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21780号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日日升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平城区。法定代表人：齐丽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臣，北京和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涛，男，大同市日日升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被告（反诉原告）：河北中伏源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左学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军，男，河北中伏源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日日升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公司）诉被告（反诉原告）河北中伏源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大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臣、孙涛，河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大同公司与河北公司于2017年2月25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于2019年7月9日予以解除；2.判令河北公司返还大同公司支付的货款26.6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1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大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25日，大同公司与河北公司签订了《光伏组件便携式清洁设备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大同公司从河北公司处购买太阳能电池板清洗设备，大同公司在使用清洗设备过程中遇到问题，需及时同河北公司沟通，以便遇到问题及时解决。河北公司免费提供一年的维修，并且一年后提供终身维修及技术指导，合同总价款为70万元（50套设备，每台设备为1.4万元），同时合同约定了损害赔偿等其他条款事宜。合同签订后，大同公司于2017年2月28日、3月10日向河北公司支付购买设备20套，货款共计266000元，河北公司收到货款后，向大同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月河北公司将太阳能电池板清洗设备送到大同公司，大同公司于2017年4月对收到的设备开始试运营及调试，河北公司派遣技术人员沈杰现场指导操作，设备运营一个月内多次出现故障，河北公司调换后仍然多次发生故障。2018年6月，按照河北公司销售人员张勤的要求，大同公司将其中的9台清洗设备返回河北公司重庆的工厂进行维修，至今没有维修送回，也没有任何回复。大同公司在使用期间了解到河北公司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清洗设备属于《三无》产品，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不具备销售条件。后大同公司多次找到河北公司协商解除合同及退款事宜，可河北公司一直推脱。2019年1月9日，大同公司委托山西沙龙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函《2019（沙律）函字第1号》，解除双方销售合同，并要求河北公司退还购置款并承担赔偿责任。河北公司签收后，也未进行任何回复。大同公司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河北公司发表答辩意见：1、河北公司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大同公司无权主张解除合同。本合同根据大同公司的实际需求，双方实际发生买卖标的物的数量为20台，河北公司已经如约交付大同公司，大同公司当场验收，并调试后正常使用，不存在解除合同的基础，不同意大同公司解除合同的主张，河北公司从未收到过大同公司的任何函件及权利主张，故河北公司也不享有法定的解除权利；2、大同公司所称的“三无产品”不适用本案；本合同的买卖标的物为河北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专利产品。本合同标的物为集成性产品，为答辩人自主研发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三无产品”为《消法》中的法定概念，本合同中的买卖标的物并非《消法》中的“日常消费品”，不为该法的调整对象，且该集成产品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强制规定的制定标准产品，基于河北公司享有的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大同公司也是基于尝试该技术，在了解过河北公司的新技术推广后所选定，因此双方在收到设备后进行了现场的试运营及调试工作，确认正常作业后已投入其正常使用。3、大同公司未在合同期限内提出有关质量异议，河北公司也从未收到任何书面等形式的质量问题反馈，应视为符合约定；4、双方当事人实际发生供货数量为20台，实际发生货款总金额为28万元，大同公司在收到货物后仍有1.4万元货款未予支付，大同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存在违约行为，依法不应享有合同解除的权利；5、大同公司无行驶解除权的约定事实，大同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系滥用合同权利之行为；6、大同公司主张返还26.6万元及利息毫无根据，应依法给予驳回；7、合同中第四条第4项约定的赔偿条款，属于“限额赔偿”条款，且该条款使用的前提须满足一定的条件。综上，不同意大同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时，河北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大同公司给付河北公司质保金1.4万元；2、大同公司给付河北公司迟延给付质保金期间的利息损失（以应付质保金1.4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30日期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诉讼费用由大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25日，河北公司与大同公司签订《光伏组件便携式清洁设备销售合同》，约定大同公司从河北公司处购买太阳能电池板清洗设备，根据大同公司的实际需求，双方实际的供货数量为20台，单价为1.4万元，合计总价款为28万元，河北公司于2017年4月将上述设备送至大同公司处，大同公司仅支付货款26.6万元，尚欠1.4万元货款未支付。根据合同该约定，大同公司最迟应当与收到货后的质保期满后付清全部款项，本合同的质保期为最长一年，现大同公司处于违约状态，其理应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损失，综上，请求法院支持河北公司的反诉请求。大同公司发表答辩意见称：根据约定应该是收到货物一个月后支付质保金，但因为河北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故大同公司没有支付质保金，现河北公司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不同意河北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5日，大同公司（甲方）与河北公司（乙方）签订《光伏组件便携式清洁设备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合同约定：为了有效提高太阳能光伏电池板产出效率，延长电池板寿命，甲方特从乙方处购买太阳能电池板清洗设备，乙方凭借自己在业内的专业技术与经验，应甲方的要求销售太阳能电池板清洗设备。甲方需根据自己电站的实际需求，真实有效的反应情况，以便乙方根据甲方所提出电站要求，配置最合适的清洗系统。本次合同总价款70万元（50套清洗设备）；付款方式：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后二日内，甲方应向乙方一次性支付20套设备40%预付款11.2万元后，乙方安排设备生产加工；清洗设备交付时间：乙方在收到甲方的预付款即11.2万元，由乙方在10-15工作日内发货（20台设备），生产完毕后，通知甲方支付余款55%（20套设备），乙方收到货款后一个工作日内发货给甲方，一个月后甲方付给乙方5%的质保金，乙方免费提供一年维修，并且一年后乙方提供终身有偿维修和技术指导；剩余30套设备乙方在2017年3月10日收到甲方的预付款后即16.8万元，由乙方在2017年3月31日前生产完毕（30套设备），生产完毕后甲方接到乙方通知后付乙方55%货款（30套设备），乙方收到货款后一个工作日内发货给甲方，一个月后甲方付给乙方5%质保金，乙方免费提供一年维修，并且一年后乙方提供终身有偿维修和技术指导。乙方为甲方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如果在甲方使用期间（非人为因素）出现维修问题，甲方在2小时内给予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如果在甲方使用期间出现批量质量故障（大于交货设备总数量的20%）时，乙方应该在接到甲方通知后24小时内解决，如果24小时乙方没有解决故障设备的90%，造成甲方经济损失，双方协商解决乙方赔偿甲方一定的经济损失，否则甲方有权利提出相应经济赔偿，赔偿金额不大于故障设备款的10%；当甲方收到设备后有超过20%设备损坏乙方应在24小时提供解决方案并安排技术人员进行维修，以上设备免费保修一年。2017年2月28日，大同公司给付河北公司货款11.2万元；2017年3月10日，大同公司给付河北公司货款15.4万元。2017年3月11日，北京中伏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大同公司开具金额为28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庭审中，双方确认《销售合同》履行过程中，大同公司仅要求河北公司提供20台设备，故针对案涉合同实际履行的设备数量为20台。经询问，大同公司称其公司是从事清洗业务，其在网上找到河北公司，在2016年12月底至2017年年初，大同公司从河北公司购买一台案涉设备，认为不错就决定批量购买，和河北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合同约定先供货20台，河北公司2017年3月份提供20台设备后，设备仅工作了5至6天，由于齿轮的硬度不够部分产品不再工作，当时大同公司找河北公司的技术人员，2017年6至7月，河北公司将有问题的10台设备运走，后大同公司在使用剩余10台设备的过程中，设备也陆续出现问题，后河北公司将全部20台设备拉走进行维修，直到2017年12月底将维修完毕的20台送回，但河北公司进行现场测试时发现设备的电子测试器出现问题，2018年3月，河北公司针对其中11台设备更换了控制器，2018年5至6月，大同公司按照河北公司的要求将另9台设备寄回重庆的加工厂进行维修，后大同公司无法联系上河北公司。因为河北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故大同公司不再购买剩余30台设备，故未购买的30台设备不存在解除合同的问题。2018年12底，大同公司向河北公司发函要求解除合同，但未得到回复。大同公司表示其要求解除上述20台设备的买卖合同关系，但大同公司无法提供涉案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的相关证据。河北公司不认可大同公司陈述的内容，河北公司称案涉合同约定购买的设备为50台，但是合同履行是按照大同公司的需求订货，合同最终的订货数量就是20台。大同公司订货后，河北公司为大同公司送货，并为大同公司现场进行了调试和安装，大同公司从未提出过质量问题，且合同约定收到货后一个月支付质保金，故河北公司认为质保金最迟的付款日应为质保期限截止日，故质保金的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5月30日开始计算。以上事实，有《销售合同》、付款凭证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河北公司与大同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大同公司向河北公司采购太阳能电池板清洗设备，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确认《销售合同》实际履行的供货设备台数为20台，现大同公司以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但其未提供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的相关证据，且河北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大同公司要求解除《销售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质保金在收到货物一个月内支付，因大同公司收到货物的时间为2017年4月，故大同公司最迟应在2017年5月底向河北公司支付质保金，大同公司未按时给付质保金，河北公司应及时向大同公司主张权利，河北公司于2020年12月25日提起反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现河北公司未能就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相关事由提供相关证据。大同公司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故对河北公司要求大同公司给付质保金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日日升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河北中伏源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64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日日升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费7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河北中伏源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张博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崔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