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2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东东，男，198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兰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伟杰，河南豫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洁，河南豫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绍佐，男，198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飞宇，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谢艳辉，男，199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飞宇，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东东与上诉人王绍佐、谢艳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4民初8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于2021年2月5日依法独任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东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伟杰、刘洁，上诉人王绍佐、谢艳辉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飞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东东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104民初815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在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7月11日之间在柬埔寨期间的支出应属于从事合伙费用。1、2019年9月1日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签订的《股份制协议书定稿》对三人在柬埔寨合作项目进行了明确的书面约定,合伙事务确实存在。2、从二被上诉人提供的三人均认可的上诉人手记支出也能证明上诉人在外柬埔寨从事合伙事务的事实,从现有证据中没有看到三人在2019年6月17日有结束合伙的意思或者要求上诉人回国不再柬埔寨继续从事合伙事务的证据,并且从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王绍佐向上诉人刘东东转生活费和及谈论合伙工作的事实。3、现有证据均能证明上诉人在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7月11日确实在柬埔寨,并且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7月11日的支出大都为生活必要开支。该生活支出与二被上诉人提供的三人均认可的上诉人手记中的生活支出部分基本相似。4、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在柬埔寨从事了自己的或与合伙事务没有关系的其他业务。上诉人将自己在柬埔寨的生活支出发到微信群里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二、上诉人诉求的工资应当得到支持。1、上诉人确实为在柬埔寨从事合伙事务,一个人在柬埔寨努力,并且被上诉人当庭认可了存在工资的事实,声称国外工作的上诉人每个月10000元,国内的被上诉人每个月8000元,该事实足以认定三人均认可上诉人月工资为10000元。2、三人的微信聊天中也多次提到工资的问题。2020年1月4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上诉人刘东东向被上诉人王绍佐催要工资,该证据与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第二组2可相互印证。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柬埔寨签订的《租赁合同》中25万美元已经不存在。1、虽然上诉人刘东东与二被上诉人在柬埔寨与第三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显示租赁期间截至2038年9月30日,但是根据合同约定,三人需要每月交纳25000美元。从租赁合同签订至今已远超十个月,故三人已缴纳的该25万美元早已经扣减完毕,不存在剩余的问题。2、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柬埔寨签订的《租赁合同》效力问题及25万美元不应成为三人不能清算的依据,即使25万美元能够退还,现状下仍然可以就目前的亏损部分予以清算,另案中上诉人提微信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谢艳辉同意在清算时冲抵借款,并申请法院中止审理,但法院已经以借款为由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谢艳辉支付借款及利息,如本案不能及时清算对于上诉人明显显失公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绍佐、谢艳辉辩称，一、2019年9月1日王绍佐、谢艳辉、刘东东才签订股份制协议书定稿，此时才正式决定合伙投资。2009年6月17日，3人合伙合意都尚未达成结束，合伙纯属无稽之谈。从微信聊天记录中确实可以看到王绍佐向刘东东转账，但恰好可以证明刘东东预支供货款项的事实。至于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合伙工作的事情，由于3人合伙关系，不聊工作才不正常。二、2020年5月8日刘东东与谢艳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东东亲口承认其二项目的存在。上诉人王绍佐，谢艳辉在此再次强调，刘东东将生活费将生活支出发到微信群中，是应王绍佐、谢艳辉的要求，目的仅仅是为了监督刘东东，不得将预支款项用于其他项目投资。三人工资一事，王绍佐、谢艳辉确实认可，但并未向刘东东所说的在国外工作的刘东东每月1万，商议工资时说的就是刘东东每月是1万，王绍佐、谢艳辉每人每月是8000，唯一附加的条件就是项目盈利才有工资。综上所述，应当依法驳回刘东东的全部上诉请求。王绍佐、谢艳辉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104民初815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刘东东将其与谢艳辉、王绍佐共同在柬埔寨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配套手续交由二上诉人保管;刘东东返还从公户预支的347340.9元费用。2、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刘东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房屋租赁合同及配套手续刘东东应当交出由谢艳辉、王绍佐保管。本案所涉房屋租赁合同及配套手续为谢艳辉、王绍佐、刘东东三人于柬埔寨与当地房东签订三人出资共计25万美金,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约为175万元,三人签订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后,谢艳辉、王绍佐便返回国内,刘东东由于在当地有其他项目执意要留在当地不肯回国,自此之后上述房屋租赁合同便一直由刘东东持有。自谢艳辉、王绍佐合议不再向刘东东预支生活费后,刘东东便与二人交恶,刘东东回国后甚至于一审开庭其都不肯将三人共同所签合同向二上诉人出示。该房屋租赁合同为三人共同出资,且三人就合伙投资事宜签订《股份制协议书定稿》,其中约定王绍佐32%股(出资73万元),谢艳辉32%股(出资73万元),刘东东36%股(出资73万元),不论是出资金额还是所占股比,刘东东均无权私自占有该房屋租赁合同。况且对于一个试图要拉拢合伙人谢艳辉去“忽悠”、“套”王绍佐钱的刘东东,无论是谢艳辉还是王绍佐均不可能放心的让其持有合同。三人所签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38年9月30日,在合同签订前三人已将押金25万美金交予房东,且在合同签订后房东亦将房屋装修后交付给合同相对人刘东东、王绍佐、谢艳辉,自此该房屋租赁合同当然也已生效,原审法院以合同效力不明为由对上诉人诉求不予处理实属错误。二、刘东东应当将从公户预支的347340.9元费用返还至公户。本案中刘东东等三人投资的项目为房屋租赁,该项目盈利点为高价转租,由于租赁房屋为房东精装,室内家具、电器等均由房东出资布置,因此在租赁合同签订后,三人已将该房屋委托当地中介代为寻找承租下家。随后王绍佐、谢艳辉便回国,对于刘东东留在柬埔寨一事,没有任何人要求其停留在柬埔寨执行合伙事务,因为三人合伙项目没有任何事务可执行,刘东东不愿回国的原因是其对当地发展形势预期过高,幻想投资项目能够挣到千万,因此在该项目之外又与他人有其他合作。鉴于刘东东家中有二子、父母及弟弟待养,在刘东东与谢艳辉、王绍佐商议预支剩余投资款项后,由于对项目盈利过于自信,虽明知刘东东有其他项目,但二人不愿因此与刘东东产生间隙便也同意预支,但要求刘东东不得将预支款项用于其他项目,这也是刘东东每月向三人微信群内出示当月花销明细的原因,该行为是王绍佐、谢艳辉监督其未将预支资金用于其他项目仅此而已,绝非刘东东所称二人未回复即表认可之意。况且,从刘东东提交的记账小册中可见,其中绝大部分花费都与本案所涉项目无关,属于项目以外的其他消费,若其真的是在执行所谓的合伙事务,王绍佐与谢艳辉怎么可能不予以制止,这不符合通常逻辑。关于刘东东出借“龙哥”8000美金一事,当事人刘东东在庭审中已自认是通过其本人借出的,也承认是共同借款,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公户出借的这8000美金刘东东本人是认可的,只是对是否“私自出借”进行答辩,因此一审法院称无法查清该债权属于合伙债权还是个人债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依法支持上诉人诉求。刘东东针对王绍佐、谢艳辉上诉辩称，一、刘东东系三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由其保管相关的合伙手续，即租赁合同是有依据的。并且三人的合伙事宜尚未清算前，刘东东持有相关手续，也是有事实依据的。二、不存在着刘东东有其他项目执意留在国外不肯回国的事实。三、第三人交付给三人合伙的房屋并不是为精装修，而是部分装修。刘东东支取的费用均是王绍佐转为刘东东的三人共同出资的合伙费用，同意后支取的该项目大部分用于必要的生活开支，并且刘东东将上述款项花费完毕后还自己垫付了大部分费用，故不应当返还所谓的款项。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王绍庄、谢艳辉的上诉请求。刘东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被告三方签订的《股份制协议书定稿》；2．判令王绍佐将剩余的合伙资金96724元支付给原告刘东东；3．判令王绍佐向刘东东支付合伙亏损47252.48元；4．判令谢艳辉向刘东东支付合伙亏损47252.48元；5．判令王绍佐、谢艳辉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诉讼中，刘东东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变更为王绍佐将剩余的合伙资金66880.1元支付给刘东东，第三项和第四项变更为王绍佐和谢艳辉每人向刘东东支付合伙亏损59967元。王绍佐、谢艳辉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刘东东交出其与谢艳辉、王绍佐共同在西哈努克省与柬埔寨房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配套手续由谢艳辉、王绍佐共同保管；2．刘东东返还从项目总投资款中预支的347340.9元用以清算；3．本案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费由刘东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于2019年5月份开始商议在柬埔寨投资经营，2019年6月12日，原被告三人共同前往西哈努克省进行考察。2019年9月1日原被告三人签订《股份制协议书定稿》，约定：“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3人，在柬埔寨××省、西哈努克市，友谊路与821公路交接口处，硬卡为1484号地块。项目合作股份分配比例明细。如下：王绍佐32％股，谢艳辉32％股，刘东东36％股，共合计100％股，此协议与此项合同并用且同等合法，有效期与合同同时生效，同时截止。”三人约定各自出资73万元人民币用于投资经营。从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9月2日，原告刘东东出资73万元，王绍佐出资73.3万元，谢艳辉出资73万元，三人共计出资2193000元，该笔投资款由被告王绍佐负责管理财务。2019年9月2日，原、被告三人与柬埔寨不动产主CHEAMPOCH和CHHEANGNARIN签订不动产租赁合同，承租了位于西哈努克市第4分区第5村面积1004平方米的房屋，自2019年10月1日至2033年9月30日。2019年9月3日，原被告三人又与不动产主CHEAMPOCH和CHHEANGNARIN签订租赁合同，续租至2038年9月30日。后三人按照合同约定向不动产主CHEAMPOCH和CHHEANGNARIN缴纳房屋租赁押金250000美金（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175万元左右）。后由于疫情等原因，三人投资项目未果，均认可出资款剩余部分为66880.1元。二被告称刘东东借了谢艳辉10万元高利息，谢艳辉征得王绍佐同意后与刘东东在微信商议刘东东认可付4个月利息，每人12000元，因此公户剩余30880.1元，原告刘东东对此不予认可。原被告三人因合伙项目无法开展导致严重亏损，均同意解除合伙关系，但因清算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引起本案争讼。刘东东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第一组证据：股份制协议书定稿（原件）一份，证明：2019年9月1日，原、被告三人签订合同，对三人已在西哈努克市合作项目进行书面约定：刘东东占股份36％，王绍佐、谢艳辉各占股份32％。投资款总金额为人民币2190000元。第二组证据：1．收王总打款（2019.6.18）；2．西港支出3页；3．小本记录29页；4．收据一份出入境记录，证明：1．原告被告三人共计投入219万元均转入被告王绍佐账户，由王绍佐负责管理财务，原告共收到被告转来公款939813元；2．截止2020年7月26日除支付710000元外，原告在国外共计支出生活费用等45785美元，回国机票3005美元，小计48790（按7.1计合人民币346409元），回国后7月11日到26日隔离费用计7681元。第三组证据：1．原、被告三人的群聊信息14页；2．原告与被告王绍佐微信聊天记录4页；3．原告与谢艳辉微信聊天记录5页，证明：1、原、被告三人在西哈努克市合作项目的事实，以及三人共计投入219万，原告刘东东负责在外执行合作事务，被告王绍佐负责管理财务；2．三人均认可在外开展业务的事实，并且多次向原告支付合伙资金用于合伙项目的拓展，同时认可原告为合伙作出的努力；3．原告将合伙期间的支出费用发到微信群里被告二人，2020年5月前并未提出过异议。4．被告认可原告工资10000元每月。被告王绍佐、谢艳辉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1，收到王绍佐打款，以二人记账账单为准。对第二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所记缺少部分花销，缺的是2019年9月15日4000元未记，王绍佐中行转给刘东东，刘东东用该笔费用交其自己的房贷，还有一笔2019年7月19日，王绍佐用中行给原告转了13万元人民币，刘东东15万元投资款未到账，应该往公账转28万元，但是2019年8月28日刘东东给王绍佐转账21万元，还差7万元。对第二组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记账29页，为其个人生活支出，该支出为原告向公款项目预支花销，由于原告在西港另有其他项目，故该花销为其个人生活支出，应由其个人承担。对第二组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三人投资共计219万元，被告对其予以认可，但原告在外负责执行合伙事务，是他主动要求去的，由于正式合同签订之后其投资项目委托于中介，二被告合意要求原告返回国内，但原告在西港有其他项目其执意要留在西港，因此二被告考虑到刘东东在西港无其他收入，其家庭成员亦需要刘东东供养，才同意其预支项目公款用于生活消费，原告将合伙期间的支出费用发到微信群中，仅仅为了证明其未将预支款项用于生活开支以外。对于原告所称工资，在签订合同之前三人确有协商，但仅限于项目盈利之后三人分成时予以考虑，而且当时三人商议若有工资，刘东东每月为10000元人民币，二被告每人每月为8000元人民币，但事实上，三人投资项目血本无归，刘东东在向二被告要求支付工资时，二人不同意支付。王绍佐、谢艳辉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及反诉请求，提交：第一组证据：王绍佐手记原、被告三人合伙投资项目款进出记录三页；刘东东手记原、被告三人合伙投资项目款进出记录四页；王绍佐提供银行转账流水明细三份；刘东东与谢艳辉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目的：1、王绍佐与刘东东所记资金进出、流向完全一致，自2019年5月31日至2020年3月9日，王绍佐所掌管合伙出资款项共对外支出2123119.9元。由于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共出资2190000元，因此三人出资款剩余部分为66880.1元。2020年1月4日，谢艳辉征得王绍佐同意与刘东东商议在公账剩余款项中每人减去12000元，刘东东认可，因此公户剩余款项为30880.1元。2、三人共同开支25779元，王绍佐、谢艳辉为刘东东代买物品3310.9元。第二组证据：刘东东手记账单一张、刘东东与王绍佐、谢艳辉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谢艳辉与刘东东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目的：1、刘东东在柬埔寨一直不回国的原因是其在柬埔寨与其他人另有项目，所以刘东东除了有家庭支出外还有在柬埔寨停留产生的生活费用，这是其向三人公户预支费用的原因；2、刘东东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随意处置投资款，私自将投资款8000美金出借给“龙哥”（吴扬芳）。第三组证据：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于2019年9月2日在柬埔寨××省依据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目前由刘东东保管）签订的《支付单-押金收据》一份，证明目的：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仨人合伙投资经营总款项为250000美金，按照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约为1750000元，除去三人共同开支及公户剩余金额以外，其余部分均为刘东东预支花费，故刘东东应当返还公户347340.9元。原告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证明三人共同出资剩余部分金额为66880.1元，不能证明原告同意二被告在公账上减去每人的12000元，并且证明目的第二项的共同开支25779元以及代买物品3310.9元都包含在2123119.9元内。第二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原告并没有另外单独项目，这个项目原先是我们三个人的项目，有证据，后期他们两个一直不想搞，我想了很多办法才卖给别人。他说我把公款借给别人，这八千元美金是共同借款，被告前期认可，后期不认可，该事实在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刘东东手记账单有显示。对第三组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确实是三人与柬埔寨方签订的，原告代表合伙将25万元美金支付给对方。原告独自一人在柬埔寨从事合伙事务花费巨大，并且有详细的记账清单，不存在返还的问题，而且原告的花费已经超出三人的共同出资。一审法院认为，刘东东、王绍佐、谢艳辉三人签订的股份制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协议签订后，三合伙人共同进行出资，共同履行了部分权利义务。受疫情影响，合伙项目严重亏损，三人出现重大分歧和矛盾，导致合伙协议无法履行。庭审中，原、被告三人均同意解除合伙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刘东东请求判令王绍佐支付剩余的合伙资金66880.1元、王绍佐和谢艳辉每人支付合伙亏损59967元的请求，以及被告王绍佐、谢艳辉关于判令刘东东返还从项目总投资款中预支的347340.9元用以清算的反诉请求，因合伙账目不规范，支出事项约定不明，原告刘东东在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7月11日之间在柬埔寨期间的支出是否属于合伙费用，涉及“龙哥”的8000美金借款是合伙债权还刘东东个人债权，以及工资问题，各方均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原审法院无法查清双方合伙期间的具体账目支出情况。而且，三人在柬埔寨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截至2038年9月30日，该租赁合同的效力及押金25万美金尚未处理，合伙期间有关支出双方争议过大不能确定，亏损无法查清，故对原、被告本诉和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被告王绍佐、谢艳辉还请求判令原告刘东东将三人在柬埔寨的案涉租赁合同及配套手续交由谢艳辉、王绍佐共同保管，因该合同效力不明，原审法院对此也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刘东东与被告（反诉原告）王绍佐、谢艳辉于2019年9月1日签订的《股份制协议书定稿》；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东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绍佐、谢艳辉的全部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225元，反诉费6510元，减半收取计5367.5元，由刘东东负担2112.5元，王绍佐、谢艳辉负担325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相一致。本院认为，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共同进行的出资已经转化为合伙财产，合伙协议解除后，合伙各方应对合伙项目的成本及费用、投资、收入、债权债务等各项进行清算后计算项目的盈亏数额，并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分配或承担盈亏数额。刘东东、王绍佐、谢艳辉三人签订的股份制协议书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因受疫情影响，合伙项目严重亏损，导致合伙协议无法履行，但三合伙人共同进行出资，共同履行了部分权利义务。三合伙人共同进行的出资已经转化为合伙财产，在全体合伙人对合伙财产及合伙债权债务依法清算后，法院才能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分配节余数额。在三合伙人未对合伙财产及合伙债权债务清算前，对于刘东东要求王绍佐支付剩余的合伙资金66880.1元、王绍佐和谢艳辉每人支付合伙亏损59967元的请求，以及王绍佐、谢艳辉关于判令刘东东返还从项目总投资款中预支的347340.9元用以清算的反诉请求，各方均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原审法院无法查清合伙盈亏数额情况，故对三合伙人本诉和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并无不当。王绍佐、谢艳辉还请求判令刘东东将三人在柬埔寨的案涉租赁合同及配套手续交由谢艳辉、王绍佐共同保管，因合伙协议合同对诸多合伙事务事项以及执行实施细节并未作出明确约定，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东东、王绍佐、谢艳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35元，由上诉人刘东东负担4225元，由王绍佐、谢艳辉负担65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丁 亮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