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9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市星海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山东路**华润置地广场********。 法定代表人：谢升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邴兆杰，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军，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升峰，男，197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邴兆杰，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军，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华，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鑫满大厦**v style="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负责人：林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蕾，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运鑫，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日照市天墉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滨三路，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滨三路东日照外滩锦华海岸****（01）**e="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秦洪桂，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山东陆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超，山东陆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鑫誉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螯峰街道螯江路**福，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螯峰街道螯江路**福州金融街万达广场**A1写字楼****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杨永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涓涓，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徽省东跃运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鲟鱼镇。 原审被告：福州明发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台江区台江路安南路**菁菁园景11，住所地福建省台江区台江路安南路**菁菁园景**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陈名发。 上诉人日照市星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公司）、上诉人谢升峰、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财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日照市天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墉公司）、被上诉人福州鑫誉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誉通公司）及原审被告安徽省东跃运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跃公司）、原审被告福州明发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发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1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海公司、谢升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天墉公司对星海公司、谢升峰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天墉公司、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2018年1月8日，星海公司与天墉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后，当日即与厦门洲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航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星海公司自天墉公司收取的10万元定金支付给了洲航公司，将涉案运输事务转委托洲航公司履行。一审中，星海公司申请追加洲航公司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未予准许，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明。2.一审法院采信天墉公司单方计算的数额，未查证天墉公司的实际损失不妥。3.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涉案10万元定金去向，错误判决谢升峰、星海公司赔偿天墉公司该10万元定金，应予纠正。4.星海公司在涉案运输中应系货运及船运代理人，而非承运人。星海公司没有从事水路货物运输的法定资质，其营业执照显示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水路货物运输业务。星海公司将涉案运输事务转委托洲航公司履行，星海公司对鑫誉通公司实际承运的事实不知情，故洲航公司将运输事务转委托。天墉公司未支付星海公司运费，鑫誉通公司制作并签发运单，且提单上的托运人为天墉公司。星海公司是船主与货主之间的中介代理机构，而非承运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天墉公司的损失系由实际承运人鑫誉通公司造成，应由鑫誉通公司负责赔偿。鑫誉通公司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系其作为实际承运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不能因任何其它事由而获得免除或减少，一审法院以其具有船舶光租人、实际经营人的身份予以部分豁免，于法无据，应予纠正。2.星海公司自洲航公司处承租涉案船舶，亦属于涉案船舶的承租人，依法应当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对于本案中天墉公司超出限额的损失无须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星海公司不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3．星海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在公司资产范围内对外承担有限责任。谢升峰虽然是星海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但双方资产并未混同，同时谢升峰也不是本案航运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认定的案由错误。星海公司不是涉案船舶的所有人、光租人，不是涉案船舶的出租人，星海公司没有船舶直接用于运输，不能成为航次租船合同的出租人。《航次租船合同》明确约定“1.本合同为单航次运输合同”，并非航次租船合同。本案不属于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本案系天墉公司因运输船舶沉没货物受损，而以托运人身份提起的诉讼，要求承运人、实际承运人、保险公司等责任方赔偿其损失的海上财产损害纠纷。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涉案船舶于2018年1月28日沉没，天墉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的诉讼时效，其诉请应被驳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星海公司、谢升峰的上诉请求。 天墉公司对星海公司、谢升峰的上诉辩称，一、一审已查明各方当事人之间以及星海公司、鑫誉通公司分别与洲航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追加洲航公司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对本案的事实查明和责任认定已无任何影响，一审法院未予追加并无不当。二、对于天墉公司的经济损失，天墉公司已举证证明，计算客观合理且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三、天墉公司支付给星海公司的10万元定金，属于天墉公司的直接损失，一审法院将其纳入天墉公司的实际损失是完全正确的，星海公司是否又付给洲航公司并不影响本案中对天墉公司实际损失的认定。四、星海公司与天墉公司签订了航次租船合同，系案涉货物的契约承运人，该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以及案涉货物由鑫誉通公司实际承运的事实，都不影响星海公司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和应承担的责任，星海公司关于其为货运代理人的抗辩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与其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其“亦属于案涉船舶承租人”的主张也自相矛盾。五、案涉船舶沉没事故发生后，天墉公司通知并向星海公司主张过权利，星海公司不予理睬，拒绝参与打捞并不能否定其契约承运人的地位，更不能成为其逃避责任的理由。六、星海公司作为契约承运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毁、灭失承担严格责任;星海公司作为契约承运人，其经营的是运输而不是船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十一章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主体，一审判决认定其不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完全正确。另外，星海公司系谢升峰出资设立的一人公司，在其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是完全正确的。七、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无误。星海公司与天墉公司签订的是航次租船合同，而不是货运代理合同，星海公司是否实际运输货物并不影响其与天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八、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星海公司和谢升峰在一审中没有提出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二审法院不应予以审理和支持。 鑫誉通公司对星海公司和谢升峰的上诉辩称，一、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和案由的确定依从法院的认定。二、本案不论是合同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鑫誉通公司作为光租人均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三、鑫誉通公司向保险人投保了货物责任险，本案涉及事故为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保险人应在海事赔偿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财险公司对星海公司和谢升峰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不当。本案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天墉公司针对中华财险公司的诉讼已经超越了航次租船合同的法律关系范畴，案由应予以纠正。二、关于星海公司10万元定金争议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为损失不正确。天墉公司的货物仅为部分受损，对于已经接受的剩余货物，仍应支付运费。该定金与天墉公司应承担的运费义务相重叠，不应被认定为损失。三、本案诉讼时效仅为一年，起诉已经超期。四、鑫誉通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不应免除或减少，一审法院对于光租人、保险人依法享受海事赔偿限制认定正确，但未扣减中华财险公司应享受的免赔额是错误的。中华财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财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天墉公司对中华财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天墉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未届满，系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认为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纠纷，简单将航次租船合同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适用于非航次租船合同相对方的做法错误。2.本案所涉货物运输为国内沿海货物运输，依法不适用海商法第四章，不适用该章节中“航次租船合同”的诉讼时效。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案涉船舶沉没于2018年1月28日，天墉公司未在法律规定的1年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索赔时效已届满。4.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涉案船舶沉没于2018年1月28日，涉案保赔险保单下的诉讼时效亦已届满。二、天墉公司无权直诉保险人。一审判决书针对中华财险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否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对案涉保险性质的认识方面均存在错误。案涉保赔险不是“责任保险”，中华财险公司不是“责任保险人”，退一步讲，即便案涉保赔险属于“责任保险”，也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直诉情形。三、案涉事故因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原因所致，中华财险公司不应负赔偿责任。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对于长期缺乏维护保养造成的自然磨损导致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连云港海事局作出的《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该轮长期缺乏维护保养，存在不适航、船员不适任情形，船长不具备适当的指挥资格或者说不具备胜任资格，以及拖轮选择不当，是案涉事故发生的近因，根据涉案保险条款第五条除外责任中“人员配备不当”的约定，以及海商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规定。即便案涉事故为包括承保风险在内的混合原因造成，中华财险公司也有权免除部分责任。一审法院对事故原因的认定不当。四、中华财险公司有权享受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与中华财险公司根据保单条款有权扣除的10%免赔额不冲突，理应从责任限制数额上进一步扣除免赔额。即便保单责任成立，中华财险公司最多应承担的保单赔偿责任数额为6623129.9元（7359033.22-735903.32）。五、一审法院认定的各方责任有差别，但是由各被告笼统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错误，应区别比例。六、一审法院认定天墉公司损失未扣除10万元定金错误。该定金是天墉公司根据航次租船合同支付的，合同约定运价为38元/吨，即便打捞出水的货物是7219.91吨，按照扣除水分后的5811.041072吨计算，天墉公司至少应负担的运费在20万元左右，该定金不足以满足其承担的运费支付义务，不能作为天墉公司的实际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天墉公司针对中华财险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天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下的货物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法院依据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正确，海商法只是规定沿海运输不适用该法第四章的规定，但并未规定沿海运输下的航次租船合同的诉讼时效不适用该法第十三章的规定。即使本案按照一年确定时效期间，天墉公司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商业责任险的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之日起计算”，中华财险公司按案涉船舶沉没事故发生时间主张时效抗辩错误。二、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本案中，鑫誉通公司投保了货物责任，中华财险公司予以承保，保险单中明确注明承保险别检别为“提单或运单项下的货物责任”险，保险条款中也明确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依照提单或《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的规定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保险责任，案涉保险属于责任保险，中华财险公司将其解释为财产险错误，将保险人在责任保险下的保险责任片面地解释为仅限于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不能成立。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的约定系对被保险人提出索赔条件的约定，在被保险人怠于索赔的情况下不能据以对抗受损害的第三者，况且该条款中也有“除非法律另有规定”的排除适用约定。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禁止第三者同时向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责任保险下将责任人和责任保险人一并起诉并不违法，也完全符合法理和立法精神，另外从节约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考虑也完全合理正当。因此，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处理并无不当。三、中华财险公司以船不适航或者自然磨损为由主张免责不能成立。船舶是否适航仅限于在开航当时对船舶状态进行判断，中华财险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案涉船舶在开航时处于不适航状态，海事局并未作出船不适航的认定，更未认定案涉事故系因船舶自然磨损造成，事故发生时船长指挥不当也不能反推出船不适航的结论。中华财险公司的免责抗辩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四、一审判决已确认中华财险公司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对于其在赔偿限额中再扣除免赔额的主张，一审法院以保险合同关于免赔额的约定中未有可以在责任限额的基础上再扣除免赔额的意思表示，以及在货物实际损失金额扣除免赔额后其承担的责任金额仍然远高于赔偿限额为由未予支持完全正确。五、本案不存在案由错误的问题。星海公司与天墉公司签订的是航次租船合同，而不是货运代理合同，星海公司是否实际运输货物并不影响其与天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六、本案中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事实上并没有完成运输和交付义务，无权主张运费，货物的打捞是由天墉公司委托打捞公司打捞并支付打捞费用的。中华财险公司关于定金不应认定为实际损失的观点不能成立。七、关于一审诉讼费分配问题。对于本案的实际承运人及保险人来说，天墉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全额支持并不是因为其请求的数额没有依据或存在计算错误，只是因为实际承运人及其保险人享受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所致，因此，一审判决对于诉讼费的处理并无不当。 星海公司、谢升峰对中华财险公司的上诉述称，鑫誉通公司应承担的是连带赔偿责任，即使其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对于天墉公司未受赔偿部分也不应再要求星海公司赔偿。一审法院应追加厦门洲航公司为当事人，即使星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还可以向洲航公司追偿，洲航公司赔偿后仍可以向鑫誉通公司追偿。 鑫誉通公司对中华财险公司上诉的陈述意见同星海公司和谢升峰的答辩意见，另补充认为，一审法院对中华财险公司责任赔偿限制与免赔额的论证正确。 东跃公司对星海公司、谢升峰及中华财险公司的上诉未陈述意见。 明发公司对星海公司、谢升峰及中华财险公司的上诉述称，明发公司系“新明发118”轮实际所有人，与天墉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案涉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方上诉人的上诉应予以驳回。 天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星海公司、谢升峰、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东跃公司、明发公司赔偿天墉公司经济损失9914797.73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星海公司、谢升峰、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东跃公司、明发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8日，天墉公司与案外人日照嘉瑞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无烟煤购销合同及并在其后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天墉公司购买日照嘉瑞能源有限公司无烟煤11000吨±10%，镇江港平仓单价1021.2元/吨（含16%增值税），结算数量在装船过磅的基础上扣除40.08吨。后经结算，装船过磅数为11301.34吨，结算数量为11261.26吨，货值11499998.71元。天墉公司已支付货款11499998.71元。 为运输上述货物，2018年1月8日，天墉公司与星海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星海公司提供“新明发118”轮为天墉公司运输煤炭11000吨（保底10500吨，低于10500吨按照10500吨结算，超出按实载结算）、起运港镇江兴隆港、到达港日照岚桥港、运价38元/吨、合同签订当日16时前收到定金10万元立即生效，合同并载明未约定事项适用《水路货物运输规定》。当日，天墉公司支付星海公司10万元定金。1月17日，上述11301.34吨煤炭装载至“新明发118”轮。“新明发118”轮签发的运单载明托运人天墉公司、承运人“新明发118”轮、实际承运人“新明发118”轮、收货人天墉公司，运单还载明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的有关权利义务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 1月23日10时许，“新明发118”轮由镇江开往目的港途中，行至黄海中部附近海域（概位34°46′.2N/120°41′.5E）时，曲轴箱着火，人员弃船，船舱在人员弃船后锚泊期间遭遇连续多天的大风浪天气，尾部进水，于28日6时许沉没，构成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云海事处作出连云海事责［2018］005号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①船舶发现险情后，应急处置不当②船员弃船后，遭遇持续多天的恶劣天气海况影响;间接原因是①公司对船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②船公司安全管理脱节，安全管理体系流于形式③船舶设备保养不到位④船长不具备适当的指挥资格。 事故发生后，东跃公司、鑫誉通公司作为甲方，天墉公司作为乙方，连云港市大力水下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丙方，三方于2月1日签订沉船探摸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甲方、乙方委托丙方对“新明发118”沉船进行水下探摸、设立临时灯标等作业，包干费20万元，甲、乙各负担10万元。天墉公司还委托连云港市大力水下工程有限公司对“新明发118”沉船所载货物实施打捞并将打捞出货物运至日照岚桥港，打捞费为560元/吨（包括运输费用），最终打捞量以实际过磅数量扣除水分后进行结算。随后，连云港市大力水下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货物打捞并将打捞出的煤炭运至岚桥港，打捞出的煤炭过磅数量为7219.91吨，经检验含水量在16.6%至21.8%之间，扣除水分为5811.041072吨。天墉公司支付打捞费3254183元。 7月6日，天墉公司与日照桐丰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天墉公司将上述打捞出的煤炭按照扣除水分后的数量卖予日照桐丰贸易有限公司，单价为850元/吨(含16%增值税)。经结算，货款金额为4939384元。 “新明发118”轮实际系明发公司所有，登记在东跃公司名下，2017年5月由鑫誉通公司光租，光租期限为三年。鑫誉通公司光租后，又将“新明发118”轮期租给厦门洲航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1月8日星海公司在与天墉公司签订前述航次租船合同当天，又与厦门洲航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厦门洲航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新明发118”轮承运案涉煤炭。“新明发118”轮执行案涉航次时，包括适航证书在内的船舶证书均处于有效期内。该轮总吨8548吨。 2017年4月14日，鑫誉通公司填写并提交由中华财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投保单，申请投保包括船舶承运货物责任保险在内的沿海内河船东保障和赔偿保险。当日，中华财险公司签发沿海内河船东保障和赔偿保险保险单。保险单载明：投保人鑫誉通公司；被保险人鑫誉通公司；船舶名称“新明发118”轮；提单或运单项下货物责任保险限额1000万元，免赔额为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3万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10%，二者以高者为准；保险期限自2017年4月15日零时起至2018年4月14日24时止。沿海内河船东保障和赔偿保险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对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货物的损坏、灭失、减少，依照提单或《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规定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责任免除条款规定，因船舶不适航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星海公司系由谢升峰出资设立的一人公司，谢升峰未提交星海公司财产独立于谢升峰个人财产的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天墉公司诉求，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在本案审理中，当事人对于天墉公司就案涉货物与星海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案涉货物实际由“明发118”轮承运、“明发118”轮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沉没导致货损等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主要涉及：星海公司、谢升峰、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东跃公司、明发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天墉公司的实际损失情况；星海公司、谢升峰、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东跃公司、明发公司是否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天墉公司诉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一）星海公司、谢升峰、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东跃公司、明发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1、关于星海公司 天墉公司与星海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约定，星海公司提供船舶运输案涉煤炭并收取运费，享有承运人的权利并履行承运人的义务，因此，星海公司为合同承运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星海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关于谢升峰 星海公司系由谢升峰出资设立的一人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并无证据证明星海公司财产独立于谢升峰的个人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谢升峰应对星海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关于鑫誉通公司 星海公司与天墉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后，又通过与厦门洲航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案涉货物最终由“新明发118”轮承运，鑫誉通公司系“新明发118”轮光租人，因此，鑫誉通公司是案涉货物的实际承运人。鑫誉通公司与天墉公司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但由于天墉公司与星海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鑫誉通公司签发的运单，均明确载明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而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星海公司、鑫誉通公司对此均认可，虽然《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已经失效，但当事人的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的相关规定可以作为当事人约定的内容，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鑫誉通公司对于天墉公司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关于中华财险公司 案涉货物实际承运人鑫誉通公司在中华财险公司投保船舶承运货物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为鑫誉通公司，案涉货损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鑫誉通公司对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货物的损坏、灭失、减少，依照提单或《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规定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中华财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规定，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赔偿责任能够确定的，被保险人可以依照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保险人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鑫誉通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对天墉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鑫誉通公司对于天墉公司所主张实际发生的损失亦未提出异议，属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赔偿责任能够明确的情形。鑫誉通公司在庭审中明确主张为减少诉累，中华财险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天墉公司本案要求中华财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法律依据。 对于中华财险公司提出的船舶不适航存在保险责任免除事由的辩解意见。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船舶是否适航应限定在船舶开航时，而且适航是与船舶的状态有关，即船舶适于航行的状态，而非船东的行为。案涉事故发生时，“新明发118”轮所有船舶证书均处于有效期内，承运货物也未超载，并无证据证明该轮不适航。海事机关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亦认定，“新明发118”轮证书齐全，配员符合要求，案涉事故直接原因是船员弃船后，遭遇持续大风浪天气，船舶进水丧失浮力，并未认定船舶不适航。因此，中华财险公司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对于中华财险公司提出的案涉保险合同因“新明发118”轮的光租行为已自动解除的辩解意见。首先，中华财险公司据以提出该辩解的合同依据即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系格式条款，并无证据证明已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鑫誉通公司既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又是光租人，船舶并未光租给他人，因此，中华财险公司的该辩解理由亦不能成立。 中华财险公司关于鑫誉通公司并非实际承运人、对案涉损失不具有保险利益的辩解意见，虽然“新明发118”轮登记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均系东跃公司，但案涉证据可以证明鑫誉通公司系该船光租人、实际经营人、案涉航次的实际承运人，因此，中华财险公司该辩解意见与事实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5、关于东跃公司、明发公司 明发公司系“新明发118”轮的实际所有人，东跃公司系“新明发118”轮的登记所有人，两公司与天墉公司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应对货损承担责任的法定事由或约定事由，故对天墉要求要求这两家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 （二）天墉公司的实际损失情况 虽然星海公司、谢升峰、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东跃公司、明发公司对天墉公司主张的损失金额不予认可，但对于天墉公司提出的损失计算方式（损失＝货物购进价款+已支付的运费+打捞费用－打捞出的货物销售回款）并无异议，而且该计算方式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故可据此确定天墉公司的损失。案涉货物装船时共计11301.34吨，价款11499998.71元，案涉事故发生后，天墉公司委托打捞公司对货物进行打捞，支出打捞费3254183元，打捞出的货物扣除水分为5811.041072吨，销售回款4939384元，天墉公司还根据航次租船合同约定支付定金10万元，涉案事故给天墉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为9914797.71元（11499998.71元+3254183元+100000元－4939384元）。 星海公司、谢升峰对于天墉公司主张的损失并未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关于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提出货物装船数量应扣除水分的辩解意见，虽然案涉货物装船数量应包含水分，而打捞后对外销售数量已扣除水分，但本案并非单纯按照货物数量而是还要按照货物价格确定损失。案涉货物为无烟煤，在正常交易下，含水量是确定货物单价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扣除水分后价格应高于未扣除水分的价格，也就是说，虽然天墉公司对外销售的煤炭数量扣除了水分，但在确定煤炭价格时已经考虑到该因素。在本案审理中，天墉公司主张在处置打捞出的货物时已经通知了鑫誉通公司，鑫誉通公司对此没有否认，据此应认定货物处置价格合理，已经综合考虑了货物含水量以及含有大量海水、淤泥等杂质导致货物质量严重下降等因素。在无证据证明存在不当交易的情形下，按照货物购进价款和对外销售价款的差额计算相关损失并无不当之处。因此，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不能成立。 （三）星海公司、谢升峰、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东跃公司、明发公司是否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 “新明发118”轮在运输途中沉没导致船载货物灭失、损坏，天墉公司提出海事赔偿请求，根据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承租人和船舶经营人、对该海事赔偿请求承担责任的保险人，可以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因此，鑫誉通公司作为船舶光租人、实际经营人，中华财产公司作为对该海事赔偿请求承担责任的保险人，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主要是基于船舶经营面临海上风险而给予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的特殊保护，星海公司作为航次租船合同承租人，并不拥有船舶，对船舶的营运没有控制权，其系经营运输而非经营船舶，因此星海公司不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 “新明发118”轮属于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适航船舶,总吨8548吨，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和《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本案海事责任赔偿限额为755508计算单位。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按照判决之日即2020年8月28日特别提款权对人民币比率计算，本案海事责任赔偿限额为人民币7387750元。 由于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对于超出该限额的损失250余万元，无须赔偿，因此，货物含水量的差异对于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最终实际承担的赔偿金额并无影响。另外，虽然案涉保险合同约定了“免赔额为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3万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10%，二者以高者为准”，但该约定并无在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中扣除免赔额的意思表示。案涉货损为9914797.71元，在扣除免赔额后，中华财险公司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仍然远高于赔偿限额。中华财险公司主张在赔偿限额中再扣除免赔额，于法无据，也无合同依据。 （四）关于诉讼时效 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时效期间为两年，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华财险公司关于保险索赔时效已过的辩解意见亦无法律根据。 综上，案涉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灭失、毁损，给天墉公司造成损失，星海公司作为缔约承运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谢升峰、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但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天墉公司要求东跃公司、明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鑫誉通公司、中华财险公司要求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辩解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星海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天墉公司经济损失9914797.71元及相应利息（以9914797.71元为基数，自本案受理之日即2019年9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谢升峰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星海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鑫誉通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日照市星海航运有限公司所负债务在7387750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判决第三项鑫誉通公司所负债务，由保险公司直接赔偿给天墉公司；五、驳回天墉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1203元，由星海公司、谢升峰、鑫誉通公司、保险公司负担。 二审中，谢升峰提交“企业变更情况”一份，用以证明在涉案合同签订及沉船事故发生时，谢升峰不是星海公司的唯一股东，不应对星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天墉公司质证称，其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该证据应在一审诉讼中提交而未提供，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即使在案涉合同签订和沉船事故发生时，星海公司不是一人公司，天墉公司起诉时星海公司已经变更为一人公司，不影响谢升峰为星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另外，谢升峰受让了案外人徐艳蕊的股权，法院应查明徐艳蕊与谢升峰的关系，如果为夫妻关系，即使公司股东情况进行了变更登记，变更前实质上也仍应视为一人公司。鑫誉通公司同意天墉公司的质证意见，并认为天墉公司一审提交的航次租船合同和电子银行回单显示开户人是谢升峰，钱到了谢升峰的账户上。星海公司、中华财险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审核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可以证明星海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的事实情况，应予以采信，但谢升峰是否应对星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需在该事实基础上依法判断。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5日至2018年9月19日期间，星海公司的登记股东为徐艳蕊（认缴出资比例0.8%）、谢升峰（认缴出资比例99.2%）两人；2018年9月20日，该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谢升峰一人（认缴出资比例100%）。星海公司不具有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 2017年4月14日，保险公司向鑫誉通公司出具的“沿海内河船东保障和赔偿保险保险单”记载的承保险别包括“提单或运单项下的货物责任”。“沿海内河船东保障和赔偿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四项“提单或运单项下的货物责任”的内容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对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货物的损坏、灭失、短少，依照提单或《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规定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第五条约定：“在任何情况下，因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二）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被保险船舶的人员配备不当、技术状态、航行区域、用途不符合航行（拖航）规定或货物装载不妥；……”。第六条约定：“在任何情况下，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事先经保险人书面认可的合同的责任及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在此限；……”。 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包括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及海上保险合同关系，本院根据该两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本案的案由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及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星海公司、谢升峰及中华财险公司是否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在下文中分别具体论述。 （一）关于星海公司、谢升峰是否及如何向天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1．星海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星海公司在涉案货物运输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应以其签订合同的内容为判断依据。2018年1月8日，星海公司以出租人身份与天墉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又以承租人身份与洲航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合同体现了星海公司以运输方的身份与天墉公司建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的内容，并未显示星海公司所称的代理人的身份。运单仅系运输合同的证明及运输方接收货物的收据，不能否定航次租船合同确定的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星海公司对其系货方还是船方的代理人亦陈述不清，其主张自身系中间代理机构，没有事实依据。因星海公司不具有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经营资质，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天墉公司与星海公司之间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无效。涉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货损，星海公司应对天墉公司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星海公司是否应赔偿天墉公司10万元定金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10万元定金系星海公司因航次租船合同的签订而取得的财产，星海公司依法应予以返还，其收到该款项后如何处分，不影响该返还责任的承担。 3.星海公司是否应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根据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救助人，可以对法定的海事赔偿请求享有限制赔偿责任的权利。本案中，星海公司参与涉案货物运输系先以出租人身份与天墉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又作为承租人与第三方出租人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将船舶转租给承租人。涉案货物由鑫誉通公司实际运输。星海公司不具有水路运输经营资质，并不实际经营、管理事故船舶，不属于可以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法定主体范围。一审法院判定其不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并无不当。 4.关于谢升峰是否应该对星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2018年9月20日至今，星海公司的股东为谢升峰一人，星海公司系一人公司。谢升峰未提交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的相关证据，依法应对星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人公司的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不以事故发生时公司的股东情况确定，而应以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时，该股东与公司财产是否相互独立作为判断依据。谢升峰以涉案事故发生时星海公司持股股东为两人抗辩认为其不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5.关于星海公司、谢升峰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星海公司、谢升峰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时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中华财险公司是否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1.天墉公司是否有权直诉保险公司的问题。根据保险公司向鑫誉通公司签发保险单记载的承保险别及“沿海内河船东保障和赔偿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四项对“提单或运单项下的货物责任”的约定内容可知，对鑫誉通公司在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货物损坏、灭失等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负责赔偿。由此，鑫誉通公司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系以鑫誉通公司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属于责任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年4月24日施行）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系指因被保险人的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依法或依约应向受害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仅将该责任限定为侵权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天墉公司在本案中对被保险人、保险公司均提起诉讼，鑫誉通公司对天墉公司是否应承担货损赔偿责任能够在本案中最终确定，符合保险法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能够确定的其他情形”。天墉公司以第三者身份诉请保险公司直接向其赔偿保险金，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天墉公司在本案中可以直诉中华财险公司。 2.关于天墉公司对中华财险公司的起诉是否超出诉讼时效的问题。鑫誉通公司与中华财险公司之间成立海上保险合同关系，涉案事故属于海上保险事故。作为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天墉公司行使保险赔偿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应在海上保险合同关系项下作出判断，不应适用海商法关于航次租船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规定。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涉案保险事故发生于2018年1月23日，天墉公司约于2019年9月初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3.中华财险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的问题。涉案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六条约定，保险人在船舶不适航及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承担合同责任的情形下，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保险金。该两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华财险公司应举证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了足以引起鑫誉通公司注意的提示，并对该两条款内容作出了明确说明。在中华财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上述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该两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中华财险公司以该两条款的约定拒绝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理由不成立。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关于船舶不适航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是对以船舶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项下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定，对本案责任险不适用。由此，中华财险公司以上述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不予支付保险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事故船舶是否适航与中华财险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无涉，本院不再审查判断。 4.中华财险公司应给付的保险金数额是否应在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基础上，再行扣减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将责任人的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法律制度，是海商法赋予船舶所有人、救助人、保险人等的法定特权，以平衡受害人和责任人的权益，促进航运业的发展。本案中华财险公司应承担的保险金给付数额，应首先依据海上保险合同的约定扣减免赔数额，而后再在该数额高于责任限额的情况下，进行责任限制。中华财险公司上诉主张在享受责任限制的法定特权后再行扣减合同约定的免赔额，于该法律制度设定的初衷不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星海公司、谢升峰及中华财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中华财险公司对一审法院关于诉讼费用决定的异议，可以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向一审法院请求复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203元，由上诉人日照市星海航运有限公司、谢升峰连带负担；对该81203元诉讼费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带负担其中的6351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冯玉菡 审 判 员 宫恩全 审 判 员 赵 童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王 坤 书 记 员 刘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