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4497号原告魏乐乐，女，198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身份证号xx。委托代理人杨子军，北京燕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添格美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六号院8号楼8层901、902、903室。法定代表人杜国玲，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于彦杰，北京市端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国玲，女，196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身份证号xx。委托代理人宋建农，北京市端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魏乐乐与被告北京添格美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添格美公司）、杜国玲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增辉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孙国荣、温晓汾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乐乐的委托代理人杨子军，被告添格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彦杰，被告杜国玲的委托代理人宋建农通过远程开庭的方式在线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魏乐乐起诉称：添格美公司系一家医疗美容门诊部，持有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杜国玲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经营场所的房屋所有权人。2019年6月20日，魏乐乐与添格美公司、杜国玲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添格美公司交由魏乐乐经营，期限为两年，添格美公司将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资质证书和相关文件资料、设备设施、外观设计专利、商标等交给魏乐乐管理和使用，魏乐乐经营期间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2019年8月22日开始以“最低股东红利”形式按照每月5万元的标准，每季度向杜国玲分配委托经营收益。魏乐乐向杜国玲承租添格美公司的经营场所，自2019年8月22日起，按每季度45万元标准向杜国玲支付租金。协议签订后，魏乐乐依约向杜国玲支付50万元委托经营押金，但在交接过程中，魏乐乐发现添格美公司、杜国玲没有遵守协议办理2018年度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存在重大瑕疵，且各科室没有注册的医师和护士，不具备医疗机构正常开业条件。各方协商提出魏乐乐办理校验手续，添格美公司、杜国玲进行配合协助，三方于2019年6月23日签署《〈委托经营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魏乐乐为此进行了出资引入医师、护士注册到添格美公司、准备材料、申报协调等，并按时支付了第一期委托经营收益和房租45万元。2019年11月13日，各方办理交接手续，魏乐乐撤离添格美公司，但添格美公司、杜国玲以魏乐乐违约为由，拒不退还已收取的费用。魏乐乐主张，涉案合同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关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相关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添格美公司、杜国玲违背诚信原则，实施欺诈行为，隐瞒合同标的重大瑕疵，其取得的押金、委托经营收益、房租应当全部返还，并赔偿魏乐乐经济损失，故魏乐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确认魏乐乐与添格美公司、杜国玲于2019年6月20日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和2019年6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2、添格美公司、杜国玲共同向魏乐乐返还委托经营押金5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添格美公司、杜国玲共同向魏乐乐返还委托经营收益（承包费）4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4、添格美公司、杜国玲共同赔偿魏乐乐员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福利费、医师、护士变更职业机构费用、工会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损失等损失共30万元；5、诉讼费用由添格美公司、杜国玲承担。被告添格美公司答辩称：不同意魏乐乐的全部诉讼请求。魏乐乐的违约行为给添格美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魏乐乐尚欠付添格美公司房屋租金、最低股东红利（截止到今年12月共240万元）。添格美公司为年检事宜支付了大量的费用，依法应由魏乐乐承担。添格美公司为处理相关违约事宜聘请了律师，从美国回国差旅住宿费应由魏乐乐承担。被告杜国玲答辩称：不同意魏乐乐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魏乐乐要求杜国玲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杜国玲是合同签约的丙方，丙方责任是出租房子，至于杜国玲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署的合同应由企业添格美公司承担。第二，两份合同有效。魏乐乐提出的该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但相关法律规定是不得出卖、出借、转让《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魏乐乐确认诉讼请求时候已经明确表示，魏乐乐交纳的是委托经营收益（承包费），这些行为都没有构成出租、出卖、转让等。第三，杜国玲在合同约定中是丙方，是房屋出租方，魏乐乐在签约时非常明确，故即使该合同无效，但是杜国玲的租房协议仍然有效。租房协议中，双方意思表示明确，不存在无效问题。至于是否违反了医疗机构的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定，杜国玲在合同有效期内，已向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的年检报告，该年检报告于2019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因此杜国玲不存在违规行为。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28日，添格美公司成立，注册资金3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杜国玲持股99%，经营范围为美容科医疗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美容科医疗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医疗机构名称为添格美公司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明，所有制形式为医疗美容门诊部，类别为营利性，主要负责人吴xx，有效期间自2015年11月8日至2019年12月31日，诊疗科目为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封皮载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其副本由持有者妥善保管，不得出卖、转让、出借和私自涂改。诉讼中，添格美公司自述称其在与魏乐乐签署本案合同前，曾两次委托给其他人经营，并曾与第二次委托人产生争议。2019年6月20日，甲方添格美公司、乙方魏乐乐、丙方杜国玲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门诊部系合法存续的医疗美容机构，法定代表人为丙方，甲方同意将添格美公司交由乙方内部委托经营。丙方系标的房屋的所有权人，愿意将其出租给乙方，由乙方委托经营门诊部使用。丙方系甲方的控股股东，乙方同意直接由乙方将委托经营上缴至甲方的利润在依法提留、纳税、并扣除丙方及甲方另一股东的个人所得税后，直接将全部税后股东红利分配款支付给丙方。本协议由甲方与乙方之间的门诊部内部委托经营协议关系，丙方与乙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协议关系，丙方与甲方、乙方之间的公司股东红利分配及支付法律关系三部分构成”；本协议生效之日，丙方将门诊部委托给乙方经营，乙方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已经充分了解门诊部的资质、经营状况、甲方的设备、设施情况（见附件2），愿意按照现状接收经营且今后不提出任何异议，甲方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等甲方其他相关文件资料、设备设施等，直接由乙方收取并管理和使用，公章、财务章、人名章由甲方或丙方指派人员掌管，乙方正常经营需要时，该人员需配合乙方使用；乙方委托经营的期限为两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委托经营期间，门诊部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享有和承担，乙方承担门诊部经营的一切支出（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管理费用、全部人员工资社保福利费用、工伤赔付、各类行政处罚和对外法律责任承担、耗材美容用品采购费用、推广费用、甲方应担负的税费等），自行承担所有医疗事故、事件等法律风险和责任；乙方对门诊部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负责门诊部的税费缴纳、工商年检、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许可资质年审；乙方有权且应当使用甲方原有的“杜大夫”品牌进行延续经营，有权使用甲方、丙方的外观设计专利和“杜大夫”商标；乙方需向丙方交付委托经营押金50万元，支付至丙方指定账户，委托经营期满或其他原因本协议终止后，5日内余额无息返还给乙方，若经营期内发生乙方欠付费用等，甲方可以从押金扣除欠付款；丙方将拥有所有权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六号院8号楼8层901、902、903室标的房屋出租给乙方，用于乙方委托经营门诊部，出租期限为两年，自上述50万元押金到账之日起计算，承租期间，有关水、电、气、通讯、取暖及物业费等与房屋有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丙方有权在押金中扣除，旁边手写注明“以上取暖物业费由丙方支付，杜国玲”并按手印；乙方同意按照5万元每月的标准向丙方预支最低股东红利，免除乙方前两月利益分配义务，2019年8月22日前，乙方向丙方支付3个月最低股东红利15万元，其后按季度支付，在下一季度开始前的10日前由乙方支付下一季度最低股东红利，超出5万元每月最低股东红利的部分，乙方应按照5万元为准，支付至丙方账户；房屋租金15万元每月，免除乙方前两月租金，2019年8月22日前，乙方向丙方支付3个月租金45万元，其后按季度支付，在下一季度开始前的10日前由乙方支付下一季度租金，详细付款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至11月22日、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2月22日、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5月22日、2020年5月22日至6月22日（第一年结束），第二年付款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至9月22日、2020年9月22日至12月22日、2020年12月22日至2021年3月22日、2021年3月22日至6月22日；本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乙方应按照附件2移交给乙方的设备、设施清单将设备、设施交回甲方；本协议签署时，甲方、丙方应保证门诊部经营所需的一切证照（包括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合法有效，并已通过了上一年度年检；乙方应保障门诊部经营所需的一切证照合法存续，按照要求完成年检，对此甲方应给予必要协助；乙方须自行解决委托经营管理期间产生的包括医疗纠纷、劳动纠纷、协议纠纷等各项法律纠纷，并承担全部责任。协议落款处，杜国玲在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处、丙方签名处均进行签字，无添格美公司盖章。2019年6月21日，魏乐乐与杜国玲签署交接单，交出人、接收人分别为杜国玲、魏乐乐，以表格形式列明327项交接物品，双方在每页下方签字及时间。交接后，魏乐乐开始实际经营。2019年6月22日，魏乐乐向杜国玲支付50万元，杜国玲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魏乐乐交来50万元押金（用于北京添格美医疗美容门诊部）。交款人魏乐乐、收款人杜国玲。2019年6月23日，甲方添格美公司、乙方魏乐乐、丙方杜国玲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在两个月之内完成医疗许可证等年检手续，甲方给予支持和配合。2019年8月23日，魏乐乐向杜国玲银行转账10万元，附言“添格美门诊承包费”。2019年8月28日，魏乐乐向杜国玲分三次银行转账共15万元、手机银行支付20万元。此后，魏乐乐主张添格美公司没有办理2018年度校验，并因此及各科室无注册医师、护士等问题与添格美公司产生争议。2019年11月13日，魏乐乐撤出添格美公司，并和杜国玲在2019年6月21日签署的交接单上再次签字，交出人、接收人分别为魏乐乐、杜国玲。双方另手写《添格美交接单》一份，共6页，内容为医生聘用协议、医师执业证租赁协议、医师和护士执业证书、点卡、购电卡、冷水卡、钥匙、药品耗材三证资料、相关管理制度、合同章、发票专用章等，魏乐乐、杜国玲在每页下方签字及时间；产生手写《魏乐乐采购物品盘点清单》一份，载明购买沙发、茶几、椅子、麻醉机等14项物品，有魏乐乐、杜国玲签字及时间。双方签署上述交接单后，魏乐乐主张添格美公司应退还其已经交纳的费用，而添格美公司以魏乐乐违约为由，拒不退还，双方对退还款项、损失赔偿等问题产生争议。为证明其具体损失金额，魏乐乐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曾与杜国玲沟通医师、护士的聘用事宜，提交了税务罚金付款凭证、罚款通知证明产生税务罚金1200元，载明税务部门罚没200元、1000元，所属时期为20180401-20180630、20181001-20181031；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载明费款所属时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金额共计5057.47元；添格美物业费空调费银行业务凭证载明，付款时间2019年6月24日，金额55677元；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添格美公司、魏乐乐同意支付6000元空调维修费；提交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证明支出医护人员费用180248.26元；提交电子缴税付款凭证证明其交纳2019年7月1日至9月30日工会经费2204.41元。添格美公司主张其具备合法经营手续，在委托给魏乐乐经营期间中，魏乐乐存在拖欠员工工资等行为，并使添格美公司产生诉讼案件，添格美公司提交了微信截图、涉诉信息网页截图等证据予以佐证，并提交了支出凭证截图、发票等证明添格美公司为处理上述纠纷产生相关费用。上述事实，有魏乐乐提交的《委托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付款凭证、交接单、费用凭证、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微信聊天记录、网页截图，有添格美公司提交的行政许可决定书、微信截图、涉诉信息截图、支出凭证截图、发票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事实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根据魏乐乐的诉讼请求，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委托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否应属无效，二是如两份协议无效，则各方责任承担及损失赔偿，三是杜国玲的责任承担。一、《委托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否应属无效魏乐乐主张，《委托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因违反《条例》而无效，故判断协议效力首先需判定两份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条例》的规定及该规定的性质，进而判断是否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第一，关于《委托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项下的法律关系。诉讼中，添格美公司、杜国玲主张，《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协议由甲方与乙方之间的门诊部内部委托经营协议关系，丙方与乙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协议关系，丙方与甲方、乙方之间的公司股东红利分配及支付法律关系三部分构成”，杜国玲仅系代表添格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租赁关系的出租方。但本院认为，从合同目的、合同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魏乐乐租赁杜国玲房屋系添格美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租赁该房屋亦是基于实际经营添格美公司。且在协议约定和实际履行中，协议行文措辞大部分以“甲方与丙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进行约定，押金、“最低股东红利”、房屋租金等费用均系直接支付给杜国玲。因此，所谓的三种法律关系均为实现同一合同目的，具有关联性，应为一个整体关系，不宜切割为独立多个法律关系分别处理。第二，关于两份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条例》规定。《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即针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使用规定了“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五种禁止情形，其中涉及许可证对外使用的行为即“出卖、转让、出借”。本案中，首先，从经营模式来看，虽然各方在合同首部约定“委托经营”，但根据合同内容，乙方“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并需要交纳押金及“按照5万元每月的标准向丙方预支最低股东红利”。其次，从证照、印章的保存使用来看，合同约定添格美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等其他相关文件资料、设备设施等，直接由魏乐乐收取并管理和使用。公章、财务章、人名章由添格美公司或杜国玲指派人员掌管，魏乐乐正常经营需要时，该人员需配合魏乐乐使用。再次，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根据当事人陈述，魏乐乐所聘任的员工仍然与“添格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魏乐乐实际聘任了医师、护士等工作人员，能够实际使用添格美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实际上获得了添格美公司的整体经营管理权。因此，根据上述约定和实际合同履行情况，本案中各方的合作模式为添格美公司整体承包给魏乐乐经营，魏乐乐以租金、“最低股东红利”等方式向添格美公司、杜国玲按月给付对价。故上述行为，应属添格美公司变相将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出借”给魏乐乐使用。对添格美公司、杜国玲关于各方之间行为并非“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条例》第二条规定，条例适用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本案中，从添格美公司的名称、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其取得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来看，添格美公司符合《条例》对医疗机构的定义规定，系《条例》规定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条例规定依法依规诚信经营，不得从事违反《条例》及我国关于医疗机构的其他监管规定的行为。而本案中，各方行为明显违反了《条例》第二十三条“《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的规定。第三，关于《条例》第二十三条的性质。为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保障公民健康，国务院于1994年2月26日发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自1994年9月1日起施行，并于2016年2月6日修改施行，系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而无论修改前后，《条例》第二十三条均规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可见《条例》关于医疗许可及资质使用的规定具有延续性。根据《条例》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条例》的颁行确定了医疗机构统一的监督管理机制，确立了对医疗机构从规划布局、设置审批、执业登记、执业活动管理以及定期评审的法律法规制度，并规定了违反这些制度的处罚制度。《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目的在于严格规范医疗机构执业活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基本权利，若违反规定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将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不良后果。因此，《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综上，各方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违反《条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为无效合同。魏乐乐的相应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添格美公司、杜国玲的相应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合同无效后的责任承担及损失赔偿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各方当事人应互相返还因履行合同取得的财产，并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添格美公司、杜国玲、魏乐乐对无效合同的签订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关于魏乐乐支付的押金50万元。因案涉协议无效，添格美公司应予以返还，对魏乐乐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魏乐乐对该无效协议的签订亦有过错，对其主张的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魏乐乐主张的委托经营收益（承包费）45万元。诉讼中，各方均主张该款项性质未做具体区分，既包括委托经营收益（承包费）又包括租金，均系履行协议义务。根据当事人提交的交接单等证据，该款项系魏乐乐实际占用添格美公司经营门诊部期间实际发生的费用，对魏乐乐的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魏乐乐主张的多种损失30万元。其中，税务罚金1200元载明所属时期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载明费款所属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金额共计5057.47元。上述税务罚金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产生于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6月20日之前，魏乐乐代为缴纳，添格美公司应给付魏乐乐相应款项，对魏乐乐的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除上述税务罚金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外，魏乐乐主张的其他损失，部分系其正常经营支出，部分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且魏乐乐对无效合同的签订亦有过错，对其关于其他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诉讼中，魏乐乐称部分物品尚保留在添格美公司经营地址，因双方对魏乐乐遗留物品的数量、保存情况、有无损坏、是否具备返还条件等事宜均有争议，对于相关争议各方可另行解决。三、关于杜国玲的责任承担如前所述，《委托经营协议书》虽然约定协议包含三种不同法律关系，但实际上系一个整体法律关系，不宜切割处理。从本案合同签约及履行的细节来看，其一，杜国玲在合同落款甲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处、丙方处签字，但并未加盖公司公章。其二，根据《委托经营协议》约定，“丙方”即杜国玲将门诊部委托给魏乐乐经营，魏乐乐将最低股东红利、押金、房租等均支付至“丙方”杜国玲指定账户。其三，实际交接过程中，均为杜国玲签字交接。同时，考虑到杜国玲系添格美公司持股99%的控股股东，在合同签订、财物收取、交接中，均存在个人与公司混同迹象，实际参与了《委托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履行。因此，杜国玲应当与添格美公司一并承担返还责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医疗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医疗机构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常伴随或导致医疗机构管理不规范、医师护士执业不规范等不当行医行为，规范医疗机构的执业行为，既是为了营造医疗行业的良好经营环境、维护医疗行业的诚信经营秩序，更是切实关系到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各医疗机构、经营医疗机构的主体及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员均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诚信经营，不应利用买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行为不当谋取利益，以免损害就医社会公众的健康安全。本案中，本院对添格美公司、杜国玲、魏乐乐变相出借、借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谋取利益的行为提出批评，添格美公司不应再行“委托”他人经营门诊部，魏乐乐亦不应“承包”经营医疗机构，均应自觉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魏乐乐与被告北京添格美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杜国玲分别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委托经营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无效；二、被告北京添格美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杜国玲共同返还原告魏乐乐委托经营押金五十万元；三、被告北京添格美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杜国玲共同给付原告魏乐乐代付的税务罚金一千二百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五千零五十七元四角七分；四、驳回原告魏乐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被告北京添格美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杜国玲负担886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由原告魏乐乐负担7187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增辉审判员  孙国荣审判员  温晓汾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