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26443号原告：吕芳义，男，1943年8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原告：吕甲义，男，194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原告：吕义萍，女，195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原告：吕义君，女，195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睿莹，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品，女，197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鸣，上海市天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晋，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静安区长临路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周昕。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雄，男。原告吕芳义、吕甲义、吕义萍、吕义君与被告吕品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中，本院追加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闸北一征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夏秀芳认为其虽然户籍并不在册但属于实际居住人，应享有相应利益，向本院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其明确表示不缴纳案件受理费，本院视作其撤回申请。本案于2020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吕甲义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睿莹、被告吕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晋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闸北一征所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芳义、吕甲义、吕义萍、吕义君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分割上海市静安区中兴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被征收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21,129,605.07元，其中吕芳义和吕甲义各得37.5%，吕义萍、吕义君、吕品各得8.33%。事实和理由：被征收房屋土地证记载户名为吕兆庆，系吕兆庆于1951年向私人购买所得，并由其一直向税务机关交税。吕兆庆(2015年12月29日死亡)、杨树荫(2011年7月15日死亡)系夫妻，两人生育吕芳义、吕甲义、吕义萍、吕义君、吕禄义(2001年12月死亡)。吕禄义与夏秀芳生育吕品。被征收房屋系吕兆庆、杨树荫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树荫的父母先于其死亡，杨树荫死亡后，其份额由吕兆庆及五子女各继承十二分之一(吕禄义的继承份额由吕品代位继承)。继承后吕兆庆享有被征收房屋的十二分之七的份额。后吕兆庆多次立下遗嘱，明确被征收房屋的份额由吕芳义、吕甲义继承。2019年9月，被征收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被征收房屋长期出租，并不存在实际居住人，故所有的征收补偿款均为可分配继承的价值。现因原、被告无法就被征收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分割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吕品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分割方案。理由如下：1.1975年吕禄义出资翻建第二层用于结婚，1978年翻建第三层，本次征收是按照1981年之前的面积予以认定，因此第二、三层属于吕禄义出资翻建，应将吕禄义份额析出；2.夏秀芳1991年因工作需要委派香港工作，故户籍迁出，去香港是国家工作安排，在香港未实际居住，夏秀芳有权要求将吕禄义的份额分割出来；3.1975年至1978年翻建期间，原告四人因插队落户户籍均在外地，当时户籍在册人员为吕兆庆、杨树荫、吕禄义，可见翻建与四原告无关；4.不认可四原告实际使用被征收房屋，吕品在被征收房屋内居住至前往留学，回国后发现房屋被占用。吕品起诉至法院，但未得到支持，吕品只能在外租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吕兆庆与杨树荫生育吕芳义、吕甲义、吕义君、吕义萍、吕禄义。吕禄义和夏秀芳系夫妻关系，两人生育吕品。吕禄义于2001年12月死亡。杨树荫于2011年7月15日死亡，吕兆庆于2015年12月29日死亡，两人的父母均已先于其死亡。2019年11月29日，被征收房屋被纳入静安区241、242街坊旧改项目。征收时户籍人口为五人。吕芳义户籍于2011年4月28日自上海市宝山区真金路XXX弄XXX号XXX室迁入；吕甲义户籍于2011年4月28日自上海市静安区宝山路XXX弄XXX号XXX、XXX室迁入；吕义君户籍于2000年8月18日自上海市徐汇区五原路XXX弄XXX号迁入；吕义萍户籍于2000年8月18日自上海市虹口区广中五村XXX弄XXX号迁入；吕品于1978年1月20日在被征收房屋报出生。2019年12月24日，“吕兆庆(故)等”(乙方)由吕芳义作为代理人与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甲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约定：被征收房屋性质私房，房屋用途居住，土地证记载的土地使用面积79平方米，认定建筑面积206.28平方米，未认定建筑面积114.77平方米；价值补偿款为15,201,376.18元(评估价格11,073,935.52元、价格补贴3,322,180.66元、套型面积补贴805,260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装潢补偿103,140元；乙方选择货币补偿；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合计5,264,804.20元(其中不予认定建筑面积残值补偿114,770元、搬家费补贴3,094.2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补贴2,500元、居住协议签约奖励556,280元、早签多得益奖励50,000元、居住均衡实物安置补贴4,538,160元)。该协议已生效。征收实施单位还出具《静安区241、242街坊结算单》，载明除上述协议约定征收补偿利益外，发放临时安置费37,130.40元、签约搬迁利息93,153.67元、居住搬迁奖励100,000元、居住提前搬迁加奖180,000元、预签约促签奖150,000元。以上征收补偿款总计21,129,605.07元。原、被告就分割被征收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产生纠纷，原告遂起诉来院，要求判决如上所请。审理中，对于被征收房屋的翻建情况以及土地使用权人情况、实际居住人情况、遗产如何分割，原、被告意见存在分歧。一、关于被征收房屋的翻建，四原告认为被征收房屋于1975年左右进行了翻建，由吕兆庆出资，当时吕禄义年纪轻，不具有独立出资的能力。吕甲义在安徽插队，放假期间回沪，参与了打地基、砌砖头。吕芳义长期在上海，负责了维修。兄弟姐妹均参与了翻建工作。2002年或2006年大修亦是由吕兆庆出资，2006年后的一两年期间被征收房屋从原来的三层基础上加盖四层、五层，四层、五层为不予认定建筑面积部分。被告吕品认为被征收房屋于1975年因吕禄义结婚翻建二层，由吕禄义出资并出力。1978年被征收房屋翻建三层，亦由吕禄义出资并出力。两次翻建时，四原告户籍并不在册且不在被征收房屋内居住，不可能参与翻建，故应当将二层、三层的部分析出。二、关于土地所有权人情况，四原告认为土地证记载的使用户名“吕兆庆等”中的“等”字已经划去，使用权人记载为吕兆庆，系吕兆庆和杨树荫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吕品认为临时土地证产生于1989年，土地证及国有土地地租专用收据上均记载户名为“吕兆庆等”，“等”应包含当时户籍在册并实际居住的人员，当时四原告户籍并不在册且不居住，故土地使用权人应为吕兆庆、杨树荫、吕禄义、夏秀芳、吕品。且征收过程中，在征收实施单位的组织下，吕品、夏秀芳签署《委托书》，委托吕芳义作为代理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当时征收实施单位和吕芳义均明确夏秀芳和吕品系征收补偿的受益人，如没有两人的委托书，征收补偿协议就无法签订。为此，四原告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向上海市静安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询问被征收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情况。上海市静安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于2020年9月27日出具了《情况说明》：经查询中兴路XXX弄XXX号仅有建档日期为1991年3月的地籍资料，该资料中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核定征询单》中户名为吕兆庆等，使用户意见处有吕兆庆盖章；《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表》中土地使用户名为吕兆庆，申报人处由吕兆庆盖章；《上海市城市房地产税交款书》中交款人为吕兆庆。据此，现有资料显示土地使用权人为吕兆庆，无证据指明有其他共有权人。吕品表示《情况说明》上加盖的是资料查阅专用章，不能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后本院调取了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材料，其中，1988年4月18日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表》记载，中兴路XXX弄XXX号土地使用户名为吕兆庆，建筑占地面积为4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二层)。使用权来源及共有情况一栏记载：1951年吕兆庆和中兴路XXX弄XXX号李姓一同向私人购买此房，买契遗失。在1975年自行翻建，执照遗失。并注明该房地租税一直交给私人，文革后，一直未交过，该房房产税一直缴纳至今。在该登记表审核意见中在“吕兆庆”后有添加“等”字的修改，在勘丈记录表中亦有添加“等”字的修改。1982年秋冬的房地产税交款书的交款人记载为吕兆庆。同时，原告持有的《土地临时使用证》以及附图的使用户名一栏“吕兆庆等”中的“等”字被划去，并盖有更正章。为此，本院再次发函向上海市静安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询问土地使用权人情况及翻建情况。上海市静安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于2021年2月2日复函，明确了土地所有权人为吕兆庆且土地证登记资料中无翻建信息。三、关于实际居住人情况，原告认为被征收房屋自1992年开始无人居住，原、被告均长期不居住在被征收房屋内，故均不属于实际居住人，吕品于1990年左右搬离，夏秀芳户籍于1991年迁移并搬离被征收房屋。被告吕品认为吕品及案外人夏秀芳应为实际居住人，两人与吕禄义一直居住在被征收房屋，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居住在志丹路灵芝公寓401室房屋(以下简称志丹路房屋)，吕禄义一直在被征收房屋及志丹路房屋两边居住，直至2001年去世。吕品于2000年出国留学，回国后发现被征收房屋被原告占用并出租。四、关于遗产部分的分割，原告提供了吕兆庆的自书遗嘱两份，载明被征收房屋系吕兆庆和杨树荫的共同财产，属于吕兆庆的部分由吕芳义和吕甲义共同继承。对于该两份遗嘱，吕品认为当时吕兆庆年事已高，故真实性无法确认，不应按照遗嘱进行分割。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被征收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情况，吕品认为1988年申请土地临时使用证时吕品、吕禄义、夏秀芳均户籍在册并实际居住，且被征收房屋由吕禄义出资翻建，因此三人均为使用权人之一。对于其主张，本院并不认可，理由如下：1.根据现查明最原始记载，房屋来源系由吕兆庆向私人购买所得，房地产税交款人为吕兆庆，申请登记表上土地使用户名为吕兆庆，且由吕兆庆申请盖章，吕品以翻建以及户籍在册并实际居住成为土地临时使用证上“等”的具体指向人员即使用权人之一，并无相关登记资料显示，其主张仅系其推断，并无依据；2.上海市静安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向本院作出的说明，亦明确了土地使用权人为吕兆庆一人，与房屋的来源一致；3.翻建部分，首先被征收房屋的原始取得为吕兆庆和杨树荫，进行翻建时并未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仅从户籍在册情况、居住情况等无法认定吕禄义系翻建的出资人，即使吕禄义出资或者出力，当时父母均在世，翻建实为对被征收房屋的添附，应当视为对父母的赠与，故吕禄义亦不因翻建而成为使用权人之一。因此，本院认为临时土地证并非不动产权利登记凭证，仅表明持证人使用该土地曾获得相关部门认可，基于城市房屋房地合一的原则，本院确认被征收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吕兆庆。吕品主张其为实际居住人，然其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搬出被征收房屋并在志丹路房屋居住，故对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确认被征收房屋的全部征收补偿款为吕兆庆、杨树荫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系两人的遗产。鉴于四原告主张吕兆庆的遗产部分应按照遗嘱进行分割，吕品表示无法确认遗嘱的真实性，不同意按照遗嘱处理遗产，故在本案中仅对吕兆庆、杨树荫的遗产进行确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上海市静安区中兴路XXX弄XXX号吕兆庆(故)等户的全部征收补偿利益为吕兆庆、杨树荫的遗产。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吕芳义、吕甲义、吕义萍、吕义君共同负担40元，被告吕品负担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 峥人民陪审员  梁钟芳人民陪审员  吴 昆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法官 助理  潘 云书 记 员  乔续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第九十九条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第一百条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