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88年8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麻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汤道生，男，1964年2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博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小枚，女，1965年10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博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某1，女，2015年5月30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博白县。法定代理人：王某（系汤某1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某2，女，2017年12月17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博白县。法定代理人：王某（系汤某2母亲）。上述当事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陆晔，上海沪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赵家泾路555号1幢2楼。法定代表人：张海浪，经理。委托代理人：武京京，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富豫食品配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鼎金路219号一号楼、车间六。法定代表人：奚伟中，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俞鑫，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因确认劳动关系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11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汤道生、李小枚分别系汤某3父母。王某与汤某3系夫妻，共同生育汤某1、汤某2。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25日，经营范围为供应链管理，道路货物运输，仓储（除危险品），食品流通，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销售，建材、钢材、橡塑制品批发零售。2019年4月28日，车牌号码为沪FX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XXXX、车架号码LVBV4PBB4KW070461的福田牌中式厢式货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经注册登记至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名下。2019年4月29日，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汤某3作为乙方签订《车辆分期付款买卖协议》约定，涉案车辆总价268,816元，甲方应乙方要求同意乙方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买，首期付款90,000元于签订之日足额支付，后续付款除首期付款外剩余购车款178,816元，分24个月支付。该协议另约定，由于乙方尚未支付，占用甲方资金按照有偿原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利息，资金利息按每月1%的利率计算，自2019年4月29日起每月支付本利和金额9,238.83元直至乙方将尚余购车款付清为止。同日，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汤某3作为乙方签订《车辆挂靠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自愿出资购置涉案车辆，以甲方的名义登记上牌并办理营运证。营运证的所有权归属甲方；车辆上户登记不是产权登记或产权转移；挂靠期间挂靠车辆产生的效益归乙方支配和使用，同时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乙方车辆接受甲方的承运安排，优先保证甲方的用车需要，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承运甲方安排之外的业务。未经甲方同意，乙方私自运输非甲方指定业务的，对乙方进行每次1,000元的处罚，挂靠期间出现三次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当面解除该合同；挂靠期限，自2019年4月29日起至2022年4月28日止；甲乙双方共同确认，该挂靠合同不是劳务合同，乙方及乙方所聘请、雇佣的人员不属于甲方职工，不享受甲方职工待遇，与甲方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合同另对甲乙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9年5月至12月的“司机对账表”记载，项目名称为“大富贵”，司机为汤某3、车牌号为沪FXXXXX。该表另记载，每月配送车次及运费总金额，并加盖有“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11月4日、11月21日通过案外人分别支付汤某31,735.17元、4,897.17元、4,618.17元，摘要分别为“2019年5月运费”、“2019年6月运费”及“2019年7月运费”。2019年12月5日，汤某3驾驶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2020年5月6日，王某等人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裁决确认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汤某3自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12月5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裁令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其2019年6月8日至2019年12月5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3,952.5元；3、裁令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其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工资101,800元。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王某等人请求不予支持。裁决后，王某等人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原判另查明，原审审理中，王某等人陈述，汤某3于2019年5月8日自朋友圈得知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招聘信息，由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张海波招聘入职，签订车辆分期付款买卖协议,并于当天支付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90,000元车辆定金。双方约定汤某3担任司机，以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名义为上海富豫食品配送有限公司运输冷藏食品，自晚上六点开始工作，需在次日凌晨四点前结束。同时约定,劳动报酬700元/天，进行月结。实际履行过程中，运输车辆由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并停放在上海富豫食品配送有限公司工厂，晚上六点开始工作，具体工作内容为对照运输清单清点货物并进行装货，之后送至案外人“上海XX有限公司”在本市范围内的10个门店，送货完成之后，清点回收的空框送至上海富豫食品配送有限公司工厂填单子交接。第一笔报酬于2019年10月才拿到，之后又收到两笔，金额均不固定，没有签收。汤某3每月至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按照工作天数就工资进行对账，但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并未发放相关凭据。汤某3最后工作至2019年12月5日发生交通事故。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则称，汤某3通过首付和分期付款方式自其公司购买涉案车辆，约定按月还贷，实际承运其公司业务。双方建立合作业务后，最初约定单趟运费750元，后协商变更为850元，自2019年12月执行。同时由汤某3统计后提供对账单，交由其公司核实，因对账时间较晚故其公司于2019年10月才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汤某3首笔运费，但转账备注均为“运费”。在原审法院审理中，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请求：1、判决确认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汤某3自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12月5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其2019年6月8日至2019年12月5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3,952.50元；3、判令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其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劳动报酬101,800元。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则不接受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的诉讼请求。上海富豫食品配送有限公司则称，本案与其公司无关。原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驳回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负担。在本院二审中，上诉人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请求撤销原判，改判：1、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汤某3自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12月5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上诉人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其2019年6月8日至2019年12月5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9,793元;3、判令被上诉人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其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劳动报酬101,800元。其主要理由是，1、劳动关系的认定要看公司对汤某3是否实施管理,根据在案合同文本可以看出公司对汤某3工作的安排和管理,而不是挂靠的特征。汤某3为公司提供运输中,公司对运输内容、时间、地点等都有明确要求,是被上诉人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而非汤某3个人承接业务。汤某3只有车辆使用权,车辆是公司提供给汤某3的劳动工具。2、公司对汤某3也有明确的规章制度约束,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刘某对汤某3的着装等工作要求都有强调并可以根据公司规定予以处罚。公司也严禁汤某3对外承接业务，与挂靠不符。3、挂靠合同是格式条款,并未与汤某3协商,且与其他合同条款有明显差别,没有标题和明显备注,也未加粗。该条款是关键条款,公司应当证明其公司已向汤某3明确说明,否则是无效的格式条款。4、公司拖欠运费的性质属于拖欠工资。5、汤某3与公司存在管理被管理关系,公司指定工作时间场所内容,提供劳动工具,定期支付报酬,所以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则不接受上诉人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的上诉主张。原审第三人上海富豫食品配送有限公司因原审判决以及上诉人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的上诉请求未涉及其公司而未发表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正确，当事人三方对此亦均无异议。本院另查明，二审审理中，（一）上诉人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补充事实称：1、2019年10月24日,汤某3以微信形式向被上诉人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刘某提出辞职,但对方没有同意。微信中，汤某3称：“刘总,大富贵今晚开始不去了。”刘某回复:“下个月加车。”汤某3称：“大富贵那里我不干了,你调车过来干吧。”刘某回复:“向公司车辆调度赵耀,直接和我说要提前一个月,公司安排好车辆。”2、2019年10月25日,刘某在公司微信群里发布通知关于“药监局”视察的注意事项,如穿着工作服、车辆清洗等,如果不遵守规定公司会严肃处理。3、2019年11月14日,刘某在微信群单独指定汤某3加班加送新店。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此于2021年1月18日以书面形式“情况说明”发表意见称，1、由于刘某已经离职，对该事实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与刘某之间存在微信往来沟通，也是因为业务而产生的联系，不存在劳动关系。2、关于对车辆清洗、着装的要求，这也是作为食品运输的要求。如果运输食品的车辆清洁达不到要求，双方也没有必要进行业务合作，认为构成劳动关系不妥。3、指定汤某3增加新配店，纯粹是业务关系，增加新店配送，业务量增加，收入亦增加，与劳动关系无关。（二）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在回答法庭询问“9万元首付款之后,汤某3是否后续按月支付分期本息?”时陈述，“车辆余款曾经支付过三个月，2019年5、6、7月,是自支付汤某3的运费中扣除的。”上述事实，有二审审理笔录以及公司“情况说明”所记载的内容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汤某3与被上诉人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所主张的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劳动报酬之诉请均应建立在汤某3与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2019年4月29日，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汤某3签订的《车辆分期付款买卖协议》约定了涉案车辆总价以及汤某3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同时约定首期付款90,000元于签订之日支付，剩余购车款分24个月支付并约定自2019年4月29日起每月支付本息的金额直至将剩余购车款付清为止。与此同时，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汤某3又于同日签订了《车辆挂靠合同》，该合同约定了自2019年4月29日起至2022年4月28日止的挂靠期限，并明确约定，双方确认该挂靠合同不是劳务合同，汤某3及汤某3所聘请、雇佣的人员不属于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职工，不享受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职工待遇，与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汤某3对此应当是明知的。其次，根据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在一、二审审理中的陈述可知，汤某3于签订车辆分期付款买卖协议当天确实支付了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90,000元车辆款，车辆余款曾经支付过三个月，即2019年5、6、7月,自应支付汤某3的运费中扣除。第三，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汤某3所支付的款项均明确备注为“运费”。根据在案证据可见，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汤某3之间并无建立劳动关系之合意。至于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二审中所陈述的补充事实内容，先暂且不论该事实是否属实，即便属实，亦尚不足以认定上海鲜波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汤某3之间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在此前提下，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所作的判决可以维持。上诉人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的上诉请求，理由难以成立，本院实难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某、汤道生、李小枚、汤某1、汤某2负担。本判决系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卫忠审判员  顾克强审判员  朱 鸿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弘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