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79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贵州省黔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原城关镇水西大道25号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2709555150W。法定代表人：何红阳，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潘军，贵州星秩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玉胜，男，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朱启杰，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徐玲倩，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胜辉，男，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上诉人贵州省黔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西交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玉胜、刘胜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民初4488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21年1月18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庭询，上诉人黔西交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军、被上诉人张玉胜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玲倩及被上诉人刘胜辉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黔西交运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民初448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玉胜、刘胜辉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张玉胜赔偿因交通事故给上诉人造成的班线被永久注销损失和未能新增车辆直接经济损失1092240元，被上诉人刘胜辉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和评估费用由被上诉人张玉胜、刘胜辉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应定性为合同纠纷。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错误，导致本案事实查明方面和正确适用法律方面出现错误，做出不公平的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自己获得利益而使得他人遭受损失，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受有利益、致他方受到损失、受有利益与受损害之间须有因果联系、无法律上的原因四个方面。具体到本案，案涉贵F06227号车辆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投保人系上诉人。因此，案涉贵F06227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根据上诉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上诉人领取案涉贵F06227号车辆的车辆损失保险理赔款，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人领取案涉贵F06227号车辆的赔偿款的行为，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二、案涉争议贵F06227号车辆是上诉人取得行政许可，出资购买，缴纳保险后发包给被上诉人刘胜辉进行运营，且车辆的权属经公证机关进行公证，上诉人系案涉争议贵F06227号车辆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上诉人原经行政许可获得经营的车牌号为贵F30758号车辆因经营期限届满，经上诉人申请，贵州省道路运输管理局2011年9月21日作出《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市际20100921-4）；经营期限自2010年9月21日起至2016年9月21日，经营主体：贵州省黔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因原贵F30758号客车技术等级下降且将达到车辆使用年限，因此，上诉人为了确保运输安全，于2011年9月19日向贵州省道路运输局通过运政系统申报《道路客运班线车辆状况变更申请表》更换新车经营，2011年10月24日贵州省道路运输局等相关管理部门同意上诉人更换新车经营申请的批复《道路客运班线车辆状况变更申请表》；上诉人于2011年10月2日与贵州省黔西运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定汽车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购买车辆型号为BJ6850U6AHB-1福特牌汽车（本批次共购置5台车辆），车辆总价款为37.4万元，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进行付款，签订合同之日起支付定金4万元，余款自提车之日起30内待车辆办理完结登记相关手续后再支付剩余款项。2011年11月10日提车后，于2011年12月1日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投保交强险、第三责任险和道路运输承运人责任险；2011年12月6日向税务机关缴纳车辆购置税319658.00元；2011年12月7日向贵州省毕节地区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入户挂牌登记，并取得机动车注册登记证书、行驶证和号牌（贵F06227）；2011年12月8日，到黔西县黔洪汽车检测站进行等级评定；2011年12月8日与该车辆承包人刘胜辉签定单车承包合同；2011年12月9日向黔西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办理完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黔交运管毕节约字522423002230）；2011年12月10日到黔西县汽车站维修保养场进行车辆二级维护检查保养。同年12月12日向贵州省道路运输局、毕节地区公路管理处申请办理《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黔客运班许字0000767号）》，案涉争议车辆贵F06227号车辆运营手续上诉人全部办理终结。2011年12月8日，被上诉人刘胜辉与上诉人交运司签订《道路客运班车单车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上诉人将其所有的贵F06227号车辆承包给被上诉人刘胜辉进行运输经营。承包经营方式为：采取单车招投标承包经营的方式进行承包经营，作为承包人的被上诉人刘胜辉应遵守上诉人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服从上诉人调配管理，按照约定缴纳各种费用，经营中实行超收自留，欠收自补，自负盈亏的机制。每月每座企业服务费为60元。被上诉人一次性交清承包车辆押金433444.01元。案涉车辆贵F06227号车辆的车辆折旧费从被上诉人缴纳的承包押金里扣减。按照会计加速折旧法6年内扣减完毕。承包期满，车辆残值归上诉人。合同承包期限为2011年12月9日起至2016年9月21日止。同日，经黔西县公证处进行公证确认案涉车辆贵F06227号的车辆所有权和班线经营权属于上诉人所有。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系案涉贵F06227号的车辆的所有权人，案涉贵F06227号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其保险赔偿款应归投保人即本案的上诉人所有。三、被上诉人张玉胜提出要求上诉人支付车辆赔偿款的诉讼请求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其诉请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案涉贵F06227号的车辆交通事故发生于2012年5月21日，2015年12月3日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已对上诉人进行理赔，张玉胜作为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参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理赔等后续事项，应推定其已经知道争议车辆的理赔事实。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时至2019年7月被上诉人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道路客运班车单车承包经营合同》为挂靠合同，从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挂靠关系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法的承包关系，应受合同法的调整。案涉争议贵F06227号车辆是上诉人取得道路班线行政许可后，出资购买、向税务机关缴纳车辆购置税、向运输管理部门申请，道路运输许可，并投保交强险、第三责任险和道路人责任险后，上诉人将案涉争议贵F06227号车辆承包给被上诉人进行客运经营。《道路客运班车单车承包经营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不管是从合同的格式、内容还是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来看，《道路客运班车单车承包经营合同》在本质上是属于承包合同。且在被上诉人张玉胜与上诉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被上诉人张玉胜提起交通事故赔偿中，其阐述事实中也是驾驶员的身份。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其认可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是因工伤认定超过时效而被仲裁、一审、二审都驳回。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挂靠关系，那么在（2019）黔05民终390号判决中，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工伤的赔偿标准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就是自相矛盾的。五、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无法新增班线导致预期损失的请求赔偿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提供劳务受损责任纠纷等案件一直都在审理中，且在涉及的系列案件中，上诉人坚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法的承包关系，而不是挂靠关系。作为案涉贵F06227号车辆的驾驶员，其应该承担责任的方式应该是一个内部的追偿原则。但是，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挂靠关系，从一审法院做出判决之日起，上诉人才知道与被上诉人之间应适用什么法律关系进行保护自己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上诉人在提出诉讼中进行反诉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班线损失和注销损失，并未超过法律的诉讼时效。六、一审程序违法。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提出对案涉车辆贵F06227号车辆的新增班线和注销损失进行评估，经贵州世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预评估后，上诉人提出对预评估报告的异议，但是，贵州世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并未对上诉人提出的异议进行答疑，一审法院也未对上诉人的异议进行处理，且一审法院在贵州世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贵世价评字【2019】第79号评估报告后，并未该报告进行质证就直接就评估报告的效力进行认定和不予采纳，程序违法。另补充，一审中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朱启杰并未到庭，但一审判决中认定朱启杰到庭参加庭审，一审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玉胜、刘胜辉的一审诉讼请求；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张玉胜赔偿因交通事故给上诉人造成的班线被永久注销损失和未能新增车辆直接经济损失1,092,240元，被上诉人刘胜辉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二审中，被上诉人张玉胜答辩称，一、关于本诉。1、本案双方基础法律关系为挂靠，不仅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也系经生效判决认定，故车辆所有权及车损理赔款都应当属于实际出资购车的张玉胜、刘胜辉。首先，（2020）黔05民终2032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双方系挂靠关系。黔西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黔0522民初4607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系挂靠关系，上诉人虽也就该案提出了上诉，但上诉理由并未否认该认定，2020年6月16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2020）黔05民终2032号民事判决，再次认定了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挂靠。其次，上诉人曾在与张玉胜的另一案件中自认车辆系答辩人与刘胜辉出资购买。（2017）黔05民终258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证据，该证据为刘胜辉于2017年11月9日出具的《关于我同张玉胜共同承包贵F06227号客运车辆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包含该车由刘胜辉与张玉胜出资购买。上诉人向法庭出示该份证据，即视为对证据内容的认可，其行为构成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自认，故其在本案中称车辆系公司出资购买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且根据刘胜辉庭审提出的意见，该情况说明系上诉人拟定和打印后，直接给其签字，内容均为上诉人撰写。再次，本案双方的权利义务构成状况与挂靠的法律关系特征相契合。在承包经营法律关系中，发包人应当对标的物进行投资并享有利益，但本案中，上诉人通过“车辆押金”的形式，收取了张玉胜、刘胜辉二人的43万余元，此款包含了车辆购置、车辆保险等费用，上诉人并未对车辆的运营投入任何资金，不符合承包特征。此外，张玉胜、刘胜辉二人以上诉人的客运班线经营资质进行客运，所产生的盈利和亏损全部由二人享有和承担，上诉人每年按照固定的数额收取企业服务费，此种运营模式与挂靠的特征相符。最后，上诉人一贯采用挂靠方式进行运营，车辆由实际经营者出资购买。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在（2016）黔民再52号民事调解书中，法院认定上诉人在运营过程中，由车主购买汽车挂靠上诉人经营，上诉人收取线路牌和管理费用，车主以承包人的身份从事汽车运输业务。在（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613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05民终3016号民事判决书中也认定了上述事实。故挂靠方式是上诉人一贯采取的运营模式，车辆实际系经营者出资购买。基于上述理由，本案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挂靠，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承包，车辆及车损险均由张玉胜、刘胜辉出资，故车损理赔款当然归属其二人。2、本诉诉请未过诉讼时效，且上诉人应承担自占用车损赔偿款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首先，张玉胜、刘胜辉二人于2018年8月28日得知上诉人收取了赔偿款，故本诉请求的诉讼时效自此起算，现并未经过。二、关于反诉请求。1、反诉请求已过诉讼时效。首先，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012年5月21日，黔西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做出的《关于黔西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5·21”交通事故的处理决定》落款时间为2012年6月11日。在此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确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故即便上诉人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了损失，因上诉人在提起反诉前从未主张，本案的反诉请求也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不能予以支持。其次，上诉人作为接受挂靠一方，收取费用，负有对挂靠业务进行管理的义务，因未妥善管理产生的相应责任应当自行负担，不应转嫁他人，故其反诉请求无论是否查证属实或是否过诉讼时效，均不应当由张、刘二人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复函》（[2001]民一他字第23号）第三条“关于挂靠费及责任”规定：“最高法、湖北省高院、武汉市中院均发布解释和意见，认为收取挂靠车辆营运利益的，被挂靠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故，对于车辆挂靠业务，被挂靠单位收取了挂靠利益，就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责和经营风险。事实上，上诉人因接受挂靠获取的收益，远不止每座每月60元的企业服务费，案涉车辆新车购置价不足30万元，车辆保险为2万余元，上诉人收取的款项为43万余元，仅从此项，该公司就获利10多万元。此外，按照每座每月60元的企业服务费计算，如果未发生交通事故，6年的经营期限内，上诉人将收取的企业服务费共计为10多万元；且车辆在经营期限届满归上诉人处置，其又能获得6年期二手车一辆。故上诉人在挂靠业务中不仅获取利益，甚至价值不菲，其以挂靠业务作为企业生存来源，自然应当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否则有违公平原则。再次，贵州世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所制作的《评估报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案件事实不经求证随意揣测，评估结论欠缺真实性及客观性，故《评估报告》不具备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效力。第一、该报告未按照法律规定选择评估方法，报告内容欠缺，评估公式及数据不详尽。第二、企业服务费的支付条件是提供了对等服务，故只有在黔西交运公司提供了服务而又未能收取价款的情况下才存在损失，现评估单位不考虑黔西交运公司的服务义务，将合同约定的企业服务费全部作为损失，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律，也与所使用的评估方法相矛盾。第三、评估机构妄自臆断黔西交运公司可能如前一年数据一样新增班线，并据此进行评估，所得结论不可靠。第四、评估机构认定的银行利率错误，评估专业能力欠缺。第五、《评估报告》已注明评估限定条件是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现黔西交运公司用于评估的证据材料不具有该属性，故《评估报告》不具备使用基础。三、一审审理程序合法，案由以答辩人的本诉请求进行认定并无不当，且案由的确定对案件的实体审理没有任何影响，评估报告系经法庭质证，上诉人关于未质证的说辞不符合诚信原则。另，本案一审进行多次庭审，部分庭审朱启杰到庭，一审因笔误产生的到庭情况并未违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被上诉人刘胜辉未作书面答辩。原审原告张玉胜、刘胜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黔西交运公司返还二原告车辆损失赔偿款238800元，并以2388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该款项返还完毕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黔西交运公司承担。原审被告黔西交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请求判决反诉被告张玉胜赔偿反诉原告因交通事故给反诉原告造成的班线被永久注销损失和未能新增车辆直接经济损失1092240元，评估费30000元，反诉被告刘胜辉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21日，经贵州省公路运输管理局许可，被告黔西交运公司取得太来至贵阳的客运班线经营权。2011年12月7日，被告黔西交运公司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登记取得贵F06227号大型普通客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该证书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为被告黔西交运公司。贵F06227号车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投保有车损险等保险，被保险人为被告。2011年12月8日，原告刘胜辉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黔西交运公司签订了《道路客运班车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自有权属的客运班车采取单车招投标承包经营的方式发包给乙方经营，乙方按照双方的约定向甲方缴交各种费款，经营中实行乙方超收自留、欠收自补、自负盈亏的机制，承包标的物为道路客运班车壹辆，用途为县际班车客运，车牌号码为贵F06227，行驶证登记日期2011年12月7日，车座（辅）数30，营运线路为太来至贵阳。在本合同履行该期限内，承包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方，乙方只享有使用权和合法收益权。乙方均不得有擅自转让、抵押或其他侵犯标的物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行为发生。承包经营期限起止日期2011年12月9日起至2016年9月21日止。合同约定企业服务费按车辆核定座位计算，每月每座企业服务费为人民币60元。因市场因素，从第二年起每一年在上一年度技术上递增10%以上。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交清承包车辆押金433444.01元。车辆折旧费按会计制度中折旧年数总和法计算，乙方每年应交折旧费从承包车辆押金中扣减。折旧费计算标准如下：折旧起止时间值标的部折旧率年折旧额月折旧额第一年2012年1月7日至2012年12月7日433,444,016/21123841.14元10320.09第二年2012年12月7日至2013年11月7日5/21103200.55元8600.07元第三年2013年11月7日至2014年10月7日4/2182560.76元6880.06元第四年2014年10月7日至2015年9月7日3/2161920.57元5160.04元第五年2015年9月7日至2016年8月7日2/2141280.36元3440.03元第六年2016年8月7日至2017年7月7日1/2120640.15元1720.01元承包经营期限届满，车辆及所有证件乙方必须及时交给甲方，车辆残值由甲方自行处理，乙方无权干涉。合同约定甲方的义务有办理客运车辆营运证件、保险等有关手续（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协助乙方处理承包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善后工作以及索赔的相关手续，所需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乙方的义务有自负盈亏、全额负责一切经营费用（含车辆保养维修费用和站场管理等费用）。承包期届满时，及时向甲方返还承包标的物及相关牌证。在合同的其他约定事项中，双方约定由于乙方过错导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或伤亡等责任事故，使另一方利益受损时，由过错方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责任。在合同期内，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因交通事故、保管不善丢失等原因造成车辆损毁不能继续经营，甲方不退还乙方折旧费。2011年12月8日，被告黔西交运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刘胜辉（承包人）、张玉胜（驾驶员）签订了《营运客车驾驶员聘用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聘用乙方为贵F06227号福田牌30座客车（主驾）、（副驾）驾驶员，运行路线太来至贵阳，聘用期限为1年，从2011年12月8日至2012年12月30日止。驾驶员劳动报酬（工资、社保、医保、加班工资）由客车承包人从经营收入中开支。签订上述合同后，原告刘胜辉于2011年12月12日向被告黔西交运公司交纳了407435元的“承包车辆押金”及26009.01元的“车辆保险费”，被告黔西交运公司向原告刘胜辉出具了2张收款收据，其中编号为0004328的收款收据载明承包车辆押金金额为407435元，备注为太来-贵阳，0004329的收款收据载明“车辆保险费”金额为26009.01元，备注为太来-贵阳，以上两项费用合计为433444.01元。2012年5月21日9时32分，原告张玉胜驾驶贵F06227号客车由黔西往贵阳方向行驶，行驶至贵毕公路65KM+800M处，因其操作不当先与右侧护栏挂擦后又撞击左侧护栏冲出路面翻下斜高18.1米的路外至车辆翻覆，造成6人当场死亡，2人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包含张玉胜、刘胜辉在内的21人受伤，贵F06227号客车损坏、护栏损坏的交通事故。经贵州省修文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修文县交警公交认字[2012]第520123520120002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玉胜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刘胜辉及其余乘车人员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后，黔西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于2012年6月11日作出黔西运管安字[2012]26号《关于黔西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5.21”交通事故的处理决定》，该决定载明被告黔西交运公司的贵F06227号客车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致8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在本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根据毕节市交通运输局、毕节市公安局、毕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毕节市交安[2012]4号文件精神，该所作出自2012年6月12日起一年之内对被告黔西交运公司停止新增客运班线业务的决定。2012年8月27日，贵阳市人民政府针对贵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请示，作出筑府通[2012]71号《市人民政府关于贵毕公路修文段“5.21”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意见的批复》，批复中载明：此次事故中贵F06227号大型普通客车驾驶人张玉胜，在大雨湿滑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该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贵州省黔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督促安全检查不严，未健全雨、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针对各路段对驾驶人进行有效安全驾驶教育，GPS管理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所属车辆超速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所属车辆超速行驶监控处理不力。建议由贵阳市安监局给予被告黔西交运公司300000元的行政处罚。2012年9月24日，贵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2年9月24日对被告黔西交运公司作出处以30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7月10日，原告张玉胜以案外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为被告，黔西交运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一审法院受理后刘胜辉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认可贵F06227号在该公司投保有车损险，保险限额为270000元，但抗辩称其已于2015年12月2日向黔西交运公司支付了贵F06227号的定损赔偿款238800元，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黔0522民初3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张玉胜与刘胜辉的诉讼请求。张玉胜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2019）黔05民终3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受理后，张玉胜、刘胜辉于2019年6月14日以需要另案主张权利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准许后，原告张玉胜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另查明，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刘胜辉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被告黔西交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一审法院受理后，被告黔西交运公司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原告张玉胜因交通事故给黔西交运公司造成的班线被永久注销损失和未能新增车辆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贵州世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公司做出贵世价评字【2019】第79号《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张玉胜因交通事故给申请人黔西交运公司造成的班线注销损失和未能新增班线的直接经济损失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格为189171元，其中班线注销损失122421元，一年内未能新增加班线损失为66750元。再查明，在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黔05民终2580号民事案件中，黔西交运公司与张玉胜均为案件当事人，黔西交运公司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一份刘胜辉于2017年11月9日出具的《关于我同张玉胜共同承包贵F06227号客运车辆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贵F06227号车辆由张玉胜、刘胜辉共同出资承包经营，由刘胜辉于黔西交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刘胜辉与张玉胜口头协议共同出资购买，张玉胜作为驾驶员，刘胜辉作为售票员跟车卖票，投资比例各占50%，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享利润、承担责任，用以证明贵F06227号车辆事实上由刘胜辉与张玉胜共同承包经营。2015年6月4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黔西交运公司与案外人刘永胜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作出（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613号民事判决，在该案一审诉讼中，黔西交运公司答辩称其与涉案贵F02338号客车实际车主之间系挂靠关系，该案的一、二审判决对该挂靠经营事实予以认定，并查明，贵F02338号客车的实际车主系蒋启发，蒋启发于2012年5月8日将该车转给汪琴，2012年10月30日，黔西交运公司通过与汪琴签订《黔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道路客运班车承包经营合同》方式，将贵F02338号客车承包给汪琴经营。2016年12月26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黔西交运公司与刘永胜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作出（2016）黔05民终3016号民事判决，对贵F02338号客车挂靠黔西交运公司经营的事实予以认定。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黔民再52号案件中，该案的一、二审及再审法院均认定“黔西交运公司运营过程中，由车主购买汽车挂靠公司经营，公司收取线路牌和管理费用，车主以承包人的身份从事汽车运输业务”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基于原告张玉胜、刘胜辉的诉讼主张，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应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调整。对于本诉争议焦点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原告提交的（2017）黔05民终2580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被告（反诉原告）黔西交运公司在该案中提交了刘胜辉于2017年11月9日出具的《关于我同张玉胜共同承包贵F06227号客运车辆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用以证明贵F06227号车辆事实上由刘胜辉与张玉胜共同承包经营，该情况说明中载明：贵F06227号车辆由张玉胜、刘胜辉共同出资承包经营，由刘胜辉于黔西交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刘胜辉与张玉胜口头协议共同出资购买，张玉胜作为驾驶员，刘胜辉作为售票员跟车卖票，投资比例各占50%，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享利润、承担责任。结合原告张玉胜及刘胜辉提交的收款收据可以证实，原告张玉胜与刘胜辉是涉案贵F06227号车辆的共同承包经营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二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被告黔西交运公司抗辩称二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之规定，原告提交的证据（2018）黔0522民初3417号案件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该案中保险公司提交的支付车损赔款给黔西交运司的转账凭证、（2019）黔05民终395号民事裁定、（2019）黔0522民初2376号民事裁定书可证实，承保贵F06227号车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向黔西交运公司支付了车损赔偿款238800元，2018年7月10日，原告张玉胜在其以案外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为被告，黔西交运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方得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已将贵F06227号车的车损赔偿款支付给黔西交运公司。根据以上事实，原告张玉胜、刘胜辉于2018年7月10日提起诉讼对赔偿款主张权利，从支付赔偿款的2015年12月2日起算至原告张玉胜提起诉讼的2018年7月10日，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并且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到原告张玉胜提起本案不当得利之诉，也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黔西交运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争议焦点三，涉案的贵F06227号车辆所有人及投保人是谁，原告与被告间是何法律关系的问题。对于此问题，二原告主张双方是挂靠法律关系，车辆实际所有人属二原告所有，被告主张双方是承包经营关系，车辆所有人系被告。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与被告的关系应认定为挂靠法律关系，理由如下：首先，挂靠法律关系中，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到车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领取牌照，被挂靠人办理营运手续，然后交挂靠人负责经营。在挂靠关系存续期间，挂靠人按期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剩余部分利润归挂靠人所有。对于本案来说，根据合同约定，二原告按期向被告黔西交运公司缴纳服务费，二原告在经营过程中实行“超收自留、欠收自补、自负盈亏”的机制，二原告出资购买车辆，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将运营权交给二原告使用，此种经营模式符合挂靠的法律关系的特征。其次，原告刘胜辉与被告黔西交运公司签订了《道路客运班车单车承包经营合同》，该合同虽名为承包经营合同，但纵观该合同的条款，缺乏承包经营合同中关于承包费的金额、支付方式等核心条款；再次，该合同中约定原告刘胜辉一次性向被告黔西交运公司缴纳车辆押金433444.01元，并分六年缴纳车辆折旧费433444.01元，该车辆押金与车辆折旧费金额相等，且车辆押金不返还而以车辆折旧费的方式全部予以扣除。如此一来，被告将购车费用（包括保险费用）交由二原告实际承担，而被告黔西交运公司并未对贵F06227号车投入任何资金。结合原告提交的（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613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05民终3016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民再52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可证实，在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613号民事案件中，黔西交运公司答辩称其与涉案贵F02338号客车实际车主之间系挂靠关系，该案的一、二审判决对该挂靠经营事实予以认定，在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黔05民终3016号民事判决中，对该案贵F02338号客车挂靠黔西交运公司经营的事实予以认定。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黔民再52号案件中，该案的一、二审及再审法院均认定“黔西交运公司运营过程中，由车主购买汽车挂靠公司经营，公司收取线路牌和管理费用，车主以承包人的身份从事汽车运输业务”的案件事实。以上的大量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事实，可以佐证得出，被告黔西交运公司一贯的运营模式是由车主购买汽车挂靠公司经营，公司收取相关管理费用，车主以承包人的身份从事汽车运输业务，即以承包经营为对外名目，实际内部是挂靠的法律关系。另外，二原告共同出资经营贵F06227号车，原告刘胜辉支付给被告黔西交运司的名为车辆押金实为车辆购车款和保险费的433444.01元，系二原告共同出资，二原告之间系合伙关系，此事实二原告均认可，且有原告提交的证据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二原告与被告黔西交运公司之间系挂靠法律关系。对于贵F06227号车的所有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规定，机动车属于动产，动产以交付发生物权变动效力，按照此规定，法律上而言机动车物权属登记对抗主义，车辆登记仅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而并不以登记作为取得机动车所有权的法律要件。现实生活中机动车登记的所有权人一般与实际所有权人相一致，但司法实践中并不以该登记作为判断机动车所有权人的绝对依据。例如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肇事车辆虽未过户，但车辆已实际交付给买受人的，发生交通事故后，不由登记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应由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这体现了民法领域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基本原则。对于机动车这种特殊动产，同样适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即不对机动车享有所有权，那么不负有对该机动车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涉案贵F06227号车登记的名义所有人为被告黔西交运公司，该登记行为的效力用于对抗二原告及被告之外的第三人，而对内关系上，二原告与被告是挂靠法律关系。并且被挂靠人出让线路经营权的目的，并不在于取得挂靠车辆的所有权，而在于通过挂靠车辆的营运而取得一定的经营利润，即管理费，这也正是在挂靠法律关系中，车辆购置费用由挂靠人出资，被挂靠人并不投入资金的原因。再有，涉案贵F06227号车一直由二原告占有使用，被告并未实际占有使用该车辆。因此，应认定该贵F06227号车的实际所有人是二原告。对于保险赔偿金归谁所有，被告收取的238800元保险理赔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向二原告返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贵F06227号车的保险的被保险人名义上为被告黔西交运公司，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将该车辆的保险赔偿款支付给被告黔西交运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从对外关系上讲被告黔西交运公司取得赔偿有法律依据。但是，基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挂靠关系（内部关系），挂靠人出资购买车辆并将车辆的名义所有权登记在被挂靠人的名下的目的，在于以车辆的名义所有权（包括名义保险权利）换取线路一定时期的经营权，挂靠车辆的实际价值仍归挂靠人享有，导致发生了贵F06227号车的名义物权与物的价值相分离，故与上述一审法院对所有权的论述同理，从构成要件上分析，贵F06227号车的保险费实际由二原告出资，且二原告是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在对内关系上，被告黔西交运公司并非实际车辆所有人和投保人，那么被告黔西交运司取得该赔偿款不具有法律依据，二原告因被告黔西交运司占有该赔偿款且拒不返还的行为而造成财产上的损失，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贵F06227号车因发生本次事故后毁损，被告黔西交运公司收到该车的保险赔偿金，其应当将该保险赔偿金支付给二原告，故一审法院对二原告要求被告黔西交运公司返还贵F06227号车保险赔偿款2388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二原告主张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之规定，被告黔西交运司占有该赔偿款而不返还，给二原告造成的损失应为银行利息损失，但应从二原告主张返还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即从二原告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主张权利的2018年7月10日起开始计算。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原告要求的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应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计算标准。对于反诉原告黔西交运公司主张的永久注销班线的损失，反诉原告黔西交运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班线被永久注销，故对此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反诉原告提出未能新增班线的损失，反诉被告抗辩称反诉原告的诉讼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可证明，2012年6月11日，黔西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作出黔西运管安字[2012]26号文件，决定自2012年6月12日起一年内对反诉原告黔西交运公司停止新增客运班线业务。那么，对于反诉原告黔西交运公司而言，自该决定作出时起，其即应当知道权利受损，诉讼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而反诉原告黔西交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之前向二反诉被告主张过权利，故反诉原告的诉讼主张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反诉被告的抗辩理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一审法院对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反诉原告要求重新评估的请求，本案评估报告产生的程序合法，评估报告的评估内容合理且符合法律规定，但因反诉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过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其诉求本身不应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再次评估将拖延诉讼且对原、被告造成新的损失，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省黔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玉胜、刘胜辉车辆保险赔偿款238800元，并支付以此赔偿款为基数从2018年7月10日起至该赔偿款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8年7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至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反诉原告贵州省黔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结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张玉胜、刘胜辉的一审本诉请求是否应当支持？三、黔西交运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是否应当支持？本院认为，针对焦点一，上诉人黔西交运公司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有二：一是一审未处理上诉人对贵世价评字【2019】第79号评估报告的异议申请及该报告未经质证程序违法，二是被上诉人张玉胜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杰未到庭而一审判决载为到庭程序违法。对于理由一，经本院核查，一审法院在2020年4月7日庭审中由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并对该评估报告进行举证质证，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理由二，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张玉胜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杰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判决载明为到庭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该笔误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上诉人黔西交运公司认为张玉胜、刘胜辉的一审本诉请求不应支持的理由为三：一是本案双方之间系承包关系而非挂靠关系，涉案车辆所有权人系上诉人；二是（2019）黔05民终390号案件认定张玉胜与上诉人存在劳动用工关系，与本案认定双方系挂靠关系矛盾；三是张玉胜、刘胜辉一审本诉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对于理由一，本案中，上诉人拥有线路经营权，涉案车辆虽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实际是由二被上诉人以缴纳车辆押金的方式出资购买并缴纳保险费，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上诉人按期向二被上诉人收缴管理费用，二被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实行“超收自留、欠收自补、自负盈亏”的机制，在本院（2020）黔05民终2032号生效判决中（一审案号为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民初4607号），上诉人对双方就涉案车辆的经营系挂靠关系亦不持异议，双方之间系挂靠关系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涉案车辆所有权应归二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理由二，本院（2019）黔05民终390号案件认定张玉胜与上诉人存在劳动用工关系的原因是张玉胜与黔西交运公司、刘胜辉签订《营运客车驾驶员聘用协议》，各方约定由黔西交运公司聘用张玉胜为贵Ｆ０６２２７号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本案张玉胜既是合伙挂靠人又是上诉人的劳动者，其具有的劳动者身份并不影响本案挂靠关系的认定。对于理由三，就一审本诉诉讼时效而言，一审已详细阐述裁判理由，本院不再赘述。故张玉胜、刘胜辉的一审本诉请求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本院予以确认。针对焦点三，上诉人黔西交运公司认为其一审反诉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应予支持的理由为：上诉人系一审判决后才知晓适用何种法律关系保护自身权利。根据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该规定是对权利受损事实的知晓时间而非适用法律关系的知晓时间。本案中，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承担其班线永久注销及未能新增班线的损失，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黔西县公路运输管理局黔西运管安字【2012】26号文件，上诉人在2012年6月就已经知晓其班线将注销或不能新增的事实，其未举证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已经主张过权利，因此，本案一审中张玉胜、刘胜辉称反诉诉讼时效超过的抗辩理由成立，一审未予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恰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省黔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87元，由上诉人贵州省黔西交通运输联合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红梅审 判 员 李厚军审 判 员 张 伟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成 梅书 记 员 陈红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