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31783号原告：李惠庭，男，193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芬，北京沃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兆华，男，195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子燕，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盈，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惠庭与被告李兆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惠庭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芬，被告李兆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子燕、刘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惠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某1与李兆华于2016年1月7日签订的有关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号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李兆华承担。事实和理由：李惠庭与李某1于1948年结婚，双方均系初婚，婚后育有子女五人，李兆华系二人次子。夫妻二人均系铁路系统职工，×号房屋原系李某1单位北京铁路局的公房。2002年李惠庭与李某1共同购买，使用了夫妻各41年工龄，房屋登记在李某1名下。2007年开始，李某1患有帕金森、抑郁症等多种疾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2020年1月26日，李某1因病去世后，我去单位办理抚恤金和丧葬费问题，区派出所开具与妻子亲属关系证明时，得知房屋已经登记在李兆华名下，且其持产权证变更为户口登记簿上的户主。2020年6月1日，我委托律师去海淀区不动产登记单位查询得知，2016年1月7日，李某1与李兆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出售给李兆华，李兆华领取了产权证。档案中还记载李某1与李兆华在房管单位询问时均否认房屋为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合同约定成交价230万元，明显低于市场价值，房价应该在600万元以上，且李某1未收到对应房价。我认为，房屋是我与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1无权擅自对房屋进行处分。李兆华身为家庭成员，明知房屋系父母共有财产，却与李某1签订买卖合同，继而过户，绝非善意，该行为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李兆华辩称，我不同意李惠庭的诉讼请求。我与李某1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基于父母共同作出的赠与意思表示。李某1与我签订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李惠庭把房屋材料交给了李兆华，并表示不想去，因房屋登记在李某1一人名下，为了过户方便，所以李某1一人前往过户，且在询问是否为夫妻共有时回答否是为了过户方便。房屋办理手续时填写内容的效力，属于房管部门审查范围，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李惠庭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李兆华系二人之子。李某1于2020年1月26日死亡。位于海淀区北蜂窝路×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原登记在李某1名下，系李某1与李惠庭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1生前与李惠庭在×号房屋内分室而居，现×号房屋由李惠庭和保姆居住。2016年1月7日，李某1与李兆华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李兆华以总价款230万元购买×号房屋。李某1与李兆华在《不动产登记询问笔录》中关于“申请登记不动产或份额是否为夫妻共有？”均回答为“否”。李兆华于当日取得了×号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李兆华主张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其未向李某1支付对价。李惠庭主张李某1和李兆华构成恶意串通，明知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仍单方过户，且并未支付对价，合同应属无效。李惠庭主张李某1自2010年起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帕金森综合征、高血压等疾病，为此提交李某1住院病历，证明李某1于2015年12月住院期间精神一般、言语不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有的身体状态，房屋过户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李兆华对病历完整性不予认可，李某1不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且2015年12月病历记载“神清”，经治疗后病情好转，李某1具有作出赠与意思表示的行为能力。李兆华主张其与李某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是经过李惠庭同意的，为此提交以下证据：1、2015年5月9日李惠庭、李某1所立遗嘱，主要内容为：“关于房产，原来分房时规定我身边留一个，当时李兆华留下，住十多年，这两间房有兆华一间，2010年我住院期间都是兆华送饭，出院时他接我出院，从李某1有病，需要雇保姆，大家开会每人每月交300元后来每人每年交6000元，他一分不少全部交齐，我决定×号楼×房子给兆华”。落款处有李惠庭和李某1签名及手印。2、李惠庭于2015年12月书写文字材料一份，主要内容为：“李某12010年病后召开子女家庭会议，决定雇保姆，由子女拿钱，五年来只有两个人如数交款，李某2、李某3、李某4从2013年未交保姆费，节日放假期间也不来看望，现在住院期间只有李某5、李兆华两人照看、送饭、陪同看病，所以我决定×号楼×房产给李兆华所有”。落款处有李惠庭和李某1签名及手印。经询，李兆华表示上述遗嘱及文字材料全文均系李惠庭书写，李惠庭将上述两份材料交给李兆华，上面李某1签名应该是其本人所签。3.李惠庭与李兆华于2015年12月和2018年5月27日的对话录音三份，证明李惠庭要求李兆华将×号房屋过户至李兆华名下，且明确表示有遗嘱、有文字材料，说明李惠庭对赠与房屋一事知情且同意。李惠庭对上述遗嘱和文字说明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遗嘱系在李兆华的吵闹折腾下无奈所写，由李兆华口述遗嘱内容，李惠庭执笔书写，遗嘱中所述交付赡养费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其他子女也交付了赡养费，但李兆华不让写；文字说明与遗嘱的书写过程一致，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说明中虽然有李兆华让写的“我决定×号楼×房产给李兆华所有”的文字，但并未说明是在有生之年给还是在其去世后给，更没有赠与的表示。李惠庭对录音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因李兆华未提交录音的原始载体，李惠庭称几年前与李兆华喝酒时，李兆华曾趁其喝多有过录音的举动，但该录音与李兆华庭审时提交的证据并非一码事，且不记得说过录音中的话。在举证期届满后，李惠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李惠庭于2012年1月至2014年初所写的记账材料；2、李某3转账凭证；上述证据证明李惠庭夫妇安排子女交纳赡养费的时间是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李某2、李某4、李某3都已按时超额交付，李某3在2014年1月至3月期间还自愿给母亲转账1500元，以此证明李兆华提交的遗嘱和说明中内容与事实不符，书写遗嘱和说明均不是李惠庭和李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李兆华对上述证据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确认合同无效无关，且系在庭审之后提交，不应作为审判依据。本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需确认效力的合同成立在民法典施行前，适用当时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李惠庭主张李某1与李兆华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存在恶意串通，在李惠庭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屋过户至李兆华名下，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据此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李某1与李兆华之间是否存在向李惠庭隐瞒签订买卖合同并转移房屋，以损害李惠庭权益的主观故意，对此李惠庭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惠庭虽未亲自前往办理×号房屋的过户手续，但结合其手写的遗嘱和文字说明可以证明李惠庭和李某1在2015年5月共同作出处分房屋，即将×号房屋无偿赠与李兆华的意思表示，李某1亦依据其与李惠庭的共同意思表示与李兆华于2016年1月签订了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过户手续。现李惠庭称遗嘱系受李兆华胁迫所写，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就此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李某1和李兆华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时所填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及效力问题，属于房屋交易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范围，该事实不能证明二人存在对李惠庭隐瞒的故意，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本院对李惠庭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惠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惠庭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文慧人民陪审员  史金凤人民陪审员  石亚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高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