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民终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优通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霞西路**（绍兴市越州轻纺市场）外贸大楼**。 法定代表人：陈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刚，浙江杰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吉荣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迪，住所地绍兴市迪荡湖路**-2205 法定代表人：王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丽，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丁汀，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优通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吉荣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8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优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优通公司的原审诉请，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具体为：一、本案争议的9批货物系双方之前买卖合同中约定需要交付的货物，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查明。双方在4份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货物数量和单价，上述合同约定数量比对2019年6月5日《优通---吉荣对账单》，通过统计如果未将双方争议的9批货物数量计算在内的话，其中粘胶亚麻竹节数量仅为405787米，21全棉竹节破卡数量为138798.5米，30粘麻数量为17803.9米，此时如果将争议的9批货物数量统计在内的话，刚好与4份买卖合同约定的数量相近，这说明双方所争议的9批货物在对账之前双方是明确约定系之前买卖合同约定所需交付的货物，并非合同之外另行增加的货物，至于为何会产生实际交易金额为12991688.18元，而4份合同交易金额仅为893万元，这是因为2019年1月份之前，吉荣公司2018年年度尚有2770993.67元的款项未清，同时2019年度吉荣公司又向优通公司采购的了4份合同以外的其他产品，一审法院仅凭2019年吉荣公司的汇款金额就简单的认定争议9批货物不属于4份合同约定范围内，以此推定系优通公司单方面多交付的货物，甚至将其认定为代为保管的货物，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二、对于2019年6月5日《优通---吉荣对账单》，优通公司在一审时以书面的形式进行了情况说明，明确未将争议的9批货物一并进行对账，是因为上述对账单上所显示的所有货物吉荣公司都已卖出，只有争议的9批货物一直未销售出去，按吉荣公司的意思先结算已售出的货物，其余货物暂不结算，否则后期货款吉荣公司将停止支付，那时考虑到资金回流的问题就暂时不结算剩余9批货物，未计入之前的对账单。三、一审法院对于赵某签字的2019年6月5日《优通---吉荣对账单》的认定错误。双方在4份合同中已约定货物数量，优通公司以此交货，明显是在履行合同交付义务，赵某并非优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仅是兼职业务员，无法确认“代存吉荣仓库”，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发生变更错误，退一步讲，即使“代存吉荣仓库”是有代为保管的意思，但出具人是赵某个人，未经优通公司追认。在货物也已全部交付的情况下，优通公司只需向吉荣公司主张货款即可，何必去变更双方的法律关系。其实争议的9批货物包括之前交付的货物都是吉荣公司从优通公司处定制的，并非大众商品，这类货物只有吉荣公司去处理才能损失最小，无论何种情形下优通公司不可能同意变更双方的买卖关系。四、本案争议的9批货物中一审法院认定有部分已退货，优通公司从未收到所谓的退货，而且根据微信聊天可以发现所谓的退货是由“绍兴双伟公司”收取的，收条也是由该公司的人员出具的，优通公司事前未同意退货，事后也未指定“绍兴双伟公司”收货。五、从优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录音资料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如果双方是代为保管关系的，吉荣公司不可能承认货物出售后付款给优通公司，而且还多次强调系疫情原因导致货物未处理。对于录音资料的理解，一审法官存在先入为主的情形，并未仔细听取录音，该份证据整体理解就是赵某要求吉荣公司及时支付货款，不存在所谓被保管或被代销的意图。六、吉荣公司在一审时承认争议退货部分的发票已抵扣认证，也能证明其是以买卖的方式从优通公司处购买货物，如果系保管关系是不可能去认证增值税发票，而且认证发票金额将近50万元，按交易习惯，只有收货且同意支付该笔货款的情况下，企业或公司才会抵扣认证。 吉荣公司辩称,一、优通公司故意将2018年双方依据合同已发生的2770993.67元交易排除在四个合同之外，是歪曲事实，不符合实际情况。双方自2018年11月签订合同后，吉荣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0%定金163000元并支付项下货款，优通公司亦自11月24日起发货，截止18年12月底，双方履行交易货款为2770993.67元，该部分货款实际包含2018年11月及2019年1月初签订的合同项下的货物，该事实从优通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的货物人棉麻竹节等数量即可得知，优通公司计算的数量也是将合同签订前已实际履行的货物计算在内，该事实与吉荣公司强调的一致，即不能撇开2018年已发生的2770993.67元货物的事实。二、优通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出具的证明、优通公司业务员赵某与吉荣公司韩丽丽签字的两份争议货物对账单、录音记录，均能反映其代存事实，优通公司盖章出具的证明清楚写明优通公司的胚布存放于绍兴市新陆纺织品有限公司（即绍兴市吉荣纺织品有限公司）仓库，货权归优通公司所有，与绍兴市新陆纺织品有限公司无关，仅提供场地存放。优通公司盖章确认的事实，其在上诉期间只字不提，仅辩称赵某个人行为与事实不符。之后，双方于6月5日对账，且在9匹货物的对账单中，优通公司业务员赵某和吉荣公司员工韩丽丽均明确表示系代为存放仓库，赵某完全是在公司已明确授权情况下做出的意思表示，之后赵某可自行前往仓库拿代存的货物均能印证上述事实。三、退货的事实在二审庭询中赵某已实际认可并确认，故优通公司对其退货的事实不予认可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优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吉荣公司立即向优通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892922.31元,并支付该款从2019年7月20日起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其中截止起诉之日止已产生的利息为14157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开始，优通公司、吉荣公司双方发生业务往来，由优通公司向吉荣公司提供粘胶亚麻竹节等布料，期间优通公司向吉荣公司提供了价值12991688.18元的货物，吉荣公司在相应送货码单签字收货。其中2019年4月29日的两份送货码单由吉荣公司人员签字并注明“邱丽丽代收”。双方曾进行对账，制表时间为2019年6月5日的“优通-吉荣对账单”的对账单显示，双方截至2019年5月31日合计发生的交易金额为10108117.67元，吉荣公司已付款合计9053203.82元，优通公司在此对账单盖章确认。此后双方再无交易发生。优通公司另提供制表日期为2019年6月5日的“优通-吉荣对账单”一份，列明时间为2019年3月13日至19年4月29日共计九批货物合计金额2876320.21元，具体为：19年3月13日粘胶亚麻竹节19736米，单价8.15，金额160848.4元；19年3月16日粘胶亚麻竹节27449米，单价8.15元，金额223709.35元；19年3月23日粘胶亚麻竹节16543米，单价8.15，金额134825.45元；19年4月9日30粘麻23543.5米，单价7.5，金额176576.25元；19年4月10日21全棉竹节破卡40583米，单价8.8，金额357130.4元；19年4月28日全棉竹节破卡22548米，单价8.8，金额198422.4元；19年4月28日粘胶亚麻竹节23730米，单价8.15，金额193399.5元；19年4月28日粘胶亚麻竹节101054米，单价8.15，金额823590.1元；19年4月29日30粘麻79976.1米，单价7.6，金额607818.36元；该对账单打印备注“以上产品为吉荣公司定织产品，已发吉荣仓库，未用”，该对账单由吉荣公司员工韩丽丽签字确认，韩丽丽同时在对账单书写“吉荣仓库代存”内容。吉荣公司亦提供制表日期为2019年6月5日的“优通-吉荣对账单”一份，内容与优通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一致，由优通公司业务员赵某签字确认，赵某同时在对账单书写“代存吉荣仓库”内容。 另查明，优通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向吉荣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我司绍兴优通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坯布，存放于绍兴市新陆纺织品有限公司仓库，货权归优通所有，与绍兴市新陆纺织品有限公司无关，绍兴市新陆纺织品有限公司仅提供场地存放，特此证明！具体品种如下：3月23日粘胶亚麻竹节16543米，4月9日30粘麻23543.5米，4月10日21全棉竹节破卡40583米，4月28日粘胶亚麻竹节124784米,4月28日21全棉竹节破卡22548米,4月29日30粘麻79976.1米”。吉荣公司陈述绍兴市新陆纺织品有限公司与其系同一个法定代表人，仓库也为同一个。优通公司陈述其知晓两公司老板系同一个。2019年12月至2010年1月期间，优通公司业务员赵某与吉荣公司员工韩丽丽存在如下微信聊天记录：韩丽丽“赵总说把兴美达的有麻皮的粘亚麻竹节退给你是吧”，赵某“嗯，有多少数帮我办一下退仓”，韩丽丽“好的，6万多，我退仓手续办好跟你说”，赵某“有麻皮的都在染厂了是吧”，韩丽丽“对啊，在染厂的就是有麻皮的啊”，赵某“公司说了你们订织的这个布有麻皮的可以退回来，我们安排去退”，2020年1月8日16点46分，赵某说“韩经理车已经找好明早去退仓，联系电话发给我一下”，2020年1月9日17点11分，韩丽丽告知“赵总，360ｐ／56672米粘亚麻竹节的坯布已经退给你们了哦”。另，案外人绍兴双伟公司“冯达”于2020年1月9日向吉荣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13收到粘亚麻布共计360匹。”并注明车牌号码。2020年10月3日，赵某与韩丽丽存在如下通话：韩丽丽问“去年10月份你有拿走2匹粘胶亚麻竹节288米，然后是3068粘麻4475.7米拿走，这个账要怎么弄，是你们存着的货上减掉还是怎么样”，赵某回答“肯定要减掉呀”，韩丽丽问“是直接存着的货上数量减掉是吧”赵某回答“对对对”韩丽丽问“那就算在你们优通的头上的哦”，赵某回答“是优通的，就是优通的”，韩丽丽问“是优通拉走的哦”，赵某回答“对对对”。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4份购销合同，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吉荣公司向优通公司购买布匹，优通公司共计送货12991688.18元，吉荣公司在相应送货码单签字收货，双方对于该事实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是，在上述吉荣公司签收的货物中，双方实际达成买卖合意的货款金额是多少。吉荣公司认为其所有签收的货物中，有9批价值2876320.21元的货物系优通公司暂时存放在吉荣公司仓库的，并非吉荣公司向优通公司购买的货物，且九批货物已有部分货物退还给了优通公司，故该9批货物的货款不应向吉荣公司主张，双方实际交易金额应扣除该货款。优通公司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就该9批价值2876320.21元的货物的买卖关系出现了变更，故双方实际交易金额仍以吉荣公司实际签收的码单金额12991688.18元为准，吉荣公司已付款10098765.87元，尚欠2892922.31元未付。该院认为，双方均确认实际交易金额与4份购销合同金额不一致，则须以双方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确定双方实际交易金额。吉荣公司提交的经优通公司盖章确认的制表时间为2019年6月5日的对账单显示，双方截至19年5月31日发生的所有交易均进行了结算，金额为10108117.67元，对账单并未列明19年3月13日至19年4月29日的争议9批价值2876320.21元的货物。此后双方未有交易发生。同时，优通公司的业务员赵某另出具对账单一份，列明19年3月13日至19年4月29日的争议9批价值2876320.21元的货物，备注“代存吉荣仓库”。优通公司亦于2019年5月7日向吉荣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关于上述争议的9批货物中的19年3月23日至4月29日的共7批（即对账单显示的第3-9批货，证明中合并了第7、8两批货物，故证明显示是6批货物），吉荣公司在证明中陈述“我司绍兴优通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坯布，存放于绍兴市新陆纺织品有限公司仓库，货权归优通所有，与绍兴市新陆纺织品有限公司无关，绍兴市新路纺织品有限公司仅提供场地存放”。从上述证据可知，争议的9批货物送货时间在双方对账的起止期间内，然该9批货物并未在对账单显示，可见优通公司未将该9批货物认定为双方的交易货物。且优通公司业务员赵某及吉荣公司员工韩丽丽分别在另两张对账单签字明确表明9批货物系代为存放吉荣公司仓库，其中第3至9批的货物优通公司还出具证明一份表明货物所有权为优通公司。另，优通公司提交的两份送货码单中，吉荣公司工作人员特意签署“邱丽丽代收”。以上可见，双方对于该9批货物并未达成买卖的合意，只表达了货物由吉荣公司代存代收的意思表示。故双方之间实际的交易金额应在收货的总金额中扣除该9批货物金额2876320.21元，双方实际交易金额为10115367.97元。吉荣公司已付款已付款10098765.87元，尚应支付货款16602.1元。故对优通公司要吉荣公司支付剩余货款的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合同约定货款应予收货后30天内付清，优通公司主张逾期付款利息起算点及利息标准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故对优通公司要求支付剩余货款的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该院亦予以支持。至于该9批货物的现状，根据吉荣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优通公司业务员赵某已确认部分货物由其安排人员取走，赵某作为代表优通公司与吉荣公司进行交易的业务员，其上述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优通公司承担，因此，目前暂存在吉荣公司处的剩余货物，双方可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吉荣公司应支付给优通公司货款16602.1元及该款自2019年7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优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优通公司提交优通公司实际控制人许玮与吉荣公司韩丽丽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许玮2019年6月28日仍在催讨货款。吉荣公司质证认为，该业务对接都是赵某对接的，289万元的货物就是诉争的九批货物，赵某出具了代存的证据，优通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优通公司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形成证人证言一份。优通公司认为优通公司让赵某与吉荣公司对账是希望吉荣公司盖章，赵某私下个人出具的代为存放行为是个人行为。吉荣公司认为赵某基本还原交易整个过程，九批货物中的代存字样都是对账之前发生的，并非吉荣公司以不支付货款的方式威逼对方，该货物属于优通公司，九批货物就是代存，赵某后来仍然能通过仓库提取货物卖掉。 本院认证认为，双方对微信聊天及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但吉荣公司对微信聊天记录已作合理解释，不能达到优通公司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证言双方无异议部分予以认定。 吉荣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在一审程序中提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双方争议的9批价值2876320.21元的货物是优通公司暂存在吉荣公司仓库，还是吉荣公司向优通公司购买的货物。对于双方争议的9批价值2876320.21元的货物性质的认定，一审已作详细分析，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此外，赵某在二审中明确陈述业务系由其与吉荣公司联系，其还对存放在吉荣公司仓库中的部分货物进行了处理，优通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出具的证明也清楚写明优通公司的坯布存放于绍兴市新陆纺织品有限公司（即吉荣公司）仓库，归优通公司所有，结合优通公司业务员赵某与吉荣公司韩丽丽签字的两份争议货物对账单、录音记录，可以认定双方争议的9批价值2876320.21元的货物是优通公司暂存在吉荣公司仓库，并非吉荣公司向优通公司购买的货物。 综上，优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76元，由上诉人绍兴优通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书记员  冯 莹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