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再24号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卫卫，男，196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褒姒（王卫卫之妻），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洪联，浙江婺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景荣，男，195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香港九龙。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淑明，女，195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香港九龙。两被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秀忠，浙江新东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月姣，女，192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必忠（李月姣之子），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斐。申诉人王卫卫因与被申诉人陈景荣、李淑明、原审第三人李月姣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民终2842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监（2019）3300000018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浙民抗7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杨明霞、检察官助理李剑出庭。申诉人王卫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褒姒、蒋洪联，被申诉人陈景荣、李淑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秀忠，原审第三人李月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有误。（一）本案应认定王卫卫与李月姣签订过《房屋买卖契约》。1．李月姣在本案原审及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80号行政案件庭审中均明确，其系与王卫卫发生房屋买卖关系，与陈景荣一方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2．原审查明王卫卫的户口于1995年9月14日由东阳市南马二中迁入东阳市吴宁街道花厅路**房屋（原门牌号为吴宁镇花厅后**，以下简称讼争房屋）所在村集体，王卫卫亦于1999年至2000年间出资对房屋加层改造、装修后出租他人使用，且所有租金均由王卫卫收取，如果王卫卫未与李月姣签订过《房屋买卖契约》，其上述行为无法予以解释。3．两份王卫卫与李月姣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复印件尽管有一定差异，但内容一致，不能就此确定系伪造，且现无证据证明王卫卫与李月姣恶意串通，故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217号案卷中王卫卫与李月姣的《房屋买卖契约》原件可以采信。（二）无证据证明王卫卫与李月姣之间的《房屋买卖契约》存在无效情形。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案涉王卫卫与李月姣之间的《房屋买卖契约》签订于1993年，依据上述规定，其效力认定应考虑是否违反了当时的法律、社会公共利益及相关政策。2．从法律上看，198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农村居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城镇非农业户口户口居民建住宅，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用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并参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准支付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因此，当时的法律允许城镇非农业居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房屋。3．从政策上看，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此时，国家才明确禁止农村住宅向城市居民出售。4．当时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购买农村房屋需要经所在基层经济合作组织或相关部门批准，二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为讼争房屋转让“未经所在卢三村村委会、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等的同意，违反了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缺乏依据，适用法律有误。且即使适用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意权也在东阳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而非东阳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或卢三村村委会。（三）李月姣分别与王卫卫和陈景荣、李淑明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只能存一或只能其中一份有效，两份合同在效力上不具有法律上的制约关系，应独立认定。二审以陈景荣、李淑明与李月姣成立房屋买卖关系的证据更具优势为由判定王卫卫与李月姣所签《房屋买卖契约》无效，理由不充分。同理，认定王卫卫与李月姣之间的《房屋买卖契约》有效，与陈景荣、李淑明持有讼争房屋所有权证书亦不必然矛盾。王卫卫除认可抗诉意见外，另申诉认为，二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有误，程序违法。（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根据规定，香港居民在大陆买房需提供境外人员审批办公室审批结果、《境外个人在境内居留状况证明》、本人住宿登记证明、本人近期免冠彩色蓝底背景2寸照片两张等资料，且申请人须本人到场办理申请手续，不得委派或委托他人代办。陈景荣提供不了上述资料即伪造材料，违规购买讼争房屋。2．陈景荣伪造的合同及讼争房屋过户材料中双方的签名均系同一人模仿李月姣丈夫笔迹所签（李月姣丈夫早在1992年即去世，不可能于1997年在上述材料中签字）。其中“李月姣”字样的签名不是李月姣本人所签；“李月姣”字样的印章与李月姣常用及其在房管局和村里盖过的印章亦非同一枚印章；陈景荣的代理人一审第二次庭审中谎称李月姣到场签订合同并签名、盖章和捺印，一审判决虽认定系委托办理，但缺少相应委托书，且指纹也无法委托代捺，一审拒绝检验指纹，说明陈景荣合同中的指纹全部为假。因此，陈景荣的合同及讼争房屋的过户完全无效。3．用电收费证证明讼争房屋水电费一直由王卫卫交纳，陈景荣向卢三村交纳水电户头费只是做做样子，目的是提供买房的一种假象证明，相关收款收据上“李月姣之子卢必忠陪同香港人陈景荣开证明和做水电户头费并交了这费”的内容也系伪造。4．庭审录音反映王卫卫的代理人曾就陈景荣的合同和讼争房屋产权过户审批表提到两次指纹问题，但一审卷宗第81页的庭审笔录并未记录。而且，一审判决第10页、第19页，二审判决第9页只提到签名和印章委托问题，隐瞒了本案最重要的证据“指纹”。5．为了回避陈景荣的合同及讼争房屋过户材料中签名、印章和指纹的检验问题，一审认定签名和盖章系委托办理，而对于无法回避的李月姣未到场，四个指纹却出现在上述材料中的矛盾，则故意予以隐瞒。其实，在“被告方不能确定”“可能”的情况下，更应该比对和检验。一审在如此多不确定和矛盾的情况下即结案并判决陈景荣、李淑明胜诉，属于包庇、渎职、伪证、毁灭证据和枉法裁判行为。6．陈景荣在1997年3月19日并未回过东阳，这证明卢三村出具的收款收据中“李月姣之子卢必忠亲自陪同香港人陈景荣去村委会开村证明并交户头费”的内容系伪证。卢必忠已向卢三村会计卢祖明核实，该内容系陈景荣的代理人拟好，由卢祖明抄写，再去村长处加盖印章。卢三村的证明和庭外笔录涉及上述伪证和讼争房屋由谁购买的内容全系造假。（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1．存放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的王卫卫的唯一真正合同因藏李月姣家25年而破旧不堪，原审未验证其年份及合理、合法、有效性，该合同系双方自愿订立，合法有效，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权干涉，也不需要他人批准同意。2．陈景荣、李淑明的两份伪造合同原件和讼争房屋过户材料存放在东阳市档案室，原审未比对检验上述材料中李月姣的签名、印章和指纹。3．陈景荣、李淑明持伪造合同，采取收买串通村长的欺骗方法，在李月姣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具的卢三村村委会证明虚假无效，原审对该证明内容是否属实未予调查。4．卢三村出具的收款收据中“李月姣之子卢必忠亲自陪同香港人陈景荣去开证明并交款”的内容系伪造，原审未传唤卢三村村长卢向群和会计卢祖明与卢必忠对质，未查询陈景荣在1997年3月19日的出入境记录并加以核实。5．卢向群和卢祖明在一审调查中的证言系说谎。6．一审判决第8页、第18页、第19页、第20页和第21页造假，二审对此未予确认，亦未确认一审法官串通对方代理人篡改庭审记录的事实。（三）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陈景荣、李淑明提供的虚假合同记载房屋交付时间为1992年12月1日，而该合同签订时间为1997年3月3日，从买房交付到签约整整过了四年左右，时间上有矛盾，与原审认定陈景荣、李淑明1993年4月与李月姣签订原合同的时间也矛盾。按正常程序，陈景荣、李淑明应先跟李月姣签订原始合同，再根据原始合同和收款收据找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交付手续，同时再签订一份交易合同，如果没有原始合同和收款收据，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合同即为无效。一审判决第20页和二审判决第10页以“两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述与第三人签订讼争房屋买卖契约的时间大约在1993年4月左右，后来房屋所有权证登记过户至被告名下后买卖契约遗失了”的虚假理由掩盖了上述矛盾，属于枉法裁判。2．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买宅基地上房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无效情形。陈景荣、李淑明不是卢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签《房地产买卖契约》应认定无效。何况，陈景荣、李淑明并未与李月姣签订过该契约，所谓经卢三村和有关部门批准也系陈景荣以虚假合同欺骗获得，相应房屋买卖违法违规，房产证也为无效。（四）双方合同中李月姣的签名、印章和指纹都可以从李月姣处提取，对该些王卫卫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且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原审均未予以调查收集，程序违法。王卫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中还补充认为，登记物权与事实物权不一致的，应以事实物权为准。陈景荣、李淑明与李月姣之间不存在讼争房屋买卖关系，其以虚假的《房地产买卖契约》骗取房产登记，不能对抗王卫卫对讼争房屋的事实物权，讼争房屋应归王卫卫所有。王卫卫的再审请求同其一审诉讼请求。陈景荣、李淑明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抗诉意见认为王卫卫与李月姣签订过《房屋买卖契约》错误。1．李月姣就讼争房屋提起的两次行政诉讼均以撤诉结案，李月姣在该行政案件中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陈景荣、李淑明提供的证据，李月姣的代理人在本案及（2015）浙金行初字第80号行政案件庭审中陈述李月姣系与王卫卫发生房屋买卖关系，与事实不符。2．户口户口系用于记载留存住户人员的基本信息，卫将户口户口迁入讼争房屋只能证明其居住在讼争房屋内，直接证明其与李月姣签订过《房屋买卖契约》，也不能证明讼争房屋产权的归属。实际上，王卫卫将户口户口迁入讼争房屋是为了方便陈褒姒照顾陈景荣的父亲陈明福及其本人的工作调动，卫卫的户口户口并未迁入讼争房屋所在的东阳市吴宁街道卢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卢三经合社）诉意见称王卫卫户口户口迁入卢三经合社与事实不符。王卫卫庭审中陈述其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约》原件、复印件字体、排版一致，只是复印件上增加了卢某、卢必忠书写的内容及李月姣的签名。但上述《房屋买卖契约》原件、复印件的排版、字体明显不同，不排除系双方为本案诉讼需要恶意串通伪造的可能。4．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王卫卫的再审申请也证明讼争房屋归陈景荣、李淑明所有。（二）抗诉意见认为王卫卫与李月姣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合法有效，错误。1．鉴于王卫卫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约》原件与复印件的字体、排版明显不同，陈景荣、李淑明有理由相信王卫卫与李月姣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本案也就不存在合同效力的判断问题。2．王卫卫与李月姣即使签订过《房屋买卖契约》，因王卫卫并非卢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购买讼争房屋未经房屋所在的卢三经合社或相关部门批准，依当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合同也应认定无效。（三）原审认定讼争房屋归陈景荣、李淑明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房屋产权应根据产权证及房产交易中心登记信息确定，讼争房屋登记在陈景荣、李淑明名下，产权应归二人所有。2．李月姣与陈景荣、李淑明就讼争房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已经卢三村村委会同意，东阳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对该买卖事实予以了审核，原登记李月姣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已由东阳市房地产管理局收回并加盖“此证注销”印章，上述事实证明李月姣与陈景荣、李淑明之间存在讼争房屋买卖事实。3．王卫卫主张其1993年出资6万元购买讼争房屋，但未能对6万元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且其当时月工资仅几百元，根本无力购买讼争房屋。陈景荣在港经商多年，因其父陈明福居住东阳才出资购买讼争房屋给其居住，陈明福去世时灵堂即设在讼争房屋内。4．王卫卫陈述其于1993年即居住讼争房屋至今，但1997年，东阳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确权登记时曾对讼争房屋现场勘验和实地丈量、公示，王卫卫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其对讼争房屋归陈景荣、李淑明所有系明知。5．陈景荣在卢必忠陪同下到卢三经合社交纳讼争房屋管理费、水电户头费2650元的事实也证明李月姣对讼争房屋出卖给陈景荣、李淑明的事实为明知。6．根据东阳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13日出具的证明，王卫卫与陈景荣、李淑明协调讼争房屋权属过程中明确该房屋系陈景荣、李淑明购买，购房款也由二人支付，王卫卫当时要求讼争房屋拆迁时给其一套房屋，这也说明讼争房屋归陈景荣、李淑明所有。7．陈景荣、李淑明作为香港人在卢三村购买房屋比较罕见，当时卢三村村民均知晓讼争房屋系香港人购买，卢三经合社出具的证明及卢祖明、卢向群的证言均可加以印证。（四）李月姣与陈景荣、李淑明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不存在无效情形，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王卫卫一审诉讼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说明合同已经成立，其再审又主张双方未签订过该合同，自相矛盾。（五）讼争房屋已由王卫卫出租他人使用，王卫卫申请再审及检察监督的目的是拖延交付房屋，以便收取更多租金。李月姣答辩称，其系与王卫卫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未与陈景荣、李淑明签订过《房地产买卖契约》。王卫卫向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与李月姣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有效；2．确认陈景荣、李淑明与李月姣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3．讼争房屋归其所有。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陈景荣与李淑明系夫妻，陈明福系陈景荣的父亲，也为香港居民。王卫卫与陈景荣、李淑明一致陈述，陈明福于1993年至1997年去世（农历七月初八）前基本上居住在讼争房屋内（除了每隔一段时间需回香港一趟），平时生活起居由王卫卫妻子陈褒姒照顾，陈明福去世后曾在讼争房屋设置灵堂，骨灰盒摆放数日。丧事处理完毕后，讼争房屋一直由王卫卫管业使用，后王卫卫于1999年至2000年左右出资对讼争房屋改造装修，此后即用于出租收取租金，相关租金也一直由王卫卫收取。王卫卫陈述，陈明福回东阳后认陈褒姒为干女儿；陈景荣、李淑明陈述，陈明福未认陈褒姒为干女儿，系陈明福出钱雇佣陈褒姒照顾其平时生活起居。李月姣曾于2015年先后两次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分别为［2015］浙金行初字第80号、［2015］浙金行初字第217号），后均撤回起诉。在上述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月姣曾先提交了一份《房屋买卖契约》复印件，内容为：“兹有吴宁镇卢三村李月校房屋二间三层座落卢三村花厅后1号东至卢加文，西至卢二村路交界，南至路，北至空基，建筑面积计193.28平方出售给王卫卫，房价计陆万陆仟元正，王卫卫房款付清后，李月姣即交出房产证壹本，一切交易、税费等费用由王卫卫自己负责。本契约经双方签字后即生效。唯恐无凭特立此约，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契约一式二份，具有同等效力。”卢必忠、李月姣在卖方一栏签字，王卫卫在买方一栏签字，卢某在见证人一栏签字。落款日期为“一九九三年九月八日”。王卫卫陈述，由于起先未找到原件，故在上述提交给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复印件买方王卫卫的签字后方，由见证人卢某书写了“由于买卖合同原件已遗失重新证实情况属实卢某2014年10月12日”的内容，并在见证人栏下方由卢必忠书写了“情况属实卢必忠2014年10月12日”的内容，卢必忠签字后面有李月姣的签名。王卫卫同时陈述，由于后来找到了《房屋买卖契约》原件，故又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房屋买卖契约》原件，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又明确陈述，原件、复印件的排版、字体一模一样，只是复印件上增加了上述卢某、卢必忠书写的内容及李月姣的签名，其他内容完全一致。但经比对，王卫卫自认的《房屋买卖契约》原件内容为：“兹有吴宁镇卢三村李月校房屋二间三层座落卢三村花厅后1号东至卢加文，西至卢二村路交界，南至路，北至空基，建筑面积计193.28平方出售给给五卫卫，房价计陆万陆仟元正，王卫卫房款付清后，李月姣即交出房产证壹本，一切交易、税费等费用王卫卫自己负责。本契约经双方签字后即生效。唯恐无凭特立此约，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契约一式二份，具有同等效力。”其中“出售给王卫卫”打印成了“出售给给五卫卫”，即多了一个“给”字，“王”字错打成了“五”字，又将打印的“五”字手写涂改成了“王”字，并在“一切交易、税费等费用王卫卫自己负责”的“王卫卫”前手写添加了一个“由”字。卖方一栏有卢必忠、李月姣签名，买方一栏有王卫卫签名，见证人一栏无人员签名。王卫卫及李月姣均陈述，王卫卫分别于1993年4月3日、7月21日支付给李月姣的儿子卢必忠购房款各3万元，并由卢必忠向王卫卫出具了收条各1份。陈景荣、李淑明陈述其于1997年委托东阳市房地产交易代理中心办理讼争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该中心向东阳市房地产管理局提供的签署日期1997年3月3日李月姣作为甲方（卖方）、陈景荣作为乙方（买方）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乙方以66000元的价格购买甲方所有的讼争房屋；契约还对房屋交付、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办法等进行了详细约定。《房地产买卖契约》甲方（签章）一栏有“李月姣”字样签名并盖有“李月姣”字样印章，乙方（签章）一栏有“陈景荣”字样签名并盖有“陈景荣”字样印章，东阳市房地产交易代理中心在“中见方”一栏盖章。陈景荣、李淑明庭审中陈述，其在讼争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办理过程中均未到场，上述《房地产买卖契约》中“李月姣”、“陈景荣”字样签名及印章均可能不是李月姣、陈景荣本人所签、所盖，可能均为东阳市房地产交易代理中心工作人员代为签字、盖章。作为讼争房屋产权过户有效组成部分的附件二（内容为主管部门审批意见）“出卖方”一栏签署有“同意”的意见并加盖东阳市吴宁镇卢宅三居委会的印章，日期为1997年3月18日；“买入方”一栏签署有“同意”的意见并加盖东阳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的印章，日期为1997年4月1日。原登记李月姣名下的讼争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由东阳市房地产管理局收回，并在原件上加盖“此证注销”印章。东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在办理讼争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过程中对房屋进行现场勘验和实地丈量，于1997年4月9日作出房屋估价单（评估价格为99416元）。嗣后，陈景荣于1997年5月5日向税务部门缴纳过户契税计2982.48元。1997年5月6日，东阳市房地产交易代理中心代陈景荣领取讼争房屋所有权证（权证号东字第0041168号，房屋坐落吴宁镇花厅后1号）。王卫卫与陈景荣、李淑明一致确认，讼争房屋于1999年至2000年期间由王卫卫出资加层改造及装修，之后由王卫卫出租他人使用，所有租金收入（至少20余万元）均由王卫卫收取。另查明，陈景荣、李淑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述，与李月姣签订讼争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大约在1993年4月左右，该合同在房屋所有权证登记过户至其名下后遗失。讼争房屋门牌号于2013年经职能部门决定变更为东阳市吴宁街道花厅路西31号。王卫卫的户口户口于1995年9月14日由东阳市南马二中迁入讼争房屋。房屋所涉土地系卢三经合社集体所有。王卫卫陈述，其在2014年陈景荣、李淑明主张返还时才得知讼争房屋已登记至该二人名下，双方为此发生争议，经东阳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协调无果，纠纷成讼。该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6）浙0783民初487号民事判决：驳回王卫卫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王卫卫负担。王卫卫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王卫卫与李月姣所签《房屋买卖契约》是否有效，讼争房屋是否为王卫卫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因依法转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着物导致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必须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变更登记申请，由原土地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登记。”上述规定表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人对宅基地仅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原则上只能由宅基地使用权人利用宅基地建造住宅供其居住和使用；如果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必须办理政府主管部门审批等手续。如果允许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购买房屋的方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将在实质上构成集体对该宅基地行使所有权的障碍，导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落空。因此，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买宅基地房屋的合同损害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政策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应认定无效。本案讼争房屋买卖当时系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李月姣将该房屋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王卫卫，未经所在卢三村村委会、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等的同意，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房屋买卖合同应依法确认无效，王卫卫不能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至于王卫卫请求确认李月姣与陈景荣、李淑明所签《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的问题，因王卫卫不是该合同的相对方，无权要求确认该合同的效力。据此，王卫卫提出相关鉴定、出入境记录核查等申请亦无必要，该院不予准许。王卫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该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浙07民终284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王卫卫负担。本案再审过程中，李月姣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李月姣的印章一枚，用以证明陈景荣、李淑明与李月姣所签《房地产买卖契约》上“李月姣”字样的印章与李月姣使用的印章不一致，实系陈景荣私刻加盖。2．自东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陈景荣伪造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其中李月姣签字页缺失，用以证明该伪造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房管部门已经不再保存，更多虚假材料也已被剔除。王卫卫对证据材料1无异议；对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陈景荣、李淑明对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材料2无异议，认为王卫卫、李月姣原审中对该证据材料并无异议，缺少材料的原因是房管部门没有对外展示。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材料1的形成时间及是否李月姣唯一印章无法确定，因此，《房地产买卖契约》上“李月姣”字样印章即使与该印章不一致，也不足以证明前者系陈景荣私刻加盖。证据材料2李月姣主张签字页缺失，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房地产买卖契约》已加盖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专用章，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予以认定。王卫卫、陈景荣、李淑明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再审对原审查明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王卫卫与李月姣所签《房屋买卖契约》的效力及王卫卫请求确认陈景荣、李淑明与李月姣所签《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讼争房屋归其所有能否予以支持。讼争房屋原为李月姣所有，于1997年5月6日登记在陈景荣、李淑明名下。本案王卫卫起诉主张其于1993年向李月姣购买该房屋，该房屋归其所有，应就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王卫卫虽然提交了其与李月姣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李月姣儿子卢必忠出具的收条等证据，但综合全案证据，王卫卫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具体理由分析如下：首先，王卫卫与李月姣所签《房屋买卖契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王卫卫起诉时提交落款日期1993年9月8日的《房屋买卖契约》复印件，一审庭审中又提交落款日期1993年9月8日的《房屋买卖契约》原件（加盖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证明专用章的复印件），并称上述原件、复印件的排版、字体一模一样，只是复印件上后加了卢某、卢必忠手写内容及李月姣的签名。但经比对，上述《房屋买卖契约》复印件与原件的打印主文内容，在排版、字体上有一审判决已查明的诸多明显差异，买卖双方的签名字体、位置也有细微不同。因此，该《房屋买卖契约》虽有原件并有买卖双方的签名，但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以该《房屋买卖契约》存在被伪造或变造的可能为由，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对其效力未予认定，并无不当。其次，王卫卫不能证明其为购买讼争房屋支付了购房款。王卫卫虽然提供了落款日期分别为1993年4月3日、7月21日的两张收条，且收条均记载“今收到王卫卫购房款叁万元正”，但未提供购房款的原始支付凭证。而且，本案陈景荣、李淑明主张其购买讼争房屋的款项系经由王卫卫一方转交卢必忠，由此，在缺少其他佐证证据的情况下，上述两张收条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王卫卫将6万元购房款交给卢必忠的事实，不能证明其系为自己购买讼争房屋而向李月姣支付购房款。再则，王卫卫占有使用讼争房屋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讼争房屋为其所有。王卫卫虽然于1995年9月14日将户口户口迁入讼争房屋，1999年至2000年期间出资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对外出租收取租金。但陈景荣的父亲陈明福在1997年去世之前也居住在讼争房屋内。在双方均存在占有使用讼争房屋事实的情况下，王卫卫仅凭户口户口迁入、明福去世后出资装修、对外出租收取租金等事实尚不足以证明该房屋即由其购买，为其所有。第四，王卫卫、李月姣对讼争房屋产权的长期漠视与正常的房屋买卖不符。王卫卫、李月姣主张双方于1993年买卖讼争房屋，房屋原所有权证当时即移交由王卫卫持有。但1997年，东阳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在陈景荣、李淑明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时曾对讼争房屋进行现场勘查估价，同时收回了房屋原所有权证并予以注销，讼争房屋亦随即过户登记至陈景荣、李淑明名下。而王卫卫、李月姣当时对房屋原所有权证被注销、产权过户登记至陈景荣、李淑明名下均未提出异议。直至十八年后的2015年，李月姣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产权登记，而主张1993年即购买房屋的王卫卫在此期间对上述产权登记亦始终未提出异议。对于上述有违常理的行为，王卫卫、李月姣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最后，王卫卫主张陈景荣、李淑明与李月姣所签《房地产买卖契约》及讼争房屋过户材料中双方签名、印章、捺印并非双方本人所签、所盖、所捺，陈景荣、李淑明与李月姣没有讼争房屋的买卖关系，并请求确认该《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因王卫卫并非该《房地产买卖契约》的合同当事人，在其主张与李月姣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其对讼争房屋并无诉益，故无权起诉请求确认陈景荣、李淑明与李月姣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审认定王卫卫无权请求确认《房地产买卖契约》的效力；对其提出调查收集陈景荣的出入境记录、对《房地产买卖契约》及讼争房屋过户材料中“李月姣”字样的签章及捺印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均无不当。本院对王卫卫再审中提出的上述申请亦不予准许。至于该《房地产买卖契约》及讼争房屋过户材料中的签章及捺印问题，陈景荣、李淑明解释称，讼争房屋过户手续系委托东阳市房地产交易代理中心办理，因而上述材料中的签章及捺印可能系该中心工作人员而非双方本人所签、所盖、所捺。而且，结合卢三村村委会1997年3月19日出具的收条证明收到陈景荣房屋买卖管理费及水电共计2650元；卢三经合社2015年11月20日出具的《证明》记载李月姣于1992年将讼争房屋转让给陈景荣；卢三经合社会计卢祖明和社长卢向群在一审法院调查时证明讼争房屋由陈景荣购买；东阳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2015年4月13日出具的《关于陈景荣与王伟伟房屋产权纠纷的协调过程》反映王卫卫当时认为讼争房屋是陈景荣的，陈明福答应过世后留给王卫卫，上述证据亦可佐证讼争房屋由陈景荣、李淑明购买，为二人所有的事实。因此，陈景荣、李淑明与李月姣所签《房地产买卖契约》及讼争房屋过户材料即使存在上述瑕疵，也不足以推翻该事实。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王卫卫的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王卫卫的再审请求不予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民终284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恩勰审判员  谢静华审判员  沈 伟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程丽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