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78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爱国，男，197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焕润，江苏滨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珏，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市东吴毛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工业园区兴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703518906T。法定代表人：吴仕清。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叙明，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亦陶，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学冬，男，197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上诉人陈爱国因与被上诉人江阴市东吴毛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公司）、范学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15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爱国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东吴公司和范学冬共同返还货款15472249.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陈爱国向范学冬和其姐范玉丹支付的款项共计48087035元均为货款，陈爱国，东吴公司、范学冬均确认该款是支付给东吴公司的货款。二、东吴公司确认案外第三人向东吴公司支付了18010316.26元货款，第三人并证明对应的货物是由陈爱国发送，因此上述款项是东吴公司代陈爱国所收，理应返还。三、东吴公司与范学冬的财产高度混同，范学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东吴公司二审辩称，双方未进行结算，东吴公司提供的码单物流单是真实的，证明交易金额远超过陈爱国自认的金额。陈爱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吴公司、范学冬返还货款21880932.84元；2、东吴公司、范学冬赔偿该款项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止为4157377.24元)；3、东吴公司、范学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将诉请返还货款金额调整为20161239.1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起，陈爱国与东吴公司发生面料买卖业务，由东吴公司向陈爱国供应各类面料，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进行对账结算。2013年11月至2016年2月期间，陈爱国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东吴公司股东及主要负责人范学冬及其姐姐范玉丹支付金额合计47087035元，其中转账支付范学冬42337015元，支付范玉丹4750020元。陈爱国与东吴公司、范学冬确认该款系支付东吴公司的货款。2019年9月28日，陈爱国委托律师向范学冬发出《关于业务和借款往来对账函》，载明：陈爱国与范学冬所在东吴公司有业务往来，同时也向范学冬出借资金。陈爱国银行流水反映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2月向范学冬、范玉丹及乐收银付款数额巨大，不完全统计为64380060元。现要求与东吴公司进行对账，以明确采购货物发生货款的数额，陈爱国出借给范学冬款项数额。请收函后七日内与陈爱国联系对账，地点确定于东吴公司财务室。2019年10月11日，陈爱国再次委托律师向东吴公司及范学冬发出《关于再次要求对账事宜的函》，主要内容为：东吴公司对于2019年9月28日律师函不予理睬，现根据陈爱国提供材料付款与收货金额差额21880932.84元，范学冬系东吴公司股东，其个人收款行为一般属于职务行为，东吴公司尚未向陈爱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差额21880932.84元可能属于东吴公司与范学冬的共同占有行为。陈爱国要求与东吴公司、范学冬进行对账，符合交易规则，是诚实信用的体现，东吴公司及范学冬拒不对账，说明对陈爱国负有债务，且有赖账之嫌，有违诚实信用。现将《东吴公司发货明细》与《银行卡划款清单》一并寄给东吴公司及范学冬，望先行账务查核，陈爱国将于10日后到东吴公司对账。如仍拒绝对账，视为默认结欠陈爱国金钱债务21880932.84元，东吴公司还应出具相应增值税发票。后仍未能进行对账，陈爱国起诉至法院。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为督促当事人及时举证于2020年2月6日另行书面通知陈爱国、东吴公司、范学冬限期举证，明确要求陈爱国提交业务期间全部付款证据，东吴公司提交全部交货凭证及结算凭证，逾期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庭审中也根据各自具体主张事实明确各自举证要求。当事人就争议事实举证概况如下。陈爱国自认与东吴公司面料买卖业务发生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东吴公司发货金额合计46006102.16元，其中2013年发货2462117.9元，2014年发货4354201元，2015年发货39189783.26元。另主张通过第三人客户向东吴公司支付货款合计18010316.26元。其中，常熟市创亿服饰有限公司支付200000元，无锡市骄博制衣有限公司支付1300000元，江苏国奥服饰有限公司支付397783.9元，上海五环服饰有限公司支付9156763元，南京名鹰服饰开发有限公司支付1000000元，北京英可威服装有限公司支付200000元，北京海圣天图服饰有限公司支付950000元，苏州纽洛克纺织有限公司支付2500767.76元，苏州金烟斗服饰有限公司支付50000元，常熟市泰盛服饰有限公司支付455001.6元。该些公司均出具情况说明并由经办人签名，另附有付款凭证，述明陈爱国发给公司的面料，公司已将面料款支付给东吴公司。据此，陈爱国主张向东吴公司付款合计66167341.26元，扣除自认收货金额，主张返还货款20161239.10元。东吴公司主张2013年发货合计9126729.7元，并提供2013年度划码单、运单佐证。另提供2018年度向陈爱国的发货明细及划码单，证明当年度发生业务641838.6元；提供2019年度向陈爱国的发货明细及划码单，证明发货32907.6元；提供2019年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公司跟单员吴文娅与杨永聊天记录可反映杨永是陈爱国处工作人员，聊天内容和码单一致。东吴公司另主张双方业务实际发生于2013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都有业务往来，其他年度有的业务凭证不易查找，有的划码单太多不再提交。针对陈爱国提供的案外人付款证据，东吴公司质证认为，案外人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也仅能证明案外第三人与陈爱国存在代收货物关系，东吴公司向这些案外公司开具过发票，与其存在独立的面料买卖合同关系，不认可陈爱国证明目的。范学冬提供付款凭证复印件一组，后要求撤回该组证据，表示不作为证据提交。该组证据显示：范学冬于2017年1月24日支付陈爱国100万元，用途备注为还款；李乾英于2017年1月25日支付陈爱国176.9万元，资金用途备注为货款；范学冬于2018年9月20日支付陈爱国20万元，手写备注为还钱立波；范学冬于2018年10月1日支付钱立波10万元；李小兰于2018年11月10日支付陈爱国10万元；范学冬于2018年11月10日支付陈爱国10万元；范学冬于2018年11月30日支付陈爱国10万元；范学冬于2018年12月18日支付陈爱国10万元；范学冬于2018年12月30日支付陈爱国10万元；范学冬于2019年1月25日支付陈爱国20万元；范学冬于2019年7月18日支付陈爱国30万元。另有银行承兑汇票6张，有陈爱国签名，金额合计75万元。以上付款金额合计461.9万元。对于该些证据付款性质事由，范学冬坚持称与本案买卖合同没有关系，与本案无关，拒不作进一步说明。陈爱国针对东吴公司、范学冬证据质证认为：东吴公司提供的2013年划码单不认可，签收人杨永不是其工作人员，他是做货物运输生意，曾为东吴公司向陈爱国送过货，之后杨永自己也做面料生意了，微信聊天记录中讲的就是他自己的业务与陈爱国无关。2018年陈爱国发货明细和划码单中涉及由顾红英签字的“1807018杂胚”60.8米，是认可的，可以在返还货款中扣除，；2019年供货中1201米元青、1218.8米面料予以认可，可扣除。另外，需要强调东吴公司在最后一次开庭中提供的该些证据远远超过举证期限，是恶意行为。审理中，陈爱国表示，2013年以来与东吴公司发生面料买卖业务，主要是与公司实际负责人范学冬联系，法定代表人是范学冬的父亲，一般是电话联系，对方送货到常熟，以前一般过年前结算一次，相互信任，没有对账单。后来大家成为朋友，范学冬的生意一直亏损，就想着多付点无所谓的，转账的部分款项是借款，最早是2015年年底范学冬提出借款，但是没有让范学冬出具借条，是口头讲的，范学冬也归还过借款，出借的款项总共有1300多万元，后来范学冬在2016年还了一些，2018年还了一些，2019年上半年还了35万元。起诉时，只是概念性的认为东吴公司尚欠2000多万元，汇总银行流水明细时将2200000元误看为22000000元，导致自以为客户代付的货款也包含在里面，后来发现错误又补充了客户付款的材料。因为陈爱国向东吴公司购买面料后，直接委托客户将货款付至东吴公司，然后由东吴公司直接向客户直接开票。陈爱国另表示，业务期间多支付了货款，与范学冬协商将货款转换为借款，但范学冬并未出具借条只是说慢慢还，因此双方未达成借款合议，借款只是原告的想法，所以本案还是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借款关系是否存在，范学冬应明确回答法庭，而不是说不清楚。关于范学冬提交的证据显示的400多万元款项就是返还陈爱国的货款，同意在本案中予以扣除。东吴公司表示，东吴公司与陈爱国只是面料的买卖关系，根本不存在采购方多付预付款的情况，更不可能多付款高达2000多万元，完全不符合常理。陈爱国主张双方业务发生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为何要到2019年年底才起诉主张权利。陈爱国将220万元误作2200万元是为了凑足诉请金额。陈爱国的诉状及此前律师函也提到本案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又存在借贷关系，第一次庭审中也表述部分是借款，第二次庭审又改口不存在借贷关系。陈爱国该些陈述属于虚假陈述，虚假诉讼，应予制裁处理。双方存在大量的面料货物买卖，高达七八千万，东吴公司提供的2013年码单金额已经高达900多万元，码单与陈爱国提供交货明细是一一对应的，但陈爱国竟然不予认可码单的真实性。陈爱国另行提供了案外第三人的付款，那么这些对应货物是否包含在陈爱国自认的收货4600多万元中。范学冬表示，关于提交法院证据材料中显示的付款事实是范学冬个人与陈爱国的往来，不属于退还的货款，与本案没有关系。范学冬与陈爱国不存在借款，也没有向陈爱国出具过借条，也不存在将多付货款协商转换为借条的事实。本案审理的陈爱国与东吴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范学冬个人与陈爱国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或是否有其他纠葛属于双方之间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待本案处理后，其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陈爱国主张与东吴公司发生面料购销业务期间存在多付货款2000多万元，且无对账结算，与一般商事交易惯例明显不同，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缺乏明确证据证明其合理正当。其次，陈爱国主张案外人代其支付东吴公司货款1800多万元，而东吴公司抗辩与该案外人存在独立买卖关系，并已开具发票。陈爱国未能提供与该些案外人确实存在面料买卖关系的合同、送货单、发票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事实，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该些付款系代原告支付本案货款。同时，东吴公司举证的2013年度送货码单，经组织双方核对，部分码单所载内容与陈爱国自认数据完全对应，但确有漏算少算的情况，且双方在原告自认业务终止日期2015年之后仍有业务往来，故东吴公司实际供货金额必然超过陈爱国自认金额。再次，陈爱国大部分转账付款均系支付范学冬，而范学冬也提交了证据证明向陈爱国付款400多万元，但又撤回该证据，对付款性质不予明确说明，对撤回行为不作合理解释。同时，陈爱国在诉前律师函述明与范学冬存在借款，诉讼伊始也明确表述与范学冬存在1300多万元的借款往来，后又表示借款合意未成，本案仅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双方的诉讼行为均有违反禁止反言之处，其后意见并不足以完全采信。虽诉中各方明确陈爱国支付范学冬款项均为货款，但不代表与客观事实相符。综上，陈爱国主张东吴公司返还多付货款20161239.10元，理据不足，碍难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陈爱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39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8393元，由陈爱国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陈爱国向东吴公司范学冬和范玉丹支付金额合计48087020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另查明，2019年12月20日一审庭审中，陈爱国陈述本案中提交的款项部分是借款，没有借条，出借的款项总共1300多万元，对方归还过款项；对方是在2015年底提出来资金周转不行向陈爱国借款。二审还查明，陈爱国在一审中举证了按年度整理的汇款明细，其中2013年付款245万，2014年付款9856975元，2015年付款15550050元，2016年付款截止2月6日为40030010元。二审中，陈爱国陈述与东吴公司的业务于2015年12月前已经停止，发货金额是东吴公司的会计每年用电话报过来的。陈爱国陈述收取东吴公司的货物后一部分货物销往第三人，但无法开具发票，因此请求东吴公司帮忙开发票，而东吴公司要求发票与付款一一对应，因此陈爱国指令第三人直接付款给东吴公司，由东吴公司代收后再转给陈爱国。陈爱国除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十家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和付款凭证外，二审中又提供了常熟市创亿服饰有限公司、无锡市骄博制衣有限公司、江苏国奥服饰有限公司、上海五环服饰有限公司、北京英可威服装有限公司、北京海圣天图服饰有限公司苏州金烟斗服饰有限公司的证明书，七份证明书内容相同。陈爱国表示无法提供收取东吴公司货物的凭证，也无法提供向第三人供货的凭证，并认为属于东吴公司的举证责任。陈爱国二审中还提供了下列证据：1、上海五环服饰有限公司与陈爱国往来账页，均注明“江阴东吴（陈爱国）”。2、上海五环服饰有限公司与他人往来账页，无标注“陈爱国”。3、无锡市骄博制衣有限公司与陈爱国往来账页，均注明“江阴东吴（陈爱国）”。4、无锡市骄博制衣有限公司与他人往来账页，无标注“陈爱国”。5、江苏国奥服饰有限公司与陈爱国往来账页，均注明“江阴东吴（陈爱国）”。6、江苏国奥服饰有限公司与他人往来账页，无标注“陈爱国”。7、常熟市创亿服饰有限公司与陈爱国往来账页，均注明“江阴东吴（陈爱国）”。8、北京海盛天图服饰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明该公司2014年、2015年收受常熟陈爱国交付的面料共95万元，付款时陈爱国指定该公司将面料款汇入江阴市东吴毛纺有限公司账户，同时收到陈爱国寄送的江阴市东吴毛纺有限公司的发票，客户往来中记“江阴东吴（陈爱国）”，说明货是陈爱国的，原始账本已经没有下落。9、苏州金烟斗服饰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明该公司2015年收受常熟陈爱国交付的面料共5万元，付款时陈爱国指定该公司将面料款汇入江阴市东吴毛纺有限公司账户，同时收到陈爱国寄送的江阴市东吴毛纺有限公司的发票，客户往来中记“江阴东吴（陈爱国）”，说明货是陈爱国的，原始账本已经没有下落。10、北京英可威服装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明该公司2014年、2015年收受常熟陈爱国交付的面料约200万元，付款时陈爱国指定该公司将面料款汇入江阴市东吴毛纺有限公司账户，同时收到陈爱国寄送的江阴市东吴毛纺有限公司的发票，客户往来中记“江阴东吴（陈爱国）”，说明货是陈爱国的；由于公司搬家，没有正规的账本保管制度，原始账本已经没有下落。东吴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3、5、7反而能证明东吴公司与该公司有业务往来，证据2、4、6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8、9、10证人没有出庭，证言不认可。东吴公司称，2013年到2019年期间向陈爱国供货，其中2013年度发货9126729.7元，2018年度供货641838.6元，2019年度供货32907.6元，并称由于单位搬家无法提供全部的供货凭证。东吴公司认可收到第三人的付款，认为是与第三人存在独立的面料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向第三人开具相应的发票。东吴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其开具给九家第三人（除苏州纽洛克纺织有限公司外）的增值税发票各一张，每张发票金额约为一万余元，以证明与第三人存在买卖业务。陈爱国质证认为，上述发票系陈爱国为第三人找东吴公司公司代开的部分发票。本院认为：陈爱国主张向东吴公司超付了货款要求返还，应当举证证明其支付的款项大于其收取的货物金额。关于陈爱国的付款，二审中双方确认陈爱国向东吴公司负责人范学冬及其姐共计支付48087025元。陈爱国陈述由十家第三人客户向东吴公司付款18010316.26元，并就付款事由作了解释，陈爱国同时提供了案外第三人的证言、财务账页等证据予以佐证。东吴公司认为自己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其他买卖业务，仅以其在二审中提供的向第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不足以证明。此外，根据陈爱国二审中陈述，与东吴公司的业务于2015年12月底前已经结束，每年年底东吴公司会计会报告发货金额，因此截止2015年底，陈爱国应当知道其收取的货物总金额，按陈爱国主张为46006102.16元。而陈爱国截止2016年2月付款按其举证为49886985元，已经超过300余万元，此后陈爱国还委托第三方向东吴公司支付18010316.26元，超付金额巨大。结合陈爱国2009年9月28日委托律师向范学冬发出的对账函，和陈爱国一审陈述2015年底之后其向范学冬出借款项，因此陈爱国在本案中举证的付款数额全部认定为其向东吴公司支付的货款依据不足。关于陈爱国收取货物的金额，陈爱国在审理中陈述收货金额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原始凭证，而东吴公司其在一审中提供的2013年度划码单、运单总金额达9126729.7元，已远超过陈爱国自己主张的2013年发货2462117.9元，因此，本院对陈爱国的陈述产生合理怀疑，在无证据证明的前提下，对陈爱国陈述的收货金额不予采信，对此应由陈爱国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陈爱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393元，由上诉人陈爱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稚群审判员  郑 雄审判员  黄学辉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周豪立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