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1民初21790号原告：东莞市中粤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法定代表人：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韵晴，广东广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富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法定代表人：曾某1。被告：钟文良，男，汉族，1987年6月2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赣县××××××××××7×，身份证号码：360××××××××××××811。原告东莞市中粤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粤公司）诉被告东莞市富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钟文良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原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被告富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某1、被告钟文良均两次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韵晴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粤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项差额13021.1元及利息（按合同款同期贷款利率，从2020年2月27日起计至款项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富源公司负责人钟文良于2019年12月7日起，多次到中粤公司协商输送学生到石碣铭冠厂事宜。2019年12月31日，钟文良给到中粤公司总价18.5元/时+200车补，中粤公司表示学生不一定有钟文良要求的那么多。2020年1月2日中粤公司安排约33个学生如期到厂，2020年1月3号至10号，中粤公司又为钟文良安排了部分学生（30-40个）。2020年1月11日，钟文良到中粤公司办公室签订书面合同，确定了人数、单价等事宜。2020年2月25日晚上学生返校，原告要求钟文良尽快结算，以便给学生发放工资。2020年2月27日下午，钟文良突然发信息说部分学生只能按17.5元/小时结算。后中粤公司催促钟文良按照合同约定付款，但钟文良找理由推脱。2020年2月27日晚上，富源公司一股东转账268379.00元给中粤公司。原告继续向被告钟文良催要余款，但未果。经核算，钟文良还欠13021.1元余款至今未结清。被告富源公司辨称，一、原告屡次违约，第一次违约是原告没有提供足够的人手，也没有按时提供人手，对工厂生产计划产生了很大影响。二、原告屡次违约，但已经将押金退还了给原告。押金是要求原告按时按要求提供人数给被告富源公司。三、原告屡次违约之后，被告富源公司还是通过与被告钟文良沟通，继续与原告合作。最后原告还是没有把人员送到工厂，并且被告富源公司没有在合约上盖章和签字。四、被告富源公司与被告钟文良只是合作关系，案涉事件导致客户与被告富源公司取消合作。被告钟文良辩称，一、2020年1月2日前抵达的学生，单价是17.5元/小时，无车补。二、经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多次要求，被告钟文良答应涨价至18.5元/小时+200元车补，但条件是保障人员能做到年后，人数超过150人，且不能超过10%的流失。三、按约定，驻厂管理费的支付条件是入厂学生人数及学生期限都要符合事前约定。四、定价权不在被告钟文良手中。被告钟文良应原告的要求，多次积极与用工工厂协调，但最终因原告未能提供足够人数而未能提高价格。五、本案开庭前，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指使其妻多次到被告钟文良的店面滋事，给被告钟文良的商业信誉造成了不良影响，被告钟文良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经审理查明，被告富源公司于2009年12月28日成立，股东为曾某1、欧阳奇军、龚继军，东莞市富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石排分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石排分公司）于2020年4月1日成立，负责人为被告钟文良。2020年12月初，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与被告钟文良就通过面谈、电话、微信联系的方式洽谈合作招聘实习学生到东莞市石碣铭冠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冠公司）工作的事宜。2019年12月7日，两人在微信中约定合作单价为17.5元/时。2020年1月1日至7日期间，被告钟文良多次催促陈某1落实招聘学生到铭冠公司工作一事，并提出“价格可以给你18.5元﹢200元，要求如下：保障人做到年后有超过150人，不能超过10%流失，五天内流失不算，流失后马上补齐可以”，但陈某1一直未对学生人数作出承诺。2020年1月9日，陈某1与被告钟文良进行了电话沟通，陈某1称“能搞多少人是多少人，是吧”，被告钟文良回复称“那我也只能这么说，我也没有任何权利说任何东西”等内容，双方的其他沟通内容也未见陈某1有对学生人数作出承诺。2020年1月11日，陈某1代表原告与被告钟文良签订一份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的甲方为委托方，乙方为受托方，约定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安排学生寒假实习工到铭冠公司工作，人员数量以实际到位人数为准；送工开始日期为2020年1月1日；甲方以不分时段按小时计劳务费用，总价18.5元/小时，包含员工工资及服务费；原告入职5天以上产生工时费用，甲方全额结算给乙方；驻厂管理费用2000元/月/人；包吃住，保险标准为38元/月，按天计；车费补贴200元/人，支付要求为工作到2月15号；结算其他备注为学生工寒假实习，甲方要做到人走账清，即学生返校时结清所有款项。被告钟文良在该协议落款甲方负责人处签名，陈某1自行在该合同甲方抬头处填写了“东莞市富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名称。2020年2月26日至2020年2月28日期间，陈某1与被告钟文良在微信中对原告派遣学生到铭冠公司工作的费用结算问题进行了沟通。2020年2月26日，被告钟文良发送了第一份工资表给陈某1，两人对该表中记载的内容存在分歧之处做了进一步的沟通。沟通后，同日下午，被告钟文良又发送了第二份工资表给陈某1，并称“这个是加了那8个人的”，陈某1回复“是的，你给财务说了没”。2020年2月27日，被告钟文良称“刚冠铭发过来的数据第一批进的单价是18元，只答应后面进的给18.5元，现在财务重新在做工资表”。同日，被告钟文良向陈某1发送了第三份工资表，陈某1回复“没有17.5元的，统一都是18.5元的，财务怎么搞的”。2020年2月28日，陈某1发送了一份学生工资表（以下称第四份工资表）给被告钟文良，称“老钟这是计算好的，应结算标准，以及差额，你看一下”。该四份工资表均记载有学生姓名、进厂日期、离厂日期、工时、单价、伙食、保险、费用等项目，第二份工资表较第一份工资表除1月而言，增加了陈俊良等8名1月20日离职人员之外，其余内容两者一致；第三份工资表较第二份工资表而言，除部分人员单价由18.5元/时调整为17.5元/时、由于单价调整导致该部分人员应发工资及最后的总金额有所变动之外，其余内容两者一致；第四份工资表较第二份工资表而言，除陈俊良等8名1月20日离职人员伙食费扣款均降为0元、导致该8名人员应结费用及最后总费用产生变化外，陈某1还单独列表增加了梁朝雄、黄立惠、黄斌补工时及费用情况，该三人的补工时数合计40.06时，费用合计751元。另，陈某1与被告钟文良的微信聊天记录还反映，陈某1已经在2020年2月20日确认了学生跑到别的窗口吃饭，超出要扣钱的问题，而被告钟文良也已经在2020年3月13日确认梁朝雄、黄立惠、黄斌桢三人补工时数合计为40.6小时。2020年2月27日，被告富源公司的股东欧阳奇军向原告转账268379元，该金额与第三份工资表总金额一致，第三份工资表有37名人员的工时单价为17.5元/时，工时合计为6842.6小时，其余人员的工时单价均为18.5元/时。2020年8月1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合同款差额13021.1元及相应的利息。原告当庭明确其诉请的合同款差额13021.1元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第三份工资表中由于部分人员单价为17.5元/时，该部分人员应按照单价18.5元/时计算得出的差价；第二部分为梁朝雄、黄立惠、黄斌桢三人补工时的费用751元；第三部分为驻厂人员两个月的管理费4000元。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案涉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及是否存在原告主张的差价问题存在争议。原告认为，其与被告钟文良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原告根据被告钟文良的要求招聘人员为指定工厂提供劳务，被告钟文良为被告富源公司石排分公司的负责人，被告富源公司招牌上的联系电话是被告钟文良的，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钟文良有权代表被告富源公司签订案涉合作协议，被告富源公司也向原告支付了第一笔款项268379元，故两被告应共同承担支付劳务费的责任，且应按照18.5元/时的标准结算劳务费；因原告实际派驻了一名人员驻厂，故两被告也应支付驻厂管理费。但原告没有告知两被告驻厂人员的名单以及驻厂人员的具体驻厂时间。被告钟文良认为，其与原告存在合作关系，是其委托原告招聘人员到指定工厂工作的，其不能代表被告富源公司，其在与原告签签合作协议前，双方已经约定在人数达不到150人的情况下，应按17.5元/时的单价结算；因原告未派出驻厂人员，故不应支付驻厂费。被告富源公司则认为，被告富源公司与原告没有关系，两被告存在合作关系，被告富源公司委托被告钟文良招聘工人到指定工厂工作，富源公司石排分公司于2020年4月份成立，与本案无关；被告富源公司与原告就案涉费用进行沟通，其股东向原告支付款项，是因为学生最终来源于原告，为保证资金的安全，就直接将资金支付给原告，被告富源公司与被告钟文良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被告富源公司明确表示对被告钟文良与原告签署合作协议的行为不予追认。被告钟文良提出，其是作为中间商介绍原告为被告富源公司提供学生，从中赚取差价，差价按每人每小时1元计算，所以其与原告商谈的价格才需要经过被告富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某1的同意。被告富源公司也确认经原告招聘到铭冠公司工作的学生，被告富源公司给予被告钟文良每人每小时1元的差价，但表示该事没有向原告提及。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学生工资表、应结算账单、银行付款记录、商事登记信息、电话录音光盘与文字说明，被告钟文良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本院的庭前会议记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关于案涉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问题。由于案涉合作协议是原告与被告钟文良通过多次磋商确定的，合作协议也是原告与被告钟文良签订，该协议甲方抬头处“东莞市富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名称是原告自行填写的，本案没有相关证据显示被告钟文良得到被告富源公司的授权与原告签订该协议，被告富源公司也对被告钟文良签订该协议的行为不予追认，原告在本案中也自认其与被告钟文良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原告根据被告钟文良的要求招聘人员为指定工厂提供劳务，对账行为也是在原告与被告钟文良之间进行的，因此，本院认定本案委托合同的相对方是原告与被告钟文良。被告富源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的交易主体，原告要求被告富源公司支付合同差价款及其利息，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合同差价款是否存在问题。原告与被告钟文良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从本案现有证据来分析，可知被告钟文良曾在洽谈过程中向原告提出了可按18.5元/时的标准计算劳务费，但附有保障人做到年后有超过150人，且不能超过10%流失的条件，但因该条件是双方在洽谈过程中是被告钟文良提出的，原告没有给予承诺，且该条件的提出时间在前，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时间在后，故本院认定被告钟文良应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18.5元/时的标准与原告结算劳务费。原告自2020年1月1日起受被告钟文良的委托，为被告钟文良招聘学生到铭冠公司工作，因此，被告钟文良应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按照18.5元/时的标准支付劳务费给原告。2020年2月27日，被告钟文良通过被告富源公司向原告转账268379元，但该款中有37名人员的工时单价为17.5元/时，工时合计为6842.6小时，与合作协议约定的单价存在1元/时的差额，被告钟文良应补足不足额支付的6842.6元给原告。其次，被告钟文良已经在2020年3月13日确认梁朝雄、黄立惠、黄斌桢三人补工时数合计为40.6小时，该部分的工时，被告钟文良也应该按照18.5元/时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劳务费751元。至于驻厂管理费，因原告未向被告告知驻厂人员的名单及具体驻厂时间，被告钟文良不确认有人员驻厂，原告也未举证证明驻厂情况，故对于原告诉请的驻厂管理费4000元，本院不予支持。另，因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已经在2020年2月20日确认了学生跑到别的窗口吃饭，超出要扣钱，故原告在第四份工资表将陈俊良等8名1月20日离职人员伙食费扣款均降为0元，与微信中的约定不符，该6人的伙食费标准应按照第二份工资表所记载的金额予以扣减，原告在计算合同差价款时存在错误，应予以纠正。综上，被告钟文良应向原告支付合同款差价6842.6元+751元=7593.6元。因被告钟文良未按合作协议约定的时间付款，故原告请求的被告钟文良自2020年2月27日开始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利息应以7593.6元为本金，从2020年2月27日起，按当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年利率4.0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原告超出的差价及利息，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钟文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东莞市中粤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支付合同款差额7593.6元及利息（利息以7593.6元为本金，自2020年2月27日起，按当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年利率4.05%计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东莞市中粤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0元（原告已预交），由东莞市中粤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承担55元，被告钟文良承担75元。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凤嫦审 判 员  徐苗苗人民陪审员  佘秋菊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 记 员  袁爱平陈奕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