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45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项有岳，男，汉族，1954年7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代理人：项武峰，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项光国，男，汉族，1958年5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代理人：金紫英，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龙湾区永强大道**（沙城工业区七三段）。法定代表人：项光国。委托代理人：施明强，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项有岳为与被上诉人项光国、原审第三人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龙湾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3民初4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项有岳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项光国的诉讼请求，依法将项光国涉嫌虚假诉讼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事实与理由：一、项有岳自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城公司）设立时即为公司股东，且从未转让过股权给项光国，项光国在一审中所谓“项有岳巳于2009年ｌ月1日将股权转让给项光国”（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事实）的主张并非事实，且与常理相悖。1、项有岳从始至终都没有将沙城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项光国的意思表示。2、项有岳从公司设立到现在，一直都是沙城公司的合法股东，占股23.96%，该事实由工商登记表、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公司会议决议（特别是2009年之后的会议决议）中项有岳作为公司股东的签字可以证实。3、项有岳从公司设立之后到2014年，每年均获得10万元的分红，也可以证明项有岳没有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转让沙城公司的股权，且从始至终持有该股权的事实。4、该股权初始出资即为69万元，其经过这么多年的公司经营，在2009年时，单单公司的不动产价值即ｌ亿元以上，而公司每年的收入3、4000万元以上，项有岳持股的价值至少应为2000万元以上，项有岳不可能将价值2000万元以上的股权作价成40万元贱卖给项光国。5、项光国在2009年之后十余年间从未要求过项有岳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且2009年之后多次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时候，均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且项有岳还一直在股东会决议上署名、签字。时至今日，项有岳依然为沙城公司的登记股东。且项有岳自2009年之后，还一直享有公司利润分红。可见项光国的主张系虚假事实。且项光国的关于股权转让的虚假主张系在项有岳一直不停找项光国要求“算公司账”甚至为此闹到派出所过来调解且直至以股东知情权起诉到法院之后，项光国才在应诉中首次提出了“股权转让事实”的虚假主张。6、项光国在一审中主张其与项有岳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和以物抵债法律关系，但双方从未订立过股权转让合同和以物抵债协议，项光国连最基本的书面协议都无法提供。7、公司股东兼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运营且系项光国亲外甥的证人王某，证实从未听说项有岳有将股权转让给项光国的事实。8、项光国在项有岳到温州中院信访举报其虚假诉讼后，在一审最后一次庭审中，不敢再讲此前一直虚假主张的“股权转让事实”，其在庭审中明确承认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二、项有岳从未替项光国代持过任何股权。项有岳于2020年5月25日到温州中级院信访，请求温州中院依法监督龙湾法院将项光国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移送公安立案侦查。项有岳信访后，2020年6月3日一审庭审中，项光国的原代理人与项光国解除了委托合同，当庭向法院递交了解除委托合同手续，项光国在该次庭审中的代理人（即一审判决书中具明的代理人）系其新委托的代理人。且该次庭审中，项光国明确陈述“项光国、项有岳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也即是在该次庭审中，项光国又捏造了新的虚假事实。项光国所谓的“项有岳所有的股权系替项光国代持”（以下简称代持事实）的主张即是在上述事实背景情况下由项光国捏造出来的。该主张绝非事实，且与常理相悖，系项光国的又一虚假诉讼行为。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1）项有岳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且进行了公司设立股东登记手续，且自公司设立之初就一直参与公司的经营生产，且公司设立之初一直享有公司的利润分红，项有岳是沙城公司股东铁证如山。项光国所谓的“代持事实”仅是项光国在本案中黔驴技穷下的信口雌黄，是项光国知道原先主张的“股权转让事实”是虚假事实，且该虚假事实已由项有岳要求法院以虚假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后，项光国不敢再坚持主张原先极度荒谬的虚假事实，转而虚假陈述其自认为相比下稍微不那么荒谬的虚假事实。3）项光国虽然主张项有岳所有的股份系替其代持，但因为双方之间从未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所以项光国连其主张所依据的双方间基本的代持协议都无法提供。4）项光国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兼实际控制人，公司又不仅只有项光国、项有岳两名股东，还存在第三名登记股东，项光国无任何理由让项有岳帮其代持公司股权。5）在现实中，只有大股东要求代持小股东的股权，从而将手中的投票权达到50%或66.7%以上，加强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达到有力控制公司的目的。从未有过大股东将股权让小股东代持，从而削弱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项光国所谓的“身为大股东的项光国将自身超过三分之二股权中的23.96%由小股东项有岳代持，从而使自己的投票权由66.7%以上降至50%以上，丧失了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虚假主张，与常理相悖。6）本案中除了项有岳和项光国及股东王某之外，还存在其他股东。项光国也明确承认。项光国在此前项有岳诉沙城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以下简称知情权案件）中，沙城公司在该案庭审中陈述：其实还有其他的股东，只不过在登记时为了便利登记23.96%在项有岳名下。项光国作为沙城公司的实控人，该陈述可视为项光国的陈述。7）知情权案件中，项光国系明确承认项有岳为沙城公司股东，也从未提到过双方存在代持关系。下列事实可于说明：1.项光国提交的《参加诉讼申请书》事实与理由部分第4行写明“实际上，项有岳曾是沙城公司的股东”。2.沙城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东知情权申请书〉的回复》第4-5行陈述“经我司查阅现有的资料，显示您在1999年9月10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系我司股东，持有我司23.96%股份”，沙城公司由项光国实际控制，该公司的陈述实际上代表了项光国本人的意思。三、关于本案事实和证据的特别说明。（一）沙城公司与浙江龙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跃公司）系极为特殊的关联公司。沙城公司原名为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龙跃公司原名也为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虽为两个公司实为一脉相承。事实上，原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为了享受合资公司政策红利，由其法定代表人项光国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再由原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和香港公司合并投资设立了新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为了新设立的合资公司的名称依然为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原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将名称变更为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即原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为了政策红利设立了新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且新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即沿用了原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的厂房、设备、人员、高管，无缝接手了原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财务、业务、生产、销售。原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在法律层面上脱壳为新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但在实务上，几无变动。所以，在已经出庭过的原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的股东王某和项有岳眼里，压延革就是龙跃，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虽然在法律上，原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和新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即龙跃）是两个法人。但不论是原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还是新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项光国均是实际控制人。（二）项光国提交的《证明》为伪造证据。1）《证明》部分被撕毁、毁灭，即项光国通过毁灭该证据的一部分将之伪造成新的的证据用于本案。该《证明》原件为一张完整的“纸（项光国在庭审中对此也予以确认），其下半部分系有文字对该证明的用途予以说明。由于《证明》下半部分被项光国撕毁、伪造成新的证据用于本案。故依据《民诉法》第111条规定该《证明》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2）《证明》上“项有岳”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系由他人模仿的。原审中项有岳因不能确定该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故提出鉴定申请。但在司法鉴定意见出具后，项有岳通过检材与样本的对比，发现该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详见项有岳在一审中已书面提交的《项有岳签字比对意见书》和《关于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人回答、答复的质证意见》。依据《民诉法》第111条规定，法院应对项光国予以罚款、拘留。（三）关于本案鉴定意见的特别说明。1）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下称天鉴所）不具备文书鉴定、痕迹鉴定的资质，其作出的鉴定意见无效，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其鉴定意见书与《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不符，鉴定意见书上均未盖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志ＣＭＡ章，且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开的信息显示，天鉴所并不具备文书鉴定、痕迹鉴定的资质，其出具的鉴定意见无效。2）证明上的字的内容是否为同一次打印的鉴定，鉴定人未按照国家标准规范进行检验，鉴定事项错误，引用规范错误，作出的鉴定意见错误。结合鉴定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其书面答复，能够证实其作出的该鉴定意见的真正含义为“正文第一行有“2009年1月1日起”的《证明》上的字的内容为同一台打印机打出的”。而项有岳系申请对该《证明》上的字的内容是否为同一次打印形成进行鉴定，且项有岳在申请鉴定前的庭审过程中也明确要求对《证明》上的内容是否是同一次打印而非多次打印形成进行鉴定。即鉴定人鉴定的事项与项有岳申请鉴定的事项不符。且根据鉴定人引用的国家标准《篡改（污损〉文件鉴定技术规范》（ＧＢ／Ｔ37238-2018）4.3条的规定，鉴定人应当按照《文件制作时间鉴定技术规范》（ＧＢ／Ｔ37233-2018）进行检验，而本鉴定书中并没有引用此标准，应用了错误标准，从程序上应属于无效检验。3）鉴定人鉴定能力明显不足，且未能独立作出鉴定，其作出的鉴定意见依法应当不于采用。1.天鉴所及鉴定人没有取得文书鉴定和痕迹鉴定的检验检测资质，鉴定技术能力明显不足。2.鉴定人鉴定事项错误，鉴定人当庭陈述项有岳没有委托同一时间打印的，并认为同一次打印是指同一台打印机打印，即其认为同一次打印不是同一时间打印，缺乏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3.鉴定人未能独立作出鉴定，当庭陈述就其作出的意见请教过上海专家，获得上海专家的认可，才予以出具。4.鉴定人所作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正本和副本不一致，提供给法院的正本附有指印特征比对表，而提供给鉴定项有岳的副本却不附特征比对表，未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违反国家标准规范，故意制作不规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4）《证明》上的“项有岳”签字不是项有岳本人所签，对“证明上的签字是否为本人书写”的鉴定，该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存在错误。1鉴定意见书中没有笔迹特征比对表，不符合国家标准。2检材中的签字“项有岳”与样本中的签字“项有岳”存在约33个不符合点，存在诸多本质差异，鉴定意见明显错误。5）一审以天鉴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作为判决依据，而未进行重新鉴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一审在明知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将鉴定意见作为定案依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四）关于项有岳的收入及项有岳已于2013年还款完毕事实的特别说明。1）项有岳向项光国借款40万元，已于2013年还清。双方均承认，在2009年之前，项有岳每年年底均获分红十万元。而根据项有岳提供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2008年，项有岳的年工资为36805元，加上分红，项有岳的一年总收入至少为136000多元。且双方均认可项有岳自2009年至2013年该五年年底均未拿过十万元分红。即项有岳的收入就是银行明细的统计收入。项有岳自2009年至2013年少掉的收入金额，即是项有岳还款项光国的金额。项有岳每年到手的分红为1Ｏ万元，且该分红仅是项有岳股权所对应的分红的一部分。2007年之后项有岳的工资每个月为3700元，该3700元已减扣应由项有岳个人承担的社保等费用。即项有岳每年的工资加分红的收入共计144400元。而项有岳于2009年收入25169元即实际偿还项光国ｌ19231元，于2010年收入42891元即实际偿还项光国101519元，于2011年收入48359元即实际偿还项光国96041元，于2012年收入76068元即实际偿还项光国68332元，于2013年收入62201元即实际偿还项光国82199元，共计偿还467312元。即项有岳于2009年至2013年该五年时间陆续还款，已还清项光国的40万元借款。2）项有岳提供的银行明细可看出，在2009年至2013年项有岳陆续还款期间，银行账户交易的自然人对象只有项光国本人，并没有所谓的“刘阿眉”，况且刘阿眉实为项光国配偶。3）项光国在领款凭证上所写的“本人以前账目全部清（退清）”其意思表示明确，即欠项光国的40万元由项光国在项有岳的工资和分红中分5年予以还清。“以前账目”是指2007年所借的28万元和2008年所借的12万元，因项有岳是借款之后才出具的领款凭证，故项有岳将该40万元称为“以前账目”符合常理。且如项有岳将股权或部分股权转让的意思，那么项有岳在领款凭证上就不会写“本人以前账目全部清（退清），而是会写明项光国的借款40万元转为购买项有岳少部分股权的购买款。因项有岳绝不可能将价值2000万元以上的全部股权贱卖。该证据仅能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不能证实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四、项光国虚假诉讼，依法应当将其涉案犯罪事实移送公安机关。项光国存在隐瞒借款债务已全部清偿的事实、捏造了项有岳于2009年1月1日将股权转让给项光国的事实、在一审最后一次庭审中又捏造了项有岳以20万元投资款及分红抵扣40万元借款的事实，虚构其与项有岳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协议等事实，主张项有岳名下的23.96%股权为其所有，意图非法侵占项有岳的合法财产，其行为涉嫌虚假诉讼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审查。五、原审还存在任性先使权利，违法裁判的情形。（一）项光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项有岳多次要求传唤项光国本人到庭应诉，与项有岳当面对质，一审均未准许，没有未传唤项光国到庭应诉，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还存在对当事人未变更的诉讼请求及未主张的法律关系直接裁判的错误。本案项光国的诉讼请求为“确认登记在项有岳名下的沙城公司23.96%股份已经于2009年1月1日转让给项光国”，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又明确承认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转而变更事实、理由认为项有岳替项光国代持股份，一审释明询问项光国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其明确表示不于变更。而一审作出的判决显然超出了项光国的诉讼请求，且与项光国主张的法律关系不符。（三）一审还存在对诸多事实避而不谈，刻意偏袒项光国的违法情形。第一，对于《证据》被撕毁、伪造的事实，以及《证据》所证明的项有岳于2008年投资沙城公司并持股，而项光国却主张双方于2008年底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等事实视而不见，径行认定项有岳从未投资过沙城公司，显属裁判不公。第二，对于项光国最后一次庭审承认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显然已构成虚假诉讼，却认定项光国未构成虚假诉讼，显属刻意偏袒项光国。第三，无视2009年至2013年项有岳陆续向项光国还款，以及刘阿眉为项光国配偶的事实，作出还款对象为刘阿眉与项光国无关的认定，显属于裁判不公。第四，对于鉴定机关就是否同一次打印而成的鉴定申请，违法未对是否是同一时间形成打印进行司法鉴定的程序违法避而不谈，刻意偏袒，裁判不公。第五，拼接投资主体，认定项有岳向项光国投资20万，形成自然人向自然人投资的违背法律常识的结果，违背道理伦理、公序良俗。项光国辩称：一、项有岳从来都不是沙城公司的实际股东。工商登记只是形式上的登记，沙城公司与项有岳毫无关系。（一）项有岳没有设立沙城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设立的前提是股东形成一致意见，书面表现形式就是股东投资协议、公司章程等。但本案中沙城公司最初的章程不是项有岳本人签字的，项有岳、项光国、证人王某也没有签订设立公司的协议。项光国因为登记的需要，出于对自己数十年老友项有岳的信任，才把项有岳登记为股东，由项有岳代持项光国在沙城公司的股份，项有岳是没有设立沙城公司意图的，项有岳想获得的只是将11万给项光国，每年从项光国处获得10万元固定回报。项有岳是不具备股东特征的。（二）项有岳没有履行股东义务，也没有行使股东权利。项有岳自认投入款项，每年收取10万元固定回报。按照项有岳的陈述，无论沙城公司盈亏项有岳均享受固定收益该固定回报的方式不符合。《公司法》规定股东应按照出资比例承担风险、分取红利。投资并享有固定回报的，只是徒有投资之名，改变不了借款的本质。本案中项有岳交付的11万元，也并不是向沙城公司出资，而是由项光国收取，是由项光国向其承诺，每年支付固定利息的借款。项有岳虽然登记为股东，但是没有参与沙城公司的股东会，没有做出任何决议，没有进行任何管理，提出任何建议，为此项有岳既不享受股东权利，也不履行股东义务，并不是沙城公司的股东。在庭审中，项光国多次询问项有岳关于沙城公司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在一审中项有岳有提到49万元，是有其他人隐名在其名下，但又均与本案无关，不予回答，或者无法回答，归根到底是项有岳根本没有办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也没有如实陈述。沙城公司设立时，根本没有厂房、土地等基建。沙城公司登记时，就是为了设立龙跃公司，并且没有生产经营。所以项有岳所述为了设立沙城公司进行建设，都是子虚乌有的，作为声称是公司股东但对公司的基本情况又不清楚，难以认定其为公司股东。（三）项有岳没有向沙城公司实际出资，其交付的11万元，性质是借款，虽然其登记出资为23.96%，金额69万元。但是项有岳并没有向沙城公司缴纳，而是向项光国支付了11万，由项光国向项有岳出具收条，项有岳缴纳的对象和金额都不是沙城公司股权登记的内容，因为项有岳只是挂名的，并非实际股东。并且这11万元交付后，项有岳每年获取10万元的固定收益，无论该11万元是交付给项光国，还是交付给沙城公司，其性质就是借款。项光国个人的经济状况，以及公司的盈亏，都是与项有岳无关。项有岳也没有参与项光国或者沙城公司的任何经营决策，没有任何决定权，所以这11万元名为出资实为借款。项有岳并不是沙城公司的实际股东，其工商登记只是形式挂名，并非真实的股东。二、项有岳向项光国交付的投资款，或者说项有岳一直主张的股份在2009年1月1号已经退清，并且由项有岳出具的《证明》，关于挂名股东的身份也不再保留，项有岳辩称对项光国的40万借款，由项有岳从2009年到2014年部分分红抵扣，根本是无稽之谈。（一）项有岳向法庭提供的2009年至2013年的工资发放明细，只是部分发放明细盈利了。由刘阿眉或者是其他个人卡发放的部分，根本是不存在以工资或者分红抵扣借款情况，从项有岳自己提供的2014年的工资发放明细，可以看出来，工资发放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龙跃公司的对公账户汇到项有岳尾号是8639的账号，一部分是刘阿眉个人卡汇到项有岳7935帐号，在2009年至2013年的工资发放，是没有提供任何个人卡发放的部分。经项光国查询，2013年刘阿眉每月会固定向项有岳发放工资，项有岳陈述2009年至2013年工资被抵扣借款的说法，根本不成立。项有岳称每月工资3700元，加上一年10万元分红，每年收入是144400元。在2009年收到公司只有25000多元，还款金额有119231。接下来，每年也是类似的，所有的收入和还款都是零头，并不是整数，这极其不符合常理，并且每年的还款金额前，尤其是前三年是达到将近10万元左右，或者超过了10万。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结算，还款完全是可以以10万的固定收益来进行偿还。没必要再特意从工资中每月再扣除几百块用于还款，导致每年还款数目是零头，没有一个整数，每年还款多几百或者少几百对项光国毫无意义。实际上项有岳每月工资大部分都是存在对公和私人账户两部分支付，项有岳为了证明其所说的用部分工作分红偿还借款，所以特意只向法院提供了部分凭证。另外，根据项光国提供的《证明》，项有岳在2009年1月已经退清了。因此，不可能在2009年开始，才进行还款。另外，在知情权案件中项有岳本人出庭，其陈述2009年到2013年，每年扣5万分红进行偿还，已扣除25万元，剩余15万，在2013年之后再进行结算。这些话是在项有岳提供的第二份录音的庭审录音的第8分钟是有说到。另外还有一句话是说每年工资发放之后扣除5万元分红用于还款，另外5万元分红年底一次性给项有岳，那么这个也是在庭审录音第二段的13分25秒处是有明确的说明，项有岳在知情权案件中，对这个还款的陈述，与本案陈述是矛盾的。在本案中变成工资和分红，每年合并有时动厂进行偿还。实际上，项有岳是向项光国借款40万，由项有岳将2008年的固定收益10万元，以及投资款项与借款进行抵销，抵偿对项光国的借款，所以项有岳在2009年1月1号出具证明，至此项有岳投资款已经退清。（二）项有岳一直强调自己是沙城公司股东，每年从沙城公司分红，但又说为了还借款，由项光国在龙悦公司的工资和分红里抵扣前后是矛盾的。项有岳如果是沙城公司股东分红应该是从沙城公司获取，不会从龙跃公司获取。项有岳是向项光国借款，不可能由龙跃公司来抵扣。所以这个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对于投资款的退清，项有岳出具了证明自己在2009年1月1号退清了，在沙城公司股份。《证明》是经过鉴定的，确认《证明》的真实性。另外，项有岳出具的领款凭证，确认了投资款退清的事实。《证明》、《领款凭证》具有关联性，能够相互印证。如果借款已经偿还，并且如项有岳所说，其还是股东应该由项光国向项有岳出具收条，或者撕毁项有岳所说的凭证，而不是项有岳在《领款凭证》上书写已经全部退清，并把《领款凭证》交给项光国保管，正是项有岳的投资款抵扣了借款，所以才有项有岳出具已经退清说明。否则逻辑上是不能相符的。虽然《证明》、《领款凭证》在形式上没有完备的双方关于投资款退清，或者说按照项有岳逻辑所讲的有关股权转让协议的要求。但是符合双方关于投资款，或者说股权退清约定的。另外，项有岳主张11万是股权出资，在借款之后，以工资和分红逐年还款。但是自己是没有退出股东身份的，在证明自己的股东身份上，项有岳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在项有岳向项光国交付10万或者20万时，项光国是向项有岳出具收据的，项有岳在一审中也认可收到了收据。若项有岳没有退股，那么收据应该在项有岳处。但是项有岳明确收据已经交还给了项光国，不管款项性质是股权还是借款款项是已经结清了，如果项有岳没有退股的话，至少应该保留20万收据，这也说明双方之间已经结清了借款以及相应的20万的投资款。三、项有岳在沙城公司的股权登记是为项光国代持股份而形成的，沙城公司是由项光国创办的，项有岳在沙城公司登记的股权并不是由项有岳出资的，该部分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项光国，沙城公司是在1999年9月10号成立，按照当时公司成立的要求，注册资本是实缴制，沙城公司也确实经过了注册资本的验资288万元的全部是由货币出资的。根据一审中证人的陈述，暂且不论证人在沙城公司的身份，可以明确的是证人自认也只有拿出69万元。而项有岳不是沙城公司的实际股东，剩下的股权毫无疑问都是项光国出资的。除了已经登记在项光国名下的52.08%的股权之外，登记在项有岳名下的23.96%的股权，实际出资人就是项光国，即登记在项有岳名下股权是由项有岳代持形成的，双方是形成一个股权代持关系。四、本案项光国都是如实陈述的，并不存在虚假诉讼，反而是项有岳前后陈述不一致，不合常理，扰乱诉讼秩序，无视法律尊严。（一）项有岳到底是不是沙城公司股东，应该以当事人阐述事实为基础，进行法律性质的判断，而并不是单纯以外在的形式或者言词作为认定依据。首先，如果双方有明确约定的，应该以双方约定为准。但本案双方没有约定。关于项光国10万元款项的具体协议，也没有项有岳入股沙城公司的协议。其次，如果没有明确约定，应该根据双方阐述的事实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项有岳起诉时的事实和理由中已经清晰阐述了11万元发生的经过是在项光国筹备成立沙城公司时，由项有岳投资20万，但是20万实际项有岳交付10万给项光国，每年给项有岳10万元的固定收益之后，为了工商登记的需要将项有岳登记成股东，导致项有岳名下股份是23.96%，也就是69万元。这个事实项光国始终坚持。并且在项有岳多次语言指责项光国存在虚假陈述时，项光国仍然坚持事实和理由以及诉讼请求，无需变更，就不存在虚假诉讼。至于项光国对法律关系出现不一致的判断，是个人的法律素养问题，不属于虚假陈述的范畴。第三，关于知情权案件中，项光国在庭审中没有否认项有岳股东身份，并不属于前后矛盾和虚假陈述。在知情权案件中，项有岳以股东身份要求查询沙城公司账册／项有岳确实是沙城公司的登记股东，无论是不是实际股东，即使是属于借名股东，他也有权利要求查询账册，原因在于他就是工商登记的股东。《公司法》规定股东的知情权，而且仅以外观登记为准，并未排除特殊情况，反而是没有登记，确有实际出资的隐名股东，他的知情权是没有得到明确保护的。基于此项光国根据工商登记没有纠缠与项有岳到底是不是实际股东，而重点说明他在名义上股权也已经转让，项光国的陈述不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无论是知情权案件还是本案项光国都是如实陈述，没有存在虚假陈述，但是项有岳从知情权案件到本案确有诸多陈述不一致的地方，并且荒诞无理，在项光国询问时，法庭要求陈述相关事实时，已与案件无关为由多次拒绝回答，扰乱了法庭秩序，无视法律尊严。项光国对此不想过多陈述，相信法庭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五、项光国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一审以此认定事实是正确的。项光国提交的《证明》是由项有岳签字确认，关于《证明》项有岳对于签名、指印的真实性，以及内容是否视同一次形成申请了鉴定，由法院从具备鉴定机构的鉴定资格的机构中摇号确定，并且鉴定机构出具了签名、指印系项有岳真实签署内容、同一打印机的鉴定结果，甚至鉴定人员也到庭接受了询问，但是项有岳对该份对其不利的鉴定报告始终不予认可。但是又没有合理正当的理由来推翻这个鉴定结论。项有岳还莫须有的污蔑项光国伪造证据，提出证明原件的下半部分，已被项光国撕毁伪造。《证明》本身是一张ａ4纸，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就是一张ａ4纸，但有项有岳签名的内容只有半张纸。下半张是空白的。项光国的习惯就是将空白多余部分的撕掉，方便保存。就像很多民间借贷的案件中，往往很多借条都是豆腐干大小的，就是出于保存方便的考虑。项有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项光国伪造证据，却又再三进行污蔑信口雌黄，已经偏离了道德底线。其次，项光国提交的《领款凭证》。项有岳承认是其本人签字。《证明》、《领款凭证》具有关联性，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项有岳已经与项光国结清款项，且最后从形式上退出了沙城公司，其股权代持关系已经理清了。另外，项有岳还申请对公司成立时的章程上的签名以及指印进行鉴定，结果为签名非项有岳书写。但对于指印，项有岳无故不配合取样。另外，股东会决议以及后续公司章程上的签名，项有岳认可并非其本人姓名，这些陈述实际上跟项光国的陈述是完全一致的。所有公司的文件均不是项有岳签名，项有岳根本不知情的原因在于，项有岳就不是实际股东，他没有参与公司的设立、经营和管理。为此，根据以上几组关键性的证据，可以证明，项有岳并非公司股东，并且其代持的股份也已经退还。六、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对于本案的相关事实，一审均是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定。在作出专业的判断适用正确的法律前面已经做了具体分析，不再赘述。主要就项有岳提出的是否存在违法作反驳。项光国的诉讼请求之一是确认登记在项有岳名下的沙城公司23.96%股份已经于2009年1月1号转让给项光国。该诉讼请求的提出是基于项有岳为登记股东，并且项有岳已经退清的事实提出来的。在一审庭审中，项光国已经该诉请进行解释，诉请是基于表面上的法律关系提出的，诉请实质就是确认股权的所有。一审判决确认登记在项有岳名下的沙城公司23.96%股份归项光国所有这个判决并没有超过项光国诉请的范围判决结果与项光国陈述的事实和目的是一致的，所以不存在程序错误。原审第三人述称：同意项光国的答辩意见。项光国起诉请求：确认登记在项有岳名下的沙城公司23.96%股份已经于2009年1月1日转让给项光国，并判令项有岳协助办理上述沙城公司23.96%股份转让变更登记至项光国名下的相关手续。原审判决认定，项光国、项有岳系朋友关系。沙城公司于1999年9月10日登记成立，原名称为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于2000年11月1日更名为沙城公司。注册资金为288万元，均为现金出资，登记股东为项光国、项有岳、王某（又名王炳彧），登记股权比例分别为52.08%、23.96%、23.96%，股东出资额分别为150万元、69万元、69万元。公司设立时向登记机关提交了1999年8月13日的《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章程》，但该章程“项有岳”的签名及2000年公司章程及2010年2月8日的公司与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项有岳”的签名均非项有岳本人所签。2000年12月25日，第三人沙城公司与香港国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浙江龙跃科技有限公司，其中第三人沙城公司出资额为54.6美元，占股70%。项有岳当庭承认当时仅给付过项光国现金20万元，项光国则称项有岳仅陆续给付现金11万元但出具了20万元的凭证给项有岳。此后，项光国根据20万元的投资金额每年给付项有岳收益10万元，项有岳均未有异议。2007年至2008年期间，由于项有岳因家庭所需于2007年向项光国借款28万元，并于2008年又向项光国借款12万元。2008年7月10日，项有岳向项光国出具一份金额为40万元的《领款凭证》，载明：“领款部门名称：项有岳，领款原因：暂借现金2007年28万元，2008年12万元，本主人以前帐目全部清退清，金额肆拾万元（￥400000元）”。项有岳确认同时已交还项光国20万元投资款凭证。此后，项有岳交项光国一份签字确认的《证明》，其内容为：兹证明由2009年1月1日起，项有岳（男，身份证号码：33032119********）在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的股份已经全部退清；从即日起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所产生的任何盈利或者亏损与项有岳无关，同时项有岳不再承担任何相应的责任。项有岳在签字处签字及横线处填写身份证号码，并在签名处与身份证号码中2758的“7”书写错误修改处捺指印。2009年起，项光国即未再支付项有岳每年10万元的款项。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发函调查沙城公司自2010年以前的企业所得税申报情况及其违章案件信息，经查明，2010年前沙城公司申报计税金额仅为375257.2元，且自2008年6月5日前均为零申报。另经查询项有岳社保缴费记录显示，其1997年至2014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均由浙江龙跃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中，沙城公司登记股东为项光国、项有岳、王某，股权比例分别为52.08%、23.96%、23.96%，股东出资额分别为150万元、69万元、69万元，并在公司设立时经过验资确认。除王某出庭作证陈述其出资为69万元外，项有岳确认仅直接向项光国给付现金20万元且未有其他任何出资，与其登记出资69万元及股权比例并不相符，显而易见，本案项有岳投资20万元与登记在名下的出资69万元之间存在矛盾。庭审中，项有岳确认除其20万元外的剩余49万元是代持关系，经释明后，仍拒绝披露代持关系的主体，后经本院传唤亦未到庭说明上述陈述理由，项有岳经本院释明后无法就全部出资69万元作出合理解释的，亦未提供相应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由于双方无投资协议或入股协议约定，结合经确认公司成立时1999年8月13日的《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章程》上项有岳的签名均非项有岳本人所签的事实，项有岳亦无法提供或确认其在公司设立时办理相关手续有其本人签名的事实，可以明确，项有岳投资时并不知道其投资所占的股权比例。在登记股东外在无其他投资人的前提下，故认定项有岳系借名给项光国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即实际项有岳作为名义股东为项光国代持23.96%股权。由于双方均未能提供投资20万元的凭证，虽然项光国认可项有岳陆续给付11万元，但其确认按20万元投资款计算，因此本院确认第三人沙城公司成立时，项有岳向项光国投资了20万元。该事实与项光国个人按照每年给予项有岳10万元的收益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即项有岳实际向项光国投资20万元。综合上述事实，因双方未签订股权投资协议，兼顾公平及合理性，应当认定公司设立时登记项有岳名下的出资69万元所占23.96%股份系为项光国代持，其中因项有岳的投资而归项有岳享有20万元的投资权益。关于2008年7月10日的《领款凭证》及《证明》的性质如何认定。项有岳投资20万元后，项光国按照每年给予项有岳10万元的收益，由于项有岳于2007年至2008年期间向项光国借款40万元，因此，项有岳于2008年7月10日向项光国出具《领款凭证》，其内容上看，项有岳明确注明以前帐目全部退清，因此可以认定系其对于投资项光国处20万元所作的结算，并且项有岳已承认已经将20万元投资款凭证交还给项光国。嗣后，项有岳又自愿向项光国出具《证明》一份，声明其在沙城公司的股份已经全部退清，应当认定为双方确认以项光国给付借款40万元作为对价，项有岳已经向项光国全部退回投资款，据此有《领款凭证》、《证明》及项有岳确认交还项光国20万元投资款凭证事实能够相互印证。由于项有岳为项光国代持股份，结合双方对投资时亦缺乏明确约定的事实，因此经过项光国向项有岳退清投资款后，与双方投资形式同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项有岳将原20万元投资及相应投资权益归还于项光国。退一步讲，即便原20万元投资视为项有岳享有占比相应代持股权，则2008年7月10日双方结算实际系投资权益对应股权的转让，通过该结算及项有岳声明其在沙城公司的股份已经全部退清。由于双方之间股权代持关系仍然存在，实际经项光国、项有岳确认，项有岳为项光国代持股份仍为出资69万元所占23.96%股权。项有岳名下的沙城公司23.96%股权仍全部归项光国所享有。关于对价是否公平合理。从沙城公司设立时间看，其在1999年登记成立，即于2000年与香港国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浙江龙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的事实，以及税务查询回函确认2008年6月5日前税务申报均为零申报事实表明，沙城公司自身并无实际进行生产经营，亦无自有房产等财产，这与证人王某的证言相互一致。由于投资存在相应风险，项有岳投资20万元后，亦未有过增资，但项光国每年固定给予项有岳10万元的收益事实表明，项有岳并不承担公司经营的风险。结合公司相关章程变更及股东会决议等签字均非项有岳所签的事实，表明公司经营重大事项项有岳并未参与，项有岳未能举证其实际参与沙城公司经营的事实，项有岳所称公司经营情况与其至今参与沙城公司经营的陈述与上述事实明显相悖，故对项有岳该抗辩不予确认。考虑项有岳不承担经营风险及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的事实，项光国、项有岳本身的代持关系，项有岳自愿于2008年7月10日以40万元的对价向项光国退清投资款或转让所享有投资权益的对应股权，系真实意思表示，且具有合理性，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项有岳称其2009年以后已经通过被扣除工资及分红的形式已经偿清40万元的抗辩，但结合项有岳社保记录及陈述，可以确认项有岳实际与第三人投资成立的浙江龙跃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由于借款系项光国个人出借给项有岳，但项有岳所称被公司扣工资清偿债务原告的债务，两者主体明显不符。同时项有岳不能证明应发工资数额及所扣工资数额，所扣金额无法确认。即便扣清后项有岳亦未向项光国收回《领款凭证》与《证明》，显然不符合逻辑及交易习惯，因此项有岳的该抗辩存在诸多矛盾，明显缺乏真实性与合理性，故不予支持。至于项有岳要求对2009年1月1日被申请人沙城公司的财产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申请，结合第三人陈述、证人证言及税务查询回函确认的事实，综合案件事实的认定，其财产审计缺乏必要性，故不予准许。案件审理中，项有岳申请将本案项光国涉嫌虚假诉讼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经查明事实后，未发现项光国就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事实，故对项有岳上述申请不予采纳。故对项有岳的上述不当抗辩，均不予支持。综合上述认定，项光国已经于2008年7月10日对项有岳所投的20万元的投资权益进行退还并结算，在项光国、项有岳之间的代持关系未变化的前提下，应当自2008年7月10日结算时双方确认项有岳代持股权比例23.96%全部归项光国所有。退一步讲，即便认定股权转让的事实，即转让所享有投资权益的对应股权，亦仍然应当办理该部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项有岳作为名义股东为项光国代持股权，项光国作为实际出资人，且系公司另两名登记股东之一，股权比例亦占比52.08%，现项光国作为名义股东要求项有岳将为其代持的全部23.96%股权，一并登记给项光国，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登记在被告项有岳名下的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23.96%股权归原告项光国所享有；二、被告项有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23.96%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项光国名下。本案诉讼费80元，由被告项有岳负担。项有岳二审提交证据如下：1、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名册、出资材料，证明项有岳自1999年公司设立起至今均系沙城公司股东的事实；2、关于《股东知情权申请书》的回复，证明项光国控制的沙城公司明确回复承认项有岳系沙城公司股东的事实；3、参加诉讼申请书，证明项光国明确承认项有岳系沙城公司股东的事实；4、庭审录音文字翻译-股东知情权纠纷诉讼案件（附光盘），证明项光国明确承认：1、项有岳系沙城公司股东，2、除了工商登记的三名股东外还有其他股东的事实。5、企业信用报告,6、企业信用报告，证明浙江龙跃科技有限公司系为了政策红利，由沙城公司与香港国光公司合资设立，且公司名称沿用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龙跃公司的名称、地址、厂房、人员、财务、人员、财务、业务、设备均系沿用沙城公司；7、工资及部分分红列表，证明2013年项有岳与项光国之间的民间借贷债务40万元已清偿完毕的事实。8、2014年10月以后的分红列表、银行流水明细，证明2014年10月至2017年期间，项光国收到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81385元分红的事实。9、收款收据，证明项有岳交付的20万系投资沙城公司投资款的事实。10、证人王某证言，证明项有岳不存在为项光国代持股份的事实。项光国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项有岳只是名义上的登记股东，并非实际股东。对于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项光国实际上是基于工商登记认可了项有岳是一个名义股东，但其名义股东身份在2009年1月1号也已经不存在了，依据公司法认可的实际股东来判断，项有岳是不享有股东身份的。对证据5、6中、两份企业信用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项有岳所写的证明内容中公司成立与股东的相关情况也没有异议，工商登记确实如此，但龙跃公司的名称、地址、地址厂房人员业务设备均系沙城公司是不对的，公司确实是为了当时一个政策红利而成立，但成立后没有生产经营，这在原审向税务局调取的相关税务申报资料便可以反映出来，一直是零申报。证据7中工资与部分分红列表是项有岳制作的列表，不是证据，是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明细，该明细不能证明项有岳与项光国之间40万元借款已经清偿的事实，并且，项有岳关于偿还陈述在知情权案件中陈述，与本案陈述是矛盾不一致的。证据8是2014年10月以后的分红列表银行流水明细，列表是项有岳整理，对银行流水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项有岳收到了沙城公司8万多分红的事实，每个月都有汇款，根据备注实际上是工资收入不是项有岳所说的分红，另外，通常分红基本上都是整数，且在每年股东会后支付，而不是每月都支付。还需要说明一点，项有岳2014年前，其社保都在龙悦公司，2014年后在压延一厂分厂上班，所以项有岳部分工资是在压延一厂发放的在上诉人提交的这个银行明细中，有压延一厂发放的款项，2017年压延一厂因环保问题而停产，龙跃公司在压延一厂的地址还有一个老厂房，就安排项有岳去做保安，便有后来龙跃公司每月给项有岳发放工资的情况，但这些收入都是工资，并不存在分红的情况；对证据9有异议，项有岳没有提供原件称原件在项光国处，项光国确实出具并收回过一张20万款项的凭证，但并非复印件所陈述的内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10证人的陈述与其一审的陈述内容有矛盾，包括项有岳和其本人的出资情况,一审陈述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沙城公司的生产经营，其称沙城公司没有实际经营，而二审却说沙城公司有生产经营，实际上沙城公司是没有生产经营的，有税务部门调取的相关数据申报反映沙城公司一直是零申报，证人的情况与项有岳完全一样，把投资款交付给项光国并领取固定回报，其虽然是登记股东，但并非实际股东。原审第三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8同意项光国质证意见；对于证据9为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相关的内容也无法确认是不是与这个复印件相一致，据了解项光国将出具的凭证收回后直接撕掉，因为双方结清了；对于证据9证人就本案相关事实的陈述与一审不一致，其一审称投资款已进入沙城公司对公账户，但实际上沙城公司并没有开立对公账户，并认为沙城公司一直没有经营报税都是零申报，但二审作出不同的陈述，其证言存在虚假的不应予以采信。本院认为：项有岳提交的证据1、5、6对一审查明的实事无实质性补强作用，故不予确认；证据2、3、4、9不足以证明项光国主张的事实，故不予确认；证据7为项有岳单方制作的表格，实质上属于当事人陈述，故按项有岳的陈述处理；证据8不足以证明项有岳收取沙城公司分红的事实，故不予确认。项光国二审中提交30张银行凭证，证明项有岳主张的20万元投资款，以及向项光国借取的40万元已经结清，不存在以每年分红工资与借款抵扣的情况。项有岳质证认为：银行转账应该是真实的，但转账内容不完整，是对方载截取的部分转账记录，应该提交完整的转账记录，故有理由怀疑对方隐匿了部分款项往来，2012年、2013年项有岳获得的款项远超工资，这部分款项就是分红，该部分款项反映了分红的特性，所以项光国一审中没提供。沙城公司质证认为：对项光国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项光国二审提交的证据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实质补强作用，故不予确认。沙城公司二审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鉴定机构由原审依据委托鉴定的程序选定确认，且鉴定构机业已对其鉴定资质作出书面说明，项有岳对于本案鉴定机构不具备文书鉴定、痕迹鉴定资质的质疑不能成立，故不予采纳。鉴定机构通过出具书面意见和鉴定人员出庭陈述等方式，针对项有岳对于鉴定结论的质疑予以说明和回复，经审查不存在项有岳主张的程序违法情形，项有岳也没有有效证据证明上述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或存在错误，因此，原审确认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依据沙城公司设立时向登记机关提交了1999年8月13日的《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章程》上“项有岳”的签名、2000年公司章程及2010年2月8日的公司与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项有岳”的签名均非项有岳本人所签的事实，项光国主张的项有岳并未参与沙城公司的设立与管理，并未对沙城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依据充分，故予以确认。虽然，沙城公司登记股东为项光国、项有岳、王某，股权比例分别为52.08%、23.96%、23.96%，股东出资额分别为150万元、69万元、69万元。但上述登记情况，与项有岳主张的其通过向项光国交付20万元现金投资沙城公司的出资数额不符。并且，经税务查询回函确认2008年6月5日前税务申报均为零申报事实表明，沙城压延革公司自身并无实际进行生产经营，亦无自有房产等财产，但项有岳在交付款项后每年却能从项光国处获取10万元固定回报直至2009年，显然，项有岳的收益与沙城公司的经营盈利情况不符。依据上述事实，结合项有岳二审中承认的除其出资20万元外，其余49万元是项光国让其为项光国的亲戚代持的相关内容，以及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项光国始终否认项有岳向其交付的款项构成对沙城公司的出资入股等事实，原审认定，项有岳出资时并不知道其投资所占的股权比例，并非沙城公司实际股东，本案项有岳与项光国之间形成的是项有岳向项光国支付20万元投资款，每年从项光国处获取10万元固定投资回报，并接受项光国安排代为持有沙城公司股份的投资关系，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故予以确认。项有岳主张的其出资成为沙城公司股东的诉讼观点，依据不足，故不予采纳。结合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原审认定项有岳在《证明》上填写身份证号码，并签名、按捺指印对证明内容予确认，出具《证明》属于项有岳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依据充分，故予以确认。依据《证明》上载明的“项有岳在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的股份已经全部退清；从即日起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所产生的任何盈利或者亏损与项有岳无关，同时项有岳不再承担任何相应的责任”等内容，足以表明项有岳因退出投资关系，不愿意再持有沙城公司股份而出具《证据》的主观意图。依据项有岳支付20万元投资款后，每年从项光国处获取10万元的固定收益直至2009年，以及项有岳于2007年至2008年期间向项光国借款40万元，又于2008年7月10日出具《领款凭证》，注明以前帐目全部退清，此后又向项光国出具《证明》一份，声明其在沙城公司的股份已经全部退清等事实，结合项有岳陈述称其向沙城公司出资20万元的出资凭证原件已经被收回，而证人王某则陈述称其向沙城公司出资后，至今仍持有出资凭证等具体情况，原审认定项光国通过给付借款40万元作为对价，与项有岳达成了终止投资关系的合意，依据充分，故予以确认。鉴于项有岳与项光国合意终止了双方之间的投资关系，据此，项光国每年无需再向项有岳支付10万元固定回报，并有权终止在投资关系中安排项有岳代持沙城公司股份所形成的代持关系，原审认定项有岳应当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沙城公司股份，应项光国的要求转移登记至项光国名下，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予以支持。项有岳依据其2009年至2013年期间收款的具体情况，主张的其每年从沙城公司获取分红并用偿还借款的事实，依据不足，且不能有效解释其交出20万元出资凭证至今没有取回的合理性，故不予采信。依据项光国原审诉讼请求，其要求在终止投资关系后将登记在项有岳名下的代持股份转移登记至其本人名下的诉讼意图明确，原审据此作出相应判决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项有岳认为原审在对当事人未变更的诉讼请求且未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直接作出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且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不符的决判，构成程序违法的上诉观点，不符合本案实情，故不予采纳。项有岳主张项光国存在有意撕毁《证据》上部分文字内容，伪造证据，并且先后虚构股权转让实和股权代持的事实，涉嫌虚假诉讼，原审没有依法处理存在错误的诉讼观点，依据不足，故不予采信。依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等案件具体情况，原审没有准许项有岳要求项光国本人到庭应诉的申请，并无不当，故不予确认。项有岳以原审没有传唤项光国本人到庭应诉构成程序违法的上诉观点，缺乏依据，故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置妥当，依法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项有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奇豪审 判 员 苏子文审 判 员 郑建文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代书记员 朱筱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