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oNormal,li.MsoNormal,div.MsoNormal{margin:0cm;margin-bottom:.0001pt;text-align:justify;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font-size:10.5pt;font-family:”TimesNewRoman”;}p.MsoFooter,li.MsoFooter,div.MsoFooter{margin:0cm;margin-bottom:.0001pt;tab-stops:center207.65ptright415.3pt;layout-grid-mode:char;font-size:9.0pt;font-family:”TimesNewRoman”;}p.MsoDate,li.MsoDate,div.MsoDate{margin-top:0cm;margin-right:0cm;margin-bottom:0cm;margin-left:5.0pt;margin-bottom:.0001pt;text-align:justify;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font-size:16.0pt;font-family:仿宋_GB2312;}div.Section1{page:Section1;}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津高民四终字第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荣彬，男，无职业，住台湾地区台南县。委托代理人：林富志，福建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翁文宁，福建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博渊，男，无职业，住台湾地区台南县。委托代理人：林富志，福建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翁文宁，福建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洋浦碧海船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楠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胜利，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代理人：郑达欣，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玺德（厦门）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娟，该公司董事。上诉人许荣彬、许博渊为与被上诉人洋浦碧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公司）、原审被告玺德（厦门）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德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1）津海法商初字第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2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彤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胡英杰、代理审判员李善川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于2011年4月至9月签署了23份航次租船合同，其中双方于2011年9月5日签署的编号为HW110905（承运船舶为“通康6”轮）的航次租船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其余22份航次租船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案外人天津市鸿伟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伟公司）代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于2011年7月18日签署了编号皆为HW110718的两份合同(承运船舶分别为“弘泰87”轮和“景泰22”轮)，7月20日签署了编号为HW110720的合同（承运船舶为“长平”轮）。前述25份合同的具体内容如下：船名航次，合同编号，装卸两港抵达锚地、靠泊、装卸货完毕、离泊的时间，约定的装卸时间，滞期费率，货物重量，运费费率等详见原审判决所列附表。所有航次租船合同就装卸时间的计算均约定“装、卸货时间以船抵锚地起算至船舶卸完货离港后为止，两港时间合并使用，一旦滞期永远滞期”；就运费的计算约定：承租人保证货物最低按合同载明的船舶载货吨给出租人结算运费，超出按实载结算，如因船方原因少装则按实际吨位结算；就费用支付的时间约定：合同签订后承租人支付出租人定金5万元整，全部运费余款及滞期费在船抵卸货港卸货前一次性全部付清。之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玺德公司与洋浦公司就运费及滞期费的支付时间进行了变更，双方采取滚动式结算的方式，玺德公司至今已支付洋浦公司运费及滞期费11604452元。2011年10月18日，玺德公司、许博渊、许荣彬与洋浦公司就欠付费用事宜签署了《还款保证协议》，约定：经核对单据后再订拖欠费用，暂计2427080元；2011年10月18日起每周还款35万元，逾期则玺德公司需支付洋浦公司每日千分之三的延迟滞纳金；许博渊与许荣彬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法院另查明，前述26份合同之外，案外人厦门弘泰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泰公司）代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于2011年3月25日签署了编号为HW110325（承运船舶为“弘泰89”轮）的航次租船合同，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且玺德公司已按洋浦公司的指定将合同项下的运费及滞期费48.5万元支付给弘泰公司。洋浦公司因玺德公司未依照还款保证协议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玺德公司偿还拖欠洋浦公司运费、滞期费共计2327080元，并支付自2011年9月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五计算的延迟滞纳金；许博渊、许荣彬对玺德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由玺德公司、许荣彬、许博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具有航次租船合同关系，许博渊、许荣彬就玺德公司欠付洋浦公司费用事宜进行了连带保证。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在案件审理中，洋浦公司、玺德公司、许博渊、许荣彬均同意适用我国大陆法律，且均援引我国大陆法律陈述主张，因此本案适用我国大陆的法律。关于装卸时间和滞期费的计算。涉案航次租船合同中关于装卸时间的计算均约定“装、卸货时间以船抵锚地起算至船舶卸完货离港后为止，两港时间合并使用，一旦滞期永远滞期。”就装卸货起始时间的约定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计算各航次船舶装卸时间以船舶抵达锚地作为起始时间；同时，考虑到航运实务惯例及公平原则，装卸时间是用于装卸作业的时间，所以作业一旦结束，时间即应终止，故本案计算各航次船舶装卸时间以船舶装卸货作业完毕的时间作为终止时间。原审法院已审理查明各航次中船舶在装卸两港抵达锚地的时间以及装港装货完毕的时间，其中合同编号为HW110627（承运船舶为“弘泰89”轮）、HW110725（承运船舶为“弘泰89”轮）、HW110727（承运船舶为“盛大1”轮）、HW110824（承运船舶为“弘泰89”轮）、HW110824（承运船舶为“弘泰88”轮）、HW110718（承运船舶为“景泰22”轮）共计6份合同中航海日志与港方记载的装货完毕时间不一致，以记录在先的时间为准。对于卸货完毕的时间，其中合同编号为HW110627（承运船舶为“弘泰89”轮）、HW110718（承运船舶为“景泰22”轮）、HW110720（承运船舶为“长平”轮）3份合同在航海日志中有记载；合同编号为HW110406（承运船舶为“弘泰88”轮）、HW110608（承运船舶为“锦航98”轮）、HW110519（承运船舶为“弘泰87”轮）、HW110702（承运船舶为“锦航98”轮）、HW110705（承运船舶为“远泰6”轮）、HW110725（承运船舶为“锦航泰”轮）、HW110725（承运船舶为“弘泰89”轮）、HW110818（承运船舶为“远泰6”轮）、HW110824（承运船舶为“弘泰89”轮）、HW110824（承运船舶为“锦航98”轮）共10份合同项下，虽然航海日志中未记载卸货完毕时间，但对船舶卸货作业过程有记录；其他各合同项下航海日志对卸货完毕时间和卸货作业过程均未记载。针对卸货完毕时间的认定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已经记载卸货完毕时间或卸货作业记录时间的，按照航海日志中记载的卸货完毕时间或最晚卸货作业记录时间计算；其余未做记载的，应当根据举证责任和公平原则并综合考虑货物数量、船舶自身情况、当时情况下装卸两港的装卸速率等情况，参照各自合同项下装港船舶靠泊后至装货完毕所花费的时间予以确定，即，自卸港船舶靠泊的时间点向后顺延等量的前述装港时间，则经过计算的时间点作为卸货完毕的时间。对于滞期费的计算方法，各合同项下装卸时间分别按照船舶抵达锚地的时间点计算至装卸货完毕的时间点，按照“两港时间合并使用，一旦滞期永远滞期”的原则，与各合同项下约定的装卸时间进行比照。如多于约定的装卸时间，则按照合同约定的滞期费率计算滞期费；如少于约定的装卸时间，则船舶未发生滞期，无需计算滞期费。关于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直接签署的23份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运费及滞期费问题。其中，洋浦公司主张编号为HW110905（承运船舶为“通康6”轮）合同项下货物落空，双方约定支付货物落空费5万元，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船舶已按照合同约定抵达装运港而玺德公司未提供货物的事实，故原审法院对洋浦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直接签署的其余22份航次租船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的货物重量及运费费率计算，玺德公司应当支付洋浦公司运费共计10001925元。前述22份航次租船合同中，编号HW110519（承运船舶为“弘泰87”轮）、HW110523（承运船舶为“锦航98”轮）合同项下，洋浦公司未主张船舶滞期费；编号HW110616（承运船舶为“弘泰88”轮）、HW110705（承运船舶为“弘泰88”轮）合同项下，经过计算船舶未发生滞期；编号HW110820（承运船舶为“通康5”轮）合同项下，洋浦公司未提供航海日志及装卸记录等相应证据证明船舶滞期的发生，原审法院对于该合同项下洋浦公司主张的滞期费不予支持；其余17份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经过计算共产生滞期费1618537.5元。关于鸿伟公司与玺德公司签署的3份航次租船合同项下运费及滞期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鸿伟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代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签署了航次联运合同，合同第3条第4款约定玺德公司将合同项下的运费支付至洋浦公司账号，涉案3份航次租船合同为对航次联运合同的履行；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直接签署的23份航次租船合同的时间跨度自2011年4月至8月底，鸿伟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玺德公司签署的合同时间分别为2011年7月18日、7月20日，由此可以看出不存在玺德公司在与鸿伟公司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洋浦公司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鸿伟公司向洋浦公司披露了玺德公司，则洋浦公司有权就该3份航次租船合同向玺德公司主张权利。该3份航次租船合同项下共产生运费合计128.6万元，滞期费255762.5元。关于玺德公司向弘泰公司直接支付的48.5万元问题。根据洋浦公司提供的编号为HW110325（承运船舶为“弘泰89”轮）的合同和许荣彬、许博渊及玺德公司提供的银行回单交易附言中记载的“合同编号：HW110325”、“代垫玺德公司弘泰89轮运费”、“弘泰89一天半的滞期费”，可以看出玺德公司按照洋浦公司的指示分别于2011年3月28日、4月8日、4月14日向弘泰公司支付的48.5万元，属于对编号为HW110325合同（弘泰公司代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签署，承运船舶为“弘泰89”轮）的履行，与涉案的前述26份航次租船合同无关。关于延迟滞纳金问题。《还款保证协议》手写条款中约定，“2011年10月18日起每周还款人民币35万元”，故玺德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于2011年10月25日前履行支付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还款保证协议》第1条第3款约定玺德公司若违约按日3‰支付违约金，属于违约金约定过高，应当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调整。原审法院认为，玺德公司向洋浦公司支付违约金的金额应按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1年10月26日起算，对洋浦公司诉请违约金的起算日期和计算标准不予支持。关于许博渊、许荣彬的责任问题。本案中，各方就签署的《还款保证协议》中许博渊、许荣彬是否对玺德公司拖欠洋浦公司的运费、滞期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涉案《还款保证协议》为各方就玺德公司欠付洋浦公司涉案航次租船合同项下费用签署；协议手写条款中约定“经核对单据后再订拖欠费用，暂2427080元”。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就涉案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费用是滚动结算的，从拖欠费用暂定的情况以及暂定拖欠费用的金额上，可以看出：各方签署的《还款保证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为解决玺德公司拖欠洋浦公司包含运费及滞期费在内的全部费用问题，玺德公司就应当支付洋浦公司的滞期费数额仍存在争议，需要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进一步单据确认。《还款保证协议》第2条约定许博渊、许荣彬就玺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之规定，洋浦公司有权向许博渊、许荣彬就玺德公司拖欠的费用及违约金主张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洋浦公司作为出租人按照各航次租船合同的约定完成了货物运输，玺德公司作为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运费，船舶装卸货作业过程中发生滞期的，需要支付滞期费。涉案合同项下玺德公司应支付洋浦公司运费、滞期费共计13162225元，玺德公司已支付11604452元，仍需支付1557773元。许博渊、许荣彬应就玺德公司前述债务向洋浦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玺德公司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洋浦公司运费及滞期费1557773元及上述款项的违约金（自2011年10月26日起至判决指定履行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币种贷款利率计算）；许博渊、许荣彬就前述内容向洋浦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驳回洋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417元，由洋浦公司负担8403元，玺德公司、许荣彬、许博渊负担17014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玺德公司、许荣彬及许博渊负担。许荣彬、许博渊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洋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洋浦公司承担。主要理由：（一）原审法院将案外人鸿伟公司与玺德公司签订的3份航次租船合同（编号为HW110718的2份合同及编号为HW110720的合同）认定为鸿伟公司代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订立的合同，明显错误。且上述3份航次租船合同为复印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规定，不应予以采信。（二）本案中未发生因玺德公司违约而导致船舶滞期的情形，故玺德公司无需承担涉案航次产生的滞期费用。洋浦公司提供的航海日志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亦无法证实与涉案航次租船合同存在关联，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洋浦公司提供的航海日志与本案存在关联，航海日志中记载的装卸货时间亦能证明玺德公司不存在逾期装卸货的情形。（三）本案诉讼发生前，洋浦公司在与玺德公司对账后自认玺德公司实际支付其款项数额应为12089452元，而后洋浦公司否认上述事实，主张玺德公司实际支付其款项共计11604452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及第四款“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之规定，洋浦公司的前述行为属自认后无正当理由否认的，故原审法院未确认玺德公司已实际支付洋浦公司款项12089452元这一事实，存在错误。（四）许荣彬、许博渊仅应就玺德公司与洋浦公司之间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海运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许荣彬、许博渊还需对滞期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超过了《还款保证协议》约定的保证范围。且许荣彬、许博渊亦未同意对玺德公司与案外人鸿伟公司或者其他第三人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洋浦公司答辩称：（一）许荣彬、许博渊的上诉请求中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应当予以驳回。（二）原审法院在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的前提下，对涉案航次逐一进行了审查和计算，其判决结果虽仅支持了洋浦公司的部分损失，但洋浦公司仍认可该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玺德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原审被告玺德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举出新的证据。本院除认定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2012年2月2日，鸿伟公司出具了《关于代签合同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其中记载：鸿伟公司受洋浦公司委托，代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签订了3份航次租船合同（编号均为HW110718的2份合同和编号为HW110720的1份合同）。上述3个航次产生的运费由玺德公司直接支付给洋浦公司，发票由洋浦公司直接开给玺德公司，3个航次涉及的相关权利义务由托运人玺德公司和洋浦公司享有和承担，与鸿伟公司无关。又查明，在洋浦公司（甲方）与玺德公司（乙方），许荣彬、许博渊（丙方）签订的《还款保证协议》中，打印条款记载“关于乙方拖欠甲方海运费一事，经上列各方友好协商，制定如下还款协议和保证措施，共同遵守”；手写条款记载“经核对单据后再订拖欠费用，暂2427080.00（贰佰肆拾贰万柒仟零捌拾元整）”，该手写条款上盖有玺德公司公章。以上事实，有鸿伟公司2012年2月2日出具的《关于代签合同情况的说明》，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许荣彬、许博渊2011年10月18日签订的《还款保证协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关于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本案为涉台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之规定，因本案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明确表示选择适用我国大陆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故本案适用我国大陆法律，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洋浦公司能否向玺德公司主张鸿伟公司与玺德公司签订的3份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相关费用；2、涉案25个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滞期费是否发生；3、许荣彬、许博渊应否对洋浦公司主张的运费和滞期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洋浦公司能否向玺德公司主张鸿伟公司与玺德公司签订的3份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相关费用问题。本院认为，鸿伟公司与玺德公司签订的3份航次租船合同（编号均为HW110718的2份合同和编号为HW110720的1份合同）形式上虽为复印件，但其与洋浦公司提交的与上述3份航次租船合同相对应的航海日志、鸿伟公司出具的《说明》相互结合，可以证明其真实性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该3份航次租船合同与相关航海日志，可以认定鸿伟公司与玺德公司之间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且合同项下的航次已实际履行。洋浦公司关于上述3份合同系委托鸿伟公司代签的陈述与鸿伟公司出具的《说明》相结合，可以证明洋浦公司与鸿伟公司均认可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洋浦公司知晓鸿伟公司代其与玺德公司签约的事实。同时，鸿伟公司在《说明》中明确表示3个航次涉及的相关权利义务由玺德公司和洋浦公司享有和承担，亦能保证玺德公司不存在就同一事由向鸿伟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的风险。据此，可以认定上述3份航次租船合同系由鸿伟公司代洋浦公司与玺德公司签订，洋浦公司实际履行了该3份合同项下的运输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鸿伟公司受洋浦公司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玺德公司订立3份航次租船合同，并向洋浦公司披露了玺德公司，且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玺德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洋浦公司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形，故洋浦公司可以依法行使鸿伟公司对玺德公司的权利，向玺德公司主张3个航次租船合同项下产生的相关费用。综上，许荣彬、许博渊提出的洋浦公司无权向玺德公司主张鸿伟公司与玺德公司签订的3份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相关费用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以支持。关于涉案25个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滞期费是否发生的问题。本院认为，因滞期费是指航次租船合同中，船舶装、卸货时间超过约定的装、卸货期限所产生的费用，故认定滞期费是否产生及数额，应首先确定装、卸货起止时间的判断标准。因涉案25个航次租船合同均约定“装、卸货时间以船抵锚地起算至船舶卸完货离港后为止”，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原审法院依据该约定，将涉案航次的装、卸货起算时间确定为船舶抵达装、卸港锚地的时间，并无不当。同时，原审法院考虑航运实务将涉案航次的装、卸货终止时间由船舶离港时间调整为装、卸货作业完毕时间，该认定虽不同于双方合同约定，缩短了洋浦公司能够主张的滞期期间，但因原审法院的该项调整更为公平合理，且洋浦公司未提出上诉，故应当予以维持。关于各具体航次船舶抵达装、卸港锚地时间及装港装货完毕时间如何确定问题。因航海日志系对船舶航行的原始记录，可以反映涉案航次船舶运输的过程，玺德公司虽对航海日志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但未能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原审法院依据航海日志确定涉案各航次抵达装、卸两港锚地的时间，并综合航海日志和港方记载的装货完毕时间确定各航次装港装货完毕的时间，并无不当。关于各具体航次卸港卸货完毕时间如何确定问题。因涉案25个航次中仅少部分航次的航海日志中记载了卸货完毕时间，部分航次仅记载了卸货作业的过程，剩余部分航次对卸货过程及卸货完毕时间均未记载，故原审法院确定了“对于卸货完毕时间的认定，已经记载卸货完毕时间或卸货作业记录时间的，按照航海日志中记载的卸货完毕时间或最晚卸货作业记录时间计算；其余未做记载的，参照各自合同项下装港船舶靠泊后至装货完毕所花费的时间予以确定，以自卸港船舶靠泊的时间点向后顺延等量的前述装港时间为卸货完毕的时间”的计算标准。该标准系原审法院根据举证责任和公平原则并综合考虑货物数量、船舶自身情况、当时情况下装卸两港的装卸速率等情况确定，客观公平。综上，原审判决依据前述标准确定的各航次装、卸货时间，按照“两港合并使用，一旦滞期永远滞期”原则，与各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装、卸货期限比照确定的滞期费，依据充分，数额准确。许荣彬、许博渊关于涉案25个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滞期费用未实际发生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许荣彬、许博渊应否对洋浦公司主张的运费和滞期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许荣彬、许博渊提出的其不应对滞期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因涉案《还款保证协议》中分别出现打印条款“关于乙方（玺德公司）拖欠甲方（洋浦公司）海运费一事”及手写条款“经核对单据后再订拖欠费用”，上述条款中关于费用的表述不一致，故应对两个条款的效力进行分析。因手写条款系对打印条款的补充修订，该手写条款作为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形成时间晚于打印条款，故其效力高于打印条款，应予优先适用。《还款保证协议》手写条款中的“费用”应理解为包含运费及滞期费在内的全部费用，故许荣彬、许博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关于许荣彬、许博渊提出的其不应对鸿伟公司代洋浦公司签订的3份合同项下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许荣彬、许博渊签订《还款保证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对截至2011年10月，玺德公司拖欠洋浦公司的全部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此时，鸿伟公司代洋浦公司签订的3份合同项下的费用已实际发生，且鸿伟公司已向洋浦公司披露了玺德公司，故洋浦公司向玺德公司主张的拖欠费用中应包含上述3份合同项下产生的费用。且三方当事人在《还款保证协议》中将拖欠费用暂定为2427080元，亦能佐证许荣彬、许博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为涉案25个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运费及滞期费。最后，关于许荣彬、许博渊提出的洋浦公司自认玺德公司实际支付其款项12089452元问题。洋浦公司虽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认可“截止2011年10月20日止，洋浦公司收到船运费、滞期费、落空费合计12089542元”，但其后洋浦公司又在原审庭审中提供编号为HW110325的航次租船合同和3份银行回单，证明12089542元费用中的485000元是玺德公司直接支付给案外人弘泰公司，系对案外航次租船合同的履行，与涉案航次无关。上述证据可证实洋浦公司在《情况说明》中的承认系在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之规定，《情况说明》不能构成洋浦公司对已收到玺德公司款项数额的自认。据此，原审法院认定玺德公司已经向洋浦公司支付11604452元，仍需支付1557773元，并无不当。许荣彬、许博渊应就玺德公司的前述债务向洋浦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820元，由上诉人许荣彬、许博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李彤代理审判员胡英杰代理审判员李善川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