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6民终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9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胜利，河南北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小娟，河南北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9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祥，河南晟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与被上诉人王某2离婚纠纷一案，项城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20）豫1681民初3105号民事判决，王某1、王某2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豫16民终339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项城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2020）豫1681民初4489号民事判决，王某1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胜利、路小娟，被上诉人王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王某2返还上诉人彩礼179718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判决结果明显对上诉人极不公平、不公正，与国家政策，农村善良风俗相悖，二审法院应依法予以改判。1、婚前给付导致上诉人生活困难，上诉人提交了大部分书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并在庭审过程中经过双方的质证，而一审法院却称上诉人没有向法院提供因下彩礼导致其举债和生活困难的证据，该案发回重审后，上诉人仍未举证证明，与事实严重不符。订婚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索要巨额彩礼，上诉人下彩礼时才23岁，没有经济能力给付彩礼，原生家庭系农村家庭，并不富裕，父亲以收废品打零工谋生，母亲是家庭主妇，帮不上上诉人过多的忙。2019年1月27日上诉人向朋友卢政委借款1万元、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3日向朋友张会岗借款3万元筹集彩礼，上诉人求父母向亲戚借款，借大伯50000元、姑姑50000元下彩礼，婚前又以办酒席的名义借王鑫瑜2万元，王前坤2万元，以上费用至今未偿还完毕。因为涉及大量证人在异地，上诉人没有经济能力来承担所有证人出庭费用，都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亦不现实，但是所有的证人证言均属实，留有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复印件供法庭核实，而且上诉人提供朋友借款转账凭证，时间与上诉人给付彩礼的时间非常接近，具有高度盖然性，而一审法院未考虑实际情况，减轻上诉人的诉累，未能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即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上诉人感到不服。婚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要钱要东西，花钱没有节制，上诉人只能通过刷信用卡的方式支付，现已经因为信用卡无法及时偿还，信用受到影响，为了偿还欠款，上诉人拆东墙补西墙，债务越滚越多，前不久实在没办法又向亲戚借款帮还信用卡。上诉人提交的村里证明也证实上诉人家庭情况困难，我国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15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而一审仍未调查核实也未通知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出庭作证，即认定上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综上，上诉人在下十几万彩礼时，年龄尚小，生活来源大部分依赖于父母供养，上诉人提供有大量证据证明婚前举债给付彩礼，导致债务缠身，婚后的经济收入较低无法偿还债务，现在每天都面临着催债危机，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被上诉人称上诉人二套房产，收入过万，既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也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一审在上诉人提供大量证据和法庭调查明显对被上诉人不利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是严重失实的。（1）一审庭审中法官分别询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最后一次发生性关系是什么时间，上诉人回答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被上诉人第一次称婚前，经代理人提醒后又补充结婚当天即2019年10月1日晚，而该次回答与上诉人的陈述和被上诉人多次庭审及答辩均不一致。上诉人在周口中院二审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证实邻居经常去上诉人家串门却从未见过被上诉人或是听上诉人家人介绍过被上诉人。发回重审一审时两名证人出庭作证，媒人称上诉人家人给其打电话说对方不让碰，证人邵某,4是上诉人家挨着门的邻居，如果像被上诉人所称共同生活八个月以上，不可能从未碰到过邻居，更何况该邻居的丈夫经常去王家串门，她带着孩子去王家叫丈夫回家也从未见过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称见过邵某,4丈夫和孩子，没见过邵某,4，但孩子都是和邵某,4一起去王家的，而且被上诉人对邵某,4家孩子的描述也是不符的。证人王某3证明被上诉人与父母租住他家房子居住，印象深刻的原因是被上诉人非常任性狗丢失就大哭大闹。上诉人提供的物业证明，也证明房屋居住只有上诉人一家。（2）被上诉人未尽到妻子的义务，不具有与上诉人婚后相互扶持，共担生活压力，共创美好生活、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婚后被上诉人一直拒绝与上诉人亲近，排斥与上诉人发生性关系，未曾履行过夫妻义务和家庭义务。共同生活不应仅依赖于办理了结婚登记，更主要的是男女双方履行夫妻义务、享受夫妻权益的过程，该过程应当是长期性的，而非短期的，偶尔的、间断性的。需双方具有共同生活的意愿，但明显双方未形成持续、稳定、长期共同居住的生活状态，不属于实质意义上的结婚，极易为女方利用假结婚来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实质意义上的共同生活，它既是婚姻关系生理和伦理价值的反应，也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本质要求，更是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家庭关系和精神文明所必需的。如果简单的以结婚登记，即认定为共同生活，就可以取得巨额财产，那么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会使我们始料不及，容易产生极其不好的价值导向，不利于我国构建信用体系和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也是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婚姻的真谛，也不符合民众对夫妻共同生活的正确理解。3、一审认定双方离婚的原因系家庭矛盾，与众多证据相矛盾。离婚的过错责任在被上诉人，因为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拒绝与上诉人共同居住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导致的离婚。上诉人为了娶被上诉人花费巨大，不惜背负巨额债务，2019年10月1日两人按习俗办理结婚仪式，2019年10月10日上诉人便起诉离婚，不符合常理。××××年××月××日被上诉人领结婚证后被上诉人以未结婚为由不同意共同居住，同年10月1日办理结婚仪式当晚被上诉人不让上诉人碰，双方因此发生口角分开睡，2019年10月2日被上诉人回门，2019年10月3日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接回但仍被迫分开睡，2019年10月4-10月6日被上诉人在娘家居住，7日晚被上诉人将上诉人赶至沙发上睡，上诉人父亲在8日凌晨4时40分起床看到儿子蜷缩在沙发上睡，拍下来准备第二天质问儿子，10月8日之后双方分居至今，2019年10月10日及2019年11月11日上诉人无奈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一审庭审中审判长询问双方离婚的原因，上诉人称是被上诉人不让碰导致的，被上诉人称因为上诉人家暴，但是实际上动手的是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被上诉人是颠倒黑白，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对其实施了家暴，其提供的录音上诉人认真听过，自始至终没有体现上诉人家暴的话语，相反上诉人提供的与被上诉人父亲的录音证据“她好动手这个事，当时我都和她说过不带动手的，她好动手，你看她一说话又动手”（02：27）“你也找找她动手的原因，她动手她不对”可知谁在撒谎，是谁动手。双方争吵的主要原因是要求发生性关系，而被上诉人拒绝引发的。在二审及发回重审中上诉人均提供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父亲2019年10月8日的录音“她坚决要离婚不过了，既然这样闹就没打算和我过，她说的”“她结完婚了无厘头的碰都不让碰”，而一审却将该矛盾归纳为家庭纠纷，未能查明真正的原因，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4、一审本院认为部分“由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充分，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彩礼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逻辑明显错误，被上诉人的证据不充分，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却驳回了上诉人的诉求，收到判决后上诉人代理人便与法官联系沟通此处错误，结果至今一审却未给予任何答复，也未下裁定书予以纠正，说明法院认为该表述是正确的，不存在问题。二、彩礼数额。结合原告方提供的证人证言、相关陈述和被告的答辩、质证、法庭提问的答复，可以认定被告方已收取原告方按照习俗给付的122000元彩礼。根据习俗原告又向被告下两个大礼共计41119元，庭审媒人出庭证明有两个大礼，原告在结婚当天给付上轿礼6600元、上轿衣3000元，手机6999元，虽然被上诉人提出该部分不属于约定彩礼，属于赠与财产，该观点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方的传统习俗要求之下，按照其要求，给付这些彩礼，并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属于口头约定彩礼，即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根据《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可认定为彩礼。综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办理结婚登记，并非自愿，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与原告履行夫妻义务，未形成实质的共同生活，双方结婚时间非常短，也未生育子女，原告无过错，被告称彩礼用于原告家庭生活是不可能的，且未提供证据，不让碰刚结婚就离婚的过错在被告。离婚后原告因给付彩礼对外欠下巨额债务，导致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退一步讲根据《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婚后共同生活一年以内三个月以上的，返还的数额不超过彩礼总额的50％，共同生活不满三个月的，返还的数额不超过彩礼总额的70％，但是一审却判决彩礼一分不退，于法于事实均无据，该文件遵循的原则为当地风俗习惯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及公平原则，而一审与该文件原则相违背，对上诉人不公平，在当地村与村之间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此次会议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很多地区已在遏制高价彩礼方面出台相应的规定，比如商丘中院出台新规：超出10万元的部分全额返还，可知控制高价彩礼已是趋势，处理好此类案件，对于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危害胜过十次犯罪。一审法院多处事实错误，上诉人婚前给付导致生活困难，负债累累，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且双方未共同生活，上诉人提供了大量证据，一审却视而不见，更未综合考虑到双方结婚时间长短、过错程度、彩礼的使用情况、有无子女、彩礼数额是否巨大等，直接驳回上诉人返还彩礼的请求，不符合公平和公序良俗的原则，与我国现阶段对彩礼问题的处理背道而驰，容易产生不良的价值导向。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根据双方过错程度、结婚时间等因素改判被上诉人退还彩礼。王某2辩称，一、上诉人婚前下的彩礼并没有大量举债也没有导致上诉人及其家庭生活困难。1、上诉人一直混淆一个事实．彩礼的支付是其父母支付的，而不是其个人支付的，正如其在上诉状中称下彩礼时年龄尚小，生活来源大部分依赖父母，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习俗都是父母为子女操办婚事，不可能让年幼的子女借钱下彩礼和置办酒席，明显不合常理。其实在2020年7月27日第二次开庭笔录中上诉人已经明确陈述：“剩下的都是自己家的钱”。按此说法说明彩礼的支出大部分是父母支出，所以即使判断生活困难也应该以其家庭成员为对象，而不能仅仅以上诉人本人进行考量。2、上诉人称婚前大量举债也与事实不符。本次上诉中，为了结婚共借款17万元，也就是说其所谓的下彩礼的钱都是借的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这些所谓的借贷对象基本上都是亲属关系，而且所有的证言相关的人员都没有出庭作证，且也没有其它有效证据证明与下彩礼有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原审法院不予以认定是正确的。其次，原告本次上诉陈述也与之前庭审陈述相矛盾。在2019年11月25日第一次起诉开庭的庭审中：原告对借钱下彩礼一字未提，只是在庭审中陈述要求返还的彩礼的理由是“没有共同生活，不给付导致困难”，而在2020年7月27日第二次起诉开庭笔录中：法庭问：“原告你下的彩礼是谁出的钱。”，上诉人答“答辩人和答辩人父亲借的钱下的彩礼，借的张会港的钱下彩礼，答辩人郑州的朋友，答辩人借了他的30000元至今未还。还借了卢政委10000元。答辩人父亲找答辩人舅舅借了10000元。剩下的都是自己家的钱”，即使按照第二次开庭的陈述共借款只有5万元，对象只有三个人，而本次开庭中借款数额却达到17万，而借款对象却增加至六个人，甚至还有信用卡支付，这明显是前后矛盾，说明其大量举债的事实和证据不应该被采纳。最后，婚前给付并没有导致其家庭生活困难。如何认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根据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三）项所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情形，是指给付彩礼的一方婚前举债给付、婚后无经济来源偿还债务的，或者是婚前用家庭财产给付、婚后无固定经济来源、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确定“生活困难”需根据给付彩礼的数额、给付人的生活来源、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目前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合理确定。根据该条法律规定目前参照的标准对方应当提供民政部门的低保证明确定生活困难的标准，而上诉人仅靠一个本村村委会证明生活困难明显与难以令人信服。而实际上原告家庭是生活比较富裕的，原告在王明口镇王老庄村居住二层楼房一处、在郑州新郑市××路××海棠小区××单元××楼××商品房××套（该事实上诉人在原几次庭审中已经多次承认和认可）、原告家庭有一辆高栏4米2货车和一辆面包车、原告在郑州市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物流部上班每月工资12000元左右（即使按原告在2020年7月27日第二次起诉开庭笔录也认可每月收入4000元）、原告父亲也在上述公司上班每月收入大概在9000-13000元左右。对于上述收入状况，答辩人作为曾经家庭成员的一员是最了解情况的，这样的家庭和收入怎么可能是婚前举债给付、婚后无经济来源偿还债务的。二、关于共同生活，答辩人与上诉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且共同生活六个月左右，共同生活日期较长。1、上诉人对共同生活理解是片面的。关于“共同生活”的含义，法律没有对此阐明，学理上也很少对其进行解释，但主要判断的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有没有共同生活，比如共同的住所，夫妻间的性生活，互相帮助照顾等方面，但夫妻是否共同生活有时并不需要同时满足每个方面才认定夫妻存在共同生活。例如，因出国或工作与一方分居期间，感情仍然稳固，仍然应认定为“共同生活”；再如，如有人婚前婚后两人感情甚好，只是因为一方的一点情绪和生活，两人未稳定持续同房，仍然应认定为“共同生活”。所以，在原审中答辩人回答的是最后一次发生性关系是什么时间，而共同生活的时间一直持续到2019年10月8日，判断夫妻是否共同生活，不能片面仅以是否发生性关系而进行单方面评判。2、订立婚约后，答辩人在2019年2月11日与王某1一同回到郑州文昌路悦府海棠7栋1单元1203室家中居住共同生活二个月左右，然后去新疆工作到2019年5月底。2019年6月1日工作结束回到郑州后直至2019年10月8日都与王某1共同居住生活××郑州文昌路悦府海棠7栋1单元1203室，房屋为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共同居住生活的还有王某1父母、妹妹，××××年××月××日办理婚姻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2019年10月1日按照农村习俗举行结婚仪式，按照习俗答辩人于2019年10月2日回门，10月3日回到王某1家一直居住到2019年10月8日。期间还有诸多亲朋好友在他家见过答辩人，对于王某1在本此诉状中邻居邵某,4的证词在一审庭审中答辩人的证人（园长）也说明了答辩人工作的特殊性，幼儿园工作繁杂经常会加班，又加上工作单位离家距离很远每天都是朝九晚五，跟邵某,4所描述的时间确实也是无法碰面的，而且答辩人并非不是没有见过邻居邵某,4，只是在偶尔周末休息时偶尔在门口见到过邵某,4，而且也见到过邵某,4家的孩子。邵某,4在庭审中很多的证词都提到所有关于本案的信息都是听王某1家人说的，对答辩人及整件事情的起因根本不了解，所以在邵某,4的证词中存在会很大的片面性。3、答辩人是5月底回到郑州生活，在刚回到郑州的时候确实是和自己的父母一起居住有几天的时间，在6月初因为开始工作所以搬到了王某1家居住，因答辩人居住在王某1家答辩人的父亲还将自己家的车辆交给王某1和答辩人上下班使用。王某1诉状中所说答辩人因狗丢失而大吵大闹确实也是无稽之谈，对此答辩人只能说王某1经过几次的庭审后，开始不断地捏造虚假事实，刻意抹黑答辩人。4、关于是否同房。王某1一直陈述没有同房之说，纯属恶意捏造。同居生活期间，对于一个正常男人来说这是不可控的生理需求，共同生活的话题确实事关隐私，王某1不断地强调没有共同生活，将话题聚焦到生活隐私上具有明显的借助答辩人难以启齿的方面钻证据的漏洞。其次在此方面答辩人处于女性的立场来说，是对答辩人一种身心伤害，现已经影响到答辩人的心理××造成答辩人的精神抑郁。王某1在诉状中的言语无非就是逃避事实的一种推诿之词。而且答辩人在2019年2月份和王某1开始共同生活后答辩人也一直在参与生活开支部分，主动为王某1父母及妹妹购买衣服和生活用品，游玩等，为家庭生活开支已超过5万元有余，由此可以看出答辩人在感情破裂前非常的在乎二人之间感情的。在庭审中答辩人已经在回答问题时陈述过与王某1感情稳定后、订婚领结婚证及婚礼后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并不是王某1所说没有夫妻生活一说。王某1一直不断说被答辩人不让碰之类的话语实则是刻意的隐瞒，答辩人除身体特殊情况外与王某1一直保持正常的夫妻生活。5、关于离婚的过错责任。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应该负主要责任，答辩人与王某1与××××年××月××日经媒人魏爱荣（媒人是王某1家的亲戚：奶奶的亲外甥女）介绍认识，之后了解熟悉一年半左右，在了解熟悉的这段时间答辩人在每次十一假期都会回到郑州看望王某1及其家人，逐渐感情稳定后，后下礼并结婚。但婚后，王某1以不让答辩人上班，必须让答辩人在家照顾一家人生活起居为由对答辩人进行暴力行为，并扬言：“你跟答辩人结婚就是答辩人的东西，答辩人让你干什么就要干什么，不听话答辩人就用这种方式（动手掐脖子、扇耳光）。答辩人打你都是合法的。”“答辩人就是看不了你比答辩人好，答辩人就是不让你好过”之类的语言，进行威胁恐吓。甚至想要在答辩人的手机安装定位系统监视答辩人，致使答辩人越来越无法忍受。三、关于彩礼数额和答辩人的个人财产。1、彩礼订婚时只收到了12万元的彩礼，2000元是洗脸水，不属于彩礼，上车钱6600元属于为结婚而给付的风俗习惯，不属于因订婚约而给付的彩礼，手机属于自愿赠予的，另外并没有所谓的大礼41119元。2、结婚时，夫妻一方赠送给另一方个人所用的礼物，应当认定为受赠一方个人所有，三金首饰不属于上诉人，上诉人已经强行取下，并已经在购买处退回首饰，并获得现金20620元，该款项本应依法应当退还给答辩人。上述事实有发票和照片、老庙德银店出具的证明以及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也均予以了认可。3、婚前嫁妆：床上用品套盒4套价值4000元、洗衣机1台价值3000元、被褥7条价值1000元、蚕丝被一条价值1000元。这些原本也应属于答辩人。综上所述，上诉人下彩礼是根据民间习俗自愿所下，答辩人没有任何强行索取之意，且本案中彩礼只有12万元数额符合当地风俗，根本不属于“天价彩礼”。请求二审法院能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与被告王某2离婚。2、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彩礼现金131600元（下干礼现金122000元，上轿钱6600元，上轿衣3000元），手机一部（价值6999元），财物折价41119元，共计人民币179718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于2018年正月经人介绍认识，××××年××月××日办结婚登记手续，2019年10月1日举行结婚仪式。至今未生育子女。原、被告因家庭琐事生气吵架，使双方的夫妻感情出现破裂，被告离家出走。原告于2019年11月11日起诉被告离婚，2019年12月3日项城市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法院判决之后，原，被告双方关系没有任何改善，夫妻感情继续恶化，被告至今未归，故原告再次起诉被告离婚并要求被告返还彩礼及礼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夫妻感情是否破裂；2、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彩礼是否合法有据。1、关于双方感情是否破裂问题，原、被告于2019年12月3日项城市人民法院判决不准予原、被告离婚后，原、被告夫妻关系未待到改善，一直分居生活且被告辩称同意离婚，证明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故原告要求与被告离婚的诉讼请求法院应予支持。2、关于返还彩礼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被告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而且原告没有向法院提供因下彩礼导致其举债和生活困难的证据。该案发回重审后，原告仍未举证证明其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由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不充分，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返还其个人财产的诉求因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没有举证加以证明，对被告的此项诉求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准予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离婚；二、驳回原告王某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王某1承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9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王某1与王某2订婚时，王某1给付王某2彩礼122000元；2019年10月1日双方举行结婚仪式时，王某1给付王某2上车礼6600元。本院认为，根据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民事案件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该请求所涉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理和审查，当事人未提出的上诉请求不予审理。现据此审理原则对本案分析评判如下：1、关于本案的彩礼数额问题。上诉人王某1与被上诉人王某2订婚时，王某1给付王某2彩礼120000元，另给付2000元洗脸水钱，该2000元数额较大，也应认定为彩礼。上车礼6600元属于按习俗给付的数额较大的财物，属于彩礼。财物礼品折价41119元，属于易消耗品，上车衣3000元也用于消费品，均不属彩礼范畴。王某1给付王某2手机一部是在双方订婚之前，不是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系男方在双方恋爱期间为增进感情的一般赠与行为，不属于彩礼。故彩礼数额应认定为128600元。2、关于双方是否同居生活的问题。王某2称在订婚后的第二天即2019年2月11日与王某1回到新郑文昌路悦府海棠7栋1单元1203室家中居住生活至2月底，然后其去新疆工作到2019年5月底。2019年6月1日工作结束回到郑州后直至2019年10月8日都与王某1共同居住生活在新郑××路悦府海棠7栋1单元1203室。王某2还称退一步讲即使对方不认可该生活时间，至少被告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从2019年8月份就已经在一起生活，退一万步来讲根据生活习俗，至少从举行结婚仪式就共同生活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一直共同生活到10月8日。而王某1不承认结婚仪式前双方同居的事实，称结婚仪式后双方也未同房，双方就是否同居的事实分歧较大。因王某1主张的是双方未同居生活，王某2主张双方已同居生活，应由王某2就双方已同居生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已登记结婚并已举行结婚仪式，双方存在同居生活的事实。3、关于王某2是否应当返还王某1彩礼的问题。本案属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民法总则和最高院司法解释均属法的渊源，但民法总则属新法和基本法，应优先适用。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自然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利益受法律保护，民事主体从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上诉人王某1与被上诉人王某2虽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举行结婚仪式，但双方没有建立稳固的婚姻基础，婚后男女双方实质意义上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相互之间没有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婚前男方给付女方彩礼在本地属数额较大，势必造成男方家庭生活质量绝对降低或家庭生活困难，且当事人男女婚后未生育子女以及周口市域经济欠发达，如在离婚时被上诉人王某2不返还上诉人王某1部分彩礼明显违反民法总则规定的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与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婚姻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本案情况下如女方不返还男方彩礼，为普通人感情所不能接受，不能使人感受到公平正义，故被上诉人王某2依法负有适当返还上诉人王某1彩礼款的义务。一审未判决被上诉人王某2返还上诉人王某1彩礼款不当，应予纠正。根据本案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及给付彩礼数额较大、双方同居时间较短等因素，本院酌定被上诉人王某2返还上诉人王某1彩礼款40000元。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2020）豫1681民初448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2020）豫1681民初448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王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王某1彩礼款40000元；四、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王某1负担200元,王某2负担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王某1负担200元,王某2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建松审判员  张淮滨审判员  朱发亮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郭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