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11民初8981号原告：罗媛，女，198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飞，贵州继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才丽岩，贵州继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贵阳市花溪区阳光文化培训学校，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黔江社区长江路**。法定代表人：李艳，该学校校长。原告罗媛与被告贵阳市花溪区阳光文化培训学校（以下简称阳光培训学校）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飞、被告阳光培训学校法定代表人李艳到庭参加诉讼。因疫情原因，本院依法扣除相应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8月1日至31日的工资9009.4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4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83745.4元；3.请求判令被告给原告交纳2019年3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的社会保险。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劳动争议一案于2020年6月11日由花溪区劳动人民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驳回原告方的所有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特向花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于2019年3月1日到被告处从事任课老师，在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工作期间，被告每月向原告通过转账方式支付每月工资，但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原告交纳社会保险。2019年8月31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2019年9月23日，经原告与被告的会计核算，被告尚欠原告8月份工资9009.4元，且至今仍未支付，同时，根据法律规定，由于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应向原告加发一倍工资。以上款项均系原告的劳动所得，因此依法提起诉讼，如请如前。被告阳光培训学校辩称，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合同关系，双方还签订过三个月的合作协议。一、本案经贵阳市花溪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裁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合作关系，事实认定清楚。1、被告与原告之间系合作关系，不仅是本案涉学的项目合作关系，还涉及“张晋爱能社”项目、“花溪区四小乐童计划招生”项目，原告与被原告之间系因多重合作关系导致的纠纷。2、被告与原告之间系挂靠关系的事实，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清楚。即原告利用其资源、自身教学能力等优势自行招入的学生，自行上课，仅是挂靠在被告处教学。对于学校招收的学生分配原告上课的部分，被告认为系一种委托关系。双方对于利益的分配方式来说，其实质是一种纯粹的商业利益分成，并未提及是否达到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等劳动基准方面的事项。双方因此签订的并非劳动合同而是《合作协议》。3、原、被告之间没有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原告从事的主要也是其原本带来的生源教学任务负责的作文教学方面的内容，原告没有受被告关于遵守劳动纪律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内容管理，也不用接受被告的管理和监督，未从被告处获得劳动报酬和有关福利待遇。4、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立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规定，被告制订的规章制度没有适用于原告，原告在此期间不需要考勤，故被告认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与原告在贵院的另一个案件（2020）黔0111民初4287号案件中，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亲口认可双方系合作关系。该案系双方因合作产生的另外一个案件。在该案的庭审中，原告亲自到庭并承认双方系合作关系。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19年4月9日，阳光培训学校（甲方）与罗媛（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载明：“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就双方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合作期限及其利益分配方式：1、合作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为三个月，自2019年4月1日起至2019年7月1日。2、利益分配方式:（1）乙方带来的老学员，甲方收取学费的40%，乙方收取学费的60%。乙方在此协议签订的五个工作日内，将老学员名单提交给甲方。新学期开始后，乙方学员学费统一交到甲方，甲方在每个月15号之前，将上个月费用。按所消耗课程，将费用达到乙方账户。......。（2）对于新招学员，甲乙双方五五分成。（3）底薪1万，新生提成学费10%，老生续班36%原告提交其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2019年4月15日，汪鸿雁向其转账15400元，附言“阳光培训学校3月份工资”；2019年5月16日，汪鸿雁向其转账10000元，附言“阳光工资”；2019年6月17日，汪鸿雁向其转账15870元，附言“阳光工资”；2019年7月15日，汪鸿雁向其转账17630元，附言“阳光工资”；2019年8月17日，汪鸿雁向其转账15836元，附言“阳光最后一笔工资”。以及2019年9月23日汪鸿雁手写的《工资核算单》一份，载明：“.…..12989.4-3980=9009.4”原告表示汪鸿雁系被告的财务人员，汪鸿雁每月向原告的银行账户转入工资，并经其核算后2019年8月1日至31日的工资为9009.4元。原告还提交了上课学生的课时签到表十张、阳光工作凭证，表示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表示与原告之间并无劳动关系，双方是合作关系，签订合作协议后，被告和原告按照四六比例分提成，新招的学生按照五五分成。但考虑到招生的不确定性，所以被告同意合作期间每个月给原告10000元补贴，原告提出还要3000元的交通费，被告也同意了，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共计130000元，该标准支付过一个月以后，发现原告不是诚心合作，就没有再向原告支付补贴了。原告提出其只给被告500元的房租费，被告不同意，原告就把学生带到楼下去上课了。因为和原告合作后，没有招到新的生源，每个月原告带来的生源情况不一致，所以每个月收到的学费也不一致。即原告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上每月载明的工资数额是被告按照每月所收的学费的60%向原告支付的分成。对于原告提交的《工资核算单》并不是双方最终的结算，被告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之前通过微信向原告支付过13000元，现原告把学生带走以后还需重新进行结算。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学生和老师的课时签到表、阳光工作凭证照片、工资核算单、劳动仲裁申请书、裁决书、送达回证、合作协议打印件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就是指订立劳动合同完全是出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真实意志，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包括：订不订立劳动合同、与谁订立劳动合同、合同的内容由双方自愿协商决定。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被告提供教学场所和硬件设施，由原告在被告的校区内上语文专业课程，并且约定了具体的合作利益分配方式。从原、被告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未体现被告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自愿。同时，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应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和经济依附性，表现为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原告提交的学生和老师的课时签到表仅能体现学生的签到情况，并非被告对原告进行的考勤管理，从原告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看来，每月收到的“工资”金额也是不一致的，而“工资”的计算方式是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利益分配方式进行分配并兑现，因此，原告与被告是平等的主体关系，双方所形成的是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9年8月工资以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4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并缴纳该期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罗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怔秋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高现现书记员张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