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4民终1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起龙，男，汉族，现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建玲、陈瑞，山西宏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红，女，汉族，现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振宇、胡燕，长治市潞城区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潞城区潞华街道办事处山底村村民委员会，住长治市潞城区潞华街道办事处山底村。法定代表人：张永，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杰，山西化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起龙、上诉人王丽红因与被上诉人长治市潞城区潞华街道办事处山底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山底村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6民初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互联网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起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建玲、陈瑞，被上诉人王丽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振宇、胡艳，被上诉人山底村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起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应返还被上诉人30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的30000元有合法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不应当予以返还。2003年3月26日上诉人王起龙与山底村委签订《山底村苗木花卉基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山底村委在原砖厂土地上提供土地22亩供上诉人使用,上诉人在土地上种植树木、花卉、草坪等,承包期限为十五年。承包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便开始在这片废弃的荒地上开垦土地种植桃树幼苗,在上诉人辛勤管护下桃林长势喜人,每年硕果累累,收入颇丰。2018年3月26日合同到期后双方又续签承包合同一年。2013年左右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山底村委商定在上诉人该承包地上审批宅基地,被上诉人占用上诉人已经挂果的桃林土地必然给上诉人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被上诉人自愿支付上诉人30000元桃树补偿款,上诉人收款后将桃树砍伐,之后原审被告山底村委、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承包的桃林内共同划线确定宅基地范围,被上诉人施工建房期间因村民阻拦停工。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本案中,上诉人与村委签订《山底村苗木花卉基地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因被上诉人占用上诉人承包桃林建房,导致地块上成片挂果桃树全部砍伐,给上诉人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自愿补偿上诉人损失30000元,此款是上诉人承包地成片挂果桃树的补偿款,上诉人收到补偿款后也按照被上诉人与村委要求砍伐了划定地块上所有桃树,被上诉人无法施工建房是因山底村民阻拦,并非因上诉人未砍伐桃树所致,上诉人已腾让了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取得相应补偿利益的权利,上诉人收取该款项有合法依据,不是不当得利,不应返还被上诉人30000元。二、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从上诉人2013年左右收款到被上诉人2020年起诉至今已有七年之久,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被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的情形,被上诉人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9条规定,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明显不公正,为此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应返还被上诉人30000元。王丽红辩称，一审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山底村委述称，王起龙收取赵金梅等人费用是个人行为，村委不知情，与村委无关。王丽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406民初956号判决第二项，改判为由被上诉人返还12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收取的“新农村建设捐款”与“新农村建设设施款”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首先,被上诉人获得了不定利益。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宅基地申请中获得了12000元的利益。其次,被上诉人对该利益的获得没有法律根据。国家对新农村建设涉及五部法规、规章,均没有允许收费的规定,只有政府向新农村加大投入补贴力度,加强扶贫。更没有法律规定把申请宅基地的收费可以更改为新农村的相关收费。被上诉人所依据的长治市潞城区农经中心潞城农经函(2020)4号,更是表明被上诉人收费是无法律规定。最后,上诉人遭受了损失,有权提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二、一审保障村委对“新迁入人员”收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在涉及本案争议的事实中,同类案件共有六起。另三起案件因无落户事实,一审法院判决村委应予返还收费。而剩余三起案件的未保障返还村委的收费,区别就在与三案存在落户属于新迁入人员。而事实上,对上诉人的收费时间发生于2014年,落户时间是2017年。2014年怎么可以收取2017年的落户费用呢且农经函(2020)4号已经载明没有法律依据。针对户籍管理的法定管理部门是公安机关,村委开具准迁证的收费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合法收入。其收据载明内容,更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相关名称进行的收费。收费于法无据,更是上诉人申请购买宅基地的目的不符。综上所述,上诉人因在向被上诉人申请宅基地具体办理中,被上诉人违法的进行收费与点划宅基地。因村委无权给办理宅基地使用证,导致无法修建。但无论是否可以修建宅基地,被上诉人村委均没有法律根据来获得该项收费利益(批宅基地与公安机关的落户均是免收费),并使得上诉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明显错误,为此,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村委返还12000元。山底村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起龙述称，村委收取的费用与我无关。王丽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确认第一被告向原告返还20000元；二、请求确认第二被告向原告返还30000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与朱光磊是夫妻关系。为在被告山底村申请宅基地，2014年朱光磊向山底村委交纳新农村建设捐款5000元，新农村建设设施款7000元，共计12000元，2014年6月21日由被告山底村委为其出具潞城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一支。2014年7月31日该款计入山底村委的往来账。原告2017年3月31日落户至被告山底村新建区021号。另查明，2003年3月26日被告王起龙同被告山底村委签订《山底村苗木花卉基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王起龙在被告山底村委承包该村原砖厂复垦土地20亩用于种植桃林，承包期为十五年。2018年3月26日二被告续签承包合同一年，2019年3月25日承包合同到期。在被告承包期内，被告山底村委曾为该村村民批建宅基地占用部分被告王起龙承包地，现该承包地已被被告山底村委收回。2014年原告向被告王起龙支付30000元。2014年国庆前后，被告山底村委同被告王起龙为原告、另案原告（付爱艳、张刘鑫、赵金梅、刘爱勤、冯耀耀）六人在王起龙承包的桃林内划线确定宅基地范围，后因村民阻拦，原告未能施工建房，现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起算。本案原告抗辩未超过诉讼时效，其与另案原告付爱艳、张刘鑫、冯耀耀、刘爱勤、赵金梅六人多次找被告山底村委、潞城区潞华办事处、相关上访部门反映情况。原告所交款项用于审批宅基地，关系切身利益，其主张不间断行使权利符合常理。故不能认定原告主张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二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山底村委收取的钱款是多少？是否应当返还？根据被告山底村委提供的长治市潞城区农经中心潞城农经函（2020）4号“关于村级是否可以收取新迁入人员“落户费”“社会管理服务费”“新农村建设统筹费”问题的答复”，本案原告向被告山底村委交纳“新农村建设设施费”、“新农村建设统筹款”12000元系村委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新迁入人员”收取的相关费用。本案原告已落户至被告山底村委，对于原告要求村委返还其交纳的费用，不予支持。原告王丽红抗辩，其只落户，没有享受过山底村民的福利待遇，因被告山底村委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的福利待遇由村委自行决定，对原告王丽红的辩解不予采纳。原告主张其向村委交纳的钱款系20000元，对超出村委往来账部分无足够证据支持，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不予保障。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被告王起龙收取的30000元是否应当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被告王起龙没有向原告出售宅基地的权力，被告虽主张原告支付的3万元系其承包经营期间桃树的砍伐及油桃的经济利益，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被告王起龙同被告山底村委签订《山底村苗木花卉基地承包合同》，合同的相对人应为被告山底村委，被告山底村委在被告王起龙承包期内占用其承包地为村民批建宅基地，被告王起龙可向被告山底村委主张权利。故被告王起龙收取的3万元没有合法的依据，应当予以返还给原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起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3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丽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持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原告承担420元，由被告王起龙承担63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关于王起龙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案中所涉及的批建宅基地事项，关乎村民的切身利益，王丽红等人也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王起龙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遭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纠纷中，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当事人不仅应当证明对方获得利益并使自己遭受损失，还应当证明对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关于王起龙收取的30000元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该30000元系王起龙、王丽红等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王丽红等人支付该30000元的目的是为了占用王起龙承包期内桃林地用于宅基地建房，虽然王起龙收取该30000元后不再经营案涉的桃林地，但王起龙应当知晓自己不是批建宅基地的主体，在未明确王丽红等人是否取得相关用地手续的情况下，允许王丽红等人将案涉土地用做宅基地并接受“补偿”显然不当，考虑到本案因王丽红等人的非法占地建房而起，王起龙的承包利益也确实受到了损害，王起龙、王丽红作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应当就各自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及所受损失，酌情认定由王起龙退还王丽红15000元为宜。王丽红主张山地村委收取其20000元，应当由山底村委进行返还，因王丽红主张的该20000元中仅有12000元计入村委往来账目，王丽红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缴费数额为20000元，故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山底村委收取王丽红12000元并无不当。关于山底村委收取的该12000元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结合长治市潞城区农经中心潞城农经函（2020）4号的答复内容，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对新加入本经济组织的成员收取的相关费用，并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现王丽红已落户至山底村委并领取了相关福利待遇，王丽红主张应由村委返还该款项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起龙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王丽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6民初9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6民初9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王起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30000元”为：王起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王丽红15000元。如不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王丽红承担735元、王起龙承担3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0元，由王丽红承担375元，由王起龙承担2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志芳审判员 张建兵审判员 闫明先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赵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