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3393号原告：郭加成，男，198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北京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2号院11号楼-1至3层商业01三层8309室。法定代表人：秦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瑾，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艳芹，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加成（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罗艳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酬金223856．64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被告聘请原告担任其出品的电影《外八门之黄金罗盘》（以下简称涉案电影）的联合导演，负责涉案电影筹备期、拍摄期内，编写导演工作脚本、商讨角色要求、进行影片拍摄等重要工作。涉案电影自2018年3月初开始筹备，同年5月21日开机拍摄，同年6月7日拍摄完毕。2019年2月21日，被告与原告补签了一份《联合导演合同》，约定被告聘请原告为涉案电影的联合导演，按照涉案电影纯利润的6%，向原告支付分红酬金（税后）。被告应在视频平台向其回款后五个工作日内，将酬金支付至原告指定账户。2019年3月28日，涉案电影在优酷平台正式上线播放。根据“优酷网络院线”公众号公示，涉案电影在三个月的分账期限内，获得6730944元的票房分账，扣除成本300万元，纯利润为3730944元。依据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原告应分得223856．64元。自2019年8月起，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分红酬金，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被告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被告投资制作的影片《外八门之黄金罗盘》（以下简称涉案影片）至今处于亏损状态，未获利，原告请求被告向其支付分红酬金无事实依据，无确凿证据证明。2017年10月，被告开始筹备拍摄涉案影片，于2018年5月21日开机，2018年6月7日拍摄完毕，进入后期制作。涉案影片由映美传世（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映美传世公司）独家发行。2019年3月，涉案影片在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网络播放平台“优酷YOUKU”独家播出。涉案影片出品公司为被告、国寿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财富公司）、映美传世公司，导演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原告以“联合导演”在片中署名。截至2020年5月13日，涉案影片累计发生拍摄费用、后期制作费用、宣传费用、发行费用和税费等全部费用合计11783388元，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300万元仅是涉案影片的项目资金预算含税总金额，即预估的制作成本，不等于实际花费的成本和费用。原告提供的《报价表》中不包括涉案影片所必需的“平面及其它广告宣传费”、“客户、代理商机票、住宿费”，以及该剧本版权费、宣传和发行费、税费等其他相关全部费用。除300万元的预估制作成本外，截至2020年5月13日被告还投入了版权费300万元、宣传费不低于1683318元、发行费1295707元、税费158508．2元、投资保底款196万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5月13日涉案影片的制作成本已达3685855元。自2020年5月13日至第二次开庭日2020年10月19日期间，涉案影片仍然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对外宣传、内容维护、数据维护和参加获奖支付开支等费用，亏损金额持续扩大，尚无利润。第二，原告提供的“优酷网络院线6月月度票房榜”中显示涉案影片票房金额为6730944元，该金额不是被告取得的分账款。涉案影片于2019年3月28日开始在“优酷YOUKU”平台播放，截至2019年6月30日，涉案影片发行总收入为6394397．05元，项目收益为5435237．49元，被告取得实际分账款为4534072．16元。发行总收入6394397．05元与“优酷网络院线6月月度票房榜”中显示的涉案影片票房金额6730944元之间的差额为336546．95元，是优酷平台收取的涉案影片的发行版权服务费。发行总收入6394397．05元中还包括100万元优酷平台方根据其播放规则要求支付给涉案影片独家发行人映美传世公司的会员拉新奖励，该100万元与票房（发行总收入）无关，仅是通过技术处理手段计入涉案影片的票房内。因此涉案影片实际发行总收入5394397．05元。对于该情况原告是明知的，其以6730944元作为涉案影片发行总收入计算分红酬金基数错误，无证据支持，被告不认可。第三，原告主张上述发行总收入减去成本300万元后的余额3730944元作为计算其分红酬金的纯利润依据，被告不认可。依据《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第三十七条规定，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上述定义适用于对涉案影片净利润的计算。原、被告签订的《联合导演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的“纯利润”应该是被告取得涉案影片的纯利润，在计算被告纯利润时，应当为被告实际取得的分账款减去被告拍摄制作、宣传、发行涉案影片的各项成本、费用以及税金后的余额。第四，退一步讲，即便原告不认可涉案影片发生的成本和费用合计11783388元，在原告认可影片预估制作成本为300万元的情况下，在该300万元中，《报价表》导演组费用估价为116000元，但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导演酬金为5万元，原告作为联合导演酬金已收取了10万元，加上导演助理、演员副导演等人员的酬金，已远超过该估价。《报价表》中场地及搭景费为200000元，但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向横店影管中心支付达到了356769元。《报价表》中影像后期制作费为300000元，但被告向华艺佳图北京文化传媒公司支付了330000元。《报价表》中演员费及支出为260000元，但被告向主要演员支付了演员酬金合计668000元。《报价表》中尚未包括著作权转让费300万元，宣传费1683318元、发行费（含播出平台服务费和税费）1454215元、固定投资款及收益1960000元，上述费用和成本远超过4534072．16元，被告无盈利、利润。第五，被告有确凿证据证明就涉案合同项下导演酬金，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10万元，该10万元酬金是《联合导演合同》项下分红酬金的组成部分，此外原告还扣留了被告投资款2万元作为其酬金，如果法院支持原告部分或全部诉讼请求，上述12万元原告已收取的酬金应当直接抵扣。原、被告除签署《联合导演合同》外，未签订其他聘用、合作等其他任何性质的协议，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各项费用均应当作为涉案合同项下原告的酬金。被告通过其法人张某某以微信转账方式先后向原告支付了10万元酬金，即2018年6月27日支付了5万元、2018年7月24日支付了1万元、2018年9月27日支付了2万元、2018年10月15日支付了2万元。此外，经原告介绍国寿财富公司和被告于2018年3月签订《网络大电影投资暨制作合约合同》，该合同约定国寿财富公司投资180万元，其向被告支付了170万元投资款后，剩余10万元投资款迟迟不付。经被告多次催促后，国寿财富公司将10万元支付给了原告，原告以其没钱为由，先迫使被告与其签订《联合导演合同》。2019年2月21日，在被告与原告签订《联合导演合同》后，原告扣留了国寿财富公司10万元投资尾款中的2万元，将8万元投资款支付给被告，被告主张该2万元也是原告酬金的组成部分。涉案影片投资亏损，原告向被告索要分红酬金，其行为严重背离了诚信原则，无合同依据。第六，原告未提供涉案影片存在纯利润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七，被告保留通过反诉或者另诉方式请求原告返还已收取的10万元酬金和擅自扣留的2万元投资款的权利。被告以预付酬金（分红）的方式，已经向原告支付了涉案影片酬金10万元，该10万元为《联合导演合同》项下原告酬金的组成部分，在被告未盈利的情况下，原告无权获得酬金，应当返还给被告。原告扣留的投资款2万元，不是原告对该投资款的介绍费，原告应当返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据此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2月2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联合导演合同》，被告聘用原告担任涉案影片的联合导演，合同约定：“第一条乙方工作正式开始于2018年3月-6月中旬。第五条甲方按下列方式向乙方支付酬金：1、分红方式：甲方应将此部电影片纯利润的百分之6支付给乙方，作为乙方的分红，此分红为税后。2、支付方式：甲方应在视频平台向制作方回款后，五个工作日内。将上述酬金以支票或银行转账之形式直接支付至乙方。第十七条合同的解释：本合同的理解与解释应依据合同目的和文本原义进行，本合同的标题仅是为了阅读方便而设，不应影响本合同的解释。第十九条合同的效力：有效期为自2018年4月1日至本影片所有发行渠道回款结束。”涉案影片自2018年5月开拍，至2018年6月5日拍摄结束，其仅在优酷平台上进行了播放。2018年6月12日，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向原告转账5万元；2018年7月24日张某某向原告转账1万元；2018年9月27日张某某向原告转账2万元；2018年10月15日张某某向原告转账2万元，以上共计10万元。被告称上述10万元是原告作为联合导演的报酬，是《联合导演合同》项下分红的组成部分，另原告介绍国寿财富公司投资涉案影片，国寿财富公司将投资尾款10万元转账给原告，原告仅给被告8万元，私自扣留2万元。原告称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口头约定原告介绍投资可以获得投资款10%的提成，加上原告作为联合导演的劳务费、剧本制作费，双方协商给原告18万元，但张某某只给了原告10万元，还差8万元，所以原告就扣留了国寿财富公司给被告10万元投资款中的2万元，原告当时跟张某某说2万元算借款，但上述款项与《联合导演合同》约定的分红无关，不同意在分红中扣除该笔12万元。对于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涉案影片在优酷平台上的票房收入。原告称涉案影片在优酷平台播放的前三个月有收益，取得累计票房6394397．05元，扣除优酷平台的播出服务费336547．21元，优酷平台给映美传世公司的费用共计6394397．05元，这就是涉案影片的票房收入，对此原告提交“优酷网络院线6月月度票房榜”佐证所述。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月度票房榜上显示的票房金额并非真实的。被告称映美传世公司作为涉案影片的独家发行人实际给付被告的金额是4534072．16元，对此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一、2018年3月28日被告（甲方）与映美传世公司（乙方）签订的《网络大电影投资暨制作合约》（以下简称《投资暨制作合约》），约定映美传世公司认缴投资30万元，合同有以下条款：“6、宣传和发行：6．1基于乙方对中国大陆网络大电影市场的了解和操作经验，双方同意，乙方负责电影片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总体宣传、发行工作，拥有电影片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总体宣传、发行的决策权，以及具体负责中国大陆境内的宣传、发行工作的执行。7、分配：7．2．1其中乙方收取的宣传发行费用为：宣传发行费用=电影片全部收入×15%。7．2．2乙方收取的收益=（电影片全部收入-税费-乙方收取的宣传发行费用）×10%。”二、2020年3月18日映美传世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有：“我公司是《外八门》的独家发行人。经我公司发行，该影片在视频播出平台‘优酷YOUKU’播出。根据‘优酷YOUKU’相关规则和政策，该影片在视频播出平台‘优酷YOUKU’播出取得的票房金额中包含有我公司因该影片在该播出平台的播出、‘优酷YOUKU’支付给我公司单方的100万元的‘会员拉新奖励’。该‘会员拉新奖励’不是该影片收入，不应当计入该影片在视频播出平台‘优酷YOUKU’的实际票房收入中。但根据该视频播出平台‘优酷YOUKU’规则和政策，该‘会员拉新奖励’又必须包含在并显示在视频播出平台‘优酷YOUKU’的票房金额内。因此，我公司作为该影片的投资人和独家发行人，在此证明和确认，截止2019年6月30日，《外八门》在视频播出平台‘优酷YOUKU’取得的累计票房为6394397．05元，该金额为视频播出平台‘优酷YOUKU’显示的票房收入6730944．26元（已包含100万元的‘会员拉新奖励’）扣除上述视频播出平台‘优酷YOUKU’收取的播出服务费336547．21元后的金额”。三、优酷网络电影合作模式升级公告，包括以下内容：“拉新奖励：每自然月统计本月已付费完结独家项目，在其付费期3个月内累计会员拉新收入排行前五名的影片，将给予现金奖励，规则如下：会员拉新排名第1名，奖励金额100万元，奖励时间付费期完结当月统计，合作要求独家。备注：会员拉新收入组成部分=会员拉新收入+会员续费收入+点播收入”，用以证明优酷平台向被告支付的会员拉新奖励100万元不属于涉案影片的发行总收入和发行收益。四、《外八门之黄金罗盘》分账表两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发票，用以证明被告从映美传世公司实际取得的收入是4534072．16元。分账表显示涉案影片上线日期为2019年3月28日，第一份分账表载明优酷平台发行总收入4000000元，发行费比例15%，发行方发行费600000元，项目收益3400000元，版权方分账比例90%，版权方总收益3060000元，发票税率3%，扣除税点差异102816元，实际分账款2957184元。2019年10月11日第二份分账表载明优酷平台发行总收入2394397．05元，发行费比例15%，发行方发行费359159．56元，项目收益2035237．49元，版权方分账比例90%，拉新奖励扣除200000元，版权方总收益1631713．74元，发票税率3%，扣除税点差异54825．58元，实际分账款1576888．16元。该分账表说明1有以下内容：“《外八门之黄金罗盘》项目有100万优酷平台拉新奖励，包含在优酷发行收入中，经与片方沟通在对方的回款中扣除20万元作为我方收益。”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但认为发行收入应当包含因涉案影片产生的有效收益，映美传世公司没有证据证明100万元的会员拉新收入是对其单方的奖励，且该陈述与分账表的说明1不符，映美传世公司作为涉案项目股份持有者和利益分配方，其与被告的利益分配比例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涉案影片截至2019年6月在优酷平台上的票房收入6730944．26元（包含100万元的会员拉新奖励），优酷平台服务费336547．21元、映美传世公司的发行费959159．56元、映美传世公司的投资分账收益743523．75元（含20万元会员拉新奖励）、被告总收益税点差异157641．58元、被告实际分账金额4534072．16元。100万元会员拉新奖励，映美传世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不是涉案影片票房收入，但从被告提交的优酷网络电影合作模式升级公告、第二份分账表的说明1来看，100万元的会员拉新奖励是优酷平台针对“影片”的奖励，且说明1中明确载明是包含在发行收入中，因此本院对《情况说明》中映美传世公司称100万元是对其单方奖励，不计入发行收入不予采信，认定100万元会员拉新奖励应当计入涉案影片在优酷平台上的票房收入。关于涉案影片的制作、宣传成本。原告称涉案影片的制作成本是300万元，这是被告与所有投资人共同确认的制作成本，超出部分应该由被告自行承担，对此原告提交《报价表》佐证所述。庭审中，原告称听被告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说涉案影片超了二三十万元的制作预算，具体金额不清楚。被告称300万元是制作预算，是被告与投资人之间约定的投资收益的计算方式，与原告和本案无关，实际制作成本花费3685855元，原告对超预算明知，被告提交张某某与原告的微信记录，有以下内容：“张某某：最后说来说去都是你帮了我，我跟你不是将心比心。我个人垫了几十万，都有账可查。原告：后来出了王某某的事，你说花超了，我说我先拿出来贴制作。”原告对微信记录真实性认可，但称该微信记录不完整，被告有对微信记录进行删改，其中张某某所说的“我个人垫了几十万”前面有一句原告说的话是“我那时候说是十八万，我们谈好了的”，原告当庭出示了与张某某的微信记录原件，确实存在原告所说的该句话。被告对删改微信记录的解释是在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10万元酬金的情况下，原告不仅不向被告支付国寿财富公司的10万元投资尾款，反而要求抽取提成、分红，张某某出于气愤就顺手将原告的该句话删除了。被告为证明涉案影片的制作成本，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上海雯舞电影工作室（以下简称雯舞工作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19年4月1日雯舞工作室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雯舞工作室是被告的关联公司，与涉案影片有关的部分合同是以雯舞工作室的名义签订。第二组、2019年8月31日被告（甲方）与雯舞工作室（乙方）签订的《网络电影付款确认书》（以下简称《付款确认书》）、记账凭证、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用以证明涉案影片需要雯舞工作室对外付款的，被告将相关款项汇入雯舞工作室账户，由雯舞工作室对外支付，该费用是涉案影片成本和费用的组成部分。《付款确认书》有以下内容：“一、经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乙方为《外八门之黄金罗盘》项目对外付款合计2741665元。对于拍摄和制作《外八门之黄金罗盘》项目的其他费用由甲方支付给第三人，不再委托乙方对外付款。二、无论是否有其它规定或者约定，甲方确认，甲方以‘投资款’、‘备用金’或者其它用途、名目汇入到乙方银行账户内款项，均不构成乙方对甲方的借款，已由乙方支付给与《外八门之黄金罗盘》拍摄制作有关的第三人。”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自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7日，雯舞工作室以涉案影片“动作导演费”、“制片备用金”、“影视服务费”、“影视制作资金”等名义对外支付共计2642665元，另有一笔2018年5月25日雯舞工作室向华艺佳图（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艺佳图公司）转账99000元（交易摘要：《外八门》制片备用金）于2018年5月29日被华艺佳图公司退回（附言：退回款）。第三组、《北京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网络电影项目决算单》（以下简称《决算单》），用以证明涉案影片成本和费用合计11783388元。该《决算单》上仅有被告的公章及制表人“李某”的签名。四、2018年4月10日雯舞工作室（甲方）与北京威振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网大（暂定名）动作导演聘用合同书》（以下简称《动作导演聘用合同书》），甲方聘用乙方担任涉案影片的动作导演并提供工作人员，乙方总报酬为206000元；2018年4月26日雯舞工作室（甲方）与陈某某（乙方）签订的《演员合同书》，甲方聘用乙方出演小七角色，服务费120000元；2018年5月3日被告（甲方）与王某某（乙方）签订的《电影拍摄和制作合作合同》，由乙方组建拍摄团队，成立拍摄组，按照合同条款和条件完成拍摄工作，制作费总预算为120万元；2018年5月9日雯舞工作室（乙方）与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视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微信记录，显示涉案影片在横店影视城住宿费184344元、基地42890元、摄影棚30000元、场景复原费400元、车辆人员管理费4880元，合计262514元；经纪费12222元、演员费用102033元，合计114255元；2018年5月3日被告（甲方）与王某1（乙方）签订的《电影制片人聘用合同》，甲方聘用乙方担任涉案影片的制片人，酬金30000元；2018年5月3日雯舞工作室（甲方）与张某1（乙方）、辰某某（乙方艺人）签订的《聘用演员合同书》，甲方聘请辰某某在涉案影片中出演“马六”角色，服务费300000元；雯舞工作室（甲方）与昌某某（乙方）签订的《分镜头脚本设计制作服务合同》，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分镜头脚本的设计和制作服务，项目款50000元；2018年5月14日雯舞工作室（甲方）与王某2（乙方）签订的《聘用演员合同书》，甲方聘用乙方出演“川岛”角色，酬金10000元；2018年5月18日雯舞工作室（甲方）与英皇娱乐（香港）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的《聘用演员合同书》，甲方聘用艺人纪某某在涉案影片中出演“洪八”一角，酬金100000元；2018年5月20日雯舞工作室（甲方）与天津金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聘用演员合同书》，甲方聘用乙方艺人李某1在涉案影片中出演“川岛”一角，酬金5300元；2018年5月18日雯舞工作室（甲方）与被告（乙方）、乙方艺人杨某签订《聘用演员合同书》，甲方聘用乙方艺人出演“玖儿”角色，酬金50000元；2018年5月18日雯舞工作室（甲方）与北京星骑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乙方艺人钱某签订《聘用演员合同书》，甲方聘用乙方艺人出演“霜儿”角色，酬金30000元；2018年5月15日被告（甲方）与华艺佳图公司签订的《网络剧影视后期制作合同》，后期制作费用330000元；第四组、被告记账凭单，具体如下，2018年4月的记账凭证（合计23000元）：有一笔被告转给翟某的10000元，附言为“《外八门》演员指导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黄某的10000元，附言为“报销款”，记账凭证中载明是前往湖南的差旅费、交通费等；有一笔被告转账给魏某的3000元，附言为“报销款”，记账凭证中载明是滴滴客运服务费；2018年5月的记账凭证（合计232763．19元）：有一笔载明“版权转让《外八门》”，会计科目是应收账款_映美传世公司、应交税费、主营业务收入_其他，对应有2018年5月18日开具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内容为广播影视节目（作品）制作服务版权转让费价税合计100000元，系被告向映美传世公司开具，其中税金2912．62元由被告代缴；有一笔2018年5月29日被告向华艺佳图公司的转账，金额为99000元，记账凭证上载明是涉案影片后期制作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罗某某的656元，附言为“《外八门》住宿费”，记账凭证中载明是深圳差旅住宿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罗某某的10000元，附言为“《外八门》制作备用金”，记账凭证载明是杭州差旅、交通费用；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罗某某的3628．57元，附言为“《外八门》交通费”，记账凭证载明是首尔、杭州差旅费、交通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罗某某的1196元，附言为“《外八门》餐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罗某某的2621元，附言为“差旅费及招待费”，记账凭证载明是大连差旅费及招待餐费（黑武士）；有一笔被告转账给张某某的51700元，附言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罗某某的12000元，附言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有一笔被告转账给魏某的1300元，附言为“《外八门》交通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陈某1的1776元，附言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有一笔被告转账给豆某某的2498元，附言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支出凭单上载明用途为采买硬盘；有一笔被告转账给陈某1的13元，附言为“快递费”，支出凭单上载明用途为辰某某合约；有一笔被告转账给豆某某的297元，附言为“交通费”，支出凭单载明用途为后期制作交通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陈某1的111元，附言为“快递费”，支出凭单载明用途为两个演员椅快递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郭某某的33054元，备注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罗某某的10000元，备注为“《外八门》剧组费用”，记账凭证载明是《外八门》剧组杭州费用；2018年6月的记账凭证（合计90843．12元）：有一笔被告转给豆某某的210元，附言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支出凭单载明用途为戏服快递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罗某某的2883元，附言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有一笔被告代开映美传世公司发票缴税款2912．62元（同为版权转让费100000元）；有一笔被告转账给豆某某的1837．5元，备注为“《外八门》剧组车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罗某某的5000元，备注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罗某某的8000元，备注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有一笔被告转账给张某某的5000元，备注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有一笔被告转账给板某某的5000元，备注为“《外八门》剧组费用”；有一笔被告转账给杨某的30000元，附言为“《外八门》演出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北京星骑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30000元，备注为“《外八门》剧组费用”；2018年7月的记账凭证（合计72399．9元）：有一笔被告转账给豆某某的127．9元，附言为“交通费”，支出凭单上载明用途为《外八门》项目后期制片交通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王某3的4590元，附言为“借款-商标注册规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北京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的15020元，附言为“商标注册款”，支出凭单载明用途为商标注册款、代理费7500+著作权7520，共计15020元；有一笔被告转给罗某某的5000元，交易用途为“经纪部借款”，记账凭证上载明是杨某上海拍摄备用金；有一笔被告支出的涉案影片服装、帽子费用，金额为11550元，支出凭单上注明现金付讫，由晋州那一抹风情服饰有限公司开具发票两张；2018年8月的记账凭证（合计36112元）：有一笔被告转账给逯某的30000元，附言为”《外八门》剪辑费”；有一笔被告支付给罗某某的杭州差旅费，金额为1112元，支出凭单上注明是现金付讫，附有2018年1月16日、2018年5月18日、2018年6月10日、2018年7月8日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车票等；有一笔被告转账给刘某某的5000元，附言为“报销款”，记账凭证载明是罗某某差旅（刘某某）；2018年9月的记账凭证（合计100832元）：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缪某某的598元，附言为“报销款”，记账凭证中显示与涉案影片有关的是后期配音五人餐费151元、后期十人餐费255元，共计406元；有一笔被告转账给缪某某的1234元，附言为“报销款”，记账凭证上载明是《外八门》后期餐费；有一笔被告转账给华艺佳图公司的99000元，附言为“《外八门》后期制作费”（后期制作第二笔款）；2018年10月的记账凭证（合计45000元）：有一笔被告转给张某某的20000元，附言为“外八门片酬”，记账凭证中载明《外八门》片酬（张某某代付）；有一笔被告转账给黄某的25000元，附言为“退押金报销”，记账凭证上载明是拍摄场地押金；2018年12月的记账凭证（合计5200元）：有一笔被告支付的5200元，记账凭证载明为杨某6月片酬个税，后附电子缴税付款凭证；2019年2月的记账凭证（合计32000元）：有一笔被告转账给华艺佳图公司的32000元，附言为“《外八门》”，记账凭证载明为涉案影片的预付制片费。另有2019年8月27日被告向吴某某转账1400元，附言为“《外八门之黄金罗盘》及《芯灵追凶》DVD刻录费”。2019年6月12日的支出凭单，载明有外八门制片服装费48142元、外八门汽车费用2671元，共计50813元，后附北京华联（SKP）百货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三张（购买物品类型为服装或者皮革毛皮制品*包）、汽油发票两张、维修费发票一张；第五组、2019年3月、4月被告（甲方）与上海力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力方公司）签订的《合同》两份、记账凭证两份，约定力方公司为被告投放广告，上刊制作费分别为15497元、12417元；被告实际向力方公司转账上述两笔费用共计27914元，附言均为“广告费”；2019年3月25日被告（甲方）与北京上朴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上朴公司）签订《电影宣传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宣传服务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涉案影片进行宣传推广服务，委托期限自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5月15日止，宣传服务费100万元，被告应当在委托期结束后60个工作日内付款；2019年12月20日被告（甲方）与上朴公司（乙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主要内容是被告认可上朴公司已经完成《宣传服务协议》项下工作，但被告尚未向乙方支付服务费，上朴公司同意推迟付款时间至2020年12月31日，但被告应当将上朴公司作为其拍摄的其它影视剧的有限合作对象。原告对上述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中除《决算单》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称合同约定被告支付给王某某的是120万元，不是《决算单》中的145万元，被告实际支付给王某1的酬金是2万元，不是《决算单》中的3万元，被告支付给王某2的酬金是6000元，不是《决算单》中的1万元，被告与动作导演的合同因被告原因并未合作，后期更换了动作导演，导致多花费了一份动作导演费用，涉案影片的片尾字幕可以看出动作导演是“二饼”，并非“杨某1”；原告对记账凭证提出如下异议：第一，被告支付给翟某的演员指导费10000元是因培训被告旗下艺人演技产生的费用，被告作为主要演员的经纪公司，有义务对演员的演技和形体进行提前培训，不应用剧组费用对其旗下艺人进行演技培训；第二，被告支付给黄某的10000元报销款与涉案影片无关，不应该计入成本，黄某系被告前员工，并未参与到项目筹备和制作工作，也没有去湖南、常德、长沙等地的差旅需求和必要；第三，被告支付给罗某某深圳差旅住宿费656元与项目无关，没有前往深圳的需求和必要；第四，被告2018年5月16日支付给罗某某的3628．57元中，其中前往首尔的差旅费2518元不能计入涉案影片成本，没有前往首尔的需求和必要；第五，被告支付给罗某某的大连差旅费、招待餐费（黑武士）2621元与项目无关，无出差大连的需求和必要；第六，罗某某出差杭州差旅费1112元不应计入成本，涉案影片拍摄结束时间为2018年6月5日，2018年8月没有出差杭州的必要，罗某某从成都到重庆、杭州到上海的差旅费与项目无关；第七，2018年7月杨某至上海的拍摄费用5000元，此时项目已经拍摄结束，并无去上海拍摄的需求；第八，被告支付给缪某某的后期人员餐费598元和1234元是被告个人行为，不应计入项目成本；第九，被告旗下艺人杨某的个人所得税5200元不应计入成本；第十，被告购买的皮包和衣物及汽车加油、维修费用是被告法定代表人个人的消费，不应计入项目成本；第十一，被告与上朴公司签订的合同无对应的交易记录，涉案影片的宣传发行工作全权交给了映美传世公司代理，其以宣发资源入股，无需再产生额外的宣传费用，此费用不应计入项目成本。本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上述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并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决算单》系被告单方出具，原告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本院对《决算单》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表明，被告在制作涉案影片过程中有委托雯舞工作室对外付款和自行对外付款两种形式，雯舞工作室与被告达成的《付款确认书》虽然确认雯舞工作室为涉案影片对外付款共计2741665元，但结合雯舞公司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有一笔2018年5月25日雯舞工作室向华艺佳图公司的付款99000元被退回，因此雯舞工作室实际对外付款共计2642665元。被告提交的记账凭证、转账记录、发票等证据，其中2019年8月27日被告向吴某某转账的1400元，并非涉案影片单独的DVD刻录费，还包括其他影片的刻录费用，且此时涉案影片在优酷平台上的付费播放期已经结束，不属于影片制作成本；2019年6月12日的支出凭单载明的服装费48142元、汽油及维修费2671元，共计50813元，发票开具时间均在涉案影片拍摄结束后，被告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上述费用与涉案影片的制作有关；被告转账给缪某某的598元中仅有406元与涉案影片有关，其中192元与涉案影片无关；被告与上朴公司《宣传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中的100万元宣传费，没有证明表明该笔费用实际发生，以上四笔费用不应计入制作成本。关于原告提出异议的演员指导费、差旅费、招待费、餐费、个税等费用，在涉案影片拍摄过程中发生上述费用存在一定合理性，被告提交了记账凭证及相关支付记录，说明被告实际支出了上述费用，原告仅以无需求、不必要否认上述支出，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对外支付费用共计665872．21元。被告自己及委托雯舞工作室对外付款共计3308537．21元，该金额与原告所称的听被告法人张某某说涉案影片超过制作预算二三十万元相吻合。关于被告主张的应当计入涉案影片成本的其他费用。被告称以300万元的价格受让《外八门》的著作权，并提交上海九翼影视文化工作室、高某（甲方、转让方）与被告（乙方、受让方）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佐证。《著作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尚未创作完成的《外八门》作品著作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支付著作权转让方300万元，在合同生效七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费预付款30万元，甲方应当在2019年9月30日前完成《外八门》（暂定名）的创作内容的25%，自述累计不少于五万字。2019年6月27日，被告向上海九翼影视文化工作室转账30万元，附言为“外八门2版权费”。原告对《著作权转让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真实性认可，称被告与高某之间转让的是《外八门2》的著作权，与本案无关，原告在2017年7月就取得了国家版权局的作品登记证书，并提交《作品登记证书（电子版）》、版权存证证书佐证所述。被告对《作品登记证书（电子版）》、版权存证证书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称涉案影片因参加澳门国际电影节花费参展费30万元、支付第八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赞助费15万元、翻译费用15260元、电影节报名费21544元、釜山电影节报名费及委托协议费、釜山电影节行程费、座席费、套票166500元、新闻费2100元，并提交微信记录、入围通知、邀请函、转账记录、发票、支出凭单佐证所述。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称上述参展费用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个人荣誉奖项的非官方交易费用，英文翻译费用是为参加电影节产生，属于张某某的个人行为，与涉案影片无关。被告称向涉案影片保底投资人周某支付了100万元的保底投资款及30万元的违约金，根据行业惯例，在计算发行净利润时，应当将保底投资款从发行收益中扣除，违约金亦应当计入成本，对此被告提交民事传票、民事起诉状、和解协议、民事裁定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用以证明被告向周某支付了保底投资款及违约金130万元。被告提交与湛某某签订的《网络大电影投资暨制作合同》、《补充协议》、记账凭证、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从2018年10月开始被告向湛某某支付共计53万元），用以证明保底投资人湛某某的投资款60万元及6万元的投资收益应当在涉案影片的发行收益和成本中扣除。原告对被告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称被告与投资方周某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回款期限，被告未能按时兑现汇款被起诉，被告偿还周某、湛某某的投资本金及违约金、利润等是其个人责任，与原告诉求无关。本院认为，结合原告质证意见，本院对被告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是《著作权转让合同》是在2019年签订，且被告付款30万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有附言为“外八门2版权费”，该《著作权转让合同》与涉案影片不存在关联性。关于参加电影节产生的费用、被告支付给周某的投资保底款及违约金、被告承诺湛某某的投资保底款及投资收益，并非涉案电影的制作、宣发成本。所以，被告主张的上述费用均不应计入涉案影片的成本。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联合导演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联合导演合同》约定，“甲方（被告）应将此部电影片纯利润的百分之6支付给乙方（原告），作为乙方的分红”。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此部电影片纯利润”。一般而言，利润等于收益减去成本。涉案影片于2019年在优酷平台上播放，至2019年6月的票房收入共计6730944．26元（含100万元的会员拉新奖励），被告虽称100万元的会员拉新奖励不应当计入票房，但从被告提交的优酷网络电影合作模式升级公告、分账表说明1，表明100万元会员拉新奖励是优酷平台针对涉案影片的奖励，应当计入发行收入中。因此，涉案影片在优酷平台上的发行收入共计6730944．26元。关于成本，原告主张按照被告与投资人确认的制作预算300万元予以扣除没有依据，首先，被告与投资人之间就制作成本的约定，并不当然适用于原、被告；其次，从庭审调查情况来看，涉案影片实际发生的制作成本与预算并不完全一致，存在超预算的情况；再次，涉案影片的成本除制作成本外，还应当包括合理的发行费、宣传费、平台服务费、收入应纳税款等。所以，本院认为涉案影片应当扣除的成本有优酷平台服务费336547．21元、映美传世公司的发行费959159．56元、被告总收益税款157641．58元、制作宣传费3308537．21元，以上共计4761885．56元。综上，涉案影片的利润为1969058．7元，原告应得6%的分红为118143．52元。关于被告主张在原告的分红中扣除已付的联合导演报酬10万元及原告私自扣留的2万元投资款，10万元报酬是被告在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支付给原告，而《联合导演合同》是双方在2019年2月21日签订，需在取得收益后才能计算出分红，故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10万元报酬是《联合导演合同》中分红提前支付的款项的情况下，应认定10万元系分红外的报酬，不应在分红中扣除，本院对被告要求在分红中扣除10万元报酬的主张不予采纳。2万元投资款是国寿财富公司支付给被告的款项，由原告代收，原告应当将2万元转交被告，原告自称2万元是借款，但未举证，原告有义务将2万元返还被告，被告在本案中主张抵销，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在原告应得的分红中扣除该笔2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郭加成分红款九万八千一百四十三元五角二分；二、驳回原告郭加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58元，由原告郭加成负担2404元（原告郭加成已预交2329元，剩余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北京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225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茵茵审判员  栾 荟审判员  吴 娜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