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05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兆伦，男，196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3X。委托诉讼代理人：房长波，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景祥，男，197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50，现在广东清远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春，广东至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建华（朱景祥的妻子），1978年6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刘兆伦因与被上诉人朱景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9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兆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朱景祥全部诉讼请求或者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景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为实践性合同，朱景祥有义务说明其主张的借款本金详细组成情况并证明其出借款项已经支付。一审法院在朱景祥未能说明借款本金的组成，也未能证明刘兆伦尚欠的借款本金具体计算方式的情况下，无视双方之间转账差额只有5749399元的情况下，仅根据刘兆伦与朱景祥的妻子关建华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刘兆伦欠款本金为1300万元，偿还部分借款本金后尚欠107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关于双方账户往来的银行流水金额及差额。一审法院认定“朱景祥通过其尾号为9486的银行账户向刘兆伦尾号为0184及1431的银行账户合共转账91718399元;朱景祥通过其尾号为6350的银行账户向刘兆伦尾号为0184及1431的银行账户合共转账526万元;刘兆伦通过其尾号为0184、3570、7077、1413四个银行账户向朱景祥尾号为9486的银行账户转账合共85929000元”“2014年7月24日及25日，卢某1通过其尾号为4410的银行账户向朱某1尾号为5011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账200万元、100万元，朱景祥确认上述300万元系刘兆伦向朱景祥归还的款项”，则截至2014年9月，刘兆伦未还款的金额仅为8049399元（此数据中未减去刘兆伦通过廖某1等他人账户向朱某1账户支付的还款金额）。此后，刘兆伦向朱景祥的妻子关建华的账户还款230万元，双方往来款项的差额仅为5749399元，与朱景祥诉称的1070万元差额巨大。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认定自然人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既要有借贷的合意，也要有出借款项已经支付的证明，而根据朱景祥提供的转账记录，双方之间转账的差额仅574万元，对朱景祥不能证明已经支付的金额，法院应不予确认。（二）刘兆伦与关建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举证过程存在严重瑕疵，不足以证明刘兆伦欠款的金额为1070万元。1.朱景祥与刘兆伦之间是很好的朋友，在借贷及还款过程中有很多两人之间才清楚的情况，而关建华一直没有参与过具体过程。在朱景祥入狱后，关建华才找到刘兆伦要求还款，而刘兆伦虽自身经济困难，但还是想尽办法尽量还款，对关建华的答复也仅是就当次转账金额的答复，刘兆伦从来没有想过关建华会代表朱景祥起诉，会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使用，所以从未想过向关建华详细说明借款、还款、利息支付情况，对关建华发来的微信信息并未认真对待，对不实信息没有及时进行反驳。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六次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并认定刘兆伦对欠款数额未提出异议，但仔细分析可知，第一至五次，均是在刘兆伦支付款项后，关建华发来的信息，刘兆伦仅是作了简单回复，主观上仅是对当次的转账金额进行核对，第六次刘兆伦并未进行回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关建华对欠款金额如何计算无法陈述，说明其对具体经过并不清楚，进而导致刘兆伦对关建华发来的信息并未认真对待，未及时反驳。2.根据关建华2019年1月29日发给刘兆伦的所谓对账图片提到的1300万元显示的时间为2013年，这与朱景祥在诉状中所称的对账时间是2014年10月相矛盾，并且根据朱景祥自行统计的数据在2014年1月至2014年5月期间，刘兆伦转账给朱景祥的金额就达到1720万元，另有朱景祥认可的卢某1账户于2014年7月支付给朱某1的金额300万元，还有用廖某1账户支付给朱某1的款项现在无法统计，更何况还存在其他现金支付情况，可见关建华所谓的对账信息根本就不准确，不能够作为证据予以采信。3.朱景祥于一审庭审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共29页，后朱景祥要求撤回不作为证据质证，是为了掩盖其对账图片中所显示的“2013年欠款1300万元”与其诉状中所称的“2014年10月对账金额为1300万元”存在严重冲突这一事实。刘兆伦一审中提交的部分还款记录，导致朱景祥能够证明的还款差额仅有800万元左右，朱景祥不得已于一审庭审后另行补充提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二、一审法院关于双方之间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认定错误。朱景祥出借的资金为银行贷款资金，且朱景祥主要以放贷为业，为职业放贷人，朱景祥与刘兆伦之间的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无效。（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四条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二）朱景祥一直存在向银行贷款转贷牟利，向他人长期、反复出借款项的情况。1.根据关建华提供的微信记录可知其有通过银行贷款转贷的情况。2.根据关建华提交的转账记录，2017年2月5日关建华有向朱景祥的账户转账12万元备注为“还款”，应该为向银行还款。3.关建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向银行贷款，比如“向银行贷款就是为了借给你”“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每月还款也要十几万元”“交通银行的款项我已经帮忙还了400多万”等。4.朱景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多份反复出借款项的合同，上述借款合同中均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但是实际履行过程中，朱景祥均要求刘兆伦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5.朱景祥于一审庭审中确认不止向刘兆伦出借款项，还至少向案外人欧某1、张某1，丁某1、谭某1、吴某1、徐某1、关某1等人出借过款项，案号为（2019）粤06民终10255号、（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809号、（2017）粤0605民初7515号、（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88号等，再结合本案朱景祥至少发生过五次民间借贷诉讼，且案件金额巨大，累计近3000万元左右。6.朱景祥指定刘兆伦将本金、利息支付给朱某1。7.朱景祥于一审诉讼中承认有向银行贷款，也有向刘兆伦出借的情况，但未举证证明其贷款用途。刘兆伦认为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朱景祥利用银行资金转贷牟利，且符合向不特定人员多次、反复、大额借款，指定向第三人偿还本金、利息，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足以认定朱景祥为职业放贷人，朱景祥与刘兆伦之间的借款关系应被认定为无效，刘兆伦所支付的全部利息应作为还款本金予以扣减，刘兆伦无需再向朱景祥承担还款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刘兆伦在答辩意见中明确欠款金额为450万元。其次，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本案中朱景祥主张截至起诉之日刘兆伦欠款总额为1070万元，应举证证明，在朱景祥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刘兆伦应明确其向朱景祥借款本金总额，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朱景祥答辩称：一、刘兆伦在一审中明确承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仅对借款数额存在异议。二、关于双方账户款项往来的差额。朱景祥于一审提交的2012年3月2日的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显示，朱景祥于2012年3月2日通过尾号为5555的交通银行账户向刘兆伦尾号为1431的顺德农商银行账户转款500万元，该证据在一审经过质证，但一审法院遗漏认定。加上该笔转账，朱景祥转给刘兆伦的款项为101978399元，刘兆伦向朱景祥直接转款为85929000元+卢某1代为还款300万元+刘兆伦向关建华账户还款230万元=91229000元，两者之间的差额为10749399元，与朱景祥主张的数额1070万元基本一致。三、关于借款数额认定问题。关建华于2016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通过微信与刘兆伦对账，刘兆伦对数额多次予以确认，并偿还了部分欠款而且从未提出过异议，结合微信对账的欠款数额1070万元与双方银行转账的差额基本一致，因此，借款数额应当以最后的微信对账的数额1070万元为准。刘兆伦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仅辩称“对微信对账信息没有认真对待”，不足以否定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效力。四、关于职业放贷。职业放贷是指出借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利性等特点。朱景祥的行为不具备上述特征：其一，朱景祥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租赁业务；其二，借款人基本是南海、顺德的朋友，且人数很少，每年基本不超过一笔；其三，借款有时有签订书面合同，有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明显很不“职业”。因此，朱景祥的借款行为不具备反复性、经常性、营利性、对象不特定性等职业放贷的行为特征，本案不涉及职业放贷问题。五、关于高利转贷问题。朱景祥确实于2011年期间用自有房产抵押向交通银行贷款1000万元，但不存在高利转贷的情况。首先，朱景祥是用自有的房产向银行抵押获得资金，不存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情况。其次，朱景祥存在数亿元的资金流转，该1000万元的抵押贷款资金属于较少数额，且已与朱景祥的其他资金产生混同。再次，该笔抵押贷款产生的时间与本案借款时间不能匹对，没有证据证明该笔贷款与本案有关。最后，没有任何国家金融机关对朱景祥的该行为进行处理，或者确认该行为存在违法的情形。因此，刘兆伦声称朱景祥存在高利转贷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刘兆伦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景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兆伦立即向朱景祥清偿借款本金1070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70万元为本金，按贷款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用刘兆伦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景祥与刘兆伦是多年的好友关系。2008年开始，刘兆伦多次向朱景祥借款，有的借款有签订借款合同，有的借款没有签订借款合同，双方采用滚动借款、滚动还款的方式进行款项往来。刘兆伦有通过其本人及案外人的银行账户向朱景祥归还本息，朱景祥有通过其本人及案外人的账户收取本息。2016年，朱景祥因罪入狱，由朱景祥妻子关建华向刘兆伦催讨欠款。关建华与刘兆伦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第一，微信群名为“群聊（3）”的部分聊天记录如下：2016年8月29日，关建华使用朱景祥的微信跟刘兆伦说“我老公，口口声声叫我多D找你们沟通，到这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不理不睬。是否见我老公入去了，欺负我吗？有心为难我。是吗？”，刘兆伦回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如果有饯我一定还比你”；2016年11月29日，刘兆伦在群里发送《顺德农村商业银行电子交易回单》的照片，关建华回复“收到。伦哥。好多谢你的帮助”“100+50=150W”，刘兆伦回复“只能尽力帮你了华”；2017年5月3日，关建华使用朱景祥的微信跟刘兆伦说“100（无印象）+50（16年11月29日）+15W（17年4月28日）=165W。请核对”，刘兆伦语音回复，关建华接着说“过年前没有吖50w是16年11月29号给我的过年（春节）是17年1月28号两个月时间内没有给过我……”“事情大概是这样”，后来关建华说“不好意思，真的是我自己记错了”，刘兆伦语音回复，紧接着关建华将写有“合计185W”的欠款还款表格截图发送给刘兆伦。第二，2017年6月27日，关建华添加刘兆伦微信，双方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2017年9月29日，刘兆伦对关建华说“发个帐号：只有15万下午给转你”，关建华向刘兆伦发送其存折的照片，刘兆伦回复“OK”的手势，“入左…辛苦你了，照顾好自己”，关建华回复“知道”“1115-15=1100W请确认”，刘兆伦回复“OK”的手势；2018年2月11日，关建华跟刘兆伦说“朱景祥31122-79980-1020-89486建行九江支行”，刘兆伦回复“OK”的手势；2018年2月12日，关建华跟刘兆伦说“1100W-10W=1090W”“多谢”，刘兆伦回复“对不起你们：先预祝你新年快乐、合家安康”；2019年1月28日，刘兆伦说“已入了”，关建华回复“好的谢谢，暂时未到，一阵收到复回复你”；2019年1月29日，关建华向刘兆伦发送写有“余下欠款1080”的欠款还款表格截图，并发送“早晨、伦哥、款项已收到10万你核对一下数目”，刘兆伦回复“oK”；2019年7月10日，关建华说“伦哥，转10万给我可以吗……？交学费的季节啊”，刘兆伦回复“凑下尽快”；2019年9月9日，关建华向刘兆伦发送写有“余下欠款1070万”的欠款还款表格截图，并发送“伦哥：核对一下，岩数吗？”，刘兆伦没有回复；2020年1月10日，关建华说“伦哥，还钱件事点呢？我真的没有这么多精力，天天追，天天问，你又不回复，又是什么意思呢？”，刘兆伦回复“真的没有”“对不起”。一审庭审中，朱景祥确认有向银行贷款，也有向刘兆伦出借款项。另查明一，朱景祥在中国建设银行银行账户尾号为9486及6350两个账户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朱景祥通过其尾号为9486的银行账户向刘兆伦尾号为0184及1431的银行账户合共转账91718399元；朱景祥通过其尾号为6350的银行账户向刘兆伦尾号为0184及1431的银行账户合共转账526万元；刘兆伦通过其尾号为0184、3570、7077、1413四个银行账户向朱景祥尾号为9486的银行账户转账合共85929000元。另查明二，2014年7月24日及25日，卢某1通过其尾号为4410的银行账户向朱某1尾号为5011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账200万元、100万元。一审庭审中，朱景祥确认上述300万元系刘兆伦向朱景祥归还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尚欠借款本金。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2016年11月29日，刘兆伦在群里发送《顺德农村商业银行电子交易回单》的照片，关建华回复“收到。伦哥。好多谢你的帮助。”“100+50=150W”，刘兆伦回复“只能尽力帮你了华”。（2）2017年5月3日，关建华使用朱景祥的微信跟刘兆伦说“100（无印象）+50（16年11月29日）+15W（17年4月28日）=165W。请核对”，刘兆伦语音回复，关建华接着说“过年前没有吖50w是16年11月29号给我的过年（春节）是17年1月28号两个月时间内没有给过我……”“事情大概是这样”，后关建华说“不好意思，真的是我自己记错了”，刘兆伦语音回复，紧接着关建华将写有“合计185W”的欠款还款表格截图发送给刘兆伦。（3）2017年9月29日，关建华对刘兆伦说“1115-15=1100W请确认”，刘兆伦回复“OK”的手势。（4）2018年2月12日，关建华跟刘兆伦说“1100W-10W=1090W”“多谢”，刘兆伦回复“对不起你们：先预祝你新年快乐、合家安康”。（5）2019年1月29日，关建华向刘兆伦发送写有“余下欠款1080”的欠款还款表格截图，并发送“早晨、伦哥、款项已收到10万你核对一下数目”，刘兆伦回复“oK”。（6）2019年7月10日，关建华说“伦哥，转10万给我可以吗……？交学费的季节啊”，刘兆伦回复“凑下尽快”；2019年9月9日，关建华向刘兆伦发送写有“余下欠款1070万”的欠款还款表格截图。可见，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从2016年至2019年三年期间，关建华持续向刘兆伦催讨欠款，刘兆伦亦陆续还款，在此过程中双方多次进行对账，刘兆伦对欠款本金数额从未提出异议，且在2017年9月29日对欠款本金1100万元、在2019年1月29日对欠款本金1080万元明确表示确认，因此，对于刘兆伦辩称“对关建华发来的聊天信息并未认真对待，对不实信息没有及时进行反驳”的辩解，法院不予采纳，此外，2008年至2014年期间双方银行转账往来频繁，金额巨大，仅两人之间本案所涉账户的相互转账金额已接近2亿元，结合刘兆伦辩称双方的款项往来有些仅是代为走账，故法院采纳双方通过微信对账后的欠款金额，对朱景祥所称刘兆伦尚欠借款本金为1070万元予以确认。关于利息。虽然庭审中，朱景祥确认有向银行贷款，也有向刘兆伦出借款项，但是，一方面，刘兆伦一直没有明确其向朱景祥借款的借款本金总额，亦未举证双方约定的利息情况及刘兆伦归还利息的情况；另一方面，即使朱景祥因出借款项时贷款尚未还清导致本案借款合同无效，刘兆伦也需要向朱景祥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此外，朱景祥入狱后，朱景祥妻子关建华向刘兆伦催收欠款时，刘兆伦在2016年至2019年的还款合共230万元朱景祥已全部抵扣对账后的借款本金，且朱景祥主张本案借款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1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该标准合理，故朱景祥关于利息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刘兆伦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景祥归还借款本金1070万元以及以107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3000元（朱景祥已预交43000元），由刘兆伦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朱景祥，法院不另收退。二审期间，刘兆伦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顺德农商银行指定账户交易明细1份，拟证明刘兆伦向朱景祥指定的收款人朱某1转账还款3603200元；2.顺德农商银行特种转账凭证1份、廖某1出具证明1份，拟证明刘兆伦通过廖某1向朱景祥指定的收款人朱某1转账还款100万元。经审查，本院认为，朱景祥在本案中自认上述款项为刘兆伦的还款，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朱景祥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朱景祥于2012年3月2日通过尾号为5555的交通银行账户向刘兆伦尾号为1431的顺德农商银行账户转款500万元，朱景祥在一审庭审时已提交该转账凭证并经双方质证。2012年12月4日至2014年11月4日期间，刘兆伦通过尾号为1431的农商银行账户向朱景祥指定的收款人朱某1尾号为4339的南海农商银行账户转账还款3603200元。2014年7月17日，刘兆伦通过廖某1尾号为4506的顺德农商银行账户向朱景祥指定的收款人朱某1尾号为4339的南海农商银行账户转账还款1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刘兆伦的上诉主张，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有效。刘兆伦主张朱景祥是职业放贷人以及向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高利转贷，故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无效。本院认为，首先，朱景祥述称其从事房地产行业，经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其确实曾经营佛山市南海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憬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虽朱景祥在法院有少量民间借贷诉讼案件，但并不足以证明朱景祥以此为业。因此，刘兆伦主张朱景祥是职业放贷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朱景祥虽自认其曾向银行抵押贷款，但述称贷款是用于公司经营。因刘兆伦与朱景祥双方之间是多年好友关系，案涉借款是从2008年至2014年期间，采用滚动借款，滚动还款的方式进行多笔款项往来，且有的借款并未约定利息，故刘兆伦主张朱景祥是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高利转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刘兆伦上诉主张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兆伦应向朱景祥偿还的借款本息如何认定。本案中，朱景祥起诉主张刘兆伦尚欠借款本金1070万元未偿还，刘兆伦则抗辩称其仅欠朱景祥借款本金450万元未偿还。双方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往来，有的借款有签订借款合同，有的借款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有的借款有约定利息，有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有约定利息部分为月息2%。首先，从本案双方提交的转账记录来看，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发生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朱景祥一方向刘兆伦一方转账的金额共计101978399元（91718399元+526万元+500万元），刘兆伦一方向朱景祥一方的转账共计93532200（85929000元+300万元+3603200元+100万元），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转账差额为8446199元。刘兆伦述称其还有通过其他案外人转账以及现金方式向朱景祥还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从2016年至2019年期间，关建华持续向刘兆伦催讨欠款，刘兆伦亦陆续还款，由于双方均确认部分借款有约定月息2%，且双方在微信聊天过程中多次进行对账，刘兆伦对关建华在每次对账后提出的欠款本金数额又从未提出异议。如刘兆伦在2017年9月29日对还款15万元后尚欠1100万元明确表示确认，在2019年1月29日又在还款10万元后对尚欠1080万元明确表示确认。朱景祥自认刘兆伦于2019年9月9日偿还本金10万元后尚欠本金1070万元。因此，综合本案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朱景祥主张截止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17日刘兆伦尚欠借款本金为107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利息。本案中，朱景祥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并未超出法定利率的上限，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兆伦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000元（已预交），由上诉人刘兆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美健审判员  黄春英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