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晋08民终30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 负责人：卫世昌，该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通，山西瑶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卫东升，男，197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彩云，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卫天学，男，195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彩云，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运城市鸿禹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泰乔，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保伟，山西瀛航（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南卫四组”）、卫东升因与被上诉人卫天学、被上诉人运城市鸿禹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禹公司”）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8民再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之前的南卫四组与卫东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9）晋0828民初8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后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晋0828民监4号民事裁定，再审该案。再审过程中，根据原审原告南卫四组申请，一审法院追加卫天学、鸿禹公司为本案被告，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19）晋0828民再3号民事判决，判后鸿禹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作出（2020）晋08民终1236号民事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2020年8月30日一审判决后二上诉人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南卫四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决；二、判令被上诉人交回上诉人的8亩土地；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交回8亩土地，既符合合同的约定，也完全合法。1.2008年10月底，上诉人与第一被上诉人卫东升签订的《第四生产队包地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十年”，“到期必须交回，不得以任何借口不交地”。合同签订后，双方如约履行。至2018年10月底，合同期满，依法终止。依约定依法律交回上诉人的土地，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原判决却以“被告卫东升已没有能力对涉案土地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认为上诉人的“诉请不能成立和得到支持”不合事实。事实是，10年期限间，是由卫东升按约履行交付每亩85元的义务，这有会计账册记录为证。既然按土地合同履行了交付承包金的义务，那么合同期内承包土地的权利必然存在，合同终止，其承包权利消灭，就有交回土地的义务。第二被上诉人让第三被上诉人无故占有上诉人的土地，更应无条件交回。上诉人诉请交回土地，何以说不能成立？何以不予支持？2.原判决确认的事实均有误。原判决称“2009年6月卫天学将卫东升承包的8亩土地从卫东升处收回，以每亩租金400元租金给郝黎明”不合事实。事实是，8亩土地根本未收回，也未租赁给郝黎明。这有南卫四组与卫东升双方签订的《第四生产队包地合同》，从未撤销和废止足可证实；这有本案根本不存在2009年6月卫天学与郝黎明本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足以证实，这是其一。其二，原判决称“2013年郝黎明注册成立鸿禹公司后，仍为南卫四组组长的卫天学与鸿禹公司补签了书面租赁合同”不合事实。事实是，2013年郝黎明并没有注册成立鸿禹公司，这有本案中根本不存在郝黎明注册的鸿禹公司的证据，而只有郝泰乔为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独资企业的鸿禹公司的营业执照足可证实。3.原判决据上本不存在的事实，“因此能够确认卫天学代表南卫四组与郝黎明即鸿禹公司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与原审被告卫东升间不存在关系”，则是无本之木的无稽之谈。 二、第二被上诉人与郝黎明鸿禹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绝对无效。1.如上所述，本案中不存在卫天学与郝黎明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不存在郝黎明注册成立的鸿禹公司，因此第二被上诉人卫天学与郝黎明和郝黎明注册成立的鸿禹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不成立，不成立的合同当然不具有效力。2.对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两个大法均规定“应当”、“必须”足见其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对涉及重大集体利益的决定，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的规定，更足见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正是涉及国家对土地统一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正是涉及维护农村集体经济、市场秩序稳定，防止个别人滥用职权损害集体利益、损公肥私、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等公序良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农村土地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把非经“民主认定”作为合同无效的通则，而原判决把上述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认定为管理性规定，纯是主观臆断，毫无根据。 三、本案的以郝泰乔为法定代表人的鸿禹公司不具有当事人的资格，因为本案中不存在郝泰乔为法定代表人的鸿禹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所以该当事人资格不适格。 四、原判决判非所诉。本案中所有的当事人均没有关于撤销（2019）晋0828民初8号民事判决书之诉请。本案中所有的当事人均没有关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合同继续履行的诉请。上诉人并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卫东升返还28600元的土地差价款的诉请。可见原判决的第二、第三判项违反了“不诉不理”的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脱离本案事实。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不合法，应予撤销。上诉人的诉请合法合理，应予支持，请上级法庭领导秉公判处。 卫东升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第三人鸿禹公司自2019年6月1日起向上诉人南卫四组履行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的8亩土地租赁费给付义务（每亩年租金400元），完全正确。一审法院已查明：2008年10月底，上诉人南卫四组与卫东升签订了《第四生产队包地合同》，合同约定卫东升承包位于芦河沿约14.5亩土地，每亩年承包费85元，承包期十年，合计12325元，每五年交一次承包款，合同签订后，卫东升一次性交清了前五年的承包费。2009年6月南卫四组将承包地收回，并将其中的8亩以每亩租金400元的价格租赁给了郝黎明，之后郝黎明注册成立了鸿禹公司重新补签了书面合同。租赁期限自2009年6月1日至2059年6月1日，第三人土地租赁合同已履行10余年，在该土地上大量投入，现案涉8亩土地由鸿禹公司种植国槐等树木，鉴于这样的客观情况，为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一审法院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定上诉人南卫四组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成立并生效，并判决由第三人向上诉人南卫四组履行合同义务给付租赁费，完全正确。二、一审判决让卫东升返还28600元土地差价款，超出了原审原告的诉请，应依法予以撤销。南卫四组诉讼请求为：赔偿迟延交付的经济损失2000元，而一审判决让卫东升返还28600元土地差价款，显然判非所诉，应依法予以撤销。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四条，驳回上诉人南卫四组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卫天学辩称，包地是在我手上包的，开会时谁出的价格高就给谁，85块钱一亩是最高的，鸿禹公司要400元包地，我给他说他还不同意，我就去外地打工了，后来给了以后，鸿禹公司说要完善一下合同，鸿禹公司把钱给了卫东升，期限满了我收回来后，我和第三方签的合同，卫东升的钱不应该退。 被上诉人鸿禹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南卫四组要求返还土地不符合合同约定。原审中上诉人南卫四组的诉求是要求被告卫东升交回原告的8亩土地，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元。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完全正确。本案历经多次审判，认定答辩人和上诉人签订案涉土地租赁合同，按时交纳租赁费，费用也上报了南卫村清财组的事实。根据该合同约定，租赁期间无论政策或村干部发生任何变动，本合同不受影响。本案中也不存在合同解除的事由。因此上诉人南卫四组要求返还的土地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 二、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合法有效。1.答辩人和上诉人签订案涉土地租赁合同后，在合同履行的十年间，上诉人的组成员和南卫村村民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异议，他们是完全知道租赁合同的，是完全同意的。当时上诉人的负责人卫天学明确说明包括原审法院也认定该土地是卫天学代表第四组租赁给上诉人的，且当时的土地合同手续和费用也交给村清财组。现任上诉人的负责人卫世昌在原审案件执行异议之诉中，也明确承认知道是答辩人承包了该土地，并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成员或代表对与答辩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是知情的，是同意的。2.上诉人的负责人卫天学没有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履行相应程序，过错在上诉人，而不在答辩人。且上述规定属于上诉人承包合同内部批准流程，仅是行政法规中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3.案涉合同经过上诉人的负责人的签字，并经南卫村民委员会的确认盖章。和第三人同样形式的土地租赁合同在原审原告和其所在同村其他村组中同样存在，这些土地租赁合同并不存在严重违法或侵害群众利益等必须解除无效的情形。4.案涉土地租赁合同已履行10余年，答辩人在该租赁的土地上做了大量投入，确认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必定按照过错责任进行退还或赔偿，这无疑会给双方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且上诉人诉求交回8亩土地是因为上诉人现任负责人手里没有原负责人卫天学与答辩人签订的合同书，8亩土地的租赁费没法落实，侵害了群众利益，其并无提出解除合同的必然事由。现答辩人要求积极支付租赁费，完善合同报批手续。鉴于上述理由，为维护合同的稳定性、严肃性，确实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最大限度的维护各方利益，尤其是上诉人成员的利益，是完全正确的。 三、答辩人是上诉人在一审中所追加，完全具备当事人资格。 四、一审判决撤销（2019）晋0828民初8号民事判决书，并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其依职权依法作出，完全合法，也没有超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他方面，一审判决是确定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对双方合同后续履行必须作出的认定，因此也没有违反不诉不理的原则。 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获得法院支持。案涉土地租赁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同时南卫村委会对此也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予以确认。合同经过了清财委的审核交费，符合国家政策，并已经顺利履行了十年，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问题，包括第三组的合同还在正常履行。为什么在原告第四组负责人换届成卫世昌后，就无视签订的合同，提出了诉讼？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无论村干部发生任何变动，本合同不受影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依然提起了诉讼，这是公然的恶意毁约，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案涉合同的履行是增加原告村民成员收入，符合村民成员利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第四组所有村民成员提出的诉讼，还是第四组负责人卫世昌提出的诉讼？对于这样的诉讼第四组村民成员是否知情，是否同意？其背后是否涉嫌不可告人之目的，希望法院依法查明。最高人民法院在九民纪要中说，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坚持鼓励交易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依法审慎认定合同效力。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强化对守约者诚信行为的保护力度，提高违法违约成本，促进诚信社会构建。在确定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补偿范围时，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获得法院支持。 六、如果合同无效，上诉人应赔偿答辩人的所有投入及损失。在本案中，本着鼓励交易和诚实守信的原则，不应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上诉人本身也不认为合同无效。答辩人基于对上诉人和南卫村民委员会的信赖，在合同履行的十年间，对这贫瘠的盐碱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土地进行平整，大量的施肥改良土壤，种植苗木，如果该合同被认定无效，也是完全由于上诉人和南卫村民委员会内部程序造成，过错完全在于上诉人。上诉人应承担全部责任，赔偿答辩人的所有损失。 综上所述，不能因上诉人的过错，让答辩人买单。况且案涉合同的继续履行符合上诉人农民成员的利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正义，充分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上诉人卫东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四条；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卫东升返还被上诉人南卫四组土地差价款286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查明：2008年10月，被上诉人南卫四组与上诉人卫东升签订了《第四生产队包地合同》，合同约定承包地为芦河沿约十四亩半，承包期为十年，85元/亩，合计12325元，每五年交一次承包费，2008年12月30日上诉人卫东升向被上诉人南卫四组缴纳五年承包款6160元。2009年6月，郝黎明向南卫四组提出承包该块土地中的8亩，400元/亩，因上诉人承包期为十年，不同意将该块土地承包给郝黎明，当时经南卫四组组长卫天学和郝黎明及上诉人三方协商，同意将郝黎明每亩地差价款315元补偿给上诉人卫东升，上诉人将承包的8亩地退回，与第四村民小组解除承包合同。因此，关于案涉8亩土地上诉人卫东升与被上诉人南卫四组早已于2009年6月解除承包合同，同时郝黎明于2009年6月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2013年郝黎明注册成立了鸿禹公司，该公司重新与被上诉人补签了《土地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50年，自2009年6月1日至2059年6月1日，每亩租金400元，五年支付一次。因此，案涉土地与上诉人卫东升无关，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主张上诉人交回土地，赔偿2000元，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28600元无法律依据，首先，原审原告南卫四组原审的诉讼请求为1.交回8亩土地；2.赔偿迟延交付的经济损失2000元。显然，原审法院的判决超出了原审原告的诉请，明显判非所诉；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作为原承包人，收取承包土地的补偿款25200元，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和三方意思自治，原审法院判决让上诉人返还，明显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撤销，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南卫四组辩称，对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判第四条无异议，上诉人卫东升的答辩证实了不存在当时村民组长卫天学把土地收回的事实，恰恰证明的是鸿禹公司经卫东升十年前的合同每年315元，十年全部交付，这就证明是卫东升三方协商的，经卫东升转租。卫东升承包十年，十年补偿款由卫东升所得，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转租的合同，原合同仍然有效，证明卫东升承包期限十年的合同未解除。经卫东升承包期为十年的款项由鸿禹公司交付给卫东升，十年承包期的款项，并不是补偿的，上诉人当时土地已经收回，从承租人处收回，转租给鸿禹公司，卫东升在十年期满的2018年不交回土地，卫东升应当无条件交回土地，卫东升和南卫四组的合同交给我们了，没有把地交回。 被上诉人卫天学辩称，两个合同都交了，2018年卫东升合同到期了，我移交时把鸿禹公司的也移交了，2015年就交给清财组。 被上诉人鸿禹公司辩称，合同是鸿禹公司和南卫四组签订的，卫东升的上诉状和卫天学的答辩以及一审中鸿禹公司递交的三份租赁合同都能充分证明。对于内部程序鸿禹公司无法评价，在此借用卫天学所说的，当时在这片土地没有人要的时候，为了南卫四组的利益，时任负责人卫天学与鸿禹公司签订了协议，充分证明了鸿禹公司在本案中合法有效的履行了合同，为南卫四组村民提供了相应的利益。 南卫四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被告卫东升立即交回原告的8亩土地，并赔偿迟延交付的经济损失2000元（至交回土地时的损失）；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2008年10月底，原告时任组长卫天学（被告卫东升父亲）与被告卫东升签订一份《第四生产队包地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卫东升承包原告位于芦河沿约14.5亩的土地，85元/亩，合计6162元，承包期限为十年，每五年交一次承包款，十年期间若发生任何自然灾害，生产队概不负责，到期必须交回承包地，不能以任何借口不交地。到期后生产队有权另行承包。现承包合同已到期，被告卫东升尚未交回原告承包地8亩，该承包地上现种植槐树及大叶女贞树，并用铁丝网在四周进行圈围。该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第四生产队包地合同》、承包地现状照片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原审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已于2018年10月底到期，被告卫东升应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返还原告的8亩土地。被告卫东升主张其承包的8亩土地已由原告南卫四组在2009年承包给第三人鸿禹公司，其提供的原告原任组长卫天学与鸿禹公司签订的合同复印件，无原件及其他证据印证，且该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自2009年6月1日开始，承包时间是在被告卫东升签订承包合同的次年，明显不合常理，故被告卫东升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南卫四组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2000元的主张，其未提交证据证实，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原审判决：一、被告卫东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并腾清原告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位于该村路河沿的8亩承包地；二、驳回原告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08年10月底，原审原告南卫四组时任组长卫天学与原审被告卫东升（系卫天学儿子）签订一份《第四生产队包地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审被告卫东升承包原审原告位于芦河沿约14.5亩的土地，每亩年承包费85元，承包期限为十年，合计12325元，每五年交一次承包款，十年期间若发生任何自然灾害，生产队概不负责，到期必须交回承包地，不能以任何借口不交地。到期后生产队有权另行承包。合同签订后卫东升一次性交清了前五年的承包费。2009年6月，仍为南卫四组组长的被告卫天学将被告卫东升承包的14.5亩土地收回，并将其中8亩以每亩年租金400元的价格租赁给了郝黎明。2013年郝黎明注册成立鸿禹公司，被告卫天学作为南卫四组组长与鸿禹公司重新完善并补签了书面合同。合同约定将涉本案的8亩土地租赁给被告鸿禹公司，租赁期限50年，自2009年6月1日至2059年6月1日，每亩土地年租金400元，五年支付一次，每五年的头一年6月1日前付清，租赁期间无论政策或村干部发生任何变动，本合同不受影响。庭审同时查明，卫天学收回卫东升承包的14.5亩土地，并将其中8亩土地租赁给郝黎明即鸿禹公司，将郝黎明和鸿禹公司给付的土地租金交给原审被告卫东升，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现本案8亩土地由鸿禹公司种植国槐等树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审原告南卫四组立即交回8亩土地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和得到支持。通过几次庭审能够确认，2008年10月底原审原告时任组长卫天学将本组芦河沿包括涉案的8亩共14.5亩土地以每亩年承包费85元，承包给其子原审被告卫东升，又于2009年6月将该土地从卫东升处收回，将其中8亩以每亩年租金400元租赁给郝黎明。2013年郝黎明注册成立鸿禹公司后，仍为南卫四组组长的卫天学与鸿禹公司补签了书面租赁合同。因此能够确认卫天学代表南卫四组与郝黎明即鸿禹公司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与原审被告卫东升间不存在关系，非原审被告卫东升将案涉8亩土地转租于郝黎明和鸿禹公司。故原审被告卫东升已没能力对案涉土地履行合同义务，因此原审原告诉请原审被告卫东升立即交还土地的请求不能实现，因而不能成立和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被告卫天学没有按照上述规定，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与郝黎明和鸿禹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也未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过错责任在被告卫天学为组长的原审原告，而不在郝黎明和本案第三人。且上述规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影响合同的成立或生效。同时通过庭审查明能够确认，和第三人同样形式的土地租赁合同在原审原告和其所在同村其他村组中同样存在，这些土地租赁合同并非存在严重违法或侵害群众利益等必须解除的情形因素。本案原审原告与郝黎明和第三人鸿禹公司间土地租赁合同已履行10余年，第三人在该租赁的土地上做了大量投入，确认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必定按照过错责任进行退还或赔偿，这无疑会给双方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且原审原告诉求立即交回8亩土地是因为现任组长没有原组长被告卫天学与第三人间签订的合同书，8亩土地的租赁费没法落实，侵害了群众利益，其并无提出解除合同的必然事由。因此鉴于上述理由，为维护合同的稳定性、严肃性，确实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本院不支持原审原告要求第三人退还租赁土地的请求。第三人鸿禹公司应当向原审原告履行合同约定的款项给付义务。由于双方的土地租赁合同没有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第三人鸿禹公司应与原审原告积极协商完善合同报批手续。同时，因原审被告卫东升、被告卫天学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本案诉讼活动，本院不能审查确认被告卫天学将本案8亩土地10年的差价款给付给原审被告卫东升的正当性、合理性。且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作为父子关系，卫天学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收回卫东升承包的14.5亩土地，将其中8亩土地租赁给郝黎明即鸿禹公司，并将郝黎明和鸿禹公司给付的土地租金交给原审被告卫东升。本院认为，被告卫天学的行为侵害了原审原告南卫四组群众的利益，卫东升没有合法根据获得28600元土地差价款，属不当得利，应当由原审被告卫东升返还给南卫四组。综上所述，原审原告请求立即退还涉案8亩土地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原审判决判令被告卫东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并腾清原告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位于该村芦河沿的8亩承包地的判决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九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判决：一、撤销本院（2019）晋0828民初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立即交回8亩土地的诉讼请求；三、第三人运城市鸿禹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自2019年6月1日起，向原审原告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履行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的8亩土地租赁费（每亩年租金400元）给付义务；四、原审被告卫东升自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审原告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返还28600元土地差价款。原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卫天学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南卫四组起诉要求卫东升交回8亩土地，并赔偿迟延交付的经济损失，但根据查明事实，2008年10月底上诉人南卫四组时任组长卫天学将本组14.5亩土地以每亩年承包费85元，承包给上诉人卫东升，后被上诉人卫天学将其中8亩以每亩年租金400元租赁给郝黎明，又与鸿禹公司补签了书面租赁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由于案涉的土地租赁合同没有报人民政府批准，故本案是因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产生争议引起，根据以上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上诉人南卫四组的起诉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8民初8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8民再3号民事判决； 三、驳回原审原告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退还原审原告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上诉人夏县裴介镇南卫村第四村民小组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元、上诉人卫东升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15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任志敏 审判员  杨云芳 审判员  李满良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梁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