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6民初14550号原告：王守军，男，1970年8月6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天观，上海敬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花，上海敬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开成，男，1975年4月1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洁，上海锦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邹永格，男，1967年2月2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板桥镇邹祠村老郢队。第三人：邹玉，男，1976年7月2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双庙集镇公庄村后安队。第三人：张来庆，男，1976年4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李庄村一组86号。第三人：陶岑，男，1972年4月2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正阳关镇枸杞村门东队。第三人：周军，男，1977年5月12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板桥镇邹祠村老圩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然，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守军与被告邹开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20)沪0116民初284号民事判决。邹开成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3日作出(2020)沪01民终9370号裁定，撤销本院(2020)沪0116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诉讼中，原告王守军申请追加邹永格、邹玉、张来庆、陶岑、周军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守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天观、金花，被告邹开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洁，第三人邹玉、张来庆、陶岑，第三人周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然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邹永格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守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替第三人周军归还440,000元，并以4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4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017年8月20日起按照LPR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原为上海合洪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洪公司”)的股东，持有51%的股权，系合洪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13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原告将所持合洪公司股权作价73.52万元转让被告，转让后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3月24日，市场监督局核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被告成为合洪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约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五个工作日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60%，即44.12万元。该条第二款约定，完成法人变更后及所有手续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替周军还欠款44万元。上述合同项下应付合计为117.52万元，依约应予完成变更登记五个工作日内全部付清。但被告未能全面履行，被告付款事实为2017年3月15日支付5万元、3月16日支付40万元，合计支付45万元，工商变更登记后分文未付，被告欠付合同项下金额为72.52万元。被告邹开成辩称：1.合同约定的是第三人代位履行，原债权债务是不变的，原告仍应向周军追偿；2.欠款真实性有异议；3.从原告转让的股权只有18%，原合同约定40%股权，其实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双方以实际行动对合同作出变更，所以被告不应替周军还款，只有全部完成股权转让才能代位履行；4.这是周军个人的欠款，不是公司的。第三人邹玉述称，其受让了原告13%的股权，并付对价，合同也是在办理变更的地方签订的。第三人张来庆述称，2017年，我和陶岑，每人拿25万元作股东，款项是打给原告的。第三人陶岑述称，其出资额为25万元减去6、7万元，转让给其的比例是10%，工商变更是签过字的，时间可能是在2017年7月26日。第三人周军述称，其不欠款，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涉案合同中的第二条第三项条款，其不清楚。工厂的机器以及公司的销路是其负责处理的，完成变更后一个月公司就不做了。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这些证据为，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及附件、银行卡交易明细、工商档案及变更申请书、准予变更通知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份收条有异议，认为周军签字的真实性不确定，第三人周军对收条签名的真实性未在本院规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但认为收条中有关工人工资的真实性不认可，且抬头是公司，与周军无关。这两份收条，系第三人周军签名，不失真实性，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4日，第三人周军向原告出具收条称：“王守军替周军付工人工资111,380元”。2016年11月3日，第三人周军向原告出具收条称：“特注10月份合洪公司替周军支付还①支付还张来庆伍万元，②购买票13,500元，③付老李**(字迹不清)工资42,910元”。2017年3月13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了1份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合洪公司40%的股份以73.5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其中合同第二条约定如下：“1、本协议签订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转让金额的60%，即44.112万元整。2、完成法人变更(变更为邹开成)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付清转让金额剩余40%，即29.408万元整，如延迟支付，第一个月按1%月利息收取违约金，第二个月按2%月利息收取违约金，以此类推。3、完成法人变更及所有手续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替周军还乙方欠款44万元整”。该合同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7年3月15日，第三人邹玉向原告转款5万元。2017年3月16日，被告向原告转款40万元。合洪公司工商档案材料反映，2016年7月14日，李支喜与原告、第三人邹永格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支喜将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邹永格，将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当日，合洪公司订立公司章程，确定公司股东为邹永格和原告。2017年3月13日，原告、第三人邹永格作为出让方与第三人邹玉、陶岑、张来庆、被告邹开成作为受让方签订了1份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其持有的公司13%股权作价6.5万元转让给邹玉，10%股权作价5万元转让给陶岑，10%股权作价5万元转让给张来庆，18%股权作价9万元转给邹开成，邹永格将9%股权作价4.5万元转让给邹开成，出让方应于该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当日，合洪公司订立公司章程，确定公司股东为张来庆、邹开成、邹永格、邹玉和陶岑，股权比例分别为10%、27%、40%、13%和10%。当日的公司股东会决议，选举邹开成为执行董事。同日，公司股东由王守军、邹永格变更为张来庆、邹开成、邹永格、邹玉和陶岑。2017年3月23日，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局出具了上述内容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本院认为，原告是根据系争股份转让合同第二条第3款的约定，要求被告支付44万元。该条款约定了被告就第三人周军欠原告44万元的债务承担责任，而又未约定免除原本第三人周军应当承担的44万元债务责任，故该约定内容反映的是被告的一个债务加入行为，即被告自愿加入了第三人周军欠原告44万元债务，成为该债务的连带责任主体。被告关于该约定履行行为是一个代位履行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诉讼中，第三人周军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44万元的债务。对此，原告称，44万元的债务是由以下部分组成的，1.周军欠第三人张来庆20万元，原告转账还款；2.合洪公司欠工人工资111,380元，原告还款；3.购票款13,500元、老李一家子工资；4、其他款项，但记不清。并提供了2份周军出具的收条。其中2016年8月4日的收条未明确周军欠付原告债务，但也记载了“王守军替周军付工人工资”一语，该内容反映出原告已支付了本应周军承担的111,380元工人工资，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可以认定原告可以向周军主张相同金额的权利，该权利具有合法性。第三人周军虽否认上述债务，但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反证，本院足以认定原告对周军享有该金额的债权。2016年11月3日的收条，记载的是“10月份合洪公司替周军支付”，反映的是合洪公司替周军付款，而非原告，故该收条不能证明原告享有对周军的债权。因而，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周军欠付原告111,380元。被告虽在系争股份转让合同中同意替周军向原告支付44万元，但原告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周军欠付原告的债务金额为44万元。被告债务加入的行为应受系争股份转让合同的约束，但其加入的承担责任范围不应超出原债务人的金额，因此，本院只能认定被告加入周军对原告的债务金额为111,380元。被告还认为，根据系争股份转让合同第二条第3款的约定，被告承担44万元责任的条件是完成法人变更及所有手续完成后，现合洪公司的相应股权变更手续已经完成，但实际变更的内容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即约定被告受让的股权比例为40%，但实际受让比例为18%，故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还未成就。如前所述，涉案的该条款反映的是一个债务加入行为，与系争合同主要反映的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并无直接的关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条款中约定完成法人变更及所有手续完成后，被告履行债务加入行为，其真意是被告成为登记的股东后负有履行义务，而不是强调被告成为特定股权比例的股东后。事实上，2017年3月23日，合洪公司工商登记变更的被告股权比例与系争股份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比例虽不一致，但这也是被告自主行为的体现。因此，公司登记机关在2017年3月23日将合洪公司股东由王守军、邹永格变更登记为张来庆、邹开成、邹永格、邹玉和陶岑，即可认定系争股份转让合同第二条第3款约定的条件已成就，被告所提的上述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原告还要求被告支付自2017年4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其计算标准，不甚合理，本院予以调整。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邹开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守军111,380元；二、被告邹开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守军以111,38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原告王守军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原告王守军负担5,016元，被告邹开成负担2,88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哲审 判 员  余玲玲审 判 员  潘 玅法官助理  韦玲玲书 记 员  李 超附：相关法律条文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2、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3、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