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2民终18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兴，男，196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勇，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翠恒，女，196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上诉人张伟兴因与被上诉人罗翠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攸县人民法院（2017）湘0202民初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伟兴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61911元或发回重审；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而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替被上诉人刷卡买车时，刷了106911元,多刷了46911元，并没有发觉,以致于后来打了一个6万元的借条,对于该借条，一审判决认为这只是双方对之前的经济往来的结算，并不是事实，照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所说，其在2015年9月以前和上诉人并无任何经济往来，其辩称在2015年10月13日和14日分别从工商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刷卡取了22000元和28000元交付给上诉人，故在借条上才有6万元，但上诉人并没有收到该款项，且双方又没有经济往来，对上诉人多刷的46911元，应构成不当得利，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证据，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去调查，且判决书是在没经过上诉人同意的前提下，通过邮寄送达判决书，没有告知上诉人上诉权利和期限，一审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罗翠恒辩称：双方仅存在借贷关系，不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上诉人张伟兴虽代被上诉人罗翠恒买车时刷卡106911元，但在此之前被上诉人罗翠恒向上诉人张伟兴付款5万元应在借款数额中核减。之后双方发生纠纷并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协议，被上诉人罗翠恒已经按照调解协议还清借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维持原判。 张伟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罗翠恒偿还其借款本金61911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罗翠恒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被告罗翠恒订购了一台斯柯达小车，交了5000元定金。2015年10月21日，斯柯达4S店要被告罗翠恒去提车，被告约原告张伟兴到石峰区斯柯达4s店柜台刷卡支付购车款。2015年10月21日13时10分50秒，持卡人原告张伟兴用自己保管的中国银行卡号62×××54的银联卡为被告罗翠恒在株洲远征汽车配件批发行刷卡交易金额106911元，原告张伟兴输入密码，并在银联商务回执单上签名，株洲远征汽车配件批发行把回执单副联给了原告张伟兴。2015年10月21日晚，原告到被告家里，经原、被双方结合以往的经济往来算账，被告罗翠恒向原告张伟兴出具借条一张，写明：今借张伟兴现金陆万元整。2015年11月2日，因被告向原告偿还一万元，遂在借条下方写明：－壹万元整。因原、被告发生矛盾，被告将该借条撕毁。2016年5月12日，被告罗翠恒在撕毁借条后向原告重新出具借条一张，写明：借张伟兴5万元现金（过几天还）。因被告未及时还款，且双方存在其他经济纠纷导致原、被告发生矛盾。2016年5月18日，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作出《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现场调解协议书》，调解地为荷叶塘14栋202房，当事人罗翠红（恒），身份证号码：，张伟兴，身份证号码：，主要事实：罗翠红（恒）与张伟兴由于经济问题引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之规定，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罗翠红（恒）一次付3.5万元给张伟兴，2、张伟兴将欠条归还罗翠红（恒），3、张伟兴不再与罗翠红（恒）有经济方面的纠纷。当事人意见一样，原被告双方均签字同意。后又因原、被告发生纠纷，2017年2月15日，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作出《调解笔录》，当事人罗翠红（恒），身份证号码：，张伟兴，身份证号码：，各方意见及调解结果：2017年2月9日12时许，罗翠恒为索回张伟兴以经济纠纷为由扣押其湘Ｂ×××××小车一事，手持榔头到张伟兴家与张伟兴及其家人发生纠纷，张伟兴用碗将罗翠恒头部砸伤，后张伟兴因此被依法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规定，经警方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张伟兴无条件将扣押罗翠恒的湘Ｂ×××××小车退还给罗翠恒；2、双方互不追究2017年2月9日罗翠恒在张伟兴家索回自己小车时，与张伟兴发生纠纷造成伤后产生的医疗、误工、营养等费用；3、双方有关其他经济方面纠纷事，通过法院诉讼解决；4、双方同意上述调解，双方不得因此再生事端，否则，追究肇事方的法律责任。另查明，原告获得征收款55万元，分别为两张卡存储，其中一张是35万元，原告于2015年10月21日取现5万元，另20万元转入了持卡人为原告张伟兴的中国银行卡号62×××54的银联卡。持卡人张伟兴用自己保管的中国银行卡号62×××54的银联卡为被告罗翠恒在株洲远征汽车批发行刷卡交易金额106911元后，该卡处于使用状态。因原告张伟兴起诉要求被告罗翠恒偿还借款本金15000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19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后原告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民事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张伟兴再次起诉要求被告罗翠恒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13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原告又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准许原告撤诉的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原告于2015年10月21日下午用自己保管的中国银行卡，卡号为62×××54的银联卡为被告罗翠恒支付汽车款，刷卡交易金额106911元，亲自输入自己保管的密码，在有明显文字数据显示刷卡金额为106911元的POS机回执单上签字，并取得有刷卡金额的回执单后一直在使用该卡，对原告误以为自己卡上只刷了6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当晚向原告出具了6万元借条，差额为106911元-60000元=46911元，因原告帮被告购车刷卡，借款与刷卡现金差额并非5万元，原告以其中一张卡支取了5万元现金为由，认为自己混淆了当时支取现金额5万元与刷卡余额46911元的主张，亦不予支持；原告在白天刷卡后，对未列入借条的刷卡余额46911元，晚上经原告与被告对账并收取被告借条，应视为双方对借条之前产生的债权、债务已确认并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认为被告因借贷关系产生46911元不当得利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向原告出具6万元借条后，偿还了1万元，尚欠5万元，因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关系，在发生冲突后，经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作出《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现场调解协议书》，原告同意被告偿还3.5万元后，归还欠条给被告，双方不再有经济纠纷，后被告向原告偿还了3.5万元，现原告在接受双方约定好的偿还金额后，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欠款，故原告主张被告尚欠15000元没有偿还，不予支持。该调解协议虽然当事人的名字有误，但双方身份证号码与身份证一致，可以认为当事人是原、被告双方，调解协议虽然形式存在瑕疵，但调解协议内容系原、被告双方确认后真实签名，可以认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原告认为该现场调解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张伟兴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48元，减半收取674元，由原告张伟兴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是否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二、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如何确定；三、公安机关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效力应当如何确认。关于争议一，被上诉人罗翠恒陈述购车之前所付上诉人张伟兴款项系现金支付，罗翠恒的银行取款明细与本案缺乏关联，一审法院未调取该银行账户明细并无不当。同时，一审未公开宣判而直接向当事人邮寄判决书，虽有不妥，但并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上诉人张伟兴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争议二，被上诉人罗翠恒因购车需要向上诉人张伟兴借款，被上诉人罗翠恒在上诉人张伟兴为其刷卡付款后，向上诉人张伟兴出具了借条。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属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上诉人张伟兴主张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三，双方在还款过程中多次发生矛盾并引发治安案件，就本案民事纠纷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协议。被上诉人罗翠恒已经按照该调解协议向上诉人张伟兴偿还了借款。上诉人张伟兴以调解协议上罗翠恒的姓名存在笔误为由，主张该调解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伟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8元，由上诉人张伟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胤彪 审判员  唐俊平 审判员  胡 芸 二○一八年元月日 法官助理齐志龙 书记员范毓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