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3民终6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兰英，女，195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费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石玉芹，女，1970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费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石玉连，女，1970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费县××镇××村。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守明，男，197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强，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巨和，男，196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费县××镇××村。委托诉讼代理人：汲川，山东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兰英、石玉芹、石玉连、石守明因与被上诉人薛巨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2020）鲁1325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兰英、石玉芹、石玉连、石守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涉案房屋买卖无效，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房屋；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1984年8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是错误的，该条只适用于“意见”实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适用于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具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批复》：“‘意见’第56条规定的精神，只适用于解决‘条例’实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条例’实施后，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应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办理。”该处的“条例”是指《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1983年12月17日发布）（注意：“条例”早于“意见”）。批复中的案例，因当事人双方均未到房管部门办理买卖房屋手续，废除了双方1985年8月9日的买卖关系。本案中，房屋买卖行为发生在1997年农历正月14日，不是“意见”发布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故“意见”第56条不适用于本案。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若以“意见”在2019年7月8日废止，涉案行为发生时该意见有效，故涉案买卖合同有效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年修订后发生的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岂不都有效？这显然与农村宅基地在该法修订后的规定及国家政策相违背，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三海与李代国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2010]民一他字第4号）相违背，与该法修订后类似案件均判决无效的司法实践相违背。二、根据涉案行为发生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最高院的复函，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1、涉案房屋买卖违反了行为时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成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施以前，故应适用行为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第三十八条规定：“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此后历次修订均未作调整）。由于农村房屋买卖必然涉及宅基地买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公民个人是不能买卖的；另外，被上诉人自认在原籍有一位房屋，且已出卖给其哥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在涉案房屋所在地的村集体是不能再申请宅基地的。因此，涉案房屋的买卖，违背了上述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下列经济合同为无效：一、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故涉案房屋买卖无效。2、涉案房屋买卖违反了行为时的行政法规。1991年2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因依法转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着物导致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必须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变更登记申请，由原土地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登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变更，自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本案中，被上诉人至今没有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且涉案房屋买卖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无法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同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涉案房屋买卖无效。3、根据涉案行为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房屋买卖无效。1992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怀与郭明华房屋买卖是否有效问题的复函》指出：“房屋买卖系要式法律行为，农村的房屋买卖也应具备双方订有书面契约、中人证明，按约定交付房款以及管理房屋的要件；要求办理契税或过户手续的地方，还应依法办理该项手续后，方能认定买卖有效。”结合1992年9月10日发布的《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依法需要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或者因买卖、转让地上附着物而涉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转移时，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且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必须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1998年修订的该法亦作了同样的规定）。由于涉案房屋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根据行为发生时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复函，不能认定买卖有效。综上，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农村房屋买卖必然涉及宅基地买卖，而宅基地买卖是我国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本案中，被上诉人与石文之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一直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故根据行为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同时考虑到房屋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不同意本村的房屋变卖给外村村民，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已成为不可能，故涉案房屋买卖应认定无效。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对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无效的认定，前后两部立法的重大区别在于是否违反“任意性”、“强制性”规范。根据前述分析，涉案房屋买卖违反了行为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至于是否违反行为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并不影响对其无效的认定。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涉案买卖合同发时，不存在认定涉案合同无效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完全错误的，原审法院没有厘清上述两部法律立法时由原来的“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无效改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三、上诉人返还房屋的诉讼请求不超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应返还涉案房屋。1、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是错误的，且原审法院对该征求意见稿的理解有误。首先，该征求意见稿最终因争议过大，无果而终；再者，征求意见稿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法律依据；最后，原审法院没有弄清返还财产请求权的学说主张。一是返还财产属于所有权返还请求权，这是目前学者所持主流观点；二是返还财产属于债权请求权中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征求意见稿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作为“债权请求权”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显然是将财产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归于所有权返还请求权。本案返还房屋的请求，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是债权请求权。2、原审法院认为，即使涉案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而不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该观点学者及司法实务界存有争议，有争议的内容不能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依据。显然原审法院意图是表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时间已经过去二十余年，上诉人返还请求权已超诉讼时效期间，该认定同样是错误的。首先，根据上述分析，房屋的返还属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是债权请求权；其次，从法理和法律规定上分析，当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买受人则丧失房屋的所有权，卖方则有权请求使系争房屋回复登记至自己名下，也只有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才知道需要返还财产，而且返还财产系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之一，因此，在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要求返还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再者，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看，房屋买卖被确认无效，返还房屋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2011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民监字第80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只有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而本案中，陈添、陈子建和黄英笑起诉的主要请求是确认《协议书》无效以及返还房屋，该请求并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3、原审法院列举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川民再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案例，该案是借款合同纠纷，当事人主张的是债权请求权，而本案是基于房屋买卖引起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主张的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故与本案无可比性。况且我国不适用判例法。综上所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买卖违反了行为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买卖关系应认定无效。上诉人要求返还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应当返还涉案房屋。薛巨和辩称，原被告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符合《合同法》五十二条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无效要件，涉案合同关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发展的角度看都不应当认定无效，被告更不应当返还涉案房屋。同时，被告只有涉案一栋房屋也无法返还，原告的诉求于法无据。徐兰英、石玉芹、石玉连、石守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石文之（石文芝）与被告之间就位于费县××镇××村内的3间瓦房买卖关系无效。2.被告返还上述房屋。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所在村居出具证明：石文之，曾用名石文芝，石文之与石文芝系同一人，于2007年11月1日去世。徐兰英系石文芝生前之妻。石玉芹、石玉连、石守明均系徐兰英与石文芝子女。被告之父系石文之舅家的表哥。被告系农村居民，户籍地为费县××镇××村。涉案房屋位于费县××镇××村。原告自述，原告亲属石文芝与徐兰英于1993年前建设涉案房屋。根据庭审查明，原告对于涉案房屋的建设年代没有提供证据，涉案房屋建设时没有取得宅基地批准手续与房屋所有权证书。对于被告居住在涉案房屋的原因，原告与被告有不同的叙述。原告对被告居住在涉案房屋的原因，有不同的陈述，一是庭审中陈述2001年被告投亲到原告家借住至今，一是本案诉状中陈述1997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原告亲属石文之将涉案房屋卖给被告。被告陈述，1996年12月10日搬来涉案房屋居住，是原告两人安排居住，后于1997年农历正月14日购买涉案房屋。被告居住在涉案房屋期间，建设了配房等。被告提交了证据即“证明”（以下简称涉案证明），涉案证明内容为：“今天是1997年农历正月14日，有石文之薛巨和杨德庆孙百忠4人在一起作证，石文之将3间瓦房卖给薛巨和，壹万元卖给薛巨和，现钱以清，以后永不反悔。卖主石文之，卖主薛巨和，证明人杨德庆孙百忠。”。对于涉案证明，在本案的诉状中，原告自认：【1997年农历正月14日，徐兰英丈夫石文之将位于费县××镇××村内的3间瓦房变卖给被告，并书写了房屋买卖“证明”。2007年石文之去世，2017年4月，徐兰英以排除妨害纠纷对被告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均认定该“证明”是真实的，但对“证明”是否有效，法院认定不属于侵权之诉的审理范围。】被告主张涉案房屋买卖有效。对于涉案证明，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以下简称涉案判决）查明：徐兰英诉薛巨和排除妨害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2017）鲁1325民初1701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对涉案证明的“真实性也未提出异议，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虚假的。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判决认为“被告居住在该争议房屋内达二十余年，原告并未主张权利，也与常理不合”“被告虽有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但其证言与原告的陈述不一致，一审法院不予以采纳”“故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退出侵占原告的民房，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上述判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涉案判决是侵权之诉，未对合同效力做出评判，原告提起本案合同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请求确认涉案房屋买卖关系无效引发的纠纷，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举证与质证情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依法认定如下：一、涉案买卖合同是否无效？当事人提出了诉讼时效问题，那么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一审法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对此已经形成共识。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即确认涉案买卖关系无效的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原告主张涉案买卖关系无效的主要依据见以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考察该条的历史变迁，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修订）》，修订日期为1998年8月29日，此时涉案买卖行为已经发生。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第二条：“加强对农民集体土地的转让管理，严禁非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该通知发布时，此时涉案买卖行为已经发生。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第二条第三款：【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该通知发布时，此时涉案买卖行为已经发生。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规定，均发布在涉案买卖行为发生之后，不能适用上述规定界定此前发生的涉案民事行为。对于涉案买卖行为发生时的法律与政策，意见比较明确的有：1.1984年8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56）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60）村镇公民之间由于买卖房屋转移宅基地使用权而发生的纠纷，应根据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审查、批准手续处理。”上述意见指明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已经于涉案行为发生前失效。上述意见表明，当时的政策，对于应当补办房屋买卖手续情形的，不影响认定买卖关系有效。2.1990年1月3日发布的《国务院批转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请示的通知》，该通知在“二、切实强化土地管理职能，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中规定：【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农村建房的对象、条件、用地标准、审批手续作出明细规定。要建立严格的申请、审核、批准和验收制度。凡是要求建房的，事先必须向所在的乡（镇）政府或县（市）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审核，对符合申请宅基地兴建自用住宅的，由土地管理部门确定宅基地使用权，丈量用地面积，并依法批准后，方可动工。竣工后，由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组织验收。对不合理分户超前建房、不符合法定结婚年龄和非农业户口的，不批准宅基用地；对现有住宅有出租、出卖或改为经营场所的，除不再批准新的宅基用地外，还应按其实际占用土地面积，从经营之日起，核收土地使用费；对已经“农转非”的人员，要适时核减宅基地面积。】其中，【对现有住宅有出租、出卖或改为经营场所的，除不再批准新的宅基用地外，还应按其实际占用土地面积，从经营之日起，核收土地使用费；】即属于本案情形，本案即属于对现有农村住宅出卖的情形，对于该情形的政策后果，是“除不再批准新的宅基用地外，还应按其实际占用土地面积，从经营之日起，核收土地使用费”，因此，根据涉案买卖行为发生时的政策，不能推导出认定涉案买卖行为无效的结论。综述该节理由，在涉案行为发生时，当时的政策对于不同集体农民之间购买农村住宅，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56）之规定，“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于2019年7月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废止，但是涉案民事行为发生时该意见有效，应当作为评判涉案民事行为的参考。基于以上理由，涉案买卖合同发生时，不存在认定涉案合同无效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涉案买卖行为属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主体为农村居民、有证人见证、房款已经付清、房屋已经交付，不存在行为发生时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原告与被告提交的类似案例，与本案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政策环境不同，不宜作为参考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是以承认涉案买卖合同存在作为诉讼的逻辑基础的。在审理中，原告又主张涉案买卖合同即涉案证明不真实等意见，有违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亦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涉案侵权之诉的判决不符，因此一审法院不予以采纳。二、被告是否应当返还涉案房屋？原告称被告2001年起方入住涉案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这一主张缺乏证据证实，与涉案“证明”载明的事实与涉案判决认定的“被告居住在该争议房屋内达二十余年”不符，与原告在诉状中的自认“1997年农历正月14日，徐兰英丈夫石文之将位于费县××镇××村内的3间瓦房变卖给被告”不符，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于1997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前已经占有涉案房屋。在认定涉案买卖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原告主张返还涉案房屋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由于当事人提出了诉讼时效问题，有必要讨论的是，即使涉案合同无效，在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通常意见认为，“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无效并不产生有效的请求权，也不发生有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自合同签订之次日起算。原因在于：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情形下，当事人任何一方在订立合同之时，对于相对方因违法行为而致其财产损失的事实即已知晓，因此，其由于合同无效而享有赔偿损失及返还财产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合同签订的次日起算。第三种观点认为，因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当得利返还与缔约过失责任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起算。理由是：只有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判决或裁决不当得利返还，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事由出现，并且日期清晰明了，时效期间自该日期的次日起算，才妥当合理。第四种观点认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为一种形成权，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制，但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而产生的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请求权，属于时效制度规制的范畴。一般而言，在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请求权，往往是基于合同双方当事人自认为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合同具有有效性，一方已履行合同义务，而另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所产生的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请求权，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其权利实现的期限均有明确、合理的预期，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因此，在约定履行期届满而义务人不履行约定义务之时，权利人应认识到其权利受到侵害，而无论合同在事后是否被确认无效。所以，一般而言，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而不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原因在于：如认定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则因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或以合同无效为由得以在无限的期间内随时要求合同对方实施给付行为，必将使其间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有碍于社会流转的客观需求和民事秩序的稳定，有悖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旨。”（来源：合同案件审判指导，引用182页，作者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在司法实践中，案例表明在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诉讼时效应当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例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川民再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据此，在合同被确认无效的情形下，当事人主张基于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次日起计算。一审法院原二审判决对此分析认定正确，一审法院再审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提出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2010年11月17日）意见为：“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确适用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第一条（无效合同所涉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当事人对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可以对作为债权请求权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第二条（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方案一、合同无效，当事人一方请求另一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但自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当事人一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方案二、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另一方当事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方案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合同尚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的，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请求另一方当事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前款之外其他情形，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但自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上述观点虽然仅是征求意见稿，但其是基于民事裁判规则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司法实务界对类似情形的多数认识，即允许当事人在合同无效后可以对作为债权请求权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且自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返还财产与赔偿损失请求权不予保护。本案中，被告已经于1996年实际占有涉案房屋，于农历1997年正月14日由原告亲属石文之出具卖房“证明”，内容表明房屋款项已经支付，在此情形下，应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已经于农历1997年正月14日履行完毕，至原告于2018年9月10日书写诉状后提起本案诉讼，时间已经过去二十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该部分意见供当事人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参照上述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经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予以支持；未经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徐兰英、原告石玉芹、原告石玉连、原告石守明的亲属石文之与被告薛巨和于农历一九九七年正月十四日签订的“证明”有效；二、驳回原告徐兰英、原告石玉芹、原告石玉连、原告石守明要求被告薛巨和返还涉案房屋的请求；三、驳回原告徐兰英、原告石玉芹、原告石玉连、原告石守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徐兰英、原告石玉芹、原告石玉连、原告石守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房屋买卖行为发生于1997年农历正月14日，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认定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法律并未禁止农村房屋买卖。本案中，石文之将房屋出卖给薛巨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已将房屋交付使用多年，应当认定买卖行为有效。上诉人所主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具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批复》针对的是城镇私有房屋买卖行为，本案为农村房屋买卖，不属《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的调整范围，不适用上述批复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六条与《民法通则》的规定并不冲突，一审法院予以参照适用并无不当。上诉人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并不适用于本案自然人之间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徐兰英、石玉芹、石玉连、石守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徐兰英、石玉芹、石玉连、石守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树东审判员  马凤霞审判员  邵 波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彭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