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6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培强，男，197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含涛，山东易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超群，女，198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清玲，女，2019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源县。法定代理人：江超群，女，198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清雅，女，201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源县。法定代理人：江超群，女，198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安文，男，194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虎林市。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庆宾，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明婷，女，195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运，山东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宗程，山东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召强，男，198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波，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济南恒大绿洲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崔节论，董事长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娜，女，系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曹晓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国杰，男，系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济南泉鑫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付杰生，总经理。上诉人马培强因与被上诉人江超群、孙清玲、孙清雅、孙安文、王明婷、王召强及原审被告济南恒大绿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绿洲公司）、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四建公司）、济南泉鑫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鑫旺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3民初3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培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江超群、孙清玲、孙清雅、孙安文、王明婷、王召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孙恒权受雇于马培强，是认定事实错误。王召强与泉鑫旺公司系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孙恒权在施工中摔伤应由其雇主王召强承担责任。首先，马培强作为工地负责人，代表泉鑫旺公司将雨棚施工项目包给了王召强，由王召强自己招聘雇佣施工人员，主要材料由泉鑫旺公司提供，辅助材料和施工损耗材料以及施工工具均是由王召强提供承担，王召强按约定时间交付完工。正常按照单价和面积计算，承揽费一共是53240元，由于孙恒权摔伤，剩余小部分未施工完成，王召强为了给孙恒权支付医疗费，所以商定承揽费共计50000元，已经全部支付给王召强。其次，马培强不认识孙恒权，双方没有谈过工钱的标准和支付方式，也没有向孙恒权支付过任何费用，施工过程中仅和王召强一人沟通。孙恒权是王召强联系招用、支付报酬，受王召强支配、管理，两人之间具有从属关系，孙恒权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应该由接受劳务的雇主王召强承担。再次，一审法院仅对录音和马培强的承诺书做了分析，其他证据避而不谈。2019年4月23日马培强签字的承诺书，是江超群多次到济南四建公司以及工地现场，提出支付医疗费，济南四建公司要求马培强妥善解决，杜绝伤者家属再到单位和工地要医疗费，马培强没办法，才到医院找江超群，被迫在提前打印好的承诺书上签字。王召强领取5万元全部承揽加工费，并以支付医疗费为由借款1万元，之后便失去了联系，一审法院多次开庭，其也一直不露面，就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与事实不符，无颜面对马培强。因此，综合当时的实际环境，该承诺书并不能说明，马培强同意承担责任。以上事实能够看出，一审法院没有对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考虑，而是相信主观的陈述，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孙恒权明知存在安全隐患，自身不注意安全，放任危险的发生，一审认定其自身承担百分之十的过错不公平。孙恒权作为成年人，并有施工经验，在明知车库雨棚顶部有玻璃没有安装，上去打胶，具有高风险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然上去打胶，上去之后自己不加注意防范，放任危险发生的行为。安全绳、安全帽这是王召强应该必备的防护措施，即便王召强没有提供，施工现场也有备用的安全绳安全帽，最主要的原因是孙恒权怕麻烦、带着干活不方便，轻信不会发生意外，孙恒权摔伤其自身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三、孙恒权的死亡后果，与摔伤之间不具有完全因果关系。2019年3月8日摔伤，住院治疗，手术顺利，出院时基本能够自理。由于家属在家护理不周，营养不良，病情加重便再次住院，类似情形下多次反复住院，主要也是家属发现恢复到原来健康程度无望，便放弃精心照料，放任病人康复，导致病情加重，但是，最后一次住院出院记录里和病程记录里记载了，病人神志清……病情平稳的事实，绝对没有导致死亡的迹象。马培强最初提出的鉴定申请是孙恒权摔伤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法院技术室受理后，单独又找马培强释明，说询问多家鉴定机构，均无法做出结论，为孙恒权最后一次出院到死亡，这段时间太长没有相关病历记载，死亡时也无抢救记录，鉴定机构不能做与死亡的因果关系鉴定，但是可以做有住院记载的这段期间病情鉴定，马培强又改写了鉴定申请事项，鉴定事项是病情加重的因果关系，最后鉴定意见也是病情加重的因果关系。而一审法院直接拿鉴定意见，确定了2019年3月8日孙恒权摔伤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结论鉴定专家都无法做出，可一审对这一专业问题毫无根据的给出了个100%的参与度。孙恒权是出院八个月后死亡时，出院后情况不明，所以孙恒权家属对死亡与摔伤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对死亡赔偿的各项损失，应该减轻赔偿责任人的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对的损失数额认定错误。被扶养人王明婷有退休金，已经享受到退休待遇，属于有经济来源，因此王明婷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计算。营养费，没有相关鉴定机构或者医生的医嘱证明，需要加强营养和确定的营养期限，更没有实际支付购买营养品的支出，一审法院属于乱用自由裁量。孙恒权的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食宿费，应该包括在丧葬费之内，已经支持了丧葬费就不应该再重复计算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食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明显过高，此案并非是主观故意或过失的直接侵权，孙恒权务工过程也是为了取得劳动报酬，并且自身具有重大过错，一审法院认定3万元缺少法律根据，严重超出了同类案件认定数额。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马培强的合法权益。江超群、孙清玲、孙清雅、孙安文辩称，一、马培强所称其与王召强有承揽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对其上诉请求应当依法驳回。首先，马培强与王召强之间没有承揽合同，也没有其他证据显示存在承揽关系。承揽关系是否成立需要事先约定，合同是最基本的形式，没有合同当然也不影响法律关系的成立，但是本案中无法看出双方存在承揽关系。王召强在图纸上签字、代收工钱以及代为索要医药费等，能够证明王召强参与雇佣活动，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没有关系，根本不能证明王召强为承揽人。其次，本案马培强提供的录音无法真实还原当时的情况，其中王召强的表现及言语，都不能证明涉案工程为王召强承揽或者承包，因为受害人是王召强介绍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王召强在录音中所表现“担心”，完全在情理之中。二、一审法院针对受害人孙恒权的过错，分配责任适当，对马培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受害人孙恒权在本次事故中本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受害人孙恒权有一定过错，并裁定承担10%的责任，江超群等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了全案情况，酌情给与责任分配，该认定符合公平原则，依法应当予以确认。三、关于受害人孙恒权死亡与摔伤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准确，对马培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在本案的鉴定时，鉴定人员明确指出：受害人孙恒权属于重度颅脑损伤，能够存活一年多已经属于特例。一审法院根据鉴定结果认定死亡系本次外伤所导致的重型颅脑损伤及后遗症导致，该认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马培强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任何道理，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一审法院认定的计算标准、计算数额，合法有据，依法应当予支持。关于营养费，2019年6月28日至2019年7月25日省立医院的病历中明确提出：合理饮食，补充营养。况且，受害人孙恒权伤情非常严重，给与补充营养，完全符合事实，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进行判决合理合法，应予支持。关于办理丧葬事宜的食宿交通费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根据此条法律解释的规定明显看出，丧葬费和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食宿费明显是分开的，所以马培强认为该项费用应当包含在丧葬费之内，显然属于对相关法律规定不了解导致。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判决合理得当。对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该规定对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如何确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如何确定精神损害的数额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一审法院判定此案，结合受害人的伤情、死亡时间等情况，综合做出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护理费的的认定，一审法院判决是合理合法的；关于鉴定费的问题，由于没有提出反诉，所以不应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马培强所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应当维持原判。王明婷辩称，马培强提出的问题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没有关联性，受害人对王明婷负有法律扶养义务，现该义务无法履行。被扶养人王明婷年事已高，还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那么在该导致事故的加害方应对该法定义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王明婷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扶养费问题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召强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济南四建公司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泉鑫旺公司述称，同意马培强的观点。恒大绿洲公司未作陈述。江超群、孙安文、孙清玲、孙清雅、王明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培强向江超群、孙安文、孙清玲、孙清雅、王明婷支付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37562.5元、误工费67819.05元、护理费96718.87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87599.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营养费208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800元、交通费1167.1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食宿费3000元；2.判令济南四建公司、恒大绿洲公司、泉鑫旺公司、王召强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恒大绿洲公司、济南四建公司、泉鑫旺公司、马培强、王召强承担。2019年3月8日下午4时左右，受害人孙恒权与王召刚等在济南市长清区恒大绿洲23号楼处，对通往地下车库的玻璃雨棚进行打胶。工作过程中，孙恒权从雨棚上跌落受伤，因孙恒权未佩戴安全帽、安全绳等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孙恒权受伤严重，立即被送往山东省立医院西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主要为：重度颅脑损伤、颅骨骨折、颅底骨折、脑挫伤等，经手术及住院治疗24天后，病情有所好转，于2019年4月1日出院。2019年5月20日孙恒权因出现发烧症状，再次前往山东省立医院西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颅脑损伤后遗症、右侧视神经损伤”，经治疗39天后，于2020年6月28日转入山东省立医院东院区神经内科继续治疗27天后，于2019年7月25日出院。当天孙恒权又被转入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康复治疗28天，后于2019年8月22日出院回家休息。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出院诊断为：“1.低血压、2.脑外伤术后、3.右眼失明、4.营养不良性脑病、5.心律失常不完全性右束支阻滞、6.低T3综合征”。2020年4月28日晚23时许孙恒权在家中死亡，济南市急救中心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记载死亡原因为：猝死。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腊山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经槐荫区公安分局法医对孙恒权尸表进行检查，无外伤，排除外来暴力致死，死者家属对死亡原因无异议，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另查明，涉案的恒大绿洲项目C地块22#/23#/24#楼建设工程由恒大绿洲公司发包给济南四建公司，济南四建公司又将其中的劳务部分分包给泉鑫旺公司，马培强作为泉鑫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劳务分包合同中签字。双方还签订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协议书》，马培强同样作为泉鑫旺公司的代表签字。经查，泉鑫旺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劳务服务、建筑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等。但泉鑫旺公司并未提交其建筑业劳务分包资质证书。涉案雨棚修复工程只是上述施工内容中的零星工作。孙恒权受伤后，马培强于2019年3月8日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2019年3月8日，孙恒权在长清恒大绿洲工地摔伤，当时被送到山东省立医院西院进行开颅手术，于2019年4月1日办理出院手续，医院告知回家休养，中间定期来院复查，等待二次手术。马培强是工地负责人，因此马培强承诺：孙恒权本次摔伤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首次手术费、住院费、复查费、二次手术费等）全部由马培强承担，不可要求家属再进行垫付，如因费用不足而导致孙恒权不能正常治疗，导致病情恶化或者其他一切后果，由负责人马培强承担！”孙恒权治疗过程中，马培强一共支付医疗费277220.72元，孙恒权之妻江超群出具证明一份予以证实。庭审中，马培强主张将该雨棚修复工程分包给了王召强，王召强组织工人孙恒权等人进行了施工，孙恒权受伤事故发生后，马培强向王召强支付工钱3万元并借1万元支付工人医疗。王召强认可收到工钱3万元及1万元医疗费并向马培强出具了收条，但王召强主张与马培强不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其也是受马培强雇佣，由其联系工人为马培强施工，与孙恒权系工友关系。诉前调解中，马培强申请对孙恒权2019年3月8日所受外伤与其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津津实[2020]病理鉴字第5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孙恒权所患的重型颅脑损伤及其并发症、继发病、后遗症，与2019年3月8日所受外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损伤参与程度为96%-100%”。另，根据2020年3月12日印发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对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按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相关项目赔偿数额。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29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为26731元。根据以上事实，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孙恒权的各项赔偿为：一、医疗费，根据孙恒权历次住院费用清单，医疗费共计265373.71元。江超群、孙安文、孙清玲、孙清雅、王明婷主张的其他治疗费用，未提交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二、死亡赔偿金846580元（42329元×20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三、误工费，孙恒权受伤至其死亡之日共计417天，按照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的计算标准，共计48372元。四、护理费，根据孙恒权伤情，一审法院确定护理期间为其受伤至其死亡之日，住院期间（118天）两人护理，其余一人护理，根据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的计算标准，护理费应为62060元。五、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山东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为每天100元，孙恒权住院118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11800元。六、营养费，营养期限为孙恒权受伤至其死亡之日，一审法院酌情按照每天50元计算，计为20850元。七、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依据江超群、孙安文、孙清玲、孙清雅、王明婷提交的交通费发票为1167.1元。八、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为37562.5元。九、受害人孙恒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食宿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3000元；十、被扶养人生活费：江超群系孙恒权之妻，孙清玲（2周岁）、孙清雅（9周岁）均系孙恒权女儿，均未成年。王明婷系孙恒权母亲，现年70周岁；孙安文系孙恒权之父，现年72周岁。孙恒权共有兄弟两人，哥哥孙柏权。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数额，受害人孙恒权女儿孙清玲、孙清雅分别需要被扶养16年、9年，父母王明婷、孙安文分别需要被扶养10年及8年。按照201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731元的标准计算，前10年按照26731元计算，后6年仅孙清玲需要抚养，按照13365.5元计算，共计347503元。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孙恒权死亡给其亲属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江超群、孙安文、孙清玲、孙清雅、王明婷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以上一至十一项损失共计1674268.31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本案赔偿责任的承担问题。马培强虽主张将该雨棚修复工程分包给了王召强，王召强与孙恒权存在雇佣关系，但马培强并未提供其与王召强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其提供的录音无法明确证实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事故发生时，孙恒权是受马培强的安排提供劳务，结合马培强作为泉鑫旺公司代表与济南四建公司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事实以及事故发生后马培强出具的承诺书内容，应当认定包括涉案雨棚修复工程在内的恒大绿洲项目C地块22#/23#/24#楼整个劳务施工是由马培强借用泉鑫旺公司的资质承包，马培强负责招募工人并安排工人施工，因此孙恒权与马培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马培强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根据鉴定意见，孙恒权所患的重型颅脑损伤及其并发症、继发病、后遗症，与2019年3月8日所受外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损伤参与程度为96%-100%。鉴于该种重型颅脑损伤及并发症、后遗症致残率、致死率高，一审法院认定孙恒权的死亡原因是其本次外伤所导致的重型颅脑损伤及其并发症、后遗症所致，并按100%计算参与度。关于责任比例划分以及泉鑫旺公司、济南四建公司、恒大绿洲公司责任的承担问题，马培强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未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且作为无施工资质的自然人违法承揽工程，一审法院酌情判令由马培强承担80%的赔偿责任。泉鑫旺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方，未亲自组织人员施工，且向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自然人出借资质，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具有重大过错，因此应当在马培强的赔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济南四建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方，未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施工检查，未尽到其作为总承包方应尽到的安全施工生产的义务，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过错，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济南四建公司承担本案事故10%的赔偿责任。恒大绿洲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并非专业的施工企业，且其已将工程发包给具有资质的施工企业，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孙恒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建筑劳务作业的危险性有充分的认识，并自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但其未佩戴任何安全措施而导致受伤，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由孙恒权自己承担10%的责任。根据以上责任划分以及一审法院上述确认的各项损失，马培强应赔偿孙恒权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住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339414.65元，扣除马培强已支付的277220.72元，仍应赔偿1062193.93元，由泉鑫旺公司在上述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济南四建公司应赔偿孙恒权的各项损失数额为167426.8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由马培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江超群、孙安文、孙清玲、孙清雅、王明婷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住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062193.93元；二、泉鑫旺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给付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由济南四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江超群、孙安文、孙清玲、孙清雅、王明婷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住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67426.84元；四、驳回江超群、孙安文、孙清玲、孙清雅、王明婷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64元减半收取4582元，由马培强、泉鑫旺公司负担3665元，由济南四建公司负担917元。二审中，马培强提交其与王召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系承揽关系。王召强质证称，该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相对人为王召强，通过聊天记录可以看出王召强系受马培强的安排干活，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承揽关系。江超群、孙安文、孙清玲、孙清雅、王明婷质证称，该证据无法证明承揽关系存在，只能证明王召强参与雇佣活动。泉鑫旺公司、济南四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经审查，马培强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王召强虽对微信使用人身份有异议，但未提交反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通过该聊天记录无法证明双方达成过承揽合同的合意，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马培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马培强主张其与王召强系劳务分包关系，但未提交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务分包合意的证据，且该主张与其向孙恒权亲属承诺负担医疗费的事实不一致，一审法院未予采信，符合上述规定。济南四建公司、马培强及孙恒权对于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均有过错，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综合判定各方责任，并未明显超出其自由裁量范围，本院予以维持。司法鉴定意见确定孙恒权的摔伤与其重型颅脑损伤及并发症、继发病、后遗症的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损伤参与程度为96%-100%，鉴于上述病症的致死率较高，且公安机关已经查明孙恒权未受其他暴力伤害，一审法院认定孙恒权的死亡后果系由摔伤导致，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孙恒权的被扶养人有孙清玲、孙清雅、孙安文、王明婷四人，一审法院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一倍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未增加马培强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一审法院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符合上述规定。马培强对一审认定的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有异议，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其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综上，马培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64元，由上诉人马培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雯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