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易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云0425民初811号 原告：安宁堃鑫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八街街道办事处一六村委会桃树田。 法定代表人：李文君，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易门县龙泉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李建军，男，1983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现住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丹，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唐成，男，1973年7月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现住泰国。 第三人：张卫国，男，1969年7月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现在云南省安宁市监狱服刑。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星，系张卫国的堂哥，1969年3月1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张卫东，男，1975年1月1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 原告安宁堃鑫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堃鑫公司）与被告李建军、唐成及第三人张卫国、张卫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诉讼中，因无法联系被告唐成，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在2020年11月5日的《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公告，向被告唐成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公告期届满后，本案于2021年1月19日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堃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文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被告李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黄丹、第三人张卫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唐成以远程视频方式参与庭审，但中途退庭，第三人张卫东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堃鑫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粘土矿销售款990589.36元，并支付自2016年8月1日起至本案执行结束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计收的利息；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堃鑫公司系张卫国、张卫东共同出资设立，2019年1月4日堃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变更为李文君，主要经营安宁市八街街道一六德滋村粘土矿。唐成出资设立易门博友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建军（唐成的表弟），2019年12月29日，博友公司进行简易注销，注销公告承诺人为李建军。2015年10月9日，张卫国、张卫东与唐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由张卫国、张卫东以10000000元价格转让80%股份给唐成，股份转让款最后支付期限为2016年1月1日。签订协议后，唐成安排博友公司及李建军进入堃鑫公司进行经营。2015年10月28日起，唐成、李建军开始对外销售粘土矿，但唐成一直未履行股份转让款给付义务，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唐成未取得股东资格。由于唐成迟迟未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向堃鑫公司及张卫国、张卫东支付股份转让款，张卫国、张卫东于2016年11月30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解除《股份转让协议》。2017年7月24日，安宁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解除张卫国、张卫东与唐成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018年5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期间，李建军、唐成利用博友公司共销售堃鑫公司粘土矿135684.63吨（均价每吨51.14元），扣除各项费用后，尚有销售款990589.36元未按约定打入堃鑫公司指定账户，堃鑫公司一直催促李建军、唐成对该期间的销售进行结算，但未果，造成了堃鑫公司经济损失。综上，李建军、唐成在未取得堃鑫公司粘土矿股东资格的情况下，在经营堃鑫公司粘土矿期间，尚有销售款990589.36元未打入堃鑫公司账户，在《股份转让协议》被依法判令解除的情况下，李建军、唐成仍恶意占有该销售款，造成堃鑫公司经济损失，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我国民事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人；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产生的孳息；由于博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唐成，其和博友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军应当承担返还不当得利债务的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民事交易秩序，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查明真相后判如所请。 被告李建军辩称：1.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实际收取的款项金额不认可；2.原告没有损失，被告没有获利，恰恰是被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按照原告的逻辑，原告主张的对账单中双方确认的只是2016年7月31日双方的实际支出，而不是经营成本，但7月31日后博友公司有大量款项的继续支出，并且当时的支出统计也不完整，仅看被告证据清单中所列举的运费一项，2016年7月31日之后支付的运费就已经超过1100000元，这显然已经超过了原告所主张的所谓的被告要向原告返还的990000元，仅此一项证据就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没有依据，原告并没有损失，不当得利的返还条件并不具备；3.现在的矿山仍属于原告实际经营，但博友公司为堃鑫公司在2015年9月-2016年7月的经营支出的成本，包括向张卫国支付的用于堃鑫公司经营的2540000元，已经远远超过了博友公司所收取的粘土矿销售款项相关支出，应当视为矿山具备生产、销售条件和实际销售粘土矿所承担成本，属于堃鑫公司的不当得利，应该由堃鑫公司返还。4.被告销售的粘土矿入不敷出，张卫国、张卫东所收取的2540000元被告并不认可该款系经营款，但是经过两审终审后，在生效的法律文书中已确认该款项为经营款，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恰恰证明该款项并没有用于矿山经营，因此实际上今天双方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张卫国、张卫东恶意套取当时唐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将博友公司支付的2540000元挪作他用，导致矿山经营在2015年7月15日-2016年7月之间出现严重的亏空，不论原告主张不当得利的条件是否成立，双方的账务情况都可以证明原告没有损失，被告没有获益。因此，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唐成庭审中辩称：这个官司双方已经打了三四年，整个案件情况也比较清晰，其同意李建军的全部答辩意见，其和张卫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是由李建军的博友公司进行操作。 第三人张卫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星庭审中辩称：矿山从开始就是其在负责管理，从《股份转让协议》中可以看出当时被告出资10000000元将矿山转让过来，持有矿山的大部分股权，在资金未到位的情况下，协议约定先由被告进入矿山进行开采、销售，但仍由张卫国进行管理，待被告将10000000元支付给张卫国后，矿山才全部属于被告。协议签订后被告支付了2540000元是事实，在安宁法院及昆明中院的判决中也认定2540000元是属于矿山经营款项，并不是股权转让费。这笔钱用完之后，被告销售的粘土矿款一直未支付至原告指定的账户。矿山不产生利润是不可能的，其同意原告的主张，不认可被告的陈述。 第三人张卫东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堃鑫公司以李建军、唐成恶意占有其粘土矿销售款，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要求李建军、唐成连带返还其粘土矿销售款及相应利息，但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堃鑫公司所主张的不当得利款系张卫国、张卫东与唐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在履行《股份转让协议》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纠纷。在案证据证实，2017年4月14日，张卫国、张卫东以股份转让纠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张卫国、张卫东与唐成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由唐成承担违约金1000000元，安宁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2017）云0181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解除原告张卫国、张卫东与被告唐成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二、由被告唐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卫国、张卫东违约金525625元......”。在判决书中认定案件事实部分载明：“......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完成前双方进行合作经营，因此唐成负责销售矿产品，因双方没有进行最终结算，在本案中只能查明唐成交回的矿产品的金额，不能查明唐成拉出去进行销售的矿产品的总价值，且双方对于该部分争议也表明其需另案解决，故本案不予处理......”。唐成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2017）云01民终759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卫国、张卫东与唐成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虽经生效判决予以解除，但双方因《股份转让协议》产生的经济纠纷未解决，权利义务的主体仍是合同双方，现堃鑫公司依据张卫国、张卫东与唐成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主张权利，其诉讼主体不适格。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安宁堃鑫经贸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13706元（原告安宁堃鑫经贸有限公司已预交），依法退还原告安宁堃鑫经贸有限公司；公告费260元，由原告安宁堃鑫经贸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亚伟 审 判 员  李晓燕 人民陪审员  喻自韦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杨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