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甬余陆商初字第44号原告：鲁志丰。被告：阮光忠。委托代理人：楼建新。原告鲁志丰与被告余姚市阮艺种业有限公司、被告阮光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2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原告鲁志丰于2013年1月7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余姚市阮艺种业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案分别于2012年4月5日、2012年9月20日、2013年3月26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鲁志丰及被告阮光忠的委托代理人楼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鲁志丰起诉称：2003年，原告在被告阮光忠的强力邀请下分三次支付被告花木投资款380000元，分别为2003年10月22日支付100000元、2003年10月26日支付80000元、2003年11月5日支付200000元，由被告阮光忠出具收条1份。事后了解到被告阮光忠背着原告于2003年11月14日向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了名为余姚市阮艺种业有限公司这一法人，出资人为被告阮光忠及陈梓华，出资额为1000000元，其中被告阮光忠占80%，陈梓华占20%，但并没有原告的相应份额。因当时原告人身受到司法限制，无法主张权利。2010年7月开始，原告多次向被告阮光忠催讨归还投资款，但被告阮光忠不但不归还还否认存在投资款的事实，原告于2011年4月向法院起诉要求归还。庭审中，原告面对被告阮光忠的矢口否认但苦于原始证据一时未能找到而无法争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原告听从了法官的建议而当庭撤诉。2011年11月，原告在家中寻到了被告阮光忠在2005年1月出具的有关投资款的收条，故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阮光忠立即归还原告花木投资款38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5992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收条、苗木基地租赁承包协议书（复印件）、（2011）甬余陆商初字第77号民事裁定书、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各1份。被告阮光忠答辩称：原告的诉称与事实不符，本被告及余姚市阮艺种业有限公司根本未收到过原告的380000元投资款，2003年10月10日签订的创立花卉基地合作协议只是一份意向性的协议，原告根本未履行该协议；本案所涉及的收条是本被告依照原告的意思而抄写的，是为原告摆脱纪检部门的审查而作的虚假收条；要求原告提交余姚城北基地花木赔偿评估清单，支付已获得的赔偿款，但本被告认为自己移种在该基地的花木价值将近六、七十万元。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创立花卉基地合作协议（复印件）、记账凭证（复印件）、余姚城北基地花木种植清单、工商变更登记情况（复印件）、聘用合同书（复印件）各1份及账册凭证（复印件）4份。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收条系被告按照原告的草稿抄写的，对苗木基地租赁承包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认为与其无关，对（2011）甬余陆商初字第77号民事裁定书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创立花卉基地合作协议只是双方的一份合作意向，并没有正式实施。本院为查明原告投资款的支付及双方合伙情况调取了（2005）余刑初字第369号刑事案卷中的两份调查笔录，经质证，原告对被告陈述的380000元投资款的支付情况无异议，但认为余姚城北基地是由原告自己管理的，被告移种过来的苗木的款项已当场支付给了被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表示对调查笔录的内容不清楚，但指出原告并没有支付过苗木款。本院认为，上述调查笔录系余姚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询问时制作的，其真实性应予采信。本案中涉及两个事实的认定：一、被告是否收到原告支付的380000元投资款。原告对该款的支付情况作了如下陈述：2003年10月22日支付现金100000元、10月26日支付现金80000元、11月5日向宁波五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借款200000元并用转账支票予以支付，上述款项根据被告的要求均交于陈梓华，由陈梓华出具了三份收条，2005年1月15日，原告要求被告汇总出具一份收条，并由被告对款项的支付情况进行了备注。被告对此辩称：原告就投资款付款情况的陈述与其在（2011）甬余陆商初字第77号案件中的陈述不一致，被告及余姚市阮艺种业有限公司均未收到上述款项，而本案所涉及的收条的出具时间应为2005年1月24日，其中向宁波五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所借的200000元是原告用于在江西购买房屋的。本院根据已采信的证据及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后着重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被告就投资款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在收条中不仅金额与原告诉称的一致，而且被告也详细列明了款项分期支付的情况；其次，原告就投资款中200000元的资金来源也予以了合理的说明，并且与被告在收条中列明的分期付款情况相对应；最后，余姚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05年1月25日、1月28日两次对被告的调查中，被告陈述“到2003年10月份，我们正式签订了一份合股经营的协议，大概在11月左右，鲁志丰把380000元投资款打入了梁辉信用社的户头，是梁辉信用社的陈梓华经手的，具体陈梓华存入哪个户头我不清楚，先由陈梓华给鲁志丰出了收条，后来我收回后又重新由我给鲁志丰出了收条”，故被告在被调查时就投资款的进账情况的陈述与原告的诉称相符合。综上，本院对被告于2003年10月22日、10月26日、11月5日分别收到原告的投资款100000元、80000元、20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二、原、被告是否已实施了创立花卉基地的合作协议。虽然原、被告在庭审中均认为该合作协议只是一份意向性协议，否认已正式实施了该合作协议，但双方的理由均为对方未按协议内容履行。原告就花卉基地的情况陈述如下：2003年10月10日，原、被告签订了《创立花卉基地合作协议》1份，同年12月30日，原告与余姚市东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苗木基地租赁承包协议书》1份，即租赁了本案中的城北基地，原告随即平整了场地、支付了费用后就要求被告将花木移种过来，移种过来的花木价值大约80000元（该款已支付给了被告），该基地的日常管理由原告负责；后被告从该基地中移走了12支桂花树，2007年8月，原告通过儿子将城北基地转让给了案外人吕建波，转让价格为100000元；四川温江基地是被告负责的，原告曾经受聘去管理该基地。被告对此辩称：原告出面向余姚市东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租赁了城北基地后，被告便平整了土地、移种了花木，支付了租赁费10000元，被告也参与了城北基地的管理；被告将花木移种至四川温江基地，并聘请原告进行管理，原告在管理过程中将苗木卖掉，谎称苗木都死了便回来了，2004年之后，该基地也不存在了。本院根据已采信的证据及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后认为：原、被告于2003年10月10日签订了创立花卉基地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第一条“余姚城北基地占地约14亩，全部租用土地，政策和平时花卉专人生产管理由原告负责，四川温江基地政策处理、生产管理亦由原告负责”，第二条“被告负责余姚城北基地的技术指导，苗木对口品种的运入和销售”，第三条“四川温江基地的苗木繁殖技术及有关苗木品种调剂等事项由被告负责”，第四条“原告在两个基地投入资金380000元，其余不足部分资金由被告负责投入”，而后原告与余姚市东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苗木基地租赁承包协议，租赁土地总面积为11.5亩，期限从2003年12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又向被告支付了投资款380000元，被告也向两个基地移种了苗木，上述花卉基地已经开始运作。从上可见，原、被告双方实际上已经实施了该合作协议。本院就本案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10月10日，原、被告签订了创立花卉基地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第一条“余姚城北基地占地约14亩，全部租用土地，政策和平时花卉专人生产管理由原告负责，四川温江基地政策处理、生产管理亦由原告负责”，第二条“被告负责余姚城北基地的技术指导，苗木对口品种的运入和销售”，第三条“四川温江基地的苗木繁殖技术及有关苗木品种调剂等事项由被告负责”，第四条“原告在两个基地投入资金380000元，其余不足部分资金由被告负责投入”。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03年10月22日、10月26日、11月5日分别收到原告的投资款100000元、80000元、200000元，合计380000元，同时原告又与余姚市东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苗木基地租赁承包协议，租赁土地总面积为11.5亩，期限从2003年12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被告按合作协议也向余姚城北基地、四川温江基地移种了苗木，两基地已经开始运作。另查明，原告曾于2011年5月30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归还投资款，后撤诉。本院认为：原、被告就合伙成立花卉基地达成了协议，并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该合伙协议合法有效，理应受法律保护，原、被告亦按照该协议内容进行了履行。现双方合伙实际已经终止，原告主张被告归还其按照合伙协议投入的款项，应对合伙经营过程中的盈亏等进行清算，而双方均表示无法进行清算，故原告在本案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鲁志丰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199元，由原告鲁志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810060143738093001，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 判 长 严 波代理审判员 马 宁人民陪审员 姜加良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代书 记员 朱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