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18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至信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登封市崇高路3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5571033287F。法定代表人：秦松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朝阳，河南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国跃，女，汉族，1957年8月1日生，住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巧，河南沃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梁爱霞，女，汉族，1971年5月15日生，住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占朝，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秦松伟，男，汉族，1974年3月9日生，住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占朝，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郭庆和，男，汉族，1955年2月7日生，住登封市。上诉人郑州至信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信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倪国跃，原审被告秦松伟、梁爱霞、郭庆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5民初4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至信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朝阳，被上诉人倪国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巧，原审被告梁爱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占朝、秦松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占朝到庭参加诉讼。郭庆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至信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倪国跃承担。事实和理由：至信诚公司与倪国跃不认识，也未发生过业务往来，更没有收到过倪国跃的款额。秦松伟是至信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庆和也曾任职至信诚公司的经理。梁爱霞和本案从未见过的李妙玲，至信诚公司没见过，也不是公司人员。本案的借款人究竟是谁，倪国跃自己也弄不清楚，倪国跃将其借款支付给谁，谁向其支付的利息，又是谁给其结算和换手续。倪国跃自己心里十分明白，心知肚明。为何非要将至信诚公司拉入借款入行列，目的就是多一个还钱的人。可事实，确实如此吗。至信诚公司没有借钱，没有支付利息，更没有所谓的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怎么能将至信诚公司判决为共同还债人呢。事实明显错误。具体理由有五：原审法院认定1、“倪国跃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付到秦松伟账户320万元，郭庆和账户240万元，双方结算后，剩余80万元本金；”从此可以看出，借款人不是至信诚公司，除非郭庆和、秦松伟是代表至信诚公司。如果代表至信诚公司借款的话，借款数额共计应是560万元，而不是本案倪国跃诉称的260万元。那么还款人又是谁向倪国跃还款480万元呢？郭庆和、秦松伟二人除了能够代表公司履行职务之外，难道就没有个人行为存在吗？显然，认定事实错误。2、“2013年8月13日倪国跃付到李妙玲的账户上50万元，8月24日付到秦松伟账户100万元，8月26日付到李妙玲账户274000元。”从该事实可以看出，与至信诚公司无关联和从不认识的李妙玲和秦松伟是收款人，二人收款共计424万元，424万元与本案倪国跃诉称的本金260万元又有何关系呢？如果加上之前欠的80万元，应欠款为504万元，这又与本案倪国跃多次诉称的260万元有何关系呢？倪国跃在第一次借款尚未还清的基础上，又怎么会再次出借呢。两次借款，难道都不知道借款人是谁吗。还用在三次起诉中，罗列至信诚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其妻子、原任经理等众多被告，在诉讼中进行选择被告。自己出借款都不知道借款人是谁，这样符合常理吗？连老百姓都知道的基本道理，难道倪国跃不知道吗。3、“后郭庆和给倪国跃办理了至信诚公司为担保人，借款入为梁爱霞的打印借据、承诺书、还款计划书，合计借款金额260万元，期限12个月，月利率1.6％和2.0％不等；倪国跃自认利息付至2015年5月22日。”前述两次借款金额分别为：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借款560万元，经还款后，剩余80万元未还；在2013年8月13日、24日、26日，共计借款424万元，加上之前剩余借款80万元，合计508万元。即使郭庆和代表至信诚公司的话，欠款本金也是508万元，怎么会在倪国跃自认利息付至2015年5月22日时，借款本金变成了260万元呢？少还款248万元倪国跃能答应吗。若果是至信诚公司的借款，那么为什么2011年借款，到2015年才出具公司借款手续呢？此时，难道经理郭庆和就没有私心和假公济私的因素吗？这一事实，在倪国跃第一次起诉时，至信诚公司知道后，遂向登封市公安机关报案追究经理郭庆和的伪造公司印章罪刑事责任。后因该案被撤销，至信诚公司经理郭庆和和倪国跃本来系亲戚关系，若果本案将来仍判决由至信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话，那么，至信诚公司将追究经理郭庆和、倪国跃的共同诈骗罪刑事责任。另外，借款人不是至信诚公司的事实，也已经被原审法院另一认定事实所证明（见理由4）。4、2015年6月3日郭庆和将倪国跃持有的借据、承诺书、还款计划书收回，给倪国跃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现金捌拾万元整（于2012年9月3日借款从2015年6月起不再付息）”；既然是至信诚公司的借款，经理郭庆和为什么要以个人身份给倪国跃出具借条呢？倪国跃又要同意经理郭庆和给其出具个人借据呢。在郭庆和和公司相比之下，是谁更有偿还能力呢？若果是想多一份保障的话，那完全可以公司名义借款，郭庆和作为担保人或郭庆和借款，公司作为担保入。如果公司是借款人的话，之前郭庆和给其出具的公司作为担保人的手续不是更保险了吗？从此，不难看出，事实存在认定错误。5、2015年6月16日郭庆和将借据、承诺书、还款计划书又次收回，以其个人名义给倪国跃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现金壹佰捌拾万元整（于2013年8月13日借款从2015年6月起不再付息）”。自2015年6月3日开始，倪国跃已经明白借款人是郭庆和，而非其他人，并且同意不再付息，并把自己原来持有的至信诚公司不知情的所谓“借据、承诺书、还款计划交给郭庆和销毁，让郭庆和以其个人名义在没有任何保证人担保的情况下给其出具“借条”。以上事实可以清楚找到借款人和付款人以及出具虚假借据、承诺书、还款计划的人是郭庆和，根本不是至信诚公司。而原审法院就这样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判决。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是，该法条规定的借款用途是“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本案该事实何在。又有何证据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在诸多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错误认定事实，作出了错误判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撤销、改判。倪国跃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至信诚公司至信诚公司上诉理由混淆视听，至信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秦松伟，经理为郭庆和，这是不争的事实。其经理郭庆和给倪国跃介绍至信诚公司经营投资业务的，而且倪国跃出借资金也是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秦松伟账户及经理郭庆和账户少量通过其他账户而至信诚公司均是为倪国跃出具了借款人为梁爱霞，担保人为至信诚公司的借据、承诺书、还款付息计划书，这一整套借款手续。因执行成公司起初一直还本付息，故倪国跃对至信诚公司的还款能力深信不疑。截止至12年的9月，倪国跃出借给至信诚公司累计高达了560万元，公司也归还了其中480万元本金，剩余80万元未还，但其一直付息并出具的有80万元的借款手续，因而倪国跃在13年至信诚公司前述借款未归还完毕情况下，继续出借资金185万元给至信诚公司，至信诚公司经理郭庆和在至信诚公司办公室为倪国跃办理了13年8月13日、8月24日、8月26日的三份与以往一样包含借据、还款付息计划书、承诺书在内的借款手续，且资金也均是按照其要求支付了秦松伟账户100万元、李妙玲80万元，这也是就是本案260万元借款本金的由来。至信诚公司的上诉理由中混淆了借款本金金额，并将借款手续时间张冠李戴，明显是在混淆视听，而且在本案中提交的借据中借款人一栏为梁爱霞，而梁爱霞正是上诉人至信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松伟的妻子。第二至信诚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至新城公司作为法人单位对担保的法律概念是明知，而其却在还款承诺中注明借款到期，如果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我公司在3日内无条件代为偿还本息，其明显是以此方式推卸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到期不还，借款人未收到借款，担保人的担保期限也仅有三天。然而倪国跃并非专业法律人员，他对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不清楚，纵观整个借款及还本付息的过程，倪国跃从未见过梁爱霞，仅是在至新城公司办理借款手续，并按其要求账户支付了借款，借款也是支付至至信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秦松伟、经理郭庆和的等人的账户中，因此能够认定至信诚公司至新城公司就是本案260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其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而且在上诉人当庭答辩中其也提到其公司的印章所有出具借据的手续也均由郭庆和持有、保管，这也是造成倪国跃对至信诚公司经营实力十分认可的原因之一。因此，被告至信诚公司也应对其公司印章以及手续管理混乱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15年的5、6月期间至信诚公司因为有小道消息传出其经营困难了，倪国跃前往至信诚公司曾要求其还款。郭庆和从公司确实困难，无力再支付利息，要求不再支付利息，仅归还本金。为了给倪国跃借款提供双保险，郭庆和以个人的名义出具了借条并声明其与公司一并承担还款责任。后其又以公司需要更换手续为由，将倪国跃手中的原件取走，但却一直未再交付更换过的手续，而至信诚公司也一直没有明确本金归还时间。倪国跃去至信诚公司要求还款并查账，当时法定代表人秦松伟接待并协助倪国跃进行了查账，这个是有录音为证的，但其拒不交出相关材料，倪国跃只得自行拍照。为查明案件事实，倪国跃在一审中申请了法庭调取至信诚公司账户及电子财务系统中有关倪国跃的记录，但是法庭现场调查时，至信诚公司却拒不提供，由此可见至信诚公司至信诚公司是在故意的逃避还款责任。同时上诉人称其是在立案侦查之后，郭庆和承认了是其个人借款，但是用了公司手续并自愿承担还款责任并出具借条，这个事实与案件事实不符。上诉人报案时间是在倪国跃起诉要求至信诚公司还款之后，也就是说至信诚称在18年的4月份郭庆和为给倪国跃提供双保险出具的借据与其才同意不追究郭庆和责任是在15年6月份出具的时间根本不相符。因此至信诚公司其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梁爱霞、秦松伟辩称：梁爱霞、秦松伟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秦松伟的双重身份，从秦松伟的法定代表人角度来说执信公司没有向你过要借款，二者不存在借贷关系。从这一点可以得出至信诚公司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秦松伟也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第二点，从秦松伟的个人角度，倪国耀向秦松伟账户转账的100万元是基于郭庆和的委托关系，而委托关系在一审中已认定，随后对该笔款项又根据郭庆和的安排转让给一个叫李淼的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秦松伟更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郭庆和未作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倪国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梁爱霞、秦松伟、至信诚公司、郭庆和偿还倪国跃借款本金260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8年1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2、该案诉讼费用由梁爱霞、秦松伟、至信诚公司、郭庆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倪国跃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付到秦松伟账户320万，郭庆和账户240万，双方结算后，剩余80万元本金；2013年8月13日倪国跃付到李妙玲的账户上50万元，8月24日付到秦松伟账户100万元，8月26日付到李妙玲账户274000元。后郭庆和给倪国跃办理了至信诚公司为担保人，借款人为梁爱霞的打印借据、承诺书、还款付息计划书各四份，合计借款金额为260万元，期限12个月，月利率1.6％和2.0％不等；倪国跃自认利息付至2015年5月22日。2015年6月3日郭庆和将借据、承诺书、还款计划书收回，给倪国跃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现金捌拾万元整（于2012年9月3日借款从2015年6月起不再付息）”；2015年6月16日郭庆和将借据、承诺书、还款计划书收回，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现金壹佰捌拾万元整（于2013年8月13日借款从2015年6月起不再付息）”2018年5月18日至信诚公司以该案中的借据涉嫌伪造印章向公安机关报案，2019年9月28日登封市公安局做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此案。倪国跃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焦点为实际借款人是谁，倪国跃提交的格式借据上虽然打印有梁爱霞的名字，但并没有梁爱霞的签字或者捺印，不能体现梁爱霞本人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倪国跃也认可并不认识梁爱霞，更没有将款项借给梁爱霞的意向，故梁爱霞不是借款人；倪国跃和李妙玲的陈述，倪国跃出借的款项部分是根据郭庆和的授意打给了秦松伟、李妙玲等人后，郭庆和给倪国跃出具格式借据，借据上担保人处加盖至信诚公司的印章，同时出具加盖有秦松伟私章和至信诚公司公章的承诺书，借款到期后，倪国跃催要，最终是由郭庆和于2015年5月和6月对借款予以确认并重新出具了借据；郭庆和2011年5月至2014年初为至信诚公司的总经理，秦松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该案中，从借据的形式上看倪国跃与至信诚公司之间系保证法律关系，但从整个借款过程来看，该保证法律关系应是双方的虚假意思表示，该法律关系应为无效，而隐藏的真实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倪国跃向至信诚公司交付了借款，至信诚公司应按照约定及时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案中郭庆和作为至信诚公司负责人为倪国跃出具的借据，应视为对借款予以确认的个人行为，因此郭庆和应当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倪国跃要求按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梁爱霞、秦松伟辩称的其与倪国跃不存在借贷关系的理由，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至信诚公司辩称的与倪国跃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公司账目上没有该笔款项的理由，因该公司拒不向法庭提供公司账目，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1、限郭庆和、至信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共同偿还倪国跃借款26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20年12月1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2、驳回倪国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800元，由郭庆和、至信诚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至信诚公司是否为实际借款人。本案中，虽然出借人倪国跃先后将部分借款支付至秦松伟、李妙玲等人账户，但根据庭审中当事人陈述，前述收款人与倪国跃之间并无借贷的合意，结合倪国跃是按照郭庆和的要求将借款打到前述收款人账户及倪国跃将出借的款项打给秦松伟、李妙玲等人后，郭庆和给倪国跃出具了借款人为梁爱霞、担保人为至信诚公司的格式借据，并出具加盖有秦松伟私章和至信诚公司公章的承诺书、还款计划书的事实，可知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并非秦松伟、李妙玲等人。至信诚公司上诉称案涉借据、承诺书、还款计划均系郭庆和虚假出具，至信诚公司并非本案实际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但从整个借款过程来看，虽然债务到期后，最终是由郭庆和对借款予以确认并重新出具了借据，但整个借贷发生在郭庆和任至信诚公司负责人期间，且案涉借据、承诺书、还款计划书上均盖有至信诚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秦松伟的私章，至信诚公司虽诉称其并未收到案涉借款，但其未能提供公司账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至信诚公司与倪国跃之间名为担保法律关系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至信诚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至信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00元，由郑州至信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成 锴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程金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