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2民终2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昌菊。。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声群。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庆。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声超。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声大。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宁支公。原审被告：韦忠兵。原审被告：王春益。原审被告：阮发猛。上诉人王昌菊、邓声大、邓声群、邓庆、邓县、邓声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宁支公司（以下简称“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及原审被告韦忠兵、王春益、阮发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7）黔0221民初3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昌菊、邓声大、邓声群等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被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上诉人280737元。事实及理由：被上诉人辩称该车辆驾驶员韦忠兵驾车逃逸，根据投保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合同及免责声明条款，故不再赔偿，一审法院认可其意见并判决车辆所有人及驾驶员自行承担该部分赔偿。上诉人认为，首先，对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国家并未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诉讼中应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强险保险条例》以及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关于保险责任的相关条款。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已确立了保险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原则，商业第三者险作为交强险的补充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就算行业规定具有此项免责条款，但行业规定并不是法律，司法不能引用，故被上诉人应依照最高院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十六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支付上诉人赔偿款。其次，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抢救患者，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事故受伤人员作为无辜者，即使保险合同约定有免责条款，该条款也仅约束保险人及投保人，被上诉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再次，驾驶员虽逃逸但并未加重事故的后果，且肇事逃逸主要是评价驾驶员是否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标准，不应与保险责任挂钩。即使驾驶员逃逸有过错，此过错均不足以导致保险公司拒绝理赔，至少也要根据双方过错比例分担责任。现车主阮发猛及驾驶员韦忠兵已无履行能力，为保护受害者利益，应当由保险公司先行赔偿，若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最终责任由车主或驾驶员承担，也由被上诉人赔偿后自行向车主或驾驶员追偿。被上诉人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及原审被告韦忠兵、王春益、阮发猛在二审中未提交答辩状。王昌菊、邓声大、邓声群、邓庆、邓县、邓声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依法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六原告因邓某死亡的医疗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572220元、安葬费39452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664672元；２.判令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9日，被告韦忠兵驾驶贵Ａ×××××号重型罐式货车由水城往六枝方向行驶，16时30分，该车行经水城县双水街道办事处红桥东路延伸段一号隧道内时，因所驾驶机动车车灯不良且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导致该车与在前方同方向行驶、由邓某骑行的无牌人力三轮车相撞，造成驾车人邓某和乘车人邓婷婷、邓桂香、邓洪浩四人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邓某受伤后被送往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治疗，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8月19日17时48分死亡，因抢救支出医疗费2,023.89元。事故发生后，被告韦忠兵驾驶贵Ａ×××××号货车逃逸事故现场。经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六盘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以邓某与韦忠兵二人的血液为检材进行酒精定性定量检验，于2017年8月29日出具了（六）公（司）鉴（化）字[2017]548号理化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邓某与韦忠兵二人的血液中均未检测出乙醇成分。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7年9月1日就本次交通事故出具黔公交认字[2017]第0017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因驾驶员韦忠兵的全部过错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驾车人邓某和乘车人邓桂香、邓婷婷、邓洪浩无责任。贵Ａ×××××号重型罐式货车登记所有人为王春益。2014年8月14日，王春益与李廷江签订《二手车购车协议书》，约定将贵Ａ×××××号重型罐式货车出售给李廷江，且双方据此办理了车辆移交，但未办理过户手续。2016年9月20日，阮发猛向李廷江购买了贵Ａ×××××号重型罐式货车，同样办理了车辆移交，但未办理过户手续。自2017年3月起，阮发猛雇佣韦忠兵作为贵Ａ×××××号货车的驾驶员，负责拉货。事故发生时，韦忠兵刚从东凤镇回来，正准备回水泥厂拉货。事故发生后，被告阮发猛先后赔偿原告178,000.00元。另查明，被告阮发猛委托其妻向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为贵Ａ×××××号重型罐式货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与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含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被保险人为阮发猛，投保人签名显示为阮发猛，保险期间自2017年7月18日起至2018年7月17日止。另查明，事故发生后，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于2017年9月1日通过转账方式向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转账支付120,000.00元理赔款，六原告至今未收到该理赔款；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于2017年9月21日向被告阮发猛支付了车辆维修费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黔公交认字[2017]第0017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其确认的相关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中，被告韦忠兵主观上存在过失，客观上实施了违法加害行为，结果上造成原告邓某死亡的后果，该结果与韦忠兵的违法加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韦忠兵的行为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韦忠兵系阮发猛的雇佣人员，事故发生时正在从事雇佣活动，且导致事故的原因既有阮发猛作为实际车主管理不善导致车辆安全设施不全的原因，又有韦忠兵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与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之规定，违规驾驶、发生事故后逃逸的重大过失原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之规定，对韦忠兵的侵权行为，应由阮发猛与韦忠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贵Ａ×××××号货车经两次转让但未办理转移登记，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为阮发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被多次转让但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被告王春益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关于本案的赔偿金额及赔偿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2016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结合原告的诉请，依法认定如下：1.医疗费，原告诉请2000元小于其提交的医疗票据所载金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对原告诉请的医疗费2000元，予以确认；2.死亡赔偿金，原告诉请572220元，死者邓某户籍地址为云南省镇雄县，死亡时年满62周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2016年云南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11元/年高于2016年贵州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42.62元/年，且四被告对原告诉请金额无异议，故死亡赔偿金为28611元/年×[20-（62-60）]年=514998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3.丧葬费，原告诉请39452元，主张按照2016云南省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仅就残疾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规定就高原则，而不包含丧葬费，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参照2016年贵州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6279元/年，丧葬费为66279元/年÷12月/年×6月=33139.5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4.精神抚慰金，原告诉请50000元，结合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当事人的过错大小、赔偿能力、本地区的经济水平等因素，酌情认定为3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5.交通费，原告诉请1000元，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依法不予支持。以上认定赔偿金额共计580137.5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均明确了保险公司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基本原则，被告阮发猛向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为贵Ａ×××××号重型罐式货车同时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应先由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应否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本案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进行判断。首先，被告阮发猛与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签订的保险单背面所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明确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且该条款以加黑字体突出标注；其次，被告阮发猛向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为贵Ａ×××××号重型罐式货车投保综合商业险的投保单上载明：“四、投保人声明：……本投保人已经收到了条款全文及投保告知书，仔细阅读了保险条款，尤其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部分的条款内容。保险人已就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免除其责任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做出了通俗的、本人能够理解的解释和明确说明，本人对其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完全理解，同意并接受本投保单所载各项内容，申请投保并同意按保险合同约定缴纳保险费”，被告阮发猛在投保人签章处签名；第三，被告阮发猛在一份单独的“投保人声明”上手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并在投保人签章处签名。以上表明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已就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免责条款内容尽到了提示义务。同时，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明文禁止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的规定，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对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只需向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即可，且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已经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因此，该保险条款生效，对阮发猛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驾驶员韦忠兵在本案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依照商业三者险合同条款的约定及法律规定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因邓某死亡的赔偿金额580,137.50元应先由被告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2,000.00元，扣除已支付给被保险人阮发猛的600元（由被告阮发猛支付给六原告），实际应赔偿121400元；剩余应赔偿金额458737.50元由被告阮发猛与被告韦忠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扣除被告阮发猛已经支付的178000元（已扣减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支付给阮发猛的600元），实际应赔偿280737.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宁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六原告121400元；二、被告阮发猛与被告韦忠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六原告280737.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六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46元，减半收取5223元，由六原告负担664元，被告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宁支公司负担959元，被告阮发猛负担3600元（原告已预交，限被告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宁支公司与被告阮发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本案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对上诉人的各项费用进行赔偿。本院认为，阮发猛与被上诉人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签订的保险单背面所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明确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且该条款以加黑字体突出标注；其次，阮发猛在综合商业险的投保单上的投保人声明处签字且向被上诉人单独出具了“投保人声明”，上述事项表明被上诉人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已就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免责条款内容向投保人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与阮发猛签订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有效，且该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也发生效力。韦忠兵作为驾驶员在本案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交通肇事后逃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明文禁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某某财保镇宁支公司依照商业三者险合同条款的约定及法律规定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商业险与交强险的投保目的不一致，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在商业险限额内先予赔偿后再向侵权人追偿的理由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昌菊、邓声大、邓声群、邓庆、邓县、邓声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11元，由上诉人王昌菊、邓声大、邓声群、邓庆、邓县、邓声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梅审 判 员  周元军审 判 员  岑加祥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浦红梅书 记 员  罗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