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10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仓起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7986154330，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陆渡街道富达路。法定代表人：冯健滔，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华，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龙，男，汉族，1978年6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锋，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花样年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2763291，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1号喜年中心A座2701室。法定代表人：潘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敬尧，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太仓起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龙、原审第三人深圳市花样年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样年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苏0585民初3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起浩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1.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事实上，王龙基于同一事实在不同的法院、不同的程序中提起了诉讼。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前、庭审中向一审法院提起中止审理的请求，但未被采纳。2.被上诉人可用于抵扣房款的准确数额尚未查清。被上诉人与花样年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尚未审结，其主张用于抵扣房款的奖金收益尚未定性，不能确认是工资收益（奖金）或是投资收益(合伙分红)，无论何者定性，数额必将不一致。3.花样年公司并未向上诉人支付购房款，应当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作为事实依据，违反了客观审查证据的原则。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1.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就本案所涉房屋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该房产系由上诉人与案外人叶漾珠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被上诉人无权依据该合同要求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包括返还房款的义务，其应向案外人叶漾珠主张权利。2.上诉人不应承担诉讼费。本案合同纠纷因被上诉人引起，被诉人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故诉讼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王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起浩公司退还王龙购房款140534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原告王龙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40534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日计算至实际退还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第三人花样年公司是上海花样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上海花样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是起浩公司的唯一股东。2004年10月18日至2019年7月31日，王龙在花样年公司担任营销管理部总经理，并获得2017年度营销合伙人费用结余奖、花火计划投资收益。王龙因与花样年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在2019年12月20日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期间，王龙提出：其在花样年公司担任营销管理部总经理期间，获得2017年度营销合伙人费用结余奖2837900元、2017年度花火计划投资收益289533元，合计3127433元；花样年公司系以关联公司即起浩公司开发的太古城B幢503室、703室、1018室、1615室、1619室折抵上述奖金、收益3127433元。王龙向深圳市仲裁委提供《抵房统计表》一份，该《抵房统计表》显示太古城B幢1018室抵扣140534.75元，签约日期是2018年9月30日。仲裁期间，花样年公司对王龙提供的《抵房统计表》没有异议，并表示：王龙已经足额领取2017年度营销费用结余奖，并全部用于冲抵购房款；2017年度结余奖与花火计划收益已经抵房，双方就抵扣金额涉及的房屋已经签订认购协议或者买卖合同；双方并未解除认购协议或者买卖合同，故王龙要求退还抵房款，没有依据。仲裁期间，花样年公司的代理律师向深圳市仲裁委提交一份代理词，并附起浩公司在2020年3月3日盖章的《情况说明》一份。代理词指出：王龙与花样年公司均确认2017年度营销合伙人费用结余奖全部用于抵扣房款，双方已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发商也确认收到了该笔购房款（结余奖）；王龙已实际取得该笔奖金，在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解除前，王龙主张支付该奖金没有任何依据。《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是：王龙在2019年9月购买了起浩公司开发的太仓花样年·太古城项目房屋共5套，房号分别为B-503、B-703、B-1018、B-1615、B-1619；起浩公司收到花样年公司代王龙支付的购房款共计3127433元。2020年4月2日，深圳市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1.花样年公司依法向王龙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2.驳回王龙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事实，由王龙提供的《抵房统计表》、深圳市仲裁委的仲裁裁决书、庭审笔录，起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花样年公司向深圳市仲裁委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代理词以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2019年11月8日，起浩公司与叶漾珠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叶漾珠向起浩公司购买太古城B幢1018室，建筑面积是52.39平方米，价款是620127元。2020年6月4日，起浩公司与叶漾珠签订《解除协议》一份，约定双方解除在2019年11月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上述事实，由起浩公司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协议》以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花样年公司是否替王龙支付起浩公司太古城B幢1018室的房款140534元。王龙认为从花样年公司获得2017年度营销合伙人费用结余奖、火花计划投资收益合计3127433元，花样年公司已将3127433元给付起浩公司，用于冲抵房款，包括太古城B幢1018室的房款140534元。起浩公司与花样年公司均表示，《情况说明》不能证明花样年公司代替王龙支付起浩公司购房款3127433元，实际上花样年公司也未支付起浩公司任何购房款。一审法院认为：花样年公司与起浩公司存在股权关系，两公司具有共同的利益追求。花样年公司向深圳市仲裁委陈述的案件事实、发表的质证意见与起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花样年公司已替王龙支付太古城B幢1018室的房款140534元。理由是：1.劳动仲裁是处理劳动争议的严肃法定程序，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自认的事实，特别是于己不利的事实，在诉讼中予以否认的，除非存在合理理由并有确凿证据足以推翻原先陈述，否则不予采信。花样年公司否认在仲裁程序中陈述的与本案有关的事实，但是均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先前陈述，故花样年公司的先前陈述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王龙原系花样年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获得了2017年度营销合伙人费用结余奖、花火计划投资收益，只是双方就具体金额存在争议。仲裁程序中，花样年公司承认王龙足额领取奖金、收益，并全部用于冲抵房款。王龙制作的《抵房统计表》记载太古城B幢1018室抵扣140534.75元，花样年公司不持异议。3.起浩公司明知王龙与花样年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并在仲裁程序中出具《情况说明》帮助花样年公司维护权利，王龙经质证认可《情况说明》的证明内容。诉讼中，起浩公司与花样年公司都矢口否认《情况说明》的证明内容，显然违背民事诉讼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起浩公司在《情况说明》中明确陈述收到花样年公司代王龙支付的房款3127433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就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时的财产返还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作了规定，但未规定合同不成立的法律后果。考虑到合同不成立时也可能发生财产返还和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故应当参照适用该条的规定。本案中，王龙因欲购买起浩公司开发的太古城B幢1018室，花样年公司代替王龙支付起浩公司房款140534元。但是，王龙与起浩公司未能协商一致，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王龙请求起浩公司返还房款140534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起浩公司对于双方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存在任何过错，故王龙请求起浩公司支付2020年6月5日之前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龙通过诉讼向起浩公司催要房款140534元，起浩公司在2020年6月5日收到一审法院邮寄送达的诉状副本之后，仍未返还王龙房款140534元，致王龙遭受经济损失。因此，一审法院确定起浩公司以14053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支付王龙2020年6月6日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利息。综上所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太仓起浩商贸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王龙房款140534元，并支付王龙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4053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自2020年6月6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二、驳回王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79元，由王龙承担126元，起浩公司承担3153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二审争议焦点为：王龙是否已支付起浩公司太古城B幢1018室的部分购房款140534元。本院认为，纵观本案事实，在劳动仲裁案件中，起浩公司于2020年3月3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在该说明中其承认已收到花样年公司代王龙支付的购房款共计3127433元。在劳动仲裁过程中，花样年公司也承认王龙已经取得2017年度营销合伙人费用结余奖，并全部用于冲抵购房款，起浩公司已经收到了该笔购房款。在劳动仲裁过程中，王龙制作的《抵房统计表》记载太古城B幢1018室抵扣140534.75元，该款项包含在上述起浩公司收到花样年公司代王龙支付的购房款3127433元之内，对此，花样年公司质证后不持异议。因此，本院认定王龙欲购买起浩公司开发的太古城B幢1018室房屋，花样年公司代替王龙支付起浩公司房款140534元，之后王龙未与起浩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亦未完成涉案房屋的购买，故起浩公司应返还王龙购房款140534元。起浩公司于本案诉讼中否认《情况说明》的证明内容，有违诚信，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太仓起浩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79元，由太仓起浩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卞干国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朱冰丽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