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01民终1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13230855XK。法定代表人:刘巽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万，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玲，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钢易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庐阳区阜阳北路**徽商钢材市场D11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YJ260H。法定代表人:李群,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正有，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进，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钢易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钢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3民初9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五建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海五建公司只承担钢材货款本金部分，驳回安徽钢易公司要求支付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2.安徽钢易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双方之间签订有书面供货合同，不是原审认定的仅是口头约定。合同中并未约定上海五建公司须按照年利率24%承担逾期付款责任。且，双方在2019年6月5日最后一批供货时就已经全部结算完毕，不是原审认定的在供货完成一年后的2020年6月8日，才由安徽钢易公司与李超完成结算。（一）双方签订有书面买卖合同，对权利义务约定很明确。安徽钢易公司在2019年5月17至6月5日期间，共向案涉项目送货八次，在每次送货时都与上海五建公司签订有统一制式的书面合同，约定了货物品名、规格、数量、单价、总金额，以及诉讼管辖由供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等内容。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不仅名称注明为合同，内容也具备了《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合同基本必备条款。从合同内容看，双方在每次交易完毕，对当次送货合同总价款都已经签字确认完毕。当时约定的单价是按照“西本新干线（合肥）”发布的当日指导价，其中已经包含了很高的利润，并未约定上诉人须按照年利率24%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因此，双方都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故上海五建公司只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货款本金3298524.39元，而不应当承担合同约定之外的利息部分。（二）上海五建公司在履行合同中没有发生违约行为。1.双方在供货合同中约定为现货交易，但安徽钢易公司在送货之后，一直未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上诉人，在起诉之前也从未向上海五建公司催讨过货款。上海五建公司银行账户上资金余额充足，常年有充足流动现金存款，具有履行合同能力。2.卖方在要求付款之前，先开具发票给买方，这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交易习惯。在双方完成交易并结算一年之内，安徽钢易公司既没有开具发票，也没有催讨过货款。因此，在安徽钢易公司违反附随义务情况下，上海五建公司虽不能阻却支付本金，但至少不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否则明显违背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3.上海五建公司是国有控股兼上市公司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有着严格的财务制度流程，在安徽钢易公司不开具发票情况下，在付款流程风控系统中，无法主动将款项付出。原审法院仅以开具发票是从义务，从而认定上海五建公司抗辩主张不成立。原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丝毫不考虑案件的差异性、特例性，极易导致错案发生。因此，为免除诉累，避免上海五建公司在付款之后，需再提起诉讼要求安徽钢易公司开具发票，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浪费司法资源，故请求责令安徽钢易公司在要求付款之前将发票开具给上海五建公司。二、本案代理权限明确，明显不应当适用表见代理规则，且以行为人李超的身份、作用，没有任何一点依据能认定其构成表见代理。（一）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规则。1.合同上签字栏，分为“提货单位”栏和“签收人”栏。上海五建公司工作人员赵猛门、叶联镛每次都在固定位置“提货单位”栏签字，劳务分包单位安徽畅易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超每次都是在固定位置“签收人”栏签字。之所以劳务分包单位派人作为收货人签字，因为后期涉及钢材加工、绑扎、浇筑等，施工总承包单位还是要将钢筋移交给劳务分包单位，为避免二次移交及核对，施工单位才会要求劳务分包单位派人接收、清点货物并负责保管。3.全部的送货单（合同）显示，李超是和赵猛门、叶联镛三人共同代表上海五建公司签字，按照《民法典》第一百六十六条：“数人为同一代理事项的代理人的，应当共同行使代理权”的规定。原《民法总则》第166条也作出了相同规定。李超也无权在供货且结算完毕一年之后，再单独另行向安徽钢易公司承诺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三人始终共同签字的事实，已经足以告知安徽钢易公司，李超个人无权单独对已经结算的送货单（合同）作出重大变更，另行承诺按照年利率24%支付巨额利息。因此，按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安徽钢易公司应当要求李超个人承担利息责任。（二）李超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原审认为李超代表上海五建公司购买钢材，合同上留有李超的联系电话，以及上海五建公司对劳务分包单位没有公示以及李超的身份没有告知，故足以产生李超有代理权。首先，在工程建设领域，劳务分包是合法的，也不需要对外公示，实践中也没有哪家施工企业对外公示劳务分包单位；其次，原审法院错误地理解了表见代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原审的认定理由，至多只能说明安徽钢易公司是善意的，而构成表见代理不仅需要是善意的，还要存在足以相信李超有代理权的表象和权利外观。2.李超既不是上海五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已被授权，也不是案涉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经理，其身份根本就不能产生对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如此重大事项能单独作出承诺的表象和权利外观。3.李超虽在供货合同上作为签收人签字，但每次都是与赵猛门、叶联镛三人共同签字，这已经足以提醒安徽钢易公司，三人作为共同委托代理人，三人中任何一人都无权，起码不足以有权，单独向安徽钢易公司出具承诺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权限。4.安徽钢易公司提交了监理会议纪要，其中李超有两次参加，但其参加会议时既无身份介绍，也未作出任何发言。且安徽钢易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在李超出具结算承诺之后，在起诉之前，才通过询问监理单位知道李超参加过监理会议。5.原审法院认为以建筑领域钢材市场交易惯例，需方若不能即时付款，就须承担垫资利息，该认定有误。原审没有考虑每起案件的差异性、特例性，而是以偏概全，极易导致错案发生。双方的交易价格采取“西本新干线（合肥）”发布的当日指导价，没有下浮，已经远超出了正常市场交易价格，安徽钢易公司已经享有了超额利润。案涉项目的钢材主供应商是安徽众祺贸易有限公司，采取的是“西本新干线（合肥）”发布的当日指导价下浮150元/吨，按照“背靠背”付款方式，即按照业主支付工程款的进度，上海五建公司同比例支付钢材款。6.安徽钢易公司在提起诉讼时，申请调查令调取监理会议纪要，在每周一次总共上百次的监理会议纪要中，精准地了解到李超仅参加两次会议。既然安徽钢易公司在诉讼阶段愿意如此花精力地主张利息，为何在其单方制作的制式供货合同中，不写明确年利率为24%，而这在送货时是多么容易轻松做到的事情。7.安徽钢易公司最后一次供货是2019年6月5日，且双方当日已经结算完毕。之后的一年期间，该公司既不开具发票，也不催讨货款，而是在一年之后的2020年6月8日，在拿到李超出具时属于顶格的24%年利率承诺后，在6月24日就立即到原审法院要求立案。安徽钢易公司的行为显属不合常理，串通李超损害他人利益的主观恶意非常明显。三、安徽钢易公司提起的逾期付款利息请求为虚假诉讼行为，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移送侦查机关。1.李超是劳务分包单位安徽畅易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层级比较低的管理人员，这是很容易查清的客观事实。2.李超与供货合同上注明的安徽钢易公司销售代表李斌（138××××****）是叔侄关系，这也是很容易能查清的客观事实。在2020年5月份，李超带领李斌等多名人员，在合肥滨湖白金汉爵大酒店，限制赵猛门、叶联镛的人身自由，逼迫他们补充对利息签字。李超自己陈述，李斌是其侄子。3.案涉项目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后因业主拖欠进度款停工至今，项目上的人员也已经全部解散。李超在2020年6月8日出具逾期付款利息时，其人在何处，就连其雇佣单位安徽畅易程公司都未必能掌握。安徽钢易公司作为供货单位，在货款未付清之前，按照常理，不可能不知道李超早已不在案涉项目上的事实。4.安徽钢易公司在起诉前连一次向上海五建公司催讨过货款或利息都没有，而是在与赵猛门、叶联镛全部结算完毕一年之后，又与李超单独结算一次，在拿到李超出具24%年利率承诺后，在6月24日就立即到法院起诉。安徽钢易公司的行为显属是在恶意制造违约。按照2020年8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利率约定，参照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故原审按照年利率24%支持逾期利息，也属明显不公正。安徽钢易公司辩称：一、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协议，首先，上海五建公司认为送货单即为合同，与钢材买卖纠纷司法实践认定不符；其次，若送货单即为合同，送货单载明现货交易，上海五建公司在安徽钢易公司送货后就应当付款，但自2019年6月5日最后一次送货至起诉之日2020年6月24日分文未付，明显构成违约。二、李超有权与安徽钢易公司对账并约定逾期付款利息。1.相关送货单有李超与上海五建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共同签字，对外代表上海五建公司。2.上海五建公司主张李超是劳务公司人员，是其公司内部工程分包事项，与安徽钢易公司无关。同时，从监理会议记录上看，李超签字时的身份都是代表上海五建公司。3.李超签字的结算确认单的货款金额与上海五建公司一审认可的送货金额一致。安徽钢易公司供货后一年,上海五建公司都未支付任何款项，理应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安徽钢易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与行为人李超对账结算并约定货款利息属正常合同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上海五建公司承担。安徽钢易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上海五建公司支付货款3298524.39元,利息839506.05元(暂计算至2020年6月8日),之后按月息2%标准计算利息至款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上海五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上海五建公司因承建阜阳弗莱德啤酒小镇项目，口头约定向安徽钢易公司采购部分钢材，安徽钢易公司遂于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分八批次向上海五建公司上述项目工地供应各种规格型号钢材735.387吨，供货金额合计3298524.39元。安徽钢易公司供货所形成的八份送货单上均记载了开单日期、品名及规格、单价、数量、金额等，并载有“本送货单（合同）为现货交易，购货方对以上产品规格数量、单价确认后，方可签字认同”等，注明的购货单位为上海五建（阜阳弗莱德啤酒小镇）项目。赵猛门、叶联镛、李超三人代表购货方在上述八份送货单上签名确认收货。2020年6月8日，李超以上海五建公司（需方）代表身份与供方安徽钢易公司对账结算，并形成一份《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阜阳弗莱德啤酒小镇项目钢材欠款结算确认单》，载明到货量735.387吨、发货金额3298524.39元、截止至2020年6月8日加价款839506.05元等，该结算确认单列出了结算明细表并备注：货到付款，逾期自到货之日按2分计算利息。后因向上海五建公司催要货款本息未果，安徽钢易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安徽钢易公司提供了送货单，上海五建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亦认可安徽钢易公司供货总金额，因此足以认定双方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且安徽钢易公司履行了相应供货义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李超是否有权代表上海五建公司与安徽钢易公司对账结算并约定货款利息。首先，案涉工程项目承建施工方为上海五建公司，其在庭审中对安徽钢易公司提交的八份送货单之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安徽钢易公司供货总金额，上述送货单中收货、签收人员为赵猛门、叶联镛、李超，送货单中购货单位上海五建（阜阳弗莱德啤酒小镇）项目之后填写的联系人电话为“李总：136××××****”，而该电话号码与监理例会会议纪要中所载李超的手机号码一致，据此可以确定李超为代表上海五建公司联系购买案涉钢材的工作人员，上海五建公司虽辩称李超是上述工程项目劳务分包单位的人员，但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在向安徽钢易公司购买钢材时告知相关情况，亦未对劳务分包情况对外公示，上述情形在客观上足以使得相对人安徽钢易公司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李超是得到上海五建公司授权进行钢材对账结算的代理人，行为人以上海五建公司的名义签署钢材欠款结算确认单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其次，根据监理例会会议纪要的记载，李超代表上海五建公司参加案涉工程项目的监理会议，亦足以使他人相信李超为上海五建公司的工作人员，让不具有主观过错的交易相对人安徽钢易公司负有对行为人李超身份进行进一步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产生合理信赖的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再者，依据建筑领域钢材贸易的市场交易惯例，在钢材需方不能即时清结货款的情况下，因其延迟付款占用了供方资金，普遍存在向供方支付资金占用费、垫资费用抑或加价款等情形，其性质实则是因迟延支付货款给供方造成的利息损失，属于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范畴，本案中当事人未订立书面合同，送货单中注明为现货交易，上海五建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价款，而其始终未向安徽钢易公司付款，显然给作为供方的安徽钢易公司造成了利息损失，买卖双方在供货完成一年后的对所欠钢材款进行结算对账并明确逾期付款的利息标准和数额符合相应的钢贸市场交易惯例，且确定的月息2分计息标准未超出当时法律保护的民间资金融通利率上限。因此，上海五建公司关于李超无权就钢材款单独进行结算、更无权单方承诺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的抗辩意见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支付买卖标的物价款是买方的主合同义务，上海五建公司以安徽钢易公司未履行向其开具发票的从合同义务抗辩其无法支付货款、未构成违约无相应法律依据，其在一审庭审辩论中称安徽钢易公司与李超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涉嫌虚假诉讼的刑事风险无相应事实依据，对其除认可钢材到货价款为3298524.39元之外的抗辩意见，均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作为案涉钢材交易善意相对的人安徽钢易公司在供货以及履行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过失行为，其基于合理信赖与行为人李超进行对账结算并约定货款利息，该对账结算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上海五建公司承担。安徽钢易公司依据上述对账结算结果要求上海五建公司支付钢材货款3298524.39元、利息839506.05元(暂计算至2020年6月8日,之后按月息2%标准计算利息至款清之日)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上海五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钢易物资有限公司支付钢材货款3298524.39元、利息839506.05元，合计4138030.14元(其中利息计算至2020年6月8日,之后按月息2%标准顺延计付至款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904元，由上海五建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二审另查明，案涉送货单（合同）中购货单位上海五建（阜阳弗莱德啤酒小镇）项目之后均载明，电话：李总136××******。备注：具体数量及金额待核实后为准，本单为暂定。一审卷中载明，2019年11月14日，案涉项目啤酒小镇监理会签到表载明，参会单位：上海五建；参会人员：李超；联系电话136××******。本院认为：上海五建公司与安徽钢易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安徽钢易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且上海五建公司对供货事实及货款总金额予以认可，故上海五建公司理应支付所欠安徽钢易公司货款。案涉送货单中购货单位上海五建（阜阳弗莱德啤酒小镇）项目之后所填写的联系人电话为“李总：136××××****”，该手机号码与案涉项目监理会签到表中所载李超的手机号码一致，且送货单签收人亦为李超，故安徽钢易公司有理由相信李超有权代表上海五建公司与其进行结算，且约定月息2分的逾期付款利息符合钢材市场交易惯例，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但根据修正后的该司法解释（法释〔2020〕17号）第二十五条及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将2020年8月20日之后的逾期付款利息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宜。综上，上诉人上海五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唯对利率计算时间和标准部分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二十五条和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变更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3民初9167号民事判决为，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钢易物资有限公司支付钢材货款3298524.39元、利息839506.05元，合计4138030.14元(其中利息按月利率2%标准暂计算至2020年6月8日,之后利息以货款本金3298524.3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自2020年8月20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计算付至款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9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195元，均由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钢审判员 钱爱民审判员 王 倩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陈庆宾书记员许晓童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二十五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第三十一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