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1民终4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秀金，女，193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博鳌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裙楼********。法定代表人：谢旭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知商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裙楼****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罗雪桃。上诉人吴秀金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博鳌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鳌公司）、广州知商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商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14997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叶建伟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吴秀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理由：一、应准确理解及区分“先刑后民”及“刑民并行”。一审法院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一旦民事案件相关因素涉刑，则往往出现法院将全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民事案件则停止审理的情形。上述情形已经导致我方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或进一步受损，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则因被刑事追责而免除了其赔偿或返还财产的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和认可了“刑民并行”的思路。根据《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及第七条“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涉刑的民间借贷案件则应作如下理解和区分：1.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适用“先刑后民”。此处应着重强调“民间借贷行为本身”，非民间借贷行为中牵涉犯罪任一构成要素的或与犯罪行为有所牵连的都适用“先刑后民”。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本身”的理解，我方认为，我方与博鳌公司的服务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我方委托博鳌公司管理资产，而博鳌公司承诺相对应的服务费，实际上是一个民间借贷合同，只不过披上了委托管理知识产权的外衣，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四个条件是符合了，只能说服务协议的宣传和履行的过程涉嫌犯罪，不是民间借贷合同本身涉刑，故此，根据上述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应当采取“刑民并行”。2.相关犯罪事实与民间借贷纠纷有关联但不属于同一事实的，应原则上适用“刑民并行”。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应单纯理解为自然意义上的事实本身，非法律上的事实概念，甚至法律关系概念。盖因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均是指法律规范调整下的事实和关系，只要法律规范的性质不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就必然不同。故，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绝对与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问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这个条款上可以看出，法院在发现博鳌公司的行为有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依据民事法律对合同效力，维护我方的合同解除权。被上诉人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没有提出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以提供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即提供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专利、版权、域名等）资源购入和代理出售的代理服务为名，通过其员工推介等方式广泛与不特定人员、单位签订交易宝《服务协议书》（含附件《交易宝业务说明》）及《交易宝促销活动补充协议》等合同，约定交易费用金额，并对应预计年回报增值率及3个月至1年不等的服务周期，并许诺每月返还回报增值或补贴。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收取对方支付的所谓服务费后，并没有提供知识产权交易的实质服务行为。对于交付所谓服务费一方来说，基本不清楚买卖的知识产权究竟是什么，其目的仅是为了获得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给予的补贴款或回报增值等期待利益。另外，通过一审法院审理的涉及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的其他案件可知其提供的所谓知识产权主要为注册商标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其商品或者服务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且涉案注册商标一直在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的关联企业名下，说明其知识产权交易的虚假性。且部分交纳服务费的当事人在起诉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时亦认为该类案件名为知识产权买卖，实为借贷。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相关规定，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四个条件：（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若其后果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综上分析，本案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且目前公安机关也已对博鳌公司等相关企业涉嫌犯罪立案侦查。因此，本案因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涉嫌犯罪，应当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当事人可待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完毕后，再另行主张民事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吴秀金的起诉。本院认为，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以提供知识产权服务为名，通过员工推介的方式与社会上不特定人群签订服务协议，其中并不实际提供知识产权交易服务，而是根据不同的占用资金期限给予不同金额的固定回报，该服务协议实际为借款合同。一审法院经核实，现向法院起诉的相同案件已超过170件，故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的行为已涉嫌经济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博鳌公司、知商谷公司与吴秀金签订《服务协议书》与法院移送的涉嫌经济犯罪事实为同一法律事实，并非上诉人所述的牵连关系，因此，吴秀金上诉要求本案继续进行民事审理，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蔡奕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