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1民终17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艳，女，196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晗，山西山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阴永荣，山西山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巧玲，女，196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轩，山西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连珠，男，198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轩，山西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蕾，女，198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上诉人王桂艳与上诉人李巧玲、被上诉人王连珠、王晓蕾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5民初3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桂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晗、阴永荣、上诉人李巧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轩、被上诉人王连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轩、被上诉人王晓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桂艳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改判王桂艳分得的拆迁补偿款从30%增加到50%(即增加拆迁补偿款1123200元）；二、请求依法改判王桂艳分得拆迁奖励费100000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拆旧改建新楼家庭公约》及王在藩2000年4月20日的自书《遗嘱》，上诉人王桂艳应享有拆迁补偿款50%的权利。根据《拆旧改建新楼家庭公约》记载，上诉人王桂艳母亲赵守莲于1991年去世，因其未留有遗嘱，故依法定继承由上诉人父亲王在藩、上诉人王桂艳及上诉人哥哥王承旭将母亲两间半正房均分，各得三分之一。后王在藩于2004年4月7日去世，其遗留有2000年4月20日的自书《遗嘱》。遗嘱中明确约定：”现将我的房产一分为二，一层门面房两间，儿子承旭、女儿桂艳各一间，东房两间，儿女各一间。”王承旭与王桂艳��分得二分之一遗产。二、根据王在藩的遗嘱上诉人王桂艳享有53.78%的宅基地使用权益。王在藩在2000年4月20日《遗嘱》明确：”我女儿的水暖由我儿承旭供给，如无故中断将西房两间无条件划给我女王桂艳”。西房的占地面积是26m2。2004年王在藩去世前，院内房屋占地总面积为234.85m2。上诉人王桂艳享有的房屋占地面积39.76m2,上诉人兄长王承旭享有的房屋占地面积74m2，父亲王在藩享有房屋占地面积121.09m2。2013年被上诉人无故中断了上诉人王桂艳的水暖。根据遗嘱，上诉人王桂艳可分享房屋的占地面积包括西房在内126.31m2。上诉人兄长王承旭享有房屋占地面积在扣除西房的面积后为108.55m2。即上诉人享有的宅基地占比为53.78%。鉴于此，上诉人王桂艳享有拆迁补偿款50%的权利理应得到支持。三、上诉人王桂艳也存在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的被���诉人对房屋翻建、出资的情形，应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上诉人王桂艳长期居住于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街办坞城村西街7号，王桂艳和王在藩在房屋翻建过程中同样履行了出资义务。1993年正房翻新是上诉人王桂艳、王在藩、王承旭共同出资所建。1999年加盖第4层也是三人共同出资。且2003年东房翻建是王承旭使用王在藩的房租88000元所建。故一审法院不应根据王承旭三次组织房屋翻建出资等情形，酌情认定被上诉人享有70%的拆迁补偿款。一审法院亦应考虑上诉人王桂艳及父亲王在藩对房屋进行翻建、出资等情形，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四、上诉人王桂艳履行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应当多分，被上诉人侵占父亲王在藩的财产，未尽赡养义务，应当少分。被上诉人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但拒不履行赡养父亲王在藩的义务。王承旭不仅未尽到赡养父亲的义务，未履行给付赡��费的义务，而且侵占父亲财产，让父亲住在危房破房中度过晚年，甚至对父亲不尊不敬，应当少分，而上诉人王桂艳履行了照顾父亲的义务并支付了赡养费，故可以多分；由于王承旭于2011年7月25日去世，故三被上诉人作为转继承人，也应少分。综上，望贵院依法裁决。上诉人李巧玲辩称，一、王桂艳主张拆迁补偿款增加到50%，没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1992年王在藩签订改建新楼公约，已经对家庭财产进行分割；根据约定，王桂艳只分得一间，且自费建筑费用；6×4m2的新住宅在1993年房屋实际改建过程中，因为院内空间有限，该房屋并未实际建成，目前为止，宅院内现状为正房5间，东房一间，西房两间，小锅炉房一间；王承旭将原有房屋全部拆除后进行翻建，在东房被拆除时，王在藩已经丧失房屋所有权。王承旭具有该房屋的所有权。父亲王在藩在去世之前，2003年5月20日经坞城村民委员会见证下，将其所持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证转给儿子王承旭所有，宅基地使用证作为农村房屋唯一的权利凭证，可以证明父亲王在藩将其所有房屋全部留给儿子王承旭，且王在藩享有的正房东两间在其去世后，一直由被上诉人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王桂艳在王在藩去世后，长达十三年时间内并未就房屋权属及遗产分割向被上诉人提出过任何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在诉争宅院上，不应享有拆迁补偿款50%。2、王桂艳称应当享有宅基地占比53.78%，没有事实依据。西房两间归属于王承旭，王在藩无权将西房两间进行分割，王在藩在遗嘱中所述，”我女儿的水暖由我儿承旭供给，如无故中断将西房两间无条件划给我女王桂艳”是无效的。根据一审庭审查明，上诉人王桂艳在坞城村另有一处两分地的宅基地，根据土地管理法，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王桂艳在另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不能同时享有诉争宅院的使用权。王桂艳在诉争宅院内的使用权利，应当仅限于其所有房屋的一间。一审中，王桂艳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房屋翻建过程中履行了出资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二、上诉人王桂艳所称其应享有53.7%的宅基地使用权益没有事实依据。王桂艳在诉争宅院内可能享有所有权的房屋仅为正房西一间。上诉人在事实与理由中所提到的西房已于1992年财产分割时给了王承旭。父亲王在藩无权对西房进行处分。三、一审中王桂艳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房屋翻建过程中履行了出资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四、上诉人所述其履行了更多的赡养义务，与事实不符。王在藩在世时一直与儿子王承旭共同生活，由王承旭夫妻共同照顾其生活起居及医疗出行，王在藩从未与被上诉人王桂艳共同生活，王桂艳每月仅支付王在藩30元赡养费用，该部分费用不仅无法维持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甚至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且上诉人一方面坚持按照遗嘱执行，一方面又要求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进行划分，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被上诉人王连珠、王晓蕾的答辩意见与上诉人李巧玲的答辩意见一致。上诉人李巧玲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二、请求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首先，本案的主要证据即（拆旧改建新楼家庭公约），是家庭成员王在藩、王承旭、王桂艳在协商一致、平等的基础上自愿签订的，该公约中约定了各方所得财产份额及各方所负义务。该公约符合协议成立的要件，应当为有效且应受合同法约束及保护。在该公约未被正式撤销之前，任何一方均不能擅自违背公约的约定，均应��实履行自己的义务。该公约中约定：王承旭统一负责筹建新楼，且须每月支付王在藩养老费150元，王在藩寿终后，其财产及一切利害均由王承旭继承。公约签订后，王承旭将新楼全资筹建完毕且一直照顾王在藩的生活起居。在王承旭已忠实履行自己公约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如果允许王在藩通过自书遗嘱的方式违背公约约定对其财产另行分配，无疑将损害王承旭的权利，难以实现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其次，一审法院对涉案宅院内房屋的权属及建设现状所查不明，根据《拆旧改建新楼家庭公约》的约定，被上诉人分得正房西一间，但需自付建筑费。但实际上被上诉人并没有出资兴建该间房屋，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未能提供其出资建房的证据。因此，被上诉人不应取得该间房屋的所有权。一审庭审已查明王在藩所有的东房一间己于2003年由王承旭拆除翻建，拆除时被��诉人未提出继承该东房二分之一的请求。因王承旭的拆除翻建，原有的东房一间已经灭失，新建的东房因是王承旭所出资兴建，所有权应当归王承旭，而非被上诉人。《拆旧改建新楼家庭公约》签订时，虽约定由王承旭负责兴建6×4m2的新住宅，所有权归王在藩。但因院内空间所限，拆旧建新时并没有建成该间房屋，该间房屋并不存在，被上诉人不应享有所有权，涉案房屋尚未被拆除，有关该间房屋的情况足以查证。因此，被上诉人至多仅能取得正房东一间的所有权，涉案宅院内共有房屋8间，一审法院在未查明院内房屋权属及建设现状的情况下即草率认定被上诉人享有拆迁补偿款30%明显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次，上诉人认为仅以双方在涉案宅院内各自所有房屋间数来确认分配比例有失公允。法律应当尽可能的实现公平及正义，具体到本案中，院内各间房屋所占面积不一，且院内多为三到四层建筑，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并未对有关情况详细查实，而是仅按双方在涉案宅院单一层房屋中所占间数即确定比例，必然造成双方利益的严重失衡，极大的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最后，本次坞城村拆迁补偿是按照宅基地面积确认补偿面积，因此确定宅基地使用权应当是本案的重中之重。宅基地是村集体无偿批给本村村民用于建房居住的，其所保障的是村民最基本的居住生存权益。王承旭及其家庭成员未在坞城村另批宅基地，被上诉人在坞城村另批有一处2分地的宅基地。我国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的审批政策，因此决定了宅基地不是个人私产，不能作为遗产处理。因此，被上诉人不能因其继承了房屋就当然的取得院内其他部分的宅基地使用权。相反，因其另批有一处宅基地，按照”一户一宅”的规定，其对涉���宅基地即不能再享有使用权。因此，被上诉人在涉案宅院中所占份额应当为其继承房屋的面积除以涉案宅院总面积，而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30%。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贵院依法裁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王桂艳辩称，一、王桂艳在房屋翻建过程中履行了出资义务，1993年正房翻新是王桂艳、王在藩、王承旭共同出资所建，1999年加盖4层也是三人共同出资；二、东房是王承旭使用王在藩的房租88000元于2003年所建，该房屋归王在藩所有；三、被答辩人侵占被继承人王在藩的财产，未尽赡养义务，应当少分，答辩人王桂艳履行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应当多分；四、根据王在藩的遗嘱答辩人王桂艳享有53.78%的宅基地使用权益；五、本案是宅基地征收补偿继承纠纷，不是宅基地使用权权属纠纷，因宅基地不属于遗产，不得继承，所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继承的是王在藩遗留的宅基地的征收补偿款；被答辩人也在坞城村另审批过宅基地，但因本案是征收补偿款继承纠纷不是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故双方是否另批有宅基地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王连珠、王晓蕾的答辩意见与上诉人李巧玲的上诉理由一致。上诉人王桂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原告应得拆迁补偿款279.5万，拆迁奖励款10万元，共计289.5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在藩与赵守莲夫妻育有一子王承旭、一女王桂艳，赵守莲于1991年去世，王在藩于2004年4月7日去世、王承旭于2011年7月25日去世。李巧玲与王承旭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王连珠、一女王晓蕾。1987年12月，原太原市南郊区人民政府向户主王在藩颁发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宅基地位置为亲贤乡坞城西街11号，面积0.43亩，房屋一层10间，全家人口6人。1992年11月22日，王在藩与王承旭、王桂艳在见证人韩金福、原太原市南郊区亲贤乡坞城村人民委员会的见证下签订《拆旧改建新楼家庭公约》，主要内容为：1986年由于扩建学府公路占用，拆迁费6200元，王在藩添2000元，王承旭添700元，预制板款1800元是从王在藩的妻、子、女、媳四人劳动所得中扣除，全院建成共用10700元，才建起现有的这处房院；此处房院大部分属于王在藩夫妻的共同财产；赵守莲去世未立遗嘱，将赵守莲的遗产两间半正房分作三份，王在藩、王承旭、王桂艳各得三分之一，为了房子的完整，为了王承旭一家求生，考虑到王桂艳的实际困难，以王在藩为主和子女协商一致同意将现有房产分配如下：正房东两间及东房一间归王在藩所用，正房中两间及西房两间归王承旭所有，正房西边一间归王桂艳所有；这次改建新楼房,王在藩为王承旭求生实用，将王在藩的正房东两间及东房一间让给王承旭盖成餐厅及灶房使用，所有权仍归王在藩，四间大餐厅以上无论盖几层所有权归王承旭，灶房西靠餐厅由王承旭给王在藩盖成新住宅，6×4m2新住宅，所有权归王在藩；王在藩和王承旭一起生活，王承旭每月付养老费150元，王桂艳付30元，寿终后财产及一切利害由王承旭承担；正房西边一间及一间以上无论盖几层由王桂艳自付建筑费，所有权归王桂艳；为了新楼房的整体美观由王承旭统一负责筹建，通过分配，互不干涉。之后，王承���就上述宅院的改建与李进生签订《施工合同》，由李进生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施工。2000年3月24日，王在藩、王承旭在坞城村委会副主任于小牛、调解主任郭海珠的调解下，由马志高代写《继承约》一份，主要内容为：”王在藩两间正房产权、东房一间产权由王承旭继承，永不变更；老人过寿或终寿以后的一切利害由王承旭负担。”2000年4月18日，王在藩书写申明两份，内容相同的部分主要为：”大队马志高、于小林等人在我家，由他们执笔让我签字的一层门面房东两间、东房两间分给王承旭的书面材料违背本人自愿，出于无奈，申明无效。本人死后房产分割以本人的自书遗嘱为主，任何人不得干涉。”内容不同的部分为”本人的财产（房产）儿子、女儿平分。”2000年4月20日，王在藩立自书遗��一份，主要内容为：”位于学府街200号的一处宅基地是大队批给王在藩的，当时扩建公路拆王在藩盖的五间正房，由王在藩、王承旭、王桂艳盖起的一座三层楼房，其中一层东两间门面房和东房所有权归王在藩，王承旭负责一间4×6平方米的住房，中间两间归王承旭，西边一间以上三层归王桂艳自筹资盖起的，所有权归王桂艳。生前王在藩与王承旭生活在一起，1998年前王在藩给王承旭卖猪蹄，王在藩的经济收入有房租、工资，王在藩是自食其力的。1999年3月，王承旭出租楼房租给一个单位，原来每年房租给王在藩20000元，现在由王承旭私自决定给王在藩1000元，这样一来就等于扣了王在藩房租8000元。从1999年10月起每月1000元也不给王在藩，王桂艳每月给王在藩养老费30元已经全部付清。王桂艳在王在藩生病时给予照顾，鉴于上述情况，现将我的房产一分为二，一层门面房两间，儿子女儿各一间，东房两间儿女各一间，王桂艳的水暖由王承旭供给，如无故中断将西房两间无条件给女儿所有，院内通道通用；关于房产分割以自书遗嘱为主。”2000年6月18日，王在藩书写申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学府街200号门面房东两间，东房一间，靠东房一间4×6平方米的灶房所有权归我，现决定于1999年10月1日收回王承旭的使用权，生前所有权、使用权归本人，寿终后王承旭、王桂艳各一半。”2000年7月10日，王在藩再次书写申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强烈要求按拆旧盖新楼协议划分宅基地，关于我的房产生前谁也不给，死后自书遗嘱为准。”2003年5月20日，由王在藩、王承旭签字，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街道办事处坞城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的证明，内容为：”兹有王在藩在��城村西街7号院，街编号为09-2-300宅基地使用证，经全家一致同意归王承旭所有。”王承旭一户未在本村另行取得宅基地。涉案宅基地因城中村改造被拆迁，根据拆迁补偿标准，即按证载面积每分（0.1亩）补偿1300000元，由李巧玲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补偿金为5816000元含拆迁奖励200000元。庭审中，王桂艳称，施工合同书由王承旭作为代表与施工队签订；1993年翻建正房一至三层，一层五间，原告出资30000元，1999年出资15000元加盖至四层，2003年由王在藩出资在东房一间上加盖了四层，包括地下室、库房、锅炉房、门道上盖的一间房；正房西边一间及以上三层原告出资约30000余元；翻建房屋时交给王承旭的出资款为现金，因是一家人未出具收据；本人在本村有一处宅基地二分，无宅基地使用证，本次已拆迁，现未取得补偿款。李巧玲称，涉案房屋由王承旭进行三次出资翻建，原宅院的房屋位置全部变更灭失，1993年翻建正房一至三层，一层5间，1999年加盖至第四层，2003年拆除旧东房一间翻盖楼房四层，一层一间；李巧玲已与村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实际领取拆迁补偿款2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拆迁补偿款分割事宜产生的分家析产、继承纠纷。首先，原告与其父王在藩、其兄王承旭于1992年11月22日在见证人韩金福、原太原市南郊区亲贤乡坞城村人民委员会的见证下签订了《拆旧改建新楼家庭公约》，该公约系对家庭财产的分割，确认了王在藩、王承旭、原告各自对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享有的份额。其中，王在藩分得正房东两间、东房一间，王承旭分得正房中两间、西房两间，原告分得正房西边一间，并对房屋改建后的份额再次予以确认，即王在藩分得一层正房东两间、东房一间、4×6㎡房屋一间，王承旭分得正房��两间、西房两间，原告分得正房西边一间及以上房屋。其次，关于王在藩于2000年4月20日自书遗嘱的效力问题。因原告提供的遗嘱，三被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且该遗嘱符合继承法关于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确认该遗嘱的效力。原告依遗嘱继承取得的房屋为一层正房东两间、东房一间、4×6㎡房屋一间中的二分之一。东房一间由王承旭于2003年拆除翻建，拆除时原告未提出继承该东房二分之一的请求。再次，涉案宅基地登记的户主为王在藩，其与王承旭在2003年5月20日一致表示经全家同意涉案宅基地归王承旭所有，由本村村委会出具证明盖章确认，但未经原告签字同意。虽王在藩去世之后，该宅基地一直由王承旭一家使用，出租收取租金，但并不影响原告对宅基地上房屋享有的继承权，以及本人分得的房屋的所有权。现涉案宅基地因城��村拆迁改造，拆迁补偿款的计算按证载面积每分（0.1亩）1300000元补偿，原告对上述房屋的继承及本人所有房屋权利的实现已转变为对涉案宅基地拆迁补偿款款项的继承及分割。综上，原告主张分得拆迁补偿款279.5万元的请求，应结合原告继承的房屋及自己所有房屋所占涉案宅基地的比例，以及王承旭一户在王在藩去世之后未在本村另批有宅基地，并三次组织房屋翻建、出资等情形，本院酌情认定原告享有该拆迁补偿款5616000元的30%即1684800元。拆迁奖励款200000元系支付给宅基地上房屋实际使用人按期搬迁房屋的费用，而非拆迁补偿款，故原告主张此款中的10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原告王桂艳分得拆迁补偿款1684800元。二、驳回原告王桂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拆旧改建新楼家庭公约作为上诉人王桂艳、其父王在藩和其兄王承旭的真实意思表示和2000年4月20日王在藩的自书遗嘱，确定了各方应分得的家庭财产；当对家庭财产的权利及继承转变为拆迁补偿款时，应结合各方继承的房屋及自己所有房屋所占涉案宅基地的比例，及宅��地一户一宅，王承旭一户在本村未另批有宅基地等情形综合考虑，原审认定王桂艳享有涉案宅基地拆迁补偿30%的比例较为准确。综上，上诉人王桂艳、上诉人李巧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960元，由上诉人王桂艳负担14980元，李巧玲负担149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王丰毅审判员张军红审判员米青山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