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15民初4485号 原告：肖坤如，女，汉族，1972年3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清，成都市郫都区安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涛，成都市郫都区安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郫县新胜医院，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唐昌镇竹瓦街**。 法定代表人：肖泽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席尤，1965年2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系该医院常务院长。 被告：西南兵工成都医院，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何公路**。 法定代表人：曹文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敏，四川蜀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肖坤如诉被告郫县新胜医院、西南兵工成都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肖坤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共同承担医疗事故损失合计147756.22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合计207756.22元（医疗费14189元、误工费2600元/月×3个月=7800元、护理费80元/天×20天=1600元、交通费500元、住宿费2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元/天×20天=800元、营养费400元、残疾赔偿金26205元×20年×20%=104820元、鉴定费9400元、被抚养费生活费9251元×15年×20%÷3=9251元、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2000元，合计151045元，二被告共同承担90%即135940.5元，化疗治疗费11815.72元）；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23日，原告因右乳不适到郫县新胜医院求治并住院，郫县新胜医院对原告初步检查后即对原告进行了包块切除术，2012年11月27日原告回家，11月28日新胜医院电话通知原告去医院，告知原告应到大医院进一步确诊，原告才知道新胜医院已将原告手术后所切除的包块标志物送往西南兵工成都医院病检，西南兵工成都医院于2012年11月27日出具了病理检查报告单，诊断为（右乳）浸润性导管癌。原告要求去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省妇女儿童医院就诊，但郫县新胜医院均不同意并告知原告452医院是唯一一家最好的医院，后新胜医院持该病理报告单将原告送往452医院，与医生交涉后，452医院依据西南兵工成都医院的报告为原告进行了右乳根治术。术后，原告虽身感多种不适，但与医生所交代的癌症不符，故原告再次向多家医院求医，经多次检查均无异常。2015年9月，原告经四川省人民医院检查未患浸润性导管癌。为此，原告向被告西南兵工医院申请将当年的玻片取出重新鉴定病情，以便确认。西南兵工医院向原告提供了编号为20121207的切片，并出具门诊票据100元。华西医院对该切片进行了鉴定，结果为：（右乳）浸润性导管癌。原告将该结果和西南兵工医院提供的原告当年住院的病理档案核对后发现，西南兵工成都医院的送检单上的病理号和病理检查报告单上的病理号不符；且检验医师、复验医师、诊断医师、复审医师均为同一人，原告向西南兵工医院求解，西南兵工医院以“笔误”为由将送检单上的病理号20121127改为20121207。原告又到四川省人民医院检查再次确诊自己并未得（右乳）浸润性导管癌。故该事故系因检验结果引发的医疗事故。2016年5月，原告申请司法鉴定并将手术医院告上法庭，经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审判，已对手术医院应对该事故应付的责任予以确认并赔偿。综上，被告无视病人健康，对其手术的必备依据即检验报告的真实性不负责任，导致治疗方式、手术均为错误的医疗事故，且在原告发现后还多次伪造、涂改、调换标本，企图推卸责任，使原告不但身体遭受痛苦和残疾，经济、精神均遭受损害，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裁决。 被告郫县新胜医院辩称，一、我院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在我院住院期间“乳房包块”摘除术是经患者家属签字同意确认后实施，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取出“包块”送检上级医院病检符合当时的医疗环境及医疗原则（新胜医院为无等级医院送检西南兵工成都医院为二级医院）；经西南兵工成都医院确诊该患者为“乳房浸润性导管癌”后随即出院，且出院医嘱为：注意休息、继续治疗、门诊随访。二、诉中的损害后果与我院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患者在我院诊疗过程清楚，并未对患者存在侵权构成“医疗事故”，所以新胜医院不承担其赔偿及诉讼费。另因患者法律知识浅薄，多次与我院交涉，为了让原告不再影响我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在郫都区唐昌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郫县新胜医院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给原告补助现金贰万元整，且双方协定：“不再为此事发生纠纷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西南兵工成都医院辩称，一、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且无事实依据支撑；二、对原告诉称的事由提出如下意见：2014年11月23日原告入郫县新胜医院治疗，新胜医院对原告行了包块切除术，后并将该包块切片（标志物）送到我院病检。1、我院仅是依据郫县新胜医院送检的患者肖坤如姓名等内容的包块切片（标志物）进行病检，并依此作出了病理检查报告单，诊断为（右乳）浸润性导管癌而已。至于原告在郫县新胜医院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五二医院及后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的治疗、检查等相关情况过程我院不知晓、不清楚。现原告以其未患乳腺癌为由要求我院承担医疗事故损害责任，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另上级医院仅作为参考，不是其做手术的依据，我院病检与其后质量结果无因果关系。2、原告现提出其经四川省人民医院检查未患浸润性导管癌，缺乏事实依据，意见不成立。根据提供的“四川旭日司法鉴定所医疗纠纷鉴定意见书”、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5）锦江民初字第7096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9995号民事判决书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报告（注：该报告是在审查了我院病理切片后，在院外会诊病理报告中明确其诊断为右乳浸润性导管癌）。上述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机构是将病历资料及该病理报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外会诊病理报告）、四川省人民医院会诊病理诊断报告等纳入了鉴定审查材料，并从医学专业角度进行审查，根据医学专业知识进行了分析，作出了肖坤如患右乳浸润性导管癌的认定，纵观证据材料并未得出原告未患癌的结论，且人民法院也未作出其未患癌的认定。3、原告提出送检单上的病理号与病理检查报告单上的病理号不符，该事故系检验结果引发的医疗事故之意见，我院不予认可。原告就其病情早于2015年10月23日诉诸了法律解决，法院也于2016年作出了终审裁决，根据其诉讼裁判的情况，原告及人民法院、鉴定机构已对新胜医院送检的包块切片（标志物）作了事实确认。我院送检单上的病理号包括原告送检单上的病理号是按送检单送来的顺序而书写的号，当时书写时写为报告单日期号，确为笔误，但书写同时就作了更正，其并不影响我院病理组织送检单及报告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确不存在送检单上的病理号与病理检查报告单上的病理号不符之情况。4、原告认为“我院无视……多次伪造、涂改、调换标本，企图推卸责任”等意见系其单方所述，未有证据证明，其意见不成立。总之，原告的诉请无证据证明，其诉请不能成立，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2年11月23日，原告肖坤如因发现右乳包块3+年，增大伴胀痛不适到郫县新胜医院就诊，因超声医学影像报告显示原告右乳腺实质性占位，同日行“乳房包块切除术”，原告于2012年11月29日出院。2012年11月26日，郫县新胜医院将切除的乳腺包块送至西南兵工成都医院进行病理检查，西南兵工医院在其病理组织送检单的病理号处误写为20121127号，后划去该错误病理号改为20121207号。西南兵工医院于2012年11月27日出具《病理检查报告单》，该报告单上载明：“病理号：20121207，姓名：肖坤如，送检医院：新胜，送检日期：2012年11月26日，送检材料：乳腺包块，病理所见：灰白色肿物一个，5.5×3.5×1.8cm,选送。病理诊断：（右乳）浸润性导管癌。”2012年11月29日原告将该病检报告带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就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在肖坤如病历中记载，主诉：发现右乳包块10+天，取活检术后5天。化验及特殊检查：西南兵工医院病检：（右乳）浸润性导管癌。2012年11月29日彩超示：右侧乳腺外上象限及内上象限可见众多减弱回声区，边界欠清晰，形态规则，较大范围约2.5cm×1.4cm，右侧腋窝可见多个肿大淋巴结，较大者1.2cm×0.9cm。肿瘤标志物均为正常测值。治疗经过：入院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于2012年12月10日行“右乳乳腺癌改良根治+上肢神经检查+任意皮瓣成型术”。术后将原告的乳腺组织送检，其病理诊断有“腋区脂肪组织分离淋巴结10枚，其中1枚查见癌转移。另送标记腋窝脂肪组织分离淋巴结6枚，其中1枚查见癌转移”的描述。2015年8月13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审查原告在西南兵工成都医院病理切片（切片编号20121207）后，在院外会诊病理报告中明确诊断为“右乳浸润性导管癌（2级/中分化）”。2015年8月14日，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超声检查，诊断提示为：右乳切除术后，右侧胸壁、左乳、双侧腋窝及锁骨上下区未见明显异常。 原告由此认为其当初所患疾病并没有严重到要切除乳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所实施的治疗措施已严重超过必要限度，故于2015年10月23日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费用。2016年5月3日四川旭日司法鉴定所出具川旭鉴（2016）临鉴字第4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存在未进行必要的复检的过错；该过错医疗行为的参与度约为10%-15%；肖坤如的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2016年7月25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锦江民初字第70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支付原告肖坤如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生活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5104.5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后肖坤如不服该判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肖坤如确患右乳浸润性导管癌。鉴定机构将该病理报告纳入了鉴定审查材料，从医学专业角度进行审查，且鉴定人在一审出庭就相关问题接受质询，并未得出肖坤如未患癌的结论，故肖坤如关于其未患癌，鉴定意见认定其患癌依据不足的意见不成立。同时认为四五二医院的诊疗行为无过错，与肖坤如的九级伤残等级不具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四五二医院承担10%的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但因四五二医院并未提出上诉，故对此不予调整。一审判决未对四五二医院侵犯肖坤如知情同意权的行为进行评述，导致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过低，故予以纠正。”2017年1月16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01民终999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5）锦江民初字第70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肖坤如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生活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5104.5元”；变更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5）锦江民初字第70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肖坤如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肖坤如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7年5月22日，原告肖坤如与被告郫县新胜医院在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2012年11月23日至29日，患者肖坤如因在新胜医院以乳腺包块待诊，且取包块，送外活检，引发争议经唐昌司法所主持调解。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新胜医院从人道主义出发一次性补助肖坤如20000元（大写：贰万元）人民币；二、给付时间于2017年5月24日以转账方式；三、双方按调解协议履行完毕后，不再为此事发生纷争，肖坤如不能再到医院影响医院的正常秩序，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庭审中，原告认可已收到郫县新胜医院的上述款项。 原告认为郫县新胜医院送检的编号为20121207的病理号不是其本人的组织，并据此认为其未患癌。 在诉讼中，原告申请对病理号为20121207号病理组织建立的蜡块进行DNA鉴定和对该病理组织是否患浸润性导管癌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对上述委托内容进行鉴定。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月17日向本院发出《鉴定不予受理告知书》，称病理号20121207已建立成蜡块，固定液的PH值，温度以及固定时间的长短等都会引起核算大分子之间以及核酸与蛋白质之间的广泛关联，因而降解成较小的DNA片段，无法保证DNA片段长度，故而无法保证检出可靠的DNA-STR分型。病理号20121207病理组织的保存时间长达5年之久，检出有效STR分型成功率极小。组织类型对检出可靠的DNA-STR分型结果的影响也很重要，资料文献并未说明哪类组织的病理切片能有效检出可靠的DNA-STR分型，故鉴定机构无法保证能从病理号20121207病理组织中检测出可靠的DNA-STR分型，不予受理该鉴定事项。同时因无法进行病理组织切片DNA同一性认定，对该病理组织是否患浸润性导管癌亦失去鉴定的必要性，故一并不予受理。 以上事实有原告的身份信息、被告营业执照、入院记录、病例、出院记录、超声医学影像报告单、病理组织送检单、病理检查报告单、2015年8月13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外会诊病理报告、2015年9月23日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会诊病理诊断报告、四川旭日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5）锦江民初字第7096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9995号民事判决书、《人民调解协议书》、《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鉴定不予受理告知书》等证据，经庭审调查核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般情况下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即患者应当对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关于郫县新胜医院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告肖坤如因发现右乳包块3+年，增大伴胀痛不适到郫县新胜医院就诊，因超声医学影像报告显示原告右乳腺实质性占位，郫县新胜医院对原告行“乳房包块切除术”，并将原告的病理组织送至西南兵工成都医院进行病理检查。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应当证明郫县新胜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与其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因现无证据证明郫县新胜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与原告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故对于原告要求郫县新胜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西南兵工成都医院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郫县新胜医院将原告的病理组织送至西南兵工成都医院进行病理检查，西南兵工医院在其病理组织送检单的病理号处误写为20121127号，后划去该错误病理号改为20121207号。西南兵工医院于2012年11月27日出具《病理检查报告单》，该报告单上载明：“病理号：20121207，姓名：肖坤如，送检医院：新胜，送检日期：2012年11月26日，送检材料：乳腺包块，病理所见：灰白色肿物一个，5.5×3.5×1.8cm,选送。病理诊断：（右乳）浸润性导管癌。”据此原告认为病理号为20121207的病理组织不是其本人组织，并据此认为其未患癌。根据生效裁判文书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01民终9995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肖坤如确患右乳浸润性导管癌。鉴定机构将该病理报告纳入了鉴定审查材料，从医学专业角度进行审查，且鉴定人在一审出庭就相关问题接受质询，并未得出肖坤如未患癌的结论，故肖坤如关于其未患癌，鉴定意见认定其患癌依据不足的意见不成立。”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在对原告行“右乳乳腺癌改良根治+上肢神经检查+任意皮瓣成型术”后将原告的乳腺组织送检，其病理诊断也查见了癌转移。故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以及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原告确患右乳浸润性导管癌，西南兵工成都医院的笔误行为不影响其病理检查结果，其病理检验行为并无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也无因果关系。原告主张西南兵工成都医院存在过错，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其要求西南兵工成都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肖坤如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计2208元，由原告肖坤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薛晓娟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马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