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27民终1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志江，男，196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疆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书娥，女，1969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基，北京德和衡（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志江因与被上诉人赵书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博乐市人民法院（2020）新2701民初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20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志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被上诉人赵书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志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书娥的一审诉请，支持高志江一审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此“自愿”并非高志江真实意思表示，是赵书娥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下作出的意思表示。签订协议时，高志江对于博乐市×××物流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的公司状况及股东构成并不清楚，赵书娥未尽如实告知义务。但从协议书落款处的签字盖章可知《×××协议书》的签订系经三方协商后签订。赵书娥作为签订协议之前的合作方，在签订协议时明知即便高志江交付完毕全部转让款，也不可能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但协议书第七条的明确约定以及×××物流公司的担保行为，可以看出赵书娥在签订《×××协议书》时向高志江隐瞒真实情况，使高志江错误认为支付完毕转让款后可以办理变更手续，其受让股权可以作为股份正式在×××物流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记载，以便实现其股东应有的权利。一审认定赵书娥并非×××物流公司股东，对此高志江不予认同。一审法院作出这一认定系因在庭审时查实这一事实，但并不代表签订协议时高志江明知这一事实。赵书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标的是投资份额，但赵书娥与高志江签订是《×××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标的是×××物流公司3%股权。并且在《×××协议书》中承诺高志江付款完毕后去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物流公司作为担保主体在《×××协议书》签字盖章确认。通过庭审查实赵书娥己明确表示，确实在高志江支付完毕后无法办理变更手续。此种表态，与转让协议的约定相悖。赵书娥与高志江签订《×××协议书》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这也是高志江在赵书娥起诉前未再付款的原因。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附生效条件，条件未成就，协议未生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七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乙方支付股权价款完毕后生效，甲方应于30天内与博乐市×××公司到博乐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手续。”，从文义上可以看出，只有在高志江支付股权价款完毕后该《×××协议书》才生效。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与《×××协议》的生效条件已经不能成就，因此，对这两个合同的处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赵书娥应当向高志江返还已支付的合同款项60000元，高志江亦不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并向赵书娥支付540000元合同价款及利息的义务。三、高志江与赵书娥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债权债务关系。《×××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了违约责任：如高志江不能按期支付股权价款，给赵书娥造成经济损失，应支付按购买总价的%的违约金（此处为空白，参照其他同期签订的合同，数额应当为5%）。如果法院判定该合同生效并认为高志江违约，也应该按照合同中约定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照违约责任约定处理，而不是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双方签订的×××协议高志江的合同目的并非仅是项目投资份额的转让与受让，而是×××物流公司股权的转让与受让，且高志江持有的股权能够经过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得到法律上认可的股权。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经双方协商并征得其他股东同意”，而事实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股东周某、马某对于高志江受让赵书娥等人以及高志江收购冯某、周某1的股权并不同意，×××物流公司从未就股权转让召开过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退一步讲，高志江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或者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的违约责任，而不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责任。   赵书娥辩称，高志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理由为：第一，高志江认为《×××协议书》系在赵书娥隐瞒真实情况下所做的错误意思表示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对协议转让的标的有着明确的指向约定即赵书娥所拥有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中的合伙份额。该转让标的并非高志江在上诉状中所称的×××物流公司的股权。赵书娥是否是×××物流公司的股东与本案涉及的×××协议中的合伙份额没有关联性，且赵书娥是否是×××物流公司的股东的信息是公共信息，也隐瞒不了。其次，赵书娥向高志江所转让合伙份额的由来是赵书娥与冯某、周某1签订的《×××协议书》1中约定的合伙份额。在该协议书中，对赵书娥与冯某、周某1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了明确的文字表述。该合伙份额明确表明不是赵书娥在×××物流公司的股权，与×××物流公司的股权不具有任何关联性。赵书娥与高志江签订《×××协议书》依据就是该份《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确定的赵书娥所有的合伙份额。第二，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中对协议要转让的标的做了明确的文字表述。赵书娥不是×××物流公司的股东，无权办理转让与高志江约定以外的股权。高志江以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最终不再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高志江与赵书娥的协议目的就是赵书娥将拥有的合伙份额转让给高志江，高志江利用受让的合伙份额达到实际掌控了×××物流园的经营，根据一审查明的没有争议的事实证明高志江这一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第三，高志江上诉称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系附生效条件的协议，条件未成就该协议就未生效，并且认为是自始无效的上诉理由完全错误。赵书娥将拥有的合伙份额已经转让给高志江以及高志江已经实际掌控×××物流园的经营的事实是无争议的，证明赵书娥已经履行《×××协议书》的合同义务。高志江不按照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合伙份额的对价显然是违约方。协议所附的生效条件本就是高志江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高志江将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结果作为协议没有生效的上诉理由从而达到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目的，突破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底线。   赵书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志江向赵书娥支付转让款本金540000元；2．判令高志江向赵书娥支付从2018年9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未支付的利息（以本金54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业拆借年利率5%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6月9日金额为47194元），2020年6月9日之后的利息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高志江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赵书娥向高志江返还股权转款6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2日，案外人冯某、周某1作为甲方与乙方赵书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1，约定甲乙双方自愿合作投资博乐市×××加工园冯某、周某1所拥有的项目，甲方以支出费用方式出资1200万元（已支出）乙方经核实确认。乙方以人民币出资60万元，以实收资金为准，乙方交款期限2013年12月20日前交清后合同生效。合伙期间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双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甲方所拥有的项目固定资产和盈余按照取得的销售净利润的甲方60%、乙方3%的比例分配。合伙项目债务按照甲方60%、乙方3%比例分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当按照比例在十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负担的部分。合伙有效期暂定三年，即自2013年12月20日至2016年12月11日止。协议并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冯某、周某1在协议甲方处签名，赵书娥在乙方处签名。后赵书娥向冯某、周某1交付了投资博乐市×××加工园项目款600000元。2017年9月27日，赵书娥作为甲方与乙方高志江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博乐市×××加工园投资有限公司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以下简称合营公司），由甲方与冯某、周某1共同合资经营，前期投资总额2000万元，实际已投资4000万元（含借款、应付款、应收款）。甲方愿将其占合营公司3%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经双方协商同意，并征得其他方股东的同意，就转让股权一事，达成协议如下：甲方占有（冯某、周某1项目部分）3%的股权，根据原合营公司合同书规定，甲方应投资人民币600000元，现甲方将其占公司3%的股权以人民币60000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天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第一笔股权价款30000元，其余部分在2017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协议第七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乙方支付股权价款完毕后生效，甲方应于30天内与博乐市×××加工园投资有限公司到博乐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协议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赵书娥在转让方签名，高志江在受让方签名，×××物流公司在担保单位处签名并盖章。2018年9月10日，高志江作为甲方与乙方赵书娥签订《×××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在2017年签订甲方购买乙方在博乐市×××物流园冯某、周某1部分项目投资股份协议，在执行过程中，甲方对冯某及周某1股份已经收购手续完毕，对其收购资金的支付待全体股东事项解决完毕后再行支付，剩余其他股东于2018年7月在乌鲁木齐市×××酒店通过协商对原协议中购买股份资金支付方法及时间进行了调整，即甲方在2017年10月给各位股东支付5%购买股份资金（已支付），2018年9月再支付5%（该×××协议签订后立即支付），在2018年底再支付至全款的40%，剩余部分在2019年内支付完毕，甲方与各方第一次签订的协议除资金支付方式及时间调整外其他条款不变继续履行。高志江在该协议下方甲方处签名，赵书娥在乙方处签名。当日，高志江向赵书娥支付60000元。博乐市×××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冯某，股东分别为周某1、冯某、周某、马某。2017年12月12日，博乐市×××公司变更为博乐市×××物流园开发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是否生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赵书娥与高志江在2017年9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签订时合同成立，但因为赵书娥并非×××物流公司的股东，其仅是×××物流公司股东冯某、周某1所拥有的项目下的投资人，故本案所涉×××协议实为项目投资份额的转让协议，2018年9月1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变更了支付款项的时间，并约定第一次签订的协议除资金支付方式及时间调整外其他条款不变继续履行。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高志江在2017年年底支付完股权价款后协议生效，即将高志江支付转让款作为协议生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可见，法律上所称的条件是指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产生和消灭的不确定的事实，合同中约定的一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不能成为法律上的条件，支付转让款是高志江应履行的合同义务，高志江以其未按照约定支付转让款协议未生效为由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协议虽约定待高志江支付转让款后赵书娥应与博乐市×××加工园投资有限公司到博乐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因为双方转让的是投资份额而非股权，故该约定并无实际履行标的。综上，对赵书娥要求高志江支付剩余转让款54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高志江要求赵书娥向其返还转让款60000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赵书娥主张的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双方在2018年9月10日的协议中对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高志江未按照约定时间支付款项，应当承担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双方约定高志江在2018年年底再支付至全款的40%，剩余部分在2019年内支付完毕，故对利息应当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计算，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年利率5%计算共计5695.85元（180000元×5%÷365天×231天）；2019年8月20日之后至2020年6月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共计11930.44元（180000元×4.25%÷365天×31天＋180000元×4.2%÷365天×61天＋180000元×4.15%÷365天×92天＋180000元×4.05%÷365天×59天＋180000元×3.85%÷365天×51天＋340000元×4.15%÷365天×50天＋340000元×4.05%÷365天×59天＋340000元×3.85%÷365天×51天）。判决：一、被告高志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赵书娥支付转让款540000元；二、被告高志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赵书娥支付截至2020年6月9日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17626.33元；2020年6月1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由被告高志江支付至本息付清为止。三、驳回反诉原告高志江的反诉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9月27日，高志江与赵书娥签订《×××协议书》的当日，与案外人张某某、张某某1、朱某某、王某某、和某某、张某某2等六人各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转让款合计9000000元。2018年9月10日，高志江与上述七人同时签订《×××协议》，内容除价款数额不同以外，其他内容与赵书娥签订的《×××协议》内容一致。一审庭审时高志江认可2017年已介入×××物流公司。2018年7月27日，高志江召集赵书娥等人在乌鲁木齐×××酒店就支付转让款事项进行协商时陈述了×××物流公司的经营状况并表示会想办法支付转让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高志江与赵书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已生效；二、赵书娥要求高志江支付转让款540000元及其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三、高志江要求赵书娥返还转让款60000元的请求能否成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及第四十五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的规定，“条件”是指构成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的一个部分，使其法律行为效力的发生或消灭，系于客观的不确定的将来之事实。对于合同的履行义务来说，其对于当事人的期待则是确定的，也是可能的，其在合同生效后需要当事人严格履行，当事人也恰恰是基于相互之间履行此种确定的约定，以实现其已经设计规划好了的意图。因此，在当事人不履行该义务时，其需要对造成对方当事人落空了的意图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是不确定的，而履行义务则是确定的。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一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不能成为法律上的条件的认定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协议书》成立且已生效，高志江认为《×××协议书》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合同约定高志江支付完毕转让款后合同生效，现高志江以并未支付完毕转让款为由，主张转让协议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志江认为其签订《×××协议书》的合同目的系取得×××物流公司的股东身份，在其签订协议时产生了错误认识，对赵书娥并非系×××物流公司股东的事实不知情，即使支付完毕转让款合同目的仍然不能实现，不应支付剩余转让款的主张，本院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首先，《×××协议书》中载明“博乐市×××加工园投资有限公司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以下简称合同营公司）”……“甲方愿将其占合营公司3%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从文义上看，赵书娥向高志江转让的是赵书娥在与冯某、周某1合伙中的份额，即其在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中的份额，而并非×××物流公司的股权；其次，高志江一审庭审中认可2017年其已经介入×××物流公司；第三，高志江与赵书娥等七人同时签订《×××协议书》，涉及转让款9000000元，高志江的合同目的如果是取得×××物流公司股权，应当履行其基本的核实义务，对赵书娥等人是否系×××物流公司的股东身份进行核实，且公司的股东情况系公开信息，高志江不存在无法核实的情况；第四，2018年7月27日乌鲁木齐×××酒店谈话录音资料中，赵书娥等人向高志江索要转让款，高志江并未提出赵书娥等人并非×××物流公司股东，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拒绝付款的异议，反而于2018年9月10日又与赵书娥签订《×××协议》，明确表示2018年底再支付至全款的40%，剩余部分在2019年内支付完毕。综合以上事实，高志江上诉称对赵书娥并非×××物流公司股东的身份不明知，合同目的系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上诉理由明显有违常理，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高志江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有效且赵书娥实际转让的是在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的投资份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高志江未按约定支付转让款，但其已经通过参与经营对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发生现实影响，赵书娥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且由高志江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高志江上诉称应当按照违约责任约定处理，不应当继续履行合同的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高志江反诉要求赵书娥返还已付款60000元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高志江与赵书娥约定了付款时间及付款方式，高志江未按约定支付转让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计算利息方式未违反法律规定，且高志江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高志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76.26元，由上诉人高志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骆玲   审判员 杜娟   审判员 赵鑫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 官助 理 岳晓桐   书记员 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