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甘0725民初104号 原告：龙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甘肃焉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负责人：淡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 原告龙某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龙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某、汪永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龙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判令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保险金10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9年11月11日，原告之子龙某2在被告处投保国寿万事顺保险一份，保险期间自2019年11月11日零时起至2020年11月10日二十四时止，XXXX意外伤害保险（2013）保险金额为100000元。2020年10月7日凌晨2点多，龙某2骑电动车在山丹县老军路由东向西行驶至XXXX西区大门口发生意外事故，龙某2当场死亡。2020年11月13日，被告以龙某2系醉酒驾驶二轮摩托车为由，出具《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现原告以被告未向投保人告知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且龙某2驾驶的系电动车，并非机动车，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保险金为由，提起诉上诉讼。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辩称，原告所诉其子龙某2在被告公司投保、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金额是100000元都是属实的。但是被告公司接到原告的理赔申请后，发现龙某2死亡时处于醉酒状态，同时，按照其他保险公司和我公司了解的情况，龙某2发生事故时驾驶的电动车不符合国家标准，该车辆的名牌显示该车辆整备质量为110千克，按照电动车国家标准超过40千克的应该认定为机动车，因此龙某2醉酒后所发生的事故被告公司不予理赔。 原告龙某为证明自己主张的成立，除庭审陈述外，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互联网短险销售电子保险凭证》复印件一张，证明2019年11月10日，原告之子龙某2在被告公司投保，原告之子龙某2与被告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人身保险合同关系，投保人龙某2，被保险人龙某2，龙某2身份证号码×××，XXXX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保险金额为100000元，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该电子保险凭证由被告公司出具的事实； 2.⑴2020年10月19日山丹县公安局清泉派出所出具的龙某2户籍注销证明复印件一张，证明龙某2死亡注销户籍的事实；⑵2016年3月25日离婚证复印件一张，证明原告龙某于2016年3月25日与死者龙某2母亲魏某协议离婚的事实；⑶2016年3月25日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龙某于2016年3月25日与死者龙某2母亲魏某协议离婚，死者龙某2由原告抚养的事实；⑷2021年1月8日，死者母亲魏某出具的《放弃继承声明书》复印件一张，证明龙某2意外身故后，因保险公司拒绝给付保险金，魏某放弃继承龙某2的一切遗产，龙某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向魏某支付约定的款项的事实；⑸2021年1月8日，原告龙某与死者母亲魏某出具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死者父母龙某、魏某双方对保险继承、提起诉讼及如果胜诉后对保险金的分配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因案外人魏某放弃继承符合法律规定，龙某系本案唯一合法原告，本案程序合法； 3.原告代理人从山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察笔录复印件五张、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片复印件一张，证明被保险人龙某2于2020年10月7日2时，骑二轮电动车在山丹县XXXX西区门前发生意外事故当场死亡，被告应当支付保险金100000元。交通警察进行现场勘查时认定非常清楚，龙某2骑行的属于电动二轮车，并非二轮摩托车，故龙某2作为普通人，不具备专业的判断能力，对机动车的理解只能根据日常的经验进行判断，对其骑行二轮电动车不可能产生属于机动车的认知； 4.2020年11月13日，被告公司给原告出具的《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复印件一张，证明被告公司以被保险人因驾驶无牌照二轮摩托车，血液乙醇含量超标，属醉驾，不在保险范围内为由，拒不支付保险金的事实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被告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4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察笔录记载的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尤其是在笔录第四页中第六项“对车辆驾驶人酒精含量、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测试的结果以及提取血样、尿样”情况的要求，因龙某2现场死亡，未抽取血样、尿样，可以说事故勘验笔录仅仅是交警记载了现场的状况，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交警部门并未作出责任认定，被告后期也向交警部门进行了解，交警部门确实未对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同时，就龙某2死亡时所驾驶的车辆是属于机动车还是电动车，交警队也未予认定，故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察笔录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原告仅凭龙某2驾驶的车辆不需要加注燃油就认定为电动车的结论不能成立。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为证明自己主张的成立，除庭审陈述外，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之子龙某2投保的《XXXX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条款复印件一份，该合同证明XXXX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约定了责任免除情形，其中第六项规定：被保险人醉酒导致身故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第七项规定：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被告公司经调查发现龙某2事发时存在醉酒的情况，龙某2驾驶的车辆不符合电动车标准，交警部门并未进行认定，从车辆名牌上进行了比对是属于机动车的，该车辆也未进行登记，未领取牌照； 2.甘肃众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证据来源是龙某2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也进行投保，龙某2死亡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及原告于2020年10月9日共同委托甘肃众信司法鉴定所对龙某2血液进行乙醇含量进行检测。经检测，龙某2的血液样本中乙醇含量是312.47毫克/100毫升，该乙醇含量已经超出了国家认定的酒驾标准接近四倍，已经达到了严重的醉酒状态，结合保险条款的约定，被保险人醉酒后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是拒绝理赔的，这就是平安公司和被告公司都拒绝理赔的原因； 3.照片打印件4张，证明事发时龙某2所驾驶的“XXX”电动车是江苏XX机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车辆，该车辆整备质量是110千克，额定功率是800瓦，已超出XXXX-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所要求的电动车最高标准整备质量不超过55千克，额定功率不超过400瓦的标准，超出国标一倍，不属于电动车的范畴。 对被告提交的上列证据，经原告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保险条款上面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龙某2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被告公司主张根据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向法庭举证证明免责条款有效，同时，被告认为龙某2驾驶的电动车属于免责条款中机动车的范畴，所以被告依据保险条款主张免责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免责条款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或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而该条款的第十四条对机动车的定义为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在其对机动车的释意中并未明确二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范畴；2.死者龙某2在发生意外事故死亡前确实饮酒，这一事实原告予以认可，本案被告主要抗辩的理由是其免责条款有效，龙某2驾驶的属于机动车而抗辩免责，故该证据仅仅证明龙某2饮酒，不能证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有效；3.照片不属于被告免责的事实，从该电动车的外观，作为普通人根据日常经验进行判断就是电动车并非机动车，被告方仅根据名牌上的标注认为该电动车属于机动车没有事实依据，被告所引用的XXXX-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这只属于行业规范，并不是法律法规，被告以该证据抗辩免责的事由是不能成立的，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依据民法典第498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被告未向投保人龙某2告知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本来免责条款就是无效的，现双方对二轮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产生争议，应当做出不利于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被告提交的二轮电动车的照片能够印证原告的主张，龙某2驾驶的是二轮电动车并非机动车。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死者龙某2系原告龙某之子,其母魏某于2016年3月25日与原告龙某协议离婚，约定龙某2由原告抚养。2019年11月10日，原告之子龙某2以电子投保方式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公司投保险种名称为XXXX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保险一份，《XXXX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条款内容加黑加粗,该条载明:“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六、被保险人斗殴、醉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七、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使证的机动车;……”，保险期间自2019年11月11日零时起至2020年11月10日二十四时止，XXXX意外伤害保险（2013）保险金额为100000元，被保险人为龙某2本人，受益人为：身故保险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除身故保险金以外的其他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2020年10月7日凌晨2点多，龙某2驾驶电动车在山丹县老军路由东向西行驶至XXXX西区大门口发生意外事故，龙某2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山丹县交通警察大队出警勘察现场，因系单车肇事，未作出事故认定。后原告向被告公司主张给付保险金，被告公司于2020年11月13日以龙某2驾驶无牌照二轮摩托车，血液乙醇含量超标，属醉驾，不在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因原告龙某已于2016年3月25日与死者母亲魏某协议离婚，约定龙某2由原告抚养。龙某2死亡后，龙某与魏某于2021年1月18日就龙某2保险金理赔事宜达成协议，魏某并于同日出具放弃继承声明书一份，对龙某2意外身故保险金由原告提起诉讼向被告公司主张权利，魏某放弃继承龙某2的一切遗产，龙某按照与魏某签订的协议书向魏某支付约定款项，原告为本案适格主体。现原告以被告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保险人对其免责条款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或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免责条款无效，而投保人发生事故时骑行的是电动车而非二轮摩托车，且被告公司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应作出对被告公司不利的解释，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公司一次性给付原告保险金100000元。 另查明，龙某2事发时所驾驶的江苏XX机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XXX”电动车的整备质量是110千克，额定功率是800瓦。死者龙某2生前除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投保XXXX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保险一份外，还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投保保险一份。龙某2死亡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与原告龙某于2019年10月9日共同委托甘肃众信司法鉴定所对龙某2血液进行乙醇含量检测。经检测，该鉴定所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甘众司（2020）鉴字第XXXX号鉴定意见书，检验结果为：被检验人龙某2血液样本中的乙醇含量为：312.47mg/100ml。 本院认为,本案是以网络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自愿订立,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公司是否对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免责条款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之规定,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是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被告对于纳入保险合同免责事项的法律禁止性规定仅有提示义务,无需明确说明。涉案险种中载明的“被保险人斗殴、醉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的免责条款,被告只需履行提示义务,该条款即生效。本案中,龙某2通过网络方式投保XXXX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在投保流程中的网页附有该险种的条款,且被告已将醉酒驾驶作为免责条款加粗加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国家法度岂容儿戏，严禁酒驾法有明规，这不是被告公司的义务，而是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行为，故本院认定被告已经向龙某2提交了保险条款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保险免责条款对原、被告双方产生拘束力。而被告公司提供的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证明龙某2血液样本经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和原告共同委托检测，龙某2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312.47mg/100ml，且原告提供的协议书和放弃继承声明书均证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对原告给付保险金的理赔申请予以拒绝，龙某2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的保险事故,被告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原告提出被告公司未就醉酒驾驶免赔条款履行说明义务，被告公司未给付原告保单、保险条款，免责条款对保险人不产生效力，被告公司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应作出对被告不理解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2.龙某2是否存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情形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山丹县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测笔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虽不能证明龙某2系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但被告公司提供的经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和原告共同委甘肃众信司法鉴定所对龙某2血液进行乙醇含量检测的甘众司（2020）鉴字第XXXX号鉴定意见书证明，被检验人龙某2血液样本中的乙醇含量为：312.47mg/100ml，可证明龙某2系醉酒驾驶。原、被告诉争的龙某2驾驶的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的问题，是原、被告从各自利益出发为维护自身权益对保险条款所做的理解，虽然龙某2事发时所驾驶的江苏XX机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XXX”电动车的整备质量是110千克，额定功率是800瓦，但这不是引起龙某2死亡的直接原因，而引起龙某2死亡的主因是龙某2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醉酒驾驶电动车发生单车道路交通事故所致，故本院认定龙某2系醉酒后驾驶电动车发生单车道路交通事故并致其死亡的客观事实。被告公司虽未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提交鉴定申请，视为其放弃申请，但不影响其已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事实和龙某2醉酒驾驶电动车单车肇事致其死亡的事实。故龙某2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醉酒驾驶电动车致其死亡，且根据前述分析，被告公司对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原告要求被告公司支付因龙某2死亡的意外伤害保险金100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原告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龙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龙某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 彪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温永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第十二条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