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0民终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平，女，1976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雪峰，男，197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某，男，200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雪瑞，女，197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 以上四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媛，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永越，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乌审旗拓伯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工业街东侧）。 法定代表人：李文靖，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皓峰，四川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双双，四川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县祥桂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政府小区景园商厦**。 法定代表人：吴根祥，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明，四川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立平、邵某、邵雪峰、邵雪瑞（以下简称张立平等四人）因与上诉人乌审旗拓伯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伯隆公司）、上诉人文县祥桂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桂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2020）川1024民初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立平等四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媛，上诉人拓伯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皓峰，上诉人祥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立平等四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拓伯隆公司对祥桂公司在其场地内存放货物一事知情，邵某某管理货物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从邵某某与魏垦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2018年7月3日拓伯隆公司老板李广发曾到过案涉货场视察，并询问了货物托盘的情况，邵某某与李广发、老板娘张华珍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得到印证。此时，祥桂公司的货物已经存放在了拓伯隆公司的场地内。邵某某于2018年7月12日到老板李广发家汇报工作并汇报场地租赁事宜，邵某某及其妻子跟老板商量了其子邵某能否一起去威远干活的相关事宜。此后，邵某跟随邵某某于2018年7月18日回到威远县。从邵某某与张华珍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张华珍从2018年4月7日起，按照每人每天100元的生活标准，不定时的向邵某某支付其与工友的生活费，在2018年6月21日支付1000元后，直至事发未支付过任何生活费，这与邵某某将收取的场地租赁费用用于抵扣生活费的事实一致。因此，拓伯隆公司应承担其员工基于日常管理行为遭受损害的赔偿责任。（2）邵某某已尽到注意义务，自身不应承担责任。拓伯隆公司没有健全的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管理制度，事发时以及事发前邵某某及其同事均如常为货物加盖蓬布，邵某某已尽到注意义务。拓伯隆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表示货物怎么堆放、堆多高完全由邵某某决定，说明拓伯隆公司货物存放没有规范的安全操作规程，也无健全的应急管理制度，邵某某未能采取有效安全措施的责任应归结于拓伯隆公司自身相关制度及工作流程的不规范。因堆放物品为1吨以上的石油钻井用品，堆放完成后个人无法自行搬动，堆放物是否安全应由堆放人负责。2.一审判决内容不当。（1）认定家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差旅费、住宿费、误工损失明显偏低。邵某某死亡事发突然，事发地处偏远，邵某某妻子无法独自处理丧葬事宜，由近亲属陪同至少分别于2018年7月24日至7月30日、8月11日前后到达威远处理邵某某身后事宜，提供的部分发票证明交通费和住宿费共计8349元，还未包含相关人员误工损失。（2）事发时邵某属于未成年人，应当支付其未满十八周岁的生活费。邵某刚中专毕业，虽跟随父亲打工，但刚开始工作5天，未曾获得任何报酬，仍需抚养照顾，属于被扶养人，应当支付其被扶养人生活费。（3）一审判决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偏低。本案事故发生对邵某某的家属造成严重心理伤害，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拓伯隆公司与祥桂公司一起承担对邵某某家属造成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 拓伯隆公司辩称，邵某某并未将相关事实告知领导并取得领导同意，事发时并未从事公司本职工作，拓伯隆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祥桂公司辩称，赞同张立平等四人上诉意见的第1点。最早祥桂公司是在案涉场地附近租赁并进行管理，是根据邵某某的建议并介绍其公司有多余场所可以代为管理的情况下，才将货物移至案涉场地，由邵某某进行管理。整个过程中祥桂公司一再强调要经过拓伯隆公司同意，邵某某也保证拓伯隆公司方面没有问题，所以在后来的往来过程中，祥桂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邵某某能够代表拓伯隆公司，相信其公司已经知道祥桂公司将货物移至其场地并进行管理。对张立平等四人一审主张由法院查清事实，分清责任。 拓伯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立平等四人对拓伯隆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拓伯隆公司对邵某某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查明的基本事实，邵某某是在为祥桂公司的货物加盖防水蓬布时，与货物一起垮塌，被倒塌的货物砸压致死。邵某某死亡时从事的活动是与祥桂公司负责人建立的雇佣或承揽工作，并经其双方协商后，私自收取了相应费用。而这些事实，拓伯隆公司并不知情。拓伯隆公司住所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远在内蒙古，案涉场地仅仅只是拓伯隆公司众多经营业务中的一项业务所需而临时租赁的货物堆放和中转场地，仅有包括邵某某在内的两名普通员工，两人相互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从事的工作也是技术含量较低的装卸、看管等工作内容，且公司管理人员均远在内蒙古。因此，拓伯隆公司对邵某某的管理仅限于要求其完成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对其工作以外承揽其他业务不知情完全符合常理。员工在工作以外为他人服务，本身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邵某某在工作期间是否为他人提供劳务，不是拓伯隆公司尽到了管理义务就能够绝对避免的。一审判决认为的“管理义务”仅仅只是劳动合同法赋予的公司对员工的管理范畴，完全不等同于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管理义务”或“管理责任”。即使拓伯隆公司未察觉邵某某为他人提供劳务，存在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管理疏忽，但该情形不能或不足以直接导致邵某某死亡，即使该管理疏忽被理解成“过错”，但该“过错”与邵某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2.导致邵某某死亡结果的行为内容，系邵某某与祥桂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承揽关系或雇佣关系，该责任形态更符合“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案由内容，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因此，邵某某死亡的责任应由其自身和祥桂公司承担。3.一审判决对张立平等四人主张的部分损失计算适用法律错误。张立平等四人的举证不足以证明邵某某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在天津市城镇，不应按照天津市2019年度相关统计数据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一审认定的丧葬费标准应根据内江市相关标准计算，为30758.5元。一审并未查清邵某某其父邵振江生前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应按天津市2019年度统计数据中的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应为5947.6元。 张立平等四人辩称，不认可拓伯隆公司的上诉请求。拓伯隆公司对案涉场地出租给祥桂公司知情，在张立平等四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这一点，上诉意见中亦明确阐明。案涉场地自设立开始至本案事发前几天，只有邵某某和樊玉平在该场地工作，如果樊玉平对邵某某在工作闲暇时间帮助祥桂公司装卸货物收取费用一事不知情、不理会尚符合常理，但若邵某某将场地出租给祥桂公司并私自收取费用后，樊玉平仍不予制止或上报公司明显不符合常理。拓伯隆公司对案涉货场疏于管理，没有健全的安全操作规范和应急管理制度，事故发生后未组织有效的应急抢救活动，应对邵某某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拓伯隆公司的上诉理由混淆了邵某某为祥桂公司装卸货物与邵某某基于职务行为管理货场内的货物遭受损害的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判决拓伯隆公司承担的责任较轻，有失公平。邵某某的工作无固定时间，在工作闲暇为祥桂公司提供货物装卸服务并未耽误本职工作，并不为法律禁止。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拓伯隆公司知晓案涉货场出租给祥桂公司，至少应当知晓相关事实而未实施有效管理，导致邵某某在日常工作中发生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祥桂公司辩称，邵某某已经被行政机关认定与拓伯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邵某某最后的死亡是在其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地点，拓伯隆公司知晓案涉场地除了自身货物以外还有其他公司的货物存放，对邵某某的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拓伯隆公司老板李广发曾到案涉场地检查工作，没有对出租空余场地给祥桂公司表示任何异议。祥桂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邵某某就是拓伯隆公司委派的案涉场地管理者，也充分相信其已经请示公司并经得同意存放祥桂公司货物，邵某某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本案堆放物的管理人、堆放人是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邵某某从事的是高处作业，属于特种作业人员，但无特种作业资质，拓伯隆公司在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拓伯隆公司没有提供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也没有对邵某某等人进行专门培训，应对邵某某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对赔偿责任分配有失公平。 祥桂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祥桂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1.一审事实不清。祥桂公司与邵某某建立的是仓储合同关系，合同向对方应当是拓伯隆公司而非邵某某。祥桂公司有理由相信邵某某能够完全代表拓伯隆公司履行相关职责，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其死亡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过程中，与祥桂公司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2.一审判决承担责任的比例不公。一审判决没有理清本案的法律关系，没有分清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原因。3.一审判决按天津市标准计算不符规定，应按四川省相关标准计算。 张立平等四人辩称，不认可祥桂公司上诉请求。祥桂公司作为货物的所有人和堆放人，应为邵某某被货物压砸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祥桂公司股东魏垦通过支付邵某某场地租赁费，租用拓伯隆场地存放货物，邵某某基于职务行为为魏垦看管货物。事发时，邵某某是被祥桂公司的货物倒塌压砸，祥桂公司作为货物的所有人和堆放人（涉事的货物为1吨以上的重晶石粉，每次卸车堆放均需适用机械吊车，吊车由祥桂公司租用并支付报酬，邵某某只负责将吊车挂钩挂在货物挂钩上，吊车堆放完成后，不可能由人力可以搬动或摆放），应当对邵某某被砸压死亡一事承担赔偿责任。邵某某已尽到日常工作应尽的注意义务，自身不应承担责任，祥桂公司和拓伯隆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请法院依法裁判。 拓伯隆公司辩称，祥桂公司与拓伯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明显不符合仓储合同的特征，既主张工伤又主张违反安全义务的责任，拓伯隆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责任。 张立平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向张立平等四人支付死亡赔偿金922380元（46119元／年＊20年＝922380元）、医疗费460元、丧葬费34633.5元（69267元／年÷12＊6＝34633.5）、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所支出的差旅费、住宿费、误工费合计3万元，被扶养人（父亲邵振江）生活费11603元（34811元／年÷3＊1年），被扶养人（儿子邵某）生活费17405.5元（34811元／年÷2＊1年），以上共计人民币1016482元，扣除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已给付的人民币40万元，为616482元；2.请求依法判令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向张立平、邵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受害人邵某某与其子邵某、樊玉华一起在拓伯隆公司租赁的位于四川省威远县××镇××村的“联福合作社”场地工作，邵某某负责陶粒沙的进货、出货及堆放货物的保管等工作。2018年7月23日约20时40分，邵某某与邵某在上述场地内，邵某某在堆放的祥桂公司的货物上加盖防水篷布时，与货物一起垮塌，被倒塌货物砸压受伤。事故发生后，邵某某被送往威远县人民医院急救治疗。当日，威远县人民医院诊断为：救前死亡。威远县人民医院于2018年8月8日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邵某某于2018年7月23日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停止”。张立平等四人提供威远县人民医院于2018年8月8日出具的医疗费发票，合计金额为460元。 另查明，2018年6月中旬邵某某将拓伯隆公司租赁“联福合作社”场地中的部分场地对外租赁给祥桂公司堆放货物，具体事宜是其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与祥桂公司的经理魏垦沟通及协商，魏垦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邵某某支付场地租赁管理费500元／月，共计支付两个月合计1000元，受害人邵某某保证祥桂公司的货物安全、不被淋雨，确保货物可以正常使用。祥桂公司货物到场或离场，由魏垦与邵某某联系，邵某某提供装卸堆放等服务，并收取魏垦支付的装卸费用。案涉倒塌货物系祥桂公司送货进场后，由祥桂公司支付吊车及装卸等费用，由邵某某负责安排堆放，每包货物重量达1吨以上。 2018年7月30日，张立平等四人与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分别支付张立平等四人2万元用于处理邵某某的费用；邵某某死亡事件由张立平等四人通过司法途径处理；若通过司法途径确定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支付的前期费用，可在应承担的金额内扣减，若法院判决一方不承担责任，由责任一方将2万元支付给不承担责任的一方。2018年8月11日，在威远县严陵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支持下，各方签订《调解方案》，约定：因各方就邵某某死亡的责任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各方在调解组织的支持下达成本调解协议，由张立平等四人提起民事诉讼确定赔偿责任人；本方案不视为对赔偿责任的自认或者承认，是否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大小，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各方在2018年7月30日签订《协议》本调解协议的附件；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分别再预付张立平等四人18万元。各方还就其余事项进行约定。根据上述内容，拓伯隆公司、祥桂公司分别支付张立平等四人20万元。 2018年11月22日，威远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张立平等四人申请与拓伯隆公司劳动关系确认案作出裁决：邵某某与拓伯隆公司从2018年3月4日至2018年7月23日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2月24日，张立平等四人以邵某某系为拓伯隆公司工作中被倒塌货物砸压死亡，申请工伤认定。2019年2月18日，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邵某某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不予认定工伤。张立平等四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12月16日，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1002行初5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张立平等四人的诉讼请求。 2019年3月3日，张立平等四人以邵某某系为祥桂公司工作中被倒塌货物砸压死亡，申请工伤认定。2019年4月1日，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认为张立平等四人不能证明邵某某与祥桂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符合受理条件，对张立平等四人的申请不予受理。张立平等四人不服，向内江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9年6月21日，内江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邵某某系天津市武清区下伍旗镇邵庄村人，农村居民，出生于1978年6月17日，与家人租住在天津市武清区××号××号房屋。张立平、邵某分别是邵某某之妻、之子。邵振江系邵某某之父，2019年4月邵振江去世，邵雪峰、邵雪瑞作为邵振江的合法继承人参与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一、拓伯隆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邵某某为拓伯隆公司员工，在该公司租赁的威远县塔山村的“联福合作社”场地工作，邵某某负责陶粒沙的进货、出货及堆放货物的保管等工作。邵某某将被告拓伯隆公司租赁“联福合作社”场地中的部分场地对外租赁给被告祥桂公司堆放货物，收取费用，并擅自向祥桂公司提供劳务从而收取劳务费用。上述行为均发生在拓伯隆公司场地内，时间长达两月有余，拓伯隆公司对其员工未尽足够管理义务，对邵某某的死亡后果亦存在一定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拓伯隆公司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祥桂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邵某某将拓伯隆公司租赁“联福合作社”场地中的部分场地对外租赁给祥桂公司堆放货物，邵某某保证祥桂公司货物安全、不被淋雨，确保货物可以正常使用，实际系受祥桂公司指示提供劳务，祥桂公司货物到场或离场，公司员工魏垦与邵某某联系，邵某某为其提供装卸堆放服务，并私人收取魏垦支付的装卸费用。案涉倒塌货物系祥桂公司送货进场后，由祥桂公司支付吊车及对邵某某的装卸费用，由邵某某负责安排堆放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八条“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案涉倒塌货物的现场安排堆放人员虽系邵某某，但其现场安排堆放的行为实际系向祥桂公司提供劳务并收取相应报酬的行为，且案涉事故并非在货物堆放过程中发生，故案涉倒塌货物堆放人应为祥桂公司。祥桂公司未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当对邵某某死亡承担侵权责任。 三、邵某某应否自行承担民事责任。邵某某在堆放的祥桂公司货物上加盖防水篷布时，与货物一起垮塌，被倒塌货物砸压受伤致死，案涉证据不能排除其加盖防水篷布时的现场操作行为对货物倒塌存在相关作用力，且其作为仓储保管工作人员，具备相关工作经验却在操作时未尽足够安全注意义务，未采取相关安全措施，对案涉事故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受害人邵某某为祥桂公司提供劳务，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其系履行对拓伯隆公司的职务行为，也无相关证据证明拓伯隆公司就此获取了相应利益，故在现有证据下受害人邵某某在为拓伯隆公司工作的同时未经其公司同意私下为祥桂公司提供劳务收取费用，该行为并不为法律所倡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邵某某对其死亡后果亦应自行承担相关责任，也即减轻相关侵权人的责任。 四、拓伯隆公司及祥桂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拓伯隆公司及祥桂公司并非承担连带责任之侵权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五、民事责任划分。根据事故发生时各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各自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事故后果的关联程度及本案客观实际，酌定拓伯隆公司承担20%的民事赔偿责任，祥桂公司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邵某某方自行承担40%的责任。 关于张立平等四人主张的各项损失，依法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张立平等四人所举证据足以证明邵某某虽系农村居民，但提举的证据能证明其居住、生活、工作在城镇，应视为城镇居民对待，其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合理。张立平等四人所举证据足以证明邵某某住所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相关标准计算，故张立平等四人主张按天津市标准计算合理。拓伯隆公司抗辩应按四川省农村标准进行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信。由此，确定死亡赔偿金为46119元／年×20年＝922380元。2.医疗费46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威远县人民医院出具死亡证明时间与医疗费发票时间均为2018年8月8日，且案涉事故发生后，确经威远县人民医院急诊诊断，故张立平等四人主张的460元医疗费确系案涉事故所发生费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拓伯隆公司抗辩医疗费票据时间发生在邵某某死亡后，无法证明与案涉事故管理性，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3.丧葬费34633.5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确定为34633.5元。4.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差旅费、住宿费、误工费合计3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办理丧葬事宜所支出的差旅费、住宿费以及产生误工的实际性，一审法院酌定为5000元。5.张立平等四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父亲邵振江）生活费11603元（34811元／年÷3×1年）、（儿子邵某）生活费17405.5元（34811元／年÷2×1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邵某某死亡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此时其父邵振江尚在世，后于2019年4月去世，应计算1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其子邵某出生日期为2000年10月24日，虽在邵某某死亡时尚未年满18周岁，但已工作且有经济收入，应视为成年人对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则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4811元／年÷3×1年＝11603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根据过错程度、侵权性质、侵权后果、本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精神抚慰金为18000元。 综上，张立平等四人的损失依法应认定为：死亡赔偿金922,380元、医疗费460元、丧葬费34,633.5元、差旅费、住宿费、误工费合计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60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共计992,076.5元。 其中物质性损失即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丧葬费、差旅费、住宿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974,076.5元由拓伯隆公司赔偿20%即194,815.3元，由祥桂公司赔偿40%即389,630.6元，由张立平等四人自行承担389,630.6元。 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由拓伯隆公司赔偿6000元，由祥桂公司赔偿12,000元。 综上，拓伯隆公司应赔偿张立平等四人200,815.3元，迭扣其已付款20万元，还应赔偿815.3元；祥桂公司应赔偿张立平等四人401,630.6元，迭扣其已付款20万元，还应赔偿201,630.6元；由张立平等四人自行承担389,630.6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拓伯隆公司赔偿张立平、邵某、邵雪峰、邵雪瑞200815.3元，迭扣其已付款20万元，还应赔偿815.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祥桂公司赔偿张立平、邵某、邵雪峰、邵雪瑞401630.6元，迭扣其已付款20万元，还应赔偿201630.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张立平、邵某、邵雪峰、邵雪瑞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9295元（张立平等四人已预交），由张立平、邵某、邵雪峰、邵雪瑞负担3718元，由拓伯隆公司负担1859元，由祥桂公司负担3718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张立平等四人向本院提交5组新证据：1.邵某某与老板李广发的聊天记录，证明拓伯隆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广发曾于2018年7月3日到案涉货场视察并询问了木托使用情况等事，拓伯隆公司知晓祥桂公司租赁其场地的事实。2018年7月12日，邵某某拜访李广发时曾要求李广发发送位置，证明邵某某回天津后曾拜访老板，汇报了案涉货场的情况，在征得老板同意后带邵某一起去威远。2.邵某某与老板娘张华珍聊天记录，证明邵某某2018年7月12日拜访并汇报情况。张华珍从2018年4月7日起，按照每人每天100元的生活标准，不定时向邵某某支付其与工友的生活费，2018年6月21日支付1000元生活费后，直至事发未支付过任何生活费，证实邵某某将收取的场地租赁费抵扣生活费。3.邵某毕业证书，证明邵某在事发时正处于中专毕业暑假期间，是未成年人，未曾获得任何收入，属于被扶养人，应当支付其生活费。4.邵某某微信交易明细，证明张华珍于2018年6月21日支付1000元生活费后，再未支付过任何生活费。5.邵某某微信账号申诉恢复情况，证明前述聊天记录真实性。6.邵某某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李广发向邵某某转账的事实。 拓伯隆公司对张立平等四人提交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不具有关联性，其中第15页只有邵某某发送的定位，不能证明李广发曾到过定位地点，更不能证明公司领导对邵某某管理祥桂公司货物知情并同意。其余聊天记录也不能看出邵某某曾拜访过公司相关领导并取得同意及认可。证据2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张华珍转账的事实不能达到张立平等四人所称按照每人每天100元发放生活费的证明目的，更不能证明邵某某用其收取祥桂公司的租金抵扣生活费，两者没有事实印证和关联性，拓伯隆公司已将邵某某和邵某的工资费用全部结清。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4、5、6微信申诉记录和银行交易流水不认可真实性，与本案无关。 祥桂公司对张立平等四人提交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邵某某与祥桂公司副总经理聊天记录也说明了曾向其老板问过出租场地的事情，邵某某回去向其老板汇报应是真实的，但不能达到让祥桂公司承担责任的证明目的。证据3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余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张立平等四人提交新证据的认证意见是：证据1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微信记录仅显示2018年7月3日邵某某发送了定位，前后时间段的聊天记录内容为邵某某报告发货、申请付款、收款，以及邵某某申请回家更换驾照的事项，双方均没有表达李广发要到案涉货场的意愿，不能证明该定位信息即是李广发到达案涉货场之用，更不能证明邵某某向李广发报告过将案涉场地出租给祥桂公司并征得李广发同意的事实。证据2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该微信记录主要是邵某某通过微信收取张华珍数次转款，以及报告工作事项、申领生活费等内容，邵某某并未在微信中告知张华珍出租场地给祥桂公司并收取租金一事，微信记录也没有反映出双方均认可以邵某某收取的祥桂公司租金抵扣生活费的意思表示。证据3仅系复印件，真实性存疑，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关联性不强，不予采信。证据4、5、6与证据1、2中转款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但如前所述，与本案无关，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另查明，邵某某死亡后，威远县公安局严陵派出所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对邵某的询问笔录载明：“答：2018年7月23日20时50分左右……当时我和我爸是在帮摆放在坝子里的一堆货盖上棚（注：应为“篷”，下同）子，然后我们就爬到了货顶上。我们盖了没多久，我爸就走到了货的另一边准备把棚给牵过去。当时我就站在那堆货的下面，突然我就听到我爸喊了一声，接着就是货物垮下去的那种声音‘咚’的一下……”“问：你们当时是在干什么活？答：就是把场地摆放的那些货物用棚子给盖住，害怕下雨把货给打湿了。问：你和你爸是在帮谁干活？答：帮那个魏总。”“问：这堆货物是你们的吗？答：不是，是一个叫魏总的。”对樊玉平的询问笔录载明：“答：我和邵某某是同事……今天晚上7点半过，我和邵某某还是邵某某的儿子邵某一起把我们自己公司的吨包盖帆布塑料布，盖完大概8点过的时候，我就准备走了，邵某某还要去盖另外一个姓魏的老板的吨包，因为他以前也帮那个姓魏的老板盖，我几乎每次都劝他不要去帮别人，让咱们老板知道了也不好，他就是不听，今天他又去帮魏老板盖吨包我也劝了他，他也不听，而且他的儿子邵某也在帮着他爸弄，我就准备离开回家的时候，刚刚走到离那姓魏的吨包十几步，我就听见‘咚’的响声……”“问：你们工作的地方应该是什么地方？答：连（注：应为“联”）福合作社这部分场地是有记号的，实际上魏老板堆放吨包的位置是我们公司的，可能是邵某某收了魏老板的钱所以允许他堆放的。”“问：你在你公司是什么职务？答：普通员工。问：邵某某呢？答：也是普通员工。问：邵某某的儿子邵某是不是公司员工？问：这个我不清楚。问：你和邵某某是不是上下级关系？答：不是，都是平级。问：邵某某为什么要去帮魏老板干活？答：我估计他也是收了魏老板的钱，否则不会去帮魏老板干活，也不会允许魏老板放吨包在这里。”“问：说说邵某某儿子的基本信息？答：他刚被邵某某接到威远5天左右，叫什么我不清楚，1米7左右，身材偏胖。” 又查明，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川1002行初51号行政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驳回了张立平等四人起诉撤销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载明：“另查明，2018年6月中旬，邵某某将拓伯隆公司租赁‘联福合作社’场地中的部分场地对外租赁给了文县祥桂公司堆放货物，具体事宜是其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与文县祥桂公司的经理魏垦沟通协商，魏垦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邵某某支付场地租赁管理费为每月500元，共支付了两个月合计1000元，以保证文县祥桂公司的货物的安全、不被淋雨，确保货物可以正常使用。邵某某为文县祥桂公司装卸堆放的货物，并私人收取该公司员工魏垦支付的装卸费等费用。”“……本案中，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邵某某于2018年7月23日约20时40分在为文县祥桂公司堆放的货物加盖防水蓬布时，邵某某不慎被该货物砸压受伤后死亡，其基于收取文县祥桂公司魏垦支付的租金从事的保管工作，与其应履行的为第三人公司（即拓伯隆公司）从事的本职工作无关，与维护第三人公司的利益没有关系，且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公司知晓并同意邵某某租赁场地给文县祥桂公司使用，也无证据证明邵某某收取的租金已经交付给第三人公司或者第三人公司同意将收取的租金抵用生活费，故被告依据其调查认为邵某某所受伤害不是工伤并无不当。原告认为有其他工友在场地内工作，第三人公司作为实际承租人、使用人和管理人不知道文县祥桂公司在场地内堆放货物不符合常理的理由，本院认为，第三人公司的住所地并不在内江市威远县，且老板李广发等人并不在该地址工作，其不知道文县祥桂公司堆放货物一事并不违背常理。即使第三人公司知晓该事情，但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邵某某将租金交给了第三人公司或者第三人公司已经收取了文县祥桂公司租赁场地的费用，第三人公司在文县祥桂公司堆放货物的事情上并未获取任何利益，邵某某为文县祥桂公司搭盖篷布的行为不能视为是为第三人公司工作或者维护第三人公司的利益，不应由第三人公司为邵某某受伤一事承担相关责任。” 再查明，张立平等四人在一审中提交了邵某某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载明邵某某以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类别参保。2019年度，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119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4811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应由何方承担责任，责任比例如何划分。2.一审判决认定的各项损失是否恰当。 争议焦点1：邵某某虽为拓伯隆公司员工，但本案证据及已生效的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川1002行初51号行政判决均显示，邵某某在履行为拓伯隆公司管理货物、货场工作职责的同时，私自将案涉场地的空余部分出租给祥桂公司并收取租金，在为祥桂公司货物搭架防水棚的过程中不幸被倒塌的货物砸中身亡。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邵某某将案涉场地出租给祥桂公司征得了拓伯隆公司同意，更无证据证明邵某某将收取的租金交给了拓伯隆公司。张立平等四人仅以邵某某曾在微信中向拓伯隆公司老板李广发、张华珍发送过定位，拟证明李广发曾到过案涉货场以及邵某某曾到李广发、张华珍家中拜访，再进一步证明在此过程中邵某某将出租案涉场地一事告知了李广发和张华珍，但相应证据极为单薄。且不论仅以邵某某发送的定位记录是否可证李广发必然达到该处，以及如何得知之后双方对于场地出租的交流内容，从微信记录来，邵某某生前主要通过微信向李广发、张华珍汇报相应工作情况，催要工作款项及生活费，微信是双方主要的沟通联系工具。案涉场地系拓伯隆公司租赁，若将空余部分转租给祥桂公司，显然不是邵某某能够做主，其理应向李广发或张华珍进行报告，但在其提交的微信记录中未见任何与此事有关的信息来往，明显有违常理。并且，收取祥桂公司租金涉及拓伯隆公司款项进账，邵某某更应及时向拓伯隆公司报告并上交租金，但微信记录中亦未见任何有关联的记录。综上，张立平等四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拓伯隆公司对案涉场地出租给祥桂公司一事知情，邵某某为祥桂公司货物搭架防水篷布的行为不是在为拓伯隆公司履行工作职责，拓伯隆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责任。 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祥桂公司经理魏垦与邵某某联系，由邵某某提供装卸、堆放等服务，魏垦支付装卸费用。两人的微信记录也反映出，魏垦除向邵某某支付场地租金以外，还支付了“装车卸车”费用。因此，邵某某与祥桂公司之间已形成临时性相对较强的雇佣关系，本案案由应更正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邵某某为避免祥桂公司的货物被雨淋湿搭设防水蓬布，应属装卸、堆放工作的合理延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祥桂公司应承担对邵某某死亡的赔偿责任。邵某某收取了祥桂公司的装卸费用，参与了祥桂公司货物堆放的过程，其自身也是案涉场地的工作人员，应对货物是否堆放稳固、是否适合攀爬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邵某某后因货物垮塌被砸压身亡，其本身存在一定过错，可以适当减轻祥桂公司的责任。本院综合考量案涉货物的管理难度、各方行为对本案事故的参与程度和关联性等因素，结合各方过错程度，酌情确定由祥桂公司承担本案80%赔偿责任，邵某某方自行承担20%责任。 争议焦点2：张立平等四人已提供邵某某社保缴费证明，证明邵某某以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类别参保，且天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应标准均高于四川地区，一审判决结合其他证据按照天津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邵某某父亲邵振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定。一审判决按照四川省2019年度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丧葬费符合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认定。对张立平等四人主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差旅费、住宿费、误工费3万元，其仅提供了8000余元交通及住宿票据，考虑到邵某某去世后，其妻儿确难以独自办理相应事宜，客观上需要天津亲友往返四川威远进行帮助，本院酌情支持1万元。对邵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邵某出生于2000年10月24日，在本案事故发生时为17周岁，仍为未成年人，虽与其父亲一同到案涉场地为拓伯隆公司工作，但邵某实际工作仅几天后便发生本案事故，之后没有工作，也无其他证据证明邵某已有独立的劳动收入作为生活来源，应当计算3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即34811元／年÷12个月×3个月÷2人＝4351.36元。张立平等四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本院予以认定。综上，张立平等四人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922380元、医疗费460元、丧葬费34633.5元、差旅费、住宿费、误工费合计1万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954.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合计1013427.86元，由祥桂公司承担80%赔偿责任即810742.29元。品迭祥桂公司已支付的20万元，祥桂公司仍需向张立平等四人赔偿610742.29元。拓伯隆公司已支付的20万元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各方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张立平等四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拓伯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祥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2020）川1024民初218号民事判决； 二、文县祥桂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张立平、邵某、邵雪峰、邵雪瑞810742.29元，品迭已支付的20万元，还需赔偿610742.29元； 三、驳回张立平、邵某、邵雪峰、邵雪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295元，由张立平、邵某、邵雪峰、邵雪瑞负担2307元，文县祥桂矿业有限公司负担69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其中张立平、邵某、邵雪峰、邵雪瑞上诉部分7144元，由张立平、邵某、邵雪峰、邵雪瑞负担3572元，文县祥桂矿业有限公司负担3572元；乌审旗拓伯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上诉部分4312元，由文县祥桂矿业有限公司负担；文县祥桂矿业有限公司上诉部分7324元，由文县祥桂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侯 审 判 员  吴 敏 审 判 员  李 清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荔杨博 书 记 员  颜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