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3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女，1966年4月2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90年4月21日出生。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2，男，1968年1月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女，1966年10月23日出生。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秋凡，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马某3，男，1991年6月8日出生，汉族。原审被告：马某4，女，1954年7月10日出生。原审被告：马某5，女，1960年4月27日出生。原审被告：马某6，女，1962年8月30日出生。原审被告：马某7，女，1970年4月27日出生。上诉人马某1、张某因与被上诉人马某2、付某，原审被告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7析产、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5865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马某2、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马某2、付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陈淑玉遗嘱属于无效遗嘱，一审法院认定遗嘱有效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由本人签字，陈淑玉并未在代书遗嘱上签名，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条件，遗嘱应属无效。陈淑玉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配。2.本案名为分家析产和继承纠纷，但马某2、付某主张的依据是本案名为“拆迁协议”的合同。我们认为，协议因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属于无效协议。第一，我二人不属于被拆迁范围。根据生效的（2019）京0115民初780号判决及庭审笔录，马某1、张某并未在被拆迁院落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一队南小街路一条6号院（以下简称：6号院）内长期居住，对院落内房屋不享有相应财产权利，其无对价获得相应拆迁利益。且在庭审中，马某2多次表示马某1、张某不属于拆迁范围。第二，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马某2与马某1、张某相互串通，将不属于拆迁对象的马某1、张某纳入到房屋所有人范围，为了骗取更大利益。所以，签署了“拆迁协议”。“协议”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约定房屋归马某1、张某，剩余拆迁补偿款周转等所有费用归属于马某2。第三，马某1、张某与马某2相互串通，为了获取不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将不属于拆迁资格的马某1、张某纳入拆迁范围，使国家和集体额外分配房屋和支付拆迁补偿款，损害了国家和集体利益。第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属无效协议。马某2请求马某1、张某支付款项的请求没有依据。马某2、付某辩称，不同意马某1、张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陈淑玉遗嘱有效。陈淑玉因为文化水平有限所以没有签字但是摁了手印，也有见证人，见证人在一审中也出庭作证了。2.拆迁协议有效，如果马某1、张某认为是无效的应该将自己获得的拆迁利益返还给国家。马某3辩称，同意马某2、付某的意见。马某4、马某5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在传唤过程中表示同意一审判决，不参加二审庭审。马某6、马某7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在传唤过程中表示不参加二审庭审。马某2、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陈淑玉基于6号院拆迁与北京宏炬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载明的定向安置房为8号楼1单元501室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及剩余拆迁款103890元由马某2继承；2.请求法院判令陈淑玉在6号院拆迁后自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的后续周转费118000元由马某2继承；3.判令6号院拆迁后发放至马某4、马某1、马某7、张某账户的剩余拆迁补偿款共计917737元归马某2所有（其中马某1306978元、张某143671元、马某7330030元、马某4137058元），并向马某2支付购房款共计1102473元（其中马某1389152元、张某563550元、马某7387994元、马某4587221元）；4.判令6号院自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间发放给马某4、马某1、马某7、张某账户的后续周转费472000元归马某2所有（四人每人118000元）；5.马某1、张某、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7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其俊与陈淑玉生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6名子女，分别是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1、马某2、马某7；马某2与付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子马某3；马某1与张某系母子关系；马其俊于1997年5月16日死亡，陈淑玉于2019年6月24日死亡。陈淑玉名下原有宅基地一处，即6号院。2018年，6号院涉及拆除腾退，陈淑玉、马某2、马某4、马某7、马某1、张某、马某3分别与拆迁单位签订了腾退补偿协议及定向安置房购房合同。其中，确认陈淑玉6号院宅基地面积33.9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27.66平方米，各项腾退补偿款金额共计709880元，陈淑玉选购建筑面积为88.57平方米的定向安置房1套，购房价款为605990元，腾退补偿款扣除购房款后，剩余款金额为103890元。确认马某26号院宅基地面积33.9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27.66平方米，各项腾退补偿款金额共计656389元，马某2选购建筑面积分别为90.03平方米和88.57平方米的定向安置房各1套，购房价款共计1220872元，腾退补偿款用于支付购房款后，马某2应补缴购房款金额564483元。确认马某46号院宅基地面积34.58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28.22平方米，各项腾退补偿款金额共计724279元，马某4选购建筑面积为85.32平方米的定向安置房1套，购房价款为587221元，腾退补偿款扣除购房款后，剩余款金额为137058元。确认马某76号院宅基地面积33.9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27.66平方米，各项腾退补偿款金额共计717424元，马某7选购建筑面积为58.59平方米的定向安置房一套，购房价款为387394元，腾退补偿款扣除购房款后，剩余款金额为330030元。确认马某16号院宅基地面积33.9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27.66平方米，各项腾退补偿款金额共计696130元，马某1选购建筑面积为58.59平方米的定向安置房一套，购房价款为389152元，腾退补偿款扣除购房款后，剩余款金额为306978元。确认张某6号院宅基地面积33.9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27.66平方米，各项腾退补偿款金额为707221元，张某选购建筑面积为81.14平方米的定向安置房一套，购房价款为563550元，腾退补偿款扣除购房款后，剩余款金额为143671元。确认马某36号院宅基地面积33.9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27.66平方米，各项腾退补偿款金额共计707928元，马某3选购建筑面积为88.57平方米的定向安置房一套，购房价款为605819元，腾退补偿款扣除购房款后，剩余金额为102109元。现定向安置房尚未交房，腾退补偿款已发放至各被腾退人账户。北京顺城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周转费情况说明”，确认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间，6号院应当发放的周转费为陈淑玉、马某3、马某1、张某、马某7、马某4每人各118000元，马某23212元。经联系，拆迁单位称因各名被腾退人有纠纷，周转费尚未发放。在签订拆迁协议之前，马某4、马某1、马某7签订“拆迁协议”，约定马某4选房面积50平方米，购房金额是6600元每平方米，剩余面积归马某2所有，购房面积金额自付，一次性交清，现金或卡支付给马某2；马某1（母，子）选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其中100平方米每平米是6600元，剩余40平方米每平方米7500元，剩余面积归马某2所有，购房面积金额自付，一次性交清，现金或卡支付给马某2；马某7选房面积为70平方米，其中50平方米是6600元，剩余20平方米是每平方米7500元，剩余面积归马某2所有，购房面积金额自付，一次性交清，现金或卡支付给马某2。签订上述协议后，马某1于2017年12月30日给付马某2140000元，张某于同日给付马某2220000元，马某4给付马某2372844元，马某7给付马某294000元。2018年2月7日，马某2给付马某12000元。2018年8月11日，马某4、马某1、马某7签订“协议”一份，约定马某4、马某1、张某、马某7所有购置房屋所剩拆迁款转给马某2账户，以后其他款项与其四人无关。2019年，马某1、张某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马某2，主张其二人向马某2支付的360000元系不当得利，要求马某2返还。在该案庭审中，马某2称马某1、张某应支付购房款957975元，其中有600000元由楼房产生的利益冲抵，经计算以后，马某1、张某已支付的360000元剩余2000元，故将2000元退还给马某1。该案经审理认为“涉案360000元应当系二原告给付马某2购买回迁安置房的购房款，马某2获此笔款项并非没有合法根据，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并据此驳回马某1、张某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马某1、张某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马某2、付某要求马某1、张某、马某7、马某4按照腾退补偿协议确认的房屋价格补齐购房款，之后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放弃要求马某7继续支付购房款的主张。马某1、张某认为该两份协议系委托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其二人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获得的2套定向安置房和腾退补偿款是其二人基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所获得的利益。关于6号院内房屋建造和居住情况，马某2、付某陈述称院内原有北房4间，东西两边各有一个门道，由父母和各名子女一起居住，后来姐姐、妹妹婚后先后搬离，院落由父母和马某2一家共同居住使用，2007年，马某2、付某将院内房屋拆除建造成3层楼房，每层11间房一共33间，2012年、2013年左右又加建一层，形成4层楼房。马某1、张某称1976年父母在6号院内建造北房4间，东西厢房各2间，由父母和各名子女一起居住，1989年马某1结婚，婚后居住一段时间后搬出，6号院由父母和马某2一家居住，再后来马某2建房其二人并不清楚，建造完以后才知道。庭审中，马某2、付某提交一份代书遗嘱及立遗嘱时的录像证明陈淑玉生前留有遗嘱，代书遗嘱由陈廷柱代书，由邵蕊、米占杰见证，由陈淑玉捺印确认，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该份遗嘱载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街地区回迁安置房8号楼1单元501室，合同编号NJIMZTT-073-1（1），建筑面积88.57平方米（房号、面积和小区名称，最终以有关部门核准为准）。该房产的继承安排。立遗嘱人同儿子马某2和儿媳共同生活，儿子马某2和儿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该房产由儿子马某2（身份证号……）继承”，“如果立遗嘱人获得其他一切财产，同样由儿子马某2继承”。针对上述遗嘱的订立过程，代书人陈廷柱、见证人米占杰出庭作证。根据陈廷柱的证人证言，马某2和陈淑玉于2019年1月28日来到其所工作的律师事务所，要求订立代书遗嘱，当时还有两位见证人在场，陈淑玉口述遗嘱内容，陈廷柱代为起草，陈廷柱写完遗嘱以后，向在场的人宣读了一遍，陈淑玉认可后在立遗嘱人处捺了手印。根据米占杰的证人证言，米占杰与邵蕊都是马某2的邻居，当日米占杰和邵蕊一起来到红星公社大院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现场由一名男律师询问陈淑玉的意见，陈淑玉表示房产和其他财产都给他儿子马某2，律师写好遗嘱内容后，陈淑玉按了手印。庭审中，马某1、张某认为遗嘱只按了手印没有立遗嘱人签字，应当是无效遗嘱，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拆迁利益中属于马其俊、陈淑玉的遗产。马某4、马某7、马某5、马某6未到庭表达意见，但在马某1另案起诉要求依法分割陈淑玉签订腾退补偿协议获得的定向安置房一套及补偿款103890元的法定继承案件中，马某4、马某7陈述除当时拆迁达成协议时选购的一套定向安置房外，其他的不参与；马某6、马某5陈述不主张继承母亲的份额，不参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马某4、马某7、马某5、马某6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在庭审中的陈述、质证和辩论等诉讼权利。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系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的，按照协议办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共有人在共有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本案马某2、付某提出的诉求所针对的陈淑玉及马某4等人名下房屋及款项均源自于6号院拆迁利益，而6号院拆迁利益作为一个整体，因其引起的分家析产纠纷和继承纠纷相互关联，应当一并解决为宜。马某2、付某向马某4、马某7、马某1、张某提出的购房款、剩余补偿款及周转费的诉求主要基于马某4、马某7、马某1签订的“拆迁协议”和“协议”，马某1、张某辩称该两份协议均系委托协议，即委托马某2办理拆迁事宜，但从两份协议的表述并无法推断出委托的意思表示，而其中关于“剩余面积归马某2所有”，“购房面积金额自付”，“所剩拆迁款转给马某2账户”的约定反而能体现各家庭成员就6号院定向安置房面积、房款支付方式以及剩余补偿款分配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马某4、马某7的书面答辩意见亦能印证这一判断；马某1、张某称其二人所获得的6号院拆迁利益系基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身份，但其二人并未在6号院长期居住生活，亦未参与房屋建造，即使因身份关系应当获得相应利益，该利益亦与拆迁协议中实际确认的拆迁利益并不相匹配；张某虽然没有协议上签字，但马某1与张某系母子关系，前后两份协议相互关联，张某在马某1签订“拆迁协议”后依约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其显然参与了整个购房过程且对马某1签署2份协议的事实知晓并认可，协议效力亦应当及于张某。综上，该两份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协议内容，马某4、马某1、张某、马某7认可购置房屋所剩拆迁款转给马某2，以后其他款项与其四人无关，故马某2、付某主张剩余补偿款及周转费有事实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因剩余补偿款已发放至四人账户内，故由其四人给付给马某2，而周转费尚未发放，法院确认马某2有权领取四人名下的周转费。关于购房款，马某4同意支付，法院不持异议；马某2不再要求马某7支付剩余购房款，法院亦不持异议；马某1、张某的购房款问题，在此前不当得利诉讼中，马某2明确表示马某1、张某应当支付的购房款，其中600000元已由楼房利益冲抵，现马某2、付某再次要求马某1、张某支付购房款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淑玉名下的定向安置房及相应补偿款，马某2、付某所提交的代书遗嘱由1人代书，由2名见证人见证，由立遗嘱人陈淑玉捺印确认，该遗嘱是被继承人陈淑玉的真实意思的表示，法院对于该遗嘱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马某1、张某所称的代书遗嘱没有陈淑玉亲笔签名只有手印应属无效的说法，因陈淑玉不会写字，且年事已高，其仅按手印确认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影响代书遗嘱的效力，故法院对该项意见不予采纳。根据遗嘱内容，属于陈淑玉的遗产应当由马某2继承，马某1、张某辩称遗产中应当有属于马其俊的份额，对此，法院认为，首先，马其俊死亡于1997年，在此之后马某2对房屋进行了整体翻建，在此过程中及之后，其他家庭成员并未对此提出异议，6号院属于马其俊的老房已经灭失；其次，6号院拆迁发生于马其俊死亡之后，相应拆迁利益亦并非马其俊生前所获得的财产；第三，马某4、马某1、马某7虽然未在6号院长期居住生活，亦未参与房屋建造，但仍然参与拆迁，获得以低价购买定向安置房资格，该事实应当系基于各家庭成员综合考虑房屋历史、居住情况、户籍情况等各因素的结果，另外，虽然马某4、马某7、马某6、马某5未到庭参与诉讼，但四人在马某1提起的继承纠纷诉讼中，明确表示“不参与”亦印证了该事实。故综合以上考虑，法院认为陈淑玉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属于其个人遗产，马某2基于遗嘱提出的继承诉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编号为NJ1MZTT-073-1（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项下关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街地区住宅房屋拆除腾退项目定向安置房小区8号楼1单元5层01号房的合同权利由马某2继承享有；二、编号为NJ1MZTT-073-1的《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确定的剩余腾退补偿款103890元由马某2继承取得；三、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一队南小街路一条6号因被腾退所应发放给陈淑玉、马某4、马某1、张某、马某7的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期间的周转费每人各118000元由马某2领取并支配使用；四、马某4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2腾退补偿款137058元、购房款214377元，以上共计351435元；五、马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2腾退补偿款306978元；六、张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2腾退补偿款143671元；七、马某7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2腾退补偿款330030元；八、驳回马某2、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马某1、张某提交证据一北京市大兴区（2019）京0115民初780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728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确认马某1、张某不在涉案院落居住，不享有拆迁利益。马某2也曾表述马某1、张某不应纳入拆迁，是其协调拆迁部门同意，并且要求拆迁获得的补偿款归他所有；证据二（2019）京02民终7281号案件开庭笔录，证明马某2曾称被拆迁的房子是他盖的，他把他们带进来（参与拆迁），没有房产就没有楼房。所有交给马某2的钱是要交给开发商；证据三2018年11月7日的谈话录音及文字稿，证明马某2通过不当行为把马某1、张某纳入拆迁范围。涉案协议属于马某2和马某1进行串通，为了获取拆迁利益而签署的。马某2、付某、马某3质证称，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从判决书上可以看出，本案所涉两个协议是生效的。马某1、张某分别与拆迁人签订了拆迁协议，且已经按照双方协议向马某2支付了部分款项，其二人对协议的内容是知情并认可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认可，也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案涉代书遗嘱是否有效；二是一审法院对马某1、张某本案所涉拆迁利益分割是否适当。关于争议焦点一，马某2、付某所提交的代书遗嘱从形式上看，由一人代书，两名见证人见证，立遗嘱人陈淑玉捺印确认，见证人签字并注明日期；从内容上看，反映出陈淑玉对其安置房及其他财产作出处分的具体、明确的意思表示；从订立遗嘱过程上看，结合在案视频录像，在订立遗嘱过程前，代书人多次与陈淑玉确认其财产处分意愿、生活情况、确认是否存在胁迫等情形。在代书人代书完毕后，代书人向陈淑玉、两名见证人完整宣读遗嘱内容，宣读完毕后再次确认遗嘱内容是否准确或需要修改，并经两名见证人分别再次通读确认。后由陈淑玉本人捺印确认，代书人分别签字并注明日期。以上可以看出该遗嘱系被继承人陈淑玉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一审法院对陈淑玉代书遗嘱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确认。马某1、张某上诉称该代书遗嘱因没有陈淑玉亲笔签字应属无效之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各方对陈淑玉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属于其个人遗产未提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该认定不予累述。综上，马某2基于遗嘱就陈淑玉名下的定向安置房及相应补偿款提出的继承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马某2、付某向马某1、张某提出剩余补偿款及周转费等诉求主要基于马某1签订的“拆迁协议”和“协议”，马某1、张某上诉称前述协议因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属无效协议。但前述两份协议载明各方就剩余购房面积、房款支付、剩余拆迁款等拆迁利益的在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具体分割方式，马某1本人签字确认，虽张某并未在协议上签字，但结合生效文书所作认定，张某参与了整个购房过程且对马某1签署两份协议的事实知晓并认可，且马某1、张某亦已实际部分履行了前述协议。马某4、马某7在一审中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亦进一步印证了各方约定。综上，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马某1、张某未举证证明前述协议签订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情况下，各方应依约履行。马某2、付某依据协议主张剩余补偿款及周转费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需指出的是，本案析产、继承纠纷无涉马某1、张某与拆迁单位之间拆迁协议效力的认定，如其对拆迁协议效力有异议，其可另行主张或向相关部门反映。综上所述，马某1、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66元，由马某1、张某负担（马某1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侯晨阳审 判 员 郭文彤审 判 员 张 鹏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