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1民终1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勇，男，汉族，1980年6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管凤彩，女，汉族，1969年10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军营，河南平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爱华，男，汉族，1964年3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果岭，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漯河市天农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舞阳县太尉镇魏集村。法定代表人：郭国线，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学华，该公司法务。上诉人黄勇、管凤彩因与被上诉人于爱华、漯河市天农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农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2020）豫1104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勇、管凤彩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于爱华对黄勇、管凤彩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确认的事实和审理时反映的事实不符。1、原审时，黄勇为证明本人在事故发生时是天农源公司的职工，当时履行的是公司安排的职务行为，提供有2019年时天农源公司财务人员给黄勇补发工资的银行流水，并提供证人梁某（时任天农源公司总经理助理）的出庭证言。但是原审判决直接引述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1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的“说理内容”，就此认定管凤彩与黄勇形成临时雇佣关系，判决黄勇承担主要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有效证据之一，原审法院如此判决也属于法有据。但是黄勇作为被判决承担主要民事责任的当事人，不能认同原审判决的事实认定。黄勇在原审法庭质证阶段已经明确主张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1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中，超越审判职权，在没有经过法庭调查（黄勇没有接到任何行政机关和法院的调查询问）质证的情况下，在判决书说理部分直接将黄勇认定为管凤彩司机。违法给黄勇设定义务，严重损害了黄勇的合法权益。因此黄勇在原审庭审时已经提请法庭注意此判决书存在的问题，建议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尊重客观事实，依法确定责任承担主体。2、管凤彩是天农源公司的管理人员，不是因私借用天农源公司的收割机，于爱华也不是出于同乡情谊主动给其帮忙。天农源公司的业务分为四大项，一是在公司所在地舞阳县太尉镇构树种植构树，鸡、猪、牛、羊养殖，二是在叶岗构树种植，召陵区老窝镇构树种植，开发构树产品项目，三是在郾城区××国道附近运输收割车队搞物流运输，四是在市区建立构生态超市。管凤彩和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国贤关系较熟，当时被公司委派负责构树种植基地的。但是土地承包后因为时机不成熟，为减少损失，公司决定改种玉米青贮饲料。该阶段是筹备期间，没有盈利，公司高层均不发工资。管凤彩平时还负责公司的采购等。于爱华和管凤彩是老乡，是经由管凤彩介绍到公司工作的。黄勇是管凤彩在源汇区居住时的老邻居，也是经由管凤彩介绍到公司车队工作的。2018年事发那天要收割青贮玉米，公司领导安排管凤彩引领运输收割车队司机黄勇把收割机开到种植基地收青贮玉米（司机黄勇经面试已被录用）。管凤彩引领黄勇到太尉天农源种植基地、于爱华把钥匙交给黄勇。黄勇接到工作安排到后院开收割机。因为收割机水箱可能漏水，公司总经理助理梁某马上去种植区域找修车师傅。可谁能想到于爱华热心帮忙，好心办成坏事，把手给弄受伤了。事发后管凤彩在医院前后跑着帮忙，郭总亲自送过来2万元现金让交医疗费，但前期费用消耗过快，管凤彩看在老乡于爱华的面子上借给于爱华11100元。等他的伤情基本痊愈后，于爱华给公司提赔偿条件，管凤彩参与谈了几次，公司认为于爱华的要求太高，就没有和他谈成。原审时，管凤彩为证明本人在事故发生时是天农源公司的管理人员，当时履行的是公司安排的职务行为，提供有2019年时天农源公司财务人员给其补发工资的银行流水，证人梁某（时任天农源公司总经理助理）的出庭证言。是原审判决直接引用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1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管凤彩5借用公司车辆，于爱华是以私人关系给其帮忙，黄勇是其临时雇佣的司机，为此判决黄勇承担主要责任，管凤彩负连带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为“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对各种侵权行为的认定和归责等，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不论黄勇是天农源公司运输车队的工作人员还是为支毛陈构树种植基地提供劳务的人员，均是构生态天农源公司工作人员，不应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是原审判决却引用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将黄勇认定为管凤彩的雇员，且有重大过大，应与雇主管凤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黄勇认为原审法院在有新法律可以适用的情况下，却引用新法之前的司法解释对其确认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管凤彩身为支毛陈构树种植基地负责人引领运输车队黄勇去开车（农业种植当中无论构树种植还是青贮玉米都是地头收购，农民不负责收割），管凤彩属于工作行为个人不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原审判决第一项将黄勇列为直按赔偿义务人，在黄勇逾期支付时管凤彩承担连带责任，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也不符合。综上所述，天农源公司利用其优势地位和能力，使工伤认定机关作出借误认定，又得到一、二审行政判决书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的过程中，不能置若罔闻。恳请二审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审理，纠正原审错误，并支持上诉请求。于爱华二审答辩称，一、黄勇和管凤彩一审时所提交证据并不能证明二人是天农源公司的员工，在本案中无法认定其是履行职务行为。首先，在一审庭审中，黄勇和管凤彩并未提交书面《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纳税凭证等能够证明其与天农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提交的所谓的转款凭证并不显示转款方为天农源公司，也没有备注该款项的性质为工资，并且转款时间均在于爱华受伤事故发生之后，无法证明事故发生时二人为天农源公司的员工。提交的聊天记录双方人员的身份无法核实，而且也是发生在2019年之后，与本案事故毫无关联。证人梁某自述其是天农源公司的董事长助理，但并未提交《劳动合同》等材料予以证明其身份，且天农源公司当场就否认其为公司员工，因此其证言根本不具备真实性。即使认为其具有作证资格，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可知，其当庭表示“黄勇是驾驶员，不算公司员工”，还表述了其和管凤彩一起让黄勇开收割机，所要收割的玉米是“管凤彩投资的，是管凤彩种的”。这恰恰证明了黄勇和管凤彩不是天农源公司员工，涉案收割机并非是用于公司，而是用于收割管凤彩自己投资、自己种的玉米，同时也能够证明管凤彩为了收割自己投资种的玉米，临时雇佣黄勇作为司机。其次，不仅仅是本案一审庭审中，在之前于爱华与天农源公司的其他诉讼当中，天农源公司从未认可管凤彩和黄勇是其公司员工。管凤彩和黄勇既拿不出有效证据证明其员工身份，又没有通过仲裁确认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一审基于此对其二人非天农源公司员工身份的认定是正确的。二、一审基于所查明的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管凤彩与黄勇依法均有义务对于爱华承担赔偿责任。管凤彩和黄勇不能证明其是天农源公司员工，其在本案中并非是履行职务行为。证人梁某也对此进行了否认，同时作证是管凤彩让黄勇开的收割机，计划收割的也是管凤彩自己投资种的玉米，另管凤彩和黄勇在上诉状中也表述了是管凤彩引领的黄勇。因此，基于各方当事人举证情况，一审认定本案系由管凤彩雇佣黄勇作为司机，计划收割自家玉米，二人形成雇佣关系，进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实属正确。综上，黄勇、管凤彩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依法保障于爱华的合法权益，驳回黄勇、管凤彩的上诉请求。天农源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1、黄勇、管凤彩均不是天农源公司职工。于爱华与管凤彩是同村邻居，管凤彩是于爱华到天农源公司上班的介绍人。于爱华在天农源公司已上班近4个月，知道或应当知道黄勇、管凤彩均不是天农源公司员工。于爱华作为成年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受到事故伤害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提起的仲裁申请、工伤认定申请、行政诉讼等活动中，均未将黄勇、管凤彩称之为天农源公司员工或列为第三人，相反，于爱华依然如实向前述各审判机关陈述了自己因何受伤的基本案情。由此印证，黄勇、管凤彩及梁某根本不是天农源公司的员工。尤其是本案一审中，主审法官针对黄勇、管凤彩是否是天农源公司的员工向于爱华询问时，于爱华明确表示“不知道”（见一审笔录第4页），进一步证明于爱华作为本案的一审原告，并不认可黄勇、管凤彩是天农源公司的员工。故此，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1行终65号行政判决依据于爱华陈述的案外人管凤彩及司机借用天农源公司收割机用于收割玉米的事实及法庭查明的事实，将黄勇认定为管凤彩雇佣的司机，并不属于黄勇、管凤彩诉称的“违法给黄勇设定义务，严重损害黄勇合法权益”的情形。2、梁某的证言真实性存疑。黄勇、管凤彩在一审中未能举证证明其是天农源公司职工，黄勇、管凤彩向一审法庭提供的工资流水证据中显示的支付对象是郭鑫洁，郭鑫洁不是我公司职工，也不是我公司财务人员，天农源公司的财务人员是王营营。郭鑫洁向黄勇、管凤彩支付工资的行为与天农源公司无关。黄勇、管凤彩及证人梁某，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证人是天农源公司时任总经理刘应魁的助理，天农源公司全体员工从未听说总经理刘应魁配有助理梁某。黄勇、管凤彩所称的证人身份没有事实依据，该证人所作的证言是空穴来风，一审判决未采信该证人所作证言，直接引述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1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的“说理内容”，认定黄勇、管凤彩形成雇佣关系，并判决上诉人黄勇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3、管凤彩的陈述与梁某的证言相互矛盾。一审笔录第8页主审法官对管凤彩关于“你在支毛陈是否包的有地？”的询问，管凤彩回答“没有，是公司派我去的”。这与该笔最第9页倒数第5行及第10页首行证人梁某回答法庭的询问内容严重不一致，并且自相矛盾，黄勇、管凤彩不能自圆其说。黄勇、管凤彩提起上诉的第一条理由，仅是个人陈述，缺少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理由不能成立，人民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首先，黄勇、管凤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关于“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认为自己属于天农源公司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给于爱华造成伤害，应当由天农源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进而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黄勇、管凤彩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前提，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天农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明于爱华的人身损害，属于天农源公司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时所造成。但黄勇、管凤彩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并未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颁布而作废，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处理本案并无法律上的障碍，也未影响本案一审最终责任承担的裁判结果。综上，特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爱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交通费共计271652.5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爱华与管凤彩系老乡关系，经管凤彩介绍于爱华到天农源公司工作，岗位为仓库保管，与天农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于爱华称2018年8月23日上午11时左右，管凤彩与黄勇借用天农源公司玉米收割机时，发现机器存在故障，让于爱华进行处理，于爱华在查看水箱时，黄勇突然启动收割机，导致于爱华的右手受伤。管凤彩与黄勇认可于爱华受伤，但管凤彩称并不是借用天农源公司的玉米收割机，是根据公司的工作安排，在公司总部协调玉米收割机的调派。黄勇称其是在事发前几天由天农源公司部门经理管凤彩介绍到该公司应聘的货车司机，是执行公司领导安排的工作任务，是职务行为。天农源公司称收割机是其公司借给管凤彩收割自己承包的玉米。于爱华受伤后在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46天，花医疗费29316.62元，管凤彩已支付31100元。2019年4月30日于爱华向舞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书，申请认定工伤。2020年1月15日舞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漯（舞）人社工伤不认字（202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于爱华不服向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20年7月27日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1103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了于爱华的诉讼请求。于爱华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20年9月15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11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认定：“于爱华作为原审第三人天农源公司的仓库保管，根据生活常理，若非上级领导授意，不太可能擅自做主将公司大型农业器械私自出借，并在职工下班集中就餐时，到领导同事工作、生活的公司前院（行政区域，食堂所在地）当众帮忙修理水箱，但也不能因此完全排除于爱华私自出借的可能性，在两种情况均有可能的情况下，原审判决直接认定‘于爱华将天农源公司的玉米收割机借给管凤彩’不当，本院予以指正，但本案中，不管是谁出借涉案收割机，因该出借行为并非天农源公司业务组成，也未体现出公司利益所在，均属出借人基于与案外人管凤彩之间私人情谊的个人行为。即使涉案收割机是刘应魁通知于爱华出借，于爱华在《工伤认定申请表》受伤经过中有关‘管凤彩借用刘厂长的玉米收割机，用于收割管凤彩的玉米’的简述及事发前双方与于爱华的电话沟通等情况，表明于爱华知晓管凤彩借收割机系借、用双方的个人行为，且修理收割机也非于爱华作为仓库保管的工作职责范围，故此种情况下所受伤害也不是因工作原因所致。综上，于爱华在下班后，帮管凤彩司机黄勇修理收割机查看水箱漏水点时受伤，系自然人之间帮工过程中发生事故所受伤害，并非因履行仓库保管工作职责的工作原因受伤，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应支持”。该判决书已生效。于爱华有母亲张恩，1933年2月3日出生，张恩生育有二男四女。2020年7月29日一审法院依据于爱华的申请，委托漯河冠东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于爱华的伤情进行鉴定。该所出具了漯冠东司鉴所（2020）临鉴字第2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于爱华右手掌不全离断伤的伤残等级为八级，于爱华支付鉴定费2240元（包括140元的检查费）。另查明：201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200.9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1545.99元，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为44314元。一审法院认为：于爱华在上述时间、地点受伤属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11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于爱华在下班后，帮管凤彩司机黄勇修理收割机查看水箱漏水点时受伤，系自然人之间帮工过程中发生事故所受伤害，并非因履行仓库保管工作职责的工作原因受伤，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从该认定中可以看出于爱华与管凤彩形成临时雇工关系，依照上述第九十三条第五项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另外黄勇系管凤彩临时雇佣的司机，与管凤彩形成雇佣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责任划分问题，因于爱华不具备维修收割机技术，无资质证书，在收割机存在故障时于爱华应邀进行处理、维修，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庭审中黄勇主张在于爱华查看水箱时是于爱华让发动车的，因于爱华不予认可，且黄勇又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黄勇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定。黄勇在于爱华查看水箱时，在未确定于爱华是否查看完毕，于爱华是否安全的情况下，就发动车辆，致使于爱华受伤，存在重大过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黄勇应与雇主管凤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爱华的合理损失有：1、医疗费29316.62元；2、误工费3986.7元（于爱华要求按其受伤前月工资2600元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600元÷30天×46天）；3、护理费5584.8元（44314元÷365天×46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2300元（每天按50元计算46天）；5、920元（每天按20元计算46天）；6、残疾赔偿金205205.82元（于爱华构成八级伤残，按30%计算，34200.97元×20年×30%）；7、被扶养人生活费2886.5元（于爱华母亲按5年计算，11545.99元×5年×30%÷6人）；8、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9、鉴定费2240元，以上合计267440.44元。根据于爱华、黄勇各自的过错划分责任，黄勇承担70%责任即187208.31元，于爱华承担30%责任即80232.13元。因管凤彩已支付于爱华31100元，故黄勇还应赔偿于爱华156108.31元。关于于爱华请求的交通费，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管凤彩的辩称，因其作为雇主，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黄勇辩称其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且天农源公司不认可其是公司的职工，故其辩称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于爱华已经法院认定其不是工伤，故天农源公司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黄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于爱华相关费用156108.31元；二、黄勇逾期支付，管凤彩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于爱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90元，于爱华承担1200元，黄勇承担1490元。二审中黄勇、管凤彩提交梁某证人证言一份（梁某本人当庭书写），欲证明管凤彩是康构天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主抓老窝支毛陈种植基地和后勤管理工作；黄勇是康构天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运输车队试用员工（面试合格试岗人员）。于爱华质证称，1、证人在一审时已经出庭作证。2、书面证人证言与在一审法庭所述相互矛盾，一审庭审中梁某作证说支毛陈的玉米是管凤彩投资所种的，而在该证言中梁某说管凤彩只是主抓支毛陈种植基地，故其既不具有二审作证资格，其所书写书面证人证言也不应予采信。天农源公司质证称，同于爱华质证意见。二审中黄勇、管凤彩出示于爱华的劳动仲裁申请书一份，欲证明管凤彩是公司的人，收割玉米是公司内部的，确认管凤彩与天农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于爱华质证称，申请书并非是新证据，于爱华在事故发生时仅仅是天农源公司的仓管，在申请该劳动仲裁时并非确切的知道天农源公司与管凤彩、黄勇之间的关系，最终应当以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做出的判决认定。天农源公司质证称，黄勇、管凤彩对该申请书理解错误，于爱华在仲裁申请书中写的这句话主要是说明收割机确实是公司内部的，并不是说管凤彩就是公司的人，管凤彩以公司收割机发生故障为由喊于爱华帮忙也不能将此说成是于爱华认可管凤彩就是公司的职工。二审中于爱华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天农源公司提交营业执照一份，银行电子回单三份，欲证明：1、郭鑫洁是个体经营户，与天农源公司不存在隶属关系。2、黄勇、管凤彩及证人梁某的劳动报酬是郭鑫洁支付的，不是天农源公司支付的，与天农源公司无关。黄勇、管凤彩质证称，该营业执照与本案无关，天农源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是郭国贤，郭鑫洁是郭国贤的亲侄女，郭鑫洁是代天农源公司向管凤彩、黄勇发放工资，是郭鑫洁的个人银行账户转到黄勇与梁某、管凤彩的账户，这三份工资转账凭证恰恰证明了梁某、管凤彩、黄勇均是天农源公司的员工。案发当天管凤彩、黄勇均是接受实际控制人郭国贤的指示，包括于爱华也是受公司领导的指示把收割机的钥匙交给黄勇，因收割机存在故障，于爱华帮忙，黄勇发动收割机时致于爱华受伤。于爱华质证称，对证据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院已生效的（2020）豫11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于爱华在下班后，帮管凤彩司机黄勇修理收割机查看水箱漏水点时受伤，系自然人之间帮工过程中发生事故所受伤害，并非因履行仓库保管工作职责的工作原因受伤，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从该认定中可以看出黄勇系管凤彩司机。黄勇、管凤彩主张其系天农源公司的职工，当时履行的是公司安排的职务行为，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于爱华在下班后，帮管凤彩司机黄勇修理收割机查看水箱漏水点时受伤，管凤彩作为黄勇的雇主，应当对其雇员黄勇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于爱华受伤所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于爱华受伤的主要原因是黄勇在于爱华查看水箱时，在未确定于爱华是否查看完毕的情况下就发动车辆，因此黄勇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与雇主管凤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爱华不具备维修收割机技术，无资质证书，在收割机存在故障时于爱华应邀进行处理、维修，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黄勇对于爱华的损失承担70%责任，如逾期未支付管凤彩承担连带责任，责任划分较为适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管凤彩、黄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22元，由上诉人管凤彩、黄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左 昊审判员 李 刚审判员 王路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潇逍书记员潘娅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