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24民初4473号 原告：袁野，男，197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大，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娟利，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咪赛，女，199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野与被告何咪赛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根据原告袁野的申请，本院于同年11月20日作出了（2020）浙0624民初4473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并已执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大、被告何咪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投资款本金2521400元，利息649982.86元(其中以28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0日(含)计算至2019年6月28日；以2521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9日计算至2020年11月12日，均按年利率10.5%计算，实际判决至被告清偿款项日)；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7年底2018年初，被告向原告推荐《彼岸大道慧享2号私募投资基金》项目（以下简称“2号基金”），要求原告投资购买。经被告介绍，原告得知该项目的管理人是深圳市彼岸大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彼岸公司），资金托管人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2018年1月5日，为促使原告购买，被告向原告提出自愿为甲方投资本息的安全提供担保。为此，双方签订《个人担保协议》，被告在协议中承诺：“乙方自愿为甲方提供一份额外担保，保证甲方的本息安全。若甲方此次投资项目出现违约风险，乙方有责任承担并弥补其遭受的本息损失……”。另外，被告亦提出自愿出资20万元，加上原告投资的280万元，合计300万元以原告名义进行投资。 2018年1月6日，被告将20万元汇给原告，原告于2018年1月8日将300万元汇出购买了上述基金，基金管理人彼岸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向原告出具了确认函。2018年1月22日，原告、彼岸公司和上海银行正式签订了《彼岸大道惠享2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该合同约定基金的存续期限自成立之日（基金于2017年12月21日成立）起15个月，业绩比较基准为9.5%/年。但事实上，彼岸公司早在2018年1月9日就发布公告，将投资金额≥300万元的年化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为10.5%，即事实上双方实际约定的年化业绩比较基准为10.5%。 在上述基金存续期限内，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7月9日进行过一次分红资金划拨，原告收到154479.45元，其后，原告将被告20万元份额对应的10298.6元支付给了被告。 根据上述基金合同的约定，案涉基金应该于2019年4月底前终止，基金管理人将清算基金财产并予以分配。但由于该基金的投资标的（向深圳亿合控股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出现违约，相关债务人无力清偿债务，致使案涉基金出现违约，除原告在2019年6月28日收到基金管理人返还的298500元外，该基金迄今再未向原告返还任何本金和划拨过任何分红。 原告认为，投资基金虽有风险，但原告之所以投资案涉基金，系在被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前提下。现案涉基金已经违约，迄今无力向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人返还本金，故被告应依据《个人担保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为此，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主张要求解决，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致纠纷发生。 被告何咪赛辩称：1.原告以与其于2018年1月5日签署的《个人担保协议》的约定，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无据。首先，案涉《个人担保协议》不符合担保合同的从属性特征。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从该规定来看，担保合同具有从属性，其自身不能单独独立存在，其能否有效存在，不仅要取决于自身合同的成立要件，而且还要取决于主合同是否有效成立。原、被告签署《个人担保协议》时，原告所主张的合同即《基金合同》尚未签署、涉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成立。其次，案涉《个人担保协议》不具有保证合同的成立要件。根据担保法第十五条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而在本案中，案涉《个人担保协议》是以签约之时尚未成立、主债权数额尚未确定、债权人债务人等基本要素均不特定的《基金合同》作为主债权，并缺少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的期间等基本要件，明显不符合保证合同的成立要件。因此，即使原告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于2018年1月22号签署了《基金合同》形成涉案债权，鉴于该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以后，直到本案诉讼时，原告与其并未对《个人担保协议》当中的担保条款予以有效补正或者重新签订保证合同。故原告依据《个人担保协议》主张与其之间存在担保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案涉《个人担保协议》在法律属性上当属意向性的约定。《个人担保协议》在法律属性上可以认定为双方就将来发生的投资基金的行为预先作出的其提供担保的意向性规定。但该意向的落实，尚需具体主债权即《基金合同》签署生效后，由原告与其另行签订符合担保合同成立要件的保证合同，才可能产生其的担保法律责任。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涉案债权签订担保合同的情况下，仅依据《个人担保协议》的约定主张与其之间存在担保法律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从《基金合同》的内容可以看出案涉《个人担保协议》系意向性约定。《基金合同》风险揭示书第一条第（二）款关于一般风险揭示的约定：“……但不承诺基金财产中的认购资金本金不受损失，也不承诺一定盈利及最低收益。……”以及《基金合同》第四章第（八）款关于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约定：“……基金投资者的业绩比较基准仅为根据基金文件所作的理想状态下的最高收益率，并不是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以及代销机构向基金投资者保证其投资于本基金的认购资金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个人担保协议》和主合同关于保证主债权内容的规定并不一致，并且案涉的主债权债务关系形成后，原、被告也未对该担保条款予以有效补正或者重新订立保证合同，故本案的担保无从设立。2.即使《个人担保协议》合法有效成立，案涉的主合同《基金合同》并未出现违约，所以原告以《个人担保协议》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也未成就。首先，原告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于2018年1月22日签署的主合同《基金合同》，其主体资格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符合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其次，根据主合同《基金合同》第二十一章第（一）款第三项：“本基金预计存续期届满，基金财产未全部变现完毕的，基金管理人有权视基金投资运作情况决定延长本基金的存续期。”规定，出现上述情况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单方决定延长基金的存续期。而基金管理人也分别于2019年3月21日和2020年3月21日两次发布延期公告，将该基金存续期延期到2021年3月21日。第三，根据《基金合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委托人在实现各自权利，履行各自义务的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本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约定，本案中原告的主合同相对方没有违约，因此原、被告双方在《个人担保协议》中约定的原告请求权基础仍未成就。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应该予以驳回。 原告袁野庭审中补充陈述：第一，案涉基金的成立时间是2017年12月21日，在《个人担保协议》签订之前；第二、协议的签订时间虽然是2018年1月22日，但主要原因在于有银行的相关托管，所以签约时间有滞后，但是该份基金的购买时间是2018年1月8日，而基金的确认函在2018年1月12日，现在大部分基金都在网上购买，事后的合同仅仅也是在双方正式完成签约、支付之后所补签的一份书面协议。所以本案不存在主合同没有成立而从合同先建立的情况，因为主合同在2017年12月21日就已成立。 原告袁野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以及被告何咪赛的质证意见： 1.《个人担保协议》、《投资合作协议》各一份，证明2018年1月5日，原、被告签署担保协议，被告自愿就原告购买的“2号基金”本息安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事实； 被告何咪赛经质证对《个人担保协议》三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在本案当中，案涉《个人担保协议》签约之时主债权尚未成立、主债权数额尚未确定、债权人债务人等基本要素均不特定，并缺少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的期间等基本要件，明显不符合保证合同的成立要件，而且案涉的主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后，原、被告双方也未对该担保条款予以有效的补正或者重新订立保证合同。故《个人担保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成立要件，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 对《投资合作协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 2.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一份，证明2018年1月6日，被告将其与原告共同购买“2号基金”中属于被告出资的20万元支付给原告的事实； 被告何咪赛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诉争的是担保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另外的合作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 3.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一份，证明2018年1月8日，原告将300万元投资款汇入“2号基金”账户的事实； 4.“2号基金”确认函一份，证明原告与彼岸公司确认原告认购基金的金额为300万元，基金成立日为2017年12月21日的事实； 5.《基金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彼岸公司签订基金合同，合同约定基金的存续期限自成立之日起15个月的事实； 被告何咪赛经质证无异议。 6.“2号基金”临时公告一份，证明案涉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为10.5%的事实； 被告何咪赛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以及所要证明的对象有异议。从原告的诉请可以看出，原告把业绩比较基准理解为最终的收益率并以此作为诉讼请求的依据，是错误的。根据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业绩比较基准不是最终收益率，基金实际的收益率以实际运作情况为准。原告的证明对象为基准调整为10.5%，即以10.5%作为保底收益，但是基金本身是有风险的，债权300万元以及收益基金管理人都不予保证的。 7.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证明2018年7月9日，案涉基金分配利息154479.45元，原告将属被告所有的10298.6元支付给被告的事实； 8.“2号基金”本金分配公告、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各一份，证明2019年6月27日，案涉基金公告分配本金1990万元、6月28日，原告分得298500元，属原告所有的金额为278600元的事实； 被告何咪赛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该二份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系。 9.“2号基金”延期公告二份，证明案涉基金因融资企业资金困难，无法按时向基金支付特定资产回购款项而出现违约，已分别在2019年3月21日和2020年3月21日延期两次，每次一年，已经构成违约的事实； 被告何咪赛经质证对三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基金合同》第二十一章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可以单方决定延长基金的存续期，无需投资人的同意。基金管理人在2019年3月21日、2020年3月21日两次发布延期公告，并将该基金延长到2021年的3月21日，并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所以不构成违约。 被告何咪赛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以及原告袁野的质证意见： 10.《基金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于2018年1月22日与基金管理人彼岸公司、基金托管人上海银行签署了该份合同，基金管理人已经向原告进行了风险揭示，同时原告在充分了解并谨慎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后，理解并愿意自行承担参与“2号基金”投资的风险和损失，以及双方还就基金申购金额、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基金的投资、基金的收益分配、风险揭示、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作了约定的事实； 原告袁野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待证目的有异议。该合同的确约定了各自的风险，包括风险揭示、收益分配等内容，但该合同所约束的是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合同中提示的风险并不影响他人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 11.平安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一份，证明基金所募集的资金已按《基金合同》第十一条第（三）款的约定，于2018年1月12日向深圳亿合控股有限公司发放贷款2亿元的事实； 原告袁野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待证目的有异议，认为与本案的担保不具备关联性。 12.关于“2号基金”本金分配公告一份，证明基金管理人彼岸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向该基金投资者发布本金分配（本次分配总金额1990万元）公告的事实； 原告袁野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待证目的有异议。分配时间在2019年6月27日，已经滞后基金到期日2019年3月21日三个多月，分配数额1990万元，占整个基金的份额很小，由此说明这也是一种违约事项的存在。 13.“2号基金”延期公告一份，证明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第二十一章第一款的约定，分别于2019年3月21日、2020年3月21日两次发布延期公告，将该基金存续期共计延长两年，延期到期日为2021年3月21日的事实； 原告袁野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待证目的有异议。延期公告的行文表明本案的基金已经出现违约的事实，而延期是一种善后处理方式。 14.“2号基金”投后进展说明一份，证明基金管理人彼岸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向投资者发布投后进展说明的事实； 原告袁野经质证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更加说明本案基金出现违约，甚至无法解决的基本事实。 15.《个人担保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于2018年1月5日签署了“个人担保协议”，在原告未与基金管理人彼岸公司、基金托管人上海银行签署《基金合同》之前，双方达成担保意向的事实； 原告袁野经质证对三性均无异议，但是结合原告提交的投资协议来看，双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之后，被告为了强化原告购买的决心，承诺愿意为原告提供一份额外担保。《个人担保协议》成立并有效，意思表示真实，担保范围就是投资担保协议里提到的袁野所购买的280万元。 16.判决书二份，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月5日签署的《个人投资担保协议》，因为缺乏担保合同的有效要件而不能成立的事实。 原告袁野经质证认为本案与两份判决所体现的内容和要素均不同，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审核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于上述证据能否达到双方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综上，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 2018年1月5日，原、被告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一份，约定以原告名义投资“2号基金”项目，其中原告出资280万元，被告出资20万元，双方按出资总额比例利润共享、风险共担。同日，袁野作为甲方、何咪赛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个人担保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自愿就合作投资项目‘彼岸大道惠享2号私募基金’项目达成以下协议，在此合同的基础上，乙方自愿为甲方提供一份额外担保，保证甲方的本息安全。若甲方此次投资项目出现违约风险，乙方有责任承担并弥补其遭受的本息损失。此担保协议自甲方实际购买上述理财项目起生效，直到本息到期兑付则失效。” 2018年1月6日，被告以银行转账方式交付原告20万元，同月8日，原告向基金管理人彼岸公司认购价值300万元的“2号基金”。同月12日，彼岸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原告所认购基金金额为300万元、起息日期2018年1月10日、在投资期满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出资人进行清算并支付本金及收益。2018年1月22日原告与彼岸公司、基金托管人上海银行签署《基金合同》一份，原告分别在《基金合同》以及所附“风险揭示书”、《合格投资者承诺书》上签字。《基金合同》约定，1.“风险揭示书”关于一般风险揭示第3条：“本基金预计存续期限为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满15个月结束并清算完毕为止。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基金管理人有权视基金财产变现情况决定提前终止或延长本基金的存续期，本基金有可能提前结束或延期结束，投资者可能因此面临委托资金不能按期退出等风险。”2.二“释义”第二十四项关于终止日：“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的条件终止的日期”，第二十六项关于基金存续期：“基金成立日至终止日之间的期限”3.四“基金的基本情况”第（五）项关于基金的存续期限：“自基金成立之日起15个月。特别约定：基金财产全部变现完毕的，基金管理人有权视基金运作情况提前终止本基金。本基金预计存续期限届满时，基金财产未全部变现完毕的，管理人有权视基金运作情况将本基金期限延长，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4.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二）项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事由第2条第（2）点：“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转让的原则、时间、业务规则等设置可由基金管理人自行决定，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托管人及时披露。”5.十九“风险揭示”第（二）项关于一般风险揭示第3点：“本基金存续期内，投资者可能面临不能赎回带来的流动性风险；本基金预计存续期为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满15个月结束并清算完毕为止。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基金管理人有权视基金财产变现情况决定提前终止或延长本基金的存续期，本基金有可能提前结束或延期结束，投资者可能因此面临委托资金不能按期退出等风险。”6.二十一“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财产清算”第（一）项关于私募基金合同的变更：“……基金预计存续期限内，基金财产全部变现完毕的，基金管理人有权提前终止本基金。本基金预计存续期限届满时，基金财产未全部变现完毕的，基金管理人有权视基金投资运作情况决定延长本基金的存续期。除以上两种情况，本基金存续期限发生更改的，基金管理人应以书面形式取得基金托管人和全部基金委托人同意。……”《基金合同》还对基金的基本情况、违约责任、基金合同的效力等作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彼岸公司分别于2018年7月9日、2019年6月28日向原告分配款项154479.45元、298500元。2019年3月21日，彼岸公司向基金委托人发布延期公告，将基金的存续期延长一年，延期到期日为2020年3月21日。2020年3月21日，彼岸公司再次发布延期公告，对“2号基金”预计次延长1年，延期到期日为2021年3月21日。 另查明，被告何咪赛系案涉基金从业人员。 本院认为，本案是保证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被告于2018年1月5日签署的《个人担保协议》是否成立并有效；（二）如果案涉担保协议成立有效，在这个基础上被告何咪赛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是否成就。 （一）案涉《个人担保协议》是否成立并有效。所谓保证合同是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保证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1.当事人适格。原、被告作为案涉《个人担保协议》的当事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毋庸置疑，但是被告何咪赛作为基金从业人员，其是否具备提供保证的资格？被告何咪赛以其作为基金从业人员签订《个人担保协议》，自愿为原告袁野提供额外担保，保证原告袁野本息安全的基金推介行为，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由此，影响合同效力须是法律与行政法规，对其他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均不导致合同无效。而《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系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发布，其效力级别为行业规范，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范畴，不应作为否定案涉《个人担保协议》效力的依据。 2.当事人就保证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被告何咪赛认为案涉《个人担保协议》不具备担保法第15条规定的条款内容且未予补正，该协议又先于主合同产生，违背了保证合同的从属性原则，主张案涉《个人担保协议》为意向性协议而非保证合同。本院认为，担保法第15条虽然采取了“应当包括”的提法，但并非强制性规定，一方面担保法所列举的条款仅仅是提示当事人应当尽可能作出详细的约定，缺乏特定的条款并不影响保证合同的成立；另一方面，担保法确立了诸多补充当事人意思的规定（如保证的方式、保证的范围、保证的期限）。因此，保证合同有保证人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以及被担保的债权现实存在，即具备了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本案中，《个人担保协议》明确了合同的主体为原、被告，被保证的债权为“2号基金”投资项目以及被告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等，已经实际具备了保证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而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限等内容可以根据法律规定，以及结合主合同《基金合同》相关的条款、双方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予以确定。至于被告主张的从属性原则，确实，保证合同一般随主合同的产生而产生，被保证的主债权的存在是保证合同存在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保证合同的成立时间必须要在主债权合同之后。主合同和从合同订立时间的先后不影响保证合同从属性的确定。被告提交的二份判决书，其案件事实与本案并不相同，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原告异议成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被告何咪赛关于案涉《个人担保协议》系意向性协议的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3.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本案中，双方书面签订了《个人担保协议》，被告何咪赛在协议中承诺：“乙方自愿为甲方提供一份额外担保，保证甲方的本息安全。若甲方在此次投资项目中出现违约风险，乙方有责任承担并弥补其遭受的本息损失……。”可以看出，被告何咪赛自愿为原告袁野投资的本息安全提供担保，其所表示的保证意思真实，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综上所述，案涉《个人担保协议》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系依法成立的保证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二）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是否成就。 根据案涉《个人担保协议》约定“若甲方在此次投资项目中出现违约风险，乙方有责任承担并弥补其遭受的本息损失……”，原、被告双方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为“甲方在此次投资项目中出现违约风险”，现原告袁野以主合同《基金合同》履行期限已届满、主债务人两次延长基金存续期构成违约为由主张当事人约定的情形已发生，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违约”是指违反合同或当事人约定。《基金合同》明确规定“基金存续期”为“基金成立日至终止日之间的期限”，“基金的存续期限”为“自基金成立之日起15个月”，但又作出了特别约定：“基金财产全部变现完毕的，基金管理人有权视基金运作情况提前终止本基金。本基金预计存续期限届满时，基金财产未全部变现完毕的，管理人有权视基金运作情况将本基金期限延长，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而“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转让的原则、时间、业务规则等设置可由基金管理人自行决定，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托管人及时披露。”根据上述规定，《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存续期限并非原告袁野所主张的固定期限15个月，而为可变期限。基金管理人可视实际情况予以变更，且其变更无需征得基金委托人同意。原告袁野在《基金合同》“风险揭示书”和“合格投资者承诺书”部分签字表示已经知晓上述特别规定，《基金合同》所有条款均对原告袁野发生效力。彼岸公司确实发布了二份延期公告，但其对合同履行期限的变更符合合同约定，其亦按约定履行了披露义务，故不构成违约。而风险揭示书、延期公告以及投后进展说明所描述的是原告袁野等基金委托人投资基金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并非违约风险。因为基金投资与借贷等行为所不同的是，投资人可能遭受的本息损失为投资本身所面临的风险，而不是基金管理人违约造成。现原告仅以基金存续期延长为由主张其投资项目已出现违约风险，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袁野与被告何咪赛之间保证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但案涉主合同《基金合同》尚在存续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间尚未届满，原告袁野亦无法举证证明其投资项目出现违约风险，对其要求被告何咪赛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171元，减半收取计16085.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21085.5元，由原告袁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章永萍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朱嗣桦 书 记 员 梁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