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25198号原告：张某，女，194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原告：张某2，男，195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杨某1，男，198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务农，住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原告：杨某2，男，197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务农，住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原告：杨某3，女，197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务农，住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原告：杨某4，女，1973年2月2日出生，汉族，务农，住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娟，天津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韩韩，天津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某3，男，196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宣武外国语实验学校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北京曜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莉，北京曜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张某4，女1955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学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杨某4、杨某3、杨某2、杨某1、张某2、张某与被告张某3、张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爽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15日、2020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4、杨某3、杨某2、杨某1、张某2、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娟，被告张某4，被告张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罗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4、杨某3、杨某2、杨某1、张某2、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原、被告对被继承人张某5名下的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房屋（以下简称402房屋）按份继承，份额为：原告张某、张某2各占五分之一；原告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1各占二十分之一；2、请求依法判令原、被告对被继承人胡某名下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房屋（以下简称101房屋）按份继承，份额为：原告张某、张某2各占五分之一；原告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1各占二十分之一；3、请求依法判令402及101房屋归被告张某3所有，被告张某3给付原告相应折价款；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张某5与案外人张某6原系夫妻，两人育有一子二女，系原告张某2、张某和张某7（已去世）。张某6于1953年去世，后被继承人张某5与被继承人胡某于1954年再婚，两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系被告张某3及张某4。被继承人张某5与被继承人胡某再婚后一段时间内，原告张某2、张某和张某7与两人共同居住，后因被继承人胡某存在不能容留继子女的情形，原告张某2和张某7被迫离开家庭被祖父母带回河北安新老家生活（原告张某2于1964年夏回京），张某初中退学务工以求生存。被迫离家后，姐弟三人生活困难，甚至张某7一生凄苦无依，但即便如此，原告张某2、张某仍不定时给父亲张某5寄交钱款敬孝。张某7本身生活十分困苦，但一直代父亲与继母赡养祖父张某8，直至祖父病逝。张某7，原名张某9，1955年其将户口从北京迁入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与案外人杨某5系夫妻，两人均已去世，育有两子两女，即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被继承人胡某与张某5先后于2000年12月17日与2001年2月16日去世。去世时留有402、101两套房屋，均为二人婚内共同财产，101房屋登记在被继承人胡某名下，402房屋登记在被继承人张某5名下。被继承人胡某与张某5去世后，上述二套房屋均被被告张某3独自占有，期间原告曾与被告协商，要求分割房屋，但张某3执意独吞，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张某3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求。对于原告所述的亲属关系认可。首先，本案诉争的101房屋原权利人张某5、胡某已经向张某3出具遗嘱，该遗嘱已经向各原告出示，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由张某3继承所有，由张某3向其他人支付房屋补偿，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故该房屋应当按照遗嘱以及各方对于遗产分割的协议进行。402房屋是张某3原菜园西里房屋拆迁安置所得，因当年拆迁方便及其他原因登记在张某5名下，实际该房屋不属于张某5的遗产，原、被告对该事实是无异议的。张某5和胡某在世时与子女多次表示该房屋虽然登记在其名下，但是为张某3所有。为了避免子女在老人百年后发生纠纷，二人在世时多次表示并通过立遗嘱的方式表示该房屋系张某3所有。故本案两套房屋均应由张某3所有，不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张某4辩称，我尊重父母的遗嘱，尊重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协议，同意张某3的意见。对于张某3当庭陈述我都认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张某5（2001年2月16日死亡）生前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中育有一子二女，即张某2、张某和张某7（曾用名张某9，2019年9月21日死亡）。原配偶死亡后，张某5与被继承人胡某（2000年12月17日死亡）再婚，再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即张某3、张某4。张某7与配偶杨某5（1989年7月21日死亡）育有子女四人，即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2001年3月3日，张某2、张某、张某4、张某3签署《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家中两位老人因病去世（父亲张某5母亲胡某）身后留有101房屋一套，因张某3（小儿）在老人生前同老人一起居住、在两位老人生病多年期间，照顾体贴入微，家中五个子女共同协商同意，将房子的产权过户给张某3。张某3拿出25000元人民币作为经济补偿分给其他哥哥姐姐。方法如下：张某2（大哥）10000元、张某（大姐）5000元、张某7（二姐）5000元、张某4（三姐）5000元。以上款项待房子产权公证后正式兑现。”签署协议时张某7未在场，张某代其签名。2002年3月30日，张某3向张某之夫张某11汇款6000元。2003年10月3日，张某2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张某3现金壹万元整（放弃房屋继承权补偿款）”。2003年10月5日，张某3向张某7汇款5000元，附言：祝二姐身体健康**活幸福。张某2、张某7曾于张某5再婚后随祖父张某8至河北老家生活，后张某2回京，张某7在当地生活至其死亡。诉讼中，六原告提交《张某7代父母侍奉赡养爷爷的证明》、张某5的书信，欲证明张某7以实际行为履行了赡养、孝敬父母的义务；张某给父母寄钱，履行了赡养、孝敬父母的义务。张某3、张某4对证据的真实性及内容认可，但认为张某5死亡后，其在申明亭村的宅基地等利益都给了张某7及其子女，其他继承人均放弃了对上述利益的继承权；张某5为自己的父亲提供经济支持，张某7没有经济能力赡养，仅能提供劳务。诉讼中，六原告提交《放弃继承产权声明书》《函告》、国内挂号函件收据3张（其中1张时间为2001年4月15日、2张时间为2001年4月18日）、信函草稿及地址草稿、结婚证复印件、婚礼照片，欲证明张某收到张某3邮寄并要求其签署的《放弃继承产权声明书》后曾向法院和房管部门邮寄信函表明不放弃继承权；张某3曾向张某邮寄《放弃继承产权声明书》的行为可推断当时被继承人未设立遗嘱；张某之子张某10于2002年4月8日结婚，张某32002年3月30日向张某之夫张某11的汇款系礼金。张某3对《放弃继承产权声明书》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无法证明张某将相关材料向张某3或有关机构送达的情况；对于张某之子的结婚时间无异议，汇款6000元中的礼金数额是1000元，其余为《协议书》约定的5000元，因为当时张某和张某3经过沟通，对于《协议书》约定的5000元履行事项重新达成一致，所以借结婚的机会一并汇款，而且依照常理判断，张某和张某3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关系，彼此间亲情不是特别紧密，在此前因遗产继承产生过不愉快，如按原告所述礼金数额达到6000元，已经超过正常感情的姐弟之间的人情往来数额。张某4对上述证据的意见与张某3一致。诉讼中，张某3出示2000年8月19日张某5、胡某分别签署的遗嘱，并申请证明人邱某、张某12出庭作证，欲证明二被继承人将101房屋留给张某3继承。张某3称遗嘱由其打印，并由两位邻居签字，张某5与胡某的签名均为本人签字。原告对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张某4对两份遗嘱均认可。诉讼中，张某3出示《放弃继承产权声明书》，欲证明在2001年3月3日签署《协议书》后，张某3为落实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的要求，将公证处认可的特定格式的声明书提供给张某签字，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的《放弃继承产权声明书》的唯一区别在于没有关于402房屋的表述，因为当时各继承人一致认为402房屋的所有权属于张某3，所以没有进行处理，后来张某可能因看到上述声明产生其他想法，双方对于继承问题发生了一些矛盾。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其他继承人有放弃继承的真实意愿，而且张某已经以书面方式明确表示不放弃产权继承，张某7对该等事项毫不知情，张某2也已经明确表明其不放弃产权继承。张某4对该证据无异议。诉讼中，就张某7是否知晓《协议书》内容及汇款事项一节，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张某代张某7签名并未取得张某7同意；因张某7已死亡，经向当事人询问，杨某3答复称，其与张某及张某2沟通后得知，张某7对此事不知情，张某3并未告知汇款事项，结合汇款附言以及张某7家庭困难、身体不好的实际情况，汇款应为慰问金。张某3表示，《协议书》签署时张某7因身体不好未到场，汇款后张某3致电张某7，其确认收到汇款，并表示同意协议，愿意配合办理其他手续。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某3及其妻董某、子张某13向本院提起所有权确认纠纷，要求确认402房屋归三人共有。该案尚未审理完毕。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101房屋为张某5与胡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死亡后，张某2、张某、张某7、张某3、张某4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张某2、张某、张某7、张某4是否放弃对该房屋的继承以及《协议书》应如何定性为本案争议焦点。《协议书》是在两位被继承人死亡后，由张某3、张某4、张某2、张某就101房屋的所有权过户及补偿事项达成的协议，从协议内容看，张某4、张某2、张某同意以获得补偿款的方式让渡本人应继承的房屋所有权份额，该意思表示不属于放弃继承，协议中也并未体现出各方仅就房屋居住使用问题进行磋商之意，故应认定为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之间对遗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关于张某3向张某配偶张某11汇款6000元的性质。双方均承认曾于《协议书》签署后因处理继承事宜发生争议，在争议未解决完毕前，张某3即向张某赠送大额礼金的行为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即使双方未发生争议，结合双方的工作生活情况及经济条件判断，在汇款发生的2002年，6000元的礼金数额也远超普通亲属之间礼尚往来的金钱数额，故本院认为张某3所述6000元中包含礼金1000元及《协议书》约定的补偿款5000元的陈述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张某所述款项性质均为礼金的陈述不予采信，认定张某3已履行《协议书》中对张某给付补偿款的义务。张某出示的声明书模板、函告、信件草稿以及挂号信收据等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证明其已向有关机关邮寄了上述材料以表明自己不同意放弃继承之态度，即使张某确曾做出过上述行为，因挂号信收据记载的日期早于张某3汇款6000元的日期，结合其与配偶此后收取汇款的事实，也应认定为其与张某3就继承事宜发生争议后重新对《协议书》约定的条款予以认可。张某2已就收到《协议书》约定的1万元补偿款出具收条，应认定为张某3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对张某2支付补偿款的义务。订立合同可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张某7虽未在《协议书》中签字，现亦无证据表明张某代张某7签字前已取得授权，但不能仅以此否定张某7知晓并同意《协议书》的约定。张某3曾向张某7汇款5000元，六原告称不清楚汇款是否收到，并认为汇款附言与房屋继承事项无关进而否认上述汇款与《协议书》约定的关联性，认为款项性质应为抚慰金。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张某3提交的汇款收据可以认定汇款行为已完成，六原告并未就此提供反证，故本院认定张某7已收到汇款；其次，汇款数额与《协议书》约定一致，汇款日期也与张某2出具收条的日期相近；再次，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张某3与张某7同父异母，多年间分隔两地，现无证据证明张某3与张某7之间存在发生其他大额经济往来的可能，汇款时间距离张某7死亡时间间隔较长，张某7从未就此提出异议，亦未在生前就继承事宜提起诉讼，现其已死亡，其子女作为本案当事人对上述事实亦不知情，仅从与本案其他当事人的沟通中得出结论并发表意见。故本院对六原告所述张某7对《协议书》的约定及汇款事项不知情、不同意的陈述意见不予采信，认定张某7认可《协议书》的约定，已与各继承人就101房屋的分割事宜达成一致。张某4对《协议书》予以认可，并同意101房屋由张某3继承，本院不持异议。综上，各继承人已在继承开始后就101房屋的分割事宜达成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现张某3也已全面履行了协议约定的给付补偿款的义务，故101房屋应按约定由张某3继承。虽然六原告对张某3出示的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但鉴于各继承人已就上述房屋的继承事宜达成协议，故遗嘱是否真实有效均不影响协议履行。因张某3对402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已另行提起诉讼，本案对该房的继承事宜暂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胡某名下的101房屋由张某3继承。二、驳回杨某4、杨某3、杨某2、杨某1、张某2、张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22元，由张某3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爽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 伟书 记 员  刘思雨书 记 员  郑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