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6474号 原告：阮张顺，男，195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江干区，现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曾江涛，男，196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剑波，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阮张顺诉被告曾江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董臻静独任审理，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阮张顺、被告曾江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剑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阮张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30.482万元，并赔偿自2017年10月19日起至清偿之日按年息6%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相识。2017年10月中旬，被告告知原告，其所在的浙江日报社可内部购买国瀚控股集团发行的基金，因购买起步需100万元，其资金不足，邀原告也投50万元共同购买，原告予以同意。同年10月18日，要求原告在被告制作的《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上确认签字。协议书约定：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双方通过协商共同出资购买国瀚金融控股集团一年期产品，年息10%。甲、乙方各出资50万元，由甲方出面购买，利息和风险按出资比例分担。一年到期后由甲方退还乙方50万元整。原告于同月19日向被告支付50万元。数日后，被告告知原告基金产品已买好。一年后，被告告知原告基金兑付发生困难，其后原告陆续收195711元，尚有304289元本金未收回。今年6月，被告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国瀚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主张基金款，被法院告知该国瀚恒惠转贷私募基金的发行主体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在地富阳区，要去富阳区法院立案。此时原告才清楚被告所购买的基金非国瀚金融集团发行，而是其支公司的产品，并且该基金非原被告双方共同出资后购买，而是被告在双方合资前单独购买的。被告一直以其先前单独购买的支公司基金冲抵原被告双方共同出资应购买的集团公司基金，原告一直被蒙在鼓里。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所剩款项，被告予以推诿。上述事实有协议书，付款凭证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合意，被告未履行协议约定，是违约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被告单独购买的基金产品不能赎回，该损失与原告无关。被告先前已支付给原告的本息，原告自愿抵冲被告退还的本金，现尚欠本金304289元，被告应当全额退还并赔偿损失。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予起诉，请依法支持。 被告曾江涛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曾江涛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应对原告购买的本金基金承担返还责任。原、被告通过一个锻炼平台的活动认识，认识大约四五年。被告曾于2017年4月10日购买国瀚恒惠转贷私募投资基金私募基金，认购金额为100万元，基金封闭运作期间为6个月，第一个封闭运作期间为2017年4月11日至2017年10月11日,这个2017年4月为期半年的100万私募基金系被告一人自行购买，2017年10月11日到期后，被告取回了本金及10%的收益，正在考虑是否继续购买一年期的基金，被告在原告家里玩的时候，被告提到该笔基金以及收益，原告对此感兴趣，并表示愿意共同出资各50万，投资该一年期的基金，原告投资之前曾看过被告的半年期的合同。本案的一年期国翰恒惠转贷私募基金是原被告双方所合议要购买的基金。原告毫无契约精神，在案涉资金兑付困难以后，原告为了挽回其损失，不顾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上的约定风险，按出资比例分摊的约定，恶意向被告主张返还其剩余投资款。原告所称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上约定购买的基金是国瀚金融控股集团一年期产品。而国瀚恒惠转贷私募基金是国瀚金融控股集团的子公司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发行的，以此为由认为国瀚恒惠转贷私募基金不是国瀚金融控股集团的产品认定被告违反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是十分荒谬的，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国瀚金融控股集团旗下专门发行基金的业务公司。国瀚恒惠转贷私募基金作为基金产品，由国瀚金融控股集团旗下专门的基金业务公司发行，非常正常，且符合基金销售的法律规定。案涉的基金合同封面也是国瀚金融集团，这与双方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所载明的国瀚金融控股集团一年期产品完全一致。原被告合伙购买基金产品之前，原告自己曾花了165万购买过该基金公司的基金产品。退一步讲，原告如果坚持认为案涉的基金不是当时合意要购买的基金。原告应当提出证据证明双方合意购买的基金的名称。事实上，购买案涉基金后，被告已将基金合同以及打款凭证，均给原告看过，此前的基金合同也一直都是由原告在保管的，直到被告得知被起诉后才找到原告拿回基金合同。被告一直是按照双方签订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履行，每次基金公司分配收益后，被告会第一时间将一半款项转账给原告，原告也从未对此有过任何异议。根据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实际上被告将所得收益分配给原告的款项是126311元。但是原告起诉状中，其认可已经收到了款项金额是195711元。很显然，其中的差额部分69400元，是原告自行向基金公司追讨得到的，说明原被告所投资的款项，实际上是仍有其他救济途径的。原告也一直还在催讨。而且还有一个细节，2017年12月21日基金公司打给被告的第一笔收益金额是17808.22元，而被告打给原告的是8480元，通过计算，被告少打给原告400多块钱，而这400元是被告将第一笔收益打款给原告时，原告主动提出因为自己于2017年10月19日才转账给被告，原告表示要支付给被告的利息，根据这个细节，也可以证明被告购买的案涉基金是双方约定共同购买的基金。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毫无契约精神，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16日，被告（投资人）与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签订了一份《国瀚金融控股集团国瀚恒惠转贷私募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及其附件基金认/申购信息确认（签约时间为2017年10月17日），约定：被告认购金额为100万元，基金封闭运作期限为12个月，第一个封闭运作期间拟定为2017年10月17日至2018年10月17日；基金收益符合合同约定的分配条件时，每季度（结算日为每年3月20日、6月20日、9月20日及12月20日）向优先级投资者进行一次收益分配，基金收益将于结算日后3个工作日内汇至投资者指定账户；本基金及基金管理人不对任何投资者投资本基金获得收益达到该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作出保证，投资有风险，投资者仍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被告于2017年10月16日将100万元转入了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账户。 2017年10月1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一份《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约定：双方通过协商共同出资购买国瀚金融控股集团一年期产品，年息10%；投资资本需100万起，甲乙双方各出资50万元，由甲方出面购买，乙方汇入甲方50万元，以汇入凭证该出资购买协议生效，双方一致同意利息按出资比例分配，风险按出资比例共担，一年到期后由甲方退还乙方50万元整。2017年10月19日，原告将50万元转入了被告的银行账户。上述合同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在2017年12月23日-2019年6月30日期间将从国瀚恒惠转贷私募投资基金所得的基金收益按50%的份额共计126311元支付给原告。 2018年10月17日，案涉国瀚金融控股集团国瀚恒惠转贷私募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已到期，但未能按约兑付。2019年3月20日、2019年8月9日，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发布《基金收益分配补充说明》、《8月9日基金进度通报》，表明其兑付存在困难，将于2019年5月15日前办理基金分配的赎回，且一次性结算与兑付基金的本金与收益。 2020年6月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一份《起诉国瀚金融控股集团费用共同承担协议》，约定甲乙自2017年10月18日共同出资100万元（各出资50万元），投资国瀚恒惠转贷私募资金，投资期至2018年10月18日，由于至今未归还本金及利息，即日起起诉国瀚恒惠转贷私募资金，要求归还投资款，由此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均由甲乙各50%平均分担。 案涉国瀚恒惠转贷私募投资基金私募基金至今未获兑付、结算，现原告以被告投资的该项一年期基金系被告个人购买，并非原、被告共同购买的基金为由诉至本院，并要求被告退还原告的投资款。 另查明：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杭州国瀚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杭州国瀚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0%、浙江国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持股30%。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因为被告的建议，原告曾于2017年4月6日到2017年7月7日期间自行购买过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为期三个月基金产品。 以上事实有《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个人业务回单、《起诉国瀚金融控股集团费用共同承担协议》、基金认购信息确认、业务凭证/客户回单、微信聊天记录、《国瀚金融控股集团国瀚恒惠转贷私募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银行流水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并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当事人主体适格，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适当地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于2017年10月16日与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国瀚金融控股集团国瀚恒惠转贷私募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并据此认购的100万元一年期基金产品（以下简称一年期基金），是否系原、被告《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约定的“国瀚金融控股集团一年期产品”。原告主张双方约定共同购买的一年期产品系国瀚金融控股集团发行的产品，而非其子公司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产品。被告辩称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国瀚金融控股集团旗下专门发行基金的业务公司，国瀚恒惠转贷私募基金作为基金产品，由国瀚金融控股集团旗下专门的基金业务公司发行，符合基金销售的法律规定，且案涉基金合同的封面注明了“国瀚金融控股集团国瀚恒惠转贷私募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双方在《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中简称该产品为“国瀚金融控股集团一年期产品”亦符合常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签订的《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中约定“国瀚金融控股集团一年期产品”虽未明确产品的具体名称，但在《起诉国瀚金融控股集团费用共同承担协议》已经进一步明确了该产品名称为“国瀚恒惠转贷私募资金，投资期至2018年10月18日”，即被告购买的案涉基金。其次，虽然被告购买该一年期基金在前（2017年10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以及原告转账50万在后（2017年10月18日、10月19日），但前后时间相隔仅数天，且之后被告在2017年12月23日-2019年6月30日期间将该一年期基金所得的基金收益按50%的份额按期支付给原告，原告均予以接受，在获取收益期间从未主张该基金并非双方共同购买。基金合同上明确标注了基金的管理人为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此之前，原告也曾自行购买过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三个月基金产品，案涉基金从2017年10月购买至今已达数年，特别是2018年10月基金未按期兑付之后，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基金进度、收益发布了多次公告，原、被告为了维权而奔走，原告亦通过其他渠道已取回了部分款项，原告主张其于2019年6月才发现该基金的发行方为杭州国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显然与常理不符。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案涉一年期基金系原、被告在《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约定的“国瀚金融控股集团一年期产品”。根据《共同出资购买协议书》中“双方一致同意利息按出资比例分配，风险按出资比例共担”的约定，原告在按出资比例取得该基金收益的同时，也应当承担基金目前不能兑付的风险，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剩余的投资本金以及赔偿利息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双方约定，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阮张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87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936元，由原告阮张顺负担。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员 董臻静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蒋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