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3民终151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蜀诚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东区科海大道44号。法定代表人：李正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庆鸿，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彼岸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号楼A-1023室。法定代表人：王登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男，199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彼岸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员工，住山东省冠县。上诉人北京蜀诚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彼岸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彼岸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2民初924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蜀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审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对比双方提供的《物流园一期屋项花园工程施工协议》原件，彼岸公司落款时间均为2017年7月13日，蜀诚公司的签字时间则有两种情况，一个是2017年7月13日，一个是2018年11月4日，足以表明双方就该施工协议早在2017年7月13日便达成一致，蜀诚公司2018年11月4日为彼岸公司补签字，不意味着该协议2018年11月4日才订立，更不意味着该协议全部条款是彼岸公司2018年11月提出的，该协议全部条款彼岸公司2017年7月13日便已提出。因此，彼岸公司在本案中出示的2018年7月5日《物流园一期屋项花园施工合同》不是蜀诚公司与彼岸公司《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工程施工协议》中所指的《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而是2017年7月或之前便已成立的彼岸公司与上家之间的施工合同。北京金信瑞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公司）给彼岸公司发的《工程维修通知函》称“鉴于贵我双方于2017年度签订的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可见北京金信瑞达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便与彼岸公司签订了《物流园一期屋项花园施工合同》。即使2018年北京金信瑞达科技有限公司再次与彼岸公司签订《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新施工合同也与蜀诚公司无关。彼岸公司未能证明2017年7月13日之前或当时双方已达成仲裁条款。一审法院没有正确解释“其余条款、协议与《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一致”的含义，其余条款不应理解为剩余所有条款，蜀诚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替彼岸公司完成施工任务，与施工有关的条款听从彼岸公司管理，以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为准，这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如施工质量要求。应当从蜀诚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替代彼岸公司施工的这一角色出发解释上述合同文本，才能接近双方真实意思。彼岸公司与上家的仲裁条款与施工无关，不能类推适用。一审法院凭此含义模糊的语句来推定双方存在仲裁条款，与仲裁法要求的双方达成仲裁协议的要求不符，与双方真实意思不符。事实上，蜀诚公司从未与彼岸公司达成过仲裁协议，也从未收到过《物流园一期屋项花园施工合同》文本。蜀诚公司只是在实际施工中，以彼岸公司与上家达成的施工方案、图纸、质量标准等替彼岸公司完成施工。彼岸公司辩称：同意一审裁定，不同意蜀诚公司的上诉请求。蜀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彼岸公司立即支付蜀诚公司工程款44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44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在本案首次开庭前，彼岸公司向法院提出异议，认为就本案所涉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书面仲裁约定。故该案不应由人民法院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法院依法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本案中，2018年6月29日金信公司向彼岸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决定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招标项目由彼岸公司中标，本次招标为固定总价，中标价格650000元。2018年7月5日，金信公司（甲方，发包方）与彼岸公司（乙方，分包商）签订《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暂定开工时间为2018年7月15日，暂定竣工时间为2018年10月12日，（具体开工时间依据发包方开工令为准），第二十二条仲裁约定“本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按照该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北京市。该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最终约束力。”彼岸公司向法庭提交一份蜀诚公司、彼岸公司签订的《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工程施工协议》，约定合同价款内容及其余条款、协议与《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一致。彼岸公司（甲方）盖章，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13日，蜀诚公司（乙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李正东手写签字，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4日。蜀诚公司亦向法庭提交一份《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工程施工协议》，内容与彼岸公司提供的一致，但在落款处彼岸公司（甲方）日期为2017年7月13日，蜀诚公司（乙方）未加盖公章，李正东手写签名，日期为2017年7月13日。关于两份协议落款不一致情况，彼岸公司称协议为2018年7月13日签订，2017年为笔误。蜀诚公司则称合同实际签署日期为2017年7月13日，蜀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4日的《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工程施工协议》真实性认可，但是签订背景是蜀诚公司在2018年遗失上述协议，找彼岸公司补签的合同，蜀诚公司签署了补合同当天的日期。同时金信公司发给彼岸公司的《工程维修通知函》中也表明“鉴于贵我双方于2017年度签订的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可知彼岸公司与金信公司在2017年便存在施工合同。蜀诚公司认为彼岸公司没有充分证据否定施工协议的所有条款是彼岸公司2017年7月13日提出的，不能认为2018年彼岸公司与金信公司的因形式上的招投标而签订的施工合同的仲裁条款可适用于蜀诚公司、彼岸公司之间的施工协议，没有证据表明2017年7月13日彼岸公司向蜀诚公司提出的意思表示中已有仲裁条款。双方对《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工程施工协议》签署日期各执一词。一审法院认为：蜀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正东于2018年11月4日签订的《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工程施工协议》晚于《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签订时间，合同双方应充分理解协议约定内容并且按照约定履行，《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工程施工协议》中仅约定合同价款相关内容，其余条款、协议与《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一致，故双方产生争议时适用合同第二十二条仲裁条款并无不妥，蜀诚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蜀诚公司有明确反对仲裁的意思表示，亦未能举证存在多份不同的《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故对于蜀诚公司所提2017年7月13日签订协议时无法证明仲裁条款存在故而不适用仲裁约定的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同时该条款约定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选定的仲裁机构明确。综上所述，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达成请求仲裁的协议，选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该仲裁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定合法有效，故对于蜀诚公司的起诉，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北京蜀诚劳务有限公司的起诉。二审中，蜀诚公司提交：1.工程维修通知函，其称是彼岸公司通过微信发送给蜀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明彼岸公司拿的2018年的合同不是唯一的，2017年就已经签订了施工合同；2.北京彼岸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企业信息，3.北京彼岸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企业信息，证明涉案项目从设计到施工从2017年就开始了，都是彼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在工作，所以2018年招投标不是真实的，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彼岸公司称，对上述材料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2017年是一个笔误，因为模板用的是原始施工合同的，具体的签订日期是2018年7月5日；对材料2、3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述两个公司是一个法定代表人，涉案工程的设计和工程项目是分开的，设计是在2017年，施工是在2018年。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中标通知书》落款的时间2018年6月29日，根据《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的内容，合同订立时间是2018年7月5日，其中第二十二条仲裁约定“本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按照该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北京市。该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最终约束力。”2018年11月4日蜀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正东签字并加盖公章的《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工程施工协议》，晚于《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订立时间2018年7月5日，该协议中仅约定合同价款相关内容，且明确载明其余条款、协议与《物流园一期屋顶花园施工合同》一致，故彼岸公司主张双方产生争议时应适用合同第二十二条仲裁条款，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蜀诚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推翻关于仲裁条款的约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蜀诚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蜀诚公司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申峻屹审 判 员 杨 夏审 判 员 张 弘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 立书 记 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