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48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朱海旭，男，汉族，1985年9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昌付，男，汉族，1984年1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邵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龙，广东深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海旭因与被上诉人黄昌付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7民初11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朱海旭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二项；2.支持朱海旭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2%股权归属。1.2020年6月23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岗法院）作出的（2020)粤0307民初12376判决书第三页载明“被告虽称原告系代持股权，并非真实股东，但其举示的证据并不能支持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该判决在本案原审判决之前作出，原审判决第一项股权归属判决与该生效判决相抵触。2.《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并未对支付方式、支付时间及违约责任等合同必备内容予以明确约定，而经过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则对上述内容作出了明确约定。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书》应当视为对《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完善后的变更合同。二、关于股权转让款争议。虽然深圳市兴宇达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宇达公司）在2017年10月9日出具的《业务结算清单》与黄昌付在2017年9月29日通过QQ向朱海旭发送的《成品伞对账单》为同一结算事实，但并不能免去黄昌付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1.朱海旭提交证据证明黄昌付在2018年1月17日同意支付股权转让款，该证据经黄昌付当庭确认。2.《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是“转账”支付，并非是抵扣或以其它形式支付。3.2017年1月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朱海旭向黄昌付支付货款152627元，均有金融机构付款凭证为证，黄昌付对该事实己经确认，其中并不涉及股权转让款7000元。4.2018年1月17日黄昌付同意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日期在2017年11月21日，而兴宇达公司系2017年10月9日出具《业务结算清单》是，黄昌付通过QQ发送《成品伞对账单》的时间是2017年9月29日。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应当以最后一次黄昌付同意支付股权转让款为准。综上，《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是“转账”，聊天记录中黄昌付又明确同意支付股权转让款，朱海旭同时提交了全部付款凭证以证明股权转让款并未抵扣货款，且黄昌付对朱海旭的付款金额也予以确认，因此朱海旭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黄昌付答辩称，一、本案与另案（2020）粤0307民初12376号生效判决并不冲突。另案中，朱海旭诉讼请求是股东知情权，但是龙岗法院并未对涉案公司2%股权的归属问题进行过实质审查，只是依据工商登记信息认定朱海旭系公司股东，进而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而在本案中，黄昌付针对涉案公司2%股权的归属问题提交了《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QQ聊天记录、（2018）粤0307民初1437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3民终15256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申12977号民事裁定书、企业登记信息、深圳市及时雨伞具有限公司纳税证明、利润表等证据材料，可充分予以证明黄昌付基于双方订立的《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享有涉案公司100%的股权。二、关于本案黄昌付提交的证据《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与朱海旭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据相冲突的问题。黄昌付已在一审庭审时进行过合理解释，具体如下：1.2017年10月10日，黄昌付与朱海旭就朱海旭将其名下深圳市春雷雨具有限公司（2017年9月14日变更为深圳市及时雨伞具有限公司）转让给黄昌付一事，经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了《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约定：“一、转让内容包含企业名下一切网上销售平台，其中包含阿里巴巴诚信通，淘宝企业店铺；转让价价格为7000元（人民币）移交税控盘及发票。2.《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签订后，黄昌付与朱海旭到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工作人员告知黄昌付名下已经有一家“一人有限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所以黄昌付与朱海旭为了能够顺利办理变更登记，双方口头协商让朱海旭代持2%股权，并采用了示范合同即《股权转让协议书》作为办理变更登记的合同。因此，相比示范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书》，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系黄昌付与朱海旭真实意思表示。三、针对股权转让款7000元的问题。1.黄昌付与朱海旭之间的股权转让款最终已实际用于抵扣货款，黄昌付不存在违约情形，具体理由如下：（1）黄昌付提交的《QQ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9月29日通过QQ发给朱海旭对账单。在另案（2018)粤0307民初1437号案中，该份证据应法院的要求提交，也是法院计算朱海旭拖欠黄昌付货款的依据之一，在庭审质证过程中，朱海旭未曾对该份证据以及将7000元股权转让款抵扣部分货款一事提出异议。（2）另案中，法院通过双方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交易记录、QQ及微信记录等证据，最终认定朱海旭实际拖欠黄昌付货款成品伞87612元及伞配件78795元。（3）根据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官询问朱海旭：“2017年9月30日对账单中的7000元是否为本案的股权转让款？”朱海旭回答：“是的，在双方事后的货款纠纷中并没有抵扣该7000元。”可知朱海旭对于2017年7月30日对账单中的7000元为阿里股权转让费这一性质是知情且确认的。法院最终根据该对账单及其他对账单等证据判决朱海旭拖欠黄昌付成品伞货款87612元。退一步讲，若黄昌付未将涉案公司的转让款7000元抵扣朱海旭拖欠的部分货款，那么朱海旭拖欠黄昌付成品伞货款应该为94612元，而不是87612元。所以若支持了朱海旭7000元的诉求，将重复计算该笔股权转让费。（4）朱海旭与黄昌付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是因为截止至2017年9月30日，未算上拖欠的伞配件货款，朱海旭已经拖欠黄昌付成品伞货款80795元。且从案号（2018)粤03民终15256号民事判决书第5页内容：“阿里上客人拍单收回来，我全打给你。”2017年8月4日，朱海旭：“我一个人养活一家五口人，两个老人两个小孩一个孕妇，前年刚还清房贷，刚想做点事又赔了几万，现在还能活着继续工作全是你给的我现在口袋还有4千块。阿里上拍单收账全部付给你，我看了有1.2万。还有一个阿里店铺也可以转给你。”在朱海旭拖欠黄昌付光成品伞货款80795元的前提下，黄昌付将股权转让款7000元用以抵扣部分货款，更符合一般市场交易规则。（5）朱海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形成的背景是，在黄昌付接收朱海旭公司后，双方因货款问题发生纠纷。朱海旭多次恶意向公安机关、税务、消防等部门举报黄昌付名下的公司，虽然相关部门经调查均发现无此事实存在，但是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黄昌付迫于无奈想补偿一些钱给朱海旭以便息事宁人。此外，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在2018年1月17日，但是朱海旭与黄昌付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2018)粤0307民初1437号立案的时间是2018年1月16日，因此上述微信聊天内容不影响黄昌付将“2017年9月30日对账单”提交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在减去7000元货款以及刷单5305元后，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朱海旭仍拖欠黄昌付货款80795元这一事实。朱海旭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黄昌付支付股权转让款7000元；2.黄昌付支付股权转让合同违约金17640元(计算方式:2017年11月28日起截至2020年3月16日，按千分之三利率计算,每日21元*840天=17640元);3.黄昌付支付违约赔偿金39360元(计算方式:以股权转让前12个月的销售额19万元为基数，按利率15%计算朱海旭应得利益为28500元/12个月，24个月合计应得利益57000元，扣除违约金17640元，剩余39360元违约赔偿金)；4.判令黄昌付赔偿朱海旭支付的维权费用2000元。黄昌付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1.确认朱海旭所持的深圳市及时雨伞具有限公司2%股权为黄昌付所有；2.判令朱海旭承担律师费15000元；3.判令朱海旭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0月10日，朱海旭、黄昌付签订了一份《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约定朱海旭将其个人投资经营的“深圳市春雷雨具有限公司”全部出资及与此相关的合法权益转让给黄昌付，转让内容包含企业名下一切网上销售平台，其中包含了阿里巴巴诚信通、淘宝企业店铺，转让价格7000元移交税控盘及发票。2017年11月21日，朱海旭、黄昌付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朱海旭将其持有的“深圳市及时雨伞具有限公司”的98%股权以7000元的对价转让给黄昌付，黄昌付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5日内以转账形式一次性付清。如不能按期支付股价款，每逾期一天，应支付逾期部分总款千分之三的逾期违约金，如因违约给朱海旭造成经济损失，违约金不能补偿的部分，还应付赔偿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该股权变更登记。黄昌付未以转账方式偿还该股权转让款，朱海旭遂诉诸一审法院并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黄昌付亦提起反诉，并提出了上述反诉请求。另查，“深圳市及时雨伞具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深圳市春雷雨具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变更为现名称。另查，朱海旭与兴宇达公司、黄昌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一审审理、二审审理终结。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3民终15256号民事判决查明如下事实：“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朱海旭向兴宇达公司订购雨伞等产品。2017年10月9日兴宇达公司向原告出具了一份《业务结算清单》，内容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总计业务订单货款：134080元整，骨架：47500元，布料：22000元（蓝*绿），加工费：7380元，布料：31500元（蓝*白），750骨架：16200元，印刷费：6300元，制版费：3200元，未结清货款总计：80795元……”。该判决认定：“根据兴宇达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朱海旭尚欠伞配件货款及加工费80795元，兴宇达公司主张实际欠款78795元，以兴宇达公司主张数额为准。朱海旭拖欠兴宇达公司货款及加工费共计166407元，朱海旭应支付上述款项。……。”另查，2017年9月29日，朱海旭通过QQ向黄昌付发送2017年9月成品伞对账单，对账单上记载：12190元（9月份货款）+8月份货款80908元-转阿里费7000元-9月2日5303元，2017年9月30日总欠工厂80795元。一审法院认为：朱海旭、黄昌付之间签订的《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98%股权转让比例与《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全部出资，及与此相关的合法权益不一致，双方对两份合同文本不一致原因所做陈述均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考虑到两份协议的转让价款均为7000元，且《股权转让协议书》系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签订的示范合同文本，《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的约定更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依高度盖然性规则，一审法院采信黄昌付的主张，确认朱海旭现持有的2%股权为黄昌付所有。黄昌付请求朱海旭赔偿其律师费15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7年10月9日，兴宇达公司向朱海旭出具了一份《业务结算清单》记载2017年9月30日尚欠80795元，2017年9月29日朱海旭通过QQ向黄昌付发送的2017年9月成品伞对账单也记载2017年9月30日尚欠80795元，两份文件应属同一结算事实。后者明确记载该欠款数额已抵扣了转阿里费7000元，双方亦确认所谓“转阿里费”即是朱海旭诉讼请求中的股权转让款，故（2018）粤03民终15256号民事判决依2017年10月9日《业务结算清单》记载内容判令朱海旭向兴宇达公司支付的结算价款，即是判令朱海旭履行抵扣股权转让款7000元之后的货款余额。朱海旭辩称该款实际未予抵扣，不符合上述结算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朱海旭据此请求黄昌付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朱海旭持有的深圳市及时雨伞具有限公司2%股权为黄昌付所有；二、驳回朱海旭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黄昌付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25元，由朱海旭自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87.5元，由黄昌付自行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二审有以下两个争议焦点：一是案涉2%股权的归属；二是黄昌付应否向朱海旭支付股权转让款7000元。朱海旭上诉主张依据双方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仅转让98%的股权给黄昌付，而黄昌付尚欠股权转让款7000元。黄昌付辩称双方应履行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其已获得公司全部股权份额，而朱海旭诉请的股权转让款7000元已用于抵扣朱海旭所欠货款。本院认为，针对深圳市及时雨伞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朱海旭、黄昌付先后签订了《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中《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约定朱海旭作价7000元将其持有的深圳市春雷雨具有限公司全部出资及与此相关的合法权益转让给黄昌付，转让内容包含企业名下一切网上销售平台，其中包含了阿里巴巴诚信通、淘宝企业店铺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内容；《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工商部门的备案合同，该协议约定黄昌付受让朱海旭持有的深圳市春雷雨具有限公司98%股权，黄昌付需于协议生效后5天内一次性支付朱海旭7000元。综合两份协议订立目的、具体内容、协议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商事交易惯例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2017年11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应是双方为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备案手续而签订，相较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签订的示范合同文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的约定更能体现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公司及业务平台转让协议》并确认朱海旭现持有的2%股权为黄昌付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017年9月29日，朱海旭通过QQ向黄昌付发送的2017年9月成品伞对账单载明，截至2017年9月30日尚欠80795元。2017年10月9日，兴宇达公司向朱海旭出具的《业务结算清单》亦载明，截至2017年9月30日朱海旭未结清货款总计80795元。可知，两者所记载的尚欠款项均指双方当事人的同一结算事实，而前者明确记载该欠款数额系抵扣“转阿里费7000元”后计算所得，因此（2018）粤03民终15256号生效民事判决依照《业务结算清单》记载的内容认定朱海旭应向兴宇达公司支付的结算价款系经抵扣“转阿里费7000元”之后的货款余额。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上述“转阿里费”即为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款，故朱海旭主张该款项实际未予抵扣与上述结算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正确，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朱海旭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朱海旭已预交），由朱海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庄 齐 明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成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