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68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沾化区税务局，住所地滨州市。法定代表人：任长收，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庆堂，男，该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俊康，山东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义生，男，196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安然，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朔，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山东财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法定代表人：曹金山，董事长兼总经理。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沾化区税务局（以下简称沾化国税局）因与被上诉人孙义生、原审第三人山东财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3民初2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沾化国税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俊康、田庆堂，被上诉人孙义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安然、李云朔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财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沾化税务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孙义生向沾化国税局返还支付的工程款1885722.27元及利息（利息以1885722.27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并赔偿经济损失73087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孙义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纠纷，而不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1.沾化国税局虽然是沾化县水木天城居住小区的建设单位，财源公司是该工程的承包人，但是并不能据此就认定沾化国税局、孙义生、财源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孙义生在沾化国税局处领取1885722.27元工程款后，财源公司于2017年将沾化国税局诉至沾化区人民法院，要求沾化国税局向财源公司支付工程款，此案后经沾化区人民法院、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审理并做出判决，认定孙义生领取工程款的行为并无法律依据，沾化国税局对孙义生的付款行为不能发生清偿债务的效力，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沾化国税局不得不再次向财源公司支付工程款2195722.27元。沾化国税局因同一个工程支付了两次工程款，遭受了巨大损失，孙义生领取工程款已被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无法律依据，其无权领取工程款，自然有权要求承担返还工程款的义务，因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正是不当得利纠纷，而不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沾化国税局的诉讼请求有法可依，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应得到支持，而一审法院仅依据沾化国税局系发包方、孙义生系转包方、财源公司系承包方这一点，便简单的认定本案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二、孙义生领取工程款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沾化国税局请求返还取得的工程款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1.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孙义生从沾化国税局处共领取了1885722.27元的工程款，而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审理了沾化国税局与财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其中，沾化区人民法院（2017）鲁1603民初1560号判决书认定：财源公司并不认可“滨州财源建工有限公司孙义生项目部”的印章；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2637号民事判决书也载明：财源公司认为收据上的印章不是财源公司印章，公司全称也不对，财源公司没有收到此款，沾化国税局的付款行为不能发生清偿债务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综上可知，本案基本事实已经经过两级法院审理及确认，即：孙义生无权收取涉案工程款项，其收款行为并没有法律依据。2.《滨州市财源建工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第六条载明“建设单位拨款必须通过公司财务科，承包人不得自从建设单位拨款”；第七条也约定：“承包人不准私自与建设单位结算”。由以上合同内容可知，孙义生收取工程款项属于违反了与财源公司的约定，其收取工程款项系取得不当利益，并无法律与事实依据。综上可知，孙义生领取工程款没有依据，属于取得不当利益，而沾化国税局也因此不得不在向支付工程款项后，再次向财源公司重复支付工程款，由此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亦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沾化国税局完全有权向提起诉讼，孙义生也应当向沾化国税局返还其领取的1885722.27元工程款，并承担给沾化国税局造成的经济损失73087元。三、本案中，沾化国税局只能向孙义生主张权利，要求其返还工程款。财源公司与沾化国税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经过沾化区人民法院、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且沾化国税局已经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付款义务，根据“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沾化国税局无法再向财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工程款。沾化国税局在同一个工程上先后支付了两次工程款，并且其中向财源公司支付工程款是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判决内容，遭受了巨大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沾化国税局只能要求孙义生返还其无权取得的工程款，这是沾化国税局唯一的维权选择。一审法院以沾化国税局仅向孙义生主张返还工程款为由而驳回沾化国税局的诉讼请求，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四、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调整法律关系，而不应直接驳回沾化国税局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即便发现本案存在案由需要调整的情况，也应依职权对案由进行变更，进而依据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对案件进行审理，而不应以此为由驳回沾化国税局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孙义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并未否认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因为沾化国税局起诉的是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只能按照不当得利审理。一审判决认为三方当事人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沾化国税局应当就基础法律关系提起诉讼。沾化国税局的诉讼路径错误。二、孙义生并未参加滨州中院及沾化法院的诉讼，无法在该案中提交证据。孙义生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滨州中院及沾化法院有关判决认定的事实，证实孙义生是实际施工人，有权领取工程款。滨州中院及沾化法院有关判决仅将法律关系界定在表见代理方面进行审理，不顾孙义生实际施工人身份，在沾化国税局要求追加孙义生的情况下，不追加孙义生参加诉讼，明显有失公正。三、沾化国税局如何对财源公司主张权利，与孙义生无关。财源公司在滨州中院及沾化法院的诉讼中虚假陈述，否认孙义生实际施工人身份，就应当由财源公司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孙义生作为实际施工主体，领取工程款是合法正当的，不能因为财源公司的不诚信而让孙义生承担责任。四、本案不是法律关系争议，而是诉讼路径选择问题，法院可以调整案由，但不能代替当事人行使诉权。综上，沾化国税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财源公司未陈述意见。沾化国税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孙义生返还沾化国税局支付的工程款1885722.27元及利息（利息以1885722.27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依法判令孙义生赔偿沾化国税局各项经济损失7308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孙义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7日，无棣县鑫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誉公司）对沾化水木天城居住小区住宅楼工程（二期）公开招标。2009年12月31日，鑫誉公司确定滨州市财源建工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0月26日变更名称为山东财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标段中标人。2010年3月8日鑫誉公司与财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财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2010年4月10日，财源公司与孙义生就沾化水木天城居住小区住宅楼工程签订《滨州市财源建工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项目经理即承包人为孙义生，作为公司经理在工程项目上的委托代理人，在公司经理领导下对涉案工程实施全过程、全面负责；承包原则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确保上交、超收归己、欠收自补、债权债务自负；公司按（工程结算税前造价＋未进决算的建设单位供材款）×7%的标准收取管理费，公司扣回预交的税金和管理费其余资金全部归项目部；建设单位拨款必须通过公司财务科，承包人不得私自从建设单位拨款，也不准私自与建设单位结算。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3年8月17日，沾化国税局、财源公司以及咨询单位进行工程造价咨询核定，核定工程造价为9524056.63元，沾化国税局作为建设单位、财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在工程造价咨询核定总表上盖章，孙义生作为财源公司的经办人在该表上签字。2013年8月22日，沾化国税局向孙义生支付105万元工程款，其中95万元以支票支付，10万元以“抵账”的形式支付（孙义生欠孙金友20万元，孙金友欠沾化国税局10万元）。2013年9月18日，沾化国税局向孙义生支付10万元工程款。2014年1月16日，沾化国税局向孙义生支付60万元工程款。2014年6月18日，沾化国税局向孙义生支付10万元工程款。2015年1月4日，沾化国税局向孙义生支付35722.27元工程款。孙义生均以财源公司经办人的身份在收据上签字盖章，以上所收工程款共计1885722.27元。后财源公司因与鑫誉公司、沾化国税局产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至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该法院（2017）鲁1603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沾化国税局已向财源公司支付工程款3154383元，判决由鑫誉公司、沾化国税局向财源公司支付工程款2195722.27元。沾化国税局不服上诉至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法院以（2018）鲁16民终263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判决已经生效并由沾化国税局全部履行完毕。现沾化国税局以孙义生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符合以下要件：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致使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基于特定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必须就其基础法律关系展开诉讼，不能避开基础法律关系直接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本案中，案涉建设工程的发包人为沾化国税局，承包人为财源公司，财源公司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给孙义生施工，因此，沾化国税局、财源公司、孙义生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发包、承包、转包关系，沾化国税局亦自认孙义生从沾化国税局支取工程款1885722.27元，财源公司从沾化国税局支取工程款3154383元，可见沾化国税局、财源公司、孙义生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鉴于沾化国税局、财源公司、孙义生之间存在特定基础法律关系即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经一审法院释明沾化国税局仍坚持仅向孙义生主张权利返还工程款，因此对沾化国税局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的本案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沾化区税务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98元，由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沾化区税务局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双方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2.财源公司于2017年在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起诉原滨州市地方税务局沾化分局（以下简称沾化地税分局）、鑫誉公司，诉讼请求系判令沾化地税分局及鑫誉公司支付工程款2195722.27元。2018年6月11日，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1603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如下事实：1.沾化地税分局与鑫誉公司系涉案工程共同发包人。2.财源公司于2010年5月13日向沾化地税分局出具协作函一份，内容为：“我公司施工的贵单位水木天城住宅小区工程拨付工程款时，须有我公司出具的盖有滨州市财源建工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模的收据及有我公司财务人员宋鲁斌持身份证才能支付。借条、白条等其他任何形式的付款，贵单位有权拒付，我公司不予认可。如出现，由付款方与收款人自行承担一切责任，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请建设单位密切配合。”沾化地税分局负责基建工作的人员王文胜签收了该协作函。3.涉案工程审定造价9524056.63元，沾化地税分局已经在施工过程中向财源公司拨付工程款3154383元，另扣除发包方供材价值4153951.36元，沾化地税分局、鑫誉公司尚欠财源公司工程款2215722.27元。遂判决，沾化地税分局、鑫誉公司支付财源公司工程款2195722.27元及相应利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财源公司未提交财源公司与孙义生就涉案工程签订的《滨州市财源建工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且在2018年2月22日庭审中称孙义生是财源公司施工水木天成小区地税局宿舍楼的雇佣人员。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沾化地税分局抗辩称：截止2015年1月4日，财源公司委派项目经理全部支取完毕工程款，并申请追加孙义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此，该判决认为：沾化地税分局所主张的已经将剩余工程款向财源公司委派项目经理孙义生付清不能免除鑫誉公司、沾化地税分局的付款义务。首先，沾化地税分局主张已经将剩余工程款支付给孙义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其次，沾化地税分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孙义生系财源公司项目经理，而鑫誉公司向财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记载的项目经理系黄鑫。虽然沾化地税分局提供的收据中有滨州财源建工有限公司孙义生项目部的印章，但财源公司不予认可，且盖印章系椭圆印章，无其他证据印证，因此沾化地税分局称孙义生系财源公司项目经理证据不足。第三，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财源公司以协作函形式向鑫誉公司、沾化地税分局明确告知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形式和要求，沾化地税分局没有提出异议，故沾化地税分局应当遵守诚信原则按照协作函的内容履行付款义务。因此，即使真如沾化地税分局所述，在孙义生没有提供相应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将工程款交付给孙义生，也违反了双方关于工程款支付方式的约定，对此，沾化地税分局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孙义生不是合同当事人，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此对追加孙义生作为第三人的申请裁定予以驳回。沾化地税分局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鲁16民终2637号民事判决，认为：“沾化地税分局系涉案工程的实际发包人。财源公司向沾化地税分局送达的协作函明确告知了沾化地税分局付款的必备手续以及有权办理付款的人员，沾化地税分局收到该协作函后，应当知道孙义生对于领受工程款并无代理权，其向孙义生付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沾化地税分局不产生法律效力。沾化地税分局提交的站长支票存根记载的收款人多为孙义生，而非财源公司，记载收款人为财源公司的经手人亦为孙义生，均不符合协作函告知的付款要求。沾化地税分局亦无其他证据证实前述款项均到达财源公司账户或由财源公司实际支配，其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沾化公司的该付款行为不能发生清偿债务的效力，并判令沾化地税分局支付剩余工程款正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机构改革，沾化地税分局并入沾化国税局。上述判决生效后，财源公司向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10月31日，沾化国税局与财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为：沾化国税局一次性支付财源公司案款2195722.27元及案件受理费24365元，财源公司放弃其余款项，对鑫誉公司不再要求执行，本案执行完毕。当日，沾化国税局将上述款项交至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3.二审期间，孙义生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载明：（1）涉案工程核定价9524056.63元，发包方供材价值4153951.36元，沾化地税分局应支付的工程款为5370105.27元。（2）财源公司与孙义生《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管理费7%，市级安全文明工地减1%，管理费为9524056.63元×6%=571443.40元。孙义生应得总工程款5370105.27元－571443.40元=4798661.87元。（3）沾化地税分局向财源公司拨款3154383元，扣留管理费441010元，孙义生从财源公司领取工程款2713373元。孙义生直接自沾化税务分局领取工程款1885722.27元，又将其中15万元转账支票交给财源公司财务，实际获得1735722.27元。孙义生因涉案工程共计得到工程款2713373元+1735722.27元=4449095.27元。（4）财源公司还欠孙义生349566.6元（4798661.87元-4449095.27元）。（5）财源公司通过诉讼于2019年从沾化地税分局获取涉案工程工程款2195722.27元。实际共得到工程款2786732.27元，远远超出其应获得的管理费571443.40元，财源公司多获取工程款349566.6元应当支付孙义生，剩余部分1865722.27元应当返还沾化国税局。本院认为，财源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后，通过《承包经营合同》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孙义生，孙义生组织人员对涉案工程进行了施工，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有权获得扣除财源公司管理费之外的全部工程款。财源公司一审期间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二审期间经传票传唤亦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采纳孙义生提交的《情况说明》所载明的关于涉案工程款的有关情况，认定孙义生不欠财源公司管理费。据此，孙义生就涉案工程实际获得的工程款总额并未超出其应得的工程款总额，并未在涉案工程中获得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因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特殊性而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虽然孙义生与沾化地税分局并无直接合同关系，但是，孙义生作为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可以向作为发包人的沾化地税分局直接主张权利，沾化地税分局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向孙义生承担责任。涉案工程于2013年8月17日核定工程造价为9524056.63元，此时，沾化地税分局作为发包人，欠财源公司工程款超过1885722.27元。孙义生于2013年8月22日至2015年1月4日期间自沾化地税分局领取工程款共计1885722.27元，虽然孙义生不是通过诉讼程序向沾化地税分局主张权利，但孙义生直接向作为发包人的沾化地税分局主张工程款，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因此，孙义生作为实际施工人获得上述1885722.27元工程款具有合法依据，且有权直接自沾化地税分局领取工程款1885722.27元，并不构成不当得利。沾化国税局要求孙义生返还上述款项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沾化国税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298元，由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沾化区税务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梅审判员 曹 慧审判员 曹 强二〇二一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李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