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403民初1717号 原告：袁里，女，199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宝莉，山西振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郭凤珍，女，193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峰，男，198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系原告郭凤珍孙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住所：长治市延安南路**。 法定代表人：刘惠明。职务：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琴，女，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副院长。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则，长治市潞州区北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 原告袁里、郭凤珍与被告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宝莉、原告郭凤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峰、被告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琴、王虎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里、郭凤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665240元、丧葬费35000元、医疗费1000元、护理费160元（按2019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工资72207元除以365天为194元，只主张160元）、交通费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营养费1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2897.5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和维权等支出的交通住宿费和误工损失1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13000元、尸体冷藏费约8000元（被告已垫付），以上经济损失共计882597.5元。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死亡赔偿金695860元（按2020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93元计算20年）、丧葬费36103.5元（按照2019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2207元除以12个月再乘以6个月）、被扶养人生活费52897.5元（按照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159元乘以5年除以2个扶养人）、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和维权等支出的交通住宿费和误工损失17500元（住（住宿费和交通费共计2465元工损失按照每人办理丧葬事宜和进行鉴定共计38天，以2019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72207元除以365天乘以38天再乘以2人为15035元）、鉴定费25000元（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13000元，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费1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尸检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死者袁国良因右侧腰腹部疼痛1天余，2019年9月3日上午前往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进行了腹部彩超检查，在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的建议下前往被告处治疗并于当日办理住院手续，入院后经诊断为右侧输尿管结石，期间袁国良输液时无任何症状。2019年9月4日早晨，袁国良空腹抽血时，身体出现心慌、胸部不适症状并告知护士和医生，但被告未采取任何措施仍进行了抽血和输液，后在输液过程中袁国良突发意识丧失，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9月4日死亡。2019年9月9日，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晋医人调鉴（评）字[2019]452号医疗责任保险事故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被告在针对袁国良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2019年11月3日，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袁国良的死亡原因鉴定为符合冠心病发作死亡。被告在袁国良入院治疗过程中存在诸多重大过错最终导致袁国良死亡，按照法律规定应承担医疗侵权责任。事情发生后，原告多次悲痛昏厥、精神恍惚，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被告却无动于衷。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无奈之下依据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答辩：1.患者袁国良因右侧腰腹部疼痛1天余于2019年9月3日上午在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为右侧输尿管结石，在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议下，于当天上午入住被告医院进行体外碎石治疗。入住被告处后，针对患者自诉既往病史：患高血压7年之久但血压控制稳定，2015年曾患脑出血已在和平医院治愈，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及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史，院方制定了相应治疗方案：入院记录；病历特点；拟定讨论：初步诊断、诊断依据、鉴别诊断；诊疗计划：完善相关辅助检查、抗炎对症支持诊疗、体外冲击波碎石。以上完全符合医疗卫生诊治规定。患者袁国良在2019年9月4日上午10时20分许，突发意识丧失，被告立即组织医护人员迅速采取抢救措施，正确履行了合理规范的急救义务，最终袁国良因抢救无效于当日11时31分死亡。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81号司法鉴定意见为袁国良符合冠心病发作死亡，而非治疗右侧输尿管结石病症所致。一、在袁国良隐瞒原发性冠心病及被告抢救过程中，被告合理执行了医疗护理工作规范，被告在治疗袁国良右侧输尿管结石过程中，袁国良突发冠心病经抢救无效死亡，两者没有法定的和事实的因果关系。由于袁国良异常体质特殊病症突发而发生医疗意外，被告深感惋惜。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被告作为医疗等级一级以教学为主的单位不承担责任。二、被告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对鉴定意见分析结果持有异议。1.关于袁国良高血压病症诊疗未行注意义务的结论，被告不存在漏诊高血压的诊断行为，《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治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被告当时出于避免增加患者医疗费（不在医保范围）负担及并按其血压在中度范围考虑，未对其进行血压动态监测，虽存在义务性规范过错，但依法不应与原告承担同等责任。被告针对性治疗袁国良右侧输尿管结石过程中没有过错诊疗行为；退一步讲即使有过错，但也不会造成患者死亡的结果。2.被告认为鉴定机构以被告对患者未尽冠心病注意义务，对患者冠心病存在认识不足的意见不符合客观实际。患者隐瞒自身原发性冠心病事实，患者血检报告时间为2019年9月4日上午11时30分，10时20分护士突然发现患者意志丧失、面色青紫、呼吸和心搏停止，经及时抢救无效死亡；患者自身异常体质并突发冠心病特殊病症，血检报告出来之前，被告无法预见，因此对鉴定机构主观推测的鉴定意见被告有异议，被告客观行为不存在过错。三、对原告主张赔偿项目及数额不予认可。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在治疗袁国良右侧输尿管结石过程中虽存在一定的过错，但对患者死亡结果，没有法定的和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当事人共同委托鉴定人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一方当事人不认可的，应当提出明确的异议内容和理由，经审查有证据足以证明异议成立的，对鉴定意见不予采纳”的规定，法庭应本着对袁国良和被告负责的原则，查明事实公正判决。 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 原告提交了证据： 1.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证明：经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被告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被告在鉴定过程中陈述虚假，该鉴定意见中的原因力判断不应作为赔偿责任比例，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被告质证：同答辩状中对该鉴定意见书的意见，对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不认可，被告有责任也只承担轻微责任。 2.晋医人调鉴字[2019]452号医疗责任保险事故鉴定意见书1份。证明：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认为被告的行为存在过错，建议医方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质证：对该鉴定意见书不认可，该鉴定意见书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结论仅供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 3.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证明：鉴定袁国良的死因系冠心病发作死亡。被告质证：对该鉴定意见书认可。 4.被告出具的居民死亡证明书1份。证明：被告在袁国良去世两天后仍然认为袁国良的死亡原因是脑干出血，与真实的死亡原因相差甚远，可见被告的医疗水平和当时的急救措施存在严重的问题，直接导致袁国良在医院去世。被告质证：对于袁国良死亡原因的判断，是结合袁国良生前自有高血压病史，因起病很急，病情迅速加剧，被告第一时间就请和平医院的专家到位，根据专家的意见判断是脑干出血，当时对于脑干出血这一原因也是打了问号的。袁国良属于猝死，脑干出血属于猝死的一种，当时被告也第一时间进行了施救。袁国良死因是医疗人员凭借医疗实践经验作出的判断。 5.被告向原告提供的2019年9月4日第一份病历、2019年9月5日第二份病历以及被告提供的用于鉴定的病历。证明：这三份病历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被告的病历资料有隐匿、伪造、篡改和不合规章等的情况。首次病程记录、抢救记录、死亡记录、死亡病例讨论、完整心电图记录均被隐匿；3张心电图报告单显示患者年龄35岁、监测时间为2085年6月8日，明显不是袁国良的心电图监测报告；还有未在规定时间内、未在病历内记录死亡病例讨论、死亡等，以及在袁国良去世后仍然有超出3个小时的治疗记录等；被告的医务人员在长期医嘱单中记载2019年9月4日12时23分心电监护，但当天上午11时31分，袁国良已经临床死亡；抢救记录中记载的抢救时间开始于2019年9月4日上午10时22分许，而医务人员在临时医嘱单上记载的抢救时间开始于当天的13时7分，进行过会诊没有会诊记录，死亡记录中没有死亡原因的记录。这些都反映出被告在抢救时抢救措施是按照脑干死亡的错误判断开展，在明知家属及患者告知胸闷的情况下，仍然做出的错误判断，即使没有司法鉴定意见，也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应承担全部责任。被告质证：被告绝没有对病历隐匿、伪造、篡改和不合规章等行为。在原告可以复印的病历范围内被告全部进行了提供，原告复印到的全部病历和被告保存的病历并不完全一致。心电图是因为当时拿着机器到正在抢救的病人床前进行监测，当时情况紧急没有在设备移动后重新设置姓名、时间等数据。原告提到的抢救时间和死亡时间逻辑不通，因当时并不熟练使用新的医嘱系统，完成抢救后才及时补充的医嘱。 6.氯化钠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注射用间苯三酚说明书各1份。证明：这些说明书中都明确载明高血压患者应当慎用以上注射液或控制滴数，但被告明知袁国良有7年高血压病史，明知冠心病的主要病因是高血压，没有进行血压监测，没有进行高血压治疗，就使用以上四种注射液引发袁国良冠心病发作并导致袁国良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告质证：袁国良入院后使用氯化钠和葡萄糖注射液是治疗必用；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用于消炎，注射用间苯三酚用于止疼，这些是袁国良刚入院时疼痛以及碎石前的对症治疗，这些液体不用考虑患者禁忌，注射液用量也合适。说明书中提到的是慎用而不是禁用，需要考虑病情的实际。 7.监控录像光盘1张。证明：袁国良的家属即第一原告及配偶在2019年9月4日早上9时许，找被告的护士和碎石医生，告知袁国良胸闷症状，输液后2到3分钟，就立刻向被告反映袁国良胸闷症状加重，所以被告明知袁国良可能存在冠心病发作的情况，也明知袁国良早上不舒服，但是在重庆法医学会鉴定时谎称不知道袁国良早上不舒服，还陈述袁国良输液前没有心慌不适，鉴定意见中明确抽血结果是在袁国良死亡之后才看到，也就是说被告对袁国良没有全面检查就已经使用对高血压患者具有严重隐患的各种注射用液。被告给鉴定委员会提供了虚假陈述，影响了鉴定结论。被告质证：这是医院的监控。当天找医生是询问碎石治疗的时间，医生说需要等检验结果作出后才能做，当时袁国良并未称有胸闷症状。 原告补充陈述：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全部过错责任。 8.医疗费押金单据1支，证明：押金交付了1000元。被告质证：押金票据认可。袁国良在医院医疗费花费1549.71元，没有结账，还在医疗系统内挂着。 9.重庆市鉴定期间住宿费发票2支374元。被告质证：无异议。 10.重庆市鉴定期间2人交通费单据10支1690元。被告质证：真实性认可。 11.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费发票1支12000元。被告质证：无异议。 12.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人员郑旭东出具的鉴定费收费证明1份。证明：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袁国良死因的鉴定费为13000元。被告质证：确实进行了鉴定，但没有正式发票，对鉴定费数额无法确定。 13.原告户口本和公安机关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等。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被告质证：认可。 被告针对原告的赔偿数额补充质证：袁国良的死亡赔偿金695860元不认可，应当按照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0年为6652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2897.5元，需要原告提供袁国良的母亲是否享受养老保险金以及是否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应按照法律规定对被扶养人生活费明确认定；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和维权等支出的交通食宿费和误工损失17500元不认可，依据法律丧葬费包含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费用，此项费用系重复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不认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死亡赔偿金包含了原告请求的精神抚慰金。 原告补充提交了证据： 14.郭风珍社会保障卡复印件1份和社会保障卡账户历史明细记录2页。证明：原告郭凤珍系退休人员享有养老保险待遇，且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4290元。被告质证：无异议。 15.长治市太行公园出具的火化证明1份。证明：原告郭凤珍的儿子袁国芳已于2011年8月21日去世。被告质证：无异议。 被告提交了证据： 1.出院清单1份。证明：袁国良在被告处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1549.71元。原告质证：该费用应当由被告全部承担，除了此次医疗过错之外，袁国良在被告处的治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疗效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2.袁国良住院病历1份。证明：袁国良在被告处治疗的经过。原告质证：该病历中可以看出关于注射用液滴数、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等以及采取体外震波碎石的治疗措施、抢救的时间和措施等，该院没有除颤设施、没有进行常规心电监测、没有胸透等情况。袁国良到被告处治疗之前到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了检查，该病历中也有记载，还载明袁国良患有右肾积水、高血压，但被告在病历中写明的治疗方法仍然是体外碎石治疗。 3.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报案信息登记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收据各1份。证明：2019年9月在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进行了鉴定产生鉴定费6000元，该款由被告支付。原告质证：当时到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时由被告委托，但原告同意，产生6000元鉴定费原告不清楚。被告对该项费用没有反诉，不应支持。 4.尸体冷藏费等收据1支。证明：袁国良尸体冷藏费等支付7476元，该款由被告支付。原告质证：认可该项费用。被告对该项费用没有反诉，不应支持。 综合当事人的陈述、答辩以及依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确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本院对被告均没有异议的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护理费160元、营养费100元、安葬费36103.5元、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费12000元予以确认。 2.原告要求袁国良的死亡赔偿金按2020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93元计算20年为695860元，被告质证认为应当按照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62元标准计算20年为665240元。因为死者袁国良系城镇户口并在2019年9月4日去世，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虽然山西省统计局已公布2020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793元，但该标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没有出台相关文件要求本省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执行，本案于2021年2月4日开庭辩论程序终结，死亡赔偿金还执行《山西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在民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按照201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3262元计算20年为665240元。 3.原告在起诉时要求被告赔偿尸体冷藏费约8000元，变更诉讼请求后没有再要求赔偿，经被告举证尸体冷藏费等为7476元已由被告支付，该尸体冷藏费等应当计入死者袁国良丧葬费中，故尸体冷藏费等7476元应当作为被告提前支付的赔偿款。 4.原告要求因为给袁国良办理丧葬事宜和维权等支出的交通食宿费和误工损失17500元。被告质证对交通食宿费没有提出异议，但认为丧葬费应包含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此项费用系重复主张不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第一条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rdquo;原告要求的误工损失不是重复主张，本院酌情认定死者办理丧葬事宜和维权等支出的交通食宿费和误工损失为12000元。 5.原告郭凤珍要求被告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52897.5元，由于原告郭凤珍系退休人员享有养老保险待遇，不属于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况，且其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4290元，不低于本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159元（每月1763.25元），故原告郭凤珍要求的被扶养人生活费52897.5元不予支持。 6.原告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告质证认为死亡赔偿金内包含原告请求的精神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同时《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办案指引》规定受害人死亡的，精神抚慰金在45000元至50000元之间确定赔偿数额，最高不超过50000元。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予以支持。 7.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出具晋医人调鉴（评）字[2019]452号医疗责任保险事故鉴定意见书时收取鉴定费6000元，该款被告已支付，经当庭质证，当时由被告委托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时原告同意，对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以上鉴定意见书时收取的鉴定费6000元，应计算在袁国良的赔偿项目中。 8.原告提交押金条证明袁国良入住被告处治疗时交纳医疗费1000元，被告提交的出院清单证实袁国良在被告处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549.71元。由于该款中包含了对袁国良的治疗和抢救费用，故应计算在袁国良的赔偿项目中。 9.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袁国良进行死因鉴定时由鉴定人员郑旭东出具了司法鉴定费证明证实支付死因鉴定费13000元，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没有提交鉴定费正式收据，该鉴定费数额无法确认。根据原告提交的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之一就是郑旭东，且被告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可，故本院对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13000元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死者袁国良因右侧腰腹部疼痛1天余，2019年9月3日上午前往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了腹部彩超检查，在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建议下前往被告处诊断为：右侧输尿管结石，当日袁国良住院后由被告给予相应的检查和治疗。第二天被告给袁国良输液过程中，袁国良突然意识丧失、心搏停止，被告立即给袁国良进行心肺复苏，后袁国良经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9月5日，原告同意由被告申请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晋医人调鉴（评）字[2019]452号医疗责任保险事故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被告针对袁国良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建议院方承担主要责任；但该意见仅作为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的参考，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未达成调解协议，2019年9月10日，原、被告通过长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袁国良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2019年11月3日，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9]病鉴字第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袁国良符合冠心病发作死亡。 本院受理本案后，原告提交鉴定申请要求对被告及医务人员给予袁国良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袁国良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如存在因果关系则对原因力大小和参与程度进行鉴定。本院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意见书通过分析并得出结论：1.山西省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在对袁国良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1.1未行高血压病的诊治注意义务，存在过错：根据《内科学》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第9版，高血压诊断中指出：①一般需非同日测量3次血压值，收缩压≥140mmHg，舒张压≥90mmHg；②病人既往有高血压史，正在使用降压药物，血压虽然正常，也可诊断高血压病等；和危险评估和预后中指出：对应高血压病人进行心血管危险分层为低危、中危、高危和很高危等。入院记录查体示：BP141/101mmHg。未见有高血压的诊断、会诊方案、治疗措施以及血压的动态监测等。鉴定专家组认为：患者入院时所测血压应诊断为高血压很高危，并应行相应的降压治疗措施。然而，病史资料中未见有高血压疾病的诊断、监测、会诊、治疗措施，故医方属未行高血压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注意义务，存在过错。1.2、未尽冠心病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根据《内科学》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第9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因中指出：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病史资料示：患者体重86kg，BP141/101mmHg，P90次/分，血糖6.47mmol/L，Hb187g/L，肌红蛋白146.15ng/ml，肌酸激酶同工酶9.5ng/ml。鉴定专家组认为：患者入院时的上述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均属异常，且存在心血管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的损害，特别是肌红蛋白已达危极值指标，但未见有危极值的报告等。因此医方属未尽冠心病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2、因果关系：尸检证实，患者系冠心病发作死亡。专家组认为：患者的死亡具体原因符合冠心病致恶性心律失常致心源性猝死。医方的过错行为是：未行高血压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注意义务，漏诊了高血压的诊断，从而漏治了高血压疾病，未将血压控制在可控范围，也未对高血压病所合并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进行分层，忽视了高血压对心脏的损害；和未尽冠心病的注意义务，未能及早发现该病，开通血管，使其错过了治疗的时间窗。所以，医方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存在。3、原因力大小：高血压和冠心病系患者自身疾病，该病均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故疾病自身和危险性有一定的参与度。医方的过错行为是：未行高血压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注意义务，漏诊漏治了高血压，从而增加冠心病猝死的风险；和未尽冠心病的注意义务，对该病存在认识不足，使其错过了治疗的时间窗，故医方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存在。综合认定：医方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自身疾病为同等原因致患者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属同等原因。鉴定意见：1.山西省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在对袁国良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2.其过错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为同等原因致患者死亡。 袁国良因死亡造成死亡赔偿金665240元、丧葬费36103.5元、医疗费1549.71元、护理费1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营养费1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3100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和维权等支出的交通住宿费和误工损失12000元，以上经济损失共计796253.21元。原告未支付袁国良医疗费549.71元，被告已支付鉴定费6000元、尸体冷藏费等7476元。 本院认为：经本院委托鉴定，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对本案医疗损害责任出具司法鉴定意见：1.山西省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在对袁国良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2.其过错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为同等原因致患者死亡。以上司法鉴定意见充分考虑了被告在对袁国良诊疗过程中的过错行为和袁国良本人自身疾病的原因共同造成了袁国良的死亡，被告诊疗过错行为与袁国良自身疾病致其死亡系同等原因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对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确认。原告认为被告的诊疗行为应承担全部责任的意见和被告认为其应承担轻微责任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中被告应承担50%的过错赔偿责任，赔偿原告因袁国良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398126.605元，应四舍五入为398126.61元，其余50%的损失398126.6元由原告自行承担。由于被告已支付13476元，原告未支付医疗费549.71元，故被告还应支付原告384100.9元。原告要求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经调解无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赔偿原告袁里、郭凤珍经济损失398126.61元，减去被告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已支付的13476元和原告袁里、郭凤珍未支付的医疗费549.71元，余款384100.9元由被告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予以支付；其余经济损失398126.6元，由原告袁里、郭凤珍自行承担。 二、驳回原告袁里、郭凤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未在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6299元（已交6313元），由被告长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负担2854元，原告袁里、郭凤珍负担34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魏志忠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书记员  刘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