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8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兴，男，195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莹，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迪，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培玲，女，196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春光，男，1968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系王培玲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峰，女，196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培强，男，196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系王培玲之兄、王峰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富捷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1号2616室。 法定代表人：王雅云，该公司执行董事。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卿，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华春，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国兴因与被上诉人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山东富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初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兴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6民初52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杨国兴的全部诉讼请求,即判令王培玲、宋春光、王培强、王峰返还杨国兴款项99965200元，以及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至实际付款时止（自2012年6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时止，按照年息6%计算），富捷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保全费及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培玲、宋春光、王培强、王峰、富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在杨国兴和王培玲均认可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前提下，无论杨国兴如何举证，无论王培玲作了多少关于事实的自认，也无论王培玲如何前后反言，一审判决均仅择取王培玲对其自己最有利的陈述，不顾王培玲陈述的前后矛盾，免除了王培玲的一切举证义务，剥夺了杨国兴的质证权利，迳行认定莫须有的事实，从而作出对王培玲有利的判决，造成了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的结果。详见以下：一、在出借资金来源的认定上，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出借资金来源是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事实之一。本案中，杨国兴主张王培玲出借资金并非来源于其自有资金，王培玲存在以高息转贷牟利，在出借时间段内还欠银行款项的事实。对此，一审判决认为：“关于出借资金的款项来源……王培玲主张涉案出借款项的资金系其本人及另外两个自然人于开勇、刘君，三人共同以自有资金提供，对外都以王培玲的名义……在此情况下，杨国兴主张王培玲出借资金来源不合法，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杨国兴申请本院调取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存在以下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一）王培玲的自认和杨国兴的举证，已经说明了出借资金来源不合法。1.王培玲已经自认其资金来源有拆借资金，并非其自有资金。2020年4月20日庭审中，王培玲委托诉讼代理人已经明确自认向杨国兴出借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从其他合作伙伴处拆借的”，2020年5月13日庭审时，在杨国兴代理人询问此事实时，王培玲代理人进行了再次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对于王培玲自认的出借资金来源于“拆借”资金，杨国兴无须再举证证明。2.杨国兴举证及说明了王培玲同期与银行的涉诉、被举报高息吸取资金等情况。（1）2011年，中国工商银行在海阳市人民法院起诉王培玲的借款合同纠纷；（2）2015年，有受害人多次在中国银行门口拉横幅要求解决王培玲和宋春光高息吸取资金一事（宋春光时任中国银行烟台高管）。（3）王培玲作为自然人，向杨国兴出借资金，签订了三份带编号的格式借款合同，其编号为间断性编号，说明除本案之外，至少同时期还有十几份和他人之间的有偿的牟利性的借款合同。另外，还采取了民间借贷很少采取的最高额借款形式。（4）出借资金前，收取了杨国兴20万元保证金。根据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条、第53条规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如果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为是“高利”转贷行为；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杨国兴关于王培玲资金来源的以上举证和说明已经达到了其举证义务。（二）一审判决不同意杨国兴关于出借资金来源的调查申请，认为杨国兴应当自己全部举证，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直接导致对出借资金来源是否为自有资金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错误。为了更进一步查清出借资金来源的关键事实，杨国兴在以上基础上还当庭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1.对山东省与王培玲相关联的借款合同、民间借贷、债权转让合同、追偿权、债权人代位权等纠纷案件进行调查检索，并调取相关案件材料；2.对王培玲名下在2010年6月至2012年8月在中国银行芝罘支行开户的银行账户流水进行调查。考虑到现在法院的案件多，为给法院减轻压力，庭后，杨国兴又提交了《调查令申请书》，申请对“2010年6月至2012年8月王培玲（身份证号：370602196709××××）在中国银行烟台分行、中国银行烟台芝罘支行开户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和相关交易的底单”为代理律师开具调查令，由代理律师去调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出借资金来源的事实是确定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基本事实之一。杨国兴的以上调查申请全部是与王培玲的出借资金来源相关的事实，牵涉到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的关键问题，杨国兴无法自行调取，这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规定，尤其是本案还存在王培玲自认和杨国兴初步举证的情况下，然而一审判决却认为杨国兴应当自己举证，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未经质证，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而且与该当事人的当庭自认相矛盾。如前所述，一审判决采用王培玲的陈述：“……系其本人及另外两个自然人于开勇、刘君，三人共同以自有资金提供……”，作为认定其出资来源的事实认定，并且作为举证责任的确定基础。王培玲的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属于“当事人陈述”证据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王培玲的陈述应当经过杨国兴的质证。但是，在收到一审判决前，杨国兴根本不知晓王培玲有此陈述，也不知道于开勇、刘君都是谁，更没有机会发表质证意见。此外，一审判决采用的出借资金来源于王培玲、于开勇、刘君的“自有资金”的陈述，不仅与王培玲之前两次关于资金来源于“拆借”的自认相矛盾。而且，本案中除王培玲关于“自有资金”的陈述外，并无证据证明王培玲的主张属实，加上一审判决还无视了杨国兴关于王培玲资金来源的举证和驳回了杨国兴的调查申请，故一审判决对王培玲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陈述的事实认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规定。二、在出借款项数额上，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还款确认书》已确认双方之前发生的银行汇款单、借条、借据等全部宣布作废，当面自行销毁，所以本案被告不负有承担出借款项的相关举证义务……”，并认定“杨国兴主张王培玲的出借款项从账目上看是10829万元，实际到账为6934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一审判决仅凭王培玲的陈述，就免除了其所有的举证义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虽然《还款确认书》有关于销毁的描述，先不论其是否符合事实，即使《还款确认书》描述的销毁属实，是否王培玲可以因此免除法定的一切举证义务，要看销毁的材料是否为唯一、不可再生的。就银行汇款单和银行承兑汇票来说，银行存有底联和所有往来原始单据，即使当事人的银行卡注销，凭身份证即可前往开户行调取所有相关信息，或者法院可以调查取证。就宝马汽车而言，如果王培玲关于宝马汽车的购买属实，则双方之间由宝马汽车产生的是买卖关系，王培玲还在质证意见中明确提出某笔款项是杨国兴支付的购买宝马汽车款，不是还款。因此，买卖关系项下的宝马汽车的款项理由根本不属于在《还款确认书》下销毁的关于借贷的证据的范围，完全可以调查清楚。（二）杨国兴已经当庭发表了对王培玲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王培玲提交的证据中的付款指示、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历史交易明细表，杨国兴在2020年5月13日当庭发表了质证意见，一审判决未予提及。（三）在可以查清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没有查清出借款项数额。出借款项数额是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事实，即使有《还款确认书》，不代表本案中无法查明出借款项。1.一审判决提出的无法查清出借款项的原因根本没有事实基础。对于出借款项，一审判决提到“王培玲主张出借款项的方式包括部分银行转账，也包括以银行承兑汇票及消费卡、现金、宝马汽车等方式提供的资金”，如以上第一项所述，银行流水、银行承兑汇票，均可从银行调取查实，即使王培玲所说宝马汽车属实，也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不在本案借贷范围之内，这些都不是无法查清、或者免除王培玲举证责任的法定理由。并且，庭审中王培玲是说明了“所谓的还款部分是用于支付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即其他款项支出，没有一笔是用于支付利息的”，在王培玲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中，王培玲也明确说明“上述款项不是用于原告归还被告提供的借款本息”，既然王培玲不认可“银行承兑汇票及消费卡、现金、宝马汽车”属于和本案有关的还款部分，那么一审判决将此部分作为无法查清出借款项的原因根本没有事实基础。2.在以上正确确定举证责任、可以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杨国兴举证了证据原件，并对计算方法作了明确陈述，原审判决完全可以查清出借款项，而不是现在模糊地以证据不足，不对出借款项数额予以查明。杨国兴举证了10829万元的银行流水，并在庭审中明确陈述“从账目上看是10829万元，减去我方付给被告1的钱，即当天或第二天转回给被1的钱，共3895万元，我方实际到账的是6934万元”，即杨国兴提出的出借款项中有两个数字，一是实际收到出借款10829万元，二是认为出借款10829万元中有3895万元的部分是为了走流水（当天或者第二天银行汇进汇出），不应算利息，从出借款项和还款款项中均对应予以去除。从王培玲的质证意见中，王培玲也陈述“2012年6月8日1300万，该笔还款不存在，当时是应原告要求帮原告提供资金多走几笔流水”，在双方均认可有走银行流水的情况下，在杨国兴举证了对应的银行流水的情况下，一审是完全可以查清出借款项这一事实的。三、在还款数额的认定上，一审判决同样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认为：“王培玲仅认可烟台芝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芝兴公司）代杨国兴支付的19600万元，对杨国兴主张的其他付款均不认可”“王培玲虽认可收取了2011年1月25日的200万元和2011年8月20日的1000万元这两笔款项，但主张该两笔款项并非偿还本案借款本息，而是杨国兴向王培玲购买远期承兑汇票”。上述认定存在以下错误：（一）在杨国兴举证的还款均为银行还款，在王培玲关于“除本案外，与杨国兴无其他经济往来”的自认前提下，还款数额的认定没有任何难度。对于还款金额，杨国兴提供了银行流水凭证，并且王培玲自认“除本案外，与杨国兴无其他业务往来”。那么根据这一前提，从杨国兴银行账户支付到王培玲银行账户的金额，均在本案借贷合同项下，均是杨国兴的还款金额。（二）在上述举证和自认基础上，一审判决仅因王培玲的不认可的陈述，就未支持杨国兴的主张，是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在提到杨国兴主张“有1300万元是杨国兴支付给王培玲的”时，仅用了“王培玲仅认可芝兴公司代杨国兴支付的19600万元，对杨国兴主张的其他付款均不认可”就一笔带过，再不提及。杨国兴的付款是有银行转账凭证的，一审判决仅因王培玲对杨国兴的其他付款不认可，就不顾杨国兴提供的证据原件、王培玲的自认，不查明还款数额，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三）在张燕和钟翠珍收到的1200万元款项是否是还款款项的确定上，一审判决同样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并且，王培玲在申请张燕和钟翠珍为第三人后立刻改口，实际是逃避张燕和钟翠珍出庭陈述王培玲的款项来源，也反映了王培玲的陈述并不属实、也不应予以采信。对于杨国兴举证的2011年1月25日的200万元和2011年8月20日的1000万元银行转账，杨国兴主张是受王培玲指示的还款，直接汇入张燕和钟翠珍的账户。1.王培玲在两次庭审和质证意见中均否认杨国兴汇给张燕和钟翠珍这两笔款项与王培玲有关。在王培玲提交的质证意见和本案两次庭审中，王培玲的陈述均是与王培玲无关。基于此，因为涉及到第三人，杨国兴提交了追加张燕和钟翠珍为第三人的申请书。并且，结合王培玲的出借资金来源的“拆借”自认，张燕和钟翠珍也极有可能是王培玲“拆借”资金的来源，张燕和钟翠珍的出庭也有助于资金来源的查明。2.杨国兴申请追加张燕和钟翠珍为第三人后，王培玲改口认可与王培玲有关，但凭空提出一个是购买远期承兑汇票，王培玲当面交给杨国兴，所以没有证据。在杨国兴申请追加第三人后，从一审判决的认定上看，王培玲可能是向法院又陈述认可张燕和钟翠珍收取的1200万元，是王培玲收取的款项，但又凭空提出一个是购买远期承兑汇票的理由，还说是王培玲自己直接交给杨国兴的。3.杨国兴在收到一审判决后，才知晓王培玲的“反言”陈述，一审剥夺了杨国兴发表质证意见的机会，直接在王培玲前后反言情况下，仅凭王培玲的后一陈述就作出了对王培玲有利的认定。对于王培玲这一“当事人的陈述”，杨国兴同样是收到一审判决后才知晓，根本没有机会发表质证意见。一审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规定。并且，对于王培玲其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一审法院本应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而不是这样根据王培玲陈述直接对其作出最有利的认定。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杨国兴申请追加第三人前后，王培玲的矢口否认与立刻承认形成了强烈对比，尤其是王培玲还主张是自己亲手交给杨国兴承兑汇票的情况下，王培玲实际是逃避张燕和钟翠珍出庭陈述王培玲的款项来源，这充分说明王培玲的陈述并不属实，缺乏法庭采信的基础。4.既然王培玲不认可这两笔款项与本案借贷有关，就不属于《还款确认书》下销毁单据的范围，王培玲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将此举证义务分配给杨国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既然王培玲认为这不是本案合同下的还款，那么一审判决认为《还款确认书》下的关于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销毁，可以使王培玲免除举证义务，就不能适用于这两笔款项。王培玲对这两笔款项不属于杨国兴的本案还款就有举证义务。一审判决没有经过当事人质证，直接将王培玲这一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作为事实认定，还免除了王培玲的举证义务，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是适用法律错误。四、在利息上，一审判决同样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王培玲一直主张利率是30%，并自认：工程款1.96亿是“作为截止2012年5月30日，原告向被告借款应还的本息”，那么在19600万元以外的部分，就不是王培玲认为应当收取的本息。结合王培玲关于“除本案外，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的自认。超过19600万元以外的部分，均应是应返还的利息。五、在是否同意杨国兴的调查申请上，一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对于王培玲的银行流水和同一时间段内与借贷有关的纠纷，杨国兴不能自行收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杨国兴有权利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这些事实既是本案关键事实，杨国兴也提供了申请调查的基本证据。事实上，在全国很多法院，为排除“职业放贷人”，实行的是立案时法院自行调查是否有关联的借贷案例的规定，根本无须当事人申请。而一审判决却在杨国兴已经提供了申请调查的基本证据的情况下，以杨国兴没有充分举证为由驳回其调查申请，违反了法律规定和最高法关于民间借贷的精神，而且，如果当事人可以自行举证所有的证据，那么关于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法律规定岂不是形同虚设。综上，本案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杨国兴和王培玲均认可存在借贷关系，只是对出借资金来源、出借金额、还款金额有各自的陈述，这些均是本案的基本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七条，本案中有证据、有自认，本可以查清，但一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在没有查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仅凭王培玲的否认，就驳回了杨国兴的诉求，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应当依法予以改判。另，一审判决认定杨国兴主张还给王培玲的本息是20900万元是事实认定错误。 王培玲辩称，本案所有借款和还款发生于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间，与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富捷公司无关，出借资金的相关凭证于2012年8月29日在杨国兴的监督下销毁。时隔多年后，杨国兴趁王培玲去美国医病之际，以其持有的部分凭证和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据，通过虚构借款数额和还款数额，以其支付利息超过年利率36%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王培玲返还“所谓”的超付利息。一审法院查明王培玲出借资金的相关凭证已在杨国兴的见证下全部销毁，双方书面确认借款已经结清且无争议的事实后，依法驳回杨国兴的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杨国兴不服原审判决，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本案上诉，其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民间借贷合法有效。杨国兴以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和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52条、第53条为据，以王培玲出借资金来源不合法为由，主张本案借贷合同无效，该观点不能成立。本案借贷关系存续期间的2010至2012年，资金来源并非司法审判的关注点。本案所涉三份借款合同分别签订于2010年6月、2011年1月和2011年5月，认定该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为行为发生时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民间借贷行为及相应合同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任何一种情形，三份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王培玲出借给杨国兴的款项，既有自有资金，也有来自两个合作伙伴于开勇、刘君的款项，王培玲与合作伙伴之间无论是资金拆借还是共同投资，均不影响王培玲与杨国兴之间民间借贷的合同效力。更何况，王培玲不存在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52条规定的高利转贷情形，也不属于该纪要第53条规定的职业放贷人，本案更不存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的情形，杨国兴以上述法律规定为据，主张本案借贷合同无效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依法不应支持。二、王培玲与杨国兴签字确认的《还款确认书》证实，双方对于借款和还款金额并无争议，王培玲出借资金的相关凭证在杨国兴的监督下已经销毁，一审判决驳回杨国兴的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本案所有的借款和还款行为发生于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还清借款之后的2012年8月29日，杨国兴称其单位失火所有凭证销毁，其孩子在火灾中去世，要求王培玲也销毁双方往来资金的所有凭证，以防王培玲重复主张权利。当日，王培玲与杨国兴及保证人三方签订一份《还款确认书》，载明：“杨国兴因经营需要委托王培玲协助融资用于宫家岛旧村改造项目建设，所有款项现已全部还清，双方对融资金额反复核对无误，不存在任何争议，双方之前发生的银行汇款单、借条、借据等全部宣布作废，当面自行销毁，截至本日双方不再存在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原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自动解除，从此各方互不追究相关责任，特此确认”。上述文件签订之后，在杨国兴的监督下，王培玲将出借资金的所有凭证当面销毁。多年之后，杨国兴又以自己持有的部分凭证为据，以其超付利息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王培玲退款。此等行径，岂能支持！一审法院查明王培玲出借资金的相关凭证在杨国兴的见证下已全部销毁，双方书面确认借款已经结清且无争议的事实之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三、在王培玲举证的三份借款合同显示的借款总额为1.38亿元，出借资金的相关凭证在双方见证下已经销毁的情况下，本案不能仅凭杨国兴提交的单方凭证认定其所称的借款金额和还款金额。王培玲与杨国兴之间三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总额为1.38亿元，王培玲通过银行转账和交付现金、银行承兑汇票、购物卡、车辆、酒水等方式向杨国兴出借资金1.4亿元左右，约定的借款利率为年息30%。2012年5月30日，双方经反复核算，按照年利率30%计算，杨国兴应向王培玲支付借款本息1.96亿余元，王培玲同意收取本息1.96亿元即可。随后，杨国兴通过保证人芝兴公司向王培玲付款1.96亿元。至此，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终结。2012年8月29日，王培玲与杨国兴签订《还款确认书》，王培玲在杨国兴监督下当面销毁出借资金的所有凭证。杨国兴于2011年1月25日和2011年8月20日向王培玲支付的200万元和1000万元，并非偿还本案借款，而是向王培玲购买远期银行承兑汇票（即民间贴现，票据金额高于200万元和1000万元，杨国兴用银行承兑汇票对外付款可以节省资金），王培玲指定的收款人钟翠珍和张燕未参与银行承兑汇票买卖。因时间久远且早已结清，目前已无法提供与杨国兴交接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资料。杨国兴主张的其他付款，均与王培玲无关。本案中，杨国兴以持有的部分凭证为据，主张向王培玲借款总额为10829万元。王培玲举证的三份借款合同显示的借款总额为1.38亿元，出借资金的相关凭证已在双方见证下已经销毁，本案不能仅凭杨国兴提交的单方凭证认定其所称的借款金额和还款金额。四、退一步讲，即使杨国兴所称其向钟翠珍和张燕账户支付的1200万元是偿还本案借款的错误观点成立，造成王培玲收取利息超过年利率36%，该利息也属于自然之债，因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不具有溯及力，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337号民事判决，本案也不能判决王培玲返还。因时间久远且早已结清，王培玲未能找到与杨国兴买卖1200万元银行承兑的票据复印件或票号。（一）涉案民间借贷适用1991年8月13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本案借款和还款行为发生于2011年至2012年，当时的依据为1991年8月13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不予保护。鉴于超过部分属于自然之债，法院虽不予判决和执行，但允许当事人自愿支付，未赋予借款人追回超额利息的权利。（二）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仅适用于该法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不适用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规定为年息24%以下、24%-36%和36%以上三种情况，法院判决和执行的最高利率为年息24%。24-36%部分由借贷双方自愿履行，未支付的，不允许起诉；已支付的，不允许索回。超过36%的部分，借款人有权索回。根据2015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仅适用于该司法解释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不适用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施行前已审结的案件，不得适用该法进行再审。即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民间借贷业务在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之前早已结清，当然不能适用。（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337号民事判决，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不具有溯及力，实施前利率超过36%的利息不可请求返还。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后，对借款人在该法施行前已经超额支付的利息能否追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337号民事判决明确指出：“即在认定2015年9月1日之前福瑞特超市以利息名义多支付的2224.074万元性质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并非是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而应是1991年8月13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该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此处不予保护的具体含义为，超出部分的利息为自然债务，超出部分的约定不具有一般合同所具有的拘束力和强制力，即债权人如请求债务人就超出部分利息进行支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并不得执行。但债务人如自愿给付且该给付行为不存在效力瑕疵，则不可请求返还或折抵”。本案民间借贷在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前早已结清，该司法解释不适用于本案争议。杨国兴以该司法解释为据要求王培玲退还“所谓”的利息错误，依法不应支持。五、杨国兴的其他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杨国兴以一审法院未同意其调查取证申请为由提起上诉，根据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而在本案中，杨国兴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申请，一审法院未同意其调查取证申请是正确的，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杨国兴以一审判决在有争议的事实中引述王培玲反馈意见为由，主张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未经质证，纯属张冠李戴。王培玲与于开勇、刘君之间无论是资金拆借还是共同投资，均不影响王培玲与杨国兴之间民间借贷的合同效力。杨国兴以王培玲在杨国兴的监督下当面销毁的出借凭证非唯一、可再生为由提起上诉，则其应向法庭当庭演示如何再生再现。王培玲交给杨国兴的银行承兑汇票，均由他人转让而来，如果没有复印件或票号，如何查询或再生？！该情节足以反驳杨国兴的错误观点。六、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驳回杨国兴的诉讼请求也是正确的。本案所有的借款和还款行为发生于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间，相关凭证已于2012年8月29日销毁。杨国兴如果认为其偿还的本金和利息超过法定标准且有权要求王培玲返还，依法应在2012年6月之后的两年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至本案起诉之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驳回杨国兴的诉讼请求也是正确的。本案诉讼之前，杨国兴未向王培玲索要过所谓的“超付利息”，一审判决依据陈某2、杨某的证人证言，认定杨国兴曾向王培玲主张权利，认为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一）陈某2、杨某原系杨国兴处的工作人员，与杨国兴存在利害关系，不具有证人资格；其称多次陪杨国兴到烟台找王培玲要账的观点，无任何证据支持，依法不应采信。（二）陈某2、杨某的证言，均称到烟台未找到王培玲，足以证实王培玲未收到杨国兴的权利主张，不能引发诉讼时效的中断。（三）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如杨国兴在王培玲处有可以退还的“超付利息”，并且王培玲拒不见面，拒不退还，杨国兴怎么可能不起诉主张权利？（四）从杨国兴的诉状内容来看，杨国兴以王培玲收取利息超过年利率36%为由，以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据，要求王培玲返还所谓的“超付利息”。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于2015年8月6日，在此之前，司法解释并无支付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可以索回的规定，杨国兴怎么可能向王培玲主张所谓的“超付利息”。本案借款于2012年6月结清，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之时，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杨国兴于2018年6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时，更是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保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国兴的诉讼请求，维护法律公平公正和王培玲的合法权益。七、补充答辩意见。（一）杨国兴与王培玲自2010年之前就认识，在杨国兴诉状及还款确认书中也明确是杨国兴自己找王培玲借款，并非是第三人介绍。（二）在2012年5月30日的承诺书中，明确载明1.96亿元用于归还王培玲的借款本息，可以看出当时双方已经进行了本息的结算，而1.96亿元也于2012年6月初全部支付。在之后2012年8月29日还款确认书中也明确载明双方对于融资金额反复核对无误，不存在任何异议。这期间存在3个月时间差，即3个月内双方已经对融资金额及还款本息进行过反复核对并明确不存在任何异议，在此情况下对所有凭证进行作废销毁。因此不存在刚才杨国兴陈述的相关情况。 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富捷公司辩称，本案是王培玲的个人行为，与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富捷公司无关，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杨国兴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杨国兴向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培玲、宋春光、王培强、王峰返还杨国兴款项计人民币4990万元；判令富捷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判令王永福、徐金梅共同承担4990万元中的1560万元还款责任；3.判令张燕承担4990万元中的1000万元还款责任；4.判令王培玲、宋春光、王培强、王峰、富捷公司、王永福、徐金梅、张燕承担诉讼费用、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后杨国兴撤回了对王永福、徐金梅、张燕的起诉。案件移送一审法院后，杨国兴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王培玲、宋春光、王培强、王峰返还杨国兴款项计人民币99965200元，以及王培玲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计人民币3000万元（自2012年6月15日起暂算至2018年6月30日止，按年息6%计算）及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富捷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判令王培玲、宋春光、王培强、王峰、富捷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捷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17日，注册资金原为500万元，王培玲认缴450万元，占股90%，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峰认缴50万元，占股10%，两股东实缴100万元；2011年4月20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其注册资金变更为5000万元，王培玲认缴4500万元，王峰认缴500万元，王培玲和王峰实缴3000万元；2013年4月10日，其注册资金变更为3000万元，王培玲实缴2700万元，王峰实缴300万元；2014年5月4日，其注册资金变更为500万元，王培玲实缴450万元，王峰实缴50万元；2015年1月7日，王培玲将其股份全部转让给王雅云，王雅云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0年6月起，杨国兴因宫家岛工程建设需要而向王培玲借款。杨国兴作为借款人、王培玲作为出借人的三份《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处加盖有芝兴公司的印章并有韩某签字，其中两份合同分别标有“山富捷字10号”和“山富捷字18号”。三份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数额分别为5000万元（借款期为三个月）、2000万元（借款期为六个月）、6800万元（借款期为空白），三份合同上均无签约日期，借款利率处均为空白。杨国兴与王培玲之间存在多笔账务往来。2012年6月1日至6月6日，芝兴公司根据杨国兴的书面委托将1.96亿元还给王培玲，王培玲指定该公司将1.96亿元汇至王培玲投资并占股90%的富捷公司在山东省文登市投资设立的文登睿特实业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杨国兴所在的南通通州建总公司第十分公司于2012年6月8日向开发商芝兴公司出具了总额为1.96亿元的收款收据。2012年8月29日，杨国兴、王培玲、韩某签订了《还款确认书》，载明：“杨国兴因经营需要委托王培玲协助融资用于宫家岛旧村改造项目建设，所有款项现已全部还清，双方对于融资金额反复核对无误，不存在任何异议。双方之前发生的银行汇款单、借条、借据等全部宣布作废，当面自行销毁，截止本日双方不再存在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原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自动解除，各方从此互不追究相关责任，特此确认。”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杨国兴主张王培玲作为自然人，并不具备放贷资格，但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反复多次向杨国兴进行巨额有偿借款，并采取了民间借贷合同不常用的先收取履约保证金、采取最高额借款形式、签订多份格式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的右上角对借款合同采取编号形式，指示杨国兴还款时，收款人为多人，包括两个公司会计，这些事实完全不符合正常合法的民间借贷合同的形式。王培玲牟利性的阶段更是需要其全部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2019年《全国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52条、第53条，明确强调有效民间借贷合同的出借人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杨国兴获悉，在借款同期，王培玲和其他人、银行发生多批借贷纠纷。其中：2011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阳支行在海阳市人民法院因借款合同纠纷起诉了王培玲；另外，2015年，王培玲与本案宋春光被多人在中国银行门口拉横幅，要求解决高息吸取资金一事。因此，有充分线索说明资金来源并非其自有资金。申请一审法院对2010年至今，山东地区与杨国兴、王培玲相关联的借款合同，民间借贷、债权转让合同、追偿权、债权人代位权等纠纷案件进行调查检索，并调取相关案件材料。申请一审法院对王培玲名下在2010年6月至2012年8月在中国银行芝罘支行开户的银行账户流水进行调查。 王培玲主张涉案借款资金系其自有资金及从其他合作伙伴处拆借的，王培玲本案所涉向杨国兴提供的1.4亿元左右借款本金，是王培玲本人及另外两个自然人于开勇、刘君，三人共同以自有资金提供的，对外都以王培玲的名义。由于本案所涉资金的借款本息全部在2012年6月之后分别结算分配完毕，至今没有保留相关原始资料，故现在无法确定每人提供资金的时间及金额。出借给杨国兴款项时以银行转帐为主，还有部分是银行承兑汇票、声远酒店的消费卡、部分现金及一辆宝马X5汽车。王培玲在本案借贷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任何向社会公众违法放贷的情况。 二、关于出借款项数额及还款数额。杨国兴主张从账目上看王培玲出借资金是10829万元，减去杨国兴付给王培玲的钱，即当天或第二天转回给王培玲的钱，共3895万元，杨国兴实际到账的是6934万元。杨国兴主张其共还给王培玲本金和利息是20900万元，其中19600万元是芝兴公司代杨国兴支付的，还有1300万元是杨国兴支付给王培玲的，该金额不包括杨国兴在借款时当即返还的3895万元。杨国兴提供证人陈某1的书面证言以证明杨国兴与王培玲等发生银行汇款、往来的具体事实。陈某1的书面证言载明：“2018年5月，杨国兴电话联系我，说是要跟王培玲打官司索回多付给她的利息，他说最高院有了新规定了，像他以前付给王培玲的利息超过了年息36%的部分可以追回来，要我帮助整理以前和郝思思（出纳会计）一起经手的给王培玲汇付款子的详细情况。我花了一段时间帮助杨国兴回忆了当时他和王培玲借款及全部收、付款的情况，看他的银行流水及会计账簿，还和郝思思一起回忆了当时的经过情况，仔细查阅了郝思思手上保存的资金收、付记录本，现将当时杨国兴向王培玲借款及本人和郝思思经办款项收、付情况还原如下：1.2010年6月28日，施卫刚（杨国兴专职司机）带上周江疆（杨国兴儿子）和我一起去壹通国际（23楼还是26楼记不清了）钟会计办公室，将现金20万元交给曲书勇（王培玲聘用的总经理）、钟会计，未取得收据或收条。2.2010年6月29日，根据郝思思的记录，确定王培玲分20万元、80万元二次借给杨国兴100万元，未查到银行流水。3.2010年7月2日，周江疆通知郝思思说：中行卡上到账100万元（未查到银行流水），随后周江疆、郝思思和我一起去中行开发区支行查询，发现属实后，周江疆让郝思思提现10万元，随后周江疆又带我们去烟台开发区工商银行，从杨国兴卡上提现50万元。提现后直接去了烟台芝罘区中国银行，将现金45万元交给曲书勇，13万元现金存入了钟会计指定的中行卡，接着又用杨国兴的卡转账给钟会计指定卡70万元（当天实际支付给王培玲128万元）。在办完上述事项后，钟会计转账给杨国兴780万元，但未查到银行流水。4.2010年8月17日，按杨国兴指示，我和郝思思去芝罘区中行，钟会计汇入杨国兴银行卡500万元，随后又从杨国兴卡上汇入钟会计指定卡50万元。5.2010年8月19日，按杨国兴指示，我和郝思思去芝罘区中行向王培玲尾号0073的中行卡上汇入50万元。6.2010年8月21日，接到杨国兴电话，我、郝思思在烟台开发区中行汇入王培玲尾号1010的中行卡上30万元。7.2010年10月2日，接到杨国兴通知，在开发区中行向王培玲尾号0073的中行卡上转入20万元。8.2010年10月27日，我接到杨国兴电话，我和郝思思一起去中行芝罘支行，因杨国兴的银行卡当时不在郝思思身上，杨国兴通知我：利用了郝思思的中行卡（尾号5703）。所以钟会计先汇入该卡200万元，随后请示杨国兴确认后又从该卡转账给钟会计指定卡100万元，然后钟会计又向该卡汇入300万元，实际借款400万元。该借款按杨国兴的指示支付货款（含转入嘉禾账号），最后余款（含利息）一并转入杨国兴银行卡。9.2010年11月18日，杨国兴用招商银行卡让我和郝思思给王培玲同一银行的卡上转账20万元。10.2010年11月29日，杨国兴通知我，让郝思思从中行卡上转账给王培玲40万元，我和郝思思在烟台开发区中行办理了这件事情。11.2010年12月21日，杨国兴将华夏银行卡交给郝思思，告知给王培玲转账20万元，我和郝思思在烟台开发区华夏银行办理了转账，转账给王培玲同一银行卡20万元。12.2011年1月14日，在烟台中行芝罘支行，经与杨国兴联系确认后，钟会计分二次汇入杨国兴中行卡2000万元（每次1000万元），期间从杨国兴卡上转账给钟会计指定卡800万元，实际借款1200万元。13.2011年1月25日，杨国兴、郝思思和我一起去烟台芝罘中行（杨国兴随后去了其他地方办事），按照杨国兴的吩咐，在钟会计汇入杨国兴银行卡700万元后，当即又转账给钟会计指定卡200万元，实际借款500万。14.2011年1月26日，接杨国兴通知，我和郝思思在中行烟台芝罘支行收取钟会计汇入杨国兴卡3800万元，经请示杨国兴确认后，分三次从杨国兴卡上转账给钟会计指定卡505万元，分别是15万元、260万元、230万元，实际借款3295万元。15.2011年5月16日，接到杨国兴通知：去中行烟台芝罘支行收1000万元借款，实际情况是钟会计汇入杨国兴卡1100万元，随后从杨国兴卡返汇给钟会计指定卡100万元，均与杨国兴确认后办理。16.2011年6月27日，杨国兴来财务科通知我和郝思思去中行烟台芝罘支行办理向王培玲借到的350万元，实际情况是：钟会计二次用350万元往返转账，即先转账到杨国兴卡350万元，随后又反转账到钟会计指定卡，再转账到杨国兴卡350元，随后又反转到钟会计指定卡，最后转账300万元到杨国兴卡，随后又转入杨国兴卡49万元，实际借款349万元，以上每次操作，郝思思均电话请示了杨国兴，确认后才办理的。17.2011年7月11日，杨国兴电话通知我，去中行烟台芝罘支行，在该行钟会计向杨国兴卡上汇入1000万元。18.2011年7月13日，接杨国兴通知：归还王培玲1000万元，我和郝思思去中行烟台芝罘支行，从杨国兴卡上转账给钟会计指定卡1000万元。19.2011年7月20日，我和郝思思按杨国兴的指令，在中行烟台芝罘支行办理钟会计汇入杨国兴银行卡的1000万元。20.2011年8月20日，杨国兴拿着张燕的银行卡号交给我，让我和郝思思办理汇款1000万元，说这笔款是王培玲指定他汇款的，作为归还王培玲的借款。我和郝思思在中行芝罘支行办理该汇款，汇款前再次与钟会计联系确认了数额、银行卡号等，在杨国兴及钟会计均确认无误下办理的。21.2012年6月7日，接杨国兴通知，在烟台芝罘中行提现100万元，准备用于支付给王培玲，但当时没有办理支付，现金在财务科保险箱中存放。22.2012年6月8日，在取得芝兴公司汇入杨国兴卡900万元后，杨国兴通知我和郝思思去中行烟台芝罘支行办理归还王培玲1300万元的事项（带上前一天提出的现金100万元）。具体情况是：900万元从杨国兴卡上经多次反复后汇入了钟会计指定卡，带上的100万元现金存入了钟会计指定卡，随后又在杨国兴银行卡上提现100万元存入钟会计指定卡，再从杨国兴卡上转账到钟会计指定卡200万元。23.2012年6月8日，接到芝兴公司会计徐慧电话：根据杨国兴的承诺，芝兴公司已为杨国兴代为归还王培玲的借款本息19600万元。让我过去办理手续（出具收到工程款的收据），当时就请示了杨国兴，并让杨国兴签下了一本收款收据。到了芝兴公司财务科，见到了分6次归还王培玲19600万元的收据，随后经杨国兴同意，我出具了收到芝兴公司工程款19600万元的工程款收据，并在收据上注明了王培玲收到芝兴公司代付款的时间与金额。2012年6月10日，在财务科杨国兴和我说：委托芝兴公司代付19600万元是和王培玲说好了的，因为还没有对账、结账，所以只是先代付了然后让我和郝思思去对账、结账，多退少补（当时杨国兴和我说：利息多付了三四千万元）。于是，经杨国兴和王培玲联系后，于2012年6月12日，我和郝思思去烟台壹通国际王培玲所在的办公室去对账，经过半天的核对，没有几个数据能核对准确，也就是王培玲的计息依据和我们记录的大相径庭，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杨国兴，杨国兴指示：必须对清楚。所以我就不厌其烦地和钟会计还有王会计推演或组合来核对，可能是因为实在对不上号了，钟会计、王会计就发火了，说这些账王总已经和杨总核对准确了，怎么还要对账？现在账都不齐了，有些依据也销毁了怎么对？……”。陈某1出庭作证陈述：“自2010年6月开始，我在杨国兴处任总账会计，在工作期间因为杨国兴和王培玲之间有借贷业务，在2018年5月份杨国兴打电话给我，他跟王培玲之间的借贷多付了利息，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说超过36%的部分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让我把他和王培玲之间借贷的过程整个还原出来。因为2016年开始不在杨国兴那里干了，我在别的公司干了，我就回到烟台，还有一个现金会计郝思思，详细翻阅了郝思思做的每一件借贷过程的记录，以及杨国兴账号流水，我花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详细回忆了这个过程，把它做成了一张表，交给了杨国兴，并且我也自己写了一份整个过程的证言。证言上面有笔误的地方：2011年7月20日，王培玲打给杨国兴是100万元，证言上1000万元是笔误。……原来定好的1.96亿不是计算出来的，是没有经过对账的，原来说是对账以后多退少补，原来宫家岛法人代表韩某急于解除担保责任，所以这个数字是没有经过对账的。第二天，我们跟郝思思两个人一起去了壹通国际的26楼，先去了钟会计跟王会计的办公室，对了大概有40分钟，结果一个数字都对不上来，然后钟会计来火了，不想对了，我说我来分解或者把这个数字合并看看有没有可以对上的数字，但是怎么组合和拆分都对不上，她把我带到了王培玲办公室，带到办公室以后，本来对账王培玲是同意的，对不上账后，钟会计把这个事情跟王培玲汇报之后，她也来火了，她说我们账已经对过了，要对你让杨国兴来对……”。 王培玲认为证人是杨国兴的财务负责人，双方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另外其当庭所做的陈述都是根据提供的书面证明材料复述来的，并参考所谓的郝思思的日记本，但其作为财务负责人不清楚相应款项的支出，也不清楚日记本中所载明的款项用途，并且其作为杨国兴的财务负责人不可能在没有杨国兴的明确指示下仅听从所谓钟会计的安排，就随意将杨国兴名下银行卡的资金对外支付。因此，其对杨国兴与王培玲之间资金往来的数额及用途的真实性均没有做出准确的证明。其制作的杨国兴向法院提供的借款及计息情况表也不符合双方真实往来情况，因此其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证人当庭陈述的证人证言与之前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也存在着诸多的不一致，因此该证人证言对于杨国兴有利的部分不能予以采信。从证人当庭的陈述2012年8月份之后，电话、短信等方式多次能联系到王培玲王培玲，与杨国兴在诉状所称一直与王培玲联系不上表述不一致，无法判断其真实性。王培玲对陈某1制作的杨国兴与王培玲借款及计息情况表的质证意见为：该计息表是杨国兴单方制作，相关金额与事实不符，计算方式无依据。记帐本是杨国兴单方制作，没有王培玲的确认。一、王培玲提供借款部分：1.2010年7月2日应为800万（杨国兴称780万）。2010年6月29日至2010年10月27日王培玲共提供借款2000万。2.2011年1月提供给杨国兴声远酒店消费卡300多万元（按300万元计算的），可供开发区、芝罘区两个酒店就餐、购买海参等高档食品。3.2011年7月11日实借1000万元（杨国兴仅认可100万），其中银行转帐100万元，王培玲当日提取现金300万元给杨国兴，杨国兴后存入自己账户300万元，另有银行承兑汇票600万元，陈某1的证言可以佐证。4.2011年7月20日实借1000万元（杨国兴只提100万转帐记录），其余900万元为银行承兑汇票汇入，陈某1的证言可以佐证。王培玲实际提供给杨国兴的资金数额远大于杨国兴认可的部分。二、杨国兴所谓还款的部分：1.2010年6月28日12万元，无证据且与本案无关，且证人陈某1称为20万元。2.2010年7月2日128万和20万无证据。3.2010年8月17日50万元、2010年8月19日50万元、2010年9月21日30万元、2010年10月2日20万元，共150万元，是杨国兴委托王培玲购买的声远酒店的消费卡可用于开发区和芝罘区两个酒店就餐及购买海参等高档食品。4.2010年10月27日100万元、2010年11月18日20万元、2010年11月29日40万元、2010年12月21日20万元，上述款项都与王培玲无关。5.2011年1月14日800万；6.2011年1月25日200万元，与王培玲无关。7.2011年1月26日505万，取现15万元与王培玲无关。余490万元用于支付杨国兴购买的承兑汇票款。8.2011年5月16日100万元，购车款用于购买王培玲的宝马Ｘ5车，当时尾号8417，虽已交付车辆给杨国兴但没有过户，后过户到杨国兴指定人名下。9.2011年6月27日700万元，用于支付杨国兴购买的承兑汇票款。10.2011年7月13日100万元，与王培玲无关。11.2011年8月20日1000万元，与王培玲无关。12.2012年6月8日1300万元，该笔还款不存在，当时是应杨国兴要求帮杨国兴提供资金多走几笔银行流水。上述款项均不是用于杨国兴归还王培玲提供的借款本息，借款担保合同期内杨国兴没有还本付息。当时在合同中没有履约保证金的约定，王培玲也未收取过20万元履约保证金，从杨国兴提交的证据看，是富捷公司出具的收据，而且该收据并非正规的收据，而是记帐联，不合常理。王培玲主张杨国兴仅提供了双方往来中的部分银行转帐的借款部分，其余以银行承兑汇票及消费卡、现金、宝马汽车等方式提供的资金，杨国兴并未主张，因为杨国兴在当时长期在声远酒店的开发区、芝罘区店消费，并购买海参鲍鱼等高档食品用于礼品消费，其所谓的还款部分是用于支付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其他款项支出，没有一笔是用于支付利息的，王培玲实际出借的款项约1.4亿元，因在当时已将自己持有的全部证据原件销毁，无法统计出准确金额及提供资金的方式，只能根据其他辅助材料提供部分与借款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为证明杨国兴提供的借款及计息情况表中载明的借入金额不准，王培玲提交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付款指示原件两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1年1月11日王培玲安排第三人为杨国兴代付1000万元，属于双方借款的一部分。提交王培玲在2011年7月11日提取300万元现金的历史交易明细表银行打印件一份，并按杨国兴要求存入其银行帐户内，属于借款的一部分。杨国兴在一审法院限定期限内未提交对王培玲上述证据的书面回复意见。王培玲主张杨国兴仅还款1.96亿元，对杨国兴主张的其他还款均不认可。 三、关于利息情况。杨国兴主张双方当时未明确约定借款利率是多少，后来也没有明确约定。1.96亿元是王培玲与韩某协商的数额，杨国兴虽然也参与结算，但数额和工作是王培玲与韩某做的。 王培玲主张双方当时约定了借款利率为年息30%。双方的合同中也明确载明年息30%，但提交法院的芝兴公司持有的合同中没有写明，这么大的金额双方均明确进行了对账、核算，不存在利率不确定而进行核算的可能。双方对1.96亿元的数额在2012年5月底6月初已经核定，并据此结算。 四、本案是否过诉讼时效。杨国兴提供证人陈某2、杨某的证言并由证人出庭作证。陈某2陈述：“我2010年3月到杨国兴的公司做驾驶员，进公司两三个月后知道杨国兴向他小妹（王培玲）借钱，我经常拉着公司的两个会计和杨总到银行办事，知道有过借钱的事，具体多少不清楚，从2012年年底杨总发不出工资，包工头都来向他要钱，他说到小妹那里去要，要到了就发。去了南大街找不到人，去过很多次，一直要到杨总生病，都是我陪同他去的。2016年年底因为杨总发不出工资，我就不干了。”杨某陈述：“我是2008年到公司，干了10多年，是管理人员也是包工头。2012年年底我向老杨要工资，杨总让我等等，等他跟小妹王培玲结完帐后再给我钱。2013年工人跟我要钱，我跟杨总要，杨总让我陪他一起去王总办公室要钱，没有找到人，刚要走，办公室一个女的问我们找谁，说王培玲很久没来上班了，当场给王培玲打电话，王培玲说出差了，回来再联系，我们就回去了。2014年我们又去过好几次。2015年年前我们又去找杨总，一起到××街××室，办公室已经关门了，没有人了，打电话也不接。2015年中间也去过王总办公室，也没有找到。2016年9月工人跟我们要钱，我们和杨总一起到王总办公室，也没有找到人。” 王培玲认为两个证人是杨国兴的工作人员，且证人杨某至今与杨国兴之间还有一二百万的欠款，因此两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有效性无法确定，且与杨国兴在诉状中自认的事实不相符。两证人都陈述曾经在南大街王总的办公室见到过工作人员，杨国兴也与王总多次通过电话，而杨国兴在诉状载明“王培玲在收到杨国兴款项后便杳无音讯，其他被告也无法联系”，相互矛盾。两证人的证言中也存在大量矛盾的地方。两证人所证明的内容完全是受到杨国兴的指使而作的虚假的陈述。对于证人证言在无其他辅助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五、关于申请追加第三人及调查令情况。本案庭审结束后，杨国兴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主张杨国兴根据王培玲的指令，将数笔还款汇到钟翠珍（王培玲的会计）、张燕的账户中。具体如下：1.2011年1月25日，汇给钟翠珍账户还款200万元。2.2011年8月20日，汇给张燕账户还款1000万元。王培玲主张上述向钟翠珍账户还款、张燕账户还款均与王培玲无关，不是向王培玲的还款。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钟翠珍、张燕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查明本案事实，申请追加钟翠珍和张燕为第三人。同时，杨国兴提交调查令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以便杨国兴前往中国银行烟台分行、中国银行烟台芝罘支行调查如下证据材料：1.2010年6月至2012年8月，王培玲（身份证号：370602196709××××）在中国银行烟台分行、中国银行烟台芝罘支行开户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和相关交易的底单。2.富捷公司会计钟翠珍、及王培玲指定收款人张燕的户籍及身份信息。以便查清王培玲的出借资金来源、以及是否涉及非法集资情况。 王培玲认为杨国兴申请追加第三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杨国兴代理人申请调查令属于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故杨国兴及其代理人的上述申请都不符合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王培玲经仔细回忆与核查，认可是自己收取了2011年1月25日的200万元和2011年8月20日的1000万元这两笔款项，但主张杨国兴向王培玲支付上述两笔款项并非偿还本案借款本息，而是向王培玲购买远期银行承兑汇票（即民间贴现，票据金额高于200万元和1000万元，杨国兴用银行承兑汇票对外付款可以节省资金），钟翠珍和张燕未直接参与银行承兑汇票买卖，是王培玲自己将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杨国兴的，因时间久远且早已结清，目前已无法提供与杨国兴交接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资料，但本案无需再追加钟翠珍和张燕为第三人。 六、王峰、王培强、富捷公司应否承担责任。杨国兴主张王峰、王培强是夫妻，王峰是富捷公司的股东，占10%的股份，从2010年3月500万元注册资金变更到5000万元，注册资金没有到位，后来注册资金又减资至500万元，这期间杨国兴与王培玲的债权债务已经发生，所以王峰、王培强应对注册资金不实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王培玲是富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培玲与杨国兴发生借贷关系，以富捷公司的名义与杨国兴签订借款合同，富捷公司应对其法定代表人王培玲与杨国兴的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自2010年6月起，杨国兴因宫家岛工程建设需要而向王培玲借款，双方发生了多笔账务往来。2012年8月29日，杨国兴、王培玲、韩某签订的《还款确认书》明确载明：“杨国兴因经营需要委托王培玲协助融资用于宫家岛旧村改造项目建设，所有款项现已全部还清，双方对于融资金额反复核对无误，不存在任何异议。双方之前发生的银行汇款单、借条、借据等全部宣布作废，当面自行销毁，截止本日双方不再存在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原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自动解除，各方从此互不追究相关责任。”杨国兴关于双方并没有对账、结账，只是先代付，然后再对账，多退少补的主张，与《还款确认书》载明的内容不相符。且杨国兴提供的证人陈某1证言中其到王培玲处对账，钟会计和王会计有关于账已核对准确了，现在账不齐，有些依据销毁了的陈述，王培玲也有“我们账已经对过了”的陈述。杨国兴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知晓并承担其在《还款确认书》上签字的相应法律后果。因《还款确认书》已确认“双方之前发生的银行汇款单、借条、借据等全部宣布作废，当面自行销毁”，王培玲不负有承担出借款项的相关举证义务。杨国兴主张王培玲收取超过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关于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因涉案民间借贷行为发生在2010年至2012年间，距今时间较为久远，双方在2012年8月29日的《还款确认书》已确认各方从此互不追究相关责任。王培玲主张涉案出借款项的资金系其本人及另外两个自然人于开勇、刘君，三人共同以自有资金提供的，对外都以王培玲的名义，因借款本息全部在2012年6月之后分别结算分配完毕，至今没有保留相关原始资料。在此情况下，杨国兴主张王培玲出借资金来源不合法，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杨国兴申请调取的事项不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国兴对王培玲出借资金是否涉及非法集资情况仅是持有怀疑，其以此申请调查令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出借款项的数额，杨国兴在诉状中自认自2010年6月28日至2012年6月6日期间，王培玲多次自己或通过他人银行账户向杨国兴提供借款共计人民币108290000元。即王培玲向杨国兴发放借款的账户不仅为王培玲自己，也包括其他人的银行账户。杨国兴提供的证人陈某1回忆的经办款项的收、付情况中存在未查到银行流水的情况，也存在往返转账走银行流水的情况，且王培玲主张出借款项的方式包括部分银行转帐，也包括以银行承兑汇票及消费卡、现金、宝马汽车等方式提供的资金。故不能仅以王培玲的银行账户情况确定出借给杨国兴的款项数额。杨国兴主张王培玲的出借款项从账目上看是10829万元，实际到账为6934万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还款数额，杨国兴主张其共还给王培玲的本金和利息是20900万元，其中19600万元是芝兴公司代杨国兴支付的，还有1300万元是杨国兴支付给王培玲的。王培玲仅认可芝兴公司代杨国兴支付的19600万元，对杨国兴主张的其他付款均不认可。王培玲虽认可收取了杨国兴2011年1月25日的200万元和2011年8月20日的1000万元这两笔款项，但主张该两笔款项并非偿还本案借款本息，而是杨国兴向王培玲购买远期银行承兑汇票，王培玲自己将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杨国兴，因时间久远且早已结清，王培玲已无法提供与杨国兴交接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资料。杨国兴主张上述两笔款项系偿还本案借款本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王培玲认可上述两笔款项与钟翠珍和张燕无关，故本案无需追加钟翠珍和张燕为第三人。关于利息情况，杨国兴主张双方当时未明确约定借款利率是多少，后来也没有明确约定。王培玲主张双方当时约定了借款利率为年息30%。杨国兴提供的证人陈某1陈述双方账目没有几个数据能核对准确，计息依据大相径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杨国兴主张依据该规定，王培玲应将杨国兴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返还。但杨国兴应对其支付给王培玲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部分承担举证责任。杨国兴主张其返还给王培玲的利息已超过年利率36%，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国兴要求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返还99965200元及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并要求富捷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证人陈某2、杨某证明杨国兴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王培玲主张过权利，王培玲关于杨国兴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国兴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杨国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1626元，由杨国兴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杨国兴申请证人韩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通知韩某出庭作证。韩某，男，195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街××号。韩某向本院陈述：“我是在2014年前担任芝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宫家岛村委书记；宫家岛村旧村改造工程是由芝兴公司作为开发商进行开发建设的；2009年，涉案项目进行了招投标；2010年左右，招投标之后就签订了承包合同；我在招投标之前，与杨国兴因为涉案项目而相识；在涉案项目进行中，芝兴公司曾因为没有资金要求杨国兴垫资施工；我和王培玲在2010年通过杨国兴相识；王培玲要求我签过3份借款担保合同，其中有芝兴公司的公章和我的签字；对于这3份借款担保合同的原件，王培玲拿回公司盖章，之后再没拿回来；芝兴公司和通州建总之间的施工合同欠款为4亿元；2012年我和杨国兴、王培玲在我的办公室，王培玲说杨国兴欠她1.96亿元，王培玲说后期从银行贷款2.2亿元。1.96亿元还完后，三方在一起签订还款确认书；签订还款确认书时杨国兴表示不签，我做了杨国兴的工作，王培玲也做了杨国兴的工作，因为我给涉案借款提供了担保，我也想免除自己的担保责任（虽然钱已经由杨国兴偿还完毕，但我还是认为形成书面的比较保险），王培玲当时口头说多退少补。王培玲说签完第二天就进行对账，但第二天实际对没对账我不知道；签完还款确认书后我和王培玲联系过与杨国兴对账的事情，一个半月左右，杨国兴找我说第二天对账没对清，把会计赶走，杨国兴再给王培玲打电话王培玲不接，我给王培玲打电话王培玲也不接。2015年6月左右杨国兴又找我说王培玲还没和他对账，让我联系王培玲，我多次给王培玲打电话，但王培玲只接过一次，王培玲说她在外地出差，回去再说。我就再没联系过王培玲。”根据证人韩某的上述证言，杨国兴主张：1.一审中王培玲关于3份借款合同来源于芝兴公司的陈述是虚假的，因为芝兴公司签字盖章后就没有收到过合同。说明还款确认书中关于双方对账完毕、所有借款往来的相关凭证均予以销毁的陈述不是事实，也说明杨国兴主张的还款确认书的出具是为了了结芝兴公司的担保责任、而不是和王培玲对账结算完毕是真实的。2.韩某作为还款确认书中签字的当事人，明确表示还款确认书签订时王培玲和杨国兴并没有对账结算完毕，且王培玲承诺第二天对账、多退少补。证明杨国兴主张双方没有对账结算、王培玲应当返还杨国兴多付的款项有事实基础。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富捷公司主张：证人证言因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也不能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新证据予以采信。 此外，针对杨国兴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将未经质证的相关当事人陈述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的问题，杨国兴发表了相应的质证意见：1.关于一审判决对王培玲出借款项资金来源的认定，杨国兴质证：王培玲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来源于自有资金和拆借资金，后王培玲又陈述出借款项资金来源于本人和于开勇、刘君的自有资金，其陈述前后矛盾，且关于于开勇、刘君是否确有其人及是否采用自有资金作为出借杨国兴的资金来源，王培玲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杨国兴不认可真实性和证明目的。2.关于王培玲陈述张燕、钟翠珍收取的1200万元的认定，杨国兴质证：王培玲自认收到了款项，应当作为本案证据说明杨国兴在1.96亿元之外还支付了款项。结合王培玲代理人在一审中自认除涉案借款合同外没有其他业务经济往来，王培玲所说的该1200万元是为购买远期承兑汇票不具备真实性，该1200万元是杨国兴在1.96亿元之外的还款款项。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一、杨国兴主张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向其返还超付借款利息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杨国兴主张富捷公司对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应向其返还的超付借款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杨国兴虽以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为依据，主张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应将收取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部分予以返还，但杨国兴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收取了其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及数额。且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因杨国兴与王培玲于2012年8月29日签订《还款确认书》确认“双方之前发生的银行汇款单、借条、借据等全部宣布作废，当面自行销毁”，故王培玲就该部分事实承担举证义务已存在客观不能。同时，结合涉案出借款项除转账部分外，还包括现金、车辆、消费卡等事实，对于出借款项的具体数额，亦不能完全按照转账数额即可确定。证人韩某关于“《还款确认书》并非最终结算，王培玲口头表述进行对账、多退少补”的证言，不足以推翻杨国兴与王培玲在《还款确认书》中关于“所有款项现已全部还清，双方对于融资金额反复核对无误……截止本日双方不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此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超出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借款人可以要求返还，但涉案借款合同签订及履行均发生于该司法解释实施之前。特别是，在该司法解释实施前，各方当事人亦通过签订《还款确认书》的形式确认涉案款项已全部还清，故在认定在2015年9月1日之前杨国兴超付年利率36%利息部分的性质时，所适用的司法解释仍为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根据该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337号民事判决的裁判观点：“此处不予保护的具体含义为，超出部分的利息为自然债务，超出部分的约定不具有一般合同所具有的拘束力和强制力，即债权人如请求债务人就超出部分利息进行支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并不得执行。但债务人如自愿给付且该给付行为不存在效力瑕疵，则不可请求返还或折抵。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了超出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借款人可以要求返还，但基于该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该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因此，退一步讲，即使存在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收取杨国兴超过年利率36%的借款利息，杨国兴亦无权要求返还。基于此，杨国兴请求本院调取与王培玲相关联案件相关材料，以及请求本院出具调查令，对王培玲在相关银行开户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底单予以调取，亦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杨国兴主张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向其返还超付借款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承前所述，在本院对杨国兴主张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向其返还超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的情况下，杨国兴主张富捷公司对王培玲、宋春光、王峰、王培强对其返还超付借款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亦失去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国兴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1626元，由杨国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浩 审判员 陈东强 审判员 张 磊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马抒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