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15民初20578号原告：王海东，女，196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旻，北京虎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煜暄，北京虎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村，主要负责人：梁海龙，社长。第三人：陈英，男，197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三槐堂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王海东与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三槐堂经合社）、第三人陈英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王海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槐堂经合社向王海东返还超付的土地租金500409.86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槐堂经合社负担。事实和理由：王海东因多缴了超出合同范围内的土地租金，与三槐堂经合社发生本案纠纷；2009年12月29日，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由陈英承租38亩土地，四至为村委东会侧-赵长青南侧-三槐南路南一条路东侧，并附草图；2010年2月6日，王海东与陈英签订《协议书》，约定签署《土地承包合同》系由陈英代签，实际由王海东承租，每年570000元的租金由王海东交纳，王海东每年付陈英30000元代理费，如遇国家占地拆迁，则所有损失与收益归王海东所有；同时双方通过《委托书》约定，陈英委托王海东全权办理土地承包合同相关的一切事宜；王海东此后一直按38亩土地向三槐堂经合社缴纳租金。在2016年瀛海镇剩余集体土地腾退项目中，三槐堂经合社要求王海东按39.04亩的租赁土地面积补缴2010年3月1日至2016年10月10日的租金，并在补缴租金后才发放腾退补偿款；王海东受此要挟，委托陈英与三槐堂经合社签订《补充协议》，并按三槐堂经合社的要求补缴了租金；在《补充协议》中还明确约定，王海东缴纳租金后，三槐堂村同意将拆迁补偿款打入王海东账户。王海东于2017年底收到腾退项目补偿款；然而王海东此后才发现，当初其与陈英及三槐堂经合社签订的三方《土地承租合同》中，三槐堂经合社同意王海东承租的土地仅有34亩，然而实际按39.04亩向王海东收取租金；因此，王海东在2010年3月1日至2016年10月10日期间超额支付了5.04亩土地的租金；按照《土地承租合同》约定的每亩每年15000元租金计算，超付租金总额为500409.86元，对此三槐堂经合社应予返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海东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三槐堂经合社未作答辩。陈英述称，王海东所提交证据中的《土地承包合同》《协议书》《委托书》《补充协议》均是陈英签订的，但最后一份《土地承租合同》上的“陈英”签字并非陈英所签写，不知道该份合同的情况；在签订陈英所认可各项协议书的时候，王海东和陈英之间还有一个口头协议，就是给陈英10%的市场分红，但王海东没有履行过；陈英系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村（以下简称三槐堂村）的社员，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陈英系农业户口，该份合同系承包合同，出租人系三槐堂经合社，承租人系陈英；陈英之前与王海东并不认识，王海东不是三槐堂村村民，陈英是跟案外人王高元协商租赁土地的事情，王高元和陈英系朋友关系，通过王高元将村里承包来的土地转租给了王海东，陈英之所以同意将承包来的土地转租给王海东是因为双方之间有口头协议，即王海东答应给陈英市场经营10%的分红，但是王海东没有履行口头协议；诉争土地的承包人是陈英，认可土地上房屋不是陈英建设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2月14日，在三槐堂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梁永臣的主持下，经三槐堂村社员（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决议（同意）将村委会东，原许志祥承包的土地50.78亩，除修建的道路外，剩余40多亩，用于土地出租等事项。2009年12月29日，经三槐堂村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依照《北京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经济合作社（后经改制并变更名称为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股份经济合作社，即三槐堂经合社，甲方）与陈英（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乙方承租甲方38亩土地，租赁地址是三槐堂村村委会东侧、赵长青房南侧、三槐南路南一条路东侧，土地性质以规划科为准，租期为10年，自2010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租费为每亩每年15000元，每年合计570000元，上交款，在每年的1月1日前一次性缴清，租赁从第6年开始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3%；双方约定：“合同期内，如遇政府依法征占该土地，本合同无条件解除，相关的赔偿及补偿依据届时的法律、法规即有关规定执行”“承包方在其承租土地上投资建设的建筑物遇国家征占土地合同被终止时，补偿款按合同使用和剩余期限的比例在村集体和承租方之间进行分配”“如遇国家及政府开发和军队开发利用土地时，乙方需配合清场，征占地地上物赔偿款甲乙双方三七分成，甲方占30%，乙方占70%，甲方与乙方合同自动终止”；该合同书同时附有位置平面图等。2010年2月6日，在王高元、赵长明的见证下，陈英、王海东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兹有陈英于2009年12月29日与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就以上所述土地承包合同事宜，陈英与王海东达成协议如下：一、租地合同由陈英代签，实际上此地是由王海东承租。每年租金570000元（伍拾柒万元整）。由王海东出资交纳，每年王海东付给陈英30000元（叁万元整）代理费。二、王海东享有土地租赁合同内甲方提供的一切待遇，也负陈英与甲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内的各项法律责任。三、在此租占的土地上，从事的投资、经营，所有事宜由王海东处理及决定，因此发生的债权债务及各项责任由王海东承担。四、在该承包的土地上，在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占地或拆迁，所有损失与收益归投资人王海东所有。”同日，即在2010年2月6日，陈英、王海东签订《委托书》；双方约定：“兹有陈英于2009年12月29日与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产权人陈英（身份证号码……）委托王海东（身份证号码……）全权办理与以上所述土地承包合同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签订拆迁补偿协议，领取拆迁补偿款等一切事宜）。”王海东在涉案土地上建造了大量房屋；之后陈英与三槐堂经合社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约定：“陈英与三槐堂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的38亩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经实际测量总面积为42.8亩，超出了4.8亩，租金每年每亩地15000元，租期为2010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其中超出的3.76亩已腾退并补缴了租金，剩余的1.04亩由王海东承担土地租费，王海东一次性补缴2010年3月1日至2016年10月10日租金105733.33元整，预拆迁王海东缴纳租金后，三槐堂村同意将拆迁补偿款打入王海东账户。”2016年，上述租赁土地上房屋面临拆除腾退，所涉项目为“瀛海镇剩余集体土地腾退项目”。2016年12月8日，北京汇瀛恒业有限公司（甲方、腾退人）与王海东（乙方、被腾退人）签订《非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双方约定因瀛海镇剩余集体土地腾退项目，需腾退乙方在该项目范围内所有的房屋及地上附属物，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乙方同意实行货币补偿，房屋补偿款、腾退补助费合计24584756元。王海东认可收到上述补偿款。在上述《非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所对应拆迁档案中，存档有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在2009年12月29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还存档有陈英（出租方、甲方）、王海东（承租方、乙方）、三槐堂村委会（土地所有权方、丙方）在2011年3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租合同》，以及三槐堂经合社（甲方）与陈英（乙方）在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解除协议》。在上述《土地承租合同》中，抬头“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处由“陈英”签字并捺印确认，“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处由王海东签字并捺印确认，“土地所有权方（以下简称丙方）”之后手写注明“三槐堂村委会”；该合同正文载有“乙方承租甲方34亩土地，租赁地址是三槐堂村村委会东侧，赵长青房南侧，三槐南路一条路东侧”；在落款甲方处由“陈英”签字并捺印确认，在乙方处由王海东签字并捺印确认，在丙方处由梁永臣签字并捺印确认，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1日；王海东、陈英均认可梁永臣时任三槐堂村委会的村主任及三槐堂经合社的社长，在涉及农村土地租赁或承包时，当地村委会及经合社一般不作区分，均可作为出租人或发包人。对于上述《土地承租合同》，王海东亦提交其所持有合同书文本，在该版本中，“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处由“陈英”签字并捺印确认，“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处由王海东签字并捺印确认，“土地所有权方（以下简称丙方）”之后未填写，正文亦有“乙方承租甲方34亩土地，租赁地址是三槐堂村村委会东侧，赵长青房南侧，三槐南路一条路东侧”，在落款甲方处由“陈英”签字并捺印确认，乙方处由王海东签字并捺印确认，丙方处由梁永臣签字，落款日期处未填写；陈英不认可王海东所提交《土地承租合同》，并主张该合同书上的“陈英”签字并非其所签写。本院经审查认为，起诉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合同履行等发生纠纷的，原则上应当依据合同相对性确定诉讼主体。本案中，诉争《土地承包合同》系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所签订，所涉《补充协议》亦由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所签订，拆迁档案中所存档《土地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亦由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所签订，据此，诉争合同的相对人应为三槐堂经合社及陈英，王海东并非合同相对人，即王海东与三槐堂经合社之间不存在诉争合同关系，王海东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对其起诉，应予驳回。需指出，之所以由王海东作为被腾退人与腾退人北京汇瀛恒业有限公司签订《非住宅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系基于涉案土地的地上物系由王海东建设，不能据此认定王海东系诉争《土地承包合同》的相对人；同理，在王海东、陈英之间存在内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使相关租金实际上由王海东向三槐堂经合社按期交纳或补缴，亦系代陈英履行合同，王海东不能据此成为《土地承包合同》的相对人；还需指出，王海东为证明三槐堂经合社多收取租金提交了《土地承租合同》，但在该合同书中，陈英系出租人，王海东系承租人，此印证了陈英所主张其在承包（承租）诉争土地后经王高元介绍，将诉争土地转租给王海东的主张，即王海东与三槐堂经合社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海东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振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