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5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耀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周公路6039号3幢125室。法定代表人：蔡敦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农，上海金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思颖，女，1985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畅，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凌宇，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耀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思颖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6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耀志公司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杜思颖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本案证据未进行分析论证，对事实的认定缺乏充足依据，导致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2.杜思颖不在耀志公司处工作，未接受耀志公司管理，且耀志公司不向杜思颖发放劳动报酬，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以社保缴纳记录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3.杜思颖自述无办公地点、未执行上下班制度、病事假制度，未服从于耀志公司的管理，无人身依附性，其自述的工作也是零星、不连续的，不符合劳动者提供劳动的特性；4.杜思颖对主张的工资标准，也没有进行举证证明。杜思颖辩称，不同意耀志公司的上诉请求。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杜思颖在职期间接受耀志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敦煌的管理和工作安排，杜思颖月工资标准为1万元，耀志公司为杜思颖全额缴纳了社保费用，并且杜思颖平时长期待命，不是耀志公司所称的无持续性。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全部上诉请求。杜思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耀志公司支付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9日期间工资85,000元（人民币，下同）；2.耀志公司支付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9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85,000元；3.耀志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00元。一审诉讼过程中，杜思颖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1.耀志公司支付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工资70,000元；2.耀志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0,000元；3.耀志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思颖自述其于2018年5月1日进入上海XX有限公司工作，担任店长和运营岗位，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11月27日，杜思颖与蔡敦煌通过微信沟通时称，“我下午去嘉定一次，是不是我也顺便把退工单办了，然后转到你那个新的公司？”；蔡敦煌回复，“也行”。2018年11月27日，上海XX有限公司为杜思颖开具《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其中载明“杜思颖于2018年5月1日进我单位工作，现于2018年10月31日合同解除”。2019年4月14日，杜思颖与蔡敦煌通过微信沟通时称，“月底我们跟那个财务碰个头，看看怎么注销”；蔡敦煌回复，“恩，注销注销”。2019年5月6日，杜思颖与蔡敦煌通过微信沟通时称，“记得发我工资”；蔡敦煌回复，“我觉得还是把社保转出吧，我打算把这几个公司都注销了”；杜思颖又提出，“你把我垫的钱先还给我好伐？工资你另外给我个说法就行”；蔡敦煌回复，“我先看看，没问题的话我先给你”；杜思颖又提出，“你可以按照10,000（元）给我算，不过请你也帮我把后面的结一下”；蔡敦煌回复，“我也就是看你辛苦，你说10,000（元）我也没多说什么，但说实话这在初期很难承受说实话”。2019年6月10日，蔡敦煌与杜思颖通过微信沟通时称，“你社保去转出了伐？”；杜思颖回复，“我又不能操作”。2019年6月15日，杜思颖及其配偶邵文贤与蔡敦煌谈话时，杜思颖称，“我的要求就是和上次说的一样，另外要求社保转出，并开具正规的退工单”。2019年7月15日，杜思颖与蔡敦煌通过微信沟通时称，“退工单什么时候能开给我？”；蔡敦煌回复，“这种单子随便打的”。2019年7月19日，耀志公司为杜思颖开具《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其上载明“杜思颖于2018年11月1日进我单位工作，现于2019年4月30日合同解除”。2019年8月16日，杜思颖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要求耀志公司支付：1.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9日期间工资65,000元；2.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9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5,000元；3.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00元。2019年11月6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杜思颖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杜思颖不服该裁决，遂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一审法院另查明，耀志公司及上海XX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蔡敦煌。2019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耀志公司每月以正常工资薪金2,800元作为收入基数为杜思颖申报纳税。一审审理中，杜思颖、耀志公司一致确认：上海XX有限公司为杜思颖正常缴纳2018年5月至2018年8月的社会保险费，于2018年12月为杜思颖补缴2018年9月、10月的社会保险费；耀志公司于2019年3月为杜思颖补缴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为杜思颖正常缴纳2019年3月、5月的社会保险费，欠缴2019年4月、6月的社会保险费。杜思颖提供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23日并加盖上海XX有限公司公章的服务协议一份。经质证，耀志公司表示，对上海XX有限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系杜思颖私自加盖，故不予认可。经审查，因耀志公司对于公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杜思颖私自加盖公章，故一审法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杜思颖、耀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具备以下条件：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指挥，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劳动，其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3.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向劳动者给付劳动报酬。首先，杜思颖、耀志公司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次，根据双方提供的微信记录显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确实存在耀志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敦煌安排杜思颖工作的情形，杜思颖接受耀志公司的管理和指挥。再次，耀志公司虽未支付杜思颖工资，但根据杜思颖提供的收入纳税明细查询，耀志公司2019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以正常工资薪金2,800元作为收入基数为杜思颖申报纳税。而杜思颖与蔡敦煌的微信及对话沟通时多次提及工资事宜，蔡敦煌亦表示“我先看看，没问题的话我先给你”。可见，耀志公司对于应发放杜思颖工资并不持异议。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杜思颖、耀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根据耀志公司开具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日期为2018年11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的日期为2019年4月30日。杜思颖虽主张双方劳动关系维系至2019年6月10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2019年5月、6月期间持续为耀志公司提供劳动，且遭耀志公司否认。对杜思颖主张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其与耀志公司仍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确认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杜思颖、耀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关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耀志公司未支付杜思颖2018年11月1日起的工资，结合前述认定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杜思颖、耀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耀志公司应支付杜思颖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对于杜思颖要求耀志公司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工资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杜思颖月工资标准，根据杜思颖与蔡敦煌的微信沟通可知，双方曾提及月工资标准10,000元，蔡敦煌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一审法院酌情采信杜思颖的意见，确认杜思颖月工资标准为10,000元。综上，耀志公司应支付杜思颖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工资60,000元。关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杜思颖、耀志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结合前述认定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杜思颖、耀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杜思颖月工资标准10,000元，耀志公司应支付杜思颖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0,000元。对杜思颖要求耀志公司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前提在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本案中，杜思颖主张耀志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敦煌于2019年6月10日口头解除与杜思颖的劳动关系，并询问杜思颖何时将社保转出，并于2019年7月19日为杜思颖开具退工单，属于违法解除。就此，杜思颖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耀志公司曾于2019年6月10日向杜思颖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且根据2019年4月14日杜思颖与蔡敦煌微信沟通时提及将注销耀志公司，之后双方又多次提及因公司经营状况不佳而将杜思颖社保转出，而耀志公司为杜思颖开具退工单系在杜思颖多次要求之下而为，并非由于耀志公司解除与杜思颖的劳动关系而主动开具退工单。因此，杜思颖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耀志公司解除与杜思颖的劳动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杜思颖要求耀志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耀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思颖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工资60,000元；二、耀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思颖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0,000元；三、驳回杜思颖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双方系争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其一，杜思颖提供的服务协议、参保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收入纳税明细详情等证据证明，双方对缴纳四金、薪资存在约定，耀志公司在系争期间实际也为杜思颖缴纳社保费、申报纳税。其二，杜思颖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杜思颖接受耀志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敦煌的管理，按照蔡敦煌的指示履行包括翻译、对接各平台广告推广、推介学历进修项目等工作。其三，杜思颖提供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亦可印证其有关双方在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耀志公司虽不认可，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耀志公司关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杜思颖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工资。杜思颖作为员工按用人单位要求履行工作，耀志公司虽然主张杜思颖的工作任务零星、不连续，但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杜思颖存在不服从耀志公司工作安排的情形。因此，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耀志公司应按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杜思颖工资，本院对耀志公司有关无需支付杜思颖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工资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已经详尽地阐明了判决理由，该理由正确，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耀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上海耀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少君审判员  韩东红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劭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