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47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绣之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北苑工业区丹晨一路**。 法定代表人：王秀清。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华，浙江玄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华市鸿峰苗木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金**澧浦镇澧浦村**。 法定代表人：王益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浙江创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尚明，浙江创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荣进，男，1982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先丰，男，1982年9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义乌市绣之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绣之缘绿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金华市鸿峰苗木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鸿峰苗木合作社）、毛荣进、朱先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2020）浙0703民初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绣之缘绿化公司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认定毛荣进构成表见代理，与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12条至第14条之规定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年12月17日制定出台《关于审理涉建筑施工企业项目部纠纷的疑难问题解答》的相关内容，本案的事实情况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具体如下：1.案涉《苗木购销合同》系事后补签，仅为开票走账使用。一审中，各方均明确发生买卖时绣之缘绿化公司并不知道该买卖行为，系毛荣进的个人行为。绣之缘绿化公司与鸿峰苗木合作社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系事后补签的，合同主体内容与一般的买卖合同有着明显的差别，该合同中并未约定送货地点、签收人等基础买卖内容，而且正常的苗木买卖一般只会约定种类及价格，不会在购买时约定数量，最终的交易数量以最终的结算单为准，因此，该合同并非绣之缘绿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绣之缘绿化公司在上述合同盖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朱先丰开票结算使用，其对合同金额及内容并不确认，在毛荣进向鸿峰苗木合作社购买苗木时，并非带着绣之缘绿化公司盖章的空白合同前往，并不会让鸿峰苗木合作社产生任何误解，误认为毛荣进代表绣之缘绿化公司进行采购。鸿峰苗木合作社并未提供任何的交易明细即送货单、签收单、结算单等，有悖于真实的买卖交易规则。此外，绣之缘绿化公司与朱先丰在2020年9月7日签署了的协议书中对转包的工程内容、款项支付、责任承担等问题做了明确的说明，有义乌市诉调衔接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确认，证明由朱先丰对涉案工程承担责任。2.客观上，并无任何证据及事实可以证明毛荣进有获得绣之缘绿化公司的授权，使得鸿峰苗木合作社产生错误的认识。（1）毛荣进并非绣之缘绿化公司员工，不在绣之缘绿化公司缴纳社保，也不在案涉项目的施工名单当中，且绣之缘绿化公司从未出具过相关的授权委托书或其他书面、口头的证明授权毛荣进以绣之缘绿化公司名义签订协议或确认款项，从未提供过任何材料导致鸿峰苗木合作社产生错误的认识，导致其认为毛荣进有代理权。毛荣进在一审时答辩称“我是工程的现场负责人，有一个朱先丰的人叫我去管理的，他说是绣之缘绿化公司叫我去管的。当时约定我的工资是一万元一个月，工资是朱先丰转给我的。”上述陈述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如果绣之缘绿化公司确实是指派毛荣进进行管理的，那么完全可以自行告知，无需通过朱先丰转述，而且毛荣进也承认工资由朱先丰进行发放，与绣之缘绿化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上述事实均可证明毛荣进从未获得绣之缘绿化公司的授权，误使他人认为其有代理权限。（2）绣之缘绿化公司出具的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及会议签到单系提供给案涉工程发包方进行结算使用，而非出具给毛荣进的任命书或授权性质的文书，并不能证明绣之缘绿化公司对其进行授权，允许其代表绣之缘绿化公司进行合同签署。此外，该文书的形成时间为2018年1月12日，晚于买卖关系的产生时间，鸿峰苗木合作社在发生实际买卖时，未见到毛荣进出具的任何授权材料，贸然与其发生交易。毛荣进在并无任何授权的情况下，自行在鸿峰苗木合作社提供的清单上书写内容并加按手印，纯属个人行为，应当由其个人承担，与绣之缘绿化公司无关。3.鸿峰苗木合作社并非善意且无过失，其与毛荣进存在恶意串通、伪造结算单等结算资料，故意损害绣之缘绿化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1）毛荣进找到鸿峰苗木合作社购买苗木时，并未出具绣之缘绿化公司盖章确认的任何授权材料，鸿峰苗木合作社即同意为毛荣进提供苗木，应当视为鸿峰苗木合作社与毛荣进之间的购买行为，与绣之缘绿化公司无关。若鸿峰苗木合作社认为毛荣进代表绣之缘绿化公司进行购买，应当要求毛荣进出具相应授权手续，与被代理人即绣之缘绿化公司进行核实，签订框架合同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后续根据绣之缘绿化公司的清单进行供货，并确定款项支付流程等操作，而鸿峰苗木合作社从始至终未有上述行为，所有沟通交流均与毛荣进之间发生，不符合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此外，鸿峰苗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也表示从未与绣之缘绿化公司进行接触，也未并与绣之缘绿化公司进行联系，也从未向绣之缘绿化公司催讨过款项，足以证明鸿峰苗木合作社在发生买卖行为时，并非善意无过失。（2）本案中的买卖内容涉及两个工程项目，鸿峰苗木合作社仅提供了义乌后宅二小项目的明细，且明细中的苗木种类、数量等均与《苗木购销合同》内容不符；而涉案的义乌老年大学项目并未提供相关清单或者明细，仅有部分补种金额（56150元）的清单，其余的55万元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一审法院未严格审查，应当由鸿峰苗木合作社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鸿峰苗木合作社提供的证据中，苗木的金额、人工的费用及工作天数等存在严重虚高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女工130元/天，男工200/天，该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且用工人数超过了工程所需的正常人数；部分苗木的价格与预算价格相差无几，算上运费、人工等成本，已经超过了预算价格，完全不合理；且在义乌后宅二小项目明细中，出现草皮在9月13日送到现场，而人工费用从8月23日就开始计算，前后相差了20天的情况。在实际施工中，不可能存在材料未进场，工人在现场前期工作如此长的时间，该行为完全是为了虚开工资、增加成本，最终谋取不正当利益。（4）鸿峰苗木合作社与毛荣进之间存在着民间借贷关系，借贷金额为20000元，鸿峰苗木合作社在起诉时将该款项算在起诉金额中向绣之缘绿化公司主张。根据毛荣进手写的结算内容，义乌后宅二小项目总费用为615340元，未付款金额为172340元，义乌老年大学项目总费用为606150元，未付款金额为418150元，两笔未付款项合计为590490元。绣之缘绿化公司提供的对公转账凭证证明了已经支付6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需支付的金额为571490元，与鸿峰苗木合作社诉请的590490元相差19000元，该金额与鸿峰苗木合作社、毛荣进之间的借款金额相差无几。正因为二者存在不正当的利益，鸿峰苗木合作社在起诉之前可以根据银行流水明细进行核算确定诉请金额，却故意根据毛荣进的手写内容进行起诉，妄图以虚假诉讼侵害绣之缘绿化公司合法权益。一审中，绣之缘绿化公司原代理人对该民间借贷提出疑问，却被一审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不让继续发问。上述所有情况均表明了双方通过恶意串通、刻意伪造结算单、虚开工资、虚填价格等行为故意损害绣之缘绿化公司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训诫、罚款或拘留，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查处。二、本案涉及买卖合同纠纷及承揽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错误将两者金额及事实混同，未做区分。本案中，有部分金额为《苗木购销合同》当中约定的苗木买卖款，有部分金额为人工及吊机费用，其目的是完成苗木种植并交付工作成果，该部分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应当认定为承揽合同性质，与之前的苗木买卖合同为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具有从属关系。绣之缘绿化公司与鸿峰苗木合作社为了走账方便，后续补签的《苗木购销合同》并不是包种植的买卖合同，不应当将二者进行混同，且鸿峰苗木合作社与绣之缘绿化公司之间并未就承揽内容进行约定，如有约定也应当签订合同予以确认。因此，关于案涉的费用结算等手写内容均为毛荣进个人行为，应当由其个人承担，与绣之缘绿化公司无关。三、鸿峰苗木合作社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主观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毛荣进有代理权，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即“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应当由主张表见代理成立的相对人就代理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以及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鸿峰苗木合作社主张毛荣进与绣之缘绿化公司系挂靠关系，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述，鸿峰苗木合作社并非主观善意且无过失，毛荣进不构成表见代理，代理绣之缘绿化公司行使权利，双方有恶意串通损害绣之缘绿化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根据协议所有与工程相关的款项均由朱先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驳回鸿峰苗木合作社的全部诉讼请求。 鸿峰苗木合作社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毛荣进与鸿峰苗木合作社对账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绣之缘绿化公司承担，进而判令绣之缘绿化公司支付苗木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绣之缘绿化公司在上诉状称毛荣进无权代表其与鸿峰苗木合作社对账，又称整个工程已分包给朱先丰，应由朱先丰承担所有债务，认为其无需向鸿峰苗木合作社支付苗木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庭审中，绣之缘绿化公司一度否认认识毛荣进、朱先丰，否认鸿峰苗木合作社的苗木是用在老年大学、后宅二小，否认鸿峰苗木合作社已履行完毕合同，其目的就是撇清与本案的关系，但又拿不出对自己有利的相关证据。现在绣之缘绿化公司在上诉状及补交的证据材料中又认为毛荣进无权代表公司对账；义乌老年大学和后宅二小的景观工程已分包给朱先丰，由朱先丰承担所有相关债务；鸿峰苗木合作社的苗木价格明显过高，绣之缘绿化公司又试图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朱先丰，其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其行为不耻。综上所述，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决，并对绣之缘绿化公司在法庭上虚假陈述、扰乱法院对案件审理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 毛荣进辩称，绣之缘绿化公司在逃避债务，其与朱先丰签订的协议是在找无能力偿还的人帮助逃避债务。因为毛荣进管理的义乌老年大学和后宅二小工程总工程款涉及1200万元左右，鸿峰苗木合作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后续还有欠款大概150万元左右，所以毛荣进对绣之缘绿化公司与朱先丰于2020年9月7日签订的协议不认同。在毛荣进的努力下，义乌老年大学工程于2020年9月初尾款已经打给绣之缘绿化公司，到目前为止，绣之缘绿化公司没有拿出任何钱支付工资及材料款，工人及材料商到绣之缘绿化公司索要材料款及工资，绣之缘绿化公司回答钱已经在账上，但是不可能打给他们，讨债人称要起诉，绣之缘绿化公司回复直接去起诉好了。 朱先丰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鸿峰苗木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绣之缘绿化公司、毛荣进、朱先丰共同支付苗木款590490元及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20年3月24日计算至实际付清时止）；二、案件诉讼费用由绣之缘绿化公司、毛荣进、朱先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毛荣进代表绣之缘绿化公司向鸿峰苗木合作社采购绿化苗木，采购苗木用于绣之缘绿化公司承建的义乌后宅二小及老年大学工地，双方约定由鸿峰苗木合作社负责苗木种植及后期养护。2017年8月，毛荣进代表绣之缘绿化公司与鸿峰苗木合作社签订《苗木购销合同》1份，合同价款为190000元。2017年8月24日，鸿峰苗木合作社向绣之缘绿化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两张，票面金额合计190000元。2018年1月，毛荣进再次代表绣之缘绿化公司与鸿峰苗木合作社签订《苗木购销合同》1份，合同价款为868500元。2018年1月30日，鸿峰苗木合作社向绣之缘绿化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9张，票面金额合计868500元。2018年元月，毛荣进与鸿峰苗木合作社进行工程对账。对账内容如下：1.后宅二小苗木费共计520000元，人工费95340元，后宅二小绿化工程总款为615340元，已支付款443000元，未付款172340元；2.老年大学绿化总工程款550000元，补种苗木共计56150元，已支付188000元，余款未付共计418150元。根据上述对账单，绣之缘绿化公司应向鸿峰苗木合作社支付价款1221490元（615340元+550000元+56150元），已支付631000元（443000元+188000元），未付款项590490元（172340元+418150元）。绣之缘绿化公司在收到鸿峰苗木合作社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于2017年8月30日付款15万元，于9月21日付款1万元，于10月23日付款1万元，于10月30日付款6万元，于11月20日付款20万元，于11月27日付款2万元，于2018年2月12日付款20万元，上述已付款项合计6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毛荣进并非绣之缘绿化公司的员工，但其对外以该公司名义向鸿峰苗木合作社采购苗木、签订《苗木购销合同》，且绣之缘绿化公司根据鸿峰苗木合作社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支付了部分货款，因此，鸿峰苗木合作社有理由相信毛荣进有代理权从事案涉绿化采购事宜，该代理行为有效，对绣之缘绿化公司具有约束力。绣之缘绿化公司对两份《苗木购销合同》无异议，但认为合同价款为868500元的合同未全部履行。一审法院认为，绣之缘绿化公司认为合同仅部分履行，但未能提交相关的结算单、送货单等予以证明，亦未能举证证明与鸿峰苗木合作社签订《苗木购销合同》另有其人，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鸿峰苗木合作社诉讼请求“苗木款”与结算单“工程款”不一致的问题，庭审中查明，《苗木购销合同》系后期为了公对公支付工程款补签的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采购的苗木由鸿峰苗木合作社负责种植和后期绿化，结算单中表述为“工程款”符合本案事实，绣之缘绿化公司认为结算单与购销合同无关，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对绣之缘绿化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鸿峰苗木合作社根据合同约定主张苗木款与案件事实稍有出入，但对鸿峰苗木合作社向绣之缘绿化公司主张权利不产生影响。关于未付款项的问题，对账单中记载的已付款与实际有出入，以实际付款为准，因此，绣之缘绿化公司还需向鸿峰苗木合作社支付价款571490元（1221490元-650000元）。综上，绣之缘绿化公司未及时支付合同价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鸿峰苗木合作社主张毛荣进、朱先丰承担支付价款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朱先丰未到庭应诉，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依法缺席审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绣之缘绿化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鸿峰苗木合作社合同价款571490元及利息损失（以57149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2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鸿峰苗木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52元（减半收取），由绣之缘绿化公司负担4758元，由鸿峰苗木合作社负担94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绣之缘绿化公司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协议书、告知函、EMS快递单各一份，证明朱先丰承包了涉案工程，双方对款项结算、债务承担等内容作了约定，与工程相关的所有款项均由其承担并支付，但朱先丰并未按照约定提供相关材料进行结算的事实。 2.中标通知书、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各一份，证明涉案后宅二小工程中，鸿峰苗木合作社提供的苗木价格明显虚高，与预算价格相差无几，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3.工资单一份，证明鸿峰苗木合作社出具的工人工资远高于同一段相同工种的工人工资，存在虚报金额的事实。 被上诉人鸿峰苗木合作社对绣之缘绿化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只是绣之缘绿化公司与朱先丰之间的合同关系，只约束双方内部，与鸿峰苗木合作社没有关系。鸿峰苗木合作社与绣之缘绿化公司2018年对账后，绣之缘绿化公司一直都未有任何异议。关于证据2，对中标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其目的。鸿峰苗木合作社与绣之缘绿化公司双方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其对账数额也是按照实际合同履行进行的结算，现在绣之缘绿化公司才提出价格虚高，没有相关权利。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系。 被上诉人毛荣进对绣之缘绿化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关于证据1，与毛荣进没有关系，是朱先丰与绣之缘绿化公司内部事情，毛荣进也不清楚。关于证据2，对中标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中两个工程的总价是249万元绿化，当时毛荣进与鸿峰苗木合作社谈的总价是1221490元，绣之缘绿化公司认为苗木价格虚高不符合实际，毛荣进作为实际施工人只有用50%的价格把两个工程全部做好完工到验收，利润相当可观的，即还有50%，毛荣进也提供两份原始预算分部分项清单，证明加起来是249万元。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预算清单的工资跟实际的工资是肯定不相符的，任何工程实际价格都是比预算价高，整个工程都是毛荣进负责，毛荣进只针对义乌老年大学和义乌后宅二小这两个工程总利润负责。 被上诉人朱先丰未对绣之缘绿化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毛荣进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门球场施工合同一份，证明毛荣进是义乌老年大学迁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代表绣之缘绿化公司与另外公司签订的合同。 2.义乌老年大学迁建工程市政配套工程的预算编制报告、义乌市后宅第二小学新建工程专业工程招标控制价计算表，证明两个工程实际使用的绿化工程款没有超出预算。 上诉人绣之缘绿化公司对毛荣进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委托代理人毛荣进手写的签字是在盖章之后补的，该施工合同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且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案涉工程绣之缘绿化公司交由朱先丰进行施工，为了款项结算的便利，可能存在合同盖章在后的情形，但并不能证明绣之缘绿化公司对毛荣进予以授权，准许其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均无任何签章，只是打印件，且该证据并不能证明鸿峰苗木合作社提供的苗木价格符合市场规律。并且毛荣进积极提供相关材料配合鸿峰苗木合作社。 被上诉人鸿峰苗木合作社对毛荣进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毛荣进是义乌老年大学工程的现场负责人身份，鸿峰苗木合作社与毛荣进的对账行为合法有效。该份协议中毛荣进的签字以及对方也是盖好章以后签字的，双方都是一样的。就算是如绣之缘绿化公司的质证意见，也是绣之缘绿化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该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还是应由绣之缘绿化公司承担。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与毛荣进所陈述的事实一致。 被上诉人朱先丰未对毛荣进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鸿峰苗木合作社、朱先丰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关于绣之缘绿化公司提供的证据1，因鸿峰苗木合作社与毛荣进对告知函、EMS快递单真实性均未予确认，且EMS中未载明快递内容，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针对协议书，鸿峰苗木合作社与毛荣进也对其真实性未予确认，但其系原件且有义乌市诉调衔接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的公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因鸿峰苗木合作社和毛荣进对中标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中标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鸿峰苗木合作社和毛荣进均未对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根据绣之缘绿化公司的陈述该表产生于鸿峰苗木合作社提供苗木完毕前，其陈述的制表人义乌新纪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亦非本案交易相对方，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证据3，因鸿峰苗木合作社和毛荣进对其真实性均未予确认，且该证据非系案涉工程之外的他人工资单，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毛荣进提供的证据1，因绣之缘绿化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涉及案外人，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证据2，因绣之缘绿化公司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确系毛荣进单方打印，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对一审中关于开具增值税发票、对账及付款情况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毛荣进以绣之缘绿化公司名义向鸿峰苗木合作社采购绿化苗木，采购苗木用于绣之缘绿化公司承建的义乌后宅二小及老年大学工地，双方约定由鸿峰苗木合作社负责苗木种植及后期养护。2017年8月，毛荣进以绣之缘绿化公司名义与鸿峰苗木合作社签订《苗木购销合同》1份，合同价款为190000元，绣之缘绿化公司在毛荣进签订合同后加盖公章。2018年1月，毛荣进再次以绣之缘绿化公司名义与鸿峰苗木合作社签订《苗木购销合同》1份，合同价款为868500元，绣之缘绿化公司在毛荣进签订合同后再次加盖公章。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绣之缘绿化公司是否应当向鸿峰苗木合作社支付571490元款项及利息。绣之缘绿化公司上诉主张，毛荣进并非绣之缘绿化公司员工，其无权代理绣之缘绿化公司进行对账，且案涉苗木购销合同中并未约定种植费用，故绣之缘绿化公司不应向鸿峰苗木合作社支付571490元款项及利息。鸿峰苗木合作社和毛荣进均辩称，绣之缘绿化公司应向鸿峰苗木合作社支付相应款项。本案中，毛荣进虽非绣之缘绿化公司员工，但其以绣之缘绿化公司名义先后与鸿峰苗木合作社签订了两份案涉《苗木购销合同》后，绣之缘绿化公司都在该两份《苗木购销合同》加盖了公章，且盖章后根据鸿峰苗木合作社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鸿峰苗木合作社支付苗木款共计65万元，其中第一份《苗木购销合同》约定的19万元款项已经履行完毕，因此，作为提供案涉苗木至绣之缘绿化公司承包项目地址，并签订案涉《苗木购销合同》的当事人鸿峰苗木合作社有理由依据前述事实相信毛荣进可以代理绣之缘绿化公司从事案涉绿化苗木的采购事宜，毛荣进在本案中的代理行为有效，其法律后果应由绣之缘绿化公司承担。现毛荣进与鸿峰苗木合作社对账确认案涉两个工程总款为1221490元，一审法院在扣除绣之缘绿化公司向鸿峰苗木合作社已支付的款项650000元后，判决绣之缘绿化公司向鸿峰苗木合作社支付剩余未付款571490元并无不当。绣之缘绿化公司关于案涉合同中未约定种植费用的主张，因毛荣进在本案中已构成表见代理，且绣之缘绿化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苗木的种植服务非鸿峰苗木合作社提供，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16元，由上诉人义乌市绣之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良飞 审 判 员 钱 萍 审 判 员 金 琳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代书记员 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