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12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时玉隆，男，195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琦，男，1978年9月5日出生，回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华，女，系张琦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时丽，女，198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上诉人时玉隆因与被上诉人张琦、时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9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玉隆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时玉隆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张琦、时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时玉隆就其主张的款项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该项认定有误。1.时玉隆具有出借涉案款项的能力。该款项系时玉隆房屋拆迁所得，时玉隆收到拆迁补偿款后交付被上诉人。时玉隆在一审庭审中已清楚说明出借款项的来源及每笔款项的出借时间。2.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3月10日，因张琦、时丽感情出现问题，时丽及其父母对张琦主张欠款320000元，时玉隆称第一笔是150000元、第二笔是32000元、第三笔是50000元，之后还有一笔90000余元‘都是支票给你们的’、‘没给现金’。张琦则称，是‘20几万，连(时丽)一起用了30多万’。时丽称，‘怎么连我的钱啊，我第一次就给了14万，第二次给了4万多’、‘第一套房我给了14万，我爸爸给了23万’、‘后来我爸给你9万多，我又给你4万’。张茂顺称，‘你(张琦)后来不是还了9万吗’等”。基于该事实，可以说明时玉隆及其妻子曾向张琦主张过32万借款，时丽亦予以认可，并且说明了每笔款项的出借时间。且张琦及其父亲张茂顺也认可存在借款，只是反驳欠款为20多万，这与一审认定的数额显然存在较大差距。且时玉隆主张借款时，时丽与张琦虽有矛盾，但尚未离婚，而作为父母，出于为子女将来考虑，仍希望其二人能够和好。基于此，时玉隆不会编造借款金额，加深其二人矛盾。3.一审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5日，时丽、张琦在商谈离婚事宜时，时丽提到‘我家人借了20多万给你20多万还是30多万我忘记了，你阿还了啊’等时，张琦未进行正面回应，但称‘我们两个扯呗，扯的钱就多了’、‘扯不清’。”也就是说，时丽于离婚时曾向张琦主张过借款，虽张琦未做回应，但从常理上讲，若不存在借款，定会提出反对意见，而张琦未予回应也进一步证明了存在32万多借款的事实。综上，时玉隆已充分举证，二审法院应依法查明事实，支持时玉隆的上诉请求。张琦辩称：事实上是时玉隆欠张琦的钱，其曾于2009年出借给时玉隆35万元左右供时玉隆用于买地皮、盖猪圈，其不认可时玉隆主张的借款金额。时丽辩称，认可时玉隆的上诉请求。时玉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琦、时丽立即返还时玉隆借款322625.36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其中在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7月30日为9901.9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琦和时丽于2009年6月10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张时清。2010年12月29日，时丽的父亲时玉隆出具赠予书，自愿将位于栖霞区房屋赠予时丽。后该房产拆迁，时丽分得三套房产。2011年2月，时玉隆取得拆迁补助费150000元。2011年4月，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产登记在张琦的父亲张茂顺名下。2011年4月8日，张琦尾号8158南京银行账户有50000元汇入；2011年5月17日张琦尾号8158南京银行账户有36000元发生“续存”操作。2013年11月5日，时丽至紫金农商行将时玉隆名下整存整取储蓄存单中的90625.36元存款取出（本息计90631.53元）。同日，时丽还将自己名下整存整取储蓄存单中的45243.3元存款取出（本息计45246.38元）。之后，时丽、张琦将取出的款项中的135877.91元中的135875.91元存入张琦前述南京银行账户（差额2元应为手续费）。2013年12月13日，为了购买房屋，张琦和时丽协议离婚，但仍继续共同生活。2014年1月左右，两者以张琦的名义购买了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房产。2016年9月28日，张琦和时丽复婚。2017年3月10日，因张琦、时丽感情出现问题，时丽及其父母对张琦主张欠款320000元，时玉隆称第一笔是150000元、第二笔是32000元、第三笔是50000元，之后还有一笔90000余元，“都是支票给你们的”、“没给现金”。张琦则称，是“20几万”、“连（时丽）一起用了30多万”。时丽称，“怎么连我的钱啊，我第一次就给了14万，第二次给了4万多”、“第一套房我给了14万，我爸爸给了23万”、“后来我爸给你9万多，我又给你4万”。张茂顺称，“你（张琦）后来不是还了9万吗”等，时丽回答，“这是他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给我的”等。2018年3月19日，时丽提起离婚诉讼。一审诉讼中，时丽陈述共有房产为：前述1227室房产以及2011年以850000元购买的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登记在张琦父亲张茂顺名下的房产。张琦认可1227室房产系双方共有房产。在2018年8月31日庭审时，张琦、时丽均同意1227室房屋归张琦所有，由张琦补偿时丽50%房屋价款，但就具体数额双方未达成一致。时丽称2013年11月5日其拆迁款存单45243元以及其父亲时玉隆的拆迁款存单90625.36元取出后计135875.91元用于支付了1227室的购房款，时丽认为该些款项以及其他计200000元是其个人财产，并向张琦主张。不过，2018年8月31日时丽当庭撤回了前述主张。另，因2420室房产登记在张茂顺名下，审判人员告知双方“涉及到案外人的财产本案中不予处理，双方可以另行协商或者另行诉讼解决”。2018年11月15日，时丽、张琦在商谈离婚事宜时，时丽提到“2420我们两个花钱买的房子，只不过就写你爸爸名字”、“我家人借了20多万给你……20多万还是30多万我忘记了，你阿还了啊”等时，张琦未进行正面回应，但称“我们两个扯呗，扯的钱就多了”、“扯不清”。另，在该次协商时，对于1227室，张琦称，“在链家才卖245万，你想卖288万”等，时丽回复，“什么288万……我们网上搜来，270万，还了6万多”。2018年11月17日，在调解中，时丽提出2420房屋系以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现在登记在张茂顺名下，如果以后该房产产权人要加张琦的名字，也要加儿子张时清的名字，但张琦不认可时丽所称房屋出资一事，也不同意时丽前述方案。最终，时丽称“该房屋的纠纷我们另案解决”。同日，双方达成了自愿离婚的调解协议，并明确1227室归张琦所有，张琦支付时丽房屋折价款1400000元等。2020年3月31日，时丽将张茂顺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2420房产归时丽、张琦共同所有，张茂顺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等。2020年5月26日，时丽撤回了起诉。一审诉讼中，时玉隆陈述，时玉隆有两个女儿，其出借给张琦、时丽的款项有：2011年2月拆迁款150000元、2011年4月8日花木果树赔偿款50000元、2011年5月17日青苗费36000元、2013年11月5日90625.36元，以及现金10000元。时玉隆未要求张琦、时丽出具过条据，双方也未签订过合同。在2017年张琦、时丽吵架闹离婚时，时玉隆开始向两者主张还款。张琦除认可2013年11月5日汇入其银行账户中的135875.91元来源于时丽、时玉隆前述相应款项外，对其余时玉隆所述款项均不认可。时丽则认可时玉隆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应自款项交付之日起生效。出借人负有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给借款人的举证责任。对于时玉隆主张的2011年的三笔借款。虽然时玉隆称2011年曾出借给张琦、时丽200000余元，并称张琦前述南京银行账户部分入账款项是其所出借，但时玉隆并未提交相应的款项交付凭证。张琦在2017年3月10日双方沟通时虽说过“20几万”、“连她一起用了30多万”等话语，但不能以此确定时玉隆在2011年实际出借给张琦、时丽的款项数额。故对时玉隆要求张琦返还前述三笔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时丽虽认可时玉隆的陈述，但鉴于其与时玉隆的特殊关系，以及时玉隆未能完成举证的事实，故对时玉隆向时丽所为相应主张一审法院同样不予支持。对于2013年11月5日90625.36元（实际应为90631.53元）款项。时玉隆将该款项交付给时丽、张琦时，一则可能是出借给两人，一则可能是张琦答辩所述的赠与给时丽。鉴于2017年3月10日双方沟通时，时玉隆就明确主张过前述90000余元款项，自张琦在沟通时所作回应，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应认定时玉隆与张琦、时丽间存在借贷关系，前述90631.53元款项应为时玉隆出借给张琦、时丽。同时，因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时间，时玉隆提出主张至其起诉时也不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故对于张琦有关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时丽在离婚诉讼中虽曾对前述90625.36元提起过主张，但后来又明确撤回了相关诉请。故该款应未在张琦、时丽离婚诉讼中进行过处理，且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款项属于时丽所有，故对张琦有关重复诉讼、款项属于时丽所有的辩称一审法院同样不予采纳。双方在沟通过程中虽提及过还款，但张琦、时丽在本案中均未提及前述款项曾经归还，张琦甚至否认其曾受领过相关款项，时玉隆也否认曾收到过还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张琦、时丽从未返还过前述款项。由此，对于时玉隆要求张琦、时丽返还前述借款中的90625.3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时玉隆主张的利息。因时玉隆早在2017年3月10日就曾要求张琦还款，而张琦未还。故时玉隆要求张琦支付自2018年11月18日起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经计算，至2019年7月30日为2792.39元（本金90625.36×年利率4.35%×255日）。案涉借贷发生时张琦与时丽系夫妻，时丽参与了借款的过程，故时丽应与张琦共同承担前述还款付息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对时玉隆的诉讼请求按前述意见予以支持，对张琦有关驳回时玉隆诉讼请求或起诉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修订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张琦、时丽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时玉隆借款本金90625.36元，支付2018年11月18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资金占用利息2792.39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本金90625.36元为基数，其中在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年利率4.35%计算，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时玉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88元，减半收取计3144元，由时玉隆负担2261元，张琦、时丽负担883元。二审中，时玉隆提交如下证据：1.户名为时玉隆，金额为15万元，编号为苏No01860590的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存单（大额）复印件一份，该存单背面“代取款人证件名称”载明时丽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2.户名为时丽，金额为14万元，编号为苏No01860591的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存单（大额）复印件一份；3.户名为时姬，金额为5.8万元，编号为苏No71802004的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存单复印件一份，该存单背面“代取款人证件名称”载明时丽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另，前述三份储蓄存单载明的起息日均为2011年3月16日、到期日均为2012年3月16日，并均加盖“提前支取”印章。其中，证据1拟证明时玉隆当时打款15万元给张琦；证据1-3拟共同证明时玉隆于2011年3月18日将上述共计34.8万元交于张琦，系由时丽和张琦前往银行办理，并存入时丽名下账户。张琦认可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时丽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证据2、3载明的存款人并非时玉隆，且与时玉隆主张的借款构成不符，故对证据2、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关于证据1的证明目的能否成立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中，时玉隆称，案涉款项的出借方式为时玉隆将紫金农商银行迈皋桥支行出具的储蓄存单（连同时丽的储蓄存单）交由张琦、时丽，款项最终一并存入张琦名下南京银行账户内，并据此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前述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一审法院依据时玉隆的调查取证申请，调取了张琦（自2011年3月1日起至2013年11月30日止）名下南京银行全部账户的交易明细。在一审庭审质证时，时玉隆明确表示，案涉15万元借款在前述银行交易明细中并无反应。另，时玉隆在一审中关于款项交付问题，称“第一笔15万现金支票交到张琦的手上，第二笔5万也是给的张琦，3.6万也是给的张琦，90625.36元也是给的张琦，……这些都是现金支票，另外还有一万元现金也是给张琦的。”同时，时玉隆在一审中亦认可起诉时提交的证据系由时丽提供。二审中，时玉隆就其主张的借款构成、交付时间及相应证据等问题，明确陈述如下：第一笔是5万元，现无证据；第二笔是15万元，是时玉隆的拆迁补偿款，在2011年3月18日以现金支票的形式给了时丽和张琦；第三笔是安置房屋的房款，大约94000多，另外凑了现金给了10万元，大约是在2013年10月份给的张琦和时丽，这笔钱已经获得一审判决支持；第四笔是3.2万元，是补贴的土地青苗费，一人是16000元，时玉隆及其爱人两个人一共是3.2万元，也是一张现金支票，现在也无证据。二审期间，张琦明确表示，只收到时玉隆主张的案涉借款中的9万余元，认可一审判决结果。时丽陈述，收到案涉全部借款32万余元，只有这部分证据为证，时玉隆实际上总共给了二人34.8万元，并称“……所有的钱都是最终汇总到张琦的卡中，都是由张琦一起支出的”。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时玉隆与张琦、时丽之间是否存在322625.36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出借人对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时玉隆作为出借人，其主张的借款共有四笔款项构成，现就其相应主张能否成立逐一分析如下：首先，二审中，时玉隆明确表示，针对第一笔的5万元及第四笔的3.2万元无证据证明款项交付事实，故一审法院对时玉隆要求张琦、时丽返还该二笔借款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其次，第三笔90625.36元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明细等佐证，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对时玉隆的相应诉请予以支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各方对此亦无异议，应予维持。再次，关于15万元的款项，时玉隆虽提交了其名下15万元的储蓄存单，但尚不足以证明其与张琦、时丽之间存在15万元的借贷法律关系。一方面，时玉隆并未提交借贷合意的相关证据；另一方面，时玉隆未完成其已实际交付15万元款项的举证责任。时玉隆在一审中称将15万元现金支票交于张琦，并称案涉借款均最终存入张琦名下南京银行账户，时丽在二审中也有类似陈述，但相应证据却与该陈述相左，张琦名下相关账户并未见该笔款项汇入。另，时丽虽认可时玉隆的全部主张，但鉴于其与时玉隆的父女关系、其与张琦业已离婚的事实，以及时玉隆起诉时的证据亦由时丽提供，同时考虑到时玉隆未完成相应举证责任的客观情况，一审法院对时玉隆要求张琦、时丽返还该笔15万元借款的诉请不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时玉隆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80元，由时玉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奇海审判员  毕宣红审判员  许云苏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方学坤书记员王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