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87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光权，男，197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刘国军，贵州恒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泽洪，男，1979年6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正荣。上诉人刘光权因与被上诉人刘泽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1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光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明上诉人遭受胁迫参与调解的事实，也未充分审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且涉案的《调解协议》依法应属无效。1、案件事实：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之妻李贵娥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并开房在一起居住。2016年3月，当上诉人再次与李贵娥在贵阳开房时，被上诉人发现后纠集多人对上诉人实施了严重的人身伤害行为，包括侮辱与殴打（有大方县人民医院的病案与疾病证明书佐证），导致上诉人于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27日在大方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调解时间是2016年3月26日）。在住院期间，上诉人仍然遭受被上诉人及其亲属的威胁与辱骂，并强迫上诉人在住院期间仍参与其调解，无奈之下，上诉人为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在未出院的情况下不得已于2016年3月26日被迫参与了调解，期间，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损失的证据或票据。后经大方县沙厂彝族乡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了《调解协议》，约定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经济损失80000元，其后，因该协议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上诉人拒绝履行。从上诉人住院期间仍然参与调解的常理分析说明，上诉人必然是遭受到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才被迫参与调解，也是显而易见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该《调解协议》应当予以撤销。2、该《调解协议》属无效，应当予以确认。本案《调解协议》所保护的内容（法律关系）违法。该协议旨在弥补被上诉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但根据庭审过程来看，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应的关于经济损失的证据，包括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进行调解时，也未核实相关证据，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并不实际存在。所以，该《调解协议》达成的支付经济损失80000元的内容违法，也没有存在的事实基础。此外，该经济损失的产生来源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不应当由法律参与处理。假设该《调解协议》合法，那就等于法律保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妻子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使其“合法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原则。且该《调解协议》的履行损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利，侵害了案外人杨章秀的财产所有权，这也是不公平的。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涉案的《调解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且自始无效，上诉人不应承担支付义务。二、被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调解协议》于2016年3月26日形成，约定履行义务的时间为2016年4月27日前，依照当时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至2018年4月26日，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因被上诉人未主张权利已经丧失了法律的保护。即使依照现行《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至2019年4月26日，诉讼时效期间三年也已经届满，因被上诉人起诉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20年3月17日，已经超过了三年的时效规定。虽然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因此事提起过诉讼，但并非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而是上诉人为了维权而提起的诉讼，并不能导致被上诉人诉讼时效中断，所以，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已经超过了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其主张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做出公正的裁决。被上诉人刘泽洪辩称，一、案涉《调解协议》有效，上诉人必须履行义务，一审判决是合法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完全查明了调解的事实，已充分审查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诉人依法应履行该协议规定的义务。案件事实：上诉人将被上诉人之妻李贵娥带起外出后给被上诉人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是上诉人的过错造成的，必须由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说被上诉人纠集多人实施严重的人身伤害，根本没有此事，上诉人的医院证明通过一审二审再审都不能认定，这完全证明了上诉人搞的是假证。上诉人说调解时他在住院，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下进行的，上诉人说被强迫参与调解，这就是谎话假话。当时被上诉人将所受经济损失的所有依据交给调解委员会，上诉人在场看过当时找李贵娥共花去现金125000元，经过调解委员会反复做工作，最后上诉人同被上诉人自愿达成协议，上诉人自愿承担80000元，上诉人及其妻杨章秀在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该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必须依法履行义务。二、被上诉人的主张是依法有效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是依法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判决是公正的。《调解协议》于2016年3月26日形成，上诉人自己约定2016年4月27日履行协议义务，时间到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撤销《调解协议》，一审、二审、再审都维持调解协议合法有效，该案一直在追诉中，不存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被上诉人的主张合法，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请求，依法维持一审法院的合法判决。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黔0521民初0290号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求，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5民终3346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依法作出裁定，对刘光权提出的再审请求予以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证据在一审庭审时全部提交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错误，请中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审原告刘泽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刘光权履行大方县沙厂乡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支付刘泽洪经济损失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泽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光权与刘泽洪之妻李贵娥发生婚外情，2016年3月14日，刘光权与李贵娥一同外出，刘泽洪发现李贵娥外出后，遂请人帮忙寻找。2016年3月23日，刘泽洪与刘宇等人在贵阳万盟客悦旅馆找到被告刘光权和李贵娥后将二人带回沙厂乡。3月26日，经纱厂派出所和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内容为，甲方：刘光权，汉族，现年43岁，家庭住址：沙厂乡骂陇村偏岩组，现住沙厂乡××××组竹戛观景台处。乙方：刘泽洪，男，汉族，现年37岁，家庭住址：沙厂乡××组，现住沙厂乡××××组竹戛大水井处。协议内容：甲方于2016年3月14日晚将乙方之妻李贵娥私自带走后，乙方四处找人寻找，于2016年3月23日在贵阳万盟客悦旅馆将甲方于李贵娥抓获，引起纠纷，经沙厂乡派出所与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得出如下协议：一、乙方在寻找李贵娥的过程中用费125000.00元。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愿意补偿乙方损失80000.00元（大写：捌万元整），定于2016年4月27日之前付清。三、通过协议后，甲乙双方对此事继（既）往不究。四、以上协议是双方共同协议达成，今后双方不能再用任何借口干涉和反悔，如哪一方有违，造成后果责任自负。五、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营华村调解委员会和沙厂乡派出所各备案一份。本协议从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将生法律效力。调解协议由刘光权、刘泽洪签字，刘光权之妻杨章秀及刘先友、刘泽焕以在场人身份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调解协议加盖大方县沙场彝族乡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村委会主任赵永泰、副主任高超、刘锋亦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当日，刘光权向刘泽洪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到沙厂乡××组刘泽洪找其妻子李贵娥的经济损失费80000.00元，大写捌万元整。定期于2016年4月27日以前全部付清。到期不付用本人房子抵押。欠款人：刘光权。后刘光权未履行义务，并于2016年5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案件发回重审后，刘光权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撤销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了（2017）黔0521民初209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刘光权的诉讼请求，刘光权不服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了（2017）黔05民终3346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决。后刘泽洪于2019年7月30日起诉刘光权要求给付款项，于2019年10月23日撤回了起诉。刘光权不服（2017）黔05民终3346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黔民申4376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刘光权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刘光权与刘泽洪之妻李贵娥发生婚外情，并一同外出达十天之久，是对自己家庭的不负责任，给两个家庭都造成了伤害，二人的行为，有悖社会道德和善良风俗，过错责任在被告刘光权和李贵娥，作为丈夫的刘泽洪在妻子李贵娥外出后积极寻找，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团结和稳定，不存在过错。在刘泽洪寻找李贵娥期间，客观上耗费了人力、物力，给刘泽洪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在刘光权与李贵娥被寻找到后，刘光权与刘泽洪就寻找李贵娥一事，经大方县沙厂乡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由刘光权补偿刘泽洪80000.00元的协议，协议的内容应当视为刘光权以金钱给付的方式给予刘泽洪经济损失的补偿。刘光权主张《调解协议》无效，但本案案涉《调解协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对刘光权主张《调解协议》无效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刘光权、刘泽洪产生纠纷后，双方均因此事到法院提起过诉讼，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的规定，刘光权应当按照人民调解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故刘泽洪请求判决刘光权履行调解协议支付给刘泽洪经济损失8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刘光权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泽洪款项80000.00元。案件受理费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900.00元，由刘光权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无新的事实，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应围绕上诉人刘光权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无异议和未提出上诉的部分，本院不予审理。关于上诉人刘光权认为案涉《调解协议》应予撤销或应被确认无效的上诉理由，经查，案涉《调解协议》签订后，刘光权便以该《调解协议》无效为由于2016年5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调解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刘泽洪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作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重审中，刘光权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撤销该《调解协议》，一审法院审理后，以刘光权请求撤销该《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为判决驳回了刘光权的诉讼请求。刘光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黔05民终3346号民事判决，明确认定案涉《调解协议》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的可变更或撤销调解协议的法定事由，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以刘光权主张撤销案涉《调解协议》和请求确认案涉《调解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为由判决驳回了刘光权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之后，刘光权仍不服本院（2017）黔05民终3346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黔民申4376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刘光权的再审申请。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案涉《调解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或无效情形的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无需当事人再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驳回刘光权认为案涉《调解协议》无效的诉讼主张，并判决刘光权按照该《调解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并无不当。上诉人刘光权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刘光权认为被上诉人刘泽洪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经查，案涉《调解协议》签订后，从2016年5月17日刘光权提起诉讼之日至2019年12月2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刘光权再审申请之日，上诉人刘光权一直以案涉《调解协议》应予撤销或被确认无效为由通过一审、二审、再审进行诉讼，被上诉人刘泽洪也一直作为案件当事人被通知参加诉讼，并对案涉《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提出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六）项：“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六）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被通知参加诉讼。”之规定，应当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因刘光权提起的上述诉讼，刘泽洪参加诉讼而发生中断。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刘泽洪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刘光权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光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00元，由上诉人刘光权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世军审 判 员 徐 洪审 判 员 刘光全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张园园书 记 员 谢贤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