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民再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章悦，女，199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阳阳，浙江观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璐璐，浙江观照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剑英，女，1964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益步，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周，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余翀，男，199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再审申请人章悦、王剑英因与被申请人余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法院（2019）浙01民终10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2020）浙民申300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章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阳阳，再审申请人王剑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益步，被申请人余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章悦再审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章悦在借款本金97112元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出现新证据，证明余翀曾收到经营清算的退款106090元，且已经归还给王剑英，故应扣除相应的借款金额。余翀曾于2017年9月26日收到一笔100000元的设备转让费，2017年9月28日收到一笔6099元物业退款，以上事实有新证据为证。同时，余翀已将上述款项归还给王剑英。余翀恶意隐瞒该笔收入及还款事实，导致原审法院对于债务的数额认定发生错误，应予以纠正。（二）原判认定400000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错误，应予纠正。第一方面，余翀对案涉店铺投入远远达不到400000元。余翀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案涉店铺最重要的两项开支是租金和装修，其余都是零散的东西。根据余翀提交的银行流水、租赁合同和装修合同等证据，店铺租金支出是176040元，装修费用支出是131400元，分别是2016年6月8日的12960元、6月21日的71340元、8月9日的47100元，上述费用共计307440元，即使加上余翀提交的支付宝流水，总计也仅60000余元，店铺的总支出也未超过400000元。加上余翀还有一个合伙人许斌，两人按照6:4比例出资，所以余翀的实际投资不超过240000元。案涉店铺开业时间是2016年10月，而上述费用均是发生在开业之前，也就不存在食材费用，员工工资等情况。最后，余翀还曾于2016年6月7日提现10000元，6月14日提现50000元，6月24日提现20000元，7月15日提现30000元，共计110000元，上述款项属于余翀所有，并非来自王剑英的借款。在余翀拥有自身资金110000元，且余翀个人投入店铺经营不超过250000元的情况下，余翀实际并无借款400000元的必要性。第二方面，余翀从王剑英处取得的400000元款项并未全部用于经营，未用于经营的款项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016年8月20日的50000元，从2016年8月20日到9月23日，余翀将该款用于个人消费，期间消费的笔数达到100多笔，且金额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也与经营支出不符，故该50000元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方面，章悦对该借款不知情，款项也未用于共同生活。另外，一审中余翀和章悦均陈述双方实际并未共同生活，意味着双方没有共同的生活开支，余翀将剩余的20余万元在三个月时间内用于个人消费，应属个人债务。余翀在2016年6月8日、6月21日以及8月9日向某羿支付的132400元，2016年7月24日、8月5日、8月11日付周某国的25000元，2016年7月25日、8月2日、9月21日向王某良、某和支付的29600元，2016年6月24日向浙某司支付的26888元，余翀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是用于经营。因此上述款项应属于余翀个人债务。综上，章悦在借款本金97112元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王剑英辩称：1.王剑英与余翀借款真实有效。根据章悦的请求明确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2.案涉借款用于章悦和余翀共同经营餐厅，应共同还款。3.王剑英与余翀、章悦的借款并未发生变化。关于90000元，2017年9月15日章悦和余翀一起去浙江鑫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理设施设备转让，曾约定转让款10000元给章悦，用于章悦母亲的朋友给餐厅装修的门头款，剩余90000元处理员工工资、洗碗间装修未付款等餐厅善后事宜。原审中各方均未提及100000元，均默认是处理餐厅善后事宜，此款项于本案无关。余翀辩称：本案中90000元作为还款没有证据证明，无还款收条。案涉470000元中70000元是余翀没有及时写借条。案涉90000元是处理善后的，没有发生借款的变化。同一案件应该用同一法律认定。王剑英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支持王剑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70000元系王剑英于2018年9月24日至10月15日交付余翀，明显有误。虽然案涉70000元借款所对应的借条形成于2018年9月5日，但上述款项王剑英于2016年即已交付余翀（王剑英于2016年9月24日、9月29日、10月15日向余翀银行账户转入20000元、20000元、23000元，并于2016年10月9日通过支付宝向余翀交付7000元），且王剑英在上述款项转账时均备注借款，因此该70000元款项的性质也属于借款。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认定70000元款项发生于2018年9月24日至10月15日明显有误。通过原审判决，可以清楚反映，余翀向王剑英所借款项（包括该70000元）均用于余翀与章悦共同经营的餐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中，案涉70000元债务发生于余翀和章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用于双方共同经营的餐厅，应当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章悦辩称：案涉70000元借条系2018年9月5日出具，章悦和余翀已经离婚了，当时餐厅已经注销，该借款不应由章悦承担还款责任。余翀辩称：同意王剑英的意见。案涉470000元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应与章悦共同承担，虽然70000元借条发生在离婚期间，但打款是在2016年开店期间。王剑英于2019年5月30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余翀、章悦归还王剑英借款本金470000元，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利息；2.案件诉讼费用由余翀、章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8日，余翀因开餐厅需要向王剑英即其母亲借款4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王剑英分别于2016年6月8日、6月14日、7月9日、8月7日、8月20日向余翀银行账户转入10万元、12万元、8万元、5万元、5万元。2018年9月5日，余翀再次向王剑英借款7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王剑英分别于2018年9月24日、9月29日、10月15日向余翀银行账户转入2万元、2万元、23000元，于2018年10月9日通过支付宝向余翀交付了7000元。另查明，余翀、章悦于2016年5月20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8月17日起诉离婚，于2018年10月18日一审判决离婚。还查明，2016年6月，余翀开办杭州市江干区麦点咖小吃店，并申领了个体经营营业执照。章悦参与经营。该小吃店于2018年6月22日注销工商登记。一审法院认为，余翀向王剑英借款47万元的事实，有借条、转账凭证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为凭，且余翀也予以认可，故该院予以确认。王剑英要求余翀归还借款本金47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章悦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于该笔债务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2016年6月8日至8月20日期间的借款40万元，另一部分为2018年9月24日至10月15日期间的借款7万元。第一部分借款发生在余翀、章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余翀、章悦共同承担。第二部分债务系发生在余翀、章悦离婚诉讼过程之中，也发生在余翀、章悦共同经营的餐饮店注销工商登记以后，故该部分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余翀个人承担。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3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余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剑英借款本金47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3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未归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二、章悦对余翀的上述债务在借款本金400000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王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75元，由余翀、章悦负担。王剑英、章悦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王剑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章悦对余翀的债务在借款本金470000元及相应逾期利息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章悦承担。章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剑英对章悦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剑英承担。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余翀于2016年6月8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其因钱江新城开店需要资金向王剑英借款40万元，王剑英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亦可佐证该借条所载款项均已实际交付。因前述借款发生于余翀与章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章悦、余翀均于2016年7月25日取得食品/公共场所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检查合格证明等事实亦表明章悦实际参与了案涉餐厅的经营管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前述借款系用于余翀、章悦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并判令章悦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章悦关于其无需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王剑英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另一张借条由余翀于2018年9月5日出具，而余翀与章悦于2018年8月17日启动离婚诉讼程序，案涉餐厅亦于2018年6月22日注销工商登记，王剑英虽上诉主张前述借条所载款项实际于2016年完成交付，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所述理由亦无法自圆其说，故该院认定前述7万元借款并未用于余翀、章悦的夫妻共同生活及共同生产经营，王剑英要求章悦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该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章悦、王剑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于2020年5月1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50元，由王剑英负担1550元，由章悦负担7300元。本院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交了新的证据。章悦再审向本院提交了收条，申请、业务回单，银行流水，以证明余翀因店铺清算取得106099元退款，其中有90000元归还了王剑英。王剑英、余翀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90000元不属于案涉借款的还款，属于受托处理善后事宜的款项。王剑英再审向本院提交：1.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章悦和余翀共同经营店铺，晚上是共同生活的。2.微信记录，以证明章悦对设备转让款是明知的，王剑英系受托处理店铺善后事宜。3.开庭通知、证据清单，以证明章悦参与员工招聘，王剑英受托处理员工工资事宜。章悦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予以认定，但其和余翀不存在共同生活。证据2的聊天记录涉及100000元，其中10000元涉及章悦朋友的问题，剩余90000元不存在委托王剑英去处理善后的情况，至于员工工资等是否支付王剑英也没有证据证明。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王剑英受托处理员工善后是在收到90000元之前，且单单只有这一个员工。余翀再审向本院提交：1.银行转账及支付宝明细，以证明开餐厅前余翀没有存款。2.余翀支出明细梳理，3.银行转账清单及支付宝明细，以证明余翀在案涉餐厅装修、经营等花费约510000元，即使扣减许斌及配偶支付的部分租金104922.7元，也有40余万元的费用开支，尚不包括2016年6月开始餐厅设立、经营的半年左右时间有几十、数百等合计约数万元的大量小额开支。4.银行账单明细、支付宝明细，以证明余翀在2016年7月11日POS机交易是70000元，且该笔交易与2016年6月8日的POS机交易80000元，系从银行卡转让余额宝的过程，并非实际消费。5.支付宝明细，以证明余翀和章悦一起处理餐厅设备转让事宜，当时约定其中10000元给章悦，用于支付章悦母亲朋友的门头款。章悦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2、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有一部分应当扣除。证据4、5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章悦提供的收条，申请、业务回单，银行流水，王剑英、余翀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王剑英认可收到余翀支付的90000元，故该节事实可以认定，至于是否属于还款，本院将在审查分析中一并论述。王剑英提供的1、2,系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可以认定，可以反映章悦参与餐厅的经营，但聊天记录无法反映双方已协商一致王剑英收到90000元系受托处理员工善后的款项，故对该证明对象不予认定。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诉争90000元的用途缺乏关联，本院对关联性不予认定。余翀提供的证据1，章悦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定,结合证据2，本院对余翀因经营餐厅在2016年6月起至2016年10月期间曾有多笔款项支出的事实予以认定，鉴于款项支出均涉及案外人，故本院对具体金额不作认定。证据4、证据5章悦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原审认定“王剑英分别于2018年9月24日、9月29日、10月15日向余翀银行账户转入2万元、2万元、23000元，于2018年10月9日通过支付宝向余翀交付了7000元”的事实以外，其余事实本院均予以确认。经查明，王剑英分别于2016年9月24日、同年9月29日、同年10月15日向余翀银行账户转入20000元、20000元、23000元，于2016年10月9日通过支付宝向余翀支付7000元。另查明，2017年9月26日，余翀收到案外人浙江鑫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账的设施设备转让费100000元，同年9月27日，余翀通过支付宝转账给章悦10000元，转账给王剑英90000元。本案再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是2016年6月8日借条记载的400000元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二是2018年9月5日借条所记载的70000元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三是余翀、章悦是否已向出借人王剑英归还过90000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王剑英提供的2016年6月8日借条，其中记载“今因钱江新城开店需资金，向王剑英借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整”的内容，该借条由余翀签名，且款项已实际交付。余翀、章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开办杭州市江干区麦点咖小吃店，章悦亦参与该店铺的经营管理，结合余翀提供的租赁合同、设计委托协议、银行转账及支付宝明细等，王剑英主张前述借款用于余翀、章悦共同经营店铺所需，具有合理性。章悦虽对余翀的多笔银行转账支出持有异议，但并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据此，二审法院认定前述借款系用于余翀、章悦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并判令章悦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王剑英在本案中提供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5日的借条，其中记载“因钱江新城开店需资金，向王剑英再借款70000元整，特出此借据”，借款人余翀签名确认。王剑英主张该笔借款实际发生在2016年9月至10月之间，借条是补写的，为此提供了2016年9月24日、9月29日、10月9日、10月15日转账给余翀共计70000元的打款凭证。原审认定王剑英的打款时间为2018年9月24日、9月29日、10月9日、10月15日，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由于余翀对上述债务没有异议，且余翀在2018年9月5日出具借条予以确认，故余翀应向王剑英归还该笔债务。关于该70000元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70000元借条系余翀于2018年9月5日出具，距王剑英实际打款时间已长达两年之久。王剑英、余翀对于为何事后补写借条的原因，难以自圆其说。王剑英提供的相关转账凭证中，用途一栏显示为“货款”，并非“借款”。王剑英与余翀在款项交付时是否已达成借贷的合意以及案涉70000元是否均用于案涉店铺的经营，根据现有证据均难以认定。虽余翀向王剑英补写了借条，但补写时间是2018年9月，系余翀和章悦离婚诉讼期间，考虑到王剑英与余翀系母子关系的特殊身份，前述70000元尚不足以认定为余翀与章悦的夫妻共同债务。王剑英的相关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2017年9月27日，余翀曾转账给王剑英90000元。王剑英主张该90000元系受托处理员工善后的款项，其中支付餐厅洗碗间工程款35000元，员工工资25300元等。对此主张，王剑英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且章悦亦不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章悦主张余翀转账给王剑英的90000元为还款，理由成立，本院对章悦的该部分再审请求予以支持。2016年6月8日借条所涉借款金额为400000元，余翀曾于2017年9月27日归还王剑英90000元，故尚欠310000元，应由余翀、章悦共同偿还。综上所述，本案再审由于新证据的出现，导致本案的欠款金额发生变化，本院对二审查明的该部分事实予以纠正。章悦的部分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王剑英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10822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5468号民事判决；二、余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剑英借款本金38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3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未归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三、章悦对余翀的上述债务在借款本金310000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驳回王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75元，由余翀、章悦负担3500元，由王剑英负担6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50元，由王剑英负担2900元，由章悦负担59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灵方审判员  孙光洁审判员  陆秋婷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方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