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京02行终22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徐茵，女，197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委托代理人王东林，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蔡方圆，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交通支队卢沟桥大队，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137号。负责人徐延，大队长。委托代理人王泓，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交通支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交通支队工作人员。上诉人徐茵因诉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交通支队卢沟桥大队（以下简称卢沟桥大队）扣押财物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20）京0106行初50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2020年4月22日，卢沟桥大队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第1106043100225100号）（以下简称被诉强制措施凭证），主要内容为：当事人：无；车牌号码：×××；号牌种类：小型汽车。当事人于2020年4月22日15时57分在卢沟桥乡其他道路起点至终点段实施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实施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决定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当事人须持本凭证在24小时后的15日内到卢沟桥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徐茵一审诉称：其所有×××号牌小客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于2014年1月购买，手续齐全，并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登记上牌。2020年3月22日，涉案车辆因事故底盘受损，报122和保险后，保险公司将该车拖至卢沟桥附近的中车汽车修理厂。因疫情影响，涉案车辆维修进展缓慢，修理厂遂将该车停放在该厂停车场。2020年4月22日，修理厂通知徐茵，卢沟桥大队在涉案车辆未修理完毕、未出具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涉案车辆开走。徐茵立即前往卢沟桥大队，承办民警给徐茵开具了被诉强制措施凭证，认定徐茵实施未随车携带驾驶证及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徐茵认为，涉案车辆自2020年3月22日因事故被拖至中车汽车修理厂后，一直停放在该修理厂的停车场内。该车一直未在徐茵的控制范围内。2020年4月22日，徐茵并未驾驶涉案车辆，卢沟桥大队认定徐茵实施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与事实不符。同时，徐茵购买涉案车辆所有手续齐备，并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进行登记，领取了×××号牌，使用期间未发生丢失、损失和被盗的情况，也没有在其他车辆上使用，徐茵不可能去伪造号牌。2020年4月22日，卢沟桥大队将涉案车辆开走时，并没有当场进行鉴定、核实，亦没有当场出具罚单。因涉案车辆系从修理厂开走，故即使涉案车辆号牌存在伪造情况，也与徐茵无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诉强制措施凭证，本案诉讼费由卢沟桥大队承担。卢沟桥大队一审辩称：2020年4月22日15时57分许，卢沟桥大队将涉案车辆拖移并开具了无当事人的被诉强制措施凭证。在对涉案车辆号牌进行鉴定后，确定涉案车辆后号牌为假。案发后，徐茵及其丈夫多次来卢沟桥大队问询，均称不知涉案车辆后号牌为假这一情况。考虑到假号牌车号与涉案车辆号牌一致，为不影响当事人正常使用涉案车辆，避免因涉案车辆长期滞留停车场带来的损失。卢沟桥大队于2020年9月8日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交通支队（以下简称丰台交通支队）提起强制措施撤销，丰台交通支队于2020年9月15日将强制措施撤销。强制措施撤销后，卢沟桥大队电话通知当事人将该车辆取走，但当事人并未取走。卢沟桥大队后续将继续对涉案车辆假号牌来源相关线索进行追查，此案并未最终调查终结。综上，卢沟桥大队作出被诉强制措施凭证并无不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徐茵诉讼请求。2020年12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京0106行初502号行政判决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具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卢沟桥大队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定职权。《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上述规定，严禁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本案中，卢沟桥大队查获停放于路边的涉案车辆，经鉴定该车后号牌系伪造，认定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伪造机动车后号牌的违法行为，作出被诉强制措施凭证并扣留涉案车辆并无不当。同时，卢沟桥大队在对涉案车辆采取扣留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履行了告知、送达等行政程序，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徐茵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茵的诉讼请求。徐茵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卢沟桥大队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在一审诉讼期间，卢沟桥大队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如下证据：1.被诉强制措施凭证；2.受案登记表；3.对徐茵的询问笔录及其人员基本信息；4.对马某旭的询问笔录及其人员基本信息；5.对马某波的询问笔录及其人员基本信息；6.对翟某的询问笔录及其人员基本信息、身份证复印件；7.对韩某成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8.机动车牌证、驾驶证鉴定证明；9.涉案车辆查询信息；10.涉案车辆注册登记信息；11.涉案车辆照片；12.涉案车辆机动车行驶证；13.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14.徐茵身份证复印件；15.情况说明；16.工作记录；17.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法制处涉牌案件行政处罚审批表（京法审字〔2020〕第8号）；18.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19.视频光盘。在一审诉讼期间，徐茵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被诉强制措施凭证作为证据，证明卢沟桥大队对其出具的被诉强制措施凭证认定事实错误，依据被诉强制措施凭证内容可知徐茵及徐茵丈夫当时均不在涉案车辆上，涉案车辆系在中车汽车修理厂被扣留。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卢沟桥大队的全部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成立，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查明如下事实：车牌号为×××的涉案车辆所有人为徐茵。2020年3月22日19时40分，马某旭驾驶涉案车辆在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办事处龙湖艳澜山小区南门南侧由南向北行驶时，小轿车底部与路面坑洼接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接触部位损坏。涉案车辆随即送修。2020年4月22日15时57分，停放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中车汽车修理厂门口道路的涉案车辆，因伪造机动车号牌被卢沟桥大队查获。卢沟桥大队遂作出被诉强制措施凭证，内容如前所述，并扣留涉案车辆。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机动车牌证、驾驶证鉴定证明》，认定卢沟桥大队送来的×××机动车号牌（面）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后牌为假。同日，涉案车辆所有人徐茵在得知该车被扣留后，至卢沟桥大队了解扣留涉案车辆的相关情况。卢沟桥大队在口头告知徐茵涉案车辆存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并已对涉案车辆采取扣留的行政强制措施后，告知徐茵按期接受处理。之后，卢沟桥大队将被诉强制措施凭证送达徐茵，徐茵在当事人处签字确认。2020年5月13日，卢沟桥大队对徐茵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徐茵陈述，其系涉案车辆的所有人，2020年4月22日，其接到翟某的电话，知晓了涉案车辆被卢沟桥大队拖走，其遂至卢沟桥大队了解情况，卢沟桥大队民警要求其出示车辆手续调查号牌伪造情况，但其当时并未携带，此次接受调查能够出示涉案合法有效手续。涉案车辆系2014年由其合伙人购买，从买车到上牌其都未参与，自2018年起多数时候是其自行驾驶，其丈夫马某旭及她的朋友也会偶尔驾驶。涉案车辆系因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而被拖至修理厂进行修理的，其并不知晓涉案车辆号牌系伪造。同日，卢沟桥大队对马某旭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马某旭陈述，涉案车辆所有人系其妻子徐茵，2020年4月22日，翟某通知其涉案车辆被警察拖走，其遂与徐茵至卢沟桥大队了解情况，当日被民警告知涉案车辆后牌系伪造。其与徐茵均不知道涉案车辆后牌系伪造的情况，涉案车辆发生单方事故时前后号牌齐全，其不清楚谁更换了后号牌，涉案车辆也未补办过机动车号牌及行驶证，涉案车辆系因单方交通事故被拖至中车汽车修理厂修理的，在修理期间其未参与维修及定损。同日，卢沟桥大队调取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顺义交通支队民警处理涉案车辆2020年3月22日发生单方交通事故时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执法记录仪录像，无法确定当时涉案车辆号牌情况。2020年5月24日，卢沟桥大队对中车汽车修理厂工作人员马某波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马某波陈述，涉案车辆系2020年4月18日由翟某拖至中车汽车修理厂由其进行维修的，涉案车辆被拖来时前后号牌齐全，在修理厂维修期间未有人动过涉案车辆号牌，其不知道涉案车辆号牌系伪造。2020年5月25日，卢沟桥大队对翟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翟某陈述，涉案车辆于2020年3月22日因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由马某旭联络其进行定损维修，当日晚10时由事故发生地拖至其所居住的丽泽景园，次日其查看涉案车辆情况，发现涉案车辆后号牌缺失“京”字扣帽，自其接收涉案车辆后，其从未拆卸过车辆号牌，因疫情原因其无法将涉案车辆拖至自己修理厂维修，遂送至英杰宝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定损维修，2020年4月18日又送至中车汽车修理厂进行维修，其不知晓涉案车辆号牌系伪造，涉案车辆维修期间其修理厂未有人动过涉案车辆号牌，期间其曾告知马某旭涉案车辆后号牌缺失“京”字扣，但马某旭表示不知情。2020年6月17日，卢沟桥大队对韩某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韩某成陈述，涉案车辆系2020年3月份送至英杰宝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定损维修的，期间都由翟某借用其场地进行维修，涉案车辆在其修理厂停放二十余天，其未拆卸过涉案车辆号牌，亦未发现涉案车辆号牌存在异常。2020年9月8日，经会商研究，卢沟桥大队拟撤销1106043100225100号案件中的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2020年9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交通支队审批同意撤销。但撤销被诉强制措施凭证的情况，未对外公示或送达当事人。现徐茵认为被诉强制措施凭证违法，遂直接提起诉讼。另查明，卢沟桥大队曾电话联系告知徐茵携带补办的合法号牌至卢沟桥大队办理返还车辆手续，但徐茵至今未至卢沟桥大队办理，涉案车辆亦未返还。一审庭审中，卢沟桥大队主张被诉强制措施凭证开具当事人“无”，系在无法查清违法行为人的前提下，基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采取的方式。因涉案车辆停放于路边，在被查获时中车汽车修理厂的工作人员表示其不清楚涉案车辆情况，仅负责清洗车辆，故无法确定实施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系何人，且经通知车辆所有人徐茵至卢沟桥大队后亦表示对涉案车辆后号牌系伪造的情况并不知情，如若草率将中车汽车修理厂工作人员或徐茵列为违法行为人，则可能影响其后续机动车驾驶证审验，影响其合法权益。此外，卢沟桥大队在一审庭审中亦表示，本案对涉案车辆采取扣留的强制措施，仅基于存在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被诉强制措施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实施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系因在首都交警综合执法系统APP中将当事人填写为“无”后，系统自动生成未携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并且自动生成后无法删除，如果删除则无法正常出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本案违法行为并不涉及实施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具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卢沟桥大队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定职权。《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卢沟桥大队于2020年4月22日查获停放于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中车汽车修理厂门口道路，涉嫌伪造机动车号牌的涉案车辆，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鉴定，该车后号牌系伪造，卢沟桥大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被诉强制措施凭证并扣留涉案车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茵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徐茵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徐茵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明研审 判 员 金 丽审 判 员 陈 丹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陶 军书 记 员 董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