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2民终9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建丽，女，196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桐，女，1988年10月5日出生，现住唐山市路北区，系杜建丽之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亮，河北唐正（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淑丽，女，1971年7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亚文，河北渡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建丽因与被上诉人孙淑丽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2020）冀0207民初2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建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桐、赵海亮、被上诉人孙淑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亚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建丽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2020）冀0207民初2690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停止对上诉人权利的侵害，限期腾空并搬出杜建丽所有的房屋”；二、判令由被上诉人孙淑丽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事实错误，关键证人的证言与其他证人证言明显矛盾，一审法院对矛盾的证人证言选择性认定。被上诉人并非是在上诉人处购买的涉案房屋，而是基于已故的吴福泽与被上诉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被上诉人承认不当正男女关系），吴福泽是将该房屋借与或者是承诺赠与给被上诉人的。如果像被上诉人所称是其购买所得，被上诉人却没有签订任何房屋买卖合同，亦没有任何房款收据，甚至被上诉人20多年没有要求过户，这及其不符合常理。并且一审法院仅凭一份与其他证人相某的证人证言就认定了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存在枉法裁判之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吴敏泽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唯一的证据就是证人。2、河北唐正律师事务所文案吴某的证人证言，而吴某的证人证言存在与其他证人证言明显矛盾之处（证人证言内容见一审判决书第5页）。吴某说：“1996年11月的一天晚上，孙淑丽去我家，吴福泽和她姐姐吴敏泽也去了我家，孙淑丽拿出47000元给了吴敏泽”。而证人3樊某作证称：“孙淑丽从1994年在那居住到现在，她是2排7号。”。证人2吴某说孙淑丽于1996年11月购买的房屋，而证人3樊某作证称孙淑丽在1994年就开始在该房屋居住，故孙淑丽所称的该房屋是其在1996年购买所得明显不是事实，而是由于吴福泽与其不正当关系，吴福泽借与其使用或答应赠与她的，否则她又怎么会自1994年就开始在该房屋居住。证人2的证人证言与证人3的证人证言明显矛盾，一审法院又是如何如此驾定证人2吴某的证人证言真实明，证人吴某作证的事实发生在距今24年前，吴某能够清断的记得该事情发生在1996年的11月份，并且能够清断的记得是给了47000元，上诉人认为这几平不可能发生，吴某能够清楚的表达出1996年11月和47000元这些数字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被上诉人在开庭前与证人提某。吴某的其他证人证言还存在其他种种问题，具体如下：1、“我没有给她们买卖房屋当介绍人，孙淑丽具体买房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试问既然证人吴某没有给他们买卖房屋当证人证言，也不清楚，他们三个人又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去证人家进行房屋买卖。2、“我记得吴福泽没有交房款，都是经过杨风庆交的钱”。该证人证言明显虚假陈述，因为杨风庆于1993年去世，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1994年，交款时间应当晚于签订合同时间。杨风庆在1993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又怎么可能在1994年交款。3、“吴福泽没有资格购买，他只是材料员。我当时担任工会主席，主要管理买材料。”吴某说自己当时是工会主席，主要管理买材料。首先，被上诉人孙淑丽在答辩中称，吴某是公司的副经理，并非是工会主席。吴某又说自己是工会主席，但也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一审法院没有任何依据认定其身份就是工会主席，判决书中还强调其工会主席的特殊身份。其次，吴某明确表示其工作是管理买材料，不是当时负责涉案房屋买卖工作，吴某又怎么对被上诉人买卖房屋的事情一清二楚，甚至无缘无故去他们家进行交易。4、吴某说：“队长以上的可以购买，办公室主任、科长都可以购买，最后放宽了，谁想购买了找经理审批”因为政策放宽了，所以谁想购买经批准后就可以购买，所以吴福泽也有可以购买的可能。二、被上诉人孙淑丽一审向法庭作虚假陈述，其与吴福泽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其称涉案房屋是花费47000元购买亦是虚假陈述。1、孙淑丽在一审开庭时明确表示与吴福泽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但孙淑丽在开庭后找到上诉人称，当时与吴福泽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甚至孙淑丽称其女儿是吴福泽的女儿，还称吴福泽承诺不会亏待孙淑丽。由此可见，涉案房屋不是孙淑丽购买，而是吴福泽给予其使用或承诺赠与孙淑丽的。2、被上诉人孙淑丽所说的购房款前后矛盾。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确写明，1994年购买该房屋时价格是56272元，孙淑丽主张其购房时花费47000元，价格相差9272元，接近总房款的百分之二十。如果现在该房产的价值是100万，那百分之二十就是20万元。孙淑丽与杨风庆、吴敏泽非亲非故，杨风庆、吴敏泽没有给其优惠总房款的百分之二十的理由，这非常不合常理。孙淑丽在与前夫的信件中提到该房屋的价款是65000元。孙淑丽主张的购房款47000元，房屋买卖合同中的56272元，与其信中提到的65000元均不相符，孙淑丽明显在进行虚假陈述，该房屋根本就不是其购买所得。3、被上诉人孙淑丽对购买2排7号和3排2号房屋可能存在虚假陈述，孙淑丽称其购买的是3排2号，但现在更名为2排7号，但孙淑丽没有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去调查也没能查清该问题。孙淑丽和证人都某的是两套房屋，另外一套房屋可能就是3排2号，该房屋没有进行过更名，孙淑丽购买的是这套房屋，而2排7号是吴福泽的房子，吴福泽当时承诺赠与给孙淑丽的。三、被上诉人孙淑丽没有房屋买卖合同，没有房款收据，其至没有要求过户、极不符合购买房屋的常理。孙淑丽与吴福泽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吴福泽曾称不会亏待孙淑丽，故吴福泽将房本等材料交给了孙淑丽。孙淑丽手中有房本，不代表该房屋是其购买所得。孙淑丽一再强调是其前夫出资购买，如果该房屋是孙淑丽的前夫出钱购买所得，那更不可能不写房屋买卖合同，甚至连收据都没有。并且孙淑丽与其前夫离婚时不可能就房屋的归属不做出约定，这是他们当时唯一房产，并且是最大额的财产，离婚时不对该财产进行分割，这明显不合常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所做判决不仅明显不公而且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庭审中，上诉人杜建丽补充上诉意见：一、上诉人杜建丽既是本案涉案房产的共有人，又是房产的继承人，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孙淑丽搬出该房屋。案涉房屋购买于1994年，而上诉人杜建丽与吴福泽于1986年登记结婚，虽然登记在吴福泽一人名下，但该房屋应当为夫妻共同财产，属于杜建丽与吴福泽共同共有。现吴福泽已经去世，杜建丽作为共有人和继承人，有对该房屋行使占有、适用、处分的权利。二、一审法院审理存在重大程序问题，本案不应在被上诉人孙淑丽未确权的情况就判决孙淑丽享受对案涉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并且一审未追加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本案程序严重违法。案涉房屋登记在吴福泽名下，被上诉人孙淑丽主张的是该房屋的原所有权人是杨风庆，后房屋的所有权人是被上诉人孙淑丽。一审法院首先应当查明该房屋是否为吴福泽顶名购买，其次应当查明该房屋是否为孙淑丽出资在杨风庆处购买。而查明上述事实并非本案的审理内容，应当在房屋确权纠纷中解决。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该房屋是否为吴福泽顶名购买的情况下，就直接认定了孙淑丽对房屋的占有、使用的权利，而占有使用是基于确认所有权的前提下，相当于直接在本案中审理了确权纠纷。本案直接认定了该事实导致上诉人丧失了另行进行房屋确权的权利，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权利。即便一审法院有权在本案中审理房屋确权纠纷的内容，但在审理过程中并未追加杨风庆的继承人作为本案的诉讼参加人。由于需要查明该房屋的原所有权人是否为杨风庆，故杨风庆的继承人必然应当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以保证其正当权益。而本案在未追加杨风庆继承人的情况下就认定该房屋是由孙淑丽购买所得，一审存在严重的程序违反问题。 被上诉人孙淑丽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孙淑丽与杨风庆继承人之间存在二手房买卖合同关系,认定事实正确。1、杜建丽主张吴福泽与孙淑丽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吴福泽是将案涉房屋借与或是赠与孙淑丽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孙淑丽购买案涉房屋就是为了结婚,当时孙淑丽有未婚夫,一审提交的孙淑丽与未婚夫的书信可以证实孙淑丽与未婚夫协商购买房屋事宜。2、证人樊某的证言与吴某的证言虽然对孙淑丽自何时在案涉房屋居住存在不一致陈述,但均能证明一个事实,就是当时吴福泽没有购房资格,杨风庆有资格购买,吴福泽是替杨风庆顶名买房。对于时间,因为房屋买卖过程发生在吴某家中,吴某是亲身经历者，因此其证言更具可信度。吴某证明吴福泽没有交房款都是杨凤庆交的也是事实,因为当时单位建房并没有充足的资金,都是购房人先交款再建房。案涉房屋是在93年开始筹建,在93年以前就已经交款了，那时杨凤庆并未去世,房地产买卖契约是94年补签的。一审判决认定孙淑丽与杨风庆继承人之间存在二手房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只因证人吴某的证言,而是综合孙淑丽手中持有案涉房屋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唐山市城镇私有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孙淑丽长期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因购房派出所准予迁入户口的事实、孙淑丽离婚诉讼中向前夫家借款买房的事实等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的。杜建丽在上诉状中的表述是对一审判决书的断章取义，孙淑丽从未做虚假陈述,相反向法庭做虚假陈述的是杜建丽,案涉房屋是孙淑丽出资47000元购买。1、在2020年9月22日的庭审笔录（卷158页）中,法官问杜建丽:“杜建丽是什么时间知道吴福泽把房屋借给孙淑丽的？杜建丽答:是福泽去世后知道的”。在2020年11月11日的询问笔录（卷184页）中,杜建丽称:“吴福泽跟我说过他要买案涉房屋的事,交房款、办房本、交房的事我都不清楚,房子下来后我知道吴福泽借给孙淑丽使用了,我跟吴福泽关系一般,他在外面和其他人的事都不是很清楚。”杜建丽面对法官的询问,两次陈述完全不一致。杜建丽在2020年9月22日的庭审中（卷159页）陈述:“根据当时情况应该是吴福泽个人经办的购买房屋,杜建丽没有参与购买房屋这个事”,如果说杜建丽没有参与买房,对交房也不清楚,那吴福泽去世后,杜建丽又是从何处得知吴福泽把房子借给孙淑丽的呢？显然杜建丽说是在吴福泽去世后知道的这种说法禁不住推敲。那么房子下来后杜建丽就知道吴福泽将房子借给孙淑丽使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杜建丽不闻不问,甚至房本丢失都不曾挂失,这显然不符常理。事实上是,房本是吴敏泽公司领走的,且房本一直由吴敏泽保管,孙淑丽买房时,也是吴敏泽将房本交付给孙淑丽的。2、对于房屋价款,孙淑丽购买的是二手房,其从杨凤庆继承人手中购买,价格只要双方协商一致即可。杨风庆的继承人之所以给孙淑丽优惠,一是因为孙淑丽与杨风庆系多年的同事关系,杨风庆是孙淑丽的领导,杨风庆的妻子吴敏泽与孙淑丽关系也要好,房价要比卖给别人优惠;二是因为当时孙淑丽要结婚,杨风庆继承人给孙淑丽优惠也算是给孙淑丽结婚随份子了。47000元的房价就是如此而来。3、杜建丽在2020年11月11日的询问笔录（卷182页）中曾确认房地产买卖契约中的地址与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的房屋地址实际为一个地址,即为建工楼2排7号。孙淑丽购买的就是建工楼2排7号,案涉房屋上有门牌号显示,孙淑丽也一直居住在此。二审期间,孙淑丽又到相关部门开具了证明,据以证实现建工楼3排2号更名为2排7号。三、孙淑丽虽然没有书面房屋买卖合同,没有房款收据,但不能否认房屋买卖关系存在。因为孙淑丽与吴敏泽的关系要好,又有证人在场,所以并未签署书面买卖合同和收据,孙淑丽拿到了房地产买卖契约和房产证原件,又实际占有、使用房屋,就认为取得了房屋所有权。孙淑丽离婚时实际对房产进行了分割,孙淑丽抚养婚生女,孙淑丽前夫应当支付抚养费。案涉房屋归孙淑丽所有,孙淑丽应当支付前夫房屋折价款,孙淑丽就是用房屋折价款抵顶了前夫的抚养费。综上,杜建丽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合议庭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杜建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孙淑丽停止对杜建丽权利的侵害，限期腾空并搬出杜建丽所有的房屋；2.由孙淑丽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福泽与杜建丽1986年登记结婚。1994年8月25日坐落于唐山市丰南区东建筑面积为147.2平米的房屋登记在吴福泽名下，房屋登记档案中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买卖双方分别为“卖方唐山渤丰建安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买方吴福泽”，契约编号为（丰胥）房买卖契字××号，签订时间为1994年。该房屋产权证号登记为020600096，该房屋现在名称为唐山市丰南区欣荣街建工楼2排7号，孙淑丽自2000年之前即在该房居住，孙淑丽持有该房屋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原件和《唐山市城镇私有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吴福泽2017年1月4日死亡，就前述房屋继承问题，原告杜建丽向河北省唐山市康华公证处申请公证，该处做出（2019）冀唐康证民字第544号公证书，载明上述房屋系吴福泽与杜建丽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吴福泽去世时法定继承人有原告杜建丽、儿子吴国松、长女吴冰、次女吴桐，无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吴国松、吴冰、吴桐均放弃对吴福泽上述房产份额的继承，该房屋中吴福泽享有的份额均由杜建丽继承。 一审法院认为，（一）、借名购买关系及二手买卖关系是否成立：虽然孙淑丽并未能提供杨风庆与吴福泽签订的借名购房协议或者事后一致认可借名行为的文件，但通过孙淑丽持有案涉房屋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和《唐山市城镇私有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孙淑丽长期居住的事实，以及证人2吴某工会主席的特殊身份，综合全案证据，能够认定杨风庆与吴福泽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也能认定杨风庆继承人与孙淑丽之间二手房买卖关系成立并交付房款47000元的事实。（二）、杨风庆或其继承人是否取得房屋所有权及孙淑丽是否享有占有的权利：借名购房在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能够直接产生房屋所有权归属于借名人的效果，在不涉及吴福泽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应当认定杨风庆或其继承人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吴福泽、杜建丽不享有所有权。由此，杨风庆继承人将所继承的房屋卖给孙淑丽则为有权处分，孙淑丽支付了购房款后，虽然尚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但不影响其占用、使用的权利。综上，杜建丽不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孙淑丽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杜建丽无权要求孙淑丽搬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杜建丽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短信记录一份，证明孙淑丽承认与吴福泽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证据二，杜建丽与孙淑丽的电话录音一份，证明孙淑丽明确认可从九几年起就与吴福泽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其亲口说其女儿是与吴福泽的非婚生女，吴福泽承诺对其负责，不会愧对孙淑丽和其女儿，给其买房买车。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对两份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该录音资料中孙淑丽所陈述与吴福泽的关系，并不是孙淑丽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录音是在一审开庭之后判决作出之前孙淑丽与杜建丽的电话录音，是孙淑丽为了解决房子问题，试图与杜建丽进行调解所作的陈述，而且在该份录音中孙淑丽自始至终都承认房子是从杨风庆手中购买。无论孙淑丽与吴福泽之间是否存在不正当关系均与本案无关，因为吴福泽并非涉案房产的实际所有人。 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民政局证明一份，证明涉案房产现更名为欣荣街建工楼3排2号更名2排7号。证明上诉人上诉状中称的房产与涉案房产是一处。证据二，丰南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三份、唐山市永昌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证明一份，证明一审出庭作证的证人吴某在1992年至1997年曾任唐山渤丰建安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公司的副经理及工会主席，吴某在一审中作的陈述是真实的。证据三，杨华录像光盘一份及整理文字材料一份，证明涉案房产是杨风庆购买，吴福泽只是替杨风庆顶名，杨风庆去世后其继承人将房屋卖给了孙淑丽。证据四，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明目的同证据三。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中工商局的盖章并非是原件，并且有能力有资质证明工商登记变化及公司名称发生变化主体机关并非是唐山市永昌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对其证明目的也不认可。不能证明证人吴某的证言真实，吴某证言前后不一致，并且与真实情况不符。对证据三，该证据应为证人证言，民诉法规定作出证人证言的证人应出庭，否则该证据不应采信。并且杨华并非孙淑丽所主张的房屋买卖的经手人，杨华并未亲身经历该买卖经过，并且杨华录音的文字版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其首先说了“当时有规定一人只能买一套房，所以我父亲买两套”，并且其办理房本时间与书证不一致，房本登记的时间为1995年，但杨华称是1994年办理的房本。证据四、证人在法庭中明确承认其家庭曾与吴福泽家里发生过矛盾，双方因财产发生矛盾。双方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甚至当时双方还动手，故该证人证言真实性不应采信。该证人证言的陈述与孙淑丽的陈述及证人陈述相某，刚才证人说其父亲在公司承包工程，但孙淑丽以及证人均陈述称杨风庆是公司的经理，而并非承包关系。并且在一审中孙淑丽说吴福泽是公司的材料员，而证人证言明确说吴福泽是采购员。该证人证言并非证人亲身经历，系传来证据，在发生房屋买卖事实的时候证人年纪还小，不可能对该情况有所了解。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及证据二与本案所涉及的排除妨碍纠纷不存在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涉及。本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二因无法核对原件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三及证据四所证实的内容一致，且与其他提交的证据可相互佐证，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其他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孙淑丽提供了与案件相关的补充证据，该补充证据系被上诉人对原提交证据的补充，本院综合现有的证据能证实案外人杨风庆与吴福泽存在借名购买涉案房产事实，后被上诉人购买涉案房产并占有居住至今，可认定为涉案房产的实际购买人。上诉人杜建丽主张被上诉人没有房屋购买合同及收据，因此否定被上诉人的实际购房人身份，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建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杜建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岩 审判员 徐志辉 审判员 杨鹏章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刘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