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5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良义，男，198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乐凯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03005043F。 法定代表人：王韬，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肖文，男，1996年6月1日出生，汉族，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锦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住所地杭州，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钱江国际时代广场****用代码：91330104580291667C 负责人：荆斌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荆玉玉，江苏锦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良义因与被上诉人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锦公司）、被上诉人锦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锦创杭州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9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金瑞芳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12月14日，锦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南京锦创科技股份公司）（甲方）与前锦公司（乙方）签订《前程无忧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一份，约定：甲方由于业务需要拟通过劳务派遣形式用工；乙方是一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且具有劳务派遣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为甲方劳务派遣员工，等等。根据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之附属约定》，包括锦创杭州分公司在内的锦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皆遵守上述《前程无忧劳务派遣服务协议》的约定。2016年12月1日，锦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前锦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派遣员工工资由乙方发放，包括杭州在内的派遣员工个税报税地为派遣员工工作地。 签约时间为2018年4月1日、合同双方分别为前锦公司（甲方）与张良义（乙方）的《前锦公司劳动合同书》载明：劳动期限自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用工单位为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乙方从事风控岗位；用工单位执行标准工时制；月工资为2010元，发薪日为每月15日；甲方或用工单位代扣国家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等个人应缴部分后给乙方发放工资；甲方按照政府规定按月为乙方交纳社会保险；乙方按规定缴纳上述费用中个人应承担部分。但根据张良义称，其于2018年3月31日被锦创杭州分公司招聘入职，上述合同系2018年4月锦创杭州分公司让张良义、郑珍珍、谢成成等同一时间入职的5人在一系列文件上快速签名而不写日期，并收回全部签字文件，张良义等误以为是与锦创杭州分公司的劳动合同等而签了名，其实当时签署的是前锦公司将张良义派遣至锦创杭州分公司处工作的劳务派遣合同。锦创杭州分公司提交的录用审批表载明，张良义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月工资为3000元+提成。 2018年8月3日，张良义以强制加班、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为由向锦创杭州分公司提出离职。后张良义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锦创杭州分公司2018年4月及2018年8月两个月基本工资差额部分412元，2018年4月及2018年8月工资已结清”。2018年8月3日起，张良义未到锦创杭州分公司工作，也未到前锦公司报道要求重新安排工作。前锦公司于2018年8月8日、8月23日两次向张良义邮寄督促回岗通知书并明确根据员工手册旷工3天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8月14日、9月3日、9月5日前锦公司三次向张良义寄出关于2018年8月13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督促回岗通知书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均被拒收或他人签收而未有效送达。 2018年张良义以锦创杭州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锦创杭州分公司支付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的加班费4781.93元、经济补偿金2376.97元、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6681.25元、欠发7月工资差额1911.28元。锦创杭州分公司则辩称其与张良义系用工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张良义是由前锦公司派遣至锦创杭州分公司工作的派遣制员工，无需签劳动合同；且离职系张良义自行提出、加班费亦已支付，故应驳回张良义的申请。2019年10月18日，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江干劳人仲案（2018）1073号仲裁裁决书，认为用工单位锦创杭州分公司应支付加班工资4965.52元。张良义不服诉至法院，原审法院经（2019）浙0104民初1983号判决由锦创杭州分公司支付张良义2018年7月工资1026元、经济补偿金1500元、加班工资4965.52元。 2019年张良义又以前锦公司为被申请人、锦创杭州分公司为第三人向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前锦公司支付2018年4月2日至2019年7月19日期间的工资40648.68元、补缴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支付经济补偿3908.52元。仲裁委裁决由前锦公司依法为张良义补缴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张良义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法院形成本案。 张良义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前锦公司支付张良义劳务派遣用工之日至与前锦公司解除劳务派遣合同之日止的工资，即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工资3000*4+3000*2/20.75=12289.16元；2、请求前锦公司支付张良义2018年8月3日到2019年3月31日劳务派遣无工作期间工资按照上海市政府最低月工资标准2420元计算：2420*8-2420*2/20.75=19126.75元；3、请求前锦公司支付张良义2019年4月1日到2019年7月19日劳务派遣无工作期间工资按照上海市政府最低月工资标准2480元计算：2480*3+2480*15/20.75=9232.77元；4、请求前锦公司支付张良义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2289.16+19126.75+9232.77）/15.6）*1.5=3908.52元，上述4项合计44557.20元；5、请求前锦公司为张良义补缴2018年9月到2019年7月的各类社会保险。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客观上属于劳务派遣关系，由劳务派遣单位前锦公司将劳动者张良义派遣至用工单位锦创杭州分公司工作。根据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劳务派遣关系中，被派遣劳动者亦可以上述理由与劳务派遣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用工单位锦创杭州分公司确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事实，故张良义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张良义解除劳动合同可以向用工单位锦创杭州分公司提出，由其转达劳务派遣单位前锦公司。根据张良义第一次以锦创杭州分公司为被申请人提出仲裁一节事实，其所称前锦公司及锦创杭州分公司未将劳务派遣事宜明确告知应为属实。但原审法院认为，该未明确告知并未造成张良义的损失，因为张良义以用人单位违法为由解除合同，不论其是否知情客观存在的劳务派遣关系，均导致与劳务派遣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因此，前锦公司与张良义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及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因2018年8月3日张良义提出离职而解除，前锦公司无需再解除上述劳动合同。故张良义提出2018年8月3日至2019年7月19日系劳务派遣无工作期间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张良义诉请上述期间的工资及补缴社会保险，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张良义与前锦公司、锦创杭州分公司之间关于劳动期间劳动报酬、解除合同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已经原审法院（2019）浙0104民初1983号案件进行判决，张良义再诉请支付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的工资，属于重复起诉，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20年11月11日判决：驳回张良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张良义负担。 宣判后，张良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一审判决时，（2019）浙0104民初1983号案件仍处于上诉中，并未生效，并未发生效力。张良义在本案原审中提交的起诉状从来没有将解除劳务派遣合同之日定位在2018年8月2日，原审判决曲解了张良义的上诉请求。 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8月3日起，张良义未到锦创杭州分公司工作，也未到前锦公司报道要求重新安排工作。……2018年8月14日、9月3日、9月5日前锦公司三次向张良义寄出关于2018年8月13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督促回岗通知书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均被拒收或他人签收而未有效送达。”第一，2018年9月的确有邮政快递员电话口头通知张良义有一个广告邮件快递，张良义问寄件人是谁，快递员也说不清楚，没有提及前锦公司，再加上张良义从来没有收陌生邮件的习惯，所以拒收。第二，前锦公司并不是在2018年8月13日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通知书没有落款时间，无法证明形成于诉讼前。第三，解除主体也不明确，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没有前锦公司的名称，无法证明通知书是前锦公司发出。第四，（2020）浙0104民初5002号判决书认定，前锦公司和锦创杭州分公司并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给张良义，客观上导致张良义不知道前锦公司的存在，张良义当时签订劳动合同时以为签订的主体为锦创杭州分公司。第四，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邮件全都是复印件，前锦公司未提交过原件。第五，从前锦公司自称连续三次发出解除通知也证明前锦公司认可双方劳动关系并未在2018年8月3日解除。第六，张良义在前案中提交了《杭州锦创工作微信群聊记录》，证明2018年8月3日张良义以锦创杭州分公司拖欠加班费等解除了双方之间的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这一解除只在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之间发生，与前锦公司无关。张良义在2018年8月3日起，未到锦创杭州分公司工作是因为已经主动解除与其的事实劳动关系。未到前锦公司报道要求重新安排工作根本就无从谈起，因为张良义在2019年1月10日仲裁开庭前并不知道前锦公司的存在，前锦公司要承担签订劳动合同但不积极承担用人单位责任导致的各种法律风险。 原审判决认为：“根据张良义第一次以锦创杭州分公司为被申请人提出仲裁一节事实，其所称前锦公司及锦创杭州分公司未将劳务派遣事宜明确告知应为属实。但本院认为，该未明确告知并未造成张良义损失，因为张良义以用人单位违法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不论其是否知情客观存在的劳务派遣关系，均导致与劳务派遣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因此，前锦公司与张良义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及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因2018年8月3日张良义提出离职而解除，前锦公司无需再解除上述劳动合同。”原审判决认定前锦公司和锦创杭州分公司未将劳务派遣事宜明确告知应为属实，故可以认定劳动合同并未交付给张良义，张良义也无从得知前锦公司的存在。 原审判决还查明“但根据张良义称，其于2018年3月31日被锦创杭州分公司招聘入职，上述合同系2018年4月锦创杭州分公司让张良义、郑珍珍、谢成成等同一时间入职的5人在一系列文件上快速签名而不写日期，并收回全部签字文件，张良义等误以为是与锦创杭州分公司的劳动合同等而签了名，其实当时签署的是前锦公司将张良义派遣至锦创杭州分公司处工作的劳务派遣合同。锦创杭州分公司提交的录用审批表载明，张良义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月工资为3000元+提成。”劳务派遣关系是在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三方之间形成的三个双边法律关系。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载明劳务派遣情况的劳动合同，并将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本案中，前锦公司和锦创杭州分公司均未举证证明在2019年1月10日首次仲裁前已将派遣协议告知张良义。故在2019年1月10日之前，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和前锦公司三方之间形成两个双边法律关系，前锦公司与锦创杭州分公司之间的《劳务派遣服务协议》和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的事实劳动关系。张良义与前锦公司并未形成劳务派遣关系，前锦公司与锦创杭州分公司之间私下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内容未告知张良义，无法形成劳务派遣关系。2018年8月3日张良义已经将其与锦创杭州分公司的事实劳动关系解除了，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仅存在于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8月3日的六个月里，月工资标准为3000元＋提成。而且在这六个月里，虽然有书面劳动合同，但由于2019年1月10日前并未发生效力，所以张良义与前锦公司在此前并未发生关系，张良义之前只与锦创杭州分公司发生了事实劳动法律关系。2019年1月10日仲裁开庭当天张良义与前锦公司之间签订的《前锦公司劳动合同书》才发生法律效力。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在2018年8月3日解除事实劳动关系后发生一个新的法律关系。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第二次建立起的是用工关系而非之前的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8月3日的工资为3000元＋提成每月的事实劳动关系，此用工关系开始的时间从书面合同约定的签字时间2018年4月1日之后的实际用工时间2018年4月2日开始计算，月薪降低为2010元。张良义与前锦公司第一次建立起劳动关系，也是从书面合同约定的签字时间2018年4月1日之后的实际用工时间2018年4月2日开始计算。 在2018年8月3日张良义解除了与锦创杭州分公司的事实劳动关系，之后向江干区劳动监察大队、仲裁委申请救济，到2019年1月10日张良义才明确得知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与前锦公司三方之间重新形成新的劳务派遣关系，及本案中的书面劳动合同，其约定月薪2010元。锦创杭州分公司与前锦公司均未在双方的劳动合同在发生法律效力之时及之后要求张良义到工作岗位工作。张良义处于事实工作待命、待岗状态。同时由于两份劳动合同均在锦创杭州分公司和前锦公司手中，张良义根本没有确凿有效证据证明自己与前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张良义无权要求前锦公司安排工作。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劳动关系的解除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劳动者主动或被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到劳动者切身利益。 到2019年7月19日张良义见其前锦公司的工作没有希望了，工资暂时也要不回，迫不得已以前锦公司长期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等原因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关系，准备寻找新的用人单位。原审判决将张良义2018年8月3日明确对锦创杭州分公司发出的微信消息解除劳动关系，简单错误的认定解除的是2019年1月10日才发生法律效力的《前锦公司劳动合同书》里的劳务派遣关系中的三个双边法律关系中的其中一个。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张良义系由锦创杭州分公司聘用，接受锦创杭州分公司管理，张良义的工资并非前锦公司发放，前锦公司每月未向张良义提供工资清单，也未举证证明将工资发放主体告知张良义，张良义无法得知工资系由锦创杭州分公司以外的公司发放，实际上，锦创杭州分公司在2018年4月16日支付张良义工资120元，之后又在2019年4月29日支付张良义412元。综上，2019年1月10日前，张良义在招聘和日常工作中无法得知自己是被前锦公司派遣至锦创杭州分公司的劳动者，没有与前锦公司形成劳务派遣关系的合意。张良义只可能与锦创杭州分公司直接建立了劳动关系。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 原审判决认为“……但本院认为，该未明确告知并未造成张良义的损失，……”这显然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合同的契约精神，合同签署后双方权利义务责任，前锦公司已经造成张良义损失，损失为一份三年期限劳动合同。根据浙江省劳动仲裁院印发《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浙劳仲院【2012】3号第四条即“四、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应该如何理解？《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所称的“二倍工资”中加付的一倍工资并不属于劳动报酬，……”可以得知，《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关于不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其中一倍就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另一倍工资就属于不签订的赔偿。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一块，用人单位无非有两个责任任选一项，签订劳动合同并交给劳动者或支付二倍工资赔偿。锦创杭州分公司和前锦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但是不交付给劳动者，同时规避了上面两种企业责任。 原审判决认定“张良义与前锦公司、锦创杭州分公司之间关于劳动期间劳动报酬、解除合同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已经原审法院（2019）浙0104民初1983号案件进行判决，张良义再诉请支付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的工资，属于重复起诉，不予支持。”原审的起诉状针对的是三方劳务派遣关系中的用人单位前锦公司。（2019）浙0104民初1983号起诉的是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张良义没有重复起诉。法律并未否认劳动者可以在多家用人单位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张良义与前锦公司的劳务派遣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张良义在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在用工单位锦创杭州分公司工作期间，应当由用人单位前锦公司支付工资8224.83元。张良义2018年8月3日至2019年3月31日在劳务派遣工作待命、待岗无工作期间的工资按照前锦公司所在地上海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2420元每月计算。张良义在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19日在劳务派遣工作待命、待岗无工作期间的工资按照前锦公司所在地上海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每月计算。张良义在2019年7月19日以前锦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等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510.83元。 张良义的上诉请求为：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判决前锦公司支付张良义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劳务派遣期间的有工作期间工资8224.83元，2018年8月3日至2019年3月31日劳务派遣期间的工作待命、待岗无工作期间工资19137.47元，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19日劳务派遣期间的工作待命、待岗无工作期间工资9150.34元，解除书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510.83元(四项合计40023.47元），补缴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的各类社会保险；三、请求依法认定张良义与锦创杭州分公司是事实劳动关系，关系存续期间为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8月3日，双方约定月薪为3000元＋提成，锦创杭州分公司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责任。 针对张良义的上诉，前锦公司发表答辩意见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于判决内容无异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良义针对前锦公司与其劳务派遣存续期间以及张良义个人认为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多次进行诉讼，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此外，在明知工资发放单位为前锦公司子公司上海前锦众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及该公司在2020年6月12日支付了1983号案件判决的全部款项的事实下，张良义仍于2021年1月19日申请强制执行，对前锦公司参与商业竞争时造成了严重的利益损失。 针对张良义的上诉，锦创杭州分公司发表答辩意见称：张良义数次就同一争议事项反复提起仲裁、诉讼，恶意浪费司法资源。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条款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二审中，前锦公司、锦创杭州分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张良义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2020）浙0104民初500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前锦公司、锦创杭州分公司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给张良义，且该判决书认定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和事由与本案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和事由相互矛盾。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5002号判决书并未明确认定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故该证据无法达到张良义的证明目的。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原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20）浙01民终6182号生效判决已确认“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前锦公司系张良义的用人单位，锦创杭州分公司系用工单位，张良义认可与前锦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018年8月3日，张良义提出离职申请。锦创杭州分公司未足额支付张良义加班工资，张良义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前锦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2020）浙01民终9212生效判决已确认“张良义收到了用工单位锦创杭州分公司支付的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的工资。” 本院认为，首先，生效判决已经认定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张良义与前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张良义系被派遣至锦创杭州分公司工作，故张良义上诉主张其在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与前锦公司、锦创杭州分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在上述期间，张良义仅在锦创杭州分公司工作，生效判决亦确认张良义已经收到了用工单位锦创杭州分公司支付的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的工资，其要求前锦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再向其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生效判决认定因锦创杭州分公司未足额支付张良义加班工资，张良义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前锦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故张良义与前锦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在2018年8月3日张良义提出离职时解除。张良义要求前锦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8月3日之后的工资、补缴此后的社保及再支付经济补偿金，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良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张良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金瑞芳 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徐森燕 书 记 员 钟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