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28民初3882号 原告：雷诗春，女，1974年9月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昌煜,安龙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贵州清活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王科承，男，1983年5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笔秀，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雷诗春与被告王科承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诗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昌煜，被告王科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笔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雷诗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7939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4年7月，原告受被告雇佣，在兴义市从事扎钢筋工作，约定工资为170元／天，原告从2014年7月至同年11月共工作46.7天，工资合计7939元。同行人员有罗兴考、王哀信、王彩支、王成进、王万学、韦朝志、韦吉平、韦吉算、魏文梅、叶国敏、周仕美。2014年11月，被告工程结束后，原告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但被告未将工资结算给原告，原告多次打电话向被告追要工资，被告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未支付拖欠原告的工资7939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望法院判如所请。 庭审中，原告雷诗春补充陈述：原告方按约为被告提供劳务，被告接受原告方的劳务，原被告之间的劳务关系成立。关于诉讼时效，2018年9月20日，被告向另一原告叶国敏偿还欠款2000元，属于对花名册的确认，故本案原告方与被告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9月20日重新计算。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我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规定》，被告的行为属于该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情形，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被告自认雇请原告务工，以及对工资数额的确认。诉讼时效问题，原告等的户籍离被告都不近，原告文化程度较低，且被告给叶国敏转账说明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应当重新计算。 原告雷诗春提交的证据有：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 2.《清理拖欠农工工资花名册》复印件，证明该份证据系被告本人出具，被告对原告工天、日单价、被拖欠工资数额的事实。 3.微信转账记录打印件，证明被告2018年9月20日向另一原告叶国敏偿还欠款2000元，对花名册的确认，故本案原告方与被告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9月20日重新计算。 庭后，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花名册》（加盖黔西南州劳动保障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公章）。 2.投诉登记表。 3.收条。 被告王科承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请。原告主张不属实，且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在黔西南州职业技术学院做工是被告叫去的，被告当时是在黔西南州职业技术学院做工，《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花名册》（下称《花名册一》）上的内容确实是被告王科承所书写，是因黔西南州职业技术学院支付不起农民工工资，他们在向相关部门投诉处理的时候，被告就代表大家把材料书写上去。项目承包方不是王科承，工程结束后，被告带了几个人到劳动监察大队去反映，但没有得到解决。本案中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劳务报酬应当对双方之间的劳务关系举证，原告并未对此提证据佐证。各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诉讼时效已过，即使按照花名册时间，花名册时间为2014年，根据法律规定其应当在知道权益受损后三年之内主张权利，但原告并未主张其权利，另一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并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 被告王科承无证据提交。 庭后，经本院通过微信询问，王科承辩称，雷诗春等人确实是我叫去做工的，当时公司没钱给，我带领他们到黔西南州劳动保障局去要钱，要得的钱全部发了，发了的工资都有他们本人签名。2018年9月20日我通过微信转给叶国敏2000块钱。我在黔西南州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项目中是一个带班，我们上面的老板叫周详竟（谐音），他是从四川海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驻兴义分公司那里承包的工程。《花名册一》的数据不属实，有的工人的借支都没有减，工天也没有经过核对。这是工人统计上去劳动局的工资表，我们领到的钱全部发了都不够工人工资，当时全部的工人包括木工、水泥工都在，我是他们派出去的代表。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原告雷诗春受被告王科承雇请，到贵州省从事扎钢筋工作，双方协商每日劳动报酬为170元。2015年1月7日，因施工单位未及时向王科承发放工程款，被告王科承代表包括原告雷诗春在内的40名钢筋班的工人向黔西南州劳动保障局进行投诉，其填写了《花名册一》、《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花名册》（加盖黔西南州劳动保障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公章，下称《花名册二》）两张表，并将《花名册一》复印之后发放给原告，将《花名册二》提交给了黔西南州劳动保障局，同时填写了《投诉登记表》，其中，《花名册一》、《花名册二》均详细记载了被拖欠工资农民工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工天、日单价、被拖欠工资数额，但该两份花名册载明的人数、工天、被拖欠工资等皆有所不同,《花名册一》载明原告雷诗春的工天为46.7天，日单价为170元／天，被拖欠工资数额为7939元，《花名册二》的工天为60.5天，日单价为170元／天，被拖欠工资数额为9485元。《投诉登记表》中“投诉内容摘要”一栏处载明：“我钢筋班组王科承、韦朝志、雷诗春等40多人，从2014年4月份以来一直在黔西南州职院《海宇公司》务工到2014年12月份，总计8个月，工人总工天为3000多个。总计工人工资694891元，在10月份借支30万元发了4月份-6月份工资，现被拖欠394891元整，因工程停工，又临近春节，工人们都要钱回家过年，这是我们的血汗钱”，投诉人为被告王科承。2015年2月13日，被告王科承向施工单位出具收条1份，载明：“收条今收到贵州海宇公司黔西南州民族职业学院二段工程工人工资（钢筋班组）玖万叁仟元整（93000.00元）”，案外人吕元学、周祥进在收条下方签字捺印，被告王科承在收条“收款人”处签字捺印。 原告雷诗春称工程结束后，原告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但被告未将工资结算给原告，原告经多次催要未果，遂于2020年7月17日诉至本院，诉请同前。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王科承是否承担本案责任。 本院认为，雇佣他人从事劳务的，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务报酬。原告与被告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被告雇请原告在其负责的工程提供劳务，工人工资、工种均是与王科承进行协商，并由王科承记载后发放工资，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原告系被告雇请的事实，结合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花名册一》，足以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本案中，2015年1月7日被告王科承填写花名册后代表原告等人向黔西南州劳动保障局投诉。之后原告多次向原告催要工资，故诉讼时效多次出现中断，被告关于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王科承是否承担本案责任。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花名册一》是被告填写并复印分发给原告，原告对该花名册载明的金额不持异议，视为双方对劳务费的结算。原告持《花名册一》主张劳务费，符合双方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之规定，被告应当按约定及时履行支付劳务费的义务，其久拖不付的行为有悖于诚信原则，现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尚欠劳务费7939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王科承辩称其已经将从公司领取的工资发放完毕，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及上述理由，判决如下： 被告王科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雷诗春劳务费793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王科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限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员 贺时品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法官助理罗怡 书 记 员罗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