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55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超赟，男，1981年7月26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江苏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东，男，1975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过巍，江苏法舟（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超赟因与被上诉人王惠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2民初3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超赟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者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法律约定中诉争条款约定的300万元是债权而非经营管理权。首先，法律约定中明确将300万元表述为“债权”，王惠东和其对债权与经营管理权之间的区别具有足够认知，且王惠东通过签订酒店经营管理协议书、合作协议的方式将债权转化为经营管理权并以诉讼方式实现王惠东的债权，故在签订法律约定时不可能简单地表述为债权。其次，法律约定中诉争条款“甲方获得江苏和顺典当和宜兴花园酒店债权中的300万元权益”，如王惠东转让的权益为经营管理权，不可能表述为对江苏和顺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公司）的债权。最后，酒店经营管理协议书签订在前，法律约定签订在后，酒店经营管理协议书签订之后，王惠东一直怠于行使经营管理权，迟至法律约定签订之后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确认王惠东对宜兴花园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公司）享有经营管理权，该诉讼中未将其列为共同原告。如王惠东认为法律约定中转让标的为部分经营管理权，应当将其列为共同原告并享受相应收益。此外，王惠东两次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提起执行异议，主张其经营管理权，亦未将其列为共同申请人。以上均证明王惠东向其转让的不是对花园酒店的经营管理权，吴超赟不是共同经营管理权人。2、法律约定中的诉争条款应当确认无效。首先，吴超赟并未获得法律约定及法律约定（补充）中的对价。法律约定实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其持有的宜兴市润园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园公司）40%股权（双方一致认可价值为800万元）为对价，换取王惠东转让给其的800万元债权，考虑到被转让债权的风险，王惠东承诺吴超赟有权无偿使用润园公司资产10年作为补充。案涉300万元债权王惠东至今未实际转让给其，且王惠东通过报案的方式在公安机关的插手下强行与其签订法律约定（补充），要求其放弃润园公司资产10年的无偿使用权；另500万元债权经其多次主张未能得到实现，且没有实现可能。其次，王惠东对花园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已无实现的可能。在上海一中院执行（2016）沪01民初101号民事判决一案中，王惠东以其对花园公司享有的经营管理权为由，向上海一中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中止对花园公司房产的拍卖已被驳回。王惠东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法律约定中300万元是指经营管理权，而非债权。吴超赟原系和顺公司总经理，由吴超赟经受出借给花园公司3600万元，其配偶骆丽群出借花园公司6400万元，该1亿元均是吴超赟经手，结果分文未回。后该1亿元债权在吴超赟的主导下，转化为对华源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和租赁权，吴超赟对债权转为经营管理权和租赁权的事实明知。2017年2月，吴超赟从和顺公司离职之后，进入花园公司担任总经理，并将花园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第三方王子湾酒店，而吴超赟作为花园酒店实际负责人经营至今，故本案不是其损害吴超赟的权利，而是吴超赟的行为导致其对花园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无法实现。另在宜兴××队的询问笔录中，吴超赟明确陈述其对债权转经营管理权的事情知晓，但是吴超赟未经其同意将酒店转包第三人谋利，本案吴超赟是恶人先告状。2、关于其作为原告起诉花园公司要求确认其对花园公司享有经营管理权的案件中，因为协议签订的主体是其，所以以其的名义起诉，但是其并不排除吴超赟享有其中的300万元的权益，其与吴超赟之间关于权益转让的约定仍然有效。吴超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的法律约定中第三条第3款“甲方获得江苏和顺典当与宜兴花园酒店债权中的300万权益，甲方有权自行索取上述300万债权，享受上述300万债权的全部权益”无效；2、判令王惠东立即向其返还30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0日，甲方吴超赟与乙方王惠东签订法律约定，约定甲方获得和顺公司与花园公司债权中的300万权益，甲方有权自行索取上述300万债权，享受上述300万债权的全部收益。2018年5月28日，甲方吴超赟与乙方王惠东签订法律约定（补充），载明：乙方按照“法律规定”有权收回甲方10年无偿使用权，甲方同意于2018年5月28日搬离润园，并放弃润园公司资产10年无偿使用权。甲方放弃索赔损失。经吴超赟申请，一审法院调取（2017）苏0282民初758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8月31日，花园公司、关绶卿、宜兴市进源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源公司）作为债务人与债权转让方和顺公司、债权受让方王惠东签订债权转让通知，和顺公司对花园公司、关绶卿、进源公司分别享有1200万元，合计3600万元的借款本息债权，且关绶卿为花园公司及进源公司前述各自的1200万元借款项和顺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顺公司将其前述债权转让给王惠东，和顺公司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自债务人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消灭，债务人向王惠东承担前述债务的清偿和保证责任。2014年9月1日，花园公司与王惠东签订了酒店经营管理协议书，载明：甲方（花园公司），乙方（王惠东），因乙方对甲方及甲方关联方关绶卿、进源公司享有3600万元借款债权，达成债务置换，乙方的上述3600元借款及保证债权转换成乙方对甲方酒店的经营管理权，经营管理期限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34年8月31日止。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2017）苏0282民初7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惠东对花园公司的下属花园豪生大酒店（以下简称花园豪生酒店）享有经营管理权。经王惠东申请，一审法院到宜兴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调取吴超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卷宗内，城南派出所在2018年5月对吴超赟、蒋跃兰（王子湾酒店财务会计）、钱曙燕（原花园公司财务会计）、陆芸（王子湾酒店应付会计）、王卫民（花园公司租户）、高温涛（王子湾酒店法定代表人）、陆旭平（花园公司供货商）、张本武（花园公司供货商）、陈建阳（花园公司购房意向人）、周方平（花园公司供货商）分别所做的询问笔录。吴超赟在笔录中陈述：其2008开始在花园公司做工程，至2017年花园公司欠其1000多万工程款，2017年7月其为了自身利益就开始联系外商收购花园公司，2017年11月其到花园公司担任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每月2万工资。2017年7月花园公司将所有资产包括豪生酒店承包给王子湾酒店经营。其对花园公司债权债务比较清楚，都很早就知道了，其到花园公司担任总经理也是因为对债权债务比较熟，其对花园公司及关联人向王惠东借款一个亿的事是知道的，是其在和顺公司做销售时，经其的手借出去的，后来这笔钱中3600万转为了酒店经营管理权，6400万转为了租赁权。其担任总经理期间，王子湾酒店支付200万承包款在其个人卡上。王子湾酒店另到其卡上2800万是走账。其他人的笔录主要陈述内容：蒋跃兰陈述：王子湾酒店的承包款200万是打在吴超赟卡上，王子湾酒店还在他卡上走账2800万，另打给他1000万是茶叶款。钱曙燕陈述：花园公司法人高存晓安排吴超赟对接供应商要款的事和法院的事。陆芸陈述：花园公司和王子湾酒店开始交接时，吴超赟就开始负责花园公司的工作，主要是协调债务，公司付款都从他个人账上走。王卫民陈述：其2018年初想租用花园公司的四层楼房开温泉会所，是吴超赟代表花园公司与其签订意向协议书并收取前期租金40万。后来吴超赟把40万退了给其。高温涛陈述：吴超赟代表花园公司工作，关系到花园公司的事情都是吴超赟处理，王子湾酒店的承包款也打到吴超赟个人卡，是其公司许总通知其打的。陆旭平、张本武、周方平陈述：他们是花园公司的供货商，2018年1月、2月，花园公司通过吴超赟账户给其打了货款。陈建阳陈述：2017年12月，其听吴超赟说豪生酒店南楼要卖，就预定了3间房子，将订金30万交付给吴超赟，后来吴超赟将订金退给了其。其知道吴超赟2017年开始帮香港老板操作收购花园公司资产的事，当时签订购房合同，吴超赟负责盖花园公司的公章。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王惠东提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据以查明如下事实：1、2012年8月27日，花园公司以土地抵押向和顺公司借款3600万元，该笔借款系吴超赟经手。2、2015年9月，吴超赟向花园公司及关授卿发出股权收购意向通知书，拟收购花园公司及母公司的全部股权。花园公司回复表示乐意接洽讨论股权转让事宜，但因涉及银行贷款的处理需征询永隆银行意见。3、在上海一中院执行（2016）沪01民初101号永隆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永隆银行）与兆远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远公司）、宜兴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关授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吴超赟提出多起执行异议。主张：第一、花园公司以资产为关授卿向其借款1800万提供担保并办理动产抵押，故对动产提执行异议；第二、其与花园公司签订了1楼餐厅及厨房配套区域租赁合同20年，故对1楼餐厅厨房区域提执行异议，请求保护租赁权；第三、其与花园公司签订了涉案12套房产买卖合同，故对房产提执行异议。后吴超赟撤回第一项对动产的执行异议，第二、三项异议被上海一中院驳回。2017年11月22日，高存晓签署总经理聘任书，聘任吴超赟为花园公司总经理。2017年12月18日，花园公司与吴超赟办理动产抵押登记，载明花园公司以价值800万的动产向吴超赟担保800万债权。4、房屋权属证明、判决书6份、裁定书3份，载明花园公司陶都路111号数十套房产在2016年就已经被多家法院查封3轮。判决书共确认债权金额达3亿，3份执行裁定书的内容均为花园公司名下财产均被另案查封，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故终结执行。5、2017年7月花园公司与王子湾酒店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载明花园公司承包给王子湾酒店经营，承包期20年，每年200万承包费。一审另查明：吴超赟未向花园公司主张过案涉300万债权。上述事实，有法律约定、法律约定（补充）、酒店经营管理协议书、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派出所询问笔录、房地产业务联办单、股权收购意向通知书及回复、意向协议、动产抵押登记书、房屋权属证明、承包经营合同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一、法律约定中的300万是债权还是权益；二、经营管理权协议对该条款是否产生影响。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吴超赟在公安机关笔录中明确承认，和顺公司与花园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宜其是知晓的，且是其经办的，其也知晓花园公司的债权债务事宜。王惠东是在其与和顺公司、花园公司等几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经营管理权协议后，其才享有对花园公司的相关权利，之前权利人应为和顺公司。吴超赟与王惠东签订法律约定时，鉴于吴超赟的特殊身份，其是应当知晓王惠东对花园公司仅享有经营管理权，而不是金钱债权，所以条款中也明确表示为“权益”，否则王惠东并非和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也无权与吴超赟签订300万元的转让协议。这从吴超赟入职花园公司后与乙方王惠东签订法律约定（补充）时也未对该条款予以涉及也可得到印证。因此，法律约定中约定的300万元权益应为经营管理权中的300万元权益。关于争议焦点二，王惠东对豪生酒店享有的经营管理权，经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确认，该权利现仍存在，对吴超赟行使法律约定中所涉权利并未产生影响。因此，王惠东与吴超赟签订法律约定，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手段，也不存在合同无效的其他法定情形，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法律约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现吴超赟诉请要求确认法律约定中的诉争条款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吴超赟的其他诉讼请求，亦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吴超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400元（吴超赟已预交），由吴超赟负担。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8年5月29日，宜兴市公安局对吴超赟的讯问笔录中载明：问：你把花园酒店公司（即花园公司）的债务情况讲讲？答：我知道花园酒店公司的债务有：…3、在2012年左右公司和关联人向王惠东借款一个亿，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当时我在王惠东的和顺公司做销售，这笔钱是经过我的手借出去，后来这笔债转权，3600万元转公司的经营权，6400万元转公司的租赁权，2018年1月宜兴法院判决王惠东拥有花园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问：你是何时知道花园酒店公司这些债务的？答：以上的这些债务我很早就知道了，当时我在花园豪生大酒店经营文化产业，我和花园酒店公司的人也熟悉，他们公司的这些债务我都知道的，在2017年11月，我到花园酒店公司担任总经理也就是因为我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比较熟。问：在2018年前债权人到法院起诉花园酒店公司，法院判决公司败诉的事情你是否知道？答：在我2017年11月份我到公司担任总经理前我就知道这些法院判决的，我到公司主要工作就是解决公司的债权债务。二审中，吴超赟向本院陈述：其主张确认法律约定中诉争条款无效的理由为法律约定中约定转让的是债权，现该债权已转化为经营管理权，实际上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该约定条款无效。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诉争条款“甲方获得江苏和顺典当与宜兴花园酒店债权中的300万权益，甲方有权自行索取上述300万债权，享受上述300万债权的全部权益”是否有效。二、前述条款中王惠东向吴超赟转让的300万元权益是王惠东对花园公司的债权还是王惠东对花园豪生酒店的经营管理权；如转让标的为债权，吴超赟是否有权要求王惠东向其返还300万元及利息。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二审中吴超赟称诉争条款中的转让标的为王惠东对花园公司的债权而非经营管理权，导致其与王惠东签订法律约定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主张实质上为行使《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而非《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吴超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诉争条款存在无效情形的证据。吴超赟亦未提起撤销权之诉，主张并证明法律约定中的诉争条款存在可撤销事由。故吴超赟所称诉争条款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诉争条款中约定的转让标的应认定为王惠东对花园豪生酒店享有的经营管理权，而非债权。首先，从文义上看，诉争条款中使用权益字眼，本就有别于债权，根据条款的文字表述，不能得出王惠东向吴超赟转让的300万元权益是债权而非经营管理权的结论。其次，从吴超赟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来看，2018年5月29日，吴超赟向宜兴市公安局陈述，吴超赟很早就知道花园酒店的债权债务情况，其中就包括花园酒店与王惠东之间1亿元的债务，该1亿元是经吴超赟手借出去，3600万元转公司的经营管理权，6400万元转公司的租赁权，且王惠东对花园豪生酒店的经营管理权已经被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即吴超赟自认其对王惠东3600万元债权转化为花园豪生酒店经营管理权的事实知晓。再次，在吴超赟向公安机关陈述的前日，即2018年5月28日，吴超赟与王惠东签订法律约定（补充），从补充协议内容看，主要为确认王惠东的权利，吴超赟放弃双方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的法律约定中的部分权利。如吴超赟认为诉争条款中约定的权益为债权，而非王惠东所称经营管理权，吴超赟在知晓王惠东已经将案涉债权转化为经营管理权的情况下，既不对300万元权益是债权还是经营管理权作进一步约定，与此同时，吴超赟还与王惠东继续签订法律约定（补充），进一步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明显有违常理。吴超赟与王惠东签订法律约定（补充）的行为，印证了双方在签订法律约定时对诉争条款中权益的约定，即为王惠东对花园豪生酒店的经营管理权。最后，王惠东以个人名义起诉或者申请执行异议，未将吴超赟列为共同原告或者申请人，该事实并不能证明双方约定的转让标的为债权而非经营管理权，吴超赟仍有权依据法律约定享有相应权益。故吴超赟要求王惠东向其返还3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吴超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吴超赟已预交），由吴超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君审判员 贾建中审判员 陈迪金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