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8016号 原告：蒋立英，女，1972年11月11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庭，浙江威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30109ME0088859P，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1618号。 责任人：王榕平，该村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远，浙江浙联（萧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浙江睿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670617835P，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浦阳高运商贸市场3幢62号。 法定代表人：俞洪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嘉伟，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蒋立英诉被告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盛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龙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立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远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事实不易查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裁定由审判员陈龙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浙江睿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景公司”）与本案的处理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追加睿景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立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远，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嘉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立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清运费282281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月1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为7771.23元，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1日，睿景公司（原名浙江浦阳保洁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与新盛村委会签订《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环卫保洁合同》，约定：由睿景公司承包新盛村全村卫生保洁，保洁范围包括新盛村范围内垃圾箱（桶）及路、沟、渠、池、绿化带内垃圾和建筑垃圾的清理和清运；承包期限为一年；承包价格为1277896元，一次性报价今后不作调整。2017年10月10日，因承包期满，睿景公司与新盛村委会续签保洁合同，承包期限自2017年10月10日至2018年10月9日，其余内容与前1份合同一致。自2016年10月10日睿景公司与新盛村委会签订《保洁合同》后，蒋立英通过与睿景公司签订《保洁内包协议》的方式，实际承包新盛村的卫生保洁工作。2017年11月，为响应创全区全镇美化小城镇政策，被告在全村落实“农村垃圾一户一桶”工作方案。因“一户一桶”涉及早晚垃圾清运，故该工作实际交由蒋立英负责。但“一户一桶”垃圾清运工作并未包含在新盛村委会与睿景公司签订的《保洁合同》约定的工作范围内，且新盛村家庭户数量巨多，早晚垃圾清运需要额外配备清运人员。因此，原告作为实际承包人，在与被告对接后，安排了4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一户一桶”早晚垃圾清运工作。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向该4名工作人员支付工资共计282282元。综上所述，“一户一桶”垃圾清运工作并未包含在《保洁合同》范围内，属于合同外新增的工作内容，由蒋立英实际承揽。作为该工作成果的直接受益人，新盛村委会应当向蒋立英支付垃圾清运费。 被告新盛村委会辩称：1.蒋立英主张的“一户一桶”本质是垃圾清运工作，包含在《保洁合同》范围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保洁合同》约定保洁综合服务的范围包括整村道路、公厕、垃圾箱桶、沟渠保洁、墙体牛皮癣、农贸市场、绿化带、公园健身点，其他村级工设施以及道路秩序的维护，保洁综合服务范围包括整村垃圾桶箱的清运工作。所谓“一户一桶”，本质依然是垃圾清运，只不过清运的形式从村民将垃圾投放到固定的垃圾箱、垃圾堆，变成村民投放到每户门前的垃圾桶清运。“一户一桶”属于被告与第三人《保洁合同》范围内，原、被告之间显然不会就此确立新的合同关系。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被告于2017年10月10日与睿景公司签订《保洁合同》，由睿景公司负责村内保洁工作。睿景公司后将该项目转包给原告，并签订《保洁内包协议》。合同期满后，原告已与睿景公司结清费用。原、被告分别与睿景公司建立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3.原告对其主张的价款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个村的垃圾量除非居民数量发生变化，否则应当是固定的。不论是垃圾箱集中清运，还是“一户一桶”方式清运，都不会使垃圾总量发生变化。新盛村在“一户一桶”实施前，就有135个大型垃圾箱，两个大型垃圾堆需要清运。此后因遇拆迁，村内居民人数相应减少。即使实施“一户一桶”后，《保洁合同》范围内工作量也未实际增加。4.原告在负责保洁服务期间没有切实履行服务，工作人员配备不足，大量垃圾没有清理，导致新盛村在全年评比中落后。 第三人睿景公司述称：新盛村委会与睿景公司的《保洁合同》，蒋立英与睿景公司的《保洁内包协议》均已履行完毕，三者之间不存在款项拖欠的情况。“一户一桶”保洁服务包含在《保洁合同》之中，是垃圾保洁服务的内容，并不存在所谓增加清运费。对实行“一户一桶”后新盛村的保洁工作量是否增加不清楚，当时新盛村进行拆迁，保洁范围大幅缩小，但保洁费用没有扣减，和实施“一户一桶”增加的工作量相互抵扣掉了。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环卫保洁合同》、《保洁内包协议》、《委托书》，证明被告将新盛村卫生保洁工作交由睿景公司承包，原告通过与睿景公司签订内包协议的方式实际承包新盛村卫生保洁工作。经质证，被告对《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环卫保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保洁内包协议》、《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睿景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2.新盛村工资支付清单、熊悦兴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在2017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期间指派原告负责带领村民安放垃圾桶，并发放工资。“一户一桶”早晚垃圾清运工作是《保洁合同》外新增的，该工作由原告实际负责。经质证，被告对新盛村工资支付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发放桶的费用被告已支付完毕，发放桶与“一户一桶”为不同的工作范围。对熊悦兴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且只能证明放桶工作由熊悦兴带队完成，被告也支付了放桶工资，与原告均无关，更不能证明在保洁合同范围外新增了工作量。第三人对真实性均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3.村道环卫工作一户一桶工作量明细表、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考勤表、工资结算表，岳以山、路某、宋某、周佰庆出具的证明，证明因“一户一桶”早晚垃圾清运需要，原告安排4名员工专门负责垃圾清运工作，并支付工资282282元。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即便为真也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第三人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待证事实有异议。本院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仅凭该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告另安排4名员工负责垃圾清运并支付工资282282元的事实。 4．录音及录音笔录，证明原告曾就“一户一桶”结算事宜与被告负责人张颐协商，被告让原告先做后结算。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录音是各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录音内容存在断章取义。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5.录音笔录，证明被告与第三人未就新增的“一户一桶”工作量和费用结算相互抵销协商一致，“一户一桶”工作是由原告单独承接的，合同相对方是原、被告，与睿景公司无关。经质证，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6.银行流水，证明原告实际向工人支付工资。经质证，被告认为证据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款项真实支付情况。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原告还有其他保洁项目，不能证明款项用于发放本案中的人员工资。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7.申请书、保洁协议补充申请、函、复函，证明原告曾多次向被告主张“一户一桶”新增工作量对应的价款，第三人认可“一户一桶”是合同外新增的工作量，应由被告单独支付。经质证，被告对申请书、保洁协议补充申请、复函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没有收到。对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函的出具时间是2019年7月，被告与第三人早已协商一致不再调整费用，但原告一再纠缠不休，故被告向第三人发送该份函件。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内容均系蒋立英所写，睿景公司仅配合盖章转发。被告和睿景公司在2018年年底就抵扣事宜协商一致，睿景公司也告知了蒋立英。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环卫保洁合同》，证明与被告签订保洁合同的为睿景公司，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保洁费。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2.记账凭证、资金审批单、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会议纪要、结算清单等付款凭证及睿景公司证明函，证明被告已向睿景公司支付2017年10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所有保洁费用。经质证，原告对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睿景公司证明函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睿景公司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即使睿景公司认可被告履行完毕所有付款义务，也与原告无关，原告没有主张保洁合同项下的款项。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3.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征地房屋补偿冻结公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关于新盛村已进行城中村改造的证明，证明新街街道新盛村因城中村改造，于2017年9月30日开始进行拆迁工作，村内实际减少了386户，睿景公司的保洁服务工作客观上已经减少，故双方协商一致就拆迁减少和“一户一桶”增加工作量均不再变更保洁服务费。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拆迁并没有导致工作量减少，事实上工作量增加了，拆迁持续很长时间，部分家庭户搬离，老年户直至2019年上半年才全部搬离。在此期间，所有村道、马路都是畅通的，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清理垃圾。拆迁导致了许多建筑垃圾、工业垃圾的偷倒，也增加了原告的工作量。是否拆迁与本案也没有关系，拆迁导致保洁工作量减少应由被告和睿景公司协商，不应在保洁合同范围外的“一户一桶”工作量中进行抵扣。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4.垃圾堆放照片，证明2017年10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保洁合同项下服务区域内有大量垃圾没有清理，睿景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保洁服务义务。经质证，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第三人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真实性不予认定。 5.新街街道新盛村用工申请单、村点工单、结算清单，证明2017年10月3日至2017年10月11日期间，熊悦兴等8人维修广播线路及垃圾桶发放，新盛村已支付报酬6540元，不存在未结算款项。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恰能证明2017年10月底被告指派村民挨家挨户发放垃圾桶，同时也给蒋立英发放报酬以及“一户一桶”是合同签订后单独产生的工作任务。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第三人未提供证据。 原告申请证人路某、宋某出庭作证。路某（公民身份号码3421××××××××××××）作证称：我从2017年12月1日开始在新盛村负责拉垃圾，工资是原告付的，按月支付，每月10228元，1号发放，现金领取。后来几个月原告不付工资了，其称以前的工资都是其垫付的。直到快过年，原告才发工资。2018年3月，我出了交通事故，原告帮我垫付800元，扣掉后实际拿到9000多元。2018年4月我请假了，所以工资是3500元。2018年5月，本来是3个人做，后来是我1个人做，我拿到了1万元多的工资。2018年7月我请假扣钱了，所以工资是9700元。证明是原告拿过来让我签字的，证明里提及的工资金额我没有核算过，但确实给了这么多。我在新盛村负责“一户一桶”和中心路垃圾桶的清理，“一户一桶”每个月每户28元。在“一户一桶”之前我就在原告处工作，负责中心直路垃圾桶的清理。“一户一桶”后中心路的垃圾桶增多了，原先是大垃圾池，后来改成小垃圾桶。原先有3、4个垃圾池，又放了8个大垃圾桶，“一户一桶”后垃圾池不用了，共放了130多个垃圾桶，我负责倾倒一边70多个。“一户一桶”后，桶的数量多了，垃圾总量一开始少了些，后来中心直路人多了，商铺多了，垃圾也多了。新盛村在2018年3、4月份开始拆迁，我的工作范围没有拆迁，工作量没有变化。经质证，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证人原是原告的保洁人员，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证人文某，证明的内容也没有看过，证明里的金额也是不正确的，是原告事先准备好再由证人签字的，实发工资与证明中的金额不一致。工资中包含了中心路垃圾的倾倒工作，是在“一户一桶”前就需要做的工作。原告对“三性”无异议，证明中的收入金额与当庭核对的工资表虽有差距，但证人表述确实收到了这些工资，且中心直路也是属于“一户一桶”工作范围内。本院认为，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路某收到一年工资132399元的事实。 宋某（公民身份号码342××××××××××××）作证称：我去工作时还没有“一户一桶”，我工作不到一个月，村里就“一户一桶”了。我负责老年公寓、中心直路、新农都东面。中心直路原先没有垃圾池，路上有垃圾桶，但桶不够多。我除了倒桶之外，还要铲垃圾，就要求垃圾桶多放一点，清理快一点。“一户一桶”增加垃圾桶后，重量增加了，倒桶速度快了，但工作也不轻松。除了中心路垃圾桶的清理，还有住户垃圾桶的清理，有时候也要去别的地方帮忙。2018年9月以后的工资是岳以山帮我领的，现金带给我，多少钱记不得了。证明上的字是我签的，79045元是一年的工资，但没有核过。经质证，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证人本身文化程度有限，对证明内容没有核实，且是蒋立英雇佣的人员，证明中的金额与证人自己签字认可的工资发放清单中的金额相互矛盾。证人明确表示“一户一桶”是接替原有工作人员从事清扫工作，只是工作形式变成了“一户一桶”，工作量没有增加，工作效率还变高了。原告对“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宋某收到一年工资79045元的事实。 根据对以上证据的认证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新盛村委会（甲方）、睿景公司（乙方）签订《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环卫保洁合同》，约定：保洁综合服务需求为整村道路、公厕、垃圾箱（桶）、沟渠保洁，墙体牛皮癣、农贸市场、绿化带、公园、健身点，其他村级公共设施室外场地以及道路秩序维护，对村内垃圾中转站的各类垃圾做好分类及清运。本村范围内垃圾箱（桶）及路、沟、渠、池、绿化带内垃圾和建筑垃圾的清理和清运。凡是在清运范围内垃圾房、垃圾箱、果壳箱必须日产日清，运至指定站，第一次清运必须在上午（夏秋季）9：00前（冬春季）9：30时前完成，垃圾箱周围垃圾应扫进箱内。承包期限2017年10月10日起至2018年10月9日止，承包期为1年。承包价格根据上一年度中标价格进行续签，中标承包价为1277896元，一次性报价今后不作调整。甲方每月对该项目进行考核验收，符合考核要求的，中标价按月折算并根据管理考核办法扣除考核金后，凭发票每月结算一次，支付时间为每月10号（遇节假顺延）前支付。乙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卫生保洁项目，不得中途将保洁项目转让（转包）给他人。同时，乙方应按承包价格的10%提交履约保证金，计127790元。合同签订之日存入甲方账户，合同期满验收合格后一次性退还（不计息）。乙方在承包期内，必须配备30名以上卫生清扫人员和管理人员1名。合同期内新增公厕、垃圾箱等不再增加保洁费用。如遇征迁等因素保洁范围有所变化的，需经三委人员讨论研究按实际情况结算（具体以补充协议为准）。 2017年10月10日，睿景公司向新盛村委会出具委托书，载明睿景公司委托蒋立英负责该村卫生保洁事项，委托时间从2017年10月10日起至2018年10月9日止。 2018年3月22日，睿景公司（甲方）、蒋立英（乙方）签订《保洁内包协议》，约定：甲方将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保洁服务项目内包给乙方负责。保洁项目合同金额1277896元，甲方在收到业主方支付的保洁费用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转付保洁服务费。乙方应当按照该保洁项目服务费总额的百分之十二（含税）总计向甲方支付管理费153348元。管理费在甲方每次向乙方转付保洁服务费时直接按比例扣除。乙方在收取每次的保洁款时，要按月提供相应的抵扣发票给甲方。乙方应当在本协议订立后二日内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200000元（履约保证金包括甲方交业主单位的保证金+甲方收取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在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等双方账目结算完毕，在无产生任何劳资纠纷或其他纠纷的情况下，由甲方一个月内无息退还乙方。本合同有效期限为一年，合同期从2017年10月10日至2018年10月9日止。合同期内的人员招聘和用工由乙方自行解决。在合同期内所需的保洁车辆、垃圾清运车辆、保洁工具等由乙方自行解决。合同之外的保洁费增加，管理费与税费，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自2017年11月起，新盛村开展农村垃圾“一户一桶”工作，安排村民熊悦兴带队发放垃圾桶并支付相应报酬。根据原、被告的陈述，新盛村共有村民1000余户（不含老年户），共安放“一户一桶”垃圾桶800余个。实施“一户一桶”后，新盛村内垃圾箱（桶）（包括“一户一桶”垃圾桶）的清运工作，仍由蒋立英实际负责。自2017年12月起，新盛村进行城中村改造项目，至2018年3月陆续搬迁村民500余户。拆迁后，“一户一桶”垃圾桶尚有400余个。 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新盛村委会共计向睿景公司支付保洁费用1528872.20元，蒋立英在庭审中称睿景公司共计向其支付款项1385470.60元。根据蒋立英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睿景公司于2017年10月16日退回保证金30000元；蒋立英于2018年1月30日、2018年1月31日合计取得保洁费200000元，蒋立英于2018年1月31日向陈建刚转账支付200000元（自称系用于偿还因发工资所借款项）；睿景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支付保洁费186721元，蒋立英于同日取现180000元；睿景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支付保洁费300000元，蒋立英于同日取现250000元；睿景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支付保洁费134338元，于2018年6月28日支付保洁费101000元，蒋立英于2018年6月30日取现200000元；睿景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支付保洁费178641元，蒋立英于2018年7月21日取现170000元；睿景公司于2018年10月16日支付保洁费158255元，于2018年10月22日支付保洁费236714元，蒋立英于2018年10月22日取现380000元；睿景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支付保洁费93713元，于2019年1月3日支付保洁费54113元，于2019年1月22日支付保洁费270534元，蒋立英于2019年1月27日取现220000元；睿景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退回押金177000元。 就工资支付情况，蒋立英提供的工资结算表载明：2017年11月工资合计82362元（涉及人员30人，路某、宋某未在内，周佰庆工资为2800元，岳以山工资为5997元）；2017年12月工资合计89648元（涉及人员26人，周佰庆工资为790元、岳以山工资为1960元、路某工资为9663元、宋某工资为5295元）；2018年1月工资合计89068元（涉及人员26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5460元、路某工资为9663元、宋某工资为5295元）；2018年2月工资合计92436元（涉及人员26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8460元、路某工资为9663元、宋某工资为5295元）；2018年3月工资合计84205元（涉及人员26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9960元、路某工资为9428元、宋某工资为5860元）；2018年4月工资合计75438元（涉及人员28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3000元、路某工资为3500元、宋某工资为4750元）；2018年5月工资合计78328元（涉及人员28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3000元、路某工资为3500元、宋某工资为4750元）；2018年6月工资合计77878元（涉及人员22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6170元、路某工资为10228元、宋某工资为4750元）；2018年7月工资合计81436元（涉及人员24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6170元、路某工资为9728元、宋某工资为4750元）；2018年8月工资合计81878元（涉及人员23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3930元、路某工资为10228元、宋某工资为6990元）；2018年9月工资合计91928元（涉及人员23人，周佰庆工资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3930元、路某工资为10228元、宋某工资为6990元）；2018年10月工资合计83083元（涉及人员23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3930元、路某工资为10228元、宋某工资为6990元）；2018年11月工资合计73238元（涉及人员24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3930元、路某工资为10228元、宋某工资为6990元）；2018年12月工资合计74243元（涉及人员24人，周佰庆未在内、岳以山工资为3930元、路某工资为10228元、宋某工资为6990元），以上合计1155169元。 2017年12月1日，睿景公司出具保洁协议补充申请，载明：新盛村保洁服务项目合同外增加垃圾倒桶项目服务，预算增加3人倒桶，住户为466户*28元/月=13048元/月*12个月=156576元，中心路两边商铺倒垃圾桶工资设定为5000元/月*12个月=60000元。特提出协商申请，望领导予以批准为盼！ 2018年12月1日，睿景公司出具申请书，载明：我公司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在新盛村保洁项目中为响应创全区全镇美化小城镇政策，我公司积极配合参加工作，认真做好政策中的各项标准工作。其中，新盛村也是重点规划小城镇之一，为落实政策中的一户一桶方案，我公司也为此付出了人力以及物力。但原合同不存在以上政策，因此我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增加工作人员4名倾倒全村生活垃圾桶，并每月支付工资21148元。共计13个月，总合计支付274924元。（工作人员名字：路某、宋某、岳以山、吕学梅）。望各位领导批准！ 2019年7月，新盛村委会向睿景公司发函，载明：贵公司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在承包我村保洁期间，1.因2017年新盛村城中村改造一期拆迁，于2018年3月20日完成腾房工作，在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我村保洁户数由原来的1000多户下降到500多户，外来人口由原2万多人减少到1万余人，保洁任务和范围大量下降；2.在保洁期间，根据合同要求，要求贵公司配备人员不得少于30人和1名管理人员，在实际保洁期间，有以下几项内容不符合要求。（1）人员不足，（2）道路管理人员缺失，（3）有几项规定未履行，例如要求每天进行洒水作业等。3.在保洁期间遗留下来的不能进中转站的垃圾未清理处理。根据保洁任务减少和综合实际情况，保洁费用应相应减少：1.根据保洁任务减少情况，保洁费用应减少每月1.5万元左右，1.5*8=12万元。2.根据未达到合同要求应减少保洁费用10万元。3.根据遗留垃圾未处理，垃圾处理费用预计30万元。三项费用合计12+10+30=52万元。 2020年7月20日，睿景公司出具证明，载明：我公司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承包新街街道新盛村卫生保洁服务，根据合同保洁费用新盛村已全部支付结清。 自2020年起，蒋立英与睿景公司、新盛村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就“一户一桶”清运费支付事宜进行多次协商，均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蒋立英、新盛村委会就新盛村“一户一桶”垃圾清运是否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一、新盛村“一户一桶”垃圾清运包含在《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环卫保洁合同》约定的保洁工作范围之内。《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环卫保洁合同》明确约定保洁综合服务包括“本村范围内垃圾箱（桶）及路、沟、渠、池、绿化带内垃圾和建筑垃圾的清理和清运。凡是在清运范围内垃圾房、垃圾箱、果壳箱必须日产日清，运至指定站，第一次清运必须在上午（夏秋季）9：00前（冬春季）9：30时前完成，垃圾箱周围垃圾应扫进箱内”。而“一户一桶”系在村内各户门前设置垃圾桶，原由村民投放至村内固定垃圾箱（桶）内的垃圾变为投放至各户门前的垃圾桶，需清运的仍是村民产生的生活垃圾，显然应属《萧山区新街街道新盛村环卫保洁合同》约定的保洁综合服务范围。二、睿景公司、蒋立英签订有《保洁内包协议》，约定“睿景公司将其中标的新盛村保洁服务项目内包给蒋立英负责”，蒋立英系依据其与睿景公司的《保洁内包协议》负责新盛村的保洁综合服务，但与新盛村委会间存在直接合同关系的仍为睿景公司。三、蒋立英主张其就“一户一桶”垃圾清运工作与新盛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后形成实际承揽合同关系，但未能就其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并结合以上第一、二点意见，本院对蒋立英的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仅凭现有证据及已查明事实，尚不足以证明蒋立英、新盛村委会就新盛村“一户一桶”垃圾清运形成承揽合同关系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蒋立英是否因“一户一桶”垃圾清运额外支出清运费282281元。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蒋立英的该项主张依据并不充分，理由如下：一、蒋立英虽提供了工资结算表及路某、宋某、周佰庆、岳以山出具的证明等，以证明其额外支付4名员工工资282282元的事实。但在庭审中，周佰庆、岳以山未到庭作证；路某就其工资情况所作证言与蒋立英的相应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和不符之处，并表示其未核对过证明中所载工资金额132399元；宋某面对关于工资情况的询问则多次表示“记不得了”、“记不清了”，并表示其未核对过证明中所载工资金额79045元。另外，蒋立英称工资发放系银行取现后以现金形式进行支付，但从蒋立英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相关取现记录与工资结算表载明的工资金额也不能相互印证。二、新盛村自2017年12月起进行城中村改造项目，至2018年3月份陆续搬迁村民500余户，拆迁后“一户一桶”垃圾桶尚有400余个。按照一般常理，500余户村民搬迁后，新盛村村内垃圾清运、清扫保洁工作将有所减少。在此情况下，新盛村委会与睿景公司未就保洁综合服务费用进行调整，睿景公司与蒋立英也未就承包费用作相应调整。三、退一步讲，即便蒋立英提供的工资结算表属实，工资结算表所载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共应支付的工资合计1155169元。但需说明的是，同时期新盛村委会共计向睿景公司支付款项1528872.20元，蒋立英自称睿景公司已向其支付的款项为1385470.60元，已超出以上工资结算表所载工资总额20余万元。再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存在的因卫生考核产生的处罚、扣款等情况，现蒋立英主张该1155169元中存在282282元系因合同外工作额外支出的费用，本院认为其依据尚不充分。综上，仅凭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蒋立英、新盛村委会就“一户一桶”垃圾清运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以及蒋立英因“一户一桶”垃圾清运额外支出清运费282281元的事实，蒋立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新盛村委会的合理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立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原告蒋立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龙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富建萍 20-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