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79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文贤，男，196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德志，男，195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娟，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金州联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中长街道集品东林世家9号1-5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550606218J。法定代表人：岳兴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辽宁锴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富宪，男，197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审被告：洪梅，女，197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富宪（洪梅丈夫），身份信息同上。上诉人徐文贤、徐德志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金州联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徐富宪、洪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21）辽0213民初2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文贤、徐德志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二上诉人无须对二债务人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了对本案关键事实的查明和审理，导致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表现在：1、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综合授信协议》第二条中约定是对徐富宪个人作为债务人的最高250万元额度的授信，而具体业务在该协议的第七条和第八条均约定了办理具体业务时应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而具体业务合同是指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借款合同》，该合同在第二章贷款用途的第一条中明确了“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借款人只能用于借新还旧”，其证明事项中也自认涉案借款为借新还旧，原告提交的《借款凭证》在借款用途中也明确为借新还旧，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对账单也可以证明涉案借款为借新还旧。然主合同双方约定借新还旧从未向二上诉人明示或告知过。因此，二上诉人均为新贷担保人，且对主合同双方系借新还旧的约定并不知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之规定，二上诉人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表现在：1、一审法院认定银行系向债务人徐富宪、洪梅个人发放贷款错误；事实上是借新还生态园此前旧贷。2、一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应对债务人徐富宪、洪梅违约行为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错误。因为本案借款为借新还旧，旧贷债务人为生态园，新贷债务人为徐富宪；二上诉人均为新贷担保人，对借新还旧根本不知情，依法无须承担保证责任。表现在《综合授信协议》和保证合同中无任何条款说明了保证人担保的具体的借款业务为借新还旧。《借款合同》虽约定了借新还旧，但该合同签名、签章双方只有债务人与债权人，既未向保证人出示，也未安排在与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同一天签订，由此可以证明主合同双方故意隐瞒了借新还旧的事实；两位保证人对债务人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并不知情，尤其本案是第二次借新还旧，说明债务人已经不能正常偿还贷款本息了，其两方行为致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作出错误判断，认为债务人有可能到期还本付息，属于重大误解或者因为受到欺诈而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3、一审法院不支持二上诉人对签订连带保证责任不知情的意见错误。徐富宪为偿还旧贷，欺骗二上诉人去银行签字证明他在村里有土地、有樱桃园一事，其也让银行工作人员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只翻开签字页，签完字就让二上诉人走了，并未将合同原件给二上诉人一份留存。因此，二上诉人对自己所签订的是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确实不知情，是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情形下作出的意思表示，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一审不应据此判决二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一审法院不支持银行对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错误。农村集体土地和地上物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村委会进行登记和管理，本案已有村委会出具《村委会意见书》，一审法院不据此认定抵押权成立，显系认定事实错误。因此，本案主合同双方协议约定了以债务人个人的实物设定抵押担保，且列明了抵押物清单和抵押金额，依据《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判决二上诉人在该抵押金额内依法免责。被上诉人大连金州联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原审被告徐富宪、洪梅共同陈述意见如下：徐富宪事先没有告诉二上诉人实情，就告诉其去银行贷款签字。徐富宪在银行实际授信是550万元，实际取得贷款250万元，剩余350万元一直未放款，给徐富宪造成了很大损失。大连金州联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徐富宪、洪梅偿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借款合同期限内的利息223,558.45元及逾期罚息（自2019年9月3日起，按年利率16.56%计算，直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2、判令原告对被告徐富宪、洪梅提供的抵押物的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徐文贤、徐德志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逾期罚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4、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3日，原告与被告徐富宪、洪梅签订了《综合授信协议》，约定最高授信额度为250万元，授信期限为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9月2日止，同日被告徐富宪、洪梅以其自己承包的69.78亩土地经营权及地上大棚及樱桃树等地上附着物等提供抵押担保，并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了抵押担保方式、范围包括本金、利息、逾期罚息等其他费用。被告徐文贤、徐德志分别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保证方式、保证范围及保证期间等。2018年9月18日，原告与被告徐富宪、洪梅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本金、借款期间等事项。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徐富宪、洪梅发放了贷款，但被告徐富宪、洪梅未按照合同约定定期足额偿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徐富宪、洪梅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原告与被告徐文贤、徐德志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依《借款合同》向被告徐富宪、洪梅发放贷款后，被告徐富宪、洪梅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未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已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徐富宪、洪梅依照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利息、逾期罚息有理，予以支持。被告徐文贤、徐德志对被告徐富宪、洪梅的违约行为应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被告徐富宪、洪梅提出的借款主体错误的意见，根据双方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中载明的主体系二被告，且实际放款对象也是二被告，故该意见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徐文贤、徐德志提出的，对于保证内容二被告不知悉和被欺骗，故不应当承担保证义务的抗辩意见，因二被告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对所做的民事行为应当知悉利害关系，且二被告未能提供被蒙骗和非真实意思表示的相关证据，故该意见不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原告对被告徐富宪、洪梅提供的抵押物的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请，原告与被告徐富宪、洪梅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但合同约定的抵押物没有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故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富宪、洪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大连金州联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50万元、借款合同期限内的利息223,558.45元及逾期罚息（自2019年9月3日起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6.56%计息）；二、被告徐文贤、徐德志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大连金州联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9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徐富宪、洪梅、徐文贤、徐德志负担。二审中，二上诉人提交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宪农业生态园（以下称生态园）国家企业信用系统信用报告作为新证据，拟证明生态园系徐富宪个人独资企业，二者具有关联性，徐富宪于2018年9月18日收到贷款当日即将250万元转帐给生态园，用于归还生态园此前的借款。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份证据只能证明生态园系徐富宪个人独资企业，不能证明其他事实，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提交案涉的借款人、担保人与银行签订合同时的录音录像和视频资料（原始载体在银行的商务系统内，现当庭提交光盘），拟证明案涉的借款人、担保人在签订合同时银行已明确告知合同内容，各借款人、担保人均已对合同内容明确知晓，应该受合同条款的约束。二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1、光盘内容经过修改形成，实际录制时间与刻制时间不同；2、即便内容真实，授信协议和保证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只告知为徐富宪个人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并未明确告知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借款合同签订时，二上诉人均不在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虽明确说明了借款用途，但二上诉人并不知晓。徐富宪、洪梅对前述新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也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生态园信用报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份报告能够证明徐富宪与生态园的关系，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光盘，能够体现二上诉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知晓所签内容为保证合同，并知晓是为徐富宪个人综合授信合同提供担保，该视频内容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基本事实予以确认。补充查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了确保2018年9月3日徐富宪（以下称“受信人”）与授信人（指被上诉人）签订的编号为201801000140《综合授信协议》的履行，保证人愿意向授信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担保受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所产生的债务。主合同是指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就每笔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是指授信人根据《综合授信协议》向受信人提供包括本外币贷款、贸易融资、贴现、承兑、信用证、保函、保理、担保等表内外信用发放形式时，与受信人所签订的单笔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另查明，生态园是徐富宪的个人独资企业。生态园欠付被上诉人贷款，长期处于逾期状态。为化解重组该不良贷款，徐富宪向被上诉人申请贷款250万元，其中2,456,166.45元用于偿还生态园欠款本息，剩余43,833.55元由徐富宪个人支配。再查明，二上诉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当场告知了所签合同性质和为徐富宪个人综合授信担保的事实。《借款合同》签订当时，只有徐富宪、洪梅到场，徐德志和徐文贤均未到场。本院认为，二上诉人主张案涉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其不是旧贷担保人，对于新借款用途也不知晓，二上诉人受二原审被告和被上诉人欺骗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又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予免责。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二上诉人免责主张能否成立。首先，以贷还贷又叫借新还旧，是指借款人向银行贷款以清偿先前所欠银行贷款的行为。通常新的借款合同只是对原借款合同中贷款期限、利率等合同条款的变更，借新还旧中“新贷”的借款人与“旧贷”借款人必须是一致的。而本案中，各方所称“旧贷”的借款主体是生态园，“新贷”的借款主体是徐富宪、洪梅，即“旧”与“新”两笔贷款主体不同，故案涉贷款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借新还旧，而是为化解不良贷款而进行的重整贷款。二上诉人依《借款合同》上误写的借款用途主张案涉借款为借新还旧，不能成立；其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之规定，主张自己不是旧贷保证人应予免责，同样不能成立。其次，案涉贷款操作方式并未违反金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贷款合法有效，案涉《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合同》均已实际履行，亦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照所签订的合同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二上诉人是完成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文件上签字时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并应对自己签字确认的文件承担法律后果。现二上诉人在无据证明《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经过篡改的情况下，既已确认签字的真实性，就应当按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于二上诉人在签字前是否详细阅读其中条款，签字后是否取得合同文本，都不足以证明其签署该合同时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第三，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在先，《借款合同》签订在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二上诉人自愿为二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依《综合授信协议》签订的单笔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故二上诉人对案涉《借款合同》项下债务负有连带偿还义务。二上诉人在单笔借款合同签订之前即在未对借款用途加以限制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并交与被上诉人的行为，表明其无以“借款用途”作为是否免除保证责任条件的意思表示，故无论单笔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最终约定何种借款用途（法定的保证人应予免责的情形除外），也无论保证人在签章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用途，均不足以否定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虽无据证明其向二上诉人明确告知了案涉借款用途，但此举与采取欺骗手段故意隐瞒借款用途的法律后果不同，故二上诉人依合同欺诈的相关法律规定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并不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不足，不能得到支持。至于抵押的问题，案涉抵押物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大棚、樱桃树等附着物，该抵押物未办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之规定，抵押权未设立，被上诉人不因此对合同约定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二上诉人亦不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主张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免责。综上，上诉人上诉无理，予以驳回；一审裁判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180元（二上诉人分别预交28,590元），由徐文贤、徐德志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毕春燕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曲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