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94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俭良，男，197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刚，湖北群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朝阳，男，197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艳妮，上海兰迪（西安）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尧，上海兰迪（西安）律师事务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内蒙古英诺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都新城小区**-132．法定代表人：哈日夫。上诉人任俭良因与被上诉人汤朝阳、原审第三人内蒙古英诺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20）湘0103民初3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任俭良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汤朝阳向任俭良返还15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承担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或者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汤朝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遗漏主要的案件事实，而遗漏的事实关系到判定案件的性质和判决结果的重要依据，一审法院仅以合同签订的表面要件作依据进行判决明显是错误的。1、一审庭审中任俭良己向法院提供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该证据表明：英诺泰公司2018年报告显示，该公司股东汤朝阳实缴出资额为零，证明2015年1月7日、2015年3月6日，汤朝阳与任俭良签订《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时，汤朝阳在该公司拥有实际资产为零。2、一审庭审中汤朝阳在答辩中陈述：“自公司成立以来持续亏损，无可分配利润。”应该可以作为事实予以认定。该事实充分说明，汤朝阳在2015年将公司股份转让给任俭良时利润为负值，可以证明汤朝阳未取得利润资本。汤朝阳所持股份中实际资产为零。3、一审法院对汤朝阳出让给任俭良7.5%股权对价150万人民币的方式未依法认定。事实上，这种价格认定是以《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约定：“甲方持有英诺泰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70%股权”作对价的。但该注册资本是公司股东汤朝阳的认缴义务而不是实际资本。故2015年汤朝阳所转让给任俭良只是认缴的义务，而没有实际资产价格。4、一审中，英诺泰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以公司文件的方式向一审法院说明：汤朝阳与任俭良签订《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一事，公司不知情，公司其他股东不知情。该证据说明汤朝阳转让股份并未通知该公司其他股东。二、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甲方持有内蒙古英诺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70%的股权”的条款中可看出，汤朝阳故意隐瞒其未实际出资,全部股权只是认缴这一真实情况,使任俭良误以为汤朝阳拥有的70%股权是实际出资股权,具有实际的价值,诱使其作出以货币150万元购买股权的错误行为。应认定汤朝阳具有民事欺诈行为，使任俭良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三、汤朝阳严重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注册资本仅代表股东的认缴义务和偿债义务，在股权转让时，用于确定股权比例关系，不是真正的股权价值。那么未出资的注册资本随着股权转移而转移，其认缴义务和偿债义务同时转移。具体本案而言，任俭良在受让汤朝阳7.5%的股份时支付了150万元，且随着认缴义务的转移，任俭良还要承担认缴150万元的义务和150万元的偿债义务。由于汤朝阳严重违约，在获取15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后，严重违反约定，没有对价交付150万元价值7.5%的股权，使任俭良的购买股权的目的不能实现。且汤朝阳仍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严重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四、汤朝阳转让股权时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不知情。汤朝阳转让股份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的规定，故汤朝阳转让股份违反强制性法规，其转让行为无效。五、汤朝阳非法占有任俭良的资金，严重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理应返还和赔偿损失。事实说明，英诺泰公司是没有任何资产的空壳公司，汤朝阳所拥有该公司的股份也是空壳股份。汤朝阳以空壳股份套取任俭良的资产的意图十分明显。汤朝阳在收到任俭良的150万元转让款后，以所谓的代持为手段，非法占有了此资金，使任俭良的财产化为乌有。在整个合同的签订过程中任俭良除了付款之后并没有得到任何利益的回报和任何一点点的权利，因此应认定汤朝阳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任俭良的合法权益，该行为应当被法律所禁止，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汤朝阳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汤朝阳答辩称：一、本案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汤朝阳与任俭良先后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协议未对解除作出约定。协议签订后，汤朝阳便将相应的股权转让与任俭良，任俭良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并委托汤朝阳代持相应的股份，汤朝阳向任俭良出具了收款《收据》。至此，双方股权转让约定已经履行完毕，汤朝阳依约履行代持义务。二、任俭良不享有股权转让条款的解除权，其无权要求汤朝阳返还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三、任俭良有权依据任意解除权解除代持约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英诺泰公司未到庭，亦未作任何答辩。任俭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解除任俭良、汤朝阳分别于2015年1月7日、2015年3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2.汤朝阳向任俭良返还15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3.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汤朝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月7日，汤朝阳作为甲方，任俭良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其中约定：“一、甲方持有英诺泰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70%的股权，乙方以人民币壹佰万元（不含税）的价格购买甲方所持英诺泰公司5%的股权，甲方同意转让此部分股权。二、甲、乙双方确认：乙方所购英诺泰公司5%的股权由甲方代为持有即继续登记在甲方名下。三、甲方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甲方出具收据。自此，乙方实际享有所购股权的股份收益和承担股东义务。相关股东权利的行使和股东义务的承担委托甲方代为履行。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生效。”2015年3月6日，汤朝阳作为甲方，任俭良作为乙方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其中约定：“一、甲方持有英诺泰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70%的股权，乙方以人民币伍拾万元（不含税）的价格购买甲方所持英诺泰公司2.5%的股权，甲方同意转让此部分股权。二、甲、乙双方确认：乙方所购英诺泰公司2.5%的股权由甲方代为持有即继续登记在甲方名下。三、乙方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甲方出具收据。自此，乙方实际享有所购股权的股份收益和承担股东义务。相关股东权利的行使和股东义务的承担委托甲方代为履行。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生效。”任俭良向汤朝阳支付了150万元，汤朝阳于2015年3月6日向任俭良出具了收款150万元的《收据》。2020年4月13日，任俭良以因汤朝阳不作为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诉至一审法院，酿成纠纷。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2020年4月23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英诺泰公司的股东为哈日夫和汤朝阳二人。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后，汤朝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股权转让通知书的复函》的照片彩色打印件，汤朝阳陈述是哈日夫向其出具的，内容为：“汤朝阳先生：你发给我的《股权转让通知书》收悉，现回复如下：内蒙古英诺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汤朝阳向潘磊、任俭良转让其持有内蒙古英诺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7.5%的股权一事，本人没有意见，同意转让。本人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内蒙古英诺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自愿放弃对出让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特此声明。”任俭良以该函件系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为由，不予质证。因哈日夫不是本案当事人，一审法院无法核实该函件的真伪。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任俭良、汤朝阳于2015年1月7日、2015年3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上述合同包含股权买卖条款和股权委托代持条款，任俭良要求解除该份合同，实际为同时要求解除股权买卖条款和股权委托代持条款。任俭良要求解除股权买卖条款，但没有举证证明其依法享有的解除权已经成就，故任俭良的该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任俭良要求解除股权委托代持条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在解除股权代持后，任俭良可以要求汤朝阳将相应股权变更至任俭良名下，但因任俭良在本案中没有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任俭良可另行主张权利。任俭良请求汤朝阳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解除任俭良与汤朝阳于2015年1月7日、2015年3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股权委托代持的约定；二、驳回任俭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由任俭良负担9,110元，由汤朝阳负担40元。本院二审期间，任俭良、汤朝阳均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相互发表了质证意见，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将综合其它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任俭良与汤朝阳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部分应否解除，汤朝阳应否返还任俭良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并支付占用利息。经审查，任俭良既要求解除其与汤朝阳签订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部分，又主张该《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部分无效，故任俭良的主张相互矛盾。一、对于《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部分的法律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任俭良与汤朝阳所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签订后双方也已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付款、代持等义务。二、对于《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部分应否解除及返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根据上方分析，两份《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合法有效，而两份《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并未约定解除条件，英诺泰公司未盈利不是任俭良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部分的法定条件。第二、任俭良受让股权的直接法律后果为任俭良享有所受让股权对应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等，而任俭良作为股东实际能否从英诺泰公司取得相应的分红取决于英诺泰公司是否盈利及盈利后是否分配等。任俭良未从英诺泰公司取得分红不是任俭良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部分的法定条件。第三、汤朝阳持有的英诺泰公司的股权所对应的注册资本是实缴还是认缴，以及认缴期限，英诺泰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有明确的记载，任俭良在签订《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前完全可以核实。而且《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并未约定双方的股权转让须以汤朝阳实缴注册资本为前提。同时，公司的注册资本未实缴不等同于该公司没有资产或价值，一个公司资产及市场经济价值不仅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的实缴情况有关，还与该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和其他资产状况、公司的市场前景等等有关。故任俭良以“汤朝阳故意隐瞒注册资本只是认缴而并未实际缴纳”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部分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第四、本案中，任俭良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英诺泰公司的其他股东就案涉股权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导致两份《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部分无法继续履行。第五、任俭良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是在汤朝阳的欺诈下签订的，汤朝阳对此不予认可，而本案中任俭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已经相关部门撤销或确认无效。综上，任俭良要求解除两份《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部分并判令汤朝阳返还股权转让款及承担占用利息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任俭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8300元，由任俭良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霞审判员  王红兰审判员  龙付送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熊文涛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