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海，男，198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华明，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江，男，194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区，系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龙山路街道办事处王埠庄村村民委员会推荐。原审被告：王俊萍，女，198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董海因与被上诉人柳华明及原审被告王俊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根据农村貂皮买卖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认定柳华明与董海存在貂皮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多年宰杀貂的经验，上诉人认为农村养殖户在收貂季节会通过多方关系人(包括宰杀貂人员、司机等)联系河北或其他地方收购貂皮的人员，养殖户与貂皮收购人员把价格谈好后，董海等杀貂人员就开始为貂贩子宰杀貂。一审法院对貂皮的买卖程序明显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柳华明提供的录音中柳华明提出尚欠32000余元，董海回复称账在家里，一审法院以董海未提供记账记录认定董海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事实上，董海在录音中所称的账并非董海和柳华明之间的账目(实际中，董海与柳华明也从未对账)，而是董海向河北商贩要款期间在河北商贩处抄记的账目，但该账目并没有柳华明的记录，所以一审时董海无法提交关于柳华明貂皮数量及价值的相关证据。据柳华明本人陈述，其貂皮是以郭传建夫妻名义登记的，因此董海没有柳华明的相关账目记录。三、证人证言无实质法律效力，不应被采纳。证人鞠某、孙某的证言，目的是证明王俊萍将柳华明的账目从郭传建夫妻名下移出，但二位证人都某当时只有董海、王俊萍及二位证人在场，郭传建夫妻并不在场，明显有悖常理，故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综上，被上诉人柳华明与上诉人董海之间不存在貂皮买卖关系。董海虽为诸多水貂养殖户向河北商贩索要貂皮款的代表，但其并不能以此推定为貂皮购买者。被上诉人柳华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柳华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付貂皮款329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柳华明系养貂户，被告董海与被告王俊萍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16年8月2日离婚。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如若形成，欠付貂皮款的具体数额。柳华明称原告不认识河北收购貂皮的商贩，卖给被告的貂皮款是由被告发放，原告没有和商贩发生任何生意交易，同时提交2019年11月6日与被告董海的电话录音光盘一份，证实其貂皮是卖给被告董海及王俊萍的。另外申请证人鞠某及孙某出庭证实原告之前的貂皮款记在王举芹夫妻名下，后因董海给过郭传建夫妻部分貂皮款，但是郭传建夫妻没有给原告，原告与郭传建夫妻及被告董海、王俊萍三方一起将原告的貂皮款从郭传建夫妻账上单独分出，当时是由王俊萍记的账。证人鞠某及孙某分别称其是与柳华明一起去朱家村要钱，虽然之前不认识董海，但是知道是去见董海，被告董海及王俊萍都在场。王俊萍将柳华明的账从潘家村郭传建夫妻名下分出。经质证，被告董海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录音可以证实原告柳华明是与河北貂贩子发生买卖关系，并且录音中被告没有承认原告主张的事实，且电话录音也没有对貂皮的数量及单价、接收貂皮人员等信息进行确认。对于证人鞠某及孙某的证言，原告柳华明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认可证人所述是事实。被告董海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对一起去被告貂场的时间上存在差异，但对被告与原告及第三方郭传建夫妻对账一事几乎一致，证人与原告之间存在串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农村貂皮买卖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等，养殖户一般不直接与河北貂贩进行交易，即使被告董海主张原告柳华明将貂皮卖与河北貂贩子，被告董海只是杀貂，赚取杀貂加工费，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但是结合原告柳华明与被告董海的电话录音内容及被告董海每年向河北貂贩要貂皮款的事实，且河北貂贩子是将貂皮款转到被告董海账户，然后再由被告董海将款项转给养貂户，由董海妻子王俊萍记账，可以看出被告董海与河北貂贩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而养殖户与被告董海之间亦存在买卖关系，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貂皮款的具体数额，原告主张貂皮108张，每张305元，合计32940元，同时陈述当时是被告王俊萍记的账，且根据被告董海庭审陈述杀貂赚取加工费可知，不记账是不切实际的，电话录音中虽然未对貂皮的数量、单价及接收貂皮人员等相关信息进行确认，但录音中柳华明提出尚欠32000余元，董海回复称帐在家里，因此在董海未提供其记账记录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对于原告主张的32940元予以采信。被告王俊萍是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告称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且当时买卖貂皮时被告王俊萍记的账，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庭审中被告董海提交其与被告王俊萍的离婚证一份，证实双方于2016年8月2日离婚，双方办理离婚时有离婚协议，但是现在找不到了。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发生貂皮买卖时是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在录音中及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中可以看出，王俊萍参与了记账，系与董海共同经营貂皮生意，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二被告均应承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责任，因此被告王俊萍应该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虽然被告董海主张原告是直接与河北貂贩发生买卖，其仅仅是杀貂赚取加工费，但综合本案事实原告柳华明是将貂卖与被告董海，董海理应支付貂皮价款，且因貂皮买卖发生于被告董海与王俊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系双方共同经营貂皮买卖，被告王俊萍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王俊萍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放弃质证及答辩权利，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被告欠付原告貂皮款3294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原告要求被告偿付貂皮款32940元于法有据，数额合理，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被告董海、被告王俊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柳华明貂皮款32940元。以上款项由被告董海、王俊萍汇至原告柳华明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账号为62×××16。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4元，由被告董海、王俊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董海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董海提交录音资料一份，主张其并非貂皮收购者，对案涉貂皮款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经质证，被上诉人柳华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录音中文字整理部分“小甲”、“小乙”、“小丙”等具体身份不清楚，录音未载明录制时间。且无论录音内容是否真实，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将涉案貂皮卖给上诉人，应由上诉人支付款项的事实。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将貂皮又卖与何人，系上诉人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没有载明形成时间，且录音中的人员身份无法确定，均用“小甲”、“小乙”、“小丙”、“小丁”等代表，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董海称其不清楚貂皮的数量，其只知道宰杀貂的数量，至于是谁的其不清楚。2014年貂皮收购者郑鹏程、郑鹏飞委托其付款时，其按照一定比例支付给卖貂户。向郭传建支付貂皮款时因为没有柳华明的名字其就未向柳华明支付。2015年以后，其将柳华明从郭传建账目中分出。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上诉人董海与被上诉柳华明人之间是否形成貂皮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董海主张其只是屠宰水貂，并非貂皮收购者，与被上诉人柳华明并未形成貂皮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虽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从被上诉人柳华明提交的录音资料看，上诉人在录音中对柳华明陈述的其欠付貂皮款的事实并未否认，只是称账目在家里。诉讼中，上诉人董海一方面称其录音中所称的账目是其与貂皮收购者加工水貂皮的账目记录，并非收购被上诉人柳华明貂皮的记录，柳华明的貂皮记载在案外人郭传建名下，一方面又称其只知道宰杀貂的数量，至于是谁的貂并不清楚，前后陈述相互矛盾。董海对其主张的只是为貂皮收购者宰杀貂，并非貂皮收购者，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董海对柳华明主张的貂皮款应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董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8元，由上诉人董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