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054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国均，男，197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茂梅，四川美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舒鸿琪，男，195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一审被告：喻萍，女，197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一审被告：刘量，男，197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一审被告：石奇志，男，1968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一审被告：张家全，男，1955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一审被告：罗成宁，男，1969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一审被告：罗成艳，女，197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一审被告：何冬梅，女，197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一审被告：刘仁俊，男，197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一审被告：王光武，男，1965年12月25日出生，羌族，住四川省汶川县。 一审被告：裴小彬，男，196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一审被告：肖锦屏，女，197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 一审被告：文国君，女，195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一审被告：张玉川，男，1965年9月17日出生，回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一审被告：谢德俊，男，194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一审被告：伍华为，男，197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一审被告：刘丽珍，女，197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一审被告：俞吉宜，男，195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一审被告：蒋佩森，女，195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一审被告：张莉，女，195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一审被告：吴水金，男，197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一审被告：袁英，女，197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一审被告：王茵，女，197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一审被告：胡安森，男，197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一审被告：卿伟，男，197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一审被告：邬泽琼，女，1967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一审被告：罗世碧，女，195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一审被告：张义伟，男，196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一审被告：任莉，女，1969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一审被告：梁蓉蓉，女，195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一审被告：李焕成，女，194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一审被告：韩黎，女，1954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一审被告：韩仪，男，198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一审被告：郭晓静，女，197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一审被告：徐漫媚，女，197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一审被告：李冠方，男，1955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一审被告：林益廷，男，194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 一审被告：李捷，女，197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一审被告：许林，男，197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一审被告：陈川，男，197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一审被告：向艳，女，197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一审被告：施尚辉，男，196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一审被告：孙川，男，198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一审被告：邓韵忠，男，194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州区。 一审被告：唐富容，女，195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一审被告：魏东，女，196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一审被告：林文莉，女，196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上诉人李国均因与被上诉人舒鸿琪、被上诉人喻萍、被上诉人刘量、被上诉人石奇志、被上诉人张家全、被上诉人罗成宁、被上诉人罗成艳、被上诉人何冬梅、被上诉人刘仁俊、被上诉人王光武、被上诉人裴小彬、被上诉人肖锦屏、被上诉人文国君、被上诉人张玉川、被上诉人谢德俊、被上诉人伍华为、被上诉人刘丽珍、被上诉人俞吉宜、被上诉人蒋佩森、被上诉人张莉、被上诉人吴水金、被上诉人袁英、被上诉人王茵、被上诉人胡安森、被上诉人卿伟、被上诉人邬泽琼、被上诉人罗世碧、被上诉人张义伟、被上诉人任莉、被上诉人梁蓉蓉、被上诉人李焕成、被上诉人韩黎、被上诉人韩仪、被上诉人郭晓静、被上诉人徐漫媚、被上诉人李冠方、被上诉人林益廷、被上诉人李捷、被上诉人许林、被上诉人陈川、被上诉人向艳、被上诉人施尚辉、被上诉人孙川、被上诉人邓韵忠、被上诉人唐富容、被上诉人魏东、被上诉人林文莉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1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国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国均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侵权行为的实际实施人为舒鸿琪一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余一审被告为共同侵权人，李国均只起诉了舒鸿琪，一审法院同意其他一审被告以自愿申请的方式进入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重大、疑难且复杂，二审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本案；舒鸿琪利用虚假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提出执行异议启动的诉讼程序不但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诉讼活动，而且使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羊法院）处分已查封的易腐烂变质的种子周期拉长，是直接造成该批种子贬值的根本原因，损失价值达到2291955元；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动产质押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李国均向青羊法院申请查封该批种子的时间是2016年2月19日，舒鸿琪利用倒签的《动产质押合同》恶意提起执行异议的目的明显；舒鸿琪利用虚假证据为达到不法目的进行诉讼，其行为是典型的恶意诉讼，一审法院以虚假诉讼的逻辑论述舒鸿琪的诉讼行为，适用法律错误。二审诉讼中，李国均撤回了对喻萍、刘量、石奇志、张家全、罗成宁、罗成艳、何冬梅、刘仁俊、王光武、裴小彬、肖锦屏、文国君、张玉川、谢德俊、伍华为、刘丽珍、俞吉宜、蒋佩森、张莉、吴水金、袁英、王茵、胡安森、卿伟、邬泽琼、罗世碧、张义伟、任莉、梁蓉蓉、李焕成、韩黎、韩仪、郭晓静、徐漫媚、李冠方、林益廷、李捷、许林、陈川、向艳、施尚辉、孙川、邓韵忠、唐富容、魏东、林文莉的上诉。 被上诉人舒鸿琪未发表答辩意见。 一审被告喻萍、一审被告刘量、一审被告石奇志、一审被告张家全、一审被告罗成宁、一审被告罗成艳、一审被告何冬梅、一审被告刘仁俊、一审被告王光武、一审被告裴小彬、一审被告肖锦屏、一审被告文国君、一审被告张玉川、一审被告谢德俊、一审被告伍华为、一审被告刘丽珍、一审被告俞吉宜、一审被告蒋佩森、一审被告张莉、一审被告吴水金、一审被告袁英、一审被告王茵、一审被告胡安森、一审被告卿伟、一审被告邬泽琼、一审被告罗世碧、一审被告张义伟、一审被告任莉、一审被告梁蓉蓉、一审被告李焕成、一审被告韩黎、一审被告韩仪、一审被告郭晓静、一审被告徐漫媚、一审被告李冠方、一审被告林益廷、一审被告李捷、一审被告许林、一审被告陈川、一审被告向艳、一审被告施尚辉、一审被告孙川、一审被告邓韵忠、一审被告唐富容、一审被告魏东、一审被告林文莉未发表述称意见。 李国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舒鸿琪向李国均赔偿因其虚假诉讼行为给李国均首查封的种子造成的价值贬损；2.判令舒鸿琪向李国均赔偿因其虚假诉讼行为给李国均造成的经济损失10万元；3.判令舒鸿琪支付因其虚假诉讼行为导致李国均另行申请执行异议、应诉而支付的差旅费共2万元；4.本案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其他费用均由舒鸿琪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李国均就案外人刘光基、李胜秀、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都公司）的债权向青羊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涉借款本金425万元及利息等。青羊法院受理后，于2016年2月9日向四川国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资中分公司（以下简称国储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查封种都公司存放在该公司的所有货物。2016年2月22日，国储公司向青羊法院出具《关于对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库存货物采取查封措施的协助执行情况反馈函》称，复核确认种都公司存放在我公司的种子货物数量共计415.6135吨（其中水稻种子409.969吨，蔬菜种子5.6445吨），该批货物目前没有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和担保，贵院是该批货物的首先查封法院，在贵院查封完毕之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法院）再次对该批货物进行了轮候查封。2016年4月26日，成都宏涛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价格评估意见书，对委托评估的种都公司库存种子估价4981325元。 2016年9月，舒鸿琪向青羊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对种都公司存放在国储公司的货物享有质押优先受偿权，要求终止执行，并解封后归还给质押权人。为此舒鸿琪提交了2016年2月1日与种都公司、刘光基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和质押清单（货物为409.969吨水稻），以及2016年2月4日与种都公司签订的《种子出库监管书》，该监管书载明：种都公司的以下种子（质押清单为409.969吨水稻）已质押给舒鸿琪等人，从2016年2月4日起，种子的出库必须同时凭种都公司公章及委托书、舒鸿琪身份证原件及当事人签字后方可出库，所产生的仓储费、装卸费等仍由种都公司与国储公司结算；国储公司以委托管理方名义在该监管书上盖章。2016年9月22日，青羊法院作出（2016）川0105执异100号执行裁定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条“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之规定，认为舒鸿琪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裁定驳回其异议申请。 在2016年10月12日前，青羊法院两次委托变卖种都公司存放于国储公司的种子，但均流标。第二次流标后，经李国均申请，青羊法院作出（2015）青羊执字第2466、2467、2468、2550、2596、2597-1号执行裁定书，将品种及编号为小籽种都100的种子（共2.8吨、56件）作价2.002万元抵偿给李国均。同时李国均申请除品种及编号为小籽种都100之外的其他货物按第二次变卖的保留价321.784125万元接受以物抵债，舒鸿琪亦申请对上述种子在质押债权2288.1815万元及利息范围内优先受偿。2016年12月16日，青羊法院作出（2015）青羊执字第2466、2467、2468、2550、2596、2597号执行分配方案，认为质押担保合同必须依附于主债权债务合同而存在，但舒鸿琪未向法院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种都公司之间存在金额为2288.1815万元及利息的主债权债务合同，故对舒鸿琪主张的质押优先受偿权未予支持；由此作出分配方案，将除品种及编号为小籽种都100的种子之外的其他货物抵偿给李国均。 舒鸿琪不服上述分配方案，于2017年2月22日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诉讼。该案审理中，舒鸿琪主张质押优先受偿权，提交证据：1．喻萍等69人出具给舒鸿琪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一致同意推选舒鸿琪为出借人代表，特别授权，代表委托人与种都公司、国储公司签署质押合同、种子监管协议等法律文书，代为办理相关质押、监管手续；2．舒鸿琪（甲方代表）、种都公司（乙方）、刘光基（丙方）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载明甲方（共83位债权人，详见《债权明细》）与乙方签署了《借款合同》，由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乙方同意将《质押清单》所载明的货物409969kg水稻质押给甲方，双方与仓储方签订质物监管协议之日起即视为质物已移交甲方占有，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并不影响质物已移交给甲方占有的法律效力，合同自协议各方签署，且自甲方、乙方与仓储方签订质物监管协议之日起生效；3．《2014年四川种都公司有限公司3月10日-14日收九合投资人款》（打印件）、《全体九合债权人资金明细表》（打印件）；4．债权人借款合同78份及支付凭证（其中舒鸿琪、刘亮的借款合同为原件，其余为复印件，该78份合同涉及借款总金额为2540万元）；5.2016年10月12日，国储公司向青羊法院出具的《关于2016年2月22日“反馈函”的更正函》，载明2016年2月22日，国储公司出具的《关于对四川种都公司有限公司库存货物采取查封措施的协助执行情况的反馈函》，由于国储公司工作疏忽并未掌握该批种子的抵押、质押和担保情况，作出错误表述，其中第2条“该批货物目前没有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和担保”与事实不符，为此致函对该条予以更正。李国均认为《动产质押合同》存在时间倒签，提交证据：李国均与舒鸿琪的谈话录音、舒鸿琪视频资料、李国均与刘光基签订的《备忘录》。舒鸿琪认为李国均所举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并陈述称，《动产质押合同》的形成时间为2016年2月4日前，只是签合同时未填写落款日期，故在2016年8月完善手续补签落款时间，并非伪造证据。由此，青羊法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2017）川0105民初180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舒鸿琪提交的《动产质押合同》载明的“附件一《债权明细》”，未见向法院提交；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借款合同及支付凭证等所显示的主债权人、借款金额也与《动产质押合同》载明的债权人数及借款金额不一致；提交的《2014年四川种都公司有限公司3月10日-14日收九合投资人款》《全体九合债权人资金明细表》均系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由于质押担保合同必须依附于主债权合同而存在，舒鸿琪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种都公司之间存在借款本金为2288.185万元的主债权债务关系，据此，青羊法院驳回舒鸿琪的全部异议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短信截图、通讯截图、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照片、判决书、申请书、裁定书、通知书、反馈函、评估报告、未成交报告、销售合同及成交价格记录单、检测合同及结果、检测报告、动产质押合同、出库监管书、授权委托书、更正函、回复函、公证书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李国均针对舒鸿琪个人提起的侵权责任赔偿纠纷，认为舒鸿琪通过伪造证据和捏造事实提起执行异议、参与分配财产和执行分配异议之诉，损害到李国均合法权益并造成严重损失。对此分歧有三：一是舒鸿琪于2016年8月在《动产质押合同》落款处签署日期2016年2月1日是否属伪造证据，二是舒鸿琪依据该证据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分配异议之诉是否为恶意或虚假诉讼，三是舒鸿琪应否承担案涉种子抵债额与实售价差额部分的赔偿责任。上述三项分歧环环相扣，逐层递进，对此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首先，舒鸿琪提起执行异议、执行分配异议之诉虽均败诉，但青羊法院并未认定舒鸿琪提交的出库监管书、动产质押合同等证据系伪造的虚假证据，也未否定舒鸿琪等83位受害人是种都公司的债权人。舒鸿琪申请执行异议败诉，系因不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条规定；相关提起执行分配异议之诉败诉，系因未提交质押合同所依附的主债权合同原件被认定为证据不足；如因败诉即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所适用的必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我国现行法并没有如此规定，依照普通侵权处理规则，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需要证明舒鸿琪存在侵害李国均权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其次，执行异议、执行分配异议纠纷的利益争执主体，均应当为被执行人的债权人，由于债权人之间彼此并不清楚对方对被执行人的债权情况，有必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各方债权针对被执行人财产的受偿位序问题，这即是民事诉讼法设置执行异议诉讼程序的立法意旨。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证明能力、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决能力各不相同，通常达不到司法裁判所要求的专业水平，因此当事人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未必与法院的裁判结果一致，故不能以法院裁判结果来判断起诉人提起诉讼是否为恶意，也不能对起诉人苛责以高标准的证据注意义务。本案中，李国均与舒鸿琪代表的83位受害人均是种都公司的合法债权人，当向种都公司主张债权存在履行不能风险时，针对种都公司的有限财产引发执行异议和执行分配异议之诉纠纷，应当理解为维护各自债权利益，法院根据举证判定一方债权人有权主张执行标的物权益，不能反推另一方债权人即为针对胜诉方的恶意侵权损害。 再次，李国均主张舒鸿琪与刘光基串通伪造动产质押合同，捏造虚假的质押事实，利用执行异议程序恶意阻碍执行，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分析李国均所举证据，其中刘光基鼓动九合债权人为维护自身债权而对抗李国均债权在青羊法院的执行，即便九合债权人采纳刘光基的部分意见如聘请律师申请执行异议，亦不能反证该债权人就是刘光基利益的代言人，更不能反推其主张自身债权就是针对李国均债权的侵权行为。且在青羊法院的诉讼中，舒鸿琪亦认可动产质押合同落款处日期系在2016年8月补签，并举出保全公证书、出库监管书佐证在2016年2月4日前已与种都公司协商达成质押合意，现并无证据证明该公证书保全的证据及出库监管书均系伪造，故一审法院认为，李国均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侵权事实，所称相关侵权意见，均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李国均主张舒鸿琪伪造证据、捏造事实、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对于所诉全部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国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李国均负担。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限令的举证期内，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法院准许除舒鸿琪外的其他46名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是否程序违法？2.舒鸿琪在李国均申请执行刘光基、李胜秀、种都公司的案件中提出执行异议，后不服执行分配方案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诉讼是否构成恶意诉讼？舒鸿琪应否因此向李国均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一、关于一审法院准许除舒鸿琪外的其他46名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 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时，李国均当庭陈述其提出的全部四项诉讼请求中的所谓“被告”，为本案一审的47名被告。一审法院依据李国均的诉讼请求准许舒鸿琪外的其他46名被告参加本案诉讼，程序合法。2019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本案时，李国均在法庭调查阶段再次明确，只主张舒鸿琪一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不要求舒鸿琪外的其他46名被告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后仍将除舒鸿琪外的其他46人的诉讼地位列为被告，程序确有错误。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关于“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的规定，一审法院的前述程序错误尚不属于足以导致本案应当发回重审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对李国均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违法，应发回重审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舒鸿琪在李国均申请执行刘光基、李胜秀、种都公司的案件中提出执行异议，后不服执行分配方案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诉讼是否构成恶意诉讼，以及舒鸿琪应否因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问题 李国均在本案中主张舒鸿琪利用虚假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恶意提起执行异议、进行诉讼，其行为属于恶意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当由李国均对关于舒鸿琪实施了恶意诉讼侵权，即其主观上具有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侵害对方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客观上提供虚假证据支撑其诉讼请求的相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在青羊法院审理的（2017）川0105民初1805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纠纷案件中，舒鸿琪自认其提交的《动产质押合同》的落款日期系在2016年8月倒签；青羊法院在该案中未采信《动产质押合同》等证据的理由是，“《动产质押合同》载明的‘附件一《债权明细》’，未见向法院提交；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借款合同及支付凭证等所显示的主债权人、借款金额也与《动产质押合同》载明的债权人数及借款金额不一致；提交的《2014年四川种都公司有限公司3月10日-14日收九合投资人款》《全体九合债权人资金明细表》均系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由于质押担保合同必须依附于主债权合同而存在，舒鸿琪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种都公司之间存在借款本金为2288.185万元的主债权债务关系”，生效判决书并未认定《动产质押合同》系伪造。依据李国均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其主张的舒鸿琪提供虚假的《动产质押合同》进行恶意诉讼的事实，李国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驳回其关于舒鸿琪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李国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判决结果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确认的方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国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良谷 审判员  付冬琦 审判员  徐苑效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 丹 庭审书记员伍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