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6民终9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200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太康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7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太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女，200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太康县。系李某之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200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1977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上诉人李某1、李某与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太康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豫1627民初4563号民事判决。李某1、李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豫16民终460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豫1627民初6301号民事判决。李某1、李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及上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李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本案应为同居析产关系，争议财产在订婚的当天李某1已经交给了张某1保管。李某1在与张某1订婚的当天就被张某1及其家人接走，与其共同生活居住。虽然没有按照风俗习惯办理结婚仪式，但实际上从订婚前开始同居到2020年9月12日已经共同生活达一年之久。张某2对两人的共同生活时间也已经自认，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均得以证实。2020年1月23日，订婚当天，李某1因为年龄尚小，轻信张某1的甜言蜜语，因张某1承诺要给李某1一辈子幸福，就把彩礼钱如数交给了张某1。因为当时两人都奔结婚目的，李某1并没有保留任何证据，这也符合人之常情。共同生活的两个人，在给付财产时不可能找第三人在场作证，法律也不强人所难。二、本案应当通知被上诉人张某1必须出庭应诉，以便法庭能够查明案件事实情况。在本案的三次审理中,张某1作为本案的当事人,经法庭合法传唤而拒不出庭应诉,对李某1将彩礼已经交付给其的说辞采取回避的态度,逃避法庭的询问,明显是在回避法院对事实情况调查。而李某1已经对该彩礼的去处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因此,如果本次庭审张某1再不出庭应诉,张某1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鉴于张某1与李某1身份关系的特殊性，本案并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交付彩礼根本不可能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单方让上诉人李某1举证交付彩礼的证据,明显在强人所难,请二审法院依法传唤张某1出庭应诉,接受庭审的调查,还原事实真相。三、一审认定给付彩礼数额证据不足。在一审的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仅提交了两个人的证言，不能证明给付彩礼数额的。在庭审辩论结束后，又再次开庭，被上诉人再次申请两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首先，在程序上不合法，其次，两证人的当庭证言模糊，所述给付彩礼数额并不确定中肯，且通过当庭发问，其述说与第一次提交的证言也相互矛盾，一审法院仅凭两人两次相互矛盾的证言就认定给付彩礼数额，明显错误。另外，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订婚贴背面，有一证明，“今收到男方张某1聘礼陆万陆仟元，（66000.00元），……”对此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并未审理。综合本案证据及两次庭审情况来看，一审法院认定给付彩礼数额为66600元，明显错误，且证据不足。四、被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1、本案张某1虽然已经年满16周岁，但其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因此，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张某2的口述张某1跟随自己打工，就视为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显然此判决缺乏事实依据。2、若本案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但其父亲张某2并不是本案争议财产的唯一合法持有人，该财产上还有他项权利存在（张某1的母亲同样对该财产持有权利）。因此，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综上，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五、上诉人要求返还彩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上诉人李某1已经将彩礼全部交给了张某1,本次张某1的父亲再次起诉要求返还彩礼,明显是在增加诉累。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庭审查明的情况看,张某1与李某1从认识在一起生活已经长达一年多。退一步讲,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就是从订婚之日（2020年1月23日)计算到被上诉人（2020年8月12日)，同居时间也已经长达7个月之久,单从这一层面上讲，一审法院认定的返还彩礼数额也明显过高。3、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庭审查明的情况看,张某1与李某1的共同生活时间就是从订婚之日(2020年1月23日)到被上诉人把上诉人李某1送回家（2020年8月12日),同居时间也已经长达7个月之久，单从这一层面上讲,一审法院认定的返还彩礼数额也明显过高。4、也正因为张某1和李某1共同生活期间，张某1没有正当收入,把李某1交给其的彩礼数额花费殆尽,又无端提出毁约，明显存在重大过错，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被上诉人的诉求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5、如果认定李某1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实际控制或者使用该彩礼,那么判决上诉人李某承担返还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张某1、张某2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是尊重事实，依法公正的判决。1、本案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是符合事实的，李某1将六万余元现金交给张某1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谓共同生活是指男女双方在一起持续、稳定共同居住生活，本案没有这样的情况。答辩人第一次听说,订亲当天,女方即跟随男方共同生活，这样的女孩也太急切了吧,本案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李某1年龄尚小16岁，把六万余元现金如数交给17岁的张某1，更是不可能的事。被答辩人先编造一年之久的同居，后说7个月同居,不仅自相矛盾，更是不予返还彩礼的借口。张某2何时自认共同生活时间了？第一次一审中没有自认共同生活。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张某2父子很晚于3-4月份才去浙江温岭市路桥区打工,二人共同租赁一间房屋居住生活,后来李某1在温岭市××一卖衣服处打工，卖衣服的老板给李某1提供住房，张某1与李某1并没有在一起居住,张某2一审说，在一个城市打工有时吃个饭。被答辩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张某2说聊天时间也只能显示一个月的跨度时间，并没有自认二人共同生活。2、张某1没有出庭是有原因的，也是有法可依。张某1在外打工，自食其力，路途遥远，已委托律师出庭应诉，况且父亲张某2先后两次出庭，三番五次，来回奔波，也是答辩人没有上诉的原因，第一次开庭时被答辩人两人均没有出庭应诉。3、一审认定彩礼数额正确无误。证人张某3、张某4无论书面证言还是当庭作证，都证明了所送彩礼及数额这一基本事实，一审中被答辩人连彩礼数额是多少都不敢说,上诉状中也没有认可彩礼数额。喜帖背面的证明,答辩人一审中没有作为证据进行提交,一审法院不予审理是符合规定的。因为这一证明是李义成书写的，李义成系李某的父亲，是对方亲戚证人,考虑到被答辩人是不认可此人,且又少写600元（定亲当天书写，为了喜庆没提写错数额，也没提衣服零钱和烟酒果品），就没做证据提供。4、答辩人诉讼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张某1初中毕业后即入社会打工，至今已有三年，当初在一家超市，中间又到一家私人企业，从去年到现在和其父张某2一块在浙江温岭市路桥区一工地给厂房做粉墙，能够自食其力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某1是积攒不到六万多元彩礼的，是张某2出资六万余元彩礼为张某1订亲，张某1、张某2完全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综述以上四点，在订亲期间，李某1又谈男朋友，导致婚约解除，被答辩人应予返还彩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二被告返还彩礼款666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某1与被告李某1相识后，于2020年元月23日（2019年农历腊月29日）订婚。订婚时原告向被告给付彩礼款66600元，并送去果品、烟酒、牛肉等礼品及衣服款2000元。后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款，被告拒绝返还。本案立案时，原告张某1和被告李某1均已满十六岁，且外出打工，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具有独立生活能力。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某1和被告李某1于2020年元月23日（2019年农历腊月29日）订婚。订婚时原告方给付被告方彩礼款66600元及衣服款2000元和部分礼品，后双方外出打工。从原告张某1和被告李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打工期间共同生活。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款66600元，被告应酌情返还，返还数额以33300为宜。原告张某1和被告李某1均已满十六岁，且外出打工，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具有独立生活能力。原告张某1是适格原告，李某1应承担返还彩礼责任。被告辩称订婚当天已原返还原告彩礼款3000元，因原告否认，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认定。原、被告其他所诉因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其理由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某1、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张某1、张某2彩礼款33300元。二、驳回原告张某1、张某2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6元，由原告负担733元，被告负担73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李某1提供与卖衣服老板安安的微信聊天截图1份，证明老板并未给李某1提供住房。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质证，聊天记录无法确定聊天对象是谁，无法证明与张某1同居过。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根据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1要求返还彩礼款的诉讼请求，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并非涉及同居期间财产分割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上诉人李某1称订婚当天就将彩礼交给了被上诉人张某1，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1又不予认可，本次二审中张某1出庭当庭予以否认，故上诉人主张的该事实并不存在。2、虽然之前的历次庭审，张某1未参加，但其父张某2及委托律师出庭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张某1也已参加本次二审庭审，并对已接收李某1交还彩礼的事实予以否认。3、在婚约财产纠纷中，证明彩礼给付事实的证据形式有其特殊性，大多表现为证人证言。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证人张某3、张某4出庭作证，证明订婚给付彩礼66600元的事实，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上，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及当地习俗在订婚时有给付彩礼的习惯，结合日常经验法则，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彩礼款666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予以认定。喜帖背面所写收到彩礼66000元系笔误。4、张某1作为婚约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本案张某1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况且现在张某1已年满18周岁。张某1及其父母为共同债权人，根据法律规定，共同债权人中的任一人均可主张全部权利，故本案张某1、张某2主张权利，主体资格适格。5、一审判决认定张某1与李某1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张某1、张某2虽在二审答辩中提出异议，但并未提出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的认可。张某1与李某1并未办理结婚登记，双方在打工期间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但即使如李某1所述双方共同生活达7月之久，一审法院根据给付彩礼的数额及双方共同生活时间长短等因素，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按50%比例酌定返还彩礼33300元，数额适当。李某1已年满16周岁，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婚约给付彩礼是子女人生中的大事，不仅是订婚男女双方的事情，也是男女双方家庭的大事。李某1虽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订婚时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属于同一家庭成员，故李某主体适格，应当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3元，由上诉人李某1、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建松审判员  张淮滨审判员  朱发亮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郭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