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20民终7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英，女，1966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昌，中山市黄圃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保时利塑胶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40F。法定代表人：刘炜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邝修林，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陈玉英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保时利塑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时利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2072民初12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陈玉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保时利公司支付陈玉英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14230元（7141元/月×15个月×2倍）。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审查保时利公司终止劳动合同时原劳动合同的期限以及该合同系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还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事实，也未审查保时利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的情况。二、一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认定保时利公司终止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陈玉英在2016年11月17日年满50周岁，虽然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关系终止，即并未规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以终止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按劳务关系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终止的确定标准问题的答复》{［2015］民一他字第6号}认为，对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的终止，应当以劳动者是否享受养老保险或者领取退休金为标准。综上，陈玉英于2016年11月17日年满50周岁，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也未领取退休金，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违法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2.因保时利公司违法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故双方在2016年11月17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的用工关系属于劳动关系。从用工特征分析，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保时利公司依法制定各项劳动规章制度并适用于陈玉英，陈玉英受保时利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保时利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且陈玉英提供的劳动是保时利业务的组成部分，保时利公司也按月支付工资，并为陈玉英购买社保。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规定，在上述期间，陈玉英与保时利公司形成事实劳动关系。3.虽然保时利公司提交了陈玉英与其签订的《劳务协议》，但陈玉英没有文化，不识字，连书写自己的名字都非常困难。故相关的《劳务协议》、辞职申请书，都是陈玉英在保时利公司工作人员指定和要求下签名的，陈玉英并不知晓相关内容。故一审法院将双方2016年11月17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的用工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引用作为下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进一步查明事实，依法、公正判决。保时利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劳务关系，认定事实清楚，二审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国务院有权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前五项情形之外的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况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作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该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上述法律规定的授权，与该法并不抵触。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上述规定，并未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作为退休的前提条件。具体到本案中，陈玉英在2016年11月17日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在劳动合同终止后，其与保时利公司签订了《劳务协议》，双方形成的劳务关系。二、保时利公司为陈玉英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陈玉英因自身原因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不能享受退休待遇，根据相关规定，双方之间的用工关系按劳务关系处理。保时利公司自陈玉英入职后，已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至2020年5月，但缴纳社会保险并不是证明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唯一证明。缴纳社会保险只是其中一种具体表现，并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就一定存在劳动关系。同时，由于陈玉英入职保时利公司时已达39岁，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0岁只有11年，故陈玉英因自身原因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能享受退休待遇。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按劳务关系处理。故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用工关系属于劳务关系。三、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务关系，保时利公司同意陈玉英提出的辞职申请，双方依法解除劳务合同关系，故陈玉英主张保时利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20年5月12日，保时利公司同意陈玉英提出的辞职申请，双方于当天办理了陈玉英的辞职手续，双方依法解除劳务合同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玉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保时利公司支付陈玉英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14230元（7141元/月×15个月×2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保时利公司系于1997年12月28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陈玉英于2005年9月13日入职保时利公司，陈玉英于2016年11月17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保时利公司为陈玉英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20年5月。2020年7月9日，陈玉英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2020年7月20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中劳人仲不字〔2020〕137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陈玉英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陈玉英的劳动仲裁申请。陈玉英于2020年8月4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审诉讼中，陈玉英明确表示无需追加保时利公司的股东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与诉讼。保时利公司于2016年11月1日通知陈玉英因陈玉英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终止双方的劳动关系，双方已签订期限为2016年11月17日至2017年5月16日、2017年5月17日至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5月11日、2018年5月12日至2018年11月11日、2018年11月11日至2019年5月10日、2019年5月10日至2019年11月12日、2019年11月12日至2020年5月11日的劳务协议，陈玉英于2020年5月12日向保时利公司提出辞职并获保时利公司批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陈玉英于2016年11月17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已签订期限为2016年11月17日至2017年5月16日、2017年5月17日至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5月11日、2018年5月12日至2018年11月11日、2018年11月11日至2019年5月10日、2019年5月10日至2019年11月12日、2019年11月12日至2020年5月11日的劳务协议，即自2016年11月17日起陈玉英与保时利公司之间属于劳务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关系，且陈玉英于2020年5月12日向保时利公司提出辞职并获保时利公司批准，故陈玉英诉求保时利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陈玉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陈玉英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保时利公司提交的《关于终止劳动关系签订劳务关系的通知书》显示，保时利公司于2016年11月1日通知陈玉英：“由于你本人年龄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本公司决定依法终止与你的劳动关系。但如你有意继续为本公司提供服务，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用人需要酌情处理。经研究决定，本公司可与你签订为期6个月的劳务协议（2016年11月17日至2017年5月16日）。如无异议请于2016年11月17日到本公司行政人事部门办理劳务协议签订手续；如你决定不准备与本公司签订劳务协议，请于2016年11月17日前将回执交本公司行政人事部门。如未按本通知书要求时间内将回执交回的，视同你自动放弃。”陈玉英在该通知书回执一栏勾选了“对通知内容无异议，同意与贵公司签订劳务协议”的内容，并签名确认。2.保时利公司提交的辞职申请书显示陈玉英勾选的离职原因为“因事回家”。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根据保时利公司提交的《关于终止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务协议的通知书》及回执、劳务协议的内容可知，2016年11月1日，保时利公司已明确通知陈玉英，因陈玉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陈玉英签名确认该情况，并同意与保时利公司签订劳务协议。而事实上，陈玉英在此后亦多次与保时利公司签订多份劳务协议。由此可见，陈玉英对于其与保时利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因其达到法定年龄而终止，双方已转化为劳务合同关系的情况是清楚并同意的。现陈玉英在本案中主张其自2016年11月17日年满50周岁时开始，与保时利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保时利公司提交的《辞职申请书》载明的内容可知，陈玉英系因其个人原因（因事回家）向保时利公司提出辞职，故陈玉英主张保时利公司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其据此主张保时利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1423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陈玉英所称，其文化水平较低，签署相关文件时并不了解相关内容的说法。本院认为，陈玉英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其应知晓其在相关文件上签名的法律后果，且陈玉英亦未举证证明其曾对相关文件载明的内容提出过异议或者曾申请撤销其签署的相关文件，故本院对陈玉英的该说法不予确认。综上所述，陈玉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陈玉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莉审判员 王小红审判员 马燕清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郑 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