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5民终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建国，男，197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莘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海青，男，195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董建国之父。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莲，女，197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董建国之妻。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树河，聊城东昌夕阳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福得，男，196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培权，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因与被上诉人梁福得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2民初3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0年被上诉人梁福得居住的进行新农村建设，在该村西头公路两侧建门面房大约200间，当时村委会规定所建设房屋只卖给本村村民，所以上诉人找到梁福得让其买套门面房，被上诉人答应后，上诉人给了被上诉人6万元，因亲戚关系没有让被上诉人打条，之后上诉人便分批分期的给付被上诉人28.6万元，直至该房屋交付使用涉案房屋所有支出费用都是上诉人所出。虽然涉案房屋购房合同上写的是被上诉人的名字，但是该房屋的实际出资人系上诉人，该事实在一审庭审中也己证实。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这种购房行为己构成行纪合同的构成要件，该案应认定为行纪合同纠纷，而不应该定性为排除妨碍，被上诉人如果想以排除妨碍为由让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须等到涉案房屋因买房事宜发生的资金往来纠纷解决完毕，涉案房屋依法确权后再另行主张。行纪合同是双务有偿的诺成合同，行纪人负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和有价证券买卖的义务，委托人负有支付报酬的义务，双方的利益具有对价关系。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把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己经交予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履行了为上诉人买房的事实。根据行纪合同的特征，行纪人虽然与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但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最终归属于委托人即上诉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因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归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不是村民，不认可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并没有真正的查明涉案房屋的具体数量，(2020)鲁1522民初3079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第一项内容：“被告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于本案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从涉案房屋(位于莘县户楼房）搬出。该判决认定的15、16户两套楼房纯属认定错误。上诉人只是让被上诉人购买的位于上述位置的15号楼房，该位置16号楼房系被上诉人出资购买且现今已卖与他人，上诉人至始至终没有实际占有16户楼房。一审法院连最基本的涉案房屋的具体数量都没有确定准确，就做出该判决，是对上诉人不负责任的具体表现，如果涉案房屋不确定清楚，势必会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伤害，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正。三、一审法院在没有真正的把双方诉求中的纠纷彻底解决没有依法确定物权的归属，就做出让上诉人搬出的决定，实属荒缪。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出资购买，使用权应归上诉人依法所有，被上诉人后来之所以把部分购房款退还给上诉人，是因上诉人购买的涉案房屋现今已升值，被上诉人想把该涉案房屋据为己有，然后高价卖出，赚取中间差价。该房屋现今市值80万元，按照双方当事人的亲属关系，按市值60万元计算，加之被上诉人诉称的：“2018年7月份尚有16.6万元未偿还上诉人，后又陆续还款还欠3.6万元，加之该房屋的升值款，实际尚欠上诉人35万元的房款未结算清楚。由本案联系现实，上诉人出资购买的该房屋因房价上涨被上诉人想把该房屋据为己有，而且还想原价返还给上诉人房款，中间不计任何的成本利息，换位思考如果被上诉人系委托人，被上诉人是否认可上诉人的这一做法。被上诉人的这一违约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不顾世俗情理。上诉人宁愿做出让步，如果被上诉人将上述房款交付上诉人，上诉人同意搬离涉案房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上诉人将另案追究被上诉人因违约给自己造成的损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本案的事实，没有查明本案的实质情况，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因此，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梁福得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二、上诉人董建国等人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1.上诉人称梁福得与其之间系行纪合同不属实。相关案件事实梁福得己在一审起诉状中叙述清楚。因当时打算将购买的两套门面房中的一套转卖给上诉人董建国，所以才于2010年至2015年多次从董建国处借款共计28.6万元。2015年10月份，因梁福得所在的梁丕营村委会明确告知梁福得不能再从本村购买其他房屋，梁福得即向上诉人董建国告知门面房无法再向其转卖。当时上诉人董建国也表示理解，为此梁福得于2016年开始陆续偿还从上诉人董建国处的借款，上诉人也予以接收。并且，至本案纠纷发生前一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至2018年2月份左右，当时梁福得尚欠上诉人董建国16.6万元未还清，双方还进行了结算，梁福得为其出具了书面欠据，明确了欠款数额，上诉人董建国也收取了该书面欠据。故此，上诉人董建国与梁福得之间根本不存在行纪合同。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基础，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一审法院判决项中对房号的描述不影响上诉人的任何权利义务，不属于认定案件事实不清。上诉人利用被其侵占的房屋没有门牌号，曲解一审判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上诉人称梁福得欠其35万元房款属于虚假陈述。从梁福得自2016年开始陆续向其偿还借款，上诉人董建国均予以接收，且未提出任何异议这一长期、稳定的过程可知，双方对于共计28.6万元款项的性质已形成合意。即28.6万元款项是梁福得从上诉人董建国处的借款，形成该借款的一部分原因，是当时打算购买门面房后由梁福得向上诉人董建国转卖一套，2015年10月份确定转卖不能后，梁福得已将转卖不能的事实向上诉人董建国告知，且当时双方均同意由梁福得将该28.6万元借款向上诉人董建国无息偿还。在此情况下，才出现了自2016年开始梁福得分多次向董建国偿还款项，董建国均予以接收的事实；而且，在2018年2月份左右，双方又对还款数额进行了结算，对于尚未偿还的欠款部分，梁福得为其出具了书面欠据，明确了欠款数额，上诉人董建国也收取了该书面欠据。整个过程均可证实，上诉人所述欠其35万元房款的事实为虚假陈述。另外，梁福得购买的两套门面房总价值76.45万元，房屋地段、结构、面积均相同，合每套38.225万元，已远超过向上诉人董建国的借款数额。且自梁福得于2016年向其偿还欠款至本案纠纷发生时，双方未产生任何争议这一事实，也可以证实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鉴于上诉人的侵权状态一直持续至今，因上诉人非法侵占被上诉人房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保留诉讼权利并另案主张。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梁福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排除妨害，立即搬离原告房屋。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排除妨害，立即搬离涉案房屋，不得妨碍原告使用及原告允许他人占有、使用对涉案房屋；增加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房屋占用费每月1000元，营运损失每月4000元，自2020年6月21日支付至排除妨碍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梁福得系莘县村民，被告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系莘县董杜庄镇董杜庄村村民，原告梁福得与被告王金莲系亲戚关系。2010年，进行新农村建设，决定在该村西头丈樱公路两侧建门面房大约200间。当时，该村村委会规定：所建设房屋只卖给本村村民。经双方当事人协商：由被告出资，原告代被告购买房屋。截至2015年，被告陆续交付给原告梁福得现金28.6万元。2010年6月至2015年9月期间，原告梁福得分四次向莘县董杜庄镇人民政府、前梁丕营村村民委员会共计交纳购房款76.45万元，购买了上述建筑中的北端一排从南数第21、22户、从北数15、16户两套楼房。村民委员会认可原告梁福得购房及享有相关权利的事实。之后，原告告知被告：房子不能卖给被告。原告陆续退回被告现金250000元。目前，涉案北数第15、16户楼房由被告占有、使用。2020年6月26日，因被告方占有、使用上述涉案房屋，原告已向莘县公安局董杜庄派出所报案。 另查明，原告在庭审中提供房屋租赁合同一份拟证明：因原告占用涉案房屋，其损失租金损失每月1000元，每月营业损失4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系新农村建设项目，该项目使用是集体土地，购买项目房屋系是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享有者必须系本村集体组织成员这一特定身份。被告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并非村民，就目前被告身份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均不能取得涉案房屋物权。原告已经支付购房款，并且村委会认可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因此，被告所主张对涉案的从北数第15、16户楼房相关权利不能成立。原告取得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等相关权利,而被告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此被告应停止侵权行为即从原告房屋搬出，不得妨碍原告对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也不得妨碍原告允许他人对涉案房屋占有、使用。至于，因原、被告之间因买房事宜发生的资金往来产生形成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告提供房屋租赁合同载明的承租方未到庭，法院无法判定合同的真实性，原告也未能证明其营业损失以及损失与被告占有涉案房屋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法院依法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从涉案房屋（位于莘县户楼房）的房屋搬出,并且今后不得妨碍原告梁福得对涉案房屋的占有、亦不得妨碍原告允许他人对涉案房屋占有、使用；二、驳回原告梁福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负担。 本院二审中，被上诉人梁福得提交证据一、莘县公安局董杜庄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15页，证明：在上诉人非法侵占被上诉人房屋后，被上诉人报警，董杜庄派出所出警后形成的询问笔录，证明上诉人非法侵占被上诉人房屋的事实，以及2018年2月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了结算，当时还欠上诉人董建国16.6万元，被上诉人出具了书面欠据，上诉人董建国收取了该欠据，该事实上诉人王金莲已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陈述清楚。证据二、涉案房屋的现场照片4页，证明被上诉人的房屋现在由上诉人上锁，导致被上诉人无法使用，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一直持续至今。 三上诉人质证称：首先，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被上诉人所描述派出所的笔录为非法侵占的说法不认可，通过派出所笔录，没有认定上诉人为非法侵占，这是被上诉人画蛇添足、制造矛盾的言辞，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并没有以实际情况陈述派出所询问的内容和过程，如果派出所认定上诉人的行为为非法侵占，就应该做出处理意见，因为派出所的询问才能够证实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能够成立，派出所询问上诉人王金莲，王金莲在派出所作的笔录，与一审法院开庭时陈述的一致，并不矛盾，被上诉人声称上诉人为侵权，王金莲答“该房屋是上诉人投资，并不存在这种行为”，因此，派出所并没对上诉人做出任何处罚、警告或训诫，通过这种询问笔录，充分证明被上诉人诉讼是不真实的。对证据二不予认可，该照片不能够证明系上诉人进行上锁。 本院二审查明：被上诉人梁福得共有两套门面房，为从北数第15、16户两套楼房，上诉人占用了其中的第15户楼房一套。 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建设在集体土地上，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涉案房屋者必须系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者变相取得。本案中，上诉人非梁丕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通过梁福得购买涉案房屋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上诉人在已同意不再购买房屋、并收回部分款项的情况下，再去强占房屋，于法无据，故一审认定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占有案涉房屋构成侵权，判决排除妨害、并告知当事人因买房事宜发生资金往来产生的纠纷、另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约定报酬，不是委托买房而是顶名买房，故上诉人称本案符合行纪合同的构成要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上诉人只占着从北数第15户楼房一套，一审判令上诉人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从前梁丕营村北端一排从北数第15、16户两套楼房搬出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2民初30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2民初30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从涉案房屋（位于莘县户楼房）搬出,并且今后不得妨碍被上诉人梁福得对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亦不得妨碍梁福得允许他人对涉案房屋占有、使用。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董建国、董海青、王金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召勇 审判员  孔繁奎 审判员  孙久强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王蕾 书记员姚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