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浙01民辖终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月琴，女，197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尤康杰，男，196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雪斌，男，1972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俊祺，男，196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中红，男，197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顺良，男，196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剑强，男，1976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阶森，男，197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冬飞，女，196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庆俊，男，197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麻延，男，196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林，男，195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云海，男，196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闻文，男，196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岑晓春，男，1970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盛桢，男，196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国权，男，194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民，男，196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忠俊，男，196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少华，男，1959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晓宁，男，196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三平，男，197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颖，女，197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涛，男，197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慧明，男，196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营海澄，男，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池华建，男，197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舜天，男，197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惠民，男，197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俞菊明、邱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叶**红，男，197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张劲松，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施鸿强，男，196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许国文，女，196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叶水泉，男，196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王海辉，男，197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王晔，男，197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刘月琴因与被上诉人尤康杰、朱雪斌、曾俊祺、王中红、吕顺良、吴剑强、孔阶森、马冬飞、叶庆俊、麻延、陈永林、韩云海、蒋闻文、岑晓春、郭盛桢、叶国权、张建民、张忠俊、邢少华、陈晓宁、石三平、李颖、张春涛、郑慧明、营海澄、池华建、施舜天、尹惠民（以下简称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及原审被告叶**红、张劲松、施鸿强、许国文、叶水泉、王海辉、王晔（以下简称叶**红等七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776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刘月琴上诉称，（一）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刘月琴对其本人持有的杭州华电华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华源）股权具有完全的处分权利，与其他原审被告持有的华电华源股权相互独立，彼此间不存在对标的股权共同共有的关系。刘月琴等八人（包括上诉人刘月琴和原审被告叶**红等七人）所持有的华电华源股权不应视为一个整体，刘月琴与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之间构成独立的权利义务关系。首先，从原审诉讼请求来看，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已将刘月琴等八人视为八个独立主体，并未要求刘月琴等八人共同或连带承担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而是要求刘月琴等八人分别承担责任。即便各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均认可其属于一个整体，也应与刘月琴等八人至少分别产生八个不同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刘月琴与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然也是独立可分的，没有与叶**红等七人合并到同一诉讼中的必要性。其次，如本案为必要共同诉讼，则每个当事人都无法提出独立的诉，或当其中一个当事人起诉的，其他人都必须参加到该诉讼中。但在本案中，每个当事人均可单独主张权利，不影响其他当事人诉讼权利。事实上，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中的施舜天、郭盛桢曾于2020年6月1日分别向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之诉【案号为（2020）浙0112民初2263、2264号】，后撤回了起诉。同时，刘月琴等八人中的4人许国文、张劲松、刘月琴、叶**红也分别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之诉【案号为（2020）浙0106民初5423、5425、5426、5427号】，前述四个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因此，本案无论是尤康杰等二十八人还是刘月琴等八人均不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权利义务。（二）尤康杰等二十八人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首先，形式审查提交的证据并结合杭州源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牌科技）和杭州源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牌控股）工商登记股东信息，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中仅十一人具有源牌科技股东身份，其他的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次，刘月琴并非可确定的被告，刘月琴未签署2018年5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未与华电华源公司或其股东进行过股权转让的相关磋商，更未以任何行动表明授权许国文签署任何法律文件，尤康杰等二十八人提交的“股东群”微信记录没有任何内容证明刘月琴同意或授权签署所谓股权置换方案。（三）本案被错误判定为必要共同诉讼将造成实体审判混乱。本案原审被告之一王海辉曾于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入职华电华源，后因与源牌科技竞业限制纠纷一案败诉被迫从华电华源离职【终审判决（2020）浙01民终2319号】。王海辉不仅为本案尤康杰等二十八人提供了包括刘月琴等八人在内的“股东群”微信记录作为证据，还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5423、5425、5426、5427号案件首次庭审中作为华电华源的证人，子虚乌有地自认其授权许国文签署2018年5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并同意协议中涉及的股权置换方案。倘若如此，本案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与王海辉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无须起诉王海辉支付股权转让款。二十八名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强行将刘月琴等八人绑定为一个整体合并到单一诉讼中的真实目的，就是与王海辉恶意串通，利用王海辉当事人陈述试图混淆事实，损害刘月琴合法权益。现各刘月琴等八人主张的事实大相径庭，部分原审被告认可股权转让事实，另一部分不认可股权转让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无法在一个案件中对所有当事人作出统一裁决，若将人数众多的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刘月琴等八人不加区分并入一个案件审理，会造成审判活动的混乱。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应分案起诉，便于法院针对每个当事人具体情况作出不同裁决。（四）原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径直在管辖权异议程序审查中对关键性实体问题作出认定不妥，且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管辖权异议属于程序性问题，对其审查以形式审查为主。为了保证法院正确地行使管辖权和审判权，辅之以一定的实体审查亦属必要，但须遵循审查适度性原则，原审法院的管辖权异议审查已经超出了适度范围。2018年5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尤康杰等二十八人据以确定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与刘月琴等八人主体身份以及当事人就股权置换和转让达成一致意见的核心证据。原审法院审查该证据后认为：“从《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看系二十八原告将其持有的源牌科技、源牌控股的全部股权整体转让给八被告，八被告将其持有的华电华源全部股权整体转让给二十八原告。”但纵览《股权转让协议》，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无涉及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和刘月琴等八人的合同主体身份，原审法院却直接认定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和刘月琴等八人整体互相转让股权，突破了程序性审查限度。为进一步证明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有必要在此指出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的原因。刘月琴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2018年5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成立或实际履行，华电华源与源牌科技的股东之间始终未能就股东交叉持股的清理置换方案达成最终一致意见。在（2019）浙0106民初9525号王海辉与源牌科技竞业限制纠纷一案中，王海辉提交一份由施舜天出具的《关于本人代持王海辉股权申明》，以证明施舜天在2019年7月11日仍为王海辉代持华电华源股权，故王海辉并未在2018年期间将华电华源股权转让给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中任一人。同时，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本案部分被上诉人（合计有11人）以源牌科技股东身份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即证明了该等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也未认可、履行2018年5月讨论形成的股权置换方案。前述证据初步证明尤康杰等二十八人或叶**红等七人加上刘月琴不能视为一个整体，不同当事人之间存在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需要分案具体处理。最后，刘月琴的户籍所在地及经常居住地均不在杭州市西湖区，原审法院对刘月琴不具有管辖权。综上，刘月琴认为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情形，原审法院决定合并审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原审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原审法院对刘月琴亦没有管辖权。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改为裁定驳回起诉或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 尤康杰等二十八人答辩称，（一）本案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委托代理人麻延订立合同、刘月琴等八人的委托代理人许国文订立合同，麻延与许国文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约行为，对双方均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条件，刘月琴提出驳回起诉的请求应裁定驳回。1.（2020）浙杭网证内字第11724号公证书（原审原告证据11）证明：刘月琴等八人建立名为“股东群”的微信群，授权许国文进行股权分离谈判、召集内部会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经许国文通知，本案刘月琴等八人全部参加了2018年5月6日的林达科技（振华路212号）7楼会议室的股权处置会，以实际行为确认了许国文系其代理人。3.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对委托代理人麻延参与谈判并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约无任何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结合本案事实，许国文系刘月琴等八人的代理人，许国文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行为，对本案刘月琴等八人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条件，应裁定驳回刘月琴提出的驳回起诉的请求。（二）尤康杰等二十八人的起诉符合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情形。1.本案当事人双方均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所争执的需要通过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予以解决的民事、经济法律关系，亦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动、消灭的法律事实。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原告提出的实体权利请求，包括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原告向被告提出的实体请求。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为双方当事人均将其个人所持的股权合并为一个整体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即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将其持有的源牌科技、源牌控股的全部股权整体转让给上刘月琴等八人，刘月琴等八人将其持有的华电华源全部股权整体转让给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并支付股权转让差额款13600615元。因此，本案的诉讼标的为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基于整体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提出的刘月琴等八人给付股权转让差额款的请求权。案涉3家公司股权转让无法分成自然人股东之间一一对应的单独转让，双方之间不存在众多互相独立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不构成独立的诉讼标的，本案诉讼标的是同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为共同诉讼”，本案符合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情形。2.刘月琴混淆了诉讼标的与标的物的不同。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标的物是指当事人争议的权利和义务所指的对象。尤康杰等二十八人的诉讼请求中将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刘月琴等八人应支付的股权转让差额款13600615元，按其所持的华电华源股权比例进行了分摊，只是对标的物的分割。尤康杰等二十八人既可要求刘月琴等八人共同支付股权转让差额款，亦可要求刘月琴等八人分摊支付股权转让差额款。因此，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在诉讼请求中对标的物的分割，亦可以理解为对自己所享有请求权的选择行使，但不能将标的物的概念偷换为诉讼标的，改变本案诉讼标的为同一的性质。（三）刘月琴等八人中的4人向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诉讼，本案的审理将会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刘月琴等八人中的4人许国文、张劲松、刘月琴、叶**红于2020年7月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之诉【（2020）浙0106民初5423、5425、5426、5427案件】，要求本案被上诉人之一的陈永林、华电华源赔偿股权损失、分红款损失。其4人诉请的权利基础是4人持有华电华源的股权。这正与本案密切相关。本案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主张，4人持有的华电华源股权已经通过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给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作为转让对价，4人得到了源牌科技、源牌控股股权。通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刘月琴等八人股权是否转让的事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违约，并通过生效法律文书加以确定。从而，最终确定4人是否具有华电华源的股东身份，是否有权要求陈永林、华电华源赔偿损失。因此，本案的审理不仅不会造成实体审判的混乱，相反将会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损害赔偿纠纷诉讼案件的审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刘月琴等八人妥善处理法律关系，减少纠纷的发生。（四）原审法院准确把握了立案审查限度，并未对本案关键性实体问题作出认定，刘月琴的说理并辅以证据反将本案拖入实体审理的阶段。1.原审法院准确把握了立案审查限度。尤康杰等二十八人是基于多方合同关系，共同起诉刘月琴等八人。尤康杰等二十八人提交了材料证明多方合同关系，以及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字主体系有权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刘月琴对委托代理关系是否建立、有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刘月琴等八人是否签订，以及对尤康杰等二十八人提交的证据质疑等，均是实体审理的内容。如果刘月琴对证据存疑进行辩论的，完全可在案件开庭时审查，保障其质证、辩论的权利。起诉权作为当事人一种极其重要的诉权，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害和阻碍其行使，非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拒绝接受当事人起诉，公权力应当保障而不能限制以至剥夺诉权。原审法院正是基于保护诉权的原则，对于本案关键性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作实质审查，而依据对本案双方提交的材料及陈述的程序性审查即判断本案符合立案条件，并无不当。这是原审法院依职权作出的裁定。2.刘月琴存在认识错误。在上诉状中，刘月琴引用了原审法院裁定中的一段内容“从《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看系二十八原告将其持有的源牌科技、源牌控股的全部股权整体转让给八被告，八被告将其持有的华电华源全部股权整体转让给二十八原告”，以此说明原审法院对关键性实体问题作出认定不妥。而原审法院裁定中的关于该段的完整内容实际为“本案中二十八原告主张双方当事人均将其个人所持的股权合并为一个整体相互转让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从《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看系二十八原告将其持有的源牌科技、源牌控股的全部股权整体转让给八被告，八被告将其持有的华电华源全部股权整体转让给二十八原告，二十八原告与八被告之间并无各自分别的对应关系，故仅构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这一诉讼标的，当事人之间具有不可分的共同权利义务关系，构成必要共同诉讼，而不属于普通共同诉讼”。不难看出，刘月琴在引用裁定书中的内容时，删除了“本案中二十八原告”这句话的主语，有断章取义之嫌，将尤康杰等二十八人的主张当成了法院对关键性实体问题的认定。3.刘月琴在上诉状中的说理并辅以证据，反将本案拖入实体审理的阶段。刘月琴在“第三点”大篇幅描述、评价其想要展现的案件事实并辅以了4组证据。例如，“现各被告主张的事实大相径庭，部分被告认可股权转让事实，另一部分被告不认可股权转让事实”。又例如，本案原审被告之一王海辉被迫从华电华源离职，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即与王海辉恶意串通，利用王海辉的陈述混淆事实，损害刘月琴合法权益。从表面上看，刘月琴的说理及证据是为了证明刘月琴等八人不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权利义务。而刘月琴等八人是否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权利义务，实际上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需要经过实体审判才能认定。一方面，刘月琴认为“管辖权异议属于程序性问题，对其审查以形式审查为主”，指责原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径直在管辖权异议程序审查中对关键性实体问题并作出认定不妥。另一方面，刘月琴说理并提交证据，迫使人民法院突破程序性审查的限度。刘月琴如此自相矛盾的做法，让人民法院陷入何种境地。另，也需提醒刘月琴，“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与王海辉恶意串通”等主张，有侵害尤康杰等二十八人权利之嫌。4.本案如裁定为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极可能会造成审判活动的混乱。如果依据刘月琴的观点及其证据，从程序上就裁定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迫使尤康杰等二十八人逐一个案起诉，将会引发数十个乃至近百个案件（二审、再审），既违背了尤康杰等二十八人“整体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导致每个案件中法院均需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进行审理，又可能造成法院无法对所有当事人作出统一裁决，也极大的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浪费，这才是真正的造成审判活动的混乱。（五）原审法院依法享有本案管辖权，应驳回刘月琴的管辖异议申请。刘月琴等八人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合同主体，其中6名的住所地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享有本案管辖权。据了解，刘月琴虽身份证住址在上海，但先后在华电华源、源牌科技工作20余年，其丈夫为原审被告叶**红，两夫妻一直居住在杭州市西湖区。刘月琴居住在杭州市西湖区××的自购房内并于2019年5月20日办理了居住证，自刘月琴办理居住证至本案2020年10月起诉时已经一年以上。因此，刘月琴的管辖异议于法无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共同起诉刘月琴等八人，主张刘月琴等八人分别向其支付股权转让差额款及利息不等。刘月琴上诉称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与刘月琴等八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相互独立、不能合并审理。故本案审查原审法院是否享有管辖权的争议焦点在于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与刘月琴等八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能否合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诉的主体合并区分为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本案中，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共同起诉刘月琴等八人，并对其分别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符合当事人双方为二人以上的情形。且尤康杰等二十八人主张双方均将其个人所持股权合并为一个整体相互转让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亦载明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将其持有的源牌科技、源牌控股的全部股权整体转让给刘月琴等八人，刘月琴等八人将其持有的华电华源全部股权整体转让给尤康杰等二十八人，双方各当事人之间并无一一对应关系，而是构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这一诉讼标的，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中的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叶**红等六名原审被告的住所地均位于原审法院辖区内，故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至于刘月琴上诉提出的驳回起诉的上诉请求，不属于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员 余文玲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方舒婧 书 记 员 庄露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