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9民终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康金，男，199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然斌，广东法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文华，广东法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木勇，男，197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敏，广东橘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伯天，广东橘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余华俊，男，汉族，1992年5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李康金因与被上诉人黄木勇、原审被告余华俊买卖合同纠纷（立案案由为：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3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康金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3363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案由定性错误，本案案由依法应定性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通过本案的证据《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可知，上诉人作为甲方、被上诉人作为乙方，签订了《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合法取得质押权的案涉车辆转让给乙方，并明确了权利与义务内容等。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认可了本案实际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二、一审判定推定(或者认定)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没有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自认实际收到被上诉人的车款13800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实际收到的车款为85000元。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自认实际收到被上诉人的车款138000元没有依据，上诉人本人于2019年11月25日参加该案的一审庭审活动，在该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自认收取到的车款为85000元，并非138000元。一审庭审笔录可以证实(P3)。三、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使用案涉车辆酌情扣减合理使用费仅40000元，明显不当。上诉人通过走访得知：在市场上租赁类似级别的案涉车辆，月租金不低于15000元。被上诉人自2016年9月27日至2018年9月12日使用案涉车辆，使用时间715天，近两年时间。一审判决酌情扣减车辆合理使用费40000元，即每天的使用车辆费用仅为56元(40000元÷715天=56元/天)。但从案涉车辆的行驶证可知，案涉车辆的购置时间为2016年1月份。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27日开始使用案涉车辆，即被上诉人使用案涉车辆时，车辆几乎为新车。又考虑车辆市场价值大概30万，一审判决酌情扣减车辆合理使用费每天56元，明显不当。上诉人认为按照市场租车的价格及实际情况估算，车辆每天合理费用至少150元/天，即本案扣减车辆合理使用费(150元×715天=107250元)后，上诉人无需再返还被上诉人车款。四、一审判决仅用“上诉人收到的款项减去案涉车辆合理使用费”得出上诉人应该退回给被上诉人的车款金额，完全不合理，亦不符合公平原则、权利义务相适应原则等。被上诉人明知案涉车辆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当然明知案涉车辆可能会被案涉车辆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等。假如案涉车辆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当然会损害被上诉人的用益物权(质押权或者使用权等)。一审判决认定了“黄木勇在明知案涉车辆存在权属瑕疵的情况下仍订立合同其自身亦负有相应过错(P10)”，但一审判决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在案涉车辆被拖走后的1年多时间里，被上诉人没有起诉原车主，没有参与案涉车辆拍卖或者变更款项的分配，更没有告知上诉人，导致上诉人、被上诉人失去了对原车主主张债权的权利。假如人人都像本案的被上诉人，利用极低的价格(如本案，价格还不到市场价的40%)购买所谓的债权车，晒豪车、装土豪；一旦车辆被扣押了，就要求债权转让方退回所有的购车款，而其本人只需要支付一笔使用费(如本案，使用费不到市场价的10%)，这合理吗?被上诉人诚信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全部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木勇辩称,一、原审法院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定性正确，符合法律规定，应当确认并维持。上诉人虽与被上诉人黄木勇签订《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但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均没有关于债权转让的表述，而且上诉人将案涉质押车辆转让给被上诉人黄木勇，被上诉人黄木勇为此支付相应的价款。此外，本案也没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木勇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存在担保行为，反之，涉案合同的所有内容基本就是关于车辆转让的，所以原审法院将本案法律关系定性为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的实际情况。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实际收到被上诉人黄木勇的车款为138000元属认定事实正确。根据上诉人第一次庭审的自认，上诉人自认收到被上诉人黄木勇车款138000元。事实上，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是合伙关系，被上诉人黄木勇共交付给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共178000元，只是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黄木勇直接转账支付给原审被告的那一部分不作认定。而且，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李康金收了138000后给了部分款项原审被告作为介绍费和伙食费”，由此可见上诉人是确实收到被上诉人黄木勇车款138000元。三、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被上诉人黄木勇使用案涉车辆合理使用费为40000元适宜。上诉人所述的走访涉案车辆月租金为15000元没有任何依据证实。简单打个比喻，住酒店一天可能需要一两百元，但若长期使用的话，当时可以和店家协商打折租用，又或者可以直接另行租个相同档次的公寓使用甚至可以直接买房。另外，被上诉人黄木勇受让涉案车辆的目的是买卖而不是租赁，所以上诉人以所谓的市场租赁价去进行类推计算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原审法院在综合考量车辆品牌、价值、购置时间及被上诉人黄木勇实际占有使用车辆的情况，酌情认定为40000元符合实际情况。四、原审法院认定以上诉人收到的款项减去案涉车辆的合理使用费得出上诉人退回被上诉人的车款金额合情合理。在涉案车辆被法院查封扣押前，被上诉人黄木勇并向上诉人表示，如果上诉人可以帮被上诉人黄木勇办理车辆的过户手续，被上诉人黄木勇可以额外支付多两万元，所以被上诉人黄木勇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是购买车辆而非租赁车辆，依《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转抵押期限长期，除非原车主赎回车辆或甲方偿还抵押款外，乙方享有车辆长期使用权”，可以确认该事实。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返还原物，上诉人因涉案合同收取被上诉人黄木勇138000元的车款，原则上本案合同无效，上诉人应全额返还138000元车款给被上诉人黄木勇。现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要求被上诉人黄木勇支付车辆使用费40000元，已经是对被上诉人黄木勇明知案涉车辆存在瑕疵仍订立合同存有过错的责任分担，所以被上诉人黄木勇无需再重复承担过错责任。另外，正因为被上诉人黄木勇存在过错，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黄木勇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据了解，原审法院不同时支持合理使用费以及过错责任的审理方式也是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余华俊没有应诉、答辩。黄木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李康金立即返还抵押款178000元及违约金66000元(从2018年9月12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还清款日止)给黄木勇；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李康金、余华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木勇与李康金于2016年9月27日签订《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一份，以黄木勇为乙方、李康金为甲方，内容记载为“甲方因做生意需周转资金，现将车牌照号贵G×××**的车辆转押给乙方，甲乙双方在友好、信用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如下：一、车辆转押金额：人民币元整(￥)二、车辆情况：品牌奥迪，型号xx，车架号xxxxxx，发动机号xxxx，实际行驶公里，颜色白。三、转抵押期限长期，除非原车主赎回车辆或甲方偿还抵押款外，乙方享有车辆长期使用权。四、甲方保证上述车辆是本人所质押。转押时甲方向乙方交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书、相关手续及随车资料。五、该车辆转押后发生交通事故、交通违章等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经济纠纷与甲方无关，由乙方全权承担。该车辆转押前所发生债务、经济纠纷与乙方无关。六、甲方保证该车辆不是盗抢、不是诈骗、不是租赁车辆。七、甲方保证该车辆以后不会变质为盗抢、诈骗、租赁车辆，如发生一切法律责任与乙方无关。甲方保证该车辆是车辆所有人质押，如果不是车辆所有人质押，如发生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与乙方无关。八、甲乙双方并非车辆真正拥有者，经双方协商，转押后乙方必须妥善保管和保养此车，如发生被盗或被抢情况下，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九、如原车主需赎回车辆，双方协商后，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赎回车辆。十、甲方保证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偿还借款，如甲方不能按期还借款，甲方同意乙方处置质物或委托当地拍卖行拍卖。十一、其他……”。同时，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及车辆交接使用免责协议》一份，内容记载为“经双方共同协商自愿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对该协议的质押物车辆进行移交：第一条：移交标的质押物车辆……第二条车辆使用免责内容：1、……2、乙方在购买债权签订本附件协议时自行在车管所核实该标的质押物车辆的状态及相关手续并同意接受。3、该标的质押物车辆在交付之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因标的质押车辆灭失、被盗抢、交通事故、以及国家关于对机动车登记的政策和机动车状态的改变或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等。以上风险责任均由乙方承担。4、……”。黄木勇提供李康金(乙方)与案外人欧阳立平(甲方)于2016年9月25日签订的《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及案涉车辆所有人徐勇出具的《汽车质押借款协议书》、《借据》(该两份证据的“出借人”为空白，未注明出借人身份信息)，证明李康金从欧阳立平处取得案涉车辆。再有，黄木勇主张其系通过余华俊取得案涉车辆的，至于与李康金签订《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亦系应余华俊要求的，其共支付了178000元给余华俊；其中于2016年9月17日转账1000元给余华俊要求余华俊为其物色车辆，确认案涉车辆后于2016年9月23日向余华俊转账30000元，2016年9月27日与李康金签订合同后，应余华俊收取现金的要求，黄木勇取款现金138000元交给余华俊，后再交付现金9000元给余华俊，共支付了178000元给余华俊。其与李康金于2016年9月27日签订《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一、车辆转押金额：人民币壹拾柒万捌仟元整(￥178000元)”中的填充内容“壹拾柒万捌仟”及“178000元”为其事后填充上去的。李康金主张余华俊系作为其与黄木勇的居间人，介绍黄木勇从其处受让案涉车辆的权利，案涉车辆质押权系其出资受让来的，其使用车辆一段时间后再次转让给黄木勇的。李康金自认其仅于2016年9月27日收到黄木勇支付的现金138000元。2016年9月27日，黄木勇取得案涉车辆并使用，直至2018年9月12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从黄木勇处扣押了案涉车辆。另，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111执保536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申请人贵州安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申请查封、扣押被申请人徐勇(即案涉车辆所有人)名下所有的车牌号为贵G×××**号的奥迪xx汽车。诉讼中，黄木勇申请对案涉车辆在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使用价值进行鉴定，2020年8月26日，茂名市合众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致函一审法院称因评估物无法找到，没法完成评估委托工作。庭审中，黄木勇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但合同的性质由法院认定；主张案涉车辆交易金额为178000元，现因车辆被扣押，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李康金、余华俊属违约，理应返还款项给黄木勇；而李康金、余华俊实际为合伙关系，李康金、余华俊应承担连带责任，共同返还款项给黄木勇。李康金则确认收到车款138000，抗辩双方为自愿签订债权转让协议，黄木勇是清晰知道车辆在使用期间可能出现的风险的，协议书中亦明确车辆交付后所有风险及经济纠纷由黄木勇自行承担，现交易已经完成，对该车辆被司法扣押的风险应由黄木勇承担；并主张余华俊为居间人，与本案无牵连；故其与余华俊均无需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讼争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黄木勇与李康金签订的《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法律性质及效力的认定问题，二、黄木勇主张李康金、余华俊共同返还转让价款178000元及支付违约金是否成立的问题。关于双方所设立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虽名为“债权转让协议”，但合同约定主体内容并无任何关于原债权人身份、债权金额、履行期限等主债权信息的记载内容。反之，协议主要条款均是围绕借款质押车辆状况进行约定，双方还另行签订《债权转让及车辆交接使用免责协议》，进一步就车辆交接、风险负担等问题作出确定。结合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李康金在向黄木勇交付车辆时，并无证据显示已就质押车辆所担保的主债权凭证进行移交，由此反映双方对于主债权的客观真实性、实现可能性并不作实质审查，主债权内容也并不影响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确定。因此，案涉协议无论从其约定内容还是双方履行行为分析，均不符合一般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而从合同约定事项，包括特别约定有“如原车主需赎回车辆，双方协商后，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赎回车辆”等内容，均能证实双方真实交易目的并非转让特定债权，而是转让作为债权质押物的具有一定权利瑕疵的车辆。换言之，双方虽然以债权转让为名签署协议，但并不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故李康金主张涉案为债权转让纠纷欠妥，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结合双方签订的协议主要针对车辆交付和使用进行约定，且李康金事实上依约向黄木勇交付的标的物是涉案车辆，并由黄木勇支付相应购车价款，双方实际形成车辆买卖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黄木勇与李康金形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双方设立的法律关系效力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黄木勇与李康金签订的《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实现对案涉车辆所有权的转让。至于双方在此过程中达成债权质押权转让的约定均是为掩盖案涉车辆所存在的权利瑕疵并为避免由此引起的权属争端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据此，黄木勇与李康金签订《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所实施的债权质押权转让行为当属无效。至于双方实际设立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效力认定，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李康金是否享有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问题。本案中，车辆登记权属人为徐勇，在并无证据证实徐勇曾与他人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并达成转移车辆所有权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车辆转移占有并不改变对车辆所有权归属的认定。且根据案涉车辆的流转过程分析，各环节交易双方均是通过买受人与前手订立同类型的《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并完成车辆的转移占有。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据此，在该车流转过程中各交易环节的主体双方均应当知晓，作为车辆质权人并不能基于主债权合同关系直接获得对质物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故李康金显然并不享有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其次，关于李康金对案涉车辆的处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仅以李康金不具有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并不足以否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效力。但是，就本案所涉交易而言，双方交易标的为登记车主徐勇为其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的车辆，就现有的证据反映，案涉车辆经历几次流转，该标的车辆之上存在多种权利主体，且各主体之间均存在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事实上案涉车辆在黄木勇占有期间也已被相关权利方强行取走。本案中，双方交易标的为机动车辆，机动车辆作为道路交通运输工具在其运行期间具有高度危险性，故国家对于机动车辆的登记、流通各环节均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其中对于二手车辆的交易行为，我国商务部已制定《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纪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缴纳税费凭证等。”第二十条更明确规定：“下列车辆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二)在抵押期间或者未经海关批准交易的海关监管车辆；(三)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期间的车辆……”。因此，李康金、黄木勇及该车交易环节中的各相关主体，在明知出卖方不享有车辆所有权和处置权的情况下，通过连环订立《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的方式转让案涉车辆，明显是为规避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规定，不仅严重扰乱了车辆流通经营的市场秩序，且在标的车辆为抵押车、质押车的情况下，如果仍放任其自由转让交易，极易引发各权利方的利益冲突，增大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必然对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造成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一审法院前述分析，李康金、黄木勇所实施的案涉车辆买卖行为不仅违反车辆流通管理规定，且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关于黄木勇提出返还车款178000元及支付违约金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故黄木勇要求返还车款的主张具有相应法律依据。至于黄木勇交付的车款为178000元还是138000元的问题。因双方签订的协议未载明交易金额，黄木勇主张其交付了178000元给余华俊，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而李康金自认其实际收到黄木勇的车款为138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黄木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车辆交易价款为138000元。鉴于案涉车辆从2016年9月27日交付黄木勇至2018年9月12日被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扣押，黄木勇实际占有使用该车近两年时间，故综合考量车辆品牌、价值、购置时间及黄木勇实际占有使用车辆的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扣减合理使用费40000元。即李康金应当向黄木勇返还价款98000元。对于黄木勇提出的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黄木勇主张支付违约金问题，因双方合同已经一审法院认定为无效，且黄木勇在明知案涉车辆存在权属瑕疵的情况下仍订立合同其自身亦负有相应过错，故其要求李康金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本案合同是由李康金与黄木勇所签订，黄木勇要求余华俊承担车款返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法确定由李康金返还车款98000元给黄木勇。余华俊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限李康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车款98000元给黄木勇；二、驳回黄木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80元，由李康金负担996元，黄木勇负担1484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二审立案案由抵押合同纠纷不当，应予纠正。争议焦点有：一、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二、李康金收到黄木勇款项数额是多少；三、黄木勇应当支付多少使用案涉车辆期间费用给李康金；四、李康金应否返还98000元给黄木勇。对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本案中，案涉车辆所有权人是徐勇，根据《汽车质押借款协议书》约定，徐勇是借款人、债务人同时是案涉车辆质押人。但没有反映出借人、债权人及质权人是谁。没有证据证明欧阳立平是怎样得以占有案涉车辆的。甲方欧阳立平与乙方李康金签订的《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欧阳立平将案涉车辆转押给李康金。在上述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了主债权债务合同转让，也就没有作为从合同的质权合同随主债权债务合同转让的合法根据。李康金只是实际占有案涉车辆，没有证据证明李康金对案涉车辆有何物权、李康金受让取得对徐勇的主债权。李康金没有将对徐勇的主债权转让给黄木勇的客观条件。甲方李康金与乙方黄木勇签订《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也没有约定将何主债权转让给黄木勇，而是约定李康金将案涉车辆转押给黄木勇，车辆转押金额178000元，“转抵押期限长期，除非原车主赎回车辆或甲方偿还抵押款外，乙方享有车辆长期使用权。”没有约定李康金与黄木勇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没有约定借款期限、还款期限。案涉车辆并非作为质押财产交付给黄木勇。如一审判决理由所述，综合《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及车辆交换使用免责协议》、当事人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黄木勇与李康金之间实行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买卖车辆，李康金是出卖人，黄木勇是买受人，标的物是案涉车辆，约定价款178000元。所以，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此外，包括李康金、黄木勇在内的案涉车辆各环节交易主体，明知出卖人不享有车辆所有权、处分权，通过连环订立《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的方式转让案涉车辆，明显是为了规避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规定，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极易引发各交易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妨害交易安全，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李康金与黄木勇之间的买卖合同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二、根据一审法院2020年3月24日10时00分《开庭笔录》第3页记录，李康金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据委托人所述，其收到的金额为13.8万元，而不是原告主张的17.8万元。”李康金自认收到黄木勇价款数额为13.8万元。一审判决认定该金额，黄木勇没有上诉，因此，本院确认该事实存在。三、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案涉车辆在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使用价值进行鉴定，但评估机构函告无法完成评估。李康金没有举证证明上述期间的使用价值为多少。一审判决酌定4万元，有其合理性，本院没有理由干预，故予以维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李康金与黄木勇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李康金因该合同取得黄木勇138000元，扣减黄木勇应当支付给李康金的使用费40000元，因此，李康金应返还98000元给黄木勇。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康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0元，由上诉人李康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忠圣审 判 员 罗 文审 判 员 欧卫慧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阮树本法官助理 陈 苗书 记 员 郑子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