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申77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陆凤英，女，汉族，1951年6月3日出生，户籍地杭州市江干区，住杭州市萧山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景芳路63号。法定代表人田国刚，局长。委托代理人何海丰。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庆春东路1号。法定代表人冯晶，代区长。委托代理人董震宇。委托代理人江旭，浙江几丰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凤英因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1行终98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陆凤英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去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长期从事商业生产，是国家纳税人，去国家机关反映问题，是公民的当然权利。一个区信访办就可以终结老百姓的信访权，地方政府如果做得对，就不应该捂盖子。信访人信访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工作部门应该积极做好工作，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即使申请人被告知信访终结，但不影响申请人信访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二、被申请人侵犯公民权利。九堡街道八堡社区工作人员，既不是在违法现场--国家信访局，也不是在自己工作岗位江干区九堡，而是在上城区城站火车站，他们代行了公安部门的工作，侵犯了公民基本人权。申请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况，任何人无权扭送。所谓“扭送”上访人员去派出所是地方政府人员与派出所违法行为的体现。三、法律适用错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如何定性，如果每一个有行政处罚权的单位和执法者有权解释，但不是赋予执法者和执法机构任意解释权。相关办案人员坚持突破法律规定，是典型的枉法裁判。四、对于上访群众适用“寻衅滋事”等口袋罪，破坏了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普通群众与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被服务与服务的关系。公民到各级政府机构、检察院、法院反映自身冤情，不但是反映自己的诉求也是群众对司法机关监督的重要形式。“寻衅滋事”是对无事生非，损害他人利益之概括。本案中，申请人到国家信访局正常信访登记，有明确诉求，却被当成寻衅滋事。2017年3月10日，申请人不服对其房屋的拆迁补偿方案至北京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接待人员正常接待，申请人按照正常程序提出自己疑问，接待人员作了解答，之后申请人平静离开国家信访局。信访局的秩序没有受到影响。至于向江干区政府施压是空穴来风。请求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被申请人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答辩称，一、被申请人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7年3月11日，九堡街道工作人员将上诉人扭送至九堡派出所报案，九堡派出所于当日受案调查。经查，申请人系江干区九堡镇八堡村村民，因不服对其房屋的拆迁补偿方案持续信访举报，2013年1月18日，江干区人民政府作出信访终结意见，2016年1月27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江干分局作出《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告知单》，对本案申请人的信访事项不再受理。2017年2月18日，申请人在信访终结的情况下，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持相关信访材料和举报信实名乘火车前往北京，意图通过在敏感时期到北京上访对杭州江干区相关政府部门施压，并一直在北京的酒店住宿，3月10日，申请人发现地方政府未主动与其联系后，未达到满足自身诉求的目的，前往国家信访局登记。申请人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因为我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天，地方政府都没有人联系我，没有人来接我，我认为他们不重视我的事情，所以我到国家信访局去信访了，我想要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因为国家在开两会，这个时间去北京，影响大一点，这样地方政府会重视一点”等，足以表明申请人前往北京的目的是让地方政府主动联系本人，在地方政府不联系本人的情况下通过登记企图向地方政府施压。申请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答辩人于2017年3月11日对其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另查明，申请人于2016年3月在北京天安门地区以撞树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十日。二、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量罚适当。申请人实名乘火车到北京，并未第一时间去国家信访局信访或表达合理诉求，而是在北京住了几天，希望地方政府联系她，以达到施压的目的，在地方政府没有联系的情况下才至国家信访局登记，足以说明申请人去北京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去国家信访局信访，而是为了要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在查清案件事实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第（四）项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在处罚前依法告知拟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幅度，在作出处罚决定后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申请人，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在告知笔录、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上签名。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被申请人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申请人于2017年5月10日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年5月11日，答辩人分别作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双方当事人。江干区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因案件情况复杂，2017年7月6日，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经审查于2017年8月7日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次日邮寄双方当事人。二、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申请人在信访事项已经终结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在敏感时期继续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意图通过上访对杭州市江干区相关政府机关施加压力，申请人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江干区公安分局在作出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已经依法履行了进行询问、调查取证、事先告知等法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三、本案已超再审申请期限，应予驳回再审申请。经答辩人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核实，申请人签收本案《行政判决书》的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而申请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已超过司法解释规定的6个月的再审申请期限。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申请人陆凤英行为是否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本院认为，对于因信访行为引发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和处罚问题，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仅作了比较原则的规定，根据立法精神及实际情况，公安机关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罚具有一定的裁量空间。本案中，申请人在其信访事项已经依法终结，且曾因进京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给予过行政处罚的情况下，现又在两会期间的敏感时期进京信访，综合申请人客观行为，可以认定申请人系故意在两会召开前夕，通过该信访行为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对公共秩序已经造成一定妨碍。故此，江干公安分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陆凤英在其诉求已信访终结的情况下，2017年3月10日上午至北京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活动，意图通过上访登记行为对杭州市江干区相关政府机关施加压力，陆凤英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决定给予陆凤英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并无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的范围，并无不当。《信访条例》第四条规定，信访工作应当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体例，“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明显系该法规定的扰乱公共秩序类行为概括式兜底规定。申请人申诉对信访制度、治安管理处罚相关规定的理解与立法精神存在偏差，不能成立。至于相关政府工作人员“扭送”其去派出所的行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关，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经核查，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再审，实际系在二审判决作出后6个月内提出，其申请再审并无超过申请期限。综上，原一、二审判决分别驳回申请人诉讼请求、上诉，结论正确，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陆凤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陆凤英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吕柏超审判员  马良骥审判员  张 榆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