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1民辖终2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仁进，男，196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鸣，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琴，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琼，男，199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海涛，广东广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雯，广东广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仁进因与被上诉人谢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43332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杨仁进上诉称，被上诉人以民间借贷向原审法院提起的诉讼系虚假陈述，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也不适宜管辖本案。本案表面证据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居间服务合同关系，但原审法院却未审先定先裁，裁定本案由原审法院管辖让人质疑其公正性。一、原审法院在管辖权异议处理上程序不合法，且未经审查即作出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的裁定，其公正性令人质疑，不适宜管辖本案。1、原审法院于2020年12月9日上午8：00整（这个时间，对大多数从商的人而言都处于睡眠状态，很可能不会注意到该信息）通过短信通知上诉人本人（并未通知上诉人的代理人）于2020年12月10日下午14：15在247法庭开庭。原审法院未在开庭三天前的时间内通知被上诉人。原定于2020年12月10日下午14：15在247法庭开庭的传票虽依规寄送给了上诉人，但这是关于实体审理的开庭传票，而上诉人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该传票不应作为管辖权异议的开庭传票。2、上诉人从异地赶往该法院指定地点，并申请了证人范某划（本案另一居间人）出庭对涉案款项属于居间费用作证，因为涉案款项30万元中的25.5万元是支付给了范某划的，但原审法院并未受理该申请，却直接采信了被上诉人关于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的说法，并裁定依照民间借贷之案由行使对本案的管辖权。3、本案法官助理主持了该开庭，但仅仅是让双方陈述了原审法院有无管辖权的观点，并没有对双方关于管辖权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即原审法院没有对管辖权进行表面证据审查。在法官助理尚未作完该笔录之际，承办法官走进法庭，刚到门口即说“本案按照被上诉人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由本院审理，裁定书我就已经写好了”。既然已经写好了裁定书，还让双方当事人来开什么庭呢？还作什么调查笔录呢？紧接着，承办法官还引用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一句不明就里的语音来佐证“这不是借款还是什么款呢”?由上可见，原审法院未审先裁，即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便依据被上诉人断章取义的一句话来认定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并裁定原审法院有管辖权，至少在程序上让人质疑原审法院的公正性。因此,原审法院不适宜管辖本案。二、被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了本案款项系居间费用，不属于借款，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归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管辖。1、双方不具备“借款通常是发生于亲密或彼此信任的人之间”这一基本的人际关系条件。因为，从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第1页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20年2月14日才相互添加为微信好友，系初相识；而涉案款项的转款时间为2020年2月14日晚上9:41和15日下午13：51。双方刚见面就借款？显然不合常情。2、从该微信聊天记录第2-4页可见，上诉人于2020年2月14日上午10:46及之后发送的是关于口罩机的四张图片和一个视频，而接着被上诉人即在第4页翘起大拇指、发送其个人名片并问“看机器什么时候可以到位”，而上诉人紧接着就发送了一个地址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201路、202路、2…”的“翠湾［公交站］”导航图信息和语音信息给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回应称“好”“我现在也出发”。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本案系上诉人居间介绍被上诉人购买口罩机。而从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第5-9页可见，显然是被上诉人对所考察的口罩机很满意，并在第7页显示的“2020年2月14日下午9:42”发送微信给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已转了一笔款项；第8页显示“交易时间2020/02/1421：41”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18万元；第11页显示，被上诉人又于“2020年2月15日下午1:53”发送微信给上诉人，告知又转了一笔款项；第12页显示，是被上诉人于“2020/02/1513:51”向上诉人转了12万元。这两笔款项就是被上诉人起诉的款项。仅由以上表面证据即可见，本案这两笔款并非被上诉人诉称的借款，而是居间费用。即本案属于居间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三、本案应由作为原审被告的上诉人经常居住地法院即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缘于上诉人任东莞市三盈礼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货款被拖欠而起诉了被上诉人实际控制的广州康邦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出于报复心理而发起了本案诉讼。在疫情发生初期，被上诉人想扩大疫情产品口罩的生产以图赚取暴利，而四处寻找中间人介绍购买口罩机。而涉案款项系上诉人及案外人介绍被上诉人及其控制的家族企业广州康邦医疗设各有限责任公司向珠海灵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口罩机，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和案外人（另一介绍人）的居间费用，并非借款。被上诉人将此款虚假陈述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本案属于居间合同（中介服务合同）纠纷。对于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应按照合同履行地或者被告所在地原则管辖。上诉人因经营公司长期居住在东莞市茶山镇南社村工业区的东莞市三礼品有限公司宿舍，因此本案依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应由茶山镇所在区域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管。故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现上诉人主张本案系居间合同（中介服务合同）纠纷，即本案争议了案涉款项是借款还是居间费用的问题。这一问题需经实体程序审查确定，并不影响本院关于确定本案管辖法院的程序性处理，但本案无论是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抑或是居间合同（中介服务合同）纠纷，均属于合同纠纷项下的案由，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及第三十五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即本案上诉人住所地法院以及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皆有管辖权，被上诉人可以选择向其中任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现无相关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对于案涉合同的履行地作出书面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被上诉人系接收货币一方，即其住所地为本案合同履行地。经查，被上诉人住所地为广州市越秀区，该址位于原审法院辖区内，即原审法院系本案合同履行地法院。现被上诉人选择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依法应由原审法院管辖。综上，原审法院所作裁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张朝晖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本书记员  刘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