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02民初6483号 原告：王列，男，198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乐诗，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秋芳，女，198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灿涛、徐金，浙江聚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前海中融中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海星，北京观稻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列与被告陈秋芳、深圳前海中融中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中融中投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列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乐诗，被告陈秋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灿涛，被告中融中投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海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列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一、被告陈秋芳、被告中融中投公司共同赔偿原告损失500万元本金及对应利息（利息按兑付计划函约定结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2日，经被告陈秋芳推介其代为销售的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产品（下称4号基金），原告基于对陈秋芳的信赖及推介与被告中融中投公司签订了《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下称《基金合同》）。根据《基金合同》，4号基金用于受让上海国微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远期货物收益权，投资期限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为9.5%，投资经理为曹青。协议签订当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汇入认购款2000万元。2018年8月21日，二被告向原告送达《关于“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兑付计划函》，称因项目公司原因致使4号基金延期兑付，且承诺于2018年11月30日前将原告持有的4号基金剩余本金及相应收益一并兑付。至原告起诉之日，仍有500万元本金及部分收益未予兑付。期间，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讨上述款项未果。经查，被告陈秋芳与曹青均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且被告陈秋芳在未对原告进行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即向原告推介4号基金产品，违反了《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之规定。此外，在推介过程中，被告陈秋芳竭力强调其是高回报、绝对收益，对该基金的风险避而不谈，诱使原告尽快支付认购基金的款项，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被告中融中投公司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违规任用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人员进行资金募集、投资业务，同时委托不符合基金销售资格的第三方进行销售，放任被告陈秋芳的违规推介行为，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综上，原告因二被告上述违规推介行为购买了4号基金并因此产生损失，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相关规定，二被告应当对上述损害结果共同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陈秋芳辩称：一、原告诉状中关于被告陈秋芳推介并代销被告中融中投公司产品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被告陈秋芳从来没有为被告中融中投公司代销过案涉产品。本案原告之所以购买了金融产品，是因为原告与被告陈秋芳是朋友关系，并且原告在投资这块是资深的投资人，在之前有多起类似的私募基金的投资，原告在之前也经常跟被告陈秋芳说如果了解到有类似的私募基金产品的话告知其一声。被告陈秋芳老是帮原告物色这类的产品，被告陈秋芳了解到本案的私募基金就告诉了原告，原告看了以后对产品感兴趣，然后就向被告中融中投公司购买了这个产品。被告陈秋芳在本案中的身份就是好心人，仅是将这个信息告知了原告，至于原告是否购买、怎么购买都没有参与。二、事后被告陈秋芳也进行了了解，案涉基金为合法合规的产品。被告陈秋芳也发现原告提供的合同证据显示，在签订合同时，被告中融中投公司对原告进行了相应的风险提示，而且还签署了风险提示告知书，同时原告还是一个资深的投资者，原告对这个基金购买的风险应该是知晓的。三、被告陈秋芳在兑付计划函上虽然签了一个经办人的字，但实际上被告中融中投公司出示这个兑付计划函的时候，被告陈秋芳是不知情的，原告取得这份函后就一直纠缠被告陈秋芳让其签名，被告陈秋芳在万般无奈下在函上签署了经办人这个字。如果该函是一式二份，那么在被告中融中投公司的那份中是没有被告陈秋芳签字的。故兑付计划函中的签字实际系原告拿到函后，事后单独找被告陈秋芳签字的，这个签字也不改变被告陈秋芳当时仅仅是把基金信息告知原告的身份，仍是一个信息告知者，并不是代销者，也不是被告中融中投公司的员工。综上，原告主张的侵权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中融中投公司辩称：一、本案不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法院立案的案由错误，原告适用法律错误。1、从原告诉状及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原告王列与被告中融中投公司之间是根据《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建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王列在诉状中明确表述2017年8月2日其与中融中投公司签订了《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支付了认购款2000万元。又称2018年8月21日二被告向原告送达《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兑付计划函》，且承诺2018年11月30日前将原告持有的4号基金剩余本金及相应收益一并兑付。原告王列在本案提供的证据材料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其提供了《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兑付计划函》作为证据材料，证明王列与中融中投公司之间签订了基金合同；并以此证明中融中投公司未按该合同及兑付计划函的约定，如期兑付本金和利息。2、原告在诉状中提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相关规定，被告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从原告的诉状及证据材料中，无法看出被告因过错侵害原告的民事权益。《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侵权责任法》的调整对象：“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被告因过错侵害了原告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的民事权益。原告所谓的财产损害不是《侵权责任法》的调整对象。3、曹青具有基金从业资格，不存在违规任用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人员进行资金募集、投资业务。被告中融中投公司从来没有委托被告陈秋芳进行销售。由此可见，本案不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法院立案的素由错误，原告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是基于《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而产生的合同纠纷，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处理。1、正如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2017年8月2日其与中融中投公司签订了《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该合同约定，4号基金用于受让上海国微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远期货物收益权。投资期限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为9.5%，投资经理为曹青。协议签订当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汇入认购款2000万元。可以看出，基于《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签订，原告和被告中融中投公司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由于在履行《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应当是合同纠纷。对纠纷的处理，《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25条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约定：因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在深圳。2、《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根据仲裁法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原告王列本案的诉讼案件。3、在本案中，中融中投公司已经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明确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条规定，提出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而法院以通知书方式告知中融中投公司，认为中融中投公司提出的申请系仲裁申请（或主管异议），不属于管辖异议范畴。中融中投公司认为，仲裁申请（或主管异议）不是法律规定的专用名词，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没有相关的规定，中融中投公司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明确提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条规定，而不是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意思表示非常明确。法院以通知书方式告知中融中投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三、本基金的设立符合法律规定。1、2017年3月，中融中投公司与上海国微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ＺＲＺＴ-ＪＨ-201704-01的《远期货物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主合同”），该协议第3.1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转让标的是甲方在收取转让价款后，向上游企业采购的货物对应的收益权。第4条约定：转让价款额度为人民币85000000元，且可分笔支付。第5.1条约定：周俭及上海广兆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乙方与甲方回购远期货物收益权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第6.1条约定：在回购基准日的前三个工作日，甲方应当支付回购溢价款支付至乙方的监管账户。2017年3月2日中融中投公司分别与周俭及上海广兆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编号：ＺＲＺＴ-ＪＨ-201704-ＢＺ1、ＺＲＺＴ-ＪＨ-201704-ＢＺ2）。《保证合同》第3条约定：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融中投公司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提出报备申请，报备文件包括前述各项文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给中融中投公司提供了备案编码为×××29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基金名称为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日期为2017年4月27日，证书打印时间为2019年5月27日。由此可以看出，本基金的设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0条的规定，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2、《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条款明确，不存在保证本金及固定收益的问题，符合法律规定。（1）《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一开始的风险揭示书已明确揭示了私募基金的风险，原告也已确认并签字。风险揭示书中明确：基金管理人承诺按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财产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及最低收益。基金合同如载有任何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等类似表述的，不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最终实际获取的收益（率），也不构成基金管理人对该等收益（率）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合同约定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基金财产及投资者承担。风险揭示书中投资者签署本风险揭示书即表明：投资者已充分了解并谨慎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已仔细阅读本风险揭示书、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充分理解相关权利义务，本私募基金运作方式及风险收益特征，愿意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投资者承认，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未对基金财产的收益状况作出任何承诺或担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年化收益（率）等类似表述仅是投资目标而不是基金管理人的保证。在这些声明中，原告人均已签名确认。（2）《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16节私募基金的收益分配约定。私募基金合同第16节私募基金的收益分配中基金收益的构成明确约定：基金收益指基金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因运用基金财产带来的成本或费用的节约计入收益。基金已实现收益指基金利润减去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后的余额。没有任何表述保证投资者本金及利息收益的约定。（3）私募基金合同第25节明确约定了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私募基金合同第25节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在深圳，以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为准，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除裁决另有规定外，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综上所述，《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条款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符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内容与格式指引。中融中投公司的操作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任何过错。3、原告在诉状中认为中融中投公司在《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兑付计划函》中承诺于2018年11月30日前将原告持有的4号基金剩余本金及相应收益一并兑付。从《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兑付计划函》可以看出，原告对该函的理解是错误的。《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兑付计划函》第2自然段第四行明确表述：“项目公司确认就贵方认购的金额后续兑付的资金安排如下：应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兑付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应于2018年10月31日之前兑付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应于2018年11月30日之前兑付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在上述期限兑付本金的同时，相应本金的收益也应一并兑付，收益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年化业绩比较基准半实际延期天数计算，至此贵方认购的基金份额全部兑付完毕。”由此可见，这是项目公司确认，不是中融中投公司承诺。《基金合同》第2节释义中，第35项目公司：上海国微科技有限公司。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主张的财产损害赔偿没有事实依据，适用《侵权责任法》错误。原告向法院诉讼违反了《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各方当事人对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的一致意见。原告要求中融中投公司向其支付投资款500万元本金及对应利息（利息按兑付计划函约定结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29日，被告陈秋芳通过微信向原告王列发送了“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的信息。 2017年8月2日，原告王列（基金投资者）与被告中融中投公司（基金管理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基金托管人）签订《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合同编号ZRZT-JH-201704-JJHT-023）一份，约定原告王列承诺认购/申购人民币2000万元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本基金的投资经理由基金管理人指定，本基金的投资经理曹青；本私募投资基金用于受让上海国微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远期货物收益权，投资期限为12个月；基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及投资策略，本基金不承诺保本及最低收益，属预期风险中高、预期收益中高的投资品种，适合具有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的合格投资者；认购金额人民币300万元以上（含）的业绩比较基准（年化）为9.5%；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亦在合同首部分的《风险揭示书》上签字。同日，原告在合同附件一《合格投资者承诺书》上签字，该承诺书载明本人已完成投资者问卷调查，本人在问卷中提供的相关投资目的、投资偏好、投资限制和风险承受能力等基本情况真实、完整、准确、合法，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重大遗漏或误导，本人对风险识别及风险承担能力评估结果予以认同；用于购买基金份额的资金为本人自有资金，该资金来源合法；本人已阅读并充分理解本基金合同全文，知晓相关权利义务，了解有关法律法规及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愿意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本人确认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未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未承诺最低收益，亦未对投资本金及收益作出任何担保，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收益率仅是投资目标而不是保证。原告亦在合同附件二《私募基金投资风险调查问卷》中“请签字确认您符合以下何种合格投资者财务条件”所列二项条件下签字，该二项条件为“符合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和“符合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 2018年8月21日，被告中融中投公司出具给原告《关于“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兑付计划函》一份，载明：我司发起设立的“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于2017年3月31日成立，贵方于2017年8月3日认购了人民币2000万元的基金份额。现因项目公司上海国微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人周俭因突发疾病去世的原因，致使本基金延期兑付。因贵方为本基金投资金额最大的投资者，且我司十分重视项目公司对贵方后续资金兑付的安排情况。故我司特与项目公司协商一致，项目公司确认就贵方认购的金额后续兑付的资金安排如下：应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兑付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应于2018年10月31日之前兑付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应于2018年11月30日之前兑付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在上述期限兑付本金的同时，相应本金的收益也应一并兑付，收益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年化业绩基准×实际延期天数计算。至此贵方认购的基金份额全部兑付完毕。该函下方空白处有被告陈秋芳书写的“经办联系人：陈秋芳”。 另查明，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于2017年4月27日备案，备案编号为×××29。 2017年3月2日，上海国微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中融中投公司签订《远期货物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被告中融中投公司分别与周俭、上海广兆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之保证合同》。 2019年10月14日，案涉基金担保方上海广兆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配合进行债权登记的通知》。2019年10月26日，王列填报《债权登记表》，申报本金500万元及利息。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组、《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1份、《关于“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兑付计划函》1份、基金从业人员资格查询打印件1组、被告中融中投公司人员信息公示截图打印件1份；被告中融中投公司提交的（2017年3月2日）远期货物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1份、（2017年3月2日）保证合同2份、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1份、备案编码为×××29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1份、关于中融中投供应链金融4号私募投资基金兑付计划函1份、常口历史库信息资料打印件1份、基金业协会中融中投公司学员信息网页打印件1份、关于配合进行债权登记的通知1份复印件1份、债权登记表复印件1份（附原告自列清单）、王列收到款项的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1组、私募基金合同份额转让协议彩印件3份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被告陈秋芳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中融中投公司提交的原告收到款项的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1组、私募基金合同份额转让协议彩印件3份，原告确认收到上述款项，本院对原告收到上述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选择以侵权责任向二被告主张权利，而非以合同纠纷主张权利，不适用合同中关于仲裁的约定，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本院围绕侵权要件审查本案纠纷。原告基于侵权向二被告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理由为被告陈秋芳与投资经理曹青无基金从业资格；被告陈秋芳与被告中融中投公司系委托法律关系，二被告在推介销售产品时违反适当性义务。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一、根据原告与被告陈秋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案涉基金购买前后，被告陈秋芳向原告发送了不同的投资产品，在原告向被告陈秋芳咨询新的产品或具体内容时，被告陈秋芳均有再帮忙询问的意思表示。同时，被告陈秋芳并非被告中融中投公司的员工，被告陈秋芳虽事后在兑付计划函上书写“经办联系人：陈秋芳”，但根据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被告陈秀芳与被告中融中投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法律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认为被告陈秋芳与被告中融中投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法律关系的意见不予采信。二、被告中融中投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投资经理曹青的基金从业培训记录，未向本院提交从业资格证书。但根据兑付计划函记载“因项目公司上海国微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人周俭因突发疾病去世的原因，致使本基金延期兑付”，结合常口历史库信息资料显示，周俭户籍于2018年3月22日因死亡注销，本院认为曹青是否具有基金从业资格，与案涉基金延期兑付即造成原告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亦未就此予以举证证明。本院对原告认为曹青不具有基金从业资格系造成原告损失的过错原因的意见不予采信。三、原告认为合同附件二《私募基金投资者风险调查问卷》中除投资者签名，其余内容均为代填，信息页内容亦为代填。本院认为原告签名的“王列”字体与其所指代填内容及信息页中“王列”字体明显不同，原告对此申请鉴定，实无必要；且即便系代填，亦不能明确系询问后现场勾填还是事后勾填，故本院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同时，原告认为被告中融中投公司违反适当性义务要求，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原则上属于先合同义务，因适当性义务引发的民事纠纷应当以合同纠纷主张权利，而不宜选用侵权主张权利。本案中，原告明确选择侵权责任来主张权利，故本院对原告认为适用适当性义务的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基于侵权要求二被告承担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本案中主张适当性义务，实际系基于合同义务阐述，如原告坚持认为被告中融中投公司违反适当性义务，可基于合同另行主张。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王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俞颖尔 人民陪审员  程 静 人民陪审员  章文帅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陈 柠 ?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