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民终14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女，1951年06月0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帮伟，修文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1011100866。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贵州，修文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101220116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1，男，196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2，女，1948年05月0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3，女，1956年03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4，男，1965年06月0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5，女，1972年06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修文县。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祀训，贵州黔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310738637。上诉人代某与被上诉人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邓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3日作出（2017）黔0123民撤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代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在作出（2017）黔0123民初1476号《民事调解书》时应追加上诉人为该案原告而未追加，程序不合法。并且，上诉人在父母最困难的时候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规定，可以分得生父母的适当遗产。邓某1辩称：代某经常看望生父母，还通过我本人带钱，应该分得部分财产。邓某2、邓某3、邓某4、邓某5共同辩称：根据法律规定，代某与生父母、兄弟姐妹在法律上的关系已消除。（2017）黔0123民初1476号案件虽然未经代某参加调解，但该案处理不违反法律规定。代某称其尽到赡养义务只是单方称述，没有证据证明。代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2017）黔0123民初1476号《民事调解书》；2.判决原告与被告按份享有同等继承权，对徐正仙所有的位于修文县××（××）××号房屋所有权（房屋所有权证号：筑房权证修文字第××号）及修文县龙场镇中山路3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修土国用籍字第773号）享有16.66%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系亲兄弟姐妹关系，父亲邓锦泉、母亲徐正仙。1952年，原告被送至邓家珍、代国林处进行抚养至成年，期间改名为代某，成为邓家珍、代国林的养女，未办理收养手续。原、被告双方父母去世后，被告邓某2、邓某3、邓某4及邓某5于2017年09月22日向本院起诉被告邓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03日作出（2017）黔0123民初147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确认：一、徐正仙所有的位于贵州省××文县××（××）××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房屋所有权证号：筑房权证修文字第××号）及位于贵州省××文县××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修土国用籍字第773号），由原告邓某2、邓某3、邓某4、邓某5及被告邓某1各自享有20%的份额；二、被告邓某1与修文县实验小学于2013年02月16日签订的《房屋补偿协议》中修文县实验小学向被告邓某1支付的一次性补助款50000.00元，归被告邓某1所有；三、案件受理费费60.00元，减半收取计30.00元，由原告邓某3负担。该《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本案中，原告虽系邓锦泉、徐正仙二人所生子女，与被告系亲兄弟姐妹关系，但原、被告均认可原告于1952年便被送至邓家珍、代国林处进行抚养直至成年，成为其养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的规定，原告与邓家珍、代国林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与生父母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虽然原告主张其对生父母尽到了赡养扶助义务，但根据原告及证人的陈述，原告仅为偶尔去看望生父母时给予一定金钱补助，并未对其生父母的生活、经济、精神等提供了较多的照顾，不能说明其对生父母有较多扶养。故原告对徐正仙、邓锦泉的遗产无继承权利。（2017）黔0123民初1476号民事调解书未损害原告的民事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关于被告邓某1主张本案争议房屋土地使用权份额划���应将被告邓某1的78.32平方米的土地扣除，剩余部分才能作为遗产分割的抗辩理由。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被告邓某1的上述抗辩理由不在本案审查范围之内，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代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原告代某负担。本院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本案一审法院作出（2017）黔0123民撤1号民事判决后，原审被告邓某1提起上诉，称（2017）黔0123民初1476号民事调解书中涉及的房屋是由其交纳的土地使用费，其享有土地使用权，应待该房屋权属清楚后再分割。邓某1并缴纳了上诉费60元。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事实一致。本案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代某自1952年即被送至邓家珍、代国林处进行抚养直至成年，成为邓家珍、代国林养女系本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由此依法认定代某与邓家珍、代国林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与生父母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并无不当。代某主张其享有对生父母遗产的继承权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依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依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的遗产”之规定，故代某应当提交证据证实其对生父��扶养较多。现代某仅提供了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不能证实代某对生父母扶养较多，代某自身陈述中也认可其仅是去看望其生父母，并未对其进行照顾，故本院不予认定代某主张系事实。由此，代某不能证明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规定之情形，（2017）黔0123民初1476号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损害其民事权益，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代某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邓某1，一审法院未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其上诉理由是对（2017）黔0123民初1476号民事调解书不服，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审理，其上诉应不予受理，缴纳的上诉费应退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代某负担。邓某1预交的60元，退还邓某1。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衷进全审判员  李云鹤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武雨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