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惠阳法新民初字第42号原告洪革伟，男，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公民身份号码：×××5719。委托代理人黎小辉，广东尚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黎浩宇。被告惠阳区新圩丞峰五金塑胶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负责人苏玉娟。委托代理人丘伟华，广东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香港丞峰实业公司，住所地FLAT／RHSOUTHERNGEN20’BRIENRDWANCHAI。原告洪革伟诉被告苏玉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原告的申请，将被告苏玉娟变更为惠阳区新圩丞峰五金塑胶制品厂（以下简称“丞峰厂”），并追加香港丞峰实业公司（以下简称“丞峰公司”）为共同被告，于2013年3月11日、4月11日、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洪革伟的委托代理人黎小辉、被告苏玉娟的委托代理人陈冰、被告丞峰厂的委托代理人丘伟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丞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洪革伟诉称，2012年1月12日，被告向原告订购531300面PVC旗帜，每面0.25元。2012年2月10日至同年3月27日，原告将价值122825元的491300面PVC旗帜分11次送到被告厂，并由该厂王大海签收入库。被告收到货后却不肯支付货款，以种种理由推托，原告曾多次与被告交涉，被告不接电话，不见原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清偿原告货款1228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2012年3月2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计至起诉之日，共计5227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洪革伟对其诉称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企业查询证明书，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3、采购订单，证明被告向原告订货的事实；4、送货单，证明被告已收到491300只PVC旗帜；5、企业（公司）名称字号查重保留证明，证明“惠州市惠阳区长峰企业有限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无登记。6、照片一张，拍摄的是被告丞峰厂与长峰企业有限公司并排的招牌。7、申请本院调取的（2012）惠阳法民三初字第360号案的档案，证明王大海是被告丞峰厂的员工。被告丞峰厂辩称，一、本案审理程序不合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诉的三要素应该是稳定的，即诉的当事人应该是不变的。如果允许原告随意变更被告，那么可能影响诉讼正常进行，民诉法并没有允许庭审过程中可以变更被告。2、当事人的更换有悖于“无诉即无审判”的诉讼原理。《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中，要求应有明确的被告，所以从法理上来说，原告有权利选择被告，只是如果选择不当或者错误则要面临败诉的风险。3、在本案中，被告苏玉娟在2013年3月11日、4月11日两次庭审中均强调其不是适格主体，但原告坚称被告主体适格，法院亦坚持继续审理本案，并强行完成了法庭调查、辩论、调解阶段，现在原告突然在休庭后判决前变更被告，本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而法院却同意原告中途变更被告，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也有对原告偏袒的嫌疑，有违法官依法并应居中裁判的司法理念，损害被告的利益，并且让人感觉合议庭过分随意及不公开。二、被告丞峰厂从未收取原告的货物。1、2011年3月1日，丞峰厂与何瑞阳签订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丞峰厂将位于红田管理区红田村（崇森厂隔壁）的面积约3000平方米废弃厂房租给何瑞阳，作开办工厂使用，租赁期间三年，即自2010年10月27日至2013年10月26日；合同还约定何瑞阳应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其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与丞峰厂无关。而何瑞阳一直以长峰企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揽业务，而且丞峰厂由始至终都没有接收过原告的货物，亦没有与原告有业务上的往来，现与原告有业务往来的租房负责人已停止租赁厂房，并欠下丞峰厂的租金后不知下落，丞峰厂没有为其承担支付拖欠货款的义务。2、根据原告提供的订购单、送货单可以看出丞峰厂与原告并没有业务上的往来。订购单显示的订购单位是长峰企业有限公司，并非丞峰厂，因此，原告应将真正的收货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收货单位盖的是王大海的私章，但王大海并非丞峰厂的员工，也不了解王大海的个人情况，这说明是王大海的个人行为，而非丞峰厂的行为。3、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长峰企业有限公司订购单明显明确显示2012年2月10日前必须交完货物，而原告于2012年2月12日以后才向长峰企业有限公司送货，这说明是在原告的行为在构成违约后，长峰企业有限公司才不支付货款的。且目前原告所提供的货物由案外人（长峰企业）或何瑞阳或王大海遗弃在废弃厂房内并无使用。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丞峰厂对其辩称提供如下证据：1、厂房租赁合同，证明丞峰厂对其部分厂房租赁给何瑞阳使用，何瑞阳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与丞峰厂无关；2、图片，证明原告送的货物堆放在废弃厂房。苏玉娟在应诉时提供如下证据：1、身份证，证明苏玉娟作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2、厂房租赁合同，证明丞峰厂对其部分厂房租赁给何瑞阳使用，何瑞阳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与丞峰厂无关；3、职工名册，证明王大海不是丞峰厂的员工；4、图片，证明原告送的货物堆放在废弃厂房。被告丞峰公司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洪革伟是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兴艺塑胶玩具厂的个体经营者，被告丞峰厂属于“三来一补”企业，外方投资者为丞峰公司。原告与被告丞峰厂素有货物买卖往来。2012年1月12日，“长峰企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发出一份订购单，向原告订购各类旗帜共491300面，约定每面旗帜的单价为0.25元，交货最后日期为2012年2月10日。订购单的抬头“长峰企业有限公司”与“订购单”之间载明“TEL：0752-333×××7”，落款的经手人处盖有“陈健康”的印章。在丞峰厂的企业查询证明书中，记载丞峰厂的联系电话为“333×××7”；苏玉娟向本院提供的职工名册中，记载陈健康是丞峰厂的业务课长。原告收到订购单后，于2012年2月10至3月27日分11次共向“长峰企业有限公司”送货491300面旗帜，每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处均盖有“丞峰王大海”的印章。原告称，其在之前与被告的交易中，送货单中收货人盖的都是“丞峰王大海”的印章，货款也都是被告丞峰厂的财务支付。在2013年4月11日庭审时，苏玉娟称王大海以前是该厂的仓管，在2008年已经自动辞职，其印章在离职后已经销毁；在2013年7月29日庭审时，当问丞峰厂“为何在王大海离职后，还使用其印章”时，丞峰厂称“跟老客户一直都是这么交易，一直都用王大海的章”。在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2012）惠阳法民三初字第360号民事判决中，丞峰厂拖欠叶某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的货款，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处盖的也是“丞峰王大海”的印章，被告丞峰厂予以认可王大海是其单位的员工，对盖有“丞峰王大海”印章的送货单都确认系丞峰厂收货。原告提供的照片显示，被告的大门并排挂着两个厂牌，分别是“丞峰实业有限公司”及“长峰企业有限公司”。惠州市惠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第011907号《企业（公司）名称字号查重保留证明》显示，字号为“惠州市惠阳区长峰企业有限公司”在该局数据库中无登记记录。被告丞峰厂提供《厂房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丞峰厂将其位于红田管理区红田村（崇森厂隔壁）面积为3000平方米的厂房出租给何瑞阳，租期三年，自2010年10月27日至2013年10月26日，何瑞阳应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与丞峰厂无关。原告对《厂房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丞峰厂还提供照片复印件一组，其称原告供应的货物都堆放在何瑞阳租赁的废弃厂房中。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法院应否准许原告变更被告；2、被告应否承担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义务。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禁止原告主动更换被告的相关规定。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条规定“起诉或者应诉的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更换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该条指的是法院在诉讼中发现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可以主动依职权更换当事人，但该条仅指法院，并未涉及当事人主动更换。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将这一更换当事人的规定删除，其立法本意非常明确，即起诉人是否愿意起诉，起诉人要求告谁，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法院不应主动干预。现行民事诉讼法为了尊重当事人的诉愿而没有规定更换当事人的条款，其目的是要求法院不能主动依职权更换当事人，决非禁止原告主动更换被告。当原告意识到自己告错对象或被告名称有误时，主动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当事人作为被告，这也体现了原告的诉愿，法院应予尊重。其次，更换被告的请求是原告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原告有放弃、更换诉讼请求等处分权。按照诉权理论分析，原告主动申请更换被告的请求，属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具有处分权性质的诉讼权利。因此，当事人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利来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的。如果法院在诉讼中忽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那么，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也无从谈起。法院只有切实维护原告请求更换被告这一诉讼权利，在原告更换被告之后，诉讼继续进行，才有利于法院及时地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只有当原告不同意更换被告时，法院才可以裁定驳回其起诉。第三，“两便”原则是更换当事人的法理依据。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始终的、普遍适用的原则。无论是从便于当事人诉讼，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还是从便于法院及时审结案件，减少当事人讼累，提高审判效率考虑，在审理中发现被告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法院都应当及时通知原告更换被告，对当事人主动申请更换被告的，法院应予允许。因此，当原告起诉的被告不适格时，法院应准许原告申请变更被告。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原告提供的订购单的抬头显示购买方的名称虽然是“长峰企业有限公司”，送货单中的“收货公司”名称显示的也是“长峰企业有限公司”，但被告的订购单记载订购单位的电话为“0752-333×××7”，从被告丞峰厂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电话系被告丞峰厂的联系电话；订购单的经手人盖的是陈健康的印章，而陈健康也是被告丞峰厂的业务课长。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盖章处盖的是“丞峰王大海”的印章。在本院作出的（2012）惠阳法民三初字第360号民事判决中，被告丞峰厂已经认可王大海系其员工，认可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盖章处盖有“丞峰王大海”印章的送货单系丞峰厂收货，而该案的送货时间与本案属同一时期，均有2012年2月的送货。惠州市惠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第011907号《企业（公司）名称字号查重保留证明》显示，字号为“惠州市惠阳区长峰企业有限公司”在该局数据库中无登记记录。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被告丞峰厂是在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长峰企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原告购买货物，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长峰企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原告收货，实质上是被告丞峰厂在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在2013年4月11日庭审时，苏玉娟称王大海以前是该厂的仓管，在2008年已经自动辞职，其印章在离职后已经销毁；在被告丞峰厂提交的日期为2013年7月26日的答辩状中，丞峰厂称“收货单位显示的是王大海的私章，但王大海并非答辩人的员工，也不了解王大海的个人情况，这说明是王大海的个人行为，而非答辩人的行为”；在2013年7月29日庭审时，当问丞峰厂“为何在王大海离职后，还使用其印章”时，丞峰厂称“跟老客户一直都是这么交易，一直都用王大海的章”。被告丞峰厂及其负责人苏玉娟的陈述前后矛盾，有违诉讼诚信。被告丞峰厂收取原告货物491300面旗帜的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订购单的约定，每面旗帜的单价为0.25元，货款合计122825元，被告丞峰厂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该货款。因此，对原告主张被告丞峰厂支付122825元货款的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支付货款的日期，也未能就付款日期达成补充协议，也不明确其交易习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货款。被告丞峰厂未按时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理由充分，但计算利息的时间应自最后一批货物收货之次日即2012年3月28日开始计算，根据原告的请求，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3年1月9日。被告丞峰厂属于“三来一补”企业，没有独立的财产，外方丞峰公司应对丞峰厂所欠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丞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视为其自愿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惠阳区新圩丞峰五金塑胶制品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洪革伟支付货款1228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22825元为本金，从2012年3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至2013年1月9日）。二、被告香港丞峰实业公司对被告惠阳区新圩丞峰五金塑胶制品厂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2867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丞峰厂、丞峰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洪革伟、丞峰厂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丞峰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潘伟雄代理审判员  钟新华人民陪审员  徐关华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书 记 员  钟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