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7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黎焕虎，男，197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纯灿，浙江东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一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滨海二道11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739915081X。法定代表人：张成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男，199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春，男，197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系公司员工。上诉人黎焕虎因与被上诉人温州一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都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20）浙0303民初4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焕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予以改判。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按照法律规定应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上诉人于2012年2月份被被上诉人招用，工种：车间主任，月工资为11504元，任职期间尽职尽责，但在2020年1月6日，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工资太高为由不同意续订劳动合同，致使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据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经济补偿金，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8年，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1504元，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计92032元。二、一审认为关于上诉人的历年银行卡流水中黄良克、沈艳林、章方财等公司员工转入款项的性质不属于奖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黄良克等公司员工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其次，从上诉人提供历年的银行流水来看，黄良克等公司员工每年均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分别于每年的年中、l0月份、年底均有向黎焕虎发放20000元左右的奖金，并结合项炳海的录音，可证明该部分由被上诉人员工发放的款项系上诉人的奖金收入，属于上诉人的工资总额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上诉人已提供银行流水记录，应当以上诉人的实际银行流水收入记录计算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但一审法院却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不全面的工资册（上诉人每次的奖金工资领取均是另行签署领款凭证，无法在工资册中进行反映）来认定上诉人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三、《领款凭证》的签署存在重大误解，应当予以撤销，不应作为合法证据予以采纳。本案中由于上诉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且处于劳动合同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根据历年的奖金领取情况，均是由上诉人出具空白的领款凭证，再由被上诉人进行发放。涉案《领款凭证》于2020年1月6日经被上诉人要求出具两份空白的领款凭证，上诉人是为了领取奖金工资而签署，从领款凭证来看，“经济补尝金、补尝金”均非上诉人本人书写，是被上诉人事后自行填写，存在重大误解，系被上诉人为逃避自身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将上诉人每年应得的年终金（工资）变相以“经济补尝”的形式进行发放。且上述金额21000元远低于被上诉人依法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92032元。四、一审法院仅通过《领款凭证》就认定双方已经就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及经济补偿金的金额协商一致，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从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领款凭证仅能判断出被上诉人曾经支付过21000元的款项，根本无法得出21000元的经济补偿金系双方协议一致的结论。五、即便21000元认定其性质为经济补偿金，但该21000元远低于被上诉人依法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92032元，差距过大，显失公正，且签署领款凭证存在重大误解，应当予以撤销，且上诉人作为劳动者并未明确放弃追索未足额支付经济补偿金部分的权利。因此，被上诉人应补足经济补偿金差额部分。六、关于年休假工资，应当适用3年的诉讼时效的规定。且从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被上诉人未支付年休假期间的工资，应当按照3倍的规定支付上诉人：11504/21.75×15天×300%=23801元。一都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合同是2020年1月10日到期，2020年1月6日双方协商续签合同的事宜，因协商不成就没有续签合同，被上诉人同意支付上诉人21000元经济补偿金之后终止劳动关系。在上诉人签署领款凭证后，被上诉人在2020年1月10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已经将经济补偿金转入上诉人的账户。上诉人是充分了解并自愿与被上诉人终止劳动合同的。且上诉人在领取款项之后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将款项退回来。关于年休假工资，上诉人每年均有休假，所以被上诉人没有支付年休假工资，但即使要支付也应该按照上诉人的基本工资剔除加班工资后来计算。黎焕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一都公司支付黎焕虎经济补偿金合计92032元，年休假工资55536元，共计147568元；2、依法补缴2012年2月至2020年1月份的社会保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黎焕虎于2012年2月份被一都公司招用，工种为车间主任，工作地点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滨海二道1145号。双方一年签订一次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合同截止日期为2020年1月10日。工作期间，一都公司为黎焕虎缴纳工伤保险，2017年8月开始缴纳养老保险。2020年1月6日劳动关系到期前，一都公司经理项炳海找黎焕虎谈话，与黎焕虎协商明年可能降低奖金，黎焕虎表示先考虑下。后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一都公司支付黎焕虎经济补偿金21000元。此后黎焕虎即离开一都公司。2020年3月11日黎焕虎电话项炳海，询问今年还要不要黎焕虎过来上班，项炳海表示工资太高没有办法。2020年4月7日黎焕虎向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委于2020年6月8日作出裁决书，裁令一都公司支付黎焕虎年休假工资7934元，驳回黎焕虎的其他仲裁请求。黎焕虎不服该裁决，故诉至法院。原判另查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一年即2019年黎焕虎月平均工资为6387.75元。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黎焕虎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经过来看，2019年年底项炳海代表一都公司与黎焕虎协商来年的工资事宜，表示因经济原因奖金可能会减少。黎焕虎在被告知奖金可能减少的情况下，经过考虑后，与一都公司协商由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一都公司提供的二份领款凭证，已载明内容系经济补偿金（虽然字样为补尝金，但不妨碍社公大众对该词组的理解），并由黎焕虎签字确认。黎焕虎认为当时是在空白处签字，对此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不予采信。黎焕虎于2020年1月6日签字后，一都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支付该笔款项给黎焕虎，此后黎焕虎即离开一都公司未再上班，可以印证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经过。黎焕虎认为该笔款项系年终奖并非经济补偿金，因年终奖金系一种福利性奖励，其发放与否、发放数额与用人单位的经营状况、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和期限等密切相关，故年终奖的发放系用人单位的自主权，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即便黎焕虎与项炳海的谈话中有涉及年终奖，也不能否定其福利性奖励的法律性质。黎焕虎认为该笔款项就是一都公司发放的年终奖，无事实依据，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双方在协商来年劳动合同的内容时，在此过程中一都公司并未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始终处于地位平等的状态，作为劳动者有足够充分的时间去考虑是继续履行合同还是解除合同，本案并不存在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形。至于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需要确认黎焕虎的奖金数额。先从证据上来看，黎焕虎诉称的奖金由黄良克、沈艳林、章方财等公司员工转入，但款项是否就是一都公司支付给黎焕虎的奖金尚不能明确。虽然项炳海与黎焕虎的谈话内容，可以推测黎焕虎是有奖金的，但“此奖金”是否“彼奖金”其因果关系尚不成立。庭审后，该院向一都公司核实工资奖金情况，其会计帐册中没有记载黎焕虎陈述的几笔奖金发放情况。一都公司另提供的月薪员工工资表，由黎焕虎签字确认，其中载明除基本工资外，发放给黎焕虎的工资中还包括生产奖、全勤奖、安全奖等奖金，可以反映黎焕虎的每月工资中即包含奖金部分。况且2018年10月23日沈艳林转帐的20000元，标注交易明细为“还款”，显然并非所谓的奖金。其次从庭审黎焕虎陈述来看，即便至2017年每年为三笔奖金，但2018年只有二笔，2019年只有一笔，也与黎焕虎起诉时称一年三笔奖金的事实不符。虽然庭审后黎焕虎对奖金情况进行了更正，但在并未出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的情形下，黎焕虎反言属陈述前后矛盾，故从黎焕虎庭审陈述及举证来看，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奖金数额，不予采信。综上，关于黎焕虎的月平均工资，庭审中一都公司认可为6387.75元，以该金额进行确认。即便认定一都公司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金额为6387.75×8=51102元，双方协商的21000元的经济补偿金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故在黎焕虎已领取经济补偿金的前提下，黎焕虎又主张一都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2、关于黎焕虎主张的年休假工资。年休假属于一种法定福利，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是因用人单位未安排年休假而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故适用一般的一年仲裁时效规定。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当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仲裁时效从次年的1月1日起计算至12月31日。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的，从解除或者终止之日起计算当年的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仲裁时效。由此，黎焕虎可主张2019年的年休假工资，其余年休假工资均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不予支持。2020年因黎焕虎仅上班6天，根据一年5天年休假进行折算，尚无年休假工资。根据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故黎焕虎依法可享有5天的年休假。《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前款所称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职工在计薪日应休而未休年休假，用人单位应按照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其中包含用人单位在正常计薪日支付职工的日工资收入，即用人单位应向职工支付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总额由正常日工资和金额为两倍正常日工资的法定补偿构成。在用人单位已支付正常日工资的情况下，仅需向职工补足金额为两倍正常日工资的法定补偿。黎焕虎没有加班工资，2019年其月平均工资为6387.75元，日工资为6387.75元÷21.75天=293.69元，则未休年休假工资计293.69元×5天×200%=2936.9元。3、关于社会保险的补缴。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按规定缴纳费用，是其法定义务，一都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不予缴纳。黎焕虎于2020年4月申请仲裁时提出补缴请求，对其权利保护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三年时效为从2020年4月仲裁受理之日倒推三年。另一都公司已于2017年8月开始为黎焕虎缴纳社会保险，故一都公司应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为黎焕虎补缴2017年5月至2017年7月止的社会保险费用（工伤保险已经缴纳），其中依法需由黎焕虎自负部分仍应由黎焕虎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温州一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黎焕虎未休年休假工资2936.9元；二、温州一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温州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为黎焕虎补缴2017年5月至2017年7月止的社会保险费用（工伤保险已经缴纳），缴纳费用由双方按温州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标准各自承担；三、驳回黎焕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予以免交。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一都公司无新的证据提供，上诉人黎焕虎提供《领款凭证》复印件一份，结合银行流水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每年的6月、10月及年底分别有发放20000元奖金，该奖金属于上诉人的工资组成部分。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领款凭证》记载款项性质是“补领工资”，没有记载属于奖金。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且载明款项的性质为“补领工资”，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该款项的性质为奖金，故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应按照劳动法律法规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关于上诉人黎焕虎的月工资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一都公司除了每月向其发放工资金额外，另每年向其发放的奖金约60000元应计入工资总额，其应对该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首先，被上诉人员工黄良克、沈艳林、章方财向上诉人的转账记录中均未注明款项性质或用途为“奖金”，且2018年10月23日沈艳林转账的20000元，标注的交易明细为“还款”，另经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后向被上诉人核实，被上诉人的会计账册中没有记载上诉人陈述的几笔奖金发放情况；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经理项炳海的谈话内容仅可推测上诉人有奖金，但不能证明奖金金额和具体发放方式；最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并未约定上诉人主张的每年奖金约60000元的事项，且上诉人主张的奖金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应属于作为用人单位的被上诉人的自主权范畴，即该奖金是否发放及发放的具体金额等由被上诉人自行决定。显然，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被上诉人除了向其发放月工资外尚应每年向其发放约60000元奖金的事实，故原判不予采信，并根据被上诉人员工工资表及结合双方陈述，认定上诉人月工资为6387.75元，并无不当。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主张双方在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过程中达成的款项性质系奖金，其签字确认时《领款凭证》上并未注明款项性质为“经济补偿金、补偿金”，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上诉人主张其就《领款凭证》上载明款项的性质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依据，应不予支持。双方在平等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已经就经济补偿金的具体金额达成一致意见，此系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与法不悖，应予以确认，故上诉人主张《领款凭证》上载明的经济补偿金金额显失公平，不能成立。关于年休假工资的问题，原判适用一年仲裁时效规定，与法不悖，应予以确认。当事人对原判的其他处理结果均无异议，本院予以一并确认。综上所述，黎焕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二审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黎焕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文平审判员  邓习军审判员  丁 虹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戚彬滨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