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8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金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洛溪村北环路自编****。法定代表人：何利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路，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红梅，女，197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贤，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五湖四海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北环路**首层部分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何利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权，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广州金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红梅及原审被告广州市五湖四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湖四海集团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6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路、被上诉人朱红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贤、原审被告五湖四海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金谷公司向朱红梅支付租金12726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与一审判决计算方式一致，但第一期应改为以2248元为计算基数），并驳回朱红梅要求五湖四海集团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朱红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签订委托经营合同后，金谷公司因经营管理需要，将多铺打通由案外人曹琳承租作为教育培训机构使用。由于涉案商铺面积小，现已无法确定具体位置，且现承租人为教育培训机构，学员众多，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将会影响现承租人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导致租户、学员恐慌，产生重大维稳事件。（二）一审判决对金谷公司应支付的租金数额认定有误。双方2016年1月签订《广州金谷·生活馆54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商铺委托经营合同》），形成委托经营关系。金谷公司因资金问题无法按时支付委托经营收益，但一审法院对金谷公司2020年1月支付的2000元的抵销对象认定错误。金谷公司依约支付委托经营收益均采取转账形式且备注为租金，金谷公司于2020年1月分四笔向朱红梅支付委托经营收益2000元，对此朱红梅于一审中予以认可。该2000元应认定为委托经营收益，而非违约金。（三）一审判决五湖四海集团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合理。朱红梅与五湖四海集团公司是租赁关系，二者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权利义务。双方的委托经营合同并未约定五湖四海集团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五湖四海集团公司虽是金谷公司的股东，但两公司的财产和工作人员均是独立的，不能因为五湖四海集团公司是金谷公司的股东，就应对金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使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也应当在金谷公司无法用自身财产偿还债务后，由五湖四海集团公司在其出资份额内承担连带责任。朱红梅辩称，（一）关于解除合同的问题。根据金谷公司的陈述，金谷公司将商铺出租给了他人使用，并收取了租金，却不向朱红梅支付收益，存在主观恶意。据了解，金谷公司区别对待各租户，已经向部分租户支付了收益。解除合同是基于双方之间的约定。合同解除之后，可能会影响正常履行，完全是咎由自取。（二）关于租金数额的问题。因金谷公司长期拖欠收益未支付，当时很多租户不满意，要求解除合同，金谷公司为了安抚各租户，故额外支付了2000元违约金，这2000元根本就不是租金。（三）关于连带责任的问题。一审庭审中，五湖四海集团公司的代理人明确说，五湖四海集团公司把金谷公司收取的租金全部套走了，导致金谷公司成了空壳。一审判决五湖四海集团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四）涉案商铺目前依然由金谷公司继续使用，朱红梅保留在案件生效后，继续追讨占用期间的使用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五湖四海集团公司述称，同意金谷公司的上诉请求。朱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自2020年4月30日起解除朱红梅和金谷公司之间签署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2.金谷公司和五湖四海集团公司连带向朱红梅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之间的委托经营收益16142元及违约金（自逾期之日起按照万分之五计算至付清之日）；3.金谷公司、五湖四海集团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5000元；4.本案受理费由金谷公司、五湖四海集团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朱红梅与五湖四海集团公司签订《广州金谷·生活馆54商铺和场地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商铺租赁和使用合同》），约定由五湖四海集团公司将位于番禺区东××单元的商铺及场地（以下简称涉案商铺）出租给朱红梅经营使用，期限为20年，租金总额169933元，一次性支付，租赁期限自2016年3月1日起算。该合同第四条“租赁物用途”约定：“乙方（指朱红梅，下同）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止将该租赁物委托给广州金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方”）进行经营管理，其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双方订立的《广州金谷生活馆54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的内容为准。委托经营管理期满后，若乙方继续委托受托方进行经营的，其合作条件由双方另行协商。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间，受托方自行对该租赁物进行装修。”同日，朱红梅作为合同乙方，金谷公司作为合同甲方，双方签订《商铺委托经营合同》，其中主要约定：乙方将依据上述《商铺租赁和使用合同》取得的涉案商铺的经营使用权交由甲方经营、管理和使用，委托经营期限6年，从2016年3月1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止；委托经营期内该物业的使用功能、使用方式、经营业态、经营管理均由甲方自行决定，该物业的综合服务费、水电费等由甲方自行承担；委托经营期内，乙方不参与甲方的经营管理事务，甲方承诺以合法经营的方式，保障乙方能按以下约定标准收取委托经营收益：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甲方按每月1133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经营收益；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甲方按每月1416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经营收益；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甲方按每月1699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经营收益；2021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甲方按每月1983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经营收益；在委托经营期内，乙方同意甲方对该物业进行统一的商业经营，委托经营期内该物业的经营收入扣除支付乙方经营收益后的差额由甲方享有，经营风险由甲方承担，管理公司所收取的综合服务费、水电费等由甲方负责；上述约定的经营收益由甲方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应当在每个季度第三个月的20至30号内将上述经营收益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略）；甲方逾期支付经营收益的，自逾期之日始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逾期支付超过6个月的，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收回该物业自主经营；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方及出租方各执一份。上述合同签订后，涉案商铺已交由金谷公司占有，金谷公司将与本案相类似的商铺进行拆并后，进行经营使用。2019年6月之前，金谷公司均能按约支付经营收益，自2019年7月开始，金谷公司拖欠支付经营收益，期间仅向朱红梅支付过2000元违约金。朱红梅于2020年4月诉至一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请。另查明，五湖四海集团公司是金谷公司的唯一股东。一审法院认为，从《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约定的内容及一审法院查明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朱红梅的合同权利义务是提供涉案商铺给金谷公司经营使用，收取合同约定的固定的所谓经营收益。而金谷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则是接收朱红梅交付的涉案商铺经营使用，依约向朱红梅支付金额相对固定的经营收益。金谷公司在经营涉案商铺时，其具体经营项目、经营方式等等重要的经营情况均自行决定，只要合法经营，朱红梅不得干预。金谷公司经营期间无论盈亏，其经营收益均由其独自享有，亏损也由其自行承担，且无论盈亏，均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向朱红梅支付一定数额的经营收益。通观上述情况，朱红梅与金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基本特征，即朱红梅提供商铺给金谷公司使用，而金谷公司依约向朱红梅支付的固定的对价，虽名为“经营收益”，实际为商铺租金。所以，本案属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双方的租赁关系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朱红梅已按约定将涉案商铺交付给金谷公司使用，金谷公司应按约定向朱红梅支付租金。根据《商铺委托经营合同》，金谷公司应当在每个季度第三个月的20至30号支付。截至朱红梅起诉时，金谷公司尚拖欠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租金14726元（1416元/月×8个月+1699元/月×2个月），应付清给朱红梅，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标准应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分别以4248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日起，以4248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日起，以4531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1日起，以1699元为基数从2020年7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并扣除金谷公司已支付的违约金2000元。双方未约定律师费的负担问题，朱红梅要求金谷公司负担其本案律师费5000元，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约定金谷公司逾期支付经营收益六个月的，朱红梅有权解除合同。庭审中朱红梅、金谷公司、五湖四海集团公司也同意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判决予以解除。五湖四海集团公司是金谷公司的唯一股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金谷公司，应对金谷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朱红梅与金谷公司于2016年1月签订的《广州金谷·生活馆54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二、金谷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朱红梅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租金14726元，并支付违约金（分别以4248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日起，以4248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日起，以4531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1日起，以1699元为基数从2020年7月1日起，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至实际清偿之日；并扣除金谷公司已支付的违约金2000元）；三、五湖四海集团公司对上述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朱红梅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88元，由朱红梅负担108元、金谷公司、五湖四海公司连带负担1080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金谷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网上银行流水打印件，显示朱红梅于2020年1月9日、1月10日、1月17日、1月21日分别收到500元，合计2000元，款项性质为租金。经质证，朱红梅意见如下：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没有原件可供核对。当时金谷公司分四笔向所有租户支付了2000元作为补偿。五湖四海集团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审庭审笔录显示，一审经办法官询问金谷公司对朱红梅关于解除委托管理合同这一诉讼请求的意见，金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合同。另外，金谷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答辩称2019年7月1日之后有支付过2000元收益以及一笔违约金（具体数额不清楚），也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朱红梅对此回应称，金谷公司的确支付过2000元，但不是经营收益，而是因为金谷公司长期拖欠经营收益，租户不同意再委托金谷公司经营管理，金谷公司为了让各方同意继续委托其经营，故每人支付了2000元作为补偿。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朱红梅要求解除涉案合同，并要求金谷公司和五湖四海集团公司连带支付租金和违约金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根据《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的约定，金谷公司应每三个月支付一次经营收益，如逾期支付超过六个月的，则朱红梅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现金谷公司自2019年7月开始便停止支付经营收益，至本案一审起诉之日2020年4月27日，早已超过了六个月，故朱红梅有权选择解除合同。一审庭审中，金谷公司也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合同，现金谷公司又以解除合同可能造成重大经济和社会影响为由，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显然有违诚信，也缺乏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金谷公司在一审中称向朱红梅等人支付了2000元收益和一笔违约金，但不清楚具体数额。朱红梅则认可收到过金谷公司支付的2000元，但属于对违约行为的补偿。由于金谷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表示无证据证明款项支付情况，一审法院结合金谷公司违约的事实，根据朱红梅的自认，将该2000元优先用于抵扣迟延支付收益的违约金。二审中，金谷公司虽然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个人网上银行流水打印件，拟证明该2000元的性质，但无原件可供核对，且将款项备注为租金系金谷公司的单方行为。鉴于金谷公司自认曾支付过违约金，而涉案2000元的支付方式和时间与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方式和时间并不相符。因此，本院对一审判决关于该2000元款项性质的认定予以维持，该笔2000元应用于抵扣违约金。五湖四海集团公司作为金谷公司的唯一股东，未能提供年度审计报告等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金谷公司，故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对金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之后，五湖四海集团公司也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了一审处理结果。综上所述，金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8元，由上诉人广州金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