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73民终292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史佼峰，男，1986年3月21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郭德贵，男，1971年12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一审被告：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怀沙路**。法定代表人：史佼峰，总经理。上诉人史佼峰因与被上诉人郭德贵、一审被告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百鸣争艳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5民初75493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2月4日通过互联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佼峰，被上诉人郭德贵在线参加了诉讼。本院对一审被告百鸣争艳公司进行传票传唤，其法定代表人史佼峰明确表示其以公民个人身份参加诉讼，故一审被告百鸣争艳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佼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德贵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我本人作为百鸣争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郭德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简称涉案协议），涉案协议并非三方协议，与我本人无关；二、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普通的合同纠纷，只涉及与股权转让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审判决对涉案合同性质认定错误；三、由于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不影响涉案协议效力，故而涉案协议早已生效。因此，股权转让行为根据涉案协议约定已经完成，郭德贵已经取得股东身份和股东权益。基于此，股权变更登记随时可以继续履行，涉案协议不应当解除。郭德贵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的认定，请求判决驳回史佼峰的上诉请求。百鸣争艳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郭德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我与百鸣争艳公司签署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2．判令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共同退还我200000元投资款。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百鸣争艳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21日，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投资人为史佼峰，认缴金额64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文艺创作，摄影摄像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等。截止到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百鸣争艳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无变更记录。2017年7月，百鸣争艳公司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而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7年8月11日，百鸣争艳公司参加了在北京市朝阳区奥加美术馆酒店2层举办的第四届主题商业论坛，并在论坛中就吸收投资者联合拍摄电影《又遇白居易》项目进行了PPT形式的宣讲，史佼峰作为百鸣争艳公司的发言人在项目PPT中公开承诺在三天以后，将以每天万分之五的现金返款方式向投资者返还投资收益。同时，该宣讲PPT还就“百鸣影视事业投资合伙人（20万）”为例，另行列示了投资人其他权益，具体包括“《又遇白居易》票房分红1份；可获得总公司20万股原始股，工商注册；可享有总公司投资的网络电影，院线电影，电视剧终身分红；有机会出演电影或者电视剧和明星搭戏（有10句台词出演机会）；送总公司上市原始股5万；可以免费参加公司新闻发布会或电影首映礼。”当日，史佼峰（甲方，出让人）与郭德贵（乙方，受让人）、百鸣争艳公司（标的公司）签署了涉案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20万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以20万元入股标的公司，此股乙方没有标的公司经营权，仅享有标的公司收益权。股权转让中的权益包括，乙方完成100万业绩后赠送百鸣争艳院线商业电影《又遇白居易》票房纯利润的0．05%；赠送乙方百鸣争艳公司上市后原始股5万元；给予乙方一次亲身体验影视角色机会10句台词（如不符合角色要求，赠送贵州茅台酒厂分厂的茅台酒一件）。涉案协议以乙方提供银行转账凭条作为生效要件。该协议尾部甲方盖有百鸣争艳公司合同专用章，史佼峰未在涉案协议尾部签字，但该协议文本系史佼峰作为百鸣争艳公司代表向郭德贵出具。郭德贵当日通过pos机转账方式向百鸣争艳公司支付了涉案协议投资款20万元。2017年8月14日起，百鸣争艳公司先后通过一个名为“马某某”的支付宝账户每日向郭德贵支付现金返款100元。根据郭德贵提交的银行卡收支明细显示，百鸣争艳公司每日向郭德贵支付现金返款时间持续至2018年1月1日，郭德贵共收到返款10600元。现无证据显示百鸣争艳公司后续继续向郭德贵返还投资款。2018年1月3日，史佼峰微信通知郭德贵称“电影拍了一半缺资金了，现在返不了款了，算我先该大家的，等到时一起返还。电影前面拍的非常成功。”2018年2月26日，史佼峰通过微信告知郭德贵称“郭总，不好意思，刚看到您的留言，由于我身体出了点问题，做了手术，这些天正在恢复中。年后为了提高知名度，需要和陈某某打一场官司。”2018年4月27日，史佼峰就电影拍摄进度微信反馈郭德贵称“正在联合打官司的方式，给影片前期预热，还没有拍完……”2018年10月28日，史佼峰反馈郭德贵称“正在做明年的计划，同时也在筹备电影上映的事”，并在后续沟通中向郭德贵表示“公司前途一片光明，请您放心”。2019年5月底，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开始拒绝接听郭德贵电话，双方未能进一步沟通。另查一，史佼峰作为原告曾在2017年12月13日对陈某某、新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侵害著作权纠纷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2017）京0105民初85050号民事诉讼，主张当时即将上映的陈某某导演、新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院线电影《妖猫传》侵害了其剧本《又遇白居易》著作权。该案审理过程中，曾有多家媒体对其进行了公开报道。史佼峰于2018年6月15日以部分重要证据无法完成举证为由，主动撤回了该案起诉。另查二，本案起诉状于2020年6月9日通过公告方式送达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截止到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无证据证明电影《又遇白居易》已开机进行实际拍摄。另查三，郭德贵称其20万元投资款系从亲戚处借款，利息为年化10%利率复利计息。但郭德贵未就此进行举证。以上事实，有PPT打印件、股权转让协议书、POS机签购单、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2017）京0105民初85050号卷宗材料、工商信息打印件、公告送达回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协议文本系史佼峰作为股权出让人向郭德贵出具，其内容既涉及史佼峰个人股权转让的约定，亦涉及对百鸣争艳公司投资的电影《又遇白居易》的利润分成、未来可能的原始股的赠与等约定，因此，涉案协议实质上系史佼峰代表其本人以及百鸣争艳公司共同与郭德贵签署，涉案协议属于郭德贵、史佼峰、百鸣争艳公司三方签署的协议。史佼峰在项目招商PPT中展示的宣讲内容具体确定，且从百鸣争艳公司招募投资性质的角度来看，其宣讲内容属于只要投资者接受即可完成签约的意思表示，符合要约要件，与涉案协议文本一并构成要约。郭德贵自愿接受涉案协议文本及PPT所载权利义务并最终签署涉案协议，属于有效承诺，涉案协议文本内容及PPT展示内容共同构成郭德贵与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之间合法成立的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对三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史佼峰虽然形式上并未签名，但不影响涉案协议成立，一并应受到涉案协议约束。本案中，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承诺按照投资额的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每日对投资者进行现金返款、按照投资金额确定股权份额、获取电影《又遇白居易》未来发行收益分成等。但涉案协议履行过程中，百鸣争艳公司仅返款10600元后即以公司资金紧张为由不再向郭德贵公司返款，亦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将郭德贵列为公司股东对外公示，其借以招揽投资所宣称的电影《又遇白居易》项目迄今未开机拍摄。综上，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的行为构成迟延履行，导致郭德贵获得投资返款、公司股权及电影发行收益分成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郭德贵主张解除涉案协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涉案协议于2020年6月9日本案起诉状送达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之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赔偿损失。本案中，鉴于百鸣争艳公司曾在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期间按日累计返还郭德贵现金10600元，故百鸣争艳公司应当返还郭德贵的投资款应当相应扣除处理，百鸣争艳公司应当负担的返还投资款金额为189400元，郭德贵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史佼峰系百鸣争艳公司的唯一股东，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未举证证明百鸣争艳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史佼峰个人财产，且涉案合同系三方共同订立，因此史佼峰应当对百鸣争艳公司返还郭德贵投资款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郭德贵与被告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被告史佼峰之间签署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于2020年6月9日解除；二、被告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郭德贵投资款损失189400元，被告史佼峰就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史佼峰为证明其正在为郭德贵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一、《转让协议》：转让方：史佼峰；受让方：郭德贵；1、史佼峰同意将百鸣争艳公司中的股权20．000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郭德贵；2、郭德贵同意接收史佼峰在百鸣争艳公司中的股权20．000000万元（人民币）；3、于2017年8月11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此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协议落款处有转让方（史佼峰）史佼峰签字及百鸣争艳公司盖章，落款日期为2020年9月23日；受让方（郭德贵）没有签字。二、《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股东史佼峰于2020年9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作出如下决定；1、同意增加新股东郭德贵。2、同意股东史佼峰将其持有的出资20．000000万元转让给郭德贵。3、同意修改公司章程。自然人股东亲笔签字，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该决定落款处有史佼峰签字及百鸣争艳公司盖章，落款日期为2020年9月23日。三、《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20年9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百鸣争艳公司第＿届第＿次股东会会议，会议应到＿人，实到＿人，会议在召集和表决程序上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由郭德贵、史佼峰组成新的股东会。2、同意修改公司章程。自然人股东亲笔签字，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该决议落款处有史佼峰签字及百鸣争艳公司盖章，落款日期为2020年9月23日；郭德贵没有签字。针对史佼峰提交的证据，郭德贵质证称：史佼峰提交的前述证据无郭德贵签字，并未生效。而且，郭德贵曾于2020年9月21日收到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短信，获知史佼峰正在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将郭德贵加入百鸣争艳公司股东的手续。收到该短信后，郭德贵立即与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联系，转告涉案协议已经解除、郭德贵不再是百鸣争艳公司股东并提请谨防有人假冒郭德贵签名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与此同时，郭德贵也向史佼峰发送微信告知此事并重申涉案协议已经判决确认解除、要求史佼峰撤销变更。2021年1月13日，郭德贵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百鸣争艳公司的股东及出资信息显示，股东只有史佼峰一人，且未发生过变更。本院二审补充查明：一、涉案协议及PPT宣讲内容中涉及郭德贵与史佼峰、百鸣争艳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为涉案协议中的如下内容：第一条股权的转让：1．1各方同意，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贰拾万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以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入股标的公司。此股乙方没有标的公司经营权，仅享有标的公司收益权。1．3如乙方要售出此股份，甲方有优先购买权。二、涉案协议及PPT宣讲内容中涉及郭德贵与百鸣争艳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有：1、涉案协议中的如下内容：股权转让中的权益：2．1乙方完成￥100万（大写：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业绩后赠送百鸣争艳院线商业电影《又遇白居易》票房纯利润的0．05%（百分之零点零五）。2．2赠送乙方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转版上市后原始股5万元（大写：伍万元），持仓三年并完成交易金额5倍营业额后可解禁自由交易。2．3给予乙方一次亲身体验影视角色机会10句台词（如不符合角色要求，赠送贵州茅台酒厂分厂的茅台酒一件）。2、PPT宣讲中的如下内容：百鸣影视事业投资合伙人（20万）；三天以后，以每天万分之五的形式，返现金20万元；《又遇白居易》票房分红1份；可获得总公司20万股原始股，工商注册（目前只有5个名额）；可享有总公司投资的网络电影，院线电影，电视剧终身分红；有机会出演电影或者电视剧和明星搭戏（有10句台词出演机会）；送总公司上市原始股5万；可以免费参加公司新闻发布会或电影首映礼。三、涉案协议显示如下内容：《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由出让人：史佼峰与受让人：郭德贵签订。甲方（出让人）：史佼峰；乙方（受让人）：郭德贵；标的公司：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四、史佼峰在本案二审开庭时称其在涉案协议签订后为筹备电影《又遇白居易》拍摄所做工作包括获取广电总局的拍摄许可证、召集剧组、签订导演合同、因剧本被侵权而向案外人提起诉讼等，后拍摄因故搁置。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涉及如下焦点问题：一、关于涉案协议主体的认定由于史佼峰主张涉案协议并非三方协议，与其个人无关。故对于史佼峰签订涉案协议究竟是以百鸣争艳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所为，还是其个人行为的认定，涉及涉案协议的责任主体问题。根据涉案协议所述“由出让人：史佼峰与受让人：郭德贵签订”“第一条股权的转让：1．1各方同意，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贰拾万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以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入股标的公司。此股乙方没有标的公司经营权，仅享有标的公司收益权。1．3如乙方要售出此股份，甲方有优先购买权。”可知，涉案协议不仅包括史佼峰代表百鸣争艳公司与郭德贵之间约定的股东权益等内容，而且包含着史佼峰个人与郭德贵之间的股权转让内容。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实质上系史佼峰代表其本人以及百鸣争艳公司共同与郭德贵签署，涉案协议属于郭德贵、史佼峰、百鸣争艳公司三方签署的协议”正确，本院对史佼峰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合同性质的认定针对史佼峰上诉主张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只涉及与股权转让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本院认为，涉案协议包含甲方将标的公司20万股权转让给乙方、上市原始股5万元、《又遇白居易》票房纯利润0．05%、影视角色机会10句台词等内容；PPT宣讲内容“百鸣影视事业投资合伙人（20万）”包括以每天万分之五的标准进行现金返款、20万股原始股、上市原始股5万、《又遇白居易》票房分红、10句台词出演机会、电影电视剧分红、参加新闻发布会或电影首映礼等内容。涉案协议及PPT宣讲内容具体确定、一经承诺即可受其约束，共同构成要约。正如一审判决所述，“郭德贵自愿接受涉案协议文本及PPT所载权利义务并最终签署涉案协议，属于有效承诺”。故涉案协议及PPT宣讲内容均是体现郭德贵与史佼峰、百鸣争艳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组成部分。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史佼峰为吸收投资者联合拍摄电影《又遇白居易》在商业论坛上进行PPT宣讲；随后，史佼峰、百鸣争艳公司与郭德贵签订涉及现金返款、股权转让、电影利润分红、提供影视演出机会、赠送茅台酒等内容的合同；涉案协议签订后，史佼峰称其为筹备电影拍摄而获取广电总局的拍摄许可证、召集剧组、签订导演合同、因剧本被侵权而向案外人提起诉讼等，该诉讼于2018年6月15日因史佼峰以无法完成举证为由主动撤回而审结，后拍摄因故搁置。据此，从史佼峰吸引投资而进行的PPT宣讲，到涉案合同的具体内容，再到史佼峰的后续行为来看，涉案合同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合同，本案并非仅涉及与股权转让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史佼峰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股权转让是否生效的认定史佼峰上诉主张涉案协议已经生效，故而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因而股权变更登记随时可以继续履行的观点，涉及到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与股权转让生效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以转让方式变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自签订时生效，附条件的自所附条件成就时生效，公司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与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本案中，郭德贵通过pos机转账方式向百鸣争艳公司支付了涉案协议投资款20万元，故涉案协议约定的“以乙方提供银行转账凭条作为生效要件”已经满足，涉案协议已经生效，其中的股权转让条款部分亦已生效，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确实不影响涉案协议效力。但是，根据PPT宣讲内容所述“可获得总公司20万股原始股，工商注册”可知，郭德贵签订涉案协议并非以隐名股东身份入股百鸣争艳公司。这就意味着，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需要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以实现投资者郭德贵享有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作为股权变动的公示方式：“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变更后的登记义务，《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亦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据此可知，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与股权转让生效并非等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生效时点以股东名册变更为准，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因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时，转让人负有交付股权的义务，公司负有将股权转让结果记载于股东名册、修改公司章程、申请变更工商登记的义务。本案中，史佼峰为证明其正在为郭德贵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了《转让协议》《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北京百鸣争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但前述材料的落款时间为本案二审期间的2020年9月23日，且相关内容未有郭德贵签字，股权变更登记并未完成。鉴于史佼峰未及时履行交付股权的义务、百鸣争艳公司未及时履行变更股东名册等义务，使得涉案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并未生效、股权权属变更并未发生，郭德贵并未从史佼峰处受让获得百鸣争艳公司的股权。因此，对于史佼峰主张由于涉案协议已经生效故而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随时可以继续履行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史佼峰、百鸣争艳公司的违约行为及责任承担的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郭德贵已经根据涉案协议及PPT宣讲内容约定支付20万元款项，作为合同相对人的史佼峰及百鸣争艳公司应当依约履行股权转让、现金返款、电影利润分红、提供影视演出机会等义务。但史佼峰与百鸣争艳公司并未及时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且百鸣争艳公司仅返款10600元后即终止现金返款，投资电影亦未开机拍摄。百鸣争艳公司及史佼峰的迟延履行行为导致郭德贵无法实现依据涉案协议及PPT宣讲内容所意图实现的合同目的，构成违约，郭德贵据此主张解除涉案协议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协议于2020年6月9日起诉状送达百鸣争艳公司、史佼峰之日解除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百鸣争艳公司在扣除其曾在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期间按日累计返还郭德贵现金10600元之后应当返还郭德贵投资款189400元，并认定由史佼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史佼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88元，由史佼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晓霞审 判 员 高 玲审 判 员 李志峰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 振书 记 员 刘晓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