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民辖终8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朝晖，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翔，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彬，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海玉芳，女，回族，住湖南省邵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创自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朝晖。上述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干涛，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格清，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黄跃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朝晖、李翔、冯彬、海玉芳、深圳市创自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自成长企业”）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初98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运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本案，请求判令：1.解除运通公司与王朝晖、李翔、冯彬、海玉芳、创自成长企业（以下简称“王朝晖等五被告”）于2015年签署的《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2.王朝晖等五被告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合计10920万元，并自2015年8月27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各自的资金占用利息，暂计至2018年8月26日合计为1965.6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合计为12885.6万元；3.王朝晖等五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运通公司与王朝晖等五被告于2015年签署一份《收购协议》，收购王朝晖等五被告合计持有的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自技术公司”）70%股权，收购总价款为13650万元。收购完成后，运通公司依约支付了10920万元股权转让款。各方签署的《收购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创自技术是高科技企业，运通公司本次收购的主要目的是收购创自技术的高科技能力、创新能力、发展潜力等无形资产，而创自技术目前的管理团队、技术核心团队和员工团队无疑是创造上述‘能力’的核心力量……”，由该条款可看出，创自技术公司的核心员工及无形资产是运通公司收购王朝晖等五被告股权的根本目的，但其为了获得对赌期间的个人利益，罔顾本次收购的根本目的，实施损害创自技术公司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及无形资产的一系列行为。具体包括：1.核心高管降职，根本违约；2.不再投入资源进行研发，致使公司产品迭代落后；3.管理层擅自泄露创自技术公司核心技术“创自CRT-KDGS自助终端嵌入式软件”；4.为变相虚减成本，不正常扣减创自技术公司核心中高管员工工资，损害公司核心团队的稳定等。综上，以王朝晖等五被告为代表的高管团队只追求短期利益、不顾创自技术公司的长期发展，导致创自技术公司人心不稳、研发落后等，已严重背离《收购协议》约定的收购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因王朝晖等五被告的根本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故运通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王朝晖等五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根据运通公司起诉状的落款日期，显示原审法院受理本案日期不早于2018年9月18日，而王朝晖等五被告已在2018年9月17日前分别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运通公司并依法受理，具体情况为：王朝晖诉运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受理【案号为（2018）粤03诉前调1962号】；李翔诉运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0305诉前调6146号】、冯彬诉运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0305诉前调6145号）、创自成长企业诉运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0305诉前调6143号】均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受理；海玉芳诉运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0305民初19402号】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接收案件材料并于2018年9月17日受理。此外，王朝晖等五被告起诉运通公司的案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于共同诉讼。现王朝晖等五被告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递交《移送合并审理申请书》，请求将案件移送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运通公司与王朝晖等五被告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发生纠纷，分别向原审法院以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由于最先受理相关案件的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此，原审法院应当将本案移送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以减少各方当事人诉累、妥善处理纠纷。原审法院查明：运通公司与王朝晖等五被告于2015年签订的《收购协议》第十四条“争议的处理”约定：“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出现争议，交易六方应尽量协商处理；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原告所在地的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根据王朝晖提交的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起诉状》内容，其诉讼请求主要为：请求运通公司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剩余20%的股权转让款及滞纳金；运通公司立即支付第二轮收购股权转让款并在2018年内完成股权交割手续，如未能足额付清，则应支付滞纳金。2018年9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粤03诉前调1962号《先行调解通知书》，载明“如果调解不成的，将及时为您转入审判程序。”李翔、冯彬、创自成长企业提交其分别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的《起诉状》各一份，主要诉讼请求均为：请求运通公司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剩余20%的股权转让款及滞纳金；运通公司立即支付第二轮收购股权转让款并在2018年内完成股权交割手续，如未能足额付清，则应支付滞纳金。2018年9月14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分别向李翔、冯彬、创自成长企业出具（2018）粤0305诉前调6146号、（2018）粤0305诉前调6145号、（2018）粤0305诉前调6143号《先行调解通知书》，载明“如果调解不成的，将及时为你立案，进入审判程序。”海玉芳提交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出具的（2018）粤0305民初19402号《案件受理通知书》，其中载明“海玉芳诉运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09-17立案，案号为（2018）粤0305民初19402号”。海玉芳还提交其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的《起诉状》一份，诉讼请求主要为：请求运通公司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剩余20%的股权转让款2648100元及滞纳金168419.16元；运通公司立即支付第二轮收购股权转让款22770113.07元，并在2018年内完成股权交割手续，如未能足额付清，则应支付滞纳金（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25586632.23元）。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收购协议》明确约定，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原告所在地的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关于王朝晖等五被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将本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问题，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即移送管辖的前提条件为有关法院已先行立案，且该立案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但根据王朝晖等五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其中，王朝晖、李翔、冯彬及创自成长企业提交的仅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分别发出的《先行调解通知书》，该通知的形式、内容均表明上述被告虽就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向前述法院提起诉讼，但实际尚未被相关法院立案受理；而海玉芳诉运通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虽于2018年9月17日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但运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的诉讼标的额已超过1亿元，显然已超出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范围，故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运通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并不享有管辖权。据此，在前述有管辖权的法院尚未立案受理、而立案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情况下，本案并不具备法定的移送管辖条件，故原审法院对王朝晖等五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王朝晖等五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王朝晖等五被告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或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与（2018）粤03民初3390号、（2018）粤0305民初20575号、（2018）粤0305民初20574号、（2018）粤0305民初20573号、（2018）粤0305民初19402号案件合并审理。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上诉人诉运通公司的五个案件均早于原审法院受理本案，且五个案件现均已立案完毕，其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10月17日发出（2018）粤03民初3390号《传票》，通知2018年12月14日开庭审理。（二）原审法院认为以“本案并不具备法定的移送管辖条件”为由驳回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实属对本案与深圳五案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情况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移送管辖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移送管辖的适用条件有三：一是法院已经受理案件；二是法院对受理的案件没有管辖权；三是受移送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但原审法院对该规定则解释为“移送管辖的前提条件为有关法院已先行立案，且该立案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实属错误理解该规定。而上诉人请求原审法院移送本案与深圳五案进行合并审理，不等于否定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上诉人请求移送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鉴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五个相关案件先于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其中海玉芳诉运通公司的（2018）粤0305民初19402号案的立案日期确早于本案立案日期，故上诉人有权请求原审法院将本案移送与深圳五案进行合并审理，原审法院应当裁定予以准许。上诉人的上述观点已有最高人民法院相似案例的裁判意见予以印证【详见附件二（2016）最高法民辖终25号民事裁定】。（三）上诉人请求将案件移送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或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1.移送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理由：首先，深圳五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上诉人已分别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递交《移送合并审理申请书》，请求将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四个案件移送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与（2018）粤03民初3390号案合并审理。其次，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因本案的诉讼标的金额已超过1亿元，故上诉人认为将本案移送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更为恰当。第三，案涉股权转让标的企业创自技术公司位于深圳市，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统一受理本案及深圳五案，更有利于查清本案争议事实。2.移送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的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海玉芳诉运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立案在先，该案双方争议的标的额合计2558.6632万元，海玉芳没有规避级别管辖的主观意图，且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因此，为保证司法裁判的统一性、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成本、提高审判效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批准将按级别管辖有关规定本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本案及（2018）粤03民初3390号案件合并到立案在前的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四）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于上诉人起诉运通公司的五个案件当中的四个案件采取先行调解的处理措施，是严格落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诉前联调工作机制的意见》的结果。上诉人已将（2018）粤03民初3390号案、（2018）粤0305民初20575号案、（2018）粤0305民初20574号案以及（2018）粤0305民初20573号案的全部立案材料于2018年9月14日递交法院，法院经审核后认为案件材料均符合立案条件并予受理。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为严格依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诉前联调工作机制的意见》的要求，为构建高效便捷、便民利民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上诉人明确表示案件不能调解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诉前调解程序在先。然而，原审法院并未依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诉前联调工作机制的意见》对本案进行诉前调解。为此，上诉人认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为贯彻落实上级法院的相关规定而推行诉前调解，但不能因此否定上诉人先行向法院就涉案纠纷提起诉讼的客观事实。本院二审另查明：2015年，王朝晖作为出让方甲、李翔作为出让方乙、冯彬作为出让方丙、海玉芳作为出让方丁、创自成长企业作为出让方戊与受让方运通公司签订一份《收购协议》，其中，第一条“交易标的及对应价款”约定：“本次股权交易的标的是：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70%的股权。以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经双方友好协商，总价款为人民币195000000元。具体到每个股东个人的股权出让份额及对应的价款分别是：甲方应出让的股权份额是64.797%×70%+2%=47.3579%，对应的交易价款应为人民币：￥92347905.00。乙方应出让的股权份额是8.512%×70%=5.9584%，对应的交易价款应为人民币：￥11618880.00。丙方应出让的股权份额是3.170%×70%=2.219%，对应的交易价款应为人民币：￥4327050.00。丁方应出让的股权份额是9.700%×70%=6.790%，对应的交易价款应为人民币：￥13240500.00。戊方应出让的股权份额是13.821%×70%-2%=7.6747%，对应的交易价款应为人民币：￥14965665.00。”2018年9月14日，王朝晖等五被告作为涉案股权的出让方，均依据与运通公司签订的上述《收购协议》，并均以创自技术公司圆满、超额完成“对赌协议”的各项要求，根据《收购协议》的约定，运通公司早在2018年3月30日起，就应当向出让五方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剩余20%的股权转让款，及收购出让五方剩余创自技术公司30%的股权并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但在出让五方多次催促下，运通公司至今仍未依约履行，已构成违约为由，分别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起诉涉案股权的受让方运通公司，均请求判令运通公司立即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剩余20%的股权转让款及滞纳金，以及立即支付第二轮收购股权转让款并在2018年内与出让方共同完成股权交割手续。2018年9月18日，运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本案起诉状，原审法院经审查，于同日立案受理并向运通公司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年9月2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王朝晖送达（2018）粤03民初339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年10月10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分别向李翔、冯彬、创自成长企业送达（2018）粤0305民初20575号、（2018）粤0305民初20574号、（2018）粤0305民初20573号《案件受理通知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运通公司据以起诉的其与王朝晖等五被告签订的《收购协议》明确约定，该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原告所在地的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确认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并作为确定相关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权的依据。运通公司作为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的本案诉讼，与王朝晖等五被告作为原告分别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相关诉讼，均为基于《收购协议》而产生的股权转让纠纷，且均是依据双方在《收购协议》中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故原审法院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各自受理的相关案件均享有管辖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运通公司起诉王朝晖等五被告，请求判令解除与王朝晖等五被告签订的《收购协议》并判令王朝晖等五被告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王朝晖等五被告分别起诉运通公司，请求判令运通公司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剩余20%的股权转让款及滞纳金和支付第二轮收购股权转让款，并在2018年内与出让方共同完成股权交割手续。由此可见，运通公司与王朝晖等五被告作为《收购协议》的合同双方当事人，针对该合同是解除还是继续履行，分别向两地法院提起诉讼，即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提起的诉讼。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关于“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的规定，后立案的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王朝晖等五被告于2018年9月14日分别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相关纠纷的《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虽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未予直接立案受理，而是出具《先行调解通知书》，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的规定，立案前调解的纠纷也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且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在确认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调解意向的情况下，已将受理的相关案件转入审判程序。据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经审查王朝晖等五被告所提交的《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认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而出具《先行调解通知书》的时间即2018年9月14日，可视为立案时间。而原审法院是2018年9月18日受理本案，按照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结合本案起诉标的金额为135650000元，以及本案其中一方当事人海玉芳的住所地在湖南省行政辖区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规定，本案应当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原审法院管辖本案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王朝晖等五被告主张撤销原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初989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邵静红审判员  苏大清审判员  邹 莹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耿丽丽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