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浙台商终字第5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东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胜克。委托代理人：陈勇。委托代理人：瞿韶军。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台州市路桥兴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致敏。委托代理人：张启龙。上诉人大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集团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台州市路桥兴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物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2）台路商初字第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2年9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东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胜克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勇、瞿韶军，被上诉人兴泰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致敏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启龙到庭参加了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因本案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间，原告兴泰物业公司与被告大东集团公司（其前身浙江大东包装有限公司于2008年11月13日变更为温州大东集团有限公司，再于2011年5月18日变更为现公司）均为浙江亚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公司）的股东，其中原告占25%、被告占7.5508%的股份。2008年4月10日，浙江大东包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胜克变更为金建武，其股份转让给金建武。2008年11月13日，浙江大东包装有限公司变更为温州大东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亦由金建武变更为胡胜克。2008年5月8日，原告与浙江大东包装有限公司经协商，形成亚太公司内部股权抵押转让协议书，载明：1、本协议签订后，即将甲方在亚太公司所占的股份比例由25%调整为20%，向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由乙方向亚太公司打入1000万元人民币转让款，其中603万元系亚太公司被泰隆银行为担保扣款归还，350万元系甲方向亚太公司追加投资所欠，47万元系期间以上二款项甲方应承担的利息。3、甲方调降5%股权后，有权在协议签订后四个月内以1000万元原价加利息（1000万元使用实际天数以月利率3%计）赎回，由亚太公司作保。如在以上期限内无力赎回，则此5%股权归乙方所有，并由乙方补偿甲方人民币200万元，以了结此股权变更。4、四个月股权抵押款1000万元人民币所发生的利息计120万元，已直接从股权作价中扣除。甲方由杨致敏代表，乙方由胡胜克代表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2008年5月12日，原告方代表杨致敏、被告方代表胡胜克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同意将持有亚太公司5%的股权共295万元出资额，以295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乙方在本协议订立之日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的股权。甲方转让股权后，其在亚太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同日，双方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原告的股份变更为20%，出资额为1180万元，被告的股份变更为12.5508%，出资额为740.5万元。2009年10月19日，被告将其股份全部转让给另一股东浙江鸿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述两份协议书载明的付款义务，被告均未履行。2007年间，亚太公司注册资本710.8万元（美元），股东由原告与浙江永固为华涂料有限公司、协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浙ＸＸ辰发展有限公司等组成，其中原告占4.98%，出资额为35.4万元（美元）。期间，因亚太公司全部股权以估值2.65亿元的价格通过公开卖程序转让给原告，2007年10月17日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载明原告占亚太公司100%股份，出资额仍登为5900万元。2007年9月间，原告将其75%的股份以1.987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及浙江万通电梯有限公司、上海枫凯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城市配套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浙江鸿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银翠等，其中被告7.5508%的股份受让价格按亚太公司资产总值2.65亿元计1900万元，而工商登记载明的被告该股份出资额按注册资本金5900万元计445.5万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刑二终字第178号刑事裁定书认定：在亚太公司转让股权评估中犯罪行为人王先龙、金如朋、张瑞祖、郑瑜明隐瞒亚太公司获得该地土地出让金返还款1.13亿元的事实，未将该款计入亚太公司资产。原告兴泰物业公司于2012年3月29日，以被告大东集团公司尚欠其亚太公司股权转让款1320万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东集团公司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132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算）。被告大东集团公司在原审中辩称：原告据以起诉的所谓2008年5月8日内部股权抵押转让协议书已被2008年5月12日的浙江亚太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所取代而废止。首先，该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原告将其持有的亚太公司5%的股权作价295万元转让给被告，同时亚太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该次股权转让，并于同日凭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股东会决议，到路桥工商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由此可见，双方不履行5月8日内部股权抵押转让协议书的意思表示是明确无误的。其次，5月8日内部股权抵押转让协议书被取代，基于如下原因：1、5月8日内部股权抵押协议书前言部分表明，原告25%的股权抵押给亚太公司由公司董事会处置所设定的对价为603万元，而该协议主文表明被告仅得5%的股权竟然要付出1200万元的高价收购，明显与公司董事会原定方案不符，被告不可能接受。2、包括被告在内的亚太公司其他股东在调查603万元的担保扣款时，发现原告在2007年9月间将其持有的亚太公司75%股权转让给包括被告在内的五家公司和一自然人时，可能存在隐瞒亚太公司资产的事实，而在签订了2008年5月8日内部股权抵押转让协议书后，初步查明原告当时隐瞒了亚太公司名下螺洋街道南山村地块与樟岙村地块存在“安置房回购”条款，以致亚太公司的资产被严重高估，造成包括被告在内的6个受让人遭受巨额经济损失，被告不可能再以1200万元的高价收购原告仅仅5%的股权。3、该5%股权以295万元受让后，仅是挂在被告名下，事实上并未全部归被告所有，而是按股权比例分配给当时其他4位股东。该5%股权以295万元作价，带有部分补偿各股东经济损失的性质。因为根据原告与包括被告在内的其他股东于2007年9月27日达成的关于75%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书第四条（出让方提供的资料及披露的情况不实，应当赔偿受让人一切经济损失）之规定，被告有权要求原告进行赔偿损失，5%股权最后商定以295万元作价，部分补偿了各股东经济损失，所以各股东决定暂时不要求原告赔偿损失。基于上述三方面原因，原告无权凭5月8日的内部股权抵押转让协议书起诉。此外，即使原告有权根据5月8日协议书起诉，亦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将其5%股权转让给被告，双方均无异议，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股权转让的实际价格是按照2008年5月8日内部股权抵押转让协议书载明的1320万元来认定，还是按照2008年5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的价格295万元来认定。结合原告以评估价2.65亿元受让亚太公司的全部股权，被告以1900万元受让原告持有的亚太公司7.5508%的股份的事实，双方讼争的5%股权价格如按亚太公司资产总值2.65亿元计算为1325万元，与2008年5月8日双方协议后形成的转让价格1320万元吻合，故应当认定2008年5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价格符合市场交易的客观实际和股权的实际价值。因被告认可2008年5月8日胡胜克代表该公司对内部股权抵押转让事项进行协商，且前后二份协议均有胡胜克的签字，本案讼争的股权亦实际发生变动，应当认定胡胜克的签字行为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综上，原、被告2008年5月8日签订的协议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并不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被告在股权受让后至今尚欠原告股权转让款132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清偿，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2008年5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确定的转让价295万元是按注册资本金5900万元比例折算而成，工商登记载明的出资额也为295万元，结合被告以1900万元受让原告的7.5508%股份而工商登记载明的出资额也按注册资本金5900万元折算的情况，故可以认定工商登记载明的出资额与双方之间实际交易的价格相差悬殊。该协议的形成不排除双方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需要，并不能反映双方之间真实的股权转让价格，不能作为确定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根据。被告辩称2008年5月8日的内部股权抵押转让协议仅仅是原、被告双方的一个意向，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辩称该协议书已被2008年5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取代而废止失效，其陈述的理由均不能成立。首先，被告主张原告隐瞒开发地块存在安置房回购条款等事实，导致亚太公司的资产被严重高估，造成被告在内的6个受让人遭受巨额经济损失，故双方对价格重新进行了协商，现因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刑事裁定书中已查明张瑞祖等人隐瞒亚太公司获得土地出让金返还款1.13亿元的事实，并未将该款计入亚太公司评估的资产中，故其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其次，从时间上看，虽然2008年5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内部股权抵押转让协议之后，且该协议作为工商变更登记的依据，但该协议载明的价格明显与股权实际价值不符，故认定双方之间实际的股权转让价格应以2008年5月8日的协议为准。综上，被告辩称2008年5月8日的协议已废止失效，应不予采信。此外，被告辩称原告根据2008年5月8日的协议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该协议仅对原告方赎回股权的期限作出约定，并未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给付时间作出约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可随时主张其权利，其诉讼时效应自其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现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被告的该项主张无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于2012年8月17日作出判决：被告大东集团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兴泰物业公司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320万元，并赔偿自2012年3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000元，由被告大东集团公司负担。上诉人大东集团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证错误。1、对被上诉人提供的5月8日协议与上诉人提供的5月12日协议的认证与取舍存在严重错误。5月8日协议不是双方最终意思表示，该协议形式上不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内容矛盾，5月12日协议系双方的最终依据。在前后两份协议调整同一法律关系时，存在约定不一致，后签署的协议系双方的最终意思表示。原审判决无视证据采信的基本原则，显然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提交的（2011）台路商初字第515号民事裁定书与本案的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显属对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不正确理解。3、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3，否定与本案处理的关联性也是错误的。4、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5，原审判决没有认证意见，却直接引用被上诉人的意见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予以否定，显然不具有说服力，也不符合证据采信的民事审判原则。5、对上诉人提交的补充协议书，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而原审法院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让上诉人哭笑不得。6、上诉人提交的证据7，能够证明以上诉人名义取得5%股权，之所以与其他股权受让人按比例分配，由于被上诉人恶意隐瞒了亚太公司1.13亿元资金被金如朋等人非法卷走，以及篡改、变造路国土合字（2005）第055号、（2006）第07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关条款内容的行为给上诉人等75%股权受让人造成的极大经济损失，通过该协议补偿该损失。7、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9，上诉人在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上盖章，说明上诉人知晓并承认该文件，此时，胡胜克的行为是以上诉人代理人的身份所实施的职务行为，反之，就不是职务行为，除非上诉人事后予以追认。由此可见，原审判决以胡胜克的两次签字推定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胡胜克的签字行为是上诉人的职务行为，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与民法规定的表见代理原则相悖。二、原审判决将涉争的5%股权的转让价格按所谓的5月8日协议来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如上所述，5月8日协议在形式上不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更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双方最终达成的有效协议。2、原审判决依5月8日协议并以此认定1320万元为5%的股权转让价的推定理由显属事实不清、袒护被上诉人一方所导致的必然错误结果。亚太公司资产总值2.65亿元是在金如朋等人侵吞公司资产，并篡改变造土地合同，隐匿《安置房建设回购协议》的前提下的不真实、不公允的资产价值。亚太公司资产价值2.65亿元本身就是股权转让时协商价格，而不是亚太公司资产实际评估价值。双方在股权转让时就没有对亚太公司的资产进行过评估，而是以亚太公司此前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初步依据。根据台州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中天路会审（2007）145号《审计报告》和中天路会审（2008）127号《审计报告》披露，亚太公司2006年12月31日资产总计195116174.52元，2007年12月31日资产总计214286364.55元。说明亚太公司实际资产总值就不是2.65亿元。根据浙江省高院（2009）浙刑二终字第178号刑事裁定书可知，金如朋等人为了侵吞亚太公司资产的目的，以非法手段侵吞并隐瞒了路桥区螺洋街道樟岙村“立改套”项目安置房回购款8934万元及路桥区螺洋街道南山村“立改套”项目2409.6444万元的土地出让金。该11343.6444万元资金应属亚太公司的资产，该巨额款项被侵吞，不仅直接影响到亚太公司的总资产，而且导致上诉人等75%股权受让人巨额经济损失。另外，由于篡改编造路国土合字（2005）第05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四条的内容，将其中“28860平方米建筑面积以1560元价格回购用于村民安置”的约定删除，导致亚太公司可销售商品房面积虚增了28860平方米，给上诉人等75%股权受让人造成经济损失高达7445.88万元［计算方法：商品房市场销售价（每平米5000元，减去安置房回购价每平米1560元）乘以28860平方米乘以75%股权］。3、被上诉人对亚太公司11343.6444万元资金被金如朋等人侵吞，及两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内容被金如朋等人篡改变造，《安置房建设回购协议》被隐匿等事实是知情的，并在亚太公司75%股权转让时对上诉人等恶意进行隐瞒。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亚太公司75%股权受让人，在调查603万元担保扣款问题时，发现亚太公司巨额资金被侵吞、两份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被篡改变造、《安置房建设回购协议》被隐匿等情况，于是双方签署了5月12日协议。被上诉人明知亚太公司资产被高估，在事情暴露后愿意对上诉人等75%股权受让人进行适当补偿，故双方才协商对5%股权定价为295万元。4、5月12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备客观合理性，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亚太公司5%的股权作价295万元转让给上诉人，形式要件完备，内容合法。同时，亚太公司全体股东还就此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并于同日凭该协议与股东会决议依法办理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5月12日协议签订于5月8日协议之后，根据民法、合同法常理，足以判定5月12日协议是唯一有效协议。此外，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履行5月8日协议而非5月12日协议，拟或5月12日协议仅作为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所用。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之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判决认定5月8日协议有效并以为据来认定5%股权转让价格显然错误。三、原审判决关于“5月8日协议未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给付时间作出约定，故原告可随时主张权利，其诉讼时效应自其主张权利之日起算，现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5月8日协议关于股权转让款的给付时间是有明确约定的。该协议约定被上诉人调降5%股权后，有权在协议签订后4个月内以原价加利息赎回；不赎回的，该5%股权归上诉人所有，由上诉人再补偿被上诉人200万元。也就是说，至迟在2008年9月8日，被上诉人要么以原价加利息的方式赎回股权，要么期限届满后向上诉人主张200万元（如果上诉人在此期限内未向亚太公司支付1000万元，则上诉人还有权要求上诉人支付该款）。由此可知，5月8日协议对支付股权款是有约定履行期限的。若被上诉人在2008年9月8日起的二年内，不主张权利的，则其便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债权的权利。而被上诉人于2012年1月6日才起诉，显然早已过二年的诉讼时效。2、被上诉人起诉时提交了原审法院（2010）台路商初字第515号民事裁定书，欲证明从2010年4月14日该裁定作出之日起，诉讼时效中断。显然被上诉人自己也认为，其若在2010年9月8日前不起诉，将因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而其诉请会得不到法院支持。但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该裁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另一方面却“创造性”地为被上诉人设定了“可随时主张权利”的“权力”。3、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5月8日协议是一份没有约定股权转让款给付期限的协议。但5月12日协议是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给付期限的。试问一份连最基本的付款时间都没有约定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一份明确约定付款时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哪一份可靠、真实？相信谁都可以给出一个同样肯定的答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兴泰物业公司答辩称：1、双方2008年5月8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时亚太公司5%股权的价值，计算方法是以各方认可的2.65亿乘以5%，所以双方确认的1325万元是最后的价格。5月8日与12日三天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事宜，5月12日双方订立的协议仅仅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而订立的，295万元仅仅是指出资额的转让，因此双方只能履行5月8日订立的协议。2、关于王先龙等人贪污的1.13亿元的归属问题。浙江省高院（2009）浙刑二终字第178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王先龙等人所贪污的1.13亿元是亚太公司原股东的，因为亚太公司是浙江国资委控股的，所以该裁定书明确认定该款项是原股东的而非是新股东的，因此该1.13亿元的贪污款并不造成新股东的任何损失。各方对2.65亿元的认可是基于理性的市场判断。3、关于时效问题。从5月8日的协议内容来看，仅仅约定了被上诉人在4个月内有赎回的权利，但没有约定上诉人支付代价款的日期，所以被上诉人可随时请求。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上诉人大东集团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张瑞祖、尹建东、杨致敏的讯问笔录，旨在证明张瑞祖等人隐瞒安置房回购款优惠政策和土地价款返还的行为，曾被温州置信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商谈股权转让时发现过；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杨致敏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在其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亚太公司75%股权受让人转让股权时，仍继续隐瞒前述事实而没有予以披露；由于杨致敏隐瞒前述事实以致股权被高估，故在事实暴露后与上诉人协商将5%的股权作价295万元以做适当补偿。2、收款收据、进账单共18份，旨在证明政府部门已将安置房回购款8934万元全额付给亚太公司；张瑞祖等人通过走台州协盛置业有限公司账的方式将回购款转走私分。3、经费支出明细账、记账凭证、收款收据、进账单共22份，旨在证明政府部门已将土地出让金返还款2409.6444万元全额付给亚太公司，张瑞祖等人通过走台州别雅房地产公司账的方式将回购款转走私分的事实。4、中天路会审（2007）《审计报告》、中天路会审（2008）《审计报告》各一份，旨在证明亚太公司2006年12月31日资产总计195116174.52元，2007年12月31日资产总计214286364.55元。说明亚太公司实际资产总值就不是2.65亿元；亚太公司资产价值2.65亿元本身就是股权转让时协商价格，而不是亚太公司资产实际评估价值；结合前述证据可知，该2.65亿元的价格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杨致敏故意隐瞒而被高估的价格。被上诉人兴泰物业公司质证认为：首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从总体上来说均不属于新证据；其次，为了查明本案事实，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这几份笔录形式上是真实的，但是从内容来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几份笔录尤其是对杨致敏的询问笔录，背景是杨致敏人身自由受限制情况下作出的，另外上诉人仅仅是从法院的档案里选取了小部分的笔录，而且这小部分笔录也没有经过刑事审判程序的质证和认证，也没有得到刑事裁判文书的认定，所以这几份证据不能证明相关事实。被上诉人对证据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在内容上无法确认，且表达的内容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因为该两份证据所表达的内容均是张瑞祖等人的犯罪行为，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对证据4，因为上诉人没有提交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从审计报告内容来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首先该两份审计报告均是亚太公司自行委托的，另外该份审计报告所得出的结论与省高院的裁判文书内容相悖。亚太公司是浙江省国资委的控股公司，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其处理资产须经拍卖程序，2.65亿元有评估基础，也是刑事裁判文书所明确的。假设审计报告所作出的结论是真实的，资产价值1.95亿元，按照上诉人的说法1.13亿贪污款是亚太公司资产，那亚太公司资产就超过了3个亿，那他凭什么以2.65亿转让给民营企业，这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兴泰物业公司向本院提供了2008年4月14日亚太公司关于追回安置房回购款的报告一份，旨在证明作为亚太公司股东的上诉人在5月8日之前已经明知1.13亿元款项被他人侵占的事实，从而证明5月8日约定的价格真实。上诉人大东集团公司质证认为：上诉人根本不知道该证据。上诉人作为亚太公司的小股东，一直没有参与亚太公司的经营活动。虽然该报告落款时间是2008年4月14日，但具体何时形成不清楚，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3，来源于张瑞祖等人刑事案件，应结合浙江省高院（2009）浙刑二终字第178号刑事裁定书来综合认定其效力；证据4能够证明亚太公司2006年与2007年的财务状况，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源于亚太公司，作为亚太公司的股东上诉人虽然有权查阅公司相关文件，但仅凭该文件不能证明上诉人在5月8日之前已知1.13亿元款项被他人侵占的事实，故对该文件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本院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截止2006年12月31日，亚太公司资产总计195116174.52元，2007年12月31日，亚太公司资产总计214286364.55元。2009年10月11日，上诉人以13595416元价格将其持有的亚太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另一股东浙江鸿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的实际价格是按照2008年5月8日内部股权抵押转让协议书载明的1320万元来认定，还是按照2008年5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的价格295万元来认定。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判断：一、上诉人受让被上诉人所有的亚太公司5%股权时，该5%股权的实际价值与1320万元相当。2007年，被上诉人以公开拍卖程序，以评估价2.65亿元受让亚太公司的100%股权，上诉人以1900万元受让被上诉人持有的亚太公司7.5508%的股份，5%股权价格如按亚太公司资产总值2.65亿元计算为1325万元，与2008年5月8日双方协议后形成的转让价格1320万元吻合。何况根据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中天路会审（2007）《审计报告》、中天路会审（2008）《审计报告》，亚太公司2006年12月31日资产总计195116174.52元，2007年12月31日资产总计214286364.55元，这些资产中不包括张瑞祖等人犯罪款项1.13亿元。故应当认定2008年5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价格符合市场交易的客观实际和股权的实际价值。二、受让被上诉人5%股权后，2009年10月，上诉人连同此前其持有的7.55%股权，一并转让给亚太公司的另一股东浙江鸿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价13595416元。按照上诉人的陈述，其共向亚太公司投资24242500元，退出时仅回收13595416元，实际以5.3折的折扣出让，亏损严重。但无论是该5%股权正如工商登记所示，全部由上诉人所得，还是如上诉人主张的其仅分得0.5034%，2009年10月转让时，5%的亚太公司股权价值仍超出540万元。再结合上诉人的此前陈述，则该5%的股权在上诉人受让当时，应超出1000万元。从这点可知，上诉人主张的受让价格295万元并不符合当时股权的实际价值。三、虽然胡胜克在2008年5月8日与同年5月12日两份协议签字时，其已非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但5月12日协议胡胜克签字后上诉人盖章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即上诉人认可该份协议。鉴于此前该股权转让事宜的上诉人方经手人一直为胡胜克，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从胡胜克变更为金建武的时间为2008年4月10日，故被上诉人亦有理由相信5月8日的协议胡胜克是代表上诉人进行签订，胡胜克的行为也构成了表见代理行为，应由上诉人承担相应后果。四、根据以往的交易习惯，2007年上诉人以1900万元受让7.5508%股份时，工商登记载明的出资额为445.5万元，也是按注册资本金5900万元折算而来。溢价转让股权的，根据我国相关税法规定，需缴纳相关税费，现实中很多公司股权转让均出现阴阳合同，以达到逃避相关税费的目的。故被上诉人称签订2008年5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为了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需要，符合情理与交易习惯。五、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上诉人称被上诉人隐瞒开发地块存在安置房回购条款等事实，导致亚太公司的资产被严重高估，造成上诉人在内的6个受让人遭受巨额经济损失，故双方对价格重新协商并以5%股权进行补偿，但该主张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相左。根据该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张瑞祖等人隐瞒亚太公司获得土地出让金返还款1.13亿元，并未将该款计入亚太公司评估的资产中。另外，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根据2008年5月8日的协议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由于该协议仅对被上诉人赎回股权的期限作出约定，并未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给付时间作出约定，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可随时主张其权利，其诉讼时效应自其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现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无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应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000元，由上诉人大东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敏军审 判 员  梅矫健代理审判员  马永飞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三日代书 记员  杨啸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