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7行初146号原告姚桂芳，女，196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杨光，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南独乐河派出所，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镇府前路9号。法定代表人暨出庭负责人崔斌，所长。委托代理人刘长全，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帅，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南独乐河派出所工作人员。第三人贾晓志，男，1989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原告姚桂芳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南独乐河派出所（以下简称南独乐河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9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贾晓志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21年1月11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姚桂芳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光，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所长崔斌及委托代理人刘长全、王帅，第三人贾晓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20年7月25日对原告作出京公平（独）行罚决字[2020]5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现查明2020年5月14日16时许，姚桂芳在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镇，与贾晓志因盖房阻拦发生口角，后姚桂芳将贾晓志推倒致伤，经鉴定：贾晓志所受损伤为不构成轻微伤。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听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决定给予姚桂芳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本决定书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交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姚桂芳诉称，原告与第三人系南北邻居，原告家居北，第三人家居南。第三人在2020年5月7号左右拆除旧房打算翻建房屋。2020年5月14日上午，原告前夫杨永林询问第三人如何建房，去第三人家商量，第三人称杨永林管不着，其想怎么建就怎么建。杨永林说要是这样，第三人别动原告家的小卡子墙，但第三人却拆掉卡子墙的一部分。当天下午，山东庄镇政府土地科来人，第三人的姐姐说房后留1.5米，原告与杨永林说二层上边别再加盖阁楼以免影响原告家采光，但第三人不同意。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原告听见第三人家卸铁管，工人正在卸卡子，原告与杨永林说把事情商量好了再干活，结果工人就把扳手扔地上，第三人就捡起扳手继续卸卡子。原告让第三人商量好如何建房再继续干活，便阻止第三人卸卡子，第三人就往前趴奔下一个卡子，原告想追过去阻拦，第三人往原告家墙上靠身体前边趴，不让原告过去，原告没办法只能往后退，这期间第三人半跪在地上，拨打了110、120。被告民警出警后，第三人居然称原告与杨永林殴打第三人，当时原告就向被告民警陈述根本就没有打第三人，让被告民警可以调取第三人家的监控录像以查明事实，并且原告的手被第三人靠在墙上时撞伤。当天晚上7时左右原告到被告处作了询问笔录表明根本没有殴打第三人。5月15日上午，原告与第三人到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作了伤情鉴定。之后，第三人的亲属找原告与杨永林提出双方和解，到被告处撤案，当天下午原告与第三人的姐姐、母亲及第三人的亲属到被告处撤案，值班民警赵娟给办案民警王帅打电话，王帅并未给双方办理撤案手续，让双方5月17日再来办手续。第三人的姐姐贾晓硕提出先到小北关村委会解决建房问题，之后再去撤案。于是杨永林、第三人母亲王金平在小北关村委会杨玉合、杨国江的见证下就建房、滴水等问题签署了协议。但未想到第三人一方并未信守约定，协议签署后以种种理由不去被告处撤案，之后原告只得到被告处要求被告调取并保存到派出所和解的现场监控录像，但被告当时称保存该录像没有意义不给保存，原告无奈只得拨打12345反映此事，被告才保存到被告处和解撤案的录像。2020年6月5日左右，原告领取了原告的伤情鉴定结果。2020年6月7日，被告打电话称因手续更换让原告再次到被告处做笔录，原告称双方均没有殴打对方，就不做笔录了。此时被告的民警称原告推了第三人，原告当时是第一次听闻此事，便告知民警并未推第三人，要求被告民警调取第三人家东侧最北边摄像头的录像，被告民警表示同意调取。2020年6月8日，原告打电话再次要求被告民警调取第三人家三个摄像头的录像，被告民警称现在的录像很清楚，如果录像不清楚再调取另外两个摄像头的录像，原告要求被告民警调取，被告民警也表示同意。2020年6月16日，被告要求原告领取第三人的伤检报告，当时原告再次提出调取第三人家三个摄像头的录像，被告民警却称现在调取的一个摄像头的录像就能够证实原告推第三人，以种种理由不同意调取其他两个摄像头的录像。在此情形下，被告于2020年7月25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将第三人推倒致伤。原告认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被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被诉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证据仅有第三人的陈述及调取的三个摄像头中一个摄像头的一段录像，本就证据不足。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嫌疑人是否违法、违法情节轻重的证据，而事发现场共有三个摄像头，被告理应将三个摄像头的录像都调取以查明是否存在违法情形以及违法情节轻重，但被告不仅并未调取另外两个摄像头的证据，反而在原告多次申请被告调取的情况下依然未予调取，被诉处罚决定的依据严重不足。其次，被告所调取的摄像头录像，其角度较为单一，且录像并不清晰。在该角度下杨永林、第三人、原告等身形存在重合，且衣服颜色相近，即便之间相隔距离，彼此之间并未接触，但在该角度下是不易分辨的，被告依据一个单一角度且不易分辨的视频认定原告将第三人推倒致伤缺乏事实依据。再次，即便根据该摄像头的录像来看，原告也根本没有推第三人。通过该录像的慢放可以看出，第三人在蹲着时先是向西侧跨出其左腿，之后右腿跟上，并有前扑且向墙上靠的动作，以阻挡原告向西跟进，而此时通过第三人双腿之间的空隙能够看出原告的双手均在第三人的右侧，之后第三人向前趴下靠墙阻挡的过程中，原告的手均未在第三人的背部及腰部出现，可见并无推人的动作。之后第三人转身半跪坐下，原告为了避免和第三人接触开始后撤，脚步向后挪动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间隙，此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原告的双手与第三人之间并无接触，之后双方分开，该段时长根本不足一分钟，原告根本就没有推第三人的动作。试想，原告的双手一直在第三人的右侧，如果原告真的推了第三人，从作用力上来看，第三人也应向南侧倒去而不是背部靠墙面向南方。被告却根本未仔细观看、考虑事发经过，便武断认定原告推第三人致伤，被告在视频并不清晰并未经过鉴定的情形下，认定原告将第三人推倒缺乏事实依据。最后，第三人的伤情鉴定报告中，法医检见第三人只有右小腿有两处片状擦伤，余未见损伤。该两处片状擦伤完全是第三人自己向前抢卡子并靠墙的过程中造成，与原告无关，被告认定第三人的伤系原告推倒造成，缺乏事实依据。二、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被诉处罚决定适用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依据该条进行行政处罚的前提是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对“殴打”进行解释，但公安部法制局编辑出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与实务指南》一书中对殴打他人进行如下解释，殴打他人，是指行为人公然实施的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打人行为。行为方式一般采用拳打脚踢，或者使用棍棒等器具殴打他人。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并未对第三人进行拳打脚踢，原告的情形根本就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殴打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情形，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对原告作出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首先，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系邻里因建房产生的民间纠纷，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双方在达成和解到被告处撤案的情形下，被告理应及时给双方调解结案或作撤案处理，但被告并未给双方及时处理，被告系程序违法。其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嫌疑人是否违法、违法情节轻重的证据。因此，被告不仅应当收集证实原告违法的证据，还应当收集证实原告并未违法的证据，被告在现场有三个摄像头，且原告陈述并未打第三人的情形下，理应调取三个摄像头的视频录像，但被告并未主动调取。之后，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调取三个摄像头的录像，但被告依然未调取，被告明显系程序违法，并因此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再次，被告延长办案期限并未告知原告，被告亦属于程序违法。综上所述，原告根本没有推第三人，更未将其推倒致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被诉处罚决定；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缴纳的罚款2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4.鉴定费5850元由被告承担。原告姚桂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2019年5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诊断证明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门诊复诊病历，证明原告曾因患子宫内膜癌于2019年5月14日作开腹手术，原告一直属于遵医嘱定期复查及休养期间，原告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存在殴打第三人的可能，被告认定原告殴打、故意伤害第三人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原告家墙体的照片，证明第三人将原告家的墙体拆除，系双方纠纷的起因；3.事发当时的监控视频录像（慢动作），证明第三人的伤情系其自己造成，原告根本没有推搡、用膝盖顶第三人的行为，更无殴打及故意伤害第三人的行为，被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4.第三人打电话的照片，证明第三人并未受到伤害，被告认定原告殴打、故意伤害第三人系认定事实不清；5.事发当天拍摄的东邻居平房的照片、2020年5月17日原告家安装的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及2020年5月23日的照片，证明第三人家共有三个摄像头，但被告只调取了其中一个摄像头的录像便认定本案事实系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6.滴水协议，证明：（1）原告方与第三人一方因达成和解，双方曾到被告处撤案，但因被告民警王帅当时不在，让双方2020年5月17日再去，因此，第三人要求原告先行达成和解，然后再去撤案，2020年5月15日，在村委会干部的见证下杨永林与第三人母亲王金平签署了滴水协议；（2）被告称第三人并未同意与原告方和解撤案系虚假陈述，完全与客观事实不符，系被告的原因导致双方在达成和解后未能撤案；（3）本案系建房产生的民间纠纷，双方达成和解到被告处撤案，被告理应及时给双方调解结案或作撤案处理，被告系程序违法；7.第三人的伤情鉴定书，证明：（1）第三人仅有右小腿可见片状擦伤两处，余未见损伤，第三人的皮肤潮红并非损伤；（2）第三人右小腿的片状擦伤是第三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与原告无关，被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8.2020年6月7日、2020年6月8日原告与被告民警的通话录音，证明原告在2020年6月7日才知晓第三人称原告殴打第三人，原告当日便向被告提出调取三个摄像头的录像，但被告并未调取,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9.2020年6月16日原告签第三人伤检的录音，证明：（1）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调取第三人家三个摄像头录像；（2）被告给原告记录笔录的内容与原告的陈述不符；（3）被告曾向法制科汇报，法制科也说互相推搡两下，构不上故意伤害或殴打他人，但被告却强行认定原告殴打、故意伤害第三人；（4）原告与第三人曾经到被告处和解撤案，但被告未给原告及第三人办理和解撤案手续，被告系程序违法；10.2020年7月25日，原告与被告民警的录音,证明:（1）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调取第三人家三个摄像头录像；（2）被告给原告记录笔录的内容与原告的陈述不符；（3）原告与第三人曾经到被告处和解撤案，但被告未给原告及第三人办理和解撤案手续，被告系程序违法；（4）被告笔录记录错误以及记录原告未签字的原因系记录错误；11.因角度不同导致错位的视频图片，证明因为拍摄角度的不同确实存在错位的情形，被告认定原告殴打、故意伤害第三人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2.光盘一张（包含证据2-5、8-10、11）；补充证据，原告根据第三人摄像头位置绘制的草图。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辩称，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的法定职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六条和第七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十条第一款。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认定的事实：2020年5月14日16时许，姚桂芳在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镇，与贾晓志因盖房阻拦发生口角，后姚桂芳将贾晓志推倒致伤，经鉴定：贾晓志所受损伤为不构成轻微伤。以上事实有本人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被诉处罚决定依据和内容：2020年7月25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决定对姚桂芳作出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办案程序合法：2020年5月14日16时许，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接到第三人报警后，派警处置，当日受理为行政案件。5月15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法聘请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贾晓志的身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6月20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法传唤并询问了姚桂芳。7月13日，因案情复杂，经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批准，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法延长了办案期限。7月25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法传唤了姚桂芳，经处罚前告知和复核后，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对姚桂芳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案件中涉及的相关文书和有关情况，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均依法进行了送达和通知。以上程序有《受案登记表》、《呈请传唤审批表》、《呈请行政处罚（所裁）审批表》等证据证实。姚桂芳诉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是指以殴打等方式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或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获取的视听资料足以证实姚桂芳在阻拦贾晓志施工过程中，从背后对蹲着的贾晓志实施了手推、膝顶的行为，并导致贾晓志倒地。作为成年人，且无精神和智力障碍，姚桂芳能够认识到其行为会给贾晓志造成伤害。故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认定姚桂芳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姚桂芳诉称，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是指以殴打等方式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或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本案中，姚桂芳在阻拦贾晓志施工过程中，从背后对蹲着的贾晓志实施手推、膝顶并导致贾晓志倒地的行为，明显属于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故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认定姚桂芳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适用法律正确。姚桂芳诉称，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之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本案属于依法可以调解的案件，但调解应以涉案双方当事人自愿为基础，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在询问贾晓志时，其明确表示拒绝调解，故本案不存在调解的基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延长办案期限需要通知当事人。综上所述，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对姚桂芳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系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被诉处罚决定、京公平（独）复送字［2020］50014号《送达回执》，证明2020年7月25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送达；2.《南独乐河派出所110接处警记录》、京公平（独）受案字［2020］50186号《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北京市公安局案件公开工作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2020年5月14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接处警及受理案件的情况；3.京公平（独）审［2020］50055号《呈请鉴定审批表》、京公平（独）鉴聘字［2020］50013号《鉴定聘请书》，证明2020年5月15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经审批依法聘请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贾晓志的身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4.京公平（独）审［2020］50102号、50133号《呈请传唤审批表》、京公平（独）行传字［2020］50028号、50040号《传唤证》、《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证明2020年6月20日、7月25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法传唤了姚桂芳，并将传唤情况通知其家属；5.京公平审［2020］52707号《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证明2020年7月13日，因案情复杂，经审批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法延长办案时间；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复核笔录》、京公平（独）审［2020］50132号《呈请行政处罚（所裁）审批表》，证明2020年7月25日，在经处罚前告知和复核后，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法对姚桂芳作出了行政处罚；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年5月14日、6月20日姚桂芳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民警在对姚桂芳询问前，告知了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并将传唤情况通知其家属；姚桂芳陈述了与贾晓志发生肢体接触的过程，但否认殴打贾晓志；8.《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年5月14日杨永林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民警在对杨永林询问前，告知了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并将传唤情况通知其家属；杨永林陈述了案发过程，但是否认自己和姚桂芳殴打贾晓志；9.《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年5月21日、6月5日、6月10日贾晓志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民警对贾晓志询问前，告知了其相应的权利义务；贾晓志陈述了案发过程，并指控姚桂芳对其进行殴打，但是否认殴打姚桂芳，也不同意调解；10.《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年6月19日丁现宝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民警在对丁现宝询问前，告知了其相应的权利义务；丁现宝证实姚桂芳阻止贾晓志的工人施工，并和贾晓志发生争吵；11.PG2020LC0155《鉴定书》、2020年6月16日和18日姚桂芳和贾晓志的询问笔录，证明2020年6月16日，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书，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分别于2020年6月16日和18日依法将鉴定书的复印件和鉴定意见向姚桂芳和贾晓志进行了送达和告知；12.《接受证据清单》及清单内视频，证明2020年5月14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法接受贾晓硕提供的监控视频；该视频证实姚桂芳采取手推、膝顶的方式从背后将蹲在地上的贾晓志推倒；13.《到案经过》和《人民警察证》复印件，证明接受到案的民警证明姚桂芳到案的情况；14.人员基本信息，证明涉案人员信息情况；15.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明姚桂芳已经缴纳了罚款。第三人贾晓志述称，请法院依法判决，认可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第三人贾晓志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京平政复字[2020]74号、75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陈述的不是事实，第三人并未先行追打原告。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身体状况与是否殴打他人无必然联系；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的来源不明，拍摄的地点无法确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关联性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案发时的现场监控录像系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法获取，原告起诉后，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依法向法庭、原告、第三人提供了该证据，但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提供的是直接由在案录像复制的内容，并不存在人为将录像播放速度减缓或编辑的情况，但原告提供现场监控录像明显系人为减缓播放速度的录像，也即被人为编辑过，不属于原始证据，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其次，根据该减缓播放速度的录像可以看出，在第三人起身再次蹲下后，原告明显有用身体撞、伸手推第三人等动作，并且造成第三人跪地并双手撑地，后侧倒于墙上，根据一般生活常识，一个人在蹲下后，受到外力的冲击后很难保持平衡，因此倒下的可能性极高，据此可以认定第三人的跪地和侧倒与原告有直接的关系；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没有合法来源，拍摄的时间、地点、人物均无法确定，只能通过分析确定系一个人可能在接打电话，但是否与该案有关无法确定，即使第三人受到伤害后报警也很正常；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没有合法来源，拍摄的地点无法确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需要双方当庭对质后才能确定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协议只是杨永林与王金平签订的有关两家滴水的协议，并未涉及本案的情况，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按原告所述，该协议的签订目的是原告要求第三人向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撤案，这恰恰证实了原告明知自已致第三人倒下的行为违法，欲通过和解的方式求得第三人的谅解，从而达到合法的躲避法律对其违法行为制裁的目的；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鉴定意见显示第三人右小腿可见片状擦伤两处，而原告对第三人的撞、推等行为首先导致的是第三人跪地，第三人跪地时的地面存在大量的突起物，第三人的小腿与这些突起物接触后造成擦伤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而本案中第三人未与其他人有身体接触，在事发后及时就医，故可以确定其右小腿两处片状擦伤与原告的撞、推等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证据8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但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系原告偷录的通话录音，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根据原告在案的2020年5月14日的笔录显示，案发当日原告被传唤询问时就知道第三人指控其殴打他人的行为，而不是原告所称的2020年6月7日才知晓第三人称原告殴打第三人，另该证据只能证实原告向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提出过调取其他监控的要求，不能证实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未开展调取监控录像的工作；证据9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但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系原告偷录的通话录音，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该证据是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民警向原告送达第三人的身体所受损伤程度鉴定意见复印件时，原告偷录的录音，记录了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民警告知其送达程序相关事项的情况，并不存在笔录内容与原告陈述不符的情况，原告所谓的双方和解后曾到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撤案，民警告知其和解实质不符合法定的要求，结合原告出具滴水协议也可证实，另因第三人不同意调解，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无法履行调解结案程序；证据10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但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系原告偷录的通话录音，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该证据是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在处罚前对原告进行告知、复核时，原告偷录的录音，记录了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民警履行处罚前告知程序的相关事项的情况，并不存在笔录内容与原告陈述不符的情况；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无合法来源，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实被诉处罚决定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证据12实际是原告将其提供的部分证据进行存储的光盘载体，其本身并不具有证据的特性与价值，故对该证据不发表意见；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被告未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意见一致。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合法性不认可，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根本不存在原告将第三人推倒致伤的事实，原告曾要求被告调取第三人家三个摄像头的录像，且证人证言根本无法证实原告将第三人推倒致伤，其所依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是关于殴打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情形，本案中根本不存在原告殴打或故意伤害第三人身体的情形，故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证据2:（1）《南独乐河派出所110接处警记录》，首先，该接处警记录中接收人是王帅，出警人员为王宝明、张艳明，但下面写明的出警民警却是刘小军、张艳明，在出警民警的记载上存在不符的情形，其次，第三人报警内容为在家中封彩钢邻居捣乱，而本案事实是并不存在第三人家中封彩钢的情形，第三人是属于建房情形，本案系第三人将原告家的卡子墙拆除所引起，原告只是让第三人就建房一事协商一致之后再进行建设，原告只是行使自己的权利，并非捣乱，此外，第三人在报警时也并未陈述其被原告推倒受伤的内容，可见根本不存在原告将其推倒致伤的事实；（2）对《受案登记表》记载的内容不予认可，首先，根本不存在原告打伤第三人的事实，其次，该受案登记表记载的报警内容，与接处警记录所记载的存在矛盾；（3）《受案回执》、《北京市公安局案件公开工作权利义务告知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有殴打、推倒第三人致伤的事实；证据3:（1）《呈请鉴定审批表》“违法行为人基本信息”中直接将原告认定为违法行为人，能够证实被告存在先入为主的情形，此外，“违法事实及证据”中所依据的证据是被侵害人陈述及视听资料等证据，也就是说被告在2020年5月15日就调取了第三人家的摄像头录像，但其当时理应调取第三人家三个摄像头的录像，其不能只调取第三人家一个摄像头的录像，该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并未客观全面收集证据，被告在违法行为是否存在都不确定的情形下，未先行对录像视频进行鉴定，反而直接对伤情进行鉴定，可见被告存在先入为主、直接认定原告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形；（2）《鉴定聘请书》同样存在上述情形，被告直接写明“贾晓志被打”一案，完全能够证实被告先入为主，在未查明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形下先行对本案进行了定性，上述证据均不能证实原告对第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证据4:2020年6月20日《呈请传唤审批表》“违法行为人基本信息”中直接将原告认定为违法行为人，能够证实被告存在先入为主的情形，此外，“违法事实及证据”中所依据的证据是被侵害人陈述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但其《呈请鉴定审批表》中就已经载明其当时收集了“视听资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对第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证据5:该审批表同样存在以上先入为主的情形，且证据只写了被害人陈述，并且被告延长办案期限并未告知原告，被告系程序违法；证据6: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原告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已经提出陈述申辩，并且根据原告所提供的录音，原告不仅陈述了事发的原因系第三人拆除了原告家卡子墙，并且原告还陈述了是用手挡了一下，在发现被告民警记载错误的时候，还明确说了是挡了一下不是打了一下，但被告的笔录却根本未有任何更改，原告还陈述了和第三人和解到被告处撤案的情形，并且陈述了要求调取第三人家三个摄像头录像的情形，但被告对于上述内容根本没有记载，同时被告对原告要求更改的笔录没有更改，被告的上述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系程序违法；证据7:不认可原告两次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原告在2020年5月14日被告出警前及接受被告询问时就提出调取第三人家的摄像头录像，以证实原告并未打第三人，但该内容笔录中并无记载，该笔录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并且原告曾申请法院调取被告出警的执法记录仪录像，以证实这一事实，但被告却并未提供；根据《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的执法记录仪录像应保存不少于六个月，本案作为行政案件，被告应永久保存，被告不提供该执法记录仪录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告不提供执法记录仪录像，人民法院应推定原告基于该事实的主张成立,因此，被告未提供该执法记录仪录像，能够证实原告在被告办案之初就申请调取第三人家三个摄像头的录像，被告并未调取，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系程序违法；2020年6月20日的询问笔录的内容与原告陈述的不符，原告当时是要求被告调取第三人家三个摄像头的录像证实案件事实，但被告不予调取，原告才拒绝签字，被告记载原告拒绝签字的原因是与当时的情形不符的，且存在其他原告陈述，被告并未记录的情形；原告也曾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被告询问原告的录像，被告并未提供，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告不提供询问录像，人民法院应推定原告基于该事实的主张成立，被告系程序违法；证据8:认可杨永林的笔录，该笔录能够证实原告并未殴打第三人，同时该笔录中，被告民警询问是否有探头，杨永林也陈述了有探头，但被告民警并未调取三个不同角度摄像头的录像，系未全面客观收集证据，程序违法；证据9:第三人陈述的内容不实，与本案事实不符，受伤部位与其鉴定意见不符，其6月5日称其姐与原告到派出所谈其被打伤一事同样属于虚假陈述，5月15日其姐等亲属与姚桂芳到派出所因达成和解而撤案，并非是其被打伤一事，并且，原告也曾打12345要求保存到派出所和解撤案的录像，申请法院调取赵娟与王帅的录音及当时的录像，但被告并未提供，被告应承担不利后果，至于第三人6月10日的笔录陈述更是与事实不符，根本就不存在施工拉了一车脚手架的事实，现场只有4、5根钢管，其说事后解决，也是在第三人家属提出撤案的情形下，原告家属才与第三人的家属签署了滴水协议，其所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该三次笔录均不能证实原告有殴打第三人的事实，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证据10:未证实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肢体接触，因此，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不足；证据11:鉴定意见中第三人仅有右小腿可见片状擦伤两处，余未见损伤，第三人的皮肤潮红并非损伤，第三人右小腿的片状擦伤是第三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与原告无关，被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通过原告所提供的录音，原告在2020年6月16日笔录中要求调取第三人家三个摄像头的录像，陈述了原告和第三人和解撤案情况并陈述了要求保存和解撤案的录像，以及民警称向法制汇报，法制也认为推搡构不成故意伤害或殴打他人的内容，但该笔录均未记载，被告违反法定程序，并因此导致认定事实不清；证据12:该视频录像如一帧一帧观看完全能够证实原告并未推搡第三人的事实，通过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也能证实该视频录像无法证实原告与第三人肢体接触的事实，此外，被告并未调取其他两个摄像头的录像，也不能证实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间隙，仅凭单一摄像头录像根本无法证实原告是否有推搡的事实，被告认定事实不清，被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证据13:对该证据记载的原告到案过程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有推搡、殴打第三人的行为；证据14:对该证据调取的身份信息无异议；证据15: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真实性认可，能够证实原告缴纳了罚款的事实。第三人认可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第三人出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没有在证据交换时提交，理由不正当，原告不接受其理由，原告行政复议的申请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与本案的事实和理由并无不同，被告提供的作为证据的录像是不完整的，第三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与本案无关。被告对第三人出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京平政复字[2020]74号及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都认可，原告申请书中的事实和理由与贾晓志受伤的状态是符合的，原告对此也有认识；京平政复字[2020]75号及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如果认为原告诬告陷害，可以另行解决，与本案无关。2020年10月14日，原告向本院申请调取：1.2020年7月25日被告对原告姚桂芳作复核笔录时的询问录像；2.2020年5月14日被告出警的执法记录仪录像；3.2020年6月20日被告对原告姚桂芳作询问笔录的录像视频；4.2020年5月15日被告民警赵娟与办案民警王帅的通话录音及2020年5月15日原告姚桂芳与第三人贾晓志共同到被告撤案的现场监控录像；5.向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执法办案中心法制支队调取2020年6月20日被告民警给原告作询问笔录的录像视频。2020年10月18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回函：你单位关于（2020）京0117行初146号调取证据的通知我单位已于2020年10月15日收到，经查：1.2020年7月25日我单位对姚桂芳作复核笔录时的询问录像是公安局内部规范执法管理使用，不作为证据，不作长期保存，因时间较长，单位计算机容量有限，现已被清除；2.2020年5月14日我单位出警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是公安局内部规范执法管理使用，不作为证据，不作长期保存，因时间较长，单位计算机容量有限，现已被清除；3.2020年6月20日我单位对姚桂芳作询问笔录时的询问录像是公安局内部规范执法管理使用，不作为证据，不作长期保存，因时间较长，单位计算机容量有限，现已被清除；4.赵娟，女，身份证号码：×××，平谷区人，系我单位勤务指挥室辅警，2020年5月15日赵娟与办案民警王帅通电话没有录音，2020年5月15日姚桂芳与贾晓志来我单位，当时的监控视频是保障公安局内部安全使用，不作为证据，不作长期保存，因时间较长，单位计算机容量有限，现已被清除。2020年12月18日原告姚桂芳申请本院向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执法办案中心法制支队调取2020年6月20日被告民警给原告做询问笔录的录像视频。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法制支队回函：贵院向我支队（加挂平谷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牌子）提出调取2020年6月20日南独乐河派出所民警在平谷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询问姚桂芳的同步视频录像，该录像系平谷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内部管理使用，不作长期保存，经查找，储存器内2020年10月份以前的视频录像已被覆盖，故无法提供。2020年11月3日，原告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事发当时监控录像中原告的行为轨迹进行鉴定，以确定原告是否有用手推、用膝盖顶第三人（还是脚掌向后寻找支撑）的行为。2020年11月25日，原告提交补充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事发当时监控录像进行图像分析鉴定（或原告行为过程描述鉴定），以确定原告是否有用手推、用膝盖顶第三人（还是脚掌向后寻找支撑）的行为，原告是否与第三人发生肢体接触。本院经原告、被告及第三人三方同意，以摇号方式确定委托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对“正常动作的视频.mp4”视频中00:00-00:40秒中的原告行为轨迹进行图像分析鉴定，以确定原告是否有用手推、用膝盖顶第三人的行为，原告是否与第三人发生接触。原告预交鉴定费5850元。2020年12月14日，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鉴定结果显示，由于拍摄角度、拍摄镜头距离较远、视频画面存在跳帧和坏帧现象，以及人物C遮挡等原因，无法判断原告（人物A）和第三人（人物B）是否有肢体接触。原告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发表以下质证意见：通过鉴定意见能够证实鉴定机构在借助专业仪器专业工具的情形下，通过分析涉案视频，也无法判断原告与第三人是否有肢体接触，而被告并非专业的鉴定机构，其仅凭肉眼观察就判断原告推搡第三人致伤，完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关于双方的动作在动态过程分析中，当时分析也同样说明第三人的身体是一个踉跄动作并非倒地，动作分析能够证实原告将其推倒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原告与第三人的位置并非在同一平面上，如果按照被告所述的用力方式，第三人应当向南倒，被告的陈述不符合力的作用规律，原告没有推搡或膝盖顶的动作。第三人的踉跄和倒地与原告没有关系，是第三人自己往前窜的，被告说原告用手推，原告手一直放在前面，没有用手推的动作，第三人有意制造被打的情形。对鉴定费发票无异议。被告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发表以下质证意见：鉴定意见书只是对部分事项的鉴定，放慢录像，将录像中的动作个别化，没有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综合判断，通过在案证据和录像，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因为拆卸现场架子管的卡子，在第三人起身再次拆卡子时，原告采取用身体顶撞、用手推的方式，在第三人右侧和背后向第三人施加了外力，也是在原告施加了这些外力之后，第三人出现跪地侧倒的动作，据此可以认定，第三人的跪地和侧倒与原告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客观上原告对第三人的身体实施了伤害行为，这在被告对原告和第三人的初次询问笔录中也有体现。根据客观常识，人在蹲下的时候受到外力难以保持平衡，极有可能倾倒，另外案发现场属于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的状况，从录像可以看出地面上有各种不规则的突起物，倒地后极有可能被突起物划伤，如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蹲着的人施加外力会给对方造成伤害，而原告作为正常的成人对该情况应该有足够的认识，虽然原告一直否认其有殴打的直接故意，但从客观行为看，原告对第三人的伤害有间接故意，对第三人的伤害有放任的态度。对鉴定费发票无异议。第三人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发表以下质证意见：鉴定意见书没有作出明确的判断，第四页19到24秒……，从视频连贯动作第三人停到那，原告顶到第三人才有一个踉跄的动作，如果没有顶，不会有踉跄动作，第三人往前走是要卸卡子，不是要故意的陷害原告打第三人，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第三人蹲在那，任何一个力都会致第三人倒地、擦伤。对鉴定费发票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2、5、6真实,但对被告事实认定情况不具有直接的证明效力，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4、7可以证明双方纠纷现场情况及第三人的伤情等，对该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证据8-10系通话录音，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证据11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12由证据2-5、8-10、11构成，在真实性上构成对上述证据的佐证，对其认证意见同相应证据意见；原告补充提供的草图对第三人家摄像头的安装情况具有说明作用，对该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提交的证据1中被诉处罚决定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证据范畴，其他证据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南独乐河派出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及履行程序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但不能证明被诉处罚决定合法；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能够证明原告对被诉处罚决定与京公平（独）不罚决字[2020]5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行政复议的情况，对其他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14日16时许，第三人贾晓志报警称，在平谷区山东庄镇小北关路61号，与原告姚桂芳因盖房阻拦发生口角，后原告姚桂芳将其打伤。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当即派警处置，于当日将该事件受理为行政案件，并向第三人贾晓志发送受案回执。2020年5月14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对原告姚桂芳及案外人杨永林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日，第三人亲属向被告提交了现场监控视频。2020年5月15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聘请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第三人贾晓志的身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2020年5月21日、2020年6月5日、2020年6月10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分别对第三人贾晓志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020年6月16日，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文书，认定第三人贾晓志左前臂可见条状皮肤潮红，右小腿可见片状擦伤2处，第三人贾晓志身体所受损伤不构成轻微伤。2020年6月19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对案外人丁现宝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020年6月20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传唤原告姚桂芳到平谷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接受询问，向其家属送达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对原告姚桂芳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020年7月13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因案情复杂，对该案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2020年7月25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传唤原告姚桂芳到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处接受询问并向其家属送达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2020年7月25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告知原告姚桂芳行政处罚事项并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告姚桂芳提出陈述申辩，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对陈述申辩进行复核并制作复核笔录。2020年7月25日，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进行送达。原告姚桂芳于2020年8月3日缴纳罚款二百元。原告对被诉处罚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依照《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职责，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中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依照上述法律并参照上述规章，本案中，涉案地域属南独乐河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南独乐河派出所对于其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治安行政处罚的行政职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同时该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九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有充足的事实依据予以佐证。依据被告南独乐河派出所提交的证据，其对原告姚桂芳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主要系第三人的控告、现场监控录像及被告对姚桂芳的询问笔录。对于该监控录像，由原告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庭审中本院亦对监控录像进行了当庭播放，通过监控录像本院无法确定原告实施了殴打第三人的行为。就被告对原告姚桂芳的询问笔录一节，本院认为，询问笔录不能证明原告有殴打第三人的行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对行政案件进行调查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本案中，被告在受理第三人报案后，履行了调查取证工作。根据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第三人家安装有多个摄像头，被告在调查取证时虽接收了第三人亲属提交的部分监控录像，但是对其他摄像头的监控录像没有及时的调查和收集，致使原告产生合理怀疑，被告的行为不符合全面客观收集证据的规则。同时，被告所作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未明确具体适用条款，属于法律适用瑕疵，本院一并予以指正。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南独乐河派出所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作出的京公平（独）行罚决字[2020]5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南独乐河派出所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退还原告姚桂芳缴纳的罚款二百元。案件受理费五十元、鉴定费五千八百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南独乐河派出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查金枝人民陪审员  周明所人民陪审员  姜立云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法官 助理  张 悦书 记 员  石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