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1民初24349号原告：东莞市久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法定代表人：赵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凡，广东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乐诗，广东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众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住所申报）。法定代表人：陈某1。被告：何啟昌，曾用名何启昌，男，汉族，1987年11月11日出生，住佛山市禅城区×××××××8×××，身份证号码：440×××××××********。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德伟,广东源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旭东,广东源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东莞市久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佛山市众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志公司)、何啟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原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莞市久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凡、黄乐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德伟、常旭东两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东莞市久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两被告支付货款10669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自2020年5月1日起计至被告付清之日止）；3、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91434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案外人陈斯坡于2020年4月19日经微信方式联系上原告的代表丁丽婷，在协商确定出口口罩的数量、价格及交期等合同主要条款后，指派被告何啟昌前往原告工厂确认样品并以被告众志公司名义当场签订数量为102万个的一次性口罩合同。后经双方协商，将口罩数量变更为51万个。2020年4月29日，被告何啟昌派人到工厂验货并将371280个口罩运往深圳蛇口港出口至日本。后被告以各种理由迟延付款和拒绝提取余下的138720个口罩。原告为此向公安机关报案，后陈斯坡代为支付了124156元。由于两被告的严重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众志公司、何啟昌共同答辩称，一、被告众志公司并没有在合同上签名确认，不是本案的买卖主体，被告何啟昌是以个人身份替陈斯坡进行验货并且支付首期定金。二、原告知道本案的交易主体是陈斯坡及日本公司，因此在后续的合同中由日本公司盖章确认买卖关系，并且由原告直接向日本公司发货，相关的价格、数量均由原告与日本方洽谈确定，与两被告无关。三、本次案涉交易已经协商终止，双方已经协商约定支付了剩余的货款12120美元（折算为人民币87028元），另外也向原告支付了10%的返点37128元，至此本次交易已经终结，所有款项已经结清。四、原告诉请的第三项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二项违约金的计算没有事实支撑，该货款约定先付款再发货，原告擅自多发部分货物，该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五、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对于货物交付及协商事宜，均是原告与日本方的陈斯坡进行，并没有实际交付给被告。经审理查明，被告众志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何啟昌是该公司的其中一名股东。原告的兼职员工丁丽婷经他人推介与案外人陈斯坡互加了微信，陈斯坡对丁丽婷称其需要购买口罩，两人谈妥了口罩的交易数量、单价等事宜。丁丽婷再经过陈斯坡的介绍认识了被告何啟昌。陈斯坡通过微信将一份交易数量为102万个口罩的合同模板发送给丁丽婷。丁丽婷对该合同模板进行了修改。2020年4月19日，丁丽婷与被告何啟昌签订一份《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委托生产采购合同》。该合同的甲方为被告众志公司，乙方为原告，约定被告众志公司向原告购买102万个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单价为1.38元/个，不含税的总价为1407600元；原告需按照被告众志公司的要求进行产品包装，并于2020年4月29日前出完51万个，于2020年5月4日前出完剩余的数量；原告为被告众志公司提供出货计划，被告众志公司收到出货计划后在2日内支付原告合同定金，在每批次发货前支付该批次货物价款的尾款。被告何啟昌以被告众志公司签约代表的身份、丁丽婷以原告签约代表的身份在该合同上签名，该合同上也加盖了原告的公章。在签订该合同时，被告何啟昌没有向丁丽婷出示被告众志公司的授权文件或证明两被告之间有关联的任何书面资料。2020年4月20日，被告何啟昌微信要求丁丽婷将合同改一下并盖章扫描发送给其。丁丽婷将一份甲方为被告众志公司，乙方为原告的《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委托生产采购合同》发送给被告何啟昌。该合同约定，被告众志公司向原告购买51万个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单价为1.38元/个，不含税的总价为703800元；原告需按照被告众志公司的要求进行产品包装，并于2020年4月29日前出完51万个；原告为被告众志公司提供出货计划，被告众志公司收到出货计划后在当日内支付原告合同定金，在每批次发货前支付该批次货物价款的尾款；定金为合同约定价格的40%即281520元，出货前2天被告众志公司结清尾款；被告众志公司指定被告何啟昌的个人账户为付款账户，原告指定丁丽婷的个人账户为收款账户；被告众志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结算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迟延付款的规定，延迟一日，需支付结算货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该合同上有一个PS后的原告公章及加盖了原告的公章，丁丽婷也作为原告签约代表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名，但被告何啟昌收到该合同后并没有签名回传给丁丽婷。同日，被告何啟昌支付了款项281520元至丁丽婷的银行账户。有关货物的出货时间、报关、出货数量等事宜，大部分均由陈斯坡与丁丽婷协商确定，被告何啟昌很少参与。2020年4月29日，丁丽婷根据陈斯坡的指示将371280个口罩经深圳蛇口港出口至日本，收货人为日本的ZKY株式会社（ZKYCO.,LTD）。该批货物，陈斯坡对丁丽婷称要清关完毕才支付尾款，丁丽婷也表示同意。次日，陈斯坡告知丁丽婷，51万个口罩中余下的部分138720个，在2020年5月6日装柜，后来双方因已交付的371280个口罩的余款支付和包装质量问题发生纷争，陈斯坡没有再通知丁丽婷交付余下的138720个口罩。2020年5月8日，丁丽婷与被告何啟昌微信联系，要求被告何啟昌催促陈斯坡支付已交货部分的尾款及处理未交货部分的后续事宜，被告何啟昌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要求丁丽婷直接与陈斯坡沟通。其后，丁丽婷就案涉交易事宜与陈斯坡协商处理未果，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但公安机关既没有立案处理，也未制作有关笔录存档。为处理51万个口罩合同所产生的纠纷，丁丽婷、陈斯坡和被告何啟昌三人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组，在该群组内，丁丽婷要求被告何啟昌上传陈斯坡发给被告何啟昌的合同文本；被告何啟昌上传了一份《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委托生产采购合同》，该合同的甲方为株式会社ZKY，乙方为原告，口罩的交易数量为51万个，交易单价为人民币1.38元/个，但该合同显示甲方的签约代表为被告何啟昌。2020年5月28日，丁丽婷与陈斯坡谈妥了未付款部分的支付事宜和交易的未了事宜，两人同意由陈斯坡支付丁丽婷12120美元作为合同终止金，另外陈斯坡还按照0.1元/个口罩的标准支付丁丽婷37128元作为返点费用；丁丽婷在上述三人的微信群组上传了一份《合同终止承诺书》，该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原告与被告众志公司签订的51万个一次性非医用口罩合同由于品质货期等问题经协商同意按总交货数量371280个*1元/个=371280元，减包装盒费用4532元和已支付定金281520元，加上报关费用1800元，还需支付87028元给原告以终止合同。陈斯坡要求丁丽婷将加盖了原告公章的《合同终止承诺书》给被告何啟昌。同日，陈斯坡支付了美元12120元（折算为人民币87028元）及返点费用371280元给丁丽婷。2020年8月27日，原告以两被告严重违约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解决。诉讼中。原告确认，丁丽婷与被告何啟昌签订案涉合同后，基本由丁丽婷负责处理合同的履行事宜，原告对丁丽婷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在交易对方付清尾款的情况下就同意出货是予以默认的，在合同出现纷争的情况下，也是由丁丽婷负责解决合同争议，但原告认为丁丽婷报警及出具《合同终止承诺书》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被告没有向原告核实原告是否追认该承诺书，且该承诺书上原告的公章是丁丽婷PS上去的。原告称，数量为51万个口罩的合同实际是对数量为102万个口罩合同的变更，案涉交易的主体是原告与被告众志公司，被告何啟昌在交易过程中的相关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还需要被告众志公司进行追认。被告众志公司不确认被告何啟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且认为被告何啟昌是接受陈斯坡的委托代为验货、付款和签收合同，案涉的交易主体并非原告与被告众志公司或原告与被告何啟昌，数量为102万个口罩的合同，是被告何啟昌代表陈斯坡与原告签订的，数量为51万个口罩的合同是被告何啟昌代日本ZKY株式会社与原告签订的。原告申请丁丽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丁丽婷陈述称，陈斯坡最早称与被告何啟昌两人是合伙关系；证人感觉陈斯坡是以个人身份与其洽谈口罩买卖事宜的，当时陈斯坡称需要购买口罩出口到日本，口罩的包装样式由陈斯坡提供；虽然陈斯坡发给其的合同模板记载的买方是被告众志公司，但由于合同约定付款交货，故证人认为交易的对方是谁关系不大，就没有就此问题向陈斯坡提出疑问；证人不清楚陈斯坡与被告何啟昌两者的关系；虽然合同是与被告何啟昌签订的，合同记载的买方是被告众志公司，但因为货物已经出口至日本，证人认为陈斯坡是最终的买家，故才向陈斯坡催收货款。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委托生产采购合同》两份、微信聊天记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多式联运提单、光盘，两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委托生产采购合同》、送金内容详细、微信付款记录截图、《合同终止承诺书》，以及本院的庭前会议记录、开庭笔录、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案涉的交易主体问题。本案中，虽然存在两份不同交易数量的口罩买卖合同，但根据本案当事人以及丁丽婷的陈述，可知买卖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数量为51万个口罩的《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委托生产采购合同》，该合同是对数量为102万个口罩的《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委托生产采购合同》进行了部分变更。被告何啟昌根据陈斯坡的授意与原告签订合同，其在明知合同记载的买方主体不是陈斯坡的情况下，仍然作为买方签约代表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名，且被告何啟昌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接受陈斯坡的委托代陈斯坡签订案涉合同的，故两被告主张被告何啟昌是代陈斯坡或日本ZKY株式会社与原告签订合同，本院不予采信。虽然被告何啟昌以被告众志公司签约代表的身份与原告签订案涉的数量为102万个口罩的《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委托生产采购合同》，但由于与原告的员工丁丽婷确定有关交易内容的是陈斯坡，合同的模板也是陈斯坡发送给丁丽婷的，被告何啟昌签订上述合同时，并没有向丁丽婷提供有关书面资料来证实两被告之间的关系，且案涉交易的定金281520元也是从被告何啟昌个人账户支出的，货物也没有交付给被告众志公司，现被告众志公司对被告何啟昌签约及付款的行为亦明确表示不予追认，因此，本院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是原告与被告何啟昌。被告众志公司不是案涉的交易主体，原告要求被告众志公司承担迟延支付货款及拒绝接收余下未交货部分的损失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的数量为51万个口罩的《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委托生产采购合同》是否有解除问题。原告的员工丁丽婷已经根据陈斯坡的指示向指定的收货人交付了371280个口罩，余下的138720个口罩，因双方对交货部分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产生争议，故原告没有再交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由于在案涉交易中，原告均是由其员工丁丽婷负责洽谈交易事宜，在双方发生纠纷后，也是由丁丽婷与陈斯坡沟通协调，原告从未另行派出其他工作人员跟进该交易的后续事宜，因此，即使丁丽婷上传的《合同终止承诺书》上所加盖的原告的公章是丁丽婷PS上去的，丁丽婷与陈斯坡协商同意由陈斯坡支付丁丽婷12120美元作为合同终止金，另外陈斯坡还按照0.1元/个口罩的标准支付丁丽婷37128元作为返点费用，并由丁丽婷出具《合同终止承诺书》给被告何啟昌的行为，应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该行为后果应由原告承担。现原告已经出具了《合同终止承诺书》给被告何啟昌，该《合同终止承诺书》应为原告与被告何啟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的协议，双方应切实履行。据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何啟昌签订的《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委托生产采购合同》已经在2020年5月28日经双方协商解除，原告再要求解除上述合同，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在案涉的合同已经解除，且原告已经依据《合同终止承诺书》收取了解除合同相应对价的情况下，原告反悔，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何啟昌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赔偿损失，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久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72.6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东莞市久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叶凤嫦审判员  杨娜娜审判员  徐苗苗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袁爱平陈奕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