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民申59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杰玉，男，1947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北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娜，女，197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教师，住辽宁省北票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国才，男，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北票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票市凉水河乡高台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宁省北票市凉水河乡高台村。法定代表人：王凤江，该村主任。再审申请人刘杰玉因与被申请人刘国才、北票市凉水河乡高台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票高台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13民终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杰玉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刘国才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再审申请人享有；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和刘国才持有《自留山协定书》均为有效，却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判归刘国才享有不符合法律规定。1、再审申请人持有的1983年9月5日签发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边界清晰，四至明确，没有任何涂改，有签订日期。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持有《自留山治理协定书》有效，那么再审申请人就取得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就应归再审申请人享有。2、刘国才持有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有明显的涂改痕迹，没有签订日期，不符合证据认定的基本要件，一、二审法院却认定该《自留山治理协定书》有效，并据此判令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刘国才享有不符合法律规定。3、刘国才在一、二审庭审中均称其持有的《自留山协定书》和《林权证》为同一面积，为同一地块与事实不符。（1）亩数不符。刘国才提供的《林权证》上标注的亩数为5亩，而刘国才提供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的面积为46亩，二者亩数相差近十倍之多，刘国才在庭审中称存在误差，但误差应在合理范围内，而刘国才所称的误差却是在800%以上。显而易见刘国才提供的《林权证》与《自留山治理协定书》不是同一地块。（2）四至不同。刘国才持有的刘瑞玉《林权证》上的四至为：“东至地边，西至沟坎下，南至自己房后，北至道东荒地”。《自留山治理协定书》上的四至却为“东至地边，西至沟，南至自己房后，北至地边”二者四至不一致。（3）刘国才对《林权证》和《自留山治理协定书》在北票市人民法院（2019）辽1381号民初810号民事判决书中签署时间的表述不同，存在前后矛盾。刘国才在仲某的答辩中明确说明先发的《林权证》，经过治理一段时间后才签订的协定书；而刘国才在一审庭审中又称《林权证》和《自留山治理协定书》是同时签署的。一、二审判决诉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刘国才享有没有依据。（二）一、二审法院认定证人亚某存证言的证明力优于张某证言的证明力没有依据。1、证人亚某存自称其为当年山建大队长，却没有单位的任命和指派，重审庭审中，亚某存所称的能证明一起参与分地的小组成员现均已离世，无法证明证人亚某存系当时分地时任山建大队长及参与分地的情况，况且证人亚某存在重审庭审的陈述与仲某及原审陈述不一致，但一审法院重审在已经认定证人亚某存的证词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却认定证人亚某存证言的证明力要优于张某证言的证明力，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证人张某证实再审申请人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由其填写，只是误将“老板子沟”写成了“老子沟”。而且凉水河乡高台村也没有“老子沟”的地名存在。证人张某任大队会计，负责对《自留山治理协定书》进行书写，这一事实再审申请人及刘国才、亚某存也认可张某系大队会计，负责对《自留山协定书》进行书写的事实，那么张某的证实就具有证明力。3、一审法院判决是通过分析得出证人亚某存证言的证明力优于张某证言的证明力，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二审法院在进行现场指界过程中，不制作笔录，对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进行质证，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于2020年5月14日通知再审申请人和刘国才到双方争议的现场指界，现场可以看出再审申请人持有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边界清晰，四至明确，在现场可明确指出四至。而指界现场刘国才却指不出其持有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的四至，但二审法院在指界过程中没有制作笔录，再审申请人提供的张玉金、张国彬等四户村民的《证明》没有进行质证，违反民事诉讼法程序规定。刘国才提交意见称，请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一、本案事实清楚。1、本案争议的老板子沟坐落于刘国才家房后，自1983年起由刘国才的父亲刘瑞玉经营管理，后由刘国才经营管理至今。2、刘杰玉家与刘国才家相距较远，大约1000米，邻近刘杰玉家有一条沟也是自1983年起一直由刘杰玉经营管理。当时土地承包的原则是就地就近。3、2013年政府林业普查时，邻近刘杰玉家的沟登记在刘杰玉名下；邻近刘国才家的老板子沟登记在刘国才名下，双方按普查核实的亩数各自享受国家补贴，刘杰玉对此事实从未提出异议。4、2001年刘国才《关于刘瑞玉庭院财产合价转让刘国财协议书》将刘瑞玉的房屋及房屋前后的树木归刘国才所有，刘杰玉作为中证人在协议书中签字，未有异议。5、从l983年开始刘国才在本案争议的老板子沟地块种植树木，经营管理，并对老板子沟地块成才树木雇人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砍伐并收益，刘杰玉从未提出异议。6、2014年高铁建设征用老板子沟地块用于排放毛石，被申请人刘国才8月份开始雇用多人砍伐老板子沟树木进行清沟，当时刘杰玉经常到刘国才家串门，对此没提出异议，后来因为高铁建设没有占用刘杰玉家的地块，刘杰玉因此对刘国才产生意见，称该争议地块归其所有，企图获取刘国才的占地补偿款。二、本案证据确实充分。1、刘国才有政府颁发的《林权证》和与村委会签订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为证。2、刘国才的老板子沟地块已经通过政府林业部门的依法登记。北票市凉水河乡高台村民委员会证明。3、证人亚某存在双方到北票市农村土地承包仲某委员会开庭时就以当年分山大队长的身份出庭作证，刘杰玉对其身份未有异议。张某承认分山时自己未到过现场，只在村部负责登记即填写手续。4、本案争议的老板子沟地块自1983年起一直由刘国才父子(刘国才的父亲刘瑞玉)两代人行使经营管理权，一直占有使用收益，享受国家相应的林业补贴。三、本案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此外，张某曾任村委会会计，与刘杰玉亲家关系，当年村委会《自留山治理协定书》都是空白的，由村委会负责填写，村会计手中留有空白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刘杰玉手中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不排除亲家张某后来填写之情形。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申请人刘杰玉与被申请人刘国才在原审诉讼中均主张案涉协议中的四至包含“老板子沟”。对此，原审法院根据争议地块实际经营事实即在2013年林业普查时，北票高台村委会对测量的荒山进行公告，并负责通知个人和指界，由林业部门进行测量，当时测量时未产生争议，争议地登记名为被申请人刘国才，被申请人刘国才曾在争议地放树，再审申请人刘杰玉未提出异议的事实。同时，结合当年参与对自留山的坐落及四至划分的山建大队长亚某存的证言证实了本案争议的地块分给了被申请人刘国才，又因大队会计张某虽负责对《自留山治理协定书》内容书写，但不参与分地，故原审法院对证人亚某存的证言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据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所争议的“老板子沟”四至位于被申请人刘国才《自留山治理协定书》四至内，被申请人刘国才对“老板子沟”享有合法的经营权亦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刘杰玉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再审事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杰玉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马 凯审判员 罗建华审判员 高山丹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孙璐书记员孙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