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06民初1181号原告：枣庄市山亭区德馨元家庭农场，住所地：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文王峪新村，注册号370406600247198。经营者：李娟，个体业主。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兆法、党向佩，山东全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枣庄德丰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西七里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6590323941J。法定代表人：曹广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学民，男，1992年4月6日出生，汉族，系枣庄德丰食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住枣庄市山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昕晖，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枣庄市山亭区德馨元家庭农场（以下简称德馨元农场）与被告枣庄德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丰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德馨元农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兆法、党向佩，被告德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学民、于昕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德馨元农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德丰公司赔偿因其出售假劣红薯种，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共计998000元；诉讼中，德馨元农场变更此项诉讼请求，将损失金额变更为981603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2月2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红薯种苗进行种植，并按照被告的要求进行红薯储存及粗加工成红薯条（地瓜枣），然后再由被告进行回购，并承诺每亩红薯可获利4000元。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以每亩需购红薯种60斤，每斤5元，原告给付被告红薯种款80000元。后原告在被告的指导下进行种植，红薯秧苗长势良好，但收获时却发现所种红薯几近绝产，近300亩的红薯售于被告，仅收入70000余元。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均未果。综上所述，被告出售假劣红薯种，致原告种植的红薯几乎绝收，其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予以赔偿。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德丰公司辩称，其认可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原告应在其经营场所承建日加工20000斤的红薯条加工厂，进行红薯条的粗加工，将晾晒后的成品销售给被告。但原告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建设红薯条加工厂，亦未对红薯进行加工，因此原告并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同时《合作协议书》违反了第十二条的约定，即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打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德丰公司的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2、《合作协议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严格按照甲方（被告）的要求种植红薯；根据该协议第九条约定，甲方应确保提供一切技术指导，每年及时按乙方种植需求提供种苗。3、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思朵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曹广锋的微信聊天截图1份。用以证明原告购买被告的红薯种；按被告要求若种植400亩红薯，需购买红薯种24000斤，即60斤/亩；需红薯种款120000元，即60元/斤。4、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思朵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曹广锋的微信聊天截图1份。用以证明原告种植每亩红薯约需薯种60斤，种植400亩红薯可收入1600000元，以此换算即每亩红薯收入4000元。5、原告的代理人李思朵与案外人郭秀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3份。用以证明原告通过案外人郭秀坤转付被告红薯种款80000元，原告可以种植红薯266.6亩（80000元÷300元/亩）；该组证据与证据3、4相印证，按每亩收入4000元计算，原告的经济损失为1066400元。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枣庄市北庄营业所（客户）交易明细2份。用以证明原告将收成后的红薯售于被告，其收入84797元；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为981603元（1066400元-84797元）。7、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思朵与案外人郭秀坤的微信聊天截图1份。用以证明被告对原告栽植的红薯提供技术指导。8、录音（通话录音文字版）、录像、照片一宗。该组证据来源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思朵、邵向东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曹广锋的通话录音，及拍摄红薯收获现场的事实。用以证明原告栽植的红薯几近绝产；曹广锋同意赔偿，承诺每亩赔偿700元-800元，但原告未予同意；曹广锋同意原告栽种红薯的残收部分由其公司负责回收，原告的红薯收入84797元。9、调查意见1份。该证据来源于山亭区就原告栽植的300余亩红薯绝收问题进行田间产量调查，并出具该调查意见。原告栽植的红薯几近绝收；调查结论（原因）：红薯种未经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实验、示范，不适宜大面积推广种植；测产结果表明：该品种在本地区种植的产量水平明显低于当地推广品种。用以证明原告种植红薯造成的损失完全系由被告所致，并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10、德馨元农场出具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李思朵系原告的负责人李娟的胞姐，原告在种植过程中的选种、种植、收获等环节出现的纠纷，均委托李思朵全权处理；且李思朵的一切维权行为，原告均予以认可。11、证人韩某、史某的当庭证言。用以证明被告为原告提供红薯种，并负责技术指导；原告种植红薯的亩数；原告栽植的红薯在收获时几近绝产的事实；原告委托李思朵在选种、栽植、收获红薯方面及出现纠纷后，与被告进行沟通的事实。12、枣庄市山亭区农业局关于邀请市农业局专家对原告种植红薯绝产进行现场鉴定的申请1份。该证据来源于枣庄市山亭区农业农村局，同证据9相印证。用以证明原告种植的红薯亩数为300余亩，几近绝产；同时证明证据9调查意见系由枣庄市山亭区农业农村局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申请，并由专家进行实地勘察，其作出的调查意见合法有效。13、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思朵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曹广锋的微信聊天截图4份、与曹学民的微信聊天截图4份。用以证明2018年，被告将价值80000元的红薯种送至原告处，因部分薯种损坏，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曹广锋同意补送损坏的红薯种的事实。14、专项审计报告1份。该报告由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用以证明原告因购买被告的红薯种而造成的损失为930144.58元；该结论与原告的诉求、计算方式基本吻合。上述证据经质证，被告德丰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系复印件，故无法核对真实性，原告应出示该协议书的原件；但该协议的最后乙方法人代表签名处加盖“李娟”的印章，不符合该协议书第十二条的约定即签字加盖章的生效要件。同时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明确约定由原告将红薯加工成红薯条后再由被告收购；原告未按协议约定履行组建红薯条生产线的义务，该合作协议不具备履行的条件。其对证据3、4、5、7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原告应出示原告载体；因未出示原告载体，故无法核实微信聊天的形成时间及双方当事人、微信内容的真实性。证据4，原告主张每亩红薯可获利4000元，系根据红薯加工成红薯条后，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推算出每亩红薯条的获利情况，与种植红薯获利无任何关系。其对原告陈述种植266.6亩红薯及几近绝产的事由均有异议，该红薯种并非被告直接提供给原告，系原告根据购买的红薯种及支付的金额推算出的种植亩数，并不能证明其实际种植量。而具体种植亩数应由原告予以举证证明；原告主张种植266.6亩的红薯共售给被告获利84797元，亦与事实不符，具体红薯产出量不能以被告的收购量来衡量，应由原告举证予以证明。证据5，原告拟证明其向案外人郭秀坤转款80000元，与被告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告仅向郭秀坤微信转款40000元。其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种植的红薯仅收入84797元的事实。证据8，整理的通话录音“文字版”与录音内容有较大出入；“文字版”载明录音的形成时间分别为2020年10月16日10时、2020年10月18日8时33分、2020年4月10日13时13分、2020年4月10日9时43分；从录音内容来看，其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被告从未向原告出售过案涉红薯种，红薯种系由郭秀坤购买；原告在通话中认可郭秀坤不再出钱承建红薯条生产线，并由郭秀坤负责收购原告所种植的红薯，然后加工成红薯条，后再销售给被告；但郭秀坤不再收购红薯。其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其请求出具该调查意见的专家证人出庭，并接受质询、质证；否则，该调查意见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证据10，该证明不符合身份证明的形式要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11，原告认为该组证人证言客观证实了其种植红薯的亩数、红薯种的来源及红薯收获情况，与原告提交的证据2-10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原告的诉请具有证明力；被告认为二证人证言有违常理，不能相印证，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拟证实的亩产量、获利的情况均系证人的主观臆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对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即使加盖枣庄市山亭区农村农业局的核对印章，核对工作应由法院进行；原告申请鉴定的主体、专家组的组成及鉴定程序、结论、制作方法、送达等均不符合相关规定，且与证据9的调查意见相冲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其对证据1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其并未向原告出售红薯种，其受郭秀坤委托为原告补送红薯种；原告与郭秀坤之间存在红薯的种植、红薯条加工的合作关系，原告将种植的红薯交由郭秀坤加工成红薯条，后出售给被告，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红薯种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对证据14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该审计报告依据不合理的资料，故其审计结论是不真实性的；该审计报告超越了审计职权范围，不仅指明了案件的责任承担，还做出了虚假的审计结论；该审计报告依据红薯条每斤5.5元，但原告向被告出售的是红薯，而非红薯条；故对其审计结论不予认可。德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1、《合作协议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乙方）仅在协议上加盖公章，并未有负责人或代表人签字，该合作协议未生效；双方协商时的真实意思是原告自建日生产能力为两万斤的红薯条加工厂，进行红薯条的粗加工，将晾晒后的红薯条（产品）售于被告；而本案被告既没有出售案涉“红瑶”薯种，亦没有收购原告种植红薯的义务。2、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被告引进的日本“红瑶”红薯质量优质；从2016年始在推广种植过程中，未发现红薯质量问题，且还带动当地农户致富，并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3、荣山扶贫协作甘薯现代产业园宣传资料3份。用以证明荣山扶贫协作甘薯现代产业园系荣成市与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扶贫园区，对日本“红瑶”红薯的种植进行推广。4、2018年种植调查表1份、收货单5份；2019年种植调查表1份、收货单8份。用以证明同时期“红瑶”红薯种植户产量正常，红薯无质量问题。5、被告与日本外企签订的销售合同1份。用以证明日本外企指定的红薯条原材料须为日本“红瑶”红薯。6、“红瑶”红薯在日本的种子登记证明及网站查询登记1份。用以证明“红瑶”红薯种植合法。7、曹学民与枣庄市山亭区农村农业局执法大队郭开斌的聊天录音记录1份。用以证明原告所提交的调查意见，并非枣庄市山亭区农村农业局邀请的专家组织实施。8、证人陈某的当庭证言。拟证明其于2018年同时期种植“红瑶”红薯收成良好，反证原告主张的减产问题，并非系薯种的原因造成的。9、证人张某的当庭证言。拟证明2018年原告除了向被告出售红薯84797元外，尚有部分红薯存放于地窖中，未能全部出售的事实。10、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农技推广群微信截图6张（2020年10月27日），用以证明“红瑶”红薯产量平均每亩达3000斤以上；山亭区徐庄镇人民政府、山亭区农村农业局均推广种植“红瑶”红薯，说明该薯种无质量问题。11、“农人之家”APP宣传种植“红瑶”红薯产量的新闻报道，此中的视频系山亭区农村农业局的相关领导在田间进行产量测量的场景；用以证明“红瑶”红薯确无质量问题，产量正常。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该协议系被告打印盖章后于2018年2月27日送达给原告，双方并未一起共同签署，故双方提交的协议签订日期不一致，该协议合法有效。证据2、3，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所种植的红薯获得丰收。其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系被告单方制作，被调查人应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收货单不能证明“红瑶”红薯的亩产量；该组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5、6，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联性，且未有相应的中文翻译文本；不能证明原告所种植的红薯定能获得丰收的事实。证据7，不能证明被告的举证目的。证据8，被告认可该证人证实的内容，“红瑶”红薯在2018年相应时期的产量、品质是正常的，可以印证原告的减产并非“红瑶”红薯质量引起的；原告认为该证人种植红薯的数量及收获情况，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且该证人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系虚假陈述。证据9，被告认为该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原告的陈述是不真实的，原告尚有收获打包后的“红瑶”红薯故意不向被告出售，近300亩的红薯仅出售84797元，其陈述具有虚假性。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被告的举证目的，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不能证实原告收获的红薯未全部出售给被告的事实。同时，《合作协议书》未载明薯种为“红瑶”品牌；山亭区农村农业局特邀专家组出具的调查意见，载明薯种品名不详。证据10，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于2018年出售给原告的薯种为“红瑶”品牌；山亭区徐庄镇人民政府、山亭区农村农业局在2020年度进行推广种植，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的举证目的。证据11，宣传不等于就是事实，该宣传不排除有虚假的成分，该证据与本案诉争焦点无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所售红薯无质量问题；同时也印证了被告自认给原告出售薯种的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下列事实：原告德馨元农场租种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文王峪村村民的耕地，系从事粮食生产及果树、蔬菜种植等生产活动的个体经营组织。被告德丰公司系从事玉米棒生产、甘薯片（条）生产的法人企业。2018年3月7日，原告德馨元农场（乙方）与被告德丰公司（甲方）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进行合作生产经营，经协商一致并签订《合作协议书》，利用甲方加工销售红薯条的平台，在乙方所在地设立加工分厂，由甲方提供有关加工许可手续。该协议约定，乙方在其所在地建设集红薯栽种、地窖储存及日加工红薯20000斤的红薯条加工厂，进行红薯条的粗加工，并将晾晒后的产品全部销售给甲方，再由甲方加工后销售；建厂、生产加工的全部投资由乙方承担；乙方向甲方购买红薯种苗，乙方采取种植、推广种植及市场采购相结合的方法获得原料；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要求组织种植、储存、生产加工，确保产品质量；甲、乙双方还就交货方式、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进行了约定。2018年3月27日，原告德馨元农场通过案外人郭秀坤将红薯种款80000元，转付给被告德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广锋。该薯种系被告德丰公司与日本公司合作引进，应认定系被告引进并推广种植的“红瑶”红薯，专用于加工红薯条。原告购买该“红瑶”薯种后用于培育薯苗，再将薯苗进行栽植，并根据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及时令的不同，先后在其耕地上种植了春红薯、夏红薯。2018年10月，待原告收成红薯时，发现春红薯收成尚可；而夏红薯收成惨淡。后经原、被告双方多次沟通与协商，被告德丰公司同意回购原告收成的红薯，原告共计得款84797元。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诉争的焦点：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生效；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被告是否应予赔偿。关于第一个诉争的焦点问题。原、被告利用各自的经营优势，即原告具有大面积种植红薯的耕地，而被告具有加工红薯条的生产经验及资质，双方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承建红薯条加工分厂的合作意向，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被告虽辩称该《合作协议书》仅加盖了原告的公章，但并没有负责人的签名确认；违反了本协议第十二条的约定，即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院认为该《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系原、被告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形式要件上虽存有瑕疵，但不影响该协议的实际成立及生效。诉讼中，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系复印件，故应以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中载明的内容、签订日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关于第二个诉争的焦点问题。原、被告均认可种植的红薯系来自日本的引进品种，再结合红薯的茎蔓紫色、密生白色绒毛，叶柄绿色，叶片绿色，主叶脉基部紫色，块根纺锤形，块根皮深红色、肉浅黄色等性状，能够确认原告种植的红薯品牌系被告引进并推广的“红瑶”红薯。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问题。首先，需确定原告种植红薯的面积。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实其种植春红薯、夏红薯的具体面积；原告根据购买“红瑶”薯种的总价款，结合通常情况下种植每亩红薯所需薯种的数量（金额），推定“红瑶”红薯的种植面积为266.6亩，本院予以认可。其次，原告主张红薯的损失以4000元/亩的标准计算，该依据并非双方协议约定或者通过评估鉴定所得，源于原、被告双方的微信交流而推定的损失金额，该推定金额系将红薯加工成红薯条后的成品收益，而非纯种植红薯所获的每亩收益。综合本案分析，原告在同一耕地上种植的“红瑶”红薯，春红薯的产量明显优于夏红薯，由此说明原告的损失，并非纯系“红瑶”薯种存在质量问题或未经推广试验所致。原告用于种植红薯的土地，源于承租当地村民的耕地，其在经营过程中亦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由于红薯的歉收，致其损失更大。参照本地农民出租耕地支付租金“双八百”的惯例，本院酌定原告因种植“红瑶”红薯歉收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200元/亩。本院认为，影响作物生长的因素很多，是否适宜种植某种作物的选择，应充分考虑该地的气候条件、土壤、光照、降水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在上述相同的条件下，通过采取优选良种、合理施肥、科学灌溉、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亦能相应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综合整个案情分析，致本案原告种植的红薯歉收的原因，并非纯系薯种的问题。原告对红薯定植前的准备、定植栽秧、田间管理、草害防治等方面存有一定的过错。被告在定植栽秧、田间管理方面未尽到必要的技术指导义务，故其对原告种植红薯的部分损失235123（266.6亩*1200元/亩-84797元）元，应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枣庄德丰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枣庄市山亭区德馨元家庭农场因种植红薯歉收而造成的损失23512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780元，由被告枣庄德丰食品有限公司负担3480元，由原告枣庄市山亭区德馨元家庭农场负担10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明人民陪审员 蒋 华人民陪审员 刘 飞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书 记 员 朱陕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