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3民初25573号原告：顾修文，男，1975年11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十堰市。被告：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郑雷飞，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杰。原告顾修文与被告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顾修文、被告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顾修文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48,880元；2.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8月30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渠道开发奖(渠道开发提成)26,520元；3.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4,000元；4.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三十日通知的代通金27,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7年7月3日进入被告处，担任中型卡车(以下简称“中卡”)销售部部长一职。原、被告双方签有劳动合同，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基本工资为22,000元/月，另有绩效工资5,000元/月，工资领取至2019年5月17日。2019年5月17日，原告被迫离职，实际工作至当日，工资亦领取至当日。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期间，被告少发放原告工资共计48,880元，故应当补足差额。2019年5月13日被告找原告话谈，要将原告降职降薪，原告没有同意，后原告于2019年5月17日被迫离职，被告未提前一个月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离职亦系被逼无奈，故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未提前三十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金。另，根据2017年被告公司董事长同意并在2019年原告离职时仍使用的《中卡规划的渠道开发奖管理规定》，被告应该补发原告2017年8月30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渠道开发奖26,520元。原告为维护自己权益，向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宝山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对原告的申请未予支持，原告不服仲裁，诉至法院，遂提出如上诉请。被告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于2017年12月31日已从被告处离职，原告申请劳动仲裁已过时效。原告离职后于2018年1月1日与案外人G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在G公司上班。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三十日通知的代通金均在原告离职之后发生，与被告无关。关于渠道开发奖，被告没有向原告承诺过，原告无权主张。另外，被告系G公司与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的股东，三家公司的董事长亦为同一个人，被告处的人力资源部部长和销售部部长同时监管G公司和Y公司，但三家公司分别有营业场所，系独立核算。因三家公司业务重合，故部长到底属于哪家公司需根据劳动合同来确定，且三家公司均有销售部门，原告作为销售部部长，其2018年1月起的劳动关系在G公司。综上，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针对被告的答辩，原告发表如下意见：原告自2017年7月3日至2019年5月17日期间，同时在被告和Y公司上班，被告是Y公司和G公司的总部，被告下面有7-8个分公司，原告一直都在上海的被告处上班，有办公室和单间住宿。原告于2018年1月1日与G公司的劳动合同系造假。被告处人力资源部部长和销售部部长同时监管G公司和Y公司，G公司并没有销售部部长这个职位，亦没有中卡的销售部门，其只负责生产，生产后让被告配合销售，故原告不可能在G公司做销售部长的工作。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7年7月3日至被告处，担任中型卡车销售部部长一职，双方签有劳动合同。又查明，原告于2020年6月8日向宝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48,880元；2、2017年8月30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渠道开发奖26,520元；3、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4,000元；4、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三十日通知的替代金27,000元。宝山仲裁委于2020年7月22日作出如下裁决：对原告的所有申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仲裁，诉至法院。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被告进行了质证：1、入职通知书，证明原告的入职情况以及Y公司与被告公司系两块牌子，一套领导班子。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Y公司与被告仅高层领导一致，但实际系分别有营业场所、独立核算的两家公司。2、劳动合同复印件，原件则在被告处，该证据证明原告的劳动关系存续的期间，原告于2017年7月3日至2019年5月17日期间在Y公司上班，并担任中卡销售部部长，基本工资为22,000元/月，另有每月5,000元按KPI进行考核。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未与原告签订过该劳动合同。3、差旅报销单，证明原告在2019年2月19日仍在上海工作。被告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无法证明原告在上海上班，而该报销单上的朱某同时负责监管G公司和Y公司，故朱某在上面签字亦合理。4、经济补偿协议书、G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证明系被告以G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经济补偿协议，原告与G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原告在签订该协议时被告已欠原告20余万元工资，如果原告再不拿这个补偿金，则会严重影响到原告的日常家庭生活，故该协议系被迫签字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亦是在上述情况下被迫签订，均不应有效。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反该证据恰好证明了原告系与Y公司存在劳动关系。5、微信聊天记录、关于处理云南昆明车辆货箱问题的申请，系原告的日常工作沟通，证明原告2018年起还是从事原来工作，仍受董事长郑某某的指导，仍在被告处上班，被告和Y公司场所是一样的，高层亦一样，原告入职被告时系与Y公司谈的，但劳动合同是和被告签订的，工资由被告发放至2017年12月31日，2018年的工资由G公司和W公司发放。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几家公司的业务都是交叉的，管理人员也都是共同监管的，微信聊天记录都是Y公司人员的业务交流，其中有些人已经离职了，微信聊天记录无法核实。被告对于关于处理云南昆明车辆货箱问题的申请真实性不认可。6、与时任董事长秘书手机信息通知截图，证明原告于2018年仍在为被告工作，被告董事长通过秘书安排原告工作。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信认可，认为仅系业务上的交流。7、关于四川甘孜用户退车的申请、G基地库存车辆保险杠间隙统计清单、检测G基地库存车辆4×2轴距统计清单，证明2018年4月时原告还是被告的中卡部领导，还在被告公司上班。被告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系原告在G公司任职期间的资料，与被告无关。8、渠道开发奖明细、Y汽车工作规划，证明原告应得渠道开发奖的依据。被告对渠道开发明细不认可，认为系原告自行制作，对工作规划不认可，认为不是被告制定，上面亦无被告信息。9、宝29(2020)调字第155号，系案外人顾某某与被告就提成等达成的调解协议，其中顾某某的申请中要求被告支付的“提成12,000元”即渠道开发奖，证明原告亦应获得渠道开发奖(提成)。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原告无关。10、2018年5月份工资表、人力工资专员朱某的QQ通话截图，朱某系被告的薪酬主管，G公司与Y公司的工资不通过朱某发放。证明原告2018年10月22日还在被告公司上班，被告代发原告7月的水电费。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2018年10月22日原告已在G公司上班，朱某系薪酬主管，同时监管G公司和Y公司工资的发放。11、原告与上司朱某、与人力部长杨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在2019年5月在外地出差，为被告工作，且被告未尽到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义务。被告对原告与朱某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朱某作为监管领导和原告沟通工作事宜很正常，人力部长杨某某系监管G公司和Y公司的，确系与原告沟通离职事宜。12、两份2017年12月25日的离职申请表，其中一份为抬头手写改动为“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另一份抬头为“Y公司”，该两份均为被告在仲裁时分两次提交，但两张离职申请表却不一致，证明离职申请书系由被告伪造。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13、2019年5月17日离职申请表、工作交接清单，系被告迫使原告离职时原告所签，其中白某的签字与2017年12月25日离职申请表中的白某签字笔迹不一致，2019年5月17日的离职申请表中白某系当着原告的面签字的，故2019年5月17日的离职申请表中白某的签名为真迹，而2017年12月25日离职申请表中白某的签字为假，证明2017年12月25日的两份离职证明系被告伪造，原告于2019年5月17日方离开被告公司。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2017年12月25日两份离职申请表均系由被告在仲裁时提供，因为发现抬头写错了，当时公司人事搞错了，这两份离职申请表中有一份有原件，另外一份无原件。14、工资表、避税申请、银行流水、劳动合同复印件，证明为了避税被告通过两个账户向原告发放工资，而为了拆分工资组成，又签了一次劳动合同。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原告进行了质证：1、劳动合同、工资表。证明原告于2017年7月3日入职，且被告已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了原告工资。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2、离职申请表，证明原告于2017年12月31日从被告处离职，原告的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系被告伪造。3、G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从2018年1月1日起，原告任职于G公司，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但确认收到过没有签字的文本，原告未签订过该合同，系被告伪造，即便是原告签订的，但该合同中约定的工资低于原告原本工资，明显不合理，被告存在欺骗。4、经济补偿协议书，证明原告与G公司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G公司已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审理中，原告表示对于离职申请表以及与G公司劳动合同中的笔迹均不申请笔迹鉴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被告对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存有争议。被告主张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12月31日解除，为此向本院提交了原告于2017年12月25日签署的离职申请表、原告与G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协议书予以证明，原告虽主张该离职申请表及劳动合同系伪造、该经济补偿协议书系被迫情形下所签，然未能就伪造及被胁迫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难以采信。原告亦主张2017年12月31日后仍在被告公司岗位工作为被告提供劳动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并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差旅报销单、情况说明、工作规划、G基地库存车辆统计表及照片等证据予以证明，然被告对于这些证据均不认可，且上述证据中亦无被告信息，原告未能充分证明2017年12月31日后仍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结合原告与G公司劳动合同、原告的银行流水、离职申请表及经济补偿协议书，被告主张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12月31日解除较为合理，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确认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12月31日解除，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渠道开发奖、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三十日通知的代通金，现被告现抗辩已经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于法有据，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顾修文的所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顾修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沈明霞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龙梦灵书 记 员 周秋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