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81民初10518号原告:刘军，男，198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海，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检得，男，196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告：熊巧英，女，1974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民，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玲，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军诉被告李检得、熊巧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1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孔令海，被告李检得、熊巧英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民、黄亚玲均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12月5日作出（2020）湘0181民初10518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21年4月2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孔令海，被告李检得、熊巧英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民、黄亚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军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9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李检得是朋友关系。自2019年12月以来，被告以需支付贷款利息和偿还贷款本金等为由多次电话或口头向原告借款，原告出于朋友情谊，在被告未出具借条的情形下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李检得提供借款合计230000元。另外，原告刘军及其妻刘瑞还通过微信转账向两被告提供借款60000元，两项总计金额为290000元。2020年6月4日，原告在向被告李检得转账180000元后要求其按口头约定出具借条，但被告李检得总是借故推脱。2020年7月17日，被告李检得再次向原告借款，原告要求被告李检得补齐以前借款的借条，但被告李检得仍只是出具了20000元的借条。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达成了口头借款合意，原告已向被告交付借款，故双方的借贷关系已成立，被告应及时归还原告借款。被告李检得、熊巧英的主要答辩意见：1.原、被告是合伙关系，原告起诉的大部分款项是其向两被告支付的养猪费用和合伙养猪的分红。本案的事实为：原告从2019年12月16日开始陆续带来38头母猪（称“合伙猪”）和两被告合伙养猪，除去成本后，利润平分。后又带来115头肥猪（称“代养猪”）让两被告代养，由原告承担代养期间代养猪的花销并支付两被告代养工资。两被告自2019年12月开始记账，根据账本记录代养猪饲料等成本约为107507元、工资为50000元；合伙猪的买猪成本为318000元（有猪崽的10000元/头、无猪崽的5000元/头），合伙猪饲料、疫苗等成本约为130000元。合伙猪出售收益超过150万元（原告后期偷偷卖猪，两被告根据市场行情估价），则原告应当支付代养猪费用157507元和合伙猪收益分红490000元左右，合计647507元，但原告至今还差近300000元未支付给两被告。2.原告起诉借款290000元，其中只有20000元为两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另外270000元是原告向两被告支付养猪费用、分红等。第一，原告诉状中主张的2020年5月31日银行转账30000元和2020年5月15日微信转账10000元，合计40000元，是原告将两被告的猪卖了之后向两被告支付的卖猪款；2020年6月4日银行转账180000元、2020年6月29日银行转账20000元，均是支付养猪费用和利润；2020年1月19日原告之妻微信转账20000元、2020年4月4日微信转账10000元，均是支付养猪饲料等费用。以上共计270000元，是双方的经济往来，并非借款。仅有2020年7月17日微信转账20000元为借款，但后来双方已达成合意，在原告应向两被告支付的养猪费用和分红中核减。第二，原告主张2019年12月12日出借25000元给两被告，后两被告已还，并非事实。事实是两被告在2019年7月15日出借46000元给原告，后原告在2019年12月12日向两被告还款25000元，但两被告又在2019年12月15日通过微信转账25000元借给原告。综上，原告利用合伙事务款项往来虚构民间借贷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军与被告李检得、熊巧英均系养猪户；被告李检得、熊巧英系夫妻关系。2020年7月17日，被告熊巧英因其父住院急需资金向原告刘军借款20000元。当日，原告刘军向被告李检得微信转账20000元，被告李检得向原告刘军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刘军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李检得条2020年7月17日”。除该笔款项外，根据原告刘军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双方还发生经济往来如下：1.2019年12月12日，原告刘军通过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向被告李检得账户转账25000元。原告刘军陈述该笔借款被告李检得已经偿还，被告李检得主张该笔款项系原告刘军偿还其曾向被告李检得的借款。2.2020年1月17日，原告刘军向被告熊巧英微信转账10000元。原、被告均确认该笔款项系原告刘军作为借款人偿还其曾向被告李检得的所借款项。3.2020年1月19日，原告刘军通过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向被告李检得账户转账43414元。原、被告均确认该笔款项为：2019年3月21日，原告刘军因需资金购买种猪向被告李检得借款62012元，原告刘军于2019年3月28日还款40000元；2019年7月15日，原告刘军又向被告李检得借款46000元，并需支付信用卡手续费276元，减去原告刘军帮被告李检得购买地毯和火焰枪而垫付的50元、400元，再加上被告李检得为原告刘军所垫付的烧碱费300元，原告刘军尚欠68138元；2019年8月10日，原告刘军还款20000元，同时又产生了信用卡手续费276元；2019年9月14日，原告刘军又向被告李检得借款5000元。至此，原告刘军欠被告李检得借款及养猪垫付款共计53414元。针对该笔欠款，原告刘军分别2020年1月17日还款10000元（即前述序号2的款项）、2020年1月19日还款43414元，即该笔债务已清偿完毕。4.在原告刘军向被告李检得转账43414元的同日，即2020年1月19日，原告刘军之妻刘瑞还于下午13时26分向被告熊巧英微信转账20000元。当日，被告熊巧英在其与原告刘军的微信聊天中语音回复：“收到，谢谢，等于是多打2万元，借你2万元。”原告刘军认为该笔款项为两被告向其所借款项；两被告则表示，其于2020年1月19日收到原告刘军微信转账的20000元属实，但其认为该笔款项并非借款，理由是其与原告刘军于2019年12月16日开始合伙养猪，直至收到原告刘军微信转账的20000元之时双方合伙才一个月，尚未产生收益，所以才在微信聊天中说“借你2万元“，待双方合伙结算时再进行核减。5.2020年4月4日，原告刘军向被告熊巧英微信转账10000元。原告刘军主张该笔款项是两被告因养猪需要资金周转而向原告刘军所借；两被告则主张该笔款项系原告刘军支付双方合伙养猪所需的饲料、药品等费用。6.2020年4月16日，原告刘军通过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向被告李检得账户转账170000元。原、被告均确认该笔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养猪费用。7.2020年5月15日，原告刘军向被告熊巧英微信转账10000元；同年5月31日，原告刘军通过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向被告李检得账户转账30000元。原告刘军主张该两笔款项是两被告因养猪需要资金周转而向原告刘军所借；两被告陈述：该两笔款项并非借款，而是2020年5月7日，原告刘军将两被告饲养的13头肥猪出售，售价为56036元，原告刘军应将卖猪所得款项支付给两被告，故其于2020年5月15日、5月31日向两被告支付了卖猪款合计40000元。8.2020年6月4日，原告刘军通过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向被告李检得账户转账180000元，被告李检得在收到该笔款项后即向其本人转账50169.17元、130000元。原告刘军陈述：2020年6月2日，针对双方委托饲养关系，原告刘军提出要求签订合同，同时，两被告也提出其因偿还银行贷款缺少资金需向原告刘军借款，原告刘军为此同意出借100000元。6月3日，两被告告知原告刘军偿还银行贷款总共需要180000元，原告刘军考虑到既然两被告同意签订委托饲养合同，那就愿意出借180000元。次日，原告刘军来到两被告家中，但当时两被告家中有客人，故未要求两被告出具借条。当日下午，两被告因急需用钱，原告刘军遂向被告李检得转账180000元。为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原告刘军向本院提交其与被告熊巧英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刘军于2020年6月2日通过微信电脑版向被告熊巧英发送了一份《浏阳市福丰养殖场委托养殖合同8（1）》word电子档，并发送语音信息“英子，我拟了一份合同，你和老李商量一下，看有问题没？还是程序莫少，你们银行那里还少10万钱，我还是可以借给你们，程序还是莫少，嘴巴两块皮，左讲左有理，右讲右有理，扯不清。”被告熊巧英于2020年6月3日回复语音信息“你吃累今日帮我把钱转给我，开条子明日再开或者那个事以后再讲，明日早晨你又没起来，要扣钱，要去还掉。”对此，两被告认为，微信语音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并不是借贷合意的体现，并陈述：2020年5月31日，双方在进行结算时，两被告垫付了养猪费用228583元；6月27日再次对账时，已经将该笔180000元作为原告刘军应付的养猪费用和利润进行了核减。原告刘军对该记账数额有异议，认为账本系两被告单方制作，并未得到原告刘军的认可。关于该笔180000元的用途，两被告陈述，其用于偿还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贷款130000元及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贷款50000余元。9.2020年6月29日，原告刘军通过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向被告李检得账户转账20000元。原告刘军主张该笔款项是两被告因偿还信用卡需要资金而向原告刘军所借；两被告则主张该笔款项系原告刘军支付双方合伙养猪的费用及利润。原、被告由此产生纠纷，原告何继德、蔡南香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何继德、蔡南香为被告何湘武、张骕雅支付购房首付款、装修款等款项是赠与还是借款；若为借款，借款金额如何认定，是否属于被告何湘武、张骕雅的夫妻共同债务。现分述如下：一、关于案涉款项是赠与还是借贷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何继德、蔡南香和被告何湘武均主张两原告为被告何湘武、张骕雅支付款项是被告何湘武、张骕雅向两原告所借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何湘武对此予以认可。而被告张骕雅提出两原告与被告何湘武存在恶意串通，案涉《借条》属于事后虚构，案涉款项的性质应认定为赠与。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款项的性质应认定为借款，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一方当事人以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其他还款、对价款、赠与或其他法律关系而发生的款项，必须由否认借贷关系一方就此举证证实。本案中，两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明细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款项已经交付，被告何湘武、张骕雅是该款项的受益方，应视为两原告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证明责任，被告张骕雅抗辩该款项系两原告对被告何湘武、张骕雅的赠与，被告张骕雅应对其上述款项系赠与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并且为无偿合同、单务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条是关于提高证明标准的特殊情形的规定。提高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对口头赠与的认定，应适用高于一般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通过审查在案证据，并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对于赠与事实证明标准的规定，被告张骕雅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两原告对其与被告何湘武有赠与的意思表示，结合两原告在2012年4月以近70万元的价格向被告何湘武赠与了一套160余平方米的住房及车位等情况，认定存在赠与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应由被告张骕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3】19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父母出资的性质已经确定为赠与，主要解决的是具体赠与对象为夫妻一方还是双方的问题。但本案当事人对于案涉款项的性质为借贷亦或赠与存有争议，这也是本案需要重点审理查明的内容。因此，被告张骕雅主张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推定父母汇款的性质为赠与，系对该司法解释条文的错误理解。第四，虽然被告张骕雅质疑借条形成的时间，并对被告何湘武出具的、标注日期为“2015.4.24”的借条进行了形成时间鉴定，并得出了该借条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与落款显示日期“2015.4.24”不一致的鉴定意见，但并不能据此即推定该借条系两原告与被告何湘武恶意串通而出具，也无法得出该借条的出具时间为被告何湘武与被告张骕雅离婚诉讼期间，更不能仅因该借条系事后补充出具而认定为无效，且该借条中载明的借款200155元确由原告何继德向开发商支付，用于购置登记在被告何湘武、张骕雅名下共同所有的房屋的首付款。再者，本院认定案涉款项的性质为借贷并非仅依据借条，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作出的综合认定。第五，从公序良俗的角度看，敬老慈幼为人伦之本，也应法律所倡导。慈幼对于父母来讲，依法而言为养育义务的负担。在儿女成年后，父母已经尽到了抚养义务，若父母续以关心关爱，儿女受之应感念之，但此时并非父母所应当负担的法律义务。特别是在当前高房价背景下，儿女因参加工作不久，经济能力有所欠缺，有一定经济条件的父母在其购房时给予资助虽属常事，但并非为常理，更非义务。因此，在父母出资时未明确表示出资系赠与的情况下，应当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儿女理应负有偿还义务，如此可保障父母自身权益，也可避免儿女成家反而使父母陷于经济困窘之境地，此亦为敬老之应有之义。二、关于借款金额的认定及案涉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第一，关于借款金额的认定问题。根据在案证据，本院对购房首付款300155元、装修及家具家电款370000元、结婚费用121000元予以认定。对于两原告主张的装修尾款153813元，本院认为虽然被告何湘武向两原告出具了153813元的借条，但借款本金应以实际出借的金额作为认定本金的依据，结合两原告提交的款项支付凭证，用于装修尾款的借款数额应为111898元。至于两原告新增的10000元诉讼请求，应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由此，本院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903053元，两原告认可由被告何湘武经手偿还111958元，尚欠借款本金为791095元。第二，关于案涉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何湘武以个人名义向两原告出具借条，借款用于被告何湘武、张骕雅二人结婚、购房及装修等，被告张骕雅虽未在借条上签字，但对款项的来源及用途明显知情，且所购房屋亦登记在被告何湘武、张骕雅名下，故该债务应当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对原告何继德、蔡南香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另，对于被告张骕雅提出的其支付了首付款170000元并偿还了部分房贷、支付了部分装修款的主张，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而非分家析产纠纷，被告张骕雅的此项主张不影响两原告在本案中享有的债权。因被告何湘武、张骕雅离婚时，未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故被告张骕雅可通过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3】19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何湘武、张骕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何继德、蔡南香借款本金791095元；二、驳回何继德、蔡南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430元，由何继德、蔡南香共同负担1036元，何湘武、张骕雅共同负担1139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尹曈人民陪审员  黄利辉人民陪审员  谢湘宁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汤雅丽附相关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3】19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