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1）冀07行终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红，男，197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张家口市宣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口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张家口经济开发区胜利中路**。 法定代表人张启宝，该支队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海洲，系该支队车管所民警。 委托代理人谈小君，河北思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秀红因诉张家口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警支队）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的（2020）冀0791行初8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3月15日，案外人郭荣江在被告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注册登记了自己以39.3万元购买的奥迪牌小型客车，车牌号为冀Ｇ×××××。2013年1月31日，该车转移登记到原告王秀红名下，车牌号为冀Ｇ×××××，2014年6月24日，该车转移登记到案外人宇向东名下，车牌号冀Ｇ×××××，2016年11月17日，该车转移登记到案外人刘婕名下，车牌号冀Ｇ×××××。2017年1月19日，原告王秀红以被告行政登记行为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1、确认被告市交警支队将原告所有的冀Ｇ×××××号轿车过户给 第三人宇向东的行为违法，依法撤销该车的变更登记；2、确认张家口远大二手车交易中心在对原告所有的冀Ｇ×××××号轿车的交易过程中存在着严重违法和严重过错；3、判决由被告市交警支队和张家口远大二手车交易中心、宇向东连带赔偿原告原冀Ｇ×××××号轿车的车辆价值损失（35万元）和使用利益损失（按市场租赁标准每日500元自2014年6月24日至返还给原告之日）。本院经审理认为，案外人宇向东于2014年6月24日向被告提交了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等材料，并填写了申请表，而被告在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中粘贴的是2013年1月31日的照片，查验结论为合格，据此不能证明车辆转移登记时车辆到现场进行了查验，确认被告的转移登记行为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对被告市交警支队庭后补充提交的2014年6月24日冀Ｇ×××××号奥迪轿车转移登记时查验记录照片，以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对原告请求确认张家口远大二手车交易中心在对原告所有的冀Ｇ×××××号轿车的交易过程中存在着严重违法和严重过错的主张，认为张家口远大二手车交易中心不是行政机关，原告的诉求属于民事侵权范畴，与审理的行政案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原告需另行提起诉讼；对于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请，需经过先行确认程序再另行主张。2018年6月29日，本院作出判决，确认被告市交警支队将原告名下的冀Ｇ×××××号奥迪轿车转移登记至宇向东名下的行政行为违法，撤销被告于2014年6月24日对上述车辆所作的转移登记。被告市交警支队不服，向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上诉人王秀红作为与机动车变更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王秀红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上诉人市交警支队在2014年6月24日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时填写了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但在照片处粘贴的照片显示时间却是2013年1月31日，其虽在一审开庭后提交了2014年6月24日车辆转移登记时的查验照片，但超过法定举证期限，属怠于行使举证权利，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以此认定上诉人市交警支队的转移登记行为违法，并无不当，但因涉案机动车已于2016年11月17日由原审第三人宇向东再次转移登记至刘婕名下，前一个转移登记行为已被后一个转移登记行为所覆盖，不具有可以撤销的内容。原审法院虽在裁判文书对被上诉人王秀红的诉讼请求进行了逐一释明，但在判项中没有体现，本院予以指出。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2018年9月30日，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791行初6号行政判决；确认市交警支队将王秀红名下的冀Ｇ×××××号奥迪轿车转移登记至宇向东名下的行政行为违法；驳回王秀红的其他诉讼请求。2018年12月21日，原告王秀红以ＥＭＳ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告邮寄申请，要求被告给予行政赔偿，但被告未作出处理。原告遂向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9年11月15日，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791行初31号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5月1日作出（2020）冀07行赔终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撤销张家口经济开 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791行初31号判决书，并责令被告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作出处理。被告收到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该判决后于2020年7月21日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事项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于2020年10月12日向本院再次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王秀红作为与机动车变更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登记行为被确认违法后，也有权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被告被确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为行政登记行为，而机动车转移登记是准于或者不准予车辆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本案原告车辆所有权的丧失是二手车的买卖交付造成的，并非是被告的登记行为所造成，故其要求被告赔偿其因车辆所有权的丧失带来的车辆价值损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其主张的车辆使用利益损失，非直接损失，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更无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秀红的赔偿请求。 上诉人王秀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严重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办理的机动车转移登记是准予或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是严重错误的。被上诉人是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法定机关。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5、10、18、22、27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系机动车注册、变更、转移和注销登记的法定机关。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车辆丧失所有权是二手车的买卖交付造成的，不是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所造成，是错误的。本案上诉人之所以丧失了车辆的所有权就是因为被上诉人违法地将上诉人所有的车辆转移登记在案外人名下，从而导致了上诉人失去了原有车辆的实际所有权和物权的追索权。上诉人丧失本案车辆的所有权与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从来没有买卖过本案涉案车辆，也没有到二手车市场向办理二手车交易的案外人宇向东交付过车辆，或者得到过任何交易款项。上诉人车辆价值损失，是由于被上诉人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同时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导致上诉人车辆控制利益的损失。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并没有将实际必然发生的利益损失排除在行政赔偿之外。上诉人基于行政确认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聘请律师支出是由于被上诉人滥用诉讼权利拖延诉讼义务承担造成的上诉人的直接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6)21号文件第2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中依法裁判，支持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合理的律师费直接损失。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基于一审对被上诉人违法行政的性质以及与被上诉人损失之间的关联等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的行政违法行为是上诉人丧失车辆及相关利益的直接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条之规定的情形并不存在，所以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裁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请。 被上诉人市交警支队答辩称，一、在性质上，机动车登记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而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这是正确无疑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由此可见，“机动车登记”是机动车所有权人在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准后，取得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的登记。其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受理申请“转移登记”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人已经取得了机动车所有权。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移登记。”第十九条规定:“申请转移登记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由此可见，现机动车所有人在申请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之前，就必须先取得该机动车所有权，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从这一点上讲，“转移登记”不是权属登记。公安部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中，明确指出:“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二、王秀 红丧失车辆所有权是因其车辆在二手车市场完成买卖交付的民事行为造成的。王秀红的车辆在二手车市场买卖交付时，其车辆所有权就从卖方(王秀红)转移给了买方(宇向东)，并发生了物权转让的法律效力。王秀红丧失车辆所有权，跟“转移登记”违法之间不存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王秀红提出国家赔偿，不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宇向东通过二手车市场买卖交付的民事行为，取得了王秀红车辆所有权，并实际占有了该车辆，与市交警支队没有任何关系。王秀红的车辆所有权丧失及损害后果，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秀红的全部上诉请求。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行政赔偿系国家赔偿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实施行政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行政行为违法不是当事人行使国家赔偿的唯一条件，还要看该违法行为是否造成损害结果及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市交警支队转移登记行为被确认违法的原因是在诉讼程序中未及时提交2014年6月24日车辆转移登记时的查验照片，怠于行使举证的权利。其在办理转移登记时所依据的现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故，被上诉人市交警支队的转移登记行为被确认违法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实质违法，该行为与上诉人王秀红主 张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赔偿请求的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立新 审判员  岳丽媛 审判员  王瑞良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赵媛媛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