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辽行申3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田春凌，女，197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幸，上海汉盛（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2号。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吕明姝，女，198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一、二审第三人：赵玉国，男，1971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西岗区。一、二审第三人：大连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大东沟村。再审申请人田春凌因吕明姝诉被申请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行初63号行政判决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行终25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田春凌申请再审称：1.吕明姝与案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无权以其名义提起撤销登记备案请求的行政诉讼。案涉房产销售合同备案登记系第三人赵玉国与大连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安公司）先行解除合同注销备案登记后，田春凌与圣安公司签订合同再进行备案登记。整个备案登记过程，并无实质的利益转移。事实上产生利益转移效果的行为，系赵玉国在解除合同后，利用圣安公司的退款代申请人垫付购房款，由此造成债权人的债权被影响。据此，产生利益转移的行为是垫付购房款，案涉备案登记行为的存在与否不能阻却上述利益无偿转移结果的发生，因此与作为债权人的被申请人毫无利害关系，被申请人以其名义提出撤销备案登记的行政诉讼请求，于法无据。2.房产买卖合同备案登记对象是买卖合同，备案登记不能脱离合同效力独立存在。本案撤销的两项备案登记行为，一是第三人赵玉国与圣安公司解除合同后的注销登记，二是申请人田春凌与圣安公司签订合同的备案登记，注销登记和备案登记均围绕合同的解除和签订展开，体现了登记备案制度的施行基础和应有之义。本案一审、二审判决据以援引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716号民事判决，仅撤销了第三人赵玉国将案涉房屋买受人的权益赠与申请人的行为，但对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并未予以解除或确认无效。因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系第三人赵玉国与圣安公司解除后，再由圣安公司与申请人签订，两份合同解除和签订主体相对人均为圣安公司，而该民事诉讼并无圣安公司参与，因此被撤销的权益赠与行为也不可能包含或指向未参与该案的圣安公司所签订的合同。该民事判决也对申请人在该案中申请撤销备案登记的请求予以回复，表述不能处理该请求的理由之一便是涉及圣安公司的权益，进一步说明该案民事判决不可能对圣安公司的合同行为做出调整和处理。据此，申请人与圣安公司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始终有效，第三人赵玉国与圣安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始终处于被解除失效的状态。在两份合同效力尚未变化的情况下，相对应的备案登记状态亦不应发生变化。本案一审、二审行政判决对援引的民事判决在圣安公司未参与该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对其涉及的作为主体的合同直接作出了已被解除和恢复的效力认定，进而撤销备案登记，既有违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则和实体权利规定，也有违房产备案登记制度的作用和目的，更损害了圣安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申请人已经完成权益返还之义务，被申请人再无行使撤销权之条件。根据本案一审、二审判决论述，其判决结果的前提条件系案涉备案登记行为对被申请人的债权造成了影响。如前所述，（2018)辽02民终716号民事判决仅撤销了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受人权益的赠与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变化也仅限于二者之间，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为权益由申请人返还给第三人赵玉国，除此之外不应涉及任何第三方的权益变化。在该判决生效后，申请人已经将案涉购房款返还给赵玉国，在合同效力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购房款的返还是第三人赵玉国唯一可以取得的买受人权益，即解除合同退房后取得退还房款的权益，这也是本案将发生债务人财产消减的行为和后果进行回转的根本途径。4.被申请人提出起诉时距其知道行政行为时间已过两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参照本案一审行政判决记载，被申请人于2015年8月12日提起撤销权纠纷之诉时，便已经知道案涉备案登记行为的存在，但本案一审起诉时，已至2018年10月15日，早已超过最长起诉期限。据此，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亦不应得到支持。故，在生效民事判决不可能对未参与案件的圣安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作出处理的情况下，本案一审、二审行政判决忽视圣安公司合同行为的法律效力存在，进而罔顾申请人已经将买受人权益予以返还的事实，判令对继续有效的房产合同的备案登记予以撤销，对已被解除的合同登记注销予以撤销，错误明显。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吕明姝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包含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案件事实及证据进行审查认定，即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是对该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企业应当自签约之日起30日内，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本案中，吕明姝一审的诉讼请求是：1.撤销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为田春凌办理单元××号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2.撤销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注销赵玉国大连市××××西园11号3单元1层1号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的行政行为，并重新为赵玉国办理该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具有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管理职权。本案应对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办理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时依据的相关事实及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即焦点问题是被诉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是否应予撤销。诉讼中，吕明姝提交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2民终716号生效民事判决认为：“‘该房屋原由赵玉国与案外人大连圣安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已支付房款,后赵玉国与大连圣安解除合同,田春凌随后与大连圣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变更合同备案的登记,同时大连圣安以支票方式将购房款退给赵玉国,赵玉国再行背书给田春凌,田春凌以此交付房款。’上述一系列行为实质为赵玉国将已支付全款购买的融田西园房屋无偿转让给田春凌的行为。该行为影响吕明姝实现其到期债权,对吕明姝要求撤销该赠与行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该判决判令“撤销赵玉国将位于大连市××××西园房屋买受人的权益赠与上诉人田春凌的行为”。据此，田春凌受赠于赵玉国的案涉融田西园房屋的权益业经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撤销。由此，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注销赵玉国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为田春凌就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依据已经发生变化，即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基础已不存在，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撤销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注销赵玉国与圣安公司关于案涉商品房合同备案及判决撤销田春凌与圣安公司关于案涉商品房合同备案行为并无不当。关于田春凌主张吕明姝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问题。因生效民事判决认定赵玉国将已支付全款购买的融田西园房屋无偿转让给田春凌的行为，影响吕明姝实现其到期债权,并判令撤销赵玉国将案涉房屋买受人的权益赠与田春凌的行为，故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为田春凌就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行为与吕明姝债权受损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已对吕明姝的权益产生实质影响。因此，吕明姝与该案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其具备本案原告资格。田春凌的此项主张没有依据。关于田春凌主张被诉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对象是买卖合同，备案登记不能脱离田春凌与圣安公司之间合同效力独立存在问题。因本案的审查客体是被诉备案登记行为，而该登记合同所涉及房屋的无偿转让因影响了吕明姝权益的实现而被判决撤销，证明该行为作出时的证据依据已经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后发生变化，即被诉备案登记行为作出的证据依据已被撤销，则该登记行为亦应予以撤销。原审判决认为生效民事判决撤销赵玉国与田春凌之间房屋买受人权益的赠与行为包含了双方之间为实现赠与行为而发生的《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书》《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过程性行为，其民事法律后果是赠与行为经撤销后，赠与行为及上述过程性行为自始无效的观点符合生效民事判决的裁判意图，且未违反法律规定。因此，田春凌此项主张不成立。关于田春凌主张其已经将案涉购房款返还给赵玉国，其已完成权益返还义务，吕明姝再无权行使撤销权问题。一方面，因生效民事判决系判令撤销赵玉国将案涉房屋买受人的权益赠与田春凌的行为，而非判令田春凌向赵玉国返还购房款，其将购房款返还赵玉国系二人之间民事行为，无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实现了吕明姝的权益；另一方面，吕明姝之所以行使撤销权是因为被诉行为所涉房屋的赠与影响其实现权益，田春凌亦未能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明其所主张的权益返还行为系履行生效民事判决的相关义务，且吕明姝未据其权益返还行为实现了合法权益。故其此项主张没有依据。关于田春凌主张吕明姝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由于起诉期限设立的立法初衷，在于防止行政相对人怠于行使诉权，故在吕明姝已就相关争议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民事审理期间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予以扣除。另外，在相关民事裁判作出并生效后，吕明姝才知晓被诉行政行为作出的依据已经发生变化，其在民事终审判决送达并生效后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田春凌此项主张没有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田春凌申请再审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田春凌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徐桂伶审判员  武 江审判员  王华迪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高书涵书记员孟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