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4民终1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登开，男，195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太阳，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登玉，女，195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边县。 上诉人孙登开因与被上诉人孙登玉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2020）川0422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登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孙登玉停止侵权，归还侵占孙登开土地约0.3亩（包括地里板栗和桑树）；2.孙登玉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轮土地承包孙登开、孙登玉分别与集体签订承包合同书，集体将小地名“河对面”的土地1.16亩发包给孙登开耕种经营。孙登开将此土地种植桑树和板栗树，并纳入退耕还林。该1.16亩土地也确权登记给孙登开，仍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孙登玉长期侵占孙登开的承包土地及土地内的经济林木。孙登开及其妻子多次阻止，孙登玉不听劝阻。 孙登玉辩称，争议土地系孙登玉二十年前就开荒的地，争议土地是农村集体土地包干到户之前就由孙登玉开的荒，土地包干时争议的开荒地没有纳入集体土地进行发包，一直是孙登玉在种，之后无论集体土地几轮如何承包，争议土地都一直是由孙登玉在耕种。2019年确权土地，孙登玉询问土地确权的工作人员，被告知孙登玉的开荒地是不确权的，孙登玉就未过问这个开荒地的确权事宜，其后面孙登玉去土地上进行耕种，孙登开的妻子就告知该土地已经确权给孙登开家了，不同意孙登玉耕种，故不同意孙登开的上诉请求。 孙登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孙登玉返还孙登开土地约0.3亩；2.孙登玉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登开、孙登玉系兄妹关系，均居住在盐边县××镇××村××组，该组于1999年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孙登玉在二十多年前在该组“河对面”处种植红苕等作物，后种植桑树及板栗，面积约0.1亩左右（未测量，孙登开认为有0.3亩）。2018年12月，孙登开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承包期起止为“1999年12月31日至2029年12月30日”，案涉土地含在该证记载的“河对面1.16亩”范围内。此后，双方因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经镇、村、组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由集体经济组织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签订书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生效，承包方于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合同是证明承包人是否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最根本依据。孙登开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县级人民政府以承包经营合同为依据，颁发的证书，起到确认或者公示的效力。但由于孙登开认可案涉土地已由孙登玉耕种使用多年，孙登开在2019年前并未向孙登玉主张承包经营权这一事实，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承包人与案涉土地的实际耕种使用人长期不一致，这就要求孙登开提供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内的证据来证明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孙登开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间因“河对面”土地耕种使用存在纠纷，且经镇、村、组调解未能达成协议，不能证明孙登开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既然孙登开未能证明其取得承包经营权，其认为孙登玉侵犯其承包经营权，要求孙登玉返还承包土地的诉讼请求显然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孙登开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孙登开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20年12月7日孙登开向永兴政府申请一份，拟证明：1.双方因土地发生纠纷；2.双方的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老证）已经收回，现保存于第三方测绘公司（四川省煤田测绘工程院），政府同意复印。证据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七页，第三页拟证明：“河对门”的土地0.4亩是孙登开的土地，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孙登玉对此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该两份证据。由于并无相反证据否定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其予以确认。审查以上证据二，与孙登开在一审中举证的2018年12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对比，在具体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中，就“河对面”地块登记的面积分别为0.4亩与1.16亩，地块的四至描述也完全不同，故并未反映出两者相互之间具有前后对应及承继关系。同时以上证据二载明的土地承包总面积均为4.05亩，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土地承包总面积2.94亩也并不一致，故该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 孙登玉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孙登开提出以下异议：1.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是于2000年10月10日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不是1999年实行；2.“孙登玉在二十多年前在该组‘河对面’处种植红苕等作物，后种植桑树及板栗，面积约0.1亩左右”不是事实，无其他异议。孙登开的以上异议，与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相左，且其二审中的举证也均不能予以证实，故依法不能成立。孙登玉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孙登开主张根据2018年12月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取得了案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但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属于政府履行职权和职责的行政登记行为，登记的实质只具有不动产物权变动公示的作用,不具有行政许可或行政确认意义上的赋权或判断权利归属的功能，该登记性质决定了行政登记机关有限的形式审查职责，故行政登记机关对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是否已经实际取得承包经营权仅有形式审查的职能,不具有从实体上审查的自由裁量权。故孙登开应当先举证证明其与集体经济组织，就案涉争议土地签订了承包合同，且合同生效其取得了相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不能仅根据其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就认定其取得了案涉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合同授权,上述法律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而设立的,是一种合同授权,村民必须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且合同生效村民才取得承包经营权。孙登开在二审中举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同时在一审、二审中又均认可案涉争议土地系由孙登玉耕种使用多年，且二审中不能就其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第2点异议举证加以证明，故一审判决关于土地承包合同是证明承包人是否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最根本依据、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承包人与案涉土地的实际耕种使用人长期不一致、孙登开未能证明其取得承包经营权，其认为孙登玉侵犯其承包经营权，要求孙登玉返还承包土地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相关认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和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孙登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孙登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 玉 审 判 员  李淑群 审 判 员  黄 雷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罗 军 书 记 员  夜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