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海民（商）初字第18213号原告：衣素均，女，195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昌，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尹小彬，男，197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永常，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孟宏斌，男，197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衣素均与被告尹小彬、孟宏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衣素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昌，被告尹小彬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永常到庭参加了诉讼。由于被告孟宏斌在某监狱服刑，故法院到某监狱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衣素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尹小彬、孟宏斌向我连带返还借款本金244.4万元；2、判令两被告尹小彬、孟宏斌向我连带支付利息（以244.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为标准，从2011年12月12日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由于被告孟宏斌已经偿还了利息36.9万元，故应在利息中予以扣除）；3、判令两被告尹小彬、孟宏斌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1年11月25日，我作为贷款人与借款人尹小彬、孟宏斌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22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合同签订后，我通过委托北京大船广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船广致公司）开具银行转账支票的方式向尹小彬、孟宏斌实际履行了244.4万元的出借义务，尹小彬、孟宏斌也将借款拿走，但二人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故我起诉至法院。孟宏斌辩称，借款合同以及收款收据上的签字均是我本我所签，但借款我并未收到，故我不同意衣素均的诉讼请求。尹小彬辩称，我不同意衣素均的诉讼请求。1、我并没有向衣素均借款，双方也没有签订过借款合同。2、衣素均并没有给我交付过借款，我也没有从衣素均处收取过借款。3、诉争的244.4万元并非衣素均所有，我领取的转账支票是大船广致公司的，该支票与衣素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4、大船广致公司与北京吉祥家快捷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快捷酒店）、北京鼎鑫育铭数码电子产品商行（以下简称鼎鑫育铭商行）两单位之间所转款项与本案无关，我与上述两家单位也没有任何关系。5、衣素均和孟宏斌之间有单独的经济往来，均与我无关。孟宏斌向衣素均还款至少36.9万元，但该还款与本案无关。7、关于利息，因为不存在借款本金，所以也不存在利息。如果法院认定借款事实成立，那么利息的起算时间我同意按衣素均所主张的自2011年12月12日起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１、原告衣素均提交借款合同一份，合同“主体部分”载明借款人“孟宏斌、尹小彬”，贷款人“衣素均”，借款人上分别按捺了手印。合同第一章“债务部分”约定借款金额为322万元，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借款期限为一年，自2011年11月25日至2012年11月25日止。如果实际交付借款日期与约定的不一致，以实际交付时间为准，借款期限截至日相应顺延。借款应当在借款期满第二日一次性偿还，利息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合同第三章“争议解决及其他”部分约定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本合同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落款处借款人“孟宏斌、尹小彬”、贷款人“衣素均”均在合同末尾处签字，孟宏斌、尹小彬分别按捺了手印。合同落款时间为2011年11月25日。合同共有五页，孟宏斌、尹小彬逐页签名并按捺手印。合同第五页反面，孟宏斌手写内容如下：“孟宏斌提供对公帐号：北京吉祥快捷酒店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黄楼支行。账号：×××”，孟宏斌签字并按捺手印。被告孟宏斌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表示合同未履行。被告尹小彬对合同上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其与孟宏斌签署借款合同时并未想向何人借款，故贷款人处一直是空白的，而且借款事实也并未实际发生。原告衣素均是在孟宏斌被羁押后在公司里将合同抢走，并借此主张债权。其同时主张衣素均在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供上述证据时，合同首页以及尾页“贷款人”处均是空白，“衣素均”的签名是衣素均在仲裁委第一次证据交换后填写的。尹小彬因此主张借款合同并未成立，也未生效，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尹小彬为证明上述抗辩意见，提交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该合同复印件孟宏斌、尹小彬签字与加盖的手印以及约定的合同条款和权利义务内容等均与衣素均提交的《借款合同》原件相同，该复印件首部贷款人处“衣素均”签名与合同原件签名位置有差异，尾部贷款人处系空白。衣素均当庭并不否认其签名是在北京仲裁委员会第一次证据交换后填写的。其主张借款合同一式两份，保存在其本人手中的合同其没有签名，保存在孟宏斌、尹小彬手中的合同其签了名字。在仲裁委证据交换后其完善了合同签字，其认为并不影响合同的真实性。2、原告衣素均提交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大屯路支行转账凭证一张，载明衣素均通过浙商银行于2011年11月29日向大船广致公司转账260万元。衣素均提供NO.XXXX中国工商银行188万元的转账支票一张，收款人为“北京吉祥家快捷酒店有限公司”，NO.XXXXX中国工商银行56.4万元的转账支票一张，收款人为“北京鼎鑫育铭数码电子产品商行”。尹小彬分别于2011年12月6日、12月12日在上述两张银行转账支票存根的收款人处签名。上述两张银行转账支票先后于2011年12月8日、12月13日办理了转账清算手续。大船广致公司于2013年9月12日出具证明一份，内容如下：“兹证明,衣素均于2011年1月29日,从浙商银行向我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入人民币贰佰陆拾万元整(￥2,600,000.00)。2011年12月6日、2011年12月12日,衣素均依据其与孟宏斌、尹小彬签订的《借款合同》,先后开具NO.XXXXX（￥1,880,000.00)、NO.XXXXX(￥564,000.00)的两张机打、无抬头转账支票,金额共计人民币贰佰肆拾肆万肆仟元整(￥2,444,000.00)。此款系衣素均个人款项,非本公司款项。”尹小彬主张衣素均之所以向大船广致公司打款，概因为其与大船广致公司有其他经济往来，且必然在银行有合同备案，尹小彬并未就此主张向法院举证。本院分别就2011年11月29日衣素均向大船广致公司转账一事致电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大屯路支行、浙商银行核实情况，两家银行均告知银行对个人汇款并无限制，故并无双方合同备案。尹小彬认可上述两张支票由其签名领走，但其称系受孟宏斌委托领取，且款项打往两个案外公司，其并未收到上述款项。孟宏斌表示对两张支票的情况不知情。3、衣素均提交收据两张，一张收据落款时间是2011年12月6日，内容如下：“今借款人孟宏斌收到贷款人交付的借款现金2000000.00元（大写贰佰万元整）。借款人经核对，借款额与交款额一致”。孟宏斌在上述收据的收款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尹小彬在下面空白处签名并注明电话号码139XXXXXXXX。另一张收据落款时间是2011年12月12日，内容如下：“今借款人尹小彬收到贷款人衣素均交付的借款现金600000.00元（大写陆拾万元整）。借款人经核对，借款额与交款额一致”。尹小彬在上述收据上签名并按捺手印，注明电话号码139XXXXXXXX。孟宏斌对上述两张收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主张按行业惯例先写收据，实际并未收到贷款。尹小彬对上述收据上的签名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第一张收据上其并非在收款人处签名，故并非收款人。另主张第二张收据并非本案借款，系其他借款。对此尹小彬并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衣素均认可其实际出借款项为244.4万元，之所以让两被告写成260万元，系含有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利息。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如下：衣素均于2013年5月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孟宏斌、尹小彬返还借款260万元及相应利息，仲裁庭于2014年3月7日作出（2014）京仲裁字第0176号裁决：（一）孟宏斌、尹小彬向衣素均连带返还借款本金2444000元；（二）孟宏斌、尹小彬向衣素均连带支付利息899823.96元；（三）驳回尹小彬的仲裁反请求；（四）仲裁费的负担（略）。领取上述裁决书后，尹小彬于2014年4月11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裁决，其主张《借款合同》系衣素均伪造，借款行为并未真实发生。法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尹小彬提出涉案《借款合同》是衣素均伪造的撤销理由。衣素均向仲裁庭提交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与《借款合同》原件在首页和末页关于贷款人签字处存在不ー致的情况。对于上述情况,庭审中,衣素均陈述,《借款合同》一式二份,衣素均没有在自自己留存的合同上签字。提起仲裁时,又在《借款合同》复印件和原件上补签字和填写手机号码,造成其向北京仲裁委提交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与原件的不一致。经查,虽然衣素均提交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与《借款合同》原件在首页和末页关于贷款人签字处不一致,但《借款合同》原件每一页上均有尹小彬、孟宏斌的签字并加盖了手印,该签字与加盖的手印以及《借款合同》约定的合同条款和权利义务内容等均与《借款合同》复印件一致,且《借款合同》中约定“本合同同一式两份”,故衣素均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尹小彬仅以《借款合同》复印件和《借款合同》原件在首页和末页的贷款人处签字不一致即主张涉案《借款合同》是伪造证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尹小彬提出《借款合同》系其拟向案外人毛宇平借款所签订,从未与衣素均签订涉案《借款合同》的主张,亦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采信。关于涉案付款情况……属于仲裁庭对双方借款法律关系的履行以及对双方提交证据进行判断的实体审查内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仲裁裁决可撤销的法定审查情形。”据此，法院于2014年5月20日裁定驳回申请人尹小彬要求撤销北京市仲裁委员会（2014）京仲裁字第0176号仲裁裁决的申请。衣素均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尹小彬以衣素均隐瞒孟宏斌偿还部分借款事实为由，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书。衣素均在法院审查过程中认可孟宏斌在仲裁前已经向其偿还36.9万元，法院认为衣素均上述行为足以影响仲裁庭作出公正的裁决，故尹小彬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请求成立，故而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如下裁定：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4）京仲裁字第0176号仲裁裁决。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焦点在于确认衣素均与孟宏斌、尹小彬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尽管尹小彬对衣素均提供的《借款合同》真实性持异议，但首先鉴于合同原件每一页上均有尹小彬、孟宏斌签字并按捺的手印,该签字与加盖的手印以及《借款合同》约定的合同条款和权利义务内容等均与尹小彬所出示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一致,而衣素均提出的由于合同一式两份、其持有的合同贷款人处的签字为空白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同时尹小彬曾就该合同系衣素均伪造为由曾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予以驳回，故本院对衣素均提供的《借款合同》之真实性予以认定。《借款合同》系出借人衣素均与借款人孟宏斌、尹小彬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第二个焦点在于确认衣素均与孟宏斌、尹小彬是否履行了《借款合同》。衣素均主张其通过委托大船广致公司开具银行转账支票的方式向孟宏斌与尹小彬支付了借款244.4万元，孟宏斌与尹小彬对此予以否认。对此本院认为，转账支票作为一种支付结算的方式，出票人可以通过提示转账收款、背书转让或者授权补记无抬头支票的收款人等方式行使或处分其转账支票项下的债权，故交付有效的转账支票能够产生相应的款项支付效果，可以作为履行支付义务的履约方式。现已查明尹小彬已然在支票存根收款人处签领了大船广致公司开具的两张转账支票，大船广致公司证明上述款项系衣素均个人款项而非公司款项，两张支票又已办妥转账清算手续，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转账支票汇入的账号之一恰系《借款合同》第五页反面孟宏斌所提供的吉祥快捷酒店，并且孟宏斌与尹小彬就收到衣素均借款分别出具了收条，鉴此，在孟宏斌与尹小彬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衣素均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本院对其主张其向孟宏斌与尹小彬支付借款244.4万元事实予以认定。衣素均自认之所以让两被告收条金额共写成260万元，系含有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利息，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现衣素均起诉要求孟宏斌与尹小彬偿还借款244.4万元及相应利息，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借期内的利息应按合同约定计算，关于逾期利息，因《借款合同》并未约定，衣素均主张按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明，孟宏斌曾向衣素均偿还36.9万元，衣素均对该事实亦表示认可，衣素均主张充抵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尹小彬称孟宏斌上述还款系其与衣素均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借款事实无关，未向法庭举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孟宏斌、尹小彬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衣素均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444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前述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为标准，自2011年12月12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扣除已付利息369000元）。孟宏斌、尹小彬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52元（衣素均已预交），由孟宏斌、尹小彬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盛荣人民陪审员  华 静人民陪审员  李金凤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王 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