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维斌，男，195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祖健，男，1958年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祥坤、马华桂，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伟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刘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玉梅，上海俊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正鸣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林长河，董事长。(未到)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娜，女。上诉人何维斌、王祖健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伟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洁公司)、上海正鸣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鸣公司)相邻关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3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维斌、王祖健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20)沪0114民初1323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何维斌、王祖健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何维斌、王祖健向正鸣公司购买位于嘉定区德富路XXX号XXX室及113室房屋后，将该房屋出租给案外人用作餐饮经营。2018年4月，该房屋大楼配套排污设施存在堵塞，正鸣公司被相关部门要求整改。嗣后，正鸣公司未经业主同意，且在未进行业主讨论和相关利益方听证的前提下，在涉案房屋北侧方向8.7米处挖建了一个隐蔽式“排污池”。同年扩建了涉案房屋东北方向8.2米处的垃圾房。何维斌、王祖健在办理“食品生产加工许可证”时，因不符合《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及其指南对于选址的要求(根据该指南要求，选址应当“距离非水冲式厕所、粪坑、污水池、暴露圾场(站、房)等污染源25m以上”)，始终无法获准取得食品生产加工许可证，进而导致该两处店铺无法出租或自用，何维斌、王祖健购买该处房产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给何维斌、王祖健造成巨大损失。相邻关系是相互毗邻的两个以上不动产所有人、用益物权人或者占有人，在用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根据法律规定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排污池、垃圾房的存在，涉案房屋始终无法办理相关食品卫生许可证照，无法用于餐饮经营。案外人于2018年起诉何维斌、王祖健要求解除租赁合同胜诉，对何维斌、王祖健造成巨大损失。伟洁公司是“左岸香堤”大楼的物业服务企业，根据《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法》第5条第2项规定，已建商品住宅区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和设施的设置责任人，为业主或者业主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案涉“左岸香堤”大楼，业主委员会仍未成立，伟洁公司系正鸣公司聘请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左岸香堤”大楼的日常物业管理工作，系垃圾房和“排污池”的实际管理、占有人。根据《物权法》83条第2款、第92条，《民法典》第287条、第296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业主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以及其他业主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正鸣公司在何维斌、王祖健实际购买并使用“左岸香堤”112号、113号室房屋之后建造了案涉“排污池”并扩建垃圾房，两设施对何维斌、王祖健使用房屋，行使业主权利构成实际侵害。现“左岸香堤”业主委员会尚未成立，即便正鸣公司将该大楼出售给了相关业主后，实际不再是“左岸香堤”大楼及相关附属设施的所有人，但该垃圾房、“排污池”的实际管理、占有人均系正鸣公司聘用的伟洁公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何维斌、王祖健与正鸣公司、伟洁公司形成法律上的相邻关系，何维斌、王祖健有权请求正鸣公司、伟洁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关于排污池、垃圾房的设置，以一般理性人的角度思考，在餐饮企业8米处存在一个可被看见“东西长5米，南北长2米的垃圾房”，以及一个“呈南北方向排列，带四格井盖的污水池”，很明显会对餐饮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恶劣影响，且上述两设施均系何维斌、王祖健将房屋出租给案外人用于餐饮企业经营之后建成。正鸣公司没有和何维斌、王祖健进行沟通、协商，径自建造两处可能会严重侵犯何维斌、王祖健的合法权益的设施，主观上存在严重过错。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判决。被上诉人伟洁公司辩称：不同意何维斌、王祖健的上诉请求。本案不属于相邻权纠纷，不符合相邻权纠纷的法律特点。因为从法律规定上来看，相邻权纠纷是指相邻的不动产的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造成损害。但是在本案当中，伟洁公司并非是案涉的污水池或者是垃圾房的实际管理人、所有权人，或者是建造人。其次，垃圾房的存在，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何维斌、王祖健的不动产，所以何维斌、王祖健关于相邻关系的法律诉求是不符合法律依据的。何维斌、王祖健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案涉的房屋无法办理出食品经营许可证与垃圾房或者是污水池的存在之间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何维斌、王祖健关于损失的主张，至今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正鸣公司辩称：不同意何维斌、王祖健的上诉请求，主要意见同伟洁公司一致。正鸣公司非排污池的物权所有人，所以也不存在任何的权利关系。另外，何维斌、王祖健在原审没有提供出无论是污水池或是垃圾房，对何维斌、王祖健造成实质性损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维斌、王祖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正鸣公司、伟洁公司共同停止侵害、拆除嘉定区德富路XXX号商铺右4.5米处的垃圾站，去除嘉定区德富路XXX号商铺正前方5米处的倒粪池、恢复原状；2、判令正鸣公司、伟洁公司赔偿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恢复原状之前的全部损失61，0736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本区德富路XXX号所在的“左岸香堤”大楼，是由正鸣公司开发建设，现已全部出售，共有一百多户业主，但业主委员会尚未成立。该大楼现由伟洁公司根据其与正鸣公司签订的相关物业托管合同，实行物业管理。2016年9月23日，何维斌、王祖健向正鸣公司购买了该大楼112室、113室两套房屋，并在之后办理了相关的不动产权属登记。该两套房屋东西方向相连，且各自的北墙在同一平面，112室在西，113室在东。相关不动产权证显示，上述112室、113室两套房屋均由何维斌、王祖健按份共有，建筑面积均为9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餐饮、商办、文化娱乐、旅馆用地，房屋用途为店铺。虽然112室、113室各自独立办理相关权证，但因两套房屋原本相连，且均由何维斌、王祖健所有，故相互之间并未隔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使用。2017年3月16日，何维斌、王祖健将上述112室、113室房屋共同出租于案外人，并由案外人用于餐饮经营，租金标准为每天每平方米4.5元。因案外人与何维斌、王祖健在租赁期间就有关租赁事宜发生争议，案外人因某于2018年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何维斌、王祖健则提出相应反诉。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判决，确认案外人与何维斌、王祖健之间的相关租赁合同于2018年3月13日解除。何维斌、王祖健遂收回了112室、113室两套房屋。因2018年政府相关政策要求对垃圾实行分类管理，“左岸香堤”大楼为响应相关政策，而在其用地范围内斜对原告的112室、113室房屋的东北方向位置上，呈东西方向设置了一个垃圾房，以供大楼业主用于收集垃圾。该垃圾房东西长约5米、南北宽约为2米，南侧开门。其与两原告的112室、113室两套房屋墙壁之间的最近距离为其西南角与何维斌、王祖健113室房屋的东北侧外墙角的距离，具体为8.2米。与此同时，正鸣公司因其原为“左岸香堤”大楼配套建设的排污设施在使用中存在堵塞，而被相关部门要求整改。为此，正鸣公司在2018年4月委托第三方在何维斌、王祖健的112室、113室房屋北侧方向挖建了一个隐蔽式“排污池”，以改善原来的排污设施。该“排污池”分四格，呈南北方向排列，除每格上方各设置一个井口外，其余均为封闭状态，且每个井口均有井盖予以封闭。该“排污池”与何维斌、王祖健的112室、113室房屋之间另有东西方向的公共通道和斜坡式花坛相隔。其中，公共通道在南，斜坡式花坛在北。斜坡式花坛的北侧距两原告的112室、113室房屋的北墙外壁为8.7米。而“排污池”的南端就靠近斜坡式花坛的北侧，且整个“排污池”的位置已不在“左岸香堤”大楼的总的用地范围内。因何维斌、王祖健认为上述垃圾房和“排污池”系违章建筑，且严重影响其112室、113室房屋的环境卫生，而分别致函正鸣公司、伟洁公司，要求予以整改、拆除。正鸣公司、伟洁公司接函后与何维斌、王祖健有过沟通，但双方沟通无果。为此，何维斌曾向当地社区等有关部门举报、投诉此事，并向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信访。有关部门就此进行了相关的解释和说明，并对信访进行了回复。其中，对信访的回复明确，经新城公司实地核查，本案所涉的垃圾房是伟洁公司在创城期间因实际需要且经征询大楼业主同意所建造，在何维斌、王祖健要求拆除的情况下，伟洁公司也向大楼业主进行了问卷调查，但大部分业主不同意拆除该垃圾房，而伟洁公司每日均对该垃圾房进行清理、杜绝异味产生；至于隐蔽式“排污池”，经新城公司核查，是因前期污水管经常性堵塞才进行挖建，并不属于大楼地块红线范围内，且现场调查并无任何污迹臭味。因何维斌、王祖健对当地社区部门的解释、说明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上述信访回复并不满意，坚持认为上述垃圾房、“排污池”的存在，导致其店铺无法作为餐饮的经营场所，进而导致其店铺无法出租或自用，对其造成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本次诉讼。且何维斌、王祖健明确，其提起本次诉讼是以相邻关系为诉讼请求权的基础。原审法院另查明，在何维斌、王祖健就涉案垃圾房和“排污池”与正鸣公司、伟洁公司进行交涉，及向有关社区、政府部门举报、投诉、信访期间，伟洁公司也因何维斌、王祖健拖欠涉案店铺的物业管理费，而向法院起诉何维斌、王祖健。而在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伟洁公司的诉讼请求后，何维斌、王祖健不服，提出上诉，但其上诉请求最终被驳回。在上述相关诉讼中，何维斌、王祖健虽以本案所涉垃圾房、“排污池”的存在作为一审抗辩和上诉理由，但均未被采纳。相关的二审判决虽表示，若何维斌、王祖健认为正鸣公司、伟洁公司未经相关审批手续，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建设的行为侵害其权利的，可依法另案主张损害赔偿，但明确物业管理企业仅是垃圾房保洁管理的责任人，无权拆除垃圾房和“排污池”。原审法院再查明，何维斌除是本案所涉的112室、113室两套房屋的共有业主外，也是“左岸香堤”大楼内403室、503室、505室房屋的业主。原审审理中，在法院就相邻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一定释明后，何维斌、王祖健仍坚持其提起本次诉讼是以相邻关系为请求权的基础，而正鸣公司、伟洁公司均否认是案涉垃圾房和“排污池”的权利人。何维斌、王祖健并明确，其112室、113室房屋是为从事餐饮经营进行使用，但由于案涉垃圾房和“排污池”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其无法办出相关卫生许可的证照，进而导致其无法出租该两套房屋，故其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损失610，736元，是根据112室、113室两套房屋的总面积194平方米，和每天每平方米4.5元的租金标准，自2018年8月1日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所得。对此，正鸣公司、伟洁公司均不予认可。而何维斌、王祖健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是因案涉垃圾房和“排污池”的存在，才导致其涉案的112室、113室房屋无法办理相关卫生证照。何维斌、王祖健并表示，案涉的“排污池”的南侧即为斜坡式花坛的北侧，彼此间并无间隔。但正鸣公司、伟洁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认为案涉“排污池”的南侧与斜坡式花坛的北侧之间还有0.5米的间隔。而双方均未就各自的上述主张，提供相关证据。且因“排污池”为隐蔽式结构，其南侧与斜坡式花坛北侧之间是否有间隔，法院亦未能勘查明确。同时何维斌、王祖健还认为，其112室、113室房屋产证上登记的面积包括房屋东侧、北侧外墙以外至地基外端的外延部分，并因某认为案涉的垃圾房、“排污池”与其112室、113室房屋之间的最近距离应分别为6.9米和7.1米。对此，正鸣公司、伟洁公司不予认可，认为房屋外墙至地基外端之间的外延部分应为公共区域。而112室、113室房屋的相应权证也未显示登记的房屋面积包含了何维斌、王祖健主张的房屋外墙至地基外端之间的外延部分，何维斌、王祖健也未能就此主张提供其他相关证据。此外，伟洁公司提供了一组问卷调查表，以证明其在何维斌、王祖健就涉案垃圾房提出异议、要求拆除后，其曾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向相关业主征询意见，但接受问卷调查的业主均不同意拆除涉案垃圾房。对此，何维斌、王祖健不予认可，认为无法确认是业主本人的签字和真实意思，且何维斌、王祖健也是业主，何维斌还是大楼内其他部位房屋的业主，但从未收到相同的问卷调查，故问卷调查也违反了民主程序。原审法院认为，相邻关系是相互毗邻的两个以上不动产所有人、用益物权人或者占有人，在用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根据法律规定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质是相邻不动产的权利人行使其权利的一种延伸或限制。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的，应当排除妨碍；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本案所涉及的垃圾房和“排污池”，与何维斌、王祖健所共有的112室、113室房屋在空间上相互临近是客观事实，但伟洁公司仅是“左岸香堤”大楼的物业管理企业，对垃圾房在内的相关物业及设施仅负有管理的责任，并非实际的权利人，与何维斌、王祖健之间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相邻关系。至于正鸣公司，虽是“左岸香堤”大楼的开发商，且因其原为该大楼配套建设的排污设施在使用中存在堵塞，而在被相关部门要求整改的情况下，建造了案涉的“排污池”，但其建造行为仅是为了改善原有的排污设施，并不产生新的物权，在其将该大楼出售给相关业主后，其实际也不再是该大楼及相关附属设施的权利人，与何维斌、王祖健也不构成法律上的相邻关系。故何维斌、王祖健就案涉垃圾房、“排污池”以相邻关系为请求权基础要求正鸣公司、伟洁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不能成立。而即便正鸣公司、伟洁公司就案涉垃圾房、“排污池”与何维斌、王祖健形成法律上的相邻关系，何维斌、王祖健以“相邻权”遭受侵犯而要求正鸣公司、伟洁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也应以垃圾房、“排污池”对何维斌、王祖健的房屋产生实质影响为前提。至于案涉的垃圾房、“排污池”是否对何维斌、王祖健的112室、113室房屋产生实质影响，应根据垃圾房、“排污池”的实际使用状况、与何维斌、王祖健房屋之间的距离等情况，综合予以判断。虽然何维斌、王祖健认为其112室、113室房屋的登记面积是包含了上述房屋东侧和北侧外墙至相应地基外端之间的外延部分区域，但无相应证据证明。其以此为由认为垃圾房和“排污池”与其上述房屋之间的距离，应以地基外端为测量依据分别为6.9米和7.1米，不能成立。从112室、113室房屋的外观形态来看，其与案涉的垃圾房、“排污池”之间距离应以其外墙外壁为测量依据，方为合理。现经现场测量，当事人一致确认，垃圾房与112室、113室房屋外墙之间的最短距离为8.2米。而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用地面积120-300平方米的生活垃圾收集站，与相邻建筑之间的间距不应小于8米。案涉的垃圾房的用地面积大约为10平方米，实际尚算不上是生活垃圾收集站，而仅是以建造垃圾容器间的方式设立的生活垃圾收集点，规模远小于面积120-300平方米的生活垃圾站，对周围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势必也远小于生活垃圾站的影响。在其与112室、113室房屋之间的距离达到8.2米的情况下，实际已符合国家对于生活垃圾站与相邻建筑之间的距离要求。至于案涉的“排污池”，即便如何维斌、王祖健所述，该“排污池”与其南侧的斜坡式花坛北侧之间并无间隔，其与112室、113室房屋之间的最近距离也达8.7米，并无明显不当。况且，该“排污池”所在位置不属“左岸香堤”大楼总的用地范围，又是封闭使用，经相关部门现场调查也并无任何污迹臭味。表明该“排污池”不论是否涉及粪便，均未对周围环境造成实质影响。现何维斌、王祖健声称因案涉的垃圾房、“排污池”的存在，导致其无法以其112室、113室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办出相关卫生许可的证照。但其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其以此为由，认为案涉垃圾房、“排污池”对其造成影响，不能成立。而何维斌、王祖健现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案涉垃圾房、“排污池”对其112室、113室房屋产生实质影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相应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案涉垃圾房、“排污池”是否属于违规搭建，而应予以拆除，应属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范围，不属本案相邻关系处理范围。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何维斌、王祖健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907.36元，由何维斌、王祖健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左岸香堤”项目销售数额外，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中，正鸣公司明确，关于本案所涉嘉定区德富路XXX号左岸香堤项目销售情况，项目房源共计150套；已售147套；尚有103室、107室、110室未能完成出售。本院认为：何维斌、王祖健选择以相邻关系为请求权的基础，本案应当按照相邻关系的相关规定处理当事人的纠纷。相邻关系的主体必须是两个以上的不动产所有人、用益物权人或占有人。伟洁公司作为物业服务公司，显然不属于该主体范围。正鸣公司作为开发商，虽仍有103室、107室、110室未能完成出售，但无论是涉案垃圾房抑或排污池，正鸣公司均非以103室、107室、110室业主身份对何维斌、王祖健的生活便利形成影响。因某，从主体角度考量，原审法院认定伟洁公司、正鸣公司不存在法律上的相邻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同。至于涉案垃圾房、排污池对何维斌、王祖健的房屋所产生的实质影响，如果系相应责任人未经审批手续，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所致，何维斌、王祖健可另行主张权利，不属本案相邻关系纠纷处理范围。何维斌、王祖健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7.36元，由上诉人何维斌、王祖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汪 毅审 判 员  黄 亮审 判 员  郑 璐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冯则煜书 记 员  姜晓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