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民终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彦权，男，1974年1月6日生，汉族，住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现住云南省曲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峰，云南平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卫芬，女，1977年10月2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现住云南省曲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峰，云南平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元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胜景路家园小区****。法定代表人：赵中瑜，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同广，系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曲靖市康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片区亿贤筑锦商业服务中心******div>法定代表人：姚学明，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系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赵彦权、赵卫芬因与被上诉人云南元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九公司），原审第三人曲靖市康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威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3民初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彦权、赵卫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峰，被上诉人元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同广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康威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彦权、赵卫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停止对曲靖市麒麟区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元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为元九公司与赵彦权、赵卫芬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未备案登记，无法核实签订合同时间错误。如果排除执行，法律并未要求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需要进行行政备案。2.一审认为以物抵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赵彦权、赵卫芬提交的《工程款抵房款协议》《商品房购销合同》等证据不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设立或变更的效力，是错误的。依据《九民纪要》第44条规定，以物抵债的方式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予以认可，因此只要元九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赵彦权、赵卫芬与元九公司的债务是虚假的，二者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赵彦权、赵卫芬与元九公司之间的《工程款抵房款协议》《商品房购销合同》就应认定为有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就应发生的转移，该房屋就应该赵彦权、赵卫芬所有。3.关于享有债权主体，一审认为元九公司是向案外人曲靖鑫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联公司）欠付工程款，故不能将争议房屋以物抵债给赵彦权、赵卫芬也是错误的。2016年4月20日，元九公司与鑫联公司，签订《不锈钢卷闸门制作安装合同书》。次日，鑫联公司与该公司股东的赵彦权、赵卫芬签订了《铝合金门窗及不锈钢卷闸门制作安装施工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的转让并不需要经过元九公司的同意，已通过诉讼的方式通知了元九公司。赵彦权、赵卫芬作为鑫联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的施工人，在案外人不能支付工程款时，经案外人的同意，赵彦权、赵卫芬对元九公司享有债权。一审不能仅依据合同相对性，否认赵彦权、赵卫芬的债权。元九公司辩称，赵彦权、赵卫芬上诉的事实不存在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第三人未到庭陈述意见。赵彦权、赵卫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即停止对曲靖市麒麟区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扣押。2.依法确认赵彦权、赵卫芬夫妇与康威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并判令曲靖市麒麟区房屋归赵彦权、赵卫芬所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元九公司承担。一审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在元九公司与康威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依据元九公司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于2018年4月2日作出（2018）云03财保3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康威公司的位于曲靖市麒麟区，4幢3层Ｓ-52＃、Ｓ-53＃商铺，4幢4层Ｓ-55＃号商铺，4幢401＃、1003＃及地下车库1＃-84（84个）、144＃-200＃（56个）车位。在查封过程中，赵彦权、赵卫芬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其执行异议的理由为：2018年2月1日，康威公司与赵彦权、赵卫芬签订《工程款抵房款协议》，约定，因康威公司欠付赵彦权、赵卫芬的工程款，康威公司将公司开发的位于曲靖市麒麟区0元的房屋价款抵扣赵彦权、赵卫芬的部分工程款抵给赵彦权、赵卫芬。同日，康威公司与赵彦权、赵卫芬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虽未办理房屋备案登记，但不是赵彦权、赵卫芬的原因所致，康威公司将诉争房屋交付给赵彦权、赵卫芬占有至今，法院的查封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2019）云03执异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赵彦权、赵卫芬的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本案中，康威公司不反对案外人异议，诉讼地位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赵彦权、赵卫芬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赵彦权、赵卫芬主张权利的基础系以其与康威公司签订的《工程款抵房款协议》《商品房购销合同》及案外人鑫联公司与康威公司签订的《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合同书》《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合同补充协议》，因康威公司欠付工程款，康威公司以将涉案房屋抵偿给赵彦权、赵卫芬的部分债务。但是，本案所涉以物抵债并不能阻却执行。首先，《商品房购销合同》没有备案登记，其签订合同的时间无法核实。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赵彦权、赵卫芬虽然提交《工程款抵房款协议》《商品房购销合同》等证据，但以物抵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上述证据并不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设立或变动的效力。而且《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合同书》《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康威公司与案外人鑫联公司，而《工程款抵房款协议》《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签订系康威公司与赵彦权、赵卫芬，虽然赵彦权、赵卫芬提交了《铝合金门窗及不锈钢卷匣门制作安装合同》证明曲靖鑫联工程有限公司又将工程承包给赵彦权、赵卫芬施工，但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康威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也是曲靖鑫联工程有限公司，即便以诉争执行标的抵偿债务，抵偿的也应是曲靖鑫联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而非本案赵彦权、赵卫芬的债权，因此，本案赵彦权、赵卫芬主张的诉争执行标的抵偿其享有的债权，事实及权利基础均缺失。况且，作为以物抵债的协议，异议人享有权利的基础仍是债权，其主张权利的基础也是债权请求权，基于债的平等保护原则，对基于以物抵债而获得的房屋在未完成合法变更登记前，并不较本案所涉执行债权即元九公司的债权更具有优先实现的民事权益。故赵彦权、赵卫芬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对财产进行保全的民事权益。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彦权、赵卫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赵彦权、赵卫芬负担。”二审中，赵彦权、赵卫芬提交鑫联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1页，欲证明赵彦权、赵卫芬是该公司的股东，且只有两个股东，二人系夫妻关系，故不以公司而以自然人身份来签订以房抵债合同是可以的。元九公司质证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因公司股东有二人，就以自然人身份来签订以房抵债合同是不认可的；认可二人是夫妻关系。本院认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该证据仅只能证明赵彦权、赵卫芬系鑫联公司股东，但不能证明以自然人身份签订的案涉以房抵债合同当然对该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的，一审认定的本案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当事人各自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赵彦权、赵卫芬是否对争议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故本院将从法律规定的上述构成要件来评述赵彦权、赵卫芬是否对争议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赵彦权、赵卫芬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1日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认定赵彦权、赵卫芬与元九公司于2018年2月1日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在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要件。其次，赵彦权、赵卫芬就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争议房屋提交的证据仅是一份元九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其于2018年2月1日向赵彦权、赵卫芬交钥匙，但却没有通常接房具有的移交清单或者交接手续；且同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没有载明当日即交付房屋，而是约定争议房屋于2018年12月31日前交付；同时赵彦权、赵卫芬并没有提交任何管理使用争议房屋的物管费、水电费等单据；而其提交的2019年3月10日《装修合同》及装修照片是发生在法院已查封争议房屋之后。故赵彦权、赵卫芬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尚不能充分、有效的证明其在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争议房屋，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此要件。再次，关于已支付全部价款要件问题。一是赵彦权、赵卫芬提交的《工程款抵房款协议》仅有赵彦权、赵卫芬与元九公司的签字盖章，其中并未提到案涉工程款系来源于案外人鑫联公司；且就案涉工程款，元九公司仅与案外人鑫联公司，而非与赵彦权、赵卫芬签订有合同。本院要求赵彦权、赵卫芬提交案外人鑫联公司同意就案涉工程款债权由其享有的证据，但赵彦权、赵卫芬并未提交。赵彦权、赵卫芬称案外人鑫联公司仅有其二人股东，故其有权向鑫联公司的债务人元九公司主张案涉工程款。对此，本院认为，公司股东与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在没有证据证明二者存在混同的情形下，不应将二者主体相互混同对待，而赵彦权、赵卫芬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交二者之间存在混同的相应证据。故一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结合本案证据认为赵彦权、赵卫芬主张的争议房屋系抵偿其债权的事实及权利基础均缺失，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二是法律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市场中普通购房人的物权期待权，而本案中赵彦权、赵卫芬并没有实际支付房款，而称是以案涉工程款抵房款，故2018年2月1日《商品房购销合同》《工程款抵房款协议》的性质实质上是以物抵债协议，该协议的目的在于消灭赵彦权、赵卫芬的债权而非单纯的房屋买卖。以物抵债协议约定的交付房产，是以消灭单纯债务为目的的债的履行方式，在完成房屋变更登记之前，以房抵债协议并不具有优于其他债权的利益，且破坏了债权平等受偿的原则，本案中不能认定依据以房抵债协议而订立的《商品房购销合同》能够阻却申请执行人元九公司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申请的强制执行。故在本案中赵彦权、赵卫芬称以工程款抵房款应视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已支付全部房款要件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赵彦权、赵卫芬就案涉工程款，可与案外人鑫联公司、元九公司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赵彦权、赵卫芬在二审庭审中还称该房屋系其唯一住房，但却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其二审开庭后仅向本院邮寄赵彦权的《房屋信息查询情况表》，其中表上注明“查询结果不包括不动产登记信息。”故赵彦权、赵卫芬关于诉分房屋系其唯一住房，应能够排除执行的理由无事实依据，亦不能成立。综上，赵彦权、赵卫芬对争议房屋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赵彦权、赵卫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赵彦权、赵卫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睿审判员王健审判员赵思远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袁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