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4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幸福中路**。法定代表人：赵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建锋，山东劳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方圆，山东劳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志，男，196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旭玲，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立志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20）鲁0602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20)鲁0602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烟台市中环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电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无任何证据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其与中环电子存在劳动关系，仅提供了被上诉人2007年的住院病历，其中被上诉人在入院治疗时自述记载“工作单位为烟台中环电子、联系人李家文”，该病历内容仅为住院时患者自述，且未经过任何第三方机构认证，一审法院仅凭该份证据及被上诉人中环电子存在劳动关系，明显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次，上诉人与中环电子系两个独立的法人，上诉人目前的实际经营人是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上诉人公司的经营权，并进行经营，其并不了解购买前上诉人与中环电子的关系。同时，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中环电子存在劳动关系，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而应由用人单位负责举证的情形，故不应当因上诉人无法提供“中环电子与上诉人之间的人员及财产变更事实”的证据，而承担认定被上诉人与中环电子存在劳动关系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违反证据原则，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其在中环电子的工龄应当与在上诉人处工作的工龄合并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未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中环电子存在劳动关系，工龄合并计算无事实依据。另外，上诉人与中环电子系两个独立的法人，即使从工商登记记载内容来看，两个公司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不能当然的认定工龄应当合并计算。被上诉人除应当举证证明其与中环电子存在明确的劳动关系外，还应当证明其在前后两个用人单位属于“人事调动关系”，而本案中，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上述内容，且实际上上诉人与中环电子之间也从未发生过“人事调动”。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月工资为4500元，与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不符。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2018年度工资袋，根据该工资带可清楚计算出被上诉人的月平均实发工资为3496元，加上代扣社保个人部分后，月平均应发工资为3874.5元，一审认定上诉人月工资为4500元与证据和事实不符。本案涉案争议经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后，上诉人同意支付裁决款项，故未起诉，但并不能当然认为上诉人对于裁决认定的全部事实均无异议。一审判决，仅因上诉人在收到裁决书后未起诉，故对裁决认定的被上诉人月工资45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认定错误。四、被上诉人自行在因个人原因申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签字，该证据可证明被上诉人系因个人原因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一审认定为上诉人违法解除，与证据不符，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签字的因个人原因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被上诉人也认可该签字的真实性，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系因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仅是因为该份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中其他内容存在书写笔误，在人事部门办理解除手续时，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告知需重新书写，故在人社部门备案的材料中签名并非被申请人书写。一审判决以“与常理不符”、“不合常理”等理由而推翻明确的书面证据所证实的事实，从而认定系上诉人违法解除，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五、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工作时间错误，从而认定带薪年休假天数为10天，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系从2011年开始工作，工作年限不满10年，依法应享受带薪年休假天数为5天而非10天。六、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需支付被上诉人未办理档案及社保关系转移手续的损失，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主动提出为被上诉人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被上诉人拒不配合。上诉人已按照法定要求，依据上诉人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为其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及相关档案、社保手续等。此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劳动关系解除事宜产生争议，被上诉人向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关于如何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双方存在争议，未经终审判决，过错不在上诉人方，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已为被上诉人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相关手续，从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从人社部门调取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也可证实此事。不存在“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情形，一审判决违背事实错误的适用了该条规定，从而判决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未办理档案及社保关系转移手续的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孙立志辩称：一、被上诉人自2007年1月在中环电子工作，且中环电子与上诉人系关联企业，被上诉人在两公司工作时间应当计算为连续工龄。2007年1月，被上诉人至中环电子工作，中环电子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系李家文（拥有公司80%股份）。2007年6月11日被上诉人在工作中被机器压伤左手导致掌骨骨折、手指挤压挫裂伤，由经理李家文送医并留存联系方式。2010年5月13日，李家文及中环电子共同出资成立了上诉人公司，上诉人公司设立时李家文同时担任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公司系关联企业。后被上诉人被安排至上诉人处工作，被上诉人在两公司工作期间工作地点、工作环境及从事的工作均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依法应合并计算工作年限。2007年1月至2019年2月22日，合并计算被上诉人工作年限为12年零2个月。二、被上诉人月工资4500元事实清楚。上诉人作为一个依法成立的合法企业，负有保管和提供企业工资凭证的法定义务，上诉人通过现金方式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其应依法提供由其掌握管理的与工资标准有关的证据。本案在上诉人不提供证据，且对仲裁裁决认定的月工资数额4500元的事实也没有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和仲裁裁决，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月工资标准4500元事实清楚。三、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医疗期内单方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应依法支付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019年2月22日，上诉人单方持他人冒充被上诉人签字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至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部门在劳动用工备案处盖章确认后，办理了被上诉人劳动用工减员及社会保险关系减少手续。并于2019年2月22日当日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送达了上述非本人签字并加盖劳动用工备案（章）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书》（照片），即被上诉人在仲裁庭及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照片）。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被上诉人代理人持法院出具的调查令至烟台市芝罘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调取了上诉人方办理劳动用工减员及社会保险关系减少手续所使用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该证明书与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照片一致，且并非被上诉人本人签字也没有写明解除合同原因。上诉人持他人冒充被上诉人签字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单方解除了劳动合同。2、2019年2月15日，被上诉人因腰椎管狭窄、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骨质疏松症、胆囊炎、右下肢深浅静脉瓣关闭功能不全、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板块形成等症住院治疗，住院7天，诊断证明书载明需全休壹月，2019年2月22日出院。上诉人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行为发生在被上诉人医疗期内。3、上诉人提交被上诉人本人签字的无劳动用工备案盖章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主张被上诉人提出辞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辞职，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是其于2019年2月22日先单方持他人冒充被上诉人签字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劳动用工减员和社会保险减少手续后，通知被上诉人去签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并未加盖劳动用工备案章，进一步证明上诉人已经单方先行持非本人签字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劳动用工减员备案手续。被上诉人本人签字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形成于上诉人已经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减少社保手续之后。（2）被上诉人本人签署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系上诉人单方制作并填写，日期也均是上诉人工作人员填写，被上诉人只是在劳动者签收处签字，仅表示被上诉人知道了上诉人单方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的事实，（3）倘若真如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在2019年2月22日当日即签署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那么上诉人方为什么不持有被上诉人方本人签字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去办理用工减员备案、社会保险减少手续，而用他人冒充被上诉人签字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在2019年2月22日办理了用工减员备案手续，这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医疗期内单方解除与被上诉人劳动合同，且不符合法定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四、被上诉人自2007年1月起开始工作，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2018年应当享有带薪年休假10天。五、上诉人在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未依法支付被上诉人2019年1月、2月工资、未依法支付被上诉人防暑降温费。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在解除劳动合同15日内为被上诉人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否则应赔偿被上诉人未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生活费损失。被上诉人现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且身患多种疾病，因上诉人至今未为被上诉人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致使被上诉人无法重新就业，亦无法自行挂挡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导致被上诉人在此期间的巨额医疗费用无法通过医保报销。上诉人应依法为被上诉人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赔偿被上诉人未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生活费损失（自2019年3月10日起暂计至2019年12月11日按照烟台市最低工资70%计算）。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孙立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2500元（4500元×12.5个月×2倍）；2、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2日期间欠付工资7142元；3、2018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3678元；4、2018年6月至9月防暑降温费560元；5、被告为原告办理档案、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赔偿原告2019年3月10日至2019年12月11日未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生活费损失1203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1年2月至被告处工作，双方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为原告缴纳了2011年2月至2019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2019年2月22日，原告离职。被告未为原告办理档案和社保关系转移手续。2019年4月，原告申诉至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裁决被告支付：1、2019年1月1日至2月22日期间工资7142元；2、2017年至2018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7356元；3、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0000元；4、2018年防暑降温费560元；5、2019年2月22日至12月11日期间未为原告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损失12924元；6、为原告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该委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烟芝劳人仲案字（2019）第759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至2月22日期间工资7142元、2018年度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2069元、2018年度防暑降温费560元，驳回原告其他各项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被告同意支付原告2018年度防暑降温费560元。原告主张：2007年1月原告至中环电子工作，从事钣金工岗位。2007年6月11日原告在工作中被机械压伤左手，导致掌骨骨折、手指挤压挫裂伤，事故发生后由公司经理李家文送医并留存其联系方式。后李家文于2010年成立了被告公司，原告成为被告的员工。原告工作期间月平均工资4500元，以现金形式发放。2011年2月，被告与原告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并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2019年2月22日，被告拿着非原告本人签字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在芝罘区人社局为原告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后通知原告双方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并向原告出示了其单方制作的解除合同证明书，要求原告签字。在原告医疗期内，被告违法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对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认可，按被告要求签字后即到仲裁委申请仲裁。中环电子与被告均系李家文出资成立的公司，原告在两公司工作期间，工作场所及工作岗位均没有变化，两公司属于关联企业，根据最高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四的规定，原告在中环电子的工作年限应当视为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在计算赔偿金年限时应一并计算在内，共计12年零2个月，所以赔偿金的单倍月数为12.5个月。被告主张：原告自2011年2月起至被告处工作，月平均工资为3496元，以现金形式发放。2019年年初，原告向被告请假长达两个月，期间被告一直联系原告问其何时能上班，后原告因自身原因提出离职申请。根据原告签署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记载的日期，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2月22日，当日原告认可该签字的真实性，同时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签字时上述内容空缺或其签字违背其真实意愿，故该份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可以认定原告系个人原因提出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当日被告考虑原告工作多年，当时的经济状况不佳给予其2019年1月及2月的全额工资及补助共计6000元，当时是发的现金没有签字。被告对原告主张月工资为4500元不予认可，对此提供原告2018年度的工资袋，证明2018年平均实发工资为3496元。被告称据其工作人员讲每月代扣原告的社保费为378.5元，其单位搬家，人员变更，之前的财务账目找不到了，应发工资暂时无法提供。原告对工资袋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仲裁认定的数额是每月4500元，对此被告没有提起诉讼，应视为对4500元认可，被告提供的工资袋即便是真实的，也只代表了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而非应发工资，被告负有对应发工资数额的举证责任，而不是仅凭推测来陈述应发工资数额。被告作为一个依法成立的合法企业，负有保管和提供企业工资凭证的法定义务，被告主张人员调整、财务账目找不到等理由不能成为其逃避举证责任的理由。在被告不能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和仲裁裁决，应以4500元为标准确认原告的应发工资数额。原告关于其诉请的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2日期间欠付工资7142元，主张该期间正常上班，期间有春节假期，2月15日至22日原告住院。被告主张其通过电话等方式通知过原告上班，2019年1至2月份原告没有出勤，对此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关于2018年度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按照月平均工资4500元÷21.75×10天×2倍计算为4137元，原告仅主张3678元。被告主张原告已休2018年度带薪年休假，对此没有证据提供。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被告是否违法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以及原告在中环电子和被告公司工作期间的工龄能否连续计算。原告对此提供如下证据：1、2007年6月11日至6月19日期间解放军第107医院住院病历，载明工作单位：烟台中环电子；联系人：李家文，与原告为同事关系。原告主张李家文为被告处股东，拟证明其开始工作时间。病历载明：2007年6月11日原告被机器压伤左手，诊断为：掌骨骨折、手指挤压挫裂伤。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中原告信息由其自述，且信息不准确、不完整，联系人李家文是否是被告的股东李家文无法确认。中环电子与被告为相互独立的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不能证明原告此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仅通过上述信息无法确认原告与中环电子存在劳动关系，更无法认定中环电子与被告存在关联关系。2、被告及中环电子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中环电子于2003年10月1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家文，2013年6月8日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登记为注销。被告于2010年5月13日成立，2017年6月7日被告的股东由李家文（出资70%）、中环电子（出资30%）变更为樊祥萌（出资28%）、中环电子、赵艳（出资42%），法定代表人由李家文变更为赵艳。原告拟证明中环电子与被告存在关联关系。被告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中环电子与被告存在关联关系，两公司系独立的法人主体，赵艳等股东2017年才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取得被告公司，关于转让事实不属于应提供证据的范围，故不提供相关证据。对2017年之前公司情况不清楚。赵艳和李家文没有关系，被告不认识李家文。对原告陈述的2017年之前的工作地点、内容均不清楚。被告的经营地点属于工业园，类似企业特别多，单从工作地点、内容等无法判断与原告形成劳动关系的企业是否为其主张的中环电子。从劳动合同记载内容及劳动合同履行情况可以看出，原告系自2011年2月开始在被告处工作，双方自2011年2月确定劳动关系。如法院认定被告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计算年限也应当自2011年2月开始计算。3、2019年2月15日至2月22日期间解放军第970医院住院病历、诊断证明书，载明：2019年2月22日出院，出院诊断为：腰椎管狭窄症、高血压病3级、骨质疏松症、胆囊炎、右下肢深浅静脉瓣关闭功能不全、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出院医嘱：（1）、全休一月，定期复查；（2）、卧床休息，床上肢体功能锻炼等。以此证明原告病假情况，被告在原告病假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的内容，主张原告未向被告请假，如正常请假，住院病历、诊断证明书应在被告处保管，原告于2019年2月22日出院不影响原告因个人原因离职办理离职手续，被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4、在芝罘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调取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解除原因未填写，签名处有非原告本人书写的原告名字，单位印章处加盖被告印章，时间为2019年2月22日，劳动用工备案处加盖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用工备案专用章，加盖时间为2019年2月22日。证明书下方备注：本件一式四份，一份由企业留存，一份交当地社会保险机构，一份放职工档案，一份交职工本人。原告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7条的规定，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向用人单位提出，如果被告方认为原告提出辞职，应当提交原告向被告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或通知，而不能以被告自行出具的解除合同证明书中的内容来证明原告提出辞职，该证明书原告并没有签字，解除合同证明书中也没有填写解除原因，被告持该解除合同证明书办理了用工备案手续，足以说明在2019年2月22日原告是没有向被告提出辞职也没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签署收到。被告是先解除原告劳动合同再通知原告去签收解除合同证明书。2019年2月22日原告还在医院住院，且身患重症，原告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日期也均是被告工作人员签署，进一步证实原告签署的证明书的时间是在2019年2月22日之后，在被告已经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减少社会保险手续之后才签署。被告主张原告提出辞职的事实不存在，被告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且不符合法定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主张原告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于2019年2月22日在单位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已经签字确认。在劳动部门备案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是因单位多次要求原告本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手续，但原告拒不到场，单位人事在3月份按照2019年2月22日原告因个人原因辞职的事实，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手续，虽然调取的证据显示是2019年2月22日，实际办理解除手续是在3月份。被告对此提供其留存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其上载明原告于2012年1月2日被录用，因个人原因离职，盖有被告处公章及原告签名，时间为2019年2月22日。劳动用工备案处空白。原告认为，原告虽然在被告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签过字，但该证明书是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出具的，其证明内容也都是被告书写的，证明书中清楚载明是劳动者签收而非劳动者确认解除合同证明书的内容。从劳动用工部门调取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劳动用工单位盖章的时间是2019年2月22日，该事实足以证明被告办理劳动用工减员的时间是2019年2月22日根本不是3月份，既然被告主张原告是2019年2月22日签署的解除合同证明书，那被告方为什么不持有原告方亲自签名的证明书去办理用工减员备案手续，而用他人冒充原告的签字在2019年2月22日办理用工减员备案手续，这明显与基本的常识不符。对此被告又称：原告确实是2019年2月22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并在文件上签字确认，办理手续时间一定是在原告书写该份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之后，2019年2月22日是周五具体当天是否已办理还是未办理成功待3月份才办理，被告处人事记忆不是特别清楚，以相关文件确认时间为准。因原告本人签字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前半部分关于入职时间书写存在笔误有改动，办理减员备案手续时劳动部门工作人员提出异议，要求被告处人事进行更换，并表达因被告已持有原告个人签字的个人原因离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故现场由被告处人事再行书写一份用于办理手续没问题。被告对其上述证据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收到裁决书后未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应视为认可裁决款项，故对仲裁裁决认定原告月工资45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答辩时主张原告2019年1月至2月未出勤，庭审中又称在2019年2月22日支付了原告2019年1至2月份的工资，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其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2日期间7142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依据鲁人社发〔2015〕45号《关于调整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第一条“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调整为：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元。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共4个月计发，列入企业成本费用。被告同意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9月防暑降温费56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三）被告辩称其2017年才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取得被告公司，故被告对中环电子与被告之间的人员及财产变更事实负有举证义务，被告拒绝举证，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于2010年成立，其股东为李家文及中环电子，该事实可以认定被告与中环电子存在关联关系。原告主张其在被告公司工作之前属于中环电子员工，成立被告公司后其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均未发生变化，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应合并计算在该两公司工作的工龄，与其2007年受伤病历载明的“工作单位为烟台中环电子，联系人李家文”内容相符，对原告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主张原告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于2019年2月22日在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中签字确认，但被告在社保部门备案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的签字并非原告本人所签，且在庭审中先是称2019年3月份才到社保部门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后又称其2月22日持原告签字的证明书在社保部门另行书写了一份证明书为原告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对此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主张2月22日已持有原告签字的证明书即可以在社保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但其却另交由劳动部门一份由他人书写原告名字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办理解除手续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2月22日尚处于医疗期，被告主张原告主动解除劳动合同不合常理。故原告主张被告先持非原告本人签字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到人社局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后拿着其单方制作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让原告签字，原告只是签字证明其收到该证明书，并非同意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被告在原告医疗期内单方面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12500元。（四）原告自2007年开始工作，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原告2018年应当享受带薪年休假10天。被告主张原告已休了2018年年休假，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之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4138元（4500元÷21.75×10×200%），原告主张3678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被告主张未办理档案转移手续的过错在原告，对此未举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被告为其办理档案、社保关系转移手续，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应予以配合。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9年3月10日至2019年12月11日未办理档案及社保关系转移手续的损失12033元（1910×9×70%），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等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限被告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立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12500元。二、限被告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立志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2日期间欠付工资7142元。三、限被告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立志2018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3678元。四、限被告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立志2018年6月至9月防暑降温费560元。五、限被告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为原告孙立志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原告应予以配合。六、限被告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立志2019年3月9日至2019年12月11日未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生活费损失1203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一审认定上诉人与中环电子存在关联关系，被上诉人先就职于中环电子，后被安排至上诉人处工作，其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事实清楚。对于仲裁裁决书认定被上诉人月工资4500元，上诉人并未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系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但其在社保备案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中的签字非被上诉人本人所签，上诉人不能提供其他证据对其主张充分证实，应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尚在医疗期，上诉人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系违法解除，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12500元，于法有据。被上诉人依法享有10天带薪年休假，上诉人虽主张被上诉人已休完年休假但并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4138元，于法有据。上诉人主张已按照被上诉人个人原因离职为其办理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被上诉人对此不认可，称上诉人仅是停保了被上诉人的社会保险，上诉人未有证据证实已为被上诉人办理了上述手续，对此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未办理档案及社保关系转移手续的损失12033元，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烟台中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慧审判员 王家国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法官助理张素素书记员车丽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