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4民终1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向渝，女，1997年5月26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晏江，系向渝丈夫，199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之华，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慧，女，1973年10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饶道国，男，197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恩施市。上诉人向渝因与被上诉人戴慧、饶道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0民初4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0日立案后，于2021年1月26日对上诉人向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晏江、罗之华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渝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0民初4590号民事判决，并改判二被上诉人共同返还上诉人1000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渝0240民初459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错误，向渝向饶道国转账的100000元并非彩礼。彩礼是指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以男女双方结婚为目的，按照当地习俗，在婚约期间与结婚时向对方给付的贵重礼物及礼金。但在本案中的争议标的100000元是由上诉人向渝经其母亲戴慧的指示，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转至饶道国(戴慧再婚丈夫)账户。在我国传统习俗中，彩礼一般是由男方或男方父母交付给女方或女方父母，但本案中的资金往来仅涉及女儿向渝、母亲戴慧及再婚丈夫饶道国，并没有男方或者男方父母的直接参与。故本案的当事人是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三人，争议标的涉及的资金往来仅发生在三人之间，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也仅限三人。彩礼一般发生在男方与女方之间，并非发生在女方家人之间。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戴慧的女儿，在自己谈婚论嫁时向自家人转账的行为，不符合彩礼的习俗约定，因此该笔转账不属于彩礼。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的转款系受案外人晏江委托，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外人晏江与上诉人就100000元转账达成过任何委托或者受托的协议，也未有证据证明该笔转款系案外人晏江所为。本案争议标的不符合彩礼的定义，也并非是案外人晏江委托上诉人转账给二被上诉的彩礼，一审法院对转款的事实认定错误。二、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转账支付的100000元后，在上诉人向渝要求返还时拒不返还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应当立即予以返还。争议标的100000元系上诉人转给其母亲被上诉人戴慧让其帮忙保管，经被上诉人戴慧指示转入了被上诉人饶道国的账户。上诉人自小便与父母分离，年幼时因为父亲逃避责任，后与母亲共同生活。因为上诉人从小没有体会到家庭的氛围，其对于长期共同生活的母亲有强烈的依赖与信任。上诉人十几岁便外出打工，期间所得大部分收入一直交由母亲保管。基于信任以及长期养成的习惯，上诉人也将本案争议的100000元交由被上诉人保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双方建立了财产保管的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六条规定:“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当事人对保管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管人可以随时要求寄存人领取保管物。”因此，本案中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随时返还被保管的财产，被保管财产在上诉人要求返还之时起，被上诉人即具有返还被保管财产的义务，被上诉人不具有继续占有该财产的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也有“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的规定。三、原判所依据的证据不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必须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个特征，否则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上诉人向渝及案外人晏江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用于证明本案争议标的为彩礼的证据，不满足证据应当具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真实性。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仅为聊天记录的截图或部分，未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未提供证明聊天双方主体身份地位的证据，无法确认是否为本案当事人或者关系人，以及是否为本人发送的消息，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被删除或修改过。微信聊天记录作为一种电子证据，具有易被伪造和篡改的特点。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使用时，其内容应当具备完整性，并且无删减改动。2.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电子证据取证方式如果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形成、获得方式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应当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微信聊天记录作为一种私密的聊天软件，且在本案中无法确认微信使用人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对该证据的展示无疑存在侵犯案外人隐私的可能性，故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3.关联性。即使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真实的，但从证据内容来看，无论100000元转账性质为何，上诉人都向其明确表明了应当退还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也曾作出了愿意退还的意思表示。因此，该组证据无法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相反可以证明上诉人要求退还的合理事实。戴慧、饶道国未作答辩。向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戴慧、饶道国共同向向渝返还不当得利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戴慧、饶道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慧系向渝母亲，戴慧与饶道国系再婚夫妻。2020年4月25日，向渝通过支付宝向饶道国转账两笔，每笔50000元，共计100000元。戴慧、饶道国认可收到向渝转账的100000元，但辩称系向渝男朋友晏江（现在已经是向渝的丈夫）通过向渝账户给付戴慧、饶道国的彩礼钱。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向渝转账给饶道国的10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戴慧、饶道国提交的和向渝男朋友晏江4月2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说到彩礼问题，并且说到：“小渝说了10万。”在4月25日，向渝就通过支付宝给饶道国转账100000元。其后，在8月、9月的时候，向渝与戴慧、饶道国以及晏江在微信上多次提到彩礼的返还问题，并且确认彩礼就是100000元。戴慧、饶道国虽然辩称微信易被篡改盗取，但双方在聊天记录中均提到了晏江，向渝也当庭认可晏江就是向渝那时的男朋友现在的丈夫。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该100000元应当认定为男朋友晏江（现已经是丈夫）委托向渝转账给戴慧、饶道国的彩礼，而非向渝诉状所称是存在饶道国处，因此该100000元并非不当得利，向渝请求返还，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向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向渝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举示了向渝与戴慧、向渝丈夫晏江与戴慧的微信完整聊天记录及向渝与晏江的结婚证。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举示的前述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戴慧、饶道国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戴慧在分别与向渝、晏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表示采礼自己不会用一分，拿到彩礼后拿给其女儿向渝。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的100000元是否为晏江支付的彩礼，被上诉人应否予以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属于该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彩礼即为婚约财产，是指恋爱中的男方给女方的聘礼或礼金。彩礼的接受方为女方或女方的父母、近亲属等。从向渝转账支付给戴慧、饶道国的100000元的性质来看，系受向渝当时的男朋友即现在的丈夫晏江支付的，从向渝及其丈夫晏江分别与戴慧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100000元确系彩礼，故原判认定100000元的性质属于彩礼并无不当。但该100000元向渝亦是接受方，并根据其与戴慧约定将返还支付给向渝而支付的，属于在女方获得彩礼后如何分配的约定，实际上向渝与其母亲戴慧形成了合同关系，即向渝受晏江的委托支付100000元彩礼后，戴慧将该款返还支付给向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向渝与戴慧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戴慧负有将该款返还支付给向渝的义务。综上所述，向渝的上诉理由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0民初4590号民事判决；二、戴慧、饶道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向渝1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戴慧、饶道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戴慧、饶道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雷书彦书 记 员 高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