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392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文，男，1962年2月14日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声，荔波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韦柳英，女，1976年10月15日生，水族，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韦兴景，男，1976年8月25日生，水族，住贵州省三都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李进，贵州本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文因与被上诉人韦柳英、韦兴景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三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2732民初800号民事判决。李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8）黔27民终1564号民事判决。李文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民申242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黔27民再49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黔27民终1564号民事判决和一审法院（2017）黔2732民初800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作出（2020）黔2732民初1227号民事判决，李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文及其委托代理人杨长声，被上诉人韦兴景及其与韦柳英的委托代理人周李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打款凭证以证实上诉人出具的收到被上诉人227800元承包费的事实，打款证据均是复印件，也不是双方签订协议后被上诉人交纳的所谓承包费的支付依据，而是2014年以前上诉双方签订的《采石场转让协议》之前的票据；2、被上诉人一直都向法庭陈述：在与上诉人签订《马安山坡采石场开采证承包及采矿证法人变更协议》（以下简称《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后，被上诉人打款给了上诉人去办理采石场的延期手续，上诉人拿该款挪用去购买房屋。被上诉人强调自己陆续打款给上诉人办证，却没能向法庭提交任何一份合法的证据证实打款给上诉人办证的证据。一审把所谓的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227800元的承包费事由换成为：“双方此前曾经联合开采过采石场，产生经济往来和结算是必然的，李文在收条中的注明其实就是双方对之前资金往来的清算结果。因此，本院认定被告李文已收到原告韦柳英227800元承包款”。被上诉人都不敢说的事却被一审法院想当然的拿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2013年5月11日以前，上诉人在没有与案外人岑建朋签订马安坡采石场转让协议前，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岑建朋三人是有过合作，但因开采证要到期，几方约定，在2013年5月23日期限前，必须明确表态，否则视为无条件放弃；正因被上诉人没有明确表态，岑建朋拥有了该采石场的权属，才与上诉人签订了采石场转让协议。这个协议的存在，可以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以前的债权债务都已清算完结了，正因如此，才有了岑建朋起诉上诉人拖欠转让费的案件。被上诉人在提出与上诉人的合同纠纷诉讼时，也以2013年3月2日上诉人出具的一份欠款69000元欠条为由提出诉讼，要求与本案合并审理，因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之后提出撤诉，一审法院作出了（2017）黔2732民初80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同意撤诉。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之前的合作是已清算结束了，没有其它的任何还可清算的债权、债务。更何况227800元也不是小数目，如果有清算，那么小数目不算，也应该有具体的几笔大数目体现，可是本案中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可以合理构成这227800元的清算结果。被上诉人没有提过“收条”是对过去与上诉人合作开办采石场的产生经济往来的结算。二、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是一个无效协议，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明显割裂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也是造成认定事实错误的主要原因。《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和《采石场转让协议》这两个协议内容实质上都是马安山坡采石场的转让协议；上诉双方在2014年8月22日签订《采石场转让协议》时，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为38万元，支付方式为：本协议生效后一个内支付18万元，在达到生产条件后一年内支付20万元；在签订该协议的一年中，被上诉人没有支付过转让费，也没有与上诉人进行过任何的结算，纯粹是被上诉人无力支付转让费，在这种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才有了2015年8月21日双方签订的《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该协议名为承包，实际也是转让马安山坡采石场，承包费变为了55.78万元。转让是权属变更，承包只是使用权的变更，在通常情况下，转让费是比承包费价格要贵多，证明上诉人抗辩的之所以写收条收到被上诉人227800是为了帮被上诉人办小微企业，以便于让被上诉人贷款来经营签约的马安山坡采石场。一审法院只看《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和收条，没有与《采石场转让协议》关联，也未想过其内容是不真实的，认定错误。三、关于是哪方违约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在与被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和承包合同前，上诉人都已办好相关的审批手续所需的材料，并交给了被上诉人，只要被上诉人到国土资源局出钱交纳相关的费用，就可办理开采证的延期和变更手续，但被上诉人却没有资金交纳，这是造成违约的全部责任；办理开采证需要交纳：矿产资源费15万元、安全保证金15万元、开采设计费10万元，还不包括其它的费用，如安全设计费10万元、环保设计费10万元就达50至60万之多，被上诉人至始都没能凑够这些费用，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办证是上诉人的法定义务，没有办结就不应收取转让费，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对于该事实的责任问题，省高院在裁定再审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有明确的指导意见。四、关于上诉人的经济损失问题，上诉人在一审提出反诉时是以上诉人从案外人岑建朋转让马安山坡采石场价款为依据提出反诉的，这个有与岑建朋签订的《转让协议》和三都县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佐证，具体数额为211888元。反诉时笔误为21.888万元。 被上诉人韦柳英、韦兴景辩称：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一审法院编造事实的理由，上诉人有相应的收条等予以佐证。原审法院认定协议有效是正确的，协议对双方有约束力，违约后解除协议是正确的。上诉人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协议约定的义务，未办理延期手续，被上诉人无法履行合同。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驳回是符合法律的规定的。综上，请求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决。 原告韦柳英、韦兴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反诉原告）偿还承包费22.78万元，并支付占用资金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5.6976万元，并赔偿违约金6.834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文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决原告赔偿被告经济损失21.888万元。 一审审理查明，原告韦柳英、韦兴景系夫妻关系。2010年11月18日，李文与韦兴景签订联合办石场开采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双方出资联合开采马鞍山石场，韦兴景出资55000元办理开采证，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机械设备，利润平分。2014年8月22日，李文与韦柳英签订《采石场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李文将马鞍山石场（采矿许可证号：Ｃ5227322010127130092882）转让给韦柳英，转让价格为38万元。2015年8月21日，李文与韦柳英签订《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协议约定：李文将其向案外人岑建朋转让得来的位于三都县的马安山坡采石场的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号：Ｃ5227322010127130092882）、场地及部分设备承包给原告经营，期限为至该石场矿石枯竭为止；承包费为55.78万元，扣除之前乙方已支付的22.78万元，剩余的承包费33万元乙方分三期支付，即采石场开采证变更生效满一年后支付10万元、满一年半后支付10万元、满二年后支付13万元，二年后乙方未付清承包费的甲方有权收回采石场；在此之前签订的所有协议视为无效；如一方违约，应向守约方支付该石场市场价两倍的违约金；甲方协助乙方办理采石场开采证及法人更名手续，更名后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并且视为协议生效，甲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转承包；乙方在付清承包费前不得将石场转包给第三人；甲方承诺所有承包的机械安装后能够正常运转，否则乙方有权扣除机械费用10万元等内容。同日，被告李文向原告韦柳英出具了内容为：“现收到韦柳英采石场承包费22.78万元，此款包括抵扣相关办证费用及机器损失费。之前所有收条、欠条全部作废，该款实际收到捌万元作为办证费，其余也开始办证所用款和欠条6万玖仟元整。”的书面收条。三都县恒丰乡板力打绕马安坡石场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号：Ｃ5227322010127130092882）2013年12月23日到期后至2015年底未办理延期手续。协议签订后因被告未履行采石场开采证及法人更名手续，原告遂要求被告退还承包费并赔偿损失。 另外，马安山石场有岑建朋的一个采石点和李文与韦兴景的另一个采石点组成，共用一个采矿权证。2013年5月11日，案外人岑建朋与李文签订石场转让协议，约定岑建朋将马安坡采石场转让给李文，转让价格21.1888万元；李文委托岑建朋担任李文所办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所注册的50万元资金由李文提供。因李文尚欠岑建朋转让款6万元未付，岑建朋为此于2017年7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7年8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黔2732民初7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文支付岑建朋石场转让款6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2010年12月27日，岑建朋、李文作为甲方，韦兴景、潘克昌作为乙方还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共同出资创办一个石材加工厂。 一审法院（2017）黔2732民初800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原告申请执行后，该案已执行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协议的效力如何；2、原告是否已向被告支付22.78万元承包费；3、被告是否存在经济损失。 对于承包协议的效力问题，因石场转让涉及行政审批问题，因此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是对转让协议的实际变更，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协议有效。对于原告是否已向被告支付22.78万元承包费问题。在承包协议中，第三条第（三）项已明确扣除韦柳英之前已支付的承包费22.78万元，同日，李文向韦柳英出具的22.78万元收条已注明该笔资金是由以前的多笔资金组成，之前的所有欠条作废。承包协议与收条能够充分印证被告李文收到该笔款项的事实。双方此前曾经联合开采过石场，产生经济往来和结算是必然的，李文在收条中的注明其实就是双方对之前资金往来的清算结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李文已收到原告韦柳英22.78万元承包款。李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多年一直从事石场的经营，是生意场中之人，22.78万元并非小数目，其不可能不知道在承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收到该笔钱和出具收条的后果。其关于在承包协议中之所以明确韦柳英已支付22.78万元是为了配合韦柳英办小微企业所为，其实没有收到该笔款项的辩解未免牵强附会，明显违背常理，不予采纳。被告李文自己提交的向矿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延期手续和三都县国土资源局的情况说明表明，该采矿权证于2013年12月23日已到期，但该矿权至2015年底前未办理延期手续，且该矿业权现已注销。被告李文作为马安坡石场的权利人，办理采矿权延期手续是其法定职责，在该石场采矿权证未取得延期手续的情况下将该石场承包给原告韦柳英显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韦柳英无法对石场进行开采，原告基于不能开采的原因要求解除承包合同符合本案的实际，予以准许。李文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应当将原告已支付的22.78万元承包费退还给原告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和被告返还承包费22.78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本案事实，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5.6976万元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双方已在承包协议中约定违约金为石场市价的两倍，现原告要求被告按已支付的承包费30%计算违约金即6.834万元，没有超出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其共同对家庭债权主张权利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对被告李文的反诉问题，如上所述，被告李文作为马安坡石场的权利人，办理采矿权延期手续是其法定义务，双方在承包协议时已明确约定更名后所产生的费用才由原告承担和作为协议生效的条件。被告以在办理采矿权延期手续过程中原告未支付费用才导致在资源整合时不能办理延期手续的理由显然与其法定义务不符，也无合同依据。马安坡石场不能开采的原因是没有取得采矿权的延期手续，属于被告自身的原因，其投资损失与否应由其自行承担，且被告并没有提出21.888万元损失的具体项目和依据。综上所述，被告要求原告承担21.888万元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双方在承包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双方之前签订的所有协议无效，双方之前的相关权利义务已自行终止。李文与岑建朋之间的石场转让协议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不存在部分处分原告权益问题。李文提交的2010年12月27日岑建朋、李文、韦兴景、潘克昌签订的是共同出资创办一个石材加工厂而非本案所指的马安坡石场，协议履行与否与本案没有关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2015年8月21日原告韦柳英与被告李文签订的《马安山坡采石场开采证承包及采矿证法人变更协议》；二、被告李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韦柳英、韦兴景偿还承包费227800元、支付违约金68340元，共计296148元；三、驳回原告韦柳英、韦兴景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李文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6596元、诉讼保全费2020元，共计8616元，原告韦柳英、韦兴景承担2570元，被告李文承担6046元，与前述款项一并支付。反诉案件受理费4583元由被告李文承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是否有效；2、李文是否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承包费22.78万元；3、违约责任的认定。 关于焦点1，上诉人李文主张《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无效，理由是2014年8月22日签订的《采石场转让协议》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才签订了2015年8月21日的《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为了协助被上诉人能够从银行获得小微企业贷款，才签订了《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被上诉人否认签订该协议是为了获得银行贷款，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其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2，《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中第三条第（三）项中约定“扣除韦柳英之前已支付的承包费22.78万元”，该约定的文字表述为“扣除”，说明该笔22.78万元的款项在签订协议时已被抵扣，而非待付款；另外，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李文与被上诉人从2010年开始合作办厂，在《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签订以前已有经济往来，《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签订的当日，双方就此前经济往来产生的债权债务经结算后，李文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条》认可收到承包费22.78万元是李文的真实意思表示，《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与《收条》能够相互印证李文已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承包费22.78万元的事实。李文主张未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承包费22.78万元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3，违约责任应当如何认定？第一，案涉《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是案涉采矿权证未按期办理延期手续，而导致采矿权证过期失效，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案涉采矿权证有效期为三年，自2010年12月至2013年11月，2015年8月21日双方在签订《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时，已明知案涉采矿权证已到期，需办理延期手续，对于如此重大的事项，双方在该协议中并未对办理延期手续的义务人及费用承担进行明确约定。第二，2013年5月11日李文从岑建朋处转让获得案涉采矿权，至2015年底三都县出台砂石土矿山规划整合方案前未办理延期手续，该采矿权证已被注销，李文作为案涉采矿权的权利人，理应履行申请办理采矿权证延期义务，因李文未办理延期手续，导致双方签订的《采石场承包变更协议》客观上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在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下，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履行报批义务或者转让人请求受让人履行协助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具备履行条件的除外。”、第八条“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转让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并由转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上诉人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承包费22.78万元，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本案应认定李文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李文提出因被上诉人未提供延期办证费用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一审判决李文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68340元并无不当。 关于李文的反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李文提出被上诉人应承担211888元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179元，由上诉人李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令志 审判员  林 玲 审判员  李永进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裴梧先 书记员詹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