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终21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黎胜勇，男，1977年10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奉节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华，重庆夔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重庆万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白岩路67号1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7093630527。法定代表人：田贵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杨松，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强，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被执行人）：重庆市万州区扬江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太白路136号15楼B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739814387E。法定代表人：黎阳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聪颖，重庆川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黎胜勇因与被上诉人重庆万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州融资公司）、原审被告重庆市万州区扬江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江航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2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3日、2020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黎胜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华，被上诉人万州融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杨松、张胜强，原审被告扬江航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阳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胜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万州融资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万州融资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2016）鄂民终101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认定宏声XXX轮（以下简称案涉船舶）所有权人为扬江航运公司是错误的。该案判决仅在事实部分对案涉船舶所有权有表述，并没有判决确认案涉船舶所有权人为扬江航运公司。2．在该案中，扬江航运公司擅自将黎胜勇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要求重庆三益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益物流公司）根据租赁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黎胜勇并未参与该案诉讼。该案中认定黎胜勇为案涉船舶名义所有权人，实际所有权人为扬江航运公司的主要依据是扬江航运公司、三益物流公司于2014年就案涉船舶租赁所签订的《关于江牛XX号轮（现宏声XXX）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4补充协议》），该协议系扬江航运公司编造，协议上“黎胜勇”的签字并非黎胜勇本人所签。3．黎胜勇已举示了黎胜勇、黎阳平向宜昌大中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船务公司）支付打造船舶费用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船舶系黎胜勇打造。案涉船舶建好后挂靠在扬江航运公司名下，后变更登记在黎胜勇名下，应当认定案涉船舶归黎胜勇所有。4．黎胜勇将案涉船舶委托扬江航运公司对外出租，扬江航运公司出租给三益物流公司，黎胜勇举示了多份扬江航运公司支付租金的收据。此外，黎胜勇还曾于2004年将案涉船舶用于抵押贷款，直到2009年清偿后才解除抵押。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案涉船舶系黎胜勇所有，黎胜勇仅系将案涉船舶交由扬江航运公司对外出租。万州融资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09号及湖北高院（2016）鄂民终1014号民事判决足以证明案涉船舶虽登记在黎胜勇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为扬江航运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万州融资公司不负举证证明责任，在黎胜勇不能举示充分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认定船舶的权属。扬江航运公司述称，案涉船舶实际所有权人为黎胜勇以及其他几个隐名权利人，扬江航运公司不是所有权人。湖北高院（2016）鄂民终1014号民事判决并没有对案涉船舶的权属进行认定，即湖北高院在（2016）鄂民终1014号民事判决中删除了船舶实际权利人为扬江航运公司的表述，故一审判决依据（2016）鄂民终1014号民事判决认定所有权人为扬江航运公司是错误的。对黎胜勇提出的《2014补充协议》上黎胜勇的签字不是由其本人所签的事实予以认可，该协议系扬江航运公司为了向三益物流公司收取租金才签订，扬江航运公司一直在向黎胜勇及其他隐名权利人支付租赁费。万州融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继续对案涉船舶进行查封、执行；2．本案诉讼费用由黎胜勇、扬江航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6月10日，扬江航运公司以460万元从大中船务公司购得案涉船舶“江牛XX”轮，并进行船舶所有权登记，于2002年6月28日取得该船舶所有权。2002年9月16日，黎胜勇与扬江航运公司签订了《合同》，约定扬江航运公司将该船舶以4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黎胜勇，所有权归黎胜勇，经营权仍属扬江航运公司。2002年9月18日，黎胜勇与扬江航运公司签订了船舶交接文书，并于当日在重庆市万州区青草背码头将该船舶交给扬江航运公司。2002年9月20日，扬江航运公司向黎胜勇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黎胜勇交来的购船款460万元。2002年9月28日，原万县长江港航监督局将案涉船舶登记在黎胜勇名下。2006年8月31日，案涉船舶更名为“宏声806”，重庆涪陵海事处将该船舶仍登记在黎胜勇名下。2016年3月30日，武汉海事法院就扬江航运公司、黎胜勇诉三益物流公司光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09号民事判决，载明：“2009年12月30日，三益物流公司与扬江航运公司、黎胜勇签订《江牛XX号轮租赁补充协议》，确认三方以《江牛XX号轮租赁协议》为基础，签订本协议。‘江牛XX’轮现已更名为‘宏声XXX’，登记所有权人为黎胜勇，实际所有权人为扬江航运公司。黎胜勇同意扬江航运公司代替其向三益物流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并同意其承担船舶出租人的义务。2014年6月12日，扬江航运公司、三益物流公司和黎胜勇签订《2014补充协议》，确认案涉船舶的登记所有权人为黎胜勇，实际所有权人为扬江航运公司。2009年12月30日签订的《江牛XX号轮租赁补充协议》是为了便于船舶登记的需要，并非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三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按2006年3月17日签订的《江牛XX号轮租赁协议》来执行。”同时，该判决认为“黎胜勇不是该份租赁协议的合同主体，不享受合同中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宏声XXX’轮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扬江航运公司，有权收取船舶租金的权利人也是扬江航运公司，而不是黎胜勇。黎胜勇无权向三益物流公司主张租金及违约金，其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三益物流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湖北高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鄂民终1014号民事判决，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1月27日，一审法院就万州融资公司与扬江航运公司、重庆市万州区成昌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昌矿产品公司）、黎晶、向辅南、黎阳江、向清山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7）渝02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一、扬江航运公司、成昌矿产品公司、黎晶、向辅南、黎阳江、向清山就奉节县成昌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节成昌公司）对万州融资公司所负债务（代偿资金24554763.72元、违约金540万元和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24554763.72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200%计付至该24554763.72元付清时止）分别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扬江航运公司、成昌矿产品公司、黎晶、向辅南、黎阳江、向清山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完毕。扬江航运公司、成昌矿产品公司、黎晶、向辅南、黎阳江、向清山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奉节成昌公司追偿。二、万州融资公司对黎阳江提供的抵押物（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洋河X号X号楼XXXX号房屋，产权证号为XXX房地证XXXX字第XXXXX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奉节成昌公司对万州融资公司所负债务数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万州融资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在执行前述生效判决时，万州融资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09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8）渝02执221号之二执行裁定，查封了案涉船舶。黎胜勇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渝02执异7号执行裁定，中止对案涉船舶的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扬江航运公司是否系案涉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二、黎胜勇对案涉船舶享有的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一、关于扬江航运公司是否系案涉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的问题。首先，万州融资公司提供了武汉海事法院及湖北高院的生效判决，在判决的审理查明中明确黎胜勇系案涉船舶的登记所有权人，扬江航运公司系实际所有权人，此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其次，黎胜勇作为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其对系案涉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黎胜勇和扬江航运公司虽然提供了船舶登记证书等证据，但这些证据形成时间均在前述生效判决之前，只能证明船舶的登记所有权人系黎胜勇，不足以否定前述生效判决认定的实际所有权人系扬江航运公司这一事实。最后，黎胜勇主张其从扬江航运公司购买案涉船舶后再反租给扬江航运公司进行营运，但黎胜勇与扬江航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阳江系亲属关系，案涉船舶的大股东黎阳平系黎阳江的同胞兄弟，且就支付购船款凭据、黎胜勇与扬江航运公司之间租赁合同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支付租金的方式和凭证均未提供充足证据加以证实，黎胜勇作为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关于黎胜勇对案涉船舶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登记的效力上，船舶有别于不动产，不采用登记要件主义，而是登记对抗主义，物权变动并不是在登记时发生效力，船舶登记不具有设定权利的作用，仅是赋予了该登记对抗效力，即登记具有证明所有权的作用。如前所述，黎胜勇系案涉船舶的登记所有权人，但实际所有权人系扬江航运公司，黎胜勇对案涉船舶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能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关于扬江航运公司、黎胜勇主张本案立案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2日向万州融资公司送达（2019）渝02执异7号执行裁定，并于2019年2月12日收到万州融资公司的执行异议之诉起诉状，并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规定的十五日法定期间。虽然本案立案时间是2019年6月11日，但系因确定诉讼费金额所致，并非因万州融资公司自身原因，扬江航运公司、黎胜勇此项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准许案涉船舶的执行。案件受理费19306元，由扬江航运公司、黎胜勇负担。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黎胜勇提交如下证据：1.《2014补充协议》（复印件），拟证明该协议不是黎胜勇签字，系黎阳江编造。2.2001年12月9日《江牛XX号机驳来料加工协议书》、2001年12月11日《油、货、集装箱船补充要求》、2002年元月20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02年3月2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02年4月17日《定货合同》、2002年7月11日大中船务公司收到黎阳平打造船舶进度款10万元的《收据》、2019年11月8日大中船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案涉船舶是由黎胜勇和黎阳平合伙建造。3.2007年2月26日《委托书》，拟证明黎胜勇委托黎阳江将案涉船舶的租金支付给黎阳平等其他三位股东。4.（2020）鄂72民初524号、（2020）鄂72民初16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武汉海事法院认定案涉船舶所有权人为黎胜勇。扬江航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确认书》3份、银行转账凭证3份，拟证明扬江航运公司向黎胜勇指定的账户支付租船费。2.《领款单》、银行存款凭条、银行现金支票存根一组，拟证明扬江航运公司向黎阳平等案涉船舶所有权人支付租船费。3.2009年5月15日《江牛XX号轮租赁协议》《关于江牛XX号轮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2019年6月12日三益物流公司出具的《说明》，拟证明扬江航运公司配合三益物流公司变更企业名称。本院经审查认为，黎胜勇提交的《2014补充协议》系复印件，万州融资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黎胜勇”的签名不是黎胜勇本人所签，故本院不予采信。武汉海事法院（2020）鄂72民初524号、（2020）鄂72民初165号民事判决系案涉船舶被查封后作出的确权判决，根据相关规定，该民事判决不能排除本案执行，不能达到黎胜勇的证明目的。黎胜勇举示的《江牛XX号机驳来料加工协议书》等证据能够证明其与黎阳平购买零部件打造案涉船舶、向扬江航运公司收取租船费的事实，并且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扬江航运公司提交的3份银行转账凭证中备注“贷款”“往来款”等，无法证明是用于支付3份《确认书》载明的租船费用，本院不予采信；《领款单》、银行存款凭条、银行现金支票存根的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黎阳平等人向扬江航运公司领取过租船费用，本院予以采信；《江牛XX号轮租赁协议》《关于江牛XX号轮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以及三益物流公司出具的《说明》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且与本案处理无关，本院不予评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黎胜勇是否能排除案涉船舶的强制执行。本院对此评述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应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权利人。上述规定体现的是物权公示的一般原则，即除非有充分证据能够推翻登记的内容，否则船舶等特殊动产仍应以登记判断权利归属。本案中，案涉船舶于2002年便登记在黎胜勇名下，明显不存在规避本案执行之目的。万州融资公司否定该登记内容的依据是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09号民事判决和湖北高院（2016）鄂民终1014号民事判决，上述判决系根据《2014补充协议》载明的案涉船舶登记所有权人为黎胜勇，实际所有权人为扬江航运公司的事实而认定案涉船舶的真实权利人为扬江航运公司。对此，黎胜勇在本案诉讼中就案涉船舶向武汉海事法院另行提起确权之诉，该院经审理后认为，在上述光船租赁合同纠纷案中，争议的焦点是租赁合同关系，各方当事人并未对案涉船舶的实际权属进行举证和陈述，原判决采信《2014补充协议》也仅是确认黎胜勇并非租赁合同的主体。武汉海事法院在该确权案件中最终综合各方证据判决确认案涉船舶的所有权人为黎胜勇。武汉海事法院的该判决虽然不能作为排除执行的依据，但其在该判决中已经否定了原判决对船舶实际所有权人的认定，故仅凭（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09号、（2016）鄂民终101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能当然认定扬江航运公司系案涉船舶实际权利人，万州融资公司否定案涉船舶登记的依据不足。其次，黎胜勇在本案中举示了其与黎阳平购买相关零部件并打造案涉船舶的部分证据，案涉船舶的制造方大中船务公司亦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案涉船舶系由黎阳平、黎胜勇打造并支付船舶建造费用，可以证明案涉船舶实际由黎阳平、黎胜勇等人打造。黎胜勇虽未举示具体的支付凭据，但打造船舶系在2002年，距今时间久远，黎胜勇不能举示相关凭据并不违背日常生活情理。再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水路运输经营者新增船舶投入运营的，应当凭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船舶登记证书和检验证书向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领取船舶营运证件。黎胜勇为船舶运营方便，于2002年便与扬江航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船舶仍由扬江航运公司进行经营，后扬江航运公司将船舶租赁给三益物流公司。因案涉船舶登记在黎胜勇名下，为维护租赁合同的相对性和完整性，黎胜勇分别在2009年、2014年签订补充协议，确认案涉船舶不归其所有，系为保障租赁合同正常履行的可能性更大，且上述操作方式亦符合特殊动产的登记权利人与实际经营权人不一致时对特殊动产对外出租的惯例。此外，黎胜勇在本案中亦举示了部分证据证明扬江航运公司实际向黎胜勇以及黎阳平等共有权利人支付了部分租金，亦可佐证黎胜勇将其所有的船舶交由扬江航运公司运营的事实。因此，黎胜勇陈述案涉船舶为其所有，其将船舶挂靠在扬江航运公司，借用扬江航运公司资质进行出租运营，并由扬江航运公司向其支付租赁费用合乎日常生活情理和交易惯例。最后，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申请执行人和案外人的利益进行平衡。在本案中，万州融资公司系作为申请执行人要求执行登记在黎胜勇名下的财产，扬江航运公司、万州融资公司在融资过程中，案涉船舶并未登记在扬江航运公司名下，案涉船舶并非扬江航运公司的责任财产，万州融资公司不因此而享有期待利益，在执行中亦不至于因该船舶不被执行而使扬江航运公司责任财产减损。而对于案外人黎胜勇而言，其举示的证据虽存在瑕疵，但结合本案事实可以认定黎胜勇以及黎阳平等人对案涉船舶享有权益，如果准许执行案涉船舶，则很可能使船舶真实权利人利益受到损害。在此情况下，船舶真实权利人的利益相较于申请执行人执行债权的实现更具有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综上所述，应当认定黎胜勇对案涉船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黎胜勇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本案二审中出现新证据，本院据此予以改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2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重庆万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3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306元，均由重庆万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振亚审 判 员 姜圆圆审 判 员 廖晓莹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尹文勇书 记 员 庞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