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9779号上诉人一（原审原告）：李军，男，汉族，1972年10月12日出生，地址：四川省渠县************。现住址：惠州市*********，公民身份号码：513************432。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文君、廖赞斌，惠州市惠城区水东法律服务所工作者。上诉人二（原审被告）：李明阳，男，汉族，1968年9月5日出生，地址：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现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512************316。委托诉讼代理人：涂雄翔、陈伟如，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李军因与上诉人二李明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4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一李军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二、请求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李明阳依100%的民事责任赔偿上诉人损失共计192456.3元。事实与理由：一、李明阳应承担本案100%的民事赔偿责任；首先，上诉人在施工过程中，完全是由于被告方未在事故现场提供安全员进行指挥，及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根本原因。上诉人在操作过程中完全按照操作规范施工作业，已尽到了自身合理安全注意义务，上诉人自身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另外，被上诉人在开工前也未监督施工各方实行必要安全施工培训，从而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第46条及第100条的规定，也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第6条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1条第二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明阳在审理过程中，为了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不愿提供本案工地发包人等的信息，造成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自行承担50%的民事责任，完全不公，恳请二审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100%的赔偿责任或至少应承担80%以上责任。二、关于残疾赔偿金，依法应当按城镇标准。首先，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日期落款处有明显改动痕迹而判决原告为农业标准，完全错误。上诉人在庭审中有说明，这份《房屋租赁合同》是在事故后向房东马建妹为这次起诉之用而补签的，而且我方提供的证据三《证实材料》证人即工友晏述平、魏荣辉亲笔签名、拍照的《证实材料》已经说明李军事发前多年一直在惠州从事建筑行业。另外，租房合同及证人证言都有房东及工友的电话联系万式(租房招牌照片上也有电话号码)，法院随时可打电话或实地调查。上诉人李军小学未毕业，文化水平低，做为一个外来农民工，其没有固定工作单位，没有任何保险，且家中有老人、小孩需要赡养，其要在这个城市生存，只要身体健康都必然需要靠工作来维持生活，结合我方提供的证人证言，租房合同、庭审陈述这些证据环环相扣，足以证明上诉人在城镇从事建筑行业一年以上。上诉人的伤残赔偿金依法应按城镇标准。三、关于误工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证实材料》证人即工友晏述平、魏荣辉亲笔签名、拍照的《证实材料》以及根据建筑行业的普遍标准。建筑工每天工作10小时，风吹日晒，350元/天是行业标准合情合理，而一审法院按照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标准43327元/年计算上诉人误工费完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四、被抚养人生活费，上诉人在一审中说明自己的父亲李玉兵是工人，有退休工资，上诉人母亲事发时67岁，已达到法定退休年纪，根据法律规定应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且根据中级法院的指导意见，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跟随伤残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五、精神损害依法应支持10000元。在本事故中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且造成其十级伤残，至今无法工作，根据以人为本，照顾弱者的立法精神，请求法院按10000元判决为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严重不公，与事实不符，同时严重损害上诉人的权益，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主持公平正义，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上诉人二李明阳针对上诉人一李军的上诉书面答辩称，一、本案事故的发生本是因被答辩人李军在作业过程中的严重疏忽所导致，其本人应自行承担本次事故所产生的责任，一审对该事故责任划分认定有误，应当予以改判。首先，答辩人李明阳并非李军的雇主，对被答辩人的工作不负有提供安全员指挥或提供必要安全保障等义务；其次，事发现场提供在工地室内用于墙面批灰的脚手架本身并无质量问题，只要正确搭设后是非常牢固的，根本不存在坍塌的可能性，同时，脚手架的高度离地只有90公分，在上面作业也不属于高空危险作业。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李军在搭建脚手架时疏忽大意，没有扣紧下方交叉固定的支架，且在作业过程中，旁边的工人已经发现季军搭设的脚手架存在松动并多次提醒李军，其本人还是没有注意风险，未重新检查并扣紧固定支架，所以最终才导致事故发生。因此，答辩人在本次事故中并不存在过错，事故是由李军本人过错行为所造成。即使认为答辩人是李军的雇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李军作为提供劳务人因自己的过错导致受伤，理应自行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答辩人李明阳对李军的人身损害承担5%的责任，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明。二、被答辩人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无误，应当予以维持。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户口本显示，李军是农村家庭户，其在一审中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中，日期落款处有明显的改动痕迹，同时，被答辩人也自认是因本次诉讼而与房东马建妹补签《房屋租赁合同》，故该租赁合同无法真实地体现被答辩人李军实际租住该房屋的时间。而被答辩人在二审中所提交的水口街道湖滨社区居民委员会作出的《证明》，该份证据形式上不合法。该份证明仅由居委会盖章，并未由单位负责人或相关经办人予以签名确认，故该证明的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采信。最后，被答辩人在二审中提交了其妻子陈文言名下银行账号的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及其与陈文言的结婚证，答辩人认为该银行明细中并没有显示户主的具体身份信息，其中只显示户主名字，但并没有身份证号码，无法证明其就是李军的配偶。即使该份银行交易流水就是李军妻子名下银行账户的，也只能证明李军的妻子的工资收入，但该收入显然与李军是无关的，而本案中需要证明的是李军在该期间是否具有固定收入，而不是其配偶的收入，故李军在二审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李军本人是否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并且有固定收入的事实，因此，本案中被答辩人的伤残赔偿金计算标准仍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三、一审法院判决被答辩人的误工费参照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维持。李军在本案中仅提供证人所作的《证实材料》以证明其从事建筑行业，该《证实材料》仅系由被答辩人的朋友、老乡所作的陈述，其陈述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仅凭该证言而无其他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李军在受伤前的收入水平，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固定从事某个行业(最多也就是建筑工地的零工，并不能证明其长期从事建筑行业)，李军在事发地做工第2天就出事，并未领取过任何工资收入，其请求按照350元/天的标准计算误工费没有依据。因李军无法证明其受伤前有固定收入，也不能证明其所在行业，更无法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因此即便计算误工费，最多也只能参照无固定收入的农村居民或惠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四、一审判决未支持被答辩人关于其父母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并参照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其儿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父亲李玉兵为其户口所在地的锅炉厂的退休职工，已享受退休社保待遇的事实，其母亲作为其父亲的配偶，家庭生活也有固定来源，无需子女扶养。因此，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参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一审法院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五、被答辩人本人疏忽大意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其他人并没有过错，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上诉人二李明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李明阳与被上诉人李军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李明阳在李军受伤之前根本不认识李军，双方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李军事发时，其在长寿路7号(中国银行正对面)的工地做泥水工并非由上诉人雇请，而是由案外人魏荣辉雇请的。李军提供的由魏荣辉出具的证人证言中也已说明，李军在该工地做泥水工是经魏荣辉安排的，魏荣辉安排李军在该工地做事并未经上诉人同意。上诉人承接工程后只跟魏荣辉之间发生关系，工资结算也是跟魏荣辉之间进行，上诉人从未向李军支付过任何报酬，也无需向其支付报酬，双方之间没有雇佣关系。一审认定李明阳与李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有误。与李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主体应当是案外人魏荣辉，而不是上诉人，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费用。二、上诉人李明阳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李明阳承担50%的责任明显不当。退一步说，即使认定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案涉事故的发生是因被上诉人李军在作业过程中的严重疏忽所导致，其本人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相反，上诉人李明阳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李明阳承担50%的责任明显过重。事发现场提供在工地室内用于墙面批灰的脚手架本身并无质量问题，只要正确搭设后是非常牢固的，根本不可能坍塌，上诉人一审提供了模拟视频进行演示。且脚手架的高度离地只有90公分，在上面作业也不属于高空危险作业。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李军在搭建脚手架时疏忽大意，没有扣紧下方交叉固定的支架，且在作业过程中，旁边的工人已经发现李军搭设的脚手架存在松动并多次提醒李军，其本人还是没有注意风险，重新检查并扣紧固定支架，所以最终才导致事故发生。另据现场证人反映，事发时李军还带有明显的酒气，其饮酒后作业也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上诉人并没有过错，完全是由李军本人过错所造成。根据侵权责任法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本案即使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也应当适用过错责任赔偿原则，李军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因自己的过错导致受伤，理应由其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原审认定事实及判决：原告于2019年7月23日到惠州市*****工地做泥水工，于2019年7月24日在工作中受伤，随即被送至惠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就医，时间为2019年7月24日至2019年8月13日，共住院20日。根据惠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记录，原告被诊断为左侧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全身多处皮肤擦伤，其于2019年7月26日进行左侧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股骨髓内钉内固定术。另查，原告于2019年11月20日委托广东铭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后续医疗费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9年11月25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原告李军的伤情与本案发生的意外事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左髋关节功能丧失43.9%，构成十级伤残，后续医疗费需15000元。庭审过程中，原告称鉴定有告知过被告，但被告否认，并表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其不申请重新鉴定。另查，原告称系经案外人魏荣辉介绍到被告承包的工地做工，其与魏荣辉口头约定报酬为350元一天，在此之前并不认识被告，与被告没有过联系。被告则辩称并不认识原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告系由案外人魏荣辉雇佣。另，被告称承接工程后只与案外人魏荣辉之间发生往来，与案外人魏荣辉的工程结算标准按照每人每天350元，再由魏荣辉结算给其找来做工的人。原告认为因被告没有提供合理的安全保障导致原告工作时受伤，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赔偿标准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告则认为原告在作业过程中因其存在未搭稳脚手架的严重疏忽才导致受伤，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责任，且原告主张的赔偿费用不合理，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原、被告对作业时使用的脚手架高度意见不一致，原告认为高度约为1米，被告则称高度为0.9米，但双方均表示在案涉脚手架的高度上作业无需系安全带。再查，原告儿子李平于2005年11月12日出生，现尚未成年。庭审过程中，原告表示其父亲李玉兵系退休职工。原告称其在惠州市从事泥水工作多年并提供《房屋租赁合同》用于证明，但该租赁合同签订日期处有明显的改动痕迹，并且空白处还注明了“仅用于李军居住地证明，其他无效”字样。再查，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医疗费40968.62元、现金支付生活费2200元、微信转账生活费2500元、交通费600元，以上合计46268.62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被告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第三，赔偿费用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还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关于争议的第一个问题，根据庭审时双方的陈述，原告系由案外人魏荣辉介绍到工地工作，双方口头约定了报酬为350元一天，而被告表示与案外人魏荣辉之间的工程结算是按照每人每天350元的标准，再由魏荣辉与其找来的工人进行结算。原告的工资实际系由被告发放，原告所做的工作亦属于被告承接工程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确定原、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的第二个问题，案涉脚手架需要使用者在使用前自行搭好，且原、被告均表示在该脚手架的高度作业不需要系安全带。原告称作业时是直接使用别人搭好的脚手架，架子已搭稳。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进行作业时应当检查所使用的脚手架是否安全以及稳固。在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脚手架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原告未检查脚手架而直接使用导致其受伤，自身存在着过错。关于争议的第三个问题，被告虽然对原告自行委托鉴定的鉴定结果有异议，但被告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故原审法院对原告委托鉴定的结果予以采信，根据该鉴定报告，原告构成十级伤残。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七条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在事故发生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且有固定收入的，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赔偿费用。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供《房屋租赁合同》作为居住凭证，但该合同日期落款处有明显的改动痕迹，原告未对此进行合理说明，且原告也未提交租金支付凭证加以证明，对于租赁房屋的真实性，尚无法确定。另，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固定收入来源。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来计算原告的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以及相关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对于原告诉请的各项费用，应计算如下：1、医疗费886.8元。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有相应住院病历、疾病证明书、医院发票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予以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原告住院天数为20天，根据《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100元/天的伙食补助费标准，原告主张费用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3、护理费3000元。原告住院天数为20天，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规定的150元/天的住院护理标准，原告主张该项费用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4、误工费。原告无固定收入，应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但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水平，可参照本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规定，无固定收入的农村居民误工费按照“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上一年度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原告从2019年7月24日入院到定残前一天2019年11月24日误工天数共计为123天，2018年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3327元，计算得出：43327元/年÷365天×123天=14601元。5、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以及《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予计算为：17168元/年×20年×10%=34336元。6、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儿子李平现仅14周岁，系未成年人，生活费应按照上一年度即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15411元计算至其年满十八周岁，计算得出：15411元/年×4年÷2人×10%=3082.2元。但是，原告父亲是退休工人，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父母存在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况，因此对于原告诉请其父母的生活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7、鉴定费3430元。原告提交的由广东铭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开具的发票显示鉴定费用为3430元，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8、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4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并且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原告仅向原审法院提供四张由广东捷安公司出具的收据以及一张由广东捷安公司开具的发票，未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无法证明原告确已支出4000元交通费。结合就医地点的距离以及本地实际出行的消费情况，原审法院酌情支持交通费150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已构成十级伤残，其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原告自身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原审法院仅予以支持2000元。10、后续治疗费15000元。经广东铭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原告所需的后续医疗费鉴定确定为15000元，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11、购买拐杖费用120元。拐杖系残疾辅助器具，原告主张购买该器具的120元属于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范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1-11项金额共计79956元，加上被告此前已垫付的医疗费40968.62元，费用合计为120924.62元。因原告对造成自身十级伤残的结果存在过错，原审法院认为应由原、被告各自承担50%的责任，即每人承担60462.31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46268.62元应当予以扣减，扣减之后被告还需向原告支付14193.69元。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明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军支付赔偿费用14193.69元。二、驳回原告李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2元（原告申请缓交，已预交0元），由原告李军负担731元，被告李明阳负担731元。原告李军、被告李明阳应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逾期不缴纳的，原审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案中，上诉人一李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惠城区水口街道湖滨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上诉人自2018年初至今一直在该辖区租房居住；证据二、中国银行交易流水，证明上诉人配偶陈文言事故前一直跟上诉人在水口辖区租房居住并在水口工作的事实；证据三、结婚证，证明上诉人与陈水言系夫妻关系。上诉人二李明阳对证据一的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军在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的事实，更不能证明李军有固定收入来源。对证据二、三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原件，无法证明李军在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事实。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处理如下：关于当事人责任承担的问题。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李明阳承揽了砂浆、修补、批灰的工程，因工程进度的需要，上诉人李明阳允许案外人魏荣辉介绍工人到案涉工地做工，而伤者李军就是由案外人魏荣辉介绍至该项目做水泥工，案外人魏荣辉告知伤者李军工作报酬为350元一天，与上诉人李明阳自认给予的报酬一致，说明案外人魏荣辉并不存在从中获取收益的主观意图，即伤者李军的工作报酬实际上是由上诉人李明阳支付，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双方关系就自然解除，符合劳务关系的一般特征，应按劳务法律关系认定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根据上诉人李军一审庭审陈述，其事故发生时系直接使用别人已搭建好的架子，上诉人李军自认从事建筑行业多年，根据工作经验理应知道脚手架搭建情况事关安全问题，故在该平台上作业前应检查其所使用的架子是否安全稳固，而其自身未尽到一般的安全注意义务，对自身的损害结果存在一定的过错。上诉人李明阳在一审期间申请多名证人出庭作证，以此证明伤者李军在作业时不听劝阻和存在饮酒作业的情况。从证人与上诉人李明阳的关系上看，证人均系李明阳雇佣的工人，与李明阳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根据证据规则，其作出有利于李明阳的证言不得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按照日常生活经验，事发时间为早上，常人在该时段饮酒的可能性较小，即便有此习惯，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伤者李军存在饮酒作业的情况或者是酒精含量达到可以影响其做出正常判断的程度。上诉人李明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伤者李军进行过安全培训，亦未有充分证据证明现场采取了充足的安保措施。故原审法院判令其二人各自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残疾赔偿金适用标准的问题。上诉人李军二审提交了惠城区水口街道湖滨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其自2018年初至今一直在该辖区租房居住。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上诉人李军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故上诉人李军的残疾赔偿金为84132元（42066元/年×20年×10%）。关于误工费的问题。上诉人李军从事建筑行业，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其工资收入情况，故其误工费可参照国有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本院对其误工费依法纠正为19342元（57397元/年÷365天×123天）。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诉人李军的母亲熊树碧已达退休年龄，本案中未有证据显示其有其他收入来源，原审判决未计算其母亲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其父亲李玉兵系退休工人，有退休工资收入，有其他生活来源，故对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夫妻双方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故上诉人李军母亲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9384.38元（28875元/年×13年÷4人×10%），其儿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5775元（28875元/年×4年÷2人×10%），合计15159.38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上诉人李军因本次事故造成十级伤残，原审法院判决酌情支持2000元偏低，结合上诉人李军在本次事故应承担50%的责任，故本院纠正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李军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如下：１、医药费886.8元；2、护理费30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4、误工费19342元；5、交通费1500元；6、伤残赔偿金84132元；7、被抚养人生活费15159.38元；8、后续治疗费1500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10、鉴定费3430元；11、购买拐杖费用120元，共计144570.1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另行计算）。加上上诉人李明阳此前已垫付的医疗费40968.62元，费用合计为185538.8元。按照责任比例分担，上诉人李明阳应承担97769.4元（185538.8元×50%+5000元），扣减李明阳已垫付的46268.62元，李明阳仍需向李军支付赔偿费用51500.78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军诉请有理的部分予以支持，无理的部分予以驳回；上诉人李明阳的上诉无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42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42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李明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李军支付赔偿费用51500.7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462元（原审原告申请缓交，已预交0元），由原审原告李军负担731元，原审被告李明阳负担7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62元，由上诉人李军负担731元（缓交），由上诉人李明阳负担731元，上诉人李军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受理费731元、上诉人李明阳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缴二审受理费576元，逾期不交，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佳誉审 判 员 沈 巍审 判 员 邹 戈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黄湘燕书 记 员 王 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