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皖18行终3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马德虎，男，195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梁义凤，女，196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宣城市宣州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局，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梅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703060821863X。 法定代表人李国文，该局局长。 一审第三人宣城市宣州区双桥街道办事处，住，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双溪路与裕丰路交叉口东北150米/div> 法定代表人许开国，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金涛，宣州区南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马德虎、梁义凤因诉被上诉人宣城市宣州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宣州区征管局”）及一审第三人宣城市宣州区双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双桥办事处”）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2020）皖1802行初7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为加快推进阳德路及周边棚户区改造工作，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宣州区政府”）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关于宣城市阳德路及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双桥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宣区政秘［2016］349号）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宣州区征管局为前述项目的征收部门，双桥办事处为征收实施单位。马德虎户位于宣城双溪镇××街道）××街的房屋位于前述项目范围内。2002年1月6日，马德虎取得房地权宣城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载明：位于宣城××街的房地权利人为马德虎，证载面积为80.98㎡，设计用途为商住；Ａ139房屋平面示意图载明砖木结构房屋为45.08㎡，阁楼为40.25㎡，简棚为14.36㎡，合计99.69㎡，均无批建手续。其中砖木结构45.08㎡房屋用于商业经营，双桥办事处经调查研究认定该45.08㎡为合法房屋，前述产权证载明的剩余35.9㎡房屋因倒塌，不按照商业用途予以补偿。2017年4月14日，根据宣州区征管局的委托，宣城金桥房地产估价经纪咨询有限公司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宣城金桥房估字［2017］1103号），认定前述45.08㎡砖木结构的房屋单价为13800元／㎡，房屋总价值为622104元。2017年6月16日，马德虎作为被征收人与双桥办事处就Ａ139号测绘图所涉房屋签订了《宣城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对其营业用途、砖木结构45.08㎡的房屋及砖木结构6.75㎡的阁楼，合计补偿701432元。2017年7月7日，马德虎腾空前述房屋并交付了钥匙。同年7月11日，马德虎收到前述房屋的各类补偿款合计701432元。2018年12月2日，双桥办事处作出《情况说明》，载明：被征收户马德虎房屋坐落在双桥××街（征迁编号为Ａ139号），房屋为老式砖木结构商住房，房产证编号00××51号，面积80.98㎡，其中商业面积45.08㎡已签订协议货币化补偿。现剩余实际住宅面积35.9㎡，在征迁编号为Ａ147号合并征迁补偿。根据Ａ147房屋平面示意图记载，房屋总建筑面积193.24㎡，其中砖木结构35.9㎡，按照砖木结构以住宅房标准予以补偿，已经过产权登记，其余砖混结构157.34㎡未经产权登记；该砖混结构房屋的第一、二层面积均为58.41㎡，第三层面积40.52㎡。经调查，认定前述157.34㎡房屋系在原有砖木房屋基础上拆除建造而成，故对第一层58.41㎡砖混房屋认定为合法面积，对其余98.93㎡认定为未经产权登记建筑，并对该情况于2017年4月4日至同年4月9日期间予以公示。2018年8月10日，宣城金桥房地产估价经纪咨询有限公司再次根据宣州区征管局的委托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宣城金桥房估字［2017］2561Ｂ号），认定58.41㎡砖混结构房屋的单价为3510元，35.9㎡砖木结构房屋的单价为3310元，合计价值323848元。2018年12月5日，马德虎、马丽、马梦成与双桥办事处签订了编号为Ａ147的《宣城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被征收人面积58.41㎡的房屋补偿单价为3510元，35.9㎡的房屋补偿单价为3310元，其余无产权房屋的补偿单价为950元，合计补偿556834元。马德虎、马丽、马梦成于2018年12月5日将前述房屋腾空并交付了钥匙，并于2019年元月28日经验收确认合格。同日，马德虎领取了该房屋的各类征收补偿款合计556834元。马德虎就前述编号为Ａ139、147号房屋的征迁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其被征房屋归其本人所有且对补偿安置结果无任何异议，如被征收房屋协议签订后产生相关被征收房屋的财产纠纷，由其本人承担。 一审另查明，马德虎与梁义凤系夫妻，与马丽系父女，与马梦成系父子。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1.关于梁义凤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系行政协议之诉,原则上要求适格的原告须是行政协议的另一方,梁义凤虽未在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之被征收人处签名，但其与马德虎系夫妻，案涉补偿安置协议针对补偿的房产系其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故梁义凤与案涉补偿安置协议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有权提起本案之诉，为适格原告。2.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马德虎分别于2017年6月16日、2018年12月5日与双桥办事处签订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二原告依法至迟应分别于2019年6月16日、2019年12月5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但其于2020年方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予以驳回。该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马德虎、梁义凤的起诉。马德虎、梁义凤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马德虎、梁义凤不服上述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的情况下全部采纳宣州区城管局和双桥办事处提供的材料，不仅对案涉房屋的面积认定错误，而且没有核实补偿款数额，同时也没有要求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阐述，即没有进行公正裁判。二、一审法院以超法定时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其在被胁迫、受欺诈的情况下签订的案涉协议，此后，其一直积极通过各种方式维权，包括与双桥办事处沟通要求增加补偿款，向宣州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等，前述维权行为可产生诉讼期限中断的效力。2.一审法院认定“马德虎分别于2017年6月16日、2018年12月5日签订协议，最迟应分别于2019年6月16日、12月5日提起撤销之诉”错误，如果按此思维方式，第一份协议于2017年6月16日签订，起诉截止日为2019年6月16日，那么第二份协议签订于2018年12月5日，起诉截止日应为2020年12月5日，而非2019年12月5日，故其提起的本案诉讼并未超期。再者，其要求撤销案涉协议只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方式，目的是要求宣州区征管局及双桥办事处弥补其损失，人民法院不应完全参考撤销权的时效规定，机械的认定为超期，从而损害其合法权益。3.在其与宣州区征管局和双桥办事处沟通的过程中，双桥办事处曾口头承诺增加补偿数额，从而对其产生了误导，致其未即时起诉，即宣州区征管局、双桥办事处系恶意拖延其起诉。4.今年年初其本准备起诉，但基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未果，此后，其又被宣州区城管局及双桥办事处误导，向宣州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又因各机关之间存在串联，其复议申请被驳回，即其积极维权的想法从未改变。三、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案件。一审法院在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就直接驳回其起诉，系审判程序违法。四、案涉房屋的补偿数额远低于周边房屋的市场价格，显失公平。五、案涉协议系在受到宣州区征管局的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所签订。六、案涉行政行为存在多处程序违法。1.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2.判决撤销于2018年12月5日签订的案涉征收补偿安置协议；3.判令宣州区征管局向其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具体数额以后续评估报告为准）；4.本案诉讼费由宣州区征管局负担。 被上诉人宣州区征管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第三人双桥办事处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述称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一审法院未开庭审理本案，是否导致本案的审理程序违法。 关于争议焦点1，即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应主动审查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并确定该解释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该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同时废止……”。结合本案，A139号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于2017年6月16日，应当适用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即使行政机关在签订该协议时未向二上诉人告知诉权、起诉期限，根据该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二上诉人至迟应在协议签订后的二年内（即2019年6月16日前）提起诉讼，二上诉人于2020年8月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A139号协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A147号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于2018年12月5日，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已失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同理，即使行政机关在签订该协议时未告知起诉期限，根据该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二上诉人至迟应在协议签订后的一年内（即2019年12月5日前）提起诉讼，二上诉人于2020年8月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A147号协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制度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制度，不存在中断之情形，二上诉人关于其相关维权行为可导致起诉期限中断的主张不能成立。基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本案不存在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2，即一审法院未开庭审理本案是否属于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经阅卷，认为本案系因超起诉期限，不符合起诉条件而决定驳回起诉的案件，故未采取开庭方式审理本案，符合前述规定，不属于审理程序违法。 综上，马德虎、梁义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二审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谢 贞 审判员 满先进 审判员 严荣荣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王腾飞 书记员程佩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