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14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旭军，女，196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军，男，197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中伟，男，194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杨旭军因与被上诉人曹军、曹中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5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审判员曹强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旭军、被上诉人曹军、曹中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旭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曹军、曹中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杨旭军与曹中伟之间存在雇佣劳务关系的证据不足是错误的。首先，杨旭军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与曹中伟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记载了杨旭军的工作内容，如洗衣服、取送生活用品、接送等，该证据足以能证实杨旭军为曹中伟提供了劳务。其次，曹军、曹中伟在欠条中认可杨旭军自2016年6月5日起至2020年8月13日期间，在曹中伟家担任保姆一职。庭审中曹中伟也认可杨旭军是每天上午十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再次，（2017）鲁0105民初936号民事判决书处理的是杨旭军与曹中伟签订的求婚协议书问题，但并不影响两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一审法院不能因为双方曾经有过感情纠葛，而否认两人之间的劳务雇佣关系。杨旭军为曹中伟提供了劳务，曹中伟理应向杨旭军支付劳务报酬。二、一审法院未采信欠条的证明效力是错误的。首先，该欠条是曹军所写，其也是根据其父亲的授权所写，虽然曹军与曹中伟之间没有书面的授权委托书，但曹军与曹中伟系父子关系，杨旭军完全有理由相信曹军是代表曹中伟处理该家事家务。其次，该欠条是曹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其陈述的是受胁迫的情形。曹军、曹中伟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受胁迫出具的该欠条，虽然其提供了派出所出具的报警事件单，但该事件单记载的报警时间是在2020年10月2日，欠条出具日是在2020年8月13日，系在该欠条出具后，报警内容与该欠条无关，且也不能证实系杨旭军对其实施了威胁行为。综上，杨旭军与曹中伟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曹军辩称：1.杨旭军和曹中伟已经有了4次诉讼，前三次杨旭军均败诉，我方也想遵照一审法院的判决，但杨旭军已经上诉，我方应诉；2.一审判决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曹中伟是否欠杨旭军劳务费20万元是本案的焦点问题，请杨旭军出示雇佣关系劳动合同书，出示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不要再向二审法院提交像一审时一样的虚假证据。杨旭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杨旭军主张曹中伟返还欠款没有依据，曹中伟不欠杨旭军任何款项。杨旭军主张我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和曹中伟是独立的自然人；3.杨旭军主张诉讼费和保全费由我方承担，请求法院依法处理。曹中伟辩称：我和杨旭军是什么关系是本案的焦点，杨旭军自己主张的是3个关系，第一个关系是买卖婚姻关系，第二个关系是师生朋友关系，在本案中杨旭军又称是雇佣关系。这三个关系前后表述不一致，杨旭军4年以来从来没有提过每个月给其5000元的劳务费，既然杨旭军拿不出劳务合同，也无法证明我曾经每月支付给她5000元的劳务费，就说明不存在这个事。杨旭军称要我把我女儿曹莉在龙口买的两室一厅的房产给她，我女儿曹莉的房产我无权支配。2016年因为我女儿反对与杨旭军交往，杨旭军在我家里打我女儿，我女儿要求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杨旭军在一审时提供虚假证人，说吴主任同意我支付给她劳务费，但经查询没有这个事，杨旭军胁迫曹军书写欠条，欠条是曹军写的，我并不知情。没有我的委托书曹军写的欠条说是我欠的，这不合法。杨旭军用假的报警时间欺骗法庭，我的报警时间是8月11日，杨旭军陈述是10月份，我要求追责。杨旭军无凭无据冻结曹军和我的账户已达半年，给我二人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更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一，我要求杨旭军赔偿曹军精神损失费10万元，经济损失费10万元；第二，请求杨旭军赔偿曹中伟精神损失费5万元，经济损失费5万元；第三，请求杨旭军赔偿曹莉经济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和物质损失费3万元。在2017年的判决书还欠我6万元，我要求赔偿我6万元及判决书规定的双倍利息。根据民法典1187条赔偿应为一次性支付，分期支付的需要担保人；第四，曹中伟要充分的听取法庭的意见，服从法庭的判决；第五，请求法庭能尽快查清案件，解除冻结的账户，以减少我公司被封冻的业务，同时减少杨旭军的赔偿数额。解除了账户封冻以后本案未尽的程序继续进行，请求法庭予以支持；第六，杨旭军如果愿意供出12名打手，我愿意免除杨旭军的赔偿款，赔款不足部分仍由杨旭军偿还，必须有担保人，不按约定还款封冻杨旭军所有的账户，如期转账到我的账户。杨旭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中伟支付杨旭军欠款20万元，以及自立案之日起至偿还之日止，以20万元为本金按年息6%计算的欠款利息；2.判令曹军对曹中伟的欠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曹中伟、曹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曹中伟与曹军系父子关系。2.曹中伟于2017年3月9日以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杨旭军返还双方签订的《求婚协议书》中约定由曹中伟支付给杨旭军的40万元卖房款。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鲁0105民初936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曹中伟、杨旭军在《求婚协议书》中约定，曹中伟将卖房款交给杨旭军掌控，曹中伟依该约定向杨旭军汇款40万元，现《求婚协议书》无效，杨旭军因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故一审法院对于曹中伟要求杨旭军返还4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杨旭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曹中伟40万元。”该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争议的问题，一审法院查明，杨旭军主张曹中伟欠付其劳务费20万元以及曹军对该款项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此，杨旭军提交由曹军于2020年8月13日出具的欠条一份，载明“今欠杨旭军工资款贰拾万元整。杨旭军自2016年6月5日起至2020年8月13日止，在曹中伟家担任保姆一职，曹中伟承诺杨旭军月工资伍仟元整，至今分文未发，因此打此关系欠条。经双方协商曹中伟共欠杨旭军四年贰拾万元整。因曹中伟年迈出行不便，由其儿子曹军代理签此欠条。本人保证在2021年8月12日之前全款付清，杨旭军贰拾万工资壹年内付清，壹周内先付壹万。2020年8月13日20：20分曹军37010419…”。就该欠条的出具原因及过程，杨旭军主张其在2016年6月5日至2020年8月13日期间为曹中伟提供日常保姆家政工作，经双方对账，由曹军代曹中伟出具该欠条。关于杨旭军提供劳务的情况，杨旭军提供其分别与曹军、曹中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其为曹中伟提供了劳务以及曹军约杨旭军协商保姆费的事宜。曹军对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主张该欠条是在杨旭军的胁迫下出具，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曹中伟对欠条表示不知情，其并未委托曹军出具该欠条。另曹中伟、曹军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关于曹军受杨旭军胁迫出具上述欠条的主张，曹中伟提交报警证明函一份，证明其于2020年8月11日报警称“因自己的朋友问自己要钱不给，对方威胁自己要杀了自己的儿子女儿”。杨旭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实曹军受胁迫书写欠条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曹中伟是否欠付杨旭军劳务费20万元。杨旭军主张其为曹中伟提供了四年的保姆家政服务，曹中伟承诺一次性向其支付劳务费，现杨旭军依据曹军代曹中伟出具的欠条，要求曹中伟支付劳务费20万元，并由曹军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2017）鲁0105民初93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2016年9月19日，曹中伟与杨旭军签订过《求婚协议书》，现杨旭军又提交欠条以证明其与曹中伟之间系雇佣关系，前后表述不一，如杨旭军长期为曹中伟提供保姆家政服务工作，杨旭军也未能提交书面协议或履行过支付劳务费的相关证据；其次，根据曹中伟提交的报警证明函，可以印证曹中伟、曹军曾受到过威胁，另曹中伟自述其在2017年与杨旭军之间的诉讼结束后未再见过杨旭军；再次，该欠条系曹军出具，在杨旭军无证据证明该欠条系经曹中伟的授权出具，且曹中伟当庭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欠条不能作为曹中伟欠付杨旭军劳务费的证据，一审法院对杨旭军提供欠条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仅凭该欠条不足以证实曹中伟与杨旭军之间系雇佣关系。杨旭军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杨旭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已减半收取），申请费1520元，共计3670元，由杨旭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曹中伟提交杨旭军于2019年3月18日书写的《郑重声明》。杨旭军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是曹中伟逼迫杨旭军写的，曹中伟写了底稿让我抄的。曹军提交视频证据，经庭审播放，该视频证据并无曹军所主张的其受胁迫的内容。根据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当事人相一致的陈述及对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关于（2017）鲁0105民初936号民事案件的情况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就该案，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2017）鲁0105民初936号民事判决认定：曹中伟与杨旭军于2016年9月19日签订《求婚协议书》一份，约定曹中伟卖房的款除10万元给曹军特殊用途外交给杨旭军，其余钱作为双方旅游费用转款专用。2017年1月5日，曹中伟将卖房款40万元汇入杨旭军账户。（2017）鲁0105民初936号民事判决认为：其一，曹中伟、杨旭军签订《求婚协议书》时，曹中伟与张彩清仍系夫妻关系，杨旭军对此明知。双方签订的《求婚协议书》不符合社会公德，违反公序良俗。其二，涉案房屋系曹中伟与张彩清夫妻共同财产，曹中伟将卖房款40万元汇给杨旭军，损害了张彩清的利益。因此，曹中伟、杨旭军签订的《求婚协议书》无效。上述判决宣判后，杨旭军不服，上诉至本院，后杨旭军于2017年11月29日撤回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鲁01民终8010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杨旭军撤回起诉，一审判决自该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书已经生效。2.杨旭军于2019年3月18日书写的《郑重声明》，载明：“甲方：曹中伟，乙方：杨旭军甲乙双方为师生朋友关系，多年来甲乙双方的相处，起到合作共赢的效果，特别是甲方年老多病，需要住院时或者遇到突发事件，出现伤病需要急救时，甲方常常打电话求乙方，乙方都能及时出手相助。乙方也曾几次出现感冒，高烧不退，肺部严重感染，住院治疗。由于甲乙双方子女都有紧张繁重的工作，不能长期请假，更不能24小时陪护，甲方也曾给予乙方照顾。所以，甲乙双方保持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使双方的生命健康更加了一份保险。双方子女在父母需要急救助之时，不一定能够及时赶到，甲乙双方多年来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效果，可以弥补子女因公外出等不能及时到场的不足，也是对子女工作繁忙的支持。乙方郑重声明，甲方的所有房产，与乙方无关，所有的房产产权都归甲方夫妻所有。乙方有自己的住房，乙方的独生女儿名下有多处房产，其产权赠与或居住权，均与甲方无关。乙方有老旧房产一处，国家规划城市改造已决定将乙方的老旧房产拆迁，国家分配的拆迁补偿方，其产权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杨旭军主张该《郑重声明》系曹中伟逼迫其书写，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故对杨旭军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3.2020年8月13日，曹军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杨旭军工资款贰拾万元整。杨旭军自2016年6月5日起至2020年8月13日止，在曹中伟家担任保姆一职，曹中伟承诺杨旭军月工资伍仟元整，至今分文未发，因此打此关系欠条。经双方协商曹中伟共欠杨旭军四年贰拾万元整。因曹中伟年迈出行不便，由其儿子曹军代理签此欠条。本人保证在2021年8月12日之前全款付清，杨旭军贰拾万工资壹年内付清，壹周内先付壹万。2020年8月13日20：20分曹军37010419…”。4.2020年8月23日，杨旭军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20年9月1日一审法院立案。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曹军代曹中伟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杨旭军与曹中伟是否存在提供劳务的法律关系。关于焦点问题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出具欠条是一项重大的民事法律行为，曹军在无曹中伟授权的情况下，代理曹中伟向杨旭军出具金额20万元的欠条，系无权代理。虽然曹军系曹中伟之子，但曹中伟与杨旭军之间的其他重大民事行为系曹中伟自己完成，而非由曹军代理。因此，对本案涉案欠条来说，曹军系曹中伟之子的理由并不是杨旭军相信曹军有代理权的正当理由。曹军代理曹中伟向杨旭军出具欠条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欠条对曹中伟不发生效力。关于焦点问题二，本院认为，通过杨旭军与曹中伟于2016年9月19日签订的《求婚协议书》以及杨旭军2019年3月18日出具的《郑重声明》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建立的，而非杨旭军基于为曹中伟提供保姆劳务从而获取报酬的目的而建立。基于共同生活的目的，杨旭军深度介入曹中伟的家庭生活，对曹中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照料，但这种照料行为并不能认定为杨旭军为曹中伟提供的保姆劳务的行为。曹军出具的欠条中关于“杨旭军自2016年6月5日起至2020年8月13日止，在曹中伟家担任保姆一职，曹中伟承诺杨旭军月工资伍仟元整”的内容并非双方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的反映，且曹中伟不认可此事，故本院对该内容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提供劳务的法律关系，曹中伟并不欠杨旭军劳务费。杨旭军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旭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杨旭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曹强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汪丹书 记 员 孙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