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3民终4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靳三红，男，196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召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轩，河南民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焦长晓，女，197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南召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清宇，河南民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靳立伟，男，197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南召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富龙，男，196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源，河南梅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玉林，男，197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南召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召雲（与乔玉林系夫妻关系），女，197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召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会，河南浩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靳三红、焦长晓、靳立伟、聂富龙因与被上诉人乔玉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法院（2020）豫1321民初4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靳三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轩、上诉人焦长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清宇、上诉人靳立伟、上诉人聂富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源、被上诉人乔玉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靳三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乔玉林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乔玉林承担。事实与理由:1.靳三红打借条时与乔玉林口头约定一年后还款,靳立伟、聂富龙作担保。但打借条后,乔玉林并未将40万元转给靳三红。靳三红与乔玉林之间的借贷关系是不成立的。2.一审法院仅以一张借条认定借款40万元成立，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除借据外，乔玉林并没有提供汇款凭条、利息支付明细等能够证明乔玉林交付40万元借款的事实。3.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来综合判断，一审法院并未严格审查。乔玉林辩称，1.靳三红关于打借条时口头约定一年后还款与事实不符。双方仅约定了借款金额和利率，并未约定还款期限。2.靳三红上诉称未收到借款与事实不符。焦长晓作为共同借款人，在上诉状中已认可向乔玉林借款40万元现金的事实。靳立伟、聂富龙作为担保人出具《证明》证实乔玉林将40万元现金交付于靳三红。3.靳三红关于一审法院未审查借贷关系是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时，靳立伟到庭参加诉讼，法庭就案涉借款本金数额、款项交付等主要事实对靳立伟进行了调查，靳立伟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可。另外，案涉借款发生在2015年1月1日，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9月1日起实施，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该案的实体性审查不适用上述规定。焦长晓、靳立伟、聂富龙对靳三红的上诉请求无意见。焦长晓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乔玉林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乔玉林承担。事实与理由:1.焦长晓一审时因个人原因无法到庭，一审缺席判决,违反程序规定。2.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均与事实不符。焦长晓是欠乔玉林的钱，但不是乔玉林所起诉的金额。借款至今,焦长晓通过现金和银行转账的方式还乔玉林和张召雲(乔玉林妻子)近百万元，其中还的有本金有利息,双方至今未算过账,本金差多少、利息差多少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全凭乔玉林的陈述就缺席判决，认定借款金额和利息与事实严重不符。3.乔玉林仅提供借据，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一审法院未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予以审查,认定借贷关系的成立证据不足,也没有查明具体事由、前因后果、还款明细等。乔玉林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靳三红和焦长晓借款有借条在卷证明，且有靳立伟、聂富龙签字提供担保，同时有聂富龙、靳立伟分别于2020年9月1日，9月12日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焦长晓在上诉状中也认可借款事实。2.一审程序合法。焦长晓一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缺席判决程序合法。3.一审法院认定本金及利息完全与事实相符。靳立伟在一审庭审时当庭认可该笔借款数额和现金交付方式这一事实。至于焦长晓称“期间通过现金和转账方式还近百万元”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自2016年开始至2018年期间，焦长晓又先后多次向乔玉林妻子张召雲借款。焦长晓与乔玉林妻子张召雲之间的大部分经济往来与案涉借款无关联。4.焦长晓关于一审法院未审查借贷关系是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时靳立伟到庭参加诉讼，法庭就案涉借款本金数额、款项交付等主要事实对靳立伟进行了调查，靳立伟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可。焦长晓一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焦长晓以此为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另外，案涉借款发生在2015年1月1日，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9月1日起实施，该案的实体性审查不适用上述规定。靳三红、靳立伟、聂富龙对焦长晓的上诉无意见。靳立伟、聂富龙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乔玉林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乔玉林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乔玉林与靳三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靳三红否认收到乔玉林借款40万元，靳立伟、聂富龙在打条时也没有见到存在现金交易,一审判决认定靳三红与乔玉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缺乏证据支持。（2）乔玉林并没有其他凭据能证明已支付该40万元借款。（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在靳三红与乔玉林之间借贷合同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靳立伟、聂富龙作为担保人并无任何过错，因此不应承担担保责任。（4）靳三红与乔玉林打条时,条上并没有焦长晓的名字,靳立伟、聂富龙是为靳三红借钱担保，并不是为焦长晓担保。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借款主合同都不成立，担保合同也不能成立。且借条是在2015年1月10日出具,至今已有近六年之久,早已超过靳三红与乔玉林约定的一年还款期限，即便存在借贷关系，担保已超过诉讼时效，靳立伟、聂富龙也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乔玉林辩称，1.靳立伟、聂富龙关于在打条时没有见到现金交易，一审判决认定靳三红与乔玉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缺乏证据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靳立伟、聂富龙出具的《证明》证实了借款金额和款项交付于靳三红的事实，并证明是以现金的形式交付借款，现其上诉状又对该事实提出异议，明显是逃避担保责任所做的虚假陈述，依法不能采信。焦长晓作为共同借款人认可收到借款的事实。靳立伟一审到庭参加诉讼，靳立伟对借款事实均与认可。2.靳立伟、聂富龙关于只为靳三红担保，不是为焦长晓担保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借款系靳三红、焦长晓二人所借，借款人靳三红和焦长晓同时在借条上签了名字。靳立伟、聂富龙上诉称借条上无焦长晓签名显属抵赖。靳立伟、聂富龙不但是为靳三红、焦长晓担保，而且是对借款全部本金及利息承担概括性担保责任。3.靳立伟、聂富龙关于超过担保时效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案涉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乔玉林于2020年9月份同时向债务人和担保人主张权利，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靳三红、焦长晓对靳立伟、聂富龙的上诉无意见。乔玉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靳三红和焦长晓共同偿还乔玉林借款本金40万元及约定利息至款清之日止；2.靳立伟、聂富龙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靳三红、焦长晓、靳立伟、聂富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靳三红、焦长晓因生意所需，于2015年1月1日在靳立伟、聂富龙的担保下借到乔玉林现金40万元，靳三红、焦长晓向乔玉林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条今借到乔玉林现金肆拾万元整，月息两分。靳三红2015．元．10焦长晓，担保人：聂富龙，靳立伟（均签名、捺印）”。后靳三红、焦长晓将借款利息支付至2018年12月31日，下欠本金及利息经乔玉林多次催要未果，乔玉林诉至法院，形成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靳三红、焦长晓向乔玉林借款40万元，有靳三红、焦长晓出具的借条及担保人认可予以证实，事实清楚，法院予以确认。现乔玉林请求靳三红、焦长晓返还借款40万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乔玉林请求按月利率2分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及第三十二条“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之规定，因乔玉林起诉时即2020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5％，该笔借款月利率为2分，超过3.85％的四倍，可以此为上限计算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靳立伟、聂富龙作为担保人应该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欠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责任。”乔玉林称2020年9月开始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靳立伟辩称超过担保时效，未有证据证实，故其不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靳三红、焦长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乔玉林借款本金40万元，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0年11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支付利息至款清之日止。二、靳立伟、聂富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50元，由靳三红、焦长晓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焦长晓提交如下证据：1.2016年到2018年焦长晓转款给张召雲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共计转款1065300元，拟证明焦长晓还过乔玉林本息。2.2019年3月1日焦长晓给张召雲出具的借据一张，注明借224000元，拟证明2019年时对之前的账目进行过结算。3.张召雲2020年11月2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焦长晓欠张召雲的款通过用酒抵账的方式进行抵账。乔玉林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与本案无关。本案的被上诉人是乔玉林，银行转账明细是焦长晓和张召雲的，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对证据2，224000元的借据是借张召雲的钱，与本案无关，该借据不是双方结算条。对证据3，张召雲2020年11月22日的证明真实性无异议。靳立伟、聂富龙对焦长晓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真实性无异议，从侧面反映实际借款人是焦长晓，本息支付都是打到乔玉林妻子张召雲账户上。对证据2，224000元的借据真实性无异议，该借据说明焦长晓与张召雲对本案的借款进行实际结算过，该借据显示2019年6月份还款，即便聂富龙对该4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保证期间应当从2019年6月1日到2019年12月1日，乔玉林未要求靳立伟、聂富龙承担担保责任，因此靳立伟、聂富龙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聂富龙提交如下证据：聂富龙与张召雲微信聊天截图8张，张召雲微信发给聂富龙的证明一张，聂富龙寄给张召雲的证明一张，张召雲微信语音4条及文字版。拟证明：1.2020年6月9日张召雲添加聂富龙微信好友，请聂富龙居中协调向焦长晓要账。2.2020年9月8日张召雲联系聂富龙，向聂富龙提供提前写好的证明让聂富龙抄，张召雲承诺只要聂富龙出具该证明，就免除聂富龙担保责任，这也证实聂富龙一审庭审缺席判决的原因。3.聂富龙出具的证明是靳三红向乔玉林借款，因为聂富龙所担保的是靳三红向乔玉林借款，而不是焦长晓向乔玉林借款。乔玉林并没有把钱给靳三红，在借款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聂富龙并不承担担保责任。4.乔玉林、张召雲出尔反尔在一审诉讼中并未撤销对聂富龙的起诉。乔玉林对聂富龙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微信聊天真实性无异议，微信聊天中最早一次2020年6月13日与本案起诉时2020年11月9日没有超过6个月，没有超过担保时效。微信聊天也没有要求支付本金。微信语音经当庭播放，经乔玉林辨认认可是其妻子张召雲的声音，真实性无异议。靳三红对聂富龙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焦长晓对聂富龙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从张召雲与聂富龙的微信语音可以证明焦长晓与乔玉林之间的账目经过结算，与224000元的借条相互印证。本院对焦长晓提供的2016年到2018年焦长晓转款给张召雲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2019年3月1日焦长晓给张召雲出具的借据一张、张召雲2020年11月22日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聂富龙提交聂富龙与张召雲微信聊天截图8张，张召雲微信发给聂富龙的证明一张，聂富龙寄给张召雲的证明一张，张召雲微信语音4条及文字版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乔玉林出借的40万元是否实际支付，靳三红、焦长晓应否承担还款责任；本案是否超过保证期间，靳立伟、聂富龙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乔玉林出借的40万元是否实际支付，靳三红、焦长晓应否承担还款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乔玉林依据靳三红、焦长晓2015年1月1日共同出具的《借条》和靳立伟、聂富龙2020年9月出具的《证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靳三红、焦长晓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依据靳三红身份证及上诉状注明的地址和地址确认书确认的联系电话，通过法院专递向其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等，邮件注明靳三红拒收退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邮寄送达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视为已将开庭传票送达靳三红，对靳三红按缺席适当，且靳三红对此也未提出上诉。靳三红、焦长晓在一审法院传票传唤开庭后，未出庭应诉，视为其对答辩、质证权利的放弃，本院对其不出庭参加诉讼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焦长晓上诉称其“一审时因个人原因无法到庭，一审缺席判决,违反程序规定”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现靳三红上诉称未实际收到案涉40万元，但《借条》明确载明的“今借到乔玉林现金肆拾万元整”内容不仅与乔玉林称借款40万元是在担保人靳立伟家里现金给付的相吻合，而且担保人靳立伟在一审庭审时也认可“靳三红、焦长晓借款40万属实”其和另一担保人聂富龙出具的两份证言“均属实”。且焦长晓在二审中亦认可案涉40万元是靳三红借的，但自认靳三红没有使用，案涉借款其本人使用了，同时举证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在二审庭审时，靳立伟、聂富龙对焦长晓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质证意见为从侧面反映实际借款人是焦长晓，应视为其认可借款已实际支付。故，一审法院对乔玉林称其出借的40万元已实际交付，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予以认定，并判决靳三红、焦长晓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适当，本院予以维持。焦长晓虽上诉称通过现金和银行转账的方式还乔玉林和张召雲近百万元，其中还的有本金有利息,双方至今未算过账,本金差多少、利息差多少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其向本院提供《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时称2019年双方经过结算，这与其上诉状中的上述上诉理由相悖。且从《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其转账对象均系张召雲，与本案出借人乔玉林并非同一主体。每笔转账的金额、时间也并无规律可言。焦长晓二审自认其自2016年至2018年向张召雲转款，是因其与张召雲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称记不清具体有几笔借款，已还完的条都撕了；对于转款也记不清楚是还乔玉林的借款，还是还张召雲的借款，记不清还的哪笔借款和利息。而张召雲称银行流水共涉及27笔，其中22笔是其与焦长晓之间的借款，焦长晓把这22笔借款结清后把借条要走了；剩余5笔是案涉40万元借款的利息，共计8.2万元，现金支付利息的有7.8万元，剩余22.4万元利息，2019年3月1日焦长晓打了一个借条。故焦长晓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所称偿还的系本金还是利息或哪笔借款。焦长晓提供的2019年3月1日向张召雲出具的借据也仅能说明其与张召雲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并不能有效证实案涉的借款已经经过清算。且2019年3月1日借条出具后，案涉借款的借条并未收回或销毁，故，不能有效证明偿还的案涉借款本金。因靳三红、焦长晓在借条中共同作为借款人签字，至于谁实际使用了借款应与债权人无关，故，靳三红上诉称其未收到40万元借款，焦长晓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与事实不符的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保证期间，靳立伟、聂富龙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因靳三红、焦长晓出具的《借条》中未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和保证期间，靳三红上诉称借款时口头约定借期一年，乔玉林不予认可，靳三红至今也未提供证据予以印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靳三红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靳立伟、聂富龙上诉称其签字时，借条上没有焦长晓的签名，其仅为靳三红借款担保，因靳三红否认收到借款，借款合同不成立，担保合同也不成立，不仅与靳立伟一审庭审时称借款属实的自认事实自相矛盾，而且与聂富龙二审庭审时称“2015年1月1日，靳三红、焦长晓去靳立伟家让靳立伟帮忙借钱，其当时在靳立伟家玩，张召雲当时也在场，靳三红写个借条后，张召雲让靳立伟签个担保人，后来我们四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签了，至于怎么支付的钱我不清楚。”内容自相矛盾。且靳立伟、聂富龙即未在借条上注明仅为靳三红借款担保，也未提供证据证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靳立伟、聂富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靳立伟、聂富龙上诉称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仅与其自认事实相矛盾，而且缺乏有效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的保证期间应当为乔玉林要求债务人靳三红、焦长晓履行还款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因乔玉林自认靳三红、焦长晓将借款利息支付至2018年12月31日，之后不间断地催要，一直要到2020年10月。从聂富龙提供其与张召雲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召雲于2020年6月18日发送微信称联系不上靳三红、焦长晓。所以至此，乔玉林应当知道靳三红、焦长晓躲避不予还款，乔玉林要求靳三红、焦长晓履行还款义务的合理期限即宽限期届满。至乔玉林于2020年11月9日向债务人、担保人起诉主张权利，并未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未超过保证期间，判决靳立伟、聂富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靳立伟、聂富龙上诉称超过保证期间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靳三红、焦长晓、靳立伟、聂富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焦长晓负担7300元、靳三红负担7300元、靳立伟、聂富龙共同负担7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变英审判员  尹庆文审判员  高 璐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刘慧书记员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