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82民初9730号原告：胡亚萍，女，199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若愚，浙江高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双双，女，1988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慧博、施跃洲，浙江嘉瑞成（乐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亚萍与被告徐双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若愚、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慧博、施跃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口罩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购物款38000元，被告自行取回剩余口罩；3、按购买口罩价款三倍向原告赔偿114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2月疫情期间，为抗击新冠疫情需要，原告于2月12日通过微信向被告购买口罩，原告在购买时明确告知被告因为是捐赠给医院的，必须是医用口罩，被告也明确保证出售的是医用口罩，单价为3.6元/个，原告向被告购买了12000个医用口罩，双方约定合同总价为43200元，原告在当日通过微信分两次转给被告3800元和9400元、支付宝扫描方式转给被告30000元，共计43200元。2月13日因亲戚朋友抗疫需要，原告又分两次向被告追加购买500个和1000个医用口罩，价格仍为3.6元/个，原告在当日分两次通过微信向被告支付18000元和3600元。后被告一直未按约定时间发货，因拖延时间过长，原告只能取消部分8000个口罩订单，被告同意但又提出口罩价格上涨，剩下的10000个医用口罩每个要增加0.2元，只退还了原告26800元。2020年2月26日原告终于收到10000个口罩，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不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医用口罩，根本无法达到原告购买要求，遂要求将已收到的口罩退还被告，被告将货款返还原告。双方多次协商后，被告提出先按3000个口罩1万元的价格退还部分口罩，但在原告将3000个口罩退回给被告后，被告又拒绝退还3000个口罩的10000元货款，之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退款退货均为被告拒绝。现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10000个口罩并不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医用口罩，已经构成严重的欺诈行为，使原告购买口罩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原告利益受到重大损害，被告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向原告返还38000元购物款，并对被告的欺诈行为按照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徐双双答辩称：一、答辩人确有收到原告寄回的3000只口罩，但关于该3000只口罩的性质并非原告主张的质量问题退货，而系原告委托答辩人代为进行销售。从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还原案件基本事实如下：原告于2020年2月疫情期间通过微信向答辩人购买口罩，因为疫情的不可抗力，货物库存紧张，快递物流速度迟缓，最终经双方协商一致，实际成交口罩10000只，成交总金额为38000元。原告在收到货物后自行进行了处理，但仍有部分口罩未能处理完，于是原告向答辩人称该部分口罩存在“别人说质量存在问题”“我留下的都是别人嫌不是医用的”等方面的问题，但又并未提出退换，而是直接向答辩人提出“帮我卖个几千个”的新请求，于是双方经协商一致，形成了一个新的委托合同关系，即答辩人接受原告的委托代为进行销售原告寄回的3000只口罩。但是，后来因为复工复产，口罩价格骤降，答辩人在征得原告允许的情况下对口罩进行了降价处理，这3000只口罩中有200只卖了3.2元/只、有800只卖了2元/只、2000只卖了1元/只，总计出售金额为4240元。然而原告认为与其预期相差甚远，遂提起本案诉讼。综上可知，关于寄回的3000只口罩，并非退货，原告也从未以质量问题等原因要求退换，而是一开始就通过与答辩人形成新的委托合同关系请求答辩人代为销售。因此，原告主张3000只口罩系质量问题退货，与事实不符。二、答辩人与原告关于10000只口罩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并无根本违约情形，原告不存在法定单方解除的事由，答辩人亦不同意解除。本案中，关于这10000只口罩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答辩人购买医用口罩，合同目的在于可以自行支配口罩，答辩人向其寄送了10000只医用口罩，合同目的在于赚钱。首先，在正常交易过程下买方在收到卖方货物时应当进行验收确认，然而原告在收到货物后并未提出质量问题，也未否认收到的不是医用口罩，而是自行转售给了第三方，说明原告对货物质量是予以认可的，其合同目的并非根本无法实现；其次，之后原告因未能处理完口罩，再加之口罩的市场价格骤降，原告才开始声称口罩质量有问题，如果真的有问题，原告应当第一时间要求答辩人全部退或换，然而原告的行为却是寄回3000只口罩，并主动请求答辩人代为销售，说明口罩并非真的存在质量问题，只是原告为了挽回因价格骤降而遭受的损失。综上，原告与答辩人关于10000只口罩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并无根本违约情形，原告起诉解除与答辩人达成的买卖合同，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三、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口罩存在质量问题，答辩人也未实施欺诈的行为，原告主张退款及三倍赔偿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原告购买口罩的目的并非其主张的捐献医院或者亲戚朋友抗疫需要，而是用来赚钱，其在收到涉案口罩后也并未第一时间对口罩质量提出异议，而是在自己下家退货给原告后，原告才向答辩人主张所谓质量问题，原告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从答辩人处购得的口罩真正存在着质量问题；其次，涉案口罩系答辩人从厂商那里进货然后转卖给原告的，答辩人也仅是个中间人，向原告寄送的医用口罩也与约定的口罩一致，答辩人并无欺诈的故意，也无欺诈的行为，原告也并未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综上，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口罩存在质量问题，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要求被告退款及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20年2月份通过微信向被告购买一万只医用口罩，单价每只3.8元，共计38000元。货款付清之后，原告于2020年2月26日收到口罩，并将其中部分口罩每只加价1毛钱转卖给他人。由于原告的客户反映收到的口罩不是医用口罩，故将部分口罩退还给原告，原告遂与被告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由被告帮其代卖3000只口罩。原告于2020年3月20日询问被告代卖的情况，被告回复称已经卖了一千多个了，其中800个是以2元每只的价格卖的，其余的是以3.2元每只的价格卖的。2020年9月5日，被告再次回复原告称以0.5元每只的价格卖掉了2000只。上述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微信交易明细证明、支付宝交易凭据、支付宝资金证明、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微信支付转账凭证、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案中，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口罩并非为了其自己的生活消费需要，而是每个加价一毛后再转卖给他人，因此，本案原告并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退一赔三的规定。其次，原、被告间的口罩买卖合同是否可以解除。本院认为，原告向被告采购医用口罩，在收到口罩后，原告对被告交付的口罩是否是医用口罩提出了质疑，但是原告在当时以及其客户向其反映经过鉴定收到的口罩并非医用口罩后与被告的沟通中均并未向被告主张退货或解除合同，而是对口罩予以接受并进行了转卖（原告于2020年3月4日与被告的微信聊天中表示“我不找你了，你帮我3000个卖卖掉就好了”）。因此，本院认为，即使被告交付给原告的口罩并非医用口罩，但是原告也予以接受，系以其实际行为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原、被告间的口罩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并不符合合同法有关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因此，原告要求解除其与被告之间的口罩买卖合同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委托被告代卖的3000只口罩，被告自认出售的总金额为4240元，因此，被告应将4240元支付给原告。若原告有证据证明代卖的总金额不止4240元的，原告亦可另行向被告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340元，减半收取1670元，由原告胡亚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郑琦霞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代书记员 陈紫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