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0006号原告：北京华网汇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西里18号6幢01室。法定代表人：黄永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晶晶，北京圣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贾淑静，女，198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乐，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华网汇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贾淑静（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晶晶以及被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工作中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32110元（根据原告和天津亿玛的和解协议，利息金额、律师费及仲裁费合计330274.99元，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公司副总应承担的责任不低于40%）；2、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已支付的离职补偿款304812元（根据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确认书的金额为304812元，因签署时尚未发现被告在工作中存在失职，原告在一年之内根据公司规章制度以及最高院关于劳动争议解释第3条，被告应退还原告向其支付的离职补偿款）；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制止侵权的合理支出律师费10000元（指本案律师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告与被告于2006年12月14日-2018年10月31日期间属于劳动关系。被告于2006年12月14日与原告签署《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06年12月14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其在原告处工作近12年，主要负责中华网网络销售，对中华网网络广告销售情况及网络广告销售行业情况有深入了解，原告对被告的工作一直颇为信任，并且给予其极大的发展空间。2018年9月，由于原告业务调整，与被告签署《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书》，支付其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04812元。二、原告于2019年8月21日发现，由于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工作中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2019年8月21日，原告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1826号裁决书，裁决：原告与天津亿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亿玛)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的《中华网网络广告合同》(以下简称613合同)于2018年12月7日解除，原告向天津亿玛退还广告费余额1826160.04元，支付利息18656.01元(以1826160.04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4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1月7日)，律师费30000元，仲裁费50649.06元。因案件涉及赔偿金额较大，经过调查核实，发现被告当时作为该项目负责人，主要由于其工作中存在故意及重大过失，而给原告造成上述重大损失。具体失责事实如下：1、2016年6月，被告作为公司副总经理(主管销售工作)期间，为完成销售任务冲业绩，要求原告与之前长期合作客户天津亿玛签订613合同(合同有效期是15天，合同标的额是人民币300万元)，该项目负责人是销售副总被告，经手人是销售人员李品卿，当时的审批流程签章同意人员包括销售管理部宁娜，销售副总被告，总经理周玥赟。2、根据被告于2016年与公司签署的《2016年销售副总目标责任书》，可知2016年上半年销售业绩完成情况被告予以明知，同时613合同签署前后，被告均为原告销售副总，613合同的签署及履行均属于其目标责任书中的一部分，而且其有责任对公司销售合同的签署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及履行情况承担第一责任。3、通过与同期天津亿玛签署的其他合同对比发现，613合同明显违背市场规律，尤其是按照中华网当时的投放体量及合作方案，在短短的15天内将300万元消耗完毕，严重违背事实和广告界的常识，明显是为了“凑数”编造的数据。4、被告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凭其个人的行业经验和工作常识，明知613合同的签署存在重大瑕疵，在合同尚未执行且处于审批过程中，要求其下属人员张佳鑫（销售管理部广告投放部）在合同审批单中注明“排期已确认，已经投放”。故被告营私舞弊意图明显，表面造成一种“整个合作过程中具体执行情况、回款情况、消耗情况按照公司规定执行人员和广告投放部门应该都有备案”的假象。5、该合同签署后，由于合同条款本身不合理，导致后期执行越来越困难，而被告作为项目负责人任其发展恶化，后期业务调整天津亿玛要求退款，未能及时制定可执行的替代方案，最终导致天津亿玛向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并有损公司形象。为此，原告不得不于2019年10月17日向被告发送了《法务函》，告知被告由于其工作中严重失职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要求其向原告予以解释，但被告签收后，至今未予回应。三、根据原告公司规章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被告应针对其为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予以据实赔偿，并退回原告已向其支付的离职补偿金。1、根据原告《离职管理规定》，员工离职12个月内，经发现有亏空、舞弊或业务上不法事情，除应负担赔偿责任外，情节严重者，将追究法律责任。《员工手册》规定，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公司利益造×××元(含本数)以上损害的，给予开除(立即辞退)处分，公司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公司《劳动合同》约定，员工行为给公司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应据实赔偿。2、根据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和原告与天津亿玛签署的《和解协议》约定，原告应支付利息金额249625.93元(以广告费余额1826160.04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4日至2019年9月16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律师费30000元，仲裁费50649.06元，前述费用合计330274.99元，该笔费用即为原告额外损失，故以此作为赔偿基数。由于被告作为当时主管公司副总，其应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比例不得低于40%。暂按40%计，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32109.996元。3、由于被告离职时，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向其支付离职补偿款人民币304812元，故要求被告予以全部退回。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工作中的营私舞弊、严重失职，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被告不存在失职舞弊的行为，原告所述涉及仲裁的该份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是被告管辖的营销部门销售人员李品卿负责签订的，但后期执行因2016年9月8日调整了被告的权限，不负责这方面的业务了。涉案合同与之前签订的合同区别在于合同模板不一样，因为5月的时候法务提供了合同的新模板，根据法务和财务的要求用新模板签订的，且增加了手机端资源。不同意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该项诉请需要经过仲裁，且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提交的规章制度是2016年10月制定的，没有提供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证据且没有进行公示，不能作为依据。不同意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均认可原、被告于2006年12月14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31日，双方签订《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确认书》，约定双方劳动关系于当日解除，原告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304812元。被告认可已收到该笔款项。2016年6月13日，原告（甲方，联系人李品卿）与天津亿玛（乙方）签订涉案合同，约定：天津亿玛委托原告在中华网发布网络广告，投放位置：pc端、wap站、中华军事APP；投放时间：2016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30日，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前，支付金额为300万元，“如cpc成本未达到合同约定0.6元，双方按照实际执行情况结算。”“与本合同有关的或因本合同所引起的任何纠纷，应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将此等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其即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并对双方有约束力，除非仲裁员另行裁定，否则仲裁的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此后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天津亿玛将原告诉至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年8月19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做出（2019）京仲裁字第1826号《裁决书》，裁决原告向天津亿玛退还广告费余额1826160.04元，支付利息186556.01元(以1826160.04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4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1月7日)，律师费30000元，仲裁费50649.06元。其中“仲裁庭意见”部分载明：“……综上事实，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就613合同的履行、尤其是300万元费用的消耗问题进行较长时间磋商，被申请人从未主张该合同履行完毕以及300万元为一次性事后付款。仲裁庭认为，613合同于2016年6月15日至30日履行期限届满之后，双方在2018年之后的磋商行为构成了对合同的变更，可以证明该合同并未履行完毕。……其次，被申请人在提交的证据1（《中华网广告投入统计报告》）中提出，2016年6月15日至30日投放广告总点击量为4190063，每点击成本cpc为0.7元，经过‘期末抹零’，实际花费为300万元。但被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1系自身制作的统计数字，且申请人不认可其真实性，仲裁庭难以采信。……此外，申请人提交的证据14可以证明被申请人授权申请人在‘中华网’投放广告，《授权书》中明确载明授权期限为‘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此外，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5和16可以反映出其在中华网的广告投放情况，就此可以证明，300万元广告费并非于2016年6月30日全部消耗完毕。……”2019年9月24日，原告（甲方）与天津亿玛（乙方）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原告分别于2019年9月30日前、10月31日前、11月29日前和12月31日前向天津亿玛各支付40万元，于2020年1月31日前向天津亿玛支付30万元，于2020年2月29日前向天津亿玛支付256435.03元。就上述金额的实际支付情况，原告未举证。就被告的失职，原告提交涉案合同“广告位投放申请单”，其中显示涉案合同销售人员为李品卿，“主管审批意见”和“部门负责人审批意见”两栏均为空白，原告称因为李品卿就是负责人；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李品卿只是销售人员，不是负责人。“业务支持部审批意见”显示为“新合同走流程未付款，烦请领导审批，谢谢！”“销售副总审批意见”和“总经理审批意见”均显示为“同意”。原告称其中“销售副总审批意见”为被告审批；被告对此予以认可。原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的《法务函》一份，其中载明要求被告承担天津亿玛案件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32110元、退还已支付的离职补偿款304812元。邮件查询结果显示寄出时间为2019年10月17日，签收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吉祥花园4号楼3单元604，签收时间为2019年10月18日，结果为“他人代收”。被告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称早已不在该地址居住，没有收到过该函件。查，2019年12月12日，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1、赔偿原告因工作中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32109.996元；2、退还原告已支付的离职补偿款304812元；3、赔偿原告制止侵权的合理支出律师费10000元。同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20）第037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本院认为，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但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一方面从合同订立时流程看，被告既非审批程序的发起人也非最终决定人，其仅为流程中间一环，本院难以认定被告个人对于涉案合同的签订有最终决定权；另一方面从合同履行情况看，原告在仲裁中自认涉案合同于2016年6月15日至30日已实际花费300万元，若原告认为未花费完毕，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存在重大瑕疵，则为何又在此后的两年余2018年10月31日同意与被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了经济补偿，原告亦未作出合理解释。现仅因在被告离职后，涉案合同案件败诉，原告即向被告主张损失赔偿，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因送达等程序性事项超过审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简单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华网汇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北京华网汇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张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