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508行初305号 原告唐国忠，男，汉族，户籍地苏州市,现住苏州市。 委托代理人周郁音，女，汉族，户籍地苏州市,现住苏州市。 被告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苏州市姑苏区平泷路251号A座。 法定代表人朱正，局长。 出庭负责人曹丽英，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新，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樊道敏，北京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唐国忠不服被告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对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所作核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并向被告寄送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唐国忠及其委托代理人周郁音，被告市人社局出庭负责人曹丽英及委托代理人张新、樊道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6月12日，被告市人社局向原告唐国忠核发职工退休养老证（编号0001113608，以下简称退休证），载明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89年6月，退休时间为2020年5月，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为29年2月。 原告唐国忠诉称：原告于1986年11月至1997年12月在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政府招待所（以下简称金阊政府招待所）工作，其中1986年11月至1987年4月为培训期，原告于1989年6月转为正式合同制职工。2020年6月13日，原告收到退休证后发现“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可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2年1月”未计算入内，故于同年6月15日至8月10日，先后向区行政服务中心、市人社局养老处、市信访局多次反映情况，但被告对其工龄认定有误不予纠正，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于2020年6月12日核发原告的退休证，重新认定原告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单》（以下简称《转移单》），证明原告属集体事业单位合同制职工，原苏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原苏州社保局）认可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87年5月，认可原告可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为2年1月；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套改名册，证明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87年5月，工龄应从该月起算；3.养老金手册（养老保险缴费转移记载），证明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87年5月，由工作单位和原苏州市社会保障局盖章确认；4.退休证，证明被告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89年6月，认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为29年2月，与事实不符；5.工人工资转正/定级呈报表，证明原苏州市金阊区人事局注明从1987年5月起计算原告工龄。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依据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职工养老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苏劳险[1994]8号,以下简称《处理意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2〕323号，以下简称《复函》）及苏州市人民政府批转的《关于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及县属以下城镇集体经济组织职工试行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请示》（苏府〔1985〕3号，以下简称《请示》）的规定，1985年1月1日苏州市实行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以后，连续工龄要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计算缴费年限。原告主张的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共计2年1月的连续工龄，因未实际缴费而不能视同缴费年限。被告审核认定原告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为29年2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故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退休）申请；2.（2020）病第00136号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3.苏州市区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参保人员退休审核表；4.苏州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医疗待遇核定表，证据1-4共同证明被告依原告申请作出退休审批的行政行为；5.合同制工人报道通知；6.工人工资转正/定级呈报表;7.苏州市劳动合同制，证据5-7证明原告自1989年6月起正式成为金阊政府招待所合同制职工。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为《处理意见》《复函》《通知》《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市人社局所举证据3关于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核定有异议，对证据4待遇核定情况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时间有明显涂改痕迹，但没有经办人员签字或加盖核对章，涂改前的时间清楚分辨为89年6月；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强调其中记载的工龄仅用于计算职工工资待遇，与养老保险中的连续工龄并非同一概念；证据3未见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证据1、3仅用于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不能作为原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最终认定依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市人社局所举证据表明其对原告基本养老保险资格予以审批，确认原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事实及程序经过，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证据内容真实、合法，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所举证据1-3缺乏证明力，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5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1986年11月，原告以临时工身份进入金阊政府招待所工作，其中1986年11月至1987年4月为培训期。1989年6月，原告经批准被录用为该招待所劳动合同制工人，金阊政府招待所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于1989年6月起为其缴纳养老保险。1997年12月，原告与金阊政府招待所终止劳动合同，后于1999年10月起以企业职工或灵活就业形式继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20年5月21日，原告经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核准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于同年5月30日向被告提出退休申请。经审核，被告确认原告截至2020年5月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为29年2月，后于2020年6月12日向原告核发退休证。因对上述缴费年限不服，原告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请。 本院认为，根据《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市人社局作为原告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确认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为其办理退休手续，系履行法定职责，为本案适格被告。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市人社局对原告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的核定是否合法。《实施意见》第十三条规定，《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所称的缴费年限指实际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和折算缴费年限。实际缴费年限为当地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后，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足额缴费的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为当地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前，参保人员按照国家和省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处理意见》第一条规定，可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是指各地实行养老社会保险（包括固定工退休费用统筹和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时间以各地政府文件规定的实施时间为准）以前按国家和省规定可以计算的连续工龄。实行养老社会保险以后，除国家明确规定可视同缴费年限的时间外，一律按实际缴费年限累计计算。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未缴纳或未缴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不得计算缴费年限，也不得按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处理。《复函》规定，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其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前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后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要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计算缴费年限，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不能计算视同缴费年限或缴费年限。《请示》规定，苏州市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后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制度自1985年1月1日起试行。本案中，原告唐国忠于1989年6月经批准被录用为金阊政府招待所劳动合同制工人，金阊政府招待所于该月起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至1997年12月合同终止，后原告于1999年10月起以企业职工或灵活就业形式继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至2020年5月，故其实际缴费年限累计为29年2月。至于原告主张“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共计2年1月的连续工龄”，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属苏州市实行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后的连续工龄，因未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而不能视同缴费年限。被告据此核定原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为实际缴费年限，即29年2月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提及《转移单》中注明其可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为2年1月（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被告遗漏核定上述缴费年限的主张，鉴于《转移单》中注明的内容与相应法律规定相悖，不应当成为被告核定缴费年限的依据，也不能成为原告否定被告核定缴费年限合法性的理由，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所提用人单位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未实际缴费问题，属于原告与该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事项，非本案行政诉讼审理范畴，本院对此不予理涉。 综上，经对被诉行政行为全面审查，被告市人社局对原告退休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核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市人社局2020年6月12日核发的退休证，重新认定原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国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唐国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 审 判 长  金丽婷 人民陪审员  张 勇 人民陪审员  俞静玲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周中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