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4民终3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鹰潭金蝉君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00MA35FDEX3T。负责人：袁曦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鹤，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珂璐，北京京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尧，男，196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乐陵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永，广东维强（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刚，男，198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乐陵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红，女，197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上诉人鹰潭金蝉君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鹰潭君汇）因与被上诉人李成尧、李勇刚、朱红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2020)鲁1481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鹰潭君汇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2020)鲁1481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鹰潭君汇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李成尧、李勇刚、朱红承担。事实和理由：1.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2019年11月12日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481民初3374号、3405号、3406号、3448号、3498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上述判决)，判决撤销李勇刚、李成尧与案外人胡坤英、刘武、王振蕴、时浩文之间签订的北京华凯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凯宾馆)《股权转让协议》，上述判决已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李成尧、李勇刚的股东资格从未中断。2.一审法院自创“身份受限”名词，违反权利义务一致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一审法院否认了前述判决确认的事实，即李成尧、李勇刚具有华凯宾馆股东资格，应当履行股东义务。3.一审判决造成股东缺位，股东权利义务无人承担。上述判决已确认李成尧、李勇刚二人华凯宾馆股东身份，案外人胡坤英、刘武、王振蕴、时浩文等人不具有华凯宾馆股东身份，一审判决造成华凯宾馆股东缺位，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一般常识。4.如李成尧、李勇刚因时浩文等人未移交材料而造成李成尧、李勇刚损失，应另案追偿。对外应承担股东责任，两者属不同法律关系。上述判决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华凯宾馆破产一案于2020年7月7日裁定终结，期间相差近一年，李成尧、李勇刚不仅没有对华凯宾馆账册等材料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并且互相推卸责任，导致华凯宾馆账册大量缺失、下落不明，无法清算。5.一审判决认定鹰潭君汇为管理人结算报酬，涉嫌构成利益输送，影响管理人中立性与事实不符。鹰潭君汇按照破产受理法院要求垫付管理人报酬，保障破产程序进程，有利于破产企业和所有债权人。因北京法院没有破产管理人基金，由债权人垫付系北京地区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惯例。一审法院不予查实便采纳李成尧、李勇刚所称的“鹰潭君汇与管理人之间涉嫌构成利益输送”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严重不符。6.华凯宾馆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有大量缺失是既定事实。根据李成尧、李勇刚自认，2008年李成尧、李勇刚接收华凯宾馆前的账册未移交给李成尧、李勇刚，导致2004年至2008年账册等材料缺失。破产管理人报告中记载管理人接收到的材料为2014年以后的财务资料、证照等，2008年至2014年账册等材料缺失。李成尧、李勇刚作为华凯宾馆长达10年的主要经营人员，应对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部分缺失导致华凯宾馆无法清算承担相应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及其高管对公司账册、主要财产、重要文件承担基本的保管责任为法定义务。综上，华凯宾馆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本身就具有大量缺失，李成尧、李勇刚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李成尧辩称，1.股东资格仅是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具备股东资格只是承担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侵权责任的前提之一，属于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侵权责任的构成除了股东资格之外，还需要其他要件，因此，即使李成尧的股东资格从未中断，也不能得出其应承担责任的结论。一审判决认定李成尧不承担责任的理由是其他要件并不具备，而不是因为股东资格问题，一审判决并不会造成股东缺位，不会影响其权利义务的承担。2.股东消极怠惰，拒绝履行法定义务，才有可能构成侵权，而李成尧没有消极怠惰行为，不应承担相应责任。首先，华凯宾馆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清算义务人是管理人，股东没有清算义务，仅有配合清算义务，配合清算义务主要是妥善保管资料、如实回答询问等义务。其次，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李成尧已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时浩文。所有的公司资料已经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移交给案外人时浩文，李成尧不掌握公司的任何资料，也不了解其后的经营情况，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故李成尧没有配合清算义务，更没有消极怠惰的侵权行为。再次，虽然李成尧与案外人的股权转让协议被法院撤销，李成尧的股东资格恢复，但撤销判决并未全部履行，相关资料并未在管理人的主持下完成交接，且因在破产程序之中，李成尧仅具有股东名义，并没有参与公司事务的实际权利，故一审判决才有身份受限的说法，该说法准确界定了李成尧既不掌握公司资料，也不参与公司事务而无法知晓相关事实的现状。正是因为李成尧在股东资格恢复后，依然不掌握公司的任何资料、不了解经营情况，李成尧仍然没有配合清算义务，自始至终没有消极怠惰的侵权行为。最后，鹰潭君汇指责李成尧在2019年11月12日撤销判决作出后没有对华凯宾馆账册采取积极措施的说法，更是违背法律，强人所难。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接管一切，所有的资料都由管理人掌握，在时任股东时浩文等人将资料交给管理人之后，要求李成尧向已经不掌握资料的时浩文追索资料完全是违法悖理。3.鹰潭君汇关于华凯宾馆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大量缺失是既定事实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首先，鹰潭君汇据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仅有管理人报告，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且报告中仅有清算资料缺失的说法，并没有主要财产缺失的记载。其次，管理人的报告不能作为合法证据。破产程序中，鹰潭君汇可以依法垫付破产费用和管理人报酬，但华凯宾馆的管理人报告中记载的是破产费用垫付，而管理人报酬不是垫付而是给付，尤其是“管理人与鹰潭君汇沟通后，鹰潭君汇同意给付”，显然不是通过法院进行的依法垫付，而是双方反复协商后的给付，构成赤裸裸地利益输送，管理人丧失中立性，其报告不能作为合法证据。再次，管理人的报告不具有关联性。报告中虽然记载清算资料缺失，但没有任何的明示或暗示将缺失的原因指向李成尧，缺失的原因可能归因于管理人自身、其他中介机构或者时任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因此，管理人报告不能证明资料缺失与李成尧有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最后，李成尧和案外人时浩文进行股权转让时，时浩文委托了专业中介机构北京华亿天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合同设计、变更登记和交割，华凯宾馆经营的全部资料交付专业机构审查合格后，已经转交给时浩文，完成了最终的股权转让交易。因此，应认定李成尧在股东资格存续期间保管和移交相关资料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符合专业规范要求，李成尧没有过失，即使华凯宾馆资料缺失，也并非李成尧的行为所致，李成尧不承担责任。4.鹰潭君汇的诉求不符合侵权法的构成要件。李成尧自始没有移交清算资料的义务，当然没有消极怠惰的侵权行为，也没有任何过错，尤其是没有给鹰潭君汇造成任何损失。李成尧在一审中举证证明，鹰潭君汇已经在另案中对主债务人北京双峰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李伟和翟光进主张权利，并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进入了执行程序，鹰潭君汇认可相关证据的真实性，故李成尧据此主张鹰潭君汇的债权得到了实现，没有损害就无须赔偿，由于鹰潭君汇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反驳李成尧的主张，故应支持李成尧的该主张，但一审法院没有作出回应，请求二审法院将该主张也作为驳回鹰潭君汇请求的理由。综上，本案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鹰潭君汇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李勇刚辩称，2008年4月将华凯宾馆过户给李成尧、李勇刚及朱红后，华凯宾馆的原股东将该宾馆改制之后的账目移交给我们，改制之前的账目，原股东已交给了华凯宾馆的上级公司。李成尧、李勇刚及朱红接收该宾馆经营至2009年9月份，将华凯宾馆出租给李助潮，直到2018年12月股权变更给时浩文等人时，华凯宾馆所有账目由实际经营人李助潮移交给北京华亿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后进行股权变更。2019年华凯宾馆所有账目由时浩文移交给破产管理人。朱红辩称，鹰潭君汇起诉主体错误。朱红的股份于2018年12月份转让给虞二媛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朱红已经不是华凯宾馆的股东，虞二媛以欺诈为由向秦皇岛海港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秦皇岛海港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虞二媛的诉求，鹰潭君汇起诉朱红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鹰潭君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成尧、李勇刚、朱红对(2019)京0101破17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华凯宾馆的债务向鹰潭君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成尧、李勇刚、朱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华凯宾馆于1998年1月6日成立，成立时为集体所有制企业。2003年7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华凯宾馆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由华凯宾馆为北京双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26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笔贷款履行期限为2003年7月29日至2004年5月10日，保证期间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2003年10月31日，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华凯宾馆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由华凯宾馆为北京双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6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笔贷款履行期限为2003年10月31日至2004年5月18日，保证期间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后因北京双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凯宾馆未能偿还上述两笔贷款，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11月份作出（2005）朝民初字第24915号、（2005）朝民初字第24916号民事判决，且该两份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2006）朝执字第03328号立案受理，后于2009年8月24日作出（2006）朝执字第3328号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的（2012）朝执异字第0010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2005）朝民初字第24916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阳宫支行对北京双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凯宾馆享有的债权，除已执行的部分外，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承受。2018年1月24日，鹰潭君汇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受让了包括上述债权在内的2笔债权。2.华凯宾馆于2004年10月1日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58万元。3.2008年4月6日，李勇刚、李成尧、案外人石秀志受让了原股东的股权，成为华凯宾馆的股东，其中李勇刚占股51%，李成尧占股22%，案外人石秀志占股27%，2017年石秀志将股权转让给朱红，李勇刚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4.2009年10月26日，华凯宾馆将华凯宾馆承包给案外人李助潮经营，经营期为2009年10月26日至2017年12月31日，李助潮与朱红系夫妻关系，华凯宾馆一直由李助潮夫妻共同经营，直到将宾馆股权转让给时浩文等人。5.2018年12月12日，李勇刚、李成尧、朱红分别与案外人时浩文、虞二媛、胡坤英、王振蕴、刘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涉案公司股权全部转出。6.2019年9月6日，鹰潭君汇以华凯宾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对华凯宾馆进行破产清算。2019年9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华凯宾馆破产清算一案。受理后指定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担任华凯宾馆管理人，经管理人申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确认债权人鹰潭君汇对华凯宾馆的债权为9147295.57元。2020年6月29日，华凯宾馆管理人申请称，经调查债务人华凯宾馆财产仅为54.33元（已抵偿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配，同时接受到的债务人华凯宾馆账册资料不完整，无法清算，请求终结华凯宾馆破产程序。2020年7月7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华凯宾馆破产程序。7.2019年9月12日、17日、19日、24日，案外人胡坤英、刘武、王振蕴、时浩文在一审法院分别起诉了李勇刚和李成尧，以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与李勇刚、李成尧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另案受理后，经审理于2019年11月12日分别作出判决，撤销案外人胡坤英、刘武、王振蕴、时浩文分别与李勇刚、李成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华凯宾馆股权恢复至李勇刚、李成尧名下，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正值华凯宾馆处于破产清算过程中，股权工商登记未变更至李勇刚、李成尧名下。8.2020年3月10日，案外人虞二媛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起诉朱红，以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与朱红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华凯宾馆股权恢复至朱红名下，2020年10月30日海港区人民法院以（2020）冀0302民初1144号判决书驳回其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双方提交的前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成尧、李勇刚、朱红是否应该对（2019）京0101破17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华凯宾馆的债务向鹰潭君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提出的企业破产案件后，应当通知债务人在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有关会计报表、债权债务清册、企业资产清册以及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的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法释【2008】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第三款规定，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上述“批复”第三款规定，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可见，判定破产企业的相关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并非连带清偿责任。即使李成尧、李勇刚、朱红属于相关责任人员，鹰潭君汇请求李成尧、李勇刚、朱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规定，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四）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五）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前款所称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破产清算案件中，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中的“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确定的相关主体，即该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而不是指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债务人华凯宾馆的破产清算过程中，李成尧、李勇刚被本院另案（2019）鲁1481民初3374号、3405号、3406号、3448号、3498号生效判决确定恢复华凯宾馆股东身份，因处于破产清算中，判决事项并未全部得到履行，作为华凯宾馆的管理人也未主持双方办理交接手续，李成尧、李勇刚、朱红身份受限，也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管理人员或者财务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确定的相关主体。以上案件涉及的华凯宾馆全部资料的处置事项在判决书中没有作出安排，不论是在华凯宾馆破产清算开始，还是破产期间，直至破产程序终结，李成尧、李勇刚、朱红均已不掌握华凯宾馆相关资料，也即李成尧、李勇刚、朱红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华凯宾馆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部分缺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与李成尧、李勇刚、朱红的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对鹰潭君汇要求李成尧、李勇刚、朱红对华凯宾馆的债务向鹰潭君汇承担清偿责任不予支持。应当指出，在2019年9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后，按照法律规定和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破17号决定书指定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其职责范围包括管理和处分债务人华凯宾馆财产（并且需经法院批准）和参加涉及债务人的相关诉讼事务等，一审法院（2019）鲁1481民初3374号、3405号、3406号、3448号、3498号案件审理时，由于债务人华凯宾馆的管理人没有参加诉讼，导致破产企业的财产被人为借助公权力发生变动，该变动未得到履行，两个法律程序没有得到协调，华凯宾馆管理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另外的案件中，根据一审法院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鲁1481民初3374号、3405号、3406号、3448号、349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如下事实：2018年12月6日华凯宾馆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新股东胡坤英、刘武、王振蕴、时浩文、虞二媛，同意原股东李成尧、李勇刚、朱红退出股东会。2018年11月9日时浩文代表胡坤英、刘武、王振蕴、时浩文、虞二媛与北京华亿天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收购华凯宾馆股权合同，该合同约定了委托事项，其中约定受委托方北京华亿天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对所推荐给委托方收购的公司资料的完整性、经营状况有进行审查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股权交割顺利完成，没有证据显示受委托方北京华亿天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和新股东对华凯宾馆资料的完整性、经营状况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完整的资料已经由原股东李成尧、李勇刚、朱红移交给新股东。在对华凯宾馆的破产清算案件中，可以见到相关资料的行踪。鹰潭君汇提供的涉及华凯宾馆管理人在管理人报告中记载有以下内容：“1.（破产管理人）向华凯宾馆、法定代表人、股东及李勇刚和李成尧发出通知，要求向管理人移交清算资料；2.法定代表人时浩文与管理人会谈并移交2014年以后财务资料、证照等；3.管理人与前法定代表人李勇刚会谈时，李勇刚称在2009年末至2017年年末将华凯宾馆交由李助潮实际经营，李勇刚无华凯公司清算资料，清算资料已由李助潮交由中介机构，华凯公司无财产。4.管理人与李助潮会谈时，李助潮称2009年年末至2018年年初由其实际经营，在经营期间华凯公司无财产，关于华凯公司所有资料应李勇刚要求交给华亿天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5.华凯宾馆管理人与北京华亿天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联系时，华亿公司工作人员称李助潮向其移交的华凯公司资料不齐，所移交的资料都已经移交给法定代表人时浩文，但该工作人员不愿出具说明或做笔录”。鹰潭君汇提供的以上证据，不能确定相关会计资料不完整的责任负担主体，即责任主体无法确定。从上述证据所载“所移交的资料，北京华亿天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愿出具说明或做笔录”看，管理人既没有尽到收集相关资料的责任，北京华亿天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也存在隐瞒事实的行为，致使完整的资料下落不明。导致华凯宾馆无法进行清算与李成尧、李勇刚、朱红无关。需要说明的是，李成尧抗辩认为：华凯宾馆管理人的清算报告不应被采信，鹰潭君汇为华凯宾馆管理人结算了报酬，涉嫌构成利益输送，影响华凯宾馆管理人的中立性；华凯宾馆管理人没有注意到李成尧、李勇刚、朱红与后任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时浩文之间存在的利害关系，李成尧、李勇刚、朱红与时浩文在对待公司保存资料的去向上解释不同，管理人没有站在客观立场上进行鉴别，有违程序正义。李成尧、李勇刚、朱红的此项抗辩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鹰潭君汇诉求按照（2019）京0101破17号民事裁定书为依据确认李成尧、李勇刚、朱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鉴于以上裁定书明确载明：债权人可另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债务人华凯宾馆的相关义务人主张权利。经一审法院审理，鹰潭君汇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李成尧、李勇刚、朱红属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人”，就其提交的现有证据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不能证实李成尧、李勇刚、朱红怠于履行清算（或者配合）义务，致使无法清算的责任并不能归咎于李成尧、李勇刚、朱红。鹰潭君汇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鹰潭君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7915.5元，由鹰潭君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鹰潭君汇提交证据1.华凯宾馆清算资料交接单，证据内容为时浩文将从中介机构获取的华凯宾馆2014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账册移交华凯宾馆管理人，证明华凯宾馆2004年至2014年间无账册，导致华凯宾馆破产清算因账册不全无法清算。证据2.2008年-2012年华凯宾馆资产负债表，证明2008年-2012年期间华凯宾馆正常经营，有包括固定资产在内的一系列资产。证据3.华凯宾馆基本账户开户至今的交易明细，证明华凯宾馆在2011年后未使用对公账户收付，存在另立账户的情形，宾馆财产去向不明。证据4.华凯宾馆大众点评网信息，证明华凯宾馆2006年开业，2014年进行装修，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且位于旁，地理，地理位置优越能无财产。李成尧、李勇刚、朱红经营期间未使用对公账户收付导致宾馆无账册，账户上无财产。上述证据1、2、3逾期提交的原因系该证据由华凯宾馆管理人保管，鹰潭君汇后来联系华凯宾馆管理人才取得的。李成尧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复印件，即使该证据系管理人报告的附件，也应该在一审中提交，二审中提交已经超出了举证期限。且李勇刚已经在答辩中说明改制之前的材料已经移交给评估机构并转交给了华凯宾馆的上级主管部门，改制之后的材料已经通过李勇刚交付给了时浩文，无法证明华凯宾馆账册保管不全的责任归责于李成尧、李勇刚、朱红。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流水号显示的时间是2019年11月12日，鹰潭君汇逾期提交该证据应不予采信，资产负债表记载所有者权益大概在10万元左右，都是宾馆经营所用的固定资产，该固定资产依然存在于北京市东城区车撵胡同12号院2号楼。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开户申请书是2019年1月3日申请，是宾馆时任法定代表人时浩文申请开立，此时李成尧、李勇刚、朱红已经不是华凯宾馆的股东，而且该证据的查询日期是2019年6月28日，也属于逾期提交的证据，不应采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显示的内容是中舍宾馆而不是华凯宾馆，2018年李成尧、李勇刚、朱红的股权转让后，宾馆开设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车撵胡同12号院2号楼，在天眼查中能够查到该经营地址。原雨儿胡同15号已经由业主出租给中舍宾馆经营使用。李勇刚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鹰潭君汇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2008年接受华凯宾馆后因经营不善，在2009年出租给李助潮，2018年转让给时浩文时将固定资产一并转让。朱红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鹰潭君汇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认为鹰潭君汇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形成于一审期间，在一审中上述证据没有向法院提交，其逾期提交证据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对于证据1、2、3本院不予审查，证据4显示的内容是中舍宾馆而不是华凯宾馆，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鹰潭君汇主张李成尧、李勇刚、朱红没有履行股东义务，向华凯宾馆管理人交纳完整的资料，造成华凯宾馆的破产清算不能进行，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在李成尧、李勇刚2008年接受华凯宾馆后，2009年就将华凯宾馆出租给李助潮经营，2018年李成尧、李勇刚、朱红将在华凯宾馆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案外人。虽然李成尧、李勇刚的股权转让行为被法院撤销，但是此时华凯宾馆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任华凯宾馆法定代表人的时浩文已经将华凯宾馆的经营账册移交给管理人。李成尧、李勇刚自2009年将华凯宾馆出租给李助潮后并不能掌握华凯宾馆的经营账册，因此不可能向管理人移交缺失的账册。鹰潭君汇主张李成尧、李勇刚、朱红怠于履行股东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证据证明，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鹰潭君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831元，由上诉人鹰潭金蝉君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芳审判员 高红梅审判员 宋珊珊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庄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