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20民终4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惠基，男，197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仕浩，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子帆，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财欢，女，194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珍彬，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清，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惠基因与被上诉人薛财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2072民初12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黄惠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薛财欢向黄惠基赔偿损失人民币87492.62元。事实与理由：一、黄惠基在本案中请求薛财欢赔偿损失，行使的是债权请求权，而非不当得利请求权。一审判决认定诉讼请求性质错误，混淆了黄惠基行使请求权的性质。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依生效文书取得执行款项，是其合法应得，具有法律依据，不认定是不当得利。”并以此为由驳回了黄惠基要求赔偿损失87492.6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第四页）。显然，一审法院混淆了黄惠基的请求权性质。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在薛财欢取得生效判决后，其申请了强制执行，并于2020年2月申请恢复执行。其后，黄惠基主动找到薛财欢达成了执行和解，并于2020年4月19日签订《协议》。该协议生效后，黄惠基依约支付了全部和解款项100000元。但是，此后薛财欢并未依约向执行法院申请终结执行，违反了《协议》约定的有且仅有的唯一的义务，导致执行法院不知道双方已经达成执行和解的情况下，划扣了黄惠基187492.62元的银行存款。（一）本案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不当得利及利息返还请求。很明显，黄惠基执行和解款项在先、执行法院划扣款项在后。根据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员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的规定，在黄惠基支付和解款项100000元后，既产生了履行《协议》义务的法律效果，也产生了生效判决判令的部分债务（100000元）因清偿而消灭的法律效果。但是，由于薛财欢隐瞒执行和解以及收取款项的事实，导致执行法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未对已履行的部分进行扣除的情况下，进行了全额划扣，导致薛财欢在收取了和解款项100000元后，又再次取得了187492.62元的执行款项。因此，在和解款项金额100000元范围内执行款项，已因重复受偿构成不当得利。对此，薛财欢已经承认是不当得利并如数退还，同时于庭审中表示同意支付相关利息。（二）本案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违约赔偿请求。本案案由虽为不当得纠纷，但该案由只是一审法院立案时依职权确定的案由，并不代表本案诉争法律关系只有不当得利关系。黄惠基从不否认薛财欢有取得被执行款项的权利，黄惠基起诉本案的诉因在于薛财欢不讲诚信，拒不履行《协议》的约定。双方签订《协议》明确约定，薛财欢在收取相应款项后即应“向法院撤销诉讼”，该义务系《协议》项下薛财欢有且仅有的唯一需要履行的义务。在执行案件中，薛财欢专门委托了代理律师作为其执行程序的代理人处理执行事宜，薛财欢在收到执行款项后完全可以将该情况告知代理律师，并由其代理律师向执行法院代为申请执行结案。但是，薛财欢并没有依约向执行法院告知请求中止执行或者撤回执行申请。如果薛财欢依约履行，执行法院就会根据双方和解的情况以及薛财欢的申请中止执行案件，接下来也不会在2020年5月15日强制划扣黄惠基的银行存款。因此，超出《协议》约定的和解金额之外被划扣的款项，完全就是因薛财欢的违约行为而导致的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双方在签订并履行《协议》后，本来可以实现的执行和解结果，已经因薛财欢违约行为导致无法实现，薛财欢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将违约赔偿请求混淆为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是完全错误的。黄惠基在起诉本案时已经做了明确区分，并在诉状中明确列明请求权基础规范，但一审法院仍然混淆黄惠基的诉讼请求法律性质明显存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二、无论薛财欢是否知情，都不影响其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更何况，薛财欢在知道冻结款项高于和解款项后便拒不履行申请执行结案，更加证明了其明显的主观恶意。一审判决以其不知情为由作为驳回理由之一，明显有失偏颇。薛财欢在签订《协议》后，理应在收取和解款项后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结案。但薛财欢直到5月15日，执行法院从银行账户强制划扣执行款项，也都没有主动向法院告知其与黄惠基签订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事宜。当执行法院划扣执行款项至执行账户后，该执行款项已经脱离了黄惠基的控制，薛财欢只需开具相关的收据给执行法院即可提取。实际上该笔划扣款项已处于其的支配范围内，并且其在案件执行中委托了专业律师进行代理，不可能不熟悉法院的执行程序。显然，薛财欢一审庭审时所述对执行情况不知情是虚假的。薛财欢在知道冻结款项高于和解款项后，便拒不履约申请执行终结。很明显，其主观上就是为了获得更高金额的执行款项，认为这么做的后果顶多也就是把和解款项退还而已，便背弃双方达成的约定，该做法可谓毫无诚实信用可言。《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后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依约全面履行。无论薛财欢对冻结银行存款的执行进展是否知情，也不能免除其应当依约履行的合同义务，即便不知情也不是其拒不履约的借口，更不影响其应当就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的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主文说理部分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且判决结果显失公平，黄惠基无法服判。首先，在薛财欢退还不当得利100000元并且当庭同意支付利息之后。双方的争议只剩下违约责任纠纷，即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但是，一审判决却认为黄惠基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仍是要返还不当得利，并据此驳回。显然，二者明显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法律依据、事实认定、法律后果等等完全不相同，怎么能混为一谈？此外，本案是民事诉讼程序，不是执行异议程序，审理的是不当得利纠纷及违约责任纠纷，不是执行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协议效力是否足以对抗生效判决的效力，是执行案件要审查并认定的内容，在本案中并不涉及。黄惠基从不否认薛财欢有取得执行款项的权利，但是这并不代表薛财欢不需要就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二者不是同一法律范畴，怎能又混为一谈？对此，黄惠基对于一审法院没有审理双方违约责任纠纷，以及混淆案件性质的做法，表示不能理解。此外，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的说理部分，不仅内容极其简单，而且根本没有围绕双方争议焦点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进行法律评析，其驳回理由不仅与本案严重错位，而且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案薛财欢的违约事实清晰、证据充分且主观恶意明显，其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黄惠基表示实在难以接受，无法服判。薛财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法院并未混淆本案诉求的法律性质，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黄惠基混淆了诉讼请求的法律性质。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黄惠基起诉及上诉时间均为2021年1月1日之前，依法应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法律规定，但是黄惠基却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向我方主张损害赔偿责任，显然是关于请求权的法律错误适用。故在本案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法律基础下，不能依据合同法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主张违约损害赔偿纠纷。二、黄惠基在与薛财欢的债务纠纷中严重失信，黄惠基在本案中存在欺骗诱导薛财欢的行为。（一）中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02）中黄民初字第491号判决书、（2003）中二执字第323号裁定书均表明，黄惠基长时间未向薛财欢清偿借款，即便黄惠基在银行有足额存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二）薛财欢于2019年9月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后，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4日冻结了黄惠基的账户资金184195.26元（此时薛财欢并不知情黄惠基账户冻结），该款项是黄惠基应当向薛财欢清偿的本息之和，但是黄惠基在得知自己账户被冻结后，对薛财欢隐瞒自己账户被法院冻结的前提下诱导年事已高的薛财欢于2020年4月19日签下《协议》。（三）本案中薛财欢依法提出恢复强制执行，法院也是依法冻结黄惠基的账户资金，而且截至目前为止，薛财欢并未收到法院任何执行款项。（四）黄惠基在诉讼中反复强调合同的预期利益，则恰恰证明其有“预谋”要求薛财欢签订《协议》的真实目的是在薛财欢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更低的金额清偿薛财欢本应享有的合法债权，而这也印证了黄惠基具有主观恶意。三、黄惠基以薛财欢的合法借款合同债权充当本案不当得利之债争议的损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即使该《协议》被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和解协议，其也不满足人民法院规定的执行和解的程序性规定。执行和解程序中，明确和解协议应当双方共同向执行法官作出真实意思表示，且记入笔录、双方共同签章确认。依据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订）第二百三十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以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2018年3月1日实施）第二条“和解协议达成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一）各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的；（二）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其他当事人予以认可的；（三）当事人达成口头和解协议，执行人员将和解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各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本案中，双方的《协议》本身存在欺诈、诱导的行为，而且双方并未就该《协议》共同向法院或法官进行提交，也并未由执行法官记入笔录，双方在笔录上签章确认的真实客观行为。故黄惠基无法就该《协议》主张执行和解的权益。综上所述，黄惠基长达十八年未归还欠款，在其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藐视，其具有主观恶意。薛财欢在漫长的借款追讨中，在未得知法院冻结黄惠基账户情况下，以为黄惠基想清偿部分款项，综合本案的起因经过，薛财欢是合法正当的债权人，向尽快拿回借款也是情理之中，在主观上是善意的。黄惠基于2020年8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薛财欢向黄惠基返还不当得利1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薛财欢实际付清之日止)，依法判令薛财欢向黄惠基赔偿损失人民币87492.6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3月，黄惠基向薛财欢借款70000元，后没有按约定归还。2002年11月20日，薛财欢将黄惠基诉至中山市人民法院[案号：(2002)中黄民初字第492号]，要求偿还借款。中山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判决黄惠基还款70000元并支付利息。该案判决生效后，薛财欢申请强制执行，后因客观原因，未能执结，该案中止执行。2019年，薛财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案号：(2020)粤2071执恢403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冻结了黄惠基账号中的184195.26元。其后黄惠基找到薛财欢，要求进行和解，双方于2020年4月19日签订《协议》：“现薛财欢现收到黄惠基还款10万元整，免利息，即到法院撤销诉讼!”当天，黄惠基通过不同方式向薛财欢支付款项共100000元。其后双方没有到法院办理结案手续，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执行划扣了黄惠基账户的184195.26元的款项。黄惠基认为利益受损，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不当得利纠纷。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黄惠基依生效文书取得执行款项，是其合法应得，具有法律依据，不应认定是不当利益。黄惠基在账户被冻结了184195.26元后，在薛财欢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薛财欢协商还款事宜，虽然达成了协议，但该协议的效力不足对抗生效判决的效力，因此，黄惠基主张薛财欢返还不当得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薛财欢同意支付相关利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薛财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惠基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5月15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黄惠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31元，由黄惠基承担2006元，薛财欢负担25元（该费黄惠基已预付，薛财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负担部分款项迳付给黄惠基）。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20年9月29日,薛财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黄惠基转账支付10万元,汇款留言为:粤20**民初12716号不当得利纠纷案的退款。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结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相关事实理由，二审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黄惠基与薛财欢于2020年4月19日签订的《协议》对双方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本案中，案涉债务发生于2000年3月，至2020年恢复执行时已累计高额借款利息。黄惠基于2020年4月19日与薛财欢协商还款事宜时，明知执行法院因本案已冻结自己的银行账款184195.26元，但并未如实告知薛财欢，致使薛财欢在不知道执行法院已冻结足额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情况下，与黄惠基签署和解协议，放弃高额财产权利，薛财欢有权依照上述规定选择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故黄惠基关于薛财欢违反《协议》及要求薛财欢赔偿其超出《协议》约定款项87492.62元的主张不能成立。此外，双方当事人确认薛财欢于2020年4月19日收到黄惠基支付的10万元款项，于2020年9月29日将该款项退还黄惠基，故一审判决第一判项利息起止期间应为2020年5月15日起至2020年9月29日止。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惠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7元（该款黄惠基已预交），由上诉人黄惠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少民审判员  曾 玲审判员  官 琳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 敏韦健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