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89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陈兆进，男，196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平，贵州存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茜，贵州存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陈玉仙，女，196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贵州道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忠，贵州道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兆进因与被上诉人陈玉仙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3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兆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驳回陈玉仙的诉讼请求；2.请二审法院判决确认陈玉仙已将其在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了陈兆进，陈玉仙不是该公司股东；3.请二审法院判决陈玉仙配合陈兆进办理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变更、公司章程修正工商登记手续；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玉仙负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通公司）委托李先顺与江苏大汉建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汉公司）就（龙广段）工程李先顺股份本金3568200元进行洽谈，并未直接明确该结算用于支付陈兆进尚欠陈玉仙股权转让价款2098000元，且实际金额与尚欠的2098000元差距过大，此认定事实错误。1、书写《证明书》经过。2015年，浙通公司与大汉公司签订（龙广段）工程合同，工程在2015年11月结束，大汉公司欠浙通公司工程款1500余万。2016年2月2日，在陈兆进与李先顺、陈玉仙还没有发生口角，双方相处和谐的情况下，李先顺、陈玉仙表示其子李华龙认大汉公司董事长为干爹，关系比较亲密，可以帮陈兆进向大汉公司要到部分工程款，陈兆进听到表示很高兴，且陈兆进应付陈玉仙的股份转让尾款将要到期，正好催讨的相应款项可以支付股份转让尾款，遂委托李先顺、陈玉仙向大汉公司要工程款3568200元。但李先顺说担心如果款项与他们无关，要不到账。因此，委托中间人潘君喜按照李先顺事先起草的内容书写证明书。在写证明书时，李先顺、陈玉仙表示为了得到大汉公司的信任要在款项上写上零头。在此之前，2015年12月15日，双方已经签订股份转让书，明确此后公司债权债务（包括其他公司和个人欠浙通公司的款项与浙通公司欠出的款项）与陈玉仙无关，因此，2016年2月2日以后浙通公司要到的账目与李先顺、陈玉仙无关。其中2098000元作为剩余应付股份转让款项，404000元作为要账的报酬及应酬费用，剩余的1066200元返还给陈兆进。2、如果该《证明书》直接明确该结算用于支付陈兆进尚欠陈玉仙的股份转让款2098000元，这就不是委托书，且大汉公司不可能愿意付款。之所以该《证明书》上注明的李先顺股本金3568200元与尚欠的2098000元差距过大，是因为其中的1066200元需要返还陈兆进，另外李先顺提出催讨工程款中会有应酬、报酬，多出的404000元作为要账的报酬及应酬费用，这也符合常理。二、一审判决认定：《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虽然有李先顺、陈玉仙在甲方处签字，但该协议书中所明确的转让方（甲方）为陈玉仙，李先顺、陈玉仙因系夫妻关系，李先顺在该转让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不能代表其是作为股东转让一方，仅能证明其同意陈玉仙处分其在浙通公司中享有30％股权的行为，《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陈兆进实际履行的2000000元股权转让款，亦未直接向李先顺支付。这些认定有误。李先顺在转让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不能代表其作为股权转让一方，仅能证明其同意陈玉仙处分其在浙通公司的股权，这完全是主观臆断。李先顺不是浙通公司的股东，但其在股权转让一方（陈玉仙方）签字，充分说明其能完全代表陈玉仙收取相应股权转让款及相应事宜的协商如《证明书》，且两夫妻签字混乱，经常相互代表对方签字。且陈玉仙也在转让协议上签了字，充分说明陈玉仙签署的协议是有效的。至于陈兆进实际履行的2000000元股权转让款虽未直接向李先顺支付，但也没直接向陈玉仙支付，而是应李先顺要求，汇入其子李华龙账户（因李先顺表示其在银行信用记录差，担心银行会冻结他的账户）。三、一审认定：陈兆进用大汉公司尚欠浙通公司的工程款支付其个人尚欠陈玉仙的股权转让款2098000元，将直接损害浙通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这一认定错误。浙通公司在陈玉仙将其股份全部转让给陈兆进后，公司只剩两个股东，即陈兆进、何某。浙通公司此时完全属于二人所有。陈兆进用浙通公司的应收款支付个人尚欠陈玉仙的股权转让款，另一股东何某是同意的，其出庭作证时证实此点，二人会另行结算。第二、一审法院忽略了《证明书》的内容即李先顺在（龙广段）是否有股份本金是否属实，李先顺在该项目中是否有股份本金是本案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本案案涉股份转让款是否付清的事实。如果李先顺确在该项目中有股份本金，即《证明书》的内容真实，所收取的部分工程款当然归李先顺所有；如其在该项目中没有股份本金，则充分说明了陈兆进的陈述属实，即用大汉公司尚欠浙通公司的工程款支付尚欠陈玉仙的股权转让款。（龙广段）项目的投入，主要包括设备（沥青搅拌设备）、砂石、沥青等材料及人工工资。一审陈兆进举出沥青搅拌设备的《订货合同书》，证明设备由浙通公司购买；朗明江出庭作证证实沥青、砂石等由其这方投入，与陈玉仙（李先顺）无关。再结合其他证人证言、书证，充分说明了该项目与陈玉仙、李先顺无关，二人在该项目没有任何股本金投入。案件自始至终，陈玉仙（李先顺）未举出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该项目上有股份本金投入，且3568200元金额巨大，如有投入，举证轻而易举。根据举证规则，陈玉仙要对此负举证责任（举证倒置）。其无法举出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由以上可知，《证明书》上所述李先顺在（龙广段）有股本金3568200元完全是虚假的，仅为方便李先顺去催款，然后用于支付陈兆进尚欠陈玉仙的股份转让款。第三、一审法院对陈兆进的相关重要证据置若周闻，不认可也不做任何解释。一、本案四份《证明书》，是由潘君喜亲笔书写，其证实了《证明书》上所述李先顺在项目上有3568200元股份本是虚假的，如此书写是因为李先顺儿子认大汉公司董事长作干爹，方便李先顺以自己的名义去大汉公司催讨工程款等等。潘君喜的证言是直接证据，有充分的证明力及可信度，应该予以采纳。而浙通公司的另一股东何某出庭证实了李先顺、陈玉仙在该项目上没有投入任何资金、设备，证实了《证明书》上写李先顺有股份本金是为了方便催款。作为浙通公司的股东及出纳，其对上述事实是充分了解的，其内容可信。证人出庭作证如作伪证，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上述二个证人的证明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吻合，应予以采信。二、《证明书》书写时间对于认定本案事实至关重要，一审人民法院忽略此事实。《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陈兆进至2016年2月6日前分期付清全部股份转让款4098000元，否则要支付200万元违约金。陈兆进在支付200万元股份转让款后，为在最后期限完成付款义务，经与陈玉仙、李先顺协商，才由潘君喜按照李先顺事先写好的内容代为书写了《证明书》。《证明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2日。这个时间节点也充分说明了陈兆进为履约所作的努力，即用大汉公司尚欠浙通公司的工程款支付尚欠陈玉仙的股份转让款，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证明书》上所写李先顺的股份本金3568200元，扣除陈兆进的1066200元后，余额比尚欠的股份转让款2098000元多出404000元，多出部分为李先顺追款的报酬及应酬费用。第四、关于陈兆进反诉部分的上诉意见。如前所述，既然陈玉仙己将其在浙通公司的30％股份全部转让给了陈兆进，其当然不是浙通公司的股东，只要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即生效，而不是以工商登记为准。因此陈兆进诉请确认陈玉仙不是浙通公司的股东的请求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严重损害了陈兆进的财产权益，导致其二次付款，且金额特别巨大。请二审人民法院明察秋毫，维护陈兆进的合法权益。陈玉仙辩称，陈兆进关于《证明书》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陈兆进关于股权转让款的陈述前后矛盾，在原审中称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现称系用大汉公司工程款冲抵，而工程款系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250万余元的款项确实从大汉公司收到了，但这是李先顺与另外四人在龙广项目中合伙承建工程应分的钱，不是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款；陈兆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陈玉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兆进支付陈玉仙股权转让款本金4098000元和利息，利息以4098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2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判令陈兆进支付陈玉仙违约金20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陈兆进承担。陈兆进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陈玉仙已将其在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陈兆进，陈玉仙不是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陈玉仙配合陈兆进办理浙通公司股东变更、公司章程修正工商登记手续；3.反诉费用由陈玉仙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玉仙、陈兆进、何某、李如撑系浙通公司的登记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30%、30%、30%、10%。该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在该公司经营期间，陈玉仙、陈兆进对公司经营产生纠纷。2015年12月15日，约定采取抓阄方式解决公司股权纠纷事宜，通过此方式受让股权，陈兆进作为受让方中标。同日，陈玉仙与陈兆进签订《协议》，双方达成《浙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陈玉仙、陈兆进分别于2015年12月16日、18日在该协议上签字纳印。《浙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1、甲方（陈玉仙）将其持有该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陈兆进）。……3、甲乙双方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3000000元，加上其他费用1098000元，共计4098000元。……6、甲方应对该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7、本协议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乙方及时变更工商注册登记并对原公司章程进行必要的修改。约定转让款支付为：1、本协议签订后1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1500000元；2、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支付1500000元；3、2016年2月6日前支付1098000元。同时约定甲方有配合乙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及为乙方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乙方有按照约定时间和金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时组织修改公司章程和办理注册登记，承担股权转让后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支付守约方违约金2000000元，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协议签订后，陈兆进本人或通过其妻子张彩红分别于2015年12月27日、2016年1月25日、2016年2月5日三次向陈玉仙之子李华龙的账户转款10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共计转账2000000元。本案第一次一审审理过程中，陈玉仙认可陈兆进支付到李华龙账户上的2000000元是陈兆进按照股权转让合同支付的第一笔转让款。对于尚欠的2098000元转让款，陈玉仙主张陈兆进未按期支付，陈兆进主张因江苏大汉建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汉公司）尚欠浙通公司（龙广段）工程款2500000元左右，已委托李先顺直接向大汉公司索要该款，用于折抵本案中陈兆进尚欠陈玉仙、李先顺的股份转让尾款209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陈兆进是否应向陈玉仙支付剩余未付股权转让款2098000元，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2、陈玉仙在浙通公司30%的股权是否应转让给陈兆进，并配合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陈玉仙诉请由陈兆进支付其剩余未付股权转让款2098000元，并根据《浙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金2000000元。关于该诉讼请求，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陈玉仙、陈兆进因经营浙通公司期间产生纠纷，经通过采取抓阄形式，明确由陈玉仙将其在浙通公司中享有的30%股权转让给陈兆进，并对浙通公司当前的债权债务、资产等进行了结算，确定股权转让作价3000000元，其他费用1098000元，合计4098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及公司章程规定，陈玉仙有权将自己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另一股东陈兆进。双方签订的手写《协议》及《浙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双方对于陈兆进已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无争议，仅争议尚欠的20980000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已经用大汉公司尚欠浙通公司工程款2500000元左右进行了折抵。根据审理中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结合该院对本案第一次审理即（2016）黔23民初157号中双方的陈述分析如下：首先，浙通公司登记股东为陈玉仙、陈兆进、何某、李如撑，李先顺并未作为登记股东。陈兆进主张已用大汉公司尚欠浙通公司工程款2500000元左右折抵了其个人尚欠陈玉仙的股权转让款2098000元，该工程款2500000元左右也即根据《证明书》中记载，系浙通公司委托李先顺与大汉公司就（龙广段）工程李先顺股份本金3568200元进行洽谈，并未直接明确该结算系用于支付陈玉仙尚欠陈玉仙股权转让价款2098000元，且扣除质保金后，实际金额与尚欠的2098000元差距过大。其次，《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虽然有李先顺、陈玉仙在甲方处签字，但该协议书中所明确的转让方（甲方）为陈玉仙，李先顺、陈玉仙因系夫妻关系，李先顺在该转让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不能代表其是作为股权转让一方，仅能证明其同意陈玉仙处分其在浙通公司中享有的30%股权的行为，《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陈兆进实际履行的2000000元股权转让款，亦未直接向李先顺支付。最后，根据浙通公司与大汉公司签订的《沥青砼路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约定，该合同是浙通公司作为工程承包方，承接（龙广段）沥青砼路面工程工程，大汉公司尚欠的工程款，应为浙通公司资产。陈兆进主张已经用该款支付其个人尚欠陈玉仙的股权转让款2098000元，将直接损害浙通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综合以上分析，该院认为陈兆进所提已用大汉公司尚欠浙通公司工程款2500000元左右折抵了其个人尚欠陈玉仙的股权转让款209800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陈玉仙主张由陈兆进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2098000元的诉讼请求成立，该院予以支持。关于陈兆进是否应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浙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签订后10日内陈兆进向陈玉仙支付1500000元，协议签订后30日内支付1500000元，2016年2月6日前支付1098000元。因陈兆进于2015年12月18日在该协议上签字，故前两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最迟为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17日。陈兆进变更股权登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时间为《浙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根据双方对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约定，陈玉仙配合陈兆进办理股权变更的义务系在陈兆进将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之后，因陈兆进并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尚欠股权转让款2098000元未支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双方约定违约方支付守约方2000000元，因该约定违约金较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之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按照应付款项每日万分之六点六的标准计算违约金。前两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最迟为2015年12月28日支付1500000元，2016年1月17日支付1500000元。陈兆进于2015年12月27日支付了1000000元，第一次约定的款项尚欠500000元未支付，故将第二次2016年1月25日支付的500000元作为对第一次股权转让款的补充，陈兆进2016年2月5日支付的500000元，作为双方约定第二次支付的款项。综上，违约金的计算应为：1、从2015年12月29日起，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六点六计算至2016年1月25日（第二次支付500000元当天），计算为500000元×28天×6.6／10000＝9240元；2、从2016年1月18日起，以150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六点六计算至2016年2月5日（第三次支付500000元当天），计算为1500000元×19天×6.6／10000＝18810元。3、从2016年2月6日起，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六点六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2016年2月6日当天的违约金计算为1000000元×1天×6.6／10000＝660元；4、从2016年2月7日起，以2098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六点六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1、2项违约金及2016年2月6日当天的违约金合计为28710元（9240元＋18810元＋660元＝28710元），剩余违约金以20988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六点六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但总违约金以陈玉仙诉请的2000000元违约金为限。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陈兆进反诉主张确定陈玉仙已将其在浙通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陈兆进，陈玉仙不是浙通公司的股东，并配合其办理浙通公司股东变更、公司章程修正工商登记手续。关于该反诉主张，根据《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陈兆进前两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最迟为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17日。陈兆进变更股权登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时间为《浙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根据双方对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约定，陈玉仙配合陈兆进办理股权变更的义务系在陈兆进将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之后，因陈兆进并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尚欠股权转让款2098000元未支付，陈玉仙有权拒绝配合其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其次，陈兆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变更登记过程中，陈玉仙不予配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陈兆进所提反诉请求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陈兆进可在实际履行支付剩余未付股权转让款后，另行向陈玉仙主张权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陈兆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玉仙股权转让款2098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为：1、截止2016年2月6日违约金计算金额为28710元；2、从2016年2月7日起以2098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六点六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3、违约金以2000000元为限）。二、驳回陈玉仙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陈兆进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4486元，由陈兆进负担27896.8元，由陈玉仙负担26589.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400元，由陈兆进负担。二审期间，陈兆进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5年2月25日陈兆进转账给李先顺（陈玉仙配偶）52万元凭证》，拟证明陈玉仙在一审时提交的第三部分第二组证据即李先顺安排其侄女陈卫姣向杨双举账户转账37万元及向何某转账18400元等均系偿还陈兆进2015年2月25日的52万元借款，进一步证明李先顺、陈玉仙在东峰林龙广项目没有投入，没有股本金。第二组证据：《徐荷仙谈话笔录》，拟证明陈玉仙在一审中提交的陈玉仙与徐荷仙的通话记录系陈玉仙诱导徐荷仙作出的陈述，徐荷仙对该录音内容不予认可，陈玉仙制造虚假证据向法院提供，有虚假诉讼嫌疑。《潘君喜谈话笔录》，拟证明：1.陈兆进曾于2016年2月1日向陈玉仙要求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但陈玉仙怠于办理，陈玉仙系违约方；2.用龙广项目工程款抵股权转让尾款的事情，是由李先顺夫妇二人先提出，委托李先顺收款的证明书由潘君喜执笔，陈玉仙已足额收到股权转让款，但其隐瞒该事实，向法院作了虚假陈述；3.证明书中所载李先顺股本金并非李先顺在龙广项目的真实出资，证明书实质为委托书，李先顺代陈兆进收取工程款。《何某谈话笔录》，拟证明陈兆进曾向陈玉仙要求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但陈玉仙未予配合，陈玉仙系违约方。《周义明谈话笔录》，拟证明陈兆进曾于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后，就向陈玉仙要求过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但陈玉仙未予配合，陈玉仙系违约方。第三组证据：《李如撑情况说明》，拟证明李如撑于2015年4月8日将所持浙通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陈兆进，双方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陈兆进已足额付清股权转让款并取得转让股权对应的所有股权权益。使用龙广项目工程款冲抵陈兆进欠付陈玉仙股权转让款一事，不存在侵犯李如撑利益的情况。陈玉仙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有异议。转账回单载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如果陈兆进认为款项系李先顺偿还借款，可以另案主张；该组证据证明了李先顺与陈兆进合伙承建项目的真实性。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代理人所作的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徐荷仙的笔录实质上是认可了陈玉仙在一审提交录音的真实性，陈兆进主张的项目转让款系虚假陈述，李先顺也没有因大汉公司的项目找过徐荷仙；潘君喜与陈兆进有利害关系，无法客观公正反映案件事实；何某的陈述与原来的笔录不能相互印证；证人证言均无法直接证明陈兆进的主张。本院认为，前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是否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在说理部分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予以说明。经本院审理查明：在本案原一审程序中，针对陈玉仙的诉请，陈兆进曾辩称，余下的股权转让款应是209.8万元，不是陈玉仙诉请的409.8万元，且双方互付债务，应相互抵消后再行支付。2015年12月27日，陈兆进向李华龙转账100万元；2016年1月29日，陈兆进向李华龙转账50万元；2016年2月5日，张彩红向李华龙转账50万元。李华龙系陈玉仙之子，张彩红系陈兆进之妻。前述转款共计200万元，在一审庭审中，陈玉仙认可系股权转让款。在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大汉公司有没有向陈玉仙或者李先顺的账户付过款，陈玉仙陈述250多万是收到的，但是怎么转到李先顺的账户我不清楚，付款时间大概是在2016年。法庭询问陈兆进是否收到大汉公司剩余的106万元尚欠工程款，陈兆进认可已收到。在一审庭审中,证人何某陈述，陈兆进用公司债权抵偿其欠付股权转让款，她是知道的，当时不同意，但是陈兆进说钱不好要，她就同意了。现浙通公司股东只有何某和陈兆进，只是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案原一审中，针对陈兆进提交的四份《证明书》证据，陈玉仙不予质证，在本次一审中，陈玉仙也将该四份《证明书》作为证据提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完毕？2、陈玉仙主张的违约金是否予以支持？3、陈兆进关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请求是否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陈玉仙、陈兆进于2015年12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双方当事人应按照诚信原则全面履行义务。对于该次股权转让，陈玉仙的主要义务在于配合办理股权转让登记，陈兆进的主要义务在于按约定准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于股权转让款，陈兆进认为已支付完毕，陈玉仙认为尚欠209.8万元。陈兆进之所以主张已支付完毕，系因其认为已通过浙通公司对大汉公司享有的工程债权抵消，对于抵消的款项250万余元，陈玉仙对收到该笔款项并无异议，只是认为该笔款项系李先顺因合伙工程项目应分得的工程款，不能抵消股权转让款。因陈玉仙认可收到该笔款项，只是对款项性质有异议，故陈玉仙对该笔款项系合伙款项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其举证责任，本院在二审调查中也对其进行了释明。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认为，陈兆进的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完毕，具体理由如下：一是陈玉仙在一审中所举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在浙通公司具有出资，而不能证明其丈夫李先顺在龙广项目另有出资。陈玉仙一审所举的李先顺安排其侄女陈卫姣向杨双举账户转账37万元及向何某转账18400元等证据，陈兆进二审举示了2015年2月25日陈兆进转账给李先顺52万元凭证的证据，该证据足以反驳李先顺在龙广项目另有出资；二是龙广项目从合同签订的主体看，是浙通公司与大汉公司所签，相应工程项目收益也应由浙通公司所有，而不是应由李先顺所有，陈玉仙在股权转让前虽享有浙通公司股权，但在转让后，其应从公司所获取的分红也因股权转让而不再享有；三是本案所涉有关《证明书》中，有一份《证明书》中虽载明李先顺在龙广项目有股份本金3568200元，但陈兆进陈述这是为方便李先顺帮忙追讨工程款之需要而写，且即使按照最有利陈玉仙的角度来看，陈玉仙自己也认为应分得的工程款只有250万余元，而不是350万余元，中间差额106万余元也确系陈兆进收取了，可见该内容并非真实的项目合伙分红证据，尤其是在原一审中，该证据对陈玉仙明显有利，但陈玉仙一方却拒绝质证，在第二次一审中，陈玉仙一方又将其作为证据提交，因此，该证明书载明的内容存疑；四是用浙通公司的债权来抵消陈兆进的债务，已获得了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同意，且有相关的证人证言佐证；五是从诉讼诚信上讲，双方均有不诚信行为，陈玉仙在明知对方至少已付款200万元的情况下还诉请支付400余万元股权转让款，陈兆进在原一审抗辩双方互付债务，应在抵消后支付尾款，现又主张已用工程款抵消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在双方均不诚信的情况下，应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判断双方的主张。在陈玉仙认可收到款项的情况下，其对款项性质表示异议，其对不是支付股权转让款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李先顺的项目合伙收益，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因此，陈玉仙主张的剩余股权转让款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对于陈玉仙主张的违约金，陈兆进在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上确有违约行为，但陈玉仙在合同约定的“本协议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及时变更工商注册登记并对原公司章程进行必要的修改，陈玉仙要配合办理”义务履行上也存在违约，即双方都存在违约行为，而合同约定的承担违约金的前提是“违约方支付守约方”，故本案因双方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约，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支付违约金的条件，陈玉仙关于违约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因陈兆进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根据合同约定，陈玉仙要积极配合陈兆进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公司章程修正及工商登记手续，陈玉仙也不再具有浙通公司股东资格，陈兆进相应的反诉请求具有合同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陈兆进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3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玉仙的诉讼请求；三、确认陈玉仙已将其在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陈兆进，陈玉仙不是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四、由陈玉仙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配合陈兆进办理贵州浙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变更、公司章程修正工商登记手续。本案一审本诉、反诉案件受理费共计69886元，由陈玉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9886元，由陈玉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淑婷审判员  谭董新审判员  罗 二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