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1民终15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满喜，男，1957年4月30日，汉族，太原市村民，住太原市，系原告李锁林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猛，江苏省盐城市力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锁林，女，1931年3月2日出生，汉族，太原市村民，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欣，山西邦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福喜，男，太原市村民，住太原市，系李锁林次子。上诉人马满喜与被上诉人李锁林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8民初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满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猛、被上诉人李锁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欣、马福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马满喜上诉请求：一、撤销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8民初78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以被上诉人未在上诉人与其次子马福喜于1985年签订的《调解协议》上签字为由，认定《调解协议》中关于房屋的分割及处分部分应属无效是错误的。该《调解协议》是在原告因年事已高，就赡养及房产分配问题纠正不下，三当事人一致同意，由村委治保会来进行主持调解，因此该《调解协议》内容被上诉人是知情并且认可的，后来也一直是按照《调解协议》履行的，三十多年期间（含拆迁补偿款由上诉人领取后的一段时间），被上诉人与两个儿子一直未提出过异议，因此该《调解协议》虽未有被上诉人签字，但符合被上诉人的本意，是有效的。二、原审判决中认定”2000年马福喜在本村另购住宅，迁出此院，根据双方陈述及现有相关证据，马福喜在当时就自己对房屋的权利义务作出相应处理，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予尊重”说明法院认可了《调解协议》中被上诉人已将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处分权交给了上诉人与马福喜的部分是有效的，也认可了马福喜对属于自己房屋及宅基地的处分权2万元价格转卖给了上诉人，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充分说明《调解协议》是有效性的。三、房屋拆迁补偿款由上诉人领取后，被上诉人也一直由上诉人安置生活起居，期间被上诉人一直未对上诉人独自领取拆迁补偿款提出异议，直到3月21号因不慎摔伤，经过兄弟姐妹商议到大女儿家里养伤，后又被马满喜自作主张将被上诉人接走，才向法院提出侵权责任的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锁林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针对上诉人马满喜第一点上诉意见,《调解协议》签订时未经被上诉人李锁林参与，事后也未经李锁林追认，故对被上诉人李锁林没有约束力。二、上诉人所称一审判决中认定：”2000年，马福喜在本村另购住宅，迁出此院”是一审认可被上诉人李锁林已将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处分权给了上诉人马满喜及马福喜，完全是上诉人对判决书表述的错误理解。一审法院判决书明确表述为”马福喜在当时已就自己对房屋的权利义务作出相应处理，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予尊重”。一审法院仅仅是认为马福喜有权对个人权利的处分，并没有认定马福喜的搬出是因为其收取了上诉人2万元，同样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调解协议》的有效性，并且也没有认定上诉人放弃了自己对涉案房屋、宅基地的权利。三、关于证人宋某的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第一，其证明内容”以2万元买下马福喜的那部分房产”完全是引用了上诉人的陈述，不具有客观性；第二，其证言也没有直接说明被上诉人放弃了涉案房屋、宅基地的权利，不具有关联性；第三、一审庭审时，证人宋某明确表示，证人证言系上诉人打印后由其签名，打印时证人并不在场，证人宋某在开庭时也无法陈述其签署证明材料的内容。一审法院对宋某证人不予采纳完全正确。四、本次诉讼完全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愿，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生活期间，上诉人并不能善意履行赡养义务，被上诉人利用其保管上诉人村集体分红款便利，擅自将被上诉人名下款项窃取。并在得拆迁款后，就对摔伤的被上诉人不管不顾，无奈由大女儿及次子马福喜轮流赡养。至于诉讼请求50万元，是一审法官询问被上诉人李锁林时，李锁林亲口所述，也并未受到其他人员的影响。综上，恳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告李锁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向原告返还拆迁补偿款100万元，以及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全部本金之日止的利息（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81年，原告李锁林取得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小东流村丰裕小区三排6号的宅基地一处，面积为3.45分，1982年，原告李锁林、被告马满喜（李锁林长子）及马福喜（原告李锁林次子）共同在该宅基上修建房屋，建成了正房四间（70.74㎡）、西房二间（26.45㎡），房屋建成后，由李锁林、马满喜、马福喜及其妻子在此居住生活。1985年，被告马满喜与马福喜达成《调解决议》，决议内容：房产：新院正房东两间厨房带东一半属于马毛喜（即马满喜）所有，正房西两间带西一半属于马福喜所有，西房两间属于老人长期居住，归根属于马福喜，大门、走道、厕所同用；旧院：南房两间属于马毛喜，西房两间属于马福喜，南房的租费长期属于老人，归根房子属于马毛喜；赡养老人的生活费用：老人的口粮由马毛喜负担，生活费用由马福喜负担，粮钱双方达到满足；经济财产拖拉机等：以当天晚上说下的为准，今后不准互相反悔。2000年，马福喜在本村另购住宅，迁出此院。此后，原告与被告全家共同居住在该宅院内直至该宅院被拆除。期间，2007年，被告马满喜将上述旧房正房四间、西房二间拆除，并翻建为三层小楼。2017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对市、区城中村进行改造，上述宅院被列为拆迁范围，被告马满喜作为被拆迁户（乙方），小东流村委会作为拆迁单位（甲方），双方签订了《小东流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协议》，约定，乙方自愿选择现金补偿人民币2628841.81元。具体补偿内容为：（1）宅基地测量核定面积460.23平米×4640元/平米-空余面积40.59平米×600元/平米+三层合法建筑面积20.15平米×720元/平米+地下室2.2米以上23.8平米×800元/平米+三层彩钢板房168.59平米×459元/平米=2222044.01元；（2）暖气补偿13806.9元；（3）装修补偿92046元；（4）搬迁费4602.3元；（5）过渡费55227.6元；（6）奖金230115元；（7）附属设施补偿11000元。上述款项已由被告马满喜领取。宅院拆迁后，原告随其次子马福喜居住生活，原告认为上述拆迁补偿款中部分属于自己所有，要求被告马满喜向其返还，双方发生争议，原告诉至法院。诉讼中，经本院核实，原告真实诉求为要求被告向其返还50万元。另查明，北郊区村镇宅基地清查登记表中，上述宅基地户主登记为原告李锁林，家庭主要成员为长子马满喜、二子马福喜、二儿媳李玉玲。被告马满喜的家庭成员为户主马满喜、妻子李秋芳、女儿马荣、儿子马耀。一审法院认为：拆迁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补偿安置，拆迁补偿款亦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发放，被告马满喜与小东流村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系代表家庭的行为。本案中，案涉宅院中原房屋正房四间、西房二间系原、被告及马福喜于1982年共同建设而成，应属三人共有，被告马满喜与马福喜于1985年签订的《调解决议》中，并没有房屋共有权人原告李锁林的签字，故该《调解决议》中关于房屋的分割及处分部分应属无效。2000年，马福喜在本村另购住宅，迁出此院，根据双方陈述及现有相关证据，马福喜在当时已就自己对房屋的权利义务做出相应处理，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予尊重。马福喜迁出后，原房屋正房四间、西房二间应属原、被告共有，2007年，被告马满喜将上述旧房正房四间、西房二间拆除并翻建，但未对原告作出补偿，双方亦无其他约定，基于宅基地使用人登记为原告及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家庭关系并长期共同生活等事实，应认定原告对翻建后的房屋享有共有人身份，房屋拆迁后，原告也应享有相应的补偿利益，现原告与被告分户居住，原告要求被告将其应得利益50万元返还，综合考虑补偿款构成、家庭成员结构及在翻建房屋时的贡献等，其诉求应予支持。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的诉求，缺乏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被告马满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锁林应得的拆迁补偿款50万元。二、驳回原告李锁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985年所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否有效，李锁林是否享有诉争宅院的拆迁补偿款份额。关于1985年的调解协议，其内容应为分家析产协议，该协议将李锁林及其二子共有的房产及其他财产进行了分割，同时约定了李锁林的赡养费分担，由于李锁林未在协议中签字，该协议书中涉及李锁林的财产分割部分应属无效。该协议中对于诉争院落的归属表述为归根属于马满喜，马满喜认可归根的意思为其父母去世后的财产归属，涉案宅基地登记户主为李锁林，现李锁林尚健在，该房屋虽经翻建，但并不影响李锁林共有人的身份，故李锁林应享有部分拆迁补偿款份额。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李锁林50万元拆迁款，已对该款构成、家庭成员结构及房屋翻建等情况综合考虑，并无不妥。上诉人的相关上诉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马满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马满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李峻审判员刘涛审判员郝文晋二O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张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