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赤民三终字第5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士广，现住赤峰市。委托代理人王少新，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永成。委托代理人郭新久，内蒙古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邵井文。原审第三人韩玉学。上诉人郑士广因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翁民初字第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10月15日受理后，于2013年11月20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士广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少新、被上诉人何永成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新久、被上诉人邵井文及原审第三人韩玉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事实，2008年4月份，原告欲育稻秧，但没有钱买种子，便找第三人邵井文要求帮忙，经第三人邵井文联系，一开始从被告处赊购了2000斤“吉特639”水稻种子，每斤单价2元，赊购的过程是被告将种子送到第三人邵井文的加工厂，原告从第三人邵井文的加工厂运回。后来，由于原告所需种子不够，又经第三人邵井文联系，并由第三人韩玉学从被告处为原告运回1500斤，单价也是2元。两次合计3500斤，计款7000元。此后，由第三人邵井文陆续与被告进行了结算，到同年年底原告将种子款交付给了第三人邵井文。原告用上述种子育秧后，为孙景海和薛显章进行了插秧。2008年9月11日，在水稻灌浆期间，孙景海、薛显章发现“白穗”，遂将此情况通知了原告何永成。同年9月15日，经到现场查看，均认为水稻已经到了绝收的程度。9月22日，孙景海、薛显章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本案原告何永成赔偿经济损失153176.00元及鉴定费800元。9月25日，翁牛特旗农牧业局对水稻损失进行了评估，总损失额为106255.60元，鉴定费800元。同年11月18日，赤峰市种子管理站对“吉特639”水稻结实不良进行鉴定，并出具了赤种鉴字[2008]第017号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种子质量纠纷涉及的水稻品种“吉特639”没有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按照有关规定为不能推广种植的品种；其品种的稳定性、适应性、丰产性、一致性等方面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考察。2、植株结实率较低的直接原因是水稻小花败育，与品种适应性以及种植地区当年的温度、光照、湿度等环境条件有关。3、样品植株中生物学性状不一致，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水稻种子最低标准；由于没有“吉特639”标准样品的官方数据记载，无法判定其品种的具体纯度值。花鉴定费1000元。2009年9月24日，原审法院作出了(2008)翁民初字第24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案原告何永成赔偿孙景海、薛显章水稻损失106255.6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3400.00元、邮寄送达费80.00元、鉴定费1800.00元，合计111535.60元。该判决生效后，被告郑士广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后，原审法院经审理，并于2012年5月22日作出了（2011）翁民再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了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2008)翁民初字第2496号民事判决，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涉案的“吉特639”水稻种子是否是被告销售给原告的。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及原审法院在重审过程中认定的事实足以说明原告为孙景海、薛显章提供的水稻秧苗，就是原告通过第三人邵井文联系从被告处购买的，也就是说，虽然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种子买卖合同关系，但由于当时原告没有钱购买种子，通过第三人邵井文联系从被告处购买的3500斤种子。原告是实际的使用者，原告和第三人邵井文之间不存在涉案种子的买卖合同关系，这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且从(2008)翁民初字第2496号案件审理的过程中的相关证据及该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看，造成孙景海、薛显章损失的直接原因就是育秧的种子质量不合格，而被告作为涉案的种子的销售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请求，原审法院应予支持。第三人邵井文、韩玉学只是起到联系、运输的作用。故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提出的没曾向原告销售过“吉特639”水稻种子、原告向孙景海、薛显章提供的也不是“吉特639”种子的秧苗，故不应承担责任的反驳主张因缺乏相关的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提出原告销售给薛显章、孙景海的涉案的水稻秧苗属于种子法规定的种子范畴，而原告没有销售种子的资质。所以，涉案的损失原告应自行承担的反驳主张，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使用水稻种子繁育的秧苗与种子法所称的种子（苗）不是同一性质的，即稻秧非被告所称的种子法中所确定的种子范畴。所以，被告的该项反驳主张原审法院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郑士广于判决生效后10内赔偿原告何永成经济损失111535.60元（106255.60元+3400.00元+80.00元+1800.00元）；二、第三人邵井文、韩玉学不承担民事责任。宣判后，郑士广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要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何永成的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未向原审第三人邵井文出售过涉案吉特639水稻种子。1、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何永成单方陈述所作的调查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光盘没有当庭提交，上诉人不知其在何处；再审判决书已经对原判关于“郑士广为何永成提供不能推广的，不能达到国家规定水稻种子”的论述予以纠正；姚金红、许士华等人的证言在另案卷宗中并不存在；上诉人另案向法庭提供的说明书、鉴定申请书、照片等材料不构成事实自认。2、一审法院采信翁牛特旗农牧业局出具的《评估报告》给出的鉴定结论是：“当事品种的长相与吉特639不一致，可以确定当事品种非吉特639”，该鉴定意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向另案原告薛显章、孙井海提供的并不是吉特639水稻种子，进一步佐证了上诉人关于不曾向原审第三人邵井文出售过涉案吉特639水稻种子的事实主张。3、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交购货凭证或买卖合同以证明双方买卖关系的存在。第三人邵井文曾于2008年4月15日和4月23日分两次在上诉人处购买307水稻种子100斤、先玉335玉米种子2袋，上诉人均为其开具购货凭证。如果第三人同一时期在上诉人处购买3500斤如此大量的种子，上诉人不可能不为其出具发票，更何况第三人为他人购种，不索要购货凭证亦与常理不符。4、(2009)翁民初字第3800号案件在2010年7月8日庭审调查时（卷79页庭审笔录）上诉人曾当庭提交2008年的销售凭证存根二本，能够证明上诉人未销售过“吉特639”，更未向上诉人或第三人邵井文销售过“吉特639”3500斤。5、涉案种子3500斤将会产生70个种子包装物和种子标签，被上诉人始终未提供。6、第三人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陈述证言不可采信。第三人自己开办稻米加工厂，具有丰富的水稻籽粒来源，在加工的原料中，经销商、生产商将不合格和过期的水稻种子作为加工大米的原料。同时，根据(2009)翁民初字第3800号案件2010年7月8日庭审笔录（审判长问证人：你怎么知道这个品种的？邵井文回答：2007年我卖过）和邵井文于2008年4月份在上诉人处购买过307水稻种子和玉米种子的事实，足以证明第三人邵井文既开大米加工厂，又违法经营水稻种子。不排除在被上诉人无钱购种的情况下，将来源不明的所谓“吉特639”水稻种子违法出售给被上诉人，发生质量问题后，为逃避责任，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嫁祸上诉人。二、被上诉人在育秧过程中发生品种混杂的秧苗质量问题。1、翁牛特旗农牧业局于2008年9月25日出具的《评估报告》给出水稻减产原因之一是：“当事品种通过田间调查，杂株率在16%以上，在纯度上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赤峰市种子管理站于2008年11月18日出具的《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鉴定意见书》中给出“样品植株中生物学性状不一致，也有可能是在育秧过程中发生品种混杂引起”的分析意见。通过上述二份已被一审法院所采信的鉴定意见可反映出：损失与被上诉人育秧不当有因果关系。2、(2008)翁民初字第2496号案件中的原告薛显军、孙景海二人诉状和证人孙某某的证言均证明被上诉人当年育秧面积为6000余平米，近十多亩地，按常规每亩应播种300公斤，应当用种至少6000-7000斤，其余种子是何品种，来自何处，上诉人并不知情。薛、孙二人诉状还证实：“由于秧不够，他们给播的其他品种，却是同样的经营方式，没有这样的病害”，这就证明被上诉人当年育秧非一个品种。究竟哪个品种是涉案种子，被上诉人未能证明。三、被上诉人违法销售种子的损失不受法律保护。依据我国《种子法》第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销售给另案原告薛显章等人的水稻秧苗应属于农作物种子的范围之内。据此，根据《种子法》第三十一条关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经营种子”的规定，被上诉人销售水稻秧苗属于违法经营的行为，其因非法经营受到的损失不受法律保护。四、涉案种子均由被上诉人邵井文直接提供给被上诉人何永成，何永成所受损失应由邵井文承担。被上诉人答辩服判。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一、育秧插秧合同书，用以证明被上诉人违反种子法规定，无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二、孙景海、薛显军起诉状，用以证明被上诉人2008年育秧面积为6000平米，非同一品种。三、(2008)翁民初字第2496号案件庭审笔录，用以证明1、证人孙某某证实被上诉人2005年育秧面积“一共十多亩地”，与孙景海、薛显军证实内容一致。2、被上诉人陈述种子来源是“邵井文去买的，邵志学去拉的”，与第三人陈述不一致。四、教材，用以证明水稻育秧每亩播种300公斤，被上诉人应当用种6000-7000斤，种子来源不明。五、（2009）翁民初字第3800号案卷庭审笔录。用以证明1、第三人违法销售水稻种子；2、第三人开加工场，具有水稻籽粒来源；3、上诉人曾向法庭提交2008年种子销售凭证工本，证明未销售过涉案种子，未向被上诉人及笫三人销售过涉案种子。六、种子销售凭证，用以证明第三人邵井文曾于2008年4月在上诉人处购307号水稻种子100斤、玉米种子2袋，上诉人为其出具购货凭证。七、种子包装及标签，用以证明1、水稻种子单包数量。2、证明包装内容，被上诉人无包装袋，不能证明种子来源。被上诉人何永成的代理人对上述证据综合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欲证明的问题，育秧面积不认可，对3800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的邵井文的证言是卖过大米，而不是卖过种子，销售凭证是上诉人自己写的，没有证明力，也没有邵井文的签字；购买种子确实都有包装袋，在一审期间我方没有提交包装袋，但是肯定有。因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否认，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当庭播放了被上诉人何永成于（2008）翁民初字第2496一案中提交的通话录音，上诉人认可录音内容为其和被上诉人何永成的对话，但认为录音涉及的种子为307而非639。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份，被上诉人何永成欲育稻秧，便委托被上诉人邵井文从郑士广处赊购了水稻种子，被上诉人何永成育秧后，为孙井海和薛显章进行了插秧。经原审法院委托，翁牛特旗农牧业局于2008年9月25日出具了《关于对白音套海苏木孙井海、薛显章与何永成签订无公害产销合同内的水稻产量情况的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认为：1、当事品种非“吉特639”；2、当事品种的平均杂株率在16％以上；3、当事地块的亩损失价值为：1100.00元/亩-198.00元/亩=902.00元/亩。4、当事地块的总损失为：117.8亩×902.00元/亩=106255.60元。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何永成委托被上诉人邵井文自上诉人郑士广处购买种子的事实清楚，有上诉人何永成提交的通话录音、原审第三人韩玉学所作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何永成委托被上诉人邵井文购买种子，邵井文以自己的名义从郑士广处赊购种子，何永成与被上诉人邵井文之间构成隐名的间接代理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何永成与上诉人郑士广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故此，郑士广上诉称涉案种子不是其售出的，本院不予支持。依据赤峰市种子管理站于2008年11月18日出具的赤种鉴字[2008]第017号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鉴定意见书所作鉴定结论：“1、种子质量纠纷涉及的水稻品种‘吉特639’没有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按照有关规定为不能推广种植的品种；2、植株结实率较低的直接原因是水稻小花败育，与品种适应性以及种植地区当年的温度、光照、湿度等环境条件有关；3、样品植株中生物学性状不一致，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水稻种子最低标准。”可以认定上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的“吉特639”质量达不到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不符合种子买卖合同确定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上诉人理应对被上诉人何永成所受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何永成因赔偿孙景海、薛显章水稻减产而所受经济损失应承担40％的责任。因被上诉人邵井文作为代理人，对吉特639的粒形、大小、透明度、颜色等外观应具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但其对经上诉人委托所购种子未进行及时检验违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故被上诉人邵井文作为代理人对其代理过程中的过错行为应该承担过错责任。对被上诉人何永成所受损失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被上诉人邵井文对被上诉人何永成因赔偿孙景海、薛显章水稻减产而所受经济损失应承担30％的责任。依据翁牛特旗农牧业局于2008年9月25日出具的《评估报告》所作鉴定意见中：“当事品种通过田间调查，杂株率在16%以上，而国家水稻良种的纯度二级种必须在96％以上，在纯度上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及2008年11月18日赤峰市种子管理站出具的《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鉴定意见书》中“样品植株中生物学性状不一致，也有可能是在育秧过程中发生品种混杂引起”的分析意见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何永成育秧不当也是造成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其应自行承担所受损失30％的责任。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欠当，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13）翁民初字第41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郑士广承担被上诉人何永成因赔偿孙景海、薛显章水稻减产而所受111535.6元损失40％的责任,计44614.24元。三、被上诉人邵井文承担被上诉人何永成因赔偿孙景海、薛显章水稻减产而所受111535.6元损失30％的责任,计33460.68元。四、被上诉人何永成自行承担所受损失30％的责任，计33460.68元。五、驳回被上诉人何永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元由上诉人郑士广承担1008元、被上诉人何永成承担756元、被上诉人邵井文承担756元。邮寄送达费120元由各方当事人各自负担30元。原审追加第三人的送达费40元，由被上诉人邵井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明娟审 判 员  覃定禄代理审判员  张欢欢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张斯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