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再483号抗诉机关：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史建林。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庆国，江苏联创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亨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水仙大街亨立大厦三层A。法定代表人：苏建辉，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亨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马山梅梁路116号。负责人：李建彬。申诉人史建林因与被申诉人福建亨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立公司）、福建亨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民终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以苏检民（行）监[2017]3200000002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7）苏民抗2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胡晨光、检察官助理郜双如出庭。史建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庆国到庭参加诉讼。亨立公司、无锡分公司经本院公告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民终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一)无锡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本案中，根据无锡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无锡分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29日，亨立公司与潘备良于2011年3月31日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由潘备良承包无锡分公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无锡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不需要得到亨立公司的授权或委托。二审判决认为，亨立公司对于潘备良承接的项目没有必要为其配备工作人员的认定无法律依据。(二)无锡分公司与史建林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史建林与无锡分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上加盖了无锡分公司的印章。虽然蔡建新和史建林对签订《劳务协议》过程的陈述有矛盾，但由于亨立公司未能举证无锡分公司的印章系伪造的，亨立公司在庭审中亦认可无锡分公司的公章一直保存在潘备良处，且未能举证潘备良与史建林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不能据此认定《劳务协议》系伪造的。该协议能够确认无锡分公司与史建林之间成立劳动关系。(三)有证据证明史建林作为无锡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参与江苏睿泰投资有限公司镇江睿泰工地工程（以下简称睿泰镇江工地）项目的建设。1、证人刘某的当庭陈述能够印证史建林作为无锡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参与了睿泰镇江工地项目的建设。刘某系工程建设监理，其为江苏睿泰科技园监理方的总监代表，其陈述监理合同在2012年10月份签订，合同签订后一周左右就进场了，其去现场时蔡建新已经在了，且蔡建新的身份是代表施工总包方亨立公司，系施工方负责人。史建林是在试桩阶段去的工地，其身份系施工方造价审计方面的人员。对于史建林提供的打桩记录表，刘某表示认可，对于亨立公司在睿泰镇江工地的工程量，其陈述除了打桩、沉桩以外，还做了临时设施，包括围墙、临时道路、临时工棚、大门、临时用电设施、简易的前期道路和场地平整等。因此，刘某的证人证言印证了史建林作为无锡分公司的员工在睿泰镇江工地工作的事实。2、《会议纪要》能够证明史建林在睿泰镇江工地工作。史建林一审期间提供了第一次至第十六次睿泰镇江工地的《会议纪要》，时间为2013年3月29日至7月20日，该会议纪要中在与会单位及人员签到栏内，史建林是作为亨立公司的人员签到的，且该会议纪要加盖了监理公司的印章。能够证明史建林在睿泰镇江工地工作。且亨立公司一审提交的江苏睿泰数字产业园有限公司项目工程部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印证了史建林在睿泰镇江工地工作的事实。综上，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民终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史建林申诉称，请求撤销（2014）锡民终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理由如下:亨立公司与潘备良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由潘备良承包经营无锡分公司，潘备良代表亨立公司承建睿泰镇江工地。2012年8月初，潘备良代表无锡分公司聘用史建林为工地代表，负责土建施工及管理工作，劳动服务期限至工程竣工验收交付止。上述事实有潘备良、监理方、建设方及工程例会会议纪要相佐证。一、二审法院错误判决史建林败诉，请依法再审。经查，2014年1月，史建林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12年8月30日其与无锡分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同年8月被派至镇江，负责睿泰镇江工地的前期准备及施工协调、施工管理、预算报价、审核等工作，2013年3月至9月打桩期间，一直是12小时工作制，从未有休息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亨立公司、无锡分公司：1、支付2012年8月至2013年9月计13个月的工资130000元；2、支付2013年1月6日至2月2日、2013年4月13日至7月26日加班133日的节假日、双休日、延时加班工资87280元；3、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0000元（10000元/月*1个月*2倍）。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3月31日，亨立公司（甲方）与潘备良（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共同签订关于无锡分公司承包合同，依据总公司的经营布局及组织结构隶属，设立无锡分公司，归由福建亨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管理；承包区域范围--江苏省区域范围，超出指定区域承接工程的，乙方应事先上报甲方并征得甲方许可；专业分包项目不受区域限制，但必须征得甲方同意；承包经营范围--以总公司的资质经营范围为准，负责人--潘备良；承包期限2011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7日；乙方定额上缴甲方管理费25万元，每年按签订承包合同的最初日期15天内支付。亨立公司、无锡分公司承建睿泰镇江工地工程，施工至2013年6、7月结束。2013年10月13日，江苏睿泰投资有限公司与亨立公司签订《协议书》，内容为：双方围绕“睿泰创新科技园”所签订的合同与协议（2013年9月28日前签订），经协商于2013年9月28日起解除，并达成如下意见：一、该项目双方合约关系解除，亨立公司愿意对江苏睿泰投资有限公司作出赔偿，赔偿金额为200万元人民币，于2014年3月30日前支付；二、江苏睿泰投资有限公司得到赔偿后，双方无纠葛。史建林、蔡建新（已另案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潘备良安排，曾经在睿泰镇江工地从事相应工作。蔡建新、史建林提供的《会议纪要》中，第一次至第十六次会议纪要上有蔡建新、史建林的签名，时间为2013年3月29日至7月20日，提供的《睿泰总部开发大楼钢筋翻样统计表》上有监理工程师刘某的签名。亨立公司提交了江苏睿泰数字产业园有限公司项目工程部于2014年4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蔡建新于2012年9月到工地，至2013年7月停工平均约每个礼拜到现场一次，史建林在2013年5月左右到岗；工地上所有施工项目由分包商李守军自行组织施工，潘备良及其招聘的人员实际上没有什么工作量。蔡建新、史建林与亨立公司、无锡分公司在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劳动报酬的支付上存在争议。两人同时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两人在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相同，即要求亨立公司、无锡分公司支付工资130000元（10000元／月＊13个月）、支付加班工资112240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0000元（10000元／月＊1个月＊2倍）。两案合并开庭审理，在2014年3月31日庭审时，两人一起变更了加班工资请求，此后就相关请求列出明细，史建林的请求为判令亨立公司、无锡分公司：1、支付2012年8月至2013年9月计13个月的工资130000元；2、支付2013年1月6日至2月2日、2013年4月13日至7月26日加班133日的节假日、双休日、延时加班工资87280元；3、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0000元（10000元／月＊1个月＊2倍）。蔡建新、史建林为证明其主张，分别提供了各自与无锡分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两份《劳务协议》打印内容及手工填写的工作起始日期完全相同，无锡分公司为甲方，加盖其印章，蔡建新、史建林分别为乙方，各自签名。《劳务协议》载明：甲方聘用乙方为驻睿泰镇江工地代表，负责土建施工协调及管理工作，协议期限暂定自“2012年8月30号（手工填写）”起至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期满时该协议终止；甲方按月足额给乙方结算劳务费，由甲方以货币形式直接发放给乙方，月工资10000元，其中交通费1000元、通讯费300元、香烟费700元、工资8000元，吃饭及住宿由甲方提供；如果甲方没有按约兑现每月支付劳务费，乙方有权提出解除劳务协议；乙方工作期间每月休息6天，根据工程进度自我调节。乙方为蔡建新的《劳务协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30日”。乙方为史建林的《劳务协议》落款时间为“2013年8月30日”，史建林起诉时提交的复印件与之相符。但是，在2014年3月31日庭审中，史建林提交《劳务协议》原件以供核对时，该原件上的落款时间被发现涂改为“2012年8月30日”。史建林当庭对此的解释是：“我提交的合同上，合同签订时‘2012年’写成了‘2013年’，就是笔误。昨天晚上我才发现日期写错了，就改了原件上日期。我以前从未注意这个日期错误。是在昨天晚上改的。”在2014年5月16日庭审中，就“为什么要改成2012年的8月30日，而不是改成其他日期”，史建林回答“协议确实是2012年8月30日达成的。”证人刘某作证陈述：其在江苏省星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工作，任睿泰镇江工地监理方的总监代表。监理合同于2012年10月下旬签订，一周后进场，同年11月成立项目组。2013年1月开始试桩，正式打桩是在2013年春节之后。蔡建新在其进场时已经在工地了。史建林是在试桩时才进来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是后来以施工方的造价审计方面的人员身份出现的。与蔡建新、史建林一起来的人还有潘备良，潘备良是以总包方无锡分公司负责人身份出现的，但授权手续始终没有见到。蔡建新在试桩期间一直在现场，正式打桩后晚上不在现场，史建林一直在现场。由于潘备良、蔡建新、史建林没有授权手续，被有关部门要求整改，江苏省星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于2013年6月左右曾向亨立公司发过暂停令。由于潘备良等人无法提供授权委托书，亨立公司、无锡分公司大约在7月份撤离睿泰镇江工地。庭审中，一审法院对《劳务协议》的签订过程等分别对蔡建新、史建林隔开提问。蔡建新陈述：其与潘备良是在常州明都超市界牌店工程中相识，该工程借用了潘备良手中无锡分公司的执照。工程结束后，潘备良就让其至睿泰镇江工地负责，处理所有技术上的衔接和图纸。工资也是与潘备良谈的，每月10000元。潘备良是受亨立公司的委托负责睿泰镇江工地，其见过相关委托书。2012年其与潘备良签订了《劳务协议》，具体签约日期其不记得了。其去睿泰镇江工地之后，向潘备良提出要拿《劳务协议》，该协议是其到潘备良在广益佳苑9号9楼的家中去拿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2013年2月，因工程需要管理人员，其将史建林介绍给了潘备良。其协议比史建林签得早，不是一起签的。史建林具体签协议的过程其不知道。虽然协议约定如果甲方没有兑现每月支付劳务费，乙方有权提出解除协议，但潘备良没有付过劳务费，其也提出过要求，但潘备良一直推。一年中没有拿到报酬，靠原来做工程的积蓄生活，潘备良也讲过要和建设单位结款的时候再给其报酬。在一审法院单独询问史建林后再次询问蔡建新《劳务协议》何时拿到时，蔡建新回答：该协议不是他去拿的，他在工地上，他叫他儿子去拿的，应该在广益拿的，具体日期他不知道了，应该是2013年七八月，后期才拿的；史建林的协议也是他儿子拿过来的，是不是和他的协议一起拿过来的他不清楚，起诉的时候他给史建林的。史建林陈述：2011年或者2012年，蔡建新介绍其和潘备良认识。2012年8月底、9月初，蔡建新带其到无锡市滨湖区个带“龙”字的地方潘备良开的农庄谈妥其工作要求和性质，当时蔡建新也在现场，大体情况都知道。达成协议其起草文本，通过邮箱发给潘备良，潘备良女儿打印出来，大概在杨梅开花没结果之前，潘备良将合同拿出来，其先将名字签上去了，然后一直放在潘备良家。2012年9月份其去工地，一直到其去工地都没有看到过协议文本。后来2013年底他和蔡建新起诉需要这些材料，蔡建新和潘备良的妻子联系，然后才拿到了协议，是蔡建新交给他的。在睿泰镇江工地大概13个月，一分钱报酬都没有拿到过，“我和潘备良提过一次，当时和他谈的是年薪制的，他叫我等一等，暂时工程才开始，工资不会少的。”2013年12月24日蔡建新、史建林分别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相同，即要求无锡分公司：1、支付2012年8月至2013年9月工资130000元；2、支付加班工资112240元；3、支付赔偿金20000元。无锡市滨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年12月25日以蔡建新、史建林未提供具有劳动关系的初步证据为由，分别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蔡建新、史建林遂诉至一审法院，诉请如前。亨立公司就与潘备良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书》，正在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进行诉讼。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寻找潘备良到庭接受询问，未果。一审法院认为：蔡建新与史建林曾受潘备良安排到睿泰镇江工地承担部分工程监理与审计工作属实。但是，本案中，在一些主要事实方面，各方的陈述显然矛盾：首先，表现在史建林到睿泰镇江工地的时间和身份上存在矛盾。史建林陈述在2012年9月其去工地，但是，蔡建新陈述在2013年2月才将史建林介绍给潘备良认识；证人、工程监理刘某陈述2013年1月开始试桩，史建林是在试桩时才进来的；江苏睿泰数字产业园有限公司项目工程部声称史建林在2013年5月左右到岗；《劳务协议》载明“2012年8月30号”史建林即开始工作。关于史建林的身份和工作内容，《劳务协议》载明与蔡建新完全相同，但证人刘某陈述史建林是以施工方的造价审计方面的人员身份出现。其次，表现在《劳务协议》内容确定时间上。史建林陈述是其起草了协议文本，通过邮箱发给潘备良，潘备良女儿打印出来，其签名后文本保存在潘备良处。按照蔡建新的陈述，2013年2月史建林才与潘备良相识，《劳务协议》成稿应该在此时间之后，但是，完全相同内容的《劳务协议》，蔡建新却陈述在2012年即已与潘备良签订。再次，表现在《劳务协议》取得的时间和途径上。蔡建新先是陈述在其去睿泰镇江工地之后，其到潘备良在广益佳苑9号9楼的家中去拿了《劳务协议》，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后又陈述该协议不是他去拿的，他在工地上，他叫他儿子去拿的，应该是2013年七八月在广益拿的。而史建林陈述2013年年底他和蔡建新起诉需要这些材料，蔡建新和潘备良的妻子联系，然后才拿到了《劳务协议》，是蔡建新交给他的。另外，在蔡建新、史建林的仲裁和诉讼请求上。按照蔡建新陈述，史建林最早也应该是在2013年2月才加入睿泰镇江工地，但是其请求却是要求从2012年8月开始支付工资并要求支付2013年1月6日至2月2日的加班工资。蔡建新自述是从2012年8月31日开始加入睿泰镇江工地，却要求支付2012年8月全月的工资。并且，两人的仲裁和诉讼在请求、事实和理由方面完全一致，与他们自己的陈述相矛盾。一审法院认为，蔡建新、史建林据以主张诉讼请求的关键证据《劳务协议》，并非一开始就是用以确定蔡建新、史建林与无锡分公司有关工作关系的协议，该协议在形成时间、取得方式、内容确定等方面，存在显著矛盾，该证据的形成，得到了承包人潘备良的支持，不排除伪造的可能，不具有证明力，依法不予采纳。蔡建新、史建林所谓的报酬除《劳务协议》外并无任何证据佐证，其是否已经获得报酬无从查证，其有关加班费、赔偿金的请求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史建林的诉讼请求。史建林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即使其与蔡建新就《劳务协议》的形成过程陈述存在不一致，但是也不能证明是伪造的，即使协议是后补的，只要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同样具有法律效力，是否已经支付劳动报酬的问题应当由亨立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一审时的主张。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一致，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所谓的《劳务协议》矛盾重重，依法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当结合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衡量，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劳资双方是否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共同意思。潘备良与亨立公司之间是承包经营的关系，故亨立公司对于潘备良承接的项目没有必要为其配备工作人员，即使按照《劳务协议》的表述，史建林亦无以劳动关系的方式为单位提供服务的意思，史建林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命于亨立公司的工作人员。因此，对于史建林基于劳动关系向亨立公司、无锡分公司主张的工资、加班工资及赔偿金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对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史建林与无锡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本院再审认为，史建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无锡分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存在。理由如下：一、史建林与无锡分公司之间不具备成立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劳动者受到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安排的工作，且所从事的工作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本案中，史建林虽在亨立公司施工的睿泰镇江工地会议纪要上签名，存在相应工作的事实，但并不能当然得出史建林与无锡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结论。1.史建林与亨立公司及无锡分公司之间并无达成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合意。首先，并无证据证明潘备良具有代表亨立公司及无锡分公司与他人建立劳动关系的授权。经查，从潘备良与亨立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约定内容来看，潘备良并非无锡分公司的负责人及员工，其仅是承包经营江苏省区域范围承接工程，承包期内潘备良承接的工程由其自行组织施工，亨立公司提供工程所需证照，潘备良享有相应的自主经营权和利润分配权，自负盈亏。协议中只约定潘备良自行组织施工，并未授权潘备良以亨立公司及无锡分公司名义招聘员工，因此，不能得出潘备良具有代表亨立公司及无锡分公司与自然人确定劳动关系的结论。故检察机关提出的史建林有理由相信潘备良有权代表无锡分公司与史建林建立劳动关系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史建林在一审陈述其在2012年8月底、9月初与潘备良谈妥工作要求和性质，达成协议文本通过邮箱发送给潘备良，潘备良女儿将文本打印出来其签名，此后《劳务协议》一直放在潘备良处，2013年底其和蔡建新起诉需要这些材料，蔡建新和潘备良妻子联系，然后才拿到协议。但是史建林上述陈述明显与《劳务协议》真实落款2013年8月30日不符，也与蔡建新陈述在2013年2、3月才介绍史建林与潘备良认识不吻合，且其陈述缺乏其他证据证明，因其陈述协议形成及取得的事实明显有重大矛盾，又缺乏证据证明，故一、二审判决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此外，从史建林的陈述来看，其只是通过蔡建新与潘备良认识并与潘备良协商工作事项，因此即便史建林持有《劳务协议》也无法得出史建林与无锡分公司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蔡建新、史建林申请的证人刘某证言陈述称，由于潘备良、蔡建新、史建林没有授权手续，被有关部门要求整改，监理公司于2013年6月左右曾向亨立公司发过暂停令，亦表明蔡建新、史建林在工地的工作并非出于无锡分公司及亨立公司的授权和指派，故史建林主张其和无锡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再次，史建林陈述获取《劳务协议》的事实存有重大瑕疵，不足以证明史建林与无锡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事实的存在。蔡建新、史建林同时提起诉讼，向法院提供的用于证明劳动关系事实的《劳务协议》证据，除了被用人姓名不同外，其余部分完全相同，但是蔡建新、史建林对该协议形成过程的陈述存有巨大矛盾，证据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瑕疵，难以采信。蔡建新、史建林同时针对亨立公司及无锡分公司提起诉讼，其二人所陈述事实共同指向一致，甚至是同一事实，因此二人对同一事实陈述是否一致，是法院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重要依据。虽然蔡建新、史建林并非同案当事人，但是二人当庭陈述的笔录可以作为另案的证据使用。本案中，在《劳务协议》形成时间和过程上，蔡建新、史建林的陈述明显矛盾。蔡建新陈述其2013年2月介绍史建林认识潘备良。史建林陈述《劳务协议》是其起草后通过邮箱发给潘备良，潘备良女儿打印出来，其签名后文本保存在潘备良处。通过蔡建新和史建林的陈述来看，可以得出《劳务协议》最早形成时间应在2013年2月以后。但蔡建新还陈述称其在2012年即签订了《劳务协议》，其签订的《劳务协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30日。史建林向法院提供由其签名的《劳务协议》落款时间是2013年8月30日，史建林在一审诉讼中将该落款时间改为2012年8月30日，辩称协议是2012年8月30日达成的。蔡建新、史建林在同一事实的陈述明显相互矛盾，又缺乏证据证明。如果二人对共同经历的同一事实明显相互矛盾，且无其他证据证明时，致法院无从判断其陈述的真伪，在此情况下，二人陈述的事实均不应采信。故检察机关关于蔡建新在另案中的陈述不足以否定史建林陈述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劳务协议》不能证明史建林与无锡分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2.虽然史建林在会议纪要上签名，存在相应工作的事实，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亨立公司及无锡分公司对其按照劳动关系进行了人员管理和工作管理的事实存在。二、从《劳务协议》内容来看，明确约定史建林与无锡分公司之间建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首先，《劳务协议》名称明确是建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该协议并不会使人产生非劳务关系而是劳动关系的误解。其次，《劳务协议》约定雇佣方式是针对某一特定任务事项，也符合劳务雇佣的特征。《劳务协议》约定“聘用乙方为驻睿泰镇江工地代表，负责土建施工协调及管理工作”，期限自“2012年8月30号”起至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止。《劳务协议》约定的劳务事项明确，表明双方之间劳务关系指向工作内容明确，期限也随工程进度而定，与劳动关系中约定相对确定的劳动期限明显不同。因此即便此后史建林在睿泰镇江工地从事相应工作，也是履行劳务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史建林将其在工地会议纪要上的签名行为解释为履行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再次，法律并不禁止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实际施工人自行雇佣相应管理人员。潘备良承包无锡分公司后，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并不妨碍其自行雇佣相应管理人员。本案中史建林基于潘备良的指派而在睿泰镇江工地从事相应管理工作，而非受亨立公司及其无锡分公司指派从事相应工作。因此基于史建林受潘备良指派至睿泰镇江工地负责工作的事实，不能当然得出其和无锡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结论。综上，史建林虽然在睿泰镇江工地从事相应工作，但系受潘备良指派。史建林提供的《劳务协议》约定的工作内容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且蔡建新、史建林对该协议形成及取得陈述相互矛盾，协议内容与工作事实不相吻合，故不能证明蔡建新、史建林与无锡分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史建林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二审判决未支持史建林基于劳动关系而追索劳动报酬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民终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祥审判员 刘海平审判员 陈 丽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徐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