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99、800号上诉人[原审（2020）粤0115民初5803号案原告、5928号案被告]：邹爱国，男，1969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2020）粤0115民初5803号案被告、5928号案原告]：广州恒进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鸭利村工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洪龙健。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欢挺，广东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敏华，广东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邹爱国、广州恒进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进公司）因劳动争议两案，均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5803、5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民事诉讼法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改革试点单位，本案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邹爱国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恒进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8491元；2.判令恒进公司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需支付的二倍工资差额29654元。恒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进公司无需向邹爱国支付经济补偿金3674.17元；2、判令邹爱国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均应受法律保护。一、关于邹爱国主张恒进公司因未签订劳动合同需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该请求涉及的焦点问题在于邹爱国与广州市恒健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建公司）的劳动合同何时终止，邹爱国与恒进公司何时开始建立劳动关系。恒进公司与恒健公司是关联公司，在同一地址注册经营，邹爱国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在恒健公司注册前后无任何变化。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恒进公司与恒健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邹爱国与恒健公司曾于2018年10月27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自2018年10月27日起至2020年10月26日止。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双方自签订劳动合同起至恒健公司注销止没有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虽然邹爱国提供的《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恒进公司自2019年4月起开始为邹爱国购买社保，但恒进公司与恒健公司是关联公司，且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故恒进公司为邹爱国购买社保并不能成为终止邹爱国与恒健公司劳动合同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确定邹爱国与恒健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8月8日因恒健公司注销而终止，恒进公司于2019年9月1日与邹爱国签订劳动合同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恒进公司无需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支付的二倍工资差额。二、关于邹爱国主张恒进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邹爱国于2019年10月填写了《辞工书》，但从恒进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可见，邹爱国于2019年12月重新回到恒进公司处工作，其后一直工作至2020年1月。虽然邹爱国主张其于2019年11月仍在恒进公司工作，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恒进公司主张邹爱国于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提供临时劳务，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确认邹爱国与恒进公司于2020年12月重新建立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应依法按半个月的工资计算。恒进公司直至2020年3月14日才全额支付邹爱国2020年1月的工资，其迟延支付工资的期间已超过一个月工资支付周期，且恒进公司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已出现未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故邹爱国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邹爱国主张恒进公司因拖欠劳动报酬致使解除劳动合同而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双方在庭审中均同意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按照仲裁阶段的算法和每月工资认定，故恒进公司应向邹爱国支付经济补偿金3674.17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广州恒进木业有限公司一次性向邹爱国支付经济补偿金3674.17元；二、驳回邹爱国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广州恒进木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两案的案件受理费20元由邹爱国负担10元，由广州恒进木业有限公司负担10元。判后，邹爱国、恒进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邹爱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恒进公司支付邹爱国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491元(2019.4.1-2020.3.9)；2、改判恒进公司支付邹爱国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9654元(2019.5.1—2019.8.31)；3、判决恒进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上述合计38145元。事实和理由：邹爱国于2019年4月1日入职恒进公司，岗位为生产工。恒进公司于2019年4月份开始为邹爱国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双方直至2019年9月1日才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9日，邹爱国的工资由恒进公司现金发放，其中2019年10月、12月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发放，每月15日发放上月工资，并发放工资条。因恒进公司拖欠邹爱国2019年11月份、2020年1月份工资，邹爱国以恒进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向恒进公司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2项、第46条第1款、第47条，恒进公司应向邹爱国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第1款之规定，恒进公司应于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向邹爱国支付双倍工资差额部分。民事判决书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关于共同用工问题。民事判决书第6页认定“虽然邹爱国提供的《缴纳历史明细表》显示恒进公司自2019年4月起开始为邹爱国购买社保，但恒进公司与恒健公司是关联公司，且存在混同用工情形，恒进公司为邹爱国购买社保并不能成为终止邹爱国与恒健公司劳动合同的依据”。事实上，恒进公司于2019年4月1日为邹爱国购买社保，根据《劳动法》第72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恒进公司为劳动者购买社保，应认定为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开始。恒进公司与恒健公司不存在共同用工情况，系邹爱国先与恒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与恒进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故恒进公司应该与邹爱国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支付邹爱国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恒进公司存在混同用工情形，不利于保护弱势劳动者一方。二、辞工问题。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恒进公司是为了避免在放假期间员工发生意外而采取的逃避责任的手段，且多人同时辞职又在一个月后的同一时间入职，不符合常理。而邹爱国的同事曹财光、郭纵德(同案上诉人)在填写辞工书后仍旧上班工作，由此可知，辞工书并不是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双方未解除劳动关系。恒进公司答辩称：邹爱国的回厂时间是2019年12月份，恒进公司在2020年3月份支付2020年1月份工资没有超过工资支付周期。关于二倍工资问题，一审法院并没有支持邹爱国的主张，恒进公司认可该项一审判决结果。恒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改判恒进公司无须向邹爱国支付经济补偿金3674.17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邹爱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20年1月已经发生了新冠疫情，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审理涉新冠××疫情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2条，“用人单位因受疫情影响延迟发放工资未超过30天……劳动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经济补偿的，不予支持”。恒进公司原本应当在2020年2月15日前发放邹爱国2020年1月份的工资，参照上述规定，允许恒进公司最晚延迟到2020年3月15日前发放一月份工资，而恒进公司于2020年3月14日发放邹爱国2020年1月份的劳务费或工资符合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延迟支付工资的期限已超过一个月工资支付周期是错误的，故恒进公司无需向邹爱国支付经济补偿金。二、恒进公司因疫情原因经营发生困难，全厂人员的工资或者劳务费都延迟发放，并非针对性地恶意地拖欠邹爱国等若人的工资或者劳务费。恒进公司于2020年3月9日签收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马上结算工资或者劳务费，在几天后的2020年3月14日就全额发了拖欠的工资或者劳务费，已经尽到了用人单位的足够善意，未对邹爱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故请酌情考虑恒进公司及时地、善意地弥补行为，改判恒进公司无需向邹爱国支付经济补偿金。邹爱国答辩称：1、拖欠工资月份是发生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1月份，均发生在国家确定的疫情情况之前。一审判决也有认定，在2020年3月9日邹爱国等人就以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了正常的上月工资次月发的规定。在邹爱国辞职以后，向劳动部门投诉时，公司才在2020年3月14日发放工资。实际上恒进公司不存在经济困难问题，是恶意拖欠工资的，其目的是防止员工过年后不来上班，实际上员工过年后都来上班了，并不适用疫情期间可以缓一个月发工资的情况，也不属于善意或经济困难，邹爱国认为应该支持支付经济补偿金。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邹爱国主张恒进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邹爱国上诉请求恒进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但既无新的事实和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的分析和认定，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恒进公司主张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恒进公司提供邹爱国填写《辞工书》、考勤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邹爱国于2019年10月辞职，2019年12月重新回到恒进公司处工作，其后一直工作至2020年1月，原审确认邹爱国与恒进公司于2020年12月重新建立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恒进公司直至2020年3月14日才全额支付邹爱国2020年1月的工资，其迟延支付工资的期间已超过一个月工资支付周期，恒进公司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已出现未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邹爱国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恒进公司应向邹爱国支付经济补偿金。审查原审计算经济补偿金按半个月的工资计算并无不当。恒进公司主张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邹爱国、恒进公司上诉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20元，由邹爱国负担10元，由广州恒进木业有限公司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梁燕梅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吴 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