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晋07民终2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清恩，男，197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晋中市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山西丹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瑞峰，女，1958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晋中市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山西汇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清民，男，195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晋中市榆次区。上诉人刘清恩因与被上诉人葛瑞峰、刘清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20）晋0702民初3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刘清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被上诉人葛瑞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被上诉人刘清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清恩上诉请求：1.撤销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20）晋0702民初353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本案一审法院认定的案外人刘子义将其“购房指标”转让给了刘清民不符合案件事实。首先，涉案房屋系案外人刘子义所在单位于2004年集资建设的经济适用房,由于刘子义没有钱,遂由其三子刘清民出钱购得该房。至于为什么是刘清民出钱，刘清民出钱是给父亲买房还是借钱给父亲买房，拟或是借父亲之名给自己买房，我们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无论如何，这一事实不能说明刘子义将“购房指标”转让给了刘清民，因为转让是一种有偿的民事法律行为，我们既没有刘子义转让“购房指标”给刘清民真实意思表示的任何证据，也没有看到这一行为有偿性的事实。其次，一审法院以《房契》来证明案外人刘子义将“购房指标”转让给了刘清民也毫无道理。2011年3月6日，刘子义在刘清民胁迫下为其出具一份《房契》，言明涉案房屋“以我之名三儿刘清民出资”,“故该房屋产权归刘清民”。这份房契的内容没有反应2004年案外人刘子义转让“购房指标”的任何意思表示。从《房契》的内容和性质来看，该房契是以产权人刘子义转移涉案房屋产权给刘清民的债权协议。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刘清民仅依据《房契》在没有办理产权转移手续之前，仍然没有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最后，葛瑞峰及刘清民在一审庭审时也间接否定了“购房指标”转让的事实。本案一审过程中，葛瑞峰及刘清民从没有谈到“购房指标”转让的问题，其二人都是强调“以父亲名义购买了房屋”,也就是他们的购房行为属于“借名买房”的问题。第二，被上诉人所称的“借名买房”的事实也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该行为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涉案房屋属于经济适用房,而经济适用房是基于划拨土地使用权以及各种税费优惠建设的、房屋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目的是解决城市低收入且住房困难家庭住房问题的保障性住房。因此，国家对经济适用房的购房资格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涉案房屋只有案外人刘子义拥有购房资格。虽然“借名买房”大多都具有规避国家法律或政策的事实，故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可非难性，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完全符合条件的“借名买房”,一般也认可协议的法律效力。然而,对于“借名买房”所指向的是经济适用房等政策性保障房的，则因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一律否定其“借名买房”协议的效力。本案涉案房屋购房资格属于刘子义，刘子义有6个子女，如果其要与刘清民夫妇达成“借名买房”协议，常理上应当由刘子义和其余5个子女与刘清民夫妇之间达成“借名买房”的协议，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书面或者口头协议，这是其一;其二即使有这样的协议，正如上述所分析的那样，人民法院也不可能在法律上认可其效力。第三,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于案外人刘子义，被上诉人不具有涉案房屋的任何产权。2013年6月4日晋中市人民政府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晋房权正晋中市字第0××2号），《房屋所有权证》记载房屋所有权人为刘子义，房屋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性质为经济适用房。涉案房屋从交房后一直由刘子义与上诉人居住至今。如前所述，刘清民出资购房的行为和刘子义出具《房契》的行为以及上诉人主张的“借名买房”行为都不能成为刘清民夫妇取得涉案房屋产权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来认定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拥有产权是完全不符合该法律的规定。第四，本案一审法院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不符合查明的事实，不符合一审法院引用的法律规则，还违背现行法律规定。如前所述,本案葛瑞峰及刘清民不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一审法院判决刘请民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侵犯葛瑞峰的合法权益完全不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葛瑞峰与刘清民对涉案房屋拥有合法产权，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7条、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得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判决结果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我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本案而言,我们能够指责合同当事人的就是其签订的合同没有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然而涉及民事法律行为效力问题时，当事人要遵守的法律、行政法规必须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而不是一切法律、行政法规。所以，合同当事人没有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不都是无效的。再来看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具体到本案，我们暂且不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葛瑞峰是知道的，而且还全程参与了合同的讨价还价过程这一事实，即便是葛瑞峰不知情，也不构成刘清民与上诉人的“恶意串通”，因为《合同法》第51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不是仅仅指合同当事人都知道没有经过共有人同意是不能处分共有财产的主观故意,而是指合同当事人必须具有“恶意”且双方必须具有“串通”的客观行为。具体来说，该条文中的“恶意串通”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与合同相对人串通,一起实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而本案中的出卖人刘清民实施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损害被上诉人利益的故意（恶意），也没有与上诉人协商故意实施损害葛瑞峰的行为（串通），并且刘清民与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所获得的价款,还成为刘清民夫妇为其儿子购买房屋的资金。所以，涉案买卖合同不仅不存在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的问题，合同的订立和实施不仅没有损害葛瑞峰的利益,还有利于葛瑞峰自己的利益。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合同无效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总之，一审法院于本案中适用《合同法》第7条、第52条第二项判决涉案买卖合同无效是适用法律锗误。不仅如此,一审法院判决涉案买卖合同无效还直接违反法律规定。无论是按照上诉人的观点,还是按照葛瑞峰的意见，涉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刘清民出卖涉案房屋的行为都构成无权处分行为,这一点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可。既然如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涉案买卖合同无效就是彻彻底底的违反法律规则的,完全属于枉法裁判。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多次提出本案应当适用上述法律规定,然而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只字未提上述法律规定，也充分说明一审法院有意规避法律，偏袒葛瑞峰,最终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这样的判决有失人民法院公平正义的立场。综上所述,葛瑞峰及刘清民没有事实和证据证明对涉案房屋拥有合法产权,刘清民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作为出卖人的刘清民的无权处分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第一款，该合同为有效合同。一审法院的判决完全是违背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按照已查明的事实，纠正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的错误，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葛瑞峰辩称，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1.上诉人在庭审中说他们认为被上诉人葛瑞峰对涉案房屋没有所有权，既然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没有权利，那么转让房屋的合同也应当无效。我不知道上诉人怎么得出有效的结论。转让分为有偿和无偿，无偿最常见的就是赠与，所以上诉人一直在强调我们没有花钱，我们是赠与。另外婚姻法规定，处理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时夫妻双方必须持有一致的意见，对涉案房屋的转让被上诉人葛瑞峰并不知情，而且经法院查明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刘清民迫于刘清恩的胁迫，逼着被上诉人刘清民和他签订协议，我们是不知情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维持原判。刘清民辩称，2004年我父亲刘子义所在的学校盖经济适用房，也就是本案争议的房屋，我父亲本身在国土资源学校有一套小房居住，开始时我父亲在老家给我打电话将购房指标赠与我，我的两个哥哥和妹妹都能证明。全部购房款是我爱人亲自交到学校的，学校领导都知道，兄弟姐妹都知道，是符合事实的。我父亲给我写了房契，并送到我家。2013年6月我爸告诉我房产证下来了，我和我爱人去找我父亲，当时我父亲答应把房子给我，当时我弟媳张月娥在场，后来我父亲在弟媳张月娥的胁迫下变了卦，让我把房子给了刘清恩。在我父亲多次胁迫下，我背着我妻子，被迫将房子转让给刘清恩。购房款是刘清恩让我大哥出10万。我大哥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答应给我，但是至今没有到位。事后才知道刘清恩和张月娥拿走了父亲的养老金11万元。如果我知道刘清恩拿走了父亲的养老金，我是坚决不会同意转让给刘清恩的。上诉人说我妻子知情纯属是捏造。葛瑞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清恩、刘清民之间关于榆次区地质路北侧4号楼二单元三层301室的转让协议无效；2.刘清恩向葛瑞峰返还其所占用的房屋；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清恩、刘清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葛瑞峰与刘清民系夫妻关系，刘清恩、刘清民属于兄弟关系。刘清恩、刘清民的父亲系案外人刘子义，刘子义是山西国土资源学校退休职工。2004年山西国土资源学校集资兴建经济适用房，案外人刘子义有集资的权利，因刘子义无钱购买让刘清民购买，刘清民出资购买并装修。案涉房屋装修后出于孝心，让案外人刘子义居住，后刘清恩一家也随刘子义一同居住。2011年3月6日，案外人刘子义向刘清民出具“房契”，内容为案涉房屋及地下室是以刘子义之名，刘清民出资，该房屋产权归刘清民。2013年6月，案涉房屋办理登记手续，房屋产权证为晋房权证晋中市字第0××2号。房屋所有人为刘子义，面积114.85平米。2014年，刘清恩、刘清民就案涉房屋达成口头转让协议，约定刘清民将该房屋卖给刘清恩，刘清恩支付刘清民房款30万元，刘清恩向刘清民给付20万元，刘清恩、刘清民的大哥给刘清民给付10万元，刘清民于2014年5月20日出具相应价款的收据。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产权证书的持有人为刘子义，是2004年基于其身份而获得集资案涉经济适用房的指标，双方向法庭提供的刘子义的“房契”之证据，均能证明当时刘子义因无钱购买，同意将该指标转让给刘清民。刘清民出资购买并装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付，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力人，…”。葛瑞峰与刘清民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资购买装修，可以认定该案涉房屋系其共同共有，也是案涉房屋的共同真实权利人。刘清民迫于其年迈父亲案外人刘子义的压力，于2014年与刘清恩达成的案涉房屋转让协议，刘清恩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葛瑞峰与刘清民共同参与、共同接受房屋价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刘清恩关于葛瑞峰共同参与并知情之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刘清民独自处分夫妻共同权益，侵犯了葛瑞峰的合法利益，一审法院对葛瑞峰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之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刘清恩已支付的房屋价款可另行解决；关于葛瑞峰诉请刘清恩返还案涉房屋之请求，考虑刘清恩、刘清民的父亲刘子义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需要刘清恩以及其他子女照顾的客观事实，从刘清恩方便护理的角度着想，对葛瑞峰该项请求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2014年刘清民与刘清恩达成的关于榆次区地质路北侧4号楼二单元三层301室房屋转让协议无效；二、驳回葛瑞峰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刘清民提交刘清象、刘清洋、刘月娟、刘月倩等四人出具的证人证言用于证明买房时四个兄弟姐妹都知道，是我们的父亲刘子义给我的指标。上诉人刘清恩质证称，上诉人的兄弟姐妹向刘清民出具的关于2004年房产买卖及房屋归属的一些说法，这些证据都表示了这些说法。但是有以下两点，1.出具证明所有的人都符合民事诉讼法证人的条件，不具有民事诉讼法证人不能出庭的条件，因此这些人应当出庭作为证人来证明相关的案件事实。如果能够出庭而不出庭仅出具所谓的书面证据，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关于证据规则，我方对上诉人证据不予质证。2.未经我质证的证据希望法庭在处理本案时不予采纳。3.上诉人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刘清民应当在一审就提交上述证据，但是未能提交，所以在二审时上诉证据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葛瑞峰质证称，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人虽然没有到庭，但是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也就是说房子是怎么买的，怎么得来的。经本院审查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不予采纳。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葛瑞峰一审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刘清民与刘清恩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无效并返还案涉房屋，葛瑞峰的理由主要为刘清民无权处分案涉房屋。关于本案的处理，应区分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处分行为表现为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处分行为的法律效果是财产权利的产生和变更；负担行为表现为债权行为，负担行为的法律效果是债权的产生和变更。刘清民与刘清恩关于房屋转让的行为是债权行为，非处分行为，该合同之效力，不以合同当事人对标的物具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要件，也不当然受双方当事人是否是善意之影响，无论是按照民法典生效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还是按照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的规定，无权处分都不影响合同效力。现葛瑞峰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房屋转让行为无效，其仅以刘清民无权处分为由请求确认案涉房屋转让行为无效，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有误，予以纠正。至于葛瑞峰主张的房屋返还，如其认为享有案涉房屋物权，可另行主张。综上，刘清恩上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20）晋0702民初35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葛瑞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葛瑞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葛瑞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庆刚审判员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