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31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云松，男，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源、李红，上海瀚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勇达，男，195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桐乡市，现羁押于浙江省南湖监狱。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金发，浙江中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费凤泉，男，196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侃，浙江缘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建勋，男，196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侃，浙江缘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乡市兴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振兴西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内****靠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313550476T。法定代表人：费凤泉。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侃，浙江缘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桐乡市裕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庆丰中路金信大厦****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69362451XC。法定代表人：于勇达。上诉人杨云松因与被上诉人于勇达、费凤泉、徐建勋、桐乡市兴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农公司）、原审第三人桐乡市裕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达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7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云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杨云松一审诉讼请求；2.于勇达、费凤泉、徐建勋、兴农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一审法院以（2019）浙0483民初445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杨云松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后一审法院再次立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原先已参与过（2019）浙0483民初4459号案件审判工作的盛诚成（审判员）、朱武英（人民陪审员）、沈武英（法官助理）不应再参与本案一审的审理工作，但三人却再次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属于“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案应发回重审。二、一审事实认定错误。1.承包经营合同涉及的桐乡市农副产品市场价值远超2亿元，裕达公司对该市场的价值确认在（2015）嘉桐破（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中有明确记载。2015年4月，案外人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华化工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裕达公司破产清算时，裕达公司曾提出异议认为，“其开发的桐乡市农副产品市场已经形成，市场处于正常经营，裕达公司账面固定资产超过2亿元，市场价值远远超过2亿元……被申请人资产完全具备偿还能力”。也就是说，裕达公司投入了2亿多元建成的且市场价值远超2亿元的农副产品市场项目，居然由于勇达以裕达公司名义以零对价拱手让给了费凤泉。而承包方仅承担所谓“300万元债务、自负盈亏、安抚上访人员”为代价，更何况该代价是否真实存在都没有查清楚。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零对价承包，明显显失公平、根本不能体现裕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除了能得出“裕达公司执行董事于勇达与裕达公司工商登记股东费凤泉等人相互串通，利用承包经营合同转移公司资产经营收益权、损害杨云松的利益”外，别无其他合理性解释。2.裕达公司通过转让商铺使用权已经取得了巨额收入，根本不存在债务无法承担的情况。在一审法院审理的中华化工公司与嘉兴益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盈公司）、裕达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件【（2017）浙0483民初8745号】中，于勇达投资并控制的益盈公司提供资金通过银行委贷的方式将资金放给商铺使用权购买人，同时购买人通过按揭还款给益盈公司，而后再由益盈公司将按揭还款转给裕达公司。2010年12月31日至2013年11月30日，益盈公司已向裕达公司还款共计约2800万元，且仍有剩余4000余万元尚未偿还。因此，所谓“在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前，裕达公司已无资金用于维护市场的日常运转”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3.承包经营合同的标的几乎涵盖了裕达公司的全部且核心资产，“零承包”无异于将裕达公司资产项目收益权无偿送给了合同相对方。“零承包”关乎企业生死存亡，属于裕达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范围，依法应当由股东会决定。一审法院认为“执行董事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这是片面解释执行董事的权责。执行董事履职应当以股东利益为考量标准，不得损害股东权益，否则就是公司法中的背信行为，应当予以纠正。以于勇达为执行董事为由认定其行为有效，实质上是完全否定董事会和股东会的知情权和决策权，以执行董事取代了股东会，这不仅违反公司法中“股东会最高权力机构及其职权”的基本原则，也变相剥夺了公司法赋予杨云松作为裕达公司股东“参与重大决策”权利。4.已经查明于勇达与费凤泉恶意通谋、伪造杨云松签名、损害杨云松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杨云松完全有理由怀疑承包经营合同又是于勇达、费凤泉等人之间故伎重演。2012年11月2日，于勇达和费凤泉恶意串通，通过在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公司文件上伪造杨云松签名，于勇达帮助费凤泉成为了裕达公司持有10%股权的股东，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该情况后被查实为伪造签名，费凤泉的股东身份被依法撤销，但是，于勇达和费凤泉的违法行为并没有受到桐乡市司法机关的处理。也就是在费凤泉通过伪造签名、担任裕达公司股东期间，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于勇达、费凤泉两个股东于2013年11月30日签订了涉案的承包经营合同。三、一审法院本应当采取更全面、更谨慎的态度审核，就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进行调查、就有关疑问要求于勇达、费凤泉等人做出合理解释并举证，但一审法院在于勇达、费凤泉等人无任何举证情况下径直作出了不存在串通损害杨云松利益的结论，应当予以纠正。比如，一审应当查明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承包前置条件是否已经满足，即“裕达公司前期市场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债务300万元由费凤泉、徐建勋无条件承担偿还责任，同时市场招商必须达到500间（或引进新疆特色农产品150间）”。所谓300万元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其性质是债务还是承包收益，应由费凤泉和徐建勋举证证明。关于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义务是否已经履行，即“承包期间，费凤泉、徐建勋义务，代付裕达公司市场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相反，据杨云松调查了解，有关市场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实际上仍由裕达公司支付。再比如，应当核实杨云松服刑期间委派的代表是否实际参与裕达公司的管理、是否知晓市场零承包真实情况。杨云松委派的代表董世伟始终被于勇达打击、排斥，甚至连公司的门都进不去，根本无法了解裕达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为查清事实，二审法院应当责令费凤泉、徐建勋将承包经营期间的财务经营状况提交给法庭，才能进一步查明裕达公司利益受损情况及杨云松的利益损失情况。于勇达辩称，一、一审审判程序合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其他程序是指二审、再审等程序，而本案一审审判组成人员不受该条限制，不属于重复参审回避情形。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民事裁定书是指令审理，而非发回重审。二、承包经营合同是2013年11月30日签订的，之前，裕达公司为杨云松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导致公司财产被法院查封、执行，担保的债务大约有1亿元。市场投资人反复上访，市场无法正常经营，当时打算破产，后来市委市政府出面协调要求市场必须经营下去，市委及信访部门主要领导找于勇达谈话，明确市场不能因为债务原因甩手不管，但裕达公司已经没资金继续投入，投资人保证金无力返还，所以对剩余商铺、冷库只能向外发包。冷库曾发包给桐乡市博亚房地产营销策划管理有限公司，承包一年不到，市场还是无法正常运转，后来就收回了。当时裕达公司已经濒临倒闭，除了冷库外，已无其他资产。冷库承包之事，于勇达最初跟杨云松的亲戚谈过，但其没兴趣，所以后来就发包给费凤泉等人，因为费凤泉担任过裕达公司总经理，管理上比较熟悉，发包后于勇达也跟杨云松碰头告知过，杨云松没有提出异议，并表示只要市场能开下去就可以。三、承包经营合同并未涉及实体资产的无偿转让，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杨云松权益的情况。具体见一审判决的四点理由，承包经营合同并不存在杨云松所主张的无效情形。四、根据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必要条件，并且公司成立后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裕达公司章程明确约定，执行董事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于勇达作为执行董事，具有相应职权，于勇达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公司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公司实体资无偿转让，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杨云松权益的情况。五、杨云松一审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根据公司法立法目的来看，股东诉讼是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赔偿的应是公司的损失，而本案杨云松请求的是其个人损失，且是基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而提出，故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一审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六、2019年3月25日，于勇达与中华化工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于勇达将其持有的裕达公司50%股权转让给中华化工公司或指定的第三方。协议第五条约定，股权转让后，于勇达、益盈公司与裕达公司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双方之间不得就股权转让前的事由相互追究任何责任。如存在其他第三方追究乙方担任裕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的相关法律责任，则该等责任由裕达公司处理，与乙方无关。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综上，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费凤泉、徐建勋、兴农公司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本案并不存在程序违法或者需要发回重审的事由。二、承包经营合同从内容上看实际上是物业管理合同，并不存在杨云松所称的实体资产转移，导致其个人股东利益受损的情形。费凤泉跟杨云松之间的股权变更，实质上是杨云松自行提出，因为当时杨云松涉嫌犯罪要入狱，所以转让10%的股权给费凤泉，双方没有支付任何股权转让费用，包括之后费凤泉又将股权转回给杨云松，也没有获得任何分红或者利益。股权转让的事，在于勇达的刑事案件中公安向费凤泉做过笔录的，是公安已经查证属实的情形，不存在于勇达、费凤泉为牟取利益串通损害杨云松利益的情形。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裕达公司二审未陈述意见。杨云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承包经营合同无效；2.于勇达、费凤泉、徐建勋、兴农公司共同赔偿杨云松商铺管理费、服务费、冷库出租费、停车费等各项损失合计15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于勇达、费凤泉、徐建勋、兴农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桐乡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由裕达公司进行开发。裕达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8日，最初为于勇达一人有限公司，于勇达担任执行董事；2010年6月24日股东变更为于勇达（50%）、杨云松（50%）；2012年10月26日股权比例变更为于勇达（66.67%），杨云松（33.33%）；2012年11月2日股东变更为于勇达（60%）、杨云松（30%）、费凤泉（10%）；2014年12月15日股东变更为于勇达（50%）、杨云松（50%）。裕达公司在增资、减资过程中，股东会协议上杨云松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裕达公司2010年6月16日修订的章程中，执行董事行使下列职权：（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2013年11月30日，裕达公司与费凤泉、徐建勋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就市场承包经营事项作出约定：裕达公司前期市场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债务300万元由费凤泉、徐建勋无条件承担偿还责任，同时市场招商必须达到500间（或引进新疆特色农产品150间）；承包期内自负盈亏，承包方无需向发包方支付承包金，但须负责市场所有公共部位（含道路、地下室）、地下室施管理以及市场经营、物业管理，乙方收取的费用用于公共部位以及市场经营、物业管理及代付甲方市场工作人员工资；本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否则向另一方赔偿违约金300万元。同年12月2日，裕达公司与费凤泉、徐建勋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承包期内费凤泉、徐建勋无条件配合裕达公司对市场投资户、经营户等因市政府搬迁工程项目产生的遗留问题做好接待说服工作，受裕达公司委托负责催讨和收取投资户经营户欠裕达公司的所有款项，不得以任何理由把投资户、上访户等推给甲方或撒手不管，如发生此类情况将视为承包方违约，发包方有权单方面中止发包；承包人可以成立公司来统一管理市场。2014年8月18日，费凤泉、徐建勋成立兴农公司来经营管理市场至今。另查明，在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开发过程中，裕达公司以订立转让合同的形式将部分商铺40年使用（经营）权转让给投资者。自2012年开始，陆续有市场经营户、投资者以老市场不搬迁为由进行群体上访。裕达公司在2013年10月份被桐乡法院立案执行，三个执行案子总计案件标的53646917元。2011年6月20日，中华化工公司出借给杨云松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湖州宏鑫燃料有限公司8000万元，裕达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了担保，后涉及该笔借款的诉讼，经省高院再审，判决裕达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再查明，杨云松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刑期自2012年6月2日起至2017年4月1日，杨云松在服刑期间委派其外甥参与裕达公司经营管理。2017年9月9日，裕达公司财务、行政人员将裕达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的账簿13本和凭证110本移交给了杨云松。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承包经营合同上有于勇达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是裕达公司与相对方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杨云松入股裕达公司时签订的公司章程中明确约定，执行董事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本案中，于勇达作为执行董事，根据公司章程具有相应职权，故在该民事法律行为中，公司的意思表示真实。其次，承包经营合同并未涉及实体资产的无偿转让，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杨云松权益的情况，理由如下：一是费凤泉、徐建勋取得承包经营权具有对价，需承担裕达公司前期市场管理过程中300万元债务的无条件偿还责任，同时补充协议也将配合裕达公司处理上访户设置成费凤泉、徐建勋一方的重要义务，而该义务在一般的承包经营关系中则无须承包人承担；二是合同约定了承包期内自负盈亏，在老市场搬迁问题导致经营户多次上访的情况下，合同签订时承包方客观上承担了经营风险；三是合同签订前，裕达公司确已深陷债务危机，于勇达称裕达公司在当时已无资金用于维护市场的日常运转，该陈述可以采信；四是杨云松在服刑期间委派了他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理应知晓市场的承包经营情况，但在长时间内并未对此提出实质性的异议。综合以上分析，一审认为承包经营合同并不存在杨云松所主张的无效情形。根据杨云松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杨云松虽陈述了部分其股东权利受损的情形，但其主张的赔偿是基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来提出，故在认定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杨云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6800元，由杨云松负担。二审中，杨云松提供了以下证据：一、（2019）浙0483民初445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该案的审判员盛诚成、人民陪审员朱英武和法官助理沈武英3人，又是本案一审的合议庭成员，违反法定程序。二、（2015）嘉桐破（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裕达公司确认“桐乡市农副产品市场已经形成，市场处于正常经营，裕达公司账面固定资产超过2亿元，市场价值远远超过2亿元”，故以零对价进行承包明显不对等。三、裕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结合于勇达在一审的答辩意见，证明在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时，于勇达是公司股东、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费凤泉是公司的股东、总经理。四、公安机关对于勇达的讯问笔录，五、裕达公司与益盈公司投资资金往来汇总及凭证，两份证据证明在承包经营合同签订时，裕达公司通过转让商铺使用权获得的巨额收入被于勇达转移到了益盈公司，益盈公司按照于勇达指示将资金又转回裕达公司，故裕达公司经营农副产品市场有充足资金，没有到破产的境地。六、裕达公司的部分记账凭证及支付凭证，证明市场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险、水电等公共事业费用以及农副产品称的税费，实际都由裕达公司支付。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承包人义务，根本没有实际履行。裕达公司也一直在承担于勇达、费凤泉的工资和社保，还承担了冷库的水电费。七、公安机关对裕达公司会计的询问笔录。证明：费凤泉在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时是裕达公司的总经理，是公司高管及股东。农副产品市场其实是有盈利的。于勇达质证认为，证据一，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一审合议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证据二，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裕达公司当时是否资产超过2亿元、整个市场是否正常经营，应进行审计评估才能得出结论。证据三，没有异议。证据四，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裕达公司与益盈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并非是逃避债务，也不能证明当时裕达公司资金充足。证据六，当时杨云松要求查阅公司记账凭证，所以将所有的记账凭证都拿走了。对证据的真实性难以辨别，凭证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承包经营合同签订时，裕达公司濒临破产，是政府做工作说不能破产，要撑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把其中的一个冷库承包给了费凤泉等人经营。当时有几十个职工与裕达公司发生劳动关系，费凤泉承包后，这些人的工资以及社保都是由费凤泉把钱转到裕达公司，再由裕达公司代付。代付后大概两三年时间，裕达公司的所有员工转到费凤泉设立的兴农公司并建立劳动关系，由兴农公司发放工资。证据七，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裕达公司是不是盈利应当通过对债权、债务、资产进行综合评估以后确认，不能以一个人的说法确定。费凤泉、徐建勋、兴农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不足以证明一审审判存在程序违法的事实。证据二，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裕达公司是否破产及经营状况，该份裁定书是没有办法真实体现的，因为没有相应的审计报告附在裁定书内。证据三，没有异议。证据四、五，对证据三性无法确认。证据六，对证据三性现在没有办法确认，证据是复印件。对于工资，都是协议签订后由费凤泉个人将款项支付到裕达公司，由裕达公司发放。当时费凤泉是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总经理职务，领取工资也符合常理。证据七，对内容不知情，关联性和合法性无法确认。费凤泉、徐建勋、兴农公司提供了关于桐乡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情况报告，证明兴农公司向当地政府提交了情况报告，费凤泉、徐建勋当时承担的债务已经履行部分在报告上有明确的记录，截止到2015年已经支付了200多万元。杨云松质证认为，1.报告形成于2015年10月30日，正值费凤泉被刑拘期间，出具报告明显是为了“捞人”及获取政府帮助，基于此目的，报告故意对比突出费凤泉及兴农公司的“作用与功绩”，故对报告的真实性持有异议。2.报告属于当事人自述且无任何证据能印证。3.报告与承包经营合同相矛盾。报告确认裕达公司欠款有“市场管理人员工资、经营户商铺租赁保证金、保洁服务费、消防维保年费、电梯维修费、监控设施维修、更换等”，而承包经营合同则约定由承包方自行承担，不应由裕达公司承担。4.报告中前期经营管理部分对费凤泉承包市场过程的自述根本不涉及承包前置条件，可反证承包时尚未满足合同第一条前置条件“甲方前期市场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债务300万元由乙方无条件承担偿还责任；同时，市场招商必须达到500间（或引进新疆特色农产品150间）”约定。5.报告自认的市场人员工资、经营市场费用等属于裕达公司债务的定性、与杨云松提交的市场人员工资由裕达公司支付的财务资料具有一致性，反证“于勇达与费凤泉之间存在串通，市场经营的实际费用仍由裕达公司来支付承担”的实际情况，也印证了于勇达与费凤泉存在串通，承包经营合同及合同约定的义务均是幌子，承包实为转移公司经营资产的使用收益权，以实现逃债目的。于勇达质证认为，兴农公司客观反映了当时农副产品市场开发后商铺以租代售及市场的经营状况，以及兴农公司管理的经营状况。由此说明当时裕达公司濒临破产，租户上访的事实。本院认证意见，对杨云松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本案一审合议庭组成违法。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不能仅以裕达公司在另案中的答辩认定公司资产超过2亿元。对证据三予以认定。对证据四、五，裕达公司与益盈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争议无关，不能证明裕达公司当时的资金状况。对证据六，市场管理的相关费用由谁支付，与承包经营合同是否有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七，费凤泉的身份可予认定，但不能仅依据裕达公司会计的陈述认定当时农副产品市场是否盈利。对于费凤泉、徐建勋、兴农公司提交的证据，系兴农公司单方制作的报告，不论是否提交给当地政府，均不能仅以报告内容认定本案事实，故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杨云松主张承包经营合同无效是否成立，二是一审审判程序是否违法。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案涉承包经营合同系由于勇达代表裕达公司与费凤泉、徐建勋签订，合同上还加盖了裕达公司印章。于勇达系裕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根据裕达公司的章程约定，执行董事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故于勇达代表裕达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并未超越职权。裕达公司的章程还约定了股东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但这并不排斥或者否定执行董事亦可行使该项职权。其次，杨云松提出，费凤泉系裕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与公司订立合同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规定，故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对此，该项规定限制的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自我交易行为，而本案系于勇达代表裕达公司与费凤泉进行交易，两者性质并不相同。并且，费凤泉与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虽然未经裕达公司股东会决议，但当时裕达公司登记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于勇达60%、杨云松30%、费凤泉10%，于勇达在合同上签字亦表明持有公司一半以上对决议事项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对此同意，故杨云松以此主张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杨云松认为费凤泉签订协议还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的规定，因双方签订的系公司内部承包协议，不属于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业务的行为，故杨云松依据该规定主张协议无效不能成立。再次，承包经营合同签订时，裕达公司对外负有大量债务并有大额标的执行案件存在，在杨云松未提供证据证明裕达公司当时的资金状况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于勇达关于公司当时已无资金用于维护市场的日常运转的陈述并无不当。杨云松认为裕达公司的资产市场价值2亿元以上，依据的是裕达公司在（2015）嘉桐破（预）字第1号案件中的答辩，该依据显然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裕达公司并未将其资产转让，费凤泉、徐建勋按协议约定也需要承担裕达公司前期市场管理过程中的300万元债务、配合做好老市场搬迁问题引起的市场投资户、经营户的上访接待说服工作等，故承包经营合同并非零对价的无偿合同。杨云松主张于勇达与费凤泉、徐建勋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费凤泉、徐建勋是否按协议约定实际承担了裕达公司的300万元债务、有无完成市场招商达到500间（或引进新疆特色农产品150间）、是否代付市场管理人员工资、福利、社保等问题，均属于当事人是否按合同约定履行的问题，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认定。综上，杨云松关于确认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并基于合同无效而提出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杨云松要求本院责令费凤泉、徐建勋、兴农公司提供承包经营期间的财务资料以查明裕达公司、杨云松的损失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二。杨云松主张本案一审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为（2019）浙0483民初4459号案件的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助理，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十五条关于“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的规定。对此，该规定禁止审判人员参加同一案件不同审判程序的实体审理，但（2019）浙0483民初4459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裁定驳回起诉，合议庭并未对案件进行实体处理；在本院裁定指令审理以后，一审法院由原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不违反上述规定。且在实际审理中，一审法院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予以告知，并向当事人征求是否申请回避的意见，各方均未提出异议。因此，杨云松认为一审合议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杨云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杨云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 翔审判员 舒珊珉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海峰书记员 盛丽娟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