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津行终2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积永，男，197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玫，女，196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泰兴南路32号。法定代表人周波，区长。委托代理人德光宇。委托代理人刘智勇。上诉人王积永、王永玫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请求确认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行初23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王积永、王永玫原审诉称，天津市河东区房屋系两原告合法继承。2018年1月8日，被告作出河东政征（2018）1号《房屋征收决定》，涉案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在两原告对《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诉讼后，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并在案涉房屋上粘贴《关于对北柴场大街7号房屋进行安全鉴定的函》；又于2019年2月23日作出并在案涉房屋上粘贴《危险房屋通知书》；2019年2月25日，被告在案涉房屋上粘贴《通告》并要求原告对案涉房屋“停止使用，立即整体拆除”。2019年2月28日，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从同在征收范围内的居民马海全诉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中的证据可知，马海全房屋与原告房屋被认定为危房且同样收到被告作出的内容为“停止使用，立即整体拆除”的《通告》，且其房屋系被告组织相关人员拆除。可以认定被告强拆案涉房屋，其被告身份适格。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于2019年2月28日强拆原告位于河东区××街××号房屋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是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系由被告拆除，故原告起诉被告确认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积永、王永玫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王积永、王永玫。王积永、王永玫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行政裁定；2.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上诉人王积永、王永玫的主要上诉理由：一、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答辩及其提交给法院的证据均未否定其拆除案涉房屋的事实,对于被上诉人拆除案涉房屋这一事实,双方无争议,所以,一审程序中,也未涉及被上诉人身份是否适格这个问题。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称其“有拆除案涉房屋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认为其作出拆除案涉房屋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裁定径直否定了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并以一审程序中未涉及的被上诉人身份适格问题驳回起诉,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二、本案起诉时,上诉人只负初步证明责任,且其已经穷尽自身能力举证,对合法建筑的拆除首先应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推定为被上诉人实施了行政强制行为。在行政诉讼中,上诉人处于弱势地位,在收集证据上更是如此。为保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政行为的侵犯,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举证方面加强了对上诉人的保护力度,使上诉人在诉讼中可以与被上诉人处于实质上的平等地位。对合法建筑的拆除首先应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不论是农村集体土地还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强制搬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随后的土地出让金收取等,均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法定职权。因此,对合法建筑的拆除首先应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除非有证据足以推翻。三、被上诉人作为一审被上诉人,身份适格,应当由其承担案涉房屋被拆除的行政责任。1、被上诉人承认拆除了案涉房屋,其以拆除危房的名义拆除房屋的,其答辩、举证及一审庭审均是围绕拆除行为合法性、本案是征收中的行政强制还是“拆危”为重点展开的。因此,被上诉人区政府是本案适格的被上诉人。2.上诉人位于河东区××街××号房屋位于征收范围之内,因为经过协商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被上诉人以危房名义拆除了上述房屋。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8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作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河东政征（2018）1号）,上诉人位于河东区××街××号房屋被划在了征收范围之内。但是经过协商均没有达成补偿安置协议。2018年12月4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上诉人起诉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合法性进行了立案受理。2019年2月20日,上诉人发现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于当日作出并粘贴在案涉房屋上的《关于对北柴厂大街7号房屋进行安全鉴定的函》;2019年2月23日,上诉人发现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于当日作出并粘贴在案涉房屋上的《危险房屋通知书》;2019年2月25日,被上诉人在案涉房屋贴上《通告》并要求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停止使用,立即整体拆除”。2019年2月28日,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此时,上诉人起诉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一案正处在立案后尚未开庭审理期间。上诉人通过公安查处得知案涉房屋被损毁没有犯罪事实;同时,上诉人通过《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所确定的征收范围内的居民诉被上诉人违法强拆一案,即马海全诉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中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可知,马海全房屋与上诉人房屋同样被认定为危房且同样收到被上诉人作出的内容为“停止使用,立即整体拆除”的《通告》,且其房屋系被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以危房名义拆除。至此,结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强拆案涉房屋,其被上诉人身份适格。3.涉案房屋被拆除符合被上诉人征收工作的目的,对被上诉人工作的进展最为有利,被上诉人是最大受益人,按照受益原则,区政府也是本案一审适格的被上诉人。4.从立案到开庭、从开庭到作出一审裁定,法院未向上诉人释明区政府主体不适格问题,则上诉人认为其为一审适格被上诉人。四、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了被上诉人已经自认其以危房名义拆除了上诉人房屋的观点和证据。在此情况下,一审裁定的观点让人费解。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经审查，上诉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房屋的行为违法，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初步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提交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及鉴定函、通知、通告等在案证据，经原审庭审质证能够证明，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经依法委托鉴定，通知上诉人涉案房屋属于危险房屋，停止使用，及时迁出。之后，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作出通告，要求上诉人应停止使用该房屋，立即迁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将提供临时安置用房。《天津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对于危险房屋发生倒塌或者存在倒塌危险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对危险房屋采取排险、避险措施。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在案证据，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负有组织实施排险、避险的法定职责，但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不负责具体实施排险、避险的行为，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上诉人涉案房屋系由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或其委托其他组织予以强制拆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原审中“自认”为由主张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应为本案被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由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裁定驳回上诉人对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的起诉结果正确。综上，原审裁定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明珠审判员  蔡 力审判员  廖希飞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袁敏书记员满开琳附：本裁判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