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3民终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仲红梅，女，1967年10月23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卫龙，江苏华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宗红丽，女，1975年6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上诉人仲红梅因与被上诉人宗红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20）苏1322民初4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仲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卫龙、被上诉人宗红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仲红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仲红梅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宗红丽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仲红梅与宗红丽、马某三人合伙不是事实，合伙的是马某和仲红梅，与宗红丽无关。仲红梅起诉的款项系借款，不是合伙款。2.宗红丽对其辩称85000元系合伙款承担举证义务，其称另外支付15000元现金，无任何证据加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仲红梅与马某合伙时间是2017年5月20日，在借款之后，之前无合伙关系。2017年3月21日，双方之间尚未形成合伙关系，故借款事项与合伙无关。4.仲红梅与宗红丽系相处十几年的朋友关系，第一笔借款的出借时间是2017年1月份，当时没有出具借条。2017年3月21日再次出借85000元，并要求宗红丽一并出具借条，但其仅补打一张100000元的借条，对85000元承诺几天内即归还。因仲红梅持有汇款凭证，故未再坚持要求宗红丽出具借条。宗红丽答辩意见：仲红梅是虚假诉讼，应承担法律责任。仲红梅主张的借款事实不符，其在一审中亲口认可85000元是合伙款，现在又改变陈述说是借款，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仲红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宗红丽返还仲红梅借款共计85000元及利息（以85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宗红丽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3月21日，仲红梅向案外人顾某账户汇款85000元。现仲红梅诉称该款系宗红丽借款，按宗红丽指示汇在顾某账户，要求宗红丽还款。宗红丽称该款系仲红梅、宗红丽及案外人马某三人合伙办厂的投资款。双方引起纠纷。一审法院另查明，在仲红梅向顾某账户汇款85000元的当日，宗红丽曾向仲红梅出具了一张100000元的借条。仲红梅曾于2018年11月20日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要求宗红丽给付其于2017年3月21日出具的100000元借条上款项。在该案中仲红梅称案涉借条上的100000元借款系其2017年元月20日左右现金出借，85000元不包括在宗红丽当日出具的借条中。宗红丽在该案中辩解在出具该张借条的前一周左右，仲红梅交付宗红丽现金15000元，2017年3月21日，仲红梅按宗红丽指示向顾某账户转入85000元，合计100000元，均是仲红梅投入的合伙款；仲红梅参与合伙时未到贵州实地考察合伙项目，应仲红梅要求宗红丽向其出具借条，双方约定仲红梅到贵州查看合伙项目真实存在则签订合伙协议退还借条，如合伙项目不存在则仲红梅按借贷关系向宗红丽主张权利；仲红梅2017年5月到贵州实地考察后，宗红丽多次向仲红梅索要借条，仲红梅称借条已丢而未向宗红丽返还。虽然在该案中查明合伙体成立并以仲红梅名义办理银行卡作为合伙体的共同账户进行运营，但宗红丽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能推翻借条的证明力，一审法院作出（2018）苏1322民初197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宗红丽归还仲红梅借款10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资金占用利息，该判决经二审维持原判生效。在一审法院（2018）苏1322民初19737号民事案件第一次庭审中，仲红梅陈述合伙是仲红梅、宗红丽及马某三个人一起做事情的，85000元系合伙款按宗红丽指示打到顾某账户，在后来的庭审中变更陈述85000元为仲红梅向宗红丽出借的另一笔借款。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事实不存在。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仲红梅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宗红丽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宗红丽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宗红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仲红梅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上所述，此案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由仲红梅承担，而其所举证据需足以让人相信该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方能认定该事实的存在。而宗红丽对其主张的事实只要让仲红梅应证明之事实达到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应认定待证的借贷关系不成立。仲红梅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与宗红丽的借贷关系成立，而宗红丽辩称本案转账系合伙款，并提供（2018）苏1322民初19737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从该案件判决书及庭审笔录中可以看出，仲红梅承认与宗红丽及案外人合伙做生意，85000元系合伙款按宗红丽指示打到顾某账户，虽然在后来的庭审中变更陈述85000元为仲红梅向宗红丽出借的另一笔借款，仲红梅的陈述前后矛盾。该事实与仲红梅仅提交转账凭证的证明效力相比，足以使仲红梅主张的借贷事实真伪不明，且仲红梅未能进一步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故不能认定就案涉85000元双方成立借贷关系，仲红梅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调解不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仲红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63元（仲红梅已预交），由仲红梅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仲红梅证明举证如下：1.仲红梅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各一份、仲红梅投资公司的营业执照、车辆行驶证、仲红梅的交通银行信用卡电子账单、营业执照、贷款还款计划书、车辆抵押还款管理说明书。证明仲红梅于2017年4、5月期间银行存取款情况以及仲红梅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车辆抵押、信用卡提现、车辆抵押贷款等筹措入股资金，仲红梅于2017年5月20日交付入股资金来源，与本案的85000元借款是无关联的，与双方之间另一笔100000元借款也是无关联的，涉案的85000元并非是仲红梅合伙款。2.（2020）苏13民申202号民事裁定书一份及（2019）苏13民终455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宗红丽就双方之间另外的100000元借款，经过上诉与再审最终被驳回，证实双方该100000元借贷关系成立，资金来源与本案的85000元无关。同时，在该案查明双方一致认可2017年5月份仲红梅到贵州考察合伙事务，印证仲红梅主张的2017年5月份才开始合伙。本案的85000元支付的时间是2017年3月21日，是在合伙之前，不存在所谓的合伙资金投入。3.贵州龙里农商行银行凭证2张，证明2017年5月20日仲红梅与马某共同设立合伙账户。4.马某记的2017年9月18日至10月22日合伙流水账单一份。该清单是马某经手所支出的费用情况，证明仲红梅与马某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与宗红丽不存在合伙关系。宗红丽质证意见：对证据1、2均不予认可，我和马某都没有接到仲红梅的投资款。开立的共同账户确实是2017年5月20日，但是她没有带一分钱到工地上去，2017年4、5月份材料款已经打入共同账户。合伙在2017年3月份就有收入了，款项由马某操作，当时仲红梅没有时间去，但她没去不代表没有参加；对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不清楚，仲红梅是会计，所有账都在她手上，她应拿出2017年6月份的票据。本案一审中仲红梅认可是三个人合伙，而且分红的120000元也打入了顾某的账户，如果宗红丽没有参与，仲红梅不会将分红钱打给宗红丽。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中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证据4，系案外人所写，因宗红丽不予认可，故对“三性”不予认定。宗红丽举证如下：四川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银行流水2份、转入仲红梅账户金额明细表1份、贵州某建材有限公司2017年4月至5月结账明细表2份、2017年5月至6月、8月至12月及2018年1月的对账单各1份、厂房租赁合同1份、（2018）苏1322民初19737号案件一审庭审笔录1份。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证明仲红梅主张合伙开始时间是2017年5月20日是错误的，应该是2017年3月份。仲红梅质证意见：对一审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当时仲红梅有口误，不是三个人一起做事，合伙就是仲红梅和马某，与宗红丽不存在合伙；对厂房租赁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既使真实，也不能证明是2017年3月8日就开始合伙；对证明、明细表、对账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真实，则可以证实合伙事务存在账册，宗红丽应当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仲红梅在2017年5月20日之前就参与合伙。本院认证意见：对（2018）苏1322民初19737号案件一审庭审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他证据因均系复印件，仲红梅不予认可，故对“三性”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仲红梅和宗红丽之间是否存在85000元的借贷关系，宗红丽是否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本院认为，仲红梅主张与宗红丽之间存在85000元的借贷关系，仅能提供转账记录加以证实，无借条等书面凭证加以印证。宗红丽主张该笔款项系合伙投资款，仲红梅在（2018）苏1322民初19737号案件的一审庭审中也认可该款系其按照宗红丽的指示支付的合伙款，同时陈述其与宗红丽、马某三个人一起做事情。虽然仲红梅后来改变了陈述，主张该85000元系借款，但未得到宗红丽的认可。而且，在仲红梅转账85000元的当日，宗红丽向其出具一张100000元的借条，如果涉案的85000元亦为借款，仲红梅未有要求宗红丽一并出具借条，明显不具有合理性。仲红梅主张其系与马某合伙，仲红梅未有参与，且合伙开始时间为2017年5月20日，对此无充分的证据可以证实，也与其关于“三个人一起做事情”的陈述不符，不应得到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仲红梅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5元，由上诉人仲红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芳芳审判员  王晓玲审判员  周栋才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廉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