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3行初260号原告张某1，女，1981年3月8日出生，汉族，浙江省青田县村民，住浙江省青田县，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复兴东街3号院，组织机构代码11110110000092785Y。法定代表人李宝东，局长。出庭负责人聂冬妮，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彦凌，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春芳，北京朗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某2，女，197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浙江省青田县村民，公民身份号码×××。第三人王某1，男，197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张某1诉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以下简称顺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顺义区民政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张某2、王某1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二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某1，被告顺义区民政局的副局长聂冬妮及委托代理人刘彦凌、李春芳，第三人王某1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2020年9月27日至2021年1月4日为本案公告期间，依法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4年4月28日，王某1与持有张某1身份证和户口本的女士在顺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原告张某1诉称：2018年8月，张某1恋爱稳定打算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被丽水市莲都区民政局告知其身份信息已在北京顺义区办理结婚登记，遂在2018年8月10日向青田县腊口镇派出所反映，腊口派出所经核实张某1身份信息被其姐姐张某2冒用，已将张某2使用的名为“张某1”的身份证剪角作废。经查询，张某1得知顺义区民政局在2004年4月28日为张某1和王某1办理结婚登记，在2010年11月19日为两人办理离婚登记。此后张某1寻求登记结婚，均未得以实现。顺义区民政局在未严格审查结婚登记申请人信息便为其办理结婚、离婚登记，该登记行为导致张某1被登记结婚、离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影响，顺义区民政局的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撤销。故起诉，请求：撤销顺义区民政局2004年4月28日为张某1和王某1办理的结婚登记。原告张某1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是：1．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证明张某1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组织机构代码截屏，证明顺义区民政局具备诉讼主体资格。3．证明及剪角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张某1身份信息被冒用的事实。4．离婚证复印件，证明张某1身份被姐姐张某2在顺义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离婚登记的事实。5．《不予办理结婚登记告知书》，证明张某1现无法办理结婚登记的事实。被告顺义区民政局辩称：一、顺义区民政局是顺义辖区内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具有为公民办理结婚登记及撤销受胁迫的婚姻的法定职责。依据《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三条，婚姻登记机关是依法履行婚姻登记行政职能的机关。本市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区民政局。该规范第四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履行下列职责：（一）办理婚姻登记；（二）补发婚姻登记证；（三）撤销受胁迫的婚姻。因此，顺义区民政局具有为公民办理结婚登记的法定职责。二、直至顺义区民政局收到本案起诉状，张某1未向顺义区民政局提出过撤销婚姻登记的申请。依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可撤销的婚姻为受胁迫的婚姻，张某1所述情况不属于可撤销的婚姻。且张某1与王某1已经于2010年11月19日离婚，不存在撤销婚姻的基础。三、经查询，张某1与王某1结婚登记档案完整，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张某1的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顺义区民政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是：1．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2．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3．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证据1、2、3证明张某1、王某1于2004年4月28日办理结婚登记，登记材料齐全，程序合法。第三人张某2未向本院提供诉讼意见，亦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第三人王某1述称：同意张某1的诉讼请求。王某1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张某1、顺义区民政局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张某1、张某2的身份信息以及“张某1”与王某1结婚登记的过程等，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张某1与张某2系亲姐妹，张某2系张某1姐姐。2004年4月28日，王某1与持有张某1身份证和户口本的女士在顺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双方向顺义区民政局提交了身份证、户口簿、照片，并共同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中签字。女方提交的身份证、户口簿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身份号码等信息（照片除外）与张某1的信息一致。经张某1确认，女方提交的身份证上的照片以及张贴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的照片均非张某1，而是张某2。经王某1确认，2004年与其登记结婚的并非张某1。2010年11月19日，王某1和“张某1”在顺义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2014年，王某1与她人登记结婚。2018年8月10日，青田县公安局腊口派出所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兹有本辖区×村村民张某2×××与张某1×××系亲姐妹。2010年2月张某2持张某1户口本来腊口派出所，以张某2本人的照片办理了张某1的身份证。后2011年5月张某2再次以自己的照片办理了张某1的身份证。2013年10月张某1来我所更正，重新办理了自己的二代身份证。现有效期为（2010．02．04-2030．02．04）的张某1身份证已被我所剪角作废，另有效期（2011．05．05-2031．05．05）的张某1身份证经张某2本人核实确实丢失。2020年5月13日，张某1、王某2向丽水市莲都区民政局申请结婚登记。当日，丽水市莲都区民政局以“男/女方已有配偶；其他：女方姐姐盗用女方身份信息与他人登记，未证明其婚姻无效”为由，出具《不予办理结婚登记告知书》。张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陈述以及诉辩意见，基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需要，本案的审理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张某1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二是被诉结婚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评判；三是裁判方式的选择。一、关于起诉条件主要涉及对起诉期限的理解以及无效行政行为起诉条件的把握。基于安定性的考虑，诉讼法上设置了起诉期限规则。权利受到损害可以请求救济，应当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救济的请求，法律不保护“沉睡的权利”。但是，有损害必有救济却是权利保障的基本原则，对于可能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情形、持续损害当事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其所带来的违反基本法律秩序的所谓“安定性”是不值得裁判保护的。此时，不但行政机关负有纠正的义务，审判机关也应当基于保护受到损害的权利的考量，受理当事人的救济请求。如果诉讼是为了解决实体法上的权利争议，那么当实体法上的权利未得到满足时，依据诉讼程序获得满足的权能则被视为该实体权利的一项内容，进而实现权利。就本案而言，虽然形式上逾越法定起诉期限，但仍属需要司法予以救济的特殊情形。被诉结婚登记行为作出于2004年4月，张某1在16年之后提起诉讼，形式上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本案特殊性在于，结婚登记行为具有人身效力指向，且影响效力始终处于存续状态。依其效力，张某1属于“已经登记结婚后又离婚”女士，无论在社会一般观念、社会评价还是法律评价上，这与“未经登记结婚”的效果完全不同。名誉是人格权益的重要内容，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在张某1确有证据证明在完全不知情时被“借名”登记结婚，致其法律上婚姻关系混乱、婚姻自主权受到侵犯、名誉权受损的前提下，如仅以超过起诉期限拒绝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不仅难以体现司法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和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立法宗旨。在法律适用的价值位阶上，对人民权利保障和促进依法行政，均高于对客观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持。因而，对持续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确有可能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政行为，审判机关可以作为起诉期限制度的例外，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救济机会。本院注意到，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规立了行政行为无效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无效确认之诉，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无效行政行为属当然无效、自始无效，法理上不应受起诉期限的限制，同时基于审判资源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等考虑，人民法院还难以概无例外受理无效确认之诉，因而《解释》规定了对2015年5月1日以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无效确认之诉的，原则上不予立案。但是，并不是因为《行政诉讼法》及《解释》作出了规定，才存在无效行政行为；相反，正是由于行政行为无效对客观法秩序以及对行政相对人、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侵损更为严重，法律才对此加以严格规制。行政诉讼兼有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双重属性，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前提下，为了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律性，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实体法律规范，应当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实施严格审查，而在当事人诉请的审判形式与判决内容不一致时，判决内容若能包含当事人诉请，就不会发生诉判分离的问题。亦即，对当事人诉请撤销行政行为，而经审查属于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有权依法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这也意味着，为了防止公民基本权利因无效行政行为的“存续”而持续受到侵害，对《解释》上述规定应当从严理解和适用。当事人诉请撤销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可能存在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不宜仅以行政行为作出于2015年5月1日之前而排除受理。因此，张某1请求撤销被诉结婚登记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可能存在无效情形的，仍应继续审理，而不能机械适用上述规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二、关于被诉结婚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婚姻登记是由婚姻登记机关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等规定，实施的对婚姻关系予以确认和记载的行为，并旨在为婚姻关系提供公共信用。夫妻双方形成婚姻法律关系及形成民法上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人身权、财产权法律后果，均以法律上登记结婚之日为起算时点。在具体登记程序上，《婚姻登记条例》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提供本人户口簿、身份证等材料。第七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当事人不符合结婚条件不予登记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上述规定，既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缔结婚姻的意思自主，同时也表明结婚登记机关确认婚姻关系的形成和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仍需经过必要行政程序、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本案根据庭审调查，与王某1登记结婚的女士“张某1”并非本案原告，而系张某2借用张某1的信息与王某1办理的结婚登记。因张某1自始至终并不具有与王某1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顺义区民政局虽然在登记之时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但其依据不真实的申请材料作出的登记行为，导致婚姻登记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现，并严重侵犯了张某1的婚姻自由权和名誉权，故而不具有合法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将“重大且明显违法”作为认定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解释》第九十九条进一步规定，“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的，属于上述“重大且明显违法”。由于案涉结婚登记行为在内容和效果上符合“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故依法即应当确认无效。需要指出的是，对明显违法且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行政机关依法应当及时、主动纠错，以体现“有权必有责、违法须担责”的依法行政原则。显然，无论是被“借名”登记的婚姻，还是受胁迫缔结的婚姻，均属于结婚意思的不自由，其对当事人婚姻自主权、名誉权的损害程度是相当的，并不能机械认为只有后者才属于应当纠错的情形。法律以抽象规则调整繁复的社会生活，执法者当有举一反三、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和适用法律能力，而不能僵化执行法律。在适用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将明显违背社会生活常识、明显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情况下，更应当结合个案，对法律作出合目的性解释，以充分贯彻依法行政要求，体现法律的正当性。三、关于裁判方式选择为贯彻“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原则上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受原告起诉请求的限制，尤其对行政行为属于可撤销还是无效等法律适用问题，人民法院具有专属判断权，可以依职权进行转换。对此，《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即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本案虽然张某1诉请撤销结婚登记行为，但前述裁判理由已载明案涉婚姻登记行为依法属于无效行政行为情形，即依法应当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以体现对违法行政行为依法纠错的彻底性。结合民政部门婚姻登记信息系统婚姻信息存储实际，本案如仅判决确认婚姻登记行为无效，张某1与王某1的结婚信息在系统中仍将维持原状，即仍不能彻底解决行政争议。结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有关“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规定精神，顺义区民政局还应当采取必要补救措施，以确保无效行为对相对人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综上，被诉结婚登记行为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依法应当确认无效，顺义区民政局应当对被诉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采取补救措施。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于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对原告张某1与第三人王某1作出的结婚登记行为无效；二、责令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采取补救措施。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琳琳人民陪审员  裴艳彬人民陪审员  李金凤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张 汀书 记 员  强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