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5民初21289号原告：松原市石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郭尔罗斯大路（南园小区对面）。法定代表人：朱永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火星零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7号楼-1至3层109内一层F1-53号、二层F2-52号。法定代表人：高倩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沐松，男，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佳润，男，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原告松原市石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火星零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沐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删除《幸福向圆》《跟我去草原》《相见恨晚》《我的父亲》《我在北京挺好的》《想家》《总有一首歌我会打动你》《一起打拼的兄弟》《我在科尔沁等你》《回首望》共计10首音乐电视作品；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依法成立的传媒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涉案作品系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式创作的作品。被告未经许可，以经营为目的，擅自在其经营的KTV中，通过消费者点播的方式有偿放映了《幸福向圆》《跟我去草原》《相见恨晚》《我的父亲》《我在北京挺好的》《想家》《总有一首歌我会打动你》《一起打拼的兄弟》《我在科尔沁等你》《回首望》共计10首原告拥有著作权的音乐电视作品(以下简称涉案作品)，侵害了原告享有的放映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仅凭出版物封面署名无法证明原告享有涉案作品权利。原告对提出为涉案“类电作品”制作者的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仅提交2019年的出版光盘证明其权属，暂且不论原告提交的出版物是否合法，根据被告对其内载歌曲画面进行查对，发现存在大量第三方单位、个人署名为制作人或出品人。因此当原告提交的出版物内大部分歌曲的播放画面中所出现的权属署名与出版物封面所示权属署名不一致时，该证据本身就自相矛盾，难以自洽，其歌曲画面出现的第三方署名恰好作为原告权利瑕疵的“相反证明”，不足以证明原告享有涉案作品权利。原告还应补充证明其权利来源，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2.取证之时，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相关权利由音集协管理。首先，原告及吉林青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下称“青咖影视”）联合向音集协出具《著作权转移声明》，表明“自愿将原告与音集协签订的《著作权授权合同》中所涉全部著作权及利益转让给青咖影视，并由青咖影视与音集协签订入会合同，原告依据与音集协所签订《石焱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可从音集协获得的收益，尚未分配的著作权使用费，由“青咖影视”继续享有和接受分配。”同日，青咖影视与音集协签订《青咖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将全部作品继续信托给音集协进行管理。若按原告主张《声明》中转移青咖影视并未包含涉案歌曲，那么原告完全有能力按照《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第三条第2款“本合同不影响乙方在合同签订之日前与第三方建立的著作权关系。但乙方应告知甲方该第三方的名称、与授权甲方管理的权利有关的协议内容、涉及的作品、协议期限等信息，乙方应在向甲方进行音像节目登记时，就此作出特别说明。该协议到期后，除乙方提出书面声明不授权甲方管理外，所涉及音像节目自动根据本合同授权甲方管理，并受本合同的约束”约定，将未转移部分书面告知音集协，但原告却未履行该项义务。《著作权转移声明》作为原告退出音集协的书面声明，音集协完全有理由将该声明作为原告履行歌曲变更告知义务的判断基础，《著作权转移声明》对音集协形成“由青咖影视作为石焱全部歌曲权利人加入音集协管理”的事实表象，且结合青咖2019年1月9日当日便将全部作品加入音集协管理的事实，足可说明原告之前加入音集协的作品并未脱离音集协管理。其次，青咖影视与音集协签署《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约定信托音集协管理的权利包括其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的权利。该合同第五条约定权利人应将其授权音集协管理管理的所有音像节目向音集协提供音像节目登记表，但该条款亦明确约定上述登记资料系音集协向权利人分配使用报酬的依据，不能作为确定权利人授权音集协管理作品范围的依据。无论青咖公司是否在音集协登记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音集协都有权管理；其是否登记影响的只是其是否从音集协获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报酬。至于2020年4月青咖公司向音集协、原告出具《声明》第三条：“授权作品范围以登记音像作品的范围为准”。该《声明》第四条：“2019年1月9日前，原告在音集协未分配的收益，由音集协分配给本公司”。2019年1月9日前，音集协管理原告全部作品（包括涉案作品），青咖影视在明知转移未包含涉案歌曲时，又要求取得全部作品收益，明显与实际不符。该声明2020年4月出具，明显晚于本案取证时间，2020年管理作品范围是否变化与本案无关。最后，《著作权转移声明》首部中“该协议”应当理解为石焱公司与音集协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并非原告代理人当庭所述的“石焱公司与青咖公司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协议》”。从文义解释看：合同主体、合同名称不对，以至该种解释非常牵强。再次，从体系解释看：第一，在已经说明“该协议”为《著作权转让协议》的前提下，后一句“因业务发展需要，石焱公司与青咖公司达成协议并声明如下”完全不符语法习惯；第二，根据《著作权转移声明》第三点：“石焱公司基于《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应从音集协获得的收益（必然包含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收益），尚未分配的直接分配给青咖公司”，转让收益而不转让权利也完全不符逻辑。即便“该协议”确实存在歧义，那么也应当由原告承担解释不利的后果。该份《著作权转移声明》是由原告和青咖公司出具，应由其双方应当承担审慎的注意义务；该份《著作权转移声明》虽是双方落章，可事实上是对第三方（音集协）产生权利义务的变动（可理解为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19、21条赋予2家公司的形成权），因此该份协议不能依据“误载不害真意”随意解释，应当严格按照文字内容进行理解。音集协完全不知晓《著作权转让协议》，原告并未明确告知2家公司之间没有转让涉案音乐电视作品。3.即便取证之时，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相关权利由原告享有，被告已向音集协交费，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被告也不具备侵权故意，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便被告无权使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究其原因也是音集协存在过错，并非被告。五、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过高。原告在2013年9月至2019年2月8日前，期间都是音集协的会员，作为6年的音集协老会员，其对协会分配方式以及其歌曲实际价值的计算方式都予以认可并接受，且从音集协分配版权费收益。因此，在原告无法主张侵权获利或实际损失时，历年原告通过集体管理方式获得的歌曲使用分配金，可以作为证明其歌曲的实际价值的依据，且歌曲价值不以是否继续在音集协管理而改变。另，被告即便侵权，侵权时间也只是2019年2月9日之后至原告进行证据保全之日的期间，侵权持续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原告所提交出版物中的歌曲点播率低，歌曲属于小众歌曲，商业价值极低。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情况原告提交的《原创经典MTV》专辑（以下简称涉案专辑），内含13张DVD光盘，封底显示：ISBN码为978-7-7991-6682-7，出品单位为太平洋影音公司，制片人和著作权人为原告。专辑内页清单列表每首曲目后均列有ISRC码，DVD光盘镜面圆圈处均有IFPI码。每张光盘中均标注有ISBN码，分别为ISBN978-7-7991-6682-7，ISBN978-7-7991-6683-4，ISBN978-7-7991-6688-9，ISBN978-7-7991-6689-6，ISBN978-7-7991-6686-5，ISBN978-7-7991-6687-2，ISBN978-7-7991-6690-2，ISBN978-7-7991-6691-9，ISBN978-7-7991-6693-3，ISBN978-7-7991-6694-0，ISBN978-7-7991-6695-7，ISBN978-7-7991-6696-4，ISBN978-7-7991-6697-1。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的专辑ISBN查询结果显示上述13张出版物均被收录，“题名与责任为原创精典MTV-[电子资源.DVD]，出版项为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2019]。”涉案专辑中包含涉案作品，依次播放涉案作品，均为有伴音的视频画面。庭审中，被告表示涉案专辑的IRSC编码中的制作人为太平洋影音公司，并非原告；涉案专辑出版时，该专辑的光盘生产商已经停产，因此涉案专辑为非法出版物，不能据此认定原告是涉案作品著作权人。被告未就涉案专辑为非法出版物进行举证。被告还主张涉案专辑中部分涉案作品视频画面中出现了制片、制作、独家摄制、承制、出品、后期等第三方主体标识，不能证明原告是相关作品著作权人。二、原告及青咖公司与音集协之间的授权情况2013年9月10日，原告与音集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合同约定：第二条，原告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仅限于卡拉OK范围内）、复制权（仅限于卡拉OK范围内）、信息网络传播权（仅限于卡拉OK范围内）、出租权、广播权信托音集协管理，以便上述权利在其存续期间及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完全由音集协行使，上述权利包括原告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的权利。第五条，原告应将其授权音集协管理的所有音像节目，依音集协提供的音像节目登记表的格式，向音集协进行登记，如有增减或变更，原告应立即书面通知音集协，该登记资料将作为音集协向使用人授权及分配使用报酬给原告的依据。第八条，原告有权通过书面形式终止本合同，收回授权，但应在音集协收到书面通知30日后生效。2019年1月9日，原告与青咖公司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协议附件所列作品的全部作品财产权转让给青咖公司，协议附件共列有401首作品名称，其中未包含涉案作品。2019年1月9日，原告和青咖公司共同向音集协出具《著作权转移声明》。其中记载：原告于2019年1月9日与音集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以下简称：该协议）。因业务发展需要，原告与青咖公司达成协议并声明如下：1.原告将该协议所涉全部著作权及收益，自2019年1月9日起转让给青咖公司。2.原告自本声明生效起终止与音集协的会员关系。青咖公司将与音集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办理入会手续。3.原告基于《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应从音集协获得的收益，凡尚未分配的，皆请音集协直接分配给青咖公司。4.本声明即日起生效。庭审中，原告表示《著作权转移声明》总序部分存在笔误，其中提到的原告于2019年1月9日与音集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以下简称：该协议），应为原告与青咖公司于2019年1月9日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协议》。被告则认为前述笔误内容应为原告于2013年9月10日与音集协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被告表示原告和青咖公司并未将二者之间的《著作权转让协议》内容告知音集协。2019年1月9日，青咖公司与音集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合同约定：第二条，青咖公司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放映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出租权、广播权信托音集协管理，以便上述权利在其存续期间及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完全由音集协行使，上述权利包括青咖公司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的权利。第五条，青咖公司应将其授权音集协管理的所有音像节目，依音集协提供的音像节目登记表的格式，向音集协进行登记，如有增减或变更，青咖公司应立即书面通知音集协，该登记资料将作为音集协向使用人授权及分配使用报酬给青咖公司的依据。庭审中，被告表示，音集协对原告与青咖公司之间《著作权转让协议》内容并不知晓；根据原告与音集协之间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所有作品均在原告授权音集协范围之内；根据原告与青咖公司共同向音集协出具的《著作权转移声明》的约定，青咖公司继受了原告与音集协之间的合同权利和义务，青咖公司向音集协授权管理的作品包含涉案作品。原告表示，青咖公司授权音集协的作品不包含涉案作品。为此，原告提交了青咖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出具的《说明》和（2019）京东方内民证字第09378号公证书。其中，《声明》中青咖公司表示其向音集协授权管理并登记的音像作品详见附件名单，名单中共列有593首作品，其中未包含涉案作品。（2019）京东方内民证字第09378号公证书中载明：2019年7月17日登录音集协官网，点击“公示公告”-“权利公示”进入下一页面；点击“作品库”，在搜索栏中输入“青咖公司”后点击“搜索”键进入下一页面，依次浏览六页内容，列表共显示有593首作品，其中未包含涉案作品。原告表示音集协官方网站中未公示有涉案作品，亦未公示有原告授权内容。为此，原告提交了（2019）京东方内民证字第09377号和第13406号公证书。第09377号公证书载明：2019年7月15日，登录音集协官网，点击“公示公告”-“权利公示”进入下一页面；点击“作品库”，在搜索栏中输入“松原市石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并勾选“模糊搜索”后点击“搜索”键进入下一页面；在“搜索”栏旁选中“作品名称”，分别输入涉案作品名称，均显示“找到相关信息为0条”。第13406号公证书记载，2019年10月25日，登录音集协官网，点击“公示公告”-“权利公示”进入下一页面；点击“作品库”，在搜索栏中输入“松原市石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后点击“搜索”键进入下一页面，搜索结果为无内容显示。关于音集协官网公示内容，被告表示音集协官方网站中公示的内容少于音集协获得授权管理的作品，不应以官网公示内容来判断是否属于音集协管理作品范围。原告还提交了一份其法定代表人朱永军与音集协工作人员王添羽的通话录音。被告对录音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案中，原告未提交录音证据原始载体。2020年3月1日，音集协出具《关于松原市石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我会领取版权费的说明》，其中载明“原告自2013年加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成为我会会员。其中2013-2017年度从我会获得的著作权使用费分配金额如下表。剩余未分配部分，按照原告和青咖公司于2019年1月9日联合致函我会的《著作权移转声明》，将分配给青咖公司”。2020年4月22日，青咖公司出具《声明》，该《声明》中记载，青咖公司于2019年1月9日与原告共同出具《著作权转移声明》，就该声明青咖公司作如下声明：1.针对《著作权转移声明》总序部分，原告与音集协于2019年1月9日是否签订了《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青咖公司不知情。2.针对《著作权转移声明》第一条，原告转让青咖公司的音像作品著作权以双方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作品范围为准（以合同及歌单为准）。3.青咖公司授权音集协管理的作品范围，按照青咖公司与音集协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第五条的规定，以向音集协登记的音像作品名单确定的范围为准（以该合同约定的歌单为准）。三、关于被控侵权行为的相关事实（2019）京国立内民证字第1941号公证书载明：2019-4-19，公证人员与原告指派的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前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7号标牌标识为“酷秀K-SHOWKTV”的场所，在场所内的点歌系统上点播了含涉案作品在内的多首作品，并制作《音乐电视作品清单》（清单中共列有80首歌曲），消费356元并取得被告出具的票据一张。原告为此支付了公证费1500元。将涉案作品与公证取证录像中的对应内容进行比对，二者影像、声音均一致。四、其他2019年5月12日，被告（乙方）与音集协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甲方）签订《著作权许可协议》，约定甲方根据会员授权，依照国家版权局公告的原则，许可乙方按照协议在其卡拉OK经营场所的15间包房内，以表演和放映的方式使用甲方管理的音像作品，许可使用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自本协议终止之日起乙方不得再使用甲方管理的音像作品。双方确认甲方作品均以甲方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作品清单为准。乙方支付许可使用费为27000元。被告提交了国家版权局2006年第1号公告，以此证明卡拉OK经营行业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规制的领域，应按照该制度规则适用法律。该公告中确定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为：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被告还提交了2019年度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议KTV歌曲点唱调查报告》，以此证明涉案作品的点播量。关于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主张按照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规定的卡拉OK行业每天每包房版权使用费不超过12元的规定进行计算。具体方式为：按照最高标准计算，全国市场4万家歌舞娱乐场所，音集协2019年覆盖率20%，涉及包房139358间，可得出全国4万家卡拉OK场所全部包房数为139358间包房/20%=696790间包房；全国所有卡拉OK场所2019年应付的版权费用696790间包房*12元/天*365天=3051940200元；根据点播率计算，原告2019年在全市场全覆盖按最高标准计费的情况下，其曾用于诉讼的238首作品的总价值为615211元，折合到每个包房也就是615211元/696790包房=0.88元/包房。由此，被告主张原告的经济损失金额为0.88元*被告包房数。原告对被告的前述计算方式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已经退出音集协，音集协针对涉案作品的点播量统计不准确，不应当按照音集协分配著作权使用费的方式计算原告的经济损失。关于合理开支，原告提交金额为1500元的公证费发票以及委托代理协议。其中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为3000元。原告表示该案系与其余7件案件系批量案件，原告主张前述取证消费356元、公证费1500元和律师费3000元均为8案共同支出的维权合理开支，本案主张的合理开支由上述费用均摊计算。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涉案专辑、公证书、票据、委托代理合同、说明、声明、通话录音及记录、查询截图，被告提交的公证书、国家版权局公告、《著作权许可合同》、使用费标准、网页打印件、调查报告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涉案作品的内容不仅包含歌曲演唱，还包含一系列诠释歌曲信息的连续画面，属于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需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涉案作品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为涉案作品著作权人；2.被告使用涉案作品是否经过合法授权；3.如果认定构成侵权，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是否过高。一、关于原告是否为涉案作品著作权人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作者，作者享有著作权。涉案专辑共包含13张DVD光盘，每张光盘上均标注有ISBN码，通过每个ISBN码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系统查询，均能查询到每张光盘包含的作品信息和出版信息，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本院认定涉案专辑为合法出版物。依据涉案专辑署名，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确认原告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被告抗辩涉案专辑的IRSC编码中的制作人为太平洋影音公司，并非原告，原告并非涉案作品著作权人的意见，本院认为，制作人并非著作权人的署名方式，IRSC编码中的制作人为太平洋影音公司并不能证明著作权人为太平洋影音公司，对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抗辩涉案专辑出版时，光盘生产商已经停产，因此涉案专辑为非法出版物，不能据此认定原告是涉案作品著作权人的抗辩意见，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还主张涉案专辑中部分涉案作品视频画面中出现了制片、制作、独家摄制、承制、出品、后期等第三方主体标识，不能证明原告是相关作品著作权人。本案中，涉案专辑封面明确标识著作权人为原告，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涉案专辑视频画面中出现的制片、制作、独家摄制、承制、出品、后期等第三方标识不足以构成推翻原告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的相反证据。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被告使用涉案作品是否经过合法授权本院认为，2019年1月9日，原告和青咖公司签订了《著作权转让协议》，原告将案外的401首作品转让给了青咖公司，并对转让作品的名称、表演者以作品清单的形式进行了列明，其中并不包括涉案作品。青咖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出具的《说明》中对其授权音集协的作品范围进行了明确，与音集协公示的作品库中内容一致，其中并不包含涉案作品。被告虽主张音集协取得授权的作品范围大于官网公示内容，但并未对音集协自青咖公司处取得授权的作品范围进行进一步举证证明。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得出青咖公司授权音集协管理的作品中包含涉案作品的结论。关于《著作权转移声明》中“该协议”的指代内容，应结合原告和青咖公司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青咖公司出具的《声明》内容对其进行解释，应理解为原告与青咖公司于2019年1月9日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协议》。根据被告与音集协的《著作权许可协议》的约定，双方确认音集协许可作品范围均以音集协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作品清单为准。原告提交的公证书中显示，音集协官网中未查询到涉案作品的相关信息。被告虽主张其就涉案作品获得了音集协的许可，但未就音集协授权管理涉案作品以及涉案作品包含在音集协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作品清单内进行举证。被告未能证明音集协有权权利涉案作品，因此被告使用涉案作品未获得权利人的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放映权是指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被告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卡拉OK场所的点歌器中提供涉案作品的放映，属于通过技术设备公开再现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放映权，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三、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是否过高。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具体的赔偿数额，被告辩称应根据涉案歌曲的点唱率及《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进行确定，但其提交的相关音集协点唱报告仅能证明音集协授权KTV使用授权作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整体点播情况，无法充分有效证明涉案作品在其经营场所内的实际点唱率，且原告已经退出音集协无法直接以点唱率确定原告的经济损失，本院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纳。故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原告的实际损失及被告的违法所得，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涉案行为的影响范围、被告确向音集协付费、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对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在法定范围内予以酌定。关于维权合理开支，原告提交了相关票据和合同，本院予以全额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四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火星零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停止涉案侵权行为；二、被告北京火星零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松原市石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000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607元；三、驳回原告松原市石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北京火星零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员 崔树磊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杨 珊书 记 员 杨品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