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10民终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伍伟宇，女，198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汨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均辉，男，197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思华，湖北齐扬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圣民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石首市调关镇披甲湖村九组。法定代表人：刘志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海，湖北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伍伟宇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圣民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首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1民初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伍伟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均辉、朱思华，被上诉人湖北圣民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伍伟宇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石首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1民初907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后改判“被上诉人赔偿给上诉人直接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430497元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工厂停工协议》实际是双方协商一致对2020年1月19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的协议解除，并没有进行结算，被上诉人对租金的放弃，是被上诉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上诉人撤走设备及生产资料是《厂房租赁合同》8.1对自己所有的财物进行搬迁处理行为，上述处分和处理行为与结算具有本质区别，原审将处分行为等同于结算行为，是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认定“工厂停工协议中未明确损失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均应视为当事人已经放弃”完全错误，请求赔偿的权利是法律规定的权利，原审居然推定上诉人放弃了法定、约定的权利，公然以推定的方式剥夺了当事人的法律权利，完全错误。并且《厂房租赁合同》1.4约定了“由于环保导致乙方无法正常生产，造成的损失由被上诉人赔偿给上诉人”，《工厂停工协议》对被上诉人的过错进一步予以确认，原审法院犯了原则性认定事实错误。3、原审法院没有对上诉人的相关2430497元直接经济损失项目事实进行认定，是错误的规避法律事实行为，有违公正审判原则。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91条、第93条，即认定《工厂停工协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解除《厂房租赁合同》，然后模糊适用《合同法》第5条、第60条的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用以规避《合同法》第97条协议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有法律规则不适用法律规则，却适用公平、诚信原则，犯了有法不用的原则性错误。合同解除包括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和协议解除，《工厂停工协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解除《厂房租赁合同》，解除的后果包括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及损失赔偿，上诉人在协议解除中没有放弃要求损失赔偿的权利，被上诉人未办理环评手续具有重大过错，造成了2020年6月23日上诉人被责令停业整改的严重后果，上诉人损失惨重，被上诉人的过错在《厂房租赁合同》11.4有约定，《工厂停工协议》得到确认，上诉人有权依据《合同法》第97条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湖北圣民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伍伟宇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责令被告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共计826765元，包括：①折装费20万元；②机械及冷冻设备损毁费431065元；③变压器增容59800元；④市场监督管理局30000元；⑤锅炉维修费15900元；⑥旧设备款65000元；⑦电缆、配电箱、监控25000元；2.可得利益损失（或称厂房合理搬迁过程中的误工损失）按两个月计算共计1603732元（见专项资金审计报告）；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认定：2020年1月1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从2020年2月2日起至2023年2月2日租赁被告厂房2000㎡进行龙虾加工，租金每年8万元人民币，并约定第一年租金于2020年7月支付。2020年4月23日原告开始在租赁厂房内进行生产，2020年6月23日荆州市生态环境局石首市分局向原告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2020年6月24日原告正式停工，同日，原被告签订《工厂停工协议》，约定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终止，被告自动放弃厂房租金，原告撤走在工厂安装的一切设备设施及生产资料、工具和属于乙方的一切东西，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同时约定双方不得违反协议，违反者必须承担另一方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一审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厂房租赁合同》及《工厂停工协议》成立并生效，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工厂停工协议》中双方对终止《厂房租赁合同》达成一致，且双方进行了结算，被告放弃厂房租金，原告撤走设备设施及生产资料、工具和属于其所有的一切东西。合同终止即意味着双方的厂房租赁合同关系不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均归于消灭。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工厂停工协议》中不仅终止了《厂房租赁合同》关系，且对《厂房租赁合同》中的结算和清理条款进行了变更，协议约定中双方未进行结算的损失赔偿，无论是否存在，在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合同，且在《工厂停工协议》中未明确损失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均应视为当事人已经放弃，应当按照最终的结算内容履行权利义务。《工厂停工协议》最后约定：“以上协议双方签字生效，共同遵守不得违反，违反者必须承担另一方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被告对该停工协议中并未违约。故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直接经济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视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伍伟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244元，减半收取13122元，由原告伍伟宇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证据：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证明被上诉人的公司在之前就有排污登记，2020年8月12日是变更登记，上诉人陈述的事实不能成立。上诉人质证意见是：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份回执是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后，被处罚之后补的排污登记。被上诉人有两个项目，这个排污登记很有可能是对被上诉人另一个荷叶加工的项目的排污登记，与我们本案的龙虾加工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是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能确定，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二审认可一审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认为《工厂停工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对2020年1月19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的协议解除，并认为该解除协议没有进行结算。该认识与本案事实不符。其理由是：一、《工厂停工协议》并非是合同解除而是双方约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民事法律行为。该停工协议第1条即明确约定：“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终止。”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依照该款规定，双方协议约定了厂房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上诉人撤走自有物品，被上诉人不予收取厂房租金。可以认定，该协议的签订，产生了原《厂房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律后果，原《厂房租赁合同》即对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取而代之的是《工厂停工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应按《工厂停工协议》的约定履行，只有在违反《工厂停工协议》约定的情形下才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按《工厂停工协议》最后部分的约定承担另一方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故原审认定《厂房租赁合同》的合同权利义务均归于消灭是正确的。二、上诉人认可《工厂停工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协议，但在《工厂停工协议》中，双方并没有约定上诉人需要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也没有约定上诉人有权利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载体，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义务，被上诉人无需承担，故上诉人提出的“协商一致”仅就被上诉人的权利放弃进行约定，而上诉人仍旧保留既有权利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也与公平原则相悖。三、上诉人认为《工厂停工协议》是对被上诉人过错的进一步确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生产龙虾产品，必须达到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生产条件及环保条件，这是上诉人的法定义务而不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厂房租赁合同也没有约定环保达标及污水处理后排放等环保设施设备的安装设置属于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因此，造成环保部门责令整改的原因是上诉人从事生产活动不符合环保法规的要求，其过错不在被上诉人。其次，环保部门下达的也是整改通知而不是停工通知，不存在因环保而导致上诉人无法正常生产的后果。双方协商终止租赁关系也是基于上诉人自认为无法达标排放而放弃继续生产，而不是因为外部原因而不能正常生产。第三，本案中的《工厂停工协议》并非追责协议，而是善后协议，只能以其约定的条款为双方权利义务的来源。对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本院的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244元，由上诉人伍伟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时中审判员  陶齐学审判员  谢成勇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程 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