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142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冯军，男，198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忠新，天津万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学军，天津万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琰，女，197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姑，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战胜，天津崇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郝文彦，男，198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一审第三人：新余高新区安泰投资管理中心，住所地新余高新区城东办事处院内1008号，实际经营地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禹山北路303号中小企业园8号楼7楼。执行事务合伙人：郝文彦。一审第三人：新余高新区智道投资管理中心，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高新区城东办事处院内1007号。执行事务合伙人：冯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忠新，天津万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学军，天津万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上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655号103室，实际经营地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禹山北路303号中小企业园8号楼7楼。法定代表人：郝文彦。委托诉讼代理人：裴于军，男，上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务。上诉人冯军与被上诉人王琰、郝文彦原审第三人新余高新区安泰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安泰投资中心）、新余高新区智道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智道投资中心）、上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玩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民初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军及第三人智道投资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忠新、孙学军，被上诉人王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姑、袁战胜，被上诉人郝文彦即第三人安泰投资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第三人都玩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于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一项；2．改判驳回王琰对冯军的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由王琰负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融资财务顾问协议之补充协议——代为偿付协议》（以下称《代偿协议》）系债务转移协议，支付“成功费”的义务人由都玩公司变更为郝文彦和安泰投资中心。该“成功费”指代的是涉案《融资财务顾问协议》中的“成功费”，是整体的债务转让，郝文彦已经部分履行了代偿协议的内容，且代偿协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一审判决将代偿协议中的现金部分和股权部分进行拆分，认定股权代持部分的债务没有转移并由冯军承担相应的给付责任是错误的。2．《融资财务顾问协议》的支付义务人是都玩公司而非股东冯军，公司应当履行的义务不应由股东承担，故一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3．都玩公司的付款义务应当自2015年8月28日计算，至王琰起诉之日已经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一审判决王琰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琰辩称，《代偿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冯军提交的代偿协议文本中没有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签章，各方当事人却对相关事宜进行磋商，但并未签署或履行该协议。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表明“成功费”的现金部分如何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协商过程，不能证明全部费用的支付义务由都玩公司转移给郝文彦和安泰投资中心。《融资财务顾问协议》《股权代持协议书》系王琰为都玩公司提供服务并取得报酬的整体约定，虽然一审判决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无效，但不影响冯军、郝文彦等股东作为实际受益人按照协议支付“成功费”的义务。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王琰发出抛售指令，冯军、郝文彦因擅自质押股权无法抛售，导致王琰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其计算，故王琰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冯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应予维持。郝文彦辩称，冯军提交的代为偿付协议系没有签字和盖章的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此冯军主张涉案“成功费”支付义务转移的问题不能成立。冯军系都玩公司重组上市的受益人之一，应当按照其持股比例承担相应的支付义务，其要求郝文彦支付剩余部分的“成功费”没有合法依据。安泰投资中心述称，同意郝文彦的意见。智道投资中心述称，涉案股权转让款分配时智道投资中心与安泰投资中心的财务混同，冯军应支付“成功费”现金部分和股权部分被郝文彦扣留。都玩公司述称，王琰起诉要求支付“成功费”的股权部分应当由冯军和郝文彦按照持股比例进行支付。代为偿付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冯军作为股权转让的最终受益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支付义务。王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冯军、郝文彦共同返还代持的文投控股5288889股（按目前股价3.28元/股）；2．判令冯军、郝文彦共同赔偿损失14,861,778.09元；3．诉讼费由冯军、郝文彦共同承担。案件审理期间，王琰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冯军支付所代持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1904000股于2019年8月19日对应的现金价值6,245,120元，并赔偿王琰经济损失5,350,240元；2．判令郝文彦支付所代持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1639556股于2019年8月19日对应的现金价值5,377,743.68元，并赔偿王琰经济损失4,607,152.36元；3．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冯军、郝文彦按比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31日，王琰与都玩公司签订《融资财务顾问协议》约定，都玩公司因经营管理需要，聘请王琰担任融资顾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王琰在担任都玩公司顾问期间，就以下工作范围为都玩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提供服务，主要包括寻找投资人、代表都玩公司与王琰寻找到的潜在投资人进行融资意向洽谈、对都玩公司与该投资人的融资活动作出建议、完成相应的融资项目介绍、信息备忘录等融资活动中必要的文件材料、复核并协助都玩公司完成与该投资人的融资交易以及完成其他都玩公司在与王琰寻找到的潜在投资人融资洽谈中需要王琰给予必要协助的事项。本协议无意责成王琰对本协议下的任何融资计划提供承销服务或提供资金。第五条约定，作为对王琰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报酬，都玩公司同意支付给王琰的费用如下：5.1交易佣金“成功费”：在王琰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期间，都玩公司与北京文资办直属文创基金及相关交易对方，或经由王琰介绍的其他投资方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投资协议并完成融资且投资完成，都玩公司同意按照下列比例向王琰支付交易“成功费”，王琰选取部分现金和部分股权方式（成功费）：按此次交易实际到位总投资额的不低于税后2.4%计收，现金部分以此50%计收，股权部分以此50%计收，以该次投资协议约定的单位估值为准。王琰选择“成功费”以现金加股票形式支付的，在都玩公司投资完成，即都玩公司收到股权融资资金/对价且扣除应收相应税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王琰选择“成功费”股权形式支付的，在都玩公司投资完成，即都玩公司收到股权融资资金/对价后三个工作日以内，按照投资约定及并购上市计划签署股权协议完成支付。“交易总金额”一词的含义是指所有都玩公司、其股东、实益拥有人及其任一的关联人士与融资活动相关而直接收到、应收及以任何其他形式收取的所有对价（包括现金、证券、资产、任何其他由投资人/买家承担的债务或责任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对价）在交易完成时的公平价值（就非现金部分而言，若交易协议中有指明其价值，则该部分对价的公平价值为收购合并交易协议中的价值）。5.3支付：50%费用以人民币支付，50%费用按照代持协议以股权方式支付。第七条约定，本协议有效期为2014年5月31日至此合同与股权代持合同内容履行完毕后。该协议还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5年5月1日，王琰作为实际出资人（实际股东）甲方与安泰投资中心、智道投资中心作为名义出资人（名义股东）乙方、冯军、郝文彦作为代持自然人以及都玩公司作为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甲方是都玩公司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辽汽车公司）本次重组上市项目股权认购的实际出资人，乙方是都玩公司实际股东，由公司授权乙方为甲方在上述公司所持股份的名义出资人，代甲方行使所有的出资人及股东的权利与义务。现就乙方代为履行出资人职责和代为持有甲方股份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委托内容：1．依据甲方与都玩公司签署的融资财务顾问主协议中5.1条款约定，本次顾问费“成功费”中的50%，都玩公司以股权方式支付。认购价格以及时效性同都玩公司与松辽汽车公司并购主协议中约定的价格6.48元/股。2．甲方愿意委托乙方依法代为持有上述股权，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内部依照三方所持有都玩公司股权比例，对应本次交易融资财务顾问费约定，按比例为甲方代为持有上述股权。第二条委托代理权限：乙方接受甲方的股权代理后，有权根据《公司法》、章程及本协议的有关规定行使除股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外的一切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席或委派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权、质询查阅权、提案权等。第三条委托代理期限：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权的期间自本协议生效开始，至乙方根据甲方指示将代持股份抛售或转让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或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之日截止。第四条特别约定：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转让、划转、质押、委托行使股权等）本协议项下的甲方股权；但不影响甲方利益的资本框架调整除外（即处置前和处置后对相关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权益相同）。2．乙方可以代甲方收受因代持股权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包括现金股息、红利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且应在获得该等收益后3日内将应属甲方股权所享有的该等收益支付给甲方。如果乙方不能及时交付的，应向甲方支付等同于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之违约金。该协议还就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一审法院另查明，都玩公司于2012年3月8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元。2014年7月28日，该公司股东由冯军、刘恩亮、程海亮、陈晓霞变更为冯军、刘恩亮、程海亮、郝文彦、秦谦，其中冯军持股36.01%、郝文彦持股31.46%、刘恩亮持股16%、程海亮持股12.06%、秦谦持股4.47%。安泰投资中心成立于2014年7月31日，该中心注册资本500,000元，股东为郝文彦、刘恩亮、秦谦，其中郝文彦持股60.58%、刘恩亮持股30.81%、秦谦持股8.61%。智道投资中心成立于2014年7月31日，该中心注册资本500,000元，股东为冯军和程海亮，其中冯军持股74.91%，程海亮持股25.09%。2014年8月8日，都玩公司的股东由冯军、刘恩亮、程海亮、郝文彦、秦谦变更为安泰投资中心和智道投资中心，其中安泰投资中心持股51.93%，智道投资中心持股48.07%。2015年8月14日，安泰投资中心作为转让方与松辽汽车公司作为受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安泰投资中心将所持有都玩公司51.93%股权以741,560,400元的价格转让给松辽汽车公司。同日，智道投资中心作为转让方与松辽汽车公司作为受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智道投资中心将所持有都玩公司48.08%股权以686,439,600元转让给松辽汽车公司。2015年8月14日，都玩公司的股东由安泰投资中心和智道投资中心变更为松辽汽车公司。2015年8月18日，松辽汽车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2016年4月5日，松辽汽车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投控股公司）。本案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经王琰提供的服务，都玩公司以14.28亿元的交易价格被松辽汽车公司并购，王琰因本次交易应收取的“成功费”总额为34,272,000元。王琰亦表示已收到其中50%的现金部分即17,13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效力问题；2．王琰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首先，关于《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案中，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系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其效力的认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上市公司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综合予以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发行人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各方必须及时、公平地披露或者提供信息，保证所披露或者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据此，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且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公司上市需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并不允许发行过程中隐匿真实股东，否则公司股票不得上市发行，即上市公司股权不得隐名代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授权对证券行业进行监督管理，是为保护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拟上市公司股权必须清晰，约束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系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如上市公司真实股东都不清晰，其他对于上市公司系列信息披露要求、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监管举措必然落空，必然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损害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从而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合同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对于公司上市监管的规定，且相关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要保障，故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其次，关于王琰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案中，王琰主张因冯军、郝文彦违反《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约定将其为王琰代持的文投控股股票对外质押，导致无法抛售处分，故要求冯军、郝文彦分别按照该二人在都玩公司的持股比例向王琰支付所代持的文投控股股份对应的现金价值，并赔偿因股票下跌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王琰的诉讼请求需建立在其依据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取得案涉股票的前提下，现因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无效，王琰并不能依此而取得案涉股票，故其依据该协议要求冯军、郝文彦支付相应股票对应的现金价值，并赔偿因股票下跌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本案系因履行《融资财务顾问协议》中以股权支付部分“成功费”而引发的争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系王琰与都玩公司签订的《融资财务顾问协议》中关于以股权支付50%“成功费”的一种实现方式。虽然该代持协议无效，但并不意味着否认王琰为都玩公司在被松辽汽车公司并购上市过程中提供服务，并按约定收取服务费的权利。现当事人之间对于应支付的“成功费”中50%股权部分对应的金额为17,136,000元，以及在都玩公司被并购之前冯军持有该公司36.01%股份、郝文彦持有该公司31.46%股份之事实均不持异议，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在于冯军、郝文彦是否应承担相应的给付义务。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本案中，冯军主张根据案涉《融资财务顾问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成功费”应由都玩公司支付。且2015年8月27日，都玩公司与王琰以及安泰投资中心签订的《融资财务顾问协议之补充协议—代为偿付协议》约定，将主协议中涉及的“成功费”支付义务由都玩公司转给安泰投资中心，由安泰投资中心替代都玩公司完成支付义务，并完成王琰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由此可见，安泰投资中心承接了支付“成功费”的义务，包括现金和股权，故冯军不应当承担支付义务。对此，冯军提交了上述补充协议打印件以及由郝文彦、王琰、冯军及都玩公司财务总监陈某四人的微信群于2015年8月31日至9月9日的聊天记录为证。王琰、安泰投资中心以及都玩公司均表示未签署过该补充协议，但王琰认可进行过洽商，其认为不能只看聊天记录就可以证明案件事实。郝文彦则认为，聊天记录中明确说明了，交割的实际受益人是都玩公司的股东。即使支付也应当是都玩公司的实际受益者即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进行支付。安泰投资中心、都玩公司表示同意郝文彦的意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冯军提交的上述微信群聊天记录载明，“关于款项已经核对好了，现在问题有两个：1．原来的融资顾问协议是您和都玩签署的，这个交割的实际受益人是都玩的股东。因此从上海都玩无法付款，能否再补充一个代为支付协议，由第三方支付。2．原本考虑用上海都玩的股东，新余智道公司或者新余安泰公司支付，但是银行对于企业支付给个人如此大的金额有限制，一两天内无法付清如此巨大款项。3．现在考虑是否用个人作为第三方支付给您。刚才又问了一下银行，从江西新余付款的话，可以从公司账户支付，但是每天都有限额。因为您的款项涉及个人所得税申报，因此取消刚才提到的个人第三方付款方式”。结合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及上述聊天记录内容以及王琰于2015年9月1日及此后收取“成功费”现金部分17136000元之事实，即使存在冯军所主张的上述补充协议，亦仅能证明以现金方式支付“成功费”的50%部分系通过安泰投资中心进行了支付，而不足以证明以股权方式支付“成功费”的50%部分亦应由安泰投资中心支付。另，案涉《股权代持股协议书》载明，王琰是都玩公司与松辽汽车公司本次重组上市项目股权认购的实际出资人，安泰投资中心、智道投资中心是都玩公司实际股东，由公司授权安泰投资中心、智道投资中心为王琰在上述公司所持股份的名义出资人，代王琰行使所有的出资人及股东的权利与义务。本次顾问费“成功费”中的50%，都玩公司以股权方式支付。王琰愿意委托安泰投资中心、智道投资中心依法代为持有上述股权，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安泰投资中心、智道投资中心内部依照所持有都玩公司股权比例，对应本次交易融资财务顾问费约定，按比例为王琰代为持有上述股权。冯军、郝文彦作为代持自然人分别在该代持股协议上签字，且安泰投资中心、智道投资中心本身并未持有文投控股的股份。故此，综合在案证据及本案实际，一审法院认为，冯军、郝文彦作为都玩公司、智道投资中心、安泰投资中心的股东，在松辽汽车公司并购都玩公司重组上市过程中，其二人作为都玩公司股权转让的最终受益人，应当按照其在都玩公司的持股比例向王琰支付相应的服务费（其中，冯军应承担的金额为17136000元＊36.01%＝6170673.6元；郝文彦应承担的金额为17136000元＊31.46%＝5390985.6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王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关于王琰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案涉《股权代持股协议书》第三条载明，王琰委托安泰投资中心、智道投资中心代持股权的期间自本协议生效开始，至安泰投资中心、智道投资中心根据王琰指示将代持股份抛售或转让给王琰或其指定的第三人或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之日截止。冯军、郝文彦均认可案涉股票于2018年8月21日进行了部分解禁。王琰主张其于2018年8月7日通过微信要求冯军、郝文彦抛售所代持的股票，冯军对此不予认可，郝文彦则主张因微信中并无确切的抛售指令。故一审法院认为，王琰于2019年8月19日提起本案之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规定，判决：一、冯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琰6,170,673.6元，并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郝文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琰5,390,985.6元，并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王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701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琰负担69,498元；冯军负担45,474元，郝文彦负担39,729元。本院二审期间，冯军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公证书》，并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公证书》系冯军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在陈某手机所显示的内容进行取证的过程，上述证据证明王琰、郝文彦、冯军、陈某等人的聊天记录及代偿协议真实存在，涉案“成功费”的支付主体已经转移给安泰投资中心。王琰认可《公证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代偿协议已经实际签署。郝文彦、安泰投资中心、都玩公司认可《公证书》的真实性，亦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证人证言表明相关聊天记录和代偿协议是从支付便捷性的角度考虑，不涉及支付主体的转移。智道投资中心认可《公证书》、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对于上述证据材料，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公证书》及证人陈某的证言不能证明涉案“成功费”的支付主体变更为安泰投资中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以及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8月19日，松辽汽车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文投控股公司、冯军、郝文彦等十名特定投资者以6.48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股票600308500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38.9亿元，用于购买包括都玩公司在内的相关公司股权以及补充流动资金，交易完成后文投控股公司成为松辽汽车公司的控股股东，都玩公司等为子公司。冯军、郝文彦均认购相应股份。2018年8月28日，文投控股公司作出股东及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股东、副总经理冯军持有公司股份78189200股，持股比例为4.22%，因偿还金融机构借款，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679318股。2018年12月29日，文投控股公司做出减持公告，该公告显示：冯军在2018年8月28日减持计划披露日之后至12月27日期间，分两次减持股份，其中9月18日减持6679300股，减持价格为5.12元/股，12月27日减持6646600股，减持价格为4.5元/股。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诉争“成功费”的支付义务主体；2．王琰一审起诉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诉争“成功费”的支付义务主体问题。根据本院依法查明的事实，王琰与都玩公司签订《融资财务顾问协议》的目的系通过王琰提供的相关咨询、中介服务，由松辽汽车公司收购都玩公司的股权，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为上述协议所约定的“交易总金额”“交易实际到位总投资额”。王琰按照股权转让款2.4%的比例收取顾问服务报酬即“成功费”。《融资财务顾问协议》中甲方签约主体虽为都玩公司，但都玩公司被并购后的对价即股权转让款实为都玩公司的原股东所有。《融资财务顾问协议》亦明确约定“交易总金额的含义是指所有甲方、其股东、实益拥有人及其任一关联人事与融资活动相关而直接收到、应收及以任何其他形式收取的所有对价（包括现金、证券…）在交易完成时的公平价值。”根据松辽汽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情况可以看出，都玩公司原股东出售公司股权并认购松辽汽车公司增发的股份，松辽汽车公司通过现金和股份各支付50%股权转让款的方式实现资产重组。上述并购交易模式亦为《融资财务顾问协议》中当事人约定的“成功费”采取部分现金、部分股权支付方式的原因。本案中冯军、郝文彦通过非公开方式认购松辽汽车公司的股份，能够证明其二人获得了部分股权转让的对价。故冯军主张由都玩公司支付涉案“成功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冯军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主要内容是郝文彦、冯军、王琰等人协商涉案“成功费”现金部分的支付方式，并由陈某进行具体操作。证人陈某亦认可出于支付便利的角度由安泰投资中心的账户支付现金部分的“成功费”。涉案《融资财务顾问协议》约定50%“成功费”通过股权方式支付，表明王琰与冯军、郝文彦等人接受都玩公司原股东通过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获得的股权转让款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即都玩公司原股东所持有的松辽汽车公司股票解除禁售限制后，在公开市场的交易价格作为支付剩余“成功费”的计算依据。都玩公司原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所减持股票对应现金款项应当由原股东各自持有，故王琰据此向冯军、郝文彦主张支付诉争“成功费”具有事实依据，结合冯军作为都玩公司股权转让实际受益人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决冯军支付诉争“成功费”并无不当。冯军主张代为偿付协议将诉争“成功费”的支付义务全部转移给郝文彦和安泰投资中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诉争“成功费”的数额问题，一审判决关于涉案《股权代持协议》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该协议无效并不影响王琰依据《融资财务顾问协议》主张约定服务报酬的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中当事人约定以股权方式支付“成功费”原因及《融资财务顾问协议》的合同目的，本院已作出相应论述，冯军、郝文彦等应当在减持股份数额达到其持有数额的2.4%时，向王琰履行诉争“成功费”的支付义务，原审判决以当事人约定现金部分“成功费”的数额作为计算基数的认定不当。通过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冯军在2018年期间减持股份的数量已经达到其持股数量的2.4%，根据减持价格所计算得出的数额高于一审判决所确定的金额，鉴于王琰、郝文彦并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二、王琰诉讼请求的时效问题本案中《融资财务顾问协议》约定以股权方式支付诉争“成功费”的实质是王琰为获得冯军、郝文彦等持有股份的期权利益，因涉案股票系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届满后冯军、郝文彦等未将减持股票所应获得款项支付给王琰，致使王琰对涉案“成功费”的付款请求权受到侵害，故王琰于2019年8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冯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995元，由上诉人冯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强兆彤审判员  荆媛媛审判员  王 斌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王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