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5689号原告：姚佳，女，198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峰，上海博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安优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刘洪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旭，上海友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辰祉，男，195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人：深圳晶辉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西座18楼。法定代表人：刘晓冰，总经理。原告姚佳与被告上海安优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沈辰祉、深圳晶辉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晶辉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沪0109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原告姚佳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3日作出(2019)沪02民终12096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峰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旭律师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沈辰祉、晶辉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60万元。事实和理由：经原、被告协商，双方于2016年8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凯牧尔(上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凯牧尔公司)16%股权作价160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付清款项。嗣后，双方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从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至今，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转让款，原告多次催要无果，现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所达成的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引入新的投资人是真实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的，但其中股权对价的条款无效。股权转让合同写明平价转让是为了规避税务核查所作的虚假意思表示，根据民法总则第149条应当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为股权转让对价为零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对价约定无效。涉案股权转让真实对价是零元转让的理由为：被告自始是与第三人沈辰祉协商投资合作本案所涉凯牧尔公司及另一关联企业智游自哉(上海)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智游公司)事宜。基于进度考虑，第三人沈辰祉安排原告与第三人晶辉煌公司发起设立凯牧尔公司，再引入被告作为股东。凯牧尔公司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第三人沈辰祉，其因对外负债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名单，不能担任新设公司的股东，原告因与沈辰祉系男女朋友关系便代为持股。被告将登记成为股东时，凯牧尔公司仅成立1个月，严重缺乏资金，故被告与第三人沈辰祉、晶辉煌公司三方签署了《重组“凯牧尔(上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合同》(下称《合作合同》)，确认被告入股后的各方持股比例及投资安排。虽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未到，但被告需立即入资200万元，推动两公司开始运营。该合同还约定了由第三人沈辰祉负责办理两公司股权变更手续，其专门向被告出具过承诺，保证按该约定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后，第三人沈辰祉告知被告，公司登记机关无法依据零对价的股权转让办理变更登记，应其要求，双方形成了所涉《股权转让协议》文本，记载的对价完全照搬注册资本折算。为避免相关部门核查协议的真实性，双方还特别约定股权转让款于变更后一年内付清。当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合同文本应当是原告打印好，带到现场各方签字的，原、被告从未磋商过股权转让价格。股权转让协议仅签署于工商柜台，且只签订过该一份，该唯一的一份交给工商行政部门。股权转让登记完成后，被告将《合作合同》所约定的相应款项打入凯牧尔公司帐上，当时智游自哉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因为智游自哉公司是下游公司，当时没有开展业务不需要资金，在此阶段包括原告在内都没有任何出资。股权变更完成至今，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该160万元，其在审理中声称多次向被告催讨却无法提交证据加以佐证。被告及时注入资金推动凯牧尔公司向好发展，也使得原告及第三人沈辰祉因持有该公司股权而获得收益，其零对价转让股权并不会造成其所称的利益失衡。相反，被告还需承担160万元的出资义务，如认定被告需支付转让款160万元，对于凯牧尔公司这样一家仅成立一个月、无任何特殊资质的标的企业，显然有违商业常理。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沈辰祉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提交书面意见称，第一，凯牧尔公司和智游自哉公司的原始股东分别为原告和案外人庄某。第三人沈辰祉此前经营上海福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柯公司)期间花费大量资金获得房车技术专利。原告与庄某为了福柯公司的经营大量负债。为了报答两人，第三人沈辰祉决定由原告和庄某担任凯牧尔公司和智游自哉公司的股东，第三人沈辰祉作为总经理负责两家公司经营，待凯牧尔公司和智游自哉公司发展壮大后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让原告和庄某获利。被告决定成为凯牧尔公司、智游自哉公司股东时，第三人沈辰祉明确告知被告股权转让协议付款期限为一年之后是因为目标公司急需资金，这样被告可以先将资金投入目标公司。被告所称零对价转让股权是不存在的。如果是零对价转让，应当另签署一份书面协议。此外，被告曾向原告发函要求原告对被告此后转让原告的股权支付对价款。因此，被告对于股权转让应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应当知情的。第二，出于凯牧尔公司、智游自哉公司融资需要，引进被告的商谈基本以第三人沈辰祉商谈为主，原告参与商谈过，庄某没有参与过。《合作合同》和《特别约定》是被告法定代表人起草并在被告法定代表人办公室签订，当时第三人沈辰祉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均以为可以控制原告和庄某。综上，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第三人晶辉煌公司未作陈述。针对被告辩称及各第三人述称，原告称：一、原告与第三人沈辰祉间并非股权代持，相关另案的原告庄某由于为第三人沈辰祉的债务提供担保亦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但其仍成为另一新设立的标的公司股东，故被告关于原告等人是为规避执行而代第三人沈辰祉持股的主张不能成立。二、被告是专业风险投资公司，必然是经过慎重考虑而同意受让股权。原、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后亦未签订补充协议或备忘录对被告所称的股权转让对价为零元作出解释，事实是没有补充解释的。该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良好，与被告投资预期相符，故其在承担出资义务的基础上愿意以160万元受让原告股权，是符合商业交易规则的。三、被告提交的《合作合同》与所涉股权转让并不相关，且第三人沈辰祉所出具的承诺不能拘束于原告。四、虽然股权转让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初，但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为一年之后，可见原告给足被告时间待公司运营顺畅后履行付款义务。五、原告曾于2018年12月收到被告发出的催款函，该函所对应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系争协议版本、对价计算方式完全一致，被告既然认可其向原告转让3%的股权应支付30万元对价，又否认本案协议的真实性，存在逻辑矛盾。六、原告曾在2017年2月至12月期间多次电话联系被告法定代表人刘洪海催要款项，但由于通话记录保存时间有限，而无法提交相应证据。2018年之后，由于被告从事P2P业务资金链断裂，考虑到被告的经营现状，原告没有再进行催要。七、原告对外还负有其他债务，在此情形下，以零对价转让持有股权，显然不合常理。基于此，被告的辩称意见不应采纳。八、原告没有保留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因为办公室搬过三次了。涉案转让股权所对应的缴纳出资义务应由被告履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4日，凯牧尔公司设立，章程记载：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设立时的登记股东为原告及第三人晶辉煌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49%、51%，出资时间为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10年内。2016年8月8日，被告与第三人沈辰祉、晶辉煌公司签订《合作合同》，载明：鉴于三方重组晶辉煌公司合作合同中相关组建的凯牧尔公司条款约定，经协商达成重组凯牧尔公司合作合同并签订如下条款：一、组建方式。三方同意，在上海重组的凯牧尔公司以车辆移动空间为主，扩缩厢式特种车型，功能性系列产品专用车研发、生产、销售中心的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组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不变，第三人晶辉煌公司占34%，沈辰祉占33%，被告占33%。第三人晶辉煌公司和被告双方以现金方式投资注册资本金，沈辰祉以申报专利及生产工艺技术无形资产方式投资注册资本金；工商注册变更后，被告及第三人晶辉煌公司以现金方式分批完成认缴，沈辰祉逐步认缴；第三人沈辰祉工商注册中暂有委托持股人形式注册，但委托持股人不参与股东会及涉及股东会工作，对内相关文件签署仍以沈辰祉签字有效；董事会成员为三人，三方各一人，董事长、监事暂时不变；二、合同签订生效后尽快完成公司工商注册变更相关事项，由沈辰祉为主办理，被告及晶辉煌公司全力配合；被告及晶辉煌公司共同负责尽快落实1,000万元生产流动资金中500万元的首期资金，其中晶辉煌公司300万元在8月15日到账，被告200万元在合同签约后三天内到账……。同日，第三人沈辰祉与被告签署《特别约定》，记载：第三人沈辰祉郑重承诺，负责并保证将凯牧尔公司、智游自哉公司、晶辉煌公司三家公司33%的股份变更到被告名下。如若不能做到，第三人沈辰祉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同年8月10日，根据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材料显示，凯牧尔公司发生股权变动，即原告、第三人晶辉煌公司将各自持有的16%、17%股权转让给被告，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原告持股33%、被告持股33%、第三人晶辉煌公司持股34%。各方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原告将持有的标的公司16%股权作价160万元转让给被告，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完成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同日，被告向凯牧尔公司转账60万元，转账附言为投资款。同年9月8日，被告向凯牧尔公司转账70万元，转账附言为投资款。同年9月9日，根据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材料显示，凯牧尔公司发生股权变动，即第三人晶辉煌公司将其持有的34%股权分别转让给案外人上海悉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悉昆公司)19%股权、王宏骐15%股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原告持股33%、被告持股33%、悉昆公司持股19%、王宏骐持股15%。相应的提交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转让对价均是注册资本乘以相应转让比例所得金额，受让方均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完成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2016年12月9日，被告向凯牧尔公司转账10万元，转账附言为投资款。2017年2月24日，被告向凯牧尔公司转账50万元，转账附言为借款。2017年12月10日，凯牧尔公司发生股权变动，即被告将其持有的3%股权转让给原告、将其持有的10.5%股权转让给张进国、将其持有的10%股权转让给金蓉，悉昆公司将其持有的19%股权转让给李卫东，王宏骐将其持有的15%股权转让给原告。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原告持股51%、被告持股9.5%、李卫东持股19%、张进国持股10.5%、金蓉持股10%。相应的提交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转让对价同样均是注册资本乘以相应转让比例所得金额。2018年12月19日，被告向原告发函，称：根据2017年12月10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应在2018年12月10日之前向被告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据此，被告函告原告在接到本催款函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2019年1月9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案号为(2019)沪0109民初2380号)。2019年1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发函，称原告于2016年8月10日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依据该协议的约定，原告将本人名下持有的凯牧尔公司16%股权作价160万元转让给被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已于2016年8月办理完毕。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付款条件早已成就，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执意违背诚信原则，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另查明：凯牧尔公司2016年度报告披露被告实缴出资额为190万元。2017年度报告披露被告实缴出资额为95万元。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冻结被告银行存款95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财产。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是否形成有关被告应支付股权转让款160万元的合意。本院认为，原、被告未形成股权转让对价160万元的合意，原、被告之间为零对价股权转让。理由如下：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与第三人沈辰祉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对于被告而言，《合作合同》签订的相对方为凯牧尔公司登记股东之一晶辉煌公司和第三人沈辰祉，第三人沈辰祉实际经营凯牧尔公司且《合作合同》中明确第三人沈辰祉股权由他人代持，故被告基于《合作合同》签订主体、凯牧尔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等，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沈辰祉是以实际股东名义签署《合作合同》。仅在此后两日内，原、被告在公司登记机关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合作合同》签订主体之一第三人晶辉煌公司亦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与被告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所确定的凯牧尔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与《合作合同》完全相同，故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系代第三人沈辰祉持有凯牧尔公司相应股权，被告已尽合理审查义务，系善意相对方。原、被告均应受《合作合同》的约束，应根据《合作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合作合同》中约定被告获得凯牧尔公司股权对应的义务仅为向凯牧尔公司实缴出资，而未约定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因此，涉案原、被告股权转让应为零对价。另，被告向凯牧尔公司实际转账190万元，系被告履行《合作合同》的行为，该行为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基本同时期发生，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综上，原、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中160万元对价转让股权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真实合意仍为零对价。此外，被告系在凯牧尔公司设立仅一个月时成为凯牧尔公司股东，当时凯牧尔公司的原股东均未实缴出资，且原、被告均确认实缴出资义务主体为被告，故零对价转让股权具有其合理性。如原告通过转让凯牧尔公司股权的方式获得对价160万元，而在凯牧尔公司股权价值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仍由被告对凯牧尔公司履行全部出资义务，有失公允。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未形成股权转让对价160万元的合意，原、被告之间为零对价股权转让。第三人沈辰祉、晶辉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佳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4,2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文宏审 判 员  顾 飞人民陪审员  马国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 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