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1民特23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郑爱丽，女，196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代理人：王小龙，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邦华环球广场第****；第二层01、02、03之一单元；第三十五层01-07单元全层；1705房自编之二单元。负责人：韩鹏宇，该分行行长。委托代理人：李伟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姚青，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请人郑爱丽因与被申请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华润银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不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20）穗仲案字第4859号仲裁裁决，向本院申请予以撤销。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郑爱丽向本院提出申请：撤销（2020）穗仲案字第4859号仲裁裁决。事实与理由：其已将贷款全投资在所经营的广州市越秀区热心餐厅里，合计385万元；但是因突发疫情导致餐厅倒闭、经营无以为继，贷款无法按期偿还。后华润银行通过催收人员向其和其儿子予以连续电话轰炸、各种言语刺激，导致其子抑郁再度复发并加剧恶化，一度有轻生行为。广州仲裁委的裁决没有响应国家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对其这种小微企业没有给予相关的政策扶持。广州仲裁委没有告知其关于仲裁时间和地点，也没有向其送达华润银行的所有证据材料，存在暗箱操作的嫌疑。广州仲裁委在其缺席审理的情况下，没有依法认定其在疫情突发的情况下不存在恶意故意违约的主观动机。疫情突发属于不可抗力，不能据此认定其是恶意违约，当然不能裁决涉案贷款提前到期。且涉案贷款利率和违约金的约定均超过国家的法律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属于高利贷，国家规定利率每年15.4%，涉案利率却高达17%、甚至复利高达25.5%。华润银行在贷款下发之后，就收取了高达20000元的砍头息，以服务费的名义、也没有任何发票。广州仲裁委错误适用法律和程序，未根据疫情认定相关责任，仍裁决将其名下唯一的住房抵债拍卖。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其申请。被申请人华润银行广州分行辩称：郑爱丽陈述的事由不属于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应当予以驳回。关于送达的问题，郑爱丽没有去广州仲裁委阅卷，未提供相关的送达证据予以证实，不能证明广州仲裁委送达违法。审查中，郑爱丽向本院提交了其子陆华中的病历、银行流水，拟证明其因新冠疫情及其子的××问题，导致其餐厅经营十分困难，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且当时其手机关机导致其未收到仲裁庭的通知，也未参与仲裁庭审，广州仲裁委的送达程序存在有一定问题。华润银行广州分行质证称：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本案是撤销仲裁裁决案件，郑爱丽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华润银行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查查明，郑爱丽（授信人）与华润银行（被授信人）于2018年5月29日签订涉案《个人信用贷款授信额度合同》约定郑爱丽向华润银行借款29万元用于购买原材料。其中“第一部分普遍性条款”中第十三条“通知与送达”约定：“1.本合同项下的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由本合同各方另行通过《送达方式通知书》约定。2.上述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适用范围包括双方非诉时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在争议进入仲裁、民事诉讼程序后的送达。3.如本合同任何一方的上述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发生变化，应立即书面通知对方，未通知授信人的，授信人按本合同记载发送的所有通知或文书，视同送达。在仲裁及民事诉讼程序中一方地址变更时应当向仲裁机构、法院履行送达地址变更通知义务。未按前款约定履行通知义务，双方所确认的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仍视为有效送达地址，因一方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后未及时依程序告知另一方和法院、一方或指定的接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导致法律文书未能被一方实际接收的，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履行送达地址变更通知义务的，以变更后的送达地址为有效送达地址。对于一方在本合同中明确约定的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法院进行送达时可以直接邮寄送达，即使一方未能收到法院邮寄送达的文书，由于其在合同中的约定，也应当视为送达。纠纷进入仲裁、民事诉讼程序后，如一方应诉并直接向仲裁机构、法院提交送达地址确认书，该确认地址与诉前确认的送达地址不一致的，以向仲裁机构、法院提交确认的送达地址为准。4.授信人以在其网站、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或营业网点发布公告的方式发送通知的，以公告发布之日视为送达日。授信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需对邮递、传真、电话或任何其他通讯系统所出现的任何传送失误、缺漏或延迟承担责任。”第二部分“特别约定条款”中第八条“其他约定事项”中约定“……双方确认以本合同中预留的联络邮箱，作为双方之间往来及涉仲裁时仲裁机构送达相关材料的送达地址；并以预留的手机号码，为短信通知号码。合同任何一方向对方及仲裁机构向双方发出的任何通知，以电子邮件或者短信等形式发出，送至约定邮箱或者手机号码，即视为送达。”《送达方式通知书》载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现就本人（或我司）的送达和通知方式向贵行通知如下：1.被授信人/借款人郑爱丽的地址：广东省增城市新塘凤凰城××街×座×房；收件人：郑爱丽；联系电话：185××******；……”郑爱丽已在该《送达方式通知书》上手写签名及身份证号码。2020年4月10日，广州仲裁委根据华润银行与郑爱丽于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个人信用授信额度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受理了仲裁申请人华润银行以郑爱丽为仲裁被申请人的关于借款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4859号。广州仲裁委于2020年4月15日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地址即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凤凰城××街×座×房及电话185××******以EMS方式向郑爱丽邮寄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选择仲裁庭组成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送达地址确认书，该邮件显示“上门无人，关机无法联系收件人”被退件。广州仲裁委于2020年8月10日成立仲裁庭后，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地址及电话以EMS方式向郑爱丽寄送仲裁庭组成及开庭通知书，该邮件显示“上门无人号码有误联系不上收件人”被退件。仲裁庭于2020年8月24日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该仲裁案，华润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仲裁，郑爱丽没有到庭。仲裁庭于2020年8月25日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地址及电话以EMS方式向郑爱丽寄送质证通知、申请人补充证据、明确仲裁请求的说明，该邮件显示“上门无人联系不上收件人”被退件。仲裁庭依法缺席审理并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涉案仲裁裁决，并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地址及电话以EMS方式向郑爱丽寄送仲裁裁决书，该邮件显示“2010年11月18日本人签收”。现郑爱丽不服该裁决，以广州仲裁委未考虑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仲裁送达程序违法、仲裁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申请予以撤销涉案仲裁裁决。审查中，郑爱丽向本院确认：其地址是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凤凰城××街×座×房，其手机号码是185××××****。因其所经营的餐厅倒闭后，其自2020年1月份起一直将手机关机，在2020年8月份时有开机，2020年9月份是开机的。其于2020年11月13日签收涉案仲裁裁决。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郑爱丽主张广州仲裁委未依法认定新冠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其不构成恶意违约故仲裁庭不应裁决贷款提前到期、涉案利率超过国家规定、存在砍头息、仲裁庭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均属于案件的实体处理内容，系广州仲裁委依职权处理的范畴，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依法对此不作审查。关于仲裁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问题。《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向本会确认自己的送达地址的，以合同中约定的送达地址送达。仲裁文书邮寄至该地址，即为送达。”郑爱丽已在涉案《个人信用授信额度合同》《送达方式通知书》上签字，确认其个人的送达地址和联系电话，并已明确约定所确认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适用于仲裁、民事诉讼程序的送达，未经告知变更信息的，合同约定的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仍视为有效送达地址，因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收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导致法律文书未能实际接收的，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本案中，广州仲裁委已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地址及联系电话多次以EMS方式向郑爱丽邮寄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选择仲裁庭组成书、申请人补充证据、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材料及文书，但均因电话关机、无人签收等原因被退件。郑爱丽已向本院确认其住所地址、联系电话与合同的约定一致，也承认其手机自2020年1月起处于关机状态，8、9月才开机，并自认已于2020年11月13日收到广州仲裁委寄送的仲裁裁决。因此，郑爱丽未能收到涉案仲裁裁决以外的相关仲裁材料、未能到庭参加仲裁，均系其自身原因所致，广州仲裁委的送达符合《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定和涉案《个人信用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并无不当。郑爱丽主张广州仲裁委送达程序违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郑爱丽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郑爱丽的申请。案件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郑爱丽负担。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张一扬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伍静怡黄绍朗易臻萱李蕴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