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3559号原告：阳建红，女，197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鹏，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柳，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州希色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工业**二横路**2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50589320381。法定代表人：余盛珏。被告：周漩，女，198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誓超，上海兰迪（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阳建红诉被告广州希色服装有限公司、周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阳建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鹏、覃柳，被告周漩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誓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阳建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广州希色服装有限公司、周漩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303344.9元，及利息（以303344.9元为本金，利息从2019年9月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起计算至上述款项清偿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广州希色服装有限公司、，周漩长期存在服装加工原材料买卖合作关系。两被告于2019年8月31日起，分多次从原告供应商处提走货物，总货款为303344.9元，双方约定，取走最后一批面料后立即支付所有货款，但两被告提取货物后，均未履行付款义务，原告与两被告多次协商未果，两被告一直推诿、拒绝支付。为原告维护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周漩辩称，1、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原告的诉求其实是因原告与案外人Mare-MareCorporation（以下简称“Mare公司”）之间的纠纷产生，被告仅受Mare公司实际控制人Maria的委托，在Mare公司和原告的交易过程中，代为翻译和向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包括原告在内的各方传递信息。被告个人从未向原告订购任何货物，与原告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义务支付原告与案外人Mare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产生的钱款。2019年8月6日，原告（以“广州麻衣者服装有限公司”名义）与案外人Mare公司订立货物买卖合同并开具形式发票（被告周漩提交证据1），双方约定如下：“Mare公司向原告订购总数为4458件的款号为S1334的货物，总货款为RMB669096，以总价的30%作为定金，即RMB200729，由Mare公司向原告指定的收款公司进行支付。交货期限为2019年8月19日至2019年10月6日，分批次交货。”案外人Mare公司为在美国合法注册的公司，Salcino，Maria（以下称“Maria”）为该公司注册代理人（被告提交证据2）。在原告与案外人Mare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后，该合同之后也一直由其两方履行。根据原告提供的收款公司及收款公司账户信息（被告周漩提交证据3、4），案外人Mare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向原告提供的账户支付货物买卖合同（形式发票编号为PIKT1334）约定的部分款项，转账金额为USD14265（被告周漩提交证据5）。2019年9月26日，Mare公司再次向原告提供的账户支付货物买卖合同(形式发票编号为PIKT1334)约定的部分款项，转账金额为USD5985（被告周漩提交证据6）。2、受案外人Mare公司委托，被告在原告与Mare公司订立和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负责翻译和传递信息。Mare公司向周漩每月支付劳务报酬的转账凭证（被告周漩提交证据8），以及被告每月向Mare公司出具包括被告每月劳务报酬在内的费用表单（被告周漩提交证据9），可以证明被告与案外人Mare公司存在劳务关系，被告受Mare公司的委托并向其提供劳务。被告与原告和Mare公司实际控制人Maria之间的聊天记录（被告周漩提交证据7），可以证明，因受Mare公司委托，被告在原告与案外人Mare公司订立和履行买卖合同的过程中，代为翻译和沟通。在原告与Mare公司发生合同纠纷后，原告和Mare公司通过被告沟通（被告周漩提交证据10）。3、原告明确知悉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并非被告。原告明确知悉合同相对人为Mare公司，被告本身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或由此产生的纠纷，被告没有责任向原告支付货款。综上所述，被告仅受Mare公司的委托，为Mare公司提供翻译、代其向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包括原告在内的各方传递信息。Mare公司按月支付被告劳务报酬。在原告与Mare公司订立合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甚至双方出现合同纠纷后，被告都积极履行服务职责。对于原告与案外人Mare公司之间的纠纷，被告深感遗憾。被告反对原告不顾事实和法律将损失转嫁给被告的行为，这不但会严重损害被告的利益，也会损害社会运行的规则和标准。被告广州希色服装有限公司辩称，1、被告仅为案外人Mare公司提供临时存放物品的便利。被告仅出于好心，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案外人Mare公司提供临时存放物品的便利，不清楚原告与之的纠纷。2、被告仅代案外人Mare公司转交款项。被告接收案外人Mare公司注册代理人的只是，收取其款项后，向案外人周灿滨转账。转账时并不清楚Mare公司、Maria、周灿滨、原告之间的关系。3、原告明确知悉买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为Mare公司而非被告。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没有任何生意往来。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交证据，并结合庭审质证、陈述，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提交一份2019年8月6日“亿滨花边”的订购单照片，拟证明原告向供应商签订订购单。该订购单无原件，无被告方人员签收，无抬头，注明总金额327800元，预收定金11万元，有案外人周灿滨的三个收款账户及支付宝收款账户。原告表示货单由被告周漩签收，未交还，故无法提供原件。被告周漩对此不予认可。原告阳建红表示供应商为亿滨花边，经营者是周灿滨。2019年8月6日，原告阳建红向周灿滨转账50000元。2019年8月9日，原告阳建红向周灿滨转账40000元。2019年8月10日，原告阳建红向周灿滨转账20000元。原告表示上述转账11万元为向供应商支付预付款。2019年8月25日，原告阳建红向周灿滨转账50000元。2019年8月26日，原告阳建红向周灿滨转账40060元。2019年8月27日，原告阳建红向周灿滨转账50000元；2019年8月27日，原告阳建红向周灿滨转账10000元。原告表示上述转账150060元为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原告提供两张亿滨花边的送货单，金额分别为65448元、96960元，合计162408元。送货单无被告方签名，两被告均不予确认。2、原告提供一份自行制作的《前期辅料清单》，并提交几份辅料货单复印件，拟证实辅料总数、金额以及双方当事人确认货物数量、价格、型号。原告所提交的上述材料中无任何被告方签名，均无原件出示核对，两被告均不予认可。3、原告提供其与被告周漩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拟证实被告周漩取走货物，并承诺立即支付货款。微信沟通如下：2019年8月31日周漩告知原告：“把你的单发给我”，“我发给她”。原告表示：我现在正在做。被告周漩回应：该给你钱给你钱。中间双方沟通送货地址事宜。原告发送送货的线路后，被告周漩：多少钱，我转给你。在沟通中，双方均提到第三方，周漩表示“…因为我把这个发给他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到时候他也要看单子”。原告阳建红：“…再加上当时他说的，要的只是价格和款式，以后做工的话，就是说，不会是说要求那么高到，最后出货他也他也获得要求，跟我报的那个单价完全是两回事是吧…”。两被告抗辩称上述沟通中提到的第三方，是指Mare公司。4、原告提供支付记录，表示为支付辅料款项。具体如下：（1）2019年9月28日，向个体户张立平支付13229元；（2）2019年8月25日，向“信盈刘仕波”支付1978元；（3）2019年8月21日，向“大家发辅料行”花呗支付，金额不详；（4）与“爱尚辅料铺”三份订单，订单价：56.80元、624元、2050元，实际付款不清。（5）东莞市臣丰服饰辅料有限公司收据6211.90元，对应送货单抬头为“致MareMare公司”。两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并指出第（5）项的送货单明确有出货对象为MareMare公司记录。其他证据均无法显示与本案的关联性。5、原告提供一份有莫某签名的收据，内容为收到原告委托去香港取版人工费550元。两被告对其不予认可，表示无签章，且签名不完整。至于案件背景，表示当时MareMare公司将版直接寄到香港，原告找人去香港拿版，因为比寄到广州更快。6、原告提供被告周漩与亿滨花边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经审查上述聊天证据，无确认买卖关系及货品数量、价格等方面的约定，无显示原告与被告周漩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具体内容。7、被告周漩抗辩其仅为原告与案外人MareMare公司之间的交易充当翻译，向各方传递消息角色。被告周漩提供2019年7月，其与原告及MareMare公司的注册代理人Maria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微信记录显示，被告周漩就原告与Maria之间的合同细节分别转达，居中沟通。微信沟通记录显示，自2019年7月24日直至2019年11月11日，被告周漩一直就原告与MareMare公司之间的交易居中协调各种质量问题。MareMare出具确认书，表示被告周漩自2017年5月开始为该公司提供翻译及监督生产工作、把控产品质量等工作。被告周漩提供MareMare的注册信息，以及与案外人柏迪高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之间的银行转账，拟证实MareMare公司受原告指定，向柏迪高实业（香港）有限公司转账付款。原告对此不予确认，表示与柏迪高实业（香港）有限公司无关联。被告周漩提供MareMare公司定期向其转账支付美元报酬记录，以及定期向Maria发送费用表单的邮件，拟证实其每月从MareMare公司领取翻译等报酬。8、被告广州希色服装有限公司抗辩其并非合同一方，仅协助MareMare公司提供货物存放及协助付款事项。广州希色服装有限公司提供了MareMare公司向其付款，其再付款给案外人周灿滨的记录。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及庭审笔录等为证。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应适用民法典实施前的合同法及相关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仅有主张无证据支持的，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两被告与之长期存在服装加工原材料买卖合作关系，但原告提交的订购单、辅料清单、送货单等证据，均无法体现与两被告之间的关系，上述证据均无两被告的签名确认及事后确认。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仅为其向案外人支付款项订购辅料的记录，无法体现与所主张买卖合同的关联性。原告主张货款303344.9元，但所提交证据中无法显示该款项的构成或如何计算得出，也没有与两被告进行对账的任何证据。原告提供微信聊天，拟证实被告周漩承诺立即支付货款。聊天记录中，周漩并无立即支付货款的表述，仅有“该给你钱给你钱”的表述，而该表述后是双方就收货地址的沟通，确认送货情况后，周漩再次询问“多少钱，我转给你”。显然，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周漩承诺立即付款的内容，其实只是周漩对送货费用立即支付的表述，且原告也没有回应具体需要支付款项金额。故上述表述不能直接认定为立即支付货款的承诺。相反，被告周漩提供的大量微信沟通记录，显示周漩居中就原告与Maria之间的交易进行协调。结合周漩提供的MareMare公司出具雇请周漩的确认书、MareMare公司支付报酬记录等证据，显然被告周漩所抗辩的其并非合同当事人的事实更加具有盖然性。原告提供的各项证据指向性不强，均无法体现与其主张买卖合同的关联性，本院无法得出周漩为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结论。同时，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中，仅显示有广州希色服装有限公司协助付款及收货的内容，却完全没有原告与广州希色服装有限公司就买卖合同进行沟通的内容，双方既无买卖合同的合意，也无就具体买卖合同履行内容沟通的记录，更没有对款项支付的约定。原告主张被告广州希色服装有限公司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明显理据不足。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具体存在，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阳建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50元，由原告阳建红负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缴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杨 东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何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