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9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迪，男，198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文，广东法铸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科，男，198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晶，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兰陵县龙泰家庭农场，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二庙居村。投资人：居廷广。原审第三人：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东阿镇驻地。法定代表人：赵景祥。原审第三人：山东福牌阿胶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安城镇安圣路。法定代表人：刘红军。上诉人苏迪因与被上诉人王科及原审被告兰陵县龙泰家庭农场（以下简称龙泰农场）、原审第三人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胶股份公司）、山东福牌阿胶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胶药业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迪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文、被上诉人王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货款总额应为2464612.87元，王科应承担交货代理费56139元（18713公斤*3元/斤），开票税费220127.88元，以上两项从货款中抵扣，最终苏迪应承担的货款为2188345.99元（2464612.87-220127.88-56139）；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王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认定事实错误。1.苏迪与王科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关系。2.王科与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本就存在直接交易的行为，且与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管理人员熟悉，其并未委托苏迪交货，苏迪在王科与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的交易中只起到协调作用。3.王科故意隐瞒交货的真实情况。三百多万元的货物交付，王科不可能没有交付凭证，更不可能说不清楚交易细节。王科实际是将货物交给龙泰农场由其代交货给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王科否认该事实是因为龙泰农场发生经营纠纷，无法为其向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追讨货款，且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也未实际付款，所以才向苏迪追讨。4.王科交付货物的款项，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至今未付款。在王科与苏迪的聊天中，均认可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未付款的事实，并且2020年3月6日王科与阿胶药业公司采购部长刘静、周书记的电话及聊天中均无人表示已付款，而且都在协商如何支付款项。阿胶股份公司并无代理人员出庭，其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无法核实真假，且其司出具说明时的身份是案外人，公司作为收货人与约定不符，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如阿胶股份公司是最终的收货方，与本案的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涉及到其是否应付款实际已超越本案的审理范围，可能导致龙泰农场丧失应收货款。5.苏迪并无代交货物的行为，从中协调只是为了能与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有生意上的合作，自始至终都未向王科提出要报酬。苏迪为了方便以第一人称与王科沟通，王科违背承诺采用录音手段制作不客观的证据，对于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二）判决结果不公。1.关于货物的数额.如果按2019年2月12日彭豹发送《日照王总交货》的内容认定，对账的时间应该是2019年2月12日。2.按《日照王总交货》显示剩余未付应当是承兑款，交易习惯是接受承兑汇票，而非是给付现金，折承兑的贴息是0.9737，均是约定及交易习惯，与阿胶股份公司主张是银行付款明显不符，但与苏迪的主张相符，也与王科交货给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后收承兑的事实符合。3.关于开票税现金5%，是王科提供进项票据抵扣的情况下还需要交5%的税点，但王科至今未提供发票，应按发票上显示的实际税率承担税费，所以货款中还应扣减6%的税金。4.关于交货代理费用。如果协议有效，约定的内容就应当遵守，王科一审时也承认苏迪待交货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苏迪对彭豹表示不收手续费并不知情。《日照王总交货》并未显示不收费用，而且彭豹表示不收手续费的前提是现在还未达到付款的条件，如果法院推定已收到货款并要承担预期违约责任，彭豹主张的前提不存在，当然不能免除代交费用。5.关于货款按8折处理，符合交易习惯。王科交付给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的货物是按8折处理付承兑汇票，双方在2020年初多次确认按8折处理，王科还向刘静表示接受8折处理，足以证实按8折处理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追加龙泰农场为被告程序不合法。第一次开庭时王科否认将货物交付给龙泰农场，放弃向其主张权利，不能再追加龙泰农场为被告。现认定龙泰农场是收货人及代交货人，其不承担责任，苏迪也不应承担责任。2.追加阿胶股份公司程序不合法。王科并未起诉阿胶股份公司，一审法院在多次开庭且辩论终结后，突然追加阿胶股份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程序明显不合法。第二次开庭时，一审法院告知收到阿胶股份公司的情况说明及证据，但其司并未出庭，亦未提交与龙泰农场的交易单据如送货单、对账单、结算单据等佐证，同时情况说明的两批货接收时间与《日照王总交货》显示的时间相差几个月，不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是同一批货物。一审法院推定阿胶股份公司已付清龙泰农场的全部货款不公，也无法律依据。王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苏迪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龙泰农场、原审第三人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王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苏迪向王科一次性支付未付款项3080766.09元；2.苏迪向王科支付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00836.407元（利息自2018年9月12日暂计至2020年3月12日：3080766.09×4.35%/365×547天=200836.407元）以及违约金616153.218元（未付款项3080766.09元×20%=616153.218元）；3.龙泰农场对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苏迪、龙泰农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0日，王科（甲方）和苏迪（乙方）签订《工厂交皮协议（代交）》，约定：“甲乙双方合作，甲方委托乙方向工厂（山东福胶集团下属工厂）交货，并委托乙方代收款。乙方确保在收到货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此货款全额转付给甲方。乙方向甲方收取一定代理费，具体代理费收取标准如下：1.洗皮率高于1.4，低于1.45，乙方向甲方收取每公斤3元人民币（注：干度90%的盐干皮）。2.洗皮率为1.45至1.46之间，乙方收取每公斤5元人民币。3.洗皮率大于1.45，高出部分双方平分，每公斤5元人民币为基本收费。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王科称已经遗失上述合同的原件，只有一张照片；苏迪称上述合同是真实的，但双方没有实际履行，所以王科才销毁了合同的原件。苏迪称签署上述合同后，介绍了案外人彭豹给王科认识。王科称其经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的采购部长刘静介绍找到苏迪代其交货的，其把货物拉到苏迪在济南的一个货厂，负责接收货物的人是苏迪的合伙人彭豹，彭豹收货后通过微信发对账单即《日照王总交货》给其。王科提供的其与彭豹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2018年9月7日下午13：09彭豹：我们皮胚回了点钱，苏总说给你30万现金，你家庭有困难我们只能表示理解，福胶不付款我们也是没办法，本想赚你点交货费，到这个程度了我们不要你的交货费了，税款我们已经给你垫上了，等福胶付款后我们再细算吧。你给我个农行账户吧。2018年9月7日下午17:39王科：好的，多谢彭总。户名：郭抒妍账号：62×××77开户行：农业银行广州沙溪支行。2019年2月12日早上10:35彭豹发送《日照王总交货》给王科。该《日照王总交货》显示，代交日照王维嘉明细：日期7月22日，重量（净）10313，吸水率1.396，扣油421，扣油罚款2105，合同价180/1.3，单价193.2923077，金额1991294.77，5%开票税现金99564.7385；日期8月24日，重量（净）8400，吸水率1.36，扣油158，扣油罚款790，合同价180/1.3，单价188.3076923，金额1581014，5%开票税现金79050.7；上述两项金额合计3572308.77元，5%开票税现金合计178615.4385元。另备注：已付一笔现金300000元，折承兑：300000/0.9737=308103.11；发票款折承兑：178615.44/0.9737=183439.57；剩余未付承兑款：3572308.77308103.11-183439.57=3080766.09。王科称“王维嘉”是其化名，其主张的未付款项就是上述明细载明的剩余未付承兑款3080766.09元。同时王科提供《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8年9月8日彭豹转账300000元给郭抒妍。郭抒妍为王科的妻子。苏迪对王科提供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及《日照王总交货》《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均不认可。另王科提供其与苏迪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2018年9月2日晚上18:12王科：苏总，最近福胶有消息吗？苏迪：下周有可能给付点款。……王科：苏总，在吗？福胶年前有付款消息吗？苏迪：在呢，我明天去福牌和他们谈谈。王科：ok.苏迪：要是打折你能接受不？我想谈谈打折的事。我不想让钱一直在那里放着了。王科：关键是拖2年后打几折。苏迪：是啊。王科：我也需要与广东的合伙人讲。……1月10日下午16:58王科：年前他们会付一些款吗？苏迪：我刚下飞机。应该会给付的。1月16日下午17:28王科：苏总，福胶付款有消息吗？苏迪：还没有消息，不过最近驴皮紧张，他们着急要货，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现在不给他们供货，要求给我们付款再交货。王科：那就是年前基本没戏了是吗？苏迪：还不能确定有没有戏。2月20日早上11:15王科：苏总，我与书记达成一致，8折付款给我了。你那边也按这个要求把我代缴的300多万按这个办吧。谢谢。2月20日早上11:19王科：收了承兑。我想了想8折与不确定的85折。差不了多少。今年这个行情。钱早点到手才安全。苏迪：好的。……3月1日下午15:11王科：苏总。是（实）在不行我们找律师去交涉了。苏迪：那你叫律师来吧。王科：但是律师讲只能起诉你们。你们又不愿意啊。我站在你们的角度去想。你们把给我们协议代缴的让福胶折扣出来就行。苏迪：可以起诉我们，如果你连几天都等不了我的话。王科还提供其与苏迪在2020年3月1日下午3:24和2020年5月11日的电话通话录音，部分内容如下：王科：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就是说我们俩的数，你看一下是不是一共300，308万7200块。苏迪：彭总，对，你跟彭总对这个数，就是和我跟彭总一起对过的。王科：就是微信，我跟彭总微信里对的这个数，你也认的是吧？因为我们俩签的协议，你找彭跟我去对的数，所以说我因为。苏迪：彭说的话和我说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俩是一起的，他只要和你对的是我的。王科：那行吧，我就。苏迪：我们俩不会分成两个人，我说彭是彭我是我，不可能的。王科：我知道。当时的时候是刘部长介绍我跟你去签的协议，所以说就很麻烦，就是说我跟彭豹，我们俩去对完的，是不是？所以数是我们俩对的，东西都是我们俩去确认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不认可，那我就麻烦了。苏迪：我认可的我认可，我和彭的账我认可的，我们俩是一起的，他对的账都是和我一起的。王科：那行，就是说因为通常的话。苏迪：你看我都在清款，让杨福安杨总给我签了字付了，我就立即谈老款的事。你明白吗？王科：okok……苏迪：王总给你这点你放心，反正不管是多少年，我这笔账在我这里，只要彭总认的就是我认的，我认的就是彭总认的都是一样的，你这一点你放心，一分钱不会差你的。都是这是，只要是原则性上的钱，我都一分钱不会差，你放心。王科：行。……苏迪：明天或者后天只要杨总去给我签了那个字，以后付了款，我就立即谈老款的事。只要当天谈基本当天也能解决了。王科：行、行。苏迪：这次就是8折，对吧，这次就是8折。王科：对，好好。苏迪：啊好。王科：拜拜。苏迪对上述其与王科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其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跟王科沟通，只是帮王科跟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协调付款，所以要跟王科对数，但其没有付款义务；而且微信聊天记录中2020年2月份王科多次明确表示对货款要求8折处理，希望苏迪去找第三个协商打折，足以证明当时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尚未支付货款。此外，王科还提供其与阿胶药业公司的张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与阿胶药业公司的采购部长刘静的电话通话录音、其与阿胶药业公司负责人周书记的电话通话录音等证据，但苏迪以其不是行为当事人为由，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也不认可。关于违约金，王科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其与阿胶药业公司的张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广东铁宝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网上打印件）、广东铁宝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注销税务凭证（复印件），拟证明因苏迪拖欠货款，广东铁宝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未能正常经营，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2.广州市永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网上打印件）、海关报关单（网上打印件），证明王科于2019年12月、2020年3月共有3批货物到港，报关单所载公司为广州市永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科，王科因为急于筹措资金才会与苏迪、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在2020年1月至3月商议以8折收回货款；3.王科的妻子郭抒妍出借款项微信聊天记录及债务人收款信息、郭抒妍出借款项转账电子回单，证明王科向他人出借款项时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2%，其并未向苏迪主张高额违约金。苏迪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与本案无关。苏迪提供2张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作为证据，证明2017年期间龙泰农场向阿胶药业公司交货时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是11%，所以王科主张的货款也应当按税率11%扣减。王科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首先该证据不是原件，其次双方签订的《工厂交皮协议（代交）》约定苏迪代王科交货要收取一部分费用，这部分费用就是进项税差，王科通过苏迪交货的目的就在于降低该税率，也就是彭豹发送给王科的《日照王总交货》载明的税率5%。一审法院认为，王科以其委托苏迪向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交货为由，要求苏迪向其支付代收的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苏迪承认曾签署《工厂交皮协议（代交）》，故该合同是其与王科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苏迪辩称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苏迪称签订合同后就介绍了彭豹给王科认识，而王科也陈述是把货交到苏迪在济南的一个货厂由彭豹负责收货，并且后来由彭豹负责对数并支付了30万元货款，二人的陈述不存在矛盾。虽然苏迪对王科提供的其与彭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予认可，但是其没有提供反驳证据证明该微信聊天记录是虚假的，并且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又与苏迪和王科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通话录音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比如：2018年9月7日下午13:09彭豹在微信上对王科说“我们皮胚回了点钱，苏总说给你30万现金”，在2019年2月12日又发送了《日照王总交货》给王科，载明了交货的相关情况和剩余未付款项，而在苏迪与王科的电话通话录音中，王科说“你看一下是不是一共300，308万7200块。”苏迪说“彭总，对，你跟彭总对这个数，就是和我跟彭总一起对过的。”王科接着说“就是微信，我跟彭总微信里对的这个数，你也认的是吧？”苏迪说“彭说的话和我说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俩是一起的，他只要和你对的是我的。”之后又说了几次认可彭总对的数，并且说“只要彭总认的就是我认的，我认的就是彭总认的都是一样的，你这一点你放心，一分钱不会差你的。都是这是，只要是原则性上的钱，我都一分钱不会差，你放心。”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苏迪是认可彭豹代表其与王科对数的，并且认可王科提出的308万7200块，而该数额与彭豹通过微信发送给王科的《日照王总交货》载明的剩余未付款项数额很接近。苏迪称出于善意协调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付款给王科，显然与其在微信聊天和电话通话中的陈述不一致，协调付款不可能多次强调对数并承诺一分钱都不会差王科的。并且，王科在微信上说“律师讲只能起诉你们……你们把给我们协议代缴的让福胶折扣出来就行。”苏迪说“可以起诉我们，如果你连几天都等不了我的话。”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苏迪对于王科说要起诉他并不意外，对王科提到“我们协议代缴的”也没有异议，更加证明苏迪不可能只是协调人的角色，如果双方没有履行代缴协议，苏迪不可能不反驳王科的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王科提供的其与彭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日照王总交货》以及其与苏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通话录音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王科的主张，故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并据此认定彭豹代表苏迪实际履行了《工厂交皮协议（代交）》的事实。根据彭豹发送给王科的《日照王总交货》，载明了已交货物明细及剩余未付承兑款。王科就是根据该剩余未付承兑款主张苏迪支付的，苏迪对王科主张的未付款项数额亦予以认可。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书面承认已收到《日照王总交货》载明的已交货物，该货物由龙泰农场提供，并于2018年9月6日与龙泰农场结清全部货款。由于王科和苏迪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货款的支付时间，故只能以阿胶股份公司确认的结清龙泰农场全部货款的时间即2018年9月6日作为涉案货款的支付时间。苏迪辩称阿胶股份公司并未付款，与阿胶股份公司的意见相悖，而阿胶股份公司作为与委托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陈述应当是客观中立的，在苏迪没有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王科主张阿胶股份公司已付清货款予以采信。按照《工厂交皮协议（代交）》的约定，苏迪应当在收到货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即2018年9月12日之前（不含本数）支付货款给王科。关于货款是否打8折的问题，王科与苏迪在多次沟通中曾不止一次提及货款打8折处理，但同时苏迪是承诺短时间内可以付款的，这说明打折和付款时间是密切相关的。《工厂交皮协议（代交）》约定苏迪收款后全额转付给王科。苏迪主张阿胶股份公司以货抵债所以要求按8折处理货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而阿胶股份公司亦未主张以货抵债或按8折支付货款。所以苏迪主张按8折支付货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苏迪主张货款应当按照税率11%折抵，以及按照每公斤3元折抵代理费，与彭豹通过微信发送给王科的《日照王总交货》载明按照税率5%折抵货款不相符，与彭豹在微信聊天中承诺不收代理费亦不相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付款期限已逾期，故王科要求苏迪支付货款3080766.09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苏迪逾期付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由于《工厂交皮协议（代交）》并未约定违约金，故王科要求苏迪支付违约金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王科主张苏迪逾期付款造成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损失应当以货款3080766.09元为本金，自2018年9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王科与龙泰农场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龙泰农场只是苏迪指定的代交货单位，对王科不存在转交货款的合同义务，故王科以龙泰农场向阿胶股份公司交货为由，要求其对苏迪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苏迪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货款3080766.09元给王科；二、苏迪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王科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货款3080766.09元为本金，自2018年9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三、驳回王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982元，由苏迪负担33053元，王科负担4929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王科提交其与苏迪于2020年4月30日的电话录音。在第一段录音中，苏迪：“我想把欠你的多少钱付了，你把它撤销了可以吗”、“咱俩都是当事人，我就把全款给你付了，然后你就撤销就行了。这个福牌那边他们很紧张，他们害怕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也担心到我的账款……我就想把你全款给你付了，把这个事解决了，我还能再继续和他做”、“我就给你写一个方案，把你全款我在什么时候给你解决掉，然后你还要是同意的话，你就给我签一个字，我就给你解决，完了以后你就撤诉”，王科回复：“你先把和解协议发给我看一下”。在第二段录音中，苏迪：“你之前我们俩签的协议，你能不能再发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我依据这个协议再给你写”、“我这个协议我是找不到了，现在我在广东这边，协议在济南老办公室里”、“你拍给我发过来好不好？然后在你们那里计算好的账款有多少，因为我那个产品没有理清楚”，王科：“你不是说彭豹的数吗？彭豹给我的数，就是308万多”，苏迪：“你把协议拍了照片发给我，然后我和彭豹对下账好吧”。经质证，苏迪意见如下：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关联性与合法性不确认，认为该录音只是苏迪为了方便才以第一人称与王科交流，由苏迪与王科谈好钱数后再向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主张付款，这只是一个调解方案，并非是事实。二审庭询时，王科主张苏迪与彭豹是合伙关系。苏迪则称其与彭豹仅是普通朋友关系，其并未向彭豹核实过王科提供的与彭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另查明，（一）2020年3月11日，王科以苏迪为被告、阿胶药业公司为第三人提交民事起诉状。8月14日，王科申请追加龙泰农场为本案被告，称因苏迪是通过龙泰农场向阿胶股份公司交货收款，故请求其与苏迪就未付款项、逾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9月23日，一审法院向王科、苏迪发送通知书，称已通知龙泰农场作为被告、阿胶股份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9月24日，一审法院向龙泰农场、阿胶股份公司发出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11月4日，一审法院开庭，龙泰农场、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经传唤未到庭应诉，王科、苏迪当庭并未对当事人情况提出异议。（二）一审时，王科提交其与彭豹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9年12月19日彭豹发送信息：“王总，你的货在我们公司名下还没拿到钱我们也很着急”，王科回复：“福牌阿胶是在顶住不给，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家告赢了，被动付款了，其他被欠款的都回去法院告他”。苏迪对该证据不确认，理由是其非聊天的当事人。阿胶股份公司则提交了情况说明，并附了2017年-2018年9月6日期间其司与龙泰农场账目往来明细和2018年、2018年其司向龙泰农场的付款凭证。经查，上述部分银行承兑汇票、付款凭证中有彭豹的签字。王科认可该情况说明，苏迪则称其与阿胶股份公司无任何交易，该证据只是阿胶股份公司单方提交的证据，并无原件佐证。（三）一审庭前会议时，苏迪称其未收到过王科的货，其只是介绍王科认识了龙泰农场，由王科找龙泰农场去向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交货。一审质证时，苏迪称其并未帮王科交货，但其把彭豹介绍给了王科，后来在协调王科货款时才知道彭豹通过龙泰农场帮王科交货，其和彭豹是朋友，也有生意上的往来；其之所以帮王科协调货款的事宜，是因为彭豹是其介绍的，基于热心帮王科处理。一审开庭时，苏迪述称其承认王科确有该笔货款要收，数额也是对的，但是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并未全部付现金，有拿货物抵债的，这笔款在账面上可能显示已经结清，但实际上又是以货物抵债的方式，王科不能接受该种方式。此后，苏迪又述称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并未支付王科的货款，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支付的款项要打8折，并且支付的是承兑汇票，是王科不接受。王科则认为阿胶股份公司提交的账目是已经全额付款了，其没有理由再相信苏迪以货抵债或者打折的言论，而且苏迪作为协调人是没有对账义务的，其如此积极地协调对账，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交易的一方，也是为了履行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的义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苏迪应否向王科支付货款3080766.09元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审理程序问题。王科请求苏迪与龙泰农场就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龙泰农场为本案必要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王科主张其委托苏迪通过龙泰农场向阿胶股份公司交货收款，苏迪亦确认阿胶股份公司是实际收货方，故阿胶股份公司虽对本案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一审法院通知龙泰农场作为被告、阿胶股份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通知相关当事人，程序并无不当。二、关于王科与苏迪之间的法律关系。苏迪主张涉案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但根据王科提交的其与苏迪、彭豹以及阿胶药业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足以证实下列事实：王科委托苏迪交货，此后彭豹代表苏迪与王科对账，王科认可该对账结果，并且已向王科支付了30万元货款，尚余3080766.09元货款未支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王科与苏迪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苏迪上诉主张双方并无委托关系，其仅受王科委托与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协调付款及打折事宜，该陈述与上述证据反映的内容不符，且无证据可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苏迪应向王科支付的货款金额以及应否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根据协议约定，苏迪应当在收到货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货款全额转付给王科。苏迪上诉主张阿胶股份公司、阿胶药业公司并未向其付款，但该陈述与王科、阿胶药业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及阿胶股份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不符，苏迪亦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因此，结合阿胶股份公司述称已于2018年9月6日与龙泰农场结清货款、9月7日彭豹承诺向王科支付30万元并于次日转账等事实，苏迪应在2018年9月12日之前向王科支付货款。因苏迪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苏迪应按照《日照王总交货》中列明的货款金额向王科支付货款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事实和合同约定，亦无不当。至于货款的金额，有彭豹发送的《日照王总交货》和彭豹、王科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录音等为证，可证实苏迪已同意免收代理费，且《日照王总交货》中已载明按照税率5%折抵货款，故苏迪主张货款应当以8折计算以及应当扣减代理费、开票税费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苏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24.2元，由上诉人苏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 敏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