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32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俞丽娟，女，197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筱榆，女，199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桂祥，男，194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萍，浙江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解放路18号401-41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68311554T。代表人：王倩。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洋，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为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1民初4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人寿保险理赔款19584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第2.3条保险责任之“非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条款，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是不认可的，因该条款排除了人寿保险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依法认定为无效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了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即法律明确规定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是两个不同的保险业务。民事诉讼案由也明确确定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的下级案由是人寿保险合同纠纷、健康保险合同纠纷、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3类。本案投保人（被保险人董骆泳）购买的是“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故本案案由实质上应该是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区别非常明显：1.保险标的不同：人寿保险是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是以人的生存或身故为保险金给付条件，与是否发生意外无关；意外保险支付保险金的条件才是被保险人意外伤害致残或死亡。2.保险期限不同：寿险的保险期限通常较长，可长达几十年；意外险保险期较短，大多为1年。3.保费缴纳方式不同：意外险一般都趸交，而寿险一般是分期缴纳。4.年龄规定不同：意外险通常没有年龄限制，而人寿保险则有年龄限制。5.保险费不同：意外险通常费用较低，人寿保险的费用相对较高。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官网现有的一款意外险业务：“人保寿险驾乘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五座），身故保险金额为20万元/人，但其保险费仅需365元，保险期限为1年，对被保险人无年龄限制，该款意外险与本案被保险人购买的人寿险相比，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之间的业务区别一目了然。本案投保人购买的“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基本保险金10万元、保险期间30年、交费期间10年、保险费每年2600元，明显是一款人寿保险业务，应当是以被保险人的生存或身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不应附加意外条件。但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第2.3条保险责任中区分了意外身故与非意外身故，其中“非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仅给付保险费160%（61周岁前）或120%（61周岁后）的理赔金，该条款的理赔责任远低于人寿保险基本保险金10万元，且该人寿险还附加了一份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费222元/年），导致投保人保费共2822元/年的人寿保险变成了等同于保费365元的意外保险，明显对投保人不公平。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上述行为是在人身险承保过程中异化保险产品功能，将不同保险产品功能错配的违法违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明显加重了投保人责任、排除了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依法认定该格式合同条款为无效条款。故本案应按保险合同第2.3条身故保险责任的兜底条款即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理赔。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保险事故是非意外伤害身故情形的事实错误，本案保险事故符合意外身故情形，应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理赔。案涉保险合同未具体列明哪些属于非意外身故情形，但保险合同7.4条明确约定意外伤害：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其中“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之间是顿号，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是并列关系，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即符合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情形。本案的被保险人董骆泳身故时年仅49岁，平素身体健康，也非自杀身亡，按常理理解、无须证明也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的死亡当然不是自然死亡，肯定是突然的、非本意的死亡。本案相关事实可以证明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1）海宁市公安局在被保险人董骆泳身故当天做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已明确记载董骆泳死亡事件是“非正常死亡案”，非正常死亡通常是指由于外界原因而导致的死亡；（2）—审判决也已认定被保险人在KTV楼下有摔跤的事实，也能够证明被保险人的死亡存在外来因素；（3）多个证人可以证明被保险人董骆泳在KTV楼下摔伤头部的事实，在摔伤后未及时就医而身故：张书梅询问笔录第3、4页（摔伤部位下巴、嘴上、脸上）；杨明询问笔录第3、4页（摔伤部位脸颊）；王建新询问笔录第3页（摔伤部位右脸和下巴）；宋国良询问笔录第3、4页（董骆泳打电话给我说在楼下摔了一跤，当时他脸上、嘴上都有点血迹的，我们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不肯去，让我们送他去康友足道）。（4）海宁市公安局法医对被保险人尸表检验虽未发现头部有明显骨折，但不能因此排除摔伤导致的颅内出血。三、在本案人寿保险被保险人身故保险事故的理赔过程中，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存在明显过错：1.本案被保险人于2020年5月18日上午8时左右被发现己身故，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所在单位同事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保险事故报案，也告知了摔伤的事实，并建议对方去海宁市海洲派出所调查相关情况。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作为专业机构，有分工明确的专业人员，应当清楚出现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事故时的理赔关键点是什么，也应当知道当地办理丧事的风俗习惯，故应当在第一时间立即进行死因调查，但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直到19日下午4点多才到殡仪馆去走所谓的工作流程并偷偷地录了音（录音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卸责任）。此时死者己在殡仪馆停放了整整2天，按习惯20日上午将火化，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这个时间点要求死者家属停止已定的丧礼流程进行尸检是违反当地公序良俗的，也是死者亲属所不能接受的（“尸检通知录音”内容可以证明）。2.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在被保险人非正常死亡时必须尸检以明确死因，否则按非意外理赔。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中，仅公安机关有权决定对可能涉及刑事案件而必须查明死因的非正常死亡案死者进行尸检。海宁市公安机关经过详细调查，己作出了排除他杀的非正常死亡结论，并告知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可以不尸检。故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以工作流程为由单方要求尸检的行为既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3.《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本案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于2020年6月29日申请理赔，6月30日接到了赔付金额为4160元的短信通知，起诉之后才知道申请理赔当天，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就已将理赔款汇入了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银行账户。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在未与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达成给付保险金协议的情况下，申请当天就单方决定理赔金额并将理赔款发放，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接到短信后去询问，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霸气回复：“只能赔这些，不服去法院起诉”，根本就不给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沟通与协商的机会。更别指望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理赔（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极速理赔、拒绝沟通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逃避责任、少赔钱。四、一审判决有违公平公正，并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作出了有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的解释。1.一审判决书第7页：“且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主张摔伤导致颅内出血引发死亡的说法无充分证据证实，与公安机关的尸检报告矛盾，反而能确认该摔倒的伤害并非死亡原因或其中某一因素”。一审法院之“能确认该摔倒的伤害并非死亡原因或其中某一原因”的结论同样无充分证据证实，此“确认”明显有失法院的公平公正。首先，公安机关法医进行的只是一个未借助任何医学仪器的初步的体表检查，该尸检报告的“头部按压未及明显肿块及骨擦感”“无明显骨折征象”，只是表明肉眼未能发现被保险人头部有明显骨折，但不能排除存在较轻微骨折或骨裂等现象的可能，其次，本案多个证人可以证明被保险人摔伤头面部并有皮肤出血的事实，可见受伤程度较重，况且即使没有骨折也不能排除因摔伤头面部而导致颅内出血的可能。因此，在无确切证据证明被保险人不存在头部轻微骨折或骨裂，也无确切证据证明被保险人非颅内出血致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能确认该摔倒的伤害并非死亡原因或其中某一原因”并据此作出判决的行为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2.一审法院认为“在尸体未作火化处理之前，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有条件通过申请进一步尸体检验的方式提供死者确切死因的资料，但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并未采取之，应视为对其不作进一步尸检而产生的相应后果自愿承担责任”。保险合同第2.3条保险责任第4项对于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伤害导致身故或身残，我们按保险金额的2倍给付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保险合同条款第7条是对重要术语的告知及约定，大都有非常明确具体的认定要求，如对全残的认定、对交通事故的认定、对毒品的认定，或对战争、军事冲突、暴乱的认定以政府宣布为准等等，但其中7.4条对意外伤害的认定只是笼统地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未明确是哪些具体情形，也未明确要求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或有权机关认定相应的情形，更未约定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时必须行尸检确定；且第2.3条保险责任第4项也未约定被保险人意外死亡原因不明时必须行尸检确定死亡的确切原因。一审法院认为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应当申请尸检明确死因的观点，显然是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主动对上述格式条款作出了有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的解释。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辩称，1.董骆泳与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责任条款真实有效，该合同是经过保监会备案通过的两全保险合同，涵盖期满生存金、非意外身故保险金、意外身故保险金在内的多种保险责任，依据不同种类、不同风险的保险事故给付不同金额的保险金，至多可给付200万元，是兼顾投保人与保险人利益的保险条款，不存在无效事由。2.保险合同7.4条明确约定意外伤害为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四个要件均为必要条件，并非择一即可。至于被保险人是否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争议，根据董骆泳的尸表检查报告，头部未见外伤性改变，头部按压未及明显肿块及骨擦感，无明显骨折征象等，与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认为系摔伤导致颅内出血最终死亡的情形存在矛盾，不足以成为董骆泳死亡最直接、最接近的原因。就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认定符合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范围。为此，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接到出险通知后，安排工作人员就尸检的必要性向俞丽娟等进行了告知，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此时已明确知道尚有理赔程序需要处理以及保险公司对死因尚未确认的意见，对不作进一步尸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有足够的预见性，其拒绝通过尸检以提供死者确切死因的资料，应承担相应后果。3.保险合同对意外伤害的解释是明确的，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亦未提出该条款另存在其他的理解，故其称一审对保险合同条款作出了有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解释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立即给付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保险理赔金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骆泳向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投保了“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及“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其中“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的保险期间为30年，保险金额为10万元。保险合同生效日为2019年9月26日零时零分。身故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身故时生存的配偶、父母、子女。其中，合同的第2.3条款对保险责任约定如下：“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满期保险金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生存，我们按您所交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的105%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非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被保险人于年满61周岁（见7.3）后的首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零时之前因意外伤害（见7.4）以外的原因费故或全残（见7.5），我们按您所交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的160%给付非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被保险人于年满61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零时之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身故或全残，我们按您所交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的120%给付非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给付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2020年5月17日晚间，董骆泳与朋友聚餐，后在凤凰城KTV参加聚会，后又前往康友足浴店消费。2020年5月18日上午8时52分许，海宁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称，海宁市西山路康友足道一号包厢内有人躺在地面不动。海宁市公安局海洲派出所出警后进行了现场勘察，并由120急救中心人员确认该人已无生命体征。当日，海宁市中医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诊断）书，证实董骆泳在康友足道场所内因呼吸心跳骤停死亡。该日，俞丽娟向海宁市公安局作出确认，对死者董骆泳初步排除他杀的调查结论无异议，并申请对尸体不作解剖检验、病理组织学检验、毒药类检验和酒精含量检验。海宁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5月21日出具了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检验意见为：排除机械性外力致死可能，如需进一步明确死亡原因，须尸体解剖。就案涉保险合同，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的客服人员曾在2019年10月9日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向董骆泳作了相关事项的告知和询问。董骆泳死亡后，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曾向董骆泳的家属告知由于无法确认董骆泳的真正死亡原因，需要对董骆泳作进一步尸检，并征询家属的反馈意见，但当日双方没有达成是否尸检的一致意见。另，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分别为董骆泳的妻子、女儿和父亲。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主张董骆泳在KTV消费结束时曾在场所楼下有摔跤的情况，海宁市公安局调取的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中，当晚与董骆泳一起参与KTV聚会的人员确有陈述该情形，这也与在康友足道店内的工作人员陈述的董骆泳的身体外表有擦伤的情形能够相互印证，故对于该节事实，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董骆泳与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之间的案涉人身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作为合同约定的受益人有权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依法向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提出保险金的索赔要求。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系2020年5月18日发生的董骆泳死亡事件是否符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理赔条件。对此，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认为董骆泳的死亡已经公安部门认定为“非正常死亡”，应理解为就是意外死亡，有多名证人能够证实董骆泳曾有头部摔伤的情形，故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主张，董骆泳在前往足浴店之前的摔伤导致头部颅内出血，并最终在足浴店内再次摔倒导致死亡。本院认为，案涉的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条款的第2.3条款，分列了多项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事故，除“满期保险金”外，其余均属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按导致身故或全残的原因分为了非意外、意外、公共交通、自驾车、航空交通几种情形。由此，可以认为董骆泳的死亡事故本身是符合该保险合同的承保事故，只是应归入何种类型的身故保险金理赔，双方存在争议。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现主张应按意外身故保险金理赔，而就“意外身故”的理解，在保险合同有明确约定的前提下，不可依通常语境的语义来理解，而应依据保险合同的文义。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的条款，其中第2.3条款有对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类型的释义，即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由此，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应举证证实董骆泳遭受了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死亡的基本事实。相对应的，对非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类型解释为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身故或全残。而就意外伤害的定义，在保险合同的第7.4条款中亦有明确的解释，即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就意外伤害，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主张的是董骆泳在凤凰城KTV楼下的摔倒及在康友足道店包厢内的再次摔倒，就凤凰城KTV楼下的摔倒，就现有证据可以确认确有该情形，而就足浴店包厢内的摔倒，并无确切证据能够证实，无法认定董骆泳是在尚存意识的情况下的摔倒还是在已经失去意识的情况下倒地，而公安部门的尸表检查报告中的检验情况写明：……头部未检见外伤性改变，头部按压未及明显肿块及骨擦感……；检验意见中又写明：综合尸表所见，死者面部、下颌部及左膝关节处、左手及左肩部检见多处皮肤擦伤，损伤较轻微，无明显骨折征象，结合其现场体味及衣着情况，考虑系与地面擦蹭所致，余体表未检见外伤性改变……，这与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认为的摔倒导致董骆泳头部受伤后颅内出血最终死亡的情形显然存在矛盾，因此，可以判断，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所主张的摔倒所导致的伤害，不足以成为董骆泳死亡的最直接、最接近的原因，就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认定符合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范围。而在董骆泳发生死亡事故后，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为查明死者的死亡确切原因，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就尸体进一步检查的必要性向死者家属，包括俞丽娟，作了情况告知，虽然因失去亲人的痛苦可能导致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当场无法立即同意尸检要求，但至少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已经明确知晓了死者尚有保险金的理赔程序需处理及当时情形下保险公司对死者死因尚未有确认的意见，对于不作进一步尸检的后果是能够有足够的预见性的。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作为保险金的索赔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应向保险公司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在尸体未作火化处理之前，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有条件通过申请进一步尸体检验的方式提供就死者确切死因的资料，但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并未采取之，应视为其对不作进一步尸检而产生的相应后果自愿承担。而目前只以公安部门的尸表检验报告，是无法准确确认董骆泳的直接死亡原因的，由此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主张的按意外伤害条款理赔的理由不能成立。另外，需要阐明的是，本案的死亡事故中，董骆泳因呼吸心跳骤停死亡，是其死亡的表象特征，公安部门根据事故发生的前因后果，认定为是“非正常死亡”并无不当之处，但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据此就得出“非正常死亡”就属于因外部原因导致的意外死亡，就本案现有证据，显然是缺乏依据的。且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主张的摔伤导致颅内出血引发死亡的说法，亦无充分证据证实，却与公安部门的尸检报告矛盾，反而能确认该摔倒的伤害并非是死亡原因或是其中某一因素，在起决定性因素的直接原因不明的情形下，不宜按多种原因并存的情形依原因力比例来确定理赔金。至于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提及的保险合同系格式条款，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未作明确说明的，不产生效力的意见，本院认为，免责条款是在保险事故符合保险责任的前提下，保险人再行抗辩的主要理由，依前述理由，本案的事故本身是符合非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理赔条件的，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的抗辩意见主要部分也并未以应予免除赔偿义务作陈述，因此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的该意见，不能成为诉请主张成立的理由，不作采纳。况且，董骆泳作为投保人，在投保时亦对保险责任的范围约定有注意义务，且投保后，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也有工作人员在回访中对保险内容的注意事项作了提醒和询问，已尽到了合理的告知义务。综上，对于董骆泳的不幸去世，确给其家人带来了重大的精神打击，但保险金的理赔，仍应依法依约处理。依本案现有证据，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作出按非意外身故保险金条款理赔的决定，尚属合理，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主张应按意外身故保险金理赔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体的保险标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金额、保险费等均应以保险合同为准。本案中，董骆泳购买的是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双方达成的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保险条款第2.3条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包括了满期保险金、非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公共交通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等。该保险条款是对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不存在加重投保人责任或排除受益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情形。从合同内容看，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也非单纯的人寿保险合同或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故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上诉认为董骆泳购买的是人寿保险，不应附加意外条件，与合同约定不符；其主张2.3条中“非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条款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应赔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或非意外身故保险金的争议，关键是认定董骆泳是否属于意外伤害导致死亡。根据保险条款第7.4条规定，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根据该条款使用的字词、标点符号和通常理解，“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需同时具备才属于“意外伤害”，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上诉认为只要符合上述四项中的其中一项即属于意外伤害，依据不足，不予采信。董骆泳死亡证明中记载的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后公安机关作出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排除机械性外力致死可能，须尸体解剖才能明确死亡原因。公安机关在有关文书中使用的“非正常死亡”并不等同于是外部原因导致死亡。虽然董骆泳在KTV楼下曾摔伤，但根据公安机关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其面部、下颌部等多处皮肤擦伤较轻微，无明显骨折征象，故不足以认定摔伤是导致董骆泳死亡的原因。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上诉认为董骆泳可能是头部摔伤导致轻微骨折、骨裂，或者颅内出血死亡，缺乏证据证明，难予采信。结合董骆泳的死亡经过，其死亡符合“突发的、非本意的”的情形，但是否属于“外来的、非疾病的”的客观事件导致死亡，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在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已经告知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需要通过尸检明确死因的情况下，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拒绝尸检，导致本案难以认定董骆泳系意外伤害身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17元，由上诉人俞丽娟、董筱榆、董桂祥上诉认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 灿审判员 倪 勤审判员 王世好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琳嫣书记员 胡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