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3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素林，女，1970年5月9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国庭，男，1968年12月1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定宏，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京密引水管理处，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富密路石厂段*号。法定代表人：刘延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威，男，北京市京密引水管理处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清，北京市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甲18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学院园三层301室。法定代表人：姚劲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生达，北京卓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朝，男，1990年10月20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恒通，天津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楠，男，1995年6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瑞洋，男，1988年5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志斌，男，1998年4月3日出生，住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上诉人杜素林、尹国庭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京密引水管理处（以下简称京密管理处）、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八公司）、宋朝、于楠、张瑞洋、陈志斌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4民初11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素林、尹国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宋朝承担20%的责任即赔偿23.98万元，京密管理处、五八公司各承担5%的责任即分别赔偿5.99万元，于楠、张瑞洋各承担4%的责任即分别赔偿4.79万元，陈志斌承担2%的责任即赔偿2.38万元，共计47.92万元，对一审认定的赔偿项目和数额没有异议。事实和理由：1.京密管理处管理的水域不是游泳场所也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责任，其在事发后加装了新的警示牌和防护网，证明京密管理处在事发前存在过失和责任。2.宋朝是尹祺敏的直接领导，事发当天交流的微信群是为工作方便成立的，赔偿协议也能证明五八公司有责任，一审以涉案活动发生在非工作时间且非执行工作任务、非公司组织为由认定五八公司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3.宋朝的过错极其严重，包括应知晓涉案水域禁止游泳、在微信群中积极建议钓鱼游泳、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事发后拖延了抢救时间等，作为组织者，一审认定其应承担的责任与其过错不匹配。4.于楠、张瑞洋、陈志斌系涉案活动的参加者，应对活动可能存在的危险承担一定的安保义务，其事后还延误了抢救，应承担责任。尹祺敏就本次事件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60%。京密管理处、五八公司、宋朝、于楠、陈志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杜素林、尹国庭上诉请求和理由。张瑞洋未发表答辩意见。杜素林、尹国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京密管理处、五八公司、宋朝、于楠、张瑞洋、陈志斌支付丧葬费42516元；2、判决京密管理处、五八公司、宋朝、于楠、张瑞洋、陈志斌支付死亡补偿费1050600元；3、判决京密管理处、五八公司、宋朝、于楠、张瑞洋、陈志斌支付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2000元和误工损失2000元；4、判决京密管理处、五八公司、宋朝、于楠、张瑞洋、陈志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5、判决京密管理处、五八公司、宋朝、于楠、张瑞洋、陈志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尹祺敏、宋朝、陈志斌、于楠原系同事关系，2016年8月时其四人均在五八公司工作。2016年8月7日（周日）上午10时许，宋朝在其同事的微信群中发布“天气好，心情也很好，钓鱼喽”的消息，该消息发布后，包含尹祺敏在内的微信群成员进行了对话。其中尹祺敏询问“去哪里钓鱼”“我在沙河是不是可以一起”的信息。宋朝回复“我住处，昌平县城这”“来吧”，并发布了位置信息。尹祺敏问“这里就是钓鱼的地方了？”宋朝回复“√”“还可以游泳”。尹祺敏回复“好”。宋朝问“你们有渔具嘛”。尹祺敏回复“没有，老家有67套”。后尹祺敏发消息称“你定时间，分分钟就去了”。宋朝回复“我在吃饭现在，吃完去买鱼饵，12点左右集合吧。”期间，宋朝还与群内名称为“Merry”的成员进行对话：“Merry：还能洗澡？宋朝：可以洗澡，水是吃的水，洗澡没问题。”当日下午，尹祺敏约了陈志斌、于楠，另与宋朝及宋朝的朋友张瑞洋先后到达约定的地点昌平区白浮村北侧京密引水渠岸边钓鱼。17时许，尹祺敏等人在京密引水渠下水，尹祺敏游泳时溺水，其他人寻找无果报警，后经打捞证实尹祺敏死亡。当日晚18时许，派出所民警即向宋朝、陈志斌、于楠、张瑞洋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讯问笔录，四人的对事发经过的陈述基本一致，均称开始大家只是在钓鱼，没有人提议过下水游泳，但觉得天气炎热，大家就下水了，陈志斌在岸上看东西，宋朝、于楠、张瑞洋在岸边水域活动，尹祺敏在游泳过程中游远了，于楠曾提醒尹祺敏危险，但几分钟后就发现尹祺敏不见了，随后，陈志斌拨打电话报警。2016年8月10日，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根据调查访问、现场勘验及尸体检验，综合分析认为：尹祺敏符合溺死。”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出具《关于尹祺敏死亡的调查结论》，得出结论为：“1、该人系溺死死亡。2、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另查，尹祺敏未婚无子女，尹国庭、杜素林系尹祺敏之父母。2016年8月10日，尹国庭从五八公司处领取1万元，并签写《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员工尹祺敏逝世丧葬补助、亲属救济抚恤现金壹万元整。”2016年11月30日，尹国庭办理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手续，主要内容为尹国庭表示“尹祺敏生前所在单位五八公司在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投有意外险，我自愿放弃上述意外险理赔款的继承权，上述意外险理赔款由尹祺敏的母亲杜素林继承。”2017年1月18日，五八公司（甲方）与杜素林（乙方）签订《赔偿协议》一份，主要内容包括：“第二条经双方协商，甲方向尹祺敏的全部继承人支付赔偿金共计人民币伍万元整，并于本协议签署之前将全部赔偿金支付给乙方。第三条乙方保证在签署本协议时，确认其为尹祺敏的全部继承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自愿放弃除上述赔偿款项外的其他任何赔偿要求，也不再就尹祺敏所造成的事故向甲方另行主张其他权利。双方无其他任何纠纷与争议，甲方因此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之后，杜素林收到该5万元款项。事发当晚，宋朝曾垫付了北京国洋联合潜水中心搜救打捞费1万元，称如其承担责任要求在其赔偿款中扣减该1万元。事发时，京密管理处作为京密引水渠的管理方，在京密引水渠附近设置有标语和警示牌，内容为“一级水源保护区禁止游泳、钓鱼、野炊”、“严禁接近水体禁止游泳钓鱼游玩”等。现京密引水渠岸边加建有防护网及其他标牌等。上述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尸体检验鉴定书、关于尹祺敏死亡的调查结论、居民户口薄、收条、公证书、赔偿金协议、对账单、手机转账记录、照片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对于京密管理处是否应对尹祺敏的死亡负相应的侵权责任。京密引水渠作为北京市主要的供水线路，承载着提供首都饮用水的功能，并非游泳场所。对于水渠河道本身存在不合理的危害致人人身、财产损害，水渠管理机关确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明知存在危险或自身行为会危及他人安全而主动参与的行为人，对于其自身不当行为而遭受的损害，管理者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暨不能归责于行政管理机关。京密管理处在水渠岸边设置有标语及警示牌，标明禁止在水渠河道内游泳，根据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可知尹祺敏系因游泳所致溺亡，而非失足落水导致溺亡，尹祺敏等人在京密引水渠河道游泳，其行为本身具有非正当性，故京密管理处作为饮水水渠管理者，不存在管理过错或过失，对尹祺敏的游泳溺亡结果不承担民事责任。其次，对于五八公司是否应对尹祺敏的死亡负相应的侵权责任。尹祺敏与陈志斌、于楠，宋朝、张瑞洋在非工作时间相约钓鱼，之后下水游泳，该活动并非由五八公司组织，活动参与者亦非执行工作任务，因此，尹国庭、杜素林要求五八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再次，对于宋朝是否应对尹祺敏的死亡负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中，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宋朝在微信群中发布钓鱼活动的提议，并发布了地点、确定了时间，可确定宋朝系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宋朝住在京密引水渠附近，京密引水渠设置有标语及警示牌标明禁止钓鱼，宋朝仍提出到京密引水渠钓鱼，钓鱼活动已非正当。宋朝还在微信群中发消息称“还可以游泳”、“可以洗澡，水是吃的水，洗澡没问题”等，说明对于之后的下水行为，宋朝亦未能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虽然在尹祺敏出事后，宋朝与其他人也积极进行了寻找，但根据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来看，在大家下水时，宋朝作为组织者，并未对在水渠河道内游泳这一存在人身危险性的行为进行提醒和劝诫。故基于上述分析，宋朝作为组织者在此次活动中并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三，对于陈志斌、于楠、张瑞洋是否应对尹祺敏的死亡负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中，陈志斌、于楠、张瑞洋均系此次活动的参与者。从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记载内容来看，张瑞洋在活动之前与尹祺敏并不相识，陈志斌、于楠、张瑞洋均非下水游泳的提议者，在尹祺敏游远时于楠还进行了提醒，在尹祺敏出事后，陈志斌、于楠、张瑞洋也都积极进行了寻找，陈志斌及时进行了报警。说明陈志斌、于楠、张瑞洋已尽到了参加活动同伴之间相互帮扶的义务。故尹国庭、杜素林要求陈志斌、于楠、张瑞洋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后，对于尹祺敏自身责任的认定。游泳运动本身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在非游泳区域游泳更加重了人身遭受意外伤害的风险。尹祺敏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应当对在非游泳区域游泳的危险性具有充分的认识。尹祺敏明知其行为的危险性，仍然不顾安全在水渠河道内游泳，且游出与岸边较远的距离，导致意外发生，故其自身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此次损害后果的主要责任。宋朝作为组织者，即使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其过失行为对尹祺敏的死亡结果的原因力也非常之小。经法院核查，尹国庭、杜素林所计算的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标准并未高于法定标准，法院不持异议。尹国庭、杜素林并未就其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提交相应证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根据侵权人与受害人对损害后果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为1万元。以上共计1103116元。在此数额内，酌情确定由宋朝承担2万元的赔偿责任，对于宋朝已垫付的1万元搜救打捞费应予以扣减。对于尹国庭、杜素林诉讼请求过高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宋朝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尹国庭、杜素林赔偿金一万元；二、驳回杜素林、尹国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京密管理处、五八公司、宋朝、于楠、陈志斌、张瑞洋是否应就尹祺敏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及责任比例的认定。事发所在的京密引水渠系提供饮用水的供水线路，并非游泳场所，且事发周边设有警示牌和标语。尹祺敏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知晓该处并非游泳场所及其下水行为存在人身安全方面的危险，但仍下水游至离岸较远的区域进而溺亡，存在重大过错。京密管理处作为饮水水渠管理者，已尽到了相应的提示和管理义务，不存在管理过错或过失，不应就尹祺敏的游泳溺亡结果承担侵权责任。关于五八公司的责任问题。事发时并非工作时间，事发地点亦非工作地点，宋朝、于楠、陈志斌、张瑞洋与尹祺敏相约所从事的活动亦非执行工作、受五八公司指派或由五八公司组织，且尹祺敏的死亡并非是在从事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故五八公司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五八公司与杜素林签订的《赔偿协议》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协议中也未明确五八公司存在侵权责任，杜素林、尹国庭以此为依据主张五八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依据，至于此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双方应当另行解决。故，一审认定五八公司就尹祺敏的死亡一事不承担侵权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宋朝的责任问题。本次活动系由宋朝发起组织，虽然本案中的活动并非商业性垂钓、游泳活动，但组织者应当对活动时间、地点的安全性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并及时提醒参与者注意安全。宋朝在发起活动的微信聊天中明确提出水渠内可以游泳、洗澡，该倡议行为明显失当，对于之后的下水行为未能起到正确的提醒和劝诫，其作为活动组织者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考虑到本次事故主要系因尹祺敏本人进入非游泳区域的引水渠内游泳所致，宋朝的过失行为对尹祺敏死亡的原因力较小，且在尹祺敏出事后，宋朝也积极进行了寻找和搜救，酌情确定由宋朝承担2万元的赔偿责任，认定正确。关于于楠、陈志斌、张瑞洋的责任问题。于楠、陈志斌、张瑞洋仅为本次活动的参与者，并非下水游泳的倡议者，在尹祺敏游远时，于楠进行了提醒，在尹祺敏出事后，于楠、张瑞洋、陈志斌进行了积极寻找，并由陈志斌报警，尽到了参加活动同伴之间相互帮扶的义务，其三人不应就尹祺敏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杜素林、尹国庭上诉主张于楠、张瑞洋、陈志斌未尽到及时救助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杜素林、尹国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8元，由杜素林、尹国庭负担（免于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立新审 判 员 汤 平审 判 员 赵小军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黄慧婧书 记 员 谢冰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