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浙08行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昌娥,女，1972年8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松阳县，现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民政厅，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 法定代表人王剑侯，厅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衢州市柯城区民政局，，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荷花三路** 法定代表人周建立，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嗨呀，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戚文菁，女，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杨昌娥与浙江省民政厅、衢州市柯城区民政局（以下简称柯城区民政局）、第三人戚文菁婚姻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2020）浙0802行初231号行政裁定。杨昌娥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周柯民，曾用名“周柯明”。1993年2月11日，“周柯明”使用公民身份号码330821601××××（现经查并无此号）与戚文菁登记结婚，结婚证号为荷街字第17号。2012年12月19日，杨昌娥与周柯民（身份证号330821195906××××）登记结婚。2019年9月7日，周柯民因病去世。戚文菁向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杨昌娥与周柯民的婚姻无效。在该案诉讼过程中，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对“周柯明”在1993年2月11日结婚登记申请书上的指纹与周柯民的指纹鉴定为同一人右手食指捺印形成，故认定“周柯明”即周柯民。2019年11月19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以周柯民（周柯明）在与戚文菁的婚姻关系未解除的情况下又与杨昌娥登记结婚的行为已构成重婚，故作出（2019）浙0802民初3356号民事判决：宣告周柯民与杨昌娥的婚姻无效。2020年8月10日，杨昌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戚文菁与周柯民的结婚登记行政行为（荷街字第17号）；2.判令浙江省民政厅、柯城区民政局赔偿因过错登记行政行为给杨昌娥造成财产损失人民币200万元；3.案件诉讼费用等由浙江省民政厅、柯城区民政局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案中，被诉婚姻登记时间为1993年2月11日，杨昌娥于2012年11月19日办理结婚登记并被宣告无效，但其对在先登记并无利害关系，其请求撤销，原告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在该案的被告选择问题上,杨昌娥认为戚文菁与“周柯明”所持结婚证上的印章为“浙江省民政厅”,因此杨昌娥在行政诉讼中将浙江省民政厅列为被告。根据当时的《民政部关于使用新式结婚证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婚函[1992]317号)的有关规定,在“发证机关”一栏上套印“浙江省民政厅”只是婚姻证件的制式要求,浙江省民政厅并非作出该婚姻登记的行为主体。经释明，杨昌娥坚持起诉浙江省民政厅。因浙江省民政厅并非作出戚文菁与“周柯明”婚姻登记的行为主体，杨昌娥起诉的浙江省民政厅被告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杨昌娥对浙江省民政厅的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杨昌娥的起诉。 上诉人杨昌娥上诉称，一、杨昌娥系本案适格主体。1993年2月11日，戚文菁与周柯民（2019年9月7日死亡）相互串通，提供虚假材料，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办事处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对戚文菁与周柯民提供的虚假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等材料能够核实却未尽审查职责，导致戚文菁骗取与周柯民的结婚证（荷街字第17号）。2009年1月23日，戚文菁与周柯民签订《离婚协议书》，共同故意隐瞒结婚事实。2012年12月19日，在周柯民出具单身婚姻状况合法证明材料情况下，杨昌娥与周柯民在衢江区婚姻登记处合法登记结婚，结婚后共同生活九年至周柯民病亡，从登记结婚之日起至今杨昌娥均居住在衢州市松园东区××号楼××单元××室房屋，在这期间戚文菁对杨昌娥与周柯民已登记结婚的事实自始均明知。2014年周柯民生病后，医疗费用、生活费用等均杨昌娥承担。2018年6月，周柯民将杨昌娥添加为衢州市松园东区××号楼××单元××室房屋产权共有人并办理不动产登记。2019年9月7日，周柯民死亡以后，戚文菁通过法院诉讼方式对杨昌娥合法登记婚姻进行宣告无效，随后，戚文菁又通过诉讼方式对杨昌娥合法财产进行侵占。法院基于第三人戚文菁骗取的《结婚证》（荷街字第17号），确认杨昌娥居住的衢州市松园东区××号楼××单元××室房屋属于戚文菁与周柯明财产，造成杨昌娥直接财产损失200万元。因此，杨昌娥对被诉婚姻登记存在利害关系，原告主体适格。二、浙江省民政厅系本案适格被告。戚文菁与周柯民领取结婚证系由当时的婚姻登记机关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办事处审查，并由浙江省民政厅向其发证，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办事处与浙江省民政厅共同错误登记并错误颁发《结婚证》（荷街字第17号）。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办事处和浙江省民政厅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存在过错，现柯城区民政局系柯城区婚姻登记管理部门，且柯城区民政局在后续信息录入时也未及时审查纠正，导致杨昌娥合法的结婚证被宣告无效，给杨昌娥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浙江省民政厅系本案适格被告。综上，请求撤销原裁定，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浙江省民政厅答辩称，一、杨昌娥作为原告起诉，其诉讼主体不适格。被诉婚姻登记时间为1993年2月11日，杨昌娥于2012年11月19日办理结婚登记并被宣告无效，其对在先登记并没有利害关系。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之规定，杨昌娥作为原告起诉，其诉讼主体不适格。二、浙江省民政厅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当时的《民政部关于使用新式婚姻证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婚函(1992)317号)的有关规定，在“发证机关”一栏上套印“浙江省民政厅”只是婚姻证件的制式要求，并非作出案涉婚姻登记行为的主体。同时，根据当时的《婚姻登记办法》(〔85〕国函字177号)第三条“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区人民政府、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浙江省民政厅并非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事实上，戚文菁与周柯民办理的荷街字第17号《结婚证》行为，是由当时的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办事处办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柯城区民政局答辩称，一、柯城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行为的程序合法，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戚文菁与周柯民(曾用名周柯明)1993年2月11日申请结婚登记，并签署了结婚登记申请书，在申请书上记录了居民身份证的编号。双方都提供了各自单位的证明，并在证明上写明了出生年月和未婚状况等相关情况，戚文菁与周柯民提供的材料符合相关规定。柯城区民政局对材料进行审查，照片与本人也相吻合，制作了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戚文菁与周柯民在审查处理结果表上领证签名。柯城区民政局审查是形式审查，已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周柯民一代身份证号码查无此号系一代、二代身份证更替原因，并非周柯民所持系虚假身份证。二、柯城区人民法院及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均认定了戚文菁与周柯民婚姻合法有效。三、由于杨昌娥与周柯民共同骗取婚姻登记行为，才导致双方婚姻被宣告无效。四、杨昌娥的财产损失与柯城区民政局的登记行为无因果关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戚文菁未发表意见。 杨昌娥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相关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根据一审审理情况以及各方的上诉理由、答辩意见，二审中，主要围绕杨昌娥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等问题进行审理。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杨昌娥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首先，杨昌娥并非被诉婚姻登记行为的当事人，该婚姻登记行为涉及的系周柯民与戚文菁的婚姻关系这一特殊的人身权，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系周柯民与戚文菁。其次，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是行政行为作出时，客观上对其利益产生了直接的、现实的影响。本案中，杨昌娥与周柯民于2012年进行婚姻登记，故在1993年婚姻登记机关为周柯民、戚文菁办理婚姻登记时，并不存在侵害杨昌娥合法权益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杨昌娥主张由于被诉婚姻登记行为的存在，戚文菁通过诉讼方式导致杨昌娥与周柯民于2012年的婚姻登记被宣告无效，以致其财产权受到侵害，但（2019）浙0802民初3356号民事判决系认为，周柯民在与戚文菁的婚姻关系未解除的情况下又与杨昌娥登记结婚的行为已构成重婚，故宣告周柯民与杨昌娥婚姻无效。据此，杨昌娥权益系因其与周柯民的婚姻无效而受影响，案涉登记行为非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原审法院认定杨昌娥与被诉婚姻登记行为无利害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并无不当。 关于杨昌娥主张的浙江省民政厅系本案适格被告的意见，本院认为，在“发证机关”一栏上套印“浙江省民政厅”只是《民政部关于使用新式婚姻证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婚函(1992)317号)所规定的婚姻证件相关制式要求，根据当时的《婚姻登记办法》(〔85〕国函字177号)第三条规定，“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区人民政府、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故原审法院认定浙江省民政厅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杨昌娥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杨昌娥还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以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为前提，本案中，杨昌娥请求撤销被诉婚姻登记行为，因杨昌娥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审法院已裁定驳回杨昌娥的起诉,故在被诉婚姻登记行为没有被确认违法或撤销的前提下,杨昌娥一并提出的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审法院整体裁定驳回杨昌娥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杨昌娥相关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沈 婷 审 判 员  朱桂英 审 判 员  祝伟荣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周 姝 书 记 员  秦沁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