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4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玉好，女，197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书，湖北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兰若，湖北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邝理宁，男，198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邵玉好因与被上诉人邝理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4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18日、2021年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邵玉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书、张兰若，被上诉人邝理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邵玉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邝理宁偿还邵玉好借款本金79557元及利息（利率标准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2月2日计至付清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邝理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首先，邵玉好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是提交的证据仅为转账凭证，转账凭证没有注明款项的性质、用途，款项本身并不能反映邝理宁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邝理宁否认向邵玉好借款，并提交流水主张双方存在其他往来，在这种情况下，邵玉好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因此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的规定，邵玉好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驳回邵玉好的全部诉讼请求。邵玉好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存在以下错误：一、邵玉好在一审开庭当天将邵玉好与邝理宁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补充提交，但是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直接拒收该部分证据，未对该部分证据组织质证，最终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正裁决。现邵玉好将该证据提交给二审法院，该证据的证明内容及证明目的如下：在邵玉好与邝理宁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4月18日邵玉好对邝理宁说：“宁仔你大细小输了这么多钱，还问我借钱还给他们，如果当时我知道我肯定不会借给你，人家讲的我当时都不相信但是现在我十分相信了，你骗我，但是事情说也没无用，我借都借了。”一个小时后，邝理宁就通过微信向邵玉好转账5000元用于还款，并且用微信语音回应邵玉好：“我先问别人拿5000还给你，到25号的时候再还5000给你。”从这段微信上的对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邝理宁对双方的借贷关系是承认的，并且承诺尽快还款。除此之外，在该条微信聊天记录的前后可以看到，邵玉好就该笔借款一直在向邝理宁催要，2019年3月10日邝理宁对邵玉好说：“有钱我肯定给你，以为我有钱不给你咩？有钱我肯定先还人，不用人家问的。在新世纪赌那天你也看到啦，卡里还有三万几都转给你了，不过现在还有几万信用卡要还。”2019年4月17日，邝理宁对邵玉好说：“断了我就尽快还钱给你就是啦，有什么不清楚啊，肯定是微信转，你可以问阿福拿现金。”可见，邝理宁对于欠邵玉好借款未还，一直是承认的，并且承诺会尽快归还。另外，2019年2月27日邝理宁用欺骗邵玉好的方式，拿走邵玉好的手机，故意将邵玉好微信里2019年2月27日之前与邝理宁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删除，由于微信不支持恢复聊天记录，这一行为导致邵玉好丧失了大量的有利证据。关于这一点，邵玉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2019年2月27日邵玉好问邝理宁：“你怎么把我们的聊天记录删了，你是不是有什么瞒住我呢？”邝理宁回答说：“没有什么瞒你啊，只是怕你给人家看。”由此可见，邝理宁存在销毁证据的行为，这是邝理宁处心积虑的安排，也是邝理宁心虚的表现，由于邝理宁大部分借款是在微信上找邵玉好借的，这直接导致了邵玉好丧失了大量的有利证据。二、一审中，邝理宁对双方资金往来的性质、用途的解释不符合事实，邵玉好与邝理宁之间并不存在除借贷外的其他往来。（一）一审中，邝理宁否认向邵玉好借款，称邵玉好向邝理宁的转账系邵玉好赌博输给邝理宁的钱，不是借款，邝理宁的上述陈述完全不符合事实，邵玉好与邝理宁之间并不存在除借贷外的其他往来。经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2月2日，邵玉好通过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转账65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1月28日，邵玉好通过微信转账7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日，邵玉好通过微信分两笔共转账178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2日，邵玉好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7日，邵玉好通过微信分两笔共转账10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4日，邵玉好通过微信分两笔共转账5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2日，邵玉好通过微信扫码付款2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8日，邵玉好通过微信扫码2次共付款6900元给邝理宁；2019年3月11日，邵玉好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给邝理宁。以上，邵玉好共转款124700元给邝理宁。一审中，邝理宁确认有收到邵玉好转账的前述款项，但辩称其并没有向邵玉好借款，其中65000元是2019年2月1日双方在澳门一起赌博时，邵玉好向其拿了75000元港币的筹码，第二天回到花都按0.87的汇率转回人民币65000元给邵玉好，邵玉好转给邝理宁的其他款项则是双方一起赌博时邵玉好输给邝理宁的钱。邵玉好对邝理宁的上述抗辩感到非常气愤，因为邵玉好从来没有向邝理宁拿过75000元港币的筹码，也没有输给邝理宁钱，这是邝理宁为了逃避还款责任编出来的。在邝理宁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以上虚假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当采纳邝理宁的抗辩。（二）一审中，邝理宁否认向邵玉好借款，并提交流水主张双方存在其他往来，其提交的流水是用于归还邵玉好更早时候借给邝理宁的借款，无法证明双方存在除借贷外的其他往来。一审中，邝理宁提交了微信转账及银行流水证明双方存在除借贷以外的其他往来，邝理宁称其有通过微信转账给邵玉好7300元，通过银行转账给邵玉好72200元，这些款项是双方赌博时其输给邵玉好的钱。事实上，邵玉好与邝理宁之间从未因为赌博互有欠账，双方之间的转账均是出于借贷的意思表示。邝理宁提交的微信转账及银行流水的用途，实际上是邝理宁对邵玉好更早的时候借给邝理宁的借款的还款。由于这些是旧账，已经两清，邵玉好在起诉时未提交给法庭，谁知邝理宁别有用心地拿来证明双方有其他经济往来，为澄清真相，邵玉好在一审开庭后补充提交了部分微信转账截图，用于证明邝理宁提交的微信转账及银行流水实际上是对之前更早借款的还款，不是邝理宁所称的因为赌博输的欠款。该部分证据一审法院已交由邝理宁质证，但是一审判决未提及该部分证据的具体内容，也未对其证明效力进行分析论证，似乎遗漏了或者未采纳这部分证据，但未说明理由，请求二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重新进行认定。（三）退一步说，邝理宁提交的微信转账及银行流水本身亦无法证明邵玉好与邝理宁之间存在除借贷外的其他往来。首先，邝理宁主张双方因为一起赌博存在相互间的欠账关系，但是邝理宁提交的证据均为转账凭证，转账没有注明款项的用途、款项的性质，转账本身并不能反映出邝理宁因为赌博输给邵玉好钱、进而还钱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该款项的性质系赌博欠款的还款。其次，邝理宁主张双方一起赌博互有欠账，但未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欠条或其他欠款凭证等任何证据证实涉案转账款项的性质系欠款。如果邵玉好与邝理宁存在赌博欠款关系，邝理宁应当能找出催款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欠款关系，但是邝理宁找不出来，因为事实上，邵玉好与邝理宁之间根本不存在除借贷以外的其他经济往来，邝理宁是根本不敢把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提交给法院的。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事实认定。一审中，邵玉好已经提交了大量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及微信转账记录，还提交了邵玉好与邝理宁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邵玉好与邝理宁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一审中，邝理宁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因此邝理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应当认定邵玉好与邝理宁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邵玉好已经尽了举证责任，而邝理宁对其主张未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所以举证责任不应当从邝理宁再次转移到邵玉好身上，邵玉好无需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而邝理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应当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综上，邵玉好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被上诉人邝理宁辩称，请求维持原判，邵玉好要还清欠邝理宁的33435元及相应的利息。一、本案纠纷发生的源头在赌博。纵观双方提交的聊天记录、微信流水账，都可以看到赌博场面。1.双方微信转账涉及的人员有好几个，比较固定。2.款项转账频繁，赢就进账，输就转账。3.频繁变换地点，在出租屋，在酒店，出境到澳门、泰国。二、邵玉好隐瞒事实真相。1.邵玉好只不过是农村里极普通的无所事事的妇女，为何与一群男赌徒有那么频繁的微信转账记录？2.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在一群男赌徒之中，不参赌难道还有其他？3.邵玉好在一审时称，邝理宁是以“妹妹挪用公司款，不及时还钱就要坐牢”为由向其借了85000元。邵玉好又对邝理宁的父母称，邝理宁是以“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为由向其借了85000元。4.2019年2月1日，邵玉好在澳门赌博时拿了邝理宁750**元港币的筹码，2019年2月2日回来还邝理宁650**元人民币。这件事没有其他认识的人在场，邵玉好却说阿福知道，否认有这件事。5.邵玉好一会说邝理宁借了其8万元，一会又说借了9万元，一会又说85000元，为什么会心中无数？三、邝理宁与邵玉好之间不存在借贷行为。1.按习惯，人们在借钱还钱时免不了要说“我这次还了……元，还差……元就还清啦”或“你今天还了……元，还剩……元”之类的话，提醒一下对方。但双方的聊天记录中没有出现过。2.在微信中，邝理宁与其他人都有款项来往，这只说明赌场的输赢变化状况，是赌资在流动。3.邵玉好与许多人都有款项来往，以邵玉好这么精明的人，不会不写凭据、不定还款日期、不定高利贷。四、邝理宁的抗辩请求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作出合理解释和支持。邵玉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邝理宁偿还借款867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3%自2019年2月2日计至付清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邝理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玉好与邝理宁是朋友关系，于2018年年底相识。邵玉好表示其曾与邝理宁一起去过泰国，澳门旅游。邝理宁表示双方因赌博相识，经常一起赌博，双方曾一起去澳门赌博三、四次。一审庭审中，邵玉好主张邝理宁因资金周转需要等原因向其借款多次。其中，2019年2月2日，邵玉好通过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转账65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1月28日，邵玉好通过微信转账7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日，邵玉好通过微信分2笔共转账178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2日，邵玉好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7日，邵玉好通过微信分2笔共转账10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4日，邵玉好通过微信分2笔共转账5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2日，邵玉好通过微信扫码付款2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8日，邵玉好通过微信扫码2次共付款6900元给邝理宁；2019年3月11日，邵玉好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给邝理宁。以上，邵玉好共转款124700元给邝理宁。邵玉好表示，前述借款，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邝理宁通过微信偿还了36003元，现金偿还了2000元，其现诉求邝理宁还款86700元。对此，邝理宁确认有收到邵玉好转账的前述款项，但辩称其并没有向邵玉好借款，其中65000元是2019年2月1日双方一起在澳门赌博时，邵玉好向其拿了75000元港币的筹码，第二天回到花都按0.87的汇率转回人民币65000元给其，邵玉好转给其的其他款项则是双方一起赌博时邵玉好输给其的钱。邝理宁辩称其转给邵玉好的36003元不是还款，而是邵玉好向其借的款，该款邵玉好现金偿还15000元，余款没有还。邝理宁提交微信转账及银行流水称，其有通过微信转账给邵玉好7300元，通过银行转账给邵玉好72200元，这些款项是双方赌博时其输给邵玉好的钱。双方赌博互有输赢，所以互有账目往来。邵玉好不确认邝理宁的陈述，称邝理宁陈述的款项为邝理宁偿还给其的另外的欠款。邵玉好表示其曾要求邝理宁出具借条，但邝理宁拒绝，其基于信任继续借款给邝理宁，但邝理宁拒绝还款。一审庭审后，邵玉好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部分微信转账截图打印件，一审法院已交由邝理宁质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邵玉好主张其与邝理宁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款项交付事实。本案中，首先，邵玉好主张邝理宁向其借款，但未提供借据、借条或其他借款凭证证实双方对涉案款项存在借贷的合意；其次，邵玉好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均为转账凭证，转账没有注明款项的用途、款项的性质，转账本身并不能反映出邝理宁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邵玉好支付给邝理宁的款项属于借款；再次，邝理宁否认向邵玉好借款，并提交流水主张双方存在其他往来。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看，邵玉好、邝理宁之间互有转账，且相当频繁，邵玉好提交的证据仅为流水，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按邵玉好的庭审陈述，其与邝理宁相识不久即开始借款给邝理宁，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在邝理宁没有还清款项且拒绝出具借款凭证的情况下，邵玉好仍反复借款给邝理宁，不符合常理，邵玉好对双方资金的往来情况、借款的形成过程也不能进行合理的解释。综上，邵玉好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其与邝理宁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邵玉好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邵玉好诉求邝理宁归还借款86700元及支付利息，证据不足，依法应不予支持。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一审法院基于证据及法律规定对邵玉好、邝理宁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进行认定，一审法院在此并不确认邝理宁陈述的赌博行为，如其确有该行为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邵玉好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4元，由邵玉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邵玉好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邵玉好与邝理宁（微信号×××）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视频语音及《邵玉好案件微信聊天记录语音部分翻译》，证据2.邵玉好与邝理宁（微信号×××）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视频语音及《邵玉好案件微信聊天记录语音部分翻译》，拟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涉案邵玉好向邝理宁付款均系向邝理宁支付出借款项，以及邝理宁向邵玉好还款情况，在2019年5月4日之前邝理宁一直承认差欠邵玉好借款，只是以各种理由拖延偿还，在2019年5月4日之后邝理宁虚构邵玉好向其借款十几万元的事实。邝理宁质证称，上述微信记录的截图是正确的，确认证据1、2是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但邵玉好陈述赌钱的部分已经删掉了；对视频中语音的真实性确认，确认视频语音与邵玉好提交的《邵玉好案件微信聊天记录语音部分翻译》是一致的，但还有很多双方之间赌钱输赢多少的语音内容删掉了，聊天记录不完整；从来没有聊过邝理宁欠邵玉好的钱，证据是无效的；邵玉好在一、二审均说从未赌过钱，但聊天记录证明邵玉好说谎；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邝理宁与邵玉好没有正常的借款，转账记录也没有备注借款，只能说明赌钱的输赢往来记录；聊天记录中，邵玉好知道邝理宁卖车，卖车的时候都没有要求邝理宁拿回钱，这不是正常的借款；双方的聊天记录从未说欠款多少，还款多少，何时还，只说明输赢多少的往来记录，只是赌博的资金记录。本院认为，邝理宁已确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视频语音的真实性，确认上述证据是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而邝理宁主张微信聊天记录存在删除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也未提交其认为完整的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反驳，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邝理宁在一审开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名下微信账户“星星”和“平凡”的微信账单以及其出入境记录查询作为证据，拟证明其与邵玉好一起赌钱的赌资往来密切，一起出入境去澳门赌钱。邵玉好在二审期间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微信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并未交给邵玉好质证，从关联性来看，账单中“好运连连”所收到的款项是邵玉好收到邝理宁的款项，低于1000元的不是借贷往来，是双方在正常情侣生活中所产生的经济往来，超过1000元的就是双方借贷的往来记录，该证据不是双方赌博赌资的往来，达不到邝理宁的证明目的，除“好运连连”外的其他转账记录与邵玉好无关；对于出入境记录，仅是邝理宁自己的出入境记录，只能证明邝理宁在该期间有过出入境，但并不能证明双方一起出入境，更不能证明双方一起出入境是去澳门赌博，该证据不能达到邝理宁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邝理宁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邵玉好向邝理宁支付的涉案款项是赌资，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一审法院2020年5月15日开庭笔录载明：“审：本案借款的形成过程？原告是否支付了借款，借款的支付方式及资金来源？原：被告在2019年1月28日开始向原告借款，被告称需要资金周转，及双方在澳门时被告需要资金购物，多次向原告借款，其中原告于2019年2月2日通过广州农商行转账65000元给被告；其中，原告于2019年1月28日微信转账了7000元给‘星星’，2019年2月1日，原告微信分2笔共转账17800元给‘星星’，2019年2月2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给‘星星’，2019年2月7日，原告通过微信分2笔共转账10000元给‘星星’，2019年2月14日，原告通过微信分2笔转账共5000元给‘星星’，以上共49800元转给被告的微信账号；其中，原告于2019年2月12日，通过微信扫码付款2000元给‘平凡’，2019年2月18日，原告通过微信扫码2次共付款6900元给‘平凡’，2019年3月11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给‘平凡’，以上共9900元转给被告的微信账号；以上原告共借款124700元给被告。……审：原告按你方陈述，你如何催收及被告偿还了多少款项？原：原告有通过当面、微信等方式向被告催收，该124700元的借款被告共偿还了36003元，分别是2019年1月1日，被告通过‘地主福’用微信转账5000元给原告，2019年4月22日，被告通过‘地主福’通过微信转账5000元给原告，2019年4月12日，‘平凡’通过微信转账3003元给原告，2019年4月15日，“平凡”通过微信转账3000元给原告，2019年4月18日，‘平凡’通过微信转账5000元给原告，2019年5月9日，‘平凡’通过微信转账5000元给原告，2019年6月11日，‘平凡’通过微信转账5000元给原告。2019年11月4日，‘平凡’通过微信扫码付款5000元给原告，以上共计36003元，被告尚欠原告88697元没有偿还，另外由于被告曾于2019年3月20日现金偿还原告2000元，故现主张86700元。”再查明，邵玉好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双方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9年3月10日邝理宁称“有钱我也还信用卡钱啦”“以为我有钱不给你咩”；2019年4月17日邵玉好称“我宜急住钱用”“你想办法”，邝理宁称“我也急钱用”“我也问他们想办法”，邵玉好称“我不是意思问你别误会”“我只是同你讲清楚”，邝理宁称“不用讲了”“有就自然会给你”；2019年4月22日邝理宁称“如果无第三个人知道，我还晒给你，你放心”“你再搞埋晒果的小动作，真系唔会给的，老老实实啊”；2019年7月10日邵玉好称“仲未转钱钱我？”，邝理宁称“这两个月放假哪有工资啊？等到开学才有”；2019年9月10日邵玉好称“喱个月转俾我啦”，邝理宁称“要发工资才有啊”；2019年12月11日邵玉好称“你25号发工资！今天都11号啦你还信用卡都还完啦点解还未转钱我！”，邝理宁称“有就会给你啦”。邵玉好除在一审期间已确认邝理宁对涉案借款通过微信偿还了36003元、现金偿还了2000元之外，邵玉好在二审期间还确认邝理宁在2019年1月28日之后向其支付如下款项：2019年2月1日2万元、2019年2月7日10200元、2019年2月12日2000元、2019年2月17日5000元、2019年3月21日3020元、2019年3月23日3020元、2019年4月8日5000元、2019年4月11日5000元，合计53240元。又查明，二审庭审时，邝理宁称，双方并未因赌博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双方不是借款，是赌资，所以不存在还款。本院认为，邵玉好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邝理宁偿还借款86700元及利息，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因邵玉好在一审庭审时已明确该86700元是转账款124700元（2019年2月2日，邵玉好通过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转账65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1月28日，邵玉好通过微信转账7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日，邵玉好通过微信分2笔共转账178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2日，邵玉好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7日，邵玉好通过微信分2笔共转账10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4日，邵玉好通过微信分2笔共转账5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2日，邵玉好通过微信扫码付款2000元给邝理宁；2019年2月18日，邵玉好通过微信扫码2次共付款6900元给邝理宁；2019年3月11日，邵玉好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给邝理宁）偿还了部分款项所形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邵玉好在本案二审期间主张的上述转账款124700元之外的其他借款，因双方未能调解达成一致，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邵玉好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邵玉好向邝理宁支付的上述转账款124700元是否邝理宁向邵玉好借款；二、如果是借款，邝理宁应向邵玉好偿还的借款本息数额。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邵玉好提交的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证实邵玉好已向邝理宁支付上述转账款124700元。其次，邝理宁抗辩主张上述转账款124700元中，2019年2月2日65000元是双方于2019年2月1日一起在澳门赌博时邵玉好向邝理宁拿了75000元港币的筹码、第二天回到花都时邵玉好按0.87的汇率转回65000元给邝理宁，其他款项是双方一起赌博邵玉好输给邝理宁的。但邝理宁并未提交邵玉好向其拿75000元港币筹码的证据，也未能提交足以证实邵玉好向其转账的款项是赌资的证据，同时邝理宁也确认双方并未因赌博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故邝理宁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抗辩主张。再次，邵玉好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双方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9年3月10日邝理宁称“有钱我也还信用卡钱啦”“以为我有钱不给你咩”；2019年4月17日邵玉好称“我宜急住钱用”“你想办法”，邝理宁称“我也急钱用”“我也问他们想办法”，邵玉好称“我不是意思问你别误会”“我只是同你讲清楚”，邝理宁称“不用讲了”“有就自然会给你”；2019年4月22日邝理宁称“如果无第三个人知道，我还晒给你，你放心”“你再搞埋晒果的小动作，真系唔会给的，老老实实啊”；2019年7月10日邵玉好称“仲未转钱钱我？”，邝理宁称“这两个月放假哪有工资啊？等到开学才有”；2019年9月10日邵玉好称“喱个月转俾我啦”，邝理宁称“要发工资才有啊”；2019年12月11日邵玉好称“你25号发工资！今天都11号啦你还信用卡都还完啦点解还未转钱我！”，邝理宁称“有就会给你啦”。综上，审查双方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本院认定邵玉好向邝理宁支付的上述转账款124700元是邝理宁向邵玉好借款，本院对邝理宁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邵玉好在一审期间自认邝理宁对涉案借款通过微信偿还了36003元、现金偿还了2000元，本院予以确认。邵玉好在二审期间又自认邝理宁在2019年1月28日之后向其支付合计53240元，本院亦认定该53240元是邝理宁对涉案借款的还款。对于邝理宁其他转账给邵玉好的款项，因邝理宁在本案中并未主张是其对涉案借款的还款，且邵玉好也提交了除涉案借款124700元外其向邝理宁转账的其他证据，故本院对上述款项不认定是邝理宁对涉案借款124700元的还款，双方对上述款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其次，邵玉好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对涉案借款124700元支付利息作出明确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据此，本院认定上述还款共91243元全部用于抵充涉案借款本金，故邝理宁尚欠涉案借款本金33457元。再次，因双方对涉案借款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本院认定涉案借款于邵玉好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20年3月2日到期，对邵玉好要求邝理宁偿还借款本金33457元予以支持。最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院对邵玉好上诉请求邝理宁支付从2020年3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亦予以支持。对于邵玉好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本息数额的部分，因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邵玉好主张其在一审期间已提交双方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但邵玉好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邵玉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因邵玉好在二审期间才提交双方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致使一审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由此产生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应由邵玉好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4336号民事判决；二、邝理宁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邵玉好清偿借款本金33457元及利息（利息以33457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3月2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邵玉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4元，由邵玉好负担604元，邝理宁负担3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67.5元，由邵玉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