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2民初2号原告：黄山市汉洲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祁山镇金东大市场。法定代表人：张接春，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包更生，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皓，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GOLDENSEASHIPPINGPTE.LTD.）。住所地：新加坡共和国丝丝街30号保诚保险大厦#25-01（30CecilStreet#25-01PrudentialTower,Singapore）。代表人：张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周琦，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冲，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山市汉洲贸易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GOLDENSEASHIPPINGPTE.LTD.）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诉前调解未果后，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20年5月14日，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并于2020年11月11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皓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冲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8月，原告进口的三个40尺高箱的货物由被告自菲律宾马尼拉海运至中国上海外高桥港中转后，驳船运往中国南京，被告签发的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为原告。货物到达中国南京港后，因品名的编号等问题遭海关查验。2019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以下简称南京海关）责令原告对涉案货物办理退运，并对货物予以放行。原告随后办理了退关、重新订舱出运等手续，货物于2019年2月3日重新起运。因期间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故被告向原告主张自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间每个集装箱的超期使用费人民币91200元，共计人民币273600元。原告对被告的该项费用主张不予接受，遂于2019年2月2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表示对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予以保留性地暂时支付，原告将保留向被告主张返还过高部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权利。2019年2月18日，原告向放箱公司南京耀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乐公司）支付了押金共计人民币273600元。之后，耀乐公司代原告向被告指定的中艺储运江苏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艺公司）支付了该人民币273600元，双方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结算完毕。原告认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确因原告的问题而产生，但每个集装箱的超期使用费需以一个40尺高箱新箱的价格人民币30000元为限，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其已收取的过高部分的费用。据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人民币18360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被告辩称，被告并非适格主体，与原告发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纠纷的是耀乐公司和中艺公司，原告直接起诉被告的行为违反合同相对性；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业务收费，性质等同于运费而非违约金，原告要求调整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缺乏法律基础；原告已通过实际履行的方式对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予以认可，且原告付款时货物已经退运，应视为原、被告双方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中艺公司并非被告的代理人，被告与中艺公司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结算完毕，应视为被告与原告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结算完毕。据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提单，用以证明被告作为承运人签发了涉案提单，提单记载原告为收货人，双方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对该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认为双方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不等于原、被告之间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支付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鉴于被告对该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2、报关单、贸易合同、发票、装箱单，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货物进行进口报关，原告是收货人，国际贸易合同关系真实存在。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3、电放保函，用以证明原告要求江苏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远）放货，原、被告之间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超额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被告对该保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江苏中远是被告的代理人，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电放保函是单方作出的承诺，相对方是否接受应当由相对方作出决定。鉴于被告对该保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4、进口货物直接退运核批表，用以证明经海关核批后，涉案货物办理退运，涉案集装箱发生滞留的事实。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5、律师函、快递单及签收记录、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之间的往来邮件，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声明原告不接受超出合理范围的过高费用，即使原告付款亦保留要求被告返还的权利，被告签收了律师函。同时，原告律师曾将该律师函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被告律师。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并未通过留置货物的方式要挟原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也从未以不办理退运为由胁迫原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被告对退运航线不具有垄断地位。被告不接受原告附保留条件的支付行为，原告可通过协商方式以双方最终认可的超期使用费金额进行支付，或者待被告起诉原告要求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现原告仍然选择支付的行为已丧失了保留权利的初衷。原告在已知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以一个新箱价值为上限的情况下，仍怠于支付及还箱，其已丧失了要求法院酌情调整或者返还费用的基础。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曾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向被告发送过律师函及其内容，原、被告双方律师也曾就此沟通。6、海运单、订舱确认、报关单，用以证明原告已于2019年2月安排涉案货物退运，货物已运至境外，涉案集装箱已经返还被告，被告不存在要求原告返还集装箱及对残值主张的权利。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退运承运人的选择系原告作出的市场选择，被告无法强迫原告选择指定承运人进行退运。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涉案货物已退运，集装箱已经返还被告的事实。7、付款凭证、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耀乐公司向原告开具的发票、中艺公司向耀乐公司开具的发票及付款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向耀乐公司支付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共计人民币273600元；被告主张自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月28日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共计人民币273600元；耀乐公司代原告向中艺公司支付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过高部分。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仅能证明原告向耀乐公司支付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被告从未自原告处直接收取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且发票的开具一般意味着购买方与销售方确认发票金额，进一步证明了原告认可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与耀乐公司、耀乐公司与中艺公司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进行结算的过程。8、民事判决书两份、阿里巴巴批发网上查询的40尺高箱价格列表，用以证明相关司法判例支持按照同箱型新购价格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一个40尺高箱新箱价格为人民币30000元左右，原告愿以人民币30000元承担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一个40尺高箱新箱价格为人民币3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民事判决书中关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性质分析属于法律说理部分，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引用，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应否退还以及返还的具体金额应由法院进行审查。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一个40尺高箱的新箱价格为人民币30000元。9、调查笔录及被谈话人石文旋的身份证复印件、电子邮件截图，用以证明被告明确表示必须收到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才能放货，原告支付款项时明确表示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调查笔录的性质是证人证言，但石文旋并未出庭作证，且原告确认耀乐公司是其代理人，则原告与耀乐公司之间的沟通应视为其单方陈述；即使石文旋所述真实，也与原告此前所称原、被告之间存在耀乐公司、中艺公司、江苏中远三家代理公司，耀乐公司没有机会同江苏中远直接进行沟通相矛盾。本院认为，证人石文旋系因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未能出庭接受质询，其已以调查笔录的形式提交书面证言，且调查笔录中其所述事实与在案其他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电子邮件截图也可与原告证据7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涉案货物退运过程以及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过程。被告未提交证据材料。本院查明：2018年8月26日，原告进口三个40尺高箱的货物自菲律宾马尼拉运至中国南京，集装箱编号分别为CBHU8805873、DFSU7168514、FSCU8719710。被告作为货物的承运人，出具了编号为COAU7170212380的海运单，其上载明收货人为原告，货物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净瓶片。上述货物于2018年9月5日到港，随后原告向被告代理江苏中远发送《电报放货保函》请求提货。2019年1月18日，南京海关出具新关退[2019]003号《进口货物直接退运核批表》，同意原告对涉案货物办理退运。该表中记载货物直接退运的原因是“此票货物进口后经商检鉴定质量不符合要求，双方协商一致要求将此票货物退运出境”。2019年1月30日，江苏中远员工方红将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邮件发送给耀乐公司，以回复耀乐公司此前关于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询问。该支付通知上载明，涉案三个集装箱自2018年9月10日起至2019年1月28日止应收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为人民币91200元/箱，共计人民币273600元，付款义务人为中艺公司。2019年2月18日，耀乐公司将该邮件转发给中艺公司。2019年2月1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声明：一、被告主张的涉案三个集装箱项下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月28日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273600元明显过高，原告对该金额不予确认；二、南京新生圩海关已对涉案集装箱放行，原告出于止损与减损的考量，对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273600元予以保留性地暂时支付，以换取终止损失扩大的结果，但原告的支付行为不代表原告确认被告的全部主张；三、原告将保留向被告主张返还过高部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权利，并保留向被告追索原告由此造成损失的权利；四、原告不接受被告留置涉案集装箱的行为，如被告以留置集装箱的方式强行要求原告接受被告主张，原告将保留向被告主张由此造成损失的权利。律师函中同时请被告在收到该律师函的24小时内重新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确认后予以支付，或者原告在保留性支付人民币273600元后，被告将过高部分返还原告，否则原告将依法通过包括但不仅限于司法诉讼等一切为法律所许可的途径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律师于2019年2月3日收悉该律师函。2019年2月3日，涉案货物重新装船从中国南京运往中国香港，被告作为承运人出具了编号为COAU7058604720的海运单，其上载明托运人为原告。2月17日，涉案货物抵达中国香港。原、被告确认涉案货物在中国香港已被提货，集装箱已返还承运人。2019年2月18日，原告向耀乐公司分别支付了人民币173600元和人民币100000元，付款摘要中均注明系中远船滞箱费押金。同日，耀乐公司向中艺公司支付了人民币273600元，付款摘要注明系滞箱费押金。同时，中艺公司将耀乐公司的付款凭证邮件发送给江苏中远员工方红，并注明此为COAU7170212380滞箱费押金。被告确认，其代理江苏中远已从中艺公司处收到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2019年2月26日，中艺公司向耀乐公司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2736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备注“B/L:COAU7170212380”。2019年6月28日，耀乐公司向原告开具了三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912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该三张发票均备注“B/L:COAU7170212380中远进口滞箱费”。2020年6月6日，原告律师向耀乐公司员工石文旋询问本案情况。石文旋陈述，其负责与原告对接处理涉案货物的进口换单、报关、提箱及退运事宜。2018年9月25日左右，耀乐公司就涉案货物向江苏中远换取提货单，因遇到海关政策变化，海关不允许涉案货物进口报关，也没有进行查验。后经与海关协商，海关同意直接以商检质量不符合要求，协商一致将货物直接退运，并出具新关退[2019]003号《进口货物直接退运核批表》。在货物退运订舱前，江苏中远表示，根据操作的一般做法，货物起运前必须把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付清，不然不可能上船出运。耀乐公司询问能否变通处理，江苏中远表示，如果不在起运港扣箱，也会在目的港扣住，这票货先走，但放货前原告必须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付清，耀乐公司便将该情况转达原告。涉案货物于2019年1月20日左右完成退运订舱并申请作电放。因货物作退运处理，石文旋便直接向江苏中远的员工方红询问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方红于2019年1月30日发邮件回复自2018年9月10日起至2019年1月28日止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为人民币273600元，石文旋随即将该金额告知原告。2019年2月3日涉案货物从中国南京起运，2019年2月17日到达中国香港。货物到港后，在电放前，耀乐公司收到了原告支付的人民币273600元，并备注押金，耀乐公司于当日将钱款付给中艺公司，也备注押金，并发了一份邮件给中艺公司。中艺公司于当日也发了邮件给江苏中远的方红，并抄送石文旋，告知江苏中远是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庭审中，原、被告对一个40尺高箱新箱的价值以人民币30000元计算均予确认。被告庭审中确认只有与被告、被告代理人签署协议或经被告、被告代理人认可的公司，才有资格向被告、被告代理人申请办理提、放箱手续。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系收货人，被告系承运人的事实均无异议。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其认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过高部分；二、原、被告是否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三、原告应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金额。关于原告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其认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过高部分的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及各自的法律地位均无异议，原告作为涉案货物合法的收货人，其有权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收取的正确、合理与否及返还问题向被告提出主张。关于原、被告是否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的问题。原告主张，原告从未对被告提出的超期使用费金额予以确认，其在支付押金前亦出具律师函明确表示不予接受，其支付押金系为了避免集装箱在退运目的港后被滞留，且中艺公司系被告的放箱代理，其与被告之间的结算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原、被告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被告主张，中艺公司并非被告的放箱代理，其应为原告的代理人，中艺公司与被告结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行为可以认为原、被告就费用金额达成一致，且原告在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前，涉案货物已经顺利退运，并不存在退运或提货障碍。本院认为，首先，就中艺公司的身份问题。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只有与被告或被告代理江苏中远签署协议或经被告或江苏中远审核认可的公司才能向被告或江苏中远申请办理集装箱放箱、还箱手续。此节事实从侧面反映了中艺公司因取得了被告或江苏中远的审核认可，从而取得了放箱权，中艺公司实则系代表被告进行放箱和收费操作。同时，耀乐公司因未与被告或江苏中远签署协议，不能直接向被告或江苏中远申请放箱，只能委托中艺公司办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也是通过中艺公司与江苏中远进行结算。据此，本院认为，在涉案业务中中艺公司被认定为被告的放箱和收款代理更为合理，故中艺公司与被告的代理人江苏中远结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原、被告已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其次，目前并无证据显示原、被告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事实表明，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的时间为2019年2月1日，原告向耀乐公司支付押金的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即原告在向耀乐公司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之前已向被告发出律师函，明确对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不予确认，并表示其系保留性地暂时支付押金，以换取终止损失扩大的结果，其支付行为不代表确认被告的全部主张。而且，原告支付费用时在付款摘要中明确注明系中远船滞箱费押金，其代理人耀乐公司在向中艺公司支付费用时亦注明系滞箱费押金。同时，根据耀乐公司员工石文旋的陈述，江苏中远表示若不支付押金，就无法在退运目的港将集装箱提出。本院认为，原告已经以其实际行动明确表示不接受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在原告已对费用金额明确表示异议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原告支付押金的行为即认定双方已就费用金额达成一致。据此，本院认为，目前的在案证据及相关事实尚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关于原告应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的问题。原告主张，每个集装箱的超期使用费需以一个40尺高箱新箱的价格为限。被告主张，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性质等同于运费而非违约金，原告要求调整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集装箱属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工具，原告作为收货人和实际用箱人，负有及时归还集装箱的合同义务，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是收货人违反此项义务时，就承运人遭受的损失向承运人进行赔偿的一种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对此，需要审查承运人因此遭受了多少实际损失，以及是否采取了适当措施避免损失扩大。通常理解，未及时归还集装箱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失主要是集装箱被占用导致承运人用箱周转发生困难，此情形通过购置一个同类型新箱即可消除，故承运人的损失至多为新箱购置价格。庭审中，原、被告对一个40尺高箱新箱价值以人民币30000元计算均予确认，故本院确定被告有权向原告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金额应为人民币90000元。鉴于原告实际支付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为人民币273600元，被告亦确认已收到全部费用，故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人民币183600元。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GOLDENSEASHIPPINGPTE.LTD.）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山市汉洲贸易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183600元。被告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GOLDENSEASHIPPINGPTE.LTD.）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72元，由被告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GOLDENSEASHIPPINGPTE.LTD.）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黄山市汉洲贸易有限公司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GOLDENSEASHIPPINGPTE.LTD.）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蕾审 判 员  陈 磊人民陪审员  王荣富法官 助理  王 冰书 记 员  王 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三、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