利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92.3076万元汇入广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荣光的账户，该笔款项虽由魏利汇入，但该款项系由魏利从三一集团公司中借支，魏利当庭陈述亦明确了该笔款项的实际出资人系三一集团公司。双方签订的《代持股协议》有效，双方之间存有合意。本案纠纷涉及股东间的关系，应当尊重股东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股权系因三一集团公司调整经销商的股权结构，其中明确了42%的股权为特别持股。该部分股权由三一集团公司给付相应的对价受让该部分股权，并于2012年3月1日分别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了《代持股协议》，其中明确邓荣光代持广德公司27.7%股权，穆亚楠代持广德公司14.3%的股权。三一集团公司并未因股权转让丧失实际出资人资格。魏利系作为三一集团公司特别持股代表，持有广德公司42%的股权，且邓荣光、穆亚楠及广德公司对上述情况显然知晓。因此，魏利其后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的代持股协议均系形式上完善该特别持股，魏利当庭陈述收购股权的资金系由三一集团公司提供，其仅作为三一集团公司的代表持有广德公司42%的股权。作为明确知晓魏利系三一集团公司的特别持股代表的情况下，未经过三一集团公司的授权同意，魏利亦无权转让该部分股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确认了三一集团公司系广德公司42%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本院二审中，上诉人邓荣光、穆亚楠为证实其上诉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两人分别与魏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债务转让协议》原件、《连云港广德公司验资报告》、《交通银行连云港新浦支行汇款凭证》；三一集团公司提交了广德公司2015年9月14日记账凭证、2015年9月15日用款申请单、银行汇款凭证两张结算申请单、工商银行电汇凭证、三一集团公司记账凭证。本院依职权调取了邓荣光汇款给三一起重机械公司1770000元汇款单、魏利转给邓荣光92.3076万元的工商银行长沙星沙支行大额申请表、现金支票、三一集团公司与魏利签订的《借款协议》及《借款补充协议》、邓荣光的陈述笔录。对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三一集团公司、三一起重机械公司、魏利对邓荣光、穆亚楠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广德公司未对前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三一集团公司、三一起重机械公司、魏利针对邓荣光、穆亚楠提交的与魏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债务转让协议》原件，均予以否认，且对该《股权转让协议》、《债务转让协议》中“魏利”签名也不予认可，邓荣光、穆亚楠要求对《股权转让协议》、《债务转让协议》中有关“魏利”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并由穆亚楠预交了本次鉴定费12000元。本院提取了魏利本人签名笔迹，委托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债务转让协议》中有关“魏利”二字是否为魏利本人所签进行了笔迹鉴定，经鉴定，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债务转让协议》中“魏利”签名均为魏利本人亲笔签名。本院通知魏利本人到庭对无锡江南司法鉴定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质证，魏利本人拒绝到庭质证、也拒绝解释为何要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债务转让协议》。本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债务转让协议》中的魏利签名为魏利本人签名。本院要求三一集团公司、魏利提供二者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及《借款协议书补充协议》，虽然三一集团公司、魏利均拒绝提供，但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分别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中均载明魏利与三一集团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书》，且魏利的诉讼代理人在二审中也陈述“魏利与三一集团公司的《借款协议》是虚假的借款意思表示”，后经本院在庭审中依职权查明魏利的确在2012年1月11日与三一集团公司签订了书面的《借款协议书》及《借款协议书补充协议》。《借款协议书》载明：“魏利向三一集团公司借款92.3076万元；借款期限：2012年1月31日--2015年2月1日；借款用途：仅限于魏利注资广德公司，必须专款专用；三一集团公司应按协议约定将借款付至指定账户，但三一集团公司有权根据魏利的情况，决定最终的借款期限。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该《借款协议书》还对其他事项做了约定。魏利与三一集团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补充协议》载明：“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仅为三一集团公司委托魏利持有广德公司股权事项的顺利进行而签订，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魏利不需偿还《借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借款及利息。”该《借款协议书补充协议》中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另，在三一集团公司提供的《结算申请单》还载明：2012年1月11日，用款申请人魏利，起重机营销公司作为申请部门填写结算申请单，申请向邓荣光付款92.3076万元，作为广德公司的投资款；三一集团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载明涉案的92.3076万元，为魏利的个人借款。本院调取的中国工商银行的票据显示：魏利于2012年3月13日，通过工商银行向邓荣光的账号汇款92.3076万元。邓荣光质证称之所以在2012年3月2日邓荣光、穆亚楠与魏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因为邓荣光、穆亚楠确实与三一集团公司签订过《委托持股协议》，但只维持了一天时间，三一集团公司认为由邓荣光代持股不合适，就让魏利代持，于是在2012年3月2日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三一集团公司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借款协议》及《补充协议》就作废了；2012年5月1日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也是因为魏利是按领导的授意办理的，魏利只是过一下手，领导认为魏利也不去管理广德公司，让魏利代持也没什么意思，就签订了该《债务转让协议》，由邓荣光、穆亚楠负责还92万余元款，魏利就把自己经手的钱款转给了邓荣光、穆亚楠，《债务转让协议》的目的就是让邓荣光、穆亚楠负责还回92.3076万元钱。魏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中陈述：魏利是三一集团公司股权代持的经办人，魏利自始至终既非广德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也非代持股的隐名股东，不存在以债务转让的形式将该代持股转让给邓荣光、穆亚楠。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之间不存在涉案《债务转让协议》，魏利无权代表三一集团公司转让股权。三一集团公司质证认为：三一集团公司与邓荣光、穆亚楠之间有《委托持股协议》，代持关系一直存在，其中邓荣光为三一集团公司代持27.7%股份、穆亚楠代持14.3%股份，要求确认邓荣光为三一集团公司代持27.7%股份、穆亚楠为三一集团公司代持14.3%股份。而邓荣光在2015年7--8月份，从其工商银行卡中转给三一起重机械公司77万元，虽然邓荣光自称是承担《债务转让协议》中确定的债务及利息，三一集团公司认为不是邓荣光陈述的还债务和利息，而是退回邳州土地款中的一笔。对于穆亚楠自称于2018年年6月28日向三一集团公司汇款31.4285万元，是履行其与魏利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三一集团公司认为该笔款汇款时间发生在2018年6月28日，系在股权案审理10次庭审之后，穆亚楠作为三一起重机械公司的代理商，与三一集团并无债务关系，而是因为穆亚楠涉嫌职务侵占广德公司300万元，故三一集团公司对该款提存，待刑事案件审理之后，三一集团公司将此款作为退赔处理。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三一集团公司在办理广德公司42%股权实际出资人的事项过程中，是确定邓荣光、穆亚楠为其代持人，还是确定魏利为其代持人；2.三一集团公司是否为广德公司42%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三一集团公司和邓荣光、穆亚楠于2012年3月1日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借款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了让邓荣光、穆亚楠代持广德公司42%股权，但三一集团公司并没有将该42%股权相对应的92.3076万元资金支付给邓荣光、穆亚楠，用于履行《委托持股协议》。虽然邓荣光、穆亚楠在公安部门陈述过其与三一集团公司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为三一集团公司代持广德公司42%股权，但实际上三一集团公司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三一集团公司没有按协议付款给邓荣光、穆亚楠，而是另行与魏利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及《借款协议书补充协议》，以个人借款的形式，将92.3076万元交付给魏利，让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3月13日，魏利通过工商银行向邓荣光付款92.3076万元，让魏利成为占广德公司42%股权的股东，为三一集团公司代持42%股权，形成了三一集团公司与魏利之间存在办理代持广德公司42%股权的委托关系。该事实有三一起重机营销公司向三一集团公司作的《关于江西九象等6家代理商股权结构调整方案的报告》、魏利与三一集团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及《借款协议书补充协议》、三一集团公司提供的《结算申请单》、本院调取中国工商银行的付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因此，认定魏利付给邓荣光92.3076万元是代三一集团公司履行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与事实不符，也即三一集团公司在办理广德公司42%股权实际出资人过程中，最终并没有确定邓荣光、穆亚楠为其代持人。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前面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已经就三一集团公司与魏利之间存在办理代持广德公司42%股权的委托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证，在此不再赘述。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遵照履行。协议中邓荣光、穆亚楠承诺协议签订后15天内配合魏利到股权登记机关变更股权登记，如因邓荣光、穆亚楠原因导致无法变更股权登记，邓荣光、穆亚楠应退还魏利股权转让款。虽然魏利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也于2012年3月2日向邓荣光付款92.3076万元，但因双方没有到股权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魏利没有成为广德公司的登记股东，三一集团公司委托魏利代持广德公司股权的目的也没有实现，按约定如因邓荣光、穆亚楠原因导致无法变更股权登记，邓荣光、穆亚楠应退还魏利为三一集团公司代持的股权转让款。本案中，邓荣光、穆亚楠确实没有将魏利变更登记为广德公司股东。根据约定，应当退还魏利的涉案股权转让款，即魏利是享有退还股权转让款的债权人，邓荣光、穆亚楠是承担退还股权转让款的债务人。2012年5月1日，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又签订了《债务转让协议》，约定将魏利经手从三一集团公司支取用于注资广德公司的92.3076万元，全部由邓荣光、穆亚楠在2015年3月1日前将该款汇到三一集团公司指定的账户，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因《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按约定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让邓荣光、穆亚楠将本应退还魏利为三一集团公司代持的股权转让款，以邓荣光、穆亚楠借款的形式全部退还回三一集团公司。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债务转让协议》的行为，实质也是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魏利不再为三一集团公司代持在广德公司的42%股权。魏利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债务转让协议》后，穆亚楠于2018年年6月28日向三一集团公司汇款31.4285万元，因穆亚楠与三一集团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穆亚楠称其是履行与魏利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本院对穆亚楠的陈述予以采信；邓荣光称其在2015年7--8月份从其工商银行卡中汇给三一起重机械公司77万元，是履行退还股权转让款。但三一集团公司、魏利、三一汽车起重机械公司对此均提出异议，认为邓荣光是为广德公司退还其他款项，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邓荣光向三一起重机械公司汇款77万元的行为，虽然发生在与魏利签订《债务转让协议》后，但因不是按约定汇到三一集团公司的指定帐户，三一集团公司也不认可是邓荣光履行协议的退款行为，双方就该问题可另案主张。三一集团公司将用于注资广德公司的实际出资款92.3076万元交给魏利，让魏利成为其在广德公司的代持股人，是三一集团公司与魏利之间产生的合约关系。魏利最终没有履行三一集团公司委托其在广德公司代持股合约，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由三一集团公司与魏利来处理，而不应涉及到第三方。三一集团公司要成为广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应是建立在魏利是广德公司登记股东的基础之上。但因魏利不是广德公司法定的登记股东，魏利也就不能成为三一集团公司在广德公司42%股权的代持人。综上，三一集团公司以其与邓荣光、穆亚楠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为由，要求确认邓荣光、穆亚楠为其代持广德公司42%股权的法律关系的诉求，因三一集团公司没有将实际出资人款92.3076万元交给邓荣光、穆亚楠，没有实际履行《委托持股协议》，三一集团公司以此要求确认邓荣光、穆亚楠为其代持广德公司42%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邓荣光、穆亚楠上诉称三一集团公司与其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及三一集团公司不是广德公司42%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的上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因邓荣光、穆亚楠在二审提供新证据，致认定事实发生变化，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苏0706民初509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200元，由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12000元，由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利审判员  刘扬审判员  袁辉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仕玉发书记员江亦涵法律条文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