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20625号原告：王全贵，男，198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穆棱市。被告：北京中本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桥路12号院23号楼4门地上一层。法定代表人：刘卓军，总经理。被告：刘卓军，男，197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中本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2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生，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全贵与被告北京中本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本初公司）、被告刘卓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全贵、被告刘卓军、2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全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中本初公司、刘卓军（以上2名被告以下简称二被告）共同支付王全贵医疗费19960元；2.二被告共同支付王全贵误工费109500元（计算365日，每日300元）；3.二被告共同支付王全贵营养费13680元（计算60日）；4.二被告共同支付王全贵交通费384元；5.二被告共同支付王全贵护理费405元、住宿费2700元；6.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王全贵于2019年3月3日至二被告处工作，工作岗位为装卸工，由二被告为其安排工作并支付工资报酬；月平均工资为15000元；2019年3月5日，王全贵受二被告指派在天津市工作，从事搅拌工作期间，因机器问题致使左前臂肌腱神经损伤；随后被库管陈志伟送到天津市天津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左前臂开放性肌腱神经损伤，住院8日，并做了手术；2019年3月22日转至天津市东丽区惠茹诊所就医；经多家医院多科室治疗，现王全贵身体依然未恢复；这对王全贵家庭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王全贵现要求二被告按相关法律规定给予各项赔偿，但二被告均拒绝；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全贵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中本初公司辩称，不同意王全贵的全部诉讼请求；事故责任在王全贵，治疗已经结束了，针对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达成《事故赔偿协议书》，一次性解决了，当时的医疗费21600元中本初公司已经支付了，其他费用8000元也已经支付了，所以对王全贵的请求不同意支付；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不符合客观情况，王全贵所主张请求的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误工期限和计算标准过高，对营养费需要有医嘱，事实上是不需要的，即使需要加强营养每日标准也是50元，对交通费在住院期间没有发生，即使有交通费损失也已经一次性解决了，对护理费在住院期间的费用中本初公司已经出了，出院之后不需要护理了，出院之后需要有医嘱来证明是否需要护理，对鉴定意见中关于护理的结论不认可，对住宿费无法核实是否是王全贵本人或者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且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应由王全贵自行承担；王全贵受雇于中本初公司，其干了一天的活儿就出了本案事故。刘卓军辩称，同意中本初公司的答辩意见，刘卓军不是受雇于刘卓军个人，而是受雇于中本初公司。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5日，在位于天津市的施工作业场所，在进行种子搅拌时（将种子从上加料口倒入搅拌机），王全贵上肢受伤。对于提供劳务情况，王全贵主张其受雇于中本初公司，是为中本初公司干活的，因为刘卓军是中本初公司的老板（法定代表人），所以由刘卓军与中本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则主张，王全贵受雇于中本初公司，且就干了一天的活儿就出事了，并非受雇于刘卓军个人。中本初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刘卓军系唯一的投资人（股东），同时系中本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受伤经过，王全贵陈述称，当时是刘卓军的库管找王全贵干活，当时说的是长期有活儿，在第1日干的工作是换包装袋（每吨50元），是库管给王全贵转的劳务费，在第2日干的活是倒种子（每吨80元），就是在第2日出的事故，当时王全贵觉得搅拌机转速比较慢，想用手弄快一点，上肢就受伤了，库管之前没有跟王全贵说过机器使用安全规范，机器也不是正规机器；二被告则陈述称，当时中本初公司忙不过来，是通过别人介绍临时雇佣王全贵1日，工资是按照工作量计算，每吨是60元，工资是由库管个人给付，库管在给付后找中本初公司报销，发生事故之后中本初公司积极地为王全贵进行了治疗，监控视频显示，王全贵当时快干完活了，把手放到机器里面之后眼睛看别的地方了，所以手被划伤了，而且库管已经跟王全贵交代了安全注意事项，跟王全贵说把种子倒进去进行了，不需要用手操作机器，是王全贵自己不小心造成本次事故发生，其应承担全部责任；就种子搅拌机工作时的运行状态，二被告提交视频予以佐证，在视频中搅拌机为上加料，转速较慢；王全贵认可视频中的搅拌机系其工作时使用的设备，但主张该视频并非事故发生时视频，不能证明其具有过错。王全贵受伤当日即被送往天津市天津医院急诊治疗，经急诊诊断为左前臂开放性伤口，并在该院于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12日住院治疗7日，其伤情经诊断为“前臂肌肉和肌腱损伤（左），前部神经损伤”；住院病历所载明的“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为“被物品钩住、挤压、轧住或夹住”，入院时情况为：“（主要病史、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患者主因左前臂外伤约2小时来我院急诊就诊，患者来我院急诊就诊前约2小时余左前臂遭受外伤，疼痛出血，活动受限，伤后意识清醒，来我院急诊就诊，进行常规检查化验、专科查体、X线检查后收住院。入院时查体：左前臂远端掌侧一约7-10cm斜行伤口，皮缘不整，拇指主动屈曲不能，示-小指屈曲受限，拇-环指桡侧感觉麻木，拇对掌及分并指存在，受限，血运可”；王全贵在上述医疗机构接受左前臂清创探查神经肌腱修复术，出院医嘱建议：“定期门诊复查，定期换药，保持伤口清洁干燥，继续抗炎消肿止痛对症治疗，不适随诊”。在住院期间的住院费约21600元均系由中本初公司垫付；就出院后的复查情况，王全贵所提交的由天津东丽区惠茹诊所出具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载明，该诊所在2019年3月22日收取王全贵输液、换药费2200元（含出院后10次的输液费，每次210元，5次换药费，每次20元），在2019年3月23日收取输液费210元，2019年3月24日收取输液、换药费230元，在2019年3月25日收取输液费210元，在2019年3月26日收取输液、拆线费270元，在2019年3月27日收取输液费210元，在2019年3月28日收取输液费210元，在2019年3月29日收取输液费210元，以上输液、拆线及换药费合计3730元；就医疗费支出情况，王全贵还提交2张有穆棱市八面通镇和平村卫生室出具的2张收据，其中一张收据载明在2019年7月2日收取王全贵药款3100元，另一张收据载明在2020年8月2日收取王全贵药款2850元；就上述医药费支出情况，经本院审核，双方对中本初公司垫付住院费21600元均认可，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实际预交住院押金21600元，结算金额为21542.72元，因相差不大，且双方均认可金额为21600元，故本院不作调整），对于出院后在天津东丽区惠茹诊所因输液、拆线、换药所产生费用合计3730元因可与出院医嘱佐证，本院亦予以认定，但对于由穆棱市八面通镇和平村卫生室出具的药款收据，因距离出院时间较长，且没有处方笺及药品明细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认定，据此，本院所认定医疗费支出为21600+3730=25330元。就住宿费支出情况，王全贵提交2张由天津市东丽区福来旅馆出具的住宿费收据，其中一张开票时间为2019年3月23日的收据载明“住宿1人每天150元11天共1650元”，另一张开票时间为2019年3月29日的收据载明“住宿1人每天150元7天共1050元”，以上金额合计2700元；就上述住宿费支出，王全贵解释称，此系出院之后为在诊所打针而住旅馆的费用，当时在天津租住的地方距离打针的地方比较远；就此，经本院审核，上述收据没有载明住宿人姓名，且根据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因王全贵并非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而系在出院后定期复查（换药、拆线、输液），故对该住宿费2700元，本院不予认定。就交通费384元的主张，王全贵提交多张火车票，考虑到王全贵住院7日，其在出院后多次复查就诊，必然产生一定交通费支出，其主张金额合理，本院予以认定。就护理费405元的主张，王全贵提交1张陪护凭条，该凭条载明患者名称为王全贵，预存金额为1000元，退费金额为595元，消费明细为餐费105元、陪护费300元，消费总金额为405元；经本院审核，上述陪护凭条系由医疗陪护公司所开具，并非由医疗机构所开具，即相关费用不包含在住院费中，其中餐费为陪护人员之餐费，系广义的护理费支出，且上述405元陪护费在住院费用清单中并无体现（住院费用清单中的Ⅰ级护理174元系护士巡查所产生，属广义医疗费支出，与诉争护理费无关），二被告虽主张垫付了该费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王全贵主张在住院期间支出护理费405元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经王全贵申请，并在本院释明并要求其签写《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后，受本院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于2021年1月14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鉴定人王全贵不构成伤残等级程度，被鉴定人王全贵误工期建议为180日至365日，护理期建议为30日至150日，营养期建议为30日至60日；王全贵支出鉴定费3150元。2019年3月29日，刘卓军（甲方）与王全贵（乙方）签订《事故赔偿协议书》，就“甲方工作人员于2019年3月3日临时请乙方协助完成工作，因乙方操作不当发生受伤事故。为妥善解决乙方受伤事宜，今甲乙双方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双方约定：“1.自乙方受伤之日起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已为乙方垫付医药费用21600元（贰万壹仟陆佰元整），经协商后，甲方支付给乙方8000元（大写：捌仟元整）作为补偿。协议签订之后，甲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任何赔偿费用的权利，或者提起诉讼。若提起诉讼，则诉讼无效。2.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双方当事人应以此为断，全面切实履行合同，此协议一经签订，双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提出异议”；在协议落款甲方处，由刘卓军签字确认，二被告主张此为刘卓军的代表行为，协议甲方系中本初公司；在协议落款乙方处，王全贵签字确认。上述协议中的21600元即为中本初公司所垫付住院费，8000元系另行给付补偿款；王全贵认可已收到上述8000元。经本院释明，在事故双方已签订赔偿协议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赔偿协议具有合同效力，王全贵提起本案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实系要求撤销赔偿协议，需明确撤销合同的法定事由（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等）；就此，王全贵陈述称，本案属于受欺诈签订协议的情形，当时在双方的短信沟通中二被告同意除垫付医疗费外再给10000元，但后来找到二被告时，二被告反悔，只同意给8000元，但王全贵此时已经没钱坐车回去了，只得答应，系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签订了赔偿协议；王全贵还主张，协议所涉赔偿金额不能弥补其全部损失；据此，王全贵提出了欺诈及显失公平两种法定撤销事由。就受欺诈签订赔偿协议一节，王全贵提交其与刘卓军的短信息记录；在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3月18日期间，王全贵发短信息称：“老板你好，今天停药一天了，明天在停药，大夫说了面临截肢了，到时候媒体见吧”“老板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要押金收据办出院手续”“现在我一付了六千多，还的打了一个星期的针，你就在付我一万元药费钱，后续费用我自己承担。你看可以吗”，刘卓军回复称：“那误工费、营养费、生活费等等，其他的费用呢？”，对此王全贵回复称：“那些费用我都不要了”“我要的是健康的身体，而不是赔偿那点钱，我一耽误最佳治疗期了，不能在耽误了，我儿子等我挣钱呢”；对上述短信息的真实性，二被告予以认可，但否认欺诈王全贵签订《事故赔偿协议书》。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受伤事故发生在2019年3月5日，王全贵于2019年3月12日经确诊并在接受手术后出院，后于2020年提起本案诉讼，均早于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时间，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本案中，虽然赔偿协议系刘卓军与王全贵签订，但刘卓军系中本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王全贵、二被告均主张王全贵受雇于中本初公司，即王全贵与中本初公司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因中本初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刘卓军系唯一的自然人股东，刘卓军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对王全贵主张二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就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对于个人为单位执行工作任务时自己受到损害的法律适用，上述侵权责任法并未明确规定，其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仅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即仅规定了造成他人损害时的责任承担；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此时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接受劳务的雇主单位承担责任，在雇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可减免雇主单位的赔偿责任；亦有意见认为，既然侵权责任法就个人与单位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情况下个人自己受伤所涉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未作规定，则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综合考虑旧的司法解释与新的法律之间的效力等级，特别是参照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时的法律规则，本院认为，具体至本案中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临时雇佣关系，在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时，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提供劳务一方王全贵所提供劳务系对工作技能基本无要求而对体力有一定要求的简单劳务，即王全贵将种子倒入搅拌机即可，在搅拌机工作时无需将肢体伸入搅拌机内部进行操作，且涉案搅拌机转速较低，本案事故并非搅拌机故障（如突然加速或停转、翻滚、震颤等）所造成，该机器是否系合规产品与发生本案事故无关，王全贵在民事起诉状中的“因机器问题致使左前臂肌腱神经损伤”属虚假陈述；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陈述，系在当日工作即将结束时为了加快机器运转速度，王全贵自行将手臂深入搅拌机内部，因操作不当以致上肢受伤，该操作不当之过错程度既超过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亦超过普通民众的一般认知程度，显属重大过错；无论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抑或过错责任原则，均应大幅度减轻二被告之赔偿责任；具体至二被告，因涉及机器作业，虽然该作业相对简单，但中本初公司亦应建立起完善的操作规程及岗位管理制度，如业务培训、安全事项交代、应急事态处置等，现无证据证明中本初公司采取了相应措施，故具有一定过错；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本院认定对于王全贵的合理损失，应由二被告承担20%的赔偿责任。因双方当事人已达成《事故赔偿协议书》，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该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一节，如应被撤销，则王全贵有权在获得垫付医疗费21600元及补偿款8000后另行主张损失，如不应被撤销，则将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就撤销事由，经释明，王全贵主张签订协议书时存在欺诈及显失公平两项撤销事由，对此本院分别分析之。第一，关于是否受欺诈签订《事故赔偿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而《事故赔偿协议书》签订于2019年3月29日，王全贵提起本案诉讼已超上述1年撤销权除斥期间，故王全贵无权以受欺诈为由要求撤销《事故赔偿协议书》；同时需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考虑到事故双方经多次沟通协商后签订《事故赔偿协议书》，签订协议书时王全贵已经出院，对伤情有清晰认知，就欺诈事实王全贵未提供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故对王全贵受欺诈签订《事故赔偿协议书》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第二，关于签订《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否显失公平一节；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关于撤销权行使期间的规定，撤销事由为显失公平的撤销权行使期间为1年；虽然王全贵在2019年3月5日受伤，但王全贵之伤情存在不断发展变化之可能，且是否构成伤残在王全贵提起诉讼时尚不明确，故王全贵依据该项撤销事由要求撤销《事故赔偿协议书》未超法定期间；根据上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对是否构成显失公平应通过核算损失考量之；经核算，王全贵的合理损失中医疗费为25330元，误工费为45500元（按照鉴定意见，误工时间为180日至365日，在无医嘱佐证下，对此本院取中间值，即273日；王全贵主张误工费为每日300元，即每月9000元，已超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但未提供完税证明、工资发放记录等予以证明，故本院酌定按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计算，即每月5000元；计算公式为273÷30×5000=45500元），营养费为4500元（根据鉴定意见，营养期为30日至60日，在无医嘱佐证下，对此本院取中间值，即45日；王全贵主张每日营养费金额过高，无证据支持，本院酌情确定为每日100元），交通费为384元，护理费为405元，对住宿费不予支持，以上合计76119元；在没有《事故赔偿协议书》的情况下，二被告应赔偿上述损失的20%，即赔偿15223.80元，因二被告已按照《事故赔偿协议书》赔偿了29600元，远超所应负担赔偿额，故《事故赔偿协议书》所确定赔偿金额不存在显失公平之情况。需指出，《事故赔偿协议书》明确载明：“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双方当事人应以此为断，全面切实履行合同，此协议一经签订，双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提出异议”，再结合双方反复沟通过程，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综上所述，因不存在法定撤销事由，且事故双方已达成《事故赔偿协议书》并已实际履行，故对王全贵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在本院释明鉴定风险后，王全贵仍进行伤残等级等鉴定，故因本次诉讼产生的各项诉讼费用应由王全贵自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全贵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6元，由王全贵负担（已交纳）；鉴定费3150元，由王全贵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王 振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