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显杨，男，197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丽，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丰越达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广源西街******。法定代表人：杨益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庆东，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益琴，女，197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女，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北京丰越达工贸有限公司推荐。上诉人郭显杨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丰越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越达公司）、原审第三人杨益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0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显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费用由丰越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郭显杨“已经受让”丰越达公司原始股东周杰的股权。周杰出具《情况说明》称其退伙时同意将股权转让事宜全权交由杨益琴操办，包括《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同意将股权转给杨益琴且不要求支付对价，没有将股权转让给郭显杨。而事实上，2001年杨益琴将受让人的名字写为郭显杨，并经过工商变更登记。按照周杰的说法，杨益琴操作股权转让后告知了周杰，周杰表示同意。如果股权受让方由杨益琴变成郭显杨不是其真实意思，可以行使撤销权消灭，或者因为转让条件未达到可以解除。而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周杰并未对转让股权给郭显杨的事情提出异议，表明其委托杨益琴处分其股权的目的在于退出公司而不在于受让人是谁。《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周杰的转让及郭显杨的事后追认，已经履行完毕，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对郭显杨已发生效力，郭显杨因此取得股权。一审判决认为“无证据表明郭显杨为取得该股权支付了对价，亦或是转让方周杰认可郭显杨已经履行完毕或免除郭显杨债务等”，认定事实错误。从周杰出具的《情况说明》可知，股权转让并不要求支付对价，也不是以支付对价为股权转让的标准。根据一审庭审情况，公司出资、增资及工商登记变更都是由代办公司代为代缴，郭显杨、杨益琴双方均未实际出资。当时股权转让为无偿转让，没有支付相应对价，股权本身没有实际价值，公司也没有实际资产价值。所以是否实际出资及授权签字并不影响股东身份，只要双方同意并在工商进行登记即可确定为公司的股东身份。如果该股权是杨益琴享有，双方可以口头或书面约定代持协议。但没有相关资料证明存在代持关系。综上所述，郭显杨经受让及出资取得丰越达公司的股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具有股东资格。二、一审判决认为“至于其提出的通过案外人方位其为公司经营筹款等，证据显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杨益琴与方位其的借款还款关系”，认定事实不清。借条双方的主体分别为杨益琴和方位星（郭显杨岳母）、杨益琴和方位其（方位星的妹妹）。方位星、方位其是基于杨益琴明确表示郭显杨作为丰越达公司股东才同意借款给杨益琴的，不是实际出资关系。股东是否实际缴付注册资本不是认定本案的依据，而认定股东身份的是实际经营过程中是否对公司的资金提供支持。通过资金往来，可以说明郭显杨为丰越达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资金需求。三、2007年6月5日，丰越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益琴伪造郭显杨签名，签订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将郭显杨40%的股权转让给自己，并办理了变更登记。2017年郭显杨查询工商信息得知股权被转让，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生效判决确认了《股权转让协议》中郭显杨的签名属伪造而不成立。法院认为两次签字都不是郭显杨的签字，说明没有实际受让即否认股东资格的认定错误。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本案不是股东身份没有确认引起的纠纷，郭显杨的股东身份已经明确确认。丰越达公司辩称，不同意郭显杨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郭显杨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郭显杨未出资，也未履行股东权利，未参加过股东会，未参与分红。杨益琴的陈述意见与丰越达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郭显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郭显杨为丰越达公司的股东，持有40%的股权；2.请求判令丰越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协助郭显杨变更股东登记，恢复郭显杨为公司股东；3.诉讼费由丰越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现有登记信息显示，丰越达公司系1998年12月11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发起人为周杰、杨益琴。市场监管局登记档案显示，2001年9月15日，郭显杨登记为该公司股东，其取得股权方式为受让取得，具体相关信息如下：2001年9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记载，原股东周杰将其在公司登记注册时认缴出资的30万元股权转让给郭显杨。郭显杨接受转让方周杰在公司登记注册时认缴出资的30万元股权。落款处有“周杰”“郭显杨”字样的签字。同日，丰越达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同意周杰将其30万元股份转让给郭显杨并辞去执行董事及经理职务及退出公司的申请，免去杨益琴监事职务。落款处有“周杰”“杨益琴”字样的签字。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300万元。同日通过的公司章程中载明杨益琴出资额为180万元，郭显杨出资额为120万元，落款处有“郭显杨”字样的签字。一审审理中，郭显杨表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章程及增资文件上的签字确非其本人所签，系代签，但其知情并追认其效力。丰越达公司提交原股东周杰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周杰表示其股权实际系向杨益琴转让，并非向郭显杨转让。登记信息显示，2007年6月5日，杨益琴与郭显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郭显杨将股权本金120万元转让给杨益琴。2018年，郭显杨以此次股权转让签名系伪造为由诉至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该次《股权转让协议》上“郭显杨”签字并非郭显杨所签，亦非委托他人所签，合同不成立，对郭显杨不发生效力。2008年4月21日，杨益琴将其专利技术一项以2014.86万元转让给丰越达公司。经验资，丰越达公司注册资本因此次杨益琴增资而增加2000万元，为290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一，丰越达公司1998年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显示，周杰货币投资5万元、实物投资25万元，杨益琴实物投资20万元，合计实缴投资50万元。2001年增资时，相关事宜系案外人聂新权代办，增资资产是聂新权借给郭显杨验资，验完资后其撤出，郭显杨本人没有实际出资。一审法院另查二，2013年至2016年，杨益琴出具三份借条向案外人方位其借款；2006年至2017年，方位其通过己方账户或指定人员账户向丰越达公司、杨益琴等人支付借款若干。郭显杨表示，2001年至2013年期间，其通过方位其向杨益琴出借款项，因方位其部分资金来源于他人，有资金成本，故由杨益琴出具借条约定利息。一审审理中，郭显杨认可方位其出借给杨益琴的借款本金已经清偿完毕。此外，2017年12月，杨益琴与郭显杨及王丽签订赠与合同，杨益琴将其房屋赠与郭显杨及王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事实，认定郭显杨是否为丰越达公司股东的关键在于审查其是否已经于2001年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而郭显杨是否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是否实质享有股东权利，则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参考因素。首先，关于2001年增资，郭显杨认可、证据亦显示，郭显杨未在2001年增资中出资。其次，关于2001年股权转让，其一，郭显杨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与此同时，丰越达公司提交原股东周杰的证明文件一份，显示周杰表示其股权实际系向杨益琴转让，并非向郭显杨转让；其二，无证据表明郭显杨为取得该股权支付了对价，亦或是转让方周杰认可郭显杨已经履行完毕或免除郭显杨债务等。故，难言郭显杨已达到法律规定的“已经受让”的要求。此外，郭显杨认可其从未收取公司分红，亦无证据显示存在其以参与股东会决策的方式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履行股东权责的情形。至于其提出的通过案外人方位其为公司经营筹款等，证据显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杨益琴与方位其的借款还款关系；其提出的房屋赠与亦难以印证其股东资格的取得。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郭显杨以股权受让及增资为由要求确认其享有相应股权份额，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郭显杨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以及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工商登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股东工商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程序，而股东资格的取得应以其是否满足实质性条件为前提。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郭显杨主张其系通过受让方式取得丰越达公司股权，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首先，郭显杨与周杰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双方当事人本人签字，且周杰在一审中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其股权的受让主体是杨益琴，而非郭显杨。据此，郭显杨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周杰之间就丰越达公司股权转让达成合意。郭显杨主张受让人是否明确不影响郭显杨受让股权，其与周杰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履行完毕，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虽然周杰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表示：“股权转让给杨益琴就没算转让费”，但由此不能当然推断出周杰认可郭显杨无偿受让其股权。郭显杨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受让周杰持有的丰越达公司股权支付了对价，以及在2001年丰越达公司增资中出资。综上，郭显杨不具备上述法律规定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同时，案外人为杨益琴提供借款，与郭显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之间缺乏关联性，故郭显杨主张其以向公司提供资金需求的方式参与公司经营，应以此认定其股东身份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股份的工商登记仅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不能仅依据工商登记确认股东资格，郭显杨主张其与杨益琴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不成立，故郭显杨的股东身份已经明确确认，本案不存在股东资格确认争议，不应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郭显杨主张其已经通过受让方式取得股权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显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郭显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君审 判 员  潘 伟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刘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