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民申630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冯朝岭，男，汉族，196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曈，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坤，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伟业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三路****楼**。法定代表人：陈志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腾飞，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娜娜，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河南汉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法定代表人：司根令，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曈，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坤，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冯朝岭因与被申请人河南伟业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业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河南汉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汉方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终8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冯朝岭申请再审称，一、伟业公司向冯朝岭发送的《工作联系函》构成要约,冯朝岭向伟业公司发送的《工作联系回函》构成承诺,就土地开发事宜,双方达成了以回购汉方公司51%股权的形式回购股权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新协议,同时解除了此前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这是本案最为重要的关键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伟业公司向冯朝岭发送的《工作联系函》不构成要约,对冯朝岭出具的构成承诺的《工作联系回函》不作认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工作联系函》符合要约的全部构成要件,构成有效要约。但原审判决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却认定伟业公司发送的《工作联系函》不构成要约,系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中,各方对伟业公司向冯朝岭发送的《工作联系函》的真实性、内容和送达均无异议,原审判决对该证据亦予以认定。《工作联系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的要约的全部构成要件,显然构成有效的要约。《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上述规定明确了要约的三个构成要件:1、具备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2、内容具体确定;3、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1、《工作联系函》内容具体确定,具备合同的全部基本要素。双方根据《工作联系函》及相应回函需要履行的法律义务是转让股权,股权转让本质上属于买卖合同的范畴。而对于买卖合同而言,除当事人外,标的物、数量、价格是核心要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在《工作联系函》这一要约中,当事人毫无疑问是伟业公司和冯朝岭,伟业公司在函件中明确提出了:1、标的物和标的物的数量(汉方公司51%的股权和49%的股权,目的是获得股权对应的土地使用权);2、价格(360万/亩,而土地亩数是确定的)；3、履行期限(2016年10月15日前和2016年10月15日后)。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工作联系函》已经具备了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的基本和核心要素。2、《工作联系函》是一个复合型要约,内嵌有承诺的两种方式,同时还内嵌了两种股权购买方式,无论如何都要产生《工作联系函》确定的法律后果。纵观《工作联系函》的全部内容,伟业公司不仅具有非常明确的与冯朝岭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一旦经冯朝岭承诺,伟业公司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而且还明确了以下两个核心内容:一是明确了两种承诺方式。伟业公司在《工作联系函》的最后特别强调,“以上我司意见,请冯总3日内给予回复为盼!如未回复视同贵方认可此方案”。换句话说,无论冯朝岭用积极的方式承诺,还是消极的方式不表态,都产生承诺的法律后果,双方均应按函件内容订立合同并履行。显而易见,伟业公司作为发出要约的主体,意思表示明确:“如冯朝岭承诺,则伟业公司即受函件内容的约束”;“即使冯朝岭不承诺,伟业公司也受函件内容的约束”,并视同冯朝岭认可。二是明确了两种股权购买方式。以2016年10月15日为时间分界点:2016年10月15日前,冯朝岭以360万元/亩收购伟业公司所占汉方公司51%股权;2016年10月15日后,伟业公司以360万元/亩收购冯朝岭方所占汉方公司49%股权。这个限定内容,意图更为明晰:无论哪一方收购另一方的股权,此前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必须解除,不再履行。综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函件内容都准确无误地表达了伟业公司希望与冯朝岭重新订立以回购汉方公司51%股权的形式回购股权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为内容的新的合同并解除《联合开发协议书》的意思表示,亦符合《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这一要素。(二)冯朝岭出具的《工作联系回函》构成有效承诺,双方通过要约承诺方式订立了以回购股权的形式回购土地使用权的新的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依法履行协议义务。原审判决完全忽视了《工作联系回函》的存在,系有意对关键证据不作认定而导致的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二十六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2016年9月9日,冯朝岭向伟业公司发送的《工作联系回函》包含“同意按照贵司约定时间(即2016年10月15日前),我(冯朝岭)以360万元/亩收购贵公司所占汉方公司51%的股权,请接函后立即配合我完成收购业务”的内容。上述函件是对2016年9月7日伟业公司向冯朝岭发送的《工作联系函》的答复。函件中,冯朝岭明确同意按照伟业公司在《工作联系函》中提出的方案,按照《工作联系函》中所述的时间、标的物和价格履行股权回购义务,与作为要约的《工作联系函》内容一致,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承诺的构成要件。《工作联系回函》已送达伟业公司,伟业公司在一审亦明确认可该回函的真实性,承诺生效,双方之间的新的合同由此成立并且生效。原审中,虽然伟业公司提交了另一份《工作联系回函》,但该回函为伟业公司伪造,且违反了禁反言原则,一审、二审法院均未对其提交的该份虚假的《工作联系回函》予以认定。二、原审判决将已经解除且依法应属无效的《联合开发协议书》认定为合法有效并将其作为裁判依据,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联合开发协议书》以共同开发案涉土地为合同目的,双方通过要约承诺方式达成了以回购股权的形式回购土地使用权的新的协议,此前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已被双方合意解除。原审法院将双方已解除的、法律上已经不存在的《联合开发协议书》作为裁判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二)《联合开发协议书》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土地使用权买卖,依法属无效合同。三、冯朝岭在一审程序中先后两次向一审法院递交书面意见对诉讼请求进行说明和确认,在二审程序中亦再次向二审法院解释和说明诉讼请求的具体含义,但原审判决仍根据对冯朝岭诉讼请求的错误理解予以驳回,属遗漏诉讼请求。根据双方通过《工作联系函》和《工作联系回函》达成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伟业公司应将所持汉方公司51%股权过户至冯朝岭名下,但伟业公司拒绝履行股权过户义务,故冯朝岭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伟业公司履行股权过户义务并由汉方公司提供协助。需要说明的是,冯朝岭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形式上是要求伟业公司将汉方公司51%的股权过户至冯朝岭名下,实质上是要求以回购股权的方式收回土地使用权。因此,冯朝岭向一审、二审法院确认诉讼请求为:1、确认《联合开发协议书》已于2016年9月9日解除;2、确认双方达成的伟业公司向冯朝岭转让第三人汉方公司51%股权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合法有效,股权转让价格按照2016年9月9日《工作联系回函》中确认的360万元/亩计算,为16033.788万元;3、判令伟业公司将持有的汉方公司51%股权变更登记至冯朝岭名下;4、判令第三人汉方公司对上述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予以协助;5、本案诉讼费用由伟业公司承担。需要说明的是,冯朝岭对于诉讼请求的解释和确认并非是对诉讼请求的变更,而是对诉讼请求的进一步明确。原审判决认为“一审庭审笔录未显示冯朝岭对诉讼请求进行过变更”,进而未对冯朝岭已经明确的诉讼请求作出任何回应,实质上对冯朝岭的诉讼请求未作任何实体认定和处理,属于遗漏诉讼请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冯朝岭在本案中的请求权基础是双方通过要约承诺方式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请求事项是要求伟业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愿意按照双方要约承诺约定向伟业公司支付相应股权转让价款。四、提交会谈要点、会议纪要等8份证据，证明双方以要约承诺方式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又在多次会谈中对该协议予以确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十一项之规定，请求依法予以再审。伟业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冯朝岭和伟业公司之间未成立股权转让合同。（一）伟业公司2016年9月7日邮寄的《工作联系函》不构成股权转让的要约。根据《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有效的要约应当内容具体确定，且表明一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所谓的“具体确定”，一方面要求用语明确清晰，另一方面内容必须是唯一的、最终的、无保留的。就伟业公司发送的《工作联系函》而言，伟业公司首先表明的是针对股权过户事宜提出的“意见”和“方案”，而并非最终决定；其次，伟业公司是提出解决意见和方案供冯朝岭选择，即“2016年10月15日前，冯朝岭以360万元/亩收购我司所占汉方药业51%股权。2016年10月15日后，我司以360万元/亩收购冯朝岭方所占汉方药业49%股权”，是希望原告冯朝岭针对该“方案”作出回应，原告冯朝岭可以选择其一，也可以另行提出新的“方案”，亦可以选择不予理睬。对于伟业公司的《工作联系函》，仅表达了进行股权交易的意愿，而并未确定是出让其持有的股权，还是收购原告冯朝岭的股权，希望冯朝岭能够在二者之中作出选择，向伟业公司发出要约。（二）冯朝岭在原审提交的《工作联系回函》，与其向伟业公司发送的《工作联系回函》内容并不一致，涉嫌伪造证据。当时因伟业公司经办人离职，误以为收到冯朝岭提交的《工作联系回函》，但后经过多方查找原始档案，发现实际收到的《工作联系回函》与冯朝岭提交的内容并不一致，又及时将实际收到的《工作联系回函》提交原审法院核查。另，对于原审法院未对《工作联系回函》进行认定的问题，原审法院在认定伟业公司向冯朝岭发送的《工作联系函》不构成要约的情况下，《工作联系回函》就不可能构成承诺，因此，就无必要再就任何一方提交的《工作联系回函》的性质进行认定。二、《联合开发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协议，且仍有效存续。联合开发协议书属于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另，《联合开发协议书》并未解除，且存续至今。三、冯朝岭再审请求称其在原审中向原审法院另行确认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10月14日修正，原审适用）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一审中，冯朝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一、被告（伟业公司）协助原告（冯朝岭）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将被告持有第三人汉方公司51%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二、第三人汉方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予以协助”。直至一审庭审结束，冯朝岭并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针对前述诉讼请求，冯朝岭在其一审起诉状中陈述的理由，认为与伟业公司之间以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庭审中，冯朝岭又以书面形式提出“补充事实与理由”，认为依据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在其分立出房地产开发业务公司（即河南汉伟置业有限公司）后，伟业公司应当无偿退出所占第三人汉方公司51%股份，并配合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对于前述两点理由，一审判决均作出了相应的认定和回应。冯朝岭上诉称在一审中向一审法院确认诉讼请求为5项内容，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四、冯朝岭要求伟业公司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即便假设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因冯朝岭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伟业公司亦有权拒绝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要求。（二）《联合开发协议书》第一条第3款约定被告伟业公司无偿退出持有汉方公司51%股权的条件，因冯朝岭严重违约而尚未成就。五、对冯朝岭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冯朝岭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2014年6月17日，冯朝岭、王娜作为甲方，伟业公司作为乙方，汉方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书》，对汉方公司享有使用权的87.33亩土地进行联合开发。《联合开发协议书》签订后，伟业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伟业公司持有汉方公司51％的股权，冯朝岭持有汉方公司49％的股权。2016年9月7日，伟业公司向冯朝岭邮寄了《工作联系函》一份，内容为：“针对汉方公司股权过户事宜，我方意见如下：1、2016年10月15日前，冯朝岭以360万元／亩收购我司所占汉方药业51％股权。2、2016年10月15日后，我司以360万元／亩收购冯朝岭方所占汉方药业49％股权。3、关于我司为贵方垫资问题按照相关协议和会议纪要、决议双方协商处理。以上我司意见，请冯总3日内给予回复为盼。如未回复视同贵方认可此方案”。2016年9月10日，冯朝岭向伟业公司邮寄了《工作联系回函》一份，内容为：“2016年9月8日下午，我收到了贵公司发来的《工作联系函》，现回复如下：1.同意按照贵司约定时间（即2016年10月15日前），我（冯朝岭）以360万元/亩收购贵公司所占汉方药业（河南汉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请接函后立即配合我完成收购业务。2.同意贵司所垫资金（汉方药业与贵司以《借款合同》形成）问题，按照相关协议和会议纪要、决议双方协商处理，友好解决。”关于该《工作联系回函》的真实性，伟业公司在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双方之间的另案诉讼中已经认可，现伟业公司又不认可，并未提供充分的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伟业公司向冯朝岭发送的《工作联系函》是否构成要约问题。《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伟业公司和冯朝岭均系汉方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51%、49%，汉方公司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为87.33亩系双方明知；从《工作联系函》的内容来看，开头“针对汉方公司股权过户事宜”的表述，体现了伟业公司希望与冯朝岭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虽然方案有两种，但均系一方收购另一方股权的意思表示，具体方案中当事人、标的、数量和价格等内容均能确定，结尾“以上我司意见，请冯总3日内给予回复为盼。如未回复视同贵方认可此方案”的表述，即使冯朝岭不回复，伟业公司仍视为冯朝岭认可，能体现经冯朝岭承诺伟业公司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故该《工作联系函》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原生效判决认定该《工作联系函》不构成要约，确有不当。结合冯朝岭向伟业公司发送的《工作联系回函》内容，能够确认双方已经达成“2016年10月15日前，冯朝岭以360万元／亩的价格收购伟业公司所持汉方公司51％股权”的意思表示一致，双方理应按该约定积极履行，但冯朝岭并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伟业公司依法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或先履行抗辩权而不予进行股权过户，故原生效判决对冯朝岭提出的伟业公司将其持有的汉方公司51％的股权变更至冯朝岭名下等诉讼请求予以驳回，虽理由不当，但结果正确。关于原审法院是否遗漏诉讼请求问题，冯朝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一、伟业公司协助冯朝岭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将伟业公司持有汉方公司51％的股权变更至冯朝岭名下；二、汉方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予以协助。一审庭审中，冯朝岭并未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庭审后，冯朝岭提交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诉讼请求的情况说明》中，也未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已针对冯朝岭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审理，冯朝岭称原审法院遗漏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冯朝岭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冯朝岭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秦世飞审判员  焦新慧审判员  庞宝峰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吴碧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