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7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代红，女，198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舒城县，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裘斌，浙江光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晓琴，女，198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权，安徽有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少锋，男，198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熊代红因与被上诉人张晓琴、原审被告陈少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4民初2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陈剑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代红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浙0104民初2756号《民事判决书》；二、判决驳回张晓琴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决张晓琴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熊代红与张晓琴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购物卡的卖方系案外人吕强。1、本案中要查清是以谁的名义和钱款去买吕强的卡。首先在双方聊天中特别是熊代红一审提交的证据三“微信打印截图”中，可以看出张晓琴知道案涉购物卡是吕强在卖，而吕强也知道买卡的人就是张晓琴，包括所购金额，在吕强交付迟延的情形下，张晓琴一方面自己向吕强催要，另一方面让熊代红帮忙催要，从未要求熊代红来交付购物卡，可见在交易过程中，是以张晓琴的名义和钱款去买吕强的卡，对此，包括熊代红、吕强、张晓琴以及“谢桂平、潘明”等都是心知肚明的。其次、案涉购物卡是吕强在向张晓琴销售，而熊代红充其量只是帮助，一个提供帮助的人是不能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故熊代红与张晓琴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2、一审法官重点论述了熊代红与张晓琴之间几次所谓保证、承诺的聊天内容，熊代红的这些言语不会妨碍张晓琴与吕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更不会取代任何一方成为其中的当事人，如果说熊代红这些言语会有什么法律效力，或者说需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那也是基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如保证责任，而在卖卡人吕强因案涉购物卡涉嫌诈骗罪被立案侦查的情形下，该基础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都将面临无效的后果，故熊代红即便存在保证关系，也只是从属性的，是否需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尚不可知，但起码不应是一审法官所判的法律责任。以上两点足以表明案涉购物卡的所有权是吕强转移给张晓琴的，是张晓琴的钱在买吕强的卡，而不是熊代红的钱，熊代红充其量只是受人之托、代人行事的帮忙角色。张晓琴明知购物卡来源后，又以张晓琴的名义和钱款去向吕强买卡，在吕强交付卡迟延后，张晓琴是自己以买方的名义向吕强进行权利救济，这是张晓琴与吕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该向吕强主张权利。如果熊代红是卖家，那应该是用自己的钱将卡买到再向张晓琴出售，而不用在交易过程中分别向吕强披露张晓琴、又向张晓琴披露吕强，更不会出现张晓琴去要求吕强承担责任以及吕强向其交付卡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购买购物卡沟通需要，熊代红、张晓琴夫妇及吕强还曾组建微信讨论群组。二、张晓琴系投资行为，非真正的买卡消费行为，现其投资行为系对应卖家吕强的犯罪行为，故所有损失应自行承担。1、在庭审中，张晓琴自认购买案涉购物卡是用于自己的生意往来，而不是买来日常消费所用，这表明其不是终端消费者，与发卡人(银泰商场)初衷不符，具有明显的投资获利性质。因此，本案虽以买卖合同纠纷立案，但案涉款项已流向吕强，他通过以出卖案涉购物卡的形式，承诺支付折扣差价，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后又无法交付购物卡，且人数众多，数额特别巨大，已具有非法集资(诈骗)性质，其本人因此已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通过上一所述可知，张晓琴的投资行为正是与吕强的高息集资行为相对应，她应系向非法集资投入资金的个人，一旦吕强定罪量刑，应认定为刑事案件的非法集资参与人(或受害人)，其所谓的损失应自行承担，其所获利润也应追回上缴。2、从解决此类案件的途径来看，吕强卖卡案已牵涉几百人，如法院支持本案张晓琴的诉请，那大量的投资人都将会以民事纠纷诉诸法院，这不仅不利于此类案件的整体解决(应由银保监会牵头，联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商务部门、工商部门等相关部门一体化、综合化处理)，且与现行处置非法集资的法规和即将出台的《防范与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规定及理念(“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任何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利”)不符。 被上诉人张晓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通过一审庭审可以清楚看出双方的买卖关系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晓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熊代红、陈少锋归还张晓琴欠款440000元；二、熊代红、陈少锋向张晓琴支付自2020年2月29日起按年利率6%计的利息至实际还款日止，约10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熊代红、陈少锋系夫妻，于2014年12月19日登记结婚。熊代红在杭州银泰城柜台上班时与张晓琴认识。自2018年7月起，熊代红多次以一定折扣价向张晓琴销售杭州银泰（商城）储值购物卡。2018年8月15日，张晓琴以95折价格向熊代红定购20万元购物卡，熊代红让张晓琴转款到陈少锋峰户、并让陈少锋向张晓琴交接购物卡。2018年9月的交易中，熊代红通知张晓琴将该笔交易的购卡款转入案外人谢桂萍银行账号。2019年7月的交易中，熊代红微信告知张晓琴，会将张晓琴的购卡要求发给案外人吕强、并表示其会催吕强交卡。2019年10月的交易中，张晓琴向熊代红定购80万购物卡，熊代红将其向案外人谢桂平定购的信息、谢桂平要向吕强对账和催卡的截图转给过张晓琴；张晓琴因迟迟未能拿到卡而不满，曾表示要通过报案处理。2020年1月17日，熊代红通过微信张晓琴，让张晓琴定卡。张晓琴在回复的微信中提到：他（吕强）请你来当说客啊、我真怕了他了、他跟我说几天了。熊代红表示：我也是给她筹一些、年前太困难了，年后就正常了，今天定2月12日可以拿卡。后张晓琴确定买卡，在微信中向熊代红提出：我一会打款给你44万，下个月12号给我51万元银泰储值卡，如果12号卡不到你就退我钱，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丑话说前面。熊代红表示同意。当日，张晓琴通过银行转账三次共44万元给熊代红。2020年2月5日，熊代红表示受疫情影响，购物卡要推迟交付。2020年2月18日，熊代红承诺于2月28日交付购物卡，但均未能履行。期间，张晓琴自行向案外人吕强催要过购物卡，也无果。2020年3月21日，熊代红微信向张晓琴承诺：“3月24日把51万的卡交给你，如果给不了，我借钱把钱给你，我老公今天去和他沟通了。”期限届满，熊代红未能交付购物卡，也未能退还购卡款。同日，熊代红让张晓琴自己也向案外人吕强催促，张晓琴予以拒绝，催促熊代红履行承诺。同日，陈少锋微信向张晓琴保证3月31日交卡：“我保证的是31号，如果31号没有给到你的话，你可以到银泰那边举报我，举报一下我的工作就没了，所以我是拿着自己的职业生涯给你保证。”2020年3月29日，案外人吕强因涉嫌诈骗罪被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立案侦查。熊代红当日通知张晓琴并让张晓琴报警，张晓琴表示系熊代红的事，与其无关。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晓琴与熊代红、陈少锋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卖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根据张晓琴与熊代红间于2020年1月1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熊代红明显系帮助案外人吕强在向张晓琴销售购物卡，并无接受张晓琴委托向案外人吕强购买购物卡的意思表示。张晓琴在微信中明确表示其对案外人吕强并不信任，其也与熊代红明确约定债权债务发生于双方之间，如果2月12日不能拿到购物卡，由熊代红退还张晓琴44万钱。熊代红在3月21日的微信中也明确向张晓琴承诺，3月24日交不了卡就借钱还给张晓琴。张晓琴与熊代红之间以数据电文方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熊代红现主张其与张晓琴形成委托关系、其不应向张晓琴承担民事责任的辩称，明显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张晓琴现按约支付货款，熊代红逾期交付货物，经张晓琴多次催讨后仍未履行，构成违约。张晓琴诉请熊代红归还欠款44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符合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张晓琴、熊代红未对不能交付购物卡的退款时间进行约定，张晓琴主张自2020年2月29日起算货款的利息不具有依据；根据微信记录，张晓琴同意熊代红延期至2020年3月24日交付储值卡，该法院从2020年3月25日起算利息；利息标准应按照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陈少锋虽向张晓琴作出交付储值卡的保证，但没有证据证明张晓琴与陈少锋曾达成购买储值卡的合意，基于熊代红、陈少锋的夫妻关系，陈少锋向张晓琴作出保证符合常理，张晓琴仅凭此诉请陈少锋归还款项，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不予支持。张晓琴确实知道熊代红的购物卡来源于案外人吕强，在熊代红不能按约交付购物卡后也自行向案外人吕强催要过购物卡，但张晓琴明知购物卡来源、自行进行权利救济的行为，不妨碍张晓琴与熊代红买卖关系的成立，也不影响张晓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熊代红主张权利。熊代红与案外人吕强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依法另行主张。熊代红关于张晓琴投资行为已牵连刑事案件、本案不宜以民事纠纷处理的辩称。因张晓琴与吕强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晓琴与熊代红的买卖合同涉及刑事案件，案外人吕强被刑事立案虽和本案存在牵连，但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对熊代红此节辩称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熊代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张晓琴货款440000元；二、熊代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晓琴自2020年3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张晓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4025元，由熊代红负担（张晓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该法院申请退费，熊代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上诉人熊代红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754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吕强是诈骗案受害人众多，与本案情况完全一致的另案在经过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认定当事人之间关于银泰购物卡投资买卖的法律性质与吕强涉嫌诈骗案件存在直接关联，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起诉的事实。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张晓琴一直在吕强处投资购买银泰购物卡以及后续催促吕强交付银泰购物卡的事实。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张晓琴作为吕强诈骗案受害人，在微信群中积极发言，为两百多名受害者出谋划策追究吕强的责任从而挽回投资损失的事实。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张晓琴从始至终知晓熊代红并非银泰购物卡的真正卖家，案涉银泰购物卡买卖关系是在张晓琴与吕强之间发生，后续张晓琴也是直接在微信群内向吕强催讨银泰购物卡，熊代红作为委托人全程积极完成委托事项、没有任何不过错，积极帮助张晓琴向吕强催促交付银泰购物卡的事实。被上诉人张晓琴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20年3月20日下午6时40分左右熊代红承诺还款，熊代红承诺帮张晓琴向吕强催卡。经质证，对熊代红提交的证据，张晓琴认为，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微信聊天本身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张晓琴从未向吕强购买购物卡，都是向熊代红购买的，19年也有一笔购物卡买卖，由于熊代红延期交付，催促购物卡时说直接向吕强催促，才会有吕强的微信。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也是熊代红延期交付购物卡，吕强出事后拉张晓琴入群观看动态。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张晓琴从未向吕强购买购物卡，都是向熊代红购买的，19年也有一笔购物卡买卖，由于熊代红延期交付，催促购物卡时说直接向吕强催促，才会有吕强的微信。对张晓琴提交的证据1，熊代红认为，结合熊代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吕强参与到购物卡买卖过程中，实际卖家是吕强，而非熊代红。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熊代红向本院提交证据1-4、张晓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就吕强诈骗一案，本院已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20）浙01刑初132号刑事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中张晓琴向熊代红支付款项440000元的事实清楚，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为张晓琴支付的款项系用于向熊代红购买购物卡，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张晓琴与熊代红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无不当；熊代红虽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关系，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熊代红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案涉购物卡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本案张晓琴、熊代红之间，且熊代红与张晓琴之间的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与刑事案件的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并不相同，故案外人的刑事案件并不影响本案纠纷的审理。现张晓琴已交付货款，而熊代红无法交付作为案涉买卖合同标的物的购物卡，张晓琴要求返还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熊代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熊代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 剑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金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