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4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凤珠，女，1978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应云总,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德约,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依散，男，1971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池淑冬,浙江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凤珠因与被上诉人黄依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龙港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3民初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凤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黄依散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黄依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一审不予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2017年5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黄依散承租谢凤珠的厂房，并就租赁期限、租金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黄依散入驻厂房后，谢凤珠就开始制作水电费及房租结算单，并按月将前述结算单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给黄依散。从时间上看，谢凤珠开始制作结算单的时间远早于黄依散主张谢凤珠向其借款的时间，且在黄依散向谢凤珠汇款30万元之后，谢凤珠仍持续制作结算单，并将涉案30万元纳入结算单中进行结算。如果双方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谢凤珠不可能一直制作结算单，黄依散也不可能根据谢凤珠的指令付款且不对结算单提出异议。2.双方微信聊天的过程中，黄依散专门询问谢凤珠房租是多少,谢凤珠随即将包括涉案30万元在内的结算单发送给黄依散，黄依散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同时，在谢凤珠询问黄依散是否需要开具电费发票时，黄依散将其担任股东的浙江**伟包装有限公司的开票信息发给谢凤珠。黄依散的前述行为能够进一步证明其系涉案厂房的实际承租人。3.双方对有关水电费、房租、开具发票等事项均是通过微信沟通。在沟通过程中，黄依散对谢凤珠发送的结算单和催款内容从不作正面回应，也从未提出异议，而是通过默认的方式以及直接汇款的方式对谢凤珠发送的结算金额予以确认，以双方之间长期形成的结算习惯对租赁关系予以确认。4.双方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对除涉案30万元款项之外的资金往来，黄依散辩称其系代北京联航航空客舱用品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航公司）支付各项费用，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一审法院对黄依散提供的证据均不予采信。同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黄依散无正当理由一再回避谢凤珠有关其代付费用的发问，也拒绝提供其与北京联航公司沟通代付事宜、结算代付款项的相关证据。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将黄依散向谢凤珠转款的性质作为本案审理重点，但一审法院未严格审查，也未责令黄依散继续提交证据，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无法查明，进而错误裁判。5.虽谢凤珠未能提供租赁合同，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租赁关系、涉案30万元系黄依散支付的租金。同时，谢凤珠已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明显偏袒黄依散，对谢凤珠的申请不予准许，导致谢凤珠无法充分举证。(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条，出借人应提供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黄依散未能提供借据等能够证明借贷合意的债权凭证。30万元属于大额款项，出借后黄依散非但未要求谢凤珠出具借条，也未约定借款利息，且自出借至起诉之日近两年的时间未要求谢凤珠偿还借款，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基本要求。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在谢凤珠申请黄依散本人到庭的情况下非但未要求黄依散本人到庭接受询问，也未对借贷发生的原因、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作进一步深入严格的审理，仅凭银行转账凭证及黄依散恶意截取的部分微信聊天内容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对微信内容断章取义。首先，在谢凤珠要求黄依散安排30万元之前，谢凤珠已经就水电费向黄依散进行多次催讨，黄依散未作任何反对表示，反倒转账5万元予以回应。其次，为按期收取下一年的租金，谢凤珠在2018年5月7日提前向黄依散讨要租金，谢凤珠用“安排”二字属于礼貌用语。再次，谢凤珠表述“过一星期再算给你”，如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表述为“还”而非“算”。正因双方存在租赁关系，谢凤珠才将此前已支付的金额进行结算并向黄依散发送结算单。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全部微信聊天内容，片面认定谢凤珠的表述属借款意思表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根据谢凤珠提交的结算单，2018至2019年度的租金198900元加上黄依散此前欠付的水电费40455元及欠付的押金50000元，黄依散应付的金额与30万元接近，在此情况下谢凤珠在微信中告知黄依散“过一星期再算给你”，符合双方此前的结算习惯。一审法院仅根据款项差额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双方往来明细，黄依散于2018年5月9日向谢凤珠转账30万元，谢凤珠已于2018年5月14日转还黄依散30万元，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处理完毕。至于汤海珍向谢凤珠转账的30万元，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迳行认定汤海珍转账的30万元属谢凤珠向黄依散的借款，缺乏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租赁合同而非民间借贷，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二百零六条，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民诉法解释第90条驳回黄依散的诉讼请求。黄依散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谢凤珠始终不是涉案厂房的所有权人，根据其一审提交的证据，涉案厂房系由苍南可优印包装有限公司与苍南龙港镇鑫涛无纺布袋厂共同购买，谢凤珠仅是其中鑫涛无纺布袋厂法定代表人的妻子，可优印包装有限公司与鑫涛无纺布袋厂作为两家共同出资购买厂房的独立法人均未出具证据证明谢凤珠为涉案厂房的实际业主和物权所有人，亦未出具证据证明授权谢凤珠全权处理涉案厂房的出租事宜。在没有实际所有权人授权的情况下，法院不能认定谢凤珠与黄依散就涉案厂房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二、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谢凤珠与黄依散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黄依散在微信聊天中对谢凤珠发送的单据未予回应，不能认定为黄依散的默认。谢凤珠认为“黄依散通过默认的方式以及直接汇款的方式对谢凤珠发送的结算金额予以确认，以双方之间长期形成的结算习惯对租赁关系予以确认”是错误的。黄依散仅在微信聊天中向谢凤珠转账过一笔5万元，需要注意的是，谢凤珠于2018年1月13日发送信息“黄总电费13566汇一下先，家中没钱”，而黄依散于2018年1月16日晚23：39分转账5万元，谢凤珠于几分钟之后回复“共收你15万元电费款”。这说明微信聊天记录并非双方对租赁关系的确认，也并非谢凤珠所说的交易习惯和默认。事实上，黄依散是因为朋友和龙港当地人的关系，偶尔依据北京联航公司的委托，帮忙向谢凤珠支付部分款项。谢凤珠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及微信聊天记录，根本无从认定租金、水电费金额，黄依散微信没有回复亦无法得出确认的结果。谢凤珠单方主张涉案厂房第一年租金为122880元，第二年租金为198900元，两年的租金涨幅离谱，黄依散不予确认。另关于电费，谢凤珠发送给黄依散的微信中有一张电费发票，其中显示国家电网电费为0.63元每度，而谢凤珠单方面主张的电费为1.15元每度，违反了国家电力法第四十四条、六十六条禁止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的规定。三、谢凤珠向黄依散借款事实清楚，谢凤珠的上诉意见不应予以支持。根据北京联航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租期为当年的8月9日起算，谢凤珠于5月7日提前3个月要求支付租金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此外租金金额没有说起，如果双方确实存在租赁关系，必定对租金涨幅有一个协商过程，何况是大额的租金涨幅。租赁方会同意提前支付一笔超乎常理的款项，然后任由房东将租金涨到不可置信的价格，完全不符合逻辑。本案中，谢凤珠于2018年5月7日向黄依散提出借款，基于双方小孩是同学关系以及仅要求周转一个星期，故没有约定利息，但借贷意思表示清楚明确。北京联航公司应付的租金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且北京联航公司已经明确表明其系涉案厂房的承租人并愿意对涉案厂房承担支付租金的责任，谢凤珠不能将租金在30万元借款中抵扣。黄依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谢凤珠偿还黄依散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3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谢凤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7日晚，谢凤珠通过微信向黄依散发送一条内容为“黄总明天钱帮我安排30万，过一星期再算给你可以？”的信息。5月8日，黄依散委托其朋友汤海珍付款，但汤海珍当日没有付款。5月9日，黄依散转账支付30万元至谢凤珠账户。5月10日，黄依散的朋友汤海珍也转了30万元给谢凤珠。5月14日，谢凤珠将多收的30万元退还给黄依散。之后至今，谢凤珠未偿还该30万元。期间，谢凤珠曾多次通过微信向黄依散发送租金、水电等费用清单，其中2018年7月19日、8月1日及2019年1月28日发送的费用清单里均注明“5月份收30万元”，但黄依散在微信里对这些费用清单均未作回应。一审法院认为，谢凤珠通过微信发送的内容为“黄总明天钱帮我安排30万，过一星期再算给你可以？”的信息，再结合同时期段双方微信聊天的情况，谢凤珠的该请求应当理解为谢凤珠向黄依散借款，借期为一周。黄依散于5月9日支付给谢凤珠30万元，自此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后，谢凤珠按约理应及时还款，但其至今未还款，已构成违约，现黄依散诉请谢凤珠还款30万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谢凤珠辩称双方系厂房租赁关系，5月7日晚发送的微信内容是向黄依散催讨租金，黄依散于5月9日支付的30万元系付厂房租金及水电费用等，但即便按谢凤珠计算，厂房租金不足20万元，再加上水电费用，总金额与30万元亦有不少的差距，且发送的微信内容是帮忙安排款项，未提及租金、水电费又或催款等相关字眼，该微信内容难以作出谢凤珠是向黄依散催讨租金或相关费用的理解，谢凤珠又不能提供双方的厂房租赁合同等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厂房租赁合同关系的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故其主张双方是厂房租赁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不予采纳。虽然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谢凤珠曾多次向黄依散发送注有“5月份收30万元”的租金、水电费用等费用清单，但黄依散对这些费用清单均未作回应，再结合本案的举证情况，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黄依散同意将该笔30万元借款在厂房租金、水电费用等费用中予以扣减，故谢凤珠仍应承担还款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谢凤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黄依散借款本金3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受理费5808元，由谢凤珠负担。二审期间，谢凤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结婚证、谢凤珠丈夫李绍均与黄依散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谢凤珠丈夫李绍均于2019年6月向黄依散发送水电费、租金结算清单，要求黄依散支付各项费用共计22431元，黄依散先后回复“知道了”、“等几天吧”，对其与谢凤珠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2.谢凤珠与黄依散妻子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谢凤珠与黄依散就租金、电费等金额进行总结算后，向黄依散妻子主张未付的租金电费等，黄依散妻子对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黄依散质证认为，谢凤珠提交的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证据1中结婚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李绍均与谢凤珠不能代表涉案厂房的所有权人。对聊天记录，138××××8388是黄依散手机号码予以确认，但谢凤珠未能提供2019年7月22日之后的聊天记录原件。黄依散在聊天中简要回复“知道了”，但该回复并非即刻回复，不能确认回复内容，不能代表黄依散认可租赁关系。证据2，133××××8388是黄依散妻子手机号码予以确认，谢凤珠提供了手机原件核对，但黄依散方已无法核实聊天内容真实性。2019底，北京联航公司搬离涉案厂房后与谢凤珠之间产生矛盾，谢凤珠一直到黄依散夫妻处闹事，黄依散妻子的回复是受情绪影响，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谢凤珠另申请证人杨某、陈某将出庭作证，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厂房租赁关系。证人杨某称与谢凤珠系朋友关系，与黄依散原系雇佣关系，离开后谢凤珠夫妻有介绍业务给杨某。黄依散的工厂是做飞机上的垃圾袋，2017年左右黄依散将厂房从龙港繁荣路搬到金盛路，厂房是向李绍均承租，黄依散很少去厂里。证人陈某将称自己是经营饭店，2017、2018年左右基本每天送饭给厂房三楼姓黄的老板，送了一年多，厂房是向四楼的老板娘租来做航空垃圾袋的，垃圾袋上印有北京联航公司名称。谢凤珠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涉案厂房是黄依散向谢凤珠承租，且证人均陈述老板是黄依散，故黄依散与北京联航公司不存在关联，其所称代付事实不能成立。黄依散质证认为，俩证人证言陈述存在相互矛盾，部分真实性不认可，其中杨某与谢凤珠夫妻存在业务利害关系，证言不客观。俩证人均陈述涉案厂房是做航空客舱用品，陈某将也有讲到垃圾袋上印有北京联航公司名称。事实上，黄依散与北京联航公司没有关系，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只偶尔有去涉案厂房。本院认为，谢凤珠提供的证据1、2能够证明谢凤珠向黄依散夫妻催讨租金、水电费的事实，予以采信；俩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不予采信。黄依散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2019年9月，黄依散将北京联航公司营业执照发送给谢凤珠开发票，谢凤珠一直知悉涉案厂房租赁人为北京联航公司的事实。证据2.北京联航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信息及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涉案厂房的承租人系北京联航公司，而非黄依散。证据3.汤海珍身份证及汤海珍作证视频，拟证明汤海珍于2018年5月10日依照黄依散指示向谢凤珠打款30万元的事实。谢凤珠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目的，双方都是采用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虽注册企业实际都是个人经营，黄依散也有向谢凤珠提供过其他公司名称，开取发票较为随意，不能根据开票主体推定实际承租人。证据2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证明待证目的，租赁合同载明的租金、主体与实际均不符，谢凤珠没有在租赁合同上签字。当时黄依散为了让北京联航公司变更住所地迁移厂房，而谢凤珠购买涉案厂房后尚未办理产证，故签了该份租赁合同，以应付工商变更需要，不代表真实的承租关系。证据3，仅能证明汤海珍向谢凤珠转账的事实，无法证明该款项系黄依散出借给谢凤珠。本院认为，黄依散提供的证据1、2即使能够证明北京联航公司系涉案厂房的名义承租人，亦不能否定黄依散有向谢凤珠实际支付租金、水电费的事实，不能最终证明诉争30万元系借款性质，故本院不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证据3能够证明2018年5月10日汤海珍转账给谢凤珠的30万元系受黄依散指示付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查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30万元借贷关系。黄依散主张2018年5月支付给谢凤珠的30万元系借款，谢凤珠抗辩认为诉争款项系黄依散支付的涉案厂房租金、水电费等款项。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黄依散在双方微信往来频繁的情况下，在借款发生之始只字未提所汇款项系借款性质，事后又无利息支付、借款催收等常规借款表征相印证，有悖常理。而谢凤珠曾多次通过微信向黄依散发送租金、水电费等费用清单，且数次在清单中注明“5月份收30万元”，黄依散未能举证证明对此有提出异议，且黄依散亦自认诉争款项发生之前，有受北京联航公司委托向谢凤珠支付厂房相关款项。在此情形下，谢凤珠的抗辩意见具有合理性，仅凭谢凤珠在2018年5月7日的微信聊天所称“黄总明天钱帮我安排30万，过一星期再算给你可以？”尚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涉案款项存在并非借款而是其他款项往来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应由黄依散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谢凤珠存在借贷合意，而黄依散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与谢凤珠存在借贷关系，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黄依散要求谢凤珠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请不予支持，黄依散的相关权益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谢凤珠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龙港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3民初3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依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8元，由黄依散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08元，由黄依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兴兵审判员  李 洁审判员  胡淑丽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陈刘基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