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73民终376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何瓘。上诉人（一审原告）：何瑗。上诉人（一审原告）：吴静伟。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法定代表人：刘未鸣，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挺，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何瓘、何瑗、吴静伟与被上诉人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文史出版社）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何瓘、何瑗、吴静伟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2民初19650号（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何瓘、何瑗、吴静伟及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瓘、何瑗、吴静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改判中国文史出版社按1960年1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一篇《“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原文内容重新出版刊登有该原文的出版物，发行数量比照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书生效后，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刊登有侵权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书刊数量；3.改判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出版、发售刊登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图书、刊物及其他出版物；4.改判中国文史出版社销毁全部库存的刊登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图书、刊物及其他出版物等；5.一、二审全部费用由中国文史出版社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所称的“销毁库存图书并非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销毁库存图书”是被最高人民法院承认并支持的具体承担责任方式。一审法院的认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违背，应予以纠正。2.何瓘、何瑗、吴静伟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文史出版社在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书生效后，仍大规模发行刊登有歪曲、篡改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图书及刊物。中国文史出版社虽辩称已采取措施停止侵权行为，但未能提交其采取具体措施的证据，应当承担无法举证的不利后果。上诉期间，何瓘、何瑗、吴静伟发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编纂并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中已刊登有歪曲、篡改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该委员会与中国文史出版社是“两块牌子一个单位”。鉴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已承认侵权事实，明确判令其停止出版其他刊物或出版物的行为是完全必要的。3.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包括恢复原状，本案何瓘、何瑗、吴静伟要求中国文史出版社重新按原文出版《“七七”事变纪实》一文于法有据，中国文史出版社亦多次承诺再出版时一定刊登原文，“按原文重新出版”这一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并非没有先例，采取此种方式是维护权利人权利的最好帮助。中国文史出版社答辩称：中国文史出版社同意就实施被诉侵权行为对何瓘、何瑗、吴静伟进行赔礼道歉，但无法接受按原文重新刊印发行，具体原因中国文史出版社向何瓘进行了解释说明。本案除一审法院认定的所涉侵权图书外，中国文史出版社未出版其他载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图书、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中国文史出版社已将本案所涉侵权图书库存予以销毁。何瓘、何瑗、吴静伟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侵权，即停止出版、发售刊登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图书、刊物及其他出版物，并销毁全部库存的刊登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图书、刊物及其他出版物等；2.请求判令中国文史出版社在《人民政协报》、《纵横》杂志、社科院《抗日战争研究》、《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新京报》、新华网等全国有影响力的报纸、网站公开刊登《消除影响声明》，并按1960年1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一篇《“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原文内容重新出版刊登有该原文的出版物，发行数量比照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书生效后，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刊登有侵权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书刊数量；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60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收录了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共同创作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约19628字。该《文史资料选辑》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2010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具（2010）民提字第154号《民事调解书》，其中载明：“本院经审理查明，1960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收录了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共同创作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198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文史资料选辑》时，除各别字修改该文未作删节。2000年1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发行《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全书共46卷，收录了136个单行本，全书定价1600元，印数为5000册。该合订本第一卷中对收录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进行了删节，删除了原文中约700字的内容。中国文史出版社未向作者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的继承人支付再版稿酬。……何瓘、何瑗、何琳、何玫为何基沣的继承人，戈斌为戈定远的继承人，吴静伟、吴静淮为吴锡祺的继承人，王简礼、王孝礼、王复礼为王式九的继承人，他们均主张对《“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著作权的继承权。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的其他继承人均声明放弃对《“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著作权的继承权。2001年8月，何瓘等以中国文史出版社未经授权删节《“七七”事变纪实》一文内容，侵犯作者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获得报酬权为由，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侵权;公开在媒体上赔礼道歉；在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60年版《“七七”事变纪实》全文；支付稿酬60元;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中国文史出版社答辩，删减作品内容理应征求作者的意见，但原文作者在再版时都已经作古，无法再按著作权法的要求征求本人意见。由于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作者的继承人无从陈述历史真相，所以不能作为征求意见的对象，中国文史出版社不构成侵权。……在本案再审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由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共同创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一文由戈定远创作，以上两篇文章最早发表于1960年1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双方认为上述两篇文章作者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应当受到尊重，并受法律保护。戈斌为与中国文史出版社因《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一文被删节引发的纠纷，双方同意与本案一并解决。二、中国文史出版社今后不再刊登删节过的上述两篇文章。何瓘、何瑗、戈斌、吴静伟对中国文史出版社以前删节性刊登上述两篇文章是否侵犯著作权不再追究。三、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00年1月再版并公开发行《文史资料选辑》时按照文史资料工作有关原则经过组织程序对上述两篇文章部分内容作了删节，但未与作者法定继承人进行沟通，对此表示歉意。何瓘、何瑗、戈斌、吴静伟接受中国文史出版社在调解过程中的口头致歉，不再要求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赔礼道歉’、‘给付稿酬’、‘赔偿损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1月第1版、2016年1月第3次印刷的《正面战场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2015年5月第1版、2015年7月第1次印刷的《正面战场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2015年1月第1版、2015年7月第2次印刷的《正面战场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以及2015年1月第1版、2015年7月第2次印刷的《七七事变亲历记》中均收录了由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共同创作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并对《“七七”事变纪实》一文进行了删节。双方均认可上述图书刊登的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文章内容相同。经比对，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以下简称后文）对1960年1月出版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以下简称原文）进行部分改动，两文具体差别如下：一、后文在原文部分内容之前增加总结性标题，对原文进行分割，例如：“七七事变前的形势”、“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二十九军官兵的奋勇抵抗”、“中共中央的抗日号召和各救亡团体的活动”等。二、部分语句进行了修改和调整，例如：原文的“日寇”改为“日军”，“使北平陷入四面包围的形势，以便加深冀察的‘特殊化’”改为“四面包围北平，从而加深冀察的‘特殊化’”，“后方”改为“桥头堡”等。三、大范围进行删节，主要包括以下删节：1.后文将原文中“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又在一九三三年以武力侵占我热河省以后，……供出他们企图包围北平西面和北面的阴谋”及对应的注释进行删除，共计十余个自然段，约6000字。2.后文将原文中“正当全国广大爱国人民一致声援二十九军……如果再公然地反对抗战，就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在”进行删除，约400字。3.后文将原文中“当宋哲元初回到北平的时候……至此，宋已明白了张的意图，于是立即决定离平”进行删除，约600字。4.后文将原文末附录一至附录四内容进行删除，约1400字。此外，后文还存在对原文进行删节的其他情形。以上事实，有何瓘、何瑗、吴静伟提交的（2010）民提字第154号《民事调解书》、《文史资料选辑》、《正面战场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七七事变亲历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二十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具体到本案，1960年1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收录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署名为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据此，可以证明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为《“七七”事变纪实》的作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前生效文书中查明的事实，何瓘、何瑗为作者何基沣的继承人，吴静伟为作者吴锡祺的继承人，依法有权保护作者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第四项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第三十四条规定，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修改、删节。具体到本案，在2010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就中国文史出版社此前删节出版行为出具（2010）民提字第154号《民事调解书》之后，中国文史出版社未经作者许可，再次出版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经对比，后文不仅对原文作出文字上的调整和改动，还删除了原文部分内容，所删节内容超过8000字，其中，既包含作者对于宋哲元及其部下在七七事变中的行为和态度的描述、评价，又包含对时局、背景进行阐述的注释和附录，删节的文章使得作者的本意不能够准确地得到表达，属于对作品的歪曲和篡改，因此，中国文史出版社作为图书出版者，在未经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对《“七七”事变纪实》进行大幅修改、删节后出版的行为，侵害了作者对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具体到本案，中国文史出版社的行为侵害了作者对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多次重复侵权，持续时间较长，必然会对作者造成不利影响，故中国文史出版社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法律责任，何瓘、何瑗、吴静伟要求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刊登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图书并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在案证据不能证明中国文史出版社存在出版含有删节文章的其他刊物或出版物的行为，一审法院对于何瓘、何瑗、吴静伟要求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出版其他刊物、出版物的行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消除影响的范围应当与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一审法院结合中国文史出版社侵权行为时间持续较长，影响范围较广，且其系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中承诺不再刊登删节文章的情况下，再次侵权，其主观恶性较大等因素，综合考虑《“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性质，对于何瓘、何瑗、吴静伟要求中国文史出版社在《人民政协报》、《纵横》杂志、《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新京报》上刊登消除影响声明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再予以支持。对于何瓘、何瑗、吴静伟关于销毁库存图书的诉讼请求，因销毁库存图书并非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故对何瓘、何瑗、吴静伟关于销毁库存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何瓘、何瑗、吴静伟要求中国文史出版社按照原文刊载《“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法律并未规定此种侵权人刊载原作品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故何瓘、何瑗、吴静伟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出版、发行含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图书；二、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在《人民政协报》、《纵横》杂志、《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及《新京报》上就涉案侵权行为刊登消除影响声明，以消除影响（声明的内容须于一审判决生效后五日内送一审法院审核，逾期不履行，一审法院将在《人民政协报》、《纵横》杂志、《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及《新京报》上，公布一审判决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承担）；三、驳回何瓘、何瑗、吴静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何瓘、何瑗、吴静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载有名称为“沈家和诉北京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及侵犯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案”案例的图书部分内容复印件，证明判决侵权人销毁库存图书和重印图书有法律依据；2.图书《中国著作权法判例综述与规范解释》节选内容复印件，证明专家关于消除影响的观点，本案应以恢复原状的方式来消除影响；3.图书《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节选内容复印件及该书原件，证明该书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并出版，并刊载了删节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该委员会与中国文史出版社系“两块牌子一个单位”；4.百度百科截图，证明百度百科关于何基沣的介绍中包括其为《“七七”事变纪实》作者之一，中国文史出版社的违法行为对何基沣创作的个人作品内容传播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造成极大损害和影响，已经网络广泛传播，不完整恢复原文出版无法消除；5.国家图书馆科技查新中心出具的检索报告，该报告包含图书《陆军大学将帅录》部分节选内容，证明何基沣作为《“七七”事变纪实》原文作者已被广泛传播，中国文史出版社对该文歪曲、篡改后出版的版本亦被广泛传播，中国文史出版社的违法行为影响极坏且范围极大，不重新出版原文无法消除全部影响。中国文史出版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何瓘、何瑗、吴静伟二审中表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完整刊载了《“七七”事变纪实》原文，该书还指出此前出版的相关图书就该文存在删节情况。中国文史出版社称被诉侵权图书库存已全部销毁。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除被诉侵权图书外，本案是否应当判令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含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其他出版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交证据。本案中，一审法院系根据何瓘、何瑗、吴静伟举证的被诉侵权图书情况，判令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含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图书。何瓘、何瑗、吴静伟上诉主张中国文史出版社可能出版了其他含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出版物，但其一审审理中未能就此提交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何瓘、何瑗、吴静伟要求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含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其他刊物、出版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处理并无不当。二、本案是否应当判令中国文史出版社销毁库存图书并重新出版刊登有《“七七”事变纪实》原文的出版物何瓘、何瑗、吴静伟上诉主张销毁库存图书、重印图书属于曾经得到人民法院相关民事判决确认的责任承担方式，且上述方式在本案中是消除被诉侵权行为影响的最佳方式，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被诉侵权行为指向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删节《“七七”事变纪实》原文内容的行为，何瓘、何瑗、吴静伟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的权利是属于著作权中人身权范畴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现一审法院已判令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含有删节过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的涉案侵权图书。此外，一审法院考量了被诉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范围，还判令中国文史出版社在《人民政协报》、《纵横》杂志、《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新京报》等五份受众范围广、影响力较大的报刊上刊登消除影响声明。上述消除影响的方式、范围与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基本匹配，可使相当范围的公众得知中国文史出版社实施涉案侵权行为的事实。而且，中国文史出版社在二审中表示被诉侵权图书库存已全部销毁。在此情形下，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令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涉案侵权图书并刊登消除影响声明，已基本可以达到制止侵权行为、消除侵权影响的效果，一审法院未支持何瓘、何瑗、吴静伟要求中国文史出版社销毁库存图书并重新出版刊登有《“七七”事变纪实》原文的出版物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何瓘、何瑗、吴静伟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何瓘、何瑗、吴静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 鹏审 判 员  冯 刚审 判 员  李志峰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曹翼书 记 员  马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