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17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淑军，男，196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鑫，河北乾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鑫，北京市京师（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女，197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贝贝（系委托人儿媳），女，汉族，1990年4月14日生，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江，北京市尚公（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强，男，196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上诉人高淑军因与被上诉人张红、张家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淑军及委托代理人王世鑫、张凯鑫、被上诉人张红及委托代理人唐贝贝、陈彦江，被上诉人张家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淑军上诉请求：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05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田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高淑军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为田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2019）冀0105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查明部分写到：“另查，原告高淑军自2017年至今在我院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案件十余件”便以此为由得出“出借对象主体众多，出借资金的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进而认定案涉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故被告张红以其房产作为抵押为被告张家强借款提供担保合同无效。原告主张的利息依法不予支持”结论。但该结论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仅对上诉人高淑军自2017年至今在新华法院的案件数量进行了统计，并未对各案的案由、诉讼地位进行查明。自2017年至今，上诉人高淑军在新华法院的共有13件，其中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件，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件，物权保护纠纷一件，抵押合同纠纷一件，其余九件案件为民间借贷纠纷。而剩余的九件民间借贷纠纷中，其中高书军诉高天顺、白计清一案，虽有两个案号是两起诉讼，但该案是在2018年起诉后因结案率原因被驳回起诉后在2019年再次重新起诉的，实为同一起案件；而高淑军诉高栋、周亚一案中，高淑军支付给周亚的款项已经为认定为刑事犯罪，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高淑军与孟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任树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药建军、张继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并未约定利息，法院均是按照6%的资金占用费自起诉之日起支付的利息。由上述分析可见，一审法院认定高淑军出借款项存在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利性的认定是错误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第一条，职业放贷人是指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具备发放贷款资质，经常性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以获取高额利息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反观高淑军在新华法院的案件，已诉案件中有五起案件未约定利息，不具有以获取高额利息这一构成要件。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高淑军违反相关规定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将张红、张家强支付给高淑军的644100元认定为偿还的借款本金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借款合同无效的基础上，作出张红、张家强支付给高淑军的644100元系偿还的借款本金的认定自然是错误的，上述款项均是二人支付给高淑军的利息。张家强于2017年9月12日书写的借条就是对上述事实的证明，该借条是双方经过对所有借款、欠息进行对账后形成的。借条中载明“今有张家强借高淑军人民币总计171万，在2017年9月6日已还本金34万元，还实欠高淑军137万，从2017年9月6日起计息”。根据上述内容可见，张红、张家强二人支付给高淑军的644100元系偿还的借款利息。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偿还的借款本金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驳回藏海青转账的50万元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关于藏海青转账的50万元问题，藏海青也向合议庭提交了情况说明，表明由高淑军行使所有的债权，其不再向张红、张家强主张权利，其已经将债权人所有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了高淑军，且其与高淑军又是夫妻关系，被告张家强也认可高淑军可以作为债权人主张权利，张家强在2017年9月12日书写的借条中写明的借款金额171万也包含了藏海青转的50万元。一审庭审中虽然被告张红辩称债权转让没有履行通知程序，但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观点，当庭告知也是债权转让通知的一种形式，因为债权转让通知并不加重还款人的义务，故高淑军已经取得了以藏海青名义享有的债权，因此，高淑军对案涉所有债权均有权利向张红、张家强主张，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予以认定，一审法院驳回该部分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判决免除张红的还款责任是错误的。张红、张家强于2014年5月14日登记结婚，2018年3月18日离婚。案涉所有借款均发生在甚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在出具借条时很多次也是张红出借的。同时，案涉借款均用于了夫妻二人经营的家具店，其二人也是该家具公司的股东，案涉借款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二人共同偿还，一审法院判决免除张红的还款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主张的137万元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137万元债权系由五笔债权转化形成，分别为原告于2016年4月18日出借的43万元，4月28日出借的50万元，2017年6月30日出借的47万元、4月5日出借的20万元、5月24日出借的5万元，7月5日出借的6万元，以上本金合计171万元。至2017年9月6日，张家强、张红偿还了所有的借款欠息并偿还了34万元借款本金。以上事实有多份借据、借款收条、银行流水明细、借条等证据予以证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特此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张红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为由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一审理法院查询上诉人在本院的诉讼情况显示，其自2017年至今共在该院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案件十余起。与上诉人自己在上诉状中认可的民间借贷案件九起差距不大，可见出借对象主体众多，出借资金的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其出借款项的行为符合职业借贷人的认定条件。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以及石家庄中院出台的《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意见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将答辩人以及张家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644100元认定为偿还的借款本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已经偿还944100元中，除其中34万元系偿还的本金外，其余的644100元为偿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中已经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因无合法根据，应当返还给对方。因此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已经偿还给上诉人的644100元认定为偿还的借款本金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认定驳回藏海青转账的50万元诉求是正确的。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答辩人、张家强2017年4月28日借款50万元的借据、借款凭条以及银行转账名细显示，出借人是藏海青而非上诉人。虽然藏海青与上诉人是夫妻关系，但二人在权利的行使上是不同的诉讼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笔借款的出借人应为藏海青，故上诉人以其个人名义起诉主体不适用格，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对该笔借款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予以支持。四、一审法院判决免除答辩人的还款责任是正确的，理由如下：1、上诉人一审中所诉的2017年6月30日借款47万元、2017年5月24日5万元、2017年7月6日6万元的三笔借款，借条、借据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中显示的借款人均是张家强。2、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张家强本人也承认这些借款均用于个人经营，答辩人不知情。3、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出具了大量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张家强的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具体包括：被上诉人张家强与其前妻郦莺的离婚协议书，证实二人以前系夫妻关系，二人有一子张鑫。在被上诉人张家强和答辩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张家强共向其前妻郦莺陆续转款25万元；自2016年6月至2018年3月共给其子张鑫陆续转款287000元；自2015年10月至2018年5月向佛亚辉陆续转款1521300元。2017年6月30日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张家强47万元（实际为46.9万元）后，张家强于同年的7月3日转入了桥西碧丽华家具店10万元，剩余的308698款项用于一次性还款，不知道还的什么钱。上述大量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张家强所借款款项均未用于夫妻日常生活。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答辩人既未在上述借据上签字认可，事后也未进行追认。且上诉人也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实上述借款系是用于二被上诉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述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免除答辩人的还款责任是正确的，应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故所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应依法予以维持。 张家强答辩称，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张红也没参与经营管理。 高淑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高淑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1370000元整（利息按照月息一分的标准，暂从2017年9月6日起至被告还清原告本金及利息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被告张家强于2016年5月3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称“今借高淑军现金人民币200000元，借款期限15天，双方约定还款日为2016年5月18日一次性还清”。同日，被告张家强为原告出具收条一份，称“今收到高淑军现金人民币200000元”。2016年9月5日被告张红、张家强为案外人臧彩侠出具借款收条一份，称“今借到臧彩侠出借资金230000元，具体约定见2016年9月5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编号201695。抵押方张家强、张红同意将以上款项交由借款方臧彩侠，其中现金230000元”。2016年9月5日被告张红、张家强出具借据一份，借款方为张家强、张红，借款金额230000元，利率为月利率3%，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6年9月5日至2017年3月4日。抵押条款约定抵押人同意以其所有的房屋的价值为抵押，为本《借款合同》下的借款做担保。抵押物为丙方自有的房屋长安区中山东路269号47-3-302（包含地下室、小房、公用设施等附属物），抵押借款合同编号201695。原告提供银行流水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18日通过其尾号8960银行卡分2笔向被告张红转款共计33500元，通过其尾号2807的银行卡分2笔向张红共计转款416500元，共计转账450000元；张家强通过尾号1132的银行卡于2016年5月30日向原告配偶藏海青账户转账20000元。原告称，上述两份借条由来系2016年4月18日被告张红找原告借款450000元，原告通过上述账户为张红转款共计450000元，当时约定借款期限15天，月利率3%；2016年5月3日借款到期后原告找二被告要求还款，被告张家强称还不上这么多钱，可以先打一张200000元的借条，另外张家强出示了一张其银行卡上有200000元存款的银行存根，称银行卡上的200000元过几天如果他不用就还了这笔借款，如果他要用就晚点还，这样的情况下，5月3日张家强向高淑军出具了一张200000元的借条，此后原告多次找二被告要求还款，二被告总是说资金紧张没有还，于是张红于2016年9月5日将该450000元借款中未偿还230000元向原告出具了借据一份，约定利息3分，期限2017年3月4日，这450000元借款至今仅还了50000元本金（2016年5月30日2万元、12月12日3万元），剩余本息未还。被告张红质证称，对证据1、张家强2016年5月3日出具的借条、收条、200000元的存款凭条，借款形成真实性有异议，原告说借条由来是张红向高淑军借款450000元形成的，根据该借条显示的内容是张家强以现金形式借高淑军200000元并打的借条，根据原告就存款凭条200000元的解释说张家强名下当时有200000元，存款凭条与借条、收条显示的内容严重不符。对证据2、张红、张家强于2016年9月5日出具的借据三性均有异议，通过显示的内容看是撕过之后又拼接的，对原告是否真正打给被告230000元款项不清楚，借款收条显示的借到臧彩侠230000元，与原告不是同一主体，原告无权就这笔债权向被告张红主张权利。证据3、高淑军尾号8960银行明细仅能证实2016年4月18日曾经给张红转过款，但并不能证明这些款项是借款，原告也说双方有多笔款项往来，不能证明是借款，当时张红的卡，在张家强手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张家强办的，不清楚这是什么款项。尾号2807银行明细原告没有出原件，无法核实，但这份证明只是显示高淑军曾经给张红转过款，不能证明借款事实存在，因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借款凭条与这个相互对应。证据4、藏海青尾号9370银行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所陈述的事实，只能证明藏海青与张家强之间有经济上的往来。对证据5、他项权证与本案无关，权利人是臧彩侠，不是原告。被告张家强质证称，款是我借的，不是张红借的，这钱是我开家具商场用，我拿着张红的卡一直在用，原告转给张红卡上的450000元也是我在用，她不清楚这个事。我认可向高淑军借过这450000元，但是已经偿还了，是我用中信银行贷下来的款还的。针对这450000元出具的借条、收条我都没有异议，2016年5月3日出具的200000元的借条、收条是针对2016年4月18日450000元借款所出具的，2016年9月5日的借据、借条与这450000元没有关系。2017年4月28日被告张红、张家强为案外人臧海青出具借款收条一份，称“今借到臧海青出借资金500000元，具体约定见2017年4月28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抵押方张家强、张红同意将以上款项交由借款方臧海青，其中转账500000元”。同日，被告张红、张家强出具借据一份，借款方、抵押方均为张家强、张红，借款金额500000元，利率为月利率5%，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7年4月28日至2018年4月27日。抵押条款约定抵押人同意以其所有的房屋的价值为抵押，为本《借款合同》下的借款做担保。抵押物为丙方自有的房屋长安区中山东路269号47-3-302（包含地下室、小房、公用设施等附属物），房产证号13××38。原告提供藏海青银行流水显示，藏海青通过尾号9370银行卡于2017年4月28日分11笔转给张家强480000元，4月29日转给张家强20000元。被告张红质证称，藏海青不是本案诉讼主体，高淑军无权就这笔借款主张权利，借据没有显示出借方是谁，但是借款、收条里显示出借人是藏海青，不是高淑军。2017年4月28日当日打的借条是5000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流水显示4月28日一共打了480000元，4月29日打了20000元，明显与打借条时间不符合。被告张家强质证称，无异议，提交4月29日流水，证明我又给原告打回15000元，是用不了还回去的。原告称，是给了15000元，但是这是偿还之前的利息。2017年6月30日被告张家强为原告高淑军出具借款收条一份，称“今借到高淑军出借资金460000元，抵押方张家强同意将以上款项交由借款方高淑军，其中转账460000元，转入账号光大银行槐安西路支行卡号62×××82.注附加10000元，共计470000元”。同日，被告张家强出具借据一份，借款方、抵押方均为张家强，借款金额460000元，利率为日利率2‰，借款期限半个月，自2017年6月30日至2017年7月15日。抵押条款约定抵押人同意以其所有的房屋的价值为抵押，为本《借款合同》下的借款做担保。抵押物为丙方自有的房屋新华区红星花园6-3-202（包含地下室、小房、公用设施等附属物），房产证号33××46号。原告提供银行流水显示，原告通过尾号8960银行卡于2017年6月30日分5笔转给张家强240000元，2017年7月1日分5笔转给张家强229000元，合计469000元。被告张红质证称，真实性无法核实，是张家强个人借的，与张红无关，不清楚借钱情况。打款时间需要原告进行一下说明。被告张家强质证称，没有异议，7月1日我给原告打了19100元、7月5日打款6000元，也没有说清还的哪笔钱。原告称，我认可张家强7月1日打过19100元、7月5日6000元，这是还的利息。2017年8月24日被告张家强（借款人）、张红为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称今有张红张家强为了公司资金周转。用自己名下房产13××38重新办理银行贷款，银行办理贷款周期太长着急用钱，先借高淑军、臧海青、臧彩侠，三个人的人民币930000元整，后来张红张家强夫妻双方名下两套房产银行贷款没有还清，又从高淑军那里借人民币500000元整。为了走银行贷款手续，暂时把张家强房子解除抵押，因为张家强房子银行贷款一直没有下来张家强张红夫妇没有还清高淑军臧海青、臧彩侠的借款，张红张家强夫妇同意用张家强张红名下另一套房子作为抵押担保。所以暂时解除张家强名下13549538房产”。2017年9月12日张家强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称“今有张家强借高淑军人民币总计1710000元，在2017年9月6日已还本金340000元，还实欠高淑军1370000元，从2017年9月6日起计息。按合同约定计息”。原告称，上述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催促二被告还款，均没有结果，张家强为了盘活资金，要把自己的房子进行银行贷款，找到原告要求为其办理解押登记，原告不同意，被告提出用张红、张家强名下的房产为以上房产做抵押，来解除原来的抵押登记，由此原告与张家强办理了解押登记，但张红作为抵押担保人重新办理了抵押登记，为原、被告双方的1430000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17年9月12日高淑军和张家强经过对账，张家强向原告出具了借条，确认借款总额为1710000元，已偿还本金340000元，尚欠1370000元借款本金，2017年9月6日起按合同约定计算利息，其中1710000元包括430000元、500000元、470000元三笔，还包括2017年4月5日的200000元、5月24日50000元、7月5日60000元，这三笔都包含在偿还的340000元本金中。原告提供2017年4月5日借据、借款收条、高淑军银行明细、2017年7月5日借据、收条、银行流水，2017年5月24日借条、收条、银行流水。提交情况说明、借条、银行流水系原件，其余为复印件。被告张红质证称，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从内容看只是解除张家强名下的房产，只是一个情况说明，落款张红名字前面的担保人不是张红自己写的，不知道是谁加上去的，希望法庭查实，我们保留做笔迹鉴定的权利；该情况说明称张红、张家强当时借了两笔款，一个是高淑军、藏海青、臧彩侠的930000元，一个是高淑军的500000元，通过举证的情况，不知道这些钱怎么形成的，这些款项都是张家强个人找高淑军或者藏海青、臧彩侠所借，与张红无关；2017年9月12日借条是张家强个人所打，与张红无关，张红不知情，借条出具时间是2017年9月12日，情况说明时间8月24日，显示借款内容不一致；2017年7月5日借据，借款收条、银行流水，张家强个人所借，真实性无法核实；2017年5月24日、2017年4月5日借条、收条、银行流水张红不清楚，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这笔款项已经还了，原件已经撕了，即使借款存在，也是张家强个人所为，与张红无关；2017年7月底，张家强已经将其名下长安区中山东路269号47-3-302房产转至其儿子张鑫名下，情况说明是2017年8月24日出具，这些情况不能排除高淑军和张家强有恶意诉讼，让张红承担借款责任的情况存在，希望法庭查清事实。被告张家强质证称，2017年9月12日借条我打了之后，高淑军把所有我打过的条都撕了，他应该给我的，没有给我，我一直说要跟高淑军对帐，他一直没有跟我对；情况说明张红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原告老是让签字，张红也不太懂，就签字了；对后面三张借条没有异议，已经还清了；2017年4月5日我打到藏海青名下50000元。原告称，认可被告还的这50000元，是还的利息，张红、张家强找到我说张家强房子需要解押，之前张家强以其长安区中山东路269号47-3-302房产作抵押，担保的230000元、500000元、200000元借款，他们要用这套房子到银行做抵押贷款，张红同意用她名下房产抵押给我，作为上面的930000元、2017年6月30日470000元借款做担保，用张红名下的位于红星街××花园6-3-302房产做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担保人这三个字我写的，张红就是做的担保，不然我也不会给张家强的房子做解押。2017年8月16日原、被告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担保债权数额为1000000元，2017年9月20日再次办理抵押登记，担保债权数额750000元。被告张红质证称，1000000元显示登记时间2017年8月16日、750000元登记时间2017年9月20日，与情况说明显示时间不一致，这些情况张红不知情，每次高淑军都是拿空白的纸让我快点签，当时就说用我的房子抵押200000元，没有说抵押1750000元。原告申请臧海青、臧彩侠出庭作证，臧海青证明称，“我的钱打给张家强了，张家强给我出具的借据、收据。我委托高淑军让他去向张家强要钱”。臧彩侠证明称，“我只是一个抵押权人，出钱是我姑父出的，我姑父当日有事，让我去帮他做了一个抵押，钱是我姑父出的，真正的抵押权人是高淑军”。被告张红提供以下证据：1、张家强、郦莺离婚协议书，张家强1132交通银行卡帐单，证明张家强与郦莺曾经是夫妻关系，二人离婚后2016年7月—2017年2月张家强共向其前妻陆续转帐250000元。证据2、张家强1132交通银行卡交易清单，张家强自2016年6月5日—2018年3月15日陆续给其儿子张鑫287000元。证据3、张家强0075农业银行卡、1132交通银行卡交易清单，显示自2015年10月-2018年5月给佛亚辉转帐1521300元。证据4、张家强2482光大银行卡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6月30日高淑军转给张家强470000元，实际为469000元，张家强于同年7月3日转入桥西碧丽华家具店100000元，碧丽华家具店是张家强以个人名义注册的个体户，一次性还款308698元，不知道还的什么钱。证据5、张家强1132交通银行卡银行流水，证明2016年5月25日-2018年2月7日高淑军、张家强、藏海青之间有经济往来。以上证据均能证实上述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张家强个人承担还款义务。原告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证据1—4显示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从证据看张红作为借款人，在部分借款合同上签了字，也作为抵押人在情况说明上签了字，说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对本案所涉借款事实均已知晓，款项、用途均已明确，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张家强质证称，所有的借款都是我自己用的，张红不知道。又查，被告张家强主张已偿还原告高淑军以下款项：2016年5月30日打给藏海青50000元、5月31日10000元、6月23日6000元、7月29日6000元、10月19日12000元、10月28日3500元、12月12日30000元、12月28日4000元、2017年1月3日5000元，2016年春节打给原告140000元、5000元现金，2016年冬天转帐32000元，2017年9月6日在井陉信用社贷款640000元给了原告，提交河北井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银行流水，证明打给高淑军640000元。原告高淑军认可被告张家强2016年5月30日打给藏海青20000元、5月31日10000元，6月23日6000元，7月29日6000元，10月19日12000元，10月28日3500元，12月12日30000元，12月28日4000元，2017年1月3日5000元，2017年9月6日用井陉信用社贷款610000元还的是2017年9月6日之前的340000元本金和利息，其中2016年5月30日打给藏海青20000元、12月12日30000元，是偿还的450000元借款的本金，其余款项是支付的借款的利息，不认可被告陈述的2016年春节转账140000元、5000元现金，2016年冬天转帐32000元。原告高淑军另认可2017年11月2日被告张家强打给其21000元、16500元，2017年2月7日40000元、70000元，主张是还的2017年9月6日之后的利息。被告张家强另主张2017年4月5日打到藏海青名下50000元，2017年4月29日给原告打过15000元，2017年7月1日给原告打了19100元、2017年7月5日给原告打款6000元。原告称，认可张家强上述还款，均是偿还的利息。综上，原告认可张家强还款共计944100元。再查，被告张红、张家强于2014年5月14日登记结婚，2018年3月18日离婚。另查，原告高淑军自2017年至2019年在我院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案件11件。上述事实有借条、收条、情况说明、银行流水、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高淑军自2017年至今在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作为原告起诉不特定主体民间借贷案件十余件。出借对象主体众多，出借资金的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故被告张红以其房产作为抵押为被告张家强借款提供担保合同无效。原告主张的利息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费。本案中，原告主张共向被告出借6笔借款，分别为2016年4月18日450000元，2017年4月5日200000元，2017年4月28日500000元，2017年5月24日50000元，2017年6月30日470000元，2017年7月5日60000元，共计1730000元，提供了借条、收据、银行流水为证。对于其中原告主张的于2017年4月28日向被告张家强、张红出借的500000元，原告提供了二被告为案外人臧海青出具的收条、借据以及臧海青为被告张家强转账的银行流水为证，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笔借款出借人应为臧海青，原告以其个人名义起诉被告主体不对，应予驳回。对其余5笔借款，其中，2017年6月30日原告主张出借470000元，但实际向张家强转账469000元，故应按出借本金469000元予以认定。综上，对原告实际向被告张家强出借借款本金1229000元予以认定。根据原、被告当庭举证、质证，原告认可被告张家强自2016年5月30日至2017年11月2日共计偿还944100元，其中340000元系偿还的本金，其余均为偿还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定上述款项均为偿还的借款本金。综上，被告张家强应偿还原告高淑军借款本金284900元（1229000-944100）。原告主张被告张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2016年4月18日出借的450000元，因系打入被告张红帐户，张红亦在借据上签字，本院认定系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被告共同偿还，对其余借款均无张红签字认可，原告亦未将借款转账至张红账户，故不予认定系夫妻共同债务。鉴于被告张家强系陆续向原告借款若干笔，根据借款期限时间长短，应认定被告张家强的还款应优先偿还到期在先的借款，原告2016年4月18日出借的450000元最先到期，应视为已偿还完毕。综上，被告张家强应予偿还原告高淑军剩余借款本金284900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6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6%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张家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高淑军借款本金284900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6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高淑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23元，由原告高淑军负担15932元，被告张家强负担3891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张家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1、新华区法院2017年2018年上诉人高淑军的涉诉案件的汇总。证明：上诉人不是职业放贷人；2、上诉人高淑军的爱人臧海青提交的情况说明就是关于放弃张红跟张家强借款诉讼权利的说明；3、收条，证明之前的一些还款行为，系偿还的上述债权债务；4、公证书，证明张红对借款是之情的，所以应当作为夫妻共同债务。 被上诉人张红、张家强的质证意见为：针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就是应该是11份判决书，新华法院的11份判决书，其中有八笔都是民间借贷纠纷，对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我们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我们认为根据其提供的这些证据以及上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略有出入，那上面说是九比，这上面是八笔。我认为这些证据充分说明上诉人，多次多笔将资金借给不特定的多数人，而且利率不固定，有二分的三分的，甚至有五分的，所以说符合职业借贷人的条件，一审法院将其列为职业借贷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份证据，高淑军爱人藏海清的情况说明，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其余张海青的结婚证没有异议，但是对其证实的问题有异议，因为藏海清在一审庭审作为证人出庭的时候明确说明，她是委托高淑军去向张家强要钱的，这里边需要明确说明的，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而不是债务转让关系。另外在刚才的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的过程中，他们也一再强调是一种委托关系。所以说根据臧海青一审的庭审笔录以及上诉人代理人在刚才的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完全可以认定臧海青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笔借款由藏海清并案起诉并无不妥。对这些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我方均有异议。因为这些证据在原一审庭审当中，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交，而且因为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张家强之间有多笔多次借款，他没法说清具体还的就是这些款项。所以对其证实说这些款项已经还清的事实，我没法说清。需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家强进行对账，然后再结合双方的银行账目往来予以确认。对于这些借条我们不认可。关于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想要证实的事实有异议，上诉人想以公证书来证实被上诉人张红对于借款行为是明知的，不符合事实。即使能够证实的话也只能证实被上诉人张红对这一笔款项对于公证书的事实是认可的，对于说其他的是否存在借款行为并不认可，也并不清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高淑军是否构成职业放贷；2、臧海青于2017年4月28日出借的给两被上诉人的500000元，上诉人高淑军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3、张红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一审法院调查上诉人高淑军2017-2019年在该一审法院针对不特定主体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十余件，上诉人高淑军二审期间提供的在一审法院的民间借贷案件，只是其中一部分。故上诉人出借对象众多，出借资金的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且其中大部分约定了利息具有营利性，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其属于从事非法经营业务活动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2019年6月27日臧海青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其已将债权转让给上诉人高淑军，并已通知两被上诉人，庭审中两被上诉人对其债权转让事实并不知情，且臧海青于2019月7月17日一审庭审中明确说明，其是委托上诉人高淑军向被上诉人张家强要钱，而非债权转让，且上诉人高淑军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受让债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在2016年4月18日的借款中，张红在街跨借据上签字且将款项打入了被上诉人张红的账户，对于其他借款，张红并未在借据上签字，事后亦未追认，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借据载明，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是用于夫妻日常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高淑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932.0元，由上诉人高淑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维山 审 判 员 曹建民 审 判 员 张国顺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丁巾津 书 记 员 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