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建恒鞋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投资人：任建军。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建军，男，1968年10月26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位红，广东龙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越秀区澳珅皮革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经营者：刘冬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建恒鞋厂（以下简称建恒鞋厂）、任建军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越秀区澳珅皮革商行（以下简称澳珅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27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建恒鞋厂投资人及上诉人王建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位红，被上诉人澳珅商行经营者刘冬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恒鞋厂、任建军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澳珅商行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将2011年3月建恒鞋厂支付现金53388元认定为支付2011年2月、3月货款，该事实认定与澳珅商行起诉陈述的事实不符。澳珅商行一审证据清单列明其证据1的证明内容为2011年期初应收账金额为53388元，建恒鞋厂于3月付清，可见澳珅商行认为该笔53388元是结清2011年1月之前的旧账，而非2011年2月、3月货款。而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2月、3月应收货款152766.90元，建恒鞋厂已于2011年3月支付现金53388元，即尚欠99378.90元”，按此认定则澳珅商行主张的金额应当扣减53388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澳珅商行主张的事实不一致，却得出一致的结论，理据不足。2．一审判决认定前述现金付款53388元及2013年4月4日至2015年1月2日期间已付9000元、2015年5月4日至2015年10月7日期间已付30000元、2016年已付48110元、2017年已付16692元、2018年6月3日已付3000元均为建恒鞋厂、任建军支付2011年2月、3月货款，并认定上述金额已超过2011年3月前应付货款金额，从而推断争议的9张提货单货款金额已经支付，推理过程有误。双方后续仍有交易，除非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4月至2012年10月期间的产生的货款建恒鞋厂、任建军均无需支付，前述付款才能认定为支付2011年2月、3月货款。一审法院认定前述付款均是支付2011年2月、3月货款且已超付缺乏依据，与争议的9张提货单货款是否已经付清也缺乏因果关系。（二）澳珅商行提交的9张提货单，分别为：2011年2月22日金额8726元、2月23日金额15264元、2月26日金额6871元、2月27日金额35599元、2月28日金额16462元、3月13日金额19558元、3月18日金额7595元、3月25日金额4154元、3月31日金额10259元，上述9张提货单均无建恒鞋厂、任建军签字，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提货单真实有效缺乏依据。1．一审判决认为“上述提货单有对应的送发货物流单相印证”，但澳珅商行一审提交的送发货物流单仅4张，无法对应9张提货单。且送发货物流单载明的发货日期分别为2011年2月21日、2月22日、2月23日、2月26日，其中2月21日的物流单与争议的9张提货单无关，9张提货单中仅有3张有对应的物流单。此外，物流单中均无具体的托运人、地址、收运人、地址，收运地址栏只填写“建恒”和电话，最关键的是均无收货人签名，且物流企业既没有提供送达凭证，也没有提交已交付货物的证言，更未到庭作证，可见上述3张物流单本身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亦无法佐证9张提货单的真实性。2．一审判决认为建恒鞋厂2013年至2018年期间已付货款超出了2011年2月、3月货款金额，并推论9张提货单货款已付，如前所述，缺乏依据。3．关于“建恒鞋厂、任建军未在微信往来中对澳珅商行提供的对账单进行质疑”的问题。澳珅商行提供的微信截图证明其通过微信向建恒鞋厂、任建军发送了其单方制作的对账单，但建恒鞋厂、任建军从未确认过对账单，双方从未进行明确对账，涉案货款金额有待双方对账确认，一审判决仅以建恒鞋厂、任建军没有提出异议为由认可澳珅商行单方制作的对账单，理据不足。澳珅商行辩称，（一）一审期间，建恒鞋厂、任建军曾当庭表示除9张提货单无其签名不予认可之外，对包括微信聊天记录在内的其他证据以及证明内容均予以认可。针对9张争议提货单，澳珅商行已于一审庭后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由物流公司开具的与该9笔货款对应的8张《合富物流收送单》和1张物流电脑流水票。上述9张物流凭证足以证明建恒鞋厂已经实际收到货物。提货单上没有签名，是建恒鞋厂、任建军在澳珅商行多次催收时均以“货款都认，有钱就给”为由拒签所造成。（二）一审期间任建军曾主动联系澳珅商行经营者刘冬凌谈调解，其提出的调解方案是本金利息折合8万分两年付清，刘冬凌认为期限过长、金额过低，故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但从双方交谈内容可知，任建军承认其拖欠货款本金149910元，只是无力清偿。（三）任建军主张最多欠付1万多元理据不足。该金额与澳珅商行主张金额相差13万之多，按常理在收到对账单时已应提出异议，但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任建军多次收到对账单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此外，任建军主动调解时曾提出连本带息愿意支付8万元，但一审开庭时又主张只欠1万多元，明显存在矛盾。澳珅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建恒鞋厂向澳珅商行清偿货款149910元及利息15368.9元（以14991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从建恒鞋厂2018年支付最后一笔货款次日2018年6月4日起暂计至2020年7月20日），合计165278.9元；2．判令任建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由建恒鞋厂、任建军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澳珅商行主张建恒鞋厂、任建军从2009年恢复从澳珅商行处进货，先后供货金额为1642712元，截止2012年底，建恒鞋厂、任建军陆续支付货款764000元，尚余货款319960元未结清。后建恒鞋厂、任建军陆续支付货款170050元，尚欠149910元未还。对此，澳珅商行出示了提货单、发货物流单、收款收据、送货单、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记录、对账单、对账总表、分类账、总账等予以证实。其中2011年2月22日金额为8726元、同月23日金额为15264元、同月26日金额为6871元、同月27日金额为35599元、同月28日金额为16462元、同年3月13日金额为19558元、同月18日金额为7595元、同月25日金额为4154元、同月31日金额为10259元的9张提货单上，客户名称处无建恒鞋厂、任建军方人员签名。经质证，建恒鞋厂、任建军对上述9张提货单不予确认，认为没有建恒鞋厂、任建军方人员签名，不能证实9张单上的供货情况。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澳珅商行补充解释称一般交易习惯是先发货过去，次日才过来拿送货单，一般做法是发货单、送货单凑够了才给采购，然后拿回去。鞋厂老板没有空来签名，都是订好的，有空才拿。且与任建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曾经发过没有签名的送货单给建恒鞋厂、任建军，建恒鞋厂、任建军也是确认的。建恒鞋厂、任建军主张澳珅商行2012年的皮料有质量问题，澳珅商行不愿意退款。对此，建恒鞋厂、任建军未提供证据证实。澳珅商行述称供应的货物都是货到验收的，每张提货单上都注明如有质量问题，应在3天内致电澳珅商行。建恒鞋厂、任建军是在澳珅商行向建恒鞋厂、任建军催收的时候才提出来的，并不是按行规三天内提出的。且出现质量问题不一定是澳珅商行的问题，建恒鞋厂、任建军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以上事实，有提货单、发货物流单、收款收据、送货单、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记录、对账单、对账总表、分类账、总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澳珅商行向建恒鞋厂供应皮料，澳珅商行与建恒鞋厂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澳珅商行主张建恒鞋厂尚欠货款149910元未还，并出示了提货单、发货物流单、收款收据、送货单、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记录、对账单、对账总表、分类账、总账等予以证实，建恒鞋厂、任建军除对上述证据中的9张提货单不予确认外，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虽然建恒鞋厂、任建军对澳珅商行提供的其中9张提货单不予确认，但上述9张提货单显示的内容有相应的发货物流单相印证。且上述9张提货单的货款为2011年2月至3月期间的货款。根据澳珅商行提供的对账总表显示的内容，2011年2月、3月应收货款共152766.90元。建恒鞋厂、任建军已于2011年3月支付现金53388元，即尚欠99378.90元。另，建恒鞋厂、任建军在2013年4月4日至2015年1月2日期间已付90000元，2015年5月4日至2015年10月7日期间已付30000元，2016年已付48110元，2017年已付16692元，2018年6月3日付3000元。即建恒鞋厂、任建军已付金额已超过2011年3月前应付货款的金额。由此可见，上述9张提货单上的货款金额，建恒鞋厂、任建军已支付。现澳珅商行提交的提货单、收款收据、送货单、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记录、对账单、对账总表、分类账、总账上的数额清楚，且能相互印证，建恒鞋厂、任建军未提提供任何反证否定澳珅商行的主张，结合澳珅商行关于双方交易习惯的陈述及建恒鞋厂、任建军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对澳珅商行提交的对账单、对账总表等材料未提出任何异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澳珅商行主张的事实予以采信。对澳珅商行主张建恒鞋厂支付所欠货款14991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利息以14991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为宜。任建军作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应对建恒鞋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建恒鞋厂支付澳珅商行货款149910元及利息（利息以14991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任建军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03元、保全费1846.40元，由建恒鞋厂、任建军负担（上述受理费、保全费已由澳珅商行预交，澳珅商行同意由建恒鞋厂、任建军在履行判决时将其应承担部分直接支付给澳珅商行）。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澳珅商行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澳珅皮业》提货单9张；2．物流公司出具的《合富物流收送单》8张和2011年3月31日电脑流水票1张；证据1、2拟共同证明该9笔货款的《广州澳珅皮业》提货单和《合富物流收送单》日期对应一致，澳珅商行接单后已通过物流公司向建恒鞋厂发货，上述9张提货单金额合计124488元，澳珅商行持有的《合富物流收送单》是第二联回单，并非收货人持有的收货联，故没有签名并不表示建恒鞋厂、任建军没有收到货物。3．《广州澳珅皮业》提货单1张、《合富物流收送单》1张，拟证明提货单和送货单日期对应一致，澳珅商行已向建恒鞋厂发货，建恒鞋厂、任建军一、二审期间对该笔没有签名的货款没有提出异议，其上诉所述仅欠货款1万多元没有事实依据。4．澳珅商行与任建军妻子谢雅莲（谢秋莲）手写结算单据、欠条，拟证明2015年建恒鞋厂尚欠货款169602元，澳珅商行与任建军妻子曾有结算，但因结算金额相差1554元，其拒绝签名确认。5．双方调解过程的录音光盘和文字整理稿，拟证明建恒鞋厂、任建军在调解过程中认可拖欠货款149910元，并提出连本带息折付8万的调解方案。6．澳珅商行发货给其他客户的发货单和物流单，拟证明行业交易习惯不以签名为必要的结算依据，其他客户均认可收货。7．澳珅商行与其他客户的结算单，拟证明澳珅商行有统一的结算单格式，与建恒鞋厂、任建军也曾使用该结算单进行结算，但建恒鞋厂、任建军拒绝签名。经质证，建恒鞋厂、任建军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9张提货单均为澳珅商行单方填写制作，无建恒鞋厂、任建军方签字确认，且澳珅商行未将上述单据交给建恒鞋厂、任建军，在本案诉讼前8年时间里，澳珅商行未以任何方式将单据内容向建恒鞋厂、任建军进行告知，建恒鞋厂、任建军对单据列明的商品名称、单位、总数量、单价、金额等均无从知晓。本案有争议部分日期是2011年2月至3月，2011年4月至2012年还发生交易百余次，2012年以后双方也有多次沟通，故不存在因为建恒鞋厂、任建军没有空签名而没有签名的可能。如果是因为建恒鞋厂、任建军说有物流单证明，不肯签字，这与其陈述的有空就签名拿单的说法自相矛盾。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对其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合富物流收送单》没有载明货物名称、货号，与上述《广州澳珅皮业》单据内容不对应，电脑小票内容模糊不清，与本案毫无联系；这些单据中没有建恒鞋厂、任建军方收货签名，也没有物流公司送达凭证，澳珅商行未申请法院向物流公司依法调查，物流公司未依法到庭作证，未向法庭提供已向建恒鞋厂、任建军交付货物的证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证据1、2澳珅商行拟共同证明没有签名不表示建恒鞋厂、任建军没收到货的问题。是否收到货的证明责任在于澳珅商行，澳珅商行并未就下单事实进行举证，不存在建恒鞋厂、任建军提出疑问的前提。3．对证据3中《合富物流收送单》（单号2100583）澳珅商行在本案一审期间没有提交过。澳珅商行以“建恒鞋厂、任建军未提出异议”来进行证明是一种类推，其举证逻辑不符合举证规则，对本案事实无证明力。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为澳珅商行单方制作且无建恒鞋厂、任建军方签名。5．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澳珅商行未经建恒鞋厂、任建军同意，对双方调解过程进行录音，证据来源违法。由于双方未对账，时间已长达8年，建恒鞋厂、任建军对实际款项情况不清楚，调解过程中以澳珅商行起诉金额提出调解方案，不等于认可澳珅商行的起诉金额，且当事人在案件调解、和解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作为后续诉讼中的不利证据。6.对于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二审中，建恒鞋厂、任建军陈述，建恒鞋厂与澳珅商行之间有两种交易方式，一种是建恒鞋厂采购人员到澳珅商行的档口提货，由采购人员当场签字，如当时没有付现金，就由采购人员或任建军现场签单；还有一种是由澳珅商行送货，那么澳珅商行会通知建恒鞋厂第二天去签单，或建恒鞋厂收到货后主动去澳珅商行签单，由物流送货也要由建恒鞋厂工作人员在物流单上签单才认可。建恒鞋厂自行提货的，在提货时澳珅商行开具三联单据，签字后会将一联交给建恒鞋厂，由物流送货的，建恒鞋厂在物流签收，第二天也会到澳珅商行处签单，签单时也会将一联交给建恒鞋厂；建恒鞋厂有相应单据，但是否齐全不能确定。如双方对账，则用建恒鞋厂持有的单据即可与澳珅商行对账，本案中主张的金额是根据澳珅商行证据所发表的意见，2012年底双方就没有送货对账了，因为建恒鞋厂生意不好，没有时间慢慢对账；对于已付货款总金额没有异议。另查，一审中，澳珅商行提交了部分与“谢雅莲”及任建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任建军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与任建军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6月14日澳珅商行发送《广州澳珅皮业》提货单及未显示签收人的《合富物流收送单》照片，与“谢雅莲”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6月19日澳珅商行发送前述两张照片，并表示“小谢，那天我寄给老任的那个样版钱，麻烦帮我转一下”。建恒鞋厂对此解释，上述微信内容所涉交付物品为样版，与货物不同。此外，与任建军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澳珅商行于2018年6月3日、8月3日、11月6日曾向任建军发送对账单照片并要求核对，于6月3日发送收款收据照片。二审中，任建军确认，如建恒鞋厂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则任建军应对建恒鞋厂的相应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建恒鞋厂欠付货款金额的认定问题。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澳珅商行一审中提交的《广州澳珅皮业》提货单中9张没有客户签名确认，澳珅商行于一审庭后及二审中补充提交了与上述提货单日期对应的物流单据，以证明上述提货单项下货物是以物流方式交付。二审中，建恒鞋厂对于双方存在以物流方式交付货物的交易习惯没有异议，但辩称即使通过物流方式交付，其亦会签名确认物流单据和三联提货单据。对此，本院认为，澳珅商行已补充提交了与争议提货单日期对应的物流单据，由微信聊天记录亦可见，澳珅商行曾向任建军发送未签收的提货单据和物流单据照片以告知货物交付，可见，澳珅商行主张的交易方式与其提交的证据相符。而建恒鞋厂主张以物流方式交付货物仍会签署三联提货单并由其持有其中一联，但在本案中没有提交其持有的收货联，也未提交任何证据对其主张的交易方式予以证明，明显与其作为交易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不符。其次，建恒鞋厂主张双方尚未对账，无法确认欠付货款金额。对此，至本案诉讼期间距离争议的交易期间已相隔多年，建恒鞋厂并无证据足以证实未予对账是因澳珅商行的原因导致，在本案诉讼中亦未对涉案交易相关的付款、收货等事实提交任何反驳证据予以证明。建恒鞋厂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最后，澳珅商行多次通过微信向建恒鞋厂、任建军发送对账单照片、主张涉案货款，建恒鞋厂、任建军并未对货款金额提出异议，也未提及双方应以何种形式进行对账确认。综上，综合比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诉讼中的陈述，澳珅商行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判决认定建恒鞋厂支付货款14991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一审判决对于已付款项用途的认定，不影响本案处理。任建军二审中对其责任形式没有异议，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建恒鞋厂、任建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3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建恒鞋厂、任建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凡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