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0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柏云，男，196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红、林思思，浙江杭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瑞华，女，195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青，浙江南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富，北京东卫（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柏云为与被上诉人郑瑞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10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邱柏云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郑瑞华全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瑞华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错误判定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1.根据邱柏云从杭州晟元数据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元公司）档案室获取的两份信托协议可以看出，郑瑞华的股权先由杨富金代持，杨富金有管理、处分信托股权的权利。2018年12月24日，由于晟元公司IPO的要求，代持股份全部取消，但郑瑞华的股权仍交由杨富金代理。2.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郑瑞华全程委托杨富金全权办理，且邱柏云在签订解除协议前未看到转让协议上另一方的签字是杨富金代签还是郑瑞华本人签字，股权转让协议系郑瑞华授权杨富金行使。根据《信托协议》第3条、第4条的规定，该信托协议仍未解除，在转让股权时让杨富金出面代表其郑瑞华本人、陈芝浓三人来找邱柏云商谈股权转让事宜所有价格的确定、合同的拟定、条款的协商均由杨富金一人确定，杨富金本人也明确其是受郑瑞华、陈芝浓两人的委托来共同协商。自始至终，邱柏云未见过郑瑞华，也无其联系方式。2019年1月18日，杨富金将其拟定的杨富金、陈芝浓、郑瑞华三人与邱柏云的《股权转让协议》三份交给邱柏云签订，邱柏云与杨富金的签订当天双方签订好后生效。与陈芝浓、郑瑞华的协议由邱柏云单方签订好后应杨富金要求交由杨富金，之后该份协议有无签订邱柏云根本不知道。在邱柏云签好后几天，由于郑瑞华方及其他股东的原因又由杨富金出面找邱柏云要求解除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无论从杨富金与郑瑞华之间的《信托协议》还是其股权显名后股东权利均交由杨富金行使来看，郑瑞华与杨富金之间均是一种委托关系，郑瑞华及其他股东均认可杨富金代表郑瑞华行使签订及解除合同的权利。3.邱柏云与郑瑞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1月29日解除。邱柏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根据杨富金的要求，邱柏云单方签好字后交给了杨富金，随后停止股权转让事宜。从邱柏云角度，当时正值公司拟上市的良好时机，一旦上市，公司股权的价值会与日俱增，在公司进展顺利的2019年1月份，郑瑞华等人确实不同意再转让了。之后，由杨富金及其他股东王文勇等人出面，要求邱柏云停止股权转让，邱柏云被迫无奈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2019年1月29日，在股东王文勇的办公室（杭州），在其他股东在场的情况下，由王文勇拟定《解除合同协议书》，要求邱柏云签字，邱柏云当时提出的是既然停止转让，把合同都拿回来就好了，但杨富金不同意，要求签订解除协议，并且杨富金明确表示其代郑瑞华的签字是有郑瑞华的授权的，不会侵害邱柏云的权益，并表示回去后会将股权转让协议原件（邱柏云签字的）交还给邱柏云，考虑到杨富金在多家上市公司担任高管，与郑瑞华一样熟谙资本市场操作，系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创版）的董事、实际控制人，且作为晟元公司的董事、股东又加上其他股东的保证，其称签订的解除协议系经过郑瑞华的明确授权，且事后会向邱柏云交还原件，邱柏云才会同意由杨富金代为签字解除。其后，邱柏云一直向杨富金催讨转让协议原件，但杨富金以各种理由拖延，无奈，邱柏云又通过其他股东王文勇向杨富金要原件（详见一审公证书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4月）。邱柏云作为一个技术型人才，根本不懂这资本操作和合同陷阱，相信作为多家上市公司高管的杨富金不会欺骗邱柏云，且郑瑞华与杨富金共同投资多家公司，杨富金在其他公司也都是代表郑瑞华行使权利的，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平时所有事项都是授权杨富金的，所以杨富金和其他股东说解除协议是经郑瑞华授权的，邱柏云当然认为杨富金的签字能代表郑瑞华。另外，根据转让协议第二条的约定，邱柏云应于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支付第一笔转让款400.9545万元，按郑瑞华的说法，协议已生效，那款项应该予以支付。作为一个专业的资本运作人员，如果邱柏云不支付这笔款项，他早就应该向邱柏云予以催讨了。但是直到2019年11月下旬，邱柏云都未得到任何消息。邱柏云是在完全不知的状态下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和起诉状副本，才知道这份协议，这显然也不符合郑瑞华的投资特点及交易日常习惯。综上，结合郑瑞华与杨富金的关系、杨富金的陈述、其他股东的保证、股权转让时郑瑞华的授权及协议签订后郑瑞华未通知或向邱柏云催讨等一系列现象，都可以明确反应出邱柏云是有理由相信杨富金的解除协议签订是有代理权限的，邱柏云在解除协议过程中已尽了审慎义务，是善意的无过错方。一审法院判决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系错误判决，违反了民事交易中诚实守信原则，系对不诚信、不守规矩的人的保护及纵容。二、一审法院错误判定邱柏云承担巨额违约金及郑瑞华律师费。1.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作为无过错方的邱柏云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如前所述，邱柏云作为善意的无过错方，在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已协议解除的情况下，当然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如果杨富金刻意隐瞒了未予被授权的事实，则郑瑞华应向杨富金追责，而不是向邱柏云。如果杨富金与郑瑞华恶意串通，侵害邱柏云权益，那邱柏云也当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退一万步说，如果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鉴于郑瑞华是在2020年3月开庭当天才明确对杨富金的代理行为不予追认的，邱柏云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2.一审法院判决邱柏云承担自2019年2月4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年利率24%承担违约金严重超高。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郑瑞华一直在行使公司股东权利，参加股东会，投票表决等，因此郑瑞华无任何实际损失。且从本案开庭情况即可看出，郑瑞华在庭上对股权转让合同如何签订、何时签订、郑瑞华如何委托杨富金、材料什么时候给杨富金等所有法庭或邱柏云询问的问题均回答“不知情”，因此郑瑞华也谈不上诚实信用。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郑瑞华在股权未转让之前一直享有股权、如果股权转让了她享有股权转让金，因此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损失。如果一定要判定其有损失，那也应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来确定其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则根据该条款规定，邱柏云应承担的是其利息损失的至高不超过30%。而现在，一审判决违约金基数为转让款本金，年化24%，自2019年2月4日至今天（2020年10月28日），已达36%，更何况还要计算到实际支付日止，其违约金实际金额已远远大于法律规定。且本案无论是从诚信原则还是公平原则或是双方过错程度，均不应该判决如此重的违约责任给邱柏云。3.邱柏云无需承担本案律师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1款的约定，承担律师费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要有违约行为，二是实际产生了律师费。本案中，邱柏云并不存在任何故意的违约行为，其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郑瑞华至今也未提供其已支出律师费的依据，虽有合同，但合同生效并不表示实际履行，在未实际支出的情况下，郑瑞华未产生该笔损失，当然无须邱柏云来承担该费用。一审法院认为邱柏云代理人代表邱柏云来参与庭审工作了，所以该费用应支付，但是本案审理的不是他们之间的法律委托合同，出庭了并不表示实际的损失是16万元，具体是多少要以支付的明细为准。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在明确要进行第二次开庭的情况下，突然下判，且未追加第三人杨富金，造成判决错误。1.一审开庭时，郑瑞华委托代理律师到庭，在审理过程中，郑瑞华对所有问题全都表示“不知情”，连最关键的协议什么时候签的、怎么签的、有无将协议原件交给邱柏云、如何催讨、何时催讨、如何委托杨富金与郑瑞华商谈签订事宜，全都不知情。因此一审法官要求其庭后再去核实后第二次开庭，第二次开庭时要求郑瑞华本人到庭，对于郑瑞华与开庭前提出的追加第三人杨富金申请也明确说开庭后再考虑。鉴于此，第一次开庭时双方未进行法庭辩论、未作最后陈述。2020年10月23日，邱柏云收到一审法院判决书。另外，邱柏云不是在2020年3月23日向法庭提交的追加申请，而是2020年3月8日，只是当时联系法官助理时，告知先开庭后再考虑。2020年3月20日开庭后，法院明确说要进行第二次开庭。2.一审法院错误裁定不予追加第三人杨富金，造成本案事实不明。在本案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杨富金，无论是从郑瑞华股权的来源、与申请人磋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合同签订等均是由杨富金出面，且杨富金起诉邱柏云合同纠纷的案件亦由本案一审法官审理，一审法官完全可以就本案向杨富金予以调查核实。但在杨富金刻意躲避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既不同意追加杨富金为第三人，亦不同意邱柏云提出的要求杨富金出庭作证的申请。邱柏云认为，在杨富金刻意躲避、拒绝法院调查事实的情况下，是无法查清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时间、解除时间等，亦无法确定责任承担主体。如果杨富金是有授权的，那股权转让合同确实已解除，本案应驳回郑瑞华的诉讼请求；如果杨富金的行为系无权代理或越权代理或代理终止后的代理，则邱柏云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向郑瑞华行使追认通知或撤销权利，从而免于承担违约责任、律师费支付等责任。因此杨富金在本案中至关重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后判如邱柏云所请。 郑瑞华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邱柏云所称协议已经解除，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邱柏云提起本案上诉主要是为了拖延支付时间，另一起与本案相关的诉讼案件中，邱柏云已经履行。望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之后，能尽快判决。 郑瑞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邱柏云向郑瑞华支付股权受让款4009545元、违约金1180000元（该款以4009545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4日按每日1‰暂算至2019年11月25日）、律师费20万元，以上确定数据合计为5389545元，自2019年11月26日起，以4009545元为基数，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邱柏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晟元公司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杨富金在晟元公司的出资额为4575561元，持股比例8.4733%。2018年12月24日，杨富金作为出让方，郑瑞华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杨富金将其持有的晟元公司的742044股股份以2506031元的价格转让给郑瑞华。2018年12月26日，晟元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杨富金将其持有的晟元公司1.3742%的股份转让给郑瑞华。2018年12月27日，晟元公司就包括该转让事宜在内的出资比例变更情形办理了备案登记。2019年1月17日，杨富金在与邱柏云就按3.5亿元晟元公司整体估值回购杨富金、郑瑞华、陈芝浓三人持有的晟元公司的股份进行协商，并在双方的微信聊天中达成初步意向，杨富金着手起草相关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1月18日上午10时31分，杨富金将三份协议的电子版发送给邱柏云审阅。杨富金告知邱柏云协议落款时间按照邱柏云的要求定为2019年1月22日，杨富金和邱柏云之间的协议双方先签字，郑瑞华、陈芝浓的协议由邱柏云签字后邮寄给郑瑞华、陈芝浓签字，邱柏云予以同意。2019年1月18日，杨富金携带其与郑瑞华、陈芝浓三人将要分别与邱柏云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到邱柏云位于晟元公司的办公室，先由邱柏云签字后全部交给杨富金。杨富金将应当由郑瑞华签字的协议邮寄给郑瑞华。郑瑞华收到后签字并寄回给杨富金。郑瑞华与邱柏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邱柏云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郑瑞华持有的晟元公司1.3742%的股权，受让价款为4809545元;邱柏云应于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将人民币4009545元受让款转入郑瑞华指定的账户，交割完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剩余受让款80万元转入郑瑞华指定账户;邱柏云负责督促晟元公司自邱柏云支付完毕首笔受让款4009545元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权过户至邱柏云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准），郑瑞华应配合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备案手续等事宜，上述手续变更完成则视为交割完成;由于签署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收和政府收费，由各方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面及时地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该等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给另一方带来的一切损失以及使另一方支付针对违约方提起诉讼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调查费用等;邱柏云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期足额支付标的股权受让款给郑瑞华，若逾期，则按实际逾期总金额的每日1‰支付违约金;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即生效，任何一方要求解除协议，应向另一方以书面方式提出，双方理解并同意，任何一方书面要求解除协议将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协议方应当自提出之日起7天内向另一方额外支付违约金250万元，每逾期一日，违约金额外增加25000元;双方理解并同意，违约责任项下所有约定合理、客观，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理解并已经预见到，任何一方违反上述约定将可能使对方遭受高额实际损失，为此双方承诺，任何一方违约均会向对方赔偿因违约遭受的一切损失及/或支付违约金，且违约方郑瑞华放弃行使任何中国法律下请求调整本条违约金约定的权利;双方理解并同意，违约责任项下所有约定均为不可撤销之约定。2019年1月29日，邱柏云、杨富金签署了三份《解除合同协议书》，其中涉及郑瑞华的协议，甲方为邱柏云，乙方为郑瑞华，协议载明:甲乙双方确认，2019年1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解除;双方就《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均不得向对方主张权利。甲方处由邱柏云签字，乙方处签字字样为“杨富金”。郑瑞华为催要股权转让款提起本案诉讼，与浙江南湖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民事诉讼委托合同》。该所接受郑瑞华委托，指派律师参与郑瑞华与邱柏云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并约定律师代理费为20万元。浙江南湖律师事务所开具了金额为20万元的代理费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郑瑞华与邱柏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通过由邱柏云与杨富金于2019年1月29日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方式予以解除；邱柏云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邱柏云认为郑瑞华从杨富金处受让股权后未参与公司管理，所有事情均由杨富金出面处理；从股权回购、拟定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到协议签字均由杨富金出面，《股权转让协议》由邱柏云签完字后也是由杨富金交给郑瑞华，郑瑞华签完字后也是寄回给杨富金，因此邱柏云有理由相信杨富金能够代表郑瑞华，杨富金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郑瑞华则主张其未书面或口头授权杨富金签署有关股权转让或解除协议，也明确拒绝追认《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构成表见代理应同时具备以下要件且缺一不可:1、行为人没有代理权;2、签订合同之时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即行为人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观或表象;3、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且系善意无过失。本案中，杨富金在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时并未持有郑瑞华的授权委托书，杨富金和郑瑞华均是晟元公司的股东，相互之间不具备基于人身关系或者财产关系而产生的特殊身份，且在之前郑瑞华转让股权给邱柏云的过程中，最终合同签字仍然是由郑瑞华完成的。因此杨富金不具备代理权的外观和表象。此外，关于邱柏云是否善意无过失方面。杨富金和邱柏云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邱柏云明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手续需要由郑瑞华本人完成的情况下，相应的协议解除手续却由杨富金代签，存在明显的反常情况，邱柏云却并未对杨富金的身份、权限尽合理的审查责任;同时《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任何一方要求解除协议，应向另一方以书面方式提出，这里的“另一方”显然指向郑瑞华，而邱柏云也未照章遵守。可见，邱柏云在主观上并非是善意且无过失。综上，邱柏云提出的杨富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解除合同协议书》对郑瑞华不生效，郑瑞华与邱柏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该协议于2019年1月22日经郑瑞华最后签字后成立并生效。关于邱柏云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邱柏云应当在10个工作日也即2019年2月3日前将4009545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郑瑞华。邱柏云至今仍未支付，已构成违约，除应当向郑瑞华履行该项付款义务外，还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协议约定如未按约支付股权受让款则按每日1‰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邱柏云庭审中提出该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应予以调整。一审法院以郑瑞华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当前市场融资成本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有关郑瑞华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符合双方约定，指派律师也出庭参加诉讼，提供了律师服务，该项费用必然发生，根据本案综合情况，一审法院酌定邱柏云应向郑瑞华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为16万元。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杨富金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邱柏云申请追加杨富金为第三人的理由不成立，故不予追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邱柏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瑞华支付股权转让款4009545元及违约金（以400954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9年2月4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二、邱柏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瑞华支付律师代理费160000元；三、驳回郑瑞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52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4527元，由郑瑞华负担4392元，由邱柏云负担50135元。 二审期间，邱柏云向本院提交信托协议两份，证明：郑瑞华授权杨富金管理、处分案涉股权，杨富金代其签订的解除协议系代表郑瑞华。郑瑞华质证认为：因为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从晟元公司调取的，也应当由公司盖章。退一步说，假设是真实的，该协议签订于2014年4月2日，从内容来看，那时候郑瑞华的股权是由杨富金代持的。后来因为晟元公司要准备IPO，所以按照合规性的要求，郑瑞华与杨富金解除了代持协议。而邱柏云提供的信托协议也表明，郑瑞华的投资早在2014年4月就开始了，并不是邱柏云所讲的受让于2019年，因此，其所称获取暴利也是不存在的。本院认证为：邱柏云提供的信托协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郑瑞华亦不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即使认定其真实性，鉴于该两份《信托协议》载明的签署时间均为2014年，当时郑瑞华系委托杨富金代持晟元公司股权，故郑瑞华作为受益人、杨富金作为受托人共同签订《信托协议》。而案涉《解除合同协议书》签署于该二人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结束之后，故邱柏云仍以上述两份《信托协议》主张杨富金有权代郑瑞华处分其股权的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 郑瑞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邱柏云与郑瑞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由杨富金代表郑瑞华与邱柏云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否对郑瑞华发生法律效力并达到解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后果。经查明，郑瑞华并未出具委托书等书面材料授权杨富金代为行使对外签订协议等法律事项，而合同解除权将导致已经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归于消灭，产生重大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邱柏云在明知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由郑瑞华亲自签署的情形下，放任杨富金迳行代表郑瑞华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且协议签署当时亦未有其他合理事由足以使其相信杨富金具有代理权表象，故邱柏云在此过程中存在明显疏失。据此，杨富金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对郑瑞华不发生法律效力，故郑瑞华仍有权要求邱柏云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在合同约定基础上已就违约金及律师费予以调低，且调整后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及律师费金额不存在明显过高的情形，故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邱柏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未有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156元，由邱柏云负担。邱柏云已向本院预交49527元，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诉讼费用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张 茂 鑫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