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02民终1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童仁财，男，197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和平,男,197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华，江西弘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童志伟，男，199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仁财，（童志伟父亲），男，197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上诉人童仁财因与被上诉人汪和平、原审被告童志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乐平市人民法院（2020）赣0281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童仁财，被上诉人汪和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华，原审被告童志伟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仁财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童仁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乐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281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2.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汪和平诉请；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汪和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汪和平等五人因租赁童仁财位于弋阳县厂房（原电路板厂）需要，双方与2017年2月12日签订租赁合同，后因汪和平需要借助童仁财在当地的影响力等原因，在成立了“弋阳县同升有机玻璃加工经营部”后（个体性质，经营者：童仁财），汪和平口头承诺给童仁财20%干股股权，2017年6月份童仁财因一个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急需资金用来履行法院执行便向汪和平处借款50万元，并于2017年6月19日在案外人徐兴国处借款28万元，共计78万元用于法院执行。2017年7月2日童仁财向汪和平主张20%干股红利时，汪和平与童仁财协商一致将原先承诺的20%干股股金转为每年70万元分红，因童仁财与汪和平在2017年6月7日的借款合同还在还款期限内，双方当时主张用70万元股金抵销汪和平支付给童仁财的50万元借款。在发生抵扣之后，汪和平将童仁财出具的50万元借条还给了童仁财，童仁财认为借款合同涉及的相关权利义务已经终结，便将该借条销毁。众所周知，在民间借贷中一般都是债权人还清债务后，债权人就会将原件还给债务人，这完全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而汪和平在一审中无法提供原件也恰恰说明双方当时已对借款抵扣股金一事达成合意，但一审判决无视该情况，对汪和平无法提供原件的事实没有进行认定及论述，并判决童仁财承担还款责任，明显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法【2011】336号）第七条规定，汪和平提供的借条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指向对象虽是童仁财，但无法确定内容是否完整，且因汪和平无法提供借条原件，也无法体现出童仁财尚欠借款50万元的事实，并且童仁财出具厂房租赁合同及收条，且有证人吴某当庭作证证实该笔借款已用于抵扣干股股金。对童仁财而言，其在发生借款抵扣，撕毁借条后，双方关于借贷关系权利义务即告终止，童仁财没有义务归还借款，当然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及二百零七的规定，判决童仁财归还借款本息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无论是在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请求法院支持童仁财上诉请求。汪和平辩称，童仁财声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童仁财为偿还其个人债务（当时已处于法院强制执行阶段），才向汪和平借款50万元（这在童仁财的上诉状中已自行承认），也就是说50万元借款是汪和平与童仁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与汪和平参与经营的企业无关。第二，汪和平是五个人合伙办厂，共同租赁童仁财的厂房，双方约定的租金每年9万元（这已是很高的标准了且已付清），这有协议为证。第三，童仁财与汪和平及其合伙人只存在厂房租赁关系，且不存在所谓合伙关系，更不存在要给童仁财所谓的20%干股，童仁财在一审法院开庭时提供的是单方面在笔记本中炮制的几份书证，汪和平及其代理律师在质证时已明确指出系伪证，并要求法院追究汪和平提供伪证的法律责任。第四，童仁财在2016年注册成立的“弋阳县同升有机玻璃加工经营部”与汪和平没有任何关系，汪和平及其合伙人一致表明租用童仁财的厂房办证时系无证经营，甚至不知道童仁财办了营业证，直到开庭之后童仁财补交证据才知道有此执照。第五，童仁财诉称的汪和平将50万元的借条还给了童仁财是谎言，尽管汪和平遗失了借条原件，但出借50万元给童仁财是不争辩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童仁财上诉请求。原审被告童志伟辩称，童志伟与本案无关。汪和平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童仁财、童志伟共同偿还原告借款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算至起诉日为9000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童仁财与被告童志伟系父子关系。2017年6月7日，被告童仁财向原告出具了50万元借条一份（借条今借到汪和平现金人民币500000元整借款期为一个月居民身份证号3623261972××××××××此据具借人童仁财2017、6、7日中间人吴某），同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所借款项50万元转到了被告童仁财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被告童志伟的账号）。对此证人王某、吴某以及原告与童文的手机通话录音均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庭审中，被告主张原告诉称的这笔借款实际上并不属于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而是原告汪和平等5人租赁被告童仁财位于弋阳县的厂房（原来的电路板厂）租金，真正的用途是预付的租赁厂房的租金；该笔预付的50万元租金，在2017年7月2日原告等5人应支付给被告童仁财的干股股金中（共70万元）予以了扣除，因此该笔50万元就算是民间借贷，双方债权债务也已经消亡。对此被告当庭提交了厂房租赁合同，被告方旨在证明原告等5人与被告童仁财之间存在厂房租赁合同关系，原告支付给被告童仁财的50万元应属于提前预付租金的性质，不属于民间借贷；收条一张，被告方旨在证明原告等5人应该支付给被告童仁财收购干股股金70万元，其中70万元中抵销了原告支付给被告之前的50万元，就算是这50万元属于借款，也在这70万元股金之中予以了抵扣，从法律意义上讲，等于被告童仁财归还了原告的借款，事实上在抵扣之后，原告将被告童仁财出具的50万元的借条还给了被告，该借条已被被告销毁，故原告不能向法院出示借条原件；证人吴某证言，被告方旨在证明本案借条的出具、如何还款、借条的收回等相关事实；营业执照复印件，被告方旨在证明童仁财是“弋阳县同升有机玻璃加工经营部”的合伙人之一，并且以童仁财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针对被告方的主张及提交的相关证据，经原告方质证，一审法院应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等5人与被告童仁财之间存在厂房租赁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原告支付给被告童仁财的50万元应属于提前预付租金的性质，更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对被告在法庭上出示的收条真实性提出异议，尤其是该份证据的来源有违常理，不符合逻辑，即使该收条成立，也只能证明原告等5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以及转让股份情况，不能证明70万元中抵销了原告个人借给被告的50万元的事实；证人吴某当庭表示只是听被告说用干股股金抵销了50万元的借款，该证据系传来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原告借给被告的50万元进行了抵扣；营业执照复印件，不能证实童仁财就是弋阳县同升有机玻璃加工经营部的合伙人，也不能证明童仁财在该经营部有股份，更不能证明干股股金抵扣了借款。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童仁财向原告汪和平出具了借条（尽管该借条属影印件，但原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也将所借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了被告童仁财，充分证实原告与被告童仁财之间的借贷关系及借贷事实成立，原告主张被告童仁财归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2017年7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请求本院应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童志伟偿还借款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主张已抵扣了该500000元借款，证据不足，且被告就合伙或租赁事宜可向原告另行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童仁财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汪和平借款本金50000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从2017年7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汪和平对被告童志伟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述债务到期后，如被告不自觉履行，原告可在本判决履行期满后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受理费9700元，因该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4850元，决定由被告童仁财承担。二审中，上诉人童仁财提交以下证据：提交录音两份，一份是童仁财与阿文的录音，一份是童仁财与王某的录音（均是2020年6月14日），证明阿文（张雪娇的儿子）和王某都知道50万元抵扣70万元的事情。针对上诉人童仁财的举证及拟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汪和平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这两份证据不属于合法证据，两段录音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两段录音录制在2020年6月14日，本案一审开庭的时间是2020年7月16日，童仁财一审请了律师，这两段录音就应当在一审的时候提交，但未提供；其次，阿文不是合伙人，合伙人分别是汪和平、涂顺泉、王某、张雪娇、周节高五人；再次，王某一审已经出庭作证，所证实的内容与该录音相悖。录音的内容是汪和平多次诱导阿文、王某顺着他的意思回答，而阿文、王某均说不知道，也提到借款50万元是汪和平的个人行为，与其他合伙人没有关联。原审被告童志伟质证认为，与我无关。结合上述举质证分析，对上诉人童仁财提交的两份录音本院认证如下：对童仁财与阿文的录音，阿文是什么身份尚不明确，且在录音里阿文多次讲不清楚汪和平与童仁财之间事情，故此该证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对童仁财与王某的录音，一是在录音里王某多次表示不清楚；二是该录音系2020年6月14日童仁财与王某的谈话，而在一审2020年8月14日开庭时，王某作为证人出庭时明确表示合伙与童仁财没有关系，童仁财没有参与合伙。因此该录音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诉辩意见，本案所涉童仁财是否尚欠汪和平50万元借款是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本案汪和平起诉童仁财民间借贷纠纷，为证实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供借条复印件以及5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等。童仁财二审上诉状中自认从汪和平处借款50万元，但因其与汪和平等五人合作，汪和平口头承诺给其20%干股股金，在其向汪和平主张20%干股股金即70万元时与涉案借款50万元已发生抵销，并且汪和平将50万元借条还给了他，其将借条销毁，这也是为什么汪和平无法提供借条原件的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汪和平虽提交借条复印件，但通过银行转账及童仁财对涉案50万元借款的认可，可以证实汪和平与童仁财涉案50万元借款关系的成立。童仁财反驳其向汪和平主张20%干股股金即70万元时与涉案借款50万元已发生抵销，并且汪和平将50万元借条还给了他，其将借条销毁，对该反驳理由其需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通过一审、二审汪和平、童仁财诉辩意见以及提交证据分析，一是，童仁财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仅能证实童仁财将自己厂房以每年9万元租金租赁给汪和平等五人，并无法证实其与汪和平等五人合伙，进而证实汪和平口头承诺给其20%干股股金，且汪和平对该20%干股股金也不予认可。至于童仁财所言，吴某一审当庭作证证实涉案50万元借款已用于抵扣干股股金的问题，吴某一审庭审时陈述其只是听说童仁财与汪和平进行结算，因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吴某证言合理；二是，童仁财一审提供自己出具的收条予以证实20%干股股金存在，但该收条仅有童仁财一人的签字，且该收条在童仁财处亦不符合常理，汪和平对该收条也不予认可。同时童仁财也并无其他有效证据可以证实20%干股股金的存在，因童仁财无有效证据可以证实20%干股股金即70万元与涉案借款50万元已发生抵销，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三是，即使童仁财与汪和平等五人存在合伙关系，存在合伙20%的干股股金，本案借贷是汪和平与童仁财之间债权债务关系，而20%的干股股金是童仁财与汪和平等五个合伙人之间内部合伙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汪和平仅是合伙中一员并无责任用自己对童仁财享有的50万元债权与童仁财主张的20%干股股金进行抵销。因此，童仁财尚欠汪和平50万元未归还，一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判决童仁财支付汪和平本金及逾期利率并无不当。综上，童仁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00元，由上诉人童仁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进华审判员  刘亮常审判员  欧阳国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吴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