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36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日富，男，汉族，1952年1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健儿，女，汉族，1988年6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健良，男，汉族，1994年7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竹，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中华，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人民医院，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高第里**。法定代表人：廖晓春，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孟修，江门市人民医院医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华，广东永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黄宝葵，女，汉族，1936年7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上诉人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人民医院、原审原告黄宝葵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3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一审的诉讼请求，即：判决江门市人民医院向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支付医疗费41173．99元、丧葬费33055．5元、死亡赔偿金8195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03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5000元，总计999059．49元；3.判令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由江门市人民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1、虽然第三方《司法鉴定意见书》建议过错参与度以55%左右为宜，但一审法院却直接以55%认定双方的责任比例，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过于机械，完全未考虑司法鉴定本身的局限性，司法鉴定其不可能鉴定出院方的所有过错，很显然这样的认定对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是极不公平的。在一审庭审以及司法鉴定听证会上，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反复强调该案存在院方对患者大量使用非症药物，并违反卫生部卫医管发（2010）28号文件关于印发《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第十八条指出的规范，故意用超常处方就诊患者，且严重违反药理作用的配伍禁忌，但《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却只字未提。而且在听证会上，专家还替院方辩解说开的药物不一定全用了。这些药物的费用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都付清了，不可能没用。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认为综合《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江门市人民医院应承担95％以上的责任较合理。2.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责任对半毫无人情味。本案中患者的去世对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及家人打击都很大，她使80多岁的老母亲失去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她使丈夫失去了妻子，儿女失去了母亲，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因为患者的离去而缺乏温暖。患者的离去对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及家人的巨大打击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现一审法院仅支持25000元，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感到十分寒心。为维护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请贵院依法改判，支持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的诉讼请求。江门市人民医院辩称，1.本案已经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过错鉴定，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如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应依法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否则原审已作出的鉴定结论已具法律效力，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2.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称江门市人民医院大量使用非症药物，违反配伍禁忌，是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单方对于医学知识的错误理解，一审的鉴定意见书已认定江门市人民医院使用药物的剂量是没有违反诊疗常规的，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称江门市人民医院应承担95%以上的责任缺乏依据。3.原审关于精神抚慰金数额的认定是符合本案江门市人民医院的过错程度、造成损害的后果、本地经济水平以及江门市的审判实践情况的。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称该数额过低缺乏依据，综上所述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的上诉缺乏依据，应予以维持一审判决。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门市人民医院向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支付医疗费41173.99元、丧葬费33055.5元、死亡赔偿金8195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03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5000元，总计999059.49元，江门市人民医院应承担100%的赔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由江门市人民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陈日富是赵某的丈夫，陈健儿是赵某的女儿，陈健良是赵某的儿子，黄宝葵是赵某的母亲。2015年10月17日，赵某被路人发现昏迷倒在路边，由江门市人民医院急诊接回治疗，途中逐渐清醒，入院途中呕吐多次，为胃内容物，未见咖啡样物，在急诊予吸氧、脱水等治疗，又突发呼吸浅慢，意识障碍，面色发绀，经积极输液治疗后呼吸逐渐恢复，意识逐渐好转。急诊测血压205/100mmHg，无大小便失禁，无牙关紧咬、口吐白沫，无肢体抽搐。立即行急诊头颅CT检查提示蛛网膜下腔出血，遂于当日17时30分以“蛛网膜下腔出血”由江门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区收住入院，主诉“反复意识障碍1小时”，初步诊断：“1.蛛网膜下腔出血；2.高血压病。”住院后予脱水、止血、解痉等治疗并完善相关检查。10月22日3时32分出现神志不清、强痛刺激无反应、呼吸暂停等现象，血压186/82mmHg，不排除再出血可能，立即予甘露醇静脉滴注，行头颅CT检查提示蛛网膜下腔出血较前无明显增加，继续抗血管痉挛及对症治疗。10月24日行全脑血管造影术，10月26日脑血管造影示左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附近约5×6mm大小动脉瘤，拟行动脉瘤栓塞术。10月27日患者出现心律不齐，查体心脏频发早搏，行床边心电图示窦性心律、频发室性早搏，请心内科会诊，心内科会诊考虑目前频发早搏，不宜行动脉瘤栓塞术，予美托洛尔缓释片、参松养心胶囊等治疗。10月29日10时20分，患者突发意识丧失、呕吐1次，呼吸不规则，深昏迷状态，江门市人民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予气管插管、气囊辅助呼吸，“甘露醇”脱水及呼吸兴奋剂等治疗，向家属告知病危。复查头颅CT示蛛网膜下腔出血较前增多，ICU会诊后于11时15分转入重症医学科进一步监护治疗。患者病情进行性加重，10月30日行呼吸暂停试验阳性，脑干功能丧失，并血压进行性下降，反复出现低钾血症，高热，病情进一步恶化。2015年10月31日15时35分患者心跳停止，抢救至16时10分，经抢救无效后死亡，死亡原因是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家属不同意进行尸体解剖。最后诊断：1.左侧颈内动脉瘤破裂并蛛网膜下腔出血；2.心律失常、频发室性早搏；3.右下肺感染；4.电解质紊乱（低钾、高钠血症）。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认为江门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并导致赵某死亡，要求江门市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2016年5月16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医疗纠纷诉前联调机制，并召集本案双方当事人到庭进行诉前联调。因陈日富提出医疗损害过错鉴定申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就江门市人民医院对赵某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与赵某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大小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因鉴定需要，一审法院发函向江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调查本案经治医生万婷玉、王丹是否超范围执业的问题，该局于2017年6月22日函复一审法院并报送由江门市卫生监督所出具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明：万婷玉医师的执业范围为内科专业，对患者进行气管插管的抢救措施不属于超范围执业；王丹医师的执业范围为内科专业，符合神经血管介入医师的执业范围要求。2017年9月12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粤华生司鉴中心[2017]临鉴字第6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一）由于患者赵某已经死亡且未进行死因鉴定，为判断医方对患者的诊疗过程有无过错、与患者的死亡有无因果关系，必须明确患者的死因。故需要依据鉴定材料及相关临床医学、法医学知识对赵某的死因进行推断，赵某的临床症状、病史、死亡经过等记录相对详细，具有部分辅助检查结果，具备死因推断的基础。根据相关医学知识和鉴定资料，赵某符合颅内动脉瘤再次破裂致中枢神经系统、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的病理生理过程。（二）根据鉴定资料，结合赵某的临床表现、体征及辅助检查，明确赵某入院时确诊为蛛网膜下腔出血。（三）赵某入院时明确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医方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其使用药物的剂量均无违反诊疗常规，医方在赵某入院后的急诊处理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行为。（四）根据病历资料，赵某2015年10月17日入院时经对症处理后，神志转清，结合2015年10月18日的体查及体征，未发现赵某存在CTA及DSA检查的禁忌证，为明确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因，应进一步进行CTA或DSA检查以明确病因，由于医方未尽高度注意义务，未能在10月18日（此日赵某Hess分级为Ⅱ级）对赵某行病因检查，严重延误了赵某的治疗时机，使赵某丧失尽早接受手术或介入治疗的机会，故上述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延误治疗的过错，此过错行为与赵某死亡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五）1.根据鉴定资料，赵某于2015年10月20日MRA结果及同月24日DSA检查，明确诊断为左侧颈内动脉瘤并蛛网膜下腔出血。由于赵某此时处于脑血管痉挛期，手术效果较差；同月27日行心电图检查提示“心律不齐，频发室性早搏”，麻醉风险高，医方请心内科会诊建议完善心脏相关检查及纠正心律失常后行手术治疗。由于上述医方的诊疗过错行为，导致赵某错过早期手术时机，至2015年10月27日(SAH后10日)由于心律不齐已不能及时行晚期手术，使赵某不能将颅内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的风险降至最低，最终导致赵某于2015年10月29日出现颅内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于同月31日经抢救无效后宣布临床死亡。故医方上述诊疗过错行为与赵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结合病历资料，赵某于2015年10月29日10:20出现意识丧失等一系列症状，考虑颅内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医方的相关对症处理无违反诊疗常规，但医方在抢救过程中未监测赵某的血气分析，存在诊疗过错。由于赵某于2015年10月30日及31日分别行呼吸暂停试验均呈阳性，提示脑干功能丧失，预后差，故医方于赵某颅内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后未行手术治疗为医学的局限性所致。（六）约12%(SAH)的患者在接受治疗以前死亡，30天内死亡率为25%或更高，再出血率的病死率约为50%，2周内再出血率为20%-25%，6个月后的年复发率为2%-4%。（七）综上所述，医方对赵某诊疗过程中，存在延误治疗的过错行为，其过错行为导致赵某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治疗时机，及未能将赵某颅内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的风险降至最低，与赵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合考虑到赵某疾病发展的迅猛性、所患疾病的凶猛性及现有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原因力为同等因素（过错参与度41%-60%），建议过错参与度以55%左右为宜（供法庭参考）。鉴定人根据上述分析，出具鉴定意见：1.医方江门市人民医院对赵某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2.医方的诊疗过错行为与赵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同等因素（过错参与度41%-60%），建议过错参与度以55%左右为宜（供法庭参考）。2018年3月1日，在一审法院主持的医疗纠纷诉前联调过程中，因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终结诉前联调程序。在诉讼过程中，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对鉴定意见中关于确定医疗过错的内容没有异议，但对过错参与度有异议，认为过错参与度应为70%。江门市人民医院则认为其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双方均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另，为进行司法鉴定，陈日富交纳了鉴定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在诉讼过程中，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根据新公布的《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重新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金额，因此相应变更诉讼请求主张的损失金额并要求江门市人民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江门市人民医院认为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在庭审结束后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用于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的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是由统计部门根据2017年度统计数据公布的，属于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统计数据，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的规定，可作为本案计算人身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由于该计算标准是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后，于2018年7月10日公布，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在该标准公布后，根据新公布的计算标准重新计算损失数额，据此变更其诉讼请求主张的赔偿金额，并无不妥；并且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仅仅是在原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对损失数额及赔偿比例作出调整，并没有增加新的诉讼请求和赔偿项目，故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对诉讼请求的变更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江门市人民医院在对患者赵某实施的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比例；2、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主张的各项赔偿的认定和计算。一、关于江门市人民医院在对赵某实施的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比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第五十四条“患者在治疗活动中受到侵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等规定，医疗损害侵权责任有三个构成要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有过错，患者存在损害后果，该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三者缺一不可。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医务人员不存在过错，均属于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此外，由于医学是一门十分专业的学科，医院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在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仅凭法官的良知、法律知识和社会经验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审判实践中一般需通过医学鉴定方式结合医学鉴定报告予以综合认定。故此，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重要证据形式，其证明力的认定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处理的关键。本案中，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华生司鉴中心[2017]临鉴字第667号），是当事人及一审法院遵循法定程序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作出的鉴定意见。虽然双方当事人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实质的证据予以反驳，且在收到该鉴定意见书后至庭审辩论终结前，没有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依法采纳其鉴定意见。综合审查本案的证据，江门市人民医院在对赵某的诊疗过程中，入院时明确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实施的相应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其使用药物的剂量均无违反诊疗常规，江门市人民医院在赵某入院后的急诊处理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行为，但在其后的治疗过程中，未尽高度注意义务，未及时进行病因检查，存在延误治疗的过错行为，其过错行为导致赵某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治疗时机，及未能将赵某颅内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的风险降至最低，与赵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由于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是赵某自身疾病所致，其疾病发展的迅猛性、所患疾病的凶猛性以及现有医学科学的局限性，是导致赵某死亡后果的风险因素。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江门市人民医院的过错程度与患者赵某本身疾患的风险程度，确认江门市人民医院对赵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其过错与赵某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55%。江门市人民医院应当按照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赵某已经死亡，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作为赵某的近亲属，提起本案诉讼，向江门市人民医院主张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主张的各项赔偿的认定和计算问题。（一）医疗费。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提供的医疗收费票据，可以证明赵某2015年10月17日至2015年10月31日在江门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产生住院医疗费41173.99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但根据医疗收费票据显示，上述41173.99元医疗费中，以“医保统筹/公医记账”的方式支付了其中的30808.99元，患方个人缴费为10365元。由“医保统筹/公医记账”方式支付的医疗费部分，无需患方个人支付，故不属于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实际发生的损失，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主张该部分一并计算为损失并要求江门市人民医院作出赔偿，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因此，在扣减医保统筹支付的部分后，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实际支出的医疗费为10365元，属于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在本案中的医疗费损失。（二）丧葬费。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主张丧葬费金额为33055.5元，江门市人民医院对此无异议，予以确认。（三）死亡赔偿金。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主张以2017年度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为标准，计算20年的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死亡赔偿金计算为：40975元/年×20年=819500元。(四)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赵某是黄宝葵的成年女儿，在赵某死亡时，黄宝葵已年逾七十九岁，赵某对其负有扶养义务。根据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提供的由江门市江海区滘头办事处红星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黄宝葵共有三名成年子女，该三名成年子女应当共同履行扶养义务，平均分担黄宝葵的扶养费用。死者赵某作为黄宝葵的三名成年子女之一，应承担黄宝葵三分之一比例的扶养费用。因黄宝葵均已超过七十五周岁，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主张以广东省一般地区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0198元/年为标准、计算5年的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故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30198元/年×5年÷3=50330元。（五）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等合理费用。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据此提出因亲属处理赵某后事而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损失的诉求，具有法律依据。由于作为赵某近亲属的本案四名原告，住址均在江门市，其在当地办理丧葬事宜，不存在住宿开支的需要，但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办理丧葬事宜，客观上必然产生交通费支出以及误工费损失。由于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未能提供相关票据以及书面凭证用以证明上述费用的实际发生的金额，对于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共5000元的损失，不予确认。根据各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的住址、办理丧葬事宜的地点、路程、时间等情况综合考虑，对于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酌情予以支持，并确认该两项损失合计为2000元。（六）鉴定费。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在本案中支出的司法鉴定费30000元，有相关票据证实，江门市人民医院也无异议，予以确认。综上，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在本案中的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10365元，丧葬费33055.5元，死亡赔偿金819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0330元，受害人亲属交通费、误工费共2000元，鉴定费30000元，以上各项合计945250.5元。江门市人民医院对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的以上损失应承担55％的赔偿责任，即向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支付赔偿金519887.78元。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赵某的死亡确实给作为近亲属的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而江门市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与赵某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江门市人民医院的过错程度、造成损害的后果、江门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以及相关审判实践等因素，酌定江门市人民医院应当向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对于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主张的超出25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江门市人民医院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519887.78元。二、江门市人民医院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三、驳回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江门市人民医院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495元，由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负担2270元，由江门市人民医院负担3225元。本院二审期间，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依法提交了证据：光盘，证明黄宝葵的精神状况因赵某死亡而受到严重影响。江门市人民医院、黄宝葵没有新的证据提交。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江门市人民医院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由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单方制作，对其三性不予确认。且从内容上看，亦不能证明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的主张。黄宝葵没有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提交的证据认为，该光盘由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单方制作，无法确定真实性，且无法确定与本案存在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二审中仅围绕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否予以采纳；2.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关于《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否予以采纳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就江门市人民医院对赵某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与赵某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大小进行鉴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是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该机构的鉴定人员也具备相应资质。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以被鉴定人赵某在江门市人民医院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复印件，质证笔录、赵某死亡医学证明、江门市人民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资质证明复印件等作为鉴定依据，该鉴定中心鉴定人会同相关临床专家审阅赵某相关住院资料及文证资料，并组织医患双方参加听证会。该鉴定中心通过检验、分析，最后得出鉴定意见为：1.医方江门市人民医院对赵某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2.医方的诊疗过错行为与赵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同等因素（过错参与度41%-60%），建议过错参与度以55%左右为宜。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在形式、过程、依据、内容、意见等方面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采纳。在原因力为同等因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从保护死者及其家属的角度酌情判定江门市人民医院过错参与度为55%并无明显不妥，本院予以维持。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上诉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但其没有证据证明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等情况，其在一审期间也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上诉认为江门市人民医院过错参与度为95%以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按照江门市人民医院过错参与度为55%计算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的各项损失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赵某的死亡确实给其近亲属带来精神痛苦，且江门市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与赵某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江门市人民医院的过错程度、造成损害的后果、江门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江门市人民医院应当向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黄宝葵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71元，由上诉人陈日富、陈健儿、陈健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宇俊审判员  甄锦源审判员  肖文文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梁淑珍书记员陈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