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62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振和，男，1974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义，男，196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升，男，1985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营好，河北昂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红，河北昂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燕赵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邢德路157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李金站，经理。 上诉人孙振和、孙文义、高升因与被上诉人河北燕赵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燕赵酒业）追偿权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2020）冀0634民初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振和、孙文义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曲阳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但未充分考虑股东权利和公司自治，公司债权和股东个人债权不属于同一概念，但是股东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的债权请求权赋予公司前股东是合法有效的；另外，公司的损失由公司主张的确合法，但是一审忽略了股东在公司运营期间的财产权益及期待利益，高升转让全部股权后，上诉人孙振和、孙文义投入了大量个人资产用于公司经营，运营期间未分配利润，公司被执行的钱款属于公司股东的股本和投资所得。2.本案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一方，上诉人孙振和、孙文义基于合同权利有理由要求高升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义务，对转让前燕赵公司的债务及民事责任承担清偿责任。3.燕赵公司股东有权在公司法范围内私权处分公司债权，其处分权和处分效力应受到法律保护。 高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该案发还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被上诉人河北燕赵酒业行使追偿权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三条、《民法总则》第六十条规定，被上诉人河北燕赵酒业有限公司依据公司法承担责任，属于履行法定义务，不存在法定的追偿情形，被上诉人行使追偿权，没有法律依据。第二、被上诉人河北燕赵酒业行使追偿权没有事实依据。高升只是与被上诉人的前股东订立过股权转让协议，和被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协议中的约定对被上诉人不适用。第三、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八条规定，2012年3月22日的转让协议书中关于债务转移的约定，因为在(2015)曲民再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债权人不同意，因此，在本案中不产生效力，属于无效条款。2、在股权转让过程中上诉人一方没有过错。如果认定其对公司的债务承担全部的清偿义务，显失公平。第一，高升对受让公司没有经营行为，从2011年11月2日接受公司到2012年3月22日转让股权时间不到3个月（期间还有一个传统的春节长假）。在股权转让时，高升根本就不知道，公司向曲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借款的事实，不存在故意隐瞒情况。第二，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后，高升以河北燕赵酒业名义经营的债务由高升承担，是因为在转让股权时，公司有一部分存酒，不包括在转让协议中，该酒的销售仍然要以河北燕赵酒业财产的名义进行，这才有的这个约定。第三，高升接受河北燕赵酒业是因为公司欠其款50万元，长时间无法偿还，其是无奈的情况下，才与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接受公司后，其没有经营，只是想办法出让股权，收回欠款。如果高升知道接手这个公司，附带有466万元巨额债务要偿还，其根本就不会同意。如果依据在协议书中模糊的约定，就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追偿权对于高升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二、本案中存在多份股权转让协议并存的情况，一审没有审查，判决显失公平。本案中存在多个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3月2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原股东孙振和、孙文义签订有二份股权转让合同。这二份股权转让合同对转让前公司债务的承担，是二种截然相反的约定。更为重要的是债务由公司承担的协议，是由工商登记机关，进行确认归档的材料，相对来讲更具真实性。一审判决书不认定，显失公平。另外，高升2011年9月30日的协议书中明确，转让前的债务由股东高立虎等人负责。根据《民法总则》的公平原则，高升不应该承担原股东或是公司经营的债务。 河北燕赵酒业未答辩。 孙文义、孙振和、河北燕赵酒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升赔偿损失120,424.64元，并自2017年6月13日起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高升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5月13日，高立虎、刘满仓成立曲阳县燕赵饮料有限公司，同日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高立虎。2002年公司名称变更为曲阳县燕赵酒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白酒生产。2004年9月12日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北燕赵酒业。2008年1月8日、2008年1月9日河北燕赵酒业分别向曲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借款1500000元和3160000元。2011年11月2日公司股东高立虎、刘向泽、张占军、张淑花将各自的股权转让给高升，高升持有100%的股份。同年12月22日进行了工商登记，并核发新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高升。2012年3月22日，高升与孙振和、孙文义签订出让协议，协议第三条“股权转让后，甲方（被告高升）在保定市曲阳县燕赵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期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及民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乙方（原告孙振和、孙文义）概不负责”。同年3月26日，进行了工商登记，核发新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孙振和。2012年9月5日，经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河北燕赵酒业迁入衡水市故城县邢德公路157公里处。2016年5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曲民再字第1号、第2号民事判决书，分别确认至2012年11月5日，河北燕赵酒业尚欠曲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借款本金1500000元及利息472323.85元，借款本金3160000元及利息1148543.71元，并判决由河北燕赵酒业予以偿还。2015年3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曲执字第72号、第73号执行裁定书分别冻结河北燕赵酒业存款2017274元和4397111.71元。2017年6月13日扣划河北燕赵酒业120424.64元。2019年8月7日孙振和、孙文义退出公司，公司股东变更为张国英、郑淑华。 一审法院认为，高升与孙振和、孙文义于2012年3月22日签订河北燕赵酒业出让协议，协议第三条“股权转让后，甲方（被告高升）在保定市曲阳县燕赵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期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及民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乙方（原告孙振和、孙文义）概不负责”。后因股权转让前的贷款到期未能履行偿还义务，经法院判决，申请人申请执行，于2017年6月13日划转河北燕赵酒业120424.64元。孙振和、孙文义和高升签订的河北燕赵酒业出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但河北燕赵酒业的对外债务应当由该公司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责任。本案所涉债务发生在股权出让前，河北燕赵酒业承担责任后按约定应由高升承担，故河北燕赵酒业要求高升返还120424.64元符合法律规定，但要求高升给付自2017年6月13日至还清款之日止的利息，无法律依据。孙振和、孙文义原系该公司股东，二人要求高升将款返还给二人，无法律依据，该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其他法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河北燕赵酒业有限公司120424.64元。二、驳回原告孙振和、孙文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8.0元，由被告高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诉人孙振和、孙文义，被上诉人河北燕赵酒业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振和、孙文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自身上诉权利的放弃，其二人的上诉应按撤回上诉处理，对此部分上诉，本院不再予以审理，另行出具民事裁定处理，故在此不再赘述。上诉人高升与孙振和、孙文义所签案涉出让协议，明确约定“在保定市曲阳县燕赵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期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及民事责任均由甲方（高升）承担”，而本案所涉债务恰发生于该股权出让前，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高升承担该部分债务合法有据。被上诉人履行了偿还义务后向上诉人高升行使追偿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无不妥。上诉人高升主张其接手公司后未从事经营，对案涉债务不知情，没有过错，认定其对公司的债务承担全部的清偿义务，显失公平，对此主张，上诉人高升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实；且显然就此，其后手更不可能存在过错，鉴于上诉人高升就之前股权转让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对抗高升其后对股权的再次转让，上诉人高升就此可据相关证据向其前手另行主张，其据此主张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8元，由上诉人高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岚 审判员 陈道忠 审判员 黄俊学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杨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