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19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靳哲，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则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廷忠。原审第三人：霍尼卡姆技术（香港）有限公司[HCTTECHNOLOGIES(HONGKONG)CO.,LIMITED]。公司代表：王桂英，该公司董事。上诉人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原审第三人霍尼卡姆技术（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连带赔偿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7710675.55元,包括：（1）自2015年10月18日至2016年1月31日所欠货款2295496.75美元（按2016年7月4日汇率1美元=6.63元计算,折合人民币15219143.50元）及自2016年2月1日计至2016年7月6日产生的利息人民币288719.835元,共计人民币15507863.33元；（2）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230000元；（3）仲裁费146515元。2.判令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连带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属侵权纠纷。侵权责任由损害事实、侵权行为、过错以及损害事实与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四个要件构成。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在一审中充分举证证明上述要件事实,但一审判决或遗漏或忽略。1.损害事实：深圳霍尼卡姆公司遭受了经济损失。2017年6月21日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深仲涉外裁字第X号裁决书,裁令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向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支付货款2295496.75美元及利息人民币288719.835元、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230000元及仲裁费146515元。该裁决书于2017年6月21日生效。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控制的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早就应主动依法履行裁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但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非但拒绝依法履行义务,还于2018年2月2日非法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和董事身份形成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董事会决议,并以此作为证据申请撤销香港高等法院许可执行命令,继续拒绝履行生效裁决书所确定的支付义务。以上款项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至今分文未得,存在损害事实。2.侵权行为：香港霍尼卡姆公司系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为方便境外接单而设立的，和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是“同股同权”的关联公司,股东为靳哲、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虽然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但是它的作用是完全服务于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其财产也全部属于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及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全体股东所有。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对此事实在庭审过程中予以确认。仲裁裁决生效前、后,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为了达到不支付上述款项之目的,实施了下列行为：（1）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之诉,企图拖延仲裁时间，但己被法院驳回；（2）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书,企图不执行该裁决，但己被法院驳回；（3）以非法方式企图变更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以此为由阻却香港高等法院强制执行[2016]深仲涉外裁字第X号裁决。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名义于2017年8月23日召开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临时股东会,选举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为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董事；并于2017年9月4日召开董事会,选举曲则阳为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法定代表人。因上述会议违法召开,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提起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并获法院生效判决支持。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向一审法院寄送了上述两份二审民事判决书,但该关键事实一审判决却只字不提,属重大遗漏。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法定代表人一直为靳哲,从未变更。靳哲为了维护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合法权益,有权代表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履职；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控制的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凭借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未生效的一审判决,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起诉没有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决议、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由，阻却香港高等法院强制执行[2016]深仲涉外裁字第X号裁决于法无据,完全是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以合法的幌子实施拒向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支付到期货款的非法之举。3.过错：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具有过错。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是侵权人,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公司完全受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控制,其上述行为显然均系故意。特别是2018年4月14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要求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经济损失,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仍置若罔闻，主观恶意有过错。4.因果关系：深圳霍尼卡姆公司遭受经济损失与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上述经济损失表面上是香港霍尼卡姆公司违约不支付货款及不执行生效裁决造成,但实质由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直接导致,因为香港霍尼卡姆公司由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实际控制。因此深圳霍尼卡姆公司遭受经济损失与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控制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拒不支付货款并以非法形成的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会决议阻却香港高等法院执行上述生效裁决,正是其利用了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与香港霍尼卡姆公司之间的关系。只有利用其同时是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和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董事身份才能阻止香港高等法院强制执行上述生效裁决。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8（闫某律师事务所2018年2月2日签发的律师函）、证据10（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于2018年2月2日非法形成的董事会决议）中明确显示闫某律师事务所在香港高等法院执行案件中代表HCT（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同时代表三名人士,即曲则阳先生、王桂英女士,他们是上述应诉人（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三名董事和股东中的两位。在如此确凿的证据面前,一审判决却认定为：曲则阳、王桂英委托律师申请撤销执行许可是其以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公司董事的身份委托律师,并非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委托的代理人,其行为并非履行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关键事实明显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法律理解错误。一审判决适用的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20条和第21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6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一审判决适用上述法条并无错误,但理解错误。其中《民事诉讼法》第64条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事实上,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提供了充分证据足以证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共同侵权,但一审判决仍认定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举证不足”或“举证不能”,因此驳回了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在一审的诉求。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与香港霍尼卡姆公司系“同股同权”的关联关系,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身份既是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和董事，同时也是香港霍尼卡姆公司股东和董事。其为了阻却到期货款的给付，特别是为了阻却香港高等法院强制执行生效裁决,滥用其在两公司的股东权利和董事权利、违法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非法形成公司决议，造成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经济损失，这恰恰符合《公司法》第20条和第21条规定的条件。一审法院明确本案准据法为内地法律，且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在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从未质疑过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法定代表人诉讼资格及股东会、董事会授权事宜，而一审法院却单凭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提交的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未生效判决，混淆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同为香港霍尼卡姆公司董事和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董事的双重身份，以香港高等法院撤销执行许可，其主要原因是基于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存在纠纷，且靳哲在明知法定代表人身份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在申请时未能向法庭披露为理由，驳回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诉讼请求。与其确定的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的观点自相矛盾。按照我国内地法律，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在申请执行生效裁决书时只要提交的主体资料等手续形式合法，符合法院要求，审查通过即可。本案诉讼就是如此，还有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正在诉讼的多个案件均是如此。内地与香港两地司法制度的差异，不应被一审作为驳回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诉讼请求的理由。而这恰恰证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利用非法形成的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会决议拒绝主动履行生效裁决，并故意利用两地司法制度的差异，变相阻挠、阻碍履行生效裁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且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非法形成的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会决议已被法院二审判决撤销。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法律理解、适用错误，导致错判。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合法诉求。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与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一、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曾以相同的事实与理由对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与香港霍尼卡姆公司的另一笔仲裁货款纠纷向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主张损害赔偿，该案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3民终5921号民事生效判决书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6月5日作出的（2020）粤民申3X号驳回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再审申请的裁定书，均对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诉请的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通过控制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拒付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货款的行为是否属于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认定，均认为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不存在滥用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的权利，损害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利益，上述判决书与裁定书庭前已提交法庭作为类案参考。二、损害利益要求存在损失，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请求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连带承担的损失与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在案涉X号仲裁案件中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请求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支付的款项完全一致，即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主张的上述请求实际是由香港霍尼卡姆承担，不存在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认为的损失。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连带赔偿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7710675.55元，包括：（1）自2015年10月18日至2016年1月31日所欠货款2295496.75美元（按2016年7月4日汇率1美元=6.63元计算，折合人民币15219143.50元）及自2016年2月1日计至2016年7月6日产生的利息人民币288719.835元，共人民币15507863.33元；（2）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230000元；（3）仲裁费146515元；（4）自2016年7月7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人民币1826297.22元（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7.2%，暂计算至2018年3月19日）；2.判令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登记股东为靳哲、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和案外人靳某、靳某1、刘某、卢某、梁志鹏。靳哲登记的出资比例为45.2856%，曲则阳登记的出资比例为29.7143%，何廷忠登记的出资比例为10.5715%，王桂英登记的出资比例为13.4286%。靳哲任董事长、总经理，曲则阳任董事，何廷忠任董事，靳某任监事。2.香港霍尼卡姆公司于2010年1月20日在香港依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成为有限公司。香港霍尼卡姆公司登记的业务性质为通讯机柜、机箱及其他配件，登记的股东和董事为曲则阳、王桂英和案外人童某，其中曲则阳持股7142份、王桂英和案外人童某各持股1492份。3.2015年9月1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向深圳仲裁委员会对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提请仲裁，最终确定仲裁请求为：（1）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支付于2015年9月15日到期的货款552407.03美元、于2015年10月15日到期的货款1066667.11美元，合计1619074.14美元；（2）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偿付该仲裁案件的律师费人民币25万元；（3）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承担仲裁费。2016年5月20日，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5]深仲裁字第2X号裁决书，裁决：（1）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支付到期货款1619074.14美元；（2）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偿付该仲裁案件的律师费人民币25万元；（3）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径付仲裁费人民币110636元；（4）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履行。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15]深仲裁字第2X号裁决。2017年5月1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民特8X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香港霍尼卡姆公司的撤裁申请。关于该仲裁执行所涉纠纷，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号为（2018）粤0391民初2X号。4.2016年7月7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向深圳仲裁委员会对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提请仲裁，仲裁请求为：（1）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支付于2015年10月18日至2016年1月31日所欠货款2295496.75美元（折合人民币15219143.5元，按2016年7月4日汇率1美元=6.63元计算），支付逾期利息288719.835元（自2016年2月暂计至2016年7月6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逾期共157日）（2）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偿付该仲裁案件的律师费人民币23万元；（3）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承担仲裁费。2017年6月20日，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深仲裁字第X号裁决书，裁决：（1）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向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支付自2015年10月18日至2016年1月31日所欠货款2295496.75美元（折合人民币15219143.5元，按2016年7月4日汇率1美元=6.63元计算），支付逾期利息288719.835元（自2016年2月暂计至2016年7月6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2）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偿付该仲裁案件的律师费人民币23万元；（3）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承担仲裁费146515元。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5.因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认可与执行[2016]深仲裁字第X号裁决书。香港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作出《绝对债权扣押令》HCCX，判定香港霍尼卡姆公司支付：上述裁决未付的货款2295496.75美元，利息及讼费。6.2018年2月2日，何廷忠、王桂英、曲则阳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公司董事名义召开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公司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1）公司从来没有委托林某律师事务所在香港法院提起有关执行深圳仲裁委员会（2016）深仲涉外裁字第X号裁决书之申请，对于林某律师事务所在2017年9月7日代表本公司在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执行该仲裁裁决书不知情，对于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行在2018年1月8日代表本公司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起的第三债务人命令的申请不知情；（2）本公司已于2017年8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撤销了靳哲的董事职务和2017年9月4日的董事会决议撤销了靳哲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公司从未授权靳哲代表公司委托林某律师事务所在香港法院提起申请仲裁裁决书之法庭程序及申请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债务人命令。7.2018年2月2日，闫某律师事务所代表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及曲则阳、王桂英关于HCCX案件向林某律师事务所去函，称根据客户所知，靳哲直至2017年8月23日止仅为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四名董事中的一名，且自2017年8月23日就不再担任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董事和总经理，其无权指示贵所代表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进行上述法律诉讼。贵所代表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已开展的法律行为均无效。8.2018年2月8日，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传票，认为所有由林某律师事务所代表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在本次申请中做出的行为，因没有妥善授权而无效，申请撤销许可命令、该判决以及提出因由的第三债务人的命令。9.2018年8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对执行案件进行了聆讯，定案理由为：在靳哲代表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提起执行仲裁申请前，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董事会已作出决议，免除了靳哲董事及法定代表职务，虽然该免除行为的效力仍在诉讼中，并未最终确定，但该免除行为应当向法庭进行披露，靳哲并未披露且一直未陈述未披露的理由；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董事会反对当前在香港针对香港霍尼卡姆公司的程序展开。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撤销许可执行命令，该判决以及提出因由的第三债务人的命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主张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作为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损害了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因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登记地在广东省深圳市，本案准据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提起本案诉讼，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认为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作为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在香港法院申请执行第三人案件中，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采用各种手段拒绝履行，损害了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利益。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调整的是“股东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损害股东所在公司利益”的情形。适用该条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股东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滥用了股东权利；（2）公司遭受了损失；（3）公司遭受的损失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的。《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调整的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适用该条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是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利用了其关联关系；（3）公司遭受了损失；（4）利用其关联关系与公司遭受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导致香港高等法院撤销许可执行的直接原因是曲则阳、王桂英及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了撤销许可执行申请，而申请的理由为靳哲未获得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授权而提起了执行申请。曲则阳、王桂英虽为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但曲则阳、王桂英委托律师申请撤销执行许可是其以香港霍尼卡姆公司董事的身份委托律师，并非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委托的代理人，其行为并非履行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其次，根据香港高等法院聆讯定案理由，香港高等法院撤销执行许可其主要原因是基于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代表人身份存在纠纷，且靳哲在明知代表人身份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在申请执行时未能向法庭披露。故，香港高等法院撤销执行许可，并非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利用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身份，滥用股东身份所导致，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64元，由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负担。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称：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三人形成的撤销靳哲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董事会决议（2017年9月4日）已经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5日作出的终审（X号案件）判决撤销。另一关联案件（X3号案件）关于股东会决议撤销的判决也在一审判决前提交给一审法院，因此一审判决事实查明存在遗漏。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围绕上述请求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代表律师于2017年7月20日发给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的律师函，用以证明要求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及其控制的香港霍尼卡姆公司需依法按照仲裁裁决给付案涉货款。2.（2018）粤03民终X3、X号二审判决书，用以证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违法形成的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被生效判决改判而依法撤销。3.（2019）粤民申6X、6X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为拖延时间，阻却仲裁裁决的执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已生效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案申请再审,被依法驳回。4.抗诉申请书及受理通知书，用以证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为拖延诉讼时间，以抗诉案件为非终局结果为名，继续就再审案件提起抗诉。5.香港高等法院HCCX9号案件判决书及其中文翻译件，用以证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董事身份非法召开股东、董事会，并以非法形成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误导香港法院，恶意阻却仲裁执行，已被香港高等法院驳回。6.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控制的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就HCCX9判决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的上诉状及翻译件，用以证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为拖延时间，继续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公司股东、董事身份违法对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实施侵权行为，阻却仲裁裁决在香港的执行。7.周铁岩律师于2019年9月19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的誓章，用以证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公司股东、董事名义反对在香港进行的到期货款案件的执行。8.曲则阳于2019年9月19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的誓章，用以证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明确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公司股东、董事名义反对在香港进行的到期货款案件的执行。9.香港高等法院2020年12月2日作出的法庭命令（HCCX9号案件），用以证明香港高等法院批准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的执行仲裁裁决申请。10.香港高等法院2020年12月15日作出的法庭命令（HCCX9号案件），用以证明香港高等法院裁令香港霍尼卡姆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16时前将仲裁裁决执行款项存入香港高院帐户。11.立案决定书；12.提请批准逮捕书；13.王桂英伪造公司印章案一审判决书。证据11—13共同证明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为夺取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控制权，进而阻却仲裁裁决在香港的执行，利用伪造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靳哲签名的形式非法进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变更，王桂英已被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曲则阳、何廷忠案件亦在侦办过程中。二审经审理查明，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粤03民终X3号民事判决，认为在未具备《公司法》第四十条规定的董事会以及监事会不能召集股东会会议的前提条件下，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由该公司股东曲则阳、何廷忠召集并由曲则阳主持违反了关于股东会召集、主持的法定程序，故判令撤销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的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成员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中决定由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担任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粤民申6X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对（2018）粤03民终X3号民事判决提出的再审申请。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粤03民终X号民事判决，认为由于深圳霍尼卡姆公司2017年8月23日临时股东会决议被撤销，因此出席2017年9月4日董事会会议的新一届董事会成员的资格亦不复存在，该次董事会亦失去了合法性的基础条件，故判令撤销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于2017年9月4日作出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该决议中决定由曲则阳任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何廷忠担任公司总经理，同时免去靳哲原有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身份。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因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登记地在广东省深圳市，一审法院以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正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曲则阳、何廷忠及王桂英三人是否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利益。《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曲则阳等三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滥用股东权利。本院认为，（一）曲则阳、王桂英在香港高等法院HCCX号案件中委托律师事务所申请撤销执行许可命令，是其以香港霍尼卡姆公司董事身份履行职责的行为，与两人作为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的身份无关，不能依此认定两人滥用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股东权利。（二）曲则阳、何廷忠于2017年8月23日召集并由曲则阳主持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定由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担任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员；据此成立的新一届董事会于2017年9月4日作出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决定免去靳哲原有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身份，另于2018年2月2日召开董事会形成决议称：公司从来没有委托林某律师事务所在香港法院提起有关执行深圳仲裁委员会（2016）深仲涉外裁字第X号裁决书之申请，本公司已于2017年8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撤销了靳哲的董事职务和2017年9月4日的董事会决议撤销了靳哲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公司从未授权靳哲代表公司委托林某律师事务所在香港法院提起申请仲裁裁决书之法庭程序及申请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债务人命令。上述2017年8月23日深圳霍尼卡姆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已因违反关于股东会召集、主持的法定程序而被生效判决所撤销，表明曲则阳、何廷忠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二、曲则阳、何廷忠滥用股东权利是否对深圳霍尼卡姆公司造成损害。香港高等法院撤销许可执行命令、中止执行（2016）深仲涉外裁字第X号仲裁裁决的定案理由为，在靳哲代表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提起执行仲裁申请前，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董事会已作出决议，免除了靳哲董事及法定代表职务，靳哲未披露且一直未陈述未披露的理由；深圳霍尼卡姆公司董事会反对当前在香港针对香港霍尼卡姆公司的程序展开。由此可见，曲则阳、何廷忠上述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与香港高等法院撤销许可执行命令、中止执行仲裁裁决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提交的香港高等法院2020年12月2日、12月15日作出的法庭命令（HCCX9号案件），香港高等法院已重新批准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深圳霍尼卡姆公司称至今未收到该案执行款，但该案仍处于香港法院执行程序当中，香港霍尼卡姆公司并非经过清算无财产可供执行，亦无充分证据证明系因香港高等法院此前中止执行仲裁裁决造成该案重新获准执行后未能执行到款项，即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曲则阳、何廷忠因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给该公司造成了损害，其要求曲则阳、何廷忠、王桂英赔偿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如依香港法律制度，在相关法律程序终结后，深圳霍尼卡姆公司案涉债权仍未受偿，则深圳霍尼卡姆公司可根据新的事实和证据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人民币130323.14元（上诉人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曲  云审判员 石    磊审判员 林  建  益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陈永雪（兼）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