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1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凌钧，女，197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岩，北京九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洲音像出版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6号广安大厦北段12层。法定代表人：王明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晓巍，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凌钧因与被上诉人九洲音像出版公司（以下简称九洲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2民初8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凌钧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第一项，请求改判九洲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人民币28万元、2020年1月至7月间拖欠的工资7万元。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书内容不规范，判决书中没有“经本院审理查明”的内容，严重影响一审事实的准确性，违反了最高院关于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要求。第二，一审驳回我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错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设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宗旨，认定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却提出对应的赔偿金标准为零，使劳动者利益受损，本着公平原则，赔偿金标准应参照我既往工资标准和2020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且现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标准，自2018年10月至2020年7月，双方共同认可的工资为3600余元至5900余元不等，存在双方共同确认的工资金额。第三，一审驳回关于工资方面的请求错误，双方的《中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前，我以书面形式向九洲公司提交了返岗申请，但九洲公司没有给我安排工作，导致我2020年1月至7月无法回去工作，这一后果系九洲公司认为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造成的，应承担向我支付7个月工资的责任。九洲公司辩称：不同意常凌钧的上诉请求。我公司认为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6年10月21日至2018年10月21日，也不认可解除原因，但我公司未提起上诉。常凌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2006年3月1日至2020年7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九洲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人民币28万元；3.判决九洲公司支付2020年1月至7月间拖欠的工资7万元；4.由九洲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凌钧曾以九洲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与九洲公司于2006年3月1日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九洲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8万元；3.九洲公司支付其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8日拖欠的工资7万元。九州公司在仲裁及诉讼阶段均提出常凌钧申请请求，诉讼请求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意见。2021年1月13日，该仲裁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20]第3361号裁决书，确认双方于2016年10月1日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裁决后，常凌钧不服，向法院起诉。诉讼中，双方确认常凌钧于2020年7月15日将其社会保险转出从九州公司转出。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1.常凌钧提交2014年《劳动合同书》，证明九洲公司以北京九洲宏亚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常凌钧订立劳动合同。九洲公司表示对合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2.常凌钧、九洲公司均提交了《中止劳动合同协议书》，常凌钧以此证明双方签订中止协议只是办理停薪留职，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九洲公司则表示中止协议是常凌钧因身体原因无法工作提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协议，双方劳动关系于第一次协议签订时即2018年10月21日解除。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均坚持己方举证意见。经查，二份中止协议的期限分别为：2018年10月2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抬头部分均载明“乙方（常凌钧）向甲方（九洲公司）申请中止劳动合同，经双方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以便共同遵守”；协议条款均载明“乙方中止劳动合同期间，甲乙双方视为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互不承担相关劳动合同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在外所发生的一切事故均由乙方全部自负，一切事故均不视为工伤，甲方不承担责任；劳动合同中止期间，乙方不享受在甲方的工作时间不计算本企业的工作年限；劳动合同中止期间，乙方不享受甲方的工资、奖金、补贴、保险等薪酬、福利待遇；劳动合同中止期间，乙方的社会保险关系（含住房公积金）仍在甲方，所有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由甲方代收代缴；劳动合同中止期间，乙方如从事非法活动或发生对甲方造成严重影响的行为，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甲方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甲方有权按照规定解除与乙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对于上述协议条款中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前后冲突问题，九洲公司表示系因表示不规范所致。3.常凌钧提交《返岗申请书》《提交返岗申请书情况说明》，证明其于2019年11月25日向九洲公司提交了书面返岗申请。对此，九洲公司不予认可，称没有相关事实，且常凌钧自行书写的情况说明不具证据效力。4.常凌钧提交《关于成立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工作组的通知》《关于九州文化传播中心领导分工的通知》，证明九洲公司的开办单位九州文化传播中心决定取消九洲公司领导班子及部门设置，免去原有班子成员职务，成立九洲公司工作小组，由郑月文任组长、裴超、崔斌任副组长。九洲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公司已经停业，相关人员的身份无法核实。5.常凌钧提交谈话录音及相关文字整理材料，证明在2020年6月29日常凌钧等三人与九洲公司工作小组谈话中，工作组人员称九洲公司未将常凌钧等人作为员工上报办理解除劳动关系事宜，并要求常凌钧等三人在2020年7月将社会保险关系转出，不转出单位会做减员，足以印证九洲公司与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对此，九洲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表示即使真实，也不能得出公司与常凌钧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结论，反而能印证公司2018年10月21日与常凌钧签订中止协议后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的事实。6.常凌钧提交个人社会保险权益记录、个人银行收入明细、个人书写的病假、产假情况说明、个人工资情况说明。其中，个人社会保险权益记录显示常凌钧的社会保险缴纳主体情况：2006年3月至2012年4月为九州文化传播中心，2012年5月至2014年12月为北京九州宏亚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为北京宽频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10月至2020年6月为九洲音像出版公司。个人银行收入明细期限为2015年9月至2018年12月，具体明细载有北*司、郑*华、九*司向常凌钧支付工资、费用及ATM转账的信息。九洲公司对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及银行明细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双方劳动关系2018年10月21日解除，即使计算补偿金，也应该按照病假工资（最低工资的80%）标准予以确定。情况说明均为常凌钧个人书写，没有证据效力。7.常凌钧提交九洲公司及相关企业工商注册信息，证明九洲公司由九州文化传播中心开办（全资股东），北京九州宏亚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宽频科技有限公司均由九洲公司以直接投资或间接控股。对此，九洲公司表示认可工商登记信息，不认可证明目的，但未提交证据加以反驳。8.常凌钧提交工作成果（纪录片台北故宫，2009年1月央视一套播出，显示九洲公司为出品方之一，演职员表显示的策划人员中有常凌钧的名称字样）以及参与九洲公司活动的照片（2006至2008年，显示中央台办信息），证明入职时间为2006年3月。九洲公司确认纪录片台北故宫是公司拍摄，但不认可常凌钧当时为公司员工，并对照片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照片中没有九洲公司的标识，不能认为常凌钧当时与九州公司存在劳动关系。9.常凌钧提交责任编辑证（取得资格时间2011年10月16日，注册日期2012年6月21日，工作单位均为九洲公司，加盖九洲公司公章）、职业资格登记申请表（记载常凌钧2006年3月至今在九洲公司担任编辑，加盖九洲公司公章，日期2012年6月5日）、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证明信（其中工作履行载明2007年11月12日至2020年7月15日为九洲公司）、关于常凌钧同志的任命决定（2010年1月1日九洲公司任命常凌钧为九洲公司专题部副经理，加盖九洲公司人事部公章）、干部履历表（其中工作经历载明2006年3月至今工作单位为九洲公司，日期为2009年12月3日），证明其2006年3月起入职九洲公司。对此，九洲公司表示因九洲公司公章带有编号，但证据中所有盖章都没有编号，故对真实性均不认可，但不要求司法鉴定；对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与常凌钧个人存档有关的证据，也因其自行存档而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加以反驳。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九洲公司虽然否认与常凌钧在2016年10月1日前建立劳动关系，但根据常凌钧提交的加盖九洲公司印章的责任编辑证、职业资格登记申请表、存档机构证明以及常凌钧人事档案任命决定、干部履历表、参与工作成果等内容，均可认定常凌钧与九洲公司的劳动关系的时间早于2016年10月1日。鉴于九洲公司盖然性否定在此日期之前与常凌钧存在劳动关系，且常凌钧的陈述劳动关系起始时点与上述证据中相关记载时点一致，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始于2006年3月。九洲公司关于否定公章真实性的抗辩意见，因不申请司法鉴定，法院不予采纳。九洲公司关于因其他主体与常凌钧签订合同、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而否认与常凌钧存在劳动关系的抗辩意见，与上述证据记载内容不符，且相关主体均为九洲公司关联单位，法院亦不予采纳。关于双方签订的《中止劳动合同协议书》。首先，因其约定的条款对中止期间劳动关系是否存续一节前后表述矛盾并可续签，故在没有证据证明该中止协议书系因常凌钧申请离职所致，且在文意前后不符，又不能协商变更的情况下，应对提供格式合同的九洲公司一方作出不利解释。据此，法院对九洲公司关于应以中止协议的签订认定双方劳动合同解除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因协议约定双方劳动合同中止期间除关于常凌钧自费以九洲公司名义缴纳社会保险的非法约定外再无其他实质劳动关系权利、义务，故法院认定双方在此期间就中止劳动合同履行达成一致意见，并实际中止履行劳动合同；第三，根据双方第二份中止协议第七条的约定，劳动合同中止期满，常凌钧要求回九洲公司工作的，应提前30日提出书面申请。本案中，常凌钧虽主张其于2019年11月25日向九洲公司当面提交了返岗申请，但因缺乏事实依据且九洲公司不予认可，法院无法认定。因在双方第二份劳动合同中止协议期满后，没有证据显示九洲公司为常凌钧安排了工作或对常凌钧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且该公司仍以其名义为常凌钧（自费）缴纳社会保险至2020年6月，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劳动合同中止履行状态于第二份中止协议后延续，并对常凌钧要求九洲公司支付2020年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九洲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不适用于本案诉讼请求中的确认部分，且在给付部分不能成立，法院均不予采纳。关于劳动关系解除一节。根据上述双方延续中止履行劳动合同状态的认定，并结合九洲公司工作组人员2020年6月29日在谈话中作出的要求常凌钧2020年7月自行转出社会保险关系，否则作减员处理的意思表示，法院认定九洲公司系在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部门、领导班子已撤销、公司不再实际经营，且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与员工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与常凌钧解除劳动合同。但九洲公司上述解除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在此情形下“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的前置性规定不符，属于程序违法，法院据此认定九洲公司违法与常凌钧解除劳动关系。虽然九洲公司表示不能确认崔斌等三人的工作组成员身份，但未提交证据对常凌钧提交的任命通知、领导分工加以反驳，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常凌钧要求九洲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的请求。因法院已经认定九洲公司的解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故九洲公司本应按照劳动者的主张承担向常凌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的法律责任，但因双方于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期间处于劳动合同中止履行状态，在此期间常凌钧无工资收入，经济赔偿金数额为零，故不再支付。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常凌钧与九洲音像出版公司于2006年3月1日至2020年6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其中2018年10月21日之后部分为中止履行状态；二、驳回常凌钧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常凌钧提交2019年至2020年度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双方存在共同认可的工资标准，九洲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另补充查明，常凌钧与九州公司签订的第二份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中止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劳动合同中止期满，乙方（常凌钧）愿意回甲方（九州公司）工作，须提前30日提出书面申请，以便甲方及时安排工作。劳动合同中止协议期满后15日内，甲方为乙方安排工作后，乙方未回原单位的，视为乙方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甲方可按照自动离职予以处理；劳动合同中止期满，乙方若提出继续签订劳动合同中止协议，须经甲方同意后重新签订协议；本协议自劳动合同中止期限之日起生效。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常凌钧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自2006年3月1日起建立，一审法院结合常凌钧提交的证据，以及为常凌钧缴纳社会保险及支付工资的相关主体与九州公司为关联单位的情况，采信常凌钧的主张，认定双方自2006年3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因双方签订有2018年10月2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中止协议，常凌钧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第二份中止协议期满前30日内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回公司上班，亦无证据显示九州公司在协议期满后为常凌钧安排了工作，直至2020年6月29日由九州公司工作人员在谈话中作出要求常凌钧转出社保关系否则作减员处理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20年6月29日，其中在2018年10月21日之后部分为中止履行状态，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且双方对此均未提出上诉，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前述认定，双方劳动合同中止履行状态在第二份中止协议后延续，常凌钧在第二份中止协议期满后未向就九州公司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对常凌钧要求九州公司支付2020年工资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在2020年6月29日的谈话内容，认定九州公司系因在公司部门、领导班子已撤销、公司不再实际经营情况下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因该公司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与常凌钧达成协议，亦未依法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常凌钧或者额外支付常凌钧一个月工资，据此认定解除程序违法，属违法解除，并无不当。九州公司的解除行为违法，应当就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向常凌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一审法院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处理不妥，本院予以调整。考虑到常凌钧与九州公司因签订协议而致使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且无工资收入，同时双方约定中止履行期间的工作时间不计入工作年限。故本院判令九州公司支付常凌钧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7200元。综上所述，常凌钧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2民初89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2民初898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九洲音像出版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常凌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7200元；四、驳回常凌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常凌钧负担5元（已交纳），由九洲音像出版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晶晶审 判 员 张 洁审 判 员 庞 妍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余 未书 记 员 朱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