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8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建荣，男，196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市临安区中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599571722N，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江南商城1幢。 法定代表人：沈为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建光，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神龙川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719533908C，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临目村。 法定代表人：王曙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博达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143748702C，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玲珑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曙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曙耀，男，195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卫，浙江厚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建荣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市临安区中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杭州神龙川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龙川公司）、杭州博达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达公司）、王曙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9）浙0185民初5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建荣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85民初5156号民事判决中第三项判决，依法改判周建荣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请求依法判令由中达公司、神龙川公司、博达公司、王曙耀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周建荣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法律错误，应撤销有关周建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判决。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周建荣对案涉借款用途知情，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周建荣直到庭前调解时才知道，神龙川公司向中达公司借款1000万元，该款项最终由案外人杭州中达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管业公司）领取，用于偿还其收购的1000万元P2P债权。周建荣虽然知道中达管业公司收购1000万元债权的事，但并未将两者关联起来。不论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常理判断，周建荣都不可能为P2P债权提供保证责任。此外，对于债务人神龙川公司将借款用作其他用途，而债权人中达公司明知贷款的实际用途，却没有告知保证人，其对于保证人明知贷款用途应当负有举证责任，但一审时中达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周建荣明知贷款的实际用途。因此，一审仅从微信聊天记录就推断周建荣对贷款用于收购P2P债权一事应当知道，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借款用于归还中达管业公司1000万元的债权，并未加重周建荣的负担，存在法律认定错误。案外人中达管业公司收购的1000万元P2P债权，除了周建荣以外，保证人还包括博达公司、王曙耀、张美娥、临安屹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而本案中保证人除周建荣以外，仅为博达公司、王曙耀。将两个借款关系关联起来，明显加重周建荣作为保证人的责任。因此，一审认为案涉借款用于归还中达管业公司1000万元的债权，并未加周建荣的负担，属于法律认定错误。三、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对周建荣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构成重大影响。本案中，中达公司将1000万元的转账支票背书给神龙川公司，神龙川公司在无真实交易的背景下将两张转账支票背书给博达公司，博达公司又将该两张支票背书给中达管业公司。2018年6月6日，中达管业公司从银行支取了两张转账支票共计1000万元。而中达管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是沈为平，中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沈为平。即中达管业公司通过这一借款行为套取了中达公司的钱，神龙川公司及博达公司为这一行为提供了帮助。这种骗取小贷公司的巨额资金的行为已明显构成犯罪。综上所述，鉴于一审判决对事实和法律认定存在错误，周建荣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和法律适用，依法改判，支持周建荣的全部上诉请求。二审期间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案涉1000万元的借款最终被中达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中达管业公司使用，两者之间进行了利益输送，神龙川公司和博达公司仅仅起到了用其账户走账的作用，鉴于此，本案周建荣与中达公司之间虽名为保证法律关系，但实质上并不满足担保法第6条规定的保证法律的最基本构成，也即要有债务人、债权人、保证人三方，本案实质上只有债权人和保证人两方，因此周建荣认为保证法律关系不成立。二、即使法院认为保证关系成立，本案中债务人神龙川公司、博达公司也为输送利益的公司，也即本案的债务人和提供物保的质押人为实际同一控制人，根据物权法第176条或者民法典第392条关于混合担保的规定，债权人中达公司也应当先以债务人博达公司提供的质押实现债权，而后不足部分以保证人的保证实现债权。以上两点无论周建荣是否明知，均不影响法律适用。 中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应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2018年5月29日，周建荣向中达公司出具的最高额保证函并未约定借款人在保证期间的借款用途，周建荣应对保证期间的不超过最高额所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最高额保证的产生基于授信协议，该协议的签订往往发生于现实债务的产生之前，也即对未来所要发生债务的概括保证，只要债务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数额内向债权人借款，保证人便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保证人并不对未来发生的债务进行逐项的审核及授信。最高额保证人一旦作出授信允诺，就应当预见到未来不确定债权所存在的风险及隐患，保证人自身应当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在对债务人资质审核、未来债务的监控及自身风险的防范方面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保证人对借款用途未加限制，则表示其并无以借款用途作为是否免担保责任条件的意思表示，在没有其他影响保证人意思表示真实因素的情况下，无论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最终约定何种借款用途，也无论保证人在签章时候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用途，均不能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周建荣2018年5月29日向中达公司出具的最高额保证函并未约定借款人在保证期间的借款用途，案涉借款发生在保证函的期限内，也未超过最高限额，故周建荣理应对案涉借款的归还承担保证责任。二、本案中，周建荣对案涉借款的用途是明知的，周建荣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1、2018年4月16日，中达管业公司受让浙江众联在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0万债权。2、2018年4月24日中达管业公司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15件诉讼(1000万债权涉及50件案件，仅起诉部分)，要求各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周建荣作为担保人为该系列案被告之一。3、2018年5月29日，为解决上述15件诉讼案件，周建荣向中达公司出具保证函，承诺为神龙川公司1000万借款承担最高额保证。4、2018年5月30日，王曙耀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博达公司与中达公司签订《股权出质质权合同》，同日在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5、2018年6月6日，中达公司与神龙川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向神龙川公司交付借款1000万元，神龙川公司收到1000万元借款的转帐支票后，通过背书交给了博达公司，博达公司又背书给了中达管业公司。6、2018年6月6日，中达管业公司在收到该1000万元款项后，于当日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前述15件诉讼。以上事实，均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周建荣对上述事实也未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上述事实及各事实发生的时间节点，符合常理及客观逻辑，更可以证实周建荣对案涉1000万元借款用途客观上是明知的。三、周建荣认为案涉借款加重了周建荣的担保责任，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中达管业公司受让的1000万元债权，各担保人提供的均为保证担保。而案涉借款的担保除博达公司提供股份质押之外，王曙耀和周建荣提供保证担保，在客观上未加重周建荣的担保责任。四、本案不存在涉嫌刑事犯罪的嫌疑。本案中，中达公司、借款人、担保人均对案涉借款的用途是明知的，所有合同合法有效。据此，中达公司认为周建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周建荣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神龙川公司、博达公司、王曙耀未发表答辩意见。 中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神龙川公司归还中达公司借款本金890万元，并支付利息114.25万元（按月利率15‰的标准，从2018年11月16日暂算至2019年7月12日，2019年7月13日至款项付清前的利息仍按此标准继续计算）；二、神龙川公司支付中达公司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代理费20万元；三、中达公司对博达公司质押的股权【（杭）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0521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第一、二项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博达公司、王曙耀、周建荣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本案诉讼费用由神龙川公司、博达公司、王曙耀、周建荣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9日，王曙耀、周建荣分别向中达公司出具《保证函》各1份，载明两人同意为中达公司向神龙川公司在2018年5月29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内融资人民币1000万元的融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融资方式包括贷款等，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所有融资债权、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费用等。当日，博达公司与中达公司也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1份，约定：博达公司自愿以其持有的临安市康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1000万元股权，为神龙川公司自2018年5月29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为100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质押担保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损害赔偿款、实现债权费用等。次日，双方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手续。2018年6月6日，神龙川公司与中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1份，合同载明：中达公司同意向神龙川公司发放短期贷款1000万元，借款用途为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期限自2018年6月6日至2019年6月5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5%，按月付息，债务范围包括借款本息、实现债权费用等。当日，中达公司通过向神龙川公司交付2份金额为500万元的转账支票的方式履行贷款发放义务。借款后，神龙川公司支付利息至2018年11月15日，并于2019年4月10日归还本金50万元。周建荣分别于2019年4月16日、5月21日、6月17日各代偿本金30万元、25万元、5万元。后，中达公司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1、中达公司与案外人中达管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沈为平，神龙川公司、博达公司以及案外人临安市康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曙耀，案外人临安屹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周建荣；2、案外人浙江众联在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临安市康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1份，约定由临安市康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推荐借款人给浙江众联在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出借人用户，促成借款人与出借人达成借款交易，临安市康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要股东博达公司、临安屹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曙耀、张美娥、周建荣自愿为出借人用户提供保证担保，前述当事人均在该协议上签章。签订协议后，临安市康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了徐红梅等50名借款人，共借款1000万元。后因未能按约还款，2018年4月16日，中达管业公司从出借人用户处（由浙江众联在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受让了前述1000万元债权。中达管业公司取得债权后，于2018年4月24日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部分借款人及前述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周苏临律师系中达管业公司在该部分诉讼案件中的委托代理人。3、神龙川公司在收到案涉1000万元借款的转账支票后，通过背书交给了博达公司，博达公司又背书给了中达管业公司。中达管业公司于2018年6月6日从银行提取了转账支票的1000万元款项，并于当日申请撤回了前述诉讼。4、周苏临作为中达管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与周建荣微信沟通以下事项：前述债权转让事实以及中达公司愿意提供1000万元贷款用于还债，为了促使撤诉，周建荣负责督促王曙耀尽快办好博达公司质押的事。 一审法院认为：神龙川公司向中达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由博达公司、王曙耀、周建荣提供担保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神龙川公司借款后，至今未清偿全部款项，中达公司有权要求其还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故对中达公司要求神龙川公司归还尚欠借款本金890万元并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中达公司诉前暂计至2019年7月12日的利息金额有误，应予调整。关于实现债权费用，中达公司未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未证明中达公司已支出相关费用的事实，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曙耀、博达公司分别自愿提供保证担保、质押担保，应按约承担各自的担保责任。故对中达公司要求对博达公司质押的股权实现担保物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也予以支持。但中达公司要求博达公司承担保证担保的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周建荣对案涉借款的真实用途是否知情？即神龙川公司借款的真实用途并非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上载明的“经营流动资金”，而是用于代博达公司偿还中达管业公司1000万元的保证债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周建荣虽否认知情，但从其与中达管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苏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推断其对整个借款的过程是应当知道的，周建荣代为偿还60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也可以进一步佐证。事实上，因周建荣及其担任法人的临安屹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是中达管业公司的1000万元债权的保证人，案涉借款用于归还前述债权，对作为案涉借款担保人的周建荣来说，并未加重其负担。因此，对周建荣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对中达公司要求王曙耀、周建荣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周建荣认为案涉借款涉嫌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的意见，因缺乏足够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杭州神龙川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市临安区中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900000元，并支付利息1128300元（暂计至2019年7月12日，此后利息以89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杭州市临安区中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对杭州博达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质押的股权【质权登记编号：（杭）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0521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判决第一条确定的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王曙耀、周建荣对判决第一条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杭州市临安区中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杭州神龙川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博达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曙耀、周建荣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25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88255元，由杭州市临安区中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85元，杭州神龙川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博达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曙耀、周建荣共同负担8697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周建荣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8）浙0105民初5095号案件的证据目录、借款借据，证明在中达管业公司收购的债权中，众联公司实际是将出借款项交付给百海化工公司；2.杭州博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3.杭州博达防水剂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4.杭州百海化工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据2—4共同证明博达公司的股东系王曙耀和王璐，王曙耀与王璐系父女关系；杭州博达防水剂有限公司的股东系博达公司和王曙耀，胡永胜担任法定代表人；杭州百海化工公司的股东系胡永胜和王璐；杭州百海化工公司与博达公司、杭州博达防水剂有限公司、神龙川公司均是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曙耀。 中达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借款人通过指定账户要求出借人交付借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中达管业公司受让的债权也合法有效；对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杭州百海化工公司与博达公司、杭州博达防水剂有限公司、神龙川公司均是关联公司，但是每家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且法律并不禁止关联公司之间相互担保。 本院对周建荣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确认，本案借款的真实用途各方均无异议，至于中达管业公司受让所得的1000万元债权的实际借款人是谁与本案并无关联。 本院二审期间，中达公司、神龙川公司、博达公司、王曙耀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神龙川公司向中达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由王曙耀、周建荣为神龙川公司的1000万元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由博达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事实清楚，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成立。周建荣上诉主张对案涉借款实际用途直至庭前调解时才知晓。经查，从周建荣与中达管业公司委托代理律师周苏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周建荣至少在微信聊天当时即2018年5月17日对于本案贷款的实际用途已知情，案涉借款的股权质押事宜亦是在其督促下取得进展，而本案的最高额保证、抵押及借款事宜均在此之后发生，周建荣在2019年代为偿还部分本金的行为也可印证其对案涉借款用途的知情程度，周建荣二审中亦认可在此微信中周苏临向其解释了本案借款与中达管业公司诉讼的关系；况且，周建荣是以向中达公司出具保证函的方式表示愿意为神龙川公司一定期间内1000万元融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该保证函并未明确融资债权的用途。因此周建荣以其对案涉借款实际用途不知情为由主张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与查明事实不符，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周建荣上诉还认为本案债权另有股权质押，中达公司应当先以质押的股权实现债权，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股权质押并非债务人提供，虽然神龙川公司与提供股权质押的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王曙耀，但两公司系各自独立的主体，而且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债权人可以同时要求保证人和物的担保承担担保责任，从周建荣提供的保证函可知其对该份最高额质押合同之约定系知情，另外本案借款合同并未约定债权人对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的债权实现方式，因此中达公司作为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周建荣此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另，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综上，周建荣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970元，由上诉人周建荣负担（周建荣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