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云0111行初7号原告：高宇，男，197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十大队。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新亚洲体育城星都国际总部**。法定代表人：杨建辉，大队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杨建辉，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刘喆、李晓瑜，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处民警，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高宇诉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十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3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宇、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十大队（以下简称“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杨建辉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喆、李晓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7年8月16日以原告高宇于2017年8月16日16时25分许在彩云北路广福立交桥路口南口处实施驾驶摩托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决定处200元罚款，并向原告高宇送达了第530190191181913X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高宇诉称：2017年8月16日16时25分，原告驾驶车牌为云Ａ×××**龙嘉牌普通国产两轮摩托车（车辆识别代码：L4HAPVNL6H6660090，发动机号：H1265143），从彩云北路广福立交桥路口南口附近行驶时，被五名着交警服装的人员拦下，要求原告出示车辆驾驶证，行驶证，并要求将车推行到路边。本人现场服从了该交警人员的指挥，将摩托车推行至路边，接受了检查。此时收件的交警人员并未出示任何证件。该交警人员检查后对原告做出了编号为第530190191181913X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决定处200元罚款。在我询问下，开单交警说2007年已经公示过。可我在学习摩托车驾照期间，购买摩托车期间、落户期间，包括我的驾驶证上均没有任何机构或人员对我进行告知。然后堵我的两名交警对着开单的交警说：“帮不了你了，我们先走啦！”然后在没有任何安全装备的情况下，骑着另一辆助力车，另一名骑着辆电动车，从机动车道中心转盘内道机动车道走了。首先堵我的交警身份是什么，开单人员的交警身份是什么，为什么他们的电单车可以走机动车道，为什么他们骑助力车不带安全头盔，如果罚款的目的是为了出行的安全性为什么他们自己却在制造不安全。原告认为被告存在如下问题：1、执法行为不规范。2、适用法律错误。一、被告执法行为不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在本案中，执法过程中有五名着警服的人员，不能证明是否为交警，在执法过程中也均未出示证件，执法行为不规范，在收了我的证件后，即有两名身着警服的人员说不帮忙了，先走了。这有碍人民警察形象，并让人产生其身份质疑。二、适用法律错误。1、处罚依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错误，而《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三）驾驶机动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使；原告驾驶合法购买的摩托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上行使，在《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里没有明确规定，既然没有相关法律来补充说明禁行时间或者禁行道路，原告认为该条款属于空头条款，没有执行力，该条处罚就没有处罚依据。2、处罚依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错误。《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0元罚款，（三）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既然没有规定禁行时间或者禁行道路，该处罚就不成立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既然被告认为本人违法，请明确指出该路段应该设置的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的位置，如果没有，原告认为该处罚依据不成立。原告认为，被告执法的依据应该是2007年制定实施的《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该条例属于政府规章文件，首先，该规章文件于2007年9月1日施行，确实在其条款里限制了一部分摩托车和相关营运车辆的行驶范围，但相关营运车辆都在道路的明显位置设置了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但是摩托车未设置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原告认为该条款对摩托车的限行没有法律效力。其次，依据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二条，该条款对于政府规章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即政府规章制定的范围必须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原告认为《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适用该条款第二条里城乡建设与管理及环境保护方面，制定时合法。但立法法也明确提出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昆明市对于该通行条例，从2007年至今，未提出要继续实施，也未提请制定地方性法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该政府规章文件已失效。换句话说，《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从2005年制定至今，也已经分别于2012年和2017年进行重新听证修订，而对于其下位的规章文件，从2007年制定实施，10年间没有任何修改和修订，也没有有效性的声明文件，属于僵尸法规，应当予以取缔。执勤民警在不了解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处罚依据完全是捏造事实贻笑大方，严重有损人民警察形象，应予以警告批评。原告提出《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已失效，请法院对其有效性进行审查，让执法民警也有法可以。3、假如《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有效，那么为什么行政处罚书上不直接引用《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第十二条进行处罚。因此，本次处罚引用的法律条文错误。三、处罚标准违反了上位法，应视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章第八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交通警察应当依据事实和本法的有关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而《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下位法。依据《立法法》规定，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时，下位法是无效的，应该按照上位法执行。当然原告所质疑的无效法律《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又是《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下位法。而原告被处罚当时是在事发地正常行驶，并佩戴头盔。车辆和驾驶员的证件齐全，并没有任何影响交通的行为。因此就算是违反了《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和《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相关规定，那也是属于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交警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章第八十七条给予原告口头警告后放行；也没有理由依据下位法《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直接就给与200元处罚。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该交警于2017年8月16日16时25分，对原告车牌为云Ａ×××**普通二轮摩托车作出的处罚，执法过程不规范，（未出示相关证件），执法依据不合法（引用相关法律条文与事实不符），出具该处罚决定书的交警没有在该处罚决定书上签名或签章，现起诉到法院请求：撤销昆明市交通警察支队十大队作出的编号为530190191181913X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归还原告的罚款并承担原告的诉讼费用。被告答辩称：2017年8月16日16时25分许，我队民警在昆明市官渡区彩云北路广福立交桥南口附近执勤时，对原告高宇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检查发现：原告驾驶的云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注册登记日期为2017年6月12日，原告被查获的地点官渡区彩云北路广福立交桥南口，属昆明市官渡区主城范围。《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自2007年9月1日起，本市新办理注册登记的摩托车以及外辖区摩托车，不得在二环路（含）以内区域道路以及关上中心区、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道路上行使；自2009年1月1日起，不得在我市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个区以及呈贡新区城市道路上通行。”，因此，原告于2017年8月16日实施了驾驶摩托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道路上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驾驶机动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处200元罚款。”，因此我队在查清原告交通违法事实后，依法告知了拟对其作出的处罚及理由、依据，并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后，依法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当场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综上，我大队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及法律、法规、规章：一、证据材料：《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民警查获经过、人民警察证，欲证实被告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二、法律、法规、规章依据：1、执法权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2、法律适用：《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第十二条；3、执法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经质证，原告高宇对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查获经过》其在当时被处罚的时候并未看到过，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中的《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及《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有异议，并要求本院对《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的有效性进行审查。原告高宇就本案无证据提交。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评判：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真实、合法，被告所提交的《查获经过》是对当时执法过程的一个客观描述，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本案有效证据和原告、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高宇于2017年8月16日下午16时25分许在云南省昆明市彩云北路广福立交桥路口南口处因有驾驶云Ａ×××**号二轮摩托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被被告民警以原告高宇的行为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对原告高宇决定处200元罚款，并向原告高宇送达了第530190191181913X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高宇当时拒绝签字，但领取了该份处罚决定书。现原告高宇不服该行政处罚，诉至本院主张相应诉请，在庭审中，原告高宇认为《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已经废止了，要求一并审查《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的合法性。庭审过程中，原告高宇对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执法权源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被告作为执法主体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由法院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范畴，故本院不予审查；对于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如何认定事实清楚？应当是违法行为人在某个时间、场所确实具有某个违法行为的事实，且该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某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是应当依法被行政机关予以处罚的行为，认定事实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而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基础，行政机关在调查中收集的证据应当证实行为人具有实施了违反某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具有符合违法行为的情形，只有证据充足、完整且无矛盾才能认定事实清楚；如何认定程序合法？就是经过授权的执法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行为时，应当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程序性规定，在进行行政处罚时程序无违法及瑕疵，并且保障当事人享有法定的陈述及申辩的权利，原告高宇于2017年8月16日16时25分左右驾驶云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行使至昆明市彩云北路广福立交桥路口南口处，具有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三）驾驶机动车在禁行时间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是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在我市范围内均具有法律效力，公民不能以不知道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而不去遵守相应的规定，本院对原告高宇所陈述的不知道机动车不得在禁行时间及禁行道路上行驶的规定，故不应当进行处罚的观点不予采信，被告对原告高宇进行处罚的依据是《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适用依据合法，且对原告高宇进行处罚的事实清楚，对原告高宇开具单据实施处罚的是被告民警依法完成，协警并未对原告高宇进行行政处罚，且被告民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原告高宇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执法，其执法行为合法，故本院对原告高宇陈述的处罚是协警对其进行了处罚，故处罚程序不合法的意见不予采信，被告的处罚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高宇作出编号为第530190191181913X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处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对原告高宇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宇请求判令撤销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十大队作出的编号为第530190191181913X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归还罚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宇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付宜禾人民陪审员  王昆生人民陪审员  赵德昌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杨玉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