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皖03行终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奇，女，1970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 委托代理人张园园，安徽晟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蚌埠市公安局胜利派出所，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体育东路169号东南方向21米。 负责人张莹，该所所长。 出庭负责人张莹，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王之高，该所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陈兵修，该所民警。 一审第三人骆晓玲，女，196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 上诉人吴奇因诉被上诉人蚌埠市公安局胜利派出所（以下简称胜利派出所）、一审第三人骆晓玲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303行初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奇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园园，被上诉人胜利派出所的出庭负责人张莹、委托代理人王之高、陈兵修，一审第三人骆晓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7月6日8时许，被告胜利派出所接第三人骆晓玲的报警，病人家属吴奇到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住院部医生办公室找骆晓玲医生帮其母亲“退药”，双方因“退药”问题发生争执后，吴奇殴打骆晓玲，致骆晓玲左手背等处受伤。被告胜利派出所立案调查，调查终结后，于2020年7月16日17时对原告吴奇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其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吴奇在笔录中签名确认“我不认可以上事实、理由，提供书面陈述和申辩材料”。当日17时20分，被告对原告送达了蚌公（胜利）行罚决字〔2020〕2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讼来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告胜利派出所对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治安案件进行管辖是其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原告自认与第三人互有抓伤，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抓第三人的事实，结合第三人的陈述及伤情能够证明被告认定吴奇殴打骆晓玲的事实清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主张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加重处罚。”本案中，被告在作出处罚前进行了告知，原告在告知笔录中注明不认可以上事实、理由，要求提供书面陈述和申辩材料时，被告没有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径行作出了行政处罚。其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蚌埠市公安局胜利派出所作出的蚌公（胜利）行罚决字〔2020〕2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蚌埠市公安局胜利派出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吴奇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及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吴奇殴打骆晓玲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证据无事发时的监控视频，三位证人所述各不相同，没有一份证人证言能直观证明上诉人抓伤了骆晓玲的左手，骆晓玲作为所谓的“受害人”，所作陈述根本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在本案中，骆晓玲作为利害关系人，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上诉人接受处罚，其肯定会夸大事实，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陈述。因事发时上诉人没有发生殴打及故意伤害骆晓玲的行为，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实施了上述行为，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诉人手部受伤的相关情况，未将上诉人认定为受害人。2020年7月6日，上诉人去找骆晓玲时，骆晓玲将上诉人抓伤，随即骆晓玲报警，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带至派出所做笔录，在做笔录时，办案民警对上诉人手部受伤的情况进行拍照取证。但是被上诉人在一审出示其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和依据时，未将上诉人手部受伤的证据出示，并称上诉人的伤是在殴打骆晓玲时自己弄伤的。被上诉人所述完全偏离事实，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受伤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未将上诉人认定为受害人，仅听信骆晓玲一面之词即对上诉人进行处罚。3.被上诉人选择性执法，单对上诉人进行处罚，违反行政处罚的公平原则。首先，在事发当时，上诉人即表示要报警，出警人员告知上诉人无需报警，会放在一起处理，但是被上诉人在办案时就主观认定上诉人为违法行为人，上诉人不放心，便在当天也拨打了110，当时接警人员也表示无需重复报警。即无需重复报警，为何在一审时被上诉人又强调上诉人当天的报警不能证明是为此事报警，实属前后矛盾。公民报警的相关记录均掌握在公安部门，上诉人本人无权进行调取，既然被上诉人不相信上诉人所述就应该予以调查，拿出相关证据。被上诉人不调查，也未给上诉人出具受理或者不受理的书面材料，置上诉人的权利于不顾。其次，被上诉人在处理上诉人与骆晓玲的纠纷时，单采取对骆晓玲有利的证据。骆晓玲违规开药是本案的导火索，被上诉人对于骆晓玲存在过错的情况未予以调查，也未找三院吴松主任及上诉人母亲核实情况，就轻易认定上诉人殴打骆晓玲。最后，被上诉人在处理本案时，因知晓上诉人与其他派出所的纠纷，便带有主观偏见，从其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可看出。法律并未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罗列违法经历，且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2019年的行政处罚距离本案时间已超过六个月，不符合从重处罚的情形，还将此作为违法经历罗列，明显是想从重处罚上诉人，让上诉人难堪。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胜利派出所作出的蚌公(胜利)行罚决字〔2020〕2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其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轻微违法，但对上诉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确认违法，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处罚程序是法律规范规定的行政处罚主体作出行政处罚行为必须遵循的步骤，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程序合法是对行政处罚行为合法的最低要求。在行政案件中，行政处罚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是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是否充分保障了行政处罚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将直接影响行政处罚的后果。《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九条对此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被上诉人在2020年7月16日17时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告知，上诉人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明确载明“我不认可以上事实、理由，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材料”，但被上诉人于17时20分径行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给予上诉人合理、充分的申辩期，剥夺了上诉人的申辩权利，属于程序严重违法，该行政处罚不能成立。因此，一审法院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胜利派出所在作出处罚决定时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胜利派出所答辩称，案发当日，民警到医院传唤当事人，给吴奇做了传唤笔录，在7月6日和7月16日的笔录中，上诉人吴奇陈述其与第三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第三人乱开药。2020年7月16日，民警在给上诉人的告知中，吴奇称提出书面的陈述和申辩，民警陈兵修本人拿纸笔让其书写，其本人不愿意书写，并一再强调是医生乱开药，后在一审法院两次开庭中均强调其与第三人发生冲突系第三人乱开药，并且在一审中其代理律师称第三人“乱开药我能不打她吗”，并且时至今日上诉人也没有提出书面的陈述和申辩。被上诉人认为其所谓的陈述和申辩和7月6日、7月16日所陈述的意见相同，7月6日和16日强调的其与第三人发生冲突的原因和其上诉状、起诉状上强调的一致，没有新的事实和新的理由提出。被上诉人给其300元的行政处罚，虽处罚告知和处罚决定相隔很短，但没有影响上诉人的任何实体权利，上诉人至今也未缴纳300元罚款。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即便违反了相关程序规定，也是轻微的，根本影响不到上诉人的任何实体权利，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 一审第三人骆晓玲述称，1.上诉人说我给其开错药，医院已给其答复。2.退的药是已经吃过的，根据医院规定不能退。3.上诉人不承认打我，我有图片证明。4.民警去调查的，有笔录证明。一审在法庭上，上诉人的律师也说“开错药不打她吗”。 吴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蚌公（胜利）行罚决字〔2020〕2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吴奇的照片一张（来自被告举证证据内）； 3.吴奇手机报警记录一张（手机截屏），证明被告在查处该案的过程中置吴奇的权利不顾，7月6日19时23分吴奇拨打过110报警电话，但是公安机关没有向吴奇出具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书面材料。 胜利派出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依据： 1.蚌公（胜利）行罚决字〔2020〕2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后向吴奇宣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吴奇； 2.案件调查报告1份，证明被告对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 3.《受案登记表》1份，证明被告依法受案； 4.《受案回执》1份，证明受案后依法告知报案人； 5.传唤证1份，证明2020年7月16日，被告依法传唤吴奇； 6.原告询问笔录2份，证明原告殴打受害人的过程及原因； 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6份，证明公安机关询问前均履行了告知义务； 8.受害人骆晓玲询问笔录1份，证明2020年7月6日，受害人骆晓玲被殴打的过程及原因； 9.证人高某、单某、刘某的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原告吴奇殴打受害人骆晓玲的过程、原因； 10.受害人骆晓玲的受伤图片3张、病历复印件1份，证明受害人骆晓玲的伤情； 11.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份，证明出发前对原告进行处罚前告知； 12.情况说明1份，证明原告没有交纳行政处罚的罚款； 13.户籍证明1份，证明原告的身份； 14.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人骆晓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三人民医院复印的吴奇母亲的长期医嘱、临时医嘱、吴奇母亲住院期间的排班表一份（复印件，共5页），证明即使是长期医嘱，其实也是会有变化的，第三人是高级职称的医生，有权看科室所有的病人，根据病人的情况可以对医嘱进行调整。 以上证据材料均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因此，被上诉人胜利派出所有权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依法作出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本案中，证人高某陈述吴奇用右手抓了骆晓玲左边脸部一下，骆晓玲的口罩带子断了；证人单某陈述吴奇用双手抓骆晓玲的脸，骆晓玲用双手挡，挡没挡住，其没有看清楚；证人刘某陈述整个过程其只在外面办公室看到吴奇想要用右手抓骆晓玲的脸被拦住了；骆晓玲陈述吴奇用双手连打带捶，其用双手挡，其两个手的手背被抓伤了。上述证人的陈述与骆晓玲的陈述基本一致。通过上述证人证言、骆晓玲的陈述，结合骆晓玲手背受伤的照片、病历以及吴奇的陈述和申辩，能够认定吴奇对骆晓玲实施了殴打行为且属于轻节较轻。据此，胜利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的蚌公（胜利）行罚决字〔2020〕2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本案胜利派出所虽然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将处罚的事实、理由和结果对吴奇进行了告知，吴奇不认可处罚的事实并要求提供书面陈述和申辩，但胜利派出所没有充分听取吴奇的陈述和申辩，径行作出了行政处罚。故胜利派出所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属轻微违法。鉴于上述违法之处并未对吴奇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一审判决确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吴奇提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 倩 审判员 魏常树 审判员 汝元琼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王立强 书记员胡超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