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津行终2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华，男，1957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代理人夏玉凤（系李国华之妻），195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泰兴南路32号。法定代表人周波，区长。委托代理人德光宇。委托代理人刘智勇。上诉人李国华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请求确认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2行初22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李国华诉称，原告在天津市河东区××路××号××住房，并长期居住于此。目前原告房屋被纳入河东区大直沽东孙台片区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拟征收原告房屋。由于补偿标准不合理，原告一直未能与被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2018年7月20日上午9点，在未提前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在河东区××室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不明人员将原告房屋强制拆除。该违法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逼迫拆迁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在房屋拆除后，并未对原告进行合理安置，该办公室由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所组建，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资格，只能由被告承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在未对原告进行补偿的情况，实施非法强拆行为逼迫原告搬迁，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对原告房屋强拆行为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是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系由被告拆除，故原告起诉被告确认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国华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李国华。李国华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行政裁定；2.发回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上诉人李国华的主要上诉理由：一、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房屋系被上诉人强拆。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方式除了证据证明外,还包括推论、当事人的自认等。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本案事实的方式方法极端片面狭隘,不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系由被告拆除”,相反无论是根据现有证据,还是推论,还是当事人自认,被上诉人均系本案的适格被告:首先,上诉人房屋被纳入“河东区大直沽孙台片区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此项目启动主体为被上诉人,故上诉人房屋被强拆与被上诉人有高度的盖然性。且案涉房屋是被上百人动用大型机械暴力拆除,唯有政府方能进行此行为。所以根据上述事实完全可以推定房屋系被上诉人强拆。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在书面答辩状中其明确承认案涉房屋系被其拆除,只不过在拆除的事由上其主张上诉人房屋构成危房,其拆除房屋的行为系排险解危处理行为。所以就案涉房屋是否被其拆除的问题上被上诉人并没有任何异议。根据以上两点完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强拆主体,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法官完全无视本案的相关证据及被上诉人的答辩状,掩耳盗铃,刻意隐瞒本案事实,已经突破法律底线。二、一审裁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决直接违背。一审法院曾在(2016)津行终414号《行政裁定书》中,对此类案件,亦以不具有事实根据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被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行申704号《行政裁定书》中认定为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在(2017)最高法行申704号《行政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被征收房屋在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之后被强制拆除的情况,在起诉时就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完成证明强制拆除行为实施主体的举证责任实为强人所难,因为被征收人往往无能力自行准确识别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主体,只能证明房屋被强制拆除的事实。若在征收程序已启动的情况下,被征收房屋被强制拆除,则市、县级人民政府或者房屋征收部门理应知晓相关情况,且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具有较大可能作出强制拆除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由市、县级人民政府或者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相关证据,则不难确定行为实施主体。故对于此种情况,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起诉时已证明被征收房屋被强制拆除,人民法院就应当以对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审查、追加被告等方式,通过审理认定或者推定行为实施主体,而非在未确定行为实施主体的情况下,以不具有事实根据为由迳行裁定驳回起诉。因此,一审法院在明知最高人民法院就其作出的同类案件的裁判方式的错误进行过认定,对此类案件的审判思路进行过明确的指导,但是仍然对其置之不理,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实际上是一种拒绝履行审判权的表现,导致案件得不到实体处理,徒增诉累。三、一审判决在审判程序上严重超期,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上诉人一审缴纳诉讼费时间为2018年12月1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但是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一审裁定的时间为2020年12月15日,距离立案的时间已经超过2年,且本案一审裁定中并未说明遇到何种特殊情况导致本案2年的时间都不能结案。裁定书中也没有说明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的任何情况,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公开透明。且根据一审裁定,一审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理由是被告不适格,本案已经经过了庭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均展示了相关的证据,并充分发表了质证意见,如果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不适格,不涉及本案的实体审理,本案就不是复杂案件,一审法院将案情如此简单案件审理了足足两年就更没有理由,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一审法院故意拖延本案的审判期限,将上诉人陷于漫漫的维权泥潭,是对案件,是对人民群众利益漠不关心极不负责的极端表现。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经审查，上诉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房屋的行为违法，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初步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提交的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做好汛期既有房屋安全度汛工作的通知、房屋鉴定报告等在案证据，经原审庭审质证能够证明，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经依法委托鉴定，上诉人涉案房屋属于危险房屋，应当立即予以拆除。《天津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对于危险房屋发生倒塌或者存在倒塌危险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对危险房屋采取排险、避险措施。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在案证据，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负有组织实施排险、避险的法定职责，但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不负责具体实施排险、避险的行为，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上诉人涉案房屋系由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或其委托其他组织予以强制拆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原审中“自认”为由主张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应为本案被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由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裁定驳回上诉人对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的起诉结果正确。综上，原审裁定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明珠审判员  蔡 力审判员  廖希飞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袁敏书记员满开琳附：本裁判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