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陶树。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艳（何陶树的女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凤凰三横路**。法定代表人：毛卫娜。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聃，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琪琪，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何陶树因与被上诉人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京邦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9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何陶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艳，被上诉人京邦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聃、林琪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陶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京邦达公司赔偿50000元经济补偿金。事实与理由：1.何陶树被公司非法无理由解雇。2.员工离职申请表有两个人笔迹不一样，当时站长（狮山站长）在场知晓。3.2020年3月11日被解雇，何陶树3月10日还在上班。综上，何陶树被京邦达公司无理由解雇，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何陶树的诉讼请求。京邦达公司答辩称，何陶树于2020年3月11日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申请当日为其最后工作日，京邦达公司予以同意，何陶树当天办理完离职手续后与京邦达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员工离职申请表》载明何陶树系因个人原因离职，且何陶树在线上系统中也提交了流程申请，上传了同一《员工离职申请表》，表中填写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并无“解雇”二字。何陶树在劳动仲裁中自认《员工离职申请表》载明的离职原因“个人原因”系其本人填写，“解雇”字眼系其在离职申请单后自行添加。何陶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因个人原因提出书面离职申请并在系统中提交离职流程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京邦达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何陶树系因个人原因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京邦达公司从未向何陶树发出解雇通知，何陶树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系在受欺诈、胁迫的情形下签署书面离职申请并在系统中提交离职流程。且就常理而言，《离职申请表》是员工主动提出并填写的材料，公司若辞退员工，应当向员工发出加盖公司公章或人事章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而非《离职申请表》。何陶树主张被公司无理由解雇，既不符合事实也有悖常理。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何陶树的全部上诉请求。京邦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京邦达公司无须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何陶树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根据佛南劳人仲案字[2020]2096号《仲裁裁决书》记载，京邦达公司、何陶树双方无争议的事项系：何陶树于2013年10月19日入职京邦达公司处，工作岗位系配送员，工资发放形式系银行转账，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何陶树离职时间系2020年3月11日。根据京邦达公司提交的离职流程录屏和线上离职流程截图记载，何陶树向京邦达公司提起离职申请，系统记录的提交申请时间系2020年3月11日12:56:50。系统上附有的《员工离职申请表》图片文件内容显示，何陶树在离职原因一栏左侧填写“个人原因”，除此之外无其他内容。而根据何陶树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复印件记载，何陶树在离职原因一栏填写“个人原因。解雇！”。对比京邦达公司、何陶树分别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何陶树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中的离职原因一栏多了“解雇”二字。另，京邦达公司、何陶树分别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都注明了此表单作为员工线上离职流程的补充文件，线上离职流程为：登陆个人erp-流程中心-流程申请-人事流程-离职流程，审批结束之日到人力资源部签离职单视为离职办理完毕。根据京邦达公司提交的《京东集团员工手册》记载，离职方式有辞职、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辞职是指因员工个人原因发起的离职。2020年7月10日，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佛南劳人仲案字[2020]209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认为《离职申请表》中同时存在“个人原因”和“解雇”字眼，不能排除京邦达公司要求何陶树离职的可能，因此，裁决京邦达公司向何陶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50000元。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京邦达公司和何陶树各自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何陶树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当庭抗辩权，故一审法院在审核京邦达公司主张的事实及双方提交的证据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裁判。案涉《仲裁裁决书》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京邦达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收到后，因不服仲裁裁决于2020年7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符合《劳动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立案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案涉劳动合同是由哪一方提出解除以及京邦达公司应否向何陶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认定问题。京邦达公司、何陶树分别提交了在离职原因一栏填写内容不一致的《员工离职申请表》，拟证明各自的诉辩主张成立。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首先，京邦达公司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和何陶树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中所载内容，包括何陶树在离职原因一栏中填写“个人原因”的笔迹、位置，都完全相同，均在栏内相同的靠左位置；两份表格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何陶树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离职原因一栏中，“个人原因”笔迹位置右侧多了“解雇！”字迹。其次，京邦达公司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系其公司内部管理系统内所附的电子图片（照片），何陶树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是复印件，双方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纸质《员工离职申请表》原件。根据两份《员工离职申请表》的外观和内容，双方争议的《员工离职申请表》较大可能是同一张纸质原件。从书写习惯来说，一般文字内容均系从左至右书写形成，因此，在《员工离职申请表》离职原因一栏内，“个人原因”字迹书写时间较大可能早于“解雇！”字迹的书写时间，何陶树存在事后添加“解雇”二字的可能性。再次，故该重合内容可予以确认。而对于京邦达公司、何陶树有争议的“解雇”二字，一审法院认为，何陶树应该清楚知悉京邦达公司对其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中书写的“解雇”二字持有争议，但何陶树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京邦达公司曾经向其发出解雇通知的事实，亦未对“解雇”的事由经过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故此，一审法院难以认定何陶树主张的因遭京邦达公司“解雇”而申请离职的事实。而且，京邦达公司提交的、仅载有“个人原因”字迹的《员工离职申请表》，有公司管理系统上的离职流程录屏和线上离职流程截图佐证。因此，结合上述分析认定，一审法院采信京邦达公司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并认定何陶树仅系以“个人原因”向京邦达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第四，京邦达公司提交的《京东集团员工手册》作为公司的管理规范，对辞职提出的解释是因员工个人原因发起的离职。依照词汇常理和逻辑以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习惯规范，本案《员工离职申请表》记载的以“个人原因”提起辞职、离职申请的，可理解为系何陶树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关于经济补偿的规定，京邦达公司无须向何陶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50000元。另，何陶树虽然在答辩意见中提到京邦达公司有欺骗行为和找理由辞退何陶树的情形，但其并未能举证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此，一审法院对何陶树的前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无须向何陶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50000元。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何陶树负担。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前述费用，一审法院不予退还，何陶树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京邦达公司是否应向何陶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本案中，结合京邦达公司提交的离职流程录屏和线上离职流程截图记载，可以认定何陶树在离职前向京邦达公司提交了《员工离职申请书》。一审法院通过对比京邦达公司与何陶树分别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的外观和内容，并结合何陶树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京邦达公司曾经向其发出过解雇通知的事实，经综合分析比较后，采信京邦达公司提交的《员工离职申请表》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符合逻辑，并无不当。何陶树对于《员工离职申请表》上载明的“个人原因”系其本人书写无异议，故根据《员工离职申请表》上记载的“个人原因”的事实，并结合用人单位辞退劳动者的一般习惯规范，可以认定本案系何陶树因个人原因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对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原因的认定，理由阐述充分，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确认。何陶树主张其系被京邦达公司“无理由解雇”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对何陶树要求京邦达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陶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何陶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薛淑婷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