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54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大同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环城北路**。 法定代表人：戚伟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瑞军，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克安，男，197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希文，湖北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大同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克安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20）浙0281民初6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贺永胜是公司中主管生产的副总，不是常务副总，对此被上诉人是明知的。以此认定贺永胜的辞退表示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与实际情况和一般常理不符，一审法院的认定难以让人信服。被上诉人与公司人事主管和法定代表人联系渠道畅通，就辞退决定可以与之沟通核实，但并未沟通。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与人事主管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未认定疫情期间人事任免的主要负责人是人事主管，贺永胜并无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力。上诉人在仲裁之前并不知晓贺永胜辞退被上诉人的情况，被上诉人被移出工作群也是工作群群主贺永胜的个人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证明仲裁之前公司层面已经直接向被上诉人作出要求其复工的意思表示，属于强人所难。上诉人至今未向被上诉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相关的社会保险仍保留中，被上诉人也并未索要。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在未出具书面证明文件的情况下，并不发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二、被上诉人恶意提起劳动仲裁，向上诉人索要不法利益。被上诉人因湖北籍员工复工复产与贺永胜发生矛盾后，故意套取贺永胜的个人意思即为上诉人公司意思的话语。被上诉人有渠道有时间向公司人事主管和法定代表人询问是否对其作出了辞退的决定，在未经询问的情况下借与贺永胜发生矛盾时离开公司，显然是自身原因，并意图获取可观的不法利益。 罗克安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大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同公司无需向罗克安支付1月至3月工资7490元；2.判令大同公司无需向罗克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罗克安负担。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双方当事人自2013年起有劳动关系。双方于2013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合同约定月工资不低于1800元，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工作期间，罗克安任大同公司小圆机车间主任，工资为年薪制，每年150000元。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大同公司并为罗克安缴纳社保。疫情发生后，罗克安就复工问题有与大同公司办公室主任姚伟标联系，但大同公司副总贺永胜于2020年3月29日以公司名义将罗克安辞退。大同公司已发放罗克安工资至2020年1月份（实际发放该月工资1531.80元）。2020年4月中旬，罗克安以大同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余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20年7月31日，余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余姚劳人仲案（2020）2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大同公司支付罗克安1月至3月份工资7490元，大同公司支付罗克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75000元，并驳回罗克安其他的仲裁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本案争议事项为大同公司副总贺永胜对罗克安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否可以认定为大同公司的行为。大同公司认为贺永胜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公司并未依照规章制度对罗克安作出辞退的意思表示；罗克安对该说法不认可，认为与事实不符，不能接受。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罗克安与贺永胜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明确贺永胜是以公司名义辞退罗克安；同时，大同公司认可贺永胜系公司副总，此身份作出辞退的意思表示，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再者，罗克安实际从生产工作的群里被移出，显然是进一步明确辞退的意思表示；最后，大同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仲裁发生前以公司层面直接向罗克安作出要求其复工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大同公司有违法解除与罗克安之间劳动关系的事实存在，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金。经审查，罗克安请求175000元并未超过标准，仲裁裁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因劳动关系解除，罗克安要求大同公司支付未足额发放的工资，其请求事项亦符合法律规定。大同公司方最终明确辞退罗克安的意思表示作出的时间为2020年4月6日，以此时间节点计算，并结合疫情期间的工资发放规定，仲裁裁决确认的大同公司尚应支付罗克安的工资为7490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亦依法予以支持。故大同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支持，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罗克安在一审庭审中提出对仲裁未支持其的事项由法院审查后予以纠正，但其未依照仲裁裁决规定的在收到仲裁裁决后15日内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启动程序，故其的该要求依法不予审查。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宁波大同纺织有限公司支付罗克安1月份至3月份工资7490元；二、宁波大同纺织有限公司支付罗克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75000元；以上一、二两项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三、驳回宁波大同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载明的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贺永胜作出的解除与罗克安劳动合同的决定，其效力是否及于大同公司。针对上述争议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层级化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常见现象。罗克安在大同公司任职期间担任车间主任职务，贺永胜作为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应该是罗克安的上级管理人员，是代表公司对其进行用工管理的管理者。罗克安有理由相信贺永胜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是大同公司的决定。大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有约定或者单位有规定，副总经理不能代表公司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或者未经特定程序不能解除劳动合同，且罗克安对此是明知的事实。故即便存在大同公司未授权贺永胜解除与罗克安劳动合同的情形，也构成表见代理，亦可以产生大同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关于贺永胜有无代表公司单方解除罗克安劳动合同的权限，贺永胜作为副总经理应该比车间主任罗克安更清楚。大同公司以罗克安故意曲解贺永胜的决定即公司决定，以及在贺永胜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后，罗克安未经沟通询问即申请仲裁为由，主张罗克安恶意申请仲裁，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能成立。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以及办理档案、劳动关系转移手续，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大同公司未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文件以及未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是其对解除劳动合同后附随法定义务的违反。大同公司以其未履行法定义务为由，主张劳动合同未实际解除，理由显然不能成立。由于大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未提供相应的法定解除事由，故该解除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大同公司承担支付赔偿金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赵 晖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代书记员  姜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