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终8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霍迎庆，男，195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羊凤丹，浙江万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18号市民中心C座。 法定代表人陈祥荣，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丹、王卓，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姚瑶屏，女，195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山、王旭华，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霍迎庆因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2003年4月28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姚瑶屏核发了杭房权证拱改移字第0××8号房屋所有权证，将坐落于本市拱墅区金华××村××幢××单元××室房屋转移登记至姚瑶屏名下。 2019年4月30日，霍迎庆向原审法院诉称：1995年11月23日，霍迎庆依法取得位于杭州市金华××村××幢××单元××室房屋的所有权，房产证号为：杭拱改字第0××5号。其为低保户，后因身体疾病急需用钱，于2018年去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查询名下房产登记情况，发现该房于2003年4月28日被更改所有权人登记，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至姚瑶屏名下，对此其一无所知。后经起诉至法院调查具体情况，姚瑶屏是依据私有房赠与向登记部门申请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并提交了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原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受方身份证复印件，上述材料既不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所规定的单方申请条件，也不符合双方共同申请条件，但登记部门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依据上述材料给予姚瑶屏房产变更登记，属于对上述房产变更登记行为既未尽合法审查义务，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了其基于合法的物权所享有的财产权利，该行政行为应当认定违法。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特提起行政诉讼，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为姚瑶屏核发杭房权证拱改移字第0××8号杭州市金华××村××幢××单元××室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2.诉讼费用由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2月7日，霍迎庆和姚瑶屏签订离婚协议并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书约定“现金华新村16-40-103室由姚瑶屏和女儿霍晓琪使用”。1995年10月31日，霍迎庆作为房屋购买人（乙方）与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甲方）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于金华新村16-40-103的房屋出售给乙方。1995年11月23日，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核发了所有人为霍迎庆的杭拱改字第0××5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坐落为金华××村××幢××单元××室，建筑面积47.14平方米，附记中载明相应房改审批机关、审批文号、审批日期、房改购房款等内容。2003年4月15日，姚瑶屏向原杭州市房产管理局申请办理金华××村××幢××单元××室产权登记手续。申请时提交了申请表、身份证明、原房屋所有权证、离婚协议书、离婚证等材料。其中离婚协议书住房和其他内容一栏内容为“现金华新村16-40-103室由姚瑶屏和女儿霍晓琪使用。若买进产权归女方所有。”原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于2003年4月15日受理，经审核，确定登记种类为房改房赠与并记载于登记簿后，于2003年4月28日向姚瑶屏核发了杭房权证拱改移字第0××8号。2003年5月6日，姚瑶屏领取了相应的产权证书。霍迎庆对该登记行为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再查明，2018年5月17日，霍迎庆以姚瑶屏、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坐落于金华××村××幢××单元××室的房屋归霍迎庆所有等。该案审理过程中，霍迎庆提出撤诉申请。2019年4月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浙0105民初681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霍迎庆撤回起诉。霍迎庆认为原杭州市房产管理局登记存在瑕疵，于2019年4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2019年10月10日，霍迎庆再次以姚瑶屏、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坐落于××村××幢××单元××室的房屋归霍迎庆所有等。该案审理过程中，霍迎庆提出撤诉申请。2020年8月28日，原审法院作出（2020）浙0105民初45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霍迎庆撤回起诉。 原审法院另查明，霍迎庆曾于2014年1月13日向杭州市房产档案馆查询其杭州市区住房情况，用于低保，前述记录载明案涉金华××村××幢××单元××室房屋状态为2003年4月28日已转移。霍迎庆于2014年4月10日向杭州市房产档案馆查询其杭州市区住房情况，用于廉租房，前述记录载明案涉金华××村××幢××单元××室房屋状态为2003年4月28日已转移。2015年2月16日、2016年3月28日、2017年3月20日，霍迎庆因用于低保等事宜，查询案涉房屋状况，均显示该房屋于2003年4月28日已转移。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霍迎庆于2014年1月13日向杭州市房产档案馆查询其杭州市区住房情况，前述记录载明案涉金华××村××幢××单元××室房屋状态为2003年4月28日已转移。在未告知诉权的情况下，霍迎庆应自2014年1月13日起2年内提起行政诉讼。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先行解决民事争议的处理期间（本案中为2018年5月17日至2019年4月8日）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但显然，霍迎庆于2019年4月30日提起的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霍迎庆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驳回霍迎庆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霍迎庆。 霍迎庆不服，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其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提交时间已过举证期限，应当视为没有该证据。本案一审开庭时间是2020年9月5日，裁定作出时间是2020年9月30日，上诉人也是在9月30日得知的该证据。即一审裁定的定案证据系在一审辩论终结后提交，己经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举证期限。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第四十三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案涉证据“杭州市区住房情况查询记录”编号2014-ＤＡＣ032-00135和编号×××09，在一审开庭前就己存在，并非新证据：也不存在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情况，但该证据在一审庭审中没有当庭出示，也没有经过当事人互相质证，而是在一审辩论终结后、一审裁定作出的前一天提交，其提交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证据提交期限，应当视为没有该证据。退一步讲，即便是认可了案涉证据“杭州市区住房情况查询记录（编号×××35）”和“杭州市区住房情况查询记录（编号×××09）”，也不能因此推定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行政行为已经作出。上诉人患2型糖尿病十余年，因并发症引起尿毒症和视力残疾：也因此办理了视力残疾证，其对于纸质的查询内容根本看不清也不会看。因为上诉人一直以为自己名下是没有房产的，其查询案涉房产登记情况也是为了办理廉租房和低保手续，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在上诉人查询案涉房产情况时主动告知了其该房屋所有权已于2003年4月28日己转移的事实。事实上，上诉人对杭州市金华××村××室××房××房手续的事是不知情的，当时办理房改手续时，姚瑶屏跟上诉人说能不能办下来不知道，后来办妥后第三人也没有通知上诉人。因此上诉人一直以为自己对该套房屋自己只是承租人，不是所有权人。这也合理解释了上诉人在2014年查询案涉房屋情况时，对该房屋不是自己的问题并没有及时提出异议或提起相关诉讼。三、被上诉人从未主动告知过上诉人案涉具体行政行为已经作出的事实。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己经主动向上诉人履行了告知义务。关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知道或应当知道，应当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相对人行为内容及诉权和起诉期限，而相对人非道听途说。如果依照法律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以口头形式告知，亦必须制作笔录，行政相对人通过非上述途径而得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不能视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本案中，在案涉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被上诉人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没有主动直接告知过上诉人，从一审第三人的答辩中可知，整个房产购买和转移手续办理过程中，上诉人从未参与过。且在案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姚瑶萍在用于办理转移房产的《离婚协议》上所写的“若买进产权归女方所有”的内容上诉人是知情的。更何况第三人在一审中承认在购买案涉房屋时，系由其同事张伟民代签了上诉人霍迎庆的姓名。但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张伟民的代签行为得到了上诉人的授权。四、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本案系不动产登记提起的行政诉讼，上诉人于2018年从朋友处获悉其在房改时己经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后，随即于2018年1月8日去档案局查询了该房屋权属信息：方才得知所有权己转移到姚瑶屏名下。后上诉人随即去了信访，又找到房改办均无果后，便向法院提起了相关诉讼。因此，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行政行为作出的起算点应当从2018年1月8日起算，扣除上诉人第一次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的时间是2018年5月17日至2019年4月8日，故本案于2019年4月30日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诉请判令：1.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依法将本案提审或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并作出实体判决。2.本案诉讼费由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承担。 被上诉人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审辩称：一、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2014年1月13日上诉人向杭州市房产档案馆查询其在杭州市区住房情况，案涉不动产金华新街16幢1单元103室状态为已转移。上诉人应当已经知晓案涉转移登记行为。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登记行为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要求撤销登记的依据不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原审第三人姚瑶萍二审述称：一、一审裁定不存在上诉状中所称的“超过举证期限”的程序问题。行政案件属于公法诉讼，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稳定性，依法审查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对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进行审查，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裁判职责，并非当事人不主张人民法院不审查的事项。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就应当主动介入审查，而不受上诉人主张举证期限的限制。上诉人霍迎庆于2014年1月13日向杭州市房产档案馆查询其杭州市区住房情况之时，就己经知道案涉房屋所有权于2003年4月28日转移的事实，诉讼时效应当从此时开始计算。上诉人霍迎庆查询杭州市区住房情况并得到案涉房屋产权已经于2003年4月28日转移的证明文件，系用于办理廉租房和低保使用，如果有房屋产权，无法办理廉租房手续，达不到其开具证明的目的，其开具了证明且办理了廉租房、低保手续，说明其对于无住房情况是知悉的，现在上诉人称有“视力残疾，对于纸质查询内容根本看不清也不会看”，纯属无稽之谈。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诉讼时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2014年1月13日上诉人向杭州市房产档案馆查询其在杭州市区住房情况，案涉不动产金华××村××幢××单元××室状态为已转移。上诉人应当己经知晓案涉转移登记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根据该规定，上诉人于2019年4月30日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己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起诉存在程序上的法律障碍，并且也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 本案中，霍迎庆于2014年1月13日向杭州市房产档案馆查询其杭州市区住房情况时，查询结果明确载明“案涉金华××村××幢××单元××室房屋状态为2003年4月28日已转移”。霍迎庆在此时已知晓相关事实，其迟于2019年4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起诉期限制度是基于行政秩序的安定性需要而设定，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查明，上诉人所提的超过举证期限等上诉理由均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鲍常兰 审 判 员 李 洵 审 判 员 刘 斌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吴必恒 书 记 员 徐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