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12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能聚创供应链管理（武汉）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 法定代表人：秦兴华，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杰，单位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赫英明，男，198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原审第三人：青岛蓝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 法定代表人：王岩丽，执行董事。 上诉人安能聚创供应链管理（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赫英明及原审第三人青岛蓝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能聚创供应链管理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首先一审法院认为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安能聚创深圳公司、上海安能聚创公司和上海安锐公司为关联公司，以上四公司的人员管理存在混同现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赫英明在2015年与安能聚创深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地点在烟台市，但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在烟台市却没有分支机构，相反，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却在烟台市设有分支机构。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在烟台市的分支机构己于2016年10月注销。若赫英明一直在烟台工作，不可能是为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工作。二是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代替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向赫英明发放工资，因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在烟台市也不存在分支机构，所以赫英明实际并不是为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工作。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委托安能聚创深圳公司代发工资是合法的。三是虽然赫英明未和上海安能聚创公司签订合同，由于上海安能聚创公司是总公司，会帮助其子公司进行事务管理，这并不是人员管理混同，而是由总公司统一委托，形成一种便利的模式。四是赫英明2018年8月3日后在上海安锐公司工作并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解除通知书理应由上海安锐公司的名义发出，上海安锐公司是安能公司的关联公司。相反，上海安锐公司在山东省内一直存在分支机构，由于公司发展快递业务，赫英明自愿到快递业务模块任职。所以赫英明实际是在为上海安锐公司工作，并不是为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工作，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受委托支付赫英明工资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直到上海安锐公司进入正轨后，才用其自己的名义为员工支付工资。即使劳动合同不能反映赫英明真实的劳动关系，那么工资支付主体也不能反映其真实的劳动关系，而应当考虑其真实情况下为哪一主体服务。其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知晓2019年1月至4月未给赫英明发放工资的事实，上诉人是事先在安能总公司及涉案子公司进行事实调查与了解到的情况，并在法庭向法官反映，这并不能说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再次，因赫英明连续脱岗、旷工达130多天，且不提供真实地址，上海安锐公司联系不上，此种情况完全符合公司合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二、被上诉人提出劳动仲裁时仅提交了一份2016年2月25日的银行交易明细，仲裁机构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因此认可被上诉人的诉求。关于被上诉人所要求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带薪年休假工资、防暑降温费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可了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赫英明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 岛蓝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未发表意见。 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赫英明与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不予承担赫英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工资27436.78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带薪年休假工资5793.10元、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防暑降温费1120元；2.本案诉讼费由赫英明承担。 原审法院确认如下事实：2015年8月1日，安能聚创深圳公司与赫英明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工作地点为山东省烟台市。 2017年8月1日，安能聚创深圳公司与赫英明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1日至2020年8月1日止。工作地点为山东省。 2018年8月3日，上海安锐公司与赫英明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8年8月3日至2021年8月3日。工作地点为山东省。 在仲裁庭审中，安能聚创武汉公司称，赫英明于2015年5月4日入职安能聚创武汉公司，担任网络经理，工作地点在烟台。2018年8月3日，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与赫英明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赫英明与上海安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赫英明在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工作期间的月工资标准为7000元，发放方式为银行转账，本月发放上月工资。2019年1月份至4月份工资没发放。因赫英明自愿与安能聚创武汉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没有支付经济补偿。办理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但资料不一定找得到。 2016年2月25日，安能聚创武汉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赫英明发放工资。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对转账的事实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认为不能体现出是发放工资。 2018年6月25日，安能聚创深圳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赫英明发放工资。赫英明对收到工资无异议，但称不清楚是谁发放的。 2018年12月10日，上海安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赫英明发放工资。赫英明对收到工资无异议，但称不清楚是谁发放的。 庭审中，安能聚创武汉公司称，赫英明在2015年4月入职案外公司，2018年5、6月份之前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受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委托为赫英明发放工资。2018年7月是上海安锐公司发放工资。 2015年9月1日，上海安能聚创公司（甲方）与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劳动事务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为其指定员工代缴社会保险、代缴住房公积金等。上海安能聚创公司指定的员工中包括赫英明。广州久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上海蓝海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劳动事务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为其指定员工代缴社会保险、代缴住房公积金等。广州久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广州久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包括赫英明在内的部分员工的代缴社会保险等业务委托蓝博公司代缴。自2017年4月份起，蓝博公司为赫英明代缴社会保险。2019年4月28日，蓝博公司按照广州久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要求停止为赫英明代缴社会保险。 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庭后提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员工留存）一份，证明上海安锐公司已经在2019年3月27日邮寄通知赫英明解除劳动关系，但因原书写地址不详被退件。该通知书显示因赫英明于2018年11月14日至今连续脱岗、旷工达130多天，已达违纪解除条件，公司决定解除劳动合同，请于2019年3月21日前往安能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后赫英明以安能聚创武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未支付2019年1月至5月的工资为由以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和蓝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市南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被申请人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15日工资36000元；2.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2000元3.被申请人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7360元；4.被申请人支付防暑降温费（2017-2018）1120元。2019年8月30日，市南劳动仲裁委作出南劳人仲案字[2019]第591号裁决书，裁决：1.安能聚创武汉公司支付赫英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工资27436.78元；2.安能聚创武汉公司支付赫英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3.安能聚创武汉公司支付赫英明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带薪年休假工资5793.10元；4.安能聚创武汉公司支付赫英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防暑降温费1120元；5.驳回赫英明对蓝博公司的仲裁请求。现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不服此裁决，诉至原审法院。 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和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均系上海安能聚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安锐公司系上海安能聚创公司全资设立的公司。以上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秦兴华。 仲裁庭审中，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主张赫英明的月工资标准为7000元，仲裁裁决予以确认，赫英明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故原审法院亦确认赫英明的月工资标准为7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赫英明与安能聚创武汉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赫英明主张其入职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后一直在该公司工作，劳动合同是根据公司要求签署的，并未实际履行。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则认为，劳动合同是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关键证据，从劳动合同可以看出，赫英明在2018年8月3日之前是与安能聚创深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之后是与上海安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与赫英明之间无劳动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劳动者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即意味着和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本案却存在特殊情况。首先，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安能聚创深圳公司、上海安能聚创公司和上海安锐公司为关联公司，其业务趋同，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其次，以上四公司的人员管理存在混同现象，一是赫英明在2015年与安能聚创深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地点在烟台市，但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在烟台市却没有分支机构，相反，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却在烟台市设有分支机构。二是赫英明的工资在2018年4月（含）前由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发放，赫英明却没有和安能聚创武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安能聚创武汉公司称系代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向赫英明发放工资，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且未给出合理解释。三是上海安能聚创公司委托案外人为其员工代缴社会保险，赫英明却从未与上海安能聚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解除与赫英明劳动合同也是依据与上海安能聚创公司《劳动事务代理协议》的约定办理的。四是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庭后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由上海安锐公司发出，却要求赫英明到安能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五是原审法院数次通知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开庭，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均以证据在武汉，武汉正发生疫情无法取出证据为由申请延期开庭。而安能聚创武汉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即为赫英明与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和上海安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赫英明与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和上海安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却存放在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不合常理。六是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在仲裁庭审中认可其与赫英明在2018年8月前存在劳动关系，但这期间赫英明却是和安能聚创深圳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安能聚创深圳公司、上海安能聚创公司和上海安锐公司人员管理混同，劳动合同已经不能反映赫英明真实的劳动关系。再从赫英明的工资发放看，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在诉状中的陈述与其庭审时的陈述也不一致，且存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公司和实际发放工资的公司不一致的现象，安能聚创武汉公司称系委托发放工资，却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且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原审法院认为，从查明的事实看，赫英明在2015年与安能聚创深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烟台市，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在烟台市却无分支机构，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为赫英明发放工资，而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却在烟台市设有分支机构，且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在仲裁庭审中主张在2018年8月3日前与赫英明存在劳动关系，对双方劳动关系的陈述清晰明了，具体明确，连对2019年1月至4月未给赫英明发放工资都清清楚楚，安能聚创武汉公司的该主张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符，故原审法院认定赫英明与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劳动关系的解除，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主张在2018年8月3日与赫英明解除了劳动关系，却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单纯的赫英明与上海安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不能证明真实的劳动关系，前已详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确认赫英明在离职前一直与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对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主张与赫英明不存在劳动关系，不予支持。 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主张不予承担赫英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工资27436.78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赫英明发放了该期间的工资，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赫英明月工资7000元的事实，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应当支付给赫英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应发未发工资27436.78元（7000×3个月+7000÷21.75×20天）。 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主张不应支付赫英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权解除与赫英明的劳动合同，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赫英明在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工作近4年，故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应支付给赫英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7000元×4个月×2倍）。 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主张不支付赫英明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带薪年休假工资5793.1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赫英明已经休带薪年休假，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赫英明支付了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赫英明在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应休年休假天数为9天（取整，未满1整天不计入），故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应支付给赫英明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5793.10元（7000元÷21.75×9天×200%）。 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主张不支付赫英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防暑降温费112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防暑降温费，故根据每年防暑降温费为560元的规定，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应支付给赫英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防暑降温费1120元。 案经原审法院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五条规定，判决：一、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赫英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应发未发工资27436.78元；二、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郝英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三、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赫英明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的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5793.10元；四、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赫英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防暑降温费1120元；五、驳回安能聚创武汉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安能聚创武汉公司承担。 二审中，赫英明称：我自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一直在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处工作，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我是依据上海安能聚创公司的指示签订的劳动合同，四家公司实际是一家，人员也是混同的，我入职后直接领导一直是孙晋宝，他是山东省的省区负责人。2015年至2019年期间，我始终从事同一劳动工作，从没有变更过。 安能聚创武汉公司称：我方认为2015年5月至2018年6月赫英明在我单位工作，2018年6月后其在上海安锐公司工作，上海安锐公司和上诉人的均是上海安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8年7月份之后被上诉人与上海安锐公司有劳动关系，并且2018年8月3日被上诉人也与上海安锐签订了劳动合同。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与赫英明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应否支付基于劳动关系的相关费用。本院认为，首先，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和安能聚创深圳公司均系上海安能聚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安锐公司系上海安能聚创公司全资设立的公司，上述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秦兴华，故上述四公司为关联公司；其次，2015年5月至2018年6月赫英明在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工作，并由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发放工资，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对此亦予认可；再次，赫英明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自2015至2019年期间从未变更。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赫英明主张其与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与赫英明劳动关系成立，安能聚创武汉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赫英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故赫英明向其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应予支持；安能聚创武汉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向郝英明足额支付工资以及带薪年休假工资、防暑降温费，故原审判决安能聚创武汉公司向赫英明支付上述费用并无不当。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安能聚创供应链管理（武汉）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静 审判员  林伟光 审判员  刘昭阳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翟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