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58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建，男，197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红梅，女，197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勇，广东百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五桂山办事处桂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主要负责人：谢家和，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小薇，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文，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坤，男，200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法定代理人：邓娜，系刘坤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贤，男，200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来县。法定代理人：黄进，系黄志贤的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海青，男，200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山县。法定代理人：陈桂财，系陈海青的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亚珲，男，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娜，女，1971年1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息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进，男，196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美时，女，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桂财，男，197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珍玲，女，197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宾阳县。上列九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兴平，广东谷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九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伟林，广东谷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苏建、朱红梅、中山市五桂山办事处桂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桂南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刘坤、黄志贤、陈海青、刘亚珲、邓娜、黄进、黄美时、陈桂财、韦珍玲（以下简称刘坤等九人）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建、朱红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死者苏国勋经常居住地不是中山市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苏国勋出生于2002年3月24日，溺水死亡时间是2018年6月15日，死亡时属于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在成年前与父母生活是一般生活习惯，符合社会常理，而苏国勋的父母的经常居住地在中山市三乡镇，故应当认定苏国勋生前经常居住地为中山市三乡镇，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应按城镇标准计算；二、一审法院认定刘坤、黄志贤、陈海青对苏国勋的溺水死亡不存在过错处理有误。陈海青主动发信息邀请刘坤、黄志贤、苏国勋去游泳，三人在苏国勋溺水时没有尽到同行者的施救义务，事发后三人将苏国勋随身携带的手机隐匿，同时将自己手机微信中有关游泳的信息部分删除，试图撇清自身责任，故三人与苏国勋的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苏建、朱红梅的上诉，桂南村委会辩称，一审证据显示苏国勋2014年-2019年在三乡读书，其父母称苏国勋毕业后一直未上班，而苏建及朱红梅提供劳动合同书证明其在珠海上班，但是劳动合同书存疑，因为未有备案和劳动社保证明及银行流水，因此我方认为，法院认定其居住地不在中山市合理的。关于其上诉的第二点，至于其他要不要承担责任由法院认定。针对苏建、朱红梅的上诉，刘坤等九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海青、刘坤与黄志贤不是组织者，在死者出现溺水事件后也实施施救行为并拨打了110、120求助，另苏国勋下水行为属于自愿，并不存在其他人教唆的行为，因此，被上诉人已履行同行者应尽的义务。对该事故不存在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的监护人只有在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又因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刘坤、黄志贤、陈海青无须对该事故承担责任，因此，其他被上诉人也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桂南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其无需向苏建、朱红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朱红梅、苏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上述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指从事住宿、餐饮、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其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应尽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使他人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义务，如未尽到该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则应承担侵权责任。综合本案证据看，水潭位于桂南村粤山泉公司后面，沿岸均有树木遮挡，道路偏僻难行，仅有的缺口桂南村委会已设置警示牌，涉案水潭绝非人流聚集的场所或公共场所，而一审法院认为不论水潭是否天然形成，桂南村委会作为辖区管理者，有义务采取积极措施消除隐患，这等同于直接认定涉案水潭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公共场所，该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退一步讲，桂南村委会作为水潭的辖区管理者，即使对涉案水潭负有管理义务，在涉案水潭为非公共场所的情况下，桂南村委会已完全尽到危险防范义务，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本次事故发生时死者苏国勋作为16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水潭有危险仍不顾生命安全玩水，以及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疏于监护所导致，因此即便法院认为桂南村委会应当承担责任，一审法院确定的30%的赔偿责任仍畸重，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四、一审法院判令桂南村委会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数额过高，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改判。针对桂南村委会的上诉，苏建、朱红梅辩称，事发的水潭属于公共场所，无论水潭是否天然形成，桂南村委会都是辖区的管理者，有义务采取必要积极的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一审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照片显示，水潭周边未设置护栏和警示标识，对该部分的事实认定正确，桂南村委会未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二、刘坤、黄志贤、陈海青三人邀请苏国勋前往游泳，在事故发生时，没有尽到同行者的施救义务，导致苏国勋溺水死亡，在事发后，将苏国勋随身携带的手机隐匿，同进将自己手机中微信里有关游泳的信息部分删除，试图撇清自己承担的责任，公安机关至今无法获得四人之间沟通游泳如何出游如何邀请，由谁邀请由谁组织的事实，因此，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三、一审认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合情合理符合法律规定。刘坤等九人述称，因我方未作为桂南村委会的被上诉人，具体的认定由法院核实。苏建、朱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桂南村委会向其赔偿各项损失296096.1元，刘坤、刘亚辉、邓娜向其赔偿各项损失49349.35元，黄志贤、黄进、黄美时向其赔偿各项损失49349.35元，陈海青、陈桂财、韦珍玲向其赔偿各项损失49349.3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死者苏国勋系苏建、朱红梅的儿子。2018年6月14日14时许，苏国勋（16岁）与刘坤、（16岁）、黄志贤（15岁）、陈海青（15岁）四人相约到中山市五桂山粤山泉有限公司后面的水潭（俗称“泛溅潭”）玩水。过程中，苏国勋发生溺水，后急送至中山市三乡医院抢救，2018年6月15日2时许，苏国勋经抢救无效死亡。2.事发后，中山市公安局五桂山分局石鼓派出所先后对刘坤、黄志贤、陈海青进行了询问。刘坤在询问笔录中述称：“2018年6月14日13时许，我与苏国勋、陈海青、黄志贤4个人驾驶两辆电动车由三乡到五桂山区桂南村……我们4个人去到粤山泉后上次游泳的那个‘泛溅潭’。我们先将电动车停放在潭边，然后我们四个人先到水潭上面的大石头上泡脚、吸烟、吃东西，大约过了15分钟后，苏国勋自己一人脱了上衣，将上衣和手机等物品放在水潭另外一边的石头上，之后回到吃东西的大石头上跳下水，游了3、4分钟后从水潭浅水的地方上岸，休息一会后，他从刚才放衣服的地方跳下潭，游了1、2分钟就发生了溺水。黄志贤和陈海青两个跳到水里想拉苏国勋，我在浅水的地方拉着陈海青，但黄志贤和陈海青都没拉到苏国勋，而且两人都掉到深水的地方，之后我将黄志贤和陈海青拉上来，两人都没有了力气。我叫陈海青先打电话报警……我在山边找到了一根旧竹子，伸出去想拉苏国勋上来，但那竹子不够长，后来苏国勋就沉下去了……然后我们就马上拨打了‘110’及‘120’急救电话，不久之后就有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现场，并马上下水施救，不久之后就把他捞了上水并进行施救，同时‘120’急救医护人员也到了现场并进行抢救，抢救约十五分钟就送往医院了。”被问及何人组织发起到案发地游泳，当时有否呼叫求救，谁拨打110和120等情况，刘坤回复称苏国勋他们找到他说要去游泳的，具体是谁先提议不清楚，黄志贤叫了两声救命，陈海青拨打110和120的。黄志贤在询问笔录述称：“6月14日约12时，陈海青发微信给我，他说来我家找我一起去游泳，过了十多分钟，陈海青和苏国勋开着电动车辆到我家楼下等。于是，我开着我的电动车跟他们去刘坤家，找刘坤一起去游泳……后一路来到粤山泉后面的水潭……我们都把鞋只脱下放在石头上，之后我们四个人到水潭靠围墙边面的大石头上吃东西、泡脚。过了十多分钟后，苏国勋就说下去游泳，他走到水潭放鞋的地方只脱掉上衣，并把他的手机藏好，然后返回到吃东西的大石头上跳下水潭在水里游了约3、4分钟后上岸，然后在岸上休息了几分钟后，又在放衣服的位置跳下水潭，过了约1、2分钟后就发生了溺水了，当时他的头已经在水下，手不停的划水。我发现就马上脱掉上衣，跳下水去拉他的手，当时水很深，我的脚不着地。陈海青也下水，拉着我另外一个手，而刘坤拉着陈海青另外一个手。但苏国勋把我们往潭中拖，陈海青也被拉过去，我们都喝水了，我只能放手，我与陈海青游到岸边。刘坤在附近找了一条竹子，往苏国勋那里递过去，但竹子不够长，这时苏国勋已经开始沉下去了，刘坤就让陈海青去打电话报警，陈海青就去我的电动车箱里拿手机报警，我们当时还跑到桥边找人帮忙，当时我们看到两个路人，他们说不会游水，我们只能等警察过来。过来一会儿，警察来到，我们就带他去潭里救人……最后消防员来到才救上苏国勋。后来医生就对苏国勋进行急救”。当被问及有没有推苏国勋下水及在吃东西、泡脚时有没有打闹，黄志贤回复称没有。陈海青在询问笔录中述称：“2018年6月14日中午12时许，苏国勋发微信约我游泳，然后我就发微信给刘坤和黄志贤……大约13时30分左右，我们到了粤山泉后面的水潭，当时我们只是在岸边泡脚，吃东西，大概过了半小时，苏国勋提出下去游泳，他说他会，我们说不相信，然后苏国勋一个人跳下去游泳，苏国勋就往浅水地方划了一会儿，就开始出现溺水现象，我们发现他不会游泳，我们三个手拉手下去救他，我们下去拉住他，但他总是往水深的地方挣扎，我们越拉苏国勋就越往深处走，后面由于水流太急，我们也喝了水，当时我们已经没力气，只能放开手。刘坤水性较好就拉我们上岸，上岸之后我们就马上拨打了110及120急救电话，我们三人在岸边水面上均没有看到苏国勋浮上来，不久之后就有派出所的人及消防员来到了现场下水对苏国勋进行施救，不一会就把苏国勋救了上来，并交由现场医生进行抢救，并将苏国勋送往医院”，陈海青还称苏国勋用微信约其去游泳，因苏国勋不在了（死了），有点怕，就把关于苏国勋的微信记录都删除了。上述该询问笔录中刘坤、黄志贤、陈海青对于苏国勋溺亡事故后在公安机关依据职权调查事实的记录，且所陈述内容基本一致，一审法院予以采信。3.事发后，苏国勋父母苏建、朱红梅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请求查明死因。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法向中山市公安局五桂山分局调取了询问笔录、鉴定文书及事发现场的照片等，从中山市公安局五桂山分局刑侦大队现场勘验笔录（2018年6月15日）及现场照片反映，事发地位于中山市××××××粤山泉矿泉水有限公司后面的水潭，目测长约10米，宽约6米，所调取的照片中无反映有设置护栏及警示牌标识等措施。桂南村委会提供现场照片显示在水潭沿岸设置了禁止性标志警示牌，内容为“警告此河段有漩涡，禁止游泳，戏水；不听劝告者，一切后果自负桂南村委会示”“告示各位学生家长：现各学校学生已放暑假，为使学生能安全度假，禁止学生到水库、电站、蓄水池游泳，如需到溪间冲凉，需有家长陪同，请各家长教育好及关注好自己的子女，以免发生意外桂南村委会示”。经质证，苏建、朱红梅对此不确认，认为上述警示牌为桂南村委会事发后设置的。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事发后案发的水潭已用混凝土填平。事发后，公安机关曾对事发现场水潭水深进行勘验和测量，得知水潭现场目测长约10米，宽约6米，事发时最深水位约3.5米，（见现场勘验笔录、苏国勋溺水事件调查报告）。2018年6月28日，中山市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苏国勋溺亡事件中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同年8月22日，广东省中山市××××××××出具山公（司）鉴（法尸）字[2018]08014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死者苏国勋符合生前溺水死亡。4.苏国勋于2002年3月24日出生，户籍登记地址为广东省遂溪县××××××，2014年9月至2017年4月在中山市三乡平东学校中学部就读，其父母苏建、朱红梅称苏国勋毕业后一直未工作。2015年10月12日至2019年10月13日期间，苏建办理了广东省居住证，居住地址为中山市三乡镇。苏建、朱红梅提供《劳动合同书》拟证明在珠海市顺之旅旅游运输有限公司工作，工资标准为苏建8000元/月，朱红梅6000元/月。但上述《劳动合同书》无证据证实曾有在劳动部门备案，苏建、朱红梅亦无向一审法院提交社保证明以及连续6个月以上的工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案件。结合当事人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事故的责任主体及赔偿范围如何认定问题。关于责任主体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事发时死者苏国勋系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苏建、朱红梅作为苏国勋的法定监护人，应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智力状况，告知其私自到河流水潭等处戏水游泳的危险性，对孩子进行教育和管理，本案中苏建、朱红梅监护不力，对于损害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而苏国勋年龄已满16周岁，对在水潭游泳的危险性应当有一定认知。因此对于苏国勋溺亡的各项损失，应由死者苏国勋及其父母承担主要责任。其次，事发地水潭位于桂南村委会辖区内，根据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得知，水潭长约10米，宽约6米，事发时最深水位甚至达到约3.5米，该水潭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不论水潭是否天然形成，桂南村委会作为辖区管理者，有责任有义务采取积极防护措施杜绝隐患，防止意外事件发生。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照片显示，水潭周边未设置护栏和警示标识，事发后才将水潭填平，管理上存在疏漏，有一定过错，应对苏国勋的死亡承担次要的责任。最后，关于刘坤、黄志贤、陈海青及其监护人的责任问题。苏建、朱红梅主张陈海青为游泳的组织者，对被组织者的安全负有的作为义务，陈海青未实施或未正确实施义务要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不能得出陈海青组织苏国勋等人去游泳的直接证据，只反应出陈海青曾发信息邀请刘坤、黄志贤去游泳的事实。因此只能认定四人达成去游泳的合意，苏建、朱红梅所提陈海青负组织者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在苏国勋溺水时，刘坤、黄志贤、陈海青进行了施救，施救无效后，拨打了110、120求助，可证实刘坤、黄志贤、陈海青履行了同行者应尽义务。且苏国勋下水游泳出于自愿，并不存在谁推苏国勋下水及四人在吃东西、泡脚时打闹导致意外发生的情形。因此，刘坤、黄志贤、陈海青对苏国勋的溺水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本案事故的赔偿责任。刘亚辉、邓娜、黄进、黄美时、陈桂财、韦珍玲作为监护人，根据法律规定，只是在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应承担侵权责任时，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刘亚辉、邓娜、黄进、黄美时、陈桂财、韦珍玲不需要对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分析，认定由苏建、朱红梅承担此事故经济损失70%的主要责任，由桂南村委会承担此事故经济损失30%的次要责任。关于赔偿范围问题。苏国勋于2014年9月至2017年4月在中山市三乡平东学校就读，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认定苏国勋为城镇居民，但事发时为2018年6月，相距2017年4月有一年之久，不排除这段时间苏国勋经常居住地不在中山，不能凭苏建在中山市××住证推定苏国勋经常居住地为中山市，因此赔偿标准应按受害人户籍地广东省遂溪县××××××的标准，采用农村居民标准计算。1.医疗费7702.5元，根据苏建、朱红梅提供的医疗收费票据予以确定；2.死亡赔偿金315600元（15780元/年×20年），按照2017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3.丧葬费46784.5元（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2017年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6个月，苏建、朱红梅主张46784.5元没有超出该标准，予以准许）；4.交通费1000元，鉴于苏建、朱红梅在苏国勋死后有实际处理过善后事宜，酌定为1000元；5.住宿费，由于苏建、朱红梅长期居住在中山市三乡镇，故对此费用不予支持；6.误工费2875元（52468元/年÷365天×10天×2人）。近亲属因处理丧葬事宜产生误工费合理，予以支持。但苏建、朱红梅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工作收入，一审法院按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2017年平均工资52468元/年为标准计算10天。上述各项合计373962元。依据上述认定的责任比例，桂南村委会应对苏建、朱红梅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112189元（373962×30%）。另，考虑到苏建、朱红梅因儿子溺水而亡，确实造成精神上的痛苦，综合本案损害后果、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为适当。故桂南村委会应向苏建、朱红梅支付各项赔偿款项合计142189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桂南村委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苏建、朱红梅赔偿各项损失142189元；二、驳回苏建、朱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962元（苏建、朱红梅已预交），由苏建、朱红梅负担5413元，由桂南村委会负担2549元。二审中，苏建、朱红梅租房收据一份，租房合同一份，朱红梅参保证明一份、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4张，及出租房备案登记回执一份，拟证明苏国勋作为未成年人与父母居住，而父母在中山市×住，其父亲在珠海市工作。其中朱红梅参保证明显示朱红梅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在中山市碧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保。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显示苏建自2009年4月至2020年1月在珠海多个单位有连续参保记录。租房合同显示张景朝（出租方）与苏建（承租方）约定租赁三乡镇平东市场中屋方街4巷12号，租赁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至2018年8月8日止。收据显示2018年3月3日苏建向张景朝支付房租及水电费合计358元。对苏建、朱红梅提交的上述证据，桂南村委会质证认为：证据都不是新证据，其在一审时已存在，为何不在一审提交，其提交的证据与一审提交的证据13有冲突，证据13显示朱红梅是在珠海市顺之旅公司工作，但是其提交的证据显示朱红梅是在三乡的房地产工作买的社保，因此有冲突；租房合同是新的，不是15年形成，没有每月的租房收据，无证据证明房东的身份，无办法核实该证据，总的来说，不是新的证据，不能采信。对苏建、朱红梅提交的上述证据，刘坤等九人质证认为：质证意见与桂南村委会的意见一致。根据苏建、朱红梅的申请，本院前往三乡镇平东市场世纪华联超市进行调查，该超市（乐曼特）百货商场店长王**坤就相关情况陈述称：“关于苏国勋在商场打工的情形，我不太清楚，袁家武清楚，他以前是老板，现在是股东兼财务，一直由他发工资，他现在不在店里，经我刚才电话询问并了解，袁家武说他最近不回来，关于苏国勋2017年打工的情况，经他回忆，确认2017年-2018年间，苏国勋在我们商场打过工，干了大约半年多，至于具体起止时间记不清了，苏国勋打工期间工资是每个月3000元，现金发放，因时间过去较久，且换过一次老板，入职表和工资发放记录都没保存”。对上述证据，桂南村委会质证认为：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无意见，如果苏国勋已参加工作的，其便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如满16岁，则我方的责任会进一步降低；苏国勋工作仅半年，不能证明其长期居住在中山市。刘坤等九人质证认为：我方同意桂南村委会的意见。苏建、朱红梅质证认为：苏国勋生前辍学后确实在乐漫特百货商场打工，当时从事的是摆放货品临工，时间是2017-2018年，苏国勋年满16岁，其智力状况尚未达到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律之所以规定年满16岁以自己的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为了保障年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权益，而不是指智力状况完全达到民事行为能力。所以苏国勋仍然属于未年人。二审中，苏建、朱红梅申请证人张景朝、陈细珍、罗爱秀出庭作证。证人张景朝陈述称：“苏建、朱红梅一直在我三乡平东的出租房里居住，从2004年住到2018年，我是房东，刚开始是三人住，苏建、朱红梅及其儿子苏国勋，其儿子在平东学校读书。后来又生了一个小儿子，四个人一起住。关于房租，朱红梅有时一月交一次，有时二三个月交一次，我不懂转账，朱红梅交的是现金”；证人陈细珍陈述称“我得知朱红梅的儿子出事后很意外，我在平东市场开的杂货店，苏国勋经常到我店里买东西。苏建一家住在我的隔壁。我们是邻居，我和苏国勋一家认识有十多年了”；证人罗爱秀陈述称“苏建、朱红梅一家四口人一直住在平东村，我在平东香如意超市打工，他们一家经常到超市来买东西。我在平东超市打工20年，他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最后看见苏国勋可能是在2018年5-6月份时在平东世纪华联超市见过他，他当时在里面打工，负责摆货，我去买东西的时看到他了。我平时都经常见到苏国勋的”。对上述证人证言，苏建、朱红梅质证认为：三个证人的证言都可以证明我家四口人都在三乡长期居住，他们都可以证明苏国勋的长期居住地在三乡。桂南村委会质证认为：三证人中，只有房东比较有说明力，房东提交的证人证言与对方提交的租房合同相冲突，房东说其从来不签合同，房租每月只收现金，但租房合同显示租金是合同期内一次性收取的，因此，房东的证人证言与苏建提交的证据相差很大。其他两个证人与苏建一家是朋友，属于有利益关系人，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上述证人证言我方认为与证据相冲突，都不应采信，具体由法院来认定。刘坤等九人质证认为：质证意见与桂南村委会的意见一致。二审中，本院发函询问五桂山公安分局关于公安机关所掌握的位于桂南村粤山泉有限公司后面的水潭（俗称“泛溅潭”）及附近区域最近十年发生的溺水死亡事故的具体情况，该分局回函答复如下：经我局核实，自2010年1月1日至今，桂南村粤山泉有限公司后面水潭的溺水死亡事故两宗，2015年7月3日蓝某顺（19岁）溺亡，2018年6月14日苏国勋（16岁）溺亡，溺亡地点均为粤山泉有限公司后面水潭。刘坤等九人对复函的质证意见为：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两次事故均与其无关。桂南村委会对复函的质证意见为：三性无异议，我方强调苏建、朱红梅一审为了推脱责任就说死者没有上班，是未成年人。但一审法院判农村标准判决后又说死者事发前已经上班了，又找了证人，而证人陈述和苏建、朱红梅的陈述相差很大，相关证据不足采信。苏建、朱红梅对复函的质证意见为：三性予以确认，证明事发水潭多次发生溺水事件，桂南村委会作为事发水潭的管理人，在前次发生溺水事件后，未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识和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与本次苏国勋的溺水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而且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当天看到警示牌的内容，警示牌的警示内容并非仅仅针对事发水潭，而是包括由上而下的整个山溪，桂南村委会在苏国勋溺水死亡后，仍疏于清理警示牌上的杂草，没有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代理人虽然没有在事发当时到达水潭，但有理由相信，事发当天警示牌也同样被杂草覆盖，没有起到该起的警示作用。本院查明，一审庭前会议笔录显示，在一审庭前会议中，桂南村委会提交手机照片拟证明其在涉案水潭沿岸设有警示标志两个，苏建、朱红梅质证认为：对第一张照片中的警示标志三性不予确认，该标志是桂南村委会在事故发生后才设置的，对第二张照片中的警示标志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不确认关联性，该警示标志距离水潭有80米远，以现场勘查为准。二审庭审后，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勘查了现场，经查，事发水潭位于粤山泉公司厂房后面，粤山泉公司厂房为单排厂房，厂房前面为入村道路，厂房后面为天然小溪积聚的一处小水潭，厂房侧面有铁桥横跨小溪，沿小溪有进山小路，过桥靠近小路处有桂南村委会所立的警示牌一块，涉案水潭离桥头距离约五、六十米，小路通向入山山道，山道崎岖狭窄，经探查，山道最近处为数块墓地，非常用登山道路，无整修维护迹象，多有障碍，较难行走，山林另侧另有较宽登山道。二审中苏建、朱红梅确认其于一审庭前会议中认的警示标志就是设立在桥头小路边的警示标志，该警示标示在事故发生前已经设立。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具有证据支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苏建、朱红梅、桂南村委会的上诉内容，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对赔偿标准的确定是否正确；二、一审对赔偿责任的划分处理是否正确。本院现分析如下：一、一审对赔偿标准的确定是否正确。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证人张景朝、陈细珍、罗爱秀的证言证实作为未成年人的苏国勋在事故发生前与其父母生活、居住在中山市三乡镇，而苏建、朱红梅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显示其二人收入来源于城市，且三乡镇平东市场世纪华联超市（乐曼特）百货商场店长王**坤在本院前往调查时确认苏国勋在事故发生前的2017年-2018年曾在该商场务工，故以上证据足以认定苏国勋事故发生前居住、工作在中山市三乡镇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以无证据证明苏国勋事故发生前在中山市×住的事实为由，按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项目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苏国勋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为819500元（上一年度广东省全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20年），据此，苏建、朱红梅的损失总金额相应调整为877862元（医疗费7702.5元+死亡赔偿金819500元+丧葬费46784.5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875元）；二、一审对赔偿责任的划分处理是否正确。首先，关于桂南村委会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及责任比例问题。根据本院二审前往事故现场勘查情况，事发水潭靠近粤山泉公司厂房前面入村道路且有桥连通，但水潭边小路系通往山林道路，故本院认定涉案水潭边小路不是村民常用入村道路。涉案溪流和水潭亦是自然形成，桂南村委会并无义务在涉案水潭这样的非常用通道边的自然水域设立栏杆，一审法院以未设栏杆作为判令桂南村委会承担30%责任的重要理由之一的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经现场勘查判断，涉案水潭与入村道路相对较近，人们能够很方便地通过桥梁从小路到达涉案水潭，事发时水潭较深，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而公安机关的复函表明涉案水潭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就曾出现过其他溺亡事故，桂南村委会对此应当知晓，事发前其作为相关山林、土地的所有权集体组织，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安全防护，其虽然在前述桥头位置已设立警示标志，但该警示标志较远，未直接指向水潭危险地段，警示作用明显不足，因此，本院认定桂南村委会在本案中存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一定的缺失，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苏国勋虽未满18周岁，但对涉案水潭的危险性应具有通常判断能力，其自身过错和监护人的监护失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考虑到事发地点的水潭、小溪为自然形成，此处应属人迹罕至的山林边缘、厂房背侧，故桂南村委会作为涉案山林的所有人，对处于开放状态的山林地带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应较低，本院认为以确定其应承担苏建、朱红梅损失的20%的赔偿责任为宜。据此，桂南村委会应对苏建、朱红梅的损失总额877862元承担20%即175572.4元。其次，关于刘亚珲、邓娜、黄进、黄美时、陈桂财、韦珍玲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问题。苏建、朱红梅上诉主张刘坤、黄志贤、陈海青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理由为陈海青是游泳活动的组织者且其与刘坤、黄志贤在苏国勋溺水后未履行及时施救义务故应当承担责任，但苏建、朱红梅对该主张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苏建、朱红梅所提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再次，关于桂南村委会所提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偏高问题，本院认为，基于以上分析，因桂南村委会应当对上述苏建、朱红梅的损失承担20%赔偿责任，故本案中桂南村委会应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以10000元为宜，一审法院确定桂南村委会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处理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据此，本案中桂南村委会应当向苏建、朱红梅支付赔偿款185572.4元（175572.4元+10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苏建、朱红梅、桂南村委会的上诉请求均部分成立，一审判决结果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3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3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山市×××××××××民委员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苏建、朱红梅赔偿各项损失185572.4元；三、驳回苏建、朱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962元（苏建、朱红梅已预交），由苏建、朱红梅负担4635元，由中山市×××××××××民委员会负担332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62元（苏建、朱红梅已预交5413，中山市×××××××××民委员会已预交2549元），由苏建、朱红梅负担4635元，由中山市×××××××××民委员会负担3327元。（比对各方当事人一、二审交费及负担情况，中山市×××××××××民委员会在支付上述赔偿款时径付4105元给苏建、朱红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朝晖审判员  管晓明审判员  林天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禤婕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