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吉06民终6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庞某，住抚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吉林王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松支公司松江河镇营销服务部。   负责人：郭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某，吉林六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庞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松支公司松江河镇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人寿松江河营销部）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2020）吉0621民初1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庞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予以公正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公章于2010年3月27日停用，并上交省公司封存。财务专用章因帐户取消，于2012年1月4日停用，并上缴封存”是错误的。1、一审庞某提交的（2019）吉0621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牟宗海2009年至2018年期间，为了赌博和偿还债务，利用在保险公司上班的便利，使用废旧、虚假的保险公司公章和单据，以给被害人办理已于2009年4月1日停售的“国寿永泰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的方式骗取庞某1861425.00元。一审刑事判决也没有认定牟宗海犯有“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证明废旧公章及汇交申请书、保险费收据均由牟宗海掌控，公章、财务章并没有上缴封存。2、一审庞某提交了汇交申请书、保险费收据，汇交申请书带有条纹码、保险费收据带有编号，汇交申请书、保险费收据上的公章、财务章均为带有编码的防伪章，如果已“上缴封存”，牟宗海掌控的防伪章的来源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一审时庞某提交的牟宗海电话录音，牟宗海证实其掌控的公章、财务章是真实的，直到2018年案发时才销毁。就公章、财务章真实性问题，电话录音与（2019）吉0621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一致的。一审判决后，庞某调取了抚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档案，2016年7月26日人寿松江河营销服务部变更登记为松江河镇营销服务部时仍然使用“松江河营销服务部”公章，也证实公章、财务章并没有上缴封存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5月11日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工作人员对庞某电话回访时，庞某否认从牟宗海处购买了“国泰永寿”保险，就否认庞某在人寿松江河营销部购买了“国泰永寿”保险是错误的。一审时庞某对此已作出合理的说明：当年投保“国寿永泰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时，牟宗海提出该险种是团体险，得五人以上，不受理个人投保，所以将保险款打入牟宗海个人帐户。（2019）吉0621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书也认定同时有另外7人将款打入牟宗海帐户办理该险种。2018年5月初，牟宗海电话通知庞某及其他受骗人，称该险种是团体险，不让个人投保，他组织大家投保该险种是违规的，如果上级单位查询，不要承认个人购买了该险种，让庞某放心，手中有汇交申请书、保险费收据，公司就会认帐。所以才产生了2018年5月11日回访电话录音。一审时庞某提交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庞某购买了“国寿永泰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且2018年5月牟宗海的诈骗行为已经结束。此后没有再给庞某再造成损失。三、人寿松江河营销部是否与牟宗海解除劳动关系、何时解除庞某不知情。根据（2019）吉0621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书：“2000年至2009年牟宗海任寿险公司松江河营销部经理。2010年1月1日牟宗海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转到公司团险部，属于团险代理人员，2012年5月转至中国人寿财产公司，任财险公司互动专员”。均属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且办公地点在一起，牟宗海对外也一直称“牟经理”。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规定，2009年4月1日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停售“国寿永泰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后，没有及时收回汇交申请书、保费收据、公章、财务章。牟宗海仍掌控着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印制的带有条纹码汇交申请书、带有编号保险费收据及防伪公章和财务章，这四项缺少任何一项，牟宗海都不可能实现长期的诈骗目的。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的过错是明显的，与庞某的经济损失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人寿松江河营销部辩称，本单位对本案的发生无过错，庞某的经济损失与我单位没有因果关系，本案的发生系庞某轻信牟宗海的虚假陈述，未尽到充分的审慎注意义务，是其遭受财产损失的根本原因。1、我单位对于公章有完整的管理制度，并于2010年、2012年将公章、账务章上交上级公司统一封存至今。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加盖我单位印章的汇交申请书及收据形成于2017年12月31日，而此时我单位公章早已上交封存。牟宗海与我单位于2010年1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转而入职国寿财险公司，牟宗海私刻公章后诈骗是个人犯罪行为，我单位无过错。2、庞某轻信牟宗海的虚假陈述，违反正常的保险投保流程，将款项直接汇入牟宗海个人帐户，未尽到充分审慎义务是其遭受损失的根本原因。汇交申请书的性质是以保费交纳人的身份向保险公司发出的缴费申请，保险公司审核投保人、被保险人等信息后对符合投保条件的投保申请签发保险凭证。本案的汇交申请未记载投保人、被保险人等基本信息，不具备承保的基础条件。申请书上交费形式为现金，金额为100万元，交费方式为趸交，不符合保险投保规程。本案不具备保险合同关系的基本形式要件，庞某未尽到最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不是善意相对人。且我单位2018年5月11日对庞某电话回访时，其否认从牟宗海处购买了“国寿永泰”保险，表明其内心确认与我单位之间不具备保险合同关系。加之，庞某在中国人寿还投保有多份保险，其知道购买保险产品的基本流程，在未签订任何保险单据的情况下将钱汇入牟宗海个人账户是其遭受损失根本原因。2、庞某与牟宗海之间名为购买保险实为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应向牟宗海个人通过刑事退赔程序主张权利。庞某在诉状中的陈述与民间借贷客户通常采用的利息转为本金的交易习惯一致。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也认定，牟宗海并不是出于销售保险产品的真实目的，而是出于非法占有受害人钱财的动机，采用虚构的事实欺骗受害人。本案因牟宗海并无销售保险产品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手段诈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所出具的申请书及收据均属于无效。另，原审中庞某自认主张经济损失115万中，是由大量的到期利息转入本金，经多年累积形成。庞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初始本金数额，也不能证明115万中包含多少利息。本案因刑事案件的经济损失依法不应包括利息部分。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庞某的上诉请求。   庞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寿松江河营销部连带赔偿庞某损失115万元。事实和理由：2009年之前，庞某是人寿松江河营销部“九九鸿福”的客户。2009年12月3日,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工作人员牟宗海向庞某推销“国寿永泰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式）”保险业务。牟宗海告知该险种为团体险，由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组织统一投保。要求庞某将款打入牟宗海提供的指定帐户，牟宗海为庞某出具了盖有防伪公章的汇交申请书和防伪财务章的保险费收据，保险期间为一年。此后每年到期后，庞某根据牟宗海应当给付的本息额，凑整后再汇款给牟宗海指定的帐户，转下年投保，牟宗海收回上年度的汇交申请书和保险费收据，同时牟宗海给庞某出具同年度盖有公章的汇交申请书和保险费收据。年复一年，至2017年12月31日，庞某交付总保险费100万元，总保险额115万元。2018年8月，牟宗海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2019年抚松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621刑初145号刑事判决。判决查明：牟宗海利用其在保险公司上班的便利，使用废旧、虚假的保险公司公章和单据，以给被害人办理已于2009年4月1日停售的“国泰永泰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的方式，骗取了庞某现金款项1861425元，其中包括本案的保险费100万元。由于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用人不当、公章及合同用纸保管不当，导致牟宗海利用工作便利，九年内骗取庞某保费用于赌博和还债，给庞某造成重大损失。根据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31日，庞某在人寿松江河营销部业务员牟宗海处购买了国寿永泰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式）保险。交费方式为一次性交清，交费形式为现金，保险期间为一年，总保险费为100万元，总保险金额为150万元。2013年至2017年期间，庞某转账至牟宗海账户74.5万元。   国寿永泰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式）保险为用人单位为投保人，五人以上特定团体成员作为被保险人的保险险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09年4月1日起停止销售该险种，并对停售情况进行清查。   2010年3月27日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公章上缴封存至省公司，2012年1月14日人寿松江河营销部财务专用章因账户取消，上缴封存。   2008年1月1日，中国人寿白山分公司同牟宗海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2010年1月1日，中国人寿白山分公司解除了与牟宗海的劳动合同关系。   2017年8月24日，庞某在人寿松江河营销部购买了国寿鑫悦一生年金保险（分红型）、国寿鑫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卓越版）、国寿鑫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惠享版）三份保险，销售人员为张成华。   一审法院认为，人寿松江河营销部成立类型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的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是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其他组织，是本案适格被告。   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对庞某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是否具有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在行为人擅自使用单位公章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如果单位有明显过错以及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单位应当向被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第一、本案中，牟宗海系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工作人员，其负责销售保险业务时，享有使用涉案公章及财务专用章的权力，同时负有正当适用涉案公章及单据的义务。牟宗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庞某财物，使用废旧、虚假的保险公司公章和单据的行为属于《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擅自使用单位公章的行为。   第二、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对牟宗海使用公章及单据的行为具有监管责任，但根据人寿松江河营销部提供的国寿人险吉发(2010)141号《关于全省印章管理系统上线的通知》一份，印章上缴登记表二份，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制定了严格的印章管理制度及流程，规章制度健全。   第三、牟宗海实施诈骗的手段具有隐蔽性，即便在2018年5月11日、8月1日人寿保险公司对庞某进行电话回访，询问有关“国寿永泰”保险时，庞某均否认其从牟宗海处购买了该份保险。从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来看，牟宗海虽为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的工作人员，但该判决仅述明了牟宗海的犯罪行为是个人犯罪而非职务行为，人寿松江河营销部不知道也未参与牟宗海的犯罪行为，即使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在解聘牟宗海后仍让其处于原办公场所，在人员管理方面存有过错，但该过错并不是庞某遭受财产损害的直接原因，牟宗海因犯罪行为所致的财产损失与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的过错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中查明和认定的事实证明，庞某的损失是因牟宗海的犯罪行为所致。   第四、庞某曾多次购买保险，对保险业务的交易内容，如保险单、保险合同、交费方式等知悉，但其对国寿永泰保险未作出识别和判断。牟宗海的诈骗行为不符合单位正常的保险业务工作流程，国寿永泰团体年金正常利率保底为2.5%，牟宗海骗称利率为15%，庞某所交付的款项未进入单位账户，而是汇入了牟宗海个人银行账户，该保险业务本身就有违背常理之处。庞某基于多次从牟宗海处购买保险的信任及对非法高息的追逐，而未尽到充分的审慎注意义务。   综上所述，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庞某要求人寿松江河营销部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庞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7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庞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庞某提交如下证据：1、抚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分公司登记申请书，可证实人寿松江河营销部主张的2016年已经将公章封存是错误的。该证据申请书可证实2016年7月26日人寿松江河营销部提交的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中仍然带有松江河营销服务部的公章。2、牟宗海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明牟宗海手中所掌握的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的公章和财务章都是真实有效的，说明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管理不当才造成牟宗海盗用公章诈骗得逞。人寿松江河营销部质证认为，对证据1，首先加盖我公司公章的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的复印件的形成时间是2008年的4月24日。因此，庞某主张的公章加盖时间是2016年没有事实依据。另外，从证据的形式来看，该份证据也不属于新的证据，庞某本应在一审期间调取并提交法庭，最后其关联性与本案庞某发生财产损失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关系。对证据2、首先真实性有异议，作为证人证言依法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其次，牟宗海作为已经被刑事判决的已决犯，其本身的政治权利就受到了限制，即便其出庭作证，对其证言也不应采信。况且在一审中庞某曾经提交了牟宗海的录音光盘，其本应在一审中就将本份证据中所陈述的内容一并阐述，但是其处于对一审败诉结果的不认同再次找到牟宗海针对一审判决又作了不实的陈述，对其陈述不应采信。人寿松江河营销部提交2016年7月26日公司的变更登记档案全档。内容是在2016年7月26日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当时所加盖的公章能体现出2016年年份的只是中国人寿抚松支公司，并不包括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的公章，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的公章只出现在2008年的许可证上。而根据一审证据显示，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的公章已经在2010年上交吉林省分公司封存，所以，2016年是不会出现我公司的公章的。庞某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恰恰证明2016年7月26日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变更为松江河镇营销部，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在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上仍加盖了人寿松江河营销部的公章，说明该公章并没有上交封存，一直处于连续的使用过程中。本院经审查认定如下：因双方当事人对庞某提交的证据1、人寿松江河营销部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因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对庞某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为民事二审案件，本院依法只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行为人个人涉嫌经济犯罪，对行为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单位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过错责任。适用过错责任的条件，一是单位在行为人以单位名义进行犯罪上具有过错；二是单位的过错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三是单位的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只有具备上述条件，单位才承担民事责任。已生效的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2019)吉0621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牟宗海于2009年至2018年间，为了赌博和偿还债务，利用在保险公司上班的便利，使用废旧、虚假的保险公司公章和单据，以给被害人办理已于2009年4月1日停售的“国泰永泰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的方式，骗取被害人现金。本案庞某主张于2009年12月3日开始在牟宗海处购买国寿永泰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式）保险，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09年4月1日起停止销售该险种。且通过庞某陈述其与牟宗海的交易过程不符合购买保险产品一般流程。庞某在保险公司电话回访时否认其购买该保险，在保险公司电话回访员向其释明手写单据无效的情况下，亦未认可其已购买该保险。后其主张系在牟宗海授意下进行的回复有违一般公众认知。庞某并非首次购买保险产品，对购买保险产品的法定流程应当较为熟悉，其在盲目信任牟宗海前提下，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导致其损失的发生。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在管理上存在过错，亦未有证据证明人寿松江河营销部在违规销售该险种。故人寿松江河营销部与庞某的损失之间并不符合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相关要件，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庞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50.00元，由上诉人庞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綦家通   审判员 朱济生   审判员 闫 靓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顾百发   书记员 刘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