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25141号原告：钱某，男，198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一峰，上海顾跃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金玉英，某某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风雷，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钱某与被告某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一峰、被告某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风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钱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1、2018年9月－2019年1月工资差额人民币69,500元(以下均为人民币);2、246小时的加班工资总计34,779.31元;3、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64,000元。原告的事实和理由：其于2014年1月入职被告处，担任设计岗位，离职前实际工资为16,400元/月。在2019年2月20日,才从被告向其寄送的退工单中知道自己被解约，其于2020年1月23日申请仲裁，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其岗位性质不需要考勤，故被告的解约违法。2018年9月起，被告仅按2,500元/月的标准向其发放工资，故主张至离职时的工资差额。经与公司人事核对，在职期间共存在246小时的加班，被告应就此支付加班费。被告某某公司辩称，原告在职期间长时间不到岗上班，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自2018年9月起按劳动合同向原告每月发放工资2,500元，故无需就工资进行补差。原告的长期缺勤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考勤制度，公司解约合法。原告提供的与人事的对话视频未提供原始载体，存在剪辑的可能，且人事并无确认原告的加班时间的权利。2018年11月及12月，公司先后两次向原告寄送包含解约意思表示的“通知”，原告均已签收快递件，可见原告已根据“通知”的内容知晓了公司的解约意向及解约时间。原告于2020年1月23日才提出仲裁申请，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自2014年1月6日起入职被告处，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设计岗位。2018年10月底，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金玉英发生争执，金玉英通知原告回家。11月26日被告将原告置于办公地的私人物品以快递形式寄送给原告。12月21日，被告以快递形式向原告寄送载明“通知书”文字的函件。2019年1月7日被告为原告办理退工手续，退工登记的解除时间为2019年1月5日。2019年2月20日原告收到被告寄送的退工单和劳动手册。另查，2018年9月前，原告的月工资分二张银行卡汇入，共计16,400元(税费后)。2018年9月－2018年12月期间，被告每月支付原告工资2,500元，后未再支付。仲裁审理中，原告提供2018年10月29日其与被告人事的对话视频，以证实公司人事确认其存在246小时的加班。被告要求原告提供该视频的原始介质，原告表示视频系手机拍摄，而手机已遗失，视频系之前导出。本案审理中，被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26日的“通知”及2018年11月26日顺丰速递订单明细信息。该“通知”载明：“鉴于你2016年12月起长期不遵守公司劳动纪律，迟到、早退及未经请假无故不来公司上班，尤其是自2018年7月公司搬到龙华东路XXX号XXX楼XXX室后从未进行考勤，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长期旷工累计已超过规定应予以除名的天数。你在10月16日、18日与公司法定代表人争吵并进行人身威胁，为此公司决定自即日起对你予以辞退并解除劳动合同。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和公司对你的关心，公司发放合同约定的工资至今年底为止。你在接到本通知后尽快前来办理相关的交接和退工等事宜，如不来办理的，本公司将在最后一次工资发放后的一周内按有关规定办理有关退工手续并由你承担相应后果。”同城订单明细信息显示2018年11月26日被告将9公斤的物品快递寄送至原告住址。原告确认收到该快递件，但认为该快递件仅为其10月29日打包的物品，其中并不包括解约通知。原告同时提供标注为“XXXXXXXX”的视频文件，视频显示，原告将公司物品封箱打包。被告认为原告并未提供视频的原始介质，对该视频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案审理中，被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21日的“通知”及2018年12月21日顺丰速运查询单。该“通知”载明：“因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长期旷工，公司于11月26日通知你予以辞退并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发放合同约定的工资至今年底并要求你尽快前来办理相关的交接和退工等事宜。现再次通知你如不来办理的，本公司将在最后一次工资发放后的一周内按有关规定办理有关退工手续并由你承担相应后果。”原告认可收到该快递件以及件内装有载明“通知书”文字的信封，但表示，收到的信封内没有函件，是空信封；之后即刻电话联系老板，但老板并没有接听，其也未再与其他人联系；因老板已将其微信删除，故也无法通过微信与老板联系。对此，原告提供标注为“XXXXXXXX”的视频文件，视频中，原告将一胶封的信封置于日光之下，说道“寄来一份通知书，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被告认为原告并未提供视频的原始介质，对该视频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同时表示，因信封在邮寄时系置于快递壳内，快递壳是封口的，故操作人员并未对装有解约通知的信封进行封口；而视频中的信封已被封口，它已不能证明被告寄送的信封中没有放置解约通知书。钱某(申请人)于2020年1月23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申请调解，因与某某公司(被申请人)就争议未能达成一致，遂于2020年5月25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18年9月－2019年1月期间工资差额69,000元、2014年1月6日至2018年10月29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34,567.24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63,000元。仲裁委认为，申请人因被申请人于2018年10月底通知其回家、11月向其寄送私人物品以及12月向其寄送载明“通知书”的信函等事实中，应当知晓被申请人已向其提出了解约，认定申请人提起仲裁申请时，已超过仲裁时效，于2020年9月1日作出裁决[黄劳人仲(2020)办字第851号]：对申请人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被告称在2018年11月及12月先后向原告寄送的包裹及函件中，其中均装有包含解约意思表示的“通知”，原告确认收到该两件快递，但表示其中均未装有“通知”，对此，原告在本案审理中提供了两段视频。现本院分别从形式及内容两方面对原告所提供的视频作简要分析。先看形式，原告并未提供两段视频的原始载体，这本身即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鉴于被告对视频亦未予认可，故本院对视频的真实性实难采信，难以仅根据原告在视频文件上标注的日期(“XXXXXXXX”及“XXXXXXXX”)来认定视频的真实形成时间。原告推称无法提供系因拍摄视频的手机已经丢失，然原告在仲裁时提供2018年10月29日与人事对话视频时已作过如是表示，而当时原告虽曾主张包裹及信封中未装有“通知”，但丝毫未提及曾摄有在本案中新提交的这两段视频，故本院对原告所述不予采信。再看视频的内容，原告提供文件名为“XXXXXXXX”的视频，称自己在2018年10月29日在公司已就个人物品打包封箱，故其中不可能装有“通知”，然从视频所呈现的影像来看，该视频充其量只能反映原告存在封箱行为，它并不能反映该行为发生的时间及地点。原告提供文件名为“XXXXXXXX”的视频，称自己在2018年12月22日收到的快递，内装的只是载明“通知书”文字的胶封空信壳。然依照常理，收件方在收到胶封的信件后，应会在第一时间拆封，而从该视频来看，原告所做的却是通过对着日光拍摄视频的方式，确认信封内函件的有无；同时，该视频本身亦不能完整反映原告从投递员手中获得快递、拆开快递并从中获取信封的全过程。再者，信封上已载明了“通知书”的文字，如其中未装有解约通知，于被告实无益处。因此相较于原告的说辞，显然被告所说的“因信封置于快递壳内，故装有‘通知’的信封并未胶封”更具可信性。此外，原告称其在收到空信封后曾试图联系被告，但对此说原告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两段视频在形式及内容上存在诸多瑕疵及不恰之处，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包裹及信件中均不包含“通知”一说难以采信，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2018年11月及12月收到的快递件中未装有“通知”，本院确认原告在2018年即已收到了被告出具的包含有解约意思表示的“通知”。根据“通知”中载明的内容，以及被告为原告办理退工手续的时间，本院认定原、被告劳动关系终结的时间为2019年1月5日。根据法律规定，发生劳动争议的当事人，如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终结，应当自终结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申请，而原告在2020年1月23日才向仲裁委提出申请，显然已经超出了仲裁时效。原告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主张自身的权利，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对于原告的三项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钱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原告钱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邹靖宇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赵夏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