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5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敏，男，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蒙跃，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享安在线保险经纪（厦门）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嵩屿南二路99号1303室之136。法定代表人：刘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隋福禄，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时刚，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50号厦门民生银行大厦10层。法定代表人：石鸿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露露，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刘敏因与被上诉人享安在线保险经纪（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享安公司）、被上诉人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外服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25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敏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在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间分别担任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第一创新事业部负责人及浦东分公司的负责人且2018年9月30日签字确认的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中,上诉人明确提出辞去的是第一创新事业部负责人的岗位。且该份离职申请确认表为享安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如果要辞掉某个岗位或者离职必须要填写该格式文本走审批流程。但一审法院直接凭借2018年的9月份的离职审批表就忽视了上诉人浦东分公司负责人的岗位,且2019年3月29日的员工离职申请表上上诉人并未签字,就是因为被上诉人无故拖欠工资、经纪费佣金及报销款而被迫提出离职申请。但一审法院还是根据两份离职申请审批表中的格式条款而认定双方已经无任何劳动争议,这些都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如此不负责任的事实认定简直是不负责任。2.一审法院仅凭两份离职申请审批表中的格式条款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此种论调如果针对上诉人已经签字确认的2018年9月30日的离职申请审批表还能勉强说过去,但不能因此而推测上诉人2019年3月29日未签字的离职申请表中的格式条款也对上诉人是有约束力的,进而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双方于2019年4、5月份还在商讨上诉人的离职审计报告事宜,说明双方的争议并未解决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情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享安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称其辞去的只是创新事业部的岗位，这个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创新事业部并不是一家机构，只是一种经营模式，并且只是公司内部的名称，所以上诉人称其只是辞去创新事业部的岗位而非是浦东分公司的岗位，没有事实依据。关于离职审批表，并非是不能修改的格式合同，只是一个表格，内容是可以编辑可以修改的。并且不论表格上是否签字，在申请报流程上，上诉人都有签字，所以两次离职，都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北京外服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与北京外服公司签有两次劳务派遣合同，并由北京外服公司派遣至享安公司工作。后上诉人两次提出离职，均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格式合同一说。在离职审批表上，上诉人均明确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系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人民币19,444.13元(以下币种相同)、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工资24,000元；2.判令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工资8,000元；3.判令享安公司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房租报销款20,150元；4.判令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经纪费佣金51,081.26元。一审认定事实：2018年4月1日，刘敏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派遣类）》，约定试用期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北京外服公司将刘敏派遣至享安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为上海，刘敏在享安公司的劳动报酬为每月10,000元，试用期期间劳动报酬为每月8,000元，刘敏辞职应提前30日（试用期内提前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北京外服公司或享安公司（刘敏辞职仅通知享安公司的，视为向北京外服公司辞职）等。2018年4月26日，刘敏与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保险合作合同书》，约定刘敏依据该合同的约定，与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形成保险代理销售、客户服务合作等。2018年6月1日，刘敏与享安公司签订期限为2018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刘敏从事营销类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为上海，月基本工资为4,000元，试用期间月工资为3,200元。2018年9月30日，刘敏填写《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辞职原因为“自愿辞职”，并明确“离职申请审批后，本人与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系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特此说明”。2018年12月1日，刘敏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期限为2018年12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书（派遣类）》，约定试用期为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北京外服公司将刘敏派遣至享安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为上海，工作岗位为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敏在享安公司的劳动报酬为每月6,000元，试用期期间劳动报酬为每月4,800元，刘敏辞职应提前30日（试用期内提前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北京外服公司或享安公司（刘敏辞职仅通知享安公司的，视为向北京外服公司辞职）等。2019年3月29日，刘敏在系统内提交《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辞职原因为“因个人健康原因，难以胜任目前的工作压力，所以向总公司提出辞呈。望总公司及时安排人员交接”，并明确“离职申请审批后，本人与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系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特此说明”。2019年10月21日，刘敏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要求：1.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工资19,444.13元；2.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工资8,000元；3.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工资24,000元；4.享安公司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房租报销款20,150元；5.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经纪费佣金51,081.26元。2020年1月22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刘敏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刘敏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另查明，2018年6月19日，享安公司任命刘敏为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负责人。2018年7月17日，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的负责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为刘敏；2019年8月12日，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的负责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为案外人。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刘敏与北京外服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将刘敏派遣至享安公司处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敏与享安公司、北京外服公司之间的关系。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于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刘敏与北京外服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刘敏与享安公司存在用工关系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双方争议在于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刘敏与享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刘敏认为其与享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为双方于2018年6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享安公司则认为双方系保险经纪代理关系，依据为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刘敏签订的保险合作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系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刘敏签订的保险合作合同，即刘敏与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之间建立了保险经纪代理关系，而非与享安公司建立。其次，2018年6月19日享安公司任命刘敏为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负责人，并于2018年7月1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刘敏为该公司负责人，直至2019年8月12日再次变更为他人。由此可知，刘敏在上述期间连续在享安公司处任职。再次，刘敏与享安公司曾签订一份期限包含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享安公司虽称该份劳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刘敏确实为享安公司提供劳动，因此享安公司关于该劳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最后，享安公司辩称刘敏具备“内外兼跨”的双重身份，可见享安公司对于其与刘敏存在劳动用工关系并不持异议。综上，一审法院确认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刘敏与享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享安公司主张其与刘敏系保险经纪代理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刘敏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刘敏于2018年9月30日填写《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时明确“离职申请审批后，本人与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系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刘敏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已明确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再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无事实依据。刘敏主张该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系格式合同，但其上并无享安公司签章，仅系刘敏单方的意思表示，刘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该表格上签字时应知晓其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故对刘敏主张该审批表系格式合同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刘敏又主张其系向享安公司提供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并非向北京外服公司提供，故北京外服公司仍需承担责任。根据刘敏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刘敏辞职仅通知享安公司的，视为向北京外服公司辞职，因此刘敏在该审批表上的承诺应同样适用于北京外服公司。综上，对刘敏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敏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刘敏于2019年3月29日将《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录入系统，其上明确“离职申请审批后，本人与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系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刘敏虽主张其并未在该表格上签字，但刘敏确认系其录入系统的，应属于其单方作出的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根据前述认定，同理，刘敏再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敏要求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根据一审法院前述认定，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1日期间刘敏与享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享安公司亦确认未支付刘敏上述期间工资，故享安公司应予以发放。现刘敏主张上述期间工资按照3,200元/月的标准计算，未高于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享安公司应支付刘敏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6,400元。关于刘敏要求享安公司支付2019年1月至3月期间的房租报销款的诉讼请求。同理，刘敏于2019年3月29日辞职时明确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故刘敏再要求享安公司支付房租报销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敏要求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经纪费佣金的诉讼请求。刘敏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敏与享安公司之间存在经纪费佣金的约定，而根据享安公司提供的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刘敏签订的保险合作合同，其中包含经纪费（佣金）的约定，因此刘敏要求享安公司基于劳动关系或用工关系支付经纪费佣金，缺乏事实依据，对于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享安在线保险经纪（厦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敏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6,400元；二、驳回刘敏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往来邮件截图，旨在证明上诉人离职之后多次与被上诉人沟通拖欠公司、经纪费佣金、报销款及审计报告等问题，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存在劳动纠纷的；2.审计报告，旨在证明2019年5月17日上诉人收到了被上诉人发送的离职审计报告，报告中也明确了拖欠其20,150元的房租报销款及拖欠未发放的佣金的事实。被上诉人享安公司对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对证明力不予认可。上诉人对审计报告是有意见，但是享安公司也提供了上诉人的一个邮件的回复，从这个邮件的回复来看，上诉人是对审计报告认可的，包括其之后的邮件中也提到了工作上的配合，完成一些交接的工作等，都可以证明他两次离职都是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也没有劳动纠纷。被上诉人北京外服公司对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认为与其无关，故对两份证据均不认可。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力将结合案情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是否还存在劳动纠纷。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北京外服公司于2018年4月1日、2018年12月1日两次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北京外服公司将其均派至享安公司工作。上诉人分别在2018年9月30日、2019年3月29日向享安公司提出离职。在离职审批表上，均明确“离职申请审批后，本人与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系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因双方的《劳动合同书（派遣类）》中明确约定，上诉人辞职应提前30日（试用期内提前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北京外服公司或享安公司（上诉人辞职仅通知享安公司的，视为向北京外服公司辞职），故上诉人两次向享安公司提交离职审批表，应视为同时向北京外服公司提出辞职。鉴于其在离职表上明确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纠纷，现上诉人再向北京外服公司、享安公司主张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的工资、房租报销款、经纪费佣金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离职申请表系格式条款，其中关于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的表述应属无效。然上诉人系主动提交离职申请表，一方面享安公司并不认可该表格系不能修改不能编辑，而上诉人又未能举证证明该表格不能修改不能编辑不能添加，另一方面在2018年9月30日上诉人提交的离职申请表上有其亲笔签名，恰恰能证明该表格至少可以手写添加内容。故上诉人关于该离职申请表系格式条款，不能编辑不能修改应属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信。上诉人还提交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往来邮件以及离任审计报告，欲证明双方尚有未结劳动纠纷。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往来邮件仅是关于查收审计报告，而审计报告中仅是表述“据刘敏反馈……”，尚不足以证明双方确实有未结纠纷，也难以推翻离职申请表中关于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的表述。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期间双方无劳动纠纷，驳回了上诉人相应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茜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