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4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礼林，男，1966年7月10日出生，××族，住江苏省海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燕，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思思，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建，男，1966年7月11日出生，××族，住江苏省如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晓祥，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南通佳园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洋口镇化学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王建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国华，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礼林因与被上诉人张国建及原审第三人南通佳园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园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20)苏0623民初2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礼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由张国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原审混淆其和张国建间的合同关系，与其和佳园公司间的合同关系，将张国建的个人行为与佳园公司混为一谈，认定事实错误。(1)2013年4月15日，佳园公司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实为租赁协议)，约定佳园公司将部分厂房出租给其用于生产环保型增塑剂系列产品，租期5年。该合同签订后，其使用佳园公司部分车间开展生产经营，并向佳园公司缴纳租金。在该合作协议到期之前，张国建于2018年2月8日以个人名义与其签订一份《协议》，张国建承诺于当月18日前完成与佳园公司其他股东、负责人进行协商，对佳园公司资产进行划分，并将划分所得的佳园公司45%的资产出租给其，租期至2022年2月1日止，由其向张国建缴纳租金。该《协议》签订后，其已向张国建支付了170万元租金，该租金由张国建个人收取。由此可见，佳园公司出租给其的部分车间，与张国建于2018年2月8日将期待分得的佳园公司45%资产出租给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其系基于2018年2月8日的《协议》向张国建给付170万元租金，该给付行为与佳园公司的租赁关系无关。(2)原审中，其提交佳园公司出具的《说明》、佳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军的《情况说明》、以及其与王建军的电话录音等证据，能够证明张国建与其签订的租赁协议是张国建个人行为，与佳园公司无关；佳园公司存续期间，从未将公司资产按股东占有份额进行分割，公司股东未单独占有使用公司资产，其也未占有使用张国建的公司资产；佳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军不清楚也不参与其与张国建间的事情。由此可见，张国建与其签订《协议》系张国建个人行为，不代表佳园公司，佳园公司也不知晓，且在本案诉讼前也从未认可。佳园公司在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之后，佳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虽在原审庭审中作出与佳园公司出具的《说明》、王建军的《情况说明》的不同陈述，但佳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反言”未作出合理解释，原审对该节事实也未进一步查明。原审对其提供的证据未进行认证，刻意回避争议，倾向性明显。(3)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其与佳园公司间的租赁合同如何履行，以及是否清结，与其和张国建间的租赁关系没有必然联系。其和佳园公司于2019年6月6日签订《合同终止协议》，双方经结算，其应付佳园公司42万元。结算时，张国建并未将收取其的170万元交给佳园公司，佳园公司也未将该170万元作为公司应收的租金进行冲抵，其与佳园公司间的结算同张国建个人无任何关系。原审罔顾基本事实及佳园公司自认，称“刘礼林未向佳园公司缴纳过租金”，不知该认定有何依据？(4)根据2019年1月27日佳园公司股东会纪要，“2018年的一切事务由张国建来解决，2019年的事务由公司来处理”。此说明张国建与佳园公司对于其的租赁关系是有区分，即公司的事由公司解决，个人的事由个人解决，并以不同年份确定各自义务。也正基于此，佳园公司于2019年6月6日与其就2013年以来的车间租赁关系进行了结算，而对于张国建来说，张国建以个人名义与其签订《协议》并收取其170万元租金，根据股东会精神，张国建也理应与其处理好相关事宜，且与佳园公司无涉。2.因张国建的原因，其与张国建签订的《协议》未能得到实际履行，其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此张国建有缔约过失责任，其没有过错，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张国建返还租金、赔偿损失。(1)张国建与其签订《协议》后，并未在2018年2月18日之前与其他股东就佳园公司的资产进行划分，也未将佳园公司45%的资产交付给其承租。其此后对佳园公司厂房的使用依然是基于原先与佳园公司的《合作协议》，租赁范围未发生变化，张国建、佳园公司对此事实在原审庭审中也予以认可。故其与张国建间的《协议》实际并未得到履行。(2)根据2018年2月8日《协议》，张国建应交付的租赁物是佳园公司45%的资产，包括“厂房、仓库、空白待用地、公用设施”，该租赁物范围远远大于其原先承租佳园公司的车间范围。此从2013年4月15日《合作协议》与2018年2月8日《协议》对租赁物的表述、年租金的数额均可看出其中差异。原审将两份协议混同，并认为其与张国建的《协议》已得到履行，明显错误。(3)其与张国建的《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根本原因是张国建未按协议约定与佳园公司其他股东、负责人达成一致，未对佳园公司资产进行划分，更未将佳园公司45%资产交付给其使用。其已向张国建支付170万元租金，履行了协议主要义务，本案不存在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4)其基于与张国建间的《协议》支付了170万元，并添加了生产设备，为履行《协议》作了必要准备，现因合同解除而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此应由张国建承担，原审认为损失与案涉租赁协议无直接关联，违反合同法及公平原则。3.原审将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剥夺其举证、质证、辩论及最后陈述的权利，程序违法。(1)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表述：“经本院了解…佳园公司业已停产”。该事实未经法庭审量，原审也未将调查了解情况或取得的相关证据等交当事人质证。(2)本案原审先后经三次开庭审理，其中第二次庭审本已结束庭审程序，但此后原审又于2020年9月8日第三次开庭并恢复法庭调查。在第三次庭审中，审判长明确要求“下次开庭王建军和张信山必须到庭”，佳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复称“我来通知”。此次庭审，审判长未宣布法庭辩论终结，而是宣布“休庭”。鉴于此，其有理由相信本案的一审程序尚未结束，还需再次开庭审理，于是在庭后补充提交了新证据。此后，原审传票通知2020年10月27日下午开庭，但在开庭前又口头通知取消，并邮寄送达了判决书。其认为原审程序存在严重不当：法庭要求通知到庭的人员没有到庭，如其确实无法到庭也应再次开庭并说明理由，允许其提出意见；其补充提交的新证据未经质证；恢复法庭调查后的辩论程序尚未终结，未征询各方最后意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判决结果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张国建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完全正确有效。佳园公司述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国建是其公司股东，刘礼林无论与张国建还是其公司都签订了相应的租赁合同，且一直履行到2019年6月终止，刘礼林实际占有使用了相对应的租赁物，应当支付对应的租金。其公司以股东会议的形式追认了张国建的行为，认可张国建代收租金的行为系其公司行为。刘礼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其和张国建于2018年2月8日签订的协议；2.张国建返还其租金170万元，以及该款自2018年7月11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暂算至2020年5月25日的利息为191425元）；3.张国建赔偿其损失1955500元；4.诉讼费由张国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佳园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王建军、张国建，其中王建军占股55%，张国建占股45%，王建军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4月15日，佳园公司与刘礼林签订合作协议，出租方（甲方）为佳园公司，承租方（乙方）为刘礼林，双方约定将坐落于如东县沿海开发区甲方公司内的车间出租给乙方用于生产环保型增塑剂系列产品，双方对租赁期间、租金等均做出详细约定。但刘礼林未向佳园公司缴纳过租金。2018年2月8日，张国建（甲方）与刘礼林（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负责在2018年2月18日前完成与佳园公司其他股东、负责人进行协商，对资产进行划分。本协议资产指厂房、仓库、空白待使用的土地、公用设施。二、甲方将划分所得对佳园公司拥有的45%的资产出租给乙方。甲方确保上述资产无其它争议。租赁期限自2018年2月8日至2022年2月1日止。租金每年360万元。每年租金按以下确认，2018年360万、2019年420万、2020年500万、2021年500万、2022年500万，双方对该租金上浮予以认可，且该租金为甲方税后净得。租金给付方式为每年2月8日前给付上半年租金，每年8月8日给付下半年租金，先付后用原则。协议签订后，刘礼林通过银行汇款、承兑汇票、执行款换算等方式，给付张国建170万元。佳园公司于2019年1月27日召开股东会议，会议上张国建提出，关于刘礼林的问题2018年的一切事务由其负责，2019年的事务由公司来处理，股东一致意见同意通过。2019年6月6日，佳园公司与刘礼林签订合同终止协议，约定：一、双方的租赁关系终止，二、……，三、甲乙双方按照原协议约定，经过共同核算，共同确认相关款项相互抵消后，乙方（刘礼林）支付甲方（佳园公司）人民币共计42万元，交接完毕双方无异议后支付，双方即全部结算清楚并结算完毕。四、……，五、本协议为双方处理签订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一次性意见。原审庭审中，1.刘礼林称其诉讼请求中要求张国建赔偿其损失是指其在案涉租赁协议签订后购置的设备费用。2.佳园公司称刘礼林交付给张国建的170万元，已作为租金交付公司。经一审法院了解，佳园公司已于2019年7月14日与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企业关停协议，佳园公司业已停产。一审法院认为，1.张国建签订协议时是否享有物权处分权不影响本案所涉租赁合同的效力，刘礼林、张国建签订协议系双方自愿，无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双方对合同效力不持异议，法院予以确认。2.刘礼林、张国建签订协议时仅约定由张国建将对佳园公司拥有的45%资产进行出租，包括厂房、仓库、空白待使用土地、公用设施，双方对租赁物范围并未作明确约定。刘礼林在与张国建签订本案所涉协议时，实际已租赁佳园公司的厂房、土地等设施在进行生产经营，刘礼林在双方协议签订前后至2019年6月一直占有、使用着该资产，佳园公司股东会也对刘礼林2018年事务由张国建处理达成一致意见，故刘礼林认为张国建未按照协议履行没有依据，对刘礼林所主张的协议无法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因佳园公司业已停产，由此案涉租赁合同实际也已不能继续履行。因此，刘礼林要求解除案涉租赁协议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3.根据刘礼林、张国建的协议，刘礼林应当在2018年2月8日前给付上半年租金即180万元，而刘礼林实际仅履行了170万元。刘礼林、张国建签订协议合法有效，张国建已按协议履行合同义务，刘礼林也应当按协议履行给付租金的义务，现刘礼林要求张国建返还租金无法律依据。4.刘礼林签订租赁协议后，购买了设备，在车间内进行了安装，现其主张购买设备的损失，与案涉租赁协议并无直接关联，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刘礼林与张国建于2018年2月8日签订的协议；二、驳回刘礼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36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1400元，由刘礼林负担。二审中，刘礼林提供一份其与佳园公司张信山的电话录音及将此份证据邮寄给一审法院的凭证，以证明其与佳园公司于2019年6月6日结账时，并未涉及张国建，也未将案涉170万元算在结账中，即张国建收取其的170万元与佳园公司无关。同时证明其将该电话录音邮寄给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收到，但一审法院在要求张信山到庭的情况下，未再开庭审理。张国建经质证认为，电话录音中的张信山身份无法确认，且不能代表佳园公司或任何股东的意思表示，对录音的“三性”不予认可。对于邮寄凭证，刘礼林迟延逾期交付证据，法院有理由不予采信。佳园公司经质证认为，其公司并未授权张信山，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对于邮寄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但录音与本案事实无关，一审法院未予采信正确。本院经与张信山联系，其认可曾于2020年9月8日和刘礼林通过电话，通话的内容真实，并表示刘礼林交付的170万元并未在2019年6月6日的结账中体现，此170万元系张国建的事，由张国建处理。对于通话录音的认证，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对于邮寄凭证，张建国、佳园公司并无异议，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收到刘礼林邮寄的证据。张国建提供一份佳园公司的说明，以证明佳园公司对其收取刘礼林租金的行为予以认可和追认。刘礼林经质证认为，该说明的落款处存在修改，且内容与此前张国建和佳园公司的陈述矛盾，故不认可。佳园公司经质证表示认可。对该证据的认证，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除涉及刘礼林与佳园公司间的合同租金是否给付的事实外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20年5月15日，佳园公司向刘礼林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本公司存续期间，未将公司资产按股东占有股份进行分割，本公司股东未单独占有使用公司资产，即刘礼林未占有使用本公司股东张国建的公司资产。同年5月20日，佳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军向刘礼林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张国建与刘礼林之间的协议及经济往来均为他们双方的个人行为，与我南通佳园化工有限公司无关。还查明，一审法院庭审中询问双方“刘礼林和佳园公司签订的协议只使用一个车间，在2018年2月8日以后，是否还是一个车间？”刘礼林回答“使用还是一个车间，什么都没变。”佳园公司回答“车间还是那个车间，没有大的变化。”张国建同意佳园公司的回答。再查明，一审法院庭审中询问张国建“签订2018年2月8日协议时有无征得佳园公司同意？”张国建回答“有的”。法庭询问佳园公司“对此是否知情？”佳园公司回答“当时不知情”。又查明，二审中，法庭询问“张国建，你收取的刘礼林170万元有没有交给佳园公司？”张国建回答“目前并没有。因为还未涉及到佳园公司内部结算，并且佳园公司与其个人以及佳园公司大股东王建军之间的账务往来相对较多，目前正在审计之中。”(后经佳园公司代理人提示，张国建的代理人又改口170万元交给了佳园公司)二审中，刘礼林向本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撤回对张国建赔偿损失1955500元的请求。张国建、佳园公司同意刘礼林的该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2月8日张国建与刘礼林签订的协议是否是职务行为。本院认为，张国建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理由：1.根据案涉协议的内容。案涉协议的甲方明确是张国建，并说明张国建是佳园公司股东，持股45%。协议第一条明确张国建负责在2018年2月18日前完成与佳园公司其他股东、负责人进行协商，对资产进行划分。本协议资产指：厂房、仓库、空白待使用土地、公用设施。第二条明确张国建将划分所得对佳园公司拥有的45%资产出租给刘礼林，张国建确保上述资产无其它争议。案涉协议分别由张国建和刘礼林签字。由此可以确认：合同主体并未涉及佳园公司，租赁标的物系张国建在佳园公司拥有的45%资产。2.根据佳园公司对刘礼林和张国建签订案涉协议的意思表示。佳园公司在张国建与刘礼林签订案涉协议时并不知情。事后，佳园公司以书面形式向刘礼林明确表示案涉协议系张国建个人行为，与其公司无关。佳园公司二审虽对张国建的行为予以认可和追认，但明显违反民事诉法中禁止反言原则，且其对反言并未作出合理说明，故不予采信。同时，对张国建二审所举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3.根据案涉170万元的使用情况。张国建与佳园公司的陈述矛盾，不能认定该170万元系张国建代佳园公司收取。同时，佳园公司虽主张张国建收取的170万元已由其公司在与刘礼林的结算中进行了抵算，但并未提供证据佐证，且与张国建的陈述矛盾。另外，张信山虽未出庭接受质询，但其向本院的陈述具有可信度(如佳园公司主张案涉170万元已在2019年6月6日结算中相互抵消，则应当积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4.根据2019年1月27日佳园公司股东会会议。会议纪要明确刘礼林2018年的一切事务由张国建负责。基于对上述焦点的分析，以及本院的调查，可以认定刘礼林与佳园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刘礼林与张国建签订的协议并不相同，而是两份不同的合同。刘礼林一直履行的是其与佳园公司的合同。张国建并未将其与刘礼林合同约定的资产出租给刘礼林，而佳园公司现已停业，案涉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刘礼林主张合同解除应予支持。张国建未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则应返还已收取的17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原审认定事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损失，刘礼林已撤回，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刘礼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20)苏0623民初229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20)苏0623民初229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张国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礼林17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刘礼林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本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1400元，由张国建承担25100元，刘礼林承担16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400元，由刘礼林承担16300元，张国建承担20100元(张国建承担的费用，已由刘礼林预交。由张国建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向刘礼林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风审判员 王建勋审判员 谭松平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何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