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8427号原告：朱锦民，男，1957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华，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淑芬，女，197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颖，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锦民与被告孙淑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锦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华，被告孙淑芬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锦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孙淑芬返还借款36万元；2．判令孙淑芬按月息1%支付自2016年7月12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3．判令孙淑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12日，孙淑芬与朱锦民签订协议，借款36万元，于2016年7月11日之前还款。孙淑芬未按期还款，故朱锦民诉至法院。孙淑芬辩称，不认可朱锦民的全部诉讼请求。1．2015年7月12日双方签订借贷协议后，朱锦民仅向孙淑芬支付借款9万元，其他款项并未支付，孙淑芬已还清上述借款。2．自2011年至2015年7月，原被告之间会有互相资金拆借的情况，孙淑芬已经还清了朱锦民的全部实际借款，且，经实际核算，朱锦民现在还在欠孙淑芬的款项，孙淑芬保留相应的诉讼权利。3．朱锦民主张借款存在利息，为年息12%，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根据借贷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被告只有孙淑芬，李玉林的被告主体不适格。朱锦民无证据证明孙淑芬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事实上孙淑芬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是转借给刘海燕。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5年7月12日，孙淑芬（甲方、借款人）、朱锦民（乙方、放款人）签署《借贷协议》，约定甲方于2015年7月12日向乙方借款合计36万元，应于2016年7月11日全部还清，互不拖欠；甲方应按约定及时还清欠款，逾期未还清的，每逾期一天，按欠款金额的0．1%计算罚金；逾期每超一个月，按1%的罚金，直至还清为止；上述借款在甲乙双方订立本协议之同时，已由乙方给付甲方，不另立据。朱锦民对于《借贷协议》项下的借款如何交付，在本院进行庭前询问时陈述：孙淑芬于2012年以公司经营需要为由向朱锦民借款60万元；后孙淑芬偿还本金24万元，并偿还了部分利息；双方于2015年7月12日对账后，签订上述《借贷协议》。关于借款利息，朱锦民的说法多次变更，先称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2%，又称变更为年利率20%，最后称最终变更为每月利息4000元。经查，2012年2月16日、2012年3月13日、2012年4月4日朱锦民分别向孙淑芬转账20万元，共计60万元。在本案开庭审理时，朱锦民主张其与孙淑芬之间的资金往来比较多，2015年7月12日双方进行过对账后协商一致签署了本案《借贷协议》。朱锦民提交其自行制作的明细清单及银行流水，主张自2011年12月22日至2015年7月18日，其陆续出借给孙淑芬1838000元，孙淑芬陆续还款1582800元，其中差额25．52万元，且孙淑芬的还款金额中包含利息以及房租。关于借款的交付情况，朱锦民在庭前与本院电话沟通时的说法与上述主张均不相同。孙淑芬称其与朱锦民互相拆借，均未约定利息；2015年7月12日的《借贷协议》签署后，其仅收到9万元借款，后已还清。孙淑芬提交大量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自2011年至今，其向朱锦民转账金额高于朱锦民向孙淑芬的转账金额；孙淑芬不认可其应向朱锦民支付房租或利息，主张双方互相拆借并未约定利息。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及支付宝转账记录，双方款项往来情况如下：1．2014年11月至2016年11月，孙淑芬通过支付宝陆续向朱锦民付款共计4．2万元，其中3．3万元付款发生于《借贷协议》签署前，另有9000元发生于《借贷协议》签署后。2．2012年3月至2012年4月，北京煜盛伟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煜盛伟业公司）向朱锦民多次付款，金额共计412250元。孙淑芬主张是煜盛伟业公司代其向朱锦民支付的款项，朱锦民不予认可。孙淑芬申请煜盛伟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红霞出庭作证。刘红霞出庭陈述：其于2011年10月23日至2013年5月8日担任煜盛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全资股东，当时孙淑芬是该公司监事。2012年3月，其接受孙淑芬的指示向朱锦民转账5笔，金额共计412250元，但不清楚款项性质。朱锦民主张煜盛伟业公司上述款项是因为公司之间要走账，因为朱锦民还没有成立公司，所以借用孙淑芬的公司走一下账，其他公司打给煜盛伟业公司，再转给朱锦民。3．双方确认2011年12月22日至2015年7月18日，孙淑芬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朱锦民1582800元，朱锦民支付给孙淑芬1608000元。其中包含2017年7月17日朱锦民转给孙淑芬的9万元，及次日孙淑芬转给朱锦民的8．9万元，双方确认该两笔款项互相抵销；其他银行转账款项均发生于《借贷协议》签署之前。4．朱锦民主张除了上述第3条的款项外，其还于2012年3月至2012年12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孙淑芬23万元，孙淑芬认可收到其中20万元，主张另外3万元看不到对手信息，不予认可。5．孙淑芬主张2012年4月至2012年6月，其指示李玉林向朱锦民转账4000元。朱锦民不予认可，认为李玉林与朱锦民当时是同事，这是该二人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但该4000元的款项性质，朱锦民表示记不清了。李玉林与孙淑芬系夫妻。6．孙淑芬还主张2011年11月17日向朱锦民之妻徐韶转账20万元。诉讼中，朱锦民表示徐韶与孙淑芬、朱锦民与孙淑芬之间均存在借贷关系，该两种借贷关系分开对账。孙淑芬于庭审中表示同意，如果朱锦民同意徐韶和孙淑芬的款项另行结算，其亦同意不在本案中再主张其转给徐韶的20万元。7．双方确认2018年4月28日孙淑芬向朱锦民转账1万元，朱锦民认可此系偿还本案借款。综上可见：2011年12月至《借贷协议》签署前双方款项往来情况如下：1．朱锦民主张2011年12月至2015年2月共出借给孙淑芬174．8万元，孙淑芬认可收到其中171．8万元，对其中3万元不予确认。2．孙淑芬主张其通过银行转账向朱锦民支付149．78万元，通过支付宝转账3．3万元，通过煜盛伟业公司支付412250元。朱锦民认可收到其中银行转账149．38万元，不认可银行转账中李玉林支付的4000元；认可收到支付宝转账的3．3万元；不认可煜盛伟业公司支付的412250元。《借贷协议》签署后，双方款项往来情况如下：1．2017年7月17日朱锦民转给孙淑芬9万元，次日孙淑芬转给朱锦民8．9万元，双方确认该两笔款项互相抵销。2015年7月18日、2016年11月2日，孙淑芬分别通过支付宝支付给朱锦民1000元、8000元。2018年4月28日孙淑芬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朱锦民1万元。双方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的交易记录均自2011年12月22日起，该日孙淑芬向朱锦民支付10．15万元，朱锦民主张是孙淑芬的还款，并表示此前还有其他款项出借，但是银行流水最早只能打印到这一日。交易明细还显示2013年4月至2014年9月，孙淑芬每月均向朱锦民支付4000元，2012年7月、8月，2012年10月至12月，孙淑芬每月均向朱锦民支付2000元；朱锦民主张此系孙淑芬支付的利息，另有明细中其他金额低于4000元的部分也都是利息，因为孙淑芬经济能力有限，所以有时候利息有减免。孙淑芬不予认可，主张这是双方之间的约定，来回转账。朱锦民主张孙淑芬向其支付的款项中还包括孙淑芬应当支付的房租，半年支付一次，分别为2012年9月、2013年3月、2013年9月的三次22500元，以及2014年3月的2．7万元，因孙淑芬延迟付款，所以金额高于前三次。孙淑芬不予认可。对于双方的借贷关系，朱锦民陈述此前双方还签订有其他借据，但是现在都找不到了。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贷协议》、转账记录，被告提交的转账记录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就本案《借贷协议》，朱锦民是否实际出借款项。首先，朱锦民就案涉借款如何交付、《借贷协议》中借款金额如何确定、此前借款利息如何约定的陈述前后不一，多有矛盾。其次，朱锦民主张《借贷协议》是对此前借款的结算，并主张签署《借贷协议》之前均是其向孙淑芬出借款项。孙淑芬主张双方是互相拆借。双方均未就此提交直接证据。朱锦民主张其借款给孙淑芬，但双方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首笔款项均是孙淑芬于2011年12月22日支付给朱锦民的10．15万元。朱锦民主张其此前还曾向孙淑芬出借款项，但银行流水最早只能打印到这一日，依据常识判断缺乏事实依据。第三，关于《借贷协议》签署前双方款项往来情况。朱锦民主张2011年12月至《借贷协议》签署前共出借给孙淑芬174．8万元，但其中3万元的银行流水未显示对手信息，不能确认系支付给孙淑芬，孙淑芬亦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并认定2011年12月至《借贷协议》签署前共向孙淑芬支付171．8万元。孙淑芬主张其自2011年12月至《借贷协议》签署前，共向朱锦民支付1943050元，朱锦民认可收到其中152．68万元，本院予以确认。李玉林曾向朱锦民支付4000元，朱锦民不认可系偿还案涉借款，因款项支付人并非孙淑芬，孙淑芬亦未举证证明该笔款项与本案有关，故本院对该笔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煜盛伟业公司曾向朱锦民支付412250元，朱锦民主张是通过煜盛伟业公司走账，但亦未就此提交任何证据。煜盛伟业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出庭作证，证明系受孙淑芬指示向朱锦民支付上述款项，表示不清楚款项性质。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确认煜盛伟业公司支付的412250元系孙淑芬支付给朱锦民的款项。综上，《借贷协议》签署之前，朱锦民共向孙淑芬支付171．8万元，孙淑芬共向朱锦民支付1939050元。《借贷协议》签署后，除双方确认的抵销款项外，孙淑芬还向朱锦民支付1．9万元。朱锦民还主张孙淑芬支付的款项中包括房租及利息。但朱锦民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孙淑芬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孙淑芬亦不认可朱锦民该项主张，故本院对朱锦民主张的房租一说不予确认。关于利息一节，朱锦民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过借款利息，且其对利率的陈述前后不一，孙淑芬不认可双方约定过利息。根据双方的交易记录，还款金额与朱锦民向孙淑芬的转账金额之间亦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本院对朱锦民所主张的利息一说不予确认。综上，《借贷协议》签署之前孙淑芬向朱锦民转账的金额，高于朱锦民转账给孙淑芬的金额，且双方互相转账，难以明确每笔款项的具体性质。《借贷协议》中虽然写明：“上述借款在甲乙双方订立本协议之同时，已由乙方给付甲方”。但《借贷协议》并未明确该协议项下借款是对双方此前借款的结算，并载明借款金额的确定过程。朱锦民作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一方，应就借款的实际交付承担举证责任。现朱锦民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出借36万元，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故朱锦民要求孙淑芬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锦民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0元，原告朱锦民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真真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江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