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9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润杰，男，1951年6月29日生，白族，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秀，云南欣晨光（大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本钧，男，1963年7月1日生，白族，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泽坤，云南孙剑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施润杰因与被上诉人杨本钧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20）云2901民初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润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①本案诉争土地的首次承包人为大理镇才村村委会6组杨伟义户，1991年承包土地小调整时，案外人何杰早户获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1年11月1日，在征得时任才村小邑庄北登自然村村长王德斌、六组组长杨朝美、十一组队长杨淑英的同意及见证下，上诉人与何杰早签订了《调换耕地契文》，上诉人成为诉争地块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且一直管理使用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为诉争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②上诉人从未将该土地转让给任何人，才村村委会也从未收回过该土地，被上诉人及其母亲杨秀英根本没有获得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途径及权利来源。2007年6月20日，大理市农业局突然向杨秀英户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90206040），以及大理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14日向被上诉人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大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9126号）实属登记错误，理应得到更正。至于被上诉人与才村村民委员会六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号：532901101204060069J），系无权处分形成的承包合同，未得到权利人施润杰的追认，为无效合同，因此，被上诉人依据承包经营合同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无效的，即被上诉对诉争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杨秀英及被上诉人近三十年也从未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其获得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上诉人先存在的权利相冲突，该承包经营权证的颁发存在错误，应予纠正。杨本钧辩称，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已经很清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权属不合法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民事法律关系中法院对土地没有审批权，上诉人的侵占行为构成了侵权。杨本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承包土地；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同村村民，杨秀英（2002年已故）系原告母亲。1991年11月1日，被告与案外人何杰早签订《调换耕地契文》，约定大理镇才村十一社施润杰与六社何早杰自愿将自己承包面积相互置换，施润杰将才村七长甸面积为七分七厘的地块置换给何早杰，何早杰又将才村村头面积为七分五厘的地块置换给施润杰。时任才村小邑庄北登自然村村长王德斌、六组队长杨朝美、十一组队长杨淑英在该契文上签字，并注明“同意两户调换便于耕种”。2007年6月20日，大理市农业局向承包户杨秀英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90206040）载明“发包方全称：大理市大理镇才村6组，承包方：杨秀英；承包期限：1998年10月30日至2028年11月30日止；承包方式：家庭承包；承包地块：北片，0.70亩”。2018年7月30日，原告（承包方）与大理镇才村村民委员会才村六组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号：532901101204060069Ｊ）。2018年8月14日，大理市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大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9126号），载明“发包方全称：大理镇才村村民委员会才村六组；承包方代表：杨本钧；合同代码：532901101204060069Ｊ；承包期限：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止；承包方式：家庭承包；承包地块：棕树沟上片0.2亩，清水沟0.77亩（地块代码为清水沟5329011012040600001），棕树沟0.25亩”。原、被告均认可诉争土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90206040）中登记的北片土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大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9126号）登记的清水沟土地为同一土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持有与才村村民委员会六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及大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以诉争土地系与案外人合法置换所得阻拦原告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双方之间的纠纷系物权保护纠纷。原、被告对诉争土地的面积存在争议，但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及庭审中均认可诉争土地与两次颁发的经营权证所登记的为同一块土地，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大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9126号）已明确诉争土地面积为0.77亩，并明确载明原告对诉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主张诉争土地系其通过与案外人何杰早置换所得，因置换土地发生于2007年经营权证颁发之前，被告未提交取得诉争土地经营权的有效证据，其与案外人签订的《调换耕地契文》所产生的证明力亦不足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大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9126号）所产生的证明力，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纳。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孚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原告对诉争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其要求被告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被告施润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大理市清水沟，面积为0.77亩的地块归还原告杨本钧。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后收取50元，由原告杨本钧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涉案土地确权基础材料五页，欲证明被上诉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大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9126号）来源无效，应当予以撤销的事实（1.被上诉人母亲杨秀英的签字并非是本人签字；2.政府确权的内容记载存在粗糙纰漏，农户现状调查统计表中无被上诉人母亲杨秀英的材料；3.确权档案中没有上诉人与案外人的置换协议）。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对于行政机关登记行为不属于本案证据审查范围。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大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9126号）无效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土地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用于农业的耕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登记机构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杨本钧就案涉土地于2018年7月30日与大理市大理镇才村村民委员会才村六组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于2018年8月14日取得了大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杨本钧已经依法取得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一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虽然上诉人施润杰于1991年11月1日与案外人何杰早签订《调换耕地契文》，何早杰将案涉土地置换给上诉人施润杰，且至今由施润杰管理使用。但该事实不能抗辩被上诉人杨本钧依法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更不能否定被上诉人杨本钧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至于上诉人施润杰提出杨本钧与才村村民委员会六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大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9126号）属登记错误，应当予以更正的问题，为另一法律关系，权利人应当依法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施润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施润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明纳审判员  谷荣华审判员  杨晓钟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书记员  王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