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6民终1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光大银行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440000890353528P。 法定代表人：韩学智，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广盛，广东创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腾继斌，广东创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成龙，男，汉族，1982年3月9日出生，住天津市宁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铁柱，河北德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广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村村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6074881699L。 法定代表人：商峥，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广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侯成龙、保定广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行汽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20)冀0606民初2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光大广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广盛、被上诉人侯成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铁柱、广行汽贸的法定代表人商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光大广州分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20)冀0606民初21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二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二购买本案车辆不构成善意取得，一审法院简单认定买受人善意，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关于车辆买卖交易事宜，存在如下诸多与一般车辆交易买卖不符的情况，可证明被上诉人二是在明知被上诉人一不持有车辆合格证的情况下购买本案车辆的，其不应属于善意买受人。1、被上诉人二并未就涉案车辆买卖事直与被上诉人一签署相关的汽车销售合同，其购买车辆的行为缺乏真实的法律合同关系;2、据被上诉人二提供的民事起诉状以及其提供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涉案车辆的交易价款为人民币9.68万元，但其向法院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显示实际给付价款为9.8万元，期间的差额价款未知用途；3、两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18日签署《协议书》记载:被上诉人一向被上诉人二微信转账了5000元，该款项同样未知用途;以及双方明确逾期交付合格证按照每日500元计算补贴的约定，明显显失公平、存在双方合意谋求不当利益的嫌疑(以此向我方主张不当权利)。4、据我方提供的证据显示:涉案车辆为270T自动两驱精英版19款，官方指导价为12.98万元，侯成龙仅以远低于官方指导价的9.68万元购置涉案车辆;5、被上诉人二作为一般消费者理应知道车辆买卖需同时交付车辆、两把车辆钥匙以及车辆合格证，但涉案车辆买卖被上诉人二仅接收到车辆以及一把钥匙。就以上事实，上诉人认为:在被上诉人二购置涉案车辆中其并未尽到一般的消费者注意义务，案涉车辆买卖过程并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二甚至是明知该车辆存在相关的瑕疵问题而自愿接受买受涉案车辆的。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我方在庭审笔录以及后续提交的律师代理意见中均提到上述“买受人在购车时并非善意”这个观点，但一审法院仅从买受人已经支付了购车款(不合理对价)和开具了发票、办理了保险就简单认定买受人为“善意”，并未对于车辆交易过程中买受人是否尽到必要的交易注意义务做调查论证。对此，我方认为:我方已充分举证证明被上诉人二为非善意购买方，被上诉人二需自行举证证明其符合善意购买方的条件，以及一审法院未经充分的事实审查，就简单给出“善意”的论断，并未尽到“以事实为依据”的审查要求，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判决系属事实认定不清。二、上诉人就本案诉争车辆、钥匙、合格证依法享有质权，上诉人有权继续持有己合法占有的汽车合格证。一审法院以“案涉车辆并未实际交付”为由，认为上诉人“无权占有”，系属事实认识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作为质押权人，已通过委托监管的方式对质押物(车辆、钥匙、合格证)进行实质占有。2019年6月四日，被上诉人一己与上诉人委托的监管方安信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签署《车辆、汽车钥匙和合格证监管确认书》，确认:包括涉案汽车在内的四辆汽车己质押给了上诉人，而被上诉人二主张其向被上诉人一购置涉案车辆的时间为2019年10月9日，其购买行为发生在质押权成立之后。即上诉人对该涉案汽车包括合格证、钥匙均享有合法有效质权，在被上诉人一未提供等值担保及解除质押合同关系前，上诉人有权继续持有己合法占有的汽车合格证以及备用钥匙。因监管仓库场地系被上诉人一提供，虽有监管方履职全方面监管，但作为出质人的被上诉人一仍有可能基于己方场所便利，私售处于监管状态下的车辆。本案当中，正是被上诉人一在未经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质押车辆私自售卖给了被上诉人二，侵犯了上诉人(质押权人)对质押车辆的占有权利。而一审法院却认为“案涉车辆并未实际交付”，显然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因上诉人早已对案涉车辆委托第三方进行入库确认和监管，于2019年6月18日就己然实际交付并对其实质占有控制，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未实际交付”。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二系基于该条规定的关于返还原物请求权为请求权基础要求上诉入返还汽车合格证以及钥匙，但适用该条的前提系占有人“无权”占有，即被上诉人二的返还请求权只能向无权占有人提出，而不能向有权占有人提出，而上诉人是基于合法有效的质押合同关系对质押物进行占有的，并非系“无权”占有，故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之间车辆交易行为的形成过程作必要考虑，即简单认定二者间买卖交易合法有效及被上诉人二取得该物权合法，系属事实认识不清。上诉人作为质押权人，己通过委托监管的方式对质押物(车辆、钥匙、合格证)进行实质占有，监管协议、质押物清单、监管仓库、监管确认书等证据都可以确认质权人己对质押物实际控制占有，质权在被上诉人二购车前就己设立。上诉人对该涉案汽车包括合格证、钥匙享有合法有效质权。因监管仓库/场地系被上诉人一提供，虽有监管方履职全方面监管，但作为出质人的被上诉人一仍有可能基于己方场所便利，私售处于监管状态下的车辆。本案当中，正是被上诉人一将涉案质押物私自售卖给了被上诉人二，侵犯了我方(质押权人)对质押车辆的权利。即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的车辆交易，系被上诉人一私自处分处于监管状态下质押车辆所为，其行为不仅侵犯到上诉人作为质押权人的权益，其行为也因其无权处分质押车辆而使其与被上诉人二的交易变得不合法。这种以非法形式取得质押车辆并进行交易的行为，因车辆来源不合法，交易本身就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鼓励或保护。换言之，被上诉人二取得案涉车辆并非基于合法物权，其不能主张要求上诉人返还汽车合格证及备用钥匙。以上，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二(购车人)与被上诉人一(销售公司)之间车辆交易行为的形成过程(该质押车辆交易流程与正常的市场交易流程不一致)作必要考虑，即简单认定被上诉人二取得物权合法，亦属事实认定不清;另外，一审法院以限制、牺牲质押权人合法监管(占有)权为代价，侧重维护被上诉人二购车行为项下权利以及忽视质押权人利益保障的行为对于整个市场交易环境而言，势必在于鼓励这种非正常交易的私售行为，这对诚信交易的市场秩序无疑是一种无形的破坏。四、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无违约也无重大的过错，不应承担返还质押合格证及备用钥匙责任，其质押权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汽车合格证及备用钥匙的返还责任，明显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纵观而言，被上诉人二无法取得案涉汽车合格证的根本原因系被上诉人一违反质押合同的约定，恶意私自售卖汽车。而被上诉人二在明知被上诉人一未取得汽车合格证的情况下，仍接受了案涉车辆，其客观上亦放任了案涉车辆无法上牌的结果，存在明显的故意或存在重大过错，其亦无尽到一般消费者审慎、合理的注意义务。与之相对应，上诉人己按相关贷款合同约定向被上诉入一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被上诉人一在未经质押权人同意下却私自售卖质押车辆，该行为己构成违约，而对于这样的违约行为，依据一审判决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反而由无过错的上诉人承担返还汽车合格证及备用钥匙的不利后果，应依法予以纠正。另外，根据我国民法及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法律地位平等的规定，民事主体之间无论具有何种差异，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法律都给予同样的保护。上诉人委托第三方监管并控制汽车合格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约定，系用以控制贷款风险的一种手段，上诉人基于此享有的权益应当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以限制、牺牲上诉人合法监管权为代价，维护被上诉人二买卖合同项下权利的行为，也违反了民事权利平等保护的原则。如若照一审判决生效执行，有过错的一方不必承受相应的义务负担，而无过错的一方却要因此承担不利后果，那么岂不是在鼓励更多的以私售车辆方式去进行非正常市场交易行为的发生，这样势必会助长社会不良风气，有违诚信原则，这对诚信的市场交易秩序无疑是一种无形的破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由上诉人承担返还合格证及备用钥匙责任的判决。 侯成龙辩称，1、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事实部分，发票真实的证明了双方的买卖关系，交款9.8万元和5000元是购车款和保险费，没有任何的错误，500元补贴是广行汽车毁约后对我方损失的赔偿，并不是谋求对上诉人的不当利益。车辆降价销售是目前市场的一般表现形式，所以我方购车是善意的，且本案是上百件与广行汽贸购车纠纷中的一件，所有购车纠纷均是该种交易方式。所以就事实部分上诉人应当提供明确书面的购车人不具有善意的证据，否则其上诉理由不成立。2、质权应当由上诉人占有、控制车辆，但本案上诉人并未占有、控制车辆，所以其所为的质权不成立。钥匙、合格证并不是法律上认可的质权对象的物，我方通过买卖车辆是合法占有。而上诉人与广行汽贸之间的合同权利并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约束我方。故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广行汽贸称，同意一审判决，没有其他意见。 侯成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编号为YJ56X9110502088的广汽传祺车辆（车架号为：LMGAT1G5XK1012179）的合格证及本车备用钥匙一把；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损失、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成龙于2019年10月9日在广行汽贸处购买传祺车辆(车架号为：LMGAT1G5XK1012179)一辆，发票显示价格为96800元，并支付了全部车款，但至今未取得该车辆的合格证及备用钥匙。 另查明，光大广州分行与广行汽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中国光大银行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与广行汽贸存在贷款关系并已支付了部分贷款，广行汽贸以该车向光大广州分行抵押贷款，并将该车辆的合格证及备用钥匙质押给光大广州分行，光大广州分行与安信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广行汽贸签订《车辆、汽车钥匙和合格证质押监管协议》，委托安信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代为监管该车辆，但案涉车辆并未实际交付。 以上事实由侯成龙提交的车辆购置发票、银行转账记录、交强险保单、车辆合格证登记表，被告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中国光大银行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协议》、《车辆、汽车钥匙和合格证质押监管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侯成龙向广行汽贸交付了购车款，广行汽贸给侯成龙出具了购车发票并向侯成龙交付了案涉车辆，双方已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侯成龙已取得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侯成龙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支付了购车款、开具了发票并办理了车辆保险等手续，已经尽到了合理、慎审的注意义务，属于善意第三人。车辆合格证书及备用钥匙是案涉车辆的附属物品，应作为车辆附属物随主物所有权流转，侯成龙基于合法的物权主张广行汽贸、光大广州分行返还车辆合格证及备用钥匙，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光大广州分行辩称该案涉车辆系广行汽贸质押给该银行，我行不应承担返还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担保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物权的设定、变更，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光大广州分行与第三方的质押合同虽成立，但由于未办理登记，不能对抗本案侯成龙，光大广州分行辩解不予支持，光大广州分行应承担返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侯成龙广汽传祺车辆（车架号为：LMGAT1G5XK1012179)车辆合格证及备用钥匙一把。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保定广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当事人均表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无争议。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侯成龙向广行汽贸交付了购车款，广行汽贸给侯成龙出具了购车发票并向侯成龙交付了案涉车辆，侯成龙向广行汽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侯成龙履行了相应付款义务，其已取得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广行汽贸营业范围包括汽车销售，侯成龙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支付了购车款、开具了发票并办理了车辆保险等手续，且已实际取得了车辆，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侯成龙在购买车辆的过程中存在恶意，一审法院认定侯成龙属于善意第三人，并无不当。侯成龙基于合法的物权主张附属的车辆合格证及备用钥匙，于法有据。光大广州分行与第三方的质押合同并未办理登记，不能对抗本案侯成龙享有的物权。 综上所述，光大广州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舒淼 审 判 员 王洪月 审 判 员 郑金梁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董 军 书 记 员 于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