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6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其轩，男，汉族，住址：四川省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育根，广东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赛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法定代表人：莫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平，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贾其轩因与被上诉人重庆赛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14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贾其轩上诉请求：1、撤销（2020）粤1302民初1401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决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约定的赔偿金额40000元与上诉人实际应获得的赔偿金额相差甚远，明显有失公平，属于可撤销合同，依法应当准予撤销。2019年5月14日17时40分左右，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的安排在城南春天花园一期工程5楼地下室拆架子，在此过程中不慎踩空滑落受伤。2019年11月8日，被上诉人迫切地与上诉人签订涉案《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要求以人民币40000元彻底终结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工伤待遇赔偿等一切权利义务关系。后经惠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并作出【惠市劳鉴（确）字[2019]第H00573号】《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认定上诉人劳动功能障碍等级玖级，停工留薪期为2019年5月14日至2020年3月14日。该鉴定结论书于2019年12月3日送达上诉人，上诉人方才意识到自身的合法权益遭到严重侵害。被上诉人乘人之危，利用上诉人伤势尚未完全痊愈、匆忙出院且迫切需要后续康复治疗费用的心态，抓住上诉人自身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意识较差等弱点，与上诉人签订《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企图逃避其应承担的法定工伤赔偿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8日所签订的《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系上诉人在未知晓其自身劳动功能障碍等级、无法估算及确定自身损失的情况下签订的，且赔偿金额远不足以赔付上诉人依法应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一审法院存在严重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一审法院认定“从协议签订的时间上看，原告系在出院数月后签订的，不存在情况紧迫的情形”，与事实存在严重偏差。被上诉人虽在一审阶段提出“原告在2019年5月14日受伤，2019年6月出院，2019年10月8日签订协议，原告存在足够的考虑时间，不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这一抗辩内容，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病历资料予以证明上诉人系在2019年6月出院，其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事实上，上诉人出院后曾多次往返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期间产生一定的治疗和康复费用。一审法院在毫无证据基础的情况下片面采信被上诉人的抗辩，未基于本案证据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从协议内容看，虽被告支付的金额偏低，但协议中明确列明工伤赔付项及工伤评级，原告在知悉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权利的情况下仍与被告签订工伤调解协议，足以认定该协议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即使上诉人在签订涉案《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时知悉自身有提出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的权利，但这并不等同于其已明确知悉自身的劳动功能障碍等级、进而可以估算及确定自身损失，一审法院作出本案判决时明显混淆两者之间的概念。事实上，上诉人在2019年12月3日收到惠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惠市劳鉴（确）字[2019]第H00573号】《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时才意识到自身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涉案《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中约定的赔偿金额与其实际应获得的赔偿金额相差甚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因此，上诉人在签订涉案《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并非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三）涉案《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实际上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属于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国务院的《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补付上诉人工伤保险待遇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给出的认定强制性规定类型的“综合认定标准”（即一是要考量法律法规的立法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二是考量合同行为是否绝对损害国家或社会公益），可知《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条这一行政法规规定的适用具有不可选择性，即“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这一行政法规规定属于合同法中所述的“强制性规定”范畴。该行政法规立法意旨在于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但认可涉案《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的效力并不能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本案的判决可能影响到同类案件的裁判结论，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因此，被上诉人没有依《工伤保险条例》向上诉人支付工伤待遇赔偿金的行为违反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涉案《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所约定的赔偿标准根本没有达到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局广东省税务局、广东省统计局于2019年6月10日公布的上一年度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即违反国务院授权地方政府制定的具体赔偿标准，当然违反国务院制定的《工伤保险条例》。由此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违反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法属于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补付上诉人工伤保险待遇差额。上诉人认为，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裁判权范围，虽然上诉人未提出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仍应依职权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并且主动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涉案《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无效。综上所述，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依法撤销（2020）粤1302民初1401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重庆赛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答辩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首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工伤调解协议》时，协议书上明确注明“工伤评级可能为九级”，2019年11月7日，惠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也为九级，被答辩人对九级伤残的后果应有充分的预判，因此，被答辩人是在知悉伤残等级为九级的基础上预见权益并签订本协议，是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其次，答辩人已为被答辩人支付了医疗费4万多元，且被答辩人的病情全愈，答辩人除支付4万多元之外，还向被答辩人支付了4万元赔偿金，在合情合理范围之内，因此，被答辩人诉称明显有失公平不成立。再者，被答辩人2019年6月3日出院，2019年11月8日签订《工伤调解协议》，从出院至在签署该协议长达5个月之久，被答辩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足够的时间去估算或向专业人士了解其可得的赔偿款项，被答辩人在处理该问题时应当预见本协议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可见，《工伤调解协议》与《承诺书》是被答辩人在认真思考后自愿的情况签署的，因此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乘人之危的事实不成立。二、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协议不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等法定情形且协议内容并不违法，协议中的约定，视为被答辩人对协议约定的法定赔偿项目以及金额的实体权利的自主处分，权利的放弃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且答辩人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全部的赔偿款项，该协议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三、被答辩人与答辩人达成了《工伤赔偿协议书》是被答辩人贾其轩自主决定并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且在该协议签订后，被答辩人又签订了《承诺书》，承诺获得赔偿款后双方全部结清所有赔偿费用，被答辩人不以任何理由或其他形式要求答辩人承担任何费用。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工伤赔偿协议，该协议为处分性协议，被答辩人在签订时也充分理解协议的内容，不存在重大误解，现答辩人履行了给付赔偿款8个月后，被答辩人又反悔违背了诚信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贾其轩一审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1月8日签订的《工伤调解协议》及《承诺书》；2、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8日，原被告就原告于2019年5月14日在惠州泽金城南春天项目C区地下室钢管拆除作业时摔伤的工伤事故达成协议如下：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40000元补偿金，该补偿金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伤病期间工资补贴；上述费用支付后，被告不再承担原告因此事故产生的任何费用，原告因受伤引起的身体病变，原告亦不能以任何理由或其他形式再向被告索求赔偿；工伤评级可能为九级；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约定。2019年12月3日，原告收到惠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惠市劳鉴（确）字[2019]第H00573号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该结论书认定原告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玖级，停工留薪期为2019年5月14日至2020年3月14日。2020年8月4日，原告以显失公平撤销合同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工伤调解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事由。从协议签订的时间上看，原告系在出院数月后签订的，不存在情况紧迫的情形；从协议内容看，虽被告支付的金额偏低，但协议中明确列明工伤赔付项及工伤评级，原告在知悉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权利的情况下仍与被告签订工伤调解协议，足以认定该协议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权处分自身权利。故双方签订的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主张撤销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贾其轩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为800元，由原告贾其轩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二审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能否支持的问题。因双方签订《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系在工伤事故发生的后将近6个月的时间，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签订上述协议时存在情况紧迫或受胁迫的情形，应视为是上诉人自主处分其权利。上述协议的内容已明确补偿金包括工伤赔偿（即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伤病期间工资补贴），并且载明工伤评级可能为九级（协议签订后经鉴定上诉人的评残等级亦为九级），上诉人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对上述内容全部知悉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及承诺书，足以认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本案双方就工伤损害达成的赔偿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有效。故上诉人以《工伤调解协议》、《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或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申请撤销，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贾其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上诉人贾其轩已预交），由上诉人贾其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严丽芳审 判 员 钟震强审 判 员 丁晓鹏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钟 鸣书 记 员 赵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