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13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东升街37号一至二楼。负责人汤春琴，经理。委托代理人戚颖昕，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华根，男，195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掌娣，女，194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二被上诉人胡华根、李掌娣共同委托代理人莫芳荧，��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健，男，198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掌根，男，195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财保）因与被上诉人胡华根、李掌娣、李健、沈掌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8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8日，李健驾驶浙Ｆ×××××小型轿车途径余杭区运河街道新宇村运河大桥南三叉路口时，与余杰驾驶的浙Ａ×××××轿车发生碰撞，后李健驾车逃离现场，在逃离过程中，李健驾驶的浙Ｆ×××××小型轿车与前��同向行驶由朱亚杰驾驶的未登记电动自行车及相对方向行驶由王声山驾驶的浙Ｋ×××××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后李健驾驶的浙Ｆ×××××小型轿车又与余杰驾驶的浙Ａ×××××轿车追尾碰撞，造成朱亚杰、未登记电动自行车上乘员胡国海死亡，王声山、浙Ｋ×××××号小型轿车上乘员刘吉、雷锋受伤及四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认定，李健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注意前方车辆动态，临危无措施；朱亚杰驾驶未登记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但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胡国海、王声山、朱亚杰、刘吉、雷锋、余杰均无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此事故中，李健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起根本性作用，故李健负事故全部责任，胡国海、王声山、朱亚杰、刘吉、雷锋、余杰无事故责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刑初14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经检验，李健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77.5mg/100mL。案发后，李健亲属已代为赔偿朱亚杰、胡国海亲属共计34万元。证人沈掌根证言证明，李健系其妻子的外甥。因杭州车辆限牌，李健以其名义购买轿车并申请了浙Ｆ×××××车牌号。该案判决：被告人李健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胡华根、李掌娣于2017年5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李健赔偿胡华根、李掌娣损失806959.50元；二、沈掌根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三、浙商财保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付，不足部分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范围内赔付；四、本案诉讼费由李健、沈掌根、浙商财保承担。另查明，胡国海自2015年7月起至2016年4月止，在杭州市余杭区有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暨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记录。胡华根（于1959年2月11日出生）系死者胡国海的父���，胡根仙系死者胡国海的母亲，李掌娣（于1943年9月21日出生）系死者胡国海的外婆，胡国海死亡后不久，胡根仙亡故，故李掌娣作为胡根仙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本案一审原告。胡华根、李掌娣在本案中主张胡根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浙Ｆ×××××小型轿车在浙商财保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投保人为沈掌根，保险期间2015年11月20日12时0分0秒起至2016年11月20日12时0分0秒止。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一审诉讼中，沈掌根申请对浙商财保提供《家庭自用汽车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沈掌根”的签名字迹是否系其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遂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7年10月12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标称日期为“2015年11月20日”的《家庭自用汽车投保单》中“沈掌根”的签名字迹不是沈掌根书写形成。原审法院在受理案件��时亦受理了同一交通事故，奚杏莲与李健、沈掌根、浙商财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即（2017）浙0110民初8274号一案。经原审法院核定，奚杏莲损失的金额为974818.50元。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应当予以赔偿。公安交警作出事故认定，李健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责任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李健应承担案件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胡华根、李掌娣未能举证证明沈掌根在案件中具有过错，故沈掌根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浙商财保关于商业险部分拒赔的抗辩。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投保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投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根据以上规定，保险合同成立是要约与承诺的过程，投保人填写投保单并在投保单上签字属要约，保险人在收到投保单后，经过必要的审查或调查，决定是否承保。如保险人审查合格，将签发正式的保险单，这一行为即为承诺，此时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涉案保险合同合法成立且生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力。”《家庭自用汽车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沈掌根”的签名不是沈掌根书写形成，保险人未尽合理说明义务，浙商财保不能拒付保险金。因此，浙商财保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浙商财保作为浙Ｆ×××××小型轿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应依法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关于胡国海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与依据的确定，不能一概而论，应依据客观公正原则对待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情况。对胡华根、李掌娣要求胡国海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请求，虽浙商财保提出异议，但胡国海自2015年7月起至2016年4月有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可以认定在该时间段内其收入所得来源于非农，如果机械地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势必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故依据客观公正、尊重事实的原则。原审法院对胡华根、李掌娣主张胡国海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予以支持。浙商财保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经原审法院审查确认，该次交通事故的相关损失费用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为94474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因胡根仙已死亡，故胡华根、李掌娣主张胡根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当，原审法院不予支持；3、丧葬费，胡华根、李掌娣主张的28192.50元，未超过相关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4、家属处理丧事的误工费，胡华根、李掌娣主张的1386元，未超过相关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5、交通费，原审法院酌定为500元。以上各项所列费用合计为974818.50元。具体赔付为：1、交强险，由浙商财保赔付55000元。2、商业三者险，由浙商财保赔付50万元。3、侵权人赔付，由李健赔付419818.50元（总损失974818.50元-保险赔付555000元）。鉴于李健已赔付17万元，李健尚应赔付249818.50元（419818.50元-17万元）。综上，胡华根、李掌娣诉请之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浙商财保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八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赔偿胡华根��李掌娣损失55000元；二、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赔偿胡华根、李掌娣损失50万元；三、李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华根、李掌娣损失249818.50元；四、驳回胡华根、李掌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870元，减半收取5935元，由胡华根、李掌娣负担11元，由李健负担5924元。胡华根、李掌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李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宣判后，浙商财保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机动车投保非沈掌根本人去办理的，是李健办理的。虽然材料是李健代办，但一审中可知沈掌根对该车投保不知情。沈掌根也未向上诉人支付任何保费，支付保费的费用虽然是沈掌根的妻子，但是否基于沈掌根的要求而支付，还是李健直接通过沈掌根的妻子支付而购买保险，是无法确定的。一审庭审中沈掌根也明确表示其不知情该车的投保事宜，故据此上诉人认为李健代沈掌根购买保险的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应由上诉人将相关保费退还，涉案保险合同不发生效力。二、本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均存在免责事由，且免责条款成立并生效，上诉人有权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若二审认为李健为被保险机动车实际使用人，也应认定为对保险标的物享有保险利益，且沈掌根又认可李健实际使用车辆及其自身仅为名义车主的事实的，而确认涉案保险合同的效力的，那么也应同���认可李健为购买涉案保险所发生的一切保险行为的效力包括接收保险单等保险材料的行为有效。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李健存在醉酒驾驶的情况，保险公司仅就人身损害赔偿部分承担垫付责任。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李健酒后驾车的行为已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范围。李健醉酒驾车的情况符合“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六条第七项的约定。关于第三者责任险的免责事由，虽然相关免责事由是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但保险人在保险条款中用加粗字体对被保险人进行了提示。因此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饮酒后不允许驾驶机动车的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只要尽到提示义务即可，因此这些保险条款��已生效。虽李健、沈掌根称投保单、责任免除说明书不是本人所签，但李健承认保险公司已以邮寄的方式向其送达了保险单等材料，且应认为李健、沈掌根明知保险条款内容：所有的保险条款内容均在保险公司的官网上公示；依据李健、沈掌根己经使用的保险单即提供给交警队的保险单中重要提示部分，可说明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投保人签发保单时即己交付保险条款，并提示被保险人、投保人注意阅读免责事项；本案事故车辆属于按揭贷款购车的情形，在办理银行抵押贷款申请时李健、沈掌根就已将事故车辆所购买的保险条款一并提供给了贷款银行。故应认定上诉人已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就该免责事由履行了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成立并生效。若二审认为沈掌根妻子通过付款的方式代表沈掌根对保险合同订立的追认，该行为也应被认为是沈掌根对涉案免责条款的追认。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第一至三项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四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胡华根、李掌娣答辩称：涉案车辆所有人系沈掌根，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也是以其名义，根据保险法十三条，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上诉人对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不成立不生效的抗辩没有依据。上诉人认可保费已经缴纳，故沈掌根已实际履行了投保人义务，即该份保险合同已处于履行过程中，是生效的。不能仅因为保险公司自身没有履行对免责条款的告知提醒义务，就片面认为沈掌根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同不生效。关于上诉人所提免责条款的生效问题。假设免责条款生效，那么保险合同如不生效则是矛盾的。依据沈掌根提交的笔迹鉴定法律意见书，在投保单上签字的非沈掌根本人，故沈掌根对免责条款不��情，说明保险公司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即便其之后收到了保单，也仅可认为沈掌根对保险合同签订进行了追认，而非可以认定其理解并认可免责条款，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沈掌根答辩意见同被上诉人胡华根、李掌娣答辩意见。被上诉人李健未进行口头或书面答辩。上诉人浙商财保与被上诉人胡华根、李掌娣、李健、沈掌根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作为涉案车辆所有权人，沈掌根在一审中陈述其出借过身份证给李健购买车辆，但对该车辆投保并不知情，在二审中又认可对李健借用自己身份证并以自己名义为涉案车辆购买保险一事知情，结合沈掌根知晓李健持有其身份证且该车辆在事发时由李健实际控制使用等事实，应认定李健以沈掌根名义与浙商财保所签保险合同效力及于沈掌根，故上诉人浙商财保就涉案保险合同不生效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对于上诉人主张的涉案第三者商业责任险应予以免赔的主张。本案交通事故肇事者李健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认定系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属于涉案第三者商业责任险条款所列免责情形，但在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涉案《家庭自用汽车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沈掌根”签名字迹非系沈掌根本人书写形成，且上诉人作为涉案肇事车辆的保险人亦未能提供进一步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尽到对相关保险免责条款的送达义务以及提示义务。据此，上诉人在本案中以该免责事由主张免赔，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浙商财保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50元，由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联系本院办理退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巧薇审判员  余江中审判员  石清荣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翟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