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3民终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1，男，195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2，男，194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3，女，195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4，女，196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缪某1，女，193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5，女，196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6，女，197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7，女，196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8，男，196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6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197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女，197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9，男，195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10，女，198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苏某9之女。 上诉人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缪某1、苏某5、苏某6、苏某7、苏某8、王某1、王某3、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苏某9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20）川0304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在2021年2月7日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召开了庭前会议。经审阅卷宗材料，审查上诉人的上诉状，依法听取了上诉人苏某1、苏某4、苏某8及各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李媛，被上诉人苏某9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10的意见，经合议庭评议并作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缪某1、苏某5、苏某6、苏某7、苏某8、王某1、王某3、王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父母的遗产（凤凰居委会12组120㎡房产，现已拆迁）拆迁所得74.08万元（不含装修赔偿）进行平均分配。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2020）川0304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一审判决认定“土改运动基本于1953年已经完成，而苏某11于1957年在其作出的申请书中仍明确表明其培修的房屋为公房，故即便苏某11在土改运动中分得了房屋，也仅仅是取得了公房的使用权。”根据上诉人于11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存根》，该房屋确属土改分房，房屋的所有权应属个人所有，土地属国家所有，由个人取得使用权。该房屋属个人所有的事实并不能因苏某11个人的认识错误而改变。且1953年土改分房，苏某11一家分得的房产面积为瓦房四方丈、草房一方丈，折合面积55.55㎡。1957年苏某11、苏某12二人又因家中人口过多，将房屋扩至120㎡，该扩建部分也应属于苏某11、苏某12私产。二、（2020）川0304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法律适用不正确。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主张该房屋为二人遗产，则负有证明该房屋在二人死亡前，涉案房屋已转变为二人的个人财产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于11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存根》，被告向法院提交的1988年10月18日自贡市凤凰居民委员会证明等均可证明该房屋属苏某11、苏某12于1953年土改分得房产并于1957年培修扩建至120㎡。土改分房和个人自建房屋的私产性质明确无疑。若被上诉人认为该房屋属于公房，则应由被上诉人提交相关证据，如：向政府购买该房屋的证明、在购买该房屋前向政府交纳房屋租金的证明等。 苏某9辩称，一、上诉人称位于大安区凤凰乡凤凰居委会12组120㎡的房产（现已拆迁）为父母遗产，其事实与之不符。一审判决明确表示，苏某11、苏某12是夫妻关系，分别于1961年、1976年相继去世。而苏某11于1957年在其作出的申请书中仍明确表明其培修的房屋为公房。1993年11月，自贡市大安区国土局向被上诉人发放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使用权地址为凤凰乡凤凰居委会十二组，用地面积为150.66平方米，建筑占地为138.3平方米，用途为住宅。1996年12月5日，房管部门向被上诉人发放了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坐落于大安区凤凰乡凤凰12组，面积为121.1平方米，结构为木柱。以此可证明该房产为被上诉人个人合法的私有住宅产权。如上诉人仍然认定该房产为父母遗产，请提交相应实质性证据证明其房屋产权属性。二、该房产的地理位置位于一个人员较少，较为偏僻的低洼地段，出门都是泥巴路，爬坡上坎，下雨天更是泥泞难行。该房屋最初为木柱结构的平房，墙体为竹篾与黄泥组成，地面为泥地，顶为小青瓦，每逢梅雨季节，屋顶就会漏水，而墙体会渗水、发霉，地面也会返潮，并且蛇虫鼠蚁猖獗。为改善居住环境、确保人身安全，同时由于结婚生子家庭人口增加，在被上诉人个人独居的过程中，对房屋进行了改扩建，从而达到办理房产证时的121.1平方米。通过改造，墙体改造为现有（拆除前）砖木结构，地面改造为地砖，屋顶加铺油毛毡、石棉瓦、玻璃瓦，并进行了木质吊顶，并对厨房、厕所进行了改造，添置了浴缸、蹲便器、陶瓷水槽、橱柜、天然气灶具等，客厅还安装了壁挂式空调。三、2017年3月，被上诉人的妻子叶某发现患癌，一直配合医院进行治疗，现已进行手术摘除并化疗20余次。2017年，政府对该地区启动棚户区改造项目，在刚进入初步调查评估阶段，上诉人就提出想将被上诉人的合法私有产权进行分成，被上诉人不同意。随后就在被上诉人忙于照顾住院的妻子无暇顾及的时候，多次在妻子住院期间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威胁、恐吓要求被上诉人同意分配方案，并多次到拆迁办要求停止该房产相关拆迁。之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致使妻子造成严重心理负担，病情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缓解。请求驳回上诉人提出的不合理且不合法的上诉请求，判决所有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 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缪某1、苏某5、苏某6、苏某7、苏某8、王某1、王某3、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对原、被告父母遗产拆迁所得的74.08万元进行平均分配；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某11、苏某12是夫妻关系，分别于1961年、1976年相继去世。在共同生活期间，二人育有八个子女，分别为苏某1、苏某3、苏某2、苏某4、苏某13、苏某14、苏某15、苏某9。其中，苏某13于2000年去世，去世时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有配偶缪某1及子女苏某7、苏某5、苏某6、苏某8；苏某14于2014年去世，去世时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有王某1、王某3、王某2；苏某15于2012年去世，去世时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有配偶许某及子女苏某16、苏某17。 1957年3月13日，苏某11向政府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大致内容如下：申请人苏某11，男，工人成份，现住本市郊区红旗乡第六村十四组，因房屋倾斜行将倒塌，且现正值春雨时节，有可能发生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故不得不近期把房屋拆卸、缩矮，整体培修，原房屋数三间。该房是政府公房，申请人只有使用权利，未敢擅自作（做）主，现由村组代表干部加具委员会证明，请准予拆卸培修。该申请书加盖有自贡市郊区红旗乡人民委员会印章。 苏某11培修房屋后，其子女陆续离开并独立生活。最后，该房屋由苏某9一家居住。1988年10月18日，自贡市凤凰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凤凰居委会十二组苏某9，因父母早故已久，土地证丢失，原分得房屋三间。由于年深已久，房屋偏斜，有倒塌危险。于1957年3月申请培修，以后又因家庭人员增多，加宽修到现有住房面积，邻里证明。”该证明上有居委会盖章及邻居证明人盖章。1993年11月，自贡市大安区国土局向苏某9发放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使用权地址为凤凰乡凤凰居委会十二组，用地面积为150.66平方米，建筑占地为138.3平方米，用途为住宅。1996年12月5日，房管部门向苏某9发放了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坐落于大安区凤凰乡凤凰12组，面积为121.1平方米，结构为木柱。 2019年，政府拟对登记于苏某9名下的前述房屋进行拆迁，同年3月初，原告等人在拆迁过程中提出了异议。2019年3月30日，苏某9与另外七兄妹的家庭代表签订了《协议》，内容为：“甲方：苏某9乙方：缪某1（苏某13之妻）、王某1（苏某14之子）、许某（苏某15之妻）、苏某2、苏某1、苏某3、苏某4经甲乙双方协商，就自贡市大安区凤凰居委会12组苏某9现居住的房屋，因政府行为拆迁该房屋，甲方将拆迁赔偿款分给乙方达成协议如下：一、分款金额：甲方苏某9获得拆迁赔偿款后，分给乙方：缪某1（苏某13之妻）、王某1（苏某14之子）、许某（苏某15之妻）、苏某2、苏某1、苏某3、苏某4七户人，每户30000元（叁万元正），共计：210000元（贰拾壹万元正）。二、支付时间：因政府拆迁赔偿款分两次赔付，第一次赔付25%给甲方苏某9，第二次赔付75%至甲方账后，十天内甲方将赔偿款支付给乙方七户人，每户支付30000元（叁万元正）。三、甲方只支付七姊妹每人30000元（叁万元正）。其余赔偿款归甲方所得。四、本协议壹式捌份，甲方执壹份，乙方七户人各执壹份，甲乙双方签字生效。”苏某9、许某、苏某1、王某1、缪某1、苏某4在协议上签字。苏某2、苏某3则由苏某1代签。未在该协议上签名的原告在本案中均向一审法院表示在该协议签订时，其真实意思与协议内容一致。协议签订后，苏某9已领到了拆迁赔偿款74万多元，但其拒绝履行该协议。 诉讼中，因原告诉讼时遗漏主体，一审法院联系了许某，许某表示，涉案房屋不是她买的，她也没有支付房款，是否分钱给她由苏某9决定，苏某9不愿意她也不要，同时，她不参加本案诉讼；根据许某提供的方式，一审法院联系了许某的儿子苏某16及苏某17，该二人表示其意见与许某完全一致，同时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征求原告意见，是否变更本案法律关系为合同关系，原告变更后又撤回了变更，坚持以法定继承继续诉讼。 上述事实有记录本案一审审理过程的庭审笔录以及当事人提供的以下证据加以证明：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明、苏某11申请书、协议；被告提供的身份证明、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苏某11申请书。当事人提供的以上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诉争相关，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情况反应、证明不具有证明涉案房屋是否属于遗产的效力，对本案的处理无意义，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涉案协议中没有关于继承的相关内容，故该协议对于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没有证明力。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原告仍坚持以法定继承提起诉讼，故本案审理的要点在于是否存在继承的法律关系，换言之，即应就涉案被拆迁房屋是否属于苏某11及苏某12的个人合法财产作出认定。由于土改运动基本于1953年已经完成，而苏某11于1957年在其作出的申请书中仍明确表明其培修的房屋为公房，故即便苏某11在土改运动中分得了房屋，也仅仅是取得了公房的使用权。而苏某11、苏某12死亡时，公房改造尚未开始（公房改造始于1980年），故原告主张该房屋为二人遗产，则负有证明该房屋在二人死亡前，已转变为二人的个人财产的举证责任。由于原告对此举证不能，依法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涉案房屋为苏某11、苏某12的遗产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涉案房屋如何变更为被告苏某9的私房以及在变更过程中是否侵害了其他当事人的权利的问题，则属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各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缪某1、苏某5、苏某6、苏某7、苏某8、王某1、王某2、王某3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落款时间为1953年3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根，拟证明案涉房屋与被上诉人抗辩的地点只有这一处，也载明了房屋间数，该房屋的性质属于个人私有。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就算是土改，分得的也是公有的，上面是使用权也不是所有权。该证据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案涉房屋在土改时分得后，在进行培修前，主管部门于1953年3月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载明：案涉房屋瓦房3间，草房1间，主户苏某18，人口7人，同时还对涉及的土地予以了载明。1996年11月27日，大安区凤凰乡人民政府出具书面证明，该证明的内容为：兹有我乡凤凰居委会十二组居民苏某9，土改时分得房屋三间，后又因家庭人员增多，申请维修并逐年加宽，到现在有住房面积合计为138.30平方米。落款时间为1996年9月30日的房屋产权管理机关勘察记载表载明：经查，该房系苏某9土改时分得房屋三间，后因家庭人口增加并经乡人民政府同意申请维修逐年扩建，房屋合计总面积为121.10㎡，房屋核价为13224.12元。有大国用（93）字第01210号为据。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的产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虽然分别于1996年、1993年办理到了苏某9名下，但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该房屋来源于土改分房，苏某9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而土改运动基本于1953年已经完成，此时，苏某9尚未出生，不可能在土改时由其分得房屋，苏某11、苏某12夫妻的其他已经出生的子女也尚年幼，土改时理应是由苏某11、苏某12夫妻分得房屋或者由其代表家庭分得房屋，鉴于上诉人均主张案涉房屋系苏某11、苏某12的遗产，故本院按土改时由苏某11、苏某12夫妻分得房屋的情形处理。房屋作为土改时分得的生产、生活资料，不管在当时定性为公房还是私房，苏某11、苏某12对其应当享有相应的财产权益，该财产权益应当并不仅限于使用权，这在后来明确产权时得到了印证。在土改分得房屋后，苏某11于1957年经申请得到同意后，对房屋进行了拆卸培修，该行为本身也增加了房屋的价值。当然，也不排除苏某9在后来也对房屋进行了维修扩建，增加了房屋的价值，其因维修扩建行为对涉案房屋亦应享有相应财产权益。二财产权益产生了附合、混合，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苏某11、苏某12对房屋所享有的财产权益。 根据自贡市大安区凤凰乡人民政府凤凰居委会于1988年10月18日出具的书面证明、大安区凤凰乡人民政府于1996年11月27日出具的书面证明、房屋产权管理机关勘查记载表证明的事实，苏某9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时，并未涉及苏某9所称的公房改制，实行市场化运作的相关事实，两份书面证明只是对房屋来源、维修改建情况进行了证实，房屋产权机关也仅是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审查，据此作出房屋面积、价格核定。同时，苏某9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取得案涉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时支付了相应的价款，从而从国家所有变为自己个人所有，并且该变更过程与苏某11、苏某12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财产权益没有关系。 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定，不管案涉房屋在以前是否属于苏某11自己认为的公房，苏某9之所以能够取得案涉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是因为苏某11、苏某12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财产权益，该财产权益既包括土改时分得房屋时所享有的财产权益，也包括其后来拆卸培修房屋增加的价值部分。如果苏某9后来也存在对涉案房屋维修扩建的情况，则苏某11、苏某12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财产权益和苏某9因对涉案房屋维修改建所享有的财产权益共同成为苏某9取得案涉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依据。虽然案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办理到了苏某9名下，但苏某11、苏某12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财产权益仍然存在。 因苏某11、苏某12夫妻已分别于1961年、1976年相继去世，其二人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财产权益即成为遗产，依法应由其法定继承人进行继承。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遗产依法应由二人的八个子女继承，即苏某1、苏某3、苏某2、苏某4、苏某13、苏某14、苏某15、苏某9进行继承。苏某13于2000年去世，其所应当继承的遗产部分依法应由其配偶缪某1及子女苏某7、苏某5、苏某6、苏某8转继承；苏某14于2014年去世，其所应当继承的遗产部分依法应当由其子女王某1、王某3、王某2转继承；苏某15于2012年去世，其所应当继承的遗产部分依法应当由其配偶许某及子女苏某16、苏某17转继承。 各继承人于2019年3月30日所达成的《协议》是各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各继承人均具有约束力。苏某9称是受逼迫签订的协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称只有苏某1、苏某4是当着自己面签订，其他人没有在，怎么签的不清楚，但在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一一询问了其他继承人，其他继承人对该协议均予以认可。该协议对案涉房屋拆迁赔偿款的分配进行了约定，应当认定系各继承人对遗产进行分割所达成的协议，各继承人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该协议约定，苏某9在获得拆迁赔偿款后，分给缪某1（苏某13之妻）、王某1（苏某14之子）、许某（苏某15之妻）、苏某2、苏某1、苏某3、苏某4七户人每户30000元，在第二次赔付75%到苏某9账后，十日内支付。现苏某9已经取得全部拆迁补偿款，应当按照约定向每户人支付30000元。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联系了许某及其儿子苏某16、苏某17，其明确表示是否分钱给自己由苏某9决定，苏某9不愿意也不要，同时表明不参加本案诉讼，故对涉及许某及其儿子苏某16、苏某17应分得的遗产部分，本院不再处理。上诉人请求对案涉房屋拆迁所得74.08万元（不含装修赔偿）进行平均分配已经超出了协议约定的其应分得款项金额，与各方已经达成的协议约定不符，对超出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20）川0304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 二、苏某9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各支付30000元，向缪某1、苏某5、苏某6、苏某7、苏某8支付30000元，向王某1、王某3、王某2支付30000元； 三、驳回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缪某1、苏某5、苏某6、苏某7、苏某8、王某1、王某3、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208元，减半收取5604元，由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缪某1、苏某5、苏某6、苏某7、苏某8、王某1、王某3、王某2负担3654元，由苏某9负担19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8元，由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缪某1、苏某5、苏某6、苏某7、苏某8、王某1、王某3、王某2负担7308元，苏某9负担3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四春 审 判 员 谭爱华 审 判 员 曾 静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陈章琴 书 记 员 徐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