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11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沟赵办事处任砦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郑州高新区沟赵办事处任砦村。负责人：周勇军，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澜，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辉，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凡，男，198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磊松，河南太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沟赵办事处任砦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任砦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吴凡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豫0191民初24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任砦村委会的诉讼代理人蓝澜、赵玉辉、被上诉人吴凡的诉讼代理人吴磊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砦村委会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豫0191民初2420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明知法律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私自转让，但却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将私自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无效行为认定为合法行为，帮助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吴凡利用拆迁政策骗取拆迁补助款款，损害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又未参加庭审，受让行为是否出自付国杰本意无法查明，在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对付国杰的证言予以直接采纳，违反了采纳证据理由必须公开的法律规定，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涉案房屋经过付国杰先后两次出让，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判令吴凡受让取得房屋的使用权及相关利益，存在事实错误；张伟平代付国杰同村委会之间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由于村委会未盖章而未发生效力，且其内容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被上诉人不能依据该合同主张权利。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吴凡辩称，涉案两处宅基地均为合法的宅基地，本案作为民事案件不宜对宅基地证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涉案诉争的宅基地所处任砦村六组，宅基地使用证编号为郑郊宅字NO.0047738号，颁发时间为1982年的3月3日；另一处在任砦村××组，宅基地证号是021712号，该两处宅基地均登记在付国杰名下，在没有被有权机构给予撤销前，该两处宅基地均合法。两处宅基地均在2015年4月26日由沟赵办事处动迁组组长、拆迁指挥部的领导、任砦村村领导等人与被拆迁人达成一致协议，并确认附属物拆迁补偿金额后，分别与付国杰、付恒辉签订《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及《拆迁补偿回迁安置协议》。任砦村委会、拆迁指挥部、沟赵办事处在签署涉案补偿协议时，明知付国杰名下有两处宅基地，正因此事实，涉案两处宅院无法全部给予安置房，才给予一处宅基地货币化补偿，另外一处给予安置房补偿。付国杰与吴凡之间赠与的实质内容应为拆迁利益的赠与，付国杰因长年有病，独子付恒辉常年不在家，不能对其尽到赡养义务。吴凡在六年的时间内对付国杰的生活进行照顾，在此情况下付国杰将涉案宅院给吴凡使用，并明确表示该宅院产生的任何费用都归吴凡。涉案宅院虽是2015年拆迁，但早在2010年前郑州高新区的城中村就陆续进行拆迁，付国杰一直在其四弟付永杰家居住。涉案老院仅用于存放物品使用，从付国杰称债权产生的费用归吴凡，足以证实双方赠与的应为拆迁利益。涉案房屋及附属物已拆迁完毕，付国杰及吴凡对涉案宅院当前享有的只能是拆迁利益。即便认定赠与宅院的行为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导致无效，任砦村委会同意向吴凡支付拆迁费用，且至今付国杰之子付恒辉仍同意将拆迁款归吴凡所有，本案也应认定赠与的标的物为拆迁利益，而赠与拆迁利益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禁止性规定，村委会仍以赠与无效为由，拒发补偿款无任何依据。涉案拆迁安置协议是经过任砦村委会、拆迁指挥部、办事处包村领导层层审批后，由任砦村时任村主任周玉川以及付国杰的弟媳张伟平签字再交由办事处备案。协议签订后，任砦村委会于2015年6月28日以及2016年8月5日出具的《证明》、《关于吴凡宅基院拆迁款兑付意见》，均可充分证实任砦村委会是明确认可该协议，并同意直接向吴凡发放拆迁补偿款的。吴凡出示的拆迁安置协议来源于该协议的备案单位，即任砦村委会的主管单位沟赵办事处，如果以未加印章为由认为该协议不成立，任砦村委会不可能对不成立的协议进行备案，更不可能在拆迁一年后仍以书面形式同意向吴凡发放拆迁款，任砦村委会对涉案协议无效的上诉意见无任何依据。付国杰签字时的行为能力与本案争议无关，并无证据显示付国杰在签署证明时无民事行为能力。涉案证明中除付国杰签名外，还有付恒辉等7人签名，且该证明材料也存放在涉案宅院的拆迁安置资料中一并在沟赵办事处备案，足以证明其合法性。涉案宅院拆迁后，吴凡迟迟未能拿到拆迁款，任砦村委会最初答复称会进行支付，并于2015年6月28日以及2016年8月5日先后出具的《证明》及《关于吴凡宅基院拆迁款兑付意见》均答复称同意支付。但在任砦村委会换届选举后，任砦村委会与沟赵办事处互相推诿，无奈之下，吴凡多次前往沟赵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进行信访。2019年12月5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明确认定沟赵办事处不予向吴凡发放拆迁安置款的“处理意见不妥”，责令沟赵办事处重新办理。然而沟赵办事处仍要推翻涉案补偿协议，在此情况下，吴凡才提起的本案诉讼。综上，涉案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各方均应当依照该协议进行履行。涉案协议的签订人虽为付国杰，但系张伟平代签，而且任砦村委会事后对吴凡系涉案拆迁利益的实际享有者身份进行确认。在吴凡、付国杰按照约定履行配合拆迁义务后，任砦村委会应当按照约定向吴凡发放拆迁补偿款，故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吴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各项补偿款共计1340263.45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26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国杰名下有证号为0047738的宅基地使用证，坐落位置为汪砦南街街中路北，颁发时间为1982年3月3日。原告提交的2009年9月的证明载明：“我叫付国杰，因我常年有精神病，儿子付恒辉因从小缺乏父母教养，常年不在家，××。××，四弟常不在家，四弟妹有一外甥叫吴凡，在四弟家吃住六年，吴凡在六年期间，经常照顾我吃住，我心里过意不去，愿意将我任砦的一处宅基留给吴凡使用，以后这处宅基产生的任何费用都归吴凡使用，特此证明。付国杰、付恒辉”。该证明中的“付国杰、付恒辉”处均捺压有指印，付永杰、张伟平、王灵枝等人并在证明人处签字。付恒辉于2020年9月26日出具有承诺书一份，载明：“在拆迁前大概有十九年了吧，已将我父亲名字的宅基转于表弟吴凡，当时有证明，宅基证号（郑宅号N0047738）。拆迁时由吴凡去算账，我们一概不争。拆迁时，由于不太清楚程序，协议名字签成我父亲名字。父亲于2020年4月精神病复发走失，我现代我父亲承诺，这宅基产生的费用拆迁赔偿款归吴凡所有”。原告提交的2015年4月26日的《郑州高新区沟赵办事处任砦村合村并城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台头部分显示拆迁人（甲方）为被告，被拆迁人代表（乙方）为付国杰，载明：乙方房屋位于任砦村××组，乙方自愿选择一次性货币化补偿安置，视同其放弃享受安置商业用房相应的收益权，在安置房建设时不再进行配建。乙方应安置人口有宅无人，给予每宅140平方米的安置住宅用房，乙方在2015年4月25日完成了宅院房屋的拆迁，再免费安置70平方米的住宅用房。对乙方放弃的安置用房按4200元每平方米进行补偿，补偿费用882000元。乙方宅基地证号0047738，宅基证记载的面积为333平方米，各项费用为：1、三层（含）以下房屋补偿费用20765.25元；2、三层以下（含）不足面积奖382820元；3、宅基证外建筑物及附属物拆工费29678元。乙方在第一阶段搬迁，给予按期搬迁奖20000元，搬家补助费每宅5000元。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财产放弃保证书》及其他承诺书，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补偿款及其他费用1340263.45元。该协议落款甲方处签有“周玉川”，乙方处签为“付国杰（张伟平代）”。2015年4月26日，被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任砦村××组付国杰交来宅基地使用证一份，持证人为付国杰，证号为0047738”。2015年4月26日，张伟平代付国杰签署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合计金额1340263.43元”。该收条上动迁组长、分包领导、核算、复核处均有相关人员签字。2015年5月12日，被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任砦村××组宅基姓名付国杰，宅基地证号0047738，使用面积333平方米，此宅基证内无户口挂靠。特此证明”。2015年6月6日，原告作为委托人，张伟平作为受委托人，签订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张伟平全权代原告处理“吴凡宅基院拆迁款兑付”一事。2015年6月28日，被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现有我村居民付国杰，家庭住址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沟××办事处××号。经查，其与吴凡二人为亲戚关系，付国杰宅基院（郑宅字号N0047738）经村委会核实已转由吴凡使用，本宅基拆迁安置及补偿费用归吴凡所有”。2016年8月5日，被告出具《关于吴凡宅基地拆迁款兑付意见》，载明：“吴凡在任砦村六组有宅基院一处，于2015年4月已拆迁完毕，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同意拨付拆迁款（原宅基名付国杰）。经村两委研究同意支付”。该兑付意见上并有相关人员的签字。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张伟平作证称：“当时吴凡委托我去算的，证上写的是我大哥的名字，那时候我去算的时候就写上我大哥的名字，后面写上我的名字。拆迁协议以及结算单中付国杰的名字都是我代签的”。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周玉川作证称：“我于2014年至2018年期间在任砦村担任村委会主任职务，现为党支部委员。付国杰在我村的房屋及宅基地转给了吴凡使用，宅基地及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费归吴凡所有。吴凡办理领取拆迁安置补偿费的事情一直都是委托张伟平办理的。我作为先前村里负责人，当时村里主要负责人都签字同意将补偿款支付给吴凡”。另查明，2015年4月11日，沟赵办事处土地管理所出具证明，载明：“任砦村付国杰组四，宅基地使用证丢失，经查档案，宅基地证号021712，使用面积168平方米。特此证明，原件作废”。2015年4月26日，被告与付恒辉另签订《郑州高新区沟赵办事处任砦村合村并城拆迁补偿回迁安置协议》，约定：乙方房屋位于任砦村××号，宅基地证号为021712，合计安置住宅用房540平方米。该协议落款甲方处并有周玉川的签字。一审法院认为，付国杰名下有1982年颁发的证号为0047738的宅基地使用证，其并于2009年9月出具证明将该宅基留给原告使用。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被告与付国杰（由张伟平代签）已就0047738号的宅基地签有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并据此收回该宅基地使用证，原告提交的由张伟平代签的补偿费收条显示有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字，被告亦出具证明及拆迁款兑付意见，称该宅基拆迁安置及补偿费用归原告所有。故在付国杰作为该宅基地证持证人，签订有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并上交宅基地证的情况下，其基于该宅基地享有相应权益。因付国杰已将该宅基地相关权益让与给原告，被告亦出具有证明及拆迁款兑付意见，故原告有权请求被告按协议约定向其支付相关拆迁补偿费用。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各项补偿费用共计1340263.45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付款已构成逾期，给原告造成有逾期利息损失，故原审法院认定被告应自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之日起（即2020年10月10日）支付逾期利息，对于原告请求利息数额过高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沟赵办事处任砦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吴凡1340263.45元及利息（自2020年10月1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吴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431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任砦村委会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任砦村委会与付国杰就涉案0047738号宅基地签订有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约定拆迁后一次性付清付国杰补偿款及其他费用1340263.45元，并据此收回付国杰持有的该宅基地使用证。本案中，付国杰作为该宅基地持证人，就该宅基地享有相应权益，并愿意将此宅基留给吴凡使用，且涉案宅基地拆迁后的相关权益归吴凡所有，该宅基地拆迁后，吴凡即享有拆迁补偿费用支付请求权，且任砦村委会分别出具证明及拆迁款兑付意见，对上述权益让渡行为予以认可并同意将该笔拆迁补偿费用支付给吴凡，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案情支持吴凡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任砦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62元，由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沟赵办事处任砦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明振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郭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