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13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隆回县。法定代表人：刘田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紫豪，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法定代表人：石某2，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海，广东森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莹，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贺敬，男，196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辰溪县。上诉人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恒公司）与上诉人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思拓公司）、原审第三人贺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0日作出（2017）粤0704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路思拓公司因不服而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8）粤07民终3143号民事裁定书，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将本案裁定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经重审后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粤0704民初1718号民事判决书，现华恒公司和路思拓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路思拓公司立即清偿华恒公司工程款8826002.63元及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710071.32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自2018年1月4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9月4日，直至清偿之日止），合计9536073.95元；3.路思拓公司承担本案一审（2017）粤0704民初1829号案、（2019）粤0704民初1718号再审及两次上诉阶段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贺敬领取的1500000元款项属于代华恒公司领取的工程款是错误的。首先，贺敬仅为华恒公司的项目管理者，华恒公司没有授权贺敬代华恒公司向路思拓公司领取工程款的权限。贺敬不是涉案合同相对方，没有权利向路思拓公司领取工程款。其次，根据路思拓公司《二期建筑计算-20170625》明细表的记录，路思拓公司支付工人工资的惯例是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工人，并在付款记载一栏注明是何款项，而不是由贺敬从路思拓公司领取工程款后再转发给工人。因此，贺敬领取的1500000元款项不是工程款。第三，路思拓公司不得向贺敬支付工程款。涉案《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记载了华恒公司的银行账号，路思拓公司也在2016年1月20日把3320000元工程款转帐至前述银行账号。因此，即使路思拓公司应向华恒公司支付1500000元工程款，也应当将该款转入华恒公司的公户，而不是转入贺敬的私人账户。第四，贺敬与路思拓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贺敬领取的1500000元是代华恒公司收取的工程款。2016年8月22日，路思拓公司分三次转给贺敬的1500000元没有按照付款惯例注明款项用途，贺敬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涉案工程，路思拓公司也无证据证明贺敬是代华恒公司收款。2.一审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随意变更已认定的事实。（2017）粤0704民初1829号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路思拓公司主张其出借的款项、工人工资及材料款的本息总额已超过拖欠的工程款，其无需再向华恒公司支付工程款，并提交有关的付款凭证、借条等证据佐证。经审查，上述证据的付款方均不是路思拓公司，款项用途为‘建筑款’、‘借款’等，因此，无法确认上述证据与涉案工程具有直接关联性，无法证明所涉材料用于涉案工程，也无法证明所付款项是涉案工程合理、必要的价款（包括数量、单价等、尤其部分付款是以借条的形式支付，可见付款方在付款时主观上并非代付工程款，而是出借款项。虽然贺敬对路思拓公司提交的付款凭据等证据没有异议，但贺敬作为项目负责人，其权限属管理性质，在特殊情况下，可由贺敬代表华恒公司收取款项并发放工人工资等。在路思拓公司与华恒公司之间，贺敬是一种桥梁的作用，贺敬无权突破这种关系，越过华恒公司进而直接指示或确认路思拓公司代华恒公司支付款项给贺敬。因此，对路思拓公司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2019）粤0704民初1718号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却对路思拓公司支付给黄某3的630000元款项及支付工人工资180000元的行为认定为路思拓公司是受华恒公司的指示而支付给黄某3，在路思拓公司没有提交新的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路思拓公司向黄某3支付630000元及180000元为路思拓公司向华恒公司支付了630000元建筑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且事实认定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审查证据过于随意。原审法院已确认未备案的合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结算应以备案的合同为准。未进行备案的合同和《补充协议》的性质都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却选择性地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进行结算，在扣减1589041.31元工程款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华恒公司履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一条把工程款减少了近20%，属于对备案合同作出了根本性改变，应当视为无效协议。三、一审法院对华恒公司要求对《补充协议》上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熊某1的私章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不予批准不当。熊某1从未在《补充协议》上加盖私章，在路思拓公司和贺敬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补充协议》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批准华恒公司的鉴定申请，以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华恒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补充以下意见：一、华恒公司派驻涉案工程建设的项目经理为王某10，不是贺敬，贺敬只是一般的施工管理人员。路思拓公司在一审原审、重审阶段进行举证时，没有提供华恒公司出具给贺敬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即路思拓公司知道贺敬在管理工程施工过程中是没有特别代理权的。据此，贺敬无权代理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同时，路思拓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贺敬具有代理华恒公司向路思拓公司领取1500000元工程款的权限，路思拓公司应当将拖欠的1500000元工程款与其他工程款一起支付给华恒公司。贺敬无权代表华恒公司向路思拓公司提供借条（证据10）。路思拓公司向材料供应商购买材料支付货款和支付工人工资、劳务费、生活费是其作为发包方应承担的责任，并不存在代华恒公司支付的说法。二、一审法院未查明以下事实：1.没有查明《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补充协议》的签订不符合常理，且签订的时间、委托代理人是否有权限签订补充协议的资格、协议上的印章是否真实均未查明。2.没有查明贺敬的权限及印章的真伪。路思拓公司没有提供华恒公司出具给贺敬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贺敬也没有保管伪造的印章，《补充协议》不是在路思拓公司或华恒公司的所在地签订。石某2作为交易相对人对怀化办事处的真实性、印章的真伪负有审查义务。3.没有查明贺敬与石某2存在私下串通损害华恒公司利益的事实。贺敬从未将《补充协议》变更合同内容的情况告知华恒公司。4.没有查明华恒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某1”私章的真实性及使用人情况。华恒公司既没有在怀化市设立过办事处，也没有授权过其他人在怀化市与石某2签订协议。一审法院没有对怀化办事处是否存在进行核实，也未对欧阳某5的身份进行确认，更没有调查核实欧阳某5是否有权限在协议上加盖真实的公章，导致《补充协议》签订的真实情况无法查明。5.没有查明签订虚假《补充协议》的主体。与贺敬签订《补充协议》的是路思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某2。路思拓公司与贺敬并未将《补充协议》签订的情况告知华恒公司。对于华恒公司的上诉，路思拓公司辩称，1.贺敬在一审中也确认路思拓公司向其支付的1500000元用于涉案工程。鉴于当时华恒公司不支付工人工资和材料款，而贺敬是华恒公司在涉案工程的代表，所以路思拓公司才将1500000元直接支付给贺敬用于支付涉案工程的工资和材料款。2.黄某3收取630000元是依据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的办理建筑验收手续补充协议，该协议已经确定黄某3收取的款项是工程款，从最终的结算中冲抵。180000元工人工资的支付有罗刚的确认，同时也有相应的转帐记录。3.一审判决没有确认未备案的合同违法。备案合同与未备案的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工程计价标准的差额仅有2%，而非华恒公司所说的20%。4.华恒公司在日常的交易中除了使用备案公章外，还使用其他公章，且双方实际按照补充协议的内容履行义务。5.支付材料款是华恒公司的义务，而根据华恒公司陈述的情况，其仅仅支付了材料款2688655元。工人工资的支付是以代付或者借款的形式完成，而且大概有4600000元都是以借款的形式支付。工人工资的支付和材料款的支付均非路思拓公司的义务，是在华恒公司逃避义务拒绝支付、路思拓公司希望涉案工程顺利完工的情况下，路思拓公司才被迫向工人以及材料商支付涉案的款项。而路思拓公司虽然对部分款项注明是借款，但是协议内也有冲抵材料款等表述，而且该款的支付有现场人员邓某4的确认，所以对路思拓公司垫付的材料款应予认定。6.华恒公司多次对贺敬的身份表述均不一致，华恒公司的陈述自相矛盾，不应予以采信。路思拓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华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华恒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路思拓公司代华恒公司支付的材料款4564672元应在工程款总额中扣减。华恒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其未就涉案三幢厂房支付任何材料款，而路思拓公司已代华恒公司向供应商支付材料款4564672元。华恒公司项目负责人贺敬也确认路思拓公司已代华恒公司支付材料款4564672元。路思拓公司代华恒公司支付材料款的付款方式与路思拓公司代华恒公司支付工人工资的付款方式相同，在一审法院确认路思拓公司代华恒公司支付工人工资可抵扣工程款的情形下，路思拓公司代华恒公司支付的材料款也应抵扣工程款。路思拓公司提交协议书、合同、结算单及支付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已代华恒公司支付工人工资，一审法院对该些证据予以认定，并据此确认路思拓公司代华恒公司支付的工人工资可扣减工程款，而路思拓提交的用以证明其代华恒公司支付材料款的协议书、合同、结算单及支付凭证等证据与前述工人工资对应的协议书、合同、结算单及支付凭证等证据的形式大致相同，路思拓公司代华恒公司支付的材料款也应抵扣工程款。二、路思拓公司与华恒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四条第五款明确规定“乙方（即华恒公司）从甲方（即路思拓公司）所借的任何款项都须自借款日始、到还款日止，按月息1%承担借款利息”，因此，路思拓公司向华恒公司出借资金、向贺敬支付工程款、向黄某3支付款项、代华恒公司支付工人工资及材料款的利息2578674元（截计至2017年11月30日）应在工程款总额中扣减。三、一审法院未采信路思拓公司提交的关于已垫付材料款的证据，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不清。华恒公司在从未进行任何工作及成本投入的情况下，随意否认路思拓公司提交的关于垫付款款项的证据，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另，华恒公司反复强调只有贺敬清楚涉案工程的实际情况，而贺敬在原审过程中已确认路思拓公司提交的关于已垫付款项的证据，可印证路思拓公司垫付款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路思拓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补充如下意见：通过路思拓公司举证支付材料款的情况可以反映红砖款、钢结构款、防火门款等项目的支付部分有谭飞云的确认、部分有欧阳某5的确认、其他部分有邓某4的确认，加上华恒公司并未支付过该项款项，在华恒公司拒绝支付的情况下为了完成涉案厂房的建设及维稳，路思拓公司代付该些材料款合法有据，应当从华恒公司应结算的工程款中扣除。对于路思拓公司的上诉，华恒公司辩称，一、华恒公司不是垫付材料款的责任方。2018年7月20日，江门市蓬江区某6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6公司）在起诉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支付货款一案的民事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二段第五行称“被告二（路思拓公司）于2016年9月25日与原告签订《协议书》中表明，协议签订后所送材料由被告二付款给原告，因此，被告二应当支付货款与违约金”。由此可知，混凝土货款的支付义务应当是路思拓公司，而不是华恒公司。二、路思拓公司认为华恒公司没有支付涉案三幢厂房任何材料款的说法与客观事实是不符。1.在某6公司起诉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支付货款一案中，2018年9月10日，华恒公司在《和解协议》中确认尚欠混凝土货款908655元、违约金710804.36元，共计1619459.36元。因双方达成和解，某6公司最终只要求华恒公司支付货款908655元、违约金与诉讼费350000元，合计1258655元。签订协议当天，华恒公司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某6公司转货款908655元、违约金与诉讼费350000元，合计1258655元，某6公司出具了收据。2.2017年8月4日，华恒公司因承建路思拓公司厂房而购买供应商王某7的钢材，后因拖欠货款而被王某7起诉，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案号为（2017）湘0423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判决华恒公司向王某7支付钢筋款1430000元。判决后，华恒公司与王某7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分两次向王某7结清1430000元货款，石某2作为见证人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名见证。华恒公司向王某7支付了钢材款1430000元，王某7出具了收据。据上，华恒公司向材料供应商支付了2688655元材料货款，承担了本应由路思拓公司付款的责任。三、路思拓公司代华恒公司向供应商支付材料款4564672元缺乏证据。路思拓公司从未向法院提供其已经向客户实际支付了4564672元材料款的发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贺敬的陈述存在非常明显的主观随意性，因此其此前在法庭上对其和路思拓公司有利而对华恒公司不利的陈述真实性不足，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路思拓公司要求华恒公司支付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为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双方不存在借贷纠纷的法律关系。路思拓公司向贺敬支付的1540000元与本案无关。路思拓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否向黄某3支付630000元及该款是否与华恒公司有关。工人为路思拓公司的建设工程提供劳务，路思拓公司依法应当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并不存在由路思拓公司支付工人工资后由华恒公司支付利息的道理。路思拓公司是否支付过黄某3630000元却并未经华恒公司的管理人员确认。综上，路思拓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贺敬在二审中未作陈述。华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补充协议，路思拓公司立即支付拖欠华恒公司的工程款（按合同总价的95%）6959702.50元；2.判令贺敬立即退还工程款1540000元，路思拓公司对贺敬的退还工程款承担连带退还责任；3.判令路思拓公司、贺敬承担本案诉讼费。在（2017）粤0704民初1829号案的庭审中，华恒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补充协议无效，路思拓公司立即支付拖欠华恒公司的工程款（按合同总价的95%）6959702.50元。在本案庭审中，华恒公司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如下：（1）变更被告贺敬为第三人；（2）将原第一项的诉讼请求变更为两项诉讼请求，一是确认《补充协议》对华恒公司无效；二是判令路思拓公司立即清偿拖欠华恒公司的工程款8826002.63元及逾期利息710071.32元，两项合计9536073.9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日，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内容载明：“……发包人为路思拓公司，承包人为华恒公司；一、工程概况。1、工程名称：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3-5#车间土建工程；2、工程地点：江门市江海区；3、工程内容：土建工程；4、资金来源：自筹；5、合同总价：20094750元。二、工程造价及承包方式。1、厂房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承包方承担施工所产生的水电费，以及建设施工所有设备以及施工人员吃住等一切费用；……3、承包含税单价为75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26793平方米，总价款约为20094750元……三、工程承包范围：负责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3-5#车间的工程桩基础工程、钢筋混凝土基础工程，楼面钢筋混凝土工程、内外砖墙工程、楼地面钢筋砼工程、厂房配套用房土建、楼梯平台踏步、卸货平台、雨篷及连廊基础、及地面钢筋混凝土工程、室内装修及门窗工程等……六、付款方式。3-5#厂房拿到房产证后五个月内分批付清95%工程款，余5%一年后付清……本合同订立时间：2015年11月1日……”。该合同已提交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同日，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又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该合同没有提交政府主管部门备案。该合同的内容除了承包含税单价（738元/平方）及合同总价款（19773234元）与备案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一致外，其余内容包括面积、付款条件、工程范围等两份合同均无异。2015年11月3日，路思拓公司与华恒公司签订《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二期3-5#车间工程补充协议书》，协议就路思拓公司二期3-5#车间工程解除合同及一期结算等事项达成一致协议。同日，广州某8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路思拓公司的有关工程出具《结算价》，确认：3#车间基础结算金额为614259.03元，4#车间基础结算金额为674782.28元，合计为1289041.31元。签订上述两份《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内容载明：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了一份《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变化。现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合同的承包范围包含:3-5#车间的工程桩基础工程、钢筋混凝土基础工程、楼面钢筋混凝土工程、内外砖墙工程、楼地面钢筋砼工程、厂房配套用房土建、楼梯平台踏步、卸货平台、雨篷及连廊基础、及地面钢筋混凝土工程、室内装修及门窗工程等。建筑单价为含税738元每平方米，但是在华恒公司接手本建筑工程前，路思拓公司已经做好了3-4#车间的工程桩基础工程、钢筋混凝土基础工程等（按现状且已得到华恒公司的验收认可）。这些工程的总造价1289041.31元。此款须从应付给华恒公司的总工程款中扣除。二、在华恒公司接手本建筑工程前，路思拓公司已购买了钢材一批。此批钢材华恒公司同意接受，合计300000元。此款也须从应付给华恒公司的总工程款中扣除……四、原合同中第六条关于付款方式的规定是：“3-5#厂房拿到房产证后五个月内分批付清95%工程款，余5%一年后付清，”现路思拓公司同意如下：a）任一厂房拿到房产证后贰个月内，路思拓公司付清该厂房总工程款的95%，余款5%在贰年质保期满后付清；b）在2016年1月底前，路思拓公司愿意总共借给华恒公司6000000元（包含代华恒公司支付给建筑工人的2680000元）以便华恒公司付给建筑工人和材料供应商等，华恒公司不能挪作任何其他用途。补充协议落款处承包人一栏盖有“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委托代理人一栏有贺敬的签名，还有时任法定代表人“熊某1”私章。2016年1月27日、2016年2月1日、2016年3月24日，路思拓公司分三次向华恒公司转账2000000元、1000000元、320000元，共3320000元（2000000元+1000000元+320000元）。上述款项转账时均注明“3号及4号厂房建筑款”。施工过程中，贺敬收取路思拓公司的涉案工程款1540000元。路思拓公司确认涉案厂房于2018年1月4日经房产部门核准登记。在（2017）粤0704民初1829号案的诉讼过程中，华恒公司以补充协议上的印章不是华恒公司的公章为由申请司法鉴定，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式两份的《印章鉴定申请书》。两份申请书均加盖华恒公司的印章，但两印章标记的编码不一致，一个尾号为“70”，另一个尾号为“64”。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华恒公司申请对《补充协议》中华恒公司的印章和熊某1的私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在（2017）粤0704民初1829号案中，依路思拓公司的申请向江海区外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查，证实涉案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发生拖欠工人工资的事件，该委员会对此曾协调过相关事宜，并由路思拓公司垫付工人工资7270310元。（2017）粤0704民初1829号案的第一次庭审中，华恒公司、路思拓公司、贺敬均确认贺敬是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华恒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由华恒公司组织工人施工，供应商由贺敬联系，涉案工程是否竣工并不知情；第二次庭审中，华恒公司变更第一次庭审的陈述，主张涉案工程是贺敬借华恒公司的名义进行，工程的实际施工者为贺敬，由贺敬组织人力进行施工。华恒公司没有经营管理涉案工程，但贺敬对外以华恒公司的名义与材料供应商签订多份合同，华恒公司需对该部分债务承担责任，因此，华恒公司有权要求路思拓公司支付工程余款。贺敬缺席第二次庭审，路思拓公司坚持主张华恒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承包方。2019年9月4日，在本案庭审中，华恒公司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变更贺敬为本案第三人，认为贺敬只是华恒公司委托的涉案工程管理者，而不是拖欠华恒公司工程款的主体，在一审法院（2018）粤0704民初182号案中，已将贺敬列为第三人。2018年1月17日,路思拓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2018）粤0704民初182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请求：一、判令华恒公司向路思拓公司支付违约金10530000元；二、判令诉讼费用由华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华恒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5100000元给路思拓公司；二、驳回路思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路思拓公司不服（2018）粤0704民初182号民事判决，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号为（2018）粤07民终3144号，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4日中止了审理。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签订有《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案也是主要围绕工程建设与工程价款问题产生的争议，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纠纷。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贺敬在本案的诉讼主体是被告还是第三人的问题；二、涉案工程是否由华恒公司承建以及华恒公司是否有权收取工程款；三、补充协议是否对华恒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四、涉案工程应以哪一份合同作为结算依据；五、路思拓公司拖欠工程款的数额问题；六、路思拓公司为华恒公司向黄某3支付630000元、工人工资180000元、材料款4564672元的真实性问题；七、贺敬及路思拓公司是否应返还1540000元工程款给华恒公司。一、关于贺敬在本案的诉讼主体是被告还是第三人的问题。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合同的当事人是路思拓公司和华恒公司，贺敬作为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不是涉案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此外，在一审法院（2017）粤0704民初1829号案的第一次庭审中，华恒公司、路思拓公司、贺敬均确认贺敬是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本案的证据也显示贺敬作为华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相关的活动，而且华恒公司在本案中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贺敬为本案第三人。由此可见，贺敬应为华恒公司委托的涉案工程的管理者，而不是拖欠华恒公司工程款的主体，且在（2018）粤民初182号案中已将其列为第三人。据此，贺敬在本案中也不应列为被告，应列为第三人主体地位为宜。二、关于涉案工程是否由华恒公司承建以及华恒公司是否有权收取工程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华恒公司是备案建设施工合同的承包方，路思拓公司曾向华恒公司的账户支付3320000元工程款，（2017）粤0704民初1829号案的第一次庭审中，华恒公司、路思拓公司、贺敬也确认贺敬是项目负责人，补充协议上载明贺敬是委托代理人，且在2019年9月4日，华恒公司已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贺敬为本案第三人，本案的证据也显示贺敬只是涉案工程的管理者，而非拖欠工程款主体。以上行为均可证实，华恒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承包方，贺敬是项目负责人。华恒公司主张贺敬借其名义签订建设施工合同，但华恒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工程由华恒公司承建。建筑产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特殊产品，为保证建筑产品质量，法律、法规对承包人的主体资格作出了严格限制。华恒公司作为有资质的承包方就涉案工程对外须承担相应的风险及义务，而权利义务应当对等，而贺敬作为项目负责人，代表华恒公司管理统筹涉案工程，现涉案工程已经完工，应视为华恒公司履行了承包方的义务，因此，华恒公司有权向路思拓公司收取工程余款。三、关于补充协议是否对华恒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华恒公司主张补充协议上的印章不是华恒公司的公章，进而认为补充协议对华恒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并申请司法鉴定。然而，华恒公司提交了一式两份的《印章鉴定申请书》，上面加盖了两个编码不一致的公章，由此可见，华恒公司在日常交易中，除了使用在公安部门的备案公章外，还使用其他的公章，其使用的公章不是依法登记并具有唯一性，时任法定代表人熊某1的私章也不是具有唯一性。据此，华恒公司申请对公司公章以及时任法定代表人熊某1的私章进行司法鉴定对待证事实没有意义，对华恒公司司法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此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贺敬作为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名，补充协议上也盖有“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即使印章不是华恒公司所使用，但上述行为使路思拓公司有理由相信补充协议是华恒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补充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补充协议的内容对华恒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华恒公司主张补充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涉案工程应以哪一份合同作为结算依据的问题。1.从实质性内容看。本案中，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先后签订了已备案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备案合同）、没有备案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各一份，结合合同的内容分析，补充协议是最后签订的合同。涉案的工程不是法定必须经招投标的工程，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实质性内容不一致’主要指的是工程计价标准、工程质量标准等主要条款内容差距较大。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当事人以补充协议等形式约定的正常的工程量增减、设计变更等，一般不认定为‘实质性内容不一致’”之规定，备案合同与补充协议在工程计价标准上差距仅2%[（750元每平方米-738元每平方米）÷750元每平方米×100%]，不构成实质性内容不一致。补充协议关于扣减工程量及抵扣材料款的内容也不构成实质性内容不一致。2.从合同履行情况看。备案合同约定华恒公司垫资施工，但补充协议第四条b）项约定，路思拓公司愿意借给华恒公司6000000元，包含代华恒公司支付给建筑工人的2680000元。即扣除代付工人工资2680000元后，路思拓公司还需支付3320000元（6000000元-2680000元）。2016年1月27日至2016年3月24日期间，路思拓公司按补充协议的内容共向华恒公司转账支付3320000元。由此可见，在实际履行中，华恒公司并未垫资施工，双方是按补充协议的内容履行的。综上所述，补充协议未对备案合同构成实际性变更，且双方是按补充协议的内容履行，因此，涉案工程应以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单价738元每平方米作为结算依据，即涉案工程款总额为19773234元（738元/平方米×26793平方米）。五、关于路思拓公司拖欠工程款的数额问题。1.补充协议约定,华恒公司接手涉案工程前，3-5幢厂房的工程桩基础工程、钢筋混凝土基础工程等已经建好，造价1289041.31元。首先，根据路思拓公司与华恒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签订的《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二期3-5#车间工程补充协议书》的内容，双方就路思拓公司二期3-5#车间工程解除合同及一期结算等事项达成一致协议。可见，在华恒公司接手涉案工程前，曾将3#-5#的车间工程交由第三方承建。其次，根据造价咨询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出具的《结算价》，3#车间基础及4#车间基础工程结算价合计为1289041.31元。一审法院认为，备案合同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而上述工程结算价由造价咨询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出具，现实中不可能在2天内就建造完成两车间的基础工程并完成造价咨询。由此可证实，在签订备案合同前，3#车间及4#车间基础工程已经建好。补充协议与路思拓公司提交的《结算价》、《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二期3-5#车间工程补充协议书》在出具时间、价款、内容上能相互对应，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在华恒公司接手涉案工程前，3#车间及4#车间基础工程已经完工，造价为1289041.31元。故对路思拓公司要求扣除该部分工程价款1289041.31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补充协议约定路思拓公司所购的300000元钢材款应在工程款中扣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华恒公司确认路思拓公司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垫付工人工资727031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路思拓公司对垫付工人工资的数额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佐证，对路思拓公司该项异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路思拓公司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向华恒公司支付了3320000元，现双方均主张在工程款中扣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5.华恒公司及贺敬确认路思拓公司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已向贺敬支付涉案工程款1540000元。路思拓公司主张该数额是15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华恒公司是收款方，贺敬是代收方，现收款方以及代收方确认收款的数额大于付款方确认的数额，是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确认路思拓公司向贺敬支付涉案工程款的数额为1540000元。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涉案工程任一厂房拿到房产证后2个月内路思拓公司付清工程款的95%。现路思拓公司确认涉案厂房于2018年1月4日经房产部门核准登记，因此，工程款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路思拓公司应向华恒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为5065220.99元（19773234元×95%-1289041.31元-300000元-7270310元-3320000元-1540000元）。六、关于路思拓公司为华恒公司向黄某3支付630000元、工人工资180000元、材料款4564672元的真实性问题。路思拓公司上诉主张其根据华恒公司指示向黄某3支付的630000元以及代华恒公司支付的工人工资180000元应在工程款总额中扣减，并提交了协议书、合同、结算单及支付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路思拓公司、华恒公司、黄某3签订的《关于办理建筑验收等手续的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华恒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路思拓公司支付给华恒公司的600000元作为工程结算款并在最终结算中冲抵，其后从钟某9的银行账户中支出630000元给黄某3，用途为付华恒公司建筑款。路思拓公司主张其支付的上述款项虽然基本上是从钟某9的银行账户中支出，但华恒公司确认路思拓公司垫付的7270310元工人工资中部分也是从钟某9的银行账户支出。因此，路思拓公司主张的向黄某3支付630000元及代为支付的工人工资180000元应认定为路思拓公司向华恒公司支付该630000元建筑款，180000元工人工资，应在工程款总额中扣减，一审法院对路思拓公司的上述主张予以支持。关于路思拓公司主张的涉案工程材料款4564672元，因其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七、关于贺敬及路思拓公司是否应返还1540000元工程款给华恒公司的问题。本案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贺敬是华恒公司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华恒公司要求贺敬返还工程款是内部管理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整。对于路思拓公司是否应向华恒公司返还1540000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华恒公司作为承建方，对涉案工程是否竣工，有哪些供应商并不知情，反而是全权交由项目负责人贺敬处理。由此可见，贺敬在整个工程中享有高度的管理权。华恒公司的行为使路思拓公司有理由相信贺敬有权代表华恒公司收取工程款；其次，不论承建方垫资施工还是发包方迟延支付进度款，华恒公司作为承建方都有义务及时支付工人工资。在涉案工地发生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下，路思拓公司以保障工人工资及时发放为由，直接向项目负责人贺敬支付工程款，合情合理。至于贺敬收取工程款后，是否将该款全部用于涉案工程或发放工人工资，是华恒公司与贺敬之间的内部管理问题。基于上述两点，路思拓公司直接支付工程款给贺敬并无不妥，华恒公司要求路思拓公司对贺敬返还1540000元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华恒公司主张合同中关于垫资施工的条款是无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禁止垫资施工，故对华恒公司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路思拓公司主张其出借款的款项、工人工资及材料款的本息总额已超过拖欠的工程款，路思拓公司无需再向华恒公司支付工程款，并提交有关的付款凭证、借条等证据佐证。经审查，上述证据的付款方均不是路思拓公司，款项用途为“建筑款”“借款”等，因此，无法确认上述证据与涉案工程具有直接关联性，无法证明所涉材料用于涉案工程，也无法证明所付款项是涉案工程合理、必要的价款（包括数量、单价等）。尤其部分付款是以借条的形式支付，可见付款方在付款时主观上并非代付工程款，而是出借款项。虽然贺敬对路思拓公司提交的付款凭据等证据没有异议，但贺敬作为项目负责人，其权限属管理性质，在特殊情况下，可由贺敬代表华恒公司收取款项并发放工人工资等。在路思拓公司与华恒公司之间，贺敬是一种桥梁的作用，贺敬无权突破这种关系，越过华恒公司进而直接指示或确认路思拓公司代华恒公司支付款项给第三方。因此，对路思拓公司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贺敬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华恒公司申请变更被告贺敬为本案第三人，符合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华恒公司诉请《补充协议》对其无效，与事实、法律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华恒公司诉请路思拓公司向其支付拖欠的工程款8826002.63元，一审法院确定为4255220.99元（5065220.99元-630000元-180000元），其请求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路思拓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款4255220.99元给华恒公司；二、驳回华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8552.51元（已由华恒公司预交），由华恒公司负担35053元，路思拓公司负担43499.51元。华恒公司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43499.51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路思拓公司应向一审法院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43499.51元。二审中，路思拓公司、贺敬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华恒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和解协议、收据、银行流水各一份，用以证明华恒公司因承建涉案厂房而拖欠王某7钢材货款被起诉，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案号为（2017）湘0423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判决华恒公司向王某7支付钢材款1430000元；其后，华恒公司与王某7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分两次向王某7结清1430000元货款，石某2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名进行了见证；最后，华恒公司向王某7支付了钢材款1430000元，王某7出具了收据。2.民事起诉状、和解协议、收据、业务凭证各一份，用以证明混凝土货款的支付义务应当是路思拓公司而不是华恒公司。3.竣工验收备案表一份，用以证明涉案工程的负责人为王某10，而不是贺敬。路思拓公司对华恒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均是在一审开庭前已经形成的证据。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华恒公司包工包料承建涉案工程，支付工人工资、支付材料款是其依法依约应尽的义务；上述证据恰恰反映华恒公司就承建的涉案工程仅仅支付了部分钢材款和混凝土款，对于其他材料款分文未付，均由路思拓公司代为支付；华恒公司提交的支付凭证及依据均是不完整的，无法印证其对应的款项必然用于涉案工程项目；华恒公司在以往庭审笔录中明确陈述其对于涉案工程的处理以及材料组织等相应情况均不清楚及均由贺敬予以处理联系，由此可以印证贺敬在本案中确认的代付工程依据可作为涉案工程款抵扣尚余应付款的凭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贺敬的陈述可以反映其实际上是涉案项目的负责人，王某10是具有建筑师资质的人员，虽然王某10在最终的备案验收表上签名和盖章，但并不能否认贺敬作为涉案项目负责人的事实。对于华恒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的处理置后评述。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依法应围绕路思拓公司和华恒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当事人没有提起上诉的问题不作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涉案《补充协议》是否对华恒公司发生法律效力；2.涉案工程应以哪一份合同作为结算依据；3.贺敬领取的1540000元是否属于就涉案工程代华恒公司领取的工程款；4.路思拓公司是否代华恒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材料款4564672元、支付黄某3630000元、支付争议的工人工资180000元；5.路思拓公司主张从工程款中扣减利息应否支持；6.华恒公司主张的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应否支持1.关于《补充协议》是否对华恒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首先，《补充协议》落款处的承包人一栏盖有“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并盖有华恒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熊某1”的私章，且华恒公司的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贺敬也在委托代理人一栏签名确认。《补充协议》形式上符合合同成立生效的法律要件。其次，《补充协议》中约定路思拓公司出借6000000元给华恒公司，包括代华恒公司支付给建筑工人的2680000元。2016年1月27日至2016年3月24日期间，路思拓公司按前述约定，在扣除工人工资2680000元后，向华恒公司转账支付3320000元，可见双方当事人已实际履行《补充协议》。至于华恒公司申请对《补充协议》上华恒公司的公章及熊某1私章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华恒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印章鉴定申请书》上加盖了两个编码不一致的公章，由此可见华恒公司存在日常使用除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公章外的其他公章的情况。因此，即使在《补充协议》上的华恒公司公章并非华恒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公章，也不能以此否定该公章在法律上对华恒公司所产生的代表性。华恒公司的前述司法鉴定申请对本案待证事实没有意义，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妥，本院对华恒公司关于一审法院不予鉴定属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补充协议》对华恒公司产生法律效力。2.关于涉案工程应以哪一份合同作为结算依据的问题。本案中，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签订了备案合同、未备案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其中备案合同签订在前，未备案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在后。涉案工程并非因法定必须经招投标而必须按中标合同结算的工程，且未备案合同、《补充协议》与备案合同在工程计价标准上差距仅为2%[（750元每平方米-738元每平方米）÷750元每平方米×100%]，并未构成对备案合同的实质性变更。何况，承上文分析，双方当事人已实际履行《补充协议》。因此，一审判决以《补充协议》约定的单价738元每平方米作为结算依据并认定涉案工程款总额为19773234元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华恒公司主张涉案工程应以备案合同约定的单价作为结算依据，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贺敬领取的1540000元是否属于就涉案工程代华恒公司领取的工程款问题。本案诉讼中，华恒公司先确认贺敬是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后又主张贺敬是借用该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的实际施工人，再后来又主张贺敬基于该公司的委托而成为涉案工程的管理人。虽然华恒公司对贺敬在涉案工程中的身份陈述不稳定，但结合华恒公司以上陈述所隐含的共通意思、该公司未就在后陈述举证推翻在前陈述以及贺敬曾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补充协议》签名等情况，足以认定贺敬对涉案工程享有高度管理权。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即使华恒公司否认曾授权贺敬代为收取工程款，但路思拓公司基于贺敬为华恒公司派出的具有高度管理权的项目管理人，有理由相信贺敬具有收取工程款项的代理权，故贺敬收取路思拓公司支付的涉案工程款1540000元的法律效果及于华恒公司。一审法院认定贺敬领取的1540000元为代华恒公司领取的工程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华恒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进行反驳，本院对其在此节的主张不予支持。4.关于路思拓公司是否代华恒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材料款4564672元的问题。路思拓公司主张其已代华恒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材料款4564672元，但其为此提供的付款凭证等证据未经华恒公司确认。即使贺敬在本案诉讼中确认路思拓公司已为华恒公司代付该笔材料款，但因贺敬在本案与华恒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利益相悖的利害关系，其上述陈述可信度不高，且路思拓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4564672元材料款用于涉案工程。相反，涉案合同约定由华恒公司包工包料承建工程，华恒公司也提供了其向某6公司支付用于涉案工程的混凝土材料款、向王某7支付涉案工程的钢筋款等证据证明其曾为涉案工程购买材料。因此，本院对路思拓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路思拓公司是否为华恒公司向黄某3支付630000元及支付180000元工人工资的问题。路思拓公司、华恒公司、黄某3于2017年4月21日签订的《关于办理建筑验收等手续的补充协议》第4条约定，路思拓公司在华恒公司履行了该协议义务后就涉案工程向黄某3付款600000元，且该款项可作为工程结算款予以冲抵。其后，路思拓公司通过钟某9的银行账户向黄某3转账630000元、向施工工人罗刚转账180000元并备注款项用途为支付工人工资。至于华恒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在原审一审和重审一审中对材料款及工人工资等相关事实认定前后不一致，由于（2017）粤0704民初1829号判决已被（2018）粤07民终314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该判决书中一审法院所作出的认定对本案重审不具备法律溯及力，故华恒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上述630000元和180000元应在工程款总额中扣减，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华恒公司主张路思拓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并非涉案工程款项和路思拓公司负有支付工人工资的义务，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5.关于路思拓公司主张从工程款中扣减利息应否支持的问题。路思拓公司主张其向华恒公司出借资金、向贺敬支付工程款、代向黄某3支付款项、代华恒公司支付工人工资及材料款，进而认为上述款项均应计算利息并在工程款总额中扣减；华恒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经审查，虽然《补充协议》中约定路思拓公司愿意向华恒公司出借款项以便支付给建筑工人和材料供应商，但借款合同本身属于实践性合同，借贷权利义务往往取决于款项实际出借时的具体表现，由于一方面，路思拓公司所提及的上述款项从金额及所交付主体与《补充协议》的约定并不相符，且款项的支付事由包括借款、支付建筑款、支付工人工资等，其中上述借款在实际支付时均未经华恒公司作为借款人名义予以确认，而是由贺敬等人以借款人的名义确认借款；另一方面，虽然华恒公司、贺敬在诉讼中曾确认路思拓公司有向贺敬支付工程款1540000元以及华恒公司确认路思拓公司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垫付工人工资7270310元，但华恒公司否认以上是该公司的借款性质并需付息，路思拓公司也未能举证证实以上全部款项的具体支付情况，加之《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应在工程款直接扣减。因此，路思拓公司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的借款利率标准主张应从工程款中扣减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6.关于华恒公司主张的工程款及逾期利息应否支持的问题。根据《补充协议》关于付款期限的约定，路思拓公司应在涉案工程任一厂房拿到房产证后2个月内付清总工程款的95%，余款5%部分在2年质保期满后付清。路思拓公司确认涉案厂房于2018年1月4日经房产部门核准登记，故该工程所有工程款的履行期限至2020年1月4日均已届满，路思拓公司应依约向华恒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结合当事人就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异议的内容以及前文就上诉问题的分析，本院依法认定路思拓公司尚应向华恒公司支付工程款为5243882.69元（19773234元-1289041.31元-300000元-7270310元-3320000元-1540000元-630000元-180000元）。对华恒公司主张超出的部分工程款，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华恒公司主张逾期付款利息问题，本院认为，华恒公司与路思拓公司原本约定华恒公司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涉案工程，且约定路思拓公司在涉案任一厂房拿到房产证后才负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但路思拓公司实际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已支付工程款、为华恒公司垫付款项。结合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尤其对比路思拓公司提前付款及尚欠款项的时间金额等）、前文就路思拓公司有关利息主张的处理，根据公平原则，本院依法对华恒公司关于路思拓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恒公司和路思拓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本属正确，鉴于二审期间出现新的事实（涉案工程5%的余款履行期限也已届满），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4民初17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款5243882.69元给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4民初17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8552.51元（已由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交），由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5356.51元，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负担43196元。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43196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431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552.51元（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78552.51元，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已预交78552.51元），由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5115.41元，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负担43437.1元。湖南华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3437.1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江门市路思拓电机电器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5115.41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立辉审 判 员  梁智坚审 判 员  肖文文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雷楚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