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14民申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潘海清，男，1972年8月17日，汉族，住郑州市。委托代理人刘丽莎、柴永利，上海华诚（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毕卫昌，男，198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商丘市睢阳区。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因与被申请人毕卫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20）豫1402民初7584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20)豫14民终6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潘海清申请再审称，本案历经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一审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处适当”，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二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忽略了该协议已经处于解除状态，进而裁决要求被申请人继续履行合同，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即使合同有效，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对继续履行合同存在不安抗辩权，在相应不安情形未消除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有权拒绝继续履行，这并非违约，一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未支付剩余款项，构成违约，裁决其继续履行，系适用法律错误；再者，二审法院对所谓被申请人毕卫昌股权代持事项违背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的情形不予考虑，对被申请人提交的存在明显有违基本生活常识部分证据予以认定，且不考虑该部分证据系再审申请人提出解除协议诉讼后被申请人才予以补充的嫌疑，系事实认定错误。因此，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六）项规定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应当再审。一、二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忽略了该协议已经处于解除状态，进而裁决要求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继续履行合同，适用法律错误。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背景。2017年7月2日，香港简美家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后变更为郑州简美美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美美家，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至宝，时任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被申请人毕卫昌）签订《加盟委托管理协议》一份，主要约定简美美家对乐至宝加盟店提供管理服务，乐至宝使用“简美美家”及其标识，并相应支付加盟费、管理费、年度服务费等。合同签订后，简美美家积极宣传招商，引入大量商户，项目于2018年4月顺利开业。履约期间，乐至宝仅支付了少量费用，持续拖欠应付费用约140万。以上事实己经为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20)豫140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确认。经简美美家多次催要，乐至宝拒不支付前述费用，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即被申请人毕卫昌提出将该简美美家对乐至宝的债权转为股权，以抵消乐至宝对简美美家的债务。在被申请人毕卫昌等人的软磨硬泡、哄骗利诱下，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与被申请人毕卫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被申请人毕卫昌与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一个月后，向第三人转让了全部股权，并办理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其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债务，且该行为使得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与被申请人毕卫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符合合同法定解除条件。2018年6月1日，被申请人毕卫昌在与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签订了《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2020年3月，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了解到被申请人毕卫昌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情况，即在2018年6月1日，被申请人毕卫昌在与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一个月后，2018年7月3日，被申请人毕卫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在未告知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的情况下，将其在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所持25%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且于2018年7月5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于此情形下，被申请人毕卫昌已经不是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以及“（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被申请人毕卫昌以自己向第三方转让股权并变更工商登记的实际行动，表明其将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该行为也导致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与被申请人毕卫昌股权转让协议目的无法实现，以上情形属于合同法关于法定解除条款所列情形。据此，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将被申请人毕卫昌诉至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诉请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该起诉状副本送达被申请人毕卫昌时，即完后对被申请人毕卫昌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与被申请人毕卫昌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且符合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况下，于2020年3月24日,将被申请人毕卫昌诉至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诉请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此时，根据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查询，被申请人毕卫昌并不是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在符合法定解除情形后，要向对方进行合同解除的通知行为。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起诉状带有解除权行使通知的性质，亦与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不悖。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十条，“民法典施行前，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而直接以提起诉讼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则确认了以提起诉讼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通知情形。因此，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诉请解除股权协议的起诉状向被申请人毕卫昌送达之日，应当被视为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之时。（三）股权转让协议自起诉状副本送达被申请人毕卫昌时，即为解除通知送达时，该协议已经解除。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对于合同通过送达解除起诉状的形式向对方送达己无争议，在法院确认该主张的，股权转让协议自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从反面理解，在法院未确认的情况下，自然不存在合同解除的效果。但该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诉讼中，并不存在法院确认或者未确认解除主张的情形，而是法院将该案因诉讼费问题以再审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足额补交的，按撤诉处理”。（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20豫14**民初1344号之一民事裁定）但该撤诉并不影响再审申请人已经完成了合同法规定的对被申请人解除合同的通知要求。撤诉的法律效果，不论是原告申请而得到受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撤诉，还是按撤诉处理，其直接的法律效果都只是导致本案诉讼程序的完结，对原告所主张的实体权利并无任何影响。真实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之一，载有解除意思表示的起诉状副本送达于相对人，其实质是解除权人将其解除意思表示通知于对方，合同解除是当事人的行为，而非法院的行为。在此情形下，基于再审申请人已通过提起诉讼方式完成了解除股权协议的通知。另外，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关于解除权的行使”的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解除权为形成权，依解除权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被申请人毕卫昌在收到起诉状副本时，该股权转让协议即被解除。对于该解除通知对方有异议的，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的规定，“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如果被申请人当时对解除通知有异议，在当时案件中提出反诉或者在该案被按撤诉处理后，及时提起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针对该股权转让协议，被申请人与2020年8月1日，将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诉至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诉请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此时，距离2020年3月27日被申请人提起股权转让协议确认解除之诉己经有近五个月。合同法对合同解除异议期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是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异议期间及其法律后果的解释。因此，本案中该股权转让协议自被申请人毕卫昌收到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起诉状时已经被解除，其后续的异议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进而，一审二审法院更不应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四）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被申请人毕卫昌应当返还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协议解除后的利息。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己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向被申请人毕卫昌已经支付了24万元股权转让款，合同解除后，被申请人毕卫昌应当向再审中请人潘海清返还24万元。由于被申请人毕卫昌占有股权转让款导致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存在利息损失，再审申请人潘海清24万中的最后一笔14万于2018年12月27日支付完毕，其主张自2018年12月27日起计算利息，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但此时，合同并非自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裁判做出之日解除。此时的诉的性质，是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即裁判只在于确认行使解除权的一方是否享有解除权、通知是否已到达，而非以实体裁判解除双方的合同，故合同仍是自通知到达违约方时解除，而非裁判之日或裁判生效之日。2020年3月24日，将被申请人毕卫昌诉至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诉请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该诉讼虽最终因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未完全足额补缴诉讼费，睢阳区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但通过诉讼实现解除通知的效果并没有改变。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被申请人毕卫昌）虽然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将股权交由案外人毕华昌代持股，但该股权的所有权、处分权仍归属于被上诉人（被申请人毕卫昌）所有，不影响其与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这一观点，忽略了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与被申请人毕卫昌之间就该协议已经发生的以上事项，忽略了该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因为符合法定解除实质条件和完成了解除的通知程序，已经被解除的法律后果。综上，在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诉请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时，被申请人毕卫昌并不具有股东身份，该股权转让协议目的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诉请解除合同的起诉状送达被申请人毕卫昌时，视为通知被申请人毕卫昌，因此，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自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诉请解除合同的起诉状送达被申请人毕卫昌时、该股权转让协议解除。二、即使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再审中请人在支付24万元股权转让款后，不再支付后续款项，是在行使合同法斌予的关于合同履行的不安抗辩权，一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违约，裁决要求继续履行，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系适用法律错误。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支付了部分款项，后来未在约定时间内支付剩余转让费，是因为被申请人毕卫昌出资不实，再审申请人潘海清遂行使不安抗辩权，不再支付剩余款项，并非违约。首先，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一款中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商丘乐至宝有限公司12.5％的股权共（大写）壹佰叁拾柒点贰伍万元（￥13725OO）认缴出资额，以（大写）壹佰叁拾柒点贰伍万元（￥13725OO）转让给乙方”，由此可见，被申请人毕卫昌在此承诺其在商丘乐至宝有限公司中的股权认缴金额为1372500元，但根据工商登记查询报告显示被申请人毕卫昌在商丘乐至宝有限公司的股权认缴出资额为250000元，比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的少1120000元。被申请人毕卫昌刻意掩盖真实情况，违背协议约定的保证出资真实性义务，系不诚信的欺诈行为。其次，被申请人毕卫昌股权实缴出资为零，与其承诺真实出资不符，存在虚假欺诈行为。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保证”中约定“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事实上，根据2020年6月15日的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显示，被申请人毕卫昌认缴出资额为25万元，实缴出资额为0元。因此，被申请人毕卫昌股权本身即存在出资瑕疵，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如果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因受让被申请人毕卫昌股权而成为股权受让人，被申请人毕卫昌对其认缴出资额及实缴出资的虚假承诺，将给股权受让人即再审申请人潘海清造成巨大的法律风险．虽然在二审中，被申请人代理人辩称被申请人完成了出资，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该观点不应予以采信。基于以上被申请人毕卫昌违背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的行为，被申请人毕卫昌不具有基本的商业信誉，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无法与被申请人毕卫昌继续进行合作。另因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用债权转股权的背景，再审申请人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丧失商业信誉的，可以中止履行”，因此，再审申请人潘海清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天支付被申请人毕卫昌50000元，又于2018年7月6日、12月27日分别支付140000元、50000元后，不再向被申请人毕卫昌直接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项。这不是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违约，而是其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除以上情况外，因股权转让协议无法顺利进行，2020年3月，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希望通过诉讼解决有关争议时了解到，被申请人毕卫昌在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月有余后，又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即在2018年7月3日，毕卫昌与毕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中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25％的股权共（大写）贰拾伍万元（￥250000.00）认缴出资额，以（大写零元(￥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诉股权”，此处，被申请人毕卫昌再次确认其认缴出资额为250000元。因此，被申请人毕卫昌无论是在公司登记信息中，还是在其与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又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协议中，均确认其25％股权的认缴出资额为250000元。且从现有证据看，在此过程中，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经营并没有发生重大变故，因此，这恰恰进一步印证了被申请人毕卫昌的不诚信行为。另外，因简美美家与乐至宝合同纠纷，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豫140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判决乐至宝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简美美家支付1278736元及利息。但乐至宝并未如判决要求如期履行义务，且未向法院申报财产。根据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20)豫1402执4000号执行裁定书，“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但并未查封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及“经查被执行人名下无房产及土地信息”，遂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乐至宝并不像一二审中被申请人及其代理人所表述的，其股权具有真正的价值。这也是再审申请人在潘海清在支付部分款项后，不再支付后续款项的原因之一。被申请人毕卫昌也正是基于对其股权价值不高的情况下，在双方已经彻底交恶的情况下，还要求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支付所谓剩余股权转让款，和自己共同作为乐至宝股东。其目的只是为了取得剩余的所谓股权转让款，而不是真正的要经营乐至宝。综合而言，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在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后，不再支付剩余款项，是基于被申请人毕卫昌的不诚信行为，在行使合同法所赋予的不安抗辩权，其不再支付剩余款项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毕华昌的股权代持行为并不影响被告的实体权利”，二审法院认为，虽存在代持，“该股权的所有权、处分权仍归属于上诉人（被申请人）所有，不影响其与上诉人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此观点将明显事后补充且违背生活基本常识的证据予以认可，将不诚信的股权转让于第三人，认定为所谓股权代持，事实认定错误；且未区分公司外部行为和公司内部行为，将内部不诚信的行为用来约束善意第三人，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商法中的外观主义原则，商事交易行为人的行为意思应以其行为外观为准并适用法律推定规则；商事交易行为完成后，原则上不得撤销，适用“禁止反悔”规则，行为人公示事项与事实不符时，交易相对人可依外观公示主张权利。该原则着眼于对商交易行为的合理推定，目的在于对信赖利益进行保护。善意相对人对法人的外观具有信赖利益，该信赖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属于法律优先保护的对象。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应当以登记的事项为准，这正是保护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表现。公司法设立了对公司股东事项的公示公信制度，正是对外观主义的反映。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至今不是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在2018年6月1日，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与被申请人毕卫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毕卫昌为股东；至2020年3月24日，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在睢阳区人民法院诉请解除合同时，毕卫昌作为股权转让人，但在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并不具有股东身份，该公示于公众的股东信息，对作为第三人的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来说，其对公司登记信息中显示的股东具有信赖利益，应该得到保护。一审法院作出第三人“毕华昌的股权代持行为并不影响被告的实体权利”判断的依据是，“毕华昌仅是根据原告签订的代持股份协议约定代原告毕卫昌持有股权”及毕华昌“明确自认对毕卫昌的股权系代持行为”，错误的将公司内部行为的法律效果制约公司之外民事主体，否定了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的信赖利益；二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系法律适用错误。另外，根据毕卫昌自己的陈述，其转让股权是因为其与妻子闹离婚，这本身就是一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由此而得到的利益，也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毕华昌“明确自认对毕卫昌的股权系代持行为”是通过2020年4月22日河南君盟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博和乔朝阳对毕华昌所做的“调查笔录”反映出来，该笔录并没有两位调查人的签名，应对其不予认可。毕华昌“明确自认对毕卫昌的股权系代持行为”，与上述毕卫昌的行为一样，是对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的破坏。由此产生的利益关系不应得到保护，更不应以此去破坏作为第三人即再审申请人的信赖利益。2020年4月23日，河南君盟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博和乔朝阳对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股东李瑞彦和李新的两份“调查笔录”，也没有两位调查人的签名，加之两份笔录中，两位股东即被调查人的回答是一字不差，不符合基本生活常识，因此，该两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应不予认可。但一二审法院将这些明显事后补充且违背生活基本常识的证据予以认可，将不诚信的股权转让于第三人的行为，认定为所谓股权代持，系事实认定错误，进而更得出该行为并不影响被申请人实体权利的错误结论。另外，己如上述，该股权转让协议在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诉请解除该协议的起诉状到达被申请人毕卫昌时，即已经解除。在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诉讼过程中，根据该诉讼的被告毕卫昌提供的证据，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才了解到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所谓的股权代持。且证明该股权代持的部分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也是违反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产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20年4月20日,也即是在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提出解除股权协议诉讼后，被申请人毕卫昌又获得了股权，这明显是为了应对该诉讼的不诚信行为。一审法院对此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予以认可，并据此认为“毕华昌的股权代持行为并不影响被告的实体权利”，系对民法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的破坏和对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权利的侵害。二审法院没有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全面判断，进而维持了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决。四、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从公司注册登记信息上不具有股东身份，在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也无股东身份之实，基于与被申请人毕卫昌的争议以及公司人合性的特点，二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请求，硬性使两个关系已经交恶的民事主体同时成为具有人合性的公司的股东，必然引发后续的纠纷。这也不符合当前的司法政策。(一）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至今未在乐至宝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中被列为股东。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盈亏分担”中约定，“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成为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根据该约定，自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在公司登记注册信息中登记后，方成为股东，而至今日，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从未被登记于注册信息中，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不是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并未被列入股东名册，公司及股东也没有任何承认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为股东的认可行为，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也没有任何行使股东权利之实。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虽然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与被申请人毕卫昌在2018年6月1日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至今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也未被列入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中。另外，乐至宝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同意被申请人毕卫昌股权转由毕华昌代持一事，也没有人通知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参会进行表决，在2020年5月22日，毕华昌再将股权转让给被申请人毕卫昌，以上事项根本没有任何人对再审申请人潘海清进行通知。毕华昌再将股权转让给被申请人毕卫昌的事项，也是在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在睢阳区人民法院诉请解除股权协议后，被申请人毕卫昌和毕华昌私自进行，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根本不知道。如果被申请人毕卫昌认为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是股东，则在召开上述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时，应通知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参加，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因此，乐至宝及股东也没有任何承认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为股东的认可行为。被申请人毕卫昌一方面不认可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的股东身份，另一方面，又认为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是股东。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四、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财务账目凭证一组”，用于证明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指派周伟行使了股东权利，对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财务运营情况进行签字”，也与事实不符，周伟行使的并不是股东权利，而是管理职责。乐至宝与简美美家签订《加盟委托管理协议》，由简美美家运营乐至宝的简美美家项目，周伟是作为简美美家派驻在商丘的管理人员进行有关运营管理事务，并非作为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代表行使其所为乐至宝股东权利，对此，被申请人毕卫昌有清晰的认识。因此，从公司内部关系来说，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不是乐至宝的股东，乐至宝及其股东也没有任何承认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为股东的认可行为，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也没有享受公司股东权利之实。（三）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目前并非乐至宝的股东，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将导致强迫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成为股东，致使公司成立目的无法实现，并可能引发多个后续诉讼；加之，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亦不符合当前关于合同的有关司法政策。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目前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不是乐至宝的股东，二审法院的裁决结果，将导致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支付剩余款项，甚至支付款项后，要想成为股东还需要进行股东资格确认诉讼，即使顺利成为股东，因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毕卫昌关系已经交恶，而毕卫昌作为乐至宝实际控制人，双方已经丧失合作基础，乐至宝公司也无法顺利正常运营，乐至宝成立目的亦无法实现。且已如上述，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是简美美家的法定代表人，现在简美美家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乐至宝的执行程序还未完全结束，再审申请人潘海清和被申请人根本不再具有共同作为乐至宝股东，将乐至宝进行正常经营的可能。此时如若僵化地裁决，要求再审申请人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更会使乐至宝正常经营也无法进行，陷入僵局。此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纪要》）第四十八条中认为：“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在一些长期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形成合同僵局，一概不允许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有时对双方都不利。在此前提下，符合下列条件，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1）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2）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3）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这一条款可知，在双方形成合同僵局的情形之下，继续履行合同已然显失公平，此种情况下即使是违约方亦可以主张解除合同。举重以明轻，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于此僵局下，虽不是违约方，但亦应有权主张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但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因此，《纪要》虽不能直接援引，但毋庸置疑的是其对司法实务具有指导性。具体到本案中，法院应当判令支持解除合同，以便打破合同僵局，真正做到司法为民，案结事了。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潘海清未支付后续股权转让协议款项，是在行使不安抗辩权。其次，因被申请人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行为己经符合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且再审申请人通过提起合同解除诉讼的形式，在相应起诉状送达被申请人当日，该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被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近五个月后，被申请人要求确认该协议效力，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但一二审法院对以上事实情形疏于审查，法律判断流于表面，造成适用法律错误的结果。再者，二审法院对存在明显有违基本生活常识部分证据予以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还需要指出的是，二审法院2020年12月29日开庭，12月31日发出判决，有为年底结案率草率裁决之嫌。再审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另外，再审申请人潘海清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今，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均不是商丘乐至宝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二审法院判决结果将导致强迫再审申请人成为该公司股东，必然引发后续多个诉讼，加之，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亦不符合当前关于解除合同的有关司法政策。因此，希望贵院审理后，采纳以上意见，纠正二审法院的错误，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助力诚信高效的营商环境建设。本院认为,2018年6月1日,潘海清与毕卫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毕卫昌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将股权交由案外人毕华昌代持股，但该股权的所有权、处分权仍归毕卫昌所有，并不影响其与潘海清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潘海清再审主张解除合同，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合同已具备解除的条件。一、二审判决潘海清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潘海清的再审申请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潘海清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练 凯审判员 谢劳动审判员 段 旭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石一凡书记员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