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08民终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江璞，男，198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德均，江西奋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玲，江西奋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意鹏，男，194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雄，江西秦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炳华，男，1955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雄，江西秦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玖根，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敏，江西君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小平，男，1980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敏，江西君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强，男，198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敏，江西君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分宜县双林镇白水大富煤矿，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双林镇白水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81345753。执行事务合伙人：李玖根，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敏，江西君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发可，男，196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福县。上诉人刘江璞因与被上诉人朱意鹏、周炳华、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分宜县双林镇白水大富煤矿（以下简称大富煤矿）、原审第三人刘发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2020）赣0829民初2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江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德均，被上诉人朱意鹏、周炳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雄，被上诉人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大富煤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敏，原审第三人刘发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江璞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大富煤矿垫付了2,050,006元事实清楚，一审也予以认定。二、本案争议的是该2,050,006元是否为大富煤矿的借款，一审认定该款不是大富煤矿的借款错误。1、一审认定该款为股东投资程序错误，损害了未参与诉讼的大富煤矿原股东的权益。一审判决的该认定实际上是确认上诉人为大富煤矿原股东垫付投资款而不是为大富煤矿垫付款，等于大富煤矿原股东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参与诉讼的情况下，直接以判决的形式为没有参与诉讼的大富煤矿原股东设定债务，明显损害了没有参与诉讼的大富煤矿原股东的诉权。2、一审判决认定该款为合伙投资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该款合伙投资的依据是2014年4月12日《合同》第二条第2项的约定，但该约定与2014年7月22日《合伙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及2015年8月10日大富煤矿收支表及股东入股、融资情况表相矛盾，一审判决证据不足。上诉人一审主张该款应由一审被告归还的理由是该款为大富煤矿的欠款，该煤矿的现有股东应当承担归还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在没有追加未参与诉讼的其他股东参与诉讼、没有听取其他股东意见，仅以大富煤矿现有股东的意见就认定该款为上诉人为原股东垫资明显证据不足。如果没有2015年7月22日《合伙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上诉人不可能一人会为大富煤矿生产经营垫付高额资金。如果没有2015年8月10日的债务确认，上诉人不可能放弃在大富煤矿的投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垫付的2,050,006元不是大富煤矿借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大富煤矿原大部分股东没有参与诉讼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该款为上诉人为大富煤矿原有股东垫付投资款损害了大富煤矿原股东的合法权益，系程序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被上诉人朱意鹏、周炳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并无不当。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5年7月22日合伙协议书，40%新股东对借款融资的约定不能及于60%老股东，上诉人垫资与老股东没有关联。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大富煤矿辩称：一、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垫付2,050,006元。二、上诉人与大富煤矿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明知60%股东包括刘勤战、周炳华、万波、朱意鹏四人，却选择只起诉周炳华、朱意鹏两人，应视为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且一审法院也未认定60%股东对上诉人垫付款项负有偿还义务，上诉人所谓一审法院直接以判决形式为没有参与诉讼的大富煤矿原股东设定债务的说法不能成立。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4月12日《合同》与2015年7月22日《合伙协议书》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有义务垫付大富煤矿的后续投资。且垫付资金由包括上诉人在内的40%新股东按比例照摊。该两份协议均由40%和60%全部股东签名确认，是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8月10日大富煤矿收支表及股东入股、融资情况表没有经全体股东签名确认，不能代表全体股东的意志，表中所列内容应属无效。上诉人不论签订入股协议还是退股结算，均没有将垫付款列入煤矿借款，上诉人在退股时还承诺与60%股东所签的协议同时作废，意味着2015年4月12日《合同》中关于超过400万资金部分甲乙双方按所占股份四六分摊的内容不再适用，故债务清单中没有反映上诉人所谓的借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原审第三人刘发可述称：我是40%份额中的小股东，上诉人主张的205万元为煤矿的债务。刘江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大富煤矿偿还原告借款2,050,006元及利息（自2015年7月29日起按年息15.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至起诉时利息约为1,631,121元），合计3,681,127元；2、判令被告朱意鹏、周炳华、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2日，原告刘江璞、第三人刘发可和黄泽南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占60%股份的股东刘勤战、周炳华、万波、朱意鹏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由甲方收回黄庆、李子道的40%股份，由乙方出资400万元接替其40%的股份。合同签订后乙方工作人员应尽快进入角色，与甲方管理人员共同商议，组织人员复工，应对“三改六”的验收。负责生产期间的资金调度，按400万元为基数，垫付超出部分的资金，超过400万元部分，甲乙双方按所占股份四六分摊，并在甲方今后分红中优先收回乙方的垫付资金。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原告等40%股份的股东经被告朱意鹏于2015年4月24日，4月29日分三次转款487万元给李子道、黄庆。40%股份的股东由刘江璞和刘发可参加大富煤矿的管理工作，刘江璞负责大富煤矿的全面工作，刘发可任出纳。刘江璞委托其父亲刘勤文在大富煤矿管理全面工作。占40%股份的股东在2015年7月22日就大富煤矿的管理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书》，约定：根据2015年4月12日与安福股东所签协议之规定，由40%股份的股东负责大富煤矿“三改六”技改期间的后续投资，即垫付技改期间的所需资金，为此，各位新股东必须按第一次投资数额为基数，按比例照摊或采取以煤矿名誉向外融资的办法解决，月息不高于2.5%，每月或每季度结算一次，由煤矿收入中解决。融资多少，同样以第一次出资比例照摊，否则，按“缩水”的办法处理。煤矿有利润或转卖矿权，必须优先偿还借款及利息；协议还约定了大富煤矿的管理事项及制度等。原告刘江璞在2015年4月7日至7月24日垫资1,220,100元，被告周炳华垫资10万元，用于大富煤矿经营，原告刘江璞在大富煤矿收益中收回了40,094元，实际垫资1,180,006元。2015年8月11日，40%股份的股东决定放弃大富煤矿40%的股份所有权益，包括其固定财产残值全清，不再参与煤矿的经营，与60%股份的股东的协议同时作废，所转老股东借款100万元放弃追偿的权利，经营中所有煤矿债务一并移交给60%股份的股东处理，与40%股份的股东无关。2015年8月18日双方就煤矿所欠债务办理了移交。2015年12月18日，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入股大富煤矿，占60%的股份，安福所有股东占24%的股份，黄小勇（代表黄家村所有股东）占16%的股份。2018年9月15日，黄家村占16%的股东与李玖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16%的股份转让给李玖根。2018年9月17日，安福占24%的股东与李玖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24%的股份转让给李玖根。现大富煤矿由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四个争议焦点：1、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从原告出示的转账凭证和朱意鹏签名的收条来看，该出资款是由原告支付的，原告应当具备了诉讼主体资格。2、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是否达成借贷合意？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属民间借贷关系，有转账凭证、2015年4月12日合同、2015年4月至8月的收支明细表、2015年8月10日大富煤矿40%股东入股、融资情况表、2015年7月22日合伙协议书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没有就借款事实达成合意。（1）原告入股时所支付的87万元并非转入煤矿账户，也未转入各股东认可的账户，而是支付给退伙的股东李子道、黄庆，明显属于股权转让款，不属于煤矿向原告的借款。即便87万元为原告的出资，合同明确载明乙方负责生产期间的资金调度，按400万元的基数，垫付超出部分的资金。超过400万元资金部分，甲乙双方按所占股份四六分摊，并在甲方分红中优先收回乙方的垫付资金。由此可见，超出400万元金额即使是原告垫付，也属于全体股东追加的投资款，应根据股份比例分摊。双方约定在分红中优先收回，证明该款项不属于煤矿借款。（2）原告所谓借款1,220,100元给煤矿生产经营没有法律依据。煤矿属普通合伙企业，各股东作为合伙人对煤矿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煤矿运营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均有义务增加合伙投入，何况原告等人入股时属于承包性质。作为承包人在煤矿资金不足情况下当然负有追加出资义务。原告随意将支付款项定义为煤矿债务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也必然损害煤矿债权人的利益。（3）原告2015年8月11日退股时已与原股东就煤矿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原告主张的所谓借款未列入双方确认的煤矿债务范围，进一步印证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存在。该院认为，虽然原告在经营期间向煤矿垫付了资金，那是根据2015年4月12日的《合同》和2015年7月22日《合伙协议书》的约定注资的。在处理与60%股份的股东垫资问题上，应当按《合同》约定的四六分摊进行处理。在处理40%股份的股东之间注资的问题上，应当按《合伙协议书》约定的按第一次投资数额为基数，按比例照摊，否则按“缩水”的办法处理。该协议书还约定，或采取以煤矿名义向外融资的办法解决，月息不高于2.5%，这说明除要求股东垫资外，还约定了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借款，但没有约定向股东借款。由此可见，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之间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即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从原告出具给被告的承诺书和双方认可的债务清单来看，也没有注明欠原告借款的情况，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在本案中，原告所称的“大富煤矿向原告借款”，既没有合伙协议的约定，也没有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因此，本案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按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来处理。3、本案的诉讼时效是否超过？因本案不属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合伙企业纠纷，因此，在本案中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而按合伙企业纠纷处理时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应当在合伙企业纠纷中予以审查。4、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是否应该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认为，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均为原告退股后的股东，对参股前的煤矿债务及原股东的债务没有偿还义务。李玖根与其他股东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入股前煤矿的一切债务。况且原告主张的债务也是其在合伙期间与原有股东的合伙投资款纠纷。与李玖根、黄小平、李强没有任何关联，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对此没有偿还义务。原告认为，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被告提供的合伙协议是内部约定，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本案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所以，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该院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主要证明了原告等40%股份的股东入股大富煤矿、原告等40%股份的股东参与对大富煤矿经营管理、退股以及在管理期间原告垫付了资金2,050,006元等事实。但是，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江璞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刘江璞提交了刘勤文与周炳华2020年11月23日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债务在2015年8月10日入股融资表、明细汇总账作了记载，加盖了大富煤矿公章，经过了大富煤矿的确认。被上诉人周炳华提交了刘勤文短信一条，拟证明上诉人父亲刘勤文要求周炳华在本次诉讼中配合，并承诺如果法院判决周炳华承担责任，其不申请法院对周炳华进行执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刘勤文与周炳华2020年11月23日通话录音不能证明周炳华认可上诉人所主张的债务为大富煤矿的债务，且周炳华仅为大富煤矿的合伙人之一，不能代表其他合伙人；被上诉人周炳华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不予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大富煤矿为普通合伙企业，上诉人刘江璞与被上诉人朱意鹏、周炳华以及原审第三人刘发可、案外人刘勤战、万波、黄泽南为该煤矿原合伙人，上述人员合伙期间为2015年4月12日至2015年8月10日。根据上诉人刘江璞一审中提交的2015年4月12日签订的《合同》第二条第一、二项规定，上诉人刘江璞等人（乙方）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将400万元资金汇入矿部指定的公用账户，其他生产周转金均进入公用账户。上诉人一方负责生产期间的资金调度，按400万元为基数，垫付超过400万元资金部分，甲乙双方按所占股份四六分摊，并在甲方今后分红中优先收回乙方的垫付资金。经查，大富煤矿在上诉人刘江璞与被上诉人朱意鹏、周炳华等人合伙经营期间一直使用合伙人刘发可的账户为煤矿公用账户。上诉人主张其转账2,050,006元为大富煤矿债务，应当提交经全体合伙人确认的相关依据。虽然上诉人提交了大富煤矿2015年4月份—8月份收支明细汇总账、40%股东八股融资情况表，加盖了煤矿公章，但上述账目并没有经过大富煤矿当时的全体合伙人签字确认，不能认为是全体合伙人对煤矿债权债务进行的清算。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2015年7月22日合伙协议书系其与刘发可、周炳华等当时占煤矿40%股份的合伙人所签订，该协议仅对签字的部分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不能约束全体合伙人。因此，上诉人刘江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转账2,050,006元到大富煤矿公用账户且经全体合伙人认可，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江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249元，由上诉人刘江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东平审判员  赖苏平审判员  涂 强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曹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