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终695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丁冬连，女，197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鹏，浙江启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凌新红，男，196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陈国金，浙江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丁冬连为与被上诉人凌新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4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李洁瑜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冬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鹏、被上诉人凌新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金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需调取证据材料，故扣除相应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冬连上诉称，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丁冬连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凌新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中，通过案涉借据可知双方间的借贷合意清楚明确，借贷款项业已通过转账和现金方式全部交付。2.借据上所载投资项目是对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用途的明确，以保证丁冬连对款项用途和归还时间有明确的预期，但不能据此认为丁冬连参与了投资项目。3.凌新红提交的证据反而可以证明双方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依据凌新红提交的证据，投资人均有投资合伙协议书，其中载明了投资的金额，但本案中没有丁冬连签名形成的投资合伙协议书，同时在他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提交的材料中也未有能反映丁冬连是投资人的线索。因丁冬连认为本案为借款，故未进行报案。4.虽然由案涉证据反映出其他人汇出款项可能是在进行投资，但每一个民事行为都是独立的，不能类推适用于本案。因本案有借条存在，故双方形成的是借贷关系。5.一审庭审时，丁冬连询问凌新红为何出具借条，其称当时投资公司即上海至善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善公司）员工均如此操作，以吸引投资，说明如不是凌新红提出此种吸引投资的方式，丁冬连不会出借款项，如凌新红不愿承担责任则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丁冬连的诉讼请求。 凌新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双方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丁冬连汇给凌新红的450000元系其购买至善基金的款项，凌新红仅是经办人。二、丁冬连和凌新红从认识到汇款的时间间隔很短。2019年6月3日丁冬连汇给凌新红450000元，而双方互加微信的时间是在2019年6月15日。在认识如此短的时间内，丁冬连在无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向凌新红出借如此大金额的款项并不合理。三、一审时，因凌新红仅收到2019年6月3日丁冬连向其汇款的450000元，故向丁冬连询问剩余150000元是如何交付。丁冬连表示系现金交付，但凌新红没有收到该笔现金，丁冬连涉嫌虚假诉讼。实际情况为，案外人丁爱连、丁金连为丁冬连的姐妹，三人的母亲是王仙英。丁爱连曾购买500000元的至善基金（2018年-2019年），至善公司通过其他方式向丁爱连进行了归还。丁爱连一审时也表示该500000元已归还，但没有转账记录。实际上，该笔款项的归还方式是将其中的300000元转为用于丁冬连购买富达二期基金，200000元转为用于王仙英购买富达二期基金，该200000元凌新红以出具借条的形式办理了有关手续，故丁爱连所称已归还的500000元没有转账记录。而丁冬连转账的450000元，其中300000元为其自己用于购买基金，150000元为其姐妹丁金连用于购买富达二期基金。丁金连在公安对其调查所形成的笔录中声称其已转账给凌新红，但凌新红从未收到过丁金连转账的150000元，而编号为FDEF-2018-0017号的投资合伙协议书中却载明丁金连出资150000元。综上，丁冬连所主张的600000元是由其自身汇款的300000元加上丁爱连之前投资中的300000元转变来的，不存在丁冬连交付150000元现金的事实。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丁冬连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并对其行为进行处理。 丁冬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凌新红立即归还丁冬连借款600000元；2.自2019年6月4日起以本金600000元，按年率4.35%的计算标准支付丁冬连利息损失至款项实际支付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3520元由凌新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3日，丁冬连通过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向凌新红转账交付450000元。2019年6月4日，凌新红向丁冬连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丁冬连人民币陆拾万元整，投资日期由合伙人资金募集到位所签合同日期为准，投资项目为：富达二期，合同编号为：×××17。附件1：实缴确认函一张、附身份证复印件一张。凌新红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捺印。 2019年6月4日，凌新红与至善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17的《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凌新红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2050000元。同日，至善公司出具《实缴确认函》一份，确认收到凌新红实缴投资款2050000元，投资期限自2019年6月5日至2020年6月4日，业绩比较基准（年化）10.5%。凌新红出具一份《投资合伙书》，载明：兹有上海至善精选成长股权投资私募基金杭州至启瑜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编号×××17，丁金莲出资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丁爱莲出资人民币壹拾万元整、蒋雪强出资人民币壹拾叁万叁仟元整、凌新红出资人民币陆万陆仟捌佰元整，年化收益10.5%。有限合伙人由凌新红经办该合伙协议。投资时间为2019年6月5日至2020年6月4日。 另查明，2019年12月2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决定对上海至善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余杭仓前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 一审庭审中，丁冬连陈述：2019年6月3日丁冬连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凌新红150000元，6月4日，凌新红将写好的借条交给丁冬连，同时将实缴确认函给了丁冬连。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丁冬连主张与凌新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此丁冬连应当对借款关系的成立、生效承担举证责任。该案中，凌新红出具的借条中明确投资日期由合伙人资金募集到位所签合同日期为准，投资项目为：富达二期，合同编号为：×××17。丁冬连收到借条的同时也拿到了实缴确认函。该案中的借条中有投资日期、投资项目，这与一般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出具的借条不同。结合凌新红举证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丁冬连、凌新红之间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更加符合委托理财关系，凌新红抗辩称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庭审中经向丁冬连释明，丁冬连坚持不变更该案案由及诉讼请求，综上，对于丁冬连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丁冬连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520元，均由丁冬连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20年12月30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出具《取保候审决定书》，载明：“我局在侦查上海至善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余杭仓前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因犯罪嫌疑人凌新红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依据在案证据显示，凌新红所收取的款项与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上海至善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余杭仓前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相关，凌新红本人亦被列为犯罪嫌疑人，故本案事实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依法应当裁定驳回丁冬连的起诉。 综上，根据二审发生的新事实，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419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丁冬连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的4900元，退还给丁冬连，财产保全申请费3520元，由丁冬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退还给丁冬连。丁冬连于本裁定生效后十日内分别至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办理退费手续。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李洁瑜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书记员  韩景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