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15250号原告：杜元春，女，198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学平，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静怡，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邓波，男，197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和，北京赛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元春与被告邓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元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学平、林静怡，被告邓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元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月2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于2020年3月24日解除；2.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367万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及损失305万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29日,原被告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北京五指生休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指生公司）95%股权转让给原告,公司经营地为北京市丰台区蒲芳路**楼**。为了受让股权后对经营场所进行重新装修并稳定开展经营活动,合同第6.1.2条中特别约定“甲方（被告）需在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原告）提供甲方与业主方关于公司承租用作经营场所的房屋延续五年价格未递增的租赁协议,租赁截止日需在2026年12月9日之后,如被告在30个工作日内无法提供未递增租赁合同或租货合同未达到2026年12月9日,被告需向原告双倍赔偿所有已收到的定金和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定金35万元、第二期股权转让款300万元（超付30万元）及可以抵作后期股权转让款的款项32万元（包括原告垫付的2019年1月22日之前的一个月员工工资18万元及2019年以房租押金名义支付给被告的14万元)，合计367万元整然而被告只是在2019年6月24日提供了一份手写的《承诺》，该《承诺》里并未体现五年租金价格未递增的内容,也没有业主方的盖章确认，完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导致原告难以实施重新装修及开展长期稳定的经营活动,并由此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为此，原告于2020年3月24日向被告发函，解除了双方签署的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损失。被告在收到上述解除函之后未向原告返还款项及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邓波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我方在2019年6月向原告提供了有业主方洋浦诚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诚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签字的《承诺》，已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房屋租金无递增的义务，此后我方一直催促原告办理五指生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但原告一直不予答复,也不支付股权转让款尾款，同时继续经营门店,应当认为原告以行为的方式接受了房屋租赁合同续租的变更处理方式。退一万步讲，合同第6.1.2条中约定我方应在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租金连续5年不递增的协议，否则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该合同签订于2019年1月29日，30个工作日是到2019年3月18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原告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民法典规定的合理期限是一年，可以以此作为参考，故原告应在2020年3月17日前行使合同解除权，未行使则解除权消灭。因此我方认为原告并不具有合法的合同解除权，其于2020年3月24日发出的解除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要求我方退还股权转让款、支付违约金和损失也就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告向我方发出解除通知后未向公司员工告知相关情况，并继续在POS机上绑定自己的银行卡收取营业款，此外，原告在经营期间因拖欠员工工资导致员工到五指生总部投诉，进而导致总部取消五指生公司的品牌加盟资格，公司处于关门歇业状态。而从原告提交的支出明细、支出凭证等材料中也可以看出原告在经营期间财务管理混乱，工资支出与营收收入不成比例,营收相比前两年下降幅度较大,经营无方，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五指生公司作为与顾客产生直接身体接触的服务行业,营收大幅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亏损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原告在店铺盈利阶段不解除合同并将利润据为己有，在亏损阶段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退还全部股权转让款，有违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即使存在，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应当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调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22日，杜元春向邓波转账10万元、20万元、5万元，合计35万元。邓波于2019年2月16日向杜元春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杜元春股权转让费35万元”。2019年1月29日，邓波（甲方）与杜元春（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五指生公司是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住，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丰台区蒲芳路**楼**围为休闲健身服务、体育项目经营；公司已与五指生（品牌方）签署合作加盟协议，甲方为公司的合法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认缴出资100万元，持有公司100%股权；甲方与乙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将其持有的95%公司股权作价413.25万元转让给乙方（含甲方现有公司现有资产和所有的客户资源），甲乙双方就此股权转让事宜于2019年1月22日签署定金合同，乙方已按照定金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定金35万元；甲方将其持有的公司95%股权依法转让给乙方，转让总价款为413.25万元；本合同签署之前，乙方已向甲方支付的35万元定金转作乙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乙方应于本合同签署二日内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270万元，需扣除总计金额344481元（代甲方支付12月份员工工资总计308920元、1月22日-1月25日转入甲方POS机营业收入35561元）；自甲方就本次股权转让的批准、公司章程的修改签署有关协议或制定章程修正案等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文件（工商营业执照），且协助乙方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及时向有关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将乙方载于股东名册，取得新的工商营业执照，完成股权交割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108.25万元，需扣除2019年1月22日之前员工工资、2019年1月22日至美团过户前的总收入、2019年1月22日前的水、电、取暖、停车等一切未缴费用；双方同意办理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税费，由乙方承担；甲方应在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30个工作日内，就股权转让的批准、公司章程的修改签署有关协议或制定章程修正案等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文件，并协助乙方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及时向有关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将乙方载于股东名册，完成股权交割；本次股转后，甲方不再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及管理，且乙方有权调整现有员工岗位及人员数量，甲方不得予以干涉；合同签订后，甲方需在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甲方与业主方关于公司承租用作经营场所的房屋延续五年价格未递增的租赁协议，租赁截止日期需在2026年12月9日之后，如甲方在30个工作日内无法提供未递增租赁合同或租赁合同未达到2026年12月9日，甲方需向乙方双倍赔偿所有已收到的定金和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甲方保证本合同生效后，积极协助乙方办理合同标的转让的一切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向有关机关报送有关股权变更的文件，积极配合并采取一切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或促使第三方签署任何文件、作出申请及取得任何有关批准、同意或许可，或完成任何有关登记及备案手续），以确保标的股权的交割及时、合法、有效；甲方承诺配合乙方及公司按照7万元/月的租金价格，每年取暖费3万元继续承租公司经营所用房屋至2026年12月9日，如因甲方或业主方原因导致公司无法用房，甲方须向乙方赔偿乙方剩下未使用年限的转让费、及重置标准装修费未使用年限的残值部分、历史卡金和剩余卡金的差额部分以及可得经营收益的损失；乙方保证将积极配合并采取一切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或促使第三方签署任何文件、作出申请及取得任何有关批准、同意或许可，或完成任何有关登记及备案手续），以确保标的股权的交割及时、合法、有效；本合同规定的通知应以书面形式作出，以中文书写，并以邮寄、图文传真或者其他电子通讯方式送达”。《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当日，杜元春向邓波转账两笔，一笔金额为2355519元，附言为“邓波6366方庄五指生店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另一笔金额为30万元，附言为“邓波6366华夏良子红庙店首付款”。邓波于2019年2月16日向杜元春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杜元春股权转让费（五指生）2655519元”。此外，邓波于2019年2月16日另向杜元春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杜元春代付五指生工资（五指生股权转让费）344481元”。本案中，邓波对杜元春提交的两笔款项的转账记录和2655519元及344481元收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主张30万元是华夏良子红庙店的转让款，与本案无关。2019年2月1日，袁金波向邓波转账56万元，用途写明为“交五指生房租42万、押金14万”，邓波于2019年2月16日向杜元春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杜元春租房押金14万元”。杜元春在本案中主张该14万元应从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中抵扣。邓波对杜元春提交的56万元银行转账回单和14万元收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主张该14万元杜元春应基于房屋租赁关系要求返还，不同意抵扣股权转让款。此外，杜元春还主张其为邓波垫付了30名员工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22日期间的工资共计18万元，该18万元亦应从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中抵扣。邓波对杜元春提交的手机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截图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并未要求杜元春垫付员工工资，不同意抵扣股权转让款。另查：邓波曾向杜元春提供日期为2019年6月24日的《承诺》一份，内容为“有洋浦诚业公司与五指生公司在2011年7月5日把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蒲芳路1号1-8号出租给五指生公司，该合同于2021年12月9日期满；在前期友好合作基础上，甲方承诺合同期满在乙方没有严重违约前提下该租赁合同将自动顺延五年，租金按当时市场核定；北京五指生方不得将此承诺出示给第三方，若有违反，本承诺自动失效；产权方代表：辛兵、鹿传坤”。本案中，邓波主张该《承诺》于2019年8月5日提供给杜元春，辛兵是洋浦诚业公司的总经理，鹿传坤是洋浦诚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20年3月24日，杜元春向邓波出具《解除合同告知函》，内容为：“致邓波先生：2019年1月29日，本人与您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您持有的五指生公司的95%股权转让给本人，根据合同第6.1.2条约定，合同签订后，您需在30个工作日内向本人提供您与业主方签署的关于公司承租用作经营场所的房屋延续五年价格未递增的租赁协议，租赁截止日期需在2026年12月9日之后；一年来，本人多次联系您要求配合履行合同，您一直未予理会，截止本函发出之日，您依旧未能提供约定的租赁协议，由于您的严重违约行为，导致我们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令本人蒙受巨大损失。为此，本人依据合同约定和有关法律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郑重通知您：自本函送达之日起，您我双方于2019年1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正式解除……特此函告”。杜元春将该份《解除合同告知函》以快递方式送达给邓波，投递记录显示邮件于2020年3月26日签收。邓波对杜元春提交的《解除合同告知函》及快递签收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此外，杜元春在本案中主张于2020年3月24日亦通过微信向邓波发送了该份《解除合同告知函》，邓波主张并未在微信上看到该份《解除合同告知函》。另查：2019年2月19日，邓波（甲方）与杜元春（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蒲芳路1号楼1-1A8号总计商业建筑面积为1300平方米的房产（一层大堂、二层店面、二层员工宿舍）出租给乙方使用；甲方同意乙方将租赁房产用于经营五指生足疗店场所；本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自2019年1月22日起至2026年12月9日止；承租房屋免租装修期为自本合同签署定金合同自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3月3日，免租期内甲方不收取房租；租赁期内，租赁房产租金为7万元/月（不含税票价），合计每年租金84万元；乙方已于本合同签订前向甲方交纳二个月房费共计14万元押金，双方就本合同约定条款达成一致并签署，作为承租人对租赁房屋质量以及履行本租赁合同各项条款的保证金，甲方向乙方开具押金收据；甲方在乙方全部履行本租赁合同的各项义务的情况下，乙方如约把所有的费用全部结清，在租赁期满后10日内，将押金本金如数退还乙方，不计利息，逾期后甲方需按照拖欠部分每日3‰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本案中，邓波另提交洋浦诚业公司（甲方）与五指生公司（乙方）于2012年7月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合同载明“甲方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蒲芳路1号1-8一层面积828.47平方米、二层面积1379.3平方米，总计商业建筑面积为2207.78平方米的房产出租给乙方使用；甲方同意乙方可将租赁房产用于开设五指生休闲健身服务；本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自2011年9月10日起至2021年12月9日止；年度租金为450万元”。该份合同甲方落款处签字为鹿传坤，乙方落款处签字为邓波。另查：五指生公司成立日期为2012年5月9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工商登记载明的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均为邓波。本案中，杜元春和邓波均认可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五指生公司由杜元春实际经营，邓波未参与经营，但双方未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杜元春主张因其未能取得租金不递增的承诺，故认为并不符合办理工商变更的条件。此外，邓波主张因杜元春经营不善导致五指生公司在2020年6月被五指生总部终止了加盟资格，并提交《关于解除五指生方庄店的通知》以及摘牌照片用以证明。杜元春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已于2020年3月向邓波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五指生公司此后被终止加盟资格是邓波自己的原因。以上事实，有原告杜元春提交的五指生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股权转让合同》、转账记录、邓波出具的《收据》、签字人为辛兵和鹿传坤的《承诺》、《解除合同告知函》、邮件投递记录；被告邓波提交的与杜元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洋浦诚业公司与五指生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关于解除五指生方庄店的通知》以及摘牌照片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杜元春与邓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已解除以及邓波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已解除。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根据该规定，合同一方存在致使合同另一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违约行为时，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邓波提交的洋浦诚业公司与五指生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1年9月10日至2021年12月9日，而其与杜元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9年1月22日至2026年12月9日，杜元春与邓波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甲方需在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甲方与业主方关于公司承租用作经营场所的房屋延续五年价格未递增的租赁协议，租赁截止日期需在2026年12月9日之后，如甲方在30个工作日内无法提供未递增租赁合同或租赁合同未达到2026年12月9日，甲方需向乙方双倍赔偿所有已收到的定金和第二期股权转让款”，而邓波向杜元春提供的《承诺》内容为“……在前期友好合作基础上，甲方承诺合同期满在乙方没有严重违约前提下该租赁合同将自动顺延五年，租金按当时市场核定”，该《承诺》并非五指生公司与业主方正式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且通过上述内容也可以看出业主方代表认为租赁合同延期五年应建立在“乙方没有严重违约前提下”，且并未承诺延期后的房屋租金按照现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金额计算，因此，本院认为邓波并未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上述约定，构成违约，应当向杜元春承担违约责任。但是，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独立性权利，股权的转让对应着转让人与受让人对公司控制关系的变化，故《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具有其特殊性。本案中，双方均认可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五指生公司已由杜元春实际经营，邓波不再参与经营，目前未有证据显示五指生公司的经营场所无法使用或房屋租金已发生变化，且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对于因邓波或业主方原因导致五指生公司无法使用经营场所时邓波应向杜元春承担的违约责任亦进行了明确约定，故本院认为邓波未能在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向其提供与业主方签署的关于公司承租用作经营场所的房屋延续五年价格未递增且租赁截止日期在2026年12月9日之后的租赁协议，构成违约，但杜元春以此为理由主张双方《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据不足，故杜元春于2020年3月24日以上述理由向邓波出具《解除合同告知函》，依据不足，本院认为该《解除合同告知函》对邓波不发生效力，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并未解除，杜元春要求确认双方于2019年1月2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于2020年3月24日解除并要求邓波返还股权转让款367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邓波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如前所述，邓波在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即使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并未解除，亦不影响杜元春按照合同约定要求邓波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违约金的支付应以弥补损失为主，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甲方需向乙方双倍赔偿所有已收到的定金和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本院结合双方举证情况认为该违约金约定过高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调整为第二期股权转让款金额即270万元，故杜元春要求邓波支付违约金305万元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杜元春在本案中主张的超额支付的款项以及应当折抵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款项，因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并未解除，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判决如下：一、邓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杜元春违约金270万元；二、驳回杜元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840元、保全费5000元，二项合计63840元，由原告杜元春负担38190元（已交纳），由被告邓波负担25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俞凯欣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马瑀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