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10民终3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泰州市海陵区东风北路****。负责人：陈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天安，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沪靠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第****/div>法定代表人：管吉余，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承伟，男，197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兴化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素英，女，193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惠娟，女，1969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银东，男，196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芳艳，江苏中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谢矿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在上海市津桥经济开发区（崇明县庙港路**）。法定代表人：高勤平，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天潼路****。负责人：施建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瑶瑶，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永诚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沪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靠公司）、徐承伟、陈素英、张惠娟、范银东、上海谢矿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谢矿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8)苏101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永诚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沪靠公司、陈素英、张惠娟、范银东、徐承伟、谢矿公司。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交警的责任认定书所载明的情况，该案是两起事故，该案中的沪Ｄ×××**号车与沪Ｂ×××**号车发生碰撞，与前一起交通事故有时间与空间上的间隔，两起事故不具有关联性，已切断了因果关系，故永诚保险公司承保的苏Ｍ×××**号车不应承担后一起事故的责任。沪Ｂ×××**号车行驶过程中本应注意观察，夜间行驶更应小心谨慎，遇道路情况应及时减速，从双方车辆受损的严重程度分析，沪Ｂ×××**号车与沪Ｄ×××**号车碰撞力度较大车速不低，且沪Ｂ×××**号车在遇到紧急情况，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而向对面逆向车道避让，最终导致双方车辆事故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从沪Ｄ×××**号车前部受损的严重程度分析，该车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降低事故发生可能，也应承担事故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永诚保险公司赔偿不符合事实依据。人寿保险公司辩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记载，本案为一起交通事故，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沪Ｂ×××**号车辆，在本次事故中属于紧急避险行为，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范银东辩称：1、一审法院以紧急避险判令范银东驾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赔偿责任，然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险情确定是由范银东驾驶的车辆所引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记载的也仅仅是不排除范银东驾驶的车辆与行人张某有接触的可能性，并非确定张某是由范银东驾驶的车辆碰撞倒地。2、是否属于紧急避险也是不能随意认定的，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方能成立：一是必须存在正在发生的威胁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利益的危险；二是必须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采取的非常措施；三是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即不能造成更大的损失。本案中，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记载，徐承伟驾驶的车辆与潘州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前30秒，范银东驾驶的车辆已经离开现场，那么徐承伟采取措施时并没有正在发生的事故，换言之，也就不存在正在发生的危险；徐承伟发现张某后向左避让，也不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其完全可以通过紧急制动、向右打方向等措施进行有效避让。一审判决仅因张某的生命价值和人身安全利益高于沪靠公司的车辆财产就认定徐承伟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有欠妥当。3、即使徐承伟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其与潘州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也是由于徐承伟采取的避险措施不当才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故徐承伟在本起事故中也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徐承伟无需承担责任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范银东及死者张某的继承人也是极其不公平的。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陈素英辩称：家人被撞死了，没有死人赔车钱的道理，我们不应该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两车相撞与我们没有关系。张惠娟、徐承伟、沪靠公司、谢矿公司未答辩。沪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承伟、谢矿公司、人寿保险公司、陈素英、张惠娟、范银东、永诚保险公司共同赔偿沪靠公司经济损失8960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7日4时31分左右，天色未亮，徐承伟驾驶沪Ｂ×××**号重型普通货车由东向西行驶至336省道265KM（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雄嘶加油站门前路段），发现前面在道路北侧机动车道内卧倒一个人（张某），遇情况后徐承伟向左避让，偏至道路左侧与对方向由西向东潘州成驾驶的沪Ｄ×××**号货车相撞，造成两车受损，潘州成、徐承伟及沪Ｂ×××**号重型普通货车乘坐人员刘翠兰、圣文彬、许加干受伤。徐承伟陈述其对张某因何卧倒在道路上不知情。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经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事发路段周边视频监控排查，发现在徐承伟驾驶的车辆前面一辆是范银东驾驶的苏Ｍ×××**号重型普通货车，两车相隔约30秒，期间无其他车辆经过。同年5月2日，苏Ｍ×××**号重型普通货车在江苏省靖江市被公安机关查扣。范银东陈述其在4月27日凌晨4点半左右，驾车由东向西行经事故发生地点，未发现倒在地上的行人张某，也不知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对苏Ｍ×××**号重型普通货车痕迹检验发现，车辆底盘有明显的刮擦痕迹。公安机关对张某尸检发现其所着外套及人体均有刮擦痕迹，且外套后背部有“L”形刮痕，小腿部位也有被碾压后骨折和肌肉撕伤。综合上述证据，公安机关结合张某倒地位置综合分析认为，未发现徐承伟驾车与行人张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张某受伤后死亡的证据，不能排除范银东驾驶的车辆与张某有接触。2017年6月9日，公安机关就此次交通事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范银东驾驶的车辆在永诚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以及500000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徐承伟驾驶的车辆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以及500000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张某被送至扬州洪泉医院抢救，并于当日死亡。陈素英是张某之妻，张惠娟是张某之女。潘州成驾驶的沪Ｄ×××**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登记车主为沪靠公司。另查明，2017年7月2日，陈素英、张惠娟以此次交通事故造成张某死亡为由起诉范银东、永诚保险公司、徐承伟、谢矿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苏1012民初4465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就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认定范银东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徐承伟、谢矿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均不承担赔偿责任。后永诚保险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提起上诉。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苏10民终2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审理中，沪靠公司申请对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沪Ｄ×××**重型仓栅式货车的车损以及修理期间替代交通费用进行鉴定。后自愿撤回对修理期间替代交通费用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法摇号委托南京阳光智恒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针对沪靠公司申请的货车车损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4月10日，该公司出具公估报告，认定车辆定损金额为80575元，拟残值为1575元。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主体如何认定。沪靠公司认为其驾驶员潘州成是正常行驶，不应承担本次事故的责任，即使承担责任，也是较小的事故责任；人寿保险公司认为该公司承保的徐承伟驾驶的沪Ｂ×××**号重型普通货车是紧急避让死者张某，才与沪靠公司的车辆发生碰撞，不应承担本次事故责任，即使承担责任，也是极小的事故责任；范银东认为事故发生时，张某卧倒在地，属于静止状态，并不属于正在发生的危险，徐承伟发现后可以采取紧急制动等措施进行有效避让，徐承伟的行为并不构成紧急避险。即使范银东承担事故责任，因其车辆在永诚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应由永诚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永诚保险公司认为徐承伟行为不属于紧急避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各方、地点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的事故发生经过机动车道内卧倒一人张某，为了避免碰撞到张某而采取了向左避让的措施，以致与沪靠公司的沪Ｄ×××**号货车发生碰撞，结合一审法院生效的（2017）苏1012民初4465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亦认定范银东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张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徐承伟、谢矿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由此，虽然徐承伟所驾驶车辆与沪靠公司的车辆发生碰撞，造成沪靠公司车辆受损，但其是为了避免侵害张某生命安全的人身权益而采取的避让措施，其采取的避让措施具有正当性、合理性。范银东、永诚保险公司辩称张某处于静止状态，并不属于正在发生的危险。基于上述论述和事故发生经过，紧急避险的本质特征在于以损害较小的利益来保全较大的利益，在本次事故发生时，张某的生命价值和人身安全利益远远高于沪靠公司的车辆财产损失，徐承伟实际是为了避免侵害较大利益，不得已采取了避让措施，以致与沪靠公司车辆发生碰撞，故一审法院对范银东、永诚保险公司的辩解不予采纳。鉴于本次交通事故的危险源自范银东驾驶车辆与张某发生的交通事故，结合一审法院生效的（2017）苏1012民初4465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由范银东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张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徐承伟、谢矿公司不承担事故责任。二、关于沪靠公司因交通事故产生的经济损失。1.车损。沪靠公司主张车辆损失80575元，提供南京阳光智恒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人寿保险公司认为维修价目表与公估报告的价格不一致，公估价格过高，由法院依法认定。范银东、永诚保险公司认为由法院依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沪靠公司车辆损失是法院依法摇号委托进行的鉴定，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均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各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公估报告，故一审法院依法对南京阳光智恒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针对原告车辆损失所出具的公估报告予以采纳，确认沪靠公司的车辆损失80575元。同时，考虑到公估报告明确了残值金额为1575元，依法在沪靠公司主张的车辆损失中予以核减；2.鉴定费。沪靠公司主张鉴定费4029元，提供鉴定费发票。人寿保险公司对鉴定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范银东、永诚保险公司认为由法院依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沪靠公司的车辆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经鉴定确实存在车辆损失费用，此项鉴定费是货款公司主张车辆损失所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各被告辩解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沪靠公司主张的鉴定费予以采纳，结合沪靠公司提供的鉴定费票据，确认沪靠公司的鉴定费为4029元；3.施救费。沪靠公司主张施救费5000元，提供施救费发票一张。人寿保险公司认为不承担此项费用的理赔。范银东、永诚保险公司认为由法院依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此次交通事故确实造成沪靠公司车辆受损，结合沪靠公司车辆在江都区大桥镇鸿泰汽配经营部的维修实况以及沪靠公司提供的施救费票据原件，可以认定沪靠公司车辆在发生事故后因施救支出费用5000元，一审法院对沪靠公司主张的施救费5000元予以采纳。据此，一审法院确认沪靠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合计88029元。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上述本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因徐承伟所驾驶的沪Ｂ×××**车辆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范银东驾驶的车辆在永诚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依法由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内赔偿原告上述损失，由永诚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有责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内赔偿原告上述损失。原告所主张的超出交强险赔偿范围的其余损失85929元，依法由范银东、张某按照事故责任承担，考虑到本次事故发生经过，一审法院酌定由范银东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68743.2元，张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7185.8元。因范银东所驾驶的车辆在永诚保险公司投保了500000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责险，范银东承担的赔偿责任依约由永诚保险公司负担，且沪靠公司的损失尚未超出范银东所投保的商业险范围，故永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需赔付原告损失68743.2元。因张某已死亡，其应承担赔偿责任依法由其继承人即陈素英、张惠娟在继承张某遗产范围内承担相应的给付责任。徐承伟、谢矿公司、陈素英、张惠娟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沪靠贸易有限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00元；二、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沪靠贸易有限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合计7043.2元；三、被告陈素英、张惠娟在继承张某遗产范围内赔偿原告上海沪靠贸易有限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7185.8元；四、驳回原告上海沪靠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1元，减半收取计1020.5元，由原告沪靠公司负担20.5元，被告范银东负担800元，张某负担200元，此款均由原告垫付，被告范银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某负担的200元由被告陈素英、张惠娟在继承张某遗产范围内给付原告。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2017年6月9日，江都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江公交证字[2017]第17068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呈东西走向，干燥沥青路面；天气阴。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据沪Ｂ×××**号重型普通货车驾驶员徐承伟陈述：其驾车由东向西行驶至上述地点，发现前面在道路北侧机动车道内倒卧一个人（张某），遇情况后徐承伟向左侧避让，偏至道路左侧与对方向潘州成驾驶的沪Ｄ×××**号重型仓棚式货车发生相撞事故。至于行人张某因何倒卧在道路上，其不知情。该事故造成双方车辆受损，潘州成、徐承伟及其驾驶的沪Ｂ×××**号重型普通货车乘坐人员刘翠兰、圣文彬、许加干受伤。经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及张某倒地位置综合分析：未发现徐承伟驾车与行人张某发生事故导致张某受伤后死亡的证据。根据调查及事发路段周边视频监控排查，在沪Ｂ×××**号重型普通货车前面一辆是范银东驾驶的苏Ｍ×××**号重型普通货车，两车相距约30秒左右，期间无其他车辆经过。5月2日该车在靖江被公安机关查扣，据范银东陈述：4月27日凌晨4点半左右，其驾车由东向西行经上述地点时，未发现倒在地上的行人张某，也不知发生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对苏Ｍ×××**号重型普通货车痕迹检验发现，该车底盘有明显的刮擦痕迹。根据现场勘查、车辆痕迹鉴定、当事人陈述、死者尸表检验及视频监控综合分析：不能排除范银东驾驶的苏Ｍ×××**号重型普通货车与行人张某有接触。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之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现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地点调查得到的事实予以载明。本院认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其前提是必须真实存在正在发生的足以危害到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险情且该险情正在发生。本案中，徐承伟驾驶沪Ｄ×××**重型普通货车行驶至336省道265KM时，发现前方道路北侧机动车道内有人卧倒在地后向左避让，与在对方车道上潘州成驾驶的沪Ｄ×××**号货车相撞，造成两车受损、人员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未对该起事故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根据沪Ｄ×××**车的驾驶员徐承伟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在事发前的驾驶车速为40码左右，视线大概有30-40米远。如其在驾驶机动车时能够注意观察路面，谨慎驾驶，完全可以及时发现前方危情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避免撞击情形的发生；况且，张某在事发当时是倒卧在道路上，处于静止状态，不存在或者不足以产生必然会与对向车道行驶的沪Ｄ×××**号车发生碰撞的险情，故徐承伟的行为不符合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范银东驾驶苏Ｍ×××**号车经过张某死亡事故地点30秒后，徐承伟驾驶沪Ｄ×××**号车行驶至该地点与潘州成驾驶的沪Ｄ×××**号车相撞。其中，张某死亡事故不能排除系范银东驾驶的苏Ｍ×××**号车碰撞所致，但该死亡事故与前述两车相撞事故并无关联性；沪Ｄ×××**号车受损事故的直接诱因是徐承伟驾驶的沪Ｄ×××**号车直接撞击，张某、苏Ｍ×××**号车均与该沪Ｄ×××**号车无接触，故本案所涉沪Ｄ×××**号车受损事故与张某死亡事故实为两起交通事故，产生两起损害后果。同时，交警部门于2017年6月9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仅确认“未发现徐承伟驾车与行人张某发生事故导致张某受伤后死亡的证据，不能排除范银东驾驶的苏Ｍ×××**号重型普通货车与行人张某有接触”，未对徐承伟驾驶的沪Ｄ×××**号车与潘州成驾驶的沪Ｄ×××**号车相撞的成因及事故责任作出认定。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苏10民终209号民事判决也仅是针对张某的死亡事故，认定徐承伟、谢矿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未涉及本案两车相撞事件所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故徐承伟是否对张某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与其是否对沪Ｄ×××**号车与沪Ｄ×××**号车相撞所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一审法院依据该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范银东承担本案两车相撞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徐承伟、谢矿公司不承担事故责任有失妥当。永诚保险公司上诉主张徐承伟驾驶的沪Ｄ×××**号车对两车相撞事故负有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事故现场照片、事故车辆撞击位置、徐承伟及其妻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等证据，事发当时为凌晨4时31分左右，天气阴。徐承伟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应当谨慎驾驶，密切观察路面情况，但其未尽机动车驾驶人高度注意、谨慎、安全驾驶的义务，疏于观察，致使未能及时发现前方物体；并未能采取积极、有效的避让措施，偏离车道与对向车道车辆相撞，造成沪Ｄ×××**车、沪Ｄ×××**车受损及车上人员受伤，对本起事故的发生具有明显的过错，其行为是造成沪靠公司潘州成驾驶的沪Ｄ×××**车车损的直接原因，应当对该起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潘州成驾驶沪Ｄ×××**号车沿336省道由西向东在车道内正常行驶，对本起事故损害后果的发生并无过错；张某在本起事故中没有过错，其因被车碰撞而倒卧在道路上的行为与本案损害后果之间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范银东驾驶的苏Ｍ×××**号车虽然未与潘州成驾驶的沪Ｄ×××**车发生碰撞，但其在与张某发生碰撞后未能及时发现并采取一定的警示措施，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徐承伟、谢矿公司不承担事故责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永诚保险公司上诉认为其承保的苏Ｍ×××**号车不应承担本起两车相撞事故责任，故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合本案案情，根据徐承伟、范银东在本起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本院酌定徐承伟对沪靠公司沪Ｄ×××**车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范银东承担30%的赔偿责任。沪靠公司因本起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包括：车损79000元（80575元-1575元）、鉴定费4029元、施救费5000元，合计88029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徐承伟驾驶的车辆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500000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范银东驾驶的车辆在永诚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500000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故人寿保险公司应当在沪Ｄ×××**号重型普通货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沪靠公司车损2000元，永诚保险公司应当在苏Ｍ×××**号车重型普通货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沪靠公司车损2000元；余款84029元，由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58820.3元（84029元×70%），永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25208.7元（84029元×30%）.综上所述，永诚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8)苏101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上海沪靠贸易有限公司60820.3元（2000元+58820.3元）；三、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上海沪靠贸易有限公司27208.7元（2000元+25208.7元）；四、驳回上海沪靠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41元，减半收取计1020.5元，由上海沪靠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0.5元，徐承伟负担700元，范银东负担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41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负担1429元，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中心支公司负担61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冰审判员 邓 华审判员 朱恩松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钱亚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