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11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信廉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53H。法定代表人：黄林恿，该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贤达，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凌仕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之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MA4UYP080W。法定代表人：凌宁，该司执行董事、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宁，男，199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50××××××××××××958。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育红，男，196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52××××××××××××913。以上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正军，广东中信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莹，广东中信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信廉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廉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凌仕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仕达公司）、凌宁、凌育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6民初16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信廉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凌仕达公司向信廉毅公司支付货款133411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5月23日起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6月12日为8583元）；2.判令凌宁、凌育红对凌仕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诉讼费由凌仕达公司、凌宁、凌育红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信廉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69.94元，财产保全费1229.97元，合计2799.91元，由信廉毅公司负担。信廉毅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凌仕达公司、凌宁、凌育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9年7月15日的收据记载的金额错误该《收据》记载支票一张，金额107700元，现金32101.6元，总计132101.6元，明显存在表述错误。结合凌仕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24400元之事实，可印证收据中“现金32101.6元”并非实际现金，而是信廉毅公司误将银行转账表述为现金，实际情况是：支票107700元+银行转账24400元=收据总额132100元。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8年4月29日、2018年8月14日、2019年5月21日和22日的《送货单》虽仅有照片影印件，但前述《送货单》的下单及送货情况都有相对应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足以证实信廉毅公司送货之事实。2019年4月29日出具的收据虽然记载“另收现金30000”,但并非真的指支付现金，而是银行转账，只是信廉毅公司误将转账金额表述为现金而已。而且该收据也可反映，当天收款情况是：支票122000元+银行转账30000元=收款总额152000元。若按一审判决，凌仕达公司当面给了支票，又给现金，还继续转账30000元，明显不符常理。至于一审判决所称的第7笔、第9笔货款，虽然信廉毅公司通过微信发给凌仕达公司的对账表格中有相关记载，但没有相应付款凭证，凌仕达公司也未提供相应的收款收据或付款凭证。因此不能排除记载错误的可能。而且本案的所有货款都是通过支票或银行转账支付，不存在现金付款的情形，故信廉毅公司认为该记录应当是表述错误，并非刻意否认该两笔货款。况且信廉毅公司自2019年8月始就不断地要求凌仕达公司进行对账并结算货款，若货款确已付清，则应当是凌仕达公司主动向信廉毅公司对账并要求信廉毅公司返还多付款项。凌仕达公司、凌宁、凌育红共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第一，一审对信廉毅公司的供货事实的认定清楚。信廉毅公司仅提供了2018年4月29日的送货单照片打印件，不能提供送货单原件，且该送货单上没有凌仕达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名。双方在微信中虽然对此笔交易进行了沟通，但并不能证明最后成交。况且信廉毅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存在多处删改，如2019年11月27日16:43至2019年11月30日16:29期间，凌宁与信廉毅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就被信廉毅公司所删除，故不能仅根据信廉毅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而认定案件事实。同理，信廉毅公司亦不能证明2018年8月14日的交易已完成。第二，一审对凌仕达公司的付款事实认定正确。关于2019年4月29日的收据。收据明确记载收到现金30000元，与转账支付的金额并不一致，信廉毅公司称收据书写有笔误，仅是该司的一面之词，并无证据支持。而且从双方长期的交易习惯来看，转账的金额均不再开具收据。关于2019年7月15日的收据。收据记载的32101.6元为现金，该收据的收款总额书写错误，总额应为139801.6元。信廉毅公司虽然主张转账的24400元应包含在该收据内，但24400元系于收据开具后次日进行转账的，而且107700元加上24400元亦不等于132101.6元。加之将转账金额再次开具收据，亦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关于凌仕达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支付的20750元以及于2019年1月25日支付的14337元，该两笔款项在信廉毅公司发给凌仕达公司的发货和收款情况表中有列明，已经构成自认，信廉毅公司现予否定，其主张不能成立。第三，凌仕达公司一直要求信廉毅公司提供送货单原件，但信廉毅公司没有配合，凌仕达公司并未推脱和逃避。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1.信廉毅公司的供货情况；2.凌仕达公司已付货款金额问题。关于信廉毅公司的供货情况。信廉毅公司主张其交付货物数量对应的货款应当按照其举示的《供货明细表》《送货单》计算为841321.32元。但经审查，其举示的日期为2018年4月29日、2018年8月14日《送货单》及《容桂顺成80吨电子磅磅码单》均非原件，《送货单》落款处亦没有凌仕达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名确认，不符合双方一般签收习惯；信廉毅公司与凌仕达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虽能反映凌仕达公司曾于前述日期下单要求送货，但并不能有效证明信廉毅公司已经实际交付货物。信廉毅公司虽称发货日期为2018年4月29日、2018年8月14日的《送货单》上所载货物均已交付，但该司就此事实主张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补强印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发货日为2018年4月29日、2018年8月14日《送货单》中所记载的货物交易不予确认，案涉货物实际交付数量对应的货款应为757023.7元。关于凌仕达公司已付货款金额问题。信廉毅公司主张凌仕达公司仅支付货款707910元，凌仕达公司则抗辩主张付款金额应根据该司举示的收据及转账记录计算为805138.6元。经审查，信廉毅公司虽称开具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2019年7月15日、2018年11月1日及2019年1月25日的收据上记载的“现金”系笔误，前述收据记载收取的“现金”实为转账支付的款项。但信廉毅公司该项主张与该司于2019年11月30日发送给凌仕达公司的《发货和收款情况表》中确认曾于2018年11月1日收取现金货款20750元以及于2019年1月25日收取现金货款14337元的内容明显相悖。加之本案其他收据均仅记载收取支票和现金款项情况，并未记载凌仕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情况，故信廉毅公司前述主张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亦与一般表述习惯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凌仕达公司已付货款为805138.6元，进而认定凌仕达公司的付款业已超过信廉毅公司本案可得支持的货款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信廉毅公司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39.88元，由上诉人广州市信廉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炜烽审 判 员 陈儒峰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徐斯筠书 记 员 骆静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