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6民终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绍荣，女，195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国合（与李绍荣系夫妻关系），住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志军，湖北杜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枣阳市中兴大道189号。法定代表人：付向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杰，湖北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住所地枣阳市东环路—路西（书院街南侧）。主要负责人：罗道毅，该支行行长。上诉人李绍荣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3民初1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绍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国合、彭志军，被上诉人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杰接受本院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绍荣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3民初112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存款102250元及利息（按三年定期年利率3.575计算，自2017年1月22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李绍荣持有的一本通存折由农商行发放填写，存折第二栏第仅记载实际支付利息为12.92元，该实际支付利息与第加注的“转”字相对应，恰好印证当时李绍荣仅支取了12.92元利息，而将到期的100000元本息和一年定期利息共计102250元销户后直接办理了转存，而非支取。农商行解释的加注“转”字不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定期的自动转存的，如双方有约定，应由存款人提出申请或到期自动转存，根本不需要在存单上备注“转”存字，如未约定则由存款人到柜台办理。因此，存款本上的“转”存是上诉人在2017年1月22日转存时，被上诉人员工2015946操作员在办理转存时加“注”的。对该加注的“转”存一审中李绍荣已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进行笔迹鉴定而未获得鉴定，属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银行营业所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的规定）》第5.3.10条所规定的“安防系统记录资料的保存期不应少于30天”，以李绍荣未在该期限内提出本案争议，至今距离争议事实发生日（2017年1月22日）已有三年之久，农商行已不能也无法提供当时的视频影像资料，故不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李绍荣办理的是定期存款，不到期不会支取，更不可能在到期日内提出异议，农商行不提供视频影像资料并不能免除其未交付李绍荣102250元存款事实的举证责任。根据银行交易习惯，支取均是先签名,银行后付款，签名不等于农商行已实际向存款人交付存款。存款本上有“转”字，证明已“转”存。实际支付利息12.92元，证明当时仅支付了金额为12.92元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若干规定》，农商行应对其是否向李绍荣交付102250元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举证责任不在李绍荣，李绍荣有存折本记载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农商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从上诉人定期一本通记载的内容看，上诉人所称102250元是转存的理由不能成立。一本通第二栏102250元如果是转存就应在对应的利率利息栏填写年利率3.575而不是12.92元，期限栏就应填入三年而不是空白。同时，上诉人一审中对2017年1月22日又新存入100000元现金的款项来源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李绍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农商行、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共同支付李绍荣存款200000元及利息；2.赔偿李绍荣因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12000元；3.诉讼费由农商行、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负担。在一审庭审中，李绍荣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农商行支付转存的102250元，撤回另外没有争议的100000元诉讼请求，同时撤回了对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的起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9日，李绍荣在农商行下属的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存款100000元，定期1年。2017年1月22日，李绍荣来到农商行下属的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对2016年1月9日存入的100000元以及到期利息办理了支取手续。农商行下属的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的2015946号工作人员陈秉怡按照操作流程为李绍荣对该笔存款办理了销户。陈秉怡在办理销户后将该100000元的存款利息支付给了李绍荣，并将应当支付李绍荣的100000元存款又为其办理了转存，约定存款期限3年。2020年1月22日，该100000元存款到期，李绍荣到农商行下属的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支取存款，该支行仅认可其存款为100000元。此后，李绍荣再次到该支行要求支取时遭到拒绝。为此，双方发生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李绍荣在农商行下属的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办理储蓄存款事实存在，双方之间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李绍荣持有的存折系双方存在储蓄存款合同的凭证，应当记载双方存取款业务的相应内容，具有唯一性，存储双方应以存折上的记录内容为存取款依据。从李绍荣提供的存折来看，存折第二页对应上栏填写交易情况的栏内的起息日到期日格项下打印填写四笔业务，其对应的序号1第一行为20160109，第二行为20170109；对应的序号2第一行为20170122，第二行为20200122。结合本案案情，李绍荣分别于2016年1月9日存款100000元，定期一年，即2017年1月9日到期；2017年1月22日存款100000元，定期三年，即2020年1月22日到期。以上可以反映序号1、序号2项下上面第一行记载的为存款起息日，下面第二行记载的为存款到期日。而年利率实付利息格项下打印填写的内容同样也是上面第一行记载年利率，下面第二行记载实付利息。以此可以推断存入金额支出金额格项下打印填写的内容也应当与上面反映的一致，即上面第一行记载存入金额，下面第二行记载支出金额。故李绍荣提供的存折反映其在2016年1月9日存入100000元，期限1年，年利率2.2500，该存款于2017年1月9日到期。2017年1月22日，支取本息102250元，同时获得2017年1月9日至2017年1月22日的利息12.92元。2017年1月22日，又存入100000元，期限3年，年利率3.5750，于2020年1月22日到期。同时结合农商行提供的李绍荣签名的000057号、000405号和000407号业务交易凭条，可以证实李绍荣于2016年1月9日14时55分11秒办理了100000元的存入手续，该100000元为转入金额，转出账号为81×××26，转入账号为81×××41。存款存期12个月，年利率为2.22500，存款起息日为2016年1月9日。2017年1月22日10时08分12秒，李绍荣对2016年1月9日的存款100000元凭密码办理了支取手续，农商行下属的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对此100000元存款办理了“有折现金销户”。随后在10时10分42秒，农商行下属的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又为李绍荣办理了100000元的存入手续。存期36个月，年利率3.5750，存款起息日为2017年1月22日。以上交易凭证与前述定期一本通存折记载一致，可以相互印证。因此，李绍荣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其在农商行有100000元定期三年的存款。对于上述2017年1月22日存入的100000元存款，李绍荣诉称是其拿的现金存入的；而农商行辩称该100000元存款系李绍荣将2016年1月9日的存款在支取一年期利息2250元和2017年1月9日至同年1月22日期间的利息12.92元后直接转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最能直接证明争议事实的证据，是营业所存、取款窗口的现场视频影像资料，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银行营业所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的规定）》第5.3.10条的规定，安防系统记录资料的保存期不应少于30天，李绍荣未在该期限内提出本案争议，至今距离争议事实发生日（2017年1月22日）已有三年之久，农商行已不能也无法提供当时的视频影像资料，故不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李绍荣在庭审辩论终结前，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2017年1月22日还拿了现金10万元存入该定期一本通存折账户内，以及该账户内是202250元存款的事实。因此，李绍荣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对其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其主张农商行除支付2017年1月22日存款100000元及利息外另应当支付转存的102250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绍荣在审理中撤回另外没有争议的100000元诉讼请求，同时撤回了对农商行下属的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的起诉，属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李绍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5元，由李绍荣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其配偶段国合于2016年12月19日领款50000元的领款单复印件，及马明东2016年12月偿还李绍荣借款的证明、李少东2016年10月偿还李绍荣借款的书面证明，拟证明其现金存入的100000元来源于设备款、他人偿还的借款及家里的现金。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从证据形式看不属于新证据，领款单是复印件，也没有证据证实跟李绍荣一方有关，且时间点与本案不接近；出具证明的两个证人未出庭作证，对真实性有异议，同时还款时间与现金存入时间不相近。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领款单系复印件，证人未出庭作证，且领款时间和还款时间均与100000元存入时间不一致，不足以证实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上诉以及被上诉人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定期一年的存款本金100000元和利息2250元于2017年1月22日是继续转存还是实际取走了，当日是否又新存入100000元现金，一本通存折上到底有几笔存款？李绍荣主张100000元存款定期一年到期后，其于2017年1月22日只支取了2017年1月9日至同年1月22日期间的活期利息12.92元，剩余的定期本息102250元继续转存，当日其又持现金新存入100000元，存折上现有两笔存款。农商行则抗辩李绍荣于2017年1月22日将存款100000元和利息2262.92元（定期和活期利息）全部取出，随后又将本金100000元转存为三年定期，存折上实际只有一笔存款100000元。诉讼中，李绍荣提供了定期一本通存折，农商行提供了经李绍荣签名的000057号、000405号、000407号业务交易凭条，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现本院对争议焦点分析如下：首先，储户存取款时，农商行除办理存取手续外，在存折上亦应作相应记载。从李绍荣提供的存折来看，存折上印制有序号、交易日期、期限、起息日和到期日、存入金额和支出金额、年利率和实付利息。序号项下随后记载有序号1和序号2，每个序号对应两行。第一行为存入记载，起息日和存入金额没有争议。第二行结合印制的“起息日到期日”“存入金额支出金额”所诠释的内容来看，前后应是对应关系，即为存款的到期时间和支出金额。换言之，第二行应是支取记载。这从2020年1月22日到期的第二笔存款，因尚未支取，故支取栏为空白的记载，也可以得到印证。其次，从农商行提供的经李绍荣签字确认的000405号和000407号业务交易凭条来看，李绍荣于2017年1月22日10时08分12秒，办理了“有折现金销户”，金额为102262.92元。随后在10时10分42秒，李绍荣办理了100000元的存入手续，存期36个月，年利率3.5750，存款起息日为2017年1月22日。即2017年1月22日当日，李绍荣将100000元本金和定期、活期利息一并支取，当日又存入100000元。当日的支取和存入交易在定期一本通存折上均有记载。现有存折可以反映，序号1所涉的100000元存款和利息已全部支取，序号2项下有一笔三年期的定期存款100000元。对于存入的100000元是否是当日支取的100000元，对此有银行经办人员的陈述和交易凭条以及存折相互可以印证。现李绍荣称其只支取了活期利息12.92元，本金100000元和利息2250元转存了，且又新存入一笔100000元现金。若如其所述，序号1第一行为存入记载，第二行为支取活期利息12.92元的记载，那么102250元的存款转存记载应在存折上也有反映，也应如序号1、2项下第一行记载，即存折上新增一笔存款记录。但从李绍荣自己提供的无异议的存折来看，存折上没有反映出有序号3。综上，本院认定定期一本通存折与业务交易凭条可以证实100000元存款一年定期到期后，李绍荣将该存款的利息2262.92元取出，仅将本金100000元转存为三年定期，其在农商行仅有100000元定期三年的存款。李绍荣上诉要求农商行支付其未支取并转存的102250元本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绍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5元，由李绍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袁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