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10民终1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巫明祥，男，197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忠兵，男，197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光富，男，197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泽明，男，197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冯艳，女，1970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利秋，女，汉族，197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岭川，四川永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赖成兴，男，196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俊舟，男，197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颜华，男，197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永宏，女，汉族，198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培，女，汉族，198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民，四川盛树律师事务所律师。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燕，四川盛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因与被上诉人赖成兴、卢俊舟、颜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前由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2016)川1028民初378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作出（2017）川10民终4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罗永宏、廖培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同时根据赖成兴、卢俊舟、颜华追加杨光富、唐利秋为被告的申请，追加杨光富、唐利秋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本案诉讼，并作出(2017)川1028民初234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杨光富、唐利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泽明、冯艳、杨光富，以及上诉人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杨光富、唐利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岭川，被上诉人颜华，以及被上诉人赖成兴、卢俊舟、颜华、廖培、罗永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杨光富、唐利秋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2017)川1028民初234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售车款；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甚至违反基本常识。双方当事人仅是同行关系，城市公交属公益性企业，车主都接受公交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管理，不可能是公交车主合伙经营。双方车主没有合伙协议，入行时间相隔很长，不可能共商合伙，也未共同出资，共同执行合伙事务。一审认定的主要证据《运营协议》主体上没有上诉人签字，时间上间隔10年之久，内容上也不是合伙协议，事实上不成立合伙；一审判决适用举证责任不当，将虚构的均分售车款《协议书》认定有效系无中生有。本案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该《协议书》真实存在且有效，一审却认定上诉人承担该举证责任不当。一审无理由认定该《协议书》真实存在，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持有该证据拒不提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民事案件而非刑事或治安案件，一审依据的派出所《情况说明》涉嫌越权或违纪，派出所民警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而未出庭，明显不合法，且内容也仅是报案人的自述，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即使该均分购车款的《协议书》存在，也因无权处分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涉案车辆多有多名共有人，处分共有物公交车时均在协议上签字，对内对外均做了共同的处分行为，没有谁代表谁，一审无中生有假造“合伙执行人”一说，规避物权法对共有人的保护，且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协议书》效力待定，现各共有人已明确否认，则其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判决保全和审判均过度保护被上诉人权益而无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赖成兴、卢俊舟、颜华、廖培、罗永宏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六车是根据历史沿革按在行政机关主持下形成的《营运协议》约定进行经营的，双方已经形成合伙经营的事实，同行不能否定合伙；均分售车款《协议书》真实存在，被上诉人举示了报警记录及派出所的《情况说明》，且一审法院向当时出警的人员进行了核实，被上诉人已经就该证据真实存在并被冯艳持有尽到了举证责任；一审时川Ｋ×××××的另一车主杨光富，川Ｋ×××××另外的车主冯艳、唐利秋当庭陈述，川Ｋ×××××的对外经营由方忠兵执行；川Ｋ×××××的对外经营由李泽明执行，则方忠兵、李泽明当然有权对相应车辆平分车款事项进行处分，双方均分售车款《协议书》是有权处分，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此《协议书》平分售车款；上诉人所称财产保全案件与本案合伙协议无关，不予以答辩。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巫明祥向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支付售车款34,000元，方忠兵、杨光富共同向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支付售车款34,000元，李泽明、冯艳、唐利秋共同向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支付售车款34,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杨光富、唐利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隆昌县城火车站至南街尾公交线路即7号线由挂靠在“路达运业有限公司”赖成兴的川Ｋ×××××号车、李建康的川Ｋ×××××号车、杨朝华的川Ｋ×××××号车、丁光前的川Ｋ×××××号车、邵碧海的川Ｋ×××××号车、任小文的川Ｋ×××××号车运营，因运力过剩，该6车执行隔日交替运营。后由于开通了隆昌二中至南街尾的公交线路即3号线，经过试运营一个月后，“路达运业有限公司”及以上的六辆公交车车主多方反映，引起县政府、县交通局、县运管所重视，于2001年1月31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将“路达运业有限公司”运营7号线的六辆公交车过剩的运力投运到3号线，并要求该六辆公交车分出3辆挂靠在“隆昌县运输公司”运营，运营3号公交线路，另3辆公交车仍挂靠在“路达运业有限公司”，运营7号公交线路。由于3号公交线路和7号公交线路的运营效益存在较大差距，而且两个挂靠公司的管理费或服务费也存在差距，故该六辆公交车车主及“路达运业有限公司”、“隆昌县运输公司”在县政府、县交通局、县运管所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在县运管所主持下，于2001年3月12日达成并签订了一份《运营协议》，协议约定：3号公交线路的运营权归“隆昌县运输公司”，7号公交线路的运营权归“路达运业有限公司”；赖成兴的川Ｋ×××××号车、李建康的川Ｋ×××××号车、杨朝华的川Ｋ×××××号车从“路达运业有限公司”分出，挂靠在“隆昌县运输公司”运营3号公交线路；剩余的丁光前的川Ｋ×××××号车、邵碧海的川Ｋ×××××号车、任小文的川Ｋ×××××号车仍然挂靠在“路达运业有限公司”运营7号公交线路，该六辆车仍然采取隔日交替线路运营7号公交线路和3号公交线路模式，六车各自负责自己车辆的营运、车辆维修及费用，六车平均分摊养路费、客附费、税费及六车挂靠的两个公司的管理费。因政策原因或车辆报废、需变更或购置新车，归属于两个公司的六车必须共同协商变更或购置同型号车辆，政策原因引起的准乘人数增减，也须六车主协商，共同报批；同时还约定，各车主需要出售车辆和营运权，其车主必须在售车合同中注明本协议内容，必须让购车人员在本协议上签字，其复印件5份交其他五位车主保留，所购车经营人必须遵守本协议。六车车主、“路达运业有限公司”、“隆昌县运输公司”以及县运管所分别在该《运营协议》上签字盖印。《运营协议》签订后，各方均按照该协议履行，没有发生争议和纠纷。其间，各车发生车辆报废，六车主进行统一购置新车，更换车牌，部分车主有转让自己经营的车辆，但受让方仍然按照《运营协议》履行，平均分摊养路费、客附费、税费及六车挂靠的两个公司的管理费，平均分配六辆车的经营收益，没有发生纠纷。2010年，为方便管理，该6台车全部挂靠在隆昌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统一管理，隆昌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与当时的六车车主分别签订了《单车合作经营合同书》。合同约定，隆昌县城市公交客运经营权属隆昌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所有，该六车车主以各自的车与隆昌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隆昌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取得该六车法人财产权、车辆的户籍管理权和安全生产及守法经营管理权，六车仍然执行原运营模式，即隔日交替线路运营该3号和7号公交线路，并且仍然平均分摊费用，平均分享运营款。2016年6月，隆昌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为推行集约化、公司化经营，决定对隆昌县城3号公交线路和7号公交线路实行公司统一运营，决定收购案涉双方营运的隆昌县城3号公交线路和7号公交线路的公交客车，并终止双方的合作经营关系，对本案双方的六辆公交车进行补偿。该六车多次转让后，现车主分别是：川Ｋ×××××赖成兴，川Ｋ×××××卢俊舟，川Ｋ×××××颜华、罗永宏、廖培，川Ｋ×××××巫明祥，川Ｋ×××××方忠兵、杨光富，川Ｋ×××××李泽明、冯艳、唐利秋。由于川Ｋ×××××、川Ｋ×××××、川Ｋ×××××号车之前挂靠在“路大公司”运营7号公交线路，川Ｋ×××××、川Ｋ×××××、川Ｋ×××××号车之前挂靠“隆昌县运输公司”运营3号公交线路，隆昌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收购时，按照运营线路不同所收购价值不一样，川Ｋ×××××、川Ｋ×××××、川Ｋ×××××号7号线每辆收购价高于川Ｋ×××××、川Ｋ×××××、川Ｋ×××××号3号线。因该六车之前均挂靠路大公司经营7号线路，经主管机关协调和六车主协商才将川Ｋ×××××、川Ｋ×××××、川Ｋ×××××号车挂靠“隆昌县运输公司”运营3号公交线路，仅为名义上各自挂靠在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线路，但各车仍然各自隔日交替运营并每日平均分担、分配运营费和收益。为解决六车收购款不一致的问题，2016年6月19日，赖成兴代表川Ｋ×××××号车、卢俊舟代表川Ｋ×××××号车、颜华代表川Ｋ×××××号车，方忠兵代表川Ｋ×××××号车、李泽明代表川Ｋ×××××号车、巫明祥代表川Ｋ×××××号车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书》，约定：“由于六车成交价格不一致，其中三辆车（川Ｋ×××××、川Ｋ×××××、川Ｋ×××××）成交价格比另三辆车成交价格高，现经车辆老板自身商量一致达成协议，高出价格车辆所得成交价不得私自占为己有，六车所分价格六车平均分得”，赖成兴、卢俊舟、颜华与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协议书》签订后，2016年6月20日后，隆昌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分别与川Ｋ×××××号车车主赖成兴、川Ｋ×××××号车车主卢俊舟、川Ｋ×××××号车车主颜华、罗永宏、廖培，川Ｋ×××××号车车主方忠兵、杨光富、川Ｋ×××××号车车主李泽明、冯艳、唐利秋、川Ｋ×××××号车车主巫明祥分别签订了《公交车收购转让协议书》，赖成兴、卢俊舟、颜华、廖培、罗永宏的三辆公交车收购价每辆均为172,000元，巫明祥、方忠兵、杨光富、李泽明、冯艳、唐利秋的三辆公交车收购价每辆均为240,000元，巫明祥、方忠兵、杨光富、李泽明、冯艳、唐利秋方每辆的公交车收购价均比赖成兴、卢俊舟、颜华、廖培、罗永宏方的每辆公交车收购价每辆高出68,000元。2016年6月25日，李泽明的川Ｋ×××××号车共有人之一的冯艳让卢俊舟将该《协议书》交给其阅看，随即冯艳将该唯一的原件持有并拒绝交还卢俊舟，卢俊舟随即报警，隆昌县公安局金鹅镇第三派出所出警干警袁超和张德强随卢俊舟到冯艳处了解情况，冯艳拒不配合公安干警调查了解事情经过，并向卢俊舟说：“你要起诉你起诉你的，法院会找我”，卢俊舟对冯艳说：“协议书在你那里，到时你要拿出来哈”，冯艳说“你起诉你的，拿不拿出来是我的事”。随后公安干警建议卢俊舟到法院起诉。2016年6月29日，卢俊舟再次到隆昌县公安局金鹅镇第三派出所报警，要求该派出所备案，隆昌县公安局金鹅镇第三派出所制作了《公安派出所接（报）警出警登记表》。该院在原审中依法向冯艳发送书面《通知书》，责令冯艳限期于2017年2月10日前提交《协议书》原件用于司法鉴定，但冯艳否认该《协议书》原件被其持有，并且拒不到庭，导致本案司法鉴定无法进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为合伙经营关系？二、本案双方是否于2016年6月19日签订了《协议书》？三、2016年6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如存在未经其他共有人签字是否有效？一、关于本案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为合伙关系的问题。案涉双方所经营的六辆车之前的车主于2001年3月12日签订的《运营协议》系在主管机关的主持下，平等、自愿签订的，系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运营协议》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应予以保护。虽然该六辆车的车主发生了转让变更，但《运营协议》约定“各车主需要出售车辆和营运权，其车主必须在售车合同中注明本协议内容，必须让购车人员在本协议上签字，其复印件5份交其他五位车主保留，所购车经营人必须遵守本协议。”因此，该《运营协议》对现在的车主具有约束力。同时《运营协议》约定，讼争的六辆公交车采取隔日交替运营隆昌县城7号公交线路和3号公交线路，六车平均分摊养路费、客附费、税费及六车挂靠的两个公司的管理费，因政策原因或车辆报废、需变更或购置新车，归属于两个公司的六车必须共同协商变更或购置同型号车辆，政策原因引起的准乘人数增减，也须六车主协商，共同报批。六车之前的车主和转让后的车主均在运营中按照协议约定平均分摊养路费、客附费、税费、管理费，并统一出资更换车辆等，六辆车不论是分别挂靠两个公司还是都挂靠隆昌县公共汽车公司，运营方式都按照原签订的《运营协议》进行运营，其运营方式符合合伙经营的情形。故双方合伙经营关系成立，巫明祥、方忠兵、杨光富、李泽明、冯艳、唐利秋辩称《运营协议》无杨光富、冯艳、唐利秋签字，无合伙经营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本案双方是否于2016年6月19日签订了《协议书》的问题。首先双方在2001年为经营线路和挂靠公司的问题存在经营效益的差距大，签订有《运营协议》，明确双方不因挂靠公司和运营的线路影响双方的收益，双方应共同经营享有收益，归属于两个公司的六辆车必须共同协商变更或购置同型号车辆。实行公司集约化，隆昌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对讼争的六辆车所有权和用益物权进行全部收购，由于双方存在经营线路形式上的不同，即用益物权的不同，其收购价出现赖成兴、卢俊舟等人的三辆与巫明祥、方忠兵等人的三辆不等同的情况，双方的利益受到影响，双方必定会按照《运营协议》进行协商分配出让款。其次根据赖成兴、卢俊舟等人提交的《协议书》照片、复印件及卢俊舟的报警记录，隆昌县公安局金鹅镇第三派出所和出警干警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足以证明赖成兴、卢俊舟等人主张双方对车辆被收购后的价款按照原《运营协议》进行协商分配签订《协议书》的事实存在，故巫明祥、方忠兵等人辩称双方未签订《协议书》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卢俊舟的报警和派出所出警干警所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能够证明该《协议书》现由冯艳持有的事实。本院依法向冯艳释明，责令冯艳将该《协议书》交出用于鉴定，冯艳拒绝交出，应视为巫明祥、方忠兵、杨光富、李泽明、冯艳、唐利秋方持有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和承担不能鉴定的法律后果，故对其《协议书》的真实性该院依法予以认定。三、关于《协议书》书未经其他共有人签字，是否有效的问题。该《协议书》分别由赖成兴、卢俊舟、颜华和方忠兵、李泽明、巫明祥签字认可，虽然罗永宏、廖培作为颜华车辆的共有人，杨光富作为李泽明车辆的共有人，冯艳、唐利秋作为巫明祥车辆的共有人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字，但颜华、李泽明、巫明祥均是所经营车辆的合伙执行人，因此其签字的行为能够代表其他共有人。同时该协议是依照原《运营协议》进行协商签订，并未损害其他共有人的权利，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巫明祥、方忠兵等人辩称未经其他共有人签字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是基于各方六车原有的《运营协议》，共享7号线和3号线的运营权、经营收益等利益的前提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所签订的，其内容公平合理，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予保护，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遵守《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该《协议书》约定六车补偿款由六车车主均分，而巫明祥、方忠兵、杨光富、李泽明、冯艳、唐利秋每车所获补偿款高于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每车所获补偿款68,000元，故巫明祥、方忠兵、杨光富、李泽明、冯艳、唐利秋应当从自身经营车辆转让款中分别向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支付补偿款34,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巫明祥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车辆补偿款34,000元；二、方忠兵、杨光富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车辆补偿款34,000元；李泽明、冯艳、唐利秋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车辆补偿款34,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38元，诉讼保全费1070元，合计3408元，由巫明祥负担1136元、方忠兵、杨光富负担1136元、李泽明、冯艳、唐利秋负担1136元（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已预交2240元，由巫明祥、方忠兵、杨光富、李泽明、冯艳、唐利秋在支付上述补偿款时一并支付赖成兴、卢俊舟、颜华、罗永宏、廖培2240元，支付法院1168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补充查明，关于李泽明、冯艳、唐利秋共有的川Ｋ×××××号车经营情况，根据2017年9月18日一审庭审情况，唐利秋在法庭询问其“这辆车是谁在负责经营”时，回答“这车辆车我购买后一直是我们三人共有的，李泽明负责对外经营，李泽明领钱后由我们三人分配”；关于方忠兵、杨光富共有的川Ｋ×××××号车经营情况，根据2017年9月18日一审庭审情况，杨光富在法庭询问其“方忠兵、杨光富川Ｋ×××××的车主变更情况”时，回答“这辆车由我们两人共同经营，安全会我参加过”，法庭又问“你是否去领过钱”，其回答“我没有去领过钱”；2018年3月13日，本案二审庭审时，针对法庭提问“杨光富，你们跟方忠兵合伙车辆是谁在经营”，杨光富回答“开车是方忠兵”，法庭又问“你们经营款在分配的时候谁处理”，其回答“平时是双方在处理，办理时他在办理”，再问“平常领款六个车均分是谁领”，其回答“方忠兵领，他签字就行了”。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二、均分售车款的《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三、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杨光富、唐利秋是否应当承担给付相应售车款的责任。关于双方是否合伙关系，《运营协议》是原相关线路车辆在主管部门协调下签订的，不同于完全按当事人意思自治形成的合伙关系，现有证据证实，双方当事人所有的六辆公交车均是按照该〈运营协议〉模式运营，且双方并非该《运营协议》的合同主体，故据此认定双方关系为合伙关系不妥。但是，该《运营协议》所确定的运营模式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或公序良俗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且《运营协议》签订后的历任相关线路车主，包括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是按此协议确定的运营模式进行营运，已经形成相应线路的行业运营习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能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双方当事人按此《运营协议》确定的行业习惯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法予以保护。另，本案双方诉讼的法律关系是基于讼争的均分售车款《协议书》，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更为恰当。关于均分售车款《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首先是关于其真实性，《协议书》有复印件，且有《运营协议》确定的运营习惯印证其存在的缘由和合理性、也有报警记录及派出所《情况说明》等证据印证其为冯艳持有拒不提供，故按照前引证据规则，《协议书》真实存在的证据优势较为明显，其真实性应予以认定；其次，关于其合法性，主要涉及李泽明、方忠兵签名效力的认定，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及二审补充查明的事实，有优势证据证明：李泽明、冯艳、唐利秋共有的川Ｋ×××××号车，日常对外经营系由李泽明负责。方忠兵、杨光富共有的川Ｋ×××××号车，日常对外经营系由方忠兵负责。因此，均分售车款《协议书》的相对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李泽明、方忠兵有权作为“车辆老板”代表共有车主签署该《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当对该两辆车的其他共有人冯艳、唐利秋，杨光富同样产生约束力。关于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杨光富、唐利秋是否应当承担给付相应售车款的责任，双方均分售车款《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其也未提出其他有效抗辩权，根据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杨光富、唐利秋应当依照该《协议书》约定承担给付相应售车款的合同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杨光富、唐利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8元，由上诉人巫明祥、方忠兵、李泽明、冯艳、杨光富、唐利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锋审判员  吴敏审判员  王侯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