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民终30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峰，男，197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公民身份号码：441××××××××××××737。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佐鹏，广东鸿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祥，广东鸿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罗志雄，男，197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委会塘头组，公民身份号码：441××××××××××××73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谢亚芬，男，197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委会石坝组，公民身份号码：441××××××××××××731。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艾琳，广东捷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梦舒，广东捷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峰因与被上诉人罗志雄、谢亚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山县人民法院（2020）粤1823民初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一审法院（2020）粤1823民初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和第三项，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令解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5日签订的《桉树砍伐合同》，但认定合同解除原因为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均存在过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为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和违约行为。上诉人（甲方）与被上诉人（乙方）于2017年9月5日签订的《桉树砍伐合同》中明确约定“一、以上桉树林木售给乙方砍伐总价530万元（大写：伍佰叁拾万元整），付款方式：定金共￥120万元，分两次支付。（1）签定合同当天支付定金￥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2）砍伐指标到达，支付￥90万元（大写：玖拾万元），每砍伐100亩木材支付￥400000.00元（大写：肆拾万元整），直到支付伍佰叁拾万元（含定金）止，如乙方不能支付款项，甲方收回砍伐权，定金不退”。根据上述条款约定，若被上诉人罗志雄、谢亚芬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则李峰有权收回砍伐权，定金不退。在本《桉树砍伐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每砍伐100亩木材支付￥400000.00元（大写：肆拾万元整）”，但被上诉人仅仅在2017年12月7日、11日、21日、23日、24日、31日和2018年1月5日向上诉人陆续支付桉树款1400000元，其中除2017年12月11日支付400000元外，其他时间每次仅支付50000-200000元。即使按照已砍伐亩数1152亩计算，被上诉人支付的按树款也应为4608000元，但被上诉人明显未按照合同履行支付桉树款的义务。被上诉人仅仅支付1600000元砍伐进度款，即其仅仅支付了第4个100亩砍伐款，在第5个100亩时已经违约，直到12个100亩。对此，一审法院也认定“罗志雄、谢亚芬确实没有按合同约定的采伐进度付款”“上诉人将全部林权证范围内的桉树现状如数交付给被上诉人罗志雄和谢亚芬，并到阳山县林业局办理林木采伐审批手续，按照桉树行业交易习惯，砍伐证的面积是小于林权面积的，上诉人履约行为符合行业惯例，没有证据表明李峰存在欺诈行为，不构成根本性违约”。既然被上诉人罗志雄、谢亚芬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砍伐桉树款，则李峰依约收回未砍伐的剩下桉树林属于合法行使权利，李峰对于合同解除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认定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均存在过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认定罗志雄、谢亚芬已支付的1200000元定金，应作为罗志雄、谢亚芬支付的桉树款进行抵扣，判令上诉人退还259656.42元给两被上诉人属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一审应依据被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进度款的事实，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7年9月5日签订的《桉树砍伐合同》中的约定“七、违约责任：签订合同后，甲方违约，给予乙方双倍定金，乙方违约定金没收”，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而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判令上诉人依法没收被上诉人的1200000元定金，因此，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述人支付的桉树款仅为1600000元。（二）按所获得桉树木吨数，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桉树款3000000元以上。1、被上诉人从上诉人的山场出林和获得桉树木总共吨数为10092.77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7年9月2日签订涉案《桉树砍伐合同》后，被上诉人于2017年10月16日聘请他人进场砍树，并于2017年11月9日聘请成北兴车队进山场运树。根据成北兴陈述，从2017年11月9日到2017年11月27日前，被上诉人砍伐了3024吨桉树【每车每趟运载12吨，每天2趟，总共七车，按此计算（12吨×7车）×2趟×18天=3024吨）】。从2017年11月27日，被上诉人聘请汤远团队砍伐桉树，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致认可的证据《调查笔录》，总共出木7068.77吨。从2017年11月9日到2018年1月18日期间，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山场总共出木10092.77吨。2、被上诉人出林10092.77吨的总价值为6055662元。如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阶段一致认可的600元/吨计，被上诉人出林的总价值应为6055662元。从付款事实分析，被上诉人总共支付1600000元，因此，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300多万元。但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应支付2928270.58元，与被上诉人获得600多万元天壤之别。3、按照每砍伐100亩支付400000元的合同约定和被上诉人罗志雄、谢亚芬已经砍伐的面积1152亩，被上诉人应当支付桉树款4608000元，远远低于被上诉人获得的桉树木价值600多万元。扣减被上诉人已付的1600000元，其拖欠3000000元。因此无论以合同约定付款为依据，还是以被上诉人实际获得桉树木价值600多万元，上诉人的诉请均没有任何显失公平之处。（三）一审认定由上诉人售卖的桉树木所得价款为633438元属于事实错误。上诉人售卖的桉树木实际价为柴火和原木组成，其中柴火223.5吨，原木为831.68吨，总共售卖款项合计560000元，并非630000元。综上所述，一审裁判错误，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罗志雄、谢亚芬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足额交付相应亩数桉树，构成瑕疵交付，后又阻止被上诉人砍伐，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存在过错，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各自承担违约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继续支付300多万的诉讼请求。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双方签订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以总价5300000元（含定金）购买上诉人2192亩桉树木。被上诉人已支付1200000定金及桉树款1600000元，合计2800000元，占合同总价款5300000元的52.83%，被上诉人已砍伐部分为1152亩，占桉树木2192亩面积的52.55%。合同已履行的部分，销售的桉树款当然应由被上诉人收取，同时被上诉人己经按照已砍伐部分向上诉人支付对应的桉树款；未履行的部分，被上诉人不应当支付桉树款。合同已约定双方买卖桉树木的总价，按合同总价5300000元对应总伐蓄量计算合同实际履行的价款，符合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公平原则。被上诉人销售林木的交易价格与合同约定的价格无关，且上诉人上诉认为的被上诉人取得的林木吨数及销售所得价格均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按照采伐蓄积量计算被上诉人已砍伐部分的桉树款，计算标准更合理，更符合合同的约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李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其与罗志雄、谢亚芬签订的《桉树砍伐合同》，同时返还面积为1040亩的山林和山地；2.请求依法判决罗志雄、谢亚芬向其支付桉树款共3008000元；3.请求依法判决罗志雄、谢亚芬向其返还垫付的砍伐桉树劳动报酬共245541元；4.要求罗志雄、谢亚芬承担违约金100000元，并没收罗志雄、谢亚芬所交付的定金1200000元；5.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罗志雄、谢亚芬承担本案诉讼费。重审时李峰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其持有的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林权证》内1152亩已砍伐范围之外桉树林的砍伐权归属其；2.判令罗志雄、谢亚芬连带支付阳林证第（2015）第040300050号《林权证》内1152亩桉树木材砍伐款3008000元；3.判令其依法没收罗志雄、谢亚芬的定金1200000元；4.判令罗志雄、谢亚芬返还其已垫付的砍伐工人工资245541元；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罗志雄、谢亚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峰是阳山县×××××××委会山塘（小地名）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林权证》证号：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主要树种：桉树]。2017年9月5日李峰（甲方）与罗志雄、谢亚芬（乙方）签订了《桉树砍伐合同》，主要内容如下：“经甲乙双方商议，就位于七拱镇龙虎坑村委会，面积2192亩桉树林，林权证号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桉树林砍售达成以下协议：一、以上桉树林木售给乙方砍伐总价530万元（大写：伍佰叁拾万元整）。付款方式：定金共￥120万元（大写：壹佰贰拾万元），分两次支付。①签订合同当天支付定金￥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②砍伐指标到达，支付90万元（大写：玖十万元）。每砍伐100亩木材支付￥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元整）。直到支付伍佰叁拾万元（含定金）止，如乙方不能付款，甲方收回砍伐权，定金不退。二、砍伐时间：按砍伐指标到达之日起，不超过捌个月砍伐期（包括节假日雨水天气），到2018年5月份止，乙方无理由增加砍伐时间，如超过时间，每超一个月，乙方付甲方违约金10万元（大写：壹拾万元），并且甲方有权收回砍伐权，定金不退。三、……。四、……。五、……。六、……。七、违约责任：签订合同后，甲方违约，给予乙方双倍定金，乙方违约定金没收。八、本合同共两页，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甲方：李峰乙方：罗志雄谢亚芬2017年9月5日甲方提款账号：6224XXXX44；开户行：农商行花都支行；开户名称：李峰。”在合同的下方空白处，还写有以下字样：“备注：砍伐指标2017年9月到，砍伐期到2018年5月份止，砍伐指标2017年10月到，砍伐期到2018年6月份止，如此类推。”合同签订后，罗志雄、谢亚芬向李峰支付了300000元定金。随后，李峰到阳山县林业局办理林木采伐审批手续，相关的办证费用由罗志雄、谢亚芬承担。10月16日，谢亚芬领取了阳山县林业局发出的（编号：441×××××××××××005—441××××××××××××013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总采伐面积1462.5亩，总采伐蓄积量为7025立方米。10月31日，阳山县林业局发出了《广东省采伐林木告知书》给李峰，告知位于七拱镇龙虎坑村委会山塘的林木采伐（面积1462.5亩）已批准。谢亚芬在告知书的“被告知人”处签名。此后，罗志雄、谢亚芬雇佣汤远等人到山上采伐桉树，出产的桉树木罗志雄、谢亚芬以600元/吨售卖给刘国洪。罗志雄、谢亚芬于11月中旬向李峰支付了剩余的定金900000元。根据罗志雄、谢亚芬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罗志雄、谢亚芬还分别于同年12月7日、11日、21日、23日、24日、31日和2018年1月5日通过转账陆续支付了桉树款1400000元给李峰，但除了12月11日罗志雄、谢亚芬转账400000元给李峰外，其他时间的转账金额在50000元-200000元幅度内。此后，罗志雄、谢亚芬认为李峰没有提供合同约定面积的桉树给其采伐，拒绝再支付桉树款给李峰；李峰则认为罗志雄、谢亚芬没有按合同约定按进度支付相应的桉树款，双方由此发生争议，协商无果之下，李峰于2018年1月12日派人堵塞了山场的路口，阻拦罗志雄、谢亚芬运输桉树木和继续采伐桉树，罗志雄、谢亚芬此后撤离山场。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罗志雄、谢亚芬已支付了2800000元给李峰（含1200000元定金）。采伐工人停工后，因罗志雄、谢亚芬没有付清工人工资，汤远等人到了七拱镇政府反映罗志雄、谢亚芬欠薪。1月18日，经七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李峰、罗志雄及工人代表汤远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一、工人工资包括两部分，计算出的工人总工资需经三方签名确认，由罗志雄承担，李峰代为垫付。1、已装车部分：需付人民币161083元（大写拾陆万壹仟捌拾叁元整）；2、未装车部分：于2018年1月18日装车过磅，具体数目以过磅数为准。二、由李峰负责该山场截至2018年1月18日已砍伐木材的运输和售卖，买卖所得需在木材运输买卖完毕后两个工作日内用于一次性支付工人工资。三、勾机、车辆运输等其余费用由罗志雄负责支付。四、上述费用支付给工人后，此事的处理即告终结，工人一方不得再向李峰及罗志雄索要拖欠的劳务费用。五、本协议为三方平等、自愿协商之结果，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公平、合理。本协议一式4份，自三方当事人签字之日其生效，三方当事人、七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各执一份。本次调解已成功，此事终结。”签订协议后，李峰售卖了山场上罗志雄、谢亚芬已采伐的桉树木并垫付了汤远等工人的工资，汤远等人领取了工资后，在调解协议的下方手写了以下内容：“1月19号23车347.47吨1月20号24车355.19吨1月21号13车161.43吨1月22号15191.64吨347.47+355.19+161.43+191.64=1055.73吨×80=84458元，161083+84458=245541元汤远本人已收到李峰代罗志雄，谢亚芬发砍伐人工，于2018年1月22号共计贰拾肆万伍仟伍佰肆拾壹元。收款人：汤远工人签名：……。”庭审中，罗志雄、谢亚芬对李峰垫付采伐工人工资是245541元没有异议，认可李峰售卖的桉树木为1055.73吨，但是，对于售卖上述桉树木的重量、所得多少，李峰没有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供相关的售卖数据，而双方均承认，一吨桉树木售卖给木材厂市价为600-700元，罗志雄、谢亚芬主张按600元计算李峰售卖上述桉树木所得。一审另查明：七拱镇政府在处理采伐工人欠薪问题期间，还要求阳山县林业局对涉案山场采伐点砍伐桉树面积进行核查。阳山县林业局于1月29日作出《复函》，通过现场勘查并借助无人飞机对整个采伐点进行拍摄分析，结合人工实地勾绘得出已采伐桉树面积1152亩。双方对此予以认可。庭审中，双方仍然对涉案山场可采伐桉树面积存在争议。李峰主张，涉案山场面积2192亩，种植桉树也是2192亩，罗志雄、谢亚芬在签合同时有去过现场查看。至于已审批的采伐面积暂时只有1462.5亩，是因为罗志雄、谢亚芬只支付了相应的办证费用；罗志雄、谢亚芬则主张，虽然签合同前有去现场查看，但没有整个山场都认真看遍，有些地方看不到，有些地方被山遮挡看不清楚。办证费用是罗志雄、谢亚芬负担的，林业局是按实际有林面积审批采伐手续的，当时以为李峰只是暂时办理了1462.5亩采伐指标，但后来仍不见有其余采伐指标，经到林业局了解才知道涉案山场只有1462.5亩桉树可采伐。由于双方对涉案山场的有林面积存在较大争议，罗志雄、谢亚芬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一审法院到阳山县林业局调查涉案山场的林木面积是否只有1462.5亩。一审法院准许罗志雄、谢亚芬的申请后，发函至阳山县林业局，要求协助调查以下事项：一、位于阳山县×××××××委会[林权证号：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利人：李峰；小地名：山塘]的2192亩的林地上可以办理《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林木面积。二、该宗林地曾于2017年办理了1462.5亩的林木采伐许可审批手续，除了该1462.5亩外，该宗林地其余面积是否可以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可以办理采伐许可的面积有多少亩？6月27日阳山县林业局作出《复函》，主要内容为：“一、当事人李峰，其持有的林地所有权利人为七拱镇龙虎坑村委会；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人为李峰的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于2017年10月13日向我局申请办理（并获得批准）1462.5亩范围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二、根据相关政策，该宗林地其余面积的林木是可以办理林木采伐许可的。但是根据我局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现场调查设计，阳林证（2015）第04030005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除已办理1462.5亩范围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其他范围，属于雪灾严重和种植时因杂竹杂灌等原因无种植的区域，即该林权证其余范围已没有可办理林木采伐的面积；三、另核实，因当事人对2017年10月13日向我局申请（并获得批准）1462.5亩范围《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中的林木2017年12月30日前未采伐完毕，根据我省林木采伐相关政策，林木采伐许可证是不允许跨年度使用的。因此，当事人李峰于今年6月20日再次向我局提出了申请采伐1462.5亩范围内剩余的林木。经我局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现场调查设计，1462.5亩中剩余需采伐的面积为933亩，设计需采伐的林木材积3122立方米，现正在七拱林业工作站公示期间中，未到审批程序。”在作出《复函》的同时，阳山县林业局还就相关答复内容对一审法院进行口头说明，一是2017年度广东省下拨给阳山县的采伐指标比较充足，李峰的2192亩林地都可以申请办理采伐指标；二是涉案山场2017年度已批准的1462.5亩采伐面积，罗志雄、谢亚芬已采伐1152亩，但由于采伐时没有连片采伐和存在部分零散林木，所以在2018年李峰重新申请采伐指标时，再次对该范围内的林木进行了设计但现在尚未进入审批程序。罗志雄、谢亚芬对上述《复函》无异议，而李峰则对《复函》第二点不予认可，并认为罗志雄、谢亚芬已采伐1152亩，现设计还可采伐933亩，即该山场可办理采伐手续的面积有2085亩，与合同中山场的亩数误差为5%。李峰重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其持有的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林权证》内1152亩已砍伐范围之外桉树林的砍伐权归属其；2.判令罗志雄、谢亚芬连带支付阳林证第（2015）第040300050号《林权证》内1152亩桉树木材砍伐款3008000元；3.判令其依法没收罗志雄、谢亚芬的定金1200000元；4.判令罗志雄、谢亚芬返还其已垫付的砍伐工人工资245541元；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罗志雄、谢亚芬承担。李峰重审时提供的证据有：阳山县林业局于2019年5月7日发出的（编号：441×××××××××××002—441×××××××××××008、441×××××××××××013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证内记载有林权证号：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总采伐面积933亩，总采伐蓄积量为4369立方米，备注为2017、2018曾申请，因未砍伐现重新申请发证，领证人李峰。罗志雄、谢亚芬对此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李峰与罗志雄、谢亚芬签订的《桉树砍伐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李峰出售桉树木给罗志雄、谢亚芬，罗志雄、谢亚芬支付价款给李峰，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应以买卖合同纠纷进行处理。关于谁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李峰与罗志雄、谢亚芬签订的《桉树砍伐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否则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当事人根据桉树交易惯例，在合同签订前，多次进行现场勘查，对山场林木长势综合评估，并根据李峰持有的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林权证》，在估价的基础上，于2017年9月2日签订了《桉树砍伐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商议，就位于七拱镇龙虎坑村委会，面积2192亩桉树林，林权证号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桉树砍销达成以下协议：一、以上桉树林木售给乙方砍伐总价530万元，付款方式为：定金120万元，分两次支付，签订合同当天支付定金30万元，砍伐指标达到支付90万元，每砍伐100亩木材支付40万元，直到支付530万（含定金）止，如乙方不能支付款项，甲方收回砍伐权，定金不退。合同签订后，李峰将全部林权证范围内的桉树现状如数交付给罗志雄和谢亚芬，并到阳山县林业局办理林木采伐审批手续，获批采伐面积共1462.50亩。罗志雄、谢亚芬认为，李峰可砍伐的面积与合同约定的2192亩相差729.5亩，已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支付双倍定金的责任。由于双方对涉案山场有林面积存在较大争议，一审法院向阳山县林业局函询。该局于2018年6月27日复函称：阳林证2015第04030005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除已办理1462.5亩范围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其他范围，属于雪灾严重和种植时因杂竹杂灌等原因种植的区域，即该林权证其余范围已没有可办理林木采伐的面积。由于李峰将全部林权证范围内的桉树现状如数交付给罗志雄和谢亚芬，并到阳山县林业局办理林木采伐审批手续，按照桉树行业交易习惯，砍伐证的面积是小于林权证面积的，李峰履约行为符合行业惯例，没有证据表明李峰存在欺诈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对罗志雄、谢亚芬要求李峰支付双倍定金2400000元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峰认为，从罗志雄、谢亚芬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来看，罗志雄、谢亚芬不符合每砍伐100亩木材需支付400000元给李峰的约定，罗志雄、谢亚芬没有按合同约定付清对应期数的桉树款属于违约，应不退定金。李峰以罗志雄、谢亚芬没有按进度支付相应桉树款为由，于2018年1月12日派人阻拦罗志雄、谢亚芬继续砍伐桉树及运输桉木，合同至今没有再得到双方的履行，对合同的履行存在过错。虽然罗志雄、谢亚芬确实没有按合同约定的采伐进度付款，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李峰对此持有异议，双方在争议发生前仍然在履行合同，因此，对李峰主张没收罗志雄、谢亚芬所交定金12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罗志雄、谢亚芬已支付的1200000元定金，应作为罗志雄、谢亚芬支付的桉树款进行抵扣。关于《桉树砍伐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李峰以罗志雄、谢亚芬没有按进度支付相应桉树款为由，于2018年1月12日派人阻拦罗志雄、谢亚芬继续砍伐桉树及运输桉木，合同至今没有再得到双方的履行，对合同的履行存在过错。在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李峰到阳山县林业局办理除罗志雄、谢亚芬已采伐1152亩外剩余的林木采伐审批手续，获批采伐面积共933亩，且已将剩余可采伐林木基本采伐完，已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罗志雄、谢亚芬没有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桉树款，对合同的履行也存在过错。由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均存在过错，所以对反诉原告罗志雄、谢亚芬提出的解除《桉树砍伐合同》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峰请求《林权证》内1152亩已砍伐范围之外桉树林的砍伐权归属其的问题。2018年1月12日，李峰阻拦罗志雄、谢亚芬运输桉树木及继续砍伐桉树，罗志雄、谢亚芬此后已经撤离了山场，涉案山场已经交回给李峰实际管理。李峰在本案二审判决生生效后，到阳山县林业局办理除罗志雄、谢亚芬已采伐1152亩外剩余的林木采伐审批手续，获批采伐面积共933亩，且已将剩余可采伐林木基本采伐完，未砍伐范围之外桉树林的砍伐权不存在归属的问题，所以对李峰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峰请求判决罗志雄、谢亚芬支付桉树款3008000元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双方签订的《桉树砍伐合同》没有完全履行，只是部分履行，在罗志雄、谢亚芬撤出山场后，山场已交回给李峰实际管理，罗志雄、谢亚芬在阳山县林业局调查设计和批准采伐的面积1462.5亩，总采伐蓄积量为7025立方米，只采伐了1152亩。李峰在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到阳山县林业局办理了除罗志雄、谢亚芬已采伐1152亩外剩余的林木采伐审批手续，获批采伐面积共933亩，总采伐蓄积量为4369立方米，至今已将剩余可采伐林木基本采伐完。所以，在罗志雄、谢亚芬已支付了2800000元的情况下，李峰请求罗志雄、谢亚芬仍需支付桉树款3008000元，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李峰将面积2192亩的桉树木售给罗志雄、谢亚芬，但实际上经林业局调查设计和批准采伐的面积只有1462.5亩，总采伐蓄积量为7025立方米，加上后来李峰申请经林业局调查设计和批准采伐的面积933亩，总采伐蓄积量为4369立方米，涉案合同《林权证》上面积2192亩桉树林经林业局调查设计和批准采伐的面积总共有2085亩，总采伐蓄积量为11394立方米。罗志雄、谢亚芬实际只采伐了已批准采伐的面积2085亩中1152亩，占比为1152亩÷2085亩×100%=55.25%。因此，如果仍然要求罗志雄、谢亚芬按总交易价格支付桉树款，实在有违公平原则。另外，由于本案是买卖合同，标的物是桉树木，涉案山林的桉树的生长受山场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桉树的长势不同，桉树林疏林密不同，影响树林林地的蓄积量、可采伐林地的蓄积量及可采伐面积的林木量，从而影响其价值。阳山县林业局对涉案山林的采伐许可证现已全部颁发，本案应结合阳山县林业局对涉案山林评估的林地总采伐蓄积量、已采伐林地的蓄积量、已采伐面积的林木量等因素来综合考量。具体如下：从阳山县林业局发出的（编号：441×××××××××××005—441××××××××××××013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设计和批准采伐的面积1462.5亩中总采伐蓄积量为7025立方米，设计和批准采伐的面积933亩中总采伐蓄积量为4369立方米，合计可采伐的面积2085亩，总采伐蓄积量为11394立方米。而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的5300000元对应总采伐蓄积量为11394立方米，每立方米桉树木价值为465.16元/立方米（5300000元÷11394立方米=465.16元/立方米）。罗志雄、谢亚芬采伐了已批准采伐的面积2085亩中的1152亩，占比为55.25%（1152亩÷2085亩×100%=55.25%）。罗志雄、谢亚芬已采伐林地面积的林木量为6295.19立方米（11394立方米×55.25%=6295.19立方米）。罗志雄、谢亚芬应支付的桉树款应为2928240.83元（6295.19立方米×465.16元/立方米=2928270.58元）。现罗志雄、谢亚芬已支付2800000元，对比仍欠桉树款128270.58元。关于李峰请求判决罗志雄、谢亚芬返还垫付的采伐桉树劳动报酬245541元的问题。纠纷发生后，李峰售卖了山场上罗志雄、谢亚芬已采伐的桉树木并从售卖所得中垫付了245541元给汤远等采伐工人，双方对此没有异议并有相关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由于李峰售卖的是罗志雄、谢亚芬采伐的桉树木且经计算罗志雄、谢亚芬已支付了相应的桉树款，所以，李峰请求罗志雄、谢亚芬返还245541元，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罗志雄、谢亚芬提出反诉请求判决李峰退还多支付的合同价款402499.24元的问题。一、由于李峰没有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供售卖桉树木的相关数据，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根据罗志雄、谢亚芬提供的相关证据证实，李峰售卖桉树木为1055.73吨，按该重量所计算得出的采伐工人工资也与李峰主张的垫付工资一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又由于双方均承认桉树木售卖给木材厂市价为600-700元/吨，罗志雄、谢亚芬主张按600元计算李峰售卖上述桉树木所得，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李峰售卖桉树木所得价款为633438元（1055.73吨×600元/吨=633438元）。二、如前所述，李峰售卖的是罗志雄、谢亚芬采伐的桉树木，李峰售卖桉树木的所得款633438元应归罗志雄、谢亚芬所有，扣减李峰垫付的应由罗志雄、谢亚芬支付采伐工人工资245541元，对比李峰应退还387897元给罗志雄、谢亚芬。由于罗志雄、谢亚芬仍欠李峰桉树款128270.58元，所以李峰共需退还259626.42元（387897元-128270.58元=259626.42元）给罗志雄、谢亚芬。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20）粤1823民初71号民事判决：一、解除李峰与罗志雄、谢亚芬于2017年9月5日签订的《桉树砍伐合同》；二、李峰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259656.42元给罗志雄、谢亚芬；三、驳回李峰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罗志雄、谢亚芬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2428元，反诉费14610元，由李峰负担43781元，罗志雄、谢亚芬负担13257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本院向阳山县林业局函询，阳山县林业局函复称：李峰所持有的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所涉及的可砍伐桉树范围总面积不是1462.5亩，而是1960.5亩以上。2018年1月29日答复七拱镇人民政府复函所核查已砍伐桉树的面积1152亩，其中部分是择伐，因此，到2018年再次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的面积是933亩。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的审理应当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上诉人李锋对于双方所签合同的解除是否存在过错；二、上诉人应否退还259656.42元（已支付的1200000元应否抵扣）；三、涉案桉树款（由被上诉人砍伐、上诉人售卖部分）应为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桉树砍伐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双方约定将上诉人李峰持有的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林权证》，位于七拱镇龙虎坑村委会，面积2192亩桉树林的林木售给乙方砍伐，总价5300000元。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到阳山县林业局办理了1462.5亩砍伐许可证。在双方发生纠纷后，一审法院去函阳山县林业局，就涉案山场的有林面积进行函询，阳山县林业局复函称，涉案山场可砍伐的面积只有1462.5亩。而在本案一审重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阳山县林业局于2019年5月7日发出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441×××××××××××002—441×××××××××××008、441×××××××××××013号），证内记载有林权证号：阳林证字（2015）第040300050号，总采伐蓄积量为4369立方米，即获批砍伐面积为933亩。而上诉人李峰在一审时主张，涉案山场面积2192亩，种植桉树也是2192亩，但其第一次办理并交付给被上诉人罗志雄和谢亚芬的砍伐许可证只有1462.5亩，在收回山场后自己又办理了933亩的砍伐许可证，并砍伐完毕。因此，上诉人在交付砍伐面积时未全部交付给被上诉人，影响了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因而对解除双方所签《桉树砍伐合同》存在过错。一审认定“按照桉树行业交易习惯，砍伐证的面积是小于林权证面积的，李峰履约行为符合行业惯例”存在不当，行业惯例即使允许砍伐证面积小于林权证面积，但差额也有一定限度范围，本案相差了数百亩，明显超出行业惯例限度范围，李峰履约行为并不符合行业惯例，对一审法院此节认定，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现查明的事实可确认，涉案山场可采伐桉树的面积为2085亩，上诉人未将全部涉案林地交付被上诉人砍伐，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砍伐桉树进度款，因而上诉人阻挠被上诉人继续砍伐桉树，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均存在过错，一审对上诉人请求没收被上诉人已支付的定金1200000元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实际所砍伐的桉树木总共吨数为10092.77吨，依据是被上诉人所聘请的运输木材有关人员的陈述。而本案一审根据双方所签合同约定及阳山县林业局出具的砍伐证、双方所砍伐的数量进行计算，对比之后，判令上诉人退还259656.42元给被上诉人。本院经审查认为，砍伐数量应以阳山县林业局所办理的砍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为准。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实际砍伐的桉树木总共吨数为10092.77吨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结合被上诉人已砍伐的桉树量、已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及上诉人售卖被上诉人所砍部分桉树量计算得出，被上诉人已超额支付了259656.42元，因而判令上诉人退还259656.42元给被上诉人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上诉人对一审认定其售卖被上诉人所砍伐的桉树木的价格有异议，因其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售卖桉树木的相关数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上诉人上诉认为其售卖的桉树款为56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428元，由上诉人李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春明审 判 员 房 晔审 判 员 王 凯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钟子晴书 记 员 何 叶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