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0民初11900号 原告：弋阳县天娥塑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圭峰上张村委会刘家村。 法定代表人：曹大红，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园林,浙江冠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康琳塑胶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欢乐城喜悦庭4幢2206室。 法定代表人：高琳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洁,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勤,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弋阳县天娥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娥公司）为与被告杭州康琳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8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原告立案时申请本院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当庭未准许鉴定，原告天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园林、被告康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洁、李冬勤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庭外和解期限为一个月，本院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天娥公司因生产需要一直向被告康琳公司采购化工原料，采购模式为通过微信协商确定采购产品数量、价格，再由被告出具合同并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由于采购数量较大，且化工原料遇雨水天气不易保存不易装卸，交易中双方形成了灵活送、发货习惯。2020年3月26日和2020年3月27日，原告分别向被告订购了10个柜的化工产品（合同中49.5吨及50吨的数量均为2个柜），被告按要求陆续交付了其中5个柜的货物，原告收到货物后按约付清了相应货款。2020年4月9日、4月13日，原、被告就剩余5个柜的送货时间、地点进行了协商确定，但是被告至今未发货。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以需变更付款方式为由拒绝发货，其行为明显违约，因化工原料价格变化，造成原告工厂生产延误和经济损失。请求判令：一、被告继续履行原、被告于2020年3月26日和2020年3月27日签订的《化工产品购销合同》，向原告交付剩余货物（详见附件表格）；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00元；三、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7000元；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天娥公司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以及庭后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化工产品购销合同》二份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未按约履行交付部分货物的义务； 2、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用以证明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出律师代理费27000元的事实； 3、企业查询信息一份，用以证明卢挺系被告员工的事实； 4、补充材料××组××份（包括销售合同、银行付款电子回单、增值税发票等共12页），用以证明由于被告未向原告交付剩余货物，导致原告分别于2020年7月3日、2020年7月15日、2020年9月17日向第三方购置与案涉货物相同的原材料，即原告分别以7150元／吨的价格购置了24.75吨218ＷＪ，以7700元／吨的价格购置了25.5吨218ＷＪ，以9200元／吨的价格购置了24.75吨2047Ａ，共计支付货款601012.5元，增加了136162.5元货款，系被告违约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事实。 被告康琳公司答辩称：一、原告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依据，形式上《化工产品购销合同》尚未成立生效，尚未发生约束力；应当视为书面合同尚未完成签订。二、实质上双方交易方式符合《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实践合同成立之规定，……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也就是说原告付款后，被告有发货的义务，被告发货后，原告有付款的义务，原告没有付款或者被告没有发货时，该实践性合同并未成立，任何一方无权要求另一方先履行合同义务，自然不存在继续履行或者违约认定。三、原告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信任基础的缺失，具体表现有拖欠货款、拉黑被告意图逃避欠款，用定金扣除货款结算改变交易基础，拒绝先款后货、拒绝一次性送货等等。原告为了逃避之前的一柜欠款，4月9日主张抵扣两不相欠，将被告拉黑。被告催讨后4月13日无奈同意降价、抵扣定金的方式对欠款进行了结算，此举改变了定金交易前提，破坏了交易诚信。四、原告在本案中没有经济损失，只有被告存在经济损失，被告明确要求先款后货是在4月17日，矛盾出现时货物价格下跌，原告向他人购买货物可以用更低价格。也因为货物降价，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在收到货物后会继续要求降价甚至拖欠，因此被告无奈提出先款后货。五、原告为其不合理主张支出的诉讼成本，且律师费用远远高于浙江省律师收费标准，理应由其自行承担。六、原告在诉状中称交易过程中形成了灵活的送发货习惯，只是为了保证货物安全应当规避恶劣天气，但是并不等于原告要怎么送就怎么送，既然合意了所需货物，被告也有权依据“一票制送货”合意一次性送货。关于送货方式，也属于约定不明情形，且未能达成补充合意。综上，被告认为，双方间已经发生的买卖事实合同成立，并已经据实履行，尚未发生的买卖事实合同尚未成立，且原告在交易过程中出现种种不诚信行为，导致被告要求先款后货的要求并无不当，如原告不同意先款后货的交易方式，后续实践合同依法即未成立，原告无权要求继续履行。 被告康琳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微信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1）、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内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内容缺乏完整性，被告提交双方微信聊天补充了原告缺失的微信聊天记录；（2）、原告于4月9日将卢挺微信拉黑；（3）、原告的种种表现，证明原告在交易过程中有不诚信的行为，随意降价拉黑的行为，以定金抵货款，是严重缺乏诚信，因当时货物行情价格是下降的，为防止原告再次出现这种拖欠或者随意压价，这种情形被告有权要求先付款后发货，一次性安排发货的事实。 被告康琳公司对原告天娥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1）、聊天记录中的《化工产品购销合同》并未按照条款要求的方式签订，条款载明合同生效的条件是“双方盖章或签名，并在2020年3月26日/27日前传真至甲方之日起生效”，实际签订过程应当是原告签字/盖章后发送给被告，被告签字/盖章后传真至原告处，合同才依约成立。但是，原告未在合同中盖章/签字，也未通过条款要求采用传真形式，根据条款载明的要求合同尚未成立生效；（2）、4月3日聊天记录显示原告要求“其他的6个柜子，暂时放在你那里，涨价帮我卖掉”，原告在未付款时提出这种要求意味着被告要在不确定交易与否的情况下垫付货物成本，或者承担货物涨跌的风险，这种要求不符合交易习惯，也是不符合常理的，被告未作回应，体现了原告在交易时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诚信交易的态度。同时证明不发货并不会对原告造成所谓的损失。（3）、3月27日聊天记录显示交易前，被告提出要求再支付5万定金，原告予以支付确认，证明双方均认可5万元定金作为交易的前提和基础。4月13日记录证明定金抵扣结算欠款，该定金交易基础发生变化的事实，原告有权根据变化的交易基础调整交易习惯。 原告天娥公司对被告康琳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6页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被告过度解释信息原文，已完全扭曲了其真实意思，根本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4月16日记录只是一个客观陈述，原告并未作出过拒收货物或者要求被告不要发货的意思表示，当日的聊天记录反而能够证明在市场价格略有下跌的情况下，原告仍坚持诚信原则，提醒被告继续交付剩余的5个柜子货物。2、被告在举证意见所作陈述，混淆事实，肆意解释，不仅有违客观真实的陈述原则，而且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首先，原、被告在协商确定本案买卖合意时，并未设定任何的附加条件，也就不存在被告所谓的发货前提；其次，合同成立后，原、被告均按合同内容履行了主要的义务，被告交付了五个柜的货物，原告按要求及时结清了该部分货款，原告不存在欠款不付、逃避货款、随意压价等不良行为；再次，合同的终止或者解除不可能由单方言论决定，被告紧扣原告于4月9日发表的文字做文章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一方面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并未作出终止或解除的意思表示，被告亦然；另一方面被告于4月9日开始着手准备向原告交付一个柜1820t的事宜，原告于4月11日收到了该货物并按被告要求支付了对应货款，说明不论中间洽谈的过程如何，最终原、被告仍然继续履行着合同的义务，涉案两份合同继续有约束力。最后，被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的一笔对公的货款（即一个柜24.75吨2047A），系案外人金华市盛丰包装厂订购的，与原告无关，亦与本案无关。因该笔买卖系原告中间介绍而成，被告为图方便屡次向原告催款，原告出于友善帮助被告与案外人解决货款事宜，而且事实上案外人也已向被告付清了该笔货款。因此，被告将该笔货款与本案合同货款相混淆，进而想要证明原告存在诸多不良行为，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无法成立。此外特别说明：被告举证中4月13日下午15：32被告发出的“5550×25-76000”系被告要求原告支付的其于2020年4月11日交付的一个柜1820T的货款，其中76000元系原告支付的50000元定金以及前期结余的26000元，被告将其用于抵扣部分货款，原告按其要求及时进行了支付。但该抵扣行为不具有任何终止或解除合同的效力，被告应当遵循事实和法律，不应进行过度解释及强行联系。 根据以上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天娥公司提交的证据1-3，聊天记录部分，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1进行综合审查，双方相关聊天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认为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且能证明案件事实，本院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原告天娥公司提交的证据4，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与案件缺乏关联，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天娥公司与康琳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由天娥公司向康琳公司购买进口化工原料，天娥公司用于生产制作塑料包装袋产品进行销售、或者将化工原料直接进行销售。天娥公司曹大林、康琳公司卢挺作为各自一方的业务代表，通过微信即时聊天工具等方式进行沟通联络。 2020年3月26日，原告天娥公司（乙方）向被告康琳公司（甲方）购买进口化工产品，被告康琳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将标注合同签订日分别为2020年3月26日、2020年3月27日的二份《化工产品购销合同》加盖康琳公司合同专用章后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天娥公司，该二份合同第十一条均载明：本合同经双方盖章或签名，并且乙方在2020年3月26日（或2020年3月27日）前传真至甲方之日起生效；原告天娥公司于当日以微信聊天方式对该二份合同进行了确认，并支付了先前聊天中约定的定金50000元，被告康琳公司随后确认了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二份合同的内容格式基本类似，合同主要条款分别约定货物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数量、单价、金额；合同第三条货物交付：甲方一票制送到，并约定提在乙方未付清款项前，产品所有权归甲方所有；合同第六条货款结算：乙方货到付清；合同中另外对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该二份合同中，对于货物交付地点、交付日期和交付期限未作约定。上述二份购销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康琳公司已按原告天娥公司指定的发货时间、地点，履行了部分货物的交付义务，具体为：2020年3月31日，原告天娥公司收到被告康琳公司2047A货物49.5吨；2020年4月3日，原告天娥公司收到被告康琳公司218WJ货物49.5吨以及1820T货物25吨；原告天娥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其中25吨1820T的货款中，天娥公司要求以双方先前微信聊天确定的50000元定金抵扣货款。另查明，关于本案中未交付的货物如下：1820T货物25吨、218WJ货物49.5吨、2047A货物49.5吨。 在双方交易过程中，被告康琳公司根据原告天娥公司存在决定以定金抵货款、要求降低运费、1820T货物付款迟延等情况，变更合同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而原告天娥公司坚持货到付款，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形成纠纷。 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本案中，天娥公司与康琳公司签订的二份《化工产品购销合同》中，购销双方合同主要条款分别约定货物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数量、单价、金额；而对货物交付地点、交付日期或交付期限均未作书面约定。本案合同已履行部分，双方对于未定事项经过协商一致，康琳公司与天娥公司所订立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二份《化工产品购销合同》中同样型号的货物价格（含运费）不尽相同、结合双方的聊天内容分析判断，案涉进口化工产品价格存在行情变化，被告康琳公司基于原告天娥公司以定金抵货款、要求降低运费、1820T货物付款略有迟延及曾将对方微信拉黑；且双方微信聊天内容对交货地点、交货期限未协商一致，而交货时间、交货地点的不同确实对货物价格产生实际影响，在此情况下，被告康琳公司因此提出变更合同并不构成违约，而原告天娥公司仅坚持要求货到付款，对其他合同事项双方未协商一致，形成了纠纷。另双方在《化工产品购销合同》第三条特别约定，在未付清款项前，产品所有权归康琳公司所有。被告康琳公司以其行为表示并告知对方解除尚未履行的合同，原告天娥公司在微信中已经知悉。现原告天娥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由被告康琳公司承担赔偿损失、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弋阳县天娥塑业有限公司对被告杭州康琳塑胶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840元，减半收取1420元，由原告弋阳县天娥塑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840元。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书面通知预交。 审判员  范国育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汤靓靓 1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