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4民终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升晖，男，汉族，1992年11月2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大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伟基，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练琦琦，女，汉族，1995年11月2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城北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政，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升晖因与被上诉人练琦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2民初2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升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伟基，被上诉人练琦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升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以“先还款后出具借据情形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为由否认上诉人已超额还清上诉人借款的事实，属于片面的推理判断，缺乏证据支持。首先，根据双方提供的全部证据和双方在庭审中一致确认的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除在恋爱期间(2018年6月至2019年8月)存在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进行相互转账外，从来没有其他现金往来，且恋爱之前和结束之后双方都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因而要证明双方是否存在借款或已超额还款的事实，只要查明双方的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的全部流水记录的收付情况。而被上诉人在一审所主张和提交的二笔借款计226400元的付款转账凭证，是其在与上诉人恋爱期间(从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向上诉人转账共110笔总额计226430.23元(借款的时间并不是借据的落款时间)，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流水证据上看，好像与其主张的二张《借据》的数额基本相符，从表面上可以认定双方仍然存在借贷关系。但是从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转账流水的证据足以证明，在被上诉人向上诉支付上述110笔款项(即所谓“借款”)后，上诉人随后又以同样方式于2018年6月至2019年8月分别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向被上诉人转账共186笔计24735439元，比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资金多出20924.16元，而且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述186笔转账的真实性均认可。由于双方一致确认双方的经济往来除上述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互相转账外，没有其他任何现金交易往来，所以根据双方提交的上述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流水往来的全部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超额还清被上诉人所谓的“借款”。一审不审查双方实际转账收支流水中被上诉人已多收上诉人20924.16元款项的事实，只凭二张《借据》的落款时间片面推定借款未偿还(只认定2019年4月1日出具借条后上诉人的付款属于还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其次，上诉人在一审一直主张被上诉人出具的二张《借据》其实是对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全部转账项计110笔的数额认定，而对于上诉人随后又以同样方式分别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向被上诉人转账共186笔计247354.39元款项，因当时上诉人的手机故障无法显示转账流水的原因，双方没有同时结算扣除，而且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证明双方分手后至起诉之前上诉人一直对该《借据》数额存在争议。由于被上诉人提供的二张《借据》的借款总额，刚好等于双方恋爱期间(2018年6月至2019年8月)被上诉人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向上诉人转账的110笔全部款项的总和。而上诉人随后又以同样方式分别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向被上诉人转账共186笔计247354.39元的款项，被上诉人并不能证明该186笔计247354.39元的款项不是上诉人用于还款给被上诉人的主张，也没有证据证明该247354.39元的款项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赠与或偿还其他的借款。因而一审法院以“先还款后出具借据情形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为由否认上诉人已超额还清上诉人借款的事实，属于片面的推理判断，缺乏证据支持。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分配举证责任颠倒。由于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转账给其的186笔合计247354.39元的款项流水的证据真实性均认可，同时被上诉人也不能提供证据抗辩该186笔计247354.39元的款项不是上诉人用于还款给被上诉人借款的主张，如果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247354.39元不是偿还借款，一审法院也必须查明。但是，一审法院不但没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2020修正)第十六条的规定，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反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后果，而推定二笔借款没有偿还而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颠倒。3、一审认定“被告出具借条时间处于双方结束恋人关系期间”与事实不符，与查明事实自相矛盾。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确认双方恋爱结束时间为2019年7月底，上诉人在答辩状中一直确认双方恋爱分手时间为2019年6月，而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第一张《借据》171400元的时间是2019年4月，离分手相差2至3个月。因而一审认定“被告出具借条时间处于双方结束恋人关系期间”与事实不符，并据此认定案件的相关事实，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练琦琦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依法驳回上诉人二审的全部上诉请求。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也向法院提供了借据作为债权凭证，同时对借据记载的借款金额，被上诉人也提供了对应的支付凭证予以证实，被上诉人的债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2、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清楚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上诉人自始至终均主张“其出具借据的目的是为了对转账金额的认定，并且因为手机故障的原因没有进行结算”纯属捏造事实。3、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皆发生于出具借据以前，且上诉人提交的该转账金额皆是双方恋爱关系存续期间的日常消费等（对此答辩人也在一审时提交了相应的书面情况说明），上诉人为举证证明是否还款的事实所进行的“凑数”行为显然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4、双方对出具借据的真实日期无异议，即结算至出具借据日期之日止，双方对借款金额、借款方式、还款期限已达成了共识，自出具借据后，上诉人从未向答辩人进行还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颠倒属理解错误。首先，答辩人作为原告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借据作为债权凭证外，还提供了相应的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其次，上诉人抗辩其已偿还借款，但却不能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原告练琦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26400元及利息，利息以所欠本金2264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息，自立案之日起计至偿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8年5月确立恋爱关系，双方曾在原告位于梅县×××××××××××生活，原告称于2019年7月底结束恋爱关系，被告称于同年4月底结束恋爱关系。原、被告恋爱期间以支付宝、微信、银行卡转账以及信用卡、网贷消费的方式相互发生经济往来，2019年4月1日和2019年7月4日原、被告对双方的经济往来进行结算确认，由被告向原告出具填充式借据二张，确认其向原告分别借款171400元和55000元，并在借据中约定了还款期限及还款方式，其中171400元的借款约定在2019年7月31日前一次性还清，55000元的借款约定从2019年9月1日起分期11个月每月还5000元。原告主张上述二张借据中的借款金额已经剔除了双方恋爱的消费费用，被告则主张未剔除，认为171400元借款中已将购宝马车时被告的出资款计算在内，但原告卖车后未将出资款支付给被告，因此二张借据不能证明原、被告是借贷关系，只是确认数额。原告提供银行流水证明购车的首付及银行按揭款均是其自己支付，被告则主张其转账给原告的资金有部分就是购车款。审理中，原、被告确认除本案外，双方无现金及其他经济往来，被告确认二张借据的签名及捺印系其所签、所按。根据原、被告提供的流水统计，原告支付给被告款项的最后时间是2019年6月25日，被告支付给原告款项的最后时间是2019年8月15日。对于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被告主张都是被告归还给原告的钱，有部分则是原告转给被告用于支付恋爱期间在外租房、就餐、加油等消费支出，原告不予确认双方曾在外租房，表示涉案二张借据中的借款已经剔除了双方恋爱期间的消费性支出。另，被告自2019年4月1日出具借据后至2019年8月15日共向原告支付22502元[13055（信用卡）+8461（微信）+986（支付宝）]。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据原告的申请，依法作出（2020）粤1402民初2347号民事裁定书，对被告名下位于梅江区金山办学子大道东侧5栋302号房【证号：粤（2019）梅州市不动产权第0030761号】进行了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期限从文书送达签收之日起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及双方的举证，主要焦点是被告的抗辩主张是否有理，原告的诉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应否得到支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提供了借据二张及通过电子交易平台支付款项的凭据等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属于对此前支付行为双方所作的债权债务确认，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26400元，被告不予认可与原告存在借贷关系，同时主张已经超额归还了借款，经审核被告提供的款项支付证据，大部分均为其出具涉案借据之前所支付，从原、被告互为支付的终止时间及双方陈述的结束恋情时间来看，被告出具借据的时间处于结束恋人关系的期间，又双方确认除本案外无其他经济往来，故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原告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先还款后出具借据的情形亦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被告出具借据后支付给原告的款项认定为归还借款，则被告仍欠原告借款本金计算为203898元（226400元-22502元）。二、原告请求被告按年利率6%计，支付自立案之日起计至偿还之日止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本案171400元的借款约定的是在2019年7月31日前一次性还清，55000元的借款约定的是从2019年9月1日起分期11个月还清，均未约定利息，现原告请求按立案之日2020年7月27日，不违反该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则原告该请求依法自2020年7月27日按实欠本金数，依年利率6%计算支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二）项、第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张升晖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203898元给原告练琦琦；二、被告张升晖应于2020年7月27日起至还清借款本金203898元之日止，按实欠本金数，依年利率6%计算支付利息给原告练琦琦；三、驳回原告练琦琦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96元,依法减半收取为234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张升晖负担2179.24元，由原告练琦琦负担168.76元。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双方当事人恋爱期间的认定外，其余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处理意见如下：二审中，双方均确认恋爱期间是从2018年6月至2019年7月底。2019年4月1日和2019年7月4日双方对彼此的经济往来进行结算确认，由上诉人张升晖向被上诉人练琦琦出具借据二张，确认其向练琦琦分别借款171400元和55000元，练琦琦亦提供了相应的转账流水记录。据此，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张升晖主张其已超额还清了上述两笔借款，根据证据规则，张升晖应承担举证责任。经查，虽然张升晖提交了从2018年6月至2019年8月转账给练琦琦的相关流水记录（合计247354.39元），但张升晖在诉讼中称该流水部分是双方日常消费项目，亦未注明款项用途，且从双方于2020年8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张升晖亦确认欠了练琦琦的钱。再者，上述两张借据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9年4月1日和2019年7月4日，如若张升晖已偿还了借款，则并不会再次出具借据给练琦琦，先还款后出具借据亦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据此，张升晖主张已偿还了上述借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张升晖出具借据后支付给练琦琦的款项认定为归还借款，判决张升晖应偿还借款本金203898元及相应利息给练琦琦，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升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96元（已由上诉人张升晖预交），由上诉人张升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干忠审 判 员 柯 彬审 判 员 孔宁清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黄基烽书 记 员 曾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