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渝民申284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许明超，男，196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甫，重庆达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积涛，重庆达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白应春，男，196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安业，重庆兴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梁书龙，男，195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再审申请人许明超因与被申请人白应春以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梁书龙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5民终2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许明超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由白应春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二审法院未开庭径行改变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并据此改判，严重违反法定程序。3.二审评述与二审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1）《借（条）款协议》的落款时间“2007年9月31日”仅为笔误；（2）梁书龙在2006年购得案涉房屋，完善相关手续后将案涉房屋产权证书原件交许明超，并在2007年后将房屋场地交付许明超占有、管理的抵押方式在民间较为普遍；（3）一审法院对未出庭的证人通过电话方式核实了书面证言，且晏卓力在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证明其向梁书龙付款系接受许明超的委托。4.案涉房屋于2015年1月28日办理抵押登记，梁书龙于2014年1月26日向白应春提供借款保证担保，案涉抵押担保设立时白应春的借款担保关系尚未发生，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在清偿债务时”发生恶意抵押行为的适用前提。5.许明超与梁书龙之间的抵押担保合同自签订时成立并生效，抵押登记完成后抵押权依法设立。许明超与梁书龙之间没有恶意串通行为。白应春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许明超的再审申请。事实与理由：1.白应春于2014年1月26日向重庆银洲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出借款项，梁书龙系该笔借款的保证人。白应春于2015年1月13日向梁书龙等人提起诉讼。白应春对梁书龙的债权已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在梁书龙将财产抵押给其他人时，白应春依法享有债权人撤销权。2.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适用条件。（1）梁书龙存在多个债权人，白应春、许明超均是梁书龙的债权人；（2）梁书龙对白应春的债务已届清偿期，案涉抵押行为发生在白应春诉请梁书龙偿还借款时。3.梁书龙与许明超之间的抵押行为明显存在恶意串通。（1）梁书龙于2015年1月21日收到白应春诉请其归还借款的诉讼文书后，在当月28日与许明超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2）许明超、梁书龙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借款协议》约定的700万元并未实际支付，是对以前的《借（条）款协议》进行的结算，但无证据证明存在结算行为及结算金额，且二人陈述的结算金额与《借款协议》的约定金额不一致；（3）许明超举示的出借款项由9个案外人共17笔交易形成，绝大多数转款发生于2007年9月《借（条）款协议》签订前，交易时间长达6年但未曾收回一笔借款，且无任何催收行为；（4）《借（条）款协议》载明的签订时间“2007年9月31日”并不存在；（5）许明超在一审举示的《梁书龙借许明超资金（本金及利息）明细表》中的计算有明显错误；（6）案涉抵押房屋产权证取得时间为2013年5月21日，许明超与梁书龙一直未办理抵押登记，直至白应春提起诉讼后才办理抵押登记；（7）从许明超提交的（2020）川1724民初3482号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梁书龙对其向许明超的负债未提出过诉讼时效抗辩，也未提出已超出抵押权行使期间的抗辩；（8）许明超与梁书龙于2015年4月共同出资设立重庆卓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地即为案涉抵押房屋所在地，证明二人拟共同开发案涉抵押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项目，共同获利。4.白应春与主债务人重庆银洲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借款、欠款及其他债务解决的协议》中约定的以房抵债方式，因抵债物为小产权房，已经本院（2016）渝民申2374号民事裁定认定无法履行，梁书龙对白应春的债务并未消灭。5.二审法院采用开庭的形式询问了各方当事人意见，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辩论，没有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再审审查期间，许明超向本院提交四川省大竹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的（2020）川1724民初3482号民事判决，拟证明许明超与梁书龙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白应春是否有权撤销许明超与梁书龙之间的抵押行为。首先，关于《借（条）款协议》的认定问题。许明超认为《借（条）款协议》记载的“2007年9月31日”为笔误。从许明超举示的证据看，其自2006年3月16日开始，委托案外人向梁书龙出借多笔款项，截至《借（条）款协议》载明的签订时间“2007年9月31日”，已持续出借款项约一年半、合计11笔156万元。但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借（条）款协议》时，既未提及已出借款项，又未对已出借款项进行结算，仅约定许明超同意向梁书龙出借资金300万元，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惯例。结合该协议记载的落款时间“2007年9月31日”并不实际存在之事实，《借（条）款协议》的签订时间存疑，因此，《借（条）款协议》不足以证明许明超与梁书龙在2007年左右就借款金额、利息、担保方式等达成了书面协议。其次，关于《借款协议》的认定问题。许明超认为该协议系对其与梁书龙之间多笔借款的结算，无需另行支付。该协议约定：梁书龙向许明超借款70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从2015年1月27日至2015年7月27日，梁书龙将案涉七套房屋抵押给许明超。第一，从合同记载看，并无双方当事人就之前多笔借款进行结算的明确意思表示，不能反映《借款协议》系结算形成。第二，许明超举示的日期记载为2014年12月31日的《梁书龙借许明超资金（本金及利息）明细表》记载的欠款金额为19680625元，与2015年1月2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记载的700万元金额差异巨大，梁书龙对该明细表不予认可，许明超也无证据印证双方之间的结算金额为何在短时间内由19680625元变更为700万元。因此，该明细表与《借款协议》亦无法相互印证。综上，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协议》记载的700万元系许明超与梁书龙之间对历次借款的结算金额。再次，关于许明超与梁书龙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许明超、梁书龙陈述，许明超自2006年至2012年通过案外人向梁书龙出借款项合计17笔249万元，期间许明超雇人看管案涉抵押物，之后该抵押房屋于2013年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从前述陈述看，许明超与梁书龙之间的借款行为发生于2012年前，案涉抵押物可以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在2013年后。但从查明的事实看，从最后一笔借款2012年4月15日至案涉房屋抵押登记日2015年1月28日的近3年时间内，没有证据证明许明超、梁书龙对借款进行过结算，亦未在2013年案涉房屋取得产权证书后及时办理抵押登记，直到白应春起诉梁书龙的相关诉讼文书于2015年1月21日送达梁书龙后，许明超与梁书龙在2015年1月27日签订了《借款协议》，并于次日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结合前述许明超、梁书龙的陈述，至2015年办理抵押登记时，许明超已经雇人看管抵押物多年，表明双方长时间认可以管控案涉房屋的方式担保债务履行。对于为何双方共同选择在白应春起诉后不久变更担保方式为抵押登记，许明超、梁书龙均未作出合乎常理的说明。结合许明超和梁书龙之间持续出借款项、长期未偿还、历经多年无结算、《借（条）款协议》之记载存在瑕疵，但双方在白应春起诉梁书龙后的较短时间内，对存续近十年（2006年至2015年）的债权债务即行清理并办理抵押登记等事实，二审法院认定梁书龙与许明超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并无不当。最后，关于二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本案二审询问笔录记载：“审：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由我接受合议庭委托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双方是否同意以双方对本次举示的证据所发表的举证质证意见为准，作为合议庭合议以及对本案法律事实认定的依据，不再另行组织开庭质证？均答：同意。不需要再次开庭。”该陈述可视为各方当事人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此外，各方当事人在询问程序中就白应春能否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发表了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证意见的证据，视为质证过的证据。本案二审虽未开庭，但二审法院依据各方当事人的前述陈述以及相关规定，在询问各方当事人后，综合在案证据、举证质证情况以及各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发表的意见，对事实作出认定，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许明超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 瑜审判员 达 燕审判员 申 秋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何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