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2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女，196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强，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某1，女，1938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女，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69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列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明志，上海观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璐璐，上海观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源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3380号303室。法定代表人：李从恺，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系上海源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孙某1与被上诉人顾某1、孙某2、张某1（简称顾某1等三人）以及上海源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源东公司）共有纠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4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确认孙某1为本市浦东新区XX村XX弄XX号宅基地房屋（简称涉案房屋）动拆迁安置人。三、孙某1对XX路XX弄XX号XX室（简称申江路202室房屋）享有四分之一份额；顾某1、孙某2、张某1赔偿孙某1本市XX路XX弄XX号XX室、XX号XX室两套房屋（简称双桥路203室、604室房屋）合计售房款的四分之一金额，即人民币130万元（以下币种同）。四、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顾某1、孙某2、张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1.从《房屋拆迁裁决书》可知，涉案房屋动迁发生于2003年，而孙某2、张某1的户口于2008年2月先后迁入该处，故上述两人均不属被拆迁人，不应得到安置。2008年1月顾某1被安置至申江路202室房屋，安置对象仅其一人。而源东公司与顾某1于2011年10月17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被安置对象却为顾某1等三人。结合《房屋拆迁裁决书》，顾某1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的签字应属代表行为，其中包含孙某1的安置利益。同时，《源东基地谈话笔录》、《被上诉人的信访投诉材料》和《关于顾某1信访事项申请核查终结的报告》中，顾某1均强调两个女儿的问题要解决，大女儿离异带一小孩，在名分和情分上需要照顾。为此，实际安置的是总面积220.53平方米两套房屋，即申江路202室和双桥路203室。《“东源名都”商品住宅建设项目涉及高行镇XX村XX弄XX号顾某1户化解方案》中明确，该户在册人员为顾某1一人，应安置人员为一人，但考虑该户家庭情况的变化，经协商研究同意以三套住房安置。从上述证据链中可以看出，顾某1之所以由动拆迁安置一套住房变更为三套，源于其通过多次以小女儿夫妇与其共同居住、大女儿离异带小孩需要照顾为由进行信访取得。原审未询问或查明该户能够从一套变更为三套安置房的原因，未核实“大女儿离异带小孩需要照顾”与顾某1取得另外两套安置房之间的关联性，径行判决孙某1无动迁利益，系裁判错误。2.顾某1以孙某1的实际状况为诉求，通过多次信访将孙某2、张某1争取为安置对象，并最终取得安置房屋三套，却对孙某1没有任何经济补偿，对孙某1不公。3.孙某2和张某1在涉案房屋动迁时户口亦不在该户，故一样属于非安置对象，故顾某1通过维权取得的三套房屋，孙某1也应该享有部分权益。4.孙某1系享受最低社会保障对象，故申请免除其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顾某1等三人辩称，不同意孙某1的上诉请求。1.孙某1并非本案所涉动拆迁的安置对象。顾某1等三人于原审时提供了相关户籍信息，证明孙某1的户籍是1976年7月12日由XX镇XX头XX号迁入XX街XX号。1981年又迁至其生母处。本案所涉拆迁发生于2011年，孙某1户籍未曾迁入过被拆迁房屋内。另外，孙某1也不是XX弄XX号宅基地房屋的立基人和建房人，其在该处没有动迁安置利益。2.孙某3于1999年去世，2011年动迁部门对涉案房屋实施拆迁时不可能对已经去世的人进行安置，故孙某3不是此次动迁安置对象。3.对于顾某1的信访行为，动迁部门的答复很明确，孙某4户口不在被动迁户，也未参与建房，不属动迁安置对象。《信访意见终结报告》也表明，小女儿是被动迁房的立基人，故系被安置人；有关大女儿的诉求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故不予考虑。4.孙某2大学毕业后按政策规定户口迁回涉案房屋，而张某1是根据夫妻投靠迁入成仁弄房屋内，故动迁部门认定孙某2、张某1为安置对象。5.孙某1与孙某3、顾某1未形成抚养关系，无权继承孙某3遗产。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孙某1的上诉，维持原判。源东公司未作答辩。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产权；2.依法分割XX路XX弄XX号XX室、XX号XX室两套房屋售房款共计5,2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顾某1与被继承人孙某3为夫妻关系，与孙某2为母女关系。张某1与孙某2为夫妻关系。孙某3于1999年10月11日报死亡。孙某1出生于1963年，其生母为陈某。据XX弄XX号户籍信息，户主：孙某3，男，汉族，1930年12月31日生，1976年7月12日自XX街XX号迁来，1999年10月11日因肺病报死亡。妻：顾某1，1976年7月12日自XX街XX号迁入本址。女：孙某2，2008年2月2日因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自XX路XX弄XX号XX室迁来。2014年5月8日移往XX路XX弄XX号XX室。顾某1之弟，顾某2（略）。顾某1之女婿：张某1，2008年2月25日因夫妻投靠自XX路XX弄XX号XX室迁来本址。更正记载：变更更正前：XX街XX号，变动日期1998年6月。又，据XX街XX号（XX街XX号）户籍信息，户主：孙某3，1976年7月12日自XX街XX号迁来本址。妻：顾某1，1976年7月12日自XX街XX号迁来本址。女：孙某1，1976年7月12日自XX头XX号因领养迁入，1981年6月9日因居住原因，关系不变，迁往XX头XX号。女：孙某2，1982年4月2日因随父母，自咸宁街24号迁入本址。1985年9月13日因升学迁往上海XX学院。再，据孙某3《干部履历表》，大女儿孙某1，工作于XX厂。据沪集宅（川沙）字第XXXXXX号土地使用权证，XX弄XX号坐落于XX镇XX队XX丘，使用权人为顾某1。据1991年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该户现有人口为顾某1、孙某3、孙某2，核定宅基地面积136平方米。2011年10月17日，源东公司作为甲方（拆迁人），顾某1、孙某2、张某1作为乙方（被拆迁人），就XX弄XX号房屋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动拆迁依据为沪集宅（川沙）字第XXXXXX号土地使用权证。房屋建筑面积136平方米，含未建24平方米。甲方应当支付给乙方货币补偿款为227,400元，甲方应当支付给乙方棚舍和其他附属物补偿款，及27,703.45（含装修费）。甲方安置乙方的房屋坐落在XX路XX弄XX号XX室，XX号XX室，XX村XX号XX室，房屋建筑面积299.97平方米，总价826,400.71元。另约定，甲方补贴42,880元，奖励费8,000元，速迁费8,000元，临时过渡费首期发放15,360元。经结算，乙方应支付甲方49,3857.26元。经查，东源名都系双桥路房屋，东力新村系申江路房屋。另据《结算单》，成仁弄房屋有证面积136平方米，空平方24平方米。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费用合计332,543.45元，其中：1、货币补偿款：（1）（425元/平方米+1,060元/平方米）X136平方米=201,960元；（2）1,060元/平方米X24平方米=25,440元；2、装修补偿总价：17,341.45元，附属设施：10,362元；3、奖励速迁费：8,000元+8,000元；4、自行借房过渡费：8元/平方米·月X160平方米X12月=15,360元；5、搬家费：10元/平方米X160平方米X2次=3,200元。6、设备移装费：0元；7、其他费用：甲方补贴268元/平方米X160平方米=42,880元。一次性补贴：593,857.26元。经查，申江路202室房屋，目前产权登记在源东公司名下。案件审理过程中，证人徐某1、徐某2、徐某3到庭，均表示孙某1系孙某3、顾某1的养女，居住、成长于咸宁街孙某3、顾某1夫妇家中，直至其结婚出嫁。顾某1等三人提交孙某3外甥张某2、顾某1弟弟顾某2的谈话笔录，以证明在孙某3病重期间未见到孙某1。案件审理过程中，孙某1提交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房屋拆迁裁决书》、顾某1（户）基本情况及协调情况、关于顾某1信访事项申请核查终结的报告、源东基地谈话记录，以证明孙某1系顾某1的养女，在顾某1与动迁公司、政府相关部门等就动迁安置问题协商过程中，多次提及大女儿孙某1离婚带一女儿，需要照顾，故认为其除应继承孙某3的遗产份额之外，对其他动迁利益另有自身份额，其对双桥路两套房屋的出售款有一半的份额，申江路房屋有1/6份额。庭审中，顾某1等三人确认双桥路房屋已出售，其中，双桥路203室房屋出售价款3,000,000元，604室2,550,000元。孙某1主张申江路房屋价值5,000,000元，顾某1等三人主张2,000,000元。就房屋归属，孙某1主张不要产权，要折价款，顾某1等三人主张房屋产权归其共同所有，不需要明确份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孙某1是否与顾某1、被继承人孙某3形成收养关系。二、如果孙某1系顾某1、被继承人孙某3的养女，其在XX弄XX号房屋动迁中的动迁利益。一、孙某1是否与顾某1、被继承人孙某3形成收养关系。顾某1表示XX弄XX号户籍信息中“女：孙某1，1976年7月12日自XX头XX号因领养迁入，1981年6月9日因居住原因，关系不变，迁往XX头XX号。”指的是孙某1与生母关系不变。原审认为，结合文意，孙某1于1976年7月12日迁入孙某3为户主的XX弄XX号，此处明确迁入系“因领养”，并未提及生母关系；1981年6月9日迁出，承接上文，所谓“关系不变”应是指“领养”关系不变。顾某1表示孙某1并非其养女，但未能合理解释孙某1作为女儿登记在孙某3的干部履历表等材料中。结合在案证据、证人证言，对孙某1与孙某3夫妇形成养子女关系予以确认。二、孙某1在XX弄XX号房屋动迁中的动迁利益。XX弄XX号动迁时，孙某3已过世十几年，并非安置人之一，但其系1991年登记的XX弄XX号的现有人口，其后并无变动，应对本次拆迁中地上物所获得的拆迁补偿费用享有相应权利。被继承人孙某3生前未留下遗嘱，故孙某1作为被继承人孙某3的养女，其就孙某3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益。经核算，货币补偿款201,960元、装修补偿17,341.45元、附属设施10,362元，总计229,663元应为顾某1、孙某3、孙某2三人共有，其中孙某3享有76,554元。孙某3的继承人为顾某1、孙某1、孙某2三人，故孙某1应分得25,518元。孙某1并非XX弄XX号动拆迁的安置人，其主张作为共同使用人，要求分割本次拆迁获得的三套安置房屋并享有相应份额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顾某1、孙某2、张某1共同所有，顾某1、孙某2、张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某1拆迁补偿款25,518元。案件受理费64,650元，由孙某1负担64,435元，顾某1、孙某2、张某1共同负担21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查，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孙某1与顾某1等三人均称，XX弄XX号与XX号实际是同一幢房屋。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顾某1等三人不愿意接受调解。本院认为，诉讼当事人主张权利应当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孙某1是否享有涉案XX弄XX号房屋动拆迁补偿安置利益。首先，由于房屋与土地具有高度附和性，故对于经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未进行新建、翻建、改扩建的，以宅基地使用权证核实人员为房屋的权利人。即在原始登记的情况下，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一致，其权属按“房地一致”原则确定执行。孙某1不是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其参与建造该房屋，对该房屋没有直接的权益。其次，孙某2是XX弄XX号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的使用权人之一。相关动迁部门表明，宅基地使用权证登记人为该地动迁对象，张某1亦因婚姻关系的投靠而被确认为被拆迁人。孙某1户籍从未迁入成仁弄32号，签订涉案房屋动迁协议时未被列入补偿安置人员之列。孙某1如认为孙某2、张某1被违规认定为安置对象，可通过适当途径向有关部门反映。孙某1是否属被安置人应由其自身条件决定，不能因为孙某2、张某1被确认为被安置人而可推导出孙某1也属被安置人。其三，孙某1的主张亦未获得信访处理结果的支持。孙某1称，顾某1以大女儿离婚需照顾等为由进行信访并获得房屋利益，故孙某1理应享有所获的部分利益。但是，相关动迁及信访部门的回复均表明，孙某1在该处动迁中没有补偿安置利益。因此，孙某1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对孙某1要求分割涉案房屋拆迁所获的三套安置房屋并享有相应份额的主张不予支持，所作裁判正确。同时，原判认定孙某1与孙某3夫妇形成养子女关系，可依法继承孙某3的遗产。经对涉案房屋（地上建筑部分）中的货币补偿款、装修补偿、附属设施等进行核算，确认孙某3的遗产，并依法进行分割继承，所作处理合理、妥当。综上所述，对于上诉人孙某1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另经审查，孙某1要求免缴二审案件受理费，符合相关规定，可予免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孙某1免于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6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列宾审判员  朱雁军审判员  单文林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睿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