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3行终4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定代表人罗育青，局长。委托代理人鲍力恒，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富廷，广东衡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斌，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大亚湾安航装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绍全。委托代理人贾小龙，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立平，广东惠天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大亚湾人社局）、上诉人袁斌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大亚湾安航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称安航公司）工伤保险资格认定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26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亚湾人社局诉讼负责人文淑媚及委托代理人鲍力恒、周富廷，上诉人袁斌，被上诉人安航公司委托代理人贾小龙、王立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袁斌为原告惠州大亚湾安航装卸有限公司的职工，岗位为铲车司机。原告为第三人购买了工伤保险。2018年3月30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该申请表载明，2018年3月4日14时40分，袁斌在检查铲车过程中脚踩滑摔落地面受伤。后经惠州市中大**医院诊断为左肩锁关节脱位。2018年5月23日，被告作出了惠湾人社工伤认字[2018]第025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袁斌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2018年8月15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了《关于撤销袁斌工伤认定决定的通知》：“……经我局调查核实，袁斌的实际受伤情况为张*安排袁斌开摩托车送王*和崔*红去**提货，行驶到**门口时因下雨路滑摩托车打滑，导致袁斌摔倒受伤。……鉴于你公司的谎报行为导致了我局于2018年5月23日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惠湾人社工伤认字[2018]第0256号）与事实严重不符，经研究，我局决定撤销于2018年5月23日依法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惠湾人社工伤认字[2018]第0256号）。”2018年8月22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2018年10月17日，被告作出惠湾人社工伤认字[2018]第062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查明“……2018年3月4日13时左右，袁斌在中铁煤场修铲车时接到车队队长张*的口头安排，开摩托车送铲车司机崔*红和王*到**码头工作，于14时40分左右，袁斌驾驶摩托车搭乘着崔*红和王*途经**码头路口时，因天气突下暴雨，地面湿滑，袁斌驾驶摩托车摔倒导致受伤，受伤后通知队长张*……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袁斌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向博罗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0月2日，博罗法院以被告未通知原告举证，工伤认定程序违法为由，判决撤销惠湾人社工伤认字[2018]第062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判决生效后，被告于2019年12月23日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于2020年2月3日作出编号5683790《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的事实与惠湾人社工伤认字[2018]第062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查明的事实一致，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袁斌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的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认为被告对于袁斌受伤的事实认定不清，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被告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材料有：工伤认定申请表、疾病诊断证明书及相关病历、原告公司职工何*、张*的《证人证言》、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其中，2018年3月30日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受伤害经过简述”一栏，袁斌签字确认其是在上铲车检查过程中，脚踩滑地受伤。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惠州港派出所对袁斌、张*、董*航、易*的询问笔录等。具体如下：1、袁斌的询问笔录，询问时间为2018年7月3日16时26分至17时58分，笔录主要内容为：2018年3月4日，大概12时30分左右，袁斌在中铁煤场修铲车时接到车队队长张*的口头安排，开摩托车送两个人到**提货，袁斌就跟张*说要修车，张*说货催的急，要袁斌赶紧过去，车回来再修，说完张*就到员工宿舍把易*叫醒。然后袁斌便开摩托车搭乘崔*红与王*，在途径**门口时摔倒导致受伤。受伤当日，袁斌称身上没有皮外伤，没有在意，打了电话给张*，告知张*，他们在**门口摔车了，张*就问袁斌他们的受伤情况等，说完便和崔*红开回到中铁煤场，王*到**开铲车提货，张*给袁斌买了药膏。2018年3月5日，早上7时左右，袁斌左肩骨头凸起，张*开车送袁斌到**医院，当天拍片诊断骨头翘起，医生让袁斌次日再拍片对比。2018年3月6日，袁斌拍片后诊断为韧带断裂，需要手术治疗，并于当日17时30分住院治疗，于2018年3月22日出院。2018年4月3日，约10时左右，张*让袁斌填写受伤报告时说是从铲车上面掉下来，原因是袁斌没有摩托车驾驶证，担心报不了工伤保险。2、张*的询问笔录（1），询问时间为2018年7月3日14时55分至16时47分，笔录主要内容为：2018年3月初，张*安排袁斌去2号堆场装货，当天14时许，袁斌打电话跟张*说在检查铲车的水箱时不小心摔倒了，张*接了电话开摩托车从煤场过去2号堆场，开车到**饭店的时候看到袁斌捂着肩膀往煤场（宿舍）走，张*看袁斌的伤口有点红肿，询问他需不需要去医院看，袁斌说没事搽点药膏就好了。次日，袁斌说他的左肩还疼要去医院检查，去医院检查后医院让其做手术，见情况比较严重，张*就向公司的董经理上报了，董经理给了一份协议张*签，张*没看协议内容就签名了。安航公司的值班日志没有袁斌名字是因为上班时间不固定，人员是由张*分配，上班时间没有签值班日志之类的，那些值班日志是公司台账给领导检查的，事发时，何*可以证明，张*当天安排袁斌是2号堆场，何*是3、4号堆场，何*当天离袁斌所在的2号堆场很近，看的见。次日向公司汇报袁斌受伤的事情，是因为张*询问过袁斌的伤，袁斌说自己搽点药就好，张*以为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没有及时汇报。张*的询问笔录（2），询问时间为2018年7月4日16时13分至2018年7月11日14时52分，笔录主要内容为：2018年3月初（具体时间不清楚）中午，张*接到工作电话，然后通知袁斌、王*、崔*红三人前往**码头做工，他们三人开车前往，过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张*接到他们的电话说他们从摩托车上摔伤，然后开车过去找他们，在**附近遇到，就询问袁斌他们情况，他们都感觉问题不大，就叫他们三人回煤场，张*也跟着回去，后来他们找了点药擦了，第二天袁斌给张*打电话说自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需要住院做手术，叫张*帮袁斌报工伤，袁斌还说不要报从摩托车上摔下来，报从铲车上摔下来的。3、董*航的询问笔录（1），询问时间为2018年7月3日10时02分至11时55分，笔录主要内容为：董*航为原告公司的部门经理，因公司员工袁斌有涉嫌诈骗工伤的嫌疑，其前来惠州港报案。2018年3月6日，董*航根据张*口述，填写“社保局工伤事故报告表”，因工伤认定提交资料的时间为一个月，当时没有调查清楚袁斌是否在工作时受伤，董*航让张*签订了责任承担责任书，如后期查出袁斌工伤是假的，由张*个人承担责任。董*航称凡是在岗作业人员都要登记值班日志，2018年3月4日，袁斌没有出岗记录，值班组长张*称袁斌在事发当天就送去医院住院治疗，但**医院的出院记录证明袁斌的住院日期为3月6日，与张*的口述不符。4、易*的询问笔录，询问时间为2018年7月3日16时35分至18时01分，笔录主要内容为：易*和袁斌都是铲车司机，袁斌受伤当日在中铁修理铲车，公司领导（张*）叫袁斌驾驶摩托车载两个铲车司机(王*、小崔)到惠州港码头二号场，路途中在惠州港码头门口摔车了。当天易*上完夜班在宿舍睡觉，10点左右，张*到宿舍叫易*去顶袁斌的班修理铲车，原因是袁斌送人去惠州港码头，袁斌回来易*就可以走，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易*看到小崔，小崔说他们三个人开摩托车在惠州港码头摔伤，第二天袁斌自己坐公交车到**医院拍片。张*说不能说袁斌是从摩托车摔下来的，要说是从铲车摔下来的，说从摩托车上摔下工伤就报不上去公司。是张*安排袁斌开摩托车去的，张*怕承担责任，就把袁斌的工伤报成从铲车上摔下来。5、董*航的询问笔录（2），询问时间2018年7月13日10时00分至11时00分，笔录主要内容为：张*一直认可袁斌于2018年3月4日在通用码头上铲车检查过程中受伤，并于2018年签下《关于2018年3月4日袁斌工伤一案责任承担协议》。张*和袁斌都认可是2018年3月14日14时40分在通用码头受伤，后来公司员工反映袁斌不是在通用码头受伤，董*航于2018年7月3日向惠州港派出所报案。原告提交的《关于2018年3月4日袁斌工伤一案责任承担协议》载明，关于袁斌工伤一案，如涉及袁斌受伤的事实不真实，由张*承担法律责任。原告认为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事实不清，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惠州港派出所于2018年7月对袁斌、张*、易*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相互矛盾，且询问笔录的作出时间距离袁斌所受伤时间已过去近四个月，不排除袁斌和易*串供，且张*的第二份询问笔录的作出时间为2018年7月4日16时13分至2018年7月11日14时52分，该询问笔录询问时间跨度长达八天，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证人询问的时间不应超过24小时，因该询问笔录的形成形式上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原告提交了员工王*圣的书面证明，内容为：王*圣听到煤场维修师傅冯*金说袁斌的工伤不是在码头作业现场摔伤，是在外面骑摩托车摔的。原告提交了《中控组值班日志》，证实2018年3月4日下午，中控组并没有派出过铲车提煤，也没有通知张*派工，张*也不可能对铲车司机袁斌和其他工人派工，袁斌理应不在作业现场值班，且值班日志也没有袁斌在受伤时的值班记录。被告认定袁斌开摩托车送铲车司机崔*红与王*到**码头提货，行使到**门口时因下雨路滑摔倒受伤，但被告未对上述二人进行调查询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的涉案工伤认定决定中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本案中，被告根据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惠州港派出所对袁斌、张*及易*所作的询问笔录，认定袁斌因开摩托车搭乘王*和崔*红去**提货途径**码头门口摔倒导致受伤。结合询问笔录，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地点，张*第二次笔录与第一次笔录内容不一致，关于是谁提议将袁斌受伤的原因说成是从铲车上摔下来的，袁斌与易*均陈述是张*提议的，张*则陈述是袁斌自己提议的。事发后，袁斌陈述是打电话告知张*受伤情况后，袁斌与崔*红回煤场，王*到**码头提货，而张*的询问笔录（2）陈述是张*开车过去找袁斌他们，并询问受伤情况，因为他们感觉问题都不大，然后叫袁斌他们三人回煤场，张*也跟着一起回去了。其他事实方面，袁斌陈述是中午12时30分左右接到张*的通知，然后张*去宿舍叫易*帮袁斌修车，而根据易*陈述，是在10点左右，张*到宿舍叫易*起床去顶替袁斌的班修理铲车。袁斌受伤当晚，袁斌称张*买了膏药让他涂抹，而张*的陈述是袁斌他们自己找了点药搽了。袁斌受伤次日，袁斌称早上七点多刚好遇到张*，张*开车送袁斌到**医院，而根据张*陈述，袁斌打电话给张*说，袁斌自费前去医院检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结合本案事实，1、对于第三人袁斌的询问笔录。袁斌作为涉案事故的当事人，询问笔录的性质为当事人的陈述，袁斌的陈述与本案的处理有重大利害关系，其陈述的内容只有其他证据可相互予以佐证时，才可予以采信。2、对于张*的询问笔录。张*在两次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明知有意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仍然对涉案事实作出不一致的陈述，张*关于涉案事故所作的笔录内容的证据效力存在重大瑕疵。3、公安机关对董*航、易*所作的询问笔录。董*航、易*二人均非涉案事故的直接当事人，二人的陈述属于传来证据，需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用人单位提供了《中控组值班日志》，未载明袁斌事发当日有在码头上班。《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有协助工伤调查和提供证据的义务。”被告未对袁斌搭载的崔*红、王*进行调查核实，亦未对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不一致的陈述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且仅有袁斌、张*、易*、董*航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袁斌发生事故时是否是因工外出，在案件事实尚存疑点的情况下，被告仅依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认定袁斌所受伤害为工伤，属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告请求撤销该工伤决定书，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经原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的正常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0年2月3日作出的编号568379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限被告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第三人袁斌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上诉人大亚湾人社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袁斌是否构成工伤。而袁斌是否构成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关于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为工伤的规定，可以细化为：1.袁斌是不是接受车队队长张*的工作安排；2.驾驶摩托车载王*和崔*红去提货在**码头门口摔伤。袁斌（铲车司机）在惠州港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第2页第11至18行（见证据清单第46页，页码在右上角标示）：“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下?答：2018年3月4日，大概是12点30分左右我在中铁的煤场里修着铲车，突然车队长张*过来让我开摩托车送两个人到**提货，我就跟张*说：“你让他们自己过去呗，我在修车呢。”张*就说：“他们货催的很急，你赶紧过去，车回来再修。”说完张*就到员工宿舍把易*叫醒，先帮我修着车，然后我就开摩托车载着王*和崔*红去**提货。走到半路突然就下起了雨，到了**门口的时候因为下雨路滑，摩托车因为打滑我们就都摔了下去……”张*（车队队长）在惠州港派出所第二次《询问/讯问笔录》第2页第7-12行（见证据清单第55页）：“问：你当时的情况详细的说一遍?答：2018年3月份初(具体时间不清楚)中午，我接到工作的电话，然后就打电话通知袁斌、王*、崔*红三人前往**码头做工，他们三人就开车前往，过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我接到他们的电话说他们从摩托车上摔下来了，然后我就开车过去找他们，我在**附近遇到了他们，就询问他们的情况，崔*红说他脚蹭破了一点皮，王*说他没什么事，袁斌说他肩膀有点痛……”易*（铲车司机）在惠州港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第2页第12至15行（见证据清单第62页）：“问：袁斌是如何受伤的?答：袁斌那天上班期间在中铁修理铲车，公司领导(张*)叫他驾驶摩托车载两个铲车司机(王*，小催)到惠州港码头二号场，路途中在惠州港码头门口摔车了。”董*航（部门经理）在惠州港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第2页倒数8至12行（见证据清单第58页）：“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下?答：……在经过公司内部调查后有员工证实，袁斌、王*、崔*红在2018年03月04日当天一同开摩托外出，袁斌骑着张*的摩托车载着王*和崔*红在经过疏港大道时，摩托车在快速行驶突然急刹车导致摩托车侧翻，袁斌等人倒地造成不同程度受伤……”董*航（部门经理）在惠州港派出所《询问/讯问笔录》第3页倒数第5至9行（见证据清单第59页）：“问：是否还有补充?答：有的，根据王*的口述，2018年03月04日袁斌载着他和崔*红在经过疏港大道时，摩托车发生翻车导致他们三人受伤，袁斌在摔倒时肩膀先着地比较严重，摔伤后王*还询问袁斌是否需要去医院检查，袁斌当时称没事。”从上述公安机关的《询问/讯问笔录》（以下简称为“询问笔录”）等证据可知，对于袁斌接受车队队长张*的工作安排，有袁斌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公安机关对袁斌、张*、易*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对于袁斌驾驶摩托车载王*和崔*红去提货在**码头门口摔伤，有公安机关对袁斌、张*、易*、董*航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上述袁斌、张*、易*、董*航四个人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均证实了袁斌驾驶摩托车载王*和崔*红去提货在**码头门口摔伤的事实。此外，袁斌受伤的事实还有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等予以证实。袁斌在2018年3月4日受伤当天上班，有考勤统计表（见证据清单第14页）、袁斌、张*、易*笔录予以证实，用人单位也认可袁斌受伤当天有上班。综上可知，我局认定袁斌所受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二、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书第20页倒数第1-2行则将本案争议焦点改为作出工伤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我局认为，除了王*、崔*红两个人证（联系不到做笔录）之外，本案认定袁斌接受张*的工作安排，驾驶摩托车载王*和崔*红去提货在**码头门口摔伤，有袁斌、张*、易*、董*航四个人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以及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等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关于未对王*、崔*红进行调查核实的问题。我局在一审庭审中以及代理人在代理词中已陈述，已联系过但无法找到王*、崔*红两个证人做笔录。包括惠州港派出所、作为用人单位的安航公司、以及本案的一审办案法官等，均没有联系到王*、崔*红两个证人。既然都联系不到王*、崔*红两个证人，但原审法院却还以我局未对王*、崔*红进行调查核实为由，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如此苛求、归责于我局，那么恳请法院向我局明示该如何去找王*、崔*红进行调查核实？法律不强人所难，原审法院更应如此，不能强人所难。我局作出工伤认定的办案期限最长也就60日，而且我局也不具有通缉、拘传他人的权利。在这种无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应该依法作出处理。也即，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关于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在用人单位不能举出相反证据或提供证据线索给予核查之后，依法应认定为工伤。2.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地点，证人张*两份询问笔录内容不一致问题（见一审判决书第21页）。对于张*的两份询问笔录，我们暂且将其中一份笔录不一致的内容简称为A说法，另外一份笔录不一致的内容简称为B说法。由于两份笔录不一致已现实存在，故此A说法和B说法有矛盾已经是客观存在的。如再向张*进行调查核实，其结果要么就是变成多个A说法再加B说法，要么就是变成多个B说法再加A说法。也就是说，无论再对张*做多少份询问笔录，A说法和B说法并存、有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为对张*做了无数次询问笔录就可以抹去其中的A说法或B说法。故此，再对张*进行调查核实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那么该如何采信张*的说法，到底是采信A说法，还是B说法?显然，并不是A说法有多份或无数份就采用A说法，或者B说法有多份或无数份就采用B说法。我局认为，应该采信与其他人能互相印证的说法，不能印证的则不予采信。从本上诉状第一点可知，我局采信张*的询问笔录是能和袁斌、易*、董*航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的内容。3.原审判决认为有其他不一致的问题（见一审判决书第21页）。我局认为，因为相隔时间长短、个体因素、说听接收及记录等影响，无论是当事人陈述，还是证人作证，每个人的记忆多少都会存在一些偏差。笔录内容存在差异化，这是客观存在的。反而，全部一致的笔录内容，倒是值得怀疑的。本案中，袁斌摔伤时间与惠州港派出所询问笔录时间，两者相隔已经长达4个月。试问，一起开庭的法官、陪审员、书记员能否将4个月前的某一天开庭的有关情况叙述得没有差异？在原审判决书中，关于谁提议将受伤原因说成是从铲车上摔下来。袁斌与易*说是张*提议，张*说是袁斌自己提议。我局认为，每个人都可能会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人性使然，这种说法不一也属正常。而且，关于从铲车上摔下来的工伤认定，已被我局在2018年8月15日撤销。关于事发后，袁斌陈述电话告知张*，袁斌与崔*红回煤场，王*到**码头提货；张*则陈述开车过去找他们，询问受伤情况，因为他们感觉问题都不大，然后叫他们三人回煤场，也跟着一起回去。我局认为，首先电话告知与开车去找可以并存，也就是说张*可以接到受伤告知的电话开车去找他们。其次是如何回煤场问题。从易*询问笔录第3页第2-4行（见证据清单第63页），易*说直到下午2点左右见到小崔，小崔告知他们三人在惠州港门口摔伤，易*回宿舍看到袁斌右肩肿起了。由此，袁斌和易*笔录印证了袁斌与崔*红事发后回去了煤场。事发后，有关崔*红腿伤、王*没事、袁斌肩膀有点疼痛，以及搽药等事实，袁斌、张*和易*的说法基本一致，与董*航转述王*的口述（见证据清单第59页倒数第5至9行）也一致。关于接到张*通知让易*帮袁斌修车，袁斌说是大概12:30分左右，易*则陈述是10点左右。我局认为，这两种说法存在约2个小时的偏差，但都属于中午或邻近中午，是比较正常的偏差，应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但如果一个说是早上，另一个说是晚上，则这种偏差就比较大，值得质疑。另外，如果每个人说的时间具体到多少时多少分都一样，完全统一口径，反而也不一定是可信的。关于原审判决提到“袁斌受伤当晚”（见一审判决书第21页倒数第8行），袁斌称张*买了药膏让他涂抹，而张*陈述是后来袁斌他们找了点药搽。我局认为，首先原审判决写明“袁斌受伤当晚”，但从两人询问笔录中均没有提到搽药是在“袁斌受伤当晚”，笔录中仅仅只是提到事发后搽药。事发时间大概14:30分左右，回到煤场时间一般也就15时左右，居然将“事发后”理解成或笔误成“受伤当晚”，原审判决在这种细节上也一样出了差错。而且这种差错偏差非常大，完全超乎想象。其次，张*买药让他搽以及后来他们找了点药搽也不一定矛盾，由于搽药时间不固定也可能不止一次，包括易*笔录也说搽红花油。反而，这恰恰说明确实是因为受了伤事后搽药。关于受伤次日，袁斌称早上7点多遇到张*，张*开车送袁斌到**医院之后就回去了（见证据清单第47页第1-5行），而张*则陈述袁斌打电话说他自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需要住院做手术等（见证据清单第55页倒数第9-10行）。首先，袁斌强调的是“张*开车送他到医院”，而张*强调的是“袁斌自费”，各人侧重点不同。其次，两者可以并存，也即张*开车送袁斌去医院后回去，张*不在医疗现场，经医疗诊断后袁斌被告知需要住院，然后电话告知张*有关情况。综上，原审判决认为询问笔录其他不一致的，可能是由于被询问人记忆偏差以及办案法官理解与认识等因素，甚至原审判决自己也写错，无端生出“袁斌受伤当晚”这一离谱的表述。我局认为，关于询问笔录的问题，关键是要看主要事实和基本细节。主要事实、基本细节一致的，即使其他细节有些出入，也不应否定该事实的存在。三、原审判决不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关于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对工伤认定有特别法的规定而没有适用，属于没有准确适用法律。安航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认为本案不属于工伤并提出袁斌在外面喝酒后与同事何*二人骑摩托车摔伤，但其提交的全部证据极为单薄，根本不足以认定。安航公司提出袁斌在外面喝酒后与同事何*二人骑摩托车摔伤，仅仅只有《关于2018年3月4日袁斌工伤一案责任承担协议》有所提及，属于孤证，证明力小，安航公司本身有直接利害关系，并且被签订协议另一方的张*所否认，张*在询问笔录说明，该协议是董经理等人让其签字，自己没有看内容。《中控组值班日志》，张*在询问笔录中已说明，上班没有签值班日志之类的，值班日志是用来应付检查的。张*是临时接到电话通知安排袁斌去载王*和崔*红的，且还没有到目的地就在途中就受伤，怎么可能会有值班日志记载？《关于袁斌工伤一案经过说明》该证据根本没有提及，也不可能证明。王*圣的证人证言，该证据也没有提及袁斌在外面喝酒后与同事何*二人骑摩托车摔伤。仅仅只是听说袁斌不是在码头作业现场摔伤。由于途中在**码头门口摔伤，显然不是在码头作业现场摔伤，两者并不矛盾。此外，一审庭审质证时，安航公司对董*航的询问笔录三性均没有异议。也即认可了董*航询问笔录的内容。而董*航询问笔录中已经证实，袁斌是驾驶摩托车载王*和崔*红在**码头门口摔伤。综上，安航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其认为袁斌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但其所提交的全部证据，如此薄弱不堪，毫无说服力，根本不足以证明袁斌是在外面喝酒后与同事何*二人骑摩托车摔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由安航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毋庸讳言，司法实践中，总会有些证据不能一一收集齐全，并不是每个案件都能水落石出。故此，刑诉法有疑罪从无，民诉法有谁主张谁举证并适用盖然性规则，而工伤认定则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特别规定。但是，原审判决却完全忽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有特别法的规定而不适用特别法的规定。试问，如果只有受伤劳动者一人在案发现场的伤害该如何进行工伤认定？或者只有一个人证的伤害事故又该如何进行工伤认定？难道以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为由不做认定？综上所述，我局已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等有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交了66份证据，依法完成了举证。我局作出本次编号为568379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有考勤统计表、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袁斌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公安机关对袁斌、张*、董*航、易*四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而安航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却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此，我局认定袁斌为工伤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认定错误，也没有准确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安航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2行初266号行政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袁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在进一步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纠正。(一)大亚湾人社局依法作出涉案工伤认定决定，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大亚湾人社局在本案中根据本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取证申请书、[惠湾人社工伤认字(2018)第025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本人身份证、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等材料及博罗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日作出的(2019)粤1322行初172号《行政判决书》，依法对本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且在该过程中到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惠州港派出所调取该派出所工作人员对本人、张*、易*所作的《询问／讯问笔录》，查清本案事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业务规程的通知》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可知大亚湾人社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其可以根据审核需要决定是否要对本人所遭受的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并非必须对每一份工伤认定申请均应调查核实，其依法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故原审法院不能直接因大亚湾人社局在工伤认定阶段未进行调查核实就直接认定大亚湾人社局在本案行政确认中认定“申请人袁斌构成工伤”这一事实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次，根据安航公司在一审阶段所提供的证据及其庭审陈述，可知其对本人受伤的时间不持异议，而是对本人受伤地点及受伤原因有异议，其主张本人于2018年3月4日所遭受的损害并非“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亦非“因工外出期间”，认为本人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但其在工伤认定举证期间及一审阶段均未提供任何实质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其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本案中，原审法院仅片面地对本人在工伤认定阶段提交的证据及大亚湾人社局所调取的询问笔录予以审查，并未就安航公司在工伤认定单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予以评价，亦未就安航公司在本案一审阶段中所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证明内容进行审理，其在此基础上判断大亚湾人社局所作出的涉案工伤认定是否正确，显然是不合理且不合法的。同时，综合本案的关键证据询问笔录，完全可得出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地点，本人系因开摩托车搭乘王*和崔*红去**提货途经**码头门口摔倒方才导致的受伤，而关于“是谁提出将袁斌受伤的原因说成是从铲车上摔下来的”“袁斌受伤后时是否返回煤场”“张*在得知袁斌受伤后是否有开车过去”、“张*到宿舍叫易*起床是去帮袁斌修车还是顶袁斌的班修理铲车”“袁斌受伤后是由张*开车送其到医院治疗还是袁斌自费前往医院检查”的内容均不是本案应查明的主要事实，亦不是判断本人所遭受的损害是否构成工伤的基本事实，原审判决避重就轻，未就本案现有证据依法认定本案基本事实，依法应予以纠正。(二)大亚湾人社局作出涉案工伤认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本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已向大亚湾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病历资料等材料，且大亚湾人社局应本人的申请依法到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惠州港派出所调取该派出所工作人员对本人、张*、易*所作的《询问／讯问笔录》，前述证据已足以证明本人所遭受的损害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工伤构成条件。而安航公司在工伤认定举证期间内提交的《惠州大亚湾安航装卸有限公司认为袁斌不构成工伤的说明》、《关于撤销袁斌工伤认定决定的通知》《中控组值班日志》、《库场生产作业动态》、《王*圣证人证言》、《关于2018年3月4日袁斌工伤一案责任承担协议》等证据均根本不足以认定本人于2018年3月4日所遭受的损害并非“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也不能够证明本人受伤时系非“因工外出期间”，更无法证明本人在事故发生前醉酒(喝酒亦不等于醉酒)才导致事故发生的结果，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安航公司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大亚湾人社局作出涉案工伤认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20)粤1322行初266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安航公司于二审查询时口头答辩称，我司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在案件处理中，对事情以及发生的经过都作了详细调查所作出的原审判决。相反，作为大亚湾人社局的行政机关，在作出工伤认定书所使用的查明事实和认定决定与2018年8月15日所作出的撤销袁斌工伤认定决定的通知中所引用的事实部分和调查内容都是一致的，而重新作出了工伤认定。在这份撤销袁斌工伤认定决定的通知书中所引用的客观事实是作为撤销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按照这个客观事实，当时就不能撤销工伤认定，而只能是认为其是在外出派工期间受伤，应当是工伤，改变一个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依据作出新的工伤认定，而不应撤销我司申请的工伤认定，无需再由袁斌自己单方申请认定工伤，产生后续的系列案件，因此该工伤认定的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一个悖论。所以我司认为原审查明所认为人社局在60天后在2020年重新作出的工伤认定书查明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所以才再次要求进行撤销，限60天内作出。我司认为原审的认定和查明是客观公正的。为此，我司认为本案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安航公司主张袁斌受伤是因喝酒摔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安航公司认为袁斌与他人喝酒导致摔伤，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从其提交的王*圣证人证言中显示，王*圣是听到冯志全说袁斌在外面骑摩托车摔了，而冯志全又是听别人说的。对于袁斌到底是因何原因摔伤，是否如安航公司所主张的因喝酒摔伤，上述证言无法核实。据大亚湾人社局的证据显示，第一，袁斌主张其是在维修铲车时接到车队长张*的口头安排，开摩托车去接铲车司机到**码头工作，因下雨路滑而导致摔伤。第二，根据张*在2018年7月3日所作的笔录显示，张*安排袁斌去2号堆场装货，当天14时许，袁斌电话告知其摔伤了。第三，易*在2018年7月3日所作的笔录显示，袁斌受伤当日在中铁修铲车，公司领导（张*）叫袁斌驾驶摩托车载两个司机到惠州港码头，途中摔车了。第四，董*航在2018年7月13日所作的笔录显示，张*和袁斌都认可是2018年3月4日14时40分在通用码头受伤。上述笔录内容均指向一个事实，袁斌是接受了公司领导指示，因工作安排导致摔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九）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本院对大亚湾人社局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有协助工伤调查和提供证据的义务。”本案中，大亚湾人社局在立案受理袁斌提出的工伤认定后，根据审核的需要对相关证据予以审核，认定袁斌发生事故时是因工外出，并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属于认定事实清楚，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因此，针对大亚湾人社局此次作出的工伤认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2行初266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惠州大亚湾安航装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惠州大亚湾安航装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覃毅华审 判 员 邱炜炜审 判 员 陈龚东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毛泳玲书 记 员 李冬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