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33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进杰，男，197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建伟，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帅，女，1986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涛，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追加被告）：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莱阳市。 法定代表人：曹务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国丰华，山东海利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山东海利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进杰与被上诉人周帅、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霖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6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进杰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驳回周帅的起诉或改判由瀚霖公司承担清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周帅、瀚霖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诉讼时效为二年，自2010年1月1日起算，无论是名义出借人周帅还是实际出借人张正超都没有在诉讼时效范围内主张权利，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认定时效未过是错误的。案涉1000万元的出借人为周帅，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09年12月29日，诉讼时效为两年。一审法院认为周帅作为名义出借人有权主张权利，那么周帅主张权利的时间也应从2010年1月1日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起算两年，在此期间内周帅并没有以任何途径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早已经过。一审法院认为周帅2016年的起诉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认定事实明显错误。（2016）最高法民终255号民事裁定书，第16页张正超已经陈述其一审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中并不包含涉案的1000万元，这证明作为实际出借人的张正超也从未在诉讼时效内主张过权利，本案的诉讼时效早已经过。因此，周帅在2016年诉讼时效已过之后起诉刘进杰，因本案并未实际开庭，刘进杰也未发表答辩意见，周帅在立案之后随即撤诉的行为，并不构成《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之情形，不会导致已过的诉讼时效重新起算。一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周帅的起诉。二、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刘进杰是瀚林公司的代理人，二者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瀚林公司也自认借款由其所借，二者系隐名代理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代理采取口头形式，只是鼓励采取书面形式。因此，瀚林公司通过口头形式委托刘进杰并无不当。一审庭审过程中，瀚林公司自认其为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情况说明》的内容属实，一审法院也认定刘进杰系瀚林公司指定的代表人，因此，刘进杰与瀚林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成立，代理行为的后果应归于瀚林公司。本案债务应当由瀚林公司承担。三、周帅对刘进杰与瀚林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明知且认可，根据《合同法》402条，《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周帅与瀚林公司。但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仍判决刘进杰承担责任，判决明显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案外人张正超与瀚林公司之间有大量的民间借贷往来，累计数额多达数亿，因此，瀚林公司委托刘进杰向其借款时，张正超对实际借款人是明知的。况且刘进杰与周帅并不相识，若非代理瀚林公司与张正超要求，刘进杰也不会与陌生人签订《借款合同》。瀚林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也自认其是实际借款人，刘进杰与瀚林公司之间虽没有签订委托合同或提供相关的代理手续，双方的行为实际上构成隐名代理关系，《情况说明》也对此予以确认。张正超在江西高院起诉时，明确提出涉案借款相对方系瀚林公司，因此该隐名代理早已为周帅明知，《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周帅与瀚林公司，与刘进杰无关。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刘进杰系代理人，而代理行为的后果是归于被代理人的，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仍判决由刘进杰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 周帅辩称，1、周帅的诉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借款发生后，由于约定还款期限很短，周帅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曾多次向刘进杰索要借款。又因曹务波及翰林公司在本案借款产生之前，就已经拖欠周帅大量借款。刘进杰便以曹务波为本案实际借款人为由予以推脱。这期间曹务波也曾就其它借款陆续向周帅还款，刘进杰便谎称曹务波及翰林公司所还款项包括本案借款。后我方提起民事诉讼，向曹务波及翰林公司索要借款，但在诉讼过程中，曹务波及翰林公司均否认本案借款，均对“周帅与刘进杰签订的《借款合同》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据此，最高法院以“该笔借款与本案无关”为由，没有对本案借款予以认定。因此，结合上述事实，依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即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最高法院的判决生效之日起予以计算。另外，再结合刘进杰出具的公证书第二段中，刘进杰所称曹务波及翰林公司的“第一笔还款时间为2010年7月14日”，刘进杰的该表述恰恰可以证实周帅在2010年7月14日之前，也就是本案还款期限届满后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便向刘进杰主张过权利，刘进杰是以曹务波及翰林公司于2010年7月14日陆续开始还款为由对本案借款予以推脱。因此，那一时间段内，由于受刘进杰的误导，周帅并不知道权利被侵害。刘进杰所称案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说法也是毫无道理的。2、一审中刘进杰要求追加曹务波及翰林公司为被告，是毫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的缠讼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255号民事案件中，曹务波及翰林公司均明确否认周帅与刘进杰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最高法院也因此认定周帅与刘进杰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与曹务波和翰林公司无关，并在（2016）最高法民终255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此事实予以了确认。在本案一审中，法官直接引用最高法院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而刘进杰却申请追加曹务波及翰林公司为本案被告，试图证实本案借款系曹务波及翰林公司所借，其申请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增加诉累。3、本案借款合同的双方为周帅和刘进杰，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应认定刘进杰为债务人，其应承担还款责任。刘进杰作为某银行行长，其应精通借贷实务，并深知《借款合同》、《借据》意味着什么。本案中，刘进杰与周帅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办理了相应的借款手续，依据合同的相对性，认定刘进杰为本案债务人是完全合法、合情、合理的。至于刘进杰与曹务波及翰林公司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均与本案无关，刘进杰可以另案主张其权利。 瀚林公司辩称：1、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借款是2009年，借款期限一个月，诉讼时效内周帅没有向任何一方主张权利，可以推定该笔款项已经还清，如果没有还清也已经过了时效。2、周帅并非实际出借人，款项是通过青岛积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汇出，一审法院没有将该贸易公司作为当事人或第三人参加庭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3、张正超属于职业放贷人，其要求支付利息是非法的。4、该笔款项在刘进杰的见证下已经还清，张正超与瀚霖生物及曹务波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周帅将其中一部分拿出诉讼，割裂了借贷的整体性，不利于法院查明事实。双方应综合对账，请求驳回周帅的诉讼请求。 周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进杰偿还周帅借款本金1000万元；2.判令刘进杰向周帅支付逾期偿还前项借款利息，年利率按24%计算，直至刘进杰还清本息之日起；3.本案诉讼费及周帅为催还借款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刘进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29日，周帅（甲方）与刘进杰（乙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载明，周帅借给刘进杰1000万元，借款利率按日千分之二计算，利随本清，借款期限自2009年12月29日至2009年12月31日止，乙方应按约归还借款，如逾期归还借款，乙方应按未归还金额的日千分之十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地点：青岛市。同日，积水公司向烟台敏静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敏静公司）转账1000万元，刘进杰出具借款借据，借据载明，借款人刘进杰实收出贷人周帅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9年12月29日至2009年12月31日。张正超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瀚霖公司、曹务波等六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4）赣民一初字第5号案件（以下简称5号案件）]中，张正超诉称，2009年6月至2010年5月期间，瀚霖公司多次向张正超借款，截止至2010年6月22日，瀚霖公司与张正超签订了《借款合同》并重新宽限了还款期限，且在2010年10月15日签订了《还款协议》。瀚霖公司认为，其已经偿清借款。2015年5月29日，刘进杰为5号案件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经烟台市芝罘公证处公证的情况说明一份，情况说明载明，本人刘进杰和瀚霖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务波是朋友关系，2009年12月，曹务波找到本人，请求帮其向张正超、周帅等人借款。经曹务波联系，本人分别于2009年12月29日、12月30日与周帅、张正超办理了1000万元和2400万的借款手续（因曹务波在外地）。与此同时，周帅于2009年12月29日将出借款1000万元，按本人和曹务波的指示打入敏静公司账户……。之后，张正超等借款人要求本人帮助其协助回收借款，曹务波自2010年7月14日起以自己及其关联公司或关联公司工作人员的名义分18笔归还了上述借款的本息4745万元，分别为……。在5号案件中，张正超主张，以刘进杰名义向张正超朋友周帅的1000万元借款、其他以刘进杰名义的借款，瀚霖公司在5号案件中所提的还款中有部分是归还张正超及周帅的欠款本金和利息，且已履行完毕，与其诉请的12948.8万元无关。瀚霖公司辩称，付款人为积水公司、收款人为敏静公司的1000万元，刘进杰与周帅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借条》与瀚霖公司等无关，真实性不能确认，因收款人都不是瀚霖公司，与5号案件没有关联性，对刘进杰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涉及刘进杰与张正超及周帅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借条》，并非5号案件借贷双方主体订立，与5号案件无直接关联性，刘进杰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其未出庭接受质证，且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其说明的真实性，故刘进杰所借款项难以认定为瀚霖公司所借，其可另行主张。刘进杰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自2010年7月14日至2011年11月25日的18笔还款，5号案件民事判决认定为瀚霖公司偿还张正超诉请出借款项的部分本息。张正超、瀚霖公司均不服5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在5号案件的二审程序，即最高人民法院255号案件中，张正超申请证人刘进杰出庭作证，张正超明确，瀚霖公司在6月22日借款合同之后的18笔还款，系偿还的以刘进杰名义出借的本金及利息，其主张的1.29亿中不包括涉刘进杰的两笔款项，5号案件对两笔借款亦未予以认定，瀚霖公司2010年10月15日后发生的还款是归还瀚霖公司以刘进杰名义向张正超及周帅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应当在瀚霖公司还款金额中予以剔除或相应增加张正超的出借金额。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刘进杰与255号案件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对张正超要求刘进杰出庭作证的申请未予准许。2016年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进行了审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10年6月22日的《借款合同》系张正超与瀚霖公司就之前双方之间的借款本息签订的结算性合同；对张正超主张瀚霖公司以刘进杰名义向张正超、周帅借款的3400万元，瀚霖公司自2010年10月15日之后的还款系归还上述借款。刘进杰、周帅不是255号案件当事人，瀚霖公司对张正超与刘进杰签订的《借款合同》、刘进杰与周帅签订的《借款合同》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据此，5号判决认定该笔借款与本案无关并无不当，张正超称3400万元借款应从涉案还款中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255号案件卷宗第三卷第105页为瀚霖公司、曹务波出具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载明：我是瀚霖公司的法人代表曹务波，刘进杰和我是朋友关系，2009年12月因资金周转困难，我找到刘进杰，以刘进杰名义向张正超、周帅借款3400万元，周帅和张正超分别于2009年12月29日、30日、31日将上述借款1000万元、2000万元、400万元共计3400万元按照我的指示打入或现金存入敏静公司账户。同时，周帅、张正超分别与刘进杰签订了1000万元、2000万元的两份借款合同及相应的借款借据、2400万元的借条手续，实际上都是刘进杰代表我向张正超、周帅的借款。瀚霖公司盖章、曹务波签字并捺印，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22日。本案中，瀚霖公司对该情况说明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该情况说明是应刘进杰要求出具的，只在刘进杰和瀚霖公司之间产生作用，该情况说明并不是承诺还款，结合公证书的情况说明，瀚霖公司所借款项已经偿清本息。周帅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其系张正超公司员工，积水公司系张正超实际控制的资金平台，实际出借人是张正超，周帅指示积水公司出借案涉款项。瀚霖公司在本案庭审中陈述，案涉1000万元实际借款人为瀚霖公司，刘进杰陈述的借款过程属实，但实际出借人不是周帅，应该是积水公司，该笔1000万元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张正超作为原告的案件中已经审理过，且在庭审中自认该笔款项已经还清；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否认该笔债务，系因为瀚霖公司认为是从积水公司借款，而非周帅。2016年6月7日，周帅以刘进杰为被告就本案诉讼请求提起过诉讼，案号为（2016）鲁0214民初3193号案件，2016年8月24日，周帅以诉请主体有误为由，申请驳回起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焦点一是周帅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焦点二是周帅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焦点三是由谁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张正超在5号案件、255号案件就本案1000万元及另案2400万元，向瀚霖公司、曹务波等被告主张过权利，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均认为刘进杰、周帅不是案件当事人，瀚霖公司对张正超与刘进杰签订的《借款合同》、刘进杰与周帅签订的《借款合同》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判决认定3400万元借款与5号案件、255号案件无关。周帅陈述称，其系张正超公司员工，积水公司系张正超实际控制的资金平台，实际出借人是张正超，周帅指示积水公司出借案涉款项。在本案中，瀚霖公司对最高院255号案件中由瀚霖公司、曹务波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情况说明载明，曹务波找到刘进杰，以刘进杰名义向张正超、周帅借款3400万元，其中向张正超借款2400万元，向周帅借款1000万元。根据情况说明可以看出，瀚霖公司、曹务波均认为本案借款的相对人为周帅。另外，周帅系借款协议的签订人，还是借款借据的出借人，周帅作为名义出借人与实际借款人瀚霖公司指定的代表人刘进杰签订借贷合同，并指示出借平台积水公司交付案涉1000万元，与借款人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其可以作为名义出借人享有该笔借款的债权，并有权就案涉款项主张权利。关于焦点二，2012年张正超就1.29亿起诉时，认为案涉3400万元已还清，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张正超主张的3400万元的还款为偿还1.29亿的还款。在最高院审理过程中，周帅于2016年6月7日以刘进杰为被告就本案1000万元提起诉讼，同年8月24日，以诉请主体错误为由，申请驳回起诉，（2016）鲁0214民初3193号案件裁定驳回起诉。2019年7月21日，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三，合同的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我国法律虽没有直接明确规定合同相对性原理的概念，但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体现了合同相对性的内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只在特定的缔约相对人之间产生拘束力，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不得基于合同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也不必承担合同义务或责任。故而本案应由刘进杰承担还款责任，瀚林公司不承担责任，至于实际用资人与名义借款人之间形成的其他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综上，对周帅要求刘进杰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并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1月1日至偿清之日止按照年息24%支付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判决:一、刘进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周帅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1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二、驳回周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进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进杰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6）最高法民终255号开庭笔录，证明：在笔录第十页，法庭询问张正超诉讼请求中的主张1.29亿是否包括刘进杰的两笔款项，答：不在。第十一页，再次陈述：这3400万不包括在一审认定的十笔里。说明张正超一方从未就案涉款项提起民事诉讼，在2年的诉讼时效里，既未向实际借款人瀚霖公司也未向名义借款人刘进杰主张，一方面说明本案的诉讼时效早已经过，另一方面说明本案借款早已归还，否则张正超一方不会不主张债权。证据二：电子邮件打印件。发件人是邵萍，与张正超同为城阳区超新公司的工作人员。2013年8月1日邵萍向刘进杰发送的邮件。内容涉及的3400万还款时间以及还款人、还款金额。证明：张正超至少在2011年11月就已经知道涉案款项是完全还清，而且超额还清，还款接近4800余万。 周帅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3400万包括在诉求之内，3400万已经偿还完毕，但江西高院并不认可，二审中陈述是指3400万不包括一审认定的十笔里。证据二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是原件，关于关联性在255号案件中已经作出陈述，法院认定4000万是瀚霖公司偿还的。 瀚霖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本案争议借款发生在2009年，瀚霖公司与张正超又有多笔款项往来且数额巨大，如果2009年的款项没有还清，不可能有后来的借款。而且两年内也没有起诉瀚霖公司，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该邮件也可以看出，该笔款项已经还清。刘进杰替瀚霖公司从张正超借款只有一笔，再无其他借款。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周帅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周帅主张刘进杰承担还款责任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255号系已生效判决，该判决中认定“一审判决认定该笔借款与本案无关并无不当。张正超称3400万元借款应从涉案还款中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上述事实，因该生效判决中否定了张正超的主张，应当视为张正超自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身权利受损，诉讼时效应当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之后，周帅又两次以刘进杰为被告提起诉讼，故周帅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刘进杰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因刘进杰与周帅签订了《借款合同》，刘进杰也出具了《借款借据》确认收到周帅1000万元款项，双方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刘进杰主张瀚霖公司系上述涉案合同的实际借款人，其系瀚霖公司、曹务波的代理人，但在已生效的（2016）最高法民终255号案件中，瀚霖公司对涉案《借款合同》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否认，刘进杰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瀚霖公司的代理关系，且该代理关系周帅在订立合同时已知晓。因此，周帅依据与刘进杰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刘进杰出具的《借款借据》，以刘进杰未履行还款义务为由主张权利具有合同依据，刘进杰作为涉案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应承担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刘进杰偿还借款并无不当。 综上，刘进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刘进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 涛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张馨月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冯耀辉 书记员姜青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