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豫10民终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翠枝，女，汉族，1946年3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松山，男，汉族，1938年5月30日出生，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昌市魏都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住所地许昌市人民路**。法定代表人：邹枫浩，该中心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昌市魏都区新兴街道裴山庙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许由路与仓库路交叉口西北角法定代表人：高福山，该社区主任。上诉人高翠枝因与被上诉人高松山、许昌市魏都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房屋征管中心）、许昌市魏都区新兴街道裴山庙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裴山庙居委会）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20）豫1002民初5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翠枝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20）豫1002民初595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有充分的证据及事实证明魏都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2民初5795号民事判决书存在错误，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1、本案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韩喜梅生前在2009年与被上诉人许昌市魏都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许昌市魏都区新兴街道裴山庙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民委员会）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该协议当中所确定的被拆迁人明确系韩喜梅。据此确定，韩喜梅系被拆迁房产的权利人。该《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是本案事实认定的关键，不仅是韩喜梅作出公证遗嘱的依据，更是本案被拆迁赔偿权利人的直接性证据。按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4条的规定：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韩喜梅户口登记，韩喜梅系被上诉人居民委员会的常住人口。由此充分证明，韩喜梅系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是本案没有争议的拆迁安置主体，该协议属于韩喜梅获得拆迁安置补偿的权利依据。但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所出示的《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原件不仅不作任何评判，反而在判决书中认为上诉人只提供了公证遗嘱没有其他证据的认定，明显是在回避本案主要事实，否定该协议的证明力。2、一审已经查明，韩喜梅不仅作为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而且被上诉人管理中心、居民委员会均确认向韩喜梅履行协议支付补偿款及过渡费的事实。对于韩喜梅正当取得拆迁补偿的事实，一审判决不能给予客观正视，在审理查明部分，作出韩喜梅代为领取的认定是完全脱离事实证据的，因为本案中没有任何韩喜梅为他人代为领取的证据支持。3、高松山不具备取得本案拆迁补偿的主体资格。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高松山的户籍及领取社会养老待遇证据，被上诉人高松山本人对此没有异议，该证据客观证实了高松山自1991年4月1日享受职工退休养老待遇的事实，其本人户籍自始登记在魏都区西关派出所辖区。客观的说明，高松山不是被上诉人居民委员会集体组织成员，更不是该社区的常住人口。虽然高松山提供了被上诉人居民委员会的改造实施方案，但该方案所确定的拆迁补偿对象是指参与村组年终分配的居民，虽然包含户口不在本社区的人员，但是指有宅基地的老户。结合到本案该拆迁发生时，韩喜梅在世，不发生高松山继承的事实。而无论是争议判决的审理还是本案一审，高松山均未提供任何拆迁前取得宅基地的证据。因此，高松山无论是身份、户籍还是继承均不符合取得本案拆迁补偿安置的主体资格，一审判决不能按照客观事实及证据给予公正认定，明显错误。4、高松山不履行对韩喜梅生养死葬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取得韩喜梅遗产的任何条件。首先，该协议不存在高松山履行后取得韩喜梅全部家产的约定；其次，高松山在签订协议后，是否履行应当提供客观证据，在本案中，高松山以多名证人证言的形式对此进行的证明完全不具有证明力。韩喜梅作为高松山继母，与高松山父亲生活多年，从家庭关系而言，高松山理应履行赡养义务。但在本案，高松山所谓通过他人向韩喜梅支付费用，不仅可以看出，高松山赡养韩喜梅并非出于自愿，而对于费用是否支付的事实，不仅证人没有到庭证明，而且高松山也没有任何交付的凭证。因此，该调解协议虽然签署，高松山并未实际履行。再次，通过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有关韩喜梅生前的医疗费用以及去世的相关手续，完全可以证实高松山拒绝赡养韩喜梅的真实情况。第四，高松山在（2019）豫1002民初5795号民事判决案件中，诉称韩喜梅的去世时间2013年，比实际的去世时间提前一年，可见高松山对韩喜梅关心程度。因此，高松山所谓为韩喜梅办理丧葬的辩解及证据均属不实。5、韩喜梅生前房产的来源是与丈夫高西铭以及上诉人共同建造，不存在高松山出资建造的事实依据。一审中，被上诉人居民委员会确认被拆迁房产系祖宅，按照祖宅的正常传承，只能是高西铭、韩喜梅夫妻取得，而高松山是否可以取得，属于继承法律关系。对此，高松山没有证据证明被拆迁房产取得的方式及凭据，结合被上诉人管理中心自认与被拆迁人韩喜梅签订协议和履行协议的过程，客观地证实了该房产经拆迁部门确认系韩喜梅财产的事实。而对于争议判决所认定被拆迁房产系高松山出资建造仅仅是依据高松山陈述材料以及高西欣、高西荣证言，没有任何高松山出资凭证或高松山的建房审批手续。对此，争议判决及本案一审均不能给予正确的认定，违背了物权的审查标准以及拆迁协议的相对性，否定了本案中所涉及的继承法律关系。高松山以及上诉人作为高西铭、韩喜梅子女，即使对父母建房作出过贡献，只能属于对父母的资助行为，不是占有父母资产的依据。对此，一审及争议判决均没有以公平、客观的方式给予考量，也更不是法律文书去推崇的典型。6、本案拆迁补偿协议所载明的内容是对地上物权的置换及补偿，不是以宅基地作为补偿依据。根据该协议第一条内容，可以确定甲方韩喜梅现有房屋经实测量为180平方米，可置换房屋两套……。该补偿置换是以拆除地上建筑物作为对应依据。按照现行规定，宅基地不具有继承的条件（依据），更不属于本案拆迁补偿的范围。无论上诉人是否另有其他宅基地均不能成为阻却上诉人享有继承权的影响条件。因为，韩喜梅房产被拆迁补偿属于物权置换。韩喜梅去世后，拆迁补偿协议的所涉及合同权益由其继承人依法取得。因此，拆迁协议所涉补偿资产系韩喜梅财产置换，该协议系韩喜梅权利凭证。上诉人依据遗嘱依法继承取得协议财产。7、高松山不存在委托韩喜梅代为签署《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的事实。虽然在争议判决以及本案一审当中，高松山均提出由于拆迁协议签订时，自己在外地，故委托韩喜梅代为签署。经两次诉讼查证事实，仅有高松德的虚假证言。对此，上诉人认为，高松山的理由与事实不符，首先，两次诉讼被上诉人高松山、管理中心、居民委员会均未能提供委托手续；其次，韩喜梅没有书写能力，本案协议系高松德代签。如果高松山明确告知高松德，完全可以让高松德直接代高松山签订，为何还要签署韩喜梅名字，不符合客观常理；第三，高松山自协议签订前就知道拆迁事实及协议签订情况，如果高松山属于被拆迁人完全有条件及时进行变更或通过合法途径主张，但协议签订多年直至韩喜梅去世，高松山从未主张。因此，高松山自始就明知被拆迁房产不属于其本人，更没有在法定期间内主张撤销或变更。本案拆迁协议在没有撤销的前提下，争议判决将拆迁置换房产判归高松山取得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案一审对此不作合理认定，实属不公。8、（2019）豫1002民初5795号民事判决书错误在于以虚假证言突破书证（拆迁协议）的相对主体，错误改变他人的财产权属；对诉讼中已经发现的继承法律争议视而不见；不依法追加或通知韩喜梅其他继承人参加诉讼行使诉权；对诉讼双方不正常的默契配合没有引起重视，放任当事人诉权滥用；怠于对案涉资产的物权审查。由此导致对韩喜梅财产的错判，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对此，本案一审不能客观进行审查，判决缺乏对证据的分析说理，更没有对争议判决所涉及的错误进行公正评价。二、从保护当事人权益角度，本案诉讼应当客观查明争议判决书所存在的错误，但一审法院对此不作客观评判，所作判决不利于社会矛盾的修复。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法律赋予当事人合法诉权，正是基于该类诉讼的特殊性，更多的是解决裁判文书对当事人所产生的实质性的影响及损害。因此，对此类诉讼的审查应当更加严谨。判决应当对争议事实以及涉及的法律文书进行充分释法说理，才能有效的化解司法争议。但一审判决对于前述问题，既没有客观说理分析，也未对庭审中发现的问题（如：高松山主张被拆迁房产是其投资所建的具体批建手续、被上诉人管理中心及居民委员会拆迁档案资料、为何一审当庭被上诉人管理中心对拆迁协议的履行情况不能作出正面回答等）给予重视，整个判决存在偏听偏信，判决结果显失公允。三、被上诉人高松山不具有争议拆迁补偿的身份主体，更不属于被拆迁房产权利人，争议判决突破拆迁合同的相对性认定高松山取得拆迁补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撤销。如上理由，本案争议旨在于确定争议判决是否存在错误，是否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高松山是否具有取得拆迁补偿的依据。在争议判决审理中，所涉及的被拆迁房产的归属，应当以该房产被拆迁时的合同相对主体作为确认依据。因为，从该房产的历史来看，占有、使用的主体是高西铭、韩喜梅，被上诉人管理中心及居民委员会也正是基于该客观事实，才与韩喜梅签订协议。而所谓高松山委托韩喜梅的说法，在既往的审理中，并没有具体的书面依据。高松山所提供的证人高松德证词缺乏支持性证据，也不符合本案的客观常理。从拆迁协议签订以及履行情况分析，相对人只能是韩喜梅。且高松山所谓出资建房的证据，属于言辞证据，在高松山不能提供原始建房手续或权属登记凭证的情况下，不足以改变本案原始物权及拆迁补偿的主体。并且，经一审证实，高松山从身份上完全不具备拆迁补偿主体资格。对此，从举证责任来看，高松山应当负有该事实的举证义务。争议判决完全忽略了物权的审查标准，以至判决错误。在本案中，上诉人明确强调，本案《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原件一直保留在韩喜梅及上诉人一方，并且，每次韩喜梅领取补偿费及安置费都有管理中心及社区人员注明的领取记录，此有效证实了被上诉人管理中心及居民委员会并未将高松山列入拆迁补偿主体的事实，否则，也不存在该协议履行多年的事实。无论高松山证据是否真实，从证据产生时间也能清晰的看出均是在韩喜梅签署《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之后。可以确定，高松山对于出资建造本案房产没有任何建房当时的证据证明。而且，如果建房时高西铭、韩喜梅确实将家庭财产交付高松山，按照风俗习惯，也应当签订有家庭协议。因此，高松山以证言回忆的形式去改变本案已经故去老人的财产权属，不仅与事实不符，且于法相悖。无论高松山是否存在资助父母建房，在其不能提供原始权属或审批手续的条件下，本案不存在改变被拆迁房产的权属归高松山的事实。从继承角度考量，本案被拆迁房产以及补偿安置房产上诉人及高松山只能在韩喜梅去世后继承取得，这也是本案当事人财产唯一的来源途径，也符合本案的客观证据及事实。基于韩喜梅去世前已经对其个人财产作出有效遗嘱，该遗嘱就是依据《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作出。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除遗嘱外没有其他证据的认定显然是在回避本案客观证据的存在。按照我国《公证法》第36条的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也正是基于该公证遗嘱确定拆迁补偿归上诉人取得，争议判决损害韩喜梅财产及上诉人继承权实现的事实明确。一审查明，高松山自认从拆迁开始就知道韩喜梅签订《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的事实，也知道韩喜梅领取多年一直安置费、过渡费的事实。由此可以确认，高松山对被拆迁房产系韩喜梅所有，拆迁补偿归韩喜梅取得的事实是不持异议的。否则，其完全可以要求撤销《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主张自己的权益。但高松山直到2019年才向法院起诉，并且故意漏列上诉人参与诉讼，是导致本案诉讼的直接原因，争议判决对此更是怠于行使审判职能。因此，在本案《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未经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该协议就是上诉人证明韩喜梅财产所有权的有力依据。相反，争议判决以高松山提供虚假证言作为依据，支持其非法诉求本身就是实质性错误，而本案一审仍然以同样的理由认定高松山出资建房，是对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漠视。实质上，对于高松山是否履行了赡养韩喜梅，是否可以取得案涉补偿房产，韩喜梅所留遗嘱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老人对生前生活的所感所悟，也是高松山在韩喜梅在世期间一直不敢觊觎老人财产的直接性原因。本案争议判决错误支持高松山的不实诉求，改变韩喜梅生前财产权属的结果，不仅损害的是老人的遗愿，更是降低了公民对社会道德、司法公信力的认知。据上，本案上诉人要求撤销争议判决的证据充分，诉讼事实清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争议判决所存在的错误以及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未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判。判决脱离事实证据，结果显失公正。为此，上诉人依法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高松山辩称，上诉人高翠枝一审中未能提供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其次，（2019）豫1002民初5795号判决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正当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首先，拆迁房屋系被上诉人高松山于1984年所建。高松山建房的事实根据长辈高西荣的证人证言以及村组织的相关证据材料均可以证实；其次，根据当时代韩喜梅签字的村干部高松德的证言，也可以证明当时通知的主体是高松山，而不是韩喜梅。2、关于韩喜梅生前领取补偿款及过渡费的事情一审中上诉人也已经进行了说明，并非被上诉人在韩喜梅生前没有主张过权益，相反上诉人多次到村里要求调解解决，村领导为化解矛盾，给高松山过工作，称“老人年事已高，这点补偿款及过渡费就让老人花了”，被上诉人高松山才未在韩喜梅老人生前主张该部分权益，多名村干部均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向村组织要过该款项，村领导高建龙也可以证明。3、关于高松山是否具备拆迁补偿的主体资格，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举证进行了证明，根据《裴山庙社区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第五条第三项明确“参与村组年终分配的居民（含户口不在本社区但有宅基地的老户）”，高松山系裴山庙社区高庄的老门老户，祖祖辈辈在此生活。被告人高松山和同父异母的妹妹成年后，本该另批宅基地各自生活，但根据村里约定俗成的规矩和河南省农村宅基地用地管理办法等规定，“农村居民户除身边留一子女外，其他成年子女确需另立门户而已有的宅基地低于分户标准的”才可以申请新的宅基地，因高松山与父母一同生活，所以给高翠枝申请了宅基地，无论是依据法律规定还是农村的“风俗”老宅应当属高松山所有。4、高松山根据村组织居中参与的《调解协议》，根据村组织干部的证言，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赡养义务，不再重复论述。5、韩喜梅生产居住的房屋系高松山在1984年所建，当时被上诉人高松山都已经46岁，父亲母亲已经近六七十岁，1984年到现在已经是37年前了，当时的老人在六七十岁与现在的六七十岁是不能比较，在当时那么大的年纪没有经济收入来源，怎么可能有能力建造房屋。另外当时农村建房根本没建房审批手续，也没有意识保留出资凭证，只能以村里长辈或者村干部的证言为准，因为农村的家事他们是知根知底的，不能按照上诉人上诉状上要求，以现在的标准要求37年前的行为，这样过于苛刻。另外，上诉人既然主张房屋系高松山父母所建，也同样没有提供相关的产权证明。6、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无论是宅基地使用权还是拆迁房屋均属于被上诉人高松山所有，高松山是适格的被拆迁人。根据协议签订的直接负责人员高松德的证言也可以看出，当时电话通知的主体便是高松山，他是拆迁补偿协议签订的直接参与者，可以直接客观的证明当时签订协议的真实情况，因此，（2019）豫1002民初5795号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不符合撤销条件，案件也不属于继承纠纷，更没有漏列上诉人。二、上诉人在一审中仅提供了一份遗嘱公证，还只对上面按指印的行为进行了公证，至于遗嘱中的内容是否真实合法，遗嘱中的财产是否属于韩喜梅的个人财产均无法证明。因此，上诉人作为一审的原告，没有充足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更没有证据证明（2019）豫1002民初5795号民事判决书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其要求撤销的诉求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房屋征管中心辩称，法院依法判决，具体意见同一审意见。被上诉人裴山庙居委会辩称，我们按法院判决给高松山房子，上诉人上诉不合理。高翠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魏都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2民初5795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确认韩喜梅于2009年11月30日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中的置换房屋两套（200平方米）及补偿款、过渡费等系韩喜梅遗产，判决归原告继承。三、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高翠枝与被告高松山系同父异母的兄妹。二人的父亲高西铭于2003年去世，原告与其母亲韩喜梅一起生活。被告高松山经裴山庙社区居委会的调解下签订了协议，约定韩喜梅跟随高翠枝生活，高松山每年支付生活费（生活费自2010年6月份按每年3600元的标准支付），××的花费均由高松山负责。2009年11月30日韩喜梅与许昌市魏都区建设动迁中心（现被告许昌市魏都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通过被告裴山庙社区居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原有房屋置换两套拆迁安置房屋，共计200平方米、补偿金48200元。原告高翠枝的母亲韩喜梅已经代为领取。2014年韩喜梅去世。后由于两套拆迁安置房屋的归属，高松山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市魏都区征收中心及裴山庙社区居委会履行2009年11月30日与韩喜梅（已故）签订的《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即交付总面积为200平方米的住房两套，并支付过渡房、补偿金66800元。魏都区法院制作了（2019）豫1002民初5795号判决书，判决被告许昌市魏都区征收中心、被告裴山庙社区居委会交付原告总面积200平方米（一套80㎡、一套120㎡）两套住房；驳回了高松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另查，原告高翠枝在裴山庙另行审批有一处宅基地。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其起诉条件较普通案件更为严格，必须具备主体、程序、实体等条件要求。本案原告高翠枝在本案中只提供了韩喜梅的公证遗嘱，但并无其他相关证据用以证明原高西铭、韩喜梅居住裴山庙的房屋系其二人的共同财产。（2019）豫1002民初5795号判决书中有裴山庙社区的工作人员及高翠枝、高松山两位叔叔的证言，均证明原高西铭、韩喜梅居住在裴山庙社区的房屋系高松山于1984年所建。因此现原告要求撤销（2019）豫1002民初5795号判决书；确认韩喜梅于2009年11月30日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置换协议》中的置换房屋两套（200平方米）及补偿款、过渡费等系韩喜梅遗产，应判决归原告继承的请求无证据证明，也于法无据，法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翠枝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证据一：高松德证人证言一份，证明：1、涉案的被拆迁房屋办理的房产证是高西铭。2、韩喜梅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向拆迁办（现魏都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提交了高西铭的房产证。3、高松德代签的是韩喜梅的名字，并非是受高松山的委托。证据二：拆迁置换协议一份，证明：在魏都区新兴办事处留存的拆迁档案仅有该份协议，由此说明魏都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拆迁档案在新兴街道办事处存放一事并不属实。被上诉人高松山对上诉人高翠枝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1、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规格，一审上诉人也没有向法庭提交，且高松德在一审提交的证人证言正好跟二审庭审中提交的相反，且日期是修改过的应该是一审判决书之前，但是现在上诉人现在提供，从真实性关联性都不符合新证据规则，不是二审新证据；2、第二份证据跟第一份一样，且没有加盖公章，真实性有异议，如果提交应该是在一审都要提交，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交可以查询的房产证书。综上，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要求，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房屋征管中心对上诉人高翠枝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1、同高松山质证意见；2、我单位仅作为房屋征收的管理部门，过户费和涉案房屋的交付均是新兴办事处和裴山庙居委会负责实施，我单位已将相应的材料全部移交新兴办事处。被上诉人裴山庙居委会对上诉人高翠枝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我也说不准，有的办了房产证。对上诉人高翠枝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待证目的，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高松山系案涉房屋的所有人，有高松山建房时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高松山户口不在裴山庙社区，但系在裴山庙社区有宅基地的老户，符合《魏都区新兴街道办事处裴山庙社区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中规定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系合格的被拆迁补偿安置的主体。上诉人高翠枝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韩喜梅系案涉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亦不能证明案涉被拆迁房屋应归高翠枝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之规定，上诉人高翠枝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本院不予支持。故，一审判决合法合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高翠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元，由上诉人高翠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天兰审判员  连红举审判员  尤 薇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高毫歌书记员杨冰执行催告通知书履行义务人：根据201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你方应在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如果有财产拒不履行，你将承担如下法律责任：1、增加执行成本。未在指定期间履行的，支付迟延履行金或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执行费用。如实报告财产，否则罚款，拘留。2、消费行为限制。限制乘坐一等以上动车、高铁、飞机、入住星级宾馆、酒店、旅游度假、上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新建、扩建、装修房屋、出境。3、经商立项限制。限制设立金融类公司、社会组织、发行债券、股票、终止股权行权、从事不动产、国有资产交易、使用国有自然资源、获得政府补贴、政策支持、海关认证、从事药品、食品等行业及房地产、建筑企业资质、授信。4、就业就学限制。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担任国企高管、金融机构高管、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社会组织负责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5、评先受奖限制。不得评为道德模范、获得慈善类奖项，已获得的予以撤销。单位或其领导成员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参评文明单位，已取得文明单位的撤销。6、控制资金财产。查封、扣押、冻结、划拨、变价、扣留、提取、拍卖、变卖可供执行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收入及财产。7、追回债权抵债。对你享有到期债权的第三人发履行到期债务通知，追讨你担保、与他人共有、第三人占有的财产。8、拘传拘留罚款。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拘传，拒不履行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个人罚款十万以下，单位罚款五万以上一百万以下。9、刑事自诉追究。申请执行人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在公安、检察机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提起刑事自诉。10、刑事责任承担。有能力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邮编：461000地址：许昌市魏都区前进路与魏文路交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