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68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贺重阳，男，1987年9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双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纪才，男，1995年1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雷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兴民，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贺重阳因与被上诉人李纪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4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贺重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双方截至2019年3月份有关货物的交易，实际系被上诉人李纪才与案外人陈某之间的交易，且李纪才知道与其交易的主体为案外人陈某，并明白贺重阳只是帮陈某代理对接、结算、收款、发货等辅助性工作。首先，李纪才系通过贺重阳的介绍认识的案外人陈某（实际为陈某1，是陈某1一直以其弟陈某的名义对外交易，故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一直称其为“勇哥”），并与陈某早在2018年9月即己开始建立买卖关系，则后续李纪才完全可以实现与陈某的直接交易。李纪才提交了陈某于2018年9月20日向李纪才出具的268250元的《借条》，以及案外人陈某的妻子张某文2019年3月26日通过银行向李纪才转账20万、2019年4月2日向李纪才微信转账1.8万、案外人陈某的母亲李某2019年4月1日向李纪才转账5万元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已综合认定上述案外人陈某的妻子和母亲向李纪才支付的268000元款项实际系陈某拖欠李纪才的货款而非借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若李纪才与陈某没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则陈某没有义务偿还货款，可见李纪才与案外人陈某从2018年9月时已建立买卖关系。从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来看:2018年12月25日下午1:54贺重阳发送＂货款到时转勇哥招行，你提前安排一下＂，2018年12月28日下午5:14贺重阳发送＂陈某东莞凤岗支行招商银行62×××08＂，2018年12月28日下午5:59李纪才发送其本人招商银行账户转给陈某招商银行账号为62×××08的账户人民币50万元款项的转行记录截图。可见，李纪才之前是直接将货款转至案外人陈某的账号上;同时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庭审中核实了李纪才手机中存有显示＂勇哥＂的手机号码;从正常逻辑推论，李纪才早已在2018年9月份与陈某建立过买卖关系，也知道陈某的联系方式，则后续李纪才完全可以实现与陈某的直接交易，而不是让贺重阳作为中间商在他们之间的交易中赚差价，故贺重阳在此过程中只是李纪才与陈某之间交易的中间代理人，而不是从陈某那里购买手机然后再转卖给李纪才。其次，从双方如下聊天记录可知，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货物价格及交付货物的决定权与控制权掌握在陈某于上，李纪才对此很清楚，同时也明白贺重阳在此过程中仅负责交易信息转达、货款结算、对接出货等辅助工作。2019年1月20日下午12:15贺重阳发送＂勇哥说价格报低了＂;2019年1月29日晚上22:36贺重阳发送＂下午17台，实际货款多少？减2200，应转多少？实际转了多少？多转了多少？编辑短信发过来，我跟勇哥说一下＂、同时李纪才发送＂实际货款98520减去2200就是96320，实际我转了101460＂;2019年2月13日下午4:5.1李纪才发送＂勇哥也没说什么时候到货？＂;2019年2月22日下午3:44李纪才发送＂……今日货款合计91620已转:75400＋9200＝84600昨日2台机差价-1585（李纪才的）还差勇哥91620-84600-1585＝5435＂;2019年3月6日晚上20:30贺重阳发送＂最晚什么时候到货，就搞不了了＂、贺重阳发送＂信心满满的保证9点能到，你现在居然跟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李纪才发送＂稍等一下下，这是意外情况，谁都不想的，勇哥说再等一下＂、李纪才发送＂等什么，直接破门；2019年3月8日下午14:54贺重阳发送＂......李某和勇哥都怀疑我的办事能力的。这点信任都没有，以后很难搞＂、＂……上面的意思是由我对接出货，你相信我就行了＂、同时李纪才发送＂好＂。再次，从贺重阳与案外人陈某2019年1月开始的聊天记录、以及证人李某的证言可知，案外人陈某知道与其交易的主体为李纪才，贺重阳在此过程中只是承担子机型号、价格等信息转达、结算与发货情况汇报的工作，故截至2019年3月一直与李纪才进行货物交易的主体是陈某而非贺重阳。1月21日下午2:11贺重阳发送＂勇哥，我现在赶过来，急的话，先把颜色型号，发给我，我要那边先转款＂、同时陈某发送＂Ｘｓ64金色＂、“56Ｍａｘ金色两台黑色”，贺重阳即在下午2:19分将上述型号发给了李纪才;1月22日下午12:23贺重阳发送＂李纪才说退的2台市场价价格跟当初差不多跌了300多块，他说没事＂、同时陈某发送＂补200给他＂、贺重阳发送＂好＂;1月24日下午3：26贺重阳发送＂今天李纪才的收货价，9400＊9.9480＊5.8330＊1.9450＊13＂;1月28日下午5:25贺重阳发送＂勇哥，下午3点的货搞错了，到的Ｘ，报过去给李纪才的是Ｘｓ＂;1月28日下午9:08贺重阳发送了一个地址并说＂李纪才发给我的，说方便接货，离市场也不远;1月31日上午11:48贺重阳发送＂勇哥，今天的货你自己都能搞定吧，李纪才那4台机还有1万块钱，怎么说？打电话过来了＂:2月16日下午5:37贺重阳发送＂我们报的型号报错了，李纪才转多了10800800已经清了，差1万，一直没扣＂，同时陈某发送＂好的，没事＂;3月1日上午11:14贺重阳发送＂勇哥，转了469000，李纪才那边昨天出的机财务还没结给他，说差几万，等财务上班再转行吗？＂，同时陈某发送＂好＂;3月17日下午12:36贺重阳发送＂勇哥，如果停止合作，今天可以把款打回来吗？李纪才那边顶不住，金额太大了＂;3月23日下午7:52陈某发送＂重阳刚才我跟李纪才说了，只能等明天了，你车上的三台机送给他，你朋友明天也送一台＂。最后，从贺重阳与李纪才，以及贺重阳与案外人陈某之间2019年1月-3月的转账记录可知，贺重阳将李纪才转过来的货款在转款当日结算后即等额转回给了陈某，即货款的实际享有者系陈某而非贺重阳，陈某才是这个交易的卖方。1月15日李纪才转给贺重阳3万，当即贺重阳转给陈某3万;1月17日李纪才转给贺重阳3万，当即贺重阳转给陈某3万;1月24日李纪才分六次转给贺重阳5万×5＋9300元，当即贺重阳分六次转给陈某5万×5＋9300元;1月25日李纪才转给贺重阳5万，当即贺重阳转给陈某5万;1月26日李纪才分三次转给贺重阳38000元＋5万吨，当即贺重阳转给陈某5万×2＋38000元;1月27日李纪才转给贺重阳32700元、13600元，当即贺重阳转给陈某32700元、13600元;1月28日李纪才转给贺重阳5万，当即贺重阳转给陈某5万;1月30日李纪才转给贺重阳174000元、46860元，当即贺重阳转给陈某5万×3＋24000元、46860元;且在2月19日、2月20日、2月24日、2月25日、2月26日、2月27日、2月28日、3月1日、3月2日、3月3日、3月4日、3月13日、3月11日（招商银行）以及3月14日的转账记录中，均为李纪才转给贺重阳相应金额，当即贺重阳就将等额款项转给了陈某。二、一审法院通过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某些字眼从而断定贺重阳在价格制定上有自主决定权，以及认为贺重阳以其自身信用的加入形成了李纪才与案外人陈某之间的交易信息及交易风险的阻断，不符合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于代理人的特征，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首先，贺重阳作为案外人陈某的代理人，通过与陈某通过微信或电话等方式沟通后将货物价格信息直接转达给李纪才实属正常行为，一审法院凭借某些字眼即断定贺重阳在价格制定上有自主决定权属证据不足;其次，李纪才本来就是通过贺重阳的介绍认识的陈某，李纪才基于对贺重阳的信任而非对陈某的信任与陈某交易亦属正常;最后，微信聊天区别于书面协议，具有口语化和措辞的不严谨性，一审法院仅凭双方不严谨的口语化交流，又未综合双方以及贺重阳与陈某的全部聊天记录、仅挑选部分聊天记录进行分析，且忽略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来定性双方之间的交易关系，明显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据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支持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纪才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理由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买卖手机的历次交易事实、被上诉人最后一次支付上诉人预付款向上诉人采购手机的事实以及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手机买卖合同的缔约及履约主体，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交易过程来看，关于手机的价格协商、送货及款项的支付等，均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协商决定，上诉人在价格制定上有自主决定权。被上诉人从未与所谓的案外人陈某1进行协商确定前述内容，更没有与案外人陈某1进行过交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陈某1在2018年9月即与陈某1建立买卖关系与事实严重不符。从交易风险承担来看，上诉人劝阻被上诉人前去验货，向被上诉人表明交易系基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信任而非被上诉人对案外人陈某1的信任，上诉人在《民事上诉状》第6页第7-8行亦承认被上诉人本来就是通过上诉人的介绍认识的陈某，被上诉人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进行交易，而非基于对陈某的信任进行交易。之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作出损失赔偿及承担后果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以其自身信用的加入形成了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交易信息及交易风险的阻断，不符合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之特征。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上诉人明确承认，被上诉人系向上诉人采购手机，2019年3月15日，因为上诉人无法向手机原供货方要到手机供货给被上诉人且货款已交给原供货方，所以被上诉人尚有770400元预付款被欠。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多次承认自己是中间商。上诉人主张其只是代理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于法有据。二、上诉人从与被上诉人两个月的手机买卖交易中赚取了高额利润收益，高达人民币22.5万元至30万元。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买卖手机交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在东莞市有自己的手机店，长期从事销售手机的生意，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手机交易中，上诉人通过向陈某1或第三人进货转卖给被上诉人从中赚取差价等利润。根据上诉人第一次提交的证据5银行流水及第二次提交的证据2，被上诉人将货款转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并未将其一一转给陈某1，绝大多数时候上诉人转账给陈某1的款项数额少于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款项数额（如被上诉人2019年1月14日转账31570元给上诉人，上诉人只转29970元给陈某1，上诉人获利1600元；又如被上诉人2019年2月17日转账33600元给上诉人，上诉人只转31900元给陈某1，上诉人获利1700元；再如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2日转账上诉人货款合计602980元，上诉人只转账584880元给陈某1，上诉人获利高达18100元；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14日转账590000元给上诉人，上诉人只转账555000元给陈某1，上诉人获利高达35000元等等），甚至有些款项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并未转账给陈某1。上诉人主张其将被上诉人转过来的货款在转款当日结算后即等额转回给陈某1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亦承认不是每一笔款项都是等额转给陈某1或每一笔款项都转给陈某1，对于没转给陈某1的款项为上诉人的利润收益报酬，且上诉人在庭审中承认每卖一台手机给被上诉人至少获利100元。实际上据上诉人之前向被上诉人透露的上诉人获利的情况为上诉人每卖一台手机给被上诉人获利人民币150-200元。据统计，2019年1月14日至3月14日两个月的时间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采购手机约达1500台（详见被上诉人第一次提交的《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的第2-8页），上诉人获利高达22.5万元至30万元。特别是2019年2月17日至2019年3月14日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采购手机高达1300台，上诉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获利高达19.5万元至26万元。这获利的重大金额显然不是上诉人主张其只是陈某1的代理人获得的报酬，一个普通的代理人不足一个月即可获得高达19.5万元至26万元，这显然与常理不符。显然上诉人从其与被上诉人交易中赚取了利润，陈某1只是上诉人的供货方，上诉人并不是陈某1的代理人。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买卖手机交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上诉人在收取被上诉人的货款后，向陈某1或第三人以更低的价格进货手机供货给被上诉人并赚取利润，从始至终被上诉人都是和上诉人进行交易，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所谓的陈某1进行过手机买卖交易。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采购手机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曾经按照上诉人的指示将一笔货款直接支付给收取货款人陈某，经上诉人介绍有认识陈某，但被上诉人只知道陈某是上诉人的供货商，被上诉人甚至连陈某的微信都没有加，被上诉人从未与案外人陈某进行过手机买卖交易。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手机交易中的手机货源是全部来自陈某1或有一部分货源来自其他人，被上诉人并不清楚也并不关注，被上诉人所关心的是在支付货款后能按时收到货物。且上诉人为保证自己向被上诉人出售手机持续获取的利益，也拒绝且防止被上诉人与陈某1或其他供货方进行单方接触直接交易，所以被上诉人从未与陈某1进行过手机买卖交易。而上诉人应该于2019年3月15日向被上诉人交付价值770400元的货物，但上诉人却以原供货方（即陈某1）无法交付货物给上诉人、上诉人被陈某1诈骗了为理由拒绝交付货物给被上诉人也拒绝退还货款给被上诉人，显然，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四、上诉人与案外人陈某1系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不是案外人陈某1的代理人，且上诉人已就其被陈某1诈骗货款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护自己的权益。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多次自认其为中间商向陈某1拿货卖给被上诉人并赚取相应的利润报酬，且上诉人第一次提交的证据3显示上诉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其向陈某1购买手机被陈某1诈骗，亦证明上诉人是向陈某1采购手机被陈某1诈骗了，从而充分证明上诉人是向陈某1采购手机的采购方，上诉人与案外人陈某1系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并不是陈某1的代理人，被上诉人是向上诉人采购手机并不是向陈某1采购手机。五、没有任何证据（如书面代理授权委托书等）证明上诉人是陈某1的代理人，上诉人不能凭上诉人单方事后主张存在代理关系而否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六、上诉人在收取被上诉人预付货款770400元后未按照约定于2019年3月15日向被上诉人交付手机货物且拒绝全额退还预付货款已构成违约，被上诉人有权要求解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并要求上诉人退还全部预付货款及支付相应利息。七、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陈某1家属支付的268000元可用于抵扣货款是基于前述款项268000元与上诉人不能供货密切相关，并不是基于陈某1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不能将其恶意混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人民币50万元。在归还借款人民币244,000元给被上诉人后，上诉人迟迟不归还剩余款项给被上诉人。后上诉人将拖欠被上诉人的借款人民币256,000元及相应利息合计人民币268,250元债务转让给陈某1，被上诉人保留追究上诉人及案外人陈某1法律责任的权利。（详见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二》第1-16页）。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手机买卖合同且上诉人在收取被上诉人人民币770,400元的预付货款后迟迟不给上诉人供货也拒绝全额退还预付货款给被上诉人，导致被上诉人无法按时给商家供货损失惨重，进而导致原告资金链断裂，无奈举债艰难度日。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及第566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上诉人有权解除与上诉人的买卖合同，要求上诉人退还全部预付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李纪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退还原告预付货款730900元，并支付逾期支付前述款项产生的利息7242元（以7309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3月15日开始计算暂计至2019年6月4日，最终计至被告偿还全部金额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2月，原告与被告建立手机采购往来，双方通过微信等方式进行采购手机的数量、型号、价格、货物交付及汇款支付的沟通。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沟通具体过程如下：1.2018年12月25日，被告发送：“货款到时转勇哥招行，你提前安排一下”，原告回复：“嗯”。2018年12月28日，原告向被告发送转账凭证显示，原告通过其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向案外人陈某转账50万元。2.2019年1月28日，被告发送：“跟勇哥说了，等下你看下6台机差价是多少，明天货款减。”原告回复：“你跟他说，不要搞这种乌龙啊。”3.2019年2月20日，原告发送：“你算一下，我加货压了40万在你那里了……”被告回复：“36，我也有30多万在里面。”4.2019年3月7日，被告发送：“下单货105台，现在等于转了371290，需要转够85万，利润直接给到200一台。”；同日，被告发送：“本身欠你70台，今天给到你84台，全部给的130的利润……”5.2019年3月8日，被告发送：“价格一定要公道，余款今晚8-9点转够70万整数吧，勇哥那边我好交代点……”原告回复：“今日结算Max256，95台，8700，货款合计826500，已转90+371290=1321290，余款494790。”6.2019年3月14日下午12时01分，被告发送：“今日结算Max256，80台，8510，货款合计680800，已转150万，余款：819200+50000=869200。4万先放我卡里，等货到了，再给勇哥，不到我就转回你。”7.2019年3月9日，被告发送：“今天你也不用跑过来，明天到货跟你视频通话，如果你信任我的话，应该是没区别的，说实话你这样过来一定要自己看到过，李某和勇哥是怀疑我的办事能力的。这点信任都没有，以后很难搞。你看看吧，前天货到晚了，可能我逼急了一点勇哥，李某对我意见都很大，有时候我真的很难做，上面的意思是有我对接出货，你相信我就行了。”8.在上述期间双方在交易后通过微信对账，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最后一次对账发生在2019年3月14日下午5时44分，被告发送：“今日结算Max256，82台，8400，货款合计688800，已转869200+55万＋4万=1459200，余款：770400。”原告回复：“好”。9.2019年3月15日，原告发送：“什么情况，今天我的货不到？”被告回复：“嗯，估计到不了，勇哥还没有回复我，先把大货搞定先。”10.2019年3月16日，原告发送：“我打个电话过来吧，问问情况。”被告回复：“等下。”原告回复：“就说档口问货的事了，打了款，两天没到货了，什么情况，怎样，我去问一下吧。”被告回复：“别，要打电话我打。”同日晚上，被告发送：“理解你的心情，合作这么久也把你当兄弟的，大货都没担心，主要是担心着散货让你为难，放心，该弥补你的损失都会赔付给你的，再给我们点时间。”原告回复：“明天没货的话，你自己看着处理吧。”被告回复：“好的。”11.2019年3月26日，被告发送：“20搞到了吧？一定要先按在手上。”原告回复：“是啊。”被告发送：“你千万别说拿了20万”,原告回复：“嗯。”被告名下建设银行62×××63账户显示：2019年1月1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万元，被告向案外人陈某转账3万元；2019年1月17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万元，被告向案外人陈某转账3万元；同日，原告向被告转账41050元，被告向案外人陈某转账39450元；2019年1月1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0000元，被告微信零钱提现14785.21元,被告向案外人陈某转账43200元；2019年1月19日，原告向被告陈某分别转账50000元、5540元，被告向案外人陈某转账50000元、13340元；2019年1月2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0000元，被告微信零钱提现25641.29元,被告向案外人陈某转账33580元；2019年1月21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5540元，被告向案外人陈某转账34240元；2019年1月22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4140元，被告向案外人陈某转账32740元。2019年5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李纪才自2019年1月14日至2019年3月15日向本人贺重阳采购手机，约定每次交易的交货收货地址均为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李纪才每次收到手机后将全部手机安排在华强北的手机店进行销售，没有拿到其它地方进行销售。2019年3月15日，因为本人无法向手机原供货方要到手机供货给李纪才且货款已交给原供货方，所以李纪才尚有770400元预付款被欠。2019年10月10日，证人李某出具证人证言一份，主要内容：我和被告是同事关系，被告经我介绍认识陈某1，此后和我一起帮陈某1做事，主要是帮陈某1寻找苹果手机的买家、帮他对接客户、核算账户和代为送货给客户，之前是客户直接支付货款给陈某1，后来客户越来越多，为了方便结算，客户的货款就直接转给我们两个其中一人账户上，当天结算后我们再全部转给陈某1，最后我们两平分陈某1因上述工作给我们的报酬。原告李纪才是我和贺重阳帮陈某1对接的客户之一，原告跟陈某1就交易通过微信或电话等方式直接对接过，原告也直接去东莞市凤岗找陈某1拿过货以及直接将款项支付过给陈某1，我们只是代陈某1跟原告沟通具体所需要的手机数量、型号等信息，将确定好的货运输给原告以及后来为了方便结算就一并代陈某1收取货款，结算完再将货款全部转回陈某1。2019年3月，陈某1一直不能交货后，我和贺重阳通过多种方式多次帮包括原告在内的买受人向陈某1和其家人追讨货款，包括2019年3月23日根据陈某1的指示将两台苹果手机交给原告抵货款，2019年3月26日帮原告向陈某1妻子追回20万元，以及2019年3月27日我陪同原告去陈某1户籍地找其家人追款，陈某1将戒指给了原告抵作部分货款，并于2019年4月3日直接向东莞市公安局凤岗分局派出所报案通过法律手段追索。证人李某到庭陈述上述情况。另查明，2019年7月10日的东莞市公安局《立案告知书》载明：贺重阳被诈骗案一案，我局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现立贺重阳被诈骗案。又查明，原告提交案外人陈某于2018年9月20日向其出具的《借条》一张，载明，陈某于2018年9月20日向李纪才借款268250元，借款期限3月，月利率3%，于2018年12月6日归还本息。2019年3月26日，案外人张某文向原告分四笔转账共计20万元；2019年4月1日，案外人李某向原告转账5万元；2019年4月2日，账户名为“天天给我好运”向原告微信转账18000元。庭审中，原告陈述上列收到的陈某1家人向其支付的款项268000元系归还案外人陈某向原告的借款，与本案货款无关。被告陈述微信聊天中提到的“勇哥”和陈某均为陈某1，被告的报酬为每台手机100元。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流水、《情况说明》、证人李某的证言、《立案告知书》、借条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原告与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一步而言，被告与原告沟通销售手机系代理案外人陈某1的行为还是自己行为。首先，从双方交易过程来看，关于手机的价格协商、送货及款项的支付等，均由原告与被告协商决定，其中被告微信中“给你利润130、利润200”等表述表明被告在价格制定上有自主决定权；其次，从交易中风险承担来看，被告微信表示“今天你也不用跑过来，明天到货跟你视频通话，如果你信任我的话，应该是没区别的，说实话你这样过来一定要自己看到货，李某和勇哥是怀疑我的办事能力的”，“上面的意思是由我对接出货，你相信我就行了。”被告发送“放心，该弥补你的损失都会赔付给你的，再给我们点时间。”原告回复：“明天没货的话，你自己看着处理吧。”被告回复：“好的。”可见，被告劝阻原告前去验货，向原告表明交易系基于原告对被告的信任而非原告对案外人陈某1的信任，之后被告向原告作出损失赔偿及承担后果的意思表示，即被告以其自身信用的加入形成了原告与案外人陈某1之间的交易信息及交易风险的阻断，不符合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之特征。再次，从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明确载明2019年3月15日，因为本人无法向手机原供货方要到手机供货给李纪才且货款已交给原供货方，所以李纪才尚有770400元预付款被欠。被告辩称系案外人陈某1的代理人，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情况说明》，亦难以证明其与案外人陈某1系代理关系。被告的该项抗辩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故，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未能向原告供货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退还货款。关于案外人陈某1家属支付的268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前述款项系归还借款，从原告与被告的聊天记录看，前述款项与被告不能供货密切相关，故法院认为前述款项268000元可用于抵扣本案货款。关于应退货款金额，《情况说明》中载明770400元被欠，扣除之后被告返还的39500元及前述款项268000元，被告应向原告退还462900元，原告超过部分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原告主张自2019年3月15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依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提出中止审理申请，因本案无需以贺重阳被诈骗案审理结果为前提，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贺重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纪才返还货款4629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2019年3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纪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181元、财产保全费4211元（均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5740元，被告负担9652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贺重阳主张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是案外人，上诉人只是案外人的代理。但上诉人并未提交案外人的委托授权书，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系案外人的代理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以及银行转账流水显示双方通过微信报价、统计货物需求、联系送货、付款事宜，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货物，货款亦大多数是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是作为案外人的代理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易，而且上诉人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已经确认被上诉人是向上诉人采购手机。上诉人现主张被上诉人系与案外人之间发生买卖关系，其只是案外人的代理人，前后矛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贺重阳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43.5元，由上诉人贺重阳负担，该费用上诉人贺重阳已预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康  养审判员 陈  俊  松审判员 李  东  慧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赖汉贞(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