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12371号原告：秦末娣,女,1970年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光辉，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琴，女，1968年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磊，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汽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住所地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7号。负责人：朱彪。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金阳，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汽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留园路288号。法定代表人：单建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金阳，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秦末娣与被告赵琴、苏汽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以下简称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汽集团）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末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光辉，被告赵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磊,被告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宋金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秦末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赵琴、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5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7年1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8.5%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张家港汽车站员工，赵琴系张家港汽车站的财务科长。根据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在单位公告栏张贴的通知，原告通过赵琴、张家港汽车站认购了“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理财产品，到期后又继续认购了“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2017年1月6日，原告又根据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的通知转投入理财本金35万元，赵琴、张家港汽车站向原告出具了加盖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章的收据，后赵琴、张家港汽车站重新出具收据，再次确认收到原告35万元，收款事由注明“城中投资，8.5%”。但之后赵琴、张家港汽车站却未能按约履行义务，且未能兑付投资收益本息，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另，张家港汽车站系苏汽集团投资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并于2020年1月2日将原名称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更名为苏汽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苏汽集团于2019年11月27日将原名称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苏汽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张家港汽车站作为分公司的民事责任应由苏汽集团承担。被告赵琴辩称：1、原告通过张贴在张家港汽车站公告栏内的通知,要求其购买鑫科基金，并将款项交给其，说明原告认可了该通知，其已按原告的要求代为转付并认购了该理财产品，在此过程中，其属于义务帮忙，未获得任何收益；2、在鑫科基金出现兑付困难后，其积极主张相关权益，并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追讨投资款，其在收到鑫科基金支付的269万元后，也退还给了包括原告在内的相关职工，对于原告的损失，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3、原告作为成年人，应当知晓投资有风险，其在通知及收据中均明确风险自负，故原告的投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张家港汽车站辩称：其曾协助包括原告在内的职工购买“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理财产品和“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到期后，本金和收益均已退还给职工，在整个过程中，其纯粹是义务帮忙，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或委托理财合同关系；2、前述理财产品于2016年10月到期后，其未再协助原告等职工购买过其他理财产品，原告通过赵琴个人进行投资，与其无关，且从原告通过赵琴进行投资的具体情况看，双方已明确投资风险自负，因此因投资而导致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苏汽集团的答辩意见，与张家港汽车站的意见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与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认定如下事实：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苏汽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系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的分公司，现更名为苏汽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秦末娣系张家港汽车站职工；赵琴原系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负责人，现已离职。2011年8月，张家港汽车站通知包括秦末娣在内的职工，有“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理财产品可以购买，后秦末娣出资12万元购买了该理财产品。一年期满,张家港汽车站将收益分配给了秦末娣等职工。2014年9月，“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理财产品三年期满，张家港汽车站将本金及收益分配给了秦末娣。“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理财产品三年期满后，张家港汽车站又于2014年9月通知包括秦末娣在内的职工，有“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可以购买，秦末娣即用前期投资款中的10万元（其余本金及收益已收回）继续购买了“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一年期满,张家港汽车站将收益分配给了秦末娣等职工。2016年10月，“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二年期满，张家港汽车站将本金及收益分配给了秦末娣。秦末娣在上述投资期间，还于2014年12月24日向赵琴转账10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赵琴于2014年12月25日向秦末娣出具了抬头为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的收据，收据载明“此款系付恒信投资”，收据上盖有张家港汽车站财务专用章。一年期满,秦末娣又于2016年1月11日向赵琴交付40万元，加上前期投资的10万元，以5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赵琴出具了抬头为苏州客运集团有限公司的收据二份，金额分别为10万元、40万元，收据载明“此款系付富源投资”，收据上未加盖印章。一年期满,秦末娣本金及收益中的35万元（余款已收回）继续购买理财产品,赵琴于2017年1月6日向秦末娣开具收据,载明收款事由“城中投资，8.5%,风险自负”。后秦末娣因未能收回投资，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科长赵琴于2016年10月14日在单位公告栏张贴通知，内容：华荣H1402二年期投资于10月15日到期还本付息，因周六银行不转账，故苏州17日付款，请大家将收据交到财务科办理还款手续。另有“鑫科基金”投资一年期，年化收益率8.5%，有需要的到财务科办理手续，风险自负。再查明，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2014年12月11日，原合伙人为中财富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4日，赵琴出资911万元，于2017年5月8日登记为合伙人。上述事实，有秦末娣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投资收益发放凭证、张家港汽车站的通知、收据、赵琴张贴的公告（2016年10月14日）、企业工商信息、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原告秦末娣陈述，其在财务科得知还有其他理财产品可以购买的信息之后，其直接到财务科认购了理财产品。2017年1月6日的收据载明的投资项目为“城中投资”，该项目与“鑫科基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项目。赵琴收到其投资后，并未购买所谓的“城中投资”理财产品，未完成委托事务。其根据财务科的要求认购理财产品，虽然收据上载明“风险自负”，但赵琴并未完成受托事务，故投资失败的后果应由赵琴承担，赵琴及张家港汽车站未能返还投资，应由赵琴及张家港汽车站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赵琴陈述,秦末娣先后认购了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华荣H1402信托、恒信投资、富源投资、城中投资，其已将包括秦末娣的投资在内的资金用于购买了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公司）名下的基金项目，共投资了三次，其为便于区分不同批次的投资，前二次选用了公司名称中的两个字，分别命名为“富源投资”及“鑫科基金”，第三批次的产品命名为“城中投资”，实际均为是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名下的基金项目。其作为受托人已完成了秦末娣的委托事务，且其也向包括秦末娣在内的职工表示风险自负，在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公司）基金无法按约兑付后，其也积极主张权益。被告赵琴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6年10月24日，赵琴与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鑫科富源通用航空产业基金合伙协议》复印件[编号：2016（股）XKFY80161]、补充协议复印件、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66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反映2016年10月24日赵琴与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投资911万元成为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投资期限一年；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所募集的资金投资于江苏翔盛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通用航空项目，每一个财务年度可获得不低于投资本金8%的经营分红，并将经营分红全部转分配给投资人；若江苏翔盛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进行IPO，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上市后退出的股份收入，减去投资人已获得的经营分红，剩余部分按投资人80%、普通合伙人20%的比例进行分配，若未能成功进行IPO，由江苏翔盛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按投资人已实际出资金额110%的标准回购投资人所间接持有的股权，投资人已获得的经营分红无需退还。同日，赵琴向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打款911万元。一年到期后赵琴未能收到本金和收益，遂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退还投资本金和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4月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确定由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财富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期支付赵琴本金657万元等。2、2017年1月10日、2017年1月17日，赵琴与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鑫科富源通用航空产业基金合伙协议》复印件二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二份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二份，反映赵琴二次投资金额分别为300万元，其余内容与证据7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原告秦末娣质证意见，证据1、2，赵琴从未向其出示过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也未告知其赵琴将以个人名义进行投资并成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及延期兑付情况，赵琴收到其投资款后并未购买“鑫科基金”理财产品，而是用于投资设立公司，赵琴未完成受托事务。另外，合伙协议明确，赵琴的投资并非无偿而是存在重大收益，投资资金也必须是赵琴的自有资金，但赵琴并未向基金管理人说明系代他人出资，结合赵琴以个人名义向法院起诉，进一步说明赵琴认为所投资金均是其自有资金，并不承认其是代原告出资。赵琴故意隐瞒重大信息，剥夺秦末娣的知情权、选择权、起诉权，导致产生重大损失，在投资理财事宜中存在重大过错，张家港汽车站疏于管理，同意赵琴以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的名义收取职工款项用于投资理财，存在重大过错。被告张家港汽车站质证意见，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反映的均是包括秦末娣在内的职工与赵琴个人之间发生的投资事宜，与其无关。被告张家港汽车站除了提交《苏州市交通局关于发行“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的函》、银行流水、投资理财收益支付表等证据外，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1月19日，张家港市交通运输局向苏汽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张家港汽车站部分员工参与投资未如期兑付的情况通报”一份，反映2016年10月、2017年1月，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长赵琴通过单位公告栏向员工宣传“鑫科基金和榆林基金”，部分员工未将投资的“苏州绕城股权信托”及另一理财产品的本金取回，进行了滚动投资。截至2018年1月18日，参与投资员工收到的鑫科基金投资款（911万元）兑付金额的3%即118.43万元。张家港汽车站认为，其代办的理财已向职工全部支付完毕，赵琴通过单位公告栏向职工宣传投资事宜，部分职工未将在赵琴处的投资本金取回，通过赵琴进行滚动投资，与赵琴个人形成基于投资而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该权利义务与其无关。2、2017年10月27日，赵琴签名的《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反映，赵琴是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长，2016年10月其通过王健的介绍、自己考察，引进了鑫科富源通用航空产业基金，把相关信息告知了有意向的员工，并说明了风险自负，有投资意向的员工就把钱打到其卡上，集中在一起进行了投资，该项目是其个人进行宣传，纯属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原告秦末娣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被告张家港汽车站的证明目的；证据2系赵琴的单方陈述，赵琴从未向其出示过相关基金的材料，反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赵琴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部分内容有异议，职工购买的仅有鑫科基金，因当时第一期到期的鑫科基金未能得到兑付，第二期投资已经开始，故张家港汽车站宣称其中一个基金为榆林基金，实际均为鑫科基金；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包括原告在内的职工信任其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张家港汽车站宣传的苏州绕城股权信托及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都按期得到了兑付，职工也经常向其询问是否有其他的理财项目。本院认为，张家港汽车站向秦末娣等职工发布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信息并代为收取职工投资款、将投资款交给苏汽集团统一购买理财产品、向职工分配投资收益。上述理财产品到期后，赵琴以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名义向张家港汽车站职工发布“鑫科基金”理财产品信息并收取职工投资款、将款项用于购买“鑫科基金”，上述行为属于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范畴，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实质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一在于：赵琴的行为性质如何认定。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履行职务或其行为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本案中，秦末娣通过张家港汽车站先后购买了“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和“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理财产品于2016年10月兑付完毕。在此期间，秦末娣还于2014年12月向赵琴支付10万元购买“恒信投资”理财产品，赵琴出具的收据抬头为苏州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并盖有张家港汽车站财务专用章；一年期满,秦末娣又于2016年1月11日向赵琴交付40万元，加上前期投资的10万元，以50万元购买了“富源投资”，赵琴出具的收据抬头为苏州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收据上未加盖印章；又一年期满，秦末娣将本金及收益中的35万元继续购买理财产品，赵琴又于2017年1月6日出具收据，收据载明“城中投资，8.5%，风险自负”，收据上未加盖印章。从投资过程看，秦末娣现在主张的35万元实际是自2014年12月开始的投资滚动、延续下来的，而2014年12月25日的收据盖有张家港汽车站财务专用章，2016年1月4日、1月11日收据抬头也是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1月6日赵琴重新开具了收据，且赵琴还于2016年10月14日以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的名义张贴通知发布理财产品信息，但赵琴的上述行为并未得到张家港汽车站的授权。赵琴未经张家港汽车站授权，对外以张家港汽车站财务科名义发布理财产品信息，通过其个人账户收取秦末娣的投资款、使用苏汽集团的格式收据、在收据上加盖张家港汽车站财务专用章，赵琴的上述行为并非履行职务，亦与履行职务无内在联系，应属于赵琴个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秦末娣作为普通职工，基于赵琴财务科科长身份、赵琴以财务科名义对外发布理财产品信息、使用苏汽集团的格式收据、在收据上加盖张家港汽车站财务专用章的行为，结合“苏州绕城高速股权信托”、“华荣H1402信托”理财产品的既有事实，秦末娣有理由相信赵琴有代理权。赵琴上述个人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张家港汽车站理应受到约束。本案争议焦点二在于：赵琴是否忠于委托事项，有无完成秦末娣的委托事务。本院认为，秦末娣于2014年12月25日投资10万元，购买的是“恒信投资”理财产品，一年到期后收益得到兑付；2016年1月11日，秦末娣又追加投资40万元，加上前期投资10万元，以50万元购买“富源投资”理财产品，赵琴将该50万元与其他人的投资归并后，将资金投入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中资厚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伙协议，组建合伙体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该合伙体本身就属于合伙制私募基金，赵琴出资成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是购买基金的方式，可以认定赵琴已购买了该基金。关于2017年1月11日收据记载的“城中投资”是不是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本院认为，《鑫科富源通用航空产业基金合伙协议》中明确，本基金是指共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即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并未明确该基金的简称，赵琴先后以公司名称中的富源、鑫科作为基金名称对外宣传并记载于收据，有事实依据。赵琴实际投资了三次，其为便于区分不同批次的投资，将三次的产品分别命名为“富源投资”、“鑫科基金”、“城中投资”，而理财产品的名称也确实是由赵琴确定，而非由秦末娣确定，且秦末娣前后滚动投资的理财产品名称也是由恒信投资→富源投资→城中投资，三次投资的资金也具有延续性，赵琴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可以认定“城中投资”实际就是北京鑫科富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与“鑫科基金”是同一理财产品，赵琴已完成秦末娣的委托事务。赵琴在完成委托事务过程中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且双方约定投资风险由秦末娣自己承担，故因委托投资造成的损失应由秦末娣自行承担，秦末娣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秦末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50元，由原告秦末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樊逸峰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沈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