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3民终19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临泽县沙河镇建设路275号。法定代表人：阎洪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顺伟，北京市开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解放北路136号。法定代表人：程战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佩，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阳，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德珍，男，196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临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俊林，甘肃民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禾丰公司）与上诉人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雨公司）、原审被告王德珍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淮民一初字第01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雨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判令禾丰公司承担全部民事责任。事实与理由：本案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的过失相抵条件。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由两个要件构成：一是主观要件，即被侵权人违反了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主观上有过错。二是客观要件，即损害的同一性，包括：1、损害结果的同一性，即双方各自过错造成的损害为同一个损害；2、双方的行为均为损害发生的原因，即被侵权人的过错与损害的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显然不符合过失相抵的上述两个构成条件。第一、绿雨公司没有违反保护自己的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受害人的过失，是受害人没有采取合理的注意或者可以获得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其身体、财产以及其他权益免受损害，以致遭受了他人的损害或者在遭受他人损害后进一步导致了损害结果的扩大的情形。过失就是对注意义务的违反，而构成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当具备两个条件：（1）损害结果具有可预见性，（2）损害结果具有可避免性。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避免性，以行为是否违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标准进行判断。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本案绿雨公司不存在故意问题，故不多述。过失是指自己的行为后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却轻信可以避免该后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在合同关系中，一个合理的人无法也不应当预见到合同的另一方会因对方的所谓“违约”去串通他人从事违法行为，因为法律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从事违法行为，即使一方履约不当，另一方也应寻求合法救济，而不得去实施违法。绿雨公司没有提供亲本种子检疫证，能预见的是王志平可能会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寻求法律救济，而不是王志平等人去违反国家法律串通开具假证。如果要求绿雨公司在没有提供亲本种子时去预见禾丰公司等人会实施违法行为，这显然是荒谬的。本案禾丰公司等人不符合常理的违法行为，绿雨公司不能够预见也不应当预见，绿雨公司对禾丰公司违法开证行为根本不知情，已经完全尽了一个合理人的注意义务，不存在第26条规定的所谓“过错”。第二，即使绿雨公司没有提供亲本种子检疫证属于“过错”，该过错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也不具有同一性，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首先，绿雨公司在合同关系中不提供亲本植物检疫证，如果属于过错，也属于违约过错，造成的损害只能是给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带来的损失，而不是本案中自己遭受损害，二者没有损害结果的同一性。其次，绿雨公司不提供亲本检疫证与损害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绿雨公司的损害是禾丰公司等人违法开具假证被执法部门查封造成的，而不是绿雨公司不提供亲本检疫证造成，绿雨公司的行为与损害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再次，绿雨公司不提供亲本检疫证也不是造成禾丰公司实施侵权行为的原因，二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综上，本案绿雨公司主观上无过错，客观上也不存在损害的同一性，绿雨公司的行为与损害的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的适用要件。原审法院认为绿雨公司有过错并判决承担30%的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禾丰公司承担全部责任。针对绿雨公司的上诉，禾丰公司答辩称：一、禾丰公司既没有侵犯绿雨公司的人身权，也没有侵犯其财产权，本案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的侵权责任纠纷。根据绿雨公司所称其受到的损害后果为种子不得加工、销售，表现为侵犯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及自主权，《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的侵犯民事权利，不包括绿雨公司所称的不得加工、销售的企业生产经营权及自主权，涉案种子至今存放在绿雨公司的仓库，关于种子的占有、使用、收益，没有受到损害，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二、绿雨公司所称的损害后果与我方的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不得加工、销售的意见是行政部门建议的，即使我方存在错误的做法，从法律上推不出不得加工、销售的后果，该后果是行政主管部门违法建议造成的，对于造成的后果，绿雨公司应从行政诉讼的途径寻求救济，而不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三、绿雨公司的权利完全可以通过重新检疫的方法实现销售，我方的工作人员未经我公司同意擅自开具调运检疫证，该行为不属公司的职务行为。四、截止一审判决时，涉案种子还在绿雨公司的仓库里，绿雨公司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损失，这种情况下要求我方承担损失，没有事实依据。针对绿雨公司的上诉，王德珍答辩称：一、绿雨公司的上诉状没有将王德珍列为原审被告，与我方没有关系。二、我方答辩意见同禾丰公司的答辩意见。禾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绿雨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绿雨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志平串通案外人李宏东私下开具检疫证，帮助王志平发运绿雨公司委托生产种子的行为，不属于李宏东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为了枉法裁判，故意将李宏东和王志平的个人行为视为禾丰公司的职务行为的错误做法应当依法予以纠正。2015年7月7日，蚌埠市农技推广中心在《关于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临泽县预约繁殖玉米新安5号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记载：经调查，2014年4月王志平按照与绿雨公司签订生产合同播种玉米新安5号亲本，12月份繁种结束后，将生产玉米种发至绿雨公司时，需要办理调运检疫证，王志平找到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发货人李宏东，李宏东隐瞒谎报，利用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繁育的“阳光98”玉米种子的产地检疫证书调运“新安5号”玉米种子至绿雨公司，造成绿雨公司预约繁殖的新安5号与检疫证玉米品种不符，王志平与李宏东已承认。上述证据非常清楚，王志平与李宏东是私下行为，禾丰公司并没有检疫证，也没有向王志平或绿雨公司开具过检疫证，检疫证由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由管理部门根据李宏东和王志平的个人行为开具，在此过程中禾丰公司主管人员没有安排李宏东从事该行为，禾丰公司也没有向主管部门出具过任何可以证明与禾丰公司业务有关介绍信，阳光98是2013年生产的，禾丰公司在2014年、2015年根本没有阳光98可发运，更没有给绿雨公司发运阳光98或新安5号的任务。李宏东私下开具检疫证的行为，与李宏东在禾丰公司所任职位应当履行和承担的任务没有任何关系，纯属私人行为，一审判令禾丰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依据。二、淮上区种子管理站对涉案种子从来没有立案，其“不得加工、销售”的处理意见不是行政行为，对绿雨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绿雨公司所谓的损失是其自己捏造的。在行政诉讼中，淮上区种子管理站明确承认，对于涉案种子，他们从来没有立案，禾丰公司提交了该案庭审笔录。淮上区种子管理站在2016年6月3日《行政答辩状》中明确指出，新安5号种子不得加工、销售的处理意见不是行政处罚决定，只是履行了对相对人的告知义务。绿雨公司是故意不行使自己的行政诉讼权利，将履行告知义务的处理意见作为证据，进行恶意诉讼。三、假定绿雨公司收到的新安5号在仓库里没有销售，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也是绿雨公司没有办理新安5号检疫证造成的。王志平与李宏东串通从主管部门开具阳光98检疫证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将种子发运至安徽，以应付路上检查。新安5号是否能够销售，取决于新安5号本身是否办理了检疫证件。销售种子是民事行为，绿雨公司只要有新安5号检疫证就可以销售。如果绿雨公司的新安5号真的没有销售，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也是其自己没有办理新安5号的产地检疫证，而不是因为王志平借用了阳光98的调运检疫证。四、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存在枉法行为。1、绿雨公司在2015年销售了新安5号，但一审故意隐瞒相关证据。2、一审没有进行现场勘验，却声称“经法院核实……现存放在绿雨公司三号仓库”。3、种子价格14元和转商价格1.6元都是酌定的，一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证据随意酌定案件事实，让禾丰公司掏钱。4、涉案种子是王志平生产和发运的，发运携带的“阳光98”检疫证是王志平串通李宏东从管理部门开具的，上述案件事实已经过甘肃两级法院审理，一审为帮助绿雨公司弥补所谓损失，论述本案不属于重复受理。5、在甘肃两级法院认定王志平对没有办理新安5号检疫证、借用阳光98检疫证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一审为了帮助绿雨公司，不仅重新认定借用阳光98检疫证要承担责任，还在绿雨公司没有主张案外人王志平与禾丰公司连带责任的情况下，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另补充：涉案种子是2014年12月发运给绿雨公司，绿雨公司自己举报自己的时间是2015年7月3日，此时种子的销售季节已经结束，如果绿雨公司认为调运检疫证有问题，完全可以在2014年底举报自己，绿雨公司在销售季节结束后举报自己的行为，让我方有理由怀疑仓库里的种子根本不是王志平生产的。针对禾丰公司的上诉，绿雨公司答辩称：一、禾丰公司有关其工作人员李宏东采取隐瞒谎报方式开具检疫证行为系个人行为，不属职务行为的观点错误。李宏东利用职务，与他人串通，采取隐瞒谎报方式，以禾丰公司名义申请开具涉案检疫证，应属履行职务行为，禾丰公司对其员工的职务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法律后果，禾丰公司对该行为造成绿雨公司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相关行政机关对禾丰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也印证了李宏东的行为属禾丰公司的职务行为。二、禾丰公司有关淮上区种子管理站作出的处理意见不是行政行为、对绿雨公司没有约束力、损失是绿雨公司捏造的观点错误。种子管理部门根据蚌埠市农技推广中心调查报告查明的事实，针对涉案种子未经检疫，依法作出了改变种子用途即“该批种子不得加工、销售”的行政处理行为。该行政处理行为于法有据。绿雨公司作为管理对象服从行政处理行为，对涉案种子不作为种子使用，因而造成的损失是客观真实的。三、禾丰公司有关绿雨公司没有销售涉案种子的原因是绿雨公司没有办理检疫证造成的观点错误。涉案种子没有销售的直接原因是管理部门对涉案种子“不得加工、销售”的行政处理行为，导致该后果的直接原因系禾丰公司工作人员采取隐瞒谎报方式违法开具涉案检疫证。四、禾丰公司有关一审存在枉法行为的观点错误。禾丰公司列举的5点所谓法官枉法行为纯属子虚乌有，无稽之谈。针对禾丰公司的上诉，王德珍答辩称：同意禾丰公司的上诉意见。绿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禾丰公司、王德珍连带赔偿损失1128400元；2、本案诉讼费由禾丰公司、王德珍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4月10日，绿雨公司与王志平签订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双方约定：绿雨公司委托王志平在甘肃省临泽县落实玉米种子新安5号的制种基地，并组织实施该批玉米杂交种子的生产，种子调运时，由王志平提供《植物检疫证》，检疫费由王志平承担；绿雨公司向王志平提供亲本种子，由绿雨公司负责运至王志平所在地；王志平制种面积460亩，预计单产300公斤，总产138000公斤，若由于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种子平均亩产低于300公斤，绿雨公司同意按每亩2350元保底价向王志平结算玉米价款等。合同签订后，王志平接受委托，在临泽县落实制种面积442.78亩，由绿雨公司的技术员汪承琢签字确认。秋收后，王志平实际收货新安5号玉米种子80576.5公斤，双方委托北京豪赛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新安5号玉米种子纯度予以检测为合格。2014年12月17日，王志平为办理植物调运检疫证，找到禾丰公司发货人李宏东，李宏东利用禾丰公司繁育的阳光98玉米种子的产地检疫证书在临泽县，分别载明：收货单位绿雨公司，发货单位禾丰公司、联系人李宏东，货物名称玉米种子（阳光98），数量40000千克，件数800件，准予调运等。检疫员王德珍签名，甘肃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甘肃省植保植检站盖章。2014年12月19日，王志平作为托运人，借用禾丰公司的植物检疫证，以禾丰公司为发货单位，发送货物名称为玉米种子阳光98，实际是新安5号玉米种子80576.5公斤装运至绿雨公司处。2015年6月2日，绿雨公司以甘肃发运至绿雨公司的玉米种子物证不符、擅自调运等问题向蚌埠市淮上区农业综合服务站报告要求对该批玉米进行处理，并提交了种子生产委托书及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及相关植物检疫证书。2015年6月19日，蚌埠市淮上区农林委员会制作了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就地保存。2015年7月7日，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向蚌埠市农林委出具蚌农技字（2015）12号《关于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临泽县预约繁殖玉米种新安5号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结论如下：“一、2014年3月，绿雨公司与王志平预约生产新安5号玉米种子事实存在；二、由绿雨公司提供的调运检疫证书，我们在全国植物检疫平台上已查到，检疫证书标注的品种为阳光98号；三、王志平、禾丰公司发货人李宏东已承认其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谎报受检植物产品品种，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和《安徽省农业植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同日，蚌埠市淮上区种子管理站作出淮农种（2015）01号《关于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临泽预约代繁新安5号玉米种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根据蚌埠市农技推广中心《关于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临泽县预约繁殖玉米种新安5号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蚌农技字（2015）12号），该批种子不得加工、销售。”2015年9月6日，绿雨公司以蚌埠市淮上区种子管理站不得加工、销售的行政处理决定为由向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禾丰公司、王德珍赔偿损失等。另查明，王志平与绿雨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2015）临民初字第677号民事判决：绿雨公司支付王志平制种款1032590元，扣除已付184000元、亲本种子款21600元外，再支付826990元；绿雨公司支付王志平代繁费120864.75元，赔偿编织袋费用2560元，质量检测费1500元，差旅费13950.11元，合计138874.86元；驳回绿雨公司反诉的诉讼请求等。绿雨公司不服，上诉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张中民终字第77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7月30日，甘肃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作出临农（检疫）罚（2015）01号行政处罚决定：禾丰公司转让检疫证书，给予禾丰公司2000元罚款。同日，甘肃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作出临农（检疫）罚（2015）02号行政处罚决定：王志平无证调运玉米种子的行为，给予王志平20000元罚款。2016年4月25日，禾丰公司向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分别起诉蚌埠市淮上区种子管理站其他（农业）行政诉讼一案、蚌埠市淮上区农林委员会其他（农业）行政处罚一案。2016年8月12日，禾丰公司撤回对蚌埠市淮上区农林委员会起诉。2016年10月14日，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0311行初7号行政裁定：驳回禾丰公司的起诉。禾丰公司不服上诉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蚌埠市中级法院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2016）皖03行终114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一、李宏东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谎报受检植物产品品种，是否是履行职务行为，禾丰公司是否应承担过错责任。本案中由于禾丰公司发货人李宏东隐瞒谎报，利用禾丰公司繁育的阳光98玉米种子的产地检疫证书调运新安5号玉米种子至原告处，造成原告预约繁殖的新安5号与检疫证玉米种子品种不符，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和《安徽省农业植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致使蚌埠市淮上区种子管理站作出“不得加工、销售”。王志平、李宏东承认其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谎报受检植物产品品种。李宏东作为禾丰公司职工，其代表禾丰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且甘肃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对禾丰公司已作出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故禾丰公司是有过错的，禾丰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二、王德珍给禾丰公司出具两份植物检疫证书（出省）并签名，是否是履行职务行为。王德珍是甘肃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工作人员，其代表甘肃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为禾丰公司出具两份植物检疫证书（出省），是履行职务行为，且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有过错，即使王德珍在履行职务上有过错，也应由其工作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故驳回原告对王德珍的诉讼请求。三、案外人王志平、禾丰公司是否存在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是否是连带责任。王志平为办理植物调运检疫证，找到禾丰公司发货人李宏东，李宏东利用禾丰公司繁育的阳光98玉米种子的产地检疫证书在临泽县，王志平、李宏东均承认其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谎报受检植物产品品种，李宏东是代表禾丰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故王志平与禾丰公司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原告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有权请求部分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故原告诉请禾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应予支持；而禾丰公司辩称，原告的损失是蚌埠市淮上区种子管理站超越职权、枉法行政的结果，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致使原告损失且检疫证书与种子不符，而不是蚌埠市淮上区种子管理站的处理意见，故禾丰公司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四、本次诉讼是否是重复起诉。重复起诉涉及民事诉讼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重复起诉要同时符合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后诉讼请求否定前裁判结果三个条件。同一当事人不仅仅是当事人完全一致，也可以是后诉的当事人均包含在前诉的当事人之中，但不可以是前诉的当事人均包含在后诉的当事人之中，本案的当事人与王志平起诉的当事人是不一致的，且不包含在其内。诉讼标的即当事人请求法院裁判的法律关系，王志平起诉依据合同主张违约赔偿请求，绿雨公司依据合同反诉王志平违约赔偿，而本案绿雨公司诉请侵权赔偿，诉讼标的并不相同。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王志平和禾丰公司发货人李宏东隐瞒谎报，利用禾丰公司繁育的阳光98玉米种子的产地检疫证书调运新安5号玉米种子至原告处，造成原告预约繁殖的新安5号不得加工、销售。李宏东是禾丰公司职工，其代表禾丰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王志平与禾丰公司受到临泽县植保植检站行政处罚，但行政处罚不能抵消民事赔偿。王志平与禾丰公司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连带赔偿责任，原告有权请求部分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故原告诉请禾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应予支持。绿雨公司在给王志平提供新安5号亲本种子时，提供的是新安5号杂交种子检疫证。庭审中，临泽县植保站的工作人员陈述，王志平因提供新安5号杂交种子检疫证，不是亲本种子检疫证，不符合要求，致使其无法办理产地检疫证。但绿雨公司称，王志平在未能办理产地检疫证时，应及时要求该公司提供亲本种子检疫证，待办理产地检疫证后再行生产，但王志平未与绿雨公司沟通，擅自生产，造成该批玉米种子不得加工销售。根据原告陈述、证人证言及相关检疫工作的规定，办理产地检疫合格证，应提供亲本种子相关的检疫证明等，办理产地检疫合格证后，在调运时，持有准运证，才能办理植物检疫证书。原告未提供亲本种子检疫证，其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应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王德珍是甘肃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职工，其代表甘肃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履行职务行为，且原告无证据证明王德珍有过错，故原告要求其承担责任，理由不当，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合考虑全案具体情况及各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的合理损失中原告应承担30%，禾丰公司应承担70%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赔偿请求权，所主张的赔偿数额以一审法院核算为准。新安5号玉米种子80576.5公斤，参照原告提供的证据和新安5号玉米种子及玉米作为商品同期市场行情，酌定新安5号玉米种子每公斤约14元，扣除种子转商价格每公斤约1.6元，原告实际损失999148.6元。禾丰公司承担70%即699404.02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699404.02元；二、驳回原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56元，由原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487元，被告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469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除一审举证外，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经审查，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018年3月28日，经本院现场勘验，涉案玉米种子现堆放于绿雨公司3号仓库西南角，经禾丰公司目测清点，数量为1500余袋（绿雨公司主张数量为1600袋），包装规格为编织袋包装，每包50公斤。绿雨公司与禾丰公司共同进行了现场取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禾丰公司是否应对绿雨公司的种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绿雨公司未提供亲本种子植物检疫证，是否应对其损害结果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3、绿雨公司的损失数额如何认定？4、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或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二）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本案中，甘肃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临农（检疫）罚〔201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明确认定禾丰公司转让植物检疫证书的行为属违法行为。此外，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向蚌埠市农林委出具的蚌农技字（2015）12号《关于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临泽县预约繁殖玉米种新安5号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载明：“王志平、禾丰公司发货人李宏东已承认其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谎报受检植物产品品种，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和《安徽省农业植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上述证据足以证明禾丰公司存在违法行为。禾丰公司作为专业的制种企业，其应当知道转让植物检疫证书的行为违反相关行政法规，并可能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反而与王志平共同弄虚作假，其主观上存在故意。禾丰公司帮助王志平完成种子交付后，该批种子最终被蚌埠市淮上区种子管理站作出该批种子不得加工销售的处理意见，故禾丰公司非法转让植物检疫证书，与王志平共同弄虚作假是造成该批种子不能销售的直接原因。故禾丰公司转让植物检疫证书的行为构成民事侵权，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其应对绿雨公司的种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在生产环节，绿雨公司未提供亲本种子检疫证亦存在过错，其应对自己的损失承担部分责任。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及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酌情确定绿雨公司和禾丰公司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绿雨公司上诉主张本案不适用过失相抵，禾丰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双方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关于绿雨公司的种子损失数额。根据蚌埠市淮上区农林委员会2015年6月19日制作的《证据登记保存清单》，明确载明对绿雨公司从甘肃省临泽县禾丰公司购进和存放在绿雨公司三号仓库的玉米种子“就地保存，登记保存期间，你（单位）不得使用、销售、转移、损毁、隐匿”，规格：每袋50kg×1600袋，生产日期（批号）M41701/M41702。上述证据内容与禾丰公司的植物检疫证书载明的发货人、发货地址、收货人、收货地址、包装及件数均完全相符，与货运配载信息单也相互印证，并与二审现场勘验情况基本一致，足以认定存放在绿雨公司三号仓库的玉米种子即为禾丰公司转让植物检疫证书而违法调运的新安5号玉米种子。因此，绿雨公司因种子不能加工销售产生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关于损失数额，根据绿雨公司提供的玉米种子预约销售协议，载明每袋价格25元（1.4kg）;结算单等证据则载明，结算价格为每袋20元（1.4kg）。关于商品玉米价格，绿雨公司提供了本地同期的市场行情，显示玉米价格在每吨1560元至1820元之间波动。禾丰公司虽对上述证据持有异议，但其对玉米种子价格及商品玉米价格既未明确陈述和举证，同时也未能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故绿雨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涉案玉米种子价格和转商价格的依据。一审酌定涉案玉米种子价格为每公斤14元，转商价格为每公斤1.6元，裁量合理适当，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一审认定绿雨公司种子损失为999148.6元并无不当。禾丰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枉法裁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经审查，本案的诉讼主体、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与此前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审理的王志平与绿雨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的本诉与反诉均不相同，本案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重复起诉条件。禾丰公司关于本案构成重复起诉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王志平与禾丰公司之间的关系，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王志平的违法行为也不能成为禾丰公司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的抗辩事由。一审在王志平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其承担民事责任虽有不当，但在程序和实体上并不影响禾丰公司行使权利和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适当，应予维持。绿雨公司与禾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56元，由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487元，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469元（已交纳）。本判决系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凯审 判 员  胡松涛审 判 员  张志荣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小芹书 记 员  张慧敏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