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1）鲁07刑终99号 原公诉机关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建华，男，1956年3月18日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市，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住寿光市。2020年9月1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临朐县看守所。 辩护人国建春，山东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王德刚，男，1963年5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市，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住寿光市。2020年8月28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取保候审。 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建华、王德刚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20）鲁0781刑初63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建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不属于必须依法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原审判决认定： （一）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 2006年初，王某4（已判决）注册成立海恒威公司，与其妻子万某、母亲袁某1（均已判决）共同进行经营管理，并逐渐在寿光市羊口等地承包经营海域。在经营海域过程中，王某4、袁某1以渔民进入其承包海域进行捕捞影响养殖为由向渔民收取场地费。为逼迫渔民就范，王某4、袁某1、万某先后拉拢尹延涛、王某5、甄长林、侯某、毕某（均已判决）等人进入公司，成立海上看滩队，由袁某1直接管理，负责驾船巡逻看护王某4承包的海域，并对进入海域内进行捕捞作业的渔民通过恐吓、傍船、撞船等方式强行收取场地费。为进一步壮大势力，谋取更大经济利益，王某4、万某陆续在寿光市××昌邑市通过非法手段大量承包海域，并进一步笼络社会闲散人员。至2009年3月，随着“卖旗制度”（即交费准许渔民捕捞）的正式推行，形成并发展为以王某4为组织者、领导者，万某为领导者，袁某1、尹延涛、王某5、毕某等人及被告人孙建华为积极参加者，侯某、尹某1、王全庆（均已判刑）等人及被告人王德刚为一般参加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以王某4、万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借用公司的合法外衣，采用公司式管理模式，赋予组织成员一定职务，组织成员职权职责明确，实行层级汇报制度。其中，被告人孙建华较早加入组织，多次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被告人王德刚明知该组织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仍加入该组织受其领导，并实施部分违法犯罪活动。 以王某4、万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确立强势地位，扩展势力范围，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有组织地实施了大量违法犯罪活动。通过违规分散审批的手段，不法控制潍坊北部已确权海域约达三分之二的面积，极大限制了渔民可进行捕捞作业的海域面积，扰乱了正常的渔业生产，该组织充分利用此优势，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逼迫进入其控制海域进行捕捞的渔民交纳高额“罚款”、“场地资源费”，私设权力，不法加大渔民负担，通过没收网具、渔获物或扣留渔船，干扰、破坏渔民正常捕捞活动，迫使部分渔民放弃捕捞行业；通过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立威造势，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潍坊北部海域捕捞行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证言 （1）李某1证实,2005年王某4开始对海域内弓子网的船收钱，2014年王某4开始对所有渔船都收钱。对弓子网的船，王某4公司发旗子之后，捕捞的海货必须交给王某4卖，货款四六分成，渔民占六成。板子网捕捞必须通过渔经纪到王某4的公司里买旗子，旗子的价格是一年1万到1.5万元，然后才能到王某4的海域捕捞作业。王某4声称捕鱼的海域是他承包的，海里的东西也都是他的，想在这片海域捕鱼必须得交钱，不然就不让渔民捕捞。 其在羊口打渔很多年了，从没见过王某4和他的公司在海里搞过养殖，王某4就是借承包搞养殖的名义控制了海域，对渔船强行收钱，从而达到他个人挣钱的目的。 其从2005年到现在，一直在王某4海域里面干活，主要是用弓子网进行捕捞。干这个必须先到王某4的海恒威公司，王某4的母亲袁某1也参与管理，其跟袁某1说好后，袁某1或者看护船就给其一个旗子，要求必须插到渔船上才能捕捞作业。渔船捕捞作业时，王某4的看护船会在海上检查，只要有不插旗子的渔船他们就用看护船撞船、撵船，不让捕捞。渔船出海和收网必须用对讲机跟王某4看护船汇报，捕捞完了渔船必须开到看护船边上把捕捞的海货转到看护船上，由看护船将海货运到码头上，由王某4公司的人进行称重、销售，算账时王某4公司占4成、渔船6成。卖的什么价格渔船也说了不算，都是王某4公司往外卖，这样王某4就会白白从其船上拿走40%的钱。 （2）任某证实，其是渔民，从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下海捕捞，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海上捕捞生产，2018年5月份其把渔船卖给了黄会春。其原来主要在东经119度21分往东，从王某4那里买了旗子以后就在王某4在昌邑承包的海域拉弓子网，不买旗子的时候就避开王某4承包的滩，到北纬37度24分往北海域拉弓子网。 2009年买船之前，其在别人船上打工的时候，就知道到王某4承包的滩上生产，必须花钱买旗子或者交场地费，不然被王某4看护船抓住以后，就会罚钱，听说王某4看护船上的人逮住船以后，还动手打人。2009年其买了船以后，一直不敢到王某4滩上生产，都是跑到北纬37度24分往北海域生产，2010年那一年其在北纬37度24分往北海域一直捕捞不到海货，就想着到王某4滩上试试，然后其就去王某4的海恒威公司找袁某1花钱买了旗子。只要把钱交给袁某1以后，再到王某4滩上生产，王某4的看护船就不会阻拦。其也不想主动交钱买旗子，但王某4承包的滩很大了，如果其不到王某4那里花钱买旗子就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拉弓子网，成本很高，偷着到王某4滩上生产，被王某4的看护船抓住以后，不光罚钱还得挨打，渔民都知道这个事。其被逼的没办法了，才去王某4那里交的钱。 2010年其交钱买了旗子，但最后连交的一万块钱都没挣出来，2011年其就没去王某4滩上生产。2012年，其偷着到王某4滩上捕捞了一次，捕到了海货，其就去交了钱，年底算了算没有挣出交的两万块钱，以后其就不到王某4滩上生产了，跑到很远的公共海域生产。 王某4这几年承包的海域越来越大了，羊口、滨海、昌邑的大部分海域都让王某4承包了，渔民没有地方生产作业了，其觉得国家把海域承包给王某4是让他搞养殖的，不是让他跟渔民收费的。之前那几年渔民审船的时候，每年都向国家缴纳资源费，这几年国家对渔民政策好了，不收资源费了，反倒是王某4这些人每年还跟渔民收费。王某4收费这个事，一是不合法，二是不合理，再就是王某4在海上养了一帮海上看护船，这些人在海上欺负渔民，无恶不作，跟海霸没有任何区别，逼着渔民向王某4交钱，渔民这么多年也是敢怒不敢言，希望政府能够严惩犯罪。 （3）袁某2证实，其从2014年左右开始就在老河口附近海域打渔，这片海域王某4早就承包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收费，渔民在这片海域打渔是不收费的，渔民自行生产，捕捞的海产品是自行销售。到2012年5月1日之后，王某4就派人在海上转悠，采用扣货、扣船、抢船上仪器的方式迫使渔民交纳场地费，也就是购买王某4海恒威公司的旗子，买了旗子以后才能在这片海域打渔。经过王某4一年的经营，不买旗子就去王某4承包海域捕捞的船基本没有了，慢慢的就成了王某4承包海域的规矩了。其也是迫于王某4这种霸道的管理行为才购买王某4海恒威公司的旗子。 王某4在海上承包了海域说是搞贝类养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养，承包海域就是为了收取渔民的场地费，雇了社会上的一帮人成立所谓的海上看护队，看护队的这些人就是王某4的爪牙，为虎作伥。其实渔民在海里捕捞的都是海里自然生长的海产品。即使王某4撒了贝类苗子，其用的拖网和三层网捕捞根本影响不到贝类养殖。王某4这样雇人逼迫渔民向他交钱和以前的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不买旗子就抢渔民的渔获，要么就绑船，拿钱去赎，王某4就是海霸。 （4）王某1证实，其初中毕业就跟着其父亲王金发出海打渔，2018年9月份其的船到了报废年限，就不出海打渔了。其主要在滨海老河口附近海域捕捞，以前不收费，自从王某4承包了海域就开始收钱了。王某4把海滩承包后，从2012年开始对渔民进行收费，不让其渔民们出海打渔，渔民要想出海打渔，就必须向王某4交钱买旗子才能出海打渔。其先后共向王某4交费32000元。其不愿意向王某4交钱，因为渔民每年都向国家交海洋资源费，王某4收钱就是不符合规定的，王某4就是敲诈渔民的血汗钱，但不交钱就不能出海打渔，就没有办法生活。如果渔民不交钱出海打渔，就会被王某4海上巡护队的巡护船阻拦，王某4的巡护船发现没有交钱的渔船后就会追赶，渔船跑不快，马力没有巡护船大，不敢和巡护船对着干，巡护船对渔船采取靠、挤、绑的方式，绑了渔船就拖走，然后让渔船的人去王某4公司交钱，交完钱后才放船。 最近几年，不买旗子去王某4承包的海域内捕鱼的渔船基本没有了，因为在王某4承包的海域内不买旗子就不让生产，王某4的巡护船抓到没有旗子的渔船要么绑船要么罚款，时间长了，渔民都习惯成自然了，久而久之，渔民都自觉去王某4公司交场地费了。 渔民是世代打渔为生，就靠海吃海，每年都已经向国家了交海洋资源费，应该可以在海内自由捕捞。自从王某4承包了海域，渔民交了海洋资源费后还要再给王某4交钱，而且比国家规定的海洋资源费高出很多倍，非常不合理。王某4在他承包的海域，又没有撒过鱼苗，渔民打捞的是自然生长的海产品，不应该给他钱，王某4只是以承包海域为由敲诈渔民的钱。 （5）王某2证实，从1992开始其就一直在海上打渔，其有全套的捕捞手续，其中捕捞许可证规定的作业场所是山东省Ａ类渔区，可以捕捞对虾、鱿鱼、虾蛄、小黄鱼、梭鱼、梭子蟹、银鲳鱼、海蜇等。捕捞许可证是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颁发的一种准予船只进行捕捞的证件，船只有这个证件才可以进行捕捞。Ａ类渔区就是其住的地方附近的海域，当地渔民允许在当地海域捕捞。捕捞许可证一年一审，以前的时候审证要交国家资源费、养殖保护费、港务费，加上保险，每年2000元钱，近三年来，国家为了照顾渔民，给渔民免了这个费用。 2012年之前，其在老河口捕鱼十多年，都没有收费的，也没有看护船。2012年6月份其在老河口正常出海打渔的时候，来了一艘铁皮船，靠在其船边，绑了其的船，船上有四五个小青年，其中有几个东北人，吆喝着让其交钱，当时其没有钱，对方就上船上拿其的渔获，拿了些螃蟹、虾，还让收网走人，其就回去了。第二天其还是出海打渔，看护船又来了，不让其干。其打听到周围的渔民也都是这个情况，说是得交钱才能打渔，后来其又去几次打渔，看护船上的毕某说是王某4的母亲要吃螃蟹，让其打完渔给她送点螃蟹吃，要不就别想继续干了，其就收网后先去羊口海恒威公司给王某4的母亲送螃蟹。每次她先把其打的好螃蟹挑走，她再联系看护船说其送螃蟹了。就这样为了生活，其给她连续送了两三天螃蟹，因为距离很远，再加上船上很多活，实在耽误工夫，下次出海其就带了3000元，看护船过来骚扰其的时候，其就把钱交给了船上的毕某，他就走了，一年没再进行骚扰。自此之后，其先后共交了58000元。 实际上王某4那边的人就是想方设法向渔民要钱，本来一年出不了几次海，每天的费用就得1000元左右，其也不想交这个钱，但实在是耗不起时间，被逼的交钱买平安。王某4的势力太大，养着几条看护船，还有些东北人，渔民都怕他，他说啥就是啥，他让交钱就交钱，有人也去上访，结果是政府也管不了他，政府说光管渔民的手续是否齐全，在海上怎么收费政府不插手。 近几年，出海打渔要买旗成了渔民的规则，王某4势力太大，看护船上的人一再的阻碍没有旗的渔船生产，谁也不愿意惹那个麻烦，也惹不起，看护船白黑的巡逻，想偷着打点都难，只有交上钱买旗子。 王某4的看护船职责就是昼夜巡逻，驱赶不挂旗子的船只，对于未挂旗子的船只，他们就采取绑船、撞船等手段逼着渔民交钱买旗。和其在一起干的杨庆福、杨进举、王玉山、王庆福都被绑过船要过钱。 很多渔民的船都是小的挂机船，跑不了很远，只能在近海捕捞，近海有海产品的海域都让王某4承包去了，所以只能交钱给他。在禁渔期内，王某4也允许渔民捕捞。 其不认识王某4，他在渔民眼里就是个海霸，他承包了很多海域，羊口以北、以东都是他的海域，没有渔民自主生产的海域，他通过卖旗压榨渔民的劳动收入，希望政府能严厉打击王某4这种人，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6）张某1证实，其从事渔业生产十五六年了，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海上捕捞生产，其有自己的渔船，也有船员证和船长证，每年审船的时候都向国家缴纳资源费。其捕捞的海域位于大约在央子港往西到羊口河门，王某4所承包的海域很大，其的捕捞渔船太小，远的地方去不了，也就在离着老河口6-7海里的地方捕捞，这块海域的深度在8米左右。 从2012年开始，王某4就派人在海上看护，雇着人在海上专门抓不交钱偷着捕捞的渔船，采用扣货、扣船的方式迫使渔民交纳场地费，也就是购买王某4海恒威公司的旗子，买了旗子以后才能在这片海域打渔。其交钱不是自愿的，其的船是小船，在海上跑不远，出海的费用也大，出海一趟得1000元的费用，这还得先交钱买旗子，又增加了成本，但是不交钱就不能下海打渔，王某4还雇着人在海上看着，其怕被王某4的人抓住扣货和船，无奈之下，不得不交钱买旗。 王某4是以在该海域生产会捕捞到他们养殖的贝类为由，让渔民交纳场地费。从开始买船生产到现在，其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王某4在这片海域撒过什么贝类苗。其认为这种收费不合理，其使用的板子网根本捕捞不到生长在海底沙土里的贝类，所捕捞的都是海里土生土长的螃蟹、爬虾、鱼类等，这种收费就是变相欺负渔民，搜刮渔民的血汗钱。购买王某4的旗子后，只要是王某4承包的海域基本上都可以捕捞，但是其的船小，远地方也去不了，只能在羊口到央子附近这段捕捞，别的地方也没有去过。其中在2015年前后的时候，其交钱买了旗之后，王某5在羊口河门北面开船绑了其的船，当时王某5和其说了个经纬度，不让其到这个经纬度里面生产，说他们在那里面投了花蛤苗。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王某4刚开始根本没投苗，或者是在一小部分区域投了苗，如果是投了苗，他肯定和王某5他们说明白，即便是渔民交钱买了旗子业不让渔民进去生产。渔民交了钱就可以到其他没撒苗的地方去生产，还说成收的钱是贝类补偿费，根本没道理。 在禁渔期内，买旗子的渔船可以在王某4承包海域随便捕捞，只受天气和渔政检查的影响。再说在王某4这里打渔，王某4也不管是不是禁渔期，只要给他交钱就行。 （7）宋某证实，其初中毕业后在羊口码头上跟着别人的船干活，2013年其自己买了一艘船出海捕捞至今，其的渔船用板子网在羊口河门附近进行捕捞。其先后向王某4交钱53000元。其之所以交钱，是因为羊口河门这边海域被王某4承包了，王某4承包以后就把这片海域控制起来，不让渔民到里面捕捞，如果进去就必须交钱，交钱以后他们发给渔船一面旗子，有旗子的才能捕捞，没有旗子不能捕捞。王某4还成立了巡护队，巡护队有好几条大船，雇了很多人，巡护队的职责就是在海上巡逻，如果不买旗在王某4的海域捕捞，被王某4的看护队员发现后，他们就把渔船和看护船一起绑起来，扣住渔船不让渔船走，非得交上罚款或者买上旗子他们才放渔船走。他们有好几条看护船，每条船上有好几个人，渔民都不敢惹他们，看护船很大，比渔民的小挂机船大两倍还多，大船从渔船边上走，开的快了，浪头就能把渔船小船打翻了，渔民根本不敢惹他们，就只能交钱了。 王某4承包海域之后向渔民卖旗子收费就是王某4的借口，他成立的看护队不是为了养殖，而是向渔民收费。渔民只要在王某4承包的海域里下网，他就说影响他养殖的贝类生长，而向渔船强行收费。 （8）王某3证实，王某4在潍坊海域收费罚款是典型的乱收费，国家把海承包给王某4，是让他底播养殖的，海底到海面这块还是属于渔民生产作业的，王某4承包海域后改变了承包的用途，他这种行为让渔船不敢去生产，减少了近海渔场，侵犯了很多渔民的切身利益。王某4在海上还养了一帮看场船，这些人在海上说傍船就傍船，说罚款就罚款，说打人就打人，无恶不作，属于典型的海霸，让渔民害怕他们，最后不得不交钱。 （9）王某4证实，2005年左右，其成立了潍坊市海恒威渔业有限公司，后于2006年更名成为潍坊市海恒威渔业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左右，成立了海恒威房地产有限公司，但未实际开发楼盘，仅是投资入股、卖地，后于2017年将该公司低价转让给合作伙伴。2013年底，其用潍坊市海恒威渔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潍坊滨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合伙成立潍坊蓝色畅想休闲渔业有限公司，并于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在该公司担任总经理。2017年下半年，其让孙希强接替担任总经理。 自2006年8月份，其开始承包海域，首先承包了寿光羊口1.4万亩的海域，并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书及养殖使用权证书，使用期限15年。因县级政府审批权限为每人或每公司不能超过3000亩，故其以自己、哥哥、妻子、姐姐、姐夫等六人名义办理了海域证书，后于2016年左右将该六块海域过户到自己名下。承包该海域后，其雇佣东营那边的渔船捕捞花蛤、白蛤进行销售。其母亲也掺和了经营管理，因与母亲不对付，其于2008年后将该1.4万亩海域承包给东营的王久祥、王久连，年承包费150万元左右，后于2018年又承包给胡延伟，年承包费200万元，现仍在承包中。其中，其母亲于2014年左右，与王久连、王久祥合伙经营该海域，一年后又退了出来。在王久祥、王久连承包该海域期间，共支付承包费共计1200万元左右，都交到了海恒威公司财务并入账。2007年底，经领导介绍，其认识了昌邑市海洋与渔业局的领导，并在昌邑先后承包了34万亩海域，年承包费34万元。其中，30万亩海域没有承包合同，但都办理了养殖证。2008年夏天，其购买了金贝水产公司10万亩海域。2009年，其又承包了2万亩海域。其中，11万亩海域进行了确权。其将14万亩海域承包给胡延伟，除不能捕捞海肠外，其他都是胡延伟说了算；将10万亩海域承包给莱州人养殖扇贝，其余22万亩海域闲置。2010年，其到寿光市海洋与渔业局办理了10万亩海域的养殖证，进行贝类养殖，实际未进行养殖，而是转包给了万兆福，年承包费30万元左右，具体数目在公司账目都有体现。2012年，其在昌邑先后确权两块海域，共1万亩，承包了滨海的国家海肠保护区，占股六分之一的广通渔业合作社承包了森达美港航道。2014年，其确权海域10万余亩，该部分海域都由休闲渔业公司管理，只要交纳场地费就可以在该海域进行板子网、弓子网、下地笼等捕捞。同年，其还承包了欢乐海旅游度假区2万亩的内海养殖池，由休闲渔业公司养殖南美虾和蓝色鲈鱼等，并由该公司进行管理和巡护。2015年，其以蓝色畅想文化娱乐公司名义确权两块海域，并购买一块海域。同年12月，其将确权的30万亩海域转让给渤海水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价值共计2.7亿元。该转让的27万亩海域仍由休闲渔业公司管理，只要交纳场地费就可以进行捕捞生产。2016年，其确权13块海域共计10万亩，承包了1.5万亩，该海域交由休闲渔业公司管理，交纳场地费就可以进行捕捞生产。同年，其缴纳200万元保证金以招拍挂的形式对26块海域进行确权，但一直未确权。2017年，其确权了4块海域共计2万亩。2018年，其确权8块海域共计4万亩。 在其自己经营羊口1.4万亩海域期间，王某5、刘新安等几个船员负责给其开船看护海域，胡延伟、田晓东也曾帮忙，但因管理账目混乱，被其母亲赶走了。2010年左右，莱州人到其承包的昌邑海域北边拉弓子网进行捕捞生产。因拉弓子网能捕捞到其承包海域内的贝类，跟随其的王某5、毕某等船长就驾驶看护船在海域上巡逻，发现有人拉弓子网就制止，开船靠近他们，让他们交费后再拉网生产。随着时间推移，莱州人就主动交费进行生产，每年几千元。王某5等人发现未交费进行拉网生产的，就逮住他们，让他们交费或罚款。后来，为了便于识别，就开始给交费的渔船发旗，逐渐演变成买旗、卖旗制度。其母亲具体管理弓子网这部分，具体有哪些莱州人，其母亲比较掌握。 自2011年下半年，海恒威公司开始在承包和确权的海域内从事海肠生产销售，主要是在昌邑海域和滨海海肠区。肖伟、刘大芳、“周子”等渔经纪根据海肠生产量联系渔船进入海域捕捞，靠岸后，公司安排人员进行称重并记账，将海肠销售给海肠贩子，海肠贩子将海肠款汇入公司账户，公司扣除提成后将销售款汇给渔民，渔民支付渔经纪的提成。公司收取的提成是和渔民、渔经纪共同商量确定的，与海肠市面价格高低有关，2012年每斤提取1元，2016年每斤提取5元左右。自2011年至2018年，海肠收入具体情况以公司记账为准，其中，2017年、2018年进行了大规模捕捞。为保证海肠价格，公司会控制海肠出货量，防止出货量过大产生剩余影响次日价格。对私自下海捕捞海肠的渔民，公司会通知渔经纪让他们停船几天，以示惩戒。其知道渔民使用专门的耙子捕捞海肠，也知道这种工具违法，但其他工具无法捕捞海肠。 在公司开展海肠业务之前，其制定了几项规定，一是捕捞时间由其决定，未经其允许，任何船只不得进入海域生产；二是捕捞海肠必须以销定产，根据客户需求量决定捕捞量；三是其决定公司与渔民的提成比例，海肠销售价格随行就市，根据莱州、烟台、秦皇岛等地价格而定；四是所有人服务于销售一线。在公司进行海肠生产之初至2013年，其安排尹延涛负责监督称重、联系渔经纪等事情。尹延涛还负责与渔政部门搞好关系，询问渔政部门巡逻动向，及时通知海上看护队。2014年公司未进行生产。2015年之后，孙伟任公司销售总监，海肠生产销售模式比较规范，孙伟具体负责现场生产经营、联系渔经纪等工作。王洪滨是销售经理，带领李海胜等司磅员进行称重、记账等工作。赵洪国是公司财务总监，负责海肠款回收、单据保管等工作。刘艳是公司财务人员，负责对海肠款按照既定比例进行分成、汇款等工作。李强是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看护部，看护部又分为一部和二部。甄长林负责看护一部，带领李蕾、“大发”等人负责陆地巡逻、看护虾池等。若忙不过来，其也会安排甄长林带领一部人员帮忙过磅、记账。王某5负责看护二部，带领侯某、毕某等人进行海上看护，驾驶渔船驱离未经公司许可进入海域捕捞的船只、留意渔政部门动向、通知渔船回港躲避检查等。2017年7月，孙希强接替其担任公司总经理。在卸任前，其指定了关于捕捞海肠进行销售的各项规定制度，销售部、财务部、看护部及李强都参与制定制度了。孙希强接任总经理后，都是按照其制定的制度继续执行。其直接安排孙希强、李强、孙伟、赵洪国等人，他们再安排各自管理的人员，但其直接指挥王某5。 （10）万某关于海恒威公司海肠业务运营模式的证言与王某4的证言基本一致。同时证实，海上管护队最开始的时候只有王某5带领几个老头。袁某1或王某4发明“卖旗”之后，王某5这些人镇不住渔民，王某4又找了甄长林带领一群东北人跟随王某5在海上巡逻，这群东北人咋咋呼呼、骂骂咧咧，看起来很凶，通过在海上绑船、强行扣船、强行扣押渔船卫导、抢渔民的渔货、在海上吓唬渔民、罚款等方式震慑渔民，逼迫渔民买旗。王某5通过这种方式将公司承包确权的海域管理起来，渔民也开始逐渐的主动交费。公司的旗子分长方形的大旗和三角形的小旗，根据渔船大小划分所需购买的旗子种类，大旗15000元，小旗5000元。至2009年，其参与海恒威公司经营管理时，卖旗制度已在公司运行一、二年了。通过“卖旗”，公司每年收入几十万元。“卖旗”收费业务主要由袁某1管理。休闲渔业公司成立之后，该项业务由李强管理，但袁某1也经常查岗监督他们。海上看护队驾船巡逻，发现未悬挂旗子的船只进行捕捞，就对渔民进行罚款，让对方交钱买旗。 （11）袁某1证实，2006年6月，王某4开始承包海域进行生产,后来其接手管理王某4的海域。从承包海域开始，王某4就雇佣了渔船对海域进行巡护，后自己购买渔船进行巡护，逐渐发展至十余艘巡护船。海上巡护工作一直由其负责管理，具体负责发放看护人员工资及日常费用、看护船维修及加油等，即使成立了休闲渔业公司，其也帮忙继续管理海上看护队，毕竟休闲渔业公司有王某4一半的股份。其有权力辞退不听话或干事不得力的看护队员。海上看护队员先后有王光聚、孙建华、王某5、甄长林、毕某、侯某、王金龙、王金桂、武召斌、邱华彬、张青山等人，其中甄长林等人是东北人，是王某4为了震慑渔民而专门找来的。海上看护队主要负责在王某4承包的海域上巡逻，发现没有买旗的船只，就靠近渔船，看护人员用缆绳挂住渔船，让他们买旗，并将其账户告诉渔民，其收到买旗款后通知看护人员，看护人员再放走渔民。旗子一般是1万元，熟人会降到8000元或5000元。若渔民不同意买旗，看护人员扣留渔船，要求罚款，其要求罚款20000元，但和渔民谈下来，一般就是10000元，有时8000元或5000元，其收到罚款后通知看护人员放走渔船。看护人员查获渔船并进行罚款，会有奖励。 王某4承包的海域有两种获利方式。一种方式是与渔民分成，渔民进入王某4承包的海域进行生产，必须将渔获卖给其，其销售后再与渔民按照四六或三七比例进行分成，但这种方式很操心，后期就不用该方式了。另一种方式是让渔民交纳场地费。渔民使用弓子网、板子网、地笼和拖网等工具在王某4承包的海域内进行生产，按照捕捞工具的不同每年需要交纳10000元至15000元不等的费用，该模式一直延续。后来，为了方便识别，其发明了卖旗收费方式，向已交纳费用的渔船发放旗子，海上看护队负责查处未悬挂旗子的船只。 （12）王某5证实，其从2007年开始给王某4在海上看滩，2011年下半年因工资低就不再王某4那干了，2014年3月王某4又找其回去看滩。王某4有多艘看滩船，其中60088船在2007年至2009年上半年船长是孙建华，2010年其是船长，2014年4月至年底船长是王某6，2015年之后其一直是船长；6××××船从2009年至2010年底船长是孙建华。 在海上看护队并入休闲渔业公司之前，袁某1管理海上看护队，监督巡逻、扣船、罚款，并负责船舶的维修，在并入休闲渔业公司之后，海上看护队归该公司副总经理李强进行管理，海上抓船、绑船、罚款、收港、下锚位置都是向李强汇报，但袁某1还是会查岗，要求报告巡逻位置，进行监督。在海上看护队干过的人先后有曹立华、王德刚、刘新勇、孙建华、刘少春、穆宗亭、“小裴”等人。2016年，其担任海上看护队队长，负责看护队的管理和调度，船长有毕某、侯某、武召斌，四人每人驾驶一辆渔船进行巡逻，另外张在军、吴建林与其一个船，王金桂、邱华彬与毕某一个船，王全庆、张在喜与侯某一个船，武召斌的船上还有一个人。2014年、2015年的时候，王某4曾在承包的羊口海域撒过苗，但基本没成活，之后就未再撒苗，也没进行海域养殖。海上看护队的职责实际就是对在王某4承包海域附近或进入承包海域的渔船进行巡逻，查扣未交钱买旗的渔船，对渔民进行罚款或逼迫渔民买旗，还有就是看住捕捞海肠的渔船，防止他们私自离开。有时，王某4或孙伟觉得买旗的船太少，让看护队加强巡逻，加大查处力度，王某4就是想通过卖旗来赚钱。 （13）毕某证实，其于2008年到海恒威公司上班，2016年该公司并入休闲渔业公司。在海恒威公司上班期间，公司人员有王某4、万某、袁某1、尹延涛、王某5、孙建华、曹立华、王某6、武召斌、侯某、小甄、“雷子”、“大发”、高健、孙伟等人，其中王某4、万某、尹延涛、袁某1、王某5、孙伟是公司负责人员。其中王某4、万某夫妻二人负责管理公司全部事务，袁某1管理海上看护队，具体负责海上的看护巡逻、收费、罚款。尹延涛负责船检、与渔政站部门协调关系。王某5是海上看护队队长，负责调度海上看护、巡逻。其与孙建华、曹立华、王某6、武召斌、侯某是海上看护队的船长，负责海上巡逻。小甄是东北人，负责给王某4看场子。“雷子”、“大发”跟着小甄，也是看场子。孙伟负责管理海肠生产。2015年底，海恒威公司归入滨海旅游集团成为休闲渔业公司，总经理是孙希强，副总经理是李强。休闲渔业公司有管护一部、管护二部、财务部、办公室等部门。管护一部有“雷子”、小甄，带领“大发”、高健等人，负责陆地上的虾池等的看护巡逻工作，也帮海上看护队驱赶渔船。管护二部主管是王某5，负责在海域上巡逻。管护二部共有11个人，五条船，由王某5全面调度。王某5带领张在军、吴建林驾驶鲁寿渔养60088的船只，其带领王金桂、邱华彬驾驶鲁昌渔养62129的船只，侯某带领张在喜、王全庆驾驶鲁寿渔养6××××的船只，武召斌带领张青山驾驶鲁寿渔养60008的船只。 在海恒威公司的时候，王某4通过尹延涛、袁某1、王某5、孙伟等负责人员进行管理，要求逐级汇报，并入休闲渔业公司后，人员虽然也并入休闲渔业公司，但实际还都是王某4指挥和安排，包括总经理孙希强和副总经理李强都听从王某4的安排，也要求所有事情逐级汇报。李强负责管理管护部，强调管护二部所有事情必须向王某5汇报，王某5在通过微信群向李强、王某4汇报。 王某4承包海域后，基本未进行养殖，养殖了部分贝类，也都死亡了。王某4控制的海域面积最大，实力也最大。渔民进入其控制的海域，王某4会强迫他们交费购买旗子，渔民将旗子插在渔船上进行作业，看护队就不管他们，可放心生产。看护队发现未悬挂旗子的渔船在王某4控制的海域内生产，先向王某5汇报，核实未悬挂旗子的船只是否得到公司的许可。如果既未悬挂旗子，又未取得许可，对那些尚未捕捞的船只进行驱赶，对已经捕捞的船只，看护队会靠前将渔船绑在看护船上，直到对方找到保证人保证近期购买旗子。因渔民出不了远海，而近海基本被王某4控制，为了放心生产，渔民都会“主动”购买旗子。2012年至2016年，因购买旗子、争夺海域，多次发生扣船、打架的事情。王某4雇佣小甄、“雷子”等东北人争夺海域，处理纠纷和矛盾，达到震慑的效果。 王某4控制了潍坊海域海肠的生产，捕捞海肠必须经过王某4的同意。捕捞结束后，到指定的地点称重卸货。海上看护队负责盯住捕捞海肠的渔船，防止他们到其他地点卸货，也防止其他船只未经许可进入生产。 王某4与昌邑、寿光、滨海地区的海洋局、渔政部门很熟，经常与他们一起吃饭，甚至将渔船借给渔政执法部门使用。在禁渔期，王某5会提前知道渔政部门的动向，向捕捞渔船通风报信，躲避检查。 （14）尹某1证实，其从2008年开始跟随王某4在海恒威公司上班，刚开始负责在码头记账，后因人手不够，被调至负责看护海域。2009年上半年在羊口海域看护，下半年在昌邑海域看护，当时看护人员有孙建华、王某5、王全庆、王金生、王金龙、王良先、侯某、刘德成、王桂玉等十六七人，其中王某5负责管理船员。看护海滩就是三人一条船在王某4承包的海域上巡逻，对在海域内生产的渔船进行监督，发现没有旗子的渔船进行驱离，要求罚款或购买旗子，不交钱就傍着船不让走。王某4的母亲具体负责管理海上看护工作，抓住未买旗子的渔船主要是向王某4的母亲汇报，有时也向王某4汇报。之后，海上看护就一直沿用这种模式。 2016年初，其被王某4调至广通合作社，负责水产称重。广通合作社是一家股份公司，其中王某4是大股东，魏克宝、魏克有也是股东。魏克宝负责广通合作社的日常经营管理和联系渔经纪，魏克有带领四五个老头负责看护渔场。渔经纪经魏克宝同意后，组织渔民进入广通合作社承包的海域使用地笼进行捕捞，捕捞结束后由合作社统一称重和销售，主要是宋伟彪、冷延本负责称重，其进行监督，再将称重结果通知孙伟。合作社销售渔获后，扣除9%的提成将货款汇给渔经纪。进入海域的渔船需要交纳一定的保证金购买旗子，未购买旗子的渔船会被看护队驱离。如果渔民不通过合作社而私自销售渔获，合作社会没收保证金，渔民不在海域内生产后，可退回保证金。渔民所使用的地笼网系绝户网，属于禁止使用的捕捞工具。无论是否处于禁渔期，合作社都会组织渔民进行生产。在广通合作社工作期间，其曾参与处理与龙威公司的纠纷。 2.书证 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1刑初5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7刑终16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证实，以王某4为首的组织被依法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王某4、万某等三十三人均被认定为王某4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3.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孙建华供述，其从2006年农历8月份开始跟着王某4干，先去福建给王某4开回来一条船，就是后来的0088船，之后就一直给王某4干看护船船长，一直到2010年腊月初一。从2008年秋天开始，王某4和袁某1就开始卖旗子，买了旗子就可以在王某4海域里捕捞，看护船就负责巡逻看海，对不交费、不买旗的渔船进行绑船、驱赶。其在干船长期间，只负责看船，王某5、刘某、裴某让其靠哪条船其就开船靠哪条船，他们让其撵哪条船其就开船撵哪条船。绑船就是海上的一种交流方式，不绑在一起在风浪的影响下很容易撞船。通过这种方式把对方的渔船绑住之后，对方的渔船就跑不了了，王某5等人就和对方谈罚款的事情，达不到袁某1的要求，袁某1就不让放船。 （2）王德刚供述，小名“狗子”，其从2012年开始在王某4的看摊船上干活，一直干到2016年，其主要工作是在看摊船上打锚、傍船、做饭、看机器，具体干什么活都是船长安排。傍船就是对没经过王某4允许进入王某4的海里的渔船过去傍在一起。看滩船的作用就是给王某4看海，发现不挂王某4海恒威旗子的渔船，看滩船就过去傍船、绑船，如果渔船已经给王某4交了钱就不管，如果渔船没有给王某4交钱，看滩船就一直绑着渔船不让他们干活（捕捞），也不让他们离开，目的就是逼着渔船给王某4或者王某4母亲交钱，等到王某4或者王某4母亲通知放船后，才将渔船放行。 在其干的这几年时间中，其知道的王某4的看滩船至少有五条，其中有三条铁船，船尾号是21、88，还有一条蓝色的铁皮船，另外还有一条大红头木壳船和一条小木挂机。每条船的船长都是领头的，他们在看滩船上说了算，其他的都是跟着的伙计。 其认为向被绑船的渔民要钱不合法，渔民捕捞的是大海里自然生长的海鱼，王某4让看滩船傍船就是跟渔船要钱，渔民肯定有损失，但是这都是王某4安排的，船长是毕某，他听王某4安排，再安排下边的人傍船。 （二）敲诈勒索的事实 2006年初至2018年8月，王某4、万某陆续对寿光市××昌邑市、潍坊市滨海区等地海域进行承包、确权，且用海类型为开放式养殖用海。王某4、万某在其承包的海域及周边伙同袁某1、王某5、孙希强、李强（均已判刑），安排及带领毕某、侯某、裴某、王金桂、张在军、邱华彬、张在喜、王全庆（均已判刑）、被告人孙建华、王德刚及刘某、吴金玉、张洪涛、袁永阁、曹立华、王某6（后六人均另案处理）、李志强（已死亡）等人驾驶船只巡逻看护，以收取“场地费”、“资源补偿费”、“罚款”为名，对进入上述海域捕捞生产的渔民采用驱逐、傍船、绑船、扣船、撞船、阻挠生产、持刀威胁、抢走卫星导航、没收渔具、渔获物等手段，逼迫其缴纳罚款或交钱购买旗子，才允许渔民从事渔业生产，并逐步形成渔民交钱购买旗子的非法秩序。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陈述 （1）李某1陈述,2005年王某4开始对海域内弓子网的船收钱，2014年王某4开始对所有渔船都收钱。对弓子网的船，王某4公司发旗子之后，捕捞的海货必须交给王某4卖，货款四六分成，渔民占六成。板子网捕捞必须通过渔经纪到王某4的公司里买旗子，旗子的价格是一年1万到1.5万元，然后才能到王某4的海域捕捞作业。王某4声称捕鱼的海域是他承包的，海里的东西也都是他的，想在这片海域捕鱼必须得交钱，不然就不让渔民捕捞。其在羊口打渔很多年了，从没见过王某4和他的公司在海里搞过养殖，王某4就是借承包搞养殖的名义控制了海域，对渔船强行收钱，从而达到他个人挣钱的目的。 其从2005年到现在，一直在王某4海域里面干活，主要是用弓子网进行捕捞。干这个必须先到王某4的海恒威公司，王某4母亲袁某1也参与管理，其跟袁某1说好后，袁某1或者看护船就给其一个旗子，要求必须插到渔船上才能捕捞作业。渔船捕捞作业时，王某4的看护船会在海上检查，只要有不插旗子的渔船他们就用看护船撞船、撵船，不让捕捞。 （2）任某陈述，其是一个渔民，从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下海捕捞，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海上捕捞生产，2018年5月份其把渔船卖给黄会春。其主要在东经119度21分往东，从王某4那里买了旗子以后就在王某4在昌邑承包的海域拉弓子网，不买旗子的时候就避开王某4承包的滩，到北纬37度24分往北海域拉弓子网。2009年其买船之前，其在别人船上打工的时候，其就知道到王某4承包的滩上生产，必须花钱买旗子或者交场地费，不然被王某4看护船抓住以后，就会罚钱，听说王某4看护船上的人逮住船以后，还动手打人。2009年其买了船以后，一直不敢到王某4滩上生产，都是跑到北纬37度24分往北海域生产，2010年那一年其在北纬37度24分往北海域一直捕捞不到海货，就想着到王某4滩上试试，然后其就去王某4的海恒威公司，找袁某1花钱买了旗子。只要把钱交给袁某1以后，再到王某4滩上生产，王某4的看护船就不会阻拦。 其也不想主动交钱买旗子，但王某4承包的滩很大了，如果其不到王某4那里花钱买旗子就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拉弓子网，成本很高，偷着到王某4滩上生产，被王某4的看护船抓住以后，不光罚钱还得挨打，渔民都知道这个事，其被逼的没办法了，才去王某4那里交的钱。 2010年其交钱买了旗子，但最后连交的一万块钱都没挣出来，2011年其就没去王某4滩上生产。2012年，其偷着到王某4滩上捕捞了一次，捕到了海货，其就去交了钱，年底算了算没有挣出交的两万块钱，以后其就不到王某4滩上生产了，跑到很远的公共海域生产。 王某4这几年承包的海域越来越大了，羊口、滨海、昌邑的大部分海域都让王某4承包了，渔民没有地方生产作业了，其觉着国家把海域承包给王某4是让他搞养殖的，不是让他跟渔民收费的。之前那几年我们渔民审船的时候，每年都向国家缴纳资源费，这几年国家对渔民政策好了，不收资源费了，反倒是王某4这些人每年还跟渔民收费，王某4跟渔民收费这个事一是不合法，二是不合理，再就是王某4在海上养了一帮海上看护船，这些人在海上欺负渔民，无恶不作，跟海霸没有任何区别，逼着渔民向王某4交钱，渔民这么多年也是敢怒不敢言，希望政府能够严惩犯罪。 （3）袁某2陈述，其从2014年左右开始就在老河口附近海域打渔，这片海域王某4早就承包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收费，渔民在这片海域打渔是不收费的，渔民自行生产，捕捞的海产品就是自行销售。到2012年五一之后，王某4就派人在海上转悠，采用扣货、扣船、抢船上仪器的方式迫使渔民交纳场地费，也就是购买王某4海恒威公司的旗子，买了旗子以后才能在这片海域打渔。经过王某4一年的经营，不买旗子就去王某4承包海域捕捞的船基本没有了，慢慢的就成了王某4承包海域的规矩了。其也是迫于王某4这种霸道的管理行为才购买王某4海恒威公司的旗子。 其主要使用是板子网、三层网捕捞。板子网就是拖网的一种，渔网的两侧用木板绑起来，木板的底侧坠着铁链子，用缆绳连接船和木板，用船拖着走就行，这种网的网目在3公分左右。板子网能捕捞到螃蟹、爬虾、少量的鱼类和海螺。三层网就是三面网合到一起，网的两侧下面绑着一个锚，网的两侧上方都绑着一个浮子，是整张网在海里伸展开竖立漂在海里，每层网的网目在6公分左右，三张这样的网合到一起网目就变的小了，撞到网上的鱼类就被渔网刮住了，这种网只能捕捞鱼类。这两种渔具都捕捞不到贝类，也不会影响贝类的生长，贝类都是生长在海底的沙土里，板子网在海底面上走，捕捞不到海底沙土下的生物，三层网下网的连海底都够不着，根本捕捞不到贝类。捕捞贝类的工具是耙子，地笼能捕捞到海螺。 其捕捞的海域主要位于东经119.06-119.28度，北纬37.17-37.28度，这片海域就是羊口至莱州边界的海域，其所用的捕捞工具拖网和三层网适用于深海捕捞，这片海域生产的主要是螃蟹和爬虾，贝类主要生长在浅水的海底，深水海域的贝类很少。 王某4在海上承包了海域说是搞贝类养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养，承包海域就是为了收取渔民的场地费，雇了社会上的一帮人成立所谓的海上看护队，看护队的这些人就是王某4的爪牙，为虎作伥。其实渔民在海里捕捞的都是海里自然生长的海产品。即使王某4撒了贝类苗子，其用的拖网和三层网捕捞根本影响不到贝类养殖。王某4这样雇人逼迫渔民向他交钱和以前的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不买旗子就抢渔民的渔获，要么就绑船，拿钱去赎，王某4就是海霸。 （4）王某1陈述，其初中毕业就跟着其父亲王金发出海打渔，2018年9月份其的船到了报废年限，就不出海打渔了。其主要使用刺网（挂网）和板子网（爬虾网）捕捞，刺网主要是抓鲈鱼和梭鱼，板子网是一个圆形的渔网，渔网口处用两块板子，把网系在船上，船走着，网口的两块板子由于水流的原因就后张开，在海底拉着走。这两种渔具只是在海底表面进行打捞，贝类在浅滩3公分以下的泥里面生长，不会影响贝类生产。 其主要在滨海老河口附近海域捕捞，以前不收费，自从王某4承包了海域就开始收钱了。王某4把海滩承包后，从2012年开始对渔民进行收费，不让我们渔民出海打渔，渔民要想出海打渔，就必须向王某4交钱买旗子才能出海打渔。 其不愿意向王某4交钱，因为渔民每年都向国家交海洋资源费，王某4收钱就是不符合规定的，王某4就是敲诈渔民的血汗钱，但不交钱就不能出海打渔，就没有办法生活。如果渔民不交钱出海打渔，就会被王某4海上巡护队的巡护船阻拦，王某4的巡护船发现没有交钱的渔船后就会追赶，渔船跑不快，马力没有巡护船大，不敢和巡护船对着干，巡护船对渔船采取靠、挤、绑的方式，绑了渔船就拖走，然后让渔船的人去王某4公司交钱，交完钱后才放船。其捕捞的海域主要在央子港附近，水深3、4米左右，主要生产爬虾。其没见王某4在海域内撒过贝类苗，因为贝类主要在浅滩上生长。 最近几年，不买旗子去王某4承包的海域内捕鱼的渔船基本没有了，因为在王某4承包的海域内不买旗子就不让生产，王某4的巡护船抓到没有旗子的渔船要么绑船要么罚款，时间长了，渔民都习惯成自然了，久而久之，渔民都自觉去王某4公司交场地费。 渔民是世代打渔为生，就靠海吃海，每年都向国家已经了交海洋资源费，应该可以在海内自由捕捞，自从王某4承包了海域，渔民交了海洋资源费后还要再给王某4交钱，而且比国家规定的海洋资源费高出很多倍，其认为非常不合理。王某4在他承包的海域，又没有撒过鱼苗，渔民打捞的是自然生长的海产品，不应该给他钱，其认为王某4只是以承包海域为由敲诈渔民的钱。 （5）王某2、张某1、王某3、魏志亮、宋某陈述所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均证实王某4长期通过驱逐、傍船、绑船、扣船、撞船、阻挠生产、抢走卫导、没收渔获等手段，逼迫进入其承包、确权海域内捕捞生产的渔民交纳所谓的“场地费”“资源补偿费”“罚款”，逐步在潍坊北部海域形成渔民只有交钱购买王某4公司的“旗子”才能在王某4其控制的海域进行捕捞活动的“不法秩序”。 2.证人证言 （1）王某4证实，在其自己经营羊口1.4万亩海域期间，王某5、刘新安、孙建华等几个船员就负责给其开船看护海域。2010年左右，莱州人到其承包的昌邑海域北边拉弓子网进行捕捞生产。因拉弓子网能捕捞到其承包海域内的贝类，跟随其的王某5、毕某等船长就驾驶看护船在海域上巡逻，发现有人拉弓子网就制止，开船靠近他们，让他们交费后再拉网生产。随着时间推移，莱州人就主动交费进行生产，每年几千元。王某5等人发现未交费进行拉网生产的，就逮住他们，让他们交费或罚款。后来，为了便于识别，就开始给交费的渔船发旗，逐渐演变成买旗、卖旗制度。其母亲具体管理弓子网这部分，具体有哪些莱州人，其母亲比较掌握。 2007年5、6月份和2011年6、7月份其曾在其承包的部分海域撒过花蛤苗。海恒威公司承接过从2011年起连续三年的毛蚶增殖放流任务。2014年6、7月份，其与“丹东刘”合作出资买了400万的花蛤苗，撒在了羊口、昌邑其承包的海域内，另外丹东刘还出资买了五六十万的毛蚶苗和蛏子苗，但是合作失败了，基本没有产量。 （2）万某证实，海恒威公司成立于2006年，其于2009年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先后在寿光、滨海、昌邑等地区承包、购买、确权海域，至案发时王某4已承包和确权潍坊70%的海域。公司成立之初，自己雇人进行生产捕捞，于2009年确立“卖旗制度”后，主要是将海域转包出去，通过“海上看护队”向渔民卖旗收费。 关于卖旗制度的形成，最开始的时候，羊口海上管护队只有王某5带领几个老头。袁某1或王某4发明“卖旗”之后，王某5这些人镇不住渔民，王某4又找了甄长林带领一群东北人跟随王某5在海上巡逻，这群东北人咋咋呼呼、骂骂咧咧，看起来很凶，通过在海上绑船、强行扣船、强行扣押渔船卫导、抢渔民的渔获、在海上吓唬渔民、罚款等方式震慑渔民，逼迫渔民买旗。王某5通过这种方式将公司承包确权的海域管理起来，渔民也开始逐渐的主动交费。公司的旗子分长方形的大旗和三角形的小旗，根据渔船大小划分所需购买的旗子种类，大旗15000元，小旗5000元。至2009年，其参与海恒威公司经营管理时，卖旗制度已在公司运行一、二年了。通过“卖旗”，公司每年收入几十万元。卖旗收费业务主要由袁某1管理。休闲渔业公司成立之后，该项业务由李强管理，但袁某1也经常查岗监督他们。海上看护队驾船巡逻，发现未悬挂旗子的船只进行捕捞，就对渔民进行罚款，让对方交钱买旗。当时船主交的罚款和购旗款大部分都是现金存款，存到其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还有少部分是现金交给了袁某1，或者是在羊口直接给了其。其收到钱之后，就会和袁某1说交钱的船号，剩下的事情都是袁某1去处理。 2007年至2013年期间，袁某1一直在公司，主要负责海上看护人员的聘用和管理、船只的维护和管护、“卖旗”、残肠销售等，2013年成立休闲渔业公司后，仅负责船只和船长的管理。李强是滨海旅游集团派到休闲渔业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管理海上看护和销售，休闲渔业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他负责。孙希强于2016年接替王某4担任休闲渔业公司的总经理，听从王某4的安排管理公司和海上销售等。王某5是看护队队长，带领老侯、毕某负责海上巡逻、扣船、罚款等，向袁某1汇报并按照袁某1的指示进行罚款。 2014年7月份，王某4替休闲渔业公司购买了134.4万元的花蛤苗，并将花蛤苗撒到了休闲渔业公司承包的海域。同年7月，王某4还与“丹东刘”、“丹东陈”合伙购买了400余万元的花蛤苗，王某4自己还购买了60万元左右的花蛤苗，上述花蛤苗具体投放的海域其不清楚，但这些花蛤苗成活率很低，基本上没有出成品。另外，海恒威公司还承接过2012-2015年的增值放流任务。 （3）袁某1证实，2006年6月，王某4开始承包海域进行生产，雇佣胡延伟、田晓东记账，但二人管理混乱，其接手管理王某4的海域。从承包海域开始，王某4就雇佣了渔船对海域进行巡护，后自己购买渔船进行巡护，逐渐发展至十余艘巡护船。海上巡护工作一直由其负责管理，具体负责发放看护人员工资及日常费用、看护船维修及加油等，即使成立了休闲渔业公司，其也帮忙继续管理海上看护队，毕竟休闲渔业公司有王某4一半的股份。其有权利辞退不听话或干事不得力的看护队员。海上看护队员先后有王光聚、孙建华、王某5、甄长林、毕某、侯某、王金龙、王金桂、武召斌、邱华彬、张青山等人，其中甄长林等人是东北人，是王某4为了震慑渔民而专门找来的。海上看护队主要负责在王某4承包的海域上巡逻，发现没有买旗的船只，就靠近渔船，看护人员用缆绳挂住渔船，让他们买旗，并将其账户告诉渔民，其收到买旗款后通知看护人员，看护人员再放走渔民。旗子一般是1万元，熟人会降到8钱元或5千元。若渔民不同意买旗，看护人员扣留渔船，要求罚款，其要求罚款2万元，但和渔民谈下来，一般就是1万元，有时8千元或5千元，其收到罚款后通知看护人员放走渔船。看护人员查获渔船并进行罚款，会有奖励。2007年的时候，万某的舅舅袁伯科经常不买旗在王某4的海域进行生产，其就命令看护船抓住袁伯科，并罚款2万元。因为此事，王某4与其发生了争吵，后来王某4私下可能退回了该罚款。通过这次罚款，减少了很多打招呼逃避罚款的情况，树立了买旗制度的权威，以后就很少有敢私自进入海域捕捞的渔民了。 王某4承包的海域有两种获利方式。一种方式是与渔民分成，渔民进入王某4承包的海域进行生产，必须将渔获卖给其，其销售后再与渔民按照四六或三七比例进行分成，但这种方式很操心，后期就不用该方式了。另一种方式是让渔民交纳场地费。渔民使用弓子网、板子网、地笼和拖网等工具在王某4承包的海域内进行生产，按照捕捞工具的不同每年需要交纳1万至1万五千元不等的费用，该模式一直延续。后来，为了方便识别，其发明了卖旗收费方式，向已交纳费用的渔船发放旗子，海上看护队负责查处未悬挂旗子的船只。为了防止渔民不交回旗子，其每年制作了不同颜色的旗子。 其记录的收场地费就是买旗子的钱，费用的多少与船的大小有关。费用有渔民自己主动交的，有的是看护船在海上抓住不买旗子的船，罚渔船船主的款，罚款数一般和购买旗子的价格差不多，渔船交了罚款后就相当于交款买了旗了，看护船就会给渔船上一面旗子，其在记账的时候就记为场地费。 2006年至2009年，王某4、万某曾在承包的浅滩撒过毛蛤苗，但具体成活情况不清楚，也曾撒过贝类苗，但基本没有成活，后来海水被污染，就没再撒苗。既然王某4承包了海域，渔民在承包的海域内捕捞，就应该交纳一定的费用。 （4）王某5证实，其从2007年开始给王某4在海上看滩，2010年8月，到了王某4承包的船厂修船，2011年下半年因工资低离职。2014年3月份王某4又找其回到了海恒威公司看滩。在海恒威公司期间，海上看护队受袁某1直接管理，王某4也通过打电话或“看摊巡逻群”了解巡逻位置和情况，进行管理。看护队的任务为将不交费的渔船绑住并扣船，然后向袁某1汇报，由袁某1决定如何处理，一般都是罚款，罚款的数额由袁某1决定。被绑的船只将现金交到看护船上后，看护船上的人负责记账，船员签字，看护船回港后把账及钱交给袁某1，如果没有现金，让对方去羊口海恒威公司去找袁某1交罚款，袁某1收到罚款后才将渔船放行。其在船上的时候，罚款和账目都是其统一保管的，等看护船回港，其就拿着账和钱和袁某1对账交账，如果其不在船上的时候，就由船长保管罚款和记账，交账。袁某1当时为了让看护船上的船员多干活，就规定抓住船所罚的款，会拿出10%作为看护船上的奖励，这部分钱由看护船上所有的人平分。在海上看护队干过的人先后有曹立华、王德刚、刘新勇、孙建华、刘少春、穆宗亭、“小裴”等人。 2007年春夏、2012年、2014年6月份、2014年8月份、2015年9月份,王某4在他承包的海域投放过花蛤苗、毛蚶苗、魁蚶苗和蛏子苗,其中2014年6月份、2014年8月份、2015年9月份投的苗中除了蛏子苗之外，基本都死了。 （5）毕某证实，王某4、万某夫妻二人负责管理海恒威公司全部事务，袁某1管理海上看护队，具体负责海上的看护巡逻、收费、罚款。王某5是海上看护队队长，负责调度海上看护、巡逻。其与孙建华、曹立华、王某6、武召斌、侯某是海上看护队的船长，负责海上巡逻。 王某4在潍坊控制的海域面积最大，实力也最大。渔民进入其控制的海域，王某4会强迫他们交费购买旗子，渔民将旗子插在渔船上进行作业，看护队就不管他们，可放心生产。看护队发现未悬挂旗子的渔船在王某4控制的海域内生产，先向王某5汇报，核实未悬挂旗子的船只是否得到公司的许可。如果既未悬挂旗子，又未取得许可，对那些尚未捕捞的船只进行驱赶，对已经捕捞的船只，看护队会靠前将渔船绑在看护船上，直到对方找到保证人保证近期购买旗子。因渔民出不了远海，而近海基本被王某4控制，为了放心生产，渔民都会“主动”购买旗子。2012年至2016年，因购买旗子、争夺海域，多次发生扣船、打架的事情。王某4雇佣小甄、“雷子”等东北人争夺海域，处理纠纷和矛盾，达到震慑的效果。 （6）侯某证实，其从2015年3月份左右开始在王某4的看滩船上工作，现在是鲁寿渔养6××××号看滩船的船长。其听王某5说，他从王某4承包海域开始就一直跟着王某4干，王某5主要负责王某4承包的所有海域上的事情，只要海上有什么事都是王某4安排王某5，王某5再安排下面的人干活。其在王某4公司工作期间，没见王某4往海域里撒过贝类苗。 看滩的时候，如果看见有生产船在王某4滩上生产，裴某就让其开船傍住对方的船，然后给对方船戴上带头，裴某就过去跟对方交涉要钱，裴某再给袁某1打电话确定罚款的数目，对方要是不给钱，就过去抢对方船上的卫导或者探鱼器，让对方拿钱到海恒威公司去赎，碰到那种就是不拿钱的，就傍住对方的船，不让对方生产，也不让对方走，生产船上的人逼着没法只能交钱，交上钱才让他们走。当时看滩人员中，主要是王某5、裴某、尹某1、李志强四个人说了算。 3.书证 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1刑初5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7刑终16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证实，王某4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王某4、万某、袁某1、王某5、毕某、侯某、裴某等人以“护养海域”的名义驾驶船只在相关海域进行巡逻、看护，采用驱逐、傍船、绑船、扣船、撞船、阻挠生产、抢走卫星导航、没收渔具、渔获物等手段逼迫进入上述海域进行捕捞生产的渔民交纳所谓的“场地费”“资源补偿费”“罚款”的行为均已按照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 4.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孙建华供述，2007年7月份左右，王某4曾在承包的海域里养过花嘎苗和毛蛤苗，但是因为水污染基本都死了，2008年准备的捕捞的时候，花嘎和毛蛤基本都没有了。按照国家规定，包海只能搞养殖，王某4承包海域是养殖贝类，其他渔民可以使到该海域捕捞其他海产品，但王某4有看护船，不允许不交钱的渔民到王某4的海域捕捞。从2008年秋天开始，王某4和袁某1就开始卖旗子，买了旗子就可以在王某4海域里捕捞，看护船就负责巡逻看海，对不交费、不买旗的渔船进行绑船、驱赶。其在干船长期间，只负责看船，王某5、刘某、裴某让其靠哪条船其就开船靠哪条船，他们让其撵哪条船其就开船撵哪条船。绑船就是海上的一种交流方式，不绑在一起在风浪的影响下很容易撞船。通过这种方式把对方的渔船绑住之后，对方的渔船就跑不了了，王某5等人就和对方谈罚款的事情，达不到袁某1的要求，袁某1就不让放船。 （2）王德刚供述，其小名叫“狗子”，其从2012年开始在王某4的看摊船上干活，一直干到2016年，其主要工作是在看摊船上打锚、傍船、做饭、看机器，具体干什么活都是船长安排。傍船就是对没经过王某4允许进入王某4的海里的渔船过去傍在一起。看滩船的作用就是给王某4看海，发现不挂王某4海恒威旗子的渔船，看滩船就过去傍船、绑船，如果渔船已经给王某4交了钱就不管，如果渔船没有给王某4交钱，看滩船就一直绑着渔船不让他们干活（捕捞），也不让他们离开，目的就是逼着渔船给王某4或者王某4母亲交钱，等到王某4或者王某4母亲通知放船后，才将渔船放行。 在其干的这几年时间中，其知道的王某4的看滩船至少有五条，其中有三条铁船，船尾号是21、88，还有一条蓝色的铁皮船，另外还有一条大红头木壳船和一条小木挂机。21铁船上船长是老侯；尾号88铁船的船长一般是王某5；红头船船长是毕某；木挂机小船以前是孙中华领着，这个人后来不干了；蓝色铁皮船平时不大用，用的时候再安排人。每条看摊船上还跟着几个伙计。每条船的船长都是领头的，他们在看滩船上说了算，其他的都是跟着的伙计。 其认为向被绑船的渔民要钱不合法，渔民捕捞的是大海里自然生长的海鱼，王某4让看滩船傍船就是跟渔船要钱，渔民肯定有损失，但是这都是王某4安排的，船长是毕某，他听王某4安排，再安排下边的人傍船。 被告人孙建华具体参与的敲诈勒索事实分述如下： 1.2009年3月29日，在昌邑市北部海域，被告人孙建华、王某5等人驾驶看护船，将施某1驾驶的渔船绑船，后向其强行索要现金1000元。 2.2009年3月29日，在寿光市××镇附近海域，被告人孙建华、王某5等人驾驶看护船，将施某2驾驶的鲁莱州渔61464渔船绑船，后向其强行索要现金1万元。 3.2009年9月11日，在昌邑市北部海域，被告人孙建华、尹某1等人驾驶看护船，将袁某4驾驶的鲁潍渔3106渔船（船主黄领华）、袁某3驾驶的鲁寿渔0798渔船（船主杨某1）绑船，向黄领华、杨某1强行索要现金2000元（每人1000元）。 4.2009年9月5日，在潍坊北部海域，被告人孙建华、尹某1等人驾驶看护船，向鲁棣渔0609渔船船主强行索要现金1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施某1、施某2、黄某、杨某1陈述，证人王某5、尹某2、袁某3、袁某4、证言，辨认笔录，书证收款收据、日记本复印件、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以及被告人孙建华的供述与辩解等。 5.2010年9月下旬，在潍坊森达美港东部海域，被告人孙建华、裴某等人驾驶看护船，将常某驾驶的鲁沾渔5059渔船（船主唐铁岭）、丁其亮驾驶的鲁寿渔60675渔船（船主杨同庆）绑船，后唐铁岭、杨同庆被迫向海恒威公司缴纳3万元，渔船才被放行。 6.裴某等人驾驶看护船，将李某2驾驶的鲁寿渔0565渔船（船主吴立友）、朱明林驾驶的鲁寿渔65217渔船绑船，后吴立友、朱明林被迫向海恒威公司缴纳3万元，渔船才被放行。 7.2010年9月下旬，在潍坊森达美港东部海域，被告人孙建华、裴某等人驾驶看护船，阻拦袁某4驾驶的鲁潍渔3106渔船（船主黄领华）、王永刚驾驶的鲁潍渔3157渔船，后黄领华、王永刚被迫向海恒威公司缴纳3万元，才被允许捕捞。 8.2010年9月底，在潍坊森达美港东部海域，被告人孙建华、裴某等人驾驶看护船，阻拦李某3驾驶的鲁荣渔2267渔船（仉红卫、王春光、刘国梁合伙购买）、李树彬驾驶的鲁寿渔60501渔船（船主李立山），后仉红卫、李立山等人被迫向海恒威公司缴纳2万元，才被允许捕捞。 9.2010年10月初，在潍坊森达美港东部海域，被告人孙建华、裴某等人驾驶看护船，将孙继良驾驶的鲁寿渔60619渔船、任秀长的鲁潍渔3197渔船绑船，后二人被迫向海恒威公司缴纳3万元，渔船才被放行。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陈述 （1）唐铁岭陈述，公安机关向其出示的2010年10月2日记账凭证上的0675船和5059船是其和杨同庆的船，当时两家的船在一起拉对船。2010年9月底，常某驾驶其的鲁沾渔5059船与杨同庆的渔船在羊口附近的海域拉拖网时，被王某4的看护船抓住，后其和杨同庆被迫向袁某1交纳了3万元罚款，渔船才被放行。 （2）杨同庆陈述，2010年9月底，其雇佣的临时船长丁其亮驾驶其鲁寿渔60675渔船和唐铁岭的渔船一起拉对船作业时，被王某4的看护船抓住，其和唐铁岭被迫向袁某1缴纳了3万元罚款。 （3）朱明林陈述，其在2005年至2014年的渔船是鲁寿渔5127。公安机关向其出示的2010年10月2日记账凭证上的5127船和565船是其和当时与其拉对船的吴立友的船号。当时是2010年9月底，其驾驶渔船和李某2驾驶吴立友的鲁寿渔0565渔船在羊口河门附近拉拖网，王某4的一条白色钢壳看护船绑住了头船，其记得王某4看护船的船长是孙建华（孙建华之前在捕捞公司干过，其认识他）。孙建华说其的船拉网进了王某4的滩，必须交钱，不让不放船。后其对象杨会兰和朱明林对象一起去找袁某1交了3万元罚款船才被放行。 （4）吴立友陈述，2010年9月底，李某2驾驶其的渔船与朱明林的渔船在羊口河门附近拉拖网时，被王某4的看滩船抓住，后其对象王宝坤和朱明林的对象一起找袁某1交了3万元罚款，船才被放行。 （5）王永刚陈述，公安机关向其出示的收款收据上的3106船、3157船是其和黄领华的渔船。2010年10月，黄领华说其的3157船和他的3106船在海上拉拖网时被王某4的人查住了，黄领华交了3万元罚款才被放行，袁某1还给船发了旗子。 （6）黄领华陈述，2010年10月2日，船长袁某4给其打电话说，其的3106船和王永刚的3157船在海上拉拖网被王某4的人查住了，其按照万某的要求向万某农行卡打了3万元，然后拿着打款小票到海恒威渔业找到了袁某1，袁某1才通知看滩的人放船，并给其了两面旗子。 （7）仉红卫陈述，公安机关向其出示的收款收据上的2267船和501船是其和李立山的船。2010年9月底的时候，其和王春光、刘国梁合伙购买的鲁荣渔2267船（船长是李某3）和李立山的鲁寿渔60501渔船在羊口东边的央子港附近海域捕捞时，想进入王某4承包的海域捕捞，但王某4的看护船不让进去，后其和李立山找袁某1交款2万元后才允许两条船进入捕捞。当时李立山颈椎不好，作了手术，是其和王春光去处理的。 （8）王春光陈述，2010年9月底的时候，其和李立山的船为进入王某4承包的海域捕捞，被迫向袁某1缴纳2万元场地费。 （9）李立山陈述，2010年9月底，李树彬驾驶其的鲁寿渔60501渔船和王春光的2267渔船探测到王某4承包的海域有渔情，想进入生产，被王某4的看护船拦住，王春光找王某4公司的人缴纳2万元才被允许进入捕捞。当时其动了手术不在船上，李树彬是其雇佣的船长，后来其还给了王春光1万现金。 （10）孙继良陈述，公安机关向其出示的收款收据上的619船是其的船号，当时其和任秀长交了3万元，单子上只写了其的船号。2010年10月初，其驾驶鲁寿渔60619渔船和任秀长的鲁潍渔3197渔船一起在潍坊港附近海域拉拖网时，被王某4的一条看滩船绑船并拿走卫导，其电话告知任秀长后，任秀长给万某银行卡打了3万船才被归还设备和放行。当时任秀长不在船上，他雇佣的一个姓单的船长。王某4看滩船的尾号为21，是一条白色钢壳船，看起来像是渔政船。当时船上有三四个人，去拿设备的人是个东北人，其和他理论了很长时间，其他人没上其的船，其也不认识。 （11）任秀长陈述，2010年9月底，孙继良给其打电话告知其渔船被王某4的看滩船抓住了，其联系了万某，并按照她的要求向她的银行存了3万元，之后渔船才被放行。 2.证人证言 （1）刘某证实，其从2009年开春到2010年9月一直在021船上给王某4看滩，船长一直是孙建华，刘德成在船上做饭，尹某2和李志强也在021船上干过。2010年下半年，裴某也上了021船，他在船管事，他嫌弃其在船上喝酒不管事，还想打我，其不服他管，他就给袁某1打报告，最后其受不了了，就不在那干了，去了生产船打工。当时0021船主要在央子港往东到昌邑河门附近海域看滩。在海上巡逻碰到没插旗子的船，裴某就让对方收网，然后绑船，其负责在船上给生产船戴带头，裴某在船上管事，他必须要到对方生产船上去跟对方交涉要钱。碰到过一分钱不愿意拿的，裴某就去生产船上抢对方的雷达、对讲机之类的东西，或者去没收对方的网具，把对方船上的雷达、对讲机之类的东西抢走以后，让他们拿钱到羊口海恒威公司找袁某1交钱，再把抢走的东西赎回去。具体罚款数额一般由裴某向袁某1汇报，回到码头裴某再把钱和写的纸一块交给袁某1。 （2）杨某2证实，公安机关向其出示的2010年10月2日记账凭证上的5127船和565船是与其家的渔船一起拉对船的船号。当时是2010年底，其接到对船吴立友媳妇王宝坤的电话，说两家的渔船被王某4的看护船绑了，让其王某4公司交钱处理。后来，两家凑了3万元钱打到了万某的银行账户，渔船才被放行。 （3）王宝坤证言证实的内容与杨某2的证言基本一致。 （4）李某2证实，2010年9月20日晚10点左右，其驾驶吴立友的鲁寿渔0565渔船和朱明林驾驶的鲁寿65127在潍坊滨海央子港附近拉拖网时，被王某4的看滩船抓住，其电话告知吴立友后，两条船被迫交钱后才被放行。王某4的看滩船是一条白色钢壳船，看上去和渔政船一样，船上有四五个人，当时开船的是羊口人，在捕捞公司干了好多年，后来听朱明林说是孙建华。当时其比较有印象的还有一个东北小青年，说话很横。 （5）常某证实，2010年9月底，其和杨同庆的船在潍坊港的东坝东边拉对船时，被王某4的看滩船抓住。看滩船是一条白色的钢壳船，和渔政船一样，船上有三四个人。船员有孙建华，其和他曾在一个公司干活，印象很深刻，孙建华只是开船没有出来说话；另外还有一个东北的小青年，就是他让其交3万块钱。其告知了老板唐铁岭，唐铁岭交上钱后才被放行。 （6）袁某4证实，2010年9月底，其驾驶着黄领华的鲁潍渔3106渔船、王永刚驾驶鲁潍渔3157渔船到潍坊港航道北侧探渔情时，被王某4的看滩船发现，当时孙建华是船长，船上有个东北小青年要求进入必须交钱，后其联系黄领华找王某4交上钱才被允许进入拉网。王某4的看滩船是一条白色钢壳渔政船，船上有三四个人，船号是6××××。其对孙建华印象很深，他也是寿光羊口人，但是他不管事情，只是开船，船上还有一个东北小青年其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冲其吆喝，让其交钱。 （7）李某3证实，2010年9月底一天上午，其驾驶仉红卫的鲁荣渔2267渔船和李立山的鲁寿渔60501渔船想进入潍坊滨海央子港东边大坝以东海域进行捕捞时，被王某4的一条白色钢壳看滩船拦住。当时孙建华是在看护船驾驶室里，他是羊口人，之前他在羊口捕捞公司干过，所以其认识他；船上还有三四个人，其中一个个子较高的东北小青年很厉害，要求必须交钱才可进入，后其联系仉红卫交了钱才让进去捕捞。 （8）万某证实，2010年10月2日的ＮＯ.0051615收款收据是其写的，是公司卖旗收的“旗款”，后面的三排数字是船号，意思是向这些船收了钱，然后给他们发了公司的旗子。 （9）裴某证实，时间为2010年10月2日单据上显示的20条渔船是抓住的拉拖网的船或者要进入场地捕捞的船交的钱，当时船上是王某5总负责，其负责向袁某1汇报罚款数额。 3.辨认笔录 （1）常某经依法辨认并确认，当时罚款时看护船上的东北小青年是裴某。 （2）李某2经依法辨认并确认，2010年9月20号晚上10点左右王某4看滩船上要求其交钱的东北小青年是裴某。 （3）朱明林经依法辨认并确认，2010年9月底左右将其渔船抓住的王某4看滩船上的船长是孙建华 （4）袁某4经依法辨认并确认，2010年9月底要求其进入王某4场地必须交钱的东北小青年是裴某。 （5）李某3经依法辨认并确认，2010年9月底阻止其进入央子港东边海域生产的看护船的船员有孙建华。 （6）李某3经依法辨认并确认，2010年9月底要求其进入央子港东边海域生产必须先到王某4公司交钱的看护船上的东北男子是裴某。 （7）孙继良经依法辨认并确认，2010年10月初将其渔船傍住的王某4的看滩船上的东北男子是裴某。 4.书证 （1）收款收据一张证实，2010年10月2日0675船、5059船、5127船、565船、3106船、3157船、2267船、501船、619船等21条船共交款25万元。 （2）孙建华提交的2010年航海日志一本证实，孙建华驾驶的船只在2010年航海情况。 5.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孙建华供述，2007年7月份左右，王某4曾在承包的海域里养过花嘎苗和毛蛤苗，但是因为水污染基本都死了，2008年准备的捕捞的时候，花嘎和毛蛤基本都没有了。按照国家规定，包海只能搞养殖，王某4承包海域是养殖贝类，其他渔民可以使到该海域捕捞其他海产品。实际上王某4有看护船，不允许不交钱的渔民到王某4的海域捕捞。从2008年秋天开始，王某4和袁某1就开始 鲁寿护养0021船从2009年5月份下水其就是船长，船员有过刘某、刘德成，后来杨焕吉、裴某也上来干过。 2010年1月和2月0021船的船员是其和刘某、刘德成，到了6月1日禁渔期开始后，王某4安排0021船去昌邑渔政帮忙，其和刘某、刘德成就跟着船去了昌邑渔政，一直到2010年8月，刘德成和刘某先后都走了，裴某上了0021船，没干多久就回了羊口继续给王某4看滩，刚回到羊口，杨焕吉就上了0021船，一直干到2010年阴历11月29日。 2010年9月至10月，其只负责开船，船上的事情都是裴某说了算，抓船后都是裴某和袁某1联系。期间其有印象的是其参与绑过三对船共六条船，当时应该是2010年9月20号左右中午，有三对一共六条船在其看护的水域里拉拖网，裴某让其过去绑船，其记得绑住了常某的船，剩下的两对船的头船也靠了过来。当时的船长还有朱明林和李某3，裴某就去了他们船上商量如何处理，过了一段时间，袁某1给裴某来了电话，裴某就让他们走了。当时还有一些没有旗子的想到王某4海域里拉网，裴某不让进去，想要拉网就要去王某4公司交钱。 被告人王德刚参与敲诈勒索的事实如下： 10.2012年3月，在潍坊森达美港西北部海域，被告人王德刚、王某6等人驾驶看护船，将毕某等人驾驶的鲁寿渔0628渔船（船主魏志亮）绑船，后魏志亮被迫向海恒威公司缴纳2万元，渔船才被放行。 11.2015年9月，在寿光市羊口镇小清河河门东部海域，被告人王德刚、毕某等人驾驶看护船，将张某2驾驶的鲁寿渔60789渔船、雷洪兵驾驶的鲁寿渔65121渔船绑船，后二人被迫向海恒威公司缴纳3万元，渔船才被放行。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陈述 （1）魏志亮陈述，2012年春天，吴老三、毕某等人驾驶其家的鲁寿渔0628渔船在小清河河门外面东边捕捞时，被王某4的看滩船傍住，其被迫找袁某1交款2万元后船才被放行。 （2）单中华陈述，2015年9月底，张某2驾驶其的鲁寿渔60789渔船和雷红兵的鲁寿渔62121渔船一块在小清河以东十几海里处拉双拖网时，被王某4的看护船抓住，后其和雷红兵找董某帮忙花费3万块钱购买了两面旗子。 （3）雷洪兵陈述,2015年9月，其和单中华的渔船被王某4的看护船抓住并绑船，抓住其渔船的是一条白色的钢壳船，后其和单中华被迫找董某花费3万元购买了旗子船才被放行。 2.证人证言 （1）王某6证实，2012年3月份的时候，其驾驶王某4的0029看滩船拉着船员王德刚等人傍住了一条渔船，对方告诉船主后过了一个多小时，袁某1通知其将渔船放行。 （2）毕某证实，2012年春天的时候，其在吴老三驾驶的鲁寿渔0628渔船上拉弓子网时，渔船被王某4的看滩船抓住并绑船，后吴老三告诉船主魏志亮，魏志亮处理后船才被放行，当时看滩船的船长是王某6，船员有“狗子”。 2015年9月份，其驾驶鲁寿渔养62129渔船与王德刚（绰号“狗子”）傍住了一对拉双拖网的渔船，王德刚跟对方船长认识，后对方交款后其才放行。 （3）雷某证实，2015年9月，其家的渔船被绑船后，其父亲让其联系董某并交给董某3万元购买了王某4公司的旗子。 （4）张某2证实，2019年9月份的一个白天，其驾驶单中华的渔船和雷红兵的渔船拉对船时，被王某4的看护船绑船，当时看护船上的船员其认识一个叫“狗子”的人，单中华处理好了之后渔船才被放行。 （5）董某证实，其别名叫董海滨，2015年9月份，雷洪兵的儿子雷某给其了3万元现金让其帮忙到王某4公司交钱，其按照王某4指示将3万元现金交给了袁某1，并拿回了两个旗子。 3.书证 收款收据一张证实，2012年3月8日收0628场地费2万元。 4.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王德刚供述，2012年3月份，其在王某4的看滩船上，当时的船长王某6带着其和另一个船员傍住了0628渔船，后该船的船长联系船主交上钱，王某6才将0628渔船放行。后来毕某也给王某4看滩，其才得知当时毕某在0628渔船上干船员。 2015年9月份，毕某驾驶的看护船傍住了张某2驾驶的渔船，其正好认识张某2，后张某2的渔船及对船找王某4或者袁某1交款后，毕某才将渔船放行。 综上，被告人孙建华参与敲诈勒索作案9起，数额共计15.4万元；被告人王德刚参与敲诈勒索作案2起，数额共计5万元。 另认定，案发后，被告人孙建华、王德刚均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自行到案，孙建华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王德刚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敲诈勒索的事实。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受案登记表、二被告人的人口信息、到案经过以及被告人孙建华、王德刚供述与辩解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建华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采取威胁、要挟等手段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其系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案发后，孙建华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系自首，对其所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可减轻处罚；其到案后虽如实供述了参与敲诈勒索的事实，但在庭审过程中，对其主要敲诈勒索事实予以否认，故其所犯敲诈勒索罪不构成自首。被告人王德刚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采取威胁、要挟等手段勒索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敲诈勒索罪。其系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案发后，王德刚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对其所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可从轻处罚，对其所犯敲诈勒索罪可减轻处罚。综合考虑二被告人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积极程度，以及在具体犯罪事实中的参与次数、作用、性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主观恶性、归案情况、供述程度及在庭审中的认罪表现等法定、酌定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四、五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孙建华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五千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王德刚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孙建华不服，以“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故意，受雇期间组织尚未形成，没有证据证实其有任何参与行为，未实施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未经手收取被害人财物，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和动机，同时其提交的航海日志以及常某的证言等，能够证明其未参与原审认定的第5-9起事实，证人证言及其侦查阶段所作供述因时间久远记忆有误，原审判决未采纳其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采信了错误的证言、供述，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与上诉理由基本一致。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 关于上诉人孙建华及其辩护人所提“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故意，受雇期间组织尚未形成，没有证据证实其有任何参与行为，未实施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在案证据，足以认定王某4为组织者、领导者，万某为领导者，笼络、雇佣孙建华等多人，形成以王某4、万某为首的犯罪组织，该组织人员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以2009年“卖旗制度”（即渔民交费准许捕捞）的正式推行为标志性事件，以树立其组织的非法权威，划定势力区域，采用公司式运营和管理模式，组织层级分明，成员职责分工明确；长期以来借非法捕捞、敲诈勒索、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以及通过转让、转包海域，利用非法所得投资、控股等方式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具有经济实力并用于支持该组织的活动；采用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插手纠纷，以私权代替公权，形成非法秩序；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纵容，在潍坊市北部海域大肆扩张势力范围，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严重损害了当地的政商关系、营商环境。以王某4、万某为首的犯罪组织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依法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此孙建华有明确的认识，并在其组织持续的一定时间内参与了多起敲诈勒索犯罪。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内，王某4实施了整个组织的发起、创建、合并活动，伙同万某决策、指挥、协调、管理该组织的发展、运行、活动，为组织者、领导者；根据孙建华所参与组织内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性质、积极性程度、作用大小、参与时间以及在组织内的地位和重要性程度等情节，应当认定为积极参加者。故对上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孙建华及其辩护人所提“未经手收取被害人财物，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和动机，同时其提交的航海日志以及常某的证言等，能够证明其未参与原审认定的第5-9起事实，证人证言及其侦查阶段所作供述因时间久远记忆有误，原审判决未采纳其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采信了错误的证言、供述，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王某4指使、安排其看护队员孙建华、裴某等人采取绑（傍）船、拦阻足以妨害正常生产或影响航行安全等手段，使渔民产生恐惧心理进而被迫交付财物，应当认定为暴力、胁迫手段，其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明确，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共同犯罪。侦查机关所依法调取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辨认笔录以及书证等证据，均能够证实孙建华伙同裴某等人实施了第5-9起事实，以上证据与孙建华在侦查阶段所作的多次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孙建华所作因时间久远供述有误的辩解，不能认定为翻供的合理解释；其所提供的航海日志以及无正当理由翻证的常某证言均不影响上述事实的认定。故对上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建华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原审被告人王德刚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均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二人又采取威胁、要挟等手段勒索他人财物，分别系数额巨大、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二人所犯数罪，应予并罚。上诉人孙建华所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向阳 审判员  李桂霞 审判员  何大勇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韩肖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