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2民初3088号 原告：徐伏莲，女，196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原告：毛莹莹，女，1987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原告：毛聪聪，女，1989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帅，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军锋，男，197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永成，浙江天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建达，男，195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原告徐伏莲、毛莹莹、毛聪聪诉被告周军锋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后原告申请追加周建达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莹莹、毛聪聪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帅、被告周军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永成、第三人周建达到庭参加诉讼。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马钱利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106798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7月12日，被告周军锋欲拆旧房建新房，遂联系其朋友周卫杰的父亲周建达，让周建达带人将其自家旧房进行拆除。其后周建达带着毛金生等6名工人（包括一名拖拉机司机）于2020年7月14日一早到达被告位于青南村的老房子处。经过现场查看，周建达发现旧房木头基本上都已烂掉不值钱，遂拒绝为其拆除。后经被告与包括毛金生在内的工人协商，商定由被告雇佣工人拆房，并由其支付工人工资1000元，旧房木头卖掉后的款项补贴工人工资不足每天220元的部分，旧房墙体由被告自行找挖机师傅进行拆除。拆除工作进行没几分钟，老房突然坍塌，将毛金生等人压倒在下，并致毛金生当场死亡，部分工人受伤。后死者毛金生的妻子及两个女儿接公安机关通知，方惊闻至亲噩耗，在殡仪馆见到了至亲的最后一面。悲痛欲绝之余，原告方仍极力控制痛失至亲的巨大情感冲击，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以及公安机关、街道方面的引导下，保持理性态度，先行办理了丧葬事宜。鉴于上述情况，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之后，被告周军锋支付了10万元的丧葬费、第三人周建达支付了10万元的安抚费。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被告周军锋辩称：一、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徐新民，周军锋在2020年7月受徐新民委托联系和洽谈该房屋旧木料买卖事宜，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徐新民承担，周军锋不是本案赔偿义务人，不是适格被告。二、2020年7月14日，被告与第三人周建达形成的是房屋旧木料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按照当时房屋状态一口价卖给周建达旧木料，旧木料及房屋的拆除工作归周建达。周建达长期从事旧木料交易，跟其他人的交易惯例可以反映出房东不管拆除，包括拆除工人选任、工资发放、安全保障均由周建达决定和承担支付。三、被告与包括死者毛金生在内的其他几位工人从来不认识，没有洽谈过工资，没有指示过拆除工作，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关系。这些工人是周建达选任确定，从事什么工作、工资多少都是周建达决定和支付。被告与死者毛金生不可能形成雇佣关系。四、死者毛金生及其他工友，对损害的发生及损害结果的形成具有重大过失，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 第三人周建达述称：一、房子最开始是我叫人来拆的，当天早上6点10分的时候我就决定不拆了，因为这个房子是危房，我就说车费我来承担，我给每人买一条鱼算作补贴工资。这时，周军锋的老丈人给工人做工作，要求拆掉，工人说老板都要回去了，我们不拆了，周军锋老丈人说工资他来付，木头卖掉不要钱了，再加上工资1000元。后面，周军锋夫妻来了，我就跟周军锋讲了房子有危险我们不拆了，让周军锋跟他老丈人讲，周军锋跟他老婆商量了一下，他老婆让看着办，周军锋最后手一挥就同意拆了。我跟周军锋说了需要挖机去挖，周军锋就打电话叫挖机，挖机还没有到就出事了。房子坍塌了后，我就马上让周军锋打110报警，我马上去挖。后面在派出所调解，我吓坏了，说让我拿10万元钱，我第二天就送去了。二、我们拆房子平时的惯例是房子拆掉，木头我们拿去卖掉，我们是要给房东钱，多出来的是我们赚的。这次是房子的木头拆掉，木头归我们，还要给工人1000元工资。当时我跟周军锋讲房子是危房，我不拆的，工具都放车上了，钱我也不要了。周军锋就说人工吃不消拆就要挖机来拆，结果挖机还没到就出事了。三、我决定不拆之后，之后都是工人自己在谈的，我没有参与了，所以后面发生的事情与我无关。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户口簿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证明1份，欲证明：原告系本案适格主体。 证据二、调查意见告知书1份，欲证明：毛金生因危旧房屋倒塌被压倒致死，周军锋报警。 证据三、何根才谈话录音、文字整理资料各1份，欲证明：1.周军锋家的老房属于危房，对毛金生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2.在周建达决定不拆之后，被告周军锋直接雇佣工人们拆房，并同意支付1000元工资。 证据四、收条照片打印件1份，欲证明：周军锋向原告支付10万元丧葬费，原告毛莹莹向周军锋出具收条一份，10万元性质是丧葬费，并且支付的主体是周军锋。 被告周军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徐新民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宅基地使用权证复印件1份，欲证明：案涉房屋属于徐新民所有，周军锋受徐新民委托跟周建达谈房屋旧木料的买卖事宜。 证据二、陈述复印件3份，欲证明：2014年房屋也是周建达拆的，周建达是长期从事旧房木料买卖的从业者，从交易惯例看，拆房的工作也是周建达负责的事实。 证据三、录音、文字整理资料1份，欲证明：被告在7月12、13日的电话中与周建达约定了旧木料的买卖关系，确定的价格是周建达支付给周军锋1000元，所有拆的工作归周建达负责，拆房子的工人是周建达雇佣，工资和拆除方案、安全保障都由周建达负责。 第三人周建达向本院提供情况说明1份，欲证明：周建达表示不拆了，后面的事情周建达没有参与。 为查清案件事实，调取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一组。 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经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 证据一、证据二，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三，被告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房子不是被告的，是徐新民的；并非是被告雇佣工人拆房。第三人周建达认为当天早上其到现场看过房子，是危房，就决定不拆了，其听到过周军锋的老丈人讲给1000元钱的事情，周军锋也是同意的。对于何根才的录音，本院将结合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笔录进行综合认定。证据四，被告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周军锋是受徐新民的委托参与了事后的调解，收条是派出所让这样写的，作为当事人就是赔偿费用，因此收条上的钱并不单指丧葬费。第三人周建达不清楚。根据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被告周军锋提供的证据 证据一，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周军锋和徐新民的关系，原告不清楚，情况说明中所说的委托关系与本案事实不符，整个过程都是周军锋在叫人拆房，周军锋的老丈人虽有参与，最终的决定权仍在周军锋手里，工人是受周军锋指示拆房，被告现在所说的委托关系是其为了推卸责任事后杜撰的；对宅基地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房屋所有权人与本案雇佣关系的发生是没有因果关系的，被告周军锋叫周建达拆房子也是说他家的房子，并未说明是其老丈人委托他的，案涉房屋是危旧房，新房的批建是以周军锋的名义审批的。第三人周建达陈述现场看了后觉得房子是危房，不安全，就决定不拆了，后面其就没有参与了。关于被告周军锋与徐新民之间的委托关系，本院将在下文部分予以评判。证据二，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周建达表示记不清楚。本院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有效要件，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三，原告对录音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录音经过剪辑，没有前后语境，特别是2020年9月30日的录音，仅截取了其中20几秒，无法反映对话内容的真实意思；原告认为，该被截取的录音所反映的内容与周军锋、周建达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陈述相矛盾，应以事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的笔录记载的事实为准；周军锋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就跟他说拆下来的木头都给他们，然后再付给他们1000块钱，他们就答应了。他们几个工人就上楼去拆了，我也没上楼的。大概没几分钟我就听到有东西塌下来了”，周建达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后来周军锋来了，他说房子木头的钱不要我们付了，另外再给我们1000块钱的工人工资……然后他们就可以拆了”，周军锋和周建达的笔录均证明了周军锋与工人们直接形成劳务关系；另，案涉房屋属于危旧房，故当时提出楼板拆除及后续清运事宜由工人负责，旧房墙体由被告自行找挖机师傅进行拆除。第三人周建达不认可该录音，认为周军锋前后去其家中五六次，每次都不走，聊天录音，套他的话，总之，其不认可该录音。本院认为，该录音并非完整录音，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三、第三人周建达提供的证据 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周建达带工人到现场看了之后，周建达决定不拆了，后面是周军锋家人自行和工人商量愿意支付1000元工资，木头也给工人，因此周军锋和工人形成了雇佣关系。被告周军锋认为证明人都是拆房子的人，相互之间有利害关系，该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如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的询问；确定要拆房子的是周军锋的岳父母；整个事情是周建达叫了几个人拆房子，周军锋跟周建达约定的是旧木料的买卖，周建达一直称其眼睛不好，不太有文化，因此该情况说明不是周建达写的。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属于周建达的陈述，至于其陈述的事实是否成立，本院将结合有效证据综合认定。 四、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询问笔录。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公安只是针对是否存在刑事犯罪进行询问，相关事实应结合公安所作的笔录和庭审陈述进行认定；在周军锋的笔录中，周军锋陈述是其打电话给周建达的儿子要拆房子，而不是木料的买卖，另周军锋陈述“我叫了几个人来拆我家的老房子”，原告认为这是周军锋叫周建达帮忙叫几个人来拆房子，周军锋表示老房子的木头都烂了，周建达无法获利拒绝拆房，周军锋自认拆下来的木头都给他们，再付给他们1000元钱，他们指的是工人，周军锋与工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在事故发生前几天，周军锋打电话给周建达的儿子说自己家的房子要拆，并没有说是受谁委托，另外从叫人、发生事故后的报案、公安的调解，都是周军锋出面，原告认为周军锋和工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被告周军锋认为公安所作的笔录中，有几个地方是错误的，如叫他们来拆房子是不正确的，这与接下来怎么叫是相互矛盾；周军锋跟工人不认识，事实上前一天跟周建达的儿子谈的是旧木料的买卖，拆掉给周军锋1000元钱，而当天讲的调整价格，周军锋是没有参与，也没有到现场核心区，所有工人都是周建达叫来的，工资也是周建达确认支付。第三人周建达认为其去现场看了之后，当场表示房子不拆了，钱也未付，也就没有给周军锋钱；周军锋老丈人叫工人帮帮忙，我就告诉他们，我不参与了。本院认为：1.从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的时间来看，均为事故发生后的当天上午，时效性强；2.从公安机关对周军锋、周建达以及拆房人员华柏洪、何根才、郑国根所作的询问笔录的内容来看，各个人陈述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以下事实：周建达平时从事拆房活动，拆房的惯例是拆房人员支付给房主一些钱，而拆下来的木头归拆房人员，由拆房人员进行处置；周建达付给工人的工资一般是每天220元，如果木头卖的好的，工资会高一点。2020年7月12日，周军锋打电话给朋友周卫杰要其父亲周建达帮其拆一幢老房子。周建达叫上毛金生在内的几个工人在2020年7月14日早上到达要拆的老房子处，周建达看过房屋后，发现老房子陈旧、不安全，其当场拒绝拆除。其后，周军锋方一定要周建达方帮忙把房子拆掉，最后双方谈好，周军锋方老房子拆下来的木头归周建达方，然后再给周建达方1000元。谈妥之后，毛金生、郑国根、华柏洪、何根才、方贤妹进入老房子进行拆除，周建达在路上照顾行人的安全，在拆除的过程中，屋顶坍塌，致毛金生死亡。 根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周建达平时从事拆房活动，拆房的惯例是拆房人员支付给房主一些钱，而拆下来的木头归拆房人员，由拆房人员进行处置。周建达付给工人的工资一般是每天220元，如果木头卖的好的，工资会高一点。2020年7月12日左右，周军锋打电话给朋友周卫杰要其父亲周建达帮其拆一幢老房子。周建达叫上毛金生在内的几个工人在2020年7月14日早上到达要拆的老房子处，周建达看过房屋后，发现老房子陈旧、不安全，其当场拒绝拆除。其后，周军锋方一定要周建达方帮忙把房子拆掉，最后双方谈好，周军锋方老房子拆下来的木头归周建达方，然后再给周建达方1000元。谈妥之后，毛金生、郑国根、华柏洪、何根才、方贤妹进入老房子进行拆除，周建达在路上照顾行人的安全，在拆除的过程中，屋顶坍塌，致毛金生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周军锋支付给原告方100000元，周建达支付给原告方100000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周军锋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周军锋认为其受徐新民委托，故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徐新民承担，其不是适格的被告。本院认为，周军锋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叫他父亲（即周建达）帮我家一幢老房子拆掉”、“……”、“我跟他们说拆下来的木头都给他们，然后再付给他们1000块钱，他们就答应了”、“我是把这个活包给周建达的”、“没有签合同的，就我联系周建达”；第三人周建达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周军锋打电话给我儿子，说他们家有幢老房子要拆，叫我带人去拆下”、“……”、“后来周军锋来了，他说房子木头的钱不要我们付了，另外再给我们1000块钱的工人工资，我就跟我们的工人商量了下，大家都同意的”；从周军锋及周建达的陈述来看，房屋的拆除事宜均是周军锋出面洽谈，另从原告提交的收条照片打印件来看，也是周军锋出面支付了原告方100000元，因此即使周军锋与徐新民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但周军锋在洽谈拆房的过程中并未向相对方披露委托关系，事后也是其出面处理后续事宜，故被告周军锋抗辩其不是适格被告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毛金生与被告周军锋之间是否成立雇佣关系的问题。对该问题，原告认为，毛金生与周军锋之间成立雇佣关系；被告周军锋认为其不认识原告，原告是受周建达雇佣，周军锋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周建达认为，其看过现场决定不拆之后，其就退出了，之后是工人自己与周军锋谈的，后面出事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周建达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看了下房子，里面的木头基本都烂掉了，一般平时我们拆房子是靠拆下来的木头赚点钱的，所以我跟他们说这个房子我们不拆，因为这个烂木头卖不了钱，而且拆这个房子危险。后来周军锋来了，他说房子木头的钱不要我们付了，另外再给我们1000块人工工资，我就跟我们的工人商量了下，大家都同意的，然后与他们就开始拆了”、“当时是毛金生、华柏洪、郑国根、何根才、方贤妹去拆的，房子是两层的，他们就上到二楼开始先拆二楼的楼板，我就在楼下路上顾一下过往行人的安全”、“工人我是付给他们一人220元一天的工资，平时如果木头价格卖得好的话，我再给他们加点工资”，从上述周建达的陈述来看，最终达成拆房合意的是周军锋与周建达，周建达抗辩称其后退出、是工人与周军锋洽谈的，与其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的陈述相矛盾，且其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另，工人华柏洪陈述：“后来这户房子的东家就来了，让我们帮帮忙拆掉，不然他们造房子批不下来。我看东家还在跟包工头周建达商量拆房子的事情，由于我没吃早饭，我就去边上的早饭店里吃早饭去了”、“我们四个人拆房子一天的工资是220元”；工人何根才陈述：“周建达看下房子，房子的木头很多都烂了，当时就不想拆了，后来房东说木头让我们拿去卖，另外再给我们1000块钱，房东叫我们帮帮忙拆下，我们商量下就同意开始拆了”、“周建达付给我们拆房子的人每天220元，周建达自己是靠拆下来的木头卖钱赚钱的”；工人郑国根陈述：“我们都打算回去了，那个东家叫周建达帮帮忙，愿意另出1000元工资，这样周建达同意的”、“干一天算一天的工资，说好工资是220元一天的”；从上述三个工人的陈述来看，其陈述的内容能够与周军锋、周建达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中陈述的内容相互印证，即最后达成“木头拿去卖掉，另外再给1000元”合意的系周军锋与周建达，包含毛金生在内的几个工人系受周建达雇佣。虽然庭审中，原告及周建达均认为周建达决定不拆后，是原告等几名工人与周军锋之间另行达成了拆房的合意，但根据上述分析，该意见与各方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矛盾，且也无证据予以反驳其在公安机关中的陈述，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说明，因此，本院对原告及周建达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被告周军锋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根据当地拆房习惯，拆房人员支付给房主一些钱，而拆下来的木头等归拆房人员，由拆房人员进行处置，因此拆房人与房主之间系承揽法律关系。本案中，虽然最后被告周军锋与第三人周建达达成了“房子木头给周建达，另给1000元工人工资”的合意，但这仅仅是支付拆房费用的一种方式，并不能改变双方之间存在的承揽法律关系。被告周军锋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这幢房子是比较老的，有60多年了，房子里面有些木头也有些烂了”，从该陈述来看，被告周军锋系明知案涉房屋比较老旧，且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在该种情况下，其应选择相对专业的公司来拆除，但其却在周建达拒绝后，仍坚持与周建达协商要其拆房，因此其对案涉损失的产生存在相应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周建达作为雇主，在明知案涉房屋陈旧、存在一定危险性的情况下，未为工人施工提供相应的安全措施，未尽到应尽的安全防范义务，其存在相应的过错；毛金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案涉房屋的现状应有一定的判断，其应知案涉拆房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其在拆房作业过程中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其自身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前述分析，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对本案的损失，本院酌定被告周军锋承担35%、第三人周建达承担40%、毛金生自担25%。 四、关于被告周军锋支付的100000元款项性质问题。原告陈述周军锋支付的该100000元系丧葬费性质，故其在本案中不再主张丧葬费；被告周军锋认为该100000元系赔偿款性质，并不单指丧葬费。本院认为，该收条系原告方出具，虽然内容记载为丧葬费，但双方当时对赔偿项目并无清晰认识，如按原告所说周军锋支付的100000元为丧葬费、第三人周建达支付的100000元也为丧葬费，丧葬费共计200000元，超出法定丧葬费标准，与实际情况不符，故本院认定该100000元为整体的赔偿款。虽然在本案中，本院未认定该100000元系丧葬费，但为保障原告合法权益，对丧葬费项目，原告可另行主张。 五、原告主张的合理损失，本院结合其主张，确定死亡赔偿金为997980元，因在本案中，原告仅主张由被告周军锋来进行赔偿，故根据上述分析，该部分损失由被告周军锋赔偿349293元；另案涉事故造成毛金生死亡，给原告方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周军锋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750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律师费2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周军锋应赔偿原告366793元，扣除其支付的100000元，被告周军锋尚应赔偿原告26679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周军锋应赔偿原告徐伏莲、毛莹莹、毛聪聪266793元，该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徐伏莲、毛莹莹、毛聪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受理费14412元，由原告徐伏莲、毛莹莹、毛聪聪负担9110元，由被告周军锋负担530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马钱利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沈 昀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