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浙0109民初789号 原告：杭州袁鸿宇润纺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MA4UH6MHXT，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友谊路****。 法定代表人：周兵。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妍，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昌纬非织造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328172703Ｂ，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镇××村××村。 法定代表人：沈国良。 第三人：杭州四茂无纺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6652110807，住所，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大池娄村div> 法定代表人：徐子品。 原告杭州袁鸿宇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袁鸿宇润公司”）诉被告杭州昌纬非织造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纬公司”）、第三人杭州四茂无纺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茂公司”）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袁鸿宇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昌纬公司腾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镇××村××村的土地、地上、地上厂房建筑物的辅助配套设施以及机械设备交还给袁鸿宇润公司，并保证所有厂房及设备于交付时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其中地上建筑物面积为20270平方米，土地面积为32180平方米；机器设备明细及价值详见附件-证据二，返还设备的评估价为36438062元）；2.昌纬公司支付袁鸿宇润公司自2020年5月25日起至房屋实际腾退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按照同地段同时期房屋市场租金价格及设备租赁价格计算，暂估为8418650.85元，最终金额以司法鉴定意见为准。金额计算依据：①周边地段房屋租赁价格普遍为每月20-25元／平方米之间，现折中取价每月23元／平方米，本案以租赁土地面积32180平方米暂计至2020年11月25日的租赁价格为32180平方米×23元／平方米／月×6个月＝4440840元。②设备租赁价格以法院公告的评估金额计算，市场价值达79556217元，即便以10年折旧计算，每年利润已达7955621.70元，以半年计为3977810.85元。以上两项暂共计：8418650.85元）。事实与理由：杭州市萧山区××镇××村××村的土地、地上、地上厂房建筑物的辅助配套设施以及所有机械设备的原产权人为四茂公司。本院在执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申请执行四茂公司一案过程中，于2020年4月21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依法对四茂公司所有的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镇××村××村，总建筑面积为34738.29平方米的房屋、室内装修及面积为3218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证号：杭房权证萧字第0××4号、第0××6号、第0××3号、第0××5号，土地使用权证号：杭萧国用（2008）第3400008号］及相关机器设备一批，进行整体拍卖。袁鸿宇润公司以140000000元的最高价竞得该标的物。2020年5月25日，本院作出（2019）浙0109执6644号之九执行裁定书，裁定四茂公司名下的上述拍卖标的物中的不动产过户至袁鸿宇润公司名下，动产归袁鸿宇润公司所有。此外，四茂公司与昌纬公司于2016年1月1日签订《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一份，将登记在四茂公司名下的土地、地上、地上厂房建筑物的辅助配套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均租赁给昌纬公司使用，合同约定房屋租赁期限暂定九年，自2016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租赁费用前三年按2500000元／年，以后按每年3500000元支付租赁费用。该租赁合同依附于拍卖标的物整体而存在，没有分割的空间。而袁鸿宇润公司在拍得该标的物后发现，昌纬公司与四茂公司有恶意串通签订虚假的租赁合同之嫌。其一，《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的租赁双方之间系关联交易，存在违背对价建立租赁关系，双方串通以达到逃避债务或规避执行的目的。昌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沈国良系四茂公司的董事，昌纬公司当时的股东卢益女与四茂公司的原董事卢建和系亲属关系。签订该份租赁合同之时，四茂公司正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诉，无论是为了紧急资金周转还是故意逃避执行，都很有可能通过不合理的对价设立租赁关系，对抗法院的执行。同时，昌纬公司与四茂公司在多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作为共同被告，可以认定双方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而且，《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第四条第4款约定：“甲方（四茂公司）原聘用员工由乙方（昌纬公司）全部接受，并逐步办理劳动合同转签手续，涉及员工补偿的，费用双方各半承担。”作为租赁合同的附加条件，该条款的设立亦可以说明昌纬公司与四茂公司之间的紧密联系，名为租赁，实则共享。因为高管的关联关系，二者从人员到设备，从渠道到客户，都可以达到共享状态。而租赁关系的设定，一旦与内部的利益相关，则不可能以市场价格成交。其二，从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判断，在真实的租赁关系中，双方会将权利义务约定明确而具体，而虚假的租赁合同多采用格式化条款，在房屋建筑及附属设施的维护、合同解除的方式、违约责任的赔付标准等方面存有诸多省略。本案所涉租赁合同便是如此，对于合同的解除和违约责任的承担方面都显得粗糙，且明显偏向保护乙方权益。而昌纬公司作为承租方，注册资本仅为1000000元，参保人数不足50人，于2015年3月13日成立，2016年便承租32180平方米的土地、20270平方米的厂房及大型机器设备（涵盖了案涉拍卖的全部估价对象），显然违背常理，资金实力有待查证。更值得注意的是，昌纬公司自租赁之初至今，一直存在大量空置办公楼、宿舍楼及厂房，年久失修以致多处漏水，在不需要承租全部租赁物时却承租所有地块及厂房设施，明显不符合租赁者心态，亦证明该份租赁合同不真实。其三，据袁鸿宇润公司了解，2016年该标的物的年租赁价格应在12000000元至14000000元左右。因此，该份合同约定的租赁价格从一开始即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何况2016纺织业兴盛，四茂公司放弃自营利益将所有场地、设备和人员一并转移至昌纬公司，明显有违常理。另据袁鸿宇润公司了解，时至今日，实际管理人仍为四茂公司的管理班底，存在恶意串通的客观事实和主观恶意。有鉴于以上三点，若袁鸿宇润公司按照原租赁合同承接，显失公平，严重损害袁鸿宇润公司的合法权益。遂成本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机关只需在拍卖公告中公示其已知瑕疵及权利负担情况，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对标的物的权利负担情况做实质性审查后重新作出认定。换言之，公示仅为初步告知义务，进行竞标并不等于放弃实质审查的权利。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1条第2款，被执行人与承租人之间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租赁，或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实际上反映的是租赁权物权化的立法价值和应有的保护承租人弱势地位的立法本意，然而公权力的介入已经使出租人的物权与承租人的承租权之间的抗衡关系灭失，已不存在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法律基础。何况本案属于非住宅性建筑，其租赁权的丧失并不会影响到承租人的生存权或违背法律的实质正义。综上，本案昌纬公司与四茂公司系通过恶意串通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进行租赁行为，租赁合同并不真实。然该标的物现已拍卖，袁鸿宇润公司作为新的所有权人依法享有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依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昌纬公司无权占有案涉不动产及动产的行为，袁鸿宇润公司有权请求返还原物。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袁鸿宇润公司的起诉应当符合上述受理条件。 首先，袁鸿宇润公司与本案是否有直接厉害关系的认定。袁鸿宇润公司作为案涉厂房及设备的司法拍卖买受人，主张拍卖公告载明的四茂公司与昌纬公司于2016年1月1日订立的《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系恶意串通，虚假订立，故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昌纬公司返还案涉厂房及机器设备，支付占有使用费。其诉讼的本质是确认四茂公司与昌纬公司于2016年1月1日订立的《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而归于无效。袁鸿宇润公司非《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亦非利害关系人，故确认《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无效与执行过程中厂房及设备的带租司法拍卖买受人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进一步分析，执行过程中，执行部门以带租赁瑕疵的权利状态确定案涉厂房及设备的财产处置价，《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确认无效后，昌纬公司无权占有、使用案涉厂房及机器设备，即权利瑕疵被涤除。在四茂公司债权人的裁判利益未得实现前，拍卖标的物权利瑕疵涤除后带来的利益应当归属于四茂公司的债权人，而非带租司法拍卖买受人即袁鸿宇润公司。 其次，袁鸿宇润公司主张《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昌纬公司为本案被告，案涉厂房、设备的原所有权人四茂公司为第三人，应当认定其起诉有明确的被告，且提出了具体的诉讼请求。 最后，袁鸿宇润公司的起诉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认定。如上所述，袁鸿宇润公司诉讼的本质是确认《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而归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0528]第四百六十二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依法请求损害赔偿。 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第四百六十二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依法请求损害赔偿。 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三十一条规定“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以上规定，人民法院执行部门负有审查处置财产上设立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职责，并就承租权能否排除移交占有作出认定。执行案件当事人、承租人有权对执行部门的认定提出异议，对异议结果不服，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相应的执行异议、复议裁决一经生效，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申请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妨害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处理。申请执行人因此受到损害的，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被执行人、案外人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以上规定，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订立虚假租赁合同的行为，系妨害执行的行为。妨害执行的行为，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部门作出审查、认定，而非承租人与买受人双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妨害执行的行为已造成相应损害结果的，除了按照法律规定被处以执行强制措施外，还应当赔偿申请执行人的损失。 综上，袁鸿宇润公司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袁鸿宇润公司提出的主张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杭州袁鸿宇润纺织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孙立军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董向勇 书 记 员 汪燕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