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赣07行终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春荣，男，1975年3月5日生，汉族，原住赣州市章贡区（现赣州蓉江新区）蟠龙镇**，现住赣州市章贡区。委托代理人：程东胜，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赣州蓉江新区创业路**。法定代表人：王凌，主任。委托代理人：戴红玉，系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春，江西理粹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春荣因强制拆除房屋或者设施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于都县人民法院（2020）赣0731行初10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2008年1月15日，原告（乙方）与（甲方）签订一份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把老虎坑岭门口租给乙方开发种养厂面积共计9亩，经营年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0日止。之后，原告在该地上搭建了铁皮棚厂房，面积约2500平方米，但未取得城乡规划等部门的批准手续。2018年5月24日，赣州市国土资源局蓉江新区分局向原告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认定原告未经批准擅自在高校园区管理处萝渡村新建家具厂（飞凡家具厂）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现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消除违法状态。2018年6月23日，赣州蓉江新区高校园区管理处对原告厂房进行现场检查认定原告未经规划审批擅自在赣州蓉江新区高校园区管理处违章搭建铁皮棚，面积约为1194.2平方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属违章建筑。2018年6月25日，章贡区人民政府向原告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告知原告其坐落于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限原告于2018年6月28日内自行拆除；并告知了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2018年6月29日、30日，章贡区人民政府分别向飞凡家具厂及原告作出《限期拆除催告通知书》，要求其3日内拆除位于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并告知了陈述、申辩的权利。2018年7月3日，章贡区人民政府向原告郭春荣及飞凡家具厂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令原告于2018年7月3日前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逾期则组织力量强制拆除。并告知了复议及诉讼的权利及期限。2018年7月7日，章贡区人民政府作出《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公告》，告知原告及飞凡家具厂其于2018年7月12日将组织强制拆除。2018年7月23日，被告将原告上述厂房及设施予以拆除。原告对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不服，故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拆除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共计1517800元，具体赔偿清单如下：一、厂房建筑损失2000㎡×360元／㎡＝720000元；二、厂内生产设施损失517800元（阁楼304㎡×200元／㎡＝60800元、喷漆房200㎡×200元／㎡＝40000元、升降机一台29×××**元、机器设备28000元、水电设施＋消防设施2000㎡×180元／㎡＝360000元）；三、停产停业损失暂计280000元，2018年5月至实际赔偿之日，标准20000元每月，截至2019年6月，暂计20000元／月×14个月＝280000元。另查明，2018年6月23日，赣州市城乡规划局蓉江新区分局出具《关于房屋建筑合法性的认定意见》认为胜达木业、飞凡家具、童班童学、金福山、罗斌家具厂、滨华家具厂的房屋建筑未在规划部门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如当事人不能提供其他合法证据，上述房屋建筑均可认定为违法建筑。2019年1月10日，原告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章贡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3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赣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赣07行初20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案涉建筑物等虽属违章建筑物，但对其拆除也应当依法进行。章贡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3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时间相隔不足六月，法定期限尚未届满，属于在法定期限内启动行政行为执行程序的行为，违反了在法定期限内应当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特别法律规定。由于强制拆除决定已实施完毕，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遂判决确认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3日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违法，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案中，原告未经用地、规划部门批准搭建厂房及其他附属设施，没有取得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违反了上述规定，其搭建的厂房及其他附属设施为违法建筑。原告搭建的虽为违法建筑，但对其的拆除必须依法进行。章贡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3日对原告郭春荣及飞凡家具厂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因此被告于2018年7月23日对原告案涉厂房及涉及予以拆除的行为没有合法依据，应予确认违法。原告搭建的铁皮棚等建筑未经批准建设属于违法建筑，因此被告的拆除行为属于事实行为，不具有恢复原状的可能，原告要求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行为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的应给予赔偿。原告未经规划管理部门许可，擅自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为违法建筑，对于拆除的违法建筑，可以不予赔偿。但原告对该建筑物、搭建物的建筑材料及厂内生产设施等享有所有权，是原告的合法财产，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由于原告违法兴建的铁皮棚厂房已经使用多年，被告在拆除原告厂房前，原告厂房内的生产设施设备等已经进行了搬离。被告在拆除铁皮棚时也未进行毁坏式拆除，原告对拆卸下来的建筑材料等进行了回收。原告就其赔偿主张未向法庭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虽不能就自己的赔偿主张向法庭出示证据予以证明，但鉴于被告的拆除行为确实给原告的合法财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原审法院综合原告自身违法搭建铁皮棚的行为具有较大责任等情况，酌情考虑由被告支付原告合法财产经济损失3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7月23日拆除原告坐落于厂房及设备的行为违法。二、限被告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三十日向原告郭春荣支付经济损失共计30000元。三、驳回原告郭春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负担。上诉人郭春荣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1.判决撤销（2020）赣0731行初105号《行政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厂房建筑损失720,000元、生产设施损失517,800元，并赔偿停产停业损失（按照20,000元/月标准从2018年5月至实际赔偿之日）；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涉案厂房及其他附属设施为违法建筑，证据不足。1.房虽未办理规划许可，但有一定历史原因。上诉人于2008年1月15日与蟠龙镇箩渡村委会签订《合同》，承租土地，并兴建厂房用于生产经营。当年政府为发展农村经济，鼓励村民办厂，上诉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办厂经营。政府部门并未积极作为，要求业主规范建厂手续，导致厂房手续不全。可见，上诉人虽未办理规划许可手续，但具有一定历史原因，不能把所有责任归咎于村民。2.被上诉人未提交范围图，认定上诉人厂房为违法建筑，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提交证据3《关于房屋建筑合法性的认定意见》用以证明案涉建筑为违法建筑，一审判决也据此认定上诉人厂房为违法建筑，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范围图，违法建筑范围不明。上诉人厂房是否在图中范围线内，或者有多少面积在图中范围线内，事实不清。实际上，上诉人厂房只有部分面积在范围图范围线内。也就是说，即便厂房涉嫌违法建筑，也只有部分面积是违法建筑。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厂房全部是违法建筑，显然证据不足。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对厂房内的生产设施设备进行了搬离，被上诉人未进行毁坏式拆除，证据不足。1.从上诉人提交的28张强拆现场照片可以看出上诉人厂房遭遇强拆时厂房及生产设施设备被损毁的基本情况，被上诉人所称的搬离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主张的阁楼、喷漆房、升降机、部分机器设备及水电设施、消防设施等生产设施设备并没有搬离，有的生产设施设备也不可能临时搬离。2.根据《城市管理执法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全面、客观收集相关证据，应当运用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等技术，实现执法活动全过程记录。被告提供了证据2拆除视频资料，用以证明进行了搬离。但该视频资料显然并非完整规范的执法记录，不仅不符合前述执法办法的规定，也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即便是被上诉人提交的部分视频资料，也能看出尚有部分机器设备在强拆现场，并未完全搬离。3.从强拆现场照片更能看出被上诉人出动大型机械对上诉人的厂房实施强拆，导致上诉人厂房变成废墟，厂房内生产设施设备被埋压毁损，明显是毁坏式拆除。三、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就赔偿主张未予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举证责任划分错误，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实施强拆时，上诉人无法进入强拆现场，取证难度极大，被上诉人控制强拆现场，在证据的可得性、取证的便利性方面，被上诉人占有绝对优势。但被上诉人却违反法定程序，未依法进行财产登记、公证，导致上诉人举证困难。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之规定，因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上诉人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被上诉人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而从举证情况来看，被上诉人显然举证不足，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30,000元，判决结果严重不公。从前述理由可见，上诉人厂房未办理规划许可，政府亦应承担部分责任；厂房并非全部是违法建筑，有部分建筑面积不在违法认定范围内，应视为合法建筑，应当按照合法面积进行赔偿；上诉人起诉所列厂房内生产设施设备并未搬离，已经实际毁损，应获得赔偿；被上诉人因强制拆除手段、方式不当，造成上诉人厂房建筑材料和生产设施设备损害，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的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包括厂房建筑损失720,000元、生产设施损失517,800元及停产停业损失，符合实际情况及生产生活常理，亦非漫天要价，一审判决结果与上诉人实际损失相差巨大，严重不公。被上诉人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一、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自认其在集体山林地上搭建的铁皮棚构筑物均未取得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该案件事实清楚。案涉所有铁皮棚厂房建筑已经明确被规划部门依法认定为违法建筑，并经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的（2019）赣07行初20号行政生效判决查明属违法建筑物，并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仅有部分系违法建筑的情形。二、本案的诉讼焦点利益系答辩人的强制拆除事实行为是否对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答辩人是否应对被答辩人予以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行为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才需要承担赔偿义务，本案的违法铁皮棚厂房建筑不属于公民合法权益范畴内，因此答辩人拆除被答辩人违建的铁皮厂房不需承担赔偿义务。被答辩人为建设违法建筑所支出的人工费、拆除所导致的材料价值贬损以及其他为建设违法建筑所支出的费用，属于被答辩人为实施违法行为所负担的违法成本，不属于应当予以赔偿的合法权益。且答辩人拆除后将所有建筑材料留置在现场，被答辩人亦认可其自行处置了拆卸下来的建筑材料，答辩人未侵害被答辩人的建筑材料所有权。三、被答辩人上诉称其建设铁皮棚厂房虽未经用地和规划许可，但有一定历史原因，被答辩人提出其系响应政府号召，政府未积极作为要求被答辩人取得许可，显然是诡辩。被答辩人作为一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进行建设应当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办理用地和规划许可，此系建设行为人应尽的法律义务，现被答辩人未经许可私自搭建铁皮棚厂房严重的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属于饶幸而自甘风险的行为，应当予以惩戒。四、根据答辩人与被答辩向一审法庭提交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能够相互印证，答辩人的拆除前巳经对厂房内生产设施等进行了搬离这一事实。从视频录像中能够明确体现出，在事实拆除行为前，被答辩人已自行将机械设备等物品搬离清空，剩余少部分被答辩人遗弃的板材废料，答辩人也组织人员进行了搬离，铁皮棚厂房被拆除时厂房内巳无任何有价值的物品。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阁楼、喷漆房等属于铁皮棚厂房建筑的一部分，无法进行分割回收利用，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水电设施、消防设施一经施工附加在建筑物上，即无实现回收利用的价值。因此被答辩人提出答辩人在拆除时未搬离生产设施设备，显然是恶意偷换概念，故意将违法铁皮棚建筑分割为几个所谓合法财产部分予以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五、关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出一审法院错误将举证责任归于原告这一上诉理由显然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原告应当举证证明损害事实存在、损害程度大小，该责任分配是因为行政赔偿诉讼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是否合法，而是应否赔偿和如何赔偿的问题，所以本案应当先由被答辩人举证。结合到本案，被答辩人仅提供了一份清单，而未提供任何其生产设施被损毁的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至于被答辩人提出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显然不符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具体到本案，答辩人在实施拆除后并未进行清场，而是在被答辩人在场的情况下，原状移交给被答辩人，所有被拆除的铁皮棚建筑材料均留置在现场，被答辩人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对损害行为的发生和损害结果的大小进行拍摄留存证据，对拆除行为是否损坏和埋压物品有充分的举证能力。因此本案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情形，不应当将举证责任倒置给答辩人。据此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符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被答辩人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六、被答辩人自甘法律风险违法搭建铁皮棚厂房并进行经营，如今被予以拆除，由此导致的停产停业损失不属于拆除事实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被答辩人上诉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对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随卷移送的证据以及本院网络询问协调笔录在卷可以证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所建为违法建筑，对违法建筑的拆除也应当依法进行。被上诉人拆除违法建筑所依据的《强制拆除决定书》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被上诉人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没有合法依据，应予确认违法。行政机关实施违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损失系由行政相对人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上诉人自身违法搭建铁皮棚厂房的行为具有较大责任，被上诉人在拆除原告厂房时未进行毁坏式拆除，但确实给上诉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上诉人不能充分举证证明其损失的情形下，一审判决酌情考虑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30,000元，已充分考虑了上诉人利益，处理妥当。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停产停业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其该项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郭春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洋发审判员  刘定丰审判员  陈煜龙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