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36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美珍，女，193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文滨，男，1957年7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文海，男，195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梅，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文标，男，196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玲，女，197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岚，上海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因与被上诉人吴文标、赵玲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24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朱美珍、吴某与吴文标、赵玲已达成了赠与的合意，一审法院主观解读《房地产买卖合同》进而推定双方形成了赠与合意并无客观依据。2.买卖合同中“朱美珍”并非朱美珍本人所签。3.一审法院既采纳“签订买卖合同，实为赠与”的抗辩，又认定签订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两者是自相矛盾的。被上诉人吴文标、赵玲辩称，不同意上诉人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文标、赵玲立即支付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购房款（人民币，币种下同）375,593.75元（已扣除吴文标法定继承部分款项），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吴文标、赵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朱美珍与案外人吴某（已故）系夫妻关系，吴文滨、吴文海及吴文标系朱美珍与吴某的长子、次子及幼子，吴文标、赵玲系夫妻关系。吴某于2013年8月26日去世。案涉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原权利人为吴某。2012年6月12日，吴某、朱美珍（卖售人、甲方）与吴文标、赵玲（买受人、乙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423299），其中约定：“第一条甲乙双方未通过经纪机构居间介绍，由乙方受让甲方自有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二）房地产座落：XX路XX弄XX号XX室，……，（三）房屋建筑面积：42.5平方米，……”，“第二条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地产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为429,250元，……”，“第六条甲乙双方确认，在2012年9月1日之前，向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转让过户手续。”除此以外，合同对付款期限和方式、房屋验收交接以及违约责任等均未作约定。同年7月12日，案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于吴文标、赵玲名下，但是吴文标、赵玲至今为止未支付过合同约定的429,250元房屋转让款。另查明，吴某、朱美珍于2012年6月10日自书遗嘱一份，内载：“……我们夫妻俩今年80岁，在立遗嘱日精神清醒，由于年岁已高，可能发生意外，故立遗嘱。1.将我们俩位于XX路XX弄XX号XX室一套房产由儿子吴文标继承。2.除上述房产外我们俩其余的财产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进处理。立遗嘱人：吴某朱美珍2012年6月10写于家中证明人：石桂玲、蒋东晓、宋桂兰”。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为证明其诉称意见，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表摘抄，证明朱美珍与吴某系夫妻关系，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与吴文标均系吴某的法定继承人。2.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证明朱美珍与吴某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吴文标、赵玲，并约定房屋转让款等事项。3.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证明朱美珍与吴某已于2012年7月将案涉房屋的产权过户给吴文标、赵玲。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户籍注销证明，证明吴某于2013年8月26日去世。5.常住人口户籍变动摘抄，证明吴文标、赵玲于2014年将户籍迁入案涉房屋。吴文标、赵玲对证据1、4、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不认可关联性，认为吴某、朱美珍与吴文标、赵玲就案涉房屋所签订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因此不涉及法定继承问题，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所提供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吴文标与吴某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及吴某已去世的事实，至于吴文标、赵玲已将其户籍迁入案涉房屋内，亦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除房屋状况、总价及过户时间外，其他条款均是空白，另结合吴某、朱美珍于2012年6月10日所写遗嘱的内容可知，双方就案涉房屋所签订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但是提出吴某、朱美珍对吴文标、赵玲的房屋赠与行为已履行完毕。同时，吴文标、赵玲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遗嘱一份，证明吴某、朱美珍于2012年6月10日自书遗嘱一份，其中载明案涉房屋由吴文标继承。2.租赁合同、水电煤缴费凭证，证明吴文标为方便照顾朱美珍，于案涉房屋所在小区内另行租房居住。3.通话记录及短信截图，证明朱美珍与吴文标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后朱美珍于2020年4月搬离案涉房屋。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对于该份遗嘱是否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持有怀疑，且该遗嘱非赠与协议，吴某、朱美珍于生前对案涉202室房屋进行了处分，表明其二人撤回了遗嘱中关于案涉房屋的原先处理意见，遗嘱中关于案涉房屋的部分不发生效力；对证据2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对水电煤缴费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均不认可关联性，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次起诉是朱美珍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吴文标、赵玲所述的系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引起，因吴文标未尽到赡养义务，故朱美珍提起该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现本案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以其作为吴某的继承人，基于吴某、朱美珍与吴文标、赵玲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主张双方之间系房屋买卖关系，吴文标、赵玲则抗辩该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买卖合同与赠与合同最大的区别在于，买卖合同是有偿合同，标的物与货币给付互为对价，而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赠与人无偿给付财产，受赠人不负担相应对价。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吴某、朱美珍与吴文标、赵玲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在形式要件上及履行方式上与一般房屋买卖合同存在明显差异：第一，案涉合同除房屋状况、价格条款、过户条款外，其余条款空格处大多为空白，此与一般的房屋买卖合同对当事人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较为全面、详实有所不同，且该合同中既未约定出卖人交付房屋的义务履行期限，对买受人支付对价的义务何时履行也只字未提；第二，在一般房屋买卖合同中，买受人最主要的合同义务即支付购房款，然而在合同签订后，吴某、朱美珍在吴文标、赵玲未支付任何购房款的情况下，即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吴文标、赵玲名下，亦即吴文标、赵玲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已无偿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由此可见，吴某、朱美珍与吴文标、赵玲之间虽然在形式上签订的是买卖合同，但该合同并不符合一般买卖合同的特征，而吴文标、赵玲提出的案涉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抗辩意见，恰能合理解释该买卖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另外，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吴某、朱美珍此前曾向吴文标、赵玲提出支付购房款的要求，可见该合同的签订并非是为了获取购房款，而是为了办理过户。同时，考虑到吴某、朱美珍与吴文标系父母与儿子，身份关系特殊，且在双方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前两日，吴某、朱美珍在自书遗嘱中表明案涉房屋交由吴文标继承，故吴某、朱美珍将案涉房屋赠与吴文标、赵玲的行为亦具有合理性。虽然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第13页中朱美珍的“本人签章”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但是一审法院也注意到，在该合同第12页即附件五中，显示有吴某、朱美珍二人的本人签名，考虑到房地产登记部门作为专业机构，在办理房地产转让手续时，会进行严格的审核并向转让人进行必要的询问，亦可证明将案涉房屋通过转让方式赠与吴文标、赵玲系吴某、朱美珍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吴某、朱美珍与吴文标、赵玲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该合同虽在形式上为买卖，但实质上为赠与，且赠与的财产已实际转移给受赠人，故赠与合同已履行完毕。现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以其作为吴某的法定继承人，主张吴某、朱美珍与吴文标、赵玲之间系买卖关系，要求吴文标、赵玲支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466.95元，由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负担。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基于吴某、朱美珍与吴文标、赵玲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主张双方之间系房屋买卖关系，吴文标、赵玲则抗辩该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吴某、朱美珍与吴文标、赵玲之间就涉案房屋成立买卖关系还是赠与关系。本院认为，若双方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则吴某、朱美珍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其合同目的为取得出卖系争房屋所有权而获得相应的对价。但本案吴某、朱美珍从合同签订到履行的过程中诸多行为均与通常出售人希望通过合同履行获得对价而应有的行为不符：1.双方虽然约定了房款数额，但对于付款时间却并未约定。即使双方存在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但在双方约定了办理过户的具体日期，而并未对等约定支付款项的具体期限，显与通常买卖合同不符。2.在双方对于未按约付款的违约责任未作约定的情况下，合同签订后，吴文标、赵玲未支付任何购房款，而吴某、朱美珍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吴文标、赵玲名下。3.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吴某、朱美珍自2012年签订系争买卖合同后至2020年发生本案纠纷长达8年期间曾向吴文标、赵玲提出支付购房款的要求。最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于2012年6月12日，而在2012年6月10日吴某、朱美珍订立自书遗嘱一份，“将我们俩位于XX路XX弄XX号XX室一套房产由儿子吴文标继承”。该遗嘱表明朱美珍、吴某确有将房屋无偿给予吴文标的真实意思，结合朱美珍、吴某之后转让房屋所有权，却不收取房款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并无房屋买卖的真实合意，双方真实意思为赠与，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朱美珍、吴某与吴文标、赵玲已达成了赠与的合意，该主张显与上述事实相矛盾，本院难以支持。至于，上诉人主张买卖合同中“朱美珍”并非朱美珍本人所签的问题，本院注意到在该合同第12页即附件五中，显示有吴某、朱美珍二人的本人签名，故朱美珍对于系争房屋过户至被上诉人名下是知晓的，结合房屋过户后朱美珍并未对房屋过户提出异议，且未主张过房款，故一审法院认定朱美珍的真实意思为赠与系争房屋，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上诉人该主张，本院难以支持。最后，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既采纳“签订买卖合同，实为赠与”的抗辩，又认定签订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两者是自相矛盾的问题。本院注意到，一审法院已经明确指出，“该合同虽在形式上为买卖，但实质上为赠与”。即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名为买卖合同，但通过双方合同约定的条款内容结合双方的履行情况，可以确定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赠与房屋而非买卖房屋，该赠与合意真实有效，一审法院上述认定并不存在矛盾之处。综上，上诉人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的上诉请求所依据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无误，原判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933.90元，由上诉人朱美珍、吴文滨、吴文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翟从海审判员 蒋辉霞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薛叶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