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5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红军，男，197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遂平县，现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雅姝，上海市沪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上海市沪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阁乐葡酒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复兴西路57号甲1幢405室。法定代表人：ALEXEYPOZNYAKOV，执行董事。上诉人朱红军因与被上诉人阁乐葡酒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阁乐葡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红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其一审诉请，即阁乐葡公司支付朱红军：1、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0,000元；2、2019年5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的报销款880.60元。事实与理由：第一，朱红军与阁乐葡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已成立生效，应当按照协议履行。朱红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可以订立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本案中阁乐葡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向朱红军发出了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要约，并以微信聊天的对话方式向朱红军作出该意思表示，要约生效。因补偿金额不正确，朱红军又以微信聊天的对话方式作出了拒绝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失效。2019年6月17日，阁乐葡公司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发出了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新要约，新要约内容具体确定，且朱红军于当日即作出了承诺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协议的生效不应当局限于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才可生效，当事人有权通过其他对话方式作出意思表示，且在本案当中的解除协议也并未注明该份协议需要双方签字、盖章才发生效力。阁乐葡公司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朱红军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合同已经成立。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成立生效，故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阁乐葡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朱红军支付补偿费用4万元。第二，500元为朱红军的工资组成部分，应当按月足额支付。朱红军与阁乐葡公司于2015年协商一致后对朱红军的工资进行了调整，调整为3,700元，但增加的500元工资，阁乐葡公司要求以报销款的形式支付给朱红军。从朱红军提交的微信交易记录当中也可以看出，500元是阁乐葡公司每月固定向朱红军发放的款项，实为朱红军的工资组成部分。作为工资，阁乐葡公司应当每月足额支付，不应以朱红军是否交付对应金额发票为前提，故朱红军有权要求阁乐葡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第三，对于其余380.6元，虽朱红军无法提供凭证，但是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与转账记录，阁乐葡公司对于朱红军因工作原因垫付的费用均是予以报销的。朱红军作为仓库送货员，在2019年5月期间提供了劳动，势必产生交通费、电话费等费用，故应支付合理报销款。被上诉人阁乐葡公司未到庭陈述答辩意见。朱红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阁乐葡公司：1、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0,000元；2、支付2019年5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的报销款880.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红军持有三份显示阁乐葡公司加盖公章的《劳动合同》原件，期限分别为：自2009年3月4日至2011年3月3日、2011年3月4日至2013年3月3日、以及自2013年3月4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担任物流部门送货员一职，并自2013年3月4日起每月工资为税前3,200元。朱红军名下《参保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显示，2017年12月之后缴费单位为阁乐葡公司，2018年11月开始为欠缴、2019年6月之后未缴费。2019年8月6日，朱红军向徐汇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在2019年8月15日撤回调解，并于当日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徐汇仲裁）申请仲裁，要求阁乐葡公司：1、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0,000元；2、支付2019年5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的报销款880.60元。朱红军在仲裁庭审中陈述，阁乐葡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通过微信通知朱红军因没有适合的工作岗位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朱红军认为阁乐葡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不合法，故而主张赔偿金，但无书面证据证明阁乐葡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因阁乐葡公司下落不明，徐汇仲裁公告送达仲裁文书和开庭通知，公告期满后，阁乐葡公司未到庭参加庭审，亦未向徐汇仲裁提交答辩书。2019年11月26日，徐汇仲裁作出徐劳人仲（2019）通字第2920号仲裁裁决对朱红军的全部请求不予支持。朱红军不服裁决，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另查，阁乐葡公司于2008年3月11日办理了朱红军的招工手续，合同起始日期自2008年3月4日至2009年3月3日。后又于2011年8月1日再次办理，直至本案审理期间未办理退工手续。一审庭审中，朱红军表示自己系自2008年3月4日入职阁乐葡公司，但因最早的一份合同丢失，现已无法提供。另，阁乐葡公司自2018年11月开始未足额缴纳社保一直到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朱红军为此一直在催促阁乐葡公司补缴，但阁乐葡公司从未给过解释。朱红军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9年5月31日至11月27日期间与显示名为“G”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并当庭演示。朱红军主张G系阁乐葡公司监事，聊天记录中G输入的系英文，朱红军通过微信自带的翻译功能显示相关内容如下：2019年5月31日，G：“你好，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工作给你了。所以我们想从5月31日起解除劳动合同。我们将依法支付，赔偿金额由我们的会计计算。请核对所附的终止信，签名后邮寄给我。”朱红军：“……还有我的社保和公积金要补齐。”2019年6月12日朱红军：“5月份的工资和报销请先安排一下，谢谢。”6月17日朱红军：”我们的赔偿和工资怎么给？”G：“我会尽快把五月的薪水寄给你。”6月17日G：“你可以在信上签名并把照片寄给我们……”6月18日朱红军：“赔偿金会计也会一块给我吗？”G：“我将照常把5月的工资转账。”6月20日朱红军将已经签字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以图片方式通过微信发送给G。6月21日G：“我支付了五月份工资，请寄给我工资收据。”朱红军：“还有5月份的报销？赔偿金什么时候给我？”G：“我记得。”7月1日朱红军：“你好，五月份的报销和赔偿金请安排！”朱红军确认阁乐葡公司在2019年6月20日之后在微信中就表示支付了工资，再无其他回复。2、2019年6月20日朱红军签字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相关内容显示：“1.劳动关系自2019年5月31日解除；2.甲方（阁乐葡公司）支付乙方（朱红军）劳动报酬至2019年5月31日；3.甲方同意支付乙方补偿费用人民币40,000元，包括未提前一个月通知的通赔金……”朱红军主张自己在2019年6月20日签字后拍照通过微信发给了G，虽然阁乐葡公司之后并未将盖章后的文本给到朱红军，但朱红军认为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劳动关系就已经解除，之后就无法再与阁乐葡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办公地点已经关门，也联系不到任何其他员工，退工手续也没有办理。另，虽然上述《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对报销款没有约定，但实际当月还有报销款未予支付。3、微信转账记录，相关内容显示G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每月向朱红军进行多笔转账中均包含500元的钱款。证明阁乐葡公司自2018年11月开始即通过G的微信账户向朱红军发放月工资、报销款以及上述涨薪部分的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关于朱红军的第1项诉请，即要求阁乐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0,000元。根据朱红军在仲裁及本案庭审中的陈述，虽然朱红军在申请仲裁时要求阁乐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在本案诉请中则要求支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但均系基于2019年5月31日阁乐葡公司通过微信通知其因为没有适合的工作岗位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这一事实而提起的仲裁申请及本案诉请，对其诉请的变更予以准许。根据招退工登记信息显示，阁乐葡公司分别于2008年3月11日、2011年8月1日对朱红军进行了招工信息登记，结合朱红军提供的多份加盖有阁乐葡公司公章的《劳动合同》，对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予以确认。现朱红军提供了2019年5月31日与显示名为G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主张该聊天记录的对象即阁乐葡公司的监事，双方在微信中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本案诉请的经济补偿金即协议中写明的金额。因该微信聊天记录无法显示对方的身份信息或与阁乐葡公司之间的关联，仅凭聊天记录显示的微信名，难以确认聊天对象的身份。同时，虽然在《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中对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及相应的补偿费用进行了约定，但朱红军承认在2019年6月20日将已签名的该份协议拍照发给对方后，对方仅回复了关于五月工资的发放，并未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做出回应或将盖章后的协议送达给朱红军，且至此之后亦再无其他任何回复。由此可见，阁乐葡公司最终并未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做出确认。因阁乐葡公司未到庭进行答辩或提供任何关于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解除的依据，结合阁乐葡公司未为朱红军办理退工手续的事实，朱红军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的主张，难以采信。因无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对朱红军要求阁乐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0,0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朱红军的第2项诉请，即要求阁乐葡公司支付2019年5月1日至5月31日的报销款880.60元。朱红军主张其中500元为涨薪部分，之前根据阁乐葡公司的要求提供发票后按月发放，其余为因工作产生的垫付费用且金额系估算。朱红军为此提供了其与G的微信转账记录，同前所述，仅凭该记录无法认定对方的身份以及钱款转账的性质，朱红军亦自述每月500元需提供发票后支付，现并无证据证明朱红军已向阁乐葡公司交付了相应发票，故对朱红军的主张难以采信。关于其余380.60元的报销款，因朱红军未能提供凭证，亦未能就此提供证据证明系因工作原因产生的费用，亦难以采信。故，朱红军要求阁乐葡公司支付2019年5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报销款880.60元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阁乐葡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朱红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审理中，朱红军提供新证据：1、朱红军与监事G的微信聊天纪录及转账记录；2、阁乐葡公司工商内档；3、阁乐葡公司授权委托书。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相应不利后果。虽然朱红军提供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对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及相应的补偿费用进行了约定，但朱红军承认在2019年6月20日将已签名的该份协议拍照发给对方后，对方仅回复了关于五月工资的发放，并未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做出回应或将盖章后的协议送达给朱红军，且此后亦再无其他任何回复。由此可见，阁乐葡公司最终并未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做出确认。因阁乐葡公司未到庭进行答辩或提供任何关于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解除的依据，结合阁乐葡公司未为朱红军办理退工手续的事实，朱红军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的主张，难以采信。因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朱红军要求阁乐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0,000元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就朱红军此项诉讼所做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在判决驳回朱红军关于报销款的诉讼请求时，已经详尽地阐明了判决理由，该理由正确，据此所作的判决亦无不当。朱红军上诉认为应判决阁乐葡公司支付其该笔款项，未提出新的事实与理由加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朱红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朱红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建辉审判员  徐 焰审判员  韩东红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金 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