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2民终15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晓海，男，197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强，天津君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强，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大港汽车配件弹簧厂，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中塘镇薛卫台村。法定代表人：王恩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平，天津鹏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军，北京中咨（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晓海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大港汽车配件弹簧厂（以下简称大港弹簧厂）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6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7）津02民终704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作出（2017）津0116民初229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田晓海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晓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强、潘强，被上诉人大港弹簧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平、张泽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晓海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的股东，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理由：上诉人提供的工商登记档案足以证实自1998年起至今，上诉人一直被登记为被上诉人的股东。即使在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于2008年假冒200余名股东签字，违法办理了增资文件后，上诉人仍被登记为被上诉人的股东，只不过职工股份有了相应的变更。被上诉人称包括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内的原股东均办理了退股手续，被上诉人只是提供了单方记载的记账凭证和完全不能反映领款性质的签名。其证据完全不能证实被上诉人主张的全部股东均已全员退股的事实。根据相关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不能退出，即使在职职工离开企业，股份也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进行转让，且股东人数不能少于五人。上诉人在职期间是不能退股的，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股份也是不能退股，也不能转让的。一审认定了退股的主张，违反了相关规定，应予纠正。重审判决查明的2002年3月18日案外人张汉琴从被上诉人处领取了退股款的事实，依据不足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认定2002年被上诉人负债率约为74%，以及被上诉人向银行借款460万元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否定上诉人主张分红的事实，并不能认定上诉人2003年领取的款项确为退股款。在不能证实上诉人已经退股的情形下，应当认定工商登记文件的效力，即认定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从被上诉人2002年的资产负债表上看，盈余公积为410万余元，所有者权益数字也是正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与亏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审法院认定企业亏损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大港弹簧厂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虽然在2008年增资时在工商机关保留了上诉人的股东名称，是因为当时企业效益不好，暂时无人受让退股股东的股权。当时因为业务需要，由法定代表人个人出资500万元，在办理增资手续时，按照工商部门的要求程序在原登记的基础上办理的增资手续，这个手续并不能代表上诉人仍然是公司股东。认定公司股东应当综合考虑股东是否出资等情况进行确定，不能仅依据工商登记认定股东资格。2003年上诉人领取的退股金与1998年入股股金相等，一审除了根据被上诉人的记账凭证，还根据2003年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上诉人领款签字统计表以及公司章程等综合予以判断。2003年因为退股股东较多，所以没有按照以往的财务处理方式，单独开具写明退股款的收据，而是签署在表格上，公司的财务凭证上明确记载为退股款。一审综合考虑以上情况，认定上诉人不具备股东资格正确。2003年全体退股行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当时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负债经营，职工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自愿退股。这些股份企业收回后再做处理，符合当时的政策和章程，也没有影响企业对外承担责任的能力，出发点是为了保证企业的资本和正常经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一直没有离开企业，主持企业的经营，所以职工的退股行为不违反相关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田晓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股东身份；2、诉讼费由大港弹簧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上诉人原系集体企业,1998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为5200000元。改制时，包括上诉人在内的263名职工经出资均成为被上诉人股东。其中，上诉人出资人民币20000元。2002年3月18日案外人张汉琴从被上诉人处领取了退股款。2002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资产负债表记载：资产期末数为35420398.21元，流动负债合计期末数为24373165.59元，长期负债合计1810000元。2002年被上诉人负债率约为74%。2003年，被上诉人存在向银行借款，金额为4600000元。借款后同年，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股东从被上诉人处领取共计4185000元，上诉人领取20000元。对此款，上诉人主张系分红款，被上诉人主张系退股款。记账凭证记载：摘要为退股，明细科目为个人资本金。在被上诉人工商登记材料中，上诉人至今仍登记为股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一审法院从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商业银行中塘支行调取被上诉人2004年4月至12月代发工资明细表，用以证明2003年分红后，2004年被上诉人企业实行股东与非股东职工每月相差50元钱的事实。一审法院依上诉人申请，从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商业银行中塘支行调取了该明细表,该明细表载明2004年4月至12月期间被上诉人职工工资发放情况，开庭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针对该明细表作出了补充说明，该明细表本身并不直接证实上诉人所拟证事实。另查明，1998年5月15日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薛卫台村（甲方）与大港弹簧厂（乙方）签署的《企业出售合同书》，第二条第1项约定，“甲方根据乙方一九九七年年终所有者权益1040万元，乙方创建企业多年对甲方有重大贡献，甲方愿意把所有者权益的20%即：208万元量化给乙方的全体职工作为量化股，该量化股由乙方根据职务和贡献大小向下分配。”被上诉人的企业章程及股东名册中对于量化股无记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2003年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所领取的与入股金相同数额款项的性质及工商登记是否可以佐证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股东身份问题。对于2003年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所领取的与入股金相同数额款项的性质问题，本案中，2002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资产负债表证实2002年被上诉人负债率约为74%，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借据证实2003年被上诉人存在向银行借款，金额为4600000元。可见，2003年被上诉人是负债经营、亏损状态，并不具备发放股金分红条件。且，案外人张汉琴领取退股款凭证证实2002年3月18日张汉琴从被上诉人处领取了退股款，被上诉人存在股东退股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记账凭证及支票存根，对退上诉人股金事实也已记载。上诉人称1998年至2003年每年分红20%，到2003年分红100%，但并未举证证实2003年被上诉人盈余情况。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既不能直接认定2003年上诉人所领取款项为分红款，也不能认定2003年被上诉人系盈余状态，更不能认定被上诉人盈余已达到可按股金年20%分红，分红五年，分红达股金100%的分红标准，可按该比例分红。故上诉人2003年从被上诉人处所领取的与入股金相同数额款项，应认定为退股款。据此，不应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股东。对于工商登记是否可以佐证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股东身份问题，本案中，股东与企业的关系属于内部关系，认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资格时，应综合考量是否有出资行为，是否具有职工身份等因素。企业股东发生变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变更事项并非无效，而仅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工商登记不具有设权的效力，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法定条件。因此，上诉人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并不能证明其仍具有被上诉人股东资格。此外，对于量化股问题，《大港区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津港党办发（1994）19号）第二章第二.（二）条规定，“企业自身积累形成的存量资产，归原投资者所有。在改制时可以职工贡献多少、工龄长短、技能高低、责任大小等因素适当量化一定比例给职工个人。量化股只享有分红权，没有所有权、继承权、转让权。”《关于〈大港区乡镇股份合作制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津港党办发（1997）2号）第一.（一）.3条规定，“对企业规模较大，而职工参股比例又较低的企业，允许划出一部分净资产量化给职工。具体量化比例视资产增值大小和企业实际确定。量化股必须与职工的现金投资股结合起来，一般保持1：2的比例。量化股人在股在，人走股消。”《关于城市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津政发【1997】7号）第三.（三）条规定，“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存量集体资产折为集体股。对集体股，可划出不超过60%的股份，按工龄长短、贡献和责任大小量化给职工。量化给职工的股份，只享受分红权，不能提取、继承、馈赠和转让。免税形成的资产不能量化。”上诉人提交一审法院的《企业出售合同书》显示，被上诉人企业被出售时，出售单位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薛卫台村作为甲方、被上诉人企业作为乙方，双方约定：“甲方根据乙方一九九七年年终所有者权益1040万元，乙方创建企业多年对甲方有重大贡献，甲方愿意把所有者权益的20%即208万元量化给乙方的全体干部职工作为量化股，该量化股由乙方根据职务和贡献大小向下分配。”据此，上诉人在退股之前应享有量化股权益。综上，上诉人请求确认其大港弹簧厂的股东资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无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刘某及专家证人孙某出庭作证。用以证实2003年上诉人领取的款项为分红款及资产负债表不能证实被上诉人不具备分红条件。对此，本院认为，以上证人证言无法证实2003年上诉人领取款项的性质，故对上诉人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审经审理认定如下的事实：公司章程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分配当年租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企业法定公积金，并提取利润的5-10%列入企业法定公益金。”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于2003年10月领取的案涉款项的性质；二、上诉人是否具有被上诉人股东资格。首先，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上诉人主张案涉款项为分红，系自1998年至2002年每年以股本金为基数，以20%为比例进行的分红，但五年来一直未予发放，故于2003年一次性发放。因企业利润分配需依据企业当年的盈利情况进行，并无固定的比例，且依据企业章程规定，应在分配利润时同时提取企业法定公积金及法定公益金，故结合被上诉人的经营状况及利润提取情况，上诉人主张案涉款项系分红没有依据。根据本案在案证据，该款项与上诉人当时入股的股本金数额一致，被上诉人的记账凭证上记载了“退股”字样，且2003年10月前离职的职工存在领取退股款的情形，2003年10月后离职的职工均未再领取过退股款，证明该部分职工已经在离职前领取过股本金，故综合以上事实，应认定上诉人于2003年领取的款项为股本金。其次，关于上诉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问题，虽然上诉人主张依据被上诉人工商登记应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但工商登记仅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审查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身份需考虑股东出资等实质性要件，不应以工商登记作为确认上诉人股东资格的法定证据，故仅凭工商登记材料不能证明上诉人具有股东资格。股东应以其出资为依据享有股东权利，上诉人于2003年领取股本金后，对被上诉人不再享有出资，故上诉人在领取案涉款项后即丧失股东资格，上诉人要求确认其为被上诉人股东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田晓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振英代理审判员  王 晶代理审判员  张 泽二０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唐 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