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1）川0114执异29号 异议人（被执行人）：程明春，男，197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代理人：周玉成，北京市高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陈玉先，女，195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代理人：陈飞，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美琼，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依据（1998）新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于2012年2月23日恢复执行陈玉先申请执行新都县军冠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军冠塑料厂）、程明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程明春以恢复执行超过法定期限且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已履行完毕、本案已经执行完结为由，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作出（2012）新都执裁字第7号裁定书裁定驳回程明春的异议请求，该裁定为（2012）成执复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维持。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执监14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前述执行异议及复议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查，程明春以《执行异议补充意见》形式明确其异议请求及理由。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重新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程明春提出异议请求：裁定驳回陈玉先对（1998）新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的恢复执行申请。事实与理由：第一，陈玉先申请恢复对判决的执行已经超过法律规定期限，立案恢复执行错误，应当裁定予以驳回。陈玉先于1998年8月6日与程明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明确约定：1998年8月6日还4万元，1998年8月12日之前还6万元，由程明春协助法院在1999年3月31日前收回查封物，如收不回查封物则付清所余11.4万元作为结案。根据该约定，无论是否收回查封物，程明春支付11.4万元的最后期限均为1999年3月31日。事实上，程明春在1998年8月12日向陈玉先支付了52000元，已未按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履行，1999年3月31日也未能履行11.4万元，而陈玉先申请恢复执行的时间是2012年2月23日。根据1991年4月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前款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和1992年7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已于2015年2月4日废止）第二百六十七条：“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的规定，陈玉先应当在1998年8月12日之后的一年内即1999年8月12日之前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即使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八条“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间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间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断，其期间自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重新计算”的规定，陈玉先申请恢复强制执行的最后期限为2000年8月12日。第二，根据公平原则，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2日作出了（2012）成执复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后，程明春已根据该裁定向陈玉先支付了11.4万元，事实上已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款项履行完毕，裁定驳回陈玉先的恢复执行申请对陈玉先没有损失。 陈玉先述称：第一，和解协议约定的债务是同一债务分期履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分期履行的债务诉讼时效期间至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计算，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按照和解协议第3点，在1999年3月31日前收回查封物，如果收不回查封物，则付清11.4万元，则诉讼时效一直存在，且如果执行和解协议有两种以上解释，应作出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即本案申请执行人陈玉先的解释方符合立法本意。第二，即使按照程明春所提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因程明春在陈玉先恢复执行后的2014年3月7日已经向法院支付执行款11.4万元，并且在银行付款凭证上载明款项来源是执行款（和解协议），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9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有关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所以本案由于程明春已经自愿履行11.4万元执行款的债务，再以超过诉讼时效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本案陈玉先一直在主张权利，并未像程明春所述在1998年收到5.2万元以后就未在主张权利，表现为：1.程明春自己陈述陈玉先在1999年初拉走了程明春的家具一套（详见2019年8月16日听证笔录第3页、第7页），说明陈玉先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仍然继续主张权利，该家具沙发一套不是程明春所述用于抵偿债务，而是作为债务的抵押物在程明春履行完毕其义务后陈玉先将会归还，这一点证明有抵押物存在的情况下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1999年后陈玉先多次到程明春家里找到程明春要求其履行债务，有一次程明春甚至报警，警察也到了现场进行处理，充分说明陈玉先一直在主张权利。3.陈玉先多次到执行局找原执行承办法官要求执行，承办法官告知陈玉先由于未发现程明春的财产，要求陈玉先在家耐心等待，待发现程明春的财产后再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陈玉先在2011年底听说程明春购买房屋后，立即于2012年初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表明陈玉先一直在主张权利。第四，陈玉先认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执监146号执行裁定书违反法律规定。1.该裁定程序违法，未向陈玉先送达再审申请书副本和受理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仅凭程明春单方陈述即作出裁定，剥夺了陈玉先辩论的权利，特别是本案争议较大、时间较长。2.该裁定在认定事实中关于执行款结算的问题不能成立，执行款是否付清、如何付清应当由执行法院依法核算，在执行部门未对执行款确定的情况下程明春仅就诉讼时效的异议应当予以驳回，而不应以执行款结算为由撤销原生效的合法的法律文书。3.该裁定超过再审的诉讼时效。综上陈玉先认为，程明春的执行异议不能成立，依法应当驳回。 本院查明，本院在审理原告陈玉先与被告军冠塑料厂债务纠纷一案过程中，于1998年4月2日作出（1998）新民初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军冠塑料厂在四川省雅安化肥厂应收货款66174元（口袋80700根），暂不支付给该厂；于1998年4月8日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仁寿县化工建材总厂将应付但未付给军冠塑料厂的货款35000元抵的伍万根塑料包装袋保存完好，不得转移、变卖、损毁；于1998年4月9日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彭山氮肥厂冻结支付军冠塑料厂在该厂的应收货款16885.1元；于1998年4月17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军冠塑料厂厂长程明春位于××镇××村私房一幢予以查封，查封期间不得办理买卖、过户手续。1998年5月18日，本院就该案作出（1998）新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军冠塑料厂偿付陈玉先332700元（其中300000元年息25%从1997年12月10日至付清之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案件受理费5310元，其他诉讼费2690元，财产保全费2000元，合计10000元，由军冠塑料厂负担（陈玉先已垫付，在支付欠款时军冠塑料厂一并支付）。该民事判决生效后，陈玉先据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1998年7月13日立案，案号为：（1998）新民执字第40号。1998年7月13日，本院作出执行通知书，要求军冠塑料厂履行判决义务。1998年7月22日本院对程明春所作询问笔录记载：本院工作人员要求程明春履行判决义务，程明春述称“我没有钱，无法给她，你们找我们妈去”、“我厂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我妈，我只是一个名誉的”“我无法履行，想不到办法”。1998年7月27日本院对程明春所作询问笔录记载：本院工作人员要求程明春履行判决义务，程明春述称“现在我无法履行，我又没有钱”、“你们能找到我妈就去找，我现在没有钱还”。同日本院对罗大凤（程明春述称为程明春母亲）所作询问笔录记载：本院工作人员告知罗大凤“我们向其他厂家发送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不是就要扣除……”，罗大凤陈述“今天拿不出，我只有过几天提供”。1998年7月29日，陈玉先分别出具两份收条，记载：收到执行庭扣押程明春传呼机一部、收到军冠塑料厂执行款400元（法院工作人员转交）。1998年8月6日，陈玉先与程明春、罗大凤签订《协议书》，记载：“经双方协议决定对97年12月10日所欠332700元款项做如下处理：约定还陈玉先借款本金15万元，另外利息降低为6.4万元，合计21.4万元，贰拾壹万肆仟元整，其具体还款步骤约定如下：1.98年8月6日还4万元；2.98年8月12日之前还6万元；3.由程明春协助法院在99年3月31日前收回查封物，如收不回查封物则付清所余11.4万元做为结案。以上协议一式两份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生效”，陈玉先在该《协议书》债权人（申请人）落款处签名捺印，债务人（被申请人）处有程明春签名捺印及“罗大凤”签名。陈玉先与程明春一致确认，该《协议书》是执行过程中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1998年8月6日，程明春向陈玉先支付4万元，陈玉先出具收条，记载：收到新都法院执行庭执行军冠塑料厂执行款4万元。1998年8月12日，程明春向陈玉先支付3.2万元、2万元，陈玉先分别出具收条，记载：收到新都法院执行庭执行军冠塑料厂执行款3.2万元、2万元。1998年8月12日，该案提请结案，《执行案件结案报告表》记载，本案执行标的33270元（注：此处应该是执行法官填写时的笔误，执行标的应是332700元），执行中达成和解协议，被执行人付给申请人21万元（注：此处应该是执行法官填写时的笔误，应该是21.4万元），已支付给92400元。2012年2月23日，陈玉先向本院申请恢复对（1998）新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请求事项为：1.要求军冠塑料厂偿还陈玉先236700元及按年息25%支付利息828450元（自1997年12月10日至付清之日止）；2.要求军冠塑料厂支付案件受理费5310元，其他诉讼费2690元，财产保全费2000元，共计10000元；3.本案执行费用由军冠塑料厂承担。本院立案执行，案号为：（2012）新都民执字第264号。《恢复执行案件审批表》记载，（1998）新民执字第40号案结案方式为“和解”，申请恢复执行理由和依据为“申请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2014年3月7日，程明春向本院交款11.4万元。2015年4月17日，本院作出（2012）新都执字第264号执行裁定书，对程明春与案外人雷蕾共有的位于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路××号××栋××单元××层××号住宅房屋予以查封。2016年8月30日，本院通过执行支款审批，向陈玉先支付执行案款11.4元，《执行支款审批表》记载首笔案款收款日期为2014年3月10日。2016年9月8日，陈玉先自本院领取该笔执行款。 恢复执行过程中，程明春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驳回陈玉先恢复执行的请求，其理由为：第一，本案已经执行完结，程明春均无再履行债务的义务。1998年8月6日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程明春欠陈玉先总款21.4万元，协议签订后，程明春向陈玉先支付了92400元，并将程明春被新都法院查封的在雅安化肥厂的债权66174元、在彭山氮肥厂的债权16885元、在仁寿化工建材总厂的债权35000元由法院执行抵偿债务，被查封债权总额118059元，加上被执行走的传呼机和其他物品足以还清陈玉先的全部债务。第二，本案已经超过申请执行期限，陈玉先无权申请恢复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最后履行期限为1999年3月31日，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自当时起算，截至2000年3月31日已经届满。本院于2012年4月13日作出（2012）新都执裁字第7号裁定书，裁定驳回程明春的异议请求。程明春不服该裁定，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2日作出（2012）成执复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程明春的复议请求。程明春不服该执行复议裁定，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8日作出（2018）川执监146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执行法院对保全的被执行人的三笔债权是否采取过强制执行措施，是否通知程明春协助收回债权，是否通知程明春履行最后一笔11.4万元债务，协议约定的最后一笔债务的履行条件是否成就、履行期限是否届满均未查清，故裁定撤销前述（2012）新都执裁字第7号、（2012）成执复字第10号执行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查。 另查明，营业执照记载，军冠塑料厂成立于1995年7月7日，经营性质为私营独资企业，负责人为程明春。 以上事实，有（1998）新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协议书》、恢复执行申请书及立案审批表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过程中或者执行保全、先予执行裁定过程中的下列行为违法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二）执行的期间、顺序等应当遵守的法定程序；（三）人民法院作出的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被执行人以债权消灭、丧失强制执行力等执行依据生效之后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恢复执行或者不予恢复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本案中，本院依陈玉先的申请，恢复对（1998）新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的执行，程明春认为该恢复执行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而提出执行异议、请求驳回陈玉先的恢复执行申请，属于执行异议审查范围。 从该案立案执行至今，与双方争议的有关申请恢复执行时效期间的法律、司法解释已经发生变化，在不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情形下，应结合相应执行行为发生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综合评判行为合法性，形成尊重客观事实、符合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理念要求的审查结论。 表一：争议所涉规定变迁情况                                                  执行立案时                       恢复执行时                       现行有效                               执行和解                       1998年7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             1991年4月9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1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2007年10月28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2008年12月3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专项规定：2020年12月29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                                           恢复执行                                   1992年7月14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已于2015年2月4日废止）第2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第267条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1991年4月9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前款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2007年10月28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5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2014年12月17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恢复执行案件予以立案：……（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三）执行实施案件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报结后，如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依职权恢复执行的；……（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而终结执行的案件，申请执行的条件具备时，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               2018年2月22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第10条：“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恢复执行期间自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第11条：“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恢复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恢复执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恢复执行（一）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恢复执行的；（二）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四）其他不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情形。”             2017年6月27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9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无财产可供执行时的处理                       1991年4月9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一）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四）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             1998年7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１０２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执行：……（２）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１０４条：“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恢复执行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                       2007年10月28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一）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四）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             2008年12月3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执行：……（2）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第104条：“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恢复执行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                       2020年12月29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519条:“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照前款规定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9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执行法院核查属实的，应当恢复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五年内，执行法院应当每六个月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并将查询结果告知申请执行人。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执行法院应当及时恢复执行。”                               执行结案                       1998年7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执行结案的方式为：（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２）裁定终结执行；（３）裁定不予执行；（４）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                       2008年12月3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执行结案的方式为：（1）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2）裁定终结执行；（3）裁定不予执行；（4）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                       2018年2月22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2020年12月29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4条：执行结案的方式为：（1）执行完毕；（2）终结本次执行程序；（3）终结执行；（4）销案；（5）不予执行；（6）驳回申请。             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6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后，执行案件可以作结案处理。人民法院进行相关统计时，应当对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的案件与其他方式结案的案件予以区分。”                               私营独资企业执行                       1998年7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已被修改）第７６条规定“被执行人为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独资企业业主的其他财产。”                       2008年12月3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6条：被执行人为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独资企业业主的其他财产。                       2019年8月8日实施的《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43条规定：“本办法施行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登记成立的私营独资企业，符合《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的条件的，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和本办法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所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于2018年3月1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8号）废止）                本案被执行人军冠塑料厂为私营独资企业，程明春未提交企业性质发生变化的证明材料，对于执行过程中将其作为被执行人本身也无异议。本院执行过程中裁定执行军冠塑料厂业主程明春的其他财产，并非基于陈玉先与程明春、罗大凤签订的《协议书》中程明春所作偿还认诺，而是对原生效民事判决书恢复执行。 根据前述规定可见，在本院1998年8月12日执行结案时，陈玉先与程明春虽已签订具备执行和解协议性质的《协议书》，但并未履行完毕，该案并不属于1998年7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规定的执行结案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则该执行案件所作结案，并非终结全案执行，而是相当于现行规定下的终结本次执行概念，待特定条件具备后可以恢复执行。对于执行结案事由，双方存在不同理解：程明春认为是因双方达成执行和解而结案，则陈玉先申请恢复执行，在恢复执行行为作出当时应受1992年7月14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已于2015年2月4日废止）第二百六十七条“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所规定的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期限限制，陈玉先则认为是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结案，则无论是依据执行结案时还是恢复执行时的规定，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执行，待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而无财产可供执行这一中止情形的消失，包括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其恢复执行不受时效期间限制，此与现行有效的2020年12月29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照前款规定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规定精神也契合。（1998）新民初字第131号案审理中，本院对军冠塑料厂在雅安化肥厂、彭山氮肥厂、仁寿县化工建材总厂的应收账款（货物）及程明春位于××镇××村二的私房一幢采取了保全措施，陈玉先与程明春、罗大凤所签订《协议书》记载“由程明春协助法院在99年3月31日前收回查封物”，但（1998）新民执字第40号案执行卷宗中并无对相应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通知程明春协助收回债权的印证材料，也无载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这一事由的中止执行裁定，在《执行案件结案报告表》所填写结案方式为“和解”，陈玉先虽述称执行承办人告知本案属于无财产可供执行、待有财产线索时申请恢复等内容，但执行卷宗中并无印证，则该案是因执行和解而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的结案处理，陈玉先申请恢复执行（1998）新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应受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限制，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 《协议书》对于履行期限和方式的约定为：“1.98年8月6日还4万元；2.98年8月12日之前还6万元；3.由程明春协助法院在99年3月31日前收回查封物，如收不回查封物则付清所余11.4万元做为结案”，双方一致确认的程明春的履行情况为：1998年8月6日向陈玉先支付4万元，1998年8月12日向陈玉先支付5.2万元，2014年3月7日向本院支付11.4万元。首先，按照原执行结案及恢复执行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1998年8月12日并非双方协议约定的最后履行期限，程明春关于陈玉先申请恢复执行的时效期间自1998年8月12日其首次发生不完全履行行为时即应当起算的意见不能成立。其次，对于“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双方存在不同理解：程明春认为《协议书》第3条约定既非附条件、也非附期限，程明春给付11.4万元的条件是收不回查封物，但无论是否收回查封物，履行该给付义务的最后期限都是在1999年3月31日前，陈玉先在该期限后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应申请恢复执行。陈玉先则认为《协议书》第3条约定“如收不回查封物则付清所余11.4万元做为结案”首先是附条件，表明收不回查封物则需付清11.4万元，付清才能够结案，并且双方对程明春应付清11.4万元的履行期限没有约定，1999年3月31日前仅是对程明春应协助法院收回查封物的时间要求。对此本院认为，就《协议书》第3条的文义表述看确存在易使相对人对支付11.4万元履行期限产生不同认识的问题，但具备执行和解协议性质的《协议书》，本质仍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受到民事法调整合同关系一般规则的约束，在立约双方对当时意思产生不同理解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合同有关条款和交易习惯等确定，双方将程明春协助法院收回查封物的期限约定为在1999年3月31日前，并将收不回查封物作为履行11.4万元金钱给付义务的条件，则在该条件成就后，陈玉先有权要求程明春依约履行11.4万元的给付义务，但履行该给付义务的期限，《协议书》中并无明确约定，双方对此也未达成补充协议，则程明春可以随时履行，陈玉先也可以随时要求程明春履行，但应当给予程明春必要的准备时间，故1999年3月31日并非程明春履行11.4万元给付义务的最后期限，程明春关于申请恢复执行的时效期间应自1999年3月31日起算的意见不能成立。 依照前述规定，程明春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情形下，陈玉先可以申请恢复对原民事判决书的执行。就不完全履行而言，1998年8月12日程明春即已未按照约定足额给付，如以此为由申请恢复执行，无论是依据签订《协议书》时还是陈玉先申请恢复执行时法律、司法解释关于申请恢复执行时效期间的规定，其均已经过；而就不履行而言，因双方对支付11.4万元的履行期限约定不明，恢复执行的前提是程明春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事实成立，陈玉先在2012年2月23日申请恢复执行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依据《协议书》要求程明春支付11.4万元、但程明春在合理期限内未予履行，本案相关执行卷宗材料中也无本院曾通知程明春履行最后一笔11.4万元债务的印证，故本院在2012年2月23日立案恢复执行欠缺程序要件。但程明春于2012年3月16日提交的《执行异议书》中表明了其已经根据和解协议履行完还款义务、不应再被执行的意见，又于2014年3月7日支付11.4万元，并表明该付款行为不是依据《协议书》、而是根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复议裁定书的说理而支付，则程明春在作出履行拒绝之意思表示后，再作出的相应金额的给付行为，不应认定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迟延履行。在程明春对执行和解协议作出履行拒绝的意思表示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双方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这一情形已经成就，恢复执行立案时的实体要件缺失已经得到填补，程明春执行异议指向的本院2012年2月23日所作恢复执行行为虽然存在程序瑕疵，但相应执行行为已经没有可撤销或可变更性。 综上，陈玉先于2012年2月23日向本院申请恢复（1998）新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时，其申请执行期限并未经过；程明春于2014年3月7日向本院支付11.4万元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迟延履行双方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故程明春关于驳回陈玉先恢复执行申请的异议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程明春的执行异议请求。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审判长  蒋建军 审判员  余 晨 审判员  敬 坤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曾 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