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京0119行赔初2号原告北京兴合盛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东红寺村南1100米。法定代表人丁振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汝忠，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江帆，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政通路**。法定代表人王楠，镇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白云鹏，副镇长。委托代理人杨卫宁，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市政市容所所长。委托代理人李树静，北京静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兴合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合盛公司）起诉被告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康庄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8月13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康庄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7日、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兴合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汝忠、江帆，被告康庄镇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白云鹏及委托代理人杨卫宁、李树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兴合盛公司诉称，原告与张来元、康庄镇郭家堡村村民委员会、康庄镇东红寺村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分别就郭家堡村部分土地、东红寺村部分土地签订了，并经相应的村民代表审议通过，约定原告承包上述土地用于种植业、养殖业、旅游观光业。同时原告依法取得了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2016年因京张高铁延庆段施工征地拆迁工作，原告被告知上述合同中承租的土地中的26.5亩属于征地拆迁范围。2016年5月，原告收到被告工作人员的口头通知，要求移除原告在涉案土地上的种植物。但原告此前并未收到关于征地拆迁的通知，且原告已取得相应的承包资质及经营资质，故不同意移除涉案土地的地上物。2016年6月，被告向原告发出了《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限期清移树木通知书》，认定原告在涉案土地上的正常经营行为属于抢栽抢种行为，要求原告拆除涉案土地的地上物并且不给予补偿。2017年4月25日，在未提前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在进行京张高铁建设的过程中，被告指令的施工单位强行拆除了涉案土地的地上物，并将该地面推平后继续施工。此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就涉案土地上的地上物补偿进行协商，但始终协商未果。2018年4月14日被告联合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作出《关于北京兴合盛投资有限公司补偿情况说明》，再次告知原告实施了抢栽抢种行为，抢栽抢种部分不予补偿。同日，原、被告仅就双方无争议的部分，即被告在2016年1月份登记的地上物，签订了补偿协议。原告认为，被告发布的《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限期清移树木通知书》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并致使原告就涉案土地上的种植物产生巨大损失，被告应予以赔偿。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发布的《限期清移树木通知书》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首先，《限期清移树木通知书》违反了上位法，即《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园林绿化局市国土局关于遏止本市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过程中抢栽抢种树木苗木行为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07]20号）。该通知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区县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征收土地批准文件之日起10日内在被征地的乡镇、村进行征地公告。自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对在征地范围内新种植的树木、苗木，不予补偿。建设单位在获得批准文件后，应立即组织对征地拆迁用地范围内的土地附着物进行录像取证并及时开展清理登记工作。”但《限期清移树木通知书》中认定原告存在抢栽抢种行为所依据的《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遏止抢栽抢种抢建行为的通告》（延政发[2016]3号）不是征地公告，该文件仅提及了发改委的立项批复。发改委的立项批复与政府的征地公告分别是两种法律行为、两个时间点、两种法律关系，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且被告在2016年间未进行任何征地公告。被告作出的《限期清移树木通知书》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应予以确认无效。其次，在原告于2016年5月收到被告工作人员的通知前，原告未收到关于涉案土地征地拆迁的通知，且原告对于涉案土地内的种植行为属于原告的经营范围。原告无法获知涉案土地的征地信息。被告未在原告可见的范围内张贴关于征地的通知、亦未提前书面明确告知过原告涉案土地属于征地拆迁范围，原告无法获得相应的征地信息。同时，原告在涉案土地上的种植行为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原告的营业执照所载的经营范围包括生产林木种子、销售林木种子，且已取得了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具有正常经营所需的资质。二、被告应支付原告地上物赔偿款8631453元。因2017年4月25日，在未提前通知原告的情况下，被告指令的施工单位已经强行拆除了涉案土地的地上物，并将该地面推平后继续施工。涉案土地地上物金额无法明确，故被告应比照其于2016年5月评估的价格向原告支付赔偿款。根据2017年2月延庆区区政府专题会议材料显示，涉案土地的地上物在2016年5月进行清理登记时，评估价为1013万元，有评估照片及评估底单。2018年4月14日，原告与被告已就双方无异议部分的地上物，签署了《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149.8547万元。因此，被告应继续支付原告剩余地上物赔偿款共计8631453元。综上所述，被告发布的《限期清移树木通知书》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并致使原告就涉案土地上的种植物产生巨大损失，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地上物赔偿款共计8631453元。被告康庄镇政府辩称，一、涉案地上物为抢栽抢种树木，系不受法律保护的财产，原告无权要求获得赔偿，主体不适格。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三条第（九）款规定，“在征地依法报批前，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应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告知后，凡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2016年3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延庆区重大项目征占流转土地及地上物补偿指导意见》的通知（延政发[2016]11号）第四条第2款“林木及苗木补偿指导意见”规定“自区政府发布公告之日前有合法手续栽植的树木按照《北京市绿化造林、育苗适宜栽植密度表》密度上限并结合《延庆区拟实施的重大项目建设征占流转土地上苗木、林木拆迁补偿指导价格》列出的指导价格予以补偿；发布公告后新栽植树木一律不予补偿。”延庆区政府针对京张高铁项目首次发布《关于遏止抢栽抢种抢建行为的通告》（延政发[2016]3号）的日期是2016年1月19日，项目评估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对涉案地块进行了地上物清理登记。2016年5月17日，巡查发现原告在涉案地块内新栽植近万株高2.5米-3米的白皮松，属于抢栽抢种树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抢栽抢种的树木非合法财产，依法不应获得补偿，原告就此不享有合法权益。另外，原告已经与我政府签署《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约定我政府将上述地上物补偿款1498547元支付原告。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不得对京张高铁道路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再进行种植和利用，并不得针对地上物提出任何诉求。我政府通过该协议书，已经补偿了原告“京张高铁道路征地红线内的地上物。”综上可见，涉案地上物系抢栽抢种的树木，不受法律保护，原告无权就此获得赔偿，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应当裁定驳回。二、我政府未实施强制清除涉案地上物的行为，主体不适格。我政府虽然向原告送达了《限期清移树木通知书》，但并未实施强制清除涉案地上物或项目建设行为，故而我政府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原告此项起诉应予驳回。三、原告起诉超过时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原告的起诉明显已经超过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告起诉应予驳回。四、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损失真实、合法存在。综上，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起诉。经查，2018年8月14日，兴合盛公司曾将延庆区政府、延庆区交通局、康庄镇政府作为共同被告，要求确认三被告对兴合盛公司种植经营的苗木实施强拆的行为违法。2018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4行初1416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兴合盛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延庆区政府实施了上述行为，故裁定不予立案。兴合盛公司不服上诉，2019年5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行终1671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兴合盛公司未能就三被告共同实施了被诉行政行为提供相应的证据，属于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形，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案中，兴合盛公司称其主张赔偿的涉案土地范围与上述案件所涉土地范围一致。2018年7月20日，兴合盛公司起诉延庆区政府、延庆区交通局、康庄镇政府，要求三被告向其支付征地土地补偿款、地上物补偿款、停产停业经营损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京04行初141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不予立案。兴合盛公司不服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9）京行终1号行政裁定书，认为现有法律、法规、规章等均未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集体土地征地过程中具有给付上述补偿款的法定职责，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2019年4月12日，兴合盛公司将康庄镇政府、延庆区交通局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二被告占用收回原告土地的行为违法。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京0119行初31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告未能就二被告实施所诉占用收回土地行为提供证据，属于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形，故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兴合盛公司不服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京01行终122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2020年4月26日，兴合盛公司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康庄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清移树木通知书》无效。本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20）京0119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诉《限期清移树木通知书》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无效情形，判决驳回兴合盛公司的诉讼请求。兴合盛公司不服上诉，现该案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具备法定起诉条件。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本案中，鉴于涉案土地范围内的清除苗木行为并未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系康庄镇政府实施以及该清除苗木行为未被确认违法，故兴合盛公司获得相应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不存在，其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兴合盛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晶人民陪审员  宋惠卿人民陪审员  白书霞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法官 助理  王 芹书 记 员  杨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