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06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龙军，男，198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平，北京东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川，北京东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富平，男，198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琴，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小燕，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滔，男，198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 上诉人张龙军因与被上诉人徐富平、原审被告王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2民初4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龙军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2民初4543号民事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审中，张龙军当庭明确其上诉请求为改判驳回徐富平对张龙军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张龙军不是以担保人身份在案涉《借款协议》《借据》上签名，而是以见证人身份签名。1.《借据》系受徐富平胁迫签署且《借据》上“担保人”三字系事后补写，不是张龙军书写，《借款协议》上担保人张龙军的签名与身份证号系伪造，徐富平威逼利诱张龙军以见证人的名义在案涉《借款协议》上签字，不是以所谓的担保人身份签字，借款人王滔也自认张龙军不是担保人，而是见证人，上诉人张龙军不应承担担保责任；2.从徐富平所提交的录音证据看，印证了徐富平伙同王滔伪造证据的事实，正常的通话根本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开头、内容及结尾，录音证据中所谓“我拿了28万现金给你”等内容明显与徐富平所举的证据及陈述不相符且矛盾。从确认本案最终借款金额的证据看，从本案的关键人物即借款人王滔的视频自认已充分证实了张龙军系见证人，根本不是所谓的担保人。“担保人”三个字是徐富平事后添加上去，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3.从案涉报警记录看，也充分证明张龙军均没有以所谓的担保人的身份在案涉《借款协议》《借据》上签字。二、借款28万元仅有46500元有转账凭证，剩余234000元是否交付尚未有充分证据证明。三、徐富平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从徐富平在一审中提交的“肖茹月”、“何伟”交通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出借人即转款人肖茹月与何伟，不是徐富平。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肖茹月与何伟为本案第三人以查明事实。四、本案管辖有误。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籍田法庭对本案无管辖权，从案涉《借款协议》第六条中约定的管辖法院看，在徐富平所在地法院，徐富平住址为双流县合江镇，合江街道归属于太平法庭管辖。五、一审主审法官与徐富平的代理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利害关系，依法应当回避而没有进行回避。张龙军提交了两份判例，徐富平代理人所代理的这两个案件都是由一审主审法官承办。 被上诉人徐富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1.案涉《借款协议》《借据》上张龙军签名是其本人自愿签署的，是张龙军的真实意思表示。自始至终徐富平从未胁迫张龙军签署，徐富平出借28万给王滔是事实，有通话录音和微信转账、案涉《借款协议》《借据》和《收据》、2019年2月4日张龙军和徐富平在成都市××新区分局华阳派出所的记录为证。从报警记录可以看出，张龙军最开始是同意将该笔债务转移到自己名下，并向徐富平出具过借条，后来徐富平认为该借款一开始是出借给王滔的，应由王滔出具借据，张龙军作为担保人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才有案涉《借据》，张龙军并非是见证人。2.关于张龙军称主体不适格的问题，肖茹月是徐富平的妻子，提供肖茹月的流水是想证明徐富平当时有能力将钱借给王滔，从案涉《借据》可以明确，28万元中有234000元是以现金方式出借，出借人并非肖茹月和何伟。3.关于管辖，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的所有借款纠纷都是由籍田法庭处理，所以管辖没有问题。4.上诉人主张一审徐富平的代理人与一审主审法官存在利害关系不是事实，不存在回避的问题。 原审被告王滔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徐富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滔、张龙军连带偿还徐富平的借款28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5600元（暂计，实际以28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龙军、王滔承担。徐富平在一审庭审中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资金占用利息的起算日为2019年4月30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滔从徐富平处借款，徐富平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王滔给付借款46500元，具体转账情况为：2018年7月4日转款8000元，2018年7月5日转款2000元、10000元、3000元、1000元，2018年7月28日转款2000元，2018年8月4日转款10000元、7000元、3000元，2018年8月27日转款500元。徐富平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8年7月至2018年8月中旬期间，其以现金给付的方式向王滔支付借款4笔，金额共计人民币233000元，且王滔针对该4笔借款出具过4张借条，后双方于2019年2月25日就双方之间的借款进行结算，王滔将之前向徐富平出具的4张借条全部收回，重新向徐富平出具了一张借款本金金额为28万元的借据，双方约定将借据的落款日期倒签为2018年7月16日。该《借据》载明：今借到徐富平人民币¥280000元（大写贰拾捌万元）本金，借款期限自2018年7月16日起到2019年4月30日止。借款人处有王滔的签名并捺有手印，张龙军以担保人的名义在借据空白处签名并附身份证号码。在借据的空白处还手写备注：另附一张同日期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主要载明：1.甲方（出借人）：徐富平，乙方（借款人）：王滔，担保人：张龙军；2.借款金额（大写）：贰拾捌万元整；3.借款期限：自2018年7月16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4.还款日期和方式：分期付款。同日，王滔还向徐富平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徐富平人民币280000元（大写贰拾捌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7月16日起到2019年4月30日止。在空白处备注：其中转账46000元，现金234000元。借款人处有王滔的签名并捺有手印。徐富平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王滔2019年2月25日向其出具案涉借款本金为28万元的借据后未向其偿还过任何款项。 一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借款协议》《借据》《收据》、银行流水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截屏、电话录音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王滔向徐富平借款的事实，有《借款协议》《借据》《收据》、银行流水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截屏、电话录音、徐富平的一审当庭陈述予以佐证，且徐富平与王滔的通话录音中，王滔也认可其欠徐富平借款280000元未还，故一审法院确认王滔尚欠徐富平借款280000元。王滔在借款到期后未按照约定还款，已经构成违约，故对于徐富平请求判令王滔偿还借款本金28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徐富平主张王滔以28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向其支付从2019年4月30日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8年7月16日起到2019年4月30日止，被告没有按照约定还款，截止到2019年4月30日，全部借款均已逾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息，故对徐富平主张该280000元按年利率6%从2019年4月30日计算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徐富平主张张龙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请请求。因张龙军在《借款协议》《借据》上都以担保人身份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具体到本案中，徐富平、张龙军、王滔各方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9年4月30日，一审法院受理该案的时间即徐富平要求张龙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在六个月期间以内，故对徐富平要求张龙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滔、张龙军经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对其抗辩权利的放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富平偿还借款本金280000元以及支付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2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4月30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张龙军对判决第一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龙军在偿还上述债务后可依法向王滔追偿；三、驳回徐富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84元、保全费1948元，均由王滔、张龙军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龙军为证明其主张举示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关于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履职的公告；2.税仲兵与刘德平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3.税仲兵与刘德平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来源：裁判文书网。拟证明：1.本案管辖法院应为太平法庭而非籍田法庭；2.本案主审法官与本案被上诉人代理人之前有过诸多判例，存在利害关系，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经质证，被上诉人徐富平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的所有纠纷都是由籍田法庭管辖，二审法院可以对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审理借款纠纷的管辖问题进行核实。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之规定，张龙军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一审诉讼，亦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管辖异议；其次，籍田法庭、太平法庭同属于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未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再次，一审徐富平的委托代理人曾在一审主审法官承办案件中担任代理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具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张龙军主张一审法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第一组证据欠缺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双楠派出所于2019年2月4日18时的报警记录，报案人是徐富平。拟证明：1.案涉款项争议与张龙军无关；2.张龙军自始至终未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款协议》《借据》上签过字。经质证，被上诉人徐富平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接警的内容“徐富平来所报称，其于今日17时左右到双楠找王滔还钱，王滔之前向徐富平借款28万元，后王滔老表张龙军将借条收回，并重新向徐富平写了欠条。今日共同来找王滔还钱，王滔电话无法拔通。张龙军拒不还款，双方遂发生纠纷，到所协商解决。”该组证据充分能证明张龙军之前是向徐富平出具过借条的，后来当王滔重新向徐富平出具本案所涉28万元借条时，张龙军将借条收回，并且在王滔所出具的借条上张龙军以担保人身份签字的情况下才将借条拿回去。本院认为，该登记表中记载的接警内容恰好印证了徐富平的主张，而不能达到张龙军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形成于2020年7月17日的王滔与张龙军就案涉案涉《借款协议》签订时具体情况交谈的视频资料（光盘），参与人员：王滔、张龙军。拟证明：王滔证实张龙军自始至终未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及《借据》上签字。经质证，被上诉人徐富平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视频中的人戴着口罩，无法辩认。本院认为，王滔在本案中系债务人，且张龙军也自认其与王滔之间是亲戚关系，属于具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即使王滔认可张龙军系作为见证人在案涉《借款协议》《借据》上签名，王滔的认可也属于当事人陈述，仅有当事人陈述不足以单独认定案件事实，不能达到张龙军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蔡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目的：张龙军并非借款协议的担保人。经质证，被上诉人徐富平认为证人未到庭，对其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张龙军主张证人蔡某因畏惧可能存在的打击报复及潜在的各种担忧而不能出庭作证，但该理由不属于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的正当理由。此外，张龙军未举证证明案涉《借款协议》《借据》出具时蔡某在场，该证言欠缺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王滔向徐富平的转款记录，证据内容：2018年11月16日王滔向徐富平还款2万元的转款记录。拟证明：王滔一直在向徐富平还款，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金额及事实不属实。二审庭审中，张龙军明确系其本人向徐富平转款2万元，因当时王滔的手机没电了无法使用，王滔将钱转给张龙军，张龙军只是代王滔转给徐富平。经质证，被上诉人徐富平认为，从账单只能看出张龙军向徐富平转账2万元，是张龙军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不包括在本案涉28万元中，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虽然徐富平称该2万元系张龙军偿还张龙军与徐富平之间的其他借款，但徐富平未举证证明其与张龙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张龙军明确主张该2万元系代王滔向徐富平偿还本案借款的情形下，能够确认2018年11月16日张龙军代王滔向徐富平偿还案涉借款2万元，本院予以采信。 被上诉人徐富平为反驳张龙军的上诉主张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2019年2月4日15时在成都市××新区分局华阳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和张龙军曾经出具给徐富平的借条的照片，证据内容：在场当事人有张龙军、徐富平、王滔、曾某、尹经广、徐泽林，报警内容为“张龙军、徐富平称：2018年8月份徐富平借款28万元给王滔，后王滔无力偿还，便找到张龙军，王滔向张龙军说以后做工程可以挣钱，让张龙军想点办法，张龙军遂将王滔的债务转移到自己名下，现张龙军也无力偿还，王滔也找不到人，双方遂到派出所求助，要求登记备案。”证据目的：张龙军作为担保人签字的原因，张龙军和王滔系表兄弟关系，二人一起在做工地，钱虽然出借给王滔，实际上也是用于工地上的资金周转。2018年7月初到8月中旬期间，陆续借了28万给王滔，所以为什么会有张龙军出具的借条照片以及公安机关报警记录的内容，一开始该借款张龙军是承诺由其本人偿还的，到了2019年2月25日三方（张龙军、王滔、徐富平）一起结算、协商，作为实际借款人的王滔出具借条、张龙军作为担保人。证据2.证人曾某的证言，证明目的：徐富平、王滔、张龙军借贷关系成立，张龙军是在有“担保人”三个字以后才签字的。经质证，上诉人张龙军对证据1中的报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对于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且不能达到徐富平的证明目的，恰恰证明了就案涉款项及责任的问题双方一直有纠纷，反证了张龙军并非本案担保人的事实。对于照片，因系复印件，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且不能达到徐富平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人与徐富平系朋友关系，有利害关系存在，且存在金钱利益，其证言前后矛盾，根本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证据1中的接（报）处警登记表能够反映出徐富平、张龙军共同报案的内容为“2018年8月份徐富平借款28万元给王滔，后王滔无力偿还，便找到张龙军，王滔向张龙军说以后做工程可以挣钱，让张龙军想点办法，张龙军遂将王滔的债务转移到自己名下，现张龙军也无力偿还，王滔也找不到人，双方遂到派出所求助，要求登记备案。”，张龙军在该登记表上签名确认，能够客观反映出张龙军曾与徐富平共同到公安机关报案，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中的借条因无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证人曾某系徐富平的朋友，与王滔、张龙军并不认识，其与徐富平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仅以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借据上“担保人”三个字是书写于张龙军签名之前还是之后，欠缺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原审被告王滔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举证及质证的权利。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一致外，另查明，张龙军自认其与王滔之间系亲戚关系。徐富平自认案涉《借款协议》《借据》上“担保人”系其本人书写。徐富平、张龙军一致认可，案涉《借款协议》《借据》是在2019年形成，其上载明的2018年7月16日的时间属于倒签。 2019年2月4日15时，张龙军、徐富平到成都市××新区分局华阳派出所报案，在场当事人有张龙军、徐富平、王滔、曾某、尹经广、徐泽林，报警内容为“张龙军、徐富平称：2018年8月份徐富平借款28万元给王滔，后王滔无力偿还，便找到张龙军，王滔向张龙军说以后做工程可以挣钱，让张龙军想点办法，张龙军遂将王滔的债务转移到自己名下，现张龙军也无力偿还，王滔也找不到人，双方遂到派出所求助，要求登记备案。”张龙军、徐富平均在该登记表上签名确认。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张龙军向本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申请对案涉《借款协议》《借据》当中的“担保人”是否为张龙军本人所写，“担保人”与“张龙军”是否是同一时间书写进行鉴定。因徐富平在二审庭审中自认案涉《借款协议》《借据》上“担保人”系其本人书写，上诉人张龙军放弃对案涉《借款协议》《借据》当中的“担保人”是否为张龙军本人所写的鉴定。本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借款协议》《借据》上“担保人”与“张龙军”是否是同一时间书写进行鉴定。2020年10月21日，成都联合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收到委托后，我中心于2020年9月21日联系申请方，告知形成时间鉴定的相关风险，申请方口头表示：不做鉴定了。我中心遂将上述情况电话告知贵院。”2020年9月24日，张龙军向本院递交《撤回鉴定申请书》，请求撤回鉴定申请，理由是“根据鉴定机构的反馈，如果‘担保人’与‘张龙军’书写时间间隔没有在六个月以上的是无法鉴定出来书写的先后顺序的，即使有书写的先后顺序但是间隔未在六个月以上的，则鉴定的结果依旧是同一时间，鉴于这种特殊情况以及目前的技术手段所限制，这样的鉴定对本案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申请撤回鉴定。” 再查明，张龙军于2018年11月16日向徐富平转款2万元用于代王滔偿还案涉借款。 本院查明以上事实，有案涉《借款协议》《借据》、2019年2月4日15时在成都市××新区分局华阳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终止鉴定告知书》《撤回鉴定申请书》及二审调查笔录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如下：1.案涉借款是否实际履行；2.张龙军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3.徐富平是否具有原告资格；4.一审法院是否对本案具有管辖权；5.一审法院主审法官是否属于应当回避而未回避违反法定程序。现逐一评述如下： 一、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实际履行。首先，徐富平主张案涉《借款协议》《借据》系双方就之前多笔借款累计并经结算形成，虽然仅有46500元的转款凭证，但徐富平对于其余借款的现金交付在一审中也举示了其配偶肖茹月及朋友何伟的银行流水，对其款项来源作出了合理说明。其次，2019年2月4日15时徐富平、张龙军共同到成都市××新区分局华阳派出所报案时，张龙军对借款金额28万元进行了确认且未对借款金额提出异议。虽然张龙军主张其余234000元借款未交付，但结合案涉《借款协议》《借据》及张龙军在接（处）警登记表中确认的金额，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已全部实际履行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二、关于张龙军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首先，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张龙军在公安机关报案所称内容与其在本案的上诉主张相互矛盾，且张龙军未举示充分证据推翻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次，张龙军在本案中申请对案涉《借款协议》《借据》上“担保人”与“张龙军”是否是同一时间书写进行鉴定，在本院委托鉴定后，张龙军申请撤回鉴定，虽然现有技术不能鉴定出书写时间间隔在六个月以内的形成先后顺序，但张龙军仍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应承担不利后果。再次，张龙军主张其是作为见证人的身份在案涉《借款协议》《借据》签名，但该主张与其在成都市××新区分局华阳派出所报案时所述矛盾，王滔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单方陈述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明张龙军是见证人而非担保人。故，张龙军上诉主张其不是担保人而是以见证人身份在《借款协议》《借据》上签名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徐富平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徐富平在一审中举示肖茹月、何伟的银行流水是为证明其具有资金出借能力及款项来源，张龙军上诉认为肖茹月、何伟是实际出借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张龙军上诉主张徐富平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一审法院是否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之规定，张龙军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一审诉讼，亦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管辖异议；其次，籍田法庭、太平法庭同属于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未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故，张龙军上诉主张本案管辖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五、一审法院主审法官是否属于应当回避而未回避违反法定程序。张龙军上诉认为，一审中徐富平的委托代理人曾在一审主审法官承办的2起案件中担任代理人，一审主审法官与一审徐富平的委托代理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对此本院认为，徐富平的代理人曾在一审主审法官承办的案件中担任代理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具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张龙军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根据二审另查明的事实，张龙军于2018年11月16日代王滔向徐富平还款2万元，因案涉借款未约定期内利息，该2万元应当抵充本金，故案涉借款本金尚欠26万元。 综上所述，张龙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因二审中张龙军出示的新证据，导致一审查明的尚欠本金金额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2民初4543号民事判决； 二、王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富平偿还借款本金26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26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4月30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张龙军对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张龙军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王滔追偿； 四、驳回徐富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5584元，由张龙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姚 兰 审判员 莫 雪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 书记员 谢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