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29379号原告：刘明敬，男，196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安徽省临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小红，广东天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佳吉快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谢家庄一社骆田至北车页。法定代表人：付长明。被告：广州佳吉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谢家庄一社土名骆田至北车页。法定代表人：付长明。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大江，该公司员工。原告刘明敬与被告广州佳吉快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吉快运）、广州佳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吉物流）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明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小红，被告佳吉快运、佳吉物流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大江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明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佳吉快运自1998年3月1日至2018年8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与佳吉物流自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2.佳吉快运、佳吉物流共同支付原告从1998年3月1日至2019年11月15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5000元（5000元/年×21年）；3.佳吉快运、佳吉物流共同支付原告从2017年11月15日至2019年11月15日双倍未休年休假工资143608.8元（庭审中变更该项诉请为要求佳吉快运、佳吉物流给付2017年至2019年每年15天的双倍未休年休假工资，即共30天，按照工资5000元/月计算）；4.佳吉快运、佳吉物流支付原告从2017年11月15日至2019年11月15日高温补贴1500元(庭审过程中原告确认2019年高温津贴已经发放)；5.本案诉讼费用由佳吉快运、佳吉物流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1998年3月1日入职佳吉快运任装卸工，月平均工资5000元，每月工资分别打到工商和招商等银行卡上，一直有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基本三年一签，原告每天上班10个小时，周六周日正常上班，节假日照常上班，一直没有加班工资，被告也从不支付高温津贴、带薪年休假工资。最后一期书面劳动合同从2018年8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1日止，是与佳吉物流签订的，在2019年11月15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最后领取工资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佳吉快运是佳吉物流的法人股东，2018年8月1日在佳吉快运、佳吉物流的安排下签订了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仍由佳吉快运、佳吉物流共同安排工作，工作地点及工作性质丝毫没有改变，但佳吉快运、佳吉物流均有为原告缴纳社保和支付工资，佳吉快运、佳吉物流用工存在混同情形。另外，佳吉快运、佳吉物流安排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声称佳吉快运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佳吉物流，但是佳吉快运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佳吉物流没有成立，佳吉快运应当为原告补交社保的义务佳吉物流根本没有资格受让，此约定请求法院确认无效，由于该条款约定的部分权利无法转让，原告不认可变更劳动合同主体，否则原告的合法权益将会受损，法律没有规定劳动关系不能共存，事实上，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后，原告仍然同时为佳吉快运、佳吉物流工作，佳吉快运、佳吉物流共同向原告提供劳动条件，比如佳吉快运、佳吉物流共同提供工作场所，共同安排工作，轮流发放工资，轮流为原告缴社保。被告佳吉快运、佳吉物流共同辩称，一、原告与佳吉快运自1998年3月至2018年7月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佳吉快运、佳吉物流自2018年8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原告与佳吉快运的劳动关系转让给佳吉物流，工龄连续计算，故于当日原告与佳吉物流签订劳动合同，自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4日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系装卸工，实行月计件工资，原告称月平均工资5000元，佳吉物流不予认可，原告举证银行流水账与被告实发给原告的工资数额一致，原告前12个月实发月平均工资2895.01元，应发月平均工资（含个人社保费）3288.67元，为此佳吉物流制作了原告前一年的平均工资表。二、原告请求经济补偿金105000元，佳吉物流不予认可，原告与佳吉物流于2019年11月4日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佳吉物流向原告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共计22000元，原告自愿放弃所有其他请求，离职后不得作出有损公司名誉和利益行为，本协议是解决双方之间劳动争议的所有安排和规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协议签订后，佳吉物流转账原告22000元，据此，原告再次诉请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依据。三、对原告诉请年休假工资不予认可，原告已享用每年的年休假，根据《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中约定“本协议是解决双方之间劳动争议的所有安排和规定，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因此，原告诉请无事实依据。四、原告诉请高温补贴不予认可，依据《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原告自愿放弃所有其他请求，原告已作出明确放弃，佳吉物流已于2019年10月30日核发原告2019年度高温补贴。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日，佳吉快运（甲方）、佳吉物流（乙方）与刘明敬（丙方）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约定，第一条：甲方与丙方于1998年3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第二条：丙方同意由乙方继受甲方在《劳动合同》下确定的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及所承担的义务。即：《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由甲方变更为乙方。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将对乙方履行《劳动合同》下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第三条：甲方同意将与丙方的《劳动合同》下的权利与义务概况一并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继受该等权利与义务。第四条：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因履行与甲方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工龄应当连续计算，乙方同意丙方的工龄从丙方与甲方订立《劳动合同》之日起计算。2018年8月1日，佳吉物流（甲方）与刘明敬（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计件合同）》约定，甲方聘用乙方为理货员，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工作地点是广州（包括但不限于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11月4日，佳吉物流（甲方）与刘明敬（乙方）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1.自2019年11月5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2.乙方工资、奖金等费用结算至2019年11月4日，以上费用均需扣除所得税，甲方同意在乙方办理完工作交接手续后一次性支付给乙方。3.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共计22000元。7.乙方自愿放弃所有其他所有请求，离职后不得作出有损公司名誉和利益的行为。8.本协议是解决双方之间劳动争议的所有安排和规定，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根据刘明敬提交的《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09年4月至2018年8月，刘明敬的社保是由佳吉快运交纳，2018年9月开始刘明敬的社保由佳吉物流交纳。根据刘明敬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8年8月至2019年11月工资入账情况如下：2823.51元、3088.66元、3088.66元、3088.66元、3088.66元、3036.41元、3081.20元、3088.66元、3296.92元、1642.87元、1911.84元、1574元、269元。根据刘明敬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8年7月6日、8月1日、9月7日，刘明敬有收到案外人南某司代发的工资分别为1223.77元、2669.7元、2030元。刘明敬认为其2018年7月、8月、10月、2019年4月至10月工资实发收入为39002.52元。经核算，月平均工资为3900.25元。2020年8月6日，刘明敬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劳动仲裁委）以佳吉快运、佳吉物流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区劳动仲裁委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为由，于同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劳动合同书（计件合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不予受理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本案符合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情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劳动合同书（计件合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明确载明刘明敬于1998年3月1日入职佳吉快运，于2018年8月1日入职佳吉物流至2019年11月4日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故本院依法确认199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刘明敬与佳吉快运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4日期间刘明敬与佳吉物流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刘明敬的其他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明敬自愿签署了《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知晓其在佳吉快运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佳吉物流的工作年限，而刘明敬与佳吉物流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中有关补偿金的数额虽然低于其实际工作年限可以获得的数额，但也远远超过了刘明敬在佳吉物流处的工作年限可获得的补偿数额，据此可判断，刘明敬与佳吉物流协商补偿时，已经是将在佳吉快运处的工作年限考虑在内后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属于自愿达成，现《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刘明敬无证据证实《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无效或可撤销，故在刘明敬签署了上述协议同意放弃其他权利、双方不存在其他劳动争议的情况下，又诉请佳吉快运、佳吉物流另行支付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高温补贴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刘明敬的相关诉请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刘明敬与被告广州佳吉快运有限公司于199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刘明敬与被告广州佳吉物流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刘明敬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明敬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 炜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何丽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