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沪0112民初31204号 原告：上海沪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肖素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禹彦，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黎，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浙江远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 法定代表人：潘德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建云，浙江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挺，浙江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沪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闽公司)与被告浙江远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因案情复杂，依法由简易程序转成普通程序审理并组成合议庭，于于2020年12月2日、2021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沪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禹彦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远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建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沪闽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314,569元；2.判令被告偿付支付原告以485,9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11,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17,169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诉讼中，因被告远达公司于2020年1月23日就第三笔货款支付200,000元，原告沪闽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请金额为1,114,569元，并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偿付支付原告以485,9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11,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17,169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事实和理由：原告前身为上海华李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李公司)，与被告有多年商业合作关系，由被告向原告采购废铝，双方并签订有《废铝购销合同》，除首次合作按该合同履行外，后续的交易均参照该合同履行。2019年6月25日，原告进行企业名称变更，后双方仍继续合作。被告员工卢志康通过微信向原告股东柯文海发送了被告营业执照等材料，经核对无误后双方开展交易。交易过程中，也均是该两人进行沟通。卢志康联系柯文海订货，随后原告安排物流运送至被告地址，并向卢志康提供过磅单(记载了货物内容、重量、单价、总价等内容，物流根据过磅吨数进行收费，由收货方支付运费)、运输车辆及司机信息等相应运送凭证，被告验收后再由卢志康通过微信向柯文海发送领款凭证、入库单等相应凭证的照片(未交付过实物)，如货物存在问题也是由卢志康向原告进行及时反馈。因交易标的为废铝，价格会有一定浮动，被告对价格比较敏感，选择含税价或不含税价就会涉及走公账还是走私账的情形，故双方交易过程中被告有两种支付方式，一种是通过双方公司账户进行收付款，原告并开票；另一种是通过卢志康及柯文海的个人账户进行收付款(不开票，备注为“远达”“远达货款”等信息)。上述交易模式，已构成了双方特有的交易习惯。期间有三笔交易，被告收到货物后分别于2018年10月26日向原告出具领(付)款凭证，金额485,900元；2018年11月6日向原告出具领(付)款凭证，金额411,500元；2019年5月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压块铝入库单，金额417,169元。经过微信、电话、上门数次催讨，被告仅就第三笔交易于2020年1月23日通过卢志康向柯文海支付了200,000元，此后再未支付任何欠款。被告至今仍欠货款合计1,114,569元。原告认为，原告已经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收货后也向原告提供了领款凭证或入库单，仅因为其内部管理问题，遗漏了部分入库单，导致内部请款程序未完成，与原告无关，被告理应履行相应付款义务。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涉讼。 被告远达公司辩称，原告关于双方之间的交易均是由被告员工卢志康与原告股东柯文海联系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交易过程中，仅下单由卢志康(已于2020年6、7月份离职，此前为被告采购部员工)负责，后续的收货、款项的结算均是由被告的仓管、财务及公司董事长负责，即交易流程为：采购员下单，供应商进行供货，货到经查验后，由被告仓管部门出具入库单，入库单其中一联交给供应商，剩下几联被告留存备查，结算时供应商凭入库单向被告财务申请付款。双方的交易过程中仅有部分因无法开具发票，所以才通过卢志康进行付款，其他款项均是公司间进行收付款。涉案三笔交易中，2018年10月26日及2018年11月6日领款凭证相应的货物被告并未收到；2019年5月9日入库单的货物确认收到，但因为存在质量问题，双方协商最终确认的金额为200,000元，被告已于2020年1月23日支付。双方交易都是一单一结，均已经结清，2019年的交易款项已经结清，2018年的款项没有结清不符合常理。关于催款，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其仅在2019年4月18日、2019年4月23日有催讨过2018年的款项，之后一直都没有催讨过，直到双方最后一笔2019年8月6日的交易结束后的四个月，即2019年12月13日才又进行过催款，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另，原告主张的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即便被告被判定具有付款义务，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起算时间也有异议，应自起诉之日起算。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提供的证据均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供方华李公司与需方远达公司存在长期交易往来关系，由需方向供方采购废铝。双方签订的《废铝购销合同》约定，采购废铝单价为11,800元/吨(含税)，到货日期2019年5月，交货地点为供方负责运输到需方指定地点，运费由需方承担，采购数量约41吨，以实际数量为准，结算方式为货到验收合格后，需方先付款，供方再开票。 双方交易过程中，由华李公司股东柯文海与远达公司员工卢志康(诉讼中，远达公司确认其2020年6、7月份离职)通过微信对接、沟通，部分内容如下： 2018年10月23日，柯文海和对方核对下单情况，表示：“兄弟你好，你订1车，11,700元，10月23日。你今天如果要装的话得车子安排一下……”。卢志康回复表示：“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不在厂里，你等我下午通知，车子可能你那边帮我联系一下好了，尽量明天装吧”。2018年10月25日，柯文海将物流发送的运送信息转发给卢志康，显示车号为沪EAXXXX，司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及运费“武义运费110元1吨”，并将车辆行驶证、司机驾驶证、过磅单的照片发送给对方，表示：“兄弟，款帮我安排一下”。过磅单上载明了车号、卢志康手机号码，收货人身份为远达公司，底部由主管柯文海、验收员任方签字确认，过磅货物为：铝块，毛重60,230KG，皮重29,780KG，扣质50KG，净重30,400KG，单价11.70元，金额355,680元；压块，毛重29,780KG，皮重17,920KG，净重11,860KG，单价11元，金额130,460元。净重合计42,310KG，金额合计486,140元。2018年10月26日，卢志康将“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发送给对方，凭证上记载的日期为2018年10月26日，领款人为柯文海，核准人(空白)，领款金额485,900元，用途为购废铝，开户银行(空白)，账户(空白)，证明人卢志康，领款人“柯文海”(由卢志康代签)。卢志康并发送废铝照片一组，表示：“这次货里面那个太空袋里面很多螺丝，你看一下，还有一个是有些配件里面那个塑料垫圈很多，今天投了一下，烟大的不得了，我看了一下很多那个密封圈一样的东西”。 2018年11月1日，柯文海和对方核对下单情况，表示：“订1车，11.50和10.80，11月1日”。卢志康回复：“可能要星期一袋子装啦，没车子”。2018年11月5日，卢志康要求对方将运送的货物拍照供其验看，柯文海遂提供照片一组，并询问对方何时发车。卢志康表示大概一点钟左右到车。当日，柯文海将物流的司机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及过磅单照片发送给对方。过磅单上载明车号为沪EHXXXX，收货人身份为远达公司，底部由主管、过磅员、验收员签字确认，过磅货物情况为：毛重51,740KG，皮重33,160KG，净重18,580KG，单价11.50元，金额213,670元；毛重33,160KG，皮重14,840KG，净重18,320KG，单价10.80元，金额197,856元。金额合计411,526元。2018年11月6日，卢志康将“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发送给对方，凭证上记载的日期为2018年11月6日，领款人为柯文海，核准人(空白)，领款金额411,500元，用途为购买废铝，开户银行(空白)，账户(空白)，证明人卢志康，领款人“柯文海”(由卢志康代签)。 2019年5月7日，柯文海和对方核对下单情况，并将车辆行驶证、司机驾驶证、过磅单的照片发送给对方。过磅单载明车号为豫J7XXXX，收货人身份为远达公司，底部由过磅员、验收员签字确认，过磅货物为：白料，毛重54,210KG，皮重34,770KG，扣质30KG，净重19,410KG，单价11.60元，金额225,156元；压块，毛重34,770KG，皮重17,100KG，净重17,670KG，单价10.90元，金额192,603元。金额合计417,759元。柯文海并表示：“到厂里面那个单子给我拍一下发给我啊，那就按我这边的单子，不能按你那边的单子再看看”。2019年5月9日，卢志康将编号XXXXXXX的“远达公司入库单”发送给对方，入库单上记载的日期为2019年5月9日，单位为柯文海，产品名称为压块铝，37,029KG，单价11.266元，金额417,169元，底部记载“第一联：存根(白)；第二联：财务(蓝)；第三联：客户(红)；第四联：核算(黄)”，并列有采购、开票人、保管员、品质等签字栏，其中采购栏签“康”字样。 2019年4月、2019年11月、2019年12月、2020年1月，柯文海向对方催款，其中2019年12月13日，柯文海将上述三笔交易的领(付)款凭证、入库单(金额下方多“卢志康”字样)发给对方，表示：“共欠1,314,569元”。2020年1月21日，柯文海表示：“哪里这样子做生意呢……不然的话就没钱过年了”，对方回复表示：“我们财务都在那儿等啊，现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谁希望这个事情拖在那里呢”。 另，2019年8月8日，卢志康应柯文海要求将远达公司营业执照照片传送给对方。2019年8月20日，柯文海将一份供方盖章的合同传送给对方，要求其盖章后回传。 除上述三笔交易外，双方另有已结清的六笔交易，情况如下： 沪闽公司留存过磅单，显示：日期2018年9月17日；净重19,840KG，单价11.85元，金额235,104元；净重17,170KG，单价11.15元，金额191,445元，合计426,549元-1,394元=426,459元。卢志康通过微信传送给柯文海“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记载日期为2018年9月18日，领款人为柯文海，核准人(空白)，领款金额425,155元，用途为废铝货款，开户银行(空白)，账户(空白)，证明人卢志康，领款人“柯文海”(由卢志康代签)。2018年11月5日，远达公司向华李公司转账支付425,155元。 沪闽公司留存过磅单，显示：日期2018年10月19日；净重21,230KG，单价11.70元，金额248,391元；净重12,630KG，单价11元，金额138,930元，合计387,321元。卢志康通过微信传送给柯文海“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记载日期为2018年10月20日，领款人为柯文海，核准人(空白)，领款金额386,864元，用途为购买废铝，开户银行(空白)，账户(空白)，证明人卢志康，领款人“柯文海”(由卢志康代签)。远达公司入账留存“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记载日期为2018年10月20日，有领款人、核准人、证明人、领款人签字并加盖“银行付讫”印章，其中领款人签字“柯文海”同柯文海收到的凭证签字笔迹一致，载明领款金额为386,850元(21,190*11.70+12,630*11=386,853)。远达公司并入账留存相应入库单(形式同2019年5月9日入库单)。2019年5月7日，卢志康通过其个人账户向柯文海个人账户转账支付386,850元，付款附言“远达”。 2019年5月15日，柯文海通过微信向卢志康发送过磅单、物流司机驾驶证、车辆行驶证的照片，2019年5月16日，卢志康传送给柯文海“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并表示：“还欠1,450元”。该凭证记载日期为2019年5月16日，领款人为柯文海，核准人(空白)，领款金额451,450元，用途为购买废铝压块，并备注“抵借支”，开户银行(空白)，账户(空白)，证明人卢志康，领款人“柯文海”(由卢志康代签)。远达公司入账留存“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在上述基础上备注“450,000元抵借支，实付1,450元”，并有证明人签字，加盖“结清”印章。远达公司并入账留存相应入库单(形式同2019年5月9日入库单)。2019年5月15日，远达公司向华李公司转账支付450,000元，2019年5月17日又支付1,450元。2019年5月21日，远达公司向华李公司开具金额共计451,450元的发票。 2019年8月20日，卢志康通过微信传送给柯文海“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记载日期为2019年5月24日，有领款人、核准人、证明人、领款人签字并加盖“银行付讫”印章，其中领款人签字“柯文海”同其他领(付)凭证签字笔迹一致，载明的领款金额490,927元，并备注“5月23日已付440,000元，5月28日已付50,927元”。另，卢志康于2019年5月24日曾通过微信将相应入库单(第二联：财务联，即蓝联)照片传送给柯文海。远达公司入账留存入库单(含红、黄、蓝三联，除开票人处比柯文海收到的多一个签名外，其他内容一致)。2019年5月23日，远达公司向华李公司转账支付440,000元，2019年5月28日又支付50，927元。2019年6月19日，远达公司向华李公司开具金额共计490，927元的发票。 卢志康通过微信传送给柯文海“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记载日期为2019年7月27日，领款人为沪闽公司，核准人(空白)，领款金额287,139元，用途为购买废铝，并备注“抵借支300,000元”，开户银行(空白)，账户(空白)，证明人卢志康，领款人处无签章，仅书写“沪闽公司”名称。远达公司入账留存“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在上述基础上加盖“结清”印章，并有核准人、证明人签字。远达公司并入账留存相应入库单(形式同2019年5月9日入库单)。卢志康通过微信传送给柯文海“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记载日期为2019年8月6日，领款人为沪闽公司，核准人(空白)，领款金额360,000元，用途为购买废铝，开户银行(空白)，账户(空白)，证明人卢志康，领款人处无签章，仅书写“沪闽公司”名称。远达公司入账留存“远达公司领(付)款凭证”在上述基础上备注“抵借支300,000元+47,139元”，加盖“结清”印章，并有核准人、证明人签字。远达公司并入账留存相应入库单(形式同2019年5月9日入库单)。2019年7月25日、2019年8月5日，远达公司向沪闽公司各转账支付300,000元，2019年8月9日又支付47,139元。2019年8月16日、2019年8月22日，远达公司向沪闽公司开具金额共计647,139元的发票。 经查明，华李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2日，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肖素文，股东为肖素文、柯文海，柯文海并为监事。2019年6月25日，华李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沪闽公司。 诉讼中，沪闽公司、远达公司均确认，2020年1月23日，远达公司向沪闽公司转账支付200,000元，该款系针对2019年5月9日入库单项下货款，远达公司确认收到该入库单项下货物，但否认该入库单的存在。另，远达公司入账的入库单原件含红、黄、蓝三联。 本院认为，在案事实表明，原、被告之间就废铝购销事宜至2019年8月期间存在真实、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股东柯文海与被告其时员工卢志康2019年8月20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反映双方合同的签订过程，但双方确认最后一笔交易系2019年8月6日领(付)款凭证项下交易，现有的书面合同仅原告提供的《废铝购销合同》。现有证据反映的六笔已结清的交易中，除第一笔金额为425,155元的交易，被告仅认可付款不认可原告提供的领(付)款凭证、过磅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外，其他五笔交易因其有相应入库单原件入账，故均确认已结清之事实。就本案争议的2018年10月、2018年11月、2019年5月的三笔交易，被告以无入库单为主要理由，否认曾收到过其中前两笔交易所涉货物；对于第三笔交易所涉货物，虽确认收货事实，但否认原告提供的入库单的真实性(被告并未提供相应反驳证据)，同时主张因存在质量问题双方协议后以200,000元结清。 通过对比双方持有的过磅单、领(付)款凭证、入库单、收付款凭证内容，可以发现：1.领(付)款凭证的金额比过磅单的金额要小，但差距不大，其中，被告入账的2018年10月20日的领(付)款凭证上详细记载了领款金额的构成，包括两笔费用，与原告持有的过磅单相比，第二笔费用构成的重量、单价一致，第一笔费用构成的单价一致，重量仅相差40KG；2.双方均认同的五笔已结清的交易中，除2018年10月20日的领(付)款凭证，原、被告持有的文本内容及金额不同外，其他几笔交易，被告入账的领(付)款凭证均是在原告所持有的领(付)款凭证基础上添加了证明人签字等内容并加盖“银行付讫”“结清”等表明已经完成结算的印章，金额完全一致；3.被告入账的领(付)款凭证均与入库单金额一致，与付款金额吻合；4.被告入账的入库单原件含红、黄、蓝三联，卢志康通过微信传送给柯文海的2019年5月24日入库单照片也为蓝联，且被告入账的除开票人处比柯文海收到的多一个签名外，其他内容一致；5.除最后两笔交易领(付)款凭证上的领款人载明为沪闽公司，但无相应盖章外，其他交易的领(付)款凭证上载明的领款人均为柯文海，并签有笔迹一致的“柯文海”(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应为卢志康代签)，除2018年10月20日的领(付)款凭证项下交易及争议的第三笔交易由卢志康个人账户付款至柯文海个人账户外，其他均为双方公司之间走账；6.通过个人账户收付款的交易付款时间跨度较大，如2018年10月20日的领(付)款凭证项下交易付款时间为2019年5月，走公账的交易付款时间跨度不大。 无论是已结清的交易，还是争议的三笔交易，双方往来过程中，均由被告其时员工卢志康与原告股东柯文海进行对接沟通，形成以下交易模式：卢志康联系柯文海，以被告名义下单订货，双方确定单价、数量(以车为计量标准)后，柯文海安排物流进行运输，并提供过磅单(载明货物数量、单价、金额、车辆信息等内容)、运输车辆及司机信息等的照片，收货后卢志康向柯文海反映货物存在的相应问题，并提供领(付)款凭证或入库单的照片，结算时部分“公对公”收付款并开票，部分则通过卢志康、柯文海个人账户进行收付款(不开票，付款备注“远达”等信息)。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定：1.双方交易习惯反映，虽然部分领(付)款凭证记载的领款人为柯文海，部分付款通过卢志康、柯文海个人账户进行收付款，但双方均明知且认可交易相对方为原、被告；2.原告以过磅单作为己方供货凭证，被告以入库单作为己方收货凭证，2019年5月7日柯文海在微信中关于“到厂里面那个单子给我拍一下发给我啊，那就按我这边的单子，不能按你那边的单子再看看”的内容印证了该事实，双方并未形成共同签章确认的结算凭证；3.入库单的制式为四联，诉讼中被告出示的原件反映其持有包括客户联在内的三联，其解释为将第一联交给原告作为结算凭证，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4.卢志康通过微信传送给柯文海的领(付)款凭证、入库单反映了其作为经办人，基本在被告公司内部程序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和原告方进行对账，双方确认结清的几笔交易中，领(付)款凭证、入库单内容基本一致。 就本案争议的三笔交易，柯文海与卢志康核对了下单情况，柯文海提供了过磅单、运输车辆及司机信息照片，相应过磅单中记载货物内容、重量、单价、总价及运输车辆信息，卢志康提供了领(付)款凭证或入库单照片，金额与过磅单基本一致，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并反映了货物交付细节和实物情况。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原告已经按约完成了货物的交付。诉讼中，被告确认卢志康的身份，表示其于2020年6、7月份已经离职。鉴于其为涉案交易的经办人，本案争议的三笔交易亦发生在其在职期间，但目前无法联系到其本人，客观上也无法追加到其作为第三人进一步核查相关事实，但结合全案证据及双方长期业务往来中其所履行的相关行为，可以认定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是争议之前还是之后的交易，其中的具体交易细节亦都是由卢志康与原告方进行对接沟通，被告以付款行为认可了卢志康行为之后果。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限终止后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就争议的三笔交易而言，原告作为善意无过失的合同相对方，基于卢志康在客观上形成的可信赖之表象，而与之所为的合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即被告承担。诉讼前，原告曾多次向被告进行相应催款，但目前并无证据反映被告期间曾提出过相关质疑。被告否认收到争议的前两笔货物及提出第三笔货物因存在质量问题而达成结算合意，则应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否则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承担相应付款义务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远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沪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货款1,114,569元； 二、被告浙江远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沪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485,9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11,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17,169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831.1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831.12元，由被告浙江远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汤晓音 人民陪审员  刘学莉 人民陪审员  吉 美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法官 助理  周志尧 书 记 员  周志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