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浙台商终字第1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水英。委托代理人：金文英。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卫玲。委托代理人：林鸣华。原审被告：王国荣。委托代理人：叶青。上诉人沈水英为与被上诉人赵卫玲及原审被告王国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1）台温商初字第1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3年3月28日、2013年5月1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水英的委托代理人金文英、被上诉人赵卫玲及其托代理人林鸣华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国荣的委托代理人叶青参加了第一次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告赵卫玲与被告沈水英系朋友关系。被告王国荣、沈水英于2010年4月30日出具借条向原告赵卫玲借款100万元，被告沈水英出具借条向原告借款40万元，均口头言明利息为月利率2%，按月结息。后被告王国荣支付35万元利息至2011年6月，被告王国荣共支付本金19.2万元。原告赵卫玲于2011年10月8日，以被告王国荣、沈水英向其借款140万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王国荣、沈水英偿还借14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7月1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支付之日）。被告王国荣在原审中答辩称：一、被告王国荣个人确实曾向原告借过款100万元，系王国荣个人借款，借条上沈水英签名只是起证明作用。至于2011年8月20日的借条载明的40万元借款，王国荣不予认可。二、双方并未就利息问题达成一致的书面或者口头的月息为2%的结算方式。三、本案被告王国荣对其个人的借款已归还了将近60万元，有相关汇款凭证共54.2万元，都是归还本金的，现在王国荣个人尚欠的余款，愿意归还。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证据不足部分的诉讼请求。被告沈水英在原审中答辩称：一、被告沈水英没有向原告借过140万元。二、对于原告诉请的月息2%沈水英是不知情的，原告也没有与沈水英谈起过。三、沈水英是在农村信用社工作，不可能与王国荣一起经商。四、原告未将2011年8月20日的借条载明的40万元借款交付给沈水英。王国荣与赵卫玲之间的借款是由沈水英介绍，沈水英对他们的借款没有介入。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个：一、100万元借款及40万元借款如何认定？二、双方对上述二笔借款有无约定利息，利率为多少？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中关于100万元的借款，被告王国荣承认该借款事实，而被告沈水英辩称对该借款只是起证明作用，但未提供相关的反驳证据加以证明。该借款系两被告共同出具借条，被告沈水英也是在借款人栏下面签字确认的，故本院认定两被告共同借款的事实。关于另一笔40万元的借款，该借款由被告沈水英出具借条，但被告沈水英认为实际上未收到该款项，原告提供证据其中有20万元汇款给被告沈水英指定的收款人王国荣，另20万元也汇给王国荣。若按被告沈水英的辩称，款项未实际交付，应收回借条，而现借条至今由原告持有，被告也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行为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故认定被告沈水英向原告借款40万元的事实。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诉称双方有约定利息，原告提供了被告王国荣按本金100万元、40万元，每月按2%利率付利息的银行付款的相关证明，另又提供了原告与被告王国荣的对话录音，被告王国荣认为付款是付本金，并对录音对话提出异议，原告为此对录音资料申请鉴定，但被告王国荣未在规定时间内到鉴定中心进行语音取样，以致无法鉴定，故采纳原告的证据，认为双方有约定2%利率的事实，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被告付利息35万元至2011年6月。被告王国荣提供证据认为共支付54.2万元，根据本案实际认定被告王国荣共支付54.2万元的事实，认定被告除支付利息35万元外，还支付本金19.2万元。综上，原告赵卫玲与被告王国荣、沈水英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对借款期限未作约定，原告可以要求被告在合理的期限内偿还借款本息。但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过高，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月利率1.5%。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自2011年7月16日起按月利率1.5%的标准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12年12月12日作出判决：一、被告王国荣、沈水英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给原告赵卫玲借款80.8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7月16日起按月利率1.5%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沈水英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原告赵卫玲借款4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7月16日起按月利率1.5%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1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3156元，由原告赵卫玲负担2450元，被告王国荣、沈水英负担20706元。上诉人沈水英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一、借贷关系的案件不应仅看是否有借据，在双方有争议的情况下还应查明资金的来源、资金的用途等事实。原审法院仅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条即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决。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两上诉人偿还140万元巨款，应当阐明本案诉争巨款的来源及其收入状况，而被上诉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对此根本无法举证说明。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分两次将40万元交付给上诉人沈水英指定的收款人王国荣没有任何根据，被上诉人没有以任何方式委托过王国荣代为收款，原审判决仅凭被上诉人的口头陈述就认定王国荣系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三、王国荣与被上诉人之间的100万元借款并未约定支付利息，双方之间的款项交付均系支付本金，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了借款月利率2％错误，从双方之间的款项交付来看，数额大小不一，根本不存在与原告诉称的借款相对应的利息支付规律。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与王国荣的通话记录，即使是真实的，也根本没有讲到双方已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的这一事实。上诉人不知道原审法院是根据什么去认定双方约定有借款利息且月利率为2％的？真实情况是：王国荣在新疆投资一项目，需要资金周转，通过上诉人沈水英向被上诉人借款100万元，已讲明为短期借款，不计算利息，在项目成功时被上诉人可以参股并共享收益。当时被上诉人认为这个项目有可行性，所以愿意提供该借款。2010年4月30日出具借条时，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沈水英在借条上签字证明。不管二审法院如何处理，上诉人沈水英对该借款的利息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借条上根本没有注明利息，怎么能凭空让上诉人沈水英去承担在其签字时根本无法预见的责任。2009年12月份起，王国荣陆陆续续分多次将借款本金偿还给被上诉人54.2万元。四、2011年8月20日的借条载明的40万元，上诉人没有收到，曾向被上诉人要回借条，被上诉人称已撕了借条并叫上诉人放心。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赵卫玲答辩称：本案140万元借款，借贷事实有充分的证据，而且一审被告均予以认可。其中40万元的借款由上诉人沈水英亲笔出具的，沈水英是德清县农村银行的员工，对于出具借据是清楚的。该40万元的借据是在2011年8月20日补打的，与前面的100万元一样的，都是先借款，再打借条的，被上诉人与沈水英是小学同学，关系比较好，沈水英要求上诉人将借款汇入指定帐户，40万元是分两次在2011年的1月1日和1月8日汇入王国荣帐户，借条是补打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要求王国荣和沈水英有借款的合意应当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偿付责任。一审根据债权凭证，认为40万元由沈水英个人承担。上诉人认为借款并未约定利息，王国荣与被上诉人是不认识的，而100万元的巨额借款怎么会没有利息呢，当时约定按2分利息计算。款项交付以后，上诉人与王国荣支付利息的情况可以清楚的反映双方约定的利率是多少，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对帐单能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在2009年11月1日汇款30万元，2009年12月1日收到6000元的利息，12月底王国荣又付了6000元，后被上诉人又汇了20万元的，被上诉人在2010年1月28日收到1万元的利息，2月份利息也是1万元。被上诉人在2010年3月13日又汇款50万元，从这个时间开始借款人支付的利息都是2万元，月中及月底各付1万元，一直付到2011年1月11日。出具借条的时间是在2010年4月30日，如果是还本金，不可能出具100万元的借条。2011年8月20日上诉人又借了40万元，之后利息为28000元。原审法院依据付款依据及录音作出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称在100万元的借条上签名是证明人及40万元借款没有实际履行，这都是不能成立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王国荣述称：对上诉人所陈述的的基本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是认同的，但还涉及到三个争议的问题。1、关于2010年4月30日的借据问题。王国荣与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沈水英介绍建立借贷关系，被上诉人钱借给王国荣，借条也是王国荣出具的。沈水英在上面签了字，是因为王国荣第一次向赵卫玲借款。2、借款的利息问题。被上诉人认为有王国荣没有对通话录音进行鉴定及王国荣汇给赵卫玲的款项与2分利是相对应的，就推定为双方约定利息是2分。一审法院将录音鉴定的通知寄给王国荣的代理人，由于与王国荣联系不到，无法参加鉴定，原审就作出对王国荣不利的认定，而不进行逻辑推理，利息应当有书面的依据。3、关于40万元的借条是否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2011年8月20日，沈水英出具借条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40万元没有打给上诉人是认可的，但认为借款是上诉人与王国荣共同的借款，之后又认为王国荣是接受上诉人的指定收取了40万元，其中20万元是陈威廷汇给王国荣，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40万元汇款的事实。综上，一审裁判及对证据的认定上存在问题。二审中，被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调取赵卫玲在2011年1月9日将20万元汇入王国荣账户的存款凭条，拟证明沈水英在2011年8月20日借条中载明的其中20万元由赵卫玲汇入王国荣账户。上诉人质证认为：赵卫玲汇款给王国荣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与上诉人无关。第一次开庭时赵卫玲说这20万元是通过姓潘的人汇给王国荣的，说明他们之间有多笔的经济关系存在。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指示把钱汇入王国荣的帐户。第一次开庭的陈述是记忆错误。本院认为：该存款凭条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赵卫玲汇款给王国荣20万元，至于该款是否系上诉人指定汇款，在论理部分进行综合阐述。二审中，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对自己分别在2010年4月30日及2011年8月20日借条上签名无异议，故对两份借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抗辩意见，对双方争议的焦点作如下分析：一、上诉人在2010年4月30日借条上签名是否系共同借款人。上诉人的名字签在该借条落款处，位于“借款人：王国荣”的下一行，与“王国荣”三个字对齐，从签名的位置可以认定王国荣与沈水英为共同借款人。上诉人及王国荣一致认可借款是在2009年11月、12月及2010年3月交付，借条则2010年4月30日出具。被上诉人与王国荣事前并不认识，借款系上诉人介绍，被上诉人完全是基于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才将巨额款项汇入上诉人指定的王国荣账户，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作为共同借款人出具借条也符合情理。如果上诉人仅是作为见证人在借条上签名，那么王国荣出具借条时款项已经交付，上诉人作为证明人签名已经没有实质意义，或者其应在名字前注明系证明人。二、2011年8月20日借条载明的款项是否已经交付。上诉人认为借条出具后，被上诉人并未履行款项交付义务。被上诉人则提供了其在2011年1月9日汇给王国荣20万元及2011年1月10日通过陈威廷汇给王国荣20万元，证明款项已经交付。上诉人否认其要求被上诉人将款项交付给王国荣，被上诉人也不能提供依据证明系上诉人指定汇款。但从2010年4月30日借条所载明的100万元借款上诉人指定汇入王国荣账户及上诉人事后出具借条的事实可以证明40万元也系上诉人指定汇款给王国荣。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王国荣之间另存在投资关系，但缺乏相关依据证明。而且上诉人系银行职工，长期从事金融行业，其应当知道出具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因而上诉人主张借款未实际交付而又未向被上诉人索回借条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三、本案借款是否约定月息2%。借条未约定利息，被上诉人认为双方口头约定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2010年4月30日借条载明的100万元系被上诉人分别在2009年11月、12月及2010年3月分三次汇入王国荣账户，金额分别为30万元、20万元及50万元。王国荣提供的付款明细可以证明其分别在2009年12月1日及12月28日各支付6000元，2010年1月至3月分别付款10000元，从同年4月开始基本按照每月20000元支付。从2011年2月开始每月支付28000元。根据上诉人的汇款时间、金额及参照王国荣有规律的付款，与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基本吻合。上诉人及王国荣均认为是归还本金，但一部分付款在借条出具之前，如果是归还本金，则应当在出具借条时扣除。况且被上诉人与王国荣只是经上诉人介绍借款，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其他特殊关系，如此巨额的款项借给陌生人，双方之间未约定利息也不符合情理。因此，从王国荣付款的时间及金额能够认定本案借款口头约定月息为2%。一审根据当地经济情况，将月息调整为1.5%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54元，由上诉人沈水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战平审 判 员  胡精华代理审判员  洪海波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五日代书 记员  何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