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民初52号原告：深圳市奕之帆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表人：罗小堂，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霍进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侯庆宾，男，1954年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霍进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兆邦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许楚家，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康诺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张彧，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立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深圳市鲤鱼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安联信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许富升。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小羽，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添武，广东诚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立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胡黎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霍进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奕之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之帆公司）、侯庆宾与被告深圳兆邦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邦基公司）、深圳康诺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诺富公司）、深圳市立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桥公司）、第三人广东立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奕之帆公司与原告侯庆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进城、被告兆邦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被告康诺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暖（后撤销委托代理关系）、被告立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添武、第三人立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进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5月26日，深圳市安联信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深圳市鲤鱼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2月13日，深圳市鲤鱼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深圳市立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安联信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鲤鱼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统一简称为立桥公司。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确认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关于四方2014年8月26日的补充协议》无效；二、依法判决解除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三、依法判令兆邦基公司、康诺富公司共同向奕之帆公司返还持有的立桥公司的30%股权，并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四、依法判决确认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享有立桥公司项目权益的30%（上述一、二、三、四项诉讼请求所对应的立桥公司的30%股权及相应的项目权益，现评估价值为70504.34万元。）；五、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兆邦基公司、康诺富公司与立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2日，奕之帆公司、兆邦基公司、侯庆宾、立兆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奕之帆公司持有立桥公司100%股权，奕之帆公司将其中70%股权转让给兆邦基公司。该合作协议书第5.2.8条约定：奕之帆公司、侯庆宾、立兆公司对黑建诉讼（即高英灿与深圳市信诺电讯股份有限公司、立桥公司、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案，亦称高英灿案）负责处理并承担责任，保证在立桥公司70%股权变更登记至兆邦基公司后20天内以置换等方式解决土地查封。奕之帆公司承诺以其在立桥公司30%股份及对应的未分配权益，作为上述义务履行的担保。如果奕之帆公司、侯庆宾、立兆公司未能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解决，则兆邦基公司有权以自己或项目公司名义解决，因此产生的相关代价及费用由奕之帆公司、侯庆宾、立兆公司支付给兆邦基公司，或者以奕之帆公司30%股份及对应的未分配权益抵偿。同时，该协议第6条约定兆邦基公司向奕之帆公司提供融资借款2.5亿元，项目竣工验收后6个月内偿还，其中1.5亿元专项用于解除高英灿案对项目土地查封及相关事项，于70%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5日内支付。第6.7条明确约定“对于建成后的物业或权益，双方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含不计容面积）”。2014年4月21日，奕之帆公司依约将立桥公司70%股权变更登记至兆邦基公司名下。2014年4月25日，奕之帆公司、兆邦基公司、康诺富公司签订《股权担保协议》，约定：双方确认康诺富公司持有立桥公司30%股权的目的是用来担保奕之帆公司能够履行协议第1条所列的各项偿还和支付义务，该30%股权的实际所有人仍是奕之帆公司，仍由奕之帆公司享有、行使和承担项目公司该30%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为确保奕之帆公司能处理还高英灿案、兆邦基公司受让立桥公司70%股权前后债务、及后续投入资金，奕之帆公司将所持有立桥公司30%股权过户登记到兆邦基公司指定的康诺富公司名下用于担保，具体方式为：立桥公司全面竣工验收、初始登记并具备分割办理产权登记条件时，双方对奕之帆公司各项偿还和支付义务进行最后结算。经结算，如奕之帆公司完全履行了偿还和支付义务，则奕之帆公司可要求归还30%股权；如未能履行偿还和支付义务或由兆邦基公司代偿，兆邦基公司可要求以奕之帆公司在立桥公司中所占的30%股权所对应的权益份额（即依股权比例可分得的房地产物业）来抵偿，具体抵偿方式为评估所得市场销售价格的90%。如果奕之帆公司资金不足，兆邦基公司同意向其提供融资借款，额度不超过2.5亿元。康诺富公司持有奕之帆公司抵押过户的、项目公司30%股权期间，未经奕之帆公司、兆邦基公司同意，有将该30%股权进行抵押、担保、转让过户行为的，奕之帆公司有权要求康诺富公司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30%股权过户给奕之帆公司，康诺富公司不能履行的，则奕之帆公司有权要求兆邦基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项目公司30%的股权过户给奕之帆公司。2014年4月25日，奕之帆公司依约将所持有的立桥公司30%股权变更登记至康诺富公司名下。而兆邦基公司并未依约向奕之帆公司提供借款2.5亿元，直接导致奕之帆公司未能解除高英灿案对项目土地查封及处理其他债务。2014年8月26日，奕之帆公司、兆邦基公司、侯庆宾、立兆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经过评估，奕之帆公司在立桥公司中的权益份额，已不足清偿债务，包括：高英灿案件债务；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邦公司）债务4600万元及利息；深圳市潮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商公司）及吴怡群欠款8000万元；广州银行贷款本金9300万元及利息；许玮珊借款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奕之帆公司放弃已过户至康诺富公司的30%股权，股权归兆邦基公司所有。奕之帆公司和侯庆宾在立桥公司中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对该项目也不享有任何权利。奕之帆公司、侯庆宾和立兆公司所负的债务，由兆邦基公司和立桥公司在4.06亿元范围内负责解决，超出债务仍由奕之帆公司及侯庆宾负责解决。协议书中同时确认，侯庆宾为奕之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上，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签订时，奕之帆公司实际持有的立桥公司的30%股权并未进行评估，所涉债务均未到期或不受法律保护或因兆邦基公司违约所致，更未至30%股权及其所对应项目物业抵偿期限。2014年11月10日，兆邦基公司向立桥公司增资8000万元，兆邦基公司持有立桥公司96.67%股权，康诺富公司持有立桥公司3.33%股权，后又进行变更，目前立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兆邦基公司持有立桥公司90%股权，康诺富公司持有立桥公司10%股权，康诺富公司为兆邦基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认为，兆邦基公司在受让项目公司立桥公司70%股权之后，兆邦基公司、康诺富公司与奕之帆公司签订《股权担保协议》，以奕之帆公司所有的30%股权为项目公司的债务得到清偿提供担保。在未经实际评估的情况下，兆邦基公司以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的“流质担保契约”取得该30%股权，并致使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丧失了相应的30%项目权益，违反了禁止流质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首先，该协议并非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在让与担保契约的基础上，在案涉30%股权及对应的项目权益所担保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前、更在约定债务结算前，兆邦基公司未经清算直接取得30%股权，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兆邦基公司在债务最终结算前，在股权价值未经清算情况下直接通过“流质”取得奕之帆公司持有的30%股权及对应的项目收益，以约定的所谓4.06亿元对价（其中尚有1.2亿元未支付）攫取了价值高达111104.34万元的30%股权及其对应的项目净权益，榨取高价担保物与债权额之间的巨大利益，形成事实上的极大不公平，严重损害了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的合法权利。基于此，上述协议应为无效且自始无效，立桥公司30%的股权仍然属于奕之帆公司所有。案涉各方的协议应恢复至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时的状态。依照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的约定，兆邦基公司未依约向奕之帆公司提供融资借款2.5亿元，且康诺富公司、兆邦基公司在未经奕之帆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将案涉的30%股权进行转让，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股权担保协议》应予解除。依照《股权担保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康诺富公司、兆邦基公司应将其持有的立桥公司30%的股权返还给奕之帆公司，奕之帆公司及侯庆宾亦应享有项目权益30%份额。兆邦基公司辩称，一、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是一份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流质契约”的情形。本案中，在签订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之前，并不存在奕之帆公司需要向兆邦基公司清偿之债务，奕之帆公司提出的多项未到期债务均指“对外债务”而不是对兆邦基公司的债务，该些对外债务是否到期与兆邦基公司无关，本案也无依法成立的质权，缺乏“流质契约”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关于该协议属于“流质担保契约”的主张不能成立。二、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实为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已记载诉讼双方关于立桥公司的70%股权、30%股权转让的主要约定。奕之帆公司在无法清偿项目公司对外债务的情况下，并不是依照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约定的“在由兆邦基公司代为偿还或支付后，兆邦基公司有权用该30%的股权所对应的权益份额折抵”的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双方签订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选择将“30%股权以4.06亿元的对价转让给归兆邦基公司，由兆邦基公司负责清偿4.06亿元债务”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各方已经由“先代为清偿后以股权权益折抵”的据实结算模式，转变为“先转让股权本身后由受让人以4.06亿元负责清偿”的固定金额转让模式。三、从本案中一系列合同的约定、签订、履行来看，是一个真实有效、完整的股权转让交易，并不符合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认为的“流质”的相关法律特性，其各项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第一，本案中兆邦基公司与奕之帆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奕之帆公司主张的债务，不符合流质需存在被担保债务这一基础。在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签订之前，奕之帆公司须对外清偿的债务并非向兆邦基公司清偿，诉讼双方并不存在该债权债务关系。而在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签订之后，兆邦基公司为履行4.06亿元对价款的支付义务，才寻求相关案外人清结奕之帆公司的原有债务。第二，本案中并不成立有效质权，不存在流质需有质权这一前提。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第五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案涉协议约定将股权过户以作为履行某种义务的担保，并不是法定的担保方式，因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不能成立质权，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以《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作为请求权基础的主张应予驳回。第三，兆邦基公司与奕之帆公司签订的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的时间，也不满足流质契约所需的“提前预设”这一特征。如上所述，双方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就不存在抵偿债务的问题。此外，30%股权登记到康诺富公司名下，是奕之帆公司对将70%股权转让给兆邦基公司之后，负责清偿项目公司对外债务的一种履约的承诺，一种合同义务的保证。双方在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有约定，在奕之帆公司无法清偿对外债务的情况下可以由双方在三种选择措施（即第4.2条）中协商作出决定，而不是提前、直接约定将30%股权直接抵偿给兆邦基公司；而后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也是奕之帆公司根据整体市场评估后认为已经无法清偿对外债务的基础上签订，已表明奕之帆公司选择了以“股权转让”来彻底实现免除其自身及侯庆宾、深圳市信诺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诺电讯公司）的原有对外债务（4.06亿元范围）之合同目的。第四，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的履行情况也证明了这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不存在30%股权“流质”的约定。该协议中有关建邦公司债务5000万元的余额1700万元之清偿事项，兆邦基公司按照2015年11月17日《关于四方2014年8月26日的补充协议》的约定于2015年11月27日向建邦公司支付1500万元调解结案，还同时向信诺电讯公司转账200万元。因该200万元属于30%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款，因此，在不需要支付给债权人建邦公司的情况下，兆邦基公司仍遵守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约定价款而支付给奕之帆公司控制的信诺电讯公司，信诺电讯公司也予以接受。第五，2015年11月17日《关于四方2014年8月26日的补充协议》更加证明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与“流质”毫无关系。首先，协议第一条约定“关于用于高英灿案件1.2亿元部份……如果实际发生的数额不足1.2亿元，则余额在扣除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成本后，余额归丙方（信诺电讯公司）所有”，如果是流质，则双方无须再约定以1.2亿元的定额作多退少补的结算。其次，协议第二条约定“关于用于清结潮商金融及吴怡群借款所产生的欠款……由于项目公司并不是实际借款人，也并非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实际借款人或者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信诺电讯公司。丙方（侯庆宾）作为信诺电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向潮商公司主张借款关系中的相关权益时，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但无论哪种方式，均不得损害项目公司相关权益”，这表明了该笔债务是侯庆宾通过信诺电讯实际借入和使用，侯庆宾作为奕之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在无力解决其个人对外高利贷债务，而签署了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出卖奕之帆公司的30%股权以摆脱个人债务，该债务同样不是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之间的债务。由此可见，本案中奕之帆公司并不是直接将30%股权用于抵偿对兆邦基公司的已有债务，而是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是兆邦基公司支付4.06亿元对价取得的30%股权。四、关于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称“未依约向奕之帆公司提供融资借款2.5亿元，且康诺富公司、兆邦基公司未经奕之帆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将案涉股权进行转让，已构成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股权担保协议》”，这也是属于歪曲事实，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1.解除权产生的基础有两个，一是约定解除权；二是法定解除权。根据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各方并没有在合同中对如何行使解除权事项进行约定。因此，不存在约定解除问题。2.兆邦基公司与奕之帆公司之间约定的“融资借款”，可由兆邦基公司提供，也可由兆邦基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提供。而兆邦基公司已应奕之帆公司的需求寻找案外人提供了5000万元“融资借款”，奕之帆公司也确认了兆邦基公司已履行了融资借款义务，因此奕之帆公司以未依约提供2.5亿融资借款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来主张法定解除权均不能成立。3.兆邦基公司依据合法有效的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受让了30%股权，在该日之后任何处理30%股权有关的事项已与奕之帆公司无关。五、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严重违反诚信原则，其诉请不应受法律保护。1.奕之帆公司在开发项目负债累累、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引入兆邦基公司将项目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兆邦基公司，并承诺自行清偿股权转让前项目公司所负的各项债务。然而奕之帆公司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毫无清偿能力，因此决定将剩余的30%股权转让给兆邦基公司，对价是4.06亿元。由于该多项债务是以项目公司对外举债的，所以双方约定由兆邦基公司及项目公司直接清偿给案外债权人，这是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之后兆邦基公司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并不是直接“以质物抵偿债务”。2.奕之帆公司在本案起诉前，曾多次起诉兆邦基公司，都是以股权转让为理由起诉，其中兆邦基公司与奕之帆公司于2015年签订的11月17日补充协议再次明确了股权的归属，之后兆邦基公司履约又支付了800万元给奕之帆公司。此外，2015年11月6日侯庆宾在另案中曾出具《情况说明》，侯庆宾在该《情况说明》中，确认项目已经由兆邦基公司“全面收购”。上述证据都可以充分证明案涉股权已经合法转让给兆邦基公司，双方已经达成转让案涉30%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3.奕之帆公司先是在转让70%股权过程中违反披露和承诺义务，后又无力偿还对外债务而选择转让股权以免除其自身负债。如果奕之帆公司认为案涉30%股权在当时转让价值过低，其有权通过依法行使撤销权而解除合同。但奕之帆公司从2014年签订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至今，不仅没有提出撤销，反而是又于2015年签订补充协议继续履行。现在兆邦基公司积极履行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陆续支付30%股权转让价款之后，奕之帆公司在看到项目价值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又寻找“流质契约”的理由来主张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无效，其行为已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的诉请无理无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兆邦基公司的合法权利。康诺富公司辩称，一、侯庆宾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本案案由为质权纠纷，审查的是关于质权是否成立及是否存在“流质契约”，而根据《民事起诉状》所述，侯庆宾并非其所主张的流质契约之质权人、出质人或者是持有案涉30%股权的所有人之一；根据现有证据，侯庆宾在案涉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等协议中所处的合同地位均为“担保人”，故其无权在本案中主张与30%股权有关的权利。侯庆宾认为其是奕之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根据工商信息显示，奕之帆公司的现行股东为罗小堂、贺润录，侯庆宾不是奕之帆公司的股东，故其无权主张本案权利。所以，侯庆宾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应驳回其起诉。二、奕之帆公司主张康诺富公司未经奕之帆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将案涉的30%股权进行转让，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并诉请解除《股权担保协议》。康诺富公司则认为，根据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第一条的明确约定，该30%股权已归兆邦基公司所有，并由兆邦基公司全权处置，据此康诺富公司在该协议书生效后按兆邦基公司指示所作的有关股权处置行为均属于兆邦基公司全权处置的范畴。2014年5月29日，罗小堂根据奕之帆公司指示，基于许玮珊、兆邦基公司、奕之帆公司及侯庆宾四方于2014年5月27日签订的《临时融资借款协议》，将罗小堂持有的康诺富公司49%的股权过户至许玮珊名下作为向许玮珊借款5000万元的担保。康诺富公司认为，在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签订之前，项目公司30%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奕之帆公司，康诺富公司自身的股权结构及持有项目公司30%的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化；而在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签订后，康诺富公司持有项目公司30%的股权归兆邦基公司所有，此后关于项目公司30%股权结构的变更均与奕之帆无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奕之帆公司的诉讼请求。立桥公司辩称，立桥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起诉立桥公司属于起诉错误，应驳回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对立桥公司的起诉。一、立桥公司与奕之帆公司、侯庆宾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故立桥公司不可能有任何违约行为。从本案奕之帆公司、侯庆宾与兆邦基集团之间的数份协议中均可以看到，立桥公司在奕之帆公司、侯庆宾与兆邦基集团关于案涉股权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立桥公司与奕之帆公司、侯庆宾之间没有任何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既然立桥公司与奕之帆公司、侯庆宾没有合同关系，也就不存在立桥公司的违约行为。二、立桥公司对奕之帆公司、侯庆宾也不存在任何的侵权行为。所以，奕之帆公司、侯庆宾把立桥公司列为本案的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一、2014年4月2日《项目合作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2014年4月2日，奕之帆公司、兆邦基公司、侯庆宾、立兆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该协议确认，奕之帆公司持有立桥公司100%股权，侯庆宾为立桥公司实际控制人，立兆公司作为侯庆宾的关联公司，与侯庆宾一起承担担保责任。该协议约定，奕之帆公司向兆邦基公司转让其持有的立桥公司70%股权，股权转让款为700万元，投资补偿款为9.38亿元，作为支付立桥公司的负债。同时，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对立桥公司的债务和风险进行了披露。该协议中涉及争议的30%股权的内容是：1.奕之帆公司、侯庆宾、立兆公司承诺对黑建诉讼负责处理并承担责任，保证在立桥公司70%股权变更登记至兆邦基公司后20天内以置换等方式解决土地查封。奕之帆公司承诺以其在立桥公司30%股份及对应的未分配权益，作为上述义务履行的担保。如果奕之帆公司、侯庆宾、立兆公司未能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解决，则兆邦基公司有权以自己或立桥公司名义解决，因此产生的相关代价及费用由奕之帆公司、侯庆宾、立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偿付给兆邦基公司，或以奕之帆公司在立桥公司所占的股份及对应的未分配权益抵偿给兆邦基公司。但在支付上述代价或费用时，兆邦基公司应与奕之帆公司协商确定。2.兆邦基公司成为立桥公司股东后，如果奕之帆公司资金不足，兆邦基公司愿意向奕之帆公司提供融资借款，但奕之帆公司须将其持有的立桥公司30%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兆邦基公司指定的公司或个人名下用于担保，融资借款的额度为2.5亿元，年利率为30%，项目竣工验收后6个月内偿还。期间利息按年支付，如奕之帆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对所欠利息按年息20%计算利息。奕之帆公司还清兆邦基公司的借款本息后，兆邦基公司将该30%的股权过户还给奕之帆公司。在兆邦基公司为奕之帆公司融资后，如奕之帆公司不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归还兆邦基公司资金本息的，奕之帆公司同意以其在立桥公司中所占股权及对应的权益份额来抵偿，并愿意无条件地配合兆邦基公司办理抵偿的相关手续。上述2.5亿元的融资借款，兆邦基公司应在立桥公司7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兆邦基公司名下后五日内，先向奕之帆公司融资借款1.5亿元，专项用于剔除设定在目标项目地块上的查封和奕之帆公司、侯庆宾处理相关事项（但之前奕之帆公司须先按约定将其所持的立桥公司30%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兆邦基公司指定的公司或个人名下）。2014年4月21日，奕之帆公司将立桥公司70%股权变更登记至兆邦基公司名下。二、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2014年4月25日，奕之帆公司、兆邦基公司、康诺富公司签订《股权担保协议》。该协议确认，1.为确保奕之帆公司能够承担债务偿还和后续资金的支付义务，奕之帆公司愿意将其持有的立桥公司30%股权以过户的方式抵押给康诺富公司。康诺富公司目前的独资股东由兆邦基公司单独委派。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决定将康诺富公司的股东变更为二人有限公司，即兆邦基公司持有51%股权，奕之帆公司委派的股东罗小堂持有49%股权。2.上述30%股权的实际所有人仍是奕之帆公司，仍由奕之帆公司享有、行使和承担项目公司该30%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该协议确认上述30%股权所担保的内容是：（1）黑建诉讼及查封的解决；（2）兆邦基公司成为立桥公司股东之前立桥公司已经产生及尚未发现的债务；（3）兆邦基公司同意向奕之帆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2.5亿元的借款，借款数额以奕之帆公司实际收到并确认的实际款项计算；（4）立桥公司已向广州银行借款3.1亿元，之后还将向银行申请后续贷款，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应按股权比例偿还贷款本息；（5）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应按股权比例投入目标项目的后续开发建设资金。对于上述2.5亿元的借款，该协议约定如奕之帆公司需要向兆邦基公司融资借款，则奕之帆公司应将其委派人员持有的康诺富公司的49%股权过户给兆邦基公司或兆邦基公司所指定的公司（或个人），用于融资借款的担保。该协议对债务清偿约定如下：立桥公司全面竣工验收、初始登记并具备分割办理产权登记条件时，双方对奕之帆公司各项偿还和支付义务进行最后结算。经结算，如奕之帆公司完全履行了偿还和支付义务，则奕之帆公司可要求归还30%股权；如未能履行偿还和支付义务或由兆邦基公司代偿，兆邦基公司可要求以奕之帆公司在立桥公司中所占的30%股权所对应的权益份额（即依股权比例可分得的房地产物业）来抵偿，具体抵偿方式为评估所得的市场销售价格的90%。该协议所约定的违约责任是：康诺富公司持有奕之帆公司抵押过户的、项目公司30%股权期间，未经奕之帆公司、兆邦基公司同意，有将该30%股权进行抵押、担保、转让过户行为的，奕之帆公司有权要求康诺富公司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30%股权过户给奕之帆公司，康诺富公司不能履行的，则奕之帆公司有权要求兆邦基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项目公司30%的股权过户给奕之帆公司。2014年4月23日，康诺富公司的股东结构由陈秋秋占100%股份变更为罗小堂占49%股份、兆邦基公司占51%股份。2014年4月25日，奕之帆公司将所持有的立桥公司30%股权变更登记至康诺富公司名下。三、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关于四方2014年8月26日的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2014年8月26日，奕之帆公司、兆邦基公司、侯庆宾、立兆公司与立桥公司共同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在鉴于部分明确：2.2014年4月25日，奕之帆公司和兆邦基公司会同康诺富公司签订了《股权担保协议》，主要约定：（1）为确保奕之帆公司能够清理、偿还兆邦基公司受让立桥公司70%股权之前立桥公司所负的债务，确保兆邦基公司及重组后的立桥公司免受损失，奕之帆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立桥公司剩余30%股权过户登记至康诺富公司名下用于担保；（2）如奕之帆公司能够按约清理和偿还上述债务（包括解除高英灿诉讼案件对项目土地的查封及整个案件的彻底解决、建邦公司4600万元的处理、广州银行3.1亿元贷款中应由奕之帆公司承担的本息、潮商公司8000万元欠息等），并能够按照股权比例对项目后续建设投入资金的，则奕之帆公司可要求康诺富公司归还该30%股权，并可以按照股权比例享有相应的权利。如奕之帆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或不能按股权比例投入后续建设资金，在兆邦基公司代为偿还和支付后，兆邦基公司有权用该30%的股权所对应的权益份额折抵；（3）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双方同意每年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奕之帆公司30%的股权所对应的权益份额进行评估，以确定奕之帆公司30%的股权份额是否足以清偿其债务。3.2014年5月27日，奕之帆公司又通过兆邦基公司向兆邦基公司的关联人许玮珊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侯庆宾是该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4.由于奕之帆公司及侯庆宾原因，至今为止，已经明确的奕之帆公司和侯庆宾未能按约清理和偿还的债务如下：（1）解除高英灿诉讼案件对项目土地的查封及整个案件的彻底解决；（2）建邦公司向立桥公司付款4600万元的账务处理；（3）向潮商公司及其关联人吴怡群借款所产生的欠款尾数人民币8000万元。5.已经披露的、但尚未到期的奕之帆公司债务如下：（1）以项目土地作抵押向广州银行贷款3.1亿元，奕之帆公司按股权比例应承担93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偿还义务；（2）奕之帆公司向许玮珊借款500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偿还义务。6.经过对整个项目的市场评估，奕之帆公司在立桥公司中所享有的权益份额已不足偿还上述债务。该协议书约定：一、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奕之帆公司放弃已过户到康诺富公司名下的立桥公司30%的股权。该30%的股权归兆邦基公司所有，并由兆邦基公司全权处置。二、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奕之帆公司和侯庆宾完全退出立桥公司，并完全退出案涉项目。奕之帆公司和侯庆宾在立桥公司中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对该项目也不享有任何权利。三、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奕之帆公司、侯庆宾和立兆公司所负的上述债务由兆邦基公司和立桥公司在总额人民币4.06亿元范围内负责解决。四、各方确认，人民币4.06亿元的用途具体分配如下：（1）1.2亿元用于彻底解决高英灿案件并解除对项目土地的查封。（2）5000万元用于处理建邦公司4600万元的账务。（3）8000万元用于清结潮商公司及其关联人员吴怡群借款所产生的欠款尾数人民币8000万元。（4）1亿元用于偿还应由奕之帆公司承担的广州银行贷款本息。（5）5600万元用于偿还向许玮珊借款500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五、上述五项债务，由兆邦基公司或立桥公司据实、依法直接与各债权人进行清结，由奕之帆公司和侯庆宾予以配合。第六条约定，除上述五项债务之外的立桥公司其他债务仍由奕之帆公司负责清理和偿还，并由侯庆宾和立兆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11月17日，奕之帆公司、兆邦基公司、深圳市信诺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侯庆宾与立桥公司共同签订《关于四方2014年8月26日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的履行情况进行了确认，确认上述五项债务中的第（4）、（5）项已履行完毕，但第（1）项因高英灿案尚在诉讼中，具体数额尚未确定，第（2）项已支付3300万元，因建邦公司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余额亦未支付，第（3）项已支付人民币4000万元，因信诺电讯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向兆邦基公司发通知暂停支付，余款4000万元尚未支付。各方约定：一、关于用于高英灿案件1.2亿元部分，以该案审理结束时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超出部分，按以前协议的约定。如果实际发生的数额不足1.2亿元，则余额在扣除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成本后，余额归信诺电讯公司所有。二、关于用于建邦公司债务的5000万元，已支付3300万元，余额（17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三、关于用于清结潮商公司及其关联人员吴怡群借款所产生的欠款尾数和处理。因已支付4000万元，余额因信诺电讯公司暂停支付的通知而未支付。该款项兆邦基公司应当在收到信诺电讯公司付款通知后再行支付。但由于立桥公司并不是实际借款人，也并非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实际借款人或者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信诺电讯公司。侯庆宾作为信诺电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向潮商公司主张借款关系中的相关权益时，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但无论哪种方式，均不得损害立桥公司相关权益。该补充协议第四条对立桥公司的账户余额等问题进行了确认。2014年11月10日，兆邦基公司向立桥公司增资8000万元，兆邦基公司持有立桥公司96.67%股权，康诺富公司持有立桥公司3.33%股权，后又进行变更，目前立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兆邦基公司持有立桥公司90%股权，康诺富公司持有立桥公司10%股权。2015年4月8日，康诺富公司将持有的10%股权，兆邦基公司将其持有的90%股权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2015年11月19日，建邦公司、立桥公司、信诺电讯公司、侯庆宾、张彧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法院制作民事调解书。张彧为履行该调解书的内容，受兆邦基公司委托，于2015年11月27日向建邦公司转账支付1500万元，同时另行向信诺电讯公司转账支付200万元。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以质权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并未设立质权，各方当事人也没有关于设立质权的约定，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的诉讼请求主要是针对案涉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认定案涉合同效力后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侯庆宾是否本案适格原告；二、立桥公司是否本案适格被告；三、案涉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关于四方2014年8月26日的补充协议》的性质与效力如何认定；四、案涉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一）关于侯庆宾是否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康诺富公司主张侯庆宾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理由是：侯庆宾并非其所主张的流质契约之质权人、出质人或者是持有案涉30%股权的所有人之一。侯庆宾在案涉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等协议中所处的合同地位均为“担保人”，故其无权在本案中主张与30%股权有关的权利。根据工商信息显示，侯庆宾不是奕之帆公司的股东，故其无权主张本案权利，应驳回其起诉。本院认为，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依法判决确认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关于四方2014年8月26日的补充协议》无效。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侯庆宾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签订了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上述合同的效力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有权就上述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原告的要求。故本院对康诺富公司认为侯庆宾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立桥公司是否适格被告的问题立桥公司主张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理由是：立桥公司与奕之帆公司和侯庆宾之间既无合同关系，也无侵权关系，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将立桥公司列为本案被告属于起诉错误，应驳回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对立桥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的诉讼请求包括：依法判决确认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依法判决确认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享有立桥公司项目权益的30%。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立桥公司签署了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立桥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共同承诺在总额人民币4.06亿元范围内负责解决该协议书中所列的原由奕之帆公司、侯庆宾等所负的债务；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亦承诺完全退出立桥公司，在立桥公司中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因此，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在立桥公司与奕之帆公司、侯庆宾之间形成了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请求确认该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与立桥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立桥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故本院对立桥公司认为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案涉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关于四方2014年8月26日的补充协议》的性质与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主张上述协议无效的理由可归纳为两点：一是上述协议属于流质担保契约；二是上述协议违反让与担保强制清算义务，且事实上攫取了不当利益。兆邦基公司则主张，上述协议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流质契约的情形，合法有效。该争议问题是审理本案的核心问题。根据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的起诉意见，其主张上述协议因违反流质契约禁止而无效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该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章“质权”中，因此其适用的前提是质权的设立。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争议的30%股权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出质登记，设立权利质权，案涉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中也没有关于设立质权的约定。因此，上述协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直接调整的范围。流质契约禁止的立法目的在于债务人在很多情况下为经济困难所迫，会提供价值高的质押财产，以担保价值较小的债权，债权人可能乘人之危，迫使债务人订立流质契约，在债务人不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即当然地取得质押财产的所有权，从中获取暴利，破坏民法上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因此，虽然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直接调整的范围，同样应当遵守该法律规定所体现的公平、等价有偿等民法基本原则。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等权利转移于担保权人，而使担保权人在不超过担保之目的范围内，于债务清偿后，担保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得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非典型担保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并未明文规定让与担保制度，但并不禁止当事人依据契约自由原则设定让与担保合同，由合同法规则对让与担保法律关系进行规制。在司法实践中，让与担保合同可能以买卖合同、股权转让合同等多种形式出现，在处理符合让与担保特征的该类合同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考察当事人签订该类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履行其他合同设定担保，还是为了通过支付对价获得案涉标的物的所有权。同时，为避免让与担保债权人利用缔约优势地位获取暴利，破坏民法上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当担保的债权不能实现时，让与担保债权人不能当然地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其权益的实现方式是对标的物价值的受偿。由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等就立桥公司及目标项目的合作始于2014年4月2日《项目合作协议》。随着合作的进展，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又经过了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的调整与细化。因此，要对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的性质与效力进行认定，必须对上述四份协议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地考察。在2014年4月2日《项目合作协议》中，奕之帆公司等承诺对黑建诉讼负责处理并承担责任，保证在立桥公司的70%股权变更登记至兆邦基公司名下后的二十天内以置换等方式剔除设定在目标项目地块上的保全查封，奕之帆公司承诺以其在立桥公司中的30%股份及对应的未分配权益，作为上述义务履行的担保。如奕之帆公司等未能在该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剔除设定在目标项目地块上的查封，则兆邦基公司有权以自己或项目公司的名义，与相关法院进行交涉，或与诉讼对方进行和解，以尽快解除设定在目标项目地块上的查封。因此所产生的相关代价及费用，由奕之帆公司等承担连带责任偿付给兆邦基公司，或以奕之帆公司在立桥公司所占的股份及对应的未分配权益来抵偿给兆邦基公司。但在支付上述代价或费用时，兆邦基公司应与奕之帆公司协商确定。从2014年4月2日《项目合作协议》的上述约定可以看到，在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奕之帆公司可以选择支付相关代价或费用给兆邦基公司，也可以选择以案涉的30%股权抵偿，而此时案涉30%股权的价值、抵偿方式等均未确定，仍应由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进一步协商。在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中，奕之帆公司明确愿意以案涉30%股权向兆邦基公司提供担保，以确保奕之帆公司能够支付和偿还立桥公司的相关债务、相关诉讼、后期对兆邦基公司借款的本息、奕之帆公司应承担的立桥公司的后续银行贷款本息、奕之帆公司应承担的目标项目的后续开发建设资金等。与2014年4月2日《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相比，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对案涉30%股权所担保的内容进行了增加与明确，同时明确担保方式为将案涉30%股权过户给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共同持股的康诺富公司。同时该协议明确奕之帆公司仍为案涉30%股权的实际所有人，股东权利义务由奕之帆公司行使，且未经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双方同意，各方均不得对案涉30%股权进行处分。在满足协议约定的结算条件后，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将对奕之帆公司的各项偿还和支付义务进行最后结算，如奕之帆公司全面履行各项偿还和支付义务，兆邦基公司应确保案涉30%股权归还给奕之帆公司。如果奕之帆公司未结清各项偿还和支付义务，或系由兆邦基公司代为偿还和支付的，兆邦基公司有权要求奕之帆公司偿还或以案涉30%股权所对应的权益份额来抵偿。双方同时约定了以市场价值评估为基础的抵偿方式。因此，这种担保方式可以理解为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对案涉30%股权进行共管，奕之帆公司虽然将案涉30%股权过户给康诺富公司，但其真实意思并非放弃案涉30%股权的所有权，在满足约定条件时，奕之帆公司仍可取回案涉30%股权。因此，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体现了让与担保的特征，且在奕之帆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就案涉30%股权约定了以市场价值评估为基础的抵偿方式，并非由兆邦基公司或康诺富公司当然取得案涉30%股权的所有权，符合公平与等价有偿原则。在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中，协议各方确认了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未能清理和偿还的债务，并明确经过对整个项目的市场评估，奕之帆公司在项目公司中所享有的权益份额已不足偿还上述债务。协议各方约定奕之帆公司、侯庆宾与立兆公司所负债务由兆邦基公司与立桥公司在4.06亿范围内负责解决，同时奕之帆公司放弃案涉30%股权，该股权归兆邦基公司所有。2015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确认了兆邦基公司按照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中所约定的4.06亿元的用途分配方案履约的事实。此时，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在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中就案涉30%股权所设定的让与担保关系已被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终止，奕之帆公司明确放弃案涉30%股权的所有权，不再保留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中所设定的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取回案涉30%股权的权利。因此，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的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奕之帆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在该协议下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案涉30%股权的所有权进行转让。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主张该协议签订时未届担保主债权清偿期，也未届担保物清算期，系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未经清算获得担保物，违反了让与担保强制清算义务，且兆邦基公司事实上攫取了不当利益，故该协议属于无效合同。对于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1）在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确认奕之帆公司未能清理和偿还相关五项债务的情况下，兆邦基公司并非当然地取得案涉30%股权，而是以支付4.06亿元以解决相关五项债务为对价。（2）尽管如奕之帆公司所主张，该五项债务中有部分未届清偿期，有部分尚在诉讼中，债务数额未最终确定，但这五项债务的债权人均非兆邦基公司，未确定的仅是奕之帆公司与这五项债务的债权人之间的债务数额，兆邦基公司支付4.06亿元对价的义务是确定的，不会因为五项债务数额的变动而变动。根据2015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记载，兆邦基公司已经清偿了五项债务中的两项，分别是：应由奕之帆公司承担的广州银行贷款本息1亿元与向许玮珊借款500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5600万元。对于其余的三项债务，2015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也已约定了如实际发生的债务不足或超出约定数额时的处理方式。例如，用于高英灿案件1.2亿元部分，超出部分，由奕之帆公司偿还，并由侯庆宾和立兆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实际发生的数额不足1.2亿元，则余额在扣除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成本后，余额归信诺电讯公司所有；用于建邦公司债务的5000万元，兆邦基公司已支付3300万元，后为履行调解书内容，又于2015年11月27日委托张彧向建邦公司转账支付1500万元，同时另行向信诺电讯公司转账支付200万元；用于清结潮商公司及其关联人员吴怡群借款所产生的欠款尾数和处理的8000万元，兆邦基公司已支付4000万元，余额因信诺电讯公司暂停支付的通知而未支付，该款项兆邦基公司应当在收到信诺电讯公司付款通知后再行支付。因此，即使奕之帆公司与五项债务的债权人对相关债务进行结算后出现债务数额少于4.06亿元的情形，兆邦基公司也不会因此获取不当利益。（3）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中约定了以立桥公司全面竣工验收、初始登记并具备分割办理产权登记条件时，为奕之帆公司各项偿还和支付义务的最后结算期，但法律法规并不禁止奕之帆公司在预见其无法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时提前与兆邦基公司进行结算，将案涉30%股权以固定价款进行转让，以免除其对外的偿债义务。奕之帆公司作为案涉30%股权的所有人，对该股权的价值应当有清楚认识，其作为高度理性的商事行为主体，在进行商事行为判断上亦负有审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未将对公司资产和股权价值进行评估或拍卖作为股权转让的必经程序，也未对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必须与其实际价值相匹配作出强制性规定。该4.06亿元的数额是协议各方共同商定的结果，体现了协议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协议的签订存在违反意思自治原则的情形。综上，本院认为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反民法上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在上述协议中作出的放弃案涉30%股权，在立桥公司中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对目标项目也不享有任何权利的承诺有效。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主张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及2015年11月17日补充协议无效，要求确认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享有立桥公司项目权益的30%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案涉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是否符合解除条件的问题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主张兆邦基公司未依约向奕之帆公司提供融资借款2.5亿元，且康诺富公司、兆邦基公司在未经奕之帆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将案涉30%股权进行转让，构成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案涉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应当予以解除，兆邦基公司与康诺富公司应当将案涉30%股权返还给奕之帆公司。关于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的上述主张，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兆邦基公司未依约向奕之帆公司提供融资借款2.5亿元的问题。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2.3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如奕之帆公司需要向兆邦基公司融资借款，则奕之帆公司应将罗小堂所持有的康诺富公司的49%股权过户给兆邦基公司或兆邦基公司所指定的公司（或个人），用于融资借款的担保。经查本案事实，奕之帆公司并未将罗小堂所持有的康诺富公司的49%股权过户给兆邦基公司或兆邦基公司所指定的公司（或个人）。因此，奕之帆公司向兆邦基公司融资借款的前提条件尚未满足，兆邦基公司未向奕之帆公司提供融资借款不构成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理由。2.关于康诺富公司、兆邦基公司将案涉30%股权进行转让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康诺富公司与兆邦基公司处分立桥公司股权的行为均发生在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生效之后。如前所述，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是奕之帆公司将案涉30%股权转让给兆邦基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当事人已协商一致终止了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所设定的让与担保法律关系，建立了股权转让合同关系。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生效后，奕之帆公司已放弃案涉30%股权的所有权，兆邦基公司与康诺富公司处分立桥公司股权的行为不构成违约。综上，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请求解除2014年4月25日《股权担保协议》，兆邦基公司与康诺富公司应当将案涉30%股权返还给奕之帆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奕之帆公司与侯庆宾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深圳市奕之帆贸易有限公司与侯庆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6701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深圳市奕之帆贸易有限公司与侯庆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饶 清审判员 杨 靖审判员 肖 薇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