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佳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自编****。法定代表人：李东方，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榕，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匡玉婵，女，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上诉人广州佳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匡玉婵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1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佳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佳韵公司无需向匡玉婵支付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9046.9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匡玉婵承担。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佳韵公司与匡玉婵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过错在于佳韵公司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以“行政文员的职责不必然包含人事方面的工作”认定匡玉婵的工作内容不包含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有误。匡玉婵在佳韵公司担任行政前台，且佳韵公司内部仅有匡玉婵一名行政人员。佳韵公司提供的《行政工作岗位职责》及《行政交接表》足以证明匡玉婵作为唯一行政人员，其有提出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职权。其次，一审法院认为匡玉婵不具有劳动合同签订决定权，从而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过错归于佳韵公司，是前后矛盾。匡玉婵作为唯一行政人员，其不行使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的职权，佳韵公司不能行使劳动合同签订决定权。匡玉婵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其曾要求与佳韵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佳韵公司拒绝与匡玉婵签订劳动合同，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者，匡玉婵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提出离职，不合情理。匡玉婵作为唯一行政人员理应知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及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佳韵公司的请求。匡玉婵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佳韵公司的上诉请求。匡玉婵只是佳韵公司的文员，工作职责不包括签订劳动合同等人事职责。佳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佳韵公司无须向匡玉婵支付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9046.91元。2.匡玉婵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匡玉婵于2018年8月29日入职佳韵公司处，任行政文员。匡玉婵入职时月工资为4000元，2018年11月1日后月工资调整为4300元，每月10日左右以银行转账形式领取佳韵公司发放的上个月工资，需签名，有电子版工资条。2019年5月30日，匡玉婵递交《离职申请表》，后于2019年7月12日离职。匡玉婵于2019年10月31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佳韵公司支付匡玉婵2018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0219元。仲裁委于2020年1月6日作出穗天劳人仲案〔2019〕663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佳韵公司一次性支付匡玉婵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9046.91元。佳韵公司主张：匡玉婵在佳韵公司担任行政前台，而佳韵公司内部行政部人员编制实行一人且负责公司一切行政及人事工作，签订劳动合同这项事务本就是人事工作的组成部分，但匡玉婵一直未履行该项工作职责，亦未及时将此情况及时告知佳韵公司。现匡玉婵以提起劳动仲裁的方式主张双倍工资，其故意隐瞒事实以骗取双倍工资的意图显而易见。再者，匡玉婵在已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中的“事实和理由”里面提到其自身申请离职归结两大原因，一是没有兑现年底分红、年终奖励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承诺；二是佳韵公司搬迁后上班距离太远不便利。从理性角度分析，匡玉婵于2018年8月29日入职佳韵公司到2019年5月30日（时间相隔约9个月）才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作为其中一个原因而提出离职（匡玉婵系明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会造成佳韵公司巨大损失的），若主要原因是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匡玉婵从入职起时隔约9个月才提出未免太过于不合情理，可见匡玉婵别有用心；若主要原因是上班距离太远不便利而诉求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赔偿，就更加不合情理。故无论以上两种原因的任意一种，都可见匡玉婵骗取双倍工资的非法目的。匡玉婵经传唤未到庭，但提交了答辩意见和有关证据材料，认为：匡玉婵只是行政前台文员工作，不负责劳动合同的签订，至于自己曾协助在网上查找劳动合同给佳韵公司负责人，帮忙招聘也只是兼职，但无权决定劳动合同的签订，佳韵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佳韵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佳韵公司匡玉婵之间是否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匡玉婵有无负责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的职责，未签订的原因是否在于匡玉婵。与劳动者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义务并不因为在职期间工作时间的延续而免除，但若是因为劳动者的原因而导致则可除外，且用人单位对此负有举证义务。即便实践中有的劳动者在知道该规定的情况下，仍然放任用人单位不签订的后果，但这只涉及到员工忠诚度或个人自觉性的问题，并不能作为用人单位免责的理由，这是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对劳资双方利益进行整体平衡后作出的立法选择。从本案证据来看，匡玉婵作为劳动者在佳韵公司处工作以及客观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毋庸置疑，关键在于未签订的原因是否在于匡玉婵。佳韵公司虽提供《行政工作岗位职责》、《行政交接表》拟证明匡玉婵在职期间的工作内容包含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匡玉婵并未履行工作职责，但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匡玉婵具有个人是否与佳韵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决定权，且匡玉婵与佳韵公司作工作交接的合同中并未明确系劳动合同，且从字面上看，行政文员的职责也不必然包含人事方面的工作，而匡玉婵主张其只负责对外的装修合同，该辩解具有合理性，佳韵公司的主张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并且，从匡玉婵2019年5月30日的离职申请表，以及佳韵公司匡玉婵之间就离职问题的交谈录音可见，匡玉婵至少在2019年5月30日申请离职时就已向佳韵公司负责人提出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问题，但佳韵公司并未作出正面回应，亦未明确同意离职时间，后来亦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而是继续安排工作。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即便匡玉婵有协助劳动合同的部分工作，但也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决定权。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匡玉婵，佳韵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依法应当支付匡玉婵自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7月12日离职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二倍工资的差额。关于差额数额，根据工资流水等，经核算，佳韵公司应当支付匡玉婵29046.91元。匡玉婵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判决，判决：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佳韵公司一次性支付匡玉婵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9046.91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佳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匡玉婵在职期间担任佳韵公司的行政文员，其岗位名称不能反映其负有人事管理的职责。佳韵公司提交的《行政工作岗位职责》《行政交接表》显示的内容均不足以证明匡玉婵负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岗位职责。佳韵公司上诉坚持主张匡玉婵负有提示签订劳动合同的职责，并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佳韵公司未与匡玉婵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的规定，佳韵公司应向匡玉婵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佳韵公司上诉主张无需支付，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佳韵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佳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润楹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郑筱斯曾凡峰王威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