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11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特种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丰泽路**。法定代表人：谈兆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琪，江苏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延年，男，195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巧俊，男，196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娟，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叶，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常州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法定代表人：吴建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南京特种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延年、周巧俊，原审第三人常州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货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5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特种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袁延年、周巧俊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延年、周巧俊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根据《说明》认定特种公司认可其与袁延年、周巧俊存在代持股合意系事实认定不清。1992年到1997年间，袁延年担任特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利用职务便利，未经股东会（董事会）的同意以公司名义私自制作该说明，特种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说明》上仅有特种公司盖章，并无袁延年、周巧俊签字，仅为特种公司的单方行为，并非特种公司与袁延年、周巧俊之间就股份代持或者委托投资代理达成的合意，百货公司对袁延年、周巧俊所称特种公司代持股情况亦不知情。因此，不能根据《说明》认定特种公司与袁延年、周巧俊系代持股合意。2.一审判决根据袁延年、周巧俊持有百货公司的股权证并领取1995年到1997年股息认定百货公司股份由袁延年、周巧俊实际出资系事实认定错误。1993年2月，特种公司向百货公司认购1300股法人股，1994年3月2日，百货公司向特种公司签发股权证，1996年和1997年两次发放股息的清单上均注明股东姓名为特种公司。领取法人股股息应当提供法人的相关手续，两次股息实际由袁延年、周巧俊领取系因袁延年担任特种公司法定代表人前后，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提供法人股股息的手续，以特种公司名义领取后又私自占有该收益。由于袁延年在1997年后不再担任特种公司法定代表人，故不能再利用职务便利领取1997年之后的股息。特种公司从未认可与袁延年、周巧俊存在代持股关系，百货公司股东从始至终都是特种公司。3.一审判决认为袁延年曾向特种公司缴纳现金是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系事实认定错误。1993年6月4日，特种公司因收取袁延年现金而出具收据，但收据上注明收款事由是“抵补转账”，而非收取股份出资或相关事宜，该笔现金的收取与百货公司股份没有关系。袁延年、周巧俊提交的《说明》载明“1993年2月，袁延年、王家福、周巧俊三人出资.......”，但收据出具的日期为1993年6月，可见特种公司在袁延年、周巧俊还没有履行所谓“出资义务”前，就出具《说明》证实袁延年、周巧俊已经出资，显然违背逻辑，与客观事实不符。4.一审判决认定2005年至2007年的股息由袁延年、周巧俊领取系事实认定错误。百货公司从2005年至2007年三年的股息，并非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是由袁延年、周巧俊及王家福领取。袁延年、周巧俊在庭审中也从未提出该情况。二、一审判决认为代持股行为虽规避了企业改制主管部门的监管政策，但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首先，特种公司与袁延年、周巧俊之间不存在代持股关系或者委托投资关系。其次，即便存在代持股关系，也不应认定代持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当时的相关法律文件，法人股的认购主体只能是法人单位，这就意味着当时的立法精神是禁止自然人认购法人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等相关文件虽然属于部门规章，但是在九十年代，直接相关的立法就只有部门规章，尤其在有关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股份分类认购”问题上，除此之外并没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相关立法。如果一审法院以“不是法律法规”为由直接排除适用，从而认定代持行为不违反强制性规定，意味着从司法层面上否定早期所确立的,有关“股份分类认购”的立法意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特种公司与袁延年、周巧俊之间代持股行为合法有效错误。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袁延年、周巧俊曾以百货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件已经生效，再审裁定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而袁延年、周巧俊至2019年3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袁延年、周巧俊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特种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百货公司述称同其一审述称意见。袁延年、周巧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登记在特种公司名下的百货公司法人股原始股中的900股自1994年3月3日起产生的股金收益归其二人享有；2.特种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延年自1992年至1997年任特种公司法定代表人。1993年2月1日，特种公司通过江苏省证券公司以22元/股的价格认购了百货公司1300股法人股，百货公司签发了股权单位为特种公司的股权证持有卡。当月，特种公司出具一份《说明》，内容为：“1993年2月，袁延年、王家福、周巧俊三人出资28600元，以南京特种印刷有限公司名义从江苏省证券公司购买常州百货大楼法人股1300股（每股22元），特将情况说明如下：1.江苏省证券公司的股金缴款收据0000754#，1993.2.1开（见附复印件）；2.个人出资情况如下：袁延年出11000元，500股；王家福出8800元，400股；周巧俊出8800元，400股；合计28600元，1300股。”1993年6月4日，袁延年向特种公司缴纳28600元现金，特种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抵补转账”。上述股东登记为特种公司的法人股在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的股息，由袁延年、王家福、周巧俊三人领取。百货公司法人股股息发放清单反映，登记日为1995年5月20日、1996年4月29日和1997年6月13日的股息已于1996年8月22日和1997年6月13日领取，该三年的“原股数”分别为14300股、15015股和15915股，股息分别为1716元、1801.80元和1909.80元。后三人向特种公司提交股权转让申请书和转让过户协议书要求以零元办理本案所涉百货公司股权的转让手续，特种公司未予同意。一审另查明，国家体改委于1992年5月15日颁发《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其中对法人股的认购主体进行了限制，规定个人不允许认购或持有法人股。1992年12月18日，江苏省体改委发文同意设立百货公司，该公司由常州百货大楼改制组建，总股本为5000万股，其中国家股为2000万股，由原企业资产折股，法人股为2300万股，向社会法人定向募集，个人股为700万股，向公司职工募集。百货公司的组建和运行按国家体改委颁发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办理，其内部职工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公司股本金总额的20%，公司股份不得向在册职工之外的社会个人出售，股权证不得在社会上转让。一审再查明，袁延年、周巧俊、案外人王家福曾分别以百货公司为被告，特种公司为第三人向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宁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个人分别系百货公司的股东，并由百货公司和特种公司向其本人支付股息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2013年1月，天宁法院作出(2012)天商初字第7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登记在特种公司名下的百货公司法人股(现为15915股)中38.46%(登记日自1997年6月14日起算)归袁延年所有，股息的领取由百货公司和特种公司予以配合。二、驳回袁延年的其他诉讼请求。(2012)天商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登记在特种公司名下的百货公司法人股(现为15915股)中30.77%(登记日自1997年6月14日起算)归周巧俊所有，股息的领取由百货公司和特种公司予以配合；二、驳回周巧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因特种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州中院)提起上诉，常州中院于2013年7月作出(2013)常商终字第2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天宁法院(2012)天商初字第76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袁延年对百货公司的起诉。(2013)常商终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天宁法院(2012)天商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周巧俊对百货公司的起诉。此后，袁延年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申请再审。江苏高院认为：一审中，袁延年请求确认其为百货公司的股东，由百货公司和特种公司向其支付股息并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但一审特种公司陈述该公司系百货公司的股东，依法持有百货公司的股权。故本案实际上是袁延年与特种公司之间因对百货公司的投资收益等问题产生争议，袁延年以百货公司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不妥，二审法院驳回袁延年的起诉并无不当。故于2014年12月作出(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1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袁延年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当时法人股的产生有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政策性。基于当时历史和政策的原因，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个人实际出资购买法人股，单位登记为股份持有人的“代持”现象大量存在。本案中，百货公司法人股的认购款系通过特种公司账户支付，百货公司的股权证持有卡也登记为特种公司，袁延年、周巧俊已向特种公司缴纳了认购款，特种公司出具的出资情况《说明》亦认可该公司认购的百货公司法人股实际由袁延年、周巧俊及王家福出资，且百货公司股权证持有卡由袁延年等人持有，1995年至1997年的股息由袁延年、周巧俊及王家福领取，可以说明当时特种公司与袁延年、王家福、周巧俊已就以特种公司名义出资认购百货公司法人股达成合意，袁延年、周巧俊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故可认定袁延年、周巧俊等人认购了百货公司法人股，该法人股由特种公司代持，应享有百货公司股权的相应收益。上述代持行为虽然规避了企业改制主管部门的监管政策，但并未违反百货公司改制时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特种公司代持的法人股的相应收益，应按实际出资份额分别归袁延年、周巧俊等享有。对于特种公司认为其系百货公司的股东，袁延年等人利用职权以公司名义违背事实出具说明，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不予采信。在双方发生争议后，袁延年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相应的权利，故特种公司主张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判决：一、登记在南京特种印刷有限公司名下的第三人常州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现为15915股）中38.46%的相应收益由袁延年享有(已分配的收益予以扣除)；二、登记在南京特种印刷有限公司名下的第三人常州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现为15915股）中30.77%的相应收益由周巧俊享有(已分配的收益予以扣除)。一审案件受理费463元，由袁延年、周巧俊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各方均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笔误，袁延年、王家福、周巧俊三人领取的系1995年、1996年和1997年的股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百货公司述称其仅发放过1995、1996和1997的三次股息，后续因亏损未再发放过股息。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袁延年、周巧俊要求确认登记在特种公司名下的百货公司法人股原始股东的900股股份自1994年3月3日起产生的股金收益（扣除已领取部分）归其二人享有，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虽已于2021年1月1日施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股份出资相关事实均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故依照前述规定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以法人股名义、实际上系个人购买的“法人股个人化”行为仅是市场和社会在特殊历史时期因限于政策规定为吸纳个人投资资金以解决法人资金匮乏而采取的灵活变通之法，其本质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袁延年、周巧俊提交的《说明》及《收据》，能够证明袁延年、周巧俊实际向特种公司缴纳了案涉股份出资款，特种公司出具的《说明》亦能证明案涉百货公司法人股系袁延年、周巧俊出资以特种公司名义购买，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法人股的投资收益归属于袁延年、周巧俊，并无不当。特种公司关于该《说明》系袁延年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制作的上诉意见，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本案系以特种公司名义购买的百货公司法人股股份的财产权属争议，袁延年、周巧俊的诉讼请求并非债权请求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特种公司上诉认为袁延年、周巧俊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特种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特种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莉坤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王方方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曹薇书记员唐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