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05行初39号 原告何冲，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129号鹏龙商务大厦9-11楼。 法定代表人朱幼群，局长。 应诉负责人李国成，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屠钦倩、王青，工作人员。 第三人杭州杭旗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广丰街7号一层、二层。 法定代表人何鹏省，总经理助理。 委托代理人袁斌，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方燕，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冲不服被告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场监管局）于2020年6月5日作出的（杭拱）市监祥罚处字〔2019〕0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7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冲，被告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国成及委托代理人屠钦倩、王青，第三人杭州杭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袁斌、方燕到庭参加了诉讼。因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20年6月5日作出《处罚决定书》，主要载明：第三人于2019年8月29日从一汽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购进合格证上ＶＩＮ号为ＬＦxxxx的红旗品牌Ｈ5智联韵动版轿车，含税的进货价为157492元。涉案车辆约定的销售价格为151800元，因原告享受厂家的置换补贴10000元，2019年9月23日，原、被告签订合同编号为×××75的《汽车买卖合同》，将涉案车辆以合同发票144800元的价格销售给原告。在收到汇款后，第三人将其中3000元优惠活动款转回原告账户，故实际成交价141800元。2019年9月23日，第三人将涉案车辆交给原告。2019年10月8日，第三人工作人员陪同原告至浙江省杭州市××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车管所）上牌时发现涉案车辆副驾驶座下的车架号ＬＦxxxx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等处显示的车架号ＬＦxxxx不一致，导致无法办理使用登记。涉案车辆的货值金额为151800元，因进货价格高于销售价格，故违法所得为零。另查明，涉案车辆产品合格证载明ＶＩＮ、车载主板记录ＶＩＮ、车辆铭牌标示ＶＩＮ、车身上标签标示ＶＩＮ与车架钢印ＶＩＮ（车架号）不一致。整车ＶＩＮ标识不符合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上述问题是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第三人对涉案车辆进行了ＰＤＩ检查，查验了车辆生产厂家的资质、车辆合格证等资料，履行了一定的进货查验义务。因此，不适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但第三人客观上销售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之规定，属于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工业产品的行为。鉴于第三人履行了一定的进货查验义务，如实说明涉案车辆的合法来源，销售前确未发现涉案车辆产品合格证载明ＶＩＮ、车载主板记录ＶＩＮ、车辆铭牌标示ＶＩＮ、车身上标签标示ＶＩＮ与车架钢印ＶＩＮ（车架号）不一致的问题；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并如实提供涉案有关的销售发票、检查记录等证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法定减轻情形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三部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中第（七）项第2点第（5）小点、第3点第（1）小点中减轻处罚的情形，应予减轻处罚。同时鉴于涉案车辆现所有权已转移，且原告拒绝退回，故涉案车辆无法没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三部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中第（七）项第2点第（5）小点、第3点第（1）小点的规定，对第三人罚款人民币60720元，上缴国库。该决定书并告知行政复议和诉讼权利。 原告诉称，一、被告认定事实不清。1.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于2019年10月16日现场检查时，询问第三人导致涉案车辆产品合格证载明ＶＩＮ码、车身上标签标示ＶＩＮ码与车架钢印ＶＩＮ码不一致的原因。2.没有证据证明《处罚决定书》载明的“2019年11月21日，我局收到涉案车辆生产厂家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电子文档说明”。3.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于2020年3月13日委托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且鉴定目的不是对涉案车辆ＶＩＮ号的一致性进行鉴定，而是对涉案车辆ＶＩＮ号是否一致进行鉴定。4.原告于2020年4月9日收到被告作出的《鉴定结果告知书》后，在十五日异议期内分别于2020年4月13日、2020年4月24日向被告提出两次书面异议，并非《处罚决定书》载明的“2020年4月13日，举报人收到鉴定意见后书面向我局提出异议”。5.被告就办案调查期限作出两次延期，并非《处罚决定书》载明的“2020年4月17日，因案情复杂，经局领导批准延长调查期限”。6.《处罚决定书》中关于涉案车辆销售价格的认定有误。事实是：原告为家庭生活需要，于2019年9月14日在杭州和平会展中心车展上，与第三人商定以“旧车店内置换”的方式购买新车，签订了车辆订购协议，约定了以下内容：车型为红旗品牌Ｈ5智联韵动版、车价为151800元、浙Ａ牌旧车置换补贴10000元（店内置换）、代理上牌服务费500元等，同时第三人告知原告车价151800元只能以开票价153800元，另外返还2000元油卡补贴的方式实现。原告于当日支付了定金5000元，并与第三人签订了二手车（即原告原来驾驶的旧车）委托代销协议，约定了旧车车价14500元。按照第三人通知，原告于2019年9月23日在第三人店内交付了旧车；随后第三人告知原告：153800元的开票价显示在购车发票上还是太低了，车价还是151800元，改为购车发票的开票价154800元，另外返还3000元的方式实现，浙Ａ牌旧车置换补贴10000元可以在开票价中直接扣除。于是原告在第三人店内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编号：×××75）并支付了125800元（计算方法：购车发票开票价154800元-浙Ａ牌旧车置换补贴10000元-定金5000元-旧车车价14500元＋代理上牌服务费500元＝125800元），第三人收回了车辆订购协议。2020年9月24日，原告收到杭旗公司的3000元返还款。7.《处罚决定书》关于车架号不一致的情况认定有误。事实是：原告于2019年10月8日在第三人陪同下前往车管所上牌过程中，车管所上牌点查验发现车辆副驾驶座位下方承载体上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与随车的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铭牌、前风挡玻璃左下角等处显示的车辆识别代号不一致，该车未能通过车辆管理所上牌点的查验，无法上牌、行驶。随后第三人与原告双方核对确认：涉案车辆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铭牌、前风挡玻璃三处的车辆识别代号均为：ＬＦxxxx,而该车的副驾驶座位下的车辆识别代号为：ＬＦxxxx,车辆识别代号不一致，涉案车辆于2019年10月8日17:00停于第三人店内。在原告向车管所索要涉案车辆注册登记书面结果的过程中，应车管所要求，于2019年10月24日再次对车辆进行查验，车辆由第三人通过道路施救车运输至车管所。原告于2019年10月29日收到车管所对涉案车辆不予注册登记的退办单（即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原因为车辆识别代号不一致。8.没有证据证明《处罚决定书》中“涉案车辆的货值金额为151800元，因进货价高于销售价格，故违法所得为零”的认定，且进货价高于销售价格，不符合常理，被告未做进一步深入调查。9.《处罚决定书》中载明的“同时鉴于涉案车辆现所有权己转移，且举报人拒绝退回，故涉案车辆无法没收”与事实不符。没收受害消费者合法获取的物品，没有法律依据，且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告知原告退回涉案车辆以及相应法律依据、救济途径，因此不存在原告拒绝退回的事实。10.即使被告此次委托的鉴定合法、科学、客观、公正、有效，被告也只能采纳《鉴定意见书》中“十、鉴定意见”内容（即鉴定结论）做为认定的事实，不能采纳《鉴定意见书》中的其它内容作为认定的事实。二、被告的委托鉴定没有启动的前提和必要，且存在擅自扩大鉴定目的、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错误等诸多问题，被告不应采纳鉴定结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可知，启动鉴定的前提之一是案件中存在“专门事项”，而涉案车辆ＶＩＮ号是否一致这一鉴定目的是不需要在特定环境下实施，也无需借助仪器仪表，普通人用肉眼即可立即确认的一个简单事实，显然不属于“专门事项”。被告完全可以采取现场检查、拍照录像调查取证等直接、简便且有效的方式确认，这不仅是被告的职责，也是被告的正常办案程序，即被告在正常履职情况下，即可实现此次委托鉴定的鉴定目的，根本无需委托鉴定机构开展鉴定。原告提交给被告的材料中涉案车辆副驾驶座下、前挡风玻璃、车辆铭牌三处车辆识别代号的照片、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管所出具的《退办单》、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均已明确显示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即ＶＩＮ）不一致的事实，即被告此次委托鉴定的鉴定目的是一个原告、第三人、国家机关（即交警部门）各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且车管所出具的不予注册登记的退办单，是国家机关（即交警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证明效力优于鉴定结论，因此不存在开展此次鉴定的必要。《鉴定意见书》第九部分“技术分析”第3点中却对造成涉案车辆ＶＩＮ不一致的原因和涉案车辆不能依法注册登记的原因进行分析，造成涉案车辆ＶＩＮ不一致的原因和涉案车辆不能依法注册登记的原因并不是本次鉴定的鉴定目的，省特科院和鉴定人擅自扩大了鉴定目的，且己超越鉴定能力范围和业务范围，“涉案车辆不能依法注册登记的原因”属于国家机关（即交警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对涉案车辆作出不予注册登记书面决定时应说明的理由，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对不予行政许可进行原因分析没有法律依据。《鉴定意见书》第九部分“技术分析”第3点中将造成涉案车辆ＶＩＮ不一致的原因归咎于整车制造过程，但未通知汽车生产商参加本次鉴定；现场勘验只有2名鉴定人，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意见书》内容存在诸多异议，如未载明此次鉴定所采取的科学技术手段；第六部分“项目概况”中有两处与事实不符；第九部分“技术分析”有四处异议。鉴定意见未与委托鉴定目的对应，鉴定结论错误。三、被告适用法律依据错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不知道涉案车辆为禁止销售的产品，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款第（四）项、《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三部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中第（七）项第2点第（5）小点的情形。本案中存在涉嫌欺诈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应由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未就第三人是否存在欺诈进行全面、客观、公正调查，未依法适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四、被告违反法定程序。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两次延长调查期限经过批准及时间。《处罚决定书》载明被告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根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可知，在未依法延期的情况下，应当自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即案件办理截止日为2020年2月19日。《处罚决定书》载明被告于2020年2月4日中止行政处罚程序，于同年3月2日恢复案件调查，案件办理截止日调整为同年3月18日。被告未在2020年3月18日前作出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另外，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的《鉴定意见书》第二次书面异议进行处理，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责令被告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判令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全国12315平台举报件内容、四项附件信息(保养手册交车检查证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反面、汽车买卖合同、车辆副驾驶座下的车架号）和被告受理、反馈的内容； 2.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及附件（《处罚决定书》），证据1、2证明原告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有利害关系，原告主体适格。 3.原告与被告的微信截屏； 4.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 5.汽车买卖合同； 6.车辆一致性证书； 7.购车发票； 8.《保养手册》交车检查证明； 9.车辆副驾驶座下的车辆识别代号（即车架号）照片； 10.车辆前挡风玻璃角上的车辆识别代号照片； 11车辆铭牌照片，证据3-11证明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的方式，充实了举报的证据材料、线索。 12.被告出具的《证据材料接收回执》； 13.车管所出具的退办单； 14.国产机动车注册登记属于行政许可项目的截图； 15.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12-15证明原告进一步充实了举报的证据材料以及车管所出具的不予注册登记的退办单，是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 16.2019年10月16日现场笔录，证明被告在当日现场检查时，没有询问第三人导致VIN码不一致的原因，被告认定“杭旗公司无法说明导致VIN码不一致的原因”的事实不清。 17.(杭拱）市监祥检告字〔2019〕094号《鉴定结果告知书》及附件《鉴定意见书》、邮寄单、邮件记录； 18.关于《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的异议书、挂号信函收据、邮件记录； 19.何冲对《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的异议书(第二封）、挂号信函收据、邮件记录，证据17-19证明原告在十五日异议期内分别于2020年4月13日、4月24日向被告提出两次书面异议，被告认定“原告就《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提出一次书面异议”的事实不清。 20.（杭拱）市监祥函告字（2019)094-3号《投诉（举报）处理告知函》； 21.（杭拱）市监祥函告字（2019)094-4号《投诉（举报）处理告知函》，证据20、21证明被告就办案调查期限做出两次延期，被告认定“延长一次调查期限”的事实不清以及涉嫌不按照《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作出延期决定。 22.车辆订购协议照片打印件； 23.5000元定金付款凭证手机截屏； 24.委托代销协议（二手车）； 25.购车款支付凭证、3000元返还款收入凭证，证据22-25与证据5、证据7一起，证明购车过程以及第三人与原告确定车价后，第三人变动开票价的过程，被告认定“涉案车辆以合同发票144800元的价格销售给举报人。在收到汇款后，当事人将其中3000元优惠活动款转回举报人账户”的事实不清。 26.车辆购置税税收缴款书； 27.原告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向被告发送的《关于红旗品牌汽车鉴定异议的信访件》； 28.原告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向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的《关于质疑省特科院鉴定资格和有关异议的信访件》； 29.原告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向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的《关于请求依法处理LD20200068750148的信访件》，证据26-29证明原告就《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一直持有重大异议，被告和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未依法妥善处理。 30.调解失败证明，证明被告对原告和第三人进行调解的时间是2019年10月9日，不是2019年10月8日。 31.强制性国家标准《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GB16735-2004)全文，证明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底盘号）的含义以及鉴定意见错误。 32.强制性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节选，证明涉案车辆不符合该标准要求、车架号含义、《鉴定意见书》表述不客观不准确且鉴定意见错误。 33.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中的“鉴定机构”的答复截图； 34.浙江省司法厅公告的《浙江省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节选），证据33、34证明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和鉴定人均不具备痕迹鉴定法定资质（资格）。 35.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优化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公告》截图，证明汽车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36.强制性国家标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办法》（GB21861-2014）节选，证明涉案车辆不仅是禁止销售的车辆，也是不合格车辆。 37.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编号：×××03）附表及名称变更确认书，证明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不具备机动车检验检测能力。 38.（杭拱）市监祥检告字[2020]001号《鉴定期间告知书》，证明被告办理案件违反法定程序。 被告辩称，一、本案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经现场检查和询问调查，被告查明：第三人销售给原告的车辆为合格证上VIN号为LFPxxxx的红旗品牌H5智联韵动版轿车，双方约定的销售金额为151800元。该车辆系第三人于2019年8月29日从一汽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购进，进货价为157492元。涉案车辆产品合格证载明VIN、车载主板记录VIN、车辆铭牌标示VIN、车身上标签标示VIN与车架钢印VIN(车架号)不一致。被告认为第三人客观上销售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之规定，属于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工业产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被告依法作出了《处罚决定书》。二、本案程序合法且正当。2019年10月12日，被告接到举报称“杭州杭旗汽车有限公司销售的红旗品牌H5智联韵动版轿车产品合格证载明VIN码、车身上标签标示VIN码与车架钢印VIN码不一致，涉嫌消费欺诈，要求查处”。2019年10月16日，执法人员到涉案汽车的销售商第三人处进行现场检查。2019年10月24日，被告向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寄送《协助调查函》。2019年11月21日，被告收到涉案车辆生产厂家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电子文档说明，同日作出立案决定。因2020年1月2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2月4日，被告依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中止行政处罚程序。2020年3月2日，被告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恢复案件调查。2020年3月13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委托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对涉案车辆VIN号的一致性进行鉴定。2020年4月1日，被告收到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出具的项目编号为ZJTJ/JDBG-2020-1004的《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车辆产品合格证载明VIN、车载主板记录VIN、车辆铭牌标示VIN、车身上标签标示VIN与车架钢印VIN(车架号)不一致，该红旗品牌汽车VIN标识不一致。2020年4月13日，原告收到鉴定意见后书面向被告提出异议。2020年4月16日，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向本局出具了《关于红旗汽车鉴定项目异议的复函》。2020年4月17日和2020年5月18日，因案情复杂，被告两次作出延长办案期限决定。2020年5月18日，被告向第三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20年5月21日，第三人向被告书面提出陈诉、申辩意见和听证申请。被告依法履行听证程序并于6月1日组织召开听证会。2020年6月5日，被告依法对第三人作出罚款人民币60720元的处罚决定。上述处置符合《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消费者举报记录单、案件来源登记表，证明原告的举报内容及本案的案件来源。 2.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经当事人委托人确认的案涉车辆照片、车辆一致性证书、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销售发票和买卖合同、情况说明等相关书证，证明被告在收到举报后对当事人涉嫌的违法行为进行核查。 3.协助调查函、邮寄单、邮件记录、电子回函、长春书面回函及邮寄单，证明被告向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进行协查的事实。 4.立案审批表、处理意见书、邮寄单及邮件记录，证明被告作出立案决定并书面告知原告。 5.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员工所作的询问调查笔录、授权委托书、书证提取单及相关证据材料，证明被告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查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标准和要求的涉案产品的事实。 6.对原告(举报人)所作的询问笔录、相关证据材料，证明被告对举报人进行询问调查，了解涉案车辆购进的相关情况。 7.鉴定委托书、受理委托书、现场勘验通知书、鉴定机构及人员资质、现场鉴定通知书及送达回证、邮寄单、现场笔录、鉴定视频及照片提取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告知书及送达回证、鉴定异议书、鉴定异议复函，证明被告对案涉车辆进行鉴定的情况。 8.案件中止、案件恢复有关事项审批表以及相关告知函、邮寄单；案件延期、再次延期有关事项审批表、案审讨论记录以及相关告知函、邮寄单，证明案件办理程序合法。 9.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办案部门集体讨论、处罚建议审批表、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处罚案件听证材料、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投诉举报处理告知函及邮寄单，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原告(举报人)相关决定内容。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七条、《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十七条、《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第三人述称，对《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和相关程序没有异议，但认为适用法律不当，罚款金额过高。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庭审质证时，各方对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消费者举报记录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处理结果栏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对案件来源登记表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和内容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泄露举报信箱，未及时提取商品车运输交接验收单。对证据3中协助调查函、邮寄单、邮件记录的三性无异议，对电子回函三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且未加盖公章，从证据页码第31页、32页的落款和盖章可以知道是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回复给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汽开分局，并非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汽开分局寄给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收到了由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汽开分局出具且加盖公章的协助调查结果。对证据4中的立案审批表三性无异议，但案件登记时间应为2019年10月9日，对处理意见书等有异议，按照规定，被告书面告知原告立案决定的法定形式是投诉举报处理告知书，而非通过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且该告知书中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2019年10月16日受理不准确也不符合事实，举报不存在受理的说法。发现违法行为应该是10月9日，收到相关材料是10月12日，而10月16日是被告对第三人现场检查的时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于10月22日调取了车辆入库单、商品车运输交接验收单和交车确认单。另外，处理意见书第三部分表述11月21日对第三人立案进行调查，但该文书的落款时间是11月18日，存在明显矛盾。对证据5的证明对象有异议，第三人与原告确定车辆销售价格的过程不完整、不准确，缺少了第三人与原告确定车价后，第三人由于自身原因两次高开发票开票价格，并通过另外返还原告油卡和现金，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栏6580586.4元，通过销售发票查询清单可知涉案车辆的真实含税价格（进货价）是109000元，证明第三人销售涉案车辆有显著的利润。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认为鉴定是3月21日开展的，并非通知书中所写的3月20日开展，交警部门已经确认车辆识别代号不一致，没有必要鉴定。对鉴定意见书有异议，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不具有机动车和痕迹方面的鉴定资质，擅自扩大了鉴定目的。原告的鉴定异议全部成立。视听资料文字转录单与实际不符。对证据8中案件调查中止无异议，对延长调查期限有异议，办案期限在2019年3月18日届满，根据被告提供给原告的鉴定期间告知书显示，其鉴定的期间是3月21日至4月19日，已经超过了办案截止日期。对证据9的合法性有异议。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至4、6至9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证据3-11无异议。对证据12-15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只能证明案涉车辆客观上被车管所不予注册的事实。对证据16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现场检查笔录是被告作出的程序性调查，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基于行政处罚相对性客观性以及实际性的特征，现场检查笔录所记录的是与本案事实认定和时间、地点等相关的信息，不可能穷尽所有现场涵盖的内容。对证据17-19项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提出书面异议的内容与本案认定及查明的事实无关。对证据20、21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超期延长。对证据22、23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4、25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6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7-2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属于信访事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调解属于投诉处理程序，非本案审理的处罚内容。对证据31、32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国家强制性标准描述，并不能证明鉴定结论错误。对证据3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原告所称的鉴定机构必须是司法机构，属于认知错误。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且被告认为本案的鉴定并非痕迹鉴定。对证据35无异议。对证据36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被告依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作出相关定性和处罚是正确的。对证据3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以政府服务网的公告来推定浙江省特种设备研究院不具备机动车检验检测能力，只能客观上证明浙江省特科院在外网公告了一些内容。对证据38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鉴定属于过程性行为，与本案审理内容无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程序规定，或者杭州市市场监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都没有将鉴定期间告知举报人的相关义务，因此不存在鉴定期间告知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1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不清楚原告是否按照被告的要求补充了相关材料。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笔录仅能说明被告对案涉车辆当场进行查验的真实情况。对证据17-1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不清楚原告提起书面异议的情况。对证据20、2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仅能说明原告曾对被告进行过投诉举报，不能证明被告程序违法。对证据22-2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处罚决定书》对车辆合同发票及返还优惠3000元的事实认定无误。对证据2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表示不清楚待证事实。对证据27-29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不清楚原告投诉的情况。对证据3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调解时间是2019年10月9日，不清楚原告待证事实。对证据31、3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客观真实。对证据33、34、37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和鉴定人是否具备痕迹鉴定的法定资质，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汽车确实是强制性的产品，但认为与本案有关的汽车标识并不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对证据36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案涉车辆具备车辆合格证，第三人在核验合格证后才进行销售。对证据38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本身无法证明被告违反法定程序。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事实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11日夜，原告在全国12315平台举报第三人欺诈消费者，举报主要内容为2019年9月23日原告在第三人购买红旗H5智联韵动版汽车，于10月8日至车管所上牌过程中，因副驾驶座下车架号与合格证等处车架号不一致，未能通过检测，无法上牌、行驶，认为第三人构成欺诈，要求依法查处。原告同时在该平台提交了保养手册交车检查证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反面、汽车买卖合同第二条、车辆副驾驶座下车架号等材料作为举报附件。被告于2019年10月12日接到上述举报件，对案件来源登记，决定予以调查核处。同日，全国12315平台载明“已开始办理”。2019年10月16日，被告对第三人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2019年10月22日，被告对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日，被告调取了案涉车辆的照片、车辆一致性证书、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销售发票和汽车买卖合同等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10月24日，被告向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请求协查案涉车辆出现车架号不一致的原因。2019年11月11日，涉案车辆生产厂家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回复函，表示车架号为LFxxxx的车辆（即涉案车辆）与车架号为车架号为LFxxxx的车辆的VIN号生成时间仅存在毫秒级差异，而座椅下车身VIN打号系统读取时间精度较低，仅能识别到秒，打号系统在读取生成系统数据时，认为上述两辆车车架号生成时间相同，将读取到的数据进行了随机排序，造成两辆车副驾驶座椅下VIN号打刻错误，与车辆上其他位置的VIN号不一致。被告于2019年11月21日收到相应电子回复材料后，作出立案决定，并于11月23日在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告知了原告已经立案的情况。 因2020年1月2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被告于2020年2月4日中止行政处罚程序。2020年3月2日，被告恢复案件调查。被告并将上述中止和恢复情况告知原告。2020年3月13日，被告委托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对涉案车辆VIN号的一致性进行鉴定。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项目编号为ZJTJ/JDBG-2020-1004的《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车辆产品合格证载明VIN、车载主板记录VIN、车辆铭牌标示VIN、车身上标签标示VIN与车架钢印VIN(车架号)不一致，该红旗品牌汽车VIN标识不一致。被告于2020年4月1日收到《鉴定意见书》后将鉴定结果（附《鉴定意见书》）告知原告和第三人，并告知对鉴定结果书面异议的权利。原告收到后于2020年4月13日书面向被告提出异议。2020年4月16日，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向被告出具了《关于红旗汽车鉴定项目异议的复函》。被告将相关内容向原告反馈后，原告提交了第二次的书面异议。 被告于2020年4月17日作出延长调查期限30日的决定，后告知原告。2020年5月18日，被告案件审理委员会对该案集体讨论，并同意继续延期30日。被告于同日作出再次延长调查期限30日的决定，后告知原告。2020年5月18日，被告作出（杭拱）市监祥听告字〔2019〕094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于同日送达第三人。2020年5月21日，第三人向被告书面提出陈诉、申辩意见和听证申请。被告于6月1日组织召开听证会，于2020年6月4日对该案集体讨论。被告于2020年6月5日作出《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6月8日送达第三人，并将处罚结果告知原告。 再查明，2019年9月4日，涉案车辆从供应商一汽红旗汽车有限公司入库第三人处，入库单价为157492元。2019年9月23日，原告（作为买受人）与第三人（作为出卖人）签订合同编号为×××75的《汽车买卖合同》，约定第三人将车架号为ＬＦxxxx的红旗牌车辆出售给原告，单价144800元等内容。相应的发票联载明涉案车辆价税合计144800元。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被告对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工作人员和原告等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相应笔录。其中，在被告于2019年12月13日对原告所作的调查笔录中，原告陈述2019年9月14日约定的车价为151800元，因原告享受10000元店内置换补贴，只需支付141800元，第三人开票为144800元，3000元差价由第三人返还。在被告于2020年5月7日对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所作的调查笔录中，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述2019年9月14日约定的车价为151800元，因原告享受10000元店内置换补贴，可直接抵掉车款，只需支付141800元；又因为涉案车辆存在返现3000元的促销活动，故第三人要求开票为144800元，原告先付款144800元，多收的3000元差价由第三人返还原告。庭审中，原告表示因第三人不愿运输涉案车辆，故运输至原告处保管。 另查明，2020年3月20日，被告作出（杭拱）市监祥检告字[2020]001号《鉴定期间告知书》，告知原告于2020年3月13日委托相关机构对涉案车辆的VIN号是否一致进行鉴定，鉴定期间自2020年3月21日至2020年4月19日。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原告向第三人购买涉案车辆，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向被告投诉，与《处罚决定书》具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作出案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查明的事实，第三人销售的涉案车辆VIN不一致，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违反了上述规定。被告鉴于第三人履行了一定的进货查验义务，如实说明涉案车辆的合法来源，销售前确未发现VIN不一致的问题；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如实提供有关销售发票、检查记录等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减轻处罚的相应情形作出罚款，并无不当。原告主张《处罚决定书》中关于涉案车辆销售价格的认定有误。本院认为，被告根据《汽车买卖合同》、开票金额，结合对原告、第三人的调查询问，确认案涉车辆的货值金额为151800元，认定事实清楚。原告主张，进货价高于销售价格，不符合常理，被告未做进一步深入调查。本院认为，被告根据入库单、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销售发票查询等证据，认定涉案车辆的入库单价为157492元，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但《处罚决定书》中关于原告“拒绝退回”涉案车辆的表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指正。 原告主张，本案中第三人存在涉嫌欺诈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违法行为，应适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对第三人作出处罚。本院认为，涉案车辆VIN不一致系在整车出厂前形成，第三人作为销售商不存在销售欺诈的主观故意，也履行了一定的进货查验义务，被告未适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作出处罚，法律适用准确。 行政程序方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适用一般程序办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决定继续延期的，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案件处理过程中，中止、听证、公告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等时间不计入前款所指的案件办理期限。”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影响而中止处罚程序，于2020年3月2日恢复案件调查，于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4月16日期间进行鉴定，于2020年4月17日和2020年5月18日两次延长办案期限，并经听证后，于2020年6月5日作出《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6月8日送达第三人，并将处罚结果告知原告，符合上述规定。原告主张鉴定没有必要，鉴定机构违法，鉴定期间错误。本院认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为查明案情，需要对案件中专门事项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进行；没有法定资质机构的，可以委托其他具备条件的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结果应当告知当事人。”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具有相应的产品质量证书，且属于浙江省法院对外委托信息平台入库机构，具有进行案涉鉴定的资质，被告为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符合上述规定，对原告的相应主张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期间。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期间应当明确，并书面告知当事人。”《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一条亦作类似规定。本案中，被告未将鉴定期间书面告知作为当事人的杭旗公司，而将鉴定期间书面告知了作为投诉人的原告；且被告向原告作出的（杭拱）市监祥检告字[2020]001号《鉴定期间告知书》中载明的鉴定期间不准确，本院予以指正。综上，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基本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何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审 判 员  邓 瑶 人民陪审员  李春燕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钱舒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