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15民初1992号原告：刘某1，男，2014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理人：刘某2(系原告之父)，住同原告。法定代理人：朱某某(系原告之母)，住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潇潇，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静波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吴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裴茂南，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静波,男。原告刘某1与被告上海静波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波公司)经营场所的经营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潇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裴茂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7,922.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交通费200元、残疾赔偿金147,230元、护理费32,000元、营养费3,600元、鉴定费2,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合计198,352.60元的75%及律师费20,000元，共计168,764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0月4日，原告与父母购买两大一小的票进入被告开设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杉路XXX号XXX区XXX室的“极限JUMP”场馆游玩。原告在参加高空极限逃生项目时被工作人员错误引导和粗暴操作下托举抛下，摔下一刻因受伤疼痛而哭喊不止,立即被家人送往医院，当日住院行肱骨内固定术,2020年8月18日经鉴定构成XXX伤残。双方多次沟通，但未能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原告认为，事发当天其首次至被告场馆体验，仅知道入场有身高限制，不知高空极限逃生项目有年龄要求。入场前大厅播放的视频及原告家长签署的告知书中均未针对这一项目。且该设施高度超过3米，原告后退两步的动作表明其不愿体验，事发时也未双手打开，说明工作人员仅予安抚而未教授正确的姿势。原告母亲当时距离3米，无法真切看到原告表情。被告明知禁止7周岁以下孩子体验，却未告知原告监护人，还违反操作守则，在原告犹豫害怕之际仍粗暴将原告抛下，实施错误动作致原告严重受伤。被告是经营场所，不适用《民法典》新规定的自甘风险条款。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给原告及其家庭造成极大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静波公司辩称，事发当天原告一家进入场馆后，前台工作人员引导其观看大厅的两块屏幕，一块循环播放安全视频，一块为“专家提醒”的文字页面。此后，原告方自愿签署《切结同意书》，该材料中有提示运动风险、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须有父母陪同以及规范自身行为、自动放弃索赔权利等内容。原告一家购票进场后，工作人员引导进行热身并讲解安全法则、告知注意事项，之后原告通过台阶进入活动区，台阶上有提示标语。身高达到1.1米的客人均可游玩，1.1米至1.3米的孩子需由家长陪同。原告首先进入自由区，在低风险的蹦床上活动，之后进入高风险的极限逃生区域。该项目模拟消防逃生演练，底层跳台距气垫1.4米，气垫高1.8米。底层跳台须年满7周岁才能体验，更高的跳台需年满12周岁。这一规定只有出现在跳台墙上张贴的《高空极限逃生风险告知书》中。原告体验前，教练用手势引导观看安全视频，同时讲解风险告知书中的教学内容，并告知身体平躺气垫上、不要手或脚撑地。然后原告进入起跳点，起跳点及气垫上均有指示标志。当时原告父母在气垫边，原告母亲在拍视频。因原告徘徊犹豫，始终不敢，教练担心其因害怕紧张而致姿势不对，故在原告请求及其家长同意下进行了帮助，两手轻托原告腋下，反复确认着落点，让原告身体打开平躺着落在气垫上。但原告落到气垫后由于紧张害怕，基于身体本能反应用手撑了气垫才导致手部受伤。原告受伤后，教练立即上前询问并提供了必要的急救措施。被告认为，被告提供了安全设施，原告进场的所有过程中被告均告知了场馆的运动风险，进行了多项提醒，整个流程符合业内安全服务标准，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原告不属于涉案项目的体验对象，且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教练在原告请求及其父母同意、鼓励下才提供了帮助。原告自由落体时教练还弯下腰、降低身段、伸长手臂，进行了更多的辅助，做到了温和、细致、合理的操作。该项目的安全法则也明确说明运动有风险、教练无法控制体验者的身体，是原告自身违反了动作要求。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原告自甘风险，被告工作人员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应赔偿。且原告签署同意书，放弃了起诉或索赔的权利。至于原告提出的赔偿费用中，护理费应按60元/天计算，律师费应以3,000元为准并结合责任比例及人身伤害判例予以划分，其余费用的计算金额认可。此外，被告表示原告受伤实属意外，教练其实没有必要抱着原告将原告放下，如果不抱就不会发生本案事件，但原告也失去了挑战自己成长的过程。事后，被告针对本案事件开会总结，还是鼓励教练遇到同样不敢挑战却又想尝试的孩子寻求帮助时加以帮助。因为被告的开馆宗旨是让成人释放压力、让孩子释放天性。被告作为体育行业的从事者，努力参加到国家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建设中，以增强全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为己任。被告为孩子提供了安全、快乐、释放天性的运动场所，在活动中鼓励孩子突破自己、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培养孩子们的探索精神和乐观精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4日中午，原告与父母购票进入被告经营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杉路XXX号XXX区XXX室“极限JUMP”场馆游玩。原告进入高空极限逃生项目底层跳台体验时，由被告工作人员托举腋下后抛落，原告陷落在气垫上并受伤，被告工作人员查看后跳下将原告抱离气垫。此后，原告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骨科急诊，诊断为左肱骨髁上骨折，当日住院治疗，同月6日出院，此后复查。2020年7月，上海旭正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接受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对原告伤残等级及损伤后的营养、护理期进行评定，意见为：原告意外伤致四肢长骨骨折(左肱骨髁上骨折)累及骨骺，行内固定术治疗，构成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XXX伤残；损伤后营养期90日，护理期120日。原告支付鉴定费2,300元。因与被告协商未果，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为此支付律师费20,000元。另查明，被告提供的监控视频(无声)显示，当天原告及其父母入场时前台有一名工作人员，12：21：16左右该工作人员举手示意等候顾客观看远处屏幕，原告父母转头观看了约十余秒后回头未再观看，其他顾客未过多留意屏幕，而是与前台工作人员交接办理缴费、签署材料、领取袜子等各项入场手续。12：23：55左右轮到原告方办理入场手续，12：25：08左右办结后离开前台准备入场。12：28：30左右原告及其父母穿好袜子后进入热身区域，跟随工作人员进行了约40秒的热身活动，12：29：20工作人员引导顾客观看张贴的《极限JUMP蹦床安全法则》并进行讲解，12：29：55左右讲解结束，原告一行上台阶进入自由区，原告在一张蹦床上活动。12：44：40左右，原告上台阶进入极限逃生项目底层跳台区域，此后陆续有体验者进入。一名工作人员引导体验者观看视频并伴有口头讲述，14：45：22左右原告首个步入凌空起跳点，原地站立期间有与工作人员语言交流的情况，14：45：57左右工作人员双手托举原告两侧腋下并小幅摆动后松手，原告落在气垫上并向左侧凹陷处翻转，工作人员观察后于14：46：13跳落在气垫上，14：46：44将原告抱起离开气垫。被告提供的2段安全视频显示，大厅播放的《安全告知风险视频》时长3分7秒，除关于运动风险及遵循安全条例的简要文字提示外，先后为蹦床、极限逃生及滑梯三个项目的演示，涉及极限逃生项目时长约30秒，分别是由低到高三个不同高度的动作演示，文字提示为“向前跃出，双手打开，双腿前伸，用背部落在气垫上”；《极限逃生安全视频》时长41秒，内容与前述视频中极限逃生项目基本一致，首尾各增加了“禁止脚部落地”“禁止落地后双手支撑”及“本项目为高风险项目，请谨慎体验”的内容。此外，被告张贴在极限逃生项目跳台区域墙面的《高空极限逃生风险告知书》为中英双语，含有项目存在高度风险、未遵循安全条例需自行承担全部后果的内容以及“项目教学”(6项条款)、“错误动作警示”(16项条款，有条款中文翻译不完整)、“安全警示”(6项条款)三部分。其中，“安全警示”第6项为：“以下人群参与本项目因骨骼未发育完全或骨质疏松等身体情况易发生内脏损伤、骨折乃至不可逆的身体损伤，请遵循下方规定：禁止年龄未满7周岁的未成年人体验本项目……”凌空起跳点地面贴有跳楼区安全警示：“本项目有受伤风险！请勿使用双手支撑或脚背着地，二三楼需符合动作标准再行跳跃！否则易发生关节扭伤或骨折等受伤事件！”被告提供的气垫采购资料主体部分为英文，尺寸栏登记为“9mL×6mW×1.6mH(含6mL×1mW滑布垫)”。庭审中，被告自述事发时使用的气垫由厂家根据被告需求加高至了1.8米。再查明，原告体验极限逃生项目期间，原告父母分别位于方形气垫两边，原告母亲为原告拍摄视频，视频中显示原告步入起跳点后原告母亲说过两遍“加油”，原告被托举后有较为紧张的神情、反应，着气垫后伴有叫喊声。原告监护人入场前签署的《切结同意书》中载明：“本同意书是有关参与上海静波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极限jump)的责任豁免、权利放弃、风险承担和赔偿责任放弃的同意书。……(六)馆内运动活动可能会有受伤风险，因此为了您与您孩子的安全着想，所有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要有父母或监护人陪同进场方能使用本设施。……对于参加活动但又存在隐瞒真实年龄、提供虚假监护人或者伪造监护人签名等欺骗行为的未满18周岁者，上海静波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极限jump)不承担任何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付款凭证、手机拍摄视频、就医记录、出院记录、医疗费票据、购用单、病人费用清单、沪旭正[2020]临鉴字第235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通讯记录，被告提供的监控视频、安全告知视频、切结同意书、场馆照片、气垫采购资料及凭证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事发于2019年，且原告系在被告经营的活动场馆内参与极限逃生项目时由被告工作人员托举抛下后受伤，并非因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受到损害，实施上述举动的工作人员也仅是被告的雇员，不属于文体活动参与者，不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条件。本案中判断被告有无责任应以事故发生时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即被告作为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依据。根据查明事实，被告在履行法定义务过程中存在瑕疵，对原告受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被告履行告知义务未达具体、充分、有效的程度首先，被告场馆内提供的活动设施均有一定风险，但具体活动方式、注意事项及风险等级各不相同，对此被告应予充分提示。被告答辩中指出的“教练无法控制您的身体”来源于张贴的《蹦床安全法则》，与本案所涉高空极限逃生项目不同，属张冠李戴。而原告监护人签署的《切结同意书》中所书面告知的“受伤风险”和“设施”根据文义应理解为整个经营场馆内的不确定的风险，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的设施，提示内容是笼统的、原则性的，缺乏针对性。其次，被告在顾客入场后虽通过播放视频、书面告知、现场讲解、张贴标识等多种形式进行提示、告知，对于防范风险、减少伤害有积极的作用，但上述流程却掩盖不了一个关键事实，即原告属于被禁止体验高空极限逃生项目的未成年人，而对于这一年龄限制要求，被告仅在涉案项目跳台区域墙上张贴，且分布在众多条款中，并不突出醒目，特别是自原告方入场起直至本案事发前更无任何渠道可予传达给原告监护人，其告知方式缺乏有效性，未产生实际效果。可见，被告仅对消费者进行了一般告知，而未予特别告知，造成原告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进而可能影响其行为决策，引发误判。(二)被告对低龄消费者的风险评估及安全防范缺失经营者所负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和程度是与其风险防范能力相适应的。首先，被告工作人员未阻止原告体验属于消极不作为。涉案项目系高空设施，据被告自述底层跳台距气垫1.4米，气垫高1.8米，并被列为高风险项目。被告张贴的《高空极限逃生风险告知书》中对参与体验的未成年人年龄进行了规定，其中不仅有不同年龄对应运动难度、风险程度的区分，还有对限制原因的充分表述，即“以下人群参与本项目因骨骼未发育完全或骨质疏松等身体情况易发生内脏损伤、骨折乃至不可逆的身体损伤，请遵循下方规定：禁止年龄未满7周岁的未成年人体验本项目……”由此可见，被告完全预见到了未满7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一群体参与涉案项目存在极高风险及严重危害。同时，就原告这一个体而言，自其进入跳台区域到准备起跳仅间隔40余秒，这短短的40余秒主要用于观看安全视频，现场工作人员并未进行动作示范，而墙面张贴的告知书更多达近三十项条目，所涉内容、要求复杂，说明中不乏涉及角度、身体部位、损伤名称的描述。对于一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乃至成年人来说，若没有足够的阅看、演练时间尚难完全掌握动作要领，更遑论成功进行实际操作。例如监控视频中原告上台阶时有一名成年人身形的体验者，其落地时便是双脚接触气垫，不符合规范动作的要求。可想而知，该项目对于一名五周岁且伴有紧张情绪、缺乏经验的幼儿来说，风险程度已超出合理范围。对此，被告系场馆的经营者、设施的提供者、规则的制定者，且相较于原告监护人，现场指导人员无论是对于活动规则的掌握还是对原告参与匹配度的判断均更为专业、准确。况且，即便目测原告身材也应能推断其年龄与涉案项目体验年龄的下限存在差距，不存在隐瞒年龄一说。在此情况下，被告工作人员有规不依，不仅未予告知、提示，也未作任何审查、阻止，反而强调监护人同意、尊重体验者“意愿”、提供“协助”，完全属于漠视放任风险、怠于履行法定义务的失职表现，也暴露出被告对其员工的相关教育培训及管理约束缺失。其次，被告工作人员托举抛下原告属于瑕疵作为。被告工作人员所谓的“协助”实际是将原告凌空“投放”于气垫上。根据监控视频及被告自述，工作人员在原告凌空高度、轨迹、落点方面均有考虑及把控，在此过程中工作人员处于绝对的主导、支配地位，原告自身难以发挥能动作用。且原告着气垫时存在陷在气垫内的现象，结合原告反应及气垫平整度来看，既不能排除原告着气垫时损害即已发生，也不能排除工作人员举动及气垫因素对原告的影响。事实上，被告自身也意识到“教练其实没有必要抱着孩子将孩子放下去，如果不抱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而恰恰是这一不当举动开启了危险源，并直接造成原告后续受伤。因此，被告试图以原告手撑气垫为由切断其瑕疵作为与原告受伤间关联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三)被告所负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因监护职责而免除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依法负有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各项合法权益。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原告监护人的认知水平及社会经验，应能认识到涉案项目具有风险，但其忽视相应活动风险，在原告出现紧张、畏惧表现及被告工作人员采取托举动作时未予制止，存在监护失职，故可一定程度上减轻被告的侵权责任。当然，原告监护人签署的《切结同意书》不是被告的免责书，其书面告知的“所有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要有父母或监护人陪同进场”的表述本身不严谨、不周延，与其庭审中自述的以身高作为准入及陪同标准的做法亦有矛盾。况且，原告两名监护人与原告一同入场，并未脱离原告的活动区域，从监控视频也可看出被告提供的活动设施多为单人依次使用方式，与原告同批次等候体验涉案项目的人员不乏未成年人，也未达“一大一小”的比例。故被告将“监护人陪同”乃至监护职责进行扩张性解读，属不当加重监护人责任、免除自身责任的情形，相应格式条款及免责声明均属无效。综合上述分析意见，参照双方过错程度、致害原因力等因素，原告主张被告承担75%赔偿责任的意见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出的赔偿项目，因被告对护理费、律师费以外的各项金额并无异议，故由被告按责任比例予以承担。对于双方争议的护理费，因原告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监护人确因陪护原告产生误工损失，故本院根据原告伤势、鉴定意见、相应赔偿标准及责任比例确定由被告承担7,500元。律师费系原告为处理本案争议所实际产生，但结合诉讼标的、案件复杂程度、工作量及责任比例等因素，原告提出金额过高，本院确定由被告承担4,500元。需要指出的是，被告关于开馆宗旨的阐述固然立意高远，但再美好的设想都要加以实践，不能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本案看似由工作人员的“多此一举”所引发，但时至今日被告仍强调原告受伤属偶发意外，甚至在事后开会总结得出工作人员做法得当应予保持的结论。这都充分暴露出被告存在极为严重的认识偏差，而相应偏差若不及时纠正，后果将不堪设想。首先，被告缺乏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置风险于不顾，视规则为无物，以人为操作代替规章制度。安全法则不仅是保障消费者的有力防线，也是被告有序经营管理的直接依据。规则不是摆设，也不是照搬即可，规则需要执行、落实，规则也不是对消费者和经营者采取双重标准。被告在活动组织、现场保障过程中的随意性必然破坏正常的活动秩序，也会使活动风险超出可控范围。其次，挑战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鼓励挑战、突破并不意味着放弃预判、放弃防范、放弃履行法定义务，鼓励挑战也不以牺牲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健康为代价。实现挑战应以正确评估参与人员的身心状态及客观能力为前提，以必要的保障措施及应急预案为后盾，而非不计后果的盲目自信或违背规律的拔苗助长。希望被告引以为戒，落实整改，以保障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安全为出发点，切实履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避免类似伤害事故再次发生。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静波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某1136,764.5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75元，减半收取计1,837.50元，由原告刘某1负担320元，被告上海静波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1,517.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奚少君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钱 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