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1）闽01行赔终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平，男，196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涌、陈燕云，福建丛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晋安区城市管理局（福州市晋安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长乐北路156号。 法定代表人熊辉，局长。 上诉人王国平因诉被上诉人福州市晋安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晋安城市管理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3行赔初1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审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对原告王国平因与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行政强制措施一案作出（2019）闽0103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对车牌号为闽ＡＺ××××小型货运汽车实施超期查封、扣押的行为违法。该行政判决作出后，双方均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经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闽01行终44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前述判决于2020年1月16日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3月21日，原告王国平通过ＥＭＳ邮政快递方式向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据该《行政赔偿申请书》记载，原告王国平请求被告赔偿其因违法扣押案涉厢式货车造成的运输收入损失164045元。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收悉该行政赔偿申请后，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榕晋执综复［2020］2号《关于对王国平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该《答复》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已将车牌号为闽ＡＺ××××的小型货运汽车归还给行然物流公司。对于原告王国平提出的驾驶员误工费、劳务费等赔偿要求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另，根据规定，如车辆因超期扣押导致车身损失申请赔偿的，需提供相关车身损失的评估报告，原告王国平未提交任何评估材料给被告。综上，被告已将车牌号为闽ＡＺ××××的小型货运汽车归还给福州行然物流有限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原告王国平收悉该《答复》后不服，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本案中，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对车牌号为闽ＡＺ××××小型货运汽车实施超期查封、扣押的行为，已被生效的（2019）闽01行终446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应当对其违法扣押该车辆给王国平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经原审法院于庭审中向原告确认，原告王国平主张的赔偿项目主要有以下二项，其一为工资损失计93740元；其二为车主损失，计70305元，包括原告向福州行然物流有限公司缴纳的管理费、车辆折旧费、保险费。 第一，关于工资损失部分，原告王国平主张其于案涉车辆被违法扣押期间仍向两位交通运输从业人员支付工资，依福建省2018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表计算，其支付的工资金额约为93740元。对原告的此项主张，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王国平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无法证明其曾雇佣二人从事案涉车辆的交通运输工作，亦无法证明原告已实际支付了其主张的工资，故原告王国平主张的工资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原告就此要求被告进行赔偿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车主损失部分，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于对案涉车辆的超期扣押行为，致使案涉车辆于超期扣押期间无法正常营运，进而使原告王国平于车辆被违法扣押期间无法依其与福州行然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委托服务合同》获得经营收益。原告王国平的该项经营收益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又因各方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原告王国平于案涉车辆被超期扣押期间可获取的经营收益数额，且该经营收益数额无法鉴定，故原审法院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酌定原告王国平本可获取的经营收益数额为18000元，原告王国平因案涉超期扣押行为违法丧失获取该经营收益，故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应对此进行赔偿。另，对原告王国平关于被告应对折旧费及其交纳的保险费、管理费等费用进行赔偿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车辆折旧费、保险费、管理费等费用均属案涉车辆正常运营时必然发生的费用，故前述费用不能与原告王国平因车辆超期扣押造成的经营损失同时进行赔偿，故对原告王国平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本案中，经原审法院向原告王国平确认，其陈述行然公司取回案涉被扣押车辆时，未发现车辆损失，故应认定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的超期扣押行为未造成案涉车辆损坏，原告王国平提出的赔偿申请中亦不涉及该部分损失赔偿，故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无需对此进行赔偿。 综上三点，被告晋安城市管理局对车牌号为闽ＡＺ××××小型货运汽车实施超期查封、扣押行为违法，造成原告王国平损失收益损失共计18000元，依法应予赔偿。原告王国平关于被告应对其工资损失、车辆折旧费、保险费、管理费等费用进行赔偿的主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故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判决：一、被告福州市晋安区城市管理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国平18000元。二、驳回原告王国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国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上诉人存在经营收益损失且属于“直接损失”正确，但仅酌定赔偿18000元畸低。一、根据《2018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收入为86529元/年，可知从事交通运输业人员平均工资收入为86529元/年，即交通运输业人员的月工资至少为7210.75元，原审在认定上诉人存在经营损失并认为该损失已包含车辆折旧费、保险费、管理费损失，却仅酌定赔偿月均2800元，可是公民个体购置运输车辆乃谋生用途，如每个月经营收入未扣除折旧等成本在内只有2800元毛利，还不如打一份小工，何须自己购车，上诉人参照交通人员平均工资收入的3.5倍估算经营毛收入损失即为此意，原审酌定的数额并不符合生活经验法则，明显畸低。二、根据机动车行驶证可知诉争车辆报废年限为15年，而该车购买时23万元，保险费每年需缴纳12000元左右，又根据《车辆委托服务合同》该车管理费每月50元，由此可推算诉争车被违法扣押期间即6个月15天的正常运营时必然发生的车辆折旧费，保险费、管理费等费用至少15004元。原审酌定的18000元扣除该费用后上诉人净收入2996元，月均460多元，亦表明18000元的酌定赔偿数额完全脱离生活生产实际。三、基于现在案例公开制度，显失公平的行政赔偿数额亦会引起不良类案效应，亦可能使个别行政违法人员误以为违法成本较低而继续藐视国家法律与公民基本权利，从而削弱司法裁判教育引导作用。综上，请求加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146045元。 被上诉人晋安城市管理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相关证据均经原审开庭质证，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生效的（2019）闽01行终446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被上诉人晋安城市管理局对闽ＡＺ××××小型货运汽车实施超期查封、扣押的行为违法，并已认定上诉人王国平系案涉小型货运汽车的实际所有权人。故上诉人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就被上诉人晋安城市管理局涉案违法行政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请求赔偿。经上诉人原审庭审确认，其请求判令赔偿的164045元，主要包含工资损失及车主损失，其中车主损失包括了上诉人向福州行然物流有限公司缴纳的管理费、车辆折旧费、保险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赔偿方式包括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及支付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上诉人被扣押的车辆已经返还，且不存在车辆损坏或灭失的情况，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无需对此进行赔偿，并无不当。本案属于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赔偿，不涉及人身权，同时，我国国家赔偿制度对造成财产权其他损害的赔偿仅限于直接损失，不涉及可得利益损失。因此上诉人主张的“工资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原审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案涉小型货运汽车属于运营车辆，被上诉人的超期扣押行为客观上造成了车辆在被扣押期间停止运营的后果，但上诉人所主张的管理费、车辆折旧费、保险费等属于车辆运营过程中的必要性支出，可认定为直接损失，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本案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行政行为对其造成的具体损失数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上诉人的损失确实存在，仅是客观上无法确定具体数额，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原审法院酌定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18000元的结论，本院予以认可。原审判决酌定赔偿的虽为经营收益，但金额已不低于上诉人主张的必要性支出的损失。上诉人主张的其他可得利益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结论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小倩 审 判 员 郑 鋆 审 判 员 张厚磊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吴晓燕 书 记 员 柯成恩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一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