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民终2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琴，女，1962年2月16日生，汉族，住青海省德令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瑜，河南申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魁，河南申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慧玲，女，1989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中江，河南天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伟，河南天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崔普友，男，1964年1月24日生，汉族，住青海省德令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洋，河南申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洪琴因与被上诉人周慧玲、原审第三人崔普友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民初4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洪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瑜、余晓魁，被上诉人周慧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伟，原审第三人崔普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洪琴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等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转账性质非赠与是明显错误的。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其和第三人之间存在合法的经济往来，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对第三人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其转账的金额和事实均予以认可。1、被上诉人所称支付宝转账是经济往来，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第三人之间有何具体经济往来。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也无任何业务往来，上诉人已向法庭提供了转账凭证，可证明被上诉人实际接受了第三人的转款。被上诉人若坚持认为该款项并非赠与，应当由其举证证明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以及款项的合法用途。2、被上诉人所称第三人向其银行卡转账31万元，其中10万元是借其银行卡走账，另外21万元系被上诉人借给第三人的借款，现第三人予以返还，显然与事实不符。10万元系第三人实际转至被上诉人银行账户，至于被上诉人将该款项又转至他人，与第三人无关，若如被上诉人所述，该笔款项系第三人欲转至他人，鉴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关系，第三人直接转款即可，又怎会通过被上诉人的账户进行转账，显然不符合常理。21万元的转账，被上诉人主张系返还借款，但其并未提供任何第三人从她处借款的凭据，也无银行转账凭证，21万元不是小数目，若现金给付显然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无法提供借据，又无转账凭证，被上诉人主张第三人通过银行转账的21万元，系返还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审法院以第三人在本次诉讼前的诉讼活动作为证实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之间的转账并非赠与，毫无根据，与事实相悖。原审第三人基于何种原因撤诉与本案上诉人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毫无关联的。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国民事诉讼法》第145条、民诉法解第238条之规定，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撤诉，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既然一审法院裁定准许第三人撤诉，即表示，案件符合撤诉规定。因此，第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的诉讼，并未进入实体审理，证据亦未进行质证，如何断定其诉讼案件与本案有关。原审法院裁定准许第三人撤诉，现又以第三人之撤诉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显然显失公平，亦自相矛盾，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原审法院认定转账记录并非原件从而达不到证明目的是不合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通过手机直接打印出来的微信转账记录明确规定是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的，而原审法院还让当事人提供所谓的原始转账记录，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更是加重了当事人的诉累，这与立法的初衷明显相悖。综上，上诉人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原审法院在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并未援引采纳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周慧玲辩称，一、原判决认定周慧玲无法证明转账行为系赠与正确合法。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王洪琴主张转账系赠与，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而原审中王洪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周慧玲和崔普友之间具有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周慧玲和崔普友之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王洪琴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其次，周慧玲在原审中明确表示其于崔普友之间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并提出合理抗辩。崔普友通过支付宝向周慧玲转账系双方正常的资金往来，崔普友有时需要现金就从周慧玲处拿再通过支付宝返还。崔普友于2018年9月28日转账的10万元，系借周慧玲的账户转账给崔纪双，此款已按崔普友要求于2018年9月28日转给崔纪双的银行账户，原审中提供了转账凭证加以证实。崔普友通过银行转账的21万元，系向周慧玲偿还的借款，原审中也提供了证据加以证实。二、原审并未以崔普友之前的诉讼活动来证实崔普友和周慧玲之间的转账非赠与。首先，崔普友在2020年4月依据相同的转账记录向周慧玲提起借款合同之诉并注重转账系借款，后撤诉，原审中崔普友又称该转账系赠与。崔普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陈述前后矛盾且不能说明理由，故其陈述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其次，即使没有崔普友的借款合同诉讼，在没有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崔普友的陈述，也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具有赠与的合议。原审以王洪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赠与合同关系而驳回其诉讼请求，而非以崔普友之前的诉讼来证实双方之间的转账非赠与。三、原审认定王洪琴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玲玲”是周慧玲合理合法。首先，王洪琴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无原件相印证，不能只能和原件一致，也不能证明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不符合法定形式，不具有真实性。其次，王洪琴在原审中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玲玲”即周慧玲，故不能认定崔普友通过微信向周慧玲转款。综上，王洪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认定存在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难以认定构成赠与合同关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洪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普友述称，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洪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第三人崔普友和被告周慧玲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并由被告周慧玲返还原告夫妻共同财产共计人民币671520.88元及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周慧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0日，王洪琴与崔普友登记结婚。2015年初，崔普友与周慧玲相识并确立朋友关系。2016年2月14日至2020年1月31日，崔普友向微信名：“玲玲”转款共计299820.88元。2017年8月4日至2020年1月16日，崔普友通过支付宝向周慧玲转款96300元，2018年9月19日，2018年9月28日崔普友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周慧玲分别转款二次共计310000元。通过查阅法院卷宗，2020年4月13日，崔普友以相同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周慧玲归还借款528919.8元，2020年5月15日，崔普友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玲玲”是否是周慧玲，原告王洪琴应当向法庭提供能显示“玲玲”个人信息的界面、注册名称、微信号、手机号，确定“玲玲”即周慧玲，同时提供崔普友向“玲玲”转账原始记录。2、崔普友向周慧玲转账性质是否为赠与，原告王洪琴所提交的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复印件等记录，仅能证明第三人崔普友向被告转账的事实，但崔普友在2020年4月依据同一事实、相同证据在法院向周慧玲提起借款合同诉讼后撤诉，现崔普友辩称与第一次诉讼相矛盾，无法证明崔普友给付周慧玲款项为赠与的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洪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14元，减半收取5257元，由原告王洪琴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洪琴提交周慧玲的答辩状一份，拟证明崔普友和周慧玲系情人关系且同居，从2015年到2020年周慧玲多次受到崔普友的转账；提交微信支付电子凭证两证，拟证明案涉微信名为“玲玲”的系周慧玲本人。被上诉人周慧玲质证称，对答辩状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达到是证明目的；对微信支付电子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也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崔普友质证，认可该证据。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周慧玲的答辩状，真实性周慧玲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该答辩状能够证明周慧玲和崔普友从2015年开始为情人关系并同居的事实；2、关于微信支付电子凭证，真实性周慧玲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微信名为“玲玲”的收款方系周慧玲，故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崔普友和周慧玲自2015年相识后发展为情人关系并同居；2、在崔普友和周慧玲情人关系存续期间，崔普友通过微信向周慧玲多次转款合计299820.88元，通过支付宝向周慧玲多次转款合计96300元，通过银行账户转账分别向周慧玲转款210000元、100000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崔普友向周慧玲通过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的行为是否属于赠与行为；二、赠与行为是否有效，周慧玲应否返还案涉款项，若返还，返还多少。关于崔普友向周慧玲转账的行为是否属于赠与行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王洪琴主张崔普友给周慧玲的微信、支付宝、银行账户转款系赠与行为，并提供了周慧玲书写的答辩状以及崔普友和周慧玲之间转账记录；被上诉人周慧玲主张双方不存在赠与关系，转账系正常的资金往来，那么按照举证规则，王洪琴和周慧玲均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于崔普友通过支付宝、微信转给周慧玲的款项，由于王洪琴、周慧玲均认可崔普友和周慧玲存在情人关系且同居，而且同居期间必然存在共同生活开支，本案王洪琴举证显示的崔普友通过支付宝、微信转款给周慧玲的次数又多，持续时间也较长，转账金额不大且有零有整，王洪琴也没有其他证据双方非法同居期间的其他生活支出来源，因此应当认定本案崔普友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给周慧玲的款项为双方非法同居期间的生活支出，不应认定为赠与。对于崔普友通过银行分别转账的100000元和210000元。周慧玲辩称崔普友通过银行转账的100000元系按照崔普友的要求而转账到崔纪双的银行账户，并非赠与，由于崔普友认可周慧玲向崔纪双转账的事实且崔普友关于该款项系周慧玲向崔纪双还款的辩称没有证据证明，崔普友和崔纪双也存在一定的关系，结合崔普友系在同居期间向周慧玲转款后同日既由周慧玲转给崔纪双的事实，周慧玲的辩称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周慧玲这一辩称本院予以采纳；虽然周慧玲辩称崔普友通过银行转款的210000元系崔普友偿还的借款，但是周慧玲提交的证言等证据并也不足以证明崔普友向周慧玲借款200000元的事实，崔普友也不认可，故周慧玲的这一辩称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周慧玲与崔普友之间的关系、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本案崔普友通过银行转账给周慧玲的210000元应当认定为崔普友对周慧玲的赠与。关于本案赠与行为是否有效，周慧玲应否返还案涉款项，若返还，返还多少的问题。由于崔普友赠与周慧玲210000元的行为发生在崔普友和王洪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该款项应当认定为崔普友和王洪琴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夫妻对于共同所有的财产由平等的处理权，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前，夫妻双方的所有权均及于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双方应协商一致且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由于崔普友和周慧玲存在情人关系且同居，崔普友在此期间擅自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210000元赠与周慧玲，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应当认定为无效行为，故王洪琴要求周慧玲返还该部分款项的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周慧玲应当返还王洪琴210000元。综上所述，王洪琴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民初4995号民事判决书；二、被上诉人周慧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王洪琴人民币210000元；三、驳回王洪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14元，减半收取5257元，由王洪琴负担3613元，周慧玲负担16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14元，由王洪琴负担7226元，周慧玲负担32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峰审判员  马勇审判员  姚涛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魏静书记员李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