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34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永惠，女，1963年5月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阳区人，大专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代理人：李劲松，云南大韬（昭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毛敏，云南大韬（昭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丽，女，196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阳区人，大专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代理人：黄顺生、王垚，云南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沈永红，男，196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阳区人，高中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上诉人沈永惠因与被上诉人高丽、原审被告沈永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民初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永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高丽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高丽承担。事实和理由：1.沈永惠与高丽曾经确实存在150万元的借款，但原审法院认为存在200万元的借款事实，在庭审辩论及质证过程中，双方提供的证据均能证明存在150万元借款的事实，对其余50万元借款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且原审法院只对借款事实进行了确认，未确认还款事实。沈永惠在2014年9月22日起至2018年8月16日期间一直在对借款进行持续性的偿还，在偿还130万元本金及利息后，高丽已将偿还完毕部分的借条退还给沈永惠。2.原审法院笼统将沈永惠从2014年9月22日起至2018年8月16日止已经偿还的1605700元款项全部认定为是偿还的利息，与事实严重不符。原审法院未将还款数额中的本金与利息分别核对，各自计算后再确认利息与本金的偿还数额，因此错误将沈永惠已偿还的1605700元全部认定为利息，导致沈永惠还要向高丽重复偿还的结果。综上，沈永惠与高丽仅存在150万元的借款关系。二审举证质证过程中，沈永惠认为已经偿还了本金1464451.20元及相应利息，应以未偿还的剩余本金35548.80元作为基数计算从2018年8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被上诉人高丽答辩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根据查明的事实，沈永惠向答辩人高丽借款的本金是200万元而不是150万元，2014年11月3日50万元借款是现金借款，上诉人应当承担偿还义务。高丽请求沈永惠承担自2018年7月1日起至赔清本金为止的利息，是因为沈永惠在2018年7月1日向高丽出具了四份借款对账确认函。沈永惠上诉称借条及借款对账确认函的实际形成时间与载明时间严重不符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高丽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赔还向高丽借款的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及自2018年7月1日起至赔清本金为止的利息（按月息2%计算）；二、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高丽与沈永惠一直有经济往来。2014年8月18日、2014年8月29日、2014年11月3日、2015年9月29日沈永惠分别出具借条向高丽借款200万元，双方约定月利率为4%。其中2014年8月18日、2014年8月29日、2015年9月29日出具借条的150万元高丽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给沈永惠，2014年11月3日的50万元高丽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出借给沈永惠，沈永惠出具收条。2018年7月1日，高丽与沈永惠签订借款对账确认函，双方对借款本金及利息约定重新确认。2014年9月22日至2018年8月16日沈永惠通过银行及微信支付利息给高丽。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沈永惠对高丽向原审法院提交的2014年8月18日借条、2014年8月29日借条、2014年11月3日借条、2014年11月3日收条、2015年9月29日借条及2018年7月1日借款对账确认函中沈永惠的笔迹及手印均不认可，认为名字不是本人书写，手印不是自己的手印，沈永惠对借条签名及手印提出异议，要求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对借条、对账确认函上的签名是否为沈永惠的本人书写，手印是否为沈永惠本人所留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9月13日分别作出天禹司法鉴定中心（2020）司鉴字第832073号、832074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借条及对账确认函上的签名字迹是沈永惠同一人书写、手指指印是沈永惠同一人所留。高丽及沈永红对该鉴定意见书无异议，沈永惠认为不是自己的书写及手印。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沈永惠于2014年8月18日、2014年8月29日、2014年11月3日、2015年9月29日向高丽出具借条向其借款200万元，双方均认可在出具借条之后支付过利息，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故沈永惠应该履行偿还义务。高丽现要求被告偿还本金20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针对高丽主张沈永惠从2018年7月起至借款本金履行完毕之日止按2%的月利率支付利息的主张，其主张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予以支持；关于高丽要求应由沈永红一起承担偿还责任的主张，本案在庭审过程中已查明，高丽提交的借条及确认函上均无沈永红的签名及手印，且高丽提交的微信记录不能证实高丽的主张，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沈永惠辩称自2014年9月22日至2018年8月16日其通过银行及微信转款1551700元给高丽是向高丽还款，但其提交的证据恰恰证实是其根据约定向高丽支付利息的事实，且本案在庭审过程中，沈永惠的陈述相互矛盾，根据庭审还查明，高丽与沈永惠于2018年7月1日对借款进行对账，沈永惠在对账函上签名及按印，视为双方对借款本金及利息重新约定，故对沈永惠的辩称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沈永惠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高丽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高丽对被告沈永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由沈永惠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沈永惠认可2014年8月18日20万元、同年8月29日80万元、2015年9月29日50万元合计150万元借款，但认为同年8月29日80万元、2015年9月29日50万元合计130万元借款本金已经偿还完毕，2014年11月3日没有发生借款，为此提交2014年8月29日80万元借条、2015年9月29日50万元借条，欲证实其已经偿还了借款本金130万元后收回了借条；提交2014年11月3日6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欲证实同日其有60万元还给高丽，就不会再向高丽借款50万元，所以11月3日50万元的借款是没有发生的；提交利息计算清单，欲证实其偿还了本金1464451.20元及相应利息。被上诉人高丽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两张借条是真实的，其收到沈永惠60万元还款也是真实的，并称其退给沈永惠的还有一张70万元的借条但沈永惠没有提交，三张借条于2018年7月1日退给沈永惠，当天双方就2014年8月18日前的经济往来对账，因沈永惠2014年11月3日偿还了60万元尚有50万元未还，故形成2014年11月3日50万元的现金借条及重新形成2014年8月18日20万元、同年8月29日80万元、2015年9月29日50万元借条，重新形成借条的原因是因为沈永红也在还款，高丽要求沈永红在共同借款人栏签字，但沈永红没有签，所以双方的借款是200万元。沈永惠二审提交的以上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审被告沈永红对沈永惠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无异议。被上诉人高丽二审提交昭阳农村商业银行流水明细二份，即2013年9月3日沈永红转给高丽20万元，2014年1月20日高丽转给沈永惠90万元，欲证实高丽与沈永惠、沈永红之间不止200万元借款，所以才会存在2014年11月3日既有借款又有还款的情形；提交高丽自行制作的对账前收息对账表（对账时间2018年7月1日）一份、对账后收息对账表自对账时起至起诉时止（2020年2月28日）明细表一份，欲证实高丽与沈永惠、沈永红之间的借款利息偿还情况，高丽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2018年7月1日后沈永惠偿还了50000元的利息。沈永惠对高丽提交的银行流水认为是真实的，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产生在本案的2014年8月29日及2015年9月29日之前，应该说已经结清了，不能在本案中进行结算；对两份明细表，是高丽单方制作的，2014年8月29日的借条没有约定利息不应当计算利息，2015年9月29日的借条是按照月利率4%计算的已经还完，2014年11月3日之前的80万元已经全部偿还完毕本金及利息，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沈永红对高丽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其转给高丽20万元是事实，但高丽转给沈永惠的要沈永惠才清楚；对其余证据与沈永惠质证意见一致。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沈永惠提交的两张借条，与高丽提交的记载时间、金额一致的两张借条，沈永惠没有对此作出合理解释。高丽一审提交的借条和借款对账确认函结合二审高丽的陈述，证实双方对之前的借款进行了重新约定，原来的借条高丽退给了沈永惠，故沈永惠提交的借条不能证明其已经偿还了借款本金130万元，证据不予采信；沈永惠提交的2014年11月3日6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与同日沈永惠是否向高丽借款不具有关联性，证据不予采信；对于沈永惠提交的利息计算清单，因双方对之前的借款在2018年7月1日重新进行了约定，借条约定按照月利率4%支付利息，借款对账确认函约定自2018年7月1日对账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故该利息计算清单所依据的借条被之后重新形成的借条否定，不再具有以其结算的效力，证据不予采信，不能证实沈永惠未还款为本金35548.80元的事实。对于被上诉人高丽二审提交昭阳农村商业银行流水明细二份，沈永惠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沈永红对与其相关的流水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能够证实高丽和沈永惠在2014年8月18日之前有经济往来的事实；对于高丽提交的利息计算清单，沈永惠虽然不予认可，但该利息是高丽自认收到的，依法应予采信，证实2018年7月1日后沈永惠支付了24万元利息的事实。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沈永惠申请鉴定其持有的两张借条和高丽持有的4张借条落款时间笔迹的形成时间。由于沈永惠提交不了符合要求的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故不同意鉴定。且根据二审查明，沈永惠持有的借条时间与记载时间一致，高丽持有的借条形成时间在后即2018年7月1日，是否鉴定不再具有实际意义。经二审举证和质证，本案二审认定如下法律事实：高丽与沈永惠在2014年8月18日前有经济往来。2018年7月1日，双方经过对账，重新形成2014年8月18日20万元借条、2014年8月29日80万元借条、2014年11月3日50万元现金借条和收条、2015年9月29日50万元借条，合计200万元，借条均记载月利率4%，按月支付利息。同日，原来的2014年8月29日80万元借条（借条记载按约定利率按年支付利息）、2015年9月29日50万元借条高丽退还给了沈永惠。2014年8月18日、2014年8月29日、2015年9月29日借条合计150万元高丽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出借给沈永惠，2014年11月3日的50万元现金借条是双方通过对账后就沈永惠2014年8月18日前未偿还的借款本金50万元形成的，当天实际没有发生现金借款。同日形成以上相应四份合计200万元借款对账确认函，约定自2018年7月1日对账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2014年9月22日至2018年1月3日沈永惠通过银行支付利息给高丽。2018年7月1日后，高丽收到沈永惠利息24万元。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沈永惠称与高丽只有150万元的借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沈永惠是否已经偿还借款本金1464451.20元的问题，因双方在2014年8月18日前有经济往来，沈永惠提交的还款不足以证实是偿还涉案200万元的部分本金，其上诉主张不成立。高丽请求按照月利率2%计算支付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年率不超过24%的规定，故其请求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成立。因2018年7月1日后高丽自认沈永惠偿还了24万元利息，故高丽请求偿还的借款利息中应当扣减24万元。根据高丽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沈永红是共同借款人，故高丽请求沈永红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二审审理过程中，沈永惠和高丽提交了新的证据，二审根据现有证据对法律事实重新作了认定并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民初854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沈永惠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高丽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扣除已付利息24万元）；三、驳回被上诉人高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高丽负担1220元，沈永惠负担101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高丽负担2440元，沈永惠负担203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严惠审判员  陈 丹审判员  余 帅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陈 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