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21民初328号 原告：青海骏皓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思瑶，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蕾，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能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原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淮口。 法定代表人：陈武生，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钦，男，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家豪，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安远洋承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姜杰明，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亚龙，男，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勇，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青海骏皓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皓公司）与被告国能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金堂公司）、第三人广安远洋承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骏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蕾、被告国能金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钦、宋家豪、第三人远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亚龙、刘成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骏皓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国能金堂公司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20万元；2、判决被告国能金堂公司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2017年4月7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11月18日为：32556.44元）；3、判决第三人远洋公司就返还不当得利款、资金占用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底，因被告与第三人准备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原告于2017年4月7日从公司账户向被告账户转款20万元，转账用途备注为“代远洋公司缴纳保证金”即代第三人向被告支付上述合同保证金。被告与第三人于2017年4月13日签署《煤炭买卖合同》[编号：金电燃煤（2017）阳）023-04号]，但第三人于2017年4月28日函告被告因第三人不能缴纳保证金之故，要求与被告解除前述《煤炭买卖合同》，被告同意解除，但却将原告上述转款予以扣收。第三人不认可原告的代付保证金行为。原告认为，被告与第三人因第三人不能缴纳保证金之故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则被告扣收原告代付的保证金是没有依据的；而无论被告是否有权扣收保证金，事实上都是原告代第三人缴纳了此款项。原告多次要求返还代付的保证金，均追索无果。 被告国能金堂公司辩称，一、被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据被告提供的《煤炭买卖合同(广安2017年4月)》，被告与第三人系合同双方，同时被告与第三人均在合同中签字并盖章，依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本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合同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合同义务。二、原告代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成立。本案中，确认原告代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是否成立的主要因素为合同相对方(第三人)是否同意。有鉴于此，被告认为本案骏皓公司代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成立的主要理由如下：1、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合作关系，原告系经第三人示意才缴纳的合同保证金。从银行业务回单可以明确看出，原告于2017年4月11日向被告转账20万元，同时在转款中备注“代远洋公司缴纳保证金”。被告认为，银行业务回单即可完全证明原告代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成立。同时，代为履行若未经第三人任何指示，原告不可能准确知晓缴纳保证金的期间及被告银行账户等信息。根据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第三条约定，煤炭运输的起始站分别位于马海、外力哈达、柴达尔三地，上述站点均位于青海省内，并且与第三人和被告签订的其他同类型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起始站均不一样。而原告系位于青海省的企业，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和第三人存在关联关系，原告也参与了本合同的履行。第三人中标取得被告煤炭供应商资格后，被告于2017年3月29日向第三人发送了《合同洽谈通知书》，同时于2017年4月13日签订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经核实，《合同洽谈通知书》上所载明的两个收件人，其中一人为李思瑶。《煤炭买卖合同》中，预留的合同相对方(第三人）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及电子邮箱等信息，均为李思瑶所属。而李思瑶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当时其以合同相对方(第三人)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了案涉合同的签订等相关事宜。2、依据被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煤炭买卖需先缴纳保证金再签订书面合同。依据《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煤炭阳光采购办法》、其他同类型煤炭采购合同及对应合同保证金缴纳凭证所载明的时间可以证明，先缴纳保证金后签订书面协议是被告的内部管理要求。在所有煤炭合同签订前，被告方工作人员均会告知合同相对方，须先缴纳履约保证金再签订书面协议，而第三人作为供应商对此也是充分了解。因此，在案涉合同签订时，第三人已明确知晓保证金已缴纳事宜，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可以视为对保证金代缴行为的同意。3、第三人从始至终对保证金代缴事宜均予以同意。依据《关于解除煤炭买卖合同的函》、《关于的回复》等两份证据，案涉合同的解除系因第三人明确表示其无法履行供货义务。同时，因第三人不履行交货义务的行为构成违约，所以在合同解除时原告亦明文告知第三人。依据合同约定，将扣留合同保证金并保留追究其他违约责任的权利。在合同解除后，被告与第三人还签订了多份同类型煤炭买卖合同。2019年，被告与第三人还因其他同类型煤炭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法院。综上所述，第三人在合同解除时即明确知道需承担违约责任，但在上述过程中，从始至终未对被告扣留保证金事宜提出任何异议。被告认为，第三人的上述行为是用实际行为表示其同意原告代其缴纳保证金事宜，同时也同意以扣留保证金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与第三人间存在合作关系，同时第三人对原告代为履行保证金缴纳的行为表示同意，原告代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成立。三、被告依据合同约定扣留履约保证金，不构成不当得利。依据《关于解除煤炭买卖合同的函》、《关于的回复》等两份证据，案涉合同的解除系因第三人明确表示其无法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在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的基础上，被告遂同意解除案涉合同。同时，依据合同约定扣留了案涉保证金。被告扣留保证金系因第三人存在违约行为，所依据的是合同的明文约定，具有合法性，不构成不当得利，就算被告构成不当得利也不应返还款项。《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本案中，如原告所陈述及本案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在缴纳保证金时已明确知道自身没有给付义务。首先，被告依据合同约定扣留保证金不构成不当得利；其次，退一步说，就算法院最终认为被告构成不当得利，但依据法律规定，被告也无需返还原告的相应价款。综上所述，被告认为：1、案涉合同合法有效；2、原告代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成立；3、被告系依据合同约定扣留保证金，不构成不当得利；4、就算认为被告构成不当得利，也无需返还价款。 第三人远洋公司述称，一、远洋公司从未与原告就案涉20万元以任何形式建立过、存在过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原告对此表示认可。首先，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案涉款项系原告单方面向被告支付，远洋公司既没有事先对该行为进行授权，也没有事后对该行为进行追认。原告经法庭询问，也无法提供有关书面委托手续或相关证据就委托付款事宜进行证明。其次，原告在庭审中辩称该款项系其代关联公司成都轩荣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因为成都轩荣贸易有限公司与远洋公司之间存在20余万元的债务，故以此代付行为进行抵消。一方面，原告没有提供证据就此代付事实进行证明，另一方面，远洋公司已经向法庭提供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2017)川1602民初5214号《民事判决书》和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6民终30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远洋公司与成都轩荣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纠纷实际为220余万元，且成都轩荣贸易有限公司在前述案件中并未提及任何关于债务抵偿或抵消事宜，足以说明原告在本案中的陈述并不客观、真实。再次，原告曾于2020年10月20日向远洋公司发告知函，要求退还案涉20万元款项，原告在该函中明确“我公司(指原告)与贵公司(指第三人)之间就缴纳保证金事宜无任何法定或约定的权利义务”，原告当庭对该告知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原告并未主动向法庭举示该组证据，已经足以说明案涉款项与远洋公司并无关系。二、案涉款项性质并非原告代远洋公司向被告支付的履约保证金。首先，案涉款项性质仅有原告的转款凭证将款项用途备注为“代远洋公司缴纳保证金”，没有其他在案证据能够继续印证该款项性质，而在转款凭证上备注用途属于原告单方民事行为，在无远洋公司授权或追认的情况下，并不对远洋公司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其次，远洋公司对被告并不当然负有支付履约保证金义务。案涉煤炭买卖合同在远洋公司盖章交给国能金堂公司后，被告并未将盖章的合同原件返还远洋公司。关于该合同的成立、生效及履行情况尚有争议，支付履约保证的基础尚不具备。再次，即使远洋公司应当向被告支付保证金，从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煤炭买卖合同来看，合同约定的数量为2万吨，按照每吨2元的标准，应当支付的保证金为40万元。而本案金额只有20万元，被告在庭审中多次强调，其内部管理制定非常严格，必须在合同签订前足额支付保证金才能合作，但很明显本案的金额20万元与按照合同约定数量应当支付的40万元明显差距太大，既不符合被告管理制度，也不符合合同约定。三、即使在判决被告退还款项的前提下，远洋公司也没有向原告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78条之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可见，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或依据在于法律有明确规定或当事人之间有合同约定，既无约定又无法律规定的，则无需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远洋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签署过任何合同，原告与被告之间也没有签署过任何合同，只是原告单方面向被告支付过款项20万元；且远洋公司、被告、原告三方之间也没有达成过任何合作协议。即使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款项，也没有要求远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合同依据。同时，从现有证据材料分析，本案也不存在《民法典》或其他法律规定的应由远洋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法律依据，至于远洋公司是否应当向变更支付违约金或支付多少违约金，则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与本案争议无关。因此，远洋公司认为本案中原告要求远洋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四、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遭受侵害时起算。原告的支付行为发生在2017年4月7日，如果原告认为其转款错误，则其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为自2017年4月7日起至2020年4月6日止；即使案涉款项属于代远洋公司支付的履约保证金，而原告公司认为因为远洋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合同解除才导致被告收款没有法律依据，从现有证据材料显示，被告的扣款行为发生于2017年5月6日，则原告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为自2017年5月6日起至2020年5月5日止。但从现有证据材料分析，原告在前述诉讼时效期间内并未以任何有效的形式主张过该债权，远洋公司也从未以任何形式承认过该债权的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不能仅凭远洋公司在相关函件上签字就认为远洋公司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因此远洋公司认为，原告诉请返还的诉讼时效期限已经届满，依法已经丧失胜诉权。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骏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李思瑶，第三人远洋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系李恒。2017年3月29日，被告国能金堂公司向第三人远洋公司发送《2017年4月煤炭阳关采购供应商合同洽谈的通知》电子邮件：“收件单位为远洋公司，收件人为李恒、李思瑶；主要内容为，告知远洋公司通过竞价排序、入围5500大卡标段煤炭的供应商，于2017年3月30日12点00分前，携带相关证件以及公司的资质到国能金堂公司燃料供应部洽谈合同，如不能按时前来，将视为放弃，另按《国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煤炭阳光采购实施细则》要求，将按合同签订量收取20元/吨的合同履约保证金”。2017年3月31日，被告国能金堂公司与第三人远洋公司拟定合同意向书。2017年4月7日，原告骏皓公司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转账20万元，备注：“代远洋公司缴纳保证金”。2017年4月13日，被告国能金堂公司与第三人远洋公司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与本案相关的主要内容为：买受人（甲方）：国能金堂公司；出卖人（乙方）：远洋公司。价格及供货期为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合同履约保证金收取标准：买受人将按照当月合同数量收取20元/吨的合同履约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退还标准：1、若当月供量≥80%×当月合同数量时，买受人全额退还出卖人合同履约保证金（无息）。2、若当月供量超量或欠发并在结算煤炭中予以考核后，买受人全额退还出卖人缴纳的合同履约保证金（无息），否则当月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3、若当月合同数量未履行，当月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等。被告国能金堂公司与第三人远洋公司分别在合同书上加盖各自公司印章。2017年4月28日，第三人远洋公司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发送关于《解除》的函，告知被告国能金堂公司因内部流程问题，未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缴纳相应的保证金，现因近期上级公司正在对远洋公司进行审计，需要暂时停止支付、结算等相关财务事宜，故远洋公司4月份无法按规定向国能金堂公司缴纳保证金、供应煤炭，因此希望协商解除合同。2017年5月6日，被告国能金堂公司回复第三人远洋公司，主要内容为：一、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二、已缴纳的20万元履约保证金，依据合同约定予以扣收。三、将视情况对违约行为追究损害赔偿责任。2019年1月18日，原告骏皓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思瑶为解决保证金问题，通过微信向第三人远洋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恒发送：“金堂发电厂的20万元赶快去处理一下”。李恒回复：“我怎么处理？等你一起去说”。2020年10月20日，原告骏皓公司向第三人远洋公司发送《告知函》，主要内容为：“我公司于2017年4月7日从公司账户代贵公司向国能金堂公司账户支付项目保证金20万元，后函告国能金堂公司因不能缴纳保证金之故要求解除《煤炭买卖合同》，国能金堂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却将上述我公司代贵公司缴纳的保证金予以扣收。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就缴纳保证金事宜无任何法定或约定的权利义务。鉴于此，请求退还我公司代贵公司缴纳的保证金”。2020年11月16日，第三人远洋公司向原告骏皓公司回函称：“我司未与贵司签订任何合同要求支付保证金，也从未委托贵司向国能金堂公司支付保证金。贵司在告知函中载明的我司与国能金堂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我司未收到国能金堂公司盖章的合同，我司认为未与国能金堂公司成立合同关系，也从未实际履行该合同。如贵司确向国能金堂公司支付了20万元保证金，且贵司如能与国能金堂公司协商退款，因该款项与我司无关，我司承诺：我司在收到国能金堂公司退回的20万元后将款项支付至贵司指定账户，但因我司与国能金堂公司存在其他合同关系，请贵司在协调时注意国能金堂公司退款时注明该款项来源为骏皓公司保证金，否则我司将不予退款”。 另查明，原告骏皓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思瑶也系成都轩荣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截止2017年3月22日，成都轩荣贸易有限公司需偿还第三人远洋公司货款3094634.44元。但成都轩荣贸易有限公司截止2017年8月4日仅偿还了货款894634.44元。2017年9月18日，第三人远洋公司向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起诉成都轩荣贸易有限公司偿还货款。2017年11月8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1602民初5214号判决书，判决成都轩荣贸易有限公司向远洋公司返还煤款2258958.1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未涉及到2017年4月7日原告骏皓公司代第三人远洋公司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缴纳的保证金20万元。 再查明，被告国能金堂公司与第三人远洋公司在2017年6月7日、2017年9月6日又分别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合同均已履行。第三人远洋公司在《煤炭买卖合同》签订前均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缴纳了保证金。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煤炭买卖合同》、银行转账凭证、《解除》的函及回函、《告知函》及回函、微信聊天记录、（2017）川1602民初5214号判决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取得不当利益一方应当将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一方。本案系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一般指基于给付行为但欠缺给付目的所形成的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由受损人自己的行为所导致。原告骏皓公司主张被告国能金堂公司收取20万元为不当得利，应该对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骏皓公司在被告国能金堂公司与第三人远洋公司拟定初步合同意向书后，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银行账户转账并备注“代远洋公司缴纳保证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亦称通过原告骏皓公司转账银行业务回单、《煤炭买卖合同》及洽谈通知的联系人系原告骏皓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证据，有理由相信原告骏皓公司具有代理权，该款系第三人远洋公司委托原告骏皓公司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支付，用于《煤炭买卖合同》的履约保证金，故原告骏皓公司在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支付20万元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合同义务。2017年4月28日，第三人远洋公司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发送关于《解除》的函，告知被告国能金堂公司4月份无法按规定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缴纳保证金以及供应煤炭，希望协商解除合同。被告国能金堂公司在关于《解除的函》回复中称解除合同的原因为第三人远洋公司无法依约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供应煤炭并依约足额缴纳履约保证金，故同意解除合同，依约扣收履约保证金20万元，保留对违约行为追究损害赔偿的责任。被告国能金堂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取得履约保证金并非不当得利，故原告骏皓公司主张不当得利，本院不予认可。第三人远洋公司称其未委托原告骏皓公司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支付保证金，但其在被告国能金堂公司回复函中对被告国能金堂公司扣收20万元未提出任何异议，不符合作为一个理性的市场交易者所应对风险能力的正常反应。本案无证据证明被告国能金堂公司向原告骏皓公司提供转账账号，也无证据证明原告骏皓公司是受第三人远洋公司委托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支付保证金，结合本案查证事实，原告骏皓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了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与第三人远洋公司存在资金往来，可以认定原告骏皓公司系根据第三人远洋公司提供的账号、指示将涉案20万元汇入被告国能金堂公司账户的盖然性较高。现第三人远洋公司已从原告骏皓公司代付行为中获得利益，故原告骏皓公司作为被指示付款人，即使认为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亦应向其发生直接关系的指示付款方和受益方即本案第三人远洋公司主张权利，而不是向被告国能金堂公司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原告自认代为交纳合同履约保证金，应当知晓不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后对履约保证金的处理后果。第三人远洋公司述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青海骏皓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94元，由原告青海骏皓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福彪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刘治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