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5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永涛，男，199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红卫，男，196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上诉人何永涛因与被上诉人邓红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20）浙0122民初3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王杨沁如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并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永涛、被上诉人邓红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永涛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邓红卫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仅简单、机械地将书面凭证及各方辩解进行综合，且主观上倾向于邓红卫、忽视何永涛的实际权利。是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背景介绍：何永涛系何小林所承包中通快递萧山片区所成立公司的其中一个职员（虽有占股，但平时均履行员工职务行为），从事业务对接、收付款工作。基于公司业务需要以及法人代表何小林指示，由何永涛向邓红卫为公司购买快递包装的编织袋。就此，双方达成口头购货协议，并由何永涛代替公司直接向邓红卫付款。后公司因资金紧张，对邓红卫产生了拖欠，经何永涛向何小林汇报，就此，何小林直接联系邓红卫并出具了《借条》、《承诺书》，并由何小林直接向邓红卫承诺需支付利息。故此，本案涉及的买卖货款未予支付必然导致案件的发生，但何永涛并非本案的承责主体。二、一审法院认定何永涛与邓红卫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无据。（1）何永涛系履行职务行为所发生的纠纷，仅仅代表公司、经公司授权参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无论是购货数量、质量标准等均系公司要求才进行采购，付款也是代表公司支付，甚至后期承诺需要支付利息也是直接由何小林与邓红卫对接才支付的，邓红卫应当知悉该事实;（2）业务对接时邓红卫不知道何永涛系代表公司、代表公司购货的情况情有可原，但后续是知道的。后续还款、对接、书写《借条》、出具《承诺书》等均由何小林出面直接对接，而何永涛仅仅是协助人员。（3）所购货物用途系快递包装用品，何永涛仅为公司购买，这一事实是可以说通的，但一审认定何永涛购买，就不符合常理。试问，除非为了公司经营购买，个人买来有什么用，做垃圾袋吗？三、原审认定何小林的《借条》、《承诺书》等内容系债务加入，系适用法律错误，理应是何小林出面承认案涉款项系公司债务的基本事实。（1）何永涛与何小林之间并未有债务加入的合意，仅仅是出面明确案涉款项系公司债务，而非个人（职员）债务。何小林向邓红卫承诺支付对应利息，也只有他有权决定，否则，在何小林出面对接前，何永涛为何不这么做？因为没有权限、没有权利。（2）何小林与邓红卫亦没有债务加入的合意，仅仅是承认该款不是何永涛的债务，是公司债务。所以，一审法院歪曲基本事实，理应予以纠正。鉴于以上事实，何永涛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有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判决显失公平。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邓红卫答辩称，邓红卫系与何永涛个人进行的交易，并不是与何小林的公司或者与何小林进行的交易，前期交易的货款也是由何永涛个人账户支付的，从来没有听说他支付款项需要领导审批的情况。邓红卫与何永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体现双方之间的交易关系。 邓红卫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何永涛归还货款6万元、利息5000元，合计65000元，并支付以6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0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2、本案诉讼费由何永涛承担。诉讼过程中，邓红卫变更上述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何永涛归还货款60000元，并支付以6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27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2、本案诉讼费由何永涛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10月13日至2019年11月22日期间，邓红卫与何永涛双方之间通过微信沟通，确定由邓红卫联系供应用于快递业务的编织袋，期间邓红卫联系发货共计4次，发货单载明第1次发货的收货人为邓红卫，其余3次发货的收货人均为何永涛，4次发货的收货地址均为萧山区××街道××村××房工业区××号中通快递。期间，邓红卫多次通过微信向何永涛催要货款，其中邓红卫在2019年11月19日在微信中向何永涛表示：“面前是153000只＊0.71元／只＝108630元”“后面是覆膜的50000只＊0.76元／只＝38000元”“108630＋38000＝146630”。2019年11月23日，何永涛通过微信向邓红卫转账支付10000元，并在微信中表示：“剩136630元”。2019年12月28日，何永涛通过微信向邓红卫分别转账支付6630元、10000元，并在微信中表示：“还剩12万”。2020年1月23日，何永涛通过微信向邓红卫转账支付10000元，并在微信中表示：“还剩11万”。2020年2月25日，杭州何林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何林公司）出具欠条并有何小林签字，欠条内容为：杭州何林快递有限公司，在2019.10-2019.11购买编织袋，合计货款146630元，已付36630元，还欠邓红卫110000元，确定在2020.4月份之前还清。2020年5月23日，何永涛通过微信向邓红卫转账支付5000元，并在微信中表示：“剩8.5万”。2020年5月27日，何永涛通过微信向邓红卫转账支付5000元，并在微信中表示：“剩8万”，邓红卫微信回复：“是的”。2020年7月7日，何小林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本人何小林承诺，欠邓红卫货款捌万元正，在7月9日支付贰万元正，到7月中旬（15号）支付计壹万元整，到7月底之前支付贰万元正，再到8月20日前支付叁万元正，另支付伍仟元利息（从2019年11月份开始总欠款壹拾叁万多元的利息到2020年8月份之间的）。特此承诺。何永涛以“证明人”名义在承诺书上签名。2020年7月22日，邓红卫在微信中向何永涛表示：“原先欠八万元，今天收到壹万元，加利息5000元，合计欠款75000元”。同日，邓红卫再次微信向何永涛表示：又收到一万，还有货款六万，加利息5000元，合计65000元。邓红卫在庭审中陈述：因何永涛自己承包了一块快递业务，邓红卫是向何永涛个人供应编织袋，并非向何小林或何小林的公司；已收到的货款金额86630元中，除微信转账外，也有何永涛支付宝转账，其中有何小林用支付宝付过10000元。何永涛在庭审中陈述：对邓红卫主张的拖欠货款的具体金额60000元没有异议；磋商、供货期间没有披露过是代表何小林或何林公司购买案涉编织袋；何小林与何永涛之间系叔侄关系，何小林系何林公司老板，何永涛系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6%。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邓红卫、何永涛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就案涉编织袋的样品、规格、价格、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磋商并予以确认，虽然双方未签订正式书面买卖合同，但邓红卫按照何永涛要求的数量、收货地址发货，在货物送达后何永涛以个人微信多次向邓红卫转账付款，且双方在微信聊天中已就案涉编织袋货款金额进行了结算，可以据此确认邓红卫与何永涛之间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何永涛以何林公司出具欠条以及何小林出具承诺书为由辩称，案涉编织袋买卖的购买方为何林公司、何小林，并不是何永涛，而邓红卫认为何永涛系实际购买方。针对该争议，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1.就案涉编织袋买卖而言，何永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买卖磋商至货款金额结算期间何永涛向邓红卫明确表示过系代表公司或何小林采购，也未能提供收款收据等证据证明何永涛转账付款系代表公司或何小林支付货款；2.邓红卫与何永涛已于2019年11月23日通过微信就货款结算金额达成一致，何永涛也已开始支付部分货款，而欠条、承诺书均系在货款金额结算后由公司或何小林出具，且何小林转账付款发生在该欠条出具之后；3.从欠条、承诺书内容来看，并未有任何邓红卫同意免除何永涛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即使在收到欠条、承诺书之后，邓红卫多次向何永涛催要货款并明确表示货款归何永涛承担，且何永涛仍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向邓红卫支付货款。综上，何永涛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何永涛对剩余货款负有付款义务。现何永涛对拖欠货款的具体金额60000元不持异议，故对邓红卫要求何永涛支付货款6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邓红卫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何永涛支付邓红卫货款60000元，并支付邓红卫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以货款6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27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58元，由何永涛负担658元。 二审期间，双方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邓红卫与何永涛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邓红卫与何永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案涉交易发生于2019年10月至11月期间，系何永涛以微信形式向邓红卫询价、下单并支付款项，邓红卫亦根据何永涛的指示将货物交付至指定地址。在此过程中，何永涛从未表明其系代表他人向邓红卫进行采购，在邓红卫多次向其催讨货款时，何永涛也表示将予以结账。据此，目前未有证据表明何永涛向邓红卫采购货物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构成代理，故何永涛作为买受人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何永涛依据何林公司、何小林嗣后出具的欠条、承诺书，主张实际买受人为何林公司或何小林，但邓红卫解释称该欠条及承诺书系为“给何小林压力”而出具，并未免除何永涛的责任。经审查，案涉欠条出具后，邓红卫仍在微信中称何永涛为货款的“第一责任人”、“货款归你承担”等，何永涛亦多次支付货款，该些事实均印证了邓红卫的上述主张，故即使何林公司、何小林出具欠条、承诺书，自愿作为共同买受人加入债务，亦不影响邓红卫有权向何永涛主张案涉货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6元，由上诉人何永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