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13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元星工业新材料有限公司，住广东省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A1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98X9。法定代表人：袁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良，广东方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乔慧，广东世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珍，女，197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360×××××××********。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嘉欣，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龙，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袁军，男，197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511×××××××********。上诉人广东元星工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玉珍以及原审第三人袁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5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元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玉珍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玉珍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查明重要事实，错误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玉珍名下中国农业银行62284××××××××433419账户（以下简称3419账户）是由元星公司专用”。根据李玉珍提交的3419账户交易明细，足以证明该账户内资金和其控制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兴元模具材料厂（以下简称兴元模具厂）、佛山市易臣聚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臣公司）、元星公司的资产已经混同，3419账户实际由公司专用，账户内资金归公司所有。第一，从账户内款项支出情况看，3419账户并非用于个人生活，没有任何显示用于个人生活的流水。该账户内资金均被用于三公司运营，具体包括：（1）被用于发放三间公司员工工资，支付员工报销款，支付购货款、运费、加工费等；（2）被用于三间公司各项支出，如“易臣办三证合一费用”“兴元色浆款”“元星新厂6月菜钱”。第二，从账户内款项收入情况看，3419账户被用于收取部分货款，且账户内资金主要来自于袁军、兴元模具厂、易臣公司，并且李玉珍与三间公司之间均有大额、频繁的转账往来发生。这一方面说明李玉珍对三间公司账户内资金具有调配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说明三间公司与李玉珍之间资产存在混同。第三，从账户管理和资金支付流程看，元星公司提交了收据、现金收入证明单、支出证明单等，说明3419账户内资金存入、支取经过了企业内部审批手续，由企业出纳经办，足以证明账户是企业的支取账户。二、一审法院认定李玉珍转账属于借款的依据不足。李玉珍与元星公司之间资产混同，关系密切，不能因元星公司账簿存在“其他应付款”即认定为借款。李玉珍向元星公司转账款项的真实性质应当结合元星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涉案账户的使用情况认定。（一）元星公司基本户账簿存在“其他应付款”，该情况是因李玉珍实际控制元星公司财务而形成的表象，并非基于借款合意而形成的实际借贷。李玉珍与袁军为夫妻关系，二人共同创业，于2002年6月成立兴元模具厂，于2010年9月成立易臣公司，于2012年11月成立元星公司。且根据袁军、证人赵某1的陈述并结合本案证据可知，三间公司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况，而李玉珍与袁军夫妻为三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涉案转账期间，李玉珍是三间公司的高管及财务方面负责人，支出证明单、费用报销单等单据上都有李玉珍本人签名，足以证明其对三间公司及其个人名下的账户使用及财务账册情况是明知和确认的，甚至是由其实际操作和控制。李玉珍以其个人账户收取货款和关联公司款项，再转入元星公司账户，并安排其名下账户在兴元模具厂、易臣公司、元星公司及袁军账户间进行资金调配，造成元星公司对其个人存在“其他应付款”的表象。（二）元星公司基本户账薄仅能反映该公司基本户的客观入账情况，不能据此认定入账款项的性质。涉案转账款的真实性质应当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涉案账户的使用情况认定。从财务准则及财务记账角度看，对于公司基本户的入账流水，除列为公司的经营性收入外，只能被列为往来款或借款，无法再列为其他项目。元星公司基本户账簿仅体现李玉珍账户与元星公司账户的往来流水情况，会计也仅仅根据银行流水凭证予以记载。在元星公司账簿中，李玉珍转入款项一般被记载为往来款，仅一笔2016年3月10日转账的20万元被公司出纳记载为短期借款，但这实际仅是根据李玉珍转账时的备注而登记，不足以说明该笔款项的真实性质。如果真的是短期借款，正常来讲李玉珍应该会在短期内要求元星公司还款，但李玉珍从未提过任何还款要求。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要件有二，一是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二是借贷款项实际交付。本案中，大量证据表明，李玉珍与元星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首先，李玉珍在起诉状及庭审中陈述的借款过程是：为了维持元星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财务经理通过电话方式向其提出借款要求，李玉珍经袁军同意后，再向公司多次出借巨额款项。但一方面，元星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没有向股东大量、频繁借款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袁军本人不认可李玉珍与元星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此，李玉珍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借贷发生的原因等相关事实的陈述有违常理。其次，李玉珍在庭审中表述转账经过了袁军的同意，且一审法院认可李玉珍所主张的200万元属于其与袁军的夫妻共同财产，即袁军对该200万元享有一半权益。加之袁军系元星公司的管理人员。因此，袁军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对本案事实认定有关键作用，而袁军在庭审中已经明确指出本案借款是不存在的，在袁军享有一半权益的情况下，其仍主张不存在借款合意，说明袁军对3419账户的性质与转账的性质所做的陈述更符合实际，也进一步证明李玉珍与元星公司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再次，李玉珍称截至2019年3月共向元星公司借款1500余万元，虽李玉珍诉讼请求的金额仅为200万元，但不应脱离整体仅审查部分金额，否则难以对款项往来进行全面综合的判断。前述款项数额巨大，转账次数频繁，但却没有一笔款项履行借款合同、借据或收条等手续，也未约定利息，不符合一般借贷的日常交易规则。按正常情况，即使股东借款给公司也应具备借款的基本形式，即有明确的股东会决议或借款协议并特别说明借款用途、还款期限、还款利息，而本案并没有。仅凭股东身份就出借巨款而不签订借款合同对于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来说显然不符合常理。此外，虽元星公司与李玉珍之间在公司基本户账簿上存在“其他应付款”，但相关材料均系李玉珍负责公司财务期间制作，且基于李玉珍系元星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特殊身份，前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李玉珍与元星公司之间对涉案款项为借款达成合意，不能完全达到转账即为借款的证明力。最后，虽李玉珍与元星公司存在大量、频繁转账，但双方除转账凭证、元星公司账簿记载为“其他应付款”外，没有任何能表明借款合意的证据，甚至在2019年3月李玉珍进行股权转让时亦未提及。如果存在真实借款关系，不会在股权转让时对1500余万元如此巨额借款不提处理方案。由此可见，李玉珍与元星公司在此前并不存在实际借贷关系。本案中不存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故李玉珍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借款关系的成立。四、李玉珍涉嫌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元星公司保留就此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虽李玉珍于2019年3月将股权转让给袁军，但该财产仍系夫妻共同财产，在此情况下无论财产是以股权的形式存在，还是以应收账款等形式存在，李玉珍实际享有的财产总额不受影响，李玉珍并没有起诉元星公司返还借款的实际可得利益。2019年6月，李玉珍向法院提起与袁军的离婚诉讼，因袁军负责元星公司的生产，付出大量心血难以割舍，李玉珍为获取更大经济利益，迫使袁军让步，才在明知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这一事实的情况下，仍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李玉珍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并给元星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困难和实际损失。元星公司保留就此追究李玉珍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李玉珍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没有遗漏查明相关事实，并查明3419账户并非由元星公司专用正确，元星公司的陈述以及证据不能证明元星公司所称的内容，不能证明3419账户是元星公司专用以及存在财产混同情况。实际上3419账户是由李玉珍支配使用，用于个人消费。兴元模具厂经营期间，李玉珍曾代兴元模具厂收付过部分款项，但并不代表涉案账户是元星公司使用及元星公司所有，对于元星公司的相关资金是否是有审批与李玉珍账户的使用权、支配情况无关，没有经过李玉珍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李玉珍的账户。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款项属于借款正确，元星公司有相关的公司账簿等证据可以反映与李玉珍存在借款关系，李玉珍没有担任过元星公司的财务工作和也没有财务的审批权。李玉珍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外陪伴女儿，不可能在财务账上签名。三、袁军掌握着元星公司的控制权，持有元星公司90%的股份，其答辩称涉案款项不是借款，实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四、赵某1的证言可以证实元星公司至今拖欠李玉珍巨额借款还没有偿还。五、元星公司在上诉状的陈述在某种程度实际上承认了李玉珍的3419账户是由李玉珍个人持有使用，并非公司专用的账户。六、根据元星公司基本财务账本注明相关信息是“往来款”“借款”等信息，充分反映涉案款项是借款的性质。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证据、证人证言认定涉案款项为借款正确，元星公司称李玉珍的起诉是恶意、虚假诉讼，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军书面述称：袁军与李玉珍是夫妻关系，袁军也是元星公司的股东。虽然一审法院认定袁军对涉案借款享有一半的债权，对袁军来说，经济上并不存在损失，但李玉珍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与事实不符。长期以来，袁军与李玉珍的银行账户都是元星公司用来收取货款和用于元星公司开支，其中袁军的银行账户主要用于收取货款，李玉珍的3419账户主要用于元星公司支出，目的是为了收支两条线，方便财务管理，这也是李玉珍主张的其中一笔20万元借款资金来源是先从袁军银行账户转入李玉珍的3419账户再转入元星公司账户的原因。李玉珍的银行卡和U盾长期以来都是由元星公司的财务持有和操作，许多款项的支出都由财务制作单据，再由袁军和李玉珍审批。如果3419账户里的资金属于李玉珍所有，则元星公司的财务不可能支配里面的资金。对于李玉珍一审提交的债权凭证，该凭证上的财务专用章是李玉珍利用之前管理元星公司财务的便利要求财务加盖的，袁军在本案诉讼前并不知情。李玉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元星公司向李玉珍支付部分债务款项200万元；2.元星公司归还李玉珍借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18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由元星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门市元星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是于2012年11月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袁军、李玉珍。2012年12月11日，江门市元星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更名为元星公司。2019年3月20日，袁军、李玉珍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李玉珍将其持有的元星公司股权作价390万元全部转让给袁军，次日，元星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信息，李玉珍不再是元星公司的股东。李玉珍曾向元星公司转账200万元，具体如下：1.2016年3月10日，袁军向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转账40万元；当日李玉珍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20万元，附言“公司借款”；元星公司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20万元，并制作了《现金收入证明单》确认收到李玉珍交来短期借款20万元。2.2016年3月18日，袁军向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转账10万元；2016年3月21日，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5万元，附言“私人借款”，元星公司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5万元。3.2016年3月31日，袁军向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转账18万元；2016年4月1日，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10万元，附言“借款”，元星公司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10万元。4.2016年4月19日，袁军向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转账5万元；当日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5万元，附言“借款”，元星公司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5万元。5.2016年4月20日，袁军向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转账5万元；当日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5万元，附言“借支”，元星公司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5万元。6.2016年4月26日，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10万元，附言“借款”，元星公司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10万元。7.2016年6月30日，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5万元，元星公司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5万元。8.2016年7月28日，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25万元；2016年7月30日，元星公司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25万元。9.2016年8月9日，李玉珍名下中国建设银行621××××××××68168账户（以下简称8168账户）向其名下3419账户转账25万元，当日李玉珍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25万元；2016年8月15日，元星公司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25万元。10.2017年3月17日，李玉珍名下8168账户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54万元；2017年3月31日，元星公司制作了《记账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54万元。11.2017年7月25日，李玉珍名下8168账户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30万元；2017年7月31日，元星公司制作了《记账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60万元（另包含了李玉珍名下8168账户于2017年7月25日向元星公司转账30万元）。12.2017年9月14日，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向元星公司名下账户转账6万元，附言“往来款”；次日，元星公司制作了《记账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6万元。2019年3月18日，财务人员赵某1（负责元星公司的做外账工作）向李玉珍发送微信信息称：“李总：到2019年3月止元星欠款：15416880元，注册资金：390万元。”李玉珍持有《其他应付款明细账》（加盖了元星公司财务专用章）原件，载明“单位名称元星公司，会计期间2019年1月至6月，明细科目（2241-Q1029）其他应付款—（往来单位）李玉珍，币别人民币。日期凭证字号摘要借方金额贷方金额余额2019-01-01上年结转贷15,416,880.002019-01-31本期合计贷15,416,880.002019-01-31本年累计贷15,416,880.002019-03-31付-6还借款/李玉珍100,000.00贷15,316,880.002019-03-31本期合计100,000.00贷15,316,880.002019-03-31本年累计100,000.00贷15,316,880.002019-05-31付-2还借款/李玉珍800,000.00贷14,516,880.002019-05-31本期合计800,000.00贷14,516,880.002019-05-31本年累计900,000.00贷14,516,880.00打印时间：2019-06-2814:29:52”。李玉珍主张涉案合共200万元是李玉珍出借给元星公司的部分款项。庭审中，袁军明确若涉案200万元认定是袁军、李玉珍的夫妻共同财产，袁军要求元星公司归还一半借款给袁军。另查1，袁军、李玉珍于2000年登记结婚；李玉珍于2019年6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该案正在审理中。另查2，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并实施的三年以下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4.35%。一审法院认为，李玉珍主张其向元星公司转账200万元是借款，法院予以采信，理由如下：一、李玉珍向元星公司转账的部分记录有备注“公司借款”“私人借款”“借款”“借支”等，且元星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收到20万元后还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20万元，并制作了《现金收入证明单》确认收到李玉珍交来短期借款20万元。转账附言及元星公司制作的《现金收入证明单》能直观反映款项的性质是借款。二、元星公司收取李玉珍的每一笔款项后均有制作《银行收款凭证》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万元，即元星公司是需要向李玉珍返还款项。三、元星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变更工商登记信息，李玉珍于此日开始不再是元星公司的股东，但元星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向李玉珍出具了《其他应付款明细账》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14516880元，该金额高于涉案200万元，法院合理相信欠款14516880元包含了涉案200万元。元星公司认为李玉珍利用职务之便取得《其他应付款明细账》，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四、赵某1作为负责元星公司部分财务工作的工作人员，于2019年3月18日向李玉珍发送信息确认“元星欠款15416880元”，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能与《其他应付款明细账》互相印证，法院对该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五、元星公司、袁军认为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内的款项属于公司款项，虽然李玉珍名下该账户有发工资、付货款等记录，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玉珍名下3419账户是由元星公司专用，因此法院对元星公司、袁军的意见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本案中，虽然涉案200万元是从李玉珍名下账户转账给元星公司，但李玉珍向元星公司转账200万元时，袁军与李玉珍是夫妻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李玉珍名下账户的款项应属袁军、李玉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涉案200万元借款是袁军、李玉珍共同享有的债权。涉案借款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李玉珍、袁军可随时要求元星公司还款，李玉珍的起诉视为要求元星公司还款，元星公司应向袁军、李玉珍归还200万元。元星公司没有及时还款的确造成袁军、李玉珍占有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法院确定元星公司应向袁军、李玉珍支付利息10964.38元[200万元×年利率4.35%÷365天×2019年7月5日（李玉珍起诉之日）至2019年8月19日共46天]，并应以20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同业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计付利息给袁军、李玉珍，息随本清。李玉珍要求自2019年3月18日开始计付资金占用利息，但李玉珍未举证证明其曾于2019年3月18日催告元星公司还款，法院对此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元星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玉珍、袁军归还本金200万元及利息10964.38元，并以20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计付利息予李玉珍、袁军，息随本清；二、驳回李玉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全额收取23084.2元（李玉珍已预交25501.9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李玉珍已预交5000元），由李玉珍负担受理费278.2元，元星公司负担受理费22806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交纳。李玉珍已预交的受理费25223.76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李玉珍申请，法院予以退回。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元星公司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元星公司与李玉珍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的要件有二：一是双方当事人具有借贷合意；二是款项已实际交付。本案中，李玉珍已提供转账记录证明其将涉案款项从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账至元星公司银行账户，故本案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首先，李玉珍向元星公司转账的部分款项有备注为“公司借款”“私人借款”“借款”“借支”等，金额合计55万元，由此可见，李玉珍在转出款项时已明确性质为借款。而元星公司在收到李玉珍转出的200万元款项后，制作了《银行收款凭证》《现金收入证明单》《记账凭证》确认每一笔收款均是需要向李玉珍返还的款项。其次，元星公司主张李玉珍名下的3419账户内的款项属于元星公司的款项，该账户是由元星公司专用。虽然李玉珍名下该账户有发放工资、收取货款、报销费用等记录，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3419账户的款项来源于元星公司且专用于元星公司。此外，李玉珍主张的涉案款项200万元，除了用其名下的3419账户向元星公司转账以外，还用其名下的8168账户向元星公司转账，金额达84万元。最后，赵某1作为负责元星公司部分财务工作的工作人员，于2019年3月18日向李玉珍发送信息确认“元星欠款15416880元”。李玉珍于2019年3月20日将元星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袁军后并办理了变更工商登记信息。李玉珍此日开始不再是元星公司的股东，但元星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向李玉珍出具《其他应付款明细账》，确认其他应付款（李玉珍）14516880元，该金额高于涉案2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就涉案200万元在李玉珍与元星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元星公司上诉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元星公司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6元（已预交），由上诉人广东元星工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美健审判员  黄春英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