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2822民初998号原告：解荣华，男，生于1986年9月9日，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荣茂，湖北震邦华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鲁寿生，男，生于1964年9月27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建始县。被告：肖远成（被告解荣华之舅父），男，生于1957年10月23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建始县。原告解荣华与被告鲁寿生、肖远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解荣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荣茂、被告鲁寿生、肖远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解荣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2012年3月5日被告肖远成假冒原告代理人与被告鲁寿生所签《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08年8月15日，原告与姐姐解华东各出资2.5万元（分别占50%的股份）在继承原告之父开办多年的采石场基础上注册成立了合伙企业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前后各自又投资百余万元进行改扩建。解华东常住武汉，故未参与管理，完全由原告负责。因采石场经营过程中工人与当地居民发生斗殴，原告作为法定代表人被判入狱。原告于2011年9月19日通过律师出具了一份委托书给姐姐解小平，内容为“委托人解荣华因客观原因不能处理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的经营管理实务，现委托解小平和肖远成二人共同全权处理该厂的全部事务，二人共同作出的对该厂事务引起的法律后果由我承担。其他人在此前后就该厂所作的处理本人一概不予认可。”被告肖远成要到这个委托书复印件后通过解小平提出要原告转让股份，原告明确拒绝并撤销该授权委托，故解小平未将该委托书原件交给被告肖远成。但2012年3月5日，未经采石场两股东知晓，被告肖远成持原告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假冒原告代理人与被告鲁寿生签订《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并变更了工商注册登记，将原告所拥有的采石场的20%份额作价5000.00元转让给被告鲁寿生。更离谱的是，原告只占50%的份额，被告肖远成于同日与邱代贤签订协议将原告在采石场40%的份额作价10000.00元转让给邱代贤。原告仅持有50%股份，却转让出60%的股份。直到2016年4月27日，原告通过行政诉讼才见到并复印到这些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2012年3月5日被告肖远成假冒原告代理人与被告鲁寿生所签《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依法应认定无效。被告鲁寿生辩称，大约2012年正月底二月初，采石场股东之一秦伟找到我，说原告的采石场停产，让我帮助他家购买他们的采石场。于是，我与秦伟到原告母亲家商量购买采石场。我与原告母亲商量让她卖40%的股份，留20%。她与肖远成商量后，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就叫上了邱代贤。2012年3月8日，我们在肖远成三楼办公室，有原告的母亲、肖远成、秦伟、邱代贤以及我在场。当时股权转让协议、管理章程、内部协议书都是肖远成帮忙起草并打印，协议上解荣华的签字是原告的母亲肖远桂代签的。我们所做一切都是真实有效的。被告肖远成辩称，起诉内容荒诞不经，无中生有，原告称《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为伪造，纯属栽赃、陷害、诬告，应彻查还我清白，并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同时我保留反诉权。事实和理由：2012年，原告的母亲肖远桂，即我的胞姐几次来我家。第一次来，她说有人（即向明）想买采石场请我参考。我听她讲后，感觉向明所出购买方案结算下来所剩无几，告诉她不能卖。过了几天，肖远桂带着向明来到我家，我询问核实了购买方案，认为方案有失公平，不能卖，让肖远桂自己做出决定。若干天后，肖远桂又来告诉我邱代贤、鲁寿生要买采石场，并把购买方案告诉了我，全买总出资60万元，除原告涉刑事案赔偿外，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坏他人需要赔偿费用由买方负担。我认为该方案较为理想。后肖远桂询问我该如何办理手续，并请我帮忙将所需的决议和转让协议拟好。考虑肖远桂的家庭状况及亲属关系，加上采石场证件即将到期，我便答应。2012年3月8日，肖远桂带着邱代贤、鲁寿生、秦伟来到我家，经过谈话，肖远桂最终决定留20%的股份，由邱代贤、鲁寿生各买20%。根据他们的意见，我对转让文书进行了修改。双方查看后，我与他们一同到金泰培训机构打印，并交待所有股东都要签名。当时，邱代贤让我也在协议上签名。我认为我只是帮忙草拟协议，采石场不是我的，没有这个权利。肖远桂此时说解荣华曾委托我，委托书在解小平那里。肖远桂通过电话将卖采石场的事宜告诉解小平后，解小平要求把转让协议书传过去她看看。我便让黄炯将协议书传过去。等了许久，解小平传了委托书，此时我才知道被委托一事。鉴于原告的委托书和解小平同意的意思表示，我以见证人的身份在转让协议书右下方签名。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需要指出，我是在2012年3月8日签订《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过程中知道和见到原告的委托书，而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19日，出具时并未取得我的同意。同时，原告在诉状中诽谤“被告肖远成要到这个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后通过解小平提出要原告转让股份，原告明确拒绝并撤销授权委托，故解小平未将该委托书原告交给肖远成”，实属荒诞至极。我既不是卖采石场的操控者，也不是持伪造解华东委托书并假冒她的代理人。我未以任何代理人身份与其他几位被告其中任一位签订转让该采石场的任何形式的协议书以及办理转让该采石场份额及解华东所持股份份额的事项。我只是从原告母亲肖远桂的实际情况出发，帮忙草拟了两份《建始县华泰采石场股东会议决议》和两份《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找机构打印，并告诉他们如何办理转让过户的要求和程序。上述决议和协议书是经过买卖双方、被委托人过目认可同意，在场股东签名捺印。采石场的买方即为邱代贤、鲁寿生，卖方为原告母亲肖远桂。原告诉称《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与我于2012年3月8日拟定的《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名称、内容、签订时间均不一致，不知是谁为私利伪造。请求法院彻查《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的由来，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被告为证明各自诉讼主张，均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双方所提交证据、本院调取证据及各当事人质证意见，结合双方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长梁乡华泰采石场成立于2008年8月15日，原合伙人为解荣华、解华东（解荣华的二姐），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解荣华，出资额5万元，解荣华、解华东出资比例各占50%。2009年9月4日，解荣华（甲方）与严金（乙方）签订《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份协议》，载明“1、因甲方决定再次扩大生产，需增资五十万元整（500000.00），现由乙方出资六十六万元整（660000.00）其中五十万元整（500000.00）作为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扩大生产所供资金，其余另外十六万元（160000.00）作为股份回购资金补偿给甲方法人解荣华，具体入资方式口头协议为准。2、同时乙方严金拥有增资后建始县华泰采石场40%股权（原××长梁乡华泰采石场估价为人民币一百一十五万元整，再增资五十万元整）。”2010年，解荣华、解华东签订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的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解华东2008年至2009年初共出资约76万元，解荣华在2008年至2010年10月共归还解华东32万元；2010年10月解华东因故自愿全额撤资，扣除解荣华已归还的32万元，尚欠解华东44万元，解华东从2010年10月不再享有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的所有权利。2014年4月10日，建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对解华东询问时，其陈述“我不参与生产经营管理，从建厂开始，我只负责投资”、“关于我的投资我现在只找解荣华偿还于我”。2011年4月23日，严金（甲方）与向明（乙方，即向群峰）签订《协议书》，载明“甲方现将华泰采石场所有的股权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收购甲方在华泰采石场的股权股份具体比例以乙方同法人解荣华代表肖永桂所签协议认可数额为准”（注：肖永桂应为肖远桂，系解荣华之母）。同日，肖远桂（甲方）与向明（乙方）签订《协议书》，载明“该厂原股东严金（金文化）所持有的股权股份，经甲方（肖远桂）同意，由乙方（向明）出资叁拾万元人民币一次性买断，买断的股份由乙方持有”。2011年9月19日，解荣华涉刑案件宣判后，解荣华通过其辩护律师出具委托书：委托人解荣华因客观原因不能处理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的经营管理事务，现委托解小平和肖远成二人共同全权处理该厂的全部事务，二人共同作出的对该厂事务引起的法律后果由我承担，其他人在此前后就该厂所作的处理本人一概不予认可。2012年初，经前期反复磋商，同年3月8日，肖远桂、肖远成（解荣华的舅舅）、鲁寿生、邱代贤、秦伟商议订立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解荣华同意将本人持有的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20%的股权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鲁寿生、将本人持有的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20%的股权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邱代贤，解荣华拥有20%的股权。协议签订、打印过程中，肖远桂告知在场人员解荣华出具有委托肖远成处理采石场有关事宜的委托书，该委托书由解荣华通过刑案辩护律师交由其三姐解小平保管。肖远桂随后电话联系居住在武汉市的女儿解小平，向其介绍了采石场转让事宜，解小平将前述解荣华出具的委托书传真至协议打印处后，肖远桂、肖远成等人完成了转让协议、决议文件的签署及打印。2012年3月13日，邱代贤依据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肖远桂转让费20万元。为办理采石场合伙人变更登记及增资登记，邱代贤委托秦伟将转让方为解荣华、受让方分别为邱代贤、鲁寿生及转让方为解华东、受让方分别为邱代贤、鲁寿生、秦伟、向群峰、沈建国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及《合伙人会议决议》、《出资确认书》提交至建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其中，转让方为解荣华（甲方）、受让方（乙方）为邱代贤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10000.00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40%转让给乙方”，转让方为解荣华（甲方）、受让方（乙方）为鲁寿生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5000.00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20%转让给乙方”，转让方为解华东（甲方）、受让方（乙方）为鲁寿生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5000.00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50%转让给乙方”，转让方为解华东（甲方）、受让方（乙方）为秦伟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6666.66.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26.66%转让给乙方”，转让方为解华东（甲方）、受让方（乙方）为向群峰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6666.66.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26.66%转让给乙方”，转让方为解华东（甲方）、受让方（乙方）为沈建国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6666.66.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26.66%转让给乙方”。上述《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中转让方的落款签名捺印处为肖远成的签名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5日。2012年5月31日，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办理变更登记，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邱代贤，合伙人、出资额、出资比例分别为：解荣华20万元，占22.2222%；邱代贤20万元，占22.2222%；鲁寿生20万元，占22.2222%；沈建国10万元，占11.1111%；秦伟10万元，占11.1111%；向群峰10万元，占11.1111%。2013年6月14日，邱代贤等人在该采石场基础上组建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登记名称为建始县金龙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邱代贤、解荣华、鲁寿生、沈建国、秦伟、向群峰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为邱代贤。关于前述《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各方当事人主张：原告解荣华认为，被告肖远成持原告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假冒原告代理人与被告鲁寿生签订《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认为鲁寿生提交的《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肖远成认为，鲁寿生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与其留存的电子版协议内容是一致的，但陈述该份协议当时有原告的母亲肖远桂及本人签字，落款处“解荣华”并不是解荣华本人及肖远成所签，同时该协议并未加盖采石场公章。关于《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被告肖远成陈述该协议书与其起草的《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但该协议书落款处的签名及捺印均是其本人的，不清楚是何人以何种方式结合的；被告鲁寿生对《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解荣华与被告鲁寿生有无真实有效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一、被告肖远成、解荣华的三姐解小平是否具有处分解荣华在原××长梁乡华泰采石场的合伙份额的权限，该处分行为是否为肖远成、解小平的共同意思表示解荣华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其三姐解小平、舅舅肖远成全权处理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的全部事务，该委托书交由解小平保管。签订及打印被告肖远成认可的《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议决议》时，解荣华之母肖远桂告知肖远成有解荣华的委托授权，并随后联系解小平，解小平用传真机传来解荣华的委托书。该委托书虽然载明委托解小平、肖远成全权处理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的全部事务，但是否包含肖远成、解小平有权处理解荣华在该采石场的合伙份额并不明确。从本案查明事实看，鲁寿生等人知悉解荣华与肖远成、解小平之间的身份关系，也见到了解小平传来的委托书，加之转让解荣华合伙份额的磋商一直有解荣华母亲肖远桂参与，因此鲁寿生等人主观上相信肖远成、解小平有代为处分解荣华在原××长梁乡华泰采石场的合伙份额的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另外，解小平接到母亲肖远桂的电话后传真授权委托书，肖远成将拟定的协议传送给解小平，没有证据证明解小平有异议的事实应认定解小平当时认可转让事宜。故，肖远成、解小平具有处分原告解荣华在原××长梁乡华泰采石场的合伙份额的权限，且该处分行为系解小平、被告肖远成的共同意思表示。二、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是否真实从本院自建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含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也即是解荣华请求确认无效的协议书在内的资料看，这些资料系原件，诉讼中，鲁寿生、邱代贤认可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肖远成虽不认可该协议书的内容，但认可协议尾部转让方处的签名及捺印为本人的签名及捺印，故本院确认该协议的真实性。三、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与肖远成认可的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不一致的原因分析鲁寿生、邱代贤称向建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以及合伙人会议决议等资料是依照相关要求制作的，目的是顺利完成合伙企业合伙人变更登记以及增资登记。本院向建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情况时，相关工作负责人的陈述亦印证了邱代贤、鲁寿生等合伙份额受让人的陈述意见。建始县华泰采石场初始登记情况为，合伙人为解荣华和解荣华的二姐解华东，共计出资5万元，各占50%。2009年9月，解荣华与严金签订转让协议，转让采石场合伙份额40%，2010年，解荣华与解华东签订协议，解华东退出合伙企业，由解荣华补偿解华东76万元，2011年4月，经过解荣华之母肖远桂同意，严金将其在建始县华泰采石场40%的份额转让给向明，向明持有的40%份额实际为向明、秦伟、沈建国三人共有。以上这些合伙份额变动情况以及相应的合伙人变更情况均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从工商登记机关而言，只能以申请人申请前的企业登记情况为基础，结合申请人提交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内容首先办理合伙人变更登记，再办理增资登记。被告肖远成认可的与邱代贤、鲁寿生签订的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股东会议决议载明邱代贤、鲁寿生分别以20万元的价格各受让解荣华20%的合伙份额，解荣华尚持有合伙份额20%，确定投资额为20万元，向明、秦伟、沈建国三人合计持有合伙份额40%，投资额30万元，以上总投资额合计90万元，而初始工商登记情况是合伙人为解荣华、解华东二人，总投资5万元，各占份额50%即2.5万元，所以办理合伙人由二人变更为六人以及六人在合伙企业的投资额、投资比例登记须合理安排并计算出六人在5万元范围内各自所占比例。邱代贤通过秦伟提交给建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的按照一定比例计算求出的数据即反映了这种安排。这就是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即解荣华请求确认无效的协议书内容与肖远成认可的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不一致的原因。综上，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关于原××长梁乡华泰采石场的合伙人合伙份额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鲁寿生等合伙份额受让人与肖远成签订的落款时间载明为2012年3月5日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系在前述原、被告间有效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基础上形成的，转让价款等数据不一致仅仅是因应相关要求，满足办理合伙人变更登记及增资登记之需，解荣华之母肖远桂也并非按照该协议收取的转让费，而是按照建始县长梁乡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收取了邱代贤转让费20万元，因此该协议书并未损害作为合伙份额转让方的解荣华的实际利益，解荣华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解荣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00元，由原告解荣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帐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7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朱 斌审 判 员  王 蝶人民陪审员  冯建华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邹向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