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1，女，195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永茜，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某，女，197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某，男，200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理人：马某某(系倪某母亲)，年籍信息同被上诉人马某某。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忠德，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某1，女，1955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被告：朱某2，男，1957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被告：朱某3，男，198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被告：赵某2，男，195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被告：朱某4，女，201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法定代理人：朱某3(系朱某4父亲)，年籍信息同原审被告朱某3。上诉人朱某1因与被上诉人马某某、倪某、原审被告赵某1、朱某2、朱某3、赵某2、朱某4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46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马某某、倪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朱某1已于2018年10月11日向马某某支付了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80万元动迁款，双方经动迁组调解达成一致，朱某1向马某某支付80万元，双方之间的动迁利益即分配完毕。第二，倪某不是上海市康定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的同住人，不应分得动迁利益。倪某动迁时是未成年人，居住应当随父母，虽然其户口报出生在系争房屋，但从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过，故倪某不是《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需要安置的同住人。第三，朱某1系回沪知青，且是原承租人朱某5的女儿，从小居住在系争房屋内，与系争房屋的关系更加紧密，故朱某1分得的动迁利益应比马某某分得多。正是由于朱某1是知青，马某某才能通过知青子女的政策将户口迁入系争房屋。《人民调解协议书》也约定了朱某1作为动迁事宜的全权代理人之一，有权代表各自家庭领取动迁款项，可见户籍在册人员都是认可朱某1与系争房屋关系紧密。马某某、倪某作为第三、四代，既没有在系争房屋内长期居住，和房屋来源也无关联，但一审法院判决马某某、倪某分得180万动迁利益，而和房屋来源关系更加紧密的朱某1只分得152万元的动迁利益，显然不公平。第四，马某某一方在他处有住房，获得180万动迁利益，而朱某1无房却只分得152万元动迁利益，激化了矛盾。马某某是年轻人，有劳动赚钱能力，且有住房上海市安远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安远路房屋)，而朱某1拿着黑龙江极少的退休工资，在上海没有住房，用动迁款在嘉定区购买了一套价值为169万元的房屋，建筑面积仅62.37平方米，只能满足朱某1及丈夫、儿子三人的居住需求。按照一审判决，朱某1分得的152万元不仅不能覆盖嘉定房屋的购房款，还会让朱某1落入支付巨额执行款100万元的困难之中。马某某、倪某辩称，不同意朱某1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一，朱某1没有证据证明其与马某某协商一致，从调解协议看，是按照每个家庭的人数来分配的，朱某1代表家庭三人分得332万元，却仅支付给马某某、倪某两人80万元，马某某不可能同意。第二，倪某符合“因家庭矛盾、居住困难等原因在外借房居住，他处也未取得福利性质房屋”的规定，应认定为同住人。系争房屋动迁时，多名户籍人员都没有居住在系争房屋内，朱某1自2009年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后一天都没有住过。在三个家庭分配动迁款时，朱某1没有否认倪某被安置的权利，现在提出倪某没有分配的权利，不符合调解协议的约定。第三，朱某1认为其与系争房屋关系更紧密，应当多分补偿款，理由站不住脚。朱某1作为知青长期在哈尔滨工作生活，退休后才回上海，且其户口迁回上海时是以投靠子女为理由的，而马某某按照政策将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并在系争房屋中生活，很难说朱某1与系争房屋的关系比马某某更紧密。而且在补偿款分配中，关系密切可以多分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按一审判决，朱某1实际分得的补偿款也是八人中最多的，要更多的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马某某目前居住的是配偶的婚前房屋，面积仅36平方米。而朱某1用169万元补偿款购买62.37平方米的住房，其愿意让不属于安置人口的丈夫和儿子迁入并共同居住是其自己的事，不应以此为由占取马某某、倪某的权益。扣除朱某1支付给马某某的80万元和购房的169万元，尚余80余万元，加上其他奖励费和出售哈尔滨房屋的房款，完全有能力按一审判决支付补偿款。赵某1、朱某2、朱某3、赵某2、朱某4均未到庭亦未作陈述。马某某、倪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某1支付马某某、倪某征收补偿款2，210，0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800，000元，还应支付1，410，000元)；2．朱某1支付马某某、倪某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1，41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的标准，自2018年10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系争房屋系公有居住房屋，2018年6月20日由静安区人民政府作出相关房屋征收决定被纳入征收范围，此时该房屋的登记承租人为朱某5(已死亡)。户口在册人员为本案八名当事人：其中朱某1系朱某5之女，马某某系朱某1之女，倪某系马某某之子；赵某1系朱某5之儿媳(其配偶朱某某已死亡)，朱某3系赵某1之子，朱某4系朱某3之女，赵某2系赵某1之弟；朱某2系朱某5之子。2018年7月23日，由赵某1、朱某1作为代理人，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根据上述协议及相关结算单记载，该户选择货币补偿，共获得征收补偿款840余万元。同日，经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XXX委XXX组织调解，本案八名当事人达成人民调解协议。据相关《人民调解协议书》记载，协议中关于征收补偿款如何分配的内容主要有：本户征收补偿金额由赵某1取得350万元，朱某2取得150万元，朱某1取得332万元；根据征收方案，该户安置费用由征收事务所分别打入赵某1、朱某2、朱某1的个人账户(赵某1、朱某2、朱某1承诺安置各自家庭的同住人)；安置款的利息点数先满足朱某1的个人账户332万元的余款分别由赵某1、朱某2、朱某1按比例分别计算；户口迁移费按赵某1、朱某2、朱某1三户家庭平均分配。朱某1依照上述人民调解协议获得相应款项后，于2018年10月11日转账给马某某80万元。另，2018年9月间，朱某1同其夫马峰岩和案外人金某某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购买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XXX弄XXX号XXX-XXX室房屋，合同价为169万元，该房屋的所有权于2019年4月登记至朱某1和马峰岩名下，房屋建筑面积62.37平方米，并由该二人及其儿子共同居住于此。马某某、倪某认为其以人民调解协议的相关内容为依据提出本案诉讼请求，朱某1所得的钱款应当是与马某某、倪某共有的，理应将其中的三分之二分配给马某某、倪某，但马某某、倪某仅收到朱某1支付过80万元，余款一直未付，至2019年7月得知朱某1将钱款挪用于购买自己的产权房，马某某、倪某多次向朱某1催讨无果，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另查，马某某系知青子女，其户口于1991年6月按知青子女回沪政策从黑龙江迁至系争房屋处，朱某1户口于2009年3月从黑龙江迁至系争房屋处。马某某结婚后居住于其夫倪国庆名下的安远路房屋，房屋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生育一子倪某，将其户口报出生于系争房屋处。一审审理中，马某某、倪某明确其仅要求法院分割朱某1获得的332万元补偿款，对于征收补偿结算单中的其余奖励费用不作主张。马某某、倪某和朱某1均认可被征收房屋在征收前由赵某1居住使用。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马某某、倪某以人民调解协议相关内容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朱某1将其获得的征收补偿款进行分配，并明确表态对其余五人即赵某1、朱某2、朱某3、赵某2、朱某4按该协议分配征收补偿款没有争议，表明当事人对于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款在该户家庭内部按照人民调解协议相关内容方案予以认可，因此本案仅对于朱某1依照人民调解协议获得的征收补偿款在其小家庭内部如何分配进行处理，赵某1、朱某2、朱某3、赵某2、朱某4不答辩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当事人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履行。故，朱某1依据人民调解协议内容所获钱款应当按照约定内容使用，由其负责安置与其相关的家庭成员，所获款项应属朱某1和马某某、倪某共有。现马某某、倪某主张以人数为基础主张分得朱某1所获332万元中的三分之二，而朱某1则认为其未对分给对方多少钱做过任何承诺为由不同意再支付80万元以外的钱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在未有证据证明该三人对钱款如何分配曾达成协议的前提下，应当以人民调解协议中的相关内容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被征收房屋的来源、居住使用情况及当事人间的身份关系等因素，来探究该户家庭内部对征收补偿款分配原则。从朱某1、赵某1和朱某2为代表的三个同辈当事人家庭各自获得的钱款金额及成员结构来看，其所得钱款金额多少与户口在册人数有关，但也并非绝对成比例，故在马某某、倪某和朱某1三人之间分配钱款时应考虑人数因素，再综合考虑上述多种因素，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马某某、倪某可分得其中的180万元。除去已付的80万元外，朱某1还应支付马某某、倪某100万元。另，马某某、倪某还要求朱某1支付未付款的存款利息损失，属主张相应的孳息，一审法院在适当范围内依法予以支持。赵某1等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朱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马某某、倪某征收补偿款100万元；二、朱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马某某、倪某征收补偿款100万元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朱某1提交一份朱某1的诉讼代理人与动迁组经办人张浩兴的通话录音及文字记录，证明通话录音中张浩兴明确讲了在2018年10月11日朱某1和马某某到动迁组去领钱并协商80万元的过程，当时是说80万元同意就去划款，不同意就回家打官司，80万元是马某某自己提出的，去银行也是马某某与朱某1一起去的，这是协商好的，是马某某反悔了。被上诉人对此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不予认可。当时朱某1推诿说买完房子以后有多的钱就给马某某，但实际上却隐瞒马某某花169万元购买了嘉定房屋，而且马某某当时在动迁组提出，朱某2一个人拿150万元，马某某和倪某两个人只拿80万是不能同意的，但想着先拿到手再说，所以才一起去银行的。本院认为，由于马某某、倪某以《人民调解协议书》为依据主张要求朱某1将其所获征收补偿款在三人之间进行分配，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朱某1取得的332万元征收补偿款中，马某某、倪某应当分得多少。对此，朱某1主张其与马某某达成一致，由其向马某某支付80万元，故双方之间的动迁利益已经分配完毕，朱某1无需另外再向马某某支付征收补偿款，但朱某1并无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马某某就征收补偿款的内部分配达成一致，故本院对该意见难以采信。在不能认定朱某1和马某某、倪某双方就补偿款分配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应当结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系争房屋的来源、房屋居住使用情况及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针对朱某1所提出的倪某并非系争房屋的同住人、朱某1与系争房屋的关系比马某某更紧密、马某某他处有住房等意见，本院认为，一方面，“他处有房”是指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而安远路房屋系马某某丈夫名下，不能认定马某某享受福利性质房屋；另一方面，倪某作为未成年人，户籍在出生时即报入系争房屋，虽无法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征收补偿利益，但其监护人马某某可基于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予以适当多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马某某、倪某分得180万元，并无不当。关于马某某、倪某征收补偿款100万元的利息，因朱某1作为该户的代理人领取征收补偿款并无不当，且其所领取的332万元征收补偿款在被依法分割前为朱某1与马某某、倪某共有，故马某某、倪某关于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处理存有不当，本院予以改判。综上所述，朱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465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465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马某某、倪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360元，由马某某、倪某共同负担人民币18，080元，朱某1负担人民币15，28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马某某、倪某共同负担人民币2，710元，朱某1负担人民币2，2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由上诉人朱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翁 俊审 判 员  王江峰审 判 员  熊 燕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石俏伟书 记 员  王一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