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浙绍商终字第10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县华越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国忠。委托代理人：薛国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鑫梅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孟永梅。委托代理人：郑浩军。上诉人绍兴县华越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华越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绍兴市鑫梅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2）绍越袍商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键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茹赵鑫、俞琳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赵剑英担任记录。上诉人华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薛国民，被上诉人鑫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浩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3年11月18日至2004年7月20日，被告鑫梅公司法定代表人孟永梅通过花旗银行分五次汇给原告华越公司外汇美金204000元。2004年3月29日至同年10月9日，原告分七次汇给被告人民币1564928.9元。2004年7月至同年12月份，被告分14次开具给原告金额1084439.7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上货物名称为围巾、涤纶布。被告公司系孟永梅与其夫陈宏鑫于2004年3月6日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3月26日，原告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被告返还预付款480489.2元。该院审理后于同年9月24日作出（2008）越民二初882号民事判决，判决以双方买卖关系成立为由，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480489.2元。被告不服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09年8月27日作出（2008）绍中民二终字第700号民事裁定。裁定以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即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和汇款凭证迳证明系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010年11月20日，原告撤回起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2011年1月18日原告再次起诉至原审法院，于2012年7月16日被裁定按撤诉处理。2012年8月23日，原告第三次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货款480489.2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诉称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还是双方另有业务往来，以此确定原告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本案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是七份汇给被告1564928.9元的银行凭证，以及被告开具给原告的14份增值税发票，其他无真实的货物交付凭据，以及具体的货物规格、单价、质量、数量等与货物买卖合同条款应当具备的内容。被告否认交过货物，否认存在买卖关系，并提供了被告法定代表人孟永梅几乎在同一期间汇给原告外汇美金的证据，以证明双方存在其他业务往来。而原告质证认为汇入的美金属于孟永梅在原告公司担任业务员期间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但不能提供证据作进一步证明，故原告的这一质证意见和理由不能成立。由于被告公司本身就是孟永梅夫妻投资设立，故被告法定代表人孟永梅汇给原告外汇美金的行为也可视为被告行为。依买卖合同交易习惯，一般是先由买方确定货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等内容，支付一部分定金或预付款，然后由卖方提供给买方货物，买方再支付货款。类似原告诉称的在未确定货物品种、数量、价格、交付等合同主要内容的情况下，买方先行支付卖方金额巨大的货款，然后由买方任意交付货物的做法，与卖买合同的市场交易习惯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依该条理解，在双方对买卖关系事实存在重大争议下，原告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除提供汇款凭证、增值税发票外，还应当提供货物交付凭据及货物的相关情况，来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现原告无法提供上述证据，且原、被告曾对外贸进出口代理协议有过洽谈内容，与该协议相对应的被告法定代表人汇给原告外汇美金等事实足以说明双方另有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原告对此无法作出合理充分的解释或以证据反驳，故原告诉称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依法不予认定。现原告以买卖合同关系为由要求被告返还货款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华越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508元，由原告华越公司负担。上诉人华越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系两家独立的企业法人之间的纠纷，虽然孟永梅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但其汇款的个人行为并不等同于被上诉人的行为。况且，孟永梅汇款行为发生在前，而被上诉人公司成立在后，按照时间先后的常理推断，也不能将孟永梅的汇款行为视为被上诉人的行为。2、上诉人在2008年3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孟永梅汇给上诉人的美金属于孟永梅在上诉人公司担任业务员期间应支付的款项。3、被上诉人认为孟永梅的汇款行为系替被上诉人在履行出口代理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但这只是被上诉人一面之词，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相佐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认为应由上诉人举证严重违法。另外，由于孟永梅曾在上诉人公司担任业务员，双方在业务交易之前都相互信任，具有良好的关系，同时孟永梅又新办公司，起步阶段资金紧张，经营比较困难，所以才出现将货款预先支付给被上诉人。一审法院以双方之间的交易做法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市场交易习惯为由认定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理由牵强，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适用的前提是出卖人仅以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还应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但本案的情形为上诉人是作为买受人预付货款，被上诉人作为出卖人对此不认可。一审法院错误理解法条，将该法条解释反推，要求上诉人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货物的交付凭据及货物的相关情况，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此外，被上诉人提供的《代理出口协议》上并没有上诉人的盖章，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协议，故不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在2008年3月26日第一次起诉时，原审法院作出的（2008）越民二初字第882号判决书已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后由于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一份落款为2004年4月30日的《补充合同》，二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才发回重审。现上诉人已通过司法鉴定证实上述《补充合同》上面的字迹不是同机一次性打印形成，而是通过两台打印机套打出来的，被上诉人当时用以证明双方存在代理进出口关系的主要证据系伪证。原审法院对该份至关重要的证据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所以，被上诉人认为其与上诉人之间属于进出口代理关系的主张不成立。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鑫梅公司答辩称：一、关于孟永梅在2004年3月6日公司注册前与注册后的行为。孟永梅在公司成立之前是以个人的名义与上诉人之间有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成立之后，委托进出口关系仍在继续。所以不管是注册前还是注册后，孟永梅都与上诉人存在委托关系，即不存在孟永梅在其公司成立前是上诉人业务员的说法。二、关于代理进出口合同洽谈关系。虽然最后双方没有在进出口代理合同上盖章确认，但是有一个洽谈的过程以及实际履行的情况，根据这一事实情况，双方之间的进出口代理关系还是成立的。三、从（2010）绍越商初字第2733号案件第三次开庭的庭审笔录中可以看出，合议庭认定双方之间系进出口代理关系，当时上诉人也表示认可，且改变了诉讼请求。后又以买卖关系起诉是不符合事实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上诉人华越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由孟永梅作为经手人签名的领款凭证12份，证明孟永梅曾经是上诉人公司的业务员。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一、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时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二、即使是新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孟永梅是上诉人单位的业务员，要证明孟永梅是上诉人公司的业务员，应提供劳动合同等证据。从证据本身看，孟永梅可能是业务员，也有可能只是作为经手款项的人签字而已。因此，对该领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仅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证据本身予以认定。被上诉人鑫梅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系出口代理关系。本案中，上诉人华越公司为证明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汇款凭证和增值税发票等证据，虽然税务主管部门不允许代理业务由外贸企业直接申报退税，但在外贸实践中，实为出口代理关系却仍由生产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给外贸企业并由外贸企业申报退税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且，在双方未明确约定货物的品种、型号、数量、价格等内容的情况下，上诉人先行支付货款，也确实不符合买卖关系的一般交易习惯。此外，自2004年至2008年上诉人第一次起诉前长达数年时间里，上诉人也一直未要求被上诉人交付剩余货物或返还多余货款，也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鑫梅公司为证明双方之间是出口代理关系，提供了两份出口代理协议。但2003年8月20日的协议上仅有孟永梅的签名，并无上诉人华越公司的签章。2004年4月30日的协议，经鉴定，虽可确认华越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但公章下的打印字迹与协议上其他字迹不是一次性打印形成，且该协议上华越公司的经办人即为合同相对方鑫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孟永梅，也有悖常理。故该两份协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系出口代理关系。至于2003年11月18日至2004年7月20日，孟永梅通过香港花旗银行汇给华越公司美金的问题，结合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领款凭证上由孟永梅作为经手人签字的事实，说明孟永梅个人与华越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华越公司认为孟永梅为其公司业务员，鑫梅公司认为双方系出口代理关系。但无论孟永梅个人与华越公司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因双方均陈述孟永梅个人与华越公司发生业务关系始于鑫梅公司成立之前，而且涉及金额远不止本案所涉款项，故即使孟永梅个人与华越公司之间是出口代理关系，也并不意味着鑫梅公司与华越公司之间就一定是出口代理关系。另外，关于下单及生产指令下达的情况、收结汇的情况、相关费用的结算等事实，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双方提供的证据均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上诉人华越公司以买卖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判据此判令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8元，由上诉人绍兴县华越进出口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键代理审判员  茹赵鑫代理审判员  俞琳琳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赵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