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民终18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经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717602535T。 法定代表人：毛国龙，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修江，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月婷，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工人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0513154325。 法定代表人：毛利淦，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雪梦，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献华，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公司）、上诉人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2民初8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龙达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项、第二项，撤销原判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并改判支持龙达公司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城建公司“有权为公共利益所需依义乌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并按合同约定通知原告拆除涉案路段的所有广告设施”显属错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城建公司的通知拆除行为系为公共利益所需，且依据义乌市人民政府的要求所实施。涉案的《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未约定城建公司具有为公共利益所需而拥有的单方解除权。出让合同“甲方义务”第3点的约定内容是作为城建公司的义务设定的，而非城建公司的权利。退一步说，稠州路段的广告设施与义乌市快速公交BRT一号线有关，城建公司可以通知龙达公司拆除稠州路段的广告设施，但也不能据此扩大至通知拆除所有中标路段的广告设施。2.原审未认定城建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行为，显属错误。与义乌市快速公交BRT一号线存在关联的仅有稠州路段的广告设施，其他江滨路段、福田路段的广告设施均未涉及。城建公司以建设义乌市快速公交BRT一号线为由，通知龙达公司拆除案涉所有中标路段（稠州路段、江滨路段、福田路段）的全部广告设施，系城建公司以公共利益为由，单方解除出让合同。出让合同第8条虽然约定了单方解除权，但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条件并未成就，且本案也未发生法定解除事由。3.一审从公平原则出发认定直接损失6935221元显属错误。本案系城建公司违约，不能适用公平原则。原审仅以涉案广告设施、基础管网费用作为直接损失的范围明显偏小，未考虑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办公场所费用等基本公司运营及其他方面的直接损失，一审也未考虑可得利益损失。4.根据龙达公司一审提供的义价事鉴（2015）70号评估书，可以证明龙达公司因中央绿化带改造造成的直接损失为1249603元。正因为有该损失的存在，城建公司才同意将稠州北路地下通道广告设施使用权补偿给龙达公司，同时给予龙达公司涉案中标路段广告设施使用期延长379天。一审未考虑该部分损失显然不当。5.本案不存在不可抗力的法定违约责任免除情形，也不存在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免除情形。原审以城建公司出于公益目的而免除其违约责任，显属错误。二、原审在证据上认定错误。原审对龙达公司提供的证据4、13、14、15不作评判是错误的，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龙达公司支付的货款270万元及场地堆放费用15万元。龙达公司提供的证据5、6系原件，一审不认定是错误的。三、原审适用公平原则作出裁判，却引用了违约责任的相关法条，适用法律不当。 城建公司二审辩称，一、涉案路段广告牌拆除非因城建公司过错或违约造成，系由于义乌市人民政府为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减低群众出行成本等公共利益所需建设BRT工程，城建公司依义乌市人民政府要求通知龙达公司拆除是明确的。既然系因公共利益拆除涉案灯箱，根据涉案合同及招标文件对该项的明确约定，龙达公司仅需按合同约定支付拆除路段剩余年限按竞得价的10%给龙达公司补偿即可。二、截至二审开庭龙达公司仍在使用部分涉案路段，合同并未全部解除，合同保证金依约不能返还。已拆除部分对未拆除部分的合同履行并不造成影响，因此涉案合同仅拆除部分解除而非全部解除。三、退一步讲，即使法院最终判决要求城建公司提高补偿，一审直接将评估金额6935221元作为补偿标准也违背了事实与公平原则。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并非是龙达公司在本案中的实际损失，而是一个全新的广告设备从制作到投入使用到拆除的全部费用。涉案灯箱龙达公司已使用多年，计算实际损失时应按龙达公司已使用的年限进行折旧。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既然龙达公司有部分设施仍在使用中，该部分设施的金额应在最终认定的损失中扣除。本案纠纷非城建公司过错，根据公平原则最终损失应由双方各半承担。四、龙达公司在上诉状中要求其他损失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法律支持。龙达公司提出的赔偿财务成本、公司运营增加损失、赔偿客户违约金损失等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根据。龙达公司在一审中并未要求可得利益损失，龙达公司要求城建公司支付补偿金于法不符。五、龙达公司应向城建公司支付涉案路段使用费及稠州北路地下通道占有使用费。龙达公司并未支付2016年度部分路段使用费，但龙达公司福田路路段落地灯箱广告及稠州路路段落地灯箱广告至今仍在使用。六、由于龙达公司提供的第一次评估报告系龙达公司单方联系作出，并未征求城建公司意见，致使该评估报告无参考价值，该次评估费用应由龙达公司一方承担。七、根据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龙达公司在支付2014年度、2015年度的使用费时违反合同约定，城建公司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城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龙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没有全部解除。涉案路段虽然是一并出租的，但各个路段的使用相互并不影响，且城建公司对外公开招标时按灯箱类型对外收取使用费，并非如一审认定的无法区分各个路段的价值。龙达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拆除广告设施通知所涉及的灯箱及路段并不能完全覆盖涉案合同涉及的所有内容。根据现场照片可以看出，涉案部分路段灯箱至今仍在使用。鸿文价评[2017]0092号得出的结论并非是龙达公司在本案中的实际损失，而是一个全新的广告设备从制作到投入使用到拆除的全部费用。一审将该价值作为判决时的现有价值认定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显失公平。一审认定涉案合同解除是因公共利益所需，也就认同本案损失的产生并非城建公司的过错。龙达公司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营主体，应对经营风险进行预判。城建公司在公开对外招标时已明确告知龙达公司参加经营的风险，且处于对经营者的利益考量，愿意按拆除路段剩余年限按竞得价的10%进行补偿。双方是平等交易主体，拆除的灯箱并未全部交付给城建公司，如判决前龙达公司仍未交付应将未交付部分的灯箱损失予以扣除。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出让合同第五条第3款系补偿乙方损失的计算方式，系损失补偿条款，并非惩罚城建公司的违约条款。该条款是在非因合同双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城建公司考量到合法经营者的利益愿意作出的补偿。一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是对违约金的调整，并不适用本案的情形。 龙达公司二审辩称，一、城建公司主张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解除的观点不仅和事实不符，且在法律上依法不能成立。首先，根据龙达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拆除广告设施通知等证据，可以证实涉案路段的广告设施已经全部拆除的事实。其次，在龙达公司拆除后，城建公司又通知且允许龙达公司在涉案的部分路段重设广告设施发布公益广告，系双方之间新设立的合同关系，与涉案的《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无关，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再次，关于龙达公司重设广告的使用费系新合同关系，应由双方协商确定具体内容后，由龙达公司进行缴纳。原审判令城建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是正确的。出具《评估报告书》的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均具备相应资质，且评估程序合法、评估结论正确，一审采信《评估报告》并无不当。二、城建公司主张原判显失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城建公司在合同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通知龙达公司拆除全部广告设施，系城建公司单方拒绝履行出让合同，该行为系根本违约。城建公司系过错方和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而非公平责任。其次，城建公司虽具有国资背景，但国有公司和私人企业是平等主体，双方均应严格依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再次，原审仅支持了龙达公司的部分诉请，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城建公司主张按主合同约定的10%补偿，该约定显失公平，客观损失远高于按10%计算出的金额。即使要造BRT工程，城建公司也无权单方决定收回户外广告使用权，且BRT工程只涉及稠州路段，不涉及福田路段、江滨路段，城建公司无权主张因公共利益导致龙达公司涉案路段设备全部拆除的损失按10%计算补偿金，按《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确定违约金、补偿金。拆除的灯箱已交付给城建公司，并堆放在城建公司油库室的事实有相关证据证实。 龙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3）00002号的补充协议》已于2016年6月14日解除；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2015年度的已交部分使用费和广告设施损失费2440002元、赔偿地下通道广告设施损失1144000元、赔偿财务成本及公司运营增加损失705000元，并支付补偿金976130元；3、判令被告返还原告2016年度的已交部分使用费1840833元、合同保证金235000元、赔偿广告设备、基础管网费用损失7180917元、赔偿单立柱广告牌制作费损失2700000元、赔偿广告牌场地堆放费用损失150000元、赔偿画面制作安装费用损失124560元、赔偿客户违约金损失859689元、赔偿广告费损失1100000元、赔偿财务成本及公司运营增加损失705000元，并支付补偿金1292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6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双方约定：一、被告位于江滨路路段、福田路路段、稠州北路路段的户外广告，由原告通过竞价取得上述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设置地点江滨路路段（宾王路-城北路），福田路路段（城北路-城信大道），稠州北路路段（宾王路-城信大道）；二、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使用期限为五年，从2013年10月27日起至2018年10月26日止，原告必须在合同生效时一次性付清当年全部使用费，下一年度的使用费应在到期前提前二个月付清，如不按时支付，逾期期间须每日加付当年使用费总额千分之一的滞纳金，逾期一个月以上拖延不缴款的视为原告违约，被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使用费第一年为2350000元，第二年2350000元，第三年2467500元，第四年2590875元，第五年2720418.75元，上述费用系被告的纯收入，税金由原告另行支付，原告支付第一年使用费时须交纳履约保证金235000元，该保证金在合同期满且原告无违约事实发生的情况下不计息退还；……五、因城市规划调整或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和拆除户外广告设施的，经市住建（规划）部门核定，被告应将剩余时间的已交有偿使用费退还给原告，同时根据剩余年限按竞得价的10%给原告补偿。后因稠州北路中间绿化带景观提档改造，几乎完全遮挡广告牌，导致广告设施与周边环境不符，影响市容市貌，受此影响整条路广告效果荡然无存，产生了巨大损失。为此原、被告于2016年2月4日签订了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3）00002号的补充协议，约定：一、允许原告在稠州北路中间绿化带安装五十座广告设施，稠州北路（宾王路-城北路）段中间绿化带设施设置不得多于十五座，稠州北路（城北路-城信大道）段中间绿化带设施设置不得多于三十五座，原告中标路段（稠州北路、江滨路、福田路）的使用期限重新开始计算，使用期限为2015年10月27日起至2020年10月26日止，从2015年起使用费重新开始缴纳五年，在每年到期日的提前二个月付清，户外广告使用费具体为第一年2350000元，第一年使用期限为2015年10月27日至2016年10月26日，第二年2350000元，第二年使用期限为2016年10月27日至2017年10月26日，第三年为2467500元，第三年使用期限为2017年10月27日至2018年10月26日，第四年为2590875元，第四年使用期限为2018年10月27日至2019年10月26日，第五年为2720418.75元，第五年使用期限为2019年10月27日至2020年10月26日；因稠州北路中央绿化带景观提档改造，导致原告巨大损失，因此将稠州北路地下通道广告设施使用权补偿给原告，同时对原告所属路段的使用期限进行相应延期，经折算中标标段（稠州北路、江滨路、福田路）和稠州北路地下通道广告设施的使用期延长379天，即2020年10月27日至2021年11月9日，该期间为补偿期限不收取使用费。2017年3月28日原、被告又签订了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3]00002号的补充协议（2），将原告合同约定的“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如未能解决，可向金华仲裁委义乌分会申请仲裁”变更为“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如未能解决，可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约履行了义务。原告于2013年8月27日交纳了保证金235000元，2013年8月28日交纳了使用费2350000元，2014年10月29日交纳了使用费2350000元，2016年2月15日交纳了使用费2350000元。2016年6月，因义乌市快速公交BRT一号线建设所需，被告通知原告拆除中标路段的广告设施，原告按被告要求于2016年6月14日将中标路段的广告设施全部拆除。之后原告又因被告要求在稠州北路重新设立了二座单立柱广告设施，在福田路段也重新设立了部分广告设施。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被告申请，委托金鸿文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路段的广告设施损失、基础管网费用进行评估，价格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6月14日，结论为6935221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故该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合同及补充协议所确定的义务。义乌市政府为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减低群众出行成本、便利群众出行、提升城市形象，进行快速公交建设，应是为公共利益所需，被告有权为公共利益建设所需依义乌市政府的要求并按合同约定通知原告拆除广告设施。现原告已根据被告的要求于2016年6月14日拆除涉案路段的所有广告设施，应认定双方已通过合意及行为表明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已解除。本案原告在履约过程中也是诚实守信者，不存在违约违法行为，是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可以肯定也是为义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无论是从大局考虑还是从合同约定看，原告都应当为城市快速公交建设让路，同时原告也有权获得合理的补偿，以便能继续让企业在社会中生存下去。根据原、被告签订的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五条约定，补偿额度应为剩余年限竞得价的10%，按该补偿标准原告所获得的补偿额远低于实际损失，从公平原则出发应以实际直接损失额即经鉴定机关评估的涉案广告设施、基础管网费用的直接损失6935221元为补偿标准，同时被告应返还原告已交使用费未使用时间部分价值即2016年6月14日至2016年10月26日期间的使用费共计四个月按每个月195833元计为783333元。另外履约保证金235000元也应返还原告。对于原告诉请的可得利益损失及其他损失，鉴于本案解约是为公共利益所需，故不应纳入赔偿范围。被告辩称，根据出让合同第二条第二款，原告应于下一年度到期前二个月付清涉案路段使用费，也就是说2014年、2015年度的使用费分别应于2014年8月27日和2015年8月27日前支付，但原告2014年度使用费系于2014年10月21日与10月28日分别缴纳场地使用费1200000元、1150000元，2015年度的使用费更是推迟到2016年2月15日支付，因此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原、被告已于2016年2月4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应视为被告认可了原告之前使用费的交纳行为，补充协议签订后11天原告交纳了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第一年使用费，不足以构成被告解约的理由，对该辩称不予采信。被告辩称，涉案路段广告牌拆除非因被告过错或违约造成，系由于城市规划调整及公共利益需要，合同及招标文件对此有明确约定，即使被告要支付原告损失，被告仅需支付拆除路段剩余年限按竞得价的10%，确实被告解约行为是出于公共利益所需，但原告也是合法的市场经营主体，本案中原告也是合法守信的经营者，公共利益的建设不应以牺牲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为对价，如果本案不给予原告合理的补偿，原告作为公司可能难以为继，无法继续生存，这对合法经营者来说也是致命打击，同样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本案中被告承担的补偿金额应以鉴定机构对实际损失所作出的鉴定金额为补偿标准。被告辩称福田路段落地灯箱广告、稠州路段二个落地灯箱广告及补偿路段的稠州北路地下通道灯箱广告仍在使用并未拆除，已拆除部分对未拆除部分合同履行并不造成影响，因此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仅就广告设施拆除部分解除而非全部解除，履约保证金不能退还，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将稠州北路、江滨路、福田路广告场地一并出租，其中并未区分各路段的价值，因此其中某一路段广告设施被拆除应视为是整个合同的解除，而且根据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发给原告的拆除广告设施通知，均能确认涉案路段的广告设施已全部拆除，至于拆除后被告又允许在部分路段重设广告设施，那是另一合同关系，被告是否允许原告重设广告设施、在哪些路段重设广告设施、使用费多少、使用时间长短等权利义务应待双方重新协商后确定，与本案处理无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已于2016年6月14日解除。二、被告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原告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23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被告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原告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使用费783333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四、被告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补偿原告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直接损失6935221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五、驳回原告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4068元，由被告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7474元，原告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负担96594元，鉴定费100000元，由被告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中，城建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龙达公司至今未拆除福田路路段、稠州路路段的灯箱广告（两个）以及补充路段的稠州北路路段的地下通道灯箱广告。证据二、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一份，证明原审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报告系全新灯箱的价值，非龙达公司的实际损失。龙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城建公司提供的证据一无法达到其举证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二，经向金华市鸿文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调查，该评估公司明确涉案评估结论书中各项费用的单价为全新价格，本院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中，龙达公司向本院提交广告制作安装合同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广告制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义乌市福田路两侧人行道的灯箱系于2016年6月14日全部拆除完毕重新设立，以及签约和履约的事实。城建公司质证认为：对广告制作安装合同的三性均不认可，这是龙达公司和案外人单方制作的合同，无法确认合同签订的真实时间，也无法确认合同的真实性。对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汇款人与收款人均与合同当事人不一致，与本案无关。对广告制作单位的营业执照三性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该组证据可以佐证涉案福田路路段灯箱已于2016年6月14日拆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根据城建公司的申请，本院向金华市鸿文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调查鸿文价评[2017]92号价格评估结论书中涉案灯箱的价值是否为全新价值，该评估公司明确评估结论书中各项费用的单价为全新价格，广告设施损失及基础管网费用的评估应考虑折旧，并于2018年12月7日向本院出具补充鉴定函一份。龙达公司对该补充鉴定函的三性均无异议。城建公司质证认为：鉴于福田路路段103座灯箱、稠州路路段2座灯箱至今未拆除，未造成损失，评估结论及补充鉴定函中应剔除尚未拆除部分的价值。城建公司在本案中无过错，根据公平原则，城建公司承担一半责任。本院认证认为，该补充鉴定函系对鸿文价评[2017]92号价格评估结论书的补充，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果科学、合理，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予以采纳。至于城建公司提出的未拆除部分应剔除的问题，将在本院认为中进行阐述。 经审理，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金华市鸿文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向本院出具补充鉴定函一份，明确绿化带未投入使用的48套单立柱的价值为1787547元，绿化带已投入使用的2套单立柱价值为93588元（已考虑折旧），评估报告书中其他广告设施价值为3153171元（已考虑折旧）。 本院认为，一、关于双方签订的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城建公司系因政府快速公交建设所需通知龙达公司拆除广告设施，且龙达公司也根据城建公司的通知对涉案路段的所有广告设施予以拆除，从以上事实可以明确双方系为公共利益需要协商一致解除了户外广告设施（场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二、关于一审对补偿损失的计算是否合理的问题。一审考虑到双方约定的补偿额远低于龙达公司的实际损失，故按龙达公司的实际直接损失计算补偿数额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和本案实际情况。因金华市鸿文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鸿文价评[2017]92号评估结论书未考虑折旧问题，该评估公司出具了补充鉴定函，该评估结论书及补充鉴定函系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法作出，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未拆除部分灯箱的问题。根据双方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城建公司发给龙达公司的拆除广告设施通知等证据，均能确认涉案路段的广告设施已全部拆除。城建公司要求在计算损失时剔除部分灯箱价值没有事实依据。至于目前龙达公司使用的广告设施，系拆除后在部分路段重设的广告设施，属于新的合同关系，当事人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本院根据二审中新查明的事实对本案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2民初80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2民初804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 三、上诉人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补偿上诉人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直接损失503430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驳回上诉人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4068元，由上诉人义乌市龙达广告有限公司负担109900元，由上诉人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4168元，鉴定费100000元，由上诉人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6968元，由上诉人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2800元，由上诉人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41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玲玲 审 判 员 钱 萍 审 判 员 叶金龙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盛 菲 代书记员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