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502民初811号 原告:康启骏，男，汉族，1938年7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原告：冯淑君，女，汉族，1946年7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被告：姚学明，女，汉族，1940年4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被告：石勇，男，汉族，1970年10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原告康启骏、冯淑君与被告姚学明、石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康启骏、冯淑君、被告姚学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石勇经本院依法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康启骏、冯淑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将买房未付款12000（壹万贰仟元整）及20年（1999-2019）银行贷款利息和其他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40000（肆万元整）赔付给原告。2、诉讼费和笔迹指纹鉴定费由被告支付。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2为诉讼费和公告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九九九年，我将七九九厂解放村96幢一单元6楼180号房作价32000元卖给了被告姚学明。她当时只付了我20000元,说佘款12000元以后再付。因为是熟人，何况姚已付了买房款的63%，于是我在给姚写了20000元的收据之后，在房款未完全付清的情况下将房产证给了她。但并未办理房屋产权转让手续，也没有和她签订任何房屋转让的协议。2002年6月，我因家庭惨遭变故，举家去了成都。2004年初，姚学明曾多次托人带信带话给我，希望我尽快回厂办理房屋产权转让手续。我回答说，我会尽快回来的，只要付清买房佘款后即刻办理产权转让，以后因为多种原因(如外孙女在成都读书及我老两口的身体问题）一直迟迟没有回厂。直到2015年4月，我们才从成都回到宜宾。我们和姚的住处近在咫尺，但她却始终未来联系我们。一般来说，在房屋产权转让问题上，主动着急的应该是乙方。所以我们想，你都不急我们又何必着急呢？只要房款未付清，没有我们的签字，姚是办不了产权转让的。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过问这件事情。直到2018年9月，我们才从七九九厂棚改办处得知，姚在余款12000元未付清的情况下，早已办理了住房转让手续。我的房产证早已换成了姚和她早已失去联系多年的儿子石勇的名字。在没有我签字同意的情况下，姚怎么能办理房屋产权转让手续呢？于是，我于去年九月十九日去宜宾房地产管理局查询。经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管理局调出原始资料才发现，姚学明伪造了我和我爱人（冯淑君）的签名和指纹，欺骗了七九九厂当时的主管部门和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伪造了《国营七九九厂内部职工个人产权住房转让协议书》和购房款32000已全部付清的收条。办理了七九九解放村96幢一单元180号房的产权转让。宜宾房地产管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相当重视这一事件，立即责成有关人员通知姚学明到房管局与我见面，协商解决这一问题。但经多次联系，姚做贼心虚，不敢出来面对。最后电话也不接了。于是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建议我从司法程序解决这一问题。特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姚学明辩称：1、原告所主张的欠付房款没有欠款凭据及证据证实；2、被告已分两次，以第一次24000元、第二次8000元向原告付清了购房款；3、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所欠购房款的诉求已超过了本案的诉讼时效。 被告石勇未作答辩。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被告双方身份信息、原告康启骏与七九九厂的《宜宾市企事业单位共有住房购房合同书》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评判如下： 1、被告举示的《调查笔录》、《情况说明》、《证明》。《调查笔录》及《情况说明》拟证明时任七九九厂房管科科长贺永富，时七九九厂基建房处经办人员尹科平、贺永富证实案涉房屋的购买、过户的情况。《证明》系七九九厂退休职工翁文全的陈述，拟证明被告向翁文全借款系用于支付原告购房款的情况。原告否认《调查笔录》、《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认为《证明》仅能证实被告向翁文全借钱，但不能证实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剩余的房款。上述三证据虽体现为不同的形式，但实质均为证人证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上述证人均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本院对以上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2、原告举示的《国营七九九厂内部职工个人产权住房转让协议书》、《收条》，拟证实上述协议书及收条上的“康启骏、冯淑君”签字并非其二原告本人所签。被告在庭审中对原告所称予以认可，但称该转让协议书及收条非其伪造，上面“姚学明”签字亦非其本人所签。因原被告双方均否认该转让协议书及收条上签字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转让协议书及收条不予认可。 3、被告举示的国营第七九九厂《关于职工住房转换产权后加强管理的通知》（厂基自【1998】018号）文件，拟证实其与原告之间的房屋交易符合当时七九九厂内部规定，且已通过内部审核。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否认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本案将综合全案证据综合予以评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992年8月31日，康启骏作为七九九厂的职工身份，以5734元的价款购得该厂出售的位于宜宾市房屋一套，之后康启骏办理了上述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1999年，康启骏和姚学明协商，将上述房屋作价32000元出售给姚学明，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姚学明支付20000元购房款给康启骏，康启骏将房屋钥匙和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一并交给了姚学明，姚学明之后搬到该房居住并使用。期间，姚学明曾联系康启骏办理房屋转让手续，但康启骏以房屋余款未付清为由，均予以拒绝。姚学明和石勇于2004年取得本案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于2005年取得案涉房屋国土使用权证。 庭审中，二原告及被告姚学明均认可《国营七九九厂内部职工个人产权住房转让协议书》、《收条》上的签字及捺印并非原被告双方所签，并认可双方进行案涉房屋买卖时，未签订书面协议，仅有口头协议。被告姚学明称对该转让协议书及收条如何形成不知情。 另查明，本案争议发生后，原告康启骏于2018年10月16日将被告姚学明诉至本院，要求其支付购房款尾款，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姚学明返还房屋，本院（2018）川1502民初8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原告康启骏于2019年8月19日将以被告姚学明欠付购房款为由将其诉至本院，因未缴纳诉讼费，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2020）川1502民初18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原告康启骏撤诉处理。 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是否已将房屋购房款支付完成？ 针对焦点1，诉讼时效期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损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且最长保护期间不得超过二十年。本案中，因原被告双方买卖案涉房屋时未形成书面协议，原告称被告仅于1999年支付了第一笔房款2万元，被告辩称其第一次向原告支付房款24000元，第二次系事隔一两个月后向他人借款将剩余的8000元尾款支付。因被告未能举证证实其两次支付房款的具体数额及第二次支付剩余尾款的时间，故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支付购房尾款。原告虽在庭审中称曾对被告说过“你什么时候把尾款支付给我，我就什么时候配合你过户”，但仅能视作双方对房屋买卖支付尾款及办理过户事宜的后续约定，而非原告向被告催要尾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结合本案证据，原告于2018年10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时方向被告主张支付购房款尾款，其时尚未超出法律规定的二十年最长保护期间，后原告一直在向人民法院诉请主张其权利，已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本案未超出诉讼时效。 针对焦点2，合同具有相对性，仅能约束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本案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石勇系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庭审中，原告亦陈述该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被告姚学明，故原告诉请被告石勇承担购房尾款及支付相应利息、公告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房屋买卖合同中，购房款是否支付完毕的举证责任归属于被告，本案中，原告称被告姚学明尚有12000元尾款未向其支付，且被告姚学明未举证证实其已将全部款项付清，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原告诉请二被告支付尚欠购房款12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为被告姚学明支付原告康启骏、冯淑君尚欠购房款12000元；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其20年（1999-2019）银行贷款利息和其他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40000（肆万元整），实为要求被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结合对焦点1的评述，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10月16日方向被告姚学明主张支付尚欠购房款，应给予其合理的履行准备期间，本院酌定为10日，故被告姚学明的违约行为发生在2018年10月25日，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支持为被告姚学明以12000元尚欠购房款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1-5年期计4.75%），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加收40%）从2018年10月25日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止向原告康启骏及冯淑君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共计为994元（计算方法12000×4.75×1.4×432日/365日=994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姚学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康启骏、冯淑君尚欠购房款12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994元。 二、驳回原告康启骏、冯淑君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16元，减半收取计55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姚学明负担740元，原告康启骏、冯淑君负担418元。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本判决书所载明内容，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肖必春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孙 懋 书 记 员 周莉萍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第十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证明责任和职权探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 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