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05民终81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方县三元乡犇鑫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三元乡双元村兴元组。法定代表人：陈宗书，合作社法人代表。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宏亮，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方县三元彝族苗族白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三元乡胜丰村双龙组。负责人：黄海波，系该乡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淼，贵州业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方县三元乡犇鑫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三元犇鑫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大方县三元彝族苗族白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元乡政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3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的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股东分红花名册中清楚的列出入股内容有两项：1、恒大扶贫牛入股；2、入股资金。而分红花名册明确的记录了19人中11人是以资金分红，只有8人才是扶贫牛入股分红，而一审判决中提及的上诉人提交的谢万菊，只是以资金入股，上诉人提交其协议的目的也只是证明上诉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事实，所以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股东分红名册直接印证了签订《协议》的以扶贫牛入股的贫困户只有8户，政府移交过来的23头牛中剩余的14头牛（原15头，病死一头）皆没有签署协议，是帮助乡政府饲养。二、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证实是被上诉人去购买涉案母牛，并且将23头牛交于上诉人饲养，其中只有8户贫困户与上诉人签订养殖协议。上诉人多次向政府提出剩余14头牛的饲养问题，乡政府一直推脱说先暂为代养。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自行厘清是否存在未补签协议的情况，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观点是在加重上诉人的负担与责任，政府拉来23头牛，其中有8户是签订协议的，上诉人已经详细核对情况，并向乡政府提出14头牛并未与合作社合作的情况，而乡政府令合作社暂养，为何一审法院认为暂养的牛要按照《养殖框架协议》执行。养殖协议的相对方是贫困户，在案证据显示涉案的14头牛根本就没有对应的贫困户，如何让政府拉来的14头牛参照框架协议执行，所以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观点无法立足。三、一审法院认为《恒大幸福四村养牛场移交清单》明确饲养成本由其自行承担，但是双方又在其中约定养殖亏损另行协商，而上诉人就是因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亏损避而不谈，无法协商解决，无耐才进行诉讼。四、一审法院认为合作社称乡政府提交9份养殖协议外，还应提交14份，该协议是与贫困户签订，三元乡政府不是养殖协议的相对人，其要求三元乡政府提交相应份数的养殖协议无法律依据。上诉人对一审法院的观点不予认同，首先本案合作社是由政府牵头，23头牛是乡政府移交给合作社，养殖协议政府留存有备份，否则乡政府也无法提交9份养殖协议。其次，合作社将涉案母牛及牛犊都移交回乡政府，如果其余14头牛都有合作协议，则乡政府要将涉案母牛和收益返还合同相对应的贫困户，现提请二审法院对14头母牛的去向以及收益进行核实，是否有相应的贫困户。最后，被上诉人认为其不属于合同相对人，既然不属于合同相对人，其收走上诉人母牛及牛犊于法无据，属于不当得利，上诉人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上诉人再次强烈要求被上诉人对涉案牛的去向进行说明。且，既然被上诉人认为不存在代养关系、不当得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一方应当对收走涉案牛之后，涉案牛的去向进行举证，证明其将涉案牛归还贫困户。在此，上诉人提请二审法院注意涉案牛的去向，此情况对于查清本案事实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原告三元犇鑫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3头母牛、7头小牛的饲料成本407376.00元、人工费43952.00元、牲畜医疗费和防疫费4600元，上述费用共计500775.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三元犇鑫合作社于2016年5月17日登记。2017年，原告三元犇鑫合作社作为乙方与被告三元乡政府作为甲方签订《三元乡恒大四村养牛场养殖框架协议》，约定“为了抓好恒大四村配套产业养牛项目，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订立本协议：一、项目地点：三元乡双元村大土组（恒大四村养牛场）。......三、运营模式：恒大帮扶+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参与，甲方将恒大帮扶援建的恒大四村养牛场确权给贫困户，由乙方带动经营，覆盖带动恒大四村搬迁户49户及其他贫困户共同发展养牛产业。恒大为每户贫困户贴息担保贷款3万元购买3头牛（其中1头牛育成牛，2头育肥牛），由乙方负责统一集中饲养、经营管理和销售，养牛运转资金由乙方自筹解决。育成牛为长期饲养，产犊后，牛犊归乙方所有，因产犊而获得恒大集团及政府部门的奖扶资金归贫困户所有，面向合作社的奖扶资金由乙方所有；育肥牛的购牛资金由贫困户申请贷款后划转乙方，乙方自行购买育肥牛进行饲养，因购买恒大扶贫牛而获得政府部门发放的饲草补助，统一划转乙方集中管理用于养牛支出，村“两委”积极履行全程监督职能。四、利益分配：贫困户每户贷款金额3万元养殖3头牛，贷款所购恒大帮扶西门塔尔育成牛交乙方集中饲养，贫困户贷款购买育肥牛资金划转乙方统一购牛饲养。乙方按贫困户投入1头牛（贷款10000元）每年给贫困户分红不低于1200元（分红时间自购牛或贷款之日起计算）。五、风险承担：乙方应加强饲养管理，有效避免养殖风险，饲养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甲方和贫困户均不承担任何风险。......十二、合同期限：5年。在合同存续期间，双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如乙方因特殊情况需要终止合同，乙方需提前三个月报甲方备案，经甲方批准后方可终止合同。乙方提出终止合同的，须支付贫困户固定分红（不足半年以半年计算，半年以上以一年计算），同时返还贫困户贷款所购买的育成牛和牛款；如乙方经营管理不善或不按合同履行义务，甲方可提出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相关损失、履行相关义务......”。原告三元犇鑫合作社与被告三元乡政府签订上述协议后，其作为甲方与谢万菊等人作为乙方签订《三元乡恒大四村配套养牛场养殖协议》，养殖协议约定所有的牛由三元犇鑫合作社统一集中在恒大四村养牛场饲养、经营管理和销售（育成牛为长期饲养），养牛运转所需的电费、人工工资等资金由三元犇鑫合作社自筹解决。育成牛产犊后，牛犊归三元犇鑫合作社所有，面向合作社的奖扶资金由三元犇鑫合作社所有，因产犊获得恒大集团及政府部门的饲草补助交由三元犇鑫合作社统一用于养牛；三元犇鑫合作社固定给谢万菊等人分红；合作期限为5年；谢万菊等人参与合作养牛的贷款归还问题，由三元犇鑫合作社在贷款合同期满前20日，一次性将全额购牛贷款本金交由谢万菊等人偿还养牛贷款，如三元犇鑫合作社未及时将款全额交由谢万菊等人偿还贷款，视为其违约，谢万菊等人可单方解除协议，由政府收回恒大四村养牛场内所有的牛，所有权归贫困户；协议还同时约定其他内容。2017年，三元犇鑫合作社向谢万菊、张兴荣等19人进行分红，分红金额有的是2400元、有的是3200元，张承忠一人是1600元。2018年，因三元犇鑫合作社无法继续养牛，其于同年7月9日向三元乡政府进行移交，三元乡政府的代表人员作为接收人与陈宗书作为移交人签订《恒大幸福四村养牛场移交清单》，移交清单载明“一、政府及恒大援助设备及物资......三、恒大购买能繁母牛现存栏22头，牛犊7头（现场评估价值四万元整）移交政府......五、自2016年9月至2018年7月9日四村养牛场所产生养殖费用、用工工资、电费等由陈宗书全部负责。六、养殖亏损及其它事项另行协商解决”。2020年6月16日，三元犇鑫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三元乡政府向其支付23头母牛、7头小牛的饲料成本407376元、人工费43952元、牲畜医疗费和防疫费4600元，上述费用共计500775元。一审法院归纳的案件争议焦点是：原告三元犇鑫合作社与三元乡政府是否存在代为养牛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一、原告三元犇鑫合作社起诉时向一审法院主张的是23头母牛、7头小牛的饲养成本，而庭审中三元乡政府提交三元犇鑫合作社与案外人张兴荣等人签订的9份《三元乡恒大四村配套养牛场养殖协议》后，其对该9份《三元乡恒大四村配套养牛场养殖协议》无异议，但将代为饲养的母牛主张为14头，三元乡政府提交的9份《三元乡恒大四村配套养牛场养殖协议》中其中一份有两人签名，且三元乡政府提交的《三元乡恒大四村配套养牛场养殖协议》无原告三元犇鑫合作社与谢万菊签订的养殖协议，另外，三元犇鑫合作社所提交的花名册所涉及的分红是谢万菊、张兴荣等19人，故原告三元犇鑫合作社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是基于与案外人签订《三元乡恒大四村配套养牛场养殖协议》而饲养母牛还是其他原因饲养，以及饲养的贫困户和搬迁户的牛的数量。二、三元犇鑫合作社与三元乡政府签订《三元乡恒大四村养牛场养殖框架协议》后，再行与贫困户或搬迁户补签《三元乡恒大四村配套养牛场养殖协议》，其应自行厘清是否存在未补签协议的情况，且即使存在部分牛未签订协议的情况，三元犇鑫合作社对于其饲养的牛可参照《三元乡恒大四村养牛场养殖框架协议》执行。三、三元犇鑫合作社无能力继续饲养案涉母牛，便向三元乡政府提出移交，双方移交时签订《恒大幸福四村养牛场移交清单》明确自2016年9月至2018年7月9日四村养牛场所产生养殖费用、用工工资、电费等由陈宗书全部负责，故陈宗书所饲养的案涉23头母牛、7头小牛的饲养成本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三元犇鑫合作社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三元乡政府系代养关系，且所代养的牛为多少的情况，对其要求三元乡政府向其支付饲养成本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恒大幸福四村养牛场移交清单》，双方在移交时已经对牛犊的成本进行了估算并予以明确，其清单中也明确三元犇鑫合作社的养殖亏损或其他事项双方应协商解决，如三元犇鑫合作社在养殖期间存在亏损等问题应与政府进行协商解决。关于三元犇鑫合作社称政府除提交庭审中9份《三元乡恒大四村配套养牛场养殖协议》外，还应提交14份，该协议是其与贫困户签订，三元乡政府不是《三元乡恒大四村配套养牛场养殖协议》相对人，其要求三元乡政府提交相应份数的《三元乡恒大四村配套养牛场养殖协议》无法律依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大方县三元乡犇鑫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00元，由原告大方县三元乡犇鑫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新提交的证据有：光盘，证明：牛是政府处理的，钱也是打给政府。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两份录音均不认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就事实认定及裁判理由综合评述如下：一审认定的《三元乡恒大四村养牛场养殖框架协议》的协议内容，各方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从合同内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三元乡恒大四村养牛场养殖框架协议》的合同目的在于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实施脱贫工作，故双方之间签订的《三元乡恒大四村养牛场养殖框架协议》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规定的协议，应当认定为行政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不能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其权利，应当通过行政诉讼主张其权利。故本案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的规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有鉴于此，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不再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379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大方县三元乡犇鑫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大方县三元乡犇鑫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行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刘光全审判员  徐 洪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