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3民终1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彦林，男，1988年9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鸡西市鸡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丽(与上诉人系夫妻关系)女，1988年2月23日出生，现住鸡西市鸡冠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勇琦，男，199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鸡西市城子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山，男，1976年2月4日出生，现住鸡西市城子河区。上诉人赵彦林与被上诉人孙勇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黑0302民初2309号民事判决。孙勇琦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黑03民终87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9）黑0302民初230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302民初42号民事判决，赵彦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彦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丽，被上诉人孙勇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彦林上诉请求：撤销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2020）黑0302民初4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2018年2月8日，赵彦林因购房向孙勇琦借款260,000元，出具借据一张。因当天孙勇琦未按约定给付借款，赵彦林又放弃购房的想法所以告知孙勇琦不用转款。因双方是同事，未收回借条。一、一审依据孙勇琦提交证据判决上诉人承担给付本金及利息义务，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戚莹是孙勇琦的妻子又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长期的借款关系，其与本案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为有效明显错误。其次，孙勇琦提交戚莹2018年2月8日有一笔卖车款270,000元就是2月10日给付上诉人255,000元的出处。钱是特殊物品在戚莹账户内出现就不能将其特定为指向明确的种类物，况戚莹不止是向上诉人借款还款同时还向多人借钱还钱，上诉人与戚莹账户资金往来就不间断，几乎每天都在还款和借款。2月9日、10日都有往来，戚莹向上诉人的借款仍在继续，而且戚莹转账255,000元的账户一直与上诉人之间有钱款往来。这255,000元如果是借款为什么不一笔转入而是分二笔，当天戚莹与上诉人总共有十八笔钱款往来发生，戚莹转款给上诉人共六笔总计385,000元，无论戚莹用几个账户完成当天的转款行为，顺序是90,000元、40,000元、30,000元、30,000元、30,000元、165,000元，转款的第一笔和第六笔相加才是孙勇琦起诉借给上诉人的借款。这说明孙勇琦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借款行为发生，如果真的给付上诉人借款，至少应该是相邻的转账相加之和可信度能高一些。一审法院以戚莹的证言来印证2018年2月10日转账给上诉人的第一笔90,000元和第六笔165,000元是借款就更是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上诉人给付孙勇琦利息错误。无论案涉借款合同是否履行，孙勇琦和戚莹都称没有约定利息，关于利息的判决就是错误的。因孙勇琦提交的证据与转款明细不一致，即不足260,000元，孙勇琦为了证明255,000元就是履行了给付借款，称差的5,000元是利息，一审根据转款255,000元就认定有利息约定并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依据是“孙勇琦认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利息”，明显是错误的。三、本案孙勇琦主张权利所举证据不合常理。1、上诉人向孙勇琦借钱，戚莹转的款。上诉人是通过孙勇琦认识其妻子戚莹的，最初戚莹向上诉人借钱就是通过孙勇琦，孙勇琦也知道戚莹与上诉人之间借款关系。如果戚莹履行了借款合同，为什么不是一笔转账，如果上诉人真的接收了借款，为什么还借款给戚莹。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银行明细足以证明上诉人与戚莹之间的借贷关系，与孙勇琦借款无关。上诉人与孙勇琦是同事，基于信任才没收回借据，认为孙勇琦会销毁借据，一审用上诉人对孙勇琦的信任来推定上诉人没有收回借据就是有真实借款存在的认定错误。孙勇琦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孙勇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赵彦林偿还原告孙勇琦借款本金260,000元、利息88,400元（自2018年2月8日起至2019年7月3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共计348,400元；2.由被告赵彦林承担诉讼费用。诉讼中，孙勇琦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赵彦林继续给付自2019年7月4日起至全部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25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孙勇琦与被告赵彦林原系同事关系。2018年2月8日，赵彦林欲向孙勇琦借款260,000元，给孙勇琦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孙勇琦26万元，还款日2018年3月7日”，借条中未写明借款利息。2018年2月10日扣除利息5,000元后，孙勇琦通过其妻子戚莹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卡号尾号236号的银行卡转给赵彦林255,000元。另，2018年2月8日戚莹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卡号尾号236号的银行卡入账270,000元。庭审中，1.孙勇琦称2018年2月8日赵彦林提出借款并出具借条后，孙勇琦要求赵彦林的妻子也在借条上签字，赵彦林称其妻子在外地过两天能回来，2018年2月10日赵彦林明确告知其妻子不能回来，后双方借款合同实际履行。赵彦林则称因当时想购买房屋，故向孙勇琦借款，并于2018年2月8日出具借条，但当天孙勇琦未给赵彦林转款；后赵彦林又放弃购买房屋，并告知孙勇琦不用转款，因双方是同事关系，所以借条未被收回。2.孙勇琦称尾号236号的银行卡入账的270,000元系自有出租车卖车款存入戚莹名下270,000元，系案涉借款来源。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属实践合同，自出借人交付借款时合同生效。首先，原告孙勇琦提供的2018年2月8日被告赵彦林出具的借条、戚莹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卡号尾号236号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戚莹询问笔录、孙勇琦对赵彦林出具借条及通过戚莹转款经过的陈述相互印证，能够形成链条；其次，孙勇琦称1个月扣除5,000元利息标准未超过法定利率上线规定；相反，被告赵彦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具借条时，应当对借条性质、意义有充分的认知，其称孙勇琦未实际出借钱款，但其未将借条索回亦未要求孙勇琦出具借条作废等相关说明。综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赵彦林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维权证据，在此情况下，孙勇琦主张借贷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孙勇琦已完成其所负的举证证明责任；而赵彦林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证明借贷事实未发生，应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借款本金。孙勇琦认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利息5,0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规定，故本案认定孙勇琦出借本金为255,000元。关于利息。赵彦林未按约定偿还借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偿还借款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违约责任。故孙勇琦主张赵彦林支付逾期利息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但因双方对逾期利率未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计算，借期内的月利率为1.92%（5,000元÷26万元），未超过法定利率上线的规定，予以确认，故自2018年3月8日起的利息，依上述法律规定应按月利率1.92%计算；又因孙勇琦主张2019年7月4日之后的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19年8月20日才开始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2019年7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仍应按月利率1.92%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借款本金全部偿还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自2018年3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以25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92%计算，为84,118元（255,000元×1.92%×17月+255,000元×1.92%÷30天×11天）；2019年8月20日起至欠款本金全部偿还之日止的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案涉借款独立于赵彦林与戚莹之间的经济往来，故不影响赵彦林与戚莹之间的最终结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判决：被告赵彦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孙勇琦欠款本金255,000元，及利息84,118元（自2019年3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并给付2019年8月20日起至借款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继续计算。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2018年2月8日戚莹为赵彦林出具的借条一份，2月9日赵彦林给戚莹转账255,000元的凭证一份。意在证明：孙勇琦妻子戚莹于2018年2月8日向赵彦林借款260,000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8年3月7日，赵彦林次日通过手机银行转给戚莹255,000元，5,000元作为给赵彦林的好处，与被上诉人原审举证的戚莹向赵彦林的转款记录以及上诉人举证的2018年2月10日十八次往来转账记录等可一并证实2018年2月8日至2月10日，2018年1月至3月的一段时间内赵彦林与戚莹之间频繁相互转款发生经济往来的事实，这段期间内戚莹给赵彦林出具很多借条，赵彦林与孙勇琦之间的借款关系与赵彦林、戚莹之间的经济往来无关。证据二、上诉人妻子张景丽微信图片6张。意在证明：张景丽2018年2月8日在家做家务没有外出，不会联系不到。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借款还款日期为2018年3月8日，双方已经履行完毕。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2月8日的截图只能看出时间，后四张时间为2017年12月23日、2018年1月8日、2018年2月4日均与本案无关，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被上诉人提交2018年3月8日260,000元转款记录。意在证明：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2月8日的借条已实际履行完毕。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孙勇琦与赵彦林借款已实际发生。260,000元确实已经还完，但与本案无关。上诉人赵彦林申请本院调取戚莹2018年2月8日-2月10日其工商银行卡号尾号236账户明细。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2018年2月8日转给戚莹的卖车款不是2月10日戚莹转给赵彦林借款，因为戚莹在2月8日-2月9日多次给他人转款，不能将2月10日的两笔转款特定化。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的钱款来源合法，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中的借款戚莹已偿还，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不予以采纳。被上诉人对证据二有异议，该证据亦不能证实上诉人证明目的，故不予采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2018年2月8-10日戚莹工商银行卡号尾号236账户明细，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证明目的，故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庭审中，上诉人陈述因为想买房，手里钱不够，戚莹同上诉人说孙勇琦父亲卖车了，告之上诉人先向孙勇琦借出来，然后上诉人就向孙勇琦出具借条，孙勇琦称晚点转款，但是也没有转，上诉人就告诉孙勇琦不再借款，借条扔了就行。二、2018年2月10日戚莹通过其工商银行卡号尾号236手机银行两次转款给上诉人工商银行卡255,000元，通过账户尾号336四次跨行汇款给上诉人130,000元。三、2018年2月8日下午，上诉人分三次向戚莹转款120,000元。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8年2月28日上诉人赵彦林向被上诉人孙勇琦出具借款260,000元借据，同日戚莹工商银行卡号尾号236收到卖车款270,000元，2018年2月10日戚莹通过工商银行卡号尾号236手机银行两次向上诉人赵彦林转款255,000元，以上事实及孙勇琦陈述、戚莹询问笔录能够证实案涉借款已实际交付。上诉人赵彦林认为该255,000元是其与戚莹之间的经济往来，孙勇琦未交付案涉借款，2月10日当日戚莹向上诉人转款六笔，案涉借款是第一笔与第六笔相加，应是相邻转账相加之和。经查，案涉255,000元是戚莹工商银行同一银行卡手机银行两次转款，而另四笔是戚莹另一账户跨行转款，故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借款应是相邻转账相加之和的问题。另上诉人称借款系用于购房，其出具借据晚上由于被上诉人未向其转款，决定不再购房借款。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8年2月8日下午出具借据当日，上诉人分三次向戚莹转款120,000元，上诉人在购房需要借款的情况下还向戚莹转款，明显不符合常理，上诉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上诉人庭审中陈述“戚莹同上诉人说孙勇琦父亲卖车了，告之上诉人先向孙勇琦借出来”该陈述与被上诉人孙勇琦所述案涉借款来源一致，因此，被上诉人所述案涉借款独立于戚莹与赵彦林之间的经济往来及其借款转款经过更具有高度可能性。虽案涉借据中未约定利息，但是孙勇琦交付借款本金时扣除5,000元利息，故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赵彦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26元，由上诉人赵彦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 平审判员 洪 明审判员 李凤霞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谢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