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京0113行赔初96号原告卞淑玲，女，196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村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欧阳甫，北京市北斗鼎铭（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府前街4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1011000009342X9。法定代表人王雪，镇长。委托代理人洪学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志鹏，北京市允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卞淑玲与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拆违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卞淑玲及其委托代理人欧阳甫，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洪学磊、刘志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卞淑玲诉称：原告系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村民，1998年11月10日与原顺义县南法信乡×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签订《合同书》承包鱼塘，承包期限50年。原告于1998年建设养殖鱼塘及附属设施，2004年北京市应急供水管道施工需要穿越鱼塘底部中轴线，导致该承包土地无法继续养殖，经×村委会同意，改作其他用途。因该地块为集体建设用地，原告于2004年以后从事铝合金门窗厂的经营。2018年5月28日铝合金门窗厂2849．65平方米建筑物被列为违章建筑强制拆除。该强制拆除行为已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行初27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原告因历史形成的建筑物不构成违章建筑，并且符合现行规划。根据《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等规定可知，只有不符合村庄规划的建筑物，无法消除对规划影响的建筑物才需要拆除。原告未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情况属于可以补办的情况，不应该被强制拆除。据此，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具体请求和依据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依据该规定，本案即因被告行使其职权，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案件，故该国家赔偿诉讼，被告为适格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三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该条第（四）项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因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致使原告的北京美华铝合金门窗厂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设备和室内物品遭受巨大损失、灭失或无法恢复，该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综上，被告就原告合法所有的经营场所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已经被法院确认违法，现原告依据原建筑物及经营必备的设施设备和室内物品的录像照片等提起本案赔偿之诉，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因2018年5月28日违法拆除原告建筑物给原告造成的损失7050353元。2．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4．35%）计算支付原告赔偿款利息（自实际强制拆除发生之日2018年5月28日起，直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被告赔偿因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建筑材料残值损失300000元。原告卞淑玲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京0113行初27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强拆前建筑物内有物品没有清理完毕，被告没有制作清单，造成原告损失，原告具备本案主体资格。2．2018年强拆赔偿损失明细清单，证明原告具体损失的物品价值。3．营业执照，证明原告是北京美华铝合金门窗厂法定代表人。4．发票、购物小票、安装凭证、签购单等单据，证明原告提出的赔偿损失真实存在。5．照片及光盘，证明原告财物强拆时受到损毁。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及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条件。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实施拆除行为，拆除时原告在现场，现其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明显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原告未先行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原告无权取得国家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不属于合法权益，无权取得国家赔偿。三、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没有造成任何财产损失。首先，被告在查验确认原告已自行将全部屋内物品清理完毕后才实施了拆除行为，并未导致原告屋内物品损失。其次，涉案建筑物拆除完毕后产生的建筑物残值已由原告自行清理变卖。四、原告主张的赔偿款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赔偿款利息不属于直接损失，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五、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拆除行为受害人为北京美华铝合金门窗厂。因此，原告并非拆除行为受害人，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主体资格。六、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如法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属于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情形，原告的起诉也已超过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涉案（2018）京0113行初275号判决，后原告于2020年8月20日才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显已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七、原告基于275号案件主张赔偿2849．65平方米以外拆除面积损失没有依据。根据275号案件开庭笔录第9页第5-6行，原告认可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拆除面积共计2849．65平方米。现其主张拆除面积超出2849．65平方米并主张赔偿，相互矛盾，没有依据。八、原告对于其损失情况具有举证责任及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被告仅在拆除时实际控制管理涉案建筑物，原告在此之前有进行拍摄屋内物品以证明损失的条件，且拆除时原告在现场，并不存在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情形。九、拆除行为未造成原告任何损失。被告系协助原告拆除涉案建筑物，原告在拆除前已经将屋内物品进行清理，并将门窗等附属物自行拆除变卖。原告还表示要将拆除下来的屋顶等其他可以利用材料留给原告，原告也已经拉走变卖。剩余其他建筑物废料基于原告要求，已由拆除公司进行消纳。十、原告已知悉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将依法拆除，理应采取措施避免损失。2018年5月17日，被告向原告送达限期拆除通知书，告知原告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应自行拆除。基于此，原告理应采取清理物品、申报残值等措施避免损失。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2018）京0113行初27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1．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无权取得国家赔偿。2．原告于2018年5月17日收到《公告》，《公告》中载明“相关权利人在公告期限届满前应自行清理存放于该处违法建设内的财物，逾期不清理的，造成的损失由相关权利人本人承担”。3．拆除涉案建筑物时原告在现场，原告具有举证证明拆除涉案建筑物时有物品存留的条件及能力。4．275号判决书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1月29日签收，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5．275号案件中确认的是被告拆除2849．65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法，原告认可拆除面积共2849．65平方米，其要求赔偿上述范围之外的损失没有依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3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涉案建筑物的用途、基本情况，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以及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等情况，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证据5中的部分视频在（2019）京0113行初346号原告诉被告2019年5月23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中由原告作为证据提交，且已被认定与该案有关，故该部分视频以及所反映内容与其相同的视频、图片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接纳。原告提交的其他图片、视频可以证明涉案建筑物的基本情况，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2系其单方制作，因现有证据无法佐证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通过原告提交的证据4无法看出相关物品因被告2018年5月28日实施的强拆行为毁损、灭失，且大部分单据中未能体现物品的购买人系原告或者安装、使用地点系涉案建筑物所在地，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与案外人梁海峰原系夫妻关系。1998年11月10日，原告以梁海峰的名义与原顺义县南法信乡×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签订《合同书》，承包了×村村东的废旧鱼池，承包期限为50年，自1998年11月10日起至2048年11月10日止。合同中约定梁海峰只准许在承包地上发展种养殖业，如改其他项目，应经×村委会同意方可实施。合同签订后，原告负责经营承包地内的鱼池。2003至2004年，原告在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在上述承包地内建设了砖混结构的一栋二层办公楼和一个库房，共2849．65平方米，用于做生意办公使用。2004年6月28日，原告再次以梁海峰的名义向×村委会提交了将上述土地改为其它用项的申请，×村委会予以同意，但提出不得改变土地性质。2015年12月2日，原告与梁海峰协议离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上述《合同书》中所承包的土地归原告所有。2017年11月22日，被告以梁海峰为主体向原市规土委发函查询梁海峰承包地内的建筑物规划审批情况。2017年11月23日，原市规土委向被告作出京规顺执函〔2017〕第307号《关于梁海峰所建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内容是：“经查，位于×镇×村小中河西租赁地内的由梁海峰所建房屋总建筑面积2849．65平方米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此后，被告通知梁海峰于2018年5月17日到×村委会接受调查，但当天梁海峰未到场，而是原告来到村委会针对涉诉建筑物主张权利。被告告知原告承包地内的建筑物属于违章建筑，在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后，当场向原告宣读并下发了〔2018〕第0517号《限期拆除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内容是：“经规划部门确认，你（单位）于东海洪小中河西岸所建的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2849．65平方米建筑物、构筑物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取得北京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手续进行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属违法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责令你（单位）于2018年5月22日之前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将依法组织拆除。”同时，被告又向原告送达了《公告》，《公告》中也明确说明了上述2849．65平方米建筑物为违法建设，并告知：“请上述违法建设的建设单位或所有人、管理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日内，到本镇政府主张权利、接受调查，或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建设单位或所有人、管理人是个人的，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相关审批文件等材料；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请携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等材料。逾期无人主张权利或者未拆除违法建设的，被告将依据京规顺执函〔2017〕第307号规定，报经顺义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对该处建设予以强制拆除。相关权利人在公告期限届满前应自行清理存放于该处违法建设内的财物，逾期不清理的，造成的损失由相关权利人本人承担。”对于被告送达的上述《限期拆除通知书》和《公告》，原告均拒绝签收，被告遂将上述两份材料张贴在涉诉建筑物上。当日，被告以原告为主体再次向原市规土委发函查询涉诉建筑物的规划审批情况。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京规顺执函〔2018〕第0156号《关于卞淑玲所建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内容是：“经查，位于×镇×村小中河西租赁地内的由卞淑玲所建房屋总建筑面积2849．65平方米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同日，原告来到被告处提交了承包土地的《合同书》以及变更土地用项的申请，并说明了涉诉土地和建筑物的建设及归属情况，认可涉诉建筑物为原告所建。针对原告所述情况，被告又向梁海峰进行了调查，梁海峰认可原告的说法。2018年5月28日上午，被告组织有关人员将原告承包地内的2849．65平方米建筑物予以拆除。强拆前，被告未告知原告强制拆除涉诉建筑物的具体时间；强拆时，原告在现场。因不服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原告于2018年6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拆除原告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小中河西岸、面积为2849．65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法，该案案号为（2018）京0113行初275号。该案庭审中，被告称原告同意自行拆除违法建设，但因无拆除设备，需要被告提供机械设备帮助其拆除，故被告实施的拆除行为并非强制拆除行为。对于该说法，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则对被告的上述说法予以否认。被告称强拆时涉诉建筑物内没有物品，故未制作财物清单、未制作笔录。在举证期限内，被告亦未提交强制拆除涉诉建筑物所摄制的录像。该案经审理，本院认为，本案中，涉诉建筑物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行期间，且位于当时的北京市城市规划区内，但原告未按该法规定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实施后，涉诉建筑物位于本市的乡村规划区内，其违法状态一直持续至今，原告亦未按规定补办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故被告认定原告所建建筑物属违法建设并无不当。本案中，被告在对原告下发限期拆除通知书之后，未以书面形式催告当事人自行履行义务；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亦未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进行公告；强拆涉诉建筑物时，未按规定制作笔录，未告知原告享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相关权利和义务，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涉诉建筑物内已无物品、无需制作财物清单以及对强拆过程进行了全程录像。因此，根据上述法律并参照规章规定，被告对原告涉诉建筑物的强拆行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另，被告提出其实施的拆除涉诉建筑物行为系经原告同意，属于帮助原告拆除而非强制拆除的意见，因缺少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11月29日，本院作出（2018）京0113行初27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强制拆除原告在北京市顺义区×镇×村小中河西岸承包地内面积为2849．65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法。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庭审中，原告称其第1项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赔偿的7050353元损失包括：拆除通知单中的2849平方米建筑物损失6188876元；不在拆除通知单2849平方米之内的被强拆的建筑物损失50100元；设备设施及室内物品损失811377元。另外，原告称拆除后的建筑材料由被告于拆除后的次日清理完毕。被告则称拆除后有价值的东西系原告叫车自行拉走的，被告在拆除后两天左右应原告要求将剩余废料予以清理。原告认为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给其造成损失，未向被告申请赔偿，直接提起本诉。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一、原告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二、原告提出的各项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一、关于原告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的问题。（一）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根据（2018）京0113行初275号生效判决的认定，涉案建筑物系原告所有，且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因此，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二）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七）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物，2018年11月29日，本院作出（2018）京0113行初27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告从2018年11月29日知道行政行为侵犯其权利之日，至2020年8月20日提起涉案赔偿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期限。对于被告主张的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原告未经被告先行处理程序直接提起赔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根据该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行选择一种求偿途径。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先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得到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赔偿义务机关直接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途径，而是选择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要求。此种求偿方式应视为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了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无需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本案中，因人民法院已经针对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作出了确认违法判决，因此，原告在此情形下提起赔偿之诉应视为上述法律中所规定的“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情形，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二、关于原告的各项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且赔偿请求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虽然被告2018年5月28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但生效判决同时认定原告所建建筑物属违法建设，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拆除通知单中的2849平方米建筑物”损失以及相应的构筑物、附属物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2018）京0113行初275号生效判决仅确认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强制拆除原告在北京市顺义区×镇×村小中河西岸承包地内面积为“2849．65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法，针对上述建筑物之外的部分是否被被告强制拆除、拆除行为是否违法均未经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不在拆除通知单2849平方米之内的被强拆的建筑物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建筑物内的物品以及拆除后的建筑材料残值均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属于国家赔偿范畴。本案中，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强拆时涉案建筑物内已无物品，不能证明被告将原告未清理完毕的物品全部清理并制作物品清单，不能证明被告针对建筑残值的处置向原告作出明确的指引并为原告自行处置残值提供机会，故被告对原告主张的设施设备及室内物品损失、建筑残值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鉴于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因强制拆除行为造成上述损失的具体情况，故本院结合在案证据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国家赔偿中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本案中，因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利息不属于因强制拆除行为产生的直接损失，故原告的上述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卞淑玲造成的拆除后建筑材料残值损失、设备设施及室内物品损失共计八万元；二、驳回原告卞淑玲的其他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琳琳人民陪审员  马 静人民陪审员  高 巍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法官 助理  张 汀书 记 员  强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