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鲁09民申17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向凤，女，197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王晖，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 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成坤，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梅，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负责人：郭小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杨，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东国信生物蛋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东平县民营工业园/div> 法定代表人：张岩，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原审被告：山东国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山东东平工业园/div> 法定代表人：张居民，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郭庆浩，男，1969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 原审被告：高玲玲，女，197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 再审申请人王晖、向凤因与被申请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及原审被告山东国信生物蛋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山东国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郭庆浩、高玲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法院（2019）鲁0923民初4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向凤、王晖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未经合法传唤，六个被告全部缺席判决。长城公司在本案原审起诉状中书写的被告王晖、向凤、郭庆浩、高玲玲四人的住址全部是虚假的、错误的，均不是法定住所。其中，起诉状中王晖的住址“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南路7路号1号楼2单元404号”，经实地查看，洪家楼南路7号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楼号和404住户，系虚假地址，王晖也从未在历城区落户或居住过。本案原审六个被告均不存在下落不明无法联系和直接送达、须经公告送达的法定情形。向凤、王晖以及郭庆浩、高玲玲均有稳定的住所、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联系方式。国信公司、国信集团在工商登记机关也留有联系人和手机号，并且国信公司于2019年还向法院提出过执行异议并参加了诉讼。原审法院违反适用公告送达程序的法定条件，缺席判决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未经审查，草率地按照长城公司起诉状中的向凤、王晖、郭庆浩、高玲玲的错误住址邮寄送达传票，导致邮寄送达失败。之后，原审法院没有进一步核查各被告的住所、联系方式，未向法定住所邮寄送达，未穷尽其他直接送达手段，径行在《山东法制报》公告送达六个被告，《山东法制报》并非全国性报刊，向凤在安徽省也不可能看到。并且，原审法院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在案卷中记明公告送达的原因和经过，程序违法。剥夺了六个被告参加诉讼和行使辩论的权利。（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审判决向凤、王晖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要证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伪造的，应当再审。合同编号为2011东平(保)字第4-06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乙方)的签名并非王晖、向凤本人所签，系伪造的。王晖与国信公司没有任何往来，王晖对该合同毫不知情，更谈不上在该合同上签字担保。王晖的笔迹与该合同上的笔迹截然不同，区别十分明显，该合同上不是王晖本人的签名。现提供2011年、2013年相同时期在工商备案的两份王晖本人签名的《股东大会决议》比对文件予以佐证。向凤对该合同也不知情，该合同上不是向凤本人的签名。合同编号为2011东平(保)字第4-06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内容被篡改，该合同证据系伪造的。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2015年”中“5”是经涂改后书写上的。因原字体是印刷体，并非手写，故该证据系伪造。该合同既非向凤、王晖本人所签，也存在合同内容被篡改的情形，该合同不能作为判案依据，向凤、王晖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三）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债权金额以及向凤、王晖承担连带责任缺乏证据证明，长城公司主张偿还借款金额8999923.82元及利息，原审判决直接采信长城公司的陈述，缺乏证据。长城公司主张的2012年4月13日借款合同900万元贷款，向凤、王晖并未提供保证担保，原审判决向凤、王晖承担连带责任缺乏证据。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向凤早已离职，且未提供保证担保。向凤在任期间，国信公司与工商银行2011年4月18日签订的《小企业借款合同》贷款900万元已还清。该《小企业借款合同》第十条明确约定了“另行与企业股东向凤签订保证合同，合同号码2011年东平(保)字第4-06号”。该约定也能证明向凤需要签订的是保证合同而不是最高额保证合同。因此，长城公司提供的2011东平(保)字第4-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伪造的，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四）长城公司发布的债权转让和催收公告中的债权内容不明确，与其起诉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无关；公告中保证人栏并没有向凤的名字，上述公告对向凤不产生通知和催收的法律效力。（五）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向凤、王晖本次再审提供的六组新证据，能够证明原审程序违法，判决向凤、王晖承担连带责任缺乏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因原审程序违法、六个被告全部缺席，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向凤、王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长城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原审法院已经合法传唤，公告送达符合法定条件。向凤、王晖、郭庆浩、高玲玲四人的住址均系贷款办理时，四人向工商银行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地址，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7条规定，保证人若地址变更的应及时通知债权人。但长城公司及原债权人工商银行均未收到过保证人的相关通知，长城公司有理由相信向凤、王晖、郭庆浩、高玲玲四人未曾变更过住址。原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予以送达，符合公告送达的法定情形。原审法院已根据向凤、王晖、郭庆浩、高玲玲四人身份证复印件所载明的地址及山东公司、国信集团的工商注册地址寄送了开庭传票，在无人签收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公告送达的形式予以送达，符合相关法定情形。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向凤或王晖所签，不存在伪造情形。该案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工商银行将涉案债权转让至长城公司时一并移交，工商银行作为国有银行无任何理由伪造保证合同。而向凤在2011年4月19日作为债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王晖作为向凤的配偶，两人共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亦符合正常业务流程，若如再审申请书中所言，《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非向凤、王晖所签，亦属于向凤、王晖协助债务企业骗取工商银行贷款，且王晖存在多种字体或惯以提供虚假的签字材料。三、原审法院已查明事实，且以充足的证据认定了债权金额及向凤、王晖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审过程中，原审法院充分的查明了债务企业所欠借款金额及相应利息。向凤、王晖自认其曾签订过该案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1年4月19日，此时向凤为债务企业法定代表人，上述事实向凤、王晖已在再审申请书中予以自认。向凤、王晖在其再审申请书中已自认其曾签订过一份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2011年东平(保)字第4—06号”，而该案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编号即为上述编号。四、长城公司与工商银行联合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债权转让行为产生法律效力。五、该案不存在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亦无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不符合再审条件。向凤、王晖并未提供与案件审理相关的新证据，向凤、王晖提供的全部证据均与案件事实认定不具备关联性，该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长城公司请求依法驳回向凤、王晖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令向凤、王晖就2012年4月13日工商银行与国信公司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贷款9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要证据是2011年4月19日向凤、王晖与工商银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1东平（保）字第4-06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向凤、王晖申请再审虽然主张其并未签订以上最高额保证合同、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伪造的，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且向凤、王晖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国信公司与工商银行于2011年4月18日签订的《小企业借款合同》中也明确提及了另行与企业股东向凤签订合同编号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相同的保证合同。原审依据涉案2011东平（保）字第4-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长城公司的诉讼主张，判令向凤、王晖就涉案借款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原审程序，向凤、王晖、郭庆浩、高玲玲已向工商银行提供了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且合同约定，自然人若地址变更应及时通知工商银行，现无证据证实其已向工商银行或长城公司发出过地址变更的通知。原审按照长城公司提交的以上四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国信公司、国信集团的企业登记信息等相关证据记载的地址邮寄开庭传票，传票退回后，又以公告方式送达，诉讼程序并无不妥。向凤、王晖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定上述事实，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综上，向凤、王晖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向凤、王晖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郑成国 审判员  尹衍春 审判员  冯小芳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徐元强 书记员王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