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72民初1806号 原告：葛怀乾，男，汉族，1973年3月3日生，住河南省禹州市。 原告：李付令，女，汉族，1971年2月4日生，住河南省禹州市。 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庆，山东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丽萍，女，汉族，1969年11月16日生，住芝罘区。 被告：迟佳玲，女，汉族，1993年11月20日生，住芝罘区。 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翠，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葛怀乾与被告赵丽萍、迟佳玲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依法通知李付令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11月25日、2021年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付令及原告葛怀乾、李付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庆、被告赵丽萍及其与被告迟佳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葛怀乾、李付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70万元及自2018年10月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由被告负担扣船申请费4020元及扣船保险服务费2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6日4时许，原告之子葛玉帅受雇被告赵丽萍之夫、被告迟佳玲之父迟立起，在迟立起经营的辽丹渔2××××号船从事捕捞作业时不慎被钢丝绳击中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迟立起同意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计70万元，但至今迟立起未支付赔偿款。由于迟立起已经于2020年2月23日死亡。本案所涉及的渔船经营系迟立起与二被告的家庭共同经营行为，迟立起与二被告应当共同支付本案赔偿款。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赵丽萍、迟佳玲辩称，一、原告诉请不符合原告与迟立起协议书约定的赔付条件。 原告葛怀乾作为受害人父亲，与迟立起生前签订的《协议书》第2条约定，“甲乙双方商定上述700000元赔偿款待保险理赔款理赔完毕后一次性付清”，而原告并未证明双方是否办理了保险理赔等相关事宜。这一事实系迟立起支付赔偿款的前提条件。 二、被告对受害人遇难表示遗憾，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等的相关规定，受害人在涉案事故中存在过错，应当减轻赔付责任。 被告未见到受害人的相关船员适任证书，受害人不具备船员任职及出海作业资格，应当减轻赔付人的赔付责任。 三、被告仅应当在继承迟立起遗产范围内，对法院依法查明确认的迟立起的涉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 四、原告主张赔偿款的利息，被告不予认可；被告扣押船舶提供的保险担保费用2000元，不属于被告法定应当承担的内容，不予认可。 五、二被告分别各自有独立的工作和收入来源，从未参与迟立起对涉案渔船的经营管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渔船盈利且两被告受益，两被告应当在继承迟立起遗产范围内，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依法裁判。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 迟立起与被告赵丽萍系夫妻关系。迟立起于2020年2月23日因病死亡。迟立起的父亲迟振学于2014年2月23日死亡，母亲陈秀兰于2009年6月6日死亡。被告赵丽萍和迟佳玲陈述，被告赵丽萍与其丈夫迟立起生育一女为被告迟佳玲。迟立起未设立遗嘱，迟立起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迟立起遗产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被告赵丽萍和迟佳玲。 2017年10月17日,原告葛怀乾与迟立起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内容写明，2017年9月16日原告葛怀乾的直系亲属葛玉帅在随“辽丹渔2××××”号渔船作业过程中被钢丝绳打死，后报案至荣成市石岛海警，查实葛玉帅确已死亡，双方对此事实均无异议。迟立起同意支付给原告葛怀乾包括且不仅限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工资等所有一切费用，共计人民币70万元整。上述所列项目不足部分，原告葛怀乾自愿放弃，迟立起予以同意。双方商定，上述70万元赔偿款在保险理赔款理赔完毕后一次性付清。诉讼中，原告葛怀乾、李付令与被告赵丽萍、迟佳玲对上述协议予以认可。原告提供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荣成市办事处盖章的付款明细，用以证明该协会荣成市办事处已将赔偿款70万元支付至收款方为迟立起的账户，账号为6228××××6560。 2020年4月15日，本院依据原告葛怀乾、李付令的申请依法作出（2020）鲁72财保104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扣押了“辽丹渔2××××”号渔船。原告为此支付担保费2000元、申请费4020元。4月30日，原告葛怀乾、李付令就本案纠纷向本院起诉迟立起，6月22日本院驳回起诉，并解除了对“辽丹渔2××××”号渔船的扣押。 另认定，2020年1月17日，被告迟佳玲收到船舶转让定金10万元。被告主张，被告迟佳玲确实收到该10万元，但是该10万元汇给会计孙楠楠的丈夫，用于支付船上物资款。 被告迟佳玲中国工商银行南大街支行借记卡账号为6222××××2412，从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2月26日的账户明细显示：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1月16日，该账户向王＊霖（会计孙楠楠的丈夫）转款两笔共计164400元，向被告迟佳玲另一账户转款20909.62元，账户余额为67150.82元。2020年1月17日，该账户收到卖船定金10万元。2020年1月21日，该账户向王＊霖（会计孙楠楠的丈夫）转款40000元。2020年1月27日，该账户向被告赵丽萍转款26186元。2020年2月3日、4日，该账户向迟立起转款两笔，分别转款10802.41元、14999.67元。2020年2月9日，该账户向被告迟佳玲的另一账户转款16771.11元。2020年2月14日，该账户向被告迟佳玲的另一账户及被告赵丽萍分别转款10454.81元。2020年2月23日，该账户向被告赵丽萍转款12506元。2020年2月26日，该账户向迟立起的另一账户转款1136元。余款数为23839.66元。被告主张，流水中转账给被告迟佳玲以及赵丽萍的款项是因为当时迟立起已经病重需要用钱治病，临时借了迟佳玲和赵丽萍的信用卡刷卡就医，后偿还信用卡。从转账数额也可以看出来。明细账中王＊霖就是会计孙楠楠的丈夫。 诉讼中，原告主张，被告已经擅自转移变卖案涉船用物资数十万元。被告一方面声称其未参与案涉渔船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向法庭声称放弃对迟立起财产的继承，但是被告变卖船用物资的行为显然能够证明被告实际上参与了案涉渔船的经营活动。被告对此辩称，物资的处理是在本案开庭前的不久时间，为解决迟立起生前的相关债权债务纠纷，赵丽萍个人做出的偿债的处分，不属于船舶的经营管理也不属于转移财产，且处理的物资与迟佳玲无关，赵丽萍的行为也是得当的。 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向法庭提供照片打印件，用以证明2019年10月17日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向迟佳玲账户账号为6222××××2412支付辽丹渔23＊＊＊的转账款7840元； 原告向法庭提供2018年期间迟佳玲转账支付给苏玉彬的部分涉案船舶经营用款的银行凭证复印件六份，涉及金额59000元；2018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迟佳玲收取购鱼客户张德红的转账凭证复印件20份，涉及金额1146223元。 原告据此用以证明案涉渔船系被告家庭共同经营，其对外所欠债务应当由其家庭成员共同承担。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被告迟佳玲其本人从未向代理人陈述过存在6222××××2412的账号，其次即使该几份流水转账真实，仅是苏玉彬与迟佳玲个人之间的转账记录，而且转账没有备注具体事由，双方之间法律关系与本案无法证明关联性，另外，2018年时，迟佳玲才24岁，不具备经营涉案船舶的能力，与常理不符，不能采信。关于张德红的转账记录，不符合法定的证据要件，且系案外人张德红出具，应当提供相应的流水，从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也应当出庭接受质证，该证据不能采信。 原告提交一组张德科转账至被告迟佳玲账户的鱼货购销款，价值是407800元，证明迟佳玲实际参与了案涉渔船的经营，并收取了鱼货销售的款项。付款人张德科，账号6228××××4977。收款人是迟佳玲，收款账号是6222××××2412。交易时间分别是2019年11月3日，2019年11月8日，2019年11月19日,2019年12月7日,2019年12月10日，共计五笔，迟佳玲收到的鱼货销售款，以前是否向该账户付款，原告不清楚。这些单据是张德科通过原告葛怀乾提交的。这些证据材料是在掌银上查询结果打印的，有电子回单专用章，证明迟佳玲参与了案涉渔船的经营活动，是渔船的实际经营人之一。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原告陈述，证据来源不明，且非银行金融机构专业出具，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迟佳玲虽存在工商银行尾号2412的账户，但该账户开设信息，注册的绑定手机号码为153××××6677，系迟立起所有及使用，该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及使用人均系迟立起，与迟佳玲无关。另外，迟佳玲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及固定的工资收入来源，年龄较小，工作单位在烟台市莱山区，而不是在船舶的经营地石岛，不可能参与经营管理，也没有能力参与。 被告提交迟佳玲与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证明迟佳玲自2016年起与该公司签订劳务合同至2020年8月31日，迟佳玲未参与迟立起涉案船舶的经营管理。 被告提交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开通业务申请单一份，与迟佳玲中国工商银行南大街支行借记卡从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2月26日账户明细清单，共同证明迟佳玲工商银行尾号2412的账号开户绑定手机号码为153××××6677，是迟立起的电话。开户时间是2018年1月15日。该账号实际控制及使用人均为迟立起，迟佳玲未参与船舶经营管理。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被告提供的劳务合同原件以及银行个人开通业务申请单由于是复印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但是开通个人电子银行系被告迟佳玲的个人行为，注册手机号码也是迟佳玲的个人行为，该证据中所显示的内容不能证明该个人电子银行的账户是由迟立起所实际控制，被告的这一观点及证明事项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原告提供的照片打印件，以及原被告提供的复印件，本院根据上述规定，无法确认真实性，不能予以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应当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断：（一）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完整、可靠；（二）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或者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对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是否有影响；（三）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具备有效的防止出错的监测、核查手段；（四）电子数据是否被完整地保存、传输、提取，保存、传输、提取的方法是否可靠；（五）电子数据是否在正常的往来活动中形成和存储；（六）保存、传输、提取电子数据的主体是否适当；（七）影响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其他因素。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过鉴定或者勘验等方法，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原告提供张德科转账至被告迟佳玲账户共计五笔鱼货购销款，系网上银行打印件，是源于电子数据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本院无法审查、确认打印件的真实性，不能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适用法律涉及赔偿协议的成立以及效力，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遗产的处理以及家庭共同债务的相关规定。2021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始实施，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确定本案纠纷适用相关法律规定。 原被告均认可2017年10月17日原告葛怀乾与迟立起签订的协议书，原被告的认可行为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后，协议书的成立持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后，协议书的成立以及效力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予以判定，该协议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荣成市办事处盖章的付款明细，该协会荣成市办事处已将赔偿款70万元支付给迟立起，迟立起应当向二原告支付70万元。赔偿协议约定，上述70万元赔偿款在保险理赔款理赔完毕后一次性付清，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70万元赔偿款保险理赔完毕的时间，本院自2020年9月1日原告提起诉讼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2020年4月15日，原告葛怀乾、李付令因申请扣押了“辽丹渔2××××”号渔船支付担保费2000元、申请费4020元，但是本院驳回二原告的起诉，原告葛怀乾、李付令因此支付的担保费2000元、申请费4020元应当自负。 葛玉帅死亡发生于2017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赵丽萍是否对葛玉帅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法定共有以及约定所有的财产制度情况下，不能确定债务人为个人财产所实施的行为时，债权人承担债务人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义务，否则，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原告主张被告赵丽萍对葛玉帅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赵丽萍不认可该笔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二原告主张的债权是迟立起经营渔船期间所负的债务，二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迟立起与被告赵丽萍共同经营渔船、渔船的经营收入用于迟立起与被告赵丽萍夫妻共同生活，或者该笔债务是迟立起与被告赵丽萍共同意思表示的结果。根据被告迟佳玲提供的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2月26日账号为6222××××2412账户明细,该账户为开户人为被告迟佳玲,无论该账户是否为被告迟佳玲控制、使用，均应当认定被告迟佳玲对该账户所发生的资金往来以及变动知晓，并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被告迟佳玲的该账户向王＊霖（会计孙楠楠的丈夫）转款用于渔船经营,并接收渔船转让的定金，该账户用于渔船经营活动。原被告均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2020年1月10日该账户汇出款项及余额来源及归属。2020年1月17日，该账户入账10万元渔船转让定金时，余额为67150.82元,亦没有证据证明该余额资金的来源及归属,也不能认定该余额为迟立起经营渔船的款项。2020年1月17日至2020年2月26日，该账户向被告赵丽萍的账户汇款49146.81元，向被告迟佳玲的其他账户汇款27225.92元，共计汇款76372.73元，汇款数额大于该账户原余额67150.82元，因此被告赵丽萍、迟佳玲使用了渔船转让定金。被告赵丽萍、迟佳玲对此的解释为，当时迟立起已经病重需要用钱治病，临时借了迟佳玲和赵丽萍的信用卡刷卡就医，后偿还信用卡，被告没有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迟立起的医疗费用属于迟立起与被告赵丽萍夫妻共同生活的费用，可以认定迟立起经营渔船的收入用于迟立起与被告赵丽萍夫妻共同生活。被告解释2020年2月26日向迟立起另一账户转账是赵丽萍收到银行短信后操作转账还款迟立起的信用卡，但是没有说明欠款的原因，被告也没有说明2020年2月3日、4日向迟立起账户汇款的事由以及用途，因此，被告赵丽萍对原告主张的70万元债务负有民事清偿责任。 被继承人迟立起于2020年2月份去世。被告迟佳玲于当年声明放弃对迟立起遗产的继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赵丽萍和迟佳玲是否依据遗产处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被告赵丽萍和迟佳玲作为迟立起遗产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据遗产处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在继承迟立起遗产的范围内承担民事清偿责任。被告迟佳玲放弃对迟立起遗产的继承，二原告葛怀乾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迟佳玲继承了迟立起的遗产，被告迟佳玲依据遗产处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对迟立起欠付原告的赔偿款不负有民事清偿责任。即使被告迟佳玲账号为6222××××2412账户用于收取卖出的货款、支出渔船经营的费用，也不能认定被告迟佳玲对渔船经营的债务承担民事清偿责任，依据被告迟佳玲上述银行账户明细不足以认定被告迟佳玲对二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负有民事清偿责任。二原告主张被告迟佳玲承担民事清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以支持。 原告主张，被告已经擅自转移、变卖案涉船用物资数十万元，被告对此辩称，物资的处理是在本案开庭前的不久时间，为解决迟立起生前的相关债权债务纠纷，赵丽萍个人做出的偿债处分，不属于船舶的经营管理也不属于转移财产。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关的具体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原被告的上述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根据该两条规定，被告赵丽萍是迟立起的遗产管理人，有处理被继承人迟立起债权债务的职责，原告主张被告擅自转移、变卖案涉船用物资数十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赵丽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葛怀乾、李付令70万元以及自2020年9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葛怀乾、李付令对被告赵丽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葛怀乾、李付令对被告迟佳玲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860元，减半收取5430元，原告葛怀乾、李付令负担30元，被告赵丽萍负担5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马卫东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书记员  龙宁宁 书记员  张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