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57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炳庚，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雄伟，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住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古田路**名流大厦div> 法定代表人：林毅，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婕，女，系银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雨馨，女，系银行职员。 原审第三人：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五一中路**利嘉城**综合层**第20商城C1-01iv> 法定代表人：赖天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城东支行）、原审第三人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11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怡亚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炳庚、张雄伟，建行城东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雨馨到庭参加诉讼。华源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怡亚通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闽0102民初11242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建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支付索赔款9,997,816.08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自2015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建行城东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1.《供应链服务协议》关于签订时间、协议编号、交易标的、交易流程、结算方式等关键要素均与《合作协议》相符，属于《合作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且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仅存在案涉一笔交易，原审判决仅以部分文本表述上的差异否认两者之间的联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2.案涉保函担保的是《合作协议》项下华源公司所负债务而非特定形式的合同，《供应链服务协议》即为履行《合作协议》另行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且未加重建行城东支行的担保责任，建行城东支行应履行保函项下的付款责任。原审判决将保函担保对象认定为附件合同，认为建行城东支行无需就供应链协议项下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明显错误。 建行城东支行辩称，1.建行城东支行作为保证人应按照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供应链服务协议》不属于华源公司与建行城东支行约定的主合同，故该协议项下债务不属于建行城东支行的担保范围。结合《履约保函》及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可见，保函担保的主合同为《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不是《供应链服务协议》的框架协议。2.如华源公司向建行城东支行申请为《供应链服务协议》提供担保、出具保函，建行城东支行既不会同意开立履约保函，也无法为华源公司与怡亚通公司之间的供应链交易办理相关业务。《供应链服务协议》对应的金融服务属供应链融资业务，在该业务中，授信对象应为怡亚通公司，放款对象应为华源公司，而二者均不满足该业务的准入条件。 怡亚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建行城东支行立即向怡亚通公司支付索赔款9997816.08元；2.判令建行城东支行赔偿怡亚通公司自2015年12月21日起至其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7年5月19日为670059.11元)；3.诉讼费用由建行城东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在福州签订编号为×××15的《合作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内容为怡亚通公司向联想公司进行货物采购及支付货款，华源公司负责采购货物的销售责任。采购供应商为联想公司，货物为电脑、数码、手机及通讯器材类商品。采购货物前，华源公司须向怡亚通公司提供银行履约保函，怡亚通公司根据华源公司的资信和保函额度给予其相应的信用额度，双方结算事宜，按照《销售合同》约定的方式或期限进行结算；华源公司在《销售合同》约定期限内付款，逾期付款的，怡亚通公司有权要求履约保函出具银行支付货款，并终止本协议，怡亚通公司亦可同时要求华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采购前，怡亚通公司根据华源公司发出的采购需求货物清单进行评估、认定，华源公司就对方认可的采购需求签订《销售合同》，信用额度起算日以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日期为准。怡亚通公司根据采购货物清单和销售合同，核定华源公司当日可用额度可用满足采购需求的货款金额，向联想公司完成付款采购。货物发运方式为怡亚通公司委托联想公司发运至华源公司指定地址，怡亚通公司不承担货物交付验收中的毁损、灭失、保管等风险，该风险在华源公司收货前由联想公司承担，收货后转移到华源公司。华源公司承担怡亚通公司和联想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中“买方”的全部义务的可能发生的纠纷，包括不限于货物质量、延迟交货等。协议自签订之日起至2016年10月9日，为期一年。 该《合作协议》的附件包括《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客户印鉴卡、提（收）货授权委托书、《货物价格体系通知函》等空白范本。在《采购需求货物清单》范本中载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本公司依据编号为×××15《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现我司需向贵司采购如下电子产品……附：委托采购明细……”，“委托采购明细”包含了品名、规格型号（颜色）、数量（台）、单价（元／台）、含税金额（元）等具体项目；在《销售合同》范本中列明买卖双方为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其中的货物清单包含了付款日期、货物型号、数量、单价、总价等内容。 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还在北京签订了编号为×××15的《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怡亚通公司作为华源公司的代理人，按照华源公司与联想公司确定的条款向联想公司进行采购；怡亚通公司按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向华源公司交付货物；怡亚通公司收到联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和华源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向华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但不改变其代理性质，其仍只是代理华源公司采购货物。前述三项统称怡亚通公司提供的“供应链服务”内容。华源公司就每批委托代理采购货物编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须经怡亚通公司认可，后者在认可的货值范围内提供供应链服务。该协议项下货物仅限于联想消费电脑笔记本、台式机、一体机。华源公司在约定时间付款，华源公司在联想ＳＥＣ系统中确认签收视为怡亚通公司完成交货义务。怡亚通公司基于华源公司的信用及银行出具的见索即付的履约保函授予华源公司信用额度。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为期一年。双方认可《怡亚通产品订货单》为协议附件。 该《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列明买方华源公司、卖方怡亚通公司，载明怡亚通公司代华源公司向联想公司采购货物并销售给华源公司，并对付款日期、货物型号、数量、价格、单价、总价等作出具体约定。 2015年10月12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就2015年10月9日订立编号为×××15的《合作协议》（简称主合同）补充约定，华源公司需开立一张期限为三个月、总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履约保函作为主合同的担保。 2015年10月14日，建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开具了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Ｂ字21号的《履约保函》，载明因华源公司与怡亚通公司签订了编号为×××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建行城东支行接受华源公司申请，就华源公司履行前述合同约定的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1月14日；保函有效期内，若华源公司违反×××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建行城东支行在收到怡亚通公司提交的符合条件的保函原件及索赔通知后五个工作日，以前述保证金额为限支付索赔金额。怡亚通公司在索赔通知内应列明索赔金额、说明华源公司违约事实，并声明华源公司并未支付索赔款项；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保函无效，华源公司基于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建行城东支行均有权主张。 保函出具当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签订订单号为ＦＺＨＹ20××××的《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内容为：根据双方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的《供应链服务协议》（编号为×××15），怡亚通公司代华源公司向联想采购以下货物并销售给华源公司：型号为ＬｅｎｏｖｏＧ50-80ＢＫＣＩ55200Ｕ4Ｇ××××的联想产品877件、单价3967.04元、总价3479094.08元；型号为ＬｅｎｏｖｏＧ50-80ＢＫＣＩ75500Ｕ4Ｇ1××××的联想产品1400件、单价4656.23元、总价6518722元；合计9997816.08元。交货地点为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武警训练基地华鹏飞；付款方式为现金；付款日期按照怡亚通信用账期计算；收货方式见收货章备案；本订货单为《供应链服务协议》之附件，如与《供应链服务协议》有冲突之处以《供应链服务协议》的约定为准。 2015年10月16日，前述FZHY20××××号《怡亚通产品订货单》项下的货物分别由怡亚通公司和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经物流配送至产品订货单约定的交货地点，《联想物流配送单》上载明的产品名称、型号、数量等与订货单一致。 2015年11月5日，华源公司出具两张《收货确认单》，内容为其已经收到编号FZHY20××××的产品订货单项下的货物。该确认单所载的货物金额、型号、单价、数量等均与订货单列明的一致。华源公司在确认单上加盖收货专用章。经查，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曾在《发货声明函》中确认：怡亚通公司委托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货，货物由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联想CDC库位转储，后者转储视为怡亚通公司完成《供应链服务协议》的交货义务。华源公司亦同时向怡亚通公司出具了《CDC转储收货说明函》，称因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计通公司）与其为关联公司，华源公司与怡亚通公司签约、采购，实际付款人为华源公司，因联想公司与计通公司签约消费产品，故货物将由怡亚通公司的联想CDC库位转储至后者的计通虚拟联想CDC库位，以便华源公司进行销售下游分销及报号处理。 另查明，2015年9月18日至2015年9月23日，怡亚通公司向联想公司采购型号为LenovoG50-80BKCI55200U4G××××的联想笔记本电脑产品9044件、型号为LenovoG50-80BKCI75500U4G1××××的联想笔记本电脑4223件。 2015年11月30日，怡亚通公司向建行城东支行发出《索赔通知》，称其已经完成交货义务，但华源公司未支付货款，要求建行城东支行承担担保责任，支付货款9997816.08元。 2015年12月3日，建行城东支行对怡亚通公司发函，告知华源公司经营不善，要求怡亚通公司终止履行《合作协议》项下义务。 2015年12月15日，建行城东支行就怡亚通公司提交的包括《履约保函》、《合作协议》、《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收货确认单在内的履约证明文件进行原件核对。 2015年12月29日，建行城东支行发函予怡亚通公司，要求怡亚通公司就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未签字、物流配送单的收货单位为华源公司的关联公司计通公司及收货备案章情况补充材料。 2016年1月8日，建行城东支行又发函告知怡亚通公司，履约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合作协议》及附件，要求怡亚通公司提供材料证明《供应链服务协议》及《怡亚通产品订货单》为担保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供应链服务协议》是否系讼争《履约保函》所担保的对象。一、从合同条款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来看：首先，《供应链服务协议》与《合作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同。在《合作协议》中，华源公司是怡亚通公司的经销商，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在《供应链服务协议》中怡亚通公司是华源公司的代理人，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其次，两协议的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不同。《合作协议》按照《销售合同》约定的方式或期限进行结算，华源公司在怡亚通公司给予的信用额度到期日前将相应货款支付至怡亚通公司账户；而《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华源公司在下单后60日内将相应货款以电汇方式全额支付给怡亚通公司。再次，两协议的货物交付与验收方式不同。《合作协议》约定怡亚通公司委托供应商直接将货物发运至指定的收货地址，华源公司收到货物后向怡亚通公司提供货物的签收证明；《供应链服务协议》系约定华源公司提取货物后在联想SEC系统中确认签收即视为怡亚通公司完成交货义务。此外，两份协议在附件内容、对银行保函的要求、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方面亦不相同，如《合作协议》的附件为《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客户印签卡》、提（收）货授权委托书、货物价格体系通知函，但《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为《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合作协议》要求华源公司在采购货物前向怡亚通公司提供一般银行履约保函，但《供应链服务协议》要求银行出具的是见索即付的履约保函。 经对比，《供应链服务协议》与《合作协议》的编号虽然相同，但是从合同条款来看，两份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并不相同且不互补，两协议各自独立，不构成一个合同整体，《供应链服务协议》不能视为《合作协议》项下的某一类产品的销售合同。 二、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担保合同所担保的主债务应依据主合同确定。涉案履约保函已明确建行城东支行就华源公司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同时，华源公司与怡亚通公司业已明确《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为《合作协议》之附件。故建行城东支行之保函所担保的主合同系《合作协议》及《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等附件合同。 虽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文本与《采购需求货物清单》文本、《销售合同》文本均载有货物型号、数量、单价、总价等买卖合同的基本要素，但是上述要素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两文本可相互替换，更不意味着《供应链服务协议》、《合作协议》与附件之间的归属关系可以改变。既然建行城东支行之保函所担保的合同已经各方所作的附件文件得以明确，那么主合同的范围就不应再扩大解释为与《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的性质相同或要素相同的合同，譬如本案涉及的《怡亚通产品订货单》。 本案怡亚通公司以华源公司不履行《怡亚通产品订货单》的付款义务向建行城东支行提出索赔，但建行城东支行并未对《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附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项下交易所产生的债务作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在不能证明涉案债务因《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产生的情况下，建行城东支行有权拒绝承担不属于《合作协议》项下债务的保证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供应链服务协议》及《怡亚通产品订货单》超出建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做出的保证担保的范围，建行城东支行关于其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807元，由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怡亚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情况说明》，证明配送单号为HFCKPSD20151016××××,分销商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配送单号为HFCKPSD20151016××××、分销商为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项下的两批电脑，已完成交货，计通公司在SEC系统上确认收货，系统上配送单状态显示为“签收”。 建行城东支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无法证明该配送单的货物即为《怡亚通产品订货单》项下货物，计通公司的收货行为也不能视为华源公司的收货行为，且《怡亚通产品订货单》系《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不在保函担保范围。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经与原件核对一致，具备真实性，证据内容涉及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确认其向计通公司配送的电脑已经完成交付的事实，该证据与怡亚通公司提供的《怡亚通产品订货单》、物流配送单等证据相印证，可证明怡亚通公司已完成《供应链服务协议》项下的交货义务，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建行城东支行是否应为《供应链服务协议》项下华源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建行城东支行出具的履约保函，其自愿就华源公司履行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向怡亚通公司提供保证责任。而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既以《合作协议》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并据此向银行申请保函，则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对于不属于合作协议约定的履约行为产生的债务，建行城东支行可不承担保证责任。怡亚通公司主张《供应链服务协议》属于《合作协议（经销商）》的具体协议，然纵观《合作协议（经销商）》与《供应链服务协议》，二者在合同名称、关键合同要素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且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销售合同附件，双方如履行合作协议应按约定订立销售合同，无需另行签订《供应链服务协议》。综上，怡亚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807元，由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欧晓红 审 判 员 徐 方 审 判 员 吴旭华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黄金凤 书 记 员 倪梦君 附：本判决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