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徐民终字第21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战勇。委托代理人李广国。委托代理人袁智慧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桂英。委托代理人桓轶。上诉人战勇因与被上诉人何桂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3）泉民初字第1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1月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战勇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广国、袁智慧，被上诉人何桂英及其委托代理人桓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8月7日，战勇向何桂英出具借据、还款计划及保证书各一份。双方在借据上约定，由何桂英出借给战勇336700元，借款期限为5个月，借款利率为2%，借款用途为做工程，借款时间为2010年8月7日，并约定该笔借款应于2010年12月11日前还清。还款计划的内容为：“因李建军到外地联系工程业务需要资金，在何桂英处多次借款，我在中间负连带担保责任。现由于时间过久，李建军下落不明。经过法院有关人员的调解和我本人与出借人何桂英之间的协商，本人战勇准备在2010年12月11日前分三至四次将本金336700元还清，并保证协助有关部门和何桂英将李建军名下土山寺的房产过户与何桂英名下，车辆变卖后用于战勇还款”。战勇以欠款人名义在该还款计划上签字。保证书的内容为：“借款人本人战勇保证按时归还借款本息，如有违约，本人自愿承担因此而产生的违约金，违约金按本金的百分之二十计算，滞纳金每天按本金的千分之五计算以及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并自愿放弃抗辩权，依法接受法院强制执行。如到期不还本息，本人同意公示，同意此保证公示于身份证住址和现住址、单位或本人及经营场所（和他人共同经营场所），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借款人本人全部负责承担……”。战勇以保证人名义签字确认。2011年9月8日，何桂英诉至泉山法院，请求判令战勇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相应利息。泉山区法院审理后查明如下事实：2009年5月11日，战勇向何桂英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何桂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借期壹个月。利息为付月息2%”。2010年3月，何桂英诉至云龙区人民法院，要求案外人李建军偿还借款190000元，云龙区人民法院缺席审理了该案，并查明：2009年7月6日李建军向何桂英出具了借条，借款内容为“今借人民币壹拾玖万元，放款人何桂英，借款人李建军”，该借条有其个人签章。借条中陈述“用期2个月未付息，用于南水北调工程，工程开工后付工程时一次付连本加息。2009.7.6号（1个月内付清借款）”。云龙区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以上事实，于2010年10月30日作出（2010）云民初字第13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建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何桂英借款本金190000元，并按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给付何桂英自2009年8月7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现该判决已生效，何桂英也已申请法院执行。2012年2月21日，泉山区法院作出（2011）泉民初字第190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虽然战勇于2009年5月11日向何桂英出具了数额为100000元的借条，但通过相关证据证实，该案诉争100000元借款已包含在李建军于2009年7月6日向何桂英出具的数额为190000元的借条之中。结合何桂英对借款过程的陈述及何桂英后又到云龙区人民法院起诉李建军，要求李建军偿还1900000元借款的事实，可以认定何桂英与战勇之间的借款关系并不成立。何桂英通过让李建军书写包括本案争议的100000元借款在内的190000元借条并向云龙区人民法院起诉的事实，表明何桂英认可本案诉争的100000元借款系与李建军形成的借贷法律关系。在云龙区人民法院已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何桂英再次起诉战勇，要求其偿还借款1000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何桂英的诉讼请求。2012年5月3日，何桂英将战勇、蒋艳芝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战勇、蒋艳芝偿还借款本金190000元，并按照约定的月息2%支付利息（从2010年8月7日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在该案庭审中，对于其与李建军、战勇之间借贷事实，何桂英陈述如下：何桂英一共向李建军出借本金400000元，战勇和李建军对于该400000元来说都是债务人，两个人系共同借款。何桂英已经受偿借款本金210000元。战勇先偿还63000余元，余款经何桂英多次向战勇索要未果，遂采取诉讼方式解决。云龙区人民法院曾判决李建军、李波和战勇偿还何桂英借款本金110000元，何桂英通过执行李波名下的车辆受偿82000元，余款经执行战勇而受偿。后经云龙区人民法院调解，战勇又偿还何桂英借款本金20000元。本案诉争190000元与云龙区人民法院判决李建军偿还的190000元是一笔钱。战勇在2010年向何桂英出具借据等材料时是愿意偿还本案诉争借款的。之所以在云龙区人民法院起诉李建军时没有将战勇作为共同被告，是因为当时战勇尚未退休，担心影响不好，而且在起诉时战勇尚未出具借据。对于何桂英的上述陈述，战勇辩称，本案借据所涉336700元不是借款，战勇考虑到其与李建军及何桂英配偶在一起合伙做生意，并且欲和何桂英作为共同债权人向李建军主张权利等因素，才向何桂英出具借据，而并不是想提供担保。2012年10月23日，泉山区法院作出（2012）泉民初字第0560号民事判决，以“何桂英自认本案诉争190000元借款与其出借案外人李建军的190000元系同一笔钱，在云龙区人民法院已判决李建军偿还何桂英借款190000元的情况下，何桂英再次起诉战勇，要求其偿还借款1900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为由，判决驳回了何桂英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作出后，何桂英不服，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何桂英撤回了上诉。2013年4月11日，何桂英起诉至泉山法院，明确其向战勇主张权利的理由与依据为债务加入；战勇则认为本案不属于债务加入，在执行程序中自愿介入才是债务加入，何桂英起诉战勇是同一事实，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属于恶意诉讼。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关于何桂英的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问题。所谓“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包括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在（2012）泉民初字第0560号民事案件中，何桂英主张权利的理由为民间借贷，而在本案中，何桂英明确其主张的理由为债务加入。故而两次诉讼的理由不同，何桂英的起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关于何桂英主张的债务加入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所谓“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在当事人对责任形式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第三人承担债务的形式应为连带责任。何桂英主张战勇应承担债务加入的民事责任，其依据为2010年8月7日战勇向何桂英出具的借据、还款计划及保证书。首先，从本案诉争款项所涉一系列诉讼及当事人所举证据分析，战勇并非本案诉争款项原始法律关系的债务人，即其并非本案诉争款项的借款人，借款人实际上是案外人李建军。其次，战勇向何桂英出具的借据、还款计划及保证书形成于2010年8月7日，此时何桂英已向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李建军偿还借款19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在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何桂英起诉李建军要求偿还借款19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战勇依然向何桂英出具上述借据、还款计划及保证书，其行为表示战勇当时是愿意偿还上述款项的。而从上述借据、还款计划及保证书的内容分析，战勇也承诺由其向何桂英履行借款人李建军的债务。同时，综合上述借据、还款计划及保证书的内容，战勇主张的“此承诺为一般担保”并不属实，也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再次，综合（2012）泉民初字第0560号民事案件的开庭笔录中及当事人所举证据分析，对于何桂英所称的其共计出借的400000元本金，战勇认可其已偿还210000元；诉争的190000元款项即是何桂英向李建军所出借的190000元；战勇向何桂英出具的借据、还款计划中的336700元款项包含本案诉争的190000元。最后，战勇曾称其之所以出具本案所涉借据、还款计划及保证书，其原因是“工程结束后好向李建军要钱”，是其“对李建军借原告款的确认，并非被告借款”，“当时找不到李建军，被告被原告忽悠了”，上述借据、还款计划及保证书属于何桂英欺诈所得。战勇对其上述抗辩并未能举证证实，其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签署上述借据、还款计划及保证书的法律后果。故而对于战勇的上述抗辩主张，依法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分析所述，何桂英主张的债务加入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2010）云民初字第1374号民事判决已确定借款人李建军就190000元借款及相关利息的偿还责任，战勇仍应基于债务加入对该190000元款项及自2010年8月7日开始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战勇对（2010）云民初字第1374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借款人李建军对何桂英借款本金190000元及其利息的偿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其中战勇连带承担的利息应从2010年8月7日开始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5990元，由战勇负担（何桂英已预交，战勇随案款一并给付）。上诉人战勇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190000元是李建军向何桂英所借，上诉人出具借据、还款计划、保证书实际上是对三人合伙（合伙人为：战勇、李建军、周瑞岭）借款数字的确定，然后由李建军的房子和车辆结算，还款计划及2011年11月17日晚，何桂英带人到上诉人家中要钱时所制作的的谈话录音均已体现。何桂英在云龙区法院起诉李建军时，并没有向法庭提供起诉上诉人的材料，也未列为当事人，视为放弃对上诉人的责任追究，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为债务加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即便存在债务加入，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是在2010年8月7日书写的借据、保证书、还款计划，而何桂英的起诉时间是在2013年4月11日，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也应予以驳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何桂英答辩称：1、上诉人战勇所称的合伙关系不存在、不成立，这一事实在原审判决中已经查明。被上诉人在云龙区法院起诉李建军时未追加上诉人为当事人，是基于上诉人的请求，是其说不要追加为被告，这并不表示被上诉人放弃对上诉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追究。2、原审法院已经查明被上诉人一直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请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自认被上诉人曾于2011年11月17日到上诉人住处要过钱，这只是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要钱的其中一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根据诉辩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战勇签订涉案借据、还款计划、保证书，是否构成债务加入；2、如是债务加入，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交2011年11月1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谈话录音一份，以证明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和李建军及被上诉人的丈夫周瑞岭系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只向上诉人索要合伙份额95000元。上诉人向法庭说明，该份录音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供，但由于录音时间较长，只播放了部分内容。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在一审期间已播放过，一审期间双方完全听了录音之后发表的质证意见，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认为，该录音中并没有何桂英认可上诉人和李建军、周瑞岭三人系合伙关系的陈述，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战勇签订涉案借据、还款计划、保证书，是否构成债务加入的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190000元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建军之间的债权债务，上诉人战勇并不是实际借款人。但在云龙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被上诉人起诉李建军要求偿还借款190000元的民事案件中，战勇不仅代为签收该院向李建军送达的应诉材料，而且向被上诉人何桂英出具借据、还款计划及保证书，承诺由其向何桂英履行借款人李建军的债务，上诉人的上述债务承担方式，构成债务加入，上诉人战勇应当按照上述约定承担责任，被上诉人何桂英要求战勇对案外人李建军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主张，其出具借据、还款计划、保证书实际是对三人合伙借款数字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的协议。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但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交合伙人签订的书面合伙协议证明其主张，其对从事的合伙事务也不甚了解，也无证据证明存在口头的合伙协议，故本院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上诉人主张，上述借据、还款计划、保证书出具的时间是2010年8月7日，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自己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在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也自认，被上诉人曾多次到上诉人家中索要欠款，故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重新计算。并且，被上诉人曾在2012年5月3日，将战勇、蒋艳芝起诉至泉山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战勇、蒋艳芝偿还借款本金190000元，虽然被上诉人的起诉被该院判决驳回，但同样是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故被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战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超代理审判员  赵淑霞代理审判员  周东海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闫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