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2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恩松，男，1966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丰秋，山东康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黄岛区大村镇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 法定代表人：张英彩，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杰，青岛西海岸正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元章，男，196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杰，青岛西海岸正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王恩松、上诉人青岛市黄岛区大村镇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村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刘元章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211民初3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恩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四份承包合同孰真孰假、谁前谁后系重大焦点问题，如果上诉人合同属实且在前，被上诉人的两份合同对上诉人侵权，应予撤销；如果上诉人的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上诉人的损失存在及真实。二、王恩松及刘元章均声称独自承包，本案诉前及诉讼过程中均未提出合伙主张或意思表示，诉讼中双方提供的证据也未显示出两人属合伙关系，但一审法院却武断推定两人属合伙关系，这种认定既不符合事实且无证据支持，又违反程序超出审理范围。三、上诉人庭审时提供大量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承包经营权利受到的直接或间接损失都应予赔偿。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刘元章处心积虑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据为己有，火烧看护房。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王恩松与刘元章之间已产生两次重大侵害事件。 北村村委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确认王恩松的《林地承包合同》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04年8月18日的《林地承包合同》是上诉人与王恩松所签明显事实错误。王恩松一审起诉状陈述及提交的证人证言与2004年8月18日《林地承包合同》的签订、成立存在多处严重矛盾。一审法院凭空武断认定2004年4月1日刘某1与村委签订承包合同，刘某1以中标价5180元中标，刘某1中标当日交清10年的承包费，但一审中没有任何一方当事人提交记载有刘某1的林地承包合同。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系林业承包合同纠纷，应适用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认定林地承包合同的效力，根据该法第十三条、第十九条双方未就林地承包达成一致合意。王恩松主张的相关事实没有客观有力的证据佐证，其自述事实和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一审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被上诉人刘元章辩称：同意村委意见。 王恩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2004年8月18日原告王恩松与被告北村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2、依法判决2014年4月6日被告刘元章与被告北村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无效；3、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9.5万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4年3月，原告王恩松承包被告北村村委会村西河崖林地，并按被告北村村委会要求于2004年5月1日前在承包林地内栽植齐树苗。2004年8月18日，原告王恩松与被告北村村民委员会补签《林地承包合同》，合同明确林地坐落村西河崖，林地四至：东至大河中心，南至大桥北边缘，西至公路东边缘，北至北小桥边缘，合同期限10年，自2004年8月18日至2014年8月18日。2015年10月，原告发现被告刘元章盗伐原告承包林地内的树木，遂向森林公安部门报案要求依法追究刘元章盗伐林木的法律责任，被告刘元章向公安部门出示一份2014年4月6日其与被告北村村委员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称采伐的树木系其承包范围内的树木。原告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北村村委员会签订合同的约定，合同期满时如林木尚未获批准采伐，合同相应顺延。原告与被告北村村委会之间的合同因林木尚未采伐，合同相应顺延。被告刘元章在担任北村村支部书记期间，明知上述林地系原告承包经营且林木归原告所有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与被告北村村委会恶意串通，就原告承包经营的林地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二被告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4月1日，北村村民刘某1与北村村委会签订林地承包合同，村委会将涉案的林地以中标额5180元发包给刘某1，承包期限2004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承包范围合同未标注，乙方（刘某1）于中标当日交清10年的承包费5180元，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出约定。被告刘元章提交一份与上述合同内容一致的林地承包合同，但未加盖北村村委会印章。2004年8月18日，北村村委会又与王恩松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合同规定：村委会将涉案林地以中标额5180元发包给王恩松，承包日期自2004年8月18日至2014年8月18日，共计10年；林地坐落于北村村西河，东至大河中心，南至大桥北边缘，西至公路东边缘，北至北小桥北边缘，缴费方式为乙方（王恩松）于中标当日已交清10年的承包费5180元。合同期内，王恩松负责于2004年5月1日前栽植齐树苗，由其出资及管理并收益。合同期满时扔未获准批伐，每延期一年，王恩松应于当年度补齐一年的承包费，合同继续有效，直至采伐为止。合同期满后，如王恩松愿继续承包该林地，双方须另行签订合同，同等条件下，乙方（王恩松）享有优先权。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单方违约者需向对方缴纳违约金5万元整。2014年4月6日，北村村委会与刘元章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合同规定：甲方（村委会）向乙方（刘元章）提供坐落在村河西岸林地，由乙方承包经营。四至：东至河床，西至路边，南至桥边，北至胡夼地界，承包期限自2014年1月1日始至2024年12月31日止。乙方在签订合同之日向甲方一次性交清承包费人民币7770元。合同还对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其他事项作出约定。 原被告对涉案林地系由王恩松承包还是由刘元章承包，以及上述合同效力问题存在争议：原告王恩松主张，其与北村村委会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缴纳承包费，并在涉案林地栽植树木，实际经营管理，双方之间2004年8月18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其还提交以下证据： 1、刘某1于2015年11月9日在森林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刘某1与刘元章是亲弟兄，其称2002年左右其还在北村居住，承包了村里林地，签订了为期10年的承包合同，承包时地里没有树木。其签订完合同后和王恩松达成口头协协议，把林地转给王恩松让他自己经营。承包林地款是王恩松拿给他的，他怕以后会出现纠纷，就把合同上的承包人改成王恩松，改的时间在2005年或者2006年具体哪一年记不清。涉案林地上的树木是原告王恩松于承包当年栽的，平时是由王恩松管理。 2、刘某4于2015年12月11日在森林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刘某4称其系北村村委会主任，2004年春天村里决定发包河西的林地，当时是刘元章中的标，合同是村委跟刘某1签订的，至于刘元章中标后来跟刘某1签的合同原因以及谁缴纳承包费想不清，刘某1签订合同后又转让给王恩松。当时承包时并没有树。王恩松的合同到期了，刘元章以前有份没有盖章的合同，2014年找他又和村里签了承包合同，和王恩松的合同上的林地是一个地方。刘元章于2011年-2014年在北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原告主张，从刘某4陈述看，涉案土地是被告刘元章中的标，《林地承包合同》是村委会与刘某1签订合同。涉案林地是刘某1转给王恩松的，村委会与王恩松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刘元章以前有份没有村委盖章的合同，说明刘元章以前的合同根本就没有成立。2011年至2014年刘元章在北村担任支部书记职务，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干涉村委会与其签订虚假合同。 3、赵有奎、王怀建2015年12月份在森林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赵有奎、赵培华、王怀建出庭作证的证言。赵有奎称，2008年春天，王恩松找他在北村河西崖栽树，加上整平一个周左右，有干活记录，这是第二次栽树；第一次栽树是在2004年他没有去；第三次是在2012年3月底4月初。这块地是王恩松承包的。赵培华称，2012年王恩松找到他让其买树苗，买了不到5000元的树苗，栽树的有赵有奎以及他丈人门上的人。树苗款是他替王恩松垫上的。王怀建称，其2004年跟着王恩松在北村西河栽树，当时有挖掘机在整平，其负责指挥站工地，有人栽树，其从自己村里找了十几个人还有其他村的，总共栽树1000多棵。栽完树他还领人去浇水。王恩松找他去干的活，其觉得承包地就是王恩松的。原告以此证明涉案林地上的树木系王恩松出资栽植、管理的。 4、胡某于2015年12月在森林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出庭作证的证言。胡某称，王恩松系其妹夫，刘元章系其亲小叔子，她自己原是北村村民。2003年北村招标卖林地，她跟王恩松一块中了5180元的标，王恩松给她钱，她帮交的钱，交钱后单子写了刘元章的名字，刘善太和刘元波给开的单子，他俩一个收钱一个记账的，他们说是刘元章让他们那么开的。她找到刘元章说怎么还写了你的名字，让他改过来，刘元章说不要紧。当时订合同时其丈夫刘某1和村里签的，过了大约5个月后，通过村里把合同变更到王恩松名下。后来王恩松找人买树栽树整平，都是在这块地上，我也在现场一直跟着干的。后来树长起来了，王恩松找人办理批条采伐树，刘元章后来找人偷伐了一万多钱的树，王恩松报了警。合同到期续合同原承包人优先，当时刘元章是村书记，私自将这片林子在原承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改成自己的合同。原告以此证明涉案林地是由王恩松交了5180元的承包费，让刘元章代缴的；涉案林地上的树木系王恩松出资栽植、管理的。 5、2012年4月1日原告王恩松在涉案土地上栽种杨树付款原始单据一份；王恩松与赵有奎签订的合同一份；2004年栽树、追肥、肥料款、树苗款、筑坝砌墙、买水泥以及林地看护等证明八份；2004年王怀建报账原始记录一份；2007年4月6日北村林地追肥人员及伙食费原始资料一份；2008年涉案林地东边靠河修缮河堤栽植杨树、追肥、买肥以及使用挖掘机等证明八份；2012年林地采伐树木工人证人证明；2012年林地伐树、栽树、追肥、肥料款、树苗款以及使用挖掘机等证明七份；北村河西王恩松承包林地现场照片一份。原告以此证明其承包涉案林地后的经营情况，涉案林地是由原告整平，地上林木是由原告栽植、养护及林地现状。 6、2015年1月6日，北村村委会汇款退回取款通知书一份，证明林地合同承包到期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北村村委会支付承包费被退回，进一步证明涉案土地是由原告承包。 被告北村村委会、刘元章主张，双方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缴纳承包费，并在涉案林地栽植树木，实际经营管理，双方之间2004年4月1日以及2014年4月6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均合法有效。其还提交以下证据： 1、2004年2月25日村委会出具的大村财务代管中心收款凭证一份，缴款单位刘元章，金额5180元，证明村委会收取被告刘元章林地承包款，刘元章承包了讼争林地。 2、2014年4月7日村委会出具的大村财务代管中心收款凭证一份，缴款单位刘元章，金额7770元，证明村委会收取被告刘元章林地承包款，该讼争林地继续由刘元章承包。 3、2014年2月8日村委会向大村镇政府申请的重大事项申报表以及村两委委员党员及村民代表的会议记录。证明2014年4月6日刘元章与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是按照程序重新签订的，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4、2016年4月20日森林公安局黄岛区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告知张英彩，处罚原因：擅自砍伐杨树87棵。证明该杨树是被告刘元章的，并不是偷伐。 5、林木采伐许可证。该许可证由有关机关颁发给刘元章，证明该林地是被告刘元章承包，树木归刘元章所有。 6、2016年1月7日村委会出具的村民刘元章于2014年4月6日与本村签订林地合同情况属实的证明。有村支部书记刘某2，村主任刘某4、村委委员刘本发、记账员刘某3签字确认。证明2014年4月6日刘元章与村委会签订林地承包合同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7、2011年7月27日大村镇经管统计中心和刘元章、刘某4、丁某、孙本灿、王绪国监督下，村文书刘本俊移交给刘某3的北村记账员移交证明，该证明附有四份2004年4月1日北村村委会通过林地发包后签订的林地招标合同，其中一份是被告与刘元章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该交接证明讼争林地是被告刘元章承包。 8、证人刘某2出庭作证的证言。刘某2称，2004年村委会发包林地，当时其是村主任，双方争议林地由他负责，村里规定现场中标，谁中标是谁的，本村村民优先，本村村民不要的话再外村人，刘元章中的标，王恩松不是本村村民。刘元章中标后村委会收了刘元章的钱，单据也是刘元章名字，2004年底2005年初换届其不干村主任，他们又签订的合同，至于怎么签订、跟谁签订以及林地发包后谁在上面种树、如何经营其不清楚。关于王恩松与村委会在2004年8月18日签订的合同其没有见过，也不知道。 9、证人刘某3出庭作证的证言。刘某3称，2011年其担任记账员后，上一任记账员将合同交接到他手中，2013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2014年1月1日重新续合同，当时有十几份合同，刘元章等4人的四份是一起续的合同，都有重大事项审批，都有正规合同续签。2004年签订合同时村里都用喇叭广播，让村民竞标，本村优先。对王恩松与村委会签订合同不清楚，与刘元章签订合同其是知道的。其一直住在村里，刘元章承包这块地并经营，中标后就栽了杨树，其还帮助刘元章栽植，具体数量不清楚。 10、证人丁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丁某称，其自1989年在北村担任计生主任直到现在，2004年林地承包时其参与发包，村委会准备将林地向外承包，本村村民优先，刘元章中的标，签订合同具体哪年怎么签的不清楚。刘元章承包的地肯定是刘元章在上面栽树。 另，2015年10月20日，王恩松到青岛市森林公安局黄岛分局报案称，其在市美北村承包的林地被刘元章多次盗伐，森公安分局经勘查树木系刘元章之妻张英彩所伐，经调查、听证，于2016年5月24日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英彩处以下行政处罚：1、处滥伐林木价值四倍的罚款，计8713元；2、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林木，计435棵。刘元章于2015年12月11日在森林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称，2004年村里叫行，打底是4000元，其投得标5180元中标，当天就把钱交给村委（村会计刘某4），村里给我开的三联单的收据。中标后，其就和村委签的合同。其只是在合同上签字，具体合同其手里没有。当时承包树林是其大哥（刘某1）想和他一起合伙承包，刘某1没有钱，都是他自己出的。刘某1和他承包林地没有书面合同，只是口头说了说。栽树是他找村里的人栽的。2004年刘某1把合同转给王恩松，其并不清楚。他经常在承包林地里看着，管理者，还经常施肥打药。张英彩于2016年1月5日在森林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称，2004年他们村叫行要卖西河的林地，村里打底是4000元，她家投得标5180元中标，当天就把钱交给村委（村会计刘某4），村里给开的三联单的收据，中标后，其丈夫刘元章和村里签的合同。王恩松看他家中标了，就找他们商量，想跟他们合伙，他在我们林地用沙，他是干建筑的，需要很多沙。我们同意了，就一起整平了那块林地。最后没有经过政府批准，不能用那个地方的沙。只好一起合伙栽杨树，并口头协议树长大了进行4／6分成,另外让他们家管理,一年给2000元管理费.从他们家管理到现在一分钱没给,他2011年伐的树卖了钱也没给他们。刘本发、刘某3、丁守美在2015年12月森林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亦陈述2004年春天曾帮刘元章在涉案林地上栽树。 再，原告主张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9.5万元，系根据原告与北村村委会合同第五条约定，被告单方违约，支付违约金5万元，供电占地，自来水及联通公司占用涉案林地赔偿3万元，被被告刘元章领取，2015年被告刘元章擅自到涉案林地伐树160棵，损失1.5万元，合计9.5万元。二被告抗辩称，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二被告对经济损失及违约责任不予承担，一是原告提供的2004年8月18日签订合同是无效合同；二是承包期限10年共计承包费5180元，假设合同成立该违约金明显过高；三是原告主张的伐树160棵损失1.5万元以及供电自来水及联通占用讼争林地赔偿3万元没有依据，被告也没有采伐树木，也没有得到赔偿款。审理中，当事人确认因安装自来水管道经过涉案林地所发生的赔偿费用被刘元章领取，王恩松自述因架设供电线路经过涉案林地所产生赔偿费用系给付他的，由赵有奎经办领取。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合同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相关权利义务。本案系林业承包合同纠纷，合同相对人为发包人和承包人，发包人为被告北村村委会，承包人应为北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可以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但需经过一定的民主议定程序。结合当事人争议焦点及各自举证、质证情况：一是从合同签订方面看，涉案林地的林业承包合同先是北村村委会于2004年4月1日和刘某1签订，约定承包费5180元，承包期限自200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而根据刘某1及刘某4陈述，刘某1签订完合同后又将涉案林地转让给王恩松，应视为林地承包合同的转让，此后北村村委会又于2004年8月18日与王恩松重新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对承包期限、四至以及其他进一步作出不同于村委会与刘某1之间合同的约定。刘元章虽提交其与村委会签订、条款规定和刘某1与村委会之间的基本一致的合同，但并未加盖村委会印章，村委会虽予以认可，结合本案合同签订情况，应认定最终北村村委会与王恩松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王恩松虽非北村村民，但结合本案北村有关村干部及村民陈述，涉案土地发包时本村村民优先，最初本村村民刘某1与村委会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其又转让给王恩松，二被告虽抗辩王恩松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未经村集体的民主议定程序，属无效合同，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应予维护；二是从涉案林地承包费的缴纳情况看，虽然刘某1、胡某等陈述5180元的承包费均系王恩松缴纳，仅是言词证据，王恩松再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亦未能就收款凭证载明缴款人系刘元章且该凭证为刘元章所持有作出合理解释，且北村村委会及相关人员对该承包费为刘元章缴纳并持有均予以认可，故法院认定涉案林地的承包费5180元系刘元章缴纳；三是从涉案林地的承包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原、被告提交的证人证言，结合森林公安机关对有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提交的其他书证，能够证明王恩松、刘元章均在涉案林地上栽植树木并实际经营管理，且有关部门在安装架设有关设施占用涉案林地所发生的赔偿被双方各自领取，在2004年至2014年这一较长时间内并未产生争议并以合理合法方式向对方提出异议，直至2015年10月份，王恩松到森林公安机关举报其承包地的林木被刘元章盗伐，双方才产生纠纷。综合上述分析，涉案林地承包费由刘元章缴纳，签订合同系王恩松与北村村委会所签，实际履行过程中由王恩松、刘元章共同承包管理，因安装自来水管道及架设供电线路所产生的补偿分别被刘元章、王恩松（或其指定的人员）领取，再结合胡某、张英彩等人的陈述，应当认定王恩松、刘元章系合伙关系，其共同承包涉案的位于北村河西的林地，虽然二人之间并未订立书面合伙合同（法律亦规定合伙为非要式合同），但是其行为足以表明二人有共同承包涉案林地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告成立，二人以共同经营涉案林地为目的，所追求的经济目的是一致的。在王恩松与北村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即将到期时，北村村委会又与刘元章签订了为期10年的林地承包合同，根据王恩松与北村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的有关规定，王恩松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包权，而刘元章作为合伙人之一，此时并未就合伙事务和王恩松进行协商解散并清算，合伙关系尚未解除，故北村村委会与刘元章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应视为王恩松与村委会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的延续，并未侵犯王恩松的优先承包权，该合同亦合法有效，应予维护。王恩松与刘元章应加强协商，就履行合伙事务进一步作出约定，更加厘清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或者就解散合伙事务进行协商，及时进行清算决算。由于王恩松、刘元章合伙关系尚未解除，合伙事务尚在履行过程中，故而王恩松主张要求二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9.5万元，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2004年8月18日原告王恩松与被告青岛市黄岛区大村镇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二、2014年4月6日被告刘元章与被告青岛市黄岛区大村镇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三、驳回原告王恩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75元，减半收取1088元，由原告王恩松负担1038元，由刘元章负担5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要求证人刘某1、胡某出庭作证。刘某1称，用我的名字给王恩松承包的涉案土地，王恩松交的钱，我中的标，后面的钱不是我交的，是我老婆胡某交的，她的钱也是王恩松给的，2004年4月1日合同上是我的签字，承包之后所有的费用我不管，后来的管理也是王恩松。胡某称，当时是刘某1替王恩松中的标，王恩松把钱给刘某1，刘某1把钱给了我，我去村里交的钱。刘元章中标的是另外一块地，是2400元。中标写的是刘某1的名字，当时刘元章也在，我和刘元章说让他赶紧去抓阄，刘元章说没有钱，我说你抓了我就去给你借钱，我把钱借来以后，村委说刘元章写上了他的名字，我就去找刘元章，问为什么不写你大哥的名字，要写你的，他是交的2400元，当时我也没催着他把单子改名字。林地承包后，一直是王恩松栽树、管理的。上诉人王恩松对刘某1和胡某的证言无异议。上诉人北村村委会质证称，对刘某1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因刘某1与王恩松之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一审第一次开庭笔录第8-9页，王恩松也明确认可其与刘某1之间系亲戚关系，并且刘某1关于中标陈述与胡某相互矛盾。对胡某的证人证言，与其在一审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的是同一问题，不属于新证据，并且胡某本次陈述与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12页所作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刘元章同意村委的意见。 上诉人王恩松申请调取（2012）南采字第xxxx号、黄岛区采字（2018）xxxx号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详细档案材料，青岛市黄岛区大村镇农业农村中心提供黄岛区采字（2018）xxxx号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档案材料11页，（2012）南采字第xxxxx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因主管人员未办理交接手续，无法提供。 上诉人北村村委会提交证据：一、《关于王恩松出具的2004年8月18日加盖北村村委会公章的情况说明》，是2004年时任村书记、村主任、计生主任、记账员、村委会成员确认的事实，证明：王恩松持有的2004年8月18日的合同文本是王恩松个人提供的；是王恩松单方面找时任村主任刘某4，未经过原村两委会开会确认；没有经过村委会重大事项审批及村两委程序，报大村镇政府党委审批；北村村委会账目中未发现有记载王恩松的关于林地承包费5180元的任何收款凭据。二、户口迁出登记表，证明刘某1、胡某在2002年6月3日以农转非的原因将户口从北村迁出至现户籍地黄岛区隐珠街道办事处孙家滩村，进一步证明二人系非农业户口，不能作为农村承包地的承包主体，更不可能参与投标。上诉人王恩松质证称，说明是村委自行出具的，不是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说明陈述的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对户口迁出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应当由相应的户籍机关提供。被上诉人刘元章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上诉人北村村委会要求证人刘某4出庭作证。刘某4称，我是当时村委的记账员，2004年8月18日王恩松与村委合同上的公章是我盖的，有一个条款是四至不清，当时要更改这个条款。记不清当时是谁中的标，也记不清合同上面的公章是签合同时候加盖的，还是事后加盖的，改合同是刘某1和王恩松商量好的，刘某1的更改成王恩松的，原来是刘某1的。2004年2月25日的收据是我出具的，刘元章交的，收据上载明“林地承包款”，刘元章的钱如何来的我不清楚，我只开收据。上诉人王恩松质证称，对刘某4陈述称刘某1和王恩松之间的合同延续问题没有异议，但其证言刻意隐瞒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例如承包费的交纳及交纳时间，根据王恩松的合同，应该是2004年8月18日签订合同的当时，进一步看出刘某1的合同是2004年4月1日交纳。北村村委会、刘元章对刘某4的证人证言无异议。 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到黄岛区大村镇北村村委会调查取证，对刘某2、刘某4、刘某3、刘元建进行询问。刘某2称，我在1999年至2004年担任村主任，当时的村书记是联村书记陈福义，村两委成员有刘元基、刘元民，涉案林地发包是村干部领着到地里，现叫行现交钱，当时规定本村人优先，如本村人不要，外村人可以竞标，后来我不担任村主任了，涉案林地确定谁承包、谁来交钱，就不知道了。涉案林地承包时我还在任，当时刘某1和刘元章都过去了，他们是亲兄弟，到底是谁投的我不知道，当时我已经在交接工作了，签合同和交钱我没参与，王恩松的合同我不知道，合同都是后来签的，没有经过我。没有会议讨论研究，当时不规范，应该是谁叫行给谁，镇上没有备案。承包的时候没有树，谁种的我也不知道。刘某4称，2004年我担任记账员，2005年起担任村书记兼村主任，2004年村书记是陈福义，村主任是刘某2，涉案林地是个人承包，当时一起发包的有刘元枝、刘显祥、刘本全，都是本村的。发包时好像不允许外村人承包，没有报村集体研究、镇政府批准，不知道涉案林地是谁在管理，刘元章和王恩松都种过树，他们之间的事我不知道。合同从刘某1改为王恩松是我决定的，没有和当时的村主任、村书记汇报，改了之后有无备案我忘了。当时是刘元章抓的阄、中的标、交的钱，刘元章和王恩松的合同都是我签的，刘元章的弟弟刘元明找我办的，把刘某1改为王恩松。刘某3称，我从2010年左右担任记账员，发包时村里大喇叭喊村民竞标，本村优先，谁的标高谁中标，刘元章竞的标，对外不发包，没有外村人竞得，我是2011年7月交接的，王恩松签合同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章在当时记账员手里。刘元建称，在涉案林地中间我种了一块果园，他俩都种过，别的情况我都不知道。上诉人王恩松质证称，四位证人的陈述不真实，真实情况是上诉人在一审举证质证所陈述的情况。上诉人北村村委会、被上诉人刘元章质证称，对四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刘某4、刘某2反映了客观事实是刘元章中标，交的承包费，虽然刘元章的合同没有加盖村委会的公章，但是刘元章的合同在村委会是有备案存档的，刘某4已经在调查笔录及前几次的证人证言和森林公安的笔录中均陈述是刘元章中标的。王恩松的合同是经由刘某1转让，而刘某4是在未经过当时的负责人刘某2的同意下仅以记账员的名义加盖村委会的公章，足以证实王恩松的合同虽然加盖村委会的公章，但是并未实际履行，也未经过村委会存档，不应当对村委会产生约束力。 本院要求上诉人王恩松联系刘某1、刘元章的弟弟刘元明于2021年1月18日法庭调查时出庭提供证言，并提交涉案林地发包给王恩松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讨论并报镇政府批准的相关证据。上诉人王恩松称，没联系上刘元明，相关的开会记录和报批的证明材料提供不了。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王恩松与北村村委会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的时间为2004年8月18日，2003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本案中，上诉人王恩松非大村镇北村村民，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与北村村委会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经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上诉人主张2004年8月18日与北村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014年4月6日被上诉人刘元章与北村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有大村镇村级重大事项申报表、村两委会议记录、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缴纳承包费单据等，能够证明该《林地承包合同》的签订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2014年4月6日刘元章与北村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恩松、刘元章之间是否系合伙关系的问题。二人之间并未订立书面合伙合同，且王恩松对合伙一事不予认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二人有共同承包涉案林地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二人系合伙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王恩松要求赔偿经济损失9.5万元的问题，现有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王恩松就涉案林地上的树木是否享有所有权及是否存在经济损失，王恩松可持据另行主张。 综上，王恩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北村村委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338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恩松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175元，减半收取10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75元，均由上诉人王恩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艳华 审判员  尤志春 审判员  刁培峰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  肖若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