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5民初8796号原告（被告）：刘杰，男，197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自述恩曼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员工，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昌平区三街财神庙胡同2号楼1单元7号，住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南湖东园219号楼1002室。被告（原告）：北京亚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15号院2号楼1层102室。法定代表人：伯云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洋，女，北京亚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员工。原告（被告）刘杰（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原告）北京亚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杰，亚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支付2019年11月2日至2020年3月8日休息日加班费1586.16元；2.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9日未休年休假工资63448.28元。事实和理由：我于2019年3月1日入职亚通公司，担任静设备工程师岗位，双方约定工资23000元每月，合同终止日期为2020年2月29日。我工作至2020年3月9日，李博洋代表公司通知我合同到期不再与我续签劳动合同。我询问公司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理由，李博洋不回答原因，只说公司承诺补偿一个月工资23000元。我无法接受并与其理论无果。因此我于2020年3月12日将双方争议事项诉讼至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支付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加班结余4.96小时，实际为4小时。2020年3月7日和8日为公司要求的居家办公期间（在自己家里加班），2020年3月7日（星期六）加班1小时，2020年3月8日（星期日）加班1小时，总计6小时。我的小时工资为23000/21.75/8=132.18元，合计是132.18×6=793.08元，由于休息日加班所以最后应支付793.08×2=1586.16元。请求支付我在公司工作1年零9天的带薪年休假未休工资。本人从1995年7月1日参加工作至今工作24年工龄超过20年，每年应有15天带薪年休假，这样两个带薪年休假就是30天，23000/21.75×30=31724.14元。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七条：“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又不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年休假工资报酬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劳动保障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除责令该单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外，单位还应当按照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数额向职工加付赔偿金；对拒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的，属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所在单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属于其他单位的，由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或者职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样需要支付赔偿金31724.14元，本项合计63448.28元。亚通公司辩称并诉称，朝阳仲裁第一项裁决结果错误。亚通公司《规章制度》“加班审批篇”企业有严格的加班审批环节，原则上公司不提倡加班，如有必要需提前一天向主管部门领导提交加班审批，审批同意后才可认定为加班，刘杰并无任何流程审批痕迹，不能认定为加班。朝阳仲裁第二项裁决结果法律依据错误。劳动合同终止的几种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我方与刘杰签订的是一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到期解除，我方不存在违法解除。全体员工疫情期间，除法定假日，其余休息时间均默认为带薪年假，刘杰并未履行工作职责，没有任何工作记录。疫情期间如需工作，需要向公司提交书面工作总结并找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其余情况均不予认可。况且，公司规定所有工作应当用邮件或企业微信形式传达交接。其余非正式软件公司不予认可。公司岗位职责说明书明确规定人员岗位职责，所以刘杰简单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没有体现审核人技术性工作内容，所以在第一份劳动合同终止后，公司与刘杰也未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我公司不同意刘杰全部诉讼请求，同时，我公司要求：1.不支付2019年11月2日休息日加班费1057.47元；2.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7850.01元。刘杰就亚通公司请求辩称：不同意亚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坚持我方诉讼请求。另外，我虽然没有对仲裁裁决第二项起诉，但是亚通公司应当支付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7850.01元。刘杰就本案劳动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14428号裁决书，裁决：亚通公司支付刘杰2019年11月2日休息日加班费1057.47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7850.01元；驳回刘杰其他仲裁请求。双方不服，诉至本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据此认定事实如下：刘杰于2019年3月1日入职亚通公司，担任静设备工程师，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为试用期。刘杰工资标准为每月23000元，亚通公司每月25日左右以银行打卡的形式发放刘杰上月工资，工资最后支付至2020年3月9日，刘杰最后出勤至2020年3月9日。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工作时间。亚通公司主张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9日、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3月8日因疫情放假，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21日刘杰正常工作，2020年3月9日复工，刘杰于当日上班，刘杰在疫情放假期间未提供工作。刘杰主张其在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9日、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3月8日期间根据亚通公司的居家办公的要求进行了居家办公。亚通公司认可在上述疫情放假期间安排员工居家办公，主张需要提供工作量汇报证明居家办公，刘杰未提供工作量汇报。刘杰主张其向单位提供过工作量汇报。亚通公司否认收到刘杰的工作量汇报，主张其实所有员工居家办公都没有干什么工作，不管员工汇报不汇报，都视为没有提供过工作。提供工作量汇报的就按照正常出勤发放工资，没有提供工作量汇报的，就按照年假发放工资。2.关于未休年假情况。刘杰主张其每年应享受15天年休假，在亚通公司工作期间，从未休过年假。刘杰就该主张提交了《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1996年1月至2006年9月为刘杰缴纳了养老保险，刘杰在我市养老保险累计实际缴费年限22年10个月），刘杰与安徽华东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20日签订的《聘用合同书》（期限为2013年7月20日至2016年7月19日）、与天津博思特石油天然气设备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28日订的《劳动合同书》（期限为2010年11月28日至2020年11月29日）、与杰瑞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期限为2015年9月14日至2018年9月13日）予以证明。亚通公司对《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2011年3月至2015年8月是刘杰个人缴纳的社保，不是用人单位缴纳的，不应该属于连续工作的情况。对刘杰与上述三个案外公司签订的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亚通公司主张不知道刘杰应该享受几天年假，因为平时公司的事假、病假都没有扣工资，都是隐形福利，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9日，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3月8日期间都是年假，上述均是口头和员工提前商量好的，亚通公司就此主张未提交证据。综合双方意见，本院对刘杰提交《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刘杰提交上述其与案外三个公司签订之合同，虽然亚通公司主张真实性无法确认，亦未提交反证，本院对该三份合同真实性予以采信。3.关于加班情况。刘杰主张其存在休息日加班的情况，分别为2019年11月2日存在半天加班，2020年3月7日、2020年3月8日各存在1小时加班。刘杰就该主张提交了钉钉截图、微信截图。其中，钉钉截图显示：“调休（剩余4.96小时）”，2019年11月2日对话框显示：“11月2日08:28上班打卡成功”“17:47下班打卡成功”。微信截图显示刘杰3月7日与李华关于工作内容的聊天记录，与乔涛的聊天记录未显示时间。亚通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加班需要审批。刘杰主张公司有时候需要审批，有段时间管理混乱不需要审批，其2019年11月2日加班经过审批了。就该主张，刘杰提交了审批截图证明和微信截图，该审批截图显示“审批，刘杰提交的加班，开始时间：2019-11-0209:00，结束时间：2019-11-0317:00。李铁军同意了审批：刘杰提交的加班”。微信截图显示：“2019年12月11日下午13:22，李博洋：调休加班制度（最新）”，该调休制度显示：“介于近期各部门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为了让大家劳逸结合，更好的投入工作状态，钉钉加班调休制度调整如下：1.加班无需提交审批，根据下班打卡时间，加班时长自动计入调休余额。……”亚通公司否认审批截图真实性，主张李铁军只是公司的顾问，不是刘杰的上司。亚通公司认可微信截图真实性，认可在群里说过加班不用审批的情况。综合双方意见，对于刘杰提交的钉钉截图、微信截图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审批截图，虽然亚通公司主张不认可真实性，主张李铁军系公司顾问，不是刘杰上司，但未就何人具有加班审批权进行举证，且亚通公司亦认可李铁军系公司顾问，本院对该审批截图真实性予以采信。4.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情况。亚通公司主张2020年2月29日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刘杰对此否认，主张2020年3月9日亚通公司给其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是违法解除，就此提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予以证明。该通知书显示：“经公司研究决定，在您与公司当前履行的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与您续签。由于您与公司当前履行的劳动合同有效期截止2020年3月1日，请您于2020年3月15日前将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并到人力资源部结算工资。”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9日，加盖亚通公司公章。亚通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主张该通知书系2020年3月9日公司与刘杰协商时候形成的，未协商一致，刘杰当时要这份通知书，于是就给刘杰了。经询，亚通公司主张因为劳动合同到期前没有复工，大家都不记得劳动合同到期这个事情，所以通知终止劳动合同的时间晚了。综合亚通公司质证意见，本院对该《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1.关于是否存在加班一节。刘杰主张2019年11月2日存在半天的休息日加班，结合本院对事实的认定，刘杰就此提交的钉钉截图、审批截图可形成相互印证，本院对其主张于2019年11月2日存在半天休息日加班的主张予以采纳。刘杰主张2020年3月7日、2020年3月8日在疫情居家办公期间各存在1小时加班，虽然刘杰提交微信记录显示存在工作内容上的交流情况，但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在该期间提供的具体工作内容，且其与乔涛的对话未显示具体日期，本院对刘杰主张该期间加班情况不予采纳。故亚通公司应支付刘杰2019年11月2日休息日加班费1057.47元。2.关于劳动关系解除一节。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2月29日到期，亚通公司虽主张因疫情放假，忘记劳动合同到期的情况，故在2020年3月9日复工当日向刘杰发送《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但诉讼中，亚通公司主张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21日期间正常工作，故亚通公司对于其2020年3月9日发送《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未进行合理解释。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前亚通工程公司未尽到告知义务，结合亚通公司安排员工在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3月8日居家办公的事实，双方在2020年3月9日前均未作出劳动合同终止的意思表示，故对于亚通公司关于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亚通公司于2020年3月9日向刘杰发送《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行为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故亚通公司应当向刘杰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7850.01元。3.关于未休年假一节。《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第四条规定：“年休假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间确定。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间，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亚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刘杰享受年假情况未予举证，根据本院对事实认定情况，刘杰提交证据证明其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且累计工作时间超过20年，根据上述规定，本院对刘杰在亚通公司工作期间应当享受每年15天年假，且未休年假的主张予以采纳。经折算，亚通公司应当支付刘杰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9日未休年假工资31724.14元。关于刘杰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七条，要求亚通公司支付赔偿金31724.14元的请求，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亚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休息日加班费1057.47元；二、北京亚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杰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7850.01元；三、北京亚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杰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至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31724.14元。四、驳回刘杰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北京亚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刘杰负担5元（已交纳）；由北京亚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窦京京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孙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