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09民终18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高峰，男，197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舆县古槐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明清，男，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村委会推荐公民。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康城投昌盛置业有限公司。住所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法定代表人：张本利。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倩，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权，安康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高峰因与被上诉人安康城投昌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置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2020）陕0902民初3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高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刘高峰申请劳动仲裁超过仲裁时效，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于2016年10月30日建立劳动关系，也承认至今未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但以刘高峰于2019年1月与安康名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为由推定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劳动关系自动解除，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了解除劳动关系必须履行积极的解约程序，而城投置业公司既没有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又未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定证明手续，更未履行法定结算工资、给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无从证明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于什么时间节点解除了劳动关系。一审判决以刘高峰与名迩公司签订合同为由“推断”认定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错误的。第二，一审认定本案劳动争议发生时间节点为“解除劳动关系之日”属适用法律错误。刘高峰提供的建设银行《工资明细》证明至少在2019年2月2日之前，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尚未结算清楚，仲裁时效迟延至2020年2月2日正值疫情爆发期间，仲裁时效依然存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结合本案，城投置业公司至少在2019年2月2日之前，仍在积极为刘高峰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清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报酬及工资待遇，一审判决片面认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显然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城投置业公司与名迩公司恶意串通，假借“劳务外包”名义让刘高峰与名迩公司签订合同，待一年期满后由名迩公司解聘，以逃避城投置业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加班工资、经济补偿等法定义务。 城投置业公司辩称，1.刘高峰与名迩公司2019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符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城投置业公司为国企，按照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将名下的保安和保洁业务发包给名迩公司，不存在规避用人单位法定义务，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故意。刘高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城投置业公司宣讲了企业改制后将业务发包给名迩公司时，应当清楚自己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2019年1月1日，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经过协商，城投置业公司同意与刘高峰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刘高峰与名迩公司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其工作地点、岗位、待遇不变。刘高峰认为其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系受到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但并未进行举证。刘高峰不可能同时与两家用人单位建立全日制劳动关系，以刘高峰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当日，认定为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2.刘高峰诉称，2019年1月1日城投置业公司让其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刘高峰先履行签字手续，其他争议事项待后处理。可见，刘高峰在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即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仲裁时效应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计算符合法律规定。3.刘高峰在2020年4月2日向安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距其与城投置业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的时间早已超过一年。且新冠疫情爆发于2020年1月23日，并非刘高峰仲裁时效届满前出现的不可抗力，故刘高峰申请仲裁超过一年的法定时效。 刘高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劳动合同；2.城投置业公司支付刘高峰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42699.99元、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加班工资38448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9396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30日，刘高峰到城投置业公司从事保安工作，双方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10月30日至2017年10月30日止。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续订劳动合同，刘高峰继续留在城投置业公司工作，城投置业公司继续支付刘高峰工资。2019年1月，城投置业公司将各小区的保安人员和保洁人员外包给案外人名迩公司，并将刘高峰辞退，双方未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2019年1月1日，刘高峰与名迩公司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由名迩公司向刘高峰发放工资。后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发生争议，刘高峰于2020年4月向安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安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安劳人仲案字[2020]24-2号裁决书，以刘高峰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刘高峰的全部请求。刘高峰收到裁决书后，对该裁决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刘高峰的仲裁申请有无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2.刘高峰的各项请求是否成立。关于第一个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城投置业公司于2019年1月将保安人员和保洁人员外包给案外人名迩公司，刘高峰也认可城投置业公司将其辞退，但双方因未办理书面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导致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时间有分歧。刘高峰与名迩公司于2019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刘高峰此后的工资由名迩公司支付。刘高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自己签订劳动合同这一民事行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不可能同时与两家公司建立全日制劳动关系，故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虽未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但应视为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1月1日，其最晚也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前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刘高峰诉称城投置业公司在2019年1月25日、2月2日还在为其补发工资，证明在2019年2月2日前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尚未结算清楚，诉讼时效应计算至2020年2月2日，此时疫情正值爆发期间，仲裁时效依然存在。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除劳动关系时城投置业公司未承诺支付刘高峰工资、经济补偿金和福利待遇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刘高峰亦未能举证证明城投置业公司对其有上述承诺，且根据刘高峰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记录及城投置业公司提供的安城昌置字（2019）9号文件证实，2019年1月25日发放的是刘高峰2018年12月工资，2019年2月2日发放的补发工资是刘高峰2018年年度绩效考核工资，故刘高峰诉称的2019年2月2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尚未结算清楚，仲裁时效从2019年2月2日起算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对城投置业公司辩称刘高峰各项诉请均超过了仲裁时效依法应予驳回的辩解意见予以采信。刘高峰还诉称本案仲裁时效于2019年9月因其工友代某某申请仲裁而中断。一审法院认为，刘高峰与其工友代某某均属于独立的自然人，代某某向仲裁机构主张权利并不能代表刘高峰也向仲裁机构主张权利，刘高峰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委托代某某向仲裁机构主张权利，同时刘高峰亦未提供其向汉滨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汉滨区仲裁委以没有管辖权为由不予受理的相关证据，故刘高峰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刘高峰的该诉称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刘高峰、城投置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间应认定为2019年1月1日，该时间为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刘高峰应于2020年1月1日前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2020年1月1日之前不属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刘高峰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时效中止或中断，故刘高峰的仲裁申请已过仲裁时效，依法应驳回刘高峰的诉讼请求。由此，本案的第二个焦点自不必再赘述。刘高峰要求判令其与城投置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因上文已确定双方合同于2019年1月1日解除，故法院无需再判决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高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决定免收。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高峰提供的《通话记录》，无法证明通话双方的身份，且与刘高峰诉状所称2019年1月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不符，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刘高峰提交的《收款收据》，因刘高峰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工作岗位不变，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刘高峰提供的两份《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刘高峰提供的安康市汉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 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经查，刘高峰在劳动仲裁中称2019年1月城投置业公司将其辞退，其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本案诉讼中，刘高峰在起诉状中亦称2019年1月，城投置业公司要求其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凡是拒绝签字一律按自动离职处理。刘高峰虽未明确其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具体时间，但根据刘高峰与名迩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显示，该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1月1日。二审中，刘高峰主张与名迩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系2019年2月补签，与其在仲裁及一审诉状中的自认不符，且其二审中提供的通话录音亦不足以推翻上述自认。因刘高峰在仲裁中自认2019年1月城投置业公司将其辞退，城投置业公司也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1日解除，故一审认定刘高峰与城投置业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1日解除并无不当。刘高峰在诉状中称，为保住饭碗和工龄，只好先与名迩公司履行签订劳动合同的手续，其他争议事项待后处理。上述可知，刘高峰在2019年1月1日与名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时就已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其最迟应在2020年1月1日前向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申请仲裁，而刘高峰于2020年4月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刘高峰上诉主张，直至2019年2月2日，城投置业公司还在为其发放工资，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尚未结算清楚，故本案仲裁时效应从2019年2月2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城投置业公司并未与刘高峰就劳动关系解除后如何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达成协议，城投置业公司亦未对支付上述款项的具体时间做出承诺，故刘高峰认为应从2019年2月2日计算仲裁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刘高峰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故对其主张的各项赔偿无需审查。 综上，刘高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高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效梅 审判员  张 燕 审判员  邓丽芬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赵倩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