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8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承四，男，197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来，上海海德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彪，上海海德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翟树华，男，197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上海申之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宁，上海申之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顾承四因与被上诉人翟树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6民初3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顾承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翟树华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顾承四与翟树华均认可双方合伙经营“超市”等，权利义务各50%。一审判决以翟树华不认字，对外合同以顾承四名义签字，就认定应当由顾承四对合伙期间账目进行举证，明显不符合逻辑，也不公平。1.涉案各份租赁合同的签订均是双方共同决定的，由双方共同经营管理。2.翟树华虽不识字，但翟树华提供的证据多处显示翟树华的家人参与了合伙管理，现无证据证明翟树华的家人也不识字，且不能以翟树华不识字而认为其不具有管理能力和计算能力。3.依据一审证据，合伙的账本保存在翟树华的妻子戴某处，翟树华未提供，一审法院也未要求翟树华提供，而顾承四一审中提供了账目（即“总支出”清单），一审法院对此未作评价不当。翟树华不会写字，顾承四也识字不多，双方连起码的协议都没有就进行了合伙经营，故提供不了清楚的账册应属正常。二、一审中没有证据证明合伙所得全部由顾承四收取，一审判决顾承四应向翟树华支付收益无依据。1.翟树华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明显示，仅有不到200万元款项进入了顾承四个人账户，该部分金额远未达到顾承四交付给大房东的租金，其余款项均由双方共同收取，随即分配。双方当事人均参与合伙事务，共同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有多少收益进入顾承四账户，即判令顾承四向翟树华支付收益，明显不当。三、一审判决存在多处与双方证据矛盾之处。1.双方在转租期间对外借高利贷，该事实不仅证明双方经营超市亏损，且证明收取次承租人的押金已经用完。一审法院简单认为翟树华收取和返还的款项均未计入收入，但一审法院没有理解先收取的次承租人押金已填进了合伙经营的欠款中。同时，翟树华提供的承诺书也可印证，2015年4月2日双方经营还拖欠大房东租金九千余元待还，故不可能有盈余。2.一审判决顾承四应支付近40万元款项，明显与翟树华提供的2018年1月24日微信相矛盾。3.翟树华提供的录音能够证明大房东押金2万元没有收回，并约定一起去催要。一审判决却以顾承四未提供证据而判令由顾承四向翟树华支付，明显错误。四、一审法院支持翟树华要求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收益进行分配的主张，无法律依据。1.翟树华并未提出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的诉请。2.一审判决直接对翟树华主张的清算内容予以认定无依据。3.一审判决并未有明确的清算结论，对清算的具体起止时间、合伙收入、对外负债等基本清算结论未作任何表述。4.依据双方陈述和证据，案外人XX宾馆没有按约支付租金，一审判决认为顾承四可依据双方各50%风险负担比例另行与翟树华结算和主张，明显表明合伙财产未进行清算，但却又认定对于翟树华要求就合伙清算、收益进行分配的主张予以支持，显然缺乏逻辑性。五、一审判决存在多处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书第十三页第三至第五行的内容存在逻辑错误。顾承四对外签订的是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间系合伙合同关系，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均认可共同投资、共同经营、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认定顾承四应当承担管理账目的义务并且有将所有对外租金收回的义务，对顾承四不公。2.一审判决书第十三页第五行开始的认定，将第三人对合伙体的债务转变成了顾承四对翟树华的债务，没有法律依据，且不公平。且顾承四无法确定一审法院认定“主张不能时”的标准。3.一审判决在认定对外欠款时以及与翟树华已收到的欠款时，只是依据双方的录音，该录音是翟树华自行提供，无法据此查清所有账目。一审法院认为翟树华提供了收款的银行卡，但顾承四还以微信及现金转存等方式向翟树华支付过款项，该项举证责任在翟树华处。4.翟树华的妻子收取过28万元，双方对此均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忽略了该节事实。5.一审判决认定应收租金的计算方式依据的是翟树华提供的合同复印件，该复印件未经过当庭质证，且四份转租合同均无法提供原件，一审法院以此计算租金，不符合法律规定。6.一审法院计算“河南XX”、“XX馒头”的租金也存在错误，顾承四一审中并未认可该租金事实。7.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中的“合伙款项”指代不明，翟树华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合伙收益，而非合伙款项。一审该项判决违背法律规定。8.次承租人应当支付给承租人的租金由顾承四与翟树华共同收取，现进入到顾承四个人银行账户的款项只有200余万元，一审中顾承四提供了转账凭证，以该转账凭证为准。被上诉人翟树华辩称：一、双方在2011年合伙租赁了案外人A公司的房产用于合伙开超市，当时约定合伙与出资分配都是50%。2013年超市无法继续经营，在超市歇业以后，双方把货物进行了平分。之后双方将房屋出租，由顾承四签订合同，合同也是由顾承四持有。合同中的收款是顾承四的妻子。租金是通过转账方式收取，因此从次承租人处收取租金，翟树华并未参与。至本案起诉之前，翟树华要求顾承四对收益进行分配，但顾承四予以拒绝。翟树华找到次承租人提供合同复印件，一审中顾承四称其所有的合同都遗失了，但对于合同复印件以及诉状中列明的租金标准，顾承四本人均是认可的。对于合同中的收款账号也是明确的，因此一审法院要求顾承四提供账目以及合同，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二、顾承四认为双方既认可权利义务各50%，就等同于合伙事务的执行双方也是50%参与，并无逻辑。本案中，顾承四负责合伙事务的管理及经营，因此顾承四应当提供账本、流水。顾承四认可翟树华妻子、儿子也参与管理，没有依据。三、顾承四曾写过承诺书，便上诉却称其不会写字，明显不一致。翟树华处也没有账本，因翟树华于2019年10月已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故在录音证据中所称的“账本”是代理人根据合同复印件进行计算的内容。顾承四称其所有的账本已经丢失，无事实依据。四、关于账目总支出，这是顾承四代理人帮顾承四临时制作的，内容虚假，翟树华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五、顾承四称其收到的租金是200余万元。在转租合同中明确写明的付款账号，顾承四在一审中拒绝说明其收了多少租金，反而认可租金金额应当由翟树华举证证明。本案中，顾承四是执行事务人，其要求翟树华提供证据，无法律依据。在一审中，翟树华提交了顾承四收款账号的银行流水，用于证明翟树华仅收到顾承四12万元款项，该证据与一审中提交的短信证据可以互相印证。至于顾承四所称通过微信或其他现金存入，在翟树华的银行账户中未予体现。如果顾承四有异议，其有义务进行举证。同时，翟树华本人不识字，一审开庭以前，代理人向法庭进行过说明，翟树华在中国银行中没有相应银行卡，其也没有微信，因此顾承四所称通过微信向翟树华转款以及现金方式转款，均非事实。六、翟树华向一审法院共提起了四项诉讼请求，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因合伙期限已至，故翟树华变更诉讼请求为两项，不存在顾承四所称的超出一审诉讼请求的情形。另外，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的“合伙款项”指的就是合伙收益。综上，不同意顾承四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翟树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顾承四返回翟树华押金20,000元；2.判令顾承四支付翟树华合伙收益427,465.81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翟树华、顾承四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3年10月间合伙经营超市，于2013年11月至2019年11月25日间合伙经营店铺转租，双方按照各50%的比例共同出资、分配盈余和承担债务。2011年9月，合伙体以顾承四名义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承租A公司位于上海市XX路XX号（大产证）、XX路XX-XX号1-2层店铺（小产证），租金为每月40,000元，自第四年开始每年上涨5%，租赁期限为2011年10月25日至2019年11月25日，押金为20,000元。2013年10月，双方结束超市的经营。2013年11月20日，顾承四作为合同甲方，与乙方“厉某”（翟树华提供的复印件无法辨认承租人姓名，庭审中双方均表示不清楚，对应庭审中双方所述上海B有限公司，下简称B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顾承四将XX路XX号及XX路XX-XX号1层出租给乙方使用，租金为每月32,500元，付6押2，从第四年起每年递增5%，租赁期限为2013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25日，合同补充条款备注“从交房次日起算，出租方给承租方免租期15天”。2014年3月1日，顾承四与郭某2（对应庭审中双方所述“XX宾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顾承四将XX路XX号、XX号1-2层第2层出租给郭某2，租金为每年220,000元，付6押2，第三年5%递增，房屋于2014年3月2日交付使用，租赁期限为2014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14日，合同补充条款备注“第1年房租费为贰拾万壹年，从第二年开始为贰拾贰万壹年”，至今XX宾馆仍在该址经营。另顾承四将XX路XX号出租给“河南XX”（翟树华、顾承四均未提交租赁合同），租金为每年60,000元，从第四年起每年递增5%，租赁期限为2013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25日。顾承四将XX路XX号出租给顾承娟经营“XX馒头”（翟树华、顾承四均未提交租赁合同），租金为每年36,000元，从第四年起每年递增5%，租赁期限为2013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25日。2017年3月2日，顾承四向翟树华妻子戴某账户存款20,000元。2017年12月5日，顾承四向戴某转账30,000元。2018年1月22日，顾承四向戴某转账20,000元。2019年2月14日，顾承四向戴某转账50,000元。2019年1月12日，翟树华、顾承四就合伙期间账目进行沟通。其间，翟树华问：“从2014年大房东的钱，你可记得？咱俩从她外甥女那借钱，差大狼他老表的钱，我借2万块钱，去还大狼老表那个利息钱你忘了吗？”顾承四答：“那个我记得”。翟树华说：“从2014年我们超市欠的外债都还清楚了”，顾承四答：“那不可能，我在这开店的时候问隔壁借了5万块钱你不知道？我没和你讲过吗？……”。翟树华问：“我从2014年我母亲病从你这拿了2万，你记不记得”；顾承四答：“我承认”。顾承四问：“2014年来这我们是不是出去借钱？”翟树华答：“是的，来这就差大狼的钱”，顾承四追问“来这我从隔壁借的5万块钱，我没和你讲？”翟树华：“你从隔壁借的多少？”顾承四：“5万”，翟树华：“就5万，其它的都没账了吧？”顾承四：“对，要不就欠房东的”。翟树华：“你借了5万、我借了2万，后来把帐都还清了，你想想是对是错”，顾承四：“不是，是对是错，那我们借大狼的钱我们是走掉了吧？大狼老表的钱”。2019年10月3日，翟树华与顾承四就房租及是否续租事宜进行商谈。翟树华：“你要不想干，那我来操作……我听那个B公司说他后来打了28万，你说这28万怎么回事？”顾承四：“这钱不是嫂子对外收的吗？”翟树华：“不是这28万、就讲少了28万还是什么意思？房租还是什么问题？28万，这不可能28万是房租，28万就是什么时候打的钱？当时我不知道这个钱，这个28万这个钱是从哪出的”，顾承四：“打给房东的……”，翟树华：“我说我不知道这28万”，顾承四：“房租，垫的”，翟树华：“就是说这28万，他这28万什么时候打的钱我都不知道。在哪打的钱，在哪给的钱，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28万我根本就不知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双方结束超市经营时合伙体是否存在对外债务未清偿；第二、顾承四是否应支付翟树华合伙收益。关于争议焦点一，顾承四陈述双方因经营超市尚存60余万元对外债务未结清，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总开支555,920元的清单一份，但就该清单仅提交承诺书、涉及郭某1的借条和收条、朱友明的收条，本院逐一分析如下：承诺书如前所述系针对合伙经营店铺转租期间租金支付时间的承诺，与经营超市阶段债务无关，不能证明超市结束经营前尚欠房租未付；涉及郭某1的借款，根据双方庭审陈述可确定系对应“大狼”借款，翟树华自认包括借款本金3万元、利息2万元，而其中包含的利息2万元，根据双方2019年1月12日谈话录音中翟树华陈述“我借2万块钱，去还大狼老表那个利息钱你忘了吗？”和顾承四答复“那个我记得”的内容，可以确定2万元利息系由翟树华出资，而其后翟树华陈述“我母亲有病从你这拿了2万”，该笔2万元可与前述翟树华出资2万元抵销，故所涉大郎债务总金额为5万元，该笔债务应自合伙收益中予以扣除；关于朱友明借款部分，双方在谈话录音中多次提到“从隔壁借款5万元”，且结合前后谈话可以推断该笔借款亦系因合伙事务借款，翟树华所述系顾承四单独开超市所借款项，无证据予以证明且与顾承四每次提到“向隔壁借款5万”时翟树华均未提出异议相互矛盾，另民间借贷约定一定金额利息亦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根据朱友明出具的收条认定该笔债务涉及本金50,000元、利息7,000元，属于合伙体共同债务。综上，翟树华、顾承四结束超市经营进行店铺转租时存在对外债务107,000元未清偿。顾承四辩称存在的其余债务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虽然双方均未能提交所涉全部租赁合同，但顾承四认可翟树华所述租金、租期的约定，即双方向A公司租赁房产租期已于2019年11月25日届满，合伙体所从事的合伙事项自该日已当然结束，合伙关系在法律上归于消灭，双方应对合伙账目进行清算、了结合伙事务、收取合伙债权、清偿合伙债务、分配剩余资产。同时，鉴于合伙体对外均以顾承四名义签订、履行合同，顾承四应在租赁期限届满后积极就应收债权主张权利、清偿应负债务，且顾承四认可翟树华不怎么识字、合伙期间未曾见过翟树华写字，顾承四有义务就合伙期间账目进行举证，却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仅以记不清楚抗辩，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另顾承四辩称XX宾馆部分租金未支付、大房东押金未退还，却未能举证证明其所述属实且已代表合伙体相应进行催款，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于翟树华要求就合伙体财产清算、收益进行分配的主张应予支持。合伙体自2013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25日经营店铺转租，该时间段内应收取房租包括：1.郭某2即“XX宾馆”应付房租，根据翟树华提交的租赁合同复印件所示，2014年4月15日至2015年4月14日应为200,000元，2015年4月15日至2016年4月14日应为220,000元，2016年4月15日至2017年4月14日应为第二年度基础上涨5%即231,000元，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14日应为第三年度基础上涨5%即242,550元，2018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14日应为第四年度基础上涨5%即254,677.50元，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11月25日应为163,418.06元（年租金为第五年度基础上涨5%即267,411.38元），合计1,311,645.56元；2.“厉某”即“B公司”应付房租，根据翟树华提交的租赁合同复印件所示，2013年11月25日至2014年11月25日应为373,750元（按合同约定免租半个月即16,250元），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24日应为390,000元，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11月24日应为390,000元，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11月24日应为第三年度基础上涨5%即409,500元，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1月24日应为第四年度基础上涨5%即429,975元，2018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24日为第五年度基础上涨5%即451,473.75元，合计2,444,698.75元；3.“河南XX”应付租金，双方均未提交租赁合同，顾承四认可翟树华所述标准，故2013年11月25日至2014年11月24日应为60,000元，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24日应为60,000元，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11月24日应为60,000元，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11月24日应为第三年度基础上涨5%即63,000元，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1月24日应为第四年度基础上涨5%即66,150元，2018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25日应为第五年度基础上涨5%即69,457.50元，合计378,607.50元；4.顾承娟即“XX馒头”应付租金，双方均未提交租赁合同，顾承四认可翟树华所述标准，故2013年11月25日至2014年11月24日应为36,000元，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24日应为36,000元，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11月24日应为36,000元，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11月24日应为第三年度基础上涨5%即37,800元，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1月24日应为第四年度基础上涨5%即39,690元，2018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25日应为第五年度基础上涨5%即41,674.50元，合计227,164.50元。上述应收取房租总计4,362,116.31元。关于合伙经营店铺转租期间应付A公司房租，双方均未提交租赁合同，顾承四认可翟树华所述标准，故2013年11月25日至2014年10月24日租金应为440,000元（2011年10月25日至2014年10月24日月租金标准为40,000元、年租金为480,000元），2014年10月25日至2015年10月24日租金应为第三年度基础上涨5%即504,000元（月租金为42,000元），2015年10月25日至2016年10月24日租金应为第四年度基础上涨5%即529,200元（月租金为44,100元），2016年10月25日至2017年10月24日租金应为第五年度基础上涨5%即555,660元（月租金为46,305元），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10月24日租金应为第六年度基础上涨5%即583,443元（月租金为48,620.25元），2018年10月25日至2019年10月24日租金应为第七年度基础上涨5%即612,615.12元（月租金为51,051.26元），2019年10月25日至2019年11月25日租金应为53,603.82元（月租金第八年基础上涨5%即为53,603.82元），合计3,278,521.97元。应收取房租减去应付大房东房租再减去结束超市经营时尚存对外债务金额，故合伙体结束转租店铺经营后剩余合伙财产金额应为976,594.33元(4362116.30-3278521.97-107,000=976594.33)。根据翟树华、顾承四各50%比例分配，双方当事人各自应分得488,297.16元，翟树华已得120,000元（翟树华母亲生病所拿20,000元已与翟树华出资20,000元归还“大郎”利息相抵销），故顾承四应向翟树华支付合伙盈余368,297.16元。另翟树华要求顾承四返还押金20,000元，因翟树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押金系由翟树华单方出资，故应由双方按照50%比例分配，故顾承四应分配给翟树华的合伙财产还应包含押金10,000元。顾承四辩称因合伙体未能缴纳物业费致大房东拒绝退还押金的意见，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顾承四辩称应退还次承租人押金115,000元、押金应自合伙收益中扣除，因押金系对于次承租人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的保证，即如次承租人无违约行为则租赁合同终止时需退还次承租人，而翟树华在本案中主张合伙收益时并未将次承租人缴纳的押金计入合伙财产范畴，一审法院对顾承四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另顾承四辩称转租店铺系由原顾承四共同经营、翟树华方亦曾参与收取租金，一审法院认为，无论翟树华是否曾参与收取租金，均不能否定租赁合同均以顾承四名义签订的事实，从租赁合同相对性角度而言，主体均为顾承四，顾承四均有义务就合伙体账目进行举证，现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如顾承四依法向合伙体债务人主张权利后不能获得实际清偿的部分债权或合伙体依法对外存在其他应负债务部分，顾承四可依据双方各50%的风险负担比例另行与翟树华结算和主张。至于顾承四辩称由翟树华妻子收取的租金28万元，从双方谈话内容来看翟树华对此一直表示不清楚、对该笔款项的存在提出疑议，即翟树华并未认可该节事实，而顾承四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该项辩称意见亦难以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顾承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翟树华合伙款项378,297.16元；二、驳回翟树华其余诉讼请求。如果顾承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12元，由翟树华负担1,038元、顾承四负担6,974元，该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至一审法院。本院二审期间，顾承四提供其妻子钱某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新城支行（卡号：XXXXXXXXXXXXXXX3762）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11日止的银行流水，证明翟树华于2015年5月26日收到顾承四支付款项195,000元、2015年5月27日收到顾承四支付款项45,000元、2018年1月22日收到顾承四支付款项20,000元，加上翟树华一审中认可收到120,000元，顾承四向翟树华共计支付380,000元。顾承四收到次承租人的租金共计197万余元，而非200余万元。翟树华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以下三个事实：1.2013年11月起至2019年11月，“B公司”以“牛某”“杨某1”名义共向钱某支付租金2,811,685元，该付款金额超过一审法院认定的2,444,698.75元。加上“B公司”曾表示顾承四曾收取出租店铺转让费，因此实际多出的差额应在合伙人之间予以分配，翟树华应额外新增可分配收益183,493.13元（366,986.25元÷2）。2.经实证，顾某为郭某2妻子，郭某2与顾某于2013年1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共向钱某账户支付租金955,000元。证据中是否有其他未具名租金支付（ATM存入）或他人代付租金，翟树华不能确认。“XX宾馆”持续经营至今，顾承四逾一年多未曾主张租金欠款，再结合翟树华一审中提供的录像证据，可以证明“XX宾馆”已支付了全部租金。3.2015年5月26日和27日顾承四分两笔共向戴某支付24万元，该款项实际为戴某应顾承四要求向A公司杜某转付的租金。翟树华共计向杜某付款264,600元，多支付24,600元，顾承四于2018年1月22日向戴某付款2万元，尚有4,600元未返还给翟树华。因此该些款项并非顾承四支付给翟树华的合伙收益。翟树华向本院提交戴某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亭林支行2014年11月10日至2015年12月31日银行流水，证明顾承四于2015年5月26日、27日向戴某转款合计24万元，其已于2015年5月26日、5月27日分别向A公司杜某转款合计264,600元。顾承四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A公司的房租都是由顾承四支付，双方已形成了交易习惯，且合同也是以顾承四的名义签订，翟树华所谓的转付不符合常理。该证据同时证明翟树华及其家人参与收、付租金，并非翟树华认为的所有租金的收付均由顾承四操作。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认证认为：对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且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本院均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顾承四、翟树华二审中均认可，双方合伙事务至2019年11月25日终止，也认可双方应当就合伙事务进行清算。顾承四向本院陈述：其曾就租金的收付情况以及超市开支情况进行过书面记录，该记录内容由其与翟树华妻子戴某共同完成。就一审法院计算的次承租人租金金额，顾承四向本院陈述：对“XX宾馆”“XX馒头”的租金计算方法不予认可，其中“XX宾馆”租赁期至2019年4月届满，一审法院将租金计算至2019年11月25日错误；“XX馒头”没有不同意递增交付租金，“XX馒头”实际按每月3,000元支付租金。顾承四向本院书面陈述：顾某为“XX宾馆”承租人郭某2的妻子。周山严、杜某为A公司向顾承四指定的租金收取人。牛某、杨某1均是“B公司”的付款人。“河南XX”承租的部分本是“B公司”承租，并由该公司转租给“河南XX”，所以牛某和杨某1的付款包含“B公司”和“河南XX”两家次承租人的租金。顾承四从未以现金方式收取过“XX宾馆”等次承租人的租金。另查明：2013年11月1日至2020年12月11日期间，顾承四妻子钱某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新城支行（卡号：XXXXXXXXXXXXXXX3762）的收款账户收到“牛某”“杨某2”支付款项合计2,811,685元。“XX宾馆”向钱某上述收款账户转款合计955,000元。钱某上述收款账户显示：钱某于2015年5月26日10点27分56秒、5月27日10点23分45秒，分别向翟树华妻子戴某的个人银行账户转款195,000元、45,000元。戴某该收款账户显示，2015年5月26日10点35分44秒、5月27日10点28分28秒，戴某向A公司指定的租金收款人杜某分别转款204,600元、60,000元。再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顾承四与被上诉人翟树华均认可，双方于2019年11月25日终止合伙经营，顾承四亦表示应当对合伙体进行清算，因此翟树华要求对合伙体进行清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翟树华要求顾承四向其支付合伙收益金额如何认定。本院作如下评述：一、顾承四应否就合伙体的经营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1.顾承四认可其以个人名义与A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与涉案四家次承租人签订相应转租合同，结合翟树华要求顾承四结算合伙款项的谈话录音、通话录音等证据可以认定，顾承四负责向出租方A公司支付租金，其亦负责收取四家次承租人的租金。因此，本院认为，顾承四对合伙体的经营情况清楚且有相应举证能力。2.顾承四认为翟树华在2019年1月12日双方的谈话录音中明确表示其处也有账本，但翟树华未向法院提供。本院认为，翟树华在该次谈话中陈述，“我账本一笔笔算的有”、“你算的还有张单子在我那里，小宝妈写的，这个账咱俩空口说白话也没用……”等内容，仅表明其对合伙体进行过自行记账，并不能当然得出翟树华也负责记账，其处有合伙体账本的结论。同时本院注意到，顾承四在该次谈话中对翟树华说：“那你回家搞个账本出来我看看”，由此可见，顾承四也认为翟树华并无合伙体账本。3.翟树华不识字无法记账，而收、付租金主要由顾承四负责，因此即便翟树华的家人代翟树华记过账，也不能认定是针对合伙体的记账，而是翟树华自行记录的流水账目，该流水账目不完整，不能反映合伙体的经营情况。故此，翟树华辩称其无法提供合伙体账本，符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4.顾承四二审中称其与戴某对合伙体经营共同记账，该陈述与顾承四在一审法院2020年6月9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所陈述的“我自己做了账本所记账目原告老婆也看过，现在弄丢了”不一致，顾承四也未提供其与戴某共同记账的账本，因此顾承四称翟树华亦有合伙体账目而不予提供，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4.戴某虽然曾向A公司支付过房租，但仅凭戴某两次转付租金，本院难以认定翟树华共同参与收、付租金过程，故顾承四以此认为翟树华知晓合伙体的经营情况，翟树华亦负有举证义务，依据不足。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为，翟树华认为顾承四负责公司的账目并收取款项，符合事实。故此，顾承四对合伙体的经营情况负有举证义务。顾承四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举证责任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合伙收益如何认定。二审中，顾承四认可合伙体有盈利，但不能确定盈利的具体数额。本院认为：（一）关于合伙体经营成本的认定。1.合伙体对外债务。顾承四一审中提供的账本即“总开支清单”证明合伙体对外负债合计555,920元。正如一审所述，顾承四就此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份“总开支清单”所记载内容符合客观真实。此外，顾承四二审中向本院明确表示，其曾就合伙体收、付租金以及超市的开支情况进行过记账，现顾承四提供的“总开支清单”为打印件，显然不是其所称的记账内容。因此顾承四主张合伙体对外债务金额为555,92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据双方陈述，认定合伙体对外负债金额合计107,000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同。2.合伙体应付A公司租金数额，一审法院认定为3,278,521.97元，与顾承四和A公司间签订的租赁合同之约定相符，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本院认为，合伙体经营成本合计3,385,521.97元。（二）关于合伙体租金收益的认定。现已查明，合伙体的四家次承租人分别是：“XX宾馆”“B公司”“河南XX”和“XX馒头”。顾承四一审中认可该四家次承租人中，只有“XX宾馆”没有付清租金。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租赁合同及陈述，本院对合伙体收取上述四家次承租人的租金收益认定如下：1.“XX宾馆”，一审法院认定应收取租金1,311,645.56元。本院认为，翟树华提供的“XX宾馆”的租赁合同约定，“XX宾馆”租赁期至2019年4月14日届满。虽然“XX宾馆”一直占用店铺至2019年11月25日，但因2019年4月15日起双方的租赁合同已到期，故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收取方式对租赁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XX宾馆”租赁期限到期后的租金，依据公平原则，应当以2018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14日的租金为准。本院经计算，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的租金应为156,992.98元（254,677.50元÷365天×225天），故“XX宾馆”应付租金合计1,305,220.48元。一审判决计算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的租金时，递增5%，无合同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对于合伙体已收取“XX宾馆”的租金，顾承四二审中提供的钱某银行收款账户流水显示，“XX宾馆”向顾承四支付租金共计955,000元，顾承四认可仅收到过该部分租金。对于剩余租金，本院注意到，从钱某收款账户的流水显示，“XX宾馆”自2019年7月24日付款后再无支付租金的记录。顾承四在一审中认为“XX宾馆”欠其租金，但其并未向“XX宾馆”进行过催讨，有违常理；同时，在双方当事人对“XX宾馆”是否有欠付的租金以及欠付租金数额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顾承四仅是消极抗辩，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依据本院前述第一点阐明的观点，顾承四应提供证据证明“XX宾馆”欠付租金情况，但其未予举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此，本院认为，“XX宾馆”已经付清全部租金，合伙体对“XX宾馆”的租金收益应为1,305,220.48元。2.“B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应收取租金2,444,698.75元，顾承四认可一审的租金计算标准，且表示“B公司”已经付清全部租金。本院注意到，顾承四在二审中提供的钱某银行收款账户流水显示，“B公司”向顾承四支付租金合计2,811,685元。对于多支付的366,986.25元差额，翟树华认为系顾承四收取转让店铺的费用，但是翟树华对此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顾承四也不予认可。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B公司”多支付差额系合伙收益；且翟树华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B公司”与“河南XX”通过同一付款账户支付租金，就该多支付的差额部分，亦有可能是“河南XX”向顾承四支付的租金。因此翟树华要求分配多支付的差额部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此，本院认为，合伙体对“B公司”的租金收益应认定为2,444,698.75元。3.“河南XX”，一审法院认定应收取租金378,607.50元，顾承四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租金数额无异议，也认可“河南XX”已付清全部租金，故本院认为，合伙体对“河南XX”的租金收益应认定为378,607.50元。4.“XX馒头”，一审法院认定应收取租金227,164.50元，顾承四对此不予认可，其上诉称“XX馒头”的租金并未按约定递增。一审中，顾承四提供“XX馒头”支付租金的收条显示，“XX馒头”按每月3,000元的固定租金向顾承四支付租金。翟树华并未举证证明“XX馒头”递增支付租金，考虑到合伙人对合伙体共担亏损的合伙特征，本院认定，合伙体对“XX馒头”的租金收益应认定为216,000元（36,000元X6年）。综上，合伙体应当收取上述四家次承租人租金收益合计4,344,526.73元。一审法院认定租金收益4,362,116.31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A公司应当返还合伙体的租赁押金20,000元应否进行处理。顾承四上诉称，其因未付清A公司租金，故A公司未向其退还租赁押金。翟树华要求分配该笔押金，但是现无证据证明A公司已向顾承四退还了该笔押金，且仅凭现有证据本院也难以认定顾承四能否收回该笔押金。故此，本院认为，A公司应退还的20,000元押金目前尚不能作为合伙体收益进行处理，翟树华该项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翟树华可待顾承四收到该笔押金后，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对该20,000元押金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四）对于顾承四认为应退还次承租人押金115,000元应否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翟树华在计算合伙收益时，并未将承租人交付的押金计入合伙收益中，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115,000元不应计入合伙收益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本院认为，合伙收益应为：959,004.76元（4,344,526.73元-3,385,521.97元），一审法院认定为976,594.33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翟树华已取得的合伙收益以及应当取得的合伙收益。对此本院认为：（一）翟树华已取得的合伙收益。1.翟树华认可顾承四已向其交付合伙收益120,000元。2.顾承四认为戴某曾收到过次承租人共计28万元，顾承四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3.顾承四认为翟树华曾直接向次承租人收取租金，顾承四对此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4.顾承四二审提供的钱某的收款账户流水显示，翟树华在2015年5月26日、5月27日收到24万元，翟树华为此提供其于2015年5月26日、5月27日向A公司指定的租金收款人杜某打款的银行流水。通过对付款、收款时间及相应金额进行对比，本院认为，翟树华关于其将顾承四的付款转付给杜某的抗辩更符合客观事实，因此该24万元不能认定为顾承四向翟树华支付的合伙收益。对于顾承四于2018年1月22日支付的20,000元，翟树华一审中已确认收到，并已计入其收到的合伙收益中。综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翟树华收到顾承四120,000元合伙收益正确，本院予以认同。（二）关于翟树华应当取得的合伙收益。本院认为，应当将合伙体已经收到的实际收益按双方当事人50%比例分配，再减去翟树华已获得的合伙收益的剩余款项后，认定为翟树华应当获得的合伙收益。经本院计算合伙收益为359,502.38元（959,004.76元÷2-120,000元）。一审法院对翟树华的合伙收益数额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此外，顾承四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其支付翟树华款项认定为合伙款项，无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于翟树华应获得款项的计算方式可知，一审判决主文的合伙款项其性质就是合伙收益。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中表述合伙款项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顾承四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但是顾承四拒绝支付翟树华合伙收益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6民初3356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顾承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翟树华支付合伙收益359,502.38元；三、驳回被上诉人翟树华一审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顾承四的上诉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6,975元，由上诉人顾承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王峥审判员  桂佳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