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7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法定代表人：张美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飞，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孟莉，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法定代表人：贺青，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熹，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江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臻南，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波，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同济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君证券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君资管公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不服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1月19日通过在线庭审方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湖北同济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孟莉、被上诉人国君证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和闵熹、原审第三人国君资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臻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北同济堂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2.依法判决由国君证券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相应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将律师费平均至整个合同履行期间后，与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各项金额合计未超过年利率24%上限。但湖北同济堂公司认为，应以欠付金额为基数计算年利率是否超过24%，因一审判决的利息及违约金合计已达年利率24%，再判决律师费将超过24%。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利息、罚息、违约金合计不得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LPR)利率四倍，而本案中的律师费与利息、违约金合计已远超前述标准。国君证券公司辩称，律师费的性质不是违约金，按合同约定应由湖北同济堂公司承担。《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规定》不适用于金融机构。合同利率加上律师费也未超过24%的年利率上限，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国君证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湖北同济堂公司向国君证券公司支付购回交易款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660,560,000元；2.判令湖北同济堂公司向国君证券公司支付截至2019年7月19日(不含)的购回利息20,560,449.32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19日(含)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购回交易款本金660,56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的购回利息；3.判令湖北同济堂公司向国君证券公司支付截止2019年7月19日(不含)的逾期罚息113,607.74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19日(含)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截至2019年二季度欠付利息14,479,677.80为基数，按日罚息率0.05%计算的逾期罚息；4.判令湖北同济堂公司向国君证券公司支付截至2019年7月19日(不含)的违约金64,230,494.28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19日(含)至实际清偿日止，以回购交易款本金660,560,000元为基数，按年12%计算的违约金；5.判令湖北同济堂公司承担国君证券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357,228.40元；6.判令如湖北同济堂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项至第5项付款义务，则国君证券公司对湖北同济堂公司持有的179,800,095股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090)及其孳息，有权与湖北同济堂公司协议折价，也有权就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和孳息价款在上述第1项至第5项诉讼请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不足部分由湖北同济堂公司继续清偿；7.判令湖北同济堂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6日，湖北同济堂公司作为委托人、国君资管公司作为管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合同》。2016年10月28日，定向资管计划在国君证券公司处开立证券账户，证券账号为BXXXXXXXXX，证券账户户名为湖北同济堂公司。2016年11月3日，湖北同济堂公司将共计1.6亿股同济堂股票从名下另一证券账户转入BXXXXXXXXX账户内。2016年11月4日，湖北同济堂公司与国君证券公司签订《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以下简称“《业务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由甲方以其所持有的股票向乙方融入资金，并在约定期限返还资金、解除标的证券及相应孳息质押登记。乙方自甲方初始交易日当日开始每日计收甲方利息，至购回交易日(包括到期购回日、提前购回日、延期购回日)或者清偿负债之日，购回交易日或者清偿负债当日不予计收。如甲方逾期未向乙方偿付利息，乙方有权自结算支付日起开始按日计收罚息，罚息率由甲乙双方在《交易协议书》中约定。乙方按照罚息、逾期利息、利息的顺序进行扣收。交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最低比例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前购回标的证券，甲方应当按照乙方的要求提前购回，否则视为甲方违约。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标的证券当日收盘后，标的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警戒比例的，甲方应当在三个交易日内进行补充质押交易或部分现金偿还，使得日终清算后甲方的履约保障比例不低于警戒比例。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标的证券当日(T日)收盘后，标的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最低比例时，乙方将于当日(T日)或下一个交易日，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向甲方发出《履约保障通知书》，甲方应当自T日起的两个交易日内选择采取如下一项或者多项履约保障措施：(一)提前购回该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二)进行补充质押交易或部分现金偿还，使得T+1或者T+2日日终至少有一个交易日清算后甲方履约保障比例不低于警戒比例。当标的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约定的最低履约保障比例，甲方未在规定期限内采取履约保障措施使得规定期限内至少有一个交易日日终履约保障比例不低于警戒比例的，按甲方违约处理。发生甲方违约情形的，乙方有权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全部卖出或部分标的证券，以抵偿甲方负债。甲乙任何一方违约的，违约方自违约之日起按照下述方式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额=违约天数×初始交易金额×购回利率×1.4/365。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中质押标的证券相应孳息的担保范围为本协议项下甲方应缴税款及甲方对乙方所负全部负债，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应缴税款、应付质押登记费及交易佣金等费用、应付购回金额、应付罚息、应付违约金以及乙方为实现质权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保全费、拍卖费等违约处置费用。违约处置所得偿还顺序为：应缴税款、应付交易佣金等费用、违约处置费用、应付罚息、应付违约金、应付购回金额(按照先息后本原则)。同时，国君证券公司与湖北同济堂公司又签订两份《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以下简称“《交易协议书》”)，客户姓名(名称)栏均载明为“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交易类型均为初始交易；初始交易日均为2016年11月4日，购回交易日均为2019年11月1日；购回利率(年化)均为2016年11月4日至2017年5月4日(不含)融资利率5.6%，2017年5月4日(含)至2017年11月3日(不含)融资利率5.8%，2017年11月3日(含)至2018年11月2日(不含)融资利率8%，2018年11月2日(含)至购回日融资利率12%；罚息率(按日计)均为0.05%(逾期未付利息，自应付息日起按日计收罚息)；标的证券代码均为600090，标的证券数量均为8,000万股，初始交易金额均为40,000万元。《交易协议书》为《业务协议》的附件。上述协议签订后，国君证券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向户名为“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账户内划款799,974,800元。同日，“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向湖北同济堂公司划款799,145,360元，用途载明：提取资产。之后，双方又先后签订了六份《交易协议书》，该六份《交易协议书》所涉的交易类型均为补充质押，标的证券数量分别为160万股、160万股、500万股、500万股、550万股、550万股。初始交易以及补充质押的标的证券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090)共计184,200,000股均已办理了质押登记。质押标的股票待购回期间，湖北同济堂公司向国君证券公司支付了利息。此外，湖北同济堂公司还陆续向国君证券公司进行部分现金还款，根据双方陆续签订的多份《交易协议书》(交易类型均为部分现金偿还)，湖北同济堂公司在此期间的进行了部分购回交易。2018年6月20日，国君证券公司向湖北同济堂公司发送《履约保障通知书》，告知截至2018年6月19日，湖北同济堂公司存续的两笔合约履约保障比例跌破最低比例，要求湖北同济堂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下午15点前采取履约保障措施使得6月20日或6月21日至少有一个交易日日终履约保障比例不低于警戒比例。2018年6月21日，国君证券公司向湖北同济堂公司发送《违约通知函》，告知截至2018年6月21日收盘，湖北同济堂公司存续的两笔合约履约保障比例仍然低于警戒比例，湖北同济堂公司已构成违约，国君证券公司有权依约处置湖北同济堂公司质押股票，并加计因湖北同济堂公司违约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罚息、违约金(违约金=违约天数×初始交易金额×购回利率×1.4/365)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等款项，其中违约金自违约日(即2018年6月21日)起计收。在国君证券公司向湖北同济堂公司发送《履约保障通知书》以及《违约通知函》后，湖北同济堂公司又进行了部分还款。后因湖北同济堂公司始终未按通知履行义务，国君证券公司起诉。2019年5月21日、2019年5月22日、2019年7月19日对本案质押标的股票进行了处置，共处置股票数量为4,399,905股，处置后扣除税费共获偿22,065,258.38元。为实现债权，国君证券公司与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约定代理费用由基本费用28万元以及风险代理费两部分组成。2019年7月19日，国君证券公司向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支付基本费用280,000元，2020年3月19日，向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支付风险代理费77,228.40元。一审法院认为：国君证券公司与湖北同济堂公司签订的《业务协议》《交易协议书》以及湖北同济堂公司与国君资管公司签订的《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湖北同济堂公司已将其持有的本案标的证券质押给国君证券公司，国君证券公司亦依约向湖北同济堂公司发放了融资款，但湖北同济堂公司在合同期内出现《业务协议》第四十五条所约定的违约情形，故国君证券公司依据《业务协议》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以及第四十八条的约定，向湖北同济堂公司发函要求湖北同济堂公司采取措施提高履约保障比例，并在湖北同济堂公司未采取措施提高履约保障比例至警戒比例的情况下，发函告知湖北同济堂公司将按约对标的股票进行违约处置，以及自湖北同济堂公司违约之日起加计违约金，具有事实及合同依据。湖北同济堂公司针对国君证券公司发出的违约通知，多次向国君证券公司申请给予宽限期，请求国君证券公司允许其在既定时间内完成履约，然，直至宽限期乃至双方约定的原定购回交易日届满，湖北同济堂公司仍未能完成购回交易，故国君证券公司起诉请求判令湖北同济堂公司支付所有剩余购回交易款本金以及至清偿负债之日止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具有事实依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国君证券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第二，本案初始交易本金数额是否应以湖北同济堂公司实际收取的金额为准。第三，国君证券公司能否在主张利息的基础上另行主张罚息和违约金。第四，国君证券公司可予主张的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的金额应如何认定。第五，国君证券公司是否有权向湖北同济堂公司主张律师费损失。第六，国君证券公司是否有权对质押标的股票行使优先受偿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系争交易权利义务主体明确，国君证券公司为系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资金融出方，湖北同济堂公司为资金融入方。国君资管公司系受湖北同济堂公司委托，为协助办理本案系争交易的目的而与湖北同济堂公司签订合同，设立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湖北同济堂公司与国君资管公司之间因此形成委托法律关系。国君证券公司有权作为国君证券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所涉两单合约共计发生25,200元交易费用应由湖北同济堂公司承担。该笔费用由国君证券公司在发放8亿元款项至资管计划专用账户过程中进行了代扣代缴，而非作为利息提前预收，故应当视为国君证券公司已全额履行放款义务。国君资管公司从资管计划账户中扣收的管理费以及托管费，与国君证券公司无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法律并未禁止合同当事人在利息之外针对违约情形约定计收罚息和违约金。而双方签订的《业务协议》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亦分别针对利息、罚息以及违约金的计收进行了明确约定，故湖北同济堂公司上述主张缺乏依据。但针对违约金和罚息部分，《业务协议》第四十八条关于违约金额的计算方式约定为“违约天数×初始交易金额×购回利率×1.4/365”。股票质押式回购的融资人到期未履行购回义务，资金提供方的损失主要为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此种情形下融资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其责任的范围和大小应基于资金被占用的实际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预期利益损失等因素综合确定，不能违反公平原则。涉案《业务协议》约定违约金以初始融资本金为基数计算，根据该约定，无论融资人是否归还过本金，只要有尚余本金未归还，均需以初始融资本金为基数计算违约金。违约金约定利率虽在合理区间，但违约金金额若仅与初始融资本金对应，则根据不同还款情况，实际利率仍存在畸高的可能，故该约定有所不当，应当以实际欠付的本金为基数计算违约金。庭审中，国君证券公司明确其违约金部分的诉请均是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计算和抵扣，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罚息部分，因国君证券公司主张的罚息实质是逾期利息的逾期息，鉴于国君证券公司在主张湖北同济堂公司支付至实际购回完成日的延期利息的同时又主张了违约金，而该两项请求足以弥补国君证券公司资金被占用期间的损失。现国君证券公司又主张罚息，属加重湖北同济堂公司负担，故虽然《业务协议》对罚息部分做出了约定，出于公平合理原则的考虑，一审法院对国君证券公司要求湖北同济堂公司支付罚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标的证券处置金额抵扣问题，虽然国君证券公司称系因其工作人员失误，对于两笔处置金额未按照《业务协议》的约定顺序优先抵扣违约金后再抵扣利息和本金，请求仍根据《业务协议》的约定抵扣顺序确定扣款金额，但一审法院认为，因国君证券公司向湖北同济堂公司发送的两份邮件中已明确表明，该两笔处置金额按罚息、逾期利息、利息、本金的顺序予以抵扣，湖北同济堂公司对此已产生信赖利益，故国君证券公司应当受此约束。据此，对国君证券公司要求按《业务协议》约定的抵扣顺序，将违约金也列入在本息之前优先扣除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一审确定的上述计收标准以及抵扣顺序，结合湖北同济堂公司的还款情况，截至2019年7月19日(不含当日)，湖北同济堂公司在两个合约项下尚未偿还的购回交易款本金共计639,043,817.95元、应付未付利息共计19,699,494.10元，应付违约金85,746,922.22元。2019年7月19日之后直至实际清偿日止，湖北同济堂公司应以欠付的本金639,043,817.95元为基数，分别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向国君证券公司支付购回利息及违约金。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业务协议》第五十条明确约定，国君证券公司为实现质权所产生的费用均由湖北同济堂公司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经查明，国君证券公司主张的357,228.40元律师费确已实际支付，该收费标准并不过高。考虑到国君证券公司向湖北同济堂公司发放8亿元初始本金后，在2016年11月4日至2018年3月21日期间，仅按合同约定的先后以5.8%和8%的利息标准向湖北同济堂公司计收利息，故即便如湖北同济堂公司所称，律师费亦属于违约金的性质，将上述律师费平均至整个合同履行期间后与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各项金额合计，亦未超过年利率24%的上限，故对国君证券公司要求湖北同济堂公司支付357,228.40元律师费的诉请，一审法院亦予支持。关于第六个争议焦点，湖北同济堂公司将其持有的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090)向国君证券公司进行了质押融资，并已办理了质押登记，国君证券公司据此依法取得相应质权。国君证券公司有权就剩余的质押股票即共计179,800,095股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及其孳息，在湖北同济堂公司应付债务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判决：一、湖北同济堂公司应向国君证券公司支付融资本金639,043,817.95元；二、湖北同济堂公司应向国君证券公司支付计算至2019年7月19日(不含当日)的利息19,699,494.10元，以及以本金639,043,817.95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三、湖北同济堂公司应向国君证券公司支付计算至2019年7月19日(不含当日)的违约金85,746,922.22元，以及以本金639,043,817.95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违约金；四、湖北同济堂公司应向国君证券公司支付律师费357,228.40元；五、若湖北同济堂公司未履行本判决第一至第四项的付款义务，国君证券公司可以与湖北同济堂公司协议以质押的179,800,095股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090)及其孳息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上述质押股票所得价款和孳息价款优先受偿，该质押股票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及孳息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湖北同济堂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湖北同济堂公司继续清偿；六、驳回国君证券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质押式证券回购业务项下的当事人国君证券公司系金融机构，故其与湖北同济堂公司之间因质押式证券回购合同发生的本案纠纷，不适用《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规定》。因湖北同济堂公司违约，国君证券公司为实现债权提起本案诉讼，其因此委托律师产生的费用属于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亦属于湖北同济堂公司违约导致的损失。一审法院业已查明，国君证券公司在2016年11月4日至2018年3月21日期间仅按年利率5.8%和8%计收利息；《业务协议》第五十条约定其为实现质权产生的费用均由湖北同济堂公司承担，其中明确包括了律师费；国君证券公司所主张之357,228.40元律师费确已实际支付。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三项查明事实，且虑及律师费的收费标准未存在过高情形，在判决支持了均以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和违约金之外，酌定支持了国君证券公司律师费的主张，具有事实和合同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湖北同济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58.43元，由上诉人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庶审判员 熊雯毅审判员 黄 海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石 琳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