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3民终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湘潭名生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经开区传奇西路9号九华创新创业综合大楼10层1012室区。法定代表人：兰维勇，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女，汉族，1989年3月10日出生，住湖南省新邵县。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汉族，2005年6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法定代理人：王某2，男，汉族，1971年4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法定代理人：彭某，女，汉族，1970年11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辉华，湖南君子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湘潭名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20）湘0302民初2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名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王某1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给名生公司足够的举证和质证期限，剥夺了其举证质证权，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未查明关键事实，案件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交易文书真假、交易资金流向和资金收取凭证真假，认定事实严重不清楚。在此情况下要求名生公司承担本案返还房款责任，系重大错误。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名生公司将房屋出售给案外人邹望君，而邹望君的已付房款中大部分系余杨代付，余杨有极大可能系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而余杨本人目前已由于包括本案在内的系列案件被公安机关以诈骗罪立案侦查，本案极大可能系余杨盗用名生公司公章私自转卖房屋并收款，而余杨诈骗罪目前尚在侦查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本案全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某1辩称：1、本案一审不存在举证期限不足。2、所有房款都是按照名生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缴纳，且出具了收款凭证，交易事实有公安机关的侦查笔录作证。3、本案涉案房屋，名生公司出让给了范静，即使其又向邹望君出让也不影响王某1主张权利，余杨是否涉嫌诈骗犯罪同样也不影响王某1主张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请，维持原判。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名生公司向王某1双倍返还定金425224.8元，返还购房款106306.6元，共计531531.4元；2.判令名生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5日，王某1与名生公司签订了《湘潭恒大书香门第商品房认购书》（甲方为名生公司、乙方为王某1）。该认购书约定的主要内容有：1.乙方向甲方认购湘潭恒大书香门第楼盘7幢13202号房屋；该商品房建筑面积共168.74平方米，单价为6300元／㎡，总金额为1063062元。2.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王某1须于2019年1月20日前支付首期房款298919元（不含定金），并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余款（即744143元）须于2019年3月20日前付清；如乙方未能按约定日期支付剩余房款，则每天按未交房款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另外，认购书第五条约定，乙方必须在约定的付款方式和期限内到湘潭·恒大书香门第销售中心支付首期款及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否则视为放弃购买该房屋，所付款项不予退还，甲方无须通知乙方，可另行销售房屋。第七条约定，乙方同意签署本认购书后不更名、不增减名、不换房，若乙方不能按照认购书姓名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可以单方面终止本认购书，另行销售该房屋，乙方无权要求返还定金。第九条约定，乙方已阅读并理解，同意甲方在销售中心公示的各项文件、证书、重要提示、《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业主临时管理规约》、《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及各附件样板条款，并同意完全按照该样板条款签署上述各合同、不再变更、增加或减少任何条款。该认购书还对其他方面进行了约定。另外，在上述“认购书”上除加盖名生公司公章之外，还有经办人王生明及另一肖姓销售经理的签名。认购书签订当日，王某1根据名生公司销售人员的指示向其销售人员廖艳支付了20000元。2019年1月20日，王某1之母再次来到名生公司售楼部，根据名生公司销售人员余杨的指示在余杨提供的ＰＯＳ机上刷卡290000元并支付现金8919元，并由名生公司的另一销售人员王生明经手向王某1开具了“收条”一份，该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客户：王某1身份证号430302200506××××认购恒大书香门第第7栋13202收到定金318919元整（大写叁拾壹万捌仟玖佰壹拾玖）。客户收到7栋13202号发票后，此收条自动作废。收款人：湘潭名生置业有限公司，日期：2019.1.20”。在上述“收条”的“收款人及日期：”处加盖公章，并由经手人王生明签名。上述318919元包含了王某1之母于2019年1月15日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被告另一销售人员廖艳的20000元。之后，名生公司未再与王某1签订书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是于2019年8月4日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了案外人范静，并办理了网签手续（即预告登记手续）。后经多次协商未果，王某1遂诉至法院，形成本诉。另查明，1.本案开庭时，名生公司辩称其已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了另一案外人邹望君，并已收取了邹望君包括定金在内的购房款273135元，并陈述名生公司只认可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了邹望君。2.本案开庭时，名生公司认可在签订本案中的《湘潭恒大书香门第商品房认购书》时，销售人员廖艳系其员工，同时认可余杨当时系其外聘置业顾问，但余杨已于2019年3月份离职。3.案外人范静诉名生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湘0302民初766号}经法院审理后，作出（2020）湘0302民初76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范静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先行处理”。范静不服上述裁定，上诉至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20）湘03民终944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20）湘0302民初76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审理”。4.本案开庭时，法院询问名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上述“认购书”和“收条”上签名的王生明是否系其员工时，名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不清楚，需要回去进行落实，但之后一直未给予回复。一审法院认为，王某1、名生公司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所签订的《湘潭恒大书香门第商品房认购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本案中，鉴于名生公司已实际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了案外人，故本案中名生公司已不可能再和王某1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王某1的购房目的已不能实现，故王某1有权解除上述“认购书”、由名生公司返还已付购房款，并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要求名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关于定金数额的认定问题，根据名生公司于2019年1月20日向王某1出具的收条，能证实双方约定的定金数额为318919元，而双方在《湘潭恒大书香门第商品房认购书》约定的总房价款1063062元，故上述定金的约定金额超过了定金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20%的规定，现王某1按定金425224.8元、购房款106306.6元主张已付318919元款项的性质，符合法律规定，故对王某1要求名生公司返还购房款106306.6元、双倍返还定金425224.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名生公司提出的本案中收条上公章涉嫌伪造，系余杨借名买房，利用其对名生公司购房流程的熟悉，窃取名生公司认购书模板、窃取王某1房款，故申请对前述认购书及收条上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请求驳回起诉，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名生公司的自认，案外人余杨、廖艳均系名生公司的外聘置业顾问或员工，虽然名生公司未在庭审时直接认可案外人王生明系其员工，但经法院询问，名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需回去进行落实，但至今未给予明确回复，且案外人王生明在《湘潭恒大书香门第商品房认购书》也有签名，应当可以推定其也系名生公司当时的员工或外聘置业顾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而本案中，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因房屋买卖合同导致发生的纠纷，虽与余杨涉嫌诈骗犯罪有一定关联，但属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另外，签订前述“认购书”和出具前述“收条”又都是在名生公司的售楼部，且都是名生公司销售人员经手办理的，王某1的法定代理人作为购房者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审查和注意义务，故对王某1不同意对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意见予以采纳；相应的，本案也不应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因此，对名生公司的上述辩论意见均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对王某1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由湘潭名生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某1支付定金425224.8元并返还购房款106306.6元，以上合计531531.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120元，由被告湘潭名生置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名生公司、王某1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一审法院是否程序严重违法。2、一审法院是否已查明关键事实。3、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1、一审法院是否程序严重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确定举证期限，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得少于十日。”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17日向名生公司送达了举证通知书，指定举证期限为15日，并于2020年8月10日开庭审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并未剥夺名生公司举证质证的权利，故对名生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未给其足够的举证和质证期限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2、一审法院是否已查明关键事实。本院认为，《湘潭恒大书香门第商品房认购书》签订时，廖艳系名生公司员工，余杨系其外聘置业顾问，王生明系其员工或置业顾问，被上诉人经名生公司销售人员指示向廖艳支付2万元，并经余杨的指示在余杨提供的POS机上刷卡290000元并支付现金8919元，由王生明经手向其开具“收条”一份并加盖名生公司公章，前述“认购书”和出具前述“收条”的行为均在名生公司的售楼部，以上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上述行为系名生公司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至于交易资金流向、交易文书及交易凭证真伪，系名生公司内部管理问题，超出了购房者应尽的审查和注意义务。故对名生公司称一审法院未查明交易资金流向、交易文书及交易凭证真伪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3、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系王某1与名生公司就房屋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名生公司置业顾问余杨是否涉嫌诈骗犯罪与本案虽有关联，但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也不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故对名生公司称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意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20元，由湘潭名生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向兴礼审 判 员  朱建军审 判 员  许 姣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代理书记员  罗春艳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