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浙商提字第35号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杭州××花边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区瓜××镇××村。法定代表人：朱甲。委托代理人：朱乙、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地：宁波市鄞州区集士港镇××村。经营地：宁波市江东区百丈东路787号利时大厦28楼。法定代表人：李××。委托代理人：龚×。申请再审人杭州××花边有限公司（简称彩虹××）因与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甬商终字第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2012）浙民申字第113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再审人彩虹××的委托代理人朱乙、高×，被申请人利甲司的委托代理人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0年2月3日，一审原告彩虹××起诉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称，彩虹××与利甲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彩虹××于2008年12月向某时某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一份，内容为彩虹××向某时某司提供涤纶绣花布95189.40米，价税金额为835628元，于2009年3月13日又向某时某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一份，价税金额为876997.67元。利甲司收到增值税发票后，均已进行了认证抵扣，对发票内容予以确认。后利甲司分别于2009年4月23日、6月22日、11月10日通过银行向彩虹××支付货款合计272136.68元，尚欠货款1440488.99元。请求：利甲司支付所欠货款1440488.99元。利甲司一审中辩称，一、利甲司与彩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彩虹××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以李某为代表的宁波市北仑康某电器有限公某（简称康某公某）；二、利甲司某实收到彩虹××开具的两份增值税发票，但该两份发票是利甲司为康某公某代理出口，彩虹××应李某的要求而开具给利甲司的；三、利甲司是按出口报关金额即每美元收取0.10元人民币的代理费，该代理费的收取是合理的劳务报酬；四、利甲司某实通过银行向彩虹××汇付过三笔款项，但并不意味着与彩虹××之间存在着买卖业务，利甲司是在收取外汇之后，基于李某的委托兑付的。综上，彩虹××仅凭两份增值税发票，主张与其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利甲司支付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彩虹××的诉讼请求。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某，2008年11月3日，利甲司与康某公某签订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一份，双方签字代表分别为庞甲、李某，协议约定：康某公某委托利甲司代理出口商品，利甲司按出口报关金额收取代理手续费，每美元收取手续费人民币0.10元，如果年度内出口量达到100万美元以上，则每美元收取手续费人民币0.09元，并全年按此标准收取；利甲司在收汇后三个工作日内，根据康某公某工厂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扣除利甲司代垫费用后支付给康某公某，康某公某提供的增值税发票金额须与双方约定的货币结算价相符，增值税发票必须与报关单一致，等等。彩虹××于2008年12月2日、2009年3月13日开具了价税金额分别为835628元、876997.67元的增值税发票各一份给利甲司，利甲司均已向国税部门进行了认证，并于2009年4月23日、6月22日、11月10日根据康某公某的委托付款指令通过银行向彩虹××分别汇付了102065.10元、68071.58元、102000元，合计人民币272136.68元。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彩虹××与利甲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且生效的当事人应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彩虹××就其主张提供了其开具给利甲司的两份增值税发票以及利甲司的银行付款凭证等证据；利甲司就其抗辩提供了其与康某公某签订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康某公某的委托付款书以及利甲司员工庞甲与彩虹××法定代表人朱甲的父亲朱丙、彩虹××业务经理巫某某的通话录音资料等证据。利甲司提供的其与康某公某签订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中关于康某公某委托利甲司代理出口，利甲司收汇后根据康某公某的生产厂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支付货款等约定与彩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利甲司主张的其与案外人康某公某之间的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利甲司员工庞甲与彩虹××法定代表人朱甲的父亲朱丙、彩虹××业务经理巫某某的通话录音更是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关系。关于彩虹××提供的其开具给利甲司的增值税发票，在我国外贸经营实践中，普遍存在外贸代理企业在从事代理业务中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进出口手续，并通过外汇核销差价及出口退税等获取代理收益的操作方式，增值税发票常是用于结算出口退税的手续，故在与外贸经营有关的纠纷中，仅凭增值税发票的交接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承揽等合同关系，当事人仍需通过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补强。彩虹××的现有证据不足以对抗利甲司提供的反驳证据及抗辩意见，难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与利甲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反而印证了利甲司所主张的其与康某公某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的事实。彩虹××庭审中称涉案交易是由李某口头下单的，价格也是与李某商定的，因李某让其将增值税发票开具给利甲司，所以其有理由相信李某是代表利甲司的，此观点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利甲司曾向彩虹××支付过272136.68元款项，这种单纯的付款行为，并不导致利甲司债的负担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彩虹××提出的要求利甲司支付所欠货款1440488.99元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某某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7日作出（2010）甬鄞商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驳回彩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6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2764元，由彩虹××负担。彩虹××不服一审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根据利甲司与康某公某所签的《代理出口协议》认定利甲司与彩虹××之间的交易适用出口代理关系，并以外贸经营实践来认定彩虹××与利甲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违背法理和逻辑；二、对于甲案交易由李某下单，价格与李某商定，发票由李某指示开给利甲司，利甲司接受发票并支付部分货款，彩虹××有理由相信李某是利甲司的表见代理人，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有违法律；三、一审法院对于乙时某司接受其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向其付款的行为，认为是单纯的付款行为，并不能导致利甲司债的负担的法律后果，显然割裂了事实；四、事实上本案即使利甲司代理国外客户向其购买货物，在利甲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彩虹××交易之后，该行为特征属于隐名的间接代理，彩虹××有权选择利甲司向其履行付款义务。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利甲司在二审中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一审查某的事实予以确认。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与彩虹××建立买卖关系的合同相对人是否为利甲司。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彩虹××提供了其向某时某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利甲司的支付部分款项来证明其与利甲司的买卖关系成立的事实，但利甲司提供了其与康某公某签订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康某公某的委托付款书以及利甲司员工庞甲与彩虹××法定代表人朱甲的父亲朱丙、彩虹××业务经理巫某某的通话录音资料等证据，证实其与彩虹××之间不存买卖法律关系。该货物是康某公某向彩虹××购买，利甲司仅是中间商的代理人，根据中间商的指示收取增值税发票和付款。根据我国外贸实务现状及交易惯例，进出口公某的代理出口业务与自营出口业务中，均由生产商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进出口公某、进出口公某收取生产货物及由进出口公某支付货款的情形，因此不能仅凭增值税发票开具、货物收取情况及付款的情况来认定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故彩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付款凭据尚不能证明本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为利甲司；其次，在买卖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涉案交易由李某口头下单，价格也是与李某商定的，李某通知彩虹××将增值税发票开具给利甲司。综上，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不是利甲司，彩虹××以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利甲司支付所欠货款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5日作出（2010）浙甬商终字第90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4元，由彩虹××负担。彩虹××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即彩虹××与利甲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证据证明。1.彩虹××将涉案绣花布交于乙时某司并向某时某司开具全部增值税发票，利甲司接受货物，将货物以自己的名义出口及办理出口退税手续，后又支付彩虹××部分货款，双方之间的上述行为完全符合一般买卖法律关系中出卖人与买受人的法律行为特征；2.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在涉及销售交易中，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方和接受方分别是交易的卖方和买方。本案中，即使利甲司与彩虹××没有买卖绣花布的合意，但在彩虹××基于案外人的指示开具增值税发票给利甲司时，作为利甲司完全能够知晓收取增值税发票并通过自己的账户向彩虹××付款的意义。二、原审认为利甲司仅是中间商的代理人，不符合客观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利甲司否认其与彩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仍以买方名义接受彩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办理认证手续，获得相应的抵扣利益，且涉案货物也以利甲司名义出口，可见，案外人康某公某与利甲司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乙系，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原审凭利甲司提供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等证据，认定利甲司仅是中间商的代理人的角色缺乏证据证明。三、原审以我国外贸实践中的不规范操作，简单推论出利甲司、彩虹××与案外人康某公某的关系亦是采用此种方式，并以此认定彩虹××与利甲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完全不合逻辑。四、即便利甲司与案外人康某公某之间确实存在委托代理出口关系，即便利甲司某实采用了不规范的外贸交易模式，但利甲司与案外人康某公某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法律的价值导向应保护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行为，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行为，并通过对违规交易行为的否定评价来引导市场交易中商主体的商事行为。只有做出符合法律规范的商事行为，才能获得法律的积极评价，并得到保护。反之，交易不规范的行为导致中间商产生逃税现象、出口代理商违规获取增值税发票抵扣利益，法律应当对其作出否定性评价。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被申请人利甲司答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彩虹××的再审请求。一、利甲司和彩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和彩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康某公某。本案业务是康某公某李某口头下单给彩虹××，价格也由彩虹××与李某商定，彩虹××未向某时某司某某货物，彩虹××是根据康某公某指令开具增值税发票给利甲司，彩虹××在起诉利甲司前一直向康某公某催讨货款主张某某。二、利甲司和康某公某之间存在外贸出口代理关系。康某公某向彩虹××购买花布委托利甲司代理出口，彩虹××是明知的，这从原一审、二审已经认定的利甲司庞乙和彩虹××朱丙、巫某某的通话录音资料可以证明。利甲司作为外贸代理商基于外贸经营实践中的通常作法，收取了康某公某提供的由彩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同样基于康某公某委托在收到国外客户外汇后将27万余元款项支付彩虹××。彩虹××单凭利甲司收取增值税发票和付款的行为主张利甲司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利甲司没有收取彩虹××交付的标的物。根据2012年7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在买受人否认收到标的物的情况下，出卖人仅以增值税发票和税款抵扣资料主张已履行标的物义务的，不应予以支持，彩虹××无权向某时某司主张某某。四、彩虹××申请再审提出的利甲司具有共同经营的观点，是一种新的观点和理由，不应被采纳，否则存在一审终审之嫌。请求依法驳回彩虹××的再审请求。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再审查某的事实与一、二审法院查某的一致。本院再审认为，一、在涉及生产厂家、中间商和代理出口商三方关系的出口贸易业务中，生产厂家和中间商签订了买卖合同，中间商和代理出口商签订了出口代理合同。按照正常的交易程序，交易主体应按照各自的合同环节履行相应的义务。但基于特定的原因，也会出现由出口代理商从其账户向生产厂家支付部分款项，接收生产厂家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办理认证、抵扣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以交易主体之间签订合同的事实为基本依据，结合全案相关情节，正确认定各交易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彩虹××与康某公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康某公某与利甲司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有相应证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当事人和康某公某的相关行为，反映了出口代理贸易实践中的不规范做法，模糊了中间商和出口代理商的民事地位，隐含着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根据再审查某的事实，利甲司仍应作为本案被告，并就其在本案涉讼交易中的相关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1.利甲司和彩虹××虽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仍以买方名义接受了彩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办理了认证手续，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具有明显的违规性。利甲司因其违规行为获益，却不愿承受相应的民事后果，其行为不符诚实信用原则。2.具体确定利甲司承担的相应民事责任的范围，应结合彩虹××的请求内容、利甲司违规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导致本案纠纷的原因等因素综合考量。利甲司接受彩虹××根据康某公某的要求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办理认证、退税手续，涉案买卖标的物也以利甲司名义出口。利甲司和康某公某之间存在共同的利乙系，二者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其民事责任亦具有连带性。应由康某公某和利甲司共同向彩虹××偿付本案价款。鉴于康某公某未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利甲司可在向彩虹××承担相应给付义务后，利甲司和康某公某之间因涉及本案相关交易的民事权益争议，可通过其它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彩虹××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原一、二审判决利甲司不承担民事责任不当。依照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14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甬商终字第905号民事判决和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0）甬鄞商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二、利甲司支付彩虹××货款1440488.99元，限本判决送达后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76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27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4元，均由利甲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忠良代理审判员  肖国耀代理审判员  伍华红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吕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