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1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晨鸣，男，198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若希，上海市华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男，198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军、汤顺舟，上海美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晨鸣因与被上诉人李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5民初5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晨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股东苏某本身就是挂名股东，其将股份转让给黄晨鸣就是隐名股东显名的过程，是对股权具体份额的重新分配和确认。其他股东也未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因此黄晨鸣未支付此次股权转让的对价不能说明黄晨鸣与李伟存在代持股权的合意。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只是一个空壳公司。庭审中李伟也确认公司从未正式分红，也没有开过股权转让事项以外的股东会。一审让黄晨鸣举证行使过股东权利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证人陈某1与李伟有一致的利益，其证言不应采信。李伟应对代持合意承担举证责任，其仅凭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代持合意。一审认定代持关系成立是错误的。李伟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股权是有对价的，黄晨鸣的出资款35万元是李伟打给黄晨鸣的。李伟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存在代持的合意。李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案外人A公司2016年5月30日至2017年8月21日期间登记在黄晨鸣名下的7%股权系代李伟持有；2.确认黄晨鸣于2017年7月26日将其代李伟持有的A公司7%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殷某、陈某1、薛某所得的收益及其孳息归李伟所有。审理中，李伟申请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黄晨鸣赔偿李伟损失404,90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伟系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公司监事。李伟系案外人上海C有限公司的股东，并任职于该公司。2007年7月21日，李伟与案外人李某登记结婚，苏某系李某的母亲。2015年2月4日，A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2,000,000元，经营范围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等，发起股东为陈某2、苏某，两人各持50%股权。2016年1月20日，A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000元增至5,000,000元，陈某2、苏某各自出资比例仍为50%。2016年5月10日，苏某与黄晨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苏某持有的7%A公司股权作价350,000元转让给黄晨鸣，黄晨鸣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审理中，黄晨鸣确认未支付该350,000元股权转让款。同日，陈某2与陈某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某2将其持有的A公司43%股权作价2,150,000元转让给陈某1；同日，陈某2与薛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A公司7%股权作价350,000元转让给薛某；同日，苏某与殷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苏某将其持有的A公司43%股权作价2,150,000元转让给殷某。同日，陈某1、殷某、薛某及黄晨鸣共同作出股东会决定，通过新的公司章程，选举陈某1担任公司执行董事，黄晨鸣担任公司监事，并约定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为：陈某1认缴出资额2,150,000元，出资比例43%；殷某认缴出资额2,150,000元，出资比例43%；薛某认缴出资额350,000元，出资比例7%；黄晨鸣认缴出资额350,000元，出资比例7%。2016年5月30日，A公司完成前述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公司股东由陈某2、苏某变更为陈某1、殷某、薛某及黄晨鸣，法定代表人由陈某2变更为陈某1。2016年6月22日，陈某1通过银行转账汇款2,150,000元至A公司账户，附言：投资款；同日，薛某通过银行转账汇款350,000元至A公司账户，附言：投资款。2016年6月24日，苏某通过银行转账汇款2,000,000元给殷某；同日，李某通过银行转账汇款150,000元给殷某；同日，殷某通过银行转账汇款2,150,000元至A公司账户，附言：投资款。同日，李伟通过银行转账汇款350,000元给黄晨鸣，客户摘要记载：股东款。2016年6月27日，黄晨鸣通过银行转账汇款350,000元至A公司账户，附言：投资款。2017年7月26日，黄晨鸣与陈某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黄晨鸣持有的A公司2.33%股权作价116,500元转让给陈某1；同日，黄晨鸣与殷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黄晨鸣持有的A公司2.33%股权作价116,500元转让给殷某；同日，黄晨鸣与薛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黄晨鸣持有的A公司2.34%股权作价117,000元转让给薛某。同日，A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前述股权转让事宜，确认公司股东持股情况为：殷某出资额2,266,500元，出资比例45.33%；陈某1出资额2,266,500元，出资比例45.33%；薛某出资额467,000元，出资比例9.34%。2017年8月21日，A公司完成前述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公司股东由黄晨鸣、陈某1、殷某、薛某变更为陈某1、殷某、薛某，公司监事由黄晨鸣变更为薛某。另查明，黄晨鸣与陈某1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如下：2015年9月17日，陈某1陈述：“你的钱，给我个账号”，黄晨鸣回复：“现金…”，陈某1陈述：“税收你分掉点，不高兴”，黄晨鸣回复：“擦”，陈某1陈述：“我用家里人卡转你”，黄晨鸣遂回复他人银行账户；2015年11月27日，陈某1陈述：“对了，你的工资回头昊观的也按照现在的标准，这样OK哇”，黄晨鸣回复：“OK”，陈某1陈述：“然后年底分35万，这样也OK把（吧）”，黄晨鸣回复：“OK”。黄晨鸣与陈某1之间“钉钉”聊天记录载明如下：2016年11月3日，黄晨鸣陈述：“你把帮你干事的人都搞走对你有什么好处，什么叫我的不良习惯”，陈某1回复：“你从跟我，没有一天是正规上班的，我可以不说，但是搞公司，就是一板一眼的，没什么讨价还价什么叫十点到七点走，人家公司都是九点半上班，凭什么我们公司十点上班……不要标新立异，打破常规，你要和我唱对台戏，随便你”，黄晨鸣陈述：“哥哥，我是股东，你不要想当我股东的时候就当我股东，你觉得我不配，我可以无条件全部还你，你的管理有问题，今天还没有人可以说了？我吃饱了针对你？我有病吗……”，陈某1回复：“我武断？你告诉我谁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再查明，A公司2016年度企业年度报告书载明：陈某1实缴出资额2,150,000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16年6月22日；殷某实缴出资额2,150,000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薛某实缴出资额350,000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16年6月22日；黄晨鸣实缴出资额350,000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2019年11月1日，黄晨鸣分别起诉陈某1、殷某、薛某至一审法院，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分别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2019）沪0105民初23256号判决，于2020年4月3日作出（2019）沪0105民初23260号判决，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19）沪0105民初23251号判决，均支持了黄晨鸣在上述三案中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陈某1、薛某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9日分别作出（2020）沪01民终5059号、（2020）沪01民终5060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案件均已生效。审理中，李伟申请陈某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陈某1到庭陈述如下内容：黄晨鸣系陈某1在原公司的同事兼下属。2014年，李伟和陈某1决定创立A公司，因两人还在原公司任职，故分别找了陈某2、苏某代持股份。后陈某1于2015年从原公司离职，大家便商定由陈某1、薛某受让陈某2的股份，陈某1、薛某得以成为显名股东；黄晨鸣、殷某受让苏某的股份，两人继续代李伟持有股份。后由于黄晨鸣因个人原因退出公司，黄晨鸣便将其代李伟持有的股份分别转让给陈某1、殷某、薛某，由三人继续代李伟持有。关于聊天记录中提到的35万元，系黄晨鸣帮陈某1做事，陈某1给予的酬劳，与A公司无关。经庭审质证，李伟对证人证言均予认可，黄晨鸣认为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所作陈述亦不客观，故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关于证人证言是否采信，一审法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作综合评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李伟、黄晨鸣之间就系争的A公司7%股权有无达成代持股份的合意；二、黄晨鸣应否赔偿李伟损失以及相应的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第一，黄晨鸣系从李伟的岳母苏某处受让系争股权，黄晨鸣在庭审中亦确认未按照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向苏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即黄晨鸣在受让系争股权时未支付过对价；第二，A公司的四名股东均于2016年6月完成实缴资本，其中，李伟于2016年6月24日转账35万元给黄晨鸣并附言股东款，黄晨鸣于2016年6月27日完成实缴资本35万元，黄晨鸣主张该35万元系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经李伟之手转给黄晨鸣完成出资，但未能就该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李伟关于该35万元系隐名股东（李伟）转给显名股东（黄晨鸣）用于实缴资本的主张更具合理性；第三，黄晨鸣提交其与陈某1之间的聊天记录，以证明黄晨鸣系A公司实际股东，并接受公司分配利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无法印证黄晨鸣的相关主张，黄晨鸣也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自己作为公司的实际股东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第四，证人陈某1的证言，与其作为（2019）沪0105民初23260号案件被告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以及在二审案件中的上诉意见基本一致，也能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互印证，其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综上，虽然李伟与黄晨鸣之间未签订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根据李伟提供的优势证据，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李伟主张的黄晨鸣自苏某处受让的系争股权系代李伟持有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认定李伟与黄晨鸣就代持系争股份达成合意。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李伟与黄晨鸣之间成立代持股份的委托合同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黄晨鸣将其代李伟持有的系争股权转让给陈某1、殷某、薛某，相应的股权转让款350,000元（116,500元+116,500元+117,000元）以及利息损失应当归李伟所有，故李伟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黄晨鸣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伟损失350,000元以及利息损失（以3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8月2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73.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3,686.75元，由李伟负担96元，由黄晨鸣负担3,590.75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法院（2019）沪0105民初23256号、沪0105民初23260号判决、（2019）沪0105民初23251号案件的被告陈某1、殷某、薛某均陈述黄晨鸣原持有的7％股权系为李伟代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权关系，黄晨鸣是否应赔偿李伟出让股权导致的损失。2016年黄晨鸣获得A公司7％股权时并未向原股东苏某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同年6月24日李伟转账汇款35万元给黄晨鸣，摘要记载为“股东款”，三天后黄晨鸣转账汇款35万元至A公司账户，附言为“投资款”，汇款摘要体现的意思表示和两次付款的时间可以认定黄晨鸣实缴出资的35万元系李伟实际出资。黄晨鸣称李伟转账给其的35万元系公司给其工作的奖励，黄晨鸣以该款项实际出资。但黄晨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A公司或其他股东有发放奖金的意思表示，或者李伟曾经以个人账户向其发放过奖金，因此不能推翻汇款摘要的记载。黄晨鸣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行使过股东权利，其所称在公司任职不能视为行使股东权利的表现。综合本案情形，李伟所称黄晨鸣系为其代持股权的说法更符合在案证据。基于此，李伟主张黄晨鸣支付损失35万元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晨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黄晨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海波审判员  刘丽园审判员  吴慧琼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强 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