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3行终6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绍棉，男，194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包生弟，男，1954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包考弟，男，195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贤华，男，196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倶华，女，1977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包如荣，男，196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孝云，男，196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贤统，男，197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述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邬宏威，北京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温州市税务局，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绣山路299号。法定代表人骆建升，局长。委托代理人周浩，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许银钗，女，195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原审第三人包权弟，男，197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原审第三人包北权，男，197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原审第三人颜统宾，男，196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杨绍棉等8人因杨绍棉等12人诉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温州市税务局（以下简称温州市税务局）不履行税务查处职责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302行初17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20日，杨绍棉等12人向温州市税务局寄送《查处偷税、漏税、抗税、避税申请书》。温州市税务局于同月22日收到该申请材料后，于次日转温州市稽查局办理。杨绍棉等12人因认为温州市税务局收到其查处偷税申请后未依法答复的行为违法，于2019年9月2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温州市税务局没有依法处理的行为违法，判令其查处涉案项目中的偷税、漏税、抗税、避税行为，对杨绍棉等12人进行奖励，并判令温州市税务局限期调取涉案三机构中有关涉案项目所有的账目相关资料。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杨绍棉等12人与温州市税务局履职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其二是杨绍棉等12人与涉案税务行政奖励事项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分别评析如下：关于争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我国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举报违法行为的权利，但举报人并不因举报行为而对举报处理行为当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只有举报事项及其处理行为对举报人的自身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举报人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杨绍棉等12人因认为温州市税务局在收到其查处偷税申请后未依法答复的行为违法提起本案诉讼，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检举事项及温州市税务局有无答复的行为会对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故杨绍棉等12人与被诉履职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关于争议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检举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奖励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对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或者罚款收缴入库后，才由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根据检举人书面申请及其贡献大小，制作《检举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奖励审批表》，提出奖励对象和奖励金额建议，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审批后，向检举人发出《检举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领奖通知书》，通知检举人到指定地点办理领奖手续。本案中，杨绍棉等12人举报的内容是否属于税务违法行为尚未最终查实定性，税务行政奖励的基础性条件尚不具备，其作为举报人与税务行政奖励事项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综上，鉴于杨绍棉等12人与温州市税务局的履职行为、涉案税务行政奖励事项均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杨绍棉等12人的起诉。杨绍棉等8人上诉称：一、原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瑞安市锦湖街道天河村瑞枫公路安置地块工程建设项目强制征地、填地、设计、盖房、分房，殴打建房户，且存在偷税、漏税、抗税、避税的违法违规及腐败行为，已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为此向被上诉人举报，要求履行查处偷漏税行为，但被上诉人收件后至今未予答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明显存在行政不作为。因此，上诉人举报事项与被上诉人未作出答复的行为有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有自身合法权益受损害，无权提起本案诉讼而裁定驳回其起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审判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因上诉人举报的涉案偷漏税行为已构成犯罪，原审法院未将构成刑事犯罪的部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审判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温州市税务局答辩称：一、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我国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举报违法行为的权利，但举报人并不因举报行为而当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只有举报事项及其处理行为对举报人的自身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的，举报人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被上诉人有无答复的行为对上诉人自身合法权益无实际影响，上诉人与被诉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被上诉人不具有直接查处上诉投诉事项的法定职责。根据《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七项、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市（地）及市（地）以上税务机关稽查局设立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负责受理、处理、管理检举材料以及对检举人的答复等工作。检举材料由举报中心统一管理，税务机关其他部门收到的检举材料应当及时移交举报中心。因此，稽查局为专司税收违法案件查处的税务机关，被上诉人不具有直接查处涉案举报事项和进行答复的法定职责。三、被上诉人已经按法定程序履行行政职责。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22日收到上诉人邮寄的查处偷税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因该信件内容为税收违法举报，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23日将信件转交稽查局处理，已经履行法定职责。四、上诉人与涉案税务行政奖励事项无利害关系，且被上诉人无相应发放税收违法行为奖励的职责。本案中，上诉人举报的内容是否属于税务违法行为尚未定性，税务行政奖励的基础条件尚不具备，上诉人作为举报人与税务行政奖励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检举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奖励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检举奖金由负责查处税收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支付。故，被上诉人无相应发放举报税收违法行为奖励的职责。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许银钗等4人未陈述意见。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核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本案中，杨绍棉等12人以案外人存在偷漏税行为为由，向被上诉人举报要求其履行查处法定职责，但根据上述规定，有关偷漏税行为的查处属于稽查局的法定职责，且被上诉人收件后已将涉案举报事项移交属地稽查局处理，不属于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责范围。杨绍棉等12人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有关“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应当驳回其起诉。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杨绍棉等以案外人存在偷漏税行为会影响其安置房结算价格等权益，以及其享有涉案举报事项奖励为由，主张与该举报事项查处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但有无偷漏税本身并不影响安置房价格的确定，本案现有证据亦未能合理说明该查处行为对杨绍棉等自身权益造成何种影响；且根据《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检举事项经查证属实方可对检举人给予相应奖励，现涉案举报事项尚在处理中，无论事后能否获得奖励均不影响本案上诉人利害关系的评判。因此，杨绍棉等与被诉举报事项的查处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审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综上，杨绍棉等12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因本案已立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应驳回其起诉。原审裁定驳回杨绍棉等12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因本案系裁定驳回起诉案件，案外人行为是否涉及刑事犯罪以及是否应依法移送司法部门处理，均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上诉人以此主张原审审判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来 敏审 判 员  章宝晓审 判 员  戴华斌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代书记员  刘双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