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1民终9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红兵，男，195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平，四川世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镭，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聚荟街***号*栋*单元**楼****号。法定代表人：杨秀淮，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琳媛，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红兵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昭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1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红兵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同昭公司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2月18日形成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以下简称“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对同昭公司的部分注册资本的缴纳期限进行了重新约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同昭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构成为实缴800万元及认缴4200万元，4200万元的认缴期限为2044年4月8日且从未变更；2.同昭公司建同昭大厦后，除实缴资本外，全体股东与公司的经济往来均为借款，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约定的“需再筹措200万元”性质为借款；3.同昭公司2016年7月13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即使有效，也对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约定筹措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变更；4.同昭公司2016年9月16日《股东会议纪要》和《章程修正案》无效，但该《章程修正案》载明的认缴期限也是2044年4月8日。被上诉人同昭公司辩称，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并未明确案涉200万元为出借款，不能认定为借款，同时纪要内容明确资金用途为同昭公司建设，并强制规定各股东缴纳，故是同昭公司各股东对部分注册资本的缴纳期限进行了重新约定，“200万元”的性质是股东应缴纳的出资款故陈红兵应承担缴纳案涉出资款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同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陈红兵向同昭公司缴纳出资款12万元、违约金8.16万元（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暂计算至2017年10月30日，具体金额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1.同昭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22日。2012年8月7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800万元，各股东实缴注册资本为800万元。2014年4月17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000万元。同年6月12日，同昭公司进行股权变更，公司形成的新章程载明，同昭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股东为钟家全、陈红兵、杨秀淮、杨德芬，其中钟家全认缴出资额为1700万元，陈红兵认缴出资额300万元，杨秀淮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杨德芬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全部股东的认缴期限均为2044年4月8日。2.2014年12月18日，同昭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会议纪要：“……。八、经初步预算，项目前期报规报建及水、电安装、设计费用等预计为500万元，现公司账上有现金300余万元，需再筹措200万元。各位股东必须在2014年12月30日前，按各自股权比例将钱汇至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延期到账的，每日违约金为应缴金额的1%，由该股东按违约金累计总额向公司交纳。”股东杨秀淮、钟家全、杨德芬、陈红兵均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3.2015年5月24日，同昭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会议纪要》，载明：“同昭大厦从买地至今，全体股东已投入了7651多万元，至竣工交付使用尚需投入约6000万元，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公开竞价方式，确定由全体股东中的某一股东留在公司投资约6000万元左右建设完成同昭大厦，其他股东不再投资。具体办法如下：1.继续投资人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继续投资人必须按现已通过的规划、设计方案修建同昭大厦，享有自《投资合同》之日起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经营期间的经营权、管理权，并承担期间的一切法律责任，继续投资人必须在2016年12月31日前将同昭大厦建设完成，并向其他股东移交本方案中应分得的房屋。……4.继续投资人按竞价总额对同昭大厦提前分配房屋各楼层价格定价，放弃公司经营权、管理权的股东享有按约定分得的房屋，且不再投入任何资金费用（办理房屋产权的税收除外）……12.经自愿继续投资股东杨秀淮和钟家全竞标，最终，股东杨秀淮以13510万元的总价款竞得，全体股东同意杨秀淮作为唯一继续投资人。13.钟家全按以下楼层挑选房屋：①……④上述三项房屋共计房款19780908元，钟家全在同昭公司原股本金及出借给公司的资金25754391.46元加上钟家全打给文娜的资金260022元，共计26014413.46元，扣除上述所选房屋后余6233505.46元，杨秀淮按溢价30%共计8103557.10元在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给钟家全。……”4.2016年7月13日《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其中载明：“……鉴于各股东均未实际履行2015年5月24日、25日通过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且分歧较大亦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故决定2015年5月24日、25日所通过的《股东会会议纪要》全部作废，各方不再执行，所造成的损失由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及各股东自行承担。”该决议最后一页“股东签字”处有杨秀淮、杨德芬的签名字样。陈红兵对该股东会决议予以否认，表示从未参加过该股东会。5.2016年9月16日，公司修改公司章程，股东结构变更为杨秀淮认缴出资额3000万元、钟家全认缴出资额1700万元、陈红兵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全体股东认缴期限均为2044年4月8日。一审法院认为，同昭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形成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是所有股东共同协商一致达成，是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约定，各股东均应遵照执行。对其中约定的“现公司账上有现金300余万元，需再筹措200万元。各位股东必须在2014年12月30日前，按各自股权比例将钱汇至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延期到账的，每日违约金为应缴金额的1%，由该股东按违约金累计总额向公司交纳”，是共同约定各自向公司出资，并且是按照各自股权比例进行出资，其表述中并没有向公司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的共同筹措200万元实际是对各股东应承担的出资款的约定，而非向公司借款的约定。对陈红兵提出公司章程约定的认缴期限为2044年4月8日，现在还未到约定的认缴期限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虽公司章程约定的认缴期限未到期，但作为股东会会议纪要和公司章程一样是各股东共同的意思表示，现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在股东会会议中对公司的部分注册资本的缴纳期限进行重新约定，是公司自治的表现，并不违反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亦不矛盾，各股东应遵照执行，故对陈红兵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虽股东会决议是各股东之间的约定，同昭公司作为目标公司要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主体适格，其请求也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抗辩，故陈红兵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对陈红兵提出的在2015年5月24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中对2014年12月18日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予以了否决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该决议中约定由继续投资人享有自《投资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公司经营期间的经营管理权，并承担法律责任，在同昭大厦建设完成后向其他股东移交应分得的房屋，而其他继续保留股东身份的股东不再投入任何资金，但现各方并未签订《投资合同》，所以该决议约定的条件尚未成就，决议内容各方股东亦并未履行，而且陈红兵现在仍是同昭公司股东，持有公司6%的股份，既然是公司股东就应该承担股东义务，不能以各方做出的条件尚未成就的约定来作为抗辩，因此陈红兵作为股东仍应履行出资义务。故对同昭公司主张陈红兵按照股东比例，缴纳200万元中的6%，即12万元出资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同昭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该股东会决议系股东之间做出的约定，因此违约责任的相对方应是其他股东，故对同昭公司要求陈红兵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1.陈红兵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同昭公司缴纳出资款12万元；2.驳回同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24元，减半收取计2162元，由同昭公司负担873元，陈红兵负担1289元。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陈红兵认为：2016年9月16日同昭公司修改公司章程时杨秀淮认缴出资额的金额及变更程序未依法进行，但其对2016年9月16日同昭公司章程陈红兵的认缴出资额及比例无异议。就该异议，一审判决仅为客观载明，并未对章程效力进行认定，且陈红兵对章程载明的认缴出资额及比例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章程载明的陈红兵无异议内容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陈红兵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2012年8月7日川兴诚验[2012]第L-8-20号《验资报告》、2014年1月7日和2014年4月17日《股东会决议》，4月8日和2014年6月12日及同昭公司在他案中提交的2016年7月18日《章程》,其中4月8日章程无日期，以上证据与一审中已提交的、同昭公司在他案中提交的2016年9月16日《章程修正案》，均载明同昭公司实缴资本为800万元，认缴资本为5000万元，认缴期限为2044年4月8日，拟证明股东出资时间应为2044年4月8日；第二组：1.2014年3月的《股东会决议》，第一条载明“公司取得项目用地使用权预计需要资金7088万元，除公司现有注册资金800万元投入外，不足部分通过股东借款方式筹集”；2.2014年4月15日和4月21日的同昭公司《股东项目投资明细表》及2014年4月21日和4月23日的《明细分类账》，载明各股东缴纳注册资本金和出借给公司的款项信息；3.2014年6月12日《股权收购协议》，第一条载明“陈红兵持有350万元、实际到位56万元”、第二条载明“同昭公司原向甲方各股东借款的本息，乙方也按相应的持股比例出借给同昭公司”；4.《2014年6月17日止新老股东债权债务确认表》，载明了截止到2014年6月17日的同昭公司债权债务；5.2014年6月23日《股东会纪要》，第十条载明“公司股东按各自股份比例应补偿的出资款（借资）必须在2014年7月30日前交缴齐”，2014年9月3日的《股东会纪要》，第四条载明“需全体股东按所持股份共同借支（投资）给公司”；6.同昭公司出具的借条、收据，均载明收款事由为借款；股东给同昭公司的款项除实缴注册资本外的为借款；7.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5830号、（2016）川01民终5831号、（2017）川01民终96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同昭公司通过钟家全另行向四川佳兴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都石室佳兴外国语学校、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等借款的事实均已形成生效判决且部分案件已执行完毕，虽同昭公司均辩称以上借款为投资款，但武侯区人民法院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均依法认定为借款；8.《同昭公司原股东内、外借款利息及曾学海开支杨总转入款明细表》。以上各证据拟证明除同昭公司实缴注册资本金800万外，其余资金性质均为股东给同昭公司的借款而非注册资本金，且在纪要中亦有“筹集”、“缴齐”、“出资款”等措辞，2014年12月18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实际内容亦为借款。陈红兵认为，以上内容能证明各股东都不愿且未履行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约定，其均未交200万元故杨秀淮代表同昭公司向股东内外借款，同时该决议反映无论之前的约定如何，均不再执行，从2016年7月13日开始都是通过向股东借款的形式来解决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问题。第三组：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行初176号行政判决书，载明杨秀淮通过在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的一份虚假《股东会会议纪要》上伪造股东会开会时间、内容和股东签名并用其进行工商登记，继而利用同昭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恶意诉讼，单方面否定各股东达成的约定的违约事实；第四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854号已生效民事判决书、成都武侯区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11749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了2015年5月25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的效力，结合一审已提交的2015年5月25日《股东会会议纪要》，拟证明同昭公司由杨秀淮独立投资、独资经营同昭公司、建设同昭大厦，包括陈红兵在内的其他三个股东退出并以分房的形式收回全部股本金和借款，陈红兵不再承担任何出资义务。同昭公司质证：第一组：1.对《验资报告》、2014年1月7日、2014年4月17日《股东会决议》、2014年6月12日及同昭公司在他案中提交的2016年7月18日《章程》和一审中已提交的亦为同昭公司在他案中提交的2016年9月16日《章程修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同昭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一直为800万元，是由于2014年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无需经验资程序，故未验资且亦未变更实缴注册资本，2014年4月17日之前公司注册资本是800万元，4月17日之后才增资到5000万，章程所载出资期限不影响本案中出资的期限；对4月8日《章程》，因无日期，故对真实性不认可。第二组：1.对2014年4月15日和4月21日的同昭公司《股东项目投资明细表》、2014年4月21日和4月23日的《明细分类账》、2014年6月12日《股权收购协议》、《2014年6月17日止新老股东债权债务确认表》、同昭公司出具的借条、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以上证据均反映的是增资前的公司与股东的款项往来，都发生在2014年12月18日之前，且均明确了性质系“借款”、“借支”，不能证明本案约定的也是借款，且此后的股东义务应以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为准。2.对（2016）川01民终5830号、（2016）川01民终5831号、（2017）川01民终960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出资纠纷无关，不能证明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纪要》不是约定的出资；3.《同昭公司原股东内、外借款利息及曾学海开支杨总转入款明细表》没有盖骑缝章，从外观上看是先印后字，故对真实性不认可，且时间是在2014年12月18日之前，即使真实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4.一审已提交的2015年5月25日《股东会会议纪要》附有条件，即股东之间除了纪要外还需最后签订投资合同并办理经营权和管理权的移交，而实际上所附条件并未成就故该纪要也未生效。第三组：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行初176号行政判决书没有认定签名是伪造的，故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第四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854号民事判决书、成都武侯区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11749号民事判决书均未生效，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证：一、1.对2012年8月7日川兴诚验[2012]第L-8-20号《验资报告》、2014年1月7日和2014年4月17日《股东会决议》、2014年6月12日及同昭公司在他案中提交的2016年7月18日《章程》和一审中已提交的亦为同昭公司在他案中提交的2016年9月16日《章程修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内容与本案所争议的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所涉200万元是否为出资的争议缺乏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因4月8日《章程》无时间，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2.《同昭公司原股东内、外借款利息及曾学海开支杨总转入款明细表》，虽同昭公司提出从外观上无法看出印鉴和文字的先后顺序，对真实性未予认可，但未申请鉴定，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故不予采信。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11749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0107行初176号行政判决书均未生效，故不予采信。二、对2014年4月15日和4月21日的同昭公司《股东项目投资明细表》及2014年4月21日和4月23日的《明细分类账》、2014年6月12日《股权收购协议》、《2014年6月17日止新老股东债权债务确认表》、2014年6月23日和2014年9月3日的《股东会纪要》、同昭公司出具的借条、收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854号、（2016）川01民终5830号、（2016）川01民终5831号、（2017）川01民终960号生效民事判决，同昭公司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能够反映同昭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同昭公司股东杨秀淮、陈红兵、钟家全一致陈述，在杨秀淮购买同昭公司股权以前，同昭公司除实缴注册资本金800万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均系股东提供给公司的借款，且杨秀淮向同昭公司股东收购该公司股权时，其亦知晓前述情况。在2014年12月18日前同昭公司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股东会会议纪要》中，就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进行了明确，同时在措辞上使用了“筹集”、“缴齐”、“出资款”、“按持股比例”等表述。2014年12月18日，同昭公司形成《股东会会议纪要》，记录人为杨秀淮。本案审理过程中，陈红兵对同昭公司2016年7月13日《股东会决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决议第五条、第八条予以认可，对其他内容均不认可。其中第八条载明“公司在本决议通过之前的纪要、决议与本决议规定不一致的均以本决议规定为准”。陈红兵认为以上内容能证明各股东都不愿且未履行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约定，其未交200万元，且为杨秀淮代表同昭公司向股东借款，同时该决议反映无论之前的约定如何，均不再执行，从2016年7月13日开始都是通过向股东借款的形式来解决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问题。同昭公司认为，其中所提到的借款是对实际资本之外还需资金的筹集，并不涉及到变更200万出资的问题，200万出资实际是将认缴时间提前。二审审理中，杨秀淮陈述其已按照同昭公司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决议》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代杨德芬履行了出资义务。本院要求其限期提交转款凭证，杨秀淮未能提供。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同昭公司主张的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纪要》所载内容是否为要求股东出资；如是出资款，陈红兵应否向同昭公司缴纳。同昭公司据以要求陈红兵出资的证据为同昭公司2014年12月18日形成的《股东会会议纪要》。该纪要载明“八、经初步预算，项目前期报规报建及水、电安装、设计费用等预计为500万元，现公司账上有现金300余万元，需再筹措200万元。各位股东必须在2014年12月30日前，按各自股权比例将钱汇至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延期到账的，每日违约金为应缴金额的1%，由该股东按违约金累计总额向公司交纳。”陈红兵认为该纪要所载的200万元性质为公司向股东借款，而非出资；同昭公司认为，该纪要所载的“筹措”、“应缴金额”、“交纳”等表述，均可反映该纪要内容系要求股东出资200万元。关于该约定是否系各股东关于缴纳出资的约定，综合评判如下：首先，关于同昭公司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的内容认识。第一，“筹措”的表述，并不能直接得出股东各方的约定系出资的意思表示。第二，“应缴金额”、“交纳”虽与出资的表述有相近之处，但在该纪要中，系约定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是未按期将钱汇至同昭公司的股东对同昭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关于股东出资的责任规定，应系股东行使的权利。因此，虽该纪要中有“应缴金额”、“交纳”等表述，但并不能当然得出系股东之间关于出资的约定。同时同昭公司股东杨秀淮、陈红兵、钟家全一致陈述，在杨秀淮购买同昭公司股权以前，同昭公司与股东的资金往来，除800万元实缴出资外，均系借款关系；在相关决议、纪要表述上也有“筹措”、“缴齐”、“出资款”、“按持股比例”的措辞。因此，同昭公司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关于“筹措”的内容，亦不排除陈红兵抗辩所称的系借款关系的可能。其次，关于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约定内容的意思表示。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要求同昭公司股东杨秀淮限期提交转款凭证，杨秀淮未能提供。同时，结合同昭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2016年7月13日《股东会决议》所载的第五条“由于公司尚无资金来源，各股东又不愿按持股比例筹措建设资金，公司必须尽快筹措资金推进公司‘同昭大厦’项目进展。因此，股东会决定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约7000万元（不含相关部门罚款）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由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向内部股东或其他自然人借款方式予以筹集”内容来看，同昭公司无证据证明2014年12月18日之后公司形成了其他有关股东筹措资金的文件，因此“各股东又不愿按持股比例筹措建设资金”应系针对2014年12月18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进行的表述，而杨秀淮关于其已按照前述纪要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代杨德芬履行了出资义务的陈述与此内容相互矛盾。综上，本院对杨秀淮关于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系关于出资的约定、其已按照前述纪要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代杨德芬履行了出资义务的陈述不予采信，同昭公司没有证据证明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中关于“筹措”的内容系公司股东明确约定出资的意思表示。再次，从同昭公司2015年5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看，明确约定了“其他股东不再投资”、“全体股东同意杨秀淮作为唯一继续投资人”，实际否定了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有关继续执行“筹措200万元”的内容。即使2016年7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否定了2015年5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也并不当然恢复执行，而需根据股东的意思表示进行判断。如前述分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同昭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股东关于出资的意思表示，而根据同昭公司提交的2016年7月13日《股东会决议》所载第五条“由于公司尚无资金来源，各股东又不愿按持股比例筹措建设资金，公司必须尽快筹措资金推进公司‘同昭大厦’项目进展。因此，股东会决定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约7000万元（不含相关部门罚款）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由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向内部股东或其他自然人借款方式予以筹集”、第八条“公司在本决议通过之前的纪要、决议与本决议规定不一致的均以本决议规定为准”的内容来看，虽决议效力存在争议，但签字股东的意思表示已经明确，未签字股东钟家全、陈红兵亦认可以上内容，故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并不能当然恢复执行。综上所述，陈红兵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10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24元，由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兵审判员 徐尔双审判员 贺晓琼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何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