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22民终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乌兰浩特市博丰农资经销处。经营者：邹秀丽，女，1961年1月18日出生，个体，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内蒙古圣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内蒙古永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某2，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上诉人乌兰浩特市博丰农资经销处（以下简称博丰农资）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原审被告王某2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2020）内2201民初第1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博丰农资，被上诉人王某1，原审被告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丰农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博丰农资不承担给付义务。2.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由王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博丰农资不是适格主体。王某1并未在博丰农资处购买过噁酮·霜脲氰，双方并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王某1曾伪装自己为消费者去乌兰浩特农牧业局举报，但因无法证明买卖关系被不予处理。在民事一审审理过程中，王某1自证出入巨大，表述购买价格与数量不能相印证，提供的录音中也含糊不清，没有准确表达购买产品，用曾购买其他物品的付款凭证和事情混淆视听，欺诈博丰农资。二、鉴定不足以成为本案判案依据。王某1提供的鉴定中，仅仅是简单算法证明土地用种所产生的价格衡量，不能作为本案断案依据。无法证明物种死因与用种品种。鉴定也不符合兴安盟地区事实，不符合实际情况，没有有资质的国家机构证明产量进行客观计算。三、王某1无有效绝产证明。原审王某1提供的村委会证明，并非合法有效有能力证明此事实的机关及机构，不能证明绝产事实。与农业局勘察结论不一致。四、行政处罚与本案无关。本案中王某1出示的行政处罚中，王某1非主体，在行政处罚中也显示博右针对“噁酮·霜脲氰”为“涉嫌”。行政处罚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对经营程序进行处罚而非认定假药处罚。王某1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本案事实，无法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王某1并未在博丰农资购买噁酮·霜脲氰，王某1并未受到实际损害。因此，王某1为达到欺诈目的，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虚假诉讼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博丰农资利益。请求依法追究王某1刑事责任，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王某1的请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王某1辩称，博丰农资主张王某1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某1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录音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王某1因在博丰农资处购买农药噁酮·霜脲氰而受到财产损害的事实。关于鉴定结论，出具鉴定书的机构是合法的，鉴定人员符合法律规定，鉴定结论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王某1的损失有村委会证明以及其他村民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损失真实存在。关于博丰农资主张行政处罚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正是因为博丰农资在经营中存在诸多违法行为，才被行政机关进行处罚。王某2述称，同意博丰农资的上诉意见。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博丰农资、王某2赔偿损失1287000.00元（2018年每亩产量6000斤×390亩地×每斤0.55元）；2.诉讼费由博丰农资、王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2与博丰农资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邹秀丽系夫妻关系。王某1于2018年3月份从科右中旗巴仁哲理木镇铁力哈达村村民白玉文处承包了390亩耕地后种植了马铃薯。同年8月份，王某1从博丰农资以每袋36.00元的价格购买了130袋噁酮·霜脲氰52.5%。后王某1将该农药用于种植的马铃薯，后发现土豆秧苗损毁。王某1与购买同类农药的案外人杨如元联系得知杨如元亦有相同情况后，二人于2018年8月31日到乌兰浩特市农牧业局报案，该局对博丰农资依法进行调查，2018年8月31日与乌兰浩特市植物保护植物检疫工作站作出了“农药产品：噁酮·霜脲氰52.5%，经乌兰浩特市农牧业局植保站在中国农药信息网查证未查到登记信息，疑似假农药，有效成分及含量我站无法鉴定，有效成分及含量需有农药监测资质部门进一步鉴定”的结论说明。乌兰浩特市农牧业局于2018年10月11日作出了乌农牧植罚（20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内容为：“你经销处经营农药产品噁酮·霜脲氰（PD20146376F4430，分装企业：麦德姆（上海）作物保护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17年8月）经我站执法人员在中国农药信息网查询未查到登记信息。你经销处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但事后积极主动配合我站调查，并诚恳与受害农户达成和解为其挽回损失。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1.没收违所得的伍仟元整￥5000.00元；2.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3.责令整改”。博丰农资缴纳了相关罚款，并与受害人杨如元达成了调解协议：赔偿杨如元38000.00元的损失，并已经履行完毕。另查明，2019年3月8日王某1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其2018年所种植的390亩马铃薯（品种北京高科荷兰f6）价值进行评估。根据王某1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内蒙古衡正通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了内衡（兴）评字（2019）第339号价格评估报告书，按照当地每亩土地种植该品种（北京高科荷兰f6）马铃薯的平均产量为5767斤，以2018年马铃薯收购价格平均每斤0.53元标准为依据，其价格评估结论为“价格评估标的物在评估基准日的价格为人民币：壹百壹拾玖万贰仟零叁拾玖元整（￥1192039.00元）”。一审法院认为，王某1主张从博丰农资经销处购买涉案农药噁酮·霜脲氰52.5%，王某1提供证人杨如元证言、王某2与证人杨如元的通话录音及王某2与王某1的通话录音予以证明，在与证人杨如元的电话录音中王某2陈述“我没卖他这个货，没卖这个事儿我就得咬死了”及王某2曾与王某1协商赔偿事宜的通话录音可以相互佐证，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某1与博丰农资经销处之间形成了涉案农药即噁酮·霜脲氰52.5%的买卖关系。博丰农资、王某2虽辩驳王某1未提供购货票据等予以证明，并提供“杨三欠”、赊购清单一份、农药销售档案一份（内有王某1农药销售记录）、2018年8月2日王某1农药销售发票存根一本予以证明王某1未曾向博丰农资购买涉案农药，但博丰农资提供的上述证据系博丰农资单方制作，王某1不予认可，且与待证问题不具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博丰农资、王某2的上述辩驳意见不予支持。本案中博丰农资系涉案农药的销售者，作为销售者应当对其销售的产品质量负责，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消费者可以选择要求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故王某1作为涉案农药的消费者可以向销售者即博丰农资主张权利。王某1主张其承包390亩土地的事实，提供了证人白玉文等证言、科右中旗巴仁哲里木镇铁力哈达嘎查委员会证明予以证明，博丰农资、王某2虽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庭审中未提供其他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王某1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明问题予以认定，关于王某1主张其损失为1287000.00元，王某1提供农牧业局报案卷宗、价格评估报告书等予以证明，根据价格评估报告书，对390亩土地产量价值评估认定为1192039.00元，博丰农资、王某2对此不予认可，且辩驳王某1损失亦有多种原因造成，并提供包大龙录音三份、氨苯磺隆药性介绍资料（国家公开信息）、杨如元录音、刘德喜录音等，证明王某1的损失可能另有成因，土地有氨苯残留药害，2018年防疫投入不足，王某1土豆损害不可排除有多因一果的可能性。因博丰农资、王某2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辩驳意见且根据乌兰浩特市农牧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认定博丰农资销售的涉案农药与王某1主张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故对博丰农资、王某2的辩驳意见不予采信。农作物产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药剂本身的原因、超量使用或误用、土壤和气候、农作物自身的个体差异等，故王某1所种植的马铃薯产量必然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王某1依据价格评估报告书主张390亩土地全损依据不足，但王某1确因涉案农药导致损失，故一审法院对王某1的损失依据价格评估报告书酌定为50%即596020.00元予以部分维护。关于王某1主张的鉴定费17000.00元，因一审法院对价格评估报告书结论部分采信，故鉴定费一审法院维护8500.00元。王某1主张的损失以上合计604520.00元。关于王某1主张王某2对上述损失与博丰农资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因王某1未提供王某2为实际经营者的相关证据，王某1主张王某2与博丰农资经营者系夫妻关系，王某1主张其损失系属夫妻共同债务，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乌兰浩特市博丰农资经销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1赔偿共计604520.00元；二、驳回原告王某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36.00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8870.00元，被告乌兰浩特市博丰农资经销处负担7666.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博丰农资提交微信支付转帐电子凭证两份，一份转帐凭证记载是4700元转帐记录，一份为500元转帐记录，说明王某1在2018年8月2日是用4700元购买的乐果、虫扫光等其他农药，而非涉案农药噁酮·霜脲氰52.5%，因为噁酮·霜脲氰52.5%是36元一袋，而按照王某1主张购买130袋，应付4680元，对于多出的20元，王某1又主张是要换现金买菜，但其随后又换500元现金说是参加婚礼，所以，王某1主张用20元现金买菜不真实，其实质是用4700元，购买的乐果、虫扫光等其他农药，从而证明王某1与博丰农资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王某1质证，认为确实是转两笔钱，500元确实是拿去随礼了，因王某1家是双花，耕地在中旗，是参加完婚礼拿菜回的家。王某2质证意见，同意博丰农资的意见。博丰农资提交乌兰浩特市植物保护检疫工作站证明一份，表述王某22018年一直上班，只有一次旷工，7次事假，4次病假，其他时间均正常上班。证明王某2在2018年是在上班工作，没有参与公司销售，其录音不应该作为本案依据。王某1质证，认为对证明的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真实性不予以认可，王某2是单位职工，单位是在包庇他，并且正常上班不能证明他没有经销产品。王某2质证，同意博丰农资的意见，不存在单位王某2的事实，是王某1到纪检委控告王某2，纪检委对王某2开展调查，然后由工作单位给纪检委出具的证明，证明王某2在上班，没有参与经营，纪检委始终没有找过王某2。博丰农资申请专家证人刘德喜出庭，说明2018年科右中旗地区种植荷兰15号品种马铃薯的耕作、秋收等情况，以及种植油菜所用的氨苯磺隆等杀菌剂对土壤是否有破坏作用，其残留物对后期种植马铃薯的影响等内容，以此证明2018年马铃薯农业产量存在减产情况，荷兰品种更低，但是不会绝产，王某1的地是在种植油菜后种植马铃薯，而种植油菜的农药对马铃薯影响很大。被上诉人王某1质证意见，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证人2018年就知道了这个事，一审时就应当出庭作证，所以，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定。此外，对证人的专家身份存在质疑，农业也包括油菜等，但证人不清楚油菜种植情况，所以，不应作为专家作证，并且证人与原审被告王某2存在利害关系，他们属于同一系统工作单位，庭审中存在眼神交流，其出庭作证期间，王某2随意插话，影响了证明内容客观性，证人对涉案农药品牌和药都不清楚，证明问题的关联性存在问题。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意见，对两份微信转帐凭证、乌兰浩特市植物保护检疫工作站出具的证明以及专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结合案外人杨如元与王某2之间的电话录音所记录的内容以及王某1向王某2购买农药的转帐记录，则证明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博丰农资的证明目的，故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博丰农资与被上诉人王某1之间是否存在涉案农药噁酮·霜脲氰52.5%买卖关系；二、被上诉人王某1是否存在经济损失，其损失是否与涉案农药有关，以及损失的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博丰农资主张其与王某1之间不存在涉案农药噁酮·霜脲氰52.5%买卖关系，但通过王某1向王某2的微信转帐记录、证人杨如元的证言以及杨如元与王某2的录音等证据能够证明王某1与博丰农资之间存在农药噁酮·霜脲氰的买卖关系，故对于博丰农资与王某1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对于博丰农资经营的农药噁酮·霜脲氰经乌兰浩特市农牧业局调查，该局于2018年10月11日作出的乌农牧植罚[20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博丰农资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及责令整改的行政处罚。博丰农资作出涉案农药的销售者应对使用该农药受损的农户给予赔偿，王某1作为涉案农药的使用并受到损害的农户向博丰农资主张赔偿，应予支持。关于损失数额，王某1提交价格评估报告书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到农作物产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属于多因一果的情况下，酌情判决博丰农资承担王某1损失的50%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乌兰浩特市博丰农资经销处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45.20元，由上诉人乌兰浩特市博丰农资经销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丽审判员 崔玲玲审判员 刘立岩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姜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