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66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92418569E。法定代表人：代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聶秋琳，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强，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25号平安财富中心B座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500000G717231733。负责人：李尚泽，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光，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易小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国浩重庆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0）渝0192民初1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0日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上诉人科易小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聶秋琳、李国强与被上诉人国浩重庆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易小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国浩重庆律所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其原审全部反诉请求；2.本案两审诉讼费由国浩重庆律所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第11页错误引用尚未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科易小贷公司严格遵循前述规定行使解除权，应受法律保护。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其一，一审判决割裂《补充合同》进行简单的文义解释，仅适用《补充协议》第2条之约定进行判决，而未适用《补充协议》第5条之约定，属认定事实不清。《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中的“并”表示并列关系，科易小贷公司可选择性适用“不予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费用”与“单方面解除本补充协议”，一审判决忽略双方还约定了“并不予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费用”的事实，得出科易小贷公司应支付补充协议约定费用的结论错误。其二，一审认定科易小贷公司向国浩重庆律所按0.9%的比例支付本金部分的律师费即认为其系以自身行为证明双方在2017年10月15日后履行的依然是《补充合同》，与事实不符。国浩重庆律所于2018年10月9日向科易小贷公司发函催收律师费，该函中，国浩重庆律所称系依据《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要求科易小贷公司支付律师费，而非依据《补充合同》。故科易小贷公司公司系依据国浩重庆律所以及《法律事务委托合同》支付了部分律师费。其三，一审法院认定科易小贷公司要求解除合同有违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属认定事实错误。国浩重庆律所在向科易小贷公司发函催收律师费时，称系依据《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表明其也认可《补充协议》项下代理工作未达到科易小贷公司要求，科易小贷公司收回部分执行款后，数次要求国浩重庆律所开具发票，但国浩重庆律所未予理会，故意拖延至2020年3月30日直接申请诉前保全后再行起诉，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四，一审判决认定“科易小贷与国浩所对利息款项如何计算风险代理费约定清晰明了，按照一般人对文义的理解不产生歧义，故不认可科易小贷要求按照合同目的解释的意见”系片面适用文义解释理解合同条款，认定只要以现金形式收回就应当支付3%的代理费错误，违背了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合同目的，有违商业惯例。首先，《补充合同》签订的目的是激励国浩重庆律所加快债权回收速度，本金和利息的回收同样重要，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息部分的回收时间不重要、科易小贷公司对利息回收时间没有要求的情况。其次，本案应当适用整体解释和目的解释规则处理。再次，在科易小贷公司与国浩重庆律所签订《补充合同》时，科易小贷公司对抵押物享有优先权，抵押物价值充足，且确定将以评估拍卖的方式回收现金，区分本金与利息对科易小贷公司无实质意义。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以及科易小贷公司与债务人签署的《借款合同》之约定，均应按照先费用、再利息、再本金的方式偿还。科易小贷公司向巴南法院申请划回款项的名义并不能当然决定该款项的实质性质，应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来进行判断。2018年6月19日巴南法院向科易小贷公司划回833883元(其中评估费339000元，勘测费494883元)，也佐证了抵扣顺序应为先费用、再利息、再本金。国浩重庆律所发送给科易小贷的《关于请求支付已收回案款律师费的函》中明确载明是根据原《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主张费用，故强行认定前期支付的88万余元律师费为本金部分对应的费用，与事实不符。国浩重庆律所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解除权的问题，一审已经论述得很清楚；《补充协议》未解除前，其与委托合同都有效且在履行中，根据合同履行顺序，《补充协议》签订在后，因此应当优先适用《补充协议》的义务，只有在《补充协议》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才回到合同，科易小贷公司是在我方发出催告后，才发出的解除通知，也是在一审中才主张任意解除权，说明科易小贷公司认为在解除通知到达我方前，《补充协议》处于有效状态，一审对此认定事实清楚；一审中双方对9820万元系本金并无争议，上诉状中也载明系本金。涉案债权人较多，案情较复杂，且也是在建工程，导致案件的难度和工作量很大，科易小贷公司也希望我方加强对案件的推进，我方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保证了科易小贷公司的本息收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国浩重庆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科易小贷公司立即向国浩重庆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3213714.59元；2.科易小贷公司向国浩重庆律所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3213714.59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全部款项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2月26日为150669.6元）；3.本案保全费用5000元、诉讼费用由科易小贷公司承担。科易小贷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科易小贷公司于2020年4月9日向国浩重庆律所发送的《关于解除的通知》有效；2.确认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已于2020年4月20日解除，科易小贷公司应不予支付《补充协议》约定的费用，而应按照《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中第五条0.9%的标准向国浩重庆律所支付964114.2元；3.本案反诉的诉讼费用由国浩重庆律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6日，科易小贷公司（甲方）与国浩重庆律所（乙方）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师刘璐、刘天运等为甲方因与大河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一审、二审、执行程序中提供法律服务，担任代理人；委托权限为一般授权；双方依照《律师法》及《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选择：风险代理收费，甲方应按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实际收回款项的0.9%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乙方接受委托后，需积极开展委托代理工作，协调法院加快立案受理、移送审判庭、审判及执行，缩短整个诉讼到执行的清收期限。乙方未尽勤勉职责，在代理期间出现重大过失、疏漏等导致甲方债权利益受损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代理协议，尚未支付的律师费不予支付，且有权收回已支付的代理费。科易小贷公司与案外人大河公司、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博澳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徽胜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君禧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渝高法民初字第00071号民事判决，判决重庆大河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820万元及借款利息501.12万元、罚息（以982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0.09%/日的利率计付）以及复利44543.52元；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博澳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徽胜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君禧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林对大河公司的前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前述第一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有权就重庆市土地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100房地证（押）2014字第218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抵押专用）所载明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优先受偿；驳回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生效后，大河公司、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等均未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2016年10月，国浩重庆律所受科易小贷公司委托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2月20日，为尽快实现该笔债权回收，科易小贷公司（甲方）与国浩重庆律所（乙方）在原《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合同》，约定：1．甲方同意就本案抵押物单独处置事宜增加律师代理费80万元，支付条件及方式如下：如法院2017年5月30日前确定就甲方抵押物单独处置（即单独评估、单独拍卖、与尹禧天地项目其他在建工程分开处置）且出具正式评估报告，甲方支付30万元；如甲方在2017年10月15日前按照抵押物拍卖成交价格回收现金或以物抵债，甲方支付剩余50万元；支付以上费用之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2.原合同风险代理费用为债权回收金额的0.9%，变更为：（1）本案司法清收乙方力争在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本金风险代理费用按照以下回收时间进行逐步递减（2017年7月30日前为1.8%，2017年8月30日前为1.6%，2017年9月30日前为1.4%，2017年10月15日前为1.2%），2017年10月15日后完成的，按原合同风险代理费用执行；（2）如通过司法拍卖实现现金回收，则利息的风险代理费用按3%收取；以物抵债的，利息的风险代理费按回收时间对应本金的风险代理费用进行计算……5.若乙方未能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即2017年5月30日前、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本补充协议约定的相应工作，则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补充协议，并不予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费用；6.乙方应该勤勉尽责履行本案的代理工作，怠于履行代理职责的，甲方有权解除代理合同，后续费用不再支付……9.其他按原合同执行。截至2017年10月15日，国浩重庆律所未能按《补充合同》约定完成执行案款本金部分回收的工作。2018年9月30日，科易小贷公司收到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执行案款（本金部分）9820万元。2018年10月25日，科易小贷公司支付国浩重庆律所本金部分律师费883800元。2019年1月31日，科易小贷公司收到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执行案款（利息部分）107123819.52元。2020年4月12日，国浩重庆律所向科易小贷公司邮寄送达《催告函》，要求科易小贷公司在收到函件5日内向国浩重庆律所支付利息部分律师服务费3213714.59元及相关资金占用损失。2020年4月20日，科易小贷公司向国浩重庆律所邮寄发出《关于解除的通知》，载明“我司与贵所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一份《补充合同》，根据该份补充合同第5条……因贵未能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即2017年5月30日前、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补充协议约定的相应工作，我司特此通知贵所解除《补充合同》，并不支付《补充合同》约定的费用。”科易小贷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7年10月15日后国浩重庆律所依旧在推进相关案件的债权回收，但是工作内容是《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而不是《补充合同》，支付本金部分律师费履行的是《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而不是《补充合同》，国浩重庆律所未尽到勤勉尽责的义务。国浩重庆律所陈述，在2019年2月3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损失，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4.35%/年，而按照全国银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4.25%/年，其同意该时间段的资金占用损失按4.25%/年计算，自愿放弃超过该部分的资金占用损失。一审另查明，2020年4月1日，国浩重庆律所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缴纳保全费5000元，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渝0112执保36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科易小贷公司银行存款36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科易小贷公司与国浩重庆律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补充合同》，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结合在案证据及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补充合同》是否已解除；2.国浩重庆律所是否有权按照《补充合同》约定的标准要求科易小贷公司支付利息款项律师费。一、关于双方《补充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科易小贷公司分别依据《补充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主张享有合同未按期履行的约定解除权和委托合同的法定任意解除权，并据此发出解除通知。科易小贷公司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解除通知书是否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本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约定解除权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第5条约定“若国浩重庆律所未能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即2017年5月30日前、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本补充协议约定的相应工作，则科易小贷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本补充协议，并不予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费用”。本案中国浩重庆律所确实未在《补充合同》约定的时间期限前完成收回相应款项的工作。自2017年10月15日起，科易小贷公司依约享有合同解除权。但本院认为，科易小贷公司允许国浩重庆律所继续代理执行并支付收回本金部分的律师费，是以自身行为放弃行使解除权。科易小贷公司未在合理期间行使约定的合同解除权，约定解除权已经消灭。首先，科易小贷公司以自身行为表明放弃行使约定解除权。《补充合同》第5条约定了在未按期收回款项的情况下，科易小贷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补充协议，并不予支付协议约定的费用。而科易小贷公司在2017年10月15日未收到收回的借款本息时，未依约在合理期间内向国浩重庆律所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至2018年9月30日科易小贷公司收回借款本金后，还于2018年10月25日支付国浩重庆律所律师费，表明科易小贷公司明知且允许国浩重庆律所继续代为处理债权回收事务。科易小贷公司未发出解除通知、未制止国浩重庆律所的代理、按约支付律师费的行为，明确表达出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国浩重庆律所据此继续履行合同，应当视为科易小贷公司已经放弃行使约定解除权。其次，科易小贷公司未在合理期间行使约定的合同解除权。国浩重庆律所自2017年10月15日知晓享有解除《补充合同》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规定对于合同解除权仅规定了对方催告后的合同解除权应在合理期限行使，未予明确对方未催告的情况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本院认为，在对方未催告的情况下，为使法律关系免于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权利方仍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未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关于如何确定上述合理期限，将于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在现行法律缺少规定而民法典已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尚未生效的民法典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可以用于解释和填补合同法的立法漏洞。科易小贷公司在2017年10月15日知晓自己可以解除《补充合同》后，一直不积极行使合同解除的权利，于2020年4月12日国浩重庆律所发出催收律师费函件后，才于2020年4月20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间长达两年半，明显超过解除合同的合理期限，科易小贷公司解除《补充合同》的权利已消灭。第三，科易小贷公司关于国浩重庆律所未尽勤勉尽责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科易小贷公司主张依据《补充合同》第6条“受托方应该勤勉尽责履行本案的代理工作，怠于履行代理职责的，委托方有权解除代理合同，后续费用不再支付”的约定解除合同。庭审中，科易小贷公司认可国浩重庆律所在法律服务工作中完成了相应工作，并且科易小贷公司向国浩重庆律所支付了本金部分的代理费，国浩重庆律所也举示了参与执行工作的相关证据，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国浩重庆律所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科易小贷公司辩称国浩重庆律所在委托事务中未尽勤勉尽责义务，但未指出具体违反何种勤勉尽责义务，亦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科易小贷公司的辩称意见不予认可。综上，科易小贷公司虽然因国浩重庆律所未按期履行合同义务享有《补充合同》第5条约定的解除权，但其未及时行使，约定解除权已经消灭。其于2020年4月20日发出的解除通知不能依据约定解除权发生效力。（二）关于法定任意解除权虽然《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规定了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但是基于诚实信用的原则，该权利不得滥用，在受托方已经完成委托事项的情况下，委托方的任意解除权应当受到合理限制，不得以解除合同为手段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国浩重庆律所已经完成受托事项的情况下，科易小贷公司无权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补充合同》。首先，科易小贷公司不得滥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基础是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委托人选择受托人为其处理事务是基于对受托人的信赖，相信其能够处理好委托事项；受托人接受委托同样是对委托人的信赖，愿意为委托人完成委托事项，双方的信赖关系一旦不复存在，可能危及彼此的合同利益时，任何一方均可以随时解除补充合同。但在受托人已完成委托人的委托事项后，信任关系不再影响委托人合同利益的实现，法律赋予的任意解除权不得滥用。本案中，国浩重庆律所已完成了《补充合同》约定的债权回收事项，科易小贷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此时即使科易小贷公司不再信任国浩重庆律所，科易小贷公司的合同利益并不影响实现，科易小贷公司行使基于信赖关系的任意解除权应受到限制。其次，双方基于《补充合同》的信赖利益应得到同等保护。本院认为，法律赋予委托合同当事人任意解除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委托合同中双方的信赖利益。本案中，科易小贷公司的信赖利益是实现债权回收，国浩重庆律所的信赖利益是完成债权回收，依约获取律师费。现国浩重庆律所虽未能在《补充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约定事项，但在科易小贷公司未书面要求解除的前提下，其基于对科易小贷公司继续履行《补充合同》的信赖完成了债权回收。科易小贷公司的信赖利益已实现，国浩重庆律所基于《补充合同》的信赖利益亦应当得到法律平等保护。最后，科易小贷公司要求解除有违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国浩重庆律所已经于2019年1月31日完成了科易小贷公司的委托事项。科易小贷公司实现了合同利益后，却一直未按《补充合同》的约定支付国浩重庆律所利息部分的律师费，在国浩重庆律所已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发函催收后，其才于2020年4月20日向国浩重庆律所发出《关于解除的通知》，要求按照《补充合同》第5条的约定解除合同，在诉讼阶段才要求行使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科易小贷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明显对国浩重庆律所不公平亦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科易小贷公司无权行使任意解除权，其发出的《关于解除》的通知亦不能基于法定解除权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二、关于律师费支付的标准问题首先，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应当先适用文义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当事人对合同条文发生争议时，必须探究当事人内在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首要方法是运用文义解释方法判断合同字面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文义解释不能确定合同条款准确意思时，再运用其他解释方法确定合同条款的含义。科易小贷公司与国浩重庆律所对利息款项如何计收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清晰明了，按照一般人对文义的理解不会产生歧义，本院对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合意予以确认。科易小贷公司对案涉条款在文义解释明确，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要求按合同目的解释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认可。其次，《补充合同》关于对回收本金及利息按照不同标准分别计收的约定合法有效。《补充合同》第2条已对《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收取标准进行了变更，将统一按回收金额的0.9%计收律师费的约定，调整为对回收的本金、利息分别计收律师费。本金部分对回收时间进行了区分：国浩重庆律所应当在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收回并按收回时间先后按相关标准收取律师费；若在2017年10月15日以后完成本金回收的，则按《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执行。利息部分则对回收方式进行了区分：若现金方式回收，则国浩重庆律所按回收金额的3%收取律师费，以物抵债的则律师费按回收时间对应本金的风险代理费用进行计算。上述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从上述的约定可以看出：对本金部分，科易小贷公司设立了时间节点，目的是为了加快本金部分的回收；对于利息部分，科易小贷公司区分了现金回收与以物抵偿，目的是促进国浩重庆律所以现金方式回收债权，因为现金回收债权可以免去以物抵债后资产变现的难度、免除资产变现的费用、增加资产变现周期的利息收入，明显对科易小贷公司更为有利。故科易小贷公司辩称利息部分回收标准的条款不符合合同订立目的的意见，不能成立。最后，案涉争议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从内容上看，双方签订《补充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国浩重庆律所为科易小贷公司实现债权，并重新约定了代理费的计算标准，是根据相关案件的具体情况而专门拟定的，是双方充分协商的条款，因此《补充合同》不符合认定为格式合同的构成要件，科易小贷公司关于格式合同的抗辩意见不成立。综上所述，“如通过司法拍卖实现现金回收，则利息的风险代理费用按3%收取”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科易小贷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现国浩重庆律所通过执行程序已为科易小贷公司收回利息107123819.52元，科易小贷公司理应按照约定支付国浩重庆律所相应的代理费3213714.59元（107123819.52×3%）。国浩重庆律所要求科易小贷公司支付律师费3213714.59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科易小贷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律师费，国浩重庆律所有权要求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关于起算时间，国浩重庆律所要求从科易小贷公司收到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执行利息部分案款（2019年1月31日）后3日内支付代理费，本院综合考虑双方本金部分律师费的支付情况及准备支付资金的一般合理期间，科易小贷公司应在收到执行利息案款后15日内支付代理费，即2019年2月15日开始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关于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标准，国浩重庆律所要求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年利率4.25%的标准计算，该标准低于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35%），是国浩重庆律所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亦对科易小贷公司有利，本院予以认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国浩重庆律所要求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并不过高，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科易小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浩重庆律所律师费3213714.59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尚欠律师费为基数，自2019年2月15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利率4.2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国浩重庆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科易小贷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经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二、科易小贷公司能否请求解除案涉《补充协议》；三、科易小贷公司是否应支付国浩重庆律所律师费3213714.59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仅有原则性规定而民法典有具体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可以依据民法典具体规定进行裁判说理。”本案纠纷的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但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对解除权行使期限的仅作原则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作出了具体规定，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在确定本案解除权行使期限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具体规定进行裁判说理，作出裁判时仍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并无不当，故科易小贷公司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科易小贷公司主张依照《补充合同》第5条的约定行使解除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未在案涉《补充合同》中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科易小贷公司应在其知晓合同基础事由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一审法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确定科易小贷公司行使解除权的期间为一年，符合法律规定，但科易小贷公司未在其知晓解除事由之后一年内向国浩重庆律所主张解除案涉《补充合同》，其解除权已消灭。其次，案涉《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约定科易小贷公司应按实际收回款项的0.9%向国浩重庆律所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该约定并未将收回款项区分为本金与利息，而《补充合同》将收回款项区分为本金与利息并分别计算对应的律师服务费即，科易小贷公司在收到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执行案款9820万元本金部分后，于2018年10月25日，科易小贷公司支付国浩重庆律所本金部分律师服务费883800元，该行为足以表明科易小贷公司同意继续履行案涉《补充合同》的约定，并无解除案涉《补充合同》的意思表示。综上，科易小贷公司主张其可依据《补充合同》第5条的约定行使解除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因案涉《补充合同》并未解除，故对双方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仍应按约履行义务。案涉《补充合同》第2条约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系针对回收款中的本金部分进行的约定，第二部分系针对回收款中的利息部分进行的约定，其中，第二部分的关于利息部分的约定并未像本金部分设置诸如时间节点的条件，而仅约定“如通过司法拍卖实现现金回收，则利息的风险代理费用按3%收取”，按照该条文约定，只要科易小贷公司最终系通过司法拍卖实现现金回收，即应按3%的标准计付律师服务费，故科易小贷公司应按3%的标准国浩重庆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即3213714.59元），科易小贷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科易小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851.76元，由上诉人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兵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张 薇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谢威利书 记 员  张天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