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67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严钰棠，男，197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代卡，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荻，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巧，男，1972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代卡，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荻，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明志，男，1970年5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登超，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严钰棠、郑巧与被上诉人韩明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4民初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严钰棠、郑巧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韩明志偿还严钰棠、郑巧借款本金100万元，并判令韩明志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归还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按年利率24%向严钰棠、郑巧支付借款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12月5日，资金利息为622800元）；2.本案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韩明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严钰棠、郑巧对韩明志采取了暴力威胁并因此认定《借款合同》非法系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1.《借款合同》签署时间、地点是由韩明志指定，不存在暴力威胁的客观条件；一审法院依据证人董某的证言认定韩明志受到暴力威胁，但证人是韩明志的朋友，双方存在利害关系，该证言也系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且若韩明志受到胁迫，就不会在案涉《借款合同》中书写备注内容。2.即便严钰棠、郑巧在现场说过“带走韩明志”，也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该合同为可撤销合同而非无效合同，且至今韩明志的可撤销权因逾期而消灭，因此案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二、原判关于严钰棠、郑巧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认定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1.韩明志与案外人霍军骗取严钰棠、郑巧100万元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但是双方最终达成案涉《借款合同》，目的就是为了和解、清算，因此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判决；2.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是为解决被骗取的100万元的问题，霍军、韩明志分别与严钰棠、郑巧签订《借款合同》、作出还款承诺，严钰棠、郑巧有权在总额内要求归还，是否另案起诉霍军并不排斥韩明志依据《借款合同》承担还款义务；3.韩明志在一审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将收取严钰棠、郑巧的100万元款项全部支付给霍军，因此不能免除韩明志的责任。三、一审程序违法。1.本案从立案至判决作出超过2年7个月，超过简易程序3个月的审理期限；2.本案不具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3.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另案卷宗，但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便直接认定为本案证据；4.霍军以工程合作为名诈骗严钰棠、郑巧款项，涉嫌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但一审法院却置该情形于不顾而判决驳回严钰棠、郑巧的诉讼请求，审判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韩明志答辩称，1.原判已经查明韩明志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借款合同》；2.《借款合同》中写明“最终是以找到霍军本人证明为准，与韩明志没有关系”，从这句表述可以说明韩明志并不认同《借款合同》的相关内容；3.在韩明志与郑巧签订《借款合同》前，严钰棠和霍军已经在2017年1月20日就诉争的100万元签订了借款合同，明确严钰棠是出借人，霍军是借款人，后来霍军在《关于通过韩明志向郑巧借款的情况说明及承诺书》、霍军给郑巧、韩明志出具的收据、借款说明都证明诉争的100万元应当是严钰棠、郑巧与霍军之间的借贷关系，与韩明志无关；4.郑巧在金沙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转款后便与他们签订了施工合同”，这一陈述也说明此款是郑巧与霍军之间关于施工合同纠纷的款项；5.根据一审调查的事实，在（2017）川0104民初4755号案件中严钰棠出示的也是霍军于2015年4月28日向郑巧出具的借据，该借据约定金额也是100万元，且其出示的银行转账凭证也是本案严钰棠、郑巧在一审中出示的银行转账凭证。综上，可以认定严钰棠、郑巧是为了向霍军承揽工程而向霍军缴纳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后因工程未承揽到，其找霍军退款，因霍军无法退款，加上证据有瑕疵，所以才转而要求韩明志还款。但韩明志仅是介绍人，且韩明志本人还为霍军办事垫资了68万元；6.一审程序是否存在问题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认定没有影响。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严钰棠、郑巧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韩明志偿还严钰棠、郑巧借款本金100万元；2.韩明志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归还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按年利息24%标准向严钰棠、郑巧支付借款利息（计算至2017年12月5日，资金利息为622800元）；3.韩明志支付严钰棠、郑巧律师费12万元；4.韩明志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3月20日，郑巧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韩明松账户（卡号:×××66，账号×××80）汇转人民币500000元；2015年4月27日，郑巧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韩明志账户（卡号:×××80，账号：4402××××2451）汇转人民币15万元；2015年4月28日，四川鼎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接受严钰棠的委托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韩明志账户（账号×××80）汇转人民币150000元；2015年8月6日，成都堂堂正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接受郑巧的委托通过中国银行账户向韩明志账户（账号:×××80）汇转人民币共计20万元。上述转款金额共计100万元。 2015年4月28日，韩明志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霍军（卡号6222××××5084）的账户汇转人民币143197元；2015年4月28日，韩明志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霍军（卡号6222××××5084）的账户汇转人民币140000元；2015年8月6日，韩明志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波（卡号6222××××2302）的账户汇转人民币100000元；2015年9月25日，韩明志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波（卡号6222××××2302）的账户汇转人民币180000元。 2017年11月22日，甲方（借出方）严钰棠、郑巧与乙方（借入方）韩明志签订《借款合同》，内容为：双方经充分、友好协商，就甲方2015年8月6日及之前分五笔共计向乙方提供借款￥1000000（大写：人民币壹佰万元整）进行事实确认并就借款期限、资金利率等事宜约定如下，以资共同遵守：一、双方确认，甲方分五笔向乙方提供借款共计100万元的事实和经过如下：1.2015年3月20日，郑巧通过工商银行成都金阳路支行向乙方指定的韩明松账户（卡号:×××66，账号×××80）转账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整）。2.2015年4月27日，郑巧通过工商银行成都金阳路支行向乙方指定的韩明志账户（卡号:×××80，账号：4402××××2451）转账150000元（大写：壹拾伍万元整）。3.2015年4月28日，四川鼎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业务处理中心向乙方指定的韩明志账户（账号×××80）转账150000元（大写：壹拾伍万元整）。4.2015年8月6日，成都堂堂正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通过中国银行成都建设路支行向乙方指定的韩明志账户（账号:×××80）转账两笔10万元，共计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上述借款共计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甲方为连带债权人；二、借款期限：借款期限至2017年11月30日止；三、借款利息：自甲方将上述款项分别支付至上述乙方指定账户之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资金利息，计息至乙方归还全部借款本息时止（分笔偿还的，乙方偿还资金首先抵偿欠付的资金利息）；四、如乙方逾期未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甲方因追诉产生的一切成本，包括案件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代理费［参照《四川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试行）》（川律协（2016）39号）规定，按财产案件诉讼标的金额的12%包干计算］及差旅、交通、住宿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五、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即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六、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一致同意交甲方所在地（锦江区或金牛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七、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韩明志在《借款合同》下方备注：从找到霍军本人证明此款是转入霍军指定账户为准，经霍军核定一佰万为准，与韩明志无关。 2017年5月5日，郑巧到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金沙派出所报案并接受询问称：2015年3月10日，郑巧经韩明志引荐认识霍军、张波等人，韩明志和霍军向郑巧介绍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开发公司）和四川投资集团下属地产公司共同开发的川网国际花园二期项目。2015年3月11日至3月30日，韩明志多次将郑巧和张波叫到韩明志所在办公室，提出由郑巧提供65万元参与该项目，郑巧表示同意。2015年3月20日，郑巧按韩明志的指示将50万元汇入韩明松的工行账户（户名韩明松，账号：×××66）。2015年4月27日，郑巧按韩明志的指示将15万元汇入韩明志的工行账户（户名韩明志，账号×××80）。后来韩明志多次向郑巧说张波将退出这个项目，希望由郑巧来承担整个项目。2015年4月28日，郑巧向严钰棠借款15万元，并由严钰棠向韩明志的工行账户（户名韩明志，账号×××80）转款15万元。2015年8月6日，郑巧再次借款20万元向韩明志的工行账户（户名韩明志，账号×××80）转款15万元。上述转款共计100万元。随后，郑巧与他们签订施工合同。2016年6月中旬，郑巧在浏览首都开发公司网站时得知双流项目和霍军的身份都是虚假的，于是郑巧觉得自己被骗。 韩明志向一审法院出示《收据》一张，内容为：本人霍军收到韩明志、郑巧汇入人民币1000000元整（大写：壹百万元整）。特此说明。收款人：霍军。 证人董某陈述，签订《借款合同》当日,董某与韩明志在茶楼喝茶，郑巧等五人找到韩明志要求其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否则将韩明志带走，韩明志遂在《借款合同》上签字。 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6日受理(2017)川0104民初4755号严钰棠诉霍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中严钰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霍军于2015年4月28日向郑巧出具的《借据》一张，内容为：“本人霍军因业务需要向郑巧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用于承接川网花园二期项目，本人承诺于2017年3月30日前还清”。严钰棠在该案中向人民法院出示的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与本案完全一致。 认定上述事实，有严钰棠、郑巧提交并经一审法院认证确认的双方身份信息、《借款合同》、短信记录、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中国银行国内业务付款回单、确认函，韩明志提交并经一审法院认证确认的郑巧询问笔录、韩明志询问笔录、收据、证人董某的证言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17）川0104民初4755号案中的借据、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中国银行国内业务付款回单等证据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严钰棠、郑巧与韩明志之间是否建立借贷关系？从以下三点分析，第一、关于《借款合同》来源的合法性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董某证言“签订《借款合同》当日郑巧等五人找到韩明志要求其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否则将韩明志带走”，这里的“带走”二字具有限制人身自由或可能进一步暴力侵害的涵义，属于暴力威胁。韩明志遭受暴力威胁后在意思表达不自由的情况下签订了《借款合同》，故合同作为证据的取得或证据的来源具有非法性。另外，从韩明志在《借款合同》下方备注内容的行为来看，也与正常的民间借贷中书写签署《借款合同》的行为习惯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依据《借款合同》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第二、严钰棠、郑巧与韩明志双方可能存在其他债务纠纷或严钰棠、郑巧可能与他人存在债务纠纷。郑巧于2017年5月5日到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金沙派出所报案并接受询问所作《询问笔录》时称“总计100万元人民币，转款后我便与他们签订了施工合同”，此陈述与韩明志提出“韩明志与严钰棠、郑巧之间没有借款关系”的抗辩相符。此外，韩明志向一审法院出示了案外人霍军向韩明志、郑巧出示的金额为100万元《收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一审法院受理的（2017）川0104民初4755号案件中严钰棠所举示的由霍军于2015年4月28日向郑巧出具的《借据》，该《借据》约定的金额也为100万元，且该案的银行转账凭证与本案相同。第三、严钰棠、郑巧凭借金融机构转款凭证不能认定严钰棠、郑巧与韩明志存在借贷关系。严钰棠、郑巧向一审提交的证据主要为银行转款凭证和《借款合同》，鉴于一审法院未对严钰棠、郑巧拟佐证双方建立借贷关系的《借款合同》采纳为定案证据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韩明志举示的郑巧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案外人霍军向郑巧、韩明志出具的《收据》以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霍军向郑巧出具的《收据》、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使得严钰棠、郑巧主张的借贷关系存疑，严钰棠、郑巧在未就借贷关系成立进一步举证的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严钰棠、郑巧主张其与韩明志之间建立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故对严钰棠、郑巧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严钰棠、郑巧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242.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严钰棠、郑巧负担。 二审中，严钰棠、郑巧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韩明志使用首都开发公司办公室的照片及名片，以证明韩明志为办理首都开发公司项目借用他人名义办公司与上诉人洽谈。2.《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以证明韩明志出具虚假授权委托书。3.《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项目部核定工资单》，以证明韩明志要求上诉人垫付前期项目开支。4.2015年8月3日《借据》、2016年8月20日《借款说明》、2016年8月23日《借款说明》、2016年8月23日《款项说明》，以证明韩明志、霍军诈骗事实败露后，韩明志、霍军签署的相关借据或者说明。5.《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审核的通知》《房地产项目委托施工建设意向书》，以证明韩明志、霍军使用虚假公章，采取办理首都开发公司合同供方入库，与上诉人单位签订施工意向书、场地平整施工合同等方式，致使上诉人被骗转款。6.首都开发公司在其官网上公开声明，以证明韩明志、霍军二人的身份虚假，项目虚假。7.《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关于四川省成都市川网国际花园项目合作中收取工程保证金的的调查结果通知》，以证明首都开发公司网上公开声明后，为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性，霍军继续提供相关资料，后经查实全部虚假。8.《双流县国家投资项目招标事项核准表》【编号2016（205）号】、《双流区川网国际花园二期首开项目工程施工招标文件》，以证明首都开发公司网上公开声明后，为证明项目的真实性，韩志明、霍军二人继续提供项目招标核准表和招标文件，要求上诉人配合协助办理招标手续，后经到相关部门核查，相关文件属伪造。9.《华西都市报》刊登的公开声明，以证明韩明志、霍军二人所称的首都开发公司西南项目部虚假，同时证据6、9证明本案起因是因为韩明志、严钰棠、郑巧和案外人霍军洽谈项目的过程中发生的款项之后，后因发现项目虚假，本案的借贷合意既是各方对100万元如何解决形成的方案。10.《收条》，以证明发现项目虚假后，上诉人找到霍军出具的借据。11.郑巧与韩明志短信记录、ＱＱ往来记录，以证明韩明志全程参与此事，并非只是介绍人。12.关于四川恒鑫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韩明志、霍军签订《川网二期造价咨询合同》的情况说明、《双流区川网国际花园二期项目工程造价合同》、韩明志ＱＱ发给恒鑫公司人员川投一期项目的图纸文件的ＱＱ收件箱截图、川网国际花园二期项目工程造价清单编制文件，全部文件附光盘，以证明2015年4月-8月期间，韩明志、霍军二人与四川恒鑫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商讨招标代理和造价咨询事宜，并签订造价合同，韩明志安排四川恒鑫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做造价文件。在造价公司提出质疑后，韩明志、霍军二人提供项目立项、招标核准及项目合作协议等文件，足以以假乱真，让上诉人、造价公司相信项目真实存在。造价公司完成了项目工程量清单及预算控制价的编制工作并提交了成果文件电子文件，给造价公司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损失。韩明志从前到后均在参与首都开发公司项目的管理，包括与上诉人对接项目，以及项目招标管理、造价咨询等，韩明志所称其只是介绍上诉人与霍军认识，后期未参与项目的说辞完全虚假。13.高某的《调查询问笔录》、易某的《调查询问笔录》，以证明在2017年11月22日，上诉人与韩明志签署《借款合同》时，不存在暴力威胁的情形。证人高某出庭陈述：其与严钰棠系朋友关系，也认识韩明志。严钰棠向其电话告知郑巧和韩明志在茶楼协商100万元工程款的事情，让其代表严钰棠过去。之后高某就和司机陈波一起到了茶楼，各方商谈过程中没有肢体接触，也没有暴力威胁。证人易某出庭陈述，其是郑巧的朋友。一天在茶楼喝茶的时候，遇到了郑巧和韩明志，期间并未听到双方有争执或者打架，之后其提前了离开了茶楼。 韩明志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照片取得的方式、时间、地点无法确定。对证据2委托书是霍军给韩明志的，韩明志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并且韩明志只是霍军的代理人，其相应后果应该由霍军来承担。对证据3工资单真实性无法核实，是霍军给韩明志的，其中有一张28万元的费用表，韩明志转了28万元给霍军；郑巧没有按工资表付款，不涉及本案。对证据4转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是郑巧转给韩明松的款项，说明款项是霍军所借，和韩明志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是霍军的行为，与韩明志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韩明志是受霍军的委托，并未与郑巧等人签订合同。证据7是针对霍军的文件，与韩明志无关，郑巧转款给霍军，与韩明志无关。证据8是霍军制作的文书，韩明志不知情，也与韩明志无关。证据9只能证明霍军造假，和韩明志无关。证据10恰好证明霍军是本案100万元借款的主体，和韩明志无关。对证据1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只能证明借款人是霍军而非韩明志。证据12所有的资料并非韩明志制定，和韩明志无关，韩明志只是在中间参与事务性工作，而非决策者。对证据13及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韩明志提交以下证据：1.霍军于2018年1月23日出具的《关于通过韩明志向郑巧借款的情况说明及承诺书》，以证明案件借款人是霍军，韩明志系霍军委托的收款人。2.霍军与韩明志之间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3.韩明志工商银行银行流水，以证明韩明志收到郑巧的50万元后转给霍军14万元，转给张波36万元，韩明志并非郑巧的债务人。4.借据，以证明韩明志也借款给了霍军，本息合计68万元；此份借据是霍军给郑巧出具100万元借据时同时出具（当时是郑巧为了拿到总承包的业务，而韩明志是为了拿到装修业务，所以才给霍军借钱、垫付费用），从侧面证明韩明志与霍军不是一体，韩明志只是为霍军办事的人以及霍军与郑巧之间的中间人。5.万年场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以证明韩明志在2017年11月22日被郑巧等人强行要求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以后，到派出所报案，证明郑巧等人强行让韩明志签字的行为属实。6.韩明志（手机号139××××3123）与霍军（手机号185××××5591）分别在2020年12月23日14点50分和2020年12月24日13点41分的通话录音，以证明霍军明确表示郑巧的钱与韩明志没有关系，有很多事情（应该是工程方面）韩明志并不知情；霍军表示愿意为韩明志证明此事与韩明志无关。 上诉人严钰棠、郑巧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依据此说明可以看出对上诉人而言韩明志是借款人，韩明志与霍军的约定不影响韩明志系本案债务人的认定。并且霍军并非本案当事人，其对本案的说明应该是属于证人证言，霍军未到法庭接受询问，该说明不应采信。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相对方是霍军，即使是霍军，也不能证明聊天内容真实、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韩明志向霍军以及张波的转账流水金额和其陈述不一致，韩明志并非只是介绍人。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借据时间落款年月日均有涂改痕迹，涉嫌造假，并且借据内容与韩明志陈述矛盾。对证据5记载内容不予认可，韩明志报警时间为签订案涉借款合同两年后，是为了本案诉讼故意制造证据。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无法确认通话人是霍军，即使是霍军，也不能证明聊天内容真实、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一方面，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目的之一是在于证明韩明志为本案借款人，但从证据4霍军出具的借据、借款说明、款项说明看，霍军始终承认本人或者是其所在的首都开发公司委托其借款100万元，韩明松收取50万元和韩明志收取50万元均为其指定，也印证上诉人曾在另案起诉霍军时提交过同样的证据，并且一审对此事实亦已查明。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目的之二是在于证明韩明志在借款合同上签字时并未受到胁迫，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另一方面，韩明志提交证据的目的均在于否认其为借款人。综合分析双方在二审中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1.霍军于2015年4月28日向郑巧出具《借据》一张，内容为：“本人霍军因业务需要向郑巧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用于承接川网花园二期项目，本人承诺于2017年3月30日前还清”。2016年8月20日霍军出具一份《借款说明》（原件），内容为：关于首都开发公司授权委托人霍军借款100万元说明如下：被借款人严钰棠、郑巧，合计借款100万元，指定收款人韩明志、韩明松，说明上加盖有首都开发公司印章。韩明志于2016年8月23日出具《款项说明》（复印件），内容为：受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霍军委托于2015年5月前收取郑巧人民币50万元，严钰棠35万元，转往霍军本人及指定人账户。2017年1月20日，霍军向出具收条，载明：因资金周转需要，今从严钰棠借款100万元，特立此据。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证据10。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3、5、6、7、8、9、10、11、12，其中有的无原件，且并不能证明韩明志就是本案借款人，本院不予采信。2.韩明志提交的证据主要是霍军向其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联系信息，即使霍军认为借款与韩明志无关，但对上诉人而言并无约束力，不予采信。韩明志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应结合全案证据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3证人证言拟在证明韩明志签署借款合同时未受到胁迫，本院认为是否受到胁迫不影响韩明志的责任认定，本院不作评判，理由下述之。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韩明志应否承担本案还款责任。首先，本案中，根据双方的陈述可以看出借款起因系案外人“霍军”代表某公司以工程需要为由向严钰棠、郑巧借款100万元，严钰棠、郑巧提交的相关借据、借款说明等显示，“霍军”均承认100万元为其或者受某公司委托所借，收款人韩明志、韩明松由其指定，并承诺还款，但这些证据只能得出韩明志系指定收款人而非借款人的结论。并且在2017年6月，严钰棠曾起诉要求霍军归还100万元，后撤诉。其次，撤诉后，严钰棠、郑巧于2017年11月22日找到韩明志，签署了《借款合同》，因此，在严钰棠、郑巧的前述证据不能证明韩明志系本案借款人的情况下，该份借款合同成为韩明志应否承担责任的核心证据。暂且不论签署借款合同时韩明志是否受到胁迫，仅从韩明志在《借款合同》下方备注的“从找到霍军本人证明此款是转入霍军指定账户为准，经霍军核定一佰万为准，与韩明志无关。”的内容看，韩明志仍然明确表明100万元借款与霍军相关，与其无关，并无愿意作为100万元的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即便借款合同载明韩明志为借款人，但系严钰棠、郑巧事先打印后要求韩明志签署。在此情况下，韩明志通过备注形式明确表示借款与其无关，全盘否认了借款合同将其列为借款人的意思，故借款合同不能作为认定韩明志为借款人的依据。韩明志是否受到胁迫因此并不影响上述认定。综上，严钰棠、郑巧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韩明志为本案借款人，对其要求韩明志还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判驳回严钰棠、郑巧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此外，严钰棠、郑巧上诉称本案涉嫌诈骗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但其于2015年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并未立案，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证据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亦无不当。 综上，严钰棠、郑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20485元，由严钰棠、郑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卫红 审判员  傅 敏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杨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