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3民终8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继勇，男，回族，1983年9月29日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书铭、石荃，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任学峰，男，回族，1976年5月17日生，住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雅卿、刘星茹，河南森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启辉，男，汉族，1972年3月2日生，住河南省偃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运玲，河南豫昊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设，男，汉族，1971年7月18日生，住河南省偃师市。原审第三人：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内环路8号24层2401号。法定代表人：许西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平，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任继勇、任学峰因与被上诉人李启辉及原审第三人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盟公司）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311民初3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继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311民初38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的第一、二、三、四项及诉讼费的承担；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启辉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华盟公司向李启辉承担支付货款本息的责任；4.本案上诉费用及一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李启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案涉项目工程中的一系列行为均属于职务行为，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责任。1.本案被上诉人李启辉的债权产生的基础是向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供应钢材，其钢材购销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是2014年6月9日与华盟公司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项目部）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当时签订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是王宁，而从《嵩县××段改建工程合同协议书》第11页《主要人员汇总表》可查，王宁是华盟公司在该工程项目中的财务负责人，其作为代理人对外签订合同，应为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华盟公司承担。王宁离职后，上诉人任继勇作为该工程项目部的后勤部部长，接手被上诉人李启辉的业务结算，向被上诉人李启辉出具钢材款《欠条》的行为，同样应为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华盟公司承担。本案的法律关系及事实查明，应综合《嵩县××段改建工程合同协议书》、《钢材购销合同》及上诉人任继勇职务身份、华盟公司委托付款等事实，来作出认定，不能仅凭《欠条》认定上诉人任继勇应承担付款责任。故本案《钢材购销合同》的主体双方为被上诉人李启辉与原审第三人华盟公司，双方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李启辉供应的钢材系用于华盟公司施工的嵩县嵩县××段改建工程，对此被上诉人也有清晰认识，不存在其他任何误解情形。被上诉人李启辉与项目部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但项目部系华盟公司内设部门，对外不具有主体资格，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华盟公司承担。本案中《钢材购销合同》的当事人为被上诉人李启辉和原审第三人华盟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买卖合同只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故本案中的付款责任应当由华盟公司承担。2.上诉人任继勇系华盟公司项目部的后勤部部长。上诉人任继勇作为项目部负责采购等职责的后勤部长，有义务履行工作职责，才与被上诉人李启辉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案涉欠条。华盟公司应对其工作人员王宁、任继勇在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中实施的民事行为承担责任。3.案涉《钢材购销合同》加盖项目的印章，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另，在案涉《欠条》出具后，华盟公司在2016年4月13日、2017年1月26日委托嵩县公路管理局分两次付款合计100万元给李启辉，该行为系华盟公司对王宁作为委托代理人与被上诉人李启辉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及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李启辉出具《欠条》职务行为的追认。故华盟公司应当对作为工作人员的任继勇、王宁在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中实施的民事行为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案涉工程项目的债权人之间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约定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1.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华盟公司（甲方）与原审第三人任学峰（乙方）于2013年12月签订的《省道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部目标管理责任书》内容中，有上诉人任继勇为任学峰提供保证，而直接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明显错误。该目标管理责任书是华盟公司的内部文件，及华盟公司授权的项目管理责任人是任学峰，而上诉人任继勇只是对任学峰的行为向华盟公司提供保证人担保，该目标管理责任书中约定的保证担保中的受偿主体（债权人）是华盟公司，并非任意第三方。保证人任继勇只对被保证人任学峰的行为向债权人华盟公司提供保证，上诉人任继勇不对任意第三方承担保证责任，不能突破保证合同的相对性。2.一审法院据目标管理责任书，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认定任学峰与华盟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在没有确认该目标管理责任书法律效力及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按该目标管理责任书突破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相对性，显然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置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华盟公司与任学峰之间的挂靠合同关系是无效的，那么就不能依照目标管理责任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判决任学峰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上诉人任继勇对任学峰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华盟公司和任学峰之间的挂靠或内部承包关系无效后，所产生的民事行为法律后果，对外应由华盟公司承担。3.案涉《钢材购销合同》是买卖合同，不是法律规定的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合同。4.上诉人认为该份目标管理责任书中的形式及内容，通常出现签订此类目标管理责任书的情形，是企业法人、事业单位为了其工作人员或内部人员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或特定目标工作，而与本企业、单位或其主管机构签订的内部协议约定，也可称为内部承包，并不具有对外效力。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钢材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系被上诉人李启辉和原审第三人华盟公司，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明确载明在合同当中，本案中目标管理责任书的性质属于华盟公司为了更好地完成案涉项目工程而与上诉人任继勇、第三人任学峰签订的内部协议，若案涉工程项目因质量、安全、民工工资等问题引起司法诉讼或行政处罚，华盟公司可根据该内部协议向任学峰追责或要求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这也更加印证了上诉人的职务身份和内部承包关系。法院若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必须基于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非买卖合同当中的任意一方，一审法院依据该份目标管理责任书直接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虽然保护了被上诉人李启辉的债权利益，但华盟公司和被上诉人李启辉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华盟公司、任学峰、任继勇之间内部业务承包关系在本案中不具有关联性，不能混为一谈。一审法院作此判决缺乏法律依据，明显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将建设工程施工的挂靠或内部承包法律关系，适用于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中，并强行突破了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做出了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三人华盟公司在工程造价百分之一即1093158.06元的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货款本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本案被上诉人李启辉主张债权产生的基础是《钢材购销合同》和《欠条》，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但一审判决主文中所判述的“第三人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在工程造价百分之一即1093158.06元的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货款本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是对嵩县公路管理局与华盟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工程造价进行了确认为109315805.5元，按1%计收管理费为1093158.06元。但，至今华盟公司与嵩县公路管理局对案涉工程就没有最终的决算，最终的决算工程款数额多少，尚不得而知。一审判决的这种认定，显然是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及损害了案外人嵩县公路管理局、华盟公司的权益。四、一审法院未尽到“类案同判，类案检索”的义务，对已生效的裁判文书查明确定的事实不予采纳，作出了类案不同判的有违事实及法律的裁判结果，一审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审法院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认定上诉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承担责任。嵩县人民法院、洛龙区人民法院、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裁判文书中均对任继勇作出其系履行职务行为的认定，虽案件具体情况与本案存在差异，但上诉人任继勇在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中担任的职务和对外作出意思表示及行为的性质具有同一性，法院应当类案同判，作出统一认定，即任继勇系为了履行职务行为而对外采购及签字。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要旨，可确认建设工程承包人与设立的项目部的负责人签订的有关内部协议，不具有对外效力，不能约束合同之外第三人。本案的付款责任应当由华盟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任学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对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311民初383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华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突破买卖合同相对性，判决由上诉人任学峰承担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买卖合同的双方是被上诉人李启辉与华盟公司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一审法院认定“该项目部为第三人华盟公司成立”，但却最终判决华盟公司在工程造价百分之一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显然一审法院将买卖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混为一谈，突破了买卖合同的相对性，直接判决由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上诉人与华盟公司之间签订的《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备忘录》是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案涉合同为李启辉与王宁代表华盟路桥公司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两份合同性质不同、签约主体不同，各自独立，故合同的权利义务只应直接约束合同相对方。因项目部的设立主体是华盟公司，所以钢材购销合同的付款主体应当是华盟公司。2.一审认定上诉人与华盟公司为挂靠关系，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任继勇为上诉人提供担保，对货款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上诉人与华盟公司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华盟公司任命上诉人为项目管理责任人，任命任继勇为后勤部部长，上诉人与任继勇的行为均为职务行为，代表华盟公司履行职务，公司对员工履行职务的行为应当负责。华盟公司对项目部委派的有专业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并非是上诉人借用华盟公司的资质独立完成工程。上诉人也没有权限对外签订经济类合同，案涉合同是华盟公司委派的财务负责人王宁对外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的相对人李启辉将钢材送往项目部，有理由相信王宁及项目部代表华盟公司，构成表见代理。2016年4月13日，2017年1月26日华盟公司直接分两次付款给李启辉，对王宁的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如果一审法院认定华盟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是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自然包括责任承担条款及担保条款，那么一审法院就不能依照《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备忘录》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任继勇对上诉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华盟公司作为项目部的设立主体，应当对项目部的债务承担全部责任。《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备忘录》为华盟公司与上诉人任学峰的内部约定，是解决华盟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李启辉在供应货物时不可能知道有备忘录的存在，发包方支付工程款也是将全部工程款支付给华盟公司，一审法院判决华盟公司在工程造价百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对其他第三人的利益完全忽视。华盟公司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承包了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设立了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华盟公司委派王宁、任继勇等人以该项目部的名义签订合同，打欠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表见代理行为或职务行为，对承包人即华盟公司具有约束力，本案李启辉的货款应当由华盟公司承担。华盟公司最终依据《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备忘录》与上诉人结算。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李启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1.关于本案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基本事实是任学峰借用华盟公司的资质，以华盟公司的名义中标，承包了S323嵩县绕城高速嵩县跨湖工程的施工项目，华盟公司与任学峰的关系为挂靠关系，有任学峰与华盟公司签订的编号为0083《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备忘录》即《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项目项目部目标管理责任书》为证，证明任学峰为该项目部第一责任人，也是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跨湖大桥工地的实际施工人，因此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应有任学峰承担。任继勇在挂靠合同中为任学峰提供担保，负的责任是连带责任，华盟公司与任学峰系挂靠关系，并收取了百分之一的管理费，应在收取的管理费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判决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适用法律正确。2.任继勇的行为不是华盟公司的职务行为，更不存在表见代理的情形。李启辉与任继勇之间形成购销钢材合同关系，两人直接的债务因任继勇以他个人名义给其打了欠条为个人之间的债务，不存在任继勇的行为为职务行为之说。如果单纯从任继勇给李启辉出具的两张欠条本身来说，这两张欠条形成的前提是两人根据口头约定，两个个人之间由李启辉给任继勇供应钢材，货物送到任继勇指定的地点，由任继勇验收,并出具欠条，任继勇出具欠条的行为，充分证明两人之间有购销行为，两人之间形成的债务是双方之间的个人债务，欠条上根本没有其他内容，其行为不是代表华盟公司的职务行为，如果非要说是职务行为，也只能根据一审中查明的事实，因整个行为是任学峰是实际施工人，任继勇对其行为承担担保责任，任继勇是其弟弟，在工地中组织实施施工，任继勇要代表的话也只能是代表任学峰，不可能代表华盟路桥公司，因他不是华盟公司的员工，李启辉与华盟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因签字时是空白的，当时对方就没盖章，也没有合同内容，到现在李启辉都没有这份合同也没见过此合同的内容，合同的公章不清晰，看不出是华盟公司项目部的公章，可以与华盟公司的公章进行比对，华盟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此章是私刻的，在去年的上诉卷里，华盟公司也出具证明，项目部的用章里也没有此份合同的盖章登记，按照合同的内容里授权的是杨红志，签订的人确是任继勇的表亲王宁，合同是否真实无法考究，按合同内容王宁没有经过授权，即使真实其签订的合同也是无效合同。从逻辑推理上说，如果真实的话早在原一审里就提交了，何必等到上诉之后开完庭一周之后才提交，显然是为了应诉才伪造的假合同，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所谓的后勤部长是为了结算后补的假的证明，华盟公司对此都不予认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代表华盟公司的职务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从付款行为上也反映出，欠款行为是任继勇的个人行为，不是代表华盟公司的职务行为。答辩人在给任继勇供钢材从供货到付款，华盟公司从没有人给李启辉联系过一次，也未给李启辉付过一分钱，中间付过几次款都是任继勇个人给李启辉打的款，或者是通过别人，或第三方打的货款，答辩人和华盟公司没有形成付款关系。答辩人与任继勇之间的钢材交易不止一笔，前后陆续有上百万，有付款凭证和银行转款流水能够证明，付款多数是任继勇付的，也有任学峰付的，关于40万的付款上诉人称是华盟公司付的，与实际不符。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1月1日的《委托书》里显示：委托人是任继勇和任学峰，任继勇是第一委托人，开具给华盟公司的，是华盟公司根据此委托书以华盟公司名义从嵩县公路局结回工程款，华盟公司又根据此委托书将工程款转给表中所列的所谓的债权人，这里委托书里写的是保证金，但实际上所列人员根本就不存在保证金之说，只是列个名目结回工程款，充分说明此40万元实际不是华盟公司付款，是根据任继勇、任学峰的授权付款，如果是华盟公司付款，不需任继勇和任学峰两人出具委托书，直接付款即可。任继勇称他是华盟公司的后勤部长，但华盟公司有正式的员工，有劳动用工合同、工资发放表及扣税证明，任继勇并无证据证明其是华盟公司工作人员，他的行为不是代表华盟公司公司的职务行为。二、一审法院判决正确。1.一审判决没有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充分尊重本案的事实和存在的法律关系，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和法律适用，实事求是地做出了公正的判决；2.我国法律关于民事审判的原则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不适用判例法。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列举的多个生效判决书，这些是根据每个个案的事实和证据做出的适合个案的判决。这些判决中反映的证据均没有《备忘录》即都没有查明华盟公司和任继勇、任学峰的关系及各自在案件中的法律地位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能和本案相提并论。再说虽然有些判决已经生效但不一定正确，如果涉案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证明原判决错误的，或院长发现判决错误，照样可以依据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予以纠正，生效的判决不代表就一定正确，不能拿个案来套用本案，因为根本事实和证据显示的内容都不一样，结果当然有所不同。关于同类同判、个案检索，因每个案件均因发生的事实和证据均不同，存在个案差异，不具有共性的特点，因此，不适用同类同判，个案检索的规定，应根据个案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量体裁衣，做出相对应的判决。华盟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原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任学峰挂靠关系的事实清楚。2013年12月，答辩人中标了嵩县××段改建工程，随后，答辩人与任学峰签订了《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目标责任书》，约定：答辩人将涉案项目中的权利义务交由任学峰履行，并由任继勇为任学峰的履约提供担保，而且目标责任书中还约定了任学峰对涉案项目自负盈亏、照章纳税，以及任学峰应当加强印信、合同管理，项目部印章不得对外签订合同、协议，对外签订合同必须由答辩人的书面授权。2014年1月21日，答辩人又与任学峰签订了《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S323SR-S管理指标》，约定了涉案项目管理费的承担。由此可见，答辩人与任学峰形成的挂靠合同关系。对于二上诉人主张的内部承包合同关系，答辩人认为，资质挂靠与内部承包的识别关键在于：（1）双方隶属管理关系。内部承包，通常是有资质企业与其项目经理等相关人员之间签署合同，二者存在劳动关系及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企业对承包方个人履行管理职责；而挂靠人员与企业通常不存在实质管理、隶属管理，双方相互独立。本案中，任继勇分别于2014年10月26日支付李启辉货款20万元，2015年3月21日支付李启辉货款10万元，2015年7月27日支付李启辉货款5万元，2015年10月28日任继勇向李其辉出具10万元欠条一张，2016年2月27日任继勇向李其辉出具161万元欠条一张，答辩人在接受任学峰和任继勇的委托后分别于2016年2月13日，委托项目部支付李启辉货款60万元，2917年1月25日，委托项目部支付李启辉货款40万元；而且答辩人与任学峰签订的《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S323SR-S管理指标》明确约定了涉案项目管理费的承担。由此可见，涉案项目在财务、资金流上答辩人与任学峰相互独立，工程材料由挂靠方实际出资采购，并且任学峰还需要对被挂靠企业负有支付特定比例管理费（挂靠费）。本案中，答辩人与任学峰签订的《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目标责任书》第五条明确约定了涉案项目的风险由任学峰承担，任继勇对任学峰的风险责任提供保证。由此可见，答辩人与任学峰系挂靠合同关系，而非内部承包合同关系。2.原审判决对目标责任书中的权利义务认定清楚。答辩人与二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在《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目标责任书》中约定很清楚，关于该目标责任书的效力与否由法庭定夺。（1）假定该目标责任书有效，上诉人与答辩人均应依据该目标责任书对李启辉承担还款义务，原审判决不存在错误。（2）假定该目标责任书无效，任学峰作为实际施工人，亦应当承担对李启辉的还款义务。二上诉人均主张该目标责任书系答辩人内部文件，不具备对外的法律效力。答辩人需要提请法庭注意一点，即本案就是在处理答辩人与《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目标责任书》相对人任学峰、担保人任继勇对李启辉承担还款义务的内部责任问题。故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原审判决并没有突破合同相对性。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而本案中，与李启辉形成欠款合同关系的系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任学峰，向李启辉出具《欠条》系上诉人任继勇的个人行为，与答辩人无关，王宁、任继勇的行为非职务行为、非代理行为、非表见代理行为。职务行为的认定标准：一是职权标准，即单位工作人员是根据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实施的行为为行职务行为，本案中答辩人在于任学峰《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目标责任书》明确约定任学峰应当加强印信、合同管理，项目部印章不得对外签订合同、协议，对外签订合同必须由答辩人的书面授权。王宁、任继勇在没有答辩人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对外签订合同、出具欠条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职权标准。二是目的标准，即单位工作人员为了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维护公共利益而为的行为，通常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本案中，王宁、任继勇的行为显然是为了实际施工人任学峰的利益而为，并非为了答辩人的利益而为之，故其二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代理是指通过他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独立实施法律行为，而使自己直接或间接承担该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的制度，本案的《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目标责任书》明确约定任学峰应当加强印信、合同管理，项目部印章不得对外签订合同、协议，对外签订合同必须由答辩人的书面授权，由此可见，无论王宁还是任继勇在没有答辩人书面授权的情形下，均不能产生代理答辩人的行为。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本案中李启辉从始至终都知道任继勇系本案项目的实际施工负责人，而非答辩人的代理人，故李启辉并非善意第三人，任继勇的行为亦不产生表见代理的后果。本案中李启辉出售的钢材亦用到由任学峰承包经营任继勇负责的涉案项目中，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李启辉主张的钢材款应当由任学峰、任继勇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原审法院的判决没有突破合同相对性。2.原审判决并不违反类案同判的规则。涉案项目相关同类案件与此案判决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每个案件的特殊性以及本案中新证据《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目标责任书》《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S323SR-S管理指标》等新证据的出现，故上诉人以此主张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违反类案裁判的规则不成立。原审法院基于查明的任学峰与答辩人形成的挂靠关系，任继勇在任学峰与答辩人签订的目标管理责任书中约定的为任学峰提供担保的责任条款，以及李启辉的钢材用于涉案项目建设的客观事实，依据《合同法》相关条款认定任学峰、任继勇以及答辩人在各自范围内对李启辉货款承担责任的法律适用正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任学峰辩称，同意任继勇的上诉意见。任继勇辩称，同意任学峰的上诉意见。李启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任继勇支付欠李启辉的钢材款71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2月8日起按月息1.5分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由任继勇承担。重审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任继勇与两个第三人连带支付欠李启辉的钢材款71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9日，李启辉为乙方与甲方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委托代理人王宁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钢材，甲方工程地点及名称：嵩县××段改建工程，甲方指定杨志强作为甲方代表，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乙方订货，有权签收乙方订货单，每批钢材的交货点为甲方施工地。货物的价格以乙方供货当日《我的钢铁》网洛阳建材价格为准，40天为结算结点，超出40天，每吨一天加5元。合同签订后，李启辉向项目部供应钢材，双方对李启辉所供钢材用于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均无异议，李启辉提交的《情况说明》记载：自2014年6月18日至2015年3月26日，李启辉共供应钢材（含运费）1,969,794.88元，用于嵩县跨湖大桥工程，李启辉认可任继勇于2014年10月26日支付20万元，于2015年3月21日支付10万元，于2015年7月27日支付5万元。双方于2015年10月28日经过算账，任继勇给李启辉出具欠条一张，上载：“欠条，截止2016年2月7日欠李启辉钢材款壹佰陆拾壹万元（1,610,000元），其中钢材款壹佰贰拾贰万元（1,220,000元）和利息叁拾玖万元（390,000元），之前所有票据作废以此票据为准，按1分5厘息计算（时间2016.2.7至今），任继勇，41282719830929101X，2015.10.28”。李启辉另提交一份欠条，上载：“欠李启辉壹拾万元整，取钱后此票作废，任继勇，2015.10.28”。另该欠条下方标注：“该条子与借赵付良2015.10.30日所打借据属于同件事，李启辉、赵付良”。李启辉称2015年10月28日其与任继勇算账时，双方确认任继勇共欠其钢材款为201万元，任继勇为其出具三张欠条，分别为161万元、10万和30万。后任继勇支付30万元后，李启辉将该30万元欠条交付任继勇，故本案仅提交161万和10万的欠条，其后任继勇通过嵩县公路管理局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部于2016年4月13日向李启辉支付60万元，于2017年1月25日支付40万元。经庭审查明，出具欠条后支付给李启辉的两笔货款，先由任继勇和任学峰共同向华盟公司出具《委托支付书》，委托华盟公司将嵩县××段改建工程的保证金支付至嵩县公路管理局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部账户，华盟公司再给嵩县公路管理局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部出具《委托书》，由嵩县公路管理局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部将此款按工程款支付给李启辉等人。现李启辉诉讼来院，要求任继勇支付剩余货款71万及利息。另查明，2013年12月，建设单位嵩县公路管理局为发包人与施工单位华盟公司为承包人签订《嵩县××段改建工程合同协议书》，嵩县公路管理局将S323SR-S标准6.581公里改性沥青路面，特大桥、中桥、涵洞等工程发包给华盟公司，工程造价109,315,805.5元，工期13个月，项目经理刘涛、项目部财务负责人王宁。再查明，2013年12月，华盟公司为甲方、任学峰作为项目部第一责任人为乙方，签订《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目标管理责任书》，华盟公司授权任学峰为项目管理责任人，将华盟公司与嵩县公路管理局所签合同的权利义务交由任学峰履行，工程造价、工期与《嵩县××段改建工程合同协议书》上约定一致，合同第五条第2项约定，任继勇自愿为任学峰提供保证，当乙方出现因质量、安全、民工工资支付等问题造成行政主管单位和甲方罚款、拖欠民工工资和司法诉讼等费用乙方不予支付或不能足额偿还时，保证人提供保证并承担连带责任，甲方有权直接向保证人追偿，担保期限为本责任书签订之日起至工程质量保修金退还之日向后顺延两年止。合同第七条乙方的责任、权利、义务第9项约定：乙方应加强印信、合同管理，甲方为项目部配备的印章只用作工程施工资料及同业主、监理、设计院、勘察等单位的技术洽商，不得对外签订合同、协议，如果对外签订合同、协议等以经济为目的的文件时，应由甲方的书面授权。第11项约定，任学峰负责经营管理的工程项目自负盈亏。必须确保国家税费按规定缴纳。双方于2014年1月21日又签订《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S323SR-S管理指标》作为合同附件，该附件第2项：管理费占合同总额的1%，从工程款中扣除，最终按照决算额计算。经查，任继勇为任学峰弟弟，其自认项目部成立后即在该项目部工作，2015年3月3日被华盟公司任命为项目部后勤部长。上述事实，由李启辉提交的欠条、情况说明，任继勇签字视频，任继勇提交的《合同协议书》、华盟公司（2015）第18号文件、嵩县公路管理局（2015）44号文件、《钢材购销合同》、华盟公司两次委托嵩县公路管理局项目部委托书及付款表、嵩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豫0325民初2009号民事判决书和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豫03民终4006号民事裁定书、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豫0311民初4149号民事判决书，华盟公司提交的有目标管理责任书及附件，任学峰、任继勇给华盟公司出具的委托支付书等在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李启辉与项目部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并依据合同向项目部供应钢材，履行了合同义务，项目部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经查，该项目部为华盟公司成立，任学峰与华盟公司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华盟公司授权任学峰为该项目部第一责任人，将与嵩县公路管理局所签订的嵩县××段改建工程的合同权利义务交由任学峰履行，华盟公司向任学峰收取1%的管理费，由任学峰自行缴纳税费，自负盈亏，双方关系应为挂靠和被挂靠关系。李启辉所供钢材用于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跨湖大桥工地，任学峰作为实际施工人应当承担支付李启辉货款的责任；任继勇在挂靠合同中为任学峰提供担保，应当对拖欠李启辉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华盟公司在与嵩县公路管理局签订施工合同后，将合同权利义务转包给任学峰，收取1%管理费，从中获得利益，应当在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在欠条出具后至起诉前，项目部又支付李启辉100万元，剩余货款未再支付引起诉讼，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李启辉提交法庭的161万元欠条中，任继勇明确承诺按照月息1.5分向李启辉支付利息，故对于李启辉的该部分利息诉求该院予以支持。另10万元欠条未承诺支付利息，李启辉请求按月息1.5分支付利息没有依据，该院酌定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9月18日起诉之日向李启辉支付利息，李启辉请求过高部分不予保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经合议庭、专业法官会议评议并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任学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启辉61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息1.5分，自2016年2月8日计算至61万元实际支付之日止）；二、任学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启辉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月9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任继勇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由任学峰应支付的货款本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四、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在工程造价百分之一即1,093,158.06元的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货款本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五、驳回李启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900元，由任学峰、任继勇、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华盟公司与任学峰签订的《省道323嵩县绕城段改建工程项目部目标管理责任书》，可以认定案涉工程由任学峰负责经营管理，工程项目自负盈亏，工程造价、工期按照华盟公司与建设单位嵩县公路管理局签订的《嵩县××段改建工程合同协议书》执行，并由华盟公司收取管理费用，故一审认定任学峰与华盟公司系挂靠关系，任学峰系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合法有据。同时上述责任书明确约定任继勇对任学峰在不能足额支付相关费用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进而可以认定任继勇向李启辉支付案涉货款及出具结算凭证的行为，并非是为华盟公司的利益而履行职务的行为。李启辉与项目部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并依据合同向项目部供应钢材，履行了合同义务，项目部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因华盟公司将与嵩县公路管理局所签订的嵩县××段改建工程的合同权利义务交由任学峰履行，并由任学峰自行缴纳税费，自负盈亏，任学峰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亦是该项目部的第一责任人，李启辉所供钢材也全部用于任学峰承包经营的嵩县××段改建工程项目跨湖大桥工程，并且李启辉也一直主张其是与任继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不认为其与华盟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不存在因构成表见代理，而让李启辉认为其与华盟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的问题。故一审判决任学峰向李启辉支付货款，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任学峰与任继勇系兄弟关系，且在任学峰挂靠华盟公司承揽案涉工程过程中，任继勇自愿就案涉工程为任学峰提供担保，加之在钢材供应过程中李启辉一直是与任继勇联系，任继勇也多次向李启辉支付货款，并最终由任继勇向李启辉出具欠条，故此一审判决任继勇对拖欠李启辉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华盟公司在与嵩县公路管理局签订施工合同后，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任学峰，并收取管理费从中获益，一审据此判决华盟公司在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无不当。虽然在本案中无法确定案涉工程的最终结算价款，但一审按照合同价计算华盟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并作出一审判决后，华盟公司与李启辉均未提出上诉，且该认定也未损害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任继勇、任学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上诉人任继勇、任学峰各负担54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祖 萌审判员 王 睿审判员 衡宏波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郭海涛书记员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