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8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7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7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1，男，197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2，男，194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1（徐某2之子），身份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8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1（刘某之夫），身份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3，女，200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刘某（徐某3之母），身份同上。法定代理人：徐某1（徐某3之父），身份同上。上诉人王某、张某因与被上诉人徐某2、徐某1、刘某、徐某3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8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徐某2、徐某1、刘某、徐某3按照每月4500元的标准给付王某、张某自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居住补偿款共计108000元；租房中介费4500元。以上共计1125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某2、徐某1、刘某、徐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与判决存在前后矛盾。根据生效判决，王某、张某有权依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主张相应权利。徐某2在北京市朝阳区×房屋拆迁过程中获得了超出拆迁政策规定的房屋购买指标，原因在于此户“人口众多”，在册人口三人，分别是徐某2、王某、徐某1，实际居住人口6人，分别是徐某2、王某、徐某1、张某、刘某、徐某3。无论是在册人口还是实际居住人口王某、张某都占实际人口的三分之一，而经济适用房的面积大小是由人均面积决定的，故王某、张某享有北京市朝阳区×号及×号两套房屋的三分之一份额。《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共同居住人的相关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虽然法院生效判决出于解决当事人实际需求避免激化矛盾的角度考虑，判决给与居住补贴，但该判决在经过两年的实际实施并没有真正给王某、张某解决实际问题反倒增加了诸多不便和困难。王某、张某恳请法院出于对王某、张某实际困难考虑改判王某、张某去涉案房屋居住，王某、张某可以按照对方的份额给其租金补偿。王某、张某经济和居住条件较差是现实困难，一审判决居住补贴过低，不符合王某、张某在两套房屋所占的实际份额，也与两套房屋租金相差甚远，更没有解决实际需要，只能激化矛盾，给王某、张某的生活和经济带来更多的压力和困难。徐某2、徐某1、刘某、徐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张某上诉请求。王某、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某2、徐某1、刘某、徐某3按照每月4500元的标准支付王某、张某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的居住补偿款108000元、租房中介费4500元，共计112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徐某1系徐某2之子；王某与张某系夫妻；徐某1与刘某系夫妻，徐某3系二人之女。2013年10月28日，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朝阳分中心作为拆迁人（甲方）与徐某2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因朝阳区和平一、二、三村土地一级开发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北京市朝阳区广和里五巷×所有的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间，建筑面积16平方米，非正式房屋自建房1间；乙方现有在册人口3人，实际居住人口6人，分别是户主徐某2、之子徐某1、之子王某、之儿媳刘某、之儿媳张某、之孙女徐某3；乙方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合计193215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92305元，其中包括搬家补助费320元、电话补助235元、有线电视补助350元、空调补助400元、工程配合奖20000元、过渡补助费5000元、自建房补助费66000元；代扣购房款2160元；甲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283360元向被拆迁人开具领款凭证，被拆迁人按照有关规定持领款凭证到银行支取补偿款。2013年11月，徐某2取得上述拆迁补偿款、补助费总计283360元。2014年6月20日，徐某1、徐某2各与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一份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分别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价格均为241394元。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徐某1、徐某2支付的上述购房款。徐某1、徐某2称其用于支付上述购房款的款项来源于前述拆迁过程中获得的28万余元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徐某2癌症补助10万元，徐某1神经衰弱补助10万元。王某、张某与徐某2、徐某1、刘某、徐某3曾以分家析产纠纷为由诉至法院，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出具（2016）京0105民初575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某、张某作为被拆迁房屋的居住人，当然享有获得补偿的权益，加之拆迁单位表示徐某2以超出拆迁政策规定的指标购买房屋，原因在于此户“人口众多”，故王某、张某享有涉案房屋的相应权益，但法院出于解决当事人实际需求避免激化矛盾角度考虑，判决“徐某2、徐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按照每月二千元标准给付王某、张某二〇一五年至二〇一八年居住补偿款共计九万六千元”。后双方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9日出具（2019）京03民终39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王某、张某提交《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及居间代理费发票，欲证明王某、张某现在外租房居住，租金每月8300元，因租房产生中介费7470元；提交链家网站房屋出租信息打印件，欲证明涉案房屋同小区房屋出租的租金标准。徐某2、徐某1、刘某、徐某3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并提交三份《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号房屋在2018年7月22日至2019年7月21日的实际出租价格为每月4500元，在2019年7月22日至2020年7月21日的实际出租价格为每月4700元，在2020年7月22日至2021年7月21日的实际出租价格为每月4500元。王某、张某对三份租房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询，徐某1表示×号房屋和×号房屋现均用于出租，租金由徐某1收取后给付徐某2。庭审中，徐某2、徐某1、刘某、徐某3提交住院费用清单三张，欲证明徐某2因身体原因产生很多医疗花费；提交房屋产权证，欲证明×号房屋和×号房屋的登记信息。王某、张某对住院费用清单和房屋产权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经查，×号房屋于2018年3月21日登记在徐某1名下，×号房屋于2018年3月21日登记在徐某2名下，两套房屋建筑面积均为75．9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应受法律保护。生效判决书已经认定由于被拆迁房屋的实际居住人口是王某、张某与徐某2、徐某1、刘某、徐某3，且拆迁单位表示徐某2购房指标的确定是基于该户“人口众多”，故徐某2以超出拆迁政策规定的指标购买房屋，与王某、张某作为被拆迁房屋实际居住人口所享有的权益相关，因此王某、张某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权益。现×号房屋登记在徐某1名下，×号房屋登记在徐某2名下，且该两套房屋均用于出租，故王某、张某有权要求徐某2、徐某1从涉案房屋收取的租金中给付相应居住补偿款。关于补偿标准，法院综合考虑2018年至2020年期间北京市房屋出租市场行情、涉案房屋的租金波动变化情况及王某、张某在涉案房屋中享有权益的占比情况，补偿标准仍以每月2000元为宜。关于王某、张某主张的租房中介费，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徐某2、徐某1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给付王某、张某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的居住补偿款48000元；二、驳回王某、张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50元，由王某、张某负担1462元（已交纳），由徐某2、徐某1负担108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应受法律保护。生效判决书已认定王某、张某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权益。一审法院根据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确定由徐某2、徐某1从涉案房屋收取的租金中给付王某、张某相应居住补偿款，并综合考虑市场行情、涉案房屋租金波动情况，以及王某、张某在涉案房屋中享有权益的占比情况，确定的补偿款数额并无不当。王某、张某在二审中主张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与其一审诉请不一致，属于二审新增加的诉求，经本院释明后撤回，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王某、张某有关补偿标准过低，应由徐某2、徐某1负担其中介费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某、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0元，由王某、张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玄明虎审 判 员  万丽丽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卢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