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民终3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巴瑞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双塔路**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邢仲灵，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昌县刚裕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新昌县七星街道知春苑******iv> 法定代表人：梁刚，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法仁。 上诉人嵊州市巴瑞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新昌县刚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20）浙0624民初4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巴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巴瑞公司支付刚裕公司7509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关于2019年6月10日支付的10000元、7000元、2000元的款资，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9年5月9日聊天中梁刚讲到“到今天为止欠款明细为18年10月到18年12月共计123595元，19年3月酒款16965元，4月还未对帐。”2019年6月9日梁刚微信留言“4月酒款22980元”，因未对账，只是梁刚单方说词，巴瑞公司不予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2019年6月10日支付的10000元、7000元、2000元为支付2019年4月酒水款错误，系支付刚裕公司所主张的六份应收款的款项。二、关于2019年8月6日支付的11000元的款项，根据聊天记录，2019年8月1日梁刚讲到“邢总，说好7月给我5月和6月的酒款结掉，今天都8月1日了，还没给我1毛钱。”2019年8月7日下午梁刚讲到“11000收到，可是不够哦!”邢仲灵回复“全转过来过的，这个月基本付你的钱，”现有梁刚签字的现金领款单1份，即为2019年5月份酒款领款单，故一审判决认定该11000元支付2019年5月6月的酒水款错误，该11000元为支付刚裕公司所主张的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货款123595元的酒水款。三、关于2019年9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6000元款项，根据聊天记录，2019年9月8日梁刚讲到“6000元收到，5月已结清，”这只是梁刚单方说词，邢仲灵未回复确认，现根据梁刚签字的2019年5月份酒水款的现金领款单，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可以证明巴瑞公司在2019年8月27日已付清2019年5月份的酒水款，而6000元转账时间为2019年9月8日，在时间上不符，一审判决认定该6000元支付2019年5月酒款错误，该款项属于支付刚裕公司所主张的六份对账单上所付款项。四、关于2019年9月22日支付的20000元，2019年10月1日支付的9505元，梁刚在2019年10月4日在巴瑞公司财务室领取2019年6月份的酒款29505元，邢仲灵在2019年9月22日支付的20000元，2019年10月1日支付的9505元，为重复支付款，应属于支付刚裕公司所主张的六份对账单中的应付款项。五、关于2019年10月18日支付的10000元。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11月7日，梁刚讲到“9月酒款已收到，9月份结清。”邢仲灵转给梁刚的转账时间为2019年10月18日，根据梁刚签字的2019年9月份酒款现金领款单，签字时间2019年11月6日，梁刚在2019年11月7日，微信上留言“9月酒款已收到，9月份结清”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该10000元不可能是支付2018年10月、11月、12月、2019年7月、8月、10月的货款错误，应认定该10000元为支付刚裕公司主张的六份对账单中的所欠款项。六、关于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11月9日期间支付的多笔2450元、2800元的款项，根据2020年4月12日的聊天记录中，梁刚说“今年开始啤酒款必须现金支付”,邢仲灵也认可为现金支付。原所欠酒款，凭今年拉一车，付一车，分笔慢慢支付原有所欠酒款，以逐步减少欠款，根据2020年4月起的7份送货单，双方都签字确认付款金额为每笔4340元，而邢仲灵每次微信支付的2450元或2800元。本就与新购买的送货清单的金额不相符。一审判决认定邢仲灵每次支付的2450元或2800元为是付新购买的啤酒款错误，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11月9日期间支付的款项共计142800元，系支付刚裕公司主张的六份对账单中所欠款项。 刚裕公司辩称,一、根据2019年6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梁刚向邢仲灵表示“那我这两天把5月的账和你对比来，然后把4月和5月的先付了，前面的等你下次再付”邢仲灵同意并于2019年6月10日分别微信支付10000元、7000元、3980元、2000元，合计22980元，巴瑞公司故意不提供3980元的微信转账凭证误导法官。支付2019年4月酒款是双方协商约定，巴瑞公司确认后才支付了22980元，(详见2019年6月1日、9日、10日微信聊天记录)，一审判决认定该款系支付2019年4月酒款正确。二、2019年5月份酒款为24500元，2019年8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梁刚讲到“邢总，说好7月给我5月和6月的酒款结掉，今天都8月1日了还没给我1毛钱！”，巴瑞公司于2019年8月6日农行转账支付了11000元，梁刚回复邢仲灵：11000元收到，不够哦，邢仲灵回复：会转过来的。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该11000元是支付2019年5月份酒款。三、巴瑞公司于2019年8月6日农行转账支付11000元后一直未支付，经刚裕公司催讨，邢仲灵于2019年8月27日来电，请梁刚前去领酒款，为了做账，要求梁刚出具一份领(付)款凭证，金额24500元，用途：巴瑞KTV2019年5月份酒款。出具凭证后，邢仲灵支付了7500元现金，2019年9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6000元，收到后，梁刚微信回复邢仲灵“6000元收到，5月已结清”，巴瑞公司以付款时间差为由曲解事实，其理由不能成立。四、2019年9月22日微信转账20000元，2019年10月1日微信转账9505元系2019年6月份酒款29505元，巴瑞公司付清了2019年6月份酒款29505元后，为便于财务做账，要求梁刚补一份领(付)款凭证，金额为29505元，用途：巴瑞2019年6月份酒款，梁刚在邢仲灵处未领取现金，更不存在重复支付2019年6月份酒款，巴瑞公司实属歪曲事实。五、梁刚于2019年10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出“9月酒款24521元，你看下对不对，没问题的话15日帮我转下”。2019年10月18日微信转账的10000元，梁刚于2019年11月6日在邢仲灵处领取现金14521元，为便于财务做账，邢仲灵要求梁刚补了一份领(付)款凭证，金额为24521元，用途：巴瑞2019年9月份酒款，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10月18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9年10月19日微信转账10000元是支付2019年9月份酒款正确。六、关于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11月9日期间支付的多笔2450元、2800元，梁刚2020年4月12日微信聊天记录中说的是“今年拉酒要先付款”，并非邢仲灵所说的“今年开始拉啤酒款必须现金支付”。供应给巴瑞公司的酒每箱42元，一车70箱合计2940元，可减每1箱酒箱款7元，一车70箱可减490元，以每车2450元结算，2020年4月12日开始涨价到2800元，邢仲灵微信转账2450元，又补350元，为2800元一车，销售单上的每车酒(70箱)4340元是市场开票价格，结算价格是每车酒(70箱)2450、2800元，从未按每车酒(70箱)4340元结算过，一审庭审中巴瑞公司对每车酒(70箱)价格2450元、2800元均无异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刚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巴瑞公司支付酒水款22581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巴瑞公司向刚裕公司购买啤酒。2019年5月8日，邢仲灵出具应收账款对账单（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一份，载明：“供货单位：刚裕公司，购货单位：巴瑞公司，购货金额123595元，核对后确认金额：壹拾贰万叁仟伍佰玖拾伍元整。”邢仲灵在经办人签字处签名。另有2019年9月6日邢仲灵出具的应收账款对账单二份，分别为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购货金额分别为25774元、22169元；2019年11月22日邢仲灵出具的应收账款对账单（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一份，购货金额24717元；2020年1月7日邢仲灵出具的应收账款对账单二份，分别为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购货金额分别为19761元、14798元。以上共计230814元。2019年6月10日至2020年11月9日期间，邢忠灵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转账共计支付梁刚223305元，其中2019年6月10日微信转账支付10000元、7000元、2000元，2019年8月6日、9月8日银行转账各支付11000元、56000元，2019年9月22日微信转账支付20000元，2019年10月1日9505元，2019年10月8日10000元，2020年1月23日5000元，2020年4月2日、4月8日各2450元，2020年4月12日2450元、350元，2020年4月17日、4月19日、4月23日、4月27日、4月29日、5月1日、5月5日、5月11日、5月15日、5月20日、5月23日、5月28日、6月1日、6月4日、6月8日、6月12日、6月17日、6月25日、6月26日、7月1日、7月3日、7月6日、7月9日、7月12日、7月19日、7月22日、7月27日、8月1日、8月6日、8月10日、8月15日、8月19日、8月23日、8月27日、9月2日、9月10日各2800元，2020年9月17日、9月21日、9月29日、10月1日、10月2日、10月4日、10月9日、10月15日、10月19日、10月24日、10月29日、11月2日，11月7日、11月9日各2450元。另查明，梁刚系刚裕公司法定代表人，邢仲灵系巴瑞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可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邢仲灵支付梁刚的22330元是否用于支付案涉对账单上的货款。关于2019年6月10日支付的10000元、7000元、2000元的款项性质。根据刚裕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9年5月9日聊天中梁刚讲到“到今天为止欠款明细为18年10月到18年12月共计123595元。19年3月酒款16965元。4月还未对账”；2019年6月1日梁刚讲到“那我这两天把5月的账和你对比来，然后把4月和5月的先付了，前面的等你下次再付”，邢仲灵回复“也可以的”；2019年6月9日梁刚讲到“4月酒款22980元”，2019年6月10日，邢仲灵通过微信转账转给梁刚10000元、7000元、3980元、2000元，共计22980元，对邢仲灵提出的2019年6月10日支付的10000元、7000元、2000元认定为系支付2019年4月酒水款，而非刚裕公司所主张的六份应收账款对账单中的款项。关于2019年8月6日支付的11000元的款项性质。结合聊天记录，2019年8月1日梁刚讲到“邢总，说好7月给我5月和6月的酒款结掉，今天都8月1日了还没给我1毛钱！”，2019年8月7日下午梁刚讲到“11000收到。可是不够哦”，邢仲灵回复“会转过来的过的，这个月基本付你的钱”，梁刚回复“这个月要把5月6月7月的酒款要结清”，邢仲灵问“一共多少”，梁刚回复“如果你上个月按计划把5月6月付给我就不用留到这个月了。原本这个月你把7月付了，还可以多余还下之前欠的10几万，那就还还快了”。从聊天内容分析，这11000元应该是支付2019年5月6月的酒水款，而非巴瑞公司辩称的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应付款123595元。关于2020年9月8日支付的6000元，结合聊天记录，2019年9月6日梁刚发给邢仲灵其银行卡号，2019年9月8日回复“6000收到，5月已付清”，该6000元应认定为支付2019年5月的酒水款。关于2019年9月22日支付的20000元、2019年10月1日支付的9505元的款项性质，结合微信聊天中应收账款对账单（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29505元以及支付9505元后，梁刚回复的“6月已清”，对上述20000元、9505元认定为支付2019年6月的酒水款。关于2019年10月18日支付的10000元。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11月7日，梁刚讲到“9月酒款已收到，9月份结清。还剩18年10月，11月12月；19年3月，7月，8月和10月”、“10月酒款24717元”，与刚裕公司主张的应收账款对应能相对应，故该10000元亦不可能是支付刚裕公司主张的2018年10月、11月、12月、2019年7月、8月、10月的货款。关于2020年1月23日支付的5000元。因刚裕公司自认5000元系巴瑞公司支付本案未付货款，故该院予以认定。关于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11月9日期间支付的多笔2450元、2800元的款项性质。结合微信聊天记录中，如2020年4月8日，邢仲灵语音中讲到“今天啤酒拉一车”，同时支付了2450元，4月12日支付2450元，并讲到“啤酒一车”，以及之后的聊天记录中均是邢仲灵讲“啤酒一车”或“啤酒一车70箱”并支付2800元，2020年7月18日，梁刚语音讲到“今天的酒拉了，钱转下”，邢仲灵回复“是的，拉来了，明天转你”，后于2020年7月19日支付2800元。结合双方庭审陈述，自2020年4月起巴瑞公司还一直向刚裕公司购买啤酒，啤酒款每车2450元，后涨价至2800元，后又是2450元，巴瑞公司虽提出啤酒款其均是一车一付，且是现金支付，上述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款项均是支付之前结欠的啤酒款，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且根据聊天记录内容，邢仲灵每次支付的2450元或2800元应认定为是支付新购买的啤酒款，而非支付之前结欠的款项。综上，除2020年1月23日支付的5000元外，其余款项均非巴瑞公司支付案涉对账单上的欠款，对刚裕公司变更后的诉请，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巴瑞公司支付刚裕公司酒水款225814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审期间，巴瑞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领付款凭证三份，证明上诉状中的第三、四、五条，不是支付5月份的货款，而是支付原来的欠款；2.送货凭证7份，对应的是上诉状中的第六点。刚裕公司质证认为：三份领付款凭证在聊天记录上面确认过了，不是现金支付，聊天记录中反映出这个款项已经付掉了，是对方事后要求刚裕公司写的凭证，付款时间并不是付款凭证上的落款时间；送货清单只是拉过去签了个字，不是现金支付的，都是微信支付的，每笔账都有微信记录。 本院认证认为，对领付款凭证及送货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并不能证明系支付此前的货款及送货清单上的款项系现金支付，具体详见本院认为部分。 刚裕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巴瑞公司尚欠刚裕公司酒水款金额是多少？从刚裕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刚与巴瑞公司法定代表人邢仲灵的微信聊天记录看，能比较完整反映双方的对账付款情况，巴瑞公司关于微信聊天是梁刚单方说词、巴瑞公司不予认可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巴瑞公司二审提供的三份领付款凭证（分别为2019年8月27日24500元、10月4日29505元、11月6日24521元），用途一栏分别载明巴瑞2019年5月、6月、9月酒款。对2019年9月8日支付的6000元，微信聊天记录中梁刚2019年9月8日回复“6000收到，5月已付清”，可以认定系支付2019年5月酒水款；对2019年9月22日支付的20000元、10月1日支付的9505元，2019年9月15日梁刚已在微信聊天中发送2019年6月应收款对账单（金额29505元），梁刚收到款项后回复“6月已清”，可以认定系支付2019年6月酒水款；对2019年10月18日支付的10000元，2019年11月7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梁刚讲到“9月酒款已收到，9月份结清。还剩18年10月，11月12月；19年3月，7月，8月和10月”、“10月酒款24717元”，与刚裕公司主张的应收账款能相对应，因此该10000元并非支付2018年10月、11月、12月、2019年7月、8月、10月的货款。对三份领付款凭证，刚裕公司的解释与微信聊天记录能够相互印证，且符合常理，巴瑞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巴瑞公司提供的送货凭证，上面手写部分内容为款已付、钱已付，并未写明是收取现金，且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也能印证邢仲灵每次支付的2450元或2800元系支付新购买的啤酒款，并非支付之前结欠的款项，巴瑞公司关于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11月9日期间支付的款项142800元系支付刚裕公司主张的六份对账单中所欠款项不能成立。对于巴瑞公司有异议的其他款项，一审判决已作详细分析，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 综上，巴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4575元，由上诉人嵊州市巴瑞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冯 莹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