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4民终1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起龙，男，汉族，现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建玲、陈瑞，山西宏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勤，女，汉族，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晓韵，山西君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潞城区潞华街道办事处山底村村民委员会，住长治市潞城区潞华街道办事处山底村。法定代表人：张永，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杰，山西化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起龙、上诉人刘爱勤因与被上诉人长治市潞城区潞华街道办事处山底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山底村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6民初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互联网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起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建玲、陈瑞，上诉人刘爱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晓韵，被上诉人山底村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起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应返还被上诉人30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的30000元有合法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不应当予以返还。2003年3月26日上诉人王起龙与山底村委签订《山底村苗木花卉基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山底村委在原砖厂土地上提供土地22亩供上诉人使用,上诉人在土地上种植树木、花卉、草坪等,承包期限为十五年。承包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便开始在这片废弃的荒地上开垦土地种植桃树幼苗,在上诉人辛勤管护下桃林长势喜人,每年硕果累累,收入颇丰。2018年3月26日合同到期后双方又续签承包合同一年。2013年左右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山底村委商定在上诉人该承包地上审批宅基地,被上诉人占用上诉人已经挂果的桃林土地必然给上诉人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被上诉人自愿支付上诉人30000元桃树补偿款,上诉人收款后将桃树砍伐,之后原审被告山底村委、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承包的桃林内共同划线确定宅基地范围,被上诉人施工建房期间因村民阻拦停工。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本案中,上诉人与村委签订《山底村苗木花卉基地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因被上诉人占用上诉人承包桃林建房,导致地块上成片挂果桃树全部砍伐,给上诉人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自愿补偿上诉人损失30000元,此款是上诉人承包地成片挂果桃树的补偿款,上诉人收到补偿款后也按照被上诉人与村委要求砍伐了划定地块上所有桃树,被上诉人无法施工建房是因山底村民阻拦,并非因上诉人未砍伐桃树所致,上诉人已腾让了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取得相应补偿利益的权利,上诉人收取该款项有合法依据,不是不当得利,不应返还被上诉人30000元。二、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从上诉人2013年左右收款到被上诉人2020年起诉至今已有七年之久,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被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的情形,被上诉人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9条规定,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明显不公正,为此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应返还被上诉人30000元。刘爱勤辩称，一审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山底村委述称，王起龙收取赵金梅等人费用是个人行为，村委不知情，与村委无关。刘爱勤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406民初955号判决中第二项判决内容;2、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被上诉人长治市潞城区潞华街道办事处山底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山底村委)收取上诉人的费用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系新农村建设统筹费,一部分为新农村建设设施费,另有5000元未入账。其中,新农村建设统筹费实为落户费,是按人头收取,该款在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上也很明确的标明为2人10000元;新农村建设设施费实为宅基地批地款,200平米共计14000元。该24000元实为两项费用,并不是一审法院判决中认定的全为“落户费”。二、被上诉人未按照约定为上诉人批建宅基地,因此,批地款14000元应当退还上诉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落户,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申请宅基地,且上诉人也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向其交纳了相关费用。除此之外,为了宅基地能尽快申请下来,还额外向原审被告王起龙支付了三万元。但至今为止,被上诉人仍未能给上诉人批建宅基地。因此,被上诉人未能履行其义务,该项费用应当退还上诉人。三、长治市潞城区农经中心出具的潞城农经函(2020)4号答复函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依据该函作出的判决系错误判决。该农经函中称“该款项没有相关法律禁止收取,由于各级地理区地位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村民享受福利不同,缴纳该类款项时没有明确的收费标准,一般为村级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但根据规定,农经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做好农村经济调查、统计、分析,掌握全县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强化农村集体资产及财务管理、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等。因此,农经中心只是一个对农村经济资产及账务的管理单位,而不是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其对于是否能够收取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应该收取的费用没有决定权。且对于一个国家公权力机关来说,应当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可农经中心不但不制止村委乱收费的现象,还借助回函的形式赋予村委以各种名义胡乱收费的权力,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该回函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此函作出的判决系错误判决。四、被上诉人收取落户费不合法也不合理。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领取户口簿和迁移证应当缴纳工本费。由此看出法律只规定迁移户口仅可收取工本费,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村集体是否可以收取相关费用。2、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管理本村的所有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本案中,被上诉人收取“落户费”涉及到本村所有村民的利益,其应当提供相关的法律规定及政策支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制定相关的收费标准形成村民公约,并在收取费用后公布该费用的用途及开支情况。并不是说法律没有禁止村委干部就可以私自收取。因此,被上诉人收取“落户费”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规定,私自收取“落户费”不合理。山底村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起龙述称，村委收取的费用与我无关。刘爱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确认第一被告向原告返还29000元；二、请求确认第二被告向原告返还30000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原告为在被告山底村申请宅基地，向被告山底村委交纳新农村建设统筹款10000元，新农村建设设施费14000元，共计24000元，由村委为其出具潞城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一支。2013年9月30日该款计入山底村委的往来账。原告及张刘鑫二人现已落户至山底村003号，并已领取山底村2015年、2016年村民福利。另查明，2003年3月26日被告王起龙同被告山底村委签订《山底村苗木花卉基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王起龙在被告山底村委承包该村原砖厂复垦土地20亩用于种植桃林，承包期为十五年。2018年3月26日二被告续签承包合同一年，2019年3月25日承包合同到期。在被告承包期内，被告山底村委曾为该村村民批建宅基地占用部分被告王起龙承包地，现该承包地已被被告山底村委收回。2014年原告向被告王起龙支付30000元。2014年国庆前后，被告山底村委同被告王起龙为原告、另案原告（付爱艳、张刘鑫、赵金梅、王丽红、冯耀耀）六人在王起龙承包的桃林内划线确定宅基地范围，后因村民阻拦，原告未能施工建房，现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起算。本案原告抗辩未超过诉讼时效，其与另案原告付爱艳、张刘鑫、冯耀耀、王丽红、赵金梅六人多次找被告山底村委、潞城区潞华办事处、相关上访部门反映情况。原告所交款项用于审批宅基地，关系切身利益，其主张不间断行使权利符合常理。故不能认定原告主张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二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山底村委收取钱款是多少？是否应当返还？根据被告山底村委提供的长治市潞城区农经中心潞城农经函（2020）4号“关于村级是否可以收取新迁入人员“落户费”“社会管理服务费”“新农村建设统筹费”问题的答复”，本案原告向被告山底村委交纳“新农村建设设施费”、“新农村建设统筹款”24000元系村委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新迁入人员”收取的相关费用，本案原告已落户至被告山底村委，同时和其他村民一起享受被告山底村委提供的村民福利待遇，原告要求村委返还其所交纳的钱款，不予支持。原告刘爱勤抗辩，其除领取米、油、肉后对其他福利待遇并未享受，被告山底村委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的福利待遇由村委自行决定，对原告刘爱勤的辩解不予采纳。原告主张其向村委交纳的钱款系29000元，对超出村委往来账部分无足够证据支持，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不予保障。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被告王起龙收取的30000元是否应当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被告王起龙没有向原告出售宅基地的权力，被告虽主张原告支付的3万元系其承包经营期间桃树的砍伐及油桃的经济利益，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被告王起龙同被告山底村委签订《山底村苗木花卉基地承包合同》，合同的相对人应为被告山底村委，被告山底村委在被告王起龙承包期内占用其承包地为村民批建宅基地，被告王起龙可向被告山底村委主张权利。故被告王起龙收取的3万元没有合法的依据，应当予以返还给原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起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3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爱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5元，由原告承担627元，由被告王起龙承担648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关于王起龙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案中所涉及的批建宅基地事项，关乎村民的切身利益，刘爱勤等人也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王起龙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遭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纠纷中，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当事人不仅应当证明对方获得利益并使自己遭受损失，还应当证明对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关于王起龙收取的30000元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该30000元系王起龙、刘爱勤等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刘爱勤等人支付该30000元的目的是为了占用王起龙承包期内桃林地用于宅基地建房，虽然王起龙收取该30000元后不再经营案涉的桃林地，但王起龙应当知晓自己不是批建宅基地的主体，在未明确刘爱勤等人是否取得相关用地手续的情况下，允许刘爱勤等人将案涉土地用做宅基地并接受“补偿”显然不当，考虑到本案因刘爱勤等人的非法占地建房而起，王起龙的承包利益也确实受到了损害，王起龙、刘爱勤作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应当就各自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及所受损失，酌情认定由王起龙退还刘爱勤等人15000元为宜。刘爱勤主张山地村委收取其29000元，应当由山底村委进行返还，因刘爱勤主张的该29000元中仅有24000元计入村委往来账目，刘爱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缴费数额为29000元，故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山底村委收取刘爱勤24000元并无不当。关于山底村委收取的24000元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结合长治市潞城区农经中心潞城农经函（2020）4号的答复内容，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对新加入本经济组织的成员收取的相关费用，并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现刘爱勤已落户至山底村委并领取了相关福利待遇，刘爱勤主张应由村委返还该款项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起龙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刘爱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6民初9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6民初9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王起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30000元”为：王起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爱勤15000元。如不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75元，由刘爱勤承担951元、王起龙承担3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0元，由刘爱勤承担675元，由王起龙承担2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志芳审判员 张建兵审判员 闫明先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赵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