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5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旭军，女，汉族，1975年7月15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屠晴静,男，1973年8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系沈旭军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左中右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法定代表人：郑小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甜甜，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沈旭军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左中右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中右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1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旭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沈旭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合同提前解除的效力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Ｐ921-922页指出：本条第二款规定，“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非对话方式包括传真、邮件、电报、电传以及网络即时通讯等数据电文方式。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采取到达原则。这里有三层含义：第一，非对话意思表示并不是指一定实际送达到相对人或者相对人的代理人手中，只要送达到相对人的住所、惯常居所或是相对人能够控制的地方（如私人信箱）即为到达。沈旭军于2019年1月20日向沈旭军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2019年1月23日，邮件（解除合同通知书）被左中右公司注册地杭州市××路××号××幢××室杭州市西溪谷科技园公司前台签收（有邮件快递情况查询记录为证），解除合同通知书已送达左中右公司，产生合同提前解除的效力。邮件被退回，主要是左中右公司自己行为所致。在庭审中，左中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提出没有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因为左中右公司原先在杭州市××路××号××幢××室办公，但现在早已不在那里办公，公司已搬到滨江区××街××号星联合中心11楼办公。关于变更的地址一事左中右公司未进行法定变更，并未告诉沈旭军。即使左中右公司没有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责任也应由左中右公司承担。主要依据如下：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理解与适用之审判实践中应注意问题Ｐ485页指出：审判实践中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一般情况下，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注册地。注册地或登记地、住所地是重合的而言，法人登记的做所即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第二，法人的住所系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是指法人依法向主管行政部机关登记的地点，不同于法人的场所。法人的场所是指法人从事业务活动或生产经营活动的处所，既包括法人机关所在地，也包括法人的生产经营处所和其他分支机包括营业场所、生产车间、销售网点可以有多个。第三，法人尤其是营利法人的登记对相对人利益十分重要，法人的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法人应当依照本条规定，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法人依法登记后，又以其登记的住所与其主要办事机构不一致为由，提出管辖异议或者人民法院相关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有误的，不予支持。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四条规定，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理解与适用之审判实践中应注意问题Ｐ491页指出：审判实践中应注意两点。第一，法人应将其存续期间发生变化的登记事项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如法人未办理变更登记，对于变更事项。如法人住所、法定代表人相关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等的认定，应以其变更前的登记信息为依据，法人不得以其相关事项实际发生变更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理解与适用之条文理解，Ｐ493-494页指出：法人登记的公信效力，是指法人凡经登记的内容，应当推定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善意第三人根据登记内容所为等行为应当有效。法人登记的公信效力，首先是法人登记的正确性推定效力。法人已经登记事项应与其实际就第三人而言，有权部门的登记情况均是正确的，其可以相信登记的事项与实际情况一致。法人登记的公信效力还体现在其具有善意保护效力，所谓法人登记的善意保护效力，是指法人登记公示的事项即使与法人实际情况不一致，对于基于信赖公示事项而与法人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正当权益不因错误原因而受损。Ｐ45页指出：理解与适用之审判实践中应注意问题Ｐ495页指出：审判实践中应注意两点。第一，判断第三人善意与否是否第三人实际查阅登记簿载明的内容为前提。一般而言。只要第三人按登记内容进行交易，即使未阅登记簿也不宜推定其非善意第三人。若第三人的交易行为与登记内容相符合，即可以推定第三人无过失。事实上，因汽车检验需要，沈旭军按照左中右公司短信通知于2018年12月28日委托屠晴静到左中右公司营业厅办理相关手续，左中右公司工作人员收取了行驶证。然而，左中右公司迟迟未将通过检验合格的行驶证交给沈旭军，导致车辆不能合规上路行驶，沈旭军租赁汽车之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2019年1月21日，沈旭军通过圆通快递向左中右公司法定代表人饶正华（收件人地址为左中右公司注册地-杭州市××路××号××幢××室，按照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结果，左中右公司的住所为杭州市××路××号××幢××室。）邮寄，了解邮件被左中右公司注册地杭州市××路××号××幢××室杭州市西溪谷科技园公司前台签收（有邮件快递情况查询记录为证），解除合同已到达左中右公司，产生合同解除效力。再者，2019年1月28日，沈旭军提起民事诉讼，2019年2月27日，西湖区人民法院立案。该案诉讼请求之一为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有效。解除合同通知书作为证据之一同民事起诉状诉讼（按规定份数）一起提交法院。法院应转交给左中右公司，公司应该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综上所述，解除合同通知书已到达左中右公司，公司已知晓解除合同通知一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生效。同时，对解除合同通知书，左中右公司未在法定期间表示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产生合同提前解除的效力。原审法院不依法采信相关证据根据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反而认为沈旭军虽然于2019年1月20日向沈旭军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但未能有效送达给左中右公司，故不产生合同提前解除的效力。所以原审法院认为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不予采纳案涉车辆已经于2019年1月20日交还左中右公司的意见是错误的。（一）车辆为何沈旭军与2019年1月20日交还左中右公司。租赁期间车辆发生多次维修。2018年12月，车辆又一次发生故障，屠晴静到左中右公司指定的维修厂家之一杭州鹏轩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号××街××号××街交叉）维修。维修厂家检查后认为需要更换零部件，维修费用支出问题需要与左中右公司确认。其后，维修厂家答复左中右公司认为该车今年维修费用支出较多不同意维修，让承租人更换车辆。于此，屠晴静与左中右公司客服4006070000联系后，客服说建议更换车辆。车辆开到左中右公司的转塘停车场，手续转塘停车场可以办理，也可到经营部办理（通话记录为证）。客服把转塘停车场位置短信息发送到屠晴静手机。2019年1月20日，屠晴静委托左中右公司的车辆保险公司免费提供的拖车服务公司——杭州翼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把该车拖置左中右公司的转塘停车场。停车场工作人员予以协助卸载（照片为证）。工作人员查看手机后，以汽车有违章未处理拒绝让车进停车场内部，拒收汽车钥匙，也拒绝办理车辆移交手续和车辆更换。因车辆故障，车辆未及时年检等原因，屠晴静只好把车辆停在停车场门口，以留置的方式进行交还车辆。屠晴静对车辆停车情况进行拍照，左中右公司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拍照。左中右公司工作人员以公司的优势地位，霸气的无正当理由以汽车有违章未处理拒绝让车进停车场内部，拒收汽车钥匙，也拒绝办理车辆移交手续和车辆更换是违反民法诚信原则的行为。退一万步，即使车辆有违章未处理，违章未处理与办理车辆移交手续和车辆更换非同一法律关系，两者无关联性，左中右公司也无权拒绝。再者，让车停在停车场，办理移交手续也不会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失。即使公司利益受损，公司也可通过合法途径让租车人承担责任，何况车辆租赁人有3000元保证金在公司。因此，拒绝让车进停车场内部、拒收汽车钥匙、拒绝办理车辆移交手续和车辆更换、车辆被迫停放在停车场门口是公司工作人员一手造成的，公司理应承担责任。左中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承认车辆停放在停车场门口。2020年5月21日，沈旭军诉讼代理人屠晴静向左中右公司后与左中右公司服务电话40060700000通话再次核实车辆问题，工作人员答复该停车场已经停止使用，系统显示浙ＡＧ××××已还车，但未办理交付手续（有通话录音为证）。综上所述，故案涉车辆已经交还沈旭军。（二）关于合同解除问题。沈旭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依法实施解除权，沈旭军实施的合同解除权是法定解除权，解除权是形成权，无需征得左中右公司同意。因而，一审法院认为沈旭军不能证实系左中右公司同意沈旭军提前解除租赁合同而将车辆停放于停车场门口，对于将案涉车辆交还的意见不予采纳的观点是错误的。鉴于车辆未及时年检，导致车辆无法上路行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规定。沈旭军租赁汽车之目的不能实现，沈旭军有权利实施法定解除权。同时车辆出现故障又遇到维修难、更换难的情况和左中右公司以势压人不诚信的行为。2019年1月21日，沈旭军以快递形式向左中右公司法定代表人饶正华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和汽车钥匙。因车辆已经前几天停放在左中右公司停车场实际交还左中右公司。故，双方车辆租赁协议解除，车辆以简易交付的形式进行交付。由于左中右公司隐瞒事实，原审判决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以左中右公司未明确告知沈旭军提前解除合同就将案涉车辆放置于沈旭军停车场门口，也未按约履行交接手续，就不予采纳案涉车辆已经与2019年1月20日交还沈旭军的意见，是事实不清的。以上（一）（二）两点已足以说明合同提前解除合法有效，车辆已交还左中右公司。三、原审判决认为沈旭军有违章未处理，导致车辆未能年检的责任在沈旭军是错误的。（一）原审判决认为沈旭军有违章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如果汽车有违章未处理，首先条件为汽车有违章需要处理。如果汽车有违章需要处理，那么确认违章的行政主体会送达有效法庭审中承认其并未收到过他所说的11次违章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左中右公司也未就违章支付过罚款。同时，沈旭军也未收到过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11次违章之事实。左中右公司虽然出具了违章记录查询表，用来证明车辆具有违章。但是，违章记录信息并非法定的法律文书，更谈不上有效的法律文书，并不具有法律效果。何况，违章信息具有不当性，违章信息的产生来源不明。行政主体并没有对车辆违章作出认定，没有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有效法律文书。违章信息在法定依据前产生，因此不符合逻辑性，不具有合法性。故违章记录查询表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证据效力，法院应不予采纳。在相关行政部门未作出沈旭军有违章需要行政处罚的法律事实下，一审法官应作出无证据证明车辆有违章认定。如有违章需要处理，应在相关行政部门作出认定后依法处理。故原审法院判决认为沈旭军有违章是错误的。（二）车辆有交通违章未处理与年检不过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对机动车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所需提交的单证及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的发放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验合格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2008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向湖北省高院作出《关于公安交警部门能否以交通违章行为未处理为由不予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问题的答复》。最高法在答复中指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已做出明确规定，“法律的规定是清楚的，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专家指出，最高院的答复已经很明确了，“年检归年检，违章处理归违章处理，两者没有关联性。”2019年12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作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经过备案审查，认定“捆绑式”机动车年检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采取“捆绑式”机动车年检的地方，将修改这一做法。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吉02行终43号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机动车登记规定》是公安部的部门规章，根据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原则，二者相冲突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的对象主要是车辆驾驶人，而不一致，不能将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理设定为核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的前提条件，交警支队称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完毕前，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在其综合应用平台上无法操作，则是上诉人内部系统操作问题，不能作为其违反法律的根据。（三）左中右公司无证据证明实施涉案车辆年检行为。如果左中右公司按法律规定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去车辆年检，因车辆有交通违章未处理而年检不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关于因车辆有交通违章未处理而年检不过的有关通知书、告知书、决定书等有效法律文书。左中右公司并未向沈旭军转交，也未向法院提供相关的法律文书。左中右公司辩称车俩有违章不能通过年检是找个借口而已，左中右公司有可能根本没有去年检。因此，法律并未规定车辆有违章处理不能通过年检，左中右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因车辆有交通违章未处理而年检不过。所谓的因车辆有交通违章未处理而年检不过，是左中右公司单方面说辞而已。左中右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车辆年检义务，导致车辆不能合规上路行驶，沈旭军沈旭军租赁汽车之目的不能实现，左中右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综上所述，因车辆未及时年检、车辆故障造成的停施，责任完全在赔偿因车辆未及时年检造成的停施期间损失费2960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6日车辆停施37天，参照合同11.1.3条80元／天计算，共计2960元）。四、违约赔偿金问题按照左中右公司和沈旭军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6.4（合同双方任一方未按本合同履行其责任和义务，另一方有权提出违约赔偿要求，违约赔偿金按照合同租金总额的20%计算）。因此，左中右公司应向沈旭军支付违约赔偿金合同租金总额8400的20%即1680元。五、返还保证金问题汽车租赁合同签订时，沈旭军向左中右公司支付保证金3000元。现双方合同已解除，车辆已交还，左中右公司应向沈旭军返还3000元保证金。综上，请求支持上诉。 被上诉人左中右公司答辩称，沈旭军无法定解除权，其单方解除的行为是不成立的。依据沈旭军与左中右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里面明确了沈旭军在租期内应当有责任和义务，包括自行查询租赁车辆的实时交通违法信息，并按规定自行处理相应的交通违法行为。本案件中因为沈旭军没有及时处理相应的交通违章，导致车辆无法进行年检。该责任后果是因沈旭军的原因导致的，不应当由左中右公司来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对方所主张的车辆违章与车辆年检没有直接关系依据的法律是错误的。对方如果是对行政机关的相应行政行为如有不满，应当提起行政诉讼。左中右公司是履行法律规定的年检义务，但是行政部门告知因车辆违章无法处理，所以导致不能进行年检，不是我方的过错造成的。对方所主张的违约赔偿金以及保证金的返还问题无法律事实依据。依据汽车租赁合同约定。对方提前解除属于违约行为，保证金不予退还，且其主张的赔偿金是没有依据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沈旭军的上诉请求。 沈旭军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有效；2、左中右公司向沈旭军赔偿因车辆未及时年检造成的停施期间损失费2960元；3、左中右公司向沈旭军支付违约赔偿金1680元；4、左中右公司向沈旭军返还保证金3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左中右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起，沈旭军租用左中右公司电动汽车一辆，并交纳了租赁保证金3000元。2018年2月8日，双方继续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一份，约定：沈旭军续租牌号为浙ＡＧ××××电动汽车，租赁期限自2018年2月7日至2019年2月6日，租金为8400元，租赁保证金3000元；租赁时间每24小时为一日，每30日为一月，若超时、超驶则按80元／天收取超时费和超驶费；在归还租赁车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如无以下所列情况存在，出租方全额退还，1、归还租赁车辆时经出租方检验车况不正常，2、租赁期内有交通违法记录或有交通违法未及时处理的；沈旭军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承担交通违法、肇事行为所产生的全部责任并赔偿给左中右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如因交通违法未及时接受处理，沈旭军同意将合同中登记的驾驶员作为责任人提交公安交警部门处理；沈旭军应在左中右公司营业时间内按照本合同规定的还车时间、地点归、地点归还车辆有责任和义务自行查询租赁车辆的实时交通违法信息，并按规定时间自行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合同签订后，沈旭军依约交纳了租金8400元，并继续使用租赁车辆。2018年12月，案涉车辆已届车辆年检期。左中右公司在办理年检过程中，因案涉车辆尚有多起违章未处理（具体为2017年5月至2018年9月共计11次违章），未能通过年检。左中右公司将该情况告知了沈旭军，并让其尽快处理违章。沈旭军认为未收到交警的处罚通知书，并且即使存在违章不应影响年检的通过，故坚持要求左中右公司办理年检手续。2019年1月20日，沈旭军委托杭州翼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案涉车辆拖至左中右公司转塘停车场。左中右公司拒绝接收该车辆。2019年1月21日，沈旭军以快递形式向左中右公司法定代表人饶正华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和汽车钥匙，但该邮件被退回，未能送达给左中右公司。别查明，左中右公司因涉案租赁合同纠纷另案起诉沈旭军，法院另案在审理中。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汽车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一、案涉租赁合同是否提前解除的问题。沈旭军虽然于2019年1月20日向左中右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但未能有效送达给沈旭军，故不产生合同提前解除的效力。争议焦点二，案涉车辆是否已经于2019年1月20日交还给沈旭军的问题。沈旭军于2019年1月20日委托杭州翼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案涉车辆拖至沈旭军转塘停车场，但沈旭军不能证实系左中右公司同意沈旭军提前解除租赁合同而将案涉车辆停放于沈旭军停车场门口，双方也未按约履行了交接手续，沈旭军认为案涉车辆已经于2019年1月20日交还给左中右公司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沈旭军在租赁期内共有多次违章未处理，依照合同约定，处理交通违章系沈旭军的义务，左中右公司有权要求沈旭军处理，导致车辆未能年检的责任在于沈旭军，故沈旭军据此要求左中右公司支付未及时年检造成的停施期间损失费缺乏合同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沈旭军请求左中右公司支付租赁保证金缺乏事实与合同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沈旭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沈旭军负担。 二审期间，有当事人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并予以记录在卷。 沈旭军提交的证据有：录音，欲证明已经退车。 左中右公司提交的证据有：录音和短信发送截图，欲证明左中右公司的客服人员告诉沈旭军交通违章处理后才能办理年检，并且将违章的短信信息发送给了沈旭军。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认为，结合左中右公司的自认，本院对于车辆退还事实予以确认。相关违章事实的认定及相应后果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一并评判阐述。 本院认定的事实除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左中右公司现确认涉案车辆已经退还，但退车手续未完成。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主要为:沈旭军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条件是否成就。首先，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汽车租赁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约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根据合同约定，应由沈旭军处理车辆租赁期间的交通违法情况。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执法记录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相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记录内容进行审核，经审核无误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作为处罚违法行为的证据。目前，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通知查询包括不限于书面形式，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互联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或者违法行为处理窗口均可查询。如违法行为人或者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此有异议，也可通过上述方式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本案中，现根据车辆所有人即本案车辆出租人左中右公司就涉案车辆的交通违法情况提供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互联网站的查询记录，记录显示涉案车辆存在多起被监控设备收集的相应交通违法行为。在没有确凿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对上述交通违法情况予以确认；其次，现有短信等证据表明，左中右公司就上述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了沈旭军，并要求其尽快处理。如上所述，驾驶人对于交通违法行为的了解不限于书面通知，在左中右公司主张通过短信通知且双方争议至今的情况下，沈旭军既未向相关部门依法核实及提出异议，也未进行处理，现仍对相关交通违法情况予以否认缺乏合理依据。可见，沈旭军未按约履行处理车辆租赁期间交通违法情况的义务；再次，沈旭军主张因车辆未通过年检以致不能上路行驶，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然如上所述，车辆未通过年检与沈旭军未按约履行处理车辆租赁期间交通违法情况的义务相关。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机动车辆年检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并无证据证明左中右公司就涉案车辆在交通违法行为未依法处理的情况下，能在相应车辆管理所办理完毕相应车辆年检，故不能认定系左中右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车辆租赁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沈旭军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条件不成就。进而，沈旭军在此基础上要求左中右公司赔偿损失、支付违约赔偿金的主张不能成立。并且，鉴于沈旭军至今未能处理其租赁使用车辆期间的交通违法行为，其要求返还保证金的主张与合同约定不符，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沈旭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  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