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行终18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2，女，198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丽娟，女，196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女，2012年8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杭州市拱墅区。 法定代理人何某2（系黄某1母亲），基本情况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男，201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杭州市拱墅区。 法定代理人何某2（系何某1母亲），基本情况同上。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崔克海，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冯晶，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朱超。 委托代理人江旭，浙江几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某2、周丽娟、黄某1、何某1诉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干区政府）不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一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2020）浙01行初139号行政裁定。何某2等4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2月22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调查，上诉人何某2、周丽娟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崔克海，被上诉人江干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朱超、江旭参加调查。为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征求当事人意愿后，本院进行了1个月协调但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20日，原告何某2、周丽娟、黄某1、何某1向被告江干区政府提出补偿安置履职申请，请求：1.请求贵机关按照《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对申请人在九堡村规划农居点进行迁建安置；2.向申请人支付从2010年6月1日起至实际获得安置之日止的过渡费用。江干区政府于2020年1月6日作出《关于何某2等4人来信来访事项的回复》，内容为：经核查，何某2等4名申请人均系周某1户内人员。周某1户于2009年9月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同月领取拆迁补偿款，包括一次性过渡费等。2011年取得安置用房建设用地（宅基地），2012年6月完成建房入住，至此《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协议内容均已履行完毕。其中黄某1、何某1两位申请人在安置完成后出生。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农村村民“一户一宅”的基本规定，周某1户已按政策获得宅基地一处，并已建房入住，故4名申请人作为同一户下成员不符合再次迁建安置的主体条件。政府履职程序结束。四名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原告何某2等4人于2017年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中国杭州四季青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与周某1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原审法院作出（2017）浙01行初12号行政裁定，生效裁判文书载明以下事实：案涉房屋位于杭州市××镇××村××组××号，由周某1户于1988年8月20日在取得相关单位批准后建造，周某1户《建房用地申请表》记载的户内“现有人口5人”，分别为户主周某1、配偶葛某、长女周丽娟、次女周某2、三女周某3。其中，次女周某2于1993年因结婚迁户。2008年1月25日，因中国四季青服装交易中心二期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向江干区政府组建的四季青指挥部核发杭土资拆许字〔2009〕第00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周某1户的案涉房屋位于该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定的拆迁范围内。2008年9月1日，拆迁人四季青指挥部向四季青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四季青公司组织实施该工程建设项目的具体工作，负责与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09年9月11日，四季青公司（甲方）、江干区征地事务所（丙方、动迁机构）和周某1户（乙方）签订《拆迁协议》。《拆迁协议》共八条，主要内容如下：“一、房屋补偿：乙方同意拆迁位于××组××号房屋，总建筑面积为546.13平方米（其中审批建筑面积476.25平方米）。根据相关政策，经中介机构评估后，需补偿人民币709500元。二、房屋安置：乙方房屋拆迁后，由九堡村委会按有关政策予以安置。三、过度（渡）搬家费用：乙方户籍人口7人，房屋拆除后乙方自行过渡，甲方一次性支付9个月的过渡费，过渡费每人每月600元；二次搬家费用2400元，小计40200元。……七、费用支付：以上费用合计人民币756700元，协议签订后，房屋残值归建设单位所有，并由建设单位负责拆除。甲方先行将总费用经丙方支付给九堡村委，待乙方搬迁完毕并腾空后，由村委造册支付乙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确认：前述《拆迁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乙方户籍人口7人”分别为户主周某1、配偶葛某、长女周丽娟、外孙女何某2、三女周某3、三女婿黄某2、三孙子周某4。《拆迁协议》签订后，周某1户于协议签订当月15日领取拆迁补偿款，并于2012年9月结算补偿款项。2011年前后，周某1户参加所在村组织的安置房宅基地统一抽签活动，取得约100平方米的宅基地，自行建造安置房。另查明：2015年9月15日，何某2就征地安置问题向杭州市信访局提出网上信访，江干区九堡街道接转后向其作出了回复。何某2等4人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何某2等4人来信来访事项的回复》；2.判令被告按照原告的申请对原告进行补偿安置；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本案系原告何某2、周丽娟、黄某1、何某1要求被告江干区政府履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而提起的诉讼。原告在履职申请中请求被告按照《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原告在九堡村规划农居点进行迁建安置，庭审时进一步明确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案涉履职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拆迁许可项下的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引起的争议。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杭州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过程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安置事项有争议的，由市土地管理部门裁决。法律、法规、规章等并未赋予江干区政府在当事人未能达成房屋补偿协议的情形下作出行政裁决的职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何某2、周丽娟、黄某1、何某1的起诉。 何某2等4人上诉称：原审以被上诉人不具有法定职权为由驳回其起诉，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具有对上诉人进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根据上述规定，征地补偿安置职责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具有对因征地引发的拆迁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被上诉人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具有代表国家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二、被上诉人并没有否定法定职责。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否定其具有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其作出的答复书及答辩状中不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安置的理由是其己经履行了法定职责，上诉人己经获得补偿安置；三、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是否具有法定职责作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尤其是上诉人、被上诉人都对被上诉人有法定职责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法院如果认为被上诉人没有法定职责，应首先调查其职责问题并引导双方举证辩论；四、上诉人曾就周某1与中国杭州四季青服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向人民法院提起协议无效诉讼，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适格被告应为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如果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适格被告为江干区人民政府，那么具有补偿安置职责的适格主体就应该是江干区人民政府。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能在协议案件中认为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补偿安置主体属于江干区人民政府，又在本案中认为江干区人民政府不具有补偿安置职责，这是自相矛盾的两个认定；五、（2018）最高法行申1995号明确指出，通过请求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方式，由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承担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定义务，既有利于明确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有且仅有政府才是补偿义务主体，还有利于强化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区（县）征地事务机构配合和具体实施补偿安置工作的监督职责。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依法改判撤销《关于何某2等4人来信来访事项的回复》并按照上诉人的申请进行补偿安置。 江干区政府答辩称：一、案件基本事实。案涉房屋位于杭州市江干区××镇××村××号，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户主为周某1，系周丽娟的父亲、何某2的外祖父、黄某1及何某1的曾祖父。因中国四季青服装交易中心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的需要，2009年9月11日，拆迁人中国杭州四季青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与户主周某1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第三条明确，户籍人口为7人。经核实，安置协议中的户籍人口7人分别为：户主周某1、配偶葛某、长女周丽娟、外孙女何某2、三女周某3、三女婿黄某2、三孙子周某4。2009年9月15日，周某1户根据协议领取拆迁补偿款716700元，另4万元作为农居建房提留款留存于九堡村委会。2011年九堡村委会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在九堡村规划农居点Ｃ地块给周某1户安置了新的宅基地，占地面积为100平方米，另根据相关规定，对房屋不足平方部分进行了补贴，周某1户领取补贴款2万元。2012年6月，周某1户在新安置的宅基地建造了新房并已入住，周某1户安置完毕。二、被上诉人并无对四上诉人再次进行迁建安置的法定职责，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本案中，周某1户的拆迁安置人口包括了周丽娟及何某2，周某1户已按政策获得宅基地一处，故何某2及周丽娟作为同一户下成员不符合迁建安置的主体条件。《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五款规定：“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之日起至正式安置前出生的人口应作为安置人口，在此期间死亡的人口不再计入安置人口。”《九堡社区安置房分配政策》，社区安置房的分配对象为“符合分配条件的本社区户籍在册人员及世居房户和特殊情况户，计算截止时间为各组建房安置抽签日”。本案中，上诉人黄某1出生于2012年8月1日、何某1出生于2013年12月6日，均在安置结束后出生，均无法享受相关补偿安置政策。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审查重点为上诉人何某2等4人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上诉人何某2等4人于2017年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中国杭州四季青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与周某1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后，生效裁判确认以下事实，2009年9月11日，四季青公司（甲方）、江干区征地事务所（丙方、动迁机构）和周某1户（乙方）签订《拆迁协议》，就该户房屋补偿安置及过渡费用等事项进行约定，且“当事人在诉讼中确认：前述《拆迁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乙方户籍人口7人’分别为户主周某1、配偶葛某、长女周丽娟、外孙女何某2、三女周某3、三女婿黄某2、三孙子周某4”。《拆迁协议》签订后，周某1户于协议签订当月15日领取拆迁补偿款，并于2012年9月结算补偿款项。2011年前后，周某1户参加所在村组织的安置房宅基地统一抽签活动，取得约100平方米的宅基地，自行建造安置房。2015年9月15日，何某2就征地安置问题向杭州市信访局提出网上信访，江干区九堡街道接转后向其作出了回复。同时生效裁判亦载明“2011年周某1户取得安置用房建设用地后协议已基本履行完毕，而上诉人黄某1和何某1分别出生于2012年和2013年”。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周丽娟、何某2，仍要求江干区政府履行征收补偿安置职责，无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黄某1、何某1系在上述《拆迁协议》签订后出生，上诉人何某2作为法定代理人应明知补偿安置事宜，结合其2015年即已就征地安置问题信访及有关答复情况等，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何某2等4人提起的本案行政诉讼，结论正确。 综上，上诉人何某2、周丽娟、黄某1、何某1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结论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管 征 审 判 员  吕柏超 审 判 员  李竺娉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朱秀华 书 记 员  吴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