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oNormal,li.MsoNormal,div.MsoNormal{margin:0cm;margin-bottom:.0001pt;text-align:justify;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font-size:14.0pt;font-family:仿宋_GB2312;}p.MsoFooter,li.MsoFooter,div.MsoFooter{margin:0cm;margin-bottom:.0001pt;tab-stops:center207.65ptright415.3pt;layout-grid-mode:char;font-size:9.0pt;font-family:仿宋_GB2312;}div.Section1{page:Section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粤高法民四申字第1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深圳市知音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法定代表人：陈鸿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余祖保，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陈金鸿，男，汉族，1975年5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陈素虹，女，汉族，1980年10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系陈金鸿之妻。原审第三人：鸿信达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代表人：陈金鸿，该公司董事。再审申请人深圳市知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音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陈金鸿、陈素虹及原审第三人鸿信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信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深中法涉外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知音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属国内普通买卖合同纠纷，原审将本案定性为涉外案件不当。理由：1、从合同主体看，是鸿信达公司向知音公司发出采购订单，并有陈金鸿签字确认。而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信息系统未查询到名称为“深圳市鸿信达电子有限公司”或“鸿信达电子有限公司”的信息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即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应以直接责任人为当事人。故本案将陈金鸿作为被告是有依据的。2、从合同履行地看，采购订单要求采购物品送到鸿信达公司(陈金鸿)指定的公司及地点，而采购订单上明确注明鸿信达公司(陈金鸿)的经营地址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现代之窗附楼613及电话、联系负责人等信息，这些地点均在深圳，因此，本案从未有出口贸易。3、根据1992年8月15日国家工商局颁布的《关于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应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外国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鸿信达公司在香港依法注册，其在深圳从事经营活动必须依法登记。4、陈金鸿签字确认了采购订单、付款计划及联络函，也实际通过其在深圳有关银行的名下账户向知音公司付过货款，其行为证实是国内正常的业务往来，并非涉外贸易。（二）陈金鸿与陈素虹系夫妻关系，陈素虹在本案双方发生业务往来时也主要负责经营，故陈金鸿与陈素虹在婚姻存续期间应对本案债务共同承担责任。（三）原审认定陈金鸿的行为系作为鸿信达公司的董事履行职务的行为，而未认定为在深圳未注册的“鸿信达电子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的个人行为不当。（四）若本案有证据证明系鸿信达公司与知音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且系正常的涉外贸易经营，在原基层法院受理后规定的期限内理应提出管辖权异议，而不是由原基层法院依职权通知本案的鸿信达公司参加诉讼。请求再审撤销原审判决。本院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再审理由及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将本案定性为涉外案件是否正确；（二）原审认定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对方当事人为鸿信达公司，并判令由鸿信达公司承担偿还知音公司货款的责任是否恰当。（一）关于本案定性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法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者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或者诉讼标的物在外国的民事案件，为涉外民事案件。”本案知音公司以陈金鸿、陈素虹为被告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以鸿信达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将鸿信达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因鸿信达公司为香港企业法人，故本案为涉港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据此将本案定性为涉外案件并无不当。因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故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我省第一审知识产权、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区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等事项的通知》，将本案移送至原审法院审理并无不当。知音公司主张本案属国内普通买卖合同纠纷，理由是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未查询到“深圳市鸿信达电子有限公司”或“鸿信达电子有限公司”的信息记录，故应以直接责任人将陈金鸿作为本案被告。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鸿信达公司于2009年11月17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其股东和董事均为陈金鸿。知音公司还主张根据1992年8月15日国家工商局颁布的《关于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规定，鸿信达公司在深圳从事经营活动必须依法登记。但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合同履行地约定在深圳，因此，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形。综上所述，知音公司主张本案属国内普通买卖合同纠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审认定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对方当事人为鸿信达公司，并判令由鸿信达公司承担偿还知音公司货款的责任是否恰当的问题。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原审认定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对方当事人为鸿信达公司是有依据的。1、知音公司提交的2010年5月至2011年涉案货物《送货单》、《采购订单》均注明买方为鸿信达公司；2、《对账单》也是发给鸿信达公司，知音公司提供了2011年3月份的《对账单》，该《对账单》不是原件，而鸿信达公司提供了该《对账单》的原件，上面加盖了知音公司和鸿信达公司的印章；鸿信达公司另提供了其他月份的《对账单》，大部分《对账单》也由鸿信达公司加盖了小圆形印章，并且知音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和鸿信达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形式上完全相同，均为知音公司制作，并注明了“请盖章回传(公章或财务章)谢谢!”的字句；3、鸿信达公司直接通过其公司账户向知音公司指定账户支付了本案部分货款。虽然陈金鸿本人通过其个人账户向知音公司支付过涉案货款，但陈金鸿系鸿信达公司的唯一股东和董事，其付款行为应视为履行职务的行为；4、知音公司提供的三份《联络函》，两份发给陈金鸿，第三份发给“鸿信达／陈金鸿”，前两份由陈金鸿和周丽丽签名，而第三份加盖了未备案的“鸿信达电子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均为对本案货款的金额进行对账、确认；5、《付款计划书》落款为“鸿信达陈金鸿”，而不是“陈金鸿”。6、鸿信达公司对其与知音公司签订了本案合同，并支付过部分货款给知音公司这一事实并未否认，并主张起诉之后还向知音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综合以上证据，原审认定与知音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以陈金鸿作为唯一股东、董事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鸿信达公司，而不是陈金鸿本人并无不当。知音公司主张陈金鸿的行为系在深圳未注册的“鸿信达电子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的个人行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令由鸿信达公司承担偿还知音公司货款的责任，实体处理并无不妥。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对方当事人为鸿信达公司，鸿信达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应承担偿还涉案货款的义务。陈金鸿作为鸿信达公司唯一的股东和董事，虽然曾在《付款计划书》、二份《联络函》、部分《采购订单》上签名，但其行为均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其后果应当由陈金鸿所代表的合同买方鸿信达公司承担。知音公司主张本案货款应由陈金鸿个人承担，理由不成立。知音公司还主张陈金鸿与陈素虹系夫妻关系，陈素虹在本案双方发生业务往来时也主要负责经营，故陈金鸿与陈素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对本案债务共同承担责任。但根据本案事实，没有证据证明陈素虹为本案的合同当事人，知音公司仅以陈素虹系陈金鸿配偶、且在经营场所负责管理采购和财务工作为由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知音公司在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属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知音公司又向本院申请再审，其提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充分，故本院对其再审申请予以驳回。综上所述，知音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深圳市知音电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王建平审判员赵虹审判员刘涵平二○一三年三月七日书记员李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