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48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孙励志（JEFFRYSOESIANTO），男，1981年5月12日出生，国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现护照号码：Ｂ9852599。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宗，广东青狮云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武汉市玮珈洗涤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阳逻经济开发区金阳一路。法定代表人：郭文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湖北正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伦，湖北正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郭文安，男，汉族，1967年10月24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孙励志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玮珈洗涤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玮珈公司）、郭文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初4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励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宗、被上诉人玮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郭文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励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初474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玮珈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玮珈公司和郭文安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判决对孙励志与郭文安的微信聊天记录事实认定错误，据此得出以货抵债的行为未经过玮珈公司的授权或追认的错误结果，导致判决错误。（1）玮珈公司、郭文安明知该微信已经实名认证却一再否认该微信号为郭文安本人，其根本原因在于该聊天记录是本案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该聊天记录能证明孙励志是在玮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郭文安的指示并承诺其承担涉案设备款项的情况下提取涉案设备，孙励志跟玮珈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的合意。其次，郭文安作为玮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其作出的以设备抵欠款的意思表示，玮珈公司肯定知晓并同意。本案中，孙励志已提交《借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以及附表设备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等一系列证据，证明孙励志于2015年8月11日前往玮珈公司提取货物，是基于凯盟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盟香港公司）与郭文安借款合同产生，双方协商以涉案设备抵偿郭文安部分欠款，孙励志代表凯盟香港公司提货，因此在设备提货单的经办人处签字。另外，孙励志与郭文安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的还款方式，约定了“设备款则以同等价值洗涤设备等价归还”。故认定孙励志与玮珈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设备提货单》仅作为提货凭证并非买卖合同，不能证明孙励志与玮珈公司之间存在买卖设备的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孙励志与玮珈公司之前从未进行过交易，不存在过往的交易习惯。一审判决认定《设备提货单》具备买卖合同主要条款，孙励志与玮珈公司为买卖合同主体，不符合交易常理。首先，《设备提货单》所涉及的设备金额高达157万元人民币（以下如无特指，均为人民币），孙励志与玮珈公司在没有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相关预付款、货款支付期限、违约责任等具体事宜的情况下，仅凭一张《设备提货单》便让孙励志将货取走，明显不符合交易常理。其次，《设备提货单》签订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作为发货方的玮珈公司却直至2017年8月3日接近两年的时间才想起要求孙励志支付设备款，明显不符合正常逻辑。（3）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涉案设备收货日期为2015年8月11日，而玮珈公司起诉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早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玮珈公司在2017年8月3日用顺丰快递寄出催款通知书，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方面，该快递单并不是孙励志签收，且快递单上显示的地址不是孙励志的住所或经常居住地；另一方面，该证据为顺丰公司的寄件存根，仅能够证明玮珈公司的邮件交邮，但不能证明邮件到达或应当到达孙励志。另外，玮珈公司、郭文安都有孙励志的微信和电话等联系方式，但玮珈公司、郭文安从未进行过催收。2.本案实为玮珈公司恶意滥用其股东权利及公司控制权以公司名义提起的恶意诉讼。郭文安是玮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人，玮珈公司提起本次诉讼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孙励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起诉郭文安，要求偿还借款858085元及利息，该院判决郭文安偿还该款项及利息。郭文安意图搅乱该债权债务关系，报复孙励志而利用其为玮珈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提起的本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玮珈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孙励志与玮珈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孙励志与玮珈公司之间没有签订过任何的股权转让借款合同及债权债务抵消协议，孙励志对玮珈公司不享有任何债权，孙励志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够证明其对郭文安享有债权。首先，玮珈公司作为一家独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成立至今从未与孙励志达成过任何协议。其次，玮珈公司从未同意过以公司的资产抵郭文安与孙励志之间的债务，玮珈公司成立至今公司股东一直为案外人，由深圳市英迈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迈奇公司）持股67%，外资企业持股33%，郭文安在玮珈公司间接持股33%，并非玮珈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文安的个人行为未经玮珈公司许可和同意不能代表玮珈公司。事实上，孙励志所称的郭文安与凯盟香港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发生，孙励志主张其代表该公司与郭文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成立，孙励志对郭文安也不享有任何债权。孙励志提交的证据即郭文安与凯盟香港公司之间关于深圳市中航洗衣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的股权转让，并未实际发生，中航公司的股东登记仍为郭文安和凯盟香港公司，孙励志主张其代表凯盟香港公司基于股权转让形成的债权，再将债权转为借款债务，事实上并未完成，凯盟香港公司对郭文安也不享有债权。关于诉讼时效，《设备提货单》并未约定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而且玮珈公司在2017年8与3日已经书面向孙励志邮寄了催款通知，该催款通知已经签收，当时签收的地址和电话均是孙励志在深圳法院提交的送达地址和电话，送达合法有效，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关于交易方式，我公司对设备买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先付预付款后付尾款，另一种是先使用后付款。郭文安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玮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励志支付玮珈公司设备款157万元；2.判令孙励志支付玮珈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157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8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全部设备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53336.67元）；3.判令孙励志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1日，玮珈公司与孙励志签订《设备提货单》，约定设备总价159万元，优惠价格157万元，包括平烫机、送布机、床单折叠机、APD等洗涤设备，提货单明确了设备名称、品牌型号、数量、单价、总价、产地等，约定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17年8月3日，玮珈公司向孙励志邮寄送达《催款通知书》（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同乐社区乐园路**如森时尚酒店公寓），要求其支付上述货款。一审法院另查明，玮珈公司的股东为案外人英迈奇公司（持股67%）和VEGA-SystemschinaB.V（持股33%）。郭文安为英迈奇公司的股东（持股50%）和法定代表人。案外人中航公司于2004年成立，股东为郭文安（持股50%）和案外人凯盟香港公司（持股50%），法定代表人为郭文安，孙励志为凯盟香港公司董事。2014年12月8日，凯盟香港公司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同意将该公司占有的中航公司50%的股权以1元转让给郭文安，同时授权孙励志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办理公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在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等相关文件上签名及盖章的权利。2016年1月29日，凯盟香港公司解散。2014年12月18日，中航公司《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止清算报告》载明：孙励志为凯盟香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出资150万元，占实收资本50%；郭文安出资150万元，占实收资本50%。截止2013年10月31日，凯盟香港公司剩余财产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为2325630.77元。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完毕，剩余财产已分配完毕，实收资本为零。经全体股东审查确认，一致通过该清算报告。郭文安、孙励志及中航公司在报告尾部签章。同日，孙励志（甲方、出借方）与郭文安（乙方、借款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载明，自2010年11月25日至2012年4月20日止，乙方多次向甲方借款，其中现金55万元，至2014年12月31日利息共计252085元；设备款金额为2325630.77元。另外，乙方亲属在工作期间未经甲方允许，私自将甲方一套限量版高尔夫球杆（价值51000元）及一台台式电脑（价值5000元）拿走，共计56000元，乙方将替代其亲属以等值现金的方式归还甲方。以上现金借款、利息、设备款及贵重物品偿还款，共计3183715.77元。乙方应于2014年12月31日前将现金借款、利息及贵重物品偿还款共计858085元还清给甲方，设备款项归还期限自2014年12月13日至2015年6月12日止还清，偿还期限为6个月。现金借款、利息及贵重物品偿还款以现金方式结算，设备款则以同等价值洗涤设备等价归还（洗涤设备清单详见附表一）。合同还约定了违约金等其他条款。附表一载明：抵款洗涤设备以进口二手烫平机、折叠机以及毛巾机为主，附表一还列明了设备的主要型号及参考价格。如果以上进口二手烫平机、折叠机及毛巾机未能抵还全部款项，则甲方可选择其他设备进行抵款。2015年7月23日，凯盟香港公司（甲方、出借方）与郭文安（乙方、借款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2325630.77元，借款来源为甲方向乙方转让中航公司50%的股权，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325630.77元，双方在变更登记时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仅为形式合同，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实际股权转让款为2325630.77元。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将上述2325630.77元转为本合同的借款。借款利率为10%/年，乙方应于2015年11月25日前将本金归还甲方。凡因本合同发生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本合同争议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签订地点为深圳市龙岗区。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孙励志在合同尾部代表甲方签字。同日，孙励志（甲方、出借方）与郭文安（乙方、借款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858085元用于资金周转，乙方应于2015年11月25日前一次性将本金归还甲方。2015年8月9日至10日，孙励志与郭文安（微信号×××）通过微信聊天约定包括APD（18万元）、折叠机（48万元）、平烫机（56万元）、UNO（35万元）等设备合计157万元抵偿双方间的债务。孙励志与郭文安因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孙励志就此于2016年10月26日向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所留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同乐社区乐园路22号如森时尚酒店公寓。2019年3月27日，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91民初14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郭文安向孙励志偿还借款本金858085元及利息，郭文安就该案提出上诉。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当事人孙励志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双方当事人未对争议适用的法律进行约定，而本案所涉争议事项及当事人所在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本案中，玮珈公司与孙励志于2015年8月11日签订的《设备提货单》约定了设备价款、名称、品牌型号、数量、单价、总价、产地等内容，具备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玮珈公司与孙励志为买卖合同主体，在孙励志已经确认提货的情况下，应向玮珈公司支付货款。孙励志抗辩称其代表凯盟香港公司提货，提货行为是基于凯盟香港公司与郭文安借款合同产生，但并未就此举证。根据孙励志提交的《证明书》，凯盟香港公司对其委托权限为“办理公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在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等相关文件上签名及盖章”，并未授权其向玮珈公司收取案涉货物。此外，凯盟香港公司转让中航公司股权的受让方为郭文安，而非玮珈公司，故郭文安亦无权以玮珈公司设备抵扣股权转让款及由股权转让款转化的借款。郭文安虽通过英迈奇公司对玮珈公司间接持股，但其签约未经玮珈公司授权或追认，其与孙励志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以洗衣设备抵偿双方债务的有关条款对玮珈公司并无约束力。因此，孙励志作为《设备提货单》约定的提货人，在收取案涉洗衣设备后应依约向玮珈公司支付货款157万元，在未依约付款的情况下，已经构成违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玮珈公司诉请孙励志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并无不当，该公司主张以货款157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8月3日起算予以照准，但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2019年8月20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计算至货款实际支付之日止。孙励志于2015年8月11日提货后，玮珈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向其预留的诉讼地址邮寄送达了《催款通知书》，已经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孙励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市玮珈洗涤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57万元；二、孙励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市玮珈洗涤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占用资金的损失〔占用资金的损失以157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8月3日起计付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按LPR计算）〕；三、驳回武汉市玮珈洗涤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310元，由孙励志负担。二审中，孙励志向本院提交玮珈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郭文安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玮珈公司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是两个概念，不能依据法定代表人来认定实际控制人。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孙励志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孙励志与玮珈公司之间是否形成设备买卖合同关系；二、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孙励志与玮珈公司之间是否形成设备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玮珈公司与孙励志于2015年8月11日签订的《设备提货单》，约定了设备价款、名称、品牌型号、数量、单价、总价、产地等内容，具备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一审判决认定孙励志与玮珈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孙励志认为本案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要理由是，1.孙励志与玮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郭文安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双方协商以设备抵偿郭文安部分欠款，不构成买卖设备的合意。2.郭文安作为玮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其作出的以设备抵欠款的意思表示，能够代表玮珈公司，玮珈公司亦应知晓且同意。因此，《设备提货单》仅作为提货凭证并非买卖合同。3.设备金额高达157万元，玮珈公司仅凭《设备提货单》便让孙励志将货取走，且在接近两年的时间才要求孙励志支付设备款，明显不符合交易常理。本院认为，根据工商登记资料，玮珈公司的股东为英迈奇公司（持股67%）和VEGA-SystemschinaB.V（持股33%）。郭文安为英迈奇公司的股东（持股50%）和法定代表人。因此，郭文安是通过英迈奇公司对玮珈公司间接持股，并非玮珈公司的股东，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郭文安是玮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使郭文安是玮珈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也不可据此推定郭文安是涉案设备发生交易时的玮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孙励志主张郭文安是玮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缺乏事实依据。根据玮珈公司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郭文安当时在玮珈公司负责销售，故其有权代表玮珈公司销售涉案设备，但无权将玮珈公司的设备用于抵偿其个人债务，郭文安与孙励志关于“以设备抵债”的约定，其效力不及于玮珈公司。《设备提货单》上并未载明以设备抵偿债务等内容，孙励志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货时明确予以告知，故孙励志主张郭文安的行为得到了玮珈公司的同意和认可，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对于玮珈公司与孙励志而言，孙励志凭《设备提货单》提取设备，理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孙励志认为玮珈公司仅凭《设备提货单》便让其提走设备，且玮珈公司长时间不向其主张付款的权利，不符合交易常理。但现实货物交易中先提货后付款的现象也客观存在，故不能因此否认孙励志与玮珈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孙励志与郭文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孙励志可另行主张权利。孙励志认为玮珈公司恶意诉讼的理由因缺乏事实依据故不予采信。二、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涉案《设备提货单》没有约定付款期限，玮珈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孙励志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而且，孙励志于2015年8月11日提货后，玮珈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向孙励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预留的诉讼地址和电话邮寄送达了《催款通知书》，该催款通知书已被签收，应为有效送达，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玮珈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孙励志主张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励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930元，由上诉人孙励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杨审判员 周冬丽审判员 胡 芳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法官助理程建晓书记员吴迪书记员杨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