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3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59号巨星大厦。法定代表人：许爱东，秘书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花，北京余庆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波，北京余庆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科华杨科技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科学城10D地块2号楼441室。法定代表人：吕士良。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科国华低碳技术研发（北京）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59号2号楼东段504室。法定代表人：吕士良。上诉人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以下简称中技协）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科华杨科技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杨公司）、中科国华低碳技术研发（北京）中心（以下简称国华中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2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技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花、唐波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华杨公司、国华中心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技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中技协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华杨公司、国华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审理程序、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一、在审理程序方面，国华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无权出庭参加庭审并陈述意见，其参加诉讼活动不具有合法性。中技协在一审中对国华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否具有合法授权提出质疑。国华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其所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系由已去世的法定代表人吕士良的配偶张灿元出具，张灿元作为旁听人员亦陈述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系其加盖，但是授权委托书应由有权代表国华中心的人员出具，张灿元并非国华中心职工，亦无国华中心授权，其无权代表国华中心出具授权委托书。基于此，国华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无权出庭参加庭审并陈述意见。二、在事实认定方面，国华中心于2010年8月23日成立，登记机关为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注册资本200000元，成立时中技协出资20000元，占股10%，吕士良和集体共有股出资180000元，占股90%。国华中心于2017年3月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内容为：将股东由（中技协和吕士良）变更为（华杨公司和吕士良），变更递交的资料包含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案涉协议），约定将中技协所持股权转让给华杨公司。1.吕士良超越代理权限订立案涉协议，相对人知道其超越权限，吕士良作为转让双方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恶意代表双方，实施串通行为，以明显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利益。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吕士良超越权限订立案涉协议，且华杨公司明知吕士良超越权限与其订立案涉协议。具体来说，中技协处置国有资产的决策程序为：领导班子研究后，提请理事会审议通过，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履行招拍挂程序。华杨公司制定投资计划需要股东会审批通过，中技协也为华杨公司的股东。2017年3月，吕士良为中技协法定代表人、国华中心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华杨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恶意策划下形成案涉协议，内容涉及转让中技协持有的作为国有资产的股权，并未通过中技协处置国有资产的决策程序，不能代表中技协的真实意思。吕士良同时作为受让方即华杨公司法定代表人，华杨公司对吕士良超越权限订立案涉协议是明知的。华杨公司购买股权未征得包括中技协在内的华杨公司股东的同意。吕士良作为转让双方当时法定代表人，恶意代表双方，实施串通行为，以明显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利益。案涉协议同意将中技协的股权以20000元低价转让给华杨公司，该内容涉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中技协全部资产均属于国有资产。《中技协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16年12月31日，国华中心的所有者权益为2141500元，中技协所持10%股权对应的所有者权益为214150元。吕士良作为转让双方法定代表人，在其恶意策划下，以20000元的明显低价转让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关于调整协会工作班子的决定》（以下简称调整决定）因违反相关规定而无效，中技协并未执行该调整决定，也不能执行该调整决定。吕士良一直（包括在案涉股权转让期间）履行中技协法定代表人的职责，并未执行《辞职书》（以下简称辞职书）。一审法院认定许爱东在案涉股权转让期间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明显与事实不符。前述任命许爱东为法定代表人的决定因违反国家对社会团体的相关规定而无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社会团体成立、注销或者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公告。根据前述规定，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需要向登记管理机关履行公告程序。前述调整决定任命许爱东为法定代表人违反中技协章程的规定。中技协当时有效的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本团体常务副会长为本团体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团体签署有关重要文件。第十八条规定，理事会的职权是：（二）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十一）决定其他重大事项。可见，根据中技协章程的规定，产生新法定代表人的方式为先召开理事会，选举新的常务副会长，新选举的常务副会长作为法定代表人。许爱东当时任出纳，并非常务副会长，不具备中技协章程记载的任职资格。中技协也未召开理事会选举新的常务副会长。前述调整决定对许爱东的任命是无效的。前述调整决定任命许爱东为法定代表人违反了民政部的相关规定，是无效的。《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规定，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须由章程明确的负责人担任。如前所述，许爱东不具备中技协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民政部关于印发《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应当履行民主选举程序，通过会员（会员代表）大会或者理事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通过调整决定的方式任命法定代表人违反了该前述规定。根据在中技协的实际履职情况，在案涉股权转让期间吕士良履行中技协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中技协在一审中提供了在股权转让前、中、后的审批签发文件及财务会计审批文件。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在股权转让前、中、后，中技协的法定负责人并未发生变更，一直是吕士良。辞职书和调整决定的产生是基于特殊原因，但正如前述说明的，对许爱东的任命是无效的，因此实际并未执行。实际上，许爱东自2014年调整决定之日起至2017年换届期间从未以中技协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作过任何事情。根据2014年6月25日发布的《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退（离）休领导干部未经批准不得在社会团体兼任职务。吕士良为退（离）休领导干部，为了应对该前述政策，从形式上考虑形成了前述两个文件，但实际并未执行。许爱东虽为中技协现任法定代表人，但在股权转让期间其担任出纳，出纳的职责是有关收支款项方面的，仅是在吕士良的指示下收取了股权转让款，但对案涉协议的详细签订情况并不知情。不能因为担任出纳的人员收取了款项，就认为是对案涉协议有效性的认可，出纳并无此工作权限。许爱东实际担任中技协法定代表人后，中技协一直积极与张灿元沟通撤销股权转让的事宜，但因张灿元并无处理权限等原因导致未能达成一致。案涉协议虽无个人的签字，仅有盖章，但是转让方、受让方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吕士良，作为受让方法定代表人的吕士良显然明知转让方签署该案涉协议的事宜，而作为转让方法定代表人的吕士良显然亦明知该案涉协议的存在并授意签署该案涉协议。吕士良明知，中技协处置国有资产的决策程序为：领导班子研究后，提请理事会审议通过，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履行招拍挂程序；华杨公司制定投资计划需要股东会审批通过。中技协和华杨公司均未履行以上必要的程序，均存在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案涉协议的情形。吕士良在中技协、华杨公司、国华中心存在交叉任职，虽然作为受让方的华杨公司的股东为中技协与上海四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邦公司），但是股权转让会导致中技协所持国华中心股权比例降低，仍损害中技协利益。不能仅基于中技协为受让方股东之一就认定股权转让未侵权中技协的利益。虽股权转让时未进行股权审计评估，但是转让时吕士良代表双方明知国华中心的股权价值很高，转让价格20000元明显为低价。国华中心在2016年12月31日的银行账户存款金额为2141500元。吕士良作为双方代表明知该事实。可见，在不进行股权审计评估的情况下，吕士良明知20000元的转让价格明显偏低。股权转让时吕士良作为负责人应安排对国华中心进行评估审计，未开展评估审计是吕士良有意为之。国华中心向中技协支付的214150元款项应认定为股权收益款，而非股权转让款。2019年6月20日，国华中心向中技协支付了214150元，支付时备注“归还2017中科国华10%股权收益”，中技协开具的收条也记载“归还2017年10%股权收益”。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对该笔款项的性质形成了统一明确的认识，是股权收益款而非股权转让款，在性质认定方面不存在产生争议的可能性。股权收益款和股权转让款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付款主体及收款主体完全不同。收取股权收益是法律赋予股东的权利之一。对于股权收益款，付款主体是企业，收款主体是企业的股东。股权转让款是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对股权转让价格的约定。对于股权转让款，付款主体是受让方，收款主体是转让方。本案中，付款主体是国华中心，收款主体是转让前的股东。显然符合股东收取股权转让前应收的股权收益的行为。在2017年初中技协仍为国华中心的股东，当时应按照2016年12年31日的所有者权益分配相应股权收益，该股权收益在2019年收取具有合法基础，仅是收取股权收益的时间发生了延迟。若款项是股权转让款的话，付款主体应是华杨公司而非国华中心。国华中心没有权利代华杨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中技协也不认可该笔款项是代华杨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如果是代付款的话，必须在国华中心、中技协与华杨公司之间形成这样的合意，但事实上并未形成这样的合意。2019年2月26日许爱东与张灿元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不能用以证明214150元款项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款。许爱东发送的微信内容为：阿姨好，刚才肖颖来电说让我把帐号发给您，国华中心按2016年12月底的银行账户金额2141500元的10%转账给中技协，214150元减去20000元为194150元。中技协收到款后开收据给您；以上是中技协领导同意的方案。张灿元回复：小许：你好，帐号开户已收到，我们钱款已备，正在写一份材料，明早发给你。但该微信聊天记录记载的内容并未实际履行，而且内容本身无效，理由为：第一，张灿元事后对许爱东发送的内容并不认可，因此并未按其所说的提供材料。最后中技协与张灿元之间并未就此事达成一致。第二，中技协与张灿元事后才认识到，张灿元无权代表华杨公司与中技协沟通股权转让事宜，微信聊天记录本身涉及的内容就是无效的。第三，张灿元在2019年6月20日汇款的数额为214150元，并非194150元。从汇款数额的不同也足以证明并不是在履行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而张灿元之所以汇款的数额为214150元，正是因为中技协一直与其沟通国有资产流失方面的问题，张灿元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按照国华中心2016年12月底的银行账户金额2141500元的10%转账给中技协，该笔款项本身的性质就是股东应收取的股权收益，与张灿元汇款备注所写明的性质是一致的。从同日形成的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也能够证明案涉协议的签订是吕士良恶意代表双方，在吕士良的策划下产生的，并非中技协的真实意思。国华中心于2017年3月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内容为：将股东由（中技协和吕士良）变更为（华杨公司和吕士良），变更递交的资料包括：签署日期为2017年3月28日的《非公司制企业变更（改制）登记申请表》；《补充信息登记表》，显示从业人数为3人；签署日期2017年2月27日（经涂改）的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一，决议内容为：同意中技协退出，同意华杨公司加入；同意中技协将持有华杨公司出资20000元转让给华杨公司；同意修改章程）；签署日期2017年2月27日（经涂改）的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二，决议内容为：同意吕士良、华杨公司为变更后股东；同意变更经营范围；同意变更经营期限；同意修改章程）；签署日期2017年2月27日（经涂改）的案涉协议，约定将中技协所持股权转让给华杨公司；华杨公司于2017年形成的《中科国华低碳技术研发（北京）中心章程》。其中：决议一记载：2017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中科国华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第二届第1次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应到人，实到3人。会议以书面方式通知股东和职工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同意中技协退出，同意新股东华杨公司加入；同意中技协将持有的出资20000元转让给华杨公司；同意修改企业章程。国华中心事先并未通知全体人员要召开本次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适用职工大会制度还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是由集体企业任意选择，而是根据集体企业的人数确定。该前述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100人以下的集体企业须建立职工大会制度。《补充信息登记表》显示，当时国华中心的职工共有3人，因此，国华中心应建立职工大会，由3名职工共同参加。决议一签署方式为原股东吕士良签字、原股东中技协盖章（但为吕士良私自加盖），以及新股东华杨公司盖章（吕士良任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保管公章）。根据前述签署情况能证明，在决议一上无任何职工的签字，国华中心并未通知全体职工出席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国华中心实际上也并未召开过本次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一显示，召开的是中科国华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第二届第1次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中科国华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3日成立，现更名为北京中科智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吕士良当时任该公司监事，2017年4月才被更换。以上为决议一最直观、明显的重大缺陷，召开的是其他公司的会议，在该会议上根本不可能做出关于国华中心的任何决议。决议一签署方式为原股东吕士良签字、原股东中技协盖章（但为吕士良私自加盖），以及新股东华杨公司盖章（吕士良任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保管公章）。决议一落款的日期明显由2017年3月27日改为2017年2月27日，是事后伪造。国华中心成立时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应对所议事项作出会议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成员签字。国华中心并无此会议的任何记录。以上均能够证明，国华中心实际并未召开此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表决结果未达到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国华中心成立时章程第十九条规定，修改章程采用一人一票方式，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和职工通过。按照前述规定，2017年国华中心股东为吕士良和中技协，职工3人，共计5票。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和职工应为4或5人。决议一的签署人员未达到该标准。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表决的内容并非中技协的真实意思。中技协处置国有资产的决策程序为领导班子研究后，提请理事会审议通过，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履行招拍挂程序。2017年3月，吕士良为中技协的法定代表人，为国华中心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以及为华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其恶意策划下形成了该决议一内容，该决议一内容涉及转让中技协持有的作为国有资产的股权，并未通过中技协处置国有资产的决策程序，并不能代表中技协的真实意思。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表决的内容违反章程的规定。国华中心成立时的章程第十六条规定，社会法人股转让必须经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过半数以上的股东和职工同意。职工可优先购买社会法人股和社会个人股后转让为职工个人股。决议一转让中技协股权显然没有经过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过半数以上的股东和职工同意，同时也侵害了其他职工的优先购买权。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表决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七十三条规定，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八条规定，集体企业的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依照法律、法规和集体企业章程行使管理企业的权力。集体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会议一表决内容包括同意将中技协的股权以20000元低价转让给华杨公司，该内容涉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涉及恶意侵占国家财产，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以上，也能够证明案涉协议的签订是吕士良恶意代表，在吕士良的策划下产生的，并非中技协的真实意思。关于中技协的资产的性质。中技协提供的证据显示，中技协成立时期的资金来源15000元，来源于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日常经费来源于收取的会费和对外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中技协资产产权关系明确，属国有资产。案涉股权属于国有资产性质，本案涉及双方恶意串通，以明显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损害了国家利益。一审判决对股权转让是否侵害职工的优先购买权的事实未予以认定。国华中心成立时的章程第十六条规定，社会法人股转让必须经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过半数以上的股东和职工同意。职工可优先购买社会法人股和社会个人股后转让为职工个人股。案涉股权转让时，国华中心职工3人。该股权转让显然没有经过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过半数以上的股东和职工同意，同时也侵害了其他职工的优先购买权。三、在法律适用方面，中技协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协议存在吕士良超越代理权限订立，相对人知道其超越权限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案涉协议应认定为无效。中技协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协议存在如下情形：吕士良作为转让双方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恶意代表双方，实施串通行为，以明显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其他职工的优先购买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案涉协议应认定为无效。案涉协议记载双方签字确认后生效。但案涉协议未有任何人进行签字确认。案涉协议的落款时间经涂改。以上情况也导致该案涉协议无效。综上，案涉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基于案涉协议所做的变更登记应予以纠正。华杨公司、国华中心均未到庭亦未发表答辩意见。中技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技协与华杨公司之间签订的案涉协议无效；2.判令华杨公司及国华中心协助向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将股东名称由吕士良和华杨公司恢复或变更登记为吕士良和中技协，登记在华杨公司名下的股权应全部恢复或变更登记在中技协名下；3.判令华杨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技协系由民政部登记设立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原业务主管单位为科技部（已脱钩），登记成立日期为1992年3月28日，现任法定代表人为许爱东。华杨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0000元，股东为中技协和四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士良。国华中心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注册资本200000元，股东为吕士良和华杨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吕士良。2017年2月27日，转让方中技协与受让方华杨公司签订案涉协议，约定中技协同意将在国华中心的10%股权，货币实缴出资20000元转让给华杨公司，转让价格为20000元，华杨公司同意接收，转让后华杨公司享有相应股东权利和义务，中技协不再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同日，华杨公司从国华中心借款20000元，向中技协支付了20000元股权转让款，许爱东办理了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收取事项。2017年3月29日，双方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国华中心股东由中技协变更为华杨公司。2019年2月26日，许爱东通过微信向吕士良配偶张灿元发送如下内容：阿姨好，刚才肖颖来电说让我把帐号发给您，国华中心按2016年12月底的银行账户金额2141500元的10%转账给中技协，214150元减去20000元为194150元。中技协收到款后开收据给您；以上是中技协领导同意的方案。张灿元回复：小许：你好，帐号开户已收到，我们钱款已备，正在写一份材料，明早发给你。2019年6月20日，国华中心向中技协转账支付214150元，用途注明：归还2017国华中心10%股权收益。2019年7月9日，中技协出具收据载明：暂收到国华中心归还2017年10%股权收益214150元。一审法院另查；2014年8月28日，吕士良向中技协提交辞职书，申请辞去中技协法定代表人职务。中技协同日做出调整决定，任命许爱东为协会法定代表人。2017年7月7日，中技协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将吕士良变更为许爱东。一审法院再查；吕士良于2017年5月11日死亡。国华中心及华杨公司未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一审庭审中，中技协提交审计报告、财政部《关于加强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意见（试行）》【财资（2015）44号】（以下简称行业协会商会国有资产管理意见）以及科技部通知、民政部脱钩名单通知等证据，证明中技协所转让股权为国有资产；提交国华中心、华杨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国华中心章程、中技协章程、吕士良签发材料等证据，证明吕士良超越权限订立案涉协议，存在与华杨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国华中心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国华中心提交借条、辞职书、调整决定、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吕士良并无恶意串通损害中技协利益的行为。中技协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华杨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了答辩和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中技协与华杨公司签订的案涉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本案中，中技协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吕士良超越权限订立案涉协议，且华杨公司明知吕士良超越权限与其订立案涉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吕士良的该代表行为无效，所形成的案涉协议也无效；二是吕士良作为转让双方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恶意代表双方，实施了串通行为，以不合理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损害了华杨公司其他职工的优先购买权，同时该案涉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下简称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评估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对中技协主张的上述理由及其他无效事由是否成立，一审法院分述如下意见：一是关于吕士良是否存在超越代理权限订立案涉协议的问题。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从本案的事实来看，首先，案涉协议仅有双方所盖印章，并无人员签字，亦无其他证据显示该案涉协议是在吕士良恶意串通情况下代表双方所签。其次，吕士良在2014年8月28日起已经不再担任中技协法定代表人，尽管正式的变更登记在2017年7月7日才办理，也尽管吕士良在此期间依然审批签发部分文件，但相关证据明确显示，作为中技协正式任命的实际法定代表人的许爱东对该案涉协议签订情况知情并参与股权转让款的收取等工作，在此情况下，认定吕士良超越权限签订案涉协议，缺乏事实根据。再次，从任职情况看，吕士良在中技协、国华中心与华杨公司中确实存在交叉任职，但在三方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中技协与华杨公司之间签订案涉协议并不能当然认定为双方恶意串通，现实中，关联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和交叉持股是十分普遍和正常的现象，是否恶意串通要从股权转让价款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是否使一方因此受到重大损失或者损害债权人利益等方面来衡量。而本案中，一方面，一审法院注意到，华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为吕士良，但股东为中技协与四邦公司，吕士良转让股权如果受益，则实际受益人为中技协与四邦公司，难以佐证吕士良存在何种恶意。另一方面，国华中心的10%的股权价值，根据国华中心的注册资本情况以及中技协的出资情况，20000元为中技协原始出资价格，因在案涉协议转让时未进行股权审计评估，因此转让价格是否过低并不明确。而在中天恒信（北京）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虽载明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单位所有者权益合计2141500元。但该审计报告出具时间为2019年，且国华中心又在此后向中技协支付了214150元。虽然中技协不认可该笔金额为股权转让款性质而为股权收益，但其并未举证证明该股权收益的具体来源和性质，结合上述审计报告确定的所有者权益以及许爱东与张灿元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认定上述金额均为案涉协议的股权价款。综合上述理由，不能认定案涉协议存在以明显低价恶意转让中技协股权的事实。二是关于案涉协议是否违反国有资产转让相关法律法规而导致无效的问题。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本案情况看，案涉协议并不符合上述确认无效的条件。首先，关于案涉协议中涉及的10%股权是否属于国有资产问题。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本法所称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财政部2015年发布的行业协会商会国有资产管理意见规定：三、明晰资产权属关系（第十四条）不存在财政缴拨款关系的行业协会商会，在成立时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非全民所有制单位、个人共同设立的，并且投入的资产权属关系明确，有相关法律法规依据的，可以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划分产权；资产权属关系不明确，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原始文件材料无法判断产权归属的，暂按国有资产管理。本案中，中技协虽称其资产为国有资产，但未提交相应国有资产证明文件，科技部印发的通知也仅提出了与财政部相同的认定标准，并未对中技协资产性质做出明确认定。一审庭审中，中技协亦认可其资产属于上述标准中的第十四条情形。中技协所提交的审计报告载明：中技协成立于1992年，当时国家相关部门并未对社会团体的注册资金进行要求，故无注册资金。1997年中技协补办了注册资金登记，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注册资金为100000元，资金来源为中技协滚动结余资金。中技协成立时期的资金15000元，来源于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日常经费来源于收取的会费和对外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中技协资产产权关系明确，属国有资产。该审计报告内容虽认定中技协资产系国有资产，但作为审计机构对资产性质做出的认定不具有法定效力。而且，根据审计报告阐明的中技协资金来源，结合财政部、科技部发布的上述标准，认定中技协投资的股权性质是否属于国有资产并不明确，而最多仅为暂按国有资产管理。在此情况下，中技协转让股权是否需要按照企业国有资产法等规定履行批准、评估和进场交易的手续，并不明确。因此，中技协据此主张案涉协议无效，亦显依据不足。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明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行评估、批准等程序的规定，均属于规范内部程序的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因此，即使违反上述规定，未经评估与批准等的案涉协议并非当然无效，而是可以通过继续履行相关手续使合同有效，且履行评估、报批等义务的主体为中技协，其在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情况下迳行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是案涉协议是否存在其他无效事由。首先，关于中技协转让股权是否侵害其他职工的优先购买权从而导致协议无效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案涉协议并非无效，在没有其他案外人提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合同当然发生法律效力。其次，中技协关于案涉协议没有签字以及落款时间改动等问题，因上述事由均非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至于一审庭审中双方争议的国华中心在法定代表人吕士良死亡后是否还能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为独立法人，法定代表人仅为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在公司合法存续期间，不能仅因为法定代表人死亡即否认其出具委托代理手续进行外部民事活动的合法性。至于其所盖公章是否为公司权力机构真实意思，则属于公司内部治理事项，应当另行解决。综上，中技协主张案涉协议无效并请求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华杨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作出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吕士良配偶张灿元提交以下材料：1.张灿元与许爱东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借条2张，用以证明在吕士良去世后，许爱东多次请求张灿元代为加盖国华中心和华杨公司公章，兼职会计王青也向张灿元借用公章，张灿元有权使用公章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2.许爱东在中技协微信群中的聊天记录截图和《企业变更（改制）登记申请表（二）》，用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并非吕士良恶意策划，许爱东在案涉协议签订前已开始履行中技协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为中技协的实际法定代表人，案涉股权转让及相关变更登记事项始终由中技协的实际法定代表人许爱东负责；3.张灿元与兼职会计王青、兼职出纳胡峻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2015年11月中科国华聘用人员薪资表》以及2014年10月、2015年8月、2015年12月的《薪资表》，用以证明在国华中心2021年章程企业职工代表处签字的张维志、胡峻已分别于2015年前离职，2015年时国华中心的出纳为许爱东，国华中心两份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合法有效。中技协认为张灿元不属于国华中心职工，其提交的上述材料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纳，对2张借条、张灿元与兼职会计王青、兼职出纳胡峻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材料的真实性虽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全部材料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基于中技协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发表的相关意见，本院对张灿元与许爱东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许爱东在中技协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截图、《企业变更（改制）登记申请表（二）》《2015年11月中科国华聘用人员薪资表》以及2014年10月、2015年8月、2015年12月的《薪资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因许爱东与张灿元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足以证明张灿元个人有权为国华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且张维志、胡峻的离职情况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关联性，本院对张灿元与许爱东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2015年11月中科国华聘用人员薪资表》以及2014年10月、2015年8月、2015年12月的《薪资表》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另查：在中技协提起本案诉讼后，张灿元以华杨公司和国华中心的名义出具授权委托书各1份，委托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杰、实习律师曹文龙二人代理华杨公司和国华中心查询本案案件信息并领取案件有关材料，后又以华杨公司的名义出具撤回授权委托申请书，以国华中心的名义出具记明特别授权的授权委托书。周杰、张灿元在二审中认可上述授权委托书及撤回授权委托申请书带有的华杨公司、国华中心及吕士良印印文均系张灿元在中技协起诉本案后加盖，在吕士良死亡后，国华中心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等证照印鉴一直由张灿元持有保管。二审中，周杰和其同律所律师刘佳欢向本院提交盖有国华中心印章及吕士良印的授权委托书，主张其有权作为国华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同时认可该授权委托书上的印文亦系张灿元在本案二审审理阶段加盖而成。经查，2010年8月23日的国华中心章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个人股只得在本企业职工之间转让，但遇到股东调出、辞退、辞职、除名、退休、亡故等情况，可由企业暂用公积金收购这些股份，然后再由企业向新加入企业的职工或其他老职工转让所收购的股份。第三十一条规定，执行董事为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由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本院再查：四邦公司目前处于吊销状态。中技协在二审中表示其无法联系到四邦公司，且在吕士良死亡后其无法选举华杨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中技协上诉主张吕士良超越权限且华杨公司明知吕士良超越权限签订案涉协议，吕士良作为案涉股权转让双方时任的法定代表人，实施以明显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利益的恶意串通行为，并据此要求判令案涉协议无效，中技协对其提出的诉讼主张依法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首先，关于吕士良是否超越其时任中技协法定代表人的权限签订案涉协议。从吕士良递交辞职书的时间、中技协作出的调整决定内容看，自2014年8月28日起许爱东即为中技协法定代表人，且许爱东在签订案涉协议当日亦办理了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收取事项。中技协虽上诉主张该调整决定的形成系基于特殊原因，并未实际执行，许爱东收取款项亦非对案涉协议有效性的认可，但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次，中技协并未就案涉协议系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利益提供证据。案涉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20000元，华杨公司亦于案涉协议签订日向中技协如数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2019年2月26日，中技协要求国华中心向中技协支付国华中心在2016年12月底的银行账户金额的10%，国华中心亦如数向中技协支付。在中技协未能证明案涉股权系国有资产且案涉协议签订时的股权实际价值高于前述股权转让款及国华中心在2016年12月底的账户金额10%的情况下，其关于案涉协议系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利益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案涉协议的受让方华杨公司的股东为中技协和四邦公司而非吕士良。因此，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吕士良超越其时任中技协法定代表人的权限，以明显低价恶意串通签订案涉协议，损害国家利益。中技协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协议存在无效情形，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技协的全部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一审判决本院应予维持。张灿元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吕士良死亡后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国华中心参与本案诉讼，故本院对其委托的律师作为国华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中技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华杨公司、国华中心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周 岩审 判 员  周晓莉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