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0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詹长彩，男，198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北明，广东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佳尼弗纺织品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广州国际轻纺城**铺。经营者：付江彪。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明，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芳，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詹长彩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凤阳佳尼弗纺织品商行（以下简称凤阳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0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詹长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北明，被上诉人凤阳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明、李清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詹长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凤阳商行赔偿詹长彩经济损失67000元；2.凤阳商行承担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不属于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疫情于2020年1月份发生，双方合同签订于同年4月8日，凤阳商行对疫情已完全了解，此时签约表示其愿意承担经营风险；凤阳商行退回货款是单方行为，詹长彩不同意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不能认为双方已经解除合同，销售合同未约定单方解除权，也不存在法定解除情形，凤阳商行单方违约应当赔偿詹长彩经济损失。一审判决未查明凤阳商行未履行合同的原因，据了解，凤阳商行向供货厂家订货23吨无纺布，已交付21.77吨，并非无货可供。凤阳商行单方退回货款时，经詹长彩多次交涉，凤阳商行愿意再供3吨货物，并赔偿1.5万元，但詹长彩不同意，坚持要求全面履行合同，凤阳商行拒绝才导致之后的报警及诉讼。凤阳商行以虚构的“广州金马福时尚纤维有限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涉嫌商业欺诈，请求二审法院查明凤阳商行是否无货可供或高价转卖他人或是否存在非法集资、诈骗的行为。（二）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正确，但理解有误，正确理解应为凤阳商行对詹长彩履行合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预期利益不能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詹长彩在凤阳商行拒绝交货时，以115000元/吨的价格向案外人采购货源导致损失，一审判决只支持利息损失，不支持詹长彩请求的违约金及实际利益损失有误。凤阳商行辩称，（一）受新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产生的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不可抗力规定，在此情形下，凤阳商行无法履行物资交付，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二）合同履行中并非凤阳商行有货不供，但无纺布作为口罩原材料，因疫情变化受到国家更严格的管控，故无法筹备货物。（三）凤阳商行对詹长彩无欺诈行为，案涉合同有付江彪签名，也是付江彪收款，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供货时，第一时间退回货款，没有非法占有詹长彩钱财的故意。（四）针对詹长彩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其理解明显错误，且不论其提供的另购货物合同是否真实，该合同主体并非詹长彩，也没有明确指向销售的是凤阳商行应交付的无纺布。双方签订销售合同时，詹长彩也没有告知，凤阳商行对此无法预见。詹长彩选择花费20多万元履行合同，而不是选择2万多的违约责任进行了结的行为存疑。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詹长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詹长彩、凤阳商行于2020年4月8日签订的《销售合同》；2.凤阳商行向詹长彩赔偿直接经济损失67000元、预期可得利益损失17000元，合计84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凤阳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8日，付江彪以广州金马福时尚纤维有限公司（供方）的名义与詹长彩（需方）签订《销售合同》，约定，产品名称无纺布，总重4000kg，单价48元／kg，总价192000元，交货时间为收定金之日起3天，如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引起没货的情况下，供方应退回需方有汇款记录的全部金额。同日，詹长彩通过转账向付江彪支付货款192000元。凤阳商行分别于2020年4月10日至2020年4月12日合计向詹长彩交付无纺布3000kg。2020年4月15日，付江彪通过转账向詹长彩退还48000元。现詹长彩以凤阳商行违约造成詹长彩损失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据詹长彩的申请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对于合同的主体问题，付江彪以广州金马福时尚纤维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詹长彩签订合同，但付江彪并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广州金马福时尚纤维有限公司具有主体资格的工商登记材料，现凤阳商行为付江彪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实际资产为其个人所有，故詹长彩提出合同的权利义务由詹长彩、凤阳商行承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现詹长彩提出解除詹长彩、凤阳商行于2020年4月8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对此凤阳商行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现凤阳商行虽然没有全部向詹长彩交付货物，但实际已交付了无纺布3000kg，履行了合同大部分义务，并已于2020年4月15日将剩余货款48000元全部退还给詹长彩，合同中对于违约责任没有相关约定，对于詹长彩所称的损失，现并无证据显示凤阳商行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故一审法院确定詹长彩的损失为2020年4月8日至2020年4月15日凤阳商行占用詹长彩资金造成的利息损失，凤阳商行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进行赔偿。对于詹长彩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詹长彩、凤阳商行于2020年4月8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二、凤阳商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詹长彩赔偿利息损失（以48000元自2020年4月8日至2020年4月15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三、驳回詹长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凤阳商行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2760元（其中受理费1900元，财产保全费860元），由詹长彩负担2710元，凤阳商行负担50元。上述诉讼费2760元已由詹长彩预交，詹长彩同意由凤阳商行在履行判决义务时将应负担的诉讼费50元直接支付给詹长彩。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詹长彩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市海珠区洪源服装辅料行（以下简称洪源辅料行）营业执照，拟证明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的主体本是洪源辅料行，支付货款人是陈楚洪，凤阳商行退回货款也是转账给陈楚洪，詹长彩购买无纺布后均以洪源辅料行名义对外销售；2.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凤阳商行确认有无纺布现货5吨后，主动先签订合同再给詹长彩签名确认。经质证，凤阳商行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从签订合同到解除合同、退回款项，凤阳商行不知道陈楚洪和洪源辅料行的关系，詹长彩也未告知过其与洪源辅料行的关系；对证据2，关联性不认可。在疫情期间，所有的物资买卖都是支付货款才有可能取得物资。当时是打全款后，才有交易的可能，并非一定能交易成功。凤阳商行作为中间商，本身不是生产厂家，所以只能找厂家要货。微信聊天记录中所显示的合同的交易日期都是收定金之日起3天起算，具体能交货日期都是待定的。二审查明以下事实：2020年4月8日,詹长彩与付江彪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为：案涉合同载明的交货时间为收定金之日起3天算起。庭询中，凤阳商行确认交货时间定的就是3天时间。詹长彩主张凤阳商行承诺有现货的情况下才签订合同，提供了其与付江彪的微信聊天记录。现摘抄如下：2020年4月10日，詹长彩：合同签175/25/白5吨中午打款，你落实货几号能到？付江彪：我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切的，没有切的有多少吨然后再跟你说，你再签再帮你切。詹长彩：好的好的。詹长彩为证明其损失，提供了洪源辅料行与供方“汕头市鸿欣无纺布”于2020年4月16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其表示，本案买卖合同主体应该是洪源辅料行，而詹长彩只是代表该辅料行来签约。辅料行的投资人为陈楚洪，且案涉款项系陈楚洪转账给付江彪，此后无纺布的销售合同亦是以洪源辅料行的名义销售给其他客户。且表示，其与陈楚洪系合伙人。对此，其仅仅提交了一份洪源辅料行的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该信息只能显示出洪源辅料行为陈楚洪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但无法证实詹长彩与陈楚洪、洪源辅料行存在关联。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凤阳商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凤阳商行是否适用不可抗力；（三）詹长彩的损失如何认定。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双方约定交货时间为3天，即2020年4月11日前交货，但凤阳商行仅仅交付3吨货物，剩余1吨未能供货，已构成违约。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凤阳商行主张，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如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引起没货的情况下，供方应退回需方有汇款记录的全部金额。其未能供货系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故仅需退回已收货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合同签订时，疫情已经发生，并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因素。其次，凤阳商行亦未提供证据证实，系因疫情引发的不可抗力事件与合同无法履行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凤阳商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因詹长彩主张其存在损失，仅仅提供的是洪源辅料行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拟证明洪源辅料行存在损失，但洪源辅料行并非案涉合同关系主体，虽然詹长彩主张其与洪源辅料行的投资者陈楚洪系合伙关系，却未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詹长彩提出所谓“洪源辅料行”的相关损失与本案无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詹长彩作为商事主体，其订购疫情物资的合同目的显然非其自用，按常理可知，就是为了获得转售差价利润。而众所周知，疫情发生于2020年1月，防控疫情物资在2020年上半年价格持续上涨。如果凤阳商行能够如约履行，詹长彩即可获得一定的市场利润差；反之，卖方违约拒不履行，则有可能据此违约行为而获得市场利润差。尽管詹长彩未能举证证实凤阳商行的违约行为实际上获得了利益，但从合同的稳定性的角度，对凤阳商行无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而违约不履行，理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损失。当然，考虑到涉案标的物属于防疫物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不具备自主生产能力的中间商参与市场交易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防疫物资市场价格的平稳，故从疫情防控的角度考虑，对案涉交易行为并不提倡和鼓励。因此，综合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过错程度以及疫情防控的特殊性，根据公平原则，本院酌定凤阳商行赔偿詹长彩损失5000元。综上所述，詹长彩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06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06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06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凤阳佳尼弗纺织品商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詹长彩赔偿损失5000元；四、驳回上诉人詹长彩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2760元（其中受理费1900元，财产保全费860元），由上诉人詹长彩负担2596元，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凤阳佳尼弗纺织品商行负担1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75元,由上诉人詹长彩负担1365元，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凤阳佳尼弗纺织品商行负担1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成宇珑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