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2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B区园区大道40号。法定代表人：沈永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涧，重庆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解小霞，女，1991年9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南川区。上诉人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科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解小霞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22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重庆科马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公司不支付被上诉人解小霞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7,00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重庆科马公司与解小霞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解小霞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重庆科马公司虽在上海市XX路XX号XX天街XX室设立过办事处，但不能证明解小霞在该处上班；微信聊天记录仅能反映解小霞与重庆科马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人进行商务合作事宜的洽谈，不能证明解小霞接受重庆科马公司的管理；至于银行交易明细，其中仅有数笔系重庆科马公司股东向解小霞转账，但这仅系该股东的个人行为，不能证明系重庆科马公司发放解小霞工资，且其余款项均系案外人浙江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XX公司）的财务人员发放；参展证不能直接证明解小霞代表重庆科马公司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且参展证不具有唯一性，故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解小霞与重庆科马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该些证据可以指向解小霞的用人单位为浙江XX公司。一审法院判决重庆科马公司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支付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解小霞辩称：上诉人重庆科马公司在仲裁和一审中均否认该公司在上海市XX路XX号XX天街XX室设立办公地址，在一审法院前往该处调查后才予以承认，一审法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其系重庆科马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在职员工并办理门禁出入卡，其在一审中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均可印证其是重庆科马公司员工该事实。综上，不同意重庆科马公司的上诉请求。解小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重庆科马公司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35,06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8日，解小霞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重庆科马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等。仲裁庭审中，解小霞陈述，其自2018年3月9日正式至重庆科马公司上海营销中心任职，工作地点为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号XX天街XX室；重庆科马公司则否认与解小霞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称其公司未在上述地址设立过办公地址。该会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闵劳人仲（2020）办字第1305号裁决书，对解小霞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解小霞不服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解小霞陈述，1.其于2018年3月初至重庆科马公司应聘，经该公司股东徐某面试后被录用为该公司驻上海外贸经理，双方约定其月薪由基本工资9,500元加提成组成，当月，其正式至重庆科马公司位于上海市XX路XX号XX天街XX室的上海营销中心工作，楼下的楼层公司分布铭牌亦标明了该处为重庆科马公司上海营销中心；2.其具体工作为开发海外客户、代表公司参加展会、接待并带领海外客户参观工厂等，由资深外贸经理石某对其进行管理，重庆科马公司不对其进行考勤，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缺勤也不扣工资；3.重庆科马公司每月通过关联公司浙江XX公司财务沈某2及王某的个人账户转账发放其上月工资，基本工资分两次各发放7,000元及2,500元，提成则按季度通过王某或重庆科马公司股东徐某的个人账户发放，无工资条；4.其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间在重庆科马公司住所地工作，后又回到上海，但工资发放周期及方式均未发生过变化；5.其在重庆科马公司最后工作至2019年7月31日，次日其通过微信方式向该公司销售总监蒋某提出离职，以电话方式向徐某提出了离职，理由为重庆科马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证明其主张，解小霞提交如下证据：1.广交会参展证（提交原件供核）、广交会展位管理规定、“科马广交会”微信群聊天记录、科马外贸业务微信群聊天记录，其中参展证显示解小霞所属公司为“重庆ChongQing320I221”，解小霞称其于2018年4月及10月、2019年均代表重庆科马公司参加了广交会，而广交会规定展位负责人必须为参展企业正式员工，以此证明其与重庆科马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解小霞分别与“科马动力徐某”（微信号为XX，绑定电话号码为1515768XXXX）、“重庆科马沈永江”（微信号为XX，绑定电话号码为00861370515XXXX)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接受重庆科马公司股东徐某及法定代表人沈永江的工作安排，为重庆科马公司提供劳动；3.“重庆科马外贸技术群”聊天记录及其中发送的销售汇总表等一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为重庆科马公司提供劳动，以及于2020年6月15日被移出群聊的事实，其中“重庆科马外贸技术群”中显示有成员“浙江科马-沈某1”（微信号为XX）；4.2019年1月15日的“科马动力”车辆出门单、解小霞与“杨某-科马”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于当日作为部门主管签字派车至涪陵送货；5.银行交易明细一组，显示，2018年4月14日，王某向解小霞转账9,500元，同年5月，王某向解小霞转账7,000元，沈某2向解小霞转账2,500元，此后，解小霞账户按月收到7,000元及2,500元两笔金额固定的款项，汇出方分别为王某、徐某及沈某2，最后一次固定金额的7,000元及2,500元由王某及沈某2于2019年8月30日分别汇入；除上述固定款项外，王某及徐某还不定期向解小霞账户汇入金额不固定的款项，解小霞称此为重庆科马公司支付的报销款及2019年度起计发的提成，最后一次不固定金额为徐某于2019年11月23日汇入的16,882元。解小霞对上述所有微信聊天记录均进行了当庭演示，另演示过程显示，“科马广交会”微信群成员中包括微信号为XX的“科马动力徐某”。重庆科马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中参展证真实性认可，但无法确认是否重庆科马公司证件，确认XX为其公司股东徐某的微信号，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亦予以认可，但认为微信中标注的“科马动力”指的是浙江XX公司而非重庆科马公司，故即使有劳动关系，解小霞的劳动关系相对方也是浙江XX公司；对证据中的微信群聊天记录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无法证明系重庆科马公司的微信工作群，对于其中号码为XX的“重庆科马沈永江”的微信号是否为重庆科马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永江所有需要庭后核实，而即使该微信号为沈永江所有，亦不能证明解小霞系为重庆科马公司工作，可能系解小霞与沈永江之间的个人行为；对证据4中出门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解小霞与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王某及沈某2并非重庆科马公司员工，而徐某向解小霞转账的行为并不代表重庆科马公司，不能证明解小霞与重庆科马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重庆科马公司另称，其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位于长宁区中山西路某号，至于解小霞所述申滨南路地址是否设有营销中心需核实。一审第二次庭审中，重庆科马公司表示，经核实，其公司确认解小霞提交的微信记录中“重庆科马沈永江”、“浙江科马-沈某1”之微信确实为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永江及股东沈某1所有，但称沈永江与解小霞的微信聊天属于个人往来，而沈某1代表的是浙江XX公司，虽然重庆科马公司与浙江XX公司为有相同股东的关联公司，但各自作为独立法人承担责任，沈某1代表的并非重庆科马公司；解小霞提交的广交会参展证中编号是根据参展人数编排的，编码并不代表其公司；重庆科马公司确实在XX路XX号XX天街XX室设立过办事处，但解小霞从未在该地点上过班，重庆科马公司与解小霞之间无任何关系。一审中，应解小霞之申请，一审法院至XX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调查，并调取到XX路XX号XX天街XX室的租赁合同及解小霞在该物业公司办理门禁卡的登记记录。租赁合同显示，重庆科马公司与该房屋业主签订有期限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2020年4月14日止的租赁合同，并附有重庆科马公司营业执照及银行开户许可证等材料；办卡登记记录显示，解小霞作为龙湖虹桥天街D栋711用户的在职员工，在该物业公司办理了门禁出入卡，编号为4801。解小霞与重庆科马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重庆科马公司称办卡记录只能证明解小霞办理了登记卡，不代表解小霞系重庆科马公司员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应从用人单位是否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者实际上是否接受了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指令等综合因素予以判断。本案中，重庆科马公司签订期限为2017年4月15日起至2020年4月14日止的租赁合同，租赁使用涉争的XX路XX号XX天街XX室，而解小霞作为使用该房屋的公司在职员工办理了出入门禁卡；重庆科马公司股东徐某向解小霞下达工作指令，并向解小霞转账汇入相应款项，上述事实可以相互印证，证明解小霞为重庆科马公司提供劳动，重庆科马公司支付解小霞劳动报酬的事实。而重庆科马公司虽称徐某向解小霞转账之行为不代表其公司，且徐某的微信名称所指应为浙江XX公司，故认为解小霞的劳动关系相对方应系浙江XX公司，然，重庆科马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徐某向解小霞汇款有其他事由或浙江XX公司与解小霞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之事实，对重庆科马公司该抗辩意见难以采纳。至于工作年限，解小霞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王某于2018年4月14日向解小霞账户汇入9,500元，此后王某、徐某及沈某2之账户交替向解小霞账户按照每月固定汇入7,000元及2,500元，总额9,500元之规律汇入款项，重庆科马公司虽辩称王某及沈某2非其公司员工，否认此系其公司向解小霞发放的工资，然，工资发放方式由用人单位掌握，与前述同理，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之前提下，采信解小霞之主张，确认上述为重庆科马公司发放解小霞的工资。根据此发放时间及金额，确认解小霞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1日，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7月31日终结。关于解小霞要求重庆科马公司支付其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之诉请，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重庆科马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公司与解小霞签订过劳动合同或已履行诚实磋商义务，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与前述同理，解小霞于2018年3月1日入职，2019年2月28日工作满一年，对解小霞要求重庆科马公司支付其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之诉请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解小霞要求重庆科马公司支付其2019年3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判决：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解小霞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7,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解小霞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重庆科马公司陈述，其公司与案外人浙江XX公司系关联企业，即使有劳动关系，被上诉人解小霞也是与浙江XX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审中，1.重庆科马公司表示，其公司与浙江XX公司存在股东交叉。本院询问“既然重庆科马公司认为解小霞是浙江XX公司的员工，且两公司系关联公司，为什么不让浙江XX公司出庭说明情况”之问题，重庆科马公司表示其公司未主动追加，也未就此询问浙江XX公司。对于重庆科马公司主张解小霞是浙江XX公司的员工，该公司表示“没有证据”。2.重庆科马公司表示，对于一审判决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之期间和数额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重庆科马公司与被上诉人解小霞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归咎。在案证据显示，重庆科马公司在本市相关地点租赁了办公场地，解小霞作为重庆科马公司在职员工在该场地办理了门禁出入卡，可以印证解小霞所称在重庆科马公司办公地址工作之事实。解小霞于一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销售汇总表等可以证明其工作内容以及接受重庆科马公司股东工作指令之事实。解小霞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反映重庆科马公司股东徐某等人支付解小霞每月工资，虽解小霞称工资汇出方的其中二人沈某2、王某系浙江XX公司的员工，重庆科马公司据此称解小霞与浙江XX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一则工资支付方式由用人单位掌握，二则据重庆科马公司自认，其公司与浙江XX公司系股东交叉的关联公司，故在重庆科马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解小霞与浙江XX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也未申请浙江XX公司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对重庆科马公司所称解小霞的用人单位系浙江XX公司之主张不予采纳。解小霞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彼此印证，可以证明解小霞与重庆科马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重庆科马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公司与解小霞签订劳动合同或履行过诚信磋商义务，应当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重庆科马公司对于一审判决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之期间和数额均不持异议，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重庆科马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难以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佳审判员  顾颖审判员  宋贇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