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0112民初650号 原告：梁玲，女，197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 原告：夏日，男，197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 被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营业场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乔口镇大码头003号。 负责人：龙强斌。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新，男，198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系该行客户经理。 原告梁玲、夏日与被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乔口支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玲、夏日，被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玲、夏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长房权证开福字第7××1号房屋产权证书，并办理解除房他开福字第xxxx号的抵押他项权登记手续；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6月25日，原湖南望城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案外人苏争光签订编号为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01）第0625004号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自2011年6月25日起至2014年6月25日止，最高额借款本金为不超过68万元。2011年6月27日，原告梁玲与原湖南望城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签订编号为ＮＯ.200205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原告梁玲以其名下所有的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7××1号位于开福区××路××号××栋××房屋，为上述最高额借款作抵押担保。同时，原告夏日作为梁玲的配偶出具了《抵押承诺书》。随后，原湖南望城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向案外人苏争光发放了68万元的借款。2013年6月17日，案外人苏争光还清上述68万元借款的贷款本息。2014年6月13日，原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与案外人苏争光签订编号为（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的《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自2011年6月25日起至2016年6月25日止，最高额借款本金为不超过68万元，由原告梁玲提供抵押担保，另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注明原双方签订的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01）第0625004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因贷款期限延长变更为现编号为（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同日，原告梁玲与原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签订编号为ＮＯ.2014249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约定原告梁玲以其名下所有的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7××1号的，位于开福区××路××号××栋××房屋为上述最高额借款作抵押担保，并注明：本合同为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担保债务人苏争光与抵押权人签订的（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的《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合同编号为200205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因贷款期限延长变更为现编号为ＮＯ.2014249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同日，原告梁玲、夏日出具了《抵押承诺书》和《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ＮＯ.2014249《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签订后，办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抵押变更）。2014年11月28日，原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向案外人苏争光发放了68万元的借款。2015年11月30日，案外人苏争光还清上述68万元借款的贷款本息。2015年12月1日，原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与案外人苏争光又签订了编号为1801042600-2015-00000295的《个人借款合同》，但原告没有同意为该《个人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也未签订抵押合同和办理抵押手续，故不应为该《个人借款合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并且，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无需对上述《个人借款合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1民终13335民事判决对（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现（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2016年9月6日，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批复同意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辖内168个分支机构开业，开业的同时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所辖分支机构自行终止，债权债务由该行及其辖内分支机构承接。至此，因案外人苏争光已全部偿还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1）第0625004号《最高额借款合同》和（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最高额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债务，被告的抵押权已经消灭，故被告应当立即向原告归还长房权证开福字第7××1号房屋产权证书，并办理解除抵押他项权登记手续。此后，原告多次请求被告归还房屋产权证书，并办理解除抵押他项权登记手续，但却均被拒绝，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6日，农商行乔口支行因与苏争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至本院，梁玲、夏日系苏争光该案所涉部分借款的担保人，故农商行乔口支行诉请的第三项为请求判令对梁玲、夏日用以抵押的位于开福区××路××号××栋××，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7××1号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金64.760356万元、该本金所产生利息15.487439万元、自2019年1月1日至本金实际清偿日按月利率为8.01125‰计算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范围内有优先受偿权。本院一审认定事实：2011年6月25日，原湖南望城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苏争光签订编号为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1）第0625004号《最高额借款合同》，期限为2011年6月25日至2014年6月25日，最高额借款本金金额为68万元。随后，原湖南望城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与梁玲签订了编号为ＮＯ.200205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梁玲所有的位于开福区××路××号××栋××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7××1号的房屋为最高债权额68万元作抵押，夏日出具抵押承诺书；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抵押担保范围为本金、利息（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被担保的发生最高债权额期间为2011年6月25日至2014年6月25日。随后，原湖南望城农村合作银行乔口支行依约将68万元贷款一次性拨付给苏争光。2013年6月17日，苏争光还清贷款本息。 2014年6月13日，原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与苏争光签订（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自2011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5日由贷款人向借款人苏争光发放最高限额不超过68万元的贷款，由梁玲提供抵押担保，另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注明原双方签订的长农信乔2011最借字（13010501）第0625004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因贷款期限延长变更为现合同。同日，原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与梁玲签订ＮＯ.2014249《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约定梁玲以其位于开福区××路××号××栋××，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7××1号房屋为苏争光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额为68万元，期限为2011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5日，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同时在该合同中还注明：本合同为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担保债务人苏争光与抵押权人签订的（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合同编号为200205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因贷款期限延长变更为现编号为ＮＯ.2014249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日，梁玲、夏日出具了抵押承诺书和关于担保最高额度的确认书，承诺为借款人苏争光68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抵押变更）。2014年11月28日，经苏争光申请，原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向其发放了68万元的贷款。2015年11月30日，苏争光还清贷款本息。 2015年12月1日，原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与苏争光签订编号为1801042600-2015-00000295的《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95万元，借款期限为7个月。合同签订当日，该行向苏争光发放195万元贷款。贷款到期后，苏争光尚欠本金1599961.73元，尚欠利息382630.17元未予偿还。 2019年5月30日，本院作出（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第一，虽然案涉苏争光2015年12月1日的《个人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在（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的最高额借款期限内，但从合同的性质、内容、抵押物约定等方面均与原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不一致，亦未注明系该《最高额借款合同》的项下借款，故不能视为系该《最高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或是其中一部分。第二，梁玲、夏日所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系担保（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履行，并办理了相应的抵押变更登记，但该最高额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债务已经由苏争光清偿完毕，债权消灭。案涉195万借款的依据来源于《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该合同中虽然约定借款为抵押贷款，但并未明确抵押担保物及抵押担保的债权金额等内容，债权人亦未就该借款与梁玲、夏日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第三，根据“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虽原告提交了梁玲房产的抵押权属证明，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该房屋他项权证是梁玲为2014年（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时所办理的抵押登记，登记内容也与NO.2014249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的约定一致。案涉《个人借款合同》虽然签订于最高额借款期限内，但不能直接视为系《最高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或是其中一部分，该合同中也没有约定仍以上述房产作为抵押，梁玲亦未承诺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且原告亦未就此办理抵押登记，因此不发生抵押担保的物权效力，不能认定梁玲、夏日为苏争光2015年12月1日的195万元贷款提供了抵押担保，故本院作出（2019）湘0112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对农商行乔口支行要求对梁玲、夏日提供的抵押物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判决不予支持。 2019年11月12日，农商行乔口支行因不服本院（2019）湘0112民初1331号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12月27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1民终13335号民事判决书，认可本院作出的梁玲、夏日对苏争光2015年12月1日的195万元贷款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意见，该判决现已生效。 另查明，2016年9月6日，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批复同意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辖内168个分支机构开业，开业的同时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所辖分支机构自行终止，债权债务由该行及其辖内分支机构承接。 现因梁玲、夏日请求农商行乔口支行解除上述房屋的抵押登记并返还房屋产权证书未果，酿成本案纠纷。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不动产登记情况表、（2019）湘0112民初1331号、（2019）湘01民终13335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主债权消灭的，担保物权随之消灭。现梁玲、夏日所担保的苏争光名下的2014年（1801042600）高借字（2014）第（0612005）号《最高额借款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主债权已经消灭，农商行乔口支行基于上述《最高额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对案涉房产的抵押权亦消灭，农商行乔口支行应当协助梁玲、夏日解除案涉房产的抵押登记，并向其返还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梁玲、夏日办理解除登记在产权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7××1号的房产上的、抵押权人为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的抵押登记手续； 二、被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梁玲、夏日返还产权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7××1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乔口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俊湘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代理书记员  熊英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八十八条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百九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担保物权消灭： （一）主债权消灭； （二）担保物权实现； （三）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 （四）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