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51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云旭，男，197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旭，辽宁泰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兆林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瑞云路**。 法定代表人：陈建玛，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兆林实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天目中路**/div> 法定代表人：许再祥，执行董事。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姗姗，北京盈科（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云旭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兆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兆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8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云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由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证据和事实认定不清。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一审中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既未提交书面合同，也未提交任何能证明郭云旭与其存在买卖合同或能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发货凭证、结算凭证或其他相关票证，一审法院以高度盖然性为由认定郭云旭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完全是认定事实不清。2、《2013年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帐》、《浙江兆林实业有限公司对账单》等均系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自制，《2013年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帐》无发货单位名称，以上证据均已在（2018）浙0782民初2974号、（2019）浙07民终2260号案件中举证。在该案中，浙江兆林公司自认是与北镇七色纺工贸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后又与锦州新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新颖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浙江兆林实业有限公司对账单》经（2019）浙07民终2260号民事判决认定系伪造，故与其相对应的《2013年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帐》也完全可能是伪造。另外，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未提供该流水帐所记载的2015.1.1至2015.12.10共23笔合计472520.88元汇入货款的凭证，该组证据完全由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控制，因此，在流水帐中汇款金额真实性未确定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对账单及其他证据真实缺乏依据。3、《进货退货单明细》是2017年期间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收到退回货物后自行制作的明细表。《进货退货单明细》中有较多的商品种类与价格在《2013俞兆林内衣线下发货流水帐》中没有体现。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是俞兆林商品的全国总经销商，其商品价格应是最优惠的，如果郭云旭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郭云旭能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商品却不购买，反以较高的价格去其他渠道进货销售，明显不符合常理。这只能说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制作的流水帐明细是虚假的。同样，只有作为代理人的郭云旭，才会将商场的销售回款由商场直接汇至被代理人的账户。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称郭云旭是沈阳地区的总代理商，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相反，郭云旭已经提供了由上海兆林公司加盖印章的《商品销售协议书》，载明郭云旭为上海兆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4、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先以共用“俞兆林”商标为由，后又以两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系夫妻关系为由主张两公司有关联性，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一审认定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具有共同诉讼主体资格，违反了法人人格独立原则。5、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未出具微信记录的原始载体，在我方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完整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推断郭云旭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因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夫妻关系，存在关联关系，将两公司列为共同原告，违反必要共同诉讼的法律规定。一审对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据认定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所提供的流水帐为其自行制作，在未对发货、退货、收款的真实性确认的情况下，一审确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确认欠款金额，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程序违法。在一审答辩期内，郭云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责令被告提交书证的申请》，一审法院收到后未启动相应程序，其不作为属于程序违法。 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共同辩称，一、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诉讼主体适格，一审程序正当。本案中，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系关联公司，均具备俞兆林品牌，均生产销售俞兆林商品，且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建玛和陈**强系夫妻，两公司之间的工作人员存在混同，销售客户存在混同。郭云旭向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混同使用的销售工作人员订货、拿货，从未区分是谁向其供货，当时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谁有库存就由谁发给郭云旭，郭云旭也混同向两公司支付货款。现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无法分清两公司各自的发货、收货款及退货情况。故郭云旭是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混同发生买卖关系的，本案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向郭云旭主张货款符合案件事实，一审程序正确。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我方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明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情况为：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一开始以为郭云旭是代表锦州新颖公司购买货物，于是在2018年2月6日起诉锦州新颖公司，案号为（2018）浙0782民初2974号。后法院认定锦州新颖公司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之间无买卖合同关系，驳回了我方的诉讼请求，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遂起诉郭云旭。上述案件锦州新颖公司的代理律师即本案郭云旭的代理律师，但该律师在两个案件中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一审中，我方举证的证据2《2013年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为对方律师在锦州新颖公司案件中提供，其在该案开庭时称是郭云旭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处对账时拉取，那么可以说明郭云旭确实是与两公司进行对账，且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是认可的，不然其没有必要在锦州新颖公司案件中提供。若按照郭云旭所称其仅为上海兆林公司的代理人，那么我方起诉锦州新颖公司时，郭云旭根本无须和我方对账。明显是锦州新颖公司和郭云旭在互相推诿。此外，对方律师在锦州新颖公司案件第二次开庭时明确说明郭云旭是按照13万元与浙江兆林公司的老板娘协商计算退货金额的。而在本案一审开庭时，对方律师又否认协商事宜，不认可退货金额是13万元并主张我方的账目虚假。若郭云旭系上海兆林公司的代理人，其根本无须与浙江兆林公司协商退货事宜，更没有权利来协商退货金额。对方律师在锦州新颖公司案件开庭时陈述郭云旭是代理人，其作为代理人有考核会垫付一部分货款，其是拿销售额返点来计算提成。但在本案一审开庭时其又陈述郭云旭是拿商品作为提成，郭云旭转给陈建玛的钱是出于人情免费替她对外催讨货款。对方律师在两个案件中的陈述自相矛盾，本案对前案中自认的内容全盘否认，其明显是在狡辩。我方员工与郭云旭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已经在锦州新颖公司案件中出示了手机原始载体，从庭审笔录也能看出，故法院对真实性进行了认定。郭云旭虽辩称与我方是代理关系，但是对于代理费的计算、代理费的收取、一直未收到代理费却持续做好几年的代理、其与陈建玛之间的转账流水等情况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且不同案子中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很可能就是锦州新颖公司和郭云旭在互相推诿，因此，郭云旭就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我方举证的流水账、付款明细、微信聊天记录、郭云旭转给浙江兆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玛的转账流水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郭云旭尚欠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582790.3元货款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郭云旭的上诉请求。 2020年6月12日，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郭云旭支付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货款711584.3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江兆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玛与上海兆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强（2018年1月24日变更为许再祥）系夫妻关系，两公司为关联公司。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称2013年郭云旭成为两公司在沈阳的总经销商，郭云旭为进驻商场借上海兆林公司的名义与盘锦兴隆大厦三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锦三百公司）签订销售协议。郭云旭陆续付款，截至2015年12月10日尚欠货款841584.30元。2017年7月浙江兆林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郭云旭告知尚欠货款841584.30元并多次催款，郭云旭未对欠款予以否认，均以需要再查账、会对账予以推脱，但始终未能向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工作人员提供其最终的账目，后在微信中不再回复。2017年5月、6月，郭云旭共向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退还了共计258794元的货物，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主张作价130000元予以减账，双方未能协商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系关联公司，共同向郭云旭销售涉案产品、对账催款，一审法院认为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主体适格。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郭云旭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理由在证据认证部分已详述，此处不再赘述。郭云旭辩称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系委托代理关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郭云旭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成立并生效，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向郭云旭发送了流水账等并告知郭云旭尚欠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841584.30元货款，并多次催款，郭云旭未对欠款予以否认，均以需要再查账、会对账予以推脱，始终未能向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工作人员提供其最终的账目，郭云旭作为买受人核对账目、支付货款系其合同义务，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要求对账郭云旭未提出异议，视为对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货款的认可。郭云旭向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退货，是因存货未能处理而非质量问题，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予以接收并同意在货款中减账，应系同意郭云旭以货物抵扣欠款。该货物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接收后自行制作清单计算金额为258794元，应认定其对抵扣金额的认可，在较长时间后提出因部分货物非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提供、部分货物不适宜二次销售而以130000元进行抵扣，该金额未能与郭云旭协商一致，故抵扣金额仍应为258794元。剩余货款582790.30元郭云旭应及时支付，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主张的其余货款部分，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和违约责任，现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要求郭云旭自起诉之日起赔偿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率调整为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综上，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诉请合理合法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郭云旭于判决生效后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货款582790.3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6月1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58元，由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负担988元，由郭云旭负担4470元。 二审中，郭云旭向本院提供了：证据一、《进货退货单明细格式》打印件一份，证明：1、《进货退货单明细格式》由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制作，退回的商品均有商品编号并可登记录单，这些退回的商品均是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所有并发货的，不存在用其他公司商品顶替；2、《进货退货单明细格式》于2017年8月20日录单统计，与《2013年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中商品明细存在较大差异，结合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浙江汉博〔2019〕文鉴字第370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印章及签名均系伪造的事实，进一步说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制作的《2013年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为虚假证据；3、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能将价值近30余万元的商品录单回收，说明退货人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为代理销售关系。这也印证了上海兆林公司与盘锦三百公司所签订的《商品销售协议》的内容。郭云旭将盘锦三百公司销售的商品退回是履行委托代理人的职责。 证据二、《上海兆林公司与盘锦兴隆大厦三百公司汇款对比》打印件一份，证明：1、上海兆林公司与盘锦三百公司签订的《商品销售协议》内容真实，盘锦三百公司直接向上海兆林公司支付销售款。上海兆林公司与盘锦三百公司之间为商品销售的合同关系。郭云旭并没有控制商品和销售款，符合委托代理人的法律标准；2、上海兆林公司将在盘锦三百公司的部分销售回款隐匿、截留，结合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浙江汉博〔2019〕文鉴字第370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为虚假证据，进一步说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制作的《2013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将其关联企业的账务账目混淆在一起，实质也是虚假证据。 证据三、盘锦兴隆大厦三百有限公司的账目明细打印件一份、告知函复印件一份，证明盘锦三百公司记载的账目所显示的时间、金额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流水账显示的均不一致。说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的流水账系其单方制作，其应当提供流水账目录、明细的原件供核对，未经核对的流水账不予认可。 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共同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对于郭云旭从我方一审庭审举证的退货明细中摘录的部分，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其他不一致的部分，不予确认。该份证据不能达到郭云旭的证明目的。对于退货金额，一审法院按照我方举证的退货明细单中的258754元进行了确认，我方予以认可。郭云旭提供的证据二、三，三性均有异议，郭云旭均未提供原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 针对郭云旭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一审中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提供的《进货退货单明细格式》，与（2018）浙0782民初2974号案件中锦州新颖公司提供的一致，证据来源为郭云旭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处取得，一审庭审中郭云旭也陈述确实到义乌与两公司对过账，故应对一审中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提供的《进货退货单明细格式》予以认定；二审中郭云旭提供的《进货退货单明细格式》未经双方确认，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证据二、证据三，均系打印件、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认定。 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共同向本院提供了：（2018）浙0782民初2974号案件的两次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对方律师在不同案件中的陈述多次存在矛盾，且其在（2018）浙0782民初2974号案件中承认了郭云旭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就退款事宜进行协商。 郭云旭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庭审笔录有些发言可能被法院书记员作了简要记录，表达的意思并不全面。针对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划起来的部分，作简单质证：郭云旭作为上海兆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必然与上海兆林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因此，我方在答辩中所说的郭云旭自己与原告的业务是正确的，这里的原告是指上海兆林公司。对账确实是由郭云旭到浙江兆林公司对账的，因为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说未收到退货，郭云旭只能亲自到那去查找。在查找过程中，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又说收到了。然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给了郭云旭一份《进货退货单明细格式》和流水账，郭云旭看到流水账后认为金额严重不符。这时，浙江兆林公司的陈建玛说退回的货物抵13万元，郭云旭不予认可。因为郭云旭是上海兆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退回的货应当实报实销，不应该再折价，并不是说郭云旭认可13万元。当时签订委托协议时，上海兆林公司承诺按照8%的业务提成作为郭云旭的收入，这个8%是按照抵货的形式在下月或下下月中发货给郭云旭，所以当时所说的返点就是这个意思。作为上海兆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云旭已经尽到了委托代理人的相应义务。 针对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浙江兆林公司诉锦州新颖公司（2018）浙0782民初2974号案件庭审笔录中，锦州新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旭（即本案郭云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郭云旭确实是陈颖的配偶，其自己有公司，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发生的业务是郭云旭自己与原告的业务”，“《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系收到传票后郭云旭去浙江兆林公司对账取得的”，“退货是郭云旭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导致的退货，该退货行为与被告公司无关，因此金额应由原告向郭云旭核对”，“提供进货退货明细一份、安能物流快运单三份，证明……总共退货258794元，原告老板娘和郭云旭说总共是按13万元来计算退货金额”。本案一审庭审中，郭云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旭质证时陈述“证据2《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证据3《付款明细》均是由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提供给郭云旭的，郭云旭按照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的要求到义乌对账的时候，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提供的”。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与郭云旭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二、一审认定的欠款金额是否正确。三、一审将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列为共同原告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与郭云旭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进货退货单明细格式》均由郭云旭配偶为时任法定代表人的锦州新颖公司在（2018）浙0782民初2974号案中提供，证据来源系郭云旭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处取得，一审庭审中郭云旭也陈述确实到义乌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对过账，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同时，浙江兆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玛的银行流水显示郭云旭曾支付款项至陈建玛的账户，金额、时间与《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中记载的付款情况相对应。《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结合陈建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郭云旭和沈阳多家商场超市均有支付货款，浙江兆林公司和上海兆林公司均有收款，并不是郭云旭所称的其仅系代表上海兆林公司与盘锦三百公司发生交易，若郭云旭系上海兆林公司的代理人，则其应代表上海兆林公司与买方对账，而不是郭云旭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对账，更无须与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协商退货折抵金额。2、（2018）浙0782民初2974号案中，锦州新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其发生的业务是郭云旭自己与原告的业务，《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系收到传票后郭云旭去浙江兆林公司对账取得的，退货是郭云旭自己的行为，金额应由原告向郭云旭核对，总共退货258794元，原告老板娘和郭云旭说总共是按13万元来计算退货金额”，锦州新颖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为郭云旭的配偶，该案中锦州新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本案郭云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系同一律师，该案中锦州新颖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能侧面印证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与郭云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2017年7月浙江兆林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郭云旭告知尚欠货款841584.30元并多次催款，郭云旭未对欠款予以否认，均以需要再查账、会对账予以推脱。综上，郭云旭实际系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在沈阳的经销商而非委托代理人，一审认定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与郭云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向郭云旭发送了《俞兆林内衣线下市场发货流水账》等并告知郭云旭尚欠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841584.30元货款，并多次催款，郭云旭未对欠款予以否认，均以需要再查账、会对账予以推脱，但始终未能提供其最终的账目，郭云旭作为买受人负有核对账目、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要求对账郭云旭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郭云旭对欠款金额的认可。一审在扣除退货金额258794元后认定郭云旭尚欠货款582790.30元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浙江兆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建玛与上海兆林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陈**强系夫妻关系，两公司为关联公司，两公司共同向郭云旭发货、收款、对账催款，一审将浙江兆林公司、上海兆林公司列为共同原告并无不当。 综上，郭云旭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90元，由上诉人郭云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 俊 审 判 员  周俊梅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金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