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43154号原告：刘某1，女，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新，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晨润，男，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某2，男，196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华，上海嘉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梓，上海嘉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新、殷晨润、被告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华、李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刘某2向我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共计11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我和刘某2于1996年9月9日在北京市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刘某3。2015年1月11日，我和刘某2签订了《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及“借据”一份。离婚协议书约定：“女儿刘某3由女方抚养，随女方生活，男方每月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大于等于1万元人民币（支付时间为每月15号）。直至支付总额达到等同于2015年1月现金价值一仟万元人民币为止。此费用男方承诺不管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优先支付。”离婚协议书同时约定：“女儿的教育费、医疗费等其他较大数额费用也由男方承担”。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女方享有男方现在和未来所持有及名下公司股权的50%的优先分红权和由此股权所产生的所有其他收益。此收益与2015年1月一仟万人民币现金价值比较，以价值高者计，伍仟万现金价值封顶（以2015年1月现金价值计算），不重复给付，但其中不包括女儿刘某3的教育等相关直接费用。债权人为女方本人而非其他任何人。”为确保我得到协议中约定的最低限度的权益以及确保我在认为必要时能够及时追讨权益的权利，双方同时签署了“借据”一份，该借据约定，刘某2向我累计借款一仟万人民币，并承诺以2015年1月一仟万人民币的现金价值偿还。我有权在2018年7月以后的任何时候追缴至刘某2偿还全部欠款。2015年1月12日，我和刘某2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后刘某2未按《离婚协议书》约定向我支付生活抚养费、房屋损失补偿金以及刘某3的教育费，经我多次催要，刘某2未能履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与刘某2自愿协议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补充协议》及“借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刘某2应当遵照约定履行支付义务。综上所述，刘某2不履行离婚时签署的协议，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现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我诉讼请求，保护我的合法权益。刘某2辩称，1．刘某1并非主张“生活抚养费”的适格主体。女儿刘某3是主张抚养费的适格主体，刘某1提出该诉请，不具有主体资格。2．刘某1就“房屋损失补偿金”，未提出明确的诉请金额。依照双方《离婚协议书》的约定“男方每月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大于等于1万元人民币”，以及双方离婚时的实际情况，刘某1有权主张的系“房屋损失补偿金”，但刘某1诉请金额中包括女儿生活抚养费，我认为，刘某1诉请金额不明确。而且，刘某1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并未将女儿生活抚养费和房屋补偿金进行拆分。3．依照《离婚协议书》所约定的支付时间，我应当于每月15号按月支付，因此，刘某1现主张我一次性支付没有依据。即使法院认为我应当支付至1100万元，我也已经支付了其中的195600元和447347．86元。关于刘某1提出的事实与理由，我认为：1．双方之间的争议，应当适用《离婚协议书》的约定，而非《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及《借据》。（1）从事实角度，该签订于2015年1月12日的《离婚协议书》，系对双方前一天所签各协议的修订。双方原本于2015年1月11日达成《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的第一条中，约定我需向刘某1支付一千万元以上、五千万元封顶，且女儿的教育费用等要全部由我承担，另行计算。签订《离婚协议书》和《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时，刘某1情绪非常激动，我出于尽早解脱的目的，虽然签了字，但也将自身情况和当时所经营的公司情况，包括经营贷款、借款等反复向刘某1解释，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因此，刘某1情绪平复后，也清楚的认识到我支付一千万元以上，甚至达到五千万元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对于我，不存在履行的可能性，最终损害的还是女儿的利益，而且，刘某1清楚我并不存在出轨外遇的过错，双方离婚主要是因性格不合，以及我因经营公司有多笔银行贷款和借款，刘某1也多次在贷款的连带责任担保上签过字，刘某1在财产上极度缺乏安全感，因此，刘某1也认识到对我提出的要求显然也极不公平，最终双方重新修改了《离婚协议书》，因为所修改的仅涉及第一页内容，所以第二页没有变动，重新签名写日期，双方也持该份协议登记离婚。因已时隔多年，我已不记得所修改的《离婚协议》的内容，但印象中，原来的离婚协议中还罗列了刘某1当时持股的公司名称。另外，我补充说明的是，刘某1于庭审中所述的离婚当日知晓离婚登记处只需备案离婚协议，并要求当事人书写当天日期不实。当时，双方离婚沟通已经反复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办理离婚登记需携带、备案的材料早已了解得非常清楚，不存在刘某1所述情形。（2）《离婚协议书》第一条中所写的给付刘某1“房屋损失补偿金”，符合双方当时实际情况。双方共有房屋于2014年9月出售，房屋到手价638万元，支付至刘某1账户，刘某1于2014年9月10日转给我290万元，我用该290万元偿还了个人贷款，刘某1又于2014年9月25日转给我18万元，即我从房屋出卖款中实际取得308万元。因该房屋出卖款偿还房屋贷款后的余款，本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而刘某1给了我290万元，用于我偿还个人贷款，因此，实际上我当时实际取得的款项，高于本应各半取得的金额，导致刘某1实际上少取得了房屋出卖款，因此，形成了离婚协议中所指的，我需要给刘某1的房屋损失补偿金。因房屋贷款、还贷等均以刘某1名义办理，我现难以明确当时房屋出卖后准确的偿还房屋贷款金额，但在印象中，该房屋损失补偿大约在100万元以内。（3）《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我承担女儿的费用，也符合当时客观情况，双方均是为了给女儿最大保障，并非《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所写的“债权人为女方本人而非其它任何人”。双方离婚沟通中所有的文件均是由刘某1起草拟定，刘某1根据其想法变更多次，前后矛盾，但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给女儿最大的生活保障，所以，根据当时双方谈好的意思，无论女儿实际发生多少生活费、无论女儿年龄多少，我均给予最大程度无条件的负担，与给刘某1的房屋损失补偿一共每月1万元以上，直至总额达到1千万元。另外，刘某1当时又考虑到女儿当时上的是国际学校，日后出国读书会产生大额学费，因此在生活抚养费之外，作了特别约定，要求教育费医疗费中较大金额的由我承担。综上，双方最终形成的《离婚协议书》，既比较符合我当时的客观情况及履行能力，也符合房屋出售后，双方互相之间确认的刘某1就房屋出卖款实际少取得的客观情况，也能够体现对女儿的最大保障。因此，双方之间应当适用《离婚协议书》的约定。2．双方不应适用《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约定。（1）《离婚协议书》与《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第一条的内容几乎完全相悖，并不能构成补充关系，因此，形成该两处完全相悖内容的原因系因双方根据实际情况，于离婚当日2015年1月12日重新修改了《离婚协议书》第一页。（2）从签订时间看，我认为，离婚协议书形成于2015年1月12日，与前一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有不一致的，应当以第二日签订的内容为准。（3）从效力上看，该离婚协议书经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备案，是准予离婚的依据，并且，双方从没有关于排除离婚协议书效力的特殊约定，因此，双方之间应以离婚协议的约定为准。（4）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该补充协议经北京市公证处公证有效，但该协议书并未经过公证，不具备生效条件。（5）双方离婚至今，刘某1从来没有要求过我进行公证，也可证实，刘某1事实上明确知晓双方在1月12日已经另行达成了离婚协议，不再适用该补充协议。3．双方也不能适用刘某1所举证的《借据》。（1）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因此，双方以虚构事实为基础，以虚假意思表示签署的借据无效，不能作为刘某1据以主张的依据。（2）该借据签订的时间是2015年1月11日，具体内容可以与双方同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相印证，但双方1月12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已经改变了补充协议的约定，因此，1月11日所签订的所有约定，包括该《借据》，都不应再适用。（3）1月12日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我应支付款项的时间、每月最低金额、总计最高金额都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并且，也没有排除离婚协议书效力的特殊约定，因此，如前所述的意见，我认为，在款项的支付方式上，应当以离婚协议约定为准，即每月15号支付最低一万元，而非一次性支付一千万元。（4）单就该借据的内容看，我认为，无论刘某1是否有权主张1千万元，刘某1现一次性主张，也没有依据。按照借据内容，刘某1可于2018年7月后，主张我全部欠款，对此，我认为，应付未付的才构成欠款，而尚未到支付时间的不能构成欠款。刘某1当时的意思，是指我自2015年1月后未付的款项，不受到诉讼时效的影响，刘某1在2018年7月后都可主张，但并非是指刘某1可于2018年7月后可一次性主张1千万元。（5）根据常理与实际情况，双方2015年离婚当时，我虽持有两家公司的股权，但该两家公司当时均处于亏损，刘某1股权并不具备在两三年之间变现的能力，我因公司经营有多笔借款、贷款，而且我还将承担女儿学费中较大数额的部分，因此，双方当时也不可能约定，我也不可能同意在2018年7月离婚三年后就一次性给付刘某1这样高的金额。因此，刘某1现一次性主张一千万元，没有依据。为了女儿不受到父母争议的不良影响，我自2020年1月起想尽各种办法独力负担女儿的开支，到现在已经支付了40余万，已经感到非常勉强，并且，我离婚后另行组建家庭，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生活压力非常大，我现持股的两家企业，均没有实际经营，尽管担任多家企业的董事或总经理，事实上也都是任职集团的经营安排，我目前税前年收入40万左右，全年基本都在各地出差奔波，方能勉强维持目前的支付能力，所以，即使按刘某1诉请判决，我也无法履行，届时将带来执行问题，如果我因无力履行而被列入失信执行人，显然不再有可能继续维持目前的支付能力，客观上讲，女儿目前在国外的教育与生活将难以为继，这是我作为父亲所不愿意看到，感到极为痛心的，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我也期望能够与刘某1冷静沟通，也恳请法庭能够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认定本案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刘某2主张刘某1提交的《离婚协议书》首页系2015年1月12日修改签订的，1月11日签订的原首页已经撕毁，不记得内容；尾页是1月11日签订的；刘某1主张《离婚协议书》两页都是1月11日签订的，双方都是非法律人士，以为登记离婚签个字就可以，1月12日应办事人员要求在第一页内容上签名捺印写当日日期，内容没有变化。本院认为，刘某2就其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刘某1亦不予认可，并对于首页落款日期问题作了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刘某2的主张不予采纳。2．刘某2提交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12日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及信用卡账单、支付凭证，证明自离婚后其向刘某1转账合计195600元，向女儿转账447347．86元，已尽力履行《离婚协议》的约定。经质证，刘某1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认为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证明在双方离婚后5年的时间内，刘某2仅向其转账195600元，严重违反双方的约定；信用卡账单、支付凭证显示刘某2绝大多数向女儿的转账发生在本案立案后，恰恰证明刘某2此前未履行离婚协议项下支付女儿教育费用的义务，该费用与其诉请的教育费用并不冲突，也不能抵消。本院认为，刘某1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本院不持异议，对于上述证据能否支持其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统一论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某1与刘某2于1996年9月9日在北京市登记结婚，婚后于2000年7月21日生育一女刘某3。2014年8月21日，刘某1与案外人刘文德签约出售登记在其名下的建筑面积128．1平方米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获得房屋价款638万元，其中175万元被用于偿还房贷。刘某1于2014年9月10日向刘某2转账290万元，于9月25日向刘某2转账18万元。2015年1月11日，刘某1与刘某2签订《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借据》各一份。《离婚协议书》有关内容如下：“一、子女抚养权、抚养费及探视权：女儿刘某3由女方抚养，随女方生活，男方每月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大于等于1万元人民币（支付时间为每月15号）。直至支付总额达到等同于2015年1月现金价值一仟万元人民币为止。此费用男方承诺不管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优先支付。……另外，女儿的教育费、医疗费等其他较大数额费用也由男方承担，具体数额和支付时间由双方根据具体的情况协商而定。……五、其他条款：双方承诺将共同承担双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管出现任何情况，都有责任和义务将双方父母养老送终。其他未尽事宜，可另行协商。六、本协议壹式叁份，男女双方各执壹份，交婚姻登记机关壹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有关内容如下：“一、女方享有男方现在和未来所持有及名下所有公司股权的50%的优先分红权和由此股权所产生的所有其他收益。此收益与2015年1月一仟万元人民币现金价值比较，以价值高者计，五仟万现金价值封顶（以2015年1月现金价值计算），不重复给付，但其中不包括女儿刘某3的教育等相关直接费用。债权人为女方本人而非其他任何人。……三、当女方因为各自原因，丧失供养父母的能力时（如发生意外），男方有责任每月支付女方父母两仟元人民币（以2015年1月现金价值计），至父母去世。四、此‘补充协议’是‘离婚协议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五、该补充协议经北京市公证处公证有效。六、本补充协议壹式贰份，男女双方各执壹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借据》有关内容如下：“借款人刘某2，向出借人刘某1以各种方式累计借款壹仟万元人民币，于2015年01月11日立据为证。并承诺以2015年1月一仟万元人民币的现金价值偿还。刘某1且仅刘某1本人有权在2018年7月以后的任何时候追缴至刘某2偿还全部欠款（扣除2015年1月以后除女儿刘某3教育等相关的直接费用以外已支付的还款金额）。”2015年1月12日，刘某1与刘某2登记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书》首页尾部空白处分别签名捺印，并手书当日日期，在尾页落款处将各自在1月11日的签名和落款日期划掉后，分别签名捺印，并手书当日日期。2020年12月8日本案庭审中，关于《离婚协议书》约定的2015年1月1000万元的现金价值，双方为便于诉讼，认可本院按照1100万元裁判。另查明，刘某2在与刘某1离婚时担任南京×公司、南京×公司等多家公司股东。本院认为，刘某2抗辩称刘某1并非主张生活抚养费的适格主体，且就房屋损失补偿金未提出明确的诉请金额。关于刘某1是否是主张生活抚养费的适格主体问题，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刘某1系以刘某2未按双方《离婚协议书》约定向其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为由诉至本院，《离婚协议书》约定“女儿刘某3由女方抚养，随女方生活，男方每月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大于等于1万元人民币（支付时间为每月15号）。直至支付总额达到等同于2015年1月现金价值一仟万元人民币为止”，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故刘某2应按照上述约定向直接抚养女儿的刘某1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刘某1作为受领女儿生活抚养费的权利人，可以作为本案主张生活抚养费的适格主体。关于房屋损失补偿金未提出明确的诉请金额问题，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将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合并在一起约定每月最少支付金额及支付总额，并未对各自金额进行区分，故刘某1依据上述约定将二者合并主张诉请金额并无不当，其未区分二者各自诉请金额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本院对刘某2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刘某1是否有权要求刘某2向其一次性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刘某2主张其应依照《离婚协议书》所约定的支付时间每月15号按月支付诉争款项。刘某1主张《离婚协议书》在内容上与《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和《借据》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构成完整的离婚财产处置方案，刘某2应当依照《离婚协议书》和《借据》的约定一次性支付诉争款项。本院认为，刘某1的主张合理，具体理由如下：一、双方于2015年1月11日签署《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和《借据》，三份文件的内容并不矛盾，且互相关联、相互补充，对双方离婚涉及子女、财产、双方父母赡养等事宜进行了全面约定，形成统一整体。关于诉争款项，《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一项约定“男方每月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大于等于1万元人民币（支付时间为每月15号）。直至支付总额达到等同于2015年1月现金价值一仟万元人民币为止”，如刘某2依照上述约定按每月1万元标准支付诉争款项，则完成诉争款项的支付需80年以上，明显不合常理，而《借据》则明确约定刘某1有权在2018年7月以后的任何时候向刘某2追缴上述2015年1月1000万元现金价值，此系双方通过订立《借据》的形式约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系对《离婚协议书》约定的诉争款项进一步明确履行期限，属于《离婚协议书》的有效组成部分。《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无论刘某2所持公司股权分红和其它收益是多少，刘某1均应当至少得到与2015年1月现金价值1000万元等额的款项。结合上述有关约定，双方关于诉争款项的支付约定应该为：刘某2在2018年7月之前每月最低向刘某1支付诉争款项1万元，刘某1有权在2018年7月以后的任何时候追缴剩余诉争款项，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二、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刘某1与刘某2在2015年1月12日登记离婚时根据婚姻登记机关要求在1月11日的两页《离婚协议书》上重新签署姓名和当日日期后提交登记离婚，但并未对《离婚协议书》的内容进行修改，因而并不会导致《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和《借据》失去法律效力，《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和《借据》仍是2015年1月12日《离婚协议书》的有效组成部分，故前述双方关于诉争款项的支付约定仍然有效。刘某2关于双方2015年1月12日重新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系对前一日所签三份文件的修订，双方不应适用《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和《借据》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刘某1有权要求刘某2向其一次性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双方为便于诉讼，认可本院按照1100万元裁判《离婚协议书》约定的2015年1月1000万元的现金价值，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刘某2抗辩称应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95600元和447347．86元，并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某1支付生活抚养费及房屋损失补偿金10357052．14元；二、驳回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050元（刘某1已预付），由刘某1负担3153元，由刘某2负担5089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光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