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64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高林，男，196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明战，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晓丽，女，198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西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玲，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幼妹，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深业家之福家居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和**笋岗仓库10、12号库。法定代表人：薛滨国。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栋，北京市中伦文德（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为一，北京市中伦文德（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高林因与上诉人杨晓丽、被上诉人深圳市深业家之福家居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之福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0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高林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解除李高林与杨晓丽、家之福公司的买卖合同，杨晓丽、家之福公司自行到李高林处取走涉案家具，杨晓丽、家之福公司向李高林退还家具货款50万元，并支付三倍赔偿款150万元；2、改判杨晓丽、家之福公司支付李高林已支付的家具鉴定费7480元；3、改判杨晓丽、家之福公司承担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发生的鉴定费用151000元；4、改判杨晓丽、家之福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判令杨晓丽、家之福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消费欺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两被上诉人不够成消费欺诈，所以上诉人要求两被上诉人支付三倍赔偿款的依据不足，应予以驳回。上诉人认为一审的这个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错误。1、关于欺诈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对欺诈行为作出解释：“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可见欺诈可以是积极作为，告知虚假情况，也可以是单纯的不作为（沉默），隐瞒真实情况。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指定了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以下简称“质检院”）出具了《家具质量鉴定报告》、《关于对家具鉴定情况说明的回复》、《关于对家具质量鉴定报告异议的回复》三份权威的鉴定部门的鉴定意见认定了杨晓丽提供给上诉人的家具材质中含有大量边材，不符合双方《订货合同》“不要树边料”“假一赔十”的约定（关于“树边料”是否为“边材”的问题详见《关于对家具质量鉴定报告异议的回复》第一条的回复）。何谓“不要”根据现代汉语词语的基本解释为“表示禁止和劝阻”，所以李高林是要求杨晓丽全部家具禁止使用边材，不能有一点含有一丝毫边材，如果有一点边材就是违反合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62条的规定，合同双方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李高林与杨晓丽合同已经约定非常明确，一审法院竟然认为未就木材进行说明和明确，显然与合同约定事实不符。涉案家具经鉴定机构鉴定家具材质含有大量边材，不但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还不符合最起码的行业标准，隐瞒了真实情况，有很明显的故意欺诈行为。杨晓丽作为专业做红木家具的经营者，应当明知道红木家具标准称呼中没有“树边料”这个定义，误导或故意生造的模糊不清的概念欺骗消费者，另外也应该明知道交付给李高林的家具含有大量边材，作为红木经营者的杨晓丽在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前一直否认家具中含有边材，其行为很明显属于欺诈。杨晓丽签订《订货合同》时作出的假一赔十、禁止使用边材的保证，可见杨晓丽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以及掺假以次充好等行为之事实，直接误导李高林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构成欺诈。一审法院认定不够成消费欺诈的理由显然与事实不符，也与法院指定的权威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涉案家具中存在边材”和《关于对家具质量鉴定报告异议的回复》第一条关于树边料和边材的问题答复相矛盾，在鉴定过程中李高林本人明确向鉴定机构表达了要求对家具鉴定的内容是否存在边材（白皮、白边），买卖双方在鉴定现场明确对涉案家具的争议点就是是否存在边材（白皮、白边），这是李高林和杨晓丽都确认了的一个事实。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予以纠正。二、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杨晓丽违约，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法院酌情判令杨晓丽支付李高林合同价款20%即10万元赔偿金的问题，是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涉案家具经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为含有边材，因此案涉家具材质不符合合同约定。因杨晓丽在合同中明确作出了“假一赔十”的承诺，是杨晓丽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1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李高林根据此承诺向杨晓丽主张的三倍赔偿并无不当，法院的酌定20%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三、关于家之福公司是否应当赔偿责任的问题。1、家之福公司在一审中称其与杨晓丽之间实际是租赁合同关系，其收取货款是为了统一管理，并将所收取的货款全额返还给了商户，因此其并不是实际销售者。但家之福公司与杨晓丽之间的关系和约定，作为消费者是无法知道的。家之福公司作为家居行业较为知名品牌，李高林选择在家之福公司购买家具，也是基于对家之福公司商业信誉的信赖，所以李高林签订合同当日向家之福公司刷卡支付了10万元订货定金。2018年11月30日李高林支付给家之福公司18万元，家之福公司出具商品销售单证实货款“全款己清”，说明了家之福已经全部收到了货款。如果家之福公司仅仅作为商铺的出租者，与商户的经营无关，那么其也仅享有收取租金的权利，而不应该承担收取货款的义务，也无需在与商户的合同中对商户所经营商品的质量、所经营的商品资质进行约定，而且要求商户按照家之福公司要求统一形象管理、统一服装、统一销售单据，统一标价签及促销纸，乙方人员要接受甲方统一专业培训方可上岗，对商户违反商场管理、商品质量进行了约定，要求商户统一营业时间，若商户引起法律纠纷导致家之福公司受损的约定等等。综上，关于家之福公司责任性质：第一，家之福公司对杨晓丽的经营行为负有监管责任；第二，家之福公司对杨晓丽的经营行为监管失控，李高林与杨晓丽签订了《（家之福）深圳市祥兴隆红木工艺家私厂订货合同》（经查该合同盖章单位为祥兴隆红木实业有限公司经营主体是不存在，系假章），杨晓丽商场经营的商铺也没有依法办理营业执照，杨晓丽违反《深业家之福市场管理合同书》第9条第1项规定，家之福公司没有履行监管职责。家之福公司盖章确认的《商品销售单》(NO:1337770)确认了李高林与杨晓丽签订的合同内容，并确认收到了李高林的全部货物款项，销售单上确认了杨晓丽为家之福导购员，杨晓丽店铺本身不具有法律上经营主体资格，因此杨晓丽签订的合同应视为表见代理，视为家之福公司签订的合同，家之福公司应当对杨晓丽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2、关于家之福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问题。第一，事实依据方面，家之福公司在商场内为杨晓丽提供了铺位，在商场内经营，家之福公司理应对杨晓丽的经营行为负责，对杨晓丽的订货合同抬头含有“家之福”名头，家之福公司统一收取了货款，并开具商品销售单据，统一形象管理、统一服装、统一销售单据，统一标价签及促销纸等，为杨晓丽商场内经营及在经营中欺诈消费者提供了便利条件。对接到李高林的投诉后，家之福公司没有履行应当承担监管职责，才导致了李高林多次到有关部门（工商、公安）投诉要求解决。家之福公司监管失控，应当承担责任。第二，法律依据方面，家之福公司应当承担经营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规定：“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家之福公司是依法应当承担责任的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应当对消费者承担责任的经营者。况且，家之福公司还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关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依照上述规定，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即家之福公司是否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家之福公司的先行赔付承诺（见深业家之福市场管理合同书》第9条17(5)、第12条4项），亦属于无过错责任。家之福公司履行向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后，可向杨晓丽追偿。四、关于李高林委托江门市新汇红木检测有限公司进行家具木材名称鉴定发生的鉴定费7480元是否由杨晓丽、家之福公司承担的问题。经李高林委托鉴定发现了涉案家具使用了香脂木豆，违反合同约定，存在欺诈过错，而且鉴定人员告知李高林家具中含有大量边材，建议委托权威机构进行鉴定。所以委托江门市新汇红木检测有限公司产生的鉴定费7480元应由杨晓丽、家之福公司承担。五、一审判决违背国家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的政策和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定系对消费者权益予以特殊保护，是国家政策和立法，通过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倒置等法律制度，确保对消费者权益予以特殊保护得以实现，而不能以一般法律规定和法律制度来理解和审理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但是，一审审理本案的司法理念和适用法律规则根本错误，完全站在了消费者对立面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对消费者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立场上裁判案件。李高林补充上诉意见称：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和诚信原则，杨晓丽应当对家具还有边材的事实进行说明，并告知李高林，但杨晓丽故意不做说明，使李高林形成错误的认识，并基于错误的认识接受了涉案的家具，构成消极欺诈。关于家之福公司是否构成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需要补充一点，合同的签订是在家之福公司的营业场所签订，在家之福公司的商场内进行交易，并经过家之福公司的收银柜台盖章确认，根据民法总则第170条规定，李高林有理由相信杨晓丽是以家之福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是代理行为。家之福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与上诉状内容一致。杨晓丽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本案不存在“欺诈销售”的事实认定是与事实和法律相符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关于杨晓丽实施欺诈行为的事实描述与一审庭审中所陈述的“事实”完全不一致，可谓“南辕北辙”。在本案一审阶段的两次庭审过程中，李高林的代理人多次当庭表示杨晓丽是“故意告知了其虚假的产品材质信息，导致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而在本案经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全部事实并最终作出不予认定存在欺诈行为的判决后，其在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立即将杨晓丽实施欺诈的行为由“积极告知虚假情况”改口为“故意隐瞒了真实情况”，但无论李高林所主张的杨晓丽是如何实施了欺诈行为，均未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也完全与正常的行为逻辑不相符。而在一审中法庭当庭向李高林确认双方对树边料是如何约定的，李高林也当庭确认双方的树边料指的是不含有树皮，烂木头的劣质木条，而李高林在二审庭审中却反口称双方没有就树边料进行沟通，称杨晓丽恶意隐瞒树边料即是边材的所谓事实，完全是信口开河。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高林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杨晓丽故意实施了欺诈行为，其无事实根据的主张不应得到认可。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9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换言之，审查欺诈事实能否成立的标准是能否排除合理怀疑。（1）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的分歧在于订货合同记录的定制要求中“树边料”一词应如何理解。如我方在一审阶段《补充代理词》第三部分的论述，不论是从本案现有证据和当庭陈述、还是双方的交易订单和过程性的沟通文件、亦或产品的价格和交易常理、亦或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的本次交易的全过程来看，均不能得出双方约定的“树边料”即是指“边材”。（2）如我方在一审《补充代理词》中的详细阐述，本案中关于欺诈事实的认定不能排除合理怀疑。1）李高林未能证明我方存在欺诈行为。2）关于欺诈故意和欺诈行为的合理怀疑不能排除。本案中，李高林在定约前已经数月考察红木家具的制作和价格等情况，其应对“全红木家具”与普通“红木家具”的价格差异这一客观事实有正常的认知；其在家具制作的每个环节均前往工厂监督家具的生产，并在家具交货前进行了充分的检查和验收，若销售方存在违反约定使用边材的情况，以其“强拿硬要”的风格，其不可能容忍到家具交货、商场投诉、市监局投诉、甚至本案起诉直至第一次庭审结束均不提出任何异议。3）李高林未能证明其基于错误认识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李高林当庭确认其历经数月、“十分谨慎”的考察了多地、多家家具厂商、销售商后才与我方定约，而作为一个正常人，理应能够通过价格的显著差别对产品所使用的材料及其档次形成合理预期。从本案购买方的订购过程及其多次匆忙要求增加定制条款的行为，不能证明或认定李高林在订购家具的过程中存在涉案家具应由“不带一丝白皮”木料制作的“满彻家具”的合理预期以及基于该预期就是否购买涉案家具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李高林一、二审关于欺诈事实的描述完全相反，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杨晓丽存在任何欺诈的行为，李高林主张的欺诈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一审法院关于本案不存在“欺诈销售”的事实认定是完全正确的，杨晓丽不应该承担“欺诈销售”的违法后果。李高林在本案中要求杨晓丽支付三倍的惩罚性赔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关于杨晓丽交付的涉案家具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本案法律关系属于承揽合同关系，杨晓丽系根据李高林的要求和尺寸为其定制涉案家具。而杨晓丽交付的红木家具并未使用双方在订约时所禁止使用的“树边料”（双方当庭确认“树边料”指的是树皮、烂木头）作为制作涉案家具的木料。1）虽涉案家具极少部分的木料中含有极少量的“边材”附着，但该边材附着情况并未违反双方的约定。2）《鉴定报告》违背承揽合同双方订约时的意思表示，直接将“行业标准中的边材”等同于“双方约定的树边料”，由此作出涉案家具中21件家具存在零部件使用边材的结论，该结论不宜作为本案的判案依据。三、关于涉案家具是否应作退货处理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我方提供家具的边材含量超过国家推荐标准（非强制标准）而构成合同法上的违约，随即作出“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结论。我方认为，本案即使认定我方存在违约情形，但涉案家具6000多条榫卯木料中仅有3条木料的边材含量超过双方签约时所适用的家具生产标准，该违约情形的严重程度也不应适用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1、即使本案适用国家推荐标准认定涉案家具存在极少数（2-3块零部件）的边材含量超标，但是对于一批由6000多条榫卯木料制作而成的批量家具而言，仅其中3条“零部件木料”存在边材含量超标的情况，该轻微的违约情形也没有达到可以解除合同的严重程度。2、《合同法》第111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本案涉案家具系量尺定制的批量家具，且李高林已陆续使用长达1年多时间，并不符合法律关于交货不符合约定可7日内退货的规定，涉案合同也未达到法定解除的条件，理应通过更换、修理等方式继续履行合同。3、《鉴定报告》违背事实和科学，未有任何理论依据和论证，直接作出“含有边材的家具，容易滋生虫蛀而影响家具性能”的不科学也不客观的结论。鉴定机构以“边材容易滋生虫蛀”的事实巧妙的替换了“经过浸泡、烘干、打磨、上漆”等工艺的“加工木料”不易滋生虫蛀、也不会影响家具性能的事实，故意引导法官产生涉案家具含有边材会影响家具性能的判断，其鉴定意见完全是根据李高林的需要而做出的不公正、不客观的结论。若真如鉴定机构给出的结论意见，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何都明确红木家具中是允许存在适量边材的？显然，鉴定机构该结论完全经不起推敲。详细论述请见我方在一审阶段提交的《代理词》。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即使法院认定我方存在违约情形，但该违约行为并未达到足以解除合同的严重程度。同时，根据法院最终认定的违约情形，我方愿意在原合同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承担包括修理、更换、重作、减少相应价款等方式的任一违约责任。四、关于能否同时适用退货及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涉案家具属于量尺定制的家具，一旦涉案家具退货，销售方将无法进行再次销售，并将给销售方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一审判决杨晓丽在承担退货的违约责任之外，又再次另行判处20%赔偿金，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李高林未诉请要求杨晓丽支付20%赔偿金，且其在上诉状中明确表示不同意一审法院的该判项。2、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任何损害赔偿办法，李高林亦未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存在相应的损失，一审法院亦未就李高林的损失情况进行任何的事实查明和审理。因此，一审法院未经李高林诉请、且未经查明李高林发生的实际损失相关的事实情况，即作出要求销售方赔偿20%损失的判项，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依法驳回李高林相关上诉请求，支持给予修理、更换、重作、减少相应价款等方式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上诉人杨晓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杨晓丽无须承担责任。2、本案鉴定费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杨晓丽构成合同法上的违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鉴定机构一审作出的鉴定报告不足以证明涉案家具的树边料占比超过了国家标准。《鉴定报告》以QB/T2385-2018《深色名贵硬木家具》为鉴定依据之一，在“分析说明”部分载明：“在家具制作中，用大果紫檀(缅甸花梨木）生产的家具应符合行业标准QB/T2385-2018《深色名贵硬木家具》对边材的使用要求。标准规定：产品正视面的用材应无边材；其他部位零部件表面边材宽度不应超过该零件表面最宽处的1/10(宽度小于8mm的边材不计）、长度不超过零件长度的1/2。从检测结果来看，检测的所有小件家具的正视面无边材，但有21小件的其他部位零部件存在有1处或多处边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的规定，行业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QB/T2385-2018《深色名贵硬木家具》、GB/T28010-2011《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为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的关于深色名贵硬木家具产品的行业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家具从业人员有权利选择是否适用。上诉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家之福）深圳市祥兴隆红木工艺家私长订货合同》，当时双方未对适用何种行业标准作出约定。因为上诉人与涉案家具工厂签订合同是一年一签，该合同有效期内家具工厂执行的是QB/T2385-2008《深色名贵硬木家具》的标准（上诉人一审中已应法院要求提交该标准）。根据QB/T2385-2008《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深色名贵硬木家具的用材要求为“产品正视面的用材应无边材：其他部位零部件表面的边材面积含量，应不超过该零件表面积的1/10(宽度小于8mm的边材不计）”。但鉴定机构却将QB/T2385-2018《深色名贵硬木家具》当做强制性标准，认为“在家具制作中，用大果紫檀（缅甸花梨木）生产的家具应符合行业标准QB/T2385-2018《深色名贵硬木家具》对边材的使用要求。”鉴定机构适用错误的鉴定依据，以推荐性标准的要求来判断涉案家具是否符合标准，未依据该标准对零部件表面的边材面积含量进行测量，而只测量零部件表面边材宽度占该零件表面最宽处、边材长度占零件长度的比例，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涉案家具的树边料占比是否超过了国家标准的依据。(二）即使涉案家具确实存在边材范围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也没有达到合同可以解除的程度。首先，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明确：“本院依法判令原告向被告杨晓丽退还涉案家具，被告杨晓丽向原告返还货款50万元，如无法返还，则应抵扣相应货款”，但最终判决上诉人取走涉案家具，并返还货款，前后矛盾。其次，根据鉴定报告，部分家具的部分零部件存在边材，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均允许家具含有边材。在双方的合同并未对质量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约定情况下，应当适用法律的一般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一审法院并未调查涉案家具能否修理、更换，而直接认为达到法定解除条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涉案家具均为量尺定制的家具，且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使用家具及全部赠品长达一年半之久，此时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退货并全额退还货款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径行判决上诉人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销售单》或手签的订货合同中均未约定违约金条款，李高林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存在任何的财产损失。一审法院在未有任何合同依据和损失证据的情况下，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直接判决上诉人应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赔偿金，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三、一审法院在鉴定机构适用错误的鉴定依据并得出错误的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鉴定费用，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鉴定机构在《关于家具鉴定情况说明的回复》中明确涉案家具鉴定费是按照鉴定对象标的金额等相关条件计算，即使按照鉴定报告，部分涉案家具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应当双方共同负担本案鉴定费。其次，一审法院已然判决杨晓丽承担20%的赔偿金，又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的鉴定费，在无证据支持李高林所受损失金额的前提下，该损失赔偿责任明显过重。杨晓丽二审庭审中变更上诉请求第一项为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驳回李高林全部诉讼请求。李高林答辩称，一、鉴定机构属于一审法院委托的权威鉴定机构，是人民法院指定委托的，鉴定结论具有权威性，不能有任何质疑。二、关于合同是否到解除的程度，鉴定机构已经明确说我们购买家具的目的是不要边材，如果含有边材，边材很容易引起滋生虫蛀而影响家具的使用性能，致使李高林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关于第三点长达一年半之久，李高林当时先是委托一家鉴定机构对家具是否是边材符合合同约定的木材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发现鉴定机构告知我方含有大量的边材，要求我方委托有资质的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进行鉴定，当我方知道含有边材后，多次通过家之福公司、市场监管所、公安等多种途径进行协调，但杨晓丽说“你爱哪告哪告”，让我方通过诉讼解决，无奈时间才拖了这么久，时间这么久跟我方无关。被上诉人家之福公司答辩称，一、《（家之福）深圳市祥兴隆红木工艺家私厂订货合同》（以下简称《订货合同》）为李高林与祥兴隆红木实业有限公司（实际为603专柜承租人黄某东）签订，家之福公司不是上述合同的签订主体。该《订货合同》是黄某东自制的合同，不是家之福公司的销售合同模板。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高林无权要求家之福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一）《订货合同》签订主体分别为“供方：祥兴隆红木实业有限公司”与“需方：李高林”。在签订《订货合同》时，603专柜的承租人黄某东实际以个人名义运营该专柜。为了方便销售，其私自刻制了“祥兴隆红木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章，以“祥兴隆红木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李高林签订《订货合同》，但是实际上，《订货合同》是由销售者黄某东与购买者李高林双方签订的。（二）《订货合同》并非由家之福公司统一提供的，属于黄某东私自印制，合同标题中“（家之福）”的字样并非是家之福公司授权使用的，家之福公司没有向黄某东出具任何授权委托书，《订货合同》与家之福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三）《订货合同》中供方代表人为“黄银冬”，签字处为“杨晓丽”。合同并没有加盖家之福公司的公章。由此可见，家之福公司从未参与上述《订货合同》的谈判与签订，不是《订货合同》的合同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应承担任何合同责任。二、《商品销售单》（NO.1337770、NO.1314821）只是家之福公司统一收银、统一管理的凭证，并不能证明是家之福公司将涉案红木家具销售给李高林。家之福博览店的主要经营范围是家具建材，由各专柜自主经营。为维护顾客的合法权益，家之福公司对卖场统一管理，实行统一收银（统一代收货款，收款15日后如果没有客户投诉，则统一支付给相应专柜），统一售后服务。统一收银模式是现今国内普遍采用的商场管理模式，例如央企华润商场；国企天虹商场、国安居；民企淘宝、红星美凯龙、香江家居等。通过统一收银，家居卖场对所有入驻品牌的销售情况、价格情况都一目了然，便于卖场在管理、决策、宣传、促销等方面做出规划，有利于维护卖场的经营秩序。实行统一收银模式不仅能规范卖场管理，更能为消费者提供多重保障，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权益。如果消费者直接把资金交给专柜，一旦专柜无故撤铺，消费者的售后服务很难得到保障。进行统一收银，卖场类似于第三方平台，有监控和管理的责任，能维护交易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及时化解消费矛盾。可见，李高林依据《商品销售单》（NO.1337770、NO.1314821）认定家之福公司是涉案红木家具的销售者不具备盖然性证明标准，不应被采信。三、《深业家之福市场管理合同书》明确约定，603专柜承租人黄某东以独立的主体资格依法经营、自负盈亏。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家之福公司从未干预过603专柜的销售活动，从未参与过603专柜与消费者的磋商过程。四、家之福公司作为商场管理者统一收银后会在一定时期内将专柜的销售货款在扣除银行手续费之后全额返还，不参与专柜的实际经营，也不与商家进行经营分成。2010年9月15日，603专柜的承租人黄某东向家之福公司出具《委托书》：“本人黄某东承租603商铺，现委托深圳市家之福家具建材有限公司将由贵司代收的销售款项，定期存入浦发银行深圳市支行”。2018年7月18日，家之福公司代收李高林支付给603专柜的销售款100,000元。2018年7月31日，家之福公司向黄某东出具《家之福家居博览中心商户销售款返款收据》，黄某东签字确认了家之福公司向其返还99220元销售款的事实。（注：货款刷卡额为100,000元，扣除银行卡0.78%的手续费780元，实际返还款为99220元）。2018年11月30日，家之福公司代收李高林支付给603专柜的销售款180,000元。2018年12月5日，家之福公司向黄某东出具《家之福家居博览中心商户销售款返款收据》，向守翠（黄某东当时的雇员）签字确认了家之福公司向其返还178,596元销售款的事实。（注：货款刷卡额为180,000元，扣除银行卡0.78%的手续费1404元，实际返还款为178,596元）。可见，家之福公司只是为了规范商场管理实行统一收银和定期返还制度，不参与专柜的实际运营，也不收取专柜运营的任何收益。这种代收款方式，类似淘宝，其目的是维护终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止经营商非法经营。虽然家之福公司收取了李高林部分款项，但是最终家之福公司将收到的款项在扣除银行刷卡手续费之后全部返还给了603专柜，没有扣留一分钱的提成。这也再次证明家之福公司不是《订货合同》的销售方。五、家之福公司统一形象管理、统一服装、统一销售单据、统一标价签和促销纸等行为也是为了统一管理的需要，目的是给消费者更舒适和更安全的购物体验。李高林不能因此主张要求答辩人家之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当下，为了给消费者更舒适的消费体验，大型商场都会要求各家店铺统一形象管理、统一服装、统一销售单据、统一标价签和促销纸，既方便方便管理，也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二）家之福公司要求各个商铺按要求统一形象管理、统一服装、统一销售单据、统一标价签和促销纸也侧面反映了家之福公司与商场各个商铺之间是商业管理关系，而不存在隶属关系。如果各个商铺都是属于家之福公司所有的，家之福公司也就无需再要求统一形象管理和统一销售单据了。六、李高林实际上明知家之福公司不是涉案家具的经营者。（一）李高林自我陈述其在2018年10月29日与2018年11月13日分别向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直接刷卡支付涉案家具费用，共计22万元，同时，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向其出具了相应的《收款收据》。如果李高林认为他是与家之福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应当由家之福公司向他提供红木家具，那么他也应当将全部货款支付给家之福公司。但是，在没有与家之福公司协商，也没有得到家之福公司明确的书面指示下，李高林却私自向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刷卡支付22万的涉案家具货款，这明显与其所声称的正常的交易活动相矛盾。此支付货款的行为充分证明李高林明知家之福公司不是涉案红木家具的经营者。李高林十分清楚，涉案红木家具的销售者是603专柜的承租人黄某东，实际生产者是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均与家之福公司无关。（二）2019年5月10日，笋岗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了《民间纠纷申请受理调解登记表》，李高林签字确认了“在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订购了一批红木家具”“因存在尺寸问题李高林将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投诉到深圳市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事实，此份《登记表》经李高林与杨晓丽签字确认。如果李高林认为涉案红木家具的经营者为家之福公司，那么他的投诉对象应当为家之福公司，而不是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有限公司。上述两个事实充分说明了李高林明知家之福公司不是涉案家具的经营者。七、杨晓丽实为603专柜黄某东的雇员，不是家之福公司的员工，与答辩人家之福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或者劳动合同关系。2018年7月31日，603专柜承租人黄某东向家之福公司提供了《备案确认书》：“兹有我方雇员杨晓丽女士派驻贵司家之福博览店商场，任职我方向贵司所租赁位于祥兴臻品专柜，从事导购服务……我方已与该雇员签订了雇佣劳动合同……该雇员与贵司不存在任何雇佣与劳动关系。”同时，黄某东向家之福公司提供的《临时人员雇佣协议》第五条也明确约定：“乙方（杨晓丽）的工作场所和职责主要在家之福家具博览中心商场内进行，但乙方只与甲方存在雇佣关系，而任何情况下均不与该商场所在公司存在任何雇佣或劳动关系。”可见，杨晓丽为603专柜承租人黄某东的雇员。家之福公司既没有与杨晓丽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也没有为其办理相应社保手续，杨晓丽与家之福之间不存在任何雇佣或者劳动关系。李高林不能以其作为消费者不知道情况为借口便认定家之福公司与杨晓丽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从而进一步要求家之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消费者没有超越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任何特权！八、家之福公司与杨晓丽之间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关系，李高林无权要求家之福公司对杨晓丽的销售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家之福公司与杨晓丽并无任何合同书、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客观上不存在任何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另外，如前所述，李高林实际上明知家之福公司不是涉案家具的经营者，李高林明知其真正的交易对象就是603专柜的经营者，涉案红木家具的生产者是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李高林根本不能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杨晓丽是家之福公司的有权代理人。九、家之福公司已对603专柜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务，不应就603专柜承租人黄某东与李高林之间的《订货合同》纠纷承担任何责任。（一）2017年6月26日，603专柜承租人黄某东向家之福公司提交《授权书》，授权人为“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有限公司”，被授权人为“黄某东”，授权内容为“兹授权黄某东先生（身份证号：5129291975********）在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家之福博览中心六楼603专柜经营（祥兴臻品）品牌”。授权期限为“2017年8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经家之福公司查询并确认，授权人“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31日，经营范围为“红木家具的销售……”，同时工商登记显示“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有限公司”为存续状态，为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故家之福公司有理由相信603专柜销售祥兴臻品品牌的合法合规性。（二）家之福公司与603专柜承租人黄某东签订的《深业家之福市场管理合同书》（家之福（2017Ｄ062（603号）））第九条第六款之规定：“乙方应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在商场内经营非法或假冒商品，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家之福公司再次以合同条款的形式明确要求涉案店铺承租人黄某东进行合法合规经营。（三）603专柜黄某东与李高林之间的合同纠纷发生后，家之福公司多次参与调解与协调，积极促成黄某东与李高林之间调解方案的达成。在整个售后服务过程中，家之福公司均积极协调603专柜与李高林之间的纠纷，尽最大努力维护了李高林的权益。十、李高林无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要求家之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家之福公司并非是603专柜的出租者。根据家之福公司提供的《深业泰富租赁合同书》《深业家之福市场管理合同书》可知，家之福公司仅是家之福家具博览中心的经营管理者，对603专柜提供商场管理服务，并不是出租者。（二）603专柜的租期依然存续，603专柜并没有撤场，李高林可以直接向603专柜的实际经营者黄某东主张索赔，其更加无权向家之福公司要求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规定：“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根据此条规定，李高林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但是，目前603专柜的租期一直存续，并没有届满。李高林可以直接找到603专柜主张权利，李高林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三）综上，答辩人家之福公司不是603专柜的出租者、603专柜的租期并没有届满，在此情形下，李高林根本无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要求家之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十一、李高林要求家之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其他任何请求权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前述分析可知，家之福既不是涉案红木家具的经营者，也不是《订货合同》的当事人，因此，李高林没有任何请求权基础要求家之福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十二、李高林主张要求家之福公司承担其委托江门市新汇红木检测有限公司进行家具木材名称鉴定发生的鉴定费7480元没有任何合同依据或者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李高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退一赔三”即：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50万货款，并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三倍赔偿款150万元；2、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已支付的鉴定费7480元；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151000元等。一审法院查明：一、被告家之福公司系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家之福家具博览中心运营商，案外人黄某东在家之福家具博览中心租用了一个铺位用于经营“祥兴臻品”品牌的红木家具。案外人黄某东向被告家之福公司提供的说明显示被告杨晓丽系前述“祥兴臻品”品牌的红木家具的导购。被告杨晓丽称案外人黄某东系其配偶，被告杨晓丽对其在家之福家具博览中心经营“祥兴臻品”品牌的主体身份不持异议。二、2018年7月18日，原告到家之福家具博览中心“祥兴臻品”铺位选购家具，与被告杨晓丽签订了《（家之福）深圳市祥兴隆红木工艺家私厂订货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杨晓丽订购家具一批，合同总金额为50万元，交货日期为2018年10月18日，交货地点为梅州，材质为缅甸花梨木（大果紫檀），质量保证：每条料都是緬甸花梨，假一赔十，不要树边料。合同中还对家具名称、家具规格等进行了约定。后原告陆续支付货款，2018年7月18日，原告向被告家之福公司支付10万元订货定金，2018年10月30日，原告向被告家之福公司支付18万元，后原告在被告的要求下于2018年10月29日和11月13日向案外人深圳市祥兴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支付了款项合计22万元，至此，原告共向被告方支付货款合计50万元。三、2018年12月19日，原告曾以被告提供的家具中的带书柜的书桌尺寸不足向辖区市场监管单位投诉，经协调，被告杨晓丽将尺寸补齐后再赠送了两块木板装在书桌上。后原告认为被告杨晓丽赠送的木板并非黄花梨木，自行委托江门市新汇红木检测有限公司对书桌柜使用的木材名称进行检测。2019年4月13日，江门市新汇红木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该书桌柜主材为大果紫檀花梨木，辅材为香脂木豆。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支付了鉴定费7480元。2019年5月10日，原告以前述书桌柜的赠送的木板和书桌的材质不一样为由向辖区市场监管所投诉要求被告杨晓丽支付鉴定费12000元并更换木板材质。经罗湖区笋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四、庭审中，原告陈述树边料意思为树皮、烂木头等劣质木材。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法院依法委托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涉案的家具是否存在树边料进行鉴定，以及家具存在树边料是否会导致有数边料的部位脆，容易滋生虫子，严重影响家具性能进行说明。2020年1月8日，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作出了鉴定结论显示部分家具中含有边材，并作出了分析说明：1.“树边料”为买卖双方的口头用语，其专业名称为边材，指的是位于树干外侧靠近树皮部分的木材，一般含有生活细胞和储藏物质（如淀粉）等，一般颜色较心材浅。而心材指的是位于树干内侧靠近髓心部分的木材，一般颜色较边材深。国家标准GB/T18107-2017《红木》规定紫檀属、黄檀属、柿属、崖豆属及决明属树种的心材称为红木，边材不称之为红木。……3、心材是由边材转变而来，其转变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化学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边材中的生活细胞逐渐缺氧而死亡，水分输送系统阻塞，导管中可能形成侵填体，胞腔内有树胶、碳酸钙、色素、单宁等沉积物形成心材各种颜色，材质变硬，密度增大，渗透性降低，耐久性提高。因此，边材在密度、力学性能和耐久性方面比心材差。此外，边材一般含有生活细胞和储藏物质（如淀粉）等，相对于心材更有可能遭到虫蛀。4、根据现场检测数据，对存在边材的家具边材占比统计，其中大部分的家具边材占比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只有少部分家具符合国家标准要求。鉴定结论为：1、涉案“家具”中存在树边料（边材)；2、边材在密度、力学性能和耐久性方面比心材差，存在树边料（边材）的家具，容易滋生虫蛀而影响家具性能。原告为前述鉴定预交了鉴定费15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黄某东在家之福家具博览中心租用了一个铺位用于经营“祥兴臻品”品牌的红木家具。被告杨晓丽称案外人黄某东系其配偶并与原告签订订货合同，且在辖区市场监管所调解时，均系被告杨晓丽作为经营者出面接受调解，因此法院对于被告杨晓丽的经营者的主体身份予以确认。被告杨晓丽系根据原告的要求和尺寸为原告定制涉案家具，故本案应为承揽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杨晓丽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的《（家之福）深圳市祥兴隆红木工艺家私厂订货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不，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本案合同系有关家庭装修家具的定制、安装的承揽合同，原告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系为其家庭生活需要，而非为生产经营活动或执业活动的需要，作为提供商品及服务的被告杨晓丽则系从事市场经营活动的主体，因此，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界定的生活消费类合同。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杨晓丽退一赔三实际上是以解除涉案《(家之福）深圳市祥兴隆红木工艺家私厂订货合同》为前提，鉴于被告杨晓丽未经核实即作出“不要树边料”等承诺，且经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涉案家具的树边料占比超过了国家标准，因此被告杨晓丽已经构成合同法上的违约，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原告作为消费者可以退货，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向被告杨晓丽退还涉案家具，被告杨晓丽向原告退还货款50万元，如无法返还，则应抵扣相应货款，并酌情判令被告杨晓丽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的20%即10万元的赔偿金。鉴于前述鉴定结论对被告杨晓丽不利，且法院据此认定被告杨晓丽构成违约，故法院认定鉴定费151000元由被告杨晓丽负担。原告还主张被告构成欺诈并主张被告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照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即150万元赔偿原告损失，法院认为，构成欺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欺诈人具有欺诈的故意；第二，欺诈人有欺诈行为；第三，被欺诈人陷于错误认识是基于欺诈人的欺诈；第四，被欺诈人因错误认识而为一定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真实存在。法院认为，原告对于被告杨晓丽在向其销售家具时存在欺诈故意与欺诈行为，致使原告因被告杨晓丽的行为而陷于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作出购买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等事实的证明，未能提供可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予以证据，理由如下：1.从边材的形成过程及加工成本来看，边材是心材转变而来，由于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即不规则性，在提取整棵木材的心材加工成家具时，为避免木材的浪费，可能会存在少量木材中含有边材的情况，如果要求所有材料不能含有一丝边材，势必造成成本大幅提高，在原告与被告杨晓丽的协商过程中，并未就木材的该特点进行说明与明确；2.从家具成品的主体结构来看，涉案的家具主体含边材的比例较低。涉案检测的51个家具样品中，含有边材的为21件，而从含有边材的21件的家具来看，仅是其中的少量木料含有部分的边材的情况；3.从原告对树边料的理解来看，原告与被告杨晓丽虽然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明确了不要树边料的约定，但原告在本案庭审中阐述的树边料的理解为“树皮、烂木头等劣质木材”，明显与行业标准中的“边材”存在差异，双方均未具体明确在双方商定合同时对于“树边料”的理解是否为任何一块木料不含一点边材。鉴于被告杨晓丽的行为尚不足以认定为存在欺诈，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法定赔偿条件。原告以被欺诈为由要求被告杨晓丽支付三倍的赔偿款15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告还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自行委托鉴定费7480元，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也并非为本案诉争事由支出，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还要求被告家之福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的责任，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家之福）深圳市祥兴隆红木工艺家私厂订货合同》显示卖方（承揽方）为被告杨晓丽，被告家之福公司且已经提供涉案家具的实际经营者信息，并非该合同载明的一方主体，被告家之福公司并未参与合同的磋商过程，虽然原告有部分款项系被告家之福公司收取，但原告在被告家之福公司所交款项已在涉案合同款中进行了折抵，故应认定被告杨晓丽系该款项最终收款人。因此，原告据此要求家之福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晓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原告李高林处取走涉案家具，原告李高林应予以配合；二、被告杨晓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高林退还家具货款50万元；三、被告杨晓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高林支付赔偿款10万元；四、驳回原告李高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68元，由原告负担8368元、被告杨晓丽负担10000元。前述受理费原告已预付，由法院退回原告10000元，被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0000元，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鉴定费151000元，由被告杨晓丽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杨晓丽同意诉讼费由败诉方径付胜诉方。二、李高林称其签订涉案合同时所称“树边料”是口语，就是树心的最外层不要，因为最外层容易被虫咬，一审时其陈述“树边料是指包括树皮、烂木头等劣质木材”是想表达树的最外层包括树皮，树的外层部分都是其不想要的。一审查明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杨晓丽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杨晓丽是否应当返还李高林货款50万元并赔偿10万元？杨晓丽是否应当支付李高林三倍赔偿款150万元、家具鉴定费7480元？二、家之福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双方签订的《（家之福）深圳市祥兴隆红木工艺家私厂订货合同》的约定，杨晓丽明确保证“每条料都是缅甸花梨，假一赔十，不要树边料”，该意思表示明确。根据一审法院委托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涉案家具是否存在树边料进行鉴定的鉴定报告内容来看，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分析指出，“树边料”一般是买卖双方的口头用语，其专业名称为边材，指的是树干外侧靠近树皮部分的木材，边材不称之为红木，存在树边料（边材）的家具，容易滋生虫蛀影响家具性能。鉴定报告还认定涉案家具存在树边料（边材），且边材占比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系具有合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其鉴定程序合法有效，鉴定结论详细清晰、论证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杨晓丽不予确认该鉴定报告的分析和结论，但未提供充分的反驳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一审庭审中李高林对“树边料”的理解为“树皮、烂木头等劣质木材”，但这是一个消费者对家具材质要求的口头、通俗说法，与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家具材质中“边材”、“树边料”等用语的解释、说明亦并不矛盾，本质上仍是强调其所购买的家具要求是“每条料都是缅甸花梨木”。杨晓丽称“不要树边料”并非指不含任何“边材”，但没有证据证明杨晓丽对此向李高林作出过解释说明，因此，李高林主张涉案家具不符合合同约定，杨晓丽在向其销售家具时承诺家具不用树边料，存在欺诈，理由成立。故李高林据此要求杨晓丽返还货款50万元、支付三倍赔偿款150万元、承担法院指定鉴定机构发生的鉴定费用151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未认定杨晓丽构成欺诈，不予支持三倍赔偿款150万元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另外，李高林主张的家具鉴定费7480元系其就双方之前在市场监管单位协调过程中杨晓丽赠送木板材质自行委托鉴定的鉴定费，与本案无关，其在本案中要求杨晓丽支付该笔款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一审判决认定杨晓丽应当赔偿李高林10万元赔偿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判决酌情判令的该笔10万元赔偿金是以李高林无法返还涉案家具为前提，李高林在本案中并未主张该笔赔偿款，且一审法院已经判令李高林配合返还涉案家具。故杨晓丽上诉主张其无需支付该笔10万元赔偿款理由成立，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家之福公司并非涉案《（家之福）深圳市祥兴隆红木工艺家私厂订货合同》的当事人，家之福公司作为家之福家具博览中心的运营商亦已经向李高林提供了涉案家具经营者的信息，家之福公司只是作为家具博览中心运营商代收了部分货款，不违反法律规定，李高林以此为由主张家之福公司应当与杨晓丽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高林、上诉人杨晓丽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处理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000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0005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上诉人杨晓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李高林支付赔偿款150万元；四、驳回上诉人李高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68元，由上诉人杨晓丽负担。前述受理费上诉人李高林已预付，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上诉人杨晓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一审案件受理费18368元，拒不缴纳的，一审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鉴定费151000元，由上诉人杨晓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267元，由上诉人杨晓丽负担。该费用上诉人杨晓丽已预缴9800元，上诉人李高林已预缴17467元。上诉人李高林多预缴的17467元，由本院予以退回。上诉人杨晓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74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康  养审判员 陈  俊  松审判员 李  东  慧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赖汉贞(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