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76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午英，女，1940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惠，上海正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建锋，男，1977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伟华，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李午英因与被上诉人许建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6民初2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午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李午英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许建锋以苏州协胜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胜公司）小股东需要额外支付转让对价为由，要求黄虹光支付40万元。许建锋在电话录音中表明“你不打的话，人家不签合同的”，关于这句话的理解，一审认为“可以理解为顾金明要求先付中介费，再签订收购协议”，该理解实在牵强，因为实际签订转让合同的主体是协胜公司股东而非顾金明，上述录音应理解为如不付40万元，则股东不同意签订合同，这与我方的陈述是相符的。2.一审认定40万元为中介费的理由不成立。许建锋向我方出具过收条，但当时我方认为收条的内容不正确，即要求许建锋重新出具，但许建锋并未及时出具，同时，因为40万元是转账支付，所以即便许建锋未重新出具，我方也不用担心许建锋抵赖收取款项的事实。另外，我方并未否认事成之后向许建锋支付部分辛苦费，其向我方要求支付辛苦费时，我方并无必要提及之前支付的40万元，一审认为“2018年9月30日许建锋通过微信要求黄虹光付点辛苦费，黄虹光未予否认，更未提及所付的40万元……”，该观点存在逻辑错误。一审还认为如额外支付40万元股权交易对价，应当在收购协议中载明，该观点同样错误，本案中许建锋告知我方小股东要求额外支付40万元，且不能告知大股东，那么该40万元额外增加的对价款当然不能写进收购协议。3.许建锋提交的录音证据是黄虹光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形成的，录音中许建锋存在诱导的情形。实践中，在交易合同签订之前支付中介费也是不符合交易习惯的，按照顾金明的陈述，黄虹光担心后期无法顺利签订转让合同，那么黄虹光没有必要在签订合同之前支付中介费，同样，如果顾金明担心黄虹光不支付中介费，完全可以通过签订居间合同的形式加以保障。4.一审程序违法。我方申请调取许建锋向顾金明支付40万元的银行流水、付款凭证以及双方之间的沟通记录等证据用于查明顾金明、许建锋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但一审未予查明。许建锋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如果诉争的40万元是支付给小股东的，那么黄虹光可以直接支付给小股东，无必要支付给我方。李午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许建锋返还4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31日，李午英经由刘萍作为代理人向许建锋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00000元。就该笔款项，李午英表示，其为刘萍母亲，系虹光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虹光的岳母，在刘萍操作下，其向许建锋支付的400000元是替虹光公司所付股权交易的对价，属于股权转让款的组成部分，后股权转让未能完成，许建锋继续占有该款项缺乏依据；许建锋要求付款时，说协胜公司小股东成建兴要求额外支付400000元才同意出售股权，其按许建锋所述进行付款，其与许建锋仅约定向许建锋支付辛苦费。为此，李午英提供黄虹光与许建锋的微信聊天记录，许建锋于2018年9月30日提及，“黄哥，兄弟我这边该办的事已全部办好，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吴会计了，那点费用今天阿能打给我”，“兄弟我前前后后跑了那么久也应该……”，黄虹光回复“没那快”，许建锋于2018年10月10日表示“黄哥，兄弟我真的是挣一点辛苦钱”。黄虹光称，其与许建锋未约定中介费，仅是交易成功后向许建锋付点辛苦费，黄虹光回复的内容可以印证只有辛苦费，无中介费；股权收购协议于2018年9月29日签订，许建锋向其催要费用，能够说明许建锋未收取任何款项；黄虹光于2018年7月经人介绍认识许建锋，许建锋提到有厂房正在出售，并提供相关信息，协助完成谈判，出让股权的协胜公司股东为成建兴、成智钢，具体是其与成智钢父亲成宗生进行沟通；许建锋表示，小股东成建兴外面欠债约5000000元，如以24600000元价格成交，无法还清欠款，成建兴要求额外支付400000元，并且不能让成宗生得知此情况，虹光公司想要购买协胜公司的股权，就予以同意，但从未见过成建兴，款项由许建锋代为收取，许建锋保证虹光公司能够取得协胜公司股权，双方口头约定如无法完成，由许建锋退还该笔款项。经质证，许建锋对转账凭证无异议，确认收到该笔款项，其于2018年8月31日促成虹光公司与协胜公司达成口头协议，虹光公司当日还向协胜公司支付4000000元定金，并向其支付400000元中介费；聊天记录并不完整，聊天内容是收购协议签订后，其要求黄虹光再向其支付部分中介服务费，原本约定的中介费是成交价24600000元的2%。就此，许建锋提供以下证据：1、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虹光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虹光，股东为刘萍、黄虹光；协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成智钢，股东为成建兴、成智钢。许建锋表示，刘萍作为虹光公司股东使用原审原告银行账户向其支付400000元。2、收条，系许建锋于2018年8月31日出具，内容为“今收到苏州虹光伟业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购买苏州协胜铜业有限公司厂房中介服务费：人民币40万元整”。许建锋称，收到400000元后，其向刘萍出具收条。3、定金收条，由协胜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出具，内容为“今收到苏州虹光伟业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购买苏州协胜铜业有限公司厂房定金：人民币400万元整（购房总价为税后2460万）”。许建锋表示，虹光公司与协胜公司达成协议，虹光公司支付4000000元定金，居间义务已经完成。4、收购协议，甲方（转让方）：成智钢、成建兴，乙方（受让方）：虹光公司，丙方（担保方）：成宗生，载明甲方为协胜公司股东，成智钢持股80%，成建兴持股20%，协胜公司拥有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江浦路90号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设施所有权等资产；乙方向甲方收购协胜公司100%股权以实现收购相应资产的目的，股权交易总价格24600000元；本协议带租约转让，股权过户完毕后租客由乙方自行处理，租金以2018年9月30日为结算点，2018年10月1日之后的房租归乙方所有；甲方签订协议前须尽到通知租客优先购买权的义务，签订协议后须向乙方提供租赁合同原件及租金付款记录；乙方应自支付定金次日起开始启动尽职调查，调查期限二个月，如乙方告知甲方尽职调查结果与“甲方披露”不符，应提供相关依据，如未通过尽调，乙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或另行与甲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各方在收购协议中签字或盖章确认。5、终止协议，甲方：成智钢、成建兴，乙方：虹光公司，丙方：成宗生，约定甲、乙双方于2018年9月29日签订收购协议，乙方于2018年8月31日和2018年10月8日两次向甲方支付8000000元股权对价款；乙方对收购的目标公司进行财务尽调时，发现未披露的风险点，要求甲方协商解决后再进行交易，甲方表示该风险点在收购协议签订之前都已口头告知中介许建锋，是许建锋未能向乙方充分转达而引起的误会；甲方认为该风险点解决难度较大，向乙方提出终止收购协议，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的提议；经协商，乙方同意甲方终止收购协议的提议，甲方收到的8000000元股权对价款退还乙方，并支付乙方利息100000元；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原收购协议中止，本协议履行完成后原收购协议废止。成宗生代成智钢、成建兴签字，加盖协胜公司印章。6、录音及文字材料（部分由原审原告根据录音整理），黄虹光于2019年1月22日联系许建锋，问到“上次园区那个厂房的事怎么处理”，许建锋说“我也想处理”，“真的这个钱拿不回来”；黄虹光讲“怎么会拿不回来？那40万我是打到你卡上”，许建锋说“这个卡你也知道我给人家了，不是我拿的”；黄虹光问“这个钱给到哪里去了”，许建锋回复“给谁你知道的，给老顾的”；黄虹光说“那你就跟他商量啊，跟老顾，这个是算什么钱……如果说你们辛苦了，我给点辛苦费，可以的，是不是？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没有促成”，许建锋讲“这个事情促成了”，“合同已经签了，签了以后这个钱给人家了，当时给了你也知道的，我说你们合同签了，我给人家你也知道的”，“本来你还应该付我一部分的中介费，现在我跑了这么久，一分钱都没拿到”。黄虹光接着说“我就问你那个40万打到哪里去了”，“那40万是不是你写的条子”，“那我问你这个是什么钱”，许建锋讲“是我写的收条”，“这是中介费，是给人家中介费”；黄虹光说“那你以前有跟我讲那个是什么小股东的钱”，许建锋表示“这个你自己知道的，你又来问我”，黄虹光说“是谁说的，你一定要先打这个中介费，我才打这40万”，许建锋讲“你不打的话，人家不签合同的”，黄虹光表示“那成总他又说没有这么回事，根本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黄虹光问“那我40万打给谁了？是不是打到你的卡上”，许建锋说“你是打到我的卡上”，“那我收条也写给你了”；黄虹光问“那这40万是什么用途”，许建锋讲“收条写的清清楚楚，40万是中介服务费”；黄虹光说“那我问你中介费有没有服务完”，许建锋称“你那边双方合同都签完了”，“怎么没服务完”。黄虹光讲到“你还骗我这40万要打给那个小股东的，小股东都不签，不打这40万你就不会签合同，你现在倒回来一说这个是中介费了”，许建锋回复“我事先也写的明明白白”；黄虹光说“现在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完……你提供我的是假消息”，许建锋回复“你这样讲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我当时合同什么都转发给你的，你都清清楚楚，人家转发给我，那个房东转发给我，我就转发给你，什么叫假合同”，“假合同你可以告房东，你为什么跟我来纠缠”；黄虹光说“我现在纠缠你是那40万的中介费”，许建锋讲“我希望你年前把这个全部处理完以后，你再付我费用，现在你费用没付我，我从头到尾我一分钱都没有捞到手，然后都是白忙活，然后你现在跟我讲这个40万的中介费，你不是当时也知道的，你打到我卡上，只不过保证一下”；黄虹光问“你一分钱都没拿到……打到你卡上干吗”，许建锋说“你要打到我卡上，我叫你打给他的，你说你不相信他，你相信我”，“现在你不承认了”。针对上述证据，李午英表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与其所述一致，400000元就是替虹光公司支付的股权对价。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系许建锋单方面制作的材料，并非证据，不能证明款项的性质，许建锋确实写过收条，但黄虹光认为400000元是付给小股东的钱，并未收取该份中介费的收条，双方实际未约定中介费，只是交易完成后付点辛苦费，大约60000元，即许建锋通过微信催要的款项。证据3无异议，确实于2018年8月31日向协胜公司支付4000000元定金，由协胜公司出具收条。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定，收购股权的情况属实，许建锋作为中介提供相应信息，后来因许建锋披露的协胜公司租赁情况与事实存在重大偏差，交易无法进行，经与成宗生协商，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收购协议，退还所付款项，许建锋应当返还交易完成后才能收取的400000元。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定，收购协议确已终止，协胜公司已退还8000000元及100000元利息；终止协议描述的风险点即是租赁情况有偏差，当时说能够以极小代价解除租客的合同，但调查过程中发现租客提供的合同所约定的违约责任较大，导致虹光公司无法立即使用收购的厂房；签订收购协议时，其仅知道有租赁户，协胜公司提供的合同与租户持有的合同不一致，后协胜公司已认可租户的合同。证据6是在黄虹光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制，声音确实是黄虹光和许建锋，但黄虹光不知道许建锋正在进行录音，所作陈述受到许建锋误导或诱导，400000元的性质是顺着许建锋的说法进行的陈述，黄虹光从未认可400000元是中介费，签订终止协议后，黄虹光明确要求许建锋退还该款项。对于居间情况，许建锋表示，顾金明提供协胜公司厂房转让的消息，在签订收购协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负责提供房源情况，约房东前来协商，虹光公司与协胜公司私下也进行过协商，签订收购协议时，顾金明也在现场，顾金明与黄虹光并不相识，其从事中介工作，朋友得知黄虹光要买厂房，才介绍其认识黄虹光；考虑到朋友关系，签订收购协议时，口头约定向顾金明支付2%的中介费，黄虹光向其支付多少辛苦费，就由黄虹光自己决定，黄虹光不认识顾金明，对顾金明不够信任，就提出将400000元付到其银行账户，合同签订后，再由其支付给顾金明，该400000元就是支付给顾金明的中介费，后来其在微信里向黄虹光索要自己的辛苦费，因款项付到其个人账户，才由其出具收条；黄虹光当时同意签订合同前就先付中介费，付到其账户作为保证，如后续未能订立合同，就退给黄虹光，其将中介费与定金的收条送到黄虹光家中的；400000元已交付顾金明，顾金明未出具收条，其付钱时还联系过黄虹光，当时说好收购协议签订后，就可以付给顾金明，黄虹光于2019年1月与其联系索要400000元时，其才知道该收购协议已被终止，但款项早已付给顾金明。李午英则称，黄虹光并不认识顾金明，许建锋只是带着顾金明来过两次，但顾金明没有怎么讲话，都是许建锋出面协助，其与许建锋口头约定辛苦费60000元，许建锋在签订收购协议后才向其催要；黄虹光确实知道此400000元收条，但认为该款是付给小股东的，未接受收条，许建锋当时说不付400000元就无法完成收购，并非中介费，许建锋起初说与顾金明共同完成居间服务，后说顾金明一人完成，前后陈述存在矛盾；许建锋未让其会见小股东，只是说不付400000元，小股东不会签字，后其问成宗生该情况，成宗生说并不知道；400000元在签订收购协议前就已支付，按常理，应当是顾金明提供居间服务，与虹光公司订立协议，才能确定顾金明有权收取此款，无居间协议，顾金明仅提供房源，应当属于无偿行为，且中介费不一定向买家收取，可能要向卖方收取；录音内容可以确定，许建锋确实以小股东为由要求虹光公司支付400000元，说不付款就不签订合同，如该交易能够完成，虹光公司对此款予以认可，现交易未完成，许建锋应当退还该款项。审理中，一审法院向顾金明进行询问，顾金明称，其作为中介参与到虹光公司与协胜公司的股权收购过程，包括带看厂房、组织协商等，此房源由其开发，许建锋找来客户虹光公司，两人都是中介，共同完成该单业务；一般厂房中介费都是2%，其对黄虹光说不能低于2%，并与许建锋内部约定其拿400000元，剩余部分都归许建锋，具体金额由许建锋与黄虹光商议；李午英所付400000元就是中介费，与股权转让款无关，许建锋收到款项后向虹光公司出具过收条，成建兴从未要求额外支付400000元；签订收购协议没多久，许建锋就向其支付该400000元，部分现金，部分转账，许建锋付钱时，应当告知过黄虹光；当时，黄虹光担心后期无法顺利签订收购协议，才将400000元付到许建锋处作个保证，签完合同后，再由许建锋向其支付；黄虹光要求许建锋退款后，许建锋向其说起收购协议已解除，签订收购协议时，租赁情况已谈好，当时争议在于谁来处理，协胜公司要求黄虹光处理，黄虹光开始不同意，后来予以接受；双方沟通情况良好，没想到要签订居间合同，收购情况基本谈妥，才由黄虹光支付中介费400000元和定金4000000元。对于顾金明所述，许建锋无异议，表示400000元中有170000元转账支付给顾金明，230000元现金付给顾金明，并提供中介费、定金收条的照片拍摄信息，两张收条照片都是2018年8月31日于昆山市玉山镇院士路拍摄形成。李午英对顾金明陈述不予认可，认为如许建锋向顾金明付款，应全部银行转账，不可能现金支付，无法确定许建锋将400000元全部付给顾金明，许建锋在录音中确认就是小股东不签合同，才要求虹光公司支付400000元；对两份收条的照片拍摄信息真实性不认可，即便该信息属实，不能证明许建锋已将收条交付给黄虹光或刘萍，更不能证明黄虹光或刘萍已认可中介费收条。关于此款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李午英表示，基于许建锋所述小股东要求付款否则不签订合同的信息，其支付400000元，但无法得知此情况是否属实，不知道许建锋有无将该款付给小股东；按许建锋陈述，许建锋是付给顾金明的，许建锋编造不实理由向其索要款项，此款并非中介费；许建锋说不给400000元，就不签订合同，而不签合同的主体只能是股东，许建锋要求支付400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交易无法完成的情况下，以中介费为由拒不退款，缺乏依据；录音中，许建锋陈述只是浪费辛苦费和油钱，不存在许建锋不收中介费，顾金明要收取中介费的情况；虹光公司自始认为中介是许建锋，并非顾金明，不能因顾金明在场就认定他是中介，房源信息更非商业秘密，房源由顾金明提供，仅是许建锋托词，根本无法核实；在无书面约定的情况下，录音及聊天记录均无法确定许建锋要收取中介费，其都是与许建锋接触，不可能向不清楚名字的人员交付400000元，正是许建锋说小股权要求付款400000元，其才向许建锋支付该款，其基于许建锋收取该款项，就向许建锋主张权利，即便顾金明作为许建锋参加诉讼，查明顾金明的收款情况，但仍应由许建锋返还此款。许建锋则称，其与顾金明共同促成交易，由顾金明主导，其予以辅助，黄虹光在录音中提到该款是小股东的钱，其回复“这个你自己知道的”，是说黄虹光明明知道该400000元是中介费，其从未说过小股东额外要400000元，仅是黄虹光单方陈述，如此款为股权交易的对价，应由协胜公司出具收条，黄虹光不可能向其支付该款项，其已说明400000元为居间费用，如虹光公司不付款，签订收购协议后，居间方利益无法保证，录音中多次明确400000元就是中介费。以上事实，由李午英提供的转账凭证、聊天记录，许建锋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中介费收条、定金收条、收购协议、终止协议、录音材料、照片拍摄信息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附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的认定应以获取利益是否存在合法依据为标准。从转账凭证看，可以确定虹光公司股东刘萍通过李午英的银行账户向许建锋支付400000元。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此款项的性质，李午英认为，基于许建锋陈述协胜公司股东成建兴要求额外支付400000元，才能签订收购协议，其就替虹光公司向许建锋支付该款项，应当属于股权转让对价。许建锋称，该款项为虹光公司向顾金明支付的中介费，因黄虹光对顾金明缺乏信任，才付至其个人账户作为保证，收购协议签订后，其已付给顾金明。从该款项支付时间，虹光公司于同日向协胜公司支付收购协议定金4000000元，可以确定虹光公司当时确实与协胜公司股东就收购事宜达成初步意向。虹光公司同时向许建锋及协胜公司股东付款，不存在支付错误的情况。关于该款项是否存在合法依据，原审原告表示，收购协议的中介仅有许建锋，其与许建锋未约定中介费，只是等交易结束后付给许建锋60000元辛苦费。许建锋提供的两份收条照片，签字或盖章时间均为2018年8月31日，明确400000元为虹光公司购买协胜公司厂房中介服务费，4000000元为虹光公司购买协胜公司厂房定金。原审原告对定金收条无异议，但对中介费收条不予认可。按常理判断，黄虹光先后支付两笔款项，必然要求收款人出具证明，不可能仅要求其中一方提供收条，对另一方不作要求。许建锋提供的录音，是黄虹光主动联系许建锋要求退回400000元。黄虹光在录音中明确向许建锋表示“40万是不是你写的条子”，可以确定黄虹光应当已经收取许建锋出具的中介费收条。在虹光公司经由原审原告已经支付400000元的情况下，许建锋于2018年9月30日通过微信要求黄虹光付点辛苦费，黄虹光未予否认，更未提及所付的400000元。此情况与许建锋所述，顾金明收取400000元中介费，其应得中介费由黄虹光另行支付，以及顾金明的所述基本相符。录音中，黄虹光询问许建锋“你以前又跟我讲那个是什么小股东的钱”，与收条内容不符。黄虹光在陈述付款情况时，提到“是谁说的，你一定要先打这个中介费了，我才打这40万”。许建锋回复“你不打的话，人家不签合同”，可以理解为顾金明要求先付中介费，再签订收购协议，并不必然等同于许建锋认可此400000元属于协胜公司股东要求支付的对价。许建锋在录音中多次明确400000元属于中介服务费，并未承认此款系股权转让的款项。如额外支付股权交易对价400000元，后续签订收购协议时应当予以载明。从达成收购合意，到签订协议及虹光公司支付第二笔4000000元股权转让款，时间间隔较长，虹光公司有充分时间核实400000元究竟是否为协胜公司股东要求额外支付的款项。但是，原审原告直到签订终止协议时仍未作出处理。综上，可以确定该400000元由李午英替虹光公司支付，不存在付款的错误意图。原审原告未能证明，其是基于许建锋所述不实信息，才向许建锋付款。相反，许建锋提供的中介服务费收条、录音，以及顾金明陈述，可以确定李午英向许建锋支付的该400000元具有合法的法律依据，并非不当利益。李午英坚持要求许建锋予以退还，并支付利息，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至于许建锋或顾金明提供居间服务过程中，有无过错进而导致收购协议未能得到履行，由双方另行处理，本案不予理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午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827元，由李午英负担。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二审中，李午英的代理人黄虹光称许建锋提供的40万元收条属实，但因该收条载明的内容与双方沟通的不一致，故其未收取该收条并要求许建锋重新出具，后许建锋未重新出具，但黄虹光认为其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该40万元，即便没有收条，许建锋也无从抵赖，因此而放松了警惕。该事实由二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40万元款项性质问题。李午英认为黄虹光是通过许建锋提供相关信息，与协胜公司股东就涉案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磋商，期间许建锋告知其协胜公司的股东提出需要在原商定交易价款的基础上额外支付40万元，黄虹光为顺利完成交易，通过李午英将该40万元支付给许建锋，由许建锋再行支付给协胜公司一方。许建锋则认为，提供股权来源信息及组织交易双方签订合同的是案外人顾金明，上述40万元是给顾金明的中介费，并非转让款。本院就此分析如下：首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由许建锋、顾金明居中促成涉案收购协议的签订，黄虹光向许建锋支付部分辛苦费，故许建锋、顾金明应系涉案股权转让的居间方，黄虹光与许建锋之间成立居间合同关系。其次，许建锋向黄虹光出具的收条显示该40万元为中介费。黄虹光称其并未收取该收条，而是以收条内容错误为由要求许建锋另行出具，许建锋对此予以否认。本院就此认为，第一，黄虹光支付40万元大额款项，如其当时对于许建锋出具的收条内容不予认可并要求重新出具，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其应及时催促许建锋另行出具收条，但事实上黄虹光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第二，如收条出具时双方对于4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知存在分歧，黄虹光更应当要求许建锋出具正确的收条对该款项性质问题予以确定，故李午英所称40万元已转账支付、黄虹光不担心许建锋抵赖而放松警惕的陈述不合情理，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录音证据中，黄虹光问“那40万是不是你写的收条啊，这个是什么钱啊”，许建锋答“是我写的收条，中介费啊”，该对话录音形成于收条出具之后，能够印证许建锋关于黄虹光已经收到收条的陈述。综上，本院认定黄虹光已经收取许建锋向其出具的收条。再次，李午英称许建锋告知黄虹光小股东要求额外支付40万元交易款，许建锋对此予以否认，李午英一方就此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录音证据中，黄虹光虽称“那你以前跟我讲是小股东的钱”，但许建锋就此未作出明确回应，此外，录音中许建锋还称该40万元是中介费，黄虹光称其给了中介费但交易未成功、许建锋未提供中介服务。本院认为，上述录音对话内容不足以证明许建锋认可涉案40万元是转让款，黄虹光在收购协议已签订、交易未成功后要求返还该40万元，不影响该款项性质的认定。最后，黄虹光支付涉案40万元目的在于通过居间方与协胜公司股东达成股权转让合意，许建锋、顾金明二人内部对于居间费如何分配，亦不影响该款项的性质认定。综上，本院认为李午英代黄虹光向许建锋转账40万元，许建锋向黄虹光出具了收条，收条显示款项性质为中介费，黄虹光当时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在李午英一方未提供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其所称40万元并非中介费而是黄虹光支付给协胜公司股东转让费的陈述碍难采信，其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许建锋返还该款项本院不予支持。如李午英一方认为许建锋、顾金明履行居间合同义务不当导致涉案的收购协议未能顺利履行，相关权利主体可另行以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为基础主张权利。综上，李午英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54元，由上诉人李午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杨恩乾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赵 俊书 记 员 杨舒静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