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02民初99号原告：程康芳，男，195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春波（特别授权代理），北京德和衡（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慧荣（特别授权代理），北京德和衡（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茂海，男，195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第三人：李玺，女，198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特别授权代理），男，198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系李玺的丈夫，住武汉市江岸区。第三人：武汉市江岸区城区改造更新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法定代表人：刘原钰，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鹏飞（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康芳诉被告刘茂海及第三人李玺、武汉市江岸区城区改造更新局（以下简称江岸城区改造更新局）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程康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春波和牛慧荣，被告刘茂海，第三人李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第三人江岸城区改造更新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鹏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程康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茂海立即返还我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共计395,970.20元；2、刘茂海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998年2月，我获得武汉市铁路分局的单位福利房（即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凉墩），2005年原告将其立为两户，房号为237号2××号号，原告将237号房留为自己所用，2××号号房（使用面积17平方米）内部变更为李玺使用，2××号号房屋上搭建的约30平方米的房屋则由我继续占有及使用。2013年4月，李玺与刘茂海签订《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2××号号房屋转让给刘茂海。2018年，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商务区（新六期）旧城改建项目将237号2××号号纳入拆迁范围，并于2018年8月进行了拆迁补偿。对2××号号房屋权证外的搭建房屋系我在合法取得租赁权后根据居住需要合理搭建，该搭建虽未办理合法建设手续，但性质上属于历史遗留建筑。根据征收补偿原则“谁建设、谁受益、谁处分”，该部分的拆迁补偿应由我获得。因此，关2××号号房屋加建部分未经登记建筑补偿费用被告应返还给我，且刘茂海实际居住使2××号号房屋（平房一楼部分），未使用二层加盖部分，其使用权仍然归我所有。我多次找刘茂海协商该事宜均未果，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被告刘茂海辩称，1、程康芳1998年2月获得武汉市铁路局的单位福利房（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街凉墩），2005年程康芳将其立为两户，房号为237号2××号号，程康芳将237号留为自己居住2××号号内部变更为李玺，李玺就是该房屋的合法承租人，该搭建部分是在分户之前，为了完善房屋居住功能而搭建完毕，属于整体不可分割，其分户也是整体分户。2、我和李玺作2××号号房的合法承租人，通过中介在双方平等、诚实自愿的前提下，签订了合同并支付给李玺150,000元的高价转让费，当时的拆迁价是每平方米3,000元，当时修建武合铁路拆迁时就是每平方米3,000元到4,000元，而我是以每平方米8,800元，实际上也就是支付了二楼搭建部分，二楼搭建部分已付款。现在又来要求赔偿，这实际上是二次买卖，纯属诈骗行为，这是其一。其二，李玺是2××号房屋的合法承租人，与我签订的2××号房屋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合同，与我存在着买卖关系，与程康芳没有任何关系。程康芳要求返还拆迁款的诉讼，应该起诉李玺，与我无关。其三，搭建部分的二楼也无事实依据来证实是程康芳所建。其四，2××号房在中介推荐下，我与李玺签订的《存量房屋居间（买卖）合同》，在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2018）鄂0102民初1454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程康芳、李玺的诉讼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2019）鄂01民终8632号终审判决驳回陈康芳、李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有法律的约束力，我全面履行合同的约定，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程康芳为达到获得拆迁款之目的，不择手段，恳求法院明判。第三人李玺述称，当时是按照买卖合同签订的，要求法院依法判决。第三人江岸城区改造更新局述称，程康芳的诉请与我方没有关系，征收补偿从来没有谁建设谁使用谁收益的规定，本案事实在（2019）鄂01民终8632号一案中已经查明，请法院依法判决。经审理查明，程康芳与李玺系父女关系。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位置相邻，所有权属原武汉铁路局，1998年2月，原武汉铁路局将两处房屋租住给程康芳，并分别办理了租赁手续，其后，程康芳在该两处平房旁加盖两层房屋，加盖行为未办理建设、规划审批手续。依房屋结构，从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不能上至二层，须经过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37号房屋方能上至二层。2005年，程康芳将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的租住手续通过原武汉铁路局变更为李玺，程康芳仍居住使用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37号房屋。2013年4月11日，李玺（卖方、甲方）与刘茂海（买方、乙方）及武汉市满江红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经纪代理方、丙方）签订《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合同载明甲方所有的房屋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为混合结构，建筑面积17平方米，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上述房屋交易成交价150,000元，于2013年4月11日签定（订）合同当天，乙方交付甲方购房定金5,000元，于2013年4月20日前，甲、乙双方配合丙方办理上述房屋过户的相关手续，签字过户当天，乙方交付甲方购房尾款145,000元，甲方房屋旁搭建的房屋并同该房屋一并出售给乙方，就搭建的房屋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利益均归乙方所有，该搭建房屋楼上二楼搭建房屋，甲方有永久居住权没有所有权，如遇拆迁则乙方按每平方米伍佰元补偿给甲方，其他拆迁款不论多少均归乙方所有。甲方处李玺签名捺印、乙方处刘茂海签名捺印、丙方处加盖武汉市满江红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同月，李玺将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的租住手续通过原武汉铁路局变更为刘茂海，原武汉铁路局为刘茂海出具了《职工住房证》，该住房证载明2013年6月起租。此后，刘茂海实际居住使用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未使用二层加盖部分，二层加盖部分由程康芳居住使用。李玺未将其出售房屋事宜告知程康芳，程康芳在2014年左右知晓房屋出售事宜。在刘茂海实际居住使用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期间，程康芳又在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37号房屋对应的加盖楼房的上方加盖了第三层，仍未办理建设、规划审批手续。2018年10月16日，刘茂海与原武汉铁路局签订《武汉铁路局成本价住房买卖合同书》，约定原武汉铁路局将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出售给刘茂海，房屋建筑面积为21.12平方米，住宅结构为平房。2018年10月8日，程康芳与原武汉铁路局签订《武汉铁路局成本价住房买卖合同书》，约定原武汉铁路局将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37号房屋出售给程康芳。2018年1月6日和2018年7月3日，对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武汉市江岸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分别与袁青云和刘茂海签订《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商务区（新六期）旧城改建项目征收补偿协议书》，其中刘茂海的补偿协议书载明证载有效建筑面积为21.12平方米，征收补偿、补助及奖励款项总计977,347.49元；袁青云的补偿协议书载明未经登记建筑面积为32.67平方米，征收补偿、补助及奖励款项总计为773,588.20元。刘茂海陈述其与袁青云系夫妻关系。2018年12月28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李玺、程康芳诉被告刘茂海、武汉市满江红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武汉铁路局）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李玺、程康芳请求确认李玺、刘茂海、武汉市满江红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1日签署的《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无效，本院作出（2018）鄂0102民初145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李玺、程康芳的诉讼请求。李玺和程康芳不服该判决书，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民终86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审理中，因各方当事人分歧较大，本案调解未成。以上事实，有原告程康芳提交的（2019）鄂01民终8632号民事判决书、《武汉铁路局成本价住房买卖合同书》、《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商务区（新六期）旧城改建项目征收补偿协议书》，被告刘茂海提交的《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2018）鄂0102民初14540号民事判决书、（2019）鄂01民终8632号民事判决书、《武汉铁路局成本价住房买卖合同书》、《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商务区（新六期）旧城改建项目征收补偿协议书》，第三人江岸城区改造更新局提交的《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商务区（新六期）旧城改建项目征收补偿协议书》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程康芳要求刘茂海返还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该补偿款是因征收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旁搭建的房屋所产生，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该补偿款应为谁所有。2013年4月11日，李玺、刘茂海、武汉市满江红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约定李玺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出售给刘茂海，同时约定该房屋旁搭建的房屋并同该房屋一并出售给刘茂海，就搭建的房屋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利益均归刘茂海所有，该搭建房屋楼上二楼搭建房屋，李玺有永久居住权没有所有权，如遇拆迁刘茂海按每平方米伍佰元补偿给李玺，其他拆迁款不论多少均归刘茂海所有，尽管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旁的房屋系由程康芳搭建，程康芳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左右知晓房屋出售事宜后，对出售事宜提出过异议，程康芳与李玺系父女关系，对房屋出售事宜应进行过协商，刘茂海在与李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支付了房款并居住在房屋中，刘茂海有理由相信李玺对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及其旁边的搭建房屋具有处分权，刘茂海在受让房屋时应为善意，程康芳与李玺间的内部关系不应对抗刘茂海，上述《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刘茂海至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居住，在房屋被征收时，与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系履行《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的行为，武汉市江岸区凉墩2××号房屋旁搭建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应由刘茂海所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如遇拆迁，刘茂海按每平方米补偿500元给李玺，该补偿的相对方应为李玺，刘茂海无义务将该款项支付给程康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程康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0元，减半收取计2,300元，由原告程康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汤莉莉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杨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