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45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孟达国际新城A四区二号楼二单元十八层。 负责人：徐晓军，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秀华，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普世邦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吴家场路五十三号。 法定代表人：李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珊，北京喜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光岳律所）、北京普世邦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世邦成公司）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8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光岳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秀华,上诉人普世邦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光岳律所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一审判决书第二项为：普世邦成公司支付光岳律所684520.88元的30%代理费205352.64元。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为，2014年10月普世邦成公司委托张长科代理执行案件，光岳律所明知，并未向普世邦成公司提出异议，张长科代理执行的同时减轻了光岳律所的工作，光岳律所主张的代理费用应予适当减少。原审法院认为与事实不符。一、张长科代理期间未做实质性工作。他在代理期间只来聊城两次向光岳律所询问执行情况就匆匆离去，虽然其中一次做了调解笔录，但由于他向被执行人表示调解底线为71万，致使执行和解增加了难度，导致久调不决，执行时间延续至今。张长科在履行执行义务中，从未向执行人员书写过任何执行材料，执行法官更未向他送达过任何法律文书。故他未作任何有关执行方面的实质性的工作，并未减轻光岳律所的工作量。所以，从光岳律所代理费中提取20%作为张长科的代理费有失情理，显失公平。二、张长科与光岳律所在接触期间，向光岳律所了解执行情况，并未提出该案由他代理。光岳律所认为他是普世邦成公司派人了解执行进度或者是协助执行的人员。普世邦成公司也未直接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聊城中院）或光岳律所下达终止代理书面表示，所以未提异议。综上，光岳律所按照委托代理协议及授权委托书完全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虽然在光岳律所代理期间，又一代理人参与了一段代理时间，但并未给执行工作带来效果，反而带来一些麻烦，所以并未减轻光岳律所的执行工作量，故普世邦成公司应按照双方约定全部支付光岳律所的劳动报酬。 普世邦成公司辩称：我方请求法院驳回光岳律所的上诉请求，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一、光岳律所表示其中一次做了调解笔录，由于张长科向被执行人表示调解底线为71万元，致使执行和解，增加了难度，导致了久调不决，执行时间延长至今。由此可见一审查明的事实有2015年1月查封了10套房屋，2016年5月（2013）23-3号执行裁定安泰公司在擅自支付并未追回的716920.88元承担赔偿责任，2016年6月张长科做调解笔录，在此条件下光岳律所认为71万元的调解金额过高，因此导致执行延期至今，也就是说光岳律所认为至今他的工作成果都不会高于71万元。二、在整个过程中，光岳律所从未与我方联系过，执行案件中的文件非经光岳律所提供，2017年7月31日北京律师开始代理执行案件，此后的工作都是北京律师完成的，尤其是执行案中的有效查封即2018年5月9日的查封，以及71万元回款是北京律师的工作成果，关于该点我方在上诉状中有具体陈述。三、在长达多年的时间里光岳律所明知该案有其他代理均没有提出异议，对无代理权是明知的。四、光岳律所在上诉状中陈述虽然在其代理期间又一代理人参与了代理，这表示光岳律所是认可北京律师2017年7月31日已开始代理案件，而对北京律师开始代理的时间一审法院未予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更正。对光岳律所上诉的其他意见同我方上诉意见。 普世邦成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857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委托代理协议不具有效力且普世邦成公司无需向光岳律所支付代理费；2.请求判令光岳律所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1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五六月份光岳律所与普世邦成公司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对委托代理协议的签署时间认定错误。光岳律所于诉状中称“2013年6月普世邦成公司授权委托人通过律师网上搜索，联系到光岳律所，问是否能代理执行在聊城的山东省聊城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所欠的债务，光岳律所同意后，吕仕政来到聊城拿着普世邦成公司已经打印好的委托代理协议，双方加盖了单位公章，签订协议日期为2013年6月26日。”由上可见，2013年6月双方才初联,协议签订日期为2013年6月26日。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五六月份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认定事实错误。1.2一审判决对北京律师2017年已开始代理执行案件未予认定，事实认定错误。北京律师自2017年7月31日已开始代理执行案件。一审中，光岳律所提交了北京律师的授权书作为证据，2019年11月27日第一次开庭时撤回。就此，代理人当时即向法庭表明此份授权书中显示了北京律师的工作时间是2017年7月31日，法庭就此也对双方进行了询问,就此可以查阅一审卷宗、笔录及庭审录像。庭审中，普世邦成公司多次表明北京律师2017年开始代理，光岳律所并未提任何异议。一审判决对2017年北京律师已开始代理执行案件未予认定，事实认定错误。1.3执行案件的有效查封及执行回款71万余元是北京律师的工作成果，一审判决未予认定，事实认定错误。(1)执行案件的有效查封是北京律师的工作成果。执行案件中的有效查封为2018年5月9日的查封。一审中，光岳律所主张自身做了多项工作，但从未主张2018年5月9日的查封是其自身工作成果。并且其于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如果存在查封房屋没有续封的情况原因也是普世邦成公司为了不给光岳律所支付代理费而故意疏远光岳律所代理人所造成的，责任完全在普世邦成公司”，由此，“如果没有续封”，表明光岳律所对2018年5月9日查封根本不知情，此有效查封显然不是其工作成果。与光岳律所相反，一审中普世邦成公司明确表明，北京律师于2018年5月9日与执行承办法官共同前往聊城市交大科技园6号楼7层对房产进行了查封。并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5月9日聊城中院(2013)聊恢执23-4号执行裁定书及查封、扣押财产清单、送达回证。上述足见执行中的有效查封是北京律师的工作成果。(2)执行回款71万余元是北京律师的工作成果。2018年12月初，北京律师在裁判文书网上发现聊城中院(2018)鲁15民终2154号民事裁定书，方才得知此执行线索，遂于2018年12月12日向该院递交申请，请求冻结并扣划款项。后又进行了多次沟通，最终才得以回款。一审中，普世邦成公司向法庭提交取自于执行卷宗的聊城中院(2018)鲁15民终2154号民事裁定书，足以佐证上述事实。一审中，普世邦成公司还向法庭提交了取自于执行卷宗的北京律师制作并签署日期的2018年12月12日申请书、聊城中院(2013)聊恢执字第23-4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中明确写有“申请执行人于2018年12月12日向本院申请”)，足以佐证上述事实。由上，执行回款71万余元是北京律师的工作成果。1.4一审判决对光岳律所违约的事实未予认定，事实认定错误。(1)光岳律所未履行职责以致山东省聊城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品公司）执行案中查封的房产查封过期失效，构成违约。光岳律所自称其工作查封了十套房屋，并提交了聊城中院(2013)聊恢执字第23-2号执行裁定书，显示2015年1月6日查封了十套房屋，查封期限为二年。普世邦成公司提交的证据2018年5月9日聊城中院(2013)聊恢执23-4号执行裁定书及查封、扣押财产清单显示：2151室、2161室，2171室，该三套房屋由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2月10日查封，本案为轮候查封。由上可见，聊城中院(2013)聊恢执字第23-2号执行裁定书于2015年1月6日查封的十套房屋已于2017年1月5日过期失效。致使2017年2月10日三套房屋被他案查封，执行案对三套房产的查封成为轮候查封。一审判决一方面支持了光岳律所的代理费主张，另一方面却对此重大违约事实视若未见，显然不公。(2)光岳律所未在2013年7月25日前办结债权主体变更并恢复执行程序，构成违约。一审判决认定的恢复执行立案时间为2013年8月16日，可见光岳律所未能兑约在2013年7月25日前办结债权主体变更并恢复执行程序，构成违约。(3)光岳律所存在其他多项违约行为。光岳律所存在其他多项违约行为：①光岳律所从未向普世邦成公司汇报过代理情况。②未有起草并在普世邦成公司认可后呈送法律文书。对①、②所涉事项，光岳律所负有积极作为义务。积极作为义务的履行应由义务履行人对已履行的事实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光岳律所未举证曾向普世邦成公司履行过上述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多年来，光岳律所从未向普世邦成公司有过履行代理的行为表示。二、一审判决以“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双方虽未签订新的委托代理协议，但光岳律所一直在履行代理职责”为由，支持光岳律所代理费的主张，没有法律根据。《律师服务收费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在风险代理合同中，当事人及律师事务所均有风险，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在与委托人订立合同时，与委托人对风险代理必须作明确一致的书面表示。“委托代理协议期限已经届满”、“双方未签订新的委托代理协议”，此情形下的代理根本无任何根据，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光岳律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对此明知故犯。如果此种情况得到法律支持，就意味着律师所在委托代理合同期限届满后，可以自主继续工作，之后去找当事人要代理费就可以了。三、委托代理协议不具有效力。3.1《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本协议经双方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协议中授权签字人为“陈励行”，但末处签名为“吴溥原”，吴溥原不是委托代理协议的有权签字人，《委托代理协议》未满足生效条件。3.2光岳律所关于《委托代理协议》的陈述自相矛盾，普世邦成公司对《委托代理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光岳律所于诉状中称“2013年6月，普世邦成公司授权委托人吕仕政通过律师网上搜索，联系到了光岳律所方，问其是否能代理执行在聊城的山东省聊城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所欠的债务，光岳律所同意后，吕仕政来到聊城拿着普世邦成公司方已经打印好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代理协议》显示的打印日期为2013年5月17日，光岳律所陈述的双方初联时间为2013年6月，之前委托代理协议竟然就已形成，光岳律所关于《委托代理协议》的陈述显然不实。光岳律所在一审中表示2012年就已在做工作，此表述亦与其在诉状中所称的初联时间不符。综上，普世邦成公司对于《委托代理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四、光岳律所无权要求代理费。4.1光岳律所无代理权，无权要求代理费。(1)委托代理协议不具有效力，光岳律所不具有代理权。(2)即使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光岳律所6个月代理期限届满，代理协议已于2013年12月25日到期自然终止。即自2013年12月26日起，光岳律所已无代理权。(3)光岳律所明知自身无代理权。多年来，光岳律所从未向普世邦成公司有过履行代理的行为表示，足以说明其明知自身是无代理权的。4.2光岳律所提供的所谓的执行卷宗中的材料，不能证明是其自身的工作成果。2014年10月22日，张长科已在代理普世邦成公司。2017年7月31日，北京律师开始代理执行案件。光岳律所提供的所谓执行卷宗中的材料，不能证明是其进行的相关工作。一审中，光岳律所提供了阅卷材料一宗（证据六），称“代理人查阅卷宗，由于2004年判决的案件，多次找张庭长，后转为刘庭长才找到卷宗。证明积极履行职责”。其中的多份材料与聊城中院的执行案无关，并且这些材料的右上角均盖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方章”。这些材料根本不是2004年判决执行卷宗的材料，而是普世邦成公司债权受让中的材料。光岳律所自称履行了代理职责，却对这些材料毫不了解，甚至谎称成是自己查询的工作成果，与事实不符。一审中，光岳律所提供了一份2013年5月17日的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证据八），意图证明“中院执行庭依据申请人的申请，恢复了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证明代理人积极履行代理职责。”该恢复申请针对的是(2003)聊民二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程序，而聊城中院执行案的生效判决是(2004)聊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光岳律所提供与本案无关的申请书来证明自己履行了代理职责，只能说明光岳律所对案情毫不熟悉，所谓的履行了代理职责纯属无稽之谈。光岳律所从来没有与普世邦成公司联系过，执行卷中带有普世邦成公司公章的文件都非经由光岳律所提供。光岳律所于本案中的举证自称来自执行卷，自身对案件材料没有留存，这不是一个律师正常的工作表现，表明根本不是光岳律所的工作成果。4.3目前纺织品公司执行案件的有效成果都是北京律师完成的，光岳律所无权要求代理费。4.4即使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光岳律所存在诸多违约行为，普世邦成公司依约有权解除协议，且光岳律所无权要求代理费。综上，请求贵院支持普世邦成公司的上诉请求。 光岳律所辩称：一、普世邦成公司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依据。1、普世邦成公司所称签订协议的时间错误。普世邦成公司的代理人吕仕政在2013年之前就来聊城与光岳律所接触，由于被执行人均经过倒卖四家，系执行不动的老企业，又是全风险代理，代理费全部自理，于是光岳律所在吕仕政手中持有几十家破旧企业中挑选了几家，经过近多半年的踩点摸底，最终发现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有一排破旧的小平房对外出租。由此，确定被执行人后，经过多次与吕仕政接触和电话联系，吕仕政在2013年6月26日拿着已经加盖普世邦成公司公章的事先打印及修改好的协议书在光岳律所由光岳律所加盖了公章。2、北京律师开始代理的时间是2019年1月，原审认定正确。普世邦成公司方虽然2017年到过聊城和光岳律所接触，但他们自称是普世邦成公司的人，光岳律所认为是普世邦成公司来人向光岳律所了解执行进展情况。光岳律所在向他们汇报执行情况的同时，还向他们递交了查封房产的裁定书，并请他们吃了饭，但他们不给联系方式，也没表示北京律师代理此案。正因如此，北京来人并未向光岳律所表示解除其代理权的问题，直到2019年1月在聊城中院执行卷中才得知该案由北京律师代理，解除光岳律所的代理权，并由普世邦成公司向聊城中院执行庭正式下达了代理确认函。故北京律师的代理权开始时间应该是2019年1月。即便普世邦成公司出示相关证据，光岳律所认为也是普世邦成公司的行为，并非北京律师所为，所以应以确认函为准。3、执行回款71万元是光岳律所辛勤劳动的成果，与北京律师无关。首先，71万元拆迁款的信息是光岳律所经过多个内线渠道获取的，核实后随即口头告知刘庭长并申请查封，刘庭长于2013年10月11日向安泰公司财务科查封了该款，即（2013）聊恢执字第23号裁定书。查封后，光岳律所生怕被执行人取走，为了慎重起见，又让刘庭长亲自给光岳律所书写接受查封手续的地址、姓名后，随即来到安泰公司核对，公司财务科长张俊玲在书橱几经翻找后说中院查封裁定书收到了，但拆迁款被领走。光岳律所随即告知刘庭长，并书写了追回拆迁款的申请书，刘庭长于2014年12月1日向安泰公司送达了追款通知书，即（2013）聊恢执字第23号责令追款通知书。由于多方原因，迟迟未能追回，但光岳律所始终没有放弃，曾多次与执行人员沟通催办。以上事实有光岳律所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裁定书、追回申请书、追回裁定书、扣划安泰公司钱款的裁定书、执行法官刘庭长书写的查封地址、姓名等信息在案佐证。故北京律师称是自己的工作成果不是事实。4、查封房产是光岳律所的劳动成果，与北京律师无关。查封房产难上加难，光岳律所经过多方内线联系，得知聊城三院错对过有一排破旧平房是被执行人所有的原房产，对外出租，为了保护普世邦成公司的最大利益，对房屋所占土地性质是国拨还是转让不知情况，经过几次到土地局调查取证确认是国家拨地，并不是转让以及土地上的房屋分布情况等信息。光岳律所根据调查的信息情况，又到现场对房屋的面积、间数、租赁者及租赁费等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并进行了登记，随后将自己已经画好的房屋示意图交给执行人员，并多次要求对房屋进行查封以防房屋灭失。但执行人始终认为对破旧的平房查封无任何意义，值不几个钱。光岳律所的律师几天一趟，风雨无阻的前去查看被执行人的破旧平房，特别是后来听说崔庄一带将要拆迁，更是三五天一趟，生怕一夜之间房屋全部消失，债权灭失，一连持续跑了接近两年。后经过多方打听，又经核实调查，确认该房屋由聊城图腾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其开发，由聊城市拆迁办代表政府负责拆迁，光岳律所随即将此信息提供给执行人员，执行人员即向开发公司及拆迁办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送达了（2013）聊恢执字第23号执行裁定书。后又得知，拆迁补偿款统一拨给聊城市安泰城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光岳律所又与执行工作人员向该公司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期间，光岳律所曾多次找刘庭长，刘庭长也曾多次给开发商、拆迁办，安泰公司电话联系，询问拆迁进度情况及拆迁补偿款到位情况。在光岳律所的催促下，执行工作人员的确跑了不少腿。总之，经过多方内线联系，确认产的信息，每套在100平方左右。由于光岳律所之前曾书写过查封房产的申请书，这次向刘庭长口头申请后，刘庭长随即全部查封，即（2013）聊恢执字第23号执行裁定书。北京律师称光岳律所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查封有误，其不了解情况，所称与事实不符。光岳律所申请房产查封后，在初次查封到期后两个月向刘庭长口头申请续封，刘庭长表示这几天给你封上，你写份申请书，由于与普世邦成公司多次联系不上，所以没再写申请书，但主办法官在2018年5月才续封十套房产。这不是光岳律所的过错，是普世邦成公司违约所为，虽然有三套是轮候查封，但并不影响普世邦成公司所要的执行款项，并未给该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光岳律所尽职尽责完全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没有违约。5、北京律师称未在2013年7月25日办结债权主体变更并恢复执行程序构成违约，与事实不符。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的生效时间是2013年6月26日，光岳律所在2013年5月17日就提前书写了恢复执行申请书交给执行法官，2013年8月16日恢复立案执行，从协议生效时间到立案执行对几经倒手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过来的破旧企业债权，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恢复立案执行时间不长。当时这个案子先由张庭长负责执行，由于执行案件比较多，光岳律所的律师去过多次，最后递交了申请。由于是2004年的老案子时间久远，张庭长在档案室找了几次才找到原始卷宗。立执行案如此艰难，但光岳律所的律师还是为了申请人利益在协议生效前将申请交给法官，由于法官工作较忙，未在一个月立案。6、普世邦成公司称光岳律所存在多项违约行为，但真正违约的是普世邦成公司。普世邦成公司称光岳律所从未向其汇报代理情况，但主体变更、恢复执行、查封71万元、查封房产、追回71万元一直到最后评估拍卖等光岳律所向聊城中院递交了各份申请书上也加盖了普世邦成公司的公章。不过到了执行后期，普世邦成公司见光岳律所发现可执行财产，又全部查封，到了评估拍卖阶段，光岳律所再与普世邦成公司多次联系不上，与其代理人吕仕政联系他也不在公司。尽管如此，光岳律所始终没有怠慢，多次与刘庭长协商走拍卖程序，真正违约的是普世邦成公司而不是光岳律所。普世邦成公司还称，光岳律所未向该公司呈送认可的法律文书、未对已履行的事实举证。光岳律所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递交了17组证据，其中包括普世邦成公司认可的加盖公章的多份法律文书，从而说明光岳律所在执行过程中尽职尽责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反而普世邦成公司在一审调查阶段中没有拿出一份证据证明北京律师履职。二、普世邦成公司称，一审判决以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双方虽未签订新的委托协议，但光岳律所一直履行代理职责为由，支持光岳律所代理费的主张，普世邦成公司所称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词语虽然有误，但判决主文确定委托代理协议有效。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显示均在有效期间，普世邦成公司为此还申请法院进行了司法鉴定，加盖的公章及手写部分均是真实的。三、普世邦成公司称委托协议不具有效力。1、普世邦成公司称协议中授权签字陈励行，但末处签字为吴溥原，未满足生效条件。在协议第五页下方两位普世邦成公司的联系人，吴溥原和吕仕政，并有二人的电话号码。最后一页左下端普世邦成公司的公章下侧授权代表人还是吴溥原。陈励行三个字只是在协议书的第一页上端书写的，既没有公章也没有电话，所以无效。2、普世邦成公司称，光岳律所关于委托代理协议的陈述自相矛盾，该主张没有尊重当时执行难的客观事实。光岳律所在起诉状中书写2013年6月吕仕政联系了光岳律所，是为了书写诉状简明扼要将期限写成了签订委托协议的时间。我方实际和吕仕政联系是从2012年开始，因为确定这种多年执行不动的老旧企业作为被执行人很难，所以，我方从2012年就开始着手准备，如调查、了解，通过内线获取财产线索等，最后到2013年6月才确定双方签的合同。由于和吕仕政比较熟，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前就书写了执行主体变更、恢复执行申请书，为了具体查清被执行人房产情况、土地使用情况，光岳律所向有关部门出具的介绍信日期大都是双方签订协议之前的。如果普世邦成公司仅从这些日期上来对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那么光岳律所在执行期间向执行法官递交的带有该公司公章的多份申请是在签订协议之前又作何解释。四、普世邦成公司称光岳律所无权要求代理费没有任何依据。1、普世邦成公司称代理期限6个月，到2013年12月26日代理权终止，没有事实根据。普世邦成公司2014年5月23日向光岳律所出具了加盖该公司公章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已经超过合同终止期限。2014年以后的申请查封、追回欠款等多份加盖该公司公章的申请书，还有2016年6月加盖该公司公章的评估拍卖申请书已经超过协议终止时间两年半的时间。2、普世邦成公司称所提供执行卷宗的材料不能证明其自身的工作成果。（1）张长科代理此案来了两趟向光岳律所了解了一下情况，并没有做实质性的工作，且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的是项目部经理，并非是律师。自称是普世邦成公司的人来聊城两趟向光岳律所了解情况，并没有表示代理此案，更没有表示该案由北京律师代理，解除光岳律师的代理权。所以，直到2019年1月普世邦成公司才正式向聊城中院递交代理确认函，确认该案由北京律师代理，其他人不得代理此案。而此时光岳律所代理执行七年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只剩下执行和解工作。该工作成果与张长科、北京律师无关。（2）普世邦成公司说光岳律所多次找张庭长后转为刘庭长才找到卷宗，该陈述不属实。光岳律所陈述的是多次找张庭长，不予立案（后刘庭长主办，见一审代理词），当时找张庭长不下五六次，是张庭长找到执行卷宗接受的该案，后转为刘庭长主办。（3）普世邦成公司称，光岳律所向原审法院递交的多份材料中盖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公章，与聊城中院执行卷无关。普世邦成公司的债权并不是被执行人的直接借款，第一债权人是聊城银行，又几经转让到普世邦成公司，所以，带有资产管理公司印章的有被执行人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等与该案有关的资料，这是从张庭长负责期间从被执行人的原始卷宗复印过来的，刘庭长的执行卷宗也可能没有，但不能说明于本案无关。另外，光岳律所处还有与该案有关的材料近30页没有向法庭出示。一审起诉材料是从这些材料中挑选出来的。（4）普世邦成公司称光岳律所递交的不是2004聊民二初第11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书，由于被执行人有四份判决书，分别是185号、121号、ｌｌ号、13号判决书，光岳律所分别向聊城中院执行庭书写了强制申请恢复执行书。我方因一时疏忽拿了121号判决书的申请书递交原审法院，待发现后向原审法院递交11号判决书的申请书更换时，原审法院告知已经（1）记录在案，可以向中院递交。现我方还有11号、121号、185号、13号加盖普世邦成公司公章的申请书原件可以当庭出示。但另一份11号判决书的申请书在2013年5月17日书写后已递交聊城中院执行庭。光岳律所向原审法院递交的变更主体申请书及查封房产、追回71万元、拍卖评估等申请申请书也都是11号判决书的申请书，均没有错误。（5）普世邦成公司称，带有该公章的文件都不是经光岳律所提供与事实不符。带有该公司公章的多份申请书均是由我方提供，执行案子关键的是发现财产线索，有了可执行的财产，对申请人、代理人来讲，执行工作就等于完成了一多半，剩下的工作就很容易做了。该案从发现线索到调查、看管、踩点财产信息用了近二年的时间，整个执行过程历经七年时间。综上，代理执行案子所产生的劳动成果全部是光岳律所近七年的艰辛付出得来的，与北京律师无关。 光岳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光岳律所与普世邦成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有效；2.要求普世邦成公司按716920元的30%即215076元支付给光岳律所代理费及报酬；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等实际支出的费用由普世邦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五、六月份光岳律所（乙方）与普世邦成公司（甲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下列金融资产债权的追偿工作，1.借款人纺织品公司，保证人国营山东高唐棉纺织厂、山东省茌平县毛巾厂，本息合计9541011.78元；2.借款人山东省聊城市昌隆能源有限公司，保证人山东省聊城华达进口汽车维修中心，本息合计1114599.28元；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崔秀华律师作为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追偿事务具体经办律师，甲方同意乙方为因工作开展需要可调配或指派其他律师参与处理；代理权限为（详见授权委托书）：1.代为申请变更执行申请人，变更、追加被执行人；2.代为申请恢复执行；3.代收法律文书；4.代为拍卖、变卖执行财物；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6个月，如乙方在上述期限内已启动恢复执行程序并申请人民法院对相关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但案件尚未最终结案的，代理期限应当予以延长，乙方应在该期限届满前30日内向甲方申请延长代理期限，双方应签署补充协议的方式延长代理期限，授权期限到期后，如乙方已完成协议中约定的各事项后，甲方应将授权期限予以延长;代理期间发生的一切与委托债权的追偿相关的费用，除应在被执行财产变现价款中优先扣除的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执行费、税金、土地出让金等相关部门收取的费用外，其他因代理案件发生的差旅费、交通费、复印件、调查费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代理费按回收净现金额的30%计提，回收净现金特指甲方最终实际收到的债权现金受偿金额；代理期限届满且未延期的，本协议自然终止。该委托代理协议中“授权期限到期后，如乙方已完成协议中约定的各事项后，甲方应将授权期限予以延长”的内容为手写，并加盖普世邦成公司印章。2014年5月23日普世邦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受委托人崔秀华，代理权限：代为调查取证、代为申请执行，代为申请查封、评估、拍卖财产，代为谈判协商，进行调解，代收法律文书。诉讼过程中普世邦成公司对上述委托代理协议及授权委托书有异议，并申请对委托代理协议及授权委托书的印章与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日期为“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授权委托书》落款处“北京普世邦成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与相应部位黑色印刷体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有黑色印刷文字后盖印印文；2.日期为“2013年5月17日”委托代理协议第3页（共6页）中“北京普世邦成投资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相应部位黑色手写体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有手写文字后盖印印文。 另查明:光岳律所根据普世邦成公司的委托启动执行程序，指派崔秀华作为普世邦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2013年5月17日，普世邦成公司出具执行主体变更申请书，请求聊城中院依法变更申请执行人为普世邦成公司。申请执行人普世邦成公司与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纠纷一案，2013年8月16日立案恢复执行，2013年9月28日聊城中院向纺织品公司发出（2013）聊恢执字第23恢复执行通知书，2013年11月29日聊城中院向安泰公司发出（2013）聊恢执字第2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安泰公司协助将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交存至聊城中院。因安泰公司向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支付了拆迁款，2014年12月，聊城中院作出（2013）聊恢执字第23号责令追款通知书，责令安泰公司追回擅自向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支付的款项716920.88元。2015年1月聊城中院作出（2013）聊恢执字第23-2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在崔庄小区的产区调换房屋十套，查封期限为两年。2016年5月聊城中院作出（2013）聊恢执字第23-3号执行裁定，裁定协助执行人安泰公司在擅自支付而未能追回的716920.88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普世邦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018年5月9日聊城中院作出（2013）聊恢执23-4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在聊城市东昌府区的调换（回迁）房屋十套（具体房号详见查封清单），查封期限为三年。查封、扣押财产清单中载明2151室、2161室、2171室该三套房产本案为轮候查封。2019年1月17日聊城中院作出（2013）聊恢执字第23-4号执行裁定，扣划第三人安泰公司在银行的存款716920.88元，向申请执行人普世邦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聊城中院在第三人安泰公司处扣划716920.88元后，扣留了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的执行费32400元。 还查明：2014年10月普世邦成公司向聊城中院递交授权委托书，委托张长科在其与纺织品公司借款合同案件执行中，作为普世邦成公司的代理人，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2016年6月，聊城中院制作的执行笔录中普世邦成公司委托代理人为崔秀华、张长科，在执行笔录中有二委托代理人签字。2017年10月26日普世邦成公司向聊城中院递交撤销代理权告知函，撤销张长科的代理权。2019年1月普世邦成公司向聊城中院出具代理确认函，授权刘亚英、王珊珊作为普世邦成公司与纺织品公司执行纠纷的代理人，除此之外的其他人不得代理普世邦成公司处理任何相关事宜。 诉讼过程中光岳律所支出诉讼保全保险费3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普世邦成公司虽对委托代理协议以及授权委托书有异议并申请鉴定，但经鉴定委托代理协议第3页合同专用章印文与相应部位黑色手写体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有手写文字后盖印印文，授权委托书落款处公司印文与相应部位黑色印刷体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有黑色印刷文字后盖印印文，普世邦成公司虽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故委托代理协议以及授权委托书可以作为本案的依据。光岳律所与普世邦成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以及普世邦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效力应予确认。 光岳律所接受普世邦成公司的委托后，启动了执行程序。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双方虽未签订新的委托代理协议，但光岳律所一直在履行代理职责，在聊城中院于2016年6月制作的执行笔录中有普世邦成公司委托代理人即光岳律所方人员崔秀华的签字，普世邦成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终止了与光岳律所的委托代理协议，光岳律所在代理过程中并不存在违约情形，普世邦成公司亦未有证据证明光岳律所存在违约行为，普世邦成公司拒绝给付代理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3年11月聊城中院向安泰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因安泰公司向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支付了拆迁款，聊城中院责令安泰公司追回擅自向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支付的款项716920.88元，上述款项未及时到位系协助执行单位安泰公司过错造成，光岳律所在履行代理职责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2015年1月聊城中院查封了纺织品公司的十套房屋，2018年5月继续查封了上述房屋，普世邦成公司向聊城中院出具授权刘亚英、王珊珊作为普世邦成公司与纺织品公司执行纠纷案件的代理人的代理确认函的时间为2019年1月，普世邦成公司无证据证明2017年北京律师就开始代理执行案件，也无证据证明2018年5月继续查封是北京律师的工作成果，故普世邦成公司辩称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4年10月普世邦成公司委托张长科代理执行案件，光岳律所对此明知，并未向普世邦成公司提出异议，张长科代理执行的同时减轻了光岳律所的工作，光岳律所主张的代理费应予适当减少，一审法院认为普世邦成公司支付光岳律所80%的代理费为宜。因执行回款中扣留了被执行人纺织品公司的执行费32400元，实际执行款项684520.88元，故普世邦成公司应向光岳律所支付代理费164285元，光岳律所诉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普世邦成公司未履行支付代理费的义务，造成光岳律所提起诉讼支出诉讼保全保险费300元，该损失应由普世邦成公司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与北京普世邦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有效；二、限北京普世邦成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64285元；三、限北京普世邦成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支付保全保险费300元。案件受理费4526元，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负担934元、北京普世邦成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592元；财产保全费1645元，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负担302元、北京普世邦成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343元。 二审中，光岳律所提交了（2004）聊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的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一份，拟证明执行的是（2004）聊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同时说明由于申请人的申请书比较多，在一审中将121号判决书的申请书当成11号判决书的申请书提交原审法院，待发现后提交时原审法院说已经记录在案，在二审再提交，也说明另一份11号判决书的恢复执行申请书已经递交给执行法官，以及其他申请书也均是11号判决书的申请书均无误。普世邦成公司经质证认为，我方不能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目前对方提交的证据是加盖红章的，又主张已经提交承办人，无法证实已经提交。该申请书是2013年5月17日，但光岳律所的授权时间是2014年5月，只有在授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向法院提交相关手续，所以光岳律所主张的于接受委托前就已开始实质工作不可能成立，光岳律所在一审中提交文件是针对121号判决，说明光岳律所对案情毫不熟悉，所谓的履行代理职责也是无稽之谈。 普世邦成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一、聊城中院（2013）聊恢执23号案件执行卷宗中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照片，拟证明北京律师自2017年7月31日已开始代理执行案，此日期之后的工作均是北京律师实施的。执行案件的有效查封及执行回款71万余元等是北京律师工作的成果。二、2018年5月9日北京律师与执行案件承办法官前往办理查封房屋时拍摄的照片四张，拟证明：1、前次查封到期日为2017年1月5日，此时已过期489天，光岳律所未履行代理职责。2、三套房产由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0日查封，执行案为轮候查封，光岳律所未履行职责以致房产查封过期失效。3、2018年5月9日执行案件中对房屋的有效查封是北京律师的工作成果。 光岳律所经质证认为：一、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普世邦成公司的主任刘亚英在2017年确实来过聊城来了解情况，并自称是北京公司来人，非是律师代理此案。北京律师代理此案的时间为2019年1月，普世邦成公司向执行局正式送达了代理确认函，所以应以代理确认函为准。二、该证据不清晰，由于普世邦成公司不给联系电话，多次与其联系电话不通，所以在2017年查封房产期间我向刘庭长口头申请，因联系不上所以没有书写查封房产申请书，扣划房款只写了执行申请书。普世邦成公司在答辩状中已陈述，且在一审调查材料中也陈述“刘庭长叫我们帮律师联系”，其陈述没有这个义务，崔律师多次恳求我们联系，我们也没有答应，所以最后未写申请书是普世邦成公司造成的。 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光岳律所提交的（2004）聊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的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上加盖了普世邦成公司的印章，普世邦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申请书上的印章并非该公司加盖，且该申请书与（2013）聊恢执字第23号案件中的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的内容一致，故本院对于该 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普世邦成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经查阅（2013）聊恢执字第23号案件，授权委托书及查封、扣押财产清单的原件均在该卷宗中，且普世邦成公司提交了上述照片的原始载体，故本院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普世邦成公司对于2014年5月23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虽提出异议，但并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对于授权委托书中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故本院对于该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2013）聊恢执字第23号案件中普世邦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载明，2013年5月20日委托崔秀华律师在该公司与纺织品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执行程序中作为其代理人，授权期限一个月。该案中2014年2月10日的询问笔录载明崔秀华系普世邦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崔秀华在询问笔录中签字。在该案中向普世邦成公司送达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执行裁定书的送达回证系由崔秀华签收。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关于光岳律所与普世邦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效力认定的问题。在委托代理协议第十一条载明普世邦成公司的联系人为吴浦原、吕仕政，吴浦原在协议尾部签名并加盖的普世邦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故原审法院对于委托代理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委托协议上打印的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光岳律所处有将打印的2013年5月17日划掉的痕迹，重新书写了2013年6月26日，故一审法院概括认定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5、6月份并无不当。上述协议中虽然约定了代理期限为生效之日起6个月，但同时约定了授权期限到期后，若乙方完成协议中约定的各事项后，甲方应将授权期限予以延长。普世邦成公司在2014年5月23日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光岳律所的崔秀华律师在该公司与纺织品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执行程序中作为其代理人。在该授权委托书中并未载明委托期限，据此能认定2014年5月之后普世邦成公司将授权期限予以延长。且此后在2016年6月聊城中院制作的执行笔录中，有崔秀华律师作为普世邦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故原审判决认定双方虽未签订新的委托代理协议，但光岳律所一直在履行代理职责并无不当。光岳律所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代理职责，有权向普世邦成公司主张支付代理费。 在执行案件中，能够向法院提供有效的财产线索是保证案件顺利执行的关键。（2013）聊恢执字第23号案件中，光岳律所的崔秀华律师向聊城中院提供了有效财产线索，聊城中院对相应的财产进行了查封，普世邦成公司亦认可查封的到期日为2017年1月5日，此时普世邦成公司尚未委托北京喜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参加该案的诉讼。涉案执行回款建立在对上述财产进行查封的基础之上，故普世邦成公司主张执行案件的有效成果均系北京律师完成的不能成立。张长科虽然作为普世邦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诉讼，但普世邦成公司并未提交其代理执行减轻了光岳律所工作的相应证据，故原审判决认定张长科的代理行为减轻了光岳律所的工作不当。但普世邦成公司提交的证据能证明2018年5月9日的查封系由北京喜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申请并参与，该行为在事实上减轻了光岳律所的工作，光岳律所主张的代理费应予适当减少，本院认为普世邦成公司酌情应支付光岳律所80%的代理费。 综上，原审判决对于普世邦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长科、北京喜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的代理行为是否减轻光岳律所工作的认定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13元，由上诉人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负担827元，由上诉人北京普世邦成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58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凤魁 审 判 员 陈家勇 审 判 员 刘 颖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雷 蕾 书 记 员 杨 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