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31466号原告：杨秀琦，女，197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敏仪，系广东天禄盟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佳，女，1979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洁锟、孔戈，均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秀琦诉被告魏佳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12月11日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曹子彦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秀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敏仪，被告魏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秀琦诉称，原、被告的女儿系同学关系，双方因而结识。原告希望女儿能升至中大附中就读初中，2018年10月，被告主动向原告表示其认识中大附中的领导，可以帮助女儿办理学位，但要收25万元的“茶水费”。原告鉴于被告一直自称人脉资源广、能量大，故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办理入学手续，被告收取25万元费用并保证办理成功否则退款。后原告已依约向被告支付25万元，但最终被告未能完成承诺办理入学的手续，原告女儿不得不另行入读其他学校。为此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费用，被告却拒不退还。原告故起诉要求：被告向原告退还办理学位费用25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逾期利息；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魏佳辩称，原、被告的女儿为幼儿园同学，因而结识且平时私下有交往。2018年底，原告知悉被告将为女儿以及其他朋友小孩办理入读中大附中初中，因此原告也想其女儿入读该中学，遂主动委托被告一同办理。由于原告女儿的成绩一般，可能无法通过中大附中的入学考试从而无法被其录取，又因为恒润学校的教材以及管理人员、管理模式与中大附中一致，但是分数线较低于中大附中，为保险起见被告提出同时为原告办理恒润学校学位，就算因成绩问题无法入读中大附中，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入读恒润学校，原告表示同意。2019年3月，原告女儿在被告的帮助下取得入学考试资格，其女儿参加了考试并顺利取得录取通知书。原告多次跟被告说明：恒润学校的学位已经顺利取得，原告应根据恒润学校的通知的要求（2019年4月前）支付相应的学杂费等费用，原告的女儿依然可以参加2019年5月开展的中大附中考试，如取得中大附中学位资格，则向恒润学校申请退费即可；但如原告的女儿无法入读中大附中，因已取得恒润学校的学位，原告应向被告支付18万元。2019年5月，原告的女儿参加了中大附中的考试，根据中大附中对其女儿的成绩定级，原告的女儿应当支付约50万元的赞助费方可入读。原告未向中大附中支付相应的赞助费，故未取得中大附中的学位。因此，被告已经完成原告的委托，为其女儿取得恒润学校以及中大附中的学位资格，但是均由于原告未交恒润学校的学杂费和支付中大附中的赞助费而未能入读。另，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原告的女儿已经出国读书未能归国，遂原告违反诚信原则引发本案纠纷。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为原告办理其女儿的学位问题，系出于双方之间的交情，为被告的好意施惠行为。根据民法关于好意施惠这一情谊行为的理论，均认为日常生活之中的情谊行为不属于法律所调整的日常生活行为，故不适用法律去调处，故不属于法院民事立案的范围，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即使本案属于民事立案的范围，原告所提的诉请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前已有述，原告已经同意被告为其女儿“双保险”办理恒润学校的学位，原告支付相应的学杂费后其女儿即可入读恒润学校，原告未支付；原告支付中大附中赞助费与学杂费之后即可入读中大附中，但是原告以赞助费过高为由未支付。因此，原告的女儿未能入读上述两校的原因在于原告未支付费用，并非被告不具备办理学位的能力以及被告未能按照约定办理。在原告已经成功办理两校学位的情况下，原告再提返还酬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告已经为原告的女儿办理恒润学校和中大附中的学位，出于原告的原因未能入读，该后果应由原告自行负担。被告已经付出相应的劳动，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酬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于驳回。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8年10月31日向被告转账支付15万元，于2018年12月12日向被告转账支付10万元。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通过口头方式约定，被告为其办理中大附中的学位，原告向被告支付25万元“茶水费”。对此被告则表示其与原告约定为其办理的是恒润学校和中大附中两所学校的学位，由原告进行挑选。原告提供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于2018年12月12日向原告表示“昨天和你没说清楚，因为马上报名开始了，所以收尾款，10万如果选附中就不退了，如果选恒润就扣除三万，七万帮你把第一学年学费交了。你就只需要补差价！事情和你说清楚点好！两边都报名考试到时候我们有主动选择权！你看行吧？”，原告回复“行，你之前说过其实，我只是记不太清楚具体数目”。原告表示其是一直希望女儿能入学中大附中，至于恒润学校是其在被告多次游说的情况下才同意两间学校同时报名考试，最终再选择就读哪间学校。被告主张恒润学校已向原告女儿发出录取通知，故其已完成为原告女儿办理恒润学校学位的委托。原告则表示其虽收到通知书，但该通知书中载明原告还须支付7万元的“分数钱”。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19年5月1日向被告表示恒润学校可能存在资金短缺情形，并称“亲，之前恒润说无论差多少分都不收钱，现在又要分数钱是不是跟他们资金紧张有关呢？因为我觉得是他们对你承诺你才会跟我讲，所以能不能跟他们校长再说说不收分数钱？像之前说的那样如果读恒润之前有七万是第一年的学费？”，被告回复“分数钱是之前都有收，去年都要十万，而且也没想到分数差距那么大！确实这个是我也需要和对方再沟通，孩子的情况摆在这里！”“他们的说法我也会再跟进”“但是这个和他们资金没有直接关系”“肯定不会让你难做”，又称“这些事情我肯定不会随便处理”“但是先把学位订下，其他都好说，该是怎么样肯定不会让你吃亏”。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19年5月17日向被告表示“亲爱的我们这几天考虑来考虑去，想着还是冒险一次让含去参加中大附中的考试，如果真的差很远，麻烦亲辛苦下帮含进天省或二中应元。去恒润再转学这个不考虑了！唉昨天跟她谈了一下她自己并不喜欢恒润……”，被告回复“嗯”。原告据此主张其已向被告明确告知其不为女儿报读恒润学校。对此被告表示其与原告已另行约定，原告先让女儿就读其他学校，其之后再为原告女儿办理转去中大附中就读。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19年6月22日向被告表示“对了亲，如果不去恒润读，那是不是先把那七万的学费退给我”，被告回复“转学还要转怎么说退？”“要退了人家到时候再说什么理由推诿咋办”“你考虑一下”“如果要退我可以协商”；原告又称“不是啊，我说退的是之前说的恒润的学费啊不是其他啊”，被告回复“转学也是25万喝茶费？”“怎么退你学费？”，原告回复“哦这样的”；被告再称“你学费不是没交吗？你没去恒润没交学费没选择恒润，转学去中大肯定是中大费用啊！”，原告回复“因为之前说如果读恒润，25万**有7万是学费，我现在不是想着没有去读吗？那学费不就可以退了吗，我是这么想的”，被告回复“当时你说去了恒润就退七万给你”“不再去中大附的前提下”，原告回复“好的明白了，因为明年肯定要转去中大附中的，所以这就是中大附中的费用了”，被告回复“是的”“不会再另有其他费用”“就是中大附除了赞助以外的喝茶费用”“不会再收钱了，等于帮你想办法省赞助啊”，原告回复“好的太好了”“省好多”。原告据此主张其向被告支付的25万元已转为被告为原告女儿办理转学的费用，被告承诺无须交纳赞助费。被告则表示其于2019年6月已向原告表示，原告还须向中大附中支付赞助费。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20年1月14日向被告询问中大附中何时组织转学考试，并称其希望为女儿预定18号的机票，对此被告回复“你定吧”；原告于2020年2月15日询问“现在这种情况能考试吗”，被告回复“现在学校都没正式上班，全部值班，还没对这类事情作出说明”“我有在问”“但是没有回复”；被告于2020年2月20日向原告表示“因为错过考试，只能开学前再安排考试，面试然后定”，原告表示“但是开学还不知猴年马月，现在的网课就错过了”，被告则向原告表示其女儿可以借读生的方式在中大附中就读，原告则回复称被告一直在拖延，且其女儿现在无法跟读中大附中的网课，若等中大附中正式开学再转学将落下很多课程，故表示“所以我们决定不转了，你留些辛苦费，剩下的退给我们吧”，被告则表示“不转学，这个我要和对方协商看如何处理再答复”；原告于2020年3月31日向被告表示被告一直拖延，要求被告尽快退款。原告据此主张因被告未成功为其办理中大附中的转学手续，故被告应向其退款。被告则表示因原告和女儿在新冠疫情期间出国，且原告不交赞助费，放弃就读中大附中，故其不同意退款。原告以被告拒绝退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约定，被告仅收取涉案25万元费用即可为原告女儿办理恒润学校及中大附中的学位，原告无须再交纳赞助费。对此被告予以否认，表示其与原告约定其收取25万元是向原告女儿提供一个报考恒润学校及中大附中的机会以及获得该两校学籍的机会，具体能否获得学籍还须看原告是否按学校要求交纳赞助费，该赞助费是根据原告女儿的考试成绩收取。被告表示涉案25万元是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辛苦费”，其并无证据证明其办理涉案委托事项中产生哪些支出。被告表示因原告女儿当时在国外未能回国，无法参加中大附中的转学考试，但其已于2020年3月为原告女儿办理成功转学手续，是因原告拒绝支付赞助费才无法成功转学。对此原告表示其并未收到通知。被告表示其庭后可提供成功办理转学手续的证据，但至今未提供。原告主张，因双方均明知原告女儿不符合中大附中的录取条件，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就读中大附中，故其通过向被告支付涉案25万元“喝茶费”保证录取，实为以不正当的方式取得学位，损害了其他第三人平等入学的机会，所以其与被告之间达成的委托合同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了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相关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故该合同应属无效。被告则表示若认定该合同无效，原告支付的涉案25万元应当收归国家所有而不应返还给原告，故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被告协商约定，原告向被告支付25万元，被告为原告女儿办理恒润学校及中大附中的学位，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原告主张该合同无效，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该委托合同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法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之处，亦未能提供涉案恒润学校及中大附中的正常招生入学途径的证据以证明其与被告约定采取非正常途径入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涉案25万元时，并未向原告告知原告女儿若选择就读恒润学校还应向恒润学校缴纳7万元“分数钱”；在原告就该7万元“分数钱”询问被告时，被告表示“需要和对方沟通”，并未明确表示原告应当支付该7万元。被告亦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原告明确约定，原告还须根据女儿的考试成绩支付“分数钱”才能就读恒润学校。故应认定原、被告就原告女儿入读恒润学校的约定中，是明确原告无须再支付任何“分数钱”的。因此虽然恒润学校已向原告提供录取通知，因该录取是有支付7万元“分数钱”条件，应认定被告并未完成原告的约定事项。故本院对被告主张其已完成恒润学校的委托事项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原告已明确向被告表示，其不愿意让女儿就读恒润学校，其后双方达成了原告先让女儿就读其他学校，再由被告操作让原告女儿转去中大附中就读的约定。虽然在2019年5月17日的聊天记录中原告称“……想着还是冒险一次让含去参加中大附中的考试，如果真的差很远，麻烦亲辛苦下帮含进天省或二中应元……”，据此可见原告是明晰被告承诺为原告女儿提供中大附中的学位并非无条件的，而是要根据原告女儿的考试成绩而定。但在2019年6月22日双方就原告女儿先读其他学校再转至中大附中的方案进行协商中，被告已明确向原告表示原告支付的25万元是转为转学至中大附中的费用，且明确表示“不会再另有其他费用”“不会再收钱了，等于帮你想办法省赞助啊”。据此应当认定，原、被告已对该委托合同进行变更，变更为原告向被告支付25万元，被告协助原告在2020年春开学前将原告女儿转至中大附中就读，原告无须再支付赞助费。被告主张其已为原告女儿办理完毕转学手续，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如被告所述，被告为原告女儿办理的转学是以原告须另行支付赞助费为前提，则该转学方案亦不符合上述原、被告之间达成的委托合同的约定。因此应当认定被告未完成原告的委托事项，本院对被告主张其已完成委托事项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原告于2020年2月20日已向被告表示“不转学了”，并要求被告“你留些辛苦费，剩下的退给我们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应认定原告该意思表示是主张解除委托合同。则根据该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已于2020年2月20日解除。审查原告要求解除委托合同的原因，应是基于被告迟迟未答复如何办理转学、原告女儿如何参与中大附中的网课学习而提出。而2020年2月20日正是我国新冠疫情期间，当时中大附中未能安排考试、安排转学、安排原告女儿参与网课学习情有可原，不能归责于被告。亦即，原告解除委托合同的事由不应归责于受托人即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本案属不可归责于被告的事由而委托合同解除，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相应的报酬。因此原告主张被告退还全部款项与该法律规定相悖，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因原、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曾就被告未能办理成功委托事项时应当如何计算报酬，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报酬的数额由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明确其收取的25万元属报酬性质而非委托产生的费用，且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为委托事项支出费用。再鉴于现有证据仅能反映被告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引导原告为其女儿报名、报考，未能体现被告有为委托事项提供其他劳务。因此本院酌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报酬为20000元。则扣除该20000元后，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其余230000元。被告拒不退款将导致原告产生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故原告主张被告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2月11日起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合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因本案合同订立和解除的时间均在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不应适用我国民法典的规定。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魏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杨秀琦返还合同款23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2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杨秀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25元,由原告杨秀琦负担202元，被告魏佳负担2323元。被告魏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交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曹子彦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杨晓燕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