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36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邝玉婷，女，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一鸣，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华宇，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渝苓，女，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忍兰，广东方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超华，男，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上诉人邝玉婷因与被上诉人梁渝苓、原审第三人王超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2民初5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邝玉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梁渝苓要求邝玉婷支付87,000元股款及违约金的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梁渝苓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中已明确梁渝苓是代第三人王超华持有珠海市御鼎铭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茗茶公司）29%股份的基本事实。该事实可以证明邝玉婷、梁渝苓和王超华在开办茗茶公司当初以及在此后的退股，三方当时是经协商一致而各自退股。当初三人合股开办茗茶公司时，都清楚邝玉婷出资153,000元占51%的股份，梁渝苓出资60,000元占20%的股份，王超华出资87,000元占29%的股份。只是王超华为隐名股东，由梁渝苓代持。所以《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和《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均由梁渝苓一人与邝玉婷签订，但事实上股东还是三人。《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6款约定：“设立一个公司账户、同时叁位股东都拥有此账户短信提示、以方便及时了解账户资金流动情况。”由此可知该协议签订时就是三位股东，如何履行协议和包括退股都必需是经过三方协商才可实施。所以，《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要退的49%股权，实际上向梁渝苓退6万元，王超华退8.7万元。对于王超华的29%股份及8.7万元股本金，梁渝苓无权收取。二、正是基于三方确定好的退股方案，梁渝苓才会在当时微信聊天中明确承认所能收回属于自己的股本金仅仅为6万元，而不是14.7万元。根据2019年邝玉婷和梁渝苓的微信聊天，可知邝玉婷已退清了梁渝苓的股份股金。邝玉婷:“把你本金给你退了，6万元。”梁渝苓:“然后王超华的百分之二十九的股份转由你帮他代持了吧？”邝玉婷:“没有啊”。梁渝苓：“他自己持有吗？”邝玉婷:“他老婆让他退本金”、“他还差我业务款，我和他说了等他什么时候给我结业务款再给他退。”“有什么事吗？”梁渝苓：“没有，是这样，他现在告我要我给他退茶庄的钱”、“我当时只退了我自己的钱。”由此可知，三方对退股事宜进行过协商，实际上当时退49%的股份是分成了两部分，20%的股款直接是给梁渝苓，29%的股款由邝玉婷和王超华自行解决。截止到梁渝苓在本案起诉前依然认可当时的退股方案。三、梁渝苓从始至终就知道自己和王超华之间只是委托代理关系，是受王超华的委托将股款划给邝玉婷，并代王超华持股，但该股本金和股份并不属于梁渝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梁渝苓作为受托人，应当按照王超华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且在涉案最后一份《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梁渝苓和王超华的委托代理关系已终止。一审法院在该事实上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片面地认为两份协议书只有邝玉婷和梁渝苓的签字，认为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合同只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对邝玉婷不产生合同效力，错误地认为王超华和梁渝苓之间对于股权的安排以及股权转让款的处理与邝玉婷无关。这一认定显然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梁渝苓要求退股时，只能按自己持有的20%拿回自己的6万元股本金。对于王超华的29%股份及8.7万元股款，由邝玉婷与王超华自行协商解决，梁渝苓依法无权请求返还。四、邝玉婷作为受托人，在三方已就退股事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如果梁渝苓要代王超华收取退股本金，也应该有王超华的授权委托，否则是无权代收取王超华的股本金。事实上，王超华并没有继续委托梁渝苓代为收取股本金等事宜，梁渝苓无权处分属于王超华的股份和股本金。所以在本案中，邝玉婷已按三方约定将属于梁渝苓的股本金全部退还给了梁渝苓，并已得到梁渝苓的认可，邝玉婷对梁渝苓退股本金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剩余王超华的股份和股本金与梁渝苓无关，梁渝苓现依法无权请求。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撒销，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梁渝苓的诉讼请求。梁渝苓辩称，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依据邝玉婷与梁渝苓于2017年5月12日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邝玉婷受让梁渝苓在茗茶公司49%的股份，邝玉婷支付梁渝苓股款14.7万元，因此，梁渝苓有权依据该协议要求邝玉婷履行付款的义务。原审第三人王超华没有陈述意见。梁渝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邝玉婷向梁渝苓支付股款87,000元及违约金14,7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邝玉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0日，茗茶公司核准设立，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为邝玉婷一人、认缴出资为60万元。2017年3月18日，梁渝苓为乙方、邝玉婷为甲方签订《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公司注册为茗茶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30万元；甲方出资153,000元，占公司股份51％；乙方出资147,000元，占公司股份的49％；第四条第6款约定设立一个公司账户、同时叁位股东都拥有此账户短信提示、以方便及时了解账户资金流动情况……。梁渝苓于2017年3月3日向邝玉婷转账20,000元、2017年3月18日转账40,000元、2017年4月11日转账85,000元，还通过微信方式转账给邝玉婷2000元，合计付款147,000元，梁渝苓完成了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2017年5月12日，梁渝苓、邝玉婷签订《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及《保密协议》各一份，约定：邝玉婷以14.7万元受让梁渝苓在茗茶公司49％的股份；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2017年5月12日之前，邝玉婷向梁渝苓一次性支付股份转让款；一方违约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至今，邝玉婷共向梁渝苓支付股权转让款6万元。邝玉婷表示尽管知道梁渝苓代王超华持股29%，但《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是和梁渝苓签订的，所以《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仍然和梁渝苓签订，对此王超华也是知情的。2017年4月9日，王超华向梁渝苓转款9万元。邝玉婷主张签订上述协议时就知道梁渝苓名下49%股份中有29%的股份系代王超华持有，该9万元即为王超华支付给梁渝苓的出资款。梁渝苓否认存在代持股份的事实，主张49%的股份均系自己所有；王超华与梁渝苓存在多笔资金往来，王超华转账9万元时说是本案股权出资款，但后来又否认，在（2018）粤0402民初12503号案件中梁渝苓将钱还给了王韵。梁渝苓、邝玉婷表示2017年期间梁渝苓是王超华公司员工，邝玉婷主张同时双方还是男女朋友关系。2019年，梁渝苓与邝玉婷通过微信聊天，梁渝苓：“我之前退御鼎茶庄的20%股份时，你是用什么转账方式给我退钱的啊？我找不到哪个转账流水记录了”。邝玉婷：“我不记得了，这么久的事了”。梁渝苓：“我记得当时是3000块一股是吧！”邝玉婷：“把你本金给你退了，6万块钱。”梁渝苓：“然后王超华的百分之二十九的股份转由你帮他代持了吧？”邝玉婷：“没有啊”梁渝苓：“他自己持有吗？”邝玉婷：“他老婆让他退本金。”、“他还差我业务款，我和他说了等他什么时候给我结业务款再给他退。”另查明，2019年5月6日，在原告王韵（与王超华系夫妻关系）与被告梁渝苓、第三人王超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2018）粤0402民初12503号]庭审中，法庭问：“第三人，刚才在庭审中邝玉婷称对于梁渝苓提供的证据第45页‘王超华给梁渝苓转款明细’中对于2017年4月9日转款的9万元，邝玉婷称是代你持有御鼎茶庄20%的股份，你是否认可邝玉婷的说法？”王超华答：“不认可。”法庭问：“存在代持股份的事情吗？”王超华答：“不存在。”法庭问：“该9万元你为何要转给邝玉婷？”王超华答：“当时邝玉婷说要急用钱。”一审法院认为，梁渝苓、邝玉婷签订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股权合同。关于29%股份是否代持。首先，2017年4月9日，王超华向梁渝苓转款9万元。梁渝苓也表示王超华转账9万元时说是本案股权出资款。其次，在2019年梁渝苓、邝玉婷微信聊天以及（2018）粤0402民初12503号案件中，梁渝苓均多次认可代王超华持股的事实。第三，邝玉婷也表示从始至终知道梁渝苓代王超华持股，并认可代持的事实。最后，协议书第四条第6款约定“设立一个公司账户、同时叁位股东都拥有此账户短信提示、以方便及时了解账户资金流动情况”的内容看，签订协议时就存在叁位股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49%股份中的29%系梁渝苓代王超华持有。梁渝苓代王超华持有29%股份，双方对于股权的安排以及股权转让款的处理系双方的内部关系，与邝玉婷无关。《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均系梁渝苓一人与邝玉婷签订，梁渝苓有权基于上述合同向邝玉婷主张权利。根据《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2017年5月12日之前，邝玉婷向梁渝苓一次性支付股份转让款；一方违约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的约定，对于梁渝苓要求邝玉婷支付余下股权转让款87,000元以及违约金14,7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邝玉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梁渝苓支付股权转让款87,000元以及违约金14,7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67元，由邝玉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应本院的要求，梁渝苓提交了（2018）粤0402民初12503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民事调解书。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1月22日，王超华的妻子王韵以梁渝苓为被告，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案号：（2018）粤0402民初12503号]。王韵主张王超华自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一共向梁渝苓支付961,000元，请求梁渝苓全部返还。后经一审法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由梁渝苓向王韵返还款项30万元，双方还对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但未约定梁渝苓返还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14日出具（2018）粤0402民初12503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的调解协议进行确认。二审法庭调查中，梁渝苓、邝玉婷确认，邝玉婷已经于2017年向梁渝苓支付了6万元股权转让款。本院询问梁渝苓当时为何没有一起支付余款8.7万元，梁渝苓答称：“因为这个是王超华的代持。当时王超华没有和梁渝苓说由她一起来收取。”并称“因为梁渝苓与王超华之间没有书面的代持协议，只有口头的代持关系的确认。在另案[一审法院（2018）粤0402民初12503号案]中王超华已经向梁渝苓要回了这笔股款8.7万元，梁渝苓也实际支付给王超华8.7万元。”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及本院查明了下列事实：一、邝玉婷、梁渝苓在签订《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时约定“设立一个公司账户、同时叁位股东都拥有此账户短信提示、以方便及时了解账户资金流动情况”。二、《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邝玉婷仅向梁渝苓支付6万元股权转让款。梁渝苓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解释称因为余款8.7万元系代王超华持有的，当时王超华没有要求梁渝苓一起收取。三、2019年，梁渝苓与邝玉婷进行微信沟通。邝玉婷称梁渝苓的本金6万元已经退回。梁渝苓则进而询问王超华29%的股权是否转由邝玉婷代持。综合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梁渝苓与邝玉婷在签订《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以及《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时即已知悉梁渝苓代王超华持有29%股权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据此，有关梁渝苓代持王超华的股权而以梁渝苓的名义与邝玉婷签订相关协议，应当直接约束王超华和邝玉婷，梁渝苓无权径行以自己的名义向邝玉婷主张王超华应享有的权利。一审法院以《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均系梁渝苓一人与邝玉婷签署为由，认为梁渝苓有权就其代持王超华的股权向邝玉婷主张权利，属于对法律理解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梁渝苓主张其已向王超华返还案涉8.7万元股权款的问题。根据（2018）粤0402民初12503号民事调解书，梁渝苓向王超华的妻子王韵返还30万元，但未确认上述返还款项的性质，且返还金额远低于诉讼标的额961,000元。故此，仅凭上述事实不足以证明梁渝苓向王韵返还的款项中包含了案涉8.7万元。梁渝苓的此节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退言之，即使梁渝苓已经向王超华或者王韵支付了与案涉款项有关的8.7万元，也是梁渝苓与王超华或王韵之间的法律关系，梁渝苓并不因此当然继受王超华享有的向邝玉婷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权利。梁渝苓据此提出本案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邝玉婷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2民初59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梁渝苓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34元，均由梁渝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烽娟审判员  孙永红审判员  马翠平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