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05民初24969号原告：佛山市逸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90C。法定代表人：单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开梅，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水电广场A-1商务中心20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88。法定代表人：谢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玲，女，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开，女，公司员工。第三人：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816F。法定代表人：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垚，男，公司员工。原告佛山市逸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单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开梅、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玲、陈艳开、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444000元，逾期利息（从2018年2月5日开始按照年利率6%暂计算至2020年9月12日为381665.75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12日，第三人与原告就南海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工程第一标段雷岗公园站、雷华区间、华翠路站土石方及盾构泥浆外运施工工程签订协议，约定由原告负责上述区间（右线）的土石方和及盾构泥浆外运，其中泥浆外运1m3单价52元计算，而南海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工程第一标段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泥水盾构工程由被告竞标获得，并于2014年8月6日签订专业分包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后，经第三人介绍推荐，由原告以1m3单价52元的价格同样负责被告竞标获得的南海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工程第一标段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泥水盾构工程中泥浆外运工程，2015年6月被告进场后，2015年7月8日开始，原告负责为其进行泥浆外运，至2018年2月5日止合计约为47000方，总计拖欠工程款2444000元，经多次与被告驻地项目部经理沟通梁闽东、副经理刘兴发沟通结算泥浆外运工程款问题，但被告项目部经理以资金不充足为由进行搪塞，后原告法定代表人单某1发信息给被告的负责人杨泽端要求处理拖欠泥浆外运工程款问题，杨泽端在收到信息后答应处理，但后续却没有音讯，原告无奈，只能采取极端办法堵住第三人承包的南海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工程工地，第三人发函给被告要求被告结算所有工程款，但被告在收到第三人的函件后，却回函声称南海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工程第一标段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泥水盾构工程中泥浆外运工程与被告无关，对此事不予处理，也不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严重违反约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给原告造成严重的损失，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涉案合同相对方是第三人。第一，被告与原告双方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也没有事实上的合同关系。2014年，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泥水盾构专业分包合同》，承接了由总承包方中建公司分包的南海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工程第一标段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泥水盾构工程，并于2015年进场施工。根据该份泥水盾构专业分包合同的合同附件7《补遗书》中，第三人主动补遗部分条款中的第10条：“盾构渣土（泥浆）需满足外运要求后，招标人负责全线盾构渣土（泥浆）的外运工作”，可得第三人负责该工程全线的盾构渣土及泥浆的外运工作。也即被告盾构掘进产生的废弃泥浆的外运工作由第三人负责，产生的费用也应该由第三人承担。第二，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是经第三人介绍推荐，负责被告盾构区间的泥浆外运工作的，但却没有提及是如何与被告接洽及商定合同细节的，最终的合同条款又是如何确定的，价款到底如何计算等等均没有任何涉及，这与正常的合同缔约流程显然不符。第三，在与被告没有书面合同的前提下，原告自称其仍然为被告提供泥浆外运服务，且不是偶尔提供服务而是从2015年7月到2018年2月，接近三年之久均未要求签订合同也没有主张任何款项，也显然不符合常理。结合多方的合同签订情况来看，可推断，原告在开始运输泥浆之时就明确知道其是接受第三人指示与第三人达成了缔约合意，为第三人提供在盾构全线负责泥浆外运工作。也就是说被告与原告均是第三人在该项目的分包方，双方承包了不同的分包内容，双方之间仅是工序上存在时间先后的互相协作关系，而并非合同关系。第三人才是原告主张的泥浆外运工程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相关费用也应该由第三人承担。二、《现场机械签证记录》单据有伪造嫌疑，且绝大部分签字人员非被告员工。被告员工签单行为不等同被告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原告提供了《现场机械签证记录》240份，《送货单》4份作为其为被告运送泥浆的工程量的依据。要注意到多数单据中“租机单位”一栏显示为“岗站水电二局（右线）”“水电二局夏西区间（右线）”“水电二局夏西盾构工区（右线）”等名称。被告在此项目中的施工范围仅涉及盾构线路的左线，然而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却有被告的右线的签单记录，这明显是与事实相悖的，该份证据缺乏真实性。单据中租机方现场负责人一栏显示签字人员分别有蓝敬善、曾国兴、曾宇某、曾志宇、杨惠文等人，其中仅有蓝敬善为被告员工。材料显示其共签2015年《现场机械签证记录》8份，2017年《送货单》4份，2018年《现场机械签证记录》3份。而根据当事人陈述仅有2015年的8份《现场机械签证记录》的系其本人所签，自此之后的签字有伪造嫌疑。原告仅凭该8份由被告员工签字的单据主张与被告有合同关系的依据不足。正如答辩意见的第一点中所述，被告与原告均为第三人的分包单位，均受第三人的指示在现场进行施工作业，两者之间仅是因为工序时间存在先后而相互协作的关系。被告是盾构施工方，因施工工序会产生泥浆，当原告将废弃泥浆运出工地，被告驻守现场的员工在《现场机械签证记录单》上签字时，只相当于一个见证人的角色，记录原告有从泥浆池中运走废弃泥浆的行为，是便于第三人进行管理的行为。这正好能解释为何除了有被告工作人员，亦有其它单位人员在《现场机械签证记录单》上签字的情况存在。而在此过程中，涉案泥浆外运合同主体并没有发生变化，合同关系仍仅处在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三、原告主张的工程量与工程价款无任何合理计算依据。原告向被告主张的款项既无事实依据作为支撑，也无关于工程量和工程价款的合理计算依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四、原告的施工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应受到处罚。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4年10月份发布的《佛山市南海区建设工程渣土管理办法》（试行）第九条规定，工程渣土运输车辆必须具备相应的密闭苫盖装置，其中根据要求，运输泥浆的运输车辆必须具有全密封车厢，以防滴漏。根据原告提供的单据、盾构外运水浆车辆型号统计表及车辆照片显示，原告曾多次使用渣土车进行泥浆运输，而渣土车明显不具有全密封车厢，其多次使用于不符合规范的车辆进行作业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应受到处罚。五、被告没有任何与原告成立合同的可能性、合理性和必要性。被告在该项目中仅仅是第三人该项目的盾构掘进施工方，被告与第三人的合同中不包含渣土（泥浆）外运工程内容，且第三人也没有给被告做渣土（泥浆）外运工程内容方面的结算和付款，被告没有任何理由去凭空自行包揽该项业务，即被告没有任何与原告成立合同关系的可能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第三人陈述，根据第三人与被告的分包合同第2.3.1条、2.3.2条、8.2.1条、8.2.8条以及工程量清单计价清单第7点约定，泥浆压滤属于被告分包合同的工作内容。泥浆压滤是指将泥水盾构排除的泥浆进行压滤，产物为不含水的泥饼，其体积与原泥浆对比，大为缩小，因此本案泥浆外运费用是被告因未进行泥浆压滤而产生额外费用，属于其自身责任，因此该外运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举证如下：1.原告营业执照、被告及第三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复印件各1份，证明各方诉讼主体资格；2.信息记录（已核对手机）、发信息函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单某1于2017年11月2日发信息被告经理杨泽端要求解决工程款的事实。3.关于请求解决盾构施工泥浆外运问题的报告、2019年6月8日第三人回函、2020年6月20日第三人给被告的函、2020年7月6日第三人给被告的函复印件各1份、2020年6月22日原告给被告的律师函原件1份、2020年7月20日被告给原告的律师回函原件，证明原告在工程完工之后多次找到项目部，要求项目部协助解决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佛山市南海新型公交系统试验段左线泥浆外运工程款事宜，第三人项目部于2019年6月8日、2020年6月20日、2020年7月6日等多次发函给被告，要求处理其与原告之间泥浆外运工程款支付事宜，但被告均予以拒绝，2020年6月22日，原告委托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发律师函给被告要求支付该工程款，被告委托律师回函称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专业分包关系，要求原告向第三人主张。4.证明原件2份，证明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新型公交系统试验段第一项目部于2018年7月12日出具证明，证实被告在2014年8月6日中标第三人南海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工程第一标段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泥水盾构工程，并签订专业分包合同，而被告左线该段的泥浆外运在第三人项目部领导的引荐下，由原告负责替被告外运，价格为1立方52元。证人易勇、唐忠凌两人属于当时负责泥浆外运与被告对接人员，证明被告左线路段泥浆外运由原告负责。5.2015年原告替被告外运泥浆总的方数表自制表1份，2015年被告现场人员签收的泥浆外运现场机械签证记录单原件56张，2016年原告替被告外运泥浆总的方数表自制表1份，2016年被告现场人员签收的泥浆外运现场机械签证记录单原件92张，2017、2018年原告替被告外运泥浆总的方数表自制表各1份，2017、2018年被告现场人员签收的泥浆外运现场机械签证记录单原件99张，证明原告2015年7月开始至2018年底，被告左线工程泥浆外运总方数，并且在外运过程中，每运输一车泥浆均有被告现场工作人员签名确认，总计47000方，欠款金额为2444000元。6.盾构外运水浆车辆型号统计表复印件1份、车辆方数测量打印件28页，证明原告用于被告左线泥浆外运车辆情况以及车辆在运输前各方对每一台车辆所装运的方数。7.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1份，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项目部副经理刘兴发针对被告左线泥浆外运电话录音情况，证明原告分包被告左线泥浆外运的情况属实，当时是由被告驻该工地项目部副经理刘兴发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对接此次分包事宜。8.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关于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项目一标段施工合同原件1份、补充协议原件3份，证明原告承包第三人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项目一标段泥水盾构工程右线的工程项目，其中合同约定水浆外运每立方单价52元，在原告与被告订立事实合同时双方约定原告替被告进行左线水浆外运，按照每立方单价52元计算。诉讼中，被告举证如下：1.泥水盾构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原件1份，证明被告施工范围为礌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盾构左线；被告施工线路的渣土及泥浆外运工作由中间公司负责。2.关于泥浆外运事宜的报告原件1份，证明被告有向第三人要求安排泥浆外运工作。诉讼中，第三人举证如下：1.粤水电南海新公交盾构一标施工管理人员花名册。对当事人无异议或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的证据3关于请求解决盾构施工泥浆外运问题的报告，虽为复印件，但第三人确认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2.原告的证据4证明均为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3.原告的证据5均为原件，本院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原告的证据6，本院综合全案后对其证据效力进行认定；5.被告证据2有原件，第三人确认收到该报告，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结合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8月7日，第三人（总包单位、甲方）与被告（分包单位、乙方）签订一份《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桂城至三山枢纽段）建设项目一标段礌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泥水盾构工程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桂城至三山枢纽段）建设项目一标段礌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泥水盾构工程分包予乙方，甲方施工内容包括渣土坑、废浆池施工以及渣土场外运输（本工程暂定环保要求为泥浆零排放），乙方施工内容包括……泥浆制备、废浆压滤、场内运输，等等。合同单价固定综合单价延米单价25007.58元，合同总价暂定54651572元；附件7《补遗书》中载明“10、盾构渣土（泥浆）需满足外运要求后，招标人负责全线盾构渣土（泥浆）外运工作，招标人可不考虑此项费用。”原告持有两百多份《现场机械签证记录单》，日期在2015年7月8日至2018年2月5日期间，其中“租机方现场负责人”处签名有蓝敬善、曾国兴、曾志宇、杨惠文等人，分别确认拉泥浆工作量情况，其中部分司机签名为易勇或唐忠凌。2017年10月2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向被告工作人员杨某发短信，称“……我是佛山新交通南海一标土方外运分包方‘佛山逸佳土石方工程公司’法人单某1，因我分包方负责您水电二局公司盾构左线弃浆外运工作，此项工作是2014年…月由你部项目经理梁闽东委托项目副经理刘兴发与我方商定，委托我方负责你部弃浆外运工作，单价按我方与总包方中建交通项目部合同单价计算。在正常施工过程中，我多次与你部项目经理梁闽东沟通对我方工程量进行正常计量并支付工程款，但梁经理一直以资金不充足等各种原因搪塞拖欠，在未得到一分钱工程款的资金压力下，我多次准备停止左线弃浆外运。但由于会严重影响中建交通总包方及项目正常施工，项目部也多次与梁经理协商，要求尽快解决问题，避免矛盾激化，之后梁经理又与我承诺已与项目部商定按比例…分担左线弃浆部分费用，可以正常付款。现盾构施工已贯通结束，左线弃浆外运总量为……，总金额为……。但直至今日我连续近两个月数次联络梁经理，他一直拒接我电话，在项目工地也找不到他人，完全不负责任的耍无赖的行为对待我方，连一次沟通的说法都没有。……杨总，……望您为我们农民工主持公道。等等。”杨某回复“感谢理解，我马上了解。”2018年7月12日，第三人出具一份《证明》，载明经第三人介绍推荐，由原告以1m3单价52元的价格同样负责被告竞标获得的南海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工程第一标段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泥水盾构工程中泥浆外运工程，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未签订合同，2015年6月被告进场后，2015年7月8日开始，原告负责为其进行泥浆外运，至2018年2月5日止合计47000方，总计拖欠工程款2444000元，经我方第三人多次催促要求被告与我方及其原告进行结算，但被告一直拖延不予处理。原告持有一份案外人易勇、唐忠凌于2020年9月1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本人易勇（身份证号码：430××××××××××××395），本人唐忠凌（身份证号码：430××××××××××××372）于2015年3月由原告派驻南海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工程第一标段雷岗公园站、雷华区间、华翠路站做现场管理和兼职钩机司机，被告所承包的左线泥浆外运由原告分包外运，2015年7月开始至年底的所有泥浆外运均是由我们两个签名后再由租机方广东水电二局现场人员签字确认。诉讼中，原告与第三人确认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岗公园站至华翠路站全线右线的工程，第三人分包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工程给被告；华区间至聚元路站包含在雷岗公园至华翠路站之间，但两工程分别是左线和右线，不属于包含关系。被告陈述确认被告施工的是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工程，根据原告提供的合同，没有明确是左线还是右线，泥浆外运工作都是原告实施。关于洽谈合同的过程，原告陈述，被告的员工刘兴发找原告施工，负责水浆外运工作，原告想找刘兴发签订合同，但他在3个月后就调了其他地方，换了姓梁的负责人，被告一直推脱拒绝签订合同。被告陈述，原告的诉状说明是第三人推荐原告负责被告施工左线泥浆外运工作，与其当庭陈述不一致。第三人陈述，第三人为了工期，因为被告无法外运所以第三人找原告，向被告推荐由原告进行泥浆外运工作，因为原告已进场有资源。另查明一，2014年7月12日，第三人（总包方）与原告（分包方）签订一份《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项目一标段施工合同雷岗公园站、雷华区间、华翠路站土石方及盾构泥浆外运施工合同》约定总包方将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项目第一标段雷岗公园站、雷华区间、华翠路站土石方及盾构泥浆外运施工工程分包予分包方施工，计划开工日期为2014年11月10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16年5月10日，签约合同价暂定为16489045元，其中土石方工程清单中注明泥浆外运每立方米52元。2016年3月23日，第三人（总包方）与原告（分包方）签订一份《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项目一标段施工合同雷岗公园站、雷华区间、华翠路站土石方及盾构泥浆外运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增加雷华明挖二期大口径降水井施工工程，合同总价暂定288300元。2017年10月24日，第三人（总包方）与原告（分包方）签订一份《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项目一标段施工合同雷岗公园站、雷华区间、华翠路站土石方及盾构泥浆外运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原合同施工范围内增补土方工程量27142m3,破除旧混凝土路面2324m3,导墙破除1028m3,协议总价暂定1462695元。2018年2月3日，第三人（总包方）与原告（分包方）签订一份《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项目一标段施工合同雷岗公园站、雷华区间、华翠路站土石方及盾构泥浆外运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盾构始发井-华翠路站、华翠路站-夏西站、夏西站-夏东站盾构区间泥浆外运工程量增补122619m3,协议总价暂定6376240元。另查明二，2017年2月2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单某1与被告工作人员刘兴发通话，单某1问“我跟你谈的那事现在怎么办先”，刘兴发答“找我们梁总嘛”，单某1称“梁总现在不认数，他说跟你谈的就找你，他说你没跟公司汇报是吧，你跟公司汇报没有”，刘兴发答“哪个啊，就是那个泥浆的事情是吧”，单某1答“嗯嗯”，刘兴发称“我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年前那个谈的时候，也是跟梁总他们汇报过这个事情的”，单某1称“哦，他老是说你，他说刚好打电话找梁总，梁总说要找你”，刘兴发称“我现在没有管那边的事情了”，单某1问“你现在管哪里”,刘兴发称“我现在调到其他地方去了”……单某1称“你还是要跟公司沟通一下啊，我前面找他们付款……他们老推到张总，去年找，他们又推到覃总边塞边，说老是说不知道这回事，其实单价是我和你谈的，我也是你要我做的，最后你就走了，你知道我，我也只有你的电话”，刘兴发称“是啊，因为后面我也全部移交给他们了，他们都知道这回事情的，你找一下黄总他们吧”，单某1称“好好”。另查明三，原告持有一份《关于请求解决盾构施工泥浆外运问题的报告》，载明“南海新交通1标项目部：……项目之初，我司通过招投标中标了本项目的盾构施工所有土方外运及项目自施盾构泥浆外运业务，因盾构始发合用的场地受限，当时的项目经理张继军和商务经理王海兴将我司推荐给水电二局，将水电二局盾构施工的泥浆一并外运，水电二局口头表示同意，但随着外运量的不断增大，却迟迟不与我司签订合同。对此，我司将问题如实反映到项目领导，项目随即与水电二局进行了多次协调未果，但均因招投标文件及合同文件的表述理解不同而未达成一致意见，为避免对项目自施盾构（后于水电二局始发）的进度和安全造成影响，要求我司继续外运。这种边干边协调的情况持续到左线盾构三个区间掘进完成退场，期间项目经理、商务经理也都发生了变动。水电二局2017年8月份退场时，我司拟采取阻拦盾构机退场的方式促进问题解决，但因场地有限，极端方式势必影响项目自施盾构机出洞，故项目承诺在结算前一并解决，我司也就放弃了此事。据了解，以上情况集团公司、分公司均知情，且分公司也参与了与水电二局过程履约及结算争议问题的协调。此事发生至今已近五年时间，水电二局盾构退场也过去两年半有余，仍无法确定问题解决或结算的时间，我司完成此部分工作的工程款2516080元（依据合同单价和小票），至今分文无收。现因本次疫情影响，致使我司资金周转极其艰难，望项目部能够抓紧推动问题解决和工程款支付，并先行垫付该工程款，给予我司时下之艰难最大的理解和支持，以解我司燃眉之急。”另查明四，第三人持有的《粤水电南海新公交盾构一标施工管理人员花名册》显示蓝敬善为工程部长，曾国兴为泥水分离班长，曾志宇、杨惠文为泥水分离系统。被告在该花名册上盖章。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工程款应由被告支付，但其未与被告签订施工合同，被告否认其与原告有合同关系，故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为原告的合同相对方，应否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原告与被告之间未签订施工合同，原告持有的《现场机械签证记录单》虽部分有被告员工蓝敬善签名，但被告认为被告驻守现场的员工签字相当于见证人的角色，便于第三人进行管理，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虽然被告盖章的《粤水电南海新公交盾构一标施工管理人员花名册》显示曾国兴、曾志宇、杨惠文与被告密切相关，但亦不足以证明经蓝敬善、曾国兴等上述人员签名的《现场机械签证记录单》可反映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其次，被告与第三人的合同约定第三人的施工内容包括渣土坑、废浆池施工以及渣土场外运输，该合同的附件《补遗书》亦约定第三人负责全线盾构渣土（泥浆）外运工作，即不排除被告施工工地的泥浆外运工作由第三人负责。虽然第三人陈述被告未启用废浆压滤设备，导致产生泥浆外运工作，该费用应属于被告承担，但被告否认第三人的陈述，第三人对此亦未举证，如第三人认为被告未启用废浆压滤设备，导致第三人承担额外费用，第三人亦可另行与被告结算。第三，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约定施工范围为雷岗公园站、雷华区间、华翠路站土石方及盾构泥浆外运施工工程，而被告的施工范围为礌华区间盾构井至聚元路站左线工程，原告与第三人确认礌华区间至聚元路站包含在雷岗公园至华翠路站之间，虽然原告与第三人均认为原告实际施工仅为右线，不包括被告施工的左线，但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约定原告仅施工右线，即原告为第三人施工左线泥浆外运工作有合同依据。第四，原告提供的通话记录虽然反映被告员工刘兴发承认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沟通涉案工程事宜，但该员工并非明确承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也未反映双方接洽及商定合同细节。反之，根据原告提交的至2018年2月的《现场机械签证记录》显示，在被告员工推脱让原告另找其他人员协调后，原告仍继续为涉案工程施工至2018年2月。原告在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合同、未得到被告相关授权人员确认，被告亦未支付过任何工程款的情况下，仍为被告施工至2018年2月，不符合常理。第五，各方的往来函件反映被告于2017年8月退场，但在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仍有泥浆外运的签证记录，也与常理不符。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主张与其被告存在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涉案工程款及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佛山市逸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702.6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爱文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