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民申87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宁时璞，男，1960年3月1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慧卿，女，1970年3月4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岑，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姜帅，女，1987年1月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审第三人：王云杰，男，197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南山街道办事处长店堡村五里台屯1-150号。再审申请人宁时璞因与被申请人刘慧卿、姜帅、一审第三人王云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终6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宁时璞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完全背离了当事人的主张，无视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事实认定错误。(一）姜帅从未提出二审判决书所称的“姜帅主张其与宁时璞间系隐名代理关系”(二审判决书第16页），事实上，姜帅于诉讼中主张的是其与王云杰之间系隐名代理关系。二审法院对王云杰系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受托人主体不予认定的依据缺失:1.刘慧卿于2014年5月与王云杰产生了因返款发生的纠纷，并由此引发了一起治安案件；2014年5月刘慧卿曾经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起诉王云杰，要求其返还200万元（上述两节事实二审法院均予以确认）；由刘慧卿提交的录音中也多次出现刘慧卿表述其相信王云杰等内容。显然，如果刘慧卿不认可王云杰系合同主体，就无从解释其何以数次反复向王云杰主张返还。但是二审法院却无视前述充分有效的证据，径自认定宁时璞“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二审判决书第16页）。2.二审法院以“委托代理合同系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须适格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方可成立，刘慧卿对此不认可(王云杰为合同主体）”（二审判决书第16页）为由，否认王云杰为受托人。但是，前述证据已经证明刘慧卿或者事前同意或者事后确认王云杰为合同主体，不能以其后在诉讼中的反梅或否认为认定其之前的合意不存在，况且宁时璞也不认可其为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合同主体，按照二审法院同一逻辑，宁时璞也不应当是合同主体，但是二审法院却背离了逻辑的同一性规则，做了相反的认定。(三）二审法院认定宁时璞为合同主体的证据不成立。第一，刘慧卿于二审时才提交的通话录音，违背了证据规则，不能采信。况且，该录音录音证据中载明的对话内容并不是针对案涉委托代理事项的。录音中出现了大量有别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1100万元的其他数额，表明是刘慧卿通过王云杰认识宁时璞后意图另行委托宁时璞代理其他事项，但双方最终没有建立代理关系。第二，姜帅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系非法证据。第三，刘慧卿的陈述不是证据，而只是单方主张。第四，“宁时璞收到款项后并未转交姜帅亦可反证其不是代收”(二审判决书第16页），按照二审法院的认定，是否转交是认定其是否“代收”的依据。而宁时璞之后将该款项转给王云杰，依然是“代收”，只是被代收的主体系王云杰，依据二审法院的逻辑则应当认定王云杰系合同主体。第五，若按照二审法院的认定，宁时璞系隐名代理中的受托人，则按照《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刘慧卿在委托合同签订时就知道宁时璞与姜帅之间有委托关系，但是却对于合同缔结的2个多月后才开具的“收条”中“代收”从来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依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的约定“代理事项预期成果：本合同所述的房屋产权证全部办理至甲方（委托方）及甲方独资公司名下完毕。在甲方保证办证手续齐全的前提下，乙方应在一个月内办理登记。”而根据第六条的约定，“若乙方（受托方）未能实现合同第五条的预期成果”的约定，则受托方应当返还“全部代理费”。简而言之，受托人返还“全部代理费”的条件为其未能在一个月内完成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但是，刘慧卿在合同签订后，却违背了合同第六条关于“甲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向乙方支付1100万元”的义务。显然，只有交付1100万元，进而缴纳相关的税费才能完成过户手续，这是受托人完成合同第五条约定的预期成果的必要条件。然而，委托人却恶意的促成了条件的成就。无论是《合同法》第45条，还是《民法总则》第159条均明确规定，在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不正当的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换言之,基于原告要求返还200万元款项的条件不成就，故其诉讼主张不应当获得支持。三、刘慧卿对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不享有任意解除权，而二审法院严重违背法律的明确规定做出了相反的认定。1.刘慧卿作为违约方，不享有对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任意解除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8条的规定，“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极特殊情况下，违约方才可以解除合同，这其中包括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但是，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慧卿不仅违背了《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的约定，恶意的不予支付的款项超过了约定款项的五分之四，而且，其交付时间也背离了合同的约定，同时更是恶意的不履行剩余的款项支付义务。因此，刘慧卿也根本不具有合同的任意解除权。2.案涉合同系商事合同，当事人于《委托代理合同》中排除合同解除权的约定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观点认为：“鉴于商事委托合同的特殊性，当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特别约定时，应当认定《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约定已经被排除适用。”因此，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该条款作为授权性规范,属于任意性性质的条款，而不是强制性规范，它授予了合同当事人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是否行使该权利由当事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确定，现有立法未禁止合同当事人排除适用，同时双方排除适用任意解除权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有效。值得说明的是，二审法院无视当事人于合同中的约定，作出了“并未排除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的认定（二审判决书第17页）。根据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约定，受托人得以追究委托人违约责任的情形包括“第三，甲方（委托人）擅自变更、解除或不履行本协议。”如果对于“擅自变更、解除合同”得承担违约责任的否定性评价尚不能明确得出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的结论，那么该合同第十三条，“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则明确无误的作出了排除任意解除权的约定当无任何异议!四、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有合同解除权，二审法院也不应当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支持其返还财产的主张。理由：1.委托合同的解除不发生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的效果。根据《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显然，合同解除是否得以溯及既往，应当考虑到合同性质，而继续性合同与委托合同系公认的依据合同性质不适用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的合同。2.依据原二审的判决结果，作为守约方的宁时璞全部返还200万元，而宁时璞作为守约方付出的大量脑力与体力支出却不必返还，违约方也不必予以任何补偿，该判决结果完全背离了公平、正义的司法价值理念！3.事实上，原告主张的所谓返还财产，始自2013年，而不是基于其不应当被支持的合同解除才提出来的，而这已皆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间早已经届满。原告早在2013年即认为被告未能实现案涉合同第五条确定的目标，具备了合同解除的条件，但是一直到2018年11月起诉时历经5年多，方提出了解除合同的主张，显然该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无论是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3个月或是1年，或者是依据合同的性质与履行情况确定的期限，均属于逾期行使解除权的行为而不应当获得支持。按照《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5.违约情形下，违约方提出的返还财产请求与没有违约情形下，当事人提出的返还财产主张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前者受制于合同的违约责任等的安排。五、关于反诉部分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一）违约金过高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刘慧卿承担。关于刘慧卿存在违约行为的事实问题，各方均不存在异议，一审、二审法院亦均予以确认。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一审法院将违约方刘慧卿提出的违约金过高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姜帅，这完全违背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2019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0条，“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1.在刘慧卿履行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2019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0条确定的举证责任的基础上，即刘慧卿得以举证证明违约金过高（损失）的前提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的因素包括：实际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就本案而言：(1)在已经履行除了由于刘慧卿未支付约定款项的五分之四而导致的最终过户手续未能实现外的所有工作，本案其他证明事项中已经举证证明了姜帅与王云杰作出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核心价值在于减少一次过户费用，从刘慧卿所举的证据来看，减少一次过户，大约能节省近1000万元的费用，违约金的约定完全在合理范围内。(2)刘慧卿系故意违约。(3)参照2016年1月1日的《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第六条非诉讼业务费第2款第1项第3目“资信调查、咨询建议书、律师见证等，按照财产标的额2.5%”，涉案房屋拍卖价为5650万元，确定的收费为1，412，500元，也已经超过了110万元的违约金。而且按照刘慧卿在二审法庭上的陈述，案涉房屋成交价格为5600万元，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税率在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十七，税款为784万元至952万元之间，则1100万元扣除税款的代理费为148万元至316万元之间，可见，在预期利益已经超出约定的违约金的情况下，应当完全支持姜帅的反诉请求。2.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而《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更是明确规免，“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使作为违约方的刘慧卿可以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其作为违约方应当承担的包括超过违约金在内的可得利益的损失赔偿责任。综上，二审法院无论是事实认定，或是法律适用均存在严重的错误。同时，对于宁时璞提出的数个核心主张与理由均不予审理且来说明任何理由与依据！请求支持宁时璞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刘慧卿答辩称：一、该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存宁时璞所谓的违约责任，甚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一）宁时璞不具备签订该委托合同内容的主体资格和业务资质。首先，宁时璞为大连市的执业律师，本应当从事与其职业相关的业务工作，却通过欺诈手段，以有社会关系为名帮助办理过户手续、以节省刘慧卿税费为目的与其签订委托合同，属于不正当承揽业务的行为。其次，即使其具备从事帮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资质和主体身份，也不应当以其个人名义收取费用，显而易见是越过律师事务所而偷逃税款并违反律师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因此，本合同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事项，依据《律师法》第27条的规定“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第40条第1款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务或其他利益”。另外，宁时璞的实际心里状态是，明知自己所代理的事项属于超越《律师法》所规定的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营利性活动的事项，一旦被发现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更为严重的追责，因此，宁时璞安排一位不具有律师身份却在当时属于律师事务所员工的姜帅代为与刘慧卿签订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其恶意逃避法律追究和行业监管的心里状态显而易见。可以说，该签订合同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律师法》的行业规定，即《律师法》第40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从事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而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二）本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并为了偷逃税款而订立的，是损害国家利益和侵害被上诉人权益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并自始无效。本合同虽然表面是通过委托关系代为办理房屋过户，但委托人要求的费用是1100万元的代理费，实际上根据涉案房屋的实际面积以及房屋所在辖区，1100万元的费用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合同的目的的，更何况还包含了劳务费用等，除非受托人自掏腰包，而这根本不是刘慧卿签订本合同的目的，其只是希望通过虚假的合同以利用被上诉人想要节省税费的心里，采取欺诈手段使被上诉人与其签订此份委托合同，实质该合同就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属性，应视为无效合同。二、即使该委托代理合同属于有效合同，刘慧卿要求返还200万元的主张也是基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属于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和履行的合同。首先，刘慧卿之所以提出要求返还200万元的主张首先基于该委托代理合同是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合同宁时璞作为执业律师是根本不具备办理此项业务的资格和身份，对此项业务也根本不具有相应的业务能力，甚至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1100万元的费用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结合刘慧卿后续自己办理了此房屋的两次过户费用总计2200万元，可以说明涉委托代理合同的1100万元的费用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更何况所谓的剩余代理费。其次，刘慧卿之所以不予支付余款，在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属于行使《合同法》所规定的不安抗辩权。其一，刘慧卿在签订合同之初是基于对宁时璞律师身份的信任才欲与其签订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但宁时璞为了隐瞒其身份，指派其助理姜帅代其签订合同，已经存在擅自转委托的行为。其二，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根本不存在宁时璞所谓的恶意促成条件不成就的事实。因为无论是否履行宁时璞所谓的条件，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均是不可能实现的合同，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即刘慧卿在发现宁时璞无法履行合同日的且其身份也根本不符合办理此项业务的资格之后，为了减小损失所行使的不安抗辩权。依据《合同法》第97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刘慧卿主张的返还已经支付的200万元款项符合法律规定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而刘慧卿要求返还款项的日期应当从合同解除之日起计算，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此，基于以上事实，刘慧卿在支付超过约定的1100万的费用情况之下，以2200万元的费用自行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两次过户，是财产受到损失的受害者，而非宁时璞所谓的“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受托人。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属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合同，刘慧卿要求宁时璞返还200万元的费用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审法院的判决没有背离法律离法律规定，也不存在使用法律错的问题。三、宁时璞为案选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受托人，二审上诉人姜帅仅是案涉合同的签订人1、案委托代理合同的主体为再审申请人宁时璞与姜帅。虽然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人为姜帅，但姜帅曾在大连市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过关于2013年3月20日与意见人刘慧卿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具体情况，其中姜帅陈述：“宁时璞让我办的，我是助理，他只让我跑，其他我不管”，包括意见人刘慧卿在一审法院提交的与再审申请人宁时璞之间的录音证据，均可以证明案涉的委托代理合同的主体为刘慧卿与宁时璞和姜帅，宁时璞为隐名代理人。无论是委托代理合同还是收条，宁时璞作为执业律师都始终在书面文件中刻意的隐瞒、隐藏自己的律师身份，也说明了宁时璞作为执业律师，明知道接受这样的委托代理事项是违反《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但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却指派其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助理姜帅以姜帅的个人名义越过律师事务所与刘慧卿签订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并代收款项，这一系列的行为以及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均可以证明宁时璞才是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受托人，而姜帅仅仅是宁时璞指派代为签订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主体而已。另外，刘慧卿也根本不可能相信一位在当时仅有25岁的姜帅具有办理5600万元房产过户和缴纳税费的能力，刘慧卿在与姜帅签订合同之初，完全是基于对宁时璞作为资深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的信任，以及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基于对宁时璞的信任而对两份书面文书都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宁时璞才是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受托人，姜帅仅仅是受宁时璞指派的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人。2、王云杰并非案涉委托合同的主体，刘慧卿也从未有过委托王云杰办理案涉委托合同的意思表示。首先，合同的委托主体始终是姜帅和隐名代理人宁时璞，刘慧卿无论是在起诉前还是诉讼中从未承认王云杰是其真实委托的合同主体。一审庭审、二审庭审中，甚至于案涉委托合同的事件发生过程中，刘慧卿均没有任何关于委托王云杰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在二审庭审中，宁时璞也曾陈述过“刘慧卿通过王云杰找到他，希望签订案涉委托合同，并陈述其找了姜帅是事实”（二审判决书第15页）结合前述姜帅在沙区公安局南沙派出所询问情况下作出的笔录，均可以证明，王云杰并非案涉合同主体，二审法院没有任何违背逻辑同一性规则的认定。综上所述，二审法院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均不存在任何错误，恳请贵院依法维护答辩人刘慧卿的合法权益，驳回被答辩人宁时璞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姜帅、一审被告王云杰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刘慧卿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解除委托合同并返还已支付的200万元费用。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委托合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2、承担返还200万元款项的义务主体如何确定；3、200万元款项的返还数额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以及如何确定返还数额。1、关于案涉委托合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的问题。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综合本案全部事实，宁时璞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委托合同不能解除的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故一、二审判决案涉委托合同解除并无不当。2、关于200万元款项的返还义务主体问题应结合案涉委托事务的履行情况进行认定。一审过程中，宁时璞提供了将其收取的案涉200万元款项转交给王云杰的证据并进行了质证，但在一、二审判决的事实认定中均没有提及该事实。王云杰作为本案第三人，其在一审答辩中已自认收取案涉200万元款项并由其联系宁时璞帮助签订案涉委托合同以及案涉委托事务也是由其实际办理的事实，但一、二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中，对此没有任何表述。一审庭审中，姜帅提供其配合王云杰共同到拍卖机构及房地产咨询公司办理委托事务的证据。上述事实及证据均可以证明王云杰是案涉委托事务的实际执行者，也是200万元款项的实际收取者。另宁时璞在一审审理中还向法庭提及了刘慧卿于2014年5月与王云杰因返款纠纷引发了一起治安案件以及2014年5月刘慧卿曾经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起诉王云杰，要求其返还200万元等。刘慧卿提交的录音中也多次出现刘慧卿表述其相信王云杰等内容的事实。故王云杰是否应对案涉200万元款项承担返还义务，一、二审法院对此均未予以审理和查明。3、关于案涉200万元款项的返还数额问题。法律虽然赋予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具有任意解除权，但并未规定合同解除后委托人可以不支付受托人执行委托事务的报酬以及可以不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委托事务得到了一定履行，相关人员为该委托事务付出了相应的劳动，委托人依法应支付相应的报酬。无论最终确定谁是返还义务主体，都应在扣除相关费用及报酬后，确定返还数额。故一、二审判决将200万元全部返还委托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如二审法院在判决前已经确定姜帅不是委托合同的合同主体，不应承担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并确定宁时璞为案涉委托合同的合同主体并承担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依法对宁时璞是否就姜帅提出的违约金反诉请求继续提出反诉进行释明，或对宁时璞就违约金的反诉权利可以另行诉讼解决等，在判决内容中作出交代以保护宁时璞作为合同主体的合法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1、指令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丁海审判员  钟峰审判员  刘冰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阎明章书记员丁威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