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6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1957年8月8日出生，汉族，大连市中山区3。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梅，女，196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瑀璠，系刘某2女儿，女，199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女，1954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英，辽宁正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建君，女，196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女，199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建君，系刘某4母亲，自然信息同上。上诉人刘某1、刘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3、刘某4、江建君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4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告刘某3向原告刘某1支付11.91万元补偿金，向原告刘某2支付9.92万元补偿金;2.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被告刘某3向原告刘某2支付借款本金1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刘某1、刘某2上诉被告刘某3、江建军提交的多份遗嘱不符合遗嘱生效要件、应属无效，一审法院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2013年5月15日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定有效条件，代书遗嘱无效。刘某3提交的该代书遗嘱显示由于建波执笔、另一见证人为李某。在本案原一审过程中，刘某3称“我不认识于建波”、“老人不认识于建波”，本案一审中竟反言称“于建波是我找的律师，我父亲当然不认识”且“于建波已经死了”。刘道福在立遗嘱时已是高龄老人，身体状态及认知能力均有下降，此时对于代书遗嘱见证人资格审查应当更加严格。从遗嘱的内容判断，孙法花生前与刘道福共同居住，没有任何一名子女与两位老人同住，“常年的生活起居都由长女刘某3照顾”更是无稽之谈,此遗嘱距离孙法花去世不足一个月，何来“常年”，充分体现了这份遗嘱不符合真实情况、未表达老人真实意思。此外，于建波未到庭发表证言，根本无法还原当时情景。见证人李某是“刘某3的发小”“从小就认识”，属于《继承法》第18条“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其本身就不具备作为遗嘱见证人的资格。再结合上诉人一审证据庭审笔录也可以看出，李某对于遗嘱的描述经常答非所问、不清楚文件数量、不清楚于建波是否书写，无法还原当时情景、未见证遗嘱形成的全过程。被告江建军亦提交2013年5月15日“声明”、2013年5月17日“证明”，两份文件依据普通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经验、用肉眼即可判断系同一人、在同类纸张上书写。江建君在原一审中陈述2013年5月15日“声明”系刘道福自书，然而本次一审庭审中江建君亦反言称该“声明”系于建波代笔。明显可以看出，刘某3、江建军对于同一日的事实陈述根本前后矛盾,完全是在随意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陈述，其陈述完全缺乏可信性。因此，该份“遗嘱”不符合法定有效条件，当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错误。2013年10月25日打印遗嘱不符合法定有效条件，遗嘱无效江建君提交的该打印遗嘱，显示孙某2、刘英华为见证人。该遗嘱不具备两个见证人同时见证的条件、并非由见证人打印，不符合遗嘱生效要件。被继承人刘道福作为高龄老人不会使用电脑、家中亦并无电脑,该遗嘱明显不是被继承人本人打印。根据孙某2庭审的发言，可知：（1）孙某2是第一个见证人；（2）遗嘱不是他打印的，他不清楚如何打印的；（3）与第二个见证人未碰面、未同时在场。此外，另一位见证人始终未到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民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因此，打印遗嘱不满足法定有效条件，明显是无效遗嘱，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且明显不当。2015年1月6日“声明”真实性存疑、修改增删处未签字，刘某3提交的该自书“声明”，显示孙某1、李某为见证人。被告刘某3一方面拿出代书遗嘱称2013年5月15日刘道福需要代书，另一方面却拿出自书“声明”称2年后刘道福能自己在10分钟内写满2页纸“声明”，明显不符合常理。该“声明”书写时间为2015年1月6日，证人见证时间为2015年4月2日。自书遗嘱本就不需要见证，更何况是三个月后的见证，完全属于画蛇添足、做贼心虚。见证人李某、孙某1对遗嘱订立过程描述互相矛盾，完全是欲盖弥彰。根据人大常委法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对《继承法》第十七条的释义：自书遗嘱中如需涂改、增删，应当在涂改、增删内容的旁边注明涂改、增删的字数，且应在涂改、增删处另行签名。而该声明多处增删、涂改，并无签名。可以看出该声明并非是刘道福本人真实意愿，有篡改的痕迹，完全是刘某3自己的意思表达。二、4万元存单系共同遗嘱订立前给付刘某2，与共同遗嘱中二被继承人仍欠款10万元无关,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共同遗嘱中明确被继承人孙法花、刘道福欠原告刘某2十万元，对此事实一审刘某1、刘某2上诉状法院已经做出明确认定。然而，就4万元存单性质，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原一审判决送达后，江建君在微信中确认收到判决、并承认按照法院判决内容履行法院判决向刘某2支付11,434元，其中1万元系原一审法院判决确定的10万元债务中、应由其向刘某2支付的部分。充分说明，被告江建君亦认可二被继承人欠款10万元、而非6万元并已履行原一审判决确认的。而一审判决却对此忽略不提，明显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对于该4万元的性质，应当综合进行判断。根据2013年2月19日二被继承人订立的共同遗嘱内容显示，二被继承人拟“从进步街房屋拆迁款中归还”10万元欠款，因此，在立遗嘱后二被继承人根本没打算、也不会发生现金偿还行为；4万元存单存款日为2012年9月3日（存期一年）、存款日期明显早于2013年2月19日共同遗嘱订立时间，更加说明，二被继承人就是在订立遗嘱前、存款时就已经将该存单交予刘某2，这样在订立遗嘱之时才只欠10万元未归还（总欠款额20万元）；4万元存单于2013年4月29日由刘某2提取，此时，被继承人刘道福仍在世，且在刘某3提交的2013年5月15日代书遗嘱，江建君提交的2013年5月15日“声明”、2013年5月17日“证明”中均对该4万元存单的提取只字未提，明显在被继承人刘道福在世时、刘某2提款时，不论是被继承人刘道福，还是上述三份“遗嘱”背后的各被上诉人，均无人对此4万元款项的性质有任何异议。综上,4万元存单系共同遗嘱订立前给付刘某2，与共同遗嘱中二被继承人仍欠款10万元无关，二被继承人仍欠刘某210万元，应当用共同遗嘱中分配的10万元遗产偿还。三、对丝绸路房屋进行分配时必须考虑当下房价,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对继承人明显不公平，从共同遗嘱中可以看出，两位老人对自己所有的遗产包括进步街公租房、包括所欠的债务、包括养老费用均进行了统筹安排，综合考虑了四个子女的遗产分配所得，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会产生整体的影响。房屋不是可以直接进行分割的东西，不能简单的除以二，不能让一个人的遗愿停留在价格低点，另一个人则不停地根据房价水涨船高，我们认为按照原一审判决按份分割是兼顾公平和可操作性的方案、对各个子女都相对公平。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便依据房屋价格进行分配也应当考虑当下房价，否则不仅是对其他被继承人的明显不公平，更是不尊重被继承人的遗愿。本案案涉丝绸路房屋66.2平，根据二被继承人共同遗嘱内容，其中10万元系用于其养老丧葬费，房屋价值的其余部分按照：刘某1分15万、刘鸿军分10万、刘某2分12.5万标准，这其中还包括分给被告刘某3的部分，取平均值刘某3约分得12.5万。以此标准计算，可以看出立遗嘱时二被继承人将房屋作价为：（15+10+12.5+12.5+10）/66.2=9063元/每平米。案涉房屋66.2平方米，南北朝向，两室一厅，中间楼层，一梯三户，属于热门户型、转手率极高。按照一审法官的要求，我们于2021年1月28日检索并提交了链家二手房平台价格，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了21套同小区（侯家沟侯二小区）房屋价格，经过分析对比我们发现，与本案丝绸路房屋类似朝向、楼层、户型的均价超过1.4万元/平，11套类似房屋平均价格为14,395元/平。本案丝绸路房屋66.2平,若按目前均价则总价为：66.2×14,395=952,925元。若此时根据一审判决的内容，明显对其他继承人不公平。（2）一审法院称“孙法花占有的二分之一金钱补偿部分”完全是对孙法花遗产性质的错误认定，也是对遗嘱的误读。孙法花始终是房屋的共同所有人，其遗嘱及于整个房屋的1/2,—审法院将孙法花享有的遗愿简单的解读为“1/2金钱补偿部分”明显是对孙法花遗产性质的曲解，压缩了其本应享有的遗产权利。且孙法花、刘道福二被继承人共同遗嘱中金钱补偿方案建立在“房屋价值的其余部分”这一基础上，二被继承人作出金钱补偿分配的大前提是在当时的房屋价格基础上，从整个房价中扣除10万元养老及丧葬费后，将剩余房价在几个子女间进行较为公平的分配。从订立遗嘱至一审判决之时，己过八年，此时的“房屋价值”早已不是订立共同遗嘱之时的价值了，此时“房屋价值的其余部分”这一大前提已经改变，如不根据现在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则明显对其他被继承人不公平。一审判决对孙法花遗产性质、对遗嘱均存在认定错误。因此，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房屋市价等比例提高被告刘某3向上诉人支付的金钱补偿，计算方式为：向原告刘某1支付14,395/9063×7.5=11.91万元补偿金，向原告刘某2支付14,395/9063×6.25=9.92万元补偿金。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的认定上存在上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刘某3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上诉人所称刘某3、江建君提交多份遗嘱不符合遗嘱生效要件，应属无效，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第一个观点不成立，因为本案属于发回重审案件，在发回重审时，庭审前一审法院针对上诉人以及个别的被上诉人对其遗嘱和声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而进行的释明，释明的内容是如果各方当事人对本案所称的遗嘱有异议，是否进行司法鉴定，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对该遗嘱不进行司法鉴定，既然各方当事人对其遗嘱不进行司法鉴定，那么从遗嘱的内容和本身可以看出所立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定的撤销情节，因此当事人所列的遗嘱真实合法有效。2、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一审法官曾表示本案应当适用遗嘱继承，询问各方当事人是否有异议，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没有异议，因此上诉人陈述的观点认为本案所提交的遗嘱是属于无效的，只是上诉人的个人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所称其借款应当是20万元，而不是10万元，这一观点从一审到本案再次上诉，作为上诉人并没有拿出立遗嘱人曾欠付上诉人20万元的证据，相反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已经查证属实的是老人的遗嘱中载明了欠刘某210万元，并要用另一套公租房进行偿还，但是由于立遗嘱人中的母亲死亡后，属于父亲的刘道福的4万元存款被上诉人刘某2提走，提走的这4万元应该视为老人借刘某210万元还款中的4万元，因此一审法院就是否欠付刘某210万元还是6万元已经查明，查明的内容是老人在生前只是欠付刘某2的10万元，其中用存款4万元偿还了一部分借款，只剩6万元借款没有偿还。关于上诉人所称就所继承的房屋应当按照市场价格来进行分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本案是按照遗嘱来进行继承的，遗嘱中并没有体现当继承开始时，房屋应当以市场的价格来进行继承，而是在两份遗嘱中明确表述了从房屋价款中拿出一部分，孙法花和刘道福立的遗嘱中体现的很清楚，在继承的过程中，应当从房屋的价格中按照上文中的方式支付10万元，2013年2月19日的孙法花和刘道福的遗嘱中表述的很清楚，房屋价值的其余部分按照刘某1分15万元，刘鸿军分10万元，刘某2分12.5万元，这个是确切的价值，和房屋的涨幅没有关系。当今的房屋是上涨了，如果下浮，作为被继承人是否能给刘某3进行补偿呢，也不可能，所以这种补偿款和房屋涨幅没有关联性，且遗嘱中也没有阐述要按照房屋的市场价值来继承。因此上诉人自行杜撰了计算方式，是一种假设的方式，这种假设的推理法律上是不予采信的。关于被上诉人江建君在第一次一审判决没有生效的情况下，认可了原一审判决，并不代表原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也不代表被上诉人同意其原一审的判决。那只是江建君的个人想法，他只是为了不想再参与家庭纠纷，而作出的行为，这个行为只是其个人的表述，与本案无关。因此，上诉人所阐述的观点没有遗嘱事实上的支持，也没有法律上的佐证。所以上诉人两个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刘某4、江建君辩称,同刘某3意见。刘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从沙河口区房屋总价款向刘某2偿还10万元借款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2月19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2018年9月13日止，为33403元）；2、请求判令位于沙河口区房屋总价款中，刘某1、刘某2各分得法定继承款2.5万元；3、判令扣除上述两项后，就沙河口区房屋剩余价值依法进行分割；4、判令位于中山区进步街45号3层9号房屋租金收入归刘某2所有；5、判令江建君、刘某4不享有中山区进步街45号3层9号房屋拆迁补偿款的继承权；6、判令中山区进步街45号3层9号房屋拆迁补偿款归刘某2所有；7、判令中山区进步街45号3层9号房屋的公有住房承租权由刘某2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道福与孙法花系夫妻关系，婚生子女为：长女刘某3，次女刘某1，长子刘鸿军，三女刘某2。孙法花于2013年4月26日死亡，刘道福于2018年3月14日死亡。长子刘鸿军于2019年1月2日死亡，其配偶为江建君，婚生女为刘某4。刘道福、孙法花、刘鸿军均无其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刘道福和孙法花生前，曾于2013年2月19日共同订立《遗嘱》一份，上载明“立遗嘱人：孙法花，女，汉族，身份证号2102021933××××××××，刘道福，男，汉族，身份证号2102021926××××××××。我夫妻二人年事已高，为保证我们在有生之年，儿女能尽职尽孝，百年以后不会为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和睦相处，特立此遗嘱。对名下两套房屋（夫妻共同财产）作如下处理。（一）我二人自愿将位于沙河口区（产权房）建筑面积66.2平，大房权证沙私字第××号的房产作出如下安排。……夫妻二人去世后该房屋由长女刘某3继承，由她从房屋总价中拿出10万元用来支付两位老人的养老及丧葬费用。如果实际是由其他子女垫付，则由她补偿给实际支付的子女，房屋价值的其余部分按照：二女刘某1分15万、长子刘鸿军分10万、小女儿刘某2分12.5万的标准由刘某3给予其他子女金钱补偿。（二）我二人自愿将刘道福名下位于中山区进步街45号3层9号（实际居住门牌号××，建筑面积50.78㎡，直管房中山租字第××号的房屋做出如下安排：……在房屋拆迁时由小女儿以拆迁补偿款中先扣除10万元作为我夫妻二人的欠款……”该份遗嘱尾页有立遗嘱人刘道福、孙法花签字捺印。2013年5月15日，刘道福立代书遗嘱一份，上载明：“现在我声明撤销我和我妻子于2013年2月19日所立的遗嘱……我特立下以下遗嘱：我去世后，座落于沙河口区房屋属于我个人拥有的二分之一份额由长女刘某3继承，长子刘鸿军、二女儿刘某1、三女刘某2不准继承，更不得抢占。我妻子生前已明确以文字的形势（式）同意将属于她的二分之一份额的房屋由长女刘某3继承，我尊重妻子的遗愿。……因我年事已高，写字困难，只好由我口述遗嘱内容请见证人执笔书写，以上的遗嘱内容是我真实的意思表示。……”该份遗嘱尾页有刘道福签字捺印，有见证执笔人于建波签字及见证人李某签字捺印。2013年5月17日，刘道福自书《证明》一份，上载明：“我和妻子孙法花于二〇〇二年五月十七日赠与给长子刘鸿军人民币拾万元整，这笔钱是让刘鸿军买房子用的……所以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给刘鸿军人民币拾万元整让其购买房，改善居住条件，这笔钱是我和妻子赠与给刘鸿军的，不是预支动迁款，不需要返还，与继承没有关系”。该份证明尾部有刘道福签字捺印。2013年10月25日，刘道福立打印遗嘱一份，上载明“一、废除小女刘某2让我照抄，落款日期2013年2月19日的遗嘱。……三、小女刘某2偷走的四万元钱必须无条件归还我。我和老伴不欠她一分钱。……”该份遗嘱尾页有刘道福签字捺印，证明人孙某2、刘英华签字捺印。2015年1月6日，刘道福自书《声明》一份，上载明：“我严正声明如下：一、取消小女儿刘某2和刘某1二女儿对我的遗产两套房的继承权。二、沙河口丝绸路房产由长女刘某3继承。感谢她对我的照顾。由于长女刘某3常年伺候我我建议再不需要额外支付其他现金。……四、我不欠儿女一分钱。……”该份《声明》尾页有刘道福签字捺印，尾页还有案外人孙某1签字捺印并书写“2015年4月2日此字是老人清醒时写的”；案外人李某签字捺印并书写“2015年4月2日，本人证明这是老人清醒时书写的”。在原审2019年8月13日庭审中，被告刘某3申请证人李某、孙某1、孙某2出庭作证，三位证人出庭认可上述遗嘱签字捺印的真实性及刘道福立遗嘱的真实性。另查，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大房权证沙私字第××号），建筑面积66.2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刘道福。大连市中山区进步街45号3层9号房屋（直管房中山区租字第××号），建筑面积50.78平方米，承租方为刘道福。各方当事人对沙河口区丝绸路房屋现价值未达成一致，且均不同意对该房屋价值进行鉴定。再查，大连银行储蓄存单显示，刘道福一笔4万元人民币储蓄金额，提取日为2013年4月29日，上盖有该银行储蓄专用章。原告刘某2认可是其取出，但主张该款系其父母2013年2月19日立遗嘱前偿还其20万元借款的部分款项，与该遗嘱中表明的欠款10万元无关。刘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请求分割的刘道福丧葬费20472元，对该数额，各方当事人未持异议。原告刘某2认可该笔刘道福丧葬费系由其领取。关于孙法花与刘道福的养老、丧葬费及花销，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由孙法花丧葬费、刘道福的养老金支付，四子女也均承担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平时主要由刘某3照顾，未动用孙法花、刘道福共同订立遗嘱中分配的关于“10万元用来支付两位老人的养老及丧葬费用”。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原告刘刘某1、刘某2、被告刘某3、长子刘鸿军均为孙法花、刘道福的合法继承人。孙法花、刘道福去世后，长子刘鸿军于2019年1月2日去世，其配偶江建君、婚生女刘某4对刘鸿军继承的遗产份额享有代位继承权。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现争议焦点有四：一、案涉四份遗嘱的效力问题；二、遗产范围及如何继承；三、原告刘某2主张的借款及利息应否支持；四、丧葬费应否一并处理。第一，关于四份遗嘱的效力问题。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2013年2月19日孙法花、刘道福共同签字捺印立自书遗嘱一份，2013年5月15日刘道福立代书遗嘱一份，2013年10月25日刘道福立打印遗嘱一份，2015年1月6日刘道福自书《声明》一份，对上述四份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孙法花、刘道福的签字均予以认可，三位证人也出庭作证证实遗嘱及声明签署情况，其证实的情况均一致，原、被告虽对上述遗嘱及声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但经原审及重审中本院释明，各方当事人均不申请对上述四份证据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从形式和内容上看，上述遗嘱亦不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均应认定为真实有效，故应按照上述四份遗嘱所体现的立遗嘱人意愿进行遗产分割。鉴于四份遗嘱中，第一份遗嘱系孙法花、刘道福共同订立，对夫妻共同财产已经作出分配，体现了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愿，故孙法花去世后，刘道福对于孙法花已经在遗嘱中作出的遗产分配无权代为撤销或变更，关于后续三份刘道福个人遗嘱中涉及对孙法花的遗产重新分配的遗嘱内容，应属无效。第二，关于遗产范围及如何继承。本案中，2013年2月19日孙法花、刘道福在共同订立的遗嘱中对两套房屋进行了处理，关于案涉中山区进步街45号3层9号房屋系承租权房屋，承租权房屋不属于遗产范围，一审法院无权处理，故刘某1、刘某2关于中山区进步街房屋继承的相关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沙河口区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刘道福，系孙法花、刘道福共同财产。二人去世后，为二人的遗产。二人在遗嘱中对该房屋作出处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二人遗嘱，该房屋由被告刘某3继承，刘道福在后续遗嘱中表示自己享有的房屋份额全部由刘某3继承的部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其分配的孙法花享有的房屋份额部分，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根据上述遗嘱，沙河口区丝绸路房屋由刘某3继承。按照孙法花、刘道福共同所立遗嘱的分配方式中，原定的“房屋价值的其余部分按照：二女刘某1分15万、长子刘鸿军分10万、小女儿刘某2分12.5万的标准由刘某3给予其他子女金钱补偿”中，由孙法花占有的二分之一金钱补偿部分，仍按照孙法花意愿分配给刘某1、刘鸿军、刘某2，但由刘道福占有的二分之一金钱补偿部分均归刘某3所有，即刘某1减半分得7.5万元、长子刘鸿军（江建君、刘某4代位继承）减半分得5万元、小女儿刘某2减半分得6.25万元房屋的金钱补偿款。第三，原告刘某2主张的借款10万元及利息应否支持。2013年2月19日孙法花、刘道福遗嘱中明确表示，“（二）我二人自愿将刘道福名下位于中山区进步街45号3层9号（实际居住门牌号××，建筑面积50.78㎡，直管房中山租字第××号的房屋做出如下安排：……在房屋拆迁时由小女儿以拆迁补偿款中先扣除10万元作为我夫妻二人的欠款……”。孙法花、刘道福明确表示二人尚欠刘某2借款10万元，虽在该遗嘱中表示要以中山区进步街房屋拆迁款中扣除，但该房屋尚未拆迁，一审法院对该房屋也无权作出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本着公平原则，原、被告在继承案涉房屋时应先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关于案涉债务的数额，在遗嘱中已经明确载明欠原告刘某210万元。关于刘某2已经取出的其父刘道福储蓄账户的4万元，虽刘某2主张该笔4万元系立遗嘱前其父母向其还款，但从大连银行提款凭证上载明的提款日期看，提款日2013年4月29日系2013年2月19日遗嘱订立之后二月有余，故结合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系向原告刘某2偿还的遗嘱中表述的借款部分，应从遗嘱载明的10万元借款金额中予以扣减，剩余6万元借款应为被继承人孙法花、刘道福债务，应以二人遗产予以偿还。至于借款利息，因系自然人之间借贷且未约定还款日期和利息标准，故对于刘某2主张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某3主张该笔借款已过诉讼时效，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庭审查明，孙法花、刘道福丧葬费、养老及花销系由孙法花丧葬费、刘道福养老金支付，各子女也均承担了赡养义务，故孙法花、刘道福共同订立遗嘱中分配的“10万元用来支付两位老人的养老及丧葬费用”并未实际使用，应作为刘道福、孙法花遗产处理。按照前述法律规定，先将该笔10万元遗产先行偿还原告刘某2借款6万元，剩余4万元按照法定继承方式，按照四子女均分方式各自继承1万元，刘鸿军所得份额由其妻子江建君、女儿刘某4代位继承。因案涉房屋由刘某3继承，故刘某3须向刘某2支付借款本金6万元及其继承的遗产份额1万元，合计7万元；刘某3须向刘某1支付其继承的遗产份额1万元；刘某3须向江建君、刘某4支付其代位继承的遗产份额1万元。第四，关于刘某3请求依法分割刘道福的丧葬费20472元一节，因刘道福去世后的相关丧葬费用，已由其留存的养老金支付，该笔丧葬费可以比照遗产进行处理，由四子女等额分配。即四子女各分得5118元，长子刘鸿军的份额，归其配偶江建君、婚生女刘某4所有。因该笔丧葬费由刘某2领取，故由刘某2给付各方。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由被告刘某3继承；二、被告刘某3向原告刘某1支付7.5万元补偿金，向原告刘某2支付6.25万元补偿金，向被告江建君、刘某4二人支付5万元补偿金；三、被告刘某3向原告刘某2支付借款本金6万元及其继承的遗产份额1万元，向原告刘某1支付其继承的遗产份额1万元，向被告江建君、刘某4支付其代位继承的遗产份额1万元；四、原告刘某2将刘道福丧葬费分别支付原告刘某15118元、被告刘某35118元、被告江建君、刘某45118元；五、驳回原告刘某1、刘某2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给付内容的条款，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96元（刘某1、刘某2已预交14340元，刘某3已预交156元），由原告刘某1、刘某2共同负担9033元，被告刘某3负担5463元，给付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为继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三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上诉人刘某1、刘某2、被上诉人刘某3、长子刘鸿军均为孙法花、刘道福的合法继承人。长子刘鸿军于2019年1月2日去世，晚于被继承人孙法花、刘道福的死亡时间，其配偶江建君、婚生女刘某4对刘鸿军继承的遗产份额享有转继承权。诉讼中当事人提供了，2013年2月19日，被继承人孙法花、刘道福共同签字捺印立自书遗嘱一份，2013年5月15日刘道福立代书遗嘱一份，2013年10月25日刘道福立打印遗嘱一份，2015年1月6日刘道福自书《声明》一份，四份遗嘱的效力问题是本案的关键焦点。各方当事人对孙法花、刘道福的签字均予以认可，但对上述遗嘱及声明的真实性有异议。经法院庭审释明，各方当事人均不申请对上述四份证据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述遗嘱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按照上述四份遗嘱所体现的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遗产进行分割，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刘某2所称其向被继承人的借款是20万元的问题。因上诉人刘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是，从沙河口区房屋总价款向刘某2偿还10万元借款及利息。从庭审查明的事实上看，被继承人遗嘱记载所欠刘某2亦是10万元款项。据此，上诉人刘某2称被继承人向其借款为2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称继承分割的房屋应当按照市场价值来进行分配的问题。因被继承人遗嘱明确表述了从房屋价款中拿出确定的金钱数额分配给其余被继承人。据此，案涉房屋的分配与房屋的市场价值的涨幅没有关系。综上所述，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33元(上诉人已预交)，由刘某1、刘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富喜胜审判员  毛国强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