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1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红，女，1971年2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伟，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士强，男，1971年3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润志，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珊珊，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达苑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亭卫公路3688号1幢214室。法定代表人：叶荣辉。上诉人薛红因与被上诉人陈士强、原审被告上海达苑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苑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20）沪0120民初1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薛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陈士强一审要求薛红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薛红是向银行提供的保证,保证陈士强能够偿还银行贷款,在陈士强将银行贷款已经还清之后,薛红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2017年5月17日，在贷款发放的前一天,薛红应银行的要求去银行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在此之前,陈士强已经以家庭自有房产向银行办理了抵押。当时,薛红考虑因陈士强已向银行提供房屋抵押,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只是应银行的要求走流程，风险不大,如果作为保证人还会与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因银行后来没有要求薛红签订保证合同,所以薛红的保证担保不成立。即便和银行的保证成立,陈士强作为债务人已将银行的贷款偿还完毕,薛红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陈士强向银行的借款是企业的经营性贷款,当时陈士强是达苑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实际管理达苑安公司,向银行贷款也是陈士强决定的,贷款直接发放给达苑安公司的供应商,公司如果获利,利润将直接惠及股东即陈士强,公司亏损也好,获利也好,都不会对薛红产生影响,所以薛红基于陈士强已经向银行提供抵押的情况下向银行提供担保符合常理,一审法院认定薛红为达苑安公司向陈士强提供担保不符合常理。二、即便薛红的保证责任成立,根据陈士强提供的对账单显示,2017年8月24日陈士强已经偿还385.2万元的贷款,薛红担保的借款已经偿还完毕,之后的银行贷款并未经过薛红承认和担保,薛红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三、即便薛红保证责任成立,陈士强在本案中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保证期间,薛红的保证责任应当免除。陈士强提起本案诉讼的日期是2020年1月17日,已经超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间,薛红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一审判决前一天薛红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投递邮件清单》，但薛红自2019年1月23日至2019年2月15日在海南,不可能于2019年1月31日签收陈士强的《律师函》，《投递邮件清单》上“薛红”的签字,并不是薛红所签,薛红也没有收到陈士强的《律师函》。被上诉人陈士强辩称：一、薛红亲笔签名的《股东会决议》交给陈士强，即为薛红对陈士强作出了担保的意思表示。陈士强也去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作了调查取证，银行不需要薛红承担担保责任。陈士强为了办理循环贷款，担任达苑安公司法定代表人，达苑安公司实际控制人是薛红。叶荣辉和薛红表面XX，实际还在一起居住，陈士强一审中提供过叶荣辉和薛红一家三口出去旅行的证据。薛红对达苑安公司以及叶荣辉的债务向陈士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相比较向银行作出担保意思表示更具合理性。二、陈士强已经反复履行了告知义务，薛红通过拉黑陈士强短信、微信等，拒收陈士强一切消息和信件。陈士强寄送《律师函》，已经履行义务，并证明薛红已经签收。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薛红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达苑安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陈士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陈士强与达苑安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2.达苑安公司向陈士强返还借款本金3,962,102.95元；3.达苑安公司向陈士强支付利息44,683.72元（以3,962,102.95元为本金，年利率7%，自2018年11月22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18日）；4.达苑安公司向陈士强支付资金占有使用费暂计194,740.07元（以3,962,102.95元为本金，按逾期利率6%计算，自2019年1月19日起暂计至2019年11月14日，暂计194,740.07元，实际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5.薛红对达苑安公司的上述债务向陈士强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陈士强放弃了第一项诉请要求解除借款协议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达苑安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4日，2017年3月22日，陈士强成为达苑安公司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达苑安公司另一股东为叶荣辉。2018年2月2日，陈士强将其股权转让给叶荣辉，并由叶荣辉担任法定代表人。薛红与叶荣辉XX，据薛红陈述双方于2005年7月4日协议XX。2017年4月30日，达苑安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会议一致同意由股东陈士强以自有房产作抵押，向浙商银行借款385.2万元，期限三年，用于公司经营，银行借款产生本金、利息、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股东叶荣辉、陈士强签字，该决议下方载明：“上述借款由薛红提供担保，担保人：薛红，2017年5月17日。”股东会决议形成后，陈士强向银行申请贷款。2017年5月11日，陈士强与浙商银行签订《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支付货款；本合同项下的借款额度428万元，其中10%为备用额度，扣除备用额度后的剩余借款额度，为借款人日常借款的最大金额；期限自2017年5月11日至2020年5月11日；同日，陈士强（债务人）及其配偶陈某1、儿子陈某2（抵押人）与浙商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人以自有房产自愿为债务人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2027年5月11日止办理的各类业务，在最高额770万元内提供担保。后双方就该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同日，陈某1及陈某2与浙商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债务人陈士强自2017年5月11日至2027年5月11日止在浙商银行处实际形成的债务最高余额770万元提供担保。2017年5月18日，浙商银行依约发放了贷款385.2万元。陈士强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将款项全部用于公司经营，汇入了达苑安公司的供方上海XX经营部账户。后浙商银行将该笔贷款自2017年8月22日至2018年1月21日期间的利息进行统一结算计入本金，并将借款本金调整为3,962,102.95元。庭审中，陈士强认可2017年5月起至2018年11月期间的贷款利息，已由达苑安公司、叶荣辉及薛红归还，其中2018年4月、5月薛红归还25,000元，2018年6月，叶荣辉归还23,112.27元。之后，达苑安公司、叶荣辉及薛红均未转账到陈士强账户偿还贷款，2019年1月18日，陈士强向浙商银行还清了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2019年1月25日，陈士强分别向达苑安公司及薛红发送《律师函》，邮寄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XX公路XX弄XX号，要求达苑安公司在收到律师函3日内归还借款及要求薛红履行连带责任担保。根据邮政投递签收凭证显示，上述函件由“薛红本人”于2019年1月31日签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1.陈士强与达苑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2.薛红应否对达苑安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3.如果薛红承担担保责任的，其担保期间及担保范围的认定。第一，一审法院认为，陈士强与达苑安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首先，关于借贷合意，股东会决议明确了陈士强向银行贷款产生的本金、利息、相关费用由达苑安公司承担。该决议实际为双方对于相关费用的承担、给付和结算的凭证，而根据我国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此结算凭据应理解为系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其他证据”。其次，关于资金交付，陈士强已按约定将款项汇入公司采购的供应商账户，已完成借贷款项交付的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陈士强要求达苑安公司归还借款本息，理由与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达苑安公司应归还的本金数额，陈士强陈述与达苑安公司协商一致，将该笔贷款的利息计入本金，调整借款本金为3,962,102.95元，达苑安公司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结合叶荣辉及薛红后续每月归还利息的数额，一审法院采信陈士强的主张，认定达苑安公司应归还的借款本金为3,962,102.95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关于陈士强主张的利息数额，陈士强向银行偿付的利息中，部分由叶荣辉及薛红垫付，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薛红及叶荣辉代付的款项应扣除多还的2,234.64元。关于陈士强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因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率及逾期利率，故陈士强向达苑安公司主张返还系争款项后，达苑安公司未及时返还的，应向陈士强偿付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达苑安公司和薛红于2019年1月31日收到陈士强的催款函，故应从2019年2月4日开始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对陈士强诉请的利息起算时间作相应调整。第二，一审法院认为，薛红应对达苑安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首先，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来看，薛红在担保人处签字时并未明确向谁承担担保责任，故仅凭文字本身无法探究该表述的真实意思，还需结合上下文来解释。该决议中间部分已经明确由陈士强以自有房产作抵押向银行借款，并未要求薛红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无法得出薛红是向银行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次，从银行贷款档案资料来看，银行要求的担保方式为债务人陈士强的房产抵押及担保人陈某1、陈某2的保证担保，并且各方签订了相应的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浙商银行并未要求薛红承担担保责任。此外，陈士强的债务由其配偶及儿子承担保证责任，更具合理性。再次，从借款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来看，薛红曾6次将款项转给了陈士强，数额与银行借款利息数额相同。如薛红是向银行承担保证人责任的话，其应直接向银行归还借款利息。薛红辩称该6笔款项是陈士强向其的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对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薛红认为其是陈士强向银行贷款的保证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关于薛红承担保证责任期间的问题。首先，根据担保法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所涉决议上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故薛红对达苑安公司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而本案中，陈士强在其向银行还款后即2019年1月18日，就有权向达苑安公司主张相应款项，因此，在陈士强向达苑安公司发送催款函后即视为债权履行期届满。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陈士强亦同时向薛红发送律师函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在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内。该挂号信签收信息显示系于2019年1月31日被“薛红”本人签收，薛红虽否认其收到函件。但一审法院认为，对陈士强来说，在其通过邮政投递结果查询到“薛红”签收的结果后，相信邮件已送达薛红处，具有合理性，陈士强并未怠于履行催告义务，在此不宜过高苛求陈士强，应当视为其已履行了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义务。另一方面，陈士强向达苑安公司及薛红寄送律师函的地址亦是本案起诉状副本等材料的送达地址，达苑安公司认可该地址是其实际经营地址，薛红也认可其在该地址有居住房间，故上述邮件即使是由他人代为签收，亦可视为有权代收，据此可以认定陈士强向薛红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到达至薛红处，故一审法院认为陈士强已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一旦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第一次向连带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期间消灭，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薛红以陈士强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其可据此免责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担保范围的问题，根据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股东会决议，薛红应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为借款本金385.2万元及相应利息，而陈士强与银行经循环贷后的借款本金为3,962,102.95元，由此产生的借款本息数额超出了股东会决议约定的范围，故对超出范围部分的数额，薛红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经一审法院核算，以3,962,102.95元为本金应偿付的本息之和，与以3,852,000元为本金偿付的本息之和，超出了3,255.97元，该部分数额薛红不予承担担保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达苑安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陈士强借款3,962,102.95元及利息42,449.08元（合计4,004,552.03元）；二、达苑安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陈士强以3,962,102.95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三、薛红对达苑安公司的债务（借款本息之和4,001,296.06元及以3,852,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薛红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内向达苑安公司追偿。一审案件受理费40,412元，由达苑安公司、薛红共同负担。陈士强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交下列证据：一、2019年1月25日陈士强向薛红以及达苑安公司发送的《律师函》以及对应的EMS面单，证明陈士强于2019年1月25日曾向薛红的住址上海市XX公路XX弄XX号发送过《律师函》，被薛红拒收，说明当时该地址是有人居住的。二、不动产登记簿，证明陈士强寄送《律师函》的地址是薛红作为产权人的房屋。其他当事人在本院二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据。经质证，薛红对陈士强提交的两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陈士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9年1月23日，薛红从上海飞往海南，2019年1月25日薛红仍在海南，不可能拒收陈士强的信件，陈士强2019年1月29日的挂号信，也不是薛红签收，家里也没有人。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29日，陈士强分别向达苑安公司及薛红发送《律师函》，邮寄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XX公路XX弄XX号，要求达苑安公司在收到律师函3日内归还借款及要求薛红履行连带责任担保。根据邮政投递签收凭证显示，上述函件由“薛红本人”于2019年1月31日签收。2019年1月25日，陈士强委托律师通过邮政EMS向达苑安公司及薛红发送《律师函》催款，均以“收件人拒收”退回。一审查明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薛红提供担保的对象是浙商银行还是陈士强。二、薛红应否承担担保责任。三、薛红的保证责任是否因保证期间超过而免除。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1.薛红系在达苑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承诺为达苑安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该《股东会决议》系由陈士强持有，并非是浙商银行持有，应认定为薛红向陈士强提供承诺担保的《股东会决议》。2.浙商银行并未因系争借款与薛红签订过任何担保合同，薛红亦未举证证明其系因银行要求在《股东会决议》上承诺担保，故薛红主张其系向浙商银行提供担保无事实依据。3.在系争借款的还款过程中，薛红曾经向陈士强支付款项用于归还系争贷款，故可以认定薛红系代达苑安公司向陈士强还款。薛红认为其系向陈士强出借款项无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信。综上，一审认定薛红向陈士强作出担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薛红主张2017年8月24日，陈士强已经向浙商银行归还系争贷款，陈士强之后再向浙商银行借得的款项与薛红无关，不应由薛红承担担保责任。陈士强认为系争贷款是循环贷款，陈士强与浙商银行签订的《循环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三年。本院亦注意到《循环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20年5月11日，《股东会决议》上亦明确借款期限为三年，借款用于达苑安公司经营，且达苑安公司并未在2017年8月24日归还过款项，达苑安公司的另一股东叶荣辉和薛红在2018年仍多次向陈士强支付款项用于还贷，故薛红认为系争贷款在2017年8月24日已经还清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信。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薛红未在《股东会决议》上明确保证期间和保证方式，故薛红应当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对达苑安公司的借款向陈士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循环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20年5月11日，陈士强系于2019年1月18日向银行还清《循环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薛红的保证期间应自2019年1月19日起算六个月。陈士强于2019年1月25日、1月29日向薛红的住址寄送了催款的《律师函》，应视为陈士强在保证期间内向薛红主张了保证责任，薛红认为其未收到《律师函》、保证期间已经超过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陈士强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保证责任后，其对薛红的保证债权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陈士强于2020年1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薛红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一审判决薛红承担相关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薛红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889元，由上诉人薛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清审判员 王 峥审判员 桂 佳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闫伟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