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7民终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单县七里庄南路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2798651645P。 法定代表人：朱启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坚勇，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院**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26038。 法定代表人：盖兆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坚勇，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张知楼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2725431772H。 法定代表人：王清月，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守娟，山东法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上诉人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2020）鲁1722民初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上诉人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坚勇、赵振，被上诉人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守娟参加本案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上诉人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一、山东天元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赔偿其损失18825644.2元，且已经明确表示关于剩余金额另行主张权利，而一审法院却以28825644.42元作为损失计算依据，明显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最基本的处分原则，属于严重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山东天元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8825644.2元”，且山东天元在诉讼过程中从未变更诉讼请求。然而，一审法院酌定中储粮东方与东方天元共同赔偿山东天元的数额为17925386.65元，计算方式却为28825644.42元＊60%。也就是说，一审法院认定损失赔偿的基数为28825644.42元，远超过山东天元诉讼请求主张的18825644.2元。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山东天元解释起诉数字如何得出？山东天元代理人回复：“依据审计报告的结果亏损数额为28825644.42元，我们选择起诉的数额为18825644.42元，对于剩余数额，我们会考虑再另行主张权利”。上诉人代理人继而询问为什么剩余1000万元另行主张？山东天元代理人答复：“因为我们诉讼费的问题，这也是原告的权利.”（请见一审2020年10月28日庭审笔录第11页）因此，山东天元在庭审中再一次明确其起诉金额为18825644.42元，剩余部分损失会另案起诉，而且根本没有就2882564442元与18825644.2元起诉金额之间的差额部分缴纳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以及各方当事人对此明确知晓。然而，一审法院完全不顾庭审笔录中记载的事实情况，在当事人没有主张甚至明确表示会另案主张的情况下，自行以28825644.42元作为损失计算依据，公然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最基本民事诉讼程序规则。《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超过了当事人的诉请，存在严重程序违法。进一步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规定，在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山东省的情况下，诉讼标的额2000万元以上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因此，如果山东天元主张2882万元的损失赔偿额，需要向菏泽巿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山东天元故意规避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仅起诉主张其中部分的18825644.42元金额刻意将本案一审程序放在单县法院审理，利用其在当地的影响力不正当干扰司法公正。而单县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竟然又以审计报告中记载的全部损失数额2882万作为损失认定依据，远远超过山东天元的原审诉讼请求，而这一损失认定金额属于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限，单县法院根本没有管辖权!据此，单县法院竟然在山东天元18825644.42元的起诉金额中完成了关于2882万元的损失赔偿额的审理，严重逾越了自身管辖权的审理范围，而山东天元也竟然在18825644.42的起诉金额中实现了以2882万元的损失赔偿额作为认定赔偿依据的目的，程序违法之处触目惊心!山东天元煞费苦心将一审程序留在单县法院的目的昭然若揭!二、本案距离相关事实发生已经长达十四年之久，且事实情况复杂，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却只询问了两个问题，远不足以查明案件事实，但一审判决通篇使用了各种主观推测的方式对事实进行猜测，充斥着一审法院无边界的自由裁量权。并且，一审法院几乎完全基于山东天元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及《专项审计委托书》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对吕满嵩的调查笔录作出一审认定，对上诉人提交的大量证据故意未予采信。一审法院存在明显的偏袒和不公正行为，公然枉顾案件最基本的事实，任意枉法裁判，将导致中央企业名誉受损、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严重后果，也会恶化单县乃至菏泽的营商环境。本案事实情况复杂，涉及当事人之间多份协议约定，且距今已有十四年，本案核心事实（包括双方共同管理等情况）均需要通过大量法庭调查得以查明。然而，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仅提了两个问题：1）王青山被羁押时间起止？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合同没有王青山和上诉人经办人签字的原因？（请见一审2020年10月28日笔录第第4页共19页8-9页）这两个问题显然远不足以使一审法院查明本案核心事实，包括被上诉人主张的监管行为是否存在，上诉人是否存在过错，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损失，以及损失与上诉人之间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但是，一审法院竟然仅凭这两个庭审问题就作出裁判。在本案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中对争议焦点问题的认定几乎通篇使用了主观推测的方式，充斥着一审法院无边界的自由裁量权。例如，一审判决第13页“即全面控制天元公司人事、生产、销售、财务等公司事务的事实更为符合本案实际”，第21页“双方对‘代管期间＇存在的‘盈亏问题＇有一定的共同认识，否则不会共同申请会计审计”等。一审判决中出现大量具有主观臆断、猜测性的言语，实属荒唐。而且，在上诉人对山东天元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专项审计委托书》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几乎完全基于《专项审计报告》及《专项审计委托书》以及对吕满嵩的调查笔录作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故意未予采信。此外，单县法院将山东天元证人乔某、姬某的证言详细记录在一审判决中，然而对上诉人的证人朱启斌、冼雄伟证言只字未提，明显恶意偏袒山东天元。上诉人系直属于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央企业，在合同签订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有非常规范的合规流程，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和侵权过错，也没有进行任何侵权行为的动机。无论从一审法院的庭审情况，还是一审判决，均显示一审法院明显存在司法不公正的情形，恶意偏袒被上诉人山东天元。在当前我国严厉整治司法环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公然不顾案件事实，枉法裁判，令人触目惊心，可能造成中央企业名誉受损及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严重后果。如果连中央企业都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可以如此草率认定承担如此严重的侵权责任后果，试问还有哪些企业有信心在单县乃至菏泽进行投资和经营？上诉人也一定会依法维权到底。据此，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制止司法不公和地方保护，维护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三、上诉人进驻山东天元进行监管系基于双方明确的合同约定，且得到王青山本人的确认，一审法院对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刻意回避。上诉人监管行为系通过与山东天元签订委托加工合同的方式进行，相关协议效力以及上诉人监管行为的合法性已经单县法院及菏泽中院两级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此次错误认定构成侵权事实上推翻了生效判决的认定结论。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相关协议的证明目的无法确认，且违法认定协议内容对山东天元不产生约束力，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上诉人进驻山东天元进行监管系基于双方明确的合同约定，合同已经盖章且得到王青山本人确认，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2006年5月26日，山东天元和中储粮东方签署了编号为ｓｉｎｏｇｒａｉｎ20060424号《委托合同书》，根据该合同约定，中储粮东方追加了收购准备金，追加后，山东天元账上占有中储粮东方垫付的收购资金共计9700万元。同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果山东天元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本合同项下之义务，中储粮东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同时派员进驻山东天元，行使山东天元全体股东的经营权和收益权，直至该合同项下中储粮东方的权利得以全部实现。该合同签署于2006年5月26日（王青山被羁押前），加盖山东天元的公章和王青山的签名章，且王青山在该合同签订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从未对该协议的效力或中储粮东方进驻提出任何异议，王青山恢复人身自由后继续与中储粮东方进行监管期间的委托加工合作。该合同书系王青山、山东天元真实意思表示。另外，王青山于2006年6月1日出具《不可撤销承诺书》，承诺在山东天元不能如约履行《委托合同书》的情况下，中储粮东方可自动取得、享有、行使和处分王青山在山东天元中的一切权利而不必征询其本人的意见。并且，该承诺一经出具即不可撤销。自2006年5月起，山东天元即开始拖欠中储粮东方在《委托合同书》项下的代理费，截至2006年7月31日，山东天元累计拖欠中储粮东方代理费332万元。中储粮东方多次发函催告其尽快纠正违约行为，但山东天元并未予以纠正。2006年8月2日，中储粮东方与山东天元签署《备忘录》，山东天元明确承认其构成严重违约。由于山东天元的违约行为在王青山被限制人身自由前已出现（王青山于2006年10月羁押），且相关函件和《备忘录》均签署于王青山被羁押前。王青山对山东天元的违约行为明确知晓，且山东天元已通过多份书面文件对其违约行为予以明确确认。在山东天元违约且经中储粮东方多次催促仍未纠正后，2006年11月25日，中储粮东方与山东天元签署了《关于ｓｉｎｏｇｒａｉｎ20060424号项下山东天元单方违约及弥补东方公司相应经济损失的备忘录》。2006年11月25日，山东天元向中储粮东方出具《不可撤销承诺书》。两份文件均再次确认中储粮东方有权进驻山东天元进行监管，且山东天元明确确认监管行为并未影响其独立法人人格，且书面确认监管期间的一切风险由山东天元自行承担。上述两份文件除盖有山东天元的公司公章外，还有乔某、王慧敏的亲笔签字，且乔某在一审作证中亦承认该文件系其签署的事实。根据山东天元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按照山东天元的说法，乔某也基于王青山授权，明确同意中储粮东方进入山东天元实施监管。据此，上诉人进驻山东天元进行监管系基于双方明确的合同约定，且得到王青山本人的确认，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一审法院却对这一确凿事实刻意予以回避。（二）上诉人通过委托加工方式对山东天元进行监管，双方签署的《委托加工合同书》已为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合同，王青山同样认可该合同书效力并在恢复人身自由后的三年时间里与上诉人继续委托加工合作关系，证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2007年3月1日，山东天元与东方天元签署《委托加工合同书》，对通过委托加工合作进行监管的具体方式予以明确约定。在《委托加工合同书》签订后，东方天元与山东天元一直进行委托加工合作。在2007年8月，王青山恢复人身自由后，东方天元仍然与山东天元继续委托加工合作，双方继续履行《委托加工合同书》，直至2010年9月29日双方签订《关于提前解除Ｓｉｎｏｇｒａｉｎ20070301号暨处理委托加工资金的协议书》（以下简称“《解除合同》”）而且，王青山同样亲笔签署了该《解除协议》。需要强调的是，王青山在恢复人身自由后长达三年时间里，不仅从未对《委托加工合同书》的效力提出异议，相反与上诉人继续进行委托加工合作，直至2010年才签署了《解除协议》，解除了委托加工合作关系，上述事实已充分证明王青山认可《委托加工合同书》的效力及上诉人监管行为的合法性。此外，2011年6月9日，单县法院作出（2010）单商初字第77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前述《解除协议》有效，东方天元、山东天元当庭均予以认可，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山东省菏泽巿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菏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中再次确认：“原、被告之间于2010年9月29日签订了关于提前解除Ｓｉｎｏｇｒａｉｎ20070301号委托加工合同书>暨处理委托加工资金的协议，该协议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经单县人民法院判决书确认为有效。“两级法院生效判决对《解除协议》有效性的确认证明法院已认可ｓｉｎｏｇｒａｉｎ20070301号《委托加工合同书》的合法有效性并认可监管行为的合法性。综上，上诉人进驻山东天元并通过委托加工进行监管系基于双方明确的合同约定，且得到王青山本人的确认。相关协议以及通过委托加工进行监管的合法性同样得到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在上诉人进驻及监管期间山东天元、王青山以及山东天元其他人员（包括乔某、王慧敏、王慧娟）均未对进驻行为提出过任何异议，反而持续与上诉人进行委托加工合作，认可上诉人的监管，而且王青山出狱后继续执行委托加工合作方式，直至三年以后的2010年才与上诉人解除委托加工合作关系。据此，山东天元、王青山无论是通过书面协议或承诺书，还是通过实际行为，均已认可上诉人对山东天元的监管行为。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对这些协议上的公章、签字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被上诉人证人乔某在作证中也提到上诉人曾向其出示这些协议，然而，一审法院却径直认定这些证据的证明目的无法确认，协议内容对山东天元不产生约束力，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且与生效判决的认定结论相悖。根据一审判决第10-11页，山东天元对上诉人提交的合同及文件（即上诉人一审证据1-16、证据26）中加盖的山东天元及王青山、王慧娟印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据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明确认可相关协议的真实性。而且，被上诉人证人乔某也在一审作证明确提到上诉人“拿出王青山的文件与承诺”（请见一审2020年10月13日质证笔录，第13页倒数第三行）。可见，在上诉人进驻山东天元时，上述王青山于2006年6月1日出具《不可撤销承诺书》已经存在，且上诉人已经向山东天元乔某出示，进一步证明上诉人进驻山东天元系依据双方已签署的协议约定以及王青山本人出具的承诺书。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对乔某证言的记录与庭审笔录的记录存在明显区别，一审法院随意篡改相关证词，导致其事实认定错误。在2020年10月13日的质证笔录中，乔某的证词为：“后来，中储粮公司才拿出王青山的文件与承诺......再后来，中储粮公司将天元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等均监管起来了”。（请见一审2020年10月13日质证笔录，第13-14页）据此，在不考虑乔某的证词是否真实的情况下，其证词内容具有明显时间先后顺序，即上诉人先向乔某出示了王青山的文件和承诺，而后上诉人将山东天元的公章、财务章均监管起来。但一审判决却记录为“后来工作组将公司及财务印章等监管起来了，并拿出了一系列的文件给我看”（请见一审判决第5页），将具有时间先后的动作强行记录为同时发生。实际上，依据乔某在庭审笔录中的证词，在上诉人监管公章、第11页共19页财务章之前，王青山的文件与承诺已经存在，山东天元在一审中主张的所谓倒签根本不能成立。而一审法院由于在判决中篡改该证词，直接导致其作出不予认可证明目的错误认定，应当予以纠正。在双方当事人对协议上的公章、签字等真实性均不持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所谓“王青山在被羁押前、羁押中、羁押解除后天元公司与中储粮公司签订合同落款处留痕存在差异”为由，认定对这些协议及文件的证明目的无法确认。一审法院既没有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评述，也没有具体说明无法确认的原因。而且，一审法院故意回避重要事实，即这些协议均有山东天元盖章以及王青山的签字章或者王慧娟、王慧敏的签名，而且山东天元对公司印章以及王青山的签字章或者王慧娟、王慧敏的签名真实性不持异议。在协议或者文件具有真实的印章或签字的情况下，除非对方能够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否则根据证据优势原则，法院应当采纳相关证据。本案中，山东天元没有提出任何一份证据证明这些协议系倒签，也没有提出任何一份证据能够否认协议内容，而一审法院却径直认定这些证明目的无法确认，足见其草率。特别是，就上诉人提交的核心证据，即2006年5月26日《委托合同书》，一审法院在未进行任何裁判说理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关于中储粮在山东天元违约的情况下派员进驻山东天元等协议中约定的相关内容，对山东天元不产生约束力，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如此，不管上诉人提出怎样的抗辩主张或证据，一审法院均可以以一句简单的不予采纳而予以排除，实质上相当于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权利。一审法院完全无视我国诉讼程序规则，随意裁判。而且，如前述，单县法院和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已作出生效判决对相关协议效力予以确认，此次一审判决与已生效的判决的认定明显相悖，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四、上诉人在与山东天元通过委托加工合作进行监管期间，双方对资金拨付及公章审批等均进行共同管理，且上诉人已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山东天元“全面接管”，完全系其主观臆断，没有任何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缺乏事实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提供的事实均可以证明，在上诉人与山东天元通过委托加工合作进行监管期间，双方实行共同管理。在资金拨付方面，双方实行共同审批、共同保管财务章。在公章使用方面，双方同样实行共同审批、共同保管公章。在生产、采购、销售方面，实际经营中主要由山东天元人员主导，上诉人主要负责资金的拨付。此外，东方天元的管理层人员亦由中储粮东方派驻人员、山东天元人员共同组成，双方负责人共同管理财务、采购、生产、销售等各方面工作。而山东天元的事宜仍然由王慧娟、王慧敏负责。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共同管理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未予以充分说理的情况下，基于其主观推测对上诉人的相关证据不予采信。一审判决第12页认定：”若中储粮公司称监管天元公司的经营完全按照双方的约定实行一岗双责即所谓的ＡＢ制进行管理公司具有可信性，在工作组从天元公司撤出时，无论天元公司经营盈亏，中储粮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都不会与天元公司对此发生分歧，抑或双方对盈亏的结果更应是客观的接受而已”。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以其主观推测即完全排除上诉人证据的证明目的，显然非常荒谬和草率。相反，山东天元没有提交任何一份书面证据证明“全面接管”，且乔某、姬某的证言也未能显示“全面接管”。特别是，在庭审中，双方就公章、财务章保存在何处进行了激烈辩论，然而一审判决中完全未提及这一点。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全面接管”，且在未查明山东天元公章、财务章由哪方保管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中储粮公司派驻的工作组对天元公司进行＇全面接管＇，即全面控制天元公司的人事、生产、销售、财务等公司事务的事实更为符合本案实际”，并认定“中储粮公司所派驻的工作组及为此设立的东方天元公司对天元公司的经营生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是不争的事实”。法院不是民间机构，是公权力机关，法院的司法审判应当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偕越审判权枉顾事实随意作出裁判结论。一审法院完全不顾案件事实，完全无视上诉人提交的大量证据，以其主观臆断代替在案证据，随意作出认定。试问法院在没有任何证可供支撑的情况下，有什么权力认定“是不争的事实”及“更为符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所谓的“更为符合本案实际”和“不争的事实”依据从何而来？一审法院明显系枉法裁判，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其主观臆测的认定明显缺乏依据，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依法应予纠正。五、上诉人在委托加工期间不存在任何过错。上诉人始终精心经营和管理，尽到善良管理人之义务，且不断向山东天元投入资金，帮助其恢复正常的生产运营。而且，山东天元所谓“损失”与上诉人监管行为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不仅完全忽视上诉人的投入，反而以所谓“彻底缓解各方矛盾的宗旨”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审慎责任，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依据。监管期间，山东天元运营出现严重问题。上诉人在此期间持续向山东天元投入资金，以维持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正是由于上诉人持续不断地向山东天元投入资金，并与山东天元人员精心经营共同管理，山东天元的生产状况才逐步转好。而且，上诉人已经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山东天元运营问题系由于其法定代表人王青山被限制人身自由、山东天元涉诉多起且银行账户被法院查封等原因造成，加之同时期新闻纸行业呈现颓势，对山东天元的经营造成进一步打击。在《解除合同》中，王青山自己也确认：在通过委托加工进行监第15页共19页管期间，由于新闻纸市场不景气，销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亏损。经充分协商，由山东天元承担东方天元自主经营期间委托加工项下的亏损。该协议书由王青山亲笔签署且已经（2010）单商初字第775号、（2015）菏商初字第5号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协议，证明双方已明确认可即便存在亏损，亏损亦因市场因素造成，且基于双方约定，应由山东天元自行承担。然而，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为证明其良好经营情况的证据均未予采信，而且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大量显示因王青山入狱、市场因素等造成亏损的充分证据，一审法院在未提供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将“亏损归咎于市场等因素没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相反，一审法院仅依据《专项审计委托书》、吕满嵩调查笔录中与该争议焦点无直接关联的内容，以所谓“本着彻底缓解各方矛盾的宗旨”判决上诉人未尽到审慎义务并承担责任，完全没有合理性。该等论述出现在法院的判决中实为荒谬。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所谓“难辞其咎”不仅缺乏最基本的证据和事实依据，而且系对上诉人与山东天元签订的协议以及生效判决认定的否认。试问，被上诉人提供了哪一份证据可以证明本案中其主张的损失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有什么权利认定上诉人所谓“难辞其咎”？六、上诉人对山东天元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不予认可，且已在一审中提供充分的理由和证据，一审法院采纳该《专项审计报告》作为认定山东天元亏损情况的依据，认定错误。上诉人已在一审中充分说明，山东天元提交的鲁舜审字（2008）第1188号《专项审计报告》存在多处明显问题。首先，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咨询报告》，该审计报告的审计过程、审计依据以及审计结论的可靠性均存在严重问题，具体包括存在多张记账凭证及后附的原始单据不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相关规定的情形，存在虚增产成品成本的情况，跨期收支现象严重，财务核算信息失真等。因此，该《专项审计报告》不具有证明力。此外，根据中喜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咨询报告》，经调整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期间，山东天元盈利1.612.050.65元，不存在山东天元主张的亏损情况。而且，该《专项审计报告》仅对山东天元在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期间盈亏情况进行审计，而双方的委托加工合作直至2010年9月签订《解除合同》时终止。该审计报告无法反映整个委托加工期间山东天元的财务情况，不具参考性。特别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强调，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明确答复，该《专项审计报告》没有底档材料。该报告的真实性不应予以认定，但一审法院依然错误采信该《专项审计报告》，应当予以纠正。七、山东天元起诉时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未过属于认定错误。山东天元主张的侵权行为发生在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至被上诉人起诉之日即2020年3月30日已过十四年之久，早已经过其时有效《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即便按照山东天元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作出时间2008年8月起算，或者按照双方签订《解除合同》时间2010年9月起算，也早已经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并且，山东天元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向上诉人主张相关权利。即便考虑山东天元曾于2017年5月提起过诉讼，至2017年5月时，诉讼时效也早已届满（其时有效的《民法通则》仍然规定两年的诉讼时效）。而且，2017年案件（案号：2017鲁17**民初2365号）系因山东天元撤诉而终结，上诉人未在该诉讼中认可诉讼时效，显然不能以其曾经提起诉讼而后撤诉即认定其未经过诉讼时效，否则任何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予以规避。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问题，缺乏最基本的法理依据，依法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且存在严重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充分审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在未予以充分说理的情况下几乎对上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不予采信，却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以其主观推测作出上诉人存在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责任的认定，系明显偏袒山东天元，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山东天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制止一审法院的司法不公正和地方保护，维护公平正义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两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超过当事人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答辩人不存在故意规避管辖的行为。上诉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在上诉状中大篇幅论述答辩人起诉18825644.42元是为了把本案放在单县法院审理。正如上诉人引用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依该规定，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数额是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两上诉人称答辩人是在故意规避管辖，答辩人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各方当事人针对自己的主张和抗辩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两上诉人应举证证明答辩人存在故意规避管辖的行为。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上诉状中“山东天元煞费苦心将一审程序留在单县法院的目的昭然若揭”的言论是对答辩人恶意的人身攻击，如此行为不符合大央企的风范，也不符合专业法律文书的要求。2、一审判决没有超出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数额为17295386.65元，答辩人一审诉求赔偿数额为18825644.2元，两数字对比一审判决明显不超诉讼请求。答辩人向一审法院举证《审计报告》证明自己的损失为28825644.42元，一审法院认为答辩人自身有过错故在总损失的基础上按比例计算各自应承担的损失。所有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法院都应先查明总损失数额，再按照过错程度确定责任比例，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此裁决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答辩人一审中表示考虑再另行主张权利，答辩人将来另行主张权利与否，以及以什么的方式另行主张权利都是不能确定的事实，但都不妨碍法院计算本案赔偿数额的方式。二、两上诉人认为本案距离相关事实发生已经长达十四年之久，且事实情况复杂，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却只询问了两个问题，远不足以查明案件事实。答辩人对两上诉人认为查明事实与否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发问来判别的观点不予认可。法院查明事实应当以证据为主，而非靠一方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进行了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各方当事人均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大量证据，包括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详细发表了举证质证意见。一审判决书中对各方举示证据均予以罗列，对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全面进行了审查。一审法院以此认定两上诉人对答辩人是否存在“监管”或“代管”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答辩人是否存在损失，以及损失与两上诉人之间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作出了认定。答辩人认为，两上诉人将一审法院只发问两个问题作为上诉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法院必须要发问多少问题才属于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书第13页“即全面控制天元公司人事、生产、销售、财务等公司事务的事实更为符合本案实际”，和第21页“双方对‘代管’期间存在‘盈亏问题’有一定的共同认识，否则不会共同申请会计审计”的论述及认定系一审法院主观臆断的猜测。答辩人认为两上诉人的这一理由不能成立。且两上诉人以此为上诉理由时根本没有考虑自己所提供证据中反映的事实，上诉人举证时对己方的证据仅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对己不利的事实故意忽略不计，而恰恰是上诉人的证据能够清楚直观的还原他们当时是如何强势，甚至不惜毁掉天元公司为代价的行为。上诉人虽然为央企，但在民事诉讼案件中无论央企、国企还是私企，诉讼地位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企业性质就想当然的认定为所有合同签订及履行都是合法合规的，不能因为是央企就必然会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法律人的业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私企与央企、国企签订合同都得依据央企、国企提供的文本，而私企提出修改的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结合本案，两上诉人为了收回收购资金，在答辩人原法定代表人王青山被羁押期间，强行进入到天元公司进行全面管理，两上诉人管理经营期间造成天元公司近3000万元的损失，不能因为其是央企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两上诉人主张其进驻天元公司系基于合同约定，且得到王青山本人确认，一审法院对此基本事实刻意回避。答辩人认为两上诉人以何种方式进驻天元公司，是强行还是依合同约定不是本案的重点，也不是确认两上诉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审理焦点为“东方天元公司、中储粮公司对天元系全面接管抑或监管问题”，即一审法院没有将两上诉人依何进入作为调查重点，故不需要在判决书对此作出认定。两上诉人进驻到天元公司进行管理是不争的事实，两上诉人一再推脱自己对天元的管理方式，是因为其知道权利越大责任越大的后果。上诉人提交的20060424号《委托合同书》约定“中储粮东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同时派员进驻山东天元，行使山东天元全体股东的经营权和收益权，直至该合同项下中储粮东方的权利得以全部实现”。抛开该《委托合同书》是否为王青山、王慧娟以及天元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仅合同中中储粮东方派员进驻山东天元，行使天元全体股东的经营权和收益权的约定，试问上诉人这种管理方式是监管还是全面接管？一个公司的经营管理靠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来决策，中储粮东方公司行使了天元全体股东的经营权和收益权，不是全面接管是什么？换言之，如果第三方全面行使了两上诉人公司的股东权利，那么两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在公司里还有何作用？中储粮公司还能不能自主经营？两上诉人提交的所有合同、函件中王青山的签名章均不是真实的。一是王青山签署文书从不用私章都是亲笔签名，二是私章具有随意性，任何人都可以刻制私章，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合同上的私章是王青山本人持有使用的，也不能证明合同上的私章是王青山本人亲自或授权他人加盖的。故在现有证据下法院不能认定合同是王青山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称合同签订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王青山从未对中储粮的进驻提出任何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王青山自恢复自由后就和中储粮油脂公司进行交涉，要求中储粮油脂公司归还天元公司，由于公司的交接是个繁杂的过程，虽然于2010年签署了《解除协议》，但自王青山恢复自由后，两上诉人实际上就逐步退出对天元公司的管理。上诉状提及的2006年6月1日《不可撤销承诺书》、2006年8月2日《备忘录》、2006年11月25日《备忘录》、《不可撤销承诺书》，上诉人以此证明中储粮东方有权进驻山东天元进行监管，且山东天元明确确认监管行为并未影响其独立法人人格，且书面确认监管期间的一切风险由山东天元自行承担。答辩人认为但凡能看懂字面意思的一方都能看出以上文书约定不平等到什么程度，这种约定真正是起到了欲盖弥彰、过由不及的效果，由此也能看出中储粮油脂公司在天元公司面前强势到何种地步。所谓法人人格独立，不仅表现在外在形式上的独立，更主要的是包含人格独立的内涵。一个公司全面被人监管了，人财物都要受制于人，何谈独立？单从该备忘录内容就可证明答辩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权，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备记录第5条约定“答辩人要偿付上诉人尚未实现之合同利益1098万元的违约责任”，依据上诉人提供的《收购进度和货款、代理费支付明细表》显示，全部合同利益要到2007年2月份才能全部实现。该备忘录签订时间为2006年11月份，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在剩余的时间内合同履行情况到底如何还是个未知数。上诉人就以书面形式直接界定答辩人违约，并且让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毫无公平可言。何况，签订备忘录后上诉人就对答辩人公司进行全面监管，上诉人主持生产经营时不能达到收购进度和货款产生的违约责任，让答辩人来承担更是强势的不能让人接受。上诉人一审举示的关于变更20061125号《备忘录》第1条显示“天元公司在东方公司全面监管下，为东方公司下属企业单县东方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提供加工服务，天元公司的收益全部上缴东方公司”。第6条显示“东方公司对天元公司进行监管不是也不能视为东方公司继承了天元公司债务和责任；东方公司指定单县东方公司与天元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不是也不能被视为东方公司放弃了对天元公司的债权和诉权”。请二审法院注意上诉人监管的范围是全面监管，这是来自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天元公司只能为单县东方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提供加工服务，而且收益全部上缴东方公司。天元公司明明有自己的对外业务，给各家报社供应新闻纸，但一纸备忘录就让天元公司成了单县东方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不能对外有任何销售，天元公司没有了自主经营权；天元公司全部收益都得上缴东方公司，是剥夺了天元公司的财务自主权。这对天元公司意味着什么，一个公司生产、销售、资金全部都由别人来处置和掌控还何谈独立人格？即便如此，天元公司全部收益上缴给东方公司，东方公司债权还依然存在，那么天元公司上缴给东方公司的钱作为何用？不作为抵债用途东方公司又有何权利收缴天元公司的资金？上诉人举示的2007年3月1日《委托加工合同书》、2007年5月1日《关于变更20070301号委托加工合同书补充协议》内容显示：“天元公司须在东方公司的监管下，按单县东方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为单县东方公司所购之原料保质、保量提供加工生产服务。加工生产所需之人员工资、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必要的成本和费用，由单县东方公司审核后支付”。据此可知，天元公司生产所需的所有支出没有单县东方公司的审核批准不能支付。这是两上诉人掌控天元公司财务的证据，也是一审法院认定两上诉人对天元公司的经营生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理由之一。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在资金拔付方面，双方共同审批、共同保管财务章。在公章使用方面，双方同样实行共同审批、共同保管公章。在生产、采购销售方面，实际经营中主要由山东天元人员主导，上诉人主要负责资金的拔付。山东天元的事宜仍然由王慧娟、王慧敏负责的上诉理由。如前所述，2007年3月1日《委托加工合同书》足以证实了天元公司经营所需全部需要东方公司审核方能支付，根本不存在双方共同审批的情况。另外，根据上诉人举示的2007年3月1日关于20070301号《委托加工合同书》项下加工物料款项审批程序的备忘录，上诉人主张所谓的双方共管，共同审批其实是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单方决定的管理模式。例如预付采购供应环节的资金申请和审批程序，天元公司人员张衍平、王敏或王娟只有对采购物料数量、质量、价格到货时间和付款方式的签字确认权，而最终付款得由上诉人方工作人员宋成宏或冼雄伟审核后，报请周鸣或朱启斌签批。请二审法院注意，最后签批人是上诉人方两名工作人员，天元公司无一人，前面工作无论做多少，没有上诉人方签批一切为零。不仅预付采购供应环节，预付生产加工环节、预付发运销售环节、预付其他费用环节的资金申请和审批程序都是如此。在天元公司整个经营过程中所有支出都得由上诉人方工作人员签批。如此何谈共同审批共同管理？上诉人所谓的一岗两责AB制体现在何处？两上诉人在天元的地位和一审法院认定处于主导地位的事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五、上诉人称自己在天元经营期间持续向天元投入资金，以维持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正是由于上诉人持续不断地向山东天元投入资金，并与山东天元人员精心经营共同管理山东天元的生产状况才逐步转好，以此来辩驳自己在天元管理期间没有过错。答辩人对此牵强和不尊重事实的上诉理由顿感无言。上诉人进驻到天元公司目的是为了收回其收购资金，不是助人为乐从北京到单县来救天元于水火之中的。上诉人于2006年8月1日向答辩人发出《纠正违约告知书》中告知答辩人，其要采取扩大或减小经营规模、降价销售产品以迅速回笼资金、停止生产并变卖部分机器设备等措施，直至其公司权利全部得以实现。由此可证明被告不惜实施让答辩人公司亏损、破产、变卖家产代价的行为换回自己的利益。这足以证明两上诉人在对天元公司管理时根本无善良管理人之心，带着破坏性和毁灭性的目的对天元进行管理经营。事实上自两上诉人进驻天元后，先把天元公司的债权全部收归自己，天元公司之前的对外债权都由上诉人公司收取，天元公司经营收益全部上缴上诉人公司。上诉人罔顾天元公司所有周转资金都被上诉人拒为己有的事实，而今却称之为为天元公司投资钱物和人员。明明在其管理期间产生巨大亏损，天元公司生产产量远不如从前，在上诉人处却成了生产状况日益好转。综以上可认定，上诉人进驻天元公司后为了全盘掌控天元公司，采取了以下行为：让天元公司通知各欠款报社，将欠付的纸款支付给单县东方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将和天元公司正在发生业务往来的报社全部变更为与单县东方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合作签订《新闻纸购销合同》；指令天元公司按照东方新闻纸销售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进行生产；天元公司在执行东方新闻纸销售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期间所需开支均需东方新闻纸销售公司审核支付。界时两上诉人实现了对天元公司的全面掌控目的。答辩人认为无论两上诉人因何理由进驻到天元都应尽到善良管理人义务，其作为央企应当有更高标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周鸣为首的央企工作人员平时里在北京养尊处优，来到单县天元公司虽不能称之为下放也是背井离乡。他们吃住都在单县最好的湖西宾馆，心思根本没有在如何使天元公司向良性方向上发展。在同样的工人、同样的生产设备、同样的市场环境、同样的生产成本下，天元公司在两上诉人管理期间生产量有时竟达不到原来的一半。这样的经营无论外界行情如何，自身的行为就足以导致亏损。《专项审计报告》是上诉人和答辩人共同委托审计的。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审计单县东方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代管经营山东省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期间盈亏情况。单县东方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和天元公司在《专项审计委托书》中共同声明“委托审计报告结果双方认可，并有法律效力，可做为处理委托双方经济纠纷的依据使用”。这个声明足以证实上诉人东方公司和天元公司对因代管期间产生的亏损纠纷是认可的，并且共同寻找解除纠纷的办法。上诉人东方公司明确表示对该《专项审计报告》予以认可，在本案中又矢口否认，其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据吕满嵩的调查笔录认定本案未超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吕满嵩作为上诉人中储粮油脂公司的长年法律顾问，从两上诉人进驻到天元其就一直参与其中，后一直参与处理天元公司与中储粮油脂公司所有的诉讼案件和本案的调解。答辩人在2018年就本案进行起诉时，吕满嵩和东方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启斌多次到单县法院要求调解，并向法院申请延期开庭为催成双方达成和解创造条件。吕满嵩作为本案事实的参与者其证明王青山自恢复人身自由后就其亏损问题，一直向中储粮公司派驻的工作组主要人员沟通并主张权利，周鸣和朱启斌也一直向王青山表示向领导汇报此事。能够证明天元公司不间断的主张权利，从而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东方天元公司、中储粮公司赔偿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损失18825644.2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 1、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于2000年11月17日成立，2003年9月5日变更为山东省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2013年3月16日变更为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5月8日前，该公司的法人与董事长兼总经理均系王青山，该公司股东发起人为王青山与王慧娟。 2、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的名称系原中储粮东方经贸有限公司变更而来，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系中央储备粮上海直属油库有限公司于2007年1月26日出资设立，朱启斌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冼雄伟任监事。中央储备粮上海直属油库有限公司系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如下：一、东方天元公司、中储粮公司对天元公司系全面接管抑或监管问题；二、全面接管抑或监管期间，是否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问题；三、《专项审计报告》是否作为赔偿的依据问题；四、天元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天元公司认为，其原法定代表人王青山在因故被羁押期间，委托乔某主持天元公司的工作。王慧敏不是天元公司的股东，王慧娟仅占天元公司12.5%的股权，其无权对此期间重大委托进行决策。事实是东方天元公司、中储粮公司对天元公司财务、人事、生产等方面进行全面接管。天元公司举证如下：一、2006年11月21日，天元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青山写给公司副总乔某的亲笔信：乔总，我正在接受公安部门审查，近几天还回不去，望你见信后一定安排好生产和电厂建设……你见信后马上开会，在我回厂之前，由你主持工作。王青山，2006年11月24号。二、天元公司企业《股权结构报告》：天元公司的股东发起人为王青山与王慧娟，其中王青山认缴出资额为17500万元，王慧娟认缴出资额为2500万元。王慧敏并非天元公司股东。三、证人乔某的证言：我于2003年被天元公司任命为副总，2017年退休。2006年，王青山出事后县领导给我一封王青山亲笔书写的信，其内容主要是让我主持天元公司的工作，我按王青山的请求及县委的安排主持工作一周后，中储粮公司的工作组就来交涉，让我交出主持天元公司的权限，并承诺给予我一定的待遇，但均让我拒绝了。后来工作组将公司及财务印章等监管起来了，并拿出了一系列的文件给我看。天元公司在经营期间，想使用公章必须向工作组成员周鸣、朱启斌申请，日常工作事务也必须向工作组汇报，财务用款必须由我与王慧敏向工作组提出申请，工作组负责人批准后方可用款。当时天元公司的生产线为十条，每月生产量在5000吨左右，而在工作组管理期间，使用的生产线平均在3-5条，产量不足2000吨，工作组负责人并未听取我提过扩大生产规模的建议，我在工作组管理期间仅仅相当于一个车间主任的角色。我虽在落款时间为2006年11月25日的《备忘录》、《不可撤销承诺书》及落款时间为2007年3月1日的《备忘录》上签字，但我的签字行为并非自愿，我亦不知晓上述文件的具体内容。四、姬某证言：我是中专学历，2005年毕业，自2004年始在天元公司财务部门任职，王青山出事后县委安排乔某主持工作，后来就有中储粮公司派驻的工作组实际管理天元公司。在我工作过程中，如天元公司需要使用财务章必须向中储粮公司申请，如果中储粮公司不批准，天元公司就无法使用财务章。我见过财务审批单，都是由中储粮公司领导批准，方可使用资金。在中储粮公司管理期间，天元公司的货款均由中储粮公司收取。具体的申请流程、需要谁签字、中储粮公司具体收回多少货款、是否开具发票均因时间长记不清楚了。东方天元公司、中储粮公对天元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王青山2006年11月24号的亲笔信的客观真实性无法核实；证人乔某、姬某的证言逻辑混乱，编造事实，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股权报告》并不能反映当时的股权持有情况。东方天元公司、中储粮公司就其未全面接管，而是监管天元公司生产、经营的抗辩，举示如下证据：一、2006年5月26日，双方签订了《委托合同书》，该合同书就中储粮公司通过由其托管的东大公司进行废纸收购业务的相关事宜进行约定。其中该合同书第八条第3项约定：如天元公司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本合同项下之义务，自东方公司司就天元公司的违约情形函告（包括信函和传真）天元公司之日起三十日内，天元公司应对其违约行为予以纠正，如届时仍未能纠正其违约行为，则东方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同时派员进驻天元公司，行使天元公司全体股东的经营权（包括但不限于采取扩大或减小经营规模、降价销售产品以迅速回笼资金、停止生产并变卖部分机器设备等措施，以偿还东方公司所垫付的资金）和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销售产品的收益及停止变卖部分机器设备的收益），直至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全部得以实现。同日，天元公司、王青山、王慧娟、单县东大商贸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知悉《委托合同书》内容的《确认书》三份。二、落款时间为2006年6月1日的《不可撤销承诺书》载明：王青山作为天元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持有80%股权的股东作出如下承诺：如天元公司不能如约履行《委托合同书》项下之义务，且不能在贵公司规定的限期内纠正其违约行为，则届时贵公司即有权自动取得、享有、行使和处分本人在天元公司中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人所持天元公司80%股份项下之决策权、经营权、收益权等一切权利及本人对天元公司的法定代表权）而不必征询本人意见。三、2006年6月30日的《补充合同书》约定：一、将《委托合同书》第八条第三款在“如届时天元公司未能纠正其违约行为……行使天元公司控股股东的经营权”之后增加了“天元公司控股股东即公司法定代表人另以其个人名下之全部财产及其所持天元公司之全部股份担保天元公司如约履行本合同之全部义务”内容。二、《委托合同书》第八条增加了第6款：本合同有效期内，东方公司对其9700万元收购资金在天元公司的生产循环中所形成之实物（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辅助材料、在线半成品、已发运货物）、货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应收货款）等形态的资产保留所有权和主张权，即东方公司对其9700万元收购资金在天元公司的生产循环中所形成之实物和货币，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对其9700万元收购资金在天元公司的生产循环中所形成之债权，享有相对人请求给付的权利。四、2006年8月1日，中储粮公司向天元公司发《纠正违约告知书》函件，催要332万元代理费及要求天元公司纠正违约情形。2006年8月2日，天元公司向中储粮公司回函，即承诺三十日内会支付代理费，同日双方签订《备忘录》就天元公司违约的情形达成协议，中储粮公司暂不行使解除权。2006年9月15日，中储粮公司向天元公司发《权利声明书》函件，2006年9月18日，天元公司回复收到该函件。为进一步确认天元公司的违约行为，双方又于2006年10月26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以上证据一至四项书面文件的落款处均为加盖印章，而无经办人签名留痕。中储粮公司举示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为：中储粮公司在天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青山被羁押前，双方就已经达成了“如届时仍未能纠正其违约行为，则中储粮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同时派员进驻天元公司，行使天元公司全体股东的经营权（包括但不限于采取扩大或减小经营规模、降价销售产品以迅速回笼资金、停止生产并变卖部分机器设备等措施，以偿还东方公司所垫付的资金）和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销售产品的收益及停止变卖部分机器设备的收益），直至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全部得以实现”的相关内容，中储粮公司派员入住天元公司进行监管系双方当事人对相关合同约定内容的履行，即便造成天元公司所谓“损失”，也是履行相关合同约定内容的结果。五、2006年11月25日，《天元公司单方违约及弥补东方公司相应经济损失的备忘录》约定：鉴于天元公司欠东方公司代理费未按约支付的情况下，东方公司依照《委托加工合同书》第八条约定，于2006年10月29日派员进驻天元公司并对其进行全面监管。天元公司认可东方公司对天元公司全面监管系其单方违约行为所致，东方公司行使监管权的依据正当充分且行使监管权的程序符合合同约定。东方公司对天元公司的全面监管并未影响天元公司的法人人格，因此监管起始日前，天元公司对内外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均由天元公司自行承担；东方公司监管后，天元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其法人责任、经营风险及由东方公司监管所产生的其他一切风险亦由天元公司自行承担。在监管期间，天元公司应协助东方公司将销售款如期足额的回笼至东方公司账户内；东方公司扣除其为天元公司支付的款额后实际得到的部分，作为天元公司的还款在其欠款总额中进行相应抵扣。六、2006年11月25日的《不可撤销承诺书》承诺：山东天元公司对中储粮公司派员进驻监管系其自身单方违约所致等事项进一步确认。七、2007年3月1日，《关于变更20061125号的备忘录》显示：将《天元公司单方违约及弥补东方公司相应经济损失的备忘录》中相关租赁的约定变更为委托加工的约定。另将原第6条第Ｃ项变更为：…天元公司愿在东方公司的全面监管下，为东方公司的下属企业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公司提供加工服务，以作为天元公司向东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及弥补东方公司经济损失的方式之一，即：单县东方公司根据与报社的订单和销售计划向天元公司提供原材料及生产所需费用，天元公司为单县东方公司提供新闻纸加工生产服务。单县东方公司所得之净收益及天元公司的收益全部上缴东方公司，以用于逐步折抵天元公司所负东方公司之债务，直至20060424号《委托合同书》项下中东方公司之权益全部得以实现。单县东方公司确认上述备忘录已仔细阅读并对内容予以认可。八、2007年3月28日，《确认书》约定：天元公司已将包括其应收账款在内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东方公司将其受让天元公司的应收账款借予东方天元公司，东方天元公司将借入东方公司的款项作为欠东方公司的资金入账。以上证据五至七项书面文件，除双方公司加盖了印章外，天元公司由经办人或王慧敏，或乔某，或王慧敏、乔某等签字。对方公司亦有经办人签名留痕。九、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29日的《关于提前解除暨处理委托加工资金的协议书》，显示王青山被解除羁押后，在该协议书上签名留痕，同时协议的对方亦进行签名留痕。天元公司质证认为：天元公司对上述合同及文件中加盖的天元公司及王青山、王慧娟印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委托合同书》等文件均系在王青山出事后，中储粮公司强行进入天元公司后取得公章后，采取倒签合同的方式伪造的。经王青山本人确认，其从未与中储粮公司签订过所谓《委托合同书》等文件，亦从未向中储粮公司出具过《确认书》。王青山作为天元公司法定代表人，无论以法人身份对外签订合同还是自己作为相对人签订合同都有书写名字的习惯。另，王慧敏虽系王青山之子，但其并非公司股东，无权作出有损公司利益的决定。另，落款时间为2008年7月12日且加盖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有限公司、山东省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印章的《专项审计委托书》，其中审计目的第三条约定：“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有限公司代管经营山东省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期间盈亏情况（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2017年5月8日，天元公司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对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提出高达28825644.2元的赔偿诉讼。2018年11月16日，一审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准许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撤回对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有限公司的起诉。经一审法院审查以上证据认为：王青山被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起止时间为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东方天元公司、中储粮公司举示的证据【按照中储粮公司举证排列顺序1至12】，从2006年5月26日，双方于签订《委托合同书》到2006年10月26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等相关书面资料，落款处或加盖“天元公司”印章，或加盖“王青山”个人印章，或加盖“天元公司及王青山”印章，相对方均加盖“中储粮东方经贸有限公司”印章。如此重大的“合同”、“协议”并与之相关联的书面资料，天元公司竟无“王青山”抑或相关人员本人签名，中储粮公司一方亦竟无经办人签名，此行为之异常令人费解。王青山被羁押期间，譬如中储粮公司举示落款时间为2006年11月25日的《天元公司单方违约及弥补东方公司相应经济损失的备忘录》【按照中储粮公司举证排列顺序为13】中，落款处除加盖天元公司印章外，却由王慧敏及乔某签名。另，中储粮公司举示的落款时间为2006年11月25日的《不可撤销承诺书》【按照中储粮公司举证排列顺序为14】、落款时间为2007年3月1日的《关于变更20061125号的备忘录》【按照中储粮公司举证排列顺序为15】、落款时间为2007年3月28日的《确认书》、落款时间为2007年3月1日的《委托加工合同书》【按照中储粮公司举证排列顺序为16至17】及与之相关联的文书，均出现由经办人或公司利害关联人签名的现象发生。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29日的《关于提前解除暨处理委托加工资金的协议书》【按照中储粮公司举证排列顺序为26】，显示王青山被解除羁押后，在该协议书上签名留痕，同时协议的对方亦进行签名留痕。以上分析，中储粮公司对其举示的相关证据，在不能排除王青山在被羁押前、羁押中、羁押解除后天元公司与中储粮公司签订合同落款处留痕存在差异的重大瑕疵的疑问，且天元公司对以上协议内容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中储粮公司举示的相关证据之证明目的无法确认。另，从东方天元公司与天元公司于2008年7月12日共同出具的《专项审计委托书》载明“审计目的：……；3、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有限公司代管经营山东省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期间盈亏情况（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的内容亦可看出，于王青山被限制人身自由后，中储粮公司对天元公司实施的应是代管经营行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举示的相关证据，确认王青山被羁押期间，中储粮公司派驻的工作组对天元公司进行“全面接管”，即全面控制天元公司人事、生产、销售、财务等公司事务的事实更为符合本案实际。同时，中储粮公司抗辩的所谓“如届时仍未能纠正其违约行为，则中储粮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同时派员进驻天元公司，行使天元公司全体股东的经营权（包括但不限于采取扩大或减小经营规模、降价销售产品以迅速回笼资金、停止生产并变卖部分机器设备等措施，以偿还东方公司所垫付的资金）和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销售产品的收益及停止变卖部分机器设备的收益），直至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全部得以实现”等相关的内容，对天元公司不应产生约束力，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天元公司认为，中储粮公司依据倒签的《委托合同书》等系列文件强行派员进驻天元公司，全面控制了天元公司的人事、财务、生产、销售等公司事务的权限，在未经天元公司的同意下，将天元公司的应收货款或相关债权直接转为中储粮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其在其监管期间工作组怠于行使善良管理义务，致使天元公司生产线搁置，直接限制了生产量及相关利益。在财务方面，不依照会计政策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相应成本，抽走全部的可利用资金，严重侵犯了天元公司的自主经营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给天元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应当承担赔偿天元公司的责任。为此，天元公司举示如下证据：1、天元公司和北京日报社签订的《北京日报社新闻纸采购合同》内容：合同有效期自2006年4月19日至2006年12月31日，付款时间为甲方收到乙方所开增值税发票和收货凭证及磅码单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东方天元公司和北京日报社签订的《北京日报社新闻纸采购合同》内容：合同有效期自2007年8月16日至2008年6月30日，付款时间为甲方收到乙方所开增值税发票和收货凭证及磅码单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盐城邮政印务有限公司于2007年9月17日向东方天元公司发函的内容为：盐城邮政印务有限公司已预付货款，而东方天元公司未按约定发货；2007年9月17日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发给山东天元公司的通知内容显示：工作组在监管天元公司期间，未按约定向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发货，导致新华集团解除九月份购买计划；现代快报社于2007年9月17日发给东方天元公司的通告内容为：东方天元公司停止供货半月多，现代快报社几次发函，单县天元公司均不予答复，造成因没有新闻纸延误出报时效，给报社、印刷厂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极大的政治影响。现代快报社欲解除双方购销合同。天元公司认为，依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在中储粮公司派驻工作组接管天元公司经营期间，因其未尽善良管理义务的原因造成生产、供应出现问题，影响了天元公司企业信誉，同时也造成了营业损失。2、天元公司2007年1-12月份的转账凭证及每月的生产情况显示：1月份开设两条生产线，产量为77.044吨；2月份为开设两条生产线，产量为302.552吨；3月份开设三条生产线，产量为1153.161吨；4月份开设三条生产线，产量为1411.881吨；5月份开设生产线四条，产量为1867.985吨；6月份开设生产线六条，产量为3094.054吨；7月份开设生产线为六条，产量为3342.526吨；8月份产量为3342.526吨，每吨成本为4042.635元；9月份开设成产线六条，产量为1912.311吨；10月份开设生产线七条，产量为3466.4976吨；11月份开设生产线七条，产量为3897.98吨；12月份开设八条生产线，产量为4370.187吨。天元公司依据上述报表拟说明，通过天元公司自主经营期间的产量及与工作组监管期间的产量对比，可以看出在同样的生产环境及因素上，工作组并没有把精力放在生产上，没有尽善良管理义务造成产量明显降低；另，从5月份及8月份的报表上可以看出东方天元公司以虚报产量及成本为由，以山东天元公司的名义向中储粮公司申请借款，套取款项后并将该债务转嫁为天元公司，实际上给天元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中储粮公司、东方天元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其质证认为：《北京日报社新闻纸采购合同》等合同及函件均系复印件，未提供原件，且部分函件涉及到的期间与工作组的监管期间没有关联性；第三、转账凭证、生产情况、生产报表均系天元公司自行制作，对于形成时间及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相反，对比每月的生产量足以可以看出，在工作组监管后，天元公司的产量在逐渐恢复转好，且天元公司的生产量应与市场供需、价格等因素相关联，而不能归咎于工作组。相反工作组不仅不存在侵犯天元公司财产的行为，还不断向天元公司投入资金，帮助其恢复正常的生产运营。对此，中储粮公司、东方天元公司举示如下证据：一、2007年3月1日，天元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书》，双方就委托加工的定义，以及委托加工各方面的操作方式（包括原料供应、加工生产、产品验收、货物运输、产品销售）通过签署合同的方式加以明确。另，就加工生产方面约定在该合同期限内，天元公司须在中储粮公司的监管下，按东方天元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为东方天元公司所购之原料保质保量的提供加工生产服务。加工生产所需之人员工资、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必要成本和费用，由东方天元公司审核后支付。天元公司在该合同中加盖了印章，王慧敏在授权代表人处签名；东方天元公司加盖了公司印章，朱启斌在授权代表人处签名；中储粮公司同样在该合同书上加盖公章并由负责人在授权代表人处签名，确认对该合同全部条款均予认可。二、2007年3月1日，天元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基于双方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书》就该合同书项下加工物料审批程序和相关审批人员进行进一步约定。该备忘录显示：就东方天元公司与天元公司之间加工物料款的管理和核算，双方约定各个环节（包括预付采购供应环节、预付生产加工环节、预付发运销售环节等）的资金批准均需由天元公司、东方天元公司两方负责人和领导共同签字批准。其中天元公司方面的审批领导、负责人包括王敏（王慧敏，王青山的儿子）、王娟（王慧娟，王青山的女儿）、乔某等。东方天元公司（朱启斌签字）与天元公司（王慧敏签字）加盖了公司印章。 三、2007年4月27日，《会议纪要》显示：决定东方天元公司的总经理由该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朱启斌担任，聘任王慧娟为东方天元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王慧敏、乔某为东方天元公司的副总经理。该会议纪要有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字确认。四、2007年5月1日，天元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签订《关于变更20070301号的补充协议》，对《委托加工合同书》中部分条款约定进行变更。 该补充协议分别加盖了东方天元公司与天元公司的印章。五、2007年5月15日，《会议纪要》显示：决定东方天元公司总经理朱启斌主持全面公司，侧重产品销售工作，常务副总经理王慧娟协助总经理抓全面工作，主管公司产品销售工作，二人实行ＡＢ制。副总经理宋成宏主管财务工作，并协助王慧敏做好公司采购供应工作；副总经理王慧敏主管公司原料采购及供应公司，并协助宋成宏做财务工作，二人实行ＡＢ制。副总经理乔某主管生产工作，副总经理于学升协助乔某做好生产工作，二人实行ＡＢ制。鉴于原天元公司所有事宜一直由王慧娟和王慧敏负责，东方天元公司成立后，原天元公司其他事宜仍由王慧娟和王慧敏负责。该会议纪要并无人员签字确认。六、《使用公章审批表》显示的公章使用说明为东方天元公司与案外方签订合同事宜，审批人显示由王慧娟、朱启斌共同签字。两份《用款单》显示由王慧敏、乔某、朱启斌、周鸣共同签字。七、《代垫款请求》、《借款申请》、《关于东方天元公司为单县天元纸业垫付预付款会义纪要》、《银行支付凭证》、《授权委托书》等证据显示：天元公司为保证工厂生产经营正常运转多次向中储粮公司请求借款，中储粮公司、东方天元公司亦尽善良管理义务为天元公司提供相应资金帮助与支持。2007年11月19日，天元公司就加工用款申请书的签字手续授权事宜向东方天元公司进行了说明，且有王青山本人的签字确认。八、2010年9月29日，东方天元公司与天元公司签订《关于提前解除暨处理委托加工资金的协议书》及附件《委托加工资金明细表》、《对外债权移交明细单》，双方在该协议书中对委托加工项下的销售出现的亏损的原因归结于新闻纸市场不景气达成一致认识，且经充分协商，由天元公司承担东方天元公司自主经营期间委托加工项下的亏损。《委托加工资金明细表》显示：东方天元公司共计向天元公司投入委托加工资金总额为49571772.88元，扣除东方天元公司用于本公司的费用、应支付天元公司的加工费等费用，所得余额为35856235.16元，即为东方天元公司对天元公司享有的债权。天元公司应最迟于2012年12月31日前向东方天元公司偿清上述债务，或将该债务金额折抵成等额货物交付东方天元公司。《对外债权移交明细单》显示：截至2010年9月28日，东方天元公司对外销售应收货款合计22959001.61元，东方天元公司将对外债权移交天元公司。 东方天元公司（朱启斌签字）及天元公司（王青山签字）均在上述协议及附件加盖了印章。九、对于上述会议纪要、备忘录等监管形式的具体执行者朱启斌、冼雄伟出庭予以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询问。十、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9日作出（2010）单商初字第7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天元公司与单县天元公司于2010年9月29日签订的《关于提前解除20070301号暨处理委托加工资金的协议书》为有效协议。十一、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5日作出（2015）菏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天元公司支付东方天元公司35856235.16元。 十二、商务部2009年第51号文《进口新闻纸反倾销措施终止公告》、新浪财经网标题为《反倾销见成效，广东进口新闻纸降六成》的报道、《2006年下半年纸张市场分析》、市场观察标题为《新闻纸毛利提升困难》权威人士的分析、中国织网标题为《供大于求新闻纸涨价动力不足》与《我新闻纸企业面临全面亏损》的报道、国金证券研究所于2006年3月1日发布的《造纸行业研究报告》等媒体材料，均可宏观反应2006年我国新闻纸市场不景气，明显供大于求，部分企业将陷入经营困境的客观现实。天元公司质证认为：1、王慧敏并非公司股东，其无权以公司名义作出任何决定或公司重大事项；2、从上述合同、协议、会议纪要等书面证据无疑可以看出中储粮公司、东方天元公司的强势及实际全面控制了天元公司人事、财务、生产等公司的事务，其虽制作了相应的备忘录或会议纪要，但在工作组监管天元公司期间，天元公司方面根本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其主要职责就是配合工作组把天元公司的利益输送至中储粮公司，工作组在管理方面虽制定了内容为“实行AB制”的会议纪要，但其是纯流于形式的文件，并未实际实行，甚至部分会议纪要，天元公司的利益关联人根本就未签字；3、朱启斌、冼雄伟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4、各种媒体的报道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仅仅是对造纸行情的预测、评论性观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在天元公司因原法定代表人王青山被羁押期间，天元公司陷入经营危机，在这期间中储粮公司对天元公司不论是“全面接管”、“代管”或所谓“监管”，但中储粮公司所派驻的工作组及为此设立的东方天元公司对天元公司的经营生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是不争的事实。根据2008年7月12日的《专项审计委托书》中载明的“1、中储粮东方经贸有限公司临时银行账户自2006年11月至2007年12月期间为山东省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代收付款情况。2、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自2007年3月至2008年6月期间委托加工往来情况。3、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有限公司代管经营山东省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期间盈亏情况（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的三个审计目的与“委托审计报告结果双方认可，并有法律效力，可做为处理委托双方经济纠纷的依据使用”的内容和2010年9月29日的《关于提前解除暨处理委托加工资金的协议书》及附件《委托加工资金明细表》、《对外债权移交明细单》、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2010）单商初字第775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菏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一审法院综合作如下分析：首先，双方对“代管期间”存在的“盈亏问题”有一定的共同认识，否则不会共同申请进行会计审计；其次，双方已就该审计委托书中的前两个“审计目的”进行了实质性解决，但并未有证据体现出对第三个审计目的即“代管期间”天元公司的“盈亏问题”彻底进行化解或达成实质性意见。以常理推断，若中储粮公司称监管天元公司的经营完全按照双方的约定实行一岗双责即所谓的AB角进行管理公司具有可信性，在工作组从天元公司撤出时，无论天元公司经营盈亏，中储粮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都不会与天元公司对此发生分歧，抑或双方对盈亏的结果更应是客观的接受而已。另，从中储粮公司原负责单县事务的法务人员吕满嵩于2018年9月29日陈述的“在王青山恢复人身自由后就天元公司的亏损问题与工作组主要成员在多年间反复协商未果”内容可以看出，就天元公司的亏损情况，天元公司一直与中储粮公司及东方天元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磋商，而中储粮公司及东方天元公司的相关人员也以“给领导汇报后再说”进行回应，并非对天元公司的请求以直接拒绝的方式进行答复。由此，一审法院本着彻底缓解各方矛盾的宗旨，同时考虑到天元公司确有巨大经济利益损失等现实，认为作为具有利益关联的中储粮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的“监管”行为抑或“代管”行为与天元公司的经营损失具有相当程度的因果关系，中储粮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在对天元公司“代管”或“监管”期间未尽到审慎责任，难辞其咎，基于其在“代管”或“监管”期间处于“主导”;地位中储粮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其将天元公司的亏损归咎于市场等因素没有客观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三。天元公司举示如下证据：1、2008年7月12日的《专项审计委托书》显示：东方天元公司与天元公司就中储粮公司代收货款、东方天元公司委托加工期间及代管天元公司期间的盈亏情况共同委托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双方承诺对审计报告结果均认可，并有法律效力，并同意作为处理委托双方经济纠纷的依据使用。该委托书落款处分别加盖了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有限公司、山东省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印章。2、鲁舜审字（2008）第118号专项审计报告显示：中储粮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自2006年11月15日至2007年12月31日共代天元公司收款36804786.1元，自2007年3月至2008年6月30日共计收回天元公司以前债权回款11071772.88元。在工作组接管期间，并未按照会计政策为山东天元公司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五星资产摊销、少计提应付职工工资、未计提职工福利费、未缴纳职工社会保险金、未支付对外借款利息等成本。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在企业报表数据亏损4634210.59元的基础上，综合账内、账外多方面因素，共调增项目15项，增加亏损29095588.52元，共调减项目2项，减少亏损4904154.69元。经过以上调整，企业在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期间共计亏损为28825644.42元。另，一审法院出示了（2017）鲁1722民初2365号卷中，2018年9月29日对吕满嵩的调查笔录：吕满嵩于2006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中储粮公司的法律顾问，随工作组于2006年11月份进入天元公司进行监管工作，时任中储粮公司副总的周鸣任工作组组长，领导工作组。东方天元公司的股东系上海的一家公司，而上海的公司又系中储粮公司的子公司，东方天元公司与天元公司系合作关系，中储粮公司与天元公司系监管关系，并非代管关系，工作组的任务是监管天元公司的业务，防止天元公司的资金流失。为提前解除《委托加工合同书》，双方共同委托了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清盘，王青山于2007年8月份恢复人身自由后，中储粮公司向山东天元公司催要欠款时，王青山就与周鸣、朱启斌及吕满嵩沟通天元公司的亏损情况，周鸣等人就以给领导汇报后再说此事，周而复始，一直拖到2015年中储粮公司起诉天元公司，当时天元公司想提起反诉未得到法院准许，诉讼期间双方申请了和解，但双方领导没能见面，所以也未达成协议。对于监管期间天元公司的公章是双方共同管理，对于公司业务也是双签双管。 天元公司质证认为，吕满嵩陈述的中储粮公司与天元公司系监管关系而非代管及在监管期间天元公司的公章是双方共同管理，对于公司业务也是双签双管的陈述与实际不符，不予认可。中储粮公司、东方天元公司质证认为，天元公司并未举示与《专项审计报告》相佐证的底档材料，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亦明确答复认可《专项审计报告》没有底档材料，故对该《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另，该《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过程、审计依据及结论均存在严重的问题，比如多张记账凭证及后附的原始单据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形，存在虚增产品成本及财务核算信息失真的情况，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整，天元公司在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期间不仅不存在亏损情况，反而盈利1612050.65元。另，吕满嵩无权代表中储粮公司、东方天元公司就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天元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等相关问题进行答复。吕满嵩在该笔录中证实了在监管期间双方有合同，共同管理，对公司的业务也是双签双管。一审法院认为，天元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为妥善处理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问题，共同于2008年7月12日共同委托了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天元公司的盈亏等情况进行了审计，2008年8月5日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中储粮公司及东方天元公司虽予以否认该《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但中储粮公司及东方天元公司并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另，相对于中储粮公司单方申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天元公司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的账簿及记账凭证（电子版）进行审核而出具的《财务咨询报告》而言，一审法院认为《专项审计报告》约定“双方承诺对审计报告结果均认可，并有法律效力，并同意作为处理委托双方经济纠纷的依据使用。”的内容，对涉案双方当事人具有当然约束力。天元公司持该《专项审计报告》于2017年提起诉讼后，中储粮公司才单方委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于2018年12月13日出具《财务咨询报告》。退一步讲，在该《专项审计报告》出台后，中储粮公司完全有多种方式就《专项审计报告》存在的问题采取其他方式进行救济，对此中储粮公司并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由此可知《专项审计报告》可以作为反映天元公司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亏损情况的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四。中储粮公司、东方天元公司认为，天元公司主张的侵权行为发生在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至其起诉之日即2020年3月30日已过十三年，即便按照天元公司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的作出时间即2008年8月起算或者按双方签订解除《委托加工合同书》的时间即2010年9月，均早已过诉讼时效。天元公司虽于2017年5月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天元公司自行撤诉而结案，故2017年5月的起诉行为并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9月29日，一审法院向恒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吕满嵩作的调查笔录明确显示王青山恢复人身自由后，就其亏损问题，其一直向中储粮公司派驻的工作组主要负责人沟通并主张权利，直至2015年诉讼时提起反诉未果。2017年5月8日，天元公司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对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提出诉讼，2018年11月16日，天元公司撤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依此规定，天元公司的诉求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中储粮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本案中，如上文所述中储粮公司、东方天元公司对天元公司的经营损失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结合案件事实及双方过错责任及兼顾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分析，一审法院酌定中储粮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共同赔偿天元公司的数额为天元公司亏损数额的60%，即17295386.65元（28825644.42元×60%）。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财产损失款共计17295386.65元；二、驳回原告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754元，原告山东天元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954元，被告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238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举出证据：提交备忘录二份，第一份2007年9月27日的备忘录是中储粮东方经贸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备忘录，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青山也在上面签字。这份备忘录可以证明王青山出狱以后同意继续执行监管期间的委托加工生产方式。而且双方明确载明被上诉人可以在2007年9月、10月、11月出现亏损。但从2007年12月起偿还上诉人欠款。所以这个也可以证明上诉人没有任何动机，将被上诉人处于亏损状态。因为处于亏损状态无助于上诉人收回欠款。同时，备忘录第四点再次证明委托加工期间被上诉人经营管理权由该公司自主行使。并对公司经营风险承担责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正常经营生产活动不进行干预。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全部接管并且将被上诉人的亏损全部判由上诉人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第二份2007年12月4日的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备忘录，上面也载明了王青山的签字。在备忘录的第二条再次确认由上诉人负责为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用于维持相关的生产经营。所以该份备忘录也能证明上诉人不仅不存在任何的过错，而且反而不断地为被上诉人提供资金。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没有任何的证据。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两份备忘录的真实性代理人需要向王青山本核实庭后书面回复法庭。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本案起诉的时间点是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而第一份的备忘录签署时间是2007年9月27日即该时间段内我方并没有主张上诉人的侵权责任。另外，根据2007年9月27日的备忘录可以显示从2007年9月份开始天元公司就是实现了自主经营管理。从之前委托加工合同书约定的天元公司的所有收益均上缴单县东方公司，变更成了2007年起天元公司每年偿还东方公司100万元。该两份备忘录在被上诉人处的印章处均由王青山三个字的签字，如果该签名系王青山本人所为，通过该证据可以证明我方主张的观点，即王青山在对外签订书面合同时，均没有实际个人私章的习惯。而都是以本人书写的方式，更进一步印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合同中凡代有王青山印章的合同都不是王青山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认为，第一，已确认事实的预决力，是指已确认事实对涉及该事实的后诉法院、当事人的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本案中，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9日作出（2010）单商初字第775号民事判决及2015年5月25日本院（2015）菏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均认定天元公司与单县天元公司于2010年9月29日签订的《关于提前解除20070301号暨处理委托加工资金的协议书》为有效协议。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依据2008年7月12日的《专项审计委托书》显示：东方天元公司与天元公司就中储粮公司代收货款、东方天元公司委托加工期间及代管天元公司期间的盈亏情况共同委托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双方承诺对审计报告结果均认可，并有法律效力，并同意作为处理委托双方经济纠纷的依据使用。该委托书落款处分别加盖了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有限公司、山东省单县天元纸业有限公司印章。其次，尽管中储粮公司及东方天元公司虽后予以否认案涉《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但中储粮公司及东方天元公司并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专项审计报告》约定“双方承诺对审计报告结果均认可，并有法律效力，并同意作为处理委托双方经济纠纷的依据使用。”的内容，对涉案双方当事人具有当然约束力。另外，上诉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在上诉状中指出被上诉人起诉18825644.42元是为了把本案放在单县法院审理，但并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可。 第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法院判决不能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但规定超出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是错误的，可以以此为由申请再审。就是说明法院判决不能超出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本案中，一审判决数额为17295386.65元，被上诉人一审诉求赔偿数额为18825644.2元，两数字对比一审判决明显不超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举证《审计报告》证明自己的损失为28825644.42元，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自身有过错故在总损失的基础上按比例计算各自应承担的损失。所有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法院都应先查明总损失数额，再按照过错程度确定责任比例，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此裁决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致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待时效中断的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中断诉讼时效的事由包括提起诉讼（起诉）、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请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承诺）。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吕满嵩作为上诉人中储粮油脂公司的长年法律顾问，从两上诉人进驻到天元其就一直参与其中，后一直参与处理天元公司与中储粮油脂公司所有的诉讼案件和本案的调解。被上诉人在2018年就本案进行起诉时，吕满嵩和东方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启斌多次到单县法院要求调解，并向法院申请延期开庭为催成双方达成和解创造条件。吕满嵩作为本案事实的参与者其证明王青山自恢复人身自由后就其亏损问题，一直向中储粮公司派驻的工作组主要人员沟通并主张权利，周鸣和朱启斌也一直向王青山表示向领导汇报此事，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天元公司不间断的主张权利，从而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 第五，法官自由裁量权，亦称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或者审判组织根据自己的认识、经验、态度、价值观以及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而选择司法行为和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案件事实及双方过错责任及兼顾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认定中储粮公司、东方天元公司对天元公司的经营损失应负主要责任并酌定中储粮公司与东方天元公司共同赔偿天元公司的数额为天元公司亏损数额的60%，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9508元,由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承担134754元；由单县东方天元新闻纸销售有限公司承担1347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佰旺 审 判 员 朱晨曦 审 判 员 史春雷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王 群 书 记 员 武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