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5民初3610号 原告：郑常科，男，汉族，1986年7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隆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郑常菊，女，汉族，1988年11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隆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芳邻路6号。 负责人：巫德全，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庆科，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郑常科、原告郑常菊诉被告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出租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拥军独任审判，于2018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常科、郑常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被告运输出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常科、郑常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郑兴宽与运输出租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郑兴宽于2017年5月11日至运输出租公司上班，从事出租车驾驶工作。运输出租公司向郑兴宽发放了工作牌、工作服，但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保，仅签订了《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2017年8月19日，郑兴宽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郑兴宽不具备承包出租车的资格，双方之间不是平等主体的承包合同关系，而是内部承包关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劳动者仅可选择劳动形式而无权放弃签订劳动合同，郑兴宽与运输出租公司之间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是否签订书面合同不影响这一关系的成立。出租车司机在人格上、组织上、经济上都对出租车公司有从属性，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现行法律法规均认可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注重保障出租车司机权益。郑常科、郑常菊系郑兴宽直系亲属，因与运输出租公司协商不成，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运输出租公司辩称，运输出租公司与郑兴宽于2017年5月11日签订《承包合同》，约定运输出租公司将其所有的营运出租车一辆承包给郑兴宽，承包期间，郑兴宽每日仅向运输出租公司缴纳220元承包费，其余部分全由郑兴宽所有。承包期间，郑兴宽是否实际营运、营运时间长短、营运额多少、是否请假均由其自行决定，不受运输出租公司约束。郑兴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运输出租公司不向郑兴宽发放劳动报酬，郑兴宽不是运输出租公司员工，双方只是承包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关系。综上，请求驳回郑常科、郑常菊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郑常科、郑常菊系郑兴宽子女。 2017年5月11日，运输出租公司与郑兴宽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运输出租公司向郑兴宽提供从事出租汽车营运的车辆一台，郑兴宽承包该车辆，并按照约定时间和约定金额缴纳承包费用；车辆牌照号为“川Ａ-×××××”；本车本轮营运期限为2017年5月18日起到2020年5月17日止；合同期内，“两人制”承包制第一年日承包任务定额为220元，第二年日承包任务定额为220元，第三年日承包任务定额为220元；两人承包经营车辆的每车须向运输出租公司缴纳车辆财产保管金4万元以增强安全生产、履约服务的责任感；运输出租公司拥有经营管理权、车辆经营权、车辆及其营运设施设备的所有权，郑兴宽拥有出租车辆承包期内相应的营运权及收益权。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其他规定。 《机动车行驶证》载明牌照号为“川Ａ-×××××”的机动车所有人为运输出租公司。 《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营运证》载明牌照号为“川Ａ-×××××”的机动车经营者为运输出租公司。 郑兴宽的《成都市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载明证号为“12459-1”、单位为“运总公司”、车牌照号为“川Ａ-×××××”。 运输出租公司与陈永强同时也签订了《承包合同》。郑兴宽与陈永强共同驾驶和经营牌照号为“川Ａ-×××××”的出租汽车。 郑兴宽与陈永强向运输出租公司缴纳了2017年5月至8月的定额规费。 2017年8月19日5时20分，案外人杨洋驾车行驶至金牛区抚琴西路55号门前路段时，遇郑兴宽从右至左步行横过机动车道，杨洋所驾车碰撞郑兴宽，造成郑兴宽当场死亡。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形成原因为杨洋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措施不当，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郑兴宽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认定杨洋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郑兴宽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2017年11月13日，郑常科、郑常菊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超期未审结案件证明》，载明该案未作出仲裁裁决，郑常科、郑常菊可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 审理中，郑常科、郑常菊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一份《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新入籍驾驶员安全承诺书》，欲证明运输出租公司对郑兴宽进行了安全教育。运输出租公司认为该承诺书的盖章并不是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且不能证明是郑兴宽本人签署的，故对三性不予认可。 审理中，运输出租公司另提交郑兴宽的《承包经营驾驶员营收明细表》，欲证明郑兴宽每月实际收入。郑常科、郑常菊认为该明细表是运输出租公司单方制作的，没有郑兴宽签字确认，故真实性不予认可。 另查明，2016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6〕5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载明：三、深化巡游车改革，（五）健全利益分配制度，出租汽车经营者要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2016年11月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成办发〔2016〕43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我市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载明：三、深化巡游车改革，（五）健全利益分配制度，出租汽车经营者要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 上述事实，有承包合同、机动车行驶证、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营运证、成都市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定额规费收讫凭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超期未审结案件证明、文件、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郑常科、郑常菊系郑兴宽子女，在郑兴宽去世后，可以就郑兴宽与运输出租公司之间的争议主张权益。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我市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下发后，结合出租汽车行业出现新的特殊情况，为健全利益分配，运输出租公司与驾驶员郑兴宽双方协商一致选择了签订经营合同即《承包合同》。 2017年5月11日，郑兴宽与运输出租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驾驶、经营运输出租公司所有的牌照号为“川Ａ-×××××”的出租汽车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 依据《承包合同》的约定，郑兴宽与陈永强共同承包运输出租公司的出租车辆一辆，仅需按每日220元的日承包任务定额标准向出租车公司缴纳承包费用。承包经营期间，郑兴宽与陈永强共同享有出租车辆的营运权及收益权，除按照约定向出租车公司缴纳“日承包任务定额”之外的营业收入均归出租汽车承包人所有。结合成都市出租汽车行业的一般情况，若签订劳动合同和承包经营合同，驾驶员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一般需要向公司缴纳“日承包任务定额”为380元左右，并由公司为驾驶员缴纳社保、支付月工资。本案中，在新的政策文件下发后，运输出租公司与郑兴宽签订《承包合同》而没有选择签订劳动合同，故郑兴宽与运输出租公司之间依据《承包合同》建立的是承包经营关系。 郑常科、郑常菊主张郑兴宽与运输出租公司之间签订了《承包合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郑兴宽对出租车公司有人格上、组织上、经济上的从属关系，郑兴宽生前应与运输出租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中，运输出租公司与郑兴宽虽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郑兴宽提供的劳动也是运输出租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但运输出租公司仅对郑兴宽进行安全生产、营运服务方面的管理，属于经营服务行业的基本要求，并不对郑兴宽进行业务、考勤方面的考核；郑兴宽经营运输出租公司的出租汽车，营业收入中除缴纳“日承包任务定额”之外的所有费用归其所有，运输出租公司不管理、支配郑兴宽营业收入；从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来看，运输出租公司与郑兴宽生前并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故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郑兴宽生前与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郑常科、郑常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拥军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何韵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