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9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飞，男，197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复江、孙祥环，浙江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下城教育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大成巷**。 法定代表人：杨国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浙江**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震宇,浙江**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陈飞为与被上诉人杭州下城教育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教育印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3民初5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指定审判员赵魁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飞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并查明案情，依法改判为支持陈飞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教育印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陈飞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有误。一、陈飞与教育印刷公司2020年6月9日签订的《设备购买合同》已对买卖货物范围和价格作了比较明确的约定。根据《设备购买合同》第一条“将甲方设备，动力电线，含柴油叉车，废铁全部转让给乙方（保留一台模切机920，烫金机给甲方）”约定，已将买卖的货物作出明确概括性约定和例举式排除性约定。协议条文中的“动力电缆”明确为转让的货物之一，而排除于转让范围的只有“一台模切机920，烫金机”。因此，合同中虽然未有附属货物清单明细，但是对于转让货物的范围则清晰明确，并不存在约定不明。二、2020年6月10日微信注名为杨国樑一方向陈飞发送“不可搬迁清单”和告知“根据指挥部的指示，电缆，钢板评估时属于不能搬迁的设备，因此你们不能搬了”是对《设备买卖合同》所涉标的货物范围单方提出变更。不可搬迁清单中的物品原应属于《设备买卖合同》约定的货物范畴。首先，杨国樑表述的“电缆，钢板评估时属于不能搬迁的设备”，结合《设备购买合同》中“设备”一词的多处使用，可知“设备”一词应作广义的理解包含电缆、钢板、叉车等在内，而非仅限于印刷机器设施。因此，合同中的“设备总价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即为包含电缆、钢板等在内的货物总款项为贰佰万元。其次，不能搬了是因为根据指挥部的指示，而不是根据合同约定。换言之，此前对于“电缆、钢板”的合意是可以搬的，但是6月10日时杨国樑却以“指挥部的指示”为由，不同意陈飞搬走“电缆、钢板”。再次，“因此你们不能搬了”中的“因此”表达了一种与原合同本意相反的结果。故无论是从合同约定的文字文意上，还是从杨国樑的言语中，不可搬迁清单中的“电缆、钢板”都属于《设备买卖合同》中的标的货物。因而，教育印刷公司单方提出将“不可搬迁清单”中的标的货物排除，即是其单方提出了对原合同的变更。三、无论是一审认定的“协议补充”，还是合同的变更，都应按照法律规定来认定双方有无达成新的合意、成立新的合同。“协议补充”、“合同变更”的结果其实质仍是成立新的一份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规定，若有达成新的补充协议或变更合同，对于教育印刷公司提出排除“不可搬迁清单”中货物的单方要约应有陈飞同意的承诺。但是本案中，一审判决错误地以陈飞未提出异议为由且支付合同全款，即认定陈飞同意了教育印刷公司提出的剔除“不可搬迁清单”中标的货物的意思表示从而是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或根据交易习惯、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而未提出异议的默认只有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因此，陈飞认为一审判决未能正确适用现行有效法律规定，应属适用法律错误。四、教育印刷公司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交付货物，除应依合同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向陈飞赔偿或支付相应减少的价款。根据2020年6月9日双方签订的《设备购买合同》价款200万元，包含了“电缆、钢板”。对于次日教育印刷公司应违反合同约定不准备将电缆、钢板等货物交付于陈飞，并将上述货物以所谓指挥部指示为由转让于第三方，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第3款约定，教育印刷公司应当承担向陈飞赔偿40万元的违约责任，以及向陈飞赔偿或支付未交付部份货物等同价值的款项。综上，陈飞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有误，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案情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陈飞的一审诉请。 被上诉人教育印刷公司辩称，一、陈飞主张基于《设备购买合同》，教育印刷公司即要将大成巷8号范围内（模切机920、烫金机除外）的“所有机器物件”都交付给陈飞，无事实依据。首先，从缔约背景和目的看，本案的背景是2020年6月教育印刷公司位于下城区大成巷8号的印刷厂面临整体搬迁，教育印刷公司需要在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指挥部要求的搬迁工作，尽快处理印刷设备及附属物品，因此教育印刷公司才低价处理其印刷设备。陈飞也正是在得知该背景后，才经人介绍与教育印刷公司磋商、购买印刷设备。其次，就合同订立时的现状看，陈飞上诉称“甲方设备”的设备两字应该做广义的理解，指教育印刷公司所拥有的一切机器物件。在本案一审中，双方均确认案涉合同签订时，买卖合同所指向的大成巷8号范围内，除印刷设备外还存放着空调制冷设备、环保设备、市政电力设备、监控设备等，陈飞在一审中又明确教育印刷公司所拥有的上述非印刷设备不在买卖范围之列。从陈飞的该一审陈述和二审主张可知，案涉协议所约定的“设备”，不能仅简单地作文意解释，亦不能从“设备”两字推断出所有机器物件都是买卖标的物的结论，“设备”其中蕴含着双方当事人特定的、专门的指向，故陈飞以协议约定了“设备”二字为由，即要求教育印刷公司交付当时大成巷8号内的所有机器物件，其主张不能成立。再次，从协议的文意看，案涉合同第一条约定“将甲方设备，动力电线，含柴油叉车，废铁全部转让给乙方（保留一台模切机920，烫金机给甲方），设备总价人民币贰佰万元”。前半句中“甲方设备”、“动力电线”、“柴油叉车”、“废铁”显然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陈飞以此主张“设备二字即全部”，即代表全部物件设施，与协议的文意也不符。括号中约定保留的模切机920、烫金机都是印刷设备，正佐证了约定的“甲方设备”为甲方印刷设备，而非甲方所有设备。后半句中约定了设备总价为200万元，而对“动力电线”、“柴油叉车”、“废铁”未约定转让对价，也说明对这些陈飞认为未交付的、印刷设备以外的附属设施，是一种附赠行为，本身无对价。最后，从案涉协议签订的后续行为看，2020年6月10日教育印刷公司向陈飞发送从拆迁实施单位获取的《不可搬迁设备清单》，根据常理，如双方在签约时的本意为“打包买卖”，但协议签订的第二天教育印刷公司即“表示违约”，而陈飞在收到《不可搬迁设备清单》无任何负面情绪，而只是在微信上发送了一个“哭脸”的表情。对于陈飞所谓的重大违约，陈飞在第一时间反应恰恰也能推断出其此时绝非第一次知晓部分设备不能搬走，印证了教育印刷公司所述在协议签订时曾口头告知过陈飞部分设备不能搬离的事实；另一方面，从此时起到协议全款履行有20天之久，陈飞始终未对交付范围提出过最起码的交涉，也足以确信双方对在最开始案涉协议约定的“设备”绝非文字意义上“全部设备”，也足以确信陈飞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对部分设备不可搬迁的事实是明知且有预期的。二、退一步说，即便原合同中“甲方设备”的含义不明晰，案涉《不可搬迁设备清单》是教育印刷公司对原合同的补充和明确，陈飞此后按协议约定支付全额款项，属于对案涉协议和《不可搬迁设备清单》内容的实际履行，对该双方均一致追求的实际履行行为，不宜再予以事后干涉和调整。对于陈飞提出的本案中双方未达成新的合意的观点，教育印刷公司认为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补充协议既可以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订立，也可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行为来产生补充合同成立的法律后果。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虽然在6月9日双方所签订的《设备购买合同》中未对买卖的设备范围通过列“交付清单”的方式予以明确，但6月10日，教育印刷公司将“不可搬迁清单”有效送达给了陈飞，陈飞在接到告知后，继续推进协议的按原有约定价格履行，说明双方从意思表示上对“不可搬迁清单”中的物品不用交付的事实是认可的，故“不可搬迁清单”属于对原协议的补充约定和明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同时，结合《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实际履行行为也能构成合同的成立，而实际履行的内容即为合同内容。6月9日签订的案涉协议、6月10日发送“不可搬迁清单”，固定了双方货物买卖的意思表示；再退一步说，即便到此时双方的约定仍不明确，6月28日，教育印刷公司结合协议和“不可搬迁清单”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陈飞不但接收了货物，并按原协议约定的200万元支付了对价，实际上是对买卖合同中出卖方履约义务的认可。三、教育印刷公司已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按照案涉合同和补充协议交付了全部货物，并不存在将不可搬迁设备交付给第三人的事实，而陈飞没有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法律规定的减损义务，对于此类行为不宜予以司法的保护。综上，从此次交易的利益平衡看，教育印刷公司交付给陈飞的印刷设备的投入价值远在200万以上，即便考虑折旧等因素，其价值也远远超过200万。教育印刷公司仅仅以200万的对价转让给陈飞，一是出于教育印刷公司作为国有转制企业，必须及时配合拆迁这一区政府中心工作的考虑，二是出于法定代表人即大股东杨国樑年事已高，想尽快处置企业资产、借此次搬迁为企业的经营完成收尾的个人考虑，200万的转让价格已经十分优惠，陈飞也已经从中赚取了高额的利润。教育印刷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案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教育印刷公司赔偿陈飞设备款610405元并从2020年6月2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还清止；2.教育印刷公司支付违约金400000元；3.教育印刷公司承担本案保全费、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一）2020年6月9日，陈飞（乙方）与教育印刷公司（甲方）签的《设备购买合同》一份，约定：将甲方设备，动力电线，含柴油叉车，废铁全部转让给乙方（保留一台模切机920，烫金机给甲方）。设备总价2000000元不含税。签订合同之日乙方支付甲方定金200000元。设备出厂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前，6月25日可以走部分设备。乙方配合甲方的生产进度，甲方配合乙方设备出厂事宜。设备出厂时乙方全款付清给甲方，甲方违约另卖他人赔偿乙方双倍定金，乙方违约定金作为损失赔偿给甲方。甲方保证所有设备无任何债务纠纷，保证设备安全出厂。设备拆卸运输费用由乙方负责。设备搬运过程中甲方配合乙方设备清场。同日，陈飞支付定金200000元。 （二）2020年6月10日，教育印刷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樑通过微信向陈飞发送不可搬迁设备清单，告知陈飞根据指挥部的指示，清单中设备属于不能搬迁的设备。陈飞在微信中回复哭脸表情。2020年6月28日，陈飞前往教育印刷公司的印刷厂搬运设备，教育印刷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樑再次通过微信向陈飞发送加盖有教育印刷公司公章的不可搬迁设备清单。当日晚上，陈飞支付最后一笔合同款。杨国樑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设备款2000000元，整厂收购货款已结清。嗣后，陈飞以教育印刷公司违反《设备购买合同》的约定，未交付不可搬迁设备清单中的物品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陈飞与教育印刷公司签订的《设备购买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案涉《设备购买合同》对买卖的具体货物、数量未作出明确约定，双方可以协议补充。教育印刷公司在合同签订的次日向陈飞发送不可搬迁设备清单，陈飞对此未提异议且仍按照合同约定全额支付剩余货款、搬走其余设备等。从双方的上述行为可见，双方对案涉《设备购买合同》的买卖货物、数量等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并已达成一致意见。陈飞主张教育印刷公司违约，缺乏相关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陈飞以教育印刷公司违约为由要求其按不可搬迁设备清单上的货物赔偿设备款、支付违约金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94元，减半收取6947元，由陈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陈飞向本院申请对案涉不可搬迁设备清单中的设备进行价值鉴定。 本院对上述申请评判认为，鉴于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不可搬迁设备并非双方确定交付的买卖标的物，故上述鉴定申请并无必要，具体理由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进一步阐述。对上述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设备购买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买卖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但一般应包括当事人名称、标的物种类、型号、数量、价款、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具有可操作性内容的约定。本案中，首先，案涉《设备购买合同》并未对买卖标的物具体名称、型号、数量等作出具体明确约定，仅凭上述《设备购买合同》难以实际履行，需要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就交付的具体标的物以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另行确定。其次，根据陈飞提交的其与教育印刷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樑微信记录显示，杨国樑在微信中二次向陈飞发送案涉的不可搬迁设备清单，现未有证据证明陈飞对此提出异议，亦未提出要求减让价款等主张，并按照合同约定陆续支付完毕200万元价款并搬走相应设备，应视为双方就具体交付的标的物以微信沟通及实际行动达成了一致，涉案不可搬迁设备不属于双方确定的应交付标的物。故一审据此认定双方对案涉《设备买卖合同》的货物及数量等进一步明确且达到一致意见，并无不当。综上，本院认定教育印刷公司按约交付了标的物，陈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94元，由陈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赵 魁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林叶红 书 记 员  刘沁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