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5民终1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君思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经开区四公里街339号一层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056488578U。法定代表人：王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峰，男，汉族，该公司股东、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广露，重庆渝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远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文昌路89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0661923838。法定代表人：何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莉，重庆百君（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先，重庆百君（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君思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思同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远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澜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8民初8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君思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8民初863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个服务合同，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对其中一个合同的付款行为，能够中断时效。2.一审中上诉人依法申请开具了调查令，调取了本案增值税发票的税收抵扣资料，一审却未质证。3.即使其他合同的付款行为不能中断诉讼时效，按照税务抵扣信息显示本案诉讼时效截止时间也应在2020年8月29日，本案在2020年8月27日起诉，未过诉讼时效。4.上诉人的两位员工于2018年6月去被上诉人处进行欠款催收该催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本案诉讼时效没有经过。被上诉人远澜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诉讼时效没有中断。2.2018年3月所支付合同款项并不是本案争议合同的延续，是独立的交易，因此不能适用诉讼时效延续。3.本案中勾选抵扣时间是被上诉人财务处理的时间，这个时间不能认定为上诉人交付发票的时间。发票勾选时间显示为2017年7月3日凌晨2:52，该时间上诉人是不可能向被上诉人交付发票的，因此被上诉人收到发票的时间是早于勾选时间的，而本案的举证义务在上诉人，上诉人应举证证明我方收到发票的时间，如果上诉人不能证明的，应以开票时间作为交付发票的时间。君思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远澜公司支付君思同公司服务费46000元；2.由远澜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6日，君思同公司(乙方)与远澜公司（甲方）签订《永川协信星光广场暖场活动承办合同》，约定：乙方负责为甲方的“麻辣明星一缺三、大麻将真人秀”活动提供服务；活动时间为2017年2月18日、2月25日；服务费为46000元；支付方式为活动完毕撤场后，并提交所有的成果报告后给甲方，甲方验收合格且双方核实结算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所开具的合法有效增值税发票，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于4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服务费46000元。合同签订后，君思同公司按约提供了相应的服务。2017年4月5日，君思同公司就《永川协信星光广场暖场活动承办合同》的服务费向远澜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6000元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查明，2017年2月9日，君思同公司(乙方)与远澜公司（甲方）签订《永川协信星光广场元宵节活动承办合同》，约定：乙方负责为甲方的“星光微庙会、麻辣闹元宵”活动提供服务；活动时间为2017年2月11日；服务费为45000元；支付方式为活动完毕撤场后，并提交所有的成果报告后给甲方，甲方验收合格且双方核实结算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所开具的合法有效增值税发票，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于4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服务费45000元。合同签订后，君思同公司按约提供了相应的服务。2017年4月5日，君思同公司就《永川协信星光广场元宵节活动承办合同》的服务费向远澜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5000元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2月10日，君思同公司(乙方)与远澜公司（甲方）签订《永川协信星光广场情人节活动承办合同》，约定：乙方负责为甲方的“星光情人节、爱情恒久远”活动提供服务；活动时间为2017年2月14日；服务费为20000元；支付方式为活动完毕撤场后，并提交所有的成果报告后给甲方，甲方验收合格且双方核实结算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所开具的合法有效增值税发票，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于4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服务费20000元。合同签订后，君思同公司按约提供了相应的服务。2017年4月5日，君思同公司就《永川协信星光广场情人节活动承办合同》的服务费向远澜公司开具了金额为20000元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另查明，2017年6月22日，远澜公司向君思同公司转账20000元，其交易备注为：情人节活动费。2017年7月21日，远澜公司向君思同公司转账20000元，其交易备注为：元宵节活动合同第1次付款。2018年3月29日，远澜公司向君思同公司转账25000元，其交易备注为：元宵节活动尾款。审理中，君思同公司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未举示其公司向远澜公司交付发票的时间的相关证据。君思同公司称其公司曾通过电话方式向远澜公司催收案涉服务费，但无书面证据，以银行交易明细为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中，君思同公司与远澜公司之间签订的《永川协信星光广场暖场活动承办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该合同约定服务费的付款时间为远澜公司收到君思同公司发票后于4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因交付发票是君思同公司的义务，故应由君思同公司就交付发票的时间举示相关证据；现君思同公司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未举示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又因发票上的开具时间为2017年4月5日，而远澜公司自述于2017年4月就收到了该发票，故应认定远澜公司收到发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收到发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远澜公司应在收到发票后40个工作日内支付，故远澜公司应付款的时间最迟不超过2017年6月30日，君思同公司最迟在2017年7月1日前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最迟都在2017年7月1日前。君思同公司举示的2017年2月9日双方签订的《永川协信星光广场元宵节活动承办合同》和2017年2月10日双方签订的《永川协信星光广场情人节活动承办合同》，该2份合同所涉及的活动是另外2个独立的活动，且在远澜公司向君思同公司支付服务费时，均备注了服务费所对应的活动的名称，故不能以远澜公司支付另外2份合同中的服务费作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而君思同公司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从2017年4月至今其公司向远澜公司就《永川协信星光广场暖场活动承办合同》的服务费进行过催收，故一审法院对于君思同公司诉称本案诉讼时效发生过中断的意见不予采纳；君思同公司就该服务费起诉的日期为2020年10月14日，起诉时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现远澜公司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故一审法院对于君思同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君思同公司重庆君思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50元，减半收取计475元，由君思同公司重庆君思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君思同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作为新证据：第一组：易诉平台查询打印的网上立案申请记录、案件受理通知书，拟证明上诉人提交诉状是在2020年8月27日，时效时效应从此时中断，而并不是法院受理时间2020年10月14日。第二组2.税务抵扣记录，证明被上诉人抵扣税收的时间是2017年7月3日，在双方均无其他证据证明发票收取的时间情况下，该税务记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至少在2017年7月3日收到该发票，应从该日计算40个工作日至2017年8月29日后再起算诉讼时效三年，本案起诉时间是2020年8月27日没有经过诉讼时效。第三组：律师调查令和邮寄回执、物流信息页，证明上诉人在一审申请调取税务材料在2020年12月9日邮寄给了一审法院，但一审未组织质证，一审程序违法。第四组：申请君思同公司两名员工陈梦圆、屈望到庭作证，该两名证人陈述曾于在2018年3月联系对方公司周祥超催收本案款项，后面打电话他周祥超不接，于是在2018年6月的时候一起去对方公司找周祥超，同样也没有接电话，在上午11点左右没有见到人就回去了，之后再联系周祥超时，他说他没有在那里上班了。拟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在2018年6月进行了催收，诉讼时效中断。被上诉人远澜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地，本案双方约定付款时间是收到发票后40个工作日，上诉人2017年4月5日开立发票并提交发票40个工作日，最后付款时间应是2017年6月2日，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顷税务抵扣记录无异议，从税务勾选时间可以看出远澜公司抵扣税收时间是凌晨2点，说明其在之前就收到了发票，这只是我们财务处理的时间，不能以勾选时间为准，应当以对方出具发票的时间为准。律师调查、邮寄回执、物流信息，三性均不认可。对证人证言因是对方公司员工，故真实性不认可，且该证言也显示两人未联系到远澜公司任何人员。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因员工与君思同公司有利害关系，对员工证言不予采信。根据上诉人君思同公司提交的新证据，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君思同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提交网上立案申请，对远澜公司提起诉讼。远澜公司于2017年7月3日凌晨2:52对君思同公司开立的税务发票进行勾选抵扣。本案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君思同公司已完成合同约定服务内容，远澜公司欠付君思同公司46000元并无争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君思同公司向远澜公司请求支付本案诉争款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君思同公司在二审中举示证据其于在2020年8月27日向人民法院申请网上立案，此时君思同公司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主张债权，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只要君思同公司在此三年内向对方主张权利或行使债权请求权的时间起算点在三年之内，那君思同公司主张债权即未超过诉讼时效。君思同公司与远澜公司之间签订的《永川协信星光广场暖场活动承办合同》约定，服务费的付款时间为远澜公司收到君思同公司发票后于4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远澜公司认为发票上的开具时间为2017年4月5日，而远澜公司自述于2017年4月就收到了该发票。而君思同公司主张发票上抵扣时间为2017年7月3日，远澜公司应至少是在此之前才收到发票，且远澜公司对双方之间另外两份合同的履行和付款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君思同公司与远澜公司签订的三份合同虽然主体相同，举办地点也相同，但三份合同分别注明了提供服务的内容，三个合同的服务内容是不同的，且双方签订的另两份合同均已由双方在当年履行完毕，另两份合同的付款与本案可以独立区分。三份合同之间相互独立，并非分期履行合同，故另两份合同的履行并不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第二，君思同公司主张其公司工作人员曾于2018年6月到远澜公司主张债权，但两名工作人员与君思同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时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发票上的开具时间为2017年4月5日，而该发票金额的抵扣时间为2017年7月23日凌晨2：45，君思同公司收到发票的时间应是在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7月22日之间。双方对君思同公司收到发票的时间均未举示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按常理，增值税发票开具后应及时交给对方以便在法定期限内进行抵扣。远澜公司称发票开具后于当月收到发票可能性较大。根据本院查明事实，君思同公司与远澜公司于2017年2月前后签订三份合同，合同均约定“增值税发票收到后40个工作日内付款。”而另两份合同项下增值税发票与本案的发票均是2017年4月5日开立。而另两份合同在2017年6月22日、7月21日已完成付款。可以推论，另两份合同项下的增值税发票交付应是2017年4月至5月之日之间，远澜公司才在2017年6月22日、7月21日完成了付款。结合这两份合同的履行，本院认为本案合同项下增值税发票在2017年4月至5月之日之间交付的可能性较大。退一步讲，即使按君思同公司的主张其在收到发票后立即进行了勾选、抵扣，那么因抵扣时间为2017年7月23日凌晨2：45，那么君思同公司最晚也是于2017年7月2日收到票，从2017年7月3日起算40个工作日，应为2017年8月25日，远澜公司应在2017年8月25日前付款。未付款的，君思同公司应在三年内积极主张权利，避免权利过长时间未行使丧失强制执行力。而君思同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请求行使权利超过了三年诉讼时效。君思同公司虽称一审对其提交的证据未予质证，存在程序错误。但君思同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时，一审法院庭审程序已结束，且已作出生效判决。对君思同公司提交的证据未质证并不存在程序违法。君思同公司在二审也将该证据作为新证据举示、质证，其证据权利并未受到损害。综上所述，虽然君思同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新证据，但依据新证据，君思同公司行使债权的诉讼时效仍应认定为已经过。君思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0元，由上诉人重庆君思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妹审判员  邓筱茜审判员  郝绍彬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院印）书记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