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1民终129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付海，男，198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代理人：钟鸣，四川举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仕斌，男，196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群，女，1955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牛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翠娥，女，195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雪梅，女，198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林福，男，1957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五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芳，四川德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瑛，四川德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成都金城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三槐树路89号。 法定代表人：杨洪。 上诉人周付海因与被上诉人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以下简称朱仕斌等五人）、原审被告成都金城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建筑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周付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鸣，被上诉人朱仕斌等五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芳、何瑛及被上诉人王小群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金城建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对其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付海上诉请求：1．撤销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490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朱仕斌等五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案涉房屋的《职工住房购买合同》是有效合同；3．一、二审诉讼费由朱仕斌等五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朱仕斌等五人是适格的原告是错误的。首先，案涉房屋购房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金城建筑公司和周付海，而不是朱仕斌等五人，朱仕斌等五人无权主张合同无效。二审法院应当驳回朱仕斌等五人确认合同无效的起诉。 其次，朱仕斌等五人与本案无直接联系，案涉房屋所在的小区不是物权法法律意义上的小区。朱仕斌等五人所在的楼栋位于金牛区××路××号院（原金牛区，简称2号院），是1995年建成。而本案纠纷诉讼历经6年多了，周付海曾多次阐述购买的职工住房的行为发生在1996年，在当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小区，更没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说，而物权法是在相隔11年后的2007年才颁布实施（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不溯及既往）。在此需要特别指出：“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一法律术语首次出现在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中，是指各业主对住宅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电梯等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共有部分享有共有以及共同管理的权利。 再就是，“2号院”就是设计图纸上的1号住宅（楼）5个单元，该楼的占地面积没有包括周付海所购房屋平房的面积。因此，该区域红线内1号住宅（楼）以外的土地面积，不属于朱仕斌等五人所代表的1号住宅（楼）业主共有，而是属于金城经营开发公司开发的用地（该公司最初考虑修建两栋楼，实际只修建了一栋）。正如朱仕斌等五人在2013年开始诉讼的业主共有权纠纷案中，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即业主赵素清的“国土证”记载：本证登记面积为本幢建构筑物所占土地的面积分摊-----，由此充分证明赵素清“国土证”上的9.39平方米仅指所在楼幢分摊的土地面积，不包括此楼幢外，红线内的其他土地面积。因此，朱仕斌等五人与本案无直接联系，不符合原告的条件，不能在一审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不是适格的原告。 2．成都市规划执法监督局作出成规监函（2014）第523号关于“xx旁房屋是否属违法建筑”的函，不是认定的案涉房屋是违法建设，而一审判决由此认定案涉房屋是违法建设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 一是该函不是向周付海作出的；二是该函中的“简易房屋”不是针对周付海购买的职工住房，而是指的车棚、门卫等这些才属于简易房屋，这正好与该函是向xx号、x号院管理小组发出的相吻合一致（因为车棚、门卫属于该管理小组管理）；同时，周付海在“职工住房购买合同”中约定的不是购买简易房屋，而是约定购买的正规住房。因此该函对于本案来讲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成都市规划管理局2017年1月3日、7月26日分别作出的成规执法【2017】第3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和成规执法【2017】第3579号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均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而一审判决由此认定案涉房屋的购买合同无效是错误的，适用法律错误。 首先，《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一是缺乏关联性，因为涉案房屋不是周付海修建的，即不是建房人，周付海是从修建该房屋的成都金城建筑公司购买的，在此居住使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是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需要规划许可证，进而申请建筑许可证，并没有针对使用该房的人即本案周付海要有规划许可和建筑许可。因此“该决定”要求周付海拆除涉案房屋是错误的，不具有关联性。二是“该决定”也无法律依据，因为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之前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同时废止。基于前面两点，法庭应当不予采信“该决定”。同时，周付海当时向成都市规划管理局进行了口头申辩。 其次，《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同样是缺乏关联性和合法性，由于成规（2017）第33号“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是错误的，而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是强制拆除决定书的前置行政决定，是法定的前置程序。所以成规执法【2017】第3577号“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也是错误的，法庭应当不予采信。同时，周付海当时向成都市规划管理局进行了口头申辩。 4．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在2015年9月28日以成规执法【2015】4495号向周付海发出通知，撤销自己作出的《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公告》（成规执法【2015】3464号）；2016年9月13日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川建（2016）复决规字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成都市规划管理局作出的《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成规执法【2016】2789－2793号）。由此可见，2017年1月3日、7月26日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分别作出“限期和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与上述被撤销的“限期和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类似一样、如出一辙。再一次证明是错误的，不具有法律效力，法庭应当不予采信；同时，这个所谓的“决定书”是行政部门的文书，与本案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无关。 5．案涉住房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1994年）成都金城建筑公司在2号院红线范围内，为解决本公司职工住房而修建的正规职工住房（详见成都金城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1994年5月7日向金城建筑公司出具的函件）分配给周付海居住，不是简易房屋；同时还修建了办公室、材料室、门卫、库房等。 当时周付海与金城建筑公司具有合法的劳动关系事实，系该公司学徒工、学修机器，因其母是付桂清（同类案上诉人）与其父当时已离婚，随付桂清生活，家庭经济困难。1996年7月，该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房改政策，向其员工周付海宣传讲解有关职工购房政策和引导，经公司研究，按照谁住谁买和按质论价自愿的原则，决定案涉房屋卖给职工个人即本案周付海。周付海为解决本人住房，方便工作上班，与公司签订了“职工住房购买合同”（房屋具体位置和面积详见合同），并向该公司支付了购房款，履行了购房的全部手续，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时职工购买“房改房”的政策，该购房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也就是说，周付海是通过合法程序购买了本案涉及的房屋，是善意取得的。同时，该购房合同约定周付海所购房屋的产权由成都金城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统一办理。 6．为保障周付海使用房屋和正常生活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公用事业单位为其办理了户籍迁移和供电、供水，从而进一步证明上诉人所购房屋的合法性。周付海打工已结婚成家和妻子小孩也居住在该2号院自己购买的公司住房，并是唯一住房，应满足上诉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7．案涉房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首先，案涉房屋始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并入住，“国家的城乡规划法和成都市的城乡规划条例”，分别于2008年1月1日和2010年1月1日起施行，均不溯及既往。因此案涉房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就应该尊重历史，按当时历史情况和客观实际事实进行处理。同时，与本案相关的金城经营开发公司和金城建筑公司都己吊销营业执照，因此，本案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及成都市城乡规划条例。其次，朱仕斌等五人曾在2013年以“业主共有权纠纷”起诉周付海，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诉求。对此，朱仕斌等五人不服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通过审理认为，对于诉争房屋合法性的审查，不是民事案件审理范围，于2014年9月判决驳回了上诉请求。之后，朱仕斌等五人申请再审，再审同样认为，该案不属于民事案件主管范围，2015年6月裁定又驳回了再审申请。同样在本案中，确认诉争房屋合同的效力问题仍然不是民事案件审理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恳请二审法庭驳回朱仕斌等五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8．与本案相联并一致的业主共有权纠纷案（原告仍然是朱仕斌等五人）二审法院裁定发回再审，而本案确认合同无效案是朱仕斌等五人在业主共有权纠纷案被裁定不属于民事案件主管范围，驳回起诉后又提起的诉讼，两个诉讼实质是同一个诉讼请求、同一个目的。同一事项不能在同一个法院重复起诉，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仕斌等五人确认合同无效的诉求。 朱仕斌等五人辩称，一、朱仕斌等五人作为周付海与金城建筑公司《职工住房购买合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周付海与金城建筑公司买卖行为已经侵犯小区业主的共有、交易标的所用土地及地上空间系小区业主共有权，朱仕斌等五人可以代表小区业主要求确定案涉合同无效。二、周付海与金城建筑公司签订合同交易房屋属违法建设，相关行政部门也已确认周付海与金城建筑公司交易房屋系违法建设、向周付海送达了强制拆除告知书，根据1993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因违章建筑妨碍他人通风、采光或因违章建筑买卖、租赁、抵押等引起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本案不涉及违法建筑的权利归属，且交易房屋已经被认定为违法建设，正是因金城建筑公司、周付海占有、买卖违法建设侵犯了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故朱仕斌等五人可以代表小区业主提起诉讼，法院也应当予以受理。三、周付海与金城建筑公司签订的《职工住房购买合同》违反合同法五十二条（二）（五）项的规定，双方均存在明显恶意；金城建筑公司提供的购买发票书写不符合法律规定，无经手人、日期混杂是无效发票，不能证明周付海交纳了钱款，周付海占有房屋是与金城建筑公司恶串通，谋取非法利益；双方交易明知没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房屋，侵犯了小区全体业主的利益，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国家、社会和小区业主的利益，应当认定无效。 朱仕斌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付海、金城建筑公司签订的《职工住房购买合同》无效；2．判令周付海、金城建筑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11月，四川省轻工业研究所工程设计室设计了光荣村住宅楼1#住宅总平面图，该住宅总平面图设计说明记载：建设单位为成都金城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设计依据为上级批文、成都市规划局批准之规划红线及小区规划总图等。根据该住宅总平面图，新建住宅与规划住宅之间为区内道路及空地。1994年5月7日，成都金城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向金城建筑公司发函，记载：“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光荣小区一幢修好后，红线内还剩余不少空地……现同意划拨你公司作基地。但资金自筹，修建你司基地的同时还要建物管办公室、物管员住房……建好后由你们自行使用和管理。”1996年7月5日，金城建筑公司与周付海签订《公司职工住房购买合同》，约定金城建筑公司将金牛区营门口光荣三组1幢住宅大楼侧两间住房兼营业房共26.52平方米处理给修理工周付海购买，每平方米500元，总计13260元，同日，金城建筑公司向周付海出具发票，收到周付海支付的购房款13260元。 2004年5月11日，成都金城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10年3月31日，金城建筑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 2013年8月29日，xx号业主召开临时业主大会，商议“为切实维护小区的共有财产，自行车停车棚及门外4间物业房及门卫室不被他人非法侵占，全体参加会议业主一致通过，请朱仕斌、苏翠娥、刘雪梅（黄文川）、王小琼、杨林福等五位业主代表参加对付桂清、林振涛、周付海、付在彬、杨丽英等人的诉讼。”。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于2013年11月因业主共有权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周付海等人立即搬离并拆除各自在xx号院门前搭建的房屋，恢复原状。一审法院作出（2013）金牛民初字第7545号民事判决，驳回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的诉讼请求。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不服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9日作出的（2014）成民终字第404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诉争房屋是否属违章建筑以及是否应当拆除应当由相关行政部门进行认定，不属于民事案件主管范围，裁定驳回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的起诉。2018年3月26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川检民（行）监【2016】51000000149号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2018年5月2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抗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指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裁定的执行。2018年9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再1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终字第4042号民事裁定及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3）金牛民初字第754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重审。2018年10月30日，一审法院受理（2018）川0106民初11538号业主共有权纠纷一案，现此案正在审理中。 在此期间，2014年12月16日，成都市规划执法监督局向xx号、4号院管理小组发出《关于“xx旁房屋是否属违法建设”的函》，认定案涉房屋属违法建设。2015年9月28日，成都市规划局向周付海发出《关于撤销＜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公告＞》，决定撤销向其发出的《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公告》。2015年10月23日，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向周付海等人分别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责令周付海等人于2015年11月15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周付海等人不服该决定，向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行政复议。2016年9月13日，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作出川建（2016）复决规字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成都市规划管理局作出的《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认定案涉房屋属违法建设以及责令限期拆除适用法律不当，复议决定撤销成都市规划管理局作出的《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 成都市规划管理局于2017年1月3日重新作出成规执法【2017】第3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载明，周付海未经规划部门许可，在xx号旁修建或使用的房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属违法建设，责令周付海于2017年1月15日前拆除违法建设；于2017年7月12日发出成规执法【2017】第3384号《履行规划行政决定催告书》，要求周付海在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自觉履行拆除违法建设义务；于2017年7月26日作出成规执法【2017】第3579号《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决定将于2017年8月6日起，对周付海在xx号旁修建或使用的房屋依法实施强制拆除。目前，案涉房屋未被拆除。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民事抗诉书、《关于“xx旁房屋是否属违法建设”的函》、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川建（2016）复决规字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关于撤销＜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公告＞》《行政复议决定书》《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履行规划行政决定催告书》《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等证据予以印证。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案涉房屋位于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所在小区，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作为小区业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系本案适格原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于案涉房屋已经由相关的行政部门认定为违法建设，且根据行政机关已作出的《履行规划行政决定催告书》《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公告》《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等，周付海、金城建筑公司之间签订的《公司职工住房购买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故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确认金城建筑公司与周付海签订的《公司职工住房购买合同》无效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成都金城建筑工程公司与周付海于1996年7月5日签订的《公司职工住房购买合同》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成都金城建筑工程公司、周付海负担。 二审审理中，周付海提供了本院（2020）川01民终17520号民事裁定书作为新证据，证明该案是由朱仕斌等五人从2013年提起共有权纠纷，被法院驳回了起诉，朱仕斌等五人又提起本案诉讼至今，本案和业主共有权纠纷是一致的，系同一诉讼目的和同一标的物，同一事项不能在人民法院重复起诉，故请求驳回朱仕斌等五人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 朱仕斌等五人质证认为，对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与业主共有权纠纷案件案由不同，除了当事人相同，其他都不同，不属于重复起诉，在民事裁定书中明确了关于本案涉及的房屋属于违法建设的事实。 合议庭审查后对本院（2020）川01民终17520号民事裁定书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朱仕斌等五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朱仕斌等五人诉请求涉案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否成立。 关于朱仕斌等五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院认为，朱仕斌等五人所在小区的业主认为周付海与金城建筑公司签订的《职工住房购买合同》侵害了小区业主利益，故委托朱仕斌等五人代表小区业主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因此，朱仕斌等五人可以代表小区业主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因朱仕斌等五人代表小区业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周付海、金城建筑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朱仕斌等五人系本案适格原告正确。 关于朱仕斌等五人诉请求涉案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诉讼请求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必须具有诉讼利益，即人民法院对诉讼请求作出实体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如果没有诉讼利益，人民法院亦没有作出实体裁判的必要性。就本案而言，金城建筑公司与周付海签订《职工住房购买合同》约定买卖的房屋，成都市规划管理局于2017年1月3日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成规执法【2017】第32号）责令周付海于2017年1月15日前拆除，在周付海未拆除的情况下，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又于2017年7月26日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成规执法【2017】第3579号）决定实施强制拆除。虽然目前案涉房屋至今未被拆除，但该事由属执行行政决定的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查的范畴。由于案涉合同约定的标的已被行政机关决定拆除，案涉合同有效或无效的评判均不对合同之外的第三方利益构成影响，故本案对朱仕斌等五人所代表的小区业主而言已经无诉讼利益，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因此，一审法院对已无诉讼利益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无必要性和实效性，本院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49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朱仕斌、王小群、苏翠娥、刘雪梅、杨林福；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周付海；公告费260元，由成都金城建筑工程公司承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 俊 审判员 白福群 审判员 冯 璐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夏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