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全容范，男，1959年2月2日出生，朝鲜族，无职业，住吉林省汪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荣，女，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吉林省汪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有龙，男，1975年1月7日出生，朝鲜族，无职业，住吉林省延吉市，系全容范的表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局子街1327号。法定代表人：金永德，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杰，该院医务处副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有，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全容范因与被上诉人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延边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1民初2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全容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荣、金有龙，被上诉人延边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杰、王军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全容范上诉请求：1.撤销（2019）吉2401民初2814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关于被上诉人的医疗过错问题。经过庭审调查已经能够认定被上诉人存在医疗过错。对此，被上诉人也承认存在医疗过错，并提供了部分医疗费用。一审判决忽略了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中被上诉人自认其存在过错并愿意积极赔偿的事实，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关于司法鉴定委托事宜。根据法院司法鉴定的相关规定，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应当提交双方经过质证的证据，而本案中案件材料提交到鉴定机构之前没有解决用于委托鉴定的材料的确认事宜。上诉人提出异议，在第五次开庭时明确要申请鉴定，并按照要求提交了相关证据，但一审在申请没有答复之前，也没有按照双方意愿进行调解的情况下，直接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侵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3.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人提交了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事实的证据的情况下，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医疗机构即被上诉人，所以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判决驳回起诉，违反了《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造成对上诉人的不公平。4.关于上诉人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一审庭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相关证据，但都得不到采信，同时不允许上诉人发表意见，导致不能更好的查清案件事实，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判延边医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维持原判。全容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延边医院赔偿因错误治疗导致的损失2076044.66元[包括残疾赔偿金1万元（暂定，以鉴定为准）、护理费1万元（暂定，以鉴定为准）、营养费1万元（暂定，以鉴定为准）、义眼植入费160000元（左眼8000元/只×20年，需每年更换一次）、误工费392336元(140.12元/日×2800天，自2011年9月13日至2019年5月13日止）、延边医院的无效治疗费用11489.66元（其中第一次手术费6279.48元，第二次手术费4065.98元，门诊检查费1144.20元）、2011年至2019年期间支出的治疗检查等各项费用166519元（包括医院门诊挂号复查费9928元，北京检查住宿费8910元）、伙食补助费2700元、眼镜费1200元(600元×2)、购买按摩器费用1800元、小腿骨折受伤赔偿3万元、鼻梁骨骨折受伤赔偿3万元、腰部受伤赔偿3万元、骶骨受伤赔偿5万元、小肠双侧外漏受伤赔偿1万元、咽喉受伤赔偿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未能如期前往韩国务工损失60万元（收入按1万元/月计算，签证自2014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6日）；二、延边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9月13日，全容范因“右眼视物不清”入住延边医院诊治。2011年9月15日，局部麻醉下行“右眼玻璃体切割＋视网膜脱离复位术”。2011年12月16日，局部麻醉情况下行“右眼白内障超乳吸除+人工晶体植入，非穿透小梁切除术”。术后，全容范病痛非但未能减轻，反而愈发严重。2014年，为减轻痛楚，全容范到北京同仁医院就诊，诊断为左眼陈旧性视网膜脱离。左眼并发性白内障，右眼网脱术后，右眼人工晶体眼，用眼抗青光眼术后，双眼高度近视。经双眼P﹣VEP检查：左眼P2波潜伏时较右眼延长，振幅较右眼明显下降，近熄灭。右眼P﹣VEP检查：右眼方格及15/方格P100潜伏时延长，右眼15/方格P100波振幅下降。全容范认为，延边医院的错误治疗，延误了全容范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全容范左眼摘除，右眼近乎失明，继而给全容范的工作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和不便。现诉至法院，请人民法院判如所请，依法维护全容范的合法权益。延边医院在一审中辩称：延边医院的医疗行为无过错，诊疗行为符合常规规范，并未延误全容范的最佳诊疗时机。全容范主张的小腿骨折、鼻梁骨骨折、骶骨受伤、腰部受伤、小肠双侧外漏受伤等赔偿要求与延边医院的诊疗行为无关，不应在本案中主张。全容范主张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法院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13日，全容范以“右眼视物不清30天”为主诉，到延边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右眼视网膜脱离”，于2011年9月2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右眼视网膜脱离”，共住院7天，并支出医疗费6289.38元；2011年12月14日，全容范以“发现右眼眼压高近2个月”为主诉，到延边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右眼继发性青光眼、双眼白内障”，于2011年12月2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右眼继发性青光眼、双眼白内障”，共住院6天，并支出医疗费4065.98元；2014年5月15日，全容范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左眼陈旧性视网膜脱离、左眼并发性白内障、右眼网脱术后、右眼人工晶体眼、右眼抗青光眼术后、双眼高度近视”，于2014年5月23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左眼陈旧性视网膜脱离、左眼并发性白内障、右眼网脱术后、右眼人工晶体眼、右眼抗青光眼术后、双眼高度近视”，并支出医疗费15617.46元，该费用已由延边医院报销。全容范主张在此次就医治疗过程中支出交通费855元、住宿费900元，并要求延边医院赔偿；2014年10月8日，全容范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左眼硅油填充眼、左眼抗青光眼术后眼压失控、左眼黑朦、右眼玻璃体切除术后、右眼抗青光眼术后、双眼人工晶体眼”，于2014年10月14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左眼硅油填充眼、左眼抗青光眼术后眼压失控、左眼黑朦、右眼玻璃体切除术后、右眼抗青光眼术后、双眼人工晶体眼”，并支出医疗费9775.06元。全容范主张在此次就医治疗过程中支出交通费695元，并要求延边医院赔偿；2014年11月13日，全容范到汪清县中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于2014年11月17日出院，出院诊断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青光眼、高脂血症”，共住院4天，并支出医疗费513.64元；2016年5月30日，全容范到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于2016年6月14日出院。此次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医疗费14996.86元，已由延边医院进行报销；2016年7月22日，全容范到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于2016年8月1日出院，共住院11天。全容范主张此次就医治疗过程中支出医疗费20833.35元、交通费764元、住宿费684元，并要求延边医院赔偿；2019年1月14日，全容范到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中心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双侧腹股沟斜疝、左眼失明、青光眼术后、急性阑尾炎术后”，于2019年1月24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双侧腹股沟斜疝、左眼失明、青光眼术后、急性阑尾炎术后、血脂异常”，并支出医疗费7700.62元；同时，全容范主张2011年至2019年期间，全容范到延边医院、汪清县医院、沈阳军区总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延吉汇锋眼科医院、延边肿瘤医院、延吉消防医院、延边眼耳鼻喉医院、汪清县中医院、延边第二人民医院、吉林市爱尔眼科医院、延吉天泉生殖健康医院、北京爱尔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华德医院、华正眼科医院进行治疗，支出各项费用166519元，并要求延边医院赔偿；2018年全容范到韩国进行治疗，并主张产生各项费用7463元，要求延边医院赔偿。诉讼过程中，本院根据全容范的申请，委托吉林释然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请求是：一、对延边医院存在的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包括医疗过错对损害结果的参与度，医疗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二、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期限及护理人数、后续治疗费、护理依赖、营养期限。2019年12月6日，吉林释然司法鉴定中心召开有鉴定人、临床专家参加的司法鉴定听证会，听证会中，全容范对延边医院的病历真实性提出异议，不同意以此病历为鉴定依据。据此，吉林释然司法鉴定中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32号《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之规定，退回鉴定委托及相关材料。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医院承担责任的前提是：1、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2、该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的规定，关于过错及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全容范承担。但该举证责任，可通过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的方式完成。本案中，全容范虽申请对医疗责任进行鉴定，但因其对延边医院提供的病历真实性提出异议，不同意以此病历为鉴定依据，致使鉴定终止。全容范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延边医院存在伪造、篡改、隐匿病历的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全容范作为负有举证义务的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延边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与其身体所受到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因此，全容范请求延边医院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全容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08.36元（原告全容范已缓交），由原告全容范负担23408.36元（免交23408.36元）。二审中，全容范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全容范于2020年10月31日向汪清县林业公安局报警时形成的其与派出所民警之间的通话录音两份（录音光盘一份、录音内容记录18张）。证明：因为全容范的6部手机被盗后将手机内部的材料全部删除又将该手机送回的事实。延边医院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质证称延边医院不清楚全容范的报案情况，且该录音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证据2：全容范与延边医院工作人员之间的电话录音及谈话录音的记录件8张（录音光盘没有提供）。证明：延边医院的工作人员郑虎哲与全容范协调赔偿问题。延边医院对其工作人员郑虎哲与全容范之间的录音真实性无异议，质证称上述录音全容范均已在一审中提交（全容范提交的证据23中已经提交），且该录音内容仅为全容范与延边医院就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事宜协商解决的过程。证据3：全容范与延边医院工作人员之间形成的16份录音记录（无光盘）证明：全容范与延边医院之间协商过赔偿事宜。延边医院对上述材料中2017年3月24日、2017年1月20日、2016年11月1日、2016年7月28日、2016年11月24日电话录音或现场录音材料为全容范及其儿子、北京同仁医院工作人员、北京爱尔眼科工作人员、延吉市公安局新兴派出所民警之间的谈话或者是电话录音，延边医院无法确认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对其他录音材料真实性无异议，质证称上述材料全容范均在一审中提交并质证见（全容范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3及证据36至41），对此延边医院无新的质证意见。证据4：上诉人与北京市爱尔眼科医院张大夫之间的录音记录（2016年7月22日）一份，证明延边医院治疗全容范右眼错误导致需要摘除右眼。北京爱尔眼科医院的大夫让全容范拿出北京中科院及北京同仁医院的病历，全容范认为上述医院的病历均不真实，不予认可。延边医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质证称无法确认录音证据的来源及录音中有关人员的身份，上述录音证据中没有体现全容范需摘除右眼及延边医院存在医疗过错的内容，全容范在北京爱尔眼科医院接受治疗应以该医院病志为准。证据5：本案一审主审人金龙浩与全容范之间的通话录音一份（2020年9月2日），证明金龙浩说全容范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需延边医院一个一个审查，延边医院审查需要时间。在此期间，全容范将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6部手机）分两次丢失，后期小偷又将6部手机全部送回，发现上述6部手机内保存的相关内容全部被删除。延边医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质证称该录音证据只能证明全容范与一审法官沟通录音证据举证质证的过程。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延边医院对全容范提交的录音证据均进行了质证。证据6：一审主审人金龙浩与全容范之间交谈过程的录音（2020年10月28日）一份。证明2014年7月30日，延边医院大夫金龙山自认误诊的事实，并说不属于其个人行为，应属于延边医院的行为，对此应由延边医院承担责任。2020年8月7日或同年5月15日，全容范提交给一审法官金龙浩证据中，应包含全容范与金龙山交谈的录音证据，但全容范于2020年10月28日找金龙浩及其书记员查阅一审卷宗时，卷宗内无该份录音。延边医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质证称该录音证据只能证明全容范与一审法官沟通录音证据举证质证的过程。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延边医院对全容范提交的录音证据均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全容范提交的证据1只能证明其以丢失证据材料为由向其住所地公安机关报警的过程，并不能证明其丢失何种证据材料，因此本院对全容范提交的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全容范提交证据2、证据3涉及内容为其与延边医院之间就赔偿事宜曾多次进行协商，延边医院亦认可该事实，故本院对全容范在延边医院接受治疗后，曾多次与延边医院的工作人员协商过赔偿事宜的事实予以确认；延边医院对全容范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全容范又未举出证据证明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全容范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全容范提交的证据5、证据6的内容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全容范提交的证据5、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全容范在延边医院接受治疗后，曾多次与延边医院的工作人员协商过赔偿事宜。本案在二审审理期间，全容范要求以其录制的其与延边医院工作人员之间形成的通话录音及谈话录音为依据进行司法鉴定，不同意以延边医院制作的病历资料为依据进行司法鉴定。再查明，全容范于2020年10月至12月间，多次以丢失录音资料为由向吉林省汪清县林业公安局报案。本院认为：全容范在延边医院接受治疗后，延边医院与全容范之间虽多次协商赔偿事宜，延边医院又给全容范支付部分治疗费用，但延边医院的工作人员与全容范之间的谈话（包括通过电话方式的谈话）过程中并未自认其存在诊疗过错，全容范又主张延边医院的门诊病志（门诊病志患者自行保管）中能够体现延边医院的诊疗过错，但全容范不能提供该病志，因此仅以全容范与延边医院曾协商赔偿事宜，延边医院支付给全容范部分治疗费用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延边医院对全容范的诊疗存在过错，全容范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全容范在一、二审审理期间，均对延边医院制作并保管的住院病历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同意以该病历为鉴定延边医院对其诊疗是否存在过错的依据，同时主张以其与延边医院的工作人员的谈话录音为鉴定依据，导致鉴定部门无法鉴定延边医院对全容范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因此全容范提出一审法院未准许其鉴定申请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全容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08.36元，由全容范负担（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池东波审判员 刘晓娟审判员 秦承兰二O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