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3行终6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斌，男，1958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代理人朱善共、金夏逸，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工业示范园区一路口质监大楼。法定代表人苏传军，局长。委托代理人黄义芳，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京奴，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苍南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工业示范园区。法定代表人洪作斌，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周秋孟、林伟伟，浙江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斌诉被上诉人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苍南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的（2019）浙0327行初3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第三人原名苍南仪表厂，1999年9月8日变更为浙江苍南仪表厂，原属集体所有制企业。2015年4月16日变更名称为浙江苍南仪表有限公司，2015年5月6日又变更名称为浙江苍南仪表集团有限公司。1998年12月间，叶斌进入第三人公司，从事营销工作。1999年，第三人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其中按量化给职工的集体所有资产515.7万元由职工持股会投入，134位职工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484.3万元。2003年5月9日，第三人召开股东大会并通过增资扩股决议，决定其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资为2100万元，其中叶斌占40股，投资120万元，比例为5.7143%，上述增资扩股行为已经工商登记。期间，叶斌曾担任销售公司副经理、经营部主任、营销副厂长等职务，并曾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与第三人签订过3份劳动合同。2008年7月，叶斌辞去营销副厂长职务，2001年至2009年间，叶斌曾选任为第三人董事。2009年7月8日，叶斌经第三人董事会同意，辞去董事职务，并于当月离开第三人公司。2012年6月16日，第三人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决定增资3089万元，同时根据章程规定，决定企业非在职股东、任其它企业法人代表的股东、以及从事本行业工作的股东不作为增资对象。2012年7月22日，第三人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决定结算、冻结叶斌股份等。2012年7月28日，第三人又召开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增资议案，注册资金由2100万元增加到5189万元，但叶斌未能参与增资，出资额不变，占注册资本的比例由原来的5.714%变为2.312%。2014年4月1日，第三人召开董事会，决定将叶斌股份按2008年第三人在工商备案的资产负债表所列“所有者权益”确定每股股价为106349.13元，乘以40股，股价为4253965.2元，计算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7月8日，按银行利率计算利息33099元，合计4287064.2元。董事会作出部分决议，决定收回叶斌股份、股金、股息；决定将收归企业的叶斌股份转让给其它股东。2014年12月4日，第三人再次作出董事会决议，1、同意将叶斌在工商登记的120万元（占比2.31%）股份作价4253965.2元加利息33099元，合计4287064.2元收归企业法人股，由企业法人股转让给洪作斌等9位股东；2、同意修改章程。2015年1月5日，第三人对投资人进行变更登记，叶斌不在投资人名册内。2015年4月16日，第三人将企业类型股份合作制变更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并变更名称为浙江苍南仪表有限公司。前述增加的注册资金和股份变化情况、名称变更已经工商登记机关登记。2012年8月16日，叶斌对第三人董事会对其作为限制增资对象的决议有异议，向苍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董事会决议无效。苍南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5日作出（2012）温苍商初字第1606号民事判决，认定董事会决议中涉及叶斌投资比例减少的部分无效。第三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温州中法院审理后作出（2012）浙温商终字第1680号民事判决，撤销原判决，驳回叶斌的诉讼请求。之后，叶斌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指令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再审期间，第三人提交了2012年7月28日的苍南仪表厂六届二次股东会决议。2014年2月13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温民再字第81号民事判决，认为董事会决议已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工商变更登记，故叶斌请求确认董事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叶斌可另行对股东会决议提起诉讼，遂判决维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商终字第1680号民事判决。2014年4月22日，叶斌向苍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第三人六届二次股东会于2012年7月28日作出的第三人六届二次股东会决议无效。苍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三人于2012年7月2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符合章程的规定，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叶斌要求确认其无效的主张依据不足，遂于2014年9月5日作出（2014）温苍商初字第616号民事判决，驳回叶斌的诉讼请求。叶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0日作出（2014）浙温商终字第18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9月10日，第三人以叶斌违反章程规定的生产销售同类产品为由，向苍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叶斌经营第三人同类产品的行为违反了章程；判令叶斌等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第三人同类产品的行为；确认第三人依照章程规定结冻并收回叶斌的股份、股金符合章程的约定；判令叶斌等共同赔偿第三人经济损失500万元。苍南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7日作出（2012）温苍商初字第1727号民事判决，认为第三人的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判决驳回第三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温商终字第6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三人申请再审，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6日作出（2014）浙温民申字第217号民事裁定，驳回第三人的再审申请。2013年7月26日，叶斌向苍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第三人六届四次董事会于2012年7月22日作出的《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无效；判令第三人向叶斌支付股份分红款合计176.8万元（其中2009年36.8万元，2010年40万元，2011年44万元，2012年56万元）；判令第三人向叶斌支付股息71.04万元；判令第三人向叶斌支付2011年7月31日分配利润220万元。苍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符合第三人章程的约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本质要求，叶斌要求确认其无效，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叶斌要求第三人向其支付分红款和股息，以及分配利润的诉讼请求，与前述董事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属不同性质的诉请，应另案处理为宜，在该案不予处理，可另行主张。为此，苍南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3）温苍商初字第122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叶斌的诉讼请求。叶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叶斌于2009年7月离开第三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在离职后便不再具有企业劳动者的身份，相应也不再具有股东资格，原持有的股权应当按照第三人章程的约定予以退让或由企业、其他职工受让。第三人的章程约定了“股权继续保留，三年后再结算”的内容，故《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中的“结算”符合第三人章程约定，亦符合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应属有效。《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以叶斌违反公司章程第六章第四十四条、第七章第五十七条为由，冻结叶斌的股份，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生效的（2014）浙温商终字第630号民事判决中以叶斌并不适用该两个条款关于冻结股权的规定为由，驳回了第三人请求确认其冻结并收回叶斌股份、股金的诉请，且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第三人亦无权单方面冻结叶斌的股份，故《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中的“冻结”应属无效。叶斌和第三人应在叶斌离开第三人三年后及时结算并办理相关退股手续，叶斌在该案中的后三项诉请，主张的是分红、股息、利润分配，其请求权基础均是源于股权，可在结算股权时一并处理，且该三项诉请的性质属于给付之诉，与第一项诉请的确认之诉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苍南县人民法院认为应另案处理也并未实质影响叶斌的诉讼权利。为此，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5日作出（2014）浙温商终字第2056号民事判决：撤销苍南县人民法院（2013）温苍商初字第1229号民事判决；第三人六届四次董事会于2012年7月22日作出的《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部分无效，即“冻结”叶斌股份的内容无效；驳回叶斌的其他诉讼请求。2016年4月20日，叶斌以被告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工商登记中投资人登记变更，导致其股东身份在工商登记中没有体现，侵害了其利益为由，向苍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撤销被告在2015年1月5日对第三人作出的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苍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6月6日作出（2016）浙0327行初21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叶斌的诉讼请求。叶斌不服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浙03行终25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第三人于1998年、2003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多次修改章程。第三人2007年章程第五十七条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定，已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者要辞职必须提前30天向本企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办理离厂手续。凡掌握和了解企业机密的股东，如要离开本企业，须经董事会批准，签订有关协议，方可离开，且没有从事本行业同类工作，没有损坏本企业的利益和声誉，拥有的股权继续保留，三年后再结算。凡擅自离厂的股东，从事本行业同类工作，并损坏广大股东的利益和本企业的声誉，拥有股权一律结冻。凡违反《职工守则》，被本企业终止劳动合同的股东，视其情节，拥有的股权给予保留1－3年，不计息不分红，届时按自动退股处理，经董事会批准后退回股金。若这一期间从事本行业同类工作，并损害了广大股东的利益和本企业的声誉，拥有股权一律结冻。凡对不适应本企业生产、工作需要的职工依法予以解聘或者辞退，是股东的，若愿意继续保留股权的给予保留。2010年章程第五十四条规定：企业职工辞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企业相关规定办理离厂手续。凡掌握和了解企业机密的股东，如要离开本企业，须经董事会批准，签订有关协议方可离开，且没有从事本行业同类工作，没有损害本企业的利益和声誉，拥有的股权继续保留，三年后再结算。凡擅自离厂的股东，从事本行业同类工作，并损害了广大股东的利益和本企业的声誉，拥有股权一律冻结。第五十六条规定：根据国家劳动法规和企业发展的实际聘用企业职工，被聘用的职工必须严格遵守企业制定的《职工守则》。同时对违反企业劳动纪律或犯有严重错误的职工依法予以解除劳动合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为企业股东的，按第七章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执行。2012年章程第四十九条规定：凡申请离开和被企业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股东，即丧失股东资格，结算、冻结其股权、股金、红利，两年后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处置。若从事本行业同类工作，损害了股东利益或本企业声誉的股东，结算、冻结其股权、股金、红利，收归企业所有；股份由董事会决议决定另行在股东内部转让，其转让增值部分归企业资本公积金。第五十一条规定：根据国家劳动法规和企业发展的实际聘用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被聘用的职工必须严格遵守企业制定的《职工守则》。同时对违反企业劳动纪律或犯有严重错误的职工依法予以解除劳动合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为企业股东的，按第七章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执行。2017年3月15日，叶斌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第三人2014年4月1日、2014年12月4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判决第三人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判决第三人赔偿叶斌因未能体现其股东身份的损失5000万元。2018年2月28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民初115号民事判决：（一）确认第三人2014年4月1日董事会决议中“决议收回叶斌股金、股息”部分无效；（二）驳回叶斌其他诉讼请求。叶斌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6月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民终2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叶斌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298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423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19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298号民事判决及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初115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第三人2014年4月1日和2014年12月4日董事会决议中关于决定收回叶斌股份、股金、股息以及将叶斌股份收归企业的内容无效；（三）驳回叶斌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8月6日，叶斌向被告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关于纠正工商变更登记的申请书》，要求被告撤销2015年1月5日涉及叶斌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2019年9月8日，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给叶斌，内容如下：（2019）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鉴于叶斌已经于2012年7月23日丧失第三人股东身份，叶斌请求第三人向登记机关撤销变更登记并赔偿因未体现其股东身份的损失5000万元，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据此，你申请“撤销2015年1月5日涉及叶斌的股东变更登记行为”亦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我局于2015年1月5日作出的涉及叶斌的股东变更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故我局决定不予纠正前述行政行为。2019年12月4日，叶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被告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9月8日对叶斌作出的《复函》。原判认为：一、根据当时有效的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7年6月16日发布实施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职工投资入股。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企业职工人人投资入股，也允许少数职工暂时不入股。未投资入股的职工可以在企业增资扩股时投资入股。职工之间的持股数可以有差距，但不宜过分悬殊。不吸收本企业以外的个人入股。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据此，“人走股留”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基本特征。根据查明的事实，叶斌2009年7月离开第三人。根据当时生效的第三人2007年章程第五十七条中关于“参照劳动法有关规定，已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者要辞职必须提前30天向本企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办理离厂手续。凡掌握和了解企业机密的股东，如要离开本企业，须经董事会批准，签订有关协议，方可离开，且没有从事本行业同类工作，没有损坏本企业的利益和声誉，拥有的股权继续保留，三年后再结算。凡擅自离厂的股东，从事本行业同类工作，并损坏广大股东的利益和本企业的声誉，拥有股权一律结冻”的规定，叶斌作为第三人股东，经董事会同意于2009年7月离开第三人，第三人根据2007年章程应于三年即2012年7月后与叶斌进行结算。结合第三人2007年章程的其他条款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基本特征，此处的结算不仅仅是股份分红、股息的结算，而应是叶斌退出第三人后所持股份的整体结算，既包括叶斌自离职至结算时的股息、分红，亦包括股份本身的对价。2012年7月22日，第三人董事会作出《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决议：结算、冻结叶斌股份。针对《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的效力，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商终字第2056号民事判决，确认《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中“冻结”叶斌股份的内容无效，“结算”的内容符合章程约定，亦符合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应属有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2717号基于（2014）浙温商终字第2056号民事判决的确认，进一步认定叶斌于2012年7月23日即丧失苍南仪表股东身份。前述认定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再107号民事判决中也再次得以确认。由此，2012年7月28日第三人修改章程时，叶斌的股东身份已经丧失。二、从形式上看，案涉两份董事会决议是依据2012年章程第四十九条规定作出。该两份董事会决议关于“决定收回叶斌股份、股金、股息”、“决定将收归企业的叶斌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同意将叶斌在工商登记的120万元（占比2.31%）股份……收归企业法人股，由企业法人股转让给……等9位股东”的结论，可以看出确切的依据是上述章程第四十九条规定中的后半部分，即“若从事本行业同类工作，损害了股东利益或本企业声誉的股东，结算、冻结其股权、股金、红利，收归企业所有；股份由董事会决议决定另行在股东内部转让，其转让增值部分归企业资本公积金”。据此，第三人系基于叶斌具有从事本行业同类工作、损害股东利益或企业声誉的行为，通过董事会决议的形式无偿收回叶斌股份、股金、股息，但生效的苍南县人民法院（2012）温苍商初字第1727号民事判决已确认叶斌于2009年7月经第三人同意辞职，不存在销售同类产品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故前述第四十九条中后半部分的规定对叶斌并无适用的事实基础，第三人无权无偿收回叶斌的股份、股金、股息。根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2717号、（2018）浙03民再107号民事判决，叶斌自2012年7月23日即丧失第三人股东身份，第三人在2014年仅仅有权对叶斌原持有的股份进行处置、转让给其他股东，但无权无偿收回。案涉两份董事会决议中关于无偿收回叶斌股份、股金、股息以及将叶斌股份收归企业（法人股）的内容，因侵害叶斌合法财产权益、缺乏章程和事实依据，应属无效。故第三人应当根据2007年章程的规定，在叶斌离开三年后对叶斌所持股份进行结算。尽管相关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认董事会2012年7月22日作出的《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中关于“结算”的效力及法律后果，但该“结算”系与第三人董事会基于叶斌违反章程而“冻结”其股份联系在一起，并未进行具体的结算。在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认《关于叶斌股份的处置意见》中“冻结”内容无效的情况下，第三人应根据2007年章程规定尽快对叶斌的股份进行具体结算，并承担因延迟结算导致的利息等损失。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只是对第三人两份董事会决议中在处置叶斌的股份、股金、股息以及将其股份收归企业（法人股）方式上予以纠正，明确第三人仅仅有权对叶斌原持有的股份进行处置、转让给其他股东，而无权无偿收回，故叶斌不因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即“确认第三人2014年4月1日和2014年12月4日董事会决议中关于决定收回叶斌股份、股金、股息以及将叶斌股份收归企业的内容无效”而恢复股东的身份。综上，鉴于叶斌已经于2012年7月23日丧失第三人股东身份，叶斌请求登记机关撤销变更登记，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工商变更登记的基础事实没有发生变化，故对原告请求撤销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叶斌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叶斌诉称：一、2015年1月5日工商变更登记的基础事实己经发生变化。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是对股权权属发生变动的一种行政确认，并因确认行为产生行政公示效力。案涉2015年1月5日股权变更登记的基础事实是什么，一审判决并没有作说明，而是直接认定基础事实没有发生变化而驳回叶斌的诉请。上诉人认为行政确认的基础事实是行政确认行为赖以存在的法律事实，它由行政确认的内容决定。2015年1月5日股权变更登记，确认叶斌名下股权权属变动是其内容，而引起叶斌股权权属发生变动的事实即苍南仪表收回叶斌股权归企业的行为，是该行政确认存在的基础。苍南仪表收回叶斌股权归企业的行为，则是以作出2014年4月1日和2014年12月4日董事会决议的方式实施。可见在行政确认中，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是关键和基础事实。毋庸置疑，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正是基于苍南仪表董事会决议含有收回叶斌股权的内容，才对股权权属变动给予确认。现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确认了2014年4月1日和2014年12月4日董事会决议中决定收回叶斌股权归企业的内容无效，说明2015年1月5日行政确认时所确认的引起叶斌股权变动的事实发生了变化。二、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当对之前的确认行为及时给予纠正。股权权属变动的基础事实发生变化后，叶斌告知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并要求纠正，后者拒绝的行为己经违反了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构成行政违法。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苍南仪表收回叶斌股权无效的情况下，以叶斌2012年7月23日后丧失股东身份且不能恢复股东身份为由，不纠正2015年1月5日的行政行为不应得到支持：1.叶斌要求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行政，是纠正2015年1月5日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本身，并没有主张恢复自己的股东身份或者要求该股权登记到自己名下。况且纠正行为也不直接产生股权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2.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拒绝纠正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就是继续维持2015年1月5日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以民事违法行为作为前提条件的违法状态。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确认时可以仅进行形式审查，却从来没有规定在行政确认之后发现违法或者瑕疵可以不纠正。3.2015年1月5日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时，只对股权权属变动作形式审查的行为并不违法，但在得知苍南仪表董事会决议无效情况下，又进行了实质审查，并找到所谓叶斌己丧失股东身份的理由拒绝纠正，实际是区别对待行政相对人，这种行为应当得到制止。叶斌和苍南仪表发生股权争议8年来，该股权变动目前己经涉及叶斌、苍南仪表、苍南仪表9名高管，未来还可能涉及上市公司的其他股东，可见该行政确认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是复杂和广泛的。一审判决在收回股权行为无效的情况下，同样以叶斌丧失股东身份为由，来回避目前情况下2015年1月5日确认行为是否继续合法问题，来代替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否依法行政问题，实际上是支持了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违法行为，支持了苍南仪表民事违法。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一、（2016）浙03行终253行政判决已认定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5日作出核准原浙江苍南仪表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叶斌申请纠正股权变更登记的理由是前述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所依据的基础事实已经发生变化，但（2019）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鉴于叶斌已经于2012年7月23日丧失苍南仪表股东身份，叶斌请求苍南仪表向登记机关撤销变更登记并赔偿因未体现其股东身份的损失5000万元，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鉴于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叶斌已丧失股东身份，并认定其撤销股权变更登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依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决定不予纠正2015年1月5日涉及上诉人叶斌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二、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为撤销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9月8日作出的复函，该复函程序、内容均合法。并且鉴于（2019）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上诉人叶斌丧失了股东资格，故该复函对叶斌不产生权利义务的影响，该行为属于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三、上诉人的上诉事由是纠正行为，但其一审诉讼请求是撤销复函行为，该纠正行为已经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浙江苍南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叶斌已经于2012年7月23日前丧失了浙江苍南仪表厂的股份，不再是浙江苍南仪表厂的股东，无权对2012年7月23日以后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已经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二、叶斌于2009年7月8日丧失了浙江苍南仪表厂的股东资格，无权继续持有苍南仪表厂的股份，其股份依法应当由企业收回。三、股份结算时间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书，是离职三年结算。该判决仅仅是确定股份结算的时间节点，不能够证明叶斌依然是苍南仪表厂的股东，剩下的仅仅是结算后的财产权，不再享有股东资格。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上诉人主张的是2015年1月5日有关苍南仪表厂的股权权属的工商变更，该股权变更行为，上诉人不是利害关系人，无权对苍南仪表厂的股权变更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评价。（二）叶斌于2019年8月6日向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关于纠正工商变更登记的申请书》，属于无权申请。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9月8日作出的《复函》内容合法，不存在任何瑕疵。（三）《关于纠正工商变更登记的申请书》中上诉人叶斌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叶斌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2015年1月5日有关苍南仪表厂的股权权属的工商变更，没有任何瑕疵需要更正。3.叶斌相对于苍南仪表厂，剩下的不是股东权，而是股权结算后的财产权。4.国家法律和苍南仪表厂企业的章程均明确叶斌离开苍南仪表厂后，即丧失股东身份。（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均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叶斌曾对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1月5日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其关于撤销上述登记行为的诉讼请求已被生效裁判驳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2017）浙行申326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其再审申请。上诉人又针对上述登记行为，于2019年8月6日向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关于纠正工商变更登记的申请书》，请求撤销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1月5日作出的涉及叶斌的股东变更登记行为。其主要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再111号民事判决，确认浙江苍南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日和2014年12月4日董事会决议中关于决定收回叶斌股份、股金、股息以及将叶斌股份收归企业的内容无效，故2015年1月5日的登记行为所依据的基础事实已经发生变化。对此，本院认为，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判决书说理部分的内容，来判断涉案登记行为是否欠缺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判决中写明：“根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2717号、（2018）浙03民再107号民事判决，叶斌自2012年7月23日即丧失苍南仪表股东身份，苍南仪表在2014年有权对叶斌原持有的股份进行处置、转让给其他股东，但并非无偿收回。”“鉴于叶斌已经于2012年7月23日丧失苍南仪表股东身份，叶斌请求苍南仪表向登记机关撤销变更登记并赔偿因未体现其股东身份的损失5000万元，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叶斌在本案中未对其股份丧失后的结算事宜提出相应的诉请，本院对此不予处理，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另行主张。”由此可知，上诉人叶斌自2012年7月23日已丧失相应股东身份。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该局于2015年1月5日作出的涉及叶斌的股东变更登记行为，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叶斌合法财产权益因相关董事会决议而受到的侵害，可针对结算事宜进行协商或提起民事诉讼进行救济。因此，被上诉人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上诉人叶斌的上述申请作出被诉答复，内容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叶斌的诉讼请求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叶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宇审 判 员  曾晓军审 判 员  诸智影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胡瞻智代书记员  许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