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77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景莹，女，汉族，1986年9月20日生，住徐州市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上海市协力(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尧，男，1986年1月21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放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中山北路盛佳大厦**。法定代表人：刘尧，该公司经理。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恒，江苏铸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景莹与被上诉人刘尧、徐州放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放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3民初6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景莹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19)苏0303民初629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的辩解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对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1、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转款记录及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被上诉人始终认可不止一次向上诉人做出还款的意思表示，且所借款项已经部分偿还的事实，足以证实上诉人出借给刘尧累计91.5万元人民币的借贷关系是真实有效的。如果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做出还款的承诺，这既不符合常理也与事实不符。2、被上诉人辩称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并说偿还上诉人部分款项是为了安慰上诉人，显属违反常理且依据不足。首先，双方之间没有书面或口头约定为合伙关系，也没有对于合伙事项内容、出资、期限、盈余分配、亏损承担等做出过约定，被上诉人辩称的合伙关系不具备合伙成立的条件，上诉人自始自终也没有认可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其与案外人秦某,4的谈话录音，用于证实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但不让秦某,4出庭，所提供的录音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上诉人为了使原审法院能够查明事实，庭后带着秦某,4到庭并做了谈话笔录，谈话笔录称“我对刘景莹与刘尧之间的事情不知情，刘尧拿与我之间的录音作为证据我不认可。我与原、被告双方从未口头或者书面约定为合伙关系，我对刘尧用录音证明我们三人是合伙关系不认可……我不知道他向我说明过什么情况，从来没有说过项目分红、合伙什么的”，可以证实双方乃至三方之间不是合伙关系，也没有就合伙事宜进行过沟通协商，而原审法院对于足以证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关系的证据避而不谈，显属不当。再次，被上诉人提供的《项目许可申请表》、《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申请登记表》为被上诉人单方制作，上面载有“联系人刘景莹、职务总经理”字样的内容为被上诉人自行填写制作，上诉人在本案审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同意过被上诉人使用其名字等进行申报，且所填事项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不是放勋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没有和上诉人签过任何的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等，也没有向上诉人支付过任何报酬。根据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该公司的总经理为执行董事刘尧兼任而非上诉人，因此该申请表所填“刘景莹为总经理”字样的内容是虚假的。虽然该申请表上加盖有“徐州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只能说明徐州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审查不严，不能作为对上诉人不利的证据使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行政许可决定载明的演出项目联系人为刘尧而非刘景莹，足以证实上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更不能作为对上诉人不利认定的证据。最后，上诉人为了使被上诉人能够办成音乐会的付出，不能被简单的认定为一起筹办项目而进行的所谓投资。被上诉人在答辩状及庭审中一直认可“答辩人和原告系多年发小关系，一直以来关系良好，彼此较为信任”，正是基于这种两小无猜的关系和感情，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大量资金才没有其出具书面的借条或者借据，只是在微信聊天时进行了多次确认，被上诉人也多次承诺会偿还。结合案外人秦某,4的谈话笔录可以证实，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由此可以证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应当偿还相关款项及利息。综上所述，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评判，不能按照一般的借贷行为表象来认定，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和陈述，被上诉人的辩称不足以对借贷关系产生合理怀疑，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及放勋公司为刘尧设立的一人公司的事实，两被上诉人对所借款项及利息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被上诉人转给邢某,4的100900元，并不是其帮上诉人偿还的，而是上诉人向邢某,4本人所借的款项。他还的是这笔款项，所以说100900元，不应当在上诉人诉请中进行扣除。二、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就本案而言，上诉人除了提供转账凭证，还有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以及案外人秦某,4的谈话笔录等证据，不符合该条款规定的情形，属于适用错误。另根据该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属于债权凭证，不能将“债权凭证”狭义的理解为仅指借据、收据、欠条。如果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也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或者认为双方之间就合伙关系已经达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理，不应当直接以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刘尧、放勋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针对上诉人一审中所谓被上诉人转款均系借款的主张，一审法院查明了如下事实：根据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证据、项目活动申请表、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申请登记表等证据。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案涉音乐节项目进行了深度合作，实际系合伙关系。上诉人作为投资人（实际出资），项目总经理，全程参与了音乐节项目。并在项目回款后分得了部分款项。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等证据，查明了上诉人主张大额转款系借款，大额贷款后出借款项，向案外人借款后转借被上诉人，且均不要求被上诉人书写借条凭证的行为不符合一般社会认知，违背常理。一审法院结合上述两点事实，对借贷合意、借贷关系合理怀疑，事实分析结论合情合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适用错误。被上诉人认为恰恰相反，一审法院适用该条款的理由应为，在被上诉人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等不能构成否认双方合伙关系存在并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强势证据，故视为未能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上诉人主张基于借贷关系成立，要求偿还借款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定，合伙人未经合伙清算，直接起诉要求退还合伙资金是不能得到支持的。《合伙企业法》第61条规定，合伙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后，应当先清偿招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再清偿所欠税款，然后清偿合伙债务，如果有剩余的返还合伙人的出资，仍有剩余的，由合伙人分配利润。本案中合伙各方未进行清算前，人民法院无法进行债权债务的实际审理及分配，故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二、上诉人所作的陈述系虚假陈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上诉人作为总经理及主要负责人，全程参与到项目之中，实际参与并负责了前期策划、艺人对接、对外宣传、场地安排、现场调度、人员管理及票务收款等各项工作。如不是因为投资人的身份，为何要不计时间精力，并不索取酬劳的投入到涉案音乐节项目中。案外人秦某,4（另一投资人），在答辩人提交一审法院的录音中明确认可合伙关系存在，后在上诉人要求下到法庭作出相反陈述系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的虚假陈述，因案外人秦某,4作为合伙人之一与上诉人具有类似的情况，即如果上诉人的投资款被认定为借款，可被追回，秦某,4的投资款的性质也可能被否认，并可继续向被上诉人进行追偿。可见，秦某,4第二次所做的相反证言显然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违背了事实情况。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应予维持。刘景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尧、放勋公司偿还刘景莹借款63万元及利息（利息以63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由刘尧、放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费用。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刘景莹变更诉请为：1、判令刘尧偿还刘景莹借款本金519940元及利息（利息以51994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放勋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刘尧、放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费用。事实和理由：刘尧以经营需要为由自2018年至2019年间陆续向刘景莹借款，刘尧在偿还刘景莹部分借款后尚有余款63万元一直不予偿还，后虽经刘景莹多次催要但一直未果。现刘景莹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查明，刘景莹自2018年12月14日至2019年4月23日通过支付宝向刘尧转账20笔共计45万元；通过微信于2019年3月1日向刘尧转账5万元、4月27日转账4万元；通过江苏银行于2018年12月14日向刘尧转账10万元、2019年4月17日转款7.5万元。期间，刘尧还使用刘景莹的中国银行信用卡刷卡20万元，2019年10月20日至10月25日，刘景莹己陆续偿还上述信用卡20万元。刘景莹提供的与刘尧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8年12月18日）刘景莹：支付宝刚转了你一万六五十万整给我打欠条！按指印！刘尧：管。（2018年12月22日）刘尧：我还欠你五十万来，这点你不要担心。刘景莹：我这有个朋友有个能短期用的钱六一得还是人要结婚的聘礼钱九万我先给借了回来你叔那边能周转了还给他刘尧：聘礼！刘景莹：嗯刘尧：奥体让我打押金了，下午设备进场，我这一会去我小姑那拿钱刘景莹：这九万我已经借了马上到账到账我就转给你反正也不要利息应个急刘尧：行，票款回来先还人家，结果是大事。”。刘尧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刘尧认为其回答“管”是对刘景莹之前说的“支付宝刚转了你一万六、五十万整”说的回复；刘尧说“我还欠你五十万来”是出于安慰刘景莹，当时因为假期调整，所以演出时间是临时往前调整的2019年4月27日，刘尧怕计划打乱了，所以刘景莹比较担心，刘景莹前期贷款投资这个项目，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刘尧就说还欠她50万元。这个项目是以放勋公司名义做的，要经过政府审批，所有从刘景莹处得到的钱都用于这个项目了。刘景莹另提供了2019年9月25日与刘尧的通话录音，内容为：“刘景莹：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次音乐节我也全程没有参与，以后我也不可能参与，你是不是跟我绝交了。刘尧：对。刘景莹：那咱俩既然绝交了，从去年的十月份到现在，我就不说利息什么的了，我反正一共给了你大概有五十五，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钱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打算过要还给我。刘尧：没有，谁说我没有打算还给你，包括那天我也给秦某,4说这个事情。刘景莹：你就没打算还给我是吧。刘尧：不是的，我跟秦某,4说这个事了。刘景莹：我不管你跟秦某,4说什么，我现在我就问你。刘尧：怎么没打算还给你的，我从来也没说过不给你钱。刘景莹：那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以后会还给我吗？刘尧：对啊，那肯定的。刘景莹：还有一点就是，十月份的时候，我有二十万要逾期了，这个卡我都没拿到手你就刷走了。那这个二十万逾期我怎么办？刘尧：我现在也，邢某,4昨天也问我要钱。刘景莹：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二十万要逾期了。大概会到十月中下旬。具体几号我不知道，得看你当初刷卡的日期。刘尧：我看怎么给凑凑呗。刘景莹：那反正就这样了呗，反正你自己心里面有个数就行好吧。刘尧：嗯好。刘景莹：因为咱俩所有的转账聊天记录什么的也都在这，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也不会催你，大概利息什么的我自己付了的我就自己付了。然后现在咱俩大概有五十多万的中间这个事，反正你以后有钱了你再给我。刘尧：我不会赖你这个账的。”。刘尧对该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录音中没有明确刘景莹所谓款项转入系借款。其中刘尧回答“对”是仅对刘景莹问刘尧是否与其绝交的问题回答；对刘尧说“我给你凑凑”是因为20万元是刘尧直接刷刘景莹的信用卡刷出来用于音乐节合伙项目的，是刘景莹办好贷款额度，将信用卡交给刘尧，让刘尧用POS机刷出来，20万元已经全部用完，该款刘尧没有还。贷款快到期了刘尧作为朋友也很着急，双方也一起有合伙项目，所以说给刘景莹凑凑，刘尧替刘景莹还，刘尧说不会赖账是因为双方是多年的朋友关系了，音乐节的生意赔钱了，刘尧也不想刘景莹亏钱，但不能证明是刘尧向刘景莹借款。关于秦某,4，即音乐节项目的另一合伙人，刘尧始终提到其已经向秦某,4说明了情况，说明双方及秦某,4实际就音乐节项目进行了合作并就相关分红及风险承担进行协商。刘尧提供了与刘景莹的微信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中载明：“（2019年3月23日）刘景莹：淘宝永乐上票了，不过没人买刘尧：淘宝我看看本来也没几个销量。（2019年3月27日）刘尧：二手也同意调整了，可以宣传一波，为观众着想了，明天我再跟公安打个招呼。刘景莹：嗯。主要还是要把公众号和微博文章写出来，上朋友圈广告和抖音都需要。刘尧：这么做也算是攒口碑了刘景莹：别着急刘尧：嗯刘景莹：明天你先去忙你的，我明天写一写拉赞助的置换方案。主要是咱宣发是自己做的正常宣发是包给传媒公司的。(2019年3月30日）刘景莹：抖音推广（文件）没那么贵，但用起来也不便宜咱招商吧都市晨报刘尧：招（2019年4月4日）刘景莹：我是想和你说我回来把我这些贷款的卡的号都给你万一我怎么了你想办法按时帮我还上。不管这个音乐节的事办的怎么样。刘景莹将抖音平台艺人肖像授权发给刘尧刘尧：我收好了（2019年4月13日)刘景莹：哥你就是睡地打滚也得把钱整来刘尧：肯定的。调休的恼人有很大关系刘景莹：可是这个真没办法控制刘尧：不可抗力！你说咱没宣传出去吧，连黑河都有人买票。刘景莹：可咱改不动时间也没法派票只能过难关干下一届这一次你就得整素材下次就有宣传片了乐迷反馈还能给意向赞助方看。主要怨放假其实咱办完完全可以继续给著名音乐人啥的发私信总能求到帮助的先把这一次给撑下去绝对行。（2019年4月16日）刘景莹：今天你去找咱叔吗刘尧：去找刘景莹：我看了，我只有借十二个月有先息后本六个月没有咱俩的还是不一样我想了能借一点是一点一定得做完一起想办法刘尧：嗯一定我昨天晚上整理证件什么的弄到三点多刘景莹：别有心思这周一定把钱凑起来我也在四处借刘尧：好的你也辛苦刘景莹：不辛苦秦某,4肯定能凑点刘尧：昨天跟他聊一晚上，他主动问我后边还得多少刘景莹：我去找塑料看看她能不能借点。哎啊一起想办法刘尧：抖音宣传今天费用就没有了，还充值吧刘景莹：我觉得要充你觉得呢我感觉还是有用的刘尧：再充五千块钱的刘景莹：嗯嗯宣传还是要铺刘尧：管我联系那伙计（2019年4月20日）刘景莹：一定得把钱挣回来哎刘尧：一定得挣（2019年4月21日）刘景莹：信用卡明早刷出来刘尧：好的我刚给奥体付完款刘景莹：邢某,4的明早我见她面给借出来她不放心我给她写个借条反正明天到位那是刘尧：行管行刘景莹：秦某,4那边抵押的你回来看看明天是不是得给艺人打款了。（刘景莹称能借一个朋友的聘礼钱9万元，聊天记录内容同上）”。刘景莹对刘尧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从刘景莹借钱给刘尧开始刘尧只有一个人去运营他的项目，音乐节当天他用的工作人员都是刘景莹的学生，就是为了节约成本。刘景莹也考虑到刘尧只有挣钱才能把钱还给刘景莹，所以刘尧让刘景莹帮他，刘景莹就帮了。并且，刘尧也认可刘景莹贷款20万元由刘尧偿还，但其一直没还。刘景莹提到资金问题就是因为担心活动搞不起来，出借的款项刘尧无法偿还。刘尧称其于2018年7月下旬与刘景莹共同拿着《项目许可申请表》、《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申请登记表》到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申请营业性演出许可证。《项目许可申请表》载明：活动名称：2019徐州幸福现场音乐节起止时间：2019年4月27日活动地点/路线：徐州市奥体中心主体育场。承办者情况：名称徐州放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全责任人：刘尧职务：法定代表人联系人：刘景莹职务：总经理。在该申请表“场所管理者意见”一栏加盖“徐州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印章。《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申请登记表》载明：“申请人：徐州放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演出组织、演出代理等法定代表人：刘尧主要负责人：刘景莹。”刘景莹否认其系放勋公司的总经理，认为上述两份证据是刘尧单方制作的。刘尧还举证了一组照片、微信截图，证明刘景莹以核心成员的身份全程亲自参与了音乐节的策划和售票、宣传等每一个环节。刘景莹系筹办该项目的合伙人之一。刘景莹主张的借款实为与刘尧一起办项目的投资款，刘景莹主张的借贷关系与事实严重不符。刘尧称在双方及案外人秦某,4以合伙人的身份共同筹办音乐节项目后，刘尧将项目收益款转给了刘景莹及当时出借资金的刘景莹的两个朋友许艳、邢某,4。具体为：2019年4月30日，刘尧通过支付宝向刘景莹转账1万元、2019年5月14日，刘尧通过农行账户向刘景莹转账2000元、2019年6月8日转账3000元、2019年6月24日转账1000元、2019年8月16日转账2万元。2019年5月13日，刘尧向案外人许艳转账10万元、2019年6月6日，刘尧向案外人邢某,4转账8万元、2019年7月22日，刘尧向邢某,4转账100900元。刘景莹收到刘尧转款21416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刘景莹基于借贷关系主张刘尧返还借款，则刘景莹应当对刘景莹、刘尧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刘景莹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后果。一、从刘景莹提供的交易明细分析。通过该交易记录可以看出，刘景莹自2018年12月14日至2019年4月27日分别通过支付宝、微信、江苏银行卡向刘尧转账合计71.5万元，加上刘尧刷刘景莹的中国银行信用卡20万元，上述共计91.5万元，刘景莹自认刘尧已偿还部分借款,起诉要求刘尧返还剩余借款。刘尧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是借款，并提供了刘景莹、刘尧之间大量关于音乐节筹办前后双方共同协商包括票务宣传、项目推广、资金筹措等诸多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照片等证据。刘景莹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刘尧抗辩刘景莹的转账行为并非借贷关系成立中的“交付行为”，且刘尧对其该主张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此时，刘景莹仍应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刘景莹提供的“转款凭证”能否达到证实其诉讼请求的目的应当与其提供的其他证据结合起来综合评判。二、从双方提供的录音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分析。在刘景莹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刘尧在刘景莹问“钱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打算过要还给我”以及刘景莹提到有20万元逾期的问题时回答，“谁说我没有打算还给你，包括那天我也给秦某,4说这个事情。怎么没打算还给你的，我从来也没说过不给你钱。我给你凑凑。我不会赖你这个账的”，对此刘尧解释为，“20万元是我直接刷刘景莹的信用卡刷出来用于音乐节合伙项目，是刘景莹拿卡给我的，20万元已经全部用完，这个钱我没有还。贷款快到期了我作为朋友也很着急，我们也一起有合伙项目，所以说给她凑凑，我替她还，我说我不会赖账是因为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关系了，音乐节的生意赔钱了，我也不想她亏钱。但并不能证明刘尧向刘景莹借款。”，在刘尧提供的与刘景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景莹多次提到关于资金筹集的问题，如：“（2019年4月4日）刘景莹：我是想和你说我回来把我这些贷款的卡的号都给你万一我怎么了你想办法按时帮我还上。(2019年4月16日）刘景莹：我看了我只有借十二个月有先息后本六个月没有我想了能借一点是一点一定得做完一起想办法别有心思这周一定把钱凑起来我也在四处借我去找塑料看看她能不能借点。（2019年4月20日）刘景莹：一定得把钱挣回来。”。通过上述证据及双方陈述，虽然在刘景莹的证据中，看似刘尧做出了“还款承诺”，但刘尧对此作出的解释符合常理；虽然刘尧确实使用了刘景莹的银行卡刷出20万元并将该笔款项用于该音乐节项目，但从刘尧提供的与刘景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刘景莹多次表达双方共同筹资资金的意思，如果20万元银行贷款属于借款，也就是说刘景莹从银行贷款后再出借给刘尧，且刘景莹不要求刘尧出具任何借款凭证，刘景莹亦不收取刘尧的利息，则刘景莹将面临自己偿还银行贷款后向刘尧追讨“借款”的巨大风险，并且刘景莹还帮助刘尧向包括邢某,4在内的案外人进行大额借款，刘景莹的表现明显与其陈述该笔款项属于借款不相符，法院对该20万元属于借款产生合理怀疑。结合上一点分析，刘景莹参与了音乐节项目的大量工作，资金问题是举办音乐节项目的关键一环，因此，对刘尧称该20万元并不是刘尧向刘景莹的借款，予以采信。刘景莹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否证实其主张也与此同理。三、对刘尧提供的证据的分析。（一）从刘尧举证的《项目许可申请表》、《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申请登记表》可以看出，刘景莹作为总经理（主要负责人）提出营业性演出许可申请，虽然刘景莹认为上述两份申请表系刘尧单方制作不予认可，但申请表中有“徐州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作为场所管理者加盖的公章，且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于2019年2月20日对案涉音乐节项目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上述两份申请表可以作为证据采纳，申请表所载明的信息也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刘尧另举证了刘景莹参与该音乐节策划、售票、宣传等环节的照片以及在音乐节项目结束后刘尧将项目所得收益款转给刘景莹及当时出借资金给刘景莹的案外人许艳、邢某,4，以证明刘景莹系筹办音乐节项目的合伙人之一，刘景莹所主张的“借款”实为与刘尧一起筹办项目的投资款。刘景莹对相应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刘景莹亦认可收到刘尧转款214160元。通过分析双方举证及各自陈述，刘景莹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根据法律规定，刘景莹提供转账、存款凭证等交付凭证，未提供借贷合意凭证，刘尧以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为抗辩，并提出证据足以对借款关系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刘景莹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提供证据。刘景莹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如刘景莹认为与刘尧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则刘景莹应举证其向刘尧转款时与刘尧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而刘景莹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应承担不利后果。综合双方举证及各自陈述，刘景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对刘景莹要求刘尧返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在录音中刘尧向刘景莹表达“我从来也没说过不给你钱”以及双方在2018年12月2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尧称，“我还欠你五十万来，这点你不要担心”，刘尧的陈述是否表明刘尧应通过其他法律关系向刘景莹履行责任，法院对此不再做评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景莹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庭审中，刘景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上诉人在政务服务网自行下载的演出经纪机构申请登记表样表。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申请登记表样式不一致，而且演出许可证上面主要负责人是空白，并没有体现出是上诉人刘景莹。证据二、收支明细。证明被上诉人支付给邢某,4的100900元，是其二人之间的债务偿还，并非替上诉人偿还上诉人所欠邢某,4的款项。证据三、证人秦某,陈某,4、邢某,4出庭作证，证明刘景莹、刘尧和秦某,4不是合伙关系，是借款关系。音乐节是被上诉人个人所做的，并没有合伙人。被上诉人支付给邢某,4的100900元系他们之间的债务偿还，并非替上诉人偿还上诉人所欠邢某,4的款项。针对该证据，刘尧、放勋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正本上所载明的，有关于个人信息部分，仅有法定代表人刘尧，与事实相符，没有出现被上诉人的名称，与事实也不违背，仅是该演出许可证载明内容不包含上诉人，并不能否认上诉人的身份。对演出经纪机构申请登记表样表，其下载渠道不明，且该登记表样式是否与被上诉人提供一审法院登记表一致，不影响提供该登记表的真实性。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所提交一审法院的申请登记表真实性及所盖的公章有误，应当向一审法院或者在二审中申请鉴定。不能仅凭一张来源不明的样表来证明其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100900元跟上诉人说的是内容是不符的。邢某,4和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刘景莹与邢某,4之间是闺蜜、同事，邢某,4是不可能对被上诉人直接进行借款的。证人秦某,4的证人证言与前期的聊天记录，录音证据严重不符，基于与其自身利益的相关性，其作出虚假陈述的可能性较大。根据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秦某,4之间有明确的投资、合伙关系，证人当庭否认可以看出是虚假陈述。对证人陈某,4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对其尚有欠款，证人与被上诉人的女朋友也素有矛盾，故陈某,4的证人证言也不应当被采信。对于邢某,4的证人证言，其陈述与基本的银行交易记录不能对应，也不能自圆其说。其主张的借款，实际上是其向上诉人刘景莹进行的款项出借，并非向刘尧进行的转账和出借。后期属于直接借款的，被上诉人也已进行了偿还。刘尧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刘尧和秦某,4的聊天记录，证明秦某,4当庭所作的证人证言及一审所做的笔录，均是虚假陈述，与事实不符，秦某,4在聊天记录中明确其是作为投资人参与到音乐节项目的合伙关系当中。对以上证据，刘景莹质证认为：首先证据的形式不完整，仅仅是截取部分聊天内容，无法证实该聊天信息的真实意思。且该聊天记录内载明的合作协议没有显示其具体内容，也无法证实其合作的事项是什么。秦某,4在庭审中也说双方在之前就存在合作。单凭被上诉人截取的部分聊天内容，无法证实双方聊天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为秦某,4愿意投资音乐节。该聊天记录也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将该合作协议向上诉人出示过，或者要求上诉人签订相关协议，而且秦某,4在庭审中也称其和上诉人之前并不认识。如果说其二人不认识，就谈不上合伙合作的事情，结合三个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为借贷关系，而非合作关系或者合伙关系。即使被上诉人和秦某,4之间存在合作或者合伙关系也不能推定二人和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作或者合伙关系。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经法院对全省关联案件和套路贷、职业放贷人名录的查询，刘景莹不构成套路贷，不是职业放贷人。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刘景莹基于借款关系提起诉讼，主张刘尧、放勋公司偿还借款。而借款关系的基础事实不仅包括款项的实际支付，还应包括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事实上，刘景莹虽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支付宝及微信转款记录等证明其向刘尧转账71.5万元，且刘尧使用其中国银行信用卡刷卡20万元，但其未能提供借款借据等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一审中刘景莹提交的录音整理资料、微信聊天记录等亦不足以证明刘景莹转账给刘尧的款项系出借款项。其次，刘尧虽对收款事实予以认可，但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对此，其提交照片、微信聊天记录、微信截图等证据证明刘景莹以核心成员的身份参与了音乐节的策划和售票、宣传等每一个环节，刘景莹主张的借款实为与刘尧一起办项目的投资款。结合双方仅为发小关系，涉案款项金额较大，但刘景莹对借款合意以及借款利息、借款期限等均陈述不清，且没有借条，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本案款项形成借贷关系。综合本案举证情况，刘景莹作为提起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其举证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刘景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上诉人刘景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峰审 判 员  孟文儒审 判 员  谢立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许 丽书 记 员  彭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