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10民终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辅成，男，196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祥，广东君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波，男，197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脂，湖南弘一（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监利县白螺镇观音洲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监利县白螺镇观音洲村。法定代表人：刘在良，该村主任。上诉人杨辅成因与被上诉人黄海波、原审第三人监利县白螺镇观音洲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观音洲村委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监利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3民初2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辅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祥，被上诉人黄海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脂、原审第三人观音洲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刘在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辅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杨辅成与被上诉人黄海波签订的《付款协议书》是土地租赁合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称:“《付款协议书》中约定‘具体乙方付款给甲方的时间为（2017年9月18日，以此核时年限为陆年，即2022年9月18日止），以后的每年伍万元归荆江村征收，’从该项约定内容可以判断，所谓五万元的补偿款实质仍是被告黄海波向荆江村交纳的承包费，因为被告与荆江村签订上述承包合同后原告不再行使对案涉5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荆江村作为发包方每年给予杨辅成50000元补偿，为便于给付，遂由被告黄海波与原告签订付款协议，黄海波直接向原告支付该补偿款,而待原告与荆江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即直接向荆江村交纳这50000元承包费。”这样的推理毫无事实根据，完全是主观臆断。事实上，上诉人与第三人监利县白螺镇荆江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3月14日签订的《近江洲芦苇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该合同约定承包期为6年即2016年3月15日至2022年3月15日;承包面积1250亩。后来，第三人监利县白螺镇荆江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3月21日作为发包方与被上诉人黄海波作为承包方签订的《近江洲土地租赁合同书》的承包标的虽然涵盖了此前与上诉人所签合同的承包面积，这并不影响上诉人与第三人、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同的效力。因为被上诉人黄海波与第三人荆江村民委员会的租赁合同是基于荆江村民委员会对租赁标的的所有权或管理权产生的，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海波的租赁合同是基于上诉人对租赁标的的经营权产生的。两合同系平行关系，无主从之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关系虽然被冠以《付款协议书》的名字，其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土地租赁的意思表示却十分明确:“乙方在荆江村的近江洲租聘的土地甲方与荆江村还有陆年的承包合同期。”这段话表明合同标的、面积及租赁期限;“现经甲乙双方和荆江村共同协商，每年应补偿甲方伍万元，”这段话表明合同的价款;“具体乙方付款给甲方的时间为(2017年9月18日，以此核时年限为陆年，即2022年9月18日止)”这段话表明合同的付款期限。该协议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且生效。被上诉人的经营行为是否合法，并不能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没有解除，上诉人可以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依据上述分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期限止于2022年9月18日。合同成立后，被上诉人仅履行了第一年的合同款项，次年就开始违约。合同签订至今，被上诉人并没有就合同的解除与上诉人有任何的协商，也并没有收到被上诉人有关合同解除的任何通知，且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有关于此的任何证据。成立且生效的合同，在没有法定解除和协议解除的情形之下，当然应当继续履行!上诉人有权利向被上诉人提出诉讼主张。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3、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的上述两条分别是诚实信用原则和遵纪守法原则。根据上述分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是双方完全自愿订立，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依据该法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完全是颠倒是非，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推理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如前所请。黄海波辩称，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单独的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是与监利县白螺镇荆江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近江州土地租赁合同书》，双方是承租关系，与上诉人签订的《付款协议书》是补偿性质，《近江州土地租赁合同书》与《付款协议书》是主从关系，《付款协议书》不可能单独存在，被上诉人为实现经营目的，签订了1250亩土地承包协议，而上诉人所承包的50亩土地包含其中，《付款协议书》的义务是为了服务于该《近江州土地租赁合同书》的实现而存在的，彼此之间构成主从关系，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单独租赁合同关系。2、因发生不可抗力原因，双方的《付款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2017年3月21日，被上诉人与监利县白螺镇荆江村民委员会签订《近江州土地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监利县白螺镇荆江村民委员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给被上诉人用于制砂、分筛、水洗等经营，3月27日至5月10日，被上诉人为设立砂石工作做了多项准备，但在2017年8月22日，监利县人民政府应中央指示，发布了《关于治理长江干线码头的通告》，要求对全县长江干线码头进行整治拆除。被答辩人收到通知后，立即关闭了公司，对此，监利县白螺镇荆江村民委员会及上诉人都是知情的，根据民法典第180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被上诉人与监利县白螺镇荆江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近江州土地租赁合同》因不可抗力终止，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与上诉人签订的《付款协议书》也因不可抗力终止。3、被上诉人未占有使用上诉人的土地的事实，未对上诉人造成任何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在清楚知道国家政策后，同年下半年就在该土地上栽种了油菜至今，恢复了其为土地的使用，因上诉人的阻拦，2018年7月，被上诉人又补偿给上诉人10000元后，被上诉人将制砂机械设备全部运走。未对上诉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4、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长江干线开展砂石码头是非法行为，2017年3月份签订该合同时，上诉人对此知情，根据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该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应为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观音洲村委会述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与村委会没有关系，村委会已经和被上诉人说清楚，承包人是上诉人，上诉人的合同还有6年时间，被上诉人需要和上诉人进行协商，达成一致，被上诉人第一次来找村委会，我帮被上诉人反映了情况。杨辅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约定的《付款协议书》（实为土地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租赁使用费10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4日，监利县白螺镇荆江村民委员会（后与他村合并为大村即第三人观音洲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甲方），原告杨辅成作为承包方（乙方），双方经协商签订了一份《近江洲芦苇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承包期为6年即2016年3月15日至2022年3月15日，承包总金额为300000元，签订合同时一次性付清；承包面积1250亩；承包期内，乙方有权自主经营，乙方如需改种其他作物，必须取得甲方同意；合同期满后，乙方无条件地交给甲方继续发包。2017年3月21日，监利县白螺镇荆江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甲方），被告黄海波作为承包方（乙方），双方经协商签订了一份《近江洲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承包标的，甲方按照约定规范的尺距为从北往南300米的岸线，由西至东进程120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给乙方用于制砂、分筛、水洗等经营；承包期为10年，自2017年9月18日起至2027年9月18日止；十年承包费用总额1000000元；付款方式，自2017年9月18日起计算承包费用，每年承包费用为100000元在当年9月18日由乙方付清。由于此前荆江村已经将1250亩洲滩承包给了杨辅成至2022年3月15日止，而黄海波此次与荆江村约定承包的约50亩土地即包含在1250亩洲滩面积中，经协商，杨辅成作为甲方，黄海波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付款协议书》，约定：乙方在荆江村的近江洲租聘的土地甲方与荆江村还有陆年的承包合同期。现经甲乙双方和荆江村共同协商，每年应补偿甲方伍万元，此款由乙方按期限付给，具体乙方付款给甲方的时间为（2017年9月18日，以此核时年限为陆年，即2022年9月18日止），以后的每年伍万元归荆江村征收，上述协议共同遵守。协议签订后，黄海波向荆江村支付了当年承包费100000元，向杨辅成支付了50000元补偿款和一次性青苗补偿20000元。协议签订后，黄海波陆续开始组织进行平整土地，申请设立监利长岳砂石有限公司，组织机制砂机械设备进场并将电力设施、机械设备全部安装到位。2017年8月22日，监利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治理长江干线码头的通告》，通告要求对纳入对象范围的长江干线35处砂石码头和2处杂件码头进行整治。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监利分局随即向整治对象下达了《责令自行拆除通知书》，责令整治对象限期清运所有堆放的砂石物料；拆除相关建筑物、构筑物及设备并恢复原状。监利长岳砂石有限公司于接获上述通知后陆续将机械设备撤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告杨辅成与被告黄海波签订的《付款协议书》的性质是否是土地租赁合同；2、原告能否依《付款协议书》向被告主张欠付款。关于原告杨辅成与被告黄海波签订的《付款协议书》的性质是否是土地租赁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黄海波与荆江村签订了《近江洲土地租赁合同书》并交纳了当年的承包费，而原告与黄海波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黄海波付给杨辅成的款项性质为补偿款而非土地租金，故原告杨辅成与被告黄海波签订的《付款协议书》并非土地租赁合同。《付款协议书》中约定“具体乙方付款给甲方的时间为（2017年9月18日，以此核时年限为陆年，即2022年9月18日止），以后的每年伍万元归荆江村征收”，从该项约定内容可以判断，所谓五万元的补偿款实质仍是被告黄海波向荆江村交纳的承包费，因为被告与荆江村签订上述承包合同后原告不再行使对案涉5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荆江村作为发包方每年给予杨辅成50000元补偿，为便于给付，遂由被告黄海波与原告签订付款协议，黄海波直接向原告支付该补偿款，而待原告与荆江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即直接向荆江村交纳这50000元承包费。故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付款协议系从属于被告黄海波与荆江村签订的《近江洲土地租赁合同书》而不是脱离它独立存在。2、因国家政策调整，禁止相关企业从事砂石加工，被告因执行政府文件中止履行与荆江村签订的《近江洲土地租赁合同书》及附属的《付款协议书》，不构成违约。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约定的《付款协议书》向原告支付土地租赁使用费100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辅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020元，合计3320元，由原告杨辅成承担。二审过程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1日，监利县白螺镇荆江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甲方）与黄海波、李云明、夏俊作为承包方（乙方），经协商签订了一份《近江洲土地租赁合同书》。监利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22日发布《关于治理长江干线码头的通告》（监政规[2017]2号）,该通告载明“运输砂石料等矿建材料的船舶禁止在码头停靠。所有码头应于9月30日前自行拆除，10月31日做到‘三清’，即自行清除货物、清除建筑、清除机械设备和设施，11月后对逾期不关闭清场的码头，县水利、交通、环保、公安等部门将于2017年12月31日前依法予以拆除”。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7年8月22日，监利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治理长江干线码头的通告》（监政规[2017]2号）导致被上诉人为承包原审第三人村内的土地以及上诉人已承包的部分土地作为从事制砂、分筛、水洗的经营场地，而于2017年3月21日签订的《近江洲土地租赁合同书》，及另与上诉人签订的《付款协议书》，均无法继续履行。经查，上诉人已收取被上诉人支付的50000元补偿款和一次性青苗补偿20000元。本院对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继续履行《付款协议书》并支付土地租赁使用费1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令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杨辅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陶齐学审判员  李 静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霜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