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93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男，197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荣华，系刘勇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泽，重庆贝泽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空港东路7号5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4E6HOP。清算组负责人：周建中，系清算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安，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旗，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朝杰，男，196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祥伟，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缘媛，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勇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元公司）、袁朝杰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14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刘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荣华、周泽，被上诉人汇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安、杨旗，被上诉人袁朝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祥伟、向缘媛到庭参加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勇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144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合作协议》、《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期注资规定》对汇元公司具有约束力，公司章程对刘勇无约束力。1.汇元公司的前身是重庆汇士立元科技有限公司，在袁朝杰与刘勇签署《合作协议》后变更为汇元公司，《合作协议》的1.4条对出资份额及代持股部分的出资人进行了明确约定。《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期注资规定》第3条对刘勇的技术股出资来源作出了明确说明。而公司章程系袁朝杰单方所为，只有袁朝杰一人的签名，无刘勇的签名，对刘勇无约束力。2.汇元公司的股东为袁朝杰、刘勇二人，相对于案外第三人，汇元公司应当知道二股东之间的具体出资情形及合作协议内容，合作协议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发生在两名股东刘勇与袁朝杰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公司股东内部的协议，汇元公司不属善意第三人，合作协议对汇元公司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单纯以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要求刘勇履行出资100万元，脱离本案实际，也割裂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刘勇认为该处的第三人不应指公司本身，而是指公司及其股东以外的第三人。二、袁朝杰应当履行400万元的出资义务。《合作协议》第1.4条约定，袁朝杰首期出资款500万元（含100万元赠与刘勇作刘勇的技术股注册资本金，另400万元为袁朝杰的注册资本金），刘勇出资100万元，实际持股20%（含袁朝杰赠与的100万技术股）。接着约定：“当合作公司剩余资本小于100万后，袁朝杰再出资300万元进入合作公司，当合作公司产品进入第一家汽车厂配套体系后，袁朝杰再出资100万元到合作公司。”由约定可看出，涉案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共1000万元，前期袁朝杰出资500万元，刘勇出资100万元，而后期的注册资本400万元则由袁朝杰分两次出资。三、刘勇不应为袁朝杰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请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虽然刘勇在公司设立时系发起人，但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本案实际出资已达600万元。现袁朝杰增资到1000万元后，对于增资部分不属于公司设立时的出资，增资后的公司章程也并无刘勇签字，因此刘勇不应为袁朝杰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汇元公司股东之间的实际股权比例为袁朝杰占股80%，刘勇占股20%，刘勇的出资已经履行完毕，袁朝杰还应出资400万元。因此，全部出资款均应由袁朝杰承担。汇元公司辩称，1.公司章程是根据2017年2月4日的股东会决议作出的变更，虽然刘勇没有在章程上签字但刘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了，章程是各股东的一致意思表示且章程已经公示，应当对各股东产生约束力。2.公司章程约定刘勇出资300万元占股30%，袁朝杰出资700万元占股70%，与合作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是一致的，故刘勇已出资200万元，尚有100万元待出资。3.公司章程对于各股东的认缴出资时间约定为2020年12月30日，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处于清算程序中，故股东的认缴时间已经加速到期届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袁朝杰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1.本案属于强制清算，强制清算所解决的问题是汇元公司对外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置，股东之间的合作协议系股东之间的合同纠纷，不属于公司强制清算的处置范围，股东之间因为合作协议有争议的应该通过另行起诉解决。按照汇元公司章程的规定刘勇与袁朝杰的出资比例为3比7。2.刘勇称袁朝杰应履行400万元的出资义务系对合作协议理解错误，合作协议第1条第4项的规定并没有发生，而第1条第3项明确规定袁朝杰认缴出资就是70%，刘勇认缴出资30%。第4项只是在汇元公司差钱的时候如何为该公司筹集资金的约定，并非双方对公司章程的规定。且公司章程的形成时间也是在合作协议签订之后，按照后签订协议取代先签订协议的原则，本案应适用公司章程的规定。3.如果按照合作协议处理本案则应当按照合作协议第1条第5项的规定进行处理。而该条并没有约定需要二股东出资，而是按照实际出资分配公司的残值。本案是公司强制清算而非公司破产，不适用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定，因此对于一审判决结果袁朝杰也是不认可。对于一审法院认定刘勇应当对袁朝杰的出资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适用袁朝杰无异议。汇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朝杰支付汇元公司出资款300万元；2、刘勇支付汇元公司出资款100万元；3、袁朝杰、刘勇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庆汇士立元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2月7日更名为汇元公司）于2016年1月14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其发起人为刘勇及案外人裴智，刘勇认缴出资额450万元、占90%股份，裴智认缴出资额50万元、占10%股份，认缴时间均为2020年12月30日，刘勇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9日，以袁朝杰为甲方、刘勇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双方就共同组建汽车电子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合作公司名称暂定为重庆南山汇士立元科技有限公司（以最终核准名称为准），合作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前期由甲乙双方以现金方式进入合作公司，后期经营资金以借贷方式进入；二、甲方认缴700万元、占股70%，乙方认缴300万元、占股30%；三、甲方前期以500万元现金进入合作公司为首期认缴注册资本金，其中400万元作为甲方注册资本，100万元赠与乙方作为技术股本，乙方出资100万元作为乙方注册资本，乙方实际持股20%，另10%技术股由乙方代持，由核心团队进行分配；当合作公司剩余资本小于100万元后甲方再出资300万元进入合作公司；当合作公司产品正式进入第一家汽车厂配套体系后，甲方再出资100万元到合作公司；两年内乙方可按10万元/股向甲方购买10%的股份；两年内如合作公司因技术原因未能进入整车厂，甲方可终止此合作项目并按实际出资分配公司残值。2017年2月4日，袁朝杰以150万元受让了刘勇持有的汇元公司30%股份、以50万元受让裴智持有的10%股份。当日，袁朝杰、刘勇及裴智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袁朝杰受让刘勇、裴智的前述股份，汇元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1000万元，增资部分由袁朝杰以货币出资，选举袁朝杰为公司执行董事。同日形成的《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载明：汇元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袁朝杰认缴出资700万元、持股70%，刘勇认缴出资300万元、持股30%，出资时间均为2020年12月30日。2017年2月7日，汇元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袁朝杰，股东变更为了袁朝杰、刘勇。2017年3月7日，袁朝杰、刘勇签订《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期注资规定》，主要内容为：刘勇应于2017年3月7日要实缴现金100万元到汇元公司基本账户上，袁朝杰应于2017年3月7日要转款400万元投资款到汇元公司基本账户上，袁朝杰应于2017年3月7日要转款100万元到刘勇的银行账上，刘勇收到款后于当日将此款转到汇元公司基本账户上作为《合作协议》技术投资款。刘勇于2017年3月1日、3月15日、3月16日向汇元公司转账1万元、99万元、100万元，袁朝杰于2017年3月16日、3月21日向汇元公司转账300万元、100万元。2018年11月26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刘勇对汇元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随后成立了汇元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清算组在清算中向袁朝杰、刘勇发函要求各自缴纳尚未支付的出资款。2019年6月3日，袁朝杰向清算组回复：汇元公司现有资产足以清偿公司所有债务，清算组要求我缴纳尚未到期的认缴出资400万元不当；股东刘勇也有100万元认缴出资尚未缴纳，清算组不应当仅要求我缴纳尚未到期的出资。2019年6月13日，刘勇回复清算组：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我方实际持股20%，另10%作为团队分配股代袁朝杰持有，我方已履行完毕200万元的出资义务，袁朝杰尚有400万元出资未缴纳，请求清算组依法追缴其400万元出资款。现汇元公司仍在强制清算中。一审审理中，原审原、被告均确认：2016年12月9日的《合作协议》就是为经营重庆汇士立元科技有限公司而签订，该协议中的“重庆南山汇士立元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是重庆汇士立元科技有限公司准备更名的公司，后实际更名为了汇元公司，各方并无另设立公司的意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认缴期限尚未届满时汇元公司是否有权要求袁朝杰、刘勇履行缴纳出资义务；二、袁朝杰、刘勇认缴的出资额如何认定；三、袁朝杰、刘勇应否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认缴期限尚未届满时汇元公司是否有权要求袁朝杰、刘勇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汇元公司现处于强制清算程序中，依据上述规定，袁朝杰、刘勇尚未到期的认缴出资应视为已到期，汇元公司有权要求股东缴纳以作为公司的清算财产。至于公司的现有资产是否大于债务并非判断股东出资期限是否届满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袁朝杰、刘勇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袁朝杰、刘勇认缴的出资额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因此，股东的认缴出资额应以公司章程为依据。汇元公司于2017年2月4日形成的章程是至今最新的章程，应以该章程中的出资规定认定袁朝杰、刘勇各自的出资额。2017年2月4日的章程明确规定“汇元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袁朝杰认缴出资700万元、持股70%，刘勇认缴出资300万元、持股30%”，故袁朝杰应出资700万元，刘勇应出资300万元。袁朝杰已出资400万元，还应出资300万元；刘勇已出资200万元，还应出资100万元。2016年12月9日袁朝杰、刘勇签订《合作协议》时袁朝杰并非汇元公司股东，故该《合作协议》不具有公司章程的性质，其仅是袁朝杰、刘勇间就袁朝杰如何入股，袁朝杰、刘勇各自出资额的来源等进行的内部约定，其对汇元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即使该《合作协议》具有公司章程性质，其签订时间也早于2017年2月4日的公司章程，也应以2017年2月4日的公司章程认定各自出资额。同理，袁朝杰、刘勇于2017年3月7日签订的《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期注资规定》也属袁朝杰、刘勇就各自出资额的来源进行的约定，亦不具有公司章程的性质，对汇元公司也不具有约束力。袁朝杰、刘勇各自按公司章程规定出资后，可根据《合作协议》向对方主张权利。三、关于袁朝杰、刘勇应否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刘勇系发起人，故刘勇应对袁朝杰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袁朝杰追偿。袁朝杰并非发起人，故汇元公司以此为由要求其对刘勇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袁朝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出资款300万元；二、刘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出资款100万元；三、刘勇对袁朝杰的前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8800元，减半收取计19400元，由袁朝杰负担14550元，刘勇负担4850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认定袁朝杰、刘勇认缴出资额的依据问题。1.汇元公司设立之后，全体股东于2017年2月4日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表决通过的事项主要包括有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名称、公司增资及股东持股比例变更等事项。嗣后，公司章程依据股东会的决议作出修改后对外进行了公示，因此，汇元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系由公司股东共同制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对外产生法律效力。2.刘勇与袁朝杰之间达成的《合作协议》签订于2016年12月9日，《合作协议》签订时间在前，公司章程制定时间在后，公司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的过程中并未约定要将《合作协议》纳入公司章程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汇元公司而言，《合作协议》系刘勇与袁朝杰之间的内部约定，汇元公司无权依据《合作协议》约定内容请求二人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3.汇元公司现行公司章程是该公司的自治规章，对公司股东均具有合同约束力，公司股东则必须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对公司负有义务，当然包括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的义务。因此，汇元公司有权依据公司章程请求股东袁朝杰和刘勇向其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汇元公司章程并结合股东实缴资本情况对刘勇和袁朝杰的欠缴资本金额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刘勇对袁朝杰的出资义务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前述法条所规定的是发起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相关主体有权请求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并根据连带责任内部求偿原理，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或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就本案而言，根据查明的事实，汇元公司创立时的发起人为股东刘勇与裴智，公司创立之时公司章程记载的公司认缴资本为500万元。汇元公司在经由发起人依法创立之后，在经营过程中，袁朝杰因受让公司股东股份而取得公司股权，属继受股东而非公司发起人。2017年2月4日，汇元公司股东袁朝杰与刘勇在股东会上达成增资合意后制定新的公司章程，将公司创立之时的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增资为1000万元。至引发本案纠纷之时，汇元公司实缴资本已达600万元，发起人和继受股东实缴资本已经覆盖了公司创立时的认缴资本，在此情形下，仍然要求发起人须对继受股东增资之后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的规定。综上，本院对一审法院作出的由刘勇对袁朝杰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勇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144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1449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驳回重庆南山汇元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减半收取19400元，由袁朝杰负担14550元，刘勇负担48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刘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鹏审 判 员  李 娅审 判 员  景 象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马金明书 记 员  彭仲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