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1民终8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余彬，男，196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经商，现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玲，西藏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华林，男，197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经商，现住四川省遂宁市。上诉人余彬因与被上诉人刘华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2020）藏0103民初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玲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华林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彬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2020）藏0103民初21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反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诉请。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解除及解释理由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依据余彬“私自更改公司账户”“根本违约”为由解除合同，但本案协议书中并无约定解除条款，“不得擅自更改公司账户”与“双方共同维护专款专用，不得私自挪作他用”的表述均属于对双方的行为约束，并非双方设定的解除约定。其次，一审判决鉴于“根本违约”的认定明显违背了民事审判原则，合同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司法权在介入民事活动时，应当足够克制和审慎，尤其就关系到合同效力的问题，本案合伙的目的为经营拉洛水电站购销事务，余彬“私自更改公司账户”的行为甚至刘华林将合伙收益“私自挪作他用”的行为都没有影响到合伙目的的正常实现，合伙人就前期出资款对账及后期分红发生争议，并非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就合伙事务中出资款总额及各自份额、分红存在争议，可以通过清算、审计、退伙等路径予以解决，该争议不足以导致双方合同的解除。再次，一审判决以不当的理由判令合同解除，却未确认解除时间节点，导致在对合伙人投资追还及利润分配认定上继续错误，严重损害余彬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对合伙事务利润分配的认定及证据采纳错误。本案中，余彬与刘华林作为合伙人，在2017年1月15日对合伙事务利润分配进行过对账，即合伙人对2017年1月15日前合伙账目明确。2017年1月15日之后合伙事务收益除2018年12月收入的最后一笔结算尾款85万元外，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的全部合伙事务收益均由刘华林收取，并未进行利润分配。上述事实有余彬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可以证明，但一审判决并未在认定中提及该证据，以余彬证据不足为由不支持其诉讼请求。但刘华林诉请的其合伙支出等合伙事务，亦未提供相应证据，却无需承担证据不足的诉讼后果。综上，一审判决对余彬与刘华林合伙事务涉及到的需明确的各项基本事实并未依据在案证据进行全面、清晰、合法的审查，判决严重错误。刘华林书面答辩称，1.刘华林与余彬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中约定“甲方不得私自更改公司账户”，刘华林已经在一审中提交证据证明余彬在合作期间未经刘华林知晓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弘大物资经营部”更名为“弘益五金机电经销部”，并更改了收款账户，该行为违反双方约定，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刘华林有权请求解除合同；2.刘华林与余彬合伙总收入为10 986 872.4元，经双方结算，确认了双方的利润、共同支出等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最终剩余款1 235 137.4元应作为刘华林的投资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刘华林依法应享有的款项为1235 137.4元，自愿选择仅要求返还120万元，应得到支持。刘华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2.判令余彬向刘华林返还投资款120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余彬承担。余彬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刘华林给予余彬利润款1 407 018.11元；2.判令刘华林给予余彬垫资款477 290.85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刘华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6年1月1日余彬作为弘大物资经营部的经营者与刘华林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共同投资经营位于日喀则拉洛水电站项目”“乙方一次性出资金额为300万元”“整体开始运营后，甲方负责每月月底结算一次，除各项开支外，账目做到月清月结，双方盈利按股份甲方为45%，乙方为55%分配，每年度利润按比例分清”，另双方还约定“甲方不得私自更改公司账户”。余彬在2017年11月28日重新注册成立了弘益五金机电经销部，并于2018年11月3日向案外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三总队拉洛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武警水电三总队拉洛指挥部）出具《供应商名称变更函》，载明因弘大物资经营部营业执照过期失效，现更名为弘益五金机电经销部，将银行账户更新为中国建行，账户：×××。2018年11月3日，余彬与案外人武警水电三总队拉洛指挥部签订《结算协议》，结算尾款为85万元。2018年12月13日，案外人武警水电三总队拉洛指挥部向弘益五金机电经销部转款85万元。在双方当事人合作期间，案外人武警水电三总队拉洛指挥部共计转款10 986 972元，2017年1月15日双方进行结算，刘华林利润为699 930元，余彬利润为572 670元。弘大物资经营部向刘华林转款8 409 565元，向余彬转款1 434 989元。双方当事人在合作期间聘请案外人陈俊作为项目经理，支付工资及业务分红485 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需对以下问题予以说明：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解除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确认。该协议书中双方约定“甲方不得私自更改公司账户”，但刘华林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合作期间余彬以营业执照过期失效为由，将“弘大物资经营部”更名为“弘益五金机电经销部”，同时更改了收款账户。余彬该行为违反双方约定，构成根本违约，故刘华林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应予以支持。虽然余彬辩称因经销部的对公账户在刘华林处，自己无法控制公司资金的情况下才更改账户，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意见，故对该理由不予采纳。2.投资款返还及利润分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双方对《建行开发区支行对公活期存款交易明细》均予以认可，故应当认定案外人武警水电三总队拉洛指挥部共计向弘大物资经营部转款10 136 972.4元、向弘益五金机电经销部转款85万元，总计转款10 986 972.4元，该款应为双方的合伙总收入。由于余彬主张刘华林应向其支付利润款1 407 018.11元以及垫资款477 290.85元，故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合伙账目仍有利润可供分配及垫资的事实，但其提交的《辅助明细》《科目明细账》系单方制作，没有对方签字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故对余彬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经双方结算，余彬的利润额为572 670元、投资支出为284 600元，双方的共同支出为485 000元，剩余款项9 644 702.4元（10986972.4元-572670元-284600元=9644702.4元）应视为刘华林的合伙支出及利润。因刘华林已经收到8 409 565元，且该笔款项包含双方约定由刘华林享有的利润699 930元，故剩余款项应为1 235 137.4元（9644702.4元-8409565元=1235137.4元），应作为刘华林的合伙支出予以返还。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刘华林主张的投资款实为购买货物的合伙支出，因其仅要求余彬返还投资款120万元，故对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判决：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刘华林与被告（反诉原告）余彬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二、被告（反诉原告）余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刘华林返还投资款120万元；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余彬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刘华林缺席庭审，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经庭审查明，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性质问题。第一，从该协议书的内容分析，协议条款首先载明了“双方拟共同投资经营的项目位于日喀则拉洛水电站。并挂靠甲方的名义，提供相关手续及证件。”第三条约定“合作范围：乙方一次性出资金额为300万（叁佰万元整），因项目需要，后续对项目的继续投资应当由双方协商解决，并共同承担该部分的资金利息。甲方旗下的已中标的项目或者其他项目，开发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日喀则拉洛水电站。”第四条约定“合作模式：1.在合作期间，甲方负责采购业务的具体相关事宜，乙方管理资金，并且每月按时公开账目信息。2.双方都有权参加整体经营管理和督促工作，有权知道所有的资金用处和项目运营情况。3.合作期间，双方应共同维护专款专用，不得私自挪作他用。4.整体开始运营后，甲方负责每月月底结算一次，除各项开支外，账目做到月清月结，双方盈利按股份甲方为45%，乙方为55%分配，每年度利润按比例分清。”由此可知，双方当事人就日喀则拉洛水电站的物资采购事宜约定挂靠弘大物资经营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并共享收益。第二，从该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分析，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1月1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2017年1月15日双方对2016年协议履行情况进行了结算，确认了双方2015年、2016年的经营利润分配。因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具有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的合伙协议特征，故该协议书的性质应为合伙协议。（二）关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效力的问题。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协议，并在该协议书签订后进行了履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涉及双方就共同投资挂靠余彬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弘大物资经营部，共同经营日喀则拉洛水电站物资采购事宜，各自分工，定期结算，按股份比例分配盈利及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等，上述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三）关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解除的问题。合伙人余彬在合伙协议履行期间，违反合同约定“甲方不得私自更改公司账户”的义务，在未经全体合伙人授权的情况下，自行与合伙经营事业的第三方案外人武警水电三总队拉洛指挥部结算合伙经营事业尾款，终止合伙经营事业与第三方的合同关系，并收取结算款85万元，排除合伙人刘华林的合同权利，致使合伙信赖基础丧失，合伙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定解除权的规定，且双方在合伙协议第九条“其他事宜……（三）本框架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壹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双方书面确认终止合作或任何一方根据本框架协议之约定行使单方面解除权之日止。”约定了相应的解除权。二审庭审中，余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认合伙协议已经无法履行，合伙协议应当在合伙经营事业与第三方案外人武警水电三总队拉洛指挥部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并进行结算的2018年11月3日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刘华林通过向法院起诉，经由法院送达起诉状的方式，履行了行使单方法定解除权的通知义务，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自2019年1月14日余彬收到起诉状之日解除。余彬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解除及解释理由错误的上诉事由，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中的自认互相予盾，且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余彬违反合同约定，构成根本违约，支持刘华林合同解除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四）关于余彬应否向刘华林返还投资款120万元的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双方仅于2017年1月15日对2015年、2016年合伙事项进行过结算，但并未对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的合伙财产进行过清算。合伙财产, 包括合伙人的出资、因合伙事务依法取得的收益和其他财产。刘华林起诉请求余彬返还投资款120万元，其实质系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请求分割合伙财产，在合伙财产未经清算的情况下,作为合伙人的刘华林负有证明合伙具体财产数额的举证责任。刘华林一、二审辩称，因余彬是个体工商户弘大物资经营部的实际经营人，故其无法获取相应证据，但该辩解意见与合同约定的由刘华林管理资金的合伙事务分工不相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刘华林无证据证明其出资额及合伙财产具体数额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简单依据双方于2017年1月15日对部分合伙事务进行的结算内容，判决认定合伙财产数额及刘华林投资额，既缺乏实事根据，又缺乏法律依据，二审应予以纠正。合伙协议的终止，并不影响合伙财产清算，刘华林可待收集相应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余彬提出的一审判决对合伙事务利润分配的认定及证据采纳错误的上诉事由，部分成立。（五）关于刘华林应否给予余彬利润款1 407 018.11元和垫资款477 290.85元的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双方未对合伙财产进行过清算。余彬向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刘华林给予利润款1 407 018.11元和垫资款477 290.85元，其诉请实质系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要求分割合伙财产，在合伙财产未经清算的情况下,作为合伙人的余彬负有证明合伙具体财产数额及应由刘华林向其给付利润款1 407 018.11元和垫资款477 290.85元的举证责任，但余彬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余彬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合伙协议的终止，并不影响合伙财产清算，余彬可待收集相应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一审认定余彬的反诉请求无证据证明，判决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余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2020）藏0103民初2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刘华林与被告、反诉原告余彬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余彬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二、撤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2020）藏0103民初2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被告、反诉原告余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刘华林返还投资款120万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刘华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刘华林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829.39元，由余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1639.29元，由余彬负担40000元，由刘华林负担11639.2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小 红审  判  员   次  央审  判  员   吉 红 霞二○二一年二月三日法 官 助 理   尼 玛 仓书  记  员   拉姆次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