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6民初938号原告：北京日达顺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黄土岗商业街**。法定代表人：谢建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智刚，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普海，天津言如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斌，男，198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湖南省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荣武，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日达顺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达顺建公司）与被告杨斌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普海、许智刚，被告杨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荣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日达顺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253242.29元。事实与理由：双方因返还资金争议进行劳动仲裁，原告请求被驳回。原告不服仲裁裁决，理由如下：一、双方存在关于工作交接的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占用款项。被告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在原告处工作，任经理。任职期间多次将公司款项挪作个人使用，款项达389816.31元。双方对此签字确认，仲裁时被告对入职原告并负责工作予以认可。原告、北京日盛重科科技有限公司账务经过合并后，扣除被告2017年3月至2017年5月工资17800元及偿还2000元后，截至2017年6月7日，被告欠原告共计293242.29元，被告对此签字确认，并在2017年6月15日书面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前归还。虽然被告签署的文件是北京日盛重科科技有限公司，但只是指示付款约定，原告仍是权利人。二、原告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时效因被告部分履行、原告报案及法院判决而中断，时效应为2020年3月20日至2021年3月19日。被告分别于2017年8月29日、2017年10月12日、2017年10月20日、2018年3月3日分别向原告返还其占用款项1万元、5000元、5000元、1万元，共计4万元。2018年9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张家湾派出所受理杨斌职务侵占一案而诉讼时效中断。2019年5月11日，被告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后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于2020年3月19日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于2020年4月10日刑满释放。诉讼时效分别因公安机关受理及刑事裁判文书而中断。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经查看判决书及咨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决金额中不包括上述金额。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被告杨斌辩称，一、答辩人职务侵占一案已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再作劳动争议处理属于重复评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杨斌已因侵占原告的财产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2020）京0115刑初326号），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责令退赔十万零二千元。判决书对杨斌处以刑罚并责令其退赔，刑罚兼有对被告人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的补偿功能，责令退赔是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被害人因财产被非法占有处分而遭受损失的事实予以确认后，作出的责令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决事项，该刑事判决的处理结果使得被害人已经充分获得公力救济。原告以同一侵占行为为由向贵院提起诉讼，主张返还涉案金额，属于重复评价，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违反背后的法理逻辑，同一财产不能返还两次，本案不应再作为劳动争议受理。二、本案已过劳动仲裁时效，丧失了进入诉讼程序审理的程序要件。即使答辩人的侵占行为可以作为劳动争议再次处理，本案也已过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提出新证据认为，答辩人分别于2017年8月29日、2017年10月12日、2017年10月20日、2018年3月3日分别向原告返还其占用的款项10000元、5000元、5000元、10000元，共计4万元，因答辩人部分履行义务而致时效中断。但2018年9月14日，原告以职务侵占罪向公安机关报案，此时应认为原告已经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此时应重新起算因被告履行义务而中断的仲裁时效。从此时应是重新起算一年的仲裁时效至2019年9月14日，而非原告主张的诉讼时效因公安机关受理及刑事裁判文书而中断。没有起算，何谈中断？一个法律行为无法产生两个互相矛盾的法律效果。首先，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因原告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劳动争议案件以仲裁前置为基础，原告因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已经丧失进入劳动争议的程序要件，所以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做的裁决，依法有效。本就谈及不到诉讼时效问题，更不涉及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其次，原告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该法律依据规范的应是诉讼程序中关于时效问题的规定，而非对仲裁时效的规定。“为正确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为两个不同的法律程序。而不应以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法律依据来适用仲裁时效的中断。这是两个不同法律程序中对法律规范适用的不同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施行）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关于仲裁时效的规范，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原告适用法律错误。再次，仲裁时效并不因公安机关受理刑事案件而自动中断。此时的劳动仲裁时效重新起算的情况下，应由原告在明知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积极主张权利，但原告直至2020年5月25日才申请仲裁，显然已经超过了一年的劳动仲裁时效期间。三、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答辩人所欠公司的款项为293242.29元。原告主张答辩人返还293242.29元的依据仅有两份手写的《说明》和《还款承诺》。根据向答辩人本人了解的情况，该金额由公司的财务人员计算得出，用以统计欠款数额的财务资料均在公司处，杨斌当时之所以签字也是为了顺利离职。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与审理过程中，由于公司无法提供计算依据，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公司也没有提供可以印证该金额的财务资料等证据，因此检察院与法院均没有采纳《说明》、《还款承诺》中所述的金额。在仲裁审理过程中，原告并未提供其他证据支持其主张，仲裁委亦不予采信。综上，答辩人职务侵占一案已被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不应再进行重复评价，即使答辩人的侵占行为可以作为劳动争议再次处理，本案也已过仲裁时效，被告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主张，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仲裁委的仲裁裁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月1日，杨斌入职日达顺建公司，2017年6月17日离职。2020年3月2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杨斌犯职务侵占罪，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9日作出（2020）京0115刑初32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杨斌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责令杨斌退赔违法所得十万零二千元，发还被害单位日达顺建公司。2020年5月25日，日达顺建公司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杨斌办理资金交接并将293242.29元交付日达顺建公司。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3086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北京日达顺建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庭审中，日达顺建公司提交《杨斌资金情况说明》、《通报》、《说明》、《还款承诺》，拟证明杨斌尚欠253242.29元未还。其中《说明》载明日盛重科、日达顺建经过合并后……杨斌欠公司款项共计293242.29元；《还款承诺》载明杨斌个人欠北京日盛重科科技有限公司293242.29元，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前如数归还。此后，杨斌陆续向日达顺建公司还款4万元。另，北京日盛重科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表示其只是作为日达顺建公司的指示收款方，杨斌本身并不欠其款项。本院认为，根据日达顺建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杨斌欠付253242.29元的事实，故杨斌应将款项返还日达顺建公司。关于杨斌辩称日达顺建公司已经经过仲裁时效一项，本院认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刑初326号刑事判决书于2020年3月19日作出，故日达顺建公司自该日起方知刑事判决中并未对本案所涉款项进行处理，故其于2020年5月25日通过劳动仲裁方式进行救济并无不妥，其主张并未经过仲裁时效，对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杨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日达顺建商贸有限公司资金253242.2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北京日达顺建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齐婵娟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孙梦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