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1民终6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国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波伟。原审第三人：增城市雁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岗前路****之一。法定代表人：陈鸿楷。原审第三人：增城雁塔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镇雁塔新区内法定代表人：陈鸿楷。原审第三人：增城市富鹏企业集团富鹏实业开发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菜园中路**251法定代表人：李容光。原审第三人：邓华波。原审第三人：温仕锋。原审第三人：吴福平。上诉人范国良因与被上诉人刘波伟及原审第三人增城市雁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城雁塔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富鹏企业集团富鹏实业开发公司、邓华波、温仕锋、吴福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增城法院）（2019）粤0118民初1581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依法进行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国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指令增城法院对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进行审查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诉讼请求实质是对（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不服，应通过其他程序予以解决，非通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提出，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该一审裁定有误。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停止对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街××路×号501房房产的执行，并解除上述房屋的查封措施。”该诉讼请求的内容是排除对执行标的的执行，并未针对抵押权是否成立及其效力，诉讼请求与（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确认的抵押权成立及效力无关，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构成否定生效判决书确认的抵押权之效力缺乏事实依据。其次，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本案不以（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为目标，并没有指向该判决的正确性，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关于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要求。最后，上诉人在提出的执行异议被一审法院驳回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程序启动要件。本案应当在实体审理后，确认上诉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536号民事裁定书，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得到法院支持。上诉人范国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停止对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街××路×号501房的执行，并解除上述房屋的查封措施；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7月8日，广东省增城县城镇规划管理局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于吴罗保，魏海鸿等38人建设的集资楼，位于××区×区**，框架**，准予建设。1996年2月1日，增城市雁塔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邓华波（金竹岗土方工程款抵交）×××区5号501、502房共250㎡每平方米壹仟元，金额25000元”。1996年2月2日，增城市雁塔集团能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兹有邓华波同志购买×××区5号501、502号房，每平方米按壹仟元整，共250平方，特此证明”。2001年2月28日，增城市雁塔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兹有温仕锋在我公司购买×××区5号501房，希房管有关部门给以办理房地产证手续为盼”。2009年4月9日，温仕锋出具《房屋转让合同》，内容为“现有温仕锋房屋地址：×××区5号501房，即现××路×号501房，转让给钟伟芳，房款总额：壹拾贰万元。”同日，温仕锋出具《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钟伟芳上述房屋购房款壹拾贰万元整。2015年2月12日，范国良与钟伟芳签订《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协议书》，约定将案涉房屋归范国良所有，并由范国良一次性补偿20万元给钟伟芳及小孩范文珊、范文茹作为生活费用。同日，钟伟芳出具《收据》，内容为收到范国良交来案涉房屋的补偿款贰拾万元。2016年3月29日，刘波伟向一审法院起诉吴福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受理后，依法作出（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中，查明如下事实：刘波伟述称其与吴福平是朋友关系，吴福平因做生意资金周转需要，向刘波伟借款人民币35万元，并提供了其所有的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街（原增城市××街）××路×号501房（房地产权证号：00××**）作为向刘波伟借款的抵押担保。2013年7月15日，刘波伟与吴福平签订了《抵押合同》，该《抵押合同》载明：抵押人吴福平，抵押权人刘波伟，吴福平用作抵押的财产为增城市××街××路×号501房，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共计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抵押率为100%，实际抵押额为叁拾伍万元整。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前述全部债权的费用。抵押期限自2013年7月15日至2014年7月14日。该《抵押合同》并载明：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2013年7月15日，吴福平出具了一份《借款借据》给原告，该《借款借据》载明：吴福平已收到刘波伟的借款人民币35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19日至2014年7月18日止，利率按月息1.8%计算。借款334000元划入吴福平的账户上，剩余借款16000元以现金支付，在签订本借据时，借款人已确认收到借款现金部分。当日，刘波伟将借款现金16000元交付给吴福平。2013年7月16日，刘波伟与吴福平办理了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街（原增城市××街）××路×号501房的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取得了《房地产他项权证》。2013年7月19日，刘波伟通过招商银行汇款的方式将借款人民币334000元交付给吴福平，合计交付借款人民币35万元（16000元+334000元）给吴福平。借款到期后，吴福平没有依约偿还借款及利息给刘波伟，刘波伟向吴福平催讨借款未果，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本案中，吴福平向刘波伟借款人民币35万元，有刘波伟的陈述及其提供的《借款借据》、《招商银行个人转账业务受理回单》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吴福平借款后没有依约偿还借款及利息给刘波伟，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波伟请求吴福平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5万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本案中，刘波伟出具给吴福平的《借款借据》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从2013年7月19日起至2014年7月18日止，借款利率按月利率1.8%计算。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波伟请求吴福平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35万元的利息，从2013年7月15日起计算至还清款日止，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借款本金人民币35万元的利息，应从2013年7月19日起按月利率1.8%计算至还清款日止。关于优先受偿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本案中，刘波伟与吴福平签订的《抵押合同》约定吴福平提供其所有的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街（原增城市××街）××路×号501房作为向原告借款的抵押担保。双方在2013年7月16日办理了上述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取得了《房地产他项权证》。因吴福平没有依约返还借款给刘波伟，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波伟请求对吴福平所有的位于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街（原增城市××街）××路×号501房以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吴福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5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7月19日起按月利率1.8%计算利息至还清款日止）给刘波伟。二、吴福平不履行上述第一项债务时，刘波伟有权以吴福平提供的抵押物即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街××路×号501房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三、驳回刘波伟的其他诉讼的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刘波伟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11日依法作出（2017）粤0183执28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查封了吴福平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街××路×号501房。范国良对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粤0183执28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查封登记至吴福平名下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街××路×号501房的执行行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0日依法作出（2018）粤0118执异97号民事裁定书。在该裁定中，查明如下事实：一审法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刘波伟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吴福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一审法院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在该案审理中查明吴福平向刘波伟借款人民币35万元，并提供涉案房屋作为借款的抵押担保，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和《借款借据》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刘波伟取得了《房地产他项权证》。经审理，一审法院作出（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吴福平向刘波伟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5万元及利息，并承担该案的受理费。吴福平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刘波伟有权以吴福平提供的抵押物即涉案房屋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由于吴福平逾期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刘波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7)粤0183执280号。在该案执行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2017)粤0183执28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吴福平所有的涉案房屋，以清偿吴福平所欠刘波伟的涉案债务。范国良不服，遂以上述理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另查明，范国良举证编号为0974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显示：建设单位为吴罗保、魏海鸿等38人，建设项目名称为集资楼，建设位置在××区×区5号。该许可证在1993年7月8日核发。范国良举证的涉案房屋《登记簿查册表》显示：涉案房屋坐落在荔××××房，房屋功能为集资房，缮证时间为2011年5月17日，产权人为吴福平，房产证书编号：00××44。为此，一审法院认为范国良对涉案房屋主张所有权，要求一审法院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措施并停止对涉案房屋强制执行，实质是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对执行标的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故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进行审查。对于范国良的异议主张及理由是否足以排除执行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一）项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经审查，范国良举证由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涉案房屋《登记簿查册表》记载产权人为吴福平，可以证明吴福平依法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上述规定，一审法院按照涉案房屋的《登记簿查册表》记载内容认为涉案房屋的权利人是吴福平，并非范国良。由于范国良不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依法没有权利对强制执行的涉案房屋提出案外人异议。范国良主张吴福平采取非法手段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其名下，但未提出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在执行异议审查中无法对其主张事实予以认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生效的（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确定吴福平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刘波伟有权以吴福平提供的抵押物即涉案房屋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现由于吴福平逾期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一审法院在执行中查封吴福平所有的涉案房屋，并将拍卖、变卖强制执行，以所得价款优先清偿吴福平所欠刘波伟的涉案债务。无证据显示存在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故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审法院对范国良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书已作出刘波伟对涉案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决，一审法院根据该判决内容对涉案房屋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范国良对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屋的执行行为不服，实质是对（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不服。由于该异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十七条规定的执行异议审查范围，故此一审法院对范国良的异议请求不予审查，范国良依法应当通过再审程序解决。为此，裁定如下：驳回范国良的异议请求。另查明，范国良提供×××区501房的税费水费收据，拟证明其中涉案房屋中居住。一审法院认为，刘波伟是依据一审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债权及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抵押权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0183执28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对案涉房屋即抵押物采取查封措施。待拍卖、变卖涉案房屋的所得价款后，刘波伟在（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范国良对一审法院依据上述生效民事判决书作出的查封、拍卖案涉房屋提出异议，实质是对上述生效判决不服。综上，范国良针对本案执行异议所提出的标的，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抵押权，且范国良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符合消费者生存保护权利。据此，范国良对上述准许实现担保物权的判决不服，应通过其他程序予以解决，而非通过案外人执行异议提出，故一审法院对范国良就本案的起诉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范国良的起诉。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刘波伟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民事诉讼，依法应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处理。经审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和解除该房屋的查封措施，其诉讼请求的内容除了排除对执行标的的执行之外，并未针对（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所确定之债权以及所涉抵押权是否成立及其效力问题。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质是对前述生效判决不服，所针对本案执行异议所提出的标的为生效判决确定的抵押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已在诉讼请求中明确是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不以否认生效判决确定的刘波伟享有之权利的合法性，以及推翻或撤销（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为目标，实际上并不指向作为执行依据的（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的正确性。故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关于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要求。上诉人在其提出的执行异议被一审法院驳回后，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试图排除基于抵押权实施的执行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程序启动要件，本案应当在实体审理后，确认上诉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1581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徐琳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涵谢佩君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