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赣11行终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秋花，女，194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栩，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欢，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干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住所地余干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092959651751X4。法定代表人张小海，系该征收办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承和，江西敦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姚少平，男，198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上诉人吴秋花、原审第三人姚少平因与被上诉人余干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行政协议一案，不服万年县人民法院2020年12月8日作出的（2020）赣1129行初9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在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吴秋花撤回对被上诉人姚少平的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姚少平系吴秋花的儿子，吴秋花房屋坐落在余干县××××组。因昌景黄铁路建设需要，余干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18日印发了干府办发［2019］85号《昌景黄铁路（余干段）工程建设用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方案》,2019年12月19日发布了《关于景昌黄铁路（余干段）工程建设征收土地告知书》的公告，吴秋花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20年1月8日，余干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工作人员到吴秋花家中与其协商签订涉案协议，吴秋花称其不识字，就出去找其儿子姚少平回家来看协议和签字。姚少平回到家后，签订了案涉协议，在相关工作人员快要离开时，吴秋花也回到了家，其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20年6月19日，余干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经过报批后，将涉案协议约定的全部补偿安置费用456346.70元汇入吴秋花银行账户。后其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案涉协议无效。另查明，案涉房屋于2015年建造，没有办理相关房屋所有权证书，姚少平系吴秋花唯一的儿子且与其一起居住在涉案房屋，户口簿也是在一起，吴秋花为户主。吴秋花与姚少平均主张涉案房屋归吴秋花一人所有。2020年7月1日，涉案房屋被拆除。原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案涉征收补偿协议签订于2020年1月8日，因此本案的审理应适用该司法解释。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据此，吴秋花主张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应当依据该条文指向的法律规定进行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吴秋花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吴秋花上诉称，第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本案协议签订时对协议内容及签字均不知情。案涉房屋由上诉人女儿、女婿出资，在2015年由上诉人与其配偶（2018年去世）共同建造用于养老，现由上诉人单独所有，其儿女对房屋权属没有争议，姚少平当时月工资仅1000多元亦没有条件参与建房。2019年1月因上诉人申请贫困户，姚少平及其儿女户口才迁入上诉人处，在姚少平签字后，上诉人还没回家，因此对协议签订情况毫不知情。案涉房屋最高的半层是姚少平自行拆除，上诉人在家听到姚少平拆砖才知道其签协议的事，且姚少平签字是在相关扶贫工作人员威胁要将上诉人低保资格拿掉的情况下签订的，上诉人账户信息也是扶贫人员提供给被上诉人。第二，原审第三人姚少平在未经上诉人同意及授权的情况下，擅自签署协议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被上诉人未尽审查义务，协议当属无效。上诉人作为案涉房屋所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签字，原审第三人未告知上诉人协议内容擅自签署了自己名字责任不应归咎于上诉人。第三，本案起诉后，被上诉人将案涉房屋野蛮强拆，其主观并非善意。被上诉人胁迫原审第三人签署协议后，上诉人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并诉至法院，被上诉人无视法律规定及群众意见，不顾屋内有老人、儿童推进拆迁工作进度，并非善意，相应案涉协议也应被认定为无效。由此可见原审对事实认定有误，导致错误引用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余干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二审答辩称，第一，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征收上诉人案涉房屋程序合法，被上诉人按照《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对案涉房屋进行丈量、评估，于2020年1月8日与当地镇、村干部到上诉人家中签订案涉补偿协议。2020年6月19日，被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将全部补偿款共计456,346.7元汇入上诉人银行账户。2020年7月1日上午，在上诉人腾空房屋、自愿交出房屋后被上诉人拆除房屋，被上诉人征收拆除房屋行为合法。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案涉协议程序合法，签订协议当日，上诉人在明白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一行来意后称其不识字，需让原审第三人签订协议，在原审第三人回家后，工作人员向其解释了协议内容，原审第三人在核对补偿金额后，在补偿协议上签了字，在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快要离开时，上诉人也回到家，其当时未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只有姚少平一个儿子，且母子二人属于同一户口，共同生活在案涉房屋内，因此，被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姚少平有代理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本案协议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本案协议的行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第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称其对原审第三人签订案涉协议不知情，原审第三人未经其同意签订本案协议构成无权代理与以上事实不符，协议签订后直至2020年6月补偿款到其账户时，其仍未提出异议；上诉人称原审第三人签字是被扶贫干部胁迫但未能提出任何证据证实，纯属子虚乌有。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姚少平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中，上诉人吴秋花申请证人李某作证，其陈述在签订本案《协议》时上诉人吴秋花不在场，在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离开后吴秋花才回到家中。经审查，在签订本案《协议》时证人李某是否在现场没有证据证明，且其陈述并不能否定本案认定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仍然是本案协议是否属于无效行政协议。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是，其对原审第三人姚少平签订本案《协议》毫不知情，姚少平签订协议不能代表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姚少平签订本案《协议》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其对本案房屋构成无权处分。对此本院认为，本案被征收房屋是农村宅基地上房屋，没有办理相应产权证件，无法直接确定法律上的权利人，房屋征收部门对此类房屋征收补偿可以一户作为补偿的基础单位，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与某一家庭成员签订补偿协议。原审第三人作为上诉人一户的主要家庭成员且与上诉人共同生活，因上诉人不识字，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协商签署本案《协议》的做法符合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具体实践，不产生协议无效的法律效果。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签订协议当日，上诉人主动叫回在工作中的原审第三人回家协商征收补偿事宜，庭审中原审第三人也陈述在签订本案《协议》的次日将此事告知了上诉人，因此，上诉人诉称其对原审第三人签署《协议》毫不知情缺乏事实依据。行政协议兼具行政行为与合同的双重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涉案行政协议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从行政诉讼以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的双重角度审查。一、从行政诉讼法律规范角度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根据该规定，只有在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时，行政行为才能确认无效。本案中，被上诉人余干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是《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征收实施单位，具备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征收补偿事宜的主体资格，且案涉协议对被征收的房屋面积、房屋主体以及附属设施的补偿费用、过渡安置、搬迁费用均予以明确约定，因而上述《协议》不存在行政机关主体资格缺失或者协议内容存在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不构成上述法律规定的无效行政行为。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对此亦并未提出异议。二、从民事法律规范角度审查。本案《协议》是否存在符合相关民事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本案查明，涉案《协议》由与上诉人共同生活的原审第三人签字确认，且2020年6月19日，上诉人银行账户收到征收补偿款，《协议》记载的内容与形式，并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情形。上诉人提出，原审第三人系受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胁迫签订的案涉《协议》，根据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协议》签约现场的照片显示，签约现场场面平和，在上诉人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自己自身主张的情况下，上诉人的该观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秋花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秋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明   华审判员 韩欢审判员余细花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王景琪书记员徐甜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