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5民初3228号原告：王维宁，男，197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静萍,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兴城商务服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念坛水库。法定代表人：雷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佘帅，男，1994年7月22??日出生，满族，北京兴城商务服务中心员工。原告王维宁与被告北京兴城商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兴城商务中心）娱乐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维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静萍，被告兴城商务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佘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维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王维宁与兴城商务中心签订的《北京大兴京城高尔夫俱乐部首期会籍入会协议书（个人会籍）》；2.判令兴城商务中心偿还王维宁入会费29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9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20年12月11日起计算至兴城商务中心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兴城商务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2002年4月14日，王维宁经过兴城商务中心同意，从邓小兵处受让《北京大兴京城高尔夫俱乐部首期会籍入会协议书（个人会籍）》，并向邓小兵支付了26万入会费，向兴城商务中心支付了10%的转让费3万元，卡的市场价当时是30万。自2015年11月开始，因北京市政府对高尔夫球场进行整顿，兴城商务中心处于停止营业的状态，于2016年2月退出经营。王维宁为维护自身权益，故诉至法院。兴城商务辩称：我司同意解除合同，但不同意王维宁主张的会籍费金额。王维宁的会籍受让于会员邓小兵，邓小兵和王宁于1997年一同入会，共同缴纳会籍费248175元，邓小兵的会籍费应为124087.5元。2002年4月14日，邓小兵将其会籍转让给王维宁，会员相关权利义务也由王维宁继受。因此在王维宁多年使用会员、享受优惠待遇的情况下，本次返还王维宁的会籍费金额应以124087.5元为基数进行合理扣减。我公司联营合同中规定联营期限自1992年至2062年，即会员会籍最长至2062年止。在这一前提下，应从会员入会时间起算，相应扣减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期限，酌情扣减费用。另，根据《会籍章程及权益》，会员每年应支付年费，现王维宁尚未缴纳2001年3月-2010年12月（4500元每年）以及2014年5月-2015年12月（8000元每年）期间的年费，共拖欠年费共计人民币57211元。原会员入会时间为1997年5月，我公司主张服务期限为会员会籍入会当月至服务合同最长期限2062年5月，共计781个月，至实际停止经营的2015年12月已经使用224个月，我公司应向王维宁退还的会籍费金额为124087.5/781*（781-224）=88497.7。上述88497.7元扣减王维宁应付未付的年费57211元后为31286.7元。我公司不同意退还王维宁支付的3万元会籍转让费，作为手续费，此费用为我公司办理会籍变更相关文件和手续、更新会员系统的必要支出，不应视为会员入籍费的一部分。我公司无支付利息的义务。我公司并非因自身主观原因不能继续提供服务，而是按照政府要求进行整改，本身无违约意图。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邓小兵及案外人王宁于1997年5月共同向北京大兴京城高尔夫俱乐部（以下简称：京城俱乐部）缴纳会籍费248175元，分别成为会员证编号IN0075、IN0076的会员。邓小兵出庭作证称其与案外人王宁系通过中间人代办，其个人给付了中间人15万元，但其与王宁确系各支付一半的费用。2002年4月14日，王维宁自邓小兵处受让了京城俱乐部的会籍，王维宁主张其向邓小兵支付了26万元，向兴城商务中心支付了3万元转让费。邓小兵确认收到王维宁支付的26万元。同日，兴城商务中心（甲方）与王维宁（乙方）签订《会籍入会协议书》、《会籍章程及权益》，《会籍章程及权益》载明：经本俱乐部同意，个人会籍可于入会两年后转让，并缴付此类会籍最新公布价格的10%作为转让费，公司会籍转让不受时间限制，转让时需向俱乐部缴付最新公布价格的10％作为转让费；个人会员、公司会员需按年缴付会籍年管理费（于每年1月15日之前缴付），不带配偶卡的会员年费为4500元/年，带配偶卡的会员年费标准为5000元/年。前述合同签订后，京城高尔夫向王维宁提供了会员服务。2016年2月3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整体退出京城高尔夫球场的通知》，通知规定根据环境保护部等五部委联合督办组的相关要求，京城高尔夫球场应整体退出，并要求其于同年2月15日前完成注销营业执照及球场清除工作。兴城商务中心明确其实际在2015年12月起高尔夫球场停止经营。庭审中，王维宁主张在2002年邓小兵向其转让会籍时，京城俱乐部高尔夫会员卡的市场价值是30万元，京城俱乐部因政府整改被要求清退，不能继续提供服务，属于违约，应对王维宁实际遭受的损失，即29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承担赔偿责任，并主张因兴城商务中心未按约提供27洞的标准球场，故其不应交纳会员年管理费，且其确实未交纳过会员年管理费。兴城商务中心称京城俱乐部系北京中兴实业发展总公司、北京市蓝星办公室自动化通用设备公司、宝安县县城建设发展总公司三家企业共同投资设立的联营企业，联营协议中载明联营期限为1992年5月28日至2062年5月27日，共计60年，邓小兵入会时间为1997年5月，其停止服务时间为2015年12月，故其应退还的会籍费金额应按邓小兵缴纳的会籍费124087.5元为基数，扣减其使用期间对应的费用，应退还88497.7元。兴城商务中心同时主张王维宁未交纳的会员年管理费为2001年3月至2010年12月期间会员年管理费（每年4500元），以及2014年5月至2015年期间的会员年管理费（上涨至每年8000元），共计欠缴会员年管理费57211元，应从88497.7元中予以扣减，故其同意退还31286.7元。2020年10月30日，京城俱乐部名称变更为兴城商务中心。本院认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将其合同权利义务予以转让，本案中邓小兵将其与兴城商务中心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与王维宁，兴城商务中心不持异议，并与王维宁签订了合同，该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可。王维宁继受了相关合同权利义务，与兴城商务中心之间成立娱乐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兴城商务中心应按照约定为王维宁提供服务。现高尔夫球场已被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关闭，兴城商务中心无法继续向王维宁提供服务，客观上已无法履行约定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王维宁要求解除《会籍入会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王维宁在起诉状中载明了合同解除的事项，故王维宁与兴城商务中心的合同应自兴城商务中心收到本院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即2021年1月14日起解除。就王维宁要求偿还其入会费29万元并支付利息的主张，本院认为，合同解除系兴城商务中心原因导致，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就承担责任的金额部分，因王维宁系继受邓小兵的合同权利义务，故亦应以邓小兵向兴城商务中心支付的会籍费124087.5元为基数确认兴城商务中心承担责任的基数。王维宁主张的29万元，系其向邓小兵支付的26万元及其向兴城商务中心支付的3万元会籍转让费，王维宁要求该款项均由兴城商务中心承担，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另，就王维宁未缴纳的会员年管理费，兴城商务中心主张王维宁未缴纳2001年3月至2010年12月期间会员年管理费（每年4500元），以及2014年5月至2015年期间的会员年管理费（上涨至每年8000元），王维宁主张其自受让会籍后确实未缴纳会员年管理费，其主张不缴纳的原因是兴城商务中心未向其提供27洞的高尔夫球场，违反合同约定，故其不应交纳，因王维宁就其该主张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可，但王维宁应交纳会员年管理费的时间及金额应以合同约定为准。综上，王维宁持有的该会员卡原会籍费为124087.5元，考虑到王维宁成为会员后，在消费时已享受了相应优惠且未交纳相关会员年费，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兴城商务中心应给付王维宁的费用为42000元，利息部分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计算，按照年利率3.85%为计算标准，自2021年1月14日起计算至全部费用清偿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维宁与北京兴城商务服务中心之间签订的《北京大兴京城高尔夫俱乐部首期会籍入会协议书（个人会籍）》于2021年1月14日起解除；二、北京兴城商务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维宁42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42000元中未给付部分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的计算标准，自2021年1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王维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37元，由兴城商务服务中心负担41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王维宁负担2427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朱庆梅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吕 馨书 记 员 贯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