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106民初11215号 原告：姚某四，男，195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现住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 原告：姚某三，女，1964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贵斌，江苏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姚某七，男，195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飞，江苏君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江苏君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姚某顺，男，197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建大橡胶（中国）有限公司成品科职工，住江苏省南京市，现住江苏省昆山市。 被告：姚某钢，男，198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长安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铸造部车间班长，住江苏省南京市。 原告姚某四、姚某三与被告姚某七、姚某顺、姚某钢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某四、姚某三以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贵斌，被告姚某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飞、李静，以及被告姚某顺、姚某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某四、姚某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两原告对被继承人陈某生前遗留的财产（售房款）享有继承权，依法继承享有56万元遗产份额（房屋买卖价格783316元，因被告姚某七有侵吞争抢财产情况，故由两原告各继承28万元，被告姚某七继承223316元）；2.被告姚某七应交付两原告应继承的上述款项。事实及理由如下：姚某六、陈某系姚某八（病亡）、姚某七、姚某四、姚某三的父母。父亲姚某六于1999年去世后，遗留一套南京市。因该房屋拆迁，2008年5月13日母亲陈某、子女姚某八、姚某七、姚某四、姚某三在南京市鼓楼区宝塔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王某见证下共同签订一份《协议书》，就拆迁安置房屋的产权归属、拆迁款的分配、母亲的赡养、遗产的继承达成了系统解决方案，其中第五条内容为：“母亲陈某所购一套经适房，将来由姚某七、姚某四、姚某三共同继承，此房已无大哥姚某八份额，因其己从祖屋分得15平方米。”本着互谅互让、诚实信用原则，两原告签订并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2020年3月27日母亲陈某病逝后，两原告根据前述《协议书》约定要求继承遗产时，得知早在2018年5月11日，被告姚某七己私下携85周岁且文盲的母亲签订了《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以783316元的价格购买了母亲陈某名下的南京市。因被告姚某七违反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两原告于2020年6月30日另案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房屋转让行为无效。因无相关证据，另案（2020）苏0106民初57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两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姚某七另在该案开庭时中虚构事实称：“被告与母亲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由被告赡养老人，陈某将案涉房屋以买卖形式进行了赠与”等等。事实是被告与其配偶离婚，未知何因“净身出户”，其出于无奈及家人关心，与母亲同住。亦因此掌控了母亲所有的工资收入、房屋等财产，而非“陈某将案涉房屋以买卖形式进行了赠与”。事实上生效判决亦对其进行了否定。现因被告姚某七违背诚实信用、实事求是的准则，致双方无法就母亲陈某生前遗留的财产（售房款）分配事宜达成一致。由于姚某八已经放弃了对祖屋的继承，所以也放弃了对后续的售房款的相关继承，故两原告对被告姚某顺、姚某钢无独立的诉讼请求。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姚某七辩称：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母亲陈某将象山和园房屋赠与被告姚某七情况属实，虽然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但对付款方式、期限、交付等主要条款均是空白没有约定，实际上是赠与，赠与是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转让行为合法有效。陈某一直与被告居住在案涉房屋，其生老病死也由被告姚某七负责，2018年象山和园房屋过户后至陈某去世前，陈某一直未向被告姚某七要求支付房屋售房款。在之前的确认合同无效诉讼中，被告姚某七也曾经申请证人出庭，证人也陈述过被告姚某七一直在照顾陈某，陈某也向证人说过谁把自己照顾得好就把房屋留给谁。陈某作为房屋的产权人，有权处分房屋，陈某将房屋赠与被告姚某七，是自主处分行为，合法有效。两原告提交的2008年《协议书》是无效的约定，被告姚某七因时间久远不记得是否在协议中签过字，被告姚某七和母亲手中均没有该份协议。陈某是该房屋的合法产权人，该财产只能由陈某作出处分，而陈某未在该协议中签字。综上，考虑到陈某和被告姚某七系母子关系，身份关系特殊，《买卖合同》不足以直接认定双方系房屋买卖关系，被告姚某七尽到赡养义务，陈某将房屋赠与被告姚某七，也符合社会价值观，请求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姚某顺辩称，象山和园房屋与被告姚某顺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被告姚某钢辩称，象山和园房屋与被告姚某钢无关，被告姚某钢不知道有2008年《协议书》的情况，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姚某六、陈某夫妇共生育四名子女，分别为姚某八、被告姚某七、原告姚某四、原告姚某三。1999年姚某六去世，未留遗嘱。2016年7月19日姚某八去世，被告姚某顺、姚某钢系姚某八所生之子。2020年3月27日陈某去世。 姚某六、陈某夫妇原共同居住在方家营房屋即南京市，2000年姚某八、被告姚某七、原告姚某四、原告姚某三四兄妹曾签订协议，以姚某八需要翻建祖屋等为由将房屋产权登记在姚某八名下，约定如遇拆迁则四兄妹与母亲陈某共分祖屋。2008年方家营房屋被拆迁，获得拆迁款若干及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四套房屋，其中陈某申购一套经济适用房即南京市.32平方米）。 2000年4月10日，姚某八、被告姚某七、原告姚某四、原告姚某三四兄妹签订一份《协意》，其内容为：“因老屋翻盖，现将老房转移在老大名下（姚某八），原有房屋面积62.5平方米，是祖上传下，如遇拆迁或转卖，按我们兄妹四人平均分配，特立此据。二零零零年四月拾日。” 2008年5月13日，姚某八、被告姚某七、原告姚某四、原告姚某三四兄妹签订一份《协议书》，其内容为：“今有下关区宝塔桥街道方家营3号喜获拆迁，因此房产系已故先人姚某六所遗留，但现房屋的产权系大儿子姚某八和姚某六遗孀陈某所共有（因其房屋在3年前兄妹四人有份协议，因大哥姚某八需翻建祖屋，其他兄妹三人考虑其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现实情况，故把产权都过户到其名下，但协议是如遇拆迁，兄妹四人与其母陈某共分祖屋）。现遇拆迁，故母亲陈某与兄妹四人就拆迁款及所分配经济适用房和产权房的归属问题共同拟定如下协议：一、祖屋拆迁120平方米的拆迁款为壹某拾陆万元（116万元），平均每平方米玖仟陆某（9600元）。现姚某八分配到75平方米的房产权，其拆迁款为陆某二万元（69万元），房屋3套，其中经适房2套，80平方米产权房一套。这75平方米的60平方米为姚某八翻建祖屋自建房，15平方米为姚某八从祖屋60平方米的四分之一分配所得；二、母亲陈某分得一楼经济适用房一套，面积60平方米以上，地址在金陵小区或郭家山暂未定。房款分得肆拾柒万（47万元）；三、因母亲陈某所分得的房款里还有其余3个子女姚某七、姚某四、姚某三的份额，所以在母亲陈某购得经适房后（其购经适房房款为壹拾玖万元左右），剩余房款为贰拾柒万余元，由母亲陈某及子女姚某七、姚某四、姚某三共同分配（此款已无姚某八的份额，因其已从祖屋拿走15平方米房款）。四、分配方案为陈某分得贰拾柒万（27万元）房款的拾贰万（12万元），此款为陈某养老金，剩余壹拾伍某（15万元），由姚某七、姚某四、姚某三各得伍某元（5万元）；五、母亲陈某所购一套经适房，将来由姚某七、姚某四、姚某三共同继承，此房已无大哥姚某八份额，因其已从祖屋分得15平方米。六、母亲陈某将来的生活起居、生老病逝，其四个子女都有必须赡养的义务，任何人不得无故推托。以上协议由陈某及其四个子女共同拟定，属各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协议一式5份，由陈某、姚某八、姚某七、姚某三各执一份。此协议由宝塔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王某主任见证拟定。当事各方以后将需严格按此协议执行，如有谁违反此协议内容，将由谁承担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责任。” 姚某八、被告姚某七、原告姚某四、原告姚某三以及作为公证人的王某在上述《协议书》结尾处签名。陈某当时在场未提异议，由于不会写字而未签字。 象山和园房屋交付之后，由于被告姚某七系离婚后无房居住而与母亲陈某共同居住生活，期间照顾陈某相对较多。 2018年5月11日，被告姚某七与陈某（85周岁）签订一份《买卖合同》，约定陈某自愿将其经济适用住房即象山和园房屋出售给被告姚某七，被告姚某七自愿买受该房屋，房屋及土地用途为住宅，交易价格为783316元，但未约定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等等。 在象山和园房屋交易的不动产登记申请表中附有询问笔录等内容，对于“1.转让方是否已向受让方全面、真实地介绍了上述不动产，并自愿将该不动产相关权利转移给受让方？2.转让方是否保证受让方受让的不动产无权利瑕疵，不受他人追索？……5.提交的有关材料及本表是否为本人（单位）或代理人自愿签署，并自愿办理登记申请？……”等问题，询问结果均为“是”。该不动产登记申请表最后由陈某捺手印、被告姚某七签名确认。 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在“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确认书”中加盖了“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审批专用章”，载明转让方为陈某，受让方为姚某七，转让基价为11300元，总房价为783316元，购房发票时间为2012年9月26日，填表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交易方式买卖等等。 2018年5月11日，被告姚某七缴纳契税7833.16元，并代开了783316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取得了象山和园房屋不动产权证书。被告姚某七明确双方未签订赠与协议，认为《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由于避税所以签署买卖合同。两原告对此持有异议。 对于《买卖合同》签订情况，被告姚某七及陈某未告知原告姚某四、原告姚某三。2020年3月陈某去世后，被告姚某七披露上述情况但不同意分割该房屋，致原、被告双方产生纠纷。 2020年6月30日原告姚某四、姚某三另案向本院起诉被告姚某七，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房屋转让行为无效。2020年9月30日本院作出（2020）苏0106民初5719号民事判决，以陈某处置象山和园房屋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处置个人财产合法有效等为由，驳回了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2020年11月两原告诉至本院即本案，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姚某七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为原、被告的表姐，2020年1月证人过去看舅妈陈某，陈某称姚某七照顾她十几年，说把房子给姚某七，其他几个人都有房子，但不清楚陈某和姚某七签订合同的情况等等。 因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致本案未能调解。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两原告提供的户籍资料、《协意》、《协议书》；被告提供的《买卖合同》、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发票、税收缴款书等；证人证言；生效裁判文书；以及本案开庭笔录等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姚某六、陈某夫妇生前均未留遗嘱，其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根据法律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1999年姚某六去世时未留遗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2000年4月10日姚某八、被告姚某七、原告姚某四、原告姚某三曾就方家营房屋继承问题签订一份《协意》，约定将方家营先转移登记在姚某八名下，如遇拆迁或转卖按兄妹四人平均分配，该书面协议系当事人自愿协商后签订，系就姚某六的遗产继承问题所签订的继承协议，应予认定。2008年5月13日姚某八、被告姚某七、原告姚某四、原告姚某三另行签订《协议书》，就方家营房屋继承以及拆迁利益分配等问题再次予以明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协议书》由当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起草并见证，且明确系由陈某及其四个子女共同拟定，被告姚某七对《协议书》中自己的签名不持异议，陈某在现场亦不持异议，因此，应认定该协议系当事人自愿协商订立的继承协议，意思表示真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姚某七认为《协议书》未得到陈某追认、该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两份继承协议的内容，原、被告和姚某八兄妹四人以及陈某对方家营房屋及拆迁利益均具有相应的继承权利，陈某所购经济适用房将来由两原告和被告姚某七三人共同继承，姚某八对该房屋不再继承，该约定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象山和园房屋的性质及继承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方家营房屋拆迁后陈某购得一套经济适用房即象山和园房屋，根据2008年5月13日《协议书》的约定，该房屋将来应由两原告和被告姚某七三人继承。陈某和被告姚某七对此约定均系明知。象山和园房屋系经济适用住房，2018年5月11日被告姚某七与陈某（85周岁）签订《买卖合同》，约定陈某将象山和园房屋出卖给被告姚某七，其出卖行为经过住房保障部门批准同意，虽然两原告对《买卖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但根据2020年9月30日本院作出的（2020）苏0106民初5719号民事判决，陈某处置象山和园房屋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故对《买卖合同》的效力本院亦予认定。被告姚某七认为该《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与前述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姚某七应给付陈某购房款783316元，虽然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但由于被告姚某七已经将该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故被告姚某七应在过户时或过户后的合理时间内及时付款，陈某去世时被告姚某七仍未付款，该债权应为陈某的遗产。由于陈某未留遗嘱，该遗产可依照《协议书》的相关内容，由两原告和被告姚某七三人共同继承，被告姚某顺、姚某钢系姚某八的晚辈直系亲属，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被告姚某七继承权是否丧失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两原告认为被告姚某七存在侵吞遗产的主张，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关于继承人的份额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本案中，根据原、被告一致认可的事实，被告姚某七在与陈某共同生活期间履行赡养义务相对较多，故可适当多分遗产。综合本案具体案情，两原告可分别继承陈某30%的遗产，被告姚某七可继承陈某40%的遗产，被告姚某七既是继承人又是债务人，故被告姚某七应分别给付两原告遗产分割款234995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姚某四、姚某三对被继承人陈某遗产（购房款债权783316元）各继承30%； 二、被告姚某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给付原告姚某四、姚某三234995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634元，减半收取5817元（两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姚某四负担1745元、原告姚某三负担1745元、被告姚某七负担232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向涛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李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