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22725号原告：蔡凤兰，女，198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空港经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斯,系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美春,系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领舞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石三村华陀路**117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HXWJ96。法定代表人：李超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来，系广东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超琪，男，197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被告：高小芳，女，198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琪，系其配偶。原告蔡凤兰与被告广州领舞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舞者公司”）、李超琪、高小芳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21年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凤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斯、韩美春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领舞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超琪（同时代表被告高小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凤兰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领舞者公司向原告返还办卡费用2466元；2、判令被告李超琪、被告高小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全由上述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李超琪与被告高小芳为夫妻关系，在婚姻存续期间，两人于2018年10月9日成立被告领舞者公司，主要做舞蹈瑜伽教学，2018年开始招生，设有舞蹈年卡、次卡、季卡等模式，没有固定收费标准。上课需要预约，现场打卡登记。2018年12月22日经被告李超琪、被告高小芳拉拢，原告在被告领舞者公司处报班购买了爵士舞蹈年卡，并交了3700元的卡费，约定由被告领舞者公司为原告提供舞蹈教学服务，同时被告领舞者公司承诺若原告没有开卡，则可以将年卡保留，一直有效。2020年初，被告领舞者公司称不继续办学，承诺退费。因原告的年卡从2019年2月20日开始使用，原告于2020年1月至8月请假停课，2020年1月至4月被告领舞者公司未开课，并通知所有学员的年卡延期3个月有效。故被告领舞者公司应返还原告未使用年卡的8个月费用共计2466元。此后原告等学员多次催讨学费，被告领舞者公司均以各种借口拖延，且态度蛮横。截止至起诉之日，被告领舞者公司仍未兑现退费的承诺。综上，被告领舞者公司已不具备提供约定服务的条件且拒不退还服务费用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应退还原告未上课的课程费。被告李超琪、高小芳是配偶关系，二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开设了被告领舞者公司，故被告领舞者公司应视同为一人有限公司。被告李超琪、高小芳二人不能举证证明其夫妻共同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损害消费者权益，因此被告李超琪、高小芳应当对被告领舞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领舞者公司辩称，1、原告于2018年12月22日缴费3700元爵士舞年卡，双方约定培训期一年，并且给原告开具了收据一份及学员卡一张，拿到收据和学员卡后，原告即为正式学员，就应遵循舞蹈室的规章制度。缴费当天或次日原告即可凭收据或学员卡上课，除非双方另行约定时间，否则约定学习期限为2019年2月20日至2020年3月20日。2、原告对被告收据上的所有条款及收据上的“不得转让，概不退款”盖章字样确认后才签名的。3、被告领舞者公司的舞蹈室一直都未关门也未阻止原告上课，原告不去上课属于个人原因，不应由被告领舞者公司承担责任，被告领舞者公司的课程一直正常开设，各项经营成本也正常支出。4、根据收据上的报名须知第2条后半段可知，特殊情况需提供有效证明可保留学籍X月，也就是说原告必须提供特殊情况的有效证明并且来舞蹈室填写停课申请卡，被告领舞者公司和老师及店主三方签名盖章确认后才能停课，停课时间顺延牵扯几方利益，必须几方签字才能确认顺延时间。第3条约定，学员不请假不来上课视为旷课，正常请假是不顺延时间的，只会在双方约定的培训期内补课。原告已经违反收据上第2条条款，直到培训期结束也没有向被告领舞者公司提供有效证明并书面填写停课申请表，没按规定办理相关停课手续，口头或微信单方面停课视为一般请假，正常请假只是在培训期内约定补课时间，不顺延培训时间。舞蹈室员工在没有被告领舞者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为了自身利益，个人私下承诺不能代表被告领舞者公司，只能属于个人行为。5、疫情期间被告领舞者公司为响应政府号召，通知所有学员2020年2月15日开始转移到线上视频直播教学，一直到2020年3月16日线上直播结束，大部分学员都能积极参加线上培训。2020年3月17日被告领舞者公司通知所有学员恢复舞蹈室线下教学，并且通知所有员工尽量引导学员来舞蹈室上课。被告领舞者公司的舞蹈室从疫情线上培训到恢复舞蹈室线下培训，并没有耽误学员的正常上课，改变培训方式也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全民抗疫，所以被告领舞者公司不可能承诺给所有学员疫情期间延期3个月，也没有必要。原告领舞者公司培训期内多次违反合同，经常不来上课，无故旷课，中途退学，浪费被告领舞者公司提供的舞蹈资源，故原告要求退费缺乏依据。被告李超琪、高小芳同意被告领舞者公司的辩论意见，另补充答辩称，与原告成立服务合同的是被告领舞者公司，不应由被告李超琪、高小芳承担责任。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开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广州领舞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0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李超琪，股东为被告李超琪、高小芳，经营范围包括舞台表演安全保护服务、舞台表演艺术指导服务等。被告李超琪和高小芳系夫妻关系，广州领舞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被告李超琪和高小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并共同经营。2018年12月22日，原告在领舞者公司报名参加爵士舞年卡培训班课程并缴纳费用3700元。领舞者公司开具《领舞者舞蹈专用收据》，载有实收金额合计3700元；报名须知：……报名后概不退费；学员不请假不来上课视为旷课，课时不补不顺延。原告的爵士舞年卡的有效期起始日为2019年2月20日。对于截止日期，原、被告双方存在争议，原告称开卡时约定截止日为2020年2月20日，后来原告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去到被告领舞者公司经营场所申请延期到2020年8月20日，被告店长直接在原告的年卡后收据上将截止日期修改为2020年8月20日。被告不认可原告陈述，认为原告所持收据和年卡上截止日期是原告单方修改，实际截止日期为2020年3月20日，被告亦提交了一份《收据》予以佐证。被告提供的《收据》截止日期“2020年3月20日”亦有由“2020年2月20日”修改而来的痕迹。2020年1月14日至2月16日为领舞者公司春节放假时间。因疫情原因，2月18日起领舞者公司改为线上教学，后于3-4月期间陆续恢复线下教学。疫情期间，领舞者公司帮原告的爵士舞年卡延期三个月。2020年8月，因拖欠场地租金等原因，领舞者公司决定结束营业。在毛建梅、吴佩璇、姜丹等人分别诉被告领舞者公司、李超琪、高小芳案件审理中，被告领舞者公司自认从8月24日起开始停止营业。后原告与领舞者公司协商退款，被告领舞者公司一直未退还款项给原告。2020年12月，原告诉至本院，提出本案诉请。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原告缴纳报名费用，领舞者公司为原告提供舞蹈教学课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原告所报名的爵士舞年卡的有效期的期限，因原告及被告领舞者公司提交的收据、学员年卡中载明的有效期部分均被涂改过，且双方均无证据进一步证实各自收据、年卡的真实性。而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方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仅能说明其有请过假，无法证明其实际请假起止时间，请假时长。而从被告的自认来看，确有为原告延期一个月。原告不能充分证明已获被告同意将年卡有效期延长至2020年8月20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综合双方陈述和证据，本院认定原告年卡的有效期已延长至2020年3月20日。2020年春节假期开始爆发的新冠疫情难以预见和避免，属于不可抗力。受疫情影响，舞蹈班的线下课程未能开展，任何一方不负有过错，双方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协商变更履行方式或协商解除合同。根据原告提供的2020年8月21日毛建梅（另案原告，也是被告领舞者公司的舞蹈学员）与被告方店长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领舞者公司同意疫情期间所有学员的课程延期三个月，本院予以采信。即使该微信记录不真实，领舞者公司在疫情期间亦应依法顺延课程有效期限。因此，原告的爵士舞年卡有效期为2019年2月20日至2020年6月20日。因此，原告和被告领舞者公司双方权利义务已于2020年6月20日履行完毕，原告以被告领舞者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停止营业，不能继续为原告提供约定服务为由请求返还办卡费用246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领舞者公司无需返还原告办卡费用2466元，原告要求被告李超琪、高小芳对被告领舞者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凤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蔡凤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会兰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佩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