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1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俊双，男，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双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军，河北精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树青，男，195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碑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臣，河北名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涿州市华宁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涿州市挟河村。 法定代表人：刘滨，已去世。 上诉人王俊双因与被上诉人李树青，原审被告涿州市华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宁公司）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1民初1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俊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军、被上诉人李树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臣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华宁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俊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的“判决理由”不能支持判决主文，逐句分析一审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均不成立。1、“诉讼本为当事各方发生争议的事后救济手段，在各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无法完全还原事实过程，只能根据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判断”。这句话目的何在？是表示法官的无奈，还是指明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后果？民事裁判依据的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依靠证据证明的事实，提交证据的责任在于当事人。因此，《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亦即“谁主张谁举证”。一审判决“本院认为”的第一句话，只是说了半句话，后面的半向话应当根据《民诉解释》第九十条指明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原告主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滨与被告王俊双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这是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应当对“恶意串通”提出证据予以证实，然而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六组证据，证据|是内资企业情况表和公司章程，意图证明被上诉人拥有原审被告20%的股权；证据3是征地手续材料，意图证明涉案土地手续已经核发土地使用证；证据4是土地局预收华宁公司征地费收据，意图证明被上诉人在征地过程中办过交涉；证据5是工商验资证明；证据6是土地租赁协议情况说明及涉案土地现场照片，意图证明被上诉人委托荣鹏公司对外出租土地。上述五组证据对于“原告主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滨与被告王俊双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均没有任何证明价值。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2是《土地转让协议》和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3是同一份证据，也就是被上诉人诉请确认无效的对象，而《土地转让协议》作为书证，其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恶意串通”。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一般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民诉解释》第108条）,但对于恶意串通事实提高了证明标准，被上诉人主张刘滨与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事实，需要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09条的规定，提高证明标准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然而，被上诉人不但远未达到这一证明标准，甚至根本没有提交出一份有证明力的证据。3、“被告王俊双主张己方为善意受让”，一审判决作出这一认定让人不知所云。一审中上诉人从来没有主张所谓“善意受让”。作为法律用语，所谓“善意”“恶意”均有特定含义。物权法上虽有“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其含义是“指无权处分人将动产或不动产处分给他人，善意受让人依法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所谓“善意”，《物权法解释一》第十五条作出了明确界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上诉人与华宁公司订立《土地转让协议》，不是和刘滨订立《土地转让协议》，上诉人从未以《物权法》第106条作为抗辩依据。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需要举证证明系善意受让，是对法律关系、举证责任、上诉人抗辩理由的错误认识。4、“根据土地转让协议，能够体现协议双方不仅对华宁公司大宗资产即诉争土地的处分，亦对营业执照及公章的保管、注销公司工商手续、协议前债权债务的承担重大问题进行了处分，协议内容超出了对土地转让的单方面的处分，亦不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范围”《土地转让协议》一共有八条，其中第一条约定土地及地上物转让；第二条约定转让价款及支付时间；第三条约定华宁公司拖欠挟河村征地补偿款由上诉人承担；第五条约定协议签订前的债权债务由华宁公司负责，属于转让价款的组成部分；第六条约定华宁公司腾退土地；第七条约定土地转让费用由上诉人负责；第八条约定协议生效条件。这七个合同条款，紧紧围绕土地转让这一合同目的作出约定，明确具体且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禁止性规定。其中第五条约定协议前债权债务由华宁公司承担没有任何不妥，即使不做出此约定，华宁公司也应承担自身债权债务。一审判决认为“协议内容超出了对土地转让的单方面的处分”这话尤其令人费解：既然是“协议内容”，何来“单方面的处分”？一审判决的意思大概是想说协议内容不但约定了土地转让，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即协议第四条：“甲方的营业执照及公章由乙方负责保管，2004年4月份交由工商局注销”。一审中，上诉人明确指出，这一约定的属于委托性质，独立于土地转让其他条款。即使该条约定无效，按照《合同法》第56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5、“根据原告举证，能够显示其对诉争土地的实际利用”反复查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并没有认定这一事实的文字。事实上，诉争土地的实际利用情况对于《土地转让协议》的效力没有任何证明价值。依据《土地转让协议》第六条的约定：“甲方负责将废品回收站搬走，时间由乙方确定”据此，腾退土地是华宁公司的义务，使用土地是上诉人的权利。华宁公司未履行义务，不能反倒变成阻碍上诉人行使权利的理由。另外，华宁公司是土地的使用权人，被上诉人假设是华宁公司的真实股东，由于法人财产和股东财产相互独立，被上诉人也无权直接对华宁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占有使用收益。一审中上诉人指出，如果存在被上诉人委托荣鹏公司出租土地的事实，被上诉人的行为也属于侵权行为，其所得构成不当得利。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涉嫌侵占土地作为对其有利的事实，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践踏。6、“根据第二被告举证，显示其支付相应款项，而无法体现其对诉争土地的实际利用”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依据良知和理性，面对上诉人支付款项和未实际利用土地这一客观事实，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因，可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华宁公司未履行腾退土地的义务，影响了上诉人行使使用土地的权利。将上述事实作为恶意串通的表现，违反基本的逻辑常识。7、“协议签订后诉争土地使用权证在第二被告处而诉争土地至今未进行过户的事实”。土地使用权过户需要双方共同申请，需要华宁公司协助，土地使用权未过户是华宁公司的违约行为，而不能以此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推测。8、“多有不符合常理之处”。何谓“常理”？对于本案，《土地转让协议订立》后，华宁公司应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上诉人名下，上诉人成为土地使用权人，并占有使用该土地，这不叫“常理”，这是合同的全面、实际履行。华宁公司没有履行腾退土地、产权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是华宁公司违约。对于华宁公司的违约行为，一审判决不但未给予“否定性评价，反而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臆断，这才是不符合“常理”。9、“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原告的主张更具有说服力，本院予以采信”。首先，被上诉人主张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不能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而应根据《民诉解释》第109条的规定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优势证据具体指哪一份证据？不得而知。再次，民事诉讼建立在证据裁判的基础上，一审判决以“原告的主张更具有说服力”为由予以采信，而不是根据查明的事实或举证责任分配进行裁判，违反了基本的诉讼原则。二、一审判决适用法错误。一审判决裁判援引《合同法》第52条，但不指明具体的款项，属于适用法律不明。《公司法》第152条只是提起诉讼的依据，而非判决的实体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确应适用于本案，但适用的结果应当是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存在恶意串通，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在开庭之前就已经得知原审被告华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滨已经去世。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意见首先提出华宁公司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但一审法院刻意回避，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八条及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的规定。一审判决书堂而皇之地写明“被告涿州市华宁实业有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试问：一审法院如何向华宁公司“依法送达”？华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滨已经去世，无法接收法律文书；华宁公司在2005年11月18日已经被吊销，不再营业，没有工作人员接收送达；华宁公司的住所地只是笼统的登记为挟河村，没有明确的地址；华宁公司已经拥有的土地及地上物已经转让给上诉人，涉案土地及地上物也不能作为该公司送达地址。所以，在华宁公司未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之前，无法行使诉讼权利，任何送达方式都是无效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审判决的首部竟然将刘滨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列明。须知，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法律文书首部内容应当客观反映诉讼参加人的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死亡后，即使该法定代表人已参与了一部分诉讼，也不能再出现在法律文书的首部。何况是一个死去多年根本未参加诉讼的人。 李树青辩称，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刘滨因孩子生病用钱找到上诉人请求帮助，二人签订了出让华宁公司几乎全部财产，并注销公司的协议书，上诉人给刘滨支付了15万元用于刘滨孩子治病，后刘滨妻子又向上诉人索要了5万元，协议书中土地及附着物包括17亩土地及使用权，20间办公楼及围墙，办公楼就超500平方米，2003年市场价格就超过50万元，无论上诉人是否支付了等价，是否处于对刘滨的同情或好心，相对于华宁公司及华宁公司股东，均应认定为恶意，依据民法典154条，或原民法通则58条认定本案诉争协议无效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宁公司未作答辩。 李树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认定王俊双、华宁公司于2003年12月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2.由王俊双、华宁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宁公司成立于1995年9月5日，法定代表人为刘滨，本案李树青为登记股东。该公司名下在涿州市有国有土地一块。2003年12月7日，以华宁公司为甲方，以王俊双为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东仙坡镇挟河村17.74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15万元；甲方所欠挟河村委会的款项约25万元由乙方负责偿还；甲方的营业执照及公章由乙方负责保管，2004年4月份交由工商局注销；本协议签订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自己负责；甲方负责将废品回收站搬走，时间由乙方确定；土地转让手续相关费用由乙方负责。协议落款甲方处加盖华宁公司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刘滨签名，乙方处由王俊双签名。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显示华宁公司于2005年11月18日被吊销，至今未注销。庭审中双方均称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滨现已去世。 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本为当事各方发生争议的事后救济手段，在各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无法完全还原事实过程，只能根据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判断。李树青主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滨与王俊双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王俊双主张己方为善意受让，双方各执一词。根据土地转让协议，能够体现协议双方不仅对华宁公司大宗资产即诉争土地的处分，亦对营业执照及公章的保管、注销公司工商手续、协议前债权债务的承担重大问题进行了处分，协议内容超出了对土地转让单方面的处分，亦不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范畴。根据李树青举证，能够显示其对诉争土地的实际利用；根据王俊双举证，显示其支付相应款项，而无法体现其对诉争土地的实际利用，结合协议签订后诉争土地使用权证在王俊双处而诉争土地至今未进行过户的事实，多有不符合常理之处。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李树青的主张更具有说服力，予以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涿州市华宁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俊双于2003年12月7日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二被告各承担3650元，笔迹鉴定费由原告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华宁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李树青主张案涉土地为华宁公司主要财产，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华宁公司于2005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华宁公司股东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进行清算办理注销手续。李树青主张其于2018年才知晓华宁公司与王俊双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既无证据证实，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职责相违背。经查阅一审卷宗，从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华宁公司的公司章程中未对董事长是否有权处置公司资产予以约定。华宁公司与王俊双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有华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滨签字，并加盖华宁公司公章。且协议签订后王俊双向华宁公司支付了土地转让金15万元，代华宁公司向涿州市委会支付占地补偿款60万元。上述款项有刘滨出具的收据及涿州市委会出具的收据为证。李树青称华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滨与王俊双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李树青主张案涉土地为公司主要财产，交易价格明显过低，公司注销应经股东大会同意，《土地转让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俊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20）冀0681民初187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树青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上诉人李树青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上诉人李树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红哲 审 判 员 翟乐光 审 判 员 郭 潇 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李冰洁 书 记 员 孟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