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19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元凯兴，男，199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新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刘贺炎，系北京市惠城（西安）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68号（2号3号）。法人代表人：陶万伟，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敬源,男，197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宇，辽宁申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元凯兴因与被上诉人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4民初11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元凯兴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4民初1146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律程序致判决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中介服务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在“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中故意隐瞒自己是一家自费出国留学的中介服务公司的身份，却以教育服务机构的身份与上诉人等多数人签订约定有具体的培养内容、培养方式、培养时间的培养飞行员协议。该协议书不是中介服务的居间合同，实质完全是一个培养飞行员的协议，中介服务合同与“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有本质的区别。被上诉人故意隐瞒真实的中介机构身份，却与上诉人签订“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属典型的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审法院对中介服务合同与培养飞行员协议没有进行实质区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必须经教育主管部门进行资格认定，获得《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后且需具备多项法定条件，才能进行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显然不是符合前述行政法规规定的中介机构，故“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的性质并非中介服务的居间合同，被上诉人明知其并不具有相应资质仍与上诉人签订培养飞行员协议，该行为属于虚假的无效协议。2.被上诉人是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收取中介服务费，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分三次收取上诉人高额的42万元的培训费，没有开据正式的票据，违反《税收征管法》和《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中介服务机构有没有收取培训费资质，原审法院应当予以查明。而原审法院对该事实未进行查明与认定是事实认定错误。从合同内容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的“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也并非中介服务合同，根据前述管理规定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仅能提供信息咨询、政策法规咨询、代办入学申请、指导协助办理签证公证等材料、组织行前培训等服务，而不是案涉协议书中所列的英语强化培训、制定培养计划、推荐就业等一系列飞行员教育培训服务。3.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提交的被上诉人2017年飞行员养成生（国际班）联合招生简章、颁发的录取通知书、新生入学须知等证据均能证明：被上诉人以北京航空理工大学珠海航空学院与被上诉人合作项目“飞行员养成生（国际班）”录取，并以被上诉人与多家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开设飞行技术专业等，被上诉人的这些虚假宣传，足以使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是具备培养飞行学员资质的教育服务机构，诱使上诉人交纳高昂的42万元培训费，该虚假宣传应当属于虚假行为。而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不出与上述学院联合办学的证据，更提交不出合作项目“飞行员养成生（国际班）”的任何证据，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以认定，属事实认定错误。4.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四款8条明确约定：“飞行培训期间，乙方应根据甲方培训计划，按时完成所学课程和训练科目，经考试合格后服从甲方就业安排。”但在具体的培训中，被上诉人制定的培训计划故意与捷克理工大学每学期的必修课程不一致，导致上诉人即使修满学分也无法进入菲尔航校学习，并且在与上诉人同级的17届学员以及16届学员中无论学分是否修满均无一人能够进入菲尔航校进行飞行实训学习，这根本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没有联系好飞行实操培训的菲尔航校，这也恰恰证明上诉人通过学习成为飞行员的合同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被上诉人存在合同欺诈。而原审法院错误认定系上诉人的个人原因导致在2019/2020学年未能获得至少40分的学分而被捷克理工大学决定终止上诉人的学习，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份所谓的终止学习裁定不是在新学期开始作出，而是在上诉人已经开始了两三个月新学期学习时作出，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并且上诉人从未收到过该份所谓的终止学习裁定，更谈不上在30天的上诉期内进行上诉了。5.即使如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被上诉人的身份为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那么为什么所谓的录取通知书是由被上诉人发放？在该份所谓的录取通知书中明确载明“在达到捷克理工大学的录取条件后，将获得正式录取通知书”，而上诉人已经在捷克理工大学学习两年之久，至今未收到过正式的录取通知书，种种迹象都表明被上诉人是以合同欺诈的方式与上诉人签订了飞行员培训协议，但是最为关键的菲尔航校的飞行实操学习根本不能实现，导致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多名学员都深陷骗局蒙受损失。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再查明，被上诉人与捷克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及FAIR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有教育培训合作协议”认定本案事实，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对于在国外形成的法律文书，有责任提供的一方若未能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对该文书交由形成国公证机构公证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在我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而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提交的该份材料作为定案证据，是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同样，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捷克理工大学交通系出具的决定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未能获得至少40分学分系上诉人的个人原因导致，因该决定不符合我国民事证据的规定，故也不能作为定案证据。2.原审法院裁判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上诉人诉讼请求是认定“飞行员养成生协议”无效，而原审法院“进而对协议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即成为本案审查的重点”进行审查与裁判，是超越诉讼范围裁判，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是错误裁判。3.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错误。本案应当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三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46条、153条、157条的规定，而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判决错误。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的诉请是确认“飞行员养成生协议”无效后返还已交纳的培训费并赔偿损失，并不涉及被上诉人在本协议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故即使如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进而基于合同无效而主张返还培训费的诉请不能被支持，此种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当向上诉人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在得到上诉人的意见后进行相应处理，而不是超出诉请对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进行认定。原审判决不仅导致本案中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未得到保护，而且妨碍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违约责任权利的行使，属于超裁超判的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虚构身份、虚假宣传导致上诉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与其签订了一份明显违反行政法规的无效的“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致使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多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原审判决存在法律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错误，望贵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以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的法律性质。首先，从协议书名称上看，协议书名称为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名称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这一表述就已经表明被上诉人身份为提供教育投资中介服务公司。企业性质是公司制，而不是培训机构或学院。教育产业投资为被上诉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之一。其次，从协议内容上看，第一条1款“由甲方（被上诉人）根据乙方（上诉人）实际情况制定培养计划，包括培养内容、培养时间及委托培养的学校。”该条款说明，上诉人认可由被上诉人自行委托有资质学校对其培养，培养工作并非由被上诉人完成事实，再次表明被上诉人的身份非培训机构。根据协议第一条3、5、6、7、8款约定，进一步明确由被上诉人负责委托培养学校，其中国内英语强化训练委托指定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航空学院，国外英语强化训练在捷克理工大学，学历教育由中国教育部留学生中心认证的捷克理工大学进行，飞行训练在中国民航局认证141部航校进行。再次，从协议整体构成上看，协议包括两大部分约定，第一部分约定，由被上诉人制定上诉人培养计划、委托国内外学校对上诉人进行培养、协助上诉人办理签证手续、负责上诉人在捷克留学的入学申请、学籍注册及缴纳相关费用等提供教育中介服务条款。第二部分约定，包括学员理论课程、飞行课程安排、学校综合管理、遵守所在国家各项法律，及学生在飞行课程不及格、挂科、学分不够无法完成教学目标时计划调整等与教育培养内容有关条款，二者共同构成《飞行员养成协议书》主要内容。刻意或人为将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进行区分来认定是中介服务合同还是教育培训合同无实质意义。最后，无论是从协议名称还是协议的内容都能表明被上诉人并无故意隐瞒自己是一家自费出国留学的中介服务公司的身份。这一点从协议中关于委托培养约定和协议中列明培养教育机构均可表明，且双方按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并无虚假的意思表示。关于上诉人诉称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中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必须教育主管部门进行资格认定，该规定是1999年8月24日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5号发布。根据教育部令第38号《教育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于2015年9月10日第33次部长办公室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决定》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有关决定：“我部决定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具体如下：一、对3部规章予以废止。（一）经商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同意，废止1999年8月24日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5号发布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上述表明开展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项目已不需要特殊的审批手续，而且被上诉人取得营业执照时间是2015年12月24日，是在《决定》发布之后。被上诉人取得营业执照经载明经营范围包含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项目，就已经说明被上诉人具备提供该服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中介服务合同，事实认定是正确的。2.被上诉人是否为上诉人出具发票，并不是本案认定协议效力的定案依据。3.根据被上诉人与捷克理工大学、菲尔公司签订三方《教育培训合作协议》第一条1款“由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在中国境内招生，捷克理工大学负责学历教育，菲尔公司负责飞行实训课程。”及协议第4条1款“甲方（被上诉人）可以制作有关教育培训合作的宣传材料”。被上诉人经捷克理工大学、菲尔公司许可，以三方名义独立制作以教育培训合作为内容的宣传材料，包括发布招生简章、制作新生入学须知等宣传方式并无不当，且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提供教育服务顺利进入捷克理工大学。可见，宣传材料内容真实，上诉人诉称虚假宣传是不成立的。4.根据《飞行员养成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有权制定培养计划，被上诉人根据实际情况与捷克理工大学和菲尔航校协商将飞行实践课程统一调整至第三学期进行，并将此约定作为三方协议第六条1款“第三学年，丙方（菲尔航校）应按照中国航空局要求，全面实施和管理对学员在理论上和实践飞行上的培养和训练。”被上诉人据此相应调整课程作为协议书条款，该协议（第一条3款）培养方式为：2+1模式（根据捷克理工大学与航校的教学计划，前两年接受本科学历教育，第三年在接受本科教育学历同时加入飞行训练。）培训计划与捷克理工大学针对中国留学生课程安排是一致的。上诉人没有进入飞行实践课程是因为未完成捷克理工大学前二年理论课程，被捷克理工大学终止学业，无法进入第三年正式学习。上诉人诉称已经进入两个多月新学期学习，根据校方规定被上诉人认为这阶段是捷克理工大学对未完成上一学期学分的学生进行补考阶段，并非真正进入下一学期的学习。因为根据捷克理工大学公开的教学体系，只有学生每学期取得40学分后，才能进入下一学期的学习，而上诉人只取得26学分，不符合学校的规定。5.上诉人质疑《录取通知书》的性质。在一审时，被上诉人就已向法庭说明。从该录取通知书记载内容不难看出，上诉人报名后，经被上诉人初审符合进入飞行员养成（国际班）条件，通知上诉人可以进班参加培训学习正是为录取捷克理工大学做准备，如期达到录取条件后，将获得捷克理工大学正式录取通知书，前往捷克理工大学留学。所以该录取通知书只具有普通通知书效力，并非等同于校方发放的录取通知书。事实上，捷克理工大学已向上诉人发放录取通知书，在为上诉人办理签证时原件已提交有关部门。上诉人对此有质疑认为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未被捷克理工大学录取，如何在该校留学二年，期间就读飞行技术专业并完成92学分课程，这是客观事实无需证明。上诉人成为飞行员养成班学员后，考虑到能让上诉人将来尽快适应国外留学生活及学习，被上诉人安排国内英语强化培训半年期学习以及国外英语强化培训及入门课程培训，直至上诉人被捷克理工大学录取，之后上诉人参加了捷克理工大学前二个学期专业飞行技术理论学习。期间，被上诉人依约支付相关费用。上述相关权利义务明确约定在协议中，且双方已按协议履行各自合同义务，所以不存在有合同欺诈行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首先，法官对提交到法庭上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并决定是否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一个自由心证的过程，即民事诉讼证据采信规则。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之所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由三方签订的《教育培训合作协议书》及捷克理工大学出具的《终止学习决定书》，被上诉人认为是出于以下原因：（1）一审审理期间，众所周知正处于捷克疫情爆发期间，被上诉人在捷克员工按国家要求均已回国，被上诉人客观上无法完成办理证据认证手续，并非主观不提供。（2）该份《决定书》投递方式：随交付单交到本人手中，说明上诉人已收到决定书，即便因意外未收到，学生对自己的成绩也理应知晓，一审中上诉人并未对成绩提出质疑，如有质疑，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上诉人有义务向法庭举证证明实际已通过的学分多少。（3）在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大东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4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查明事实，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提供2017年5月5日，马来西亚英迪国际大学出具回函，证明原告已退学”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民终7583号民事判决书中“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两份判决书中涉及由国外学校出具的回函电子邮件同样未经证据认证手续，但均为两级法院所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2.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飞行员养成协议书是否有效。”可见，合同效力仍是一审判决的重点和焦点。经过双方质证和庭审后，一审法院认定养成协议书系合法、有效协议，故认为原告基于主张合同无效而返还培训费于法无据。鉴于此，一审法院为能一次性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进而对被告在履行养成协议书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进行审查，并当庭询问双方是否有调解意愿，目的是为了减轻双方当事人诉累，促进了矛盾的有效化解，一审法院审查行为符合我国司法制度，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裁判未超出诉讼请求范围。3.本案系因捷克理工大学于2020年10月7日向上诉人出具《终止学习决定书》这一法律事实引起争议。我国民法典是2021年1月1日实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2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法律事实引起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除外。”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已向上诉人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得到上诉人明确表示坚持诉讼请求后，原审法院为减少诉累，达到定分止争目的进而对被上诉人是否有违约行为进行审查，原审法院未违反法定程序，更无超裁超判。综上，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被上诉并无虚构身份、虚假宣传的事实，双方签订的《飞行员养成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孙元凯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署的《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学费人民币42万元；3.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7月29日，原告孙元凯兴（乙方）与被告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以下简称“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一份，载明由甲方制定培养计划，包括培养内容、培养时间及委托培养的学校。培养内容包括国内语言强化培训、国外语言强化培训、本科学历教育，ICAO四级、航空技术理论、ATPL考试、飞行操作训练、高性能培训等，培养方式为2+1模式，即根据捷克理工大学与航校的教学计划，前两年接收本科学历教育，第三年在接受本科学历教育同时加入飞行训练。培养时间，语言培训半年至一年，学历及飞行训练三年。国内英语强化训练，指定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航空学院。国外英语强化训练在捷克理工大学，本科学历教育在捷克理工大学进行，专业为飞行技术。学生完成学业，毕业可获得中国教育部承认的捷克理工大学本科学历证书。飞行训练在中国民航局认证的141部航校进行。培训费总计42万元，第一期为乙方报到日支付20万元，第二期2018年7月1日至10日支付15万元，第三期2019年7月1日至10日支付7万元。乙方在学习飞行理论期间，多次出现考试不及格、挂科，学分不够以致不能在第三年参加飞行训练，致使乙方无法按教学进度完成教学目标，甲方有权和相关方协调调整对乙方的培训计划，乙方须无条件服从调整，调整所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如乙方不同意调整培训计划，所产生一切后果包括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在捷克理工大学培训及学历教育期间因个人原因中途退学，由乙方承担责任，并承担相关费用，乙方已缴纳的费用，甲方不予返还。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7年9月29日、2018年7月2日、2019年6月21日向被告交纳学费20万元、15万元、7万元。2017年8月，依照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的约定，原告至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航空学院进行语言培训。2018年2月、4月、5月，被告将2017级33名学生的入门课程和强化课程费用分三次支付给捷克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学院。2018年4月，原告至捷克理工大学学习本科教育，学习周期自2018年10月开始，学制为全日制，资格等级为学士学位，学习课程为交通运输与通信技术，学习领域为职业飞行员。2020年初，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原告的相应课程改为线上教学和考试。捷克理工大学使用欧洲学分转移制度学分制。对于三年制学士课程，学士必须积累180个学分。要进入第二年的学习课程，需要累积40个学分。2020年10月7日，捷克理工大学交通系出具决定一份，载明因原告在2019/2020学年未能获得至少40学分（已获得26学分），捷克理工大学决定终止原告的学习。该决定同时载明原告享有30天的上诉期。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该决定进行了上诉。另查明，被告的经营范围为教育产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再查明，被告（甲方）与捷克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学院（乙方）及FAIR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订有教育培训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负责申请人的招聘和管理申请人提交给乙方学校入学申请的所有正式事务，包括获得签证，以及满足所有申请人在捷克共和国进行学习和居住的必要先决条件。乙方负责申请人的基础课程，强化课程的教学任务，以及负责申请人的入学程序和接受申请人入学学习所需条件的公告，以及负责申请人的入学程序完成后将获得大学学生身份且已被接受进行职业飞行员学习领域进行学习的申请人在他们本科学士学位项目中的满意度和对他们实施教学的结果管理。丙方负责在职业飞行员学习领域的本科教育的第三年的飞行实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孙元凯兴与被告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存在欺诈，被告并不具备发放本科学历的资质。关于欺诈，合同一方当事人以虚构身份和事实骗取对方信任，致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协议，该等行为构成欺诈。审查被告的企业经营范围，被告并非教育办学机构，而是与出国留学教育有关的中介机构。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明确约定学员的学历教育在中国教育部承认的捷克理工大学进行，学生完成学业，毕业可获得中国教育部承认的捷克理工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即协议已明确载明被告并非是向原告颁发学历证书的机构，而是经被告提供居间服务的捷克理工大学，故被告在发放本科学历一事上并无欺诈情形。原告按照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中的内容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航空学院完成了语言培训，而后至捷克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学习本科教育，由此可以证明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中被告并未虚构内容。而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在签订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被告造成的违背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故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故一审法院对原告提出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返还培训费的问题。据上述，原、被告签订的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系合法、有效协议，故原告基于合同无效而主张返还培训费的主张于法无据。进而，被告在履行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即成为本案审查的重点。根据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约定，被告的合同义务为制定培养计划，负责原告在国内英语强化训练的培训和管理，办理捷克理工大学入学及学习的相关手续，对原告在捷克学习期间的日常管理，按原告教学进度调整培训计划，为原告推荐航空公司、安排就业。据此可知，被告总体的合同义务系对原告自费出国留学提供中介服务，为原告在国内外学习、生活期间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保证原告可以顺利完成学业。经查明，被告依照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的约定为原告安排了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航空学院进行的语言培训，而后进入协议约定的捷克技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学习本科教育，在珠海、捷克期间均有被告的工作人员负责原告的日常学习、生活的管理，为原告办理签证等事宜。受新冠疫情影响，原告无法返回捷克，课业转为线上，被告对此进行了通知，而原告无法继续完成学业的原因在其本身未能达到捷克理工大学的学分要求。原告对此主张其未达到指定学分的原因在于捷克理工大学的授课教师要求原告必须回本校进行考试，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原告无法参加考试。一审法院认为，即便原告所述属实，但由上述，被告作为中介机构，仅是为原告在捷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服务，对于学校具体的教学要求，被告可适度沟通，但并不得干预，原告未达到指定学分系原告学习过程中的结果，并非被告提供中介服务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在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为有效且原告并无确实的证据举证被告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形下，依照“在捷克理工大学培训及学历教育期间因个人原因中途退学的，已缴纳的费用，不予返还”的约定，被告无须返还原告已交纳的培训费，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赔偿损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在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但由上述，本案中被告在履行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中并不存在违约情形，故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元凯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50元，由原告孙元凯兴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苏漪铭证人证言、苏漪铭身份证复印件、苏漪铭缴费票据、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苏漪铭与捷克菲尔航校签订的飞行培训协议、苏漪铭向FAIR航空学校的付款证明及翻译件、中航天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与布拉格捷克技术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和FAIR股份有限公司达成的教育培训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用以证明：1.中航天业公司从2016年及2017年招生以来从未安排过任何学员进行过航空公司面试；2.中航天业公司从2016年及2017年招生以来从未安排过任何学员公费进入过捷克菲尔航校学习过任何飞行训练，从而导致2016年及2017年全部学生均不能毕业；3.2019年至2020年期间捷克菲尔航校一直在正常招生和委培学员，然而中航天业公司却告知学员家长不能正常招生；4.一审当中，中航天业公司提供的三方协议与苏漪铭和捷克菲尔航校签订的《培训协议》中“捷克菲尔航校”签章形式及字样对比，名称不同、签章不同、形式不同，并且三方协议没有任何捷克菲尔航校的标识；三方协议中三方的甲方（中航天业公司）与乙方（布拉格捷克技术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均有盖章，而丙方（捷克菲尔公司）却未盖章明显不符合常理（苏漪铭与捷克菲尔航校签订的飞行培训协议及缴费凭证中均有捷克菲尔航校的盖章）；并且三方协议中捷克菲尔公司与捷克菲尔航校名称及性质相差甚远，中航天业公司也不能提供证据做出合理解释；同时一审中对于该三方协议丙方签字人的主体及身份也未能核实查清，三方协议中捷克菲尔公司的签字真伪不明，故三方协议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二组证据：捷克理工大学给曹某的通知及翻译件、上诉人的成绩单及翻译件、曹某母亲与中航天业公司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航天业公司负责人发给曹某的“捷克16级补充飞行学员培训合同”、中航天业公司宣传手册，用以证明：1.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学明确告知学员，如果不完成飞行训练课程，根本无法获得合格学分180分，然而飞行训练课程需要中航天业公司向捷克菲尔航校缴纳训练费用才能参加课程训练，中航天业公司并未向捷克菲尔航校缴纳飞行训练费用；2.因中航天业公司未缴费不报名飞行训练课程，上诉人的成绩单飞行训练课程显示无成绩，无法获得合格学分顺利毕业；3.中航天业公司招生宣传是公费在菲尔航校学习飞行训练，却无故变为让学员自费在国内其他航空学校学习，中航天业公司的虚假宣传行为，以欺诈手段与上诉人签订协议，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组证据：微信群聊记录、班某的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班某身份证复印件、缴费票据，用以证明：1.中航天业公司的负责老师及证人（2017届学员）均能够证明，上诉人考试未达标并不会被中止学业，可以补考及改为旁听生的身份继续学习通过考试拿到学分顺利毕业；2.捷克理工大学的通知都是通过邮箱送达的，不可能直接邮寄给学员在中国的住址；3.上诉人从未收到过捷克理工大学交给上诉人的任何中止学习的文件，并且一审中未查明该文件的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在境外产生的公文书证均应进行认证；4.直至今日中航天业公司没有安排过16届和17届任何学员进行过航空公司的面试。第四组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以证明：1.中航天业公司营业范围并无教育培训，其更无教育培训的资质；2.中航天业公司违反《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并未获得教育部门的资格认定，中航天业公司明知不具有资质仍与上诉人签订协议；3.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的“培训费”，与被上诉人签订《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并对上诉人进行教育培训，而一审法院却将该协议认定为中介协议是错误的；4.《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规定“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由此可见,《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属于“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被上诉人未经审批在没有教育培训资质的前提下收取上诉人培训费为上诉人提供培训服务违反了特许经营规定,合同无效。证人曹某以录制视频的方式作证，曹某述称：中航天业公司不给捷克菲尔航校缴纳飞行训练费用，学员无法进行飞行训练，无法获得学分，无法毕业。证人班某出庭作证，述称：第一，学分没有修过是不会被退学处理的，可以通过补考、参加旁听以旁听生的身份继续在捷克菲尔航校学习；第二，中航天业公司没有给捷克菲尔航校缴费导致16届和17届没有一个学生毕业，合同目的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被上诉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针对第一组证据，对于视频资料及书面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因为了解案件事实的自然人应当出庭作证并进行质证，养成协议没有异议，身份证复印件没有异议，证人交付票据没有异议，证人与捷克航校签订飞行员协议该证据形成国外，依据证据规则该证据应当进行认证，证人与捷某是经被上诉人介绍，且捷克菲尔航校与被上诉人有三方协议，负责被上诉人学员的飞行实训课程，该组证据也能表明飞行员养成协议书是能够履行的，该证人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服务完成了三年理论学习并符合开展飞行实训的课程条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不能毕业的事实。针对第二组证据，曹某的通知及翻译件，该通知书能够证明证人通过自身努力完成理论学习并取得了除飞行课程以外全部学分174分，合同是完全可以履行的，上诉人成绩单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该成绩为上诉人成绩单，根据被上诉人了解上诉人成绩不合格，在第二年未到达捷克大学的认可，无法进入第三年理论学习，根据三方协议以及飞行员养成协议中均规定学习应在进入第三年理论学习时同时开展飞行课程，所以上诉人未开展飞行课程是正常的。该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反而可以证明上诉人在接到被上诉人通知后进入福航，说明接受被上诉人公司安排进入飞行课程的学习中航天业公司负责人发给证人的补充飞行学员培训合同是双方进行初步协商，该合同无双方签字确认不产生法律效力，该宣传手册真实性无异议，之所以让学员自费学习是因为疫情原因导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并非公司虚假宣传，具体理由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已明确表述。针对第三组证据，首先，证人曹某进入福航开展飞行实训课就已经说明学员通过学习符合录取条件，是经被上诉人委托，所以上诉人所述2016届至2017届无学员进入飞行课程学习与事实不符。捷克理工大学所有通知都是通过邮件形式，发到学生个人的邮件账户里，如果学生需要原件向教学部提出申请，自己去教学部领取原件，学校不负责邮寄。针对第四组证据，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我公司为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公司，不是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已废止，被上诉人收取的费用用于支付被上诉人委托其他有资质的培训机构，被上诉人为出国中介服务机构，不适用民办教育促进法。对于曹某的证言，证人的身份为被上诉人2016年学员，因飞行实训费用与我公司产生争议，该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通过证人的询问能够证明飞行员养成协议书的课程安排是可以完成的，证人之所以未能顺利进入飞行实训课程是因学费原因而非合同本身原因，该合同具备可履行性，该合同目的可以实现，公司与证人之间纠纷这部分证言，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证言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即使说出现在2016届学生的问题，并不必然会发生在2017届学生身上，上诉人的证明内容是其主观臆断，所以此部分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本案所涉及飞行员养成协议无法履行的事实。对于班某的证言，首先证人应当是了解本案案情的人出庭作证，该证人所表述的内容以自己与中航天业公司纠纷为主，并非围绕本案的案情进行发言，该证人证言内容与本案无关，本案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己合同是否有效问题，就应当围绕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进行举证，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上述问题，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应采纳。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飞行员养成生协议书》是否具备无效情形。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的理由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其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公司身份，以教育服务机构的身份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且存在虚假宣传，导致上诉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与其签订案涉协议；2.被上诉人违反《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不具备相关资质。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协议约定，上诉人的学历教育在捷克理工大学进行，完成学业后亦是获得捷克理工大学本科学历证书，飞行训练在中国民航局认证的141部航校进行，国内的英语强化训练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航空学院进行。一审法院根据合同内容及上诉人的培训、学习过程，认定被上诉人非教育办学机构，而是与出国留学教育有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并无不当。其次，关于被上诉人的资质问题。上诉人依据《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5号）“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须经教育主管部门进行资格认定”之规定，主张被上诉人不具备相关资质，但该规定已被2015年11月10日公布的《教育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38号)予以废止。上诉人于庭后提交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征求对意见的通知》（教政法厅函[2012]49号），该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规定：“从事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必须经教育主管部门依本规定进行资格认定，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未经资格认定和登记注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从事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活动。”第十五条规定：“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不得代替外国教育机构向服务对象收取学费或组织相关教学活动。”但现无证据表明该征求意见稿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形式正式施行，且该征求意见稿于2012年下发，《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于2015年被废止，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无法采信。根据工商登记显示，被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包括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故上诉人该项主张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经审批，在没有教育培训资质的前提下收取上诉人培训费，并为上诉人提供培训服务违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关于“特许经营”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仅为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而非民办学校，并不适用该条法律规定，且被上诉人确为上诉人办理了签证、缴纳了一定金额的学费和住宿费用，故上诉人该项主张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最后，本案情形下，欺诈导致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系合同撤销事由，而非合同无效事由。综合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案涉协议具有无效的法定情形，上诉人的主张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其未在一审诉请和事实、理由部分提及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亦未主张违约损失，一审超诉请判决问题，因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协议无效，并基于协议无效主张返还学费并赔偿相关损失，故违约责任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一审对该部分的认定及论述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可就违约责任另行诉讼主张。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的部分论述虽有不妥，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50元，由上诉人孙元凯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陈 睿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郑 建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