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民再26号抗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储地园艺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范建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晨，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奇元，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金鑫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陈锡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武平，北京观涛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佳婕，北京观涛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上海储地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地公司)因与被申诉人上海金鑫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公司)合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64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沪检民(行)监[2019]3100000012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20)沪民抗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江禾出庭。申诉人储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晨、张奇元,被申诉人金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武平、袁佳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7)沪0115刑初3738号、(2017)沪0115刑初2201号、(2017)沪0115刑初2198号刑事判决分别认定，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园林行业协会)秘书长许卫星受上海社科远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社科远东公司)委托，在对涉案地块上的苗木进行市场价值评估过程中，接受金鑫公司余水焕等人的请托，不仅选取苗木市场价格的上限，而且在“圃地价”基础上计入运输、人工、损耗等费用形成“到岸价”；社科远东公司葛家方、吴兴婷在涉案评估项目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接受金鑫公司余水焕等人的请托，收受余水焕等人所送钱款，为金鑫公司谋取利益。许卫星、葛家方、吴兴婷均被定罪量刑。由此可见，本案评估程序存在严重违法。由于上述三份刑事判决作出的时间均发生在本案原审判决生效后，因此，原审判决计算补偿款依据的评估报告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应采信。另，本案一审主审法官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经他人斡旋，接受金鑫公司余水焕等人的请托，收受贿赂，为该公司谋取利益，已被认定犯受贿罪，故本案具有法定再审情节。综上，因本案出现的新证据能够证明原生效判决赖以建立的基本事实不客观、不真实，不能作为判决依据，故应在再审中予以纠正。储地公司称，双方当事人在原一审中均未对苗木的归属提出诉请。原一、二审判决将涉案地块上的苗木判归申诉人所有，超出当事人的诉请范围，违反处分原则，系适用法律错误。苗木的所有权应当归属于土地所有权人，即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社保中心)。原审法院未查明储地公司与涉案地块之间的法律关系，储地公司是管理者，不是所有者。原一、二审判决认定补偿主体错误，补偿主体应为社保中心，而非储地公司。涉案地块上的苗木系四类林，无法搬迁，金鑫公司应以不当得利为由向社保中心主张补偿款，而不应在本案中获得任何经济补偿。另外，涉案评估程序违法，评估方法错误，即使储地公司应当补偿金鑫公司，也不应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值进行补偿。在本案发生之前，金鑫公司已在涉案地块的两次征收中共计获得补偿款1,430万元人民币(以下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远超出涉案地块上苗木的投资成本，金鑫公司不应再获得额外的补偿。综上，请求本院再审判决撤销原二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以及原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依法支持储地公司的所有诉请，驳回金鑫公司的反诉请求。金鑫公司辩称，一、本案不存在枉法裁判的情形。虽然一审主审法官犯受贿罪被判刑，但系缓刑。在本案的原一审审理中并没有枉法裁判的情形。本案从2012年起诉至2015年作出判决持续了三年。储地公司就(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976号案申请撤诉，在该案中并没有当事人与主审法官私下接触的情形。本案审理中沿用了该案的材料及证据，且经过双方同意。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间长，先后四次开庭并召集双方当事人(其中包括鉴定人员参加)七次来院谈话，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很仔细。本案二审合议庭的三位法官未与金鑫公司私下接触，也不存在枉法裁判的情形。对于储地公司上诉提出的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采纳，减少了相应的补偿金额。储地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承办法官亦未枉法裁判。二、储地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超出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是基于一审承办法官、评估人员被定罪量刑，评估程序涉嫌违法而提起抗诉。而储地公司则在再审中提出原审认定的土地占用使用费以及补偿义务人错误。储地公司强调其为涉案土地的管理人，但涉案地块所有权人社保中心明确表示不参与此次诉讼，由储地公司自行处理。希望再审法院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进行审理，避免司法资源浪费。三、许卫星、葛家方、吴兴婷确实存在受贿行为，因社科远东公司在接受委托后迟迟不出具评估报告，余水焕没办法，才通过送钱让评估人员能够尽快出具评估报告。评估公司在一年零四个月后才出具评估报告，不合常理。评估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经过五次现场清点、签字确认，现储地公司在再审中提出评估程序违法，评估方法错误毫无意义。2014年10月28日的庭审笔录对前述评估过程记录得很清楚。关于苗木单价是由园林行业协会外聘专家范善华定价，这在刑事案件的笔录中能够显示。对于苗木价格的评估是有上、中、下限的，许卫星的笔录及抗诉书中均称单价偏高，但仍在合理范围内。余水焕不承认苗木是从萧山运来的，主张是从四川运来的，在刑事判决中亦有相应的表述。此次检察机关抗诉亦提出评估价格偏高，但金鑫公司认为还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二审法院改用市场价值法评估，将鸢尾的200余万元以及不宜搬迁的地上附着物162万元予以剔除，在一审判决认定的补偿款基础上减少了两千多万元，还是比较公正的。储地公司在再审中将原二审中未得到认可的事项再次提出没有法律依据，其在原二审中亦未提出苗木的价值问题、占地使用费问题、争议苗木并非都是四类林问题以及补偿义务的问题。综上，请求本院驳回储地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地块上的苗木是否可以搬迁，如果不能搬迁，系争苗木应当归属于哪方；二、社科远东公司作出的评估报告能否作为本案计算补偿款的依据；三、金鑫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土地占用费。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再审认为，系争合同的合同履行期限为6年，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在合同履行完毕时，涉案地块上的苗木已经明确为“四类林”项目，并经立项且获得财政补贴，因此，涉案地块上的苗木不能擅自搬迁。金鑫公司在交还涉案地块时，理应就该地块上的苗木等地上物获取相应的补偿。现储地公司称，苗木等地上物的所有权人应为社保中心，对于金鑫公司的补偿款不应由储地公司支付。经查，一审法院曾以公函形式致函社保中心，征询社保中心是否参加本案诉讼并主张权利。社保中心回复称，不参加本案诉讼，由储地公司主张权利。现储地公司在再审中提出，社保中心根据原审法院提供的起诉状及证据，仅授权储地公司提起本诉，而未授权其就金鑫公司关于苗木补偿款提出反诉予以应诉。因此，对于本案是否需要追加社保中心作为当事人，需查清事实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再审认为，原二审判决后，涉案评估人员、一审主审法官相继被定罪量刑。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价格是否在合理范围内，亦需予以查明。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再审认为，金鑫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土地占用费，只有在查清相关事实后，才能予以认定。综上，因本案基本事实需进一步查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640号民事判决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374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马晓峰审判员  杨 宁审判员  宗 来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