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0民初13976号 原告（反诉被告）：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银杏路******。 法定代表人：鲁松青，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宏明，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小龙，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武威路********/div> 法定代表人：徐润东，经理。 被告：叶剑华，男，197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燕，上海夜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020年9月29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提起反诉，本院审查后予以受理，并决定与本诉部分合并审理。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宏明、方小龙，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起诉称：2019年11月28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签署了《供货合同》和《产品定价单》，约定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自2019年11月28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根据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要求的货物品种、规格、数量及送货时间，及时、足量地供应四柜德国103厂或丹麦11906厂带皮带骨猪腹肉，每批货物的价格按市场行情调整，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须先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支付预估货款总金额（约600万元）的10%作为定金，合计为60万元整。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不能按时提供货物，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合同另约定，若发生争议，诉讼发生的律师费、交通住宿费由违约方承担。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以转账形式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支付定金60万元。2020年1月，因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交付了第一批货物，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付清第一批货物对应的货款1109958.97元。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初通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交付第二批货物，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虽承诺了到货日期，却未能按期交付任何货物；经多次催促，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告知了交货地点，并出具《补充协议》对货物数量与价格进行了确认，然而依然未能交付；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再度多次催促其交付，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按最新行情出具第二批货物的《订货单》，承诺于2020年7月2日交付第二批货物。然而截至本起诉状出具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仍未收到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交付的任何货物。经查询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系被告叶剑华于2018年3月21日设立并持有100%股份的有限责任公司。综上，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认为，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多次不能按时提供货物的行为已经构成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根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并赔偿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被告叶剑华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对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一、解除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签署的《供货合同》；二、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共计1200000元；三、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赔偿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2000元；四、被告叶剑华对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保全费5000元）。 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为支持其本诉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供货合同及附件产品定价单、订货单各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就购买带皮带骨猪腹肉事宜进行约定的事实； 2.银行电子回单1份，用以证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以转账形式支付定金60万元的事实； 3.发货单凭证1份（打印件）、银行电子回单1份，用以证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付清第一批货物对应的货款1109958.97元的事实； 4.补充协议及订货单各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出具《补充协议》对货物数量与价格进行确认，于6月30日按最新行情出具第二批货物的《订货单》并承诺于7月2日交付第二批货物的事实； 5.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宋靖凯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赵利宁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打印件），用以证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多次承诺第二批货物的到货日期，却不断拖延，未交付任何货物的事实； 6.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系叶剑华于2018年3月21日设立并持有100%股份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 7.法律服务委托合同1份、发票1份、银行付款回单1份，用以证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律师费52000元的事实。 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共同答辩称：第一，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同意解除供货合同，由法院依法判决。第二，不同意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提出的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和赔偿律师费的诉讼请求，违约方是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双方签订供货合同、定价单后60万定金是基于产品定价单这批货物产生的，产品定价单明确约定3个月内全部提完，2019年12月下单，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应在2020年2月将四柜货品全部提取，在这期间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除了2020年1月提取一柜外，其余三柜未提，故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违约在先。供货合同约定双方订货是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提前5天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交易过程中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未收到过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发出的书面订货通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应该在收到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发票3日内支付货款，但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将第一批货物交货完成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在10天左右才支付货款，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这一行为也违反双方供货合同的约定，按供货合同第6条第2款约定，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电话和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销售人员联系，双方约定之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进货均需要装车打款，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将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所需货物装上车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即支付该货物款项，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向第三方（保存冷冻物品）告知放行，微信聊天记录也有明确。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违约在先，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等相关费用也应由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承担。第三，被告叶剑华是公司名义股东，财产和公司分开，在本案中不需要承担责任。第四，补充协议和订货单是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销售人员宋靖凯为了向公司请款需要所拟制，让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先行盖章，方便以后货物装车打款。 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为支持其本诉抗辩意见，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销售合同、发票及翻译文件各4份（打印件），用以证明原、被告签订合同前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已足额备货的事实； 2.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宋靖凯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赵利宁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打印件），用以证明双方对付款方式进行变更的事实； 3.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宋靖凯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赵利宁的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稿各1份，用以证明原、被告未形成书面订货，2020年7月转由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袁褆来交接工作的事实。 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反诉称：2019年11月28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签署《供货合同》及合同附件（1）产品定价单。合同约定在2019年11月28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根据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的书面订货通知提供货物。货款结算方式为货到付款，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在收到发票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不能按时支付货款，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有权要求支付违约金，拒绝其后的供货。合同附件（1）产品定价单：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订购德国103厂（带皮带骨猪腹肉）、丹麦11906厂（带皮带骨猪腹肉）肆柜，按照每54元/KG价格结算。自相关货品出具海关检疫证之日起，超过30天未提货的，每月递增0.3元/KG，且三个月之内全部提完。每次提货以柜为单位，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承担运费送至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指定仓库。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支付60万定金，该款在最后一批货款中抵扣。合同签订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积极订货准备货源，以便按照合同订单约定供货。2020年1月3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订单并按订单送货，同时于1月4日快递发票，但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在约定时间内付款，拖至1月17日才结清货款。鉴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的拖欠行为，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和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协商付款方式改为装车付款，即货物装上指定车辆后立即付款。但在之后的三个月内，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提货，以致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将货物一直存放在第三方冷库，造成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巨大损失。期间，因新冠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口头协商一致同意解除《供货合同》及合同附件（1）产品定价。2020年4月中旬到6月底，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多次通过微信联系要求订货，并以向公司请款为由，或请求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先开增值税发票、或请求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在补充协议上先盖章，或以定金抵扣货款等，请求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配合其请款，但均因请款未获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导致协议最终未履行。2020年7月19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袁褆通过微信联系订货，双方商定订购：冷冻猪去骨3D后腿肉52.14吨，31500元/吨，金额为1642410元，以定金20万作为抵扣，实际支付金额为1442410元。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安排物流装车验货，完成后立即支付货款，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放行车辆，运输费由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承担。7月21日货物装车完成并由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确认，但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无法即时支付货款。当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四名员工到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协商，承诺公司在22日必定付款，已装车货物无需卸货。但在22日中午11点左右，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袁褆突然联系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称公司无法按时支付货款，并接到物流公司通知，称货车冷机快没油了，制冷不行须尽快卸货。直至下午3点多，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接到通知才知晓，因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支付运费货物一直滞留在货车上。因当日天气炎热，冷冻货物变质腐败，按照食品行业要求，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报废该批货物，造成巨大损失。其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对此要求协商解决，但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置之不理。故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令：一、解除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签署的《供货合同》；二、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赔偿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损失共计230720元（货物报废损失25.96吨×单价31500元+处置费25.96吨×500元-600000元=230720元）；三、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赔偿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0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承担。 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为支持其反诉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供货合同及附件产品定价单、订货单各1份，用以证明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的交易流程，需由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书面下单后再发货，付款期限及迟延付款后果也进行了约定的事实； 2.2019年12月20日订货单1份（打印件）、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1份（打印件）、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袁褆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赵利宁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2020年1月3日发货单1份（打印件）、网上银行电子回执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第一次履行过程中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迟延付款，存在违约的事实； 3.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宋靖凯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赵利宁微信聊天记录1组、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宋靖凯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赵利宁20**年9月15日的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各1份，用以证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没有按约书面下单，双方没有正式形成订货，双方已就货款支付形式进行变更，双方已将60万定金约定转化为货款，交易没形成系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内部原因导致的事实； 4.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袁褆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赵利宁微信聊天记录1组，用以证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通过袁褆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下单，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内部原因导致直至下午才通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货还在车上没卸的事实； 5.天气预报2份（打印件），用以证明在正午时密封车厢温度高达75-85摄氏度，货物在密封车厢里长达4小时的事实； 6.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置联单1份、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1份（打印件）、进口货物报关单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货物变质腐败，由第三方处置，导致损失的事实； 7.委托代理合同1份、发票1份，用以证明律师费用支出的事实。 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就反诉答辩称：第一，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在民事反诉状中陈述的事实错误。1.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称“由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在支付第一柜货物货款时存在拖欠行为，双方协商将付款方式改为装车付款”与事实不符。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并未按《订货单》约定的交货时间交付第一柜货物，其交付时间晚于约定的交货时间一周，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也于收到货物和发票后立即申请了内部的付款流程，并非恶意拖欠；双方均未就该等迟延追究相对方的责任或提出异议，不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协商变更付款方式的情形。2.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称“在第一柜货物交付后的三个月内，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提货”与事实不符。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自2020年4月初就已经通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交付第二柜货物，并以微信、电话等形式数次催促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交付货物，然而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未予理睬或不断推迟供货时间，其自身存在未按合同约定供货的行为。3.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称“因新冠疫情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一致同意解除《供货合同》及《产品定价单》”与事实不符。双方之间从未协商一致同意解除《供货合同》及《产品定价单》，而且直至2020年8月5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仍向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发送其草拟的解除合同，请求协商解除《供货合同》，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予同意。4.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称“2020年4月中旬到6月底，因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内部请款未获通过，导致协议未最终履行”与事实不符。2020年4月中旬到6月底，在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不断催促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供货的情况下，因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始终未能提供任何货物，导致双方确认的数笔订单均未履行，而基于《供货合同》与该等订单的约定，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尚不负有任何请款的义务，也不存在请款未获通过的情形。5.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称“关于冷冻猪去骨3D后腿肉订单，双方确认于装车验货完成后立即付款”与事实不符。双方未就冷冻猪去骨3D后腿肉订单协商过任何特殊的付款方式；关于本次订单的付款方式，应当根据《供货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履行，即“货到（票到）付款”。《供货合同》系经双方签署确认的框架性文件，即自2019年11月28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双方确认的任何订单均应受到《供货合同》的制约。双方会就每笔订单签署书面确认文件，若需在某笔订单中对《供货合同》约定的内容作出修改，应当在该笔订单的书面文件中另行作出明确的约定，但该等约定仅适用于该笔订单的履行，而不构成对《供货合同》的任何补充、修改，也不会影响后续订单的履行内容。因此，在双方未协商一致变更冷冻猪去骨3D后腿肉订单付款方式的前提下，该笔订单应当采用《供货合同》约定的“货到（票到）付款”方式。6.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称“冷冻猪去骨3D后腿肉订单已经装车完成并由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确认，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无法即时支付货款”与事实不符。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共安排了两辆货车前往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处装货，但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仅仅完成了一车货物的装载，由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未就该笔订单形成合意，未能完成第二车货物的装载，因此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也未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进行检验，未对货物进行确认；如上所述，根据《供货合同》的约定，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不负有装车后即时付款的义务，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也从未承诺过装车后即时付款。第二，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履行《供货合同》的基本事实。2019年11月28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签署了《供货合同》，约定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自2019年11月28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为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长期稳定的提供食物产品，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按产品价格最低价原则供货，货款结算方式为货到付款。同日，双方以《产品定价单》的形式约定，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订购四柜带皮带骨猪腹肉，自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货物价格暂按54元/千克计算，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支付定金60万元，定金款项在第四柜货物价款中抵扣。2019年12月20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就第一柜货物确定了《订货单》，约定交货日期为2019年12月27日前，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3日运抵货物，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结清货款，至此《订货单》中的第一柜货物履行完毕，双方在该次交易完成前后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更未修改《供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2020年4月初，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通知交付第二柜货物，并多次催促发货，可是直至2020年4月30日，即《产品定价单》的期限届满之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仍未将货物发出，为此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继续催促发货，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虽多次承诺到货日期，却始终未交付任何货物。迫于无奈，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7日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确定了《补充协议》，约定由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安排物流装货，并将该次货物的付款方式修改为货物装车且经确认数量与质量无误后支付款项，但同时也约定60万元定金在当次发货中予以抵扣。然而，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在签署后依旧对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的发货请求不予理睬。2020年6月30日，双方再度就订单进行修改，确定了新的《订货单》，在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增加采购一柜货物的同时减少抵扣定金的数额，仅在本次订单中抵扣定金40万元，交货日期为2020年7月2日。但是，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在签署了新的《订货单》后仍未交付任何货物。2020年7月19日，基于《供货合同》的约定，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另就订购两柜冷冻猪去骨3D后腿肉进行商议，确定了初步意向后，由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派两辆货车前往货物所在的物流园区装货。在一车货物已经装载完毕时，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要求采用《供货合同》约定的货到付款方式，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要求在货物装车完毕后立即付款才能提走货物，而依据《供货合同》第五条、第六条第6款约定，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拒绝了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要求。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由此拒绝将第二柜货物装车，同时也阻止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将已装车货物提走。僵持阶段时，在物流公司告知可能将要无法制冷后的二十分钟，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将已装车货物卸货入库。最终，因无法就订单的付款方式与价格形成合意，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未将货物交付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第三，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无权解除《供货合同》，也无权要求赔偿损失。1.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无权解除《供货合同》，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在签署《供货合同》及《产品定价单》后，按需按约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下达了数笔订单，并积极跟进订单的进度。根据《供货合同》及该等订单的约定内容，由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始终未予发货，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始终不负有任何请款、付款义务，也无法单方面推进该等订单的继续履行。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在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就订购冷冻猪去骨3D后腿肉达成初步意向后，亦积极派车前往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指定的物流园区装货，但由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违反《供货合同》的约定，要求修改付款方式，且无法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就最终价格达成合意，该笔订单最终未履行。同时，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所述《供货合同》于2020年3月协商一致解除没有事实基础，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向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发送的解除合同也未取得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的确认。因此，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在履行《供货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提出解除《供货合同》的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发生了损失及损失数额。即使存在损失，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对此负有全部责任。如前述基本事实，因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主张修改《供货合同》内容，导致双方无法就订单形成合意，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由此拒绝将第二柜货物装车，并阻止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将已装车货物提走。僵持阶段时，在物流公司告知可能将要无法制冷后的二十分钟，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将已装车货物卸货入库。因此，货物始终处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控制之下，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未将货物交付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期间因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违反《供货合同》约定导致的货物损失，应当由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自行承担，而根据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也无法确认该等货物是否因此而腐败，无法计算货物腐败带来的损失金额。综上所述，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无权请求解除《供货合同》，亦无权向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主张损失，请求驳回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为支持其反诉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袁褆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赵利宁微信聊天记录1份（打印件）、解除合同协议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双方始终未就协商解除供货合同及相应的解除条件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 被告叶剑华就反诉部分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意见一致，未举证。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提交的本诉部分证据，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供货合同约定先由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发书面订货通知再供货，结算方式也是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收到增值税发票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迟延付款构成违约，同时认为定价单中2019年12月1日-2020年4月31日系参照这段期间的供货价格，而不是供货期限；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银行凭证可以证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迟延支付；对证据4不认可，补充协议是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宋靖凯提供，2020年5月27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宋靖凯陈述“帮我盖个章，请款要用到”，可见是让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配合请款的用途；对证据5，其中第10页宋靖凯表示票什么时候能到，到了去请款，第16页也表明付款方式已做改变，60万定金转为货款，先付款再提货，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未交货是因为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按供货合同要求提供书面的公司盖章订货单，因为疫情，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不可能贸然将货物发出；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叶剑华是公司名义股东，其账户和公司账户独立，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对证据7没有异议。经审查，证据1-3、5-7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虽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有异议，但该证据与证据5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内容能相互印证，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能否证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的待证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提交的本诉部分证据，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对证据1认为都是外文形式，签章也是打印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翻译件中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不是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通过微信确定订货、供货的意向，也签订补充协议、订单，可以确定形成书面文件，双方对付款方式进行变更也已载明在每份订单中，不构成对供货合同的变更；对证据3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段录音是在宋靖凯不知情、未允许的情况下录制，且录音中的每一次发文均属于诱导性发问，系非法取证，根据录音内容，宋靖凯在录音中并未对任何一次发问予以回应，同时其仅为公司的业务员，未介入2020年7月中旬的订单，不知晓全部环节，也无法予以回应，该证据除能证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业务人员存在变更外，无法证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证明目的。经审查，证据1中合同相对方并非本案所涉原、被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中反映的案涉交易双方联系人员中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进行变更的事实予以确认。 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提交的反诉部分证据，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交易流程以前述内容为准；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付款延迟问题以前述内容为准；对证据3中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始终跟进订单履行，数次催促发货，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迟迟不发货，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不负有请款义务；对证据3中通话录音的质证意见同本诉部分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证据3的质证意见；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双方仅仅是对货物达成初步协商，价格应遵循供货合同再确定，10点28分物流公司告知马上要没油了，10点59分袁褆就说货要快点到，并附上和物流公司的聊天截图，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已经及时通知并提示要求其将货物卸货入库，没有及时入库的行为要由对方承担责任；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和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检疫证明、报关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置联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批次已全部腐败、大量货物腐败，也无法证明该批货物就是双方约定的货物，双方商议数量是52.14吨，即便真实存在，也只能证明仅装载了一半的货物，落款日期、收运日期是2020年8月10日，并不见得是因为当天天气炎热导致的腐败；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不存在违约，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提起诉讼产生的律师费应自行承担。被告叶剑华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查，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能否证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待证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提交的反诉部分证据，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货物变质后双方协商，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确实出了解约函，但是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一直不理睬，最终没有达成一致。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和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9年11月28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乙方）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供货合同》一份，约定由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为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长期稳定的提供相关产品；（一）产品定价，在合同期限内，甲方产品的报价已包含运输、税金等所有费用，双方确定供货价格后以签字盖章形式确认，甲方调整供货价格的应提前15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逾期视为同意；（二）供货规定，甲方在合同期内必须满足乙方的供货需求，每批货物的品种、规格、数量及送货时间以乙方的发货通知（传真或电子邮件）为准，乙方应提前5天书面通知甲方，甲方不得无故短交或迟交，否则甲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甲方因不可抗力需变更交货时间与数量的，应提前3天通知乙方，产品由甲方送货上门，交货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银杏路13号1幢，发货通知、发货单等业务往来上发生的所有票据、凭证作为本合同的补充和对账借款的依据；（三）验收方式，甲方应提供产品检验合格文件，甲方将产品送到交货地址后，产品表面质量和数量问题于产品交付时验收完成；（四）质量标准；（五）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货款结算方式为货到付款，以乙方授权人员签署的送货单为结算依据，在到货日后，甲方应根据本次已交付货物的货款总额向乙方开具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个工作日内将本次收到货物的货款总额支付给甲方；（六）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均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如乙方不能按时支付货款，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拒绝其后的供货，如甲方不能按时提供货物，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如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七）争议管辖，合同期内若发生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诉讼发生的律师费、交通住宿费由违约方承担；（八）双方授权代表，甲方授权赵利宁、乙方授权何国华为履行本合同有关事务的合法签字人；（九）不可抗力；（十）反商业贿赂；（十一）其他事项，甲乙双方需签订《产品定价单》，并作为本供货合同的附件，本合同中的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需补充的条款可另附，亦视为合同附件，经双方确认的往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将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效力；（十二）期限，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2020年12月31日终止。该合同附件1为《产品定价单》，其中载明：供货价格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31日，产品名称及价格为德国103厂带皮带骨猪腹肉，54元/千克，丹麦11906厂带皮带骨猪腹肉，54元/千克；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订货乙方须预先支付总金额的10%作为定金，约合计600000元，定金金额在本次订单最后一批发货总额中，作为抵扣；本次订货德国103厂（带皮带骨猪腹肉）、丹麦11906厂（带皮带骨猪腹肉）总计四柜，按照每54元/千克价格计算，自相关货品出具海关检疫证之日起，超过30天以上未提货，货品价格每月递增0.3元/千克，且三个月之内全部提完；每次提货以柜为单位，由甲方承担运费送至乙方指定仓库。庭审中，原、被告确认上述《产品定价单》中“2019年4月31日”系笔误，实际应为“2020年4月30日”。 合同签订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转账支付600000元。 2019年12月20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出具《订货单》一份，载明产品名称为德国103厂带皮带骨猪腹肉，单价41元/千克，订货数量1082箱，净重23860千克，金额978260元，2019年12月27日前到货。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在该订货单中盖章确认。2020年1月3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向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发送冷冻猪中方肉1334箱，计27072.17千克，并邮寄相应发票。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转账支付货款1109958.97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确认2019年12月1日的《产品定价单》中双方仅履行完毕上述一柜货物的交易，其余三柜均未完成。 原、被告提交的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宋靖凯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赵利宁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14日，宋靖凯询问“前面定的一柜货现在怎么样了”，赵利宁回“你电话多少？”，双方未在微信中就此予以明确。2020年4月21日，赵利宁通过微信向宋靖凯发送一份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及“40000元/吨*23992.42Kg=959696.8元”，宋靖凯问“票什么时候能到呢，到了好去请款”，赵利宁发送邮寄照片。2020年4月27日，宋靖凯询问“赵总，货现在到哪里了呀，怎么电话打不通”；次日，宋靖凯再次询问“货发出来了吗，提前说下好安排仓库收货”，赵利宁表示“今天已经提交资料进入质押公司了，安排时间出货了”；4月30日，宋靖凯问“赵总，明天就五一假了，怎么样了”，未得到回复。2020年5月4日，宋靖凯发“赵总，票已经寄回去了，货跟新的票什么时候能到？”赵利宁回“新票38.5这几天开出来”，“5月6日提货，5月7日到货”；5月6日，宋靖凯问“今天货能提出来吗？”，赵利宁表示“在安排提货中了”“现在快4点了，司机还在排队，货单已经出来了”。2020年5月9日，宋靖凯发“赵总，打你电话打不通，你这个猪肉能不能到了，拖了这么久”，赵利宁未回复。2020年5月14日，赵利宁发送2份文件及“按24吨计算”“24吨（1097箱）*38000元/吨=912000元”，宋靖凯回复“赵总，麻烦发票尽快开过来我去请款，货到了就可以立马出款”；5月18日，宋靖凯问“赵总，怎么样了”，“我们确定一下装车时间，我今天排车排好把车辆信息发给你，另外请款信息你看下有没有问题，我们老大的意思还是这批货先抵扣掉，后面我们就改成先款提款”，并于次日通过微信发送“九味-科蒂补充协议”一份，表示“赵总，这个帮我敲个章，请款要用到”，赵利宁于5月28日将加盖了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印章的上述补充协议回传给宋靖凯，并对宋靖凯发送的物流费用表示“可以，正常的物流费”。上述《补充协议》载明：产品定价单，甲方为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乙方为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本次订货德国103厂带皮带骨猪腹肉总计1097箱，重量24吨，按照每37000元/吨价格结算，折合人民币888000元；经双方友好协商，乙方前期支付定金600000元，定金金额在本次发货总额中作为抵扣；双方协商结算方式为乙方安排物流前往指定地点装货，货品装完确认数量及质量无误后，乙方将剩余尾款288000元汇入甲方指定账户，运输费用由甲方承担，送至乙方指定地点；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2020年6月1日、6月5日，宋靖凯均微信催问“货怎么样了”“没库存了，急等着用货”。2020年6月8日，宋靖凯通过微信发送“订单”一份，并表示“赵总，订单下给你敲章传我，我来联系车，这次真的不能再拖”，赵利宁表示收到。后宋靖凯又多次联系询问货物情况。2020年6月30日，宋靖凯再次通过微信发送“九味-科蒂订单”一份，并表示“这个改好的你看一下”。该《订货单》载明：报货单位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供应商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订货日期2020年6月30日，交货日期2020年7月2日，德国11906厂带皮带骨猪腹肉，48吨，单价35500元/吨，金额1704000元，报货单位前期支付定金600000元，定金金额以每条柜20万元整在本次发货中作为抵扣，双方协商结算方式为报货单位安排物流前往供应商指定地点装货，货品装完确认数量及质量无误后，报货单位将剩余尾款1304000元汇入供应商指定账户，运输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送至报货单位指定地点。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在该订货单中盖章确认。2020年7月1日，赵利宁微信发“根据工商局要求，出货预约同时应注明货物送达地点，如超市、卖场等，地区如送江，地区如送江苏情时希望大家配合”；7月2日，宋靖凯发“赵总，我们下午过来，大概六点钟左右到那边”，后发送吴泾宝龙广场的定位，赵利宁表示会尽量早点过去；7月3日，宋靖凯问“赵总，我们明天约几点？”；7月4日，赵利宁向宋靖凯发送有关“2020年澳洲进口活牛抵港仪式”的照片和视频，以及“全球猪肉总产量”的文件一份；次日，宋靖凯发“赵总，明天上午我们过来确认下肉的事情，大概十点钟”。 此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由员工袁褆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赵利宁微信联系。2020年7月19日，袁褆询问“赵总，货怎么样了”；次日，赵利宁发“上海港7月21日送货柜号MNBU3140210，葡萄牙97猪后腿肉，件数1300，重量25.96吨”，“上海港7月21日送货柜号MWCU6926910，葡萄牙97猪后腿肉，件数1300，重量26.18吨”，“盐田港7月21日货柜CRSU6144613，美国8934带皮去骨五花肉，件数843，重量23.102吨”，“还有1条五花肉货柜信息等一下发给你”，“检疫证下周出给你们，发票要8月开”，“每条货柜抵扣10万”，“31500元/吨*52.14吨=1642410元整-200000元订金=1442410元整实收”及报关单二份，并询问“车子叫到了吗？”袁褆表示车正在安排，后向赵利宁发送车牌号、司机等车辆信息，赵利宁回复“冷库已经全部安排了，明天倒车，看货”；7月21日，双方多次微信语音沟通；7月22日10:59，袁褆发“货要赶紧倒了，要很晚的话，要不先入库啊？”并发送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与货车司机之间的聊天记录，其中显示货车司机于当日10:38表示“冷机已经快没油了”“马上没办法继续打冷了”；12:04袁褆又发“车子安排好了吗？”15:10赵利宁发“你们不付运费，要说一下的”“我付了”，并发送其与货车司机之间的聊天记录，其中显示赵利宁支付运费3100元并要求“现在马上通知司机些货”，袁褆回复表示其没收到通知；16：15赵利宁又发“又来了个物流公司要收钱”“什么情况”。2020年7月23日，赵利宁发“发一个你们公司账户给我”“我这里先出个解约函”，袁褆发送账户信息后问“解约函双方确认以后60W直接退回吗？”2020年7月31日，赵利宁发“下周汇款给你们，收到和我说一下”，后于8月5日发送“解除合同（杭州九味）20200804”一份，未得到回复。庭审中，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表示其不同意上述解除合同的协议，双方未就此达成一致。 2020年8月10日，上海科林蚯蚓养殖有限公司对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25.9吨坏箱腐败冷冻猪去骨3D后腿肉以厨余垃圾予以处理。庭审中，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表示2020年7月22日因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在装货后及时支付货款导致肉类滞留车上腐败变质造成损失。 另查明，（1）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叶剑华系其股东；（2）2020年7月21日-7月23日期间，上海市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以上；（3）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为本案诉讼已支出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律师代理费52000元，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为本案诉讼已支出律师代理费30000元。 本院认为，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之间于2019年11月28日签订的《供货合同》及附件2019年12月1日《产品定价单》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双方对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已按2019年12月1日《产品定价单》约定支付定金600000元以及履行完毕该定价单中一柜货物的交易等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是否有权解除案涉供货合同，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能否主张适用定金罚则以及应否就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主张的损失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案涉供货合同系双方交易的框架协议，对原、被告权利义务做了概括性约定。根据该合同约定，双方需签订《产品定价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对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补充的条款亦视为合同附件，且每批货物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的书面发货通知为准。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2019年12月1日产品定价单中明确四柜猪腹肉交易事宜后，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出具《订货单》通知其中一柜猪腹肉的发货事宜，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就该笔交易，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存在交付货物时间超过合同约定期限的情形，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亦存在未在收到发票后三日内支付货款的情形，即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此后上述《产品定价单》中剩余三柜货物未实际履行，虽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主张其曾多次微信、电话要求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交付剩余三柜货物而未得到回应，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按照合同约定书面通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发货，亦无证据表明双方合意就发货通知方式进行变更，故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抗辩认为系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在三个月内提取剩余货物构成违约，但现有证据无法表明其已按约向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告知相关货品的海关检疫证明，故上述抗辩意见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2020年4月后，原、被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就货物交易事宜多次沟通，但均未实际履行。2020年5月27日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就新一笔货物交易事宜进行约定，并对货物单价、货款支付方式、货物交付方式及运费承担等事项进行了变更。后虽经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多次催促，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均未交付上述协议约定货物。2020年6月8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微信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发送订单，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虽表示收到，但未实际交付货物。2020年6月30日，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再次发送订单，并经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盖章确认，后双方多次沟通联系，但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仍未实际交付货物。虽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抗辩认为上述补充协议、订单系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单方制作，目的仅为请款，但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在该补充协议及订单中盖章确认并回传，现亦无证据表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曾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同意该补充协议及订单内容，对双方应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无证据证明存在合同约定的因不可抗力需变更交货时间和数量等情形下，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未能按约交付货物两次以上，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有权解除案涉供货合同。虽此后双方曾通过微信于2020年7月下旬就另一笔货物买卖达成一致，但未形成书面协议，除对抵扣部分定金予以明确外，未就货款支付时间进行明确。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主张应按补充协议约定款到发货，而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主张仍应按《供货合同》约定的货到付款方式结算货款。根据2020年5月27日补充协议及2020年6月30日订单的文字表述，其中有关货款支付方式及运输方式的变更应认定为仅针对相应补充协议及订单中载明的交易，故2020年7月下旬的该笔交易货款仍应按货到付款方式结算，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有关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先支付货款存在违约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且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在了解运输货物的货车存在冷机少油无法继续打冷的情况后已及时告知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故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对案涉货物部分变质导致损失不存在过错，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据此要求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而对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发送的解除合同协议，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予同意，案涉供货合同也未就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单方解除合同权利进行约定，现有证据亦无法表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享有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故其要求解除案涉合同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要求解除双方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本院确认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签订的《供货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即2020年9月15日起解除。其次，关于本案中能否使用定金罚则的问题。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主张600000元系《供货合同》项下的定金，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则认为系2019年12月1日《产品定价单》项下的定金。经查，案涉供货合同未就定金予以约定，而上述定价单中则载明“本次订货乙方须预先支付总金额的10%作为定金，约合计600000元，定金金额在本次订单最后一批发货总额中作为抵扣”，根据文意分析，案涉600000元定金应系上述《产品定价单》中约定的四柜货物买卖的担保。现虽该四柜货物交易仅实际履行其中一柜货物，庭审中双方确认其余三柜货物不再履行，而根据上文分析，现无证据证明无法履行剩余三柜货物交易的责任方。另，原、被告在2020年5月27日补充协议、2020年6月30日订单及2020年7月下旬的交易中约定将该600000元抵扣此后交易货款，而非相应交易的担保，应认定双方已将该600000元款项的性质由定金转化为预付款，故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主张双倍返还定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但该600000元在转化为预付款后，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未能按约交付货物，现案涉供货合同因此解除，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仍负有返还该600000元货款的义务并赔偿未及时返还该款项给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但因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未就该部分损失在本案中提起诉请，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根据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均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股东个人财产，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叶剑华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本院酌情支持37000元。 综上，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签订的《供货合同》自2020年9月15日起解除； 二、被告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货款600000元； 三、被告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37000元； 四、被告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财产保全申请费3705元； 五、被告叶剑华对上述第二、三、四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六、驳回原告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反诉原告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8034元，由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负担3946元，由被告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负担4088元；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2605元，由反诉原告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九味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上海科蒂食品有限公司、叶剑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员  许 健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张 飞 书 记 员  范书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