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3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友元，男，1955年1月19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湖北省石首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腊英，女，1957年12月4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湖北省石首市（系周友元之妻）。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礼、周朝曙（实习），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竹花，女，1976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智平，男，1966年11月2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系余竹花之夫）。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因与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宣威市人民法院（2020）云0381民初4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友元、胡腊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本案的事实是二上诉人系夫妻关系，共同在宣威市销售电机及其配件等商品。二被上诉人系夫妻关系，自1996年以来，就和二上诉人有买卖电机及配件的合同关系，被上诉人通过电话订购商品，上诉人按被上诉人的订购发货，并通过从宣威市到宣威市的客运车运到被上诉人在宣威市的销售点，被上诉人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宣威市田坝营业所汇款至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宣威市建设西街支行账户的方式付款。2014年10月31日以前主要由胡腊英和冯智平发生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以后因胡腊英生病，经常回武汉去医病，主要由周友元和余竹花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但是，现有四次即2014年10月31日的14445元、2015年6月3日的4180元、2016年12月8日的2540元、2018年8月9日的5140元未付款，合计26305元，再减去2019年1月20日被上诉人退货价值2360元，被上诉人应付款为23945元。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结账单及发货单15页32份，经过结算未付款的有2份即2014年10月31日的14445元（见证据第4页）、2018年8月9日的5140元（见证据第17页），对此被上诉人质证过程中无异议；未结算的有29份，其中有两笔即2015年6月3日的4180元（见证据第7页）、2016年12月8日的2540元（见证据第15页）未付款；不算账、作废的两笔即2015年8月17日（见证据第10页）、2016年5月29日的单据（见证据第14页）；退货的2019年1月20日被上诉人退货价值2360元（见证据第18页）的一笔。已经付款的24笔与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宣威市建设西街支行的银行流水一一对应。从中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符合通常的交易习惯，上诉人据实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而原判决第5页11行，以二被上诉人认可下欠2780元，而作出判决，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原判决未对有争议的2018年8月9日的欠条5140元（见证据第17页）的事实查清情况。2018年8月9日，胡腊英从武汉来宣威市和余竹花结算，此款构成是2012年经过结算欠款12000元，减去退还电机21台价值9890元，等于2110元，按2100元计算，再加上2018年8月4日发配件款3040元，应当付款5140元。结算后原来的单子就给了余竹花。因在2014年10月31日结算时，牵扯到退货21台电机没有和胡腊英结算，被上诉人便不支付14445元这笔欠款。限于周友元的文化程度低，才会在欠条上写有“总结清”这样的字样，其实上诉人的意思是2012年以前的账（包括退货21台电机）和余竹花总结清，而不是被告答辩状中所述的要在14445元中减去12345元（退21台电机）。另外，被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这21台电机具体名称及怎样得出的12345元。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四笔未付款26305元，减去2019年1月20日被上诉人退货价值2360元，被上诉人应付款为23945元，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未能在当事人之间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判决对上诉人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不予支持，无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上诉人按2019年1月20日被上诉人退货的日期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已经做出了让步，此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答辩称，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的上诉请求，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家是长期在田坝镇××号经营机电设备及配件的个体户，2001年至2018年8月周友元家对该店供货，我们之间的结算方式：转账和现金支付两种方式，电话联系发货，在收到货物后一般在几天内就付货款，下次进货之前都付清前一次货款。但也有特殊情况，如2014年10月31日，跟周友元结算下欠他家14445元，为什么一直拖到2018年8月才结算，是由于当时用户要退货的电机有20多个，价值1万多元，等用户电机退齐后再拉去。几天后就用车牌号为云Ｄ×××××的客车将21个要退货的电机带去，收货人是周友元的妻子胡腊英，到下次进货时，胡腊英已回老家治病，由于电机是多个型号，价格不等，周友元又没有找到他妻子记录的单子，只跟胡腊英电话确定电机是21个，我跟他说，等胡腊英回来再结算，后面进的货就每次付清，不牵扯14445元那张欠条，以后多次进货有现金支付，也有银行转账。二、2018年8月，原告周友元打电话给我，请帮他个忙进点货去卖，他要收摊停业了。我就于2018年8月4日到他家进了3040元的配件，8月9日到宣威周友元家里结账：用14445元欠款减去退货21个电机款12345元加上现场进货3040元，下欠5140元。并开据一式二份的总账结清单，下欠5140元的收款收据，有录音、照片为证，周友元认可结账的事实。三、于2019年1月20日又退回电机5台，价值2360元，有收据为证，5140元的欠款收据我一直认账，减去退货的2360元的电机款，等于2780元，这就是我应付周友元家的货款。四、上诉人于2019年9月20日起诉至宣威市人民法院，诉余竹华（余竹花）欠其货款19585元，称自2013起供货给被告，开庭当天自己撤诉。于2020年8月3日起诉至宣威市人民法院，诉余竹花、冯智平欠其货款23945元，称自1996年双方就产生买卖关系，而双方实际产生买卖关系为2001年，上诉人周友元经商几十年，为了达到目的，东拉西扯，两次时间相差17年，应收的货款，虚构数据，随意编造事实，数字每次都不一样。而用一句自己文化水平低就否定双方都认可的结帐事实和证据，难免有些荒唐。诉被上诉人欠其货款（23945元）无事实，无证据，也不符合经营买卖结算的交易习惯和常规。周友元、胡腊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支付货款23945元；2.判决二被告支付自2019年1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现暂计至2020年7月31日，利息为：2226.88元(以上两项合计26171.8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周友元、胡腊英系夫妻关系，共同在宣威市销售电机及其配件等商品。被告余竹花、冯智平系夫妻关系，在田坝××号经营机电设备及配件。2001年至2018年，被告余竹花、冯智平经常从原告周友元、胡腊英处进货，双方通过转账或现金等方式进行结算，至今仍然有部份货款未付清。为此，二原告认为二被告下欠其货款23945元，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二被告支付货款23945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审理中，二被告认可下欠二原告货款为278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只能证实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但不能确实充分地证实其主张的“被告下欠其货款23945元”事实，其要求判决二被告支付货款23945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审理中，二被告认可下欠二原告货款为2780元，应当向原告予以支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余竹花、冯智平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偿还原告周友元、胡腊英货款2780元。二、驳回原告周友元、胡腊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元，减半收取230元，由原告周友元、胡腊英承担205元，由被告余竹花、冯智平承担2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与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与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发生了多次交易，进行了多次结算；经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9月8日结算后，在结算单（收款收据）上记载有“总结清”字样，确认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下欠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的货款为5140元；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在本案的起诉状中称，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于2019年1月20日退货2360元，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在本案一审的庭审笔录中，亦认可其向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退货2360元，故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现下欠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的货款计算为：5140元－2360元＝2780元。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在本案中起诉称，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下欠其货款23945元，但其并未列举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对其诉讼主张又不予认可，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余竹花、冯智平向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支付相应的下欠货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元，由上诉人周友元、胡腊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体所审判员  廖 锐审判员  刘宗明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叶雪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