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27民初3925号 原告：遵义市博扬贸易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遵义市南部新区遵南大道黔北国际汽车城商用车市场10号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15872698418（1-1）。 法定代表人：谭棣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田维强、李俊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俊龙，系公司员工。 被告：朱曼，女，198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 第三人：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贺兰道444号恒盛广场4号楼13-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340876471C。 法定代表人：姜东，董事。 原告遵义市博扬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博扬公司”）与被告朱曼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黔0527民初3058号民事判决，遵义博扬公司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9）黔05民终1317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职权追加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恒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遵义博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维强、李俊龙，被告朱曼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天津恒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遵义博扬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偿款43,479.22元，并从2018年3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代偿款支付完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付因其违约后原告上门催收4次产生的费用4,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1日，原告与天津恒通公司签订《代理合作协议》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原告为天津恒通公司的代理商，促成天津恒通公司与被告形成融资租赁关系，同时原告也在每笔业务中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年10月31日，被告与天津恒通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和《汽车抵押合同》，约定被告以售后承租方式承租大众ＰＯＬＯ2011款1.4Ｌ自动致尚版型汽车一辆，车牌号为贵Ｆ×××××号，约定每月支付租金1682.01元，租赁期限为签订合同后的次月起算36个月。合同签订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经天津恒通公司及原告多次催促未果。原告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于2018年3月22日承担了保证责任，采用佣金抵扣方式还清了全部余款及利（罚）息共计43479.22元。天津恒通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向原告出具了《担保责任承担申请确认函》，确认原告已替被告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诉至贵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求。 被告朱曼辩称：车辆办理抵押登记贷款也是事实，扣除相关费用后，我实际收到的款项是37,600.00元。车子是签订协议当天开走的，大概是2017年10月31日，当时来开车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是原告公司员工，女生叫祝雨，男生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和我对接的是祝雨，当时他们说，有两种方式，如果只是办理抵押登记的话，贷的款就比较少，如果是把车子办理抵押登记后交给他们的话，贷的款就比较多，以后没有偿还能力的时候，就用车辆抵。办理抵押登记时我和公司的人一起去的，是先抵押登记之后签的协议，当时没有让我提供任何资料。签订合同是事实，但我认为合同是不合法的，与我签合同的是天津恒通公司，祝雨、刁强代表的也是天津恒通公司。只要把车开回来给我，我可以还钱，不开回来，我不会还款，但车开回来的话还要按照市场价格给我租车的市场价。 第三人天津恒通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向本院书面陈述：我公司是2017年3月29日经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批准，经营汽车融资租赁业务。遵义博扬公司系我公司贵州区代理商，双方签订了融资租赁业务代理合同及连带担保合同，促成车辆所有人在我公司用自有车辆进行融资租赁，并在每笔促成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2017年10月31日，朱曼与天津恒通公司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和《汽车抵押合同》，约定朱曼以售后回租方式将大众ＰＯＬＯ2011款贵Ｆ×××××号车在我公司融资41249.00元，每月月租1682.01元，分36个月还清。朱曼在合同签订后第一期开始就违反合同约定未支付租金，我公司及原告多次催促无果，根据连带担保责任约定，原告于2018年1月16日、2月7日两次代朱曼还款两期租金共3364.02元，2018年4月13日原告承担了连带担保责任，以佣金抵扣方式结清了朱曼的剩余融资款40115.21元。我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出具了担保责任承担申请确认函，2018年12月30日，我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并把相应债权转让给原告，现由原告向朱曼追偿。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法律事实： 2017年1月1日，遵义博扬公司与天津恒通公司签订《代理合作协议》及《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遵义博扬公司为天津恒通公司的代理商，负责促成客户即承租人与天津恒通公司形成融资租赁关系，遵义博扬公司对承租人与天津恒通公司就“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下所有承租人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2017年10月31日，经遵义博扬公司促成，朱曼作为承租人（乙方）与出租人（甲方）天津恒通公司签订《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汽车租赁合同》）和《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汽车抵押合同》），约定：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向乙方购买大众汽车一辆（ＰＯＬＯ2011款1.4Ｌ自动致尚版，发动机号：Ａ20151，车架号：ＬＳＶＦＢ26Ｒ9Ｂ2070980），并租给乙方使用。车辆购车款总额47000.00元，融资总额41249.00元，融资首付款9400.00元直接转为融资租赁的首付款，剩余购车款37600.00元则由甲方直接支付到乙方如下账户：开户银行：兴业银行遵义红花岗支行、户名：遵义市博扬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账号：60×××98。乙方向甲方承租并使用该租赁车辆，租赁期限为36个月，乙方按月支付租金1682.01元；甲方在支付乙方租赁车辆的购车款后，即取得该车辆的所有权；本合同融资租赁属于售后回租模式，车辆在回租前后甲方均不占有、使用租赁车辆，甲方按本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车辆购车款之时，即甲方向乙方交付租赁车辆之时。甲方同意在全部应付租金和尾付款、税费、租金利息、银行费用、罚款、利息或延付利息和罚款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所有本合同项下乙方应付款项付清后，租赁车辆所有权转至乙方并且甲方配合办理车辆抵押解除手续。根据《汽车抵押合同》的约定，乙方作为抵押人以主合同下租赁车辆作为抵押物，为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甲方提供担保，抵押物由乙方占管。合同签订当日，约定租赁的车辆被案外人祝雨等人开走。次日，租赁车辆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车辆登记的所有人：朱曼，车号贵Ｆ×××××号，抵押权人：天津恒通公司。2017年11月2日，遵义博扬公司向朱曼账户转账37600.00元。合同签订后，朱曼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遵义博扬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16日、2月7日为朱曼代付两期租金共计3364.02元，后遵义博扬公司向天津恒通公司结清了朱曼欠付租金及剩余未到期租金本金共40115.21元。2018年4月13日，天津恒通公司向遵义博扬公司出具《担保责任承担申请确认函》，就涉案租赁合同对承租人享有的债权以及抵押权全部转让给遵义博扬公司，遵义博扬公司可按照《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约定行使追偿权。 另查明：天津恒通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18日，其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等。案外人祝雨、刁强等系遵义博扬公司设立于毕节工作点的业务中介。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第三人的书面陈述，《汽车租赁合同》、《汽车抵押合同》、《代理合作协议》、《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付款回单1张、机动车登记证书、银行卡转账凭证2张、《担保责任承担申请确认函》、照片4张以及证人郭某1、王某、丁某、郭某2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为凭。 本院认为：一、涉案《汽车租赁合同》的性质及《汽车租赁合同》、《汽车抵押合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汽车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将其自有的车辆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取得车辆的所有权，被告回租占用、使用该车辆，租用车辆在第三人与被告之间不发生现实交付，以第三人向被告支付租赁车辆购车款时即交付租赁车辆，被告付清租赁合同项下的应付款项后，租赁车辆所有权转移至被告。租赁车辆虽不发生实际交付，但车辆的产权于被告和第三人之间进行了转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和第二条：“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之规定，涉案合同为融资租赁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售后回租。被告以其自有车辆与第三人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以实现其融资的目的，同时被告作为抵押人将涉案租赁车辆为《汽车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原告作为保证人对该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汽车租赁合同》、《汽车抵押合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系原、被告及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及第三人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案外人祝雨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涉案租赁合同义务应如何承担。《汽车租赁合同》包括买卖和租赁车辆两个方面的合同内容。被告已按约定将其所有的车辆出卖给第三人，购车款已由原告转账至被告账户。根据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无需转移和交付租赁车辆，租赁车辆的占有、使用均由被告享有，被告只需支付相应的租金，但本案查明的事实，《汽车租赁合同》签订当日，案外人祝雨等人将案涉租赁车辆开走，被告并未实际占用、使用租赁车辆。根据原告的陈述及证人郭某2等证言，就案涉租赁合同申请人的审查、合同的签订等均为原告设立于毕节的工作点业务员交由案外人祝雨等人具体操作，案外人祝雨等人持第三人的合同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并落实租赁车辆的抵押登记等事项，以上均为代表第三人实施合同行为，故合同签订后，案外人祝雨等将租赁车辆开走的行为也应视为第三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第三人承担。本案中被告并未占有、使用租赁车辆，无需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 三、原告是否享有追偿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但是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保证人行使追偿权的条件：（一）保证人已经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二）因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而使主债务消灭；（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须没有过错。一般情况下，保证责任承担与债务人债务免除之间有因果关系，追偿权才能成立，若债务人债务的免除并非保证责任承担的结果，则保证人不享有追偿权。本案中被告并未实际占有、使用租赁车辆，不产生《汽车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债务，故原告作为保证人向第三人履行的担保责任，原告不享有追偿权，其无权要求被告支付代偿款及利息。原告可以不当得利向第三人主张返还。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七百条、第七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遵义市博扬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86.00元，由原告遵义市博扬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顾成奇 人民陪审员  闵青松 人民陪审员  张原月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郭易 书记员余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