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8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某1，男，1965年8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雷，北京市恒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2，男，1972年12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某3，男，1961年1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某4，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上诉人武某1因与被上诉人武某2、武某3、武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6民初3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武某2关于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苏峪口村×号1的北房四间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改判武某5名下银行账户内的余额归武某1所有；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武某2、武某3、武某4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家务安排》中分配的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一审认定武某2提交的武某5于1989年12月1日书写的《家务安排》与武某1持有的同样为武某5于1989年12月1日书写的《家务安排》内容相抵触，该证据明显存在瑕疵，不能认定为定案的依据。武某1持有的《家务安排》中约定，父母整理的家业，子女可使用、可修改、可翻新，但原始的财物，任何时候都由父母所有，父母可任意处理。子女或他人都无权干涉。其中，后院住房四间……及院内所有物资属立福使用。且，在最后一行注明父母不在了全部属使用者所有。更能证明当时分配的只是使用权，在武某5在世时，仍有改变其意思表示的权利。在武某5在世时，2017年9月26日在苏峪口，武某5手写遗嘱，并多次口头陈述，将四间房给予孙子武洋，武某5此时系将自己的合法财产做了最后的处置。二、手写《遗嘱》是武某5生前本人处置房产的最后意思表示，其与光盘录像陈述内容可以相互佐证。武某5手写的《遗嘱》和光盘录像视频中的口述，均承诺将涉案苏峪口×号1北房四间留给孙子武洋。其系武某5真实意思表示，且武某4亲眼所见系武某5本人所书写，不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应属有效。现本案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为武洋。三、1993年怀柔区政府核发集体土地使用证时产权登记人仍为武某5，该房屋与武某2无关。如武某2手中的《家务安排》有效，为何在1993年怀柔区政府核发集体土地使用证的时候没有登记成武某2，反而在当年度登记的仍为武某5。上述事实与武某1手中持有的《家务安排》能够互相印证，《家务安排》明显并不具有处置分配房屋所有权的效力，所以武某2在1989年12月1日取得的只有该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仍为武某5。四、武某5名下银行账户内的余额应为武某1所有。2020年6月武某5在怀柔区人民医院住院，其一直由武某1负责看护、照料，武某5的医药费等均由武某1缴纳，因新农合政策，报销回来的款项要直接支付至武某5账户，该笔款项系武某1代付，报销回款应属于武某5。武某2、武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武某1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武某4未出庭发表答辩意见。武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苏峪口村×号1的北房四间、宅基地的使用权、及其父亲去世后的其他遗产归武某2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武某1、武某3、武某4均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某5与蔡春香共生育五名子女，即武某3、武立国（于1986年死亡）、武某1、武某4、武某2。武某5于1989年12月1日出具《家务安排》一份，载明：“前院住房三间半及院内所有物资一切产权全部属于立华所有。后院住房四间及院内所有物资一切产权全部属于立福所有，老房三间及院内所有物资一切产权属于立荣全部所有，立明生活在外家里不作安排。”武某1、武某3、武某4均认可该《家务安排》中文字系武某5所书写，但武某3表示不认可《家务安排》中所载的内容，武某1表示不认可《家务安排》的证明目的。经查，武某5账号为×××账户内的余额截止2020年9月2日为5305．77元，武某5账号为×××账户内的余额截止2020年9月2日为33．85元。武某2提交建房申请审批表一份，证明苏峪口村×号登记在武某5名下。审理过程中，武某1提交遗嘱一份及录像光盘一张，提交手写遗嘱中载明：“郑建中前院有我夫妻共同盖的四间房，东边我的两间房给我的孙子武洋，剩余的两间我的份额也给武洋。遗嘱人：武某5。2017年9月26日，苏峪口。”武某1称该遗嘱中所指房屋坐落于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苏峪口村×号，并表明手写遗嘱当天没有录像，录像系写过遗嘱间隔四五天后所录。武某3、武某2不认可该份遗嘱的真实性，武某4认可该份遗嘱，称武某5写遗嘱时其在场，当时没有录像，录像时其并未在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武某5于1989年12月1日出具《家务安排》是否将坐落于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苏峪口村×号院内房屋经分家处分给武某2。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家务安排》中的涉及房屋现状，苏峪口村×号房屋由武某1占有，苏峪口村×号房屋由武某4占有，苏峪口村×号房屋在《家务安排》后由武某2居住使用，并在该处房屋中结婚生子，2005年左右武某2因家庭纠纷离家，该房屋由武某5夫妇继续居住使用，武某5夫妇搬离后无人居住。《家务安排》中所载的内容与房屋使用现状及当时的农村风俗习惯相符，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武某5实质上以《家务安排》的形式进行了分家，现武某2系苏峪口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名下没有房屋及宅基地，故其要求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苏峪口村×号1的北房四间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武某5账号为×××账户内的余额截止2020年9月2日为5305．77元，账号为×××账户内的余额截止2020年9月2日为33．85元，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诉争款项。武某3、武某1、武某4、武某2各继承四分之一。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苏峪口村×号1的北房四间归武某2所有；二、武某5名下农商银行（账号为×××、×××）存款由武某3、武某1、武某4、武某2按每人四分之一份额继承；三、驳回武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武某2负担10元、武某3、武某1、武某4各负担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武某1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家务安排》，证明×号房子只是让武某2使用，并没有归武某2所有；证据2．桥梓镇2020年6、7月份优抚对象医疗减免统计表，证明自费部分是武某1垫付的，报销回来的款项都应该属于武某1；武某2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武某1二审提供的《家务安排》与一审认定的武某2提交的《家务安排》不同，武某2提交的《家务安排》经法官询问其他几个人是否是父亲所写，各方均表示认可，问各方有无其他版本或其他的《家务安排》，武某1称没有，现在又拿出来一份，武某2不认可。武某1提交的《家务安排》字体看不清楚，无法确认是武某5写的，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医药费是几个子女共同支付的，不是其武某1一个人支付的。武某3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武某1一审没有说过有这份《家务安排》，现在提肯定是假的；证据2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二审中，武某1表示其手中的《家务安排》只有一份，由其本人持有。武某2表示其手中持有的《家务安排》一式四份，每人手里均持有一份。武某3称两份《家务安排》其均没有见过。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武某2所提交《家务安排》，证明武某5于1989年12月1日明确表示“后院住房四间及院内所有物资一切产权全部属于立福所有”，武某1、武某3、武某4均认可系武某5所写，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家务安排》中的涉及房屋现状，苏峪口村×号房屋由武某1占有，苏峪口村×号房屋由武某4占有，苏峪口村×号房屋在《家务安排》后由武某2居住使用，并在该处房屋中结婚生子，2005年左右武某2因家庭纠纷离家，该房屋由武某5夫妇继续居住使用，武某5夫妇搬离后无人居住。《家务安排》中所载的内容与房屋使用现状及当时的农村风俗习惯相符，故一审法院认定武某5实质上以《家务安排》的形式进行了分家，现武某2系苏峪口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名下没有房屋及宅基地，故其要求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苏峪口村×号1的北房四间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武某1上诉提交另外一份《家务安排》，其中“所有”二字变为“使用”，称武某5并未在《家务安排》中处分涉案房屋，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在原审中并未提交，现武某1明确表示该份《家务安排》只有一份由其持有，无法仅以此份材料即否定武某2所提交的《家务安排》，因此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武某1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武某5医药费用由其垫付，一审法院认定武某5账号为×××账户内的余额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诉争款项。武某3、武某1、武某4、武某2各继承四分之一无误，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武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武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妍审 判 员  张印龙审 判 员  江锦莲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何 平书 记 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