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京0113行初498号原告赵红梅，女，197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居民，住北京市昌平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组织机构代码11110110000093286W。法定代表人张涛，镇长。委托代理人马许，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左苗，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原告赵红梅不服被告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丽营镇政府）作出的《产权证明》，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红梅诉称：赵红梅系北京逍遥农庄经营者，赵红梅于2006年6月1日与土地承包者王淑欣、王朋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将王淑欣、王朋在顺义区×镇×村敬老院西侧承包的74亩土地转包给赵红梅，用于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务。租赁期限自2006年6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合同签订时地上物只有752．11平方米普通房屋，4450棵梨树、720棵枣树。同年10月，赵红梅经高丽营镇政府和×镇×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村委会）盖章同意依法取得了名曰北京逍遥骑士农庄的营业执照。此后，赵红梅在涉案地块开始规模化种植、养殖业。赵红梅自2006年开始经高丽营镇政府和×村村委会同意陆续建设了2800多平方米建筑、种植了数万棵树木，树木品种包括：樱桃树、松树、榛子树、银杏树、杜仲、葡萄、竹子、柳树等。2013年12月28日赵红梅农庄遭高丽营镇政府违法强拆。强拆后赵红梅进行了一系列的诉讼维权。2019年6月赵红梅从顺义法院处得到一份涉及赵红梅农庄的评估报告和补偿协议书，该评估报告和补偿协议书中涉及了大量赵红梅的财产。2020年9月从通州法院得到一份产权证明。该证明错误的将赵红梅所有的地上物产权确认给案外人王淑欣、王鹏。赵红梅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赵红梅拥有大部分建筑设施及树木的所有权。该证明是高丽营镇政府和×村村委会依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是高丽营镇政府和×村村委会行使职务所作出的管理行为。从其内容上看，高丽营镇政府和×村村委会将赵红梅的财产错误的处置给他人，该行为导致赵红梅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该行为和赵红梅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该证明行为对赵红梅和案外人王淑欣、王鹏双方所具有的权利义务作出确认，并提交给评估公司作为拆迁补偿依据予以使用，显然是与赵红梅具有利害关系并造成赵红梅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行政行为。故起诉，请求：1．撤销高丽营镇政府于2013年6月22日作出的产权证明；2．本案诉讼费由高丽营镇政府承担。经审理查明：2006年6月，赵红梅与案外人王淑欣、王朋就顺义区×镇×村74亩土地的后期开发经营事宜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赵红梅获得了该土地2006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间的所有经营权和收益权。上述协议书中载明：王淑欣、王朋负责地上752．11平方米普通房屋的建设和材料，费用由王淑欣、王朋承担；王淑欣、王朋负责栽种部分果树，费用由王淑欣、王朋负担……同年，赵红梅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为“北京逍遥骑士农庄”，并在涉案土地上进行了建设及种植。2013年6月22日，高丽营镇政府、×村村委会在《产权证明》上盖章。《产权证明》内容为：“顺义区高丽营镇×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需要对该地块范围内地上物进行拆迁补偿，王淑欣、王鹏（承租人）系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地块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人，根据被拆迁人与该范围集体土地所有权人顺义区×镇×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租赁协议，被拆迁人在承租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2841．72平方米）及附属设施归被拆迁人所有，房屋及地上物的全部拆迁补偿款归被拆迁人所有。上述房屋建筑物及地上物全部纳入评估范围，为拆迁补偿提供价格依据。”2013年6月26日，北京明鉴华颂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现名称变更为北京明鉴永兴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作出《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显示资产占有方为王鹏、王淑欣，估价对象为位于顺义区高丽营镇×地块一级开发项目拆迁范围内王鹏、王淑欣的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2841．72平方米）及附属设施；估价时点为2013年6月22日；估价结果为10377492元。2014年8月25日，王淑欣与拆迁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顺义区分中心、高丽营镇政府、华龙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王淑欣、王鹏在拆迁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建筑面积2841．72平方米，应支付的拆迁补偿补助款10690081元，其中包括经评估机构评估的地上物重置成新价为10377492元、企业补贴费312589元。此后，王淑欣领取了全部拆迁款。2013年12月28日，高丽营镇政府将赵红梅所建建筑物按照违法建设予以拆除。2014年6月9日，王淑欣委托他人将逍遥骑士农庄内2000年至2014年栽植的所有林木予以砍伐。后赵红梅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9年8月16日，本院作出（2017）京0113行赔初3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高丽营镇政府赔偿赵红梅因强拆北京逍遥骑士农庄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造成的家禽、牲畜损失共计78万元以及因强拆北京逍遥骑士农庄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造成的生产设备半成品（包括其他物品）的损失35万元；驳回赵红梅其他赔偿请求。赵红梅对上述行政赔偿判决书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京03行赔终25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驳回赵红梅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另，本案中涉及的“王朋”与“王鹏”系同一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上述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被诉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其中，是否产生法律上的效果，是行政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可诉的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也就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调整作用。如果行政机关的行为不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则不具备行政行为的特征，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就本案而言，首先，高丽营镇政府并非不动产登记主管机关，因此其在《产权证明》上盖章的行为并不产生确权的法律效力。其次，虽然出具《产权证明》的一方是行政机关，但由于《产权证明》形成于拆迁评估这一民事活动过程中，不属于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职能范围，故而《产权证明》仅系一般证明行为，属于证据范畴。再次，通过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高丽营镇政府在《产权证明》上盖章的目的是“为拆迁补偿提供价格依据”，而最终能否成为拆迁补偿的价格依据取决于其他主体的判断、认知，而非《产权证明》本身。最后，赵红梅针对高丽营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已经提起赔偿之诉，高丽营镇政府在相关案件中并未提交《产权证明》用于否认赵红梅的建设行为、种植行为。因此，如赵红梅对《产权证明》中所涉标的物的归属持有异议，其应当针对利益相关方通过合法方式寻求救济。综上，赵红梅针对《产权证明》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赵红梅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琳琳人民陪审员  李海苹人民陪审员  马 静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法官 助理  张 汀书 记 员  强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