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民终2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卫仕手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镇三屯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96。法定代表人：苗承钧，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彩南，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雪清，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海荷，女，汉族，1972年8月29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镇珊美陈家坊村民小组九巷1号，公民身份号码为441************521。上诉人东莞卫仕手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仕手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海荷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13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卫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卫仕手袋公司无需向陈海荷支付赔偿金38196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海荷负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卫仕手袋公司与陈海荷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6月13日已解除；二、限卫仕手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陈海荷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81960元；三、驳回卫仕手袋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卫仕手袋公司已预交，由卫仕手袋公司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13410号民事判决。卫仕手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卫仕手袋公司无需向陈海荷支付赔偿金38196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陈海荷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对陈海荷入职时间的认定存在错误。陈海荷的入职时间应为2007年4月3日，并非其主张的1993年2月8日。根据东莞卫仕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仕皮具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查询可知，卫仕皮具公司的成立时间为2004年2月20日，而一审法院认定陈海荷的入职时间为1993年2月8日，明显早于该公司的成立时间，与事实严重不符。另外，陈海荷与卫仕皮具公司曾于2006年10月11日解除劳动关系，之后陈海荷于2007年4月3日重新入职卫仕皮具公司，故陈海荷的入职时间应为2007年4月3日。（二）卫仕手袋公司已陷入严重经营困境，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卫仕手袋公司与陈海荷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卫仕手袋公司系合法解除与陈海荷的劳动关系。卫仕手袋公司主营业务是为国外客户加工生产手袋、皮具制品皮包等。自2018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卫仕手袋公司的产品出口受到限制，经营成本增加，已有部分客户取消与卫仕手袋公司继续合作。另外，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下，各大世界知名品牌（手袋、皮具）纷纷宣布停止生产，卫仕手袋公司的客户已停止下单。从疫情爆发后至今，卫仕手袋公司没有任何的新订单，业务严重萎缩，已处于停产状态。为了避免因继续恶化而面临倒闭的风险，卫仕手袋公司已对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减少了多个生产线，撤减、合并部分岗位。另外，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第五条的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致用人单位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困境，有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并致用人单位停产、限产，用人单位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综上，因为卫仕手袋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卫仕手袋公司与陈海荷的劳动合同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无法继续履行，所以卫仕手袋公司系合法解除与陈海荷的劳动关系，无需支付陈海荷任何赔偿金。综上所述，为维护卫仕手袋公司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提起上诉，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判如所请。陈海荷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二审应维持原判，驳回卫仕手袋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卫仕手袋公司在劳动仲裁、一审阶段均确认了陈海荷是在1993年2月8日入职卫仕手袋公司处工作的事实，仲裁裁决书和一审民事判决书均能对此予以证明。然而，卫仕手袋公司却在民事上诉状中推翻自己的陈述，诉称其成立时间为2004年2月20日，实则卫仕手袋公司作为三来一补企业，早已在陈海荷入职前成立，而当时字号为“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卫仕手袋公司已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且陈述自相矛盾。（三）作为劳动者的陈海荷，难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卫仕皮具公司、卫仕手袋公司之间的关系，陈海荷已经倾尽所能提供相关证据维护自己的权利，应由卫仕手袋公司提出相反的证据证明为什么陈海荷的相关文件上均显示1993年2月8日入职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相关的举证责任应由卫仕手袋公司承担，否则其应承担不利后果。（四）虽然有新冠疫情影响卫仕手袋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但是陈海荷所在部门一直处于开工状态，仍需人员进行管理，且卫仕手袋公司并没有停产停业的情况产生。卫仕手袋公司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解除与陈海荷的劳动合同关系，但卫仕手袋公司也没有依法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年限工资。另，陈海荷入职卫仕手袋公司处已有二十七年多，与卫仕手袋公司建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卫仕手袋公司也不得以此为由解除与陈海荷的劳动合同关系。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七条规定：“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卫仕手袋公司解除与陈海荷的劳动关系，未依法事先通知工会。以上种种事实均体现卫仕手袋公司违法解除与陈海荷的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五）陈海荷在卫仕手袋公司兢兢业业地工作，跟随卫仕手袋公司共同成长，却被卫仕手袋公司无情解雇。卫仕手袋公司在2020年6月13日直接取消了陈海荷的指纹打卡系统，强制不让陈海荷进厂上班，对陈海荷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六）新冠疫情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且是长期性的影响，不仅影响作为用人单位的卫仕手袋公司，同样影响作为工人的陈海荷。如卫仕手袋公司仅因此随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那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只会越演越烈，影响社会稳定。陈海荷认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卫仕手袋公司仅仅在存在经营风险，并不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综上，陈海荷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卫仕手袋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期间，陈海荷提交企业设立资料、社保缴费记录、考勤记录，拟证明其二审的答辩内容。企业设立资料系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的设立登记资料，显示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的成立日期为1987年9月12日，营业期限为1987年9月12日至2013年2月28日；社保缴费记录显示，卫仕手袋公司最早于1997年1月为陈海荷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考勤记录显示陈海荷的入职时间为1993年2月8日。对于以上证据，卫仕手袋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但是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卫仕手袋公司确认陈海荷最早入职时间为1993年2月8日，但后来陈海荷的用人单位变更为卫仕皮具公司，并且陈海荷与卫仕皮具公司曾于2006年10月11日解除劳动关系，于2007年4月3日重新入职卫仕皮具公司，故陈海荷的入职时间应为2007年4月3日。另外，陈海荷提供的三份时间分别为2017年12月、2018年6月、2020年5月考勤记录（月薪员工工时表），仅为近几年的考勤记录，并不能证明陈海荷一直连续在卫仕手袋公司工作。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可知，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无论陈海荷的入职时间是1993年还是2007年，其入职年限亦已超过12年，卫仕手袋公司向其支付的经济补偿的计算亦应适用上述规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于1987年9月12日成立，卫仕手袋公司于2011年4月21日成立。卫仕手袋公司确认其是由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于2011年转型而来，陈海荷于1993年2月8日入职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卫仕手袋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陈海荷的入职时间应如何认定；二、卫仕手袋公司是否合法解除与陈海荷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一。卫仕手袋公司主张陈海荷于2006年10月11日与卫仕皮具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于2007年4月3日重新入职卫仕皮具公司，应视为陈海荷于2007年4月3日入职卫仕手袋公司。对于上述主张，卫仕手袋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不予采信。陈海荷于1993年2月8日入职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之后卫仕皮具公司成立，用人单位变更为卫仕皮具公司。2015年2月9日，卫仕皮具公司、卫仕手袋公司与陈海荷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约定陈海荷与卫仕皮具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从2015年3月2日起用人单位变更为卫仕手袋公司。卫仕手袋公司与卫仕皮具公司均是独立的用工主体，故应认定陈海荷入职卫仕手袋公司的时间为2015年3月2日。一审法院认定陈海荷于1993年2月8日入职卫仕手袋公司，然而此时卫仕手袋公司尚未成立，故一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陈海荷工作年限的问题，本院评析如下：一、卫仕手袋公司确认其为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转型而来，陈海荷二审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显示卫仕手袋公司最早于1997年1月为其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此时的用工主体为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二、《劳动合同变更协议》载明劳动合同权利义务按照原合同继续执行，也即陈海荷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卫仕皮具公司变更为新用人单位卫仕手袋公司，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三、现有多份证据均显示卫仕手袋公司、卫仕皮具公司将陈海荷入职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的时间，作为陈海荷的入职时间。结合现有证据未显示在变更劳动用工主体时，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卫仕皮具公司曾向陈海荷支付过经济补偿的情况，结合卫仕手袋公司的相关陈述，本院认为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时，陈海荷在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卫仕皮具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入到卫仕手袋公司的工作年限。关于焦点二。卫仕手袋公司上诉主张其已陷入严重经营困境，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双方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但是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卫仕手袋公司亦陈述其于2019年年底曾向东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厚街分局申请经济性裁员，但东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厚街分局未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卫仕手袋公司与陈海荷的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是正确的。承前所述，陈海荷在东莞厚街三屯卫仕手袋厂、卫仕皮具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入到卫仕手袋公司的工作年限，故其工作年限超过12年，一审法院对于卫仕手袋公司应向陈海荷支付相应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计算方式及计算数额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卫仕手袋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但是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东莞卫仕手袋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胡运科陈韵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