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联合，男，1967年8月23日出生，住河南省商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琼，北京陈晓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中鸿基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马庄村南。法定代表人：赵海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树春，男，1956年4月1日出生，住河北省霸州市霸州镇温泉东道温泉小区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福勇，北京义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联合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华中鸿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鸿基公司）、崔树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1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联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华中鸿基公司、崔树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和《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效，或指定由其他法院审理本案；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中鸿基公司、崔树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华中鸿基公司、崔树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和《执行和解协议书》中所指向的执行标的，是曹联合投资建设的，曹联合与华中鸿基公司在《合作建房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曹联合投资建筑的“竣工区”和“钣喷车间”两幢厂房拆迁补偿费用、停产停业损失等，全部归属于曹联合。华中鸿基公司、崔树春在法院执行局法官的主持下，将曹联合的两处不动产用于清偿债务及分割或分配，不但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在明知涉案的两处厂房不是债务人华中鸿基公司的合法财产，仍然主持曹联合与华中鸿基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严重的侵犯了曹联合的合法权益。关于这一事实，华中鸿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海滨的妻子王秀芳，也是华中鸿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2011年9月6日谈话笔录的第3页上数第二自然段明中确表示，“那个厂区是地主盖的”。曹联合从未认可涉案车间是华中鸿基公司所建，也并不知情华中鸿基公司、崔树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和《执行和解协议书》的具体内容，并且在2017年7月18日向朝阳法院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朝阳法院(2017)京0105执异79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本院冻结之款项，并未包含在本院冻结款项之中，即非本案的执行标的物。这一事实证明，曹联合知道真相后，坚持主张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违法法定程序。1．涉案《调解协议书》和《执行和解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将曹联合投资建筑的两处厂房进行了非法的处置和分割。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合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本案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的通州区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我国民诉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而不应当直接审理本案。2．一审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在明知涉案的两处厂房的权属有争议，尤其是在王秀芳向执行局法官明确表示“那个厂区是地主盖的”事实后，仍然主持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因此应当认定本案的胜诉与否，与一审法院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理由是如果一审法院判决《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效，就等于全部否决了执行局法官的执法行为，势必会因此而导致原审法院执行错误的司法后果。根据我国民诉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回避审理本案。崔树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曹联合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曹联合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证明本案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房屋是曹联合出资所建，曹联合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建房证据是伪造的，崔树春在一审中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关于曹联合的身份与华中鸿基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曹联合一直与华中鸿基公司相互串通逃避崔树春关于华中鸿基公司的债权实现。曹联合起诉本案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是为了逃避崔树春对华中鸿基公司的案件执行，崔树春不同意其上诉请求。本案管辖是指定朝阳法院管辖，曹联合在一审中未提出任何异议。华中鸿基公司未出庭，亦未发表答辩意见。曹联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华中鸿基公司与崔树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以及《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用由华中鸿基公司、崔树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崔树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华中鸿基公司，2009年4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09）朝民初字第0045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华中鸿基公司偿还崔树春借款本金123．631103万元及利息，该判决书于2009年1月28日生效，后崔树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判决。2011年9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09）朝执字第2839号强制执行裁定书，查封了华中鸿基公司（位于通州区梨园地区该公司奇瑞4S店）展厅内机动车7辆及该店内挂牌“竣工区”、挂牌“钣喷车间”的厂房。2011年9月9日，崔树春作为甲方与华中鸿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调解协议书》，约定：根据一审法院（2009）朝民初字第876民事判决书，乙方欠甲方共计188万元整，现就本案执行有关事宜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乙方承诺自2011年10月份开始每月还崔树春壹万元整，如企业经营好转，还款数额将相应增加，直至将欠款还清。二、法院查封华中鸿基公司该店内挂牌“竣工区”、挂牌“钣喷车间”的厂房，两个车间大约1800平米。如果这两个车间遇到当地政府拆迁补偿，则乙方须优先用拆迁补偿款一次性还清崔树春的所有欠款本金及利息。以上两车间政府补偿多余款项返还给本公司。三、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乙方不能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的，本协议终止，甲方有权随时申请法院恢复执行。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法院备案一份。本协议书共一页。2011年9月14日，华中鸿基公司作为甲方与崔树春作为乙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以（2009）朝民初字第00458号民事判决书为基础协商处理本案赔偿事宜；甲方以其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马村南的奇瑞4S店中，销售大厅西侧、南侧的两幢共计面积约1800平方米的厂房及所有地上物折抵甲方拖欠乙方的80万元借款，剩余借款在乙方发现其他财产线索后再向甲方主张。上述地上物包括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全部地上物，如遇该地上物因拆迁等原因所产生的赔偿、补偿等一切权益归乙方所有。自上述协议签署之日即上述地上物的所有权归乙方；双方在协议生效后7日内向朝阳区法院申请请求确认以物抵债作出执行裁定。曹联合为证明华中鸿基公司与崔树春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份《承包经营合同》、1份《合作建房合同》以及其委托案外人建设厂房的《承揽合同》及收据。其中《承包经营合同》签订时间为2009年3月1日，约定华中鸿基公司将公司的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经营项目发包给曹联合全权经营和管理。《合作建房合同》签订于2011年4月1日，载明：鉴于甲方的售后服务站已经由乙方经营管理的事实，甲方同意乙方投资建筑售后维修车间的厂房，建成后由甲方使用，而甲方不收取乙方土地转租费，乙方亦不收取甲方房屋使用租金，乙方交纳的土地转租费与甲方交纳的房屋租金相互冲抵。建筑房屋的位置及面积：华中鸿基公司院落的南侧和西侧。厂房建筑面积为：南侧厂房480平方米，西侧厂房面积1398平方米。另查，2013年，曹联合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为由起诉华中鸿基公司，曹联合自2003年至2007年在华中鸿基公司任职。自2009年至涉案厂房拆迁前曹联合在华中鸿基公司主管售后维修。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曹联合认为，崔树春与华中鸿基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和《执行和解协议书》均为恶意串通，损害其作为第三人的利益，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所谓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该法律条文的适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双方当事人出于恶意，即明知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将造成他人的损害而故意为之；2．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即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意思联络或沟通，都希望通过实施某种民事法律行为而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3．损害了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崔树春与华中鸿基公司达成的两份调解协议均是基于华中鸿基公司对崔树春的欠款，且是在法院生效判决书无法自动履行的情况下，崔树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法院强制查封了华中鸿基公司车辆及涉案厂房的情况下，双方就如何履行生效判决书达成的合意。首先，崔树春在与华中鸿基公司签订上述两份调解协议书的过程中，如果华中鸿基公司不明确提出、且曹联合当时作为华中鸿基公司的员工亦未明确主张其权利的情况下，崔树春不可能知晓其与华中鸿基公司签署的调解协议书可能侵害他人的权益；其次，崔树春签署两份调解协议书的目的在于实现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债权，不存在与华中鸿基公司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目的与动机。再次，纵观崔树春与华中鸿基公司签署的两份调解协议书，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况。故一审法院认为曹联合关于崔树春与华中鸿基公司签署的两份调解协议书应属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华中鸿基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判决如下：驳回曹联合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曹联合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上述涉案厂房已拆迁，法院因（2009）朝民初字第00458号案件的执行，已冻结华中鸿基公司拆迁补偿款400万元（系总计拆迁款的一部分），曹联合曾对此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在该案中曾表示其主张的涉案厂房应折价的拆迁款不包含在法院冻结款项中。故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京0105执异79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曹联合的执行异议申请。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所谓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该法律条文的适用必须满足双方当事人均出于恶意，相互之间对于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存在着意思联络或沟通。本案中，崔树春与华中鸿基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和《执行和解协议书》，系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是基于华中鸿基公司对崔树春的欠款，就如何履行生效判决书达成的合意。曹联合以华中鸿基公司在执行笔录中曾提出“厂房是地主盖的”，因此认为华中鸿基公司系明确表示其对涉案厂房不享有权益，且推断崔树春此时亦应当对此明知，继而双方针对涉案厂房形成的调解系损害了曹联合利益的恶意串通行为，相关协议应当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华中鸿基公司在执行笔录中曾提出“厂房是地主盖的”，语焉不详，结合执行笔录上下文，不能得出崔树春知晓该厂房权益所有人系曹联合的结论。且该处的“厂房”是否为涉案厂房亦无证据证明。故无论涉案厂房是否为曹联合所建，相关权益是否应为曹联合所得，均无法认定崔树春对《调解协议书》和《执行和解协议书》的签署存在恶意。故曹联合以此主张《调解协议书》和《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效，本院难以支持。如曹联合与华中鸿基公司之间就涉案厂房拆迁权益存在争议，可以另行解决。关于曹联合上诉提出的管辖问题，各方一审中对于管辖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二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曹联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20元，由曹联合负担（其中70元已交纳，剩余21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妍审 判 员  张印龙审 判 员  江锦莲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何 平书 记 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