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321民初1240号 原告：何亚军，男，196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湘潭县人，住湘潭市岳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林华，湖南湘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宪忠（曾用名：刘献忠），男，197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湘潭县人，建筑从业人员，住湘潭县。 被告：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新华西路100号。 法定代表人：姜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群，湖南金州（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娇，湖南金州（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亚军与被告刘宪忠、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湘0321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何亚军，被告中诚公司均不服，向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20）湘03民终195号民事裁定:1、撤销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19)湘0321民初235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10月29日、12月4日、2021年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亚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林华，被告刘宪忠、被告中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娇、高建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亚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被告三方于2007年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中诚公司返还原告何亚军项目投资款860万元以及投资收益453.58万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中诚公司以1313.58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4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原告赔偿损失。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8月，原告何亚军与被告刘宪忠约定共同筹集资金以株洲大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力公司”）名义开发“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双方系该项目原始投资人。后因大力公司改制及大力新村项目开发需要，何亚军与刘宪忠引进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鸿公司”）共同投资开发项目，三方于2007年2月5日签订《协议书》确定，项目在二00七年二月五日前的投入按江鸿公司占30%、原告何亚军占40%、被告刘宪忠占30%；三方一致同意项目开发主体为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但江鸿公司必须具备相应的开发资质。 2007年2月12日，中诚公司（甲方）、何亚军（乙方）、刘宪忠（丙方）签订《协议书》，甲、乙、丙三方就开发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丙方与江鸿公司联合开发株洲××村××期项目，乙方占40%股份，丙方占30%股份，现乙、丙两方就占该项目70%的股份，同意以甲方名义进行持有，并以甲方的名义从事相应的活动（包括完善相关手续）。二、该项目需继续投入资金，乙方、丙方应注入的资金，均由甲方进行投入，按甲方投入额占总共投入额的比例享有相应的份额。三、乙方、丙方同意以甲方的名义对外进行开发及办理相关手续......。 由于中诚公司代持了何亚军和刘宪忠在“大力新村项目”70%的份额，且因江鸿公司暂无项目相应的开发资质，公司注册地不在株洲市等原因，2007年3月5日，中诚公司（甲方）与江鸿公司（乙方）签订《二00七二月五日之补充协议》，确认：一、原协议中刘宪忠与何亚军2007年2月5日前在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所投入综合认定为1500万人民币，占该项目股份总额的70%，现全部转为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江鸿公司在该项目所投入的总和为640万元，占该项目份额总额的30%，该股份比例不再因2007年2月5日后甲乙双方各自的投入而变更。二、待该项目征地补偿手续完善后，该项目开发的法人主体变更为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该项目负责人为刘宪忠，由其重新组建联合开发项目部，主持该项目开发的全面工作......。此补充协议是项目开发主体由江鸿公司变更为中诚公司前，各方确认的原始投资结算，即投资总额为1500+640=2140万元，何亚军的投资额为860万元，也是中诚公司在政府各部门办理“大力新村项目”开发主体由江鸿公司变更为中诚公司的唯一依据。 原告何亚军、被告刘宪忠、案外人江鸿公司共同出资完成大力新村项目的征地拆迁补偿手续后，2008年4月21日株洲市土地征拆处向江鸿公司签发了《征地拆迁交地通知单》。2009年8月27日，由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株洲市国土资源局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确定土地使用权人：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建设名称：××村××期××房，土地位置：荷塘区宋家桥办事处新村，批准土地面积：31787㎡。至此，中诚公司着手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工作。由于道路规划调整，迟缓了开发进程，中诚公司也多次告知原告，等项目正常动起来就好了。 2018年3月，原告何亚军通过工商查询得知中诚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全部更变了，多次找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冯某了解情况，其拒绝见面。何亚军只能找中诚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姜利协商解决。2018年9月3日，原告何亚军发律师函告知中诚公司其系“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原始的投资人，占项目40%的份额，要求查阅、复制项目的相关资料，维护投资人的知情权，却遭到了中诚公司的拒绝，对原告何亚军称是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投资人、占40%的份额不知情，不认可。被告中诚公司不同意履行2007年2月12日与原告及刘宪忠签订的《协议书》，致使协议无法实现，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何亚军通过调查取证后，得知以下事实： 株洲市土地管理委员会2014-2015年关于“株洲中诚房地产储备地块”的会议纪要载明：株洲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块位于荷塘大道与南车大道交汇处，批准用地面积为31784㎡（合47.67亩），原为××村××期××房地，于2009年8月27日办理了土地划拨手续，并发放了株洲市（2009）用地字第077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现因政策调整，该地已不作为经济适用房开发。2013年12月18日，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湖南万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大力新村项目土地进行评估，土地估价报告确认大力新村项目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3276.43万元。株财函［2014］39号《关于荷塘区××道××路××处拟储备土地收储价格的复函》，该宗地的收储总价为3276.43万元。2015年1月14日，市土地储备中心与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并约定返还收储款给征地单位中诚公司。 “大力新村项目”土地被收储后，至此，××村××期××房开发项目已实际终止。株洲市国土局将该宗土地公开出让，2015年10月27日，中诚公司向株洲市土地矿产交易管理所交纳了155万元土地竞买保证金，参与地块的出让竞买，并以4750万元获得“东方尊域项目”地块的开发权，中诚公司分多次交纳了摘得的土地出让金4750万元，其中部分交款系《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约定实际返还收储款所交。 2012年11月12日，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吴跃忠作为转让方（甲方）与莫志峰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公司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吴跃忠将其持有的江鸿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莫志峰，××村××期项目的全部权利也转给了莫志峰。2016年3月8日，莫志峰作为转让方（甲方）与中诚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乙方、袁某、莫志峰合伙开发位于株浏路口的东方尊域房地产项目，莫志峰以人民币114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受让的江鸿公司在××村××期开发项目的份额转让给中诚公司。江鸿公司已实际将其在××村××期项目中的份额转让给莫志峰，中诚公司受让了莫志峰项目份额且实际支付了转让金。至此，江鸿公司的“株洲大力新村”项目份额已全部转让给中诚公司。原告何亚军认为，其与刘宪忠、江鸿公司三方于2007年2月5日签订《协议书》，因江鸿公司在何亚军不知情且未经何亚军同意的情况下，将江鸿公司的项目份额以1140万元转让给中诚公司，违反了合伙人向其他人转让其在合伙份额时，必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该《协议书》已事实上终止。 本案一审进行了投资审计，审计意见：因涉案各方均未补充提供新的投入证明，投资没有发生变化，根据2007年2月12日协议第二款规定，因为中诚公司没有代何亚军投入，所以何亚军在“大力新村项目”仍是40%的权利份额。何亚军与中诚公司之间仅成立代持关系。 2015年1月14日收储合同总价3276.43万元，是以原投资（2007年3月5日2140万元）为基础，以2013年12月18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的收储成本。该收储总价3276.43万元系“大力新村项目”财产，归属于株洲××村××期项目的实际投资人。何亚军作为“大力新村项目”40%份额的投资人，享有投资款860万元，收益（3276.43-2140）＊40%＝453.58万元。而在本案一审中，中诚公司对政府收储、返还收储款等事实不予承认，中诚公司没有与原告商量，没有取得原告同意，擅自处置了代持原告在株洲××村××期××%的份额，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理应按40%项目份额对应的价值1313.58万元赔偿原告。另外，因“东方尊域”商品房开发不是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承继，中诚公司侵占了何亚军的收储款1313.58万元，购买与原告毫不相干的“东方尊域”项目土地，应按年息24%的标准赔偿原告的损失。 综上所述，中诚公司违反中诚公司、何亚军、刘宪忠三方于2007年2月12日签订《协议书》的约定，擅自处置代持何亚军在“大力新村项目”40%权利份额，将结算确认的何亚军的项目投资款860万元、何亚军的投资收益453.58万元全部据为己有，严重侵犯了原告何亚军的合法权益，致使该协议书的目的不能实现，何亚军的项目投入、项目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本院。 原告何亚军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被告身份信息、湘潭华亚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何亚军系“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原始投资人，在该项目开发过程中以湘潭华亚建设有限公司名义签订的所有合同，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为何亚军。 证据二、2007年2月5日协议书，2007年2月12日协议书，2007年2月5日协议之补充协议，拟证明一、何亚军、刘宪忠、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三方于2007年2月5日签订协议书确定，项目在2007年2月5日前的投入按江鸿公司占30%，何亚军占40%，刘宪忠占30%计算配成初步股份。2007年2月12日，中诚公司、何亚军、刘宪忠签订协议书，就开发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的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1、乙方、丙方与江鸿公司联合开发株洲××村××期项目，同意以甲方名义继续持有，并以甲方的名义从事相应的活动（包括完善相关手续）。2、该项目需继续投入资金，乙方、丙方应注入的资金，均由甲方进行投入，按甲方投入额占总共投入额的比例享有相应的份额。3、乙方、丙方同意以甲方的名义对外进行开发及办理相关手续。二、2007年3月5日，中诚公司与江鸿公司签订《2007年2月5日协议之补充协议》，确认刘宪忠与何亚军2007年2月5日前在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所投入总和认定为1500万人民币，占该项目股份总额的70%，江鸿公司在该项目所投入的总和为640万元，占该项目份额总额30%，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该项目负责人为刘宪忠，由其重新组建联合开发项目部，主持该项目开发的全面工作，中诚公司已经通过《二00七二月五日之补充协议》的约定确认何亚军的投资金额为860万元（1500-640），项目份额为40%。何亚军的项目份额是由中诚公司代持，而不是无偿转让给中诚公司所有，何亚军是该项目份额的实际权利人。 证据三、（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中诚公司已经确认2007年2月5日协议书、2007年2月12日协议书、2007年2月5日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真实、合法、有效性。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何亚军是涉案项目40%的权利人。2、该份生效的判决书确认：2009年3月11日，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申请继续建设××村××期××房住房项目的批示》。就该批复，湖南海泰置业有限公司向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1）株天法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同意中诚房地产继续实施××村××期××房项目的函》。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株中法行终字第20-1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认定，因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和案件的审判须以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湖南海泰置业有限公司及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起诉的民事案件审理结案为依据，而该民事案件尚未审结，故裁定中止诉讼。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4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诚房地产继续实施××村××期××房项目的函》未被撤销，仍然有效。3、该份生效的判决书确认：中诚公司在“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中70%的份额，是基于2007年2月12日《协议书》、《2007年2月5日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何亚军40%的项目份额和刘宪忠的30%项目份额同意以中诚公司名义进行持有，转为中诚公司代持。 证据四、土地估价报告、株洲市财政局关于荷塘区××道××路××处拟储备土地收储价格的复函、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原始凭证粘贴单、进账单6份、株洲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会议纪要。拟证明1、2013年12月18日，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拟收购位于荷塘区××道××路××处（中诚房产）29464.34平方米地块，特委托湖南万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宗地在现状利用条件下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进行评估，估价基准日：2013年12月18日，估价结果为：单位面积土地价格：1112元／平方米，土地总价：3276.43万元。该评估结果证明原告投资开发的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财产中，该土地的价格其为3276.43万元。2、2015年1月14日，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与中诚公司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约定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的土地收储总价为3276.43万元。3、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已于2018年7月18日付给中诚公司1300万元补偿款，于2018年8月1日支付了补偿款859.56万元。结合中诚公司2018年7月19日支付1300万元土地出让金的缴款书，中诚公司将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的收储款1300万元挪作东方尊域商住房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加上第二次退回的859.56万元补偿款，中诚公司已将2159.56万元补偿款全部用于东方尊域项目的开发。4、该组证据中株洲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会议纪要，证实位于荷塘区××道××路××处，批准用地面积为31784.0平方米（合47.67亩），原为××村××期××房用地，于2009年8月27日办理了土地划拨手续，并发布了株洲市［2009］用地字第077号建设用地批准书；2012年11月15日，市规划局核准该宗地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兼容商服用地，现已经市规划局重新核定；2013年5月22日，市规划局请示并经市政府同意，决定该宗土地不再进行经济适用房项目建设，土地由划拨用地变性为出让用地，公开招拍挂；因政策调整，项目土地已不作为经济适用房开发；土地储备中心委托评估的土地基准日2013年12月18日，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已被政府正式决定取消。何亚军与中诚公司的代持关系于2013年12月18日已事实上终止；中诚公司未经何亚军的同意，将其代持的何亚军在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的40%权利处置，违反了代持的约定，中诚公司应返还何亚军的投资款860万元，项目收益453.58万元以及以1313.58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4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年息24%的标准赔偿损失。 证据五、律师函及律师函复函，拟证明何亚军委托律师发律师函告知中诚公司其系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原始的投资人，占项目40%的份额，要求查阅、复印项目的相关资料，维护投资人的知情权后，却遭到了中诚公司及公司新股东的拒绝，回复无法确认何亚军是否为项目的实际投资人。中诚公司不同意履行2007年2月12日中诚公司、何亚军、刘宪忠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严重违约，致使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何亚军的投入、项目收益得不到任何保障。 证据六、公司及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情况说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2民初10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江鸿公司在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的项目权利已转让给中诚公司。2、中诚公司系通过招拍挂方式受让土地，并开发东方尊域项目。原大力新村项目，与本项目并非同一项目。3、江鸿公司在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的项目权利已转让给中诚公司，中诚公司已支付了900万元转让款，且判决书中认定中诚公司开发的东方尊域房地产项目并非××村××期项目的承继。4、江鸿公司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需追加江鸿公司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5、江鸿公司于2016年3月8日将项目份额转让给中诚公司，未告知何亚军，因此，何亚军不认可与中诚公司在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中形成了合伙关系。 证据七、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申字第47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该裁定书确认了原告在大力新村项目的份额由中诚公司代持的事实。2、该裁定书认为本案所涉及的三份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也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该补充协议即使存在时间倒签问题，也不影响对事实的认定。 被告刘宪忠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 被告中诚公司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原、被告身份信息，三性没有异议；对湘潭华亚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请法庭核实，湘潭华亚建设有限公司无土地开发资质。 对证据二、2007年2月5日《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主体非被告中诚公司，且协议明确载明如一方或两方不能继续投资，则核减各自份额，而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后续投资，应核减相应比例；该份协议签署的日期为2007年2月5日距离原告主张实际投资金额有1500万元的协议（2007年3月5日）仅隔1个月，在一个月内涉及如此大金额的投资，应当提供凭证。2007年2月12日《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协议的第二条表明后续原告并未投入资金，而是由中诚公司投入，因此应当根据中诚公司投入核减原告的相应份额，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原告应当将投资款转让给中诚公司，然后以中诚公司名义投入项目，但中诚公司并未收到任何代持资金。2007年3月5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结合袁某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刘宪忠和何亚军的投资份额已经转让给了中诚公司，且原告的诉讼超过诉讼时效； 对证据三、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份判决书处理的是中诚公司与江鸿公司和海泰公司之间纠纷的判决书，并非原告与中诚公司之间纠纷的，仅能证明在2007年2月12日的协议书中原告占40%份额，不能代表原告一直占40%份额，实际投资达到了40%，且该份判决书出具的时间为2013年，距今已有6年，许多事实已经发生变化，应当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综合认定。2、该份判决书中认定“中诚公司通过受让合作股份，合法享有该开发经营权的7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该份证据证明原告的份额已经转让给了被告中诚公司。 对证据四、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与中诚公司、刘宪忠并非是土地合作开发，而是项目合伙。原告以土地收储成本作为其投资及享有收益没有依据，原告未举证证明在此时合伙企业的资产状况及清算状况，其诉请没有依据。中诚公司是在2018年6月28日支付1300万元交付给财务局，而不是先拿到1300万元收储金再投进去的，所以中诚公司的新股东不存在挪用该笔资金。该土地出让金4750万元系中诚公司新股东支付，且全部支付到位，并未进行抵扣；对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项目在原告份额已经转让的情况下，与原告无关，该份复函只能证明土地收储的价格不能证明项目财物的全部状况，结合原告一审中的陈述，原告清楚知道土地收储、挂牌的情况，该份土地收储报告的时间为2014年，再次证明原告的诉请超过时效；对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一份和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粘贴单、进账单共计6份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土地收储价格和该土地出让价格不一致。2、该合同的主体是被告中诚公司与原告并无关联。3、该宗土地并未按照原定面积进行收储，支付的土地转让价款只有2159.56万元，且支付的前提是新中诚公司股东支付土地出让款后方能进行支付。对土地估价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委托时间为2013年12月18日，评估的方法为市场比较法，则表明该项目不是以项目实际投资凭证作为收储价格认定，故不能证明原告等人在该项目的实际投资。2、该份报告证明双方合作的××村××期项目已经被取消，结合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执行取消、挂牌等事宜，应当以2013年12月18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本案超过诉讼时效。 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原告不能证明其投资人身份，中诚公司历经新老股东变更，无法核实原告的身份，要求其提供投资及身份信息，不构成违约。2、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07年后找过原中诚公司要求其履行协议义务，故发函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公司及股权转让协议是涉及莫志峰与吴跃忠之间就江鸿公司股份的转让，与本案无关，合伙份额的转让协议也是中诚公司和江鸿公司之间就江鸿公司持有的项目份额所发生的转让，与原告主张的代持没有关联，江鸿公司持有的份额属于江鸿公司的合法财产，无需原告何亚军的同意，且这份协议签署的时间是在2016年的3月8日，转让价格作了适当上浮，证明在后期各方进行了必要的投入；关于判决书，原告引用的是判决书“认为部分”，而不是“事实部分”，“认为部分”并非生效的法律文书；江鸿公司作为当事人有利于查清本案的事实。原告不认可中诚公司和江鸿公司的项目转让，江鸿公司有必要作为诉讼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 对证据七真实、合法性没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裁定书并没有确认原告在大力新村的份额由中诚公司代持的事实，裁定书中本院认为的部分是确认华亚公司和刘宪忠转让70%的股份给中诚公司的事实，同时该份裁定书证明了本案是一个转让纠纷，而不是代持的法律关系。 被告刘宪忠辩称：同意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愿意解除协议。 被告中诚公司辩称：1、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双方签订的协议时间为2007年2月12日，2008年后三方并未签订任何协议，被答辩人未提供任何在此期间参与项目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进行投资，要求分配利润等请求，距今已经11年，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2、答辩人在2018年1月9日完成了股东变更手续，对原股东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不清楚，且投入巨额资金约17000万元进行项目开发，是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保护。3、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之间签订的协议约定的不是土地合作开发，而是项目合伙，被答辩人举证证明的仅是土地收储价格，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项目其他资产及债务的状况，不能完整反映项目情况，不能作为合伙项目财产分割的依据,更不能证明被答辩人投资金额为1310.58万元。合伙的投资应当是支付凭证而不是通过土地收储价格计算出来，更何况2007年2月12日协议书载明以后的投资由中诚公司投入，被答辩人不再投入，故被答辩人的比例在中诚公司投入后应当依法核减份额，被答辩人按照土地价格乘以40%作为投资款没有依据。4、2007年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经被2007年3月5日签署的协议取代，根据3月5日签署的协议认定原告持有的份额已经转为被告中诚公司所有，原告主张返还投资款没有依据。5、根据三份协议的签署时间，原告与其他各方（刘宪忠、江鸿公司）确定合作的时间是2007年2月5日至确定投资金额的时间为2007年3月5日，前后相差仅一个月，且涉及金额较大，原告一审中陈述该项目主要投资在征拆成本部分，现有证据显示征拆成本由江鸿公司支付，且有相应的凭证，原告主张自己投资金额，完全可以将投资凭证和银行流水调取提交法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中诚公司不认可代持金额1500万元。 6、返还的土地收储金额为2159.56万元。3276.43万元的收储款并未实际支付，不属于中诚公司收益，不应由中诚公司承担返还；原告主张以2015年1月14日按照24%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江鸿公司系本案合作项目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主体资格，也清楚项目情况，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有利于查清事实，本案应当依法追加江鸿公司参与诉讼。8、一审的审计鉴定程序违法。 被告刘宪忠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被告中诚公司为支持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拟证明被告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完成股东变更，新股东对原股东之前经营状况及合作状况不清楚，属于善意第三人。 证据二、新股东接手前（2017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及接手后代原中诚公司清偿5548.22万元债务，拟证明在新股东接手项目前，该项目已经账面亏损451万余元，潜在债务至少高达5548.22万元，与原告合伙的项目一直是亏损状态。 证据三、新股东经营后截止诉请时止（2019年2月28日）资产负债表，拟证明截至目前项目亏损247679345.32元。 证据四、中诚房产公司项目支付情况明细表，拟证明新股东接手后已经投入17337.34万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依法应当按照比例进行核减份额。 证据五、土地款支付凭证四份，拟证明土地出让款4750万元由新股东直接缴纳至财政账户，是投资的一部分。 证据六、2016年12月27日株洲晚报登公告，拟证明中诚公司登报要求相应的权利人申报权利，但是原告并未进行申报，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证据七、接报案回执，拟证明中诚公司原股东在新股东接手前报案会计黄青菱隐匿会计凭证，会计凭证的丢失导致新股东接手后无法查证原告的身份信息及投资款支付情况。 证据八、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1）株天法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在2011年12月12日该判决书已经确认无法实现合伙目的，原告陈述自始至终清楚相关法律文书的内容，证明原告诉请超过诉讼时效。 证据九、授权委托书（刘宪忠、何亚军授权袁某），拟证明2007年3月5日签署的系由何亚军、刘宪忠授权袁某签订，该份协议是四方协议，何亚军、刘宪忠已经将项目份额转让给了株洲中诚公司，不再享有项目份额。 证据十、通知和征地拆迁交地通知单，拟证明：在2007年3月26日之后江鸿公司交付了征拆费用685.998万元，该项目征拆成本专款专用，从而进一步证明确认的前期总投入原告应当提供投资凭证，证明其投资款的事实。 证据十一、证人袁某、冯某的证词，拟证明2007年3月5日签具的补充协议的相关事实及本案的有关情况，另证人冯某提供了一份备忘录。 原告何亚军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起诉的是中诚公司，而未起诉中诚公司的新股东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中诚公司的新股东对原告而言，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善意第三人，中诚公司新股东通过受让原股东全部股份的方式受让中诚公司，其应对受让前中诚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合作情况进行商业调查，中诚公司新股东对该情况不清楚，不是认定新股东为善意第三人的依据，中诚公司新股东是否为善意第三人，不是本案中诚公司免责的法定理由。 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1、2017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系中诚公司单方制作，因此不认可其真实性，该资产负债表不能证实中诚公司清偿5548.22万元债务以及项目亏损的事实。2、“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已于2013年12月18日被政府正式取消，中诚公司在2013年12月18日之后的开支与本案无关。3、原告与中诚公司是代持关系，而不是合伙关系，原告提交法庭的证据证明，原告同意由中诚公司代持的“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不存在亏损。 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2019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系中诚公司单方制作，因此不认可其真实性，该资产负债表不能证实“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亏损高达2个多亿，即使真实，也仅为中诚公司资产、负债及中诚公司亏损的情况，而与本案原告主张的项目无关。 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项目支付情况明细表，系中诚公司单方制作，因此不认可其真实性，中诚公司应提供付款凭证予以证明其支付明细表的实际履行状况，明细表中记载的退莫志峰款项900，系中诚公司受让江鸿公司在“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项目份额的对价，是退原中诚公司冯某股本金及代付款，其他系“东方尊域项目”的支出，均与本案无关。 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4750万元系中诚公司开发“东方尊域项目”交付的土地出让金，与“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无关。2、2018年7月19日支付1300万元土地出让金的缴款书，结合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于2018年7月18日付给中诚公司1300万元补偿款，可以证明中诚公司将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的收储款1300万元挪作东方尊域商住房项目的土地出让金。 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1、中诚公司通过在株洲晚报上登报公示，通知债权人申报权利，原告对该登报内容不知情，因此该登报行为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2、中诚公司登报时，原告何亚军并不知自己在“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的项目份额已被中诚公司处置，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原告的诉讼时效应以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而不是登报时起算。 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原告的投资身份及投资情况是通过原告方提交的证据组二中的三份协议证实，而不是通过中诚公司的会计凭证证实。2、中诚公司会计黄青菱是否隐匿会计凭证与本案无关。 对证据八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一审判决书所判决的内容已经经二审株洲市中院作出的（2012）株中法行中字第20-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中止了诉讼，且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4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株洲发改委同意中诚公司继续实施大力新村项目的函未被撤销，仍然有效，所以不能证明原告投资的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于2011年12月12日已经终止，更不能证明该时间为起点来计算原告诉讼时效的开始时间。 对证据九的真实性需核对原件后确认，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不论出具给袁某的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鉴于《2007年2月5日之补充协议》是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一直认可该补充协议的所有内容。2、《2007年2月5日之补充协议》恰好证明原告的项目份额是转为中诚公司持有，而不是转为中诚公司所有，原告与中诚公司之间是代持关系，而不是无偿转让的关系。 对证据十真实性没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07年2月12日、2007年3月5日的这两份协议时间都是倒签的，是江鸿公司2008年8月5日把大力新村全部权利转给海泰公司后，原告发现权利被侵害，这时候才倒签了2007年2月12日、3月5日的这两份协议，被告中诚公司提供的2007年3月16日的交地通知单实际是在两份协议签订之前发生的，所以交地通知单上的内容是江鸿公司、原告及刘宪忠投资支付的费用，当时支付只能以江鸿公司名义支付，江鸿公司是开发主体。 被告刘宪忠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8没有质证意见，对证据9真实性没异议，上面签署的时间是错误的，大概是在2008年9、10月份；对证据10真实性没异议，投资款是刘宪忠和何亚军、江鸿公司三方的，是以江鸿公司的名义去交钱，那时候还没有接触中诚公司。 证人袁某、冯某的证词，另证人冯某提供了一份备忘录。 原告何亚军对证词及备忘录的质证意见：“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已于2013年12月18日被政府正式取消，中诚公司在2013年12月18日之后的开支与本案无关，对备忘录的真实性没异议，这份备忘录涉及到2007年2月12日协议的第四条，约定的赔偿责任无效。在此之后，中诚公司并没有因该备忘录的签署而推翻三方于2007年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反而是将该协议书在中诚公司起诉江鸿公司与海泰公司确认合同无效中作为证据提交，证明中诚公司是基于该协议取得了开发主体的资格以及代持何亚军份额的依据，中诚公司在签订备忘录之后，用该协议通过诉讼确认其开发主体资格，该份协议并不会因为备忘录的签署而被确认无效。 被告中诚公司对证词及备忘录的质证意见：该协议本身无效，赔偿责任无效。 被告刘宪忠对备忘录的质证意见：对备忘录的真实性没异议，但不是字面的意思。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委托，湖南锦鑫恒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湘锦鑫专审字2019SA0703号关于对“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投入纠纷一案的专项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因涉案各方均未补充提供新的投入证明，审计组在原有资料上确认各方投入情况，根据原协议，自然人刘宪忠与湘潭市华亚建筑工程公司（何亚军）2007年2月5日前在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所投入综合认定为1500万人民币，占该项目股份总额的70%，以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义进行持有：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2007年2月5日前在该项目所投入的总和为640万元，占该项目股份总额的30%，合计投入2140万元。 原告何亚军对该审计报告无异议。 被告中诚公司对该审计报告的质证意见为：1、鉴定的程序不合法，鉴定单位应当是先出征求意见稿，再出正式的审计报告。2、被告中诚公司的被告中诚公司提供了2007年-2019年的财务凭证，证实存在大量后续投资的情况下，报告中没有载明以上资料，导致该评估报告失实。3、被告中诚公司对该审计报告的时间节点以2013年12月18日进行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刘宪忠对该审计报告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及证据2中的2007年2月5日，2007年2月5日协议之补充协议。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原、被告双方均予以认可，且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中涉及2007年2月12日协议书的效力认定，因证人冯某提供的备忘录已明确“甲（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乙（何亚军）丙（刘宪忠）经充分协商共同认定，二00七年二月十二日所签订的《协议》和涉及的诉讼之赔偿责任无效。”故对证据2中2007年2月12日协议书的效力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4、5、6、7的真实性原、被告双方均予以认可，且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对证据6中的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2民初108号民事判决书、证据3中的（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及证据7中的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申字第472号民事裁定书中对2007年2月12日协议书效力的认定，因证人冯某提供的备忘录的证明，上述证据中对该协议效力的认定，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中诚公司提供的证据1，系企业登记机关出具的信息资料，能够证明中诚公司股东变更的基本信息，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3、4系中诚公司内部新、旧股东移交、接收时的资产状况，与本案涉及的“株洲××村××期项目”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5、6、9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再予以综合认证。对证据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因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株中法行中字第20-1号行政裁定书已裁定中止该行政诉讼，株洲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诚房地产继续实施××村××期××住房项目的函》未被撤销，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10，该通知是对案外人江鸿公司所发，与本案原、被告诉争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证人袁某、冯某的证词中涉及到中诚公司对××村××期××住房项目投资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已采信的证据及中诚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没有中诚公司在该项目中的投资的相关证明，故证人袁某、冯某证词中对中诚公司在××村××期××住房项目投资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人冯某提交的由中诚公司、何亚军、刘宪忠签具的备忘录，系三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对湖南锦鑫恒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湘锦鑫专审字2019ＳＡ0703号关于对“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投入纠纷一案的专项审计报告，本院认为，依据2019年6月24日鉴定阶段中诚公司提供的“关于项目情况说明”及2019年7月2日的质证笔录、一审庭审中鉴定人员出庭的陈述、湖南锦鑫恒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9年8月12日作出的“对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对株洲××村开发项目投入纠纷一案的专项审计报告反馈意见的回复”，可确认鉴定期间被告中诚公司没有提供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从2007年2月5日至2013年12月18日的相关财物凭证资料，此次鉴定程序合法，其结论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 2007年2月5日，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甲方）、湘潭市华亚建筑工程公司（乙方）、刘宪忠（丙方）三方就联合开发株洲大力新村项目，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一、出资与股份：1、甲、乙、丙三方一致通过，三方在2007年2月5日前投入按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占30%，湘潭市华亚建筑工程公司占40%，自然人刘宪忠占30%，配成初步股份。2、甲乙丙三方如果要对第四方引资，必须甲乙丙三方一致通过引资方案后，才能进行。二、开发主体、施工主体：1、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开发主体为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2、施工主体原则上为湘潭市华亚建筑工程公司，但施工的合同单价必须甲乙丙三方认可。3、开发主体必须具备相应开发企业工商及行业资质等级，施工主体必须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等级。三、施工方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财务支出必须甲乙丙签字方可生效，甲乙丙三方成立联合部，项目部的组成，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在签订协议后30日内成立，项目实施细则由甲乙丙三方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后实施。四、本协议是一个原始合作依据，该项目与原株洲市大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切合作关系，由甲乙丙三方共同承担……。 2007年2月12日，中诚公司（甲方）、湘潭市华亚建设有限公司（何亚军）（乙方）、刘宪忠（丙方）签订《协议书》，就开发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丙方与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联合开发株洲××村××期项目，乙方占40%股份，丙方占30%股份。现乙、丙两方就占该项目70%的股份，同意以甲方名义进行持有，并以甲方的名义从事相应的活动（包括完善相关手续）。二、该项目需要继续投入资金，乙方、丙方应投入的资金，均由甲方进行投入，按甲方投入额占总投入额的比例享有相应的份额。三、乙方、丙方同意以甲方的名义对外进行开发及办理相关手续。四、乙方、丙方保障该项目权利的完整性，如该项目因权利的受限影响项目的推进，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丙方承担赔偿责任。 2007年3月5日，中诚公司（甲方）与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乙方）共同签订了《二00七年二月五日＜协议＞之补充协议》。何亚军、刘宪忠的委托人袁某亦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该协议明确：一、出资与股份：原协议中刘宪忠与何亚军2007年2月5日前在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所投入综合认定为1500万元人民币，占该项目股份总额的70%，现全部转为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2007年2月5日前在该项目所投入的总和为640万元，占该项目总额30%，该股份比例不再因2007年2月5日后甲乙双方各自的投入而变更。甲乙双方各自继续追加投入都不再作为参股资本，只记取固定融资回报，其固定融资回报方式及额度必须经甲乙双方协商统一标准认可后方能生效，否则其投入视为单方面行为，各自承担责任。二、由于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暂无该项目相应开发资质等级，且公司注册地不在株洲市，为方便今后的开发工作的开展，待该项目征地补偿手续完善后，该项目开发的法人主体变更为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三、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该项目负责人为刘宪忠，由其重新组建联合开发项目部，主持该项目开发的全面工作。 2009年8月27日，由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株洲市国土资源局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确定土地使用权人：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项目名称：××村××期××房，土地位置：荷塘区宋家桥办事处新村，批准土地面积：31787平方米，其中共同用地2205平方米。 2011年12月18日中诚公司、何亚军、刘宪忠共同签具备忘录，明确“甲（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乙（何亚军）丙（刘宪忠）经充分协商共同认定，二00七年二月十二日所签订的《协议》和涉及的诉讼之赔偿责任无效。” 2013年12月18日，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湖南万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位于株洲市荷塘区××道××路××宗住宅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价格评估，湖南万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湘万源评【2014】（技）字第株004号土地估价报告，对所委托评估土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估价为3276.43万元。 株洲市土地管理委员会2014年-2015年关于“株洲中诚房地产储备地块”的会议纪要载明：株洲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块位于荷塘大道与南车大道交汇处，批准用地面积为31784.0平方米（合47.67亩），原为××村××期××房地，于2009年8月27日办理了土地划拨手续，并发株洲市（2009）用地字第077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现因政策调整，该地已不作为经济适用房开发，2015年1月14日，市土地储备中心与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根据株财函【2014】39号《关于荷塘区××道××路××处拟储备土地收储价格的复函》，该宗地的收储总价为3276.43万元（合74.13万元／亩）。该宗地由Ａ、Ｂ、Ｃ、Ｄ四宗地块构成。2015年8月，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申请将Ａ宗地块划分为Ａ-1地块（20.38亩），Ａ-2地块（10.54亩），以4750万元为底价优先出让Ａ-1地块。 2015年1月14日，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甲方）与株洲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该合同约定：第五条，甲方办理好土地转让签订相关手续，资料完备后，将该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通过在土地矿产市场以招拍挂方式，按土地现状条件公开出让。第六条，该宗土地经招拍挂方式出让成交后，甲方与株洲市财政局进行结算，在株洲市财政局将收储费用全部返还后十日内，甲方将应付的收储费用3276.43万元支付给乙方。该地块若无人竞得，该宗地收储费用暂不支付给乙方（不计算利息）……。 2015年10月27日，中诚公司向株洲市土地矿产交易管理所交纳了1550000元土地竞买保证金，参与前述A-1地块的出让竞买，并以4750万元获得A-1地块的“城镇住宅兼商服用地”开发权。2016年12月7日，中诚公司在株洲晚报上刊登了一则公告，公告载明：“本公司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现就申报债权债务的相关实现公告如下：1、申报债权债务关系及范围，申报人于公告发布之日前与本公司形成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2、申报时间：2016年12月27日至2017年2月9日共计45天。3、申报人若在本公告写明的期限内未进行申报，则视为自动放弃对本公司享有债权追索追偿的权利”。 中诚公司自2017年4月26日至2018年8月1日先后分四次向株洲市财政局账户支付完毕4750万元A-1地块的出让金。同时，中诚公司以A-1地块开发“东方尊城”商住房项目。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8月2日，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先后两次向中诚公司转账支付了收储补偿款共计21595600元。 2018年9月3日，湖南湘孟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何亚军的委托以何亚军作为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的原始投资人向被告中诚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查阅以中诚公司名义开发的“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现名“东方尊域项目”）的会计账簿等资料及经营状况等内容，2018年10月8日，湖南金州（株洲）律师事务所接受中诚公司委托以中诚公司名义向湖南湘孟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函复函，该复函载明：“中诚公司新股东与原股东签订了《股东转让协议》支付了合理对价，作为善意第三人已取得中诚公司100%股权，新股东接手中诚公司后没有发现何亚军自述自2007年开始持有“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40%的份额……。” 2018年11月16日，湘潭华亚建设有限公司出具说明：“何亚军系“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现更名为“株洲东方尊域项目”）原始投资人，湘潭华亚建设有限公司在该项目中没有投入。在该项目开发过程中曾以本公司名义签订的所有合同，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为何亚军，本公司承诺不在该项目中主张任何权利”。 另查明，2012年11月12日，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吴跃忠（甲方）与莫志峰作（乙方）签订《公司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第1中约定，吴跃忠（甲方）将其持有的江鸿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莫志峰（乙方）。并在第一条3中表明，株洲市“××村××期”项目是江鸿公司唯一经营的项目。2016年3月8日，莫志峰（甲方）与中诚公司（乙方）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乙方、袁某、莫志峰合伙开发位于株浏路口的东方尊域房地产项目，莫志峰以人民币114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受让的江鸿公司在××村××期项目中的32%份额转让给中诚公司。并且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甲方不再是本项目的合伙人，不再享有项目权益，亦不承担相应的义务，项目有关的所有债权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本院认为，一、本案的案由问题 本案系原告何亚军以土地使用权为出资方式与被告中诚公司共同开发“株洲大力新村”经济适用房项目而产生的纠纷，本案案由应定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 二、2007年2月12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原告与被告刘宪忠、中诚公司于2007年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由协议的各方于2011年12月18日共同协议确认无效，原告请求解除与两被告于2007年2月12日签订《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被告中诚公司是否应当返还原告项目投资款860万元及投资收益435.58万元 原、被告2007年2月5日就“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签订的《协议书》后，又于2007年3月5日签订《二00七年二月五日之补充协议》，该协议确定原告与被告刘宪忠2007年2月5日前在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所投入总和认定为1500万元，占该项目股份总额的70%（原告何亚军占40%、被告刘宪忠占30%），江鸿公司于2007年2月5日在该项目所投入总和为640万元，占该项目股份总额的30%。通过上述协议，原告何亚军与被告刘宪忠、案外人江鸿公司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方式与中诚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符合法律规定，原、被告在2007年3月5日签订的《二00七年二月五日之补充协议》中对投资份额及相关金额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协议的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本院委托湖南锦鑫恒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湘锦鑫专审字2019SA0703号关于对“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投入纠纷一案的专项审计报告，从2007年2月5日-2013年12月18日中诚公司在“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没有投入资金，该项目已被株洲市政府撤销，已无实际履行的可能，原告要求被告中诚公司返还该项目的投资款及投资收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中诚公司以1313.58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4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原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其实质是利息损失的赔偿请求权，因原告在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已提出返还投资收益的主张，其对利息损失的赔偿请求，系对被告中诚公司违约行为的重复主张权利，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中诚公司提出原告没有投资凭证、没有将投资款支付给被告中诚公司的抗辩理由与双方已通过协议确定投资份额及相关金额的事实不符，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中诚公司提出，依照2007年3月5日签订的《二00七年二月五日之补充协议》，原告持有的份额已经转为中诚公司所有，本案是债权转让纠纷，而非合伙纠纷。因本案无论是原告诉称双方为代持关系还是被告中诚公司抗辩的转让关系，均应以开发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为前提，鉴于该项目已被取消，无论是何种法律关系，已无履行的可能，故被告中诚公司该项抗辩理由已无事实基础，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中诚公司提出由于股东变更，对原股东的相关情况不清楚，是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保护的抗辩理由，与被告中诚公司对外承担义务及享受权利无关，本院认为此项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中诚公司返还该项目的投资款及投资收益的具体金额，依据2007年2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2007年3月5日签订的《二00七年二月五日之补充协议》及湖南锦鑫恒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湘锦鑫专审字2019SA0703号关于对“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投入纠纷一案的专项审计报告，原告何亚军就该项目具有40%的份额，投资总额为856万元（2140*0.4）。被告中诚公司与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中约定的总收储费用虽为3276.43万元，但并未实际支付，不应以此为基数来计算原告的收益，至今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已支付中诚公司的土地收储补偿款为21595600元，原告在“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的收益应以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支付给中诚公司的土地收储补偿款21595600元为基数乘以原告所占40%的份额减去原告投资额，原告的收益应为78240元。故应由被告中诚公司返还原告何亚军的投资款856万元及应得的投资收益78240元，其超出部分金额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中诚公司提出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因被告中诚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就“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被撤销等事宜告知过原告，且被告中诚公司登报公示行为是在株洲市范围内，原告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应为被告中诚公司的律师复函之日即2018年10月8日，原告提起的诉讼在诉讼时效内，故对被告中诚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中诚公司提出本案应当追加江鸿公司参加诉讼，根据已查明的案情江鸿公司已将其持有的株洲大力新村开发项目份额全部转让给被告中诚公司，江鸿公司与本案原、被告的案涉权利、义务，无利害关系，故江鸿公司未参加本案诉讼并无不当，被告中诚公司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 本案原告对被告刘宪忠没有提出诉讼请求，且本案原告与被告中诚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履行与被告刘宪忠不存在利害关系，故被告刘宪忠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何亚军在株洲市大力新村开发项目投资款8560000元及应得收益78240元； 二、驳回原告何亚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04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审计费45000元，评估费55000元，合计205434元，由原告何亚军负担75000元，被告株洲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3043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  峰 人民陪审员 刘 莉 萍 人民陪审员 欧阳艳辉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代理书记员 王  扬 附：本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