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7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汉族，1948年12月20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女，汉族，1956年6月19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述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红，北京隆安（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茜面，北京隆安（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汉族，1953年3月24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女，汉族，1954年11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女，汉族，1980年11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某2，男，汉族，××××年8月22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某1，男，汉族，2010年2月23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汉族，2015年4月24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洪某1、王某1的法定代理人王某5、洪某2，系洪某1、王某1之父母。 上述六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2、王某3因与被上诉人王某4、吴某、王某5、洪某2、洪某1、王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4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2、王某3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红，被上诉人洪某2及被上诉人王某4、吴某、王某5、洪某2、洪某1、王某1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文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石杏英与丈夫王祖庆婚后育有三个子女，分别为长子王某2、次子王某4、长女王某3。王某4与吴某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一女王某5。王某5与洪某2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长子洪某1、次子王某1。1996年，王祖庆故世；2011年8月，石杏英故世。2005年12月14日，王某4户（乙方）与杭州市江干区农居建设管理中心、杭州市江干区用地事务所（甲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支持“城中村”改造工程，同意拆除房屋建筑面积302.25平方米，甲方对乙方房屋含装潢和地面附着物进行丈量、评估，补偿乙方565213.98元；乙方房屋拆迁后，由甲方筹资建造，具体由彭埠镇人民政府和各社区一同实施安置，房屋安置协议另行签订；搬家费700＊2＝1400元，房屋拆迁后乙方自行过渡，过渡期为24个月（2005年12月14日-2007年12月13日），乙方在册人口4人＊350元＊24个月，计33600元；房屋重置价789.25元＊79平方米，计62350.75元；乙方在2005年12月18日前搬迁完毕并交房，甲方奖励乙方4000元＊4人，计16000元；营业执照一本，一次性补偿2000元；以上费用合计680564.73元，根据章家坝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第四条之规定，需安置乙方5人＊70000元，计350000元，待乙方入住多层公寓时，由甲方统一结算。2005年12月15日，王某4户（乙方）与杭州市江干区农居建设管理中心（甲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常住在册人口数4人，其中独生子女1人，根据有关规定，可按建安价购买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可按成本价购买建筑面积50平方米，共计购买建筑面积250平方米；农居公寓的购买价格，按有关规定分为建安价购买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和成本价购买人均建筑面积10平方米，原农居合法批准面积可增加安置面积指标按综合价购买；多层住宅建安价670元／平方米，成本价1300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2500元／平方米；小高层建安价1070元／平方米，成本价1700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2900元／平方米；高层住宅建安价1250元／平方米，成本价1880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3080元／平方米；房屋拆迁采用自行过渡，过渡期为两年（时间以拆迁协议签订日起）过渡费为每人每月350元，协议签订后一次性支付，如超过过渡期，过渡费每月增加175元，在安置时统一结算。2008年11月22日，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甲方）与王某4户（乙方）签订《章家坝社区第一期第三批次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给予乙方的安置房位于章家坝社区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建筑面积185平方米。2008年12月25日，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甲方）与王某4户（乙方）签订《货币化指标回购协议书》一份，约定：由乙方书面申请，经审核同意，对乙方家庭安置人口1人实行货币化安置，被安置人口为吴某；补偿金额合计2329380.9元。后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予以支付。根据《章家坝区块回迁安置选房确认书》载明，王某4户总安置面积为372.61平方米，被安置房屋分别为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建筑面积185平方米）、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南园4幢1单元804室（建筑面积56.86平方米）、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西园5幢1单元502室（建筑面积130.75平方米），房款共计623320.16元、房屋维修基金24219.65元。其中多层住宅建安价670元／平方米，成本价1640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2900元／平方米；小高层建安价910元／平方米，成本价2009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3288元／平方米；高层住宅建安价910元／平方米，成本价2182元／平方米，综合价平方米3472元／平方米。上述房屋均由王某4户占有使用。 2019年9月27日，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本社区居民王某2、王某4及彭埠社区居民王某3系兄妹关系，父亲为王祖庆，母亲为石杏英，王某3于1981年出嫁并将户口从本地迁出。王祖庆生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石杏英生前为家庭主妇，生前基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1990年前后，王某2、王某4两兄弟经商议决定分别赡养父母亲，父亲王祖庆与长子王某2共同生活，由王某2单独赡养送终，1990年王祖庆亡故后由王某2单独继承其全部遗产；母亲石杏英生前与幼子王某4共同生活，由王某4赡养送终，2011年亡故后，由王某4负责料理全部丧事”。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过渡费证明》显示，自2007年至2018年12月期间，共发放石杏英过渡费合计163912.5元，其中2011年-2015年8月期间为1200元／月，2015年9月-2018年6月期间为1650元／月，2018年7月-12月期间为2450元／月。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王某2、王某3的申请，原审法院委托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南园4幢1单元804室、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西园5幢1单元502室价值进行评估，2020年9月26日，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书》，确定上述三套房屋在完成过户且达到上市交易条件下市场价值为1181万元，其中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为556万元、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南园4幢1单元804室为205万元、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西园5幢1单元502室为420万元；在无法办理产权证前提下市场价值为781万元，其中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家园东区3幢1单元701室为370万元、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南园4幢1单元804室为136万元、杭州市江干区章家坝社区云河西园5幢1单元502室为275万元。王某2、王某3为此次评估支付评估费24370元。另查明。根据《区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载明，原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章家坝村三组，家庭人口为王某4、吴某、王某5、石杏英。王某2、王某3向原审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王某2、王某3、王某4对被继承人石杏英名下55平方米房屋份额（价值1650000元）各享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并依法予以分割；2．请求依法继承母亲石杏英名下的搬迁过渡费163912.5元，即王某2、王某3与王某4各分得54637.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某4、吴某、王某5、洪某2、洪某1、王某1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原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章家坝村三组是由王某4、吴某、王某5、石杏英共同批建，为家庭共有财产，现该房屋因拆迁产生的拆迁补偿利益，亦为家庭共有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石杏英于2011年8月去世，去世时其对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享有的权益，即55平方米安置面积和过渡费余额128400元（2011年9月-2018年12月期间），应为石杏英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石杏英生前未立遗嘱，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故王某2、王某3、王某4作为石杏英的子女，对该遗产依法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利。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王某4等人认为本案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继承人石杏英死亡后，其遗产并未进行分割，王某2、王某3的主张系对遗产进行分割，并非其继承权受到侵犯，故并不适用该条诉讼时效的规定，王某4等人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遗产分割，根据法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结合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及王某4陈述，被继承人石杏英生前与王某4一家共同生活，对被继承人石杏英进行生活上的料理、情感上的交流，对王某4赡养老人的行为应予以鼓励，故关于王某4对被继承人石杏英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的意见，理由充分，予以采信。分配案涉遗产时，王某2、王某3应予以少分、王某4应予以多分。据此，原审法院确认案涉石杏英遗产分别由王某4、王某2、王某3继承80%、10%、10%。对于安置面积的分配问题，原审法院从有利于生产、生活及分割遗产的角度出发，确定由王某4取得拆迁安置面积的所有权，并给予王某2、王某3相应的补偿更为适宜。结合案涉房屋的评估价值，扣除石杏英安置面积房款及房屋维修基金，王某4应向王某2、王某3各补偿167752.96元。对于过渡费余额128400元（2011年9月-2018年12月期间），结合上文，原审法院确定王某4应向王某2、王某3各补偿12840元。就本案鉴定费用，系双方解决纠纷的必要费用，由王某2、王某3垫付，原审法院确定王某2、王某3应承担鉴定费为17107元，王某4承担鉴定费726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因原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章家坝村三组房屋拆迁，被继承人石杏英可享有房屋拆迁安置面积共计55平方米，由王某4继承，王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王某2167752.96元、补偿王某3167752.96元；二、因领取继承人石杏英享有的过渡费，王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王某212840元、补偿王某312840元；三、王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2、王某3鉴定费726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王某2、王某3其他的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7842元，由王某2、王某3负担5500元，王某4、吴某、王某5、洪某2、洪某1、王某1负担2342元。 宣判后，王某2、王某3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仅凭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及被上诉人王某4陈述，草率认定被上诉人王某4对被继承人石杏英尽主要赡养义务应予多分，判决被上诉人王某4继承80%、二上诉人各继承10%，缺乏事实依据且遗产分配份额明显不公，有失公正。一、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本案关键证据即案涉《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原审法院审理期间，王某4提交案涉《证明》并陈述“王某4履行赡养母亲义务的凭证、房屋建造的证据等等，都没有保留，也无法进行举证。如果认定本诉的时效未经过，将导致被告承担过重的举证义务”，可见王某4自认对仅提交案涉《证明》来证明其尽主要赡养义务的举证证明责任尚未完成，而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没有进行任何法庭提问调查或者实地调查且草率确认案涉《证明》有效错误。（一）案涉《证明》的出具经过。该《证明》系电脑打印件，由社区盖章，落款日期2019年9月27日，原审法院未查明《证明》由谁打印、在哪里打印、由谁盖章、在哪里盖章、盖章时有哪些人在场、盖章时有无核实证明材料、有无向当事人核实相关事实、盖章用途是什么等程序性内容。（二）社区无权出具《证明》。2019年8月杭州市和谐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发布《关于新形势下深化社区（村）减负增效工作的若干意见》杭社建（2019）3号文件，意见对基层减负公章管理规定，社区居委会应严格盖章证明事项，不能出具涉及遗产处置、赡养支出证明的盖章，故社区在没有查明程序性内容和实质性内容的基础上无权盖章出具证明。（三）案涉《证明》中的大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证明内容之“王祖庆生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石杏英生前为家庭主妇，生前基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1990年前后，王某2、王某4两兄弟经商议决定分别负责赡养父母亲”、“父亲王祖庆与长子王某2共同生活，由王某2单独赡养送终，1990年王祖庆亡故后由王某2单独继承其全部遗产”、“母亲石杏英由王某4赡养送终，2011年亡故后，由王某4负责料理全部丧事”均与事实不符。二、原审法院没有认定石杏英对王某4家庭做出重大贡献是错误的。（一）石杏英家庭关系。1969年前后，上诉人王某2结婚后分家，1980年前后，上诉人王某3出嫁至附近村庄彭埠村，相距一二公里。1975年前后，父母亲王祖庆、石杏英建造房屋三间，××××年前后，被上诉人王某4结婚，继续与父母亲共同生活，××××年—2000年之间居住于父母亲老房屋，2000年王某4在原宅基地翻建三间房屋，在册人员是王某4、吴某、王某5、石杏英4人。（二）石杏英生前工作。父亲王祖庆生前从事农业生产，后农场保安，1990年去世。母亲石杏英生前从事幼儿园保育、农场养鸽等工作，1980年被上诉人王某5出生后，石杏英在家帮王某4家带小孩、做家务。石杏英生前身体健康，是带小孩和做家务的劳动能手，王某4夫妇外出工作。（三）石杏英生前身体状况。2005年前石杏英身体健康、行动自如，在家天天忙着家务，2005年骨折住院一次，无其他大病。年迈时患有哮喘和皮肤病，由王某3一家求得偏方得以配药治疗，平时去皮肤病医院都由王某3夫妇陪同看病，王某3每天到母亲处帮忙倒痰盂收拾等。石杏英年迈体力不支时，王某4一家日渐怠慢。（四）石杏英生前收入来源。石杏英生前能干要强，是家庭的顶梁柱。1999年石杏英从章家坝社区领取征用土地一次性生活费15000元，2006年1月始每月领取社区退休工资计27000元，2005年12月14日至2011年1月每月领取拆迁过渡费53010元，以上合计95010元。2005年12月14日，王某4与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房屋估价补偿565213.98元（即石杏英作为在册人员享有141303.5元）。另外石杏英参加农村医疗保险，享受农村医疗保险待遇。（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之规定，石杏英生前有收入来源，在生活上更多是石杏英照顾、帮助王某4一家的生活起居，故其与王某4之间是共同生活关系。另，在整个一审期间，上诉人本人均亲自出庭并陈述事实，而被上诉人王某4只有第一次出庭但只字未说，其代理人对于本案事实的陈述趋利避害，只字未提石杏英近40年的无私付出，不利于法院查明事实。三、原审法院判决部分事实不清，房屋评估价值、石杏英安置面积房款、房屋维修基金均不明，简单判决王某4应向王某2、王某3各补偿167752.96元。（一）关于房屋评估。评估单位经过现场查勘房屋、走访指挥部，明确告知原审法院经指挥部口头确认案涉房屋已经办理完房屋大证，经当事人申请后可以办理小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仍然继续坚持要求评估单位出具不能办证情况下的评估价值，故在《房地产估价报告书》后附有补充说明，只是上诉人至今不清楚原审法院以哪个估价作为判决依据。（二）关于石杏英安置面积房款。根据一审证据《选房资金结算表》和原审判决书，2005年12月已暂扣70000元及相应利息27440元作为安置房结算金额，按照《选房情况及房款结算表》，石杏英55平方安置面积房款应在670元＊40平方＋1640元＊15平方＝51400元——910元＊44平方＋2182元＊11平方＝64042元之间，都没有超出已暂扣的购房款70000元，故原审判决时不需要扣减安置面积房款。（三）关于房屋维修基金。纵观本案证据材料，没有房屋维修基金之证据，原审判决扣减房屋维修基金金额多少不明。四、原审法院审理期限严重超期，违反法定程序。2019年3月19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5月17日受理本案，9月30日开庭审理，后一直拖延未判决。2020年5月，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和同类案例后才同意评估房屋价值，评估一套房屋还是评估三套房屋也是举棋不定，最后评估三套房屋，又让上诉人承担高额鉴定费用。2020年10月20日电子判决书送达被上诉人，10月26日纸质判决书送达上诉人，审理期限近一年半，严重超过法定期限。案涉拆迁于2005年12月开始，2011年1月石杏英去世，被上诉人明知存在遗产继承纠纷，可以选择货币补偿约232万元，却故意设置障碍，进行房屋安置，近六年时间内拒不接受上诉人通过社区、街道、电视台、法院诉前等调解工作，逼迫上诉人提起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某4、吴某、王某5、洪某2、洪某1、王洪云答辩称：一、关于履行主要赡养义务问题。一审经过三次庭审，两名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有多次发言机会，上诉人仅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形式及来源提出疑问，但对于社区开具的证明中的内容没有提出疑问，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对于被继承人石杏英与被上诉人王某4一家人生活，上诉人也予以认可。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合法性也有问题。首先，该证据是上诉人针对社区出具的关于王某4一家履行了对石杏英老人的主要赡养义务的证据补充提交的证据。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在2019年9月30日一审开庭之前就已经提交过，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举证不实，当时就可以要求社区提供证明。其次，该两份证据的来源不合法。该两份证明的出具，实则是上诉人及其家属天天在社区闹出来的结果，且第二份也是连欺带骗而来的。二、关于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于履行了赡养被继承人石杏英的主要义务证据不足，显然违反客观生活规律。被继承人与被上诉人一家生活了二十余年，于2011年去世，目前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从未否认这一事实，也是众位邻居、双方亲友这几十年来见证的事实。上诉人于2019年才以法定继承权受到侵害为由起诉，此时距被继承人去逝已经过去8年之久，比如看病的病历、付款的凭证等证据都已经灭失，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履行了主要赡养义务，客观上显然是强人所难。三、关于上诉人进行虚假陈述的问题。上诉人起诉时提到王祖庆去世时没有遗产不属实。王祖庆去世之后，社区补偿的农龄补贴和一次性补贴，一直由上诉人王某2领取，被上诉人最近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并且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对于上诉人王某2侵犯被上诉人王某4法定继承权的事实，被上诉人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也请求法庭对于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及虚假陈述的情节，在本案中予以考虑。四、对于上诉状中提到的上诉人对被继承人有过赡养的情况，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被上诉人长期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对其饮食起居照顾无微不至，被继承人生病住院期间均由被上诉人一家负担，而上诉人王某2自分家后，逢年过节都不来探望母亲，更别提寒暑冷热会来嘘寒问暖；2005年房屋拆迁后，因王某4租住的房子条件简陋，王某4与王某3商量希望让被继承人石杏英先住到她家，也被直接拒绝。上诉人实际对被继承人未履行任何赡养的义务。五、关于王某4一家在××××年至2000年居住的是父母老房屋的情况，是上诉人偷换概念。1975年，已经23岁的王某4，拿着市运输公司工伤赔偿的800元钱，另外借了点钱在案涉拆迁房屋的地基上盖了两层楼房，1986年又用自己的积蓄在原基础上加盖了一层，后又于2000年左右进行了翻盖，无论是拆迁的房屋，还是之前的老房，均是被上诉人王某4用自己的积蓄新盖的，不存在王某4住着父母老屋的情况。六、关于石杏英对王某4家庭贡献大的问题，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石杏英出生于1929年，且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到××××年已经50岁了，根据一般常识，这个年代留给一个农村文盲妇女的工作机会几乎没有，遑论其有多大的挣钱能力。此外，被继承人石杏英生前除在幼儿园做过一年时间的保育员，其他时间居家帮着料理家务。石杏英与被上诉人一家朝夕相处，被上诉人一家在王某2、王某3不承担赡养义务的情况下，对石杏英进行经济上供养、生活上以照料、精神上慰藉，承担起了全部的赡养义务，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没有问题。至于被继承人石杏英生前的福利待遇、拆迁过渡费的问题，上诉人补充的相关证据是盖有相同印章的两份自制证据，但内容与一审提交的证据不一致，两者之间相同时段的金额都不一致，也没有任何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被继承人签字等其他客观证据支撑，是否为虚假证据，请法院予以核实并处理。七、关于补偿的计算问题。房屋总面积为372.61平方，在当前有产权证、可上市流通的情况下的评估价值是1181万元，55平方面积的估价为174.32万元，而在目前无产权证，无法上市交易的情况下，鉴定机构提交了《补充说明》显示的价值为781万元，55平方面积的价值计算为115.28万元。根据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5平方的成本价为623320.16／372.61＊55＝92006.68元，再加上扣除的房屋维修基金24219.65元，一审法院显然已经按照较高的价格，折算出了涉案的55平方的经济价值。此外，上诉人在起诉时也认定55平方的价值在165万元，一审判决对于该套房屋的价值估算已经偏高。上诉人提到的物业维修基金则显示在其一审时提交的证据《章家坝区块被补偿人选房资金结算表》中，为24219.65元。八、关于被上诉人吴某货币安置的方式是否应当参照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显然不成立。一方面选择安置方式时，案涉财产是55平方拆迁安置房，应对财产本身进行分割；另一方面，是否选择货币安置，是对成员多但未予以及时安置的安置家庭的一种补偿性安置方式，具有较多的限制。二上诉人不在被继承人的生前尽孝道，而在被继承人过世10年之后争财产，这不仅反映出两位上诉人薄情寡义、见利忘义的本性，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相违背。综上，一审判决有理有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二审中，上诉人王某2、王某3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情况说明》、《补充情况说明》各一份，欲证明章家坝社区证实案涉2019年9月27日出具的《证明》内容有误，与事实不符，其自认作为社区无权出具涉及遗产处置、赡养支出的证明；2、《情况说明》、《清单明细》各一份，欲证明被继承人石杏英生前领取社区退休工资、生活费、过渡费等共计299710元；3、照片一张，欲证明社区党委班子成员与被上诉人吴某有亲戚关系。被上诉人王某4、吴某、王某5、洪某2、洪某1、王洪云质证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合法性有异议，《情况说明》记载的时间有误，《补充情况说明》来源有异议，且未推翻被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明》所载事实；证据2，不属于新证据，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明细清单内容存在出入，石杏英领取的过渡费、补助、退休工资缺乏银行流水、签收凭证予以印证；证据3，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撤回声明》，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定；对《补充情况说明》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综合全案予以评判；证据2，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综合全案予以评判；证据3，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王某4、吴某、王某5、洪某2、洪某1、王洪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撤回声明》一份，欲证明上诉人不诚实守信，违法取得证据；2、《证明》一份，欲证明被继承人石杏英与被上诉人王某4一家共同生活，并由王某4赡养送终；3、农龄费领取记录一份，欲证明上诉人王某2长期领取王祖庆的补助，侵害被上诉人王某4的法定继承权，在起诉时进行虚假陈述；4、就诊记录一组，欲证明被上诉人王某4目前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上诉人王某2、王某3质证认为：证据1，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内容真实性部分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该声明，情况说明的日期只是笔误，并未否认其他内容，反而可以说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明是偷盖印章，区盖章混乱；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上诉人并未否认石杏英与被上诉人一家共同生活的事实，但被上诉人未尽到赡养义务，证明人的身份不明，无法确认其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以及是否知道被上诉人家庭的情况，形成的时间、地点、环境也不清楚，该证明不具法律效力，且证人应出庭作证；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王某2是领取自己的补贴，5104元因时间久远无法记忆清楚，即便有，也是王某2与王某4平分；证据4，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王某4是早期疾病，并未扩散，身体还是可以行动，另外其他被上诉人也可以出庭应诉。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4，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综合全案予以评判；证据2，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20年10月29日，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补充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在2019年9月27日社区居民王某4户的家庭证明，由于对证明内容审查有误。现就该证明中：1、王某4父亲王祖庆亡故后由王某2单独继承其全部遗产；2、王某4母亲石杏英生前与幼子王某4共同生活，由王某4赡养送终。以上两点证明表述内容的准确性是有误的，没有当事人调解协议或本人意愿的书面文字支撑。根据“杭州市和谐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关于新形势下深化社区（村）减负增效工作的若干意见”，杭社建【2019】3号若干意见对基层减负公章管理规定，社区居委会不能出具此类涉及遗产处置、赡养支出证明的盖章”。再查明，王某2、王某3二审中认可被继承人石杏英生前与王某4一家共同生活。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虽然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章家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基于基层减负公章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其2019年9月27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作了部分修正，但仍保留了“王某3于1981年出嫁并将户口从本地迁出”、“1990年前后，王某2、王某4两兄弟经商议决定分别赡养父母亲”、“石杏英生前为家庭主妇，生前基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等内容，王某2、王某3亦认可被继承人石杏英生前与王某4一家共同生活，故根据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足以反映被继承人石杏英生前与王某4长期共同生活，从日常生活经验与社会常理分析判断，原审法院认定王某4对石杏英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应属合理。相较而言，王某2、王某3尽的扶养义务较少。因此，基于以上情况，原审法院酌情判令被继承人石杏英的遗产分别由王某4、王某2、王某3继承80%、10%、10%并无明显不当。王某2、王某3的相关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就遗产的具体分割而言，由王某4取得拆迁安置面积的所有权并给予王某2、王某3相应的补偿款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经审查，原审法院在扣除相应的安置面积房款及房屋维修基金后参照案涉三套安置房屋在完成过户且达到上市交易条件下的市场价值确定王某4应向王某2、王某3支付的房屋拆迁安置面积补偿款数额应属适当，对过渡费补偿款的核定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另，原审法院审限管理确有瑕疵，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综上，王某2、王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81元（预收15684元），由王某2、王某3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姚亦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