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延，男，1963年4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扈玉海，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今，女，1970年1月14日出生，朝鲜族，农民，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扈玉海，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延琴，女，1972年3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芝，延吉市依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赛庆丰，吉林仁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法定代表人：孙志军，该村村长。上诉人陈延、张春今因与被上诉人李延琴，原审第三人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为“横道村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民初3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延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扈玉海，被上诉人李延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芝、赛庆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延、张春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根据分配方案，无论本案双方的土地流转性质是什么，上诉人基于分配方案均享有分配权；2.一审认定2010年12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性质为转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流转性质为转让的依据是经发包人同意转让并到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对转让内容进行变更登记，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形式。但2004年6月2日，没有上诉人签字的情况下，经营管理站办理了所谓的转让流转登记。如果已经在2004年进行了土地转让，2010年是否还需要再次办理。简单依据有发包人盖章，在经营管理站变更备案就认定合同本意是转让缺乏依据；3.基于2007年6月30日协议书和2010年11月18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可以说明双方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而非转让。从2010年12月1日的合同内容也能看出双方并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4.根据上诉人提交经营管理站工作人员的谈话视频，2010年12月1日合同是工作人员打的对号，工作人员本身都认为转让和转包是一个意思。不能因工作人员在转让上画个对号，就将合同性质认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而应将结合该合同形成过程和履行情况，根据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认定合同性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5.一审认为张春今是妻子就应当知道已办理转让手续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张春今参加了人民调解协议的调解过程，只是转包给被上诉人的事实，根本不知道更不会同意转让；6.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论土地流转合同性质和效力如何，上诉人村民资格依旧存在，上诉人仍然是1995年第二轮土地分配成员。一审将上诉人一家四口按照村集体分配原则即依据1995年二轮土地分配成员应分得的176万元判决给被上诉人是错误的；7.一审漏列当事人，村集体给上诉人一家四口的补偿费包含儿子陈宇翔，其已经成年，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8.一审采信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而证人证言应依法接受质证。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没有开庭质证错误。李延琴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法院依据职权调取的证据是法院为了审判案件的需要，而做出的必要的调查取证权，在证人不愿意出庭的情况下，法院依据调查笔录出示给双方，并无不当，因此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行为合法；2.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土地流转方式是转让，而非转包，无论双方之间在人民调解组织做出了什么样的争议调解内容，都不能否认双方之间在延吉市朝阳川镇人民政府农村承包合同管理站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中转让的意思表示；3.在管理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备案登记时，上诉人张春今也在共有人土地流转同意书中做了同意的签字，该证据在原审中已经经过双方举证质证，只是一审判决没有进行表述；4.土地承包经营是以家庭为单位，答辩人起诉上诉人并无不当。并且在原审汇总法院已经对上诉人的家庭人口作出了调查，上诉人也作出了正面回答，因此上诉人不能以一审法院作出了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对一审的审判程序作出违法的评价；5.朝阳川镇司法所原所职员郑鹏婷是当时该单位的正式调解员，而刘福臣在当时只是普通工作人员，不是调解员，是辅助郑鹏婷做调解工作的人员，关于这一点法庭可以到司法所调查2010年时的具体情况；6.关于朝阳川镇横道村本次针对旱田地的分配方案是按照109口人的数量来确定的，每口人44万元，而不是按照土地面积的多少来确定的。李延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李延琴与陈延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有效；2.确认李延琴是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3.判决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款176万元归李延琴所有；4.诉讼费、保全费等李延琴实现债权的费用由陈延、张春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12月1日，李延琴和陈延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陈延将位于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第十二组北山古盖地旱田0.16亩，南山大长垅旱田0.78亩流转给李延琴；流转期限15年，自201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0日至；流转价款12000元。签订该流转合同后，李延琴、陈延向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做了登记备案。李延琴取得流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持续耕种至2019年。2020年3月，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机场项目）征收了李延琴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涉案土地。陈延得知情况后，向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提供了陈延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延吉市公园路支行的银行卡号，意图领取176万元征地补偿款。陈延、张春今系夫妻关系。2020年4月27日，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东新2队会议讨论通过补偿款分配方案，并记载李延琴和陈延的转让有争议，暂不能发放补偿款，故李延琴诉至法院。陈延、张春今一审辩称：1.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治，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规定：李延琴、陈延的合同属于流转合同，因此应属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2.李延琴主张2010年12月1日，李延琴、陈延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这与事实不符。陈延没有土地经营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该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属无效合同。通过该合同的其他条款内容也能说明该合同的性质，并非属于承包经营权的转让；3.该合同第八条明确，涉及的土地属于共同承包人，即陈延、陈延的孩子、陈延的母亲，合同要求应附共有人的流转同意书。对此李延琴也是清楚、知道，因此该合同也应属无效；4.该合同并没有经过村集体的同意，应属无效；5.李延琴、陈延虽然签订了流转合同，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于陈延、陈延的孩子、陈延的母亲；6.根据村集体的土地征地补偿分配方案，补偿款并没有进行区分安置费和补助补偿费。但是补偿方案明确享受分配的主体是1995年承包土地的人，因此补偿款应归于陈延、陈延的孩子、陈延的母亲；基于李延琴、陈延的合同性质，属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因土地被征收，无法继续履行合同；7.2010年李延琴、陈延签订的流转合同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履行，流转费用12000元李延琴并没有支付。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延琴的诉讼请求。横道村村委会一审未出庭陈述。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陈延（陈岩）为户主的家庭成员四人（陈延、张春今、陈宇翔、张秀云）参加了土地承包。1998年3月12日陈延（陈岩，发包方）与李玉田（李延琴的父亲，承包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陈延将旱田（1.4垧），水田（1.6亩）全部转让承包给李玉田，由李玉田负责土地农业税上交款、水利费等费用；承包期限为1998年至土地全转发包为止；承包期间不得以发包方的变动而变动，双方中一方不得随便终止合同，否则负责任。1999年4月5日李玉田向陈延交齐12000元。2004年6月2日李延琴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填写土地流转申请表及土地流转合同，但没有陈延的签字。2007年6月30日，马景峰根据李延琴与陈延达成的意向制定协议，内容为：陈延将某水田地租给李延琴耕种，由于该土地被延边州新兴工业区征用，原合同无法继续下去现达成协议，1、延边州新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分两次给付的土地征用款，双方各分得50%；2.取款时需双方共同办理，一方不得擅自取款。该协议书甲方处陈延（陈延）签字，乙方处由见证人马景峰代签字为李艳芹。2010年11月18日，延吉市朝阳川镇司法所作出009号人民调解协议，内容为：1997年陈延将自己承包地1.6公顷转包给李延琴，期限为27年；2007年该承包地被征用第一批补偿二人平分，现为二批下来8万元，二人分配上发生纠纷。经调解达成如下协议：1.8万元陈延得5万元，李延琴得3万元；2.今后下来补偿款全归陈延，过去协议无效；3.1997年陈延转包给李延琴的旱田地1.6公顷办理流转手续。李延琴的3万元补偿费可以取款，陈延的5万元补偿费待旱田1.6公顷办理流转手续后给付。2010年12月1日，李延琴拿到上述人民调解协议的补偿款3万元。2010年12月1日，李延琴与陈延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签订土地流转申请表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陈延将以下0.94公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形式流转给李延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流转期限为15年，201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0日止；流转价款12000元于2010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陈延有共同承包人的，本合同应附共有人的流转同意书。该流转合同有发包方横道村村委会的盖章和鉴证机关盖章。当日，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对陈延名下的第16号承包土地台账的土地流转台账中填写陈延将0.94公顷旱田转让给李延琴，流转期限为15年的内容。2020年6月3日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第十二村民小组（原东新二队）召开小组会议，确定新建飞机场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并制定征地补偿明细表。该分配方案根据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户人口确定支付补偿款，明细表中确定陈延、张春今、陈宇翔、张秀云（死亡）补偿款共计176万元。因李延琴与陈延对该补偿款有争议，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第十二村民小组未支付给任何一方。另查，1998年开始至今李延琴一直住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第十二村民小组，至2019年涉案土地被征收，一直由李延琴耕种涉案土地。2007年横道村水田被征收，以陈延名义分四次下来补偿款，分别为2007年52608元、2010年8万元、2011年58033.25元、2012年39080元。2007年补偿款李延琴与陈延各分得50%；2010年补偿款陈延分得5万元，李延琴分得3万元；2011年、2012年补偿款全部由陈延拿到。再查，2020年5月27日李延琴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2020年6月8日本院作出（2020）吉2401民初3014号民事裁定，裁定不准提取和转移陈延、张春今名义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的征地补偿款176万元。一审认为，2010年11月18日李延琴、陈延对第二次下来的水田征收补偿款8万元分配有争议到司法所进行调解。根据该调解协议，分配8万元的前提是李延琴、陈延先办理流转手续。2010年12月1日的流转合同的形式为转让还是转包，1、从形式上看，该流转合同经发包方盖章同意转让并备案到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对转让内容进行变更登记，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形式；2.从签订调解协议和合同的目的看，土地经营权转包不需要发包方的同意，且从调解协议的内容看李延琴、陈延对流转期限至2024年并没有争议，即使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手续也能各分得50%的补偿款。陈延急需得到第二次下来的水田补偿款，在此情况下李延琴为了办理经营权转让手续，放弃今后下来的补偿款并约定先履行顺序，更符合交易原则，对此有人民调解员的陈述予以佐证。2010年12月1日李延琴与陈延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是转让合同，是李延琴、陈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陈延主张该流转合同并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效。且未经过其他承包人的同意，未支付流转费用。本院认为，陈延并没有举证证明存在合同无效的证据，对于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李延琴办理流转手续时，承包户内的一人死亡、一人未成年，张春今作为陈延的妻子应该知道土地经营权已办理转让手续的事实，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是否支付流转费用的问题，1999年4月5日李玉田已交齐流转费用，陈延没有其他证据否认协议书中的签字，且1998年至2019年长达21年的时间，也未主张过流转费用，故认定该流转费用已支付。李延琴至今生活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第十二村民小组，具有该村民资格。李延琴已支付转让费用，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手续，承包地受让已完成，故受让的承包地被征收后应由李延琴取得相应补偿款176万元。李延琴为实现诉讼财产保全的目的，基于诉讼风险的不确定性而购买保险，支付了保险费用8800元，该费用不属于违约后所必然发生的损失，所以不应由陈延、张春今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2010年12月1日原告李延琴与被告陈延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有效。二、被告陈延、张春今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原告李延琴支付征地补偿款176万元。三、驳回原告李延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64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1032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李延琴负担5000元，被告陈延、张春今负担10320元。二审中，陈延、张春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20年8月26日延吉市朝阳川镇司法所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调解委员会明确了双方在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明确了当时该调解书的调解员是刘福臣，是司法所在职人员，郑鹏婷是社区矫正公益性岗位，岗位是社区矫正辅助岗位。对郑鹏婷在法庭调查的调解笔录不予认可，调解组织认为应当以书面协议为准，郑鹏婷的个人意见不代表调解委员会。李延琴质证称，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情况说明第三自然段表述为“另外我们查看了2010年11月18日……”该段表明作出情况说明的“我们”应该是二人以上，但该情况说明只有经办人李光俊签字，没有表明做情况说明的人员是哪些人，也没有表明李光俊的身份，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法律上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依据人民调解法设定，因此，关于刘福臣，郑鹏婷身份的确认，不应该作为认定其具体身份的证明。刘福臣，郑鹏婷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其身份岗位的确认应该由司法行政机关作出认定，而且在司法行政机关存在的混编混岗工作的实际情况。另外，郑鹏婷和刘福臣是履行职务行为，作出证明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应该对其职务行为进行非议评判。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证据2：2020年10月18日证明一份，证明村集体证明涉案土地的承包权归上诉人所有的事实。李延琴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明书作证的单位是横道村村委会，其内容为不知道涉案土地由陈延转让给李延琴的事实下做出的。该证明不能够否定李延琴成为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证据3：朝阳川人民政府2017年17号文件，证明土地确认是依据1995年第二轮土地台账确认。李延琴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4:2013年4月17日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书，证明上诉人继续从事农业工作，将涉案土地转包给被上诉人之后，自己从他人处承包土地耕种，价格为每亩300元，显然2010年12月的土地价格不可能是转让，该价格远远低于上诉人另行承包土地的价格。李延琴质证称，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承包书和涉案的土地转让年代在时间上不一致。李延琴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起始时间是1998年3月12日，有“关于陈延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为证。即涉案土地的初始受让日期是1998年3月12日，该证据在原审中已经举证。上诉人的证据是2013年4月17日，所以在价格上存在差异。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证据5：土地征收（用）合同书及证明一份，证明根据村委会与人民政府签订的土地征收合同书征收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150元，此价格包含土地补偿，安置补偿等其他补偿款，根据村集体出具的证明，征地涉及上诉人的土地即本案争议的土地，仅征用0.78亩。按照补偿价总金额为117万元，此款包括土地补偿款安置费用，显然原审判决176万元跟本案土地没有关联性。李延琴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分配补偿方案是横道村2组决定的，该证明是横道村村委会加盖的公章，真实的情况只有2组知情。所有的人员109口分配补偿方案均系每人分得44万元，与征地面积无关。该征地没有完结，后续还有征地及补偿。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6:2014年7号朝阳川镇政府文件，证明根据政府文件，土地征收补偿分配土地补偿费80%用于农户分配，20%归集体组织，安置补助费主要归失地农户所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方式出让资格的认定，明确原承包方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仍然享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分配资格。原承包方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只享有安置补助费的分配资格，因此本案无论双方合同性质如何，上诉人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分配资格。原审把上诉人应得的钱款均判决给被上诉人错误。李延琴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件的性质属于政府文件中的指导意见，对于指导意见具有供执行者参考的效力，不具有必须执行的效力。这是指导意见和决定意见的区别。且对于政府的文件尤其是镇级政府的文件，其效力和适用不应该与村委会组织法相冲突和抵触。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7：光盘一份及证人荣春明的出庭证言，证明2020年8月中旬荣春明与上诉人到朝阳川镇司法所刘福臣处了解情况，刘福臣口述8月初郑鹏婷来过，查看了陈延与李延琴调解笔录，主要看了调解协议书，把调解协议书的资料拍照带走。2020年10月26日中午荣春明与陈延、张春今到郑鹏婷所在办公室找郑鹏婷说明情况，陈延、张春今进办公室，荣春明在门口拿着手机拍摄，郑鹏婷表示不认识陈延。2020年7月31日去找刘福臣时，刘福臣表示，7月30日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张云芝找过刘福臣，让刘福臣证明调解协议书中，补偿款再下来不包括旱田地，但刘福臣不同意。陈延、张春今质证称，无异议。李延琴质证称，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张红花、朴成日、刘福臣均应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缺乏真实性。关于证人陈述“张云芝去司法所跟刘福臣说……”该内容不真实。从手机录像能看出二上诉人及证人去找郑鹏婷明显属于打击报复，且能看出平岗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崔京爱已经报警。证人关于张红花、朴成日、刘福臣的陈述，均是听来的，属于传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证人关于对郑鹏婷的录像要证明郑鹏婷不认识上诉人，在生活中很常见，因双方有十余年未见面，从情理上、认知上属于正常。关于郑鹏婷是否去复印当年调解笔录，也是证人自己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证人和被上诉人属于亲属关系，因此其证明力较弱。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证据8：证人朴文海的出庭证言，证明因上诉人通过信访向司法所提出问题，当时朴文海在经营管理站，看到朴成日对于转让的理解是，当时时间长的都按转让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司法所的说明是真实的。陈延、张春今质证称，证人朴文海的证言及张红花、朴成日的录音录像吻合，该录像中也有证人朴文海。李延琴质证称，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人证言可见，该证人作为派驻包村的干部，其主要职责应该是包村驻点工作，根据现行的包村干部工作职责，是应该吃住均在该村，证人既听到了上诉人和经营站工作人员的谈话内容，又参与了上诉人的信访工作，又参与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情况说明，反应了证人全程参与了上诉人的诉讼过程，诸多之处存在巧合，且证人证明司法所出具的说明是真的，该情况说明出具的单位盖的是延吉市朝阳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又陈述司法所和该调委会是一套人马。因此对该情况说明和证人证言不应采信。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李延琴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2007年8月22日的土地流转合同一份和流转申请表一份。证明吴辉将其承包地转包给陈延，转包期限从2007年1月1日期至2024年12月30日止，流转期限18年，流转费用25000元，该协议由双方附加条款为，该土地征用、占用时，相关费用双方各分配50%。该流转合同签订于2007年8月22日，对流转方式选项确定为转包、转让、互换、租赁、入股。双方当事人用对号勾选的流转方式为转包。进一步证明陈延和李延琴的流转合同签订于2010年，流转方式为转让。说明经营管理站对合同的流转方式的备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表明陈延在该次土地征收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已知的是2020年地了50万元。除了2010年水田地的补偿款绝大部分归陈延取得以外，另得上述50万元。陈延、张春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流转合同的单价与2010年12月双方流转合同单价相比，差不多。说明双方2010年的本意是转包不是转让；2.证据的经营管理站的经办人是金仁国，是朴成日之前的业务人员。他本人了解业务后退休，由朴成日接手，朴成日本人不懂业务，在朴成日的录像中能够说明，所以把法律意义上的真实转包、转让以时间长短为准。3.2007年8月的协议作为受让方的上诉人与他人签订转包协议时，都明确知道约定土地被征用相关费用应如何分配。在2010年却没有做任何约定，进一步说明当时上诉人的本意就是转包，拆迁涉及的各项补偿费用理所应当上诉人所有。所以双方在协议中没有做任何约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承包方依法享有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承包方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与受让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流转的方式、期限、价款等内容。本案中，2010年12月1日李延琴与陈延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流转方式为转让，期限至2024年12月30日止。现李延琴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为转让，而陈延抗辩并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经过其他承包人的同意，应属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之规定，结合1999年4月5日陈延与李延琴的父亲李玉田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陈延将其二轮承包地全部流转给李玉田，李玉田将土地流转费用12000元支付给陈延，陈延将案涉土地交付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至今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且2010年12月1日经发包方的同意，双方向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登记并签订了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事实，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且转让合同有效。现陈延主张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土地流转申请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中，流转方式为转让的法律后果理应知晓，且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已经根据双方的书面申请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登记，故陈延、张春今主张并非系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予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转让后，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应消灭，受让方成为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土地被征收后，受让方有权享有相应的征地补偿费。从发包方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东新二队制定的征收补偿分配方案和征地补偿明细表可知，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款为176万元，李延琴受让涉案土地后，成为案涉土地的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承包地被征收后，其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176万元补偿款。因陈延、张春今尚未取得争议的176万元征地补偿款，一审判决陈延、张春今向李延琴支付征地补偿款176万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陈延、张春今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结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民初30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民初301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款176万元归李延琴所有；四、驳回李延琴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640元，减半收取1032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640元，共计35960元，由陈延、张春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朴美兰审判员 咸柱英审判员 申成日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池宥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