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04民终53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增兆，男，197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工人，现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华，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振国，男，1962年2月2日出生，满族，林场职工，现住赤峰市。上诉人刘增兆因与被上诉人齐振国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巴林右旗人民法院（2019）内0423民初3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增兆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超过法定期间提起诉讼，就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但原判却刻意不对相关事实与证据进行评判和认定。由于被上诉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价款给付义务，上诉人分别通过快递、微信方式向被上诉人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亦认可于2019年6月27日收到快递和微信解除合同通知。被上诉人对快递拆看后拒绝签收，对微信通知则回复上诉人不同意解除合同，时至2019年10月8日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据此，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被上诉人未在法定三个月内提出异议诉讼，该解除合同通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案涉合同依法解除。对此事实，上诉人在原审中已提交相关证据，然而原判却对其中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不提及、不评判，只是从中选取个别证据进行错误认定。原判的作法显然系有意为之，为其得出错误的判决结果进行铺垫。二、原判关于被上诉人未履行约定的采伐义务系因不可抗力的认定结果明显依据不足。原判作出上述认定结果，仅仅依据巴林右旗林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但该证据明显存在严重瑕疵，原判纯属系违背证据规则进行错误采信:第一，该证明材料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巴林右旗林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该证明材料并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因此其不具有法定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具有证据效力，依法不应采信。第二，该证明材料内容模糊不清。该证明材料所称“上级要求”“2015年至2019年停止采伐”，未能证实是哪一级哪个部门做出怎样的具体要求，也未能明确所谓停止采伐的具体时间。如此含糊其词的表述，显然无法证实是否存在停止采伐的政府禁令。第三，无其他任何证据印证证明材料表述的内容。在先后两次庭审中，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提交巴林右旗林业主管部门所称的上级文件或政策规定，以证实该证明材料所称停止采伐政策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均未能提供。三、原判认定被上诉人未依约给付价款系因不可抗力属免责事由，显然违背事实，肆意裁判。案涉《卖树合同》约定，总价款20万元需预付5万元，当年末不采伐被上诉人也需将15万元价款付清。据此约定，被上诉人无论是否采伐树木，都应无条件地给付余款15万元。事实上，虽经上诉人多次催要，被上诉人至今未付此款，未付价款占总价款的四分之三，依法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但原判置双方上述约定不顾，在错误地认定被上诉人未采伐树木系因不可抗力的基础上，又认定被上诉人未依约给付价款属免责事由，作出了违反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裁判，意在片面地免除过错方即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从而否定被上诉人根本违约的客观事实。庭审时，刘增兆补偿上诉意见称：对原审法院在原审期间进行二次开庭有异议，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9日申请调取证据，原审法院在2019年11月6日已经向巴林右旗林业主管部门调取了一份并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证明，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调取证据情形下，于2020年5月8日向林业主管部门调取类似证明，而第二次2020年5月8日调取证明以此证明提起了第二次开庭程序，其实质是向上诉人要进一步核实，双方案涉林权证在何方手中，该二次开庭程序提起程序违法。齐振国答辩服判。齐振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刘增兆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卖树合同》。2.依法要求刘增兆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齐振国、刘增兆之间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卖树合同》。合同约定一、1.刘增兆14亩地片林内杨树一次性全部伐完，总价格为20万元。地位置在巴音尔登治沙站苗圃地里，四界以林权证为准。2.采伐手续由齐振国负责，一切费用刘增兆概不负责，不能违反国家林业部门的法律法规。如有违约齐振国承担法律责任。二、1.齐振国付款方法：签订合同时预付伍万元整，采伐前两天全部付清。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六个月内必须采伐，年末不采伐齐振国把15万元也付清。（此后半句是手写部分，双方都认可）。2.甲乙双方共同履行合同，如有不履行合同向对方赔偿违约金50000元。齐振国已经给付刘增兆预付款50000元。刘增兆于2015年4月8日为齐振国出具50000元收据。涉案地块刘增兆持有林权证，林权证号为右（2014）1510341510，涉案林地属于用材林，主要物种为杨树，面积14亩，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巴彦尔灯林场，林地使用权人为刘增兆，林木或森木所有权权利人是刘增兆。坐落在场部，株树980棵，林地使用期为39年。造林年度为1977年。发证时间为2014年5月27日。该林权证一段时间内在林业局，目前在刘增兆手中，但是今年开始允许采伐以来，刘增兆没有给付齐振国林权证。合同履行期间，刘增兆向齐振国邮寄“关于解除《卖树合同》的函”，内容主文为“齐振国，根据合同约定，刘增兆将其所有的林权证内14亩地片林内杨树以20万元人民币价格出售给您，您负责采伐手续及一切费用，并于合同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必须采伐，至当年末不采伐也要付清全部购树款。但是至今，您经刘增兆多次催告仍未能履行按期办理采伐手续、完成采伐、交付全款的义务，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自收到本通知函后起解除刘增兆与齐振国签订的《卖树合同》，因您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您应该向刘增兆支付约定的违约金50000元，请您自行承担因自身违约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但是顺丰速递邮寄单显示签单返还。快递员的证词显示齐振国方没有签收该快件。双方签订合同后，因为上级森林资源管理要求，赤峰市北五旗县国有林场森林资源从2015年开始全面停止采伐，2019年，市级林业和森林局开始办理审批北五旗县用材林采伐手续。故签订合同后，未实际完成合同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必须采伐的目的，并且，齐振国也没有在签订合同当年年末付清全部购树款。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在双方自愿、平等基础上签订，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自签订之日即生效，合同签订后，按照上级森林资源管理要求，赤峰市北五旗县国有林场森林资源开始全面停止采伐，属于不可抗力情形之一的政府禁令事项，“不可抗力”原则是重要的合同法原则。就本案而言，不允许采伐的情况，属于不可抗力情形中的政府禁令事项，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者迟延履行，本案中，齐振国方选择了迟延履行，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故齐振国方未在当年给付15万元属于可以免除责任事由，不影响合同的主体。现在合同目的可以实现，具备实际履行的条件，另外，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签订后，合法生效，双方应依照约定价款履行权利义务，故对齐振国要求刘增兆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判决：刘增兆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继续履行与齐振国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卖树合同》。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本案涉及的合同解除及确认合同效力均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被上诉人齐振国提起的确认合同效力之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5年签订合同，合同约定将14亩林地一次性全部伐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必须采伐，年末不采伐齐振国把15万也付清。并于合同签订当日，齐振国给付刘增兆预付款5万元。但在2015年末，齐振国未伐树且未将15万尾款给付刘增兆。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解除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只有经过了催告，并给予合理期限后，对方仍未履行，才能成立解除权。在本案中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6月前对被上诉人进行过催告，2019年6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卖树合同》的函，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刘增兆现正式通知您，自收到本通知函之日起解除刘增兆与您签订的《卖树合同》”解除函中未给出合理的宽限期。经本院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适用情形，应为债权人的利益与履行的时效性密切关联，履行期限对合同目的之实现至关重要，债务人如不在约定的期日或者期限作出履行，债权人的合同目的将难以实现，只要债务人陷入迟延，即可认定构成根本违约，非违约方不必再发出催告，可立即解除合同。但本案并不属于此情形，上诉人在未经过催告，并给予合理期限后，解除权并未成立。故被上诉人齐振国提起确认合同效力之诉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规定的三个月的限制，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齐振国提起的确认合同效力之诉超过法定期间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刘增兆是否应继续履行与齐振国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卖树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双方自愿、平等基础上签订《卖树合同》，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自签订之日即生效，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刘增兆与齐振国签订的《卖树合同》，约定一次性全部将树木采伐，年末不采伐乙方（齐振国）把15万元也付清，故案涉合同的合同目的为2015年末不采伐齐振国也把15万元付清。齐振国未在2015年末给付刘增兆15万元，违反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齐振国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但本案刘增兆的解除权未成立，现齐振国提出继续履行的主张应予以支持，上诉人提出不应继续履行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增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增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美竹  审判员    黄树华                         审判员    张斯琪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法 官 助  理    刘威        书记员    李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