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0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区新桥街**。 负责人兰卫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莲，浙江兴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社教，男，196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成春，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爱春，女，1984年4月14日出生，侗族，住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衢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社教、张爱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5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姚炜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合议庭审理，并于2020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衢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莲，被上诉人何社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成春，被上诉人张爱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8月16日22时27分许，张爱春驾驶其本人所有的浙ＤＪ××××车辆沿萧山萧钱线由西向东行驶至钱江农场公交站路段时，与何社教驾驶的、沿萧钱线由东向西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何社教受伤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张爱春弃车逃逸，并指使他人顶替。后经交警部门认定，张爱春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并赤脚驾驶机动车，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何社教无责任。另查明，何社教在杭州臻元纺织品有限公司工作。事故发生后，何社教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诊断为左创伤性脑疝、右侧顶枕部创伤性硬膜外出血等并住院治疗40天；病情稳定后，何社教自行委托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对其精神智力状态、与交通事故因果关系、伤残等级进行评定，亦自行委托杭州求正司法鉴定所对何社教的伤残等级及其伤后误工、护理、营养时限进行鉴定。后经上述鉴定机构鉴定，何社教精神医学评定为器质性精神障碍（轻度智能减退）、本症与交通事故直接因果关系、伤残等级为八级，人体损伤评定其颅脑损伤行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的伤残等级为十级、多发肋骨骨折的伤残等级为十级，建议其伤后误工时间为180日、护理时间90日、营养时间90日。为此，何社教支出鉴定费用4500元。审理过程中，何社教申请对张爱春在人保衢州公司《免责告知书》中“张爱春”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经审核后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后该所出具浙大司鉴【2019】文鉴字第270号笔迹鉴定意见书，载明：《免责告知书》中“张爱春”签名笔迹不是张爱春所写。为此，何社教支出鉴定费3600元。又查明，张爱春名下的车牌号为浙ＤＪ××××车辆在人保衢州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并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为医疗费用10000元、死亡伤残110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另又查明，事故发生后，张爱春垫付22500元，人保衢州公司垫付10000元。 何社教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要求张爱春赔偿何社教损失共计498495.02元；二、要求人保衢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何社教全部损失；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张爱春、人保衢州公司承担。一审审理过程中，何社教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张爱春赔偿何社教损失共计540008.62元【包括：医疗费73346.0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0元、营养费4500元、残疾赔偿金409237.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7000元、误工费35550元、护理费17775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8100元、车辆和衣物损失2000元，以上共计572508.62元，扣除张爱春、人保衢州公司已垫付的32500元，尚需支付540008.62元】。 原审法院经审核，酌情确认何社教因案涉事故所造成的各项损失为540490.32元，具体包括：一、医疗费用赔偿项下：1、医疗费何社教主张合理计73346.02元（含非医保用药）；2、营养费何社教主张合理计4500元（50元/天×90天）；3、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50元/天×40天）；计79846.02元。二、死亡伤残赔偿项下：1、残疾赔偿金何社教主张合理计409237.60元（按照60182元/年×20年×34%）；2、误工费酌定29534.40元（参照2019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批发零售业在岗职工的年均工资59888元/年÷365天×180天）；3、护理费酌定17772.30元（参照2019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在岗职工年均工资72078元/年÷365天×90天）；4、交通费酌定500元；计457044.30元。三、财产损伤项下：鉴定费36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根据过错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人保衢州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承保人，应当首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何社教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当事人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而对张爱春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何社教有权要求人保衢州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范围内予以承担。因此，人保衢州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何社教122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项10000（含非医保费用）+伤残赔偿项110000元+财产损失项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何社教418490.32元（540490.32元－122000元），共计540490.32元；扣除已经垫付的32500元，尚需支付507990.32元。审理过程中，人保衢州公司认为何社教所主张的医疗费应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予以核定的抗辩，因有违公平理念和交强险条例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的立法目的，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人保衢州公司对何社教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有异议，但原审法院结合现有证据分析后认为，何社教从事非农工作，适用城镇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此外，人保衢州公司亦辩称，张爱春存在逃逸情形，商业险责任应予免赔，但原审法院结合现有证据分析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并未将“机动车肇事后逃逸”情形纳入法定除外责任范围，故交强险不能因此而拒赔，另对商业三者险而言，即便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肇事逃逸属于责任免除条款，也需要保险人尽到对该条款的提示、告知义务，否则，商业三者险亦不得拒赔。结合本案，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张爱春在人保衢州公司保险免责告知书中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为，尤其张爱春在庭审中自认，其并未在签字现场见到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故原审法院对人保衢州公司关于免责告知与提示说明的过程存疑，据此应适当加重人保衢州公司的举证责任。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人保衢州公司无法证明其已就免责事项有效告知或明确提示张爱春，故原审法院对人保衢州公司提出的商业险免赔的抗辩不予采信。另外，人保衢州公司亦对原审法院依职权委托的笔迹鉴定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分析认为，该鉴定系何社教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该申请亦经过原审法院审核，且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并依法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独立第三方机构予以鉴定，其结论应属客观、公正，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鉴定过程与结论应予采信；人保衢州公司虽提出鉴定样本没有经过质证，但原审法院分析后认为，经鉴定机构取样，除一份公安机关的处罚告知笔录外，其余大部分样本均为原审法院材料并由张爱春当庭签署，且所有样本的笔迹特征反映基本一致，故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人保衢州公司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何社教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张爱春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对何社教的诉讼请求中，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部分酌情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人保衢州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何社教540490.32元；扣除已经垫付的32500元，尚需支付507990.32元，限人保衢州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日付清；二、驳回何社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人保衢州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00元，减半收取4600元，由张爱春负担4434元，何社教负担166元。 宣判后，人保衢州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就将本案有关的免责告知等证据材料邮寄给原审法院，而被上诉人张爱春也当庭陈述投保单系本人签字（第一次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被上诉人何社教的代理人在被上诉人张爱春明确表示投保单系本人签字的情况下当庭提出要求笔迹鉴定，当时已经过了举证期限，而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还是将整个庭审程序走完，庭审结束后过了一段时间告知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何社教申请的投保单笔迹鉴定的事宜。这明显是违反程序的。同时送检的笔迹并未通知任何一方当事人质证，对于笔迹的真实性无法确定，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所采纳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故对于这份鉴定报告上诉人认为不合法不应采纳。二、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免责告知义务。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页面第一行：鉴于投保人已向保险人提出投保申请，并同意按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依照承保险种及其对应条款和特别约定承担赔偿责任；重要提示第一项：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第三项：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而上诉人在交付被保险人的机动车交强险保单正本的页面，重要提示第一项写明：请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上诉人在收到被保险人张爱春的投保申请后，上诉人对于其投保所需的资料进行了审核，并依法向其告知了投保车辆浙Ｈ1××××小型普通客车的保费以及本次保险的免责情形，并在收到被上诉人张爱春的保费后通过上诉人的投保系统第一时间向其出具了保单以及相应的保险条款、强制保险标志。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张爱春驾驶的投保车辆浙Ｈ1××××小型普通客车上也粘贴了本次保险的强制保险标志，这也符合上诉人在出单后第一时间向其送达了本年度的保险单、保险条款以及强制保险标志的情形。由此可知，上诉人对于本次投保有关免责告知提示是已经完成的，故本事故上诉人对于交强险部分承担的是垫付责任，商业险属于免赔情形。三、醉酒驾车、肇事逃逸都是法定免责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饮酒后不得驾车，第七十条规定：事故发生后要保护现场，立即抢救伤员，不得逃离。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以及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理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禁止性规定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任何人都应当遵守，不能以不知道该法的存在而主张不适用该法律，故投保人有主动知道禁止性规定的义务。作为法律强制性规定，禁止性规定一般较为容易理解。四、原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何社教的伤残等级适用城镇标准依据不足，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何社教起诉时住址填写就是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镇××村××组××号，而且被上诉人何社教的流动人口登记表登记日期是2017年11月15日，而事故发生在2018年8月16日，未满一年。2、被上诉人何社教的社保证明显示其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是未参保的，从该信息可知被上诉人何社教在此期间并无参保情况。故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何社教伤残适用城镇标准依据的证据不足，伤残应该适用农村标准。五、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何社教申请的变更诉讼请求不应支持。被上诉人何社教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已过举证期限，原审整个庭审均结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变更诉讼请求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而本案已经过了举证期限，故对于变更诉讼请求不应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赔偿标准适用有误。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554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人保衢州公司商业险部分不予理赔。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何社教答辩称：被上诉人何社教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庭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何社教依据庭前新情况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并未逾期；同时，原审法院依职权启动笔迹鉴定程序，鉴定程序合法，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公正，原审法庭采纳鉴定结论合法合理。（一）被上诉人何社教因客观原因在庭前提出司法鉴定，不属于逾期举证。被上诉人何社教在开庭前交换证据原件才看到上诉人提供的保单等其他原件（证据复印件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笔迹情况）。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提供的保单原件与其他人的保单整册一起提交原审法院，被上诉人何社教代理人在查看被上诉人张爱春“签名”的保单时，发现与被上诉人张爱春保单邻近的其他保单的签字字迹与“张爱春”在保单上的签字存在高度相似性。不同的投保人具有相同的字迹，而且类似的保单都没有相应的落款时间，因此代理人在征询被上诉人何社教及其家属的意见后，庭前即对被上诉人张爱春的签字存疑，提出要求进行笔迹鉴定。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何社教就上诉人的保单与其他保单上的笔迹提出质疑。另，该保单上“张爱春”的签字与被上诉人张爱春在刑事案卷中的“张爱春”签字存在巨大差异。同时在法院释明是否提出笔迹鉴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何社教再次提出要求进行笔迹鉴定，并当庭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再者，被上诉人何社教在庭后向法院补充了打印版本的鉴定申请，并提交了上诉人的保单以及被上诉人张爱春在刑事案卷的签字资料作为鉴定参考样本。被上诉人何社教因为客观原因，在看到保单证据原件之前，并不清楚被上诉人张爱春的保单是否由张爱春本人签订，在看到其余保单之后，被上诉人何社教有理由怀疑被上诉人张爱春的保单存在伪造可能性，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1条的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或者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未逾期。（二）鉴定机构采集的“张爱春”签字样本为公开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不需经质证再行检验。1、被上诉人何社教提供的参考样本，其中保单资料为上诉人单方提供，送检的刑事案卷中“张爱春”的笔迹资料（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检验、鉴定告知笔录、鉴定意见通知书），被上诉人何社教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已经提出，并且该资料已在（2018）浙0109刑初2003号刑事判决书中予以确认。2、依据《笔迹鉴定意见书》中浙大鉴定机构实际的采集样本资料来看，本案中，浙大司法鉴定机构提取的鉴定样本并不是被上诉人何社教提供的参考样本。浙大司法鉴定机构使用的样本来源为萧山区人民法院档案室调取的被上诉人张爱春交通肇事刑事案卷的原始资料。《笔迹鉴定意见书》笔迹特征比对表的样本内容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开庭笔录》《宣判笔录》《送达回证》。浙大司法鉴定机构采取的样本均是（2018）浙0109刑初2003号案件的相关证据以及程序资料，均属于公开的可以查询的资料，并且是分不同时段被上诉人张爱春的签字。综上可见，浙大司法鉴定机构的采样不但程序合法，而且其采样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能够反映不同时期被上诉人张爱春的个人签字风格。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因此，本次鉴定的样本资料来源均是合法合理的，作出的结论也是客观、公正的，因此原审法院采纳鉴定结论合法合理。二、上诉人提供的保单为免责条款，签字非被上诉人张爱春本人签字，同时两份保单均无落款时间，且在原审过程中，上诉人无法就保单的具体签约情形提供证据或予以说明，因此原审法庭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免责告知义务，应承担交强险及商业险的赔偿义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从笔迹鉴定结论来看，上诉人提供的投保单、免责告知书上的签字并非被上诉人张爱春本人签字，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张爱春尽到免责告知义务。经浙大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保单中签字的字迹与被上诉人张爱春在公安处所书写的并非同一个人。可见，保险单据中的字迹不是被上诉人张爱春本人所写，而是另有他人代为被上诉人张爱春书写了保单上的签字。另外，从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据来看，《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上被上诉人张爱春的签字与《免责告知书》中的签字字迹属于同一个人，因此，两份保单资料都不属于被上诉人张爱春本人签字。可见，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张爱春进行免责告知。（二）上诉人提供的保单没有落款时间，且上诉人无法就保单签约提供相应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有效告知和提示义务，合法合理。上诉人的两份保单并没有落款时间，因此，无法确认该份保险单据、免责告知是形成于本次投保签约还是形成于其他时间。同时，在原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张爱春主张其仅见到卖二手车的业务员，从未见到上诉人的保险工作人员。对于保险费用，也是统一在二手车的价值中一并计算、支付的。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免责告知与提示过程存疑，是有书面的依据以及被上诉人张爱春的证词予以相互印证的。（三）除两份保单之外，上诉人无任何其他口头的、书面的或者其他资料可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尽到免责告知义务和提示义务。至于上诉人收取保费后，在投保系统出具保单及相关资料，以及被上诉人张爱春的车上粘贴有保险标志，只能说明上诉人接受了被上诉人张爱春的投保并出具了书面的投保资料，但以上资料仍旧无法说明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免责告知义务。未尽免责告知义务，免责事项不产生效力。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承担理赔责任，合法合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三、驾驶机动车肇事后逃逸并非属于法定的免责责任，同时，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张爱春并未醉酒驾车，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理赔责任合法合理。（一）法定免责情形未包含驾驶机动车后逃逸。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规定，法定免责包含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以上情况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免责事由不包含肇事逃逸。（二）被上诉人张爱春的行为并非逃逸，也未违反《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24条第（一）项、第（二）项，上诉人无权免除理赔责任。上诉人提供的保险条款第24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本案中，被上诉人张爱春并不存在以上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被上诉人张爱春虽被追究了交通肇事逃逸罪，但是在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张爱春及时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护送被上诉人何社教前往医院治疗，使被上诉人何社教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同时被上诉人张爱春随救护车前往医院陪送被上诉人何社教，并不是为了逃避责任逃离现场规避法律责任。另外，张爱春从未移动过车辆，也未就事故现场做过任何改造、伪造，或者有不利于交警对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因此，被上诉人张爱春的行为并未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也没有对事故的损失有扩大影响，也未对保险公司应承担的理赔责任、系数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况且，被上诉人张爱春在事发后几小时便向公安主动交代了案件实情。可见，本案中，被上诉人张爱春并不存在24条中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以及驾驶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因此，上诉人无权要求免责。（三）被上诉人张爱春并不存在酒后驾车或者醉酒驾车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事故当天交警即对张爱春进行呼气试验以及血液酒精的测评，以上两项检测均能反应，张爱春身体内并无酒精含量。因此，其并未违反饮酒后驾车的规定。四、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何社教的伤残赔偿适用城镇标准合法合理。被上诉人何社教户籍性质虽为农村，但是被上诉人何社教并未居住在农村，也未依靠农村作为收入来源。实际上，被上诉人何社教长期居住在杭州，有暂住证，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何社教于2017年8月21日之前就已经来杭州，并于2017年11月15日办理流动人口登记；被上诉人何社教的收入来源于杭州的城镇工作，可以从社保记录中体现，2016年9月开始，被上诉人何社教即一直在杭州长城机电市场工作。综合被上诉人何社教历年的社保缴纳记录以及暂住证，可以完整地展现被上诉人何社教事故发生之前是一直居住于城镇、工作于城镇、消费于城镇的事实，因此何社教的伤残标准应适用城镇标准。五、被上诉人何社教在原审法庭辩论结束前变更诉讼请求合法合理。鉴于本案笔迹鉴定结论的出具，本案出现新的证据，原审法院需要组织双方重新开庭质证、辩论，因此，被上诉人何社教在收到鉴定意见后，法院给予7个工作日的举证期限，被上诉人何社教在期限内提出变更诉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32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并且被上诉人何社教变更的诉请并非赔偿项目的增加，只是因统计局的2019年度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2019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出现新的标准予以变更，以及因笔迹鉴定支出的鉴定费进行变更。可见，被上诉人何社教的变更程序合法合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爱春答辩称：买车的时候在店里办理按揭时业务员拿了一堆手续给被上诉人张爱春签字，说签好就可以了，没有人和被上诉人张爱春说保险也在里面，签完就结束了。被上诉人张爱春在衢州买的车，被上诉人张爱春在杭州，是衢州那边的人开车到绍兴上牌，被上诉人张爱春当时签完字后手续也没带走，是在绍兴上完牌后再给被上诉人张爱春的，当时没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场。法院虽然判决被上诉人张爱春是肇事逃逸，但是事故后被上诉人张爱春是第一时间报了120，并采取了急救措施，之后和救护车一起去的医院，也陪护被上诉人何社教做了各种检查，手术风险单也是被上诉人张爱春签的，当天的医疗费也是被上诉人张爱春交的。交警来了后，酒精测试直接在医院做的，所以不存在酒驾的情形。虽然被上诉人张爱春不在事故现场，但是一直在医院，也是因为被上诉人张爱春及时陪护去医院，所以被上诉人何社教抢救也是很及时的。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期间，上诉人人保衢州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何社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通知书，拟证明被上诉人何社教变更诉请是在法院允许的情况下提出的；2、张爱春及李培华的酒精呼气及血液鉴定报告，拟证明张爱春在本次事故当中没有检测出酒精含量的事实。经质证，上诉人人保衢州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没有公章，联系人是鉴定人员，不是法官，鉴定人员是否可以代表法官是有异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事故发生在2018年8月16日的晚上，而这份检测报告是8月17日，一个醉酒的人在第二天的检测也可能没有酒精含量的，所以该鉴定报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张爱春让其丈夫李培华过来顶替，错过了最佳的测试时间。被上诉人张爱春对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质证认为，出事故是8月16日10点多，第一次吹气检测是8月17日1点多，虽然是第二天，但是相差时间并不是很久，因为张爱春在医院帮忙照顾病人，所以没有马上去测酒驾。抽血检测是凌晨两点多，并不是第二天。本院对证据1、2综合全案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爱春在移动微法院上传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拟说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是拿车时本来就有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是出事后在医院找保险公司要的。但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张爱春又明确不作为证据予以举证。 二审期间，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调取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对张爱春、李培华所做的询问笔录三份。上诉人人保衢州公司对三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从这三份笔录里面可以证实张爱春是属于刚拿到证的新司机。同时，其酒后赤脚在晚上22时左右驾车，其危险程度远远大于老司机，一是赤脚，二是刚拿到证，而且又是晚上。而且从张爱春本人的笔录里面可以看出其本人是知道不能酒后驾车，不能穿高跟鞋，所以才赤脚驾车的，正是因为害怕坐牢，才让其丈夫李培华过来顶替自己。而李培华帮助其隐瞒这个行为，导致交警部门错过了对张爱春第一时间的酒精测试，导致酒精含量无法查实。从三份笔录里面都可以看出，夫妻两人都说到喝了酒，所以才叫李培华顶替，这是顶替的最主要目的。所以张爱春酒后驾车应该是没有异议的。酒后驾车，不仅是保险条款明确规定不能为的行为，道路安全法第二十二条以及相关的保险法司法解释都明确规定酒后驾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属于免赔的情形。被上诉人何社教对三份调查笔录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在笔录当中也可以确定张爱春与李培华酒精含量为0，至于是不是饮酒与是不是有酒精含量这是两个事实，一个是日常生活中对饮酒的认知，一个属于法律上的认知。从法律上讲，经过呼气以及血液鉴定都是0。另外，在笔录当中可以看到，张爱春饮酒是在事故发生前好几个小时之前，而且喝的是雪花啤酒，总共喝了一小杯都没有到，可见饮酒量是非常低的，而且在2个多小时的吃饭过程中，以及在随后的车上休息时间，应该也是将相应的啤酒进行消化。因此，虽然张爱春在吃饭的时候喝了酒，但是其不属于酒后驾车。张爱春在事故发生后，联系了120急救车，在笔录上可以看到，其随120急救车将何社教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此，被上诉人何社教认为张爱春没有弃车逃逸的行为，并没有挪动过汽车，其离开现场不是弃车逃逸。被上诉人张爱春对三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不属于逃逸，是第一时间打了120，并陪伤者去医院，车子也没有挪动过。经审核，本院对三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张爱春就涉案车辆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及商业险时即取得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等保险材料。涉案事故发生后，张爱春在交警询问时否认其系驾驶员，并指使其丈夫李培华顶替。后因张爱春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重伤，肇事后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该条款系法律禁止性规定。本案中，张爱春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并发生本案事故的事实清楚。张爱春认为酒精测试是直接在医院做的，所以不存在酒驾的情形。何社教认为事故当天交警即对张爱春进行呼气试验以及血液酒精的测评，以上两项检测均能反应张爱春身体内并无酒精含量，并提交了酒精呼气及血液鉴定报告。但因张爱春发生事故后未及时报案，甚至事后指使其丈夫李培华顶替，致使酒精呼气及血液取样均在事故发生后几小时后进行，因此不足以反驳张爱春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实。人保衢州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载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该条款已加粗加黑。张爱春现无证据证明其收到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与人保衢州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不一致，故本院对人保衢州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13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7次会议通过）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人保衢州公司已就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并对该条款加粗加黑，且张爱春在投保时已收到该条款，应视为人保衢州公司已履行提示义务。至于《免责告知书》中“张爱春”签名笔迹是否为张爱春本人所写并不影响对人保衢州公司是否已履行提示义务的评判。故人保衢州公司认为其对商业险部分不予理赔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何社教因案涉事故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原审法院认定为540490.32元，具体包括：1、医疗费73346.02元（含非医保用药）；2、营养费45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4、残疾赔偿金409237.6元；5、误工费29534.4元；3、护理费17772.3元；6、交通费酌定500元；7、鉴定费3600元。人保衢州公司上诉称何社教的伤残赔偿金适用城镇标准依据不足，但何社教提交的流动人口登记表、社保参保证明已能证明何社教受伤前已在城镇生活、消费较长时间的事实，故对人保衢州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人保衢州公司上诉称何社教原审中变更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但从何社教在原审中变更诉讼请求的内容来看，其是根据新发布的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增加了相关诉讼请求的金额，原审法院基于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人保衢州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也不予采纳。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何社教因涉案事故所造成的各项损失予以确认。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保衢州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承保人，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对何社教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人保衢州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何社教122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项10000元+伤残赔偿项110000元+财产损失项2000元】，扣除其已垫付的10000元，人保衢州公司还需赔付何社教112000元。因人保衢州公司关于商业险免赔理由成立，剩余418490.32元应由张爱春赔偿，扣除张爱春已支付的22500元，张爱春还需赔偿何社教395990.32元。综上，因二审出现新事实，本院对原审判决的实体处理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13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7次会议通过）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5540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何社教112000元； 三、张爱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何社教395990.32元； 四、驳回何社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公司、张爱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减半收取4600元，由张爱春负担4434元，何社教负担1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40元，由张爱春负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张爱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炜强 审 判 员 周志军 审 判 员 孔文超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翟羽佳 书 记 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