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5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代红，女，198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为斌，浙江五星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慧春，女，1983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琚雷刚，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代红因与被上诉人吴慧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4民初2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张蕊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代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吴慧春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吴慧春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仅成立委托关系,卖方系案外人吕强。1.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在熊代红一审提交的证据二“微信打印截图”第12页，吕强说“春春那边怎么说”“她顾客怎么说”，熊代红说“我再问问”，并把与吴慧春的聊天截图发给吕强；第10页中熊代红说“15万，这个是要拿卡的”“你给卡的时候要给力点”。可见，吕强是让熊代红帮忙去问吴慧春是否买卡，而不是卖卡给熊代红，同样熊代红也是将吴慧春及其买卡的信息告诉吕强，告诉吕强是谁在买卡。2020年2月29日，吕强还直接向吴慧春交付了购物卡。这些均表明，熊代红与吕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且自始至终都没有拿到购物卡，无从转让购物卡的所有权，故熊代红与吴慧春之间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只关注如“双方在微信中就案涉购物卡的数量、价格达成一致，吴慧春亦将款项交付熊代红”等形式上的表现，不谈及购物卡所有权如何转移，事实认定错误。2.在买卡出现迟延交付的情形下，吴慧春一直要吕强承担责任、给出办法。如在第4页中说“那让他把钱退回来吧”，在第5页中吴慧春说“如果给不了，我直接开票让他来买单了”、“所以让他今天一定要给我拿来，实在不行钱退回来吧，我也省的烦”，在第7页中，吴慧春说“…办法他自己去想，…你就问他明天给多少？…”等话语，而吕强回复“我在想办法，你和她说下，明天给他一部分后天给他一部分可以吗”。以上表明，吴慧春不仅知道购物卡来源于案外人吕强，还知道是向吕强所买，而吕强也知道买卡的人是吴慧春，而不是熊代红。否则，吴慧春应该是要求熊代红履行卖家义务，甚至在吕强案发前夕，吴慧春还说“是不是卖卡的人跑掉了”，这就更清楚的表明吴慧春知道卖家是吕强，而不是熊代红。案涉购物卡的所有权是从吕强转移给吴慧春，是吴慧春的钱在买吕强的卡，而不是熊代红的钱，熊代红的充其量只是受人之托、代人行事的角色。退一步说，如果熊代红是卖家，则应该是用自己的钱将卡买到再向吴慧春出售，而不用在交易过程中分别向吕强披露吴慧春、又向吴慧春披露吕强，更不会出现吴慧春去要求吕强承担责任以及吕强向其交付卡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吴慧春前两次买卡己出现迟延交付。二、吴慧春系投资行为，非真正的买卡消费行为，现吴慧春的投资行为系对应卖家吕强的犯罪行为，故吴慧春的损失应自行承担。1.庭审中，吴慧春自认购买案涉购物卡是用于自己的生意往来，而不是买来日常消费所用，这表明其不是终端消费者，与发卡人初衷不符，具有明显的投资获利性质。因此，本案虽以买卖合同纠纷立案，但案涉款项己流向吕强，他通过以出卖案涉购物卡的形式，承诺支付折扣差价，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后又无法交付购物卡，且人数众多，数额特别巨大，己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吴慧春的投资行为正是与吕强的犯罪行为相对应，吴慧春应系向非法集资投入资金的个人，一旦吕强定罪量刑，吴慧春应认定为刑事案件的非法集资参与人，其所谓的损失应自行承担，其所获利润也应追回上缴。2.吕强卖卡案己牵涉几百人，如法院支持本案吴慧春的诉请，大量的投资人都将会以民事纠纷诉诸法院，不仅不利于此类案件的整体解决，且与现行处置非法集资的法规和即将出台的《防范与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规定及理念不符。 吴慧春答辩称：一、双方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熊代红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所谓委托代理关系，是代理人接受委托人委托，处理受托事务，并赚取代理费的法律关系。而买卖关系，是受让方支付对价，出让方交付标的物的法律关系。纵观双方之间的沟通记录，吴慧春从未委托熊代红代其购买银泰购物卡，而是一直以买家的名义向熊代红购卡。吴慧春向熊代红购卡时，熊代红并未披露所售购物卡的真实来源，也未告知他人的存在，并且吴慧春也未支付给熊代红任何代理费。熊代红在上诉中称吴慧春要求案外人“小强”承担责任完全是断章取义。因第一次购卡时，熊代红无法按时交付案涉购物卡，迫于吴慧春的再三追讨，熊代红为逃避责任，称是由于案外人“小强”无法及时交付导致，并要求吴慧春发催讨信息。吴慧春方知案外人“小强”的存在，但至于“小强”是否为购物卡的真实供货人无从得知。熊代红在12月29日10：34时，要求吴慧春发一段话，便于熊代红向案外人“小强”催卡。吴慧春之所以会说“那让他把钱退回来吧”，都是应熊代红的要求。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吴慧春当时的处境。到了约定的交货时间，卖方无法交货，卖方称货款已经支付给上级供应商了，但供应商缺货交不了。买方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要求上级供应商立马解决问题，要么交货，要么退款。故吴慧春的上述对话十分符合情理。熊代红在上诉状中反复强调其与案外人“小强”的聊天记录，该证据因无法核实真实性，未被一审法院采信，故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即使其与案外人“小强”的聊天记录中提及了吴慧春，也不能支持其委托代理关系的主张。客户向销售商购买产品，该销售商把客户信息都告诉了供货商，供货商询问了一些客户的需求，不能因此否认客户与销售商之间的买卖关系。熊代红所辩称的其从未经手过购物卡就不是出卖方，不能成立。熊代红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通过预先收取货款，再以更低的价格向供货商进货，赚取差价牟利，是买卖关系中的出卖方，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如何使用购物卡是吴慧春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即使案外人“小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也不应当由吴慧春承担不利后果。如前所述，吴慧春与熊代红之间构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熊代红应当按时足额交付购物卡。至于收到购物卡后如何使用，是吴慧春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他人无权干涉。因吴慧春与熊代红同在银泰商场工作，出于信赖，吴慧春才向熊代红购买银泰购物卡，对于熊代红所说的“小强”，吴慧春从未见过，也不认识。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熊代红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将货款交付给“小强”。熊代红收取了吴慧春9.2万元货款后，是否真的向“小强”订货还不得而知。熊代红自己挥霍了全部货款，导致购物卡无法交付也不无可能。熊代红从事倒卖银泰购物卡的生意就是为了赚取差价，故应当尽严格的审查义务，并承担供应商无法供货而导致的商业风险。如果熊代红真的把货款预付给“小强”，现“小强”无法交付货物，熊代红就应当向吴慧春承担违约责任，其承担违约责任后，再另行向“小强”追讨。即使案外人“小强”涉及到刑事犯罪，受害人也是熊代红，其应当为自己未尽到审查义务而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慧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口头订立的买卖合同。2.判令熊代红立即返还货款共计92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熊代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系同事关系，2019年11月26日及2020年1月5日，吴慧春两次通过微信向熊代红购买银泰购物卡，面值分别为150000元、100000元，价格分别为139500元、92000元，吴慧春于2019年11月26日及2020年1月5日通过支付宝及微信向熊代红支付了上述货款，熊代红收款后向吴慧春交付了上述购物卡。2020年2月28日，吴慧春再次通过微信向熊代红购买面值为100000元的购物卡，价格为92000元，同日吴慧春通过支付宝及微信向熊代红付款共计92000元，熊代红承诺于2020年3月26日交付上述购物卡。此后，经吴慧春多次催讨，熊代红仍未交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卖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显示，双方在微信中就案涉购物卡的数量、价格达成一致，吴慧春亦将款项交付熊代红，熊代红曾向吴慧春交付部分购物卡，故能够认定双方之间以数据电文方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吴慧春已支付全部货款，熊代红逾期交付货物，经吴慧春多次催讨后仍未履行，吴慧春诉请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该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合同解除后，吴慧春诉请熊代红返还货款92000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熊代红抗辩双方间系委托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实际卖方为案外人吕强，但没有证据显示双方之间存在口头或书面委托合同，即使吴慧春确实知道熊代红的购物卡来源于案外人吕强，也不妨碍双方买卖关系的成立，故熊代红作为与吴慧春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主体适格，仍应承担付款义务，熊代红与案外人的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熊代红辩称，吴慧春系投资行为，已经牵连刑事案件，故本案不宜以民事纠纷处理。该院认为，双方之间是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吴慧春与吕强不存在合同关系，故即使吕强因为售卖案涉购物卡被刑事立案，也和本案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无关，熊代红仍应向吴慧春承担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故，对熊代红的辩称，该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该院于2020年7月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熊代红与吴慧春于2020年2月28日订立的面值100000元的银泰购物卡买卖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熊代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吴慧春货款人民币92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0元，减半收取10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940元，合计1990元，由熊代红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就吕强诈骗一案，本院已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20）浙01刑初132号刑事判决。 再查明，二审中，熊代红陈述其在案涉购物卡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 本院认为，本案中，吴慧春向熊代红支付款项，购买购物卡，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成立。熊代红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关系，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亦与现已查明的事实相悖，结合其在二审中自认的在案涉购物卡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的情况，应认定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案涉购物卡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本案双方之间。且熊代红与吴慧春之间的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与刑事案件的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并不相同，刑事案件并未对本案民事诉讼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审查处理，故不影响本院对案涉纠纷的审理。现吴慧春已交付货款，而熊代红无法交付作为案涉买卖合同标的物的购物卡，吴慧春要求解除合同以及返还相应货款的诉讼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熊代红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熊代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章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