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9民终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辉，男，1960年4月27日生，汉族，现住阜新市海州区。委托代理人：赵刚，系辽宁凯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凤兰，女，1963年7月10日生，汉族，现住阜新市海州区。委托代理人：郑彩凤，系辽宁方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俊丽，系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辉因与被上诉人梁凤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902民初1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网络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辉的委托代理人赵刚，被上诉人梁凤兰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彩凤、刘俊丽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以“原告提供的便签、欠条、借款协议及陆续还款的事实为由”认定双方就煤炭买卖债权债务关系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欠煤款400万元，双方之间买卖法律关系已转换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事实认定是借误的。欠条、借款协议成立的前提和基础均为2008年9月15日上诉人出具的便签。以同一事实基础上的在后证据推断在前证据的真实性不符合逻辑常理。以“便签”为基础，判定之后的欠条、借款协议是否真实才是正确判定事实真伪的方法而非相反。便签中所含的200万元借款双方并无争议，关键是判断双方是否对煤款进行清算并达成将煤款转为借贷的合意。无论是根据(2019)辽0902民初2203号民事判决的庭审还是本次(2020)辽0902民初1749号庭审，被上诉人都承认煤款不是400万元，在双方均认可煤款并非400万元，400万元并不真实的基础上，“便签”并不能作为双方已对煤款结算达成一致，进而认定为400万元。“便签”内容不真实，必然导致以便签为基础的其后欠条、借款协议内容不真实。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就煤炭买卖债权债务关系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之前买卖法律关系已转化为借贷法律关系没有事实根据。2、原审以“被告对欠原告400万元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证据为由”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600万元成立。该事实认定同样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庭审中明确承认煤款不是400万元。根据法律规定，无需上诉人再对此进行举证证明。在400万元煤款不成立的基础上形成的600万元“便签”当然是不成立的。因此，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为由，认定600万元成立是错误的。3、本次庭审疏漏了被上诉人在(2019)辽0902民初2203号民事判决庭审中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与上诉人之间电话录音证据，该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并未进行煤款结算。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证明双方并未进行过煤款结算，600万元便签不真实，原审应依据查明的煤炭买卖法律关系进行审理。4、原审法院以借款协议有利息约定进而推断双方此前有利息并以600万元利息上限每年不超过216万元为由，认定上诉人此前还款为利息更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被上诉人原审诉称“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仅偿还部分本金208万元及截止2019年1月21日尚欠原告本金392万元及截止2016年11月16日利息85万元……”该说法明显与庭审中查明的2009年1月至2013年8月上诉人陆续还款500余万元相矛盾。如果该还款中的300万元是利息，那么截止2016年11月16日利息85万元如何计算得出?二者从还款时间和数额上为何差距如此悬殊?为何诉状中只提及偿还部分本金208万元，却只字未提此前还过利息?可见，以借款协议推断此前2009年1月至2013年8月还款是还息没有事实根据。何况此期间还款，双方即未有过书面利息的约定，被上诉人也没有在收款收条上写明是收到的利息。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此前还款为还息没有事实根据。以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计算确实每年不超过216万元。而事实上，被上诉人对有无利息、利息的计算基数、利率、起止期限等基本事实无法说清。更違论证明双方曾存在年利率36%的约定，上诉人在此约定基础上的还款属于自愿还息。不知原审法院依据什么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此认定?更何况，被上诉人认为的2009年1月22日还款的200万元是利息，试问，自2008年9月15日起至2009年1月22止，四个月时间的利息是否已远超年利率36%?何来每年不超过216万元?并且年利率36%的标准已被现行有效法律废止。因此，原审法院作出的此前还款为还息的认定即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根据。被上诉人起诉的基础事实是“便签”但“便签”并未约定利息。借款协议虽有利息约定，但对利息计算基数、利率、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第二十四条”)何况原审引用的原民间借贷规定第三十一条是以自愿支付利息为前提，又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的裁判规则，而本案事实并不符合该规定，没有适用该规定的任何余地。可见，原审适用法律严重错误。2、如前述，被上诉人庭审中承认“便签”中所含煤款并非400万元，结合原审疏漏的“录音证据”可得出双方并未形成有效清算。根据新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因此，原审法院应按照煤炭买卖法律关系审理本案，而原审撇开基础法律关系，径直适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本次庭审在无新的事实基础上却作出与最初原审完全一致裁判结果，明显违背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违背事实和法律所作判决依法应予撤销、改判。被上诉人梁凤兰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给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答辩意见：上诉人廖辉与被上诉人梁凤兰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08年至2019年1月期间，通过多次对账和结算，先后形成了《便笺》、《欠条》以及《借款协议书》，在被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对账和结算过程中所签署的《便笺》、《欠条》以及《借款协议书》违背真实自愿原则的情况下，法院认定600万为借款本金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庭审过程中，双方均认可2008年9月15日上诉人出具的《便笺》中，欠款数额600万元包括2006年6月30日现金借款200万元和400万元煤炭欠款。也均认可煤炭欠款的买卖合同关系可以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现上诉人虽然对于400万煤款数额的具体组成提出异议，但从未向法院提交该400万煤款未足额发生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务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由上诉人签字的《便笺》、《欠条》、《借款协议书》以及上诉人陆续的支付利息和还款的事实均能证实，双方就买卖煤炭的债权债务在2008年出具《便笺》时进行了清算，即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煤款400万元，并在此基础上，双方自愿将该煤款400万元转为借款的事实。上诉人廖辉承认400万是基于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也认可在《便笺》、《欠条》、《借款协议书》上的签字为真实签字，却恶意质疑400万未足额发生，上诉人既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便笺》所证明的法律事实存在错误，也不能证明该《便笺》违反上诉人的真实意愿，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据此，一审法院认定400万煤款是双方结算的结果且已经经过双方真实合意转化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关于600万元借款是否存在利息，以及上诉人所偿还的本金数额和支付的利息是否超过法定利率的问题。1.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2008年9月15日的《便笺》及2010年12月30日的《欠条》均载明欠款金额是600万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对利息未进行书面的约定，但是被上诉人梁凤兰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口头约定利息的情形，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于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其利息有无约定及明确与否属于事实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八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因此，双方当事人未在《便笺》中写明利息，并不代表不存在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2008年9月15日，上诉人廖辉向梁凤兰出具《便笺》时未载明借款利息，但2009年1月22日上诉人廖辉向梁凤兰还款200万后，在2010年12月30日，上诉人廖辉又向被上诉人重新出具欠条（截止2010年12月30日止廖辉欠梁凤兰人民币陆佰万元整）。廖辉作为一个理性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明知自己在2009年1月22日向被上诉人梁凤兰还过200万的情况下，仍向被上诉人出具600万元的欠条，只能说明上诉人廖辉与梁凤兰约定了利息，且自认2009年1月22日支付的200万作为偿还的利息，所以上诉人廖辉才向被上诉人梁凤兰重新出具600万元的欠条。被上诉人梁凤兰对于有无利息约定的事实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3.对于2019年1月21日上诉人廖辉签署的《借款协议书》，双方已经明确约定了尚欠本金392万元和截止2016年11月16日尚欠利息85万元，同时约定了从2016年11月16日起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等条款。其中对于加罚。不再执行的条款，也均充分证明了自2010年12月30日至2019年1月21日期间双方明确约定了利息，且上诉人所还款的308万元中，其中208万元属于本金，100万元属于2010年12月30日至2016年11月16日期间的部分利息。另，根据《律师函》及《接待笔录》，上诉人对于上述事实也给予了确认。4.上诉人认为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其已经还款518万元为本金的抗辩，以及假设2009年还款的200万元是利息，则应当为2008年9月15日至2009年1月22日期间的利息（目的是推定该利息超过法定年利率36%）的抗辩逻辑均不能成立。其上诉人的真实意图是，以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假设作前提，进而希望推演出一种与现有证据不相符合的情况，从而达到自己不还款不付息或少付息的目的。本案庭审多次，上诉人从不承认与被上诉人具有煤炭买卖关系，到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双方存在煤炭关系之后，上诉人又承认有煤炭关系，进而同意转化为借款关系，再到恶意提出其所签署的《便笺》中的400万煤炭款没有足额发生等的一系列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抗辩，都已经充分说明了上诉人故意混淆视听，试图将案件引入根本无须再行审理的煤炭买卖关系。上诉人的请求和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采信。另，上诉人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庭上“禁反言”原则和应当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证据规定，造成了严重的司法资源浪费，依法应当给予警告、罚款等惩戒。5.一审法院不存在庭审证据疏漏问题。发回重审，是原审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需要双方当事人重新举证质证。被上诉人在庭审程序中是否将《通话录音》作为证据使用，是被上诉人行使处分权的体现。且该《通话录音》在之前的庭审中已经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煤炭买卖关系，该事实在之后的庭审中双方也均予认可。且2008年《便笺》就是对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就煤款达成清算，并转化为借款的最直接证据，自2008年至2019年长达11年期间，上诉人从未对此400万数额不真实，借款数额未足额发生等提出任何异议，更没有对于期间所支付的利息提出任何异议，双方在此情况下多次结算，最后达成2019年《借款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煤炭买卖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的最直接体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存在原审人民法院遗漏疏漏证据的错误情形，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正当。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借款协议书》、《便笺》、《欠条》以及上诉人还款情况，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利息约定，且上诉人自愿给付的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上限36%，属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三、本案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根据2020年8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本案原审法院第一次受理本案时间早于2020年8月20日，并不适用2020年8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此原审人民法院按照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十五条、二十六条和三十一条作出判决的，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综上，原审人民法院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因此，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梁凤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92万元及利息75万元，共计467万元（以及自2016年11月16日起至借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原系同事和朋友关系。2006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00万元。从2003年至2006年间，原、被告双方互有煤炭经营业务往来，被告拖欠原告煤款。2008年9月15日，被告为原告签字一份便笺，写明：“现有廖辉因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借用梁凤兰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0,000元，二○○八年底还清。”2009年1月22日，被告还款200万元。原告给被告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收到廖辉还欠款贰佰万元整￥2,000,000（现金500，000元、转账支票壹张壹佰伍拾万元），收款人：梁凤兰。”2010年12月30日，被告又为原告出具一份欠条，写明截止2010年12月30日止，廖辉欠梁凤兰借款陆佰万元整￥6,000,000。2012年1月17日，被告以阜新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名义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100万元；2012年6月19日以辽宁东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阜新分公司名义给付原告100万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13年8月20日，原告给被告出具收到100万元的收条一张。2019年1月21日，被告在一份借款协议书上签字，内容为：“截止2019年1月21日，廖辉欠梁凤兰人民币本金及利息清单：本金：2017年1月偿还本金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元，尚欠本金叁佰玖拾贰万元￥3,920,000元。利息：按双方约定截止2016年11月16日，廖辉欠梁凤兰利息捌拾伍万元￥850,000元。因廖辉未履行还款责任，经双方协商从2016年11月16日起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对于加罚利息0.01元%天的约定不再执行！欠款人廖辉计划于2019年3月1日前归还所欠梁凤兰款项肆佰柒拾柒万元￥4,770,000元及利息（归还之日清算）。如未履行承诺加罚利息2%。特此协议。”因被告未按协议偿还欠款，辽宁方祥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委托向被告邮寄律师函。2019年6月27日，被告在原告律师的接谈笔录中承认了前述的借款事实，并于2019年8月12日偿还原告利息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关于借款本金问题。依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均认可2008年9月15日被告出具的借据中，欠款数额600万元包含2006年6月30日现金借款200万元，其余400万元是双方经营煤炭时发生的款项。现被告承认与原告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关系，只是对于被告所欠原告煤炭具体数额有异议，认为双方未经清算，煤款不应转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务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由被告签字便笺、欠条、借款协议书以及被告陆续的还款事实均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就买卖煤炭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被告欠原告煤款数额为400万元，双方之间的买卖法律关系已转换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虽然被告对欠原告400万煤款提出异议，但其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与原告之间买卖煤炭具体债务数额，所以，本院对于被告欠原告600万元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600万元借款是否存在利息问题。虽然在2008年9月15日，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欠据中未书面约定利息，但从被告还款后，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欠条和借款协议书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双方已经口头约定利息，且被告已经自愿履行。关于被告支付利息是否超过法律规定利率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除外”的规定，对于被告自愿偿还借款本金600元的利息上限应为每年不超过216万元。从2008年9月15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开始到2019年1月21日双方最后一次清算，被告共偿还原告508万元。对于被告偿还508万是本金还是利息，双方存有争议。原告认为是偿还本金208万，利息300万，其中利息计算从2006年6月被告向原告借款200万元开始计算。被告认为是偿还的全部本金。原、被告双方对于利息的计算基数、利率、起止日期等计算方法均没有明确约定。2019年1月21日，被告在一份借款协议书上签字，按照该借款协议，被告尚欠原告本金392万元，欠原告利息85万（截至2016年11月16日的利息）。结合前述被告出具的欠据、欠条、以及该借款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和被告还款情况，本院对原告所述利息给付情况予以采信，被告自愿给付原告利息未超出年利率36%。对于被告提出偿还原告508万是本金，不包括利息的辩解意见，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2019年1月21日借款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从协议内容看，双方对此前借款本金和利息重新进行了清算，并约定了还款金额、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协议签订后，被告给付原告利息10万元。本院认为，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被告未及时偿还借款，构成违约。对于被告提出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辩解意见，因其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依据该协议及被告履行情况，被告现欠原告借款本金392万元，利息75万元（截至2016年11月16日）。对于被告未偿还借款的利息，原告提出按双方约定的月利率3%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其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故对其超过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被告廖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原告梁凤兰欠款本金392万元及利息75万元，共计467万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11月16日，此后利息以本金39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160元，由被告廖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双方并没有对煤款进行清算并达成将煤款转为借贷的合意，本案应按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之抗辩主张，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由上诉人签字的便笺、欠条、借款协议书等证据材料以及上诉人陆续还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就买卖煤炭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之间的买卖法律关系已转换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对于借款本金及构成以及上诉人实际偿还款额均不持异议，只是对偿还款项的本息构成存在争议，在本案中，上诉人先后为被上诉人出具了便签、欠条、借款协议，上诉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对账和结算过程中所签署的《便笺》、《欠条》以及《借款协议书》是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应能认定三份证据的真实性。2008年9月15日，上诉人廖辉向梁凤兰出具《便笺》时虽未载明借款利息，但2009年1月22日上诉人廖辉向梁凤兰还款200万后，在2010年12月30日，上诉人廖辉在其已经向被上诉人梁凤兰清偿200万的情况下，仍向被上诉人出具600万元的欠条，可以认定上诉人廖辉与梁凤兰口头约定了利息，该200万即为应当给付的利息；同理，2010年12月30日廖辉向梁凤兰出具的《欠条》虽然也未载明利息，但在其分别于2012年1月17日、2012年6月21日、2013年8月20日、2017年1月总计偿还308万元后，仍于2019年1月21日向梁凤兰出具《借款协议书》明确了欠款本金及利息的具体数额，同样可以认定廖辉与梁凤兰口头约定利息的事实。综上，上诉人廖辉出具的《便笺》、《欠条》以及《借款协议书》是其与梁凤兰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的合同，原审予以采信是正确的。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160元，由上诉人廖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晓东审判员  陈 垠审判员  于 丽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马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