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2民初4952号原告：人民控股集团华中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街台北三村**付**。法定代表人:郑纬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女，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齐云，男，系该公司员工。被告：武汉市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鄂城墩国贸大楼法定代表人:卢崇东，该公司经理。原告人民控股集团华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控股华中公司）与被告武汉市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市国贸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受理，于2020年1月2日作出民事判决，此后，原告人民控股华中公司不服该判决，并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9）鄂0102民初733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重审，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人民控股华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齐云，被告武汉市国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崇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人民控股华中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200,000元，截至2019年6月2日的借款利息4,024,944元（以2,200,000元为基数，按照约定的月利率7.26‰计算），本息合计6,224,944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于1998年6月2日向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借款2,200,000元，约定借款月利率为7.26‰。借款到期后，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归还借款。2004年9月，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并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又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了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原告，并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现原告为合法债权人，为向被告主张此笔债权，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武汉市国贸公司辩称，一、原告并非是其诉讼标的的债权人。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原告诉讼的标的债权系我公司1998年6月同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的借款，共计2,200,000元，该笔债权距今已有22年，其真伪细节现均已难辨，即便是该笔债权存在，当初是否已经还款或者部分还款都已无从查证。2004年9月7日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已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但是，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中：2017年12月13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管湖北分公司）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并没有该笔债权，虽然债权转让协议标的清单中有我公司67,665,607.53元，但没有证据证明该笔债权与其有关联，并且2018年12月25日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原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中，虽然也有我公司，但标的金额是67,665,607.53元，并且还有担保人：深圳市实发工贸有限公司，而原告提起诉讼的该笔债权并没有担保人，这明显就是两笔毫不相干的债权，从目前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看，该笔债权还是应该属于东方资管湖北分公司。基于以上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该笔债权属于原告，原告并非该笔债权的债权人，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该案的诉讼时效已过，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该笔债权的借款合同系1998年6月2日发生于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2004年9月7日该笔债权由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时并没有公告，而是到了2005年3月1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才第一次在湖北日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作为1998年6月2日到2005年3月1日期间诉讼时效中断证据，原告提供了4份“催收贷款通知书”，但这四份催收贷款通知书的印章都不一样，其真伪难辨，暂且不论其真伪，单从其最后一份催收贷款通知书填写的日期是2002年11月6日就可以看出，从2002年11月6日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第一次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的日期是2005年3月1日，在这长达2年零4个月的时间内，债权人并没有催要债务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按照2017年之前的民法通则，其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普通的诉讼时效，法院应该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其次，从该笔债权发生日1998年6月2日到原告第一次提起诉讼日期2019年8月22日，期间长达21年零2个月，即便是按照原告所称：债权延期到1999年6月2日，时间也超过长达20年零2个月，按照2017年10月1日实施的民法总则的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原告的诉讼也已经超过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法院应该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涉及的国有资产转让协议已经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从2018年6月东方资管湖北分公司将部分涉及国有资产的债权转让给了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到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于2018年12月将此部分涉及国有资产的债权转让给民营企业人民控股华中公司（该公司2018年才新成立的），可以看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这部分国有资产两次易手，其原因耐人寻味。这已经明显涉及到了国有资产流失，这种转让是否合法有效，我们表示怀疑，也请法院明判。综上所述，没有证据证明该笔债权属于原告，并且本案不仅超过了普通的诉讼时效，而且已经超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故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武汉市国贸公司对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的签章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对通知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2、武汉市国贸公司对《债权资产对外移交清单》有异议，本院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8年6月2日，武汉市国贸公司与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签订编号为1998年中江汉借字第98141号《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200,000元，借款利率7.26‰，借款期限6个月（自1998年6月2日至1998年12月2日）。同日，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出具金额2,200,000元的《中国银行武汉市分行借款凭证（代借据）》。1998年12月2日，武汉市国贸公司与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签订《延期还款协议书》，约定上述借款2,200,000元延期到1999年6月2日偿还。此后，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向武汉市国贸公司发送多份催收贷款通知书，武汉市国贸公司亦在借款方回执处盖章确认。在其中一份内容为“截止2002年10月31日，贵公司尚欠我行贷款本金220万元。请贵公司严格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积极筹措资金，按时归还我行贷款本息等”的催收贷款通知书中，武汉市国贸公司在回执处盖章，落款日期为2002年11月6日。2004年9月7日，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甲方）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乙方）签订编号为鄂中移-江汉-2004-0017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对债务人武汉市国贸公司共计12笔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转让给乙方，主债权（详见附件《中国银行债权转让项目分户清单》）截止2003年12月31日共计本金20,330,000元，利息12,203,173.43元，截止2004年8月17日共计本金20,330,000元，利息13,471,691.31元，主债权之丛属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该主债权对应的保证、抵押、质押等一切担保权利，随主债权一同转让给乙方。《中国银行债权转让项目分户清单》中含有上述贷款。2005年3月1日，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一）》对上述贷款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及债务催收。2007年2月13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对上述贷款进行债务催收。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分别于2009年2月6日、2011年1月27日、2013年1月17日、2015年1月13日、2017年1月9日，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公告对上述贷款进行债务催收。2017年12月13日，东方资管湖北分公司（甲方）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COAMC鄂-20**-H-18-001号的《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享有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收购的【2370】户不良资产，转让方拟将上述其所享有的不良资产整体对外转让；标的资产详见本协议附件1《标的资产清单》。该等不良资产为截至基准日的主债权、从权利和转让方在资产文件项下享有的全部权益，及由该等权利/权益转化而成的抵债资产和其他相关权益，以及其他资产的统称；或根据上下文需要，系指任何单项标的资产。标的资产以外币计价的，应当折算为人民币，汇率按照【转让方接收标的资产时系统建账日当日汇率中间价】计算。基准日指转让方确定的计算标的资产本金及利息余额的日期，即2017年3月20日。《标的资产清单》中第15项列明：“银行中行，债务人武汉市国贸公司，剩余本金67,665,607.53元，利息合计43,656,916.72元，债权合计111,322,524.25元”。2018年6月28日，双方就标的资产中未交割的6户不良债权资产达成《资产转让协议（补充协议）》。2018年7月2日，东方资管湖北分公司、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序号7处列明：“原债权银行中行，债务人名称武汉市国贸公司，剩余本金67,665,607.53，担保人深圳市实发工贸有限公司”。2018年12月25日，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与人民控股华中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HBZG-ZCZR-ZGB-2018-02号的《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享有从东方资管湖北分公司收购的华中信息技术总公司等【2364】户不良资产。甲方通过武汉金融资产交易所将上述所享有的华中信息技术总公司等2364户不良资产（标的资产详见本协议附件1《标的资产清单》）以挂牌方式公开转让，经武汉金融资产交易所确认，乙方为合格受让方。根据该挂牌结果，武汉金融资产交易所通知甲乙双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甲方为资产转让方，乙方为资产受让方。该等不良资产为截至基准日的主债权、从权利和转让方在资产文件项下享有的全部权益，及由该等权利/权益转化而成的抵债资产和其他相关权益，以及其他资产的统称；或根据上下文需要，系指任何单项标的资产。基准日指转让方确定的计算标的资产本金及利息余额的日期，即2017年3月20日。2019年1月25日，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民控股华中公司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中，序号7处列明：“原债权银行中行，债务人名称武汉市国贸公司，剩余本金67,665,607.53，利息合计43,656,916.72，担保人深圳市实发工贸有限公司”。审理中，人民控股华中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债权资产对外移交清单》，载明：序号2、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编号：98年中江汉借字第98141号），文件日期为19980602；序号3、中国银行武汉市分行借款凭证（代借据），文件日期为19980602；序号4、延期还款协议书，文件日期为19981202。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人民控股华中公司是否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二、人民控股华中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利息应如何计算。一、人民控股华中公司是否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武汉市国贸公司与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与《延期还款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合同，武汉市国贸公司应依约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以及该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依据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东方资管湖北分公司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以及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人民控股华中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东方资管湖北分公司已将其从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处受让的对武汉市国贸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将该债权转让给人民控股华中公司，上述债权转让行为均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公告的形式通知了武汉市国贸公司，合法有效且已对武汉市国贸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人民控股华中公司提交了武汉市国贸公司与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签订的原始借款合同以及相应的催收贷款通知书，并就债权转让的事实提交了相应的债权转让协议及通知、催收公告，结合《债权资产对外移交清单》，人民控股华中公司已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资产转让协议》所附《标的资产清单》包含该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权。因此，人民控股华中公司享有向武汉市国贸公司主张案涉债权的诉讼权利。二、人民控股华中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规定，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虽然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向武汉市国贸公司发送的多份催收贷款通知书均无落款日期，但武汉市国贸公司于2002年11月6日在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向该公司发送的《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签章，表明其同意履行债务，其实质是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本案诉讼时效自2002年11月6日起中断并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法函[2002]3号）：“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2005年3月1日，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一）》对案涉借款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及债务催收，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溯及至2004年9月7日。2007年2月13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对案涉借款进行债务催收。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分别于2009年2月6日、2011年1月27日、2013年1月17日、2015年1月13日、2017年1月9日，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公告对案涉借款进行债务催收，均导致本案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故人民控股华中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利息应如何计算。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九条的精神，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始债权人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因其借贷的目的就是为了依法获取本金的利息，因债务人武汉市国贸公司自身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本金再生利润功能的丧失，与债权人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无关，由此给原始债权人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造成的预期损失，不论债务人武汉市国贸公司在使用本金的过程中是否产生利润，依诚实信用原则，原始债权人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均有权要求债务人武汉市国贸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还本付息。但不良债权的受让人东方资管湖北分公司、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民控股华中公司等则不同，其受让本案不良债权时，已经知道受让的是不良债权，该不良债权中的本金已经丧失了再生利润的功能，依诚实信用原则，其受让的权利范围仅限于受让日之前的原始债权人所享有的本息，故人民控股华中公司再主张受让日之后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利息应计算至2004年9月7日止。虽然本案合同中仅写明了利率为7.26‰，但根据金融贷款合同的交易习惯以及相关市场利率等因素，人民控股华中公司主张利率为月息7.26‰，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该约定有效。没有约定或者不明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利息和复息”的规定，对武汉市国贸公司与中国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为月息7.26‰，人民控股华中公司主张按照约定支付借期内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对逾期利息未作约定，故应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逾期利息。现人民控股华中公司要求武汉市国贸公司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期内利息标准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人民控股华中公司主张的超出上述期间及标准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市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人民控股集团华中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200,000元及利息(以2,200,000元为基数，自1998年6月2日起至2004年9月7日止，按月利率7.26‰计算)；二、驳回原告人民控股集团华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37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0,375元由原告人民控股集团华中有限公司负担15,094元，被告武汉市国际经济贸易公司负担45,28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翔人民陪审员  王玉波人民陪审员  程晓鸿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邬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