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赣06民终1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彭远锋，男，197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云华，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于飞，男，198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倪雪玲，女，198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于伟，男，1981年6月4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雪琴，女，198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 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庆斌，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远锋因与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2019)赣0622民初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远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云华，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庆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远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29万元，利息167700元(该利息按月息1％计算，自2016年9月1日暂计算至2017年9月30日止共13个月，2017年9月30日以后的利息，以129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至全部借款本息还清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未完全查明事实。2016年5月之前，于飞、于伟经常参与招投标，并多次向彭远锋借款。2014年9月3日、10日、12日、10月20日，于伟、于飞向彭远锋借款，并指示彭远锋向其12位合作伙伴转账，用于支付招投标的保证金。为此，彭远锋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查取证彭远锋应于伟指示向应礼彬、魏晓玲、刘浩明、吴健、王光辉、张长青、夏演、金歆、李新华、孙蔷、胡样文、刘翔十二人汇款后的银行流水等证据。然而，一审法院未深入调查此事，上述十二人的银行流水还有二人尚未调取，已调取的十人银行流水中，大部分款项都转到了宋明辉、吴丽华夫妻账户上。宋明辉、吴丽华同于伟、于飞的关系非常密切，彭远锋在质证意见中进行了专述，并附上大量证据佐证。第二，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首先，2016年5月29日，于伟、于飞向彭远锋出具的材料性质不仅是还款计划，还是欠条，该欠条明确了欠款人、还款人、金额及利息。其次，本案不存在重复起诉的问题。彭远锋与于伟是存在多个经济纠纷，但双方每个案子的欠款凭证、转账凭证都是独立存在的，不存在重复起诉的问题。再者，欠条（还款计划）载明了欠款人、还款人、金额、利息、还款计划等信息，一审法院若对该欠条不予确认，则应当依法要求被上诉人对此做出合理解释。最后，彭远锋于一审提交的彭远锋与倪雪玲短信记录及银行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倪雪玲偿还彭远锋10万元本金和4万元利息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定，也没有说明不予认定的理由。第三，一审判决存在逻辑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存在向原告转款的事实，但原、被告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关系，仅此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涉案的139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存在逻辑错误。彭远锋与被上诉人存在多笔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否认本案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第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彭远锋不仅提供了欠条及还款计划，还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证据链较为完整。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改判支持彭远锋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彭远锋与被上诉人该笔借款在其他案件中已作处理，本案系重复诉讼。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本案139万元借贷法律关系事实清楚。彭远锋虽然提供了还款计划，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转款凭证证明彭远锋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事实。彭远锋提供的166万元转款凭证，并非转入被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彭远锋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被上诉人指示其转入他人账户，一审法院认定166万元转账与被上诉人无关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2.彭远锋提供的还款计划注明“双方仅此一笔借款”，说明双方没有其他借贷纠纷。彭远锋于2017年向余江区人民法院分别提起对鹰潭市复兴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复兴公司）（借款人处有被上诉人于伟签字）借款诉讼【（2018）赣06民终365号判决书】及于伟个人借款诉讼【（2020）赣06民终169号】，本案还款计划实际就是彭远锋与复兴公司及于伟个人之间的还款计划。因此，本案彭远锋涉嫌重复起诉，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3.彭远锋仅提供还款计划，但该还款计划并非借条，而是对双方借贷偿还情况的一种说明。于伟与彭远锋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关系，彭远锋留有于伟出具的还款计划符合常理，但彭远锋在其他案件中已经主张过该还款计划对应的借款。因此，彭远锋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笔还款计划对应被上诉人收到款项的证明，而在彭远锋提供的证据中，所有收款人均非被上诉人，所有款项流向均未汇入被上诉人账户，被上诉人并未收到借款，双方借贷事实不成立。4.彭远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中，彭远锋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均表明收款人及款项与被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彭远锋举证不能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该笔借贷事实不成立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彭远锋的诉讼请求。 彭远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偿还彭远锋借款本金1290000元；二、判令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支付彭远锋欠款利息167700元（该利息按月息1%计算，自2016年9月1日暂计算至2017年9月30日止共13个月），并要求按照逾期利率计算利息直到所有贷款还清为止；三、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5月29日，于飞、于伟向彭远锋出具一份《还款计划》，内容为：今欠到彭远锋人民币139万元整，现还款按如下计划：第一笔在2016年8月30日之前还款人民币39万元整，第二笔在2017年1月26日前还款人民币50万元整，第三笔在2017年6月30日前还清尾款人民币50万元整。还款人：于飞、于伟签名。计划书上还在第一笔还款下行批注：于2016年9月1日付10万元整，以到彭远锋时为准。在第三笔还款下行批注：（每月按利息1分计算）、仅此一笔共欠款139万元，其它款另行结算，不包括其它借款。2014年9月3日，彭远锋通过左燕菊建行账号汇款至应礼彬账户（62×××74）保证金10万元整；2014年9月10日，彭远锋通过吴有善信用社账户转给魏晓玲账户（62×××65）保证金15万元整；2014年9月12日，彭远锋通过信用社账号转给刘浩明账户（62×××59）保证金25万元整；2014年9月11日，彭远锋通过信用社账号转给吴健账户（62×××38）保证金25万元整；2014年10月20日，彭远锋通过农行账号转给王光辉账户（62×××14）保证金7万元整；2014年10月20日，彭远锋通过农行账号转给张长青账户（62×××99）保证金7万元整；2014年10月20日，彭远锋通过农行账号转给夏演账户（62×××88）保证金7万元整；2014年10月20日，彭远锋通过农行账号转给金歆账户（62×××55）保证金35万元整；2014年10月20日，彭远锋通过农行账号转给李新华账户（62×××70）保证金7万元整；2014年10月20日，彭远锋通过农行账号转给孙蔷账户（62×××13）保证金7万元整；2014年10月20日，彭远锋通过农行账号转给胡样文账户（20×××23）保证金7万元整；2014年10月20日，彭远锋通过农行账号转给刘翔账户（62×××75）保证金14万元整；上述转账记录共计12笔，转账总金额166万元。经该院调查刘浩明、魏晓玲、王光辉、张长青、夏演、金歆、李新华、孙蔷、胡样文、刘翔等人的2014年10月至12月的银行流水明细，调查显示彭远锋转款给上述人员后，上述人员并未将款项转给于伟。2016年9月1日，倪雪玲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彭远锋转款10万元，2016年9月22日，倪雪玲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彭远锋转款4万元，2017年3月7日，陈雪琴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彭远锋转款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彭远锋与于飞、于伟之间是否存在139万元的借贷法律关系。彭远锋持《还款计划》、12笔转款凭证及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向彭远锋的转款凭证欲证明彭远锋与于飞、于伟存在139万元借贷法律关系，从而要求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该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彭远锋提供的12笔转款凭证共计金额166万元均是向案外人转款，于飞、于伟否认收到此166万元，并否认此166万元是其指定彭远锋向案外人转款，在审理中该院根据彭远锋申请向以上12笔接受汇款的案外人以电话及书面通知其协助法院查明转款性质及实际主体，但案外人均未配合调查，且经该院调查案外人的流水明细，彭远锋转款给案外人后，案外人并未将款项转给于伟，故无法证实该166万元转款系于飞、于伟指定汇款或已归于飞、于伟所得，应视为彭远锋举证不能。该166万元与本案无关联，属于彭远锋与接受汇款的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处理范围，可通过另案解决。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即借款合同虽成立，但是否生效，必须自出借人完成了向借款人提供借款时，才发生法律效力。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包括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出借人已向借款人提供借款两个要素。现彭远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于飞、于伟提供了139万元出借款。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存在向彭远锋转款的事实，但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与彭远锋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关系，仅此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涉案的139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此，彭远锋证据不足，其诉请不能形成逻辑严密、充分有力的推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彭远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9.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3,009.3元由彭远锋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彭远锋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彭远锋同魏晓玲、孙蔷、王光辉、刘翔、吴健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他们微信发回的转账图片，证明魏晓玲、孙蔷、王光辉、刘翔收到彭远锋的转账用于招投标，上述款项已转回指示人，且魏晓玲、孙蔷明确指出账款转给了宋明辉和吴丽华。 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对该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其提供的聊天记录无法证明相关真实性，该证据并未完整对聊天进行截屏，也无法证明是否对证据进行删减，也就无法证明彭远锋和所谓的这些人聊天是否真实；该证据不合法，虽然系聊天记录，但均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被上诉人的询问，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彭远锋已经对转款受让人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法院也已经做了相关工作，现其提供的聊天记录无法对证人进行询问，其聊天也多存在诱导，前后不一的情况；对该证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虽然彭远锋备注了聊天对方系魏晓玲、孙蔷、王光辉、刘翔、吴健等人，但无法证明这些人是彭远锋所称的接收转账方，因此无法证明彭远锋所指的事实。即使是所谓的与他们聊天，所有聊天记录中双方均没有提到收款与于伟有关联。 第二组证据：1.“天眼查”复兴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关联人信息及变更信息，2.电汇凭证、彭远锋与九江晶太公司原财务人员杨甜甜及法务的微信聊天记录、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6民终16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于飞、于伟家与宋明辉、吴丽华夫妻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2014年5月15日，彭远锋受于伟指示向九江晶太公司原财务人员杨甜甜转账140万元，杨甜甜该账户也是九江晶太公司公用，后于伟指示九江晶太公司将该款转给宋明辉，于伟在(2020)赣06民终169号民事判决中已自认该事实，该判决认定本案所涉139万元账款与其他经济往来没有任何关联，是独立存在的。 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对该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彭远锋提供的复兴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工商信息只能表明于伟和宋明辉系复兴公司在其他地方成立的分公司负责人，并不是复兴公司负责人，宋明辉对复兴公司并无收益权，无法证明彭远锋所要证明于伟与宋明辉存在关联的事实。彭远锋转入杨甜甜账户140万元，已在（2020）赣06民终169号案件中予以处理，但该转款记录彭远锋也在本案一审时作为证据拿出，用以证明欠款情况，该情况表明彭远锋存在一个证据多次使用的情况。其所谓的杨甜甜转入宋明辉账户，仅仅是一个微信名叫“门门初丁”在微信中表明，其证据无法达到证明力，无法证明最终收款人是宋明辉。 第三组证据：1.彭远锋与于伟父亲于对水及于飞、倪雪玲的短信记录，2.彭远锋同于对水的谈话录音，证明因于飞、于伟家一直不偿还债务，彭远锋给于对水发短信要求商讨债务偿还事宜，在于对水召集下，彭远锋、于对水、于飞、于伟2016年5月29日在复兴公司办公室，由于飞就他们家的部分债务139万元写下了欠条及还款计划，本案欠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于飞妻子倪雪玲先后转账10万元、4万元偿还本息，于对水对本案欠款事实知晓。 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对该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从真实性及合法性来看，该录音无法证明录音时间，且录音不完整，与本案无关联。首先，于伟、于飞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亲于对水对两人的行为无代理权，且于对水对彭远锋和于飞、于伟借款事情是否清楚均无法证明。该录音也无法证明彭远锋所要待证事实。彭远锋所发的短信均是其单方面所述，并不能证明于伟欠款事实。倪雪玲的转款行为，仅能表明有该笔转款，无法证明彭远锋与于伟等人该笔欠款事实。所发的短信明确了在2017年就只有100多万元，但实际上在鹰潭中院（2020）赣06民终169号判决书中又有一笔100多万元的欠款，相当于有两笔100多万元的借款，但是彭远锋自2017年之后就没有再借钱给于伟了，所以我方认为本案是重复诉讼。 第四组证据：2017年1月4日彭远锋同于伟的谈话录音，证明于伟谈到了自己和于飞向彭远锋出具了139万元欠条的事实，称第一笔39万元只还了10万元及部分利息，并称年前争取偿还第一笔剩余的29万元及第二笔中的30万元合计偿还59万元。 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对该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从真实性及合法性来看，该录音虽然是彭远锋与于伟的谈话录音，但并不完整，仅仅是两人谈话的中间一段，无法证明录音时间，且按彭远锋所述，在2017年1月4日，双方仅有复兴公司150万元的借款还了一点点，接着还有一张借条就是100万元和39万元，也就是说明双方借款仅该两百余万元，剩余双方款项系与其他人相关，而彭远锋与于伟案件，彭远锋已起诉复兴公司并判决，而100万元及39万元借款也已经在（2020）赣06民终169号案件中进行了处理，因此不欠其他欠款。 第五组证据：魏晓玲、孙蔷、夏演、胡样文等人的银行流水，证明魏晓玲、孙蔷、夏演、胡样文等人将收到的款项先转到水利投标公司，再从公司转到项目上，投标结束后账款转回公司，再由公司或个人账户转回宋明辉、吴丽华账户，吴丽华称已根据于伟的指示转给了他们指定的人和公司。 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对该组证据质证后认为：首先该组证据在一审已经提交，我方也进行了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彭远锋或其他人将钱转入魏晓玲、孙蔷等人处，这些人收到款项后其用途并未转入于伟账户，至于其用途，明确是转入了各个公司，而实际上于伟、于飞等人均与收款公司无关，该转款凭证恰巧能证明于伟等人并未收到该款项。 第六组证据：彭远锋同吴丽华2019年10月21日的电话录音，证明吴丽华在收到魏晓玲、孙蔷、夏演、胡样文等人的转款后，按于伟、于飞的指示转给了指定的人或者公司，在被告知彭远锋在追查钱款的下落后，于伟叫吴丽华不要管这件事。 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对该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录音并不是完整录音，被录音人的身份无法证明；其次，彭远锋所有款项也没有汇入吴丽华账户，与本案无关联，所谓收到款项后按于伟、于飞的意思更无证据进行佐证。最后，所谓款项受于伟、于飞指定，其并未出具相关授权委托书，也无相关证明，仅仅是被录音人单方面所述。 第七组证据：彭远锋同魏晓玲、孙蔷、刘翔、夏演等人的电话录音，证明魏晓玲、孙蔷将收到的钱款转给了宋明辉、吴丽华，刘翔、夏演等人的银行卡是公司在用，属于私卡公用，于伟让他们不要管这件事。 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对该组证据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录音的人是否是彭远锋所称的那些人；其次，无法证明彭远锋所述事实，也无法得出所证事实，且所有人员均不认识于伟，未说明是收到于伟转款；最后，即使按所有人所述，该彭远锋转账的款项，最终去处与于伟等人无关联。 第八组证据：左燕菊向应礼彬转账的支付凭证，证明于伟在转账凭证上书写了“冷水项目”“定金”等字样，该转账凭证有于伟亲笔写的用于什么项目、地点及什么公司。 被上诉人于飞、倪雪玲、于伟、陈雪琴对该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转账凭证上面的内容系于伟所写，不能证明是于伟要求转账，也不能证明系于伟借款。退一步讲，即使是于伟写的，也并不能证明系于伟借款，彭远锋自己也参与竞标，参与工程合作，款项转入某项目也是彭远锋自己意思表示，与于伟无关联。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上诉人彭远锋提供的第一组证据，魏晓玲、孙蔷、王光辉、刘翔、吴健并未明确提及彭远锋向其转出的款项系经于伟指示，于伟本人对上述转款也未予认可，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诉人彭远锋提供的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中除（2020）赣06民终169号民事判决书外均与本案借款事实无关，对该组证据中该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余证据均不予采信。对上诉人彭远锋提供的第三、四组证据，彭远锋与于对水、于飞的短信均为彭远锋单方发出，彭远锋与于对水、于飞的通话录音内容不能反映彭远锋所要证明的事实，且彭远锋未证明该录音系完整未剪辑，故本院对第三、第四组证据不予确认。上诉人彭远锋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在一审已经质证，并非新证据，且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款项转给了于伟，于伟对此亦予以否认，故本院对彭远锋举证第五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对上诉人彭远锋提供的第六、第七组证据，四被上诉人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异议，彭远锋未举证证实通话录音对象的真实性，且未证明录音的完整性及未被剪辑，故对该两组证据本院均不予确认。上诉人彭远锋提供的第八组证据，于伟否认该转账凭证上的字迹系其书写，且转账凭证中的内容不能证明该笔转账系于伟指示彭远锋所转，彭远锋又未举证证实，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上述第一、三、六、七组证据，四被上诉人对其三性均提出异议，上述证据属于彭远锋与案外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彭远锋未申请案外人到庭核实身份，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亦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彭远锋向一审法院起诉于伟要求其返还借款本金1041108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4日对该彭远锋与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9）赣0622民初554号民事判决，判决于伟返还彭远锋欠款本金1041108元及利息123776.17元（该利息计算至2016年2月8日止，2016年2月9日以后的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于伟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2020）赣06民终16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于伟的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生效。该（2020）赣06民终169号民事判决查明：2013年1月，于伟作为复兴公司的代理人以复兴公司的名义向彭远锋借款150万元，后于伟个人偿还45万元本金及2013年5月18日之前的利息，并于2013年5月8日以个人名义代表公司出具了105万元的借条。彭远锋分别于2013年3月21日向毛全堂转账50万元、2014年4月28日向倪来汉转账5万元、2014年5月15日向杨甜甜转账140万元、2014年5月16日向于伟转账15万元。于伟将其代表复兴公司的借款105万元以及其自己个人所欠彭远锋的部分债务放在一起先后与彭远锋进行了三次结算，其中2015年4月9日结算于伟（含复兴公司）欠彭远锋238.4万元，2015年8月8日结算于伟（含复兴公司）欠彭远锋173.8万元（其中本金144万元，利息29.8万元），2016年2月8日结算尚欠彭远锋165.4万元（其中本金144万元，利息21.4万元），上述三次结算，于伟均签字确认。彭远锋于2017年起诉复兴公司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105万元及利息，该案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赣06民终365号民事判决，判决复兴公司偿还彭远锋借款本金398892元及2015年11月19日之后的利息。 另查明，彭远锋于2019年4月3日起诉于伟偿还1041108元借款及利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彭远锋起诉的依据为彭远锋与于伟在2016年2月8日做出的165.4万元的结算单，彭远锋在该案诉讼请求中要求于伟偿还的借款本金1041108元为该结算单金额165.4万元扣减其2017年7月26日第一次起诉复兴公司经本院2018年9月29日作出的（2018）赣06民终365号民事判决复兴公司偿还其398892元借款本金后的余额1041108元。 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情况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彭远锋起诉要求于伟偿还其借款的依据为2016年5月29日由于飞、于伟出具的欠彭远锋139万元的还款计划，及为证明其支付了出借款项，彭远锋举证了左燕菊向应礼彬转账10万元、吴友善向魏晓玲转账15万元、彭远锋向吴健转账25万元、彭远锋向刘浩明转账25万元、彭远锋向王光辉转账7万元、彭远锋向张长青转账7万元、彭远锋向夏演转账7万元、彭远锋向金歆转账35万元、彭远锋向李新华转账7万元、彭远锋向孙蔷转账7万元、彭远锋向胡样文转账7万元、彭远锋向刘翔转账14万元等12笔金额合计166万元的转账凭证，上述12笔转账凭证的款项均不是直接转给于飞或者于伟，彭远锋亦未举证证实于飞或者于伟获得了上述款项，且于飞、于伟亦否认上述款项系其指示彭远锋所转，并否认得到了上述款项，故彭远锋诉称上述款项系按照于飞、于伟的指示所转而出借给于飞、于伟的理由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述款项彭远锋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一审判决认定彭远锋的上述转账款项与本案无关联，彭远锋可通过另案解决并无不妥。 本院2020年4月29日作出的（2020）赣06民终169号民事判决查明，于伟将其代表复兴公司的借款105万元以及其自己个人所欠彭远锋的部分债务放在一起先后进行了三次结算，其中2015年4月9日结算于伟（含复兴公司）欠彭远锋238.4万元，2015年8月8日结算于伟（含复兴公司）欠彭远锋173.8万元（其中本金144万元，利息29.8万元），2016年2月8日结算尚欠彭远锋165.4万元（其中本金144万元，利息21.4万元）。据此可以看出，彭远锋与于伟之间发生的借款经过多次结算，于伟也在陆续偿还借款本息，且彭远锋2019年4月起诉于伟要求于伟偿还1041108元借款及利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案号（2019）赣0622民初554号、二审案号（2020）赣06民终169号）一案，即是依据于伟与彭远锋之间的上述结算作为依据，因彭远锋主张的本案借款既无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又未能完成举证其提供了支付出借款项的证据，因而，四被上诉人辩称本案的还款计划实际就是于伟对复兴公司及于伟个人欠款所做出的还款计划的盖然性较高，本院予以采信，故彭远锋以2016年5月29日于飞、于伟出具的涉案欠款139万元的还款计划主张四被上诉人应偿还该欠款还款计划中的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内容援引错误，适用该条规定进行裁判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本院二审在纠正该适用法律瑕疵后，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彭远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982.8元，由上诉人彭远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福庚 审判员  谢秋荣 审判员  黄文杰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彭江君                                                                                书记员  罗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