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7民初14579号原告：邹敏，女，198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原告：苏宝大，男，1961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原告：王善凤，女，196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原告：苏亚宇，男，200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法定代理人：邹敏(原告苏亚宇之母)，女，198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永丰镇苏杨村苏任276号。原告：苏源，女，201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法定代理人：邹敏(原告苏源之母)，女，198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永丰镇苏杨村苏任276号。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人元，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海龙，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瑞立，男，1983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被告：唐海华，男，198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被告：孙刚，男，1985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被告：李伟，男，198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被告：姚成俊，男，198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上述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佳慧，上海中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中星集团申城物业有限公某，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孙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明锴，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勇坚，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上海中星集团申城物业有限公某(以下简称中星物业公某)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0月2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敏并作为原告苏亚宇、苏源的法定代理人，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人元、戴海龙，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佳慧，被告中星物业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明锴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1月25日本院组织至上海市普陀区千阳南路XXX弄XXX号楼进行现场勘验，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海龙，被告中星物业公某的工作人员何**、黄浩到场参与。本院于2020年12月1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邹敏并作为原告苏亚宇、苏源的法定代理人，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人元、戴海龙，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佳慧，被告中星物业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明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六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XXXXXXX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912100元)、丧葬费574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上述费用要求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共同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被告中星物业公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2.要求六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20000元；3.诉讼费由六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分别系死者苏桂东的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2018年6月1日，被告沈瑞立约请苏桂东、被告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及各自家属至“肥猫餐厅”聚餐。期间，众人大量饮用白酒和啤酒，苏桂东席间饮用半斤多白酒。聚餐完毕后，被告姚成俊及其朋友与苏桂东又到上海市千阳南路99弄小区附近喝酒吃烧烤。期间，苏桂东出现站立不稳、撑扶桌椅、长时间俯卧于桌前且需扶助才能站立等醉酒情形，但此后三人仍继续喝酒。烧烤结束，被告姚成俊明知苏桂东醉酒，却未将其安全送至家中，而是在烧烤店门口与其分开。苏桂东因醉酒不时在其所居住的楼内躺坐，为寻找其居住的房间在电梯、防火楼梯、楼道内反复上下走动，并在11号楼203室前拉拽、踢踹门。在此期间，被告中星物业公某没有任何人员到现场问询、查看。最终，苏桂东从楼道仅90cm高的透气窗翻落坠亡。事发后公安部门告知原告对苏桂东经表面尸检为高坠，酒精测试结果为2.85mg/ml，此次事件非刑事案件，可以走其他途径解决。原告认为，苏桂东的死亡自身确有过错，但沈瑞立等五被告对严重醉酒的苏桂东未履行安全送达义务，未尽到照护义务，应当连带承担20%的责任；被告中星物业公某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苏桂东在11号楼楼道内来回徘徊两个多小时，被告中星物业公某的安保人员巡逻时均没有发现，也是导致苏桂东死亡的重要原因，应当承担10%的赔偿责任。因原、被告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诉请。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共同辩称，五被告并未对苏桂东实施侵权行为。五被告与苏桂东是朋友关系，共同饮酒行为只是普通的交流感情、排解生活压力的方式，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饭局期间也没有进行任何劝酒行为，并且饮酒的量也未超出正常水平。饭局中，被告唐海华没有喝酒，所以提出要送苏桂东回家，但是由于苏桂东没有尽兴，提出要换个地方继续，说明其当时并未过量饮酒，自己内心还想继续饮酒。当时由于被告们还带有自己的妻子及孩子，拒绝了这个提议。最后，众人协商的结果是让与苏桂东同住一个小区的被告姚成俊送苏桂东回家。第一次酒局结束后，被告姚成俊护送苏桂东回到了其居住小区门口，此时各被告已履行了安全护送义务。由于之前苏桂东在“肥猫餐厅”并未尽兴，于是苏桂东又邀请被告姚成俊至小区门口烧烤店继续饮酒、吃烧烤，该酒局持续时间很短。期间苏桂东一直在打电话，所以基本没吃喝就散场，被告姚成俊先陪同苏桂东到小区门后，再返回烧烤店去结账，之后各自回家。死者苏桂东对自身的死亡应负全部责任。其作为一个成年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理应知道自己的酒量及身体状况，能够分辨及控制自己的行为，对饮酒后自身安全负有完全的注意义务。另外，苏桂东的死亡时间为2018年6月2日凌晨，距离聚餐时间已过去四、五个小时，期间死者到达自己暂住房屋的门后，多次敲砸房门，在楼道内往返许久，并不时上下楼梯。苏桂东死亡原因系高空坠落，其暂住处为上海市千阳南路XXX弄XXX号楼203室，2楼距离1楼地面的直线距离不超过3米，假如因醉酒而导致失足跌落，那也应该是在他不停徘徊的2楼跌到1楼，但根据监控显示，苏桂东在2楼徘徊，期间不停的上下楼，最后在7楼或以上楼层，翻过窗台，同时翻过窗台外的空调井护栏后，坠落至3楼平台。该死亡结果与饮酒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完全无法预见。第二，如法院认为苏桂东的坠楼事件与饮酒行为存在部分牵连关系，各被告应承担的责任也是轻微责任。苏桂东在走回家的路上，与原告邹敏进行过视频通话，这时，原告邹敏作为妻子，应当对自己丈夫进行关护。苏桂东之后在楼道及住地门口徘徊了几个小时，期间作为家属的原告邹敏，只要进行过确认，也能避免悲剧发生。各被告作为苏桂东的朋友，从侧面也了解到苏桂东那段期间心情不好：首先，苏桂东自身在上述期间属于无业状态，没有收入来源；其次，苏桂东与原告邹敏经常因一些小事发生争吵，所以才两地分居。五被告因此有理由怀疑苏桂东当时压力较大，并且在酒后到达小区门口后不停打电话的期间受到了某种刺激，导致其在楼道内徘徊犹豫、翻越两道栏杆，选择从高处翻墙坠落，最后造成死亡的结果。故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赔偿项目：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原告没有证据表明按照上海市上一年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9442元计算赔偿标准。根据原告提供的户口簿显示，应当按照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33195元计算。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不予认可，原告苏宝大、王善凤不符合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条件，原告苏亚宇、苏源均居住于兴化农村，即使计算也要求按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2449元计算0.5的系数，分别计算6年和15年；丧葬费中应扣除原告已从江苏社保取得的丧葬费22000元；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被告不予认可。关于责任比例，如法院认为五被告应对苏桂东坠楼事件承担责任，五被告认为也应该是轻微责任(5%的比例)，同时要求各被告按照各自的情节分别承担责任，具体比例请求法院予以确定。最后，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被告沈瑞立自愿补偿30000元，被告姚成俊自愿补偿20000元，被告唐海华自愿补偿10000元，被告孙刚和李伟表示不愿意补偿。被告中星物业公某辩称，从监控视频中显示的苏桂东状况，无法辨认苏桂东是否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原告所述苏桂东进入其居住的11号楼道内后坠亡属实，被告公某的保安没有大楼门禁卡，无权限进入上述区域。据被告了解，苏桂东是从7楼坠下，但因存在监控死角，无法提供事发时坠楼具体位置的监控。被告作为小区物业管理单位仅对公共秩序的维护负有义务，无法对小区业主在其居住的楼道内的人身安全负责，也没有护送醉酒业主安全到家的责任。苏桂东醉酒后的行为均发生在居住的楼栋内，并非小区公共区域。原告主张被告中星物业公某未在监控中发现苏桂东的异样而上前询问，上述要求超出其管理职责。涉案楼道的透气窗外有空调井，正常人即使摔出窗外也会先摔到空调井内，不会直接摔到楼外平台。死者苏桂东坠楼与被告中星物业公某无关，原告要求被告中星物业公某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同意原告所有诉请。关于赔偿项目：因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死者父母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对被扶养人生活费中死者父母部分不认可；其他赔偿项目的意见与五被告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居民死亡确认书，证明苏桂东因意外身亡；证据二、结婚证、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新华市公安局永丰派出所证明，证明苏桂东与邹敏为夫妻，苏宝大、王善凤系苏桂东的父母，苏亚宇、苏源分别系苏桂东儿子、女儿；证据三、居住证明、上海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证明苏桂东经常居住地在上海；证据四、兴化市永丰镇苏阳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王善凤无生活来源生活困难；证据五、接报回执单、询问笔录两份，证明被告在苏桂东醉酒后未将其送回住处，未尽安全送回义务；证据六、视频录像及文字摘录，证明苏桂东在吃烧烤期间出现醉酒情形，同饮人未尽安全照护义务送苏桂东安全返回住所，苏桂东生前居住小区的保安也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证据七、住户手册、《馨越公寓公共租赁住房物业服务委托合同》，证明被告中星物业公某应当履行的物业管理义务包括在监控中及巡逻中发现异常现象及时核查并报告经理及相关部门，但被告未履行该合同中约定的义务；证据八、上海慎拓机械设备有限公某工商资料，证明苏桂东工作情况；证据九、检验报告，证明苏桂东醉酒情况。经质证，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确认书只能证明死亡地点以及系“高坠死亡”，但不能证明与五被告有关，五被告仅仅与死者聚餐，并将其护送至小区，死者死亡时间与聚餐时间不一致；对证据二予以认可；对证据三中第一份租赁合同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因为承租人不是死者，是一家公某，对第二、三份租赁合同认可，但租赁双方是邹敏和案外人公某，不能证明死者居住地。对居住证明不认可，居委会尚未成立；对证据四无异议；证据五，对姚成俊的询问笔录中提及了在“肥猫餐厅”有14人聚餐，共饮用了白酒3瓶、啤酒7瓶，聚餐结束后苏桂东提议再去吃烧烤，说明当时苏桂东意识清醒，酒也没有喝多。在去烧烤店路上苏桂东一直在打电话，不清楚打电话内容。对唐海华询问笔录认可，该笔录中提及死者喝酒情况，离开餐厅时其神智依然清晰；对证据六监控视频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七，对住户手册认可，签订日期为2014年2月13日，但公共租赁合同签订日期是2016年8月20日。《馨越公寓公共租赁住房物业服务委托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邹敏或苏桂东设立了公某，无法证明具体的经营状况；证据九由法院依法审核。被告中星物业公某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予以认可；证据三中，前三份租赁合同真实性均没有异议，第一份租赁合同租赁人是邹敏，第四份租赁合同没有签字，无法确认真实性。对居住证明形式真实性认可；对证据四无异议；证据五，对接报回执单无异议，认可死者死亡及高坠的事实，对两份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被询问人陈述的客观事实经过不清楚，被告中星物业公某无法确认；证据六，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烧烤店的视频不知情，对显示的客观事实无异议；对大楼内的视频真实性予以认可，苏桂东确实在家门口踹门踢门，但小区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苏桂东在家门口的行为应属家庭矛盾，并非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不需要被告公某保安介入；对证据七，住户手册真实性无异议，住户手册一年一签，原告提及的第33页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是对异常情况的界定，本案中苏桂东在楼道徘徊和踹门踢门属于一般家庭纠纷，并未出现坠楼的危险动作，不构成异常事件。另外，被告公某仅能在小区公共部位进行秩序维护，不能随便进入居民楼。对《馨越公寓公共租赁住房物业服务委托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被告中星物业公某仅负责小区公共秩序的维护及安全防范的注意义务；证据八无法证明该公某的经营状况；证据九由法院依法审核。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滴滴打车的记录，证明被告姚成俊将苏桂东送达上海市千阳南路99弄小区门口；证据二、图片、通话记录，证明饭局的饮酒情况及被告不存在劝酒行为；证据三、照片，证明苏桂东居住的上海市千阳南路XXX弄XXX号楼楼道窗及窗外的情况，苏桂东需要爬出高约1米、宽约60厘米的窗户，走过空调外机走道，翻过另一道护栏才能坠落；证据四、转账记录，证明江苏省社保局对于死者意外坠落已经支付丧葬费；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死者于2018年5月7日与被告沈瑞立微信聊过与妻子吵架而分居；证据六、询问笔录，证明死者死亡时酒精浓度为2.58mg/ml；证据七、社保花名册，证明苏桂东缴纳社保情况；证据八、死亡待遇申领表，证明原告已取得丧葬费。经质证，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图片没有异议，但认为通话记录与本案无关；证据三，照片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空调井宽度60公分；对证据四，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认为不代表死者不在上海工作；对证据五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认为是断章取义，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无异议，询问笔录提及酒精浓度2.58mg/ml，属于严重醉酒；对证据七无异议，是被告李伟帮忙为苏桂东代缴社保；对证据八无异议，原告确实领取这笔丧葬费。被告中星物业公某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不是在场当事人，无法确认实质真实性；对证据三、四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其对微信聊天内容不清楚，认为是苏桂东与妻子发生矛盾才有踹门、踢门行为；对证据六，原告邹敏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实质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八无异议。被告中星物业公某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照片一组，证明事发环境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高坠；证据二、物业服务委托合同，证明被告中星物业公某仅对涉案小区的公共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等事项进行协助管理，并无保障醉酒住户在其居住楼栋中的人身安全及护送醉酒住户安全回家的义务。附件五第二条第二款提及的“异常情况、突发事件”并不包括住户因家庭矛盾无法进家门、醉酒住户出现在其居住楼道中徘徊等常见酒后行为等情况。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因物业本身固有瑕疵造成的损失，其不承担责任。如原告认为涉案楼栋窗户的设计设置存在瑕疵，不应由其承担相关责任；证据三、现场抢救登记表、巡逻登记表、监控室交接表，证明事发情况及被告中星物业公某的履职情况。经质证，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照片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坠亡的情况，且原告认为置放空调外机的平台只有70公分高，根据国家标准应超过90公分；对证据二，原告不知情；对证据三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中星物业公某巡逻区域仅限于居住楼以外的公共区域。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认可。本院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当事人发表的举证和质证意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分别系死者苏桂东的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系死者苏桂东的前同事和朋友。被告中星物业公某系上海市普陀区千阳南路XXX弄XXX号楼203室房屋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2018年6月1日晚18时许，苏桂东应被告沈瑞立之邀，至本市嘉定区江桥镇江佳路XXX号“肥猫餐厅”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以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的配偶、孩子聚餐(含苏桂东共14人)。席间，苏桂东饮用半斤42度白酒及一瓶左右青岛啤酒。当晚21时许，聚餐结束。被告沈瑞立安排与苏桂东居住同一小区的被告姚成俊送苏桂东回家，网约车打车记录显示被告姚成俊与苏桂东下车的地点为“普陀区馨越公寓-南门”。21时30分许，被告姚成俊与苏桂东至上海市普陀区千阳南路99弄小区门口的烧烤店吃烧烤，案外人秦某与被告姚成俊、苏桂东一起饮酒吃烧烤。苏桂东在该烧烤店内饮用了一瓶多的啤酒。席间，案外人秦某先行离开。苏桂东于22时20分许离开烧烤店，被告姚成俊将苏桂东送出烧烤店门口，后继续回到烧烤店。原告邹敏在庭审中自述：在2018年6月1日当晚22时左右，苏桂东告知其从“肥猫餐厅”吃完了(应该是吃烧烤快要结束的时候)，从苏桂东与邹敏的视频中没有看到烧烤店，看到了小区院墙。在双方视频中，苏桂东告诉邹敏，之前在“肥猫餐厅”吃了饭，马上要回家了，没有提到烧烤店的事情。监控视频中，苏桂东于2018年6月1日23时04分来到其上海市普陀区千阳南路XXX弄XXX号楼203室自家门口，先后作出了脱衣、砸门、踢门等动作。监控视频中，苏桂东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及位置为：2018年6月1日23时25分许，苏桂东进入上海市千阳南路XXX弄XXX号楼6楼的楼道。2018年6月2日8时50分许，有人发现苏桂东坠落在上海市普陀区千阳南路XXX弄XXX号楼3楼的平台并报警，警察到场，120到场，法医到场处理。2018年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居民死亡确认书》，载明“死者姓名：苏桂东性别：男民族：汉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现居住地址千阳南路XXX弄XXX号203室……I.死亡原因高坠……”。2018年6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沪公物鉴(检)化字[2018]776号《检验报告》，载明“……三、检验结果送检苏桂东的心血中检出乙醇成分，其含量为2.58mg/ml；……”。审理中，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上午9时至上海市普陀区千阳南路XXX弄XXX号楼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勘验笔录。经质证，当事人对勘验笔录均不持异议。原告邹敏在庭审中自述：苏桂东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有过聚餐，不忙的时候一个月左右一次，忙的时候两个月左右一次，每次聚会都会饮酒，饮酒量看情况，如果带家属或者第二天要工作就少喝或者不喝。原告邹敏也参加过上述聚会，原告邹敏不喝酒，苏桂东一般先喝白酒，喝的量大概是2至3杯，每杯2两左右。有时候聚会完苏桂东也会告诉原告邹敏喝白酒，大概半斤左右。在身体正常情况下，苏桂东的酒量在半斤白酒左右，这是到最大量了。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苏桂东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等共14人共同饮酒行为的性质如何界定。本院认为，根据原告邹敏的自述结合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的答辩意见，苏桂东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系前同事、朋友，关系良好，时常组织聚会，原告邹敏作为苏桂东配偶，亦曾参加过上述类似的聚餐，在聚会时苏桂东会饮酒，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亲朋之间宴请聚会、饮酒属于情谊行为，就法律性质而言，情谊行为本身并不会让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直接受到法律的约束。在2018年6月1日苏桂东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等人在“肥猫餐厅”的聚会，本院将其认定为情谊行为。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对苏桂东的死亡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对于在“肥猫餐厅”的共同饮酒，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有无劝酒、灌酒、赌酒、罚酒等行为。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的陈述结合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来看，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在聚会的席间存在上述行为，故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原告缺乏证据证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存在上述行为。第二，有人如果过度饮酒，共饮人是否存在有未予提醒或制止的情况。根据原告邹敏的陈述，苏桂东生前正常情况下的酒量在半斤白酒左右，且苏桂东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经常会组织聚会并饮酒；根据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的陈述结合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来看，苏桂东在“肥猫餐厅”聚会结束时提出继续饮酒，从现有证据来看，苏桂东在席间虽有饮酒，但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的角度来看，苏桂东并未发生过量饮酒，且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拒绝了苏桂东继续饮酒的提议，故本院从现有证据难以认定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存在上述发现苏桂东过量饮酒但未予制止的行为。第三，聚会(饮酒)结束后的妥善处置。共同饮酒者在饮酒过程中及结束后，应对其他同饮者进行看护、照顾、护送等妥善处置。就本案而言，聚会结束后，被告沈瑞立安排被告姚成俊送苏桂东回家，从打车记录显示，被告姚成俊与苏桂东乘车已到达了苏桂东所居住的小区门口附近，已履行了在苏桂东饮酒后妥善处置的责任。第四，被告沈瑞立作为聚会召集人的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沈瑞立作为该次聚会的召集人，在聚会结束后安排被告姚成俊送苏桂东回家，且被告姚成俊已完成了上述安排。本院认为，苏桂东虽应被告沈瑞立之约参加聚会并饮酒，但被告沈瑞立作为聚会的组织者已尽到必要的照护义务，不应对被告沈瑞立苛以更高的责任。综合以上在“肥猫餐厅”共同饮酒的各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的分析，本院难以认定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在上述过程中存在过错。其次，被告姚成俊与苏桂东到达小区门口后，又进入烧烤店吃烧烤、饮酒。本院从以下方面予以分析：第一，被告姚成俊主张系苏桂东提出再次饮酒，并非其主动提出。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均提及苏桂东在“肥猫餐厅”聚餐结束时提议继续饮酒；根据烧烤店内的监控录像显示，在烧烤店内苏桂东是主动在饮酒，并非被告姚成俊在劝酒或敬酒。本院认为，原告缺乏证据证明被告姚成俊邀请苏桂东至烧烤店进行饮酒，故本院难以认定被告姚成俊对此存在过错。第二，根据各方确认的事实，苏桂东在烧烤店饮酒的量为一瓶多啤酒，本院认为，原告同样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被告姚成俊存在发现苏桂东过量饮酒而未予提醒或制止的过错。第三，根据被告姚成俊的自述，在烧烤店饮酒结束后，其将苏桂东送至小区门口；从原告提供的监控录像结合此后苏桂东在楼内的行动来看，苏桂东确已进入了其居住的大楼内，甚至也到达了自己房屋的门口。本院认为，被告姚成俊完成了相应的照护责任，本院难以认定被告姚成俊对此存在过错。必须指出的是，苏桂东居住的房屋位于二楼，本院难以苛求被告对于苏桂东的坠楼身亡具有足够的可预见性。而且，从原告邹敏的陈述来看，其与苏桂东进行了视频通话，在通话过程中苏桂东提及了“马上要回家了”，原告邹敏还看到了其所在小区的院墙，可见在此过程中苏桂东并未表现出精神异常或者神志恍惚的情况。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原告缺乏证据证明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在上述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要求被告沈瑞立、唐海华、孙刚、李伟、姚成俊承担赔偿责任，缺乏足够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是被告中星物业公某对苏桂东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和来源的问题。原告主张苏桂东在11号楼楼道内来回徘徊两个多小时，被告中星物业公某负有维护公共秩序的义务，但其安保人员巡逻时没有发现苏桂东，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首先，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具有明确的义务来源，可以表现为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来源。从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来源来看，被告中星物业公某作为事发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安全保障义务要体现的是协助性和防范性，比如对消防、治安等安全事故，要协助有关单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采取应急措施、配合损失救助等。从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来看，可以体现在双方均认可的《馨越公寓公共租赁住房物业服务委托合同》的内容之中，这是保障业主人身、财产安全的合理区域范围。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缺乏证据证明被告中星物业公某对居住在小区内居民的日常活动具有规范、约束等义务，即使如原告所述，苏桂东在楼道内徘徊两个多小时，亦并不意味着被告中星物业公某具有约束或照看苏桂东的义务。原告将公共秩序维护义务归为要求被告中星物业公某的保安发现苏桂东异常举动，这显然超出了公共秩序维护的范畴，原告的上述要求扩大了被告中星物业公某的职责，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诉称意见，难以采纳。其次，原告主张建筑物的构筑标准存在瑕疵，被告中星物业公某存在过错。本院认为，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情形系被告中星物业公某安全保障义务之范围，原告亦缺乏证据证明即使存在上述不符合标准的情况，与苏桂东坠楼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诉称意见，同样难以采纳。综上，原告要求被告中星物业公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苏桂东正值壮年却坠楼身亡，留下年长的父母、年幼的子女，对家属而言实属不幸，本院对各原告表示慰问。被告沈瑞立、姚成俊、唐海华作为苏桂东的前同事、朋友，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自愿分别补偿各原告30000元、20000元、10000元，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本院希望上述款项，可弥补家属身心之创伤。当然，在聚会中每个饮酒者都应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有最高的注意义务。苏桂东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明知过量饮酒对身体乃至对家人、社会的危害性，根据检验报告显示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58mg/ml。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的标准来看，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就作为认定“醉酒”的标准。由此可见，苏桂东死亡时血液中乙醇含量是很高的，是苏桂东枉顾自身健康和安全，放任自己饮酒，最终发生了坠楼死亡，苏桂东本人要对坠楼死亡负有根本和全部责任。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准许被告沈瑞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30000元；三、准许被告姚成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20000元；四、准许被告唐海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10000元。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10元，由原告邹敏、苏宝大、王善凤、苏亚宇、苏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文俊审 判 员  张志刚人民陪审员  翁桂银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 记 员  裘雪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