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12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新友，男，1956年5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温岭市，现住浙江省云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健，浙江多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荣林，男，196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玉兰，女，1967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剑，男，198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远强，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千秋，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新友因与被上诉人盛荣林、徐玉兰、叶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20)浙1102民初4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新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盛荣林口头约定借贷事宜，借贷法律关系是上诉人转款给盛荣林的动机和目的，但上诉人将120万元款项转入盛荣林指定帐户后，盛荣林严重违背诚信原则，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为由不承认借贷关系，拒不返还借款和利息，盛荣林不承认借款事实，也就没有了保留给付的法律原因，构成不当得利。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证明盛荣林不当得利的事实。上诉人提交了向徐玉兰、叶剑转账的银行凭证，二人也当庭认可收到上述款项，盛荣林主张该款项是居间佣金款不是借款，但无证据证明居间的事实，提不出合法占有该笔款项的法律基础，此事实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盛荣林未能证明占有该款项的法律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应当依法返还上诉人的120万元，并支付利息。三、上诉人未在股权转让款中扣除案涉款项，系因案外人林连友有意受让盛荣林的30%股份，但要求盛荣林等人股份由上诉人先以900万元价格收购后，再将其中的30%股份转让给他，尽管转让手续麻烦，但林连友认为此举可以降低转让风险，并在转让合同第八条中特别约定：转让款到位后，甲方应专款专用，直接支付给原股东盛荣林，不得挪用、截扣等另作它用。因此，上诉人未予扣除，且原合伙期间利润尚未分配，足以抵扣120万元借款，但盛荣林在收到股权转让款退伙后，以合伙账目未结为由推诿拒不归还上诉人的借款，显然存有恶意占有之意，上诉人迫于无奈才诉请司法救济。四、盛荣林主张上诉人商请其以不低于600万元的价格转让或吸纳新投资人，超出部分作为佣金的陈述依据不足，若其主张为真，佣金应是138万元，且盛荣林当时入股应支付249万元投资款，盛荣林本可行使抵销权将投资款与佣金相抵，但其并未抵销，与常理不符。因此，盛荣林的居间服务抗辩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即便成立，亦应以居间合同纠纷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综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的事实成立，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占有该笔款项，构成恶意不当得利。根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上诉人已用汇款凭证证明被告所得利益无合法根据，被上诉人抗辩其取得该款项有法律上的原因而无证据证明，依照“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上诉人应返还上诉人12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盛荣林、徐玉兰、叶剑共同辩称，一、本案不属不当得利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依法驳回。1.不当得利诉因的请求权，必须是没有基础法律关系的给付行为。上诉人主张案涉120万元为借款，给付的原因事实是借款，故该笔给付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不属不当得利。实际上，案涉120万元为上诉人允诺给盛荣林的酬金。上诉人因其建材厂生产经营困难，于是请盛荣林以不低于600万元的价格帮其转让或吸收新的投资人继续经营，并承诺超过600万元部分作为酬金归盛荣林所有。盛荣林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将上诉人的建材厂估值作价738万元，吸纳新的投资人并调整了股份比例。2019年1月30日，上诉人将138万元酬金中的120万元按盛荣林的指示转款给答辩人徐玉兰、叶剑，上诉人至今尚欠盛荣林18万元酬金。2.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是上诉人违反诚信，出于诉讼欺诈目的进行的恶意诉讼。上诉人曾于2020年7月16日，以案涉120万元是合伙纠纷为由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盛荣林支付股份转让款120元或退回股份14.5%，现又诉称案涉120万元为借款，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要求偿还。不当得利不能作为借贷法律关系或合伙纠纷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且上诉人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对其主动给付的原因、目的及给付没有法律依据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但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盛荣林构成不当得利。二、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处分自己的财产具有谨慎义务，其作为案涉款项的给付者主动向被上诉人转账，不能证实其支付款项无法律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2020年4月30日上诉人以270万元收购答辩人盛荣林全部股份，并一次性转账270万元。若真如上诉人所主张的盛荣林欠其120万元未还，上诉人完全可以将120万元在股份转让款中进行抵扣，而不是一次性一分不少的将270万元转账给盛荣林。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若138万元作为佣金归盛荣林所有，为何答辩人盛荣林还全额支付249万元投资款问题。138万元是上诉人私人允诺给盛荣林的佣金，而249万元是盛荣林对建材厂的投资款，盛荣林支付249万元是为了出资到位，避免日后企业对外负债，上诉人主张盛荣林未出资到位的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金新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120万元，并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千分之五支付资金占用费至还清为止（自2019年2月至2020年9月应付120000元）。2.判令第一被告与第二、第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30日，被告盛荣林向原告金新友转账70万元，随即原告金新友向被告叶剑转账70万元；同日，紧接着被告盛荣林再次向原告金新友转账68万元，随即原告金新友向被告徐玉兰转账50万元。2019年4月1日，原告金新友与被告盛荣林、案外人邹旭明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合作项目为云和县恩沛新型建材厂，合伙经营项目和范围为采矿烧结多孔砖、装饰石材的生产、销售，原告金新友出资249万元占股30%，被告盛荣林出资249万元占股30%，案外人邹旭明出资332万元占股40%。协议签订后，各合伙人按约出资，中期进行过到位资金结算，载明“金新友272万元，应收23万元；盛荣林230万元，应付19万元；邹旭明328万元，应付4万元”，三位合伙人均签字确认。2020年4月27日，被告盛荣林、案外人邹旭明（甲方）与原告金新友（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将其拥有建材厂的所有份额以总价人民币9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于2020年5月1日应打入被告盛荣林指定账户270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金新友于2020年4月30日向被告盛荣林指定的叶春梅（被告盛荣林的妻子）账户打入了27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认为2019年1月30日其向被告叶剑、徐玉兰的转账系被告盛荣林向原告提出的短期周转款项根据被告盛荣林的指示所进行的转账，不属于没有合法根据，故不属于不当得利。且根据在案证据，原告与被告盛荣林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在2020年4月27日达成了退伙协议，且原告将相应的款项已全额支付给了被告盛荣林，故原告主张在此之前被告盛荣林仍有结欠款项，与常理相悖，该院实难采信。原告的诉请，缺乏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金新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80元，减半收取8340元，由原告金新友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金新友提交了《股权股份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待证：上诉人支付盛荣林30%股份收购款时未扣除案涉120万元，系因与案外人林连友另有约定，不能因上诉人未进行抵扣而否定盛荣林不当得利120万元。三被上诉人共同质证认为，对《股权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形成时间是2020年4月28日，即在一审时该证据已经形成，并非新证据，且盛荣林并非合同相对人，该协议与盛荣林没有关联，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股份转让协议书》与本案的实体处理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金新友主张盛荣林、徐玉兰、叶剑对案涉12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规则，金新友应当举证证明其根据盛荣林的指示向徐玉兰、叶剑转账12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但金新友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金新友在起诉状、上诉状中的陈述，金新友给付120万元的原因系其与盛荣林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因此，金新友根据被上诉人的指示转账给徐玉兰、叶剑案涉120万元，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现金新友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金新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元，由上诉人金新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红萍 审 判 员 汤丽军 审 判 员 刘 斐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李 锋 代书记员 蓝琳涵 代书记员 叶东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