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41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菊，女，1987年11月2日出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品华，江苏南黄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某乙，男，1940年8月21日出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瞿某甲，男，1957年7月6日出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瞿某乙，男，1984年11月4日出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峰，南通市通州区中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洪江路**金瑞大酒店**。负责人：高继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丽，江苏瑞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菊因与被上诉人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苏0612民初4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免责事由成立错误。本案中邱菊在案发后离开现场不属于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保险公司免责情形。首先，保险公司设立免责条款的目的在于被保险人的某些行为会加重保险公司的赔付义务。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情形是防止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为逃避赔偿责任而在未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故意驾车离开现场，造成事故事实无法查清、责任无法认定，此种情形肇事者一般都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这将导致事故责任的认定方式发生变化，“肇事逃逸”方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加重保险公司负担。而在本起事故中，邱菊未被认定为“逃逸”，其离开现场也未影响交警对案涉事故认定和责任认定。未改变该事故的责任认定方式。在未加重保险公司义务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自然无权利主张依照该条款免除赔偿责任。其次，邱菊在事故发生后并不能确定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自己有关。虽然对于逃逸的认定不要求“主观恶性”，但应要求发生事故时当事人认识到与自己有关。当事人未能认识到交通事故与自身有关，其驾驶机动车离开的行为当然不属于“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的免责情形。根据交警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由于事故发生时双方仅是相遇未发生任何碰撞，在邱菊的视角中，只看到一辆高速行驶的电动车在其行驶到路口时向东驶入了灌溉渠。邱菊在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极为缓慢,且事故发生路口无让行标志与停止线，邱菊已履行了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无明显过错行为。死者在轻度脑梗后，判断反应能力是否受到影响未知的情况下，以极高的速度行驶,是非常危险的。邱菊在与保险公司的《车辆苏Ｆ×××**笔录》(2020年5月)及与公安机关《第二次谈话笔录》(2020年5月26日)明确表示不知道事故是否与自己相关。再次，邱菊在事故发生后已经依法采取了措施,第一时间叫来了自己的婆婆马立群商讨，并委托婆婆马立群照看现场并报警,由于邱菊本身并非专业医护人员，无法对伤者采取正确的救助，邱菊委托婆婆报警已经在能力范围内完成了救助义务。2.死者钱某甲的死亡原因以及死亡结果与本起事故的关联性事实不清。首先，对于死者钱某甲的死因以及与本起事故的关联性的质疑是邱菊与保险公司在一审中明确提出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对该争议焦点未作任何评析，径自判决，但该争点依旧处于事实不清的状态。其次，死者钱某甲的身体状态并不健康，去年有过“轻度脑梗”(《询问笔录》瞿某甲2020年5月1日)。一审中并未将脑梗的复发导致猝死的可能性完全排除。法医在进行尸检时未提及存在电动自行车类交通事故首要致命伤“颅脑损伤”(约占65.52%)，同时死者倒地后“一动不动”的状态也与次要致命原因“联合损伤”(约占28.97%)不符。法医未给出死者关于死因的任何结论，也未明确死者的受伤部位，交警未就死者佩戴的头盔质量进行鉴定。再次，死者钱某甲的亲属在交警队做《询问笔录》时，在交警向其明示放弃尸体解剖应承担不利后果，在知晓法律后果后仍然选择拒绝解剖，并向交警书面申请放弃尸检，自愿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将死亡事实、后果、责任全部归责于邱菊是有违公平。3.一审法院对于邱菊关于补偿死者家属121800元的行为性质认定错误。一审庭审中，邱菊对该笔补偿款如何处理最终的意见是。“被代：我们不在本案中处理，我方将另案处理，保留诉权。”(第二次庭审笔录)，而在判决书却认定为“被告邱菊庭审中明确其支付原告的121800元，不需要返还，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置，本院照准。”是有歧义的，应当予以纠正。4.《第一次谈话笔录》内容是上诉人在特定情景中、高压力环境下、强烈心理暗示与诱导的过程中做出的，只有心理学上的意义，不具有客观真实性。5.一审法院认定的公安卷宗里有关邱菊的笔录形式是违法的，理由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交警周陆斌一人做的笔录，该笔录形式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6.案涉的保险是以电销的方式投保的，在投保时保险公司并未就相关的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方面的条款向投保人也就是车主进行告知，也未就相关免责条款的含义进行解释。基于投保人并不清楚免责条款及免责条款的相关含义。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事实。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保险公司设立免责条款的目的，并不是因为驾驶员行为会加重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而是对驾驶员违法行为的约束，如果违法行为得不到惩治，那么违法行为会一直存在。在本案中不管是邱菊离开现场或者是逃逸，在事故发生后，其意识到本案死者是在避让其车过程中驶入了灌溉渠，并且头面部朝下，其下车查看并未将死者拉起，也未报警，未报120，而是仅仅打个电话给其婆婆，后离开现场，对于死者的受伤乃至死亡完全是放任的态度。如果其在事故一发生之后就停车抢救该案的死者，完全不会加速导致本案钱某甲的死亡。在第一次的讯问笔录中，邱菊明确陈述其是右转弯，并且车头已经超过其行驶方向的两米左右，并且陈述本案的死者是让车往东行驶，然后掉入到灌溉渠。其在第一次笔录就能够真实地反映事故的真实情况，且其通知其婆婆到现场的行为恰能说明其知晓事故与其的关联性。其婆婆到现场后都知晓报警。那么邱菊作为专业的驾驶员，在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仍然离开事故现场，如果认定其行为不符合离开现场，那明显与常理不符，也不符合逻辑。并且事故认定后，邱菊也并未就其离开事故现场的这一情况描述进行过复核。因此事故认定书中其离开现场的行为，对于邱菊而言是生效的。邱菊事故发生后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其在下车过程中第一时间就可以报警以及报120立即抢救受伤人员，但其非但未报警，且离开事故现场。邱菊无相关证据能够证实公安的笔录违法，且其也未就笔录中的相关内容予以否认。2.关于死者死亡与事故的关联性，由法庭进行审核。3.对于121800元的补偿费用问题，保险公司不发表辩论意见。4.邱菊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的内容能够真实地反映事故的情况，那么在后续讯问中，其陈述不清楚与事故的关联性，可能存在人为的因素。5.保险公司认可以电销的方式进行了投保。保险公司已经提供了投保单以及被保险人签字头像、照片，一审中邱菊也没有异议。并且在电销过程中，保险条款在确认交款前就已经展示，只有阅读过之后才能进行到下一步。邱菊主张保险公司未尽到告知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瞿某甲、瞿某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钱某乙未答辩。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邱菊、保险公司赔偿因近亲属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805726.6元；2.诉讼费由邱菊、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5月1日12时01分左右,邱菊驾驶苏Ｆ×××**小型轿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由西向东行驶至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爻东路唐洪村一组路段右转弯时，与由北向南钱某甲（1959年4月2日生）驾驶的通州区6×××6电动自行车相遇，造成钱某甲受伤后于当日死亡及通州区6×××6电动自行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案发后，邱菊驾车离开现场，后于2020年5月6日被查获。经交警大队认定，钱某甲与邱菊各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邱菊支付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121800元。另查明，钱某乙系死者钱某甲父亲，瞿某甲系死者丈夫，瞿某乙系死者儿子。本案争议焦点为：1.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是否免除赔偿责任。2.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的损失范围。关于争议焦点1，根据保险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案涉事故公安卷宗，经庭审质证，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保险公司认为，邱菊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现场，根据商业三者险条款约定，属于保险公司免责情形，其司就免责条款已向被保险人就免责条款进行了告知，故保险公司对超出交强险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邱菊抗辩因无法判断事故与其是否有关联性，故在死者摔倒后通知其婆婆至现场并报警，其代理人在庭审笔录中陈述逃逸行为系因交警威逼下作出的不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证据。根据邱菊在2020年5月6日的公安询问笔录第四、第五、第七页中陈述“……那车看到我车后往东让的，让时就飞出去了，人和车掉到爻东路路边东侧是灌溉渠里了，……”、“……对方让我车，往东让的，对方车让我车时就飞出去掉了灌溉渠里了。”、“……对方是让我车才飞出去掉了灌溉渠里了”、“……对方让我车才飞出去掉了灌溉渠里，事故与我有关系的。”，一审法院认为，死者与邱菊的车辆虽未发生实际碰撞，但不排除因车辆交会时，死者内心恐慌至车辆失控，邱菊在发生事故后能清楚认识到死者掉入灌溉渠系因让其车辆所致，虽下车查看，并通知其婆婆到现场，但未能按照法律规定及时报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而是驾车离开，且邱菊未有证据证明交警对其威逼，故对其抗辩不予采纳。就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被保险人签字头像照片，邱菊未有异议，一审法院认定就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已向被保险人尽到告知义务。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邱菊的行为符合上述情形，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免除赔偿责任。审理中，就双方举证、质证情况，一审法院对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损失范围作如下认定：1.丧葬费43295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996743元，根据死者的年龄，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主张19年按52460元/年标准计算并无不当，予以认定。3.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根据双方过错及死者年龄酌情认定。4.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1125元，按3人3天、125元/天予以认定。5.车损，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就该部分损失未能提供证据佐证，不予支持。6.交通费600元，酌情认定。综上，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因近亲属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损失合计1071763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110000元，超出交强险限额的961763元，根据事故责任，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应获赔60%，即577057.8元，由邱菊赔偿，邱菊庭审中明确其支付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的121800元，不需要返还，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置，法院照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因近亲属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10000元；二、邱菊赔偿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因近亲属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577057.8元；上述款项均汇至瞿某乙中国建设银行深圳松岗支行62×××38账户；三、驳回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14元，由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负担326元，邱菊负担1586元，保险公司负担302元。二审中，上诉人邱菊提交其与案涉交通事故处理警官的通话录音光盘，拟证明公安机关在形成邱菊笔录的过程中，违反了公安机关处理行政案件相关的规定，是由处理交警周陆斌警官一直一人在场，并申请调取当时视频。保险公司质证称，对录音的合法来源有异议，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同意调取视频，其一审中未申请调取，二审中不能作为新证据。瞿某甲、瞿某乙质证称，由法院审核决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录音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视频亦非法院必须依职权调取的情形，本院对此不予准许。被上诉人瞿某甲、瞿某乙提交案涉交通事故补偿书一份，拟证明案涉的121800是邱菊自愿给的，补偿书的甲方是邱菊，后面括号里面有肇事者三个字。也就是说邱菊对其在该起交通事故当中所造成的对死者的伤害及交通事故的基本原因是明知的。邱菊质证称，对案涉交通事故补偿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保险公司质证称，对案涉交通事故补偿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对案涉交通事故补偿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中，邱菊陈述，案涉投保单上的签名是投保人瞿鑫烨本人所签。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审理中已调取了案涉事故公安卷宗，邱菊主张公安机关在形成笔录的过程中违反了相关规定，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亦不足以否定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根据邱菊在2020年5月6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所述，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事故与其存在关联，且其已下车查看，在发现死者掉入灌溉渠后，其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及时报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而是驾车离开，故邱菊的行为符合案涉保险条款中“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案涉投保单上系由投保人本人签名，故一审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免除赔偿责任正确。根据本案事故发生经过及钱某甲当日死亡的事实，可以认定钱某甲死亡与本案事故的关联性。对于邱菊支付给钱某乙、瞿某甲、瞿某乙的121800元，邱菊一审中陈述“将另案处理，不在本案中处理，保留诉权”，故一审判决相关表述欠当，对该121800元，本院不予理涉，但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邱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28元，由上诉人邱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丽审判员 郭相领审判员 杜太光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盛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