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21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先霞，女，198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甜甜，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红娟，女，198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巨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山东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丽丽，山东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斌，男，198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上诉人马先霞因与被上诉人侯红娟以及原审被告王斌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3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先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侯红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290万元不构成赠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一审法院依据一般情况下的社会交易习惯判断侯红娟、王斌之间款项往来的性质明显不妥。双方并非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非常亲密的情人关系。王斌具有赠与侯红娟款项的感情基础，且本案所有的款项往来均发生于两人存在亲密情人关系期间，此时涉案款项的性质显然不能运用普通民事主体的交易习惯来判断。第二、一审法院以时间集中、数额相对巨大为由认定不符合赠与明显有误。赠与的认定与时间集中程度以及数额的大小无关。赠与情人款项数额的大小取决于赠与人的经济状况和两人关系的亲密程度。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赠与情人大额实物或高额房产的案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的认定本与时间集中程度以及数额的大小无关。第三、侯红娟认可接受王斌赠与款后，以自己名义在李某处存款。侯红娟未支付任何对价，却以自己名义处分赠与款，收益后亦未返还王斌，王斌基于赠与心理亦未主张索要，已构成明确的赠与关系，不构成委托投资关系。2016年1月19日，王斌共计赠与侯红娟100万元，2017年1月21日、22日，王斌共计赠与侯红娟150万元。侯红娟庭审中承认该款系其以自己的名义存于李某处。假若真像侯红娟所言，李某处的存款为王斌的投资款，因王斌与李某素不相识，250万元如此大额款项存于陌生人处，王斌应当以自己名义更安全更合理，且存款不像房产一类需限购，王斌系商人身份，没有任何需隐名存款的必要，不应该以侯红娟名义存款。故王斌之所以同意侯红娟以自己名义存款，只有一种可能即王斌已将该款赠与侯红娟，任由其处分，不在乎损失，不实际掌握该款的所有权、处分权。且结合侯红娟从李某处取出存款后，王斌未索要，侯红娟亦未返还王斌，而是进行了自主处分等多重事实，构成了完整证据链，证实王斌已将250万元赠与给侯红娟。另，对于2017年5月3日王斌赠与侯红娟的40万款项。据2017年5月2日19：32分王斌与侯红娟微信记录可知，侯红娟说“哥，我又接了个活，钱不够用了，你要是有钱给我用几天”，王斌答“40行么”“一个理财款刚到”，5月3日，王斌即向侯红娟转款40万。该款侯红娟一直未返还，王斌基于赠与心理亦从未索要。上述证据能够明确证明侯红娟因私事急用钱，转款时王斌完全没有委托理财的意思表示，且侯红娟也没有证据证明后续王斌将该40万元委托其理财。一审法院竟在我方能够提供有利证据，侯红娟完全不能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该40万元为投资理财款，系认定事实错误。第四、侯红娟对于上述近300万元赠与款的用途，存在多处表述不一、自相矛盾的说法，不应当予以采信，但也从侧面证明了其真正系300万元赠与款的所有权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使用、处分上述款项。2020年2月20日起诉前，马先霞提交的其与侯红娟的通话录音显示，侯红娟详细承认王斌的300万元赠与款中，150万元用于过桥，150万元用于购买房产，并明确表示其投资事项王斌并不知情（录音证据第二段第3：00分处）。结合王斌也当庭表示对于侯红娟的投资事项并不知情，两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侯红娟与王斌之间不属于委托投资关系。后在庭审中，侯红娟变更该300万元赠与款的用途，改为投资网络虚拟平台，并主张已全部损失，但其所提交的自制表格证据《300万元支出明细》仅显示其曾向自然人个人账户转账，未显示转至交易平台账户，不能证明用于平台投资。且马先霞结合侯红娟提交的《300万元支出明细》及其支付宝、微信、银行流水一一比对后发现，表中所列的多笔单项支出是其与第三人正常的经济往来款，通常有进有出、有出有进，能够相互抵消，但侯红娟为拼凑出300万元的投资支出，却选择性仅截取支出项，隐瞒收入项，并用向个人转款营造向平台转款的假象。当庭，侯红娟主张王斌委托其将150万元放在李某处获取利息，而后其提交的第四组证据8证实侯红娟只将其中80万存在李某处，另外70万其又临时更改说法，用于投资网络虚拟平台，其自身陈述与自己提交的客观证据也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综上，因王斌已将该290万元赠与给侯红娟，故侯红娟如何使用，王斌无权干涉，其可根据个人意愿使用，亦可按照个人意愿随意变更陈述。但在司法程序中，侯红娟的陈述前后不一，相互矛盾，法院应当不予采信，针对其陈述漏洞，查清事实并追究其虚假陈述的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290万元构成委托投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侯红娟一审主张其经王斌授权投资的网络虚拟平台包含两个，一是快捷币平台，二是金窝窝平台（现更名为U萌）。一审中，侯红娟刻意混淆两个平台的交易规则、登录验证方式，是否需要实名认证等信息，刻意制造将王斌所赠与款全部投入两平台、后两平台全部损失的假象。第一、针对快捷币平台。1.侯红娟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快捷币交易平台、交易规则、交易记录系真实存在的，多数证据系侯红娟个人手写或编辑而成，非客观、真实的证据。2.侯红娟主张其曾以王斌名义在快捷币平台开户，但仅提交了一张该平台登录页面的打印件，页面中登录名处可任意填写。经马先霞实验，也可填写成马先霞或任意第三人的名字，不能证明系王斌的账户。且侯红娟未举证证明该平台需要实名验证，亦未提交王斌名下购买矿机的投入资金、规模、相关交易等相关证据。3.侯红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谓的以王斌名义或以自己名义的投资行为系经王斌授权。4.侯红娟所提交的《300万支出明细》中拟证明王斌的300万元赠与款分多笔投资到快捷币平台，但根据该明细显示，侯红娟仅将款转至自然人个人账户，不能证明与快捷币平台交易有任何关联性。5.侯红娟一审所述的快捷币起投时间为2016年5月，但根据侯红娟与王斌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斌于2016年1月19日赠与侯红娟的100万元，侯红娟以自己名义存于李某处还未到期，侯红娟告诉王斌该款于2017年1月19日才到期。试问，2017年1月19日前，该款未到期的情况下，侯红娟如何用王斌的赠与款并经王斌授权投资快捷币平台？所以，侯红娟称其在2016年5月用王斌的赠与款项并经王斌授权投资快捷币平台明显不符合逻辑。6.侯红娟仅提交了1张登录时需要验证码的截图，首先无法证明是王斌的账户，其次，网站登录时需要验证码与交易时需要验证码明显非同一概念。若如侯红娟所述，上百万款项的投资须无数次的交易，每次交易均需验证码，则侯红娟应该能够提供出大量王斌向其发送验证码的证据，但一审中其并未提供。故一审法院以侯红娟的每次交易均须使用网络平台发送至王斌手机的验证码方能进行操作认定侯红娟的投资行为取得王斌授权明显不妥。第二、针对金窝窝平台。1.据查U萌平台实为购物交易平台，类似于“淘宝”“京东”一类的小型购物平台，可选购商品、填写收货地址用于购物，不具有投资属性，侯红娟自述将几百万投入其中用于理财，不具有现实基础；2.根据侯红娟所提交的王斌U萌平台页面上仅显示为“2175BU”，根据平台交易规则1“BU”等价于1元，王斌的账户等级为入门等级，说明该账户仅进行了千元的购物交易，何来几百万投入及损失一说。3.侯红娟未提交证明以其名义注册U萌账户系经王斌授权的证据。4.侯红娟所提交的《300万支出明细》中拟证明王斌的300万元赠与款分多笔投资到U萌平台，但根据该明细显示，侯红娟仅将款项转至个人账户，不能证明与U萌平台交易有任何关联性。5.根据侯红娟一审提交的2017年7月25日其与陈霞的微信记录中，侯红娟问“老师，窝币能干啥用？”。陈霞要求侯红娟，“把身份证拍个照，本人的，推荐人的！报创客时间，电话号码！”。侯红娟答“好的老师”，并发送其身份证照片。证明侯红娟在2017年7月25日才刚开始以自己名义注册，之前并不知道金窝窝的交易规则。故其一审侯红娟陈述王斌自2016年5月即委托其投资金窝窝系明显的虚假陈述。6.通过马先霞以自己名义注册账户实验，注册、登录及下单购买商品均可收到平台赠“BU”，马先霞一注册即为入门等级，若需升级，平台要求10万“BU”，据侯红娟提交的王斌账户仅有2175“BU”，且为入门级别，由此说明王斌的交易根本达不到万级别，更不用说达到侯红娟虚构的百万级别。7.根据马先霞实验，其在U萌平台购买商品，可通过微信支付方式付款后，返回微信账单明细，查账显示该商品购买款转账至重庆泰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而非个人账户。由此证明，侯红娟提交的投资支出转给个人账户系虚假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令侯红娟无须返还马先霞290万元款项的依据明显有误。第一、侯红娟提交的在案证据明显不能证明其与王斌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同时，根据最高法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裁判规则，委托理财是指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将该资产投资于期货、证券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或由受托人收取代理费的经济活动。委托理财合同的种类根据主体不同，分为金融机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机构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由此可知，侯红娟主张的委托理财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委托合同，其具有更为严格的适用标准。本案侯红娟虽主张成立委托关系，但对于双方拟委托内容、委托数额、权利义务、生效解除、收益分配等委托事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连基础的委托合同要件都不构成，更达不到委托理财合同的认定标准。侯红娟一审中试图以实践、诺成；有偿、无偿；隐名、显名等法律概念混淆及模糊委托理财合同与非委托理财的区别，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第二、马先霞作为290万元款项的所有权人，从未授权侯红娟对其财产进行任何处分。截止2020年春节前，马先霞对于王斌向侯红娟的转账事宜完全不知情。侯红娟虽基于和王斌的亲密关系获得涉案款项，但未经马先霞许可，侯红娟并不具有该财产的处分权。且侯红娟接受和处分上述款项时明显并非善意，应为其个人行为担责，侯红娟获得的所有权属于马先霞的款项依法应予以全部返还。三、一审法院证据采信存在重大问题，具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对有利于马先霞的证据进行了忽略和篡改，提请法庭重点审查以下证据：第一、马先霞所提交的侯红娟认可的录音证据，该证据作为本案的关键证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既未提及，也未认定。录音中存在大量有利于马先霞的内容，如侯红娟录音中认可其投资事项王斌并不知情、侯红娟将300万投资款中的150万元用于过桥、150万元用于买房、侯红娟与王斌存在情人关系期间明知王斌有家庭等，并且这些录音内容与在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既未提及，也未认定。第二、马先霞提交的多个证据证明侯红娟对王斌与他人处于婚姻存续期间知情，一审法院均未予以认定侯红娟的恶意。1.庭审笔录载明侯红娟与王斌第一次发生性关系，喝酒之时王斌告知侯红娟其婚姻不幸，证明早在2015年侯红娟便知王斌有婚姻家庭；2.微信记录显示，2016年8月10日，侯红娟拍照发给王斌“某某某给某某挑选的鞋”的图片，其中某某某为侯红娟之女，某某为王斌与马先霞之女，亦可证明侯红娟对王斌有婚姻家庭事宜知情；3.第三段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中，侯红娟陈述对王斌没离婚一事知情，表示王斌是因上当受骗才被迫娶了马先霞，其想跟王斌有婚姻、有家。以上证据均可证明侯红娟明知王斌有配偶、孩子，具有破坏家庭的恶意。综上所述，一审王斌基于有违公序良俗的婚外情关系，在马先霞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情人侯红娟，侯红娟明知王斌有配偶，该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仍无偿接受，并在未取得财产所有权人授权的情况下进行自主处分拒绝返还。马先霞既无任何过错，也未对侯红娟进行过任何授权，却因一审侯红娟、王斌的行为遭受财产损失。一审侯红娟、王斌的行为严重侵犯了马先霞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其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明显有违公平正义。恳请贵院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侯红娟辩称，马先霞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马先霞的上诉请求。一、马先霞认为290万元构成赠与与事实不符。（一）单凭侯红娟与王斌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为赠与。根据马先霞事实描述，马先霞、王斌夫妻二人均知道这笔钱的存在，王斌怎么可能在明知有去无回的情况下明目张胆的赠予侯红娟？银行流水资料证明每一笔资金的去向，它和矿机内存在的购买交易记录是完全吻合的，银行验证信息更是确凿的事实，每一个证据都有其原始出处。正是因为双方之间的关系，侯红娟才愿意无偿代王斌进行投资行为。王斌去过侯红娟家里，见过侯红娟的母亲、小姑、老师、闺蜜、合作伙伴等几乎所有的社交关系，陪侯红娟的母亲在奥特莱斯购物、吃饭，至今仍在侯红娟小姑建的群里。王斌还去过侯红娟工作室，去过侯红娟闺蜜的工作单位包括其同事的办公室，请其闺蜜和同事吃过饭，带侯红娟女儿和侄女去旅游。反倒是王斌，从未让侯红娟认识过他的朋友，更别说他的父母，侯红娟来济南数次提到看望他的父母，都被他拒绝了。王斌带过一个骑友去过侯红娟家里，侯红娟主动加了其联系方式，但是不久就被删了。有截图为证。侯红娟一开始认为时机不成熟，直到侯红娟知道了王斌在其妻子怀孕生子期间和其交往的事实，才明白原因。若是普通朋友关系，王斌根本不可能将如此大额的钱款交由侯红娟存款并投资，侯红娟也不可能无偿代王斌进行投资。因此，仅依据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不足以认定290万元构成赠与。（二）王斌向侯红娟转款一次性可达到100万元，总共290万元分3次转给侯红娟。与王斌其他的转款数额如999.99元、6666.66元等不同，290万元的转款时间并非是特殊的节日，转款金额也并非带有特殊意义。一审法院认定王斌在特殊节日或将带有特殊意义金额的款项转给侯红娟为赠与尚属于情理之中。290万元的转款时间及金额明显不属于赠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审开庭审理时，侯红娟把王斌赠予侯红娟稍微贵重点的东西都拿来了，其中最贵的是一块男士手表，因侯红娟不愿意戴，王斌从网上找了截图并解释说现在流行女士戴男款手表（因这些物证不属于认定是否属于赠与和委托投资关系，故一审时未出示）。其后不久，王斌提出让侯红娟给他买一条金链子，并且越粗越好，后来侯红娟通过其在老凤祥的熟人买了一条当时店里最粗的金链子（有对话截图为证）。如果真像马先霞说的赠予侯红娟三百万，至于送个男士二手手表再要回个金链子吗？至于交保费的时候专门让侯红娟转账吗？（三）王斌去过李某公司，对其公司实力有过充分了解，并且王斌的人身保险就是李某公司李某某给办的，王斌私下称李某为土豪太太（有对话记录、原始保单为证）。侯红娟以自己的名义为王斌在李某处存款，一方面是因为王斌觉得其与李某不熟，万一后期存款出现问题不好解决，侯红娟与李某是朋友，在王斌的一再坚持下，侯红娟才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存款；另一方面，王斌与侯红娟当时的关系处于发展阶段，王斌委托侯红娟进行存款和投资也是为了取悦侯红娟。若王斌不坚持以侯红娟的名义进行存款和投资，就失去一个多接触侯红娟的理由，无法达到取悦侯红娟的目的。前期存款产生收益后，侯红娟告知过王斌并问收益如何处理，王斌因觉得收益还不错，就继续委托侯红娟将收益存放在李某处。后期投资快捷币和金窝窝购物平台也是因为王斌存在李某的存款利息降低，收益减少，为了继续获取高收益，王斌同意侯红娟利用这些钱投资快捷币。另外，关于马先霞在上诉状中提到的王斌与侯红娟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鉴于王斌与侯红娟之间的特殊关系，双方在该段时间内存在频繁金钱往来，仅靠碎片化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准确还原当时的微信聊天背景和转款背景。侯红娟收到该40万元后实际用于帮王斌投资快捷币和金窝窝购物平台，该40万元属于委托投资款的一部分，并非赠与。（四）侯红娟在与马先霞的通话录音中提到将150万元用于过桥，是因为侯红娟不想让马先霞知道王斌把钱都用于投资赔了，从而加深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侯红娟认为王斌委托自己投资快捷币和金窝窝平台的资金都亏损殆尽，自己有愧于王斌。另外，王斌虽然主张对投资事项不知情，但现有证据证明矿机账号都是和王斌的手机号绑定的，每一次登录都是需要手机验证码的，王斌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侯红娟提供手机验证码呢？实际上是王斌为了讨好侯红娟而故意表露出对投资事项的不在乎，制造出“赠与”的假象，从而让侯红娟相信他的“一片真心”来骗取侯红娟的感情。其次，在整个委托投资期间，王斌一方面指令侯红娟将部分款项用于投资，另一方面指令侯红娟将其在李某处的存款陆续取出用于快捷币P2P平台和金窝窝购物平台，以上两方面的投资同时进行。同时也存在王斌转的一部分款项用于存款，另一部分直接用于投资的情况。因为双方之间转款次数十分频繁、金额不等，侯红娟的往来款项较多，无法准确定义投资款的金额和存款金额实属正常。马先霞主张的存款数额自相矛盾的说法不成立。综上所述，王斌向侯红娟转的290万元属于委托投资款，侯红娟对该款项不具有自由支配权。二、马先霞认为290万元不属于委托投资款与事实不符。（一）关于快捷币平台。第一，快捷币P2P平台系侯红娟经朋友介绍在该平台上投资交易，后期在该平台上交易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的投资款都亏空殆尽，目前该平台已经关闭，无法登陆。该平台的交易规则、交易记录均系真实存在的，均可通过系统后台查询。侯红娟凭个人力量无法查询包括投资快捷币P2P平台与金窝窝购物平台系统，一审开庭前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申请，由于马先霞及王斌均未对侯红娟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实质性的异议，根据证据审查、认定的规定，为有效证据，故一审法院无须进行调查。（二）关于金窝窝购物平台。王斌向侯红娟的转款前期大部分用来存放在李某处，后陆续取出投资快捷币P2P平台，后期投资快捷币P2P平台与金窝窝购物平台是同时交叉进行的。马先霞仅根据侯红娟的只言片语来断章取义地理解整个投资过程，甚至在没有完全理解投资过程的前提下认为侯红娟陈述自相矛盾明显不符合事实。三、侯红娟与王斌之间构成委托投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考虑到侯红娟与王斌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以及当时王斌急于取悦侯红娟的心理状态，在听侯红娟说李某处可以存款且利息较高时，王斌抓住机会表示自己想投资来争取更多和侯红娟接触、交流的时间和理由。因此，王斌口头委托侯红娟在李某处存款。后李某告知侯红娟存款利息将降低，侯红娟将这一情况向王斌汇报，王斌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决定全权委托侯红娟投资快捷币P2P交易平台和金窝窝购物平台。在平台上注册账户都需要实名认证，王斌向侯红娟提供其身份信息、手机号用于注册，并指令侯红娟分别以侯红娟的名义、王斌的名义注册了多个大矿机，同时每个大矿机关联了多个小矿机。注册矿机后需要再购买快捷币激活矿机。每次登陆矿机账号均需要输入用户的手机验证码，侯红娟都是在得到王斌的指令并获得王斌的验证码之后操作成功的。金窝窝购物平台上王斌的账户信息也显示王斌的账户与其本人的手机号、每一次投资交易都是侯红娟根据王斌的指令操作完成。根据上述事实，王斌委托侯红娟在李某处存款、投资快捷币P2P交易平台和金窝窝购物平台交易。侯红娟按照王斌的指令完成一系列委托事项，也履行了及时向委托人汇报委托事项相关情况的义务，完全符合委托合同的成立要件，故王斌与侯红娟之间为委托投资关系。四、任何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建立及维持从来不是一方的责任，而是关系双方合意的结果。侯红娟作为这段关系的受害人已经受到了惨痛的教训，进而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不再继续伤害双方及双方家庭。王斌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才有了本案王斌及其妻子马先霞联合起来起诉侯红娟返还投资款。二人明知王斌转给侯红娟的款项是王斌委托侯红娟用于投资，在投资获得收益时未要求归还投资款，却在投资失败产生亏损时要求侯红娟替其承担投资失败的后果，辜负侯红娟无偿代理王斌进行投资的一片好心。侯红娟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在投资产生收益时没有要求王斌支付代理费用，在投资产生亏损时一直试图帮助王斌挽回损失，甚至在王斌急需用钱时将自己的钱借给王斌救急。现在马先霞与王斌却企图借法律手段将投资亏损的损失转嫁给侯红娟，这才是本案的本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马先霞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马先霞的上诉请求。王斌述称，一、真诚道歉，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背叛了马先霞，也毁了我的家庭，对不起马先霞和我的三个孩子，也对不起侯红娟，我也一直给不了她想要的家庭，在这里我向马先霞和侯红娟郑重的道歉，我给她们都造成了伤害。二、我与马先霞、侯红娟三人的工作、家庭和收入情况。我父母都是医生，2000年我从某某市考入济南山东某某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民营的医疗设备公司一直做销售工作。因为频繁出差，工作强度大，辛苦的付出才有了高一点的收入和积蓄。我们一家七口均在济南生活。2010年我和来自某某市的马先霞在济南结婚，2012年7月生一女儿，2016年五月生了双胞胎一儿一女。现在三个孩子一个在小学，两个在幼儿园，因家庭开支大，为养家糊口马先霞自己做代理记账工作。我的父母都70多岁了，身体不好，均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现在都每天依靠大量药物维持。2012年我父亲因急性心梗在济南某某医院放了支架，抢回一条生命。侯红娟是某某市人，2000年某某医专毕业。毕业后在老家开过一个小诊所，没过几年就倒闭了。后转做安利产品销售，收入较低且不稳定。期间她经历了结婚生女、离婚。三、我与侯红娟的交往和经济往来。我在高中时通过邻居和侯红娟相识，当年就很喜欢她，那时就把父母给我的一个贵重的银项链送给了她。现在我还保留着二十几年前她送给我的照片，后来因求学分开没有再联系。2014年我去菏泽又和她偶然重逢，她住在某某一个小公寓里，离异带着一个女儿，做安利销售，过得很不好。她告诉我，她扔下孩子去某市开拓市场没交房租被房东赶出来，还受到同事的排挤，还被客户强灌酒欺负等。她是我一直暗恋过得人，有缘分又相识了，就特别想关心她，保护她、鼓励她。第一，她做安利进货需要资金由我来解决。第二，逢年过节带她出去旅游：例如2015年大年初二因她离异怕她孤单，我扔下家人开车带她去某某古城、某某大院自驾旅游。2017年中秋节我还带她和她的孩子、外甥女去浙江自驾游。第三，赠送贵重物品。她想骑摩托车，我就买了一辆几万元的进口本田踏板摩托车和朋友一起骑了一天给她送过去，她和女儿的头盔、护具、手套，甚至修车的工具我都给她买好。手表就送给她三块：卡地亚、梅花、卡西欧登山表。贵金属宝石的耳环项链首饰更是数次送给她。日本的自行车、进口JBL的音响，茶叶海参等等我都买给她。我自己不舍得吃、舍不得用，有时候连自己送给她的贵重东西我都不记得了。她也亲口说过一睁开眼睛，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我送给她的东西。第四，待她女儿胜过自己的亲女儿。她女儿被车碰伤了脚，马上给她转了6666.66元红包，并跑到北京给她女儿找医生看片子看病情。第五，经常陪伴。她在临沂被车碰了，我从济南开车跑过去陪她去医院拍片检查。有次她的狗丢了，我立马从济南高价买了只一样的狗送到巨野，只为哄她高兴。我的心思全部在她那里，我们有时候一天上千条信息，互相关心，互相倾述，事无巨细，我们不分彼此，她说不能没有我，我也离不开她。侯红娟也特别善解人意，也很会关心人，经常嘘寒问暖。我们平时都是以咱爸咱妈、咱奶奶称呼对方的家人。她知道我有家族糖尿病史，她就学习相关知识让我注意饮食等方面的问题。她知道我喜欢吃烧饼，就买了寄给我。她找人给我女儿做棉袄、买鞋，还给我买衣服和鞋。知道我喜欢摩托车，她还说以后挣钱攒钱给我买一辆宝马摩托车，让我非常感动。我就觉得她比马先霞强很多，那段时间我回家就找马先霞吵架、打架，2016年跟马先霞闹离婚很严重。我真的想离婚，双方父母都知道。我当时也打听过了，因为马先霞在哺乳期离不了婚。我一直想跟侯红娟结婚，攒点钱就给她了，特别舍得给她花钱，我们想重新建立一个家庭。侯红娟也一直逼着让我离婚，想要个名分。我离不了婚她就跟我闹，经常说深情不如久伴，动不动就把我微信拉黑。我就给她钱，给她买东西，博取她的欢心，以维持我们的这种关系。她说我是唯一一个对她这么好，也不管她怎么花钱的人，她花的心安理得。她常常在我耳边说要早点为以后的家庭做打算，她女儿上学需要买个学区房，她还想开个门诊，建个养老院，以后生个儿子还要提前给儿子准备个房子，她为我们以后规划了特别多，都需要钱。我相信她是真的对我好，真的为了我们以后的家庭做打算，存在银行的理财一到期或卖医疗器械一回款，我二话不说就转给她。她很高兴，说我们之间没有距离了，现在家里也没什么急事，她就先把钱存在李某公司吃利息了，等钱到期了，她再给自己买个卡地亚手表，给我买个摩托车，我听了也挺高兴。其实，平时她花钱还是比较任性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一不顺从就要拉黑我，跟我绝交，所以，她怎么花钱，我确实不管，也不敢管，最多就是事后问问。比如她买了辆奥迪Q5说是我俩的车，但新车提回家后才告诉我买车了。买的临沂两套房以及菏泽一套学区房，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四、一审未能查明真相，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侯红娟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我转给她的钱，确实是赠给她的，目的为了重建家庭。因为挣钱不容易，又是家庭共同积蓄，我从未指令她去做风险投资。特别是她说的平台投资，我是开庭时才知道的，她也没有证据证明经过我同意。老百姓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小说《白夜行》里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个是太阳，另一个就是人心。侯红娟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最最信任的人，却是欺骗我最狠的那个人。我对她这么好，用我的生命去爱她，我实心实意的对她，心都掏给了她，可她却在法庭上诋毁我，公然说谎，编故事伪造证据。我很心寒，满腔热情换来的都是欺骗。五、我的态度。今年春节后因为疫情原因，没法工作，吃穿用需要钱，父母吃药需要钱，孩子教育看病也需要钱，马先霞之前银行贷款也到期了，就找我要银行积蓄。因为钱都给侯红娟了，我拿不出来，借也没有借到，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出了实情。马先霞给我闹翻了天，要跟我离婚。我们就分居了，马先霞把我也告上了法庭，经历一审，又到了现在的二审。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家里是妻离子散。侯红娟这边也不和我结婚，我是人财两空。真相自有千钧力，虽然一审法官被侯红娟用谎言和伪证蒙蔽做出了误判，但我仍然相信法律，相信二审法官一定能查明真相，戳破她的谎言，还我一个清白。马先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斌对侯红娟人民币3070176.74元的赠与无效；2.判令侯红娟向马先霞返还上述人民币3070176.74元及支付利息损失（以3070176.74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赠与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侯红娟、王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先霞与王斌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2年7月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至今。王斌与侯红娟于2000年前后因朋友介绍认识，双方于2015年初发展成为婚外情人关系，之后双方长期保持情人关系，后于2018年4、5月份结束情人关系。在侯红娟、王斌保持婚外情人关系过程中，自2015年3月27日至2017年9月24日期间，王斌陆续向侯红娟转账汇款共计3363065.61元，具体转账情况如下：一、通过支付宝转账，于2015年3月27日转账20万元；2015年10月27日转账9400元；2015年11月14日转账5万元；2015年11月15日转账5万元；2016年1月31日转账两笔各2万元共计4万元；二、通过建设银行转账，于2016年1月19日转账两笔各50万元共计100万元；三、通过齐鲁银行转账，于2017年1月21日转账两笔各50万元共计100万元；2017年1月22日转账50万元；2017年5月3日转账40万元；2017年9月24日转账10万元；三、通过微信转账，于2016年8月9日转账999.99元；2016年12月31日转账6666.66元；2017年1月10日转账999.99元；2017年1月27日转账999.99元；2017年2月23日转账999元；2017年3月16日转账1000元；2017年8月28日转账两笔各999.99元共计1999.98元（一审判决后附王斌与侯红娟相互转账汇款情况一览表）。上述款项的性质，马先霞和王斌均称系于侯红娟、王斌保持婚外情人关系期间，由王斌赠与侯红娟的款项。王斌称所有款项均是发生于侯红娟、王斌情人关系期间为了让侯红娟高兴而无偿赠与的款项，其中微信转账均是在有一定纪念意义的特殊日期，故转账数额都是吉利数字，也是为了让侯红娟高兴。侯红娟质证称，王斌通过微信转账的一些数额为吉利数字的款项确系赠与，但侯红娟也多次回赠；其他转账资金均是王斌的委托投资款项，侯红娟基于两人的亲密关系无偿为其投资理财，因投资失败已全部亏损；侯红娟将全部转账资金用于投资网络快捷币P2P平台和金窝窝购物平台，因投资失败亏损800万余元，包括代王斌的投资款和侯红娟个人的款项。经庭审质证，1.关于王斌于2015年3月27日、3月28日向侯红娟转账共计209400元，马先霞、侯红娟、王斌均认可系用于向安利公司（以王斌名义注册的安利公司经销商）购买净水器的货款；侯红娟主张其于2016年2月14日、3月19日向王斌的转账各10万元就是销售净水器后偿还给王斌的款项，剩余9400元没有偿还王斌。2.关于王斌于2015年11月14日、15日向侯红娟转账的两笔各5万元款项，侯红娟主张系用于向安利公司进货的货款，相应的业绩都记在王斌的名下，卖货后该货款10万元没有还给王斌；王斌称当时确实是侯红娟说进货需要钱，至于卖货情况不清楚，因为当时本意是送给她的。3.关于2016年1月19日王斌向侯红娟汇款两笔各50万元共计100万的情况，侯红娟、王斌均认可系由侯红娟存在李某公司以取得较高利息；王斌称当时知道是存在李某公司，就是送给侯红娟并让她挣高额利息的，至于之后该款项的去向就不清楚了；侯红娟称是王斌听说存款利息较高而委托其存在李某公司的，后来全部取出后以王斌的名义投资矿机和“金窝窝”平台，都赔进去了。4.关于王斌于2017年1月21日、22日向侯红娟汇款三笔各50万元共计150万元的情况，侯红娟、王斌均认可系用于高息存款存在李某公司；侯红娟称后来都取出用来投资矿机和“金窝窝”平台了；王斌称当时本意就是送给侯红娟的，至于后来做什么投资就不清楚了。5.关于王斌于2017年5月3日向侯红娟汇款40万元的情况，侯红娟称系以王斌的名义投资矿机交易和“金窝窝”平台，均有详细交易记录；王斌称不知道用途，就是送给侯红娟的。6、关于王斌向侯红娟微信转账8笔共计13665.61元，款项金额大多为“吉祥”数字，侯红娟、王斌均认可系在特殊日期赠送具有祝愿含义的款项。侯红娟主张，在侯红娟、王斌保持婚外情人关系期间，王斌陆续向其借款共计346176.87元，具体转账情况如下：一、通过建设银行转账，于2016年1月17日转账1万元；2016年2月14日转账10万元；2016年3月19日转账10万元；2017年1月18日转账7000元；2017年9月22日转账45000元；2017年9月23日转账38000元；二、通过支付宝转账，于2015年10月27日转账17000元；2016年1月11日转账1万元；2016年3月5日转账1666元；2016年1月22日转账6622元；三、通过微信转账，于2017年1月4日转账9999.99元；2017年1月27日转账888.88元（一审判决后附王斌与侯红娟相互转账汇款情况一览表）。对于以上转账记录，王斌予以认可，但称其中45000元的转账系受侯红娟委托另行转账给他人43500元，侯红娟对此表示记不清了；马先霞称同意王斌的意见。侯红娟主张，侯红娟、王斌之间的转账汇款，除少量微信转账金额带有6、8、9等吉利数字的款项系在特殊日期侯红娟、王斌基于情人关系的互相赠与外，其他转账款项均是受王斌委托进行理财及返还少量款项的行为，且在理财过程中因投资失败已经全部亏损。侯红娟主张受王斌委托用涉案转账款项进行了快捷币P2P平台投资和“金窝窝”购物平台投资，期间用其个人名义和王斌的名义（相关账户均与王斌的手机号绑定，每次交易均需要王斌提供手机验证码才能交易，另外侯红娟、王斌均从事安利直销业务，王斌也有安利直销账户。王斌称所有款项均是当时为了取悦侯红娟而进行的赠与，其从未委托侯红娟进行相关的投资，对于在相关投资平台注册账户都是侯红娟所为，其多次应侯红娟的要求提供验证码，只是为了让侯红娟高兴，对于具体投资情况并不了解；对于注册公司经营安利一事属实，但与本案无关。经庭审质证，对于侯红娟向王斌转账的用途情况如下：1.关于侯红娟于2015年10月7日向王斌汇款17000元，侯红娟称系以王斌名义购销安利产品的货款，是209400元货款的一部分；王斌称忘记是什么钱了。2.侯红娟于2016年1月22日、2017年1月18日向王斌分别汇款6622元、7000元，侯红娟、王斌均认可是侯红娟自愿出资给王斌购买保险的费用。3.侯红娟于2017年9月2日向王斌汇款45000元，侯红娟称系其自愿出资为王斌购买摩托车的费用，王斌称具体用途记不清了。4.侯红娟2017年9月23日向王斌汇款38000元，侯红娟、王斌均认可系侯红娟出资为王斌购买手表的费用。5.关于侯红娟向王斌的其他汇款1666元、9999.99元、888.88元，侯红娟、王斌均认可系侯红娟赠与王斌的具有特殊祝愿含义的款项。侯红娟主张其与王斌建立情人关系时，其并不知道王斌的婚姻状况，但在后来发现王斌是在马先霞怀孕生子期间与其发生的婚外情人关系后，就在2018年4、5月份与王斌结束了情人关系。王斌主张两人建立情人关系时侯红娟知道其婚姻状况。侯红娟、王斌对各自的主张均未提供相应证据。关于涉案款项的来源，马先霞和王斌均称系其夫妻的共同积蓄，马先霞称其经营一个财务管理公司，有收入，王斌称其从事医疗器械业务，马先霞和王斌均称其家庭存款长期由王斌保管。马先霞称，因有三个孩子，马先霞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所以家里的钱都由王斌保管，王斌曾经说过钱都拿去参加理财了，马先霞也没有在意，后来在2020年2月份因贷款到期，向王斌要钱时，王斌才说钱都给了侯红娟，马先霞才得知此事，并由此发现了侯红娟、王斌的不正当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根据马先霞、侯红娟、王斌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支付宝转账交易记录、微信转账交易记录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证实以下事实：自2015年3月27日至2017年9月24日期间，王斌向侯红娟转账汇款共计3363065.61元，侯红娟向王斌转账汇款346176.87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一般情况下的社会交易习惯，王斌于2016年1月19日向侯红娟汇款100万元（两笔各50万元）、2017年1月21日-22日向侯红娟汇款150万元（三笔各50万元）、2017年5月3日向侯红娟汇款40万元，共计290万元，时间集中，数额相对巨大，明显不符合赠与行为的一般特点。根据侯红娟提供的相关证据，上述款项均系用于投资高息存款及网络虚拟交易平台等，且相关的网络虚拟投资平台交易账户系以王斌的名义和手机号码注册，每次交易均须使用网络平台发送至王斌手机的验证码方能进行操作，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举证质证情况，一审法院应予确定上述转账汇款均系经由王斌授权的投资行为，依法应当由王斌自行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马先霞主张系赠与行为，但其举证证据尚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因此，马先霞请求侯红娟返还上述290万元的投资款项，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除上述290万元之外，王斌向侯红娟的其他转账汇款共计463065.61元，侯红娟、王斌均认可系王斌委托侯红娟购买安利产品的货款和部分赠与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侯红娟、王斌均认可侯红娟已经向王斌返还部分货款和赠与款共计346176.87，一审法院应予确认。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侯红娟实际收到且未返还给王斌的款项为116888.74元（包括赠与款和部分应返还的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根据马先霞与王斌于2012年7月登记结婚后夫妻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述财产均取得于马先霞与王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依法应予认定为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者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同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本案中，涉案款项系马先霞与王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在该项财产未经依法析产分割之前，部分共有人个人均无权擅自进行处分。因此王斌基于其与侯红娟的婚外情人关系擅自将涉案款项赠与侯红娟，侵害了马先霞对夫妻共有财产的相应财产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我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王斌、侯红娟在王斌已有合法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建立婚外情人关系，违背了我国婚姻法的上述规定，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因此侯红娟对涉案财产的取得，不构成善意取得，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王斌对侯红娟的赠与行为无效。综上所述，马先霞请求确认王斌、侯红娟之间的赠与关系无效，并请求侯红娟立即返还赠与款项，理由正当，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因王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侯红娟建立婚外情人关系，严重违反了公序良俗，有较大程度的过错，相应的利息损失应当由王斌自行承担，故对于马先霞请求侯红娟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王斌与侯红娟之间赠与人民币116888.74元的赠与行为无效。二、侯红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给马先霞人民币116888.74元。三、驳回马先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228元，减判收取15614元，由马先霞负担12974元，侯红娟、王斌各负担13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马先霞负担4000元，被告侯红娟、王斌各负担5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侯红娟与王斌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12月30日，侯红娟：“我现在想要的是婚姻，是家……。”2017年10月22日，侯红娟：“我不想对你有所评判，但是你比谁都清楚，你对不起某某的妈妈，也对不起我……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问题，不是出在钱上，而是出在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上，欺骗和隐瞒的再好，不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活着……你对我越好，我越觉得这本来不属于我，是我偷的别人的。”2017年2月25日，侯红娟与王斌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侯红娟：“（发夹）这是在动物园给王某某买的，某某某也有一个，就是没有发夹。”王斌：“你买的呢，鞋买了吗？”。马先霞、王斌、侯红娟均认可此处“王某某”系马先霞和王斌女儿。侯红娟与王斌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2月20日，侯红娟：按照这个版本拍一个照片，还有身份证反正面。王斌：你不说不用弄么。侯红娟：我需要多个账号联系，别人的不放心。侯红娟一审中陈述需要王斌身份证用途系为用于实名交易，注册P2P平台和金窝窝平台账户，二审中侯红娟陈述多个账号联系是指2017年王斌下面关联投资账号开始增多，平台要求必须实名认证，侯红娟一想这么多钱，担心用别人的不行，所以一再要求用王斌的实名认证。王斌二审中主张其身份证在侯红娟处是用来安利注册使用的，王斌从来不知道侯红娟做其他的东西；侯红娟是做安利的，要求有下线帮忙升级（叫上聘），包括注册三证合一也都使用；多个账号联系账号是安利的账号。马先霞称，根据之前王斌与侯红娟从事安利，业内有个术语叫上聘，据马先霞知道只有在上聘的时候，好像是需要多个账户之间关联，为了发展下线员工，同时还需要做企业年审和三证合一时需要用。2017年1月21日，王斌向侯红娟转款两笔，共100万元。2017年1月21日上午10:37，王斌与侯红娟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斌：“钱打过去了，两个50万。收到给我确认一下。我就离开银行了。”侯红娟：“嗯。收到了。”王斌：“偶，那好，没有距离吧，你说没距离我就放心了。”侯红娟：“没距离，习惯了。”对此部分微信聊天记录，马先霞质证认为：侯红娟一直因为王斌没有离婚，感觉没有安全感，觉得手里也没钱，有距离感。与此同时在2016年的8月到12月，双方拉黑了四个多月，在12月底又加上以后，侯红娟在微信中就给王斌要钱，同时微信中还提及到买临沂的房子，王斌想加名字都是对侯红娟不放心，有距离，是对侯红娟的不信任，侯红娟感觉没有安全感，所以侯红娟所述没有距离是指收到钱以后，侯红娟就安心了。侯红娟质证认为：王斌和侯红娟一个在济南，一个在临沂，这是所谓的距离，和钱没有任何关系。王斌质证认为：因为王斌一直离不了婚，侯红娟把王斌拉黑了四个月，突然加上了，王斌很珍惜这个机会，王斌和侯红娟求和，侯红娟给王斌要钱，说拿到钱才有安全感，才和王斌没有距离。2017年5月2日晚上19:29，王斌与侯红娟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侯红娟：“哥，我又接了个活，钱不够用的了，你要是有钱明天给我用几天。”王斌：“40行么。”侯红娟：“行。”王斌：“一个理财款刚到。”2017年5月3日，王斌向侯红娟转款40万元。关于该处“活”是谁接的？钱是为谁所用？马先霞质证认为：根据微信内容可知，侯红娟因个人私事，给王斌要钱，王斌于第二天接着转给了侯红娟40万元。根据侯红娟银行账户显示，侯红娟收到了该笔40万元，当即转给了一个叫田素防的人，转账后其银行余额归为10元钱，侯红娟一直主张该钱全部用于王斌P2P投资，但该40万元并未列入300万支出明细中。侯红娟质证认为：活是侯红娟和王斌关于投资买矿机的一种称呼，王斌对活有充分的了解，活是给王斌接的，钱是给王斌用的。王斌质证认为：侯红娟在撒谎，这个钱是侯红娟自己用钱，问王斌要的。本院认为，本案系马先霞、王斌、侯红娟之间，因王斌向侯红娟支付诉争款项是否构成赠与及赠与是否有效，侯红娟是否应当向马先霞返还诉争款项而产生的争议，并非仅就合同效力产生的争议，一审认定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不准确，本案应为赠与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2015年初至2018年4、5月份，王斌与侯红娟之间存在婚外情人关系，期间双方存在多笔账务往来，王斌曾委托侯红娟在他人处存款投资以取得高息，王斌亦曾向侯红娟提供投资平台实名认证所需照片。故对于王斌向侯红娟的转账是否为赠与，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依法判断。关于2016年1月19日王斌向侯红娟转账两笔各50万元共计100万元，2017年1月22日王斌向侯红娟转账50万元，鉴于王斌存在委托马先霞理财的行为，仅凭转账事实的存在，不足以认定该三笔款项系王斌对侯红娟的赠与。马先霞主张此3笔款项为赠与，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2017年1月21日王斌向侯红娟转账2笔各50万元共计100万元，根据王斌和侯红娟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斌与侯红娟在微信中多次讨论距离问题，王斌在打款后即询问侯红娟是否还有距离，侯红娟确认收到了该100万元，并回答没有距离，故该100万元构成王斌对侯红娟的赠与，且王斌的转款行为系为维系与侯红娟婚外情人关系而作出，违背公序良俗。马先霞所提该100万元赠与无效，要求侯红娟返还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关于2017年5月3日，王斌向侯红娟转款40万元，侯红娟主张该笔款项系为王斌的投资，但侯红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哥，我又接了个活，钱不够用的了，你要是有钱明天给我用几天”，系由侯红娟使用此40万款项的意思表示明确，事后王斌没有向侯红娟索要该笔款项，且侯红娟亦未实际归还该40万款项，故该笔款项系为王斌对侯红娟的赠与，应予返还。除上述290万元之外，各方对于一审法院根据王斌与侯红娟转账记录确定的，侯红娟实际收到且未返还给王斌的116888.74元款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马先霞所提利息损失问题，因王斌在与马先霞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侯红娟建立婚外情人关系，并将家庭共有财产赠与侯红娟，违反公序良俗，具有较大过错，一审认定相应的利息损失由王斌自行承担正确。马先霞所提利息损失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马先霞所提调查令及调取证据申请书、侯红娟所提申请法院调查申请书并不影响本案判决，本院不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321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王斌与侯红娟之间赠与人民币1516888.74元的赠与行为无效；三、侯红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马先霞人民币1516888.74元；四、驳回马先霞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228元，减半收取15614元，由马先霞负担156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侯红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228元，由侯红娟、王斌各负担1561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 梅审 判 员  李逢春审 判 员  许海涛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刘秋月书 记 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