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 定 书（2020）云委赔监21号申诉人（赔偿请求人）葛元昌,男,汉族,1936年5月4日生,住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系葛宗举之父。申诉人（赔偿请求人）王兴会,女,汉族,1952年2月12日生,住址同上。系葛宗举之母。申诉人（赔偿请求人）陈亨琴,女,汉族,1981年10月23日生,住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系葛宗举之妻。申诉人（赔偿请求人）葛某,女,汉族,2005年5月19日生,住址同上。系葛宗举之女。上列四申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唐国雄，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永善县公安局。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溪洛渡镇玉泉路**。法定代表人纪苍雁,局长。委托代理人孙**，云南鹤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复议机关昭通市公安局。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昭通大道北段。法定代表人杨建军,局长。申诉人葛元昌、王兴会、陈亨琴、葛某（以下简称葛元昌等四人）因申请申诉人永善县公安局刑讯逼供致死国家赔偿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下简称昭通中院赔委会）作出的（2018）云06委赔8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葛元昌等四人申诉称，1.葛宗举于2014年4月14日被刑讯逼供致死,事发后永善县公安局有关领导害怕承担责任,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永善县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8月6日及12日先后只告知申诉人葛宗举系因大叶性肺炎死亡,故意隐瞒事实不告知公安人员的侦查行为与葛宗举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2014年8月21日欺骗陈亨琴与永善县公安局签订协议只赔偿30万元并进行公证，显然不能作为已依法全面进行了国家赔偿的依据。2.本案是媒体曝光后申诉人才得知真相。威信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为深挖犯罪,逼取口供,派出所分管刑侦的副所长龙涛按6小时一班的顺序安排办案民警对葛宗举进行不间断的连续轮流审讯……，后经四川省雷波县司法鉴定中心及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葛宗举系大叶性肺炎死亡,公安人员的侦查行为与葛宗举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侦查行为在葛宗举死亡中构成了辅助死因。3.大叶性肺炎不是致命疾病,只要及时医治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本案中完全是办案人员违法对葛宗举长时间审讯导致其过度疲劳,全身免疫力降低导致肺部感染致大叶性肺炎,后感染加重,出现非常严重的感染性休克症状表现（撞头、咬手铐、呕吐等现象）后没得到及时处理,死亡后才送到医院。申诉人认为,长时间的刑讯逼供才是导致葛宗举死亡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而不是辅助原因。4.2017年4月20日重庆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医所（2017）临床Ｆ鉴字第21号鉴定意见：（1）葛宗举符合大叶性肺炎所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2）葛宗举自身疾病和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延误最佳救治时间是导致葛宗举死亡的共同因素。该意见第（2）点相对于原鉴定的辅助死因略显公正，但也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完全是办案人员违法对葛宗举长时间不间断审讯导致其过度疲劳,全身免疫力降低才导致肺部感染致大叶性肺炎的，因为葛宗举在送看守所前的健康体检结论是：健康。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对葛宗举进行刑讯逼供是直接的故意伤害，对于死亡结果也持放任的态度，最终导致葛宗举死亡的严重后果。5.根据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刑事赔偿金如下:（1）死亡赔偿金:82461元／年×20年＝1649220元;（2）丧葬费:82461元:2×41230.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①其父葛元昌,1936年5月4日出生,2014年4月14日满78岁,赔偿5年,557元／年×5年×12月／年＝33420元;②其母王兴会,1952年2月12日出生,2014年4月14日满62岁零2个月,赔偿17年零10个月,557元／年×（17×12＋10）月＝119198元;③其女葛某,2005年5月19日出生,2014年4月14日满8岁零11个月,赔偿9年零1个月,557元／年×（9×12＋1）月＝60713元;以上合计213331元。（4）精神抚慰金:1903781.5元×35%＝666323.53元。上述共计2570105.03元,已付30万元,永善县公安局还应赔偿2270105.03元。昭通中院赔委会所作赔偿决定，完全背离了刑事案件中采信的重庆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即：葛宗举自身疾病和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延误最佳救治时间是导致葛宗举死亡的共同因素（相当于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该决定违反了国家赔偿法及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不合情理、显失公正。请求:1.撤销昭通中院赔委会（2018）云06委赔8号国家赔偿决定;2.判令永善县公安局在已赔偿30万元的基础上再支付赔偿金2270105.03元。永善县公安局申诉称，本案焦点在于被申诉人葛元昌等四人的赔偿请求是否超过法定时效。结合本案实情,葛元昌等四人提出的刑事赔偿申请一是超过法定刑事赔偿请求时效,二是在本案案发后,已协商处理完毕,并支付了一次性补偿款30万元,据此,葛元昌等四人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应依法决定不予赔偿。一、本案赔偿请求已超过法定两年时效。1.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2.本案案发时间系2014年4月14日,昭通市人民检察院对龙涛涉嫌刑讯逼供罪一案移交时间为2016年1月27日,绥江县人民检察院对龙涛涉嫌刑讯逼供罪一案立案时间为2016年3月4日。在昭通市人民检察院移交案件之前,葛元昌等四人多次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提交申诉书,认为葛宗举死亡一案涉嫌刑讯逼供。据此,完全可以认定葛元昌等四人作为被害人家属在向有关部门申诉时,就已完全明知龙涛行使职权时,已侵犯其亲属葛宗举的人身权,其依法就享有法定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就应从申诉之日起两年内主张国家赔偿。3.本案葛元昌等四人提出刑事赔偿请求的时间为2018年6月12日,即便按照昭通市人民检察院刑讯逼供案的移交时间2016年1月27日开始计算,其提出国家赔偿的请求也已超过2年时效。二、本案刑讯逼供案赔偿部分已一次性处理终结。1.本案案发后,葛宗举亲属已与2014年8月21日与永善县公安局签订《一次性补偿协议书》,约定补偿葛宗举亲属30万元,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等各项费用。同时,该协议第三条还明确约定:葛宗举亲属得到补偿后不得再以任何方式找永善县公安局就此事提出任何要求,也不得再上访。2.签订《一次性补偿协议书》并办理公证后,足以证明补偿协议系葛宗举亲属真实意思表示,其自愿收取30万元补偿款,本身就是对该事件终局处理的认可。即便其对是否涉嫌刑讯逼供存有疑问,但签订补偿协议本身就是对该案赔偿追究权利的一种放弃处置行为,该行为也符合法律规定。3.本着一事不再诉的法定原则,葛宗举亲属签订协议,领取补偿款,本身就决定了本次事件达到终局处理。葛元昌等四人再次提出赔偿主张,显然背离了法律一事不再诉的法定原则。综上,永善县公安局认为葛元昌等四人提出的刑事赔偿请求,从程序上超过两年请求时效,从实体上已补偿处理终局,但昭通中院赔委会未能审视本案客观事实,错误作出赔偿决定。请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全面审查本案,撤销昭通中院赔委会(2018)云06委赔8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依法确认葛元昌等四人的国家赔偿请求超过两年时效,永善县公安局应不予赔偿。针对永善县公安局的申诉，葛元昌等四人答辩称，1.永善县公安局故意不告知公安人员的侦查行为与葛宗举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导致陈亨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一次性补偿协议书并公证，属于欺诈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显然违法并且无效。2.从威信县人民检察院2016年6月16日电话通知其参与诉讼，后重庆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葛宗举自身疾病和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延误最佳救治时间是导致葛宗举死亡的共同因素，到2018年2月27日昭通中院作出二审刑事判决，其收到二审判决后于2018年6月12日向永善县公安局正式书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也在两年内。永善县公安局的两个申诉理由都不成立。复议机关昭通市公安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综合申诉双方诉辨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申诉人葛元昌等四人申请赔偿是否超过赔偿请求时效？2.昭通中院赔委会受理葛元昌等四人的赔偿申请并决定由申诉人永善县公安局进行赔偿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3.葛元昌等四人的申诉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对以上争议焦点，分别评判如下：1.葛元昌等四人申请赔偿是否超过赔偿请求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2017年12月12日,威信县人民法院对民警龙涛涉嫌刑讯逼供一案作出一审刑事判决,以刑讯逼供罪判处龙涛有期徒刑二年。昭通中院于2018年2月27日作出二审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刑事判决。至此,生效判决确认龙涛刑讯逼供罪成立，且葛宗举自身疾病和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延误最佳治疗时间是导致葛宗举死亡的共同因素的鉴定意见也在该案中得到最终确认。在此之前,并不能认定葛元昌等四人已经知道葛宗举的死亡与公安民警的刑讯逼供行为相关联,故葛元昌等四人于2018年6月12日向永善县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并未超过法定请求时效。永善县公安局所提葛元昌等四人申请赔偿已超过请求时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2.昭通中院赔委会受理葛元昌等四人的赔偿申请并决定由永善县公安局进行赔偿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2014年8月21日,经永善县溪洛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陈亨琴代表葛宗举家属与永善县公安局签订《一次性补偿协议书》并办理公证,协议约定由永善县公安局一次性补偿葛宗举亲属30万元，葛宗举亲属不再提出其他要求。但该调解协议并非诉讼中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葛元昌等四人在向昭通中院赔委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前，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并未就葛元昌等四人与永善县公安局之间的国家赔偿争议进行过受理和审理。故葛元昌等四人在签订补偿协议并领取30万元补偿款后又向昭通中院赔委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昭通中院赔委会受理该赔偿申请并作出赔偿决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3.葛元昌等四人的申诉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本案中，重庆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即：葛宗举自身疾病和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延误最佳救治时间是导致葛宗举死亡的共同因素，是指葛宗举自身疾病和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延误最佳救治时间是导致葛宗举死亡的共同原因，但该鉴定意见并未明确该两个原因在导致葛宗举死亡结果发生中各自作用即原因力的大小，故并不能明确推断该两个原因作用相当，即相当于同等责任。昭通中院赔委会决定由永善县公安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精神抚慰金酌情由永善县公安局赔偿10000元，并无明显不当。综上，申诉人葛元昌等四人和申诉人永善县公安局的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申诉均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二）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驳回申诉人葛元昌、王兴会、陈亨琴、葛某的申诉；二、驳回申诉人永善县公安局的申诉。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