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藏民申2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西藏藏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羊达乡工业园区A区安康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585793682U。法定代表人：王泽军，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明刚，男，1965年1月3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址西藏林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琪，女，199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址四川省仁寿县。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西藏藏泉营销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羊达乡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064659947Y。法定代表人：闵汝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女，1990年9月1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址山西省运城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沈杰，女，198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经商，现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藏泉酒业成都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创业路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3062414516D。法定代表人：杨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再审申请人西藏藏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泉实业公司）、西藏藏泉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泉营销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沈杰、藏泉酒业成都有限责任公司（藏泉酒业成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藏01民终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藏泉实业公司、藏泉营销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未采纳再审申请人诉讼时效已过的答辩，并且认定诉讼时效未过的事实，缺乏证据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应当再审本案。首先，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的借款行为发生在2013年9月17日，借条中明确载明了“三个月内归还”，按照此处的推算时间，还款日期应当为2013年12月16日前归还。自2013年12月16日至沈杰起诉时已经过了将近六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普通时效为三年。本案庭审过程中沈杰提交了2017年9月15日本案藏泉实业公司发给王涛的复函，但该复函无法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因为该份复函是藏泉实业公司出具给王涛的回函，并非发给沈杰，而从复函内容上看也无法证明沈杰向藏泉实业公司主张过还款事宜。其次，即便认定复函是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那么这份回函发生在2017年9月，而沈杰起诉的时间为2019年4月19日，也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根本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况。案涉债权超过了诉讼时效，藏泉实业公司也已提出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一二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未过缺乏证据支持。二、二审判决未将沈杰与藏泉实业公司债务相抵销的事实予以查清，导致判决错误。本案的真实情况是，2013年9月18日，藏泉实业公司与沈杰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藏泉实业公司向沈杰借款500,000元，月息3%，借款期限3个月，2013年12月18日到期。《借款协议》签订后，再审申请人也按照约定支付了利息。2014年7月28日，沈杰向藏泉实业公司出具《担保书》一份，自愿为案外人江苏藏佳纯酒业有限公司尚欠藏泉实业公司532,948元货款提供担保，同意若案外人江苏藏佳纯酒业有限公司未在2014年8月31日前付款，则沈杰无条件将2013年9月18日借给藏泉实业公司500,000元借款进行抵销。在庭审过程中，沈杰针对案外人江苏藏佳纯酒业有限公司尚欠再审申请人532,948元的事实是认可的，沈杰也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案外人已经向藏泉实业公司支付货款532,948元的事实，这也是沈杰一直未向再审申请人主张还款500,000元的原因。三、沈杰提交的四方《协议书》，系虚假证据，该四方《协议书》是在2017年8月28日前后形成的，并不是在2014年7月31日形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有关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请求就该证据依法予以鉴定。该四方《协议书》并没有加盖藏泉实业公司的公章，藏泉实业公司也没有授权委托他人签订该《协议书》，而沈杰亦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特别是王涛作为丁方同意担保乙方江苏藏佳纯酒业有限公司的货款为529,638元，与藏泉实业公司与江苏藏佳纯酒业有限公司的货款532,948元不是同一笔货款，况且要进行相互抵销也必须征得藏泉实业公司同意方为有效。假设《协议书》是真实的，其形成时间是2014年7月31日，该《协议书》载明“截止到2014年9月11日”，故签订《协议书》是在7月份，而债务是9月份之后的，《协议书》签订时怎会预知两个月之后的债务，因此《协议书》前后矛盾，系四方事后形成的虚假证据。藏泉营销公司的公章也系他人伪造，严重侵害了藏泉实业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本案二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项规定，应予再审，请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再审，并判决驳回沈杰的各项诉讼请求。沈杰答辩称，一、本案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具体理由在本案一二审中已充分阐述，不再赘述。二、关于《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愿意就此进行鉴定，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的经济及法律责任。三、关于藏泉营销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该公章的真实性应由该公司自行负责，即便公章是虚假的，也与沈杰无关。《协议书》中不仅有相关公司加盖的公章，还有时任藏泉实业公司、藏泉营销公司、西藏藏泉酒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闵汝江本人的签字，藏泉实业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对外签署协议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四、《协议书》中西藏藏泉酒业有限公司欠付王涛投资款的事宜，经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藏泉酒业成都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再审审查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援引的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为：1.藏泉营销公司的再审申请是否应予审查；2.案涉债权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3.藏泉实业公司关于案涉债权经抵销而消灭的主张是否成立。评析如下：一、关于藏泉营销公司的再审申请是否应予审查的问题本案一审判决认定藏泉营销公司应当承担案涉债权的还本付息义务，该公司对一审判决未提起上诉，而在二审判决作出后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经一二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在一审判决作出后亦未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一二审法院依法向藏泉营销公司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藏泉营销公司对此亦未在再审申请中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藏泉营销公司的再审申请不予审查。二、关于案涉债权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一审中，藏泉实业公司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对此沈杰称其多次向藏泉实业公司主张案涉债权未果，并提交了藏泉实业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发给王涛的《给王涛先生关于与藏泉往来的复函》作为案涉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据。上述复函第二部分“往来款互相追诉建议”载明：“（一）您所提供的与藏泉实业公司的往来款，实际仅有一笔50万借款时通过实业六车间的借款（后通过《担保书》又冲抵了江苏藏佳纯货款，您所提供的借条、协议、收据等原件均被六车间收回）是真实与藏泉实业发生的往来。其他均不属于与藏泉实业的往来。从目前公司掌握的资料看，藏泉实业并未拖欠您任何费用。”该复函第三部分“积极妥善处理问题”载明：“本着解决问题减少矛盾，双方友好协商早日处理问题的态度，西藏藏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过去有些事没处理好，但我们正在努力修正，力求做到一家有担当、负责人的企业。在此也慎重向您承诺，应该由藏泉实业支付给您的资金毫不推脱，确保一分钱不少，全额查实准确并经双方认定后，一定在10个工作日内一次全额给您支付完毕。希望您也诚实守信，如期归还拖欠藏泉实业的1,000,466.21元往来款。”对此，藏泉实业公司称上述复函是发给王涛而非沈杰，复函内容也无法证明沈杰向藏泉实业公司提出过还款主张，故该复函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院认为，沈杰与王涛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无书面协议约定对外债权属于个人时，该对外债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任意一方对外作出的相关民事行为可视为基于夫妻之间的家事代理权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归于夫妻双方。本案诉讼过程中，沈杰对于王涛代理其处理案涉债权有关事宜未提出异议，而藏泉实业公司在其发给王涛的复函涉及案涉债权的内容中，该公司亦未对王涛是否有权代理沈杰提出异议，故藏泉实业公司在再审申请中对复函对象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述复函是否具有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问题。首先，该复函中关于“藏泉实业在2016年四川中汇审计向您征询债权债务您的回复函中，您给公司出具的《西藏藏泉公司应付王涛款项清单明细表》所列资金为1,374,126.04元”以及其后有关案涉债权的回复内容，可证明王涛代沈杰向藏泉实业公司主张过案涉债权。其次，藏泉实业公司在上述复函中认可案涉债权真实性的基础上，提出该笔债权已经抵销而消灭，但同时又在复函中明确承诺对经双方核对后实际拖欠款项该公司将履行偿还义务。因此，即便在藏泉实业公司向王涛发出上述复函前案涉债权诉讼时效已过，但鉴于藏泉实业公司向王涛发出了若经双方核对确有债务存在，则该公司将履行还款义务的明确承诺，故上述复函的相关内容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自上述复函发出时间，即2017年9月15日起算，沈杰于2019年4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藏泉实业公司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三、藏泉实业公司关于案涉债权经抵销而消灭的主张是否成立藏泉实业公司在认可案涉债权真实性的同时，主张该债权经抵销而消灭，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藏泉实业公司应对抵销事实存在负有举证责任。本院认为，第一，藏泉实业公司据以主张抵销事实的《担保书》中对江苏藏佳纯酒业有限公司欠付藏泉实业公司的货款数额明确注明以实际盘点仓库对账为准，但该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经盘点后的实际货款，也未对《担保书》载明的532,948元货款中抵扣案涉借款500,000元后剩余32,948元应由沈杰支付的相关内容实际如何履行提供相应证据。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担保书》有关以案外人拖欠的货款抵销案涉债权的内容得到了实际履行。第二，藏泉实业公司在再审申请中对于沈杰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协议书》的形成时间，以及藏泉营销公司签章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在卷证据，本案一二审中藏泉实业公司虽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向一二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故本院对于藏泉实业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第三，作为《担保书》《协议书》基础的《贴牌生产合同》第十七条约定，该合同由藏泉实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藏泉营销公司具体执行，而《协议书》中除加盖有藏泉营销公司的公章外，还有时任藏泉实业公司、藏泉营销公司、西藏藏泉酒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闵汝江的签字，故鉴于《协议书》签订时，既有藏泉实业公司履行《贴牌生产合同》的委托代理人藏泉营销公司参与，又有藏泉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闵汝江参与，故藏泉实业公司有关《协议书》的签署未经该公司授权的主张不能成立。第四，藏泉实业公司主张《担保书》所列532,948元货款与《协议书》所列529,618元货款并非同一笔货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五，藏泉实业公司主张《协议书》形成于2014年7月31日，而该《协议书》确认了签订日后截止到2014年9月11日货款，故可证实该《协议书》为虚假证据。对此，本院认为，在藏泉实业公司认可的《担保书》中经盘点前的货款为532,948元，而《协议书》确认的货款为529,618元，即《协议书》确认的货款数额未超出《担保书》载明的货款，故《协议书》中载明的截止时间虽为2014年9月11日，但不能依此即作出《协议书》系虚假证据的认定。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能支持藏泉实业公司有关案涉债权经抵销而消灭的主张，藏泉实业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藏泉实业公司、藏泉营销公司提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其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西藏藏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藏泉营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琼  巴审  判  员   刘 海 霞审  判  员   丹增罗布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书  记  员   次  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