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闽05行终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7号信和广场10、11层。 代表人周理焱。 委托代理人洪安然，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俊俊，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迎宾路27号。 法定代表人蔡清渠，局长。 原审第三人蔡焕灯，男，195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代理人蔡金钩，福建世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魏恩雪，福建世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因诉被上诉人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晋江资源局）及原审第三人蔡焕灯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504行初12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阅卷方式审理了本案。 原审裁定查明，对中国银行晋江支行（其于2015年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晋江支行）与晋江佳华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公司）、晋江威兰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兰公司）债务纠纷一案，本院于1996年9月21日作出（1995）泉民初字第04号民事判决：佳华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偿还给中行晋江支行1086300元。福建高院于1996年12月28日作出（1996）闽民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泉州中院（1995）泉民初字第0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威兰公司应在中行晋江支行申请对佳华公司强制执行其财产仍不足以清偿债务时一个月内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范围限于其保证责任范围。该案执行过程中，蔡焕灯于1998年9月11日同意提供还款担保，将涉案房屋交由法院拍卖。1998年10月29日，本院作出（1997）泉执字第47-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以下主要内容：经查，佳华公司系蔡焕灯、庄杰土、庄高峰合伙经营，在本院执行中，蔡焕灯向本院提供自己的私人房产作为还款保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4条、85条规定，裁定查封、拍卖、变卖蔡焕灯址在晋江**阳镇梅山蔡厝岩前34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晋房青字第1××9号）、庄杰土址在晋江××镇××村××村××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晋房字第7××5号）以及苏金芳涉案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晋房青字第1××5号）。1998年8月18日、11月22日，福建省拍卖行在《泉州晚报》分别刊登对涉案房屋等进行拍卖的公告。1999年9月21日，本院作出（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以下主要内容：本院作出（1997）泉执字第47-2号民事裁定查封、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蔡焕灯等的私人住宅，该三幢住宅经委托拍卖未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将作价229240元的蔡焕灯私人住宅（房产证号，晋房青字第1××9号）交付申请执行人中行晋江支行抵偿债务，尚余欠款169660元由赔偿责任人威兰公司承担偿还。1999年9月23日，本院将（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送达中行晋江支行，但至本案起诉时未送达给蔡焕灯以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事后，涉案房屋产权未办理转移登记至中行晋江支行手续。 涉案房屋坐落于晋江市青阳镇梅山蔡厝岩前，拥有晋房青字第1××9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上面载明的所有权人为蔡焕灯。2010年6月23日，晋江市人民政府在《泉州晚报》上发布晋政文〔2010〕180号《关于梅岭组团改建工程征收拆迁的通告》，载明：湖光西路石鼓路片区涉及梅岭街道的桂山村后崎等为被征收拆迁范围，被征收人应当在本通告规定期限内（即2010年7月8日至9月15日）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腾空房屋等内容。2010年7月4日，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与蔡焕灯签订《土地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就晋江市××镇××号房屋的补偿安置达成征收拆迁补偿费用共计1101852.88元等内容。2014年10月21日，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晋江市梅岭组团改建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分别在《晋江经济报》《泉州晚报》发布《晋江市梅岭组团改建工程桂山区域选房安置公告》。2014年6月17日，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与蔡焕灯签订一份《安置协议书（Ⅰ）》和六份《安置协议书（Ⅱ）》《地下停车位买卖协议书》。原告于2020年8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1.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关于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行政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与第三人于2010年7月4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2014年6月17日签订的《安置协议书（Ⅰ）》和《安置协议书（Ⅱ）》。 原审裁定另查明，2004年6月25日，中行晋江支行作为甲方与信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第闽F4-1-225号《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借款人佳华公司的9笔债权转让给乙方；转让债权划转时点为2003年12月31日，从2003年12月31日之后回收的本息归乙方所有，本协议转让债权截止2003年12月31日、2004年5月31日的余额，及各有关时点的债权余额见所附的债权转让清单；如甲方曾与该借款人或其担保人达成过相关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以物抵债协议、重组协议、还款协议）对前述债权进行变更或补充，截止本协议生效日尚未履行完毕的，甲方在此类协议项下的权利和相关义务也随之转让给乙方；自债权转移之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押权)也同时由甲方转移至乙方等内容。其中，由威兰公司提供担保的涉案借款债权所转移的本金为916640元。2018年12月，因机构改革，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承担的职责划入晋江资源局。 原审裁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可知，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九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协助执行规定》）第二十四规定：“人民法院执行集体土地使用权时，经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取得一致意见后，可以裁定予以处理，但应当告知权利受让人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办理土地征用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有关税费。对处理农村房屋涉及集体土地的，人民法院应当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协商一致后再行处理。”第二十六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协商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裁定将被执行人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屋经评估作价后交由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但应当依法向国土资源和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土地、房屋权属变更、转移登记手续。”第二十七规定：“人民法院制作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应当明确告知权利受让人及时到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土地、房屋权属变更、转移登记。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权属登记时，当事人的土地、房屋权利应当追溯到相关法律文书生效之时。”本案中，本院于1999年9月21日作出(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涉案房屋作价229240元交付中行晋江支行抵偿债务，该裁定书送达给中行晋江支行的时间为1999年9月23日。基于涉案房屋被以物抵债为生效的(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所羁束的考虑，抛开该以物抵债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后来的《协助执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不论，现就涉案房屋被以物抵债后是否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特别是《协助执行规定》规定的自“人民法院制作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起至“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权属登记时”止期间的效力及对信达公司与本案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的影响，进行如下评价： 一、若涉案房屋被以物抵债情形适用2004年《协助执行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处理。也就是说，庭审中，信达公司关于以物抵债的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的主张成立。那么,涉案房屋自(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于1999年9月23日送达权利受让人中行晋江支行即发生了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相应地，中行晋江支行于1999年9月23日就已回收了涉案房屋作价为229240元的借款本息部分，而信达公司在与中行晋江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协议转让债权划转时点为2003年12月31日，从2003年12月31日之后加收的本息才归信达公司所有。由此，信达公司无法依据债权转让性质而非所有权转让性质的《债权转让协议》，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前所述，即便涉案房屋被以物抵债可适用该条款的除外规定，即可未经登记自“人民法院制作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但这也仅限于(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的权利受让人中行晋江支行，并不包括中行晋江支行成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之后再转手的受让人。此时，中行晋江支行作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不论其将涉案房屋出售、或无偿转让给其他人，涉案房屋的权属变更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的“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的限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的规定，在信达公司承认涉案房屋未从苏金芳转移登记至中行晋江支行，再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情况下，信达公司关于其对涉案房屋拥有所有权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 三、反之，假设涉案房屋被以物抵债后在“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权属登记前”不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如同中行晋江支行将涉案房屋享有的权利视为债权并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共同确认该债权发生转移一样，那么，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与涉案房屋的权利人苏金芳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等协议，就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基于信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并承认，涉案房屋自2010年7月起被征收拆迁直至蔡焕灯领取安置房的整个拆迁安置过程中，中行晋江支行和信达公司未曾就涉案房屋向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提出过被征收权益或优先受偿主张，中行晋江支行或信达公司就涉案房屋享有的因以物抵债发生的债权也就不是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安置补偿行为时应予考虑的事情。在此情况下，中行晋江支行无权对相关补偿安置协议提出质疑，作为受让中行晋江支行对涉案房屋权利的信达公司，更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资格。综上，晋江资源局和蔡焕灯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协议书（Ⅰ）》、《安置协议书（Ⅱ）》等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与信达公司没有利害关系，信达公司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鉴于本案已经受理,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的起诉。 信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裁定本案由中院提审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以上诉人与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错误。一、案涉被拆迁房屋权属因以物抵债裁定，已由蔡焕灯名下转移至中行晋江支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之规定，物权的取得及转移并非必须以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权属登记为必要条件，法律文书生效时就能产生物权变动 的效力。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之规定，1999年9月23日，泉州中院将(1997)泉执字第47-3号以物抵债民事裁定书送达承受人中国银行晋江支行时，案涉被拆迁房屋权属应当属于中国银行晋江支行。二、作为案涉被拆迁房屋合法受让人的上诉人，与本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 (2015年12月24日)》第二部分关于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第二条：“注意区分不动产登记的内部和外部效力。不动产物权变动是法律行为及其他法律事实的产物，不是登记机关登记行为的产物，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而非“原因”。不能因为法律将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错误地认为财产权是登记机关赋予的。对发生争议的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最终判断，不能唯登记论，应当依赖于对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事实的审查”的会议精神，物权的确认应当查明物权变动的原因，探求物权变动的实质，而并非仅根据行政登记的外观来判断。而且，不论是不动产登记还是动产交付，作为物权公示方式，它们都是物权的表征，在立法和司法上都只有“推定正确”的效力，并不具有绝对确定的效力，更不应把权利的公示方式理解为权利的来源。而一审据以断案的以交易中房屋确权只能依据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这样一个“标准”的这一结论，已经完全忽视了民事主体履行合同的主体意识，即使由出让人移转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也变成了由行政机关对受让人赋权，而不是出让人主动地移转所有权，该理解已背离生活现实和法理、本质上否定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否定民事主体固有权利。2004年6月25日，中行晋江支行和上诉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案涉债权以及该债权项下被拆迁房屋权属转让给上诉人，中行晋江支行也对上述事实再次进行书面确认，上诉人已成为案涉被拆迁房屋合法权利人。一审以案涉被拆迁房屋未进行登记为由，认为上诉人与案涉房屋不存在利害关系错误。而且，上诉人基于《债权转让合同》及相关法律规定，在已支付完毕债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即对案涉被拆迁房屋享有请求协助办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手续、进而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完全物权)的权利，该权利也被称之为物权期待权。虽然我国未就物权期待权作出明确规定，但作为一种从债权过渡而来、处于物权取得预备阶段的权利状态，此种权利具有与债权相区别、与物权相类似的效力特征，与案涉房屋有直接利害关系，该权利也应受法律保护。 经审理查明，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争议焦点为：信达公司是否系本案适格原告。 本院认为，债权属于相对权,其实现主要是靠作为债权关系相对方的债务人履行债务,这就决定了债权人如果要主张债权,一般只能对债务人提出要求,而不能向两者之外的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第三人提出。且不动产物权的取得及转移必须经过依法登记或因生效法律文书、征收决定才能发生效力。因此，债权人仅凭属于债权性质的不动产转让合同依法不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债权一般受民事法律规范保护，通常不受行政规范的保护。本案中，本院在执行程序中对涉案房屋作出的以物抵债的(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自1999年9月23日送达权利受让人中行晋江支行时起，中行晋江支行依法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即所有权。信达公司在与中行晋江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的身份系债权人，其享有的系属于相对权的普通债权，而非绝对权的物权，即其仅能要求作为债务人的中行晋江支行履行涉案房屋所有权依法转移的合同义务以实现其债权，而不能仅凭《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直接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因此，与被诉行政协议具有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的系享有涉案被征收房屋的物权人即中行晋江支行，而非信达公司，一审认定信达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进而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予以维持。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丰 兰 审判员 王经艺 审判员 邱旭锋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庄贞贞 书记员 陈嘉怿 附:本裁定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