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8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红，女，196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恒慷，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费菊玲，女，197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涛，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国红因与被上诉人费菊玲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8民初2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袁正茂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国红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2.二审诉讼费用由费菊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应以工商变更登记时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履行各自权利义务的合同依据，基于该协议，王国红无需支付100万元。与案涉股权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共签订有二份，分别签订于2017年5月11日和2017年7月6日。按照法律规定的公序良俗衡量，后协议才是双方签订的合法有效的最终《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理由如下：1.当双方就同一股权标的签订两份合同时，应以最后签订的合同作为履行各自义务的合同依据。2.后协议内容更符合案涉股权的真实情况。其一，后协议中载明的应转让股权比例从33.3%变更为14.2857%，符合费菊玲实际转让给王国红的真实股权比例；其二，费菊玲并未对浙江赢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实公司）实缴出资，因此案涉股权对应出资额为0，赢实公司未产生过利润，股权价值也为0，故王国红以0元股权转让款受让股权完全符合实际交易情况以及股权自身的价值。3.只有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法律效力。4.除王国红外，费菊玲还分别与田丹茹等签订了与后协议内容一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同样留存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因此后协议具有普遍适用性。5.费菊玲之所以未将前协议作为工商备案协议，主要是为了逃避缴纳高额税费，其行为已涉嫌违法犯罪，王国红保留对其追诉的权利。二、费菊玲主张的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债权已发生转移，王国红没有义务支付该100万元。双方签订前协议后，因王国红并未实际享受到浙江物产中大联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服公司）的分红，深感被欺骗，故要求退股，然而费菊玲不同意退股，而是介绍上海颢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颢融公司）受让案涉股权。根据颢融公司与王国红签订的已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颢融公司应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该股权转让款由费菊玲的母亲仲珊媛代收；同时王国红向费菊玲出具委托函两份，明确该500万元中的100万元由费菊玲收取。由此可见，费菊玲作为债权人同意并接受上述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债务转移的事实，故王国红已不是债务人，费菊玲应向债务受让人颢融公司主张。三、即便双方以前协议作为合同依据，费菊玲也违反了协议条款，无权主张100万元。根据协议约定，费菊玲应以赢实公司的名义向金服公司缴纳与公司持股比例对等的注册资本；王国红仅享有金服公司的分红权，无权插手赢实公司经营等事务。但费菊玲动用其赢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擅自将王国红享有的金服公司分红款直接作为对金服公司的出资款打回给金服公司。费菊玲事后未向王国红补偿分红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同时也符合挪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分红款理应在费菊玲的诉讼请求中予以扣减，或直接予以返还。鉴于赢实公司于2017年7月26日对金服公司实际缴纳出资是1112.65万元，该缴纳出资时间紧接在王国红、田丹茹等向费菊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之后，可见赢实公司所缴纳的出资完全来自于王国红、田丹茹等的股权转让款，而并非自有资金。另，基于王国红在赢实公司14.2857%的持股比例，王国红实际上已代替费菊玲承担了158.95万元的出资义务，该金额远远大于费菊玲所主张的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两相扣减，费菊玲反而还要向王国红支付剩余的58.95万元。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进行改判。 被上诉人费菊玲答辩称，1.根据（2019）浙0108民初3611号、（2019）浙01民终8889号、（2020）浙0108民初2735号三份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费菊玲将其持有的赢实公司14.2857%的股权转让给王国红，双方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作价500万元，股权变更登记已全部完成，王国红支付了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剩余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王国红应当支付却未支付，王国红提及的0元股权转让款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2.2017年7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王国红提出的为了减少股权过户的繁琐程序而采用的变通做法。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即王国红为法定的扣缴义务人。之所以将2017年7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使用，主要原因是王国红为逃避其自身的扣缴义务及简化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时至今日，整个股权交易仍未完成及缴纳税款的责任皆因王国红未按约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3.（2019）浙01民终8889号民事判决书中原文记载，至于王国红关于其与案外人颢融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主张，该院认为，王国红与案外人颢融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若存在争议，当事人可另行主张。这一节事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债权债务已发生转移，且王国红前述提及认为本案股权转让款为0元，现又提出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债务转移，前后表述自相矛盾，不可采信。4.王国红成为赢实公司股东后，公司召开股东会，但其消极应对。赢实公司是金服公司的股东，股东有履行出资的法定义务，且系通过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后的出资行为。王国红在一审时也提出费菊玲涉嫌刑事犯罪，但在一审法院给予的期限内，未拿出相应的证据，最终不了了之。5.赢实公司是金服公司的股东，王国红是赢实公司的股东，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各自履行其身为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存在扣减的情况，不可混淆概念。6.王国红与费菊玲因股权转让纠纷进行了4次诉讼，前3次皆是王国红败诉。综上所述，为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及费菊玲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费菊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王国红向费菊玲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0万元；2.判决王国红向费菊玲支付自2017年9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4%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判决王国红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5月11日，费菊玲、案外人仲珊媛与王国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赢实公司持有金服公司15%的股权，王国红通过收购费菊玲持有赢实公司33.3%股权，从而间接持有金服公司5%的股权及其权益；费菊玲将其持有的赢实公司33.3%股权转让给王国红，转让价格为500万元，协议签订后二日内向费菊玲支付定金300万元，待股权相应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二个月内支付剩余200万元。此后，王国红于2017年5月15日和2017年7月31日向费菊玲分别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和100万元。2017年7月7日，赢实公司持有金服公司的股权由原来的15%变更为35%。2017年7月11日，费菊玲将其持有的赢实公司14.2857%股权变更至王国红名下。王国红收购费菊玲、仲珊媛在赢实公司股份的目的仅为间接持有金服公司的5%股权且该股权由赢实公司代持，王国红签订案涉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达到。上述事实已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的（2019）浙01民终888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费菊玲、王国红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王国红应按《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向费菊玲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最后一笔款项200万元应在股权相应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二个月内支付，而费菊玲已于2017年7月11日将其持有的赢实公司14.2857%股权变更至王国红名下，但王国红至今仅支付400万元，已构成违约，费菊玲有权要求王国红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以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为基准，自2017年9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4%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关于王国红辩称费菊玲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因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不予采信。综上，对费菊玲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王国红支付费菊玲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支付以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为基准，自2017年9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4%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国红负担。 二审中，王国红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7年7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用以证明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变更比例等均基于该协议办理的事实；2.办理股东股权变更涉税手续需提供的资料和办事程序，用以证明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确规定办理变更涉税手续需提供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等资料，费菊玲为逃避高额税费，仅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了2017年7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将案涉2017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补充协议提交；3.费菊玲与案外人2017年7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用以证明费菊玲与田丹茹等签订了与证据1内容一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同样留存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事实；4.2017年11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委托函，用以证明案涉100万元债务已经发生转移，债务受让人是颢融公司，王国红没有义务支付100万元；5.（2019）浙0108民初3611号判决书，用以证明上述证据4原件均留存于费菊玲处，费菊玲知晓并同意债务转移的事实；6.存款对账单，用以证明费菊玲未按照2017年5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全额履行对金服公司的出资义务，其仅用自有资金缴纳42.7万元出资，剩余出资均来自于王国红与其他股东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和应享有的分红款，费菊玲所谓的自己无需缴纳出资的主张与其实际向金服公司缴纳出资的行为自相矛盾；7.金服公司工商信息、金服公司2019年度报告，用以证明费菊玲收到王国红、田丹茹等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于2017年7月26日以赢实公司的名义对金服公司实缴出资1112.65万元，2019年4月19日赢实公司412.65万元分红款实际并未用于实缴金服公司出资，费菊玲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属于王国红的金服公司分红，王国红因此遭受损失的事实。 经质证，费菊玲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王国红提交的证据1-证据5待证事实与其自认及生效判决不符，证据6、证据7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确认。 费菊玲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9）浙0108民初3611号、（2019）浙01民终8889号生效判决显示，王国红曾以其与费菊玲2017年5月1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据，认为费菊玲等存在违反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向法院起诉费菊玲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王国红在本案一审中亦从未对双方履行的是2017年5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提出异议。其次，王国红在前述案件中，主张其与颢融公司于2017年11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王国红在二审中有关双方应以工商变更登记时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各自权利义务的合同依据、案涉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债务已经转移给颢融公司等上诉理由，有违禁止反言的诉讼原则，对王国红该部分与诚信诉讼相悖之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赢实公司作为金服公司股东缴纳出资与王国红向费菊玲支付股权转让款，系完全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而费菊玲是否挪用王国红的分红也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王国红认为应在案涉股权转让款中扣减等上诉理由，于法无据。王国红应按《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向费菊玲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费菊玲要求王国红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理据充分，应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王国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袁正茂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张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