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3民初13913号原告：周某，男，1986年2月2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齐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晓，山东京堂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女，汉族，1992年7月9日生，住四川省中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荆通，山东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艺，山东强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周某与被告刘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晓，被告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荆通、王艺到庭参加诉讼，后又于2020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晓，被告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荆通、王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某返还我恋爱期间向其转帐10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刘某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份，我与刘某经朋友介绍认识，后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谈及婚嫁。我在双方交往过程中，以结婚为目的，自2019年4月至2019年10月通过银行、支付宝共计向刘某转款10万元。因刘某拒绝办理结婚登记，现双方已分手解除了恋爱关系，因此刘某应返还我上述给付的款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刘某辩称：周某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二人仅处在男女朋友恋爱阶段，从未谈婚论嫁。双方是经人介绍认识，于2019年4月份确定恋爱关系，同年10月分手，期间未涉及婚嫁。恋爱期间由于性格不合，两人存在各种分歧，我萌生分手的想法，但周某以生病、自杀、威胁等方式逼迫我继续与其在一起，这种极端行为令我感到恐惧，所以两人最终彻底分手。由于我之前有过一段不幸婚姻，因此对再婚极为慎重，两人刚认识五个月，对彼此了解不够充分，所以两人还处在男女朋友恋爱阶段并未谈及婚嫁，更未按照风俗习惯举办订婚仪式。周某给我的转款系恋爱期间的赠与行为，因此本案不应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婚约是指无配偶的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达成的协议，又称订婚或定婚。本案中，双方仅处在恋爱阶段，并没有缔结婚约。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我没有向周某索要过钱财，反是周某自愿多次向我转款，我开始不想接受所以将周某的转款予以退回，但周某再次将钱款转给我，我是在周某的一再坚持下才接受了赠与，而且转账大部分已经用于两人的共同生活开销。另外，我也曾给周某转过钱。由此可见，周某的转账行为并不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订婚彩礼，而是一种赠与行为，因此本案不应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周某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恋爱期间周某自愿将钱财转给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是—种赠与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在周某转账成功我账户到账的那一刻，双方的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财产权利已经完成转移，现周某要求返还的权利已经灭失，其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我不同意返还周某恋爱期间自愿赠与的财产，周某的各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周某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周某与刘某于2019年3月相识,同年4月确立恋爱关系,后双方同居。2019年7月，周某曾随刘某回其四川老家探望其父母；2019年10月初，刘某随周某回其老家探望父母。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19年10月中旬分手。2019年4月9日，周某通过手机银行向刘某农业银行账户转款1万元；周某于2019年7月29日、9月14日、10月13日通过支付宝分别向刘某转款3万元、5万元、1万元，以上共计10万元。周某主张上述10万元均系其为与刘某缔结婚姻关系而向其转款，现双方已解除恋爱关系，故要求刘某予以返还。刘某主张上述款项均系周某在恋爱期间对其个人赠与，不同意返还。2019年3月31日、4月18日、4月22日、5月17日、5月20日、6月1日、6月14日、6月19日、6月26日、7月8日、7月12日、7月18日、7月25日、8月29日、9月1日，周某以微信转账方式向刘某转款16笔（6月1日两笔），数额分别为“521元”、“521元”、“1314.52元”、“521元”、“5200元”、“1314元”、“1314元”、“1314元”、“520元”、“520元”、“520元”、“520元”、“520元”、“520元”、“521元”、“666元”，以上共计16326.52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周某自认上述款项均系带有恋爱意义的转账金额，系赠与刘某，故未在本案中予以主张。2019年5月9日、7月31日、9月2日、10月12日，周某以微信转账方式向刘某转款“8888.88元”、“4000元”、“4000元”、“4000元”，以上共计20888.88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周某自认上述款项均系给刘某母亲的生活费，故未在本案中予以主张。除上述款项外，周某对刘某还存在多笔小额转款合计18900元。周某对该部分小额转款在本案中未予主张。周某另主张共与刘某同居期间产生的生活消费17649.08元，均是由其负担。为证实主张周某提交微信账单及支付宝账单各一宗，刘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其部分消费记录，并不是两人共同生活的全部支出，两人生活过程中，其也曾有为两人共同生活的支出。案件审理过程中，刘某自认双方同居期间其无工作无其他收入来源。2019年10月9日，刘某经周某指示向案外人程凯转款3万元，2019年10月14日周某通过手机银行向刘某转款2万元，通过支付宝向刘某转款1万元。以上事实由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手机银行转账截屏、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账单、支付宝账单及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周某向刘某所转款项10万元，是否系对刘某的赠与，刘某是否应予返还。周某主张，其与刘某恋爱同居期间，双方均与对方家长见面，发展至谈婚论嫁，其系以结婚为目的向对方转款，所主张部分款项数额较大。根据一般社会认知，若非基于结婚目的，也不会给付对方。故该部分转款应与一般礼节性的赠与有所区别，结合本地的生活水平，已明显超出正常的生活支出。应当认定为系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现双方分手，未缔结婚约，赠与所附条件未能实现，周某有权利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刘某返还。刘某虽辩称该涉案款项已用于双方同居期间的生活支出，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双方同居期间生活消费也均由周某负担。为证实主张周某提交其与刘某聊天记录一宗，显示：2019年4月9日，刘某曾向周某发微信：“能不能转一万块钱给我，我现在有用”；2019年10月13日，刘某向周某发微信：“钱我还给你，剩下的我慢慢还”。刘某对上述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周某后来曾表示将1万元赠与给其，后来其承诺还款也是因周某以自杀、生病等相威胁，不断纠缠，其在无奈情况下所作出的妥协。为证实主张刘某提交微信聊天记录2张、视频一宗，欲证明周某曾向其发送自己割腕自杀的视频进行威胁，其无奈向周某妹妹发送短信，希望可以劝说周某，两人和平分手。周某对刘某提交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手机视频并非原始载体。微信聊天记录形成时间为2019年10月17日，该内容系周某劝导刘某不要再回足疗夜店上班，而周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2019年10月13日，刘某通过微信承诺还款，承认双方已解除恋爱关系，周某并没有以自杀相威胁的方式使刘某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还钱意思表示。刘某主张，双方系自由恋爱，并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双方同居期间，周某对其的转款均系自愿赠与，并非附条件的赠与。现双方已经一起共同生活，上述转款均用于日常生活，不应当再予以返还。通过周某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双方交往过程中，周某出手本就阔绰，平时赠与转账的数额就比较大，结合其收入水平，可以合理的推断后期大额的转款也是一种赠与行为，不应当予以返还。为证实主张刘某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及支付宝转账详单一宗。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周某曾向刘某发送微信称：“就像我们刚认识没几天，你手机丢了，我就想给你去买，因为我想联系你。你回家说缺1万块钱，我那时候刚认识，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回来，但是我就想给你。”支付宝转账单显示：2019年7月29日，周某向刘某转款3万元，后刘某将该部分款项转回周某，周某又再次将3万元转至刘某账户；××××年××月××周某向刘某转款5万元，备注为：“不要转回来了，帮我放着吧！老婆！”周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上述转款发生时，双方已同居，结合××××年××月××日所发生的5万元转账备注中，可清楚地看到周某以老婆相称呼，可以说明转款行为也是以结婚为目的，就是为了与刘某办理结婚登记。本院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的事先约定，彩礼系婚恋过程中男方以缔结婚姻为条件而赠与女方的礼物或礼金。依习俗支付的彩礼在婚姻未能缔结的情况下，应当予以返还。具体到本案，周某所主张返还款项均系发生于与刘某恋爱、同居期间，数额较大，且双方均认可曾随对方回老家探望对方父母，周某亦曾负担刘某母亲及孩子的生活费，结合刘某在双方分手时期微信中亦曾承诺偿还相关款项的实际情况，故可以认定周某系以缔结婚约为目的向刘某转款，该部分款项应系周某以缔结婚约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后双方因故未能缔结婚约，现周某要求返还涉案款项1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刘某虽主张其在微信中承诺返还相关款项，系在受到胁迫情况下作出的承诺，但仅凭其提供的视频资料及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实，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刘某抗辩称所收到涉案款项亦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支出，对此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周某婚约财产1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被告刘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郑 莹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