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45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双印，男，197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凯，北京市浩天信和（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卡乃驰恒程致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 法定代表人：赵杨，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赟，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耀耀，男，199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 原审第三人：郑州海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法定代表人：李腾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张双印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卡乃驰恒程致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程致远公司）、原审第三人张耀耀、原审第三人郑州海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3民初6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双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凯，被上诉人恒程致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赟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张耀耀、原审第三人海盟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双印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涉案车辆的真实情况及双方无法交易的真正原因，对第三人与上诉人相互印证的事实未予认定，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1.中鑫之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结算单为原件，一审法院认定为复印件错误。2.上诉人提交的照片、视频均为原件，且当庭展示，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结合本案合同、结算单、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足以证明涉案车辆存在问题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完成交易的真实原因。上诉人提交的照片、视频中涉案车辆钢板及底部车辆信息均显示的车辆识别码为xxxx，而仪表盘显示涉案车辆行车电脑中的车辆识别码为xxxx;车辆识别码不一致是一种隐瞒真相、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尤其应当考虑消费者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本案关于车辆识别码不一致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完成，这也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海盟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及当庭陈述与上诉人的证据、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情况说明中的内容是可以得到印证的，一审法院只对证据进行形式审查，无法全面反映案件真实情况。录音中明确提出了恒程致远公司，且对于车辆销售过程中平行进口车辆识别码不一致的问题做出了相关解释，同时对于海盟公司就是录音中的捷和公司这一事实，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明确指出，且海盟公司亦能够证实。一审法院一方面错误认定录音中“未提及恒程致远公司、海盟公司，未说明车辆出现何种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海盟公司与录音中捷和的关系亦未调查，是对案件事实的遗漏和错误认定，应予纠正。二、关于举证责任。1.本案上诉人对于涉案车辆的购买、款项支付、车辆识别码不一致等事实，提交了合同、转款记录、现场照片视频、车辆识别码查询信息、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车辆检验单等证据，结合本案庭审中海盟公司的陈述、被上诉人虚假陈述及隐瞒案件事实的行为，上诉人的举证已经足以证实待证事实。三、一审中上诉人申请对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码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未同意，一审判决又认为上诉人未完成举证。四、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无法确定海盟公司系张双印的委托代理人”，另一方面又认定“海盟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向恒程致远公司支付的购车款系代张双印履行的行为”，即海盟公司的付款是受张双印委托支付的购车款，同时还依据所谓“二手车交易习惯”认为被上诉人向不存在委托关系的海盟公司返还购车款是合法合理的。显然一审法院并未认清海盟公司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关于所谓“二手车交易习惯”的内涵，上诉人也无法理解和认同。 恒程致远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未退的购车款4.5万元不成立。本案上诉人从未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过任何的购车款项，被上诉人曾经收到海盟公司通过其员工段莹莹和李厚良支付的116万元购车款，之后因为退车，被上诉人将该笔116万元全款退回李厚良账户。本案诉争车辆当初的销售过程是，2019年1月初海盟公司找到被上诉人，称要帮客户购买一台二手奔驰G350车辆，之后选定了本案争议的标的车辆。2019年1月10日，海盟公司通过其员工段莹莹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购车定金2万元，2019年1月15日，海盟公司通过其员工李厚良的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剩余购车款114万元，以上共计支付购车款116万元。同日，上诉人在自称海盟公司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被上诉人处验车确认后，签订《车辆销售合同》，合同中约定的车辆车架号码（即车辆识别代码）为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该两个号码与车辆大梁和发动机缸体打刻的编码完全一致，与车辆的行驶证和车辆登记证（俗称大绿本）中记载的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码也完全一致，上诉人本人亲自核验确认无误。之后被上诉人将所售车辆发到郑州海盟公司处，同时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礼在四川省达州市车管所办理了卖车提档手续，到2月下旬，海盟公司称车在许昌落不下户，要求退车，然后海盟公司和张双印将车开回四川，交还给原车主，车辆档案退回到达州车管所，2019年3月1日，被上诉人将116万车款全部原路退还给海盟公司李厚良银行账户中。 二、本案一审判决不存在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的问题，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篡改了车辆的车架号，却未提交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恰恰相反，被上诉人提交了《车辆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从达州市车管所调取的车辆厂家、海关、商检、国税局、保险公司、汽车经销商、达州车管所等全部的车辆证件、手续，充分证明该台车的车架号与车体打刻的车架号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充分证明了该台车手续没有任何问题。涉案车辆在档案资料中德国厂家出具的《车辆一致性证书》中明确记载，车辆识别代码为：xxxx，打刻位置在“右侧大梁前端”，在达州市车管所出具的《全国进口机动车计算机核查系统核对无误证明书》中明确记载，该台车车辆识别代码为xxxx，“经与全国进口机动车计算机核查系统核对，内容相符”，这些信息，与该台车辆本身大梁上打刻的识别码是完全一致的，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识别码（车架号）也是完全一致的。 一审上诉人提交的证明不能证明其主张。中鑫之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结算单，该结算单记载的车辆进场时间是2019年2月22日，距被上诉人交付车辆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结算单中记载的车辆型号是G500，而本案诉争的车辆型号是G350，车型完全不对；该结算单中的车辆信息是自行录入，可以随意填写，该公司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汽车服务公司，没有任何的资格和资质可以对车辆进行鉴定，并且上诉人将许昌市的车辆专程开到平顶山市进行所谓的检测，也没有任何的合理性。车身大梁打刻的车架号照片以及车身铭牌上车辆信息照片显示车身车架号与《车辆销售合同》记载的车架号完全一致；所谓的车辆仪表盘照片，看不出拍摄时间、拍摄地点、车辆型号，仪表盘信息可以改变，但车身大梁上打刻的信息是改变不了的；所谓的车辆被许昌车管所查扣的照片，同样看不出拍摄时间、拍摄地点、车辆型号，更看不出任何车辆被查扣的内容，照片上记录的就是两个身穿制服的男子，一个站在车辆旁边看手机，一个蹲在地上检查车辆。如果许昌车管所确定发现车辆手续有问题，是绝对不会对该台车放任不管，既不查扣证件和车辆，还允许上诉人自由驾驶使用车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直到把车跨省开回四川的；上诉人提交的所谓的视频，同样也是看不出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的车辆型号，以及出具该信息的机构是具有经公安部门合法认定并且可以对抗公安机关证明资料、档案信息的效力。上诉人提交的所谓车架号查询信息，该份查询结果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该查询软件并不是公安机关授权的、有资格、有资质的查询机构。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的保全车辆申请是，要求法官到四川，查扣争议车辆，强制对车辆进行检测，以证明其车辆识别码不一致的主张。车辆目前在原车主刘先礼名下，刘先礼是案外人，没有任何义务必须提供其车辆供检测，以排除上诉人的无端猜测；该台车辆拥有合法手续，并不是可以随意查扣车辆的。在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中，均提到“捷和公司”而不是“海盟公司”，上诉人辩称，捷和公司就是海盟公司。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无证据证明。 三、一审第一次、第二次庭审海盟公司没有到庭，上诉人描述其向海盟公司支付购车款的经过是，2019年1月8日向海盟公司张胜军支付5万元，2019年1月15日向海盟公司张胜军支付55万元，共计60万元。但是第三次庭审，海盟公司到庭并向法庭提交的情况说明和证据资料，与上诉人之前的主张截然不同，上诉人对海盟公司的情况说明和证据资料没有异议，海盟公司描述的付款经过是，上诉人通过向海盟公司出售一台路虎车辆，价值45.5万，抵做向被上诉人购买车辆的首付款，其余款项由海盟公司办理车辆按揭手续，同时海盟公司提交了所谓的车辆转让协议和员工身份证明，与上诉人的主张完全是矛盾的，上诉人竟然还对此全部予以认可，没有异议。上诉人称其向海盟公司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款项60万，海盟公司却称双方是通过出售路虎车辆的方式，折抵款项45.5万；海盟公司称2019年1月15日前，上诉人向其出售路虎车辆，但其提交的车辆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却是2019年1月23日；上诉人主张60万元款项付给了海盟公司的张胜军，但是在海盟公司提交的员工身份证明中，却没有张胜军是其员工的证明，可见海盟公司根本没有确认上诉人曾向其支付60万元，按照上诉人与海盟公司的约定，路虎车辆抵顶车款45.5万元，但海盟公司却向上诉人支付了55.5万元款项，上诉人不但没有任何损失，反而多赚了10万元。因此，上诉人没有向法庭如实陈述。 四、上诉人关于其委托海盟公司代为支付购车款，没有委托海盟公司收取退车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海盟公司从最初的接洽、挑选车辆、商谈价格，支付全部的购车款，到要求被上诉人直接将车辆发送到海盟公司，直至最后通知被上诉人退车退款，将车辆在四川交还给原车主，要求被上诉人退款，海盟公司全程主导参与，上诉人也是完全清楚和认可的，本案诉争车辆从运抵海盟公司后，就一直由上诉人使用，在上诉人的控制下，相应的车辆行驶证和登记证件也在上诉人处，直至最后2019年2月下旬开始商讨退车、退款，当时车辆是上诉人和海盟公司人员共同开到四川，将车辆、钥匙、证件交还给原车主的，上诉人在退车后，从未直接要求被上诉人退还车款，反而在2019年3月6日接受了海盟公司支付的55.5万元，后来因与海盟公司结算产生争执，向海盟公司索款无果才转而起诉被上诉人。 张双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张双印与恒程致远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xxx的《青岛恒程致远精品车行车辆销售合同》；2.判令恒程致远公司返还张双印未退购车款60000元，赔偿违约金233600元，购车往返交通、住宿费10000元；3.判令恒程致远公司赔偿张双印三倍购车款35040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恒程致远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5日，恒程致远公司与张双印签订车辆销售合同，合同甲方为张耀耀、加盖青岛恒程致远车行印章，合同乙方为张双印。恒程致远公司自认张耀耀系其公司员工，恒程致远公司实际为该销售合同的甲方。销售合同约定，恒程致远公司将奔驰牌G350型车辆出售给张双印，车架号码为xxxx，成交价格为1168000元。 2019年1月10日，段莹莹通过中信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向纪晓嫣转款20000元；2019年1月15日，李厚良通过中信银行郑州黄河路支行向张志丹转款1140000元。段莹莹与李厚良系海盟公司员工，纪晓嫣与张志丹系恒程致远公司员工。 恒程致远公司在收到购车款后，于2019年1月15日通过托运将奔驰牌G350车辆发送至河南省郑州市海盟公司处，由海盟公司与张双印办理车辆交接。张双印在收到车辆后，自称因该车辆无法在许昌市车管所办理落户手续，故而向恒程致远公司主张退车、退款。 2019年3月1日，恒程致远公司员工赵玲娣通过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分两次向海盟公司员工李厚良转款合计1160000元，备注为“1812018G350退车款”。 根据涉案奔驰牌G350车辆行驶证显示，该机动车行驶证由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核发，所有人为刘先礼，车牌号川Ｓ×××××，车辆识别代号为xxxx。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张双印提交照片七张、视频一段，证明2019年2月1日，经检测发现从涉案车辆中读取的车辆识别号（VIN）与起动诊断过程所用的车辆识别号（VIN）不一致，车辆识别代码应为xxxx，涉案车辆车架号存在打磨痕迹，因车辆识别代码存在问题，该车辆被河南省许昌市车辆管理所民警暂扣；张双印代理人当庭演示车架号查查微信小程序，证明车辆识别代码xxxx的车辆不存在，车辆识别代码应为xxxx系本案涉案车辆。恒程致远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有异议，认为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车辆登记的相关规定，车辆的登记主管部门为公安机关的车辆管理所，有关车辆的证照信息、车辆识别码、发动机号等相关信息应当以车管所核发的车辆登记证和行驶证为准，而不是随便一个公司自己检测出具的所谓报告；张双印主张涉案车辆被许昌市车辆管理所民警暂扣的事实不存在，按照规定，公安机关在发现任何车辆登记信息与证照不符的情况是直接收缴证件和扣缴车辆，但张双印自称，涉案车辆在退回四川省之前，一直由其实际控制。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张双印提交的照片及视频材料未能全面、客观的反映其待证事项，车架号查查微信小程序系第三方软件，不具有公信力，车辆的相关信息应当以车辆管理部门审核、签发的证件为准，故对上述证据材料及证明事项不予认可。 张双印提交涉案车辆机动车行驶证打印件一张、中鑫之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结算单复印件一张，证明2019年2月22日，经检测，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码为xxxx，与合同、行车证及车辆钢板显示的车辆识别码不一致，导致涉案车辆无法落户至张双印名下。恒程致远公司对行车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行车证可以充分证明车辆识别码与销售合同记载的识别码一致；对结算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车辆登记信息应以车管所核发的行车证和登记证为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鑫之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结算单中记载，车辆型号为“G500”，对应车架号为“xxxx”，结算单中载明的车辆型号、发动机号等信息与涉案车辆型号并不相符，且该结算单为复印件，故对结算单不予采纳。 张双印提交通话录音四段，记载了2019年4月14日、4月24日、5月8日、5月22日的通话录音，证明恒程致远公司在将涉案车辆交付给张双印后，因未能落户产生退车事宜，且未能落户的原因系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码存在问题，恒程致远公司在出售涉案车辆时，知道该车系平行进口车、车辆识别码存在问题。恒程致远公司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录音材料的内容未明确提及恒程致远公司、海盟公司，也未明确说明车辆出现了何种问题，故对该录音材料不予认可。 张双印提交结婚证复印件一份，杨彩娜银行账号为62×××41的交易清单四张、张双印银行账号为62×××48的交易清单一张，证明张双印与杨彩娜系夫妻关系，杨彩娜于2019年1月15日向海盟公司付款550000元，张双印于当日向海盟公司付款50000元，合计600000元，并委托海盟公司向恒程致远公司支付购车款；因车辆退回，海盟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向杨彩娜退回555000元。恒程致远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张双印提交的该组证据材料，交易对象为张胜军及李腾姣，李腾姣系海盟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胜军身份信息并不明确，流水中没有备注信息，两次交易对象为不同主体且不具备关联性，故该组证据材料与待证事项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不予采纳。 恒程致远公司提交从四川省达州市车管所调取的川Ｓ×××××号奔驰车辆的登记档案资料一宗，证明1.根据达州市车管所出具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显示，该车辆的车辆识别码与销售合同和行车证中的识别码一致；2.根据车辆档案资料显示，该车辆生产厂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海关、税务局、保险公司、达州市车管所出具的相关证照中记载的车辆识别码均与车辆销售合同、行车证中记载的一致；3.目前该车辆仍在正常行驶，并未被公安部门查扣。综上说明，张双印主张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码不一致并不成立，恒程致远公司不存在违约和欺诈的情况。张双印对该宗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材料中没有2019年1月14日张双印配偶杨彩娜与刘先礼的车辆销售发票，该发票能够反映车辆过户办理手续，故该证据材料资料不完整，不能如实反映该车辆的整个转移过程。一审法院认为，恒程致远公司提交的该宗证据材料，系恒程致远公司在本案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后调取的，调查令系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为节省司法资源，授权律师就案件的证据材料进行调取，该行为程序正当，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该宗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予以采纳。 双方对涉案车辆是否曾被许昌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暂扣存在争议。张双印自述涉案车辆在办理落户手续时因车辆识别码不一致，被许昌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暂扣，并提交照片打印件三张予以佐证。恒程致远公司对该主张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在发现车辆存在违法情形时，有权视违法情形决定是否查扣车辆，查扣车辆时应当出具书面的处罚决定书并附扣押清单或情况说明。本案中，张双印提交的照片仅能显示两名身穿制服的男性在一黑色车辆右侧勘查，除照片外，张双印未能提交其他证据材料，故对张双印自述涉案车辆曾被许昌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暂扣存的事实不予采信。 海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车辆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及路虎发现4车辆行驶证复印件一份、张双印与海盟公司销售经理苏婷婷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七份、转账凭证复印件一份、员工身份证明三份、员工身份证复印件三份，证明海盟公司接受张双印的委托，一直为张双印提供服务。张双印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可以认定张双印委托海盟公司支付了购车款，购车合同已实际履行，恒程致远公司的陈述存在虚假成分。恒程致远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不予认可，认为海盟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海盟公司在前两次庭审中，经法院传唤均未到庭，视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情况说明中的陈述与张双印之前庭审的陈述内容是矛盾的，张双印在之前庭审中自认其向海盟公司支付购车首付款600000元，与海盟公司陈述的购车首付款系张双印以其名下路虎发现4以45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海盟公司的说法是矛盾的；张双印与孙天宇关于路虎发现4车辆出售合同是2019年1月23日签订的，海盟公司在2019年1月15日就已经向恒程致远公司全部支付了购车款，故用路虎车作为购车首付款的说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为，海盟公司在本案举证期限届满前通过邮寄方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述证据材料，应当视为有效，但该情况说明为海盟公司单方制作，其陈述张双印支付购车首付款的来源与张双印自述的来源矛盾，无法互相印证，综上，一审法院对海盟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及证据材料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为：恒程致远公司对张双印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并进而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张双印主张恒程致远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依据是其出售的车辆因车辆识别码不一致，导致无法落户，并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张双印应当对其主张涉案车辆不符合合同约定负有举证责任。张双印除提交照片打印件、通话录音、第三方机构结算单及微信小程序外，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上述证据材料均为间接证据，张双印的举证责任没有完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恒程致远公司提交的涉案车辆档案信息，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码与销售合同和行车证中的识别码一致，涉案车辆经公安机关核发车辆行驶证，不具备违法情形，故本案中恒程致远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张双印主张恒程致远公司赔偿违约金2336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 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在于恒程致远公司是否应当返还张双印购车款45000元及赔偿因购车花费的交通、住宿费10000元。张双印自述恒程致远公司在返还购车款时，直接向海盟公司支付，张双印并未向恒程致远公司出具委托退款的授权，故恒程致远公司应当在未退款范围内向张双印承担责任。庭审中，张双印未提交证据证明恒程致远公司扣留了张双印45000元；根据一审法院已认定的事实，恒程致远公司的员工已于2019年3月1日向海盟公司的员工退还了1160000元购车款，不存在侵占、扣留的情况。关于张双印诉称其仅向海盟公司授权代为支付购车款、并未授权其接收退车款，恒程致远公司未经张双印同意，便将退车款直接退回给海盟公司，导致张双印受损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张双印与海盟公司均未提交书面的授权委托书，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在缔约、签订合同时恒程致远公司知晓海盟公司系张双印的代理人，故一审法院无法确定海盟公司系张双印的委托代理人；但根据海盟公司的付款时间、缔约合同的过程等因素综合考量，可以认定海盟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向恒程致远公司支付的购车款系代张双印履行的行为。根据二手车交易习惯，恒程致远公司收到的是海盟公司直接支付的购车款，在解除合同时，向付款方返还购车款并无不妥。张双印主张的住宿费、交通费10000元，该花费系缔约、解除合同时的正常花费，因恒程致远公司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该款项。综上，张双印主张判令恒程致远公司返还未退购车款45000元，赔偿购车往返交通、住宿费1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双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629元，减半收取计2815元，由张双印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期间，本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向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发出协助调查函，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向本院出具《关于川Ｓ×××××车辆的回函》。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该回函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对该回函的真实性无异议，证实涉案车辆的车架号与行车电脑不一致，该车辆显然无法交付给上诉人，应当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对回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回函证实上诉人在诉讼中的主张和说法与事实不符，回函确认涉案车辆并未办理过户，许昌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并未认定涉案车辆的合法性存在问题，也证实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不存在对车辆信息进行篡改。 2021年2月5日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出具的《关于川Ｓ×××××车辆的回函》记载：“1、川Ｓ×××××黑色奔驰车未办理过户至许昌车管所业务，曾委托我市车管大队对该车进行异地查验。2、对于车架号不符的问题，经询问我单位具体经办人员，由于川Ｓ×××××黑色奔驰车车体打刻的车架号与该车行车电脑调出的车架号个别字符不一致，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的相关规定。我市车管大队对该异地委托查验业务不予受理。需要说明的是：该车车体打刻的车架号与该车行车电脑调出的车架号个别字符不一致的情况，不能作为认定川Ｓ×××××黑色奔驰车合法性是否存在问题的依据，应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川Ｓ×××××黑色奔驰车进行鉴定，最终以鉴定结论作为认定车辆合法性是否存在问题的依据。3、鉴于川Ｓ×××××黑色奔驰车管理部门为四川达州车管所，该车合法性是否存在问题，应由四川达州车管所协助贵院对车辆进行调查。” 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车辆销售合同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1、甲方（被上诉人）在收到乙方（上诉人）购车款后，应积极协助乙方办理过户手续，如未能将车辆过户手续办妥（车管部门造成的延误除外），买方有权提出退车，但应维持该车交付时的状态，卖方将已付的购车款在扣除合理费用后退还乙方。2、若出现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继续销售该车辆。3、双方自愿签订本合同后必须认真履约，任何一方出现违约，需向守约方承担本车价款20%的违约金。 二审被上诉人称涉案车辆于2019年3月退还给原车主，由原车主一直正常使用。上诉人未否认，并称一审时申请法院对涉案车辆进行查扣作鉴定。 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被上诉人恒程致远公司是否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责任。 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交付的涉案车辆在许昌车管所办理过户登记时，发现该车车体打刻的车架号与行车电脑显示的车架号不一致，被上诉人构成消费欺诈，应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不认可。对此本院认为，2019年1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车辆销售合同，被上诉人收到海盟公司支付的涉案116万元购车款后，将涉案车辆发送到海盟公司，上诉人自称其到许昌市车辆管理大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未果。许昌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出具的《关于川Ｓ×××××车辆的回函》记载，涉案车辆未到其处办理过户业务，曾委托其对涉案车辆进行异地查验，经询问其单位具体经办人员，涉案车辆车体打刻的车架号与行车电脑调出的车架号个别字符不一致，但不能作为认定涉案车辆合法性存在问题的依据，并对异地查验业务不予受理，涉案车辆合法性是否在问题，应由四川达州车管所协助调查。一审中被上诉人根据一审法院出具的调查令，前往四川达州车管所调取了涉案车辆的登记档案，从达州车管所调取的涉案车辆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全国进口机动车计算机核查系统核对无误证明书》《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副本）》《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货物进口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均显示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为xxxx。上诉人主张涉案车辆行车电脑显示的识别代码为xxxx，许昌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虽出具证明，证明其经办人员在办理车辆查验过程中，行车电脑上显示的识别代码与车架及车辆登记、车辆进口文件上的识别代码字符略有差别。该内容系根据经办人员陈述内容转述，系证人证言性质，未到庭接受质询，许昌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亦未出具车辆来源不合法认定证明或车辆识别号不相符认定书，本院难以认定涉案车辆识别号不符的事实。即使存在行车电脑识别号与车辆登记文件、车架识别号不相符情形，本院认为，车辆行车电脑数据系车辆备案数据，非专业人员通过专业工具、专用电脑软件不能输入或更改数据。如果涉案车辆系来源不合法，被上诉人作为专业车辆经营公司，有能力修改车行电脑数据，其完全可以将行车电脑上的识别号修改成与车架号、车辆登记文件等一致的识别号码。因此，不排除生产厂家数据输入失误的可能。车辆来源合法性及车辆登记、办理过户并非以行车电脑备案数据作为依据，而是以进口手续合法性、车辆进口文件、车辆登记文件数据作为依据。许昌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仅作为受托人进行异地车辆查验，并非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不能证明涉案车辆不能办理过户手续。四川达州车管所已经为涉案车辆办理登记手续，证明车辆来源合法。上诉人无相反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存在来源不合法，本院认定被上诉人交付的车辆来源合法，符合合同约定。 从达州车管所调取的涉案车辆违章信息显示，涉案车辆自2018年7月12日至2020年6月13日有多条违章纪录，亦显示涉案车辆一直在正常使用。退一步，即使被上诉人未能协助上诉人将涉案车辆过户手续办妥，根据双方合同第6.1条约定，上诉人有权提出退车，被上诉人将已付的购车款在扣除合理费用后退还上诉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退还车辆，被上诉人并未扣除任何费用并已将海盟公司支付的116万元购车款退还给海盟公司，亦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涉案车辆已于2019年3月返还给原车主并由原车主正常使用，从达州车管所调取的涉案车辆的违章信息亦证实涉案车辆一直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本案已不具备鉴定条件，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张双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29元，由上诉人张双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解 鲁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徐 慧 书记员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