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83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蛤地社区***旁龙旺埔拆迁安置房A区二楼6号铺。法定代表人：崔学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君，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凡涛，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勇华，男，汉族，1975年9月17日出生，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公民身份号码：360************334。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东北，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勇强，男，汉族，1972年6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36。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广东海法（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勇华、郑勇强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易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易景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彭勇华、郑勇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虽然本案是股东出资纠纷，是公司根据股东的出资承诺向股东追索出资，并非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一）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易景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否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也从未主张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合同效力问题应该按照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当事人的约定予以认定。（二）关于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的时间节点的确认问题。易景公司不同意一审判决所持的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时即产生退股或股权转让或股东变更效果的观点。1.由于公司法及司法解释都没有关于股权转让的时间节点的明确规定，所以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看法不一。最新的司法指导意见对此问题进行了说明，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部分“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第8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转让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受让人以其姓名或者名称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其已经取得股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股权转让除外。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关于彭勇华的股权转让，一审认定其在2018年6月30日之前就已经退股了，具体是在2017年2月26日签订《退股协议》之时还是2018年4月25日签署《会议纪要（和解协议）》之时还是2018年4月27日在法院签署调解书之时尚不确定。但是，崔学汉和彭勇华是在2018年6月30日才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关于郑勇强的股权转让，一审判决非常明确的说是在2018年1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时将股权转让给了崔学汉，但是2018年6月30日与郑勇强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是王焕焕，并不是崔学汉，也就是说股权受让人发生了变化。2.尽管没有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但是当事人特别约定在2018年6月30日之后才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在工商登记完成后才享有股东身份，所以，应尊重并优先适用当事人约定，即将工商变更登记作为股权转让的标准。本案中不能因为公司没有股东名册，就不适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部分“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第8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的规定。这就要综合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来认定股权转让的时间节点。本案中在股权转让合同等多份文件中，都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的具体办理时间和股东身份的获得时间，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因此，应当优先适用当事人的约定。一审双方提交的《退股协议》、《会议纪要（和解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等证据中都明确约定在2018年6月30日支付了一定款项之后才办理股权转让的有关手续，经工商部门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受让人才能成为股东。即在2018年6月30日支付一定款项之前不进行股权转让，之后才进行股权转让，并且以工商变更登记作为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的依据。本案中在当事人对股权转让有特别约定的前提下，认定股权转让完成的时间节点为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时即2018年7月16日才是正确的。（三）关于《股东会决议》中修改注册资金缴纳时间的约定对彭勇华、郑勇强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股东会决议》为本案的核心证据，易景公司也正是依据《股东会决议》的第6条即各方关于2018年7月1日前出资到位的承诺向彭勇华、郑勇强追索出资的。本案中，尽管彭勇华、郑勇强怀疑《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提出了鉴定，但最终却无法鉴定。虽然易景公司和彭勇华、郑勇强提交的两份《股东会决议》在第1条和第2条上略有不同，但只是对股权受让人进行了调整，其他内容都是一致的。另外，该两份《股东会决议》都是真实的，最关键的是其中的第6条即各方关于2018年7月1日前出资到位的承诺完全一致。一审法院应对《股东会决议》应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即便按照一审判决的观点，在作出《股东会决议》之前彭勇华、郑勇强已经退出公司不再是公司的股东了，但《股东会决议》中第6条关于变更出资时间的约定对彭勇华、郑勇强依然有约束力。即使已转让股权但彭勇华、郑勇强仍然负有出资义务。即使彭勇华、郑勇强享有出资义务的期限利益在2050年12月31日之前出资，但是彭勇华、郑勇强有权利放弃自己的期限利益，《股东会决议》第6条就是彭勇华、郑勇强放弃期限利益的意思表示。《股东会决议》第6条并没有约定只针对崔学汉和王焕焕，也没有约定排除郑勇强、彭勇华，因此，该条约定对郑勇强和彭勇华是有约束力的。因为《股东会决议》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各方对各自权利义务的安排，理应予以尊重和执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并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郑勇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维持。郑勇强于2018年1月23日就与案外人崔学汉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案涉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崔学汉，而此时郑勇强已经完成了向案外人崔学汉转让股权的行为，案外人崔学汉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案涉股权。至于郑勇强与案外人崔学汉于2018年6月30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郑勇强与案外人崔学汉于2018年7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郑勇强应案外人崔学汉的要求在协商一致后对《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3款之约定的调整细化，该两份协议的订立目的实际上系要求具有协助变更工商登记义务的郑勇强在后续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将案涉股权变更为案外人王焕焕名下，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正是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亦即实际上是案外人崔学汉将其通过《股权转让合同》取得的案涉股权转让给案外人王焕焕，郑勇强并未实际参与案外人崔学汉与案外人王焕焕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中。不能仅以《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之内容认为郑勇强在2018年1月23日并未将案涉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崔学汉。因此，易景公司未结合合同订立之事实情况来分析案涉股权转让行为，反而曲解《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与《补充协议》的合同订立本意。一审法院认定郑勇强已于2018年1月23日将案涉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崔学汉，且不受2018年6月3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第6条有关出资时间的内容限制系事实清楚无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维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股权转让行为完成的认定标准是合同成立生效，工商变更登记行为仅为后续履约步骤，而非认定股权转让行为完成的唯一标准。首先，《股权转让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案外人崔学汉自郑勇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时起正式取得案涉股权，在此情况下，应当遵循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原则，认定案外人崔学汉与郑勇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日起正式取得案涉股权，而不应当对此设定法律或合同条款当中并不存在的限制来认定案涉股权转让行为的完成与否。其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条有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的规定中，仅针对“未经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行为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作出了规定，但该规定并未否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适用“合同生效说”的观点，也未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即导致股权转让的行为完成。易景公司曲解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条的相关立法含义。另外，在现实当中，大多数公司因自身管理等原因并未设立股东名册，而是仅以公司章程、签订合同等其他形式来确立相关人员在公司内部的股东地位，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条之立法精神，基于股东名册记载变更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公司正式认可股权转让的事实，在不存在规范股东名册的情况下，有关公司确定认可的文件，如公司章程、会议纪要、合同等等，只要能够证明公司认可受让人为新股东的，都可以产生相应的效力，认定受让人自签订相关合同等文书之日起取得股权。而在本案当中，郑勇强与案外人崔学汉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加盖有易景公司的公章，亦即易景公司方面已经于2018年1月23日合同签订当天就已知悉郑勇强将案涉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崔学汉，也对该份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可，并在后续期间未对案外人崔学汉取得案涉股权之事宜提出过任何异议。（2）一审法院认定郑勇强转让案涉股权的行为并未违反公司法有关股东出资的规定，2018年6月30日的公司章程对郑勇强没有法律效力，系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所谓“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指相关股东未在约定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完成其约定的认缴出资额。认缴出资的股东享有期限权益，即其可以选择在公司章程约定出资期限内的任何一个时间段进行缴纳出资，在期限条件成就前，股东不存在出资义务，公司或其他股东不应当随意对此约定期间予以否认并加速到期出资义务。本案中，郑勇强在向案外人崔学汉转让案涉股权时，易景公司原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至2050年12月31日，即郑勇强在此时并不存在出资义务，相关转让行为没有违反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易景公司不能要求郑勇强此时要全面完成出资义务。其次，由于郑勇强早已于2018年1月23日完成了案涉股权的转让行为，郑勇强自转让之日起已不再是易景公司的股东，易景公司后续调整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的行为亦不对郑勇强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因此，易景公司曲解相关法律条文之规定，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应当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彭勇华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一、本案为公司与股东的出资纠纷。判断股东是否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系指股东未依据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出资义务。在认缴制下，股东出资义务由公司章程规制，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等条件成就前，股东不存在出资义务。本案中，彭勇华退股时，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义务时间为2050年12月31日前。而2018年6月30日公司制定的章程关于出资也是规定由崔学汉、王焕焕需要在2018年7月1日前出资全部注册资本。一审认定彭勇华转让案涉股权的行为并未违反公司法有关股东的出资的规定，2018年6月30日的公司章程对彭勇华没有法律效力，系适用法律正确。二、彭勇华早已于2018年6月30日前退股。彭勇华与崔学汉、郑勇强、易景公司于2017年2月26日签订《退股协议》后即退出股东资格，后续所有行为均为配合办理相关变更股权手续。事实上，自2017年2月26日起彭勇华即已不再是公司股东，也没有享有作为股东的基本权利：经营管理权、决策权、知情权、利益分配权。譬如后面退股的郑勇强的相关事宜彭勇华从未知晓，也从未参加任何股东会议。另外自2017年2月26日起，易景公司也没有向彭勇华分配利润，从后面退股的郑勇强退股时的分红远远高于之前退股的彭勇华，由此可知，彭勇华2017年2月26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股权为动产，2017年2月26日起彭勇华即将股权转移占有。后来因易景公司拖欠《退股协议》约定的款项，彭勇华起诉后，才有《会议纪要》及《补充》以及法院调解书。纵观前述事件，均是围绕三方及公司签订的《退股协议》的履行而发生，及至后面彭勇华为配合办理股权转让签字行为同样是为了彭勇华顺利退出，而不是再为其创设出资义务。《退股协议》《章程》未约定必须提前出资完成才可退股。2017年4月25日及27日，《会议纪要》及《补充》已非常明确彭勇华将25%股权作价75万转让崔学汉。退一万步讲，最迟在此时股权已转让给崔学汉。《股权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均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仅为工商变更登记作用。三、本案股权转让行为完成的认定标准是合同成立生效，工商变更登记行为仅为后续履行步骤，而非认定股权转让行为完成的唯一标准。一审法院对此分析正确。首先，《股权转让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案外人崔学汉自彭勇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时起正式取得案涉股权，在此情况下，应当遵循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原则，认定案外人崔学汉与彭勇华签订《退股协议》《会议纪要》《补充》之日起正式取得案涉股权，而不应当对此设定法律或合同条款当中并不存在的限制来认定案涉股权转让行为的完成与否。其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条有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的规定中，仅针对“未经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行为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作出了规定，但该规定并未否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适用“合同生效说”的观点，也未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即导致股权转让的行为完成。易景公司曲解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条的相关立法含义。另外，在现实当中，大多数公司因自身管理等原因并未设立股东名册，而是仅以公司章程、签订合同等其他形式来确立相关人员在公司内部的股东地位，结合《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条之立法精神，基于股东名册记载变更的目的归根到底是公司正式认可股权转让的事实，在不存在规范股东名册的情况下，有关公司确定认可的文件，如公司章程、会议纪要、合同等等，只要能够证明公司认可受让人为新股东的，都可以产生相应的效力，认定受让人自签订相关合同等文书之日起取得股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彭勇华早已依据《退股协议》《会议纪要》《补充》之约定于2018年6月30日前向崔学汉转让了案涉股权、彭勇华于2018年6月30日之前已经退股”的事实，系认定事实清楚。四、关于《股东会决议》的几点说明。本案中出现了两份不同的《股东会决议》，而且多处不同，虽一审关于鉴定申请因其他因素影响而未完成，但不可否认其弄虚作假的客观事实。彭勇华根本没有参加过所谓股东会，其仅依据2017年2月26日《退股协议》配合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易景公司有两份不同《股东会决议》，而且说是开了两次股东会。如此重要的会议三个股东里面两个股东不知晓，而且没有会议记录，不合情理。正常人不会将之前股权已作价75万卖掉后又承诺在当天必须再出资完毕250万元人民币后再将股权转让。再者，《股东会决议》第8条明确，根据该股东会决议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重新制定），2018年6月30日章程第九条明确规定出资义务人为崔学汉、王焕焕。故2018年6月30日该两份内容不同的《股东会决议》真实性存疑，对彭勇华无拘束力，出资义务应以《章程》为准。再者，公司资本为1000万，而现易景公司向彭勇华、郑勇强主张出资义务500万，则易景公司资本超过了1000万为1500万也不合法理。彭勇华与郑勇强在空白的纸张签字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尽快退股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不是修改出资期限让自己在当天出资完毕。一审法院认为该《股东会决议》第6条规定的出资义务不针对彭勇华是正确的。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易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彭勇华向易景公司支付出资款2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从2018年7月1日计至清偿之日）；2.郑勇强向易景公司支付出资款2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从2018年7月1日计至清偿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彭勇华、郑勇强承担。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如下事实：易景公司为了证明起诉状中的事实，提交了2014年5月6日的《章程》、2016年3月25日的《章程》复印件、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易景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两份收据、收款收据等予以证明。彭勇华、郑勇强对易景公司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真实性不予确认，并为此提交了鉴定申请，因为鉴定机构缺少同时期比对样本，郑勇强逾期未缴纳鉴定费，故鉴定终止；彭勇华、郑勇强对易景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彭勇华为了证明答辩意见中的事实，提交了《退股协议》、《会谈纪要（和解协议）》、《对2018年4月25日会谈纪要（和解协议）之补充说明及修正》、（2018）粤1971民初8032号民事调解书，以及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章程》《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等予以证明。易景公司对彭勇华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易景公司主张本案是股东出资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股东之间转让股权与本案无关，彭勇华已经收到280万元，彭勇华应承担出资义务；2018年6月30日刚开始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易景公司提交的这份决议，后来考虑到之前彭勇华退出公司时已经约定由崔学汉受让股份，且崔学汉已经支付了转让款，故郑勇强的股权不能转让给崔学汉，因此登记在王焕焕名下，所以重新签订了股东会决议。郑勇强对彭勇华提交的《退股协议》、《会谈纪要（和解协议）》、《对2018年4月25日会谈纪要（和解协议）之补充说明及修正》、（2018）粤1971民初8032号民事调解书无异议；对彭勇华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章程》《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均不确认。郑勇强为了证明答辩意见中的事实，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以及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予以证明。郑勇强还提交了两份收款收据，予以证明其已经出资75万元。易景公司对郑勇强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确认。彭勇华对郑勇强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不确认，对郑勇强提交的其他证据无异议。另，彭勇华、郑勇强申请追加崔学汉、王焕焕为本案被告，易景公司不同意追加该两人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公司可以要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也可以要求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案中，易景公司并未要求崔学汉、王焕焕履行出资义务，故一审法院不追加崔学汉、王焕焕为本案被告。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彭勇华、郑勇强是否需要履行出资义务。公司股权转让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彭勇华和崔学汉、郑勇强于2017年2月26日签订《退股协议》，2018年4月25日、27日该三人又签订《会谈纪要（和解协议）》、《对2018年4月25日会谈纪要（和解协议）之补充说明及修正》，并于2018年4月27日在一审法院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虽然在2018年6月30日之前彭勇华没有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但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彭勇华实际上在2018年6月30日之前已经退股。同理，根据郑勇强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郑勇强在2018年1月23日将股权转让给了崔学汉，郑勇强实际上在2018年6月30日之前已经退股。至于易景公司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与彭勇华、郑勇强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相比，有多个条款不同，再结合2018年6月30日公司章程规定崔学汉、王焕焕需要在2018年7月1日前出资全部注册资本，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第6条规定的出资时间并非针对彭勇华、郑勇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系指股东未依据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出资义务。而在认缴制下，股东出资的义务由公司章程规制，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等条件成就前，股东不存在出资义务。在本案中，彭勇华、郑勇强退股时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间是2050年12月31日前，彭勇华、郑勇强不存在出资义务。故对于易景公司要求彭勇华、郑勇强各自支付250万元及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上述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易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一审诉讼费52846.71元（含受理费47846.7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全部由易景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1.2017年2月26日，彭勇华（甲方）、崔学汉（乙方）、郑勇强（丙方）、易景公司签订的《退股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退股时，公司需向甲方支付的退股款总额为275万元，包括三部分，即股本金80万元、工程款95万元、分红100万元。第三条约定，甲方退股，需要和有关人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等法律文件或者工商部门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积极配合予以协助，不得无故推脱延误办理文件的签署或手续的变更等。2018年4月25日的《会谈纪要》（和解协议）第5条约定，余款100万需于2018年6月30日前付清。在该笔款支付完毕后，彭勇华应立即配合将2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崔学汉，股权转让手续具体由崔学汉负责办理，彭勇华承诺为股权转让主动积极地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尽快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崔学汉在办理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应提前两个工作日通知彭勇华配合签字，彭勇华在接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必须到现场办理有关手续，彭勇华若不来办理则视为违约。2018年4月27签订《2018年4月25日会议纪要（和解协议）之补充说明及修正》约定，彭勇华25%股权作价人民币75万元转让给崔学汉，此款包含在前述200万之内。彭勇华诉易景公司、崔学汉、郑勇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粤1971民初8032号民事调解书，当事人自愿一致达成协议，易景公司、崔学汉、郑勇强共同向彭勇华支付200万款项。2018年7月1日彭勇华出具《收款收据》确认累计收到易景公司与崔学汉支付退股股本金、股权转让款与工程款共280万元。2.2018年1月23日郑勇强与崔学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郑勇强（甲方）、崔学汉（乙方）均为易景公司的股东，经协商一致甲方将其持有的25%的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80万元。第二条约定，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至350万元，之后双方开始办理股权转让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待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之后15日内，乙方再向甲方支付剩余的30万元。2018年7月7日郑勇强与崔学汉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协商同意将原《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如下：双方协商同意将郑勇强转让给崔学汉的25%的股权，在工商变更登记时登记在王焕焕的名下，其他内容不变；余款双方协商同意延迟至2018年12月30日前分批次付清。3.彭勇华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显示，决议事项如下：1.同意郑勇强将持有的公司25%的股权共25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焕焕。2.同意彭勇华将持有的公司的25%的股权共25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崔学汉。3.同意郑勇强与王焕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彭勇华与崔学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4.同意郑勇强、彭勇华退出易景公司股东；同意王焕焕成为易景公司的股东。6.将出资时间从之前的2050年12月31日前缴足变更为2018年7月1日之前缴足。易景公司确认该彭勇华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4.易景公司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显示，决议事项如下：1.同意郑勇强将持有的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崔学汉。2.同意彭勇华将持有的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王焕焕。3.同意郑勇强与崔学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彭勇华与王焕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彭勇华、郑勇强对易景公司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真实性不予确认。在一审庭审时，彭勇华称，从来没有开过股东会，彭勇华与郑勇强没有参加此会议，也没有进行签字和表决，彭勇华从工商局调取了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与易景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有不一致的地方，可以看出大股东崔学汉趁着股权变更登记之机伪造证据，虚假诉讼。而易景公司称，两份股东会决议都是真实的，不存在伪造的问题。5.在一审庭审时，郑勇强称，从易景公司设立至今，崔学汉一直实际控制易景公司，崔学汉与易景公司的的财务实际是混同的；从股权转让协议可以看出，易景公司对于郑勇强、彭勇华向崔学汉转让股权现状是明确且默认的，易景公司主张的补缴出资的义务由郑勇强和彭勇华来承担是不合理的，出资额应由崔学汉来履行，且郑勇强向崔学汉转让股权时候，易景公司约定的出资期限未到期，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时候转让股权不属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彭勇华称，彭勇华从易景公司及崔学汉拿到280万元，具体分别是工程款95万元、分红100万元、股权转让款80万元、利息5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崔学汉用了75万元拿到了25%的股权，因此由崔学汉出资合情合理。6.易景公司提交的2016年3月25日易景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崔学汉以货币出资500万元，总认缴出资500万元，在2050年12月31日前缴足；郑勇强以货币出资250万元，总认缴出资250万元，在2050年12月31日前缴足；彭勇华以货币出资250万元，总认缴出资250万元，在2050年12月31日前缴足。郑勇强与彭勇华确认该章程的真实性。7.彭勇华提交并主张从工商局取得的易景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的章程，该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股东共有2个，分别是崔学汉与王焕焕。第九条规定，崔学汉以货币出资750万元，总认缴出资750万元，在2018年7月1日前缴足；王焕焕以货币出资250万元，总认缴出资250万元，在2018年7月1日前缴足。易景公司确认该章程的真实性。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针对易景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分析如下：首先，彭勇华、郑勇强对易景公司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不予确认，并主张其没有参加该股东会决议，当时为配合崔学汉、王焕焕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在空白纸上签字，故对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予确认。易景公司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与彭勇华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相比，有多个条款不同，而且该《股东会决议》第2条“同意彭勇华将持有的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王焕焕”与彭勇华将持有的公司25%股权转让给崔学汉的实际事实情况不符，易景公司对此两份股东会决议多个条款不同亦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对于易景公司提交的2018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崔学汉、郑勇强、彭勇华作为易景公司的设立股东，三个股东对各股东实际出资及认缴出资情况应当知晓，崔学汉作为易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受让股权时亦应当知悉。双方均确认的2016年3月25日易景公司章程规定,“郑勇强以货币出资250万元，总认缴出资250万元，在2050年12月31日前缴足；彭勇华以货币出资250万元，总认缴出资250万元，在2050年12月31日前缴足”。在本案中，彭勇华和崔学汉、郑勇强于2017年2月26日签订《退股协议》，2018年4月25日、27日该三人又签订《会谈纪要（和解协议）》、《对2018年4月25日会谈纪要（和解协议）之补充说明及修正》，并于2018年4月27日在一审法院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虽然在2018年6月30日之前彭勇华没有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但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彭勇华实际上在2018年6月30日之前已经退股。同理，根据郑勇强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郑勇强在2018年1月23日已将股权转让，郑勇强实际上在2018年6月30日之前已经退股。因此，彭勇华、郑勇强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再者，易景公司2018年6月30日的公司章程规定崔学汉、王焕焕需要在2018年7月1日前缴足出资，章程规定的针对是崔学汉、王焕焕，并非针对彭勇华、郑勇强。因此，易景公司要求彭勇华、郑勇强各自支付250万元及利息损失于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易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的法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7846.72元，由东莞市***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晓娜审判员  李远伦审判员  伍小冰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何赛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