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17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贵兰，女，197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文彪，河北正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品凤，河北正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御芝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高新区海河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1791360431M。 法定代表人：朱志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鹏，男，196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存，河北东方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贵兰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御芝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芝林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冀0191民初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贵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的《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股东会决议无效；3.确认被上诉人于2020年4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4.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支付的律师费用2万元；5.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没有实际依据的情况下，随意认定事实；甚至为避免担责，只表述双方阐述事实，而不做事实认定结论，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认定表述的情况下，即将上诉人持有的股权直接认定是股权激励取得，是错误的。虽然一审法官没有在判决书中指出本案争议焦点，但不可否认，上诉人持有股权是否是股权激励取得是争议焦点。公司进行股权激励有一定的严格程序，是需要公司制度、协议等文件作为法律依据的；股权取得方式、取得价格、退出方式、退出价格等内容是需要明确的。没有文件约定就说股东取得股权是公司进行股权激励，没有法律依据，是不公平的。被上诉人说离职退股是公司传统，没有提供任何书面的公司制度、协议等文件。所谓传统应是被人所知，而上诉人在公司九年未听说过，未被告知。2.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取得的股权是低价受让，是股权激励所得，完全是主观臆想的，是不负责任的，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取得的股权是从其他离职股东处受让取得为由，即作出上诉人取得股权时未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那上诉人取得股权时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依据是什么？上诉人是溢价受让的股权，而每次受让都还有其他股东同时受让股权，按照相同的价格支付了转让款。非上市公司股权不是大白菜，没有大量交易，这不能认定为市场价格，那就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价格了？3.关于上诉人何时离职，一审法官只表述双方阐述事实，而不做事实认定结论，是不负责任的。上诉人何时离职也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不溯及既往”是民法的重要原则。上诉人离职在先，被上诉人修改章程在后，在上诉人已不是被上诉人员工的情况下，将修改的章程约定的所谓员工股强行扣在上诉人头上，违背“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是强盗行为。上诉人提交了辞职书、钉钉辞职记录、被上诉人高管签字的交接单及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微信沟通记录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召开股东会前早已离职。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通过修改章程清除小股东、强占股权的事项，不是公司一般经营事项，涉及股东权益，不能简单适用“少数服从多数”；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置若罔闻，适用法律错误。1.公司章程具有契约性质，公司法规定公司自治情形的，应体现股东的共同意志，应得到股东的同意。股东制定公司章程的行为是否有效，必须依照《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加以考察。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基本法，原始章程需要全体股东同意；后续章程修改中，一般公司经营事项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表决通过；股权转让条款的修改，《公司法》虽规定可另行约定，但涉及股东权利、利益，不应简单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要考虑到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必须得到股东的同意才能对股东产生效力。被上诉人召开股东会修订章程内容涉及将股东限定为“员工股”、股权不得对外转让、股权回购价格等严重限制股东权利、利益的条款，必须得到股东的同意，才能对股东产生效力；2.被上诉人股东会决议系公司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相关规定。被上诉人现有股东中共有自然人股东4人、法人股东7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上诉人外，还有大股东朱志铭、朱志临、赵大鹏。朱志临为朱志铭的弟弟，赵大鹏为朱志铭的表舅；法人股东中除2018年首轮融资引进三名股东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广发信德一期健康产业（有限合伙）、珠海康远投资企业外，其他法人均为朱志铭控制的企业。即大股东朱志铭实际控制的股权比例高达88.2%，为被上诉人的绝对控制人。上诉人已辞职的情况下，修改公司章程，且修改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涉及限制其股权转让及肆意对其股权进行处分，是被上诉人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有明显的恶意。若简单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认定该章程条款有效，将导致公司在大股东的控制下随意作出决议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与公司法相关规定、立法精神相违背。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御芝林公司答辩称，一、股东离职转让股权，始终保持公司自然人股东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这种公司治理方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吕贵兰曾任御芝林公司财务总监，当时持有公司1.8%股权，吕贵兰申请离职，2019年12月31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司给予工资结算、社保缴纳至2019年12月31日。股东离职转让股权，始终保持公司自然人股东是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公司自设立以来的制度安排，2019年12月17日股东会决议将离职转让股权制度条文化写入公司章程。2020年4月3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吕贵兰离职转让股权事宜，是基于公司运营与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作的制度安排，是遵循前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股东离职转让股权及成本加计10%年回报的转让定价是合理的。公司对之前的离职高管，对吕贵兰的前手秦俊鹏副总、朴晨杰副总，对上诉人吕贵兰以及以后可能离职的其他持股高管，都是公平的。吕贵兰持有的股权来源于之前公司副总秦俊鹏、朴晨杰离职转让的股权，由公司指定吕贵兰受让股权，转让定价：2011年及以前成本原价，2011年以后成本加计根据公司经营状况确定一定回报；现在吕贵兰离职转让股权，转让定价：成本＋10%年回报，由公司指定共青城御信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股权。吕贵兰当初由公司前高管离职转让股权受让取得股权，和现在吕贵兰离职转让股权，是执行同一个制度，是同样的事由和逻辑。吕贵兰取得股权来自公司前高管离职转让股权，其现在离职同样要按公司制度转让股权。吕贵兰当初受让股权的定价是成本＋回报，其现在转让股权定价仍是成本＋回报；其当初受让股权对离职转让股权是拥护赞美的，现在其离职要按公司制度转让股权了，对离职转让股权却又是否定的；其当初受让股权和作为高管持股8年间，一直是离职转让股权制度的受益者和坚定的维护者、执行者，现在自己离职转让股权了，却又违背事实否定离职转让股权制度。从逻辑上讲，吕贵兰否定离职转让股权制度，则又使自己当初受让取得股权失去根据，其否定离职转让股权，也就否定了自己股权取得的根源。吕贵兰对离职转让股权的态度是矛盾的。按吕贵兰的观点，当初由公司指定秦俊鹏副总、朴晨杰副总离职转让股权给吕贵兰，是正确的，而现在公司指定吕贵兰离职转让股权给御信德合伙，是错误的。对于同一个离职转让股权制度，吕贵兰却因自己受让人、转让人的位置转换，而态度却此一时彼一时地反转。公司尊重吕贵兰自愿申请离职的个人选择，离职转让股权也是按公司制度例行程序照章办事，成本＋10%年回报，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下，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当前经济情况下，企业达到年化10%收益率是很不容易的，年利率8-10%集资崩盘的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有限责任公司兼具资合性与人合性，股东离职转让股权，始终保持公司自然人股东是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公司人合性的体现，是公司对股权结构的设定和要求，属于公司自治范围，受公司法保护。作为一家创业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这样安排也是出于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融资发展需要全体股东结成同心同德的命运共同体。公司考虑员工的业绩、贡献，安排员工持股，指定员工为离职转让股权的受让人，是对员工的褒奖激励，其股权也被称为员工股。吕贵兰离职是和公司之前的所有离职高管一样，按公司制度办理离职转让股权手续。离职转让股权是公司的刚性制度，自公司设立以来，所有持股高管离职均办理了转让股权手续，无一例外，这对之前的离职高管，对吕贵兰及以后可能离职的其他持股员工，都是公平的。吕贵兰援引公司法第二十条打悲情牌，事实上公司是按正常程序照章办事，不存在侵害吕贵兰权益问题，倒是公司受吕贵兰折腾，权益受到损害。吕贵兰自恃曾任公司财务总监，掌握公司核心商业信息，公司无法满足其凌驾于公司制度之上的过分要求，影响了公司运营和融资项目。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和处理是重视、审慎的，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两次准许吕贵兰变更诉请，两次安排庭审，依法作出判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综上，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下，国家提出“六稳六保”，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就业，就是保民生。离职转让股权本是正常的例行程序，照章办事，却让吕贵兰折腾得不堪其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公正裁决，维护公司正常的治理经营，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吕贵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的《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股东会决议；2.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吕贵兰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的《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判令被告于2020年4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用2万元；4.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6日，原告吕贵兰与被告御芝林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在被告御芝林公司任财务总监一职。2012年10月16日，原告吕贵兰自秦俊鹏处受让被告御芝林公司1%股权，受让股权金额为110000元。2014年4月20日，原告吕贵兰从朴晨杰处受让被告御芝林公司1%股权，受让股权金额为130000元。 2019年12月2日，被告御芝林公司发布通知，决定于2019年12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上述股东会议召开通知通过邮件方式向原告吕贵兰送达。 2019年12月17日，被告御芝林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会议经代表公司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通过如下决议：原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九条，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部分或全部出资。现修正如下：第九条股东之间可以转让部分或全部出资。员工股不得擅自转让，当员工离职后应当向公司指定的第三人转让股权，转让价格按照员工股购买成本加计10%年回报确定，或者按照上一年度末公司审计的净资产值折价，具体方式根据员工离职原因由公司选择确定。员工股是指公司自成立以来，除发起人股东以外，员工身份时而取得的本公司股权。 2020年3月17日，被告御芝林公司作出通知，决定于2020年4月3日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内容为：1.公司员工吕贵兰离职后员工股的受让主体为共青城御信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相关股权转让事宜。2.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2020年4月3日，被告御芝林公司召开股东会议，经代表公司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作出股东会决议草案及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员工吕贵兰离职后，其所持员工股应转让给公司指定的主体。股东会同意公司吕贵兰离职后员工股的的受让主体为共青城御信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同意股权转让，转让款按照购买成本加计10%年回报确定，计420500元。2.因前述股权转让，同意相应修改公司章程。3.会议决定委托张华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 2020年4月6日，共青城御信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向原告吕贵兰支付420500元股权转让款。2020年4月7日，原告吕贵兰将420500元股权款退还至共青城御信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另查明，被告御芝林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13）修改公司章程。该项职权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2019年3月8日，原告吕贵兰通过钉钉向被告御芝林公司提交了辞职报告，并称2019年4月8日与被告御芝林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御芝林公司称，2019年12月31日与原告吕贵兰解除劳动关系。 上述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企业公司章程、股东会召开通知、股东决议投票、股东会决议草案、股东会决议、银行转账记录及庭审笔录在案所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决议是指公司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的决议，该决议是股东会及董事会等公司决策机关意思形成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本案中，被告御芝林公司于2019年12月17日、2020年4月3日召开股东会议前，均发布了会议通知，公司全体股东参加了会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原告吕贵兰主张的，股东会决议限制了原告股权自由处置权利，严重损害了原告利益。原告吕贵兰作为公司股东，股权的取得系从其他离职股东处受让取得。其股权取得时未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现公司决议规定收回员工股权的价格系根据成本价计算，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决议内容并未违反公平原则。另，被告御芝林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资合性与人和性的属性。被告御芝林公司对员工以股权激励，并规定员工离职后对员工股进行限制，系其在公司治理过程中为经营管理便宜而进行的公司管理措施，系公司进行的自治行为。综合以上事实，该院认定原告吕贵兰主张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贵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吕贵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吕贵兰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工商档案，拟证明原股东秦俊朋为被上诉人公司的发起人，原股东朴成杰为2008年2月被上诉人公司增资时的新增股东，以上股东持有的股权均不是因员工身份取得的员工股，也不是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取得的股权，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也没有对2人的股权进行任何限制，因此上诉人从2人处受让取得的股权不应受限，也并非员工股，至于其他人以什么价格对其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并不能约束上诉人转让股权的自由权和定价权。 证据二、上诉人2019年5月后在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缴纳社保的记录及刘某证人证言，拟证明上诉人已于2019年4月在被上诉人公司离职且已在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上班并正常缴纳社保，被上诉人公司在上诉人离职后是否以上诉人名义缴纳社保，上诉人不知情。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刘某出庭作证。 证据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志铭的聊天截图，拟证明上诉人离职后，朱志铭明确表示支付给上诉人的不是工资。 证据四、邮件，即上诉人与朱志铭的聊天截图，拟证明2019年12月17日的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被上诉人公司通过邮件通知上诉人，2019年12月2日召开临时股东会未告知上诉人具体事项，上诉人在约定的日期到达上诉人公司时，多次询问召开股东会的议事内容，但上诉人公司没有告知上诉人内容。 被上诉人御芝林公司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是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有的在一审中已提交并经过了质证。对证据一，上诉人在一审时已提交，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二，上诉人辞去的是财务总监，不是员工身份，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其向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志铭要工资的微信截图；对证据三，微信聊天截图没有发现相关表述，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相矛盾，与被上诉人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据相矛盾；对证据四，股东会原定于2019年12月2日召开，且已提前通知上诉人，因上诉人称没有提前告诉其内容，为此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又往后推了15日到12月17日，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争议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2.被上诉人御芝林公司应付支付上诉人吕贵兰主张的律师费用。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修改公司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中，被上诉人御芝林公司于2019年12月17日、2020年4月3日召开的涉案股东会决议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情形，且根据被上诉人御芝林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向上诉人吕贵兰发送的电子邮件截图，能够证明上诉人御芝林公司于涉案股东会决议召开前，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向上诉人吕贵兰履行了通知义务。被上诉人御芝林公司的全体股东参加了涉案股东会，并经代表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形成的涉案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二审中，上诉人吕贵兰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涉案股东会决议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上诉人吕贵兰以涉案股东会决议限制了其股东权利，没有得到其同意为由，主张涉案股东会决议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吕贵兰主张被上诉人御芝林公司应向其支付2万元律师费用，理据不足，依法亦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吕贵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吕贵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永奇 审判员  任 磊 审判员  李坤华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书记员  李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