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民终23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美，女，1948年12月30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锁良树，男，住所贵州省威宁县，系张建美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建忠，贵州远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允茂，贵州远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粉巧，女，1954年5月3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锁良富，男，住所贵州省威宁县，系张建美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花凤，女，1974年9月16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锁良富，男，住所贵州省威宁县，系张建美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锁某，男，2003年7月15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法定代理人：杨花凤，系其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锁良富，男，住所贵州省威宁县，系张建美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锁锁某1，女，2001年3月8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法定代理人：杨花凤，系其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锁良富，男，住所贵州省威宁县，系张建美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锁某2，女，2004年5月11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法定代理人：杨花凤，系其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锁良富，男，住所贵州省威宁县，系张建美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锁玉娥，女，1999年8月12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锁良富，男，住所贵州省威宁县，系张建美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锁银乖，男，1954年6月7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锁银现，男，1958年2月10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锁银琼，男，1965年10月20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锁良永，男，1979年2月20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锁龙军，男，1962年10月12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锁龙平，男，1970年11月15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锁永志，男，1973年5月12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锁良军，男，1966年4月15日出生，回族，住所贵州省威宁县。上列八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徽，贵州定同律师事务所律师。锁应双、锁良登因与被上诉人锁银乖、锁银现、锁银琼、锁良永、锁龙军、锁龙平、锁永志、锁良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上诉期间，锁应双、锁良登去世。本院中止本案审理，等待其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锁应双的继承人中，锁应双之妻张建美参加诉讼，其余继承人表示不参加诉讼。锁良登的继承人即锁良登之母马粉巧，锁良登之妻杨花凤以及锁良登的子女锁某、锁锁某1、锁某2、锁玉娥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是：在1980年，由马脖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的集体组织，拥有划分林地的权利。在此背景下，马脖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将争议林地划分给村民锁应双、锁良登和刘廷华三户，有马脖村下放林地的老干部锁正稳、锁小能和知情人锁毛义出具书面文字证明。在2009年本村村民委员会领导的带领下，经村委会统一调查办林权证，由锁应双、锁良登和刘廷华申请，经村委会调查属实才给这三户人办理了该林地的林权证，有马脖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作证。在2014年7月29日，锁银琼的带领下，多人在上诉人的林地里盗伐林木，上诉人才与被上诉人双方发生争议。2014年9月17日在威宁县森林公安局办公室，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签订和解协议书，2016年，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撤销上诉人的林权证，上诉人因不服七星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上诉到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按时间证明，被上诉人盗伐林木和签署协议书都是在上诉人林权证没有被撤销前发生的事实，在此期间上诉人拥有合法的管理权和使用权，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所遭受的损失。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涉及刑事犯罪，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被上诉人砍伐数量完全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在一审中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代理词中明确指出，但一审法院没移交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虽然，上诉人的林权证被法院撤销，不代表上诉人在合法使用林地期间产生的效益也被撤销，像被上诉人这种侵权行为，马脖村民委员会新一届领导在上诉人林权证撤销后作出调查，主要调查了马脖村民委员会的前两任干部，根据前两任干部的陈述，做出了一个调查说明，但一审法庭不调查事实的真实性就妄下判决，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庭之所以会作出错误的判决，是因为一审法庭没有对被上诉人的上诉状陈述事实的真实性作出调查，缺乏威宁县森林公安局和上诉人互相勾结配合的证据材料，相反上诉人有威宁县森林公局局长马伍林的通话录音作证，通话内容表明被上诉人是自愿签署这份和解协议的，不是向被上诉人说的他们是逼迫签订这份协议书的，一审法庭不考虑实质问题导致判决错误，据此上诉人特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所有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一、针对上诉人所说，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请求为不当得利是因为后面判决为什么改判；二、庭审中被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变更诉讼请求，一审程序合法，为什么在公安机关达成协议，是因为上诉人利用手中林权证作为威胁，利用该林权证才妥协达成协议；三、被上诉人家属中在林地上都安葬了老人在里面，该片林地一直都是被上诉人在管理中，不管是否撤销林权证，林权证颁布、申请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在一审庭审时候，就提出威宁县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涉及到坟山这些问题，一定不能勾划到林权证内，需要区别对待，上诉人林权证即使还存在，也只是4.6亩，该争议面积经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测量之后是16亩多，上诉人是在无理取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所有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撤销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其赔偿款16000元。一审查明，2009年12月26日，威宁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威府林证字（2008）第XXX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记载林地四至界限东至马店乖，南至石岩，西至小凹塘交界，北至大七树地界，共计4.6亩的林地。2014年7月29日，原告在威宁县哈喇河乡马脖村马脖组锁家坟山祭祖时砍伐坟边树木，二被告认为原告砍伐的树木是他们的便来阻止，双方发生争议。2014年9月17日，经威宁县森林公安局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达成了由原告赔偿二被告树木损失及其他费用共计16000元的协议，并签署了一份协议书。该赔偿款原告已实际支付给二被告。同时，威宁县森林公安局对原告作出了罚款2000元的处罚。事后，原告认为威宁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12月26日颁发给二被告和刘廷华的威府林证字（2008）第XXX号《林权证》上登记的林地在原告等15户农户的祖坟山地及林地范围内，该地一百多年来一直由原告等15户农户进行管理，在土地改革及土地承包时没有进行再分配，认为其行为并没有侵犯二被告的合法权益。2016年1月18日,本案的原告以威宁县人民政府为被告、本案的被告和刘廷华为第三人向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二被告的林权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争议地进行了现场勘验，经二被告指界，其林权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包含的面积为4.6亩，实际占地面积为19.02亩；经原告锁银琼指界，其祖坟坟地占地面积为1.47亩。2016年，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黔0502行初8号判决，判决撤销被告于2009年12月26日取得的林权证。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5行终13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黔05行终134号行政判决书生效以后，对该争议地被告并未重新依法获得林权证，有关部门也未对其权属进行确权。2017年原告以被告的林权证已被撤销，在与被告签订协议时对被告对被砍伐林木是否享有合法的权利存在重大误解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16000元赔偿款。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的性质及被告依据该协议取得的16000元赔偿款，是否应当返还原告。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系一份赔偿合同。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必须在其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自愿订立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原告以为被告对被砍伐的林木享有所有权，据此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协议并支付了赔偿款。但此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所持有的林权证被依法撤销。该撤销行为证明，被告对被砍伐的林木不享有合法的所有权。原告与被告签订赔偿协议时对被砍伐的林木的权属存在重大误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系可撤销的合同，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原告请求撤销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并返还其16000元赔偿款的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庭审中被告提出，被告从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下户时至今一直承包该争议林地，被告对林地有事实上的承包权利；原告盗伐行为真实存在，被告作为承包人，其民事财产权利被侵犯，原告应当赔偿被告所遭受的损失；行政行为和侵权行为应区分对待，被告的林权证被撤销不代表被告在合法使用林权期间产生的财产利益也被撤销；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锁银现、锁龙平、锁龙军、锁永志、锁良军、锁良永、锁银乖、锁银琼与被告锁应双、锁良登签订的协议。二、由被告锁应双、锁良登共同返还原告锁银现、锁龙平、锁龙军、锁永志、锁良军、锁良永、锁银乖、锁银琼16000元，定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被告锁应双、锁良登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行申85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证明：威宁县法院以及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林权证并没有剥夺上诉人林权，而是由威宁县人民政府重新调查，重新颁证，不能证明上诉人丧失林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该判决书恰恰证明上诉人已经丧失林权证，该林权证是不合法的，是无效的，我方诉讼请求是明确的。二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为：因上诉人的林权证已经被生效的判决予以撤销，现双方就林地有权属争议，权属争议须由政府部门经过确权处理方能确定，在未经过确权前，不能确认上诉人是否还享有林权，故对上诉人的该组证据不予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构成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对此，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不构成重大误解，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被上诉人与锁应双、锁良登在威宁县森林公安局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时，锁应双、锁良登出示了林权证，被上诉人多年来前往紧靠争议地祖坟祭祖，其见到锁应双、锁良登出示的林权证后，自然知晓其和锁应双、锁良登之间就涉案林地的权属以及管理有争议，其明知自己和锁应双、锁良登就涉案林地权属及管理有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与锁应双、锁良登签订调解协议，可见主观上不存在重大误解；客观上，是否造成重大损失也还不能确定，锁应双、锁良登的林权证虽然被撤销，但争议林地权属属于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在政府部门作出确权处理前，并不确定，因此当前被上诉人是否有较大损失是不确定的。据此，被上诉人不构成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被上诉人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协议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支持，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也基于此，对被上诉人主张返还16000元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另外，关于争议林地权属归属问题，这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双方应当另行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锁银乖、锁银现、锁银琼、锁良永、锁龙军、锁龙平、锁永志、锁良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均由被上诉人锁银乖、锁银现、锁银琼、锁良永、锁龙军、锁龙平、锁永志、锁良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雄审 判 员  张 晶审 判 员  徐 洪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喻 智书 记 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