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16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博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凤台南路******。法定代表人：王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尧，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杰，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永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在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iv>法定代表人：李静，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进展，江苏亚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智勇，江苏亚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博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永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4民初4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洲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永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永达公司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键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博洲公司与永达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永达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13日，而一审认定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唯一核心证据《约谈纪要》形成于2017年10月22日，博洲公司不可能在永达公司成立之前与其建立合同关系。双方从未签订过运输合同或其他合同，此前也未共同签署确认过任何函件、资料或其他文件。博洲公司运输工程业务往来文件中一直仅有杨**个人签字，博洲公司后期通过向杨**作为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南京鎏鋆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鎏鋆公司）付款，与永达公司无关。案涉《约谈纪要》《禹洲地产吉庆里工地渣土外运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承运人一栏中，仅有杨**个人签字，没有永达公司盖章，即使根据表见代理的认定原则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杨**在前述文件上的签字也只能代表鎏鋆公司，而非永达公司。2.一审判决认定诉争的吉庆里工地渣土外运工程的总计结算金额为905700元，与事实不符。明细表中已明确，计价方式为按照土方实际运输量75元／立方米的单价乘实际运输土方量，再加其间产生的固定机械台班费。博洲公司在明细表中明确“每车实测方量为5.6×2.35×1.5＝19.7方”，即实际每车的运输费用为19.7立方米×75元／立方米＝1477.5元，总费用应为885247.5元。一审判决忽视该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3.博洲公司已支付吉庆里工地渣土车外运工程款453264元，一审判决认定博洲公司未支付工程款构成违约，与事实不符。博洲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就明细表所载工程量进行了初步确认。其后，就该笔费用最终应由谁承担及具体分摊问题与总包单位产生争议并进行协商，最终形成由博洲公司承担45万元、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承担44万元的方案。由于博洲公司内控要求，需有合同方才可进行付款操作，所以博洲公司与鎏鋆公司签订了《关于禹洲南京雨花台区道路北侧场平及土方外运委托协议》（以下简称外运委托协议），并于2019年1月向鎏鋆公司支付了453264元，该笔款项正是明细表所载的案涉诉争费用。为防止杨**后续再持明细表向博洲公司追要该笔已由博洲公司承担的45万元，博洲公司要求杨**在该明细表处签字确认其已收到453264元。一审判决仅依据明细表的确认时间早于外运委托协议的签署时间即认定二者之间不存在关联，认定博洲公司支付的45万元并非明细表中89万元款项的一部分，无视杨**在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收到453264元的重要事实。如博洲公司支付的453264元与明细表中的89万元款项无关，博洲公司在有合同约定及银行转账凭证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让杨**在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收到453264元。杨**作为有着丰富工程承接与结算经验的从业人员，也不可能同意在收到与款项不相关的明细表中就已收款事项签字确认。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关于原告主体适格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相关条款中对于代理行为的认定有明确规定，构成代理或表见代理都需满足的首要条件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然而，一审判决认定博洲公司与永达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核心证据明细表中从未出现永达公司名称，反而在明细表的承包人一栏中明确承包人是杨**个人。即使在一审判决提及的在参加人员一栏中“注明杨**为永达公司老板”的《约谈纪要》中，也明确是由“Ｇ71项目土方单位老板杨**承包完成吉庆里多余土量外运工作”。一审判决显然混淆了杨**具有其他社会身份与其是否以永达公司的名义与博洲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在杨**未以永达公司名义与博洲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下，杨**不具备代理或表见代理的可能性，更遑论永达公司从未举证其向博洲公司出具过杨**的授权手续，在博洲公司与永达公司之间从未有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博洲公司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杨**的行为能够代表永达公司。如果仅因杨**具有多个公司股东等社会身份即认可其可以依自身利益任意选择其所代理的公司，这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既违背了诚信原则，对于交易对方而言更会产生极大的不公，对社会交易体系将产生巨大的破坏。2.一审判令博洲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按照《关于Ｇ55项目土方二次外运的说明》（以下简称二次外运说明）的出具时间作为起算日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适用法律错误，亦违反行业交易习惯。首先，二次外运说明为博洲公司内部审批文件，从未向杨**或永达公司出具，与工程款支付日期无关，且该文件中也没有确定需在2018年1月12日支付工程价款，以该日期作为逾期利息的起算点不当。其次，博洲公司与杨**在后续签订外运委托协议前，也从未就相关款项的支付签署过任何协议或出具过任何承诺，在双方未约定付款日期及逾期付款责任的情况下，判令博洲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最后，即使一审判决认定博洲公司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最早也应自杨**起诉之日起计算，而不应自2018年1月12日起计算。永达公司辩称，一、永达公司原告主体适格。1.杨**在进行Ｇ55土方外运工作时，永达公司尚在走公司注册流程，永达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成立，杨**系永达公司大股东。杨**本在博洲公司Ｇ71项目上施工，因Ｇ55项目小区内土方回填总量过量，需尽快将过量的土方外运，当时任务紧急，双方未来得及签署合同，口头约定等土方外运任务结束后再商谈结算事宜。外运工作完成后，博洲公司和杨**于2017年12月15日确认了费用905700元。2.从杨**与博洲公司禹洲吉庆里项目部（以下简称吉庆里项目部）负责人之一曹一辰的通话录音可知，《约谈纪要》系博洲公司后补的内部文件。土方运输工程完成后，因博洲公司结算工程款要求与公司签订协议，吉庆里项目部按照博洲公司合约部的要求，为补签合同、支付工程款而制作《约谈纪要》，因永达公司当时已经设立，且没有承接过业务，未开具过发票，系小额纳税人，故以永达公司名义作出《约谈纪要》后上报博洲公司，进而应当由博洲公司与永达公司根据《约谈纪要》签订合同、支付工程款，但因相关人员全部离职，博洲公司无人处理此事，签约及工程款支付事宜也一直搁置至今。二、杨**在明细表中签字认可收到的453264元系博洲公司支付的另一工程的工程款，与案涉工程无关。应街道要求，2018年12月28日，博洲公司与鎏鋆公司就北侧场地街道降低标高事宜签署外运委托协议，合同总价为453264元，付款时间为工程完工后30日内。工程完工后，杨**于2019年1月14日收到此笔工程款，并签字确认收到款项、开具发票。外运委托协议及发票都可以证明453264元是道北侧场地街道降至标高工程的工程款，并未包含在案涉905700元内。案涉工程的施工地点在小区内，是将小区内过量的土方外运，而北侧街道工程的施工地点是在道路两侧，两个工程的施工地点和内容完全不同，并且外运委托协议的签订时间在2018年12月28日，晚于案涉工程款确认时间，亦足以证明该合同与案涉工程无关。永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博洲公司向永达公司支付车辆运输费（包括土方外运费、机械台班费、机械进退场费）9057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月1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8月12日为111137元）；2.判令博洲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2日，吉庆里项目部出具《约谈纪要》一份，参加人员载明为王利（禹洲地产南京公司副总经理）、李泽丞（吉庆里项目经理）、杨**（永达公司老板），约谈内容：本项目土方回填在总包合同范围内，回填施工中，总包单位未安排专人管理，我项目部安排园林单位按各栋室外标高提供高点交土方单位回填。大面回填时未考虑园区中轴及楼栋间回填标高。回填后期配合室外回填、管网施工节点，总包无人过问土方回填量，园林单位确认园区内土量不足，我项目部只得自行安排赶在雨水期之前从河西另行外运完成1、2、3栋及社区中心周边回填。现阶段园林拉地形发现园区内4~8#楼土方总量过量，由王总协调调度G71项目土方单位老板杨**承包完成吉庆里多余土量外运工作，具体单价75元/立方米。上路条件允许即日起展开土方外运工作，具体外运方量由现场发牌计量。李泽丞签名确认并注明抢工阶段、情况属实，博洲公司加盖吉庆里项目部章。2017年12月15日，吉庆里项目部对禹洲地产吉庆里工地渣土外运工程量进行确认，明细表中显示，外运车数共计589车，合计883500元，机械及退场费用7200元，机械台班费用15000元，共计905700元。吉庆里项目经理李泽丞在该明细表中签名确认，并加盖吉庆里项目部章，杨**在该明细表承运人处签名确认。2018年1月12日，吉庆里项目部作出二次外运说明一份，载明：本项目土方回填在总包合同范围内，回填施工中，总包单位未安排专人管理，我项目部安排园林单位按各栋室外标高提供高点交土方单位回填。大面回填时未考虑园区中轴及楼栋间回填标高。回填后期配合室外回填、管网施工节点，总包无人过问土方回填量，园林单位确认园区内土量不足，我项目部只得自行安排赶在雨水期之前从河西另行外运完成1、2、3栋及社区中心周边回填。园林拉地形阶段发现园区内土方总量过量，由公司领导协调G71项目土方单位完成现场多余土量外运工作。现场发牌计数，自10月25日至12月2日间断共计14天共计出土589车，实测渣土车内空19.7方/车，其中150车为土建建筑垃圾，应由“中天建设”“南通六建”“南京七建”分摊，具体责任分摊及核价由成本部领导及公司领导定夺。吉庆里项目部盖章予以确认。2018年12月28日，博洲公司（甲方）与鎏鋆公司（乙方）签订外运委托协议一份，载明因道路北侧场地，需按街道要求降至要求标高。现由乙方进行场地平整、土石方、给排水、电气等工程施工。合同总价（含增值税）为453264元，其中不含税合同总价为440062.14元，增值税13201.86元，税率3%；工程完成后30日内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上述全部费用。博洲公司、鎏鋆公司均盖章予以确认。鎏鋆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向博洲公司开具金额为453264元的增值税发票，杨**于2019年1月14日在明细表上签名表示确认收到该款项453264元。一审另查明，永达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登记设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静，注册资本688万元，公司股东为杨**、李静。鎏鋆公司于2014年5月22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杨**，注册资本334万元，公司股东为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永达公司主体是否适格；2.永达公司与博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及案涉运输合同具体的工程量、运费数额；3.案涉453264元是否应当从总运费中予以扣除。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在《约谈纪要》中已经注明杨**为永达公司老板，且该《约谈纪要》系经过吉庆里项目经理及吉庆里项目部确认，故博洲公司对于杨**系永达公司老板的身份是知晓并确认的。根据永达公司工商资料显示，杨**系永达公司股东，其参与永达公司经营，在博洲公司认可其身份的情况下对外代表永达公司订立相应合同并无不当。因此，对于永达公司主体资格应予以认可。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吉庆里项目部已经在《约谈纪要》中确认由永达公司老板负责多余土量外运工作，且博洲公司及永达公司杨**均在明细表中确认了具体的工程量及费用金额。因此，结合《约谈纪要》、明细表及二次外运说明能够认定永达公司与博洲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在二次外运说明中载明运出土共计589车，其中150车为土建建筑垃圾，应由“中天建设”“南通六建”“南京七建”分摊。该说明系吉庆里项目部出具，系博洲公司与具体发包方、承包方内部之间的结算说明，所涉及费用应当由博洲公司与“中天建设”“南通六建”“南京七建”进行具体结算，并不涉及实际运输人永达公司，在博洲公司并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以明细表中确认的数量及金额作为永达公司具体的运输工程量及金额。因此，永达公司共计外运土方589车，费用共计905700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博洲公司当庭提供的明细表中载明有永达公司杨**签名认可收到453264元的字样，博洲公司认为该费用包含在905700元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明细表的确认时间为2017年12月15日，即在2017年12月15日已确认了相应的费用总计905700元。根据博洲公司提供的外运委托协议，该453264元系道路北侧场平及土方外运项目的总费用，该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付款时间约定为工程完工后30日内，杨**于2019年1月14日签名表示收到该款项。因此，杨**签名确认收到的453264元应当系外运委托协议所涉及的合同费用，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晚于案涉905700元的确认时间2017年12月15日。在博洲公司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结合永达公司提供的外运委托协议、发票可以认定外运委托协议涉及的453264元并不包含在案涉905700元内。因此，博洲公司应当支付的工程运输费为905700元，对于永达公司主张博洲公司支付运输费9057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博洲公司未按时支付该费用，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永达公司主张自博洲公司出具二次外运说明的时间2018年1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应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南京博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南京永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价款9057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9057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13951元，减半收取6976元，由博洲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博洲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永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永达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13日，而《约谈纪要》形成于2017年10月22日，博洲公司不可能在永达公司成立前与其成立合同关系。证据二、《鎏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杨**系鎏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证据三、明细表，拟证明：1.该工程的承包人系杨**，而非永达公司；2.博洲公司确认该工程每车的实测方量为19.7方，而非20方，按照实测方量，总价款应为885247.5元；3.杨**于2019年1月24日签字确认收到其中453264元。证据四、《关于G55项目土方超回事宜确认》及《南京禹洲·雨花台NO.2014G55地块项目一标段建筑安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拟证明，博洲公司在与相关单位协商后，同意由博洲公司支付约89万元工程款中的45万元，中天公司承担其中44万元，该方案获得了中天公司的认可，并由其代理人洪刚签字确认。证据五、《工程类及材料设备合同审批表》，拟证明，博洲公司在制作外运委托协议的审批过程中明确说明该合同制作目的仅用于付款，并未实际履行。证据六、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鎏鋆公司开具的金额为45326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鎏鋆公司收款账户资料，拟证明，博洲公司在与中天公司协商一致后，已支付应由其承担的453264元。永达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案涉工程施工时，永达公司正在注册过程中，且《约谈纪要》是应博洲公司要求倒签。对证据三真实性不持异议，永达公司同意按每车19.7立方米计算运输价款。根据永达公司一审提交的明细表记载，博洲公司收到明细表原件的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而杨**是2019年1月14日在该明细表的复印件上签字，故杨**确认收取的款项与案涉工程价款并非同一笔。证据四形成于2020年1月16日，即一审判决之前，且没有中天公司盖章确认，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说明是为应诉制作。即便真实，也是博洲公司与中天公司之间就土方外运责任承担进行协商，与永达公司无关。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该审批表中明确项目是因道路北侧场地需按街道要求降至要求标高，由鎏鋆公司进行场地平整、土石方、给排水、电气等工程施工。该工程是先施工后付款，应博洲公司要求在工程完工后补签合同并付款，故审批表中的合同作为付款使用不足以达到博洲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六真实性不持异议，鎏鋆公司确实收到该笔款项，发票也由鎏鋆公司开具。永达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杨**与曹一辰的通话录音，拟证明《约谈纪要》是应博洲公司要求在施工完毕后倒签。证据二、杨**和陈玟瑾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鎏鋆公司与博洲公司之间外运委托协议的施工内容，2019年1月8日，陈玟瑾向杨**发送《工程付款申请表-监理、工程、成本确认》《收款账户资料证明》《开工、竣工报告（禹洲）》。因时间久远，陈玟瑾发送的上述文档均无法打开浏览。博洲公司质证意见：因录音人员身份无法确认，故对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永达公司该证据恰恰证明博洲公司付款均需签订合同，而就案涉《约谈纪要》，除与鎏鋆公司签订的外运委托协议外，并未签订其他合同。因聊天人员身份无法确认，对证据二真实性不予确认，相关文档无法证明与鎏鋆公司有关。本院认证意见：博洲公司提交证据形式要件完备，本院对真实性均予确认。永达公司提交证据一中，因录音人员身份无法确认，故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就永达公司提交证据二，永达公司当庭提交原始载体，因陈玟瑾系博洲公司员工，本院要求博洲公司三天内书面回复核实情况，但博洲公司未予回复，故本院对永达公司提交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在裁判理由部分详述。永达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持异议，博洲公司所持异议同上诉意见。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双方无异议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中，永达公司称，案涉工程最初是以杨**名义做的，之后博洲公司要求与公司签订合同，所以才形成案涉《约谈纪要》。当时杨**新注册了永达公司，因新注册公司系小额纳税人，开票税点为三个点，故以永达公司名义与博洲公司签订协议结算以节省税费。永达公司股东杨**二审到庭，确认案涉运输工作是其以永达公司名义进行，并认可由永达公司主张运输费用。就案涉运输事项，永达公司同意按每车19.7立方米计算运输方量。博洲公司《工程类设备合同审批表》载明，合同名称为外运委托协议、合同金额453264元、乙方单位为鎏鋆公司、合同关键内容为1.合同形式：固定总价包干；2.在目标成本范围内；3.因道路北侧场地，需按街道要求降至要求标高，现由乙方进行场地平整、土石方、给排水、电气等工程施工。陈玟瑾于2018年12月29日发起该付款流程，并注明：“本合同仅作为付款使用，请领导审批”。2019年1月8日，陈玟瑾通过微信向杨**发送《工程付款申请表-监理、工程、成本确认》《收款账户资料证明》《开工、竣工报告（禹洲）》《关于G55项目土方超回事宜确认》载明：“南京禹洲吉庆里G55项目，总承包一标段工程由中天公司承接，2017年12月份接建设单位通知，项目因保障竣工，考虑12月份政府原因土方不能外运，前期进行土方场地堆置，土方堆置多余部分需要外运。总费用约89万元，现要求中天公司承担其中44万元。中天公司提出奖励费耽误时间过长，如奖励费能在2020年1月份按比例支付（按2019年11月约谈金额270万元考虑），承诺收到该笔工程款，次日将土方超运费用44万元全额直接支付外运土方单位杨**个人账户。”中天公司项目经理洪刚于2020年1月16日签字确认，并注明：“收到禹洲270万付款后，春节前先行支付24万元，待合同走完后支付余款20万元。”杨**称，博洲公司与其协商时表示让中天公司支付一部分款项，但最终并未收到中天公司的付款。博洲公司二审称，2018年1月12日出具二次外运说明时，明确其中150车的运费应由其他公司承担，直至2020年博洲公司才与中天公司达成一致，由中天公司负担44万元，博洲公司负担45万元。本院询问博洲公司，其在2020年与中天公司协商一致，为何2019年即向鎏鋆公司支付453264元，博洲公司称，付款时其即与中天公司达成初步协商意见，2020年才形成书面意见，为了缓解杨**的资金压力才于2019年向其支付453264元，且即使超付，后期博洲公司也可向其他单位追偿。本院询问博洲公司，与鎏鋆公司签订的外运委托协议所涉施工地点为何与案涉施工地点不同，博洲公司称，因项目前期超出预算，为满足集团的节点工期要求，故以道路北侧项目名义签订合同并付款，至于是否有该项目、该项目具体由谁施工，其均不清楚。杨**二审称，2019年1月24日，博洲公司的成本部经理询问其有无收到支付给鎏鋆公司的款项，其称收到了，因当时没有找到其他纸张，故在案涉明细表中签字确认，该金额与外运委托协议的合同金额吻合，故未特别注明系鎏鋆公司款项。以上事实有《工程类设备合同审批表》、微信聊天记录、《关于G55项目土方超回事宜确认》、二审谈话笔录等在卷为凭。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永达公司与博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永达公司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博洲公司是否尚欠运费，如有，金额应如何认定；3.如博洲公司应支付运费，逾期付款利息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虽已于2021年1月1日施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依照前述规定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约谈纪要》载明形成时间为2017年10月22日，永达公司虽主张该纪要系倒签形成，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约谈纪要》中明确杨**的身份为“永达公司老板”，即杨**是代表永达公司与博洲公司进行协商，由永达公司承接案涉土方外运工作，博洲公司亦盖章确认。《约谈纪要》形成时，永达公司虽尚未设立，但考虑到永达公司设立时间与《约谈纪要》形成时间接近，而公司注册登记需有一定流程，杨**作为永达公司股东，在永达公司设立过程中以该公司名义对外洽谈，永达公司对杨**该行为予以确认，杨**本人亦认可运输费用应由永达公司收取，故一审法院认定永达公司与博洲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并对永达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予以认可，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明细表载明，永达公司共为博洲公司运输土方589车，按每车19.7立方米计算，博洲公司共应向永达公司支付892447.5元〔运费870247.5元（589×19.7×75）＋机械台班费15000元＋机械进退场费72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博洲公司主张，其仅应负担案涉运输费用中的453264元，且永达公司已收到博洲公司所付款项，应由博洲公司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结合在案证据，本院认为，博洲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博洲公司主张中天公司应承担案涉运输费用中的44万元，但仅提交其与中天公司之间内部协商材料，未得到永达公司认可，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中天公司已实际支付该44万元；2.二次外运说明中载明，589车外运土方中，150车为土建建筑垃圾，应由“中天建设”“南通六建”“南京七建”分摊，按该比例计算，由其他公司分摊的运输费用仅有二十余万元，博洲公司仍应承担六十余万元，博洲公司在诉讼中主张其仅应承担其中453264元运输费用，依据不足；3.杨**虽在明细表中签字认可收到453264元，但考虑到杨**作为永达公司股东及鎏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双重身份，在永达公司提交证据证明鎏鋆公司与博洲公司之间亦存在合同关系，且合同金额与杨**收款金额一致的情况下，仅凭杨**在案涉明细表中签字，不足以证明该款项即案涉工程项下运输费用；4.博洲公司主张外运委托协议仅系付款需要制作，并未真实履行。如按其所述，对外付款需签订相应合同，合同内容理应与实际履行内容相同，但外运委托协议中所载施工内容为道路北侧场地的平整、土石方、给排水、电气工程施工，永达公司实际履行合同内容为禹洲吉庆里4-8＃楼土方外运工作，所涉地点、履行内容均不相同，博洲公司仅以项目超预算作为合同内容与履行内容不一致的解释，依据不足；5.《工程类及材料设备合同审批表》仅系博洲公司内部材料，该审批表中所载“本合同仅作为付款使用”不足以证明外运委托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根据博洲公司员工陈玟瑾与鎏鋆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的微信聊天记录，陈玟瑾在支付案涉453264元前，向杨**发送了《工程付款申请表-监理、工程、成本确认》《收款账户资料证明》《开工、竣工报告（禹洲）》，上述材料理应由博洲公司持有，但博洲公司未予提交，直至本案二审仍表示不清楚有无道路北侧外运项目，即以找不到相关资料为由认为外运委托协议项下工程并未实际施工，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博洲公司应向永达公司支付运输费用，并无不当，因永达公司二审确认运输量按每车19.7立方米计算，故相应运输费用应予调整。关于第3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二次外运说明中明确，永达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至2017年12月2日期间完成运输工作，博洲公司即应支付相应费用，永达公司一审主张自博洲公司出具二次外运说明时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应予支持。因中国人民银行已于2019年8月20日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故2019年8月20日以前的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综上所述，因二审中双方就运输费计算达成新的一致，故博洲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一审实体处理结果，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变更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4民初4186号民事判决主文为：南京博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南京永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价款892447.5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892447.5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2018年1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51元，减半收取6976元，由博洲公司负担6873元，永达公司负担1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951元，由博洲公司负担13746元，永达公司负担2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姚志坚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胡韡书记员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