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5民终1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维明，男，1974年1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洪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良，江苏泽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 法定代表人：于梦，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国，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北舰工大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崇明岛西路****网点 法定代表人：何中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藤，山东恒源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洪成，男，196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烟台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国，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维明、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洪成、青岛北舰工大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鲁0503民初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维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高维明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高维明一审中陈述其租用郭庆成船舶先是口头合同，后补签书面合同，不能否认租赁船舶的真实性。郭庆成作为现场负责人，其在高维明不在现场时代为履行高维明的职责，符合海上作业的特点。郭庆成租赁赵庆安的船舶，高维明再将船舶加价租赁使用，完全符合市场规律，不能由此认定郭庆成与高维明有利害关系而否认高维明与郭庆成之间的吹沙船吹填合同。即使高维明租赁郭庆成船舶费用过高，也不能按郭庆成租赁赵庆安的船舶费用认定租船费用，应取两者之间的平均价。2.一审判决认定烟台公司与高维明之间合同无效是错误的，涉案工程作业无需特殊的资质条件，烟台公司、高维明所签合同是有效合同。依照合同，烟台公司每月按吹填泥量10万立方进行结算，实际施工中未达到保证吹泥量仍按此标准付款，高维明要求烟台公司按10万立方支付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青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与青岛公司有关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于洪成辩称，不认可一审判决，具体理由与烟台公司上诉理由一致。 烟台公司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状内容一致。 烟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维明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高维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烟台公司、高维明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对案涉合同无效也无任何过错，一审判决烟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在落款处并无烟台公司盖章，仅有于洪成的签名。一审判决以于洪成系代表烟台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为由，认定该合同相对人为烟台公司，与事实不符。1.烟台公司在一审笔录中虽然自认于洪成系其与青岛公司就案涉区域进行施工的项目经理，但通过烟台公司与青岛公司的合同可知，青岛公司并未将案涉吹填工程分包给烟台公司。即便烟台公司对于洪成有处理分包此工程业务的授权，也必然以与青岛公司的分包合同内容为限，超出此范围并无授权，更何况项目经理的确定仅是针对青岛公司，并不产生对其他方的授权效力。2.烟台公司虽曾与温岭市雷宇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温岭公司）就吹填工程签订过分包合同，但该合同最终是由烟台公司盖章确认的，于洪成只是作为合同经办人进行签字，仅有于洪成的签字并不能代表烟台公司，烟台公司也并未授权于洪成代表烟台公司签订吹填工程分包合同。3.于洪成未将其与高维明签订案涉合同的过程告知烟台公司，烟台公司与温岭公司的签约又是经过于洪成具体商谈完成，故在于洪成要求烟台公司向高维明支付预付款时，烟台公司错误的以为此8万元是支付给温岭公司，即高维明是温岭公司指定的收款人。烟台公司与温岭公司合同的签订时间要早于于洪成与高维明签订合同的时间，烟台公司不可能在与温岭公司的合同既未履行完毕也未解除的情况下，再与高维明针对同一工程签约，故认定于洪成的签约行为系烟台公司的授意或代表烟台公司履职，有悖常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主体系烟台公司，并据此判令烟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高维明对其主张的损失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一审判决依据与本案无关且明显不具有真实性的证据，作为认定高维明损失的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高维明的实际损失包括三项，第一项船舶费用，第二项管线费用、车费、人工费，第三项饭费、管理人员往返车费等。关于第一项费用的证据，一审法院先是明确表示不采信高维明与案外人郭庆成之间的吹沙船吹填合同，后又表示以郭庆成与另一案外人赵庆安之间的合同来计算船舶费用。高维明租用案涉船舶的合同系证明其损失的直接证据，在该合同都没有采信的情况下，反而采信与本案并无关联的两个案外人之间的合同，即便该合同真实，此合同的内容也不具有约束高维明的效力，更不能以该合同推定高维明的施工成本。关于第二项费用的证据，一审判决依据仅为一份吹沙管出租合同，高维明提供的为合同复印件，高维明既未证明合同标的物用于案涉工程，也未证明支付了相应价款。车费和人工费也未提交相应证据。关于第三项费用的证据，除了高维明自己编制的账本之外，收款收据和加油费发票也体现不出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判决在已经明确表示“高维明提交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却对其主张的车费和住宿费予以确认，自相矛盾。因此，即便一审判决认为高维明在案涉合同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存在损失，但高维明未能对相应损失举证证明，一审判决仅凭现有证据认定其损失金额，属认定事实错误。三、案涉船舶完成的施工量已由青岛公司确认，二者已针对案涉工程补签合同，高维明没有任何实际损失，案涉合同无效也并不必然导致其产生损失，一审判决支持其损失没有依据。高维明的船舶进场施工，与烟台公司无关，是高维明直接联系青岛公司并由该公司现场人员宫明全确认，案涉船舶与青岛公司针对案涉工程补签了施工合同。即便案涉合同因高维明不具备法定资质而无效，鉴于高维明针对案涉工程已向青岛公司履行了施工义务，并补签了施工合同，其有权依据该合同向青岛公司主张工程款，故高维明针对案涉工程不存在任何实际损失。 高维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烟台公司与高维明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证据确凿，于洪成与高维明签订合同是履行职务行为，请求驳回烟台公司的上诉请求。高维明主张的损失并非合同无效后的缔约过失责任，而是有效合同所应承担的责任。高维明一审请求支付的是进场到2020年6月30日之前所应支付的各项费用，青岛公司并没有对此期间的费用予以支付，案外人郭庆成在2018年6月30日与青岛公司签订的吹泥船施工合同，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系郭庆成与青岛公司的合同行为，高维明没有介入吹泥船施工合同的履行。 青岛公司辩称，其答辩意见与高维明相同。 于洪成辩称，对烟台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高维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烟台公司、于洪成向高维明支付920000元；2.判令青岛公司在欠付烟台公司工程款范围内立即向高维明支付工程款920000元；3.判令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由烟台公司、于洪成共同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高维明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烟台公司、于洪成向高维明支付吹填工程款56896元及总损失共计920000元;2.判令青岛公司在欠付烟台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向高维明支付工程款56896元及总损失共计920000元；3.判令烟台公司、于洪成承担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青岛公司于2018年4月口头将东营港大唐电厂取水明渠堤角挖泥、清淤和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全部分包给烟台公司。2018年4月10日烟台公司与温岭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约定烟台公司将东营大唐电厂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分包给温岭公司，施工工程量及计量：施工工程量不低于10万方，以甲乙双方现场实测实际装仓施工工程量乘以施工船数为准；工程价款为：综合单价每立方米10元（不含税价），其中已包括为了实施和完成本合同内规定的工程所需的办理施工相关手续、劳务、验收（烟台公司仅承担一次验收测量费用）、检测试验、机械、水电、质监、安装、缺陷修复、临时设施、管理、安全及保险、利润，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工程款支付与结算：1.工程款支付前，温岭公司应根据烟台公司要求提供符合烟台公司财务要求的发票和收据，如开发票税金由甲方承担，温岭公司管线全部进场后，烟台公司支付温岭公司预付款15万元。2.付款方式：月进度款支付80%，工程完工后，双方办理最终结算，三个月内支付工程尾款。合同甲方处有烟台公司的印章和于洪成的签名。烟台公司主张该合同未实际履行。2018年4月22日烟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梦向高维明支付8万元吹泥工程预付款。2018年4月28日烟台公司作为甲方与高维明作为乙方签订了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约定烟台公司将东营大唐电厂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分包给高维明，施工工程量及计量、工程价款等合同内容与温岭公司的合同基本一致，关于预付款约定有所不同，双方约定管线全部进场后，烟台公司支付预付款80000元。第六条双方职责部分手写添加了“甲方每月保证乙方吹填泥量为十万立方，如因甲方造成供给不足，甲方按每月10万立方结算给乙方，……。”合同甲方落款处有于洪成的签名。合同签订后，高维明的吹填船只“庆安7号”于2018年5月4日进场。该船于5月11日吹填泥沙640立方米，于5月12日吹填泥沙640立方米，于5月13日吹填泥沙960立方米，于5月20日吹填泥沙1180立方米，于5月21日吹填泥沙640立方米，共计吹填泥沙4060立方米。2018年6月3日高维明通过手机通话的方式告知于洪成其最迟于6月6日早上撤管线。 2018年6月30日青岛公司与郭庆成签订了《吹泥船施工合同》，约定青岛公司将东营大唐发电厂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转包给郭庆成，施工工程量不低于6.5万方，低于6.5万方按6.5万方计算，2018年7月31日前完工，综合单价为10元/m³(不含税价），郭庆成的船舶最低配员不齐，郭庆成向青岛公司支付2万元作为外围工作经费，其它一切费用由青岛公司负责，本款从吹泥款尾款中扣除。 青岛公司于2018年5月份与烟台公司签订了书面的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工程范围为东营港大唐电厂取水明渠堤角挖泥、清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个：一是2018年4月28日的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的相对方系于洪成还是烟台公司；二是烟台公司应否赔偿高维明损失；三、青岛公司应否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 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结合高维明一审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烟台公司的证据一以及各方当事人一审的陈述，认定合同相对方应为烟台公司，于洪成系履行职务行为。原因如下：一、烟台公司自认于洪成系其与青岛公司就案涉区域进行施工的项目经理，负责项目现场的施工安排及质量控制。二、青岛公司曾于2018年4月口头将取水明渠堤角挖泥、清淤工程和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全部分包给烟台公司。即2018年4月28日于洪成与高维明签订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时，烟台公司认为其对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有分包权，于洪成作为涉案区域烟台公司的现场施工负责人具有对该工程对外分包的职权，且于洪成曾代表烟台公司与温岭公司签订关于吹填工程的分包合同。三、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梦在2018年4月22日向高维明支付80000元预付款，证明烟台公司对于洪成对外发包疏浚吹填工程是知晓且认可的。通过各方当事人一审的陈述，于洪成在合同签订前已经与高维明对于疏浚吹填工程进行协商，虽然付款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但并不能改变烟台公司向高维明支付预付款的事实。虽然烟台公司抗辩该款项其认为是支付给温岭公司的，但其与温岭公司之间约定支付预付款数额为150000元，且烟台公司自认与温岭公司的合同未履行。同时烟台公司也未提交温岭公司指定高维明账户作为收款账户的证据材料。 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烟台公司与高维明签订的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因烟台公司违法肢解分包及高维明缺乏相应的施工资质而无效。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一般都是信赖利益的损失，而不包括尚未实现的利益。烟台公司作为以港池、码头、泊位、航道疏浚为经营项目的公司，应当十分清楚海上疏浚工程需要相应的施工资质，而个人是无法具备此种施工资质的。其将案涉疏浚工程中吹填部分肢解分包给高维明，过错明显，高维明作为没有施工资质的个人承接涉案工程，也存在一定过错。基于各自的过错程度，高维明可以请求烟台公司对自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6日间缔约、履约投入的实际损失承担70%赔偿责任。对2018年6月6日后高维明通知撤场未及时撤场扩大的损失，高维明自行承担，虽然高维明主张系烟台公司拒绝为其出具书面许可，致使其无法撤离施工现场，因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不予采信。高维明为履行涉案合同，投入船舶、人工、材料。对于船舶费用，因高维明与郭庆成之间吹沙船吹填合同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一审法院以郭庆成与赵庆安之间合同来计算船舶费用，船舶进场时间为2018年5月4日，按该合同约定，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5日间船舶费用最低为522666.67元（70000方÷30天×32天×7元/立方）。对于管线费用、车费、人工费，按照吹沙管出租合同，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5日间管线费用最低为11520元（5元×32天×72根），车费9000元、人工费400元。对于饭费、管理人员往返车费、过路过桥费、住宿费等，高维明提交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的车费及住宿费共计5555元。综上，根据现有证据自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6日期间高维明为缔约、履约支出的费用为549141.67元。烟台公司应赔偿高维明损失为384399.17元。 对于高维明已经完成的实际吹泥量4060立方米，因合同无效后，烟台公司无法进行返还，只能折价赔偿，应参照高维明与烟台公司的合同计算折价赔偿数额，烟台公司应当向高维明支付40600元（4060立方米×10元/立方米）。高维明要求按14元每立方米进行计算，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烟台公司应支付高维明赔偿款424999.17元（384399.17元+40600元），扣除烟台公司已经支付给高维明的8万元，烟台公司还应支付高维明344999.17元。于洪成不是合同相对方，所以高维明要求于洪成承担责任，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因青岛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也不是建设工程司法解释规定的发包人，所以高维明要求青岛公司承担责任，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高维明损失344999.17元；二、驳回高维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874.99元，由高维明负担8125.01元。保全费5000元，由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认定高维明与烟台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并据此判决烟台公司对高维明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对高维明各项损失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烟台公司与高维明存在施工合同关系正确。理由：1.青岛公司先是以口头形式将涉案工程承包给烟台公司，之后双方补签了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烟台公司认可于洪成为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负责项目现场施工和质量控制。2.烟台公司认可于洪成对相关工程具有分包权，于洪成也曾作为烟台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就案涉相关工程代表烟台公司与温岭公司签订分包合同。3.就高维明施工的工程，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向高维明支付了80000元预付款，证明烟台公司对于洪成将疏浚吹填工程承包给高维明施工是知悉和认可的。因此，一审法院综合以上事实，认定烟台公司与高维明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烟台公司将其承包的工程肢解分包，高维明不具有涉案工程的施工资质，烟台公司与高维明所签分包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无效的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对合同无效所存在的过错程度，认定烟台公司、高维明对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分别承担70%、30%的责任，并据此判决烟台公司对高维明因合同无效所产生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高维明与郭庆成所签的吹沙船吹填合同，约定的租船费用较高；郭庆成与赵庆安所签的吹沙船吹填合同，约定的租船费用较低，而高维明施工时使用的吹沙船系郭庆成从赵庆安处租赁。由此可见，一审判决依据约定租赁费用较低的合同认定施工所需船舶费用，对烟台公司较为有利；烟台公司、高维明关于船舶费用损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一审判决对高维明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其他损失认定正确，烟台公司的相关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青岛公司与高维明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烟台公司主张高维明有权向青岛公司主张相关款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上诉人高维明负担6500元，上诉人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文强 审 判 员 于秋华 审 判 员 童玉海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 兰 书 记 员 刘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