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111行赔初2号 原告俞祥军，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张馨予，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小丽，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830025068148，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共和街**。 法定代表人汪孝君，镇长。 应诉负责人王瑜，党委委员。 委托代理人章火明，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傅文浓，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应亚东，男，196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告俞祥军与被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登镇政府）城建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原告撤回诉前调解故未调解成功。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受理，于2020年6月29日向被告新登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杭州富阳区新登镇亚东养殖场（原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以下简称亚东养殖场）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因原告与亚东养殖场的经营者应亚东均主张其系亚东养殖场的所有人，故本院将第三人亚东养殖场变更为应亚东，于2020年8月6日、2020年11月24日、2021年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原告俞祥军，被告新登镇政府应诉负责人何艇航及其委托代理人章火明，第三人亚东养殖场的经营者应亚东到庭参加诉讼；第二、三次庭审时原告俞祥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馨予、郑小丽，被告新登镇政府应诉负责人王瑜及其委托代理人章火明，第三人应亚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俞祥军起诉称：原告因不服新登镇政府对亚东养殖场的强制拆迁，于2018年9月12日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富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案涉强制拆迁行为违法，并保留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富阳区政府于2018年12月19日以富政复决〔2018〕47号行政复议决定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不服该决定，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富政复决〔2018〕47号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富阳区政府限期重新作出正确的行政复议决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浙01行初652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以（2019）浙行终959号行政判决认定原告与新登镇政府强拆亚东养殖场的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原告系案涉养殖场强拆行为遭受财产损失的当事人，同时判决撤销了富阳区政府的前述行政复议决定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并责令富阳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富阳区政府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于2019年11月1日以富政复决〔2019〕1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新登镇政府强制拆除亚东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与新登镇政府的强拆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案涉强拆行为受到了侵犯。原告接到富阳区政府重新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后，向新登镇政府申请行政赔偿，新登镇政府仍不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富阳区政府重新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以“申请人虽然与应亚东签订了抵债协议书，但申请人无法依照法律规定办理案涉养殖场权利证书。即强制拆迁时该养殖场在法律上仍为应亚东，本机关将养殖场补偿款支付给应亚东并无不当”为由，于2020年4月20日以（2020）新行赔字第001号国家赔偿决定驳回了俞祥军的行政赔偿申请。新登镇政府作出该国家赔偿决定，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依法应予撤销和纠正。理由如下： 亚东养殖场于2012年11月21日经原富阳市国土资源局【2012】第0035号《富阳市设施农用地批准通知书》批准，取得农用地用地许可，并于2012年12月5日经工商登记成立，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为应亚东。2013年6月5日，亚东养殖场经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关于杭州市2013年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第（七）项许可了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2018年9月5日，亚东养殖场接到新登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并于2018年9月12日被新登镇政府违法强制拆除。亚东养殖场被强拆后的2018年10月22日，“富阳区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件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第二批）”完成环保整改的名单中，亚东养殖场仍名列其中。亚东养殖场的经营者应亚东因经营需要，自2013年始陆续向原告借款400余万元，但由于其经营不善，至2014年12月1日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96万元、利息65万元。为归还原告的借款本息，应亚东自愿与原告签订书面《协议书》，其要求以亚东养殖场及其所有土地、全部资产及存栏生猪260头抵债给原告，用于归还应亚东拖欠原告的借款本息261万元。该《协议书》第三条还约定，亚东养殖场自协议书签订后即归原告，原告有权租赁给第三方，原告可自行销售或委托应亚东销售生猪、母猪、小猪。原告自该《协议书》签订的2014年12月1日始，即接收、接管了亚东养殖场及其所有土地、全部资产、存栏生猪及养殖场的营业执照、印章等，并负责此后所有经营、管理事宜，也承担了亚东养殖场的所有支出、费用、责任。另外，原告还根据经营状况将养殖场部分场地分别出租给班彦波、来利松、赵英等人，以减少亚东养殖场的亏损。同时，根据经营和租赁的需要，原告还不断添置、修缮了各类设施、设备及各项资产，还于2015年在亚东养殖场依法使用的5.43亩土地上新建猪舍、泔水房、库房计1750平方米。根据富阳区环保部门的要求，原告于2017年下半年花费18万元新建猪粪处理池及配套设施，最后通过环保验收。原告实际接管、接收了亚东养殖场，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唯一的实际经营者，成为亚东养殖场的全部财产的唯一的合法的所有权人。原告虽然无法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变更）亚东养殖场的权利证书（营业执照），但原告已经成为亚东养殖场唯一的、法律上的实际经营者，且原来由应亚东购置的亚东养殖场的全部财产已由应亚东和亚东养殖场自愿抵债给原告。该以物抵债的民事法律行为，不仅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且在2014年12月1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亚东养殖场的全部财产，其所有权已经完全的、合法的转移给了原告，而原告接管养殖场后添置、修缮的其他各类财产，所有权本身就属于原告。因此，原告虽无法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变更）亚东养殖场的权利证书（营业执照），但亚东养殖场的各项财产也并没有以亚东养殖场的名义单独办理过权利登记证书。因此，前述抵债协议一经签订即行生效，抵债财产的所有权即时转移给原告，并不存在原告还要另行办理各项财产权利证书，财产所有权才转移的事实。亚东养殖场的全部财产完全归原告一个人合法所有，亚东养殖场权利证书（营业执照）与亚东养殖场各项财产所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亚东养殖场权利证书（营业执照）未变更，不影响养殖场各项财产已经归原告合法所有的事实。而案涉违法强制拆迁的资产评估、拆迁补偿，主要也是对亚东养殖场内各项财产的评估和补偿，而全部财产的唯一所有权人就是原告。因此，新登镇政府强拆亚东养殖场造成了原告的财产损失，并没有造成应亚东的财产损失。新登镇政府驳回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明显不当、完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纠正，拆迁赔偿款理应支付给原告。 新登镇政府强制拆迁时将原告排除在外，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事前未向原告发出强制拆除通知书，更未告知原告享有的相关权利，直接导致强制拆除亚东养殖场的行为违法。在强制拆迁资产评估时，拒绝原告到场、参与，直接造成亚东养殖场资产评估过程中的财产漏评、少评，原告4064760元的财产被错误评估为300多万元。相关评估结论明显有失公允且造成漏评、少评并不是原告的过错造成的，而是由新登镇政府的不当行为直接造成的。因此，漏评、少评的损失，仍应由新登镇政府自行承担并赔偿给原告。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富阳区政府重新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足以证明新登镇政府对亚东养殖场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是违法的，原告与新登镇政府强拆亚东养殖场的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案涉养殖场强拆行为受到了侵犯、原告系案涉养殖场强拆行为遭受财产损失的当事人等事实。亚东养殖场的全部财产只属于原告一个人所有，不存在原告还需另行办理养殖场权利证书或者各项财产权利证书才能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事实。因此，新登镇政府违法强拆亚东养殖场，并造成原告4064760元的财产损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拆迁赔偿款只能支付给原告，依据充分。而新登镇政府以“强制拆迁时该养殖场在法律上仍为应亚东，本机关将养殖场补偿款支付给应亚东并无不当”为由，驳回原告的赔偿申请，属于混淆、偷换了“养殖场权利证书”与“养殖场各项财产所有权”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该赔偿决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和纠正。此外，案涉猪场2015年6月1日就转租给沈文通、班彦波、赵明，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笔录中三个承租人也认可工人都是自己带来的，应金虎、方德生、应新民、程勇高、毛昌火等人均是虚假陈述，因此应亚东拖欠工资的诉讼中的工人均是虚假诉讼，法院应当对新登镇政府及应亚东作出相应的措施。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新登镇政府作出的（2020）新行赔字第001号国家赔偿决定；2.依法判令被告新登镇政府赔偿原告财产损失4064760元。审理中，原告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新登镇政府赔偿原告财产损失6877060元。 原告俞祥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9）浙行终959号行政判决书1份，拟证明该生效判决认定原告与新登镇政府强拆亚东养殖场的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原告系案涉养殖场强拆行为遭受财产损失的当事人，该生效判决责令富阳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2.富政复决〔2019〕1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拟证明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新登镇政府强制拆除亚东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与新登镇政府的强拆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案涉强拆行为受到了侵犯。 3.（2020）新行赔字第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1份，拟证明新登镇政府驳回了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 4．第33期中央环保督察群众信访办理情况（公示）1份，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下半年花费18万元新建猪粪处理池及配套设施，最后通过环保验收等事实。 5.富阳区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件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第二批）1份，拟证明亚东养殖场于2018年9月12日被违法强拆，但在强拆后的2018年10月22日，富阳区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件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中，亚东养殖场仍名列完成环保整改的名单中。 6.《协议书》1份，拟证明：1.亚东养殖场经营者应亚东因不能归还原告借款本息，自愿以亚东养殖场及所有财产抵债给原告；2.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原告自该协议书签订的2014年12月1日始，即接收、接管了亚东养殖场及其所有土地、全部资产、存栏生猪及亚东养殖场的营业执照、印章等，并负责此后的所有经营，管理事宜。原告成为亚东养殖场名副其实的实际经营者，全部财产的唯一的合法的所有权人。3.原告接管亚东养殖场后添置、修缮的其他各类财产，所有权本身就属于原告。4.亚东养殖场的各项财产并没有以亚东养殖场的名义单独办理过权利登记证书。因此，前述抵债协议一经签订即行生效，抵债财产的所有权即时转移给原告。5.案涉违法强制拆迁行为，只造成了原告的财产损失4064760元，并没有造成应亚东的财产损失，案涉拆迁赔偿款理应支付给原告。 7.猪场租赁合同3份，拟证明案涉抵债协议签订后，亚东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是原告而非应亚东；原告将亚东养殖场部分场地分别出租给班彦波、来利松、赵英等人，系为减少养殖场的亏损；新登镇政府强拆行为造成损失的财产属于原告而非应亚东。 8.情况说明及损失清单各1份，拟证明案涉抵债协议签订后，原告根据经营和租赁的需要，添置、修缮了各类设施、设备及各项资产；新登镇政府违法强拆亚东养殖场造成原告财产损失4064760元。 9.王国建于2016年6月11日提交的声明，拟证明案涉养殖场由原告经营。 10.赵英的说明1份； 11.来利松的说明1份； 证据10-11，拟证明养殖场是合法的，由原告出租给赵英和来利松经营。 12.（2019）浙8601行初2号行政裁定书1份，拟证明该案中人民法院查明原告与应亚东签订协议，将案涉养殖场的财产、生猪等财产折价抵债。 13.行政答辩状1份，拟证明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19年1月16日的答辩状中称其“经过提取证据、结合对来利松、赵英的现场笔录，认为应亚东与原告之间的协议性质为以物抵债协议”。 14.聊天记录截屏1份，拟证明原告作为亚东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经营、管理该养殖场，当时的新登镇农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治与原告沟通养殖场的整改情况，原告是亚东养殖场实际控制人。 15.借条13份及票据1份，拟证明2014年12月1日前原告共借给应亚东298万元，2014年12月1日及之后借给应亚东892184元。 16.富政富决〔2018〕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拟证明富阳区政府查明原告与应亚东签订协议，将案涉养殖场的财产、生猪等财产折价抵债，并由原告实际经营。 17.行政诉讼答辩状1份，拟证明富阳区政府答辩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12月1日，应亚东与原告签订《协议书》，案涉养殖场的财产、生猪等财产折价抵债，并由原告长期经营。 18.应亚东出具给沈文通的借条、沈文通出具给应亚东的收条、（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1006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111执1258号执行裁定书各1份，拟证明沈文通所作笔录中的陈述是虚假的。 19.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专用1份，拟证明两笔汇款共计15万元（明细单第五页）给应亚东代原告用于猪场的购买饲料及添加设施等用途，钱汇至应显军卡上是应亚东指定，应亚东的卡被法院冻结，原告对猪场有投入。 20.照片6张，拟证明猪粪分离机、猪槽、、地漏板深井粪水泵都是原告投入，应亚东未移交给新登镇政府评估且把设备藏了起来。 被告新登镇政府答辩称：2012年11月21日，原富阳区国土资源局向亚东养殖场作出富国土设【2012】第0035号《富阳市设施农用地批准通知书》，告知亚东养殖场，该单位的设施农业用地申请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项目位置在新登镇五里桥村，总面积3620平方米，设施用地使用期限为2012年11月21日至2015年11月20日，期限届满不使用的，由亚东养殖场自行拆除地上附属物并进行复耕，期限届满仍使用的须办理相关手续，不申请办理的，按违法用地处理。该批准通知书还对项目的建设及监管一并做出明确，即该项目不得改变设施农用地使用性质，不得擅自转让。2012年12月5日，亚东养殖场成立，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为应亚东。2014年12月1日，亚东养殖场与原告签订了养殖场抵债协议书。 2018年9月5日，新登镇政府向应亚东送达了《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2018年9月12日实施了强制拆除。强制拆除前新登镇政府委托评估公司对养殖场的所有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养殖场关停政策给予应亚东214万元的损失补偿。亚东养殖场系个体工商户，原告虽然与应亚东签订了抵债协议书，但原告无法依照法律规定办理案涉养殖场权利证书。强制拆除时该养殖场在法律上仍为应亚东，新登镇政府将亚东养殖场补偿款支付给应亚东并无不当。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被告新登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富阳市设施农用地批准通知书》（富国土设【2012】第0035号）1份，拟证明案涉土地不得擅自转让，土地期限届满后未续期的按违法用地处理，土地期限届满后未续期成功的由新登镇政府负责拆除并组织复耕的事实。 2.《猪场租赁合同》3份，拟证明原告不是亚东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的事实。 3.《新登镇关于做好中央环保督查交办信访件“回头看”整改工作的方案》1份，拟证明新登镇政府拆除案涉养殖场符合中央环保治理要求的事实。 4.《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1份，拟证明新登镇政府已告知亚东养殖场负责人应亚东，因其未按规定期限内履行自拆义务，新登镇政府将于2018年9月6日对亚东养殖场实施强制拆除，应亚东已获得告知并签收该通知书的事实。 5.《估价结果汇总表》1份，拟证明亚东养殖场所有资产评估价为3327810元的事实。 6.《新登镇生猪养殖场（户）关停协议》1份，拟证明新登镇政府与亚东养殖场达成关停协议，由新登镇政府按关停政策给予亚东养殖场2140058元补助的事实。 7.《富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生猪禁限养及污染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富阳市生猪禁限养及污染整治工作实施细则》各1份，拟证明亚东养殖场系依据相关政策予以关停及补偿的事实。 第三人应亚东陈述称：应亚东欠原告的钱已经还了200多万，协议上写的196万是包含利息在内的，65万利息原告说是写写在那里的。亚东养殖场应亚东没有转给原告，一直由应亚东经营、管理，亚东养殖场的拆迁赔偿款应当支付给应亚东。新登镇政府只给应亚东70%赔偿款，其以亚东养殖场的土地到2015年过期。应亚东在2016年3月份去办了延期手续，并经新登镇政府同意上报至土地管理部门，但因应亚东被判刑没有办完手续，等应亚东再去补办时已经不允许补办。应亚东要求新登镇政府按照评估价支付剩余的30%赔偿款，至于应亚东与原告之间的债务纠纷，应亚东欠原告的钱另外归还。沈文通一开始来承租的是550平方米，应亚东认可他搭建的钢架房抵扣两年租金，其他租户搭建的钢架房，应亚东和租户协商可以搭建，占用的土地部分不收取租金，但租户离场的时候钢架房要作为固定资产留下，其没有以搭建的成本抵扣租金。对于原告变更诉请增加赔偿金额，没有异议。 第三人应亚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5年9月7日沈文通出具的收条1份、罚没款收据3份、处罚决定书1份、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份，拟证明亚东养殖场归应亚东所有，由应亚东经营。 2.存款分户明细查询1份，拟证明应亚东已经归还原告借款。其中，2014年3月11日归还原告借款75万元，分两笔，一笔是50万元，一笔是25万元。2015年5月底6月初，通过沈文通将50万元现金归还给原告。 3.杭州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1份，拟证明应亚东归还原告40万元，农业银行的8万多元是原告拿去的。 4.送货单24张，销货单1张，记账单1份，拟证明协议签订后饲料仍由应亚东购买，工人也是应亚东叫的，亚东养殖场仍由应亚东经营管理。 5.律师联系函1份，拟证明应亚东在2015年7月购买了机器一台，没有付款，故收到了浙江明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律师函，亚东养殖场一直由应亚东在经营。 6.戚明妹的存款分户明细查询1份，拟证明应亚东将猪卖给从事杀猪业务的宫传周，在2015年5月份卖完猪通过应亚东妻妹戚明妹还钱给原告。 在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制作和调取了以下证据：1.沈文通询问笔录、来利松调查笔录、班彦波调查笔录、程勇高调查笔录、俞阿康调查笔录各1份；2.富环罚[2016]110号、富环罚[2017]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各1份、现场检查（勘验）笔录2份、富阳区环境保护局对应亚东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2份、送达回证1份；3.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各25份、承诺书1份；4.行政复议申请书、损失清单、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杭州市2013年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1份、照片1组、新登镇政府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的通知2份、处理意见书1份、人民调解协议书1份、新登镇全力推进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工作网上宣传资料1份、（2018）浙01行初652号行政判决书1份；5.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作的来利松、赵英的现场检查笔录各1份、应亚东询问笔录1份、俞祥军询问笔录2份；6.《新登镇关于做好中央环保督查交办信访件“回头看”整改工作的方案》、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2018）浙01行初652号案件庭审笔录、俞祥军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补充意见各一份；7.（2019）浙行终959号案件调查笔录1份；8.赵英调查笔录1份。 经庭审质证，原告俞祥军提交的证据，被告新登镇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系案涉养殖场强拆行为遭受损失的当事人。证据2，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达到原告的权益因案涉强拆行为遭受侵害的证明目的。证据3，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证据4，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亚东养殖场经过整改验收合格，不能证明原告投入18万资金进行整改验收合格的事实。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公示后仍有亚东养殖场的名单是因为养殖场被拆除后工商登记及相关许可证件未注销。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达到原告欲证明的养殖场所有的土地资产、养殖场的营业执照、印章等归原告所有的事实，抵债协议第三条已明确养殖场的财产所有权归甲方应亚东所有。证据7，三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租赁合同加盖的是亚东养殖场的公章，租赁合同的相关事宜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证据8，真实性有异议，案涉养殖场的财产价值在新登镇政府强拆以前已经委托专业有资质的合法的评估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的价值是300多万元。证据9，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10-11，真实性无法判断，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无法证明养殖场归原告所有，恰恰证明租金一开始均交付给应亚东，收条也是出具给应亚东。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证据1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所主张亚东养殖场是原告所有的证明目的。证据14，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达到原告所主张物权所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1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质证，新登镇政府不是双方借贷关系的参与者。证据16-17，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养殖场的物权属于原告所有，复议决定书和答辩状只是将事实的经过予以载明，抵债协议是否合法及通过该形式签订的协议是否会导致养殖场物权的变动，抵债协议签订好后亚东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是原告还是应亚东还未确定。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从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达到原告欲证明的这两笔汇款给应亚东系代原告购买饲料，只能证明钱是原告打出去的，如果原告在实际管理，不需要将钱给应亚东由其购买。新登镇政府对原告及应亚东之间的具体关系不清楚且账户明细表中原告及应亚东的经济往来频繁。证据20，与本案无关，真实性无法确认，应亚东有无将相关设备藏匿新登镇政府无法确认，即使存在该情况，也与新登镇政府无关。 第三人应亚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证明目的不认可，养殖场一直由应亚东经营。证据2，证明目的有异议，亚东养殖场归应亚东所有。证据3，赔偿款应赔给应亚东，对驳回原告赔偿申请的决定无异议。证据4，不符合事实，养殖场是应亚东投入的，其刑满释放回来以后，新登镇政府跟其说亚东养殖场不符合环保要求要进行整改，其从2017年4月开始到5月底完成，泥水工、小工材料都是应亚东投入的，由应亚东进行整改。证据5，不知情。证据6，合同是签订过，但亚东养殖场的经营仍由应亚东进行，原告为替应亚东规避债务与应亚东签订了协议，但签订协议之后亚东养殖场没有交付给原告，原告也没有经营管理过，人工工资发放、养猪的饲料等均由应亚东在管理经营，拆迁款应赔偿给应亚东，应亚东与原告之间系债务纠纷。证据7，应亚东经营管理到2015年5月30日，2015年6月1日开始租给沈文通，应亚东拿到沈文通的钱后还了原告50万元，这三份租赁协议一开始是没有签订的，因公章在原告处，由原告盖章并签字，租赁承包款是原告拿一部分，应亚东拿一部分。证据8，原告没有购置任何物品，养殖场的所有物品均为应亚东投入。证据9，对该证据不认可，原告需提交与王国建的合同，合同是应亚东与沈文通签订的。证据10-11，不予认可，如果亚东养殖场是原告的，原告两年不可能不来阻止此事。养殖场归应亚东所有，由应亚东进行出租、经营。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证据1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所主张亚东养殖场是原告所有的证明目的。证据14，真实性请法院核实后认定，无法达到原告所主张物权所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15，票据无异议，借条系复印件，不予认可，其与原告之间的债务并没有那么多。证据16-17，亚东养殖场一直是应亚东在经营的。证据18，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借条是应亚东向沈文通借的钱，收条是沈文通摔跤后退出经营，应亚东向沈文通退租金的钱。证据19，真实性无异议，但应亚东是3月2日转账给原告40万元，这40万元是政府给养殖场改扩建的补助款，应亚东和原告说好归还原告25万元，还剩15万应亚东要求原告将该款打至应显军卡上用于还给应亚东。证据20，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按常理应亚东也会多向政府主张财产，不会将财产藏匿起来且以上财产都还在养殖场里。 被告新登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亚东养殖场于2012年11月21日经原富阳市国土资源局【2012】第0035号《富阳市设施农用地批准通知书》批准，取得农用地用地许可，于2013年6月5日经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关于杭州市2013年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第七项许可了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在新登镇政府违法强制拆除后的2018年10月22日，“富阳区中央环保督查信访件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第二批）”完成环保整改的名单中，亚东养殖场仍名列其中，故不存在新登镇政府主张的案涉土地期限届满后未续期，更不存在应按违法用地处理、新登镇政府有权拆除并组织复耕的事实；新登镇政府违法强拆的事实已被生效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富阳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认定；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赔偿，仅限于原告“情况说明及损失清单”中的财产，并不包括案涉土地转让、用地权限等。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三份租赁合同的尾页甲方签字、盖章的地方，均只签有原告的名字，没有应亚东的签字，足以证明原告系亚东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应亚东不是实际经营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和富阳区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均已认定原告与新登镇政府的强拆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案涉强拆行为受到侵犯，原告系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的事实。证据3，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该方案属于新登镇政府内部的工作文件，没有报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准或同意，也没有在第三方存档，原告对其制作时间及内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新登镇政府强制拆除亚东养殖场的行政行为已被认定为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由于应亚东不是亚东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即使新登镇政府通知了应亚东，也不等于通知了作为实际经营者的原告，不能证明强拆行为的合法性。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新登镇政府违反法定程序拆除亚东养殖场，评估程序也是违法的，其估价结果不能作为本案行政赔偿的唯一的、完整的依据，在强制拆迁资产评估时，新登镇政府拒绝原告到场参与，直接造成养殖场资产评估过程中的财产漏评、少评，原告4064760元的财产被错误评估为3327810元，相关评估结论明显违法和有失公允，漏评、少评的损失仍应由新登镇政府自行承担并赔偿给原告。证据6，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由于应亚东已不是亚东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新登镇政府与应亚东签订关停协议并给予应亚东补助，没有经原告同意，也与原告无关，亚东养殖场的全部财产已依法转让给原告或者本身属于原告购置，新登镇政府与应亚东签订关停协议并给予补助不仅没有事实依据，更不能免除其对原告的赔偿责任。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系和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新登镇政府强拆行为的合法，新登镇政府实施关停时程序违法、评估金额错误、补偿对象错误。 第三人应亚东对被告新登镇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无异议，应亚东没有转让亚东养殖场。应亚东的妻子没有在猪场打扫卫生，也没有工人是由原告发工资的，应亚东也没有常年被拘留，原告所述不符合事实。证据2，亚东养殖场实际经营者是应亚东，由应亚东租给来利松等人经营。证据3，亚东养殖场因不符合环保要求确实被环保督查整改过。证据4，通知书是送达给应亚东的，但应亚东要求一个月的时间拆除，新登镇政府不同意，叫人来拆除了亚东养殖场。证据5，认可该事实。证据6-7，无异议，但协议只是约定了补偿应亚东70%款项，亚东养殖场有批准手续，还有30%的款项应当支付给应亚东。 第三人应亚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对沈文通的收条原告不知情。对罚没款收据、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2017年的罚款是原告缴纳的，另外两笔罚款均是由原告出面与承租户协商，从租金里扣除的租金。证据2，协议签订前原告与应亚东已经对账清楚了，以协议为准；协议签订后，原告还有款项出借给应亚东。证据3，该记录不完整，82400元无法体现对方交易账户，对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新登支行2015年3月2日转账给原告40万元予以认可，但该笔款项偿还的是2014年12月1日之后的借款，与本案无关联，无法达到应亚东的证明目的。证据4，票据不是付款凭证，饲料是哪些人送货，原告都已经沟通好了，应亚东作为在现场的人员收货也是正常的，不能达到应亚东待证目的。送货单还包含2014年未抵债前的单据，送货单实际是原告出钱购买的。记账单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记账单没有亚东养殖场的盖章，不能证明饲料是应亚东购买。证据5，律师函记载内容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应亚东是否购买该设备以及该设备的用处应当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且亚东养殖场的评估报告中并没有该设备，无法证实该设备是否用于亚东养殖场。证据6，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戚明妹的身份尚不可知，只能证明戚明妹与宫传周有转账往来，即使戚明妹是应亚东的妻妹，其给原告转账也可能是应亚东借用其账户给原告还款的行为。 被告新登镇政府对应亚东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2，无异议。证据3-4，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及第三人分别主张的饲料款到底谁是实际出资人从证据无法体现。证据5-6，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形式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内容真实性不认可，被调查人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协议签订后，原告雇佣应亚东在亚东养殖场干活，工资四千元一个月。原告和来利松、班彦波等案外人签订的三份租赁协议中记载一部分押金交给应亚东的问题，是因为应亚东在租赁人租赁养殖场前就向他们借过钱，由于原告要支付应亚东工资，因此直接抵扣，押金与租金也无关，是承租人与应亚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被调查人陈述的原告每次在收钱的时候会过来、安排人来养殖场安监控等说法，恰恰说明原告是养殖场的经营者和实际控制人。对沈文通陈述其承租养殖场的经过及猪的数量等有异议，原告及应亚东均未和沈文通签订租赁协议。亚东养殖场购买东西的钱也是原告支付的，与应亚东无关。原告认识俞阿康，其曾向俞阿康支付过工资。该五份笔录的被调查人与应亚东有债权债务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案外人的证言作为证据，案外人应当到庭接受当事人当庭询问，否则其陈述内容不应采信。来利松、沈文通提到他们自己找工人做工，可以证实亚东养殖场承包后不可能再产生应亚东与另外25人的劳务合同纠纷。证据2，形式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本案事实，内容真实性应有其他证据佐证。亚东养殖场的营业执照仍在应亚东名下，故处罚时对形式上营业执照的经营者进行询问并送达文书是符合规定的，但处罚之后相关的罚款均由原告缴纳。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亚东养殖场受过处罚，但不能证明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为应亚东。证据3，形式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劳动合同纠纷对象是应亚东而非亚东养殖场，未说明应亚东劳务纠纷产生的时间、、地点不能证明劳动者在亚东养殖场工作，与原告及亚东养殖场无关。对起诉状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系劳务人员与应亚东之间的劳务纠纷，内容系劳务人员陈述，系待证事实，需要其他证据予以印证。2014年12月1日应亚东将亚东养殖场以物抵债给原告之前应亚东欠付的工资与原告和本案无关，2014年12月1日以后的劳务工资，鉴于原告在2015年6月开始将亚东养殖场租赁给其他养殖户开展养殖经营，不可能产生由应亚东雇佣工人提供劳务的情形，且大部分工资从2013年起拖欠直至2020年3月集中起诉，与常理不符。主张的提供劳务的单位并非以亚东养殖场为被告而是以应亚东，但应亚东外债很多且有经营其他企业情况，原告觉得劳务纠纷虚假。上述民事裁定书反映的是应亚东与案外人之间的还款协议，与原告即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针对的都是亚东养殖场。新登镇政府将通知发送给班彦波和来利松，不能以谁作为被通知人或者表面上谁是被处罚人就认定为养殖场的权利人；（2018）浙01行初652号行政判决书已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不具有证据效力；处理意见书能证明应亚东与班彦波就返还款项达成的协议是虚假的，处理意见书确认应亚东与来利松、赵英、班彦波没有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证据5，对赵英、来利松、应亚东三人笔录的形式真实性认可，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三份笔录系三人的单方陈述，陈述内容需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养殖户将租金支付给谁仅是租金支付方式的一种，不影响原告在2014年12月1日后取得亚东养殖场并成为实际控制人的事实，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调查认定：原告与应亚东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对原告的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可以证明原告是以所有权人的身份来控制和管理养殖场的。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证据中的方案显示案涉养殖场要在9月底关停，但结合原告证据案涉养殖场整改完成，说明养殖场是合法的。另上述方案中责任人王治就是当时与原告沟通整改的人，说明当时养殖场的实际经营人和控制人是原告。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据8，不认可，赵英借给应亚东的钱最少，应亚东指挥来利松，来利松指挥赵英做假证。 被告新登镇政府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4，三性无异议。证据5，来利松、赵英、应亚东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原告的两份现场检查笔录不能证明亚东养殖场系原告所有。证据6，三性无异议，即使养殖场合法但污染是存在的，进行拆除符合环保要求且不能证明养殖场的所有权属于原告。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据8，合法性无异议，但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未参与也不知情。 第三人应亚东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无异议，是客观真实的。证据2，无异议，是应亚东去环保部门制作的且两份处罚决定书应亚东也已收到。证据3，无异议，应亚东拖欠工资属实。证据4，无异议。浙江省发改的文件、验收、审计的材料在应亚东处而非原告处；照片是原告拍摄的，因原告在2014年7月将应亚东养殖场的执照、公章全部拿走；应亚东与班彦波未调解成功系因调解时原告说养殖场是其所有；新登镇政府告知应亚东要组织拆除，应亚东认为养殖场一直是自己在经营，环保整改也是应亚东在做的。证据5，来利松、赵英、应亚东询问笔录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询问笔录中原告的陈述。证据6，养殖场属于应亚东所有。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据8，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生效裁判文书，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2-3，系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文书，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凭该证据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证据5，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应亚东认可签订过该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余意见下文中陈述。证据7，新登镇政府及应亚东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证据8，系原告单方制作，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9，不予采信。证据10-11，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证据12-14，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5，系复印件，庭审中应亚东亦不予认可且原告与应亚东借贷纠纷非本案审理范围，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6-17，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8-20，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 被告新登镇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性予以确认，且与本案有关。 第三人应亚东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依职权制作和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有关，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予以采信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2年11月21日，原富阳市国土资源局向亚东养殖场作出富国土设【2012】第0035号《富阳市设施农用地批准通知书》，告知亚东养殖场，该单位的设施农业用地申请，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项目位置在新登镇五里桥村，总面积3620平方米（5.43亩）。设施农用地使用期限为2012年11月21日至2015年11月20日，期限届满不使用的，由养殖场自行拆除地上附属物并进行复耕，期限届满仍使用的须办理相关手续，不申请办理的，按违法用地处理。到期未申请延期或申请续期未获批准而不复耕的，由新登镇政府负责拆除并组织复耕。该批准通知书还对项目的建设及监管一并作出明确，即该项目不得改变设施农用地使用性质，不得擅自转让，不得破坏耕作层。2012年12月5日，亚东养殖场成立，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为应亚东。2013年6月5日，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杭州市2013年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其中第（七）项许可了亚东养殖场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 2014年12月1日，亚东养殖场与俞祥军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应亚东因经营其开办的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自2013年起陆续向乙方俞祥军借款共计人民币196万元，……，甲方因资金紧张，至今未偿还分文借款本金和利息。现经双方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供双方共同履行：……二、甲方自愿将坐落于新登镇五里桥村的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的土地所有权和全部股东资产（包括5000平方米房产）及存栏生猪260头折价抵债给乙方，用于偿还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止的借款利息65万元和借款本金196万元。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仍按月息3%计算。三、本协议签订后，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归乙方，乙方有权租赁给第三方，租赁收入归乙方所有。……如遇政府拆迁或征用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所得补偿款归还乙方全部本金和利息后，余款归甲方。四、甲方特别承诺：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的土地所有权和所有固定资产...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作出任何处置，否则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2015年10月21日，亚东养殖场作为承租方，分别与班彦波、来利松签订《猪场租赁合同》；2016年6月11日，亚东养殖场作为承租方与赵英签订《猪场租赁合同》。上述租赁合同均约定租金打入俞祥军账户，如租金未按时打入俞祥军账户，承租人赔偿俞祥军违约金；承租人在合同签订之日交付给应亚东押金，押金在合同到期后由应亚东退还承租人等内容。上述租赁合同出租方落款处由亚东养殖场盖章，俞祥军签字。班彦波、赵英等人在承租期间建造了部分钢棚并添置了机器设备等财物。 2018年8月21日，新登镇政府分别向班彦波、来利松作出通知，要求其在2018年8月30日之前完成清栏，否则，镇政府及相关部门将按有关规定采取强制措施。2018年9月5日，新登镇政府向应亚东本人送达了《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决定于2018年9月6日后将对五里桥村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依法实施强制拆除。2018年9月12日，新登镇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俞祥军对该强制拆除行为不服，于2018年9月17日向富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新登镇政府于2018年9月12日强制拆除俞祥军实际经营的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保留俞祥军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富阳区政府收到申请后，于9月19日向俞祥军发出补正通知书，要求俞祥军提供有效的利害关系证据材料。经俞祥军补正材料后，富阳区政府于9月28日决定予以受理，并要求新登镇政府作出复议答复。新登镇政府进行了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其后，俞祥军向富阳区政府提交了《补充意见》。11月14日，因认为案情复杂，富阳区政府决定将复议期限延长三十日。12月19日，富阳区政府作出富政复决〔2018〕47号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俞祥军的行政复议申请。同日，富阳区政府将复议决定书向俞祥军邮寄送达。俞祥军不服上述复议决定，于12月28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富政复决〔2018〕47号复议决定书，责令富阳区政府限期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杭州市中级人民经审理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8）浙01行初65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俞祥军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判决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富政复决〔2018〕47号复议决定书，责令富阳区政府重新作出正确的行政复议决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浙行终95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杭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行初65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富阳区政府作出的富政复决〔2018〕47号行政复议决定；三、责令富阳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富阳区政府在上述判决生效后，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富政复决〔2019〕1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确认新登镇政府强制拆除亚东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后俞祥军向新登镇政府提出国家赔偿的申请，要求新登镇政府赔偿因强拆亚东养殖场至俞祥军造成的损失6877060元。新登镇政府经审查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20）新行赔字第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驳回俞祥军的行政赔偿申请。原告对该决定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案涉设施农用地使用期限届满后，未办理相关用地手续。俞祥军在庭审中确认，其所主张的强制拆除违法，是指强制拆除养殖场建筑物、机器设备和道路等行为违法，其主张的权利来源即为案涉协议，其在养殖场内的财物投入为承租户租赁后的建造建筑物以及相应物品设施的投入，均用于抵扣承租户在租赁期间的租金。 2015年9月7日，沈文通向应亚东出具了《收条》1份，该收条写明：今收到应亚东人民币壹拾万元正（因沈文通在新登镇亚东养殖场承包猪场到2015年9月7日合同终止，退还租金）。沈文通在本院中陈述：其与来利松、王建国等三人自2015年6月1日起向应亚东承租亚东养殖场，后沈文通退出养殖场经营故向应亚东出具了该份收条，并受应亚东的指示将承包款支付给俞祥军。在租赁期间，其与应亚东协商，由沈文通建造了一间彩钢棚抵扣两年的租金。2016年、2017年，杭州市富阳区环境保护局以亚东养殖场违反环保法律规定，分别对亚东养殖场作出了行政处罚，2018年，因俞祥军投诉反映应亚东涉嫌违法行为，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在对亚东养殖场进行调查时，赵英、来利松均陈述是向应亚东租用场地开设养殖场，俞祥军为应亚东的债主，公章在俞祥军处，与俞祥军签订租房协议，租金分别交给俞祥军与应亚东。另2017年12月29日，应亚东持富阳日报遗失公告等申请变更登记，并于当日换发了营业执照，其中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的名称变更为杭州富阳区新登镇亚东养殖场。2019年1月23日，新登镇政府（甲方）与亚东养殖场（乙方）签订新登镇生猪养殖场（户）关停协议，约定甲方补偿乙方关停补偿费总额2140058元，该协议乙方落款处由应亚东签字捺印。 本院认为，本案中俞祥军以《协议书》、《猪场租赁合同》为依据，要求新登镇政府赔偿因2018年9月12日组织实施强制拆除亚东养殖场的行为造成的财物损失。上述《协议书》有应亚东同意将案涉养殖场折价抵债于俞祥军的意思表示即“应亚东自愿将坐落于新登镇五里桥村的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的土地所有权和全部股东资产（包括5000平方米房产）及存栏生猪260头折价抵债给乙方，用于偿还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的借款利息65万元和借款本金196万元”，但《协议书》同时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仍按月息3%计算”、“如遇政府拆迁或征用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所得补偿款归还乙方全部本金和利息后，余款归甲方”、“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的土地所有权和所有固定资产...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作出任何处置，否则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可知，该协议就亚东养殖场权利的归属前后内容不一致，且协议签订之后，仍由应亚东出租给沈文通等人。据此，现有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协议书》签订以后亚东养殖场即实际交付给了俞祥军。关于俞祥军主张其在养殖场有相关机器设备、道路投入等财产权益，承租户的投入用于抵扣租金，故承租户的投产部分均属于俞祥军所有，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也与承租户在本案中以及相关案件调查过程中的陈述不一致。综上，现有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新登镇政府强制拆除养殖场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俞祥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俞祥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国其 审 判 员  许珊珊 人民陪审员  朱明霞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干也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