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1民终3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艳，女，197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水磨沟区精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系李红艳的妹妹），女，197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民，男，196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军，新疆金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国成，男，1954年4月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赛丽，新疆安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红艳因与被上诉人王国民及原审被告王国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20）新0103民初2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红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陈丽萍，被上诉人王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军及原审被告王国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赛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红艳上诉请求：1.撤销（2020)新0103民初237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国民对李红艳的诉讼请求。不服标的:2,435,350元。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1）双方账目未清算,将出资收益分配表的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错误的作出判决,导致我损失巨大财产。（2）一审未查明出资收益分配表内容造假,并且虚构账目与实际账目不符,其中该收益表中显示“衡斌运费83.48万元因造假账构成刑事案件”，该份协议书的内容已经构成重大过失，已经对我股东的利益构成损害。（3）该份协议书形成的方式违反股东章程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且该协议书遗漏账目达1529元没有进行核算,该份协议书显示诸多错误，一审仍然偏听偏信，将该份协议书作为定案依据判决显然是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王国民享有股东资格错误,王国民实际未履行实缴义务，一审法院认定王国民实缴错误，王国民主张款项系不当得利；第二，一审法院采信错误。1.一审判决采信王国民收到王国成共管账户款1,246,200元，王国民辩称支付其他股东股金及利润却未出具相关证据就采信。2.一审法院未采信2008年8月6日会议纪要、当日出具的借条内容及股份转让对价金发放的书面异议是错误的。上述证据都充分说明双方没有核算、没有清算,只有对账目全面审计后才能对款项做正确分配；第三，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拒绝我申请将新疆鸿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利凯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是错误的。因本案核心问题就是没有实缴、账目未审计，公司虽然转让,但具备审计条件,一审法院以公司已转让不能审计为由，拒绝我追加鸿利凯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显然是程序违法,应依法纠正。如果能将这两件事查明清楚,案件就真相大白。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依据多处错误的出资收益表的复印件定案,错误的作出我承担支付2,435,350元款项的判决。并且拒绝我追加鸿利凯公司为原审第三人的申请,导致我的抗辩理由无法实现。因一审法院拒绝账目审计,造成双方账目遗漏,账目混乱,账目虚假,使我蒙受巨大财产损失,故请求二审法院能查明事实,给予公正判决。   王国民辩称，第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我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也真实有效；第二，关于事实部分，李红艳说的是公司管理的过程，与本案争议的事实以及一审归纳的焦点不相符，至于公司管理，李红艳是原公司总经理、法人，我们都只是小股东，我要求支付我的投资收益款是有依据的；第三，关于王国成向王国民账户打款1,246,200元，是通过李红艳的农行卡，王国民、王国成、史开祥等人都在场，是共同盖章后将1,246,200元打入王国民的账户，用于支付收益分配表上的债权债务等费用，李红艳所述与事实不符；第四，李红艳认为程序违法仅仅是公司管理上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实质上的关联。我要求的只是支付收益，并没有提及公司管理部分。该部分与本案所涉及实质问题没有关联。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李红艳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王国成辩称，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公司转让时是全体股东共同见证的，并且出具出资项目分配表，受让人是在转让款中扣除债务后支付剩余款项打入王国成和李红艳的公管账户，所以不存在李红艳所述的公司账目混乱的问题；第二，鸿利凯公司在转让之际对公司对债权债务全部做过清算，不能存在遗漏账目。2010年4月26日转让协议中李红艳代表公司已明确公司无未知债务，并经公示期满后受让人依据转让协议在2010年7月23日将转让余款汇入李红艳名下的公管账户中。李红艳分别于2013年8月、2013年10月、2014年8月采取恶意串通将全体出资人共同所有的转让款侵吞，对王国成及其他股东及我造成实际损失长达七年之久。我作为共管账户的管理人，积极履行保管义务，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涉诉案件中均认定由我委托李红艳办理鸿利凯公司股权转让，股权转让款归全体出资人共有，按出资比例分配；第三，自产生纠纷起李红艳通过虚假诉讼侵吞其他股东的利润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红艳的上诉，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维持一审判决。   王国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国成、李红艳支付王国民投资所得收益2,435,350元及利息1,745,231元。利息计算方式：［2,435,350元×7.35％×9年（2010年7月30日-2019年7月30日）］＋［2,435,350元×7.35％÷12个月×9个月（2019年7月31日-2020年4月30日）］；2.王国成、李红艳支付自2020年4月30日起至支付完时的利息；3.由王国成、李红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以上共计：4,180,58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7日,李红艳、李光富、万淑君共同出资成立了弘利凯公司。2008年5月2日,王国成、李红艳、史开祥等人召开会议,协商共同出资经营矿产项目。后弘利凯公司原股东李光富、万淑君转让股权退出经营,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王国成持有股份51%、李红艳持有股份49%。2008年7月2日,王国成、李红艳、王国民等十八人正式签订了《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开发投资入股协议》（以下简称《入股协议》）,约定铜多金属矿项目共吸收股东18名,共同出资暂定1000万元,并设立项目部,由王国成任公司该项目董事长、李红艳任总经理、其余股东任董事;全体股东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本项目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以各自的出资额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损失,弘利凯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协议列明的各股东入股资金:王国成以现金出资337.4万元,占公司该项目股份28%,李红艳以现金出资289.2万元,占公司该项目股份24%,王国民以现金出资120.5万元,占公司该项目股份10%;任何一名股东向第三方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额时,须经董事会同意,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董事有权参加董事会议,享受公司本项目的股份利润分配;董事会是弘利凯公司本项目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该项目的一切重大事宜,对重大问题应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定;弘利凯公司项目部经营期限暂定为10年,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合同,股东应依法对公司项目部资产进行清算,清算后的财产按股东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弘利凯公司原有资产及与本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其他投入与上述股东无关,与本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公司债务也无须上述股东承担;本合同从签字之日起生效,以往合同作废。王国成、李红艳、王国民等出资人在该协议上签字。2008年8月7日，王国民委托王国成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弘利凯公司缴纳股金120.5万元。鸿利凯公司向王国民出具收据两张，确认鸿利凯公司收取王国民股金共计120.5元，收据加盖弘利凯公司财务专用章及王国成、李红艳印鉴。王国民一审当庭提交2010年2月3日，王国成、李红艳及其他出资人签订的《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阿图什市-阿合奇奥依布拉克铜多金属矿出资人协议书》（以下简称《出资人协议书》，认可该协议载明的事项。2010年3月9日，王国成、李红艳、王国民等全体出资人协商后形成了《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以下简称《收益分配表》），确认转让价款6200万元、扣除应付旧公司债务1376.85万元、应付新公司债务615.80万元和返还出资人所投资本总额1205万元后，每股利润为313,535元；公司除上述全部债务外如再出现公司债务由王国成和李红艳二人共同承担，其他出资人不再承担；全体出资人申报并确认上述债务后，如个人再出现遗漏债务，则由其个人承担；另扣减《股份转让协议》中履约保证金900万元（该履约保证金已由李红艳所持股份设置反担保，并自愿在其收益分配中予以扣减）。具体分配方案为:王国成出资比例32%、原出资金额385.6万元、应分配利润1003.3120万元、暂扣金额100万元,合计所得1288.9120万元;李红艳出资比例24%、原出资金额241万元、应得利润627.07万元,暂扣金额900万元,合计例欠31.93万元;王国民出资比例10%、原出资金额120.5万元、应分配利润313.535万元,合计所得434.035万元;.........;全体出资人确认上述分配方案后,保证按照上述分配方案予以执行分配。全体出资人在该分配表签了字。2010年7月23日,史开祥、王国成、李红艳共同形成《资金共管证明》,记载:对李红艳等人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于受让人,现将所收款项存入以李红艳姓名开立的活折(账号:×××）)及王国成开立的活折(账号:×××)中,今后涉及此账户除存款外的一切业务,均需提供李红艳、史开祥、王国成三人印鉴及身份证原件且三人同时到场,方可办理,特此证明。2010年8月6日,弘利凯公司所有出资人及两律师共同召开会议,讨论出资人股权出让后所发生的相关事宜,史开祥认为目前需要将帐对齐;律师建议各出资本金先以借支方式拿走,其余以后再作抵扣;王国成意见为还没有清算,以后解决;李红艳意见为其本意当日给大家分钱,但涉及到今后问题较多,可能有待进一步处理;“史开祥称:十九份原始凭证,已付八份收据在我处,清单上(股东本金、利息表)列明的是对的,五天后我告诉大家,缺了谁的谁负责;王国成:五天我把这些找回来”。当日及次日,全体出资人从共管账户各自支取了出资款及金额不等的利润,王国民认可收到出资款1,205,000元及收益700,000元。另查明,李红艳名下的共管账户中股权转让款应入账3038万元、王国成名下共管账户股权转让款应入账316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王国民是否为弘利凯公司隐名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在工商登记中，弘利凯公司的股东为李红艳和王国成，王国民与李红艳、王国成等股东于2008年7月2日共同签订了《入股协议》，王国民委托王国成向弘利凯公司缴纳了出资款120.5万元，由弘利凯公司出具收据确认。从王国民与王国成、李红艳举证的会议记录、收益分配表等证据，都能体现出王国民作为出资人的身份，其自始至终参与了弘利凯公司名下铜多金属矿投资项目的设立、经营运作、项目转让和利润的确定等公司决策、运营行为。2010年3月9日的《收益分配表》中确认了王国民的出资数额和应当获取的收益，事后李红艳也从自己名下共管账户向王国民退还了全部出资和部分利润，故王国民应当被认定为弘利凯公司的隐名股东。本案的争议焦点二为《收益分配表》能否作为分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规定：“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本案中，弘利凯公司的18名出资人即股东，一致表决作出了出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全体出资人共同意志，利润分配方案是在全体出资人对出资所涉经营进行整体清晰清算的基础上所确定，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收益分配表经所有股东同意，确认将弘利凯公司以6200万元转让，并对公司债务优先偿付，返还投资人资本后，剩余收益予以分配，并有具体分配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九十六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弘利凯公司的股权转让之后，股权受让人履行支付6200万元转让款的义务，全体出资人就共管账户内资金转化为按份共有关系，案涉资金共管账户的设立系基于全体出资人共同意思表示，全体出资人对共管账户资金共享利润共担债务，除用于清偿分配表中确认的债务外，各出资人按其出资比例享有按份分配请求权。李红艳辩称《收益分配表》的是在其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未向一审法庭举证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于李红艳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李红艳提出的应对弘利凯公司账目清算后再行分配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因弘利凯公司已被转让，现已不具备清算条件，利润分配表将原公司债务逐项清晰列明，如有遗漏债务，李红艳应举证证明，其仅以2010年8月6日会议纪要“剩余分配款项待法院确定每位股东股份份额后予分配”和审计报告不足以证明原公司还有其他债务，故对于李红艳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李红艳提出的收益分配表已经作废，不能作为分配利润最终结算的依据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入股协议》明确约定“董事会是弘利凯公司本项目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该项目的一切重大事宜，对重大问题应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定”，出资利润分配方案显属重大事项，系全体出资人参与并一致表决作出，那么废止该决议也应以严谨程度不低于决议形成时的表决程序方可有效完成，李红艳向一审法庭提交的书面异议、会议纪要等，用以证明《收益分配表》已经作废的事实，但上述证据内容并未体现《收益分配表》作废的意思，且在形式上也不符合决策程序，故一审法院对于李红艳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王国民履行了向弘利凯公司缴纳出资的义务，其认可《收益分配表》中载明的实际持股10％，认可已经收到出资款1,205,000元，收益700,000元，主张由王国民、李红艳支付剩余的投资所得收益2,435,350元，根据全体出资人约定，全部股权转让款须打入李红艳、王国成名下的共管账户，李红艳名下的共管账户应入账3038万元、王国成名下共管账户应入账3162万元，除清偿确定债务外，足以按照收益分配表向其他股东返还股本和支付利润。关于共管账户中资金的管理并未约定各自支取分配款项实行李红艳、王国成分别账户制，故李红艳、王国成负有共同付款责任。王国民主张由王国成、李红艳共同支付王国民投资所得收益2,435,350元的诉讼请求应获支持。李红艳辩称，除了本案王国民认可收到的款项外，王国民另收到王国成向其支付的12,462,000元，王国民对该款项不认可，王国成辩称该款项是其用于支付收益分配表中载明的应付债务，鉴于收益分配表中确实对于应当偿付的债务进行了明确约定，李红艳须继续举证该款项系用于支付王国民的收益，由于其对该款项关联性举证不足，故一审法院对于李红艳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至于王国民主张王国成、李红艳支付该款产生的利息，全体出资人达成分配协议时并未明确具体分配时间，关于利息没有合同约定，王国民主张由王国成、李红艳支付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判决：一、李红艳、王国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国民投资所得收益2,435,350元；二、驳回王国民要求李红艳、王国成支付利息1,745,231元以及自2020年4月30日起至支付完成时的利息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李红艳提供：第一组证据：（2014）乌中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李红艳和王国成等16人实际牵涉隐名股东法律地位及股份份额、利润分配的事项，应属于股东资格确认及利润分配的诉讼，一审法院确认王国民为隐名股东程序错误。第二组证据：（2017）新01民初51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李红艳提交的会议纪要是双方都认可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是违法的。第三组证据：1.李华学会计证证明，2.弘利凯公司银行流水单明细，3.新方夏会专审字［2011］第095号《专项审计报告》。用以证明弘利凯公司违反会计法，在没有完善的财务管理的情况下支付款项，没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造成财务漏洞，王国成及16人虚假注资，于2008年8月7日转入600万后，王国成伙同出纳会计王疆花在18天内将款项分九笔全部倒出。第四组证据：1.王国成及15名出资人身份关系的书面说明，2.2010年9月19日李红艳的申诉书，3.（2012）新民一初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4.2012年10月8日孙斌（李红艳的爱人）申诉材料。用以证明2008年7月2日王国成及15名项目出资人没有实际出资，却各自占有项目的股份。第五组证据：1.（2018）新民初17号案件中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当时双方都同意进行审计，一审法院未予审计是违法的。第六组证据：《补充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王国成带领15人在矿山打砸抢，威胁逼迫李红艳签订了账户共管协议。李红艳为了矿山正常的经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第七组证据：李光富作出的《关于收益分配表的说明》及作出该说明相应的视频，用以证明李光富没有实缴出资，没有在《收益分配表》上签字。王国民对上述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高院裁定书以及申诉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调查笔录来源不明。对第六组证据《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是复印件，没有王国民的签字。对第七组证据说明及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是自己拍摄的，自己说的，是事先准备好的。一审中也没有提出相应视频。视频资料不能证明李光富在不在场，并且李光富在不在场与张国民向李红艳、张国成主张权利没有任何关系。王国成对第一至六组的证据同意王国民的质证意见。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李光富于2016年8月6日已取得投资收益及利润，视频中说其并没有实缴，那么出资人将另行起诉李光富构成不当得利。本院对上述证据中裁定书、判决书及证据原件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据形式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据形式合法性不予确认。对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将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阐述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李红艳在二审中提交的新方夏会专审字［2011］第095号《专项审计报告》中第8至9页载明：“1.项目股份投资实际到位情况：8王国民实际投资款1,205,000元，所占股份比例3.18%。王国民等10人的项目投资额共3,856,000元，未打到鸿利凯公司账户，但是鸿利凯公司给其出具了收款收据，并且有王国成、李红艳的签章确认。在2010年8月6日从共管账户支付现金3,856,000元，所以确认投资到位”，第11页：“（十）实际投资额退还情况1.支付投资款本金如下：8王国民应返还的投资额1,205,000元，已还投资额1,205,000元”。   本院确认事实及查明事实有《入股协议》、股金收据、《出资人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资金共管证明》、共管账户存折、《收益分配表》、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民事裁定书、会议纪要、借条、起诉书、刑事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转账凭证、审计报告、接警登记表、举报材料、网上受理材料、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围绕本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收益分配表》能否作为本案的分配依据、李红艳是否应当与王国成共同向王国民支付投资所得收益款2,435,350元；第二，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弘利凯公司为原审第三人、李红艳提出的评估申请应否予以准许。   第一，关于《收益分配表》能否作为分配依据、李红艳是否应当与王国成共同向王国民支付投资所得收益款2,435,350元的问题。   1.2008年7月2日，王国成、李红艳、王国民等十八人共同签订了《入股协议》。2010年2月3日，王国成、李红艳、王国民及其他出资人共同签订了《出资人协议书》。上述协议均系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为有效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2.李红艳上诉主张王国民没有向弘利凯公司的铜多金属矿项目实际出资120.5元、未履行实缴义务。对此本院认为，（1）2008年8月7日，王国民委托王国成向弘利凯公司铜多金属矿项目出资120.5元，由弘利凯公司出具两张收据确认，收据上加盖有弘利凯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李红艳、王国成私章。（2）李红艳在二审中提交的新方夏会专审字［2011］第095号《专项审计报告》中第8至9页及第11页的内容明确确认王国民在该项目中出资到位。（3）2008年5月2日的会议记录，及同年的《入股协议书》中，都明确了王国民作为出资人的身份。王国民是《入股协议》、《出资人协议书》及《收益分配表》的合同当事人。上述事实应当认定王国民是弘利凯公司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开发项目的实际出资人，并履行了出资义务。故李红艳该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3.关于本案中《收益分配表》系复印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1）本案中王国民提交的《收益分配表》虽系复印件，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初17号案件中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东区法院(2019)新0109民初4330号判决中，李红艳对王国成提交的该《收益分配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收益分配表》每一页都有“与原件相符，李红艳”予以确认。（2）该《收益分配表》在其他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过程中以原件形式出现。（3）李红艳提供的证人李光富的证言证明李光富在《收益分配表》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主张《收益分配表》是虚假的。对此本院认为，李光富系李红艳的父亲，故不能确认其作出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同时，李光富并未申请撤销《收益分配表》，故其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收益分配表》的真实性。且李光富亦按照收益分配表退还了投资款、领取了一定投资收益。（4）《收益分配表》中确认了王国民的出资数额和应当获取的收益，李红艳、王国成亦按照分配表的约定从共管帐户向王国民退还了全部出资120.5万元、支付了部分投资收益。综合上述分析，本院确认本案中王国民提供的《收益分配表》虽系复印件，但与原件内容一致，确认《收益分配表》的真实性。（5）李红艳上诉主张《出资人协议书》《入股协议》《收益分配表》是受逼迫而签订。对此本院认为，李红艳对上述协议中其签名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其未能举证证实系受胁迫签订上述协议。其亦未提出撤销之诉。故本院对李红艳的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合上诉阐述，《收益分配表》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具有法律效力。   4.本案王国民依据《入股协议》、《出资人协议》、《收益分配表》主张投资收益，该主张应系合同纠纷并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亦不是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对于王国民是否系弘利凯公司的股东、是否有权主张公司利润分配均不是本案审理范围。   5.李红艳上诉主张存在王国民等出资人应当共同承担的宏利凯公司的债务。对此本院认为，《入股协议》中各方约定弘利凯公司原有资产及与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其他投入与实际投资人无关，与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公司债务也无须实际投资人承担。《收益分配表》将弘利凯公司该投资项目的债务逐项清晰列明。如有遗漏债务，李红艳应举证证明，其仅以2010年8月6日会议纪要“剩余分配款项待法院确定每位股东股份份额后予以分配”和审计报告不足以证明在签订《收益分配表》后其发现了还有其他与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有关的、应由项目出资人承担的鸿利凯公司的债务。李红艳该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分析，王国民依据《收益分配表》的约定主张李红艳与王国成共同向其支付投资所得收益2,435,35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第二，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弘利凯公司为原审第三人、李红艳提出的评估申请应否予以准许的问题。李红艳上诉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中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应追加弘利凯公司为第三人。对此本院认为，李红艳所依据的上述规定中的条款是关于确认股东资格及股东代表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的规定，而本案既不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也不是股东代表的诉讼、亦不是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本案王国民诉请李红艳、王国成共同支付的投资所得收益系依据《收益分配表》的约定，支付主体系李红艳、王国成，与弘利凯公司没有法律关联性，亦未损害弘利凯公司的利益。据此，李红艳申请追加弘利凯公司为本案原审第三人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未追加鸿利凯公司为本案原审第三人，程序并无不当。   李红艳上诉要求对2008年4月8日至2010年4月27日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的所有账务进行审计。对此本院认为，王国民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弘利凯公司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全体出资人共同委托李红艳办理王国成、李红艳持有的鸿利凯公司的股权转让，股权转让款归全体出资人，按出资比例分配，签订了《收益分配表》。王国成、李红艳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不属于鸿利凯公司收入，亦不属于公司可以分配的利润，应按照《收益分配表》的约定履行。该款项与鸿利凯公司账目并无关联性，故对李红艳在本案中提出的对鸿利凯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的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对此未准许审计，程序并无不当。   李红艳申请本院向阿图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支行调取宏利凯公司基本户王疆花倒账资金流水去向的证据。对此本院认为，王国民依据《收益分配表》主张投资收益，李红艳提出的上述调取证据申请事项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调取证据内容与本案事实认定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李红艳提出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李红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202.80元（李红艳已预交），由李红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卫    玲   审  判  员   何        新   审  判  员   卫        博   二 〇 二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书  记  员   古力扎努尔·艾合买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