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7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吏群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三城路501号201室。法定代表人：邹连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宏，上海市现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童波，男，1981年4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兰溪市，现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飞，浙江志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韬，男，1986年7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兰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旭，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吏群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吏群公司）、童波因与被上诉人吴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18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吏群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吏群公司无需对(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的基础或者依据是错误的。根据吴韬提供的证据，(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案件，后经过上诉调解成功，因此(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判决书并没有生效，无任何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判决吏群公司按(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共同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即便吏群公司需要对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与吴韬之间的纠纷“承担给付义务”，吴韬也应当提交执行阶段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法律文书，对本案的诉讼标的予以明确及证明，但是一审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证据。2017年11月8日，吴韬先后跟童波签订了两份《协议书》。吴韬在一审中当庭承认，其与童波存在恶意磋商，将本该由吴韬及童波承担的全部法律后果减少10万元，对价就是由吏群公司全部承担。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双方恶意磋商，损害第三人利益，所形成的协议无效。吏群公司有新的证据显示，吴韬与童波早已将XX公司的箱包卖出，为逃避债务而恶意将吏群公司牵连。XX公司诉吴韬、童波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涉及的所有箱包及资金往来，均与吏群公司无关。XX公司与吴韬签订合同期间至2019年前，童波一直是吏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掌握公章，且全程参与XX公司与吴韬的买卖合同，如果有钱款或货物在吏群公司的，童波有义务向法庭明确说明。童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童波对于(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不承担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童波针对吴韬欠案外人XX公司的债务已签订协议同意承担责任，主要的依据为吴韬提供的其与童波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共两页，第一页没有童波签名，是虚假材料，应该排除。一审法院认定该节事实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4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退一万步来讲，即使童波与吴韬签订了协议同意承担吴韬欠债权人XX公司的债务，也需要债权人XX公司同意，债务转让才能生效。一审法院在未查清债权人XX公司是否同意(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判决书的判决给付义务由童波承担的情况下就做出判决，过于武断。吏群公司与童波分别以上诉之理由不接受对方的上诉请求。针对吏群公司的上诉请求，吴韬辩称，虽然吴韬与XX公司在另案中达成调解协议，但根据该协议，如果吴韬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履行的话，最终的还款金额仍应按照(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判决书确定，一审法院所做的判决没有问题。吴韬与童波不存在恶意磋商的情况。吴韬提交的多份合同都能证明吏群公司参与了涉案合同的履行，同时童波也是吏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吏群公司签署合同。吴韬作为合同相对方属于善意相对人，请求法院驳回吏群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童波的上诉请求，吴韬辩称，童波深度参与了整个过程，其在2017年11月8日签订的协议内容与吏群公司签订的协议内容基本一致，逻辑也是一样的，该份协议的第一页没有签名只是童波的个人习惯，所有的协议都是真实有效的。吴韬并不是XX公司的真正债务人，故本案不存在债务转移的问题，请求法院驳回童波的上诉请求。吴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童波、吏群公司依据约定（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判决书的判决给付义务金额支付吴韬相关款项，金额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920,313元，包括货款766,263元，逾期利息91,952元(暂计至2019年8月28日)以及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62,099元（暂计至2019年8月28日）2.判令童波、吏群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6月26日，吴韬与案外人XX公司签订了三份订货合同，合同签订后，XX公司提供了货物，吴韬未支付货款；2016年12月13日吴韬和XX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货物款为745,000元；2017年1月17日童波又为该协议约定为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8月29日，XX公司诉讼法院要求吴韬和童波承担付款责任；吴韬于2017年11月8日与童波签订协议，协议约定吴韬（甲方）同意童波（乙方）在本案中争取免除连带清偿责任，由甲方独自承担法律责任；乙方承诺松江区法院在本案民事判决书或者调解书中载明的，甲方应当偿还上海XX有限公司的货款集团费用，实际由乙方（除去甲方处100,000元的货款）在执行阶段承担，如果乙方在本案执行过程中不协助甲方履行，则甲方有权依法本协议提起诉讼，要求乙方承担本案判决书中载明的判决给付义务。同日，吴韬与XX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吴韬（甲方）同意吏群公司（乙方）在本案中争取免除连带清偿责任，由甲方独自承担本案法律责任；乙方承诺松江区法院在本案民事判决书或者调解书中载明的，甲方应当偿还上海XX有限公司的货款集团费用，实际由乙方（除去甲方处30,000元的货款）在执行阶段承担，如果乙方在本案执行过程中不协助甲方履行，则甲方有权依法本协议提起诉讼，要求乙方承担本案判决书中载明的判决给付义务。2017年11月20日，松江区法院作出判决，判决内容为：1、由吴韬于判决书生效之日十日内偿付上海XX有限公司货款796,263元；2、吴韬于判决书生效十日内给付上海XX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式：以796,263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因吴韬无力付款，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吴韬就松江区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双方于2018年4月18日达成调解协议，但吴韬未按调解书履行协议，现XX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向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还查明，吴韬于2016年12月13日曾与案外人XX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双方之间货款为745,000元，童波于2017年1月17日，针对该协议与XX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为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3月16日，吴韬通过童波认识上海XX纸业（以下简称XX纸业）和吏群公司，经三方协商，签订合作协议，将吴韬销售掉的箱包款归还吏群公司和XX纸业，用于偿还XX公司欠吏群公司和XX纸业的货款等（但该协议实际未履行）。童波系XX公司的经理和吏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吏群公司和童波针对吴韬欠案外人XX公司的债务均签订协议同意承担，该行为均系债务的加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现吴韬未履行法院判决支付义务，要求童波、吏群公司依据约定（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判决书的判决给付义务承担相关款项，包括货款766,263元，逾期利息等费用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吏群公司提出的与该公司无关，协议无效及吴韬未实际履行，诉讼标的不明确，要求驳回诉讼的抗辩意见，因无相关证据证明协议无效及系该公司内部管理问题等，且判决书金额明确，故法院不予采信；童波提出系公司行为与其无关，吴韬与其签订的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因庭审查明吴韬与案外人XX公司发生的债权和债务过程中，童波均参与其中，其与吴韬签订的《协议书》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上海吏群箱包配件有限公司、童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对（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付款责任（上海吏群箱包配件有限公司扣除30,000元后的给付义务承担付款责任，童波扣除100,000元后的给付义务承担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13,003元，诉讼保全费4,501元，合计诉讼费用17,504元，由上海吏群箱包配件有限公司、童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吏群公司提供销售合同三份、应收账款对账函一份及公司送出的箱子数量统计表及附件一份，以证明涉案的箱子均与吏群公司无关，是童波、吴韬在对外销售，属于童波的个人行为。童波对吏群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只能反映电商的销售情况。吴韬表示对吏群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童波于二审期间申请证人张某、俞某、程某出庭作证，以证明童波是代表吏群公司做事，箱子出售后得到的钱款不是给到童波个人的。吏群公司对上述证人所述涉及吏群公司的内容均不予认可。吴韬对张某的证言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俞某的证言认为因俞某是童波亲戚，其证言具有倾向性，且俞某的证言也能反映箱子都不在吴韬的控制之下；对程某的证言无异议，程某的证词反映了其也和吴韬一样难以区分童波的行为究竟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公司，也证实了各方曾有约定如有亏损由童波这一方承担。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吴韬与XX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吴韬上诉后，与XX公司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上诉人吴韬支付被上诉人上海XX有限公司人民币700,000元……二、上诉人吴韬如任何一期逾期付款，被上诉人上海XX有限公司即可按照（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判决书申请执行；……”上述事实，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236号民事调解书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吏群公司、童波是否应当为吴韬与XX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所确定的还款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吴韬以其于2017年11月8日分别与吏群公司、童波签订的两份《协议书》主张吏群公司、童波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在上述《协议书》中，吏群公司与童波均表达了愿意承担吴韬在与XX公司买卖合同一案中所确定的货款给付责任，该行为属于债的加入，两份协议文义清晰，并无可产生歧义之处，吏群公司与童波均应依约而行。童波主张协议实质系债务转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童波上诉认为仅有其落款的《协议书》第一页没有其签名，系虚假材料，应予排除，本案审理中又表示该份《协议书》实为草稿，其系代表吏群公司签订。对此本院认为，在案两份2017年11月8日的《协议书》系吴韬提起本案一审诉讼时提交的基本证据，本案一审历经两次庭审，童波在一审中从未就《协议书》的真实性或其内容提出实质性的否定，再者，《协议书》均载明为一式两份，双方各自保留一份，童波否认吴韬处的《协议书》真实性，却又无法提供其处留存的以供比对，故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两份《协议书》的文本内容看，内在逻辑完全一致，甲方不但根据乙方主体的不同对承担款项的金额作了区分，落款童波签名处也对其身份作了“乙方”及“乙方代表”的不同表述，可见两份《协议书》并不存在草稿与正式协议之分。本案审理中，童波确认吴韬与XX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背景在于XX公司欠付吏群公司、XX纸业货款，故希望通过从XX公司拿货后出售得到的款项偿付XX公司对两公司的欠款，如有多余则由吴韬、童波及案外人程某分配，由此可见童波个人就吴韬与XX公司之间的债务亦存在利益关系，其在代表吏群公司之外，以个人名义另行与吴韬签订《协议书》并无不合理之处。童波提出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吏群公司以吴韬与童波恶意磋商损害吏群公司利益为由主张协议无效，但就该主张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此难以采信。吴韬与吏群公司买卖合同一案，双方于二审中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中对吴韬不能按约归还款项后的法律后果亦做了约定，即按照（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判决书确定的内容执行，故虽然该案的生效法律文书为（2018）沪01民终236号民事调解书，但在吴韬未按约归还的情况下，最终归还的款项数额仍应按照（2017）沪0117民初14876号判决主文确定的方式计算，故吴韬的主张内容明确，吏群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吏群公司、童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6元，由上海吏群箱包配件有限公司负担13,003元，由童波负担13,0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慧审判员 马 丽审判员 陈 敏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文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