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6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庆红，男，1969年4月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红，辽宁海至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萍，辽宁海至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117号3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6870694176。法定代表人：周勤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小娥，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大勇，辽宁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王庆红与原审被告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兴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辽0291民初2967号民事判决，宝兴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20）辽02民终4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2967号民事判决；发回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1年3月18日作出（2020）辽0291民初3143号民事判决，王庆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庆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事实错误。上诉人从未接到甲方及被上诉人关于案涉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并要求维修及处罚的通知，且天泰公司除预留质保金外，其他款项足额给付，足以证明上诉人组织施工的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2、双方虽认可自2015年6月16日至2016年12月13日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3,833,611元，但一审并没有查明哪些付款与本案有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还有除案涉工程外的万达广场步行街的项目，且与周勤斌、曹小娥个人之间另有与本案无关的其他往来。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自2016年5月开始实际不在施工现场或很少到现场，之后工程由被上诉人组织施工直到交付给甲方，完全错误。上诉人自案涉工程开工前直至2017年元旦期间仅在春节期间回家过年，且2016年工程竣工后都是上诉人聘用的人在现场负责维修。二、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毫无根据。1、上诉人在云南注册了装饰公司，因该公司未在万达集团招投标库内，故不能承包万达相关项目工程。上诉人只能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对外签订承包合同及采购合同等。因承包合同约定甲方不支付工程预付款，实际由上诉人垫资并组织施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劳动合同关系，不在被上诉人处领取工资。虽然双方没有挂靠施工的书面合同，但上诉人组织施工、垫资、负责到税务机关代开名头为被上诉人的工程款发票及缴纳税金，足以证明上诉人系实际施工人。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没有独立完成工程资金的筹集与事实不符。从垫资汇总表可以看出，790余万元资金中仅有10余万元是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支出。垫资汇总表中确认的上诉人垫资230余万元，实际是扣除了上诉人收到的部分工程款和已经支付的材料款、人工费以及被上诉人用甲方支付的560万元工程款中为曹小娥支付给甲方的购房款73万元后的余额。一审法院认定工程总造价940余万元，上诉人只出资230余万元是错误的。同时认定被上诉人为工程支付989余万元也是没有根据的。3、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虽提供了垫资汇总表，但未提供案涉工程有关财务资料的原始凭证。对此，上诉人认为，资金汇总表中已明确原始单据的数量，且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原始凭证已由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足以证明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4、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是否交纳管理费并不是评判双方是否借用资质或者存在挂靠关系的法定标准。5、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施工与出资义务而不享有收取工程款的权利，而被上诉人不承担施工和出资义务却享有了上诉人的工程款项。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3,833,611元的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未收到被上诉人的转款，所有的转款是通过周勤斌与曹小娥转的。其次，转款数额不对，有32万元根本没有收到。再次，所收的款项不都是案涉项目工程款，案涉项目收到的工程款是2,139,430元，而且这些款项也相继支付给材料供应商和付工人工资等。另被上诉人所列的付款中有万达商场1、2、3层室内步行街的工程款506,891.20元。虽然双方没有书面合同对步行街工程进行约定，但口头协议已完全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将周勤斌、曹小娥与上诉人夫妇的私人往来款777,405.80元也作为支付给上诉人的工程款。2015年12月26日转王庆红交配套费的2万元不是支付案涉工程款，而是被上诉人让上诉人转给施工员刘世平的。2015年12月28日转给王庆红消费的15,000元是被上诉人用于单位开年会的费用。2016年12月13日转王庆红的54,884元，不是支付案涉工程的工程款，而是曹小娥在微信中让易超代其付成本费用。四、被上诉人为达不给付上诉人垫资工程款的目的，收集诸多虚假证据。双方2016年5月6日的对账签字，并不是像被上诉人所说是因上诉人不负责任让其退场，而是工程已经竣工。案涉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时间是2016年4月27日，故对账是对工程施工项目的结算。后期虽有个别位置需要维修整改，但根本不需要大量采购材料及大批人员施工。从整个工程的管理及支付结算习惯看，除了由上诉人亲自经手外，只要有王庆红或者王庆红与周勤斌等共同确认的结算单上诉人均认可，而被上诉人单方收集的无签字也无上诉人认可的单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费用支出。双方确认的被上诉人垫款只有153,396.40元，其他费用都是上诉人垫款及在万达项目付款后由上诉人或者上诉人指令被上诉人支付材料费、人员工资等。双方汇总表当中的7,953,479.75元的支出包含了万达公寓项目以房抵款部分，两套房屋金额为1,454,715元。被上诉人的支出中还将万达公司以房抵款的145余万元也作为支付材料费、人工费的支出项，还有2018年2月被上诉人与万达公司因另外工程的抵房款27万余元列为案涉工程支出，明显是对抗付款的行为。五、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又不支持上诉人要求返还垫资款是错误的。无论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项目经理还是实际施工人都不影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垫付的工程款，该款项已经在施工后经被上诉人经理签字确认。双方在工程竣工后对垫资数额已经确认，目的就是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付款的依据。六、上诉人在后期不仅在工地组织人员维修，在2016年5月6日之后因案涉工程维修产生的费用上诉人仍继续支付269,703元。宝兴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佐证，是上诉人作的虚假陈述。上诉人代理人发生了变更，但之前出庭的代理人在此前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这三个审理阶段对上诉人刚才提及的相关的事实和部分均作出了明确陈述和认定，与本次上诉人作出陈述前后矛盾。之前上诉人均认同收到了300多万元款项，对被上诉人已支付案涉工程款没有任何异议，上诉人所称的上述款项不全是案涉工程款的陈述是虚假的，且无证据证明。另外，上诉人主张的是垫资款，而不是工程款，上诉人一直将这两个概念混淆以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所以不应得到支持。王庆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返还垫资工程款2,307,394.0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3日，被告（乙方）作为承包方，与作为发包方的案外人大连天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称天泰公司）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由被告采取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工期、包现场实际情况、包价款，对“大连开发区万达广场公寓A4＃、A7＃、A7-1＃、A8＃精装修工程”进行施工，合同价款10,411,606.93元；甲方的项目经理为乔国庆，乙方的项目经理为周勤斌。2015年4月1日，被告向天泰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原告王庆红为被告代理人，就上述工程以被告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双方认可，该工程系先施工后由天泰公司与被告签订施工合同；原、被告之间未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6年5月6日，原告王庆红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周勤斌共同签署《垫资汇总表（截止2016年4月30日）》，双方在该表汇签栏处签名。该表载为：周勤斌垫资金额153,396.40元；王庆红垫资金额2,307,394.05元；公司向吴瑞松私人借款110,334.30元。同日，王庆红与周勤斌共同在《2015.03-2016.04资金汇总表》落款处签名。该表主要内容为：2015年3月至2016年4月期间，核算支出材料、管理、人工费计7,800,083.35元，支出项下“曹总购入”计153,396.40元，两项合计7,953,479.75元；备注栏分别标明按月核对的原始单据、人工费单据的张数。2016年12月7日，天泰公司向宝兴公司等施工单位发出关于大连经开万达广场装饰工程后续维修事宜的通知，要求宝兴公司等单位针对出现的8＃楼瓷砖大面积空鼓、脱落的严重质量问题于2016年12月16日前完成维修；2018年10月23日，案涉工程监理单位大连和至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向天泰公司发出关于涉及8＃楼公区瓷砖空鼓质量维修的通知书；2018年11月13日，天泰公司向宝兴公司发出关于开发区万达广场公寓涉4/7/8号维修的通知；2018年10月25日，天泰公司向宝兴公司作出罚款单，因其所施工的开发区万达广场公寓4/7/8/7-1号楼公区质量问题维修不及时，决定对其罚款2万元；2019年1月18日，监理单位大连和至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向天泰公司发出涉及开发区万达广场公寓4＃、7＃、7-1＃、8＃楼施工质量问题处罚通知书，对第三方进厂维修发生的128,519元维修费用要求在施工方质保金中予以扣除。被告主张上述工程维修责任系由被告负责承担，原告未履行维修义务。根据被告与天泰公司于2018年1月8日的《工程结算书》及天泰公司原审中提供的《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开发区公寓付款明细》，案涉工程的造价为9,454,398.10元，天泰公司已向被告支付工程款9,110,017.20元，仅欠被告质保金344,380.90元。被告主张案涉工程实际支出款额为9,894,844.60元。原、被告双方认可自2015年6月16日至2016年12月13日期间，被告共向原告转款3,833,611元。周勤斌自2015年开始担任被告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诉讼中，双方认可备注栏中标明的单据已由王庆红向周勤斌进行了全部移交；对于原告参与案涉工程组织施工，原告称时间范围自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3日；被告称时间范围自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并称因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原告被要求离开现场施工管理工作，从2016年5月开始其实际不在施工现场或很少到现场，之后案涉工程由被告继续组织施工，直到竣工交付给甲方。本案原审中，原告开始将天泰公司作为第二被告提起诉讼，其在法庭辩论前申请撤回对该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对其申请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焦点问题是，原告是否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实际施工人是指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转承包人、借用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或个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实际施工人一般是指对相对独立的单项工程，通过筹集资金、组织人员机械等进场施工，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与业主方、被挂靠单位、转承包人进行单独结算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要表现为：挂靠其他建筑施工企业名下或借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并组织人员、机械进行实际施工的民事主体；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等活动中最后实际施工的民事主体。实践中判断某一主体是否为实际施工人，应从该主体与上位承包人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委托代理关系、是以上位承包人的名义对外履行事务还是以该主体自身名义对外履行事务、是否全面实际的组织了施工并独立履行完成了具体施工任务、是否具有与建设工程有关的财务资料和结算资格、是否属于借用资质或挂靠其他企业施工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和确认。作为实际施工人，通常情况下应当具备下列条件：该主体尽管没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合同，但事实上却以包工包料等形式独立完成了工程具体施工，而其上位承包人实际上并未对工程投入技术、资金和施工，同时上位承包人也提供不出由自己经手的任何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实际发生的财务资料，仅仅是为了工程的报建、竣工验收等手续的办理提供了方便；该主体是以本人的名义对外独立履行事务，包括聘用工人、采购原材料等；该主体借用有资质的企业或挂靠上位承包人，并向出借资质的企业缴纳一定管理费后自行组织施工，出借企业对工程不承担任何经济、技术、质量责任。综合全案证据，围绕以上内容评析如下：1.关于原、被告之间是承包人的内部关系还是实际施工关系。从被告于2015年4月1日向天泰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的内容看，载明授权原告作为被告代理人并以被告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从原告提供的订货合同、证人证言和被告提供的相关财务资料证据看，施工过程中原告主要是以被告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而不是以其个人承揽工程的名义对外发生业务关系。如：（1）为案涉工程施工采购材料，由原告经手，宝兴公司作为甲方（买方）分别于2015年7月9日与北京闽鸿万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瓷砖）》、于2015年8月3日与大连石材批发市场智盛石材经销处签订《石材订货合同书》、于2015年8月13日与大连九鑫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供货合同》，上述三份合同落款处甲方（施工方）位置均加盖了“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并且由王庆红在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名。（2）2016年4至9月份，在原告经手向李从华、唐昌海、易超、林振东、杜新成和尚俊良等支付工资、材料费的《付款凭证》中，王庆红都是在“公司审批人（签字）”栏中以职务身份签字确认的，而并非以其个人名义对外签署。（3）原告提供的证人刘某证言证实，原告在案涉工程中对外是以宝兴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履行职务行为。据此，结合原告提供垫资汇总表、资金汇总表证据，仅能证实原、被告分别作为代理人和授权人，双方就案涉工程的垫款及相关资金事项的汇总达成了一致，但确无法证实双方之间是实际施工人和转发包人的建设工程施工关系。显然，双方在汇总表上签字确认行为实属承包人内部对工程项目相关资金事宜的议定，但无据证明属于实际施工关系中的垫资，并且仅从垫资汇总表、资金汇总表的内容及形式看，确实无法证明其为双方之间有关建设工程施工关系的债权债务凭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垫资的处理作出了规定，但本案如适用该司法解释规定，前提条件是原告属于实际施工人。退一步讲，即使双方由此成立债权债务关系，作为承包人的内部关系，原告也无权以实际施工人身份按建设工程施工法律关系向被告主张权利。2.关于原告是否全面实际的组织了施工并独立履行完成了具体施工任务。首先，案涉工程的资金筹集不是由原告独立完成。原告称其于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期间进行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但未能提供原、被告之间存在实际施工关系所签订的书面合同。原告称项目开始施工后采取包工包料模式，则需要大量工程垫款，被告没有承担全部工程垫款的能力，在2015年3月至2016年4月间原告垫资款为2,307,394.05元。而案涉工程总造价决算值为9,454,398.10元，被告提供证据显示案涉工程被告实际支出款额为9,894,844.60元，双方认可被告先后转给原告款额为3,833,611元。原告称收到的转款并非用来支付自己的工程垫款，而是原告代为支付其他人的工程款。鉴于被告提供了实际支出工程款数额超过工程总造价决算值的相关证据，原告未能提供针对垫付2,307,394.05元和收到对方3,833,611元款项如何进行支出的原始凭证及明细，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由此可以证明，案涉工程并非由原告独立筹集资金并履行完成。即使按原告主张，施工中绝大部分费用也是由被告或以被告名义支付的。其次，案涉工程的管理事务不是由原告独立完成。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从费用结算手续显示，一些施工管理和审批事务不是由原告自行负责，对外支付材料费、人工费不仅以被告名义进行，而且支付凭证需要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周勤斌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后才有效实施。原告后期被要求离开授权代理的工程管理岗位，实为被告已经撤回了对原告的代理授权，即原告失去案涉工程的被告代理人资格。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对于原告代表被告在前期经手发生采购业务中的部分欠款，被告则由其法定代表人周勤斌直接负责并以被告名义相继履行了付清义务。如：（1）2016年10月31日，张建华与被告签署《合同履行完成证明》，结算金额152,000元，宝兴公司方王庆红、周勤斌和劳务施工方张建华分别签字确认。（2）2016年11月2日、5日，杜新成与被告签署《开发区万达广场电工结算书》，劳务费305,942元，已结支付168,000元，宝兴公司方王庆红、周勤斌和劳务施工方杜新成分别签字确认。（3）2016年11月2日，苍惠峰与被告签署《开发区万达广场苍惠峰劳务班组结算书》，劳务总价为215,900元，已支付183,400元，宝兴公司方王庆红、周勤斌和劳务施工方苍惠峰分别签字确认；2017年1月7日，苍惠峰与被告签署《大连经开万达广场付款证明》，被告同意支付2015年8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尚欠劳务费32,500元，并载明“此截止日之后王庆红与苍惠峰之间发生的所有费用均与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宝兴公司方周勤斌和劳务施工方苍惠峰分别签字确认。（4）2016年11月3日，鲁富军与被告签署《开发区万达广场油工劳务结算书》，决算额930,000元，已支付365,000万元，宝兴公司方王庆红、周勤斌和劳务方鲁富军分别签字确认；2018年1月5日，鲁富军与被告签署《大连经开万达广场付款证明》，载“施工期间王庆红对工程质量极不负责，盲目操作管理不善，给公司的经济和声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给监理、大包、甲方留下了极坏的印象，监理、大包、甲方要求必须让王庆红离开此工程。在此情况下，公司本着负责态度，妥善处理此问题”“工程尾款由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分批支付到清账为止。此截止日之后，王庆红与鲁富军之间发生的其他所有费用均与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截止今天为止，鲁富军给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大连经开万达广场4＃、7＃、8＃的所有工程款全部结清”，宝兴公司方周勤斌和劳务方鲁富军分别签字确认。（5）2017年1月17日，大连后盐家居大世界胜隆建材经销处向被告出具《大连经开万达广场付款证明》，载“胜隆建材经销处从2015年6月至2016年5月止给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正在施工的大连经开万达广场4＃、7＃、8＃供应轻钢龙骨、石膏板、板材、五金件等材料总计金额624,725元”“现欠材料款余额为124,500元”“此款由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协商、分批支付到清账为止。此截止日之后王庆红与大连胜隆建材经销处之间发生的所有购买材料的费用均与大连宝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第三，案涉工程后期现场整改和维修实际是由被告负责承担。被告在本案原审和本次审理中均提供了监理通知、现场整改通知、现场罚款证明、维修证明的证据，原审中天泰公司曾作为第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结合被告提供的收款人向其出具的付款证明的证据，在原告后期被要求撤离现场施工管理工作的情况下，针对案涉工程存在的质量问题，应总发包方、监理方、天泰公司的要求，有据证明被告实际承担了案涉工程的现场返工维修责任，无据证明原告对工程质量维修支付相关费用。3.关于原告是否具有与案涉工程有关的财务资料和结算资格。原告仅提供了垫资汇总表、资金汇总表证据，但未能提供案涉工程有关财务资料的原始凭证，且资金汇总表备注栏中只列有单据数量而没有单据明细。虽然双方认可原告将原始凭证移交给了被告，但原告却无法举证证明该移交行为是其以实际施工人的主体而为而不是以被告授权的职务行为而为，并且移交原始凭证事实本身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在原告称已将相关财务原始单据全部向被告进行了移交，而其又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在签署垫资汇总表、资金汇总表后仍需就案涉建设工程实际施工进行单独结算的情况下，根据已有证据则无法确认原告具有与被告单独进行建设工程结算的资格和权利。本案中，原告也并未就工程款的结算向被告提出诉讼主张。4.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属于借用资质或挂靠关系。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有关借用资质或挂靠施工的证据，也无据证明原告向被告交纳过借用资质或挂靠的管理费，故本案不存在原告因借用资质或挂靠关系而成为实际施工人的问题。根据以上评析，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虽然曾系被告实施案涉工程的委托代理人，但其并不构成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原、被告双方在垫资汇总表、资金汇总表上的签字行为属于承包人内部对于该项目资金安排汇总的确认，而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故对原告关于其系案涉建设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诉讼主张，因无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支持。进而原告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垫资工程款2,307,394.05元，亦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王庆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59元（原告预交29,684元，应退442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259元，由原告王庆红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第一组证据宝兴公司给王庆红转账的明细中存在错误的相关材料，拟证明万达广场项目现场经理张雪松签字认可的人工费147,256元、万达步行街项目用工费用247,135元、王庆红转给侯亮的理石货款、王庆红转给施工员刘世平的36,000元、王庆红及其妻子刘某与周勤斌及曹小娥至今的转账记录26笔等并非本案工程款；第二组证据承诺书，拟证吴瑞松既是案涉工程现场工作人员，同时也是万达公馆的工作人员；第三组证据竣工验收备案表，拟证明案涉工程2016年4月27日就已经竣工备案；第四组证据被上诉人员工刘世平的施工笔记，拟证明其中记载的并不只有案涉工程，还有步行街项目；第五组证据2015年3月至2016年4月30日支出明细，拟证明汇总表上的数字都是经过双方核对完毕的。宝兴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并非新证据，其中竣工验收备案表涉及验收的是框架主体工程，并非本案的精装修工程，与本案无关；对刘世平的施工笔记，也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拟证明的内容与王庆红历次庭审中陈述不一致，且仅凭王庆红与案外人的汇款等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至于王庆红所述其及妻子与周勤斌及曹小娥的个人借款，亦并非本案审理范围；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组证据仅能证明万达广场A区相关建筑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第四组证据仅是笔记记载，无法证明其来源及与本案的关联性；第五组证据系王庆红自行制作，不予采信。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宝兴公司应否支付王庆红垫资工程款2,307,394.05元。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现王庆红主张宝兴公司向其支付垫资工程款，其应对此举证证明。王庆红提供的主要证据为垫资汇总表，其上载明截止2016年4月30日，王庆红垫资金额为2,307,394.05元，周勤斌垫资金额为153,396.40元，公司向吴瑞松私人借款110,334.30元，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6日。但宝兴公司认为该垫资汇总表仅系对王庆红垫资的汇总，并不能证明尚欠王庆红上述金额的款项。本院认为，仅从该垫资汇总表的内容及形式上看，该证据仅系对垫资金额的汇总，无法证明宝兴公司尚欠王庆红上述款项，并非宝兴公司拖欠王庆红款项的直接证据。双方当事人在历次庭审中已认可宝兴公司先后转给王庆红款项3,833,611元，王庆红虽在本次庭审中仅认可收到其中的2,139,430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关于“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其不能轻易否定之前在庭审中对是否收到款项及款项性质的认定。另外，王庆红在本次庭审中认为宝兴公司向其支付的3,833,611元中还包含案涉工程之外的步行街项目款项、王庆红及其妻子与周勤斌及曹小娥之间的个人往来款，但其在历次庭审中均未提及，王庆红在本次庭审中提交的其支付给步行街项目相关人员款项的证据以及其主张的案外人确认的步行街的人工费等，均不能证明宝兴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已支付给王庆红的3,833,611元款项中包含步行街项目款项，王庆红也未提供其所称的步行街项目的相关书面合同等证据。且如果王庆红或其妻子与周勤斌、曹小娥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与本案亦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王庆红提交的现有证据中并无针对垫付2,139,430元和收到宝兴公司3,833,611元如何进行支出的原始凭证及明细，即使在宝兴公司已付款中扣除《2015年大连经开区万达广场4#、7#、8#工程施工给王庆红卡转账明细》中“2015年12月26日转王庆红交配套费20,000元”、“2015年12月28日转王庆红消费15,000元”的款项，宝兴公司支付给王庆红的款项数额也远大于王庆红主张的垫资工程款数额，对王庆红主张的垫资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案涉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王庆红自2016年5月是否实际在施工现场等，并非本案审查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庆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59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王庆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欢审判员 陈 伟审判员 王迎春二〇二一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