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0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华飞，男，198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单志道，男，195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观洪，男，195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金利，男，197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翔，浙江润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生泉，男，1968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飞超，女，198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军，男，198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文龙，男，196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威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101号三楼3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710941892Q。 法定代表人：莫炜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劼、干燕嫣，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协同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康路101号7幢26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YA36425129。 法定代表人：孙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宏利、王永皓，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生泉、宋华飞、宋飞超、宋文龙、单志道、王观洪、俞军、沈金利（以下简称王生泉等八人）与被上诉人海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威公司）、杭州协同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协同经济合作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王生泉等八人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8民初1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9月21日，协同经济合作社召开会议立项“三产”留用地开发项目，选择海威控股（威陵集团）为合作方。2013年8月30日，协同经济合作社向上级部门申报留用地开发项目，通过层报，经滨江区政府审核同意。 2016年12月2日、协同经济合作社（甲方）与海威公司（乙方）签订一份《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西兴北单元B1/B2-07-2地块”项目；成立项目公司，由甲方占股份51%，乙方占股份49%；项目建成后，由乙方承诺保底甲方物业租金收入；本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按《意见》的规定完成民主决议及批准程序之日起生效。”与此同时，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办事处在《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盖章见证上述内容。2017年3月21日，协同经济合作社（甲方）与海威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物业项目所属的51%部分整体房屋61691.64平方米（以实际交付为准）出租给乙方使用；租期20年；租金为前5年每天每平方米1.2元，第6年至第10年，第11年至第15年，第16年至20年，每五年递增15%；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正式签字盖章并经甲方居民（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与此同时，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办事处在《房屋租赁合同》上盖章见证上述内容。 2020年5月8日，王生泉等八人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2016年12月2日《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和2017年3月17日《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原审另查，（2018）浙0108刑初262号刑事判决书记载：2012年开始，被告人郑生兴在担任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社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期间，利用履行集体管理事务的职务便利，在负责村级留用地三产开发过程中，帮助海威公司成为村级留用地三产开发的合作方，为海威公司谋取利益，受贿73万余元，被判处刑罚。 原审法院认为，一、王生泉等八人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协同经济合作社与海威公司，系《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的适格当事人，王生泉等八人如主张合同无效，应该以协同经济合作社名义提起诉讼。从实际情况看，协同经济合作社与个别股东的诉讼立场存在不同，考虑个别股东的权利救济诉求，参照公司法有关股东代表诉讼之规定，该院准许王生泉等八人提起代表诉讼。二、涉案的犯罪行为与合同效力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王生泉等八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1.违背公序良俗；2.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3.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该院认为，留用地合作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立项，符合当地政策。被告人郑生兴实施的犯罪行为，是违反了刑法的相关规定，但《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交易行为本身，没有违反刑法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违反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从现有证据情况看，《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之情形。三、股东（村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决议是否影响合同效力？根据《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股东（村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决议，影响合同的是生效问题，而不是无效问题。两者评价标准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况且，上述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在协同经济合作社内部也作出相应的决议，故不存在合同未生效之情形。鉴于此，王生泉等八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生泉、宋华飞、宋飞超、宋文龙、单志道、王观洪、俞军、沈金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生泉、宋华飞、宋飞超、宋文龙、单志道、王观洪、俞军、沈金利负担。 宣判后，王生泉等八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庭审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错误。一、本案在2020年6月16日开庭前，原审法院已经做出了驳回王生泉等八人的诉讼请求的判决，开庭仅是走了形式和过场，原审法院宣判明显是人为的行政干预司法，违背公平裁判、公正审理的原则。本案由简易程序变成普通程序，并更换了审判人员，却当庭判决，有违常理。2020年5月本案因为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合议庭为3名审判人员，可见本案程序复杂。从案件事实和争议来看，本案也属于复杂案件，但是原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查涉案的两份合同原件和复印件，从案件陈述到合议庭判决仅3分钟。该案审判长甚至连诉争标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内容都没看清，不断向海威公司要求出具证据原件。在没有审理海威公司、协同经济合作社提交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当庭判决，驳回王生泉等八人诉讼请求，系未审先判，程序违法。对于王生泉等八人反复强调的两份合同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置之不理。原审法院要求王生泉等八人当庭对证据进行确认，未给予王生泉等八人书面质证的期限，程序违法。原审判决遗漏了王生泉等八人的诉讼请求，程序违法。王生泉等八人提出多个合同无效的理由，包括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以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的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却未依法审理，仅针对部分理由认定合同无效证据不足。二、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案合同原件以及复印件均在海威公司、协同经济合作社处。王生泉等八人因为无法调取仅提供了照片复印件，证据上附有代表决议的原件。王生泉等八人要求海威公司、协同经济合作社提交，原审法院却未依法调取该证据，当庭判决，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在涉案的村民代表大会是否召开、是否通知、是否进行过表决均没有查明的情况下，认定王生泉等八人证据不足明显事实不清。如果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是伪造的或没有召开，则无法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明确约定的合同必须是经过村民大会表决后才能生效，如果没有生效则不能够认定合同成立。三、原审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认定郑生兴为了获取行贿款与谋取经济利益，与莫妙海订立合同的民事行为未违反公序良俗及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明显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3条的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与违背公序良俗民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法院判决对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依法确认无效。海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莫妙海向郑生兴进行行贿，郑生兴从2012年开始为莫妙海留用地开发开展各种违法行为，违背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和社会公序良俗，其通过行贿受贿行为获取留用地的开发，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7条、《中华人民共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三、原判决书认定民事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利益，明显错误。涉案留用地开发以及出租合同，明显违反了民法总则第1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海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莫妙海通过商业贿赂协同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郑生兴的方式，谋取了海威公司开发村级留用地开发和出租的事项，其开发和出租没有经过村民集体表决，损害了王生泉等八人的集体地利益，合同约定的租金已远低于周边房屋租金参考价格，损害包括王生泉等八人在内的村集体每个股东和村民的利益。未经合法竞价的方式，将村级留用地流转的交易机会给了海威公司，打击了合法的开发商的公平竞争权益，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涉案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郑生兴和莫妙海的行贿、受贿的行为，明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款禁止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确认无效。原审法院以合同未生效无法证明合同无效为由，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1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的相关意见，未生效的合同已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应欠缺法律、行政法法规和当事人约定的特别生效条件，在该生效条件成就之前，不能产生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主要权利义务的法律效力。法院对未生效的合同应当进行释明和确认。本案中，原审判决认可合同未生效，但是该未生效的合同因为明显不具有合同生效的条款，显然是违反了上述司法解释，原审法院未进行释明，驳回王生泉等八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该两份合同是附生效要件的合同，条件是要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后生效。但并没有经过表决程序，也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均未生效。四、一审认定合同有效的证据不足。协同经济合作社提供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证明代证事实和证明目的。2012年9月21日，《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西兴街道协同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是复印件，也不属于举证期限后的新证据，没有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在2020年6月16日提交，也不符合法律提交证据的规定。从内容看无法证明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已经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通过。2012年9月21日，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笔记本上没有代表签字，没有到会人员签字，表决结果是空白的，代表签字“见附件”也是空白的，不具有客观性，无法证明该会议记录是真实的。同时，2012年9月21日，协同经济合作社提交的西兴街道协同村村民表决会议上面写明实到41人，同意人数35人，同意人数占到会人数百分之百，明显虚假。而且代表签字全部都是复印件，也不符合真实性。2012年9月份协同经济合作社未成立代表大会，签字人员是不是代表应当由协同经济合作社提供代表选举人员名单进行确认，但是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同时，上述会议内容在开会之前，必须通知全部村民，再由村民代表根据村民的意见进行表决。上述会议记录所有的村民和代表都不知情，也没有证据证明已经通知。其次，该会议时间2012年9月21日与海威公司提交的2012年8月30日审批表实际明显不符。如果是真实的，应当在2012年的8月31日先召开会议，而不是在接到区农业局、区国土分局都批准后再开会。2016年12月2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在4年前2012年9月21日就经过表决，更加证明其是不真实的。【2009】209号杭州市人民政府转发市国土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出让管理补充条件的通知》明确，涉案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再次进行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三分之二以上人员批准。《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中》的内容（包括合作方式、项目公司、组建董事会、监事会、监事、财务人员、物业分享及结算）也与2012年9月21日会议纪要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最后，对于上述违法不真实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移交机关调查，如果是伪造的证据，应当追究制作人员的刑事责任。2017年3月3日村民代表大会记录证据三性有异议，法院没有审核，直接判决明显违法。该证据不属于举证后新证据，协同经济合作社也没有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从内容看存大量的不真实之处，无法证明2017年3月21日《房屋租赁合同》已经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首先，2017年3月3日，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没有提供会议记录，无法证明该村民代表大会于2017年3月3日召开，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有签字的人都是代表，因为协同经济合作社社股东代表名单直到2017年5月26日才经由股东大会推选而出。在开会之前没有通知村民，也没有村民代表大会召开通知程序。其次，该会议时间2017年3月3日，与海威公司提供的2017年3月21日的开会时间不一致，会议记录中讨论的内容与租赁合同的内容也有很多不一致之处。明显是为了莫妙海降低租金，减少保证金而伪造的。对2017年10月9日村民代表大会记录三性都有异议，不属于举证期限后的新证据，也没有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内容上存在大量的不真实，该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没有提供会议记录，无法证明召开过，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签字的人是代表。开会前没有通知全体村民，也没有任何通知公告，大会记录是伪造的。表决结果29人同意3人弃权，但弃权的签字栏没有任何人签字。未做到一事一议，系郑生兴和莫妙海伪造的，其表决内容也并非是《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和《房屋租赁合同》，无法证明合同有效。海威公司提供的证据《杭州市滨江区村级留用地项目合作开发审批表》明显是伪造虚假填报的，时间倒签，无法证明《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合法。首先，总体用地项目是需要经过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同意才能申请的，但是该份审批表是郑生兴2013年8月30日制作的，没有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批准。2012年9月21日西兴街道协同村民会议记录形成的时间是2012年的9月21日，但2012年9月21日之前根本没有通过代表会议。其次，几个部门的填报时间也明显矛盾。在表格未制作前就进行了盖章，审批表中第一行明显是填报人郑生兴填写的填表时间。滨江区政府、滨江区国土分局审批时间2013年8月27日，滨江区农办的审核意见时间是2013年8月27日，滨江区村级留用地规划领导小组的审批时间是2013年9月16日，而滨江区人民政府的审核时间竟然是2018年的9月20日，明显是颠倒了次序。同时，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郑生兴从2012年开始就一直在为海威公司违法谋取利益，可见上述审批表是郑生兴伪造的。再次，该份证据提交时间是2020年6月16日，不属于起诉后新形成的证据，也未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的规定，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且当事人正在向杭州市人民政府就该份证据提出行政复议，该审批表中区人民政府审核意见签字栏中的签字人也因涉及莫妙海行贿案被判刑。综上，故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依法改判确认海威公司、协同经济合作社于2016年12月2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无效；三、依法改判确认海威公司、协同经济合作社于2017年3月1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四、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海威公司、协同经济合作社承担。 被上诉人海威公司发表答辩意见称：一、海威公司与协同经济合作社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可以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1、本案两份合同本身不存在任何违背公序良俗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王生泉等八人主张郑生兴为了获取行贿款而帮助海威公司成为案涉项目合作方，其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协同经济合作社与海威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无效。但一审已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留用地合作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立项，符合当地政策，形式和内容均合法。（2018）浙0108刑初262号刑事判决虽认定郑生兴实施的73万元利息系受贿行为，违反了刑法的相关规定，但案涉两份合同和交易行为本身并没有违反刑法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违反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王生泉等八人错误地将郑生兴个人的犯罪行为套在海威公司与协同经济合作社合法的商业合作行为之上。事实上，郑生兴个人实施的利息受贿行为与案涉项目合作的达成及两份合同的签订并无关联，不应影响本案两份合同的效力。首先，案涉项目于2012年达成合作开发的合意，2013年获得政府审批同意。而刑事判决认定的73万元利息受贿款，相应借款行为发生于2016年11月，利息则为2016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利息，远远晚于确定合作开发的时间。显然，即使郑生兴在海威置业成为案涉村级留用地三产开发的合作方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也并非基于三年后所谓的利息行贿行为；而在案涉项目早已达成合作意向并获得政府审批同意的情况下，本案两份合同的签订已成为一个必然发生的流程性事件。其次，从主观目的来看，莫妙海借钱给郑生兴且未追讨利息，目的是为了推进案涉项目尽早顺利启动进而动工建设，并不存在谋取非法利益，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主观恶意，也不存在相互勾结、串通的行为。2、案涉两份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存在任何串通行为，主观上无损害的恶意，客观上也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首先，案涉合同双方并不具有损害的恶意，即不仅意识到将造成损害，且追求（希望）损害之发生。案涉合同的签订自始至终从来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形，更不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结果。其次，案涉合同不存在串通行为。本案中，双方的行为仅是普通的促成交易的商业行为。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商业主体通过前期磋商促成最终的交易达成，是常见的竞争行为，该行为并不存在损害他人之恶意，因此不可能存在预谋损害的意思联络。第二，案涉合同客观上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协同经济合作社实际是以原本政府收回案涉土地后核拨的土地出让金返还部分资金投入到项目公司，获得项目公司51%股权。除该部分资金以外，其余项目开发所需资金均由海威公司负责投入。且根据《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的约定，该项目开发的所有费用及风险均由海威公司独自承担。而《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费用及租赁条件也均符合市场行情，两份合同均未损害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利益。无论是《项目合作开发合同》还是《房屋租赁合同》从内容上看均对作为甲方的协同经济合作社更有利，海威公司则需承担更多的义务。王生泉等八人作为协同经济合作社的股民，自然也间接从中受益，相关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并不会导致其利益受到损害。本案中，王生泉等八人也未能提供任何足以证明案涉合同存在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证据。因此，案涉两份合同形式、目的、内容均合法，不存在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者任何其他可以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二、案涉两份合同均已经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符合合同约定的生效要件，且即使未经民主决议或决议存在瑕疵，也并不影响两份合同的效力。1、两份合同所涉事项均已经内部决议通过，且案涉项目已取得政府审批文件，不存在程序瑕疵，符合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根据2012年9月21日以及2017年3月3日的协同合作社村民代表会议纪要等，可知两份合同所涉事项均已经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表决通过。另，案涉项目已取得《杭州市滨江区村级留用地项目合作开发审批表》，且两份合同中滨江区人民政府西兴街道办事处均作为见证人盖章签字，可见两份合同的签订均已履行合法程序，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成就。2、即使未经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因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已实际履行案涉合同，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仍可对所附生效条件进行变更。本案中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全面履行合同的行为，应视为已经协商变更了合同生效条款，因此即使未经合同约定的民主决议程序，也不影响合同的实际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亦规定，“当事人以房屋租赁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房屋租赁合同生效条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据此，无论合同生效条件是否成就，只要一方当事人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仍然有效。本案合同双方均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且项目即将竣工验收，显然不可能存在合同未生效之情形。此外杭政办函［2009]209号文件等虽要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决定对留用地项目进行合作开发的，应“经村民（或股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股民）代表同意”，但该等文件仅为地方政策文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涉及九民纪要第31条规定的“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因此无论是否违反该要求，均不影响合同效力。3、即便本案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存在瑕疵，海威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与协同经济合作社签订的相关合同，仍应有效。海威公司与协同经济合作社仅为商业合作关系，无从得知也无法干涉其内部决议程序。案涉合同签订时，协同经济合作社均向海威公司提供了有2/3以上村民代表签字通过的村民代表大会会议纪要，且《杭州市滨江区村级留用地项目合作开发审批表》可证明项目合作已经过政府审批同意，海威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协同经济合作社已合法履行内部程序，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具备签订案涉合同的合法权限。因此，即使协同经济合作社内部决议程序存在瑕疵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等相关规定，海威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与协同经济合作社签订的相关合同，也理应有效。综上，海威公司与协同经济合作社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不存在任何法定无效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王生泉等八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协同经济合作社发表答辩意见称：一、王生泉等八人的上诉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1、案涉《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内容均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合法有效。原审查明的事实显示，协同经济合作社村级留用地项目与海威公司合作开发、返租以及分割办证等事项均经过了村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并依法通过相关决议，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案涉《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均合法有效。在相关决议中对于协同经济合作社与海威公司合作开发该地块的事项多次有体现和认可，充分说明了该事项是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反复讨论通过的，合法有效。关于王生泉等八人一再强调的相关证据超过举证期限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即便存在超过举证期限举证的问题，对于涉及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采纳。因此，对于本案中协同经济合作社提交的证据，应予采纳。况且，在原审庭审中，合议庭已经对协同经济合作社举证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训诫，原审法院采纳协同经济合作社所提交的、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的证据，并据此作出裁判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2、王生泉等八人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王生泉等八人起诉状主张的无效理由是违背公序良俗、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在原审庭审中又提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这一理由，现于上诉状中又提出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理由，均不能成立。首先，案涉合同已经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且已经实际履行至今。目前相关房屋已经基本建成，双方已经开始进行验收、不动产分割以及确权办证工作，这些事项均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确认，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其次，王生泉等八人没有就其无效主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合同事项前后历时数年，多次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议，并非郑生兴个人一手操办；另合作条件符合正常的商业规则，与当时的情况相符，不存在损害股民合法权益的情形，王生泉等八人关于恶意串通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王生泉等八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相关签订合同的行为掩盖了“何种”非法目的、损害了“何种”公序良俗或者违反了“哪条”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主张与现有证据完全相悖，均不能成立。二、案涉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且已经基本履行完毕。案涉地块建设项目目前已经基本建成，双方已经开始进行验收、不动产分割以及确权办证工作。案涉合同的履行符合协同经济合作社的内部决议要求以及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合法有效。综上所述，王生泉等八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王生泉等八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生泉等八人认为协同经济合作社与海威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因郑生兴的犯罪行为涉及以下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无效：1.违背公序良俗；2.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3.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4.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5.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2018）浙0108刑初262号刑事判决书系认定被告人郑生兴存在受贿行为，判处相应刑罚，并未认定案涉《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本身存在违反刑法相关规定的情形。案涉留用地合作项目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立项，符合当地政策，且协同经济合作社与海威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本身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双方之间的合作开发法律关系、房屋租赁法律关系本身亦不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就《项目合作开发合同》而言，合同中对于双方当事人在合作开发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并不存在明显不对等的情形，就《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是否过低而言，王生泉等八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租金标准明显过低，故王生泉等八人以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不成立。综上，王生泉等八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案涉《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房屋租赁合同》虽约定需经股东（村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决议程序后生效，但合同是否生效与合同是否有效系两个法律关系，故不存在合同未生效的情形，王生泉等八人以此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生泉、宋华飞、宋飞超、宋文龙、单志道、王观洪、俞军、沈金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亮 审 判 员  张一文 审 判 员  秦海龙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赵 勤 书 记 员  戚依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