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1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大军，男，198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胡航波,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郎泳，男，197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艳芬、石锦雯,浙江鑫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法铜，男，1967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原审被告：王其斌，男，198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原审被告：董邦庆，男，197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上诉人王大军因与被上诉人郎泳，原审被告王法铜、王其斌、董邦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2民初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赵魁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大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郎泳对王大军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郎泳负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判决查明郎泳与王法铜之间存在委托配资关系，但认定事实和法律关系界定上却有一个根本错误，其认定“王法铜转予委托王大军联系配资事宜”不能成立，故一审判决王大军直接向郎泳返还款项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纠正。一、王大军自始至终都只是与王法铜、王其斌叔侄之间存在委托配资关系（且当时王大军同意为其配资是有特殊背景的，是因为双方本就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王法铜、王其斌叔侄承诺配资炒股赚钱了先偿还其债务），而根本不存在王法铜接受郎泳配资委托后转予委托王大军的事实。(一）王大军本身并非从事配资业务，之所以同意帮忙联系配资完全是因其与王法铜、王其斌叔侄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相信了该二人的承诺，希望能使自己的债权早日受偿。王大军来杭州向王法铜、王其斌叔侄催讨欠款时，王法铜即承诺赚了钱会还、2018年2月底还100万元，由此可见，王大军之所以愿意帮忙联系配资，完全是为了使王法铜、王其斌叔侄能够如其所说尽快炒股赚钱来偿还欠其的债务。否则在当时市场环境很差的情况下配资业务风险极高，如果王大军知道委托人不是王法铜、王其斌叔侄，就根本不可能接受委托去帮其联系配资。(二）王法铜、王其斌和董邦庆找王大军委托配资，从未披露其自身受郎泳委托之事实，王大军一直认为是帮王法铜配资，保证金也是王法铜的。在公安机关询问配资前是否向王大军披露过谁需要配资的问题时，王其斌答复“我没有明确说”，董邦庆也答复“没有明确的说，就是说公司要钱配资炒股，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这笔保证金是谁的”。郎泳自己也认为是委托王法铜、王其斌配资的，因为其称“王法铜是我生意上的伙伴，还是比较熟的，我也是比较信任的，王其斌和‘阿庆’(即董邦庆）是整天跟在王法铜后面的”，所以他还要求王其斌与其签订配资协议，只不过王其斌因为“觉得风险太大了”才没有签郎泳也自认之前并不认识王大军，与王大军没有任何关系《合同法》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而案涉配资事宜一直具体是由王其斌和董邦庆与王大军联系落实的，这两人分别是王法铜的侄子和外甥，一直跟着王法铜做事，自始至终从未向王大军披露过其是受郎泳委托寻找配资，王大军也一直以为配资的保证金来源于王法桐，因此王大军只是与王法铜、王其斌叔侄存在委托配资关系，且该合同不能直接约束王大军与郎泳。况且，如王大军知悉是郎泳寻找配资，就压根不会接受该委托，依据《合同法》第403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故郎泳也无权直接行使委托人的介入权向与其无直接合同关系的王大军要求返还款项。二、郎泳与王大军之间并无任何直接的合同关系，其要求王大军基于合同无效返还财产缺乏依据。并且金钱本身属于种类物，王法铜、王其斌叔侄以其从郎泳处获取的案涉款项用于抵偿欠王大军的债务，该等抵偿行为已发生法律效力，至于王法铜、王其斌叔侄与郎泳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由其双方另案处理，与王大军无关。第一，郎泳与王大军之间并无合同关系，郎泳委托王法铜配资并按照王法铜指示将案涉款项打给了王大军，而王大军对款项来源于郎泳并不知情。经业已生效的（2018)苏0117民初595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王其斌已于2018年2月2日向王大军归还186万元，2018年3月至9月期间向王大军陆续归还597万元，因此，案涉款项中的部分款项186万、平仓后退回的部分保证金597余万（一审认定王大军基于本起配资事由取得725.6920万元属事实认定错误，王大军实际收到的退回的保证金仅为597万元）已经被王法铜、王其斌叔侄用于抵偿其欠王大军的债务。其中关于平仓后退回的部分保证金用于偿债，是王法铜、王其斌明确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的。王法铜曾对王大军想要将股票平仓扣除保证金用于抵债的想法明确表态“那就平仓好了，平仓之后的保证金扣下500万给王大军，然后他去还给郎泳”，王其斌将王法铜的前述意见转达给王大军后，王大军才进行了平仓。王其斌也承认“我跟王大军说500万你先拿走”；平仓后，王其斌和董邦庆曾代表王法铜找王大军协商，并再次达成口头协议，同意扣除500万元，扣的钱王法铜认账解决，余额打给郎泳；王其斌、王法铜也曾和郎泳商量过达成一致方案，将退回的保证金中的500万元用于偿还王大军，由王其斌再向郎泳出具500万的借条。郎泳在彭埠派出所还明确向王其斌陈述“你不是把你的钱还掉啦，你不是拿我的钱把你自己的钱还掉啦”，亦说明郎泳早已知晓王法铜、王其斌叔侄用案涉款项抵偿王大军债务的事实。第二，郎泳在2018年3月28日报案时的询问笔录中称王法铜系“生意上的伙伴”，董邦庆在2019年5月15日询问笔录中也承认之前郎泳曾多次找王法铜配资。郎泳只是与王法铜存在委托配资关系，为了让王法铜帮他配资，甚至还许诺赚了钱分15%给王法铜，郎泳基于对王法铜、王其斌叔侄的信任将案涉款项按照其指示交付给王大军，并由于王法铜、王其斌叔侄的处置行为导致案涉款项的部分款项先后于2018年2月2日偿付186万元，2018年3月至9月期间偿付597万元，用于抵偿了欠王大军的相应债务，由此造成的郎泳的损失，应当由王法铜、王其斌叔侄承担责任，与王大军无关。综上，请求支持上诉。 郎泳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王大军认为根本是不存在王法铜接受郎泳配置委托后转委托给这个王大军的事实。实际上一开始就是郎泳找王法铜去配资，郎泳后来将款项直接由他的司机直接打给王大军。郎泳是一开始就知道王大军是作为受托人代理人来履行本案配资事项的。王大军否认知道款项是郎泳的，也否认这个郎泳作为委托人的，也是与事实不符的。首先，王大军把股票进行平仓之前是来过杭州，然后找到了王法铜和王其斌的，要求王法铜归还他100万元钱，他的意思如果不还，就要平仓了。王法桐和王其斌那时就告诉了王大军，里面的款项都是郎泳的，并不是王法桐的，不能够平掉。平仓后董邦庆也是直接到了南京告诉王大军，平仓掉的还有500多万款项要还给郎泳的。王大军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都清楚这笔款项并不是王法桐的，并且根据配资时间和行规操作，款项也应当原路返还给石一铭的账号。所以王大军是知道这笔钱是郎泳的。从一开始钱就不是从王法铜的账上划过去，是从郎泳的司机石一铭的账上划过去的，并且在平仓前和平仓后，均向其告知。王大军对于款项不是王法桐的，不能够随便乱动的是完全清楚的，上诉状当中所罗列出来的一些笔录，都是一些片面支持，和他自己在公安所做的一些笔录以及之前的整个录音所反映出来的事实都不是一致的。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也是正确的。郎泳是先找王法桐，让他看一看有没有资金需要配资。然后王法铜说王其斌有一个同学是在南京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个介绍由董邦庆进去直接联系了这个王大军的账号，然后王大军把账号的信息、资金、利息金额的信息，转给了董邦庆，董邦庆又转给了郎泳。所以在法律关系当中，郎泳是找到王法铜，然后王法铜又将这个事项交由了王大军，包括王大军后来又去找了钱军，整个就是转委托的关系，所以王大军所私自扣下来的181万余元以及平仓以后，钱军归还给他的544万元相加起来725万余元就是要由王大军来归还。其余的股票的亏损就由王法铜来承担赔偿的。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郎泳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王大军返还郎泳人民币9643800元，资金占用利息619489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款利率从2018年2月2日暂计算至2019年7月26日，此后要求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王法铜、王其斌、董邦庆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四被告承担。庭审中，郎泳表示如法院审理认为合同无效，则对第二项诉请明确为：要求王法铜、王其斌、董邦庆根据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2月1日，郎泳向被法铜提出要寻求资金进行配资炒股，王法铜称其侄子即王其斌的同学王大军这里可以配资，并由董邦庆联系被告王大军操作配资事项。2月2日，郎泳收到董邦庆发送的短信“王大军，南京平安银行中山南路支行，6230584000002065457”，同日上午，从案外人石一铭的招商银行账户（卡号为6214××××9409）向被告王大军账户转账汇款3300000元保证金。同日下午，从案外人石一铭的招商银行账户（卡号为6214××××9409）向王大军账户转账汇款6000000元保证金和343800元。同日王大军即从该账户转予钱军账户782.688万元；同日钱军分别在四份资金借贷协议下方作为融资方签名，表述的内容为钱军分别以自有资金3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汇入王建明账户，出资方分别提供账户名为任兴华（资金账户号国泰君安1828142）、陈建东（资金账户号国泰君安1812828）、张磊（资金账户号国泰君安1813941）、陈建东（资金账户号国泰君安1800491），出资人分别出借1300万元、670万元、400万元、700万元。同日钱军向王建明账户汇款650万元。同日，郎泳再次收到被告董邦庆发送的短信“早上账户：330万元本金，配资990万元，1320万的账户，990万×0.12＝11.88万利息。下午的账户：600万本金，配资1800万，2400万账户，1800×0.125＝22.5万，利息合计34.38万”。同时，董邦庆将任兴华（资金余额16000005.89元）、张磊（资金余额500万元）、陈建东（两个账户，分别为7999948.24元、8200000.79元）共四个股票账户（总额达37199954.92元）及密码交给郎泳，由郎泳进行操作使用。2018年3月26日，郎泳在操作账户时发现，四个股票账户的密码均被修改，3月27日该四个账户均被被告王大军下令强行平仓，平仓后任兴华的账户剩余********.79元、张磊的账户剩余4555525.45元、陈建东的两个账户分别剩余7052852.69元及7926362.94元，四个账户共亏损2072188.05元。同年3月27日、4月4日、4月13日、4月25日、5月7日、5月21日、5月22日钱军向王大军账户分别汇款250万元、80万元、40万元、40万元、10万元、30万元、2万元。同年6月6日、6月7日、6月12日、6月20日、6月22日、6月27日、6月30日、8月1日案外人窦晔华转与王大军10万元、10万元、20万元、10万元、15万元、10万元、7万元、10万元，经计算共计544万元。2019年7月29日，案外人石一铭出具资金说明书一份：2018年1月初，本人石一铭（身份证号3301××××1014）办理了一张招商银行卡并开通了网银，卡号是6214××××9409，我将该卡交给了郎泳（身份证号×××001Ｘ），供其使用，关于该招商银行卡在2018年2月2日，郎泳叫我向王大军的银行卡内（卡号为6214××××5762）转账人民币分三笔，分别是300万、600万、64.38万，共计964.38万元，该款964.38万元系郎泳的钱，归郎泳所有，特此说明。 另查明：2018年11月2日王大军向王其斌提起诉讼，诉称2016年8月30日起王其斌陆续向郎泳借款，2017年5月17日王其斌向郎泳出具《现金借款合同及收据》，确认截止2017年5月25日，王其斌向王大军借款800万元，2018年2月2日归还186万元，2018年3月至9月期间陆续归还597万元，截止2018年9月10日，王其斌尚欠王大军借款本金1398836元未归还，故要求王其斌归还借款本金1398836元，并支付按双方约定月息1.2%支付自2018年9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该案经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苏0117民初5954号民事调解书明确：一、王大军、王其斌双方依法确认王其斌共欠王大军借款本金1398836元，截止2021年11月30日之前的利息按601164元计算，共计借款本息200万元整，该款王其斌于2021年11月30日之前付清；二、王大军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三、案件受理费17694元，减半收取8847元，由王大军负担。 期间郎泳以王大军涉嫌诈骗向杭州市江干区公安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报案，王大军在办案民警的询问笔录中表述：2017年3月，王其斌为王法铜向王大军借款800万左右，因炒股亏损，要求其介绍配资，王大军介绍钱军为王法铜配资，且王其斌表示如由王大军配资，则可抬高杠杆比例，将其中一部分保证金抽出作为归还的借款。王法铜按1：3，月息1.25%配资，被告王大军按1：4，利息1.3%向钱军配资。农历新年前王大军告诉王其斌，要求王法铜还款，平仓前两、三天，王其斌打电话告知被告王大军，王法铜让其平仓，平仓后将剩余500万元保证金归还王大军，其余给董邦庆。王大军指令钱军平仓后，现钱军已归还王大军650万元，尚余100万元左右未归还。平仓后被郎泳告知涉案930万元保证金系郎泳出资，与王法铜等无关系，故王大军未将配资方的退款退还王法铜。2020年2月24日，杭州市江干区公安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了王大军诈骗案。 一审法院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本案中，郎泳要求王法铜为其联系配资事宜，由王其斌联系王大军，并通过董邦庆具体落实配资事项，王大军联系钱军进行配资，王大军将确认的配资金额、配资比例和配资利息告知董邦庆，董邦庆转告郎泳后，郎泳将配资保证金和利息转账至王大军的账户，王大军转至钱军账户，由钱军具体落实配置的账户，故郎泳与王法铜存在委托配资关系，王法铜转予委托王大军联系配资事宜。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融资融券业务是证券公司的专属业务，即单位或个人都不可能获得从事股票配资的国家特许经营许可，在没有获得股票配资资质的情况下，从事配资业务，实际从事的是非法活动，故郎泳要求为其配资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形成的委托配资行为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王大军基于本起配资的事由取得的7256920元应予以返还，王法铜擅自同意王大军对股票账户进行平仓，存在过错，给郎泳造成损失2072188.05元，应予以赔偿。同时郎泳自身也存在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损失。王大军认为款项并非郎泳所有缺乏事实依据，关于王大军与王其斌的借款事宜可另行结算。郎泳认为与王其斌、董邦庆之间存在居间及委托关系缺乏依据，要求该两承担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王法铜、王其斌、董邦庆未到庭，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大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郎泳7256920元；二、王法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郎泳2072188.05元；三、驳回郎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王大军、王法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预收案件受理费83380元，实际减半收取41690元，由郎泳负担3795元，王大军负担29478元，王法铜负担841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王大军负担3889元，王法铜负担1111元。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主要为：郎泳能否直接要求王大军返还款项。首先，涉案配资炒股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审法院对此已进行阐述，本院不再赘述；其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现王大军取得的涉案款项根据汇款人自认，系郎泳支付的款项，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王大军因其所称仅受王法铜、王其斌委托配资而从该两人处获取款项，上述款项亦系因涉案配资炒股事由而收取。王大军不能以和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收取郎泳款项、对抗合同无效后的法定后果。根据王大军收款后的款项往来情况，王大军基于配资事由从郎泳处最终实际获得的款项7256920元应予以返还。综上，王大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598元，由王大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赵魁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