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20）青行赔终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宁穆斯林矿产资源开发公司。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宁张公路10公里处。法定代表人马占虎，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发威，住西宁市。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富华、董晨，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西路27号。法定代表人杨占仓，该区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彬、王万胜，青海立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市城北区城乡建设局。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门源路启程大厦2号楼。法定代表人沈国安，该局局长。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市城北区自然资源局。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门源路31-3号。法定代表人张国栋，该局局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美娟，泰和泰（西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宁穆斯林矿产资源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北区政府）、西宁市城北区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城北区建设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因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诉城北区政府、城北区建设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1行赔初9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4月18日，西宁市人民政府向西宁市土地规划管理局作出《关于穆斯林矿产公司北川河宁张公路10-12公里区段河道综合治理用地的批复》,同意将城北区宁张公路10-12公里区段的国有河滩地13.643公顷（合204.65亩）划拨给穆斯林矿产公司作为宁张公路10-12公里区段北川河护堤及河滩治理开发用地。2000年5月8日,穆斯林矿产公司取得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宁国用〔2000〕字第550077号，使用权类型为划拨）。2006年至2012年期间，穆斯林矿产公司与张发威签订《联合经营合同书》，张发威在案涉土地上建设厂房等建筑物，租赁给他人从事彩钢、板材等生产经营活动。2017年5月至6月，城北区环保局对原告建筑物进行检查后作出《责令停产整顿决定书》,责令停止环境污染行为，恢复场地原貌。2017年7月28日，西宁市城北区国土资源局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张发威停止违法行为。2017年7月31日，城北区建设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限张发威三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逾期该局将进行强行拆除。2017年8月2日，案涉建筑物被拆除，原告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青01行初4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建筑物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1月，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三被告均未予答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穆斯林矿产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关于穆斯林矿产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穆斯林矿产公司与张发威签订了长期联合经营合同，穆斯林矿产公司将其划拨土地作为联营投入。合同签订后，张发威在该土地上建设厂房等建筑物租赁给他人用于生产经营。虽然穆斯林矿产公司并未直接建设案涉建筑物，但强制拆除行为发生在联合经营合同期满之前，使得联合经营合同提前终止，对穆斯林矿产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此，穆斯林矿产公司与强制拆除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各被告关于穆斯林矿产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即只有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当事人请求行政赔偿，才可能得到支持。本案中，被告在对“小散乱污”企业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未能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程序规定，该违法行为是否必然引起对原告的行政赔偿，应当考量是否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原告被拆除的建筑物系未依法取得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的违法建设，对于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国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被告采取不适当的手段和方式强行将案涉建筑物予以拆除，造成该建筑中原本通过合理的、正确的拆除方式，能够拆卸下来的废旧建筑材料等灭失，这部分损失属于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赔偿。被告在强制拆除的过程中，依法应当妥善处理并保全证据，以证明其在强制拆除过程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但被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原告提交光盘和测算数据系其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要件形式，不能作为本案的赔偿依据。因案涉建筑物现已被拆除，无法通过评估鉴定方式确定建筑材料的合理价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基于双方的过错程度，结合案涉建筑物可再次利用的建筑材料的损害程度、折旧等因素，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酌定被告赔偿原告建筑材料损失60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西宁市区政府、城北区建设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赔偿原告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因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0元；二、驳回原告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的其他赔偿请求。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上诉称，首先，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的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对于被拆除的建筑物是否为违法建筑，上诉人一审提交了下列证据：1.西宁市计划委员会《关于宁张公路10-12公里区段北川河护堤河滩治理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2.2000年4月18日，西宁市人民政府向西宁市土地规划局作出《关于穆斯林矿产公司北川河宁张公路10-12公里区段河道综合治理用地的批复》，同意穆斯林矿产公司取得城北区宁张路10-12公里区段国有土地；3.2000年5月8日，穆斯林矿产公司取得该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评审意见；4.2010年8月2日，穆斯林矿产公司与上诉人签署了《联合经营合同书》，并按照规划建造了建筑物，上述联营合同经过公证处予以公证。上述证据证明，涉案建筑物仅存在部分许可证件不齐备，不属于违法建筑。2017年7月31日-2018年8月10日期间下发的文件中上述建筑物没有被认定为违法建筑，其他机关也没有将建筑物认定为违法建筑。因此，（2020）青01行赔初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第9页第四行中关于事实和适用法律部分均是错误的。其次，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应当结合上诉人的损失大小进行确定，对于自由裁量权应当具有相应的量化标准。建筑物被违法拆除后，上诉人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要求各被上诉人公布拆除方案、测绘信息、补偿方案、建筑材料去向等能够证明建筑物价值的所有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全部予以拒绝，上诉人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青01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及（2018）青01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等判决被上诉人在法定时间内公开，但是被上诉人并未公开。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提交了评估报告确定了建筑物的基本价值，该鉴定报告中建筑物具有相应的面积和材料，可以通过建筑物的基本材料进行判断，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记载上诉人的建筑物为5600平方米，按照最基本的建筑承办计算，成本为3876000，一审判决仅赔偿6万元的与上诉人损失相差巨大，6万元不足以补偿任何损失。本案中，房屋的建筑面积为5600平方米，如果全部按照红砖计算，则需要200余万块砖（5600×4×88块），因此，判决赔偿6万元与生活经验不服，缺乏事实基础。上诉人申请城北区政府公开对上诉人建筑物的评估报告、测算方案、以及附着物、残留物的价值和取向等文件，但城北区政府不予公开，上诉人已经穷尽了举证方法，而行政机关不能举证的情况下，应当按照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判。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城北区政府上诉称：一、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系通过划拨方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与张发威就划拨土地使用权开发利用达成的《联合经营合同书》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无效。被上诉人所受损害系违法利用划拨土地使用权所造成的，依法不应赔偿。（一）穆斯林矿产公司以联营方式将划拨土地使用权交付被上诉人张发威的行为违反了行政法规，穆斯林矿产公司向张发威让渡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违法，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交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使用者，不得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租后，承租人不得新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需要建造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的，必须征得出租人同意，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案涉土地使用权系穆斯林矿产公司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其未经政府部门批准即以所谓的联营方式将土地使用权转交给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的上述规定，存在违法用地行为，其违法取得用地所形成的附着物依法属于非法建筑，其诉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赔偿范围。（二）被上诉人的损失系违法让渡划拨土地使用权造成的损害，依法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赔偿义务。《国家赔偿法》第五条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被上诉人的损失系穆斯林矿产公司违法让渡划拨土地使用权所导致的损失，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依法不应予以赔偿。二、被上诉人建设的构筑物及附属物因违法建设，属于违法建筑。《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批准的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第五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但是，下列建设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一）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此外，《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上诉人均未按照法律规定向城乡规划行政部门申请规划许可，其在未取得城乡规划部门许可的情况下私搭乱建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的上述规定，其建设所形成的地上附着物均属违建，依法不应得到赔偿。三、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其合法权益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在其未尽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的做法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违法建筑被拆除前，上诉人已经依法向被上诉人送达了限期强制拆除的通知，履行了告知义务。虽然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经法院确认为违法，但是也仅限于在程序方面损害了被上诉人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进行救济的权利。即便上诉人依法保障了其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权利，被上诉人通过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程序依法无法改变案涉建筑为违法建筑进而面临被强制拆除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已经履行告知程序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未在通知期限内自行妥善处置违建，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未出示其合法财产受到直接损失的相关证据，无法确认可再次利用的建筑材料的数量、损害程度、折旧程度等，但一审法院依旧判决上诉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城北区建设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因为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只是国有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人，其没有按照批复要求进行开发建设，而是将土地使用权擅自分割租赁给他人进行违法建设，从中获利。再者，那些被拆除的违法建筑物与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并非这些被拆除违法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故其没有主张的权利。根据西宁市计划委员会〔1999〕市计农第364号文件、城北计经字〔1999〕第154号文件的规定，宁张公路10-12公里区段北川河护堤及河滩治理的项目由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开发，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项目总占地面积232亩，主要修建防洪护堤1547米，餐饮娱乐室950平方米，木屋150平方米，办公用房300平方米、客房2000平方米，舞厅80平方米，商业用房550平方米、车库144平方米，锅炉房60平方米，配电室30平方米、鸭舍70平方米，温室7330平方米。在土地的相关批复核准后，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并没有按立项的内容对划拨土地进行开发建设，而是以签《联合经营合同书》的形式将划拨的土地分块非法出租给所谓的“合作人”，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并不是违法建筑的所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一审判决认定“其并未直接建设案涉建筑物，但上诉人的强拆行为发生在联合经营合同期满之前，使得联合经营合同提前终止，对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此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与强拆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事实是，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将国有划拨土地违法分割租赁给他人，从中获取土地租赁收益，从形式上看是联合经营，但实质就是土地租赁。其本身出租该土地的行为就是不合法的，怎么能够影响其权利义务，更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被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不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二、上诉人强拆的是被上诉人的违法建设部分，并没有对其合法财产造成损害，故不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要求赔偿其建筑物损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首先，被上诉人张发威始终强调强制拆除其建筑物的行为违法，且其有合法的土地取得手续。拆除行政行为违法已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但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建筑物属于合法财产，但是被上诉人始终未能出示相关的证明文件证明其建筑物的合法性。所以对于其二人的诉求，上诉人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其违法建设和环境污染企业进行依法取缔和拆除，并没有侵害其合法财产及权益。其次，被上诉人张发威在未取得任何建房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非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三条，建设的厂房都属违法建筑。基于该事实及法律规定，其在承租土地上未经任何主管部门审批许可，擅自修建房屋及附着物，其性质均属违法建筑，该建筑物被依法拆除后是不予补偿或赔偿的。综上，按照当时的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督办要求对城北区范围内的“小散乱污”企业进行专项整治。被上诉人既没有建筑物的合法审批手续，也没有环评手续，擅自搭建属于违法建设，必须予以清理整治。且被上诉人被拆除的均是污染环境的违法建设，依法予以拆除，并无不当，虽然经法院审理判决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也只是程序违法，并不当然构成国家赔偿。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观点论述详尽，于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可，在此不再赘述。本案应重点审查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所提各项赔偿请求是否成立及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城北区政府、城北区建设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赔偿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因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0元是否适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可见，受害人获得赔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二是违法行使职权行为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也就是说，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没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并非国家公权力的行为造成，均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规定：“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在城乡规划区内，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开工前，须申请办理规划许可和工程施工许可方可进行建设工程施工。本案中，上诉人张发威与穆斯林矿产公司签订《联合经营合同书》，确认合作关系，并在该公司的土地上修建房屋及配套设施等。但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申请办理规划许可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亦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城北区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建设主管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且获得准许，被拆除建（构）筑物均未经规划部门或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规划、报建审批手续，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北建罚告字（2017）17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北建罚字（2017）1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所建房屋属违法建筑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违法建设的建（构）筑物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违法建设本身不具有合法属性，但违法建设形态的违法性并不排除建筑材料的合法性，不妨碍相对人对建筑材料享有所有权。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目的在于促使相对人履行法律义务，消除违法状态，但其本身不产生剥夺他人合法物权的法律效果。值得强调的是，程序正当作为行政法的重要原则，对于规范行政行为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意义重大。在强拆程序合法的情况下，相对人不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拆除，视为放弃建筑材料的所有权，行政机关对建筑材料的毁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违法拆除的情况下，虽然确定建筑物属违法状态，但相对人可自行拆除以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对建筑材料和物品享有的物权价值，行政机关因此剥夺相对人自行拆除权，导致建筑材料和物品损失扩大的，应当适当予以赔偿。本案中，上诉人城北区政府、城北区建设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对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违法建筑物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因未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程序规定，被一审法院（2018）青01行初4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该强制拆除行为的违法性,导致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主张赔偿建筑材料损失有据可依。但是该违法行为是否必然引起行政赔偿，还应当考量是否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等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可见，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对其建（构）筑物遭受行政行为损害承担举证责任系其法定义务，其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城北区政府、城北区建设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的强制拆除行为会给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举证造成一定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当然免除其对被强制拆除的建（构）筑物的合法性及损害后果的初步证明责任。本案中，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出示了《张发威建设的建筑物面积和价款测算表》和房屋拆除前后照片等作为其主张行政赔偿的证据材料。从《张发威建设的建筑物面积和价款测算表》上看，包括住房、办公室、库房等建筑的损失计算，共计3876000元。但是，上述造价明细所列举的赔偿项目，仅是合法建筑被强制拆除造成损害时行政相对人可以主张赔偿的内容。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因违法建设被拆除的情形显然不能适用此标准予以赔偿，因为拆除违法建设造成损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的违法行为。因此，赔偿范围仅限于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通过自行拆除可以减少的损失部分，或者说是建筑材料可以再次利用的部分。即便对可再次利用部分应当予以赔偿，也应建立在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已完成初步证明责任之上。何谓初步证明责任,目前法律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一般而言，购买物品的票据、凭证以及物品再次利用的价值等应当是基本具备的证据。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提供的房屋拆除之前的照片仅显示出厂房被拆除前的场面，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不能单独直接证明对上诉人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所造成的具体损失大小。城北区政府、城北区建设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在强制拆除的过程中，依法应当妥善处理并保全证据，以证明其在强制拆除过程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但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采取不适当的手段和方式强行将案涉建筑物予以拆除，造成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原本通过合理的、正确的拆除方式，能够拆卸下来的废旧建筑材料等灭失，应当考虑其建筑物性质为违法建筑，建筑物始建于2012年，然后违法从事彩钢、板材等生产经营活动，直至2017年7、8月被强制拆除，时间长达5年之久，同时考虑建筑物的使用年限及其成新率，依法应适当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的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定确定赔偿数额。”此规定确实赋予法官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情判赔的裁量权，一审法院出于公平公正原则，基于双方的过错程度，结合案涉建筑物建筑面积、可再次利用的建筑材料的损害程度、折旧等因素，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酌情判令城北区政府、城北区建设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赔偿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建筑材料损失60000元，符合本案基本事实且于法有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穆斯林矿产公司、张发威、城北区政府、城北区建设局、城北区自然资源局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富梅审判员 韩英俊审判员 吴晓良二Ｏ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牛燕萍书记员 郝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