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7333号原告：广州民森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广花五路东镜路口自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52583017G。法定代表人：黄朝坚。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嗣音,广东正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丕生，男，197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桂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广东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民森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森公司）与被告袁丕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民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朝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嗣音、被告袁丕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民森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货款238885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7678元（以23888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20年10月20日LPR3.85%的4倍，自2020年5月20日至2020年11月8日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年11月5日和2020年4月13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下发香水盒材料用纸采购订单，共计货款是288885元。原告从11月13日开始分17批向被告指定的广州市白云区展鹏包装制品厂送货。期间，被告于×××年12月31日支付货款5万元后，余款238885元虽经多次追讨，被告以没钱为由至今未付。被告袁丕生辩称：1.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告只是广州市白云区展鹏包装制品厂（以下简称展鹏包装厂）的员工，任业务员。我方提供了相应的社保记录及收入证明予以佐证，本案的买卖主体应当是展鹏包装厂，并非被告。2.被告对货款的金额也不确认，从原告法定代表人发给被告的对账单显示本案存在的原因是因展鹏包装厂向原告开具的两张空头支票。且原告的欠款单的欠款人是展鹏包装厂的投资人江会双。原告起诉的事实是错误的，原告称×××年11月5日和2020年4月13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下单香水盒，该事实与原告的法人黄朝坚通过微信×××年11月5日将广州市白云区展鹏包装制品厂的老板江会双向其下单的订单是两部分1600克、1400克，订单信息转发给被告并称“这是江总发给我的香水盒单灰板”。该微信原告确认是江会双下单，2020年4月13日被告及江会双均未向原告下单。4月13日是江会双让被告跟进1400克订单让原告交货。原告称是被告下单的与事实不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涉案交易情况民森公司与展鹏包装制品厂于2018年12月底开始建立交易关系。2018年12月17日，民森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朝坚通过微信告诉袁丕生，他老婆不同意发货给展鹏包装厂，送货单不能写展鹏包装厂的名字，要写袁丕生的名字，备注：“送展鹏厂”。2018年12月20日，黄朝坚让袁丕生不要用展鹏厂的采购单，用白纸写个采购单，写个委托其送去展鹏厂。2018年12月21日，展鹏包装厂出具委托书一份，明确展鹏包装厂委托袁丕生作为本厂的代理人，代本厂与贵司下单、采购，签署合同等法律文件，袁丕生在授权期间代本厂从事的相关行为，由本厂承担责任，享有权利。×××年11月5日，黄朝坚将内容为“1600克，1040×1040＝11100张、840×840＝11100张、787×700＝14800张；1400克，1000×1000＝6400张、787×1180＝4250张、787×640＝8500张”的订单通过微信发给袁丕生，并称这是“江总发给我的香水盒单灰板”。×××年11月20日，袁丕生向民森公司黄朝坚再次发送上述关于香水盒子的订单，内容为“1600克，1040×1040＝11100张（盖）、840×840＝11100张（底）、787×700＝14800张（围条）大号；1400克，1000×1000＝6400张（盖）、787×1180＝4250张（底）、787×640＝8500张（围条）小号”，并要求黄朝坚将货送给他。2020年4月13日13:47，展鹏包装厂投资人江会双通过微信将“1400克灰板，787×1180＝1400张、1000×1000＝3500张、787×640＝2600张（做4件套），787×860＝2700张、787×1092＝1700张、889×1194＝1150张（做3件套）”订单发送给袁丕生，确定四件套、三件套灰板订单发给了民森公司，要求袁丕生向民森公司催货。同日下午16:45袁丕生向黄朝坚转发上述3件套、4件套的订单，并要求黄朝坚按数量安排送过去，同时黄朝坚向袁丕生催款247752元，袁丕生回复要过段时间才能安排。×××年11月13日至2020年4月20日，原告分17次向袁丕生送香水盒灰板，民森公司制作的送货单（代合同）17张载明送展鹏，收货单位袁丕生，展鹏包装厂员工在送货单上签字，双方确认送货单包含1400克和1600克灰板为行业定制的香水盒灰板的固定规格，经核对，其中×××年11月13日至2020年1月5日的1400克和1600克灰板货款金额是248016.12元，2020年4月15日至2020年4月20日的1400克和1600克灰板货款金额是40868.64元，总货款金额为288884.76元。原告确认送货单中另包含1000克灰板大度和正度不是香水盒灰板的货物，是展鹏包装厂订购的货物，也一起在送货单上以袁丕生的名义送给展鹏包装厂。袁丕生主张送货单中×××年11月26日送货的1600gA级灰板840*420mm规格6000张金额为10668元、2020年4月15日送货的1400gA级灰板787*860mm规格2700张金额为8314.73元的货物，与订单定制规格不符，不予确认，对其余1400克和1600的克灰板予以确认。民森公司回应×××年11月26日送货的1600gA级灰板840*420mm规格金额为10668元的是因为展鹏包装厂要求将840*840mm规格的货物对开切半送货,2020年4月15日送货的1400gA级灰板787*860mm规格金额为8314.73元，是在2020年4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里面载明按照展鹏包装厂的要求做的三件套。（1）双方争议事实（1）录音情况民森公司主张涉案香水盒灰板的款项是袁丕生个人订购的，应由袁丕生个人支付，并提交×××年10月17日录音一份，录音内容为袁丕生对黄朝坚说，“香水盒以其个人名义去做的，钱全部从他处走，到时会在账上把它扣掉，该付的付，该发工资的发工资，确定支付香水盒的钱给黄朝坚，所有开的送货单都是其名字，账也是从那里走。”“香水盒定下来也是这个星期，会把版全部下给你，但两笔钱一进来不会松口给他，直接用来给香水盒的钱、定金，到时老江又要跟你谈香水盒，那个要下，反正会找你谈，你就直接跟他，反正价格还是按厂里的价格走，还是我跟你谈好的，反正我给你钱”。袁丕生对上述录音不予认可，该录音是其醉酒后才录下的，录音是没有经过其同意，且内容是律师让双方坐下来，明确表明原告预先有目的去录音，录音里面其多次表明该香水盒灰板的下单及交谈均是跟江会双谈的，且录音称是因为展鹏包装厂的支票退票造成货款累计，以上均表明黄朝坚向江会双追款。香水盒灰板的客户是其跟开的，是其直接联系的，香水盒灰板的客户是米梵包装公司，江会双爱赌博，所以米梵包装公司转款给袁丕生后，再支付给展鹏包装厂财务王丽丽，再由王丽丽支付展鹏包装厂货款或发工资。（1）对账情况2020年1月19日，黄朝坚向袁丕生确认截至目前欠214238.81元不含1月份送的货款，袁丕生要求黄朝坚与江总对账，黄朝坚手写对账单一份，抬头为江总货款①8月-9月货款272836（已开支票退票）、已付150000元，80000元（11月15日），欠42836元；②10月份103597.52元；③11月份183833.5元；④12月份126404.79元，总计456671.81元。已付款①11月29日民森转63000元；②12月5日已付49433（阿玛尼转农行）；③12月31日袁总刷卡50000元；④1月2日已付10000（民森）⑤1月2日转民森70000元，总计已付242433元，余额总计214238.81元。2020年4月20日，展鹏包装厂财务王丽丽与民森公司黄朝坚就货款进行对账，抬头为袁丕生对账单，已送货部分载明×××年8月至9月已送货款272836元，备注已退票，×××年10月货款103597.52元，×××年11月货款183833.5元，×××年12月货款126404.79元，2020年1月货款67514.07元，合计金额754185.88元。已付款情况：×××年10月付款150000元，×××年10月付款150000元，×××年11月15日付款80000元备注民森，2020年11月29日（笔误应为×××年11月29日）付款63000元备注民森，×××年12月5日付款49433元备注阿玛尼转农行，×××年12月31日付款50000元备注袁丕生刷卡，2020年1月2日付款10000元备注民森，2020年1月2日付款70000元备注民森，2020年1月4日付款34000元备注民森，合计金额506433元。实数下欠：754185.88-506433＝247752.88。庭审中，民森公司确认，展鹏包装厂曾经向民森公司交付2018年10月31日金额为130000的支票，2018年11月30日金额为166596.81元的支票，两张支票总额296596.81元，2018年10月31日和2018年11月30日支票到期，无法兑票已退票，并在对账单中备注：“已退票”。另确认，展鹏包装厂及袁丕生的订单均是袁丕生通过微信向民森公司下单，送货单收款人均为袁丕生，上述对账情况既包含袁丕生的货物也包含展鹏包装厂的货物。在上述对账单欠付金额247752.88元的基础上，还有2020年4月货款52694.81元及2020年5月21日开具发票的税点6000元，欠付货款共计306447.69元。2020年5月21日展鹏包装厂转账支付10000元，6月5日展鹏包装厂转账支付27976元，合计支付37976元，民森公司确认袁丕生及展鹏包装厂共计欠付货款268471.72元，其中238885元是袁丕生欠付的香水盒灰板的款项（总货款金额是288885元，扣减袁丕生于×××年12月23日刷卡付款50000元），剩余的29586.72元是展鹏包装厂欠付的货款。（1）主体情况袁丕生主张其是展鹏包装厂的业务员，拿跟单的提成的5个点左右，展鹏包装厂与江会双欠袁丕生钱，所以袁丕生才收款以保证可以支付给原告，其只是帮江会双垫付几次工资，并提交收入证明、名片、社保缴费为证。2020年3月31日，展鹏包装厂出具收入证明一份，证明袁丕生为公司员工，在本公司从事业务工作，目前职务为业务经理，固定月工资3万元。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显示，袁丕生2018年3月至2018年11月在广州市白云区展鹏包装制品厂参加社会保险，2018年12月在广州市白云区鑫辉彩色印刷厂参保。2020年7月23日，江会双出具情况说明书一份，确认展鹏包装厂为其本人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袁丕生与民森公司之间采购合同事宜，是由于展鹏包装厂曾欠民森公司的货款金额较大，民森公司的法人黄朝坚称“欠款付清前，他老婆不同意继续发货”，黄朝坚让展鹏包装厂出具委托给袁丕生，客户名写袁丕生，送货地为展鹏包装厂，这样他老婆才同意继续发货。虽然部分订单客户名一栏为袁丕生，但袁丕生只是展鹏包装厂的代理人，产品实际上是展鹏包装厂采购的，采购产品由展鹏包装厂收货、货款也是由展鹏包装厂支付，民森公司的发票也是开给展鹏包装厂的，展鹏包装厂曾给民森公司开具付款期票，但由于展鹏包装厂资金紧张、账户上没有资金，民森公司又将支票退回给展鹏包装厂。因采购合同发生的责任应由展鹏包装厂和本人承担，与袁丕生无关。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年10月1日，米梵包装（广州）有限公司（甲方）与展鹏包装厂（乙方）签订包装采购合同一份，由甲方委托乙方加工下列产品，DR03四件套白色A款及备品，盒子尺寸320*320mm,10100套，金额143420元；DR04四件套白色B款及备品，盒子尺寸320*320mm,10050套，金额142710元；DR12五件套白色A款及备品，盒子尺寸350*350mm,10500套，金额199500元;DR14六件套白色A款及备品，盒子尺寸350*350mm,10100套，金额191900元，总金额677530元。米梵包装（广州）有限公司在甲方落款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展鹏包装厂在乙方落款处加盖合同专用章。民森公司对该合同中展鹏包装厂公章真实性不确认，并申请司法鉴定，但于2021年2月3日撤回鉴定申请。袁丕生确认其于×××年10月6日至2020年2月22日间收取米梵公司支付的货款共计670000元，其于×××年12月19日至2020年3月16日间，分10笔共向王丽丽转账支付共计470000元；王丽丽到庭接受询问并出具情况说明书，确认袁丕生于×××年11月12日至2020年1月17日通过信用卡向展鹏厂刷卡支付合计390000元，确认香水盒灰板是展鹏包装厂向民森公司采购的，展鹏包装厂已于×××年11月15日通过对公账户向民森公司支付80000元，于×××年11月29日支付63000元，于2020年1月2日支付70000元，公账共计支付213000元，另×××年12月31日让袁丕生刷信用卡代展鹏厂向民森公司支付50000元，以上共计向民森公司支付香水盒灰板的货款263000元。同时，王丽丽确认黄朝坚与其确认的对账单上的欠款主要是展鹏厂之前欠民森公司的货款向民森公司开了支票，后因展鹏厂账上没钱累计下来的。另查明，广州市白云区展鹏包装制品厂为个人独资企业，于2011年10月17日成立，江会双为投资人，经营范围造纸和纸制品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香水盒灰板买受人主体是否为袁丕生。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交易过程，民森公司主张涉案货物买受人为袁丕生不成立，理由如下：一是从事实合同的订立看，根据×××年11月5日黄朝坚与袁丕生的微信记录，黄朝坚将涉案香水盒子采购订单发送给袁丕生，并称这是“江总发给我的香水盒单灰板”，说明涉案×××年11月5日的香水盒灰板的采购订单是由江会双向民森公司发送下单的。2020年4月13日江会双通过微信将涉案香水盒3、4件套的订单发送给袁丕生要其向民森公司催货，并告知其已将订单发给了民森公司，说明2020年4月13日的香水盒灰板的采购订单也是江会双订立的，故本院认定涉案香水盒灰板的订购方为展鹏包装厂而非袁丕生。二是从交易履行看，原告确认从2018年12月起无论是展鹏包装厂订购的货物还是袁丕生订购的香水盒灰板货物，送货单都注明收货人为袁丕生，备注送展鹏厂，且该方式是黄朝坚因老婆不同意发货给展鹏包装厂而双方协商一致采取的变更方式，涉案香水盒灰板货物与展鹏包装厂订购的其他货物均注明在同一张送货单上未作区分，共同送至展鹏包装厂厂址，由展鹏包装厂员工共同签收货物，故本院认定涉案香水盒灰板的实际收货方为展鹏包装厂而非袁丕生；三是从对账情况看，2020年1月19日黄朝坚手写对账单上注明为“江总货款”、2020年4月20日的对账单由展鹏包装厂财务王丽丽进行对账，两份对账单均未将争议的×××年11月、12月的香水盒灰板货款与展鹏包装厂的其他货款作区分，而对货款情况、付款情况共同进行了对账，对账单中显示的已付货款506433元，及2020年5月21日、6月5日合计支付的货款37976元，除了其中一笔50000元为袁丕生刷卡，其余均为展鹏包装厂转账支付或其客户直接转款支付，且展鹏包装厂财务王丽丽确认袁丕生支付的50000元也是代展鹏包装厂支付的货款，展鹏包装厂已向民森公司支付香水盒货款263000元，故本院认定涉案香水盒灰板的对账结算方应为展鹏包装厂而非袁丕生。四是从委托代理关系看，民森公司主张是袁丕生委托展鹏包装厂收货、对账，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袁丕生主张其为展鹏包装厂代理人而进行本案交易，提交了收入证明、社保证明、委托书及江会双、王丽丽出具的情况说明书，证明袁丕生为展鹏包装厂代理人，虽然袁丕生的社保记录未完全覆盖双方整个交易过程，但结合其他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故本院认定涉案货物为展鹏包装厂委托袁丕生采购，袁丕生为履行职务行为，综合交易的订立、履行、对账、结算过程，本院认定涉案交易的实际买受人为展鹏包装厂。五是从录音形式及内容看，黄朝坚在×××年10月17日录音未经袁丕生允许，袁丕生称其在醉酒状态下陈述对该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录音内容显示，虽然袁丕生称香水盒以其个人名义去做的，钱全部从他处走，到时会在账上把它扣掉，该付的付，该发工资的发工资，袁丕生确定由其支付香水盒的钱给黄朝坚，但双方在11月5日才达成对涉案香水盒灰板的交易，在录音时货物尚未确定订购数量和金额，录音也未明确袁丕生同意承担的货款具体数额，且实际履行中民森公司交付的香水盒种类、数量与订单中的香水盒订购情况也不完全一致，故民森公司仅凭录音要求袁丕生对涉案交易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此外，即使如袁丕生在录音中所述由其把控香水盒货款并支付给原告，综合袁丕生提交米梵包装采购合同、银行电子回单、王丽丽的情况说明，均说明×××年11月5日的香水盒灰板的采购订单是展鹏包装厂为履行其与米梵公司的采购合同而向原告订购，且袁丕生收取的米梵公司货款已转给展鹏包装厂财务王丽丽用于支付货款及发放工资等公司行为，展鹏包装厂已向民森公司支付香水盒货款263000元，已如袁丕生所述其管控下，已将香水盒的大部分款项支付原告。袁丕生是否具有利用个人账户收取公司款项的依据，及是否将收到的全部货款均足额支付给展鹏包装厂为展鹏包装厂的公司内部治理行为，不影响买卖关系中公司对外债务的承担，故剩余未付货款应由买受人展鹏包装厂支付。综上，民森公司主张袁丕生为涉案交易买受人，并要求袁丕生承担本案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民森纸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2元，由原告广州民森纸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雅敏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戚玉妃柯潭靖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