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88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男，1986年12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昭通市，现住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坤，贵州众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科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威宁县滨海大道阳光海韵一栋三单元。法定代表人：胡杨柳，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坤，贵州众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禄颖，女，1987年10月22日生，彝族，住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德全，贵州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冬云，贵州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永乐，男，1946年9月27日生，彝族，高中文化，住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德全，贵州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冬云，贵州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玲，女，1948年5月1日生，彝族，初中文化，住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德全，贵州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冬云，贵州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举某，男，2015年1月11日生，彝族，住威宁县。法定代理人：禄颖，系举某母亲，女，1987年10月22日生，彝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德全，贵州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冬云，贵州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住所地：威宁县草海镇文化路100号。法定代表人：许定华，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宁县乌撒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威宁县经济开发区五里岗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王睿，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朝骧，威宁县金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卫生监督所，住所地：威宁县海边街道滨海大道四中旁。法定代表人：舒成斌，系该所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盛，贵州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威宁县六桥街道渔市路228号。法定代表人：仇敏荣，系该局局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住所地：威宁县阳光大道中国薯城A区6栋。法定代表人：李毅，系该局局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威宁县海边街道凤山大道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陈波，系该县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运，系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运，系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上诉人陈伟、贵州科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禄颖、余永乐、王玲、举某、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以下简称文体广电局）、威宁县乌撒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撒旅游公司）、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卫生监督所（以下简称卫生监督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督管理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应急管理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威宁县政府）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承担不超过20%的赔偿责任。主要的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受害人余翔宇的死因不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系溺水死亡，从一审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来看，根本无有资质的法医鉴定机构出具的直接证明其死因的相关证据。2、本案受害人余翔宇自身存在很大过错，从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可以看出，受害人系酒后游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自身是医生，在未充分认识酒后游泳应带来的后果情况下，不慎溺亡，完全是由于自身没有做到安全注意义务造成，上诉人已经尽到一般的合理性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本案程序违法。1、上诉方申请调取了事发现场的监控录像，但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要求当庭播放未被准予，本案属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涉现场的监控录像能完整反映整个事件的经过，从而能更好的还原现场，对划定责任、是否系溺水死亡均具有重要的判定作用。2、本案的一审其他被告对上诉人经营的科运文化传媒公司具有一定的监督、管理职能，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较为适宜，但在一审判决中并未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也未合理说明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及法律依据，因此，本案程序违法。3、一审原告当庭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五十五条“存在下列情形的，举证期限按照如下方式确定：（四）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确定举证期限；因此，一审法院将原告方当庭变更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违反法律规定，程序违法。”三、被抚养人生活费重复计算，且被上诉人余永乐作为教师，有正常的生活来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只有受害人之子及母亲，因此，一审法院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181917元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90%的责任过重，即使是因溺水死亡，上诉人在安全保障方面已经做到合理、警示的义务，且在案现场配有安全员、工作员，现场监控录像能完整体现，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90%责任，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被上诉人禄颖、余永乐、王玲、举某未答辩。被上诉人文体广电局未答辩。被上诉人乌撒旅游公司答辩的主要理由是：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公安局组织受害人与上诉人进行调解，在调解中确认上诉人未尽工作职责导致余翔宇溺亡。答辩人出租的房屋不存在质量问题，没有安全隐患。至于游泳馆的经营活动是否存在问题，相关管理部门是否尽职尽责，答辩人无权参与，无权过问。二、答辩人不是安全保障义务人。被上诉人卫生监督所答辩称，答辩人不是适格被告，没有监管职责，也不是监管部门，该事故发生与我单位无因果关系，我单位对该事件发生无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答辩。被上诉人应急管理局答辩的主要理由是答辩人按照安全生产事故调查相关职责，认真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在本案中并无任何责任。被上诉人威宁县政府答辩称，本案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原则，本案事故的发生与造成的后果与县政府无因果关系，县政府对该事故发生无任何过错，不承担过错责任，也不是适格被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判。一审原告禄颖、余永乐、王玲、举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六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余翔宇死亡享有的死亡赔偿金688080元、丧葬费39158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1917元共计969155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16日下午，受害人余翔宇持健身卡到被告陈伟经营的位于威宁县乌撒体育馆地下室的游泳健身俱乐部游泳时发生意外溺水，游泳馆救生员毛富伦、陈耀东等人对余翔宇进行了抢救，陈耀东对余翔宇进行了人工呼吸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20到场后经抢救无效宣告余翔宇死亡。2019年5月17日，经原告家属禄颖报案并申请，威宁县公安局六桥派出所组织禄颖以及被告科运公司进行调解，双方就如下基本事实予以确认：该游泳馆未全面办理相关高危行业审批手续，被告陈伟承认其救生员未尽工作职责导致余翔宇溺亡。经双方协商，由被告科运公司先行支付死者余翔宇丧葬费用15万元，后续赔偿费用另行协商解决或者按照法律程序解决。该游泳馆场地系被告乌撒旅游公司出租给威宁县风行游泳健身俱乐部，该俱乐部由陈伟挂靠被告科运公司经营，被告陈伟负责具体经营管理，但并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以及相关手续。被告科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杨柳系陈伟妻子。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陈伟实际经营的威宁县风行游泳健身俱乐部未办理合法营业登记手续，未取得《高危行业许可证》以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从事游泳经营活动，也未配备具备救生员资质的安全防护人员，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余翔宇在游泳过程中溺水后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该健身俱乐部挂靠被告科运公司运营，科运公司违反法律规定接受其挂靠行为且未尽安全管理职责，被告陈伟和科运公司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方的各项损失为：一、死亡赔偿金688080元；二、丧葬费39158元；三、精神抚慰金6万元；四、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中被扶养人有三人，贵州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402元，原告主张181917元未超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共计969155元，受害人余翔宇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余翔宇对其自身的身体状况应具有完全的判断认知能力,其忽视自己的游泳技能水平,对在深水区游泳可能导致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对自身的安全未尽到谨慎的、高度的注意义务,以致造成其死亡后果的发生，死者余翔宇自身亦具有一定责任，综合考虑原被告过错程度等各项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由余翔宇自行承担10%损失即96915.5元，扣除被告科运公司支付的15万元，原告实际获赔722239.5元。原告要求文体广电局、乌撒旅游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监督所、应急管理局、威宁县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因其不是侵权行为人，原告主张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陈伟、被告贵州科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原告禄颖、余永乐、王玲、举某因余翔宇死亡享有的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722239.5元，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88元由被告陈伟、被告贵州科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负。二审中，各方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一，结合在案的《调解协议书》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在案证据，余翔宇溺水与其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高度可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改）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在本案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余翔宇死于其他原因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余翔宇溺水与其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在与被害人家属签订的调解协议中已经确认游泳馆未全面办理高危行业许可审批手续，认可救生员未尽到职责导致余翔宇死亡，这表明上诉人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存在重大过错，其过错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余翔宇存在重大过错且过错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故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90%的责任，余翔宇承担10%的责任，本院二审无调整的法定理由，本院二审不予调整。据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一不能成立。基于前述理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四亦不能成立。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二，就理由二第1点，上诉人一审中当庭出示的证据，一审法院已经当庭组织了质证，不影响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权利。就理由二第2点，余翔宇系在游泳馆游泳过程中溺水进而导致死亡，被上诉人禄颖、余永乐、王玲、举某之外的其他被上诉人不是游泳馆的经营者，也不是余翔宇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故其他被上诉人不是侵权人，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就理由二第3点，经查阅一审卷宗，上诉人在一审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行使了答辩权利，在庭审过程中行使了举证权利，上诉人一审中也未要求需要新的举证期限，本院二审通知了上诉人，上诉人也无新的证据提交，故一审客观上未影响到上诉人举证。对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三，即便只计算余翔宇之母及之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也超过181917元，因为其母需抚养9年，其子需抚养14年，抚养费为9年×21402元/年+5年/2×21402元/年。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改）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22元由上诉人陈伟、贵州科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徐 洪审判员  刘光全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