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5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发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守明，浏阳市远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孝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新平。原审被告：袁杏仁。上诉人罗发仁因与被上诉人杨孝发、连新平、原审被告袁杏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181民初6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罗发仁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湘0181民初625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判决上诉人罗发仁无需向被上诉人杨孝发支付货款8758元及利息；（三）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杨孝发、连新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杨孝发与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是属实，但罗发仁并不是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罗发仁只是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聘请的管理者。一审法院仅以杨孝发发短信给罗发仁催要货款时，罗发仁并未对其是否承担付款责任进行反驳，就认为罗发仁是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且本案中，杨孝发也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罗发仁是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举证责任应该由杨孝发承担；否则，其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所以，罗发仁不应该对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为2016年12月19日，所以，诉讼时效应该从2016年12月20日起计算。且一审法院称2019年1月16日、2019年2月2日杨孝发通过手机短信向罗发仁催问货款不属实，上诉人并未回复同意。（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罗发仁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和判决错误。罗发仁并不是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不应该对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被上诉人杨孝发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驳回罗发仁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连新平未发表答辩意见。原审被告袁杏仁未发表答辩意见。杨孝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罗发仁、袁杏仁、连新平向杨孝发支付货款8758元及利息（自2016年4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罗发仁、袁杏仁、连新平承担。诉讼中，杨孝发调整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系由袁善斌（已故）于2000年3月15日投资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为浏阳市××镇××村，原经营范围为礼花弹生产。2018年6月6日，该厂的投资人由袁善斌变更为连新平，经营范围变更为花炮新材料的设计、施工；花炮新材料技术开发，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8年6月8日，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经连新平决议解散，并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的清算报告载明如有未清偿的债权债务概由连新平本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杨孝发经营海绵钛生意，自2013年开始向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供应海绵钛。2014年1月21日，经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与杨孝文对账，确认尚欠货款为13758元，由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向杨孝发出具了《对账单》。《对账单》载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止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欠杨孝发货款壹万叁仟柒佰伍拾捌元整（￥13758）2014.1.21号”，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在该《对账单》上加盖了发票专用章。对账后，罗发仁分别于2015年11月11日、2016年4月28日通过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向杨孝发转账支付货款2000元、2000元；罗发仁还于2016年12月19日以花炮抵偿债务1000元，上述合计支付货款5000元。此后，杨孝发因未受清偿，遂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杨孝发陈述：其与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发生业务往来是与罗发仁对接的，由罗发仁下单确定应送货物的数量，并在收货后经手向杨孝发支付过货款。杨孝发认为罗发仁系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6）湘0181执3414号执行裁定书予以证明。（2016）湘0181执3414号执行裁定书中载明被执行人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负责人为罗发仁，厂长。罗发仁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加盖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印章的《委托书》复印件一份，《委托书》内容为:“我单位委托罗发仁为我单位委托代理人，授权其代表我单位履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所有职责（包括签订转让协议、融资、扩股等）。该代理人的一切履行职务行为均代表本单位，与本单位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特此委托!2014年1月20日”。杨孝发对该份《委托书》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杨孝发为证明催款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短信聊天记录。该记录显示:杨孝发于2019年1月16日向罗发仁发送信息“到了你厂里”，罗发仁回复信息“我在大瑶办事”，杨孝发发送信息“办完事打下电话说下情况怎么付”，罗发仁回复信息“好的，我方便再打电话给你”。2019年2月2日，杨孝发再次向罗发仁发送信息“等你电话也不回，今不付点，到你家来”。另查明:1.罗发仁与袁杏仁系夫妻关系，于2000年8月25日登记结婚。2.（2016）湘0181执3414号执行裁定书对应的审理案件为曾令啟与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浏民初字第04956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罗发仁作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负责人参与了调解，并与曾令啟达成了调解协议，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中载明罗发仁为该厂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为厂长，调解笔录及民事调解书中均载明罗发仁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负责人，调解笔录由罗发仁签名并加盖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公章予以确认。3.通过类案检索发现，李开成与罗发仁、连新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湘0181民初4416号］，一审法院认定罗发仁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应与连新平共同承担付款义务，并判决:罗发仁、连新平共同支付李开成货款103048元。判决后，罗发仁不服，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湘01民终551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杨孝发向买受人交付货物后有权向买受人主张相应的货款。杨孝发为证明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欠其货款的事实，提供了由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盖章确认的对账单予以佐证，杨孝发与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因对账时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故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应当在对账后及时向杨孝发支付所欠货款。因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已经于2018年6月8日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故连新平作为该厂的登记投资人应对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向杨孝发所负的8758元货款债务承担支付责任。关于罗发仁是否应当对本案货款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原投资人袁善斌2013年年底亡故至2018年6月5日期间，罗发仁以其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负责人身份对涉及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权益的事项自主决定和处分，在此期间，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未变更登记投资人，而罗发仁对于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事宜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利。杨孝发作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有理由认为罗发仁系刘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且在杨孝发发送短信向罗发仁催要货款时，罗发仁并未对其是否承担付款责任进行反驳。故一审法院认定罗发仁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应承担涉案货款的清偿责任。诉讼中，罗发仁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委托书》的复印件，因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袁杏仁是否应当对本案货款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案涉欠款虽发生在罗发仁、袁杏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袁杏仁未在《对账单》上签字，亦未曾清偿过欠款或作出愿意还款的意思表示，且杨孝发未提交证据证明袁杏仁与罗发仁共同经营管理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或者袁杏仁实际享有欠款利益，故案涉欠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对杨孝发要求袁杏仁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杨孝发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案涉《对账单》上未约定付款期限，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于2014年1月21日向杨孝发出具《对账单》后，罗发仁分别于2015年11月11日、2016年4月28日、2016年12月19日向杨孝发支付了部分货款，此支付货款的行为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后杨孝发又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的2019年1月16日、2019年2月2日通过手机短信向罗发仁催问货款，此催款行为再次产生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杨孝发于2020年6月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罗发仁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罗发仁及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收货后未按约支付全部货款，显属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对于本案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对于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起算点，杨孝发主张自最后一次付款日后即2016年12月20日起算，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亦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罗发仁、连新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支付杨孝发货款8758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8758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杨孝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元，减半收取36.5元，由杨孝发负担6.5元，罗发仁、连新平共同负担30元。本案二审中，上诉人罗发仁提交如下证据：委托书，拟证明罗发仁系受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委托从事管理职责。被上诉人杨孝发质证如下：对证据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连新平、原审被告袁杏仁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证据出具时间为2014年1月20日，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登记的投资人袁善斌在此时已经亡故，连新平在该时并未登记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投资人，是何人行使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权利向罗发仁出具该授权委托书，事实存疑，故对于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两方面：一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是罗发仁应否对涉案货款承担清偿责任。具体分析如下：（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依据查明的事实，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于2014年1月21日向杨孝发出具《对账单》。罗发仁分别于2015年11月11日、2016年4月28日、2016年12月19日向杨孝发支付了部分货款。上述清偿债务的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本案中，杨孝发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的2019年1月16日、2019年2月2日通过手机短信向罗发仁催问货款，主张债权的行为属于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故杨孝发于2020年6月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罗发仁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罗发仁应否对涉案货款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在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原投资人袁善斌2013年年底亡故至2018年6月5日期间，罗发仁以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负责人身份对涉及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权益的事项自主决定和处分。另，本案债务产生后，罗发仁通过其个人账户多次向杨孝发支付部分债务，且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就上述已支付货款与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投资主体进行对账核算，不符合经营常理。杨孝发作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有理由认为罗发仁系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且杨孝发发送短信向罗发仁催要货款时，罗发仁并未对其是否承担付款责任进行反驳。故一审法院认定罗发仁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应承担涉案货款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罗发仁主张其为浏阳市xx出口礼花厂受托经营人员，不应承担付款义务，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罗发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元，由罗发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常晓华审判员  高 进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