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1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芬英，女，195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3，男，198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198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1，女，200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汪某3，系汪某1父亲。 法定代理人：陈某，系汪某1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2，男，2016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汪某3，系汪某2父亲。 法定代理人：陈某，系汪某2母亲。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方园，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国泉，上海君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闻堰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湘湖路**。 负责人：来和平，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红儿，杭州市萧山区闻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闻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闻堰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95年11月21日，经原萧山市闻堰镇东汪村村民委员会及原萧山市闻堰镇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户主汪关松，户内人员任芬英、汪某3及汪国平（汪某3的姐姐）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申请，批准该户在原址翻建，建房用宅基地82平方米，其中主房75平方米，道地7平方米。 2013年，为推进湘湖三期建设，萧山区闻堰镇三江口村开展湘湖三期区块房屋拆迁。汪某3户填写《特殊情况申报表》，向闻堰街道办事处提出，其亡父为农业户口，其余在册人口4人均为街道居民，要求不按世居户进行安置，且女儿按独生子女安置，要求安置350平方米。湘湖新城闻堰镇湘湖三期征迁工作指挥部批示，“根据该户实际，在规定的提前时间内签约、腾房的，可参照非农成家子女家庭享受安置”。2013年11月，在规定的提前时间内，汪某3作为户主与闻堰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安置协议》。该《安置协议》约定，根据《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现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相关事宜，经双方平等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协议就房屋基本情况及补偿奖励金额、安置方式、付款方式、腾房要求、过渡方式、违约责任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二条安置方式约定：乙方（汪某3户）符合安置政策的人口4人，其中非农4人；安置期间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的，可按规定计算；乙方拟安置面积280平方米，其中按1270元／平方米安置优惠价购买安置面积180平方米，按3000元／平方米成本价购买安置面积100平方米。2016年6月22日，汪某3、陈某生育二胎汪某2。2018年12月25日，汪某3户与闻堰街道办事处签订货币化安置补充协议书，约定陈某70平方米选择货币化安置，剩余安置面积210平方米，并结算了货币化补偿及奖励金额。2019年7月21日，闻堰街道征迁安置指挥部发出公告，要求各安置户于2019年7月23日21时前完成户内信息确认及资料收集，逾期不确认的，视为自愿放弃。2019年7月23日，汪某3填写《特殊情况申报表》，向闻堰街道办事处提出“因安置房户型不足，原安置面积210平方米，户型140平方米、70平方米，现调整为120平方米、100平方米两套”，要求按成本价购买10平方米，闻堰街道征迁安置指挥部对此批示“拟同意”。同日，汪某3在闻堰街道征迁安置指挥部制作的《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上的“户主确认”一栏签字，确认汪某3户“原协议安置面积280平方米，新增人口1人【汪某2（儿子）】，新增安置面积0平方米；已货币化70平方米，剩余安置面积220平方米；本期安置户型100平方米1套、120平方米1套”，并表示“相关事宜本户将根据实际需求按时办理”。2019年7月28日，汪某3户参加三江名苑安置房分房抽签，抽取了闻堰街道三江名苑安置小区20幢1单元303室（120平方米户型）和15幢1单元1203室（100平方米户型）。2019年10月15日，汪某3户与闻堰街道办事处进行结算，并在安置资金结算明细表上签名。该结算表载明确，汪某3户安置人口5人，本次优惠价安置200平方米，成本价安置20平方米，安置房分配结果同上，经资金结算，包括新增人口过渡费14400元在内，闻堰街道办事处尚需支付汪某3户79390元（其余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及奖励款和安置面积均已履行）。因对汪某2无新增安置面积有异议，汪某3户未领取上述结算款，并于2019年11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项第2点关于人口确定，规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实施高层住宅建设期间（分房前），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项第3点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1）被拆迁人的非农子女第②点规定：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的农业户口，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其非农子女，已经结婚，常住父母处，且户口在本区或滨江区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安置：非农成家子女与其家庭成员（非农成家子女的配偶和子女）均未享受过房改及拆迁安置政策的，一次性照顾安置210平方米......该第四条第（三）项第3点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5）世居居民第③点四人以上户：原人均建筑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上的，按人均面积56平方米安置，每户最高不超过336平方米。 又查明，2017年5月2日发布的萧政办发〔2017〕51号《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人口确定”规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实施多层、高层住宅建设期间（分房前），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规定：1.被补偿人的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子女的安置。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其子女已经结婚，常住父母处，且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安置：该子女与其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的，该子女与其配偶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该子女的子女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6.世居户的安置。对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且一直居住在世居房内，未享受房改等政策的，安置面积按以下方式计算，以安置价购买：......四人以上户：原人均建筑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上的，按人均面积40平方米安置。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子女，按1人计算。该《安置意见》第三条第（四）款规定：其他因特殊情况确需安置的，由各镇街、管委会（建设主体）提出，经区城乡一体办审核，报区政府批准。该《安置意见》第六条规定：以上所列的面积为多层面积，高层住宅的安置面积以多层安置的面积为基准，同比例增加。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已经按规定期限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及腾房，在外过渡的被补偿人，适用本意见。《杭州市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和《关于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建设安置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萧城乡办〔2013〕30号）文件同时废止。 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的诉讼请求为：令闻堰街道办事处为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按成本价3000元／平方米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按高层计算）（房屋暂估值为210000元，安置成本价3000元／平方米×70平方米）。 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前述查明事实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汪某3户与闻堰街道办事处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乃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即汪某3户新增人口汪某2是否享有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按高层计算）的权利，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的该主张是否具有合法依据。首先，“世居户”是指至少有一代在拆迁所在村（社区）出生，居住在该村（社区）的且在户改前已全部为非农户口的家庭。汪某3户被拆迁的房屋是由农业户口的已去世的汪某3之父汪关松申请建房的，在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汪某3户的户内在册人口均为非农业家庭户，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属于“世居户”。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对此也是明知的，故而才以《特殊情况申报表》“要求不按世居户进行安置”，经过特别审批才同意其在符合提前签约、腾房条件下“可参照非农成家子女家庭享受安置”，但这并不改变汪某3户实属“世居户”的性质，其实际身份并非“非农成家子女家庭”。因为其安置待遇上要参照待遇更好的“非农成家子女”需经特别审批，申报表已列明申请人员信息，并未明确该待遇可延伸至未来可能新增的家庭成员，故该特批的待遇应为一次性安排，不能以此类推到新增人口身上。其次，无论《安置协议》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的，可按规定计算”，还是《实施细则》或者《安置意见》规定同样情况“可按规定计算人口”，均须按“规定”计算，该“规定”链接至相关文件的具体条文，只能按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家庭的真实情况执行“世居户”的相关规定，即按人均面积56平方米安置，汪某3户5人共可安置280平方米，因原经特批已给予28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故无须再增加面积。再次，2019年7月23日，汪某3在《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上已明确确认汪某3户“原协议安置面积280平方米，新增人口1人【汪某2（儿子）】，新增安置面积0平方米”，即汪某3户已确认其户新增人口不新增安置面积的结果，另在同日填写的《特殊情况申报表》上也未因此提出增加安置面积的要求，在此后的安置资金结算明细表上也确认了安置人口5人及相应安置房、资金结算的结果，这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其真实意思表达。综上所述，案涉《安置协议》在未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之前，理应按照原协议履行。闻堰街道办事处已按《安置协议》履行合同义务，现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户要求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缺乏依据，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50元，减半收取计2225元，由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负担。 宣判后，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有误。（一）原审法院在根据《特殊情况申报表》查明“对于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家庭参照非农业成家子女家庭享受安置”的前提下，仍认为新增人口应当按照“世居户”安置，存在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为“申报表为特批的待遇应为一次性安排，不能以此类推到新增人口身上”。原审法院对于该证据的前述理解是有误的，《特殊情况申报表》并未写明不能延伸至新增人员，为一次性安排。反而该《特殊情况申报表》直接明确了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应参照非农成家子女家庭安置的身份，且申报表中指挥部意见是：根据该户实际，在规定的提前时间签约、腾房的，可参照非农成家子女家庭享受安置。其同意的是“该户”，效力所针对的主体为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整个家庭，因此，对于新增人口汪某2，显然属于该户的人员，也应当享受非农成家子女家庭安置待遇。此外，据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陈述，案涉《特殊情况申报表》在当时审批通过时，指挥部意见中写的是按照而非参照，在该证据指挥部意见中也明显可以看到修改的痕迹。（二）原审法院认为“《安置协议》中所提及的可按规定计算，要对于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按照‘世居户’的规定执行”，但却忽略了《安置协议》已将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按照“非农成家子女家庭安置”，就算按照规定，也应对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按照“非农成家子女”相关安置的事实。本案中《闻堰镇三江口村湘湖三期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系双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乃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也在判决书中认定安置协议合法有效。既然协议有效，就应当按照安置协议所约定的内容继续履行合同。安置协议已将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认定享受非农成家子女安置。而此时安置协议所提及的，安置期间正常人口变动的，可按规定计算。该规定链接至相关文件的具体条文也应当为关于非农成家子女安置的条文。而实际上在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签订安置协议后进行具体安置时，也是按照《闻堰街道实施细则》中有关非农成家子女的安置政策进行安置的。此举也恰恰证明了协议中所指的规定，应当是遵循非农户的身份基础上，按照非农户的相关规定进行拆迁安置。而《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于2017年5月2日发布，根据安置意见规定：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已按规定期限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及腾房，在外过渡的被补偿人，适用本意见；我区之前其他文件（批复）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安置相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该政策出台后，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尚在过渡期，符合安置意见的适用条件。因此，与其冲突的条款应当适用安置意见。故，根据前述规则安置协议所指的规定，也应当是安置意见中关于非农成家子女安置的具体条文，而根据其规定，新增加人员仍可以享受安置补偿，即可享受“多层每人安置面积50平方米，高层每人安置60平方米，进入高层且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可按成本价增购10平方米”的待遇。为此，闻堰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安置协议对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家庭非农成家子女身份认定的基础上，按照51号文件，给予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新增安置面积70平方米。（三）原审法院对于《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审查有误，其并非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确认新增人口不新增安置面积的效力。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为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实际情况是该通知为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在存在重大误解以及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所签字的。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在新增人口汪某2出生后，便不停与闻堰街道办事处进行协商新增人口拆迁安置待遇相关事项。但闻堰街道办事处答复依据旧政策《闻堰街道湘湖三期区块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第三条第3款第二项的规定：非农成家子女与其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房改及拆迁安置政策的，一次性照顾安置210平方米。因根据当时的旧政策非农家庭人员安置为一次性安置，为此汪某2无法享受新增人口拆迁安置待遇。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基于对于闻堰街道办事处的信任，且由于自身文化程度有限，并不知道已有新政策出台。为此，就误以为汪某2无法享受拆迁安置待遇了。此外，在签署上述确认表示，闻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说房子已不多，若你户再不签字，则没有房子给你们安置。且闻堰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7月21日发布公告若于2019年7月23日21时未提交《关于户内信息确认事宜的通知》的，视为自愿放弃，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由安置户自行承担。故，在重重压迫下，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才签的该份文件，这不是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2019年10月15日所签订的《闻堰街道三江名苑安置小区资金结算明细单》也是同理。退一步说，《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为行政通知行为，属于单方行为，不具备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此，原审法院以《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等证据认为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放弃新增人口安置面积，该认定有误。二、原审法院由于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有误，为此其对于法律的适用也存在错误之处。原审法院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的内容审理本案的同时，却并未紧紧围绕生效合同的内容进行事实审查、法律判断，以致作出错误判决。合同法第八条以及第六十条第一款强调的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对于各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与闻堰街道办事处所签订的安置协议明确约定对于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家庭按照非农成家子女进行安置，且合同也已就安置期间正常人员变动（出生、婚嫁等）的情形进行了约定。在合同双方未明确对安置协议进行变更的情况下，理应按照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新增人口按照非农成家子女的标准进行安置。而基于非农成家子女的身份，按照现行有效的政策规定，闻堰街道办事处对于新增人口理应增加相应的安置面积。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闻堰街道办事处为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并由闻堰街道办事处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闻堰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汪某3户属于世居户性质，自房屋拆迁到安置始终没有变。二、汪某3户无论按协议，还是按现有政策，均只能安置280平米房屋。三、汪某3户的安置已得到履行，并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举证期限内，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属于二审程序的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安置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约定安置面积为280平方米，安置人口4人，同时约定安置期间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的，可按规定计算。在安置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又通过补充协议、《特殊情况申报表》等方式对安置协议内容进行了变更，包括其中70平米选择货币化安置，剩余210平方米户型由140平方、70平方，变更为120平方、100平方等。嗣后，汪某3在《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上签字确认“原协议安置面积280平方米，新增人口1人【汪某2（儿子）】，新增安置面积0平发米；已货币化安置70平方米1套，剩余安置面积220平方米；本期安置户型100平方米1套、120平方米1套”，并于2019年7月28日抽取闻堰街道三江名苑安置小区20幢1单元303室和15幢1203室房屋，还在载有汪某3户安置人口5人，本次优惠价安置200平方米，成本价安置20平方米，安置房分配结果同上，经资金结算，包括新增人口过渡费14400元在内，闻堰街道办事处尚需支付汪某3户79390元（其余协议预定的拆迁补偿及奖励款和安置面积均已履行）的安置资金结算单明细表上签名。根据以上所述，本院认为，从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汪某3作为户主已经确认了闻堰街道办事处的安置协议履行行为，现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要求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缺乏依据，本院亦难以支持。 综上，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的上诉意见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睢晓鹏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 书记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