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民再37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冯广潮，男，196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程淑英，女，196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娟娟，湖南迈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靓，湖南迈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戴和森，男，196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柏松，湖南俊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县长湖乡长湖村大元村民组。法定代表人：杜汉佳，该公司副总经理。诉讼代表人：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龚畅华，湖南忠民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雪，湖南忠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冯广潮、程淑英与被申请人戴和森、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森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2017）湘0621民初86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冯广潮、程淑英不服申诉，岳阳县人民法院依职权于2018年4月18日作出（2018）湘0621民监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再审后，该院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2018）湘0621民再3号民事判决，戴和森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湘06民再124号民事判决。冯广潮、程淑英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2020）湘民申22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冯广潮、程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娟娟、邱靓，被申请人戴和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柏松、被申请人百森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广潮、程淑英申请再审称：一、百森公司是案涉款项的借款人及实际使用人，被申请人戴和森对此是明知且认可的，原判决对本案借贷关系的主体、借贷发生的原因、交付方式等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关于本案的借款余额、利息承担等，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借款余额没有800万元，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百森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应当以清算最终结果为依据确定借款余额。2019年8月12日，湖南中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新的补充说明，查明戴和森在百森公司往来余额共计10506836.13元，其中5006836.13元为蜡水应付账款（戴和森为百森公司原材料供应商，与百森公司之间有货款往来），上述蜡水货款戴和森已经向百森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原审将百森公司破产时财务报表显示欠戴和森的1050万元全部作为借款数额予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另本案借款本系百森公司与戴和森之间借款，百森公司已经偿还的380万元应当扣减，原判决认为不能冲抵也是错误的。三、原判决认定李朝江与百森公司之间的借款转移给戴和森，为本案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岳阳县人民法院（2018）湘0621民初917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2015年2月11日百森公司仍欠李朝江150万元，而冯广潮向戴和森出具借条的时间系在2015年2月1日，不可能有冯广潮将这150万元确认为自己的借款的事实存在，更不可能有将李朝江的500万元借款转为冯广潮的借款的事实存在。在岳阳县人民法院再审庭审中，戴和森代理律师也明确承认“李朝江与百森公司的往来与原告没有关系”。四、原判决认定本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款项用于百森公司的生产经营是不争的事实，在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用于申请人夫妻共同生活，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程淑英共同参与了百森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该笔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与法律规定相违背，显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及岳阳县人民法院（2017）湘0621民初86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戴和森的诉讼请求，并由戴和森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戴和森答辩称：一、申请人主张原审判决对本案借贷关系的主体、借贷发生的原因、交付方式等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1、冯广潮以个人名义向戴和森借款的借款主体是冯广潮，钱打到百森公司的账户上是冯广潮的真实意思表示。2、戴和森按照与冯广潮双方约定的方式提供借款，履行了支付800万元借款的义务。二、申请人以戴和森另外与百森公司有经济往来为由拒不履行冯广潮向戴和森借款的还款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1、冯广潮向戴和森借款，同时百森公司向冯广潮借款，已形成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2015年2月1日冯广潮向戴和森借款500万元，月息3%由百森公司支付。在冯广潮向戴和森出具500万元借条的同一时间，即2015年2月1日百森公司向冯广潮出示了“百森公司今借到冯广潮500万元，月息为3%”的借条，并在借条上注明利息收款账户为梁四毛，开户银行岳阳县长湖信用社，账号6239××××8948。说明这500万元借款的法律关系是先由冯广潮向戴和森借款，然后冯广潮再将这500万元借给百森公司。2015年4月8日冯广潮向戴和森借款300万元（月息3%），也是在冯广潮向戴和森出具300万元借条的同一时间，即2015年4月8日百森公司向冯广潮出示“百森公司今借到冯广潮300万元，月息为3%”的借条。冯广潮应当履行向戴和森出具借条借款800万元的还款义务，至于冯广潮怎么样向百森公司追偿，是另一种法律关系。2、戴和森与百森公司有货款、工程款、借款等经济往来5000多万元，戴和森对公司出具了借据的另外250万元借款及490.0848万元蜡水货款申报了债权，与本案冯广潮借的800万元无关。三、申请人主张“百森公司已经偿还380万元”与事实不符，扣减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申请人冯广潮、程淑英应当依借条向戴和森偿还800万元借款。请求驳回冯广潮、程淑英的再审请求，维持原生效判决。百森公司答辩称：百森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进入破产清算，湖南忠民律师事务所被指定为百森公司管理人。对于案涉借贷纠纷，虽然经过了多次审理判决，但从判决书来看，三份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都有所不同，从尊重事实、维护公平的角度，百森公司认为有进一步查证的必要。在二审判决之后，湖南中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8月12日对其之前提供的百森公司清算审计报告做了补充说明；另外，2020年1月15日岳阳县人民法院出具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书，确认（2018）湘0621民初917号民事判决书从2019年7月1日开始生效。管理人将以清算审计报告和补充说明以及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来确认相关各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戴和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冯广潮、程淑英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00万元及其利息以年息24%从2016年8月开始计算到偿还之日；2、由冯广潮、程淑英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百森公司于2008年5月9日成立，由冯广潮、杜汉佳、熊忠锋、顾永明实缴出资，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其中，冯广潮实缴出资额为1230万元，占该公司出资比例的61.5%。戴和森承建了百森公司部分工程。百森公司正式投产后，戴和森与包括冯广潮在内的股东相识。2013年9月份，百森公司在岳阳市华融湘江银行贷款3000万元，于2014年9月29日到期。冯广潮找到戴和森要求帮忙偿付华融湘江银行贷款。戴和森向其朋友李朝江借款。2014年8月底至2014年9月，李朝江向杜汉佳（公账私用）账号汇款累计500万元。其后，华融湘江银行不同意向百森公司发放贷款。冯广潮于2015年2月1日就上述借款向戴和森出具了500万元的欠条。欠条内容为“今借戴和森现金人民币伍百万元，还款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还清（月息3%由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支付）”。此笔借款百森公司在2015年5月25日其他应付款中以冯广潮名义计账，计账内容为“戴和森往来款由冯广潮支付500万元”建账得到了证实。期间戴和森并未担任百森公司任何职务。2015年3月1日，经百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聘请戴和森为百森公司总经理，负责百森公司日常管理事务。百森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2015年4月8日冯广潮又向戴和森借款并出具300万元借条，其内容为“本人今借到戴和森现金叁佰万元，月息为3%，还款日期为2015年10月8日前”。该两笔借款合计为800万元。冯广潮提出该款戴和森并没有实际支付给冯广潮，也没有委托其支付给百森公司。但从戴和森提供的纸质会计账册“2016年1月6日记载的支出证明单”来看，证明单的内容为：1、冯广潮2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2、支付冯广潮3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3、支付冯广潮8.01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4、支付冯广潮2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5、支付冯广潮2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6、支付卢成光12月的利息100万的借款的2%；7、支付冯广潮40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8、支付冯广潮10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9、支付冯广潮5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10、支付冯广潮5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11、支付冯广潮10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12、支付冯广潮51.99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13、支付戴和森5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14、支付戴和森10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15、支付戴和森5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16、支付丁华30万借款12月份利息1.5%、服务费1.5%。2015年12月4日及2016年3月9日的利息支付单证明和2015年5月25日的记账凭证证明，冯广潮借戴和森的借款已被百森公司建账确认，百森公司代为冯广潮向戴和森支付利息。上述证据百森公司加盖了“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公章”，应视为戴和森的两笔借款是按冯广潮的要求转入百森公司账号。百森公司“私账公用”已被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民终185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杜汉佳的个人账户被百森公司借用，冯广潮与戴和森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百森公司认为，冯广潮向戴和森借款800万元，百森公司已计入戴和森往来款1050万元，百森公司欠戴和森250万元，百森公司出具了借条和收据，并加盖了单位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的公章。余款800万元仅提供了电子档数据，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是百森公司向戴和森借款。戴和森也未就此笔借款向百森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主张权利。庭审中要求百森公司提供原始账册核对，百森公司没有提供。因此，百森公司认为该借款应为百森公司所负债务的理由不成立。故此，戴和森与冯广潮之间已经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冯广潮应该偿还戴和森的借款本金800万元及利息。冯广潮、程淑英系夫妻，借款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戴和森找冯广潮追讨借款本金及利息，冯广潮以该借款用于百森公司为由拒付。为此戴和森于2017年6月13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3月20日，该院作出（2017）湘0621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申请人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湖南忠民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一审法院原审判决：一、冯广潮和程淑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戴和森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0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欠款之日）；二、驳回戴和森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冯广潮、程淑英负担。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百森公司于2008年5月9日成立，由冯广潮、杜汉佳、熊忠锋、顾永明实缴出资，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其中，冯广潮实缴出资额为1230万元，占该公司出资比例的61.5%。戴和森承建了百森公司部分工程。百森公司正式投产后，戴和森与包括冯广潮在内的股东相识，并与百森公司存在供购合同往来。2014年底，百森公司出现了流动资金紧张局面，为破解资金难问题，百森公司全体股东拟高薪聘戴和森为公司总经理。为支持戴和森任总经理期间工作，2015年2月1日，冯广潮向戴和森出具了500万元的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戴和森现金人民币伍百万元，还款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还清（月息3%由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4月8日，冯广潮又向戴和森借款并出具300万元借条，其内容为“本人今借到戴和森现金叁佰万元，月息为3%，还款日期为2015年10月8日前”，以上两笔借款合计为800万元。2015年3月1日，经百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正式书面聘请戴和森为百森公司总经理，由其负责百森公司日常管理事务。冯广潮向戴和森出具800万元借款条据后，百森公司未向冯广潮出具任何借款凭证。百森公司确认戴和森多次向百森公司借入资金，其中自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6月4日期间向百森公司转款借入资金1050万元。2015年5月25日，百森公司、戴和森将欠戴和森500万元往来记账调为欠冯广潮500万元，相关记账凭证无往来附件凭证佐证。事后，百森公司按800万元本金支付了“涉冯广潮借款”部分利息。计息清单显示本金明细为：1、2015年2月1日借款100万元；2、2015年2月12日借款400万元；3、2015年2月17日借款50万元；4、2015年3月8日借款100万元；5、2015年3月11日借款20万元；6、2015年3月27日借款20万元；7、2015年3月24日借款8.01万元；8、2015年3月29日借款20万元；9、2015年4月4日借款20万元；10、2015年4月8日借款51.99万元。2015年8月26日，百森公司向戴和森妻子梁四毛还冯广潮借款280万元，百森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进行财务记账。2015年9月24日，四会市百森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冯广潮）向戴和森银行转款100万元。原审认定“被告冯广潮找到原告戴和森要求帮忙偿付华融湘江银行贷款。原告戴和森向其朋友李朝江借款，2014年8月底至2014年9月，李朝江向杜汉佳（公账私用）账号汇款累计500万元。其后，华融湘江银行不同意向被告百森公司发放贷款。被告冯广潮于2015年2月1日就上述借款向原告戴和森出具了500万元的欠条”，经查明：2014年8月29日，百森公司向岳阳金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李朝江）合同借款500万元，李朝江于即日分三次向百森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汇入485万元。事后经百森公司多次向李朝江清偿债务本息后，至2014年10月25日，百森公司结欠李朝江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后段利息。故百森公司与李朝江的借款实际发生于双方主体之间，与本案原、被告主体无关联。原审认定该事实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冯广潮向戴和森具条借款，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争议焦点：双方借贷法律关系是否因实际支付而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因借贷关系发生与实际支付发生于不同的主体之间，故应从借贷双方的约定予以审查借贷关系的效力。1、冯广潮与戴和森之间借贷关系源于百森公司2014年底遇资金紧张瓶颈之际，戴和森系经百森公司全体股东共同聘任的总经理，负责百森公司全面工作，结合冯广潮系百森公司大股东及其先后两次向戴和森具条借款时间，相关利息约定由百森公司支付的事实，足可认定戴和森与冯广潮之间的借款目的系用于百森公司，戴和森可向百森公司直接支付的合意。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戴和森应对提供借款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冯广潮向戴和森具条借款时间分别发生于2015年2月1日和2015年4月8日两时间点，双方借条内容表述均为“今借到…”。根据书写习惯，“今借到”只能被理解为对借条落款日期之前及当日发生的借款的确认，而不可能被理解为对未来尚未发生的借款的确认。根据戴和森提供百森公司确认其自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6月4日期间向百森公司借入1050万元款项明细表，结合百森公司（代冯广潮）支付戴和森利息清单中计息本金明细，可以间接认定戴和森就冯广潮具条借款实际支付金额为380万元，即2015年2月1日支付借款80万元、2015年2月17日支付借款50万元、2015年3月8日支付借款100万元、2015年3月11日支付借款20万元、2015年3月27日支付借款30万元、2015年3月24日支付借款8.01万元、2015年3月29日支付借款20万元、2015年4月4日支付借款20万元、2015年4月8日支付借款51.99万元。2015年5月25日，百森公司记账将欠戴和森的500万元往来调为欠冯广潮500万，该记账凭证无原始债务发生的附件；百森公司支付冯广潮800万元借款利息明细表，该表计息本金（2015年2月1日本金100万元、2015年2月12日本金400万元）无相关对应债权依据，且该调账及利息支付行为发生在百森公司与戴和森之间，主要利害关系人冯广潮辩称不知情，戴和森并未提供冯广潮知情及冯广潮事后追认的相关证据，故该调账及部分利息（无相关债权依据）支付行为对冯广潮不具有约束力。冯广潮在戴和森向其电话催债过程中，虽未否定与戴和森之间存在债务往来，但并不能认定冯广潮对戴和森诉请债务予以全部认可。综上，戴和森与冯广潮之间借贷法律关系仅在380万元内产生法律效力，该债务因百森公司及冯广潮通过四会百森饮料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26日、9月24日共计偿还戴和森借款380万元而消亡。戴和森借入百森公司的其他款项，应由双方另行结算。本案原审过程中，该院依冯广潮、程淑英申请追加百森公司为本案被告，但戴和森未对百森公司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故百森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应为第三人，且无独立请求权，故对百森公司在本案中的述称意见，该院不予审查。一审法院再审判决：一、撤销该院（2017）湘0621民初8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告戴和森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戴和森负担。戴和森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2018）湘0621民再3号民事判决，维持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2017）湘0621民初861号民事判决。二审法院查明：1、在华融湘江银行停止向百森公司发放贷款后，戴和森与百森公司存在多笔经济往来，冯广潮出具800万元借条后，仅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底，戴和森两个账户流水显示，其向百森公司、百森公司私账公用的杜汉佳个人账户以及百森公司股东熊忠锋个人账户上汇入资金达752万余元，至百森公司破产时止，除已结清的往来外，尚欠戴和森1050万元。2、2015年10月9日，百森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从本月起，每月8号召开一次公司董事会、讨论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相关重大决策，由熊忠锋负责联络。2015年10月30日董事会决议决定委托顾永明对公司的财务数据及报表进行审核，审核确认后股东签名备档。2016年3月25日董事会决议决定：结算2015年3月至12月的经营状况，清理2015年的资产以及负债情况，任命莫志辉为公司的执行董事，代表股东协助和监督总经理管理公司一切事务，财务部由股东统一管理，任命江潮生为财务经理，统筹管理财务部事宜，委派施青梅为财务总监进行监督管理。3、2019年4月23日，一审再审承办法官许海罗、许宏宇对冯广潮的问话笔录，冯广潮自认共向戴和森两次具条借款，借款的目的是用于百森公司生产经营。4、为偿还华融湘江银行贷款，冯广潮找戴和森要求帮忙借款，戴和森找其朋友李朝江帮忙，2014年8月至9月，李朝江向杜汉佳账户汇款500万元。百森公司向李朝江偿还了部分借款后，经李朝江同意将剩余所欠的150万元及利息的债务转移至戴和森，2015年2月1日，戴和森经与冯广潮结算，加上前期借款和所垫付的货款，百森公司共欠戴和森500万元，冯广潮向戴和森出具了500万元的借据。之后，因华融湘江银行停止向百森公司发放贷款，公司经营出现困难，应冯广潮要求，戴和森自2015年2月16日至4月8日分10笔汇入百森公司300万元，4月18日，冯广潮向戴和森出具了300万元的借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冯广潮为维系百森公司正常经营，向戴和森借款并出具800万元借据，戴和森依约向百森公司支付了借款，一审原审、再审认定双方已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正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戴和森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从现有证据看，戴和森提供了冯广潮出具的借条，支付借款的凭据及借款的构成，按借条约定支付800万元利息的凭据。而这些证据又与百森公司破产时财务报表显示欠戴和森1050万元，百森公司只向戴和森出具250万元欠条这一事实相吻合，戴和森所提交的证据已符合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要求，对冯广潮向戴和森借款800万元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冯广潮以百森公司部分还款凭据为依据，辩称不欠戴和森800万元，所欠款项已还清，戴和森是百森公司的总经理，其提供的财务票据和百森公司破产时的财务报表不具有真实性。该院认为，冯广潮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5年5月前，根据2015年10月30日和2016年3月25日董事会决议，公司财务情况已委托股东顾永明进行审核，并对2015年公司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了清理，2016年3月25日董事会决议后，百森公司财务部由股东统一管理，并任命江朝生为财务经理，施青梅为财务总监，戴和森对公司财务无管理控制权，百森公司在采取上述财务管理措施后，仍就冯广潮欠戴和森800万元借款立档建账，并按约支付利息，直至公司破产戴和森向冯广潮催讨上述借款时，冯广潮都未提出异议。戴和森与百森公司经济往来远不止1050万元，冯广潮以已结清的部分还款凭证来冲抵该800万元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百森公司启动破产管理程序后，人民法院选定第三方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作为百森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应当提供全部真实的财务资料。湖南中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依据百森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供的财务资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清算审计报告，破产管理人称不认可，认为报告中列举的百森公司借戴和森1050万元不真实，这既有违破产管理人的职业规范又缺乏证据支持，对百森公司破产管理人这一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冯广潮所借款项用于其经营的公司，该笔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戴和森的上诉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2018）湘0621民再3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2017）湘0621民初861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冯广潮、程淑英负担。本院再审期间，冯广潮、程淑英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2019年8月12日湖南中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湘中智诚所审字[2017]-170号清算审计报告的补充说明》；（2）戴和森在向百森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250万元之外另于2017年6月19日就其腊水货款4900848元申报债权所交的债权申报书；（3）岳阳县人民法院就百森公司起诉确认其欠李朝江借款至2015年2月11日止的借款本金一案所作的（2018）湘0621民初91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审过程中戴和森主张其在百森公司的借款有1050万元且其中有800万元已通过债务转移给了冯广潮的事实不成立，二审判决认定戴和森在百森公司的800万元为冯广潮向戴和森的借款缺乏事实依据。戴和森质证认为：收到了清算审计报告补充说明，也申报了借款250万元、腊水款490余万元的债权，但百森公司和戴和森之间的经济往来有5000多万元，戴和森、百森公司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系，申报的债权也与冯广潮借戴和森的800万元无关，不认可对方提交的清算审计报告补充说明。百森公司管理人质证认为：湖南中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是法院摇号选出来的，其出具的审计报告补充说明，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审计报告并不是针对双方争议的借款，是对整个破产清算工作过程中产生的诉讼和判决做出的更正和添加，该审计报告补充说明明确载明，百森公司欠戴和森的应付账款有货款500余万元、往来款500万元，而原债务清册是百森公司在申请破产前提交的，其中体现欠戴和森1050万元，管理人在确定争议债权债务时是以审计报告和生效判决文书为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冯广潮、程淑英提供的新证据，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戴和森在原审也曾以湖南中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湘中智诚所审字[2017]-170号清算审计报告作为己方证据主张权利，本院对该三份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其证明目的结合其它证据进行综合认定。戴和森提交如下新证据及目录：（1）在2015年2月1日、4月8日冯广潮向戴和森出具500万元欠条、300万元借条的当日以百森公司名义向冯广潮所出具的500万元、300万元借条复印件，称其来源于百森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龚某提供的Ｕ盘，并提交了委托代理律师对龚某、胡某的调查笔录以及申请证人龚某、胡某出庭作证；（2）中国农业银行的流水清单11张、建设银行的流水清单4张；（3）岳阳县人民法院2018年8月3日法庭笔录、2019年4月23日问话笔录、戴和森在2017年3月5日原一审起诉前和2020年2月29日申请执行阶段与冯广潮的通话录音；（4）岳阳县农村信用联社长湖信用社的取款凭证、存款凭证、证明各一份以及2015年9月1日、9月25日的出纳资金日报表、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拟证明冯广潮向戴和森出具借条的同时，百森公司向冯广潮出具了借条，形成了冯广潮向戴和森借款800万元、百森公司向冯广潮借款800万元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戴和森根据借条向百森公司履行了支付800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百森公司与广东佛山四会饮料厂的借款往来也与冯广潮的800万元借款不是同一事实。冯广潮、程淑英方质证认为：对戴和森及其委托代理人所提交的新证据的三性都有异议，戴和森提供的证据根本不属于“新证据”；其中第一组证据没有原件核实，来源不合法，且与冯广潮无关，两个证人也是戴和森之前就已知道的原百森公司工作人员，不属于新发现的证人，且通过庭审询问，两证人的叙述自相矛盾，明显属于虚假证言；第二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的流水清单11张、建设银行的流水清单4张”实际没有，并且其在一审再审证据卷中也只提供了4张向百森公司相关账户汇款的银行流水，总共金额根本没有800万元；戴和森及其代理人多次违反“禁止反言”的民事诉讼规则，在每一诉讼程序中不断变更主张和说辞，现又完全推翻己方在听证中的主张和观点，提供与其《证据目录》明显不符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所谓“新证据”，企图通过证据突袭，达到其非法目的，对于这种“残缺不全”以及虚假的证据目录申请人拒绝质证。百森公司管理人质证认为：（一）关于第一组证据，（1）仅凭借条尚不能认定借贷事实已经发生，（2）龚某是管理人最初临时聘请的工作人员，后因种种原因在2017年9月左右被管理人辞退了，其不能以破产管理人身份出庭作证，（3）Ｕ盘的来源违法，无论是龚某扣留的还是私自拷贝的，都不允许私藏，这有违财务纪律和财务人员的职业规范，（4）Ｕ盘上的内容究竟是原始的还是后来添加的尚需进一步查实；（二）关于第二组证据，证据目录中载明的“中国农业银行流水清单11张、建设银行的流水清单4张”没有具体内容；（三）关于第三组证据，只有目录，没有具体内容；（四）关于第四组证据，（1）该组证据不应认定为新证据，（2）有的证据只有目录，没有具体内容，（3）不能证明戴和森向冯广潮实际出借了800万元。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第一组证据中的百森公司2015年2月1日、4月8日向冯广潮所出具的500万元、300万元借条复印件与戴和森在原审所提供的证据及已自认的事实相矛盾，且没有原件可以核对，证人称该借条复印件源自百森公司破产管理人临聘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所私自拷贝并持有的Ｕ盘，该证据来源亦不合法，而且，双方原所提供的百森公司财务账上自始没有依据该借条所做的往来账，相反，该落款日期2015年4月8日的300万元借条复印件上写有“注：此借款由戴和森借款转入，分别为：（1）2015年2月17日50万，（2）2015年3月8日李朝江转戴总100万，（3）2015年3月11日20万，（4）2015年3月27日30万；出纳出具收据：（5）2015年3月24日80100，（6）2015年4月4日20万，（7）2015年3月29日20万，（8）2015年4月8日51.99万；共计300万”的内容且由戴和森在其上签署了“原件已交，戴和森，18／6”意见，却佐证该借条所涉款项最初系由百森公司直接向戴和森所借，并非源于冯广潮向戴和森出具了借条，戴和森的证明目的不能采信；戴和森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亦与其在原审所提供的证据及已自认的事实相矛盾，且均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冯广潮系通过政府招商到岳阳县投资的广东企业家，其作为百森公司的大股东，平时很少在岳阳县，不属百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实际参与百森公司的经营管理。戴和森在担任百森公司总经理之前，原是百森公司的厂房建筑商、销售客户、原料供应商；戴和森于2015年3月1日担任百森公司总经理并负责百森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之后，其在担任总经理期间也仍是百森公司的原料供应商、车间承包商。原审所查明的百森公司2015年5月25日将其公司应付戴和森的500万元往来账调整为“戴和森往来款由冯广潮支付500万元”的会计调账行为以及戴和森提供利息支付单证明的百森公司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以欠冯广潮的借款并按月利率1.5%、服务费1.5%标准向戴和森支付“涉冯广潮借款利息”行为，均发生在戴和森担任百森公司总经理期间，且2015年5月25日的会计调账记账凭证没有附件证明、没有审批人与经办人签字、没有三方协议或经冯广潮签字确认，此后的利息支出证明单亦是由戴和森自己填写、自己审批支付，款项也是直接付给戴和森妻子。冯广潮既未向戴和森支付过利息，也从未在百森公司实际收取过利息。2.冯广潮以借款人名义于2015年2月1日向戴和森出具内容为“今借戴和森现金人民币伍佰万元，还款时间2015年6月30日还清（利息、月息3%由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支付）”的欠条、于2015年4月8日出具内容为“本人今借到戴和森现金叁佰万元，月息3%，归还日期于2015年10月8日前”的借条时，戴和森自始承认在出具该欠条、借条时并未向冯广潮实际付款。在出具上述字据的前后，戴和森也未向冯广潮支付过款项。除上述欠条、借条外，冯广潮与戴和森之间也没有签订过借款协议或其它委托借款、委托付款的协议，戴和森没有冯广潮委托或指示其向百森公司及其他股东付款的依据。戴和森向百森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借入款，百森公司亦直接向戴和森出具了借条或收据以载明借款事实，并以应付戴和森往来款进行了财务记账。至百森公司申请破产时，百森公司的财务明细表显示2015年2月1日至6月4日戴和森借入百森公司1050万元，其中2015年2月1日至4月20日有18笔共计800万元[具体是：2015年2月1日戴和森向杜汉佳付款80万元，2015年2月8日付现金10万元，2015年2月10日向杜汉佳付款10万元，2015年2月11日代支付李朝江借款150万元，2015年2月12日向杜汉佳付款70万元，2015年2月16日向杜汉佳付款45万元，2015年2月17日向杜汉佳付款721000元、279000元，2015年2月17日向梁绪兵付款5万元，2015年2月17日百森公司出具借条借50万元（月利率3%），2015年3月8日百森公司出具借条借100万元（公司欠李朝江转戴和森款，月利率3%），2015年3月24日向湖南百森付款80100元，2015年3月13日百森公司出具借条借20万元（月利率3%），2015年3月27日百森公司出具借条借30万元（月利率3%），2015年4月4日向杜汉佳付款20万元，2015年4月9日向杜汉佳付款519900元，2015年4月20日向杜汉佳付款40万元、向湖南百森付款10万元]，2015年5月25日、6月4日有3笔共计250万元。百森公司申请破产后，经岳阳县人民法院委托，湖南中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的百森公司清算审计报告的基础上根据补充的资料进行了补充审计，于2019年8月12日出具了《关于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湘中智诚所审字[2017]-170号清算审计报告的补充说明》，其中涉及戴和森与百森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会计科目进行核实后的结果为：1、科目“短期借款-个人借款-戴和森”中的财务内账账面金额500000元，审定金额500000元（备注：原清查审计报告中已含）；2、科目“预提费用-借款利息-戴和森”中的财务内账账面金额1436354.84元，审定金额无法确定；3、科目“应付账款-戴和森（腊水）”中的财务内账账面金额5006836.13元，审定金额5006836.13元；4、科目“应付票据-戴和森（腊水）”中的财务内账账面金额与审定金额为0；5、科目“其他应付款-戴和森（往来款）”中的财务内账账面金额为0，审计调整5000000元，审定金额5000000元（备注：原清算审计报告中核查“短期借款-戴和森”为1050万元，查看财务内账“其他应付款-戴和森”科目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期末余额为0，内账显示在2015年5月25日由“其他应付款-戴和森”转出500万元至“其他应付款-冯广潮”科目，此处应调增，清查审计报告应作相应的调整）；合计审定金额10506836.13元。并据此对原已出具的湘中智诚所审字[2017]-170号清算审计报告作如下调整：调减“短期借款-戴和森”科目金额5000000元；调增“应付账款-戴和森（腊水）”科目金额5006836.13元。同时，该补充说明在作出上述核实结果时还就财务软件差异问题进行了注释，即：“百森公司在2015年8月将财务软件由金蝶软件更换为智博士软件进行财务核算，但查看在金蝶软件显示2015年7月末的‘其他应付款-戴和森（往来款）’科目余额为4350061元，在智博士软件显示2017年8月初‘其他应付款-戴和森（往来款）’科目余额为1500000元，中间差异2850061元，目前无法知道差异产生的原因，无相关资料数据印证，此处未考虑差异影响，以财务账真实为基础审定金额”。3.在原二审庭审中，戴和森及其委托代理律师曾称戴和森在百森公司远远不止1050万元的往来，2015年5月7日至12月13日期间的转账记录就有752万余元，但当审判长询问其他往来有无还清时，戴和森委托代理人明确答复除了1050万，其他的还是还清了。4.岳阳县人民法院在就原告百森公司与被告李朝江、第三人戴和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所作的（2018）湘0621民初917号民事判决中查明，本案所涉的李朝江与百森公司之间的用于华融湘江银行还贷的500万元借款，李朝江在2014年8月29日以岳阳金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百森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签订的当日，李朝江从自己的银行账号上向百森公司指定的账户汇款485万元，百森公司也于同日出具了借据给李朝江，借款到期后，经李朝江催讨，百森公司向李朝江偿还了大部分借款，具体还款情况如下：2014年9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偿还100万元，2014年9月30日银行转账偿还128.8万元，2014年10月12日通过现金支票的方式偿还100万元，2014年10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偿还50万元，2014年11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偿还10万元，2014年11月6日银行转账10.1万元，2014年11月14日银行转账偿还6.75万元，2014年12月5日通过给付银行承兑汇票偿还10万元，2015年2月11日通过给付银行承兑汇票偿还29.6万元（用30万元的承兑汇票折款296000元），双方当时在结算时，借款10天的期限内利息15万元已经在支付本金时予以扣除，超过10天的利息按日利率千分之三计算，至2015年2月11日，百森公司仍欠李朝江150万元，同日将李朝江的此借款转为百森公司向戴和森借款150万元。根据查明的事实，该院就该案所作判决结果是：百森公司欠李朝江借款至2015年2月11日止的借款本金为705323.24元。5.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戴和森就冯广潮所出具欠条、借条的款项支付问题出现了多种不同说法，其主张的借款事实前后不一致。戴和森最初向法院起诉时，其起诉状中载明的事实是2015年2月和4月冯广潮向其借得现金人民币800万元，约定月息3%，当即出具了借款凭据。戴和森在一审原审提供的500万元欠条的支付依据是称其向李朝江借款500万元作为百森公司偿还华融湘江银行贷款的过桥资金而由李朝江于2014年8月底向百森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汉佳账户汇款500万元的转账记录，300万元借条的支付依据是其于2015年2月16日、2月17日、3月13日、3月24日、3月27日、3月29日、4月4日、4月8日通过银行账户向百森公司杜汉佳及其他人账户付款10笔的转账明细。一审法院对本案启动再审后，戴和森对其原直接借贷的诉讼主张进行了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为其与冯广潮之间的800万元债务关系应当认定为债务转移形成的借贷关系。戴和森主张债务转移的事实与理由是，其于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6月4日期间共向百森公司借入了1050万元，其中800万元因债务转移给了冯广潮故系由冯广潮出具欠条、借条，其余250万元为百森公司单位向其个人借款，故只由百森公司出具了250万元的借条。为此，戴和森还提供了百森公司2015年5月7日、5月21日、8月27日、2016年6月13日向其借款时所出具的4张总计金额为250万元的借条予以证明，并称其后来向百森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250万元债权即是该部分借款。但在原审诉讼中，百森公司亦提供了戴和森所主张的2015年2月1日至6月4日向百森公司借入1050万元时由百森公司向戴和森所出具的收据与借条，其中加盖百森公司公章并经其法定代表人杜汉佳签名的借条有4份，分别是2015年2月17日借戴和森50万元（月息3%）、3月8日借100万元（月息3%，并注明此笔借款由李朝江户名转入）、3月11日借20万元（月息3%）、3月27日借30万元（月息3%），戴和森对此没有异议。湖南中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在其出具的《关于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湘中智诚所审字[2017]-170号清算审计报告的补充说明》注释中，亦载明百森公司财务账科目“预提费用-借款利息-戴和森”中自2015年10月起均按借款10000000元、3%的月息计提当月利息费用300000元，合计已计提4500000元，利息计提基数无法与计提金额匹配。在本院再审审理过程中，戴和森及其委托代理律师在庭审中的陈述事实又发生了变化，称戴和森的起诉依据是借条，其之前的律师依据湖南中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起诉是错误的，至于在诉讼中主张了百森公司的1050万元借款，实际上戴和森与百森公司有5000多万的货款、借款等，且戴和森与百森公司已经记账，记账后百森公司向戴和森出具了借条，同时还确认了百森公司的蜡水货款有490.08万元，对于双方计算确认的百森公司欠戴和森250万元借款和这个490.08万元蜡水款，戴和森已向破产管理小组申报了债权，申报的债权与冯广潮借戴和森的800万元无关，且百森公司向戴和森出具的250万元借条也与冯广潮欠戴和森的800万元无关，因为百森公司已经向冯广潮打了800万元的借条。并称戴和森是在冯广潮出具了800万元借条之后才付款的，系直接向百森公司账户支付，打借条时没有支付；800万元里有250万元是李朝江转移给戴和森的债权，戴和森付给百森公司的有550万元。其它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对冯广潮向戴和森所出具的借现金800万元的欠条与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戴和森是否已向冯广潮实际支付了借款，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已生效。关于争议焦点。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冯广潮分别于2015年2月1日、4月8日向戴和森出具借现金500万元、300万元的欠条与借条后，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生效，在于戴和森是否向冯广潮实际提供了借款。戴和森主张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其依法应对是否已提供了借款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并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戴和森主张其与冯广潮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系指其向百森公司提供了借款，戴和森自始承认在冯广潮向其出具借现金的欠条、借条时并未直接向冯广潮实际付款，在出具上述字据的前后，其也未向冯广潮本人支付过借款。而冯广潮虽是百森公司的大股东，但其并非百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实际参与百森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所出具的欠条、借条上也未载明其借款是为了百森公司的生产经营或委托戴和森向百森公司直接付款。除此之外，冯广潮与戴和森之间也没有签订过借款协议或其它委托借款、委托付款的协议，戴和森没有冯广潮委托或指示其向百森公司及其他股东付款的依据。戴和森向百森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借入款，百森公司亦直接向戴和森出具了借条或收据以载明借款事实，并以应付戴和森往来款进行了财务记账。显然，本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情形。戴和森称其向百森公司提供借款就是向冯广潮个人提供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原审查明的百森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将其公司应付戴和森的500万元往来账调整为“戴和森往来款由冯广潮支付500万元”以及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以欠冯广潮的借款为名按月利率1.5%、服务费1.5%标准向戴和森支付“涉冯广潮借款利息”，其行为均发生在戴和森担任百森公司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事务期间，且2015年5月25日百森公司进行会计调账时既没有附件证明、没有审批人与经办人签字，也没有百森公司与戴和森、冯广潮之间进行债务转移所签的三方协议或经冯广潮签字确认，此后的利息支出证明单亦均是由戴和森自己填写、自己审批支付，款项也均是直接付给戴和森妻子。故上述行为对冯广潮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以此视为百森公司对戴和森所负债务已合法转移给冯广潮。更何况，至百森公司申请破产时，其公司的原财务明细表上显示戴和森2015年2月1日至6月4日借入百森公司的1050万元仍为百森公司的债务，戴和森在百森公司的债权并未因冯广潮向其出具了欠条和借条或进行了调账而减少；在原审法院受理百森公司的破产申请后，百森公司破产管理人也一直承认戴和森借入百森公司的款项为百森公司的欠款。二审判决后，经法院委托中介机构对百森公司进行补充审计及对戴和森与百森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会计科目进行核实，也已对戴和森在原审再审中据以主张权利的原清算审计报告核查的百森公司“短期借款-戴和森”1050万元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其中除对2015年5月25日由“其他应付款-戴和森”转出500万元至“其他应付款-冯广潮”的会计科目进行重新调整外，调减了“短期借款-戴和森”科目金额5000000元，调增了“应付账款-戴和森（腊水）”科目金额5006836.13元，据此合计审定金额为10506836.13元。而该审定金额中，戴和森已就250万元借款和490.08万元蜡水款向百森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目前尚未申报的债权仅310余万元。最后，戴和森无论是担任百森公司总经理之前还是之后，其在百森公司具有多重身份，这种多重身份的存在，表明其与百森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具有多样性，不能仅以资金往来的事实即确认戴和森向百森公司提供了借款，更不能以此确认戴和森向冯广潮提供了借款。而且，戴和森作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其在起诉状中所载明的付款事实与历次庭审中所主张的付款事实均前后不一致且相互矛盾，这种不停变换观点、自己否定自己所主张事实的情形，也有违民事诉讼中的禁止反言规则。戴和森在本院再审中所主张的事实，不能予以采信。综上，戴和森主张其已向冯广潮实际支付了800万元借款的事实不能成立，其与冯广潮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没有生效，戴和森据此提出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一审再审认定戴和森与冯广潮之间借贷法律关系在380万元内产生法律效力，二审以高度盖然性标准确认冯广潮向戴和森借款800万元，认定事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诉争的借款属于百森公司的负债款，百森公司已经原审法院宣告破产，本案应按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原一审再审判决驳回戴和森的诉讼请求，实体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原一审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实体处理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6民再12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2018）湘0621民再3号民事判决。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合计140600元，由戴和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英煌审判员  罗 斌审判员  王典良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书记员  邓 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