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17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青，男，1984年7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纤，河北元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加联标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院**楼****。法定代表人：陈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小虎，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海青与上诉人北京加联标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联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14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海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纤，上诉人加联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小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海青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主文，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法院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并重新作出刘海青无需与加联公司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即无需退还诺基亚3020手机一部、戴尔V3400D-328笔记本电脑一台）的判决。事实和理由：刘海青提交了加联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载明已将所有工作及物品交接清楚。针对该离职证明，一审法院在加联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以无法做鉴定、真实性存疑、未做合理解释为由便否认了该证据的真实性，该认定与事实不符，违反法律规定。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推翻离职证明真实性的情况下，应认定该离职证明合法有效，并认定刘海青已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无需退还涉案标的物。加联公司辩称，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认可刘海青主张涉案标的物已经退还加联公司的上诉理由。加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刘海青与加联公司办理离职交接手续（退还加联公司配备的诺基亚3020手机一部、戴尔V3400D-328笔记本电脑一台）。事实和理由：涉案标的物无法返还是判决生效后执行程序中需要处理的问题。一审法院主观认定涉案标的物无法退还，并驳回加联公司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刘海青辩称，不同意加联公司的上诉请求。刘海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其无需与加联公司办理离职交接手续（退还加联公司配备的诺基亚3020手机一部、戴尔V3400D-328笔记本电脑一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顶合嘉（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名称变更为加联公司。刘海青于2009年9月1日入职加联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一职，于2019年8月18日离职。2013年1月10日，刘海青从加联公司领取了诺基亚3020手机（包括手机、电池一块、充电器一个、耳机一个）一套，其签署借条一份。刘海青在职期间，还从加联公司领取了戴尔V3400D-328笔记本电脑一台，并书写收条一份。刘海青主张上述诺基亚手机在使用一年后已经上交给公司实际管理人李欣，多次更换其他型号手机，最后将苹果6plus手机和上述笔记本电脑在2019年8月18日离职时交接给李欣。为证明上述主张，刘海青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离职证明予以佐证。微信聊天记录未提及交接手机及笔记本电脑的事宜，仅有双方协商离职及交接时间的内容；离职证明的内容为：“刘海青…，从2019年8月18日起已经不在本公司任职，所有工作和物品均已经交接清楚，无任何法律纠纷。特此证明”，证明落款处加盖有“顶合嘉（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日期为2019年8月18日。加联公司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离职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刘海青在仲裁期间的答辩状中自认该公司未开具离职证明，而刘海青在仲裁期间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对加联公司负责人所述其曾管理过公司公章的事实未予以否认，且刘海青提出需要离职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告知刘海青以后需要时再回来开，刘海青说下周过来，可见2019年8月18日当天并未给刘海青开具离职证明。为此，加联公司提供刘海青在劳动仲裁期间提交的答辩状及录音为证，答辩状中有“申诉人在离职交接完毕后并未给答辩人开具离职证明，申诉人录音里面提到的如果就业可以随时找申诉人开具离职证明，答辩人碍于多年的工作情感在2019年8月18日离职交接完毕后也就并没有坚持要申诉人开具离职证明”的内容；录音时间为2019年8月18日，对话人为刘海青（以下称刘）与加联公司实际管理人李欣（以下称李）、法定代表人陈笛（以下称陈），录音内容为“刘：需要李总给我开具一个离职证明，我只能说陈姐我以后可能会用得到。…李总，它是需要一个离职证明。陈：你需要你到时候回来找我们就行了。李：我一直在这。刘：我下周过来。…李：我们不在公司什么的都交给你了，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对吧…咱们都说实话不说假话，公章在那摆着你自个没干你傻呗，哈哈…刘：不不不”刘海青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录音不完整，只录了前半部分交接的内容，离职证明是当天录音之后开具的，后因搬家未找到，加联公司亦不同意重新开具，答辩状中并不构成自认，后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其才找到此份离职证明，录音中亦未认可曾保管公章。诉讼中，加联公司申请对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后因无法提供能够作为比对样本的公章印鉴，撤回了上述鉴定申请。后加联公司又主张在公司负责人出国期间曾把放置公章房间的钥匙交给刘海青保管，刘海青有机会接触到公章，申请对离职证明中打印文字和公章盖章的先后顺序做出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超出机构技术条件或鉴定能力为由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庭审中，刘海青表示其已将涉案的诺基亚手机和戴尔电脑返还给加联公司，上述物品未在自己处保管，故无法返还。经法院释明，若返还不能，是否要求折价赔偿，加联公司表示本案中不要求折价赔偿，坚持要求返还上述物品。加联公司以要求刘海青支付擅自离职造成的经济损失，办理离职交接手续（退还公司配备的诺基亚3020手机一部、戴尔V3400D-328笔记本电脑一台）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20]第1745号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一、刘海青与加联公司办理离职交接手续（退还公司配备的诺基亚3020手机一部、戴尔V3400D-328笔记本电脑一台）；二、驳回加联公司其他仲裁请求。刘海青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刘海青曾自加联公司领用诺基亚3020手机一部、戴尔V3400D-328笔记本电脑一台，刘海青虽主张早已将诺基亚手机归还领取了新手机，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刘海青还主张在2019年8月18日离职时已交接完毕，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未体现出其已将涉案笔记本电脑及手机交还给加联公司，而加联公司对刘海青提供的离职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虽因无法提供可供比对的印鉴样本撤回了公章真伪鉴定申请，且因超出机构技术条件或鉴定能力，被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离职证明中打印文字和公章盖章的先后顺序做出鉴定申请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在离职证明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法院认为，刘海青在仲裁期间从未提及加联公司曾为其出具离职证明一事，且其在仲裁期间提供的录音证据当中亦显示加联公司在2019年8月18日当天并未开具离职证明，刘海青虽在庭审中辩解为仲裁裁决前未找到离职证明，录音并不是完整的交接过程，但明显前后矛盾，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故法院对刘海青在诉讼当中提交的离职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进而对刘海青所述已将涉案的戴尔笔记本电脑和诺基亚手机返还给加联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则刘海青应当予以返还。现刘海青表示无法返还，加联公司未举证证明该电脑及手机仍处于刘海青的保管之下，故在返还原物不能的情况下，权利方享有要求折价赔偿的权利。经法院释明，加联公司于本案中不要求折价赔偿。故对于加联公司要求刘海青返还诺基亚3020手机一部、戴尔V3400D-328笔记本电脑一台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判决：刘海青无需与加联公司办理离职交接手续（退还加联公司配备的诺基亚3020手机一部、戴尔V3400D-328笔记本电脑一台）。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所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海青提交离职证明主张已与加联公司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无需退还诺基亚3020手机一部、戴尔V3400D-328笔记本电脑一台，应就该离职证明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刘海青在仲裁期间提交的答辩状中自述其离职后加联公司未给其开具离职证明，其仲裁期间提交的录音中亦没有离职当天加联公司为其开具离职证明的内容，反而刘海青对此表示“我下周过来”。现刘海青提交离职证明，并称离职证明系离职当天加联公司向其出具，与前述证据内容相矛盾，刘海青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进一步证明离职证明的来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离职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无不当。加联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刘海青领取了涉案标的物，刘海青未能证明已经归还，故刘海青应将涉案诺基亚手机及戴尔笔记本电脑退还加联公司。现刘海青表示涉案诺基亚手机及戴尔笔记本电脑无法返还，加联公司仍主张返还原物，但未能证明上述特定物现由刘海青持有，故一审法院驳回该公司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刘海青、加联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刘海青负担五元，北京加联标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五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丽蕊审 判 员 朱 华审 判 员 吴博文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 湉书 记 员 余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