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闽02民终2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毅荣，男，197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俊宇，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马恒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金龙路******。 法定代表人：江建卫，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光，福建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雅竣，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永梅，女，197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俊宇，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毅荣因与被上诉人厦门马恒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恒达公司）、原审被告黄永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1民初3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毅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马恒达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借款对账确认书》所依据的《郭毅荣与马恒达往来款项借款》与实际发生的银行往来明细存在巨大出入，双方对账确认的借款本息合计8,489,822.92元存在严重错误。《借款对账确认书》所载明的合计本息8,489,822.92元是基于《郭毅荣与马恒达往来款项借款》计算得出，但从郭毅荣提供的证据显示，该借款明细并非双方之间的所有借款往来情况，存在非常多的郭毅荣还款但没有记入借款明细当中。鉴于郭毅荣与马恒达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过于频繁，郭毅荣曾向一审法院提出审计申请，请求对双方往来情况进行全面的审计，以厘清双方之间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但一审法院未对郭毅荣的申请予以答复，在未查清案件事情的情况下，径直认定《借款对账确认书》所载明的金额，存在重大的事实认定错误。二、马恒达公司套取兴业银行、渣打银行、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后转贷给郭毅荣，借款合同无效。郭毅荣并非与兴业银行、渣打银行、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贷关系中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及郭毅荣与马恒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可知，马恒达公司系借得前述三家金融机构的款项后再将款项转借给郭毅荣，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因此，郭毅荣与马恒达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郭毅荣支付该三笔的借款利息应根据各自过错比例承担责任，多余部分予以抵扣本金。三、郭毅荣委托江建卫将代其持有的马恒达公司51%的股份以500万的价格出售给安徽志凌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时，明确向马恒达公司及马恒达公司股东表示该股权转让款先行归还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并未对396.3万元用于偿还哪笔借款、本金还是利息进行明确约定”存在明显错误，实际上，郭毅荣在进行股权转让时，已经明确向马恒达公司及马恒达公司股东表示，该股权转让款将先行归还借款本金，因此，双方之间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三条也约定为“为保证公司生产流动资金周转，丙方同意将转让款借支给甲方”。一审法院以双方未进行明确约定为由，先息后本进行抵扣存在严重错误。另外，一审法院未查明安徽志凌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已将剩余30万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江建卫这一重要事实，若安徽志凌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已支付剩余30万股权转让款，且江建卫已将该款项支付至马恒达公司的情况下，则应予以抵扣郭毅荣尚欠马恒达公司借款。 马恒达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借款对账确认书系经过双方协商核对后签订，具有法律效力。借款中属于银行贷款的部分不属于转贷，不存在借款合同无效的问题。股权转让款属于另一合同关系，与借款合同无关。 黄永梅对郭毅荣的上诉无异议。 马恒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毅荣、黄永梅立即偿还马恒达公司借款人民币6919078.54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2445897.38元（利息计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现暂计至2020年5月18日，其中借款3518856.32元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尚欠的利息为1438036.42元，自2019年7月1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暂计至2020年5月18日为568295元；其余借款3400222.22元截止至2019年7月31日尚欠的利息为132707.96元，自2019年8月1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2020年5月18日利息为306858元，其中借款200万元的利息按年利率6.09%计算，借款640222.22元的利息按月利率1.58%计算，借款76万元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详见《利息计算清单》）；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用、鉴定费、公告费等）均由郭毅荣、黄永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郭毅荣与黄永梅于1999年9月24日登记结婚。 2019年6月30日，甲方郭毅荣与乙方马恒达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对账确认书》，载明双方对2015年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由甲方向乙方借款的相关内容及后续借款处理确认，并经双方充分协商，订立以下条款供双方共同遵守。一、借款时间、金额、利息及期限：（一）2015年12月25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借款金额3518856.32元，2017年至2019年6月30日借款利息1438036.42元，月利率1.5%。（二）兴业银行贷出的款项200万元，借款时间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6月30日，年利率6.09%。（三）渣打银行贷出的款项剩余640222.22元未还，借款期限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6月30日，借款利息为三年等额本金还款。（四）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公司贷出的款项76万元，借款时间2018年9月7日至2019年6月30日，借款利息为每月贷款金额5%归还本金，月利率1.5%。前述（二）至（四）款项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结欠的利息为132707.96元。前述款项合计8489822.92元。双方确认对于甲方尚欠乙方的借款本金仍由甲方继续借取使用，利息自2019年6月30日起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原约定月利率1.5%计算，甲方承诺每月支付借款利息。 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郭毅荣向马恒达公司的借款数额？马恒达公司提供了一份《郭毅荣与马恒达往来款项借款》以及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双方经过对账确认郭毅荣尚欠马恒达公司本息合计8489822.92元，双方于2019年6月30日签署《借款对账确认书》对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确认。郭毅荣主张马恒达公司提供的《郭毅荣与马恒达往来款项借款》与实际发生的银行流水并不完全一致，郭毅荣未经对账就与马恒达公司签署《借款对账确认书》，因此该《借款对账确认书》并不客观全面，应通过审计确定双方之间的真实债权债务状况。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案涉借款金额高达数百万元，且双方长期存在资金往来，郭毅荣抗辩未经对账即签订《借款对账确认书》显然与常理不符。第二，《郭毅荣与马恒达往来款项借款》详细载明了马恒达公司与郭毅荣之间自2015年12月25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的借款以及还款情况，最终所得出的借款本金为3518856.32元，与《借款对账确认书》载明的金额一致，且《借款对账确认书》所记录的借款及还款情况大部分有银行流水予以佐证。第三，马恒达公司从兴业银行、渣打银行以及从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公司贷出的款项转借给郭毅荣，均有相关银行转款记录，与《借款对账确认书》记载的金额亦可相互印证。综上，马恒达公司提交的《借款对账确认书》有双方之间往来款项借款明细表以及银行流水予以佐证，可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予以采纳。郭毅荣抗辩未经对账即签署《借款对账确认书》，双方之间往来款项借款明细表遗漏了部分款项，并不客观全面等主张缺乏相应证据佐证，亦与常理不符，不予采信。 二、郭毅荣的还款情况。（一）郭毅荣委托江建卫代持的马恒达公司股权出售之后的还款数额。郭毅荣提供了一份江建卫签字确认的《股权转让款收款确认书》，载明江建卫收到的转让款为470万元。但《股权转让款收款确认书》备注其中有73.7万元支付给郭毅荣个人。马恒达公司确认收到江建卫的还款396.3万元，剩余款项已支付至郭毅荣账户，若郭毅荣未收到款项，也是属于郭毅荣与江建卫之间股权代持协议所产生的纠纷，不能认为为本案的还款。马恒达公司确认通过江建卫的还款有396.3万元，予以确认。至于剩余的73.7万元，若江建卫未将款项转给郭毅荣个人，应属于江建卫与郭毅荣之间关于股权代持协议所产生的纠纷，可另案解决。（二）郭毅荣主张其通过锦泰顺贸易有限公司向马恒达公司还款202万元，并提交了《代转账说明》及转账流水。马恒达公司抗辩该还款时间均为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为兴业银行前几次倒贷的还款，与本案无关。该还款时间早于本案马恒达公司向兴业银行贷款时间，与本案还款无关。（三）郭毅荣主张其委托厦门诺瑞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马恒达公司还款544121.24元，并提交了相关还款流水，其中2019年11月13日转款34000元，2019年11月13日转款80000元，2019年12月3日转款430000元（该笔款项备注为还款），2019年12月24日转款121.24元，款项合计544121.24元。马恒达公司抗辩厦门诺瑞特公司向马恒达公司所转款项并非本案还款，而是厦门诺瑞特公司之前曾向马恒达公司借款，所归还的款项，并提交了马恒达公司转款给厦门诺瑞特公司的相关银行流水，其中有2019年11月12日转款493657.97元（备注为还厦门诺瑞特贷款，借据号21501804000537001），2019年11月12日转款50000元（备注往来款），2019年11月12日转款50000元（备注往来款），2019年11月13日转款220000元（备注往来款），2019年11月27日转款100元（备注为借款），2019年11月27日转款429900元（备注为借款），2020年1月2日转款300000元，2020年1月6日转账64000元（备注为往来款）。厦门诺瑞特公司与马恒达公司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之间资金往来频繁，且款项多备注为往来款、借款、还款等，并未注明代郭毅荣还款等信息，厦门诺瑞特公司转给马恒达公司的款项也远低于马恒达公司向厦门诺瑞特公司的款项，综上，郭毅荣主张其通过厦门诺瑞特公司还款544121.24元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四）郭毅荣主张其通过蔡玉美还款305万元，并提交了蔡玉美向马恒达公司转账的银行流水，其中有2018年6月15日转给江建卫50000元，2018年6月28日转给江建卫1000000元，2019年5月6日转给江建卫2000000元。马恒达公司辩称蔡玉美于2018年6月28日转给江建卫的1000000元，实际上是马恒达公司向农商银行贷款后（有农商银行贷款凭证及放款凭证）将1000000元转给锦泰顺公司，再由锦泰顺公司转给蔡玉美，再由蔡玉美于2018年6月28日转至江建卫账户；而蔡玉美于2019年5月6日转给江建卫的2000000元，实际上是蔡玉美代郭毅荣归还兴业银行倒贷2000000元的款项（有马恒达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向兴业银行借款2000000元的借据、兴业银行的放款记录、江建卫于2019年4月24日转给马恒达公司2000000元的银行流水）。马恒达公司关于蔡玉美转给江建卫的款项作出了合理说明，且附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另，蔡玉美转给江建卫的款项时间均晚于本案《借款对账确认书》形成时间2019年6月30日，郭毅荣主张通过蔡玉美还款305万缺乏依据，不予采信。综上，认定郭毅荣偿还本案借款的数额为396.3万元。 三、郭毅荣偿还的396.3万元到底是偿还哪笔借款、本金还是利息、抵充之后剩余的借款本金数额？郭毅荣偿还的396.3万元还款时间分别为：第一笔2019年10月9日10万、第二笔2019年10月25日15万、第三笔2019年12月2日5万、第四笔2019年12月11日30万、第五笔2019年12月13日5万、第六笔2019年12月24日20万、第七笔2019年12月31日50万、第八笔2020年1月2日10万、第九笔2020年1月15日10万、第十笔2020年1月20日61.3万、第十一笔2020年1月21日30万、第十二笔2020年4月7日150万。郭毅荣主张前述款项应抵充借款本金，超过部分再抵利息。马恒达公司则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主债务这一顺序抵充。马恒达公司提交了一份各时段利息《计算清单》，主张：前述十二笔还款中的前九笔款项合计为155万元，应先抵充《借款对账确认书》中确认的利息1570744.38元（1438036.42+132707.96），尚有20744.38元利息未还；第十笔还款61.3万元（还款时间2020年1月20日），应抵充20744.38元以及对账单中确定的借款本金自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20日期间产生的利息540982.81元，剩余51272.81元（613000-20744.38-540982.81）可以抵充2015年12月25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借款本金3518856.32元，剩余本金3467583.51元（3518856.32-51272.81）；第十一笔还款30万元（还款时间是2020年1月21日），应先抵充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1月21日所产生的利息2418.53元，剩余部分297581.47元再抵充本金，本金剩余3170002.04元（3467583.51-297581.47）；第十二笔还款150万（还款时间2020年4月7日），应先抵充2020年1月21日至2020年4月7日所产生的利息199895.63元，剩余部分1300104.37元再抵充本金，剩余本金1869897.67元（3170002.04-1300104.37），综上，郭毅荣偿还的396.3万元抵充本案所有借款本金截至2020年4月7日所产生的利息之后，2015年12月25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借款本金部分剩余1869897.67元，其他三笔银行贷款的本金与对账单的一致。郭毅荣对马恒达公司提交的《计算清单》中每个还款时点计算出的利息金额没有异议，如果按照马恒达公司主张的先息后本抵扣方法，对马恒达公司上述计算过程及计算结果亦无异议。双方并未对396.3万元用于偿还哪笔借款、本金还是利息均进行明确约定，马恒达主张按照先息后本抵充方法符合合同法司法解释规定，可予支持，马恒达公司提供的《计算清单》、计算过程及计算结果均得到郭毅荣代理律师当庭核对并确认，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经前述分析认定，郭毅荣的还款数额经认定为396.3万元，并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抵充了截止2020年4月7日所产生的利息之后，剩余借款本金5270119.89元（其中含2015年12月25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借款剩余本金1869897.67元以及兴业银行贷款200万元、渣打银行贷款640222.22元、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760000元），对该部分的借款本金以及自2020年4月8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其中2015年12月25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剩余借款本金1869897.67元按照月利率1.5%计算，兴业银行贷款200万元按照年利率6.09%，渣打银行贷款640222.22元的利息以渣打银行确定的三年等额本金还款法的利息为准，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76万按照月利率1.5%计算），郭毅荣应予偿还。郭毅荣抗辩兴业银行、渣打银行以及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的款项属于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情形，应认定为无效借贷，该部分款项虽来源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但并无证据证明马恒达公司存在高利转贷谋利的情形，郭毅荣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关于黄永梅的责任问题，马恒达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用于郭毅荣与黄永梅夫妻之间共同生产、生活或者黄永梅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且本案借款数额巨大，已超出正常家庭生活所需范畴，马恒达公司要求黄永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郭毅荣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马恒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270119.89元及利息（其中2015年12月25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剩余借款本金1869897.67元按照月利率1.5%计算，兴业银行贷款200万元按照年利率6.09%，渣打银行贷款640222.22元的利息以渣打银行确定的三年等额本金还款法的利息为准，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76万按照月利率1.5%计算，利息均从2020年4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二、驳回厦门马恒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7354.8元，减半收取38677.4元，由厦门马恒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担9217.4元，由郭毅荣负担29460元。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郭毅荣提交了证据1.证明，拟证明郭毅荣在签订股权转让及补充协议前，明确向马恒达公司在场所有股东表示，该股权转让款将优先归还借款本金，作为马恒达公司的流动资金，到场股东均予以认可。2.录音，拟证明马恒达公司股东林立成、江建卫明确知晓该股权转让款系郭毅荣归还马恒达公司借款本金的事实。马恒达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两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真实性无法确认。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借款对账确认书》能否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结算依据、马恒达公司向兴业银行、渣打银行、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后转借给郭毅荣的借款合同效力以及郭毅荣出售马恒达公司股份款如何抵扣借款的问题。 首先，关于《借款对账确认书》能否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结算依据。案涉《借款对账确认书》系郭毅荣与马恒达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签订的，该确认书明确郭毅荣尚欠马恒达公司出借的借款本金（扣除银行贷款及代付利息）为3518856.32元。马恒达公司并对双方借款往来列明了明细。郭毅荣现上诉主张应对双方往来情况进行全面的审计，但郭毅荣原系马恒达公司的股东，双方之间存在众多款项往来是正常的，但不能因此推定所有的款项往来均系借款。而且郭毅荣虽一审中提出《借款对账确认书》系马恒达公司单方制作，其未经核对就签字了，但该说法显然不符合常理，郭毅荣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如此大额的对账确认书不经核对就签字，显然不合常理。其在一审中的陈述显然并不能成为推翻其签字确认的《借款对账确认书》的合理理由。因此，一审法院未同意其审计申请并无不当。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郭毅荣二审中主张《借款对账确认书》遗漏了其部分还款，但并未提出具体明细，因此本院不予审查。一审法院也对其一审中的主张逐一分析，郭毅荣对一审之分析并未提出具体上诉主张，因此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对账确认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确认书所确认的金额应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结算依据。至确认书签订时，郭毅荣尚欠马恒达公司出借的借款本金（扣除银行贷款及代付利息）为3518856.32元。 其次，马恒达公司向兴业银行、渣打银行、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后转借给郭毅荣的借款合同效力。根据《借款对账确认书》，马恒达公司向郭毅荣出借的款项还包括兴业银行贷出的款项200万元，借款时间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6月30日，年利率6.09%。渣打银行贷出的款项剩余640222.22元未还，借款期限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6月30日，借款利息为三年等额本金还款。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公司贷出的款项76万元，借款时间2018年9月7日至2019年6月30日，借款利息为每月贷款金额5%归还本金，月利率1.5%。上述三笔款项均系马恒达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后转借给郭毅荣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套取金融机构转贷的贷款无效。因此，马恒达公司向上述金融机构贷款后转借给郭毅荣的行为应认定无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马恒达公司向银行贷款后直接转交给郭毅荣，其向郭毅荣收取的利息也与金融机构贷款利息一致。马恒达公司并未收取利息差额。因此，虽转贷行为无效，但因金融机构贷款实际由郭毅荣使用，因此贷款利息亦应由郭毅荣承担。郭毅荣二审认为损失应由双方分担，但贷款利息系郭毅荣使用贷款应由其自行负担的成本，不属于损失，一审判决由郭毅荣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其三，关于郭毅荣出售马恒达公司股份款如何抵扣借款的问题。郭毅荣上诉主张将股权转让款先抵扣本金，并在二审提供了证明及录音作为证据，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但郭毅荣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因此对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通话录音，该录音郭毅荣无法说明于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下录制，录音中也未体现马恒达公司对郭毅荣主张的先抵扣本金再抵扣利息予以明确认可。因此对郭毅荣的该项上诉主张及提供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郭毅荣还主张应查明安徽志凌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已将剩余30万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江建卫这一重要事实，本院认为，该款项是否已支付应由郭毅荣自行举证，在郭毅荣未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郭毅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4951元，由上诉人郭毅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许莹）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梁君） 书记员（ 郭 琛 ）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