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36336号原告：鲍肇钧，男，1982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晶京，上海金茂凯德（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竟轩，上海金茂凯德（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星客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魏泽。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玥凯，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东，男，该公司员工。原告鲍肇钧（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星客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晶京、黄竟轩，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玥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区域代理商合作合同》已于2020年3月16日解除；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代理费256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3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署《区域代理商合作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约定被告同意原告于2019年11月10日至2022年11月9日期间担任星客多品牌在天津市河西区及南开区的区域代理商，有权使用星多客品牌在区域内开展特许经营招商及加盟业务（其中，原告有权在区域内开设5家免缴纳品牌使用费门店）。涉案合同签署后次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区域代理费256000元，合同签署后最初四周内，由于被告原因，店铺选址工作未实质推进。2019年2月8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间，涉案合同因春节及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陷入停滞状态。鉴于以上情况，原告于2020年3月16日向被告发送《解除合同告知函》要求解除合同。首先，涉案合同系特许经营合同，原告在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任意解除权；其次，由于疫情原因，北京市及天津市均实施严格的出入管制及隔离等措施，导致选址代理无法往返京津进行店铺选址工作，原告亦无法赴天津考察店铺位置，合同因疫情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原告可依据不可抗力解除涉案合同；最后，涉案合同签署后最初四周时间内，合同项下第一家加盟店的开店工作一直停留在选址阶段，没有实质进展，被告亦未按照约定在区域内进行市场开拓，且在原告发出解除函后，被告亦无实际履行行为，双方已无继续履行合同意愿。因此，涉案合同应当于2020年3月16日解除。由于合同解除前合同项下的招商及加盟工作尚未实质开展，根据法律及涉案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全部区域代理费用。此外，由于被告拒绝协商，因此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亦应由被告承担。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首先，选址系原告义务，被告仅对原告选址进行评估，原告不得依据选址主张解除；其次，疫情以来被告业务正常推进，且被告已经明确告知原告可对合同期限进行延长，疫情不属于不可抗力；最后，涉案合同非特许经营合同，且被告已经拒绝其他加盟商在原告代理区域内开设店铺，原告已经实际占用被告资源。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1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署涉案合同，就乙方申请与甲方合作，担任甲方代理商一事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一、基础事项。甲方同意乙方担任天津市河西区、南开区代理商；甲、乙双方相互独立，乙方以己方名义根据甲方需求、代理商服务职责及合同约定事宜提供代理商服务。合同不得被解释为赋予任何一方指示及控制另一方日常活动的权利等。二、乙方权利及义务。当乙方成为独家代理商时，可获取约定区域内所有招商线索、资源及区域内工位运营管理权；乙方有权享受甲方免费提供的招商、运营辅助支持；经甲方许可后，乙方有权引导品牌使用方增加新的SKU，并享受认证费、培训费分成；乙方开设门店前需与甲方签订《品牌授权合同》，鉴于乙方代理商身份，可享受代理商品牌使用政策——即品牌使用费为原价的40%，乙方针对该笔品牌使用费不享受代理商分成；由于乙方有权开设免缴纳品牌使用费的门店，乙方可将开设门店的权利转让至第三方，第三方需签订《品牌授权合同》，品牌授权费扣除相关成本后，剩余部分为乙方代理商分成，品牌授权期限为三年，自门店开业之日起计算；乙方有权在约定区域内推进品牌使用方订购甲方零售产品，并享受零售商品订货金额分佣提成；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应积极维护甲方品牌形象，接受甲方监督与指导，不得作出任何有损甲方品牌形象的、违反红线政策行为；在行使代理商权利过程中，乙方应遵循自愿的原则，不得强制要求任何合作方完成相应业绩；在合同期满后，受客观因素（如无适用店址等）影响，乙方开设的已实际营业或曾实际营业门店数量不足约定数目，甲方有义务扣除成本后向乙方返还部分代理费。三、甲方权利与义务。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招商、运营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汇报招商、运营工作进度；甲方有权在代理区域内协助代理商进行招商工作，并向第三方进行品牌授权；甲方有义务在确认乙方提供的运营服务质量符合甲方标准时支付服务佣金；如乙方有意向自费申请甲方品牌授权设立工位，甲方有义务在品牌授权费上予以优惠，仅限于合同约定区域内；经乙方申请，甲方有义务指派专业团队协助乙方开展运营工作，甲方团队的差旅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往返车票/机票、住宿费等）由乙方承担。四、费用。乙方需在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缴纳代理费用256000元，乙方可在代理区域开设免缴纳品牌使用费门店数量为5个。五、服务佣金。按照合同约定，乙方有权在完成招商、运营服务并经甲方确认后获取服务佣金（见附件，附件系区域代理商收入说明，其中载明代理商可获取相关费用的分成比例，可分成费用具体包括品牌授权费、选址佣金、运营管理费、供应链利润、教育培训、巡店督导、代招聘及代运营等费用）。六、知识产权和文件。为便于乙方开展招商、运营工作，甲方将向乙方提供招商资料、运营资料等文件，乙方应将所有文件用于合同项下的工作中；乙方在开展招商过程中，身份仅为甲方合作伙伴，未经甲方、品牌所有权人书面许可，不得授权其他第三方使用甲方品牌或商标；最终品牌授权行为均甲方实施。七、合同期限及生效。合同期限为自2019年11月10日至2022年11月9日。合同自甲方确认收到乙方支付的足额代理费用之日起生效，终止时间不因合同迟延生效而顺延；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破产清算等情形无法履行合同的，可无须征得相对方同意，随时书面通知另一方提前终止合同；任何一方在收到守约方整改要求后拒不执行，任意一方可在合同期限届满之前30个自然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中止或终止合同。八、违约责任。如任一方违反双方权利义务之约定，并造成守约方产生实际经济损失，守约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违约方应足额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九、争议解决方式。诉讼过程中产生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证据保全费、财产保全费、交通费均由败诉方承担。此外，涉案合同及附件还就保密条款、红线政策及处罚措施等事宜进行约定。同日，原告向被告支付256000元，被告出具等额收据。2020年3月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解除合同告知函，其中载明2020年初爆发疫情，很多经济活动无法正常实现及实施，具体到原告拟定的代理招商、设立直营门店等活动，由于原告定居北京，而京津地区均采取了严格的出入管控，加之长期频繁往返京津亦增添感染风险，因此正式通知被告解除涉案合同。次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上述告知函，被告当庭确认收到告知函。本案中，原告依据以下三点主张涉案合同已2020年3月16日解除：首先，涉案合同系特许经营合同，原告在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任意解除权；其次，合同因疫情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原告可依据不可抗力解除涉案合同；最后，在原告发出解除函后，被告亦无实际履行行为，双方已无继续履行合同意愿。为证明涉案合同系特许经营合同，原告向本院提交被告宣传手册一份，其中对专业团队、品牌荣誉、六大赋能助力门店经营、品牌使用方案等内容进行了宣传。“品牌使用方案-城市代理”一项写明，“成为星客多‘城市代理商’，与星客多一起在新城市开辟市场享受代理城市3年招商、运营、收益权”。为证明原告已经明知其作为代理商可享受的权利义务，且已经享受作为代理商的权利，被告向本院提交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但明确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张某2证言中确认其系星客多品牌天津市和平区代理商，曾欲在天津市南开区地域内开设品牌加盟店，由于南开区代理商不同意故而更换店址。此外，被告另向本院提交选址义务归属说明及《标准门店（一线城市）》文件一份，证明选址系原告义务，原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认为上述文件系双方协商之初介绍加盟流程的非正式文件，且与涉案合同内容不一致，无法律约束力。另一，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就选址及要求被告履行涉案合同义务等事宜与被告进行沟通。另二，原告主张律师费30000元，并提交《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及转账记录。以上事实，有《区域代理商合作合同》、付款凭证及收据、《解除合同告知函》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宣传手册、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付款凭证、证人证言、打印件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因涉案合同成立于民法典施行前，合同期限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双方争议产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涉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结合原告提出的解除合同依据以及本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能否依据被特许人任意解除权解除涉案合同；原告能否依据不可抗力解除涉案合同；原告能否依据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解除涉案合同。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阐述如下：关于被特许人任意解除权一节，《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特许经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判断本案能否适用上述条款的必要前提即为判断涉案合同性质是否系特许经营合同。对此，本院认为，特许经营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以下简称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根据上述规定，判断涉案合同性质应当综合考量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是否具备特许经营合同的基本特征，即特许人将其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等经营资源许可被特许人在特定经营模式下使用；被特许人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在对上述特征进行判断时，不应简单以合同名称作为判断依据，而应对合同内容进行整体评价，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涉案合同内容来看，本案原告的主要合同权利为获取招商、运营辅助支持，获取品牌授权费、选址佣金、运营管理费等费用分成及获取零售商品订货金额分佣提成等。而被告应当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为支付服务佣金，向原告提供招商资料及运营资料等文件以便原告开展招商、运营工作等。上述权利义务的相关内容并不包括将经营资源和经营模式许可原告使用，故涉案合同并不符合特许经营合同的特征。虽然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可享受品牌使用费优惠政策，以及可在代理区域开设5个免缴纳品牌使用费门店，但合同同时要求原告开设门店前需与被告签订《品牌授权合同》，故而上述优惠政策相关的合同约定仅系对被告可免缴纳品牌使用费开设门店的权利的确认，而并未进一步明晰开设门店过程中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因此，上述约定对涉案合同性质的认定并无影响。综上，本院对原告依据被特许人任意解除权解除涉案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不可抗力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涉案合同履行期间内，我国发生了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政府亦采取了相应的防控措施，对于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来说，疫情属于前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然而，疫情作为不可抗力并不必然导致合同免责解除，具体还应结合合同履行期限、合同履行内容、疫情影响程度及因果关系等综合考量。本院基于如下原因认定原告无权依据不可抗力解除涉案合同：首先，涉案合同履行期限自2019年11月10日至2022年11月9日，而疫情发生在合同订立的初始阶段，至原告向被告发送解除合同告知函时，涉案合同尚有近三年履行期限；其次，原告依据涉案合同取得的主要权利为利用被告品牌及招商资源、招商运营材料等进行招商，并从中获取佣金及相关品牌使用优惠政策，疫情虽然会对潜在加盟商的加盟意愿及被告的招商进展产生一定影响，但代理招商等商事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仍可继续进行；再次，虽然各级政府在疫情发生后及时采取了全面、严格的防控措施，但原告仍有机会通过线上等多种手段开展招商活动，上述措施并不必然导致涉案合同履行的全面停滞；最后，疫情对涉案合同双方均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判断合同应否解除时，理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寻求双方利益平衡，在疫情影响尚未达到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程度时，涉案合同仍有继续履行的可能，因此，对原告依据不可抗力解除涉案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未履行合同约定一节，本案中，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就被告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提出异议，且其在解除合同告知函中亦未提及被告履行义务的相关情况，加之涉案合同签订不久即发生疫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违约行为，因此，对于原告依据被告违约行为主张合同解除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鲍肇钧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90元，由原告鲍肇钧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谭雅文审 判 员 裘 晖审 判 员 李 孟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雒 欣书 记 员 马雨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