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7214号原告：郭延超，男，1990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博，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修明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8号。法定代表人：金荣华，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俊楠，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姝，男，该医院科员。原告郭延超（以下简称姓名或患者）与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以下简称地坛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郭延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博、修明贺，地坛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俊楠、高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延超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令1.地坛医院赔偿1930323.8元，包括：医疗费1123857.8元、误工费193176.5元、护理费339628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67000元、营养费73000元、残疾赔偿金147698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00083.77元、病历复印费1034.6元，按照30%比例请求赔偿；2.地坛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3.地坛医院承担鉴定费2245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4日，郭延超因头痛、发热9天，双下肢活动障碍1天就诊于地坛医院，1月4日夜间，郭延超多次呕吐暗红色物质，窦性心动过速，血压升高，出现意识模糊，家属要求进重症监护室，医院未予及时处理。1月5日郭延超持续发热，体温最高40度，不能正确对答，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入科室后诊断为李斯特脑炎不除外、结核性脑炎不除外，继续诊断性抗结核治疗，期间一直予郭延超输注丙球蛋白。1月22日，化验不支持郭延超存在结核性脑膜炎，且出现肝损伤表现，考虑为感染后继发格林巴利综合症，进行血浆置换治疗。2月21日，始请天坛医院会诊，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提示患者病情延误时间过久，会落下后遗症，需要马上用药，地坛医院始针对性用药。4月13日，郭延超出院，但由于地坛医院延误诊断和治疗，采取错误的治疗方式，导致郭延超重度残疾，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要求地坛医院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地坛医院辩称，不同意郭延超的全部诉讼请求。我院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和规范，患者来院时病情危重，我院根据病情表现考虑中枢系统感染，积极检查诊断，排查结核性脑炎等，也及时考虑急性播散性脑脊膜炎不除外，并根据病情和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膜炎及格林巴利综合症（脱髓鞘病变），医疗行为积极正确。患者入院后，我院根据病情基于抗感染、丙种球蛋白冲击、置换血浆等各种对症治疗，由于患者结核性脑膜炎不除外，故无法行激素治疗，我院根据医疗常规给予试验性抗结核治疗，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在明确诊断急性播散性脑脊膜炎后，我院根据家属意见给予激素冲击治疗，患者病情好转稳定。本案患者自身原发的急性播散性脑脊膜炎疾病极其罕见，一般见于儿童，成年人更为罕见，早期症状表现与脑炎等疾病重叠交叉，没有特异性的表现及检查手段，诊断非常困难。由于患者生命体征不平稳不能脱机无法进行核磁共振检查，故难以明确诊断，即便如此，我院也及时考虑急性播散性脑脊膜炎不除外，并给予丙球、血浆置换等针对性治疗，没有延误治疗，后来邀请的天坛医院会诊专家也确认我院诊断和治疗的正确性。患者所述的损害后果属于自身原发疾病的自然转归，与我院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郭延超于2017年1月4日因“头痛、发热9天，双下肢活动障碍1天”就诊于地坛医院，门诊以“发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收入院，入院诊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结核性脑膜炎？李斯特菌脑炎？经相关检查后，给予抗细菌感染、抗结核、保护胃黏膜、营养神经等治疗。1月5日晨患者持续发热，体温最高40度，下午4:40患者SP02下降，口腔有白色分泌物，牙关紧闭，双上肢抽动，呼之不应。5:30患者抽搐停止，双侧瞳孔等大，对光反应迟钝，压眶反射迟钝。6:15转重症监护室抢救治疗。1月22日化验不支持患者存在结核性脑膜炎，停用抗结核药物及左氧。2月3日行气管切开。2月21日天坛医院会诊，考虑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给予甲强龙口服。自2月22日开始进行脱机训练，病情相对稳定。患者于2017年3月2日出院。出院诊断：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患者于当日再次入住地坛医院，入院后给予抗感染等治疗，于2017年4月6日出院。患者于当日第三次入住地坛医院，患者因2小时前出现呼吸困难入院，给予补充电解质溶液，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给予甲强龙等治疗，于2017年4月13日出院。审理过程中，经郭延超申请，本院委托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鉴定事项：1.地坛医院对郭延超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若存在医疗过错行为，该过错行为与郭延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责任程度是多少；3.郭延超的伤残等级及赔偿指数；4.郭延超的营养期；5.郭延超的护理期；6.郭延超的护理依赖程度；7.郭延超的护理人数；8.误工期。2019年11月8日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作出京民司鉴[2019]临鉴字第27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一）地坛医院对郭延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医疗过错行为：1.对患者的疾病未及时进行鉴别诊断，延误诊断，存在不足；2.对会诊意见未予充分考虑、讨论、执行，使会诊形同虚设，对病情重视不足，检查措施不完善；3.2017年2月14日再次请感染科、神经科会诊，再一次提出ADEM（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诊断，不考虑格林巴利综合症，但医方并未及时采纳两科室的意见，至2月21日请外院会诊后，才进行了激素治疗，再一次延误诊断及治疗；4.患者反复感染不排除与医方长时间未予正确诊断及治疗，并给予抗结核治疗、药物副作用等导致感染加重的可能。（二）医方上述医疗过错行为中的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与郭延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医方占轻微原因。（三）郭延超的伤残程度属一级，参考伤残赔偿指数100%。（四）郭延超的目前状态属完全护理依赖，护理人数原则上为1人，有临床医嘱的可遵临床医嘱适当增加至2人。（五）郭延超的护理期可考虑为长期护理。（六）郭延超的营养期可考虑为自入院之日（2017年1月4日）起至评残日前一天止，但原则上不超过24个月。（七）郭延超的误工期可考虑为自入院之日（2017年1月4日）起至评残日前一天止，但原则上不超过24个月。地坛医院对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指派鉴定人王岩、刘钢出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并进行了相应的答复。一、结核性脑膜炎早期诊断依据是什么？2017年1月11日北京胸科医院的结核病专家会诊认为“结核性脑膜炎不除外”，我院予以预防性治疗是否正确？鉴定人回复：《临床诊疗指南神经病学分册》中，结核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依据为两方面，一是临床症状和体征，包括发热、头痛、呕吐等；二是实验室检查，如果结核分期杆菌阳性，可以确诊是结核性脑膜炎。2017年1月11日地坛医院请外院专家会诊，会诊意见认为结核性脑膜炎不除外，地坛医院给予预防性治疗，我方认为地坛医院的抗结核治疗尚合理。二、结核性脑膜炎和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在治疗手段上不同，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需要使用激素，但结核性脑膜炎不可使用激素治疗，临床上对于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有无特异性检查手段？我院组织感染病症学等多学科专家会诊、腰穿等，是否属于进行了相关检查？患者入院时已深度昏迷，脑功能严重障碍，当时是否可以准确评估脊髓功能和周围神经功能情况？鉴定人回复：我方认可地坛医院进行了多学科专家会诊并进行了相关检查，但是2017年1月10日请神经内科会诊，会诊意见考虑不除外ADEM，可予以完善检查并基于甲强龙冲击治疗，其中MRI检查也是有助于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诊断，但病历中未见相关检查和医嘱，视为医方对会诊意见未予充分考虑，会诊形同虚设，对病情重视不足；医方2017年2月14日再次请感染科、神经科会诊，再一次提出ADEM诊断，但医方并未及时采纳两科室的意见，至2月21日请外院会诊后，才进行激素治疗，延误诊断和治疗。关于鉴别结核性脑膜炎和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可以借助实验室检查，如果病人可以活动，核磁检查也可以诊断。医方早期怀疑是结核性脑膜炎，基于抗击和治疗，我方认可这个方案的合理性，但是我方认为医方在落实会诊意见上存在延迟，比如最迟于2月14日的会诊意见已经提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但是医方在2月21日才进行激素治疗，激素治疗的延迟，对导致患者瘫痪有因果关系。三、患者病情危重，离开呼吸支持将有生命危险，在此情况下能够进行核磁检查？鉴定机构认为我院“检查措施不完善”有何依据？鉴定人回复：患者1月4日入院，2月3日进行会诊时，就强调了要进行核磁检查，会诊专家对于患者的情况应当是知道的，既然作出了会诊意见，说明当时患者的情况可以进行核磁检查，可以通过气囊供氧等方式进行核磁检查，但是院方2月13日才进行核磁检查，检查措施存在不完善。四、患者有应激性溃疡，不能使用激素，我院虽然没有第一时间使用激素，但是使用了丙种球蛋白进行治疗，鉴定认为我院延误治疗有何依据？鉴定人回复：专家会诊意见是在无禁忌症的情况下使用激素治疗，在1月10日病程记录中，患者已经没有应急性溃疡，期间也进行多次会诊，结核性脑膜炎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而医方至2月21日才进行激素治疗，我方认为存在延误。医方援引医学论文论证激素和丙种球蛋白对于ADEM的治疗措施，但是论文不能作为认定的标准。五、2017年2月14日我院根据会诊意见，考虑使用激素冲击治疗，征询家属意见，家属同意使用丙种球蛋白和血浆置换治疗，对于激素使用相对慎重，要求天坛医院会诊后再决定是否适用。鉴定机构认为我院未及时采纳会诊意见有何依据？鉴定人回复：我方认为对于治疗方案的决定应由医院作出，医院选择最有利于患者的治疗措施，对家属尽告知义务，家属没有医学专业知识，对于治疗享有知情权，而非决定权。医方多次进行会诊，会诊意见也倾向于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应当使用激素治疗。六、患者入院时病情危重，存在原发感染，我院积极进行抗感染治疗。我院挽救其生命已属不易，患者反复感染是原发疾病自然演变，鉴定机构认为患者感染与我院诊疗行为过错存在因果关系有何依据？鉴定人回复：患者存在原发感染，到医院进行治疗，但是医方在病因诊断上存在延误，所采取的抗感染治疗都不是针对病因作出的，所以才会出现感染反复，也可能破坏患者的免疫系统，加重病情。我方并未否定疾病的疑难复杂和医方对于治疗进行的努力，但是认为医方没有及时落实会诊意见，导致病情延误，应承担轻微的责任。郭延超主张医疗费支出1123857.8元，并提交相应票据佐证，其中地坛医院住院自付费用678425.47元、北京海思特临床检验所有限公司检测费用125元、转院用救护车费用387元、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住院期间费用254753.64元、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期间费用157997.39元、北京博爱医院门诊费用15621.96元、北京中医医院门诊费用852.04元、北京胸科医院门诊费用1065.32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费用13.4元，另有北京菲斯拓康复技术服务中心康复治疗费用及1万元（发票7000元、收据3000元）及购买药品费用4776.58元（自费药、营养剂等）。地坛医院对医疗费支出提出如下质证意见：第一，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3月2日医疗费票据（金额532446.35元）无原件，主张存在已通过保险报销的可能；第二，北京海思特临床检验所有限公司检测费用125元仅有收据，无正式发票对应；第三，票据2017年11月15日郭延超至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治疗，另显示2017年11月16日郭延超从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出院，时间上存在重合和矛盾；第四，郭延超在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住院期间，分别于2017年4月7日、5月20日、11月13日发生北京博爱医院门诊费用，不符合常理；第五，2019年5月31日、6月1日，2019年9月23日、9月28日、10月14日、10月23日、11月12日及2020年郭延超在博爱医院就诊，2019年5月30日郭延超在北京中医医院就诊，是因为泌尿系统感染和髋骨骨折，与本案无关；第六，北京菲斯拓康复技术服务中心治疗费用及购买药品费用与本案无关。郭延超解释称：第一，金额为532446.35元的票据原件不慎丢失，没有通过医疗保险或商业保险报销；第二，北京海思特临床检验所有限公司检测费用是在地坛医院住院期间，应医院要求外送血液检测发生费用，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口交的钱，医院当场开的收据，因此没有发票；第三，郭延超实际上在2017年11月15日从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出院，并在北京博爱医院住院，当天办理出院手续时正值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下班，第二天才办成；第四，因为需要到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治疗，该医院只有通过门诊挂号的方式才能询问是否有床位，因此家属在2017年4月7日、5月20日、11月13日在北京博爱医院挂门诊号，本案中也只主张这几日的门诊挂号费；第五，泌尿系统感染和髋骨骨折都是高位截瘫的并发症，很多高位截瘫患者都存在，郭延超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没有摔倒和外力磕碰的情况下也会骨折；第六，郭延超病情需要进行康复训练，之前都是在医院做，后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前往医院，因此从北京菲斯拓康复技术服务中心聘请康复师在家做；外购药物系郭延超病情需要或医生要求购买。为佐证上述主张，郭延超补充提交如下证据：一、骨密度报告单；二、2017年医疗保险报销明细；三、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地坛医院对补充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经本院释明，郭延超表示不再对案涉医疗费用的关联性申请司法鉴定。郭延超主张生病前每月工资5665元，据此主张误工费损失，并提交天津华电北宸分布式能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据显示“郭延超……2013年10月9日入职，工作地点在北京市，2016年月工资为5665元”。地坛医院对郭延超的主张及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询问劳动关系履行情况，郭延超表示截至2017年1月住院时，该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亦未提交工资支付记录等其他证据佐证。郭延超主张病情需要2人长期护理，根据2019年北京市居民服务业年平均工资84907元计算，20年护理费共计3396280元，郭延超提交2018年住院期间护理费收据作为佐证，收据显示护理费实际支出37960元。地坛医院认可护理费收据的真实性，但对郭延超主张的护理期和护理费金额不予认可。经询，郭延超表示没有护理人数相关医嘱，目前其母亲与姨妈负责护理。郭延超主张交通费支出3000元，并提交公交卡充值定额发票和出租车发票佐证，票面金额共计2281元。地坛医院对上述发票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郭延超主张2017年1月4日至2019年3月8日住院天数共计670天，包括：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4月13日地坛医院住院99天，2017年4月13日至2017年11月16日右安门医院住院217天，2017年11月16日至12月28日、2018年1月2日至2月1日、2018年2月22日至5月23日、2018年5月25日至7月27日、2018年7月30日至8月28日、2018年9月3日至11月20日北京博爱医院住院344天，2019年2月26日至3月8日北京中医医院住院10天，按照每天100元标准主张住院伙食补助。地坛医院认可上述住院天数，但主张郭延超住院系自身疾病导致，不同意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郭延超主张按照每天100元标准计算营养费，营养期24个月，共计73000元。地坛医院主张郭延超未提交营养费支出票据，且营养费与住院伙食补助存在重合，主张的金额过高。郭延超主张其系城镇户口居民，应以201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849元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地坛医院认可郭延超户口性质，但主张郭延超系自身疾病致残，不同意支付残疾赔偿金。法庭辩论终结后，郭延超申请以2020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郭延超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100083.77元，并提交相关票据佐证，证据显示轮椅2辆（轮椅费用50820元、11580元，配件费用2500元、440元）、浴厕推椅2980元、导尿管等导尿工具8811.68元、护理垫等护理工具3680.5元、护腰327元、坐垫4580元、治疗仪3380元、矫形器550元、进食器具47元、消毒冲洗器具485.4元。地坛医院主张上述费用有部分没有正式发票，并对费用的关联性与合理性不予认可。经本院释明，郭延超表示不再对残疾辅助器具费申请司法鉴定，请求按照实际损失认定。郭延超主张一共购买了三辆轮椅，第一辆轮椅是普通轮椅，费用没有在本案中主张，购买后发现不适合郭延超的病情，产生了脊柱损伤，在医生的建议下定作了第二辆硬靠背的轮椅，花费5万余元，但是定作轮椅不能匹配康复训练器械，为此又购买了第三辆轮椅，花费1万余元；其他浴厕推椅、导尿管、护理垫等都是郭延超日常必需。郭延超主张病历复印费1034.6元，并提交相应票据。地坛医院主张病历复印费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且部分为收据，不同意支付。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需满足以下构成要件：患者有明确的损害后果；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损害后果与过错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相关规定，患者应就其存在损害后果，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以及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般情况下，患者应通过申请进行相关医疗损害鉴定的方式完成上述全部或部分举证责任。本案中，经郭延超申请，本院委托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1月8日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作出京民司鉴[2019]临鉴字第27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一）地坛医院对郭延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医疗过错行为：1.对患者的疾病未及时进行鉴别诊断，延误诊断，存在不足；2.对会诊意见未予充分考虑、讨论、执行，使会诊形同虚设，对病情重视不足，检查措施不完善；3.2017年2月14日再次请感染科、神经科会诊，再一次提出ADEM（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诊断，不考虑格林巴利综合症，但医方并未及时采纳两科室的意见，至2月21日请外院会诊后，才进行了激素治疗，再一次延误诊断及治疗；4.患者反复感染不排除与医方长时间未予正确诊断及治疗，并给予抗结核治疗、药物副作用等导致感染加重的可能。（二）医方上述医疗过错行为中的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与郭延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医方占轻微原因。（三）郭延超的伤残程度属一级，参考伤残赔偿指数100%。（四）郭延超的目前状态属完全护理依赖，护理人数原则上为1人，有临床医嘱的可遵临床医嘱适当增加至2人。（五）郭延超的护理期可考虑为长期护理。（六）郭延超的营养期可考虑为自入院之日（2017年1月4日）起至评残日前一天止，但原则上不超过24个月。（七）郭延超的误工期可考虑为自入院之日（2017年1月4日）起至评残日前一天止，但原则上不超过24个月。该鉴定结论系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据法律规范作出，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明确，本院采信该鉴定结论。本院综合考虑鉴定报告意见、患者病症和病情发展、地坛医院诊疗过程等因素，依法认定地坛医院为郭延超实施诊疗活动中存在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之医疗过错，对损害后果发生的责任承担比例为15%。对于郭延超主张的医疗费用支出，本院认定如下：一、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3月2日期间地坛医院住院治疗费用票据，因无原件予以核对，本院不予采信；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4月6日、2017年4月6日至2017年4月13日期间地坛医院住院治疗费用票据，本院予以采信。二、北京海思特临床检验所有限公司检测费用系在地坛医院住院期间为治疗同一病症所产生，本院予以采信。三、2017年4月13日至2017年7月26日、2017年7月26日至2017年11月16日期间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住院治疗费用票据，系治疗同一病症所产生，本院予以采信。四、2017年11月15日至2017年12月28日、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1月3日、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治疗费用，系治疗同一病症所产生，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北京博爱医院门诊费用中为治疗同一病症所产生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治疗不同病症所产生的部分，因不足以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不予采信。五、北京中医医院门诊费用中为治疗同一病症所产生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治疗不同病症所产生的部分，因不足以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六、北京胸科医院门诊治疗费用系治疗同一病症所产生，本院予以采信。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费用未显示与本案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八、关于康复费用和外购药品费用，虽缺乏相应医嘱佐证，但考虑到郭延超病情严重且因病致残，康复训练确系治疗需要，本院对上述费用的合理性予以采信，并根据所提发票及实际情况酌定相关费用7000元。郭延超主张的救护车费用与营养剂费用，与交通费、营养费存在重合，本院在交通费和营养费中一并处理。经本院核算，郭延超上述医疗费支出共计577699.4元。郭延超关于误工费损失仅提交《证明》，并无社会保险、工资支付等客观证据予以佐证，郭延超存在误工费损失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对于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郭延超的目前状态属完全护理依赖，护理人数原则上为1人，郭延超未提交临床医嘱证明护理人数增加，结合鉴定结论，本院对其主张需要2人护理的主张，不予采信。郭延超的护理期可考虑为长期护理，虽然郭延超目前依赖家人护理，但亦可认定存在护理费损失，考虑到郭延超年龄、健康状况、公民平均寿命和护理费标准将依据年份递增，为更好维护郭延超的权益，本院按照每天150元的标准，暂酌情确定十年护理费用547500元，之后的护理费，郭延超可以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另行主张。交通费赔偿应以正式票据为凭，并与前往就医的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一致。除救护车费用外，郭延超提交交通费票据无法显示因就医发生，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但郭延超往返医院就诊和康复训练必然存在交通费支出，故本院酌情确定交通费损失500元。郭延超主张按照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并依法根据住院天数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67000元。郭延超的营养期可考虑为自入院之日（2017年1月4日）起至评残日前一天止，但原则上不超过24个月。营养费是指受害人为辅助治疗或使身体尽快康复而购买日常饮食以外的营养品所支出的费用。根据郭延超患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营养费21900元。郭延超的伤残程度属一级，参考伤残赔偿指数100%。本院根据2020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残疾赔偿金，并以当事人诉讼请求为限，郭延超主张的赔偿金数额1476980元不高于本院依法核算的金额，本院予以采信。残疾辅助器具费是为弥补人体因肢体、器官残疾或缺失而丧失功能，辅助其实现生活自理而配置的器具产生的费用，原则上应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即以能起到功能补偿作用为标准。郭延超未提交证据证明伤情存在特殊需要以及残疾辅助器具所必需的种类、数量等，但结合郭延超的伤残等级，并参考《残疾人辅助器具基本配置目录》、《北京市工伤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及费用限额标准》项目内容及《残疾人辅助器具分类和术语》等国家标准，轮椅、矫形器、防褥疮坐垫、导尿工具、进食自助具等均属于郭延超生活所需，酌定由地坛医院按照责任比例依据以下标准赔偿郭延超的有关残疾辅助器具费82932元，包括：1.高靠背轮椅：4000元／年乘以1个；2.坐便轮椅1000元／年乘以1个；3.固定式踝足矫形器600元／年乘以2个、动态型手指矫形器936元／年乘以2个；4.防褥疮坐（靠）垫4000元／年乘以1个；5.一次性尿垫9000元／年乘以2年、一次性尿片和一次性尿裤9000元／年乘以2年、一次性导尿包17280元／年乘以2年；6.进食类自助具：300元／年乘以1件。今后需要定期更换残疾辅助器具的，所需费用可以待今后实际发生费用后另行解决。关于病历复印费，系郭延超的实际损失，本院根据郭延超提交的票据，采信复印费支出共计934.8元。上述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病历复印费由地坛医院根据责任比例予以赔偿。郭延超因病致残，伤残程度较高且致残时尚不满三十岁，精神遭受一定痛苦，应当予以抚慰，但其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过高，根据医方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调整为1万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郭延超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和精神损害赔偿共计426317元；二、驳回原告郭延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40元（原告郭延超已预交），由原告郭延超负担19584元，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负担345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郭延超）。司法鉴定费22450元（原告郭延超已预交），由原告郭延超负担19082.5元，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负担336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郭延超）。鉴定人出庭费4000元，由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汪 洋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唐阁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