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28民终241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宣恩县恒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住所地湖北省宣恩县珠山镇民族路**。负责人：向波，该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湖北勇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稳，男，1981年11月11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咸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辉赞，湖北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光辉，男，195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峰县尖尖驾驶员培训学校，，住所地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金龙村负责人：周运兵，该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远佳，湖北雄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宣恩县恒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以下简称“恒顺驾校”）与被上诉人唐稳、何光辉、鹤峰县尖尖驾驶员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尖尖驾校”）合同纠纷一案，湖北省宣恩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7）鄂2825民初391号民事判决，尖尖驾校及恒顺驾校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9）鄂28民终28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宣恩县人民法院重审。宣恩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鄂2825民初1278号民事判决，尖尖驾校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认定一审程序存在重大瑕疵，遂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鄂28民终233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宣恩县人民法院重审。宣恩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2020）鄂2825民初476号民事判决，恒顺驾校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顺驾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被上诉人唐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辉赞、被上诉人尖尖驾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远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何光辉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恒顺驾校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2.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唐稳、何光辉、尖尖驾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监管义务”的承担认定错误。本案系合同纠纷，故监管义务的产生应与合同内容有关，无论唐稳与尖尖驾校还是何光辉发生合同关系，关于接送学员的合同内容在一审中已查明，不属于恒顺驾校，恒顺驾校仅负有为学员提供考试条件及考试场所的合同义务，所以对于接送学员这一行为的监督，应当依据合同内容，由尖尖驾校和何光辉承担。另外，原审查明，何光辉仅向恒顺驾校支付1000元，仅用于负责唐稳进行驾驶员考试，对于唐稳在校外进行的私下培训，与恒顺驾校没有关联，恒顺驾校也无法对其进行限制。二、原审判决对于“挂靠行为”的认定错误。1.本案不存在挂靠行为。根据唐稳一审中的陈述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何光辉用于培训的车辆上印有“尖尖驾校”字样，唐稳对于自己在尖尖驾校报名培训一事应属明知，原审仅以何光辉未以尖尖驾校的名义对外进行宣传、未挂牌就否认唐稳与尖尖驾校之间的合同关系，实属武断。2.挂靠行为违法与本案责任承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案涉事故发生在接送学员过程中，而挂靠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关联，不能认定事故的发生系因挂靠违法所致。3.恒顺驾校无法对何光辉的挂靠行为进行干涉，谈不上放任。三、原审判决对于“风险开启”、“受害人保护”的认定错误。本案中，风险的开启与控制责任并非恒顺驾校。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系在唐稳与何光辉、尖尖驾校履行培训合同过程中，上述合同的履行主体并非恒顺驾校，恒顺驾校在考场外无法为唐稳提供保护，该风险也不在恒顺驾校的风险控制范围之内。四、恒顺驾校在本案事故发生中没有违反合同内容，也没有过错。五、本案责任划分错误。即便恒顺驾校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因为恒顺驾校在交通事故的发生中没有任何违反合同内容的行为，也没有任何过错，其也只能承担比例较低的次要责任，而原审判决将恒顺驾校列入了承担主要责任的主体之列，对恒顺驾校实属不公。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恒顺驾校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唐稳辩称，以一审法院的判决意见为准，没有新的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尖尖驾校辩称，国家对驾驶员培训通过行政许可方式设定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未获得行政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开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活动。本案中，恒顺驾校明知挂靠行为违法，允许何光辉挂靠其经营驾驶员培训业务，属于对何光辉的管理不当，放任何光辉培训活动给他人带来的危险，存在明显过错。综上，尖尖驾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何光辉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唐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光辉、尖尖驾校及恒顺驾校连带赔偿唐稳各项损失合计316280.17元（其中医疗费68898.18元、残疾赔偿金93921.26元、误工费17402.5元、护理费1300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650元、后期治疗费1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6902.89元、鉴定费3000元、交通费500元）；2.判令何光辉、尖尖驾校及恒顺驾校退还唐稳培训费4000元；3.诉讼费由何光辉、尖尖驾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何光辉购买田野BQ5022JLN6教练车一辆，登记于尖尖驾校名下，车牌号为鄂Q16**。2013年9月，尖尖驾校与何光辉签订一份《资产确认书》，确认该车及另外两辆教练车属何光辉所有，何光辉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未经尖尖驾校同意不得私自转让及处理。随后，何光辉鹤峰县××马镇镇开办驾驶员培训点，以尖尖驾校名义招收学员办理学籍，何光辉负责培训，何光辉收取培训费后向尖尖驾校缴纳管理费。经营一段时间后，何光辉将培训点迁移至咸丰县高乐山镇映山村太平沟，独自招收学员进行培训，该培训点未挂牌，何光辉亦未宣传培训点是何驾校。何光辉迁移培训点后，尖尖驾校曾要求何光辉将车辆转出，何光辉未予办理。艾方军曾为何光辉太平沟培训点的学员，艾方军取得驾驶证后，何光辉雇请其担任教练对招收的学员进行驾驶员培训。唐稳与艾方军系朋友关系，经艾方军介绍于2016年到何光辉在太平沟的培训点报名学习机动车驾驶，何光辉承诺4000元包干，包括培训、去外地考试接送及考试费，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何光辉收取4000元后未出具收费票据。何光辉根据与恒顺驾校的商定，将唐稳等人的学籍登记在恒顺驾校，以恒顺驾校学员的身份参加考试，何光辉按每位学员1000元的标准向恒顺驾校缴纳了费用（费用包括考前熟悉考场、使用驾校车辆、办理考试及资格证相关手续等）。2016年5月31日，唐稳在恒顺驾校科目一考场以恒顺驾校学员的身份参加了科目一考试并取得成绩单。何光辉在接到恒顺驾校关于安排唐稳等人参加科目二考试的通知后，于2016年6月19日，安排艾方军驾驶鄂鄂Q16**教练车载唐云庆、唐稳、杨玲、吴新兵四名学员前往恒顺驾校参加次日的科目二考试。当日上午9时许，当该车沿232省道由咸丰往宣恩方向行驶至椒石线15KM+227.5M路段右转弯时，车辆向行驶方向的左侧驶出路外翻覆坎下，造成吴新兵当场死亡，艾方军及唐稳、唐稳、杨玲受伤的交通事故。2016年6月30日，宣恩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宣公交认字[2016]第0001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艾方军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2017年5月22日，宣恩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2825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艾方军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唐稳伤后当日入宣恩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腹部闭合性损伤：肝脾破裂？2.右侧肱骨骨折；3.脑外伤？4.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唐稳在宣恩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5天，用去医疗费25899.78元。2016年7月4日至同年11月4日转入咸丰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23天，用去医疗费41856.96元（门诊费477元，住院医疗费41379.96元）。前述医疗费合计67756.74元,由何光辉支付。2016年11月10日，唐稳在民大附属医院复查用去门诊医疗费1251.96元。2016年11月22日，恩施施南法医司法鉴定所依据唐稳申请作出恩施南法司鉴[2016]临鉴字第12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唐稳脾切除伤残程度为八级、肠修补伤残程度为十级、左侧3-6肋骨折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赔偿指数为34%；伤后误工期为270日（自2016年6月19日起算）；后期行手术拆除右肱骨骨折内固定费用预计15000元；后期治疗住院时间30日。唐稳为本次鉴定，支付鉴定费3000元。一审另查明，唐稳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长女唐鑫，2006年9月15日出生；次女唐树银，2010年1月9日出生；三女唐云凤，2011年5月2日出生；四子唐金玉，2014年10月9日出生。本案一审原审过程中，尖尖驾校申请对唐稳的医疗费进行审核鉴定，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受理一审法院委托后，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武福爱[2018]临鉴字第7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唐稳的医疗费用中使用了与本次交通事故受伤无关的药物，相应医疗费共计58.06元，尖尖驾校为本次鉴定支付鉴定费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唐稳在接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过程中因参加考试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遭受损害，唐稳主张存在培训合同关系而选择提起违约之诉要求何光辉、尖尖驾校以及恒顺驾校承担违约责任，唐稳的请求权基础为合同关系。由于本案无书面合同，要解决本案争议，首先要准确认定合同关系的缔约相对方。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何光辉在咸丰县高乐山镇映山村太平沟开办培训点期间未挂牌也未对外进行广告宣传，唐稳不清楚该培训点系何驾校，唐稳是基于在何光辉处培训比较稳靠的认知而前往该培训点参加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唐稳缴纳培训费后无相关收费票据，亦未签订书面合同，故唐稳关于何光辉与尖尖驾校系代理关系、唐稳与尖尖驾校存在培训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证据证实形成代理的相应权利外观，故应当认定唐稳与何光辉形成事实上的培训合同关系。同时，根据何光辉在原审中关于培训费包含接送学员参加考试的陈述，可以认定唐稳支付的4000元费用中包含接送至考场的费用，故双方培训合同内容包括接送学员参加考试。其次，关于案涉合同效力问题。国家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通过行政许可方式实行市场准入制度，何光辉不具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经营资格，故唐稳与何光辉之间培训合同关系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第三，关于本案的归责。因案涉培训合同无效，本案不适用违约责任相关规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按照过错归责原则由过错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返还财产等责任。何光辉明知自己不具备开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资质而开办培训点招收学员，且安排驾驶经历不长的员工艾方军驾驶教练车接送唐稳等人前往考场参加考试并发生艾方军负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何光辉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何光辉长期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并在咸丰县高乐山镇太平沟设点，唐稳基于信赖而报名参加培训，且本案损害系何光辉雇请的人员驾车接送学员考试过程中发生单方负全责的交通事故而导致，故唐稳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第四，关于尖尖驾校、恒顺驾校在本案中的责任。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属于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范围，国家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通过行政许可方式设定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未取得行政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活动。为了降低该经营活动风险，维护公共安全，同时也为了保证经营主体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保证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可以得到有效救济，道路运输条例及相关行政规章明令禁止借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资质的行为。尖尖驾校、恒顺驾校明知挂靠行为违法而为了自己的利益仍然为之，且疏于对挂靠人何光辉的工作人员素质、车辆安全和培训技术等进行管理，放任挂靠人何光辉进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危险，其行为明显存在过错。尖尖驾校、恒顺驾校允许挂靠的行为促成了不具有经营资格的挂靠人何光辉进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开启了危险之门，客观上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与危险性，尖尖驾校、恒顺驾校和何光辉各自过错的结合导致了损害事故，考虑到挂靠行为的违法性、风险的开启与控制、受害人保护等因素，尖尖驾校、恒顺驾校和何光辉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五，关于何光辉、尖尖驾校、恒顺驾校承担责任的大小。结合本案缔约过程、事故经过、挂靠方式、挂靠收益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对唐稳遭受的损失，由何光辉、鹤峰尖尖驾校、宣恩恒顺驾校分别承担40%、20%、40%的赔偿责任为宜。第六，关于培训费用，因案涉合同无效，何光辉收取唐稳的培训费应当予以返还。关于唐稳的损失，依据唐稳的诉请及采信的证据认定如下：1.唐稳主张医疗费用共计68898.18元（宣恩县人民医院25899.78元+咸丰县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41856.96元+复查1200元-不合理用药58.56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2.唐稳主张残疾赔偿金93921.26元（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812元×20年×伤残赔偿指数34%），是以一审法院原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相关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3.唐稳主张误工费17402.5元[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4150元÷365天×（2016年6月19日至定残前一天共计156天+后期治疗30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4.唐稳主张护理费13005元（住院153天×85元/天），未超过规定标准，予以认定。5.唐稳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7650元（住院153天×50元/天），未超过规定标准，予以认定。6.唐稳主张后期治疗费15000元，结合唐稳的伤情及鉴定机构鉴定意见，予以认定。7.唐稳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96902.89元[唐云凤25708.93元（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633元/年×13年×34%÷2人）、唐树银15820.88元（11633元/年×8年×34%÷2人）、唐鑫23731.32元（11633元/年×12年×34%÷2人）、唐金玉31641.76元（11633元/年×16年×34%÷2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关于“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唐稳主张有误，经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为57350.69元（11633元/年×13年×34%+11633元/年×3年×34%÷2人）。8.唐稳主张鉴定费3000元，予以认定。9.唐稳主张交通费500元，结合其治疗情况，予以认定。唐稳上述各损失合计为276727.63元。何光辉对唐稳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为110691.05元。扣减何光辉已支付的67756.74元，何光辉还应赔付42934.31元。尖尖驾校对唐稳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55345.53元。恒顺驾校对唐稳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为110691.0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何光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唐稳各项损失共计42934.31元并退还培训费4000元，合计46934.31元；二、鹤峰县尖尖驾驶员培训学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唐稳各项损失共计55345.53元；三、宣恩县恒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唐稳各项损失共计110691.05元；四、驳回唐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何光辉负担920元，鹤峰县尖尖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460元，宣恩县恒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920元。鹤峰县尖尖驾驶员培训学校缴纳的鉴定费3000元由鹤峰县尖尖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未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及赔偿款项的具体金额提出异议，结合诉争双方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如何认定案涉培训合同的主体；二、如何认定案涉培训合同的效力；三、如何认定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及划分比例。现分述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民事主体，经意思表示一致，可以缔结民事合同。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为之，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为之。被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的，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应当归属于被代理人。本案中，据原审查明，何光辉因经营驾驶员培训业务的需要，购买培训车辆，并登记在尖尖驾校名下，双方就此展开合作。尖尖驾校在二审中陈述，在双方合作期间，系由尖尖驾校招收学员，再交由何光辉培训，并允许何光辉在培训车辆上喷涂尖尖驾校的标识，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尖尖驾校以其行为授予何光辉代理权，授予何光辉以其名义对外实施法律行为，并以喷涂标识等形式完成了代理权授予的外部公开。虽然何光辉、尖尖驾校此后终止了合作关系，但代理权外部授予的效力并不依存于双方是否存在代理权授予的基础法律关系，故何光辉代理权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虽已消灭，但在尖尖驾校未以明示等方式，将终止代理权授予的意思向相对人或不特定第三人公开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何光辉在与唐稳等缔结培训合同时仍享有代理尖尖驾校的代理权。另外，即便尖尖驾校的抗辩成立，双方已不存在真实有效的代理关系，但因双方曾有代理权授予的事实，及至何光辉与唐稳等人缔结培训合同时，尖尖驾校并未以适当的方式将双方业已终止合作关系的事实予以公布，反而继续容忍何光辉将培训所用的车辆登记在其名下，虽在唐稳等人缴纳培训费用、合意缔结培训合同时，何光辉虽未明确表示以尖尖驾校的名义对外实施法律行为，但基于何光辉所用车辆上喷涂有“尖尖驾校”标识、唐稳在缔结培训合同及缴纳培训费用时能清晰识别上述标识的事实，故在何光辉未明示合同的缔结主体系其本人的情形下，其行为仍具有代理尖尖驾校的权利外观，唐稳作为第三人，亦足以产生何光辉具有代理尖尖驾校代理权的合理信赖，尖尖驾校仍应因怠于行使代理权终止后的对外公示义务而对于代理权外观的形成具有可归责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仍应认定尖尖驾校对何光辉的行为承担责任。关于恒顺驾校是否系案涉培训合同缔约主体的问题。本院认为，虽恒顺驾校与何光辉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恒顺驾校允许唐稳以其学员的名义参加驾驶员资格考试，但唐稳与恒顺驾校之间并未就该事宜直接进行接洽与协商，而是由恒顺驾校允许何光辉以其名义接收学员挂靠学籍，上述事项本身即包含代理权授予的意思，故何光辉上述行为发生的法律效果，应由恒顺驾校承受，恒顺驾校属于案涉培训合同的缔约主体。关于唐稳与恒顺驾校、尖尖驾校、何光辉之间是否同属一个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恒顺驾校与尖尖驾校、何光辉之间，履行的合同义务有所不同，但自唐稳缔结案涉培训合同的目的审查，其缔约目的在于接受培训服务，然后通过驾驶员资格考试后获得驾驶员资格证书，其所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也仅为支付相应的培训费用，故其合同相对方虽并非何光辉一人，但受领其履行的主体仍属一个整体。另自何光辉、尖尖驾校、恒顺驾校承担的合同义务内容审查，尖尖驾校的合同义务在于为唐稳提供登记在其名下的培训车辆，何光辉的合同义务在于为唐稳提供教练等具体的培训服务、恒顺驾校的合同义务在于向唐稳提供考试的资格及场地，三者的合同义务内容有所区别，但其性质并非对三个不同合同的单独履行，而应属于对同一合同目的下对合同义务不同阶段的履行。此外，虽然何光辉系恒顺驾校、尖尖驾校的代理人，但自何光辉的行为性质审查，其行为的内容并不仅仅包含所实施的代理行为，还包含无法将法律效果归结为二被代理人的其他成份，且何光辉在案涉培训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部分行为亦系基于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意思，故案涉合同的主要义务虽由恒顺驾校与尖尖驾校履行，但亦不能否认何光辉行为中所具有的代理行为与以自己的名义参与缔约的双重属性。因此，案涉培训合同的培训义务的承受主体虽有多个，但仍应归属于一个合同关系，案涉培训合同的缔约主体系为唐稳与恒顺驾校及尖尖驾校、何光辉。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第十条规定，申请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取得法人资格；（二）有健全的培训机构；（三）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四）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教学人员。第二十六条规定，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证件前，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活动。本案中，何光辉并不具备上述规章规定的条件，也未在开始培训业务前获得相应的行政许可，故何光辉擅自开展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业务及恒顺驾校、尖尖驾校允许其挂靠车籍、学籍的行为，均违背了上述规章的强制性规定。虽然上述规章无法作为否定合同效力的直接法律渊源，但国家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采取强制许可的规范目的，除使该行业的从业主体具备开展培训业务的必要设施及条件外，还在于机动车培训业务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设置一定的准入条件以提高从业主体的风险抵御能力，以使危险现实化后从业主体具备一定的损害赔偿能力，填补受害人因此遭受的人身及财产损害。此外，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目的，不仅在于辅助培训人员学习驾驶技能，顺利通过考试后获得驾驶资格证书，更在于学习必要的交通法规及驾驶规则，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降低驾驶车辆给社会带来的事故风险。而在本案中，恒顺驾校、尖尖驾校及何光辉的行为，实质上降低了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准入条件，致使上述规章所欲实现的规范目的落空，扰乱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的市场秩序，并严重损及上述规章所欲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故应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否认其效力。关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遭受的损失。本案中，何光辉明知自己不具备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资质而擅自经营，恒顺驾校及尖尖驾校允许其挂靠学员学籍及车籍均违背了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致使唐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遭受了严重损害，其应当对唐稳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关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划分。本院认为，因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为前提。本案中，虽然恒顺驾校与尖尖驾校、何光辉的行为均与损害赔偿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但三者的行为对于损害结果发生的参与程度并非完全一致。何光辉明知其无资质，擅自开展驾驶员培训，且聘请不具备相应条件的教练人员及驾驶人员，致使唐稳在前往考试途中遭遇严重交通事故，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另外，虽然恒顺驾校并非损害的直接加害人，但自培训合同的缔约目的审查，作为培训合同缔约相对方的唐稳，其主要合同目的在于接受培训服务后取得驾驶员资格证书。因此，若恒顺驾校未向何光辉出借学员学籍，何光辉将因无法给其学员提供参加考试的资格而失去继续违法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条件与动因，作为培训业务的相对方也不会选择何光辉作为培训业务的提供者，故恒顺驾校对于何光辉违法行为的心理强化及目的实现提供了主要支撑，且以三方承担的合同内容观之，尖尖驾校虽有代理权的授予，但其并非培训服务的主要提供方，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点，也并非在培训过程中，而是在培训活动业已结束、唐稳等人前往考点途中，故足以认定事故的发生应属恒顺驾校的风险控制范围，即便恒顺驾校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基于风险归责原则判令其对唐稳的损失承担40%的责任，亦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恒顺驾校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何光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放弃，不影响本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18元，由上诉人宣恩县恒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开平审判员  张辅军审判员  宋九龙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 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