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75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逄永波，男，196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成、王璐，山东精诚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玮，女，1973年5月17日出生，回族，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文华，山东渤海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桂英，女，194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成、王璐，山东精诚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逄永波因与被上诉人刘玮、原审第三人张桂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3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逄永波上诉称，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与诉讼相关的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2017年6月28日被上诉人与张桂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下称“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2017年7月28日张桂英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下称“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内容一模一样，形式上的股权变更操作模式也一模一样，而且两份协议都是口头授权签订，都没有书面代持协议。2.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主体被上诉人和张桂英明确表示该协议是为办理代持手续签订的形式上的合同，双方实际关系是代持，一审法院对代持事实予以认定。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张桂英和上诉人明确表示该协议是为办理代持手续签订的形式上的合同，双方实际关系是代持，且说明了因张桂英不符合银行对龙口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公司）股东的要求，张桂英根据被上诉人和邵云飞的口头委托授权将涉案股权转由上诉人代替张桂英继续代持的事实。同时上诉人也提交了大量的证据来证实被上诉人仍在行使金利公司股东权利，上诉人是代持涉案股权。本案存在两份内容一模一样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都是口头授权签订，故本案被上诉人首先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张桂英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关系是股权转让，而一审中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张桂英和上诉人明确表示双方实际关系是代持，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张桂英与上诉人之间是股权转让。一审法院却在被上诉人尚未完成举证责任情况下，无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主观臆断认定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就是股权转让。一审法院在认定两份协议书签订主体间的真实关系上的逻辑自行矛盾。3.被上诉人授权邵云飞在金利公司代理行使股东权利，邵云飞自始至今仍然在行使这个股东权利。为此上诉人提交了政府、银行、金利公司、第三人等出具的大量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代持行为。但是法院故意不予采纳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连起码的审查工作都不做，造成了错误判决的严重后果。4.被上诉人与邵云飞是夫妻关系，且上诉人于2015年9月20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因此邵云飞是代理被上诉人在金利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至今邵云飞也是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金利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邵云飞在金利公司重大事项的审批文件中“股东意见”一栏签字的材料及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邵云飞在2018年1月16日召开临时会议，公开在会议上明确表示认可其在金利公司30%的股权目前是由上诉人代持，并提议该部分股权继续保持在上诉人名下，可以证明涉案股权由邵云飞代理被上诉人在金利公司行使股东权利；证人戚某在庭审中明确称涉案两次股权如何进行办理、怎么办理均是根据邵云飞的要求进行的，被上诉人对戚某的说法也是认可的。证明邵云飞对涉案股权由谁代持享有决定权，被上诉人对邵云飞的上述行为是认可的。从金利公司在农商行借款合同的股东担保签字中可以看出银行对邵云飞在金利公司股东身份也是认可的，且对社会公开。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价值高达近3000万，并约定了付款时间，但事实是该协议长达三年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从未以任何方式向上诉人索要过近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明显与常理不符。5.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涉案关键事实和争议焦点的情况下，便肆意草率作出判决，明显事实认定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二、被上诉人已将2940万元出资全部抽逃，涉案股权已不具有转让价值，被上诉人所谓的以张桂英的名义转让给上诉人是不成立的，上诉人依法依规依纪是不能受让涉案股权的，即便可以受让也不能在被上诉人已将出资全部抽逃的情况下以2940万元的巨额款项购买没有任何价值的涉案股权。三、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期间上诉人已提起确认涉案股权系代持之诉，龙口市人民法院已立案，案号为（2020）鲁0681民初4827号。本案必须以（2020）鲁0681民初4827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但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中止审理申请和相关法律规定，于2020年9月8日开庭并径行作出错误判决。2.一审法院应调取的证据未调取，程序违法。一审期间为证实被上诉人抽逃2940万元出资的全过程，上诉人提交了金利公司出具的《刘玮出资情况说明》、财务凭证及书面《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法庭进一步查明被上诉人出资款的抽逃与流向，因资金是否抽逃能够从根本上证明本案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股权是否有出让价值，也即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依法是否能够成立。但一审法院却不依法调取涉案相关证据也不对涉案股权价值、金利公司的真实股权结构进行审慎审查，在本案关键事实尚未查清也不依法履行调取证据职责的情况下肆意作出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四、上诉人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不能成为金利公司真正的股东，不能购买涉案股权，被上诉人对此是知道的。龙玺城项目是龙口市政府的逄家村新农村改造建设项目。金利公司承建的龙玺城项目是政府新农村建设项目。2014年9月30日金利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逢家村就龙玺城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代表甲方签字的是逢家村村委会主任也就是本案的上诉人。上诉人若购买金利公司股权，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相关法律规定的，也必将会引起逢家村村民、项目相关利益方的群体性不满和上访事件。2017年期间，金利公司在承建龙玺城项目这一政府项目过程中，由于自身经营和其他方面一些原因造成了资金链断裂、回迁户不能按时回迁、农民工工资不能如期支付等群体性社会事件。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2017年7月8日上诉人受龙口市市委市政府、住指派，经金利公司同意，临危赴任担任金利公司总裁，以便能尽快解决上述燃眉之急。鉴于这种身份及关系，以及上诉人肩负的是政治任务，上诉人根本不能购买涉案股权，也不能成为金利公司真正的股东。被上诉人及邵云飞作为金利公司的实际股东对于金利公司如此重大的人事和经营管理模式变动以及变动的缘由是知道的，对上诉人的特殊身份不能购买涉案股权也是知道的。被上诉人答辩称，一、涉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有重大区别：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审第三人并未签字，股东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上均没有原审第三人的签字，原审第三人也承认自己是代持股份；而上诉人不单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同时也在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代持关系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上诉人之所以成为金利公司总裁，是因为其具有金利公司股东身份。二、邵云飞在上诉人提交的公文处理单、合同评审意见单，领导会签意见中签字，是建立在被聘请为金利公司监事委员会主任的基础之上。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当中，在股东签字一栏有“宋德敏”签字，说明金利公司管理混乱，内部文件不符合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是否抽逃出资，是被上诉人与金利公司的问题。四、上诉人陈述的自己的特殊身份不能成为其非法占有他人股份的理由。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桂英答辩称，一、张桂英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完成代持手续而签订的形式协议，而且上诉人也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张桂英是将涉案股权转由上诉人代持，被上诉人至今仍在行使金利公司股东权利。二、被上诉人已将出资全部抽逃，涉案股权不具有任何转让价值，若在此情况下认定涉案股权是买卖，明显有悖于正常交易习惯。三、一审中上诉人已另案提起确认涉案股权系代持关系之诉，案号为（2020）鲁0681民初4827号，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中止审理本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刘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逄永波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2940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7月28日至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逄永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刘玮与上海鑫利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金利公司，出资额分别为300万元、700万元。2014年8月28日，刘玮与上海鑫利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增资至2940万元、6860万元。2014年12月1日，上海鑫利投资有限公司将股份转让给刘洪敏。2017年6月28日，刘玮将自已名下的股份转至张桂英名下，由张桂英代持，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转让方由刘玮委托案外人戚某代替其签字，受让方亦由戚某代替张桂英签字，双方对此予以认可，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7月28日，刘玮以张桂英的名义与逄永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一、1.甲方（张桂英）持有金利公司的出资权2940万元，依法转让给乙方（逄永波）2940万元，乙方逄永波2940万元于2017年7月28日以货币形式支付给甲方；2.转让后公司股东的权利、责任、义务及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二、甲方保证上述出资权转让后，乙方对受让的出资权拥有完整有效的处置权；保证该出资权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协议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协议转让方亦由刘玮委托案外人戚某代替张桂英签字，受让方由逄永波本人签字，双方对此予以认可，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刘玮主张逄永波受让股权后未支付股权转让款，逄永波抗辩主张其只是代持刘玮在金利公司的股权，并非实际意义上的股权转让，不同意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就此未能达成一致，刘玮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刘玮与逄永波以及张桂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行为是股权转让行为还是代持行为。关于刘玮与张桂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刘玮与张桂英均认可系股权代持行为，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刘玮授权案外人戚某以张桂英的名义与逄永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刘玮主张系实际的股权转让，逄永波抗辩主张是股权代持，刘玮对逄永波抗辩主张的股权代持不予认可，逄永波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刘玮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或进行了股权代持的其他约定，且逄永波认可2017年7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其本人所签，且该股权转让亦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由此可以证明双方对该事实予以了确认，在逄永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刘玮之间有股权代持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其于2017年7月28日与张桂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有效，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逄永波抗辩其与张桂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因某项目需要，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道签字需要担负的法律责任，如逄永波确系代持刘玮股权，应与刘玮另外签订股权代持补充协议由双方存执，用以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实为代持，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逄永波抗辩主张刘玮现在仍是金利公司的股东，由其丈夫邵云飞在公司文件中代表刘玮以股东的身份进行股东签字，但刘玮、逄永波之间无论是代持或是实际的股权转让，邵云飞均无权代表刘玮在公司的文件中以股东的身份签字，签字应是代持人或实际受让人，由此可见，邵云飞在公司文件中签字的行为并非代表刘玮所签，且从逄永波提交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公司签字存在混乱情况，其中2019年3月18日《合同条款评审意见书》中股东意见栏有“宋德敏”签字，而宋德敏并非公司股东，进而证明公司签字混乱,邵云飞在股东意见栏签字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以刘玮股东身份签字。所以逄永波提交的的金利公司的公文材料均不能作为认定邵云飞代刘玮履行的是股东行为。逄永波提交的张桂英的调查笔录，因张桂英未出庭接受质证，该调查笔录，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逄永波提交的《刘玮出资情况说明》证明刘玮抽逃资金，刘玮是否抽逃资金是刘玮与金利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予审理。逄永波提交了金利公司出具证明两份以及龙口市人民政府龙港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一份，刘玮对该三份证明不予认可，关于金利公司出具的证明，因逄永波现系金利公司监事，其与金利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金利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关于龙口市人民政府龙港解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证明中记载“7月23日将张桂英股权全部转为逄永波代持一事上报给龙港街道党委”，但逄永波在庭审中，并没有将报龙港街道党委的原始记录提交一审法院，龙口市人民政府龙港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该份证明，不能证明刘玮授权案外人戚某以张桂英的名义与逄永波于2017年7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代持，所以对逄永波提交的该份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其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定。逄永波在受让刘玮2940万元股权后，未向刘玮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逄永波应支付刘玮股权转让款2940万元，故刘玮请求法院判令逄永波支付股权转让款294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玮请求法院判令逄永波支付自2017年7月28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因《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了股权转让款应于2017年7月28日支付，但逄永波至今未付，其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对利息未作出明确约定，故利息应以29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逄永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玮股权转让款2940万元及利息（以29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刘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8800元，减半收取944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逄永波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20年7月17日，龙口市人民政府龙岗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载明：2017年逄家社区—金利?龙玺城项目因经营不善陷入困境，为维护社会稳定，避免项目崩盘，同年7月，由建设局、龙港街道、逄家村委及金利公司四方商讨研究，在征得上诉人本人同意下，街道党委决定特委派上诉人到金利公司担任总裁一职。负责龙玺城项目全面管理。2017年6月，曾因股东所在公司竞地行为的负面影响，金利公司将持有的30%股权原股东刘玮变更至张桂英名下，由张桂英代持刘玮股权。在金利公司办理完相关工商变更手续的一个月后，银行（山东龙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张桂英年纪过大提出异议，不同意张桂英作为公司股东。为保证龙玺城项目设立建设、满足融资需要，2017年7月，经金利公司与龙口农商银行商议研究决定：将张桂英股权全部转为上诉人代持。金利公司先是征得上诉人本人许可，同时也得到龙口农商银行认可，7月23日才将张桂英股权全部转为上诉人代持一事上报给龙港街道党委。以确保龙玺城项目不再发生群体性的社会不良事件，尽快解决农民工工资、民间借贷、银行融资等重大问题，保证龙玺城项目的顺利进行，2017年7月24日，街道党委经研究决定同意金利公司将张桂英股权全部转为上诉人代持。上诉人一审中提交金利公司会议纪要一份，该会议纪要与会人员签字处“股东”后面署有“邵云飞”签字。该会议纪要第一部分“股东代表邵云飞发表工作意见及建议”处载明，鉴于股东代表邵云飞在公司30%的股权目前由上诉人代持，且代持协议并未签署，根据其父亲邵才仁主席的要求及其公司实际情况，邵云飞提议该部分股权继续保持在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对该会议纪要不认可，且主张邵云飞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被上诉人对其主张邵云飞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丈夫邵云飞在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金利公司会议纪要中作为金利公司股东签字，被上诉人虽否认该签字的真实性，但未提交相应证据，故本院对该会议纪要予以采信。涉案2017年7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为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而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对该份协议实为股份代持并无争议。2017年6月28日，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了内容完全一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认可该份协议书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代持，系按照工商局的要求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依据上述事实，能够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不能反映协议签订双方真实意思的情况，即双方的真实意思系股权代持却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上述情况结合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被上诉人丈夫邵云飞签字的金利公司合同评审意见单、金利公司会议纪要以及龙口市人民政府龙岗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等，足以证实涉案2017年7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关系是股权代持，而非股权转让，故被上诉人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逄永波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323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刘玮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44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8800元，均由被上诉人刘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吉昌审判员  张婷婷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