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17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优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徐旭芹，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劼炜、丁榕，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加友，男，197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上海优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安公司)因与朱加友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0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优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20)沪0114民初1028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优安公司原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租车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朱加友于2019年6月12日与上海领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骏公司)签订了关于沪FYXX**车辆的租赁合同、于2019年7月23日与优安公司签订了关于沪FDXX**车辆的租赁合同。从两份租车合同的内容来看，合同中并无有关网约车的任何表述，是普通的汽车租赁合同，合同的抬头处明确写明租赁车辆是司机租来自驾的。车辆交付司机后，司机自行将车辆用于网约车业务的行为，与优安公司无关。原审法院仅依据朱加友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双方为了掩盖司机从事网约车业务的不当目的而签订了车辆租赁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并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优安公司与朱加友签订租车合同系为了掩盖被上诉人开“滴滴”的不当目的。在无任何证据支撑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系虚假表示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系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朱加友曾交纳了16，000元押金系事实认定错误，朱加友仅交纳过15，000元押金，关于1，000元行车记录仪押金，朱加友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交纳了1，000元行车记录仪押金。在无任何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依据租赁车辆的交接单记载有车辆安装有“桔视”行车记录仪几个字，即认定优安公司收取过1，000元的行车记录仪押金，显然系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朱加友因扣证产生了1万元误工损失，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根据朱加友自行提供的车辆购销合同，两辆货车是2015年就购买的，从那时起朱加友就与他人合伙开展货运业务。直至2019年朱加友租赁车辆开始从事网约车业务的同一时段，货运业务仍能正常运营，说明朱加友本人并不亲自参与车辆的运输，更不存在误工费一说。在其被扣证期间，货车仍处于正常运输状态，并未对朱加友的收入产生任何影响，同时也印证了扣证期间并不是朱加友在驾驶车辆，其早已将车辆转由他人经营，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误工损失。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因扣证产生了1万元误工损失，系事实错误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优安公司的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朱加友辩称：第一份合同是营运牌照的，滴滴账号是万志明帮助绑定的。因为无法完成指标，万志明建议换成非营运牌照，称只要不去浦东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这几个地方就行了，其他地方都保的。车辆被扣的时候，朱加友第一时间就通知万志明了；上午车辆被扣，我下午就把单子给到万志明，到他公司里去一趟。处罚结果出来是罚款，扣三个月驾驶证。万志明要求朱加友先垫付罚款提车，一个月以后公司才能给钱。双方因此没有谈妥。关于车辆记录仪的押金1，000元是在第一份合同中支付的。优安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加友支付2019年10月至11月的车辆租赁费13，000元；2、判令朱加友支付逾期支付车辆租赁费产生的滞纳金60，970元；3、判令朱加友支付逾期还车产生的租赁费损失56，700元(截至2020年6月17日)。朱加友则提起反诉：请求判令优安公司返还车辆押金16，000元(含行车记录仪押金1，000元)并赔偿误工损失10，00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12日，朱加友与领骏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自驾)》，约定领骏公司将一辆荣威e550轿车(号牌为沪FYXX**)出租给朱加友，租期从2019年6月12日至2019年12月11日，每月租金5，800元，合同上盖有领骏公司的印章，并由万志明作为经办人签名。2019年6月12日，领骏公司将合同约定的车辆交付朱加友，并收取车辆押金15，000元，车辆交接单上载明车辆安装有“桔视”行车记录仪。2019年7月23日，优安公司、朱加友签订《汽车租赁合同(自驾)》，约定朱加友将一辆丰田雷凌轿车(号牌为沪FKXX**)出租给朱加友，租期从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12月11日，每月租金6，500元，该合同第4页附加协议载明优安公司同意在2019年7月23日18时起从出租方更换租赁车辆，号牌由沪FYXX**更换为沪FKXX**，合同上盖有朱加友的公司印章，并由万志明作为经办人签字。2019年7月23日，领骏公司代优安公司将合同约定的车辆交付朱加友。朱加友在租赁上述车辆期间使用“滴滴打车”从事营运活动。2019年10月4日，朱加友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因涉嫌违法营运，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浦东城管局)扣押。2019年11月2日，浦东城管局作出处罚决定书，对朱加友处以罚款1万元、暂扣驾驶证3个月的行政处罚。2020年4月23日，优安公司向浦东城管局致函，称朱加友系优安公司员工，对朱加友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将由优安公司承担。2020年6月28日，优安公司代朱加友缴纳了1万元罚款，并于2020年6月29日将涉案车辆提走。原审另查明，朱加友从2015年起自购车辆挂靠从事道路运输至今，2020年6月至9月期间，朱加友所购车辆被用于道路运输营运活动。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形式合法、目的正当，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否则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不能返还的折价补偿，有过错一方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责任。本案中，领骏公司和优安公司先后与朱加友签订车辆租赁合同，且出租方的经办人均为同一人。两份租车合同期限的期首相连、期尾相同，因朱加友中途更换车辆才致签订两份合同，故两份合同的出租主体虽有变更，但实际为同一租赁关系的延续。朱加友租车后注册“滴滴打车”从事营运活动，而从朱加友提供的其与万志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其营运活动系受万志明的指导和管理，并由万志明代表出租方对其进行工作奖惩，可见优安公司、朱加友之间的车辆租赁合同，是双方在明知车辆无营运资质而用于营运活动的情况下签订，意图以此规避主管部门的正常管理，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鉴于合同无效，双方应互负财产返还责任，其中优安公司已收取的租金(即车辆租赁费)应予以返还，车辆被查扣之后的车辆租赁费以及滞纳金等均无权主张；朱加友在此期间使用车辆的行为可折价补偿优安公司，该补偿款可与优安公司应退还的车辆租赁费相抵，优安公司另收取的车辆押金及行车记录仪押金(车辆交接单上明确记载有此设备)合计16，000元应返还朱加友。2019年10月4日，朱加友驾驶的车辆在营运过程中被查扣且未得到及时处理，对此双方均有过错，由此产生的相关损失，可由双方根据过错程度分担，法院酌定优安公司承担损失的60％，朱加友承担损失的40％。其中，优安公司的出租车辆被扣期间(2019年10月4日至优安公司主张的损失截止日即2020年6月17日)所产生的车辆使用费损失，法院参照租车合同约定的车辆租赁费标准酌定为55，000元；朱加友被扣驾驶证期间的误工损失，经审核朱加友所提供的证据，其从事道路运输营运活动属实，朱加友主张的3个月损失1万元未超出同行业平均收入水准，法院可予照准。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朱加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优安公司车辆使用费损失22，000元；二、优安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朱加友押金16，000元；三、优安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加友误工损失6，000元；四、驳回优安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朱加友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913元，减半收取1，456.50元，由优安公司负担1，211.30元，朱加友负担245.20元；反诉受理费225元，由朱加友负担34.60元，优安公司负担190.4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中，因优安公司坚持其未收到1，000元行车记录仪押金，朱加友提供了其于2019年7月23日转给叶传为1，300元的凭证。优安公司认为该1，300元为朱加友退还FY4872车辆发生的维修费用。朱加友另出具说明，其于2019年6月12日转账领骏公司16，800元，除去租金5，500元，剩余为押金11，300元。换车时加收押金5，000元，两者相加，押金共计16，300元。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原审法院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依据，认定涉案合同无效。优安公司认为《民法典》已经删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系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应当认定涉案合同有效。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民法典》未载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合同无效的情形，但也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对于涉及市场秩序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规定。万志明代表出租方与朱加友合意将无营运资质的车辆用于营运活动，万志明还指导朱加友逃避行政部门管理的方法，其行为显然扰乱市场秩序，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本院予以认同。关于万志明的身份，其在涉案合同中明确以经办人的身份签字，优安公司称万志明仅为介绍人，未提供相应依据予以证实，且从万志明对朱加友的管理方式分析，显然也超出介绍人职责范围。因此，对于优安公司的前述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对于合同无效的后果，原审法院根据过错责任的比例，确定相互返还财产以及分担损失的处理方式。该处理方式的分配比例并无不当，但是对于朱加友所支付的押金数额，原审法院认定为16，000元，优安公司只确认15，000元车辆押金，否认收取过1，000元车辆记录仪押金。对此，应当由朱加友举证证明其支付过1，000元车辆记录仪押金。仅凭车辆记录仪的装载不足以证明相应押金的支付。由于朱加友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相应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本院据此对原审判决中应予返还的押金数额予以调整。关于误工损失，朱加友被查扣驾驶证，势必影响其收入，其货运车辆是否正常营运并不影响其损失的发生。基于前述理由，本院认为原审法院除对押金数额认定有误外，认定的其余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对于优安公司的上诉主张，关于押金数额可以成立，其余主张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0285号民事判决第第一、三项；二、撤销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0285号民事判决第二、四、五项；三、优安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朱加友押金15，000元；四、对上海优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对朱加友的其余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913元，减半收取1，456.50元，由上海优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211.30元，朱加友负担245.20元；反诉受理费225元，由朱加友负担54.60元，上海优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70.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13元，由上诉人上海优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2，713元，朱加友负担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汪 毅审 判 员  郑 璐审 判 员  黄 亮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冯则煜书 记 员  李照枫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