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0民终7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来仕，男，195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男，197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佳，安徽哲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建岳，男，1962年11月9日出生，住安徽省歙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利呈，女，197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住安徽省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明，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来仕因与被上诉人余建岳、章利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2020）皖1021民初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来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汪佳，被上诉人章利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余建岳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来仕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依法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余建岳、章利呈归还黄来仕借款本金4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3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此后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付至未还本金还清之日止）；三、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余建岳、章利呈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余建岳于2014年8月8日之前支付给黄来仕的12万元为归还本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认定与现有的证据相互矛盾。余建岳于2014年8月8日出具的《借条》上明确载明“借到黄来仕人民币50万元整，借款利息按月息贰分计算”，足以证明截至2014年8月8日，其所欠借款本金仍为50万元。倘若此前双方未约定利息、归还的12万元为本金，则余建岳不可能出具50万元的借条，否则违背常理。同时，借条上关于利息的约定与黄来仕的主张（即:2013年借款之时已经口头约定月息两分）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借条出具之前还是之后，利息归还的时间及金额，也基本是按“本金50万元，月息两分”的规律履行，可见黄来仕的陈述与事实一致。其次，一审判决第9页第二段记录“但余建岳抗辩其支付的款项未约定为利息”与事实不符。在本案原一审、二审期间，法院曾多次要求余建岳出庭接受询问，均遭拒绝，而其代理人根本未提到该12万的性质问题。在本次一审庭审中，余建岳经传唤无正当理由仍未到庭参加诉讼，何来抗辩一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拒不签署或宣读保证书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判断待证事实的真伪。待证事实无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该当事人的认定。”法院应该结合证据及黄来仕的陈述进行认定，而一审法院在余建岳多次拒绝出庭甚至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对黄来仕不利的认定，于法相悖。再次，按照一审判决逻辑，“余建岳自2016年8月8日起至2017年3月2日止支付的款项为14万元，扣除应支付的利息44368.6元，余建岳归还的借款本金为95631.4元”，该认定与黄来仕的第六份证据（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已被法院认定）相悖。该份证据载明，2017年3月2日，余建岳归还黄来仕13万元，其中明确8万元为利息、5万元为本金。由此可见，时至2017年3月2日，余建岳至少欠付利息8万元，与法院认定的欠付利息44368.6元差距甚大。最后，由于一审法院对2013年8月12-2014年8月8日期间余建岳归还的12万元的性质作出了与事实相悖的评判，导致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计算多处自相矛盾，最终造成了判决错误。倘若重新梳理本案的还款情况，按照自2013年8月12日起“本金50万元，月息两分”的规律计算，得出最终的计算结果与黄来仕的第六份证据完全一致。二、一审认为涉案50万元借款产生的还本付息债务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在原二审诉讼中，余建岳的上诉状中明确表示，案涉借条出具之时“当时原审被告章利呈在当场”，与黄来仕的陈述一致，章利呈对案涉借款是明知且认可的。其次，一审认定案涉借款系用于余建岳投资的工程项目，同时，从章利呈的举证资料看，其不仅了解该工程项目的情况，更持有相关的材料、认识其他的合伙人。因此，该工程项目应是其夫妻共同的生产经营。案涉借款用于其夫妻的共同生产经营，当属夫妻共同债务。最后，章利呈向黄军支付过利息，以实际行动表示共同还款。一审认为是“夫妻关系尚可时的互帮互助行为”与常理相悖。其一，章利呈不能证明是自行还款行为还是受余建岳指示;其二，即使是受余建岳指示而为，其作为妻子也应当知晓转账的用途;其三，即使是受余建岳指示，其以自身所持有的银行卡中的款项进行支付，可见夫妻二人的财产是混同的，若章利呈不承担还款义务，则很有可能造成二人串通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黄来仕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章利呈辩称：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黄来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余建岳、章利呈归还黄来仕借款45万元；二、判令余建岳、章利呈支付黄来仕借款利息198000元（自2017年3月12日起按照月息2%暂计算至2019年1月7日，自2019年1月8日起按照月息2%以欠付本金为基数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三、判令余建岳、章利呈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建岳与章利呈系夫妻关系（双方为重组家庭，于2007年认识后同居，于2010年办理结婚登记，后于2015年分居至今）。余建岳与胡时林系朋友关系，双方通过招商引资认识。黄来仕系黄军父亲，系胡时林师傅。2013年，余建岳借用江西联创照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资质在山西长治市承包路灯亮化项目工程，余建岳提议胡时林投资合作，后胡时林作为歙县绿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胡时林弟弟的亲家的女儿所经营的一家公司）的授权代理人，于2013年7月23日与江西联创照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歙县绿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承包山西省长治市行政村街道亮化工程的太阳能路灯供货、安装及调试，同时约定交纳履约保证金等再生效。因歙县绿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未交纳保证金，故该合同未实际履行。因路灯亮化项目工程由余建岳施工，胡时林于2013年8月12日从其中国银行名下账户原有资金中转账50万元（卡号为6216666300002146392）至余建岳工商银行账户（卡号为6222020505004967715），转账时款项用途备注为“借款”。转账成功后，胡时林等人去了山西省长治市，余建岳出具190万元总借条给胡时林[其中，40万元由毛要勤转账（其中30万元由毛要勤表老婆舅黄东胜转账至毛要勤账户），100万元由歙县绿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转账，借条有无约定利息及利率不详]。黄军自2013年下半年起在长治路灯工程处上班至2014年（具体起止时间不详），其工资由余频（余建岳二女儿）、周珍珍（财务人员，受雇于余建岳）等人通过转账或现金方式发放。因余建岳后期资金短缺，导致工程进度缓慢，路灯工程的发包业主终止了与余建岳的合作，更换由其他单位施工。余建岳工程投资失利后回到歙县北岸的伏川矿业公司，胡时林、黄东胜、黄来仕等人要求余建岳将190万元总借条分三张借条出具给黄来仕、黄军、黄东胜（黄来仕50万元、黄军100万元、黄东胜40万元，其中胡时林转账至余建岳账户的50万元借款，胡时林陈述系黄来仕出借于余建岳的款项。黄来仕陈述其将50万元现金交付于胡时林，胡时林对此认可，并陈述将该50万元现金后用于其他用途）。2014年8月8日，余建岳向黄来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到黄来仕人民币50万元整，借款利息按月息贰分计算，借款人余建岳、章利呈”，但章利呈并未在该借条上签字、捺印，其“章利呈”三字系余建岳所写。借条出具后至2017年3月2日期间，余建岳指示其侄子余威转账25万元至黄军账户，指示章利呈转账4万元至黄军账户。另，余建岳通过现金给付的方式支付黄军8万元（通过比对黄来仕记账清单与黄军银行流水计算得来），黄军随后将款项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转交黄来仕。 又查，原一审、二审及本次庭审中，黄来仕均陈述收到了余建岳于2013年8月12日至2014年8月11日期间支付的利息12万元，但余建岳抗辩其支付的款项未约定为利息。2017年3月2日，黄军向余建岳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余建岳人民币13万元整，其中利息8万元整（其中利息3万元在2017年元月已付），本金5万元整”。因余建岳未再付款，黄来仕向其催讨，余建岳电话中认可欠款一事，亦认可会支付利息。黄来仕在催讨无果下，遂起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黄来仕有无交付案涉50万元借款即余建岳与黄来仕之间50万元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二、章利呈对该50万元借款是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三、余建岳有无还款及具体还款情况。 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胡时林转账50万元至余建岳账户系客观事实，余建岳、章利呈辩称该50万元系合作的投资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结合胡时林转账时款项用途备注为“借款”，故胡时林转账的50万元款项性质系借款，可以依法认定。余建岳出具190万元总借条给胡时林时，已知晓该190万元款项中的40万元非来源于胡时林，胡时林持有190万元总借条兼有借名出借人和实际出借人两种身份。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除合同双方达成借款合意外，还须有款项的实际交付。就胡时林转账的50万元借款，余建岳与黄来仕之间没有借款的合意（当时双方互不相识），黄来仕亦未将50万元款项转账或现金交付于余建岳。黄来仕将50万元借款以现金方式（胡时林认可）交付于胡时林，胡时林将名下账户原有的50万元资金转账于余建岳，余建岳向胡时林出具总借条，本案实际存在余建岳与胡时林之间、胡时林与黄来仕之间两个独立的50万元借贷关系。后，胡时林指示余建岳支付黄军款项，余建岳履行了付款义务，黄来仕也接受了黄军代收转交的款项，胡时林、余建岳、黄来仕之间实际进行了债务的转让。在余建岳投资失利的情况下，胡时林要求余建岳向黄来仕出具借条，黄来仕也积极要求余建岳向其出具借条，余建岳于2014年8月8日向黄来仕出具了借条，胡时林将对余建岳享有的债权转让于黄来仕，以便于日后黄来仕向余建岳主张权利。此后，余建岳通过向黄军支付现金或授意他人向黄军转账的方式，实际付款至2017年3月2日止。在余建岳付款不能的情况下，黄来仕后期也向余建岳进行了催讨，余建岳在电话中予以了认可。故，黄来仕与余建岳之间的借贷关系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成立，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余建岳与章利呈系二婚重组家庭，双方认可因感情不和已分居多年。50万元借款用于余建岳投资的工程项目，并非用于双方的日常家庭生活开支所需，且余建岳工程投资失利，未产生效益，更无法用于日常家庭生活开支。另，无论是在余建岳向胡时林出具的借条上，还是在余建岳向黄来仕出具的借条上，章利呈均未签字、捺印，章利呈未有借款的共同意思表示。章利呈接受余建岳的指示，帮忙转账至黄军账户，仅是夫妻关系尚可时的互帮互助行为，不能视为章利呈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更不能视为共同还款的表现。综上，案涉50万元借款产生的还本付息债务，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章利呈对案涉50万元借款，不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关于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借款期间，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没有约定利息。余建岳出具的190万元总借条，是否约定了利息及利率多少，黄来仕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余建岳于2014年8月8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到黄来仕人民币50万元整”），应为胡时林、余建岳、黄来仕之间债权转让的书面凭证，以及作为日后黄来仕向余建岳主张权利的书面凭证，而非余建岳于2014年8月8日向黄来仕实际借款50万元。黄来仕自认收到了余建岳自2013年8月份起至2014年8月份止支付的利息12万元，在无证据证明余建岳与胡时林之间存在月利率2%约定的情况下，黄来仕收取的12万元不宜认定为利息，而应认定为归还的本金。借条出具后，因余建岳无能力一次性归还借款，借条内容约定“借款利息按月息贰分计算”（诺成性条款），视为余建岳与黄来仕之间进行了利息的约定。因借条上约定了月息2分，故以未还本金38万元（50万元-12万元=38万元）为基数，经核算，2014年8月12日起至2016年8月12日止，余建岳应支付的利息为38万元×2%×24个月=18.24万元，现有证据显示余建岳自2014年8月12日起至2016年8月11日止支付的款项为23万元，扣除应支付的利息18.24万元，余建岳归还的本金为4.76万元，此时余建岳尚欠黄来仕借款本金为33.24万元。以未还本金33.24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2日起至2017年3月2日止，余建岳应支付的利息为33.24万元×203日×（24%／365日）=44368.6元，现有证据显示余建岳自2016年8月8日起至2017年3月2日止支付的款项为14万元，扣除掉应支付的利息44368.6元，余建岳归还的借款本金为95631.4元。经计算，截至2017年3月2日，余建岳尚欠黄来仕借款本金为236768.6元。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黄来仕与余建岳之间的借贷关系通过债权转让方式依法成立。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黄来仕可随时向余建岳主张还款。截至2017年3月2日，余建岳尚欠黄来仕借款本金236768.6元。其后，余建岳未再还本付息。现黄来仕要求余建岳自2017年3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系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予以采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50万元借款为夫妻共同借款，亦不能证明系夫妻共同债务，故章利呈对案涉50万元的借款本息，不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余建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余建岳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黄来仕借款本金236768.6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3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之后的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付至未还本金还清之日止）；二、驳回黄来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8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785元，由黄来仕负担4785元，余建岳负担10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黄来仕与余建岳、章利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9）皖1021民初863号民事判决，因黄来仕、余建岳、章利呈均不服该判决分别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依法作出（2019）皖10民终58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9）皖1021民初863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审理本案【（2019）皖1021民初863号】过程中，黄来仕于2019年2月20日在该院开庭审理时对还款情况陈述如下：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8月8日，合计支付利息12万元；2015年11月7日支付4万元；2016年12月8日支付1.8万元；2016年2月5日支付2.2万元；2016年5月13日支付2万元；2016年7月14日支付7万元；2016年7月20日支付7万元；2017年1月16日支付2万元；2017年3月2日支付5万元；2017年3月2日支付5.4万元。 本院在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前审理本案【（2019）皖10民终583号】过程中，黄来仕于2019年9月17日向本院陈述案涉借款还款情况如下：1.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支付利息12万（其中章利呈和余频分别转账至黄军账户2万元、1万元，其他9万现金交付黄来仕）；2.2015年11月7日支付利息1万（现金交付黄军，由其转付黄来仕）。3.2016年1月8日支付利息1.8万元（现金交付黄军）4.2016年2月5日支付利息2.2万元（现金交付）；5.2016年5月13日支付利息2万元（由余威向黄军转账支付）；6.2016年6月28日支付利息1万元（由余威向黄军转账支付）7.2016年7月12日支付利息1万元（由余威向黄军转账支付）；8.2016年7月14日支付利息7万元（由余威向黄军转账支付）；9.2016年7月20日支付利息7万元（由余威向黄军转账支付）；10.2017年1月27日支付利息3万元（由余威向黄军转账支付）；11.2017年3月2日支付利息5万元利息、本金5万元（由余威向黄军转账支付）。 一审法院重审本案过程中，黄来仕提交了一份记账单，该记账单内容如下：“从2013年8月借给余建岳人民币（伍拾万元）安每月2分利息计算2013.12.6号贰万元2014年2月5号肆万元2014年8月17号叁万元2015年3月3号叁万元2015年11月7号肆万元2016年1月28号壹万捌仟元2016年2月5号壹万贰仟元2016年5月13号贰万元2016年7月14号柒万元2016年7月20号柒万元2016年1月16号叁万元2017年3月2号伍万元2017年3月2号伍万元（本钱）”前述记载的“2015年3月3号叁万元”中的年号“5”存在与“4”的叠加书写，无法直观辩认系“5”改成“4”或系“4”改成“5”。 本次二审庭审中，黄来仕陈述还款情况为：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支付利息12万元；2015年11月支付利息1万元；2016年1月支付利息1.8万元；2016年2月支付利息2.2万元；2016年5月13日支付利息2万元；2016年6月28日支付利息1万元；2016年7月12日支付利息1万元；2016年7月14日支付利息7万元；2016年7月20日支付利息7万元；2017年1月27日支付利息3万元；2017年3月2日支付利息5万元、本金5万元。 庭审后，黄来仕于2021年2月5日就还款情况向本院补充陈述：2013年12月6日还款2万元（该2万元为章利呈于2013年11月18日转入黄军账户，黄军与黄来仕沟通存在延迟），2014年2月5日还款4万元，2014年3月3日还款3万元（黄来仕的记账单中书写“2015年”为笔误，后改成2014年），2014年8月17日还款3万元（该3万元可能包含余频于2014年7月30日转账的1万元），2015年11月7日还款4万元（章利呈向黄军转账）；2016年1月28日还款1.8万元，2016年2月5日还款1.2万元，2016年5月13日还款2万元，2016年6月28日还款1万元，2016年7月12日还款1万元，2016年7月13日还款7万元（2016年7月13日转入黄军账户，黄来仕的记账单中记载为2016年7月14日的原因为黄军与黄来仕沟通存在延迟），2016年7月20日还款7万元（余威直接转账至黄来仕账户），2017年1月27日还款3万元（该3万元应为记账单记载的2017年1月16日的3万元，日期可能为笔误），2017年3月2日还款10万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借款本息应当如何认定；二、章利呈是否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案涉借条明确载明，“借到黄来仕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且黄来仕已对借款的交付作出说明，系由胡时林代为支付，并提交了胡时林的说明及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认定黄来仕与余建岳之间存在5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借条出具前，黄来仕自认其已收到12万元款项（其中包括余频和章利呈分别转账支付的1万元和2万元），余建岳、章利呈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但双方就该12万元的性质系归还本金还是利息存有争议。结合借条的出具时间（2014年8月8日）与款项实际出借时间（2013年8月12日），在案涉借款实际出借后历经约一年时间，余建岳仍向黄来仕出具本金50万元借条而未扣除此前已实际偿还的12万元的情形，黄来仕主张该12万元的性质为借条出具前支付的利息具有高度可能。因此，一审认定该12万元为归还本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借款人应当就案涉借款的清偿情况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余建岳经法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依据该规定，并结合黄来仕在本案一、二审中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记账单等证据，本院对案涉借条出具后，黄来仕已收到的还款情况认定如下：1.2014年8月17日还款3万元（依据记账单所载，该笔款项发生日期为借条出具后，不应认定为包含其在庭审中陈述的借条出具前所收到的12万元范围内）；2.2015年3月3日还款3万元（依据记账单所载，该笔日期的年号虽有改动，但综观该记账单均为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符合一般记账的时间逻辑，应认定为2015年3月3日发生的交易，且不应认定为包含其在庭审中陈述的借条出具前所收到的12万元范围内）；3.2015年11月7日还款5万元（其中章利呈账户向黄军账户转账4万元，庭审中黄来仕自认收到的黄军转交现金1万元）；4.2016年1月8日支付利息1.8万元（该笔还款，黄来仕在庭审中陈述为现金交付黄军后转交，与黄来仕的记账单中记载的2016年1月28日还款1.8万元对比，日期记载笔误具有高度可能，本院认定二者为同一笔还款）；5.2016年2月5日还款2.2万元（虽然黄来仕记账单中记载为1.2万元，但其在多次庭审中均陈述为2.2万元，故本院认定该日还款2.2万元）；6.2016年5月13日还款2万元（余威账户转入黄军账户）；7.2016年6月28日还款1万元（余威账户转入黄军账户）；8.2016年7月12日还款1万元（余威账户转入黄军账户）；9.2016年7月13日还款7万元（虽然黄来仕的记账单中记载为2016年7月14日还款7万元，但黄来仕在庭审中明确陈述该7万元为余威账户转入黄军账户，且经比对黄军账户流水显示余威账户于2016年7月13日转入7万元，并无2016年7月14日的相关交易信息，故二者应认定为同一笔，还款时间为2016年7月13日）；10.2016年7月20日还款7万元（余威账户直接转入黄来仕账户）；11.2017年1月27日还款3万元（虽然黄来仕的记账单记载2017年1月16日还款3万元，但黄来仕在庭审中明确陈述该3万元为余威账户转入黄军账户，本院认定该日期差异为笔误）；12.2017年3月2日还款10万元（余威账户转入黄军账户）。 第二次修正后于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和第一次修正后于2020年8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且非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适用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本案中，黄来仕于2019年1月7日就此前借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故本案仍应适用2019年8月20日前未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双方在借条中约定月利率为2%，未超出该规定的限制，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该利率予以审核双方的本息数额。鉴于余建岳、章利呈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向黄来仕归还案涉借款本息的具体事实，结合前述对黄来仕在案涉借条出具后自认收到的还款时间及金额的认定，本院对上述案涉偿还款项的性质及尚欠借款本息依法认定如下： 黄来仕称双方之间的借款利息自出借之日起约定为月息2%，故借条出具前收到的12万元的利息计算周期应认定为2013年8月12日至2014年8月11日止； 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2日至2014年8月17日的利息为2000元（500000元×2%÷30日×6日），黄来仕于2014年8月17日收到3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4年8月17日尚欠本金472000元； 以本金472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8日至2015年3月3日的利息为61045元（472000元×2%×6个月+472000元×2%÷30日×14日），黄来仕于2015年3月3日收到3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5年3月3日尚欠本金472000元、利息31045元； 以本金472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4日至2015年11月7日的利息为76779元（472000元×2%×8个月+472000元×2%÷30日×4日），黄来仕于2015年11月7日收到5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5年11月7日尚欠本金472000元、利息57824元； 以本金472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8日至2016年1月8日的利息为19195元（472000元×2%×2个月+472000元×2%÷30日×1日），黄来仕于2016年1月8日收到1.8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6年1月8日尚欠本金472000元、利息59019元； 以本金472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9日至2016年2月5日的利息为8811元（472000元×2%÷30日×28日），黄来仕于2016年2月5日收到2.2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6年2月5日尚欠本金472000元、利息45830元； 以本金472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6日至2016年5月13日的利息为30837元（472000元×2%×3个月+472000元×2%÷30日×8日），黄来仕于2016年5月13日收到2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6年5月13日尚欠本金472000元、利息56667元； 以本金472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4日至2016年6月28日的利息为14160元（472000元×2%×1个月+472000元×2%÷30日×15日），黄来仕于2016年6月28日收到1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6年6月28日尚欠本金472000元、利息60827元； 以本金472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9日至2016年7月12日的利息为4405元（472000元×2%÷30日×14日），黄来仕于2016年7月12日收到1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6年7月12日尚欠本金472000元、利息55232元； 以本金472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3日至2016年7月13日的利息为315元（472000元×2%÷30日×1日），黄来仕于2016年7月13日收到7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6年7月13日尚欠本金457547元； 以本金457547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4日至2016年7月20日的利息为2135元（457547元×2%÷30日×7日），黄来仕于2016年7月20日收到7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6年7月20日尚欠本金389682元； 以本金389682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7日的利息为48581元（389682元×2%×6个月+389682元×2%÷30日×7日），黄来仕于2017年1月27日收到3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7年1月27日尚欠本金389682元、利息18581元； 以本金389682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8日至2017年3月2日的利息为8573元（389682元×2%×1个月+389682元×2%÷30日×3日），黄来仕于2017年3月2日收到10万元，按先息后本抵充原则，截至2017年3月2日尚欠本金316836元。 自2017年3月3日起，应以本金316836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此后利息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案涉借款并非余建岳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章利呈亦未在案涉借条上签字确认，且黄来仕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该借款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举债或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黄来仕仅以章利呈的银行账户曾与黄军的银行账户存在转账支付部分款项的交易、余建岳称借条出具时章利呈曾在现场等为由主张章利呈应承担案涉借款还款责任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黄来仕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2020）皖1021民初8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黄来仕的其他诉请求； 二、变更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2020）皖1021民初8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余建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黄来仕借款本金316836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3月3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此后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付至未还本金还清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78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785元，由黄来仕负担4785元，余建岳负担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00元，由黄来仕负担2700元，由余建岳负担1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浩之 审判员  黄继顺 审判员  谢慧慧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张帅 书记员章弘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 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 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