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25民初7375号 原告：史晓勇，男，196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公民身份号码 330225196008212879。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琬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旋羽，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康福，男，198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公民身份号码 330225198310120093。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国锋，浙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史晓勇与被告康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晓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琬辰、赵旋羽，被告康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国锋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原告补充提供证据，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晓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琬辰，被告康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国锋到庭参加诉讼，证人王某到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史晓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于2015年8月26日向被告出具的《借条》无效；2.原、被告于2019年4月2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无效；3.原、被告于2019年9月10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无效；4.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15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变更第一项请求，原告于2015年8月26日向被告出具的《借条》无效，借款金额230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史晓勇系芜湖奥特莱斯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奥特莱斯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芜湖奥特莱斯公司需支付项目用地融资款2300万元，因公司流动资金不足，需对外融资支付该笔款项。经股东口头授意，原告进行对外融资。被告康福在当地是专业的放贷人，其提前已获知原告对外融资的消息，在他人撮合下，双方协商达成借款2300万元的合意。2015年8月2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借条》（只有一份借条在被告康福手中）一份，借条内容：史晓勇向康福借款2500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口头约定砍头息200万元。同日，被告康福将2300万元分四笔，分别是1400万元、200万元、400万元、300万元转款至原告账户。2015年8月27日，原告将借款2300万元分三笔即900万元、900万元、500万元转至芜湖奥特莱斯公司账户，用于支付项目土地出让款。2018年4月23日，经芜湖奥特莱斯公司《股东会决议》确认该笔借款用于芜湖奥特莱斯公司支付项目土地融资款。因芜湖奥特莱斯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无力支付该笔借款，原告为了避免产生过多的资金成本，自行筹集资金向被告偿还借款及利息。截至2019年9月10日，原告已偿还借款金额2232万元，具体还款明细如下：1、原告已还款金额1232万元，（1）2016年8月16日200万元；（2）2016年12月30日200万元；（3）2017年1月27日100万元；（4）2018年2月11日232万元；（5）2018年2月12日300万元；（6）2019年2月1日200万元；2、原、被告于2019年9月10日签订《和解协议》，原告于当日向被告转款550万元，向被告指定收款人周世红转款450万元，合计1000万元。自2015年8月26日借款到期后，被告带人多次在原告家门口堵门，并经常跟踪原告，以此方式向原告追债。截止2019年2月12日，在原告已履行还款1232万元的情况下，被告仍以非法手段向原告追债。其中一次，被告带人将面包车开至原告家门口堵了7天7夜，上述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造成原告住院治疗。2019年4月28日晚，被告方4人将原告从上海挟持至宁波象山，次日限制原告自由长达14小时。基于此，原告无法忍受被告对其长期使用软硬兼施的暴力手段，被迫于2019年4月29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还款协议》，承担年息36%的高息及承认1232万元偿还的是利息而非本金。即便如此，被告仍不依不饶，指使其母亲强行入侵原告家中闹事长达数日，索要债务。原告无奈之下，只好报警求助。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及其他材料查询，涉及被告康福的民间借贷案件如下：1、陈敏诉被告康福民间借贷纠纷案，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225民初8358号民事调解书，该案处在执行阶段；2、王彩玲诉被告康福民间借贷纠纷案，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225民初9352号民事调解书，该案处在执行阶段；3、赖红辉诉被告康福民间借贷纠纷案，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225民初9146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以原告撤诉结案；4、陈某诉被告康福民间借贷纠纷案，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225民初8964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以原告撤诉结案；5、项为民诉被告康福民间借贷纠纷案，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225民初8850号民事调解书，该案处在执行阶段；6、章明宝诉被告康福民间借贷纠纷案，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225民初8291号民事调解书，该案处在执行阶段；7、鲍忠华以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对本案原、被告提起诉讼，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225民初1307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已经结案。通过查询被告康福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6222××××7069，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5日的资金流水，被告康福与上述7个案件的当事人，与陈某、赖红辉、陈敏、王彩玲、项为民、章明宝、鲍忠华等其他多人持续5年发生借贷资金往来，其中包含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中的葛跃建及其儿子葛某，均有大额资金往来，被告每日的资金往来交易金额平均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在此期间，被告作为出借人向案外人史济利、史济万、宁波石勇休闲生态农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石勇公司）等借款形成民间借贷，具体内容如下：1、2014年7月25日，宁波石勇公司向被告康福借款850万元；2、2014年12月9日，史济万向被告康福借款150万元；3、2015年6月29日，史济万向被告康福借款127万元；4、2015年6月29日，史济利向被告康福借款170万元；5、2015年6月29日，史济利向被告康福借款270万元。原告认为，通过前述事实，被告银行卡每日的资金流水交易金额平均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此情形持续5年之久（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5日），该行为已经充分证明被告是以民间借贷为主业，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放款，且被告不具备放款资格；其次，亦不能排除被告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或金融机构借款转贷原告或他人的事实。实际这只是被告众多银行卡中一张卡的资金流水明细，相信法院如调取被告其他银行卡资金流水，每天亦是如此大的交易金额及交易量，甚至更多。涉及被告民间借贷案件亦如此，上述7个案件是原告通过公开数据查询获悉已结案件，相信法院如调查被告未结民间借贷案件或以其他方式查询被告民间借贷已结案件，案件量会更多。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以下简称2020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之（一）、（二）、（三）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还款协议》、《和解协议》应认定无效。 被告康福答辩称：1.原告史晓勇依据2020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认为案涉借款无效，该解释不适用本案，应适用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5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2020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而案涉借款发生于2015年8月26日，应以2015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作为判断借款效力的依据。况且，在（2019）浙0225民初6135号案件（以下简称61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自行和解后于2019年9月11日撤诉，纠纷已全部了结，本案属于一案二诉，并不是新受理的一审案件，更应适用2015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案涉借款纠纷已在61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通过自行和解签订《和解协议》撤诉而全部了结，虽然是撤诉，但自行和解是当事人自愿处分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原告对已经了结的纠纷再次起诉，属于一案二诉，依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应裁定驳回。3.无论是2015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还是2020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案涉借款都不存在第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即使本案不属于一案二诉，原告的主张也应依法驳回。被告康福不是专业放贷人，首先，原告主张被告是专业放贷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其次，康福夫妇自2010年始，先后投资开办了经济实体9家（还不含其他隐名投资），现在册的还有5家，仅注册资金就超过2900万元。这既证明被告康福有正当职业，不是专业放贷人，又证明为投资经营实体经济需要大量从外借入资金，向外借出资金主要也是经营所得或经营资金。最后，没有任何司法机构认定康福是职业放贷人。退一万步讲，即使是职业放贷人，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职业放贷人的借款都是无效，可以不归还本金及利息。4.案涉2300万元借款的资金来源是康福自有1424万元，向朋友陈先成借入876万元，并非套取金融机构贷款，或者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资金。5.原告主张被告每日的资金往来交易金额平均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与事实不符。首先，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并非“每日”有资金流水，更不存在平均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其次，原告统计方法明显错误，不能将同笔资金的一进一出分解后相加累计；最后，与被告发生资金往来的仅限于亲戚、朋友、同学等特定关系人，不涉及社会不特定对象。被告投资经营这么多实体经济，资金往来金额大，属于正常现象。即使资金往来交易金额大，也不是判断案涉借款是否有效的依据。6.原告诉状中关于案涉借款的发生经过及案涉各协议签订过程的陈述，严重违反诚信，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通过其外甥葛某（被告同学）曾多次向被告借款，已赢得被告胜任。案涉借款是原告主动联系被告，并无中间人介绍，原告恳求被告帮忙短期融资用于支付芜湖土地款，在取得土地证向银行贷款后即可归还，最多10天时间，如果还不出以象山影视城“民国城”租金归还。被告基于之前多次合作的信任，以及对原告实力、借款用途的紧迫和同学情面，答应帮忙，连借条都未写（原告人不在象山），也未确定利息（视借款时间长短再确定）。但原告违背诚信未按期归还，导致被告资金紧缺而被迫借高利补缺口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在此情况下，经多次协商于2019年4月29日由原告律师（宁波海泰律师事务所姜勤俭）书写《还款协议》与《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借款利率36%。之后经（2019）沪0112民初29757号（以下简称29757号案件）、6135号案件、（2020）浙0225民初1307号（以下简称1307号案件）案件三次诉讼，原告均自认案涉借款真实自愿，案涉各协议系自愿签订生效。判决也确认不存在无效与可撤销情形，其中61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以自行和解撤诉而终结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系双方自愿处分行为。《和解协议》也是原告律师周京津、陆琳（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书写。原告诉称被告采取非法手段追债，被迫签订各协议是黑白颠倒，恶人先告状，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严重违背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原则。退一万步讲，即使原告陈述的情形客观存在，也属于可撤销情形，而不是无效情形，至本案起诉早已超过撤销权除斥期间，依法不应支持。况且，历经三次诉讼，原告明知案涉借款及各协议有效，已放弃主张无效或撤销的权利。综上，原告史晓勇向被告康福借款2300万元，约定年利率36%是真实意思表示，实际收取利息按年利率18%不到，符合2015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案涉各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自愿签订，不存在非法追债或被迫签订的情形，且原告在三次诉讼中均自认真实、合法、有效，纠纷已经了结。但原告违背客观事实，违背诚信原则，恶意提起诉讼，扰乱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应依法驳回诉请。对其不诚信诉讼行为，请求法院依法予以制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流水单据1份，证明原告收到被告借款2300万元；2.芜湖奥特莱斯公司记账凭证及银行收款单据、股东会决议，证明原告将所借款项全部转入芜湖奥特莱斯公司账户，经股东会确认为芜湖奥特莱斯公司借款；3.《还款协议》、《和解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各一份，证明（1）原告于2019年4月29日在被告的胁迫下签订《还款协议》，按年利率36%计息，且还款1232万元按偿还利息计息；（2）2019年9月10日，原、被告签订《和解协议》，已向被告还款1000万元；（3）《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还款1600万元（其中包含本金220万元，利息1380万元），原告已向被告归还本金220万元；4.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原告已向被告账户还款2232万元，分别为：（1）2016年8月16日200万元；（2）2016年12月30日200万元；（3）2017年1月27日100万元；（4）2018年2月11日232万元；（5）2018年2月12日300万元；（6）2019年2月1日200万元；（7）2019年9月10日550万元；（8）2019年9月10日450万元；5.（1）被告康福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6222××××7069资金流水（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2）涉及被告民间借贷纠纷民事调解书4份、民事裁定书3份；（3）陈某、赖红辉、陈敏、王彩玲、项为民、章明宝、鲍忠华与被告之间资金往来明细表（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4）银行流水（史济利、史济万与被告借款）；（5）被告与宁波石勇公司现金缴款单、农业银行进账单、收据、转账凭证，证明：（1）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被告每日与多人持续5年发生借贷资金往来，每日的交易金额平均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被告以民间借贷为主业，且没有放贷资格，向不特定对象放款；（2）2014年7月25日，宁波石勇公司向被告借款850万元，借款一天利息6万元，被告向不特定对象放款，没有放贷资格该借款应认定无效；（3）被告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7件，向多人借款放款，没有放贷资格，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对象放款，不排除向公众吸收存款或向金融机构借款转借给原告或其他借款人，借贷合同、《还款协议》、《和解协议》应认定无效；6.《委托代理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已支付律师费；7.转账凭证一份，证明石勇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勇影视公司）向被告借款200万元，证明被告以民间借贷为主业，且没有放贷资格，向不特定对象放款；8.视频资料（被告母亲私闯民宅的证据）一份，证明上海新世纪房产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处出具关于康福母亲在原告家中闹事经过，康福以非法手段向原告讨债且原告对此行为已向上海警方报警的事实；9.借条签订经过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案涉借条，并且有借条签订过程，参与人王某、王文静均同意接受法庭询问及王某、王文静对该签订经过予以证实，存在案涉借条，借条内容借款本金2500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砍头息200万元，签订时间2015年8月26日；10.还款协议、和解协议签订过程、在场人员说明一份，证明《还款协议》是基于涉案2500万元借条产生，原告在2019年2月份已经履行1232万元的基础上，被告以非法手段向原告索债，原告无法忍受被告对其软暴力及精神压力同意按36%年息支付利息，且原偿还1232万元是利息。《和解协议》基于被告于2019年8月份向象山县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及芜湖奥特莱斯公司，当初借款时，原告是芜湖奥特莱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为芜湖奥特莱斯公司融资需要2300万元，所以原告经人介绍找到被告借款2300万元，用于芜湖奥特莱斯公司项目融资土地，被告知晓借款用途，被告起诉原告及芜湖奥特莱斯公司要求原告向其借款23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还款义务，原告为了避免芜湖奥特莱斯公司产生诉讼及经营上的影响，就与被告达成和解，出具了《和解协议》；11.冻结情况说明一份、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各二份，证明原告并未向被告及周世红履行余下750万元的还款义务，该协议还存在履行义务，并不是被告所说已经履行完毕；12.事情经过说明、视频书面内容一份，证明被告的母亲是如何非法进入原告家中并且居住3-4天，非法向原告索债，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派出所报案，如果法院对此份证据有异议，原告方申请法院向派出所调取报案记录；13.转账凭证一份，证明原告向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5万元的事实；14.证人王某到庭作证，证明原告于2015年8月26日出具给被告2500万元的借条；15.调取证据申请书一份，申请调取被告银行卡往来资金流水，调取被告于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象山国民村镇银行的贷款合同，调取被告于2012年至2020年民间借贷纠纷已决诉讼和未决诉讼案件，调取目的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反而证明案涉借款是双方自愿形成的合意，且原告诉状中有陈述；也能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案涉借款合法有效。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确认，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即使真实，与本案被告没有关联性，只是原告与股东、公司之间的关系，只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借款的目的，即使真实反而证明原告向被告借款是真实，如果确认无效，原告非法获得利益不公平，该证据的第八项能反映这个事实。证据3，《还款协议》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不存在胁迫原告签订《还款协议》的情形，是双方自愿合意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是原告本人及其律师、被告的母亲、两个案外人一起在象山县××街道××路××街咖啡馆内由原告的律师书写该份协议，如果原告主张是胁迫签订，属于可撤销的情形，已经过了一年多，现在已无法撤销；对《和解协议》的三性没有异议，认为是原、被告在诉讼期间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是由原告的两个律师书写，在场的是被告、原告及其两个律师和三个案外人，这份协议是双方自愿处置的行为。这份协议能证明案涉借贷关系已经通过和解，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被告对借款利息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对《债权转让协议》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该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的借款利息有差别，该协议也是由原告的律师书写，且通过象山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可以反证该份协议是合法有效。证据4，认为账户交易明细原告没有举证完全，对原告主张的事实认可，但是要澄清两个事实，其中（1）-（6）双方明确约定是支付利息，（7）-（8）就是履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反而能够证明原、被告已经履行了《和解协议》。证据5，认为是在撤销权案件中三个原告提供，该组证据跟本案没有关联，没有直接反应本案的案涉借款；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1）原告主张被告每日与多人发生多次频繁的资金往来不真实；（2）流水记录对金额也无法证明；（3）原告主张的流水统计方式错误，很多的流水都是同一笔资金，原告是累计的方式进行计算；（4）该证据不能证明康福从事放贷收取高额利息的工作；（5）流水往来的对象都是康福的亲戚、朋友、同学，都是特定的对象。对调解书、裁定书的证据三性无异议，陈某、赖红辉是和解以后撤诉，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一个是撤销权案件，不是民间借贷案件，只有2个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另外2个案件到现在没有进入执行阶段。假如原告主张借款无效，之前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调解书也应认定无效。证据6，7，8，认为与本案无关联；证据9，系原告史晓勇陈述，且陈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案涉借款是史晓勇通过其外甥葛某向康福表示，时间在2015年8月20日左右，当时康福以金额太大没有答应。大约是2015年8月25日下午2时左右，史晓勇打电话给康福，问是否在上海？可否见一面？当时康福刚好在上海朋友处，就约在朋友公司旁边上海虹桥希尔顿酒店大堂吧，只有史晓勇与康福两人，没有其他人在场。史晓勇简单介绍了借款用途及还款保障，恳求康福无论如何帮忙解决困难。康福基于葛某的情面，以及史晓勇之前多次借款的良好信用记录（出面人史济万、史济利、石勇影视公司、宁波石勇公司）、借款用途紧迫性、还款能力等，答应尽量帮忙。因康福向外筹资的利息成本尚不清楚，故当时未明确利率，口头约定以康福实际筹集的利息成本结合还款时间长短再确定，且康福能否筹资成功也不确定，不可能当时就写借条，史晓勇主张当时书写借条与事实严重相悖。史晓勇口头再三承诺2300万元借款10天内归还，如果芜湖奥特莱斯公司土地不能贷款则由其自己资金归还或象山影视城租金归还。整个见面前后时间不到一小时，康福即匆匆赶回象山筹资，第二天下午分四次将2300万元转账给史晓勇。证据10，史晓勇的陈述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1.关于《还款协议签订过程》，（1）2019年3、4月，康福逼债的陈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2019年4月28日，史晓勇自行到象山入住象山四季佳利酒店，至5月2日才离开，不存在挟持、胁迫的事实。若有，应由史晓勇举证。（3）2019年4月29日下午在象山风情街咖啡馆协商还款事宜时，在场人员有：史晓勇及其律师姜勤俭（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其弟弟史济利、史济万，康福及其父亲、母亲、妻子，陈某、葛跃建、葛某，其中康福妻子协商开始不久即离去，在协商达成初步结果时，史济万、史济利也先后离去。最后达成还款协议时在场人为史晓勇及其律师姜勤俭，康福及其父亲、母亲，陈某、葛跃建、葛某，还款协议由史晓勇律师姜勤俭书写交葛某打字，在咖啡馆签字，各方完全自愿，签好后就在咖啡馆一起吃晚饭。（4）晚饭后，史晓勇及其律师姜勤俭、康福、葛跃建、葛某继续在咖啡馆协商债权转让事宜，由姜勤俭书写后交给葛某打印，其他人各自离开。葛某打印好以后，当晚10时左右到象山四季佳利酒店大堂打电话给史晓勇，史晓勇到大堂核对无误签字。次日，葛某分别叫康福、葛跃建签字。上述经过及在场人，请法庭调取（2020）浙0225民初1307号案件开庭时证人陈某、葛某的证言。2.关于《和解协议》签订过程，史晓勇的陈述避重就轻，没有全面客观陈述，实际情况是：2019年9月10日中午（次日即将开庭），由周宏伟召集，在象山县××街道××楼××室，在场人有史晓勇及其律师周京津、陆琳，其公司员工李传周、康福、周宏伟及其一个朋友（被告不认识），协商康福起诉的两个案件如何和解，其中周宏伟及其一个朋友代表《和解协议》中的周世红。协商一致后由史晓勇律师书写并打印《和解协议》，当场签字，各自离开。康福随后将《和解协议》复印一份给代理律师向法院办理撤诉手续。证据11，认为该证据类型属于当事人陈述，不是书证，对前二段陈述的客观事实无异议，第三段系史晓勇的个人主观意见，不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不予认可，且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12，对事情经过说明认为，（1）证据形式要件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15条规定，既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又没有加盖单位印章，盖的是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天籁园管理处”章。而6位自然人签名的真实性、身份、职业等均无法证明。（2）单位出具的证明，应由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言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15条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3）证言内容存疑，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不能证明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241号业主是谁，访客是谁，怎么知道访客是母子关系以及记录内容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等，更不能证明康福以非法手段向史晓勇讨债。是否非法应以公安机关认定为准，既然已报警必然有处理结论。（4）退一步讲，即使证据所述内容真实，也与本案争议的案涉借款是否有效没有关联性，只能证明案涉借款成立之后向史晓勇主张权利的事实，反证史晓勇欠康福借款未归还的客观事实。对视频书面内容认为，（1）原告应提供原件或记载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因为2份录音、2份录像压缩在一个Ｕ盘中，无法判断该视听资料是否存在删节、编辑等改变音像资料真实、完整的情形，否则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的规定，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2）从提交的复制件可见，该视听资料未经相对人同意以偷录、偷拍等非法方式获取，且存在时间、地点等诸多疑点，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6条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的规定，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3）退一步讲，如果该视听资料真实合法，从声音与容貌判断是康福母亲，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康福母亲是案外人，不能代表康福。更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仅能证明康福母亲向史晓勇催讨债务以及史晓勇承认欠康福借款未归还及劝说康福母亲理性讨债的事实，不能证明案涉借款无效。从录像可见，康福母亲孤身一人且已60岁高龄，而史晓勇一方有多人且有年轻男性，力量对比悬殊。证据14，认为史晓勇与康福会面时没有第三人在场，故王文静、王某不具有证人资格。同时，王文静、王某系上海石勇集团公司员工（详见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工商档案与社保证明），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史晓勇，与史晓勇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所谓的“证人”没有必要出庭作证，被告方不同意原告的申请，请法庭不予准许。证据15，认为法院不应准许，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对如何认定职业放贷人已作出规定，原告的申请不包含在内。调取证据申请书没有明确载明需要人民法院调取的原因和事实，不符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不应准许，且被告没有被刑事案件立案调查，原、被告之间提供的证据能予以确定，法院应驳回原告的申请。 本院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6，7，1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9，10，11，系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综合认定，证据12，不符《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形式要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证据14，与原告史晓勇于2019年8月6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起诉康福的起诉状述称：“于2015年8月25日向被告借款2300万元，用于支付该公司土地转让款；借款的借期和利率均未明确约定。”相矛盾；证人陈述借条是谁写不清楚，借条金额2500万元，口头约定砍头息200万元。本院认为，如果借条的金额是2500万元，不存在再口头约定利息200万元，且证人与原告系雇佣关系，故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证据15，原告申请调取的目的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工商查询档案资料9份；2.执行裁定书1份，证明2010年以来，被告夫妇投资9家经济实体，有正当职业，不是专业放贷；被告为投资经济实体及购置财产需要对外借入资金，而借出资金也主要来自经营所得或经营资金，并非借贷赚取利差；3.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4.工商银行交易明细各1份，证明案涉2300万元借款的资金来源于被告自有1424万元，向朋友陈先成借入876万元，并非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向其他企业借入或向职工集资；5.29757号案件民事裁定书及原告在该案中的民事诉状各1份，证明原告自认向被告借款2300万元及约定年利率36%，已付1232万元是支付利息，有还款协议无借条的事实；6.613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及该案康福的起诉状、证据清单与部分证据，史晓勇的证据清单共12份，证明：（1）证据5及案涉《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和解协议》都是该案证据，不存在借条的事实；（2）该案审理期间双方自愿协商签订《和解协议》后撤诉，原、被告纠纷已经了结；7.1307号案件判决书及该案的开庭笔录各1份，证明原告在该案对基本事实自认，生效判决确认案涉《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和解协议》真实合法，不存在无效及可撤销情形；证据5、6、7共同证明案涉借款及《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和解协议》等基本事实经过三次诉讼，史晓勇没有异议且自认，已被生效判决确认真实有效，原、被告之间的借款纠纷已经了结；8.（2019）浙0225民初588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及该案康福的民事诉状、还款协议、证据清单与部分证据，证明宁波石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史晓勇。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康福借款资金的来源，有经营实体并不代表该经营实体处于盈利状态，且被告没有提供该企业对康福进行分红，所以仅凭被告康福注册的公司不能证明康福对外借款的资金来源；该几个公司都处于吊销状态，与被告证明目的不符。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康福向史晓勇转款1424万元，并不能证明借款资金的来源为康福的自有资金。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该份证据足以证明形成《还款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2015年8月26日康福与史晓勇形成的民间借贷。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本案诉请借款合同存在无效的法律依据是康福是职业放贷人，以借款合同为依据签订的《还款协议》、《和解协议》无效。证据6，7，认为借款纠纷并未了结，《和解协议》仍处于履行中，且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宁波石勇公司是否是史晓勇实际控制没有必然联系，只能证明被告康福向社会多人多次进行借款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史晓勇系芜湖奥特莱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芜湖奥特莱斯公司需支付项目用地融资款2300万元。因公司流动资金不足，需对外融资支付该笔款项。经股东口头授意，原告进行对外融资，原、被告协商达成借款2300万元的合意。2015年8月26日，被告康福将2300万元分四笔，分别是1400万元、200万元、400万元、300万元转款至原告账户。2015年8月27日，原告将2300万元分三笔即900万元、900万元、500万元转款至芜湖奥特莱斯公司账户，用于支付项目土地出让款。2018年4月23日，经芜湖奥特莱斯公司《股东会决议》确认该笔借款用于芜湖奥特莱斯公司支付项目土地融资款。因芜湖奥特莱斯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无力支付该笔借款，截至2019年9月10日，原告已支付被告借款利息1232万元。2019年4月29日，原、被告签订《还款协议》一份，协议载明：2015年8月26日，原告史晓勇向被告康福借款2300万元，截止2019年4月29日已支付利息1232万元，协议约定“1、经双方一致结算，截止2019年8月26日，乙方（史晓勇）尚欠甲方（康福）借款本金人民币贰仟叁佰万元整（￥23000000），利息人民币贰仟零捌拾万元整（￥20800000），共计肆仟叁佰捌拾万元（￥43800000）。2、该借款本息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由乙方于2019年9月份起分四期付清，每期支付壹仟零玖拾伍万元整（￥10950000）……”。同日，康福与葛跃建、史晓勇协商一致，将上述康福对史晓勇的债权部分转让与葛跃建，葛跃建与史晓勇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后，第二日，葛跃建的儿子葛某将《债权转让协议书》交于康福签名，葛某并将由康福出具给葛跃建的借条交于康福，该协议书载明：“鉴于：1、截止2019年4月19日，甲方（康福）尚欠乙方（葛跃建）借款人民币1600万元。2、截止2019年4月26日丙方（史晓勇）尚欠甲方人民币4014万元。现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就三方间债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一、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甲方欠乙方的借款人民币1600万元，由丙方予以承担并清偿。二、自2019年4月29日甲、乙、丙三方签订本协并生效后，甲、乙双方间不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丙方尚欠借款本息相应扣减1600万元。……四、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且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2019年8月26日，康福提起对史晓勇、芜湖奥特莱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请求归还借款2080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9年8月23日起至实际归还时止的利息。该诉状中载明：“2019年4月29日，康福与史晓勇签订《还款协议》一份，除确定上述事实外，约定截止2019年8月26日尚欠本金2300万元，利息2080万元（按年利率36%计算），合计4380万元，自2019年9月份起分四期付清，即每月支付1095万元。嗣后，原告将上述债权中的160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尚欠2080万元未还（转让债权1600万元包含2017年2月-2018年8月22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1380万元，本金220万元）”，该案为6135号案件。2019年9月10日，康福与史晓勇达成《和解协议》，其中载明：“1、甲方康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立即向象山县人民法院撤回上述两案的起诉，并向象山县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被告的保全措施。2、乙方史晓勇应向甲方康福支付本息合计人民币1750万元（大写：壹仟柒佰伍拾万元），支付方式向康福本人（收款账号为：户名：康福，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象山支行，账号为：6220××××7069）支付人民币950万元（大写：玖佰伍拾万元）、向第三人周世红（收款账号为：户名：周世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宁波鼓楼支行，账号为：6220××××9607）支付人民币800万元（大写：捌佰万元）”；该协议明确周世红与康福之间存在800万元借贷关系，史晓勇支付给周世红的800万元系康福债权转让产生，如有因800万元基础债权或转让协议无效引起的纠纷及第三人撤销权利主张导致无效，与史晓勇无关，由康福及周世红承担等。协议达成后，康福撤回起诉及解除保全申请。史晓勇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于2019年9月10日支付康福550万元，2019年9月10日支付周世红450万元。 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向被告出具过借条，原告主张的借条是否应认定无效；2.《还款协议》、《和解协议》是否无效。 关于争点1，原告主张1.2015年8月2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条内容：史晓勇向康福借款2500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口头约定砍头息200万元；2.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第五条予以明确，康福应向史晓勇返还借款凭证，该协议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条。被告辩称，本案根本不存在“借条”这一基本事实。从借贷关系发生时的客观情形可以判断当时不可能出具借条。从之后三次诉讼（尤其是史晓勇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史晓勇均没有陈述有借条，这一已知事实可以推定借条不存在。至于“和解协议”第5条“包括但不限于借条……”的内容仅仅是史晓勇律师出于职业习惯作出尽量完整的表述，并不能据此推定必有借条，相反，如果有借条，从第5条与第3条约定履行时间可见，康福若未交付借条，史晓勇可以先履行抗辩权而拒绝付款，其已付款的行为可以推定借条事实上不存在。原告确认《借条》无效的诉请，真实意思是确认2015年8月26日的民间借贷关系无效，有无借条并无实际意义。对原告要求确认借条无效的请求应予驳回。本院认为，1.史晓勇于2019年8月6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起诉康福的起诉状述称：“于2015年8月25日向被告借款2300万元，用于支付该公司土地转让款；借款的借期和利率均未明确约定。”原告主张原告出具给被告的借条金额为2500万元，与上述诉状陈述不一致，本案中，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康福于2019年8月6日向本院起诉史晓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状明确史晓勇及芜湖奥特莱斯公司向康福借款2300万元，并未主张2500万元；3.证人王某到庭证明原告出具给被告借条，证人陈述对借条是谁写不清楚，借条金额2500万元，口头约定砍头息200万元。本院认为，如果借条的金额是2500万元，不存在再口头约定利息200万元，且证人与原告系雇佣关系，故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4.《还款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借款2300万元，并不是原告主张的借条金额2500万元。原告未提供诉争的借条，对原告要求确认其于2015年8月26日向被告出具的《借条》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点2，原告主张，1.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被告每日与多人持续5年发生借贷资金往来，每日的交易金额平均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被告以民间借贷为主业，且没有放贷资格，向不特定对象放款；2.被告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7件，向多人借款放款，没有放贷资格，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对象放款，不排除向公众吸收存款或向金融机构借款转借给原告或其他借款人。依据2020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被告是职业放贷人；3.被告不具备出借2300万元的经济实力，且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原告出借资金的来源及证实资金的合法性，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被告签订的《还款协议》、《和解协议》应认定无效。被告辩称，1.关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及浙江高院都有明确规定，尤其是浙江高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及授权联合浙江省六个职能部门于2018年11月16日发布浙高法［2018］192号《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明确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但至今没有任何机构认定康福是职业放贷人。充分说明原告主张的事实没有依据；2.本案应适用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而不应适用2020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由：一是《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这是我国法律适用的最高原则，除非有可以突破的特殊情形，本案并不存在这种特殊情形。尤其是确认法律行为效力更应以行为成立时的法律规定作为判断依据，故2020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2015年的民间借贷法律行为没有溯及力，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应适用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二是2020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否定了溯及力。三是本案不属于2020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情形。本案虽然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但不是民间借贷履行纠纷，而是效力纠纷，已在本案之前多次诉讼，并非新受理的一审案件。3.案涉借贷纠纷已经全部了结。在61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自行和解后原告撤诉，史晓勇自动履行了《和解协议》第一期义务，第二期付款义务因履行前被依法裁定冻结而改变履行方式与期限，史晓勇与康福都没有提出异议或复议，已经生效，意味着康福与史晓勇之间的案涉借款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而终止，双方纠纷已经全部了结。原告的诉请依法应予驳回。4.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请，以第一项诉请为基础，案涉借贷关系有效，第二、三项诉请自然不成立。同时，第二、三项诉请不存在单独无效的法定情形，两份协议（含债权转让协议，实际有三份协议）都是各方自愿协商签订，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史晓勇历次诉讼中构成自认，生效判决（1307号案件）也认定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5.原告主张无效的理由，属于可撤销的情形，不是法定的无效情形。原告主张的情形没有证据，即使有证据也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因此，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请，依法不应支持。本院认为，1.《还款协议》、《和解协议》均是原、被告自愿签订，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2.本院及浙江高院的职业放贷人名录没有认定被告是职业放贷人，故对原告提出被告是职业放贷人，原、被告的借贷关系应认定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3.29757号案件中，史晓勇诉请要求将《还款协议》约定的利率36%调整为24%，并未提出《还款协议》无效的诉请；6135号案件中，康福诉请要求史晓勇及芜湖奥特莱斯公司归还借款2300万元，史晓勇并未提出该《还款协议》无效的抗辩；1307号案件中，史晓勇和康福对《还款协议》、《和解协议》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亦未提出无效的抗辩。综上，原告要求认定《还款协议》、《和解协议》无效的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史晓勇与被告康福之间的借贷关系由被告汇付原告2300万元的汇款凭证等证据为凭，故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原告要求确认其于2015年8月26日向被告出具的《借条》无效及原、被告签订的《还款协议》、《和解协议》无效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史晓勇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6800元，由原告史晓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金元 人民陪审员  苏金其 人民陪审员  邵平飞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代书 记员  鲍涵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