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4002民初278号 原告：邓思琼，女，1968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文，新疆长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罗文，男，1974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原告邓思琼诉被告罗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思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文、被告罗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思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20,2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为此原告在2016年9月29日和10月20日以转账方式给被告转款6万元，另出借现金14,046元。被告于2016年11月3日出具借条一份，金额74,046元，但未约定还款期限。因还款发生争议，2017年8月30日，在伊宁市××警务站调解下，被告支付3万元（含偿还部分借款和有关工资），经结算，被告再次出具借条一份，金额48,625元，仍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后被告于2018年春节前偿还15,625元，2018年3月1日偿还3000元。后被告于2020年3月16日将一辆×××号五菱微型车抵偿借款9800元，并办理完过户。尚剩20,200元至今未还，原告特诉讼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罗文辩称，原告是作为合伙人投资了74,046元，该款不是借款，是投资到伊宁市杰众商贸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后来原告发现投资的洗车行出现亏损，想撤资，我不同意，原告以各种方式闹，我经过警务站的调解打下借条，我没有办法才打的借条。我认为，既然是合伙投资就应该承担风险，这个钱我不给，我不应该承担全部亏损，我们合伙的公司目前已经亏了一百多万，我们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还存在其他诉讼，目前还没有结束，我认为原告作为投资人，应该把我给她的钱退还给公司，并按比例承担公司的债务。合伙企业的有关法律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合伙人要退股，需经过其余合伙人的同意，原告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她应遵守合伙原则，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不能因个人想法、个人原因、看企业要亏损就随意退伙。原告在合伙期间，无视合伙原则给伊宁市杰众商贸有限公司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原告在公司经营期间吵闹，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她无视合伙原则想让我给她退款，这完全是她个人意愿，我们合伙人并没有同意过给她退款，至于后来为什么打欠条，那也是在我无奈的情况下出具。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016年7月，原告邓思琼分批向被告罗文以转账及现金方式交付74,046元用于合伙经营。后邓思琼向罗文做出退伙意思表示，2016年11月3日，罗文向邓思琼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邓思琼现金74,046元修理借款”。后罗文偿还部分款项。2017年8月30日，罗文向邓思琼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邓思琼现金48,625元”。 以上事实，有邓思琼提交的《借条》复印件一份、《欠条》一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罗文提交的《借条》证实，本院予以确认，虽然罗文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的两笔转账仅认可其中一笔，但因其并不否认邓思琼合计向其交付74,046元的事实，故邓思琼无需对此进行补证，上述证据对前述事实有完全证明力，均可作为定案证据。 双方对罗文实际还款金额存在争议。邓思琼认为目前未偿还金额为20,200元，罗文认为已偿还50,410.4元。 邓思琼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收条》复印件一份、《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罗文于2018年3月1日向邓思琼偿还现金3000元，于2020年3月16日将其所有的×××车辆通过以物抵债方式抵偿给邓思琼，折价9800元，邓思琼另主张罗文还款15,625元，但收条已遗失。罗文认可以上证据，但认为是邓思琼“闹得太厉害了才给的”。 罗文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收条》《证明》《欠条》共六份，证明罗文向邓思琼累计还款50,410.4元，其中2016年10月30日还款650元、2017年8月30日分别还款4167元、8788.4元、2018年3月1日还款3000元、2019年5月13日还款8380元、2020年3月16日还款9800元，以上合计34,785.4元，另有一笔2018年春节前还的15,625元，合计50,410.4元。 邓思琼质证意见为：认可无收条的15,625元；对3000元和9800元的收条也认可；650元发生在出具借条之前，与本案无关；8788.4元、4167元不认可，这是罗文向邓思琼发放的工资，和本案无关；8380元和9800元是同一笔，当时协商好罗文用其名下的一辆车抵账（含保险的钱），其中车款5000元、保险费3380元，邓思琼先打了8380元的收条，该车辆一直未过户，2019年9月，邓思琼去库尔勒，把车放在罗文的修理厂修理，2020年3月16日，邓思琼去拿车，罗文不给，说保险涨了，另外还要加修理费680元、过户费290元，8380元变成了9800元，所以邓思琼又打了9800元的收条。 本院认证如下：对邓思琼认可的三份《收条》或《证明》，即15,625元、3000元、9800元，本院予以认可。2016年10月30日的650元《收条》发生在本案《借条》与《欠条》之前，且载明系“生活开支和工资”，与本案所涉款项无关，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可；2017年8月30日的4167元《收条》，收条显示为“工资”，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可；2017年8月30日的8788.4元《收条》虽未显示款项性质，但正是当日，罗文向邓思琼出具48,625元《欠条》，同一日出具欠条后再还款不合常理，该证据对罗文主张的2017年8月30日向邓思琼还款8788.4元具有较小证明力，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本院不予认可；2019年5月13日的8380元《欠条》载明“欠到罗文买车费和保险费共8380元”，而罗文在庭审中认可其仅向邓思琼抵债一辆车，在已有9800元收条载明系以车抵债的情形下，该证据对罗文主张该8380元也系以车抵债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 结合上述证据的举证、质证及认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自罗文于2017年8月30日向邓思琼出具48,625元《欠条》后，罗文分三次，分别于2018年春节前向邓思琼给付15,625元，于2018年3月1日向邓思琼给付3000元，于2018年3月16日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向邓思琼抵付9800元。 另，关于具体合伙项目，双方均未进行举证，邓思琼主张系经营洗车行，罗文主张系投资到其经营的伊宁市杰众商贸有限公司，罗文提交的证人肖浩在证言中表述包括二人在内，共计四人，合伙经营兼具洗车、维修、保养、车辆美容功能的洗车行或修理厂。双方均认可合伙人包括其二人在内，共计四人；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未就合伙项目办理工商登记。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原被告双方的法律关系性质。 首先，罗文提交邓思琼签字确认的一系列明细账、支付明细、证人证言及证明，意在证明其与邓思琼之间系合伙关系，但邓思琼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对此并未否定，其承认前期与罗文之间确实存在合伙关系。其次，罗文出具《借条》及《欠条》的行为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罗文于2016年11月3日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视为其同意邓思琼退出合伙，该《借条》与其后形成的具有借条性质的《欠条》可视为当事人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故本案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第三，罗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提出抗辩，认为邓思琼退伙并未取得全体合伙人同意，但该条款针对的是合伙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合伙协议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虽罗文主张合伙经营伊宁市杰众商贸有限公司，但未订立书面协议，结合具体合伙事务，该合伙项目不具有合伙企业的特征，对罗文的前述抗辩本院不予认可。故邓思琼与罗文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罗文应当依据借款凭证即2017年8月30日形成的《欠条》，偿还剩余债务即48625元－15,625元－3000元－9800元，应为20,200元。 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罗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向原告邓思琼偿还借款20,2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5元，减半收取计152.5元，由被告罗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审判员  陈佳佳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彭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