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0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仝玲，女，197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广东深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哲，广东深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祖滨，男，197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光，广东天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童杰峰，男，197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广东深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哲，广东深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仝玲因与被上诉人罗祖滨、原审被告童杰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5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仝玲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重审或改判驳回罗祖滨的诉讼请求，支持仝玲的反诉请求；二、判令罗祖滨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争议焦点是罗祖滨在支付275万元保证金后是否有实际理财行为以及最终是否将275万元资金全部亏损。罗祖滨已经实际参与了理财行为并且275万元资金全部亏损。罗祖滨对其资金参与股票配资交易的整个过程非常清楚，其自愿签署或授权签署了所有文件，其应当对投资风险承担责任。理由如下：一、罗祖滨与仝玲签署的《投资顾问协议》，约定仝玲的825元资金与罗祖滨的275万元资金组成1100万元的理财资金。该协议的条款对罗祖滨的275万元资金使用方式和使用范围约定的很清楚。从该协议的条款看，其实就是罗祖滨使用其自有的275万元资金利用三倍杠杆配资以1100万元的基数博取最大利益。该协议的条款内容与当年股灾发生时市场上的配资协议大同小异。该协议亦约定了预警线和平仓线，约定平仓线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仝玲825万元资金的安全。该协议的签署可以证明罗祖滨的主观目的就是要利用场外配资，利用资金杠杆扩大受益，但同时也扩大了风险，其清楚这种操作模式与普通的股票交易的区别。罗祖滨自愿签署了协议，也履行了协议，但在资金亏损后又一再诉至法院主张其一概不知情，明显不符合常理，不符合逻辑。二、罗祖滨与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委托理财合同》，从该合同内容看，罗祖滨提供了资金账号、密码，该账户初始资金1100万元供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替其操作理财。很显然，不管是罗祖滨还是仝玲，均无义务向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1100万元资金，仅仅是由罗祖滨提供资金账户即可。而原审判决认为仝玲没有向罗祖滨或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移交1100万元资金，明显事实认定错误。仝玲没有向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移交1100万元资金的约定义务或法定义务。仝玲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委托理财合同》在资金账户、初始密码、初始资金处均非空白的，罗祖滨还在初始资金1100万元上按了手印，足以说明其签署合同时对所有情况一清二楚，对配资行为和配资风险有充分的评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谁会在资金没有到账的情况下，就签字确认账户中已经有了1100万元。而罗祖滨向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资金账号，就是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提供的。仝玲向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付款，之后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罗祖滨分配了资金账户，罗祖滨的账户才能够进行股票买卖的操作。这一系列操作，罗祖滨均知情并经常查看股票交易情况。三、仝玲筹集825万元资金给罗祖滨使用，罗祖滨将资金账户交付给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理财操作。与罗祖滨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而非仝玲。仝玲只是《投资顾问协议》的合同主体，罗祖滨起诉对象错误。罗祖滨的一系列行为完全违背常理。罗祖滨转账275万元后，将资金账户交付给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达两年的时间，罗祖滨不管不问，不清楚资金情况，完全不合符日常逻辑。罗祖滨的行为是投资行为，投资又发生在2015年的股灾之年、监管层面大力打击场外配资的背景下。罗祖滨主张对投资一事完全不知情，完全是在虚假陈述。自罗祖滨的资金账户触及预警线时，操作员多次要求罗祖滨补仓以防止触及平仓线。罗祖滨始终未支付资金，反而是仝玲始终在提供资金补仓。但最终还是因为市场波动过大导致触及平仓线。为保障配资资金的安全，仝玲依约强行平仓。事后仝玲要求罗祖滨对结算清单进行确认，但罗祖滨故意不予回应，故意不接电话，不回信息。四、如果仝玲提供的《委托理财合同》中所显示的资金账号、密码、初始资金不存在，没有进行任何交易，判决返还罗祖滨275万元尚能成立；如果资金账号记载的交易情况属实，那就应该以实际交易情况判定各方责任。实际交易数据保存在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监管方关闭了相关交易系统，导致仝玲无权调取交易数据。因此，仝玲在原审过程中依法申请法院调取该证据，但原审法院未依法调取，只是以存疑的态度处理此事，明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审理本案的关键就是要查清整个交易过程是否存在以及最后的结算结果。仝玲再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向招XX券、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调取交易记录。场外配资行为性质及责任承担，无论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指引还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都已经清晰进行了规定。原审在关键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以怀疑的态度作出事实认定，明显依据不足。五、2015年，为妥善处理股票融资合同纠纷，统一裁判标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该指引出台的背景就是类似本案的纠纷大量出现。该指引明确“场外股票融资合同是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约定融资方向配资方交纳一定现金或一定市值证券作为保证金，配资方按杠杆比例，将自有资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来源的资金出借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并固定收取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费，融资方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配资方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配资方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具有上述实质内容的股票配资合同、借钱炒股合同、委托理财合同、合作经营合同、信托合同等。因此，原审判决处理本案时，对关键事实处理错误，也未依照该指引处理本案。该指引明确“为保障人民法院正确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查明场外股票融资交易情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向有关证券公司、信托机构等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因此，仝玲在原审过程中的调查取证申请应当获得支持。纵观罗祖滨的前后两次诉讼，其均以退回其275万元资金为目标，故意回避其参与股票配资的事实，诉讼中虚假陈述。审理本案应当综合考虑2015年的股灾背景，综合当事人各方的市场背景、交易特征、亏损因果关系及操作性等因素来厘清责任。罗祖滨过于追求高额收益，主观上自愿要求高杠杆的配资比例，其自愿与场外配资方签署协议，足以表明其自愿承担更高的本金亏损风险。综上所述，仝玲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仝玲的上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罗祖滨答辩称，通过两轮的审判，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仝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罗祖滨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令仝玲返还资金275万元及至清偿之日的利息（按月利率0.6%从2015年3月21日起算）；2.赔偿（2017）粤0306民初10290号、（2018）粤03民终17587号案件诉讼费用共计72148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仝玲承担。仝玲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罗祖滨支付综合管理费618605.06元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5年10月起算）；2.判令罗祖滨承担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0日，罗祖滨（协议乙方）与仝玲（协议甲方）签订《投资顾问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合法拥有825万元的资产，甲方委托乙方为其合法拥有的资产提供沪深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投资顾问服务；二、乙方将保证金275万元转至双方在工商银行塘X支行开立的户名为仝玲，尾号为3656的账户后，甲方对乙方就甲方提供的账户及委托资产进行投资顾问服务的授权即生效，授权期间自2015年3月27日起至2016年3月26日止，授权范围包含资产的交易权限、资产查询权限；三、乙方保证金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项下甲方的委托资产本金、综合管理费、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调查费、公证费等为实现甲方权利所发生的费用；如果乙方未能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甲方无论是否事先通知乙方，均可直接从乙方保证金中划扣乙方应付欠款；四、在本协议所涉及资产账户运行期间，当某一交易日账户显示净资产总余额等于或低于甲方出资的114%时，则本协议所涉资产触及预警线，甲方将于当日通知乙方追加保证金，保证金追加应使资产余额大于甲方出资114%；如乙方未按期足额追加保证金，则不得再开新仓；当某一交易日显示净资产余额低于或等于甲方出资的110%时，本协议所涉资产触及平仓线，甲方将于触及平仓线当日有权对本协议所涉资产账户进行平仓操作，直至全部变现；五、协议运行期间，乙方按月支付甲方综合管理费，计算公式为：甲方持有的委托资产×10.8%÷12；协议因触及平仓条款、乙方原因提前终止的，甲方应提取的综合管理费为：甲方持有的委托资产×10.8%÷12×（协议实际运作月数+1）；六、协议目的已经实现或不能实现的，本协议终止；自终止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甲方应编制资产清算报告在2个工作日送达乙方，乙方收到报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双方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进入清算程序，在甲方委托资产本金及相应的综合管理费实现后，甲方返还乙方剩余保证金，同时乙方享有本协议所涉及资产账户扣除甲方综合管理费后剩余的收益；七、乙方保证以最优秀的团队为甲方提供服务，尽力为委托人创造投资收益，实现委托资产的安全增值。2015年3月20日，罗祖滨（合同乙方）与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甲方）签订《委托理财合同》，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代理操作乙方的资金账户；期初资产为1100万元，期限为2015年3月27日至2016年3月26日；利润定义为（乙方账户）期末资产-期初资产；利润率=利润/期初资产×100%；委托期间，每盈利10%，则乙方将利润抽取出来，甲乙双方按2:8的比例进行分享，两个工作日内到账；甲方操作的乙方账户，乙方承担风险，甲方未做任何获利保证；合约合作期间，双方均不得单方违约，乙方不得提前结束合作，若出现亏损，所有亏损由乙方承担任何责任；甲乙结算金额精确到百元，百元以下舍去不计；合同期内如果利润大于100%，双方均有权终止合同，并按委托期满后的结算方法进行结算，结算后，可重新签订合同。甲方加盖公司公章并由仝玲签名，乙方由罗祖滨签名。在罗祖滨方提交的《委托理财合同》中，资金账号及密码均未填写；仝玲提交的《委托理财合同》中已填写资金账号及密码。一审庭审中，仝玲称钱到“红X集团”账户后，“红X集团”确认了才会分配子账号，所以2015年3月31日罗祖滨与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理财合同》，并把时间倒签至3月20日，罗祖滨在仝玲所持的这一份《委托理财合同》文本上对初始资金进行了签字确认；罗祖滨则主张《委托理财合同》与《投资顾问协议》均在2015年3月20日签订，签订时并没有资金账户及密码，只是确认了1100万元，但实际上没有这个资金量，罗祖滨自始不知股票账户和密码，何况当时连资金账户都没有开立，怎么会有股票账户。2015年3月20日，罗祖滨分两笔向仝玲工商银行尾号3656账户转账共计275万元，仝玲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罗祖滨275万元用于股市投资。该账户银行流水显示，在收到罗祖滨该275万元后，账户余额为2832008.78元，当天仝玲转账5000元给余某，次日中国电信扣缴50元；2015年3月23日，仝玲转账275万元给童杰峰，此时账户余额为77230.5元。自该笔转账发生后至2015年3月31日仝玲向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账1千万元止，仝玲该账户发生交易往来共计25笔，其中进账11090513元，支出11159937.22元，进出交易对象有多人。仝玲提交《“红X资产-稠州银行-007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顾问合同》，甲方为仝玲，乙方为深圳汇XXX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丙方为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约定，甲方为“红X资产-稠州银行-007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顾问，乙方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也不分享任何投资收益；甲方支付乙方投资顾问费3万元；丙方同意为甲方履行本协议及承诺函项下义务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未注明签订时间及合同编号。仝玲提交《红X资产-稠州银行-007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资产委托人为仝玲，资产管理人为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托管人为招XX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第33页报告义务约定，资产管理人向资产委托人提供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净值报告，资产管理人向资产委托人在合同签署页上填写的通信地址邮寄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信息；第38页还约定了清算报告制作及备案义务。合同未注明签订时间及合同编号。罗祖滨对上述资产管理两份合同均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仝玲代理人称，仝玲和罗祖滨之间是借贷法律关系，依据是双方签订的投资顾问协议；罗祖滨与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投资理财合同关系，罗祖滨将理财的授权给了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且将账户、资金、密码全部提供给了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仝玲与深圳汇XXX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顾问合同，授权深圳汇XXX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具体的投资顾问合同；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集团又同时聘请了深圳汇XXX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投资顾问，深圳汇XXX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又聘请了仝玲和朱某作为本计划的经理。双方确认2015年3月20日的《投资顾问协议》实际上是罗祖滨向仝玲借款，由罗祖滨或者委托他人进行理财操作。仝玲确认其系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之一。仝玲主张资金账户系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操盘手操作，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仝玲提交资产信息查询报表称，罗祖滨交付的275万元本金已经全部亏空。罗祖滨对仝玲提交的报表不予认可。再查，童杰峰、仝玲系夫妻。2018年3月15日，罗祖滨诉仝玲、童杰峰、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法院作出（2017）粤0306民初102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罗祖滨全部诉讼请求。罗祖滨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8）粤03民终175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罗祖滨与仝玲签订的《投资顾问协议》经法院确认系真实有效的合同，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该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即仝玲向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账1000万元并由仝玲及朱某担任资管计划经理对资金账户管理是否是对《投资顾问协议》的履行。第一、从协议约定的内容及双方一审庭审陈述来看，系罗祖滨借用仝玲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仝玲系资金的提供者，罗祖滨系投资理财的实际操作者。罗祖滨已按约将275万元保证金转至协议约定的仝玲账户，但仝玲并未将资金提供给罗祖滨或者交付给罗祖滨委托理财的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二、从资金流向上看，仝玲在接受罗祖滨转账的275万元前，账户余额为82008.78元；在接受罗祖滨转账后，在无其他进账的情况下，该笔资金直接转至童杰峰账户，即仝玲收取罗祖滨保证金后，实际将该保证金挪至童杰峰账户；至于2015年3月31日仝玲向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账的1000万元来源于其他交易对象的进账，且数额也与罗祖滨约定的1100万元不符，不能排除是否系他人委托仝玲进行理财。第三，从委托授权来看，仝玲主张因罗祖滨授权给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授权给深圳汇XXX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汇XXX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授权仝玲与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管计划，故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配给罗祖滨的子账户中证券、股票交易的结果应当由罗祖滨自行承担。但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接受委托理财，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现无证据证明其转委托给深圳汇XXX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且该行为取得罗祖滨同意，更无证据证明罗祖滨知晓并同意资金在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户，并由仝玲及朱某担任资金管理经理。仝玲提交的《“红X资产-稠州银行-007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顾问合同》仅能证明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仝玲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即罗祖滨的受托人为罗祖滨的委托人（同时担任资管计划投资顾问）对罗祖滨的资金理财行为提供担保。这与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接受罗祖滨的委托进行理财的初衷相悖。仝玲作为资产委托人及资金管理经理，未提交资管计划中强制报告制度所涉报告作为账户详情依据，反而申请法院调取交易记录，这与资管计划的约定不符，资管计划是否真正实施存疑。第四，从《投资顾问协议》《委托理财合同》的签订时间看，两份合同上所写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3月20日，仝玲反诉状亦确认该时间。但罗祖滨提交的《委托理财合同》上并未填写资金账号及密码。仝玲在一审庭审时称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收到资金才分配子账户及密码。故罗祖滨与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倒签合同，签订合同时已填写账号及密码，由此推断罗祖滨将账户及密码提供给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由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实际操盘。这一主张与其反诉状陈述不符，与其担任资管计划经理、投资顾问的事实不符。故仝玲辩称其向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账1000万元，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即仝玲向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账1000万元并不能认定是对《投资顾问协议》的履行。仝玲收取罗祖滨275万元保证金应予以退还，并支付相应利息。罗祖滨主张自2015年3月21日起按月利率0.6%计收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仝玲未履行协议，仝玲主张罗祖滨支付相应综合管理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罗祖滨诉请童杰峰承担责任，但童杰峰并非《投资顾问协议》的相对人，该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罗祖滨诉请仝玲支付（2017）粤0306民初10290号、（2018）粤03民终17587号案件的诉讼费用，无相应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仝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罗祖滨保证金27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27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21日起按月0.6%计至清偿之日）；二、驳回罗祖滨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仝玲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7593元，由罗祖滨承担1603元，仝玲承担1599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658元，由仝玲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3月20日签订《投资顾问协议》，约定由仝玲出资825万元委托罗祖滨进行证券交易投资，而罗祖滨需向仝玲支付275万元保证金。罗祖滨在与仝玲签订上述《投资顾问协议》的同日，又与仝玲作为股东之一的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理财合同》，约定罗祖滨委托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理财，操作资金账户，账户初始资金为1100万元。因此，双方之间的《投资顾问协议》中约定的由仝玲委托罗祖滨进行投资，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实际系罗祖滨以275万元作为保证金向仝玲借款825万元后委托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理财。双方在一审期间对此真实意图亦予认可。因此，本案应按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审查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即罗祖滨与仝玲之间并非委托理财关系，而系借款关系。在罗祖滨要求仝玲退还275万元保证金的情况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仝玲有无实际出借825万元。首先，罗祖滨提交的其与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中并未载明用于理财的资金账号、密码等。该合同中也仅是载明罗祖滨交予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理财的资金账户中最初资金应为1100万元，并未显示该账户中已实际存入1100万元。故该理财合同无法证明仝玲已实际向罗祖滨出借了825万元并存入罗祖滨委托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理财的资金账户中。仝玲主张罗祖滨与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系在2015年3月31日倒签，当时已明确了资金账号，其亦已向该账户转入1100万元。但仝玲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在同时签订的两份合同文本中，一份合同文本载明资金账号，而另一方合同文本中未载明，明显不符合合同签订的一般惯例，仝玲也未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其次，仝玲主张其转入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1000万元即为罗祖滨向其支付的275万元和其出借给罗祖滨款项的总和。但罗祖滨仅是委托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理财，并未表示要将其用于理财的资金转入其他主体名下或委托其他主体进行理财。仝玲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保证金及出借款转入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征得了罗祖滨的同意或系受罗祖滨指示。且仝玲转入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款项金额为1000万元，亦与双方约定的总金额1100万元不符。因此，仝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转入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款项即为其出借给罗祖滨的款项。在此情况下，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户内的资金及交易情况与本案处理并无直接关联；且仝玲作为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的委托人和资管计划经理，其理应掌握并提供该账户的资金及交易情况。故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仝玲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仝玲在二审期间申请本院开具调查令调取深圳市红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户内的资金及交易情况，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最后，仝玲的银行转账清单显示，仝玲在收到罗祖滨转入的275万元保证金后并未交予深圳中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理财或转入罗祖滨的理财资金账户，而是转至其丈夫童杰峰名下账户，与该款项作为保证金的用途不符，仝玲对此未能做出合理说明。故仝玲明显存在挪用罗祖滨保证金的行为。综合以上理由及一审法院阐述的其他理由，本院认为，仝玲并未依约向罗祖滨出借825万元。因此，其应当返还罗祖滨保证金27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综上，仝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593元，由上诉人仝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曾牧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