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922民初1753号 原告：张建平，男，196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洪才，新疆皓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温宿县水稻农场，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托甫汗镇。 法定代表人：李子彬，该农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亚琴，新疆名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建平与被告温宿县水稻农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梁洪才、被告温宿县水稻农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亚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建平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和被告于2015年1月16日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合法、有效；2．依法判令被告按照《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履行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月16日原告和温宿县水稻农场管委会签订1份《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该责任书约定：被告为原告提供池塘水面和耕作土地面积共计590亩（其中池塘290亩、土地300亩），由原告承包经营管理，发展养殖业及其相关产业。承包经营期为25年（自2016年1月1日至2040年12月31日止）。原告每年给被告上交10000公斤鱼（草鱼6000公斤，鲢鱼4000公斤），土地以货币形式上交，每年每亩上交260元。责任书签订后原告按责任书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2017年6月15日温宿县城市建设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被告协商变更了2015年1月16日原告和温宿县水稻农场管委会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中的土地面积，温宿县城市建设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因为特色小镇建设征收原告承包面积内的88.52亩（其中：43.27亩果园地、45.25亩鱼塘），原告实际承包面积为501.48亩（其中：244.75亩鱼塘、256.73亩土地）。现因被告不按照上述责任书约定履行义务，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均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推诿，原告依据上述责任书的约定和法律规定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保护原告合法权益。 被告温宿县水稻农场辩称，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被告系国有全民所有制单位，1987年被告成立了水产队，水产队隶属于被告管辖，原告自1995年起就负责水产队的管理。自1996年开始，被告为了农场农业生产需要，将其辖区范围内的土地以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交给水产队管理，原告系当时被水稻农场任命的水产队队长，专门负责责任制范围内土地和池塘的管理，并一直代表水产队与被告签订《农业生产责任书》。2015年水稻农场名称拟变更为水稻农场管委会，水产队拟更名水稻农场管委会钓鱼新村，为发展温宿县的旅游事业，在当年1月16日，拟成立的水稻农场管委会与拟成立的钓鱼新村签订承包合同，根据合同约定：钓鱼新村承包土地590亩，承包期限为25年，在合同期内，可以自行调整分包、租赁费用标准，以保证钓鱼新村的顺利发展，并接受群众和管委会的监督。钓鱼新村管理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按农场连队正职同级别，由场管委会制定执行。 原告作为钓鱼新村（原水产队）的管理人员仍代表钓鱼新村（原水产队）与被告签订了合同，在合同签订后，被告如约向作为水产队的管理人员的原告发放管理人员的工资。故，原告是以钓鱼新村的管理人员代表水产队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其以个人名义起诉被告要求履行合同义务，实属起诉主体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履行义务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如上所述，2015年1月16日与被告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系原告代表水产队与被告签订，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当由水产队与被告共同履行，原告作为水产队的队长，其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本案的诉讼。其次，2014年12月，温宿县人民政府根据温宿县水稻农场管委会及温宿县民政局的申请，将水稻农场国营2队与水产队合并，设立新村。2015年温宿县人民政府设立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将水产队整合，改设为托甫汗管理区新村，水产队的所有资产委托托甫汗管理区统一管理。2005年9月20日，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免去原告张建平水产队队长职务，将其任命为新村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其不再管理水产队。由此可知，原告张建平不但不具有本案主体资格亦不是水产队队长，也无权代理水产队向法院起诉。最后，根据温宿县整体规划的要求，为发展温宿县游事业，托甫汗管理区计划在水产队的基础上设立的水稻农场管委会钓鱼新村，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设立，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新村承继了水产队的所有合同及行政管理。2016年7月6日，被告与水产队的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新村解除了2015年1月16日张建平代表水产队与被告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因此不存在被原告张建平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之说。2018年9月15日，温宿县城市建设征收工作办公室已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涉及的290亩鱼塘全部依法征收完毕，故，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实际意义，其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的2015年1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一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该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观点不予认可。1．该合同是温宿县水稻农场管委会与钓鱼新村签订的合同，原告主体不适格。2．从内容上看，该合同是1996年开始，水稻农场每年与水产队签订合同，而张建平是水产队的队长，他签订合同，代表的是水产队，行使的是职务行为。3．合同第二页来看，甲乙双方均为单位，主体而非个人。从合同内容看，合同是温宿县为发展水稻农产养殖业与原水产队签订，在原合同到期后，继续签订的承包责任书。该合同第9条第一款规定，乙方可以自行分包和调整租赁费用，且水产队负责人管理水产队是由温宿县水稻农场向其发放工资，且也是按照管理人员每年向原告发放工资的，因此原告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从1996年开始至2015年原告和水产队签订的责任书的合同抬头可以看出，是以水产队的名义签订。落款只是原告作为水产队队长的身份签字。到了2015年1月16日本案争议合同因水产队拟更名为钓鱼新村，这时原告是以钓鱼新村村主任的身份代表签字，可以看出原告签字的身份是随着水产队名称的变更而变更。之后被告会提交政府文件，证明水产队是存在的，且是编入温宿县史册的，原告亲自书写的关于水产队的报告和计划等证据，原告自己认可水产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存在的，并且其自己编制的1996年职工人员表可以证明水产队除了原告以外还有其他人员。4．对于原告所说的分包合同仍然是以水产队的名义与各个分包户签订，原告仅作为代表签字，合同的内容也涉及水产队的权利义务。本院认为，从该证据的主体和合同内容以及结合其他证据来看，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观点，故对原告该证据的证明观点不予支持。 2．原告提交的新疆制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函一份、2018年11月15日到温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温宿县水稻农产水产队的登记信息。拟证明因未查到温宿县水稻农产水产队的登记信息，故温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给原告出具任何证明。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提交的该证据未加盖任何公章，来源不认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水稻农场为全民所有制单位，无工商信息，也包括水产队，水产队其实水稻农场的内设部门，受水稻农场的内部管理，之后被告将提交温宿县史册证明水产队的存在。本院认为，被告系国有性质的特殊形式的企业法人，水产队只是作为被告企业内部生产的管理的一个单位或者部门，是否工商登记，不影响其作为被告的下属单位的性质，也不影响其是否成立。故对该证据的证明观点不予支持。 3．原告提交的2016年8月23日《催款通知书》一份。拟证明温宿县托浦汗管理区水产队名存实亡，该抬头写的是（张建平同志），实际为张建平个人。温宿县托浦汗管理区向原告个人催款而非水产队，证明原告具有合同的主体资格。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观点不认可，因张建平未履行队长义务，未缴纳承包费。抬头上是水产队（张建平），故为水产队，而非个人。催收的是2015年其管理水产队时所欠的承包费，其是代履行水产队队长职责履行收缴承包费的义务。本院认为，从该证据的形式及内容来看，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观点，故对原告的证明观点不予支持。 4．原告提交的2016年11月9日农业生产承包合同明细表一份。拟证明该表序号196、197号，明细写的是张建平而不是水产队，更加证明承包的主体是原告个人，不是水产队。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该明细表为复印件，未加盖任何单位公章，来源不明。不能证明为被告出具。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查明其真伪性，故对原告的证明观点不予支持。 5.原告提交的2017年2月20日被告委托新疆天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祖国给本案原告出具的《律师函》一份。证明该律师函抬头及正文均表明是原告张建平而非水产队，律师和法律顾问应当分得清个人和单位的区别，更加证明原告的主体适格。2017年新疆天山律师事务所是水稻农场法律顾问。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不能确定，被告未委托过张祖国律师。本院认为，原告以其妻子等人的名义承包了部分鱼塘，该《律师函》催收的是何种费用不明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证据的证明观点不予支持。 6．原告提交的2017年12月26日被告单位的会议纪要。内容为关于进一步协调大户张建平与其下流转户关于新一轮合同的签订方案作调整，没有写水产队与其下流转户的签订方案。拟证明土地承包大户是张建平，不是水产队，承包的是总合同。张建平所承包的合同合法、有效，也证明被告明知原告是承包主体，才做的该会议纪要。该证据是原告在托甫汗新村处拍照的，但被告一直未提交。经过几次庭审，被告如果不认可，应当提交该会议纪要的原件。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不具备证据形式，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观点不认可，认为原告是断章取义。被告有证据证明张建平是队长，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原告的复印件说其来源于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原告以其妻子等人的名义承包了部分鱼塘，该会议纪要所说的是全部还是部分鱼塘征收补偿事宜不明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证据的证明观点不予支持。 7．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987年11月-2012年12月《中共温宿县委组织部温宿县地方志办公室（党史研究室）温宿县组织史资料》。拟证明1987年11月，温宿县水稻农场是隶属于温宿县农业局管理的正科级地方国营农场建制，下设9个连队、1个园林队、1个水产队、1个加工厂以及3个行政村。2012年2月，温宿县机构改革，成立温宿县水稻农场管委会，正科级国有企业。截止12月，温宿县水稻农场管委会（水稻农场）是隶属于温宿县人民政府管理的地方国营农业企业，下辖6个队（其中包括水产队），行政村3个。原告张建平自1995年起就任水产队队长一职、史册上有原告及其父亲的注明。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它属于证据材料，不属于证据。证据是应当反映客观情况的，史册只是一个历史记载。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8．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1999年1月6日温宿县水稻农场文件、1996年至2006年水稻农场生产责任书7份、2015年1月16日《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拟证明温宿县水稻农场自1996年开始将其辖区的鱼塘及土地以生产责任制的形式进行管理，负责管理的责任主体为温宿县水稻农场水产队，张建平系当时的水产队负责人，1999年1月6日，水稻农场正式任命原告张建平为水产队的队长，其以连（队）长的身份与水稻农场签订生产责任书，其系代表水产队，属于履行职务。双方在责任书中明确温宿县水稻农场为完成农场下达的生产计划和各项经济指标，与水产队签订的责任书，并不是合同书，管理土地面积为：1996年600亩，1997年以后590亩，其中养殖地为290亩，饲料地300亩。七份合同的抬头均为水产队，签字为原告作为队长的身份签的字。2015年水稻农场名称拟变更为水稻农场管委会，水产队拟更名水稻农场管委会钓鱼新村，当年1月16日，水稻农场管委会与钓鱼新村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25年。合同约定：乙方（钓鱼新村）在合同期内，可以自行调整分包、租赁费用标准，以保证钓鱼新村的顺利发展，并接受群众和管委会的监督。乙方（钓鱼新村）管理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按农场连队正职同级别，由场管委会制定执行。张建平作为水产队的负责人与被告签订了合同。故，张建平是以水产队负责人身份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其起诉主体不适格。钓鱼新村承包的土地在2017年6月15日已被温宿县城市建设征收工作办公室依法征收水产队88.52亩土地，其中载明：果园地43.27亩，鱼塘45.25亩，剩余土地属于水产队。原告质证称，对于2000年3月31日的《水产养殖业生产责任书》，因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对1999年1月6日温宿县水稻农场文件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原告张建平既是生产队队长也是水稻农场职工。对1999年1月15日的《水稻农场一九九九年农业生产责任书》证明观点不认可。对2003年1月1日、2006年1月1日的《水产养殖业生产责任书》认为双方为承包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根据该合同第6条，若张建平为水产队长则投资应当由水稻农场出资。2015年1月16日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该合同第6条规定也是谁投资谁受益。综上，对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其他真实性认可，但关联系、合法性不认可。钓鱼新村未合法成立，不符合《村民组织法》的规定。水产队是拟称，并未实际成立，没有人员、设施、办公场所，水稻农场是国有企业，职工保留职工的身份，但未免除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可以承包土地并上交承包费，所有设备设施生产资料均由原告本人提供，如果是被告的，那么设备设施生产资料应当由被告提供，但实际上被告没有提供任何设备设施生产资料。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9．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1997年4月17日张建平工资领条一张、一九九七年三月份工资发放花名册、一九九七年四月份工资发放花名册、2011年7月20日温宿县水稻农场记账凭证、2011年6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2012年1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2012年3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2013年1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2013年3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2013年6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2013年9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2013年12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2014年1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2014年12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2015年1月份各连队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花名册、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机关干部2015年11月份工资发放花名册。上述证据拟证明原告张建平在担任水产队的连（队）长期间，被告温宿县水稻农场一直向其发放工资，其身份即为水产队的连（队）长。根据2015年1月16日被告与钓鱼新村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的约定，被告已经如约履行合同的各项义务，即按约定将土地交给新村，按约定给管理人员发放工资，并进一步证明原告张建平仅是管理而领取的工资，而非承包户，张建平是职工，工作内容就是管理水产队。故不符合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张建平是水稻农场的职工，故可以依法取得工资，但张建平也是被告的承包户，也向被告上交承包费。两者不可混淆。另外每年接待钓鱼好几吨，但不能按照鱼的钱来结算，就变成了以工资的名义来进行补偿，年底结算时按照价格底价来结算。其他队长、连长也拿这样的工资。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10．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1995年2月20日《关于1994年水产队的工作报告》、1995年2月20日《1995年水产队生产计划》、1995年2月20日《1996-1997年水产队发展设想》、1995年9月27日《关于水产队96年的生产、经营、发展及以后的规划计划》、1996年3月6日《水产队96年职工及人口表》、1996年3月6日《1996年水产队各承包户简况》。上述证据拟证明原告张建平对自己系水产队的负责人的身份心知肚明，其是代表水产队与被告签订的责任书，代表的是水产队集体的利益。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1994年其是受父亲委托所写，张建平1995年取得了水稻农场水产队职工身份，水产队当时是拟建，该组证据当时是筹划时做的建议及远景计划，但实际未组建。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11．被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2014年12月2日温宿县水稻农场管委会场管发［2014］41号关于设立5个行政村和更名4个行政村的请示的文件、2014年12月15日温宿县民政局温民政字［2014］45号关于设立44个村委会和调整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的15个村委会的审核意见的文件、2014年12月17日温宿县人民政府温政发［2014］239号关于设立酒花楼村等5个行政村和更名4个行政村的批复的文件、2015年6月12日温宿县人民政府温政发［2015］70号关于成立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等三个行政机构的通知、2015年9月18日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托管发［2015］23号关于批准《水稻农场和周边部分区域并入托甫汗管理区工作实施方案的请示》文件、2015年10月30日温宿县人民政府温政发［2015］149号关于《水稻农场和周边部分区域并入托甫汗管理区工作实施方案》的批复的文件。上述证据拟证明2014年12月17日，温宿县人民政府根据水稻农场管委员及温宿县民政局的申请，下发文件将水稻农场国营2队和水产队合并，设立新村。2015年6月12日，温宿县人民政府设立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并将水稻农场并入托甫汗管理区。2015年10月，温宿县人民政府批准《托甫汗管理区工作实施方案》，根据《托甫汗管理区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将水产队整合，改设为托甫汗管理区新村，水产队的所有资产纳入托甫汗管理区统一管理。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该组证据没有谈到本案的钓鱼新村，不能证明钓鱼新村是合法成立的、不能代替钓鱼新村。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12．被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2015年9月20日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托管发［2015］24号关于干部任免的通知的文件。拟证明2015年9月20日，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免去张建平水产队队长职务，将其任命为新村规划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进一步证明原告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张建平是水稻农场职工，其身份与本案无关，本案是承包合同纠纷。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13．被告提交的第七组证据：2016年7月6日协议书、2019年1月8日，温宿县城市建设征收工作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一份。上述证据拟证明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原计划在水产队基础上设立“水稻农场管委会钓鱼新村”未能设立，致使2015年1月16日被告与钓鱼新村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无法实际履行，故2016年7月6日，原告温宿县水稻农场与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新村解除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根据协议约定：被告收回590亩池塘和耕地及地上建筑物等资产。原告要求履行2015年1月16日被告与钓鱼新村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已被依法解除、无履行的内容。2018年9月15日，温宿县城市建设征收工作办公室已将本案涉案的290亩鱼塘全部依法征收完毕，本案涉案鱼塘已被政府依法征收，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已无法履行。综上，因本案涉案的合同因合同主体不存在，且涉案土地已被政府依法征收，故不存在要求被告履行义务之说，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应当有出具证明的人签字确认并出庭。上述证据不符合法律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本案是合同的变更，而不是合同的解除。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14．被告提交的第八组证据：原告以水产队名义与分包户签订的六份合同、2017年12月8日报告一份。拟证明被告是以水稻农场的名义将鱼塘发包给分包户。合同约定，合同解除后，剩余资产归水产队所有。合同到期后，水产队队长未续签合同，农民向上级反映。六份合同相对方均显示为水产队，且分包户也一直认为是与水产队签订的合同，而非原告。原告对报告真实性认可、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对六份合同复印件真实性认可，证明观点不认可。转包关系证明，收取的承包费高于水稻农场的承包费，因此，原告履行的是个人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合同到期后应当是由原告继续与分包户签订合同，但实际上分包户与原、被告一份土地签订了两份合同，一地二卖，也证明被告是违法分包。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15．被告提交的第九组证据：2019年2月13日（2019）新2922民初8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一份。证明根据庭审笔录第15页、18页显示原告自认被告温宿县水稻农场向其发放工资，原告系生产队队长，具体从事水产队管理、监管、抓技术、抓生产等工作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原告是1995年任职水稻农场水产队队长，但合同是2015年签的，不能混淆。因政府接待的某些费用无法明说，故以工资名义发放给原告，实际上不是工资。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16．被告提交的第十组证据：2001年1月1日温宿县水稻农场与承包大户张智敏、2004年1月1日温宿县水稻农场与承包大户聂波、2012年12月19日温宿县水稻农场与承包大户黄光学签订的三份土地承包合同。证明温宿县水稻农场与承包大户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土地承包合同》，不存在签订《农业生产责任书》的形式，原告手中所持的责任书的形式系被告将其土地交由水产队进行管理的形式。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根据合同相对性，合同仅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效力。因时代不同，责任书和合同只是称谓不同，本质是一样的。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17．被告提交的第十一组证据：54份投入凭证。拟证明自1987年10月至2015年12月被告向水产队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推鱼塘290亩的费用、板桥砂石路的费用、彩钢房费用、打井费用、安装简易彩钢房及简易厕所的费用、监控设备费用、垫路工程款费用，以上合计200余万元。原告质证称该证据即使是真的，也与本案无关。被告应当出示2015年签订合同之后被告对水产队的投资。2015年之后该土地成为温宿县钓鱼接待的地方，接待的费用无法明说。被告有负责鱼塘基础设施开挖的义务，原告才有上交承包费的义务，而原告实际上向被告上交了承包费。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证明观点，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观点予以支持。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1987年11月，温宿县水稻农场是隶属于温宿县农业局管理的正科级地方国营农场建制，下设9个连队、1个园林队、1个水产队、1个加工厂以及3个行政村。温宿县水稻农场自1996年开始将其辖区的鱼塘及土地以生产责任制的形式进行管理，负责管理的责任主体为温宿县水稻农场水产队，张建平系当时的水产队负责人，1999年1月6日，水稻农场正式任命原告张建平为水产队的队长，其以连（队）长的身份与水稻农场签订生产责任书。双方在责任书中明确温宿县水稻农场为完成农场下达的生产计划和各项经济指标，与水产队签订的责任书，管理土地面积为：1996年600亩，1997年以后590亩，其中养殖地为290亩，饲料地300亩。原告张建平按月领取工资。2015年水稻农场名称拟变更为水稻农场管委会，水产队拟更名水稻农场管委会钓鱼新村，当年1月16日，水稻农场管委会与钓鱼新村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25年。合同约定：乙方（钓鱼新村）在合同期内，可以自行调整分包、租赁费用标准，以保证钓鱼新村的顺利发展，并接受群众和管委会的监督。乙方（钓鱼新村）管理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按农场连队正职同级别，由场管委会制定执行，原告张建平仍按月领取工资。张建平作为水产队的负责人与被告签订了合同。2015年9月20日，温宿县托甫汗管理区免去张建平水产队队长职务，将其任命为新村规划建设办公室副主任。2017年6月15日至2018年9月15日，本案争议290亩鱼塘全部被温宿县城市建设征收工作办公室征收完毕。 本院认为，本案经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原被告举证质证情况来看，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的性质及原被告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是否有效的问题。 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从形式上看是一份农业承包合同书，但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责任书并非平等主体间形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法律关系的合同书。被告作为国有农场，属于特有体制下的企业法人，与自己的生产组织机构水产队形成生产任务承包的责任书，属于企业法人组织内部生产行政式管理的一种方式，其不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首部合同主体明确注明为水产队，而不是原告本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民事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有相应的认识。原告称被告利用强势地位签订的该合同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胁迫行为，原告所谓的合同书首部主体历年来都是水产队，如果对作为民事合同主体存在异议，作为权利主体的原告完全可以不签订该合同。故对原告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陈述，水产队存在接待费用不便做账，以工资形式向其变相补贴的意见。本院认为，该意见首先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次经核对其工资表，原告每年内每月工资基本相同，随着不同年份相应增加。故原告的说法无相应证据证实也不符合实际，故对该意见不予采信。被告系国有性质的特殊形式的企业法人，水产队只是作为被告企业内部生产的管理的一个单位或者部门，是否工商登记，不影响其作为被告的下属单位的性质，也不影响其是否成立。从相应政府文件来看，张建平被任有生产队队长、主任等职务，按月领取相应工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中权利义务主体的承担者是水产队而非张建平，落款的张建平只表明张建平代表水产队履行职务行为而非张建平本人。因此《农业生产承包责任书》属于被告内部生产行政式管理的一种方式，原被告之间没有形成民事承包合同具有的权利义务的合同关系，原告不具有民事合同产生的实体权利，也不具有原告主张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产生的法律效力，故原告的各项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建平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建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文   博 人民陪审员 王       军 人民陪审员 艾合买提·毛尼亚孜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