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60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新娟，女，1960年7月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靖宗，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井元杰，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天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29号榕城商贸中心12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960998502。法定代表人：高勇武，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宗丽萍，辽宁金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飚，男，1970年9月18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扬良，北京乾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成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铁西办事处虎山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51564616D。法定代表人：王建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雁东，辽宁诚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新娟与被上诉人福建天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拓公司）、高飚、大连成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8）辽0214民初3032号民事判决，天拓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辽02民终2408号民事裁定，撤销该判决，并发回重审。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9日作出（2020）辽0214民初4396号民事判决，王新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新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439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要求被上诉人连带偿还上诉人借款3711618元并自2012年1月1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支付利息至本息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首先，本案被上诉人天拓公司在其承揽工程期间获取非工程款的事实是存在的。被上诉人天拓公司属于先期垫款进行施工，在其无力垫付资金的情况下，通过被上诉人成龙公司居间担保，向原告借款以完成工程施工是实质存在的，虽然最初是以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名义签订借款合同，但后期实际出借款项均为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天拓公司对收取他人借款并没有异议，并且通过其委托人即被上诉人高飚在2013年1月22日与被上诉人成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备忘录》及其委托人2014年6月26日单方出具的确认支付文件，均可证明被上诉人天拓公司认可在施工期间向他人借取款项的事实，而且也证明了借取的款项并不是被上诉人成龙公司款项的事实。故，如果被上诉人天拓公司否认提交向另外他人借款的事实及证据，否则，不能否认其实际与上诉人发生借款法律关系的事实。其次，被上诉人天拓公司出具的借据并不是如其陈述的是应被上诉人成龙公司要求一次性提交。依其出具的六份《借据》编号显示，除2011年1月26日和2011年1月29日两份《借据》编号相连外，其余四张编号均相差很大，不存在同时开具的可能，另外，上述借据出具的时间与其收取款项的时间也相吻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单位出具盖有空白材料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被上诉人天拓公司应承担《借据》项下借款关系的法律责任。第三、本案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天拓公司完成借款行为，虽然被上诉人天拓公司签订的合同主体及出具借据中列明的借款事由内容无法直接体现与上诉人有关联，但通过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及本案被上诉人天拓公司委托代理人认定的事实，完全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认定本案上诉人主张事实的成立。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未能依据客观事实做出公正、公平的，故现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天拓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清楚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应当予以依法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成龙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要求成龙公司承担连带还借款责任的上诉请求，对于其他诉讼请求，成龙公司予以认可。高飚答辩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王新娟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具体答辩理由如下：1、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借贷关系以实际交付出借款项为成立要件，即借贷双方不但要有借贷的合意，还必须将出借款项交付对方。本案中，即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与王新娟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王新娟将出借款项支付给答辩人，故答辩人与王新娟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根据一审相关证据以及王新娟的陈述，案涉的五份《借款合同》中的甲方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即出借方）并不存在，所以该五份《借款合同》因主体不存在而未成立。故连主体都不存在，更谈不上实际交付出借款项，因此，答辩人与银桥公司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借贷关系。3、被上诉人天拓公司的公证委托书并未授权答辩人对外借款，且被上诉人天拓公司事后不予认可对外借款。故答辩人代表被上诉人天拓公司签订的案涉五份《借款合同》以及与借款有关的任何文件和借款行为，对被上诉人天拓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4、王新娟在上诉状中所述的被上诉人天拓公司垫资施工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天拓公司系大连地铁213标段的实际施工人，与被上诉人成龙公司、天津五市政大连分公司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在此情况下，即使天津五市政大连分公司、被上诉人成龙公司的员工王林林和昌海娇向答辩人或大连地铁213项目部支付款项，也只能说明所支付的款项为工程款，而不能以此证明系王新娟或银桥公司支付的出借款项。况且，各方当事人并没有约定被上诉人成龙公司代王新娟或银桥公司垫付借款。5、王新娟应当举证证明其与答辩人或天拓公司存在借贷合意，并已将出借款项交付答辩人或天拓公司。至于答辩人或天拓公司是否对外借款或收到款项与王新娟无关，与本案无关。王新娟不能在自己无法举证证明其与答辩人或天拓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或举证不利的情况下，随意的要求答辩人提供与本案无关的证据。6、关于王新娟在上诉状中所述的6份《借据》和收款时间的问题。答辩人认为，王新娟不能以此推定其与答辩人或被上诉人天拓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首先，6份《借据》的内容，均无法证明该等借据与王新娟之间存在关联；其次，13份《收据》中，有3份交款单位为“王林林”，其余10份交款单位均为“成龙公司”，均未体现为王新娟或银桥公司出借的款项或与其相关。因此，6份《借据》与13份《收据》均不能作为认定答辩人或被上诉人天拓公司与王新娟或银桥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7、本案借贷关系是答辩人与被上诉人成龙公司虚构的，涉嫌虚假诉讼。在（2016）辽0214民初744号案件中，被上诉人成龙公司陈述；收到银桥公司出借的现金后分多次通过天津五市政大连分公司、王林林、吕海娇的账户取现后支付给天拓213项目部；但答辩人却陈述：讼争借款均系被上诉人成龙公司为其先行垫付，后王新娟委托王普华将540万元归还被上诉人成龙公司。对于上述最为基础的出借款项支付情况，被上诉人成龙公司与王新娟的陈述存在相互矛盾。可见，本案的借贷关系是被上诉人成龙公司与王新娟为了赚取高额利息而编造的，并非事实。综上所述，答辩人与王新娟或银桥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完全是被上诉人成龙公司与王新娟为了私人利益而杜撰的，涉嫌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新娟的上诉请求，并依法维持原判。王新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三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3711618元；2、要求被告自2012年1月1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24日，被告成龙公司与案外人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五市政公司）签订《协议书》，以转包的方式取得了大连地铁工程213标段全部工程施工任务。2010年5月17日，被告天拓公司向被告成龙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高飚为其委托代理人，代表天拓公司全权负责与被告成龙公司签署分包大连地铁213标段工程项目的施工合同，具体授权为：1、参与发包方组织设计变更及签署相关文件；2、参与发包方组织图纸会审、技术交底或其他生产经营会议；3、组织实施现场施工、竣工交验、工程款结算等系列施工经营活动；4、代理人没有转委托权；5、委托期限自2010年5月17日至本项目工程施工竣工交验完工止，凡超越本范围和期限的行为一律无效。该委托书在福州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10年5月19日，被告高飚代表被告天拓公司（乙方）与被告成龙公司（甲方）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约定成龙公司将位于大连辛寨子大连地铁一期工程213标段张前站-前革站区间隧道暗挖工程的施工分包给被告天拓公司施工，工程合同暂估价款60736843元。合同落款乙方处加盖了被告天拓公司的印章，被告高飚在“授权代表”栏处签名。随后，被告高飚组建了“福建天拓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以下简称大连地铁213项目部）进驻大连地铁213标段进行现场施工。2010年11月20日，被告高飚以被告天拓公司的名义向被告成龙公司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内容为：委托李振月全权代表本人前往成龙公司财务部办理借款及领取工程款等相关手续，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在委托人处加盖的是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印章，并有被告高飚的签名。2010年12月8日，被告成龙公司向天津五市政公司大连分公司银行账户存入人民币1056000元，由案外人在12月20日前，分七次将此笔款项支付给了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大连地铁213项目部于2010年12月8日和2010年12月19日出具了以“天津五市政大连分公司”为交款单位的金额分别为650000元及406000元的收据两份，交款事由均标注为“临时借款”，收据上均有“李振月”的签名。被告成龙公司于2010年12月29日以现金形式存入该公司员工王林林在大连银行普兰店支行个人储蓄账户（账号41×××21）人民币1365000元，此款于2012年12月30日、2011年1月4日、1月5日及1月15日分别被支取了350000元、400000元、600000元和15000元后，由213项目部于2011年1月5日、1月11日及1月15日向被告成龙公司出具了以“王林林”为交款单位的金额分别为710000元、300000元和355000元的收据三份，交款事由均标注为“临时借款”；2011年1月25日，被告成龙公司向前述王林林银行账户存入现金人民币1000000元，当日此款即被支取，大连地铁213项目部于1月26日向被告成龙公司出具了以“天津五市政大连分公司”为交款单位的金额为910000元的收据一份，交款事由为“工程款”；2011年1月29日，被告成龙公司向前述王林林银行账户存入现金人民币455000元，此款于当日分两次被支取了300000元，2月15日被支取了155000元，大连地铁213项目部于2011年1月29日向被告成龙公司出具了以“天津五市政大连分公司”为交款单位的金额为300000元的收据一份，交款事由为“借款”，2月15日向被告成龙公司出具了以“天津五市政大连分公司”为交款单位的金额为155000元的收据一份。被告成龙公司于2011年3月17日至3月19日期间分三次向该公司员工吕海娇在大连银行沈阳铁西支行个人储蓄账户（41×××34）存入现金人民币1415000元，该账户此后有多笔支出，其中3月18日被支取了500000元，3月20日分两笔被支取了110000元，3月21日被支取了100000元，3月22日分三笔被支取了245000元，3月23日被支取了200000元，3月27日分两笔被支取了200000元，3月29日被支取了10000元，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向被告成龙公司分别出具了入账日期为2011年3月16日、3月18日、3月23日、3月27日和3月31日的以“天津五市政大连分公司”为交款单位的金额为400000元、500000元、200000元、190000元和75000的收据五份，交款事由均为“工程款”。上述13份收据均加盖了“福建天拓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项目部财务专用章”。2013年1月22日，被告成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成与被告高飚签署了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为：工程款按实际到账金额为准，双方于24日前对完账并形成对账单；民间借款先算本金后算利息，欠本金308万元，因资金紧张，委托成龙集团再寻找一个借款方，并由成龙公司提供担保，若借款方不能按期偿还，担保方有权用剩余20%工程款偿还，但需征得高飚同意，借款时间到2013年年末；双方各出具308万元收款收据作为再借款的条件。2014年6月26日，被告高飚向被告成龙公司出具字据，主要内容为：由成龙公司所转借款，具体金额以本人与成龙公司最终对账为准，暂定本金为308万元，同意从213项目的工程款中扣除。另查，分别签订于2010年12月2日、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月26日、2011年1月29日及2011年3月15日的以“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为甲方、被告天拓公司为乙方、被告成龙公司为丙方的五份《借款合同》显示：乙方因大连地铁工程施工需要，分别向甲方借款人民币1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12月8日起至2011年4月7日止）、1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0年12月31日至2011年3月31日止）、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1月26日起至2011年4月25日止）、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1月29日至2011年4月28日止）和1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3月16日起至2011年6月15日止）。五份合同均约定丙方作为乙方担保人，若乙方不能按时还款，丙方将从乙方大连地铁工程施工款中扣回借款，直接偿还给甲方。五份合同落款甲方处均加盖了名为“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的印章，并均有“李健”签名（庭审中原告王新娟表示不认识该签名人“李健”），乙方处加盖的均是“福建天拓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印章，并均有被告高飚签名，丙方处均加盖了被告成龙公司印章并有其法定代表人王建成签名。合同中甲方“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系原告与王普华、王桂玲作为发起人拟成立的公司，因该名称此前曾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过，原告等人拟成立的公司未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原告等人以此名称自刻了印章用于上述合同的签订。2010年12月2日，以被告成龙公司为甲方、被告天拓公司为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乙方因大连地铁施工需要，向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甲方作为乙方借款的担保人，乙方借用的资金只限于大连地铁213标段施工使用，不能用于偿还乙方赊欠账款，资金使用必须甲方批准，甲方有权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管，指派专门人员会同乙方共同采购和发放农民工工资等。该补充协议甲方处加盖的是被告成龙公司的公章，并由该公司员工魏某签名，乙方处加盖的是“福建天拓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印章，并有被告高飚签名。2011年1月26日，以被告成龙公司为甲方、被告天拓公司为乙方签订了《资金监管协议》一份，主要内容同上《补充协议》，该《资金监管协议》甲方处加盖的是被告成龙公司的公章，并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成签名，乙方处加盖的是“福建天拓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印章，并有被告高飚签名。被告高飚于2010年12月8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1200000元的《借据》一份，借款事由标注为“借银桥投资公司款用于大连2131#井施工投资”；于12月31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1500000元的《借据》一份，借款事由标注为“用于2131#井开支”；于2011年1月26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的《借据》一份，借款事由标注为“借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29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500000元的《借据》一份，借款事由标注为“借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在借据底部还标注有“以借款实际发生时间为准，盖章生效”的字样；于2011年3月16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1100000元的《借据》一份，借款事由标注为“大连银桥借款”，该《借据》总经理栏处有“王建成”签名；于2011年3月16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400000元的《借据》一份，借款事由标注为“借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款项”，该《借据》总经理栏处有“王建成”签名。上述六份《借据》均有被告高飚在借款人签字处签名，均加盖有“福建天拓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财务专用章”及“高飚”印鉴。被告高飚还向原告出具了金额分别为1200000元、1500000元、1000000元、500000元和1500000元的大连银行《转账支票》，均加盖有“福建天拓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财务专用章”及“高飚”印鉴，均未填写日期、收款人及用途。再查，2016年2月3日，原告起诉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及成龙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称其对“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享有债权，并于2015年12月20日受让了“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对被告213标段项目部享有的739万元债权，因此依据前述的分别签订于2010年12月2日、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月26日、2011年1月29日及2011年3月15日的以“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为甲方、被告天拓公司为乙方、被告成龙公司为丙方的五份《借款合同》要求被告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及成龙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462780元及利息7095825元。本院于2017年1月5日作出（2016）辽0214民初7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天拓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69.87万元，截至2015年12月20日前利息369.13万元，合计739万元；二、被告天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以借款本金369.87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21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付利息；三、被告成龙公司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天拓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7）辽02民终49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发回重审。本院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原告未按期足额交纳诉讼费用，本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辽0214民初52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还查，原告与王普华系姐妹，与王桂玲系表姐妹关系，王普华系被告成龙公司的股东，与被告成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成有亲戚关系。王普华于2011年9月13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大连普兰店支行营业部分别向被告成龙公司汇款400035元和499995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或者原告等人拟成立的“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拓公司或是被告高飚之间是否存在借贷事实。借贷关系是实践性的合同关系，不仅要有双方关于借贷的合意，更要有标的物的实际交付和接收。本案中，虽然“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高飚作为负责人的213项目部以及被告成龙公司签订了总金额570万元的借款合同五份，被告高飚亦出具了相应金额的收据并加盖了大连地铁213项目部财务专用章，但是，事实上原告或“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并未直接向被告天拓公司、被告高飚或是213项目部提供借款，根据原告及被告成龙公司的说法，是被告成龙公司以垫付的方式完成出借行为的，具体过程为：被告成龙公司于2010年12月8日通过天津五市政公司大连分公司支付给被告高飚或是213项目部的1056000元系履行签订于2010年12月2日的第一份借款合同；被告成龙公司于2010年12月29日以现金形式存入该公司员工王林林在大连银行普兰店支行个人储蓄账户1365000元并被支取，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出具了三份收据，系履行签订于2010年12月31日的第二份借款合同；被告成龙公司于2011年1月25日向公司员工王林林银行账户存入1000000元并被支取，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出具了910000元的收据，系履行签订于2011年1月26日的第三份借款合同；被告成龙公司于2011年1月29日向王林林银行账户存入455000元并被支取，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出具了两份收据，系履行签订于2011年1月29日的第四份借款合同；被告成龙公司员工吕海娇个人储蓄账户在3月18日至3月31日期间被支取了11笔共计1365000元，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出具了五份收据系履行签订于3月15日的第五份借款合同。本院认为原告及被告成龙公司的上述说法不能成立，首先，案涉的五份借款合同未约定、各方当事人也未另行约定由被告成龙公司垫付借款，即使被告成龙公司所称的通过天津五市政公司大连分公司、王林林及吕海娇将上述款项全部支付给了被告高飚或是大连地铁213项目部，也不能证明被告高飚或是大连地铁213项目部知道所收到款项系原告或“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被告成龙公司出借的；其次，在原告及被告成龙公司所称的大连地铁213项目部13份实际收款收据上，并未体现出是原告或是“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出借的款项，其中2011年1月5日、1月11日及1月15日金额分别为710000元、300000元和355000元的三份收据的交款单位是“王林林”，其他10份收据的交款单位均为案外人天津五市政公司大连分公司，且在被告高飚与被告成龙公司备忘录中所提到的308万元借款也未明确为原告或是“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出借的款项；再次，合同约定的金额（5700000元）与被告成龙所称垫付的款项金额（5151000元）以及原告所称的王普华偿还垫付借款的金额（5399985元）均不一致，且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出具收据中标明注收款事由为借款的有7份，总金额为2721000元；最后，根据被告成龙公司与被告天拓公司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以及被告天拓公司对被告高飚的授权，由被告成龙公司向被告天拓公司发放工程款，被告高飚可以代表被告天拓公司进行工程款的结算，但显然不包括对外举债借款及转委托的权利。基于上述理由，在被告天拓公司、被告高飚或是大连地铁213项目部不认可收到原告或是“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款项的情形下，将被告成龙公司与被告高飚或是大连地铁213项目部之间的资金往来认定为原告或是“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被告成龙公司垫付借款从而与被告天拓公司或是被告高飚间建立了借贷关系，既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一般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和生活常识，故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王普华于2011年9月13日向被告成龙公司汇款两笔共计5399985元一节，汇款时间已不在案涉合同的履行期间内，在被告天拓公司、被告高飚不予认可的情形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是原告向其提供的借款，仅能视为王普华与被告成龙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同理，被告成龙公司称其于2011年9月22日和12月30日扣减大连地铁213项目部261.19万元工程款用以偿还借款，在被告成龙公司未有证据证明将此款给付原告或是“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的情况下，也仅能视为被告成龙公司与被告天拓公司、被告高飚以及大连地铁213项目部之间的资金往来。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新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280元，由原告王新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王新娟的上诉事由、被上诉人天拓公司、成龙公司、高飚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五份《借款合同》的甲方能否认定为王新娟；二、王新娟与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本院评述如下：关于焦点一。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桥公司）为甲方、天拓公司为乙方、成龙公司为丙方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该五份《借款合同》落款甲方处均加盖了名为“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的印章，并均有“李健”签名，乙方处加盖的均是“福建天拓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印章，并均有被告高飚签名，丙方处均加盖了成龙公司印章并有其法定代表人王建成签名。银桥公司于2007年11月2日注销，主体并不存在。王新娟曾于2016年2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天拓公司、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及成龙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诉称其对“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享有债权，并于2015年12月20日受让了“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对天拓公司213标段项目部享有的739万元债权。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5日作出（2016）辽0214民初744号民事判决，天拓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7）辽02民终49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发回重审。因王新娟未按期足额交纳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辽0214民初52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王新娟于2018年7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在起诉状中称：“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原告以大连银桥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三被告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向被告天拓公司提供570万元资金用于其承建的大连地铁工程项目上，由被告成龙公司提供担保和对资金进行监管。因大连银桥投资公司未实际注册成立，上述借款资金系由原告本人提供，并于2011年9月份由原告姐姐王普华以其管理的原告资金540万元付给被告成龙公司，用于偿还其垫付的借款。”虽然王新娟在本案一审庭审中陈述：“银桥公司系其与王普华、王桂玲作为发起人拟成立的公司，因该名称此前曾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过，银桥公司未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其以此名称自刻了印章用于上述合同的签订。”，但是在天拓公司、高飚不认可的情形下，王新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陈述。王新娟未提供证据证明李健系其与王普华、王桂玲作为银桥公司发起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亦未提供在签订上述案涉五份《借款合同》时其与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进行协商的相关证据。且王新娟一审庭审中表示不认识该五份《借款合同》签名人李健。据此，可以认定本案王新娟主张其以银桥公司的名义与天拓公司、成龙公司签订了五份案涉《借款合同》不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案涉五份《借款合同》的甲方不能认定为王新娟。关于焦点二。王新娟和成龙公司虽称案涉借款由成龙公司替王新娟垫付5151000元出借给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项目部，但是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出具的13份收款收据上并未体现王新娟或银桥公司出借的款项，其中3份收据的交款单位是“王林林”，其他10份收据的交款单位均为案外人天津五市政公司大连分公司，收据中标注收款事由为借款的仅有7份，总金额为2721000元，且在高飚与成龙公司备忘录中所提到的308万元借款也未明确为王新娟或银桥公司出借的款项。王新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向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项目部提供了借款及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项目部向其实际偿还借款，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因成龙公司与天拓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合同以及天拓公司对高飚有授权，成龙公司向天拓公司发放工程款，高飚可以代表天拓公司进行工程款的结算，本案在天拓公司、高飚不认可收到王新娟或银桥公司款项的情形下，若将成龙公司与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项目部之间的资金往来认定为王新娟通过成龙公司垫付借款从而与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之间建立借贷关系，缺乏事实依据。至于成龙公司与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项目部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据此，可以认定王新娟与天拓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综上所述，王新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80元（王新娟已预交），由王新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义军审判员  张 劲审判员  李淑红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葛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