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1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大可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陕西南路548号1幢二、三层。法定代表人：丁建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鹏，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恩，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路135号528室。法定代表人：杨玉臣，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智勇，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东，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大可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可堂餐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可堂文化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5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可堂餐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大可堂文化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应依法认定案涉各方真实法律关系。孟某、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大可堂文化公司实际股东之间的《股权协议书》应认定为借款、质押合同，其中逾期未回购则丧失回购股权权利的约定，因属流质担保、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大可堂文化公司有三枚公章，经工商年检备案的公章（下称公章1）由大可堂餐饮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2保管，大可堂文化公司、大可堂餐饮公司内档材料包括《租赁协议书》《情况说明》等的盖章均为公章1。大可堂文化公司成立后，为便于公司经营，曾另刻一枚公章（下称公章2），张某2向孟某移交的即为公章2，交割清单上所盖的亦为公章2。孟某接收公章2后，登报作废公章2，并重新刻制了新的公章（下称公章3），即一审诉状上的公章。孟某、A公司并非大可堂文化公司的真实股东，亦未征得实际股东丁建华、张某1、许某同意，故孟某、A公司无权使用公章3以大可堂文化公司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2.大可堂餐饮公司系由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朱某设立。B公司系由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丁建华设立。C公司系由大可堂文化公司、丁建华、吴某设立。从大可堂文化公司一审诉称内容来看，其认可大可堂餐饮公司是大可堂文化公司的关联公司，由此可以推定大可堂文化公司应完全知晓大可堂餐饮公司设立时与大可堂文化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双方约定租金标准为每月人民币3,000元，《租赁协议书》于2019年10月到期后，双方未签订新合同，但大可堂餐饮公司仍然继续使用。因此，大可堂餐饮公司占有上海市XX路XX号1至7幢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有合同依据，而非无权占有。3.大可堂系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张某2，经由张某2安排，相关股东办理了大可堂系列公司的股权工商登记。各公司均由张某2负责运营，包括张某2主导了各大可堂公司因运营产生的各类民事诉讼、系争房屋的建设（含土建及精装修等）及申办房屋产权证、银行贷款、茶室及餐饮业务的运营等。由孟某操控并参与的涉大可堂文化公司的诉讼仅限于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XX上海分公司）诉讼案（XX上海分公司承接中国工商银行外滩支行贷款债权）、大可堂文化公司诉C公司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案及本案，而该三案均与孟某发放高利贷相关。需要指出的是，大可堂文化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外滩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外滩支行）签有《质押合同》，承诺将大可堂文化公司2013年4月3日至2019年4月2日期间系争房屋内经营收入作为质物提供质押担保，而该经营收入实质就是通过大可堂餐饮公司的营业具体实施，故在XX上海分公司诉讼案中大可堂餐饮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向工行外滩支行出具《承诺函》，承诺将全部收入用于清偿工行外滩支行贷款本息。从这些基础事实来看，大可堂餐饮公司系有权占有系争房屋。一审法院仅凭产权就推定大可堂餐饮公司系无权占有，显然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大可堂文化公司辩称，2012年11月2日大可堂文化公司新老股东进行了股权交易。因张某2对房屋改造比较熟悉，大可堂文化公司自2012年起委托张某2对系争房屋进行改造，后完成改造。大可堂文化公司多次要求张某2返还改造后的系争房屋，张某2承诺会返还房屋，但又以各种理由拖延。后大可堂文化公司得知张某2在系争房屋里注册成立了大可堂餐饮公司，而大可堂餐饮公司系无权占有，故大可堂文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关于大可堂餐饮公司向工行外滩支行出具的承诺函，该函出具时间是2017年3月29日，而工行外滩支行早于2013年就完成借款，故该函不是质押合同或担保合同的一部分，大可堂文化公司对此不知情也不认可，在工行外滩支行金融借款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大可堂餐饮公司没有作为责任主体承担责任，故对该承诺函的真实性存疑。关于公章，大可堂文化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张某2于2016年7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其明确其移交的是唯一公章，自印章移交至今，公章均由现股东保管。为了规避相关法律风险，大可堂文化公司于2016年6月18日以印章遗失为由登报声明原公章作废。经公安机关批准，大可堂文化公司刻制新公章，并在公安机关备案。2018年的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就是使用的新公章。本案起诉状也是加盖新公章。一审第二次开庭中大可堂餐饮公司自认张某2自己刻了公章，可见大可堂餐饮公司在一审和二审就公章的陈述不一致。综上，不同意大可堂餐饮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大可堂文化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大可堂餐饮公司立即迁出并返还系争房屋（大可堂餐饮公司所拥有的物品一并搬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系争房屋的产权人为大可堂文化公司。大可堂文化公司注册成立于1997年12月，现股东为孟某和A公司。2007年6月，在上海市XX路XX号XX幢XX室注册登记B公司。2015年3月，在上海市XX路XX号XX幢二、三层注册登记大可堂餐饮公司。大可堂餐饮公司股东为B公司和朱某。2012年11月2日，大可堂文化公司全体股东（甲方）、孟某和A公司（乙方）、上海D有限公司（丙方）以及张某2（丁方）签订《有偿收购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丁就乙方有偿收购大可堂文化公司100%股权的事宜，及丙丁方就甲乙双方收购事项承担无限责任的担保等事宜，经四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收购甲方大可堂文化公司100%股权，计一亿元，甲方承诺在收到乙方支付股权收购款一亿元之日起算的三个月内将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100%股权，双方回购价格为一亿二千万元；至时，若甲方不能及时兑现上述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承诺的，则甲方放弃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的权利；二、甲方承诺并真实披露：大可堂文化公司在签订本协议时点（2012年11月2日）之前的对外债务不超过一亿元，如有超过一亿元以上的部分，由甲方负责偿还，并由丁方张某2先生以其个人及丙方的全部股权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担保；三、大可堂文化公司名下现有的位于上海市XX路XX号商业文化及办公的出让土地面积计1797平方米，房屋产证面积2594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约3200平方米）；四、甲乙双方约定，本协议签订之后三日内，甲方将大可堂文化公司100%股权有偿变更到乙方名下，并协助乙方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在工商部门完成受理大可堂文化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乙方先将其中股权收购款8,000万元支付到大可堂文化公司银行账户，待到取得变更后新的工商企业营业执照后，乙方将余款2,000万元，支付到大可堂文化公司银行账户，上述款项确保优先专款用于偿还大可堂文化公司对外的债务，（具体详见附件《大可堂公司对外债务一览》）以保证全部解封大可堂文化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XX路XX号房地产的权证；五、甲方有义务积极配合乙方办理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变更的一切行政、法律手续，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同时，甲方须交出大可堂文化公司的公司印章、合同章、银行印记章等，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魏建华律师进行监管、保管；其中，1.大可堂文化公司印章由第三方全程监管，直至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回购完成或甲方逾期未能兑现回购承诺，丧失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的权利为止，在这期间，甲乙双方承诺：除用于位于上海市XX路XX号房地产权证解封及用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等为大可堂文化公司贷款、融资并优先用于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的事宜需用公司印章、合同章以外，不得用于其他任何对外借款或对外担保等事宜，（但大可堂文化公司正常的出版印刷业务的合同用章，经监管审核同意除外）。2.大可堂文化公司银行印记章，由第三方监管，直至甲方已全部支付大可堂文化公司的对外债务，并且乙方获得无司法限制，无抵押的大可堂文化公司位于上海市XX路XX号房地产权证为止；甲方应向乙方提供2011年经年检的年度财务报表和今年（2012年度）各月度的财务报表及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大可堂文化公司的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房地产权证，对外债务及XX路XX号项目资金使用说明并附还款清单及还款协议等相关的一切文件材料）等协议。2012年起，系争房屋进行改建。至2013年10月，大可堂文化公司改建完毕取得上海市房地产权证。2012年11月，孟某和A公司完成认缴出资。2013年2月5日，大可堂文化公司全体股东代表张某2（甲方）与孟某和A公司（乙方）签订《有偿收购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补充协议书》，约定：根据2012年11月2日双方签订的《有偿收购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以下简称原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及大可堂文化公司原股东签署的与张某2先生的《授权委托书》的授权权限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特补充协议如下：一、按照原协议约定的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的时间延期一个月实施；二、双方约定：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100%股权的价格原协议为12,000万元，现在调整为12,666万元，其中回购款分二次到乙方账户，具体时间为2013年3月7日10,132.80万元占80%，2013年3月12日2,533.20万元占20%；三、双方同意，本补充协议为最终的约定，双方都不能以任何理由作新的更改，至时，若甲方不能及时兑现上述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承诺的，则甲方放弃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的权利；四、甲方未能履行原协议的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具体承担方式双方另议。2016年初，大可堂餐饮公司占用系争房屋开展经营活动。2016年5月27日，张某2签署《关于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后续事宜确认函》，确认：鉴于大可堂文化公司目前正由张某2与其欲引入的相关合作方进行洽谈，张某2因此未能依约在2016年5月25日前向股东披露和开放公司的财务资料和相关物流、资金流情况，请公司全体股东予以谅解，并请股东同意推迟派驻会计和同意张某2推迟移交位于上海市XX路XX号的公司产权房的时间，在此，张某2承诺与确认如下事项：1.本人代理的公司原股东丁建华、张某1、许某进行协商和签署的《有偿收购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有偿收购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补充协议书》及其相关文件均得到全体原股东授权，且代表原股东的真实意愿；2.公司原股东与新股东（现股东）之间已完成股权交割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现本人以独立身份承接以上协议书及相关文件的全部权利义务并与原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同意在原对价水平上按交割时的时间长短与新股东（现股东）确定公司股权收购价格；3.对保管的公司财务、行政等相关资料的安全、完整、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XX路XX号产权证已于2016年5月25日交还公司股东），在2016年6月15日之前，确保以适当的方式向股东逐步披露和开放公司财务资料，并同意与股东协商后确定的代表参加与欲引入的相关合作方的会晤、谈判。另查明，2013年3月25日，大可堂文化公司与工行外滩支行签订《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用以办理固定资产支持融资的资产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营的上海市XX路XX号，借款金额为15,000万元，贷款期限为6年；其中10,000万元用于归还建设本项目时产生的关联方借款。同日，工行外滩支行与大可堂文化公司签订《抵押合同》，大可堂文化公司以其名下的上海市XX路XX号1-6幢全幢房屋为大可堂文化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与工行外滩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2013年11月21日、2013年11月27日，大可堂文化公司与工行外滩支行又签订了二份《抵押合同》，大可堂文化公司将其名下位于上海市XX路XX号7幢1-4层、1-4号楼公用连廊及底层展厅房屋为上述借款设定抵押，双方办理了相应抵押登记。2013年3月25日，工行外滩支行与大可堂文化公司签订《质押合同》，约定大可堂文化公司于2013年4月3日至2019年4月2日期间位于上海市XX路XX号1-6幢所产生的经营收入为大可堂文化公司前述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工行外滩支行向央行征信中心办妥了质押登记手续。同日，工行外滩支行与孟某、杨某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孟某、杨某为大可堂文化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与工行外滩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同日，工行外滩支行与张某2、陈某签订《保证合同》，张某2、陈某为大可堂文化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与工行外滩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2018年8月29日，工行外滩支行与XX上海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XX上海分公司受让债权。因大可堂文化公司未按约履行还款责任，XX上海分公司起诉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9年10月28日，该院判决：一、大可堂文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XX上海分公司借款本金88,261,191.60元；二、大可堂文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XX上海分公司截止至2018年5月31日的利息1,877,532.76元、逾期利息130,889.60元，并偿付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本息之和90,138,723.36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6.86%计息）等。本案审理过程中，大可堂餐饮公司确认：张某2使用自己私刻的印章注册登记成立大可堂餐饮公司；大可堂文化公司确认：大可堂文化公司确实委托过张某2实施一定的工作，但仅限于改造系争房屋、取得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并未同意张某2私刻公章，也未同意张某2将系争房屋移交给大可堂餐饮公司开展经营活动。一审法院认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大可堂文化公司通过行使系争房屋的返还请求权以保护大可堂文化公司享有的物权。本案中，大可堂文化公司全体股东、孟某和A公司以及张某2等签订《有偿收购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约定孟某和A公司有偿收购大可堂文化公司100%股权的事宜，大可堂文化公司名下现有的系争房屋作为大可堂文化公司的资产一并列入收购。此后，大可堂文化公司全体股东代表张某2与孟某、A公司签订《有偿收购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补充协议书》，约定股权的时间延期一个月实施；并确认本补充协议为最终的约定，双方都不能以任何理由作新的更改，若原股东不能及时兑现上述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承诺的，则原股东放弃回购大可堂文化公司股权的权利。根据工商资料，孟某和A公司已经完成了出资并公示成为大可堂文化公司的股东。根据一审法院庭审查明的事实，大可堂文化公司的股权回购事宜已经完成。根据《关于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后续事宜确认函》《有偿收购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大可堂文化公司原股东已经放弃了回购，张某2代表的原股东已经同意移交系争房屋。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大可堂餐饮公司是张某2使用私刻的大可堂文化公司公章注册成立，大可堂餐饮公司辩称公司注册成立及由大可堂餐饮公司经营使用系争房屋经过孟某同意无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以采信。综上，大可堂餐饮公司实际占用系争房屋，与大可堂文化公司既不存在任何合同依据，甚至在大可堂餐饮公司设立登记时也未经大可堂文化公司同意，因此大可堂餐饮公司占有使用系争房屋的行为系无权占有，大可堂餐饮公司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大可堂文化公司作为系争房屋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大可堂文化公司基于对系争房屋享有的物权，有权要求大可堂餐饮公司迁出并返还房屋。综上所述，大可堂餐饮公司占用系争房屋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应迁让，但鉴于大可堂餐饮公司系餐饮公司，整体搬迁需要一定时间。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7月3日作出判决：上海大可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迁出上海市XX路XX号1至7幢的房屋（上海大可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所拥有的物品一并搬出），并将上述房屋返还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海大可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大可堂餐饮公司围绕其上诉主张，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大可堂文化公司工商内档材料、大可堂餐饮公司工商内档材料、美团页面截图、《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广州市E有限公司供货合同》及设备安装合同等合同、系争房屋房产内档信息、大可堂餐饮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大可堂文化公司偿还工行外滩支行贷款本金及利息明细、《关于“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银行印鉴的约定与交接》《股权及债权转让框架协议》、徐汇经侦支队对魏建华律师所做的《询问笔录》、汇款凭证、系争房屋缴纳税费凭证等作为证据。大可堂文化公司围绕其辩称意见，向本院补充提交了2012年12月13日的《大可堂公司印章移交监管交割清单》、2013年10月17日《大可堂公司印章移交监管交割清单》、2016年7月8日张某2出具的《情况说明》、上海仲裁委员会（2020）沪仲案字第0137号裁决书、劳动报上登载的公章遗失作废公告、上海市公安局出具的印铸刻字准许证等作为证据。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与本案有关的《股权及债权转让框架协议》、大可堂文化公司工商内档材料、大可堂餐饮公司工商内档材料、承诺函、系争房屋缴纳税费凭证、两份《大可堂公司印章移交监管交割清单》、2016年7月8日张某2出具的《情况说明》、上海仲裁委员会（2020）沪仲案字第0137号裁决书、劳动报上登载的公章遗失作废公告、上海市公安局出具的印铸刻字准许证等证据予以确认，而其他与本案无关的证据，本院则不做认定。根据上述经确认的证据，再结合本院调取的（2020）沪01民特652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补充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9月25日，孟某（甲方一）、A公司（甲方二）、上海F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F公司）、张某2（丙方）以及大可堂文化公司（丁方）、C公司（戊方）签订《股权及债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孟某将其持有的大可堂文化公司77.02%股权、A公司将其持有的大可堂文化公司22.98%股权全部转让给F公司；孟某将其对大可堂文化公司享有的772,073.09元债权、A公司将其对大可堂文化公司和C公司享有的1,220万元债权全部转让给F公司；合同交易价格为23,000万元。该协议第4.2条约定，因大可堂文化公司自设立以来均由张某2或其指定第三方控制，大可堂文化公司自设立之日起至今的所有财务报表、账簿、登记册、分类账及原始凭证和其他反映大可堂文化公司交易及其资产的重要记录均由张某2保管，张某2对该等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所有责任，故该等资料均由张某2负责在股权交割日后2个工作日内移交给F公司，与孟某、A公司无涉；第4.3条约定，大可堂文化公司所有的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1-6幢及7幢房屋始终一直由张某2实际控制使用，故工商行政管理部分股权变更登记后，该房屋的移交相关问题由张某2与F公司协商处理，与孟某、A公司无涉……；第5.1条约定，各方确认，由于大可堂文化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经营活动均系在张某2组织下完成，大可堂文化公司的所有负债均是在张某2控制下形成，孟某、A公司未曾从大可堂文化公司中取得任何收益分配，因此，由张某2向各方承诺确保大可堂文化公司债权债务清单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该协议还就各方其他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作出明确约定。2020年1月13日，孟某、A公司以F公司、张某2未履行上述协议约定的义务为由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F公司支付违约金18,170,000元等。该仲裁委员会认定《股权及债权转让框架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F公司未履行约定的支付义务，构成迟延履行，应按约承担违约责任，张某2应按约承担连带责任，并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2020）沪仲案字第0137号裁决：一、F公司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孟某、A公司支付以本金23,000万元为基数，以每日千分之一为标准，自2019年10月26日起计算至裁决作出之日止的违约金。二、张某2就F公司的上述款项支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F公司、张某2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孟某、A公司支付保全费用5,000元。四、仲裁费163,340元，由F公司、张某2共同承担。F公司、张某2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孟某、A公司支付163,340元。该裁决为终局裁决，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F公司、张某2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本院立案后进行了审查，并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沪01民特652号民事裁定：驳回F公司、张某2的申请。本院另查明，2012年12月13日，大可堂文化公司原股东向第三方监管人魏建华律师移交大可堂文化公司印章、合同章及银行法人印记章。2013年10月17日，魏建华律师向大可堂文化公司现股东移交了上述印章。2016年，大可堂文化公司在劳动报上登载公章遗失作废公告，之后经上海市公安局准许刻制了新公章，本案起诉状即加盖了该公章。本院又查明，大可堂餐饮公司成立时的工商内档材料中有一份租赁协议书，该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4日，甲方为大可堂文化公司，乙方为大可堂餐饮公司（筹），约定甲方同意将XX路XX号XX幢二、三层面积422.49平方米的办公用房租借给乙方，作为其注册大可堂餐饮公司，租金在乙方正式入住后起付，乙方在租借期内不得自行转租，租借期限为五年（2014年10月4日至2019年10月3日），租金为每月3,000元。该协议书落款盖有“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的公章。大可堂餐饮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向工行外滩支行书面承诺，其公司所有产生的合法收入全部用于偿还编号为17132000190的《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融资。本院再查明，从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的信息来看，大可堂餐饮公司持股90%的股东为B公司；B公司由C公司（持股60%）、丁建华（持股40%）于2007年6月25日注册成立，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XX幢XX室；C公司由大可堂文化公司（持股65%）、丁建华（持股20%）、吴某（持股15%）于2003年7月8日注册成立，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XX幢XX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是大可堂文化公司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是大可堂文化公司是否有权以大可堂餐饮公司无权占有系争房屋为由请求返还系争房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大可堂餐饮公司主张孟某、A公司并非大可堂文化公司的真实股东，亦未征得实际股东丁建华、张某1、许某的同意，故孟某、A公司无权使用公章以大可堂文化公司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大可堂文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所加盖的公章系经过正当程序而刻制，且大可堂文化公司现股东身份和股权经工商登记备案，具有法定的公示效力，而大可堂餐饮公司所称的大可堂文化公司内部的股东资格争议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故大可堂文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在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大可堂餐饮公司要求裁定驳回起诉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从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的信息来看，大可堂餐饮公司的大股东是B公司，B公司的大股东是C公司，C公司的大股东是大可堂文化公司，故大可堂餐饮公司与大可堂文化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其次，从大可堂文化公司与工行外滩支行于2013年3月25日签订的《质押合同》约定内容来看，大可堂文化公司同意以2013年4月3日至2019年4月2日期间系争房屋中的1-6幢所产生的经营收入作为大可堂文化公司向工行外滩支行借款的质押担保。而大可堂文化公司的注册地址不在系争房屋处，其亦不在系争房屋里开展经营活动，在系争房屋登记注册的公司包括B公司、C公司和大可堂餐饮公司等，大可堂餐饮公司还向工行外滩支行承诺将其经营产生的合法收入全部用于偿还大可堂文化公司向工行外滩支行的借款。因此，大可堂餐饮公司在系争房屋开展经营活动，大可堂文化公司应是知情的。再次，2019年9月25日签订的《股权及债权转让框架协议》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的协议。在该协议中，包括大可堂文化公司、大可堂文化公司现股东孟某及A公司在内的各方主体均确认，系争房屋一直由张某2实际控制使用，大可堂文化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经营活动均系在张某2组织下完成，大可堂文化公司的所有负债均是在张某2控制下形成。而该协议签订时，大可堂餐饮公司已经注册成立，并在系争房屋里开展经营活动，故大可堂文化公司对此应是知情和不持异议的。至于公章问题，因框架协议中明确大可堂文化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经营活动均系在张某2组织下完成，故张某2手里持有一枚公章，亦属合理。基于以上分析，大可堂文化公司主张大可堂餐饮公司系无权占有使用系争房屋而要求大可堂餐饮公司返还系争房屋，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纳。综上所述，大可堂餐饮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判决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57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 焱审判员 钱文珍审判员 蒋庆琨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曹晓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