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9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康，男，197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君，女，197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列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宗，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浩，男，197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琦，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小婵，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李小康、余君因与被上诉人梁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39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小康、余君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梁浩的原审诉请。事实与理由：一、李小康向梁浩的转款性质实为案涉借款的还款,与投资款并无关联。第一,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李小康催要案涉款项,李小康亦按照其要求,向其归还了相应款项,而对于归还款项的性质,从该微信聊天记录中两人均未予以明确。因李小康自始至终归还的是案涉借款的还款,二人对此心知肚明,故李小康在微信聊天当中未提出异议,亦无必要于聊天记录中再次予以明确归还款款项的性质。第二,事实上，二人的确曾通过案外人李某1介绍,各自作为独立的投资人投资了“夜光明”、“亿利”等项目,但李小康与梁浩之间并无相互投资或委托投资等关系,后因投资项目存在回款困难等情形,梁浩与李某1发生矛盾,故梁浩委托李小康与李某1居中协调进行沟通,处理投资回款相关事项(一审中上诉人已提交微信记录足以说明)。除因案涉借款关系产生的还款义务之外,就案外涉及的投资项目,现并无投资合同等证据证明,李小康负有向梁浩归还投资款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为由,认定归还款项性质为归还的投资款而非案涉款项还款,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二、案涉款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上诉人余君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第一,南京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实为空壳公司,并未实际经营,而B公司其成立日期为2018年5月23日,因此案涉款项不可能用于公司日常经营。首先,根据税务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显示,自2016年起至今,余君作为法定代表人的A公司并未实际进行经营;其次,根据工商部门登记材料可知,李小康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江苏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成立日期为2018年5月23日,远远晚于案涉借款的发生日期;最后,在一审审理期间李小康提交的流水当中,也只显示了在2017年4月12日(在案涉借款发生之前)与A公司之间有800元的转账、李某3在2019年6月25日与A公司之间有转账往来,上述往来早于案涉借款发生或晚于借款发生2年之久,可见与案涉借款并无关联。第二,余君名下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XX街道XX路XX号XX城XX座XX幢XX室房屋（以下简称新亭路房屋）所涤除的130万元银行抵押系李小康向他人借款归还,与本案款项并无关联。根据南京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南京银行的转账凭证显示,案外人王某于2017年5月2日向李小康转账130万元,当日李小康用该笔款项用于偿还南京银行贷款,以涤除南京银行对该房屋的抵押权,故与案涉借款并无关联。第三,余君对案涉款项并不知晓,该款项数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一审法院推断案涉款项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有关,判决上诉人余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也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梁浩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李小康向梁浩转帐的性质，不属于本案所涉借款的还款；该转帐系用于案外项目的款项的还款。对方没有证据证明该转帐与借款相关。上诉人夫妻双方在2017年共同生活共同经营，需要大量钱款，该借款用于共同生活、经营。梁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小康、余君归还其借款人民币200万元（以下币种相同）；2.判令李小康、余君支付其自2018年4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1日，梁浩之妻李某2向李小康转账汇款两笔各50万元，4月14日李某2再次向李小康转账汇款两笔各50万元，共计200万元。2017年4月15日，李小康向梁浩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梁浩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借款利率10%年化）。2018年4月16日，李小康向李某2转账汇款20万元，2019年6月5日、7月4日案外人李某3分别向梁浩转账汇款83万元、52万元，2020年1月17日，李小康向李某2转账汇款99万元、51万元。一审另查明，2019年4月23日，梁浩微信联系李小康“就是问问夜光明的330本金什么时候能帮我处理回头，最近缺钱，比较急”，李小康回复“收到，最近手头有点紧”，梁浩“可以分批给我一些，最近真的缺的厉害”；2019年6月3日，梁浩微信联系李小康“小康，本周应该可以回款一部分给我是吧，急用”，李小康回复“周三银行应该有83万下款”，梁浩“好的，部分给我也行的，应急应急”，李小康“发个账号给我”；2019年6月5日，梁浩微信联系李小康“今天应该没啥问题吧”，李小康回复“我打个电话”，梁浩“能有多少就先安排多少吧，救急”，李小康“跟银行联系过了，下午能下款”，梁浩“办好了和我说一下哈”，李小康“到了，马上汇（李某3向梁浩汇款83万元转账截图）”；2020年1月16日，梁浩微信联系李小康“兄弟，什么时候可以回款啊？150尽快啊，我的哥，拜托了，汇出了告诉我一下啊”，李小康回复“明天给你打电话”，梁浩“哎”，李小康“220不接我电话了，手机网银不能超100，剩下的明天打过去”。一审再查明，李小康、余君系夫妻，于2016年12月8日登记结婚。李小康系B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小康、余某系该公司股东，余君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君、余某系该公司股东，两公司住所地均为江宁区XX街道XX街XX号XX广场XX幢XX室，企业联系电话均为138XXX205。登记在余君名下的新亭路房屋的南京银行城南支行抵押权130万元于2017年6月涤除；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XX街道XX路XX号XX苑XX幢XX室房屋（以下简称竹山路房屋）产权于2017年1月登记至余君名下，该房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梁浩与李小康、余君均认可李小康向梁浩借款200万元之事实，并有转账凭证、李小康出具的借条为证，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李小康、余君抗辩诉争借款本息已清偿完毕，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主要理由如下：首先，第一笔还款2018年4月16日20万元，此时距李小康出具借款为期一年，按双方约定年利率10%计息为20万元，梁浩主张该款为一年期利息，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次，2019年6月5日案外人李某3向梁浩转账83万元及2020年1月17日李小康向李某2转账99万元、51万元，根据2019年4月23日、6月3日、6月5日、2020年1月16日梁浩与李小康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梁浩要求李小康回款，李小康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亦未表示系用于归还诉争借款，转账金额与聊天记录亦吻合，故梁浩主张上述转款包括2019年7月4日的转款52万元系相关项目的回款之盖然性明显高于李小康、余君主张用于归还诉争借款；再次，李小康、余君主张最后一笔还款150万元中的945,662元为归还诉争借款剩余本息，超出部分为出借给梁浩的借款，对此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若超出部分为借款，则完全可在2020年1月16日的微信聊天中言明，但并无此意思表示。因此，梁浩要求李小康归还借款200万元及支付2018年4月15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李小康系B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余君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余某系两公司股东，两公司住所地、企业联系电话相同，且一审法院注意到李小康提供的银行流水反映，李小康与A公司之间以及李某3与A公司之间存在款项往来，而李小康、余君又表示李某3系李小康的连襟、会计，并表示本案中2020年1月17日的汇款150万元系李某3根据李小康指示转款，另外，余君名下的新亭路房屋于2017年6月涤除银行抵押130万元，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诉争借款用于李小康、余君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梁浩要求余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小康、余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梁浩借款200万元；二、李小康、余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梁浩自2018年4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784元，减半收取计13,89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8,892元，由李小康、余君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过程中，李小康、余君提供了2017年5月2日南京银行业务专用凭证2份、2020年10月9日南京银行对帐单一份，证明涤除其住房抵押资金，系其向案外人王某的借款，本案所涉借款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经营。2017年5月2日王某借款给上诉人130万。借款时间与还款注销抵押时间是一致的。梁浩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该证据也看不出该130万用于归还借款并涤除抵押。本院认为，仅凭该银行对账单凭证尚不足以佐证李小康、余君涤除其住房抵押资金，系其向案外人王某的借款，仅能看出案外人向李小康、余君一方转账，故对于李小康、余君欲证明的目的难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诉争借款本息是否已清偿完毕，诉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余君作为李小康的配偶是否应当对李小康出面所借的款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关于诉争借款本息是否已清偿完毕的问题，李小康、余君主张李小康向梁浩的转款性质实为案涉借款的还款,与投资款并无关联。梁浩则认为李小康向梁浩转帐的性质，不属于本案所涉借款的还款，该转帐款项系用于案外项目的款项之还款。对方没有证据证明该转帐与借款相关。本院认为，在案的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显示本案争议的转账款项的金额、用途、时间与聊天记录相吻合：2019年4月23日，梁浩曾微信联系李小康“就是问问夜光明的330本金什么时候能帮我处理回头，最近缺钱，比较急”，“可以分批给我一些，……”；2019年6月3日，梁浩又微信联系李小康“本周应该可以回款一部分给我是吧，急用”，李小康则回复“周三银行应该有83万下款”，梁浩“好的，部分给我也行的，……”，2019年6月5日，梁浩微信联系李小康“今天应该没啥问题吧”，“能有多少就先安排多少吧，……”，李小康回复“下午能下款”，后又回复“到了，马上汇（李某3向梁浩汇款83万元转账截图）”。以上为“夜光明”所涉的330万元本金如何“分批给”、“回款一部分”、“部分给”的大致对话情况，故梁浩主张“夜光明”的回款除了2019年6月5日的83万元之外，还包括2019年7月4日的转款52万元的事实之盖然性确实明显高于李小康、余君所主张的转账系用于归还诉争借款的所谓事实。2020年1月16日，梁浩与李小康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曾就另外的150万元款项的回款问题作过沟通：“（李小康）什么时候可以回款啊？150（万元）”，李小康的回复“明天给你打电话”，“手机网银不能超100，剩下的明天打过去”。该聊天记录与2020年1月17日李小康向李某2转账汇款99万元、51万元，共计150万元也是吻合的。故该150万元转账的款项与本案诉争借款的还款也无关。至于2018年4月16日，李小康向李某2转账汇款20万元的性质，本院对一审法院有关该款为诉争借款一年期利息的认定予以认同。因此，一审法院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认定2019年6月5日起至2020年1月17日止李小康、余君一方向梁浩一方四笔共计285万元的转账款为归还投资款而非本案诉争借款的还款,并无不当之处。从当事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无法得出李小康、余君一方有关争议的转帐与借款有关的结论。据此，一审法院对于梁浩要求李小康归还借款200万元及支付2018年4月15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亦无不当之处。至于诉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余君作为李小康的配偶是否应当对李小康出面所借的款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综合在案的李小康、李某3、余君、余君之妹余某之间的身份关系，李小康系B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小康、余某系该公司股东，余君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君、余某系该公司股东，两公司住所地均为江宁区XX街道XX街XX号XX广场XX幢XX室，企业联系电话均为138XXX205。登记在余君名下的新亭路房屋的南京银行城南支行抵押权130万元曾于2017年6月（而在此日期之前本案诉争借款已出借给李小康）涤除；江苏省南京市竹山路房屋的产权于2017年1月登记至余君名下，该房建筑面积达400多平方米等在案事实，作出有理由相信诉争借款实际用于了李小康、余君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并无不当之处。一审据此对梁浩要求余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亦属于法有据。李小康、余君上诉有关余君不应共同承担诉争借款的还款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所依据的相关事实与理由经查也无法佐证其相应主张。综上，上诉人李小康、余君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根据梁浩的诉请所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784元，由上诉人李小康、余君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翟从海审判员 蒋辉霞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周 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