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2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市格瑞环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滨北镇凤凰八路梧桐六路交叉口。法定代表人：吴春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秋南，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格瑞污泥运输中心，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开发区黄河十二路701号莱钢中海城6188号楼2-201。经营者：付景涛，该中心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莹，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雨晴，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滨州市格瑞环保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格瑞污泥运输中心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3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滨州市格瑞环保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法院(2020)鲁1602民初3375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令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原实控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签订三份污泥运输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进行污泥运输并实际履行，但是事实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原实控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该运输合同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小股东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滨州市格瑞环保有限公司在2018年11月11日前处于小股东济阳县繁荣茂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阳公司)的管控之下，而上诉人原实控人济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付萍与本案原告负责人付景涛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经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陈述，付萍与付景涛之间为兄妹关系。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上诉人经营管理权发生转移之前，济阳公司极易利用自身的经营管理地位虚构运输关系，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滨州格瑞环保欠款证明及后附的处置费、运输费欠费明细可以看出，其一，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8日，而经营管理权移交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1日，显然上诉人原实控人济阳公司极易在移交管理权之前与被上诉人之间虚构运输关系并伪造欠款证明；其二，将该组证据上诉人所盖的公章与被上诉人当前实际使用的公章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公章显然是不一致的。原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原实控人的关联关系进行审查，忽视了案涉运输合同纠纷的背景事实，仅从运输合同的外观即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判定。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运输合同关系、根据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即两份《污泥运输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第3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运输车辆出上诉人厂区时，双方共同过磅，双方在过磅单(一式【三】联)上签字并加盖公章确定每车的污泥转运量。被上诉人转运至上述人公司厂区后，提供经双方盖章确认的过磅单给接收单位，由接收单位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被上诉人应将三方盖章确认后的过磅单返还一联给上诉人。虽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多份过磅单来证明其实际运输污泥的重量，但是，根据上述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并未将过磅单提交给上诉人进行签字并盖章确认。亦未将三方均盖章确认后的过磅单交付一联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运输合同关系。由此，从证据效力来看，在缺少真实有效的污泥运输三联单、称重单的情况下，仅凭污泥运输合同、滨州格瑞环保欠款证明这两份盖有上诉人公章的形式文件无法认定上诉人需承担被上诉人所要求的运费。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无法举证证明运输合同已经实际全面履行，案涉的运输合同实为虚构，意图损害上诉人利益，原审法院未采用穿透式的审判方法对案涉法律关系进行全面审查即认可合同的真实性，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就合同文本的形式约定而言，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污泥运输合同》第三条第2款约定，每月污泥转运完毕后，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接收单位三方盖章确认的过磅单汇总表该月总运输吨数，并经三方核对无误后，由被上诉人提供相应金额的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普通发票给上诉人后2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运输费用给被上诉人。但是实际上，被上诉人并未将三方盖章确认的过磅单汇报总提交上诉人及接收单位进行审核，对于实际运输的重量无法进行核实，且被上诉人亦未向上诉人提供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被上诉人主张的运输费付款条件并未成就。对于被上诉人提供增值税发票的约定，原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认为运输合同中承运人运输的义务和托运人支付运费的义务为主合同义务，而提供发票的义务为从合同义务，因此对于提供发票的约定应理解为“以提供发票后再付款之履行顺序作为原告提供发票义务履行的担保“，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合同约定价款的97%。但是根据前述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提供合格的增值税发票后付款不应简单理解为提供发票的担保，其真实意思表示是一方面对运输的污泥数量的确认，属于运输结算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合同双方财务管理。进一步而言，如果承运人未按照约定开具合格的增值税发票则意味着其实际并未履行污泥运输的义务，并且结合目前被上诉人实际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其并未依据合同约定按月向上诉人提出结算要求和提供相应发票，一直拖延至今才根据合同文本和未经确认的过磅单来追讨运输费用，不符合合同约定，更不合常理。因此，原审法院未在全盘考虑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准确适用法律。从真实的法律关系而言，案涉运输合同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原实控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从合同文本的形式约定而言，被上诉人作为运输污泥、提供证明材料、发票合同义务的先履行一方，未实际履行相应义务，上诉人有权拒绝支付其主张的运输费用。综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诉请支付运输费及承担延期付款利息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在查明本案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运输费2601827.10元及利息259612.45元(暂计算至2020年7月6日，其余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601827.1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日原告（受托方，乙方）与被告（委托方，甲方）签订污泥收集调运合同书三份，分别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实施滨州鑫元污水处理厂、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无棣县新海污水处理厂污泥收集运输任务，污泥收集运输量依据过磅单、环保四联单及与各污水处理厂的对账单确定，污泥收集运输费每吨50元（鑫元）、60元（龙福）、50元（新海），于各污水处理厂污泥收集运输处理费拨付后3日内由甲方依据乙方开具的发票向乙方支付。2018年8月24日、10月11日、10月26日，原告（受托方，乙方）与被告（委托方，甲方）签订污泥转运合同书各一份，分别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将经过干化处理的污泥转运至山东发田肥业有限公司、山东香驰热动有限公司和邹平北控格瑞环保有限公司、利津县盐窝春益肥业，双方共同过磅，运输单价为每吨55元（发田肥业、盐窝春益）、240元（香驰热动）、260元（邹平北控），根据双方及接收单位三方盖章确认的过磅单汇总运输吨数并经双方及接收单位三方核对无误后，由乙方（就发田肥业、盐窝春益运费）提供相应金额的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就香驰热动、邹平北控运费）1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乙方为小规模纳税人开具普通增值税发票，税率3%）给甲方后2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运输费给乙方。2018年11月8日被告给原告出具以下内容欠款证明（加盖被告印章）：截止2018年11月8日格瑞公司尚欠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格瑞污泥运输中心处置费及运输费2601827.10元。附件：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格瑞污泥运输中心运输费欠费明细表。欠费明细表载明：涉利津县盐窝春益肥业运费为56407元、涉山东发田肥业有限公司运费为15922元、涉邹平北控格瑞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运费为2395211元、涉无棣县新海污水处理厂运费为33577.5元、涉滨州滨新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运费为90086元、涉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费为10623.6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款证明，应视为对应付原告运输费用的确认，故对原告以该证明确认双方运输数额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怀疑原告与控制被告的小股东虚构运输关系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主张即不确定，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原被告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均作出在原告提供相应增值税发票一定日期后被告支付运费的约定，原被告对其含义有不同理解，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进行解释。运输合同中的主合同义务分别为承运人的运输义务和托运人的支付运费义务，两者互为对待给付义务，合同双方可根据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履行抗辩权利；而提供发票仅为承运人的从合同义务，与托运人支付运费的主合同义务非系对待给付义务，托运人不能以承运人未提供发票而对托运人要求支付运费义务的权利行使履行抗辩权利，故双方之约定不应理解为托运人支付运费的条件。而根据被告制定该合同条款的目的，该约定理解为“以提供发票后再付款之履行顺序作为原告提供发票义务履行的担保”之意思更符合其真意，对于该意思的效力应当具体分析：担保债务属于从债务，担保范围应以主债务为限，超出部分应为无效。而相对于本案，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应当开具税率为3%的增值税发票，故双方担保之意思的主债务范围为运费总额的3%，在该范围之内双方的担保约定有效，对该范围内被告的抗辩主张，本院予以采纳，而超出部分约定无效，对超出部分被告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通过对双方相关约定的解释和效力认定，本案原、被告未对被告支付运费的时间作出具体约定，属约定不明，且未能协议补充约定，也无法根据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原告可要求被告在合理期间内支付运费数额之97%（剩余3%可在其履行提供发票之义务后主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本案收案日期即2020年7月9日为合理期限届满之日，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应当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故对原告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付，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被告滨州市格瑞环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格瑞污泥运输中心运费2523772.29元及利息（以2523772.29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格瑞污泥运输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692元，减半收取计1484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计19846元由原告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格瑞污泥运输中心负担1000元，被告滨州市格瑞环保有限公司负担18846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诉讼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所欠运费及利息。诉讼双方分别于2016年1月1日签订污泥收集调运合同书三份、2018年8月24日、10月11日、10月26日，签订污泥转运合同书，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履行了合同约定的运输义务，滨州市格瑞环保有限公司并于2018年11月8日出具《滨州格瑞环保欠款证明》，并加盖公章。上诉人对其主张的涉案合同中存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原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公司利益，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运输合同关系，没有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其主张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提交的欠款证明应当认定真实有效，应当作为双方之间欠款关系的证据。按照双方在《污泥转运合同》中关于“转运费及付款方式的约定”，双方虽约定每月转运完毕后，根据过磅单开具3%的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后20个工作日，支付运费的约定，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在2018年11月8日对运费进行了结算，并由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款证明，因此，上诉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原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滨州市格瑞环保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92元，由滨州市格瑞环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乃群审判员  王忠民审判员  高立俊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书记员  宋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