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1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张鑫电动车商行，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街道丁兰路168号102室。 经营者张鑫。 委托代理人庄公安，该商行职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鑫琪电动自行车商行，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笕丁路321号。 经营者吴兴元。 委托代理人周龙水、赵贞云，该商行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正魁，男，195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法定代理人侯贤超，男，197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系侯正魁儿子。 委托代理人刘家峰，上海尚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市江干区张鑫电动车商行（以下简称张鑫商行）、杭州市江干区鑫琪电动自行车商行（以下简称鑫琪商行）因与被上诉人侯正魁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4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韩昱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5月10日张鑫商行向鑫琪商行购得涉案电动车后又于同日销售给严秀芳。2016年5月31日严美芳驾驶该电动车在本市拱墅区通益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内由北向南行驶至红旗路口南侧时，车身右侧与在该机动车道内同向推行自行车的侯正魁发生擦碰，造成侯正魁受伤的交通事故。侯正魁伤势经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16天，作出脑挫伤、脑内血肿、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室积血、枕骨骨折、颅底骨折、创伤性湿肺、创伤性气胸、多发性肋骨骨折、肺部感染、呼吸衰竭、高钠血症、脓毒血症、肝功能异常等诊断，花费医疗费107294.76元。2016年6月27日经拱墅交警大队委托出入境鉴定所出具鉴定报告1份，认定涉案自动车属于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即机动车范畴。2016年7月8日拱墅交警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1份，认为严美芳未戴安全头盔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上路行驶时，未及时发现前方推行自行车的原告并采取措施不当，最终认定严美芳负事故的全部责任。2016年7月25日经拱墅交警大队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所出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1份，确认①涉案事故致侯正魁严重颅脑损伤伴昏迷，当时构成重伤二级并建议事故6个月后待伤势稳定予以补充鉴定；②侯正魁右侧第7至10根肋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2016年12月30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出具879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严美芳、严秀芳当庭赔偿给侯正魁医疗费等费用合计20万元。2017年5月18日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豫1403民特4号民事判决书1份，宣告侯正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侯贤超为监护人。2017年5月23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浙0105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书1份，判决严美芳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2019年3月25日经原审法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2份，评定①侯正魁符合“器质性精神障碍”诊断；②本案与侯正魁颅脑外伤有直接因果关系；③侯正魁伤势构成三级伤残；④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⑤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分别为2年、2年、6个月。2019年5月侯正魁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张鑫商行、鑫琪商行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完全护理依赖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合计323745.12元。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侯正魁主张，经庭审质证，本案确定的赔偿项目及损失范围为：①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双方分别确认为94900元、800元、5400元、4万元；②残疾赔偿金：张鑫商行、鑫琪商行辩称按照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理由不成立，应按照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574元标准计算为577969.60元；③完全护理依赖护理费：张鑫商行、鑫琪商行辩称按照5年计算，部分理由成立，结合侯正魁的护理依赖程度，应按照10年计算为474500元。以上六项合计为1193569.60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他人由于过错侵害其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本案中，根据出入境鉴定所的鉴定结论，涉案电动车结构上无实现人力骑行所需的链轮、中轴、链条、曲柄及脚蹬等装置，只具备电驱动功能，最高车速、空载整车质量、电动机输出功率又均达到《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相关标准，已远远超出涉案电动车使用说明书中的主要技术参数，这无疑致电动车使用者和行人于危险境地，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张鑫商行、鑫琪商行作为涉案电动车销售者，明知其销售的电动车性能超标，理应采取提示的方式告知购买者，但张鑫商行、鑫琪商行不仅没有对超标问题作警示说明，反而在使用说明书中将涉案车辆定义为电动车，让购买者误以为涉案车辆系非机动车，无需取得驾驶证就可以直接上路行驶从而在驾驶中放松警惕，增加了潜在的危险性。从盖然性的角度看，上述产品缺陷显然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认为该缺陷与涉案事故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张鑫商行、鑫琪商行作为销售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鉴于涉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严美芳不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采取措施又不当所致，而涉案电动车产品缺陷系次要原因，综合考虑张鑫商行、鑫琪商行的过错程度及涉案电动车产品缺陷与事故发生的关联程度等合理因素，原审法院酌定由张鑫商行、鑫琪商行承担15%责任为宜。就侯正魁诉请的误工费，因涉案事故发生时，侯正魁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该项费用不应予以计算；交通费亦因缺乏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就张鑫商行、鑫琪商行认为侯正魁曾与严美芳、严秀芳达成调解协议并放弃其他诉请的问题，侯正魁系基于不同法律关系向不同主体主张赔偿，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且庭审中侯正魁也同意扣除严美芳、严秀芳已支付的赔偿款，故对张鑫商行、鑫琪商行据此提出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市江干区张鑫电动车商行、杭州市江干区鑫琪电动自行车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侯正魁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完全护理依赖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合计149035.4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侯正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78元，由侯正魁负担1661元、杭州市江干区张鑫电动车商行、杭州市江干区鑫琪电动自行车商行负担1417元；鉴定费3800元，由侯正魁负担2158元、杭州市江干区张鑫电动车商行、杭州市江干区鑫琪电动自行车商行负担1642元。侯正魁、杭州市江干区张鑫电动车商行、杭州市江干区鑫琪电动自行车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张鑫商行、鑫琪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张鑫商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涉案车辆是张鑫商行从鑫琪商行购买，而后卖给案外人严秀芳的，该车辆的注册商标是顺皓牌，注册人是吴兴元，商标局为此颁发了注册商标证，而注册人吴兴元正是该案的鑫琪商行经营者吴兴元。张鑫商行在一审庭审中也提供了该证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但是并没有阐述不予确认的理由。由于原审没能对关键证据进行分析论证，导致生产厂家的事实没有被认定，导致该涉案车辆没有生产厂家不清楚。如果没有生产厂家，那么车辆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这显然与客观规律相违背。既然涉案车辆是从鑫琪商行购买，经营者吴兴元肯定能够提供车辆购买的途径、发票及厂家，吴兴元不提供该证据，就是想掩盖自己只是销售者不是生产者的基本事实，从而相混淆是非，让无辜的张鑫商行担责，从而减轻他自己的责任，以逃避法律的制裁。2、原审在这一基本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让张鑫商行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也变相的侵害了张鑫商行以后向生产者追偿的权利。上诉人张鑫商行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原审程序违法原审应当追加涉案车辆的购买者严秀芳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便于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漏列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针对张鑫商行的上诉，鑫琪商行辩称：一、张鑫商行所述歪曲事实，鑫琪商行和张鑫商行之间不存在电动三轮车买卖的事实，对此原审判决的确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事实。首先鑫琪商行并没有将涉案电动三轮车销售给张鑫商行，而是销售给案外人江平。故张鑫商行称“涉案车辆是从鑫琪商行购买的”，与事实不符。虽然张鑫商行向原审提供了其和案外人江平存在夫妻关系的证据，但这一证据无法改变涉案电动三轮车是案外人江平个人向鑫琪商行购买的事实。对此，原审判决确实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之处。这属于张鑫商行和案外人江平之间的事。鑫琪商行并不知道江平是如何将其购置的车辆转手给张鑫商行，属于张鑫商行和案外人江平之间的事。在鑫琪商行将涉案车辆出售给江平时，鑫琪商行提供的《车辆合格证》明确告知了作为消费者的江平所售车辆属于电动三轮车。张鑫商行出售给第三人严秀芳的涉案二手车辆是否就是鑫琪商行出售给江平的车辆，原审也没有查明。侯正魁所称的严美芳驾驶鑫琪商行销售的电动三轮车，如果该车辆是江平转手给张鑫商行的，那么该车辆是否有过改装或超标配置电池，原审同样没有查清。其次，如果张鑫商行出售给案外人严美芳的车辆是从江平处转来的，履行告知和警示第三人的义务显然是张鑫商行。从侯正魁提供的张鑫商行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可知，张鑫商行经营范围没有销售电动三轮车的资质，故销售涉案二手车的张鑫商行也无法履行上述告知义务的专业水平，故如果原审认为没有履行告知和警示义务，是造成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的话，也不能在没有查明该事实的情况下，各打五十大板，判决不存在过失的鑫琪商行也承担责任。鑫琪商行出售给案外人江平的电动三轮车既不存在产品缺陷，更不存在电池功率超标的事实。张鑫商行在原审中也承认，江平在鑫琪商行处购置电动三轮车是“裸车”，鑫琪商行在出售时明确告知案外人江平，所售车辆是电动三轮车，该电动三轮车的额定功率是48W。而原审检测的涉案车辆的电池功率是60W，可见鑫琪商行所售车辆不存在超标的事实。可见，张鑫商行对此没有尽到对产品警示说明义务，由此而导致的车辆超标的后果，不应该给鑫琪商行，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作出正确裁判。张鑫商行无中生有，捏造涉案车辆是鑫琪商行生产的无事实依据，其将偷拍鑫琪商行在门店仓库装配车辆的照片，当成生产电动车的证据，原审法院不采信其捏造的证据，认定事实准确。首先，涉案电动车是嘉兴市王店镇工业园区一私企生产的，该企业早于2015年底倒闭。接到传票后鑫琪商行曾去寻找过厂家，被告知2015年年底工厂便锁门了，其生产的车辆当时没有商标，鑫琪商行进货后为方便销售才将原来使用的商标贴上，故《使用说明书》上的印刷的车辆外观、主要技术参数和涉案车辆实际参数存在不同。其次，车辆的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多道工序，更不可能在店铺的仓库生产。 鑫琪商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侯正魁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一审没有追加肇事车辆所有人严秀芳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存在程序违法的事实。案外人严美芳是肇事车辆所有人，直接参加了车辆的购买，且涉案车辆的电池也是由其配置的，其对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作为车主严美芳已经参加了（2016）浙1015民初8799号案件的诉讼，但在该案件诉讼中，车主严美芳既没有以涉案车辆存在产品缺陷进行抗辩，更没有认为其向张鑫商行购买的是人力三轮车而张鑫商行向其出售的是电动三轮车至事故发生而提出抗辩；但为了查明本案事实，原审应该同意或依职权追加这个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否则，原审凭什么认定车主严美芳当时是向张鑫商行购买人力三轮车，而不是电动三轮车？又凭什么认定张鑫商行没有对车主严美芳作该车是电动三轮车的提示说明？且因其自己购买并加装的涉案车辆电池超标而产生的后果，也不应该由鑫琪商行承担。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首先，原审认定肇事车主严秀芳当时是向张鑫商行购买人力三轮车，而不是电动三轮车，且认定上诉人没有“采取提示的方式”告知购买者，没有任何依据，纯属主观臆断。侯正魁提供的2016年11月1日，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起诉车主严美芳的民事起诉书中，明确认定了涉案车辆是“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而不是本案所称的“人力三轮车”，该案被告并没有提到过侯正魁的伤害与涉案车辆产品缺陷存在关联，更没有“车主严美芳当时是向张鑫商行购买人力三轮车，而不是电动三轮车”的陈述，因为肇事车主严秀芳显然并非是购买一辆“电动三轮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而是购买“一辆可载货的电动三轮车”作为运输工具，这一观点从肇事车主严秀芳是从事果蔬批发业务的事实上得到印证。严秀芳等显然并非是购买一辆“电动三轮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而是购买“一辆可载货的电动三轮车”作为运输工具；原审将销售告知义务混为产品“缺陷”，是明显的偷换概念，混淆视听之举。原审没有依据就采信侯正魁“使得案外人严美芳误以为该车辆属于非机动车而购买上路行驶”的诉称，无视肇事车主严美芳购买车辆的目的是用于从事批发果蔬生意的事实，将人力三轮车和电动三轮车混为一谈，以此认为上诉人出售给严美芳的三轮电动车存在“超标”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车主严美芳从来没有说过要向上诉人购买可以骑行的“人力三轮车”，鑫琪商行的店名是电动车销售店，开具的发票写明产品是电动三轮车，向其提交的《电动车使用说明书》也白纸黑字写有“电动三轮车”五个黑体大字，故原审对该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其次，鑫琪商行售出的涉案“电动三轮车”，也不存在产品缺陷。原审认定涉案电动三轮车“又均达到《机动车运行技术条件》的相关标准”，仅“超出涉案电动车使用说明书中的主要技术参数”，据此认定鑫琪商行出售的电动三轮车“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是十分荒唐的。因为该认定结论：其一、原审对该事实认定的推理，逻辑上自相矛盾；其二、“电动三轮车”也属于“机动车”，既然上诉人售出的机动车辆“又均达到《机动车运行技术条件》的相关标准”，仅“超出涉案电动车使用说明书中的主要技术参数”，又怎能是“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众所周知，《机动车运行技术条件》是公安部1987年9月21日颁布的“国标”，而《涉案电动车使用说明书》是厂家指导用户使用的参考资料，二者不具有可比性，更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涉案车辆是否“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的依据，故原审对该事实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第三、鑫琪商行出售给江平的车辆是电动三轮车（有开具的售货发票为证）不存在产品缺陷。从被上诉人向原审提供的涉案车辆《鉴定报告》（浙商检【2016】鉴字1098号）可知，涉案车辆肇事后检测的结论是“一辆可载货的电动三轮车”。且该涉案“三轮电动车制动距离，转向等系统，照明和信号装置符合国家标准相关要求”。根本不存在“各项指标严重超标”的事实，更不存在产品缺陷；结合杭公（交）认字2016第00005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知，不存在“因产品缺陷造成人身损害的”事实。本案经长达年余的审理至判决，上诉人始终没有看到，侯正魁向法庭提交了涉案电动三轮车存在的具体缺陷和表现的证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对产品缺陷做了明确规定：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而作为车辆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部分主要是；车辆制动距离，转向系统，照明和信号装置，故该涉案三办电动车在案发后，经交警部门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该涉案“三轮电动车制动距离，转向等系统，照明和信号装置符合国家标准相关要求。”，可见，涉案三轮电动车不存在缺陷。虽然涉案电动三轮车存在电池功率超标和车重轻度超重的瑕疵，但这二个超标并非是产品本身结构造成的，因为鑫琪商行出售的电动三轮车没有配置电池，由车辆使用人自主选择，本案中车辆使用人没有按《电动三轮车使用说明书》的要求配置电池，为拉货，将额定功率48W的电池，配置成额定功率60W的电池，致使车辆功率超标，且因多了二组电池，也导致涉案车辆车重增加，因此形成的“超标”，显然不应该归责于鑫琪商行。原审错误地将产品个别瑕疵错误地认定为“产品缺陷”，明显与事实不符，导致错误的判决。因此，请求二审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三、从现有的证据可知鑫琪商行的产品不存在缺陷，侯正魁的人身损害与鑫琪商行产品不存在因果关联。侯正魁认为销售方没有告知第三人严秀芳所售车辆是“电动三轮自行车”，致使其伙伴严美芳“误以为该车属于非机动车而购买上路行驶”，是产品“该缺陷”，“与本起事故有一定的因果关联”，是歪曲事实的悖论。前述第三人严秀芳、肇事驾驶员严美芳是从事果蔬买卖生意的，她们十分清楚购车的用途、目的，也应该清楚电动自行车与电动三轮车在结构、功能、效力方面的不同；众所周知这种销售上的告知义务，客观上也不能认定为产品“缺陷”，因为购买者选择的就是这种产品。至于涉案车辆是否是因“缺陷”导致本起事故发生，从杭州市公安交警拱墅大队出具的杭公（交）认字2016第00005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了明确认定：车辆驾驶人严美芳“没有及时发现前方推行自行车的候正魁，采取措施不当撞上候正魁发生交通事故......是造成该事故的根本原因。”显然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的发生与销售方未告知的“缺陷”，不存在因果关联。其次，本起事故不是因涉案车辆产品“缺陷”导致的。事故发生后，交警拱墅大队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涉案车辆进行了鉴定，根据拱墅交警方提供的浙商检【2016】鉴字1098号《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认定涉案三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范畴”；同时第三人严秀芳、肇事驾驶员严美芳应该对侯正魁损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从杭公（交）认字2016第00005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知，侯正魁的损伤完全是由于肇事驾驶员严美芳的不当操作，且没有按规定在人行道上行驶造成的，特别是在事故发生后“严美芳没有积极采取抢救措施”，与鑫琪商行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毫无关联，更没有证据证明侯正魁的伤害是因鑫琪商行产品什么缺陷导致的，对此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鑫琪商行对被上诉人的伤害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以《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相关法条，判决鑫琪商行承担责任是对法律的误解。首先，前述涉案车辆不存在“产品缺陷”，其次，涉案车辆也不属于超标电动车，这有浙商检【2016】鉴字1098号《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在案佐证。即便涉案车辆存“超标”，也仅仅是产品瑕疵，只要该“瑕疵”与被上诉人的损伤无因果关联，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何况车辆超标销售是国家市场和质量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而非被上诉人请求损害赔偿的借口，且“超标”也并非鑫琪商行产品本身结构形成，更何况超标不等同于产品缺陷。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侯正魁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针对鑫琪商行的上诉，张鑫商行辩称：1、张鑫商行是销售电动车的商户，案外人严美芳是从事果蔬批发业务经营户，其购买可以载货的电动三轮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有方便、快捷的主观要求，所以其主观上就是想购买电动车三轮车，不是购买人力三轮车，严美芳又不是文盲，对张鑫商行销售车辆为电动车的事实应是明知的。而且销售电动车时，一并附带的有电动车使用说明书，对电动车的性能进行了明确的告知。2、严美芳明知是机动车而擅自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其主观上具有故意，发生交通事故主要原因是其没有及时发现前方推自行车的侯正魁，采取措施不当，撞上侯正魁所致，对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确认，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严美芳承担。其没有买保险、没有带安全帽、没有进行登记是其个人原因所致。张鑫商行不应承担法律责任。3、从侯正魁提交的公安部《关于转发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涉及的超标电动车生产销售企业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关判决的通知》可以看出，是因车辆各项技术标准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安全性能差的原因导致交通事故的，生产者、销售者才承担责任，才适用本通知。本案中，从相关部门作出的鉴定报告可以看出，该涉案的电动三轮车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不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作为销售者的张鑫商行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42条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明确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退一步说，即使涉案车辆存在产品缺陷，上诉人张鑫电动车商行只是涉案车辆的销售者，且该车辆的注册商标是顺皓牌，注册人是吴兴元，商标局为此颁发了注册商标证，而注册人吴兴元正是该案的另一上诉人鑫琪商行经营者吴兴元，该车辆的生产者是鑫琪商行。也就是说鑫琪商行即是供货者又是生产者，一审中，鑫琪商行也已经向法院提供了该证据，指明了生产者、供货者，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法律规定进行查明事实，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5、原审在这一基本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进行判决，让张鑫商行承担15%的赔偿责任，变相的侵害了张鑫商行的合法权利。 针对张鑫商行、鑫琪商行的上诉，侯正魁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两上诉人都是销售企业，是正确的。为此，要求两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也是正确的。其次，一审法院判定两上诉人承担15％的责任，责任比例也不高，也是象征性的次要责任，是因为两上诉人销售的三轮车属于超标的电动三轮车，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那么两上诉人都没有销售、生产机动车的资质，而且与产品说明书指明的指标严重不符，严重超标，存在严重的产品瑕疵，视为机动车，而说明书上是非机动车，另外肇事车辆在销售过程中也没有尽到警示的责任，最高车速、车子质量、重量、没有骑行装置等都增加了其在道路行驶中的风险。如果是机动车，他应该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才能上路驾驶，而且还要上牌，交第三者强制保险。所以国家对机动车的管理力度远远高于非机动车，而非机动电瓶车实际上是代步车，对其指标都有严格要求，经鉴定，上诉人所销售的电动三轮车不符合非机动三轮车的指标，而是符合机动三轮车的指标。所以本起事故的发生与机动车存在的瑕疵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加重了风险发生的概率及严重后果。而本案中肇事车辆如果按规定应该在机动车道行驶，驾驶人误认为是非机动车而在非机动车道行驶而撞到了侯正魁，所以法院判定上诉人承担15％的责任有依据。关于是否追加严秀芳作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一审中上诉人也没有提出书面申请；严秀芳在另外一个侵权案件中已经作为当事人承担了责任，本案是产品责任案件，严秀芳不是必须参加诉讼。上诉人认为其所销售的电动车没有瑕疵，通过鉴定报告和上诉人提交的电动车说明书作对比，可以充分说明上诉人销售的电动车与说明书的指标严重不符，不符合非机动车的范畴，各项指标严重超标，而且没有脚踏骑行功能，如果是非机动车，应该配备脚踏骑行功能，经过鉴定属于机动车的范畴，按照说明书属于非机动车的范畴，所销售的电动车与说明书严重不符，使购买者误认为是非机动车，这就是存在瑕疵，产品质量与说明书不一致，这是重大瑕疵。另一个瑕疵是上诉人掩盖了机动车按照非机动车销售的事实，没有尽到警示、提醒的义务，所以两方面结合增加了风险和加重后果，所以法院判定承担15％的责任是不高的，与公安部的通知也是吻合的。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产品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案外人严美芳仅是驾驶案涉车辆的驾驶人，不是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故原审法院未追加严美芳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张鑫商行、鑫琪商行上诉认为本案遗漏严美芳作为当事人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鑫琪商行开具给案外人江平的收据反映的电机号、车架号与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所鉴定的车辆为同一，江平与张鑫商行经营者张鑫系夫妻，鑫琪商行开具收据的时间与张鑫商行开具给严美芳发票的时间为同一天，由此可以确定张鑫商行销售给严美芳的案涉车辆系张鑫商行向鑫琪商行购买的事实。鑫琪商行否认其将案涉车辆销售给张鑫商行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张鑫商行上诉提出鑫琪商行系案涉车辆的生产者，但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出入境鉴定所的鉴定结论，涉案电动车结构上无实现人力骑行所需的链轮、中轴、链条、曲柄及脚蹬等装置，只具备电驱动功能，张鑫商行、鑫琪商行作为电动车的专业销售商，应当明知《电动三轮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对电动三轮自行车的定义，即其应当知道案涉车辆不属于非机动车范畴，其在使用说明书中将案涉车辆定义为电动车，让购买者误以为所购买的车辆系非机动车，在无需取得驾驶证就可以直接上路行驶，增加了潜在的危险性。且案涉车辆的最高车速、空载整车质量、电动机输出功率又均达到《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相关标准，已远远超出涉案电动车使用说明书中的主要技术参数，却未向购买者履行告知、警示义务。基于上述两点，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车辆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并无不当。根据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反映，严美芳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是造成侯正魁受伤的原因之一，而该车辆系鑫琪商行、张鑫商行以非机动车名义进行销售，对此张鑫商行、鑫琪商行负有过错，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张鑫商行、鑫琪商行的过错程度及案涉电动车的缺陷与事故发生的关联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张鑫商行、鑫琪商行承担15%的责任，并无不当。张鑫商行、鑫琪商行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80元，由杭州市江干区张鑫电动车商行负担1640元，由杭州市江干区鑫琪电动自行车商行负担1640元。杭州市江干区张鑫电动车商行、杭州市江干区鑫琪电动自行车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手续。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昱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书记员  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