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40372号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刘会群，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摇，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负责人：陆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梦苑，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鑫公司)与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国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易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摇、杨玲，被告国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梦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易鑫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车损费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30,470元、工时费8,140元,共计38,610元。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请金额为30,888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22日，原告为其牌号为桂A9XXXX、车架号为LFMA8E2A2JXXXXXXX的车辆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期间为2019年1月23日至2020年1月22日止。后原告以融资租赁的形式将上述车辆出租给承租人广西易出行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易出行公司)，并签署《易鑫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及通用条款》(编号：1901-XXXXXXX)。2019年6月5日，案外人张某驾驶该车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行驶至雁云线2公里500米时，因操作不当撞上路基，造成车辆及路基不同程度的损坏。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张某立即报警并报被告处理，但被告以被保险车辆为非营运性质、按运营性质使某的理由，拒赔机动车商业险。原告认为，一方面原告于被告处投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事故发生时仍在保单有效期内；另一方面原告对该车的使某方式是以融资租赁的形式将车辆出租给承租人，即是在不配备驾驶人员的情况下，将车辆交付承租人使某，收取租赁费用，该使某方式属于租赁性经营行为，与营运车辆的营运行为存在明显不同。故原告对涉案车辆的使某方式依然属于非营运性质，被告应当在保险范围内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暂未调取到保险公司出具的车辆定损单，故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以车辆送修单位桂林锦星车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车辆维修预算单为据，即车辆损失30,470元，因维修产生的工时费8,140元，共计38,610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涉讼。被告国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辩称，确认保险期间、险种，对于车辆损失费用，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确认为30,888元。但是涉案车辆投保的性质为非营运，而事故发生时用于共享租车。被告认为，车辆性质是否变更在于用益物权是否发生变更，原告存在利用涉案车辆进行收益的行为，其使某性质发生了改变，且原告未如实向被告进行告知，保险单第4条对此有重要提示，保险条款第9.5条对责任免除也有相应约定，故被告有权拒绝理赔。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车辆维修预算单与发票及付款凭证内容吻合，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2.原告提供的邮件往来记录及相应商业保险单均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3.被告提供的定损单真实性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纳；4.被告提供的保险条款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22日，易鑫公司南宁分公司田晓婷向易鑫公司员工顾远、许嘉骏发送主题为“关于南宁分公司16台资源车的车险购买申请”的电子邮件，内容为申请购买15台丰田威驰、1台晶锐车辆的商业险，邮件附件为罗列16台车辆的车辆型号、申请编号、车架号等内容的清单，其中包含丰田威驰的发动机号为L379018、车架号为LFMA8E2A2JXXXXXXX的车辆。另，清单中列明租赁属性为“正租”。顾远向国任公司员工高荣、王浩转发了该邮件，并提出单纯购买商业险，其中含：车损险(按新车购置足额投保)；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万元)；盗抢险；以上险种不计免赔险。当日，高荣向顾远、王浩回复邮件表示报价已经完成。后，顾远回复要求对方出单。当日，国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闵行支公司作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易鑫公司南宁分公司出具相应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前述16台车辆的使某性质均登记为“非营业企业”。其中，厂牌型号为丰田-TV7152X、发动机号为L379018、车架号为LFMA8E2A2JXXXXXXX的车辆投保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等，保险期限2019年1月23日0时起至2020年1月22日24时止，其中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73,126.4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为50万元。保险单重要提示部分(黑体加粗)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4.被保险人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某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当通知保险人。另，《国任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九条载明：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人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某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者改变使某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易鑫公司以融资租赁的形式将上述车辆出租给承租人广西易出行公司，双方并签署《易鑫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及通用条款》(编号：1901-XXXXXXX)。2019年6月5日，张某以共享汽车形式租用并驾驶上述牌号为桂A9XXXX的车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行驶至雁云线2公里500米时，因操作不当撞上路基，造成车辆及路基不同程度的损坏。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张某报警并及时通知保险人处理。2020年8月7日，国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被保险人出具《保险拒赔通知书》，通知经查勘、走访、调查，标的车投保使某性质为非营业企业，出险时存在短租行为，已改变车辆使某性质，根据机动车商业险免责条款相关规定，认定上述车辆产生的事故不属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责任赔偿范围，作拒赔处理。桂林锦星车业有限公司就上述车辆进行维修，车辆损失30,470元，因维修产生的工时费8,140元，共计38,610元。本院认为，被告作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单后，双方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保险车辆发生了保险范围内的事故，诉讼中，双方对于车辆损失金额达成一致意见，但被告认为原告将涉案车辆以共享汽车形式短期出租给案外人使某，存在改变车辆使某性质且未进行告知，其有权依据免责条款在商业险的范围内拒赔。因此，共享汽车的性质认定、车辆性质是否改变、被告可否免责为本案争议焦点。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被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所涉保险单及保险条款中对改变车辆使某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也做出了重要提示及相应免责约定。关于“机动车使某性质”这一概念，在《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14)中有明确约定，根据该文件分类，机动车使某性质分为营运、非营运等，其中营运机动车又细分为公路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旅游客运、租赁、教练、货运等。“共享汽车”，即分时租赁汽车，属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产物，本质上属于租赁汽车。但是行政管理方面认定的标准不必然成为民事争议的判断依据，保险行业对于车辆使某性质的分类标准与车辆登记层面的分类标准并不相同，各保险公司在进行车辆性质分类时标准也不一而足。就本案而言，涉案车辆的使某性质以及是否发生性质改变的认定，均应依据保险合同中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明示的分类标准进行判断。然而，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保险人明示过“营运”“非营运”的车辆性质分类。在此情况下，判断车辆使某性质是否改变，要考虑保险合同订立时双方对于车辆实际用途的主观认识以及合同订立后车辆实际用途有无改变等因素。在案事实表明，被保险人批量投保，作为保险人，被告理应对车辆用途尽到审查义务。事实上，被保险人已在相应材料中披露了车辆使某形式为“正租”，在此情况下，被告仍与之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表明在订立合同前，被告对于车辆用于汽车租赁业务是明知的，将涉案车辆性质确定为“非营运”是双方的合意。保险合同期限内，车辆实际用途等未发生改变，车辆投保后，实际也用于分时租赁业务，车辆的用途、运行环境等均未发生变化，因此，被告的免责事由不成立，被告理应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在商业险限额范围内向原告进行理赔。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保险理赔款30,88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86.10元，由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员 汤晓音法官助理 周志尧书 记 员 周志尧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