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45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石隆超，男，1978年3月7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崇罡，贵州全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光华，男，1983年2月4日出生，瑶族，住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上诉人石隆超因与被上诉人李光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1民初1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石隆超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⒉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⒊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违法无效，不能作为本案支持被上诉人在一审提出诉求的证据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前款所称木材，是指原木、锯材、竹材、木片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其他木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9日签订《协议书》时，上诉人与杨世平、袁盛全在黎平县洪州镇村上诉人所在的自然寨一起合伙经营一家木材加工厂，当时该加工厂没有任何收购、加工、经营木材的资质，被上诉人也没有收购木材的合法证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违反国家采伐、收购、加工、经营木材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违法无效。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履行该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以该《协议书》判定上诉人双倍支付被上诉人的“定金”，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二、假设撇开《协议书》是否合法不做研究，上诉人也不存在违约，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机器设备款购买款10000元不付，证实了《协议书》签订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经济纠纷。2018年，被上诉人到贵州省黎平县购买上诉人的木材加工厂的木材加工机器设备，约定：该机器设备是以两万元出售给被上诉人，双方达成协议后，上诉人的合伙人也同意该机器设备卖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当时没有在场也没有认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支付10000元给上诉人的合伙人后，被上诉人就把该机器设备拉运走，尚欠上诉人及其合伙人10000元一直未付，《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12000元，剩余8000元用着扣除返还被上诉人支付的机器设备款，双方已达成共识，一审诉讼之中，被上诉人歪曲事实，欺骗原审法庭，导致原审法院作出不当的判决。三、被上诉人没有前面履行《协议书》的义务，具有欺诈的重大过失、过错在先，答辩人也不存在违约。双方签订合同后，其虽然向上诉人一方交付了20000元钱，但因此前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及其合伙人10000元的机器设备购买资金，实际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所谓实际“定金”只是10000元，在一审时被上诉人隐瞒了该事实，按照《协议书》约定的20000元的“违约金”，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交足，说明违约在先不讲诚信，具有过错的是被上诉人。一审判决上诉人双倍支付被上诉人的定金40000元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判决不当。被上诉人李光华答辩要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对此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34条的规定辩称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系对该法律的错误理解。根据《森林法》第二条的规定，《森林法》调整的对象是“从事森林、林木的保护、培育、利用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活动”，并非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森林法实施条例》是根据《森林法》制定的，故其调整对象应在《森林法》调整对象之范围之内，因而也不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被答辩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是混淆了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对法律适用的错误理解。此外，《森林法实施条例》第34条是“管理性条款”而非“效力性条款”，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条款的合同才认定为无效，被答辩人以一审违反《森林法实施条例》第34条的“强制性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被答辩人以“签订协议时，其没有取得木材加工营业的营业执照和加工许可证”为由的上诉理由同样不能成立。二、关于设备款的问题，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设备买卖合同关系。被答辩人上诉状中提到的10000元设备款是答辩人一个朋友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另一买卖合同关系，当时答辩人没有参与，也没有陪朋友一同前往被答辩人处洽谈设备买卖事宜，该10000元与答辩人无关。被答辩人如认为自己的权利被他人侵害，完全可以向侵权人主张权利，故被答辩人主张抵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光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依法判决被告石隆超立即返还原告李光华4万元；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12月9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香杉方条质量要求如下：香杉锯材，无蓝变、无霉烂、无开裂、无虫眼，可带虚皮5mm。四面要直，2.5米的材料按2.48米结算，3米的材料按2.98米结算。付款方式：甲方装好车后，乙方付甲方货款的65%，其余货款，货到乙方厂地五天内验收完毕后全部付清，乙方已付甲方定金20000元。”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已于2019年12月9日支付被告定金20000元，之后双方未按协议书实际履行。现原告以被告至今迟迟不给原告提供杉木，也未退还定金为由，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原、被告于2019年12月9日签订《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现原告以被告至今迟迟不给原告提供杉木，也未退还定金为由，起诉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定金合计四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双方自签订协议书后，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履行提供杉木的义务，原告已支付的定金，被告应当双倍返还，故应依法支持被告应当双倍退还原告定金共计40000元。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告已于2020年6月20日退还原告定金12000元，剩余8000元定金尚未退还，扣除被告已退还的12000元后，被告还应当退还原告28000元。关于被告辩称定金已退还12000元，剩余的定金原告已到被告的厂区拉设备折抵定金的理由，因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石隆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双倍退还原告李光华定金合计28000元。二、驳回原告李光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原告李光华负担120元，由被告石隆超负担280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在二审期间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认为案涉《协议书》无效的理由是否成立？2、上诉人认为原告支付的20000元应先抵扣设备转让款的理由是否成立？一、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诉人石隆超所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的规定（实际上该条文内容在2018年3月19日修订时已被修改），该条文内容是国家对林区经营、加工木材的行政管理性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的范畴，并不影响民事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的效力，故上诉人认为《协议书》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上诉人石隆超认为李光华支付的20000元定金应先抵扣设备转让款的问题，因石隆超在一审和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交证据来证明其本人与李光华之间存在设备买卖合同关系，李光华也否认双方另有买卖设备关系。因此，该抗辩理由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石隆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石隆超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罗 维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杨绍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