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25民终1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英，女，1969年4月2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建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登报（系李桂英女婿），男，1969年3月19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建水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云丽，女，1965年8月1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建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立强，男，1958年8月1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建水县。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上诉人李桂英因与被上诉人李云丽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20）云2524民初3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桂英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内容，并依法改判；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建水县人民法院判决有以下错误：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但判决结果错误。1、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其在过去31年内为黄玉芬支出的生活费、治疗费共计40万元无任何依据，且与事实严重不符。更何况黄玉芬50岁时，被上诉人才13岁，作为未成年人谈何赡养老人！真实情况是：上诉人在母亲黄玉芬在世时是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对黄玉芬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关心照顾黄玉芬的日常生活，并且深知抚养老人系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2、2008年被上诉人李云丽到公安机关将户口薄上的户主变更为自己，成员为黄玉芬、李桂英。2009年，上诉人的母亲（黄玉芬）去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为其母亲共同办理了丧葬事宜。2010年6月，派出所已将黄玉芬的户籍注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归属于同一本户口薄上，被上诉人多年以来占有户口薄，在其母亲死亡后，作为户主的被上诉人未及时到相关部门进行户口薄内容更正，具有相应过错，该过错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3、黄玉芬在世时，未将自己所有的财产进行过分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黄玉芬的继承人，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黄玉芬的土地经营权收益。4、我县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权登记工作是于2016年5月份开始的，它是以提供最新的户口薄为依据来登记录入承包经营户的初始数据，死亡或者减少的人应进行销户更新。但因被上诉人未对户口薄进行内容更新，而是提供2008年9月9日办理的旧的户口薄进行数据录入，导致2018年8月13日建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仍然将已于2009年6月22日去世的黄玉芬录入登记在承包经营权人内，这过错全在被上诉人。一审法院以2018年建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为根据，将承包地的收益权三等分的做法系错误判决。5、退一步讲，如果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承包经营权人数将承包户土地收益权三等分，承包经营权人每人可以享受收益的三分之一，将导致已经去世的黄玉芬的收益无人享有。而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黄玉芬承包土地收益的三分之一，已应由作为继承人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各享有50%。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错误。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上诉人恳请人民法院公平、公正地处理该问题。李云丽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二、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有依有据。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说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但判决结果错误”。据此，用1、2、3、4、5共五点附三份证明材料。为此，答辩人给以说明以下：1、关于双方的母亲黄玉芬在世时身体瘦弱多病，四十年来受到多种疾病的折磨。答辩人在家庭中所承担的重担对母亲的赡养照顾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一审中所说的答辩人是家庭中的顶梁柱。2020年12月19日两份《证明》即建水县南庄铺村委会和小营村委会与村民小组的书面证明，两份证明证实：“……。大女儿李云丽1982年出嫁到南庄铺村，家里剩余黄玉芬、李桂英母女二人，1987年李桂英和一名叫吴红成的外省人到四川生活，家里只余下无劳动能力的黄玉芬一个人，因此，黄玉芬只好到（铺）与大女儿李云丽、女婿冯文选一家一起生活，李云丽一家除了负责照顾母亲黄玉芬生活起居，还管理高寨村田地，并缴纳以前国家征收的一切费用，直到2005年止。期间1998年，因村里修建村道路，没通知到黄玉芬的情况下，村里为了扩建村道路把黄玉芬老房子拆除，导致黄玉芬无地方生活，同年李云丽为了方便管理田地和照顾母亲，夫妻二人申请了建房手续后，一家人又从南庄铺村返回高寨村盖房子，并在髙寨村立户与母亲共同生活，并且承担村里征收的时事费用，直到2009年黄玉芬去世，期间一切费用照料、安葬事宜都是李云丽、冯文选夫妻二人全权办理。”而被答辩人于2020年11月19日由陈某1、陈某2两人出具的两份《证明》，其证明人与被答辩人系同母异父关系，即哥姐妹关系，具有亲疏远近利害关系，所证明的内容虚假不真实；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两份证明均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没有任何证明力。相反，答辩人提供的两份证明材料，主体资格是两个村委会与村民小组及小组长出具的，证明内容客观真实合法关联性强，所证明的目的是李云丽从土地包产到户至今的土地流转的四十年时间里，无论是自家栽种管理还是承包给本村村民还是流转给外地栽葡萄的老板都是李云丽在处理所有的自家土地。2、关于母亲黄玉芬去世后户口注销一事及户主是谁？与本案土地流转费的分配没有关联性。户口簿上的户主变更是2008年9月9日，当时母亲黄玉芬已有80岁还在世，只因年纪大病又多，母亲多次叫李云丽去变更户主，而被答辩人的户口虽然与答辩人同在一本户口簿上，但人一直不在高寨村生活，而在临安居住生活。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说“2010年6月，派出所已将黄玉芬的户籍注销。”一事纯属编造。3、“上诉状”中关于对母亲黄玉芬的土地经营权收益，被答辩人提出按“法定继承”进行分配。被答辩人自从土地包产到户，到她的个人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以及她对母亲几十年来生病住院的关心照料医药费的开支等等都没有尽到赡养责任。按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就应该少分或不分土地流转费。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那么照顾母亲黄玉芬生前比较多的答辩人及前夫、现在的丈夫以及本人的姑娘儿子都可以参与进来分配土地流转费了，被答辩人所能分得的土地经营权收益就不应该是一审法院所判决的数额，应少于这个数额，即还分不到四分之一。按照继承法第13条第3、4款和14条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所以，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对母亲黄玉芬没有尽到赡养责任，不应该也没有资格享受母亲的财产，母亲的财产，应由答辩人和上述4人享受，哪怕是分得三分两分，这样才公平也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建议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处理本案时，答辩人在一审中同意扣除以上费用外，剩余的土地流转费按照最老的或者最新的现在户口簿上的人数进行分配。据此被答辩人只能分配到四分之一的份额。李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将2018年收取的6.82亩土地流转承包费5060元分一半给原告；2.判令从2019年开始（含2019年），被告按照应得份额（50%）领取6.82亩承包土地产生的土地流转承包费；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云丽与原告李桂英系姐妹关系。农村土地包产到户时，户主为原、被告的母亲黄玉芬，当时的家庭成员共四人，即原告的母亲黄玉芬、原告李桂英、被告李云丽、李家旺（李桂英之兄、李云丽之弟）。李家旺于1985年去世，母亲黄玉芬于2009年去世。2007年6月18日建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承包方代表为黄玉芬，承包经营共有权人为黄玉芬、李云丽、李桂英，承包地总面积3.95亩，田地共两块；2018年8月13日建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承包方代表为李云丽，承包经营共有权人为黄玉芬、李云丽、李桂英，承包地总面积3.17亩，承包地块共9块。后原、被告将部分承包地出租给他人使用，其余承包地近几年系被告管理，2017年及之前几年的租金由原、被告各享受一半，目前租给和源公司新哨水库旁的1.127亩2019年可收取租金1690元（2018年可收取563元）、大营后面的0.81亩每年可收取租金1140元，阿边冲的1.71亩每年可收取租金3420元。2018年的租金总计为5123元，被告李云丽2019年4月领取了5060元，余款63元存放在村小组；2019年可得租金6250元，因原、被告有争议故还存放在村小组。另查明，原告的前夫2006年在浙江打工期间去世，被告及其丈夫到浙江协助原告处理赔偿及丧事，经与对方协商，决定由原告丈夫所在公司支付12000元作为给原告母亲的养老费（后事处理费），后原告将此12000元交由被告保管，在原告母亲黄玉芬2009年去世时，被告用该款为母亲办理了丧葬事宜。2018年，因被告重新修缮李家旺的坟支付了4660元，被告要求原告承担一半的费用，原告提出该费用可从办理母亲葬事后剩余款项中支付，被告不同意并提出要用2018年的土地流转承包费来抵扣，双方为此发矛盾，经基层组织调解无果，故原告起诉来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经营权流转的权利，原告李桂英与被告李云丽系同一承包户，系该承包户内的成员，其有权享受承包地所获得的收益，故其起诉要求分配土地租金（土地流转承包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根据2018年8月13日建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记载，承包方代表为李云丽，承包经营共有权人为黄玉芬、李云丽、李桂英，原告是三个承包人中的其中一人，按所占份额其有权主张本承包户土地收益权的三分之一，2018年的土地租金5060元已被被告领取，故被告应支付原告其中的三分之一即1686.7元，2019年的土地租金6250元由原告享受三分之一即2083元，以后的土地租金由原告享受所得租金的三分之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李云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桂英2018年度应得的土地流转承包费1686.7元；二、2019年度的土地流转承包费6250元由原告李桂英享受三分之一即2083元，以后的土地流转承包费由原告李桂英享受本户承包土地所得租金的三分之一。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李云丽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桂英提交下列新证据：证明人陈某1、陈某2出具的证明；被上诉人李云丽提交下列新证据：证明人陈某3、王某出具的的《证明》一份复印件；2.2020年12月19日盖有建水县小营村委会和高寨村民小组公章出具的《证明》、李福保、陈永兵、陈某3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二审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为证明黄玉芬生前赡养、患病、照顾等事实，均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二审经审理确认原审判决对相关证据的采信合法、有效，可与原审开庭审理笔录相印证，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据此，二审对案件事实确认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本案中，根据2018年8月13日建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记载，承包方代表为李云丽，承包经营共有权人为黄玉芬、李云丽、李桂英，因黄玉芬2009年去世，故该承包户内承包经营共有权人为李云丽、李桂英二人。李桂英与李云丽系同一承包户，系该承包户内的成员，双方均有权平等享有承包地所获得的收益，故其起诉要求分配土地租金（土地流转承包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李桂英有权按所占份额主张本承包户土地收益权的二分之一。根据本案双方家庭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2018年的土地租金5060元已被李云丽领取，由李云丽支付李桂英其中的三分之一即1686.7元，2019年的土地租金6250元由李桂英享有三分之一即2083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但2020年以后的土地租金应由李云丽、李桂英各享有所得租金的50%。故上诉人李桂英的上诉理由部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给予部份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裁判结果部分错误，本院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20）云2524民初30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由被告李云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桂英2018年度应得的土地流转承包费1686.7元；”二、撤销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20）云2524民初30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2019年度的土地流转承包费6250元由原告李桂英享受三分之一即2083元，以后的土地流转承包费由原告李桂英享受本户承包土地所得租金的三分之一。”三、2019年度的土地流转承包费6250元由李桂英享有三分之一即2083元，2020年及以后的土地租金由李云丽、李桂英各享有所得租金的50%。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李云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云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伟审判员 何玉琼审判员 陆 斌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李思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