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终15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愿平，男，1962年11月10日生，回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贝，云南星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云南星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负责人：周燕，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映廷，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航，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楼div>负责人：宗强，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航，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谕，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福海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云。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负责人：刘昆林，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晓燕，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雨，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张愿平因与上诉人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原审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官渡区住建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福海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福海街道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3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张愿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贝、许文，上诉人官渡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航，原审被告官渡区住建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航、李秋谕，原审被告福海街道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晓燕、王星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愿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由官渡区政府支付张愿平拆迁补偿款35411938.83元自2018年1月14日其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费，计算至2019年10月28日起诉之日为2798795.28元；3.判令官渡区政府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双方并无关于拆迁补偿款支付时间的约定为由，认定张愿平主张的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张愿平针对拆迁补偿款产生的资金占用费提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张愿平应当得到的拆迁补偿款40411938.83元经福海街道办作出的《福保生态园拆迁补偿明细表》确认，已于2018年4月11日及4月13日拨付至官渡区住建局账户，官渡区政府作为该款项的支付主体。理应及时履行支付义务。但在官渡区住建局于2018年12月24日向张愿平支付500万元后，张愿平就再未收到其余补偿款，导致张愿平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官渡区政府应自2018年4月14日起向张愿平承担资金占用费损失。另外，根据国务院第728号令《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规定，官渡区政府也应当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费。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支持了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却驳回了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判令张愿平承担23285.40元的诉讼费，明显不合理，本案因张愿平被侵权而发生，张愿平并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诉讼费。针对张愿平的上诉，官渡区政府辩称：张愿平与官渡区政府并没有对于款项的时间约定，张愿平要求自官渡区政府收到款项次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利息标准对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不适用于本案，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张愿平关于资金占用费的请求，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官渡区政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张愿平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愿平承担。事实和理由：1.官渡区住建局与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04年5月10日签署《转让协议书》，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官渡区住建局将涉案土地有偿转让给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张愿平虽然提交了《承包土地租赁协议书》和《情况说明》，但与张愿平签订租赁合同的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与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主体，而《情况说明》也仅有杨明的签字，并无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盖章，无法确认《情况说明》中的意思表示是否为公司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仅依据上述证据即认定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将涉案土地的相关权利交由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负责，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官渡区政府作为合法被征收人，通过依法与征收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及地上建（构）筑物和附属设施征收补偿协议书》而占有涉案拆迁补偿款，具备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符合国家相关征收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官渡区政府占有拆迁补偿款缺乏法律依据”错误。3.土地征收人仅认可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从未认可过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及张愿平有权领取征收补偿款，与官渡区政府对接的主体一直为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而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从未认可过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和张愿平，官渡区住建局先行向张愿平支付的500万元拆迁补偿款是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并不视为对张愿平的权属或领取拆迁补偿款资格的认可。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未经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同意，也未能提供委托手续，因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并非福保生态园的合法权利人，既无权获得拆迁补偿款，更无权处分拆迁补偿款，故张愿平无权获得拆迁补偿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针对官渡区政府的上诉，张愿平辩称：1.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是租赁纠纷。租赁合同的有效性不是本案审查的重点，关键在于张愿平在福保生态园种植的苗木是否应该得到拆迁补偿款。事实上，张愿平在福保生态园种植苗木，其种植的苗木及附属设施被拆迁，且该拆迁补偿款已拨付至官渡区住建局的账户，官渡区住建局拨付了500万元之后尚欠3000余万元。福海街道办作为受政府委托办理拆迁工作的部门，对于张愿平是被拆迁人的事实调查是清晰的。张愿平签订租赁协议时，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其已经将土地交由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管理，也不可能在租赁协议上加盖其公章。2.涉案拆迁补偿款由土地部分补偿款和苗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组成，张愿平对于土地拆迁补偿款并无异议也不主张，仅主张被官渡区政府和官渡区住建局截留的苗木和部分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补偿款。《征收补偿协议》第一条中提到的145638株苗木里就包含了张愿平栽种的28200株，第二条明确按照《审核意见报告》进行补偿，而《审核意见报告》已经明确包含张愿平及曹玉华两租户的苗木重置造价为125629817.29元，官渡区政府认为其作为合法被征收人应占有涉案拆迁补偿款的上诉理由不正确。3.自2017年8月，福海街道办委托相关单位要求张愿平提供购买苗木及地上附着物的单据，并对张愿平种植的苗木、水井、喷灌系统的权属、价值进行了现场勘验、测绘、评估。之后形成拆迁公司、测绘公司、街道办、被拆迁人签署的《西山区草海片区拆迁签证表》《西山区草海片区保护治理和安置地块项目（张愿平）建构筑物评估报告》《重置成本报告》《福保生态园拆迁补偿明细表》。这些文件均是以张愿平为被拆迁人明确了其被拆迁的苗木及设施的权属、数量、金额，其中《福保生态园拆迁补偿明细表》确认了应付张愿平的苗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为40411938.83元。这是一份权利凭证，确认了张愿平为债权人应该得到的被拆迁资产的补偿金额，官渡区政府和官渡区住建局为负有付款义务的债务人。包括张愿平应得的拆迁补偿款在内的2.6亿多元的拆迁补偿款支付至官渡区住建局的账户上后，官渡区住建局仅向张愿平拨付了500万元，现官渡区政府认为张愿平无权获得剩余拆迁补偿款，是错上加错。原审被告官渡区住建局述称：1.对于一审判决中涉及到住建局为拆迁款项代收、代付主体这一事实的认定无异议。2.同意官渡区人民政府的上诉意见。3.张愿平上诉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及其依据国务院728号令而主张相关的资金占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被告福海街道办述称：1.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2.张愿平享有拆迁补偿款，福海街道办已经将拆迁款打到了指定的账户，已履行完毕实体义务。3.对于官渡区政府与张愿平之间是否支付完毕补偿款，利息应否支付的问题，尊重法院的判决。张愿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官渡区住建局及官渡区政府共同支付尚欠拆迁补偿费35411938.83元及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费；2.判令福海街道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官渡区住建局、官渡区政府和福海街道办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愿平与案外人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6日签订《承包土地租赁协议书》，于2016年12月20日签订《承包土地租赁补充协议书》，约定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将位于昆明市西山区亩土地出租给张愿平，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16年4月16日至2021年4月15日。承租土地后，张愿平用于种植苗木。2017年，昆明道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官渡区政府（乙方）、西山区滇池草海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指挥部（丙方）及昆明市国土资源局西山分局（丁方）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及地上建（构）筑物和附属设施征收补偿协议书》，载明昆明市人民政府委托西山区滇池草海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指挥部和昆明市国土资源局西山分局对官渡区政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物和附属设施进行征收并给予补偿，其中包含草海北片区五号地块范围内的“福保生态园”。协议同时约定拆迁补偿费用由丙方从甲方拨付的草海北片区征地拆迁资金中拨付至乙方指定账户。2017年7月10日，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向福海街道办出具《情况说明》，表明针对张愿平种植苗木及相关附属设施的补偿，同意将拆迁补偿款项直接赔付张愿平，与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无关。2017年9月30日，应福海街道办委托，昆明富乙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对张愿平被征收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载明张愿平喷灌系统重置造价263847.8元，树木重置造价40193583.83元，合计40457431.63元。2017年10月29日，福海街道办作出《福保生态园拆迁补偿明细表》，载明“福保生态园”补偿金额为77181249.63元，张愿平补偿金额为40411938.83元，曹玉华补偿金额为2300072.4元，拆迁补偿金额总计119893260.86元。2018年4月10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向西山区滇池草海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指挥部出具《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福保生态园征地拆迁补偿款收取账户的说明函》，指定福保生态园的征地拆迁补偿款拨付至官渡区住建局账户。西山区滇池草海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指挥部于2018年4月11日和2018年4月13日分两次向官渡区住建局拨付完毕拆迁补偿款，官渡区住建局分别开具《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此后，应张愿平申请，官渡区住建局于2018年12月24日向张愿平拨付500万元补偿款。本案诉讼过程中，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再次于2020年3月26日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表示对张愿平在租用土地上投资的苗木及设施应获得拆迁补偿款项40411938.83元不持异议。另查明，“福保生态园”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官渡区政府，并于2004年将柳苑生态公园有偿转让给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3月6日，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情况说明》，载明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取得柳苑生态园土地使用权后，公司营业执照因多年未年检，于2013年11月5日被吊销，公司资产（主要为柳苑生态园605.55亩土地的使用权）的经营管理、收益、合同权利等交由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负责。此外，“柳苑生态公园”与“福保生态园”所涉土地为同一块土地。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中，原官渡区建设局将柳苑生态园有偿转让给云南福保投资有限公司，后云南福保投资有限公司授权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柳苑生态公园，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遂与张愿平订立协议，将柳苑生态公园中的部分土地出租给张愿平用于种植苗木。协议订立后，张愿平接收了承租土地，并实际使用。此后，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需实施草海片区改造，并征用柳苑生态园，按照地上附着物与土地合一的方式，统一将款项补偿给官渡区政府，福海街道办于2018年4月13日支付完毕全部拆迁安置补偿费用。经福海街道办委托进行评估，张愿平就其投入的喷灌系统及树木重置造价为40457431.63元。福海街道办据此制作《福保生态园拆迁补偿明细表》，认定“福保生态园”应得补偿款为77181249.63元，张愿平应得补偿款为40411938.83元，案外人曹玉华应得补偿款为2300072.4元。张愿平对该份补偿明细表无异议，遂据此提起本案诉讼，扣除已经支付的500万元后，主张尚欠拆迁补偿款35411938.83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官渡区住建局和官渡区政府对此辩称，因添附权属不明，故无法按照该明细表向张愿平继续发放拆迁补偿款，但对于添附存在权属争议，“福保生态园”及曹玉华对张愿平应得拆迁补偿款数额持有异议这一主张并无有力证据予以证实，且“福保生态园”主体不明。相反，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表示对于张愿平在本案中应获拆迁补偿款数额并无异议。同时，昆明富乙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受福海街道办委托，经过实地勘查，结合业主提供的资料，对张愿平添附的重置价值进行评估。福海街道办根据委托评估结果，扣减部分款项后作出补偿明细表，官渡区政府据此拨付部分拆迁补偿款项，现又以“福保生态园”、张愿平以及案外人之间添附权属不清为由拒绝继续拨付拆迁补偿款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官渡区政府占有拆迁补偿款缺乏法律依据，故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对于款项支付主体的认定。因拆迁补偿系统一针对官渡区政府进行，西山区滇池草海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指挥部已将款项拨付至官渡区政府，官渡区政府指定官渡区住建局代收，故官渡区住建局仅为款项收取主体，而款项的拨付与收取均与福海街道办无关，故官渡区住建局与福海街道办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返还责任，款项应由官渡区政府返还。至于张愿平所主张的利息，双方并无关于款项支付时间的约定，故张愿平要求自官渡区住建局收到款项次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张愿平支付尚欠拆迁补偿款35411938.83元；二、驳回原告张愿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854元，由原告张愿平承担23285.4元，由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承担209568.6元。”二审中，张愿平提交《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和《收据》，证明其向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支付了租金。官渡人民政府和官渡区住建局质证认为：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明细单上无法看出款项与本案土地的关联性；对《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无法证明与租赁事项有关，收款单位也不是合法受让涉案土地的主体。福海街道办质证认为：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张愿平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应予以采信，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评判。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官渡区政府应否向张愿平支付拆迁补偿款35411938.83元及资金占用费。本院认为，张愿平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因土地被征收对地上苗木和构筑物的补偿款，并不主张针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款。首先，张愿平提交的《承包土地租赁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结合其购买和管养苗木的费用单据以及张愿平二审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和《收据》，能够证明张愿平与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后，实际占有、使用并经营涉案被征用土地。其次，张愿平提交的《拆迁签证表》《福保生态园拆迁补偿明细表》《西山区草海片区保护治理和安置地块项目（张愿平）建构筑物评估报告》以及福海街道办提交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和《官渡区人民政府“福保生态园”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及地上建（构）筑物和附属设施征收补偿协议及相关资料的审核意见》，能够证明在涉案土地被征收前，经征收方委托的实施拆迁工作的福海街道办与张愿平共同确认了张愿平投资栽种的苗木、安装的喷灌设施及添附的水井等数量，并经评估和审核后确定补偿金额为40411938.83元。此后，昆明道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官渡区政府、西山区滇池草海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指挥部及昆明市国土资源局西山分局将该部分补偿金额计入补偿总价，并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故拆迁人与张愿平之间就地上苗木和构筑物的补偿费用达成了一致意见，张愿平有权获得因土地被征收对地上苗木和构筑物的补偿款40411938.83元。再次，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其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交予了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向福海街道办和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其同意由张愿平享有涉案地上苗木和构筑物的补偿款，故张愿平针对补偿款40411938.83元的权利来源有事实依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官渡区政府针对张愿平的权利来源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后，涉案土地征收的补偿总价款已全部支付至官渡区政府的代收款人官渡区住建局的账户，官渡区政府有义务足额向张愿平支付补偿款40411938.83元，现仅支付了500万元，剩余补偿款35411938.83元应予支付，官渡区政府关于其不应向张愿平支付剩余补偿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张愿平主张的资金占用费，涉案土地因发生征收事宜，各方当事人对于土地的实际占有使用人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云南福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亦曾经主张过补偿款，而张愿平与官渡区政府之间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官渡区政府为慎重起见未向张愿平支付其所主张的补偿款，并不存在明显的过错，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张愿平所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并无不当。张愿平针对资金占用费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其所提及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亦不适用于本案。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愿平和官渡区政府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854元，由张愿平负担23285.40元，由官渡区政府负担209568.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璟审判员  张萍审判员  刘希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