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20民终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蜀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县郫筒镇成灌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202506528R。 法定代表人：陈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勇，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娟，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和兴街杜鹃园小区******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667416397G。 法定代表人：王贺彩，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河，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金府装饰城******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080603898A。 法定代表人：李瑞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蜀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升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20）川2022民初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蜀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勇与被上诉人建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河、被上诉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蜀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20）川2022民初532号民事判决；2.依法解除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3.建升公司返还蜀星公司合同履约保证金150万元；4.建升公司向蜀星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资金占用损失（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履约保证金全部给付完毕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5.本案诉讼费由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从客观事实来看：1.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建升公司变更信息中显示，廖洪治在2020年1月16日前，在建升公司担任董事长、副总经理等职务，且廖洪治作为授权代表在《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签字。2.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在《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盖章并加盖负责人刘庆伟私章。3.李田杰系蜀星公司的技术总工，代表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谈判并签署合同。从主观来看，蜀星公司授权代表李田杰作为普通一方并不具备专业鉴别印章印文真伪的能力，且签署合同时廖洪治担任建升公司的副总经理职务，在此情况下，蜀星公司有完全的、充分的理由相信廖洪治对建升公司具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进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综上，廖洪治以建升公司名义与蜀星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二、李田杰作为蜀星公司的授权代表签署《项目合作协议书》系蜀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案外人李田杰作为蜀星公司的授权代表，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签署合同并支付保证金的行为均系蜀星公司的授权行为。本案案涉合同签订时，蜀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陈忠荣，一审法院不能以蜀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林不了解案件情况即否认蜀星公司加盖公章的真实性，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且蜀星公司授权李田杰向建升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履约保证金系蜀星公司与李田杰内部管理行为，且合同并没有约定履约保证金必须从蜀星公司账户支付，即蜀星公司委托李田杰从其个人账户支付至建升公司指定账户既不违反合同约定也未违反法律。三、廖洪治以建升公司名义与蜀星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廖洪治与蜀星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的代理行为有效。《项目合作协议书》对三方均具有约束力，蜀星公司授权李田杰支付了150万元履约保证金，建升公司应当向蜀星公司返还。四、一审法院认定李田杰挂靠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签署《项目合作协议书》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1.保证金支付时间不能改变资金的性质。从交易习惯来看，由于承包商在谈判中处于劣势，所以发包人经常要求承包商先行支付保证金以后才签署合同，而本案中的事实就是建升公司为了先行收取保证金而要求在签署合同之前支付保证金，符合当下趋势。虽然保证金支付时间在合同签署之前，但法律并未规定必须在合同签署之后才能支付保证金。2.内部承包关系并未禁止内部承包人代为支付保证金。从李田杰作为蜀星公司技术总工并购买社保的情况来看，李田杰作为内部承包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并由李田杰代为支付保证金也符合常理。3.李田杰代为支付保证金的关系不影响内部承包关系。李田杰代为支付保证金后，蜀星公司是否偿还、何时偿还、何种方式偿还属于内部管理方式或内部约定，与其他人没有关系，不能因为蜀星公司没有向李田杰偿还保证金而推定是挂靠行为。4.追讨保证金必然由蜀星公司发起，但不代表法定代表人一定知晓。对于公司的诉讼问题，法定代表人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而一审法院在明知相关事实矛盾的情况下没有进一步核实具体情况而错误的认定为挂靠关系。由于法定代表人陈林系在父亲（原法定代表人陈忠荣）去世后在2018年10月11日才担任法定代表人，并且当时蜀星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人为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在陈林不知道本案诉讼的情况下才到法院了解情况，最后陈林和蜀星公司又向一审法院出具了认可诉讼的函件，充分证明陈林对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并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才发生“到法院了解情况”的事件，但这并不影响案件的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任何事件不可能因为法定代表人的不知情而否定案件本身的合法性。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对陈林进行再次询问事情缘由，而不能直接适用陈林第一次的调查笔录。五、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挂靠关系而否定《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效力，导致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受损主体，而形成错误判决。另外，签署合同当时有中铁九局的刘庆伟加盖印章，故蜀星公司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建升公司廖洪治加盖公章代表建升公司。建升公司廖洪治签署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款项150万元系建升公司财务总监严某指定转入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意达公司），并且严某出具了收据，注明了用途，足以证明蜀星公司系真实地通过谈判、协商缴纳保证金，并签署项目合作协议。综上，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蜀星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建升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蜀星公司的上诉。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在一审中我公司的印章被鉴定为虚假的，这一点可以认定合同是无效的。 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答辩称：1.蜀星公司陈述因为我公司负责人在场，所以相信廖洪治可以代表建升公司，我公司是中铁九局全资公司，并非建升公司的股东。我公司与建升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关系，所以蜀星公司的该理由不成立。2.蜀星公司陈述依据建升公司的财务总监的指令向第三人转款，但是没有依据，而且转款是发生在签订协议之前，高额的款项在没有协议和委托的情况下转款，应该不是基于保证金转款。3.我公司并没有收取款项，也没有委托他人收取款项，所以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当维持。 蜀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2.建升公司返还蜀星公司合同履约保证金150万元；3.建升公司向蜀星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资金占用损失（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履约保证金全部给付完毕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承包建设项目，案外人李田杰于2015年8月31日通过其个人账户向众意达公司转款100万元，通过李田杰和其妻子周清鹏为股东的成都三力达污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向众意达公司转款20万元；于2015年9月1日通过李田杰和其妻子周清鹏为股东的成都鹏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众意达公司转款30万元。2015年9月1日，建升公司工作人员严某经手，出具了收据，载明：收到李田杰乐至项目履约保证金150万元。2015年9月16日，廖洪治代表建升公司、刘庆伟代表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与李田杰挂靠的蜀星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将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总承包的“乐至64-Ａ建设项目”分包给李田杰。协议签订后，李田杰并没有分包到约定的建设项目。收款方至今未将收到的150万元退还李田杰。诉讼过程中，建升公司认为《项目合作协议》上的印章非建升公司印章，编号为0069256收据上财务专用章非建升公司印鉴，向一审法院申请印章鉴定。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认为《项目合作协议》上的印章非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印章，也向一审法院申请印章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7月16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鼎诚司鉴［2020］文鉴字第01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载明“签订日期：2015年9月16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落款处加盖的“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不是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治安大队备案的底版印模刻制的印章所盖印形成；2.载明“入账日期：2015年9月1日”的《收据》上加盖的“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不是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治安大队备案的底版印模刻制的印章所盖印形成。同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鼎诚司鉴［2020］文鉴字第01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签订日期：2015年9月16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落款处加盖的“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印文是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备案的底版印模刻制的印章所盖印形成。诉讼过程中，蜀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林主动到一审法院称，公司合作企业告诉陈林，蜀星公司有诉讼案件，故到法院了解本案的案情。同时陈述，其不清楚起诉状等文书上面的公司印章的情况，公司也没有存档的项目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建升公司是否应退还蜀星公司保证金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一、关于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项目合作协议》从形式外观上系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签订，在蜀星公司为善意且无过错情况下，为保护交易安全，基于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无论该协议上的印章是否为建升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印章，只要协议上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签字，就应认定《项目合作协议》合法有效。但结合本案所有证据及经验法则分析，透过形式外观的表象，查明蜀星公司并非善意且有过错，该协议并非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真实意思，而系案外人李田杰挂靠蜀星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故《项目合作协议》为无效合同。首先，《项目合作协议》若为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签订，则首先应在签订合同后，再由蜀星公司按照约定履行给付保证金义务，但通过交通银行进账单、中信银行的客户回单、建设银行的客户回单查明，款项的支付系李田杰个人、李田杰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在合同签订前转款150万元，非蜀星公司向建升公司支付保证金；其次，蜀星公司与案外人李田杰并非内部承包关系，而系挂靠关系。内部承包是一种企业的管理模式，承包工程的自然人与企业之间存在劳动或隶属管理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的法律行为。内部承包虽然由个人完成，但工程在财务、资金上并不与企业完全脱钩，仍按照企业内部流程，进行采购、收付款等，内部承包人员不直接实际承担相关款项收支。蜀星公司提供了李田杰担任蜀星公司技术负责人信息及社保信息证据虽然证明了其系公司员工，但蜀星公司提供了交通银行进账单、中信银行的客户回单、建设银行的客户回单及编号为0069256收据均证实，款项的支付人为李田杰个人、李田杰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若李田杰支付的行为系代表公司行使，合同的权利与义务均应归于被代理人蜀星公司承担，那么在李田杰支付了保证金后，公司应将李田杰代为支付的150万元保证金归还李田杰，但蜀星公司未提供其归还保证金给李田杰的证据。据此可以认定，李田杰与蜀星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而非内部承包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最后，追讨150万保证金对公司来说，也应为重大事项，按常理公司应讨论决定如何追讨的问题，决定起诉后，法定代表人应清楚此事。然而蜀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林从蜀星公司的合作企业了解到蜀星公司有诉讼案件后，主动到法院了解本案的诉讼情况，并陈述其不清楚起诉状等文书上面的公司印章的情况，公司也没有存档的项目合同。此种情况显然不符合常理。据此可以认定李田杰挂靠蜀星公司承包工程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二、关于建升公司是否应退还蜀星公司保证金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项目合作协议》系案外人李田杰挂靠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签订，系无效合同。取得财产的一方因合同无效后，无合法依据继续占有取得的财产，故应将不当得利财产返还受损人。蜀星公司虽提供证据证明，李田杰个人、李田杰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向众意达公司转款150万元的事实，编号为0069256收据也注明收到李田杰乐至项目履约保证金150万元而非蜀星公司给付的保证金，但蜀星公司没有提供书面的证据证明，蜀星公司委托了案外人李田杰个人、李田杰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向建升公司支付保证金的事实。若为口头授权，蜀星公司应提供证据证实蜀星公司归还李田杰个人、李田杰和其妻子为股东的两家公司垫付的保证金的事实。蜀星公司并非无效合同的实际当事人，150万元的保证金也并非蜀星公司支付，因此受损人并非蜀星公司，故蜀星公司无权主张建升公司返还保证金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综上，蜀星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均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蜀星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蜀星公司负担。 在二审过程中，蜀星公司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李田杰从2007年开始在蜀星公司交纳社保的资料； 2.李田杰高级工程师的资料； 3.由住建局颁发的李田杰在蜀星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的材料； 证据1-3拟证明李田杰系蜀星公司员工，并且是技术负责人，其系列行为均是代表蜀星公司，并非个人行为。 4.建升公司严某指令将款项转账到众意达公司的短信； 5.严某证人证言（系当庭通过建升公司律师许立河手机保存的严某电话拨打），拟证明系严某向蜀星公司提供的账户名称，并在收到款项后出具相应收据。 6.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两份，分别为（2017）川0124民初3346号及（2017）川0124民初1373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建升公司使用案涉账户收款以及使用案涉账户退还过朱福源的保证金90万元。 建升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3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该手机短信是谁发的无法核实，对该短信有异议。证据5，严某的身份应当是证人，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询问，询问严某过程中陈述的并不清楚本案是否签订协议，也没有现场确认蜀星公司提供的收据是亲手出具的，其陈述是廖洪治要求发送的短信，但没有陈述将短信发送给谁，内容是什么，短信内容是否与本案有关，最后严某本身因财务问题，被我公司2018年开除，他与我公司有利害冲突，其陈述的内容不应采纳。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 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3的意见与建升公司的一致。对于短信看不出谁发的，即使是真实的，内容只能反映李田杰与众意达公司之间有关系。证据4、5、6的意见与建升公司一致。 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经侦大队于2018年12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廖洪治的现状，现在廖洪志和刘庆伟都被沈阳市公安机关羁押，所以签订协议的情况我们无法取得联系。 蜀星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材料是2018年的了，不能证明他们的现状，不能达到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意见为，蜀星公司提交的证据1-3真实、合法、有效，能够证明李田杰系蜀星公司职工，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5，手机短信虽不能直接反映为建升公司财务人员严某电话号码，但该短信显示的发件人地址与严某拼音首字母一致，同时结合发送的时间、内容及李田杰转款的账户及转款时间，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可以认定；证人严某虽未到庭接受询问，但通过建升公司代理人手机所存严某的电话号码当庭与严某进行通话，核实了其身份并接受法庭询问，其作证的内容具有客观性，结合蜀星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转款凭据、加盖有建升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与证据4、5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证据4、5予以采信。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提交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为承包建设项目，蜀星公司员工李田杰根据建升公司财务人员严某授意，于2015年8月31日通过其个人账户向众意达公司转款100万元，通过李田杰和其妻子周清鹏为股东的成都三力达污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向众意达公司转款20万元；于2015年9月1日通过李田杰和其妻子周清鹏为股东的成都鹏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众意达公司转款30万元。2015年9月1日，建升公司财务人员严某经手，出具了加盖有建升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载明：收到李田杰乐至项目履约保证金150万元。2015年9月16日，建升公司作为甲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为乙方、蜀星公司为丙方在建升公司办公地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该协议分别加盖三公司印章，同时建升公司副总经理廖洪治、李田杰分别在建升公司、蜀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在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加盖有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刘庆伟的印章。该协议约定将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总承包的“乐至64-Ａ建设项目”分包给蜀星公司。协议签订后，项目至今未达到开工条件，蜀星公司也未入场施工。收款方至今未将收到的150万元退还蜀星公司。 蜀星公司于2019年8月2日向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建升公司及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22日、10月29日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 另查明，2020年4月23日，蜀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林到乐至县人民法院核实本案诉讼情况，并表示回公司核实情况后答复。2020年5月6日，蜀星公司向乐至县人民法院出具同意继续诉讼情况说明书，同意以原告身份继续诉讼被告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20年8月7日，陈林向乐至县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因本人并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因此我第一次对贵院称不清楚贵院依法受理的四川蜀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后回公司了解情况后，向贵院作出知晓本案的情况说明。由于本人并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才作出前后不一致的言论。”诉讼中蜀星公司认可李田杰系代表蜀星公司订立案涉合同并转款。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效力，若系有效是否应当解除。2.建升公司是否应当向蜀星公司退还保证金及资金占用损失。 本院认为，一、关于《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李田杰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代表蜀星公司的职务行为。李田杰系蜀星公司员工，其作为蜀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项目合作协议上签名，虽蜀星公司未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但事后蜀星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以及诉讼中对李田杰行为的追认均应视为对李田杰行为系代表蜀星公司对外订立该合同行为的追认；另外，合同的相对方未对蜀星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提出异议，故该合同的权利义务承受主体应为蜀星公司。 （二）《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效力。1.协议上有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工作及其法定代表人刘庆伟的印章和建升公司及其副总经理廖洪治的签名，对刘庆伟印章和廖洪治的签名真实性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建升公司分别提出异议，但在提出鉴定申请后又撤回，对该抗辩未提出相应证据证实，故应视为《项目合作协议书》上刘庆伟印章和廖洪治的签名具有真实性；《项目合作协议书》中加盖了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庆伟印章，蜀星公司有理由相信加盖公章的真实性。虽加盖在《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建升公司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但该《项目合作协议书》上有廖洪治的签名。廖洪治系建升公司副总，作为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该公司办公地点且加盖与建升公司名称相同的印章，蜀星公司有理由相信所加盖的印章真实。虽经鉴定，所加盖印章虚假，但蜀星公司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其自身并无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廖洪治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建升公司承担。2.案涉乐至“64-A”项目是否属于应当招投标的范围，各方当事人并未举证证明，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合同涉及项目属于国家强制招投标范围。综上，蜀星公司与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三）《项目合作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从合同订立后至蜀星公司提起诉讼，建升公司尚未取得乐至64-A建设项目土地的使用权，亦未达到开工条件，各方订立合同的目的已不能实现，蜀星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请求成立。在诉讼前，蜀星公司未以通知的形式行使解除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之规定，本院确定《项目合作协议书》解除的时间为一审法院向建升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的时间，即2019年10月29日。 二、关于建升公司是否应当向蜀星公司退还保证金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蜀星公司主张因承建乐至64-Ａ项目工程，以李田杰个人或其公司账户向建升公司指定的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账户转款150万元，用于缴纳履约保证金；建升公司抗辩其公司未收到该款项，故不应承担退还责任。本院认为建升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成立，1.李田杰的转款行为应视为代蜀星公司付款的行为。从转款凭据看虽系李田杰个人或其所有的公司账户转出，但对该转款性质，李田杰当庭认可系代蜀星公司垫付，对此应当予以确认。2.转款至众意达公司账户虽没有建升公司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但该账号系建升公司财务人员严某提供，在李田杰转款后建升公司向李田杰出具了收款收据，载明系乐至项目履约保证金，由建升公司财务人员签名并且加盖建设公司财务专用章，故应认定建升公司认可已收到案涉项目的履约保证金。建升公司财务专用章虽经鉴定与其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李田杰付款属实，且有理由相信该收款凭据中印章的真实性，在无证据证明李田杰与众意达公司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形下，该款项应当认定系建升公司收取。3.案涉工程至今未达到开工条件，《项目合作协议书》被依法解除，建升公司因该协议收取的蜀星公司履约保证金应当予以返还，该协议并未约定该保证金应当计算资金占用费，在该协议未被依法解除前，建升公司占用该保证金系合法；项目未达到开工条件下蜀星公司未及时主张权利，系自身怠于行使权利，故对该资金占用费本院确定从合同解除之日起计算。 人民法院审查合同主体的权力边界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及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应尊重当事人选择的诉讼途径、诉讼主体、诉讼策略，李田杰出庭对转款的性质及主体均作出说明，至于蜀星公司是否向其转款或形成何种债权债务关系，属于蜀星公司内部管理及其与李田杰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蜀星公司外部法律关系的审查范围。故一审法院认定李田杰系挂靠蜀星公司对外签订协议，并据此认定该协议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蜀星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20）川2022民初532号民事判决； 二、四川蜀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10月29日解除； 三、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四川蜀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15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15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四、驳回四川蜀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刘 彤 审 判 员  梅 波 审 判 员  林用政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陈 艳 书 记 员  卓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