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豫1122行初5号原告赵满良，男，汉族。委托代理人姜泉，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康静，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漯河市公安局沙北分局，住所地：漯河市郾城区纬一路999号。法定代表人滕改平，任局长职务。委托代理人李磊，男，汉族。委托代理人马惠民，河南强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满良诉被告漯河市公安局沙北分局（以下简称“沙北分局”）行政处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满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姜泉、康静，被告沙北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磊、马惠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沙北分局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沙公（社）行罚决字[2017]1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2017年7月26日原告赵满良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扰乱了公共场所的秩序，决定对赵满良行政拘留七日。原告赵满良诉称：原告因房屋被强制拆除问题于2017年7月24日上午到国家信访局反映了解情况，2017年7月25日游玩至天安门附近，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误认为是非法上访群众，给予原告等人训诫一次，并于2017年7月25日20时左右将原告等人送至北京市久敬庄接济中心，2017年7月27日早上6时左右到被告单位，被告给予原告等人7日行政拘留处罚。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处罚决定不合理、不合法，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依法提出诉讼，请求：一、撤销漯河市公安局沙北分局作出的沙公（社）行罚决字[2017]1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赔偿侵犯原告人身自由权利每日258.89元，七日共计赔偿1812.23元。原告提交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处罚，但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处罚不合理。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请。被告沙北分局辩称：一、被告沙北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证据确凿；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赵满良的诉讼请求。被告沙北分局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1、到案经过；2、赵满良的告知书和本人陈述；3、证人李某、娄某、万某、刘某、张某证言；4、训诫书，证明：赵满良在北京市到非信访接待部门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第二组：1、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2、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4、行政处罚决定书；5、拘留所执行回执；6、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7、结案报告，证明：被告办案程序合法。第三组：赵满良身份证明、证人的身份证明，证明：本案的涉案人员和证人的身份情况。原告赵满良的质证意见：一、第一组证据：1、对第一份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被告提交的到案经过中载明的案件来源为群众举报，与第二组证据中受案登记表载明的案件来源为工作发现自相矛盾，案件来源并非被告工作人员现场发现。被告对原告进行传唤应当用传唤证进行传唤，而被告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口头传唤，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八十二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2、对第二份证据合法性不认可，被告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无权就本案进行调查，且原告的陈述也可证明原告是去国家信访局上访结束后顺便去北京天安门旅游，并不是上访。3、对第三份证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各方询问，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到北京天安门上访，也不能证明原告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且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缺乏客观性、真实性。4、对第四份证据，训诫书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已经对原告的行为进行了处理，原告不具有训诫书中所说不听劝阻的严重情形，把训诫书作为处罚依据事实不足。如果原告的行为即使需要处罚也应当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处理，本案不是转移送的案件，不具备行政处罚的事实和条件。第一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二、第二组证据，受案登记表与被告的受案来源相互矛盾，被告不具有管辖权，应当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管辖或移送管辖。西城分局已经对原告进行了处理，被告的行为属于重复处理。被告辩称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但原告没有见到相关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显示的时间（2017年7月26日）不对，2017年7月25日20时到2017年7月26日20时，原告一直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中心。第二组证据也不能被告的证明目的。三、对第三组关于身份证明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处罚的合法性。四、被告提交证据中证人证言、训诫书、笔录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认可。经质证，本院查明并认定如对下事实：2017年7月25日中午，原告赵满良等人以反映强拆问题为由，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信访接待地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进行训诫后，将赵满良等人送至北京市久敬庄信访接济服务中心。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政府在京值班的工作人员李某得知原告等人在京信访的情况后，在北京市久敬庄信访接济服务中心找到原告等人，经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对原告等人进行劝返无果。2017年7月26日晚上，郾城区孟庙镇的信访工作人员、原告住所地的村干部及漯河市公安局沙北分局的民警赶到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将原告等人带回漯河。2017年7月27日郾城区孟庙镇信访工作人员向被告沙北分局社区警务大队就原告赵满良等人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访一事进行报案。被告沙北分局对该案予以受理。当日沙北分局社区警务队在电话通知赵满良家属王韦后，对赵满良进行了传唤。经向赵满良告知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后，对赵满良进行了询问。在向证人李某、娄某、万某、刘某、张某分别告知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后，就原告赵满良等人非法上访一事，分别向证人进行了询问调查。被告沙北分局还分别调取了赵满良、李某、娄某、万某、刘某、张某等人的户籍信息。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对拟做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被处罚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向赵满良进行了告知。当日，被告沙北分局作出沙公（社）行罚决字[2017]1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赵满良于2017年7月26日8时许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信访接待地上访，扰乱了中南海的公共场所秩序，决定对赵满良行政拘留七日，并明确告知赵满良如不服该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漯河市公安局或郾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郾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被告沙北分局办案民警通过拨打赵满良家属王韦的电话，告知了赵满良被行政拘留的事实，随后将赵满良送至漯河市拘留所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现赵满良不服，提出本案诉讼。本院认为，被告沙北分局在对原告赵满良行政处罚执法过程中：在违法事实认定方面，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作出的对赵满良在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的《训诫书》，赵满良非访时郾城区孟庙镇政府派往北京的信访值班人员李某，将赵满良接返的人员娄某、万某、刘某、张某的证言相佐证，做到了认定事实清楚。在执法程序方面：在拘传赵满良时电话通知了其家属郑秋霞；对赵满良以及证人进行询问时均告知了被询问人享有的相关权利、义务；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了告知赵满良拟对其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赵满良有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作出处罚决定后，向赵满良进行了送达，在处罚决定书中告知了赵满良享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在执行拘留措施时，电话通知了被拘留人赵满良的家属。被告在执法程序中，保障了被处罚人赵满良享有的权利，执法程序合法。但被告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填写的查明原告等人非访的时间“2017年7月26日8时许”（应为2017年7月25日）存在文字错误。庭审中，原告赵满良认为：其不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被告不具有管辖权、处罚适用法律错误、作出处罚属于重复处理、口头传唤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中南海及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处所，不论是从赵满良的询问笔录还是同行人员的笔录均能反映出其到中南海周边的目的是信访，且有训诫书相佐证，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清楚。关于被告对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信访部门非法上访行政处罚管辖权的问题，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据此被告对原告行使行政处罚管辖权于法有据，本案作为信访引起的违法行为，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符合更为适宜的情况。中南海地区作为公共场所，原告客观存在到中南海周边非信访接待场所违法信访的事实，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被告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训诫不是行政处罚的种类，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不存在重复处罚。被告的工作人员将原告从违法行为地北京市带回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后，直接对其进行口头传唤，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口头传唤的规定并不矛盾。故此，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沙北分局对赵满良作出的沙公（社）行罚决字[2017]1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量罚适当，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满良请求撤销被告漯河市公安局沙北分局作出的沙公（社）行罚决字[2017]1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请求被告漯河市公安局沙北分局赔偿侵犯人身自由权利损失1812.23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满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吕跃华审判员  杨少武审判员  王鲁君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曹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