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71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7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梅，四川诚谨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女，1951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晓，四川汇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某，女，198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晓，四川汇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某2，女，1968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玉（系王某2之妹），女，1971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原审被告：王中玉，女，1971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黄某以及原审被告李某、王某2、王中玉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7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祝颖哲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7562号民事判决，改判被继承人王兴高和金牛区征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金牛分局签订的《金牛区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中约定的拆迁安置房（即位于金牛区的房屋）归王某1单独所有。事实及理由：1.案涉房屋并非王兴高与黄某共有。首先，根据宅基地使用权益而言，宅基地属于集体经济组织而非夫妻共同财产，《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载明使用人为王兴高，且黄某从未在案涉房屋内居住过。其次，王某1因工作原因迁出农村户籍，王兴高是通过迁入王某1的原农村户籍而获得宅基地的，且案涉房屋修建房款为王某1全款提供。最后，一审法院认定“《金牛区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中约定‘根据乙方所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证载......符合住房安置政策的人口为一人......’”，仅能说明该宅基地使用权人只能按一人的安置标准给予安置利益，不能说明作为该户家庭成员的王某1一家三口无安置利益。2.王兴高通过公证遗嘱、人民调解书、双方房产不争协议等确定其儿子王某1继承其拆迁利益。3.王兴高户籍信息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王兴高......原户籍所在地为成都市金牛区”错误，实际情况为王兴高籍贯为安岳县，后到成都玻璃厂工作，王兴高参加工作后户籍随厂走，其户籍改在成都市玻璃厂的集体户口上，属于成华区，退休后，王兴高将户口迁入王某1生活的农村。其次，由于在案涉宅基地打算建立时，王贾桥村8组已无多余空地用来修建宅基地，故案涉房屋是修在原本属于李尊华的院落内。4.首先，对于18766元的安置住房面积补差，一审法院未审查、质证、调查，导致本案事实不清。其次，关于《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无证据表明王兴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2016年对王兴高作的法定能力鉴定意见书中表明其“阅读能力”缺失，且在签订协议时，王兴高还有4个月便要结束与黄某30年的共同生活，随王某1一起生活，故一审法院认定《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有效系错误的。 被上诉人黄某辩称，1.案涉房屋为王兴高与黄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案涉房屋系在王兴高与黄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故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王某12004年回到王贾桥村作为村民并未有任何官方文件证明，但已有证据证明了宅基地为王兴高个人所有。3.王兴高在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时虽然有阅读障碍，但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此外，王兴高的遗嘱也是在2016年订立的，若事实如王某1所称，则遗嘱效力也有问题。 李某与黄某意见一致。 原审被告王某2、王中玉述称，王兴高之前在工厂上班，后王某1接替王兴高进入工厂，王兴高转为农民，王某1将自己的宅基地给了王兴高，故案涉房屋属于王某1所有。 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由王某1继承王兴高位于金牛区房屋；2．判决黄某、王某2、王中玉、李某协助王某1办理上述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王兴高，男，193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为成都市金牛区。2020年3月10日，王兴高因病去世。王兴高与黄某于1994年4月26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再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王兴高与原配偶李尊华共同生育了三名子女，分别为王某2、王中玉、王某1。黄某与前夫生育一女李某（1980年5月8日出生）。王兴高与黄某再婚后，与李某共同生活居住在成都市成华区。2002年3月7日，王兴高申请取得案涉房屋所在的宅基地用地，房屋建筑面积合计60㎡。2014年12月22日，王兴高作为乙方，成都市金牛区征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金牛分局作为甲方，金牛区人民政府沙河源街道办事处作为甲方委托方，签订了《金牛区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主要约定：“一、甲方拆除乙方位于金牛区沙河源街道王贾社区（组）八组的住宅，乙方所持《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证载1人，证载正房建筑面积共计60㎡。符合住房安置政策的人口为1人（其中农业人员1人），按人均60㎡或51㎡的安置标准规定，应安置住房面积为60㎡；二、甲方安置给乙方1套住房，共计建筑总面积为75.51㎡（含公摊面积），安置结算总面积66.46㎡。套型、面积情况如下：××栋××单元××楼××号××型，安置结算面积66.46㎡，建筑面积75.51㎡……”。2007年5月31日，王兴高订立遗嘱，载明：“立遗嘱人：王兴高，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成都市金牛区××乡××村××组。身份证号：5××××3。遗嘱继承人：王某1，男，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成都市金牛区××乡××村××组，身份证号：5××××。立遗嘱目的、原因：现我年老体衰，神志清楚，为在我有生之年处理好自己的遗产，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遗嘱内容：在我去世后，将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沙河源街道办（原为洞子口乡）王贾桥村八组的农村房屋【见成都市金牛区国土资源局于二〇〇三年九月三日颁发的《成都市金牛区农村宅基地（房屋）使用证》】中属于我个人所有的产权份额全部遗留给我的儿子王某1继承。如在我生前该房屋被拆迁，拆迁安置取得的房产或货币终结补偿款中属于我个人所有的份额也遗留给我的儿子王某1继承。”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就上述遗嘱作出（2007）川成蜀证内民字第26847号公证书，对于王兴高的遗嘱行为进行公证。2016年1月30日，王兴高作为甲方、黄某作为乙方，签订了《甲、乙双方房产不争协议》，内容如下：“甲乙双方属再婚，婚前王兴高子女：王某2、王中玉、王某1。乙方黄某子女：李某。甲乙双方及双方子女协议：甲乙双方夫妻及双方子女互不争夺对方房产。甲方王兴高百年后，甲方的丧葬费作为甲方王兴高的安葬费用，丧葬费用由垫付方领取。在场所有人作为见证人。”陈素清、王宗宪、李某、王某1等人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2016年11月27日，王兴高订立遗嘱，载明：“立遗嘱人：王兴高，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5××××。遗嘱受益人：王某1，男，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5××××。立遗嘱目的、原因：我现在神志清楚，为在有生之年处理好自己的遗产，以预防纠纷，特立本遗嘱。遗嘱内容：我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与成都市金牛区征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金牛分局签订了《金牛区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在我去世后，将前述协议书项下属于我被安置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补偿金、过渡费、安置取得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的房屋）遗留给我的儿子王某1继承。”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就上述遗嘱作出（2016）川成蜀证内民字第41255号公证书，对于王兴高的遗嘱行为进行公证。2016年11月27日，由王中玉委托四川旭日司法鉴定所对王兴高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四川旭日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11月27日作出川旭鉴［2016］精鉴字第506号法定能力鉴定意见书，认定王兴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7年9月14日，王兴高与黄某在成都市成华区××乡街道××处和悦社区及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双方对婚内部分财产的归属约定如下：“一、房屋所有权归属1．在2010年9月25日，黄某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华分局征地事务中心”签订了《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此安置协议书中载明安置人数为叁人，包括黄某、李某、严丽红。对于协议书中涉及归属黄某的房产（包括此安置协议书中属于男女双方夫妻全部共同房产），男方王兴高自愿放弃全部所有权，全部归女方黄某所有。男方王兴高同意应安置给女方黄某的房产（××区××栋××单元××号）直接登记产权人为李某（公民身份号码5××××）；若使法律法规或政策性规定只能将黄某的安置房产初始登记产权人为黄某，则男方王兴高同意女方黄某将黄某所得的安置房产无偿过户给李某。2．对于本《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中未涉及到的房产，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其他财产与此《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的内容无关……”。2018年1月19日，王某1、李某在保和街道和顺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王兴高自愿跟随儿子王某1一起生活，身故后世由儿子主办，黄某协办；2．黄某将王兴高的个人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编号：0××××7）、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账号：4402××××4245）、中国农业银行（账号：2283××××8975）交于其儿子王某1；3．王兴高今后的个人生活、医疗均由王某1负责；4．当事人双方子女均表示互不争夺对方房产；5．黄某女儿李某支付王兴高营养费1万元。”王某1于2018年1月19日出具收条，证实收到李某支付给王兴高的营养费10000元。另查明，王兴高与黄某办理结婚登记时，黄某身份证号为510××××2274。2020年8月28日，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出具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证实，黄某原使用的公民身份证号码为：510××××2274，系重号错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和编制公民身份号码的有关规定，为确保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和唯一性，更正为：××。一审庭审中，王某1提交了由沙河源街道王贾社区出具的证明、陶海荣出具的收条、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房屋查询记录等，拟证明王兴高宅基地上房屋系由王某1全款出资修建、并由王某1缴纳了18766元的购房款。王某1目前名下没有房屋。王中玉、王某2认可王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黄某、李某提出，社区出具的证明缺乏关联性和证明力，不能反映客观事实；收条不具有真实性，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上述两份证据均不能证实拆迁房屋系由王某1出资修建。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载明购房款项系王兴高支付。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结婚证、遗嘱、公证书、协议书、证明、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收条、司法鉴定意见书、居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结算票据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本案中，案涉房屋系王兴高与黄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黄某享有案涉房屋的一半份额。黄某在王兴高立遗嘱时未表示放弃上述房产百分之五十的份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王兴高所订立的公证遗嘱中，擅自处分了黄某的财产份额，对于该部分处分应为无效，对于王兴高处分属于其个人财产份额部分的，应属有效。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以下判决：一、案涉房屋归王某1和黄某按份共同所有，各自份额为50%；二、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并作出判决，故减半收取计3275元，由王某1负担1637.5元，黄某负担1637.5元。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一致，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案涉房屋应当归谁所有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系王兴高位于本市沙河××街道××社区××组的房屋（以下简称原房屋）拆迁安置而来。原房屋系在王兴高名下宅基地上于王兴高与黄某婚姻存续期间内修建，虽然王某1与黄某关于原房屋系谁出资修建的问题上各执一词，但原房屋系农村宅基地上修建的房屋，王某1作为城镇居民，不可能因修建或买卖取得原房屋所有权，且原房屋拆迁时的被安置人仍然是王兴高，故原房屋应当为王兴高与黄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因原房屋拆迁所得的案涉房屋仍然系王兴高与黄某夫妻共同财产。王兴高生前将案涉房屋作为自己的财产，以公证遗嘱的形式指定由王某1继承，侵犯了黄某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遗嘱无效，并确定黄某、王某1就案涉房屋按份共有，各自所有50%的判决并无不当。 关于案涉房屋补差款由谁缴纳，该部分权益如何处分的问题，与本案处理没有直接关系，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 关于王兴高与黄某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与本案处理亦无直接关系，本院不予处理，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 综上，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祝颖哲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代 小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