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鄂05行终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远红，女，197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花艳路**。 负责人李涛，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亚兰，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大队民警。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董远红因诉被上诉人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机动车行政变更登记一案，不服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3行初13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1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10月27日，原审法院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其诉称，一、2019年4月1日，被告为原告变更出租车鄂Ｅ×××××登记。变更后的《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所有人一栏均署名为原告和宜昌交运集团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原告提交的申请材料《车辆出资人承诺书》和《车辆出资人确认书》均证明了该机动车的来历。所有人一栏应该为原告，不应该加署出租车公司名称。机动车登记应该依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不应该依据申请人的申请方式变更登记。申请人提交的格式申请书是主管部门强制命令的产物，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现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六十四条，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三）机动车所有人是指拥有机动车的个人或者单位。另依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及《机动车登记信息采集和签注规范》，机动车所有人一栏只能是个人或者单位。两者是选择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被告的登记方式违反公安部相关规定，明显违法。二、本市巡游出租汽车除了最近几年增加的少量T牌外，其他所有的车辆（包含本案车辆）均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均由原告等车辆出资人独立经营，且车辆多轮报废更新也是原告等人全额出资购买，公司既不参与经营，也不获取收益分成，只是收取每月300元的服务费。对于出租车经营者是车辆产权的归属方，行政管理机关与出租车公司都是认可的。因车辆产权属于出资人，依据《物权法》及《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将车辆变更登记为出资人个人于理有据，于法可依。如果将其继续登记为出租车公司，势必造成权属不清，责权不明，纠纷不断，也违背了国办发〔2004〕8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内容。故本案机动车辆所有人一栏应去掉公司名称，将其登记为原告的姓名。三、被告作为机动车登记机关，应当遵循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本案中的车辆所有权一直属于原告，原告要求将车辆登记为个人不属于车辆所有权的转移，因此，推断本次重新登记为个人姓名属于变更登记。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一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被告违法就应当采取补救措施，纠正违法行为，故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将鄂Ｅ×××××号出租车的《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所有人一栏加署宜昌交运集团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违法。2.判决被告将本案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所有人一栏登记为原告，且登记方式为变更登记。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裁定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经审查，鄂Ｅ×××××号出租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所有人变更登记为“董远红/宜昌交运集团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变更备案日期亦为2018年12月29日。原告至迟应于此日起1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原告于2020年10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由于本案已经立案，故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已预收的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 上诉人董远红上诉称：上诉人于2019年1月准备好诉讼材料，准备递交一审法院。2019年1月19日，上诉人与几名同行（黄峰、张秭名、雷大平以及鄂Ｅ×××××、鄂Ｅ×××××、鄂Ｅ×××××的车主，还有几个不知道车牌号和姓名）因同样的诉讼缘由一同前往一审法院，当时接待的同志以接近年关为由拒绝受理。因不是法定缘由拒收诉讼材料，双方曾在一审法院的接待大厅发生过激烈的辩论，最后，该院的张劲松副院长耐心的作了解释工作，并嘱咐其带话给正打算递交诉状的同行，告知等过完年后再来。因此，上诉人就没有去法院递交诉状。之后，年还没过完就遇到了这次新冠疫情，疫情一解封，上诉人就去了法院，可法院一直以没有正常对外办公为由拒绝受理，等到开始对外办公了，一审法院对案件受理又采取预约制，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大部分人预约时间跨度都不低于二十天，这样一拖就过去了好几个月。因此，上诉人认为，错过起诉期限是法院不作为以及不可抗力的新冠疫情这一客观原因所致，并非上诉人主观原因造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 被上诉人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辩称：1.关于上诉人针对涉案登记行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这一事实，相关证据和法律规定原审裁定已作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内容缺乏证据证明，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因不可抗力或他方原因造成其无法起诉。3.上诉人的陈述自相矛盾，不可信，不应被人民法院采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相同。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被上诉人将鄂Ｅ×××××号出租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所有人从“宜昌交运集团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董远红/宜昌交运集团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机动车登记证书》的所有人变更备案日期亦为2018年12月29日。上诉人于变更当日即已知晓涉案变更登记行为的内容并一直持有证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如对上述变更登记行为不服，至迟应于2019年12月29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主张，其提起本案诉讼时因遭遇新冠疫情导致其起诉超期。经查，2020年1月24日，宜昌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第1号令，全面启动宜昌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并在全市范围内采取交通管制等相应防控措施。直至2020年3月30日，全市法院恢复正常工作。如前所述，上诉人至迟应于2019年12月29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前述事实，其在此之前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不会遭遇新冠疫情，也不会因此而耽误其起诉期限。上诉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应予扣除的情形。上诉人于2020年10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超过了法律规定最长一年的起诉期限。上诉人还提出存在其他因素导致其起诉超期，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能予以采信。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起诉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裁定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按规定不收取诉讼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春晖 审判员  闵珍斌 审判员  甘 杨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李乔 书记员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