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3民终3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市多朵俏鞋厂。住所地：河南省偃师市首阳山镇石桥村17组。投资人：王亮亮，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保钦，洛阳市偃师市夏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偃师市城关镇洛神路东辉诚鞋料店。住所地：河南省偃师市城关镇洛神路71号。经营者：李亚东，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伟国，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偃师市山化镇光明村建红鞋材复合厂。住所地：河南省偃师市山化镇光明村。经营者：戚建中，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超，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强、马红玲，洛阳市偃师市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魏建锋，男。上诉人洛阳市多朵俏鞋厂（以下简称多朵俏鞋厂）因与被上诉人偃师市城关镇洛神路东辉诚鞋料店（以下简称东辉诚鞋料店）、被偃师市山化镇光明村建红鞋材复合厂（以下简称建红复合厂）、刘海超及原审第三人魏建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381民初382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以（2019）豫03民终6876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2020）豫0381民初975号民事判决，多朵俏鞋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多朵俏鞋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改判由建红复合厂和刘海超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认定东辉诚鞋料店所涉鞋料单价没有证据支持，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中，东辉诚鞋料店所称由建红复合厂从其店拉走的三次鞋料数量为，（1）鞋用面布3747米，（2）鞋用里子布3985.1米，（3）鞋用202宝兰布32.7公斤。而建红复合厂提交的证据中将合好的布交给魏建峰的数量为，（1）鞋用面布1705米，与从东辉诚鞋料店拉走的相差2042米；（2）鞋用里子布2426米，相差1559.1米。相差如此巨大，上诉人认为东辉诚鞋料店与建红复合厂有串通恶意诉讼之嫌。一审对此事实没有查清。3.一审法院依职权对许留记、邢献伟、孙建勇、郭志杰进行调查，并认定魏建峰将切好的鞋帮交给他们继续加工，但魏建峰仅认识邢献伟，上诉人对上述人员既不认识也无业务往来，他们称与上诉人有业务无依据。一审仅凭他们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刘海超在上诉人厂负责生产及东辉诚鞋料店于2017年2月、5月分三次给上诉人供货，“购货单位”为“刘海超”，此时刘海超仍在上诉人厂工作。该认定没有证据支持，认定事实错误。刘海超在上诉人厂原从事销售工作，其于2016年初离开上诉人厂。刘海超等与王亮亮合伙纠纷一案中，刘海超在诉状中称，2015年底与王亮亮发生纠纷，2016年初被王亮亮赶出洛阳市多朵俏鞋厂。刘海超于2017年2-5月以自己名义与东辉诚鞋料店发生的业务与上诉人无关。东辉诚鞋料店在本案第一次上诉庭审中称，其与刘海超个人发生业务始于2014年1月6日，此时上诉人还没有成立。一审中东辉诚鞋料店回答法官询问多朵俏鞋厂是否付过款时称是由刘海超付款。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从订货到付款均是刘海超个人所为，涉案交易是刘海超与东辉诚鞋料店发生的业务，与多朵俏鞋厂无关。三、一审认定东辉诚鞋料店与多朵俏鞋厂建立业务关系之初由刘海超出面联系业务，之后该鞋料店仍将多朵俏鞋厂的购货行为标注在刘海超项下，符合民间交易习惯。该事实认定错误。东辉诚鞋料店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涉案鞋料的单价已由多个鞋厂予以证实，准确无误。2.合布的米数不存在任何问题。上诉人仅认可魏建峰签名部分，但对魏建峰妻子签名的部分不认可，显然不符合常理。如果按魏建峰和其妻子签名清单的数额，与东辉诚鞋料店开票数额基本一致。3.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依职权对许留记、邢献伟等人进行调查，这几个人都证实，每一个加工户都是与电话号码为135××××1871的多朵俏鞋厂女工联系加工细节，王亮亮认可该女工是其妻子郭利娟。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2015年11月，王亮亮、刘海超等人签订《合伙创业协议》，拟定共同投资建厂。2015年12月多朵俏鞋厂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王亮亮。鞋厂开办后，刘海超在该厂负责生产。刘海超的行为应为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三、本案从建红合布厂把布拉走，合布后交给魏建峰，魏建峰按上诉人要求交给上诉人或交给其他加工户，以上加工户都可以证实，加工细节是同王亮亮妻子联系的。所有环节环环相扣，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的货款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海超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海超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系履行职务行为，期间所发生的业务应由上诉人承担。建红复合厂、魏建峰未提交答辩意见。东辉诚鞋料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6445元及利息2000元（从2017年5月4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款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东辉诚鞋料店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鞋料零售。被告建红复合厂系戚建中个人经营的合布厂，经营范围为鞋用面的复合。2015年11月，王亮亮、被告刘海超等人签订“合伙创业协议”，拟定共同投资办厂。2015年12月多朵俏鞋厂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王亮亮，经营范围为布鞋的生产、销售。该鞋厂开办后，被告刘海超在该鞋厂负责生产。第三人魏建锋系为鞋厂切鞋帮的加工户。通过老客户的介绍，原告东辉诚鞋料店认可刘海超代表多朵俏鞋厂在原告东辉诚鞋料店开立购鞋料帐户。根据已有的操作习惯，东辉诚鞋料店为多朵俏鞋厂用料、发料开具的“亚东证明”单上，将购货单位一栏标注为“多朵俏（海超）”，或“海朝”，或“海超”。多朵俏鞋厂在东辉诚鞋料店确定鞋料的品类、规格、数量后，东辉诚鞋料店按其指令通知建红复合厂负责人戚建中到本鞋料店，由戚建中在本鞋料店的“亚东证明”单（实为出货单）的“提货单位”、“提货人”两处签字后，将鞋料拉至建红复合厂进行复合加工。建红复合厂将鞋料复合好之后，由其负责人戚建中按多朵俏鞋厂的指令送至切鞋帮的加工户，由切帮加工户在“建红鞋材复合厂送货单”的“收货单位签章”处签名后，复合鞋料由切帮加工户留下进行切帮加工。然后，该切帮加工户再根据多朵俏鞋厂的要求，或直接将切好的鞋帮送多朵俏鞋厂，或通知下一步加工鞋帮（比如胶印，比如绣花等）的加工户，到切帮加工户处将鞋帮拉走进行进一步加工，再加工完成后，由最后一步的加工户将鞋帮送至多朵俏鞋厂，多朵俏鞋厂与每一个加工户结算加工费。而每一个加工户都与电话号码为135××××1871的多朵俏鞋厂女工联系过加工细节，王亮亮认可该女工为其妻郭利娟。2017年2月至5月，多朵俏鞋厂分三次与原告联系购买鞋料。原告提供的2017年2月15日“亚东证明”上显示的购货单位为“多朵俏（海超）”，（鞋料）品名15880号中兰、深兰数量为2535米，1.65白里子数量为1939.9米，1号帆布里子中兰、深兰数量为871.2米；2017年2月18日“亚东证明”上显示购货单位为“海朝”，（鞋料）品名15880号牛仔中兰、深兰数量为1212米，1号帆布里子中兰、深兰数量为1174米；2017年5月4日“亚东证明”上显示购货单位为“海超”，（鞋料）品名好202宝兰数量为32.7kg。该3张证明均标注有提货单位为建红合布厂，提货人为建中。建红复合厂提供的2017年2月16日二份、2017年2月20日一份、2017年2月22日一份、2017年2月24日一份、2017年3月7日一份、2017年5月4日一份的“建红鞋材复合厂送货单”上，均显示“单位：刘海超（或刘海超厂）”，“收货单位签章”处，除2017年2月24日的签名为“许留记”外，其他的签名均为“魏建峰”。魏建锋认可该复合鞋料送至其处切帮，被问“为谁切帮”，称“票上显示的哪个厂，就是为哪个厂切帮”。后来向刘海超讨要加工费，刘海超告知其与多朵俏鞋厂的会计对账，到多朵俏鞋厂与该鞋厂会计对账后，年底就与多朵俏鞋厂结清了自己的加工费，多朵俏鞋厂收回了票据。通过询问“许留记”之妻杨银春，称2017年为多朵俏鞋厂切过鞋帮，但不多，给该厂切过纸鞋垫，在年底持票到多朵俏鞋厂与会计结算后，结清加工费，票据也由会计收回。魏建锋提供14份收据，证明按鞋厂的指令切帮后，鞋帮由承接“胶印”、“印花”的“孙建（健）勇”、“邢献伟”、“郭高杰”、“许小军（孙建勇司机）”拉走进行下一步的加工。除孙建勇称自己加工活有点问题、加工费不值得去结算之外，郭高杰、邢献伟均称对加工提出要求的均是电话号码为135××××1871的多朵俏鞋厂的女工，也即王亮亮之妻郭利娟。鞋帮进一步加工后，加工户将鞋帮送至多朵俏鞋厂，已办理好结算并付完加工费，所持票据也交给了多朵俏鞋厂。案件在审理期间，被告建红复合厂经营者戚建中提供一段与第三人魏建锋的电话录音，该录音中，魏建锋表示从戚建中手里接到布料后，是给多朵俏鞋厂切鞋帮的，但因为多朵俏鞋厂在月底已将票据收走，自己手中没有证据，所以不愿到法庭给戚建中作证。另查明，2017年3月至6月，原告向多朵俏鞋厂供应的鞋料中1.65白里子的单价为每米3.5元，15880号牛仔布的单价为每米13元，1号中兰、深兰帆布里子的单价为每米5元，1号202弹力布的单价为22元／kg。据此经核算，2017年2月15日亚东证明上载明的货物金额为：品名15880号中兰、深兰2535米×13元/米＝32955元；1.65白里子1939.9米×3.5元/米＝6789元；1号帆布里子中兰、深兰871.2米×5元/米＝4356元；2017年2月18日亚东证明上载明的货物金额为：品名15880号牛仔中兰、深兰1212米×13元/米＝15756元；1号帆布里子中兰、深兰1174米×5元/米＝5870元；2017年5月4日亚东证明上载明的货物金额为：品名好202宝兰32.7kg×22元/kg＝719元。以上三次鞋料款共计66445元，经原告多次向多朵俏鞋厂讨要，多朵俏鞋厂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东辉诚鞋料店于2017年2月、5月分三次向被告多朵俏鞋厂供货，货款共计66445元，已由各环节加工户的陈述证实，原告与被告多朵俏鞋厂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虽然东辉诚鞋料店的发货证明上标注“购货单位”为“刘海超”，但此时刘海超仍在多朵俏鞋厂工作，是在为多朵俏鞋厂购买原材料，且被告多朵俏鞋厂业已收到由该批布料加工的鞋帮，对多朵俏鞋厂辩称之“对该交易不知情，从未收到原告所诉货物”的抗辩意见，与查证事实不符，对该陈述法院不予采纳。多朵俏鞋厂购货后，不能及时、足额支付东辉诚鞋料店货款，其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应当承担支付原告东辉诚鞋料店的货款66445元及赔偿延迟付款的债务利息损失的法律责任。原告主张由被告多朵俏鞋厂承担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7年5月4日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利息损失的诉求，其主张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虽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故原告主张的自2019年8月20日利息损失的利率应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于其主张以2017年5月4日作为利息损失起算点，因双方未约定货款给付期限，故应以起诉之日即2018年9月30日作为利息损失起算点。在东辉诚鞋料店与多朵俏鞋厂建立业务关系之初，由刘海超出面联系业务，之后该鞋料店仍将多朵俏鞋厂的购货行为标注在刘海超项下，符合民间交易习惯，但行为后果应由多朵俏鞋厂承担。被告建红复合厂将多朵俏鞋厂的鞋料加工后，已按多朵俏鞋厂的指令，将鞋料交付下一加工环节，现原告要求建红复合厂、刘海超承担还款责任，依法不予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洛阳市多朵俏鞋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偃师市城关镇洛神路东辉诚鞋料店货款66445元及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8年9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偃师市城关镇洛神路东辉诚鞋料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10元，由被告洛阳市多朵俏鞋厂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另查明，二审中，王亮亮称，2014年底之前刘海超从外地回本地，要与其合伙做鞋厂，因刘海超不拿钱，其不同意；刘海超在鞋业圈比较熟，就让他去卖鞋，2015年底发现刘海超将货款都打到其自己账上，因此在2016年把刘海超赶出厂；刘海超在多朵俏鞋厂工作期间以其儿媳妇名义开了鞋厂等。东辉诚鞋料店称，其一直以为刘海超与王亮亮是合伙关系，一直都是以刘海超名义在外开设户头，刘海超确实在鞋业圈比较熟；其鞋料店涉及刘海超的户头只有多朵俏鞋厂一家，其对账都是与去多朵俏鞋厂对账。对于刘海超离开后对刘海超经手业务如何处理的问题，王亮亮称，好多业务其都不知道。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海超代表多朵俏鞋厂在东辉诚鞋料店开立购鞋料账户，2017年2月5月该账户发生的三批次的鞋料购买交易，所涉鞋料从东辉诚鞋料店到建红复合厂，再从建红复合厂到切帮户魏建峰及其他加工环节，均有证据证明，合布、切帮、胶印等加工环节均系与多朵俏鞋厂投资人王亮亮的妻子联系相关事宜，故一审认定东辉诚鞋料店与多朵俏鞋厂就该三批次鞋料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多朵俏鞋厂应向东辉诚鞋料店支付货款。多朵俏鞋厂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能对抗已查明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多朵俏鞋厂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1元，由洛阳市多朵俏鞋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庆刚审判员  于 磊审判员  邢 蕾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高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