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26民初7629号 原告：莫某，男，1977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 一般授权代理人：邹娅，贵州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某，女，198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特别授权代理人：范贤华，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莫某诉被告常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2020）黔0526民初228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常某不服判决，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审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莫某及其代理人邹娅、被告常某的代理人范贤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莫某诉称，2017年3月，原告通过哈里直播软件认识被告并添加微信，后二人经常在微信上聊天和视频，慢慢地原被告便建立了“恋爱关系”。一段时间后，二人便约在贵阳见面，并一同到西江千户苗寨、凤凰古城旅游。自此之后，二人便时常一起出去旅游，被告还到威宁××了××段时间。认识被告之初，原告已有配偶，因认识被告后便想与被告结婚，原告便与妻子离婚并经常与被告在一起。被告还通过电话告知原告母亲要和原告结婚，并带领原告去被告老家见其父母。恋爱期间，原告为了巩固双方的感情，经常向被告转钱，被告有时也以“没有钱用”“贷款平台的贷款到期”“父亲生病截肢需要用钱”等理由向原告要钱，自2017年3月至2018年11月其间，原告用微信红包向被告转了31612元，微信转账196087元，支付宝转账108881元，以上合计336580元。2018年11月，被告就提出来要与原告分手，原告苦苦哀求也不能挽回。原告要求其返还支付给被告的金钱，被告表示暂时没有钱，等有了钱再还，并承诺在三年内还清。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不返还，还将原告微信、电话拉入黑名单。原告无奈以诈骗向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刑侦调查后认为不构成诈骗，便撤销案件。在原告与被告恋爱期间，被告随时向原告要钱，其行为与借钱无异，造成原告较大的经济损失。被告也曾向原告出具20万元的欠条，并承诺还款，故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扣除部分“520”等特殊形式转账外，其余部分应当予以返还。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原告33658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常某辩称，第一、被告认识原告之前系通过直播的方式创收，一个月大概能够挣两万左右，后因原告不允许直播造成损失，原告确实转过部分钱给被告，也送过被告部分礼物。原被告在一起期间的各种生活开销均是被告支付。第二、原被告在一起期间，原告多次对被告进行施暴，原告曾多次威胁、恐吓被告及被告家人，给原告身心造成了极大损害。第三、被告为了和原告断绝关系，才向原告写下了20万元的欠条，后来原告当面撕毁了欠条，该行为视为不需要还钱的表现。第四、被告向原告转款20200元（其中微信转款9500元、支付宝转款10700元）应予以扣除。第五、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双方没有借款意思表示，不符合借款合同的本质要件。本案案涉款项系原告用以表达情感的特殊方式，它是一种情感化的财产性付出，伴随财产付出的同事，也收获了情感的慰藉，所以不能简单认定为民事市场秩序中的普通主体之间所存在的市场化经济行为，应当认定为赠予。综上所述，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原告莫某通过哈里直播软件认识被告常某并添加微信，之后二人经常在微信上聊天和视频。2017年3月，双方确定恋爱关系并开始谈婚论嫁。交往期间，二人经常发生口角。2018年11月，被告提出要与原告分手，双方产生矛盾。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支付给被告的金钱，后被告曾向原告出具过20万元的欠条，但原告当被告的面将欠条撕毁。后原告联系不上被告，便以被告对其诈骗为由向威宁县公安局报案，威宁县公安局侦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原告诉至本院。 另查明：原被告交往期间，存在互相转账行为，其中2018年2月1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6次，每次1000元，被告收到钱后又转还给原告5次，每次1000元，被告当日收到原告1000元。扣除该日双方之间的重复转账后，自2017年3月12日起，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向被告发红包及转账合计金额为336051.59元：其中微信红包31612.79元（均是200元及以下的小额转账）；微信转账201057元（其中500元及以下小额转账合计47520元，带有“1314、520”等特殊含义的转账合计8594元）；支付宝转账103381.8元（其中500元及以下小额转账合计5790元，未含有“1314、520”等特殊含义的转账）。扣除双方之间的重复转账后，被告向原告转账15200元：其中支付宝转账5700元（未存在500元以下的小额转账金额及“1314、520”等特殊含义的金额），微信转账9500元（其中500元及以下小额转账合计1500元，未含有“1314、520”等特殊含义的金额转账）。原告曾为被告购买了部分首饰（对购买首饰产生的费用，原告不要求返还）。 同时查明：原被告恋爱期间，原告向被告承诺会与其前妻离婚，后原告和其前妻于2017年11月30日离婚。 上述事实，有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及原告提交的身份证、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微信红包记录、原告向威宁县公安局的报案记录、威宁县公安局对被告的询问笔录、电话录音记录，被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在卷相互印证，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获得原告款项336051.59元的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予以佐证，事实清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认定该款项的性质。原告主张认定为借款，被告主张认定为赠与。本院认为，原被告自2017年3月始确定恋爱关系，并开始谈婚论嫁。该事实双方均予以认可，由此推知，此时双方之间已经存在婚约关系。再结合原被告相处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原告除去向被告购买首饰等外，向被告转账数额高达30多万等情节，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大额款项应当视为，其为达到结婚目的而支付的婚约财产。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原告要求返还款项的主张，应予支持。虽然原被告恋爱之时，原告尚未离婚，原被告之间的婚约行为有违公序良俗，但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存在婚约意思表示的认定。且从公平角度看，原被告谈恋爱之时，被告也知道原告属于有妇之夫，双方均存在过错，如不支持财产返还，不利于构建良好的社会风尚。关于原告“被告随时向原告要钱，无异于借钱，且曾向原告写下20万元的欠条，故案涉款项应认定为借款”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大部分款项系被告索要的事实，且索要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借款，更接近于要求赠与的意思表示。关于被告向原告写下20万元欠条的事实，被告庭审中辩称，是在为及时与原告断绝关系情况下书写的，因双方当时已经存在矛盾分歧，故该辩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且原告向被告转账的次数高达数百次，与民间借贷操作完全相悖，故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故原告关于“案涉款项系借款性质”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款项应该认定为赠与”的主张，如前所述，原被告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婚约关系，而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原告支付了巨大的财产，如果将该财产均认定为普通意义上的赠与，与常理不符，即使是赠与，也应该属于附结婚目的的赠与（即婚约财产）。另结合双方存在恋爱关系以及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本院从公平角度综合考量认为，对双方之间500元以下（含500元）的转账、“1314、520”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转账认定为普通意义上的赠与较为妥当，双方返还财产时对该部分转账应予扣除。关于被告“其在双方旅游期间支付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滴滴车费等费用”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原告不予认可，该消费记录上也未体现出原告的消费行为，且每笔消费金额均系低于500元的小额消费，故即使存在原告一起消费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被告对原告的情谊行为，故该部分不应在财产返还中扣减。原告放弃主张其向被告购买的首饰，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应返还原告款项计算为：336051.59元-31612.79元-47520元-8594元-5790元-（15200元-1500元）=228654元。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常某于本判决生效二十日内返还原告莫某婚约财产人民币228654元。 二、驳回原告莫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74元，由被告常某负担2158元，原告莫某负担1016元。 如不服本判决，应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伟 审 判 员  李明国 人民陪审员  施绍英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赵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