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3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程普路377号6幢1054室。法定代表人：张亚洲，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倩倩，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嘉诚，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良。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燕，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双马路68号。负责人：郭森，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蓉，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澄浏中路1228号。法定代表人：张玉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蓉，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家良、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以下简称荣庆昆山分公司）、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庆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5民初3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洲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张家良受伤经过及受伤原因等事实均认定不清且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推断论证张家良误踩搭靠货堆上的叉车边缘，货叉运动导致其失去平衡这一事实认定不清，是片面且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错误且无任何依据。1.从事故现场视频可以看出，叉车后退的同时张家良从高处跌落，二者几乎是同时发生，很显然叉车后退系导致张家良坠落受伤的直接原因和最主要原因。2.一审法院片面主观地将上诉人作为此次高空作业的主要策划人，无视被上诉人员工赵贤的催促及积极参与，显然是片面的。三、上诉人系根据每次张家良装卸货物的工作量及工作次数结算费用，上诉人与张家良之间为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张家良之间系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上诉人对张家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张家良辩称，张家良受伤的原因系荣庆公司员工驾驶叉车突然倒退导致，但张家良站在叉车上挂雨布这一危险行为系在场的洲锋公司法定代表人指令，荣庆公司和洲锋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均逃避承担责任。一审已查明张家良与洲锋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综上，请求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判。被上诉人荣庆昆山分公司、荣庆公司二审未作答辩。原审原告张家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家良因本起事故遭受的损失包括医疗费128948.5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残疾赔偿金94428.29元、误工费32000元、护理费7520元、营养费3000元、鉴定费30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合计274606.86元（备注：张家良赔偿明细清单上的总额275117.86元系计算错误），由荣庆昆山分公司按照60%的比例赔偿张家良164764.12元，洲锋公司按照40%的比例赔偿张家良109842.74元；荣庆公司对荣庆昆山分公司之债务负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双方当事人存在重大争议的事实（一）张家良的受伤经过张家良就其受伤经过缺乏系统完整的陈述：1.开庭时张家良虽然到场但本人并未能作出清晰陈述，张家良受伤经过主要由张家良委托诉讼代理人完成陈述；2.张家良民事起诉状上对其受伤细节未作表述，仅笼统表述叉车后退导致正在货车上装货的张家良坠落，并未指明相互之间力的作用情况；张家良在第一次开庭陈述案件事实时变更了诉状所写“正在卡车上装货”之事实，改称叉车后退时张家良正站在叉车的托盘上。关于此处细节，一审庭审中张家良有过不同描述：张家良起初称叉车后退时人还没来得及完全站到货车上（人还站在叉车的托盘上），站到货车上是为了给货物盖雨布；此后张家良又称当时手持雨布等待叉车抬升到屋檐高度（脚离地约4米），再将雨布悬挂在屋檐的挂钩上；张家良在回答原审被告询问时（原审被告询问张家良站到叉车上的时间点、站立位置、叉车与货车的距离）提出现场有两辆叉车，一辆高位叉车，一辆低位叉车，张家良是从货车旁边先上到低位叉车上，再从低位叉车上到高位叉车上，叉车只需要抬升、不需要前后移动。荣庆昆山分公司、荣庆公司、洲锋公司不同程度地对张家良陈述的事实细节提出异议，荣庆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与洲锋公司的认识差异在于叉车后退与张家良高处坠落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张家良的受伤经过，除双方当事人的各自陈述之外，本案所涉证据仅当事人提交的监控视频（张家良、荣庆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提交了内容相同的视频，荣庆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针对监控视频画面提供了文字说明和截图）、张家良提交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荣庆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提交的署名赵贤的“7-6晚上事情经过”。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所展示的信息：(1)监控视频（监控摄像头编号“9库平台-1”，由西向东拍摄）显示：货车车头朝西停在仓库门口，仓库大门位于货车北侧，地面上摆放有不少货物，货车上已装载大量货物，工人站立在货车北侧正在向车上装货，地面上的工人将货物向上方传递；受摄像头拍摄角度限制，高于货车车头水平线的物体无法被观察到（包括无法看到车上码放货物的工人），货车南侧缺少灯光照明，属于画面暗部，只有当叉车灯光映照时才能看到部分事物；6分15秒（摄像头时间，以下同），画面暗部出现灯光，隐约可见叉车从货车尾部驶来（从摄像头远端驶向近端），受摄像头角度所限只能从灯光判断其行驶至货车车头南侧较远处，6分36秒，另一辆叉车从货车尾部驶来但难以判断其具体停放位置；7分12秒开始，再次出现了两辆叉车的运动情况（从南面驶近货车；鉴于荣庆公司未能具体说明现场叉车情况，一审法院推断此时驶近的两辆叉车即6分15秒起先后出现在画面中的两辆叉车）；7分12秒，货车南侧远端有叉车B向货车方向靠近，叉车B运动时货叉上无人站立，7分13秒，货车南侧近端有叉车A（当事人陈述表明，叉车A的作业员为赵贤）向货车方向靠近，同时抬升货叉，7分16秒至7分29秒期间，叉车A停留货车南侧原位，7分30秒叉车倒退远离货车，7分32秒高处坠落之人着地（当事人陈述表明，坠落之人为张家良），此时落地位置的灯光映照基本保持稳定；坠落之人脸朝天、头朝南背部着地（地面覆盖有正被拖拽的雨布），着地后呈疼痛翻滚状态；此外，6分40秒起可见有人行走在货车南侧，此人有召唤叉车的动作，7分20秒此人走至叉车A下方（当事人陈述表明，此人为货车驾驶员，在地面拖运雨布），7分22秒沿地面由东往西拖拽的雨布触碰到叉车A，此人调整堆折雨布以避开障碍物叉车A，在叉车A后退后继续向西拖拽雨布。(2)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显示：简要报警内容栏内记载“报警人称昨晚有个员工在装卸货物的时候被铲车铲到了，现在人已经送往人民医院”，处警时间为“20190707081204”，处警经过及结果栏内记载“报警人张国际称其父亲张家良在太仓市仓库门口受伤，肋骨断了六根”“张家良的老板张亚洲称张家良在装货过程中踩在叉车架上摔了跟头后伤”“厂区负责人及开叉车的人员均不在现场”。(3)荣庆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提交的落款签名为“赵贤2019年7月7号”的“7-6晚上事情经过”记载：2019年7月6日晚，赵贤在仓库值班看承运商装车，晚上9时左右开始下雨，承运商停止装车，赵贤催促承运商到晚上12点务必完成装车；承运商请赵贤帮忙开高位叉车挂一下雨布，赵贤叉着托盘升高搭在货车上面，由于看到叉齿下面有人在拉雨布经过，担心碰着他和压着雨布，就开叉车后退了一下，在后退时看见承运商的装车工人从货车上滑落下来了。一审法院围绕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展开分析：1.关于张家良是否系被安排悬挂雨布之人，这一细节是张家良所述事实展开的前提。洲锋公司庭审中承认法定代表人张亚洲在作业现场安排张家良去悬挂雨布，但对于张家良所述张亚洲要求张家良站到叉车托盘上在高空悬挂雨布之细节，经法庭反复追问后洲锋公司仅表示对站在托盘上高空悬挂雨布之行为持默许态度。洲锋公司所作陈述已足以反映张家良系洲锋公司指定的高处悬挂雨布之人。2.关于张家良所述如何站到叉车A上的事实细节，这一细节影响到事故发生时张家良所站位置的事实判断。一审法院注意到：(1)监控视频中从头至尾并未出现张家良的身影，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张家良在事故发生前先站在低位叉车的托盘上；监控视频显示张家良坠落到地面的时间为7分32秒，而6分15秒之前的几分钟里，货车南侧始终属于监控画面的暗部，并无包括叉车在内的任何机械设备的灯光照明，6分15秒起虽有两辆叉车驶向货车，但并未紧挨货车停下。监控视频中再次出现两辆叉车的影像是在7分12秒之后，可以判定的是，最初几秒内两辆叉车均处于运动状态。若张家良陈述属实，则张家良能够站上的叉车只可能是7分12秒之后出现在画面上的两辆叉车，但画面上仅能看到张家良所称停在原地的高位叉车，并未能见到与货车和高位叉车相邻且停在原地的低位叉车。(2)当行为人的目的是借助叉车将人体抬升至手触屋檐高度时，按照日常经验和行为习惯，在有高位叉车的情形下，行为人只需要从地面踩在高位叉车的托盘上直接抬升即可，完全没有必要采用“空中接力”的方式徒增作业风险。(3)从张家良方最初报警内容以及张家良诉状所写内容来看，张家良在事故发生前已经站在较高位置（诸如站在货堆上装载货物等）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一审法院对其所述从低位叉车上到高位叉车的事实细节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张家良坠落前数秒的状态更可能是站在货车的货堆上装运货物，而非张家良所称人体从低位叉车转移到高位叉车。3.关于叉车作业员操控叉车到达现场及后退的原因，该原因分析影响到事故发生与叉车作业员行为的关联性判断。(1)署名赵贤的“7-6晚上事情经过”中叉车作业员赵贤已写明操控叉车的起因，从当晚现场各方关系来看，其所述“承运商”即洲锋公司，本案其他当事人对该份事情经过中描述的叉车至现场的起因并无异议，一审法院可以采信，即荣庆昆山分公司的叉车作业员赵贤是应洲锋公司的请求操控叉车至现场提供协助，具体内容是使用叉车抬升功能将作业人员送至高处悬挂雨布。该项事实可与前述第1点中的洲锋公司安排张家良悬挂雨布的事实相互串联起来，共同揭示了事故前的概况。(2)针对“7-6晚上事情经过”中记载的叉车后退事由，张家良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注意到：“看到叉齿下面有人在拉雨布经过，担心碰着他和压着雨布，就开叉车后退了一下”的描述可以从监控视频中7分20秒起拖运雨布之人的行为得到印证，但正如洲锋公司指出的，该份事故经过的描述存在回避事故责任的嫌疑；文字材料中未对“叉块托盘上去”“叉着托盘升高搭在了货车上面”的具体意图以及操控叉车后退时应当注意到的其他事实细节（尤其是位于高处的货叉附近的相关事实细节）作出具体表述，而是仅笼统表述为“后退的时候我就看见承运商的装车工人从货车上滑落下来了”。叉车作业员赵贤系荣庆昆山分公司的员工，荣庆昆山分公司具备实施员工管理的客观条件，但荣庆昆山分公司既未认真调查事故成因、也未积极配合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展开调查，致使部分事实细节处于模糊状态，理应就其消极行为承担相应风险。一审法院仅能根据现有证据对叉车作业时的情境作出推断：叉车作业员赵贤操控货叉搭靠货车（从货叉高度分析，搭靠位置应是货车上已堆叠的货堆）的行为存在供货车上人员站立至货叉之托盘上的高度可能。4.关于叉车倒退与人体坠落着地之时间差的细节，这一细节直接影响到因果关系的判定。从叉车开始倒退至人体坠落着地，其间有约2秒的时间间隔；结合张家良陈述的悬挂雨布时离地高度和前述时间间隔，根据物体运动规律基本可以排除倒车时人体直接坠落地面的可能。张家良对于时间间隔较长的解释是坠落经历了胸部撞击货车上的货物、最后背部着地的过程；荣庆昆山分公司则强调张家良坠落时叉车已完全离开、张家良是贴着货车摔至地面。一审法院注意到：(1)张家良背部着地，而其伤情却集中于胸部（初诊记录为“患者1小时前胸部外伤疼痛”，入院记录主诉“胸部挤压疼痛2小时”），由此可以推断张家良在着地前胸部遭受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因此张家良坠落地面前应当存在与车载货物或者车体的碰撞，而张家良在坠落之前可能存在努力维持身体平衡或者攀附物体的自我保护动作，上述因素会导致人体着地时间的迟滞。但从张家良落地时头部朝向来看，叉车后退前张家良面向叉车的可能性并不大，由此也可基本排除从某一地点跨步至高位叉车货叉之托盘上的可能（跨步时通常应当面向叉车所在的货车南侧）。(2)叉车A的倒车距离和时间有限（倒车时间约2秒），“后退的时候我就看见承运商的装车工人从货车上滑落下来了”的表述体现出张家良落地前因紧贴货车/货物、遭受摩擦阻力从而减缓了下落速度，同时也体现出叉车A作业员视角所观察到的坠落过程几乎与叉车的倒车动作同时存在，这与本案证据之监控视频在特定视角下所表现出来的时间错位感存在差异。5.关于张家良身体与叉车货叉发生相互接触可能的细节分析，这一细节分析可能直接建立起张家良坠落与叉车操控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并无第三方的调查报告揭示事故具体成因，庭审中张家良的陈述又存在明显疑点；一审法院在分析时更侧重于第一时间相关人员的陈述，通常情形下此时陈述的事实失真度相对较小。综合报警人“被铲车铲到了”和张亚洲“踩在叉车架上摔了跟头后伤”的描述，一审法院推断的可能情境是：叉车作业员赵贤为避免阻挡正被拖拽的雨布而操控叉车后退，而张家良恰好又误踩到搭靠在货堆上的叉车之货叉/托盘之边缘，运动的货叉致使张家良足部受力，以致张家良失去平衡从车顶货堆上坠落。综合上述五个方面的细节分析，结合本案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就受伤的完整经过认定如下：2019年7月6日晚至2019年7月7日凌晨，张家良在太仓基创仓储有限公司（地址：太仓市浮桥镇望江路99号）6-5作业平台进行装货作业。洲锋公司系货物的承运人，用于装载货物的货车车头朝西停放于6-5作业平台，货车北侧地面堆放着正在由工人上载货车的货物；6-5作业平台系荣庆昆山分公司向太仓基创仓储有限公司租用，荣庆昆山分公司在此租用场地配置有人员和设备。为避免雨水淋湿货物，洲锋公司请求荣庆昆山分公司工作人员赵贤使用叉车为其所安排人员高处悬挂雨布提供便利，具体方法为利用货叉抬升功能将人员送至高处；荣庆昆山分公司工作人员赵贤予以接受，驾驶叉车前往货车南侧。洲锋公司安排张家良至高处悬挂雨布。应现场人员的要求，赵贤操控叉车将货叉（货叉上面置有托盘）搭靠在货车上方货堆顶部；此时张家良正站在货堆顶部从事装货作业，地面人员正在准备雨布。赵贤为避免阻挡正被拖拽的雨布而操控叉车后退；叉车后退时，从事装货作业的张家良恰好踩到搭靠在货堆上的叉车之货叉/托盘之边缘，受货叉移动影响，张家良失去平衡从高处下坠；下坠过程中，张家良胸部撞击货堆/货车后，头朝南仰面摔落在地面上方的雨布上。（二）张家良与洲锋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庭审中，张家良主张其受雇于洲锋公司（备注：张家良事发前已过正常退休年龄），洲锋公司则主张双方之间仅是承揽合同关系。由于双方之间并未订立书面合同，致使该项事实存在模糊。张家良虽向法庭提交了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但该份证明仅有2020年6月29日洲锋公司支付张家良14200元的交易记录，并无款项性质的备注；单笔交易记录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和张家良的收入水平。洲锋公司虽然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按照车次计价结算的方式但并未提交相关书面证据证明具体结算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在单纯提供货物装卸劳务的情形下，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综合判定。一审法院注意到：张家良提供的装货劳务隶属于洲锋公司经营范围（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道路货物运输、人工装卸服务等）；张家良提供劳务的时间和地点具有较强的限定性（物流公司直接将人员运至作业地点在指定时间完成装货作业）；诉讼中洲锋公司清楚地知晓张家良的收入水平（该公司陈述张家良收入约6500元/月）；诉讼前洲锋物流并未提出相互之间系承揽关系（处警民警在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上将张亚洲的身份表述为“张家良的老板张亚洲”）。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张家良与洲锋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特征更接近于雇佣；一审法院采纳张家良相应意见，认定事发前张家良受雇于洲锋公司使用人力进行货物装载作业。二、一审法院查明的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事实（一）张家良的医疗事实一审法院依据张家良提交的太仓市医疗急救站的电话受理登记单，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检查报告单，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出院小结、影像诊断报告，上海瑞金医院北院门诊病历、影像诊断报告、检验报告单查明张家良受伤后就医治疗的基本事实如下：2019年7月7日凌晨张家良从高处坠落受伤后，被120急救车送往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张家良于当天办理住院手续。医院诊断张家良伤情为左侧3-7及右侧4-5肋骨骨折、两肺挫伤、双侧胸腔积液，给予抗炎补液、镇痛、胸带固定等对症支持治疗。基于张家良意愿，2019年7月10日张家良转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医院诊断为左侧肋骨多处骨折、胸骨骨折、双侧肺部感染、创伤性胸腔积液，并于2019年7月12日行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胸骨骨折切复内固定术，张家良于2019年7月18日痊愈出院。2019年7月19日，张家良出现呕血、黑便症状，至上海瑞金医院北院治疗，医院诊断为急性上消化道出血。诉讼中各原审被告就张家良在上海瑞金医院北院的治疗与本起事故的关联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注意到：2019年7月19日前，张家良较长时间住院治疗，医院的检查报告并未显现出张家良在事故中伤及消化系统并出现消化道出血等类似症状；2019年7月18日出院时张家良身体状况基本正常；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的常见病因是胃、十二指肠溃疡等，张家良并未能说明事故伤情与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具有通常的病因联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基于现有证据，无法得出张家良7月19日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系张家良既有伤情的继发疾病之判断；一审法院采纳原审被告相应意见，将上海瑞金医院北院治疗排除在事故伤情的正常治疗范畴之外。（二）张家良自行委托鉴定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据张家良提交的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和鉴定费票据查明：本案诉讼前受张家良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1月9日对张家良的伤残程度、误工、营养、护理期及护理人数进行鉴定。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1月21日出具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张家良因外伤致左2-7、右4-5肋骨骨折构成十级残疾；2.被鉴定人张家良的误工期为四个月，护理期为一人护理二个月，营养期为二个月。张家良向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支付鉴定费3060元。诉讼中荣庆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并向一审法院申请启动鉴定程序。庭审中一审法院充分听取了两原审被告异议的具体事由，结合鉴定意见书所适用的鉴定标准予以全面审查。一审法院审查后发现该两原审被告的异议理由明显不充分，故依法采纳报告中的鉴定意见并当庭告知不再启动鉴定程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表明：张家良受雇于洲锋公司从事装车作业，并因室外下雨接受了悬挂雨布的任务；赵贤系荣庆昆山分公司派驻仓储点的工作人员，其凌晨操控叉车的行为可作为职务行为认识，而荣庆昆山分公司对该行为性质以及由荣庆昆山分公司对外承担赔偿责任亦不持异议。张家良主张其与洲锋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之外的一般雇佣关系，侵权责任法并未通过具体条文就此情形下的雇主责任作出特别规定；张家良主张依过错归责原则分别确定事故各方责任，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由洲锋公司和荣庆昆山分公司承担按份责任；张家良自愿选择对洲锋公司有利的请求方式，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而各原审被告亦认同张家良提出的上述赔偿路径和责任模式。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纳，并依此方式确定侵权各方的终局责任。针对与按份责任相关的损失负担比例之争议，一审法院认为：1.现场危险源于高处作业，而各方均缺乏安全意识，以致伤害事故发生。装货人员（张家良）、洲锋公司、叉车作业员（赵贤）及所属荣庆昆山分公司均存在过错，具体表现为：(1)货车货堆顶部高处作业时缺乏防护措施，现场人员又意图使用货叉抬升人员至更高处完成悬挂雨布作业，可以充分反映出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的淡薄；无论是洲锋公司还是荣庆昆山分公司均未向法庭提交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或者为相关作业提供安全防护装备的证据，荣庆昆山分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赵贤的特种设备作业证书，现有证据至少可以反映出两家公司在日常安全教育、人员技能培训和加强安全装备方面缺乏有效投入；(2)洲锋公司对高处悬挂雨布缺乏现场科学调度管理，以致雨布的搬运、叉车的操控、悬挂雨布人员的预备基本处于无序状态；(3)张家良长期从事车辆装货的高处作业，对作业风险应有清醒认识，应当自觉做好个人基本防护；接受悬挂雨布的任务后，张家良应当提前做好作业准备，关注任务的协同配合，努力降低作业风险；但事实上张家良没有穿戴任何安全防护装备，按照其本人说法其试图在半空从低位叉车跨至高位叉车（该项事实虽未被法院采信，但从其作业位置判断，其很可能存在从高处跨越至叉车托盘的想法），其意图选择的作业行为本就具有高度危险性；(4)叉车作业员虽是应洲锋公司的要求至现场提供协助，但对使用货叉托盘载人至高处作业是清楚的，该作业内容显然违反了叉车的正常操作规程；与此同时，叉车作业员操控叉车将货叉搭靠货堆后，未向周边人员发出提醒而直接倒车。2.责任划分以确定损失负担比例时，一审法院采用首先划分出荣庆昆山分公司的责任份额、再对洲锋公司与张家良予以内部责任划分的模式。(1)一审法院针对各方行为所呈现的过错，充分注意到本案高处作业系洲锋公司所组织，使用叉车抬升作业人员至高处亦是洲锋公司提出的作业方案，荣庆昆山分公司的叉车作业员仅是被动参与到作业方案中；叉车作业员的倒车行为虽是致使张家良站立不稳的重要原因，但倒车行为确系避免阻挡正被拖拽的雨布而实施，洲锋公司缺乏现场有效的调度指挥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吸纳叉车作业员之责任的情形下，荣庆昆山分公司在事故中的责任相对于洲锋公司与张家良这一整体而言仍明显较轻，综合考量上述因素后，一审法院确定荣庆昆山分公司针对张家良损失的合理负担比例为22%，即张家良损失的78%由视为整体的洲锋公司与张家良予以负担。(2)在前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当分析整体内部的损失分担时，一审法院充分注意到受害人庭审陈述中所包含的冒险作业成分，对受害人自行负担部分予以适当考虑，以实现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并督促各方积极预防安全生产事故。针对张家良损失，一审法院最终确定洲锋公司负担其中的70%，张家良自行负担8%。针对荣庆公司责任形态之争议，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公司法规定和当地司法实践，荣庆公司仅在荣庆昆山分公司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至于荣庆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提出的关联公司与洲锋公司存在免责约定之事由，显然不能成为本案侵权责任免责的合理抗辩，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结合双方庭审争议，一审法院对张家良主张的相关物质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治疗过程中张家良要求转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并无明显不当之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张家良此次转院行为扩大了事故损失，一审法院对原审被告相应意见不予采纳。在排除与上海瑞金医院北院治疗相关的费用（包括当天的急救费用）后，张家良粘贴的19页票据的票面金额总和为123902.93元。原审被告对医院以外购买的药品器械（包括腹带、呼吸湿化管路套装、人血白蛋白）与事故伤情治疗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张家良补充举证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处方2份（其中1份为“人体白蛋白10g×2瓶”，另1份为“呼吸湿化管路套装”“鼻塞导管”）；庭审中张家良解释了“呼吸湿化管路套装”与其肺部治疗的关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庭审中张家良仅说明丢失了1份“人体白蛋白”的处方而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全部人血白蛋白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庭审中张家良未就“腹带”费用的支出作出说明，也未提供住院费用清单证明“腹带”存在额外购买的需要，其理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123902.93元基础上，扣减腹带费用25元、人血白蛋白费用944元，并扣减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票据上的伙食费219.80元后，认定医疗费损失为122714.13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张家良同时计算该两项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荣庆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张家良对该两项费用均采用50元/天的标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按照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住院票据记载确定住院天数为11天，据此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50元；结合鉴定意见建议的营养期限，一审法院确定营养费为3000元。3.残疾赔偿金。张家良计算方式符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意见，一审法院对其计算金额予以采纳。4.误工费。张家良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伤前月收入水平；一审法院采纳洲锋公司的意见，按照6500元/月计算4个月，确定误工费为26000元。5.护理费。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形下，张家良的计算方式并不合理，有重复计算之嫌；一审法院采纳张家良提出的120元/天的标准，结合鉴定意见建议的护理期限，确定护理费为7200元。6.鉴定费。该项费用有票据为证，且属于确定本案损失的必要合理费用，张家良比照物质损失要求原审被告予以分担，原审被告对此分担方式亦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家良物质损失（含鉴定费）包括医疗费122714.1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0元、营养费3000元、残疾赔偿金94428.29元、误工费26000元、护理费7200元、鉴定费3060元，合计256952.42元。依据前文确定的损失负担比例，洲锋公司应当赔偿张家良物质损失179866.69元，荣庆昆山分公司应当赔偿张家良物质损失56529.53元。张家良同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一审法院结合张家良的伤残等级和前述损失负担比例，确定洲锋公司赔偿张家良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荣庆昆山分公司赔偿张家良精神损害抚慰金1100元。综上所述，洲锋公司共计赔偿张家良183366.69元，荣庆昆山分公司共计赔偿张家良57629.53元；荣庆公司对荣庆昆山分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至于洲锋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曾向张家良支付过的款项，因双方当事人对款项性质存有争议且洲锋公司明确表示可不在本案中抵扣、由当事人在案外自行结算，故本案对此不予理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赔偿张家良183366.69元，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赔偿张家良57629.53元，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赔偿款支付至张家良的银行账户（户名：张家良，开户行：工商银行上海市马陆支行，账号：62×××85）；二、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对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856元，减半收取计928元，由张家良负担115元，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负担619元，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94元。二审中，上诉人洲锋公司主张其已经支付张家良126600元用于医疗费及后续赔偿，付款明细为：2019年7月19日支付10000元、2019年7月10日支付25000元、2019年7月11日支付1600元、2020年11月16日支付20000元、2021年1月25日支付70000元。被上诉人张家良质证认为，确认已经收到洲锋公司支付的涉案款项125000元，对付款明细中2019年7月11日支付给张国际的1600元现金不予认可，其他无异议。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张家良的受伤经过，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赵贤出具的事情经过进行综合分析后，作出的张家良是误踩到搭靠在货堆上的叉车之货叉／托盘之边缘，运动的货叉致使张家良足部受力，以致失去平衡从车顶货堆上坠落的推断，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洲锋公司认为赵贤驾驶的叉车后退是导致张家良坠落受伤的直接原因和最主要原因，缺乏合法有效的依据，本院碍难采信。关于张家良与洲锋公司之间的关系，本院认为，张家良是以为洲锋公司提供货物装卸劳务为目的，而非以完成并交付独立的工作成果为目的，双方之间更符合雇佣的法律特征，故一审法院认定张家良受雇于洲锋公司，并无不当。事发时张家良是受洲锋公司的指派至高处悬挂雨布，赵贤是应洲锋公司的要求操控叉车至现场提供协助，故洲锋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关于二审中洲锋公司主张的已付款项，张家良确认已收到125000元，该款可在本案履行过程中予以抵扣，对于双方有争议的款项，可依法另行处理。综上，洲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6元，由上诉人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员 周 红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颖彤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