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8民终19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郑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内蒙古俊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内蒙古俊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吉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乌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市，公民身份号码×××。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某1，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系二被上诉人女儿，公民身份号码×××。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某2，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系二被上诉人女儿，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郑某因与被上诉人吉某、乌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2020)内0824民初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唐某，被上诉人吉某及其与乌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某1、巴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玉米生产者补贴款17168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应当依法返还上诉人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了关于涉案土地的收益归上诉人郑某所有，被上诉人辩称玉米补贴款的归属前提条件必须是承包协议中有明确的约定，但是退一步讲，即使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关于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归谁所有，那么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执行，根据上诉人郑某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供的乌拉特中旗玉米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两份文件中的相关规定，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对象为种植玉米的农牧民，对于土地流转的，补贴资金应发放给实际玉米的种植者，在本案中上诉人郑某即为实际玉米的种植者。就本案涉案土地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于2017年12月20日发放10972.8元，2019年2月28日发放6195.2元，以上共计17168元全部由被上诉人吉某领取，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的原因的是以上述玉米补贴款抵顶欠付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费，但是既然原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土地承包费数额并没有核减由被上诉人领取的上述17168元玉米补贴款，那么被上诉人理应将领取的关于涉案土地的玉米补贴款全部返还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吉某领取的17168元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应当归上诉人郑某所有，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当归还上诉人郑某。二、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实属不当。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与原审本诉在事实上以及法律上具有直接的牵连关系，基于此，上诉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提起反诉，原审应当对此作出相应的判决，且根据以上陈述，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实属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错误，判决不合理，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判决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玉米生产者补贴款17168元并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吉某、乌某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的事实经过，均经原审法院调查核实，依法成立的合同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于法于理均应履行合同义务。二、上诉人自2011年与被上诉人签订草牧场承包合同以来，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拒不支付承包费用，经被上诉人多次催讨甚至诉讼，上诉人也从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过承包费用，造成被上诉人很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被上诉人急需解除合同，挽回损失。三、上诉人提出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的问题，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草牧场承包合同时，涉案草牧场国家还未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款的政策，因此合同中并没有此款的约定。而且，在涉案草牧场符合享受该政策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通过涉案草牧场所属嘎查嘎查长协商同意，上诉人自愿放弃2018年度80亩玉米生产补贴，该补贴款项由被上诉人享受，此事实有嘎查出具证明予以佐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玉米补贴，没有法律依据且违背事实。综上，上诉人以低廉价格（每亩按78.33元承包，被上诉人还每年支付7500元才可秋后放进羊）承包草牧场多年，拒不支付承包费用（2011年至今被上诉人一分未得），在被上诉人已承担多年经济损失的情况下还试图获取利益，违背常理，违背事实，于法无据。上诉人在案件事实清晰明了的情况下，拒不履行义务，仍进行诉讼的行为是在故意拖延执行时间、浪费司法资源。眼下，春节临近，春耕在即，如果任由上诉人继续拖延会对被上诉人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吉某、乌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与被告（反诉原告）郑某之间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并归还属于原告（反诉被告）原有的房屋及附属设施。2.请求判令被告（反诉原告）郑某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2017年、2018年、2019年土地承包费共计70500元(计算方式:23500元/年×3年=70500元)及利息21150元计算方式:23500元/年×2%/（月利率）×27个月+23500元×2%（月利率）×15个月+23500/年×2%（月利率）×3个月=21150元。3.请求判令被告（反诉原告）郑某承担本案诉讼费。郑某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吉某、乌某返还反诉原告郑某玉米生产者补贴款1716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6月5日，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与乌拉特中旗温更镇宝格图嘎查签订《乌拉特中旗集体所有草牧场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温-宝-B-046号），承包4口人草牧场2600亩，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且在该合同备注中声明008号草场包含本人土地140亩。2011年4月25日，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与被告（反诉原告）郑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将位于××旗原告（反诉被告）乌某的08号草场中的300亩饲草料地承包给被告（反诉原告）郑某。合同约定：承包费每年20000元,每年给10亩玉米秆,承包期限原来约定2011年4月25日年至2026年4月25日延续到2011年4月25日年至2028年4月25日，并有约定乙方需要当年年底前将承包费付给。如乙方连续两年未如期付给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租金终止合同等相关事项。由于被告（反诉原告）郑某未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支付2011年至2014年承包费，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0月18日，作出(2015)乌中民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反诉原告）郑某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土地承包费50000元。由于被告（反诉原告）郑某不履行上述生效判决义务于2016年7月11日，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与被告（反诉原告）郑某和解处理生效判决执行内容的相关事项。2016年11月15日，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与被告（反诉原告）郑某又签订一份补充《土地承包合同》原告（反诉被告）吉某将300亩土地承包给被告（反诉原告）郑某，合同约定：承包费每年按23500元被告（反诉原告）郑某一次性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吉某，如有拖欠承包费按月利率5分承担利息，每年等被告（反诉原告）郑某收割完以后,剩下的茬地分给原告（反诉被告）吉某150亩放羊,但原告（反诉被告）吉某须再给付被告（反诉原告）郑某7500元,如不支付就从土地承包款中扣除，合同履行期限为2016年11月15日至2028年11月15日,共计12年，双方如有一方违约,承担违约金10万元。2017年7月31日，乌拉特中旗草原监督管理局因非法开垦草原150亩为由给被告（反诉原告）郑某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2018年4月15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1、在2017年秋收后或2018年春季种植多年生牧草恢复草原植被。2、如不按承诺履行恢复草原植被义务,我局将重新立案查处。2019年12月25日，被告（反诉原告）郑某因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非法开垦草原150.06亩,改变草原用途,数量达到较大,其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本院作出(2019）内0824刑初137号刑事判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的保护。且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一方当事人有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违约行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与被告（反诉原告）郑某先后签订的2份《土地承包合同》虽然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承包饲草料地300亩的行为，承包亩数已经超越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享有承包经营权土地140亩的范围，本院不予确认双方之间承包饲草料土地300亩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之间承包饲草料土地140亩的事实。在2份《土地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郑某均未在合同约定最宽限期间内履行支付土地承包费的义务，其行为已经违约双方约定连续2年不支付承包费终止《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形，且被告（反诉原告）郑某已经具备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情形，故应当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补充《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在最后补充《土地承包合同》中按照300亩土地约定：每年承包费23500元，这样计算每亩土地承包费应当78.33元，虚构扩大160亩土地的承包费12533元应当从双方合同约定的承包费23500元中核减，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合法取得的承包费在合同履行期间内每年应当10966.20元，被告（反诉原告）郑某所欠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3年承包费合计32898.60元，双方在补充《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被告（反诉原告）郑某每年收割完之后,剩下的茬地分给原告（反诉被告）150亩放羊,原告支付被告（反诉原告）郑某每年7500元,如不付就从承包地款中扣除，该款2017年、2018年、2019年共计22500元，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因个人不在案涉土地承包经营羊群的原因没有在《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茬地放牧的经济损失应当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负担，从被告（反诉原告）郑某所欠承包费32898.60元中扣除，被告（反诉原告）郑某实际所欠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2017年、2018年、2019年期间的承包费共计10398.60元。关于双方约定支付承包费逾期支付利息问题，双方在《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支付承包费期限为当年年底前，补充《土地承包合同》中有约定按照月利率5分支付利息，但未明确约定支付承包费具体期限，但2011年4月25日，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与被告（反诉原告）郑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乙方需要当年年底前将承包费付给甲方。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案涉承包费支付期限为合同履行期限内每年的12月31日的事实。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请求支付承包费期限为每年10月的期限本院不予确认。故本院予以支持以实际所欠承包费10398.6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2017年（逾期27个月）、2018年（逾期15个月）、2019年（3个月）承包费逾期利息，2017年逾期利息5615.24元、2018年逾期利息3119.58元，2019年逾期利息623.92元，利息共计9358.74元。双方《土地承包合同》约定：饲草料基地配套水电设施(包括五口井、五个水泵)由甲方（吉某、乌某）无偿提拱给乙方（郑某）种植时使用,但如乙方人为损坏其配套水电设施，则照价赔偿。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郑某返还原有的配套水电设施(包括五口井、五个水泵)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合同解除后应当返还，如不能返还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赔偿。双方在《土地承包合同》中没有约定房屋，要求归还房屋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对案涉土地国家没有实行玉米种植者补贴款的政策，国家实施该项补贴后双方当事人履行《土地承包合同》中没有约定玉米种植者补贴款的享有权利人。故被告（反诉原告）郑某在此案请求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返还玉米种植者补贴款的反诉请求本案不进行调整。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郑某的反诉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与被告（反诉原告）郑某于2011年4月2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于2016年11月15日签订的补充《土地承包合同》；二、被告（反诉原告）郑某于2020年11月31日前返还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饲草料基地140亩及配套水电设施(包括五口井、五个水泵)；三、被告（反诉原告）郑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日支付所欠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土地承包费140亩×78.33元/每亩－7500元/每年×3年＝10398.60元及按照月利率2%承担上述承包费利息9358.74元（2017年逾期27个月利息5615.24元，2018年逾期15个月利息3119.58元，2019年逾期3个月利息623.92元）；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郑某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2.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吉某、乌某负担11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郑某负担437.50元，反诉费11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郑某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举证：乌拉特中旗温更镇宝格图嘎查委员会证明一份。举证意图：上诉人同意玉米补贴款由被上诉人享受。上诉人王代质证：真实性不认可，针对本案涉案土地存在两种属性，在证明中并未对80亩土地的四至界限进行明确，该证明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即一审审理过程中该证据已确实存在，不应当认定为二审中的新证据。证明中未反应出上诉人同意补贴款由被上诉人享受，是无偿的享受还是抵顶双方所形成的土地承包费，证明中仅能证明2018年的补贴款由被上诉人享受，根据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为2017年、2019年玉米补贴款，该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便该证明成立，反观一审认定中并没有就玉米补贴款应当属于谁作出明确认定，对于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诉求未予审理，属于程序错误。被上诉人举证：吉某一卡通资金结算记录一张。证据来源：我们是从镇里管理一卡通部门调取的明细。举证意图：证明2018是按80亩土地计算玉米补贴款，2019年2月28日发放的6195.20元是2018年的玉米补贴款，底下计算是镇里的工作人员写的，每亩补贴77.44元，80亩合计6195.20元。上诉人代质证：真实性不认可，举证意图不认可，与本案关联性不认可。经二审审理查明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郑某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吉某、乌某依据2011年4月2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2016年11月1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提出诉讼请求，郑某针对吉某、乌某诉讼请求提出反诉请求。经审查，2011年4月2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2016年11月1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均未约定国家对涉案土地的种植补贴款归上诉人郑某所有，故依据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郑某主张被上诉人吉某、乌某已领取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17168元应归其所有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驳回郑某要求吉某、乌某返还玉米生产者补贴款17168元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妥。至于国家对涉案土地的种植补贴款应由谁享有，即郑某主张的吉某、乌某已领取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应由吉某、乌某享有，还是应由郑某享有，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上诉人郑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元，由上诉人郑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宇审判员 付桂梅审判员 罗一民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邬竞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