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016号 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高生友，男，196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清、王金霞，浙江景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沈月仙，女，196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原审反诉被告）任国炎，男，198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华清，杭州市萧山区云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高生友与被上诉人沈月仙、任国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8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韦薇独任审判，于2021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生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清、王金霞，被上诉人沈月仙、任国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华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沈月仙、任国炎的亲属任金富与高生友系师兄弟关系，高生友召集任金富到高生友承包的位于桐乡的工地进行水电作业。2020年1月11日，任金富在工作过程中，不慎从高处跌落，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同月19日死亡。同月20日，沈月仙、任国炎、高生友共同申请杭州市萧山区××街道××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自愿达成高生友赔偿沈月仙、任国炎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38万元的（2020）杭萧南南人调字05号《人民调解协议》。任金富受伤后，沈月仙、任国炎、高生友达成案涉协议前，高生友支付了任金富的全部医疗费17万元左右，支付任金富的工资报酬2万元。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高生友又支付沈月仙、任国炎赔偿款50万元。 余款高生友拒付，2020年7月沈月仙、任国炎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沈月仙、任国炎与高生友于2020年1月20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有效，并判令高生友支付沈月仙、任国炎因亲人死亡的剩余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共计88万元；2.高生友赔偿上述款项自2020年3月1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高生友承担。一审中，高生友提出反诉，要求：1.撤销沈月仙、任国炎与高生友于2020年1月20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2.沈月仙、任国炎返还高生友67万元；3.本案本诉及反诉案件受理费由沈月仙、任国炎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沈月仙、任国炎、高生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高生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该协议过程中，对于签订协议的原因、目的、主要内容、后果等因素，有详细了解和充分认识。任金富系在参与高生友承包的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跌落、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该事实明确无误，正是沈月仙、任国炎与高生友签订案涉协议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沈月仙、任国炎、高生友双方对这一事实认识一致。任金富跌落受伤后，沈月仙、任国炎、高生友双方一直在友好协商处理赔偿相关事宜；任金富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沈月仙、任国炎、高生友双方又达成案涉协议；达成协议次日，高生友即依约支付50万赔偿金。高生友在此过程中，出于内心确信而自愿妥善地与沈月仙、任国炎平等协商处理赔偿问题。根据庭审情况及在案证据，高生友签订案涉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也没有受到欺诈或胁迫，完全出于自愿，在协议签订之后也曾积极、自愿地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后因保险公司拒赔等原因拒绝继续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有违诚信原则，也不利于相关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任金富跌落时系在高生友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作业，基于此，沈月仙、任国炎、高生友根据任金富和高生友之间的关系、任金富死亡时的年龄等实际情况，约定高生友赔偿任金富家属因任金富死亡所导致的一切经济损失138万元公平合理，案涉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高生友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协议系因重大误解订立或在订立协议时显失公平，也不能证明高生友系在受欺诈、胁迫或被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被动订立协议。沈月仙、任国炎主张的是要求高生友按照案涉协议支付赔偿款，故任金富的死亡赔偿金，沈月仙、任国炎可否向其他赔偿主体主张，与本案无关；保险公司是否给付任金富死亡的保险赔偿款，与本案亦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构成案涉协议可撤销或高生友拒绝履行案涉协议义务的理由。综上，案涉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高生友作为签订协议的一方，未及时全面履行约定的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沈月仙、任国炎关于确认案涉协议有效的诉请，合法有据，理由充分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高生友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协议存在法定可撤销情形，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高生友要求撤销案涉协议，由沈月仙、任国炎返还已付赔偿款的诉请，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协议内容及案涉实际情况，由高生友赔偿沈月仙、任国炎因任金富死亡而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138万元，扣除高生友已付部分，认定高生友尚应支付余款71万元较公平合理。沈月仙、任国炎要求高生友支付赔偿款的金额过高，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高生友逾期履行协议义务，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沈月仙、任国炎要求高生友赔偿利息损失的相关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沈月仙、任国炎与高生友于2020年1月20日签订的（2020）杭萧南南人调字05号《人民调解协议》合法有效。二、高生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月仙、任国炎赔偿款71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20年7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三、驳回沈月仙、任国炎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高生友的诉讼请求。如高生友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2600元，减半收取6300元，由沈月仙、任国炎负担1217元，高生友负担5083元；反诉受理费10500元，减半收取5250元，由高生友负担。 宣判后，高生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法官庭前明知被上诉人申请出庭证人的身份，却不阻止该证人事先旁听庭审，并在被上诉人其他证据举证完毕时直接叫证人上来作证，违反《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禁止性规定。2、一审法官对证人证言不组织当事人质证，侵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3、一审判决书第一页记载“被告......双方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但上诉人记得自己并没有作出过此种同意。本案争议大，法律关系复杂，应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4、一审判决说理简单粗暴，没有对上诉人提出的本案重大事实和抗辩意见作出回应，对在案证据没有进行分析审核。特别是对于人民调解协议所依据的基础事实，上诉人多次申请对任金富的脑梗死和工地外伤之间因果关系进行法医鉴定，或者邀请专家辅助人出庭解释专业问题，但一审判决对此未作任何回应。5、一审法官在庭审前即已定好判决思路，利用各种手段阻止上诉人提反诉。6、本案死者任金富系在巨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鑫公司）的工地上工作，与巨鑫公司签订有用工合同，签订人民调解协议及参加诉讼的主体均应该为巨鑫公司。上诉人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该协议得到巨鑫公司的追认才能生效。一审判决对该问题进行忽略，没作出回应。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死者任金富在工地如何受伤的事实并没有查清，只是被上诉人自称从高处摔落。上诉人从工友处了解也是没有人看到其如何受伤。一审对此并没有进行核实，而该事实也系本案基础事实，对案件走向有一定影响。2、本案起因是在2020年1月20日凌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于2020年2月24日提供死亡证明给上诉人，死亡证明明确记载的死亡原因是脑梗死。保险公司出具意见认为脑梗死系自身疾病，任金富的死因系自身疾病导致，并非受伤意外死亡。上诉人也觉得事实并非签订协议时大家所认识的工地受伤致死的情形。一审故意隐去该等关键事实，说成是保险公司拒赔导致上诉人毁约，偷换概念。根本原因是因为任金富死于自身疾病。3、一审判决始终没有查清任金富在工地受伤一事与其死亡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三、一审判决思路自相矛盾，判决错误。1、被上诉人要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有效，但是在案件诉前调解阶段，法官（诉前是其他承办法官）当着双方当事人面跟被上诉人说，这种连医药费都没写清楚的人民调解协议，法院是没法确认有效的。2、上诉人要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主要理由是签订协议时，双方都认为任金富系摔伤致死，而事后取得的死亡证明明确死因系脑梗死，而脑梗死原本就系自身疾病，非外伤所能导致，从而成立重大误解。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理由没有作出回应，回避了这一关键事实，大篇幅的阐述协议系自愿签订，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但是一审判决书始终没法回避基础事实以及当事人签订协议时的认识和意思表示。原判依据的基础事实是任金富在工地摔落受伤致死；双方当时对此种死因认识一致；上诉人是对任金富此种死因内心确信才签约付款；协议约定的138万元是有责任前提的赔偿款。而一审判决对撤销的理由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审理，对于双方都确认被上诉人是在签订协议之后才提供给上诉人死亡证明，并且死亡证明上明确记载死亡原因为脑梗死的事实置之不理。而结合死亡证明，本案已经很明确的说明了签约当时存在重大误解。3、一审判决认为赔偿138万元原本就是有责任公平合理的赔偿额。那么在任金富系脑梗死致死的情况下，这种系自身疾病死亡的情况，该138万元的赔偿额是显失公平的，也有违公序良俗。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沈月仙、任国炎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反诉请求。 二审开庭时，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称：一、关于案件实体部分依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人民调解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别是非，明晰权利义务，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且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与监督。而本案《人民调解协议》记载依据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为“据甲乙双方讲述：..”，本案人民调解协议形成过程中，人民调解员也出庭认可，认定的事实仅是双方的口述事实，也没有制作调查笔录，并没有依据法律规定以职权审查死亡证明、病例资料、发票收据等基础证据来查明任金富的真正死亡原因及应当赔偿的数额。因此该《人民调解协议》的事实前提明显存在重大错误，足以影响《人民调解协议》中有关赔偿主体及数额的认定。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上诉人并不知道任金富的真正死因，作为负责任的用工方人员以为其是在单位摔伤致死，知道任金富死亡后第一时间上门解决事宜。而任金富的家属以不火化尸体、运到有80岁老母居住的上诉人家中等方式让上诉人与其签订该《人民调解协议》，加之上诉人当时以为其确实属于工作过程中摔伤致死，单位有保险可以报销120万元，故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直到上诉人后来拿到保险公司拒赔通知书，才明白任金富的真正死因，并第一时间向被上诉人发了律师函，说明该情况并告知该协议应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六条之规定，上诉人可以请求法院变更或者撤销案涉调解协议。死者任金富1月11日确实是在工地上摔过，后住院治疗9日后于2020年1月19日死亡。被上诉人直到2020年2月24日才将死亡证明及病例报告给予上诉人，在死亡证明中明确记载任金富的死亡原因为“脑梗死”。上诉人直接递交到建筑公司投保保险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大概在2020年3月24日接到建筑公司电话说：“你来拿保险公司拒赔通知书”。上诉人才知晓其真正死因为脑梗死，而脑梗死属于自身疾病造成脑血管堵塞而产生的脑供血不足，明显与1月11日工地摔倒没有直接关联。上诉人单位劳动场所具备必要的防护措施，任金富的摔倒很可能为其自身脑梗死发作，站立不稳而摔倒，其死因应属于自身原因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民调解过程中并未依法查明上述事实，该调解协议依据的基础事实错误，导致当事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意思表示不真实。在该《人民调解协议》形成过程中，人民调解员明知本案属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而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其调解过程中违反《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没有查明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在用工方尽到应尽的义务，提供了必要的保护设施设备，任金富摔倒后第一时间送医院，且垫付医疗费用。上诉人对任金富的脑梗死死亡系自身疾病死亡，直接全部由上诉人来赔偿全部死者一切费用，显失公平。二、一审审判员一再阻扰上诉人提出反诉，并一直训斥上诉人方，称上诉人原来是要被判刑的，因为害怕判刑才签了本协议，现在又来反悔，不讲诚信。上诉人如果构成犯罪，法院有义务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也不会准许上诉人花钱抵罪，包庇上诉人的犯罪行为。上诉后，上诉人找一审承办人要庭审录音录像被直接拒绝，并称她没在判决书里用证人证言，程序违法也没关系。上诉人根本没有签订协议后反悔不诚信的意思，只因本人是内部承包水电工程，最终公司不管有什么损失都要算到上诉人头上。工程是有保险的，如果任金富的死亡最终明确是工地上摔跤导致的，那上诉人愿意承担责任，保险公司也肯定可以赔。 被上诉人沈月仙、任国炎答辩称：一、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双方在签订协议时都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且自愿、平等达成协议内容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协议时并不存在重大误解、胁迫、欺诈、显失公平等情形，签订的协议内容是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本案的人民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应受法律保护，双方都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同时，双方在签订协议后都在积极按约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人民调解协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证明以上所述的事实，故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并无不妥。二、上诉人雇佣被上诉人家属任金富在其承包的位于桐乡的工地上从事水电工作，2020年1月11日任金富在进行水电作业时，不慎从高处跌落受伤，后进医院连续抢救无效后于同月19日死亡。双方通过微信聊天达成调解合意，2020年1月20日双方自愿到杭州市萧山区××街道××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签订案涉《人民调解协议》。赔偿数额是双方签订协议前自愿达成的，通过杭州市萧山区××街道××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签订该协议是为了多了个见证和保障，协议签订的整个过程双方和谐友好，签订以后双方还一起吃了个饭，并不存在任何的违法行为，也不存在协议无效、可撤销、可变更等法定情形。同时，上诉人签订协议后已按约履行了前期的协议义务，被上诉人也按约积极配合其进行保险理赔工作，故本案的人民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应继续按约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2、签订协议人民调解协议时，赔偿数额不包括医疗费。首先，医疗费并不在双方调解内容里，且当初上诉人也口头承诺不会向上诉人要医疗费。被上诉人念在家属任金富与上诉人近三十年的师兄关系上信任他，协议内容也是按照上诉人的要求来写。同时从双方签订协议内容看，138万元是上诉人需要支付的费用，也约定该笔费用的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如果包含医疗费，则协议书中应体现为扣除费用后，上诉人尚需支付的金额，而不是分期再次付138万元。因此，赔偿金额138万元中不应扣除医疗费用。三、被上诉人家属任金富从受伤到医院抢救的整个过程被上诉人都不知情。从任金富受伤到医院抢救整个过程只有上诉人的哥哥高生华在场，病历本和医院首次记录的内容都是其哥哥高生华所说，并非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知道情况已经是事故当天下午，是上诉人哥哥到被上诉人家中，找被上诉人去医院时才从高生华口中得知，任金富是在工地中不慎跌落受伤的情况。对任金富一开始的治疗被上诉人是有疑问的，任金富是上午9点多受伤，为什么要到中午12点（病历本有显示时间是2020年1月11日11点54）送到医院接受治疗？而且是在桐乡工地受伤，上诉人不就近送医治疗，却送浙江省中医院？浙江省中医院地址是在下沙的。被上诉人怀疑是不是上诉人让任金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四、本案起诉的法律关系依据为《人民调解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愿签订了该协议，并已生效，且当初签订协议前也是上诉人主动提出，事实上也是自愿承担赔偿。但现在上诉人却以主体不对、保险公司拒赔等原因拒绝履行协议义务，实属不诚信。任金富的工资、工作都是由上诉人发放和安排的，况且保险公司拒赔也是上诉人与保险公司间的保险合同纠纷，与本案是两个法律关系，故这些不应作为上诉人拒绝支付剩余款项的理由。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述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请，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鉴定受害人脑梗死跟本案工地跌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拟证明签订协议时候存在重大误解。本院认为，死亡证明上的死亡原因只是可能性原因之一，并不能作为其死因的确切依据。受害人尸体已火化，故无法确认其死亡原因。因此，上述鉴定申请的结论与本案争议焦点的审理无直接关联，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在案涉调解协议上签字确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明知。上诉人在案涉调解协议上签字，即是对案涉事故的基本事实予以自认。本案系合同纠纷，并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上诉人如要推翻提供劳务者受害人责任纠纷中对基础事实的自认，应当提交反驳证据，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诉人关于受害人如何受伤、赔偿主体等基本事实均未查明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基本事实明确的情况下，赔偿金额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上诉人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案涉调解协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已自动履行了部分赔款给付义务。现上诉人主张签订案涉调解协议的主体应为巨鑫公司，该协议得到巨鑫公司才能生效，与案涉调解协议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无证据证明上诉人签订案涉调解协议系被胁迫，故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撤销该协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以其签订案涉调解时误认为受害人死亡与案涉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为由要求撤销该协议。本院认为，虽死亡证明上载明受害人死亡原因为脑梗死，但死亡证明上载明的死亡原因只是可能性原因之一，并不能作为其死因的确切依据。上诉人在签订案涉调解协议之前已经明确受害人的病案材料，其上已经载明受害人出院时的诊断病症，其中就包括脑梗塞。上诉人未要求尸检，现双方已签订案涉调解协议并部分履行，受害人尸体也已火化，通过尸检确定确切死亡原因已客观不能。故上诉人现以死亡证明上载明死亡原因为脑梗死，与案涉事故无关为由，主张撤销案涉调解协议，本院难以支持。至于一审程序问题，一审在证人参加旁听的情况下，让其出庭接受质询，确有不当。但从一审审理情况看，一审听取其关于事实的陈述，仅是作为参考，并非以证人证言形式作为判案依据，故上诉人主张一审让该证人出庭作证且未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一审程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虽上诉人一审中提出反诉，但这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中列明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故上诉人以其不记得自己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为由主张一审程序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220元，由高生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