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1行初452号原告：佟景光，男，196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代理人：陈明辉，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法定代表人：王林祥，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雷达，大东区城市更新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杨，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前进街道山梨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法定代表人：赵振国，该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段胜浩。第三人：沈翠岩，女，1966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第三人：耿跃达，男，1956年12月25日，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原告佟景光与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前进街道山梨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山梨村委会），第三人沈翠岩、耿跃达不履行征收补偿职责案，原告于2020年1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佟景光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明辉，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雷达、李杨，被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前进街道山梨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赵振国、委托代理人段胜浩，第三人耿跃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原告佟景光诉称，1999年4月7日，原沈阳市东陵区山梨村管理委员会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将本村废弃水库池塘（以下简称该池塘）承包给沈玉彬，承包期限30年（1999年5月1日至2029年4月30日），面积为32.43亩，并签定《水面承包合同》，一次性交付租用承包金4000元。2001年10月1日，沈玉彬将自己承包的池塘转包给耿跃达，并签定《承包协议书》，其中包括水库全部占地，房子9间，猪舍26间，水井2个，照明电源等，转包金一次性付给沈玉彬85000元。2008年12月1日，耿跃达将自己承包的该池塘转包给佟景光，并签定《承包协议书》，其中包括水库全部占地，房子9间，水井2个，照明电源等，转包金一次性付给耿跃达人民币600000元。在承包期内佟景光陆续投入资金并进行整改。其中包括水库的购土，运输回填，房屋的翻建和修缮，大门建设，墙的基础及围墙建设，路面的铺路改造，建桥、排水管线的改造，绿化改造，新增动力电30瓦千等，共计投入120余万元。后经动迁办委托的评估共计802000元。现由于该笔动迁补偿款（802000元），因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动迁办要求沈阳市大东区山梨村村委会写出该承包人及投资人的情况说明才能将此款发放，但村委会不予配合，致该笔动迁补偿款不能给付原告。为此，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当庭变更本案诉求为判令被告大东区政府给付动迁补偿款802345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水面承包合同、沈玉彬与耿跃达签订的转包协议、耿跃达与原告签订的转包协议，均用以证明第三人沈翠岩的父亲沈玉彬与被告村委会签订了相关承包合同，且该合同中未约定不可转租及原告通过转租方式取得案涉土地的情况；证据2、[2018]14号房屋征收公告，用以证明动迁过程，以及原告方是合法受偿人。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答辩称，1、原告需有证据可以证明其为主张补偿的地上物的所有权人，否则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018年8月17日，被告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和《房屋征收公告》，决定对华晨宝马大东工厂扩能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原告主张补偿的地上物位于大东区××街道山梨村，在本次征收范围内。经征收部门工作人员与山梨村委会了解到，涉案承包地由沈翠岩承包，现原告主张其通过两次转包取得了该地的承包使用权，但山梨村委会并不认可，故原告取得该地的使用权不合法，在此种情况下，若其主张补偿的地上物为原告自建，则该地上物均为不合法建筑物，被告无法对其进行补偿。另外，在山梨村台账上未显示原告对该地进行了承包的情况下，现原告主张补偿地上物是否归其所有均需要其进一步举证证明，否则原告不是被征收补偿的对象，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2、对于原告主张补偿的对象及数额，原告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于涉案土地上的地上物情况，评估公司已进行了核量并拍摄了照片，地上物的补偿应当按照涉案地块的补偿方案确定进行征收补偿。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房屋征收决定》（大东政征字[2018]14号）、《房屋征收公告》（大东政征公字[2018]14号）、《华晨宝马大东工厂扩能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辽宁省人民政府土地批件（辽政地[2018]760号）、沈阳市人民政府用地文件（沈政地征字[2018]124号），用以证明被告对涉案地块系合法征收，征收补偿对象应为地上物的所有权人；证据2、房屋、地上物核量明细表、现场照片、地上物补偿明细，用以证明经评估公司现场核量和拍照的涉案地上物情况，是对涉案地上物征收补偿的依据。被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前进街道山梨村村民委员会答辩称，1、本案中将答辩人列为被告是错误的，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无任何关联，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本案案涉建筑为违法建筑，答辩人与村民沈玉彬签属的《水面承包合同》中第三条明确约定：承包人沈玉彬在承包期内只可以建临时住房，不得在《水面承包合同》区域范围内建设大型建筑和永久建筑，所以按照本合同约定，目前承包区域内的建筑仅是临时住房，不存在动迁补偿的建筑和房屋，故答辩人不能出具《水面承包合同》区域范围内建筑情况说明。综上，原告要求答辩人出具情况说明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前进街道山梨村村民委员会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水面承包合同》，用以证明合同承包人沈玉彬，在承包期内村委会不给因同一地块区域出具不同承包人的情况说明，及按照合同第三条约定，承包人沈玉彬在承包期间不得在《水面承包合同》区域范围内建设永久建筑，所以按照合同约定，村委会也不能出具《水面承包合同》区域范围内建筑情况说明；证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用以证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承包经营，必须通过村委会以及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并上报上级政府批准。第三人沈翠岩答辩称，案涉地块承包合同原是我父亲沈玉彬与被告村委会签署的，后我父亲将案涉地块转租给了耿跃达。第三人耿跃达答辩称，案涉土地是我从沈翠岩父亲处租赁而来，用以盖猪舍，后沈阳市不让搞养殖，我就搬走了，案涉土地就闲置了，原告看土地闲置，就想用，我就和原告签了转租协议。第三人沈翠岩、耿跃达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被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前进街道山梨村村民委员会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1999年4月山梨村委会与案外人沈玉彬（系第三人沈翠岩的父亲）签订《水面承包合同》，将涉案地块承包给沈玉彬使用，承包期限为1999年5月1日至2029年4月30日。2001年10月1日案外人沈玉彬与第三人耿跃达签订协议书，将涉案地块、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转包给第三人耿跃达，并约定所有地上建筑物归耿跃达所有。2008年12月1日第三人耿跃达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将涉案地块、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转包给原告，并约定所有地上建筑物归原告所有。审前会议时，二第三人均表示涉案土地上的地上物均归原告所有。另查明，2018年8月17日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作出大东区政征字[2018]14号《房屋征收决定》，同日作出大东区政征公字[2018]14号《房屋征收公告》，征收范围为南至二环，北至规划用地线，东至规划用地线，西至宝马厂区（具体区域详见征收范围示意图），涉案地块位于征收范围内，但就涉案地块地上物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征收部门以沈翠岩的名义对涉案房屋及地上物进行核量并委托评估公司对房屋及地上物出具补偿明细，补偿金额共计802,345元。原告对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提交的核量明细及补偿明细均无异议，同时依据补偿明细确定的金额变更本案诉求为802,345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本案“征地公告”的发布机关为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补偿义务主体是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关于原告能否获得补偿的问题。涉案地块先后经过多次转包，原告为最终的承包人，该承包尚处在承包期限内，在转包协议中对地上物的归属问题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且二第三人沈翠岩、耿跃达亦已明确向本院表示涉案地块地上物均归原告所有，故本院认为原告具有获得相应征收补偿的主体资格。关于补偿的数额问题，因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已经对涉案地块地上物的情况进行核量，并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已评估出具体补偿数额，且原告对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的核量及评估结果均无异议，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按照评估数额向其支付相应补偿款项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原告佟景光支付征收补偿款共计802,345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杜 娟审 判 员  吴 锡人民陪审员  谭伟坡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管力明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