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6民终39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童国良，男，196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华军，诸暨市店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镇辉，男，197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旭燕，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君芳，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童国祥，男，196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审被告：田海霞，女，197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童国良因与被上诉人傅镇辉及原审被告童国祥、田海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7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童国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认为《宅基转让协议》中的宅基地面积包括叶美英的份额，协议未经其签字应认定无效。1.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户口薄复印件可以证实叶美英与童先坤为夫妻并且属于同**口内。2.《十二都至店口公路湄东社区潭头拆迁安置户确定宅基地面积公示》中载明：户名为童先坤的人口为1.5，童国祥的人口为3（童国祥家庭人口为3人），根据字面理解“1.5”应该包括叶美英。3.庭审中对原拆迁村干部钟利峰电话口述中说明“0.5”（半个人口）有两种方式，本案属于第一种方式即土地使用证所有人为一方其另一方配偶享有0.5（半个人口）的拆迁安置比例。4.上诉人到社区复印相关拆迁档案时社区干部口头陈述“0.5”（半个人口）的理解与钟利峰的说明一致。5.2013年3月叶美英已提出主张要求确认《宅基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同时案外人童国良因《宅基转让协议》事宜于2013年向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绍兴市国土资源局信访，并非一审认定叶美英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未对转让事宜提出异议。二、《宅基转让协议》违反《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8款第2款、第10条规定，应属于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而无效。1.根据《宅基转让协议》名称可以明显确定协议双方是对宅基地转让事宜的约定。2.《宅基转让协议》第四条的内容主要是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及方式，虽写明“宅基位置经镇、村确定后”，该内容应以协议第二条“其中村尚需缴纳的相关费用及审批手续均由乙方负责支付和办理”、第三条“乙方在办理审批、过户等手续时，甲方有责任和义务无条件服从与配合”为前提，并非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宅基地位置未确定。3.两次庭审中原审被告明确说明双方在签订《宅基转让协议》时案涉宅基地位置及面积是确定的。4.一审法院认定《宅基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具有一定使用权能的财产性权利的转让，该权利不属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物权法定，该认定属于定性错误。（1）根据《诸暨市十二都至店口公路房屋拆迁协议》第四条规定，“安置。乙方选择易地自建。易地自建宅基地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地点：在村规划区”，即农户房屋被拆迁后可以按照规定享有自建宅基地，其目的是保障拆迁农户重新享有宅基地，该权益具有人身专属性，并非是财产性权利。即使本案属于“财产性权利”，该权利是基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产生，根据物权法定，也应认定无效。（2）为了防止像本案的宅基地非法转让的行为，根据《店口镇潭头村动迁安置办法会议纪要》第五条，“宅基地禁止非法买卖，一经发现将不予以确权”。（3）《宅基转让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从手续办理开始至今，案涉宅基地的登记户名依然是原审被告，办理过程中所有正规发票交款单位或个人也是原审被告，若按一审认定为财产权益就可过户。5.本案《宅基转让协议》是宅基地使用权的单独转让，双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转让时也未征得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其程序也违法。6.参照类似宅基地转让案例，本案《宅基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无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定性错误，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傅镇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协议于2007年6月21日签订，当时上诉人兄弟已经分家，按照分家协议约定，母亲叶美英由上诉人赡养，父亲童先坤由童国祥赡养，父母名下各有房产且均登记为个人所有。上诉人父亲于2015年12月死亡，母亲叶美英是2018年10月4日死亡，死亡前一直居住在同村，离涉案宅基地不足二百米。被上诉人于2009年底房屋落成后入住。双方对于上述事实均无异议。庭审时上诉人代理人电话联系村干部钟利峰，钟利峰对于0.5个人口的补偿一说也是含糊其词，并非上诉人上诉状中的说法，对此被上诉人代理人当庭就提出了异议。二、涉案《宅基转让协议》签约当时一直到现在，被上诉人名下在本村没有其他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当时该权益的转让得到了村二委会的认可，村在之后催交宅基地相关土地使用费时也是直接通知被上诉人，2007年6月以后被上诉人也丧失了向村镇申请申报审批宅基地的资格。三、一审法院已充分保障上诉人诉讼权利，诉讼程序合法。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诉请违反诚信原则，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一审驳回其诉请合情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则。 原审被告童国祥述称，其对案涉宅基地有份额其有权转让，但其母亲的份额其无权转让。 原审被告田海霞未发表意见。 童国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三被告于2007年6月21签订的《宅基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童先坤与叶美英为夫妻，童国良、童国祥均系童先坤与叶美英的儿子。童先坤于2015年1月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叶美英于2017年10月5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坐落于诸暨市××镇××村××村××号××土地证书号为2-1993-005-02678、使用面积为21.4平方米），东至童国祥屋、西至弄、南至道地、北至童国祥屋的土地使用者登记为童先坤。登记时间为1993年5月10日。2005年11月23日，童国祥与店口镇人民政府签订《诸暨市十二都至店口公路房屋拆迁协议》两份（其中一份系童国祥代表童先坤签订），其中约定：“易地自建宅基地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地点在村规划区”。《十二都至店口公路湄东社区潭头拆迁安置户确定宅基地面积公示》中载明：户名为“童仙坤”（实际应为童先坤）的人口为1.5，拆除土地使用证面积21.4，补土地使用证面积21.4，可享受宅基地米数为6.42；户名为童国祥的人口为3，拆除土地使用证面积65.27，补土地使用证面积65.27，可享受宅基地米数为15.44。2007年6月21日，童国祥、童先坤、田海霞（该三人为甲方）与傅镇辉（乙方）签订《宅基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按镇、村实量面积长25米＊宽21.86米的安置面积全部转让与乙方；二、转让价格共计：36.5万元整，其中村尚需要缴纳的相关费用及审批手续均有乙方负责支付和办理；三、乙方在办理审批、过户等手续时，甲方有责和义务无条件服从和配合；四、宅基位置经镇、村确定后，先支付甲方26.5万元整，然后等甲方地窖完工后再支付5万元整，最后等乙方办理完过户相关手续后支付余款....…”。傅镇辉于2007年6月26日至2012年1月20日期间共计支付童国祥408934元。童国祥与童先坤曾出具证明书一份，载明：“店口镇十二都公路拆迁办湄东社区潭头自然村:本人童国祥与童先坤系父子，现有住宅二间土地登记证分别为童国祥65.27平方米与童先坤21.4平方米。经商定将现居住二间房屋及拆迁安置总面积全部一次性转让给本村村民傅镇辉。故所涉房屋拆迁补偿全结算及拆迁相关事宜本人与父亲全权应有受让户傅镇辉直接办理”。未载明日期，未有叶美英签名。2007年9月3日，诸暨市店口镇湄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向傅镇辉出具《通知》一份，载明：傅镇辉户，您户的拆迁面积与拆迁补偿款二项的总金额，不足安置地的宅基金额，根据账面结算结果，应找出14954.30元，此款请予9月6日前去傅兆大处交清，否则将根据既定政策执行，一切责任自负。2008年7月4日，诸暨市店口镇湄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由诸暨市店口镇湄东社区潭头自然村村民傅镇辉，无住宅房，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2020年8月3日，诸暨市店口镇湄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2007年6月本村村民童先坤、童国祥与傅镇辉签订了《宅基转让协议》后，有关童先坤、童国祥安置的宅基地应支付村交纳相关宅基地费用都是傅镇辉向村交纳的。傅镇辉于协议签订后当年就开始建造房子，2009年底房屋落成后入住。当时童先坤、叶美英夫妻一直居住在我村篮球场旁边原老村委会办公室的老房子内。直到童先坤在2015年12月死亡后，叶美英还在老村委会办公室的老房子内居住了一段时间后被童国良送去养老院居住。叶美英在2018年10月4日亡故，以上情况属实，特此声明。原来童先坤、童国祥拆迁安置时的宅基地相关费用是傅镇辉缴社区账户的。村里具有当时的汇款记录的”。其中叶美英与童先坤的死亡时间，该院以户口注销证明为准。傅镇辉户的户口簿中载明家庭该户成员为：傅镇辉、王依云、傅王嘉、傅圣家。该四人在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查均无不动产登记信息（其中傅镇辉的查询日期为2020年8月3日，其余三人的查询日期为2020年8月4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叶美英未在《宅基转让协议》中签字是否导致该协议无效。首先，《宅基转让协议》中载明的“按镇、村实量面积长25米*宽21.86米的安置面积”中的部分权益是否属于叶美英。《十二都至店口公路湄东社区潭头拆迁安置户确定宅基地面积公示》中载明：户名为童先坤的人口为1.5，可享受宅基米数为6.42米；户名为童国祥的人口为3、可享受宅基米数为15.44米。15.44+6.42=21.86米，即为《宅基转让协议》中载明的面积宽度。该院认为，依照现有证据及三次庭审中各方的陈述，无法明确《宅基转让协议》中载明的“按镇、村实量面积长25米*宽21.86米的安置面积”是否包含叶美英的拆迁权益。其次，假设其中包含了叶美英的拆迁权益，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结合本案：1.童先坤所涉的被拆迁土地的登记权利人为童先坤个人，且依庭审陈述，叶美英当时名下单独登记有其他土地的使用权；2.《宅基转让协议》于2007年6月21日签订后，傅镇辉在于2009年在该宅基地上建房且使用至今，叶美英于2017年过世，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叶美英与傅镇辉居住于同一自然村，叶美英对该转让事宜应系明知；3.作为童先坤妻子叶美英未签名，因叶美英系约定由童国良赡养，叶美英未签名，符合本地农村的一般习俗。综上，该院认为，被告傅镇辉有理由相信童国祥、童先坤对拆迁安置的宅基地享有处分权，且傅镇辉也已支付了相应对价，应属善意第三人。二、童国良主张，《宅基转让协议》属于违反《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8条第2款、第10条的规定的情形，应属无效。该院认为，《宅基转让协议》的第四条载明：“宅基位置经镇、村确定后，先支付甲方26.5万元整，然后等甲方地窖完工后再支付5万元整，最后等乙方办理完过户相关手续后支付余款……”。《宅基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07年6月21日，而傅镇辉支付第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07年6月26日。根据《宅基转让协议》的表述，签订该《宅基转让协议》时，童国良、童国祥并未确定具体的“拆迁安置宅基地”的位置，仅享有“宅基安置”的权益，该权益实际上是可以从集体经济组织获得案涉土地并使用的财产性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本案中所转让的是享有从集体经济组织分得宅基地并使用的权利，是具有一定使用权能的财产性权利，该权利不属于集体土地使用权。关于《宅基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案涉安置权益不属于根据合同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权利。其次，受让人傅镇辉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再次，本案中，双方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让行为并未损害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结合诸暨市店口镇湄东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07年9月3日向傅镇辉出具的《通知》，村级组织已经认可“宅基安置权益”已变更至傅镇辉名下。综上，《宅基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应属合法有效。童国良诉请确认该协议书无效，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童国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童国良负担。 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以外，本院另审理查明，一审中被上诉人傅镇辉提交了上诉人童国良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农村宅基地权源证明》、《地籍调查表》，经质证，当事人均无异议，可证明上诉人童国良于1993年5月10日登记有地号为13-09-269（按《土地登记审批表》载明）的土地使用权。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童国良并非《宅基转让协议》所涉宅基地使用权人，其名下亦登记有其他宅基地使用权，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案涉宅基地使用权有相应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上诉人童国良与本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作为原告起诉的条件，应当驳回其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774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童国良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退还童国良；上诉人童国良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姚 瑶 审 判 员  梅 云 审 判 员  茹赵鑫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法官助理  王宇宁 书 记 员  孙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