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18民终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江东中路401号。负责人：陈晓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浙江哲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虞丹东，浙江哲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荣花，女，196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文君，女，199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有成，男，194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水香，女，194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新星，安徽皖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丹，安徽皖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支扬，男，197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灵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卫东，安徽年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丹桂小区8-5号。法定代表人：张凤虎，该公司经理。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杨支扬、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泾县人民法院（2017）皖1823民初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虞丹东，被上诉人林荣花、何水香及被上诉人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新星，被上诉人杨支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卫东，被上诉人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凤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认定肇事车辆在碰撞行人后，在如此短的距离内掉头行驶不符合常理，没有客观依据。2.一审法院就事故现场遗留疑似车辆碎片向承办交警核实过程在庭审中并无反应。同时经办交警只是普通人，其所作陈述不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3.杨支扬驾驶的车辆经多次检测，未发现碰撞痕迹。一审认定交警因筛查车辆众多只能通过肉眼观察未发现碰撞痕迹，与事实不符。撞击必定会留下痕迹，交警部门已经排除了杨支扬驾驶的车辆存在碰撞痕迹，本起事故并非杨支扬引起。4.本案所涉的三份鉴定报告关于事发路段地址的记载均为“1458千米处”与实际事发地点不符，该三份鉴定报告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鉴定报告的出发点就是针对大型车辆而非农用车辆或三轮摩托车，不能排除农用车超长超高或者三轮摩托车超高载物，而使货物碰撞胡某，造成胡某身体上的伤痕类似于平头车辆的碰撞痕迹。5.事故证明与事故认定书性质不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系案涉车辆碰撞了胡某造成本起事故。二、一审责任划分不当。既然无法查清事故原因，就应驳回原告的诉请。再者，一审认定“无法查清无法归责”而对本案适用公平原则，就应当平分责任，即杨支扬仅应承担同等责任。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一审认定胡某系被杨支扬驾驶车辆撞击死亡，那么杨支扬对事故的发生必定是明知的，而其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事由之一，保险公司不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2.案涉车辆系挂靠车辆，在投保时投保人仅以自己名义投保，且投保后发生将车辆交由杨支扬从事货运的行为，造成标的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标的风险变更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的情形，而投保人未进行通知，属于商业险免赔事由。四、胡某并非居住于城镇，案涉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错误。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四人共同辩称：一、关于本案肇事者的确定。1.尽管事故现场不复存在，但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比如鉴定等，可以锁定导致胡某死亡的车辆就是杨支扬所驾驶的大型货车，因此一审法院关于认定杨支扬所驾驶的车辆为肇事车辆的事实完全正确；2.并非两个物体接触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事发时正值冬天，死者胡某身着衣物很厚，撞击后未留下痕迹也很正常。即使留下痕迹，杨支扬驾驶的车辆仍在急速行驶，也可能导致痕迹灭失。3.在交警大队向杨支扬送达事故证明时，杨支扬也未提出任何异议，表明杨支扬对自己是否系肇事者存有怀疑。二、关于责任划分。根据鉴定意见，事故发生时胡某发生了以身体为轴线的侧翻和滚动，可以断定事发时胡某是行走在路边的，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本不应承担事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胡某负事故次要责任系作出了对杨支扬有利的认定。三、关于保险公司应否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问题。事发时杨支扬驾驶货车并非处于营运状态。杨支扬因未察觉到车辆撞击行人而离开现场，不能认定为肇事逃逸，商业险免责事由不能成立。四、一审关于死亡赔偿金标准认定正确。综上，一审法院按照民事诉讼中高度概然性原则采信证据、认定事实，系依法裁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支扬辩称，1.关于肇事车辆是否是杨支扬驾驶的浙Ｈ×××××，同一审意见；2.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提出的案涉车辆投保后从事货运行为显著增加了发生保险事故危险程度，无任何依据支持；3.根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杨支扬没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驾车逃离现场，交警部门也没有作出任何关于杨支扬驾车逃离现场的认定。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认为商业险可以免赔的请求不能成立。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辩称，无意见。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支扬、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赔偿经济损失669543.1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9日18时17分-18时33分55秒，行人胡某（1969年7月29日生）步行至山深线1485千米路段处，被车辆撞击，胡某倒地受伤，车辆驶离现场。后胡某被送往泾县医院经抢救，花费医疗费用3524.44元。胡某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交警部门接到报警后，到事发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制作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载明：（1）现场未见刹车印；（2）路面上有疑似车辆碎片（黑色），已提取；（3）榔桥中队告知，伤者已被送往泾县医院。2016年12月30日，泾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作出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认定胡某符合被车辆碰撞右背部后致人体倒地时头部着地，造成重度颅脑损伤而死亡。杨支扬驾驶的登记所有人为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浙Ｈ×××××号“豪沃”重型仓栅式货车事发当晚由北往南行驶经过事发路段。杨支扬驾驶的案涉车辆挂靠于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双方签订了《汽车挂靠合同》，约定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给杨支扬使用的名称为有偿使用，使用时间自2016年2月19日至2021年2月19日止，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每年收取名称使用费2000元。该车在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并不计免赔。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在向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投保时，投保单的机动车使用性质注明系非营业企业，投保人声明处注明保险人对责任免除条款已进行明确说明和告知，投保人对免责条款的内容、概念和法律后果均已明了，并已知悉《投保单》上的特别提醒内容，同意接受上述条款，愿意履行法律和条款规定的各项义务，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由本人负责。衢州市公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在投保人栏加盖了公司印章。林荣花系胡某的妻子，胡文君系胡某的女儿，胡有成系胡某的父亲，何水香系胡某母亲。上述事实当事人无异议，并由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家庭关系证明、驾驶证、行驶证、投保单复印件、居民死亡殡葬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死亡人员火化证明、医疗费发票、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复印件、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走访情况登记表、挂靠协议、现场勘查图、行车数据分析表等证据予以印证，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胡某是否是被杨支扬驾驶的浙Ｈ×××××号“豪沃”重型仓栅式货车撞击而导致死亡。关于上述事实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提供了安徽龙图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皖龙图司鉴[2017]通鉴字第68号、皖龙图司鉴[2017]通鉴字第1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皖中衡司鉴[2017]痕迹鉴字第5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证据以及杨支扬、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提供了汪昌盛、林荣花、郑家国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从皖龙图司鉴[2017]通鉴字第68号鉴定意见书的分析可见，事故发生后，胡某受到撞击力倒地并以身体为轴线顺时针翻滚，说明胡某是由北向西北方向翻滚，及碰撞瞬时车辆的行驶方向为由北向南行驶。根据胡某的伤情，符合撞击特征的车辆前部为平头（包括圆头）且前保险杠与前面板基本齐平的中、大型车辆。而皖中衡司鉴[2017]痕迹鉴字第5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可见，在2016年12月29日18时17分-18时35分，由北往南方向经过事发现场的中、大型车辆只有一部浙Ｈ×××××号红色仓栅式货车。皖龙图司鉴[2017]通鉴字第1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浙Ｈ×××××号货车符合肇事车辆特征。上述证据可以印证杨支扬驾驶的浙Ｈ×××××号“豪沃”重型仓栅式货车系本案的肇事车辆。关于该节事实杨支扬及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在庭审中的几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事发路段为非禁止掉头路段，肇事车辆可能在碰撞胡某后在事故现场附近掉头，继而无需经过三溪监控卡口的辩称意见，因胡某倒地处离板材厂的监控可见范围非常近，肇事车辆在碰撞行人后，在如此短的距离内掉头行驶不符合常理，故该节抗辩理由不予采信。（2）关于事故现场图中提及的现场提取的疑似车辆碎片并非杨支扬驾驶的车辆上脱落的，而应是真正的肇事车辆上脱落的辩称意见，经向案涉交通事故案件的承办民警核实，该提取的碎片从纹理、色泽、材质、厚薄程度、新旧程度等特征分析是从不同物件上脱落且不符合车辆撞击行人后脱落碎片的特征，故该节抗辩理由不予采信。（3）关于杨支扬驾驶的车辆没有刮撞、碰撞痕迹，第三方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符合撞击特征的车辆没有排除农用变型拖拉机和三轮摩托车等，交警部门仅排除大型货车，排除范围过于单一的辩称意见，因本案事发时系冬季，死者身着衣物较多，办案民警最初基于筛查的车辆数量众多，只是通过肉眼观察未发现碰撞痕迹。之后，因与事发时间相隔2个月之久，未再做痕迹鉴定。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以此说明杨支扬驾驶的车辆不是肇事车辆。根据死者的伤情可以判断农用变型拖拉机和三轮摩托车并不符合肇事车辆的前部外形特征，故该节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认定杨支扬驾驶的浙Ｈ×××××号“豪沃”重型仓栅式货车系本案的肇事车辆。就该节事实，一审法院对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提供的证据，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杨支扬、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2.胡某在事故发生前是否长期在安徽省泾县客运公司租赁泾县榔桥至旌德三溪的客运班线，从事驾驶行业。为证明上述事实，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提供了《班线经营管理协议书》、《泾县客运公司车辆、班线租赁经营合同书》、《班线补充条款》、工作证明、道路运输证、行驶证复印件等证据。从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提供的上述证据可以证实胡某在事故发生前长期在安徽省泾县客运公司租赁泾县榔桥至旌德三溪的客运班线，从事驾驶行业。故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提供的上述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和证据结合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的诉请，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因本次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确定如下：1.医疗费3524.44元；2.丧葬费27569.50元；3.死亡赔偿金583120元（29156元/年×20年），胡某虽系安徽省农村居民，但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前长期租赁客运班线，从事驾驶员工作，故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安徽省城镇居民标准赔偿；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酌定为5000元。以上合计669213.94元。胡某2016年12月29日18时后发生事故被送往医院，当晚即死亡，故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因本次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胡某是被杨支扬驾驶的浙Ｈ×××××号“豪沃”重型仓栅式货车撞击而导致死亡。杨支扬驾驶的浙Ｈ×××××号车在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交强险和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并投保不计免赔。浙Ｈ×××××号车在投保时投保单的机动车使用性质虽注明的系非营业企业，但是浙Ｈ×××××号车行驶证载明的车辆使用用途是货运，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车辆的实际使用用途是营运，故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以案涉车辆投保的系非营运险，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系作为营运车辆使用而拒赔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的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允许的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责任免除条款，但本案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位于治安摄像头（已损坏）不远处，杨支扬在事发时无从知道摄像头已损坏，在此种情况下，杨支扬应当知道如果知晓事故发生而故意逃离现场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且现场并没有刹车痕迹，综合考虑，杨支扬当时应是未发现发生交通事故而驶离现场，该驶离现场行为并非为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故意为之，故本案并不符合上述责任免除条款的情形，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关于杨支扬在发生事故后驶离了事故现场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情形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因本次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应当由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予以赔偿。本起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但亦没有证据显示杨支扬系在知晓碰撞行人的情况下为逃避责任而逃离现场致使现场破坏，故本案的事故成因无法查清无法归责于杨支扬和胡某。综合考虑杨支扬驾驶的系机动车，而胡某系行人，机动车的危险性明显大于行人，故一审法院认定杨支扬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即80%的责任，胡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即20%的责任。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首先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根据肇事车辆是否购买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双方当事人在事故责任中承担的责任确定比例进行赔偿。综上，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因本次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首先由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13524.44元（即医疗费项下3524.44元，伤残赔偿项下110000元），剩余的555689.50元（669213.94元-113524.44元），由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暨444551.60元。故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在本案中合计应承担558076.04元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各项经济损失558076.04元；二、驳回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495元（原告已预交5247.50元），由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负担1115元，由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承担2550元，由杨支扬承担6830元（上述费用均于判决生效后20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举新证据。经对本案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的综合审查，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能否认定杨支扬系本起事故的肇事者；2.如认定杨支扬是肇事者，本案责任该如何划分；3.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应否承担赔偿责任；4.案涉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该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中林荣花、胡文君、胡有成、何水香提举了安徽龙图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皖龙图司鉴[2017]通鉴字第68号、皖龙图司鉴[2017]通鉴字第1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皖中衡司鉴[2017]痕迹鉴字第5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证据。从皖龙图司鉴[2017]通鉴字第68号鉴定意见书的分析可见，事故发生后，胡某受到撞击力倒地并以身体为轴线顺时针翻滚，即说明胡某是由北向西北方向翻滚，及碰撞瞬时车辆的行驶方向为由北向南行驶。根据胡某的伤情，符合撞击特征的车辆前部为平头（包括圆头）且前保险杠与前面板基本齐平的中、大型车辆。而皖中衡司鉴[2017]痕迹鉴字第5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可见，在2016年12月29日18时17分-18时35分，由北往南方向经过事发现场的中、大型车辆只有一部浙Ｈ×××××号红色仓栅式货车。皖龙图司鉴[2017]通鉴字第1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浙Ｈ×××××号货车符合肇事车辆特征。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中队经过调查、鉴定出具了事故证明，认定事发时间段内，经过事发现场且符合肇事车辆特征的车辆只有一部浙Ｈ×××××号红色仓栅式货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通过分析上述证据可以认定杨支扬驾驶的浙Ｈ×××××号“豪沃”重型仓栅式货车系本案的肇事车辆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浙Ｈ×××××号“豪沃”重型仓栅式货车系肇事车辆，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关于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相关上诉意见，本院综合评述如下：1.关于事发路段为非禁止掉头路段，肇事车辆可能在碰撞胡某后在事故现场附近掉头，继而无需经过三溪监控卡口的意见，因胡某倒地处离板材厂的监控可见范围非常近，肇事车辆在碰撞行人后，现场无刹车痕迹，故肇事车主在发现肇事后在如此短的距离内掉头行驶且不被监控卡口捕获，与常理不合。2.关于事故现场图中提及的现场提取的疑似车辆碎片问题，一审法院经向案涉交通事故案件的承办民警核实，该提取的碎片从纹理、色泽、材质、厚薄程度、新旧程度等特征分析是从不同物件上脱落且不符合车辆撞击行人后脱落碎片的特征。二审中，本院就此再次向事故承办民警进行了核实，承办民警所述一致，故该节上诉意见不予采信。3.关于杨支扬驾驶的车辆没有刮撞、碰撞痕迹，符合撞击特征的车辆没有排除农用车超长超高或者三轮摩托车超高载物，造成胡某身体上的伤痕类似于平头车辆的碰撞痕迹的意见。因本案事发时系冬季，死者身着衣物较多，碰撞后未留下痕迹，或者遗留少许痕迹，且事发后车辆继续行驶，因自然气候或其他外力原因导致痕迹灭失，亦不违背常理。另事发时间段监控探头未发现有超长超高、载物车辆经过案发地，同时根据死者的伤情可以判断农用变型拖拉机和三轮摩托车并不符合肇事车辆的前部外形特征，故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该节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4.关于案涉鉴定意见能否采信的问题。其中有关鉴定意见书中出现的“1458千米路段处”与事发地点不符问题，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于2017年8月22日、2017年8月28日出具了更正“说明函”，对鉴定意见书案情摘要中“1458千米路段处”更正为“1485千米路段处”。经审查，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均具有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其对鉴定意见书中的此项笔误进行更正，不违反相关鉴定程序，也不影响鉴定意见书的效力，该鉴定意见可予采信，对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本起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但亦没有证据显示杨支扬系在知晓碰撞行人的情况下为规避责任而逃离现场，故本案的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不能归责于杨支扬和胡某，综合考量杨支扬驾驶的系机动车，胡某系行人，而机动车的危险性明显大于行人这一客观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杨支扬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即80%的责任，胡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即20%的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浙Ｈ×××××号车在投保时投保单的机动车使用性质虽注明的系非营业企业，但是该车行驶证载明的车辆使用用途是货运，现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车辆的实际使用用途是营运，故其以案涉车辆投保的系非营运险，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系作为营运车辆使用而拒赔的上诉理由，应不予采信。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主张杨支扬明知事故的发生而逃离现场，其不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案涉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允许的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责任免除条款，但本案中，杨支扬在事发时无从知晓紧邻事发地的摄像头已损坏，其也应当知道发生事故故意逃离现场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另现场并没有刹车痕迹，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可以判定杨支扬未发现当时发生交通事故而驶离现场，即并非有意肇事逃逸，故本案不符合保险合同中有关责任免除的情形，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要求按保险合同约定在商业险内予以免赔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四，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认定，一般以户籍登记地为准，并结合受害人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程度等因素，同时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认定。本案中，林荣花等四人在一审中提举了相关证据，证实胡某在交通事故发生前长期租赁客运班线，从事驾驶员工作，收入并非来源于农业生产，故胡某虽系农村居民，但案涉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安徽省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综上，人寿财保义乌支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8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烈审判员 马庆松审判员 汪令璋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吴 婧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