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13865号原告：李铁军，男，197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何斌，江苏晟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长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金税大厦内（扬子江化工园区青海路**）。法定代表人：顾仁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科颖，该公司员工。原告李铁军与被告江苏长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顺集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铁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何斌、被告长顺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科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的李铁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2019年度年终奖260150元、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93380.41元、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9037.24元。事实与理由：原告2019年4月8日入职被告处，任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副总裁，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年4月8日至2024年4月7日。双方约定原告转正后的税前薪资为104060元/月+房租补贴1200元/月；另特别约定了年终奖与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计算标准。原告在职期间兢兢业业，工作认真负责，但被告并未按约定支付原告2019年度年终奖。2020年5月15日原告从被告处离职。要求被告支付年终奖、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被告长顺集团公司辩称：双方于2020年5月15日签字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所有待遇均已结清，无任何争议。原告关于年终奖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年终奖是否发放、发放多少、发放对象等均系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被告有权根据经营效益、员工个人绩效等因素决定是否发放及如何发放。根据被告2019年度奖金分配方案，原告并未在分配对象之列。原告请求补足2019、2020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缺乏事实依据；原告离职前已全部休完年休假。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李铁军2019年4月8日入职长顺集团公司，担任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副总裁。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9年4月8日至2024年4月7日的劳动合同。长顺集团公司向李铁军发出的《录用通知书》载明，李铁军工作岗位为HRVP，试用期六个月，试用期税前薪资为104060元/月+房租补贴1200元/月，转正后税前薪资为104060元/月+房租补贴1200元/月；同时载明“2019年的年终奖按照104060元基数结算，以后按照公司标准执行，……年休假15天/年，按照实际出勤折算，……工资及社保公积金在上海发放，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均由自己承担”。2020年5月15日，长顺集团公司向李铁军出具《劳动合同终某,4》（以下简称《终某,4》）：“现该员工因其个人原因提出离职申请，我公司经慎重考虑，准予其离职，双方已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问题及结论达成一致意见，不再有任何需要向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申请处理的争议和纠纷。至2020年5月15日，李铁军已完成离职交接工作。其最后工作日为2020年5月15日”。李铁军在落款处签字确认“本人于2020年5月15日收到江苏长顺集团有限公司发出的《劳动合同终某,4》一份，且本人在签收时已明确知悉且理解该证明的所有内容，现予以确认”。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个人参保证明》载明李铁军自1996年3月1日至2014年12月缴纳社会保险。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参保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载明康得新光学膜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为李铁军缴纳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社会保险、上海金智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为李铁军缴纳2019年5月至2020年3月社会保险。李铁军向张家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仲裁请求同本案诉讼请求。2020年10月26日仲裁委员会裁决对李铁军的全部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李铁军向本院提起诉讼。双方对《终某,4》的范围及其效力存在争议。长顺集团公司主张：（一）李铁军不应获得2019年度年终奖。证据如下：1、2020年1月21日李铁军签字的《江苏长顺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度奖金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中，不包括李铁军、张良华、史军、张秀芬等高级管理人员；2、2020年1月22日顾仁发向张良华发送微信：“集团高层由于2019年没有清晰的KPR指标，顾仁发、张秀芬、史军、李铁军没有年终奖励金，请你谅解”；3、张良华出庭作证。其陈述其为长顺集团公司副总，与李铁军平级；公司年终奖是根据业绩确定的，其之前每年能发到几十万元年终奖，2020年春节前只收到两三万元，且不清楚是之前未足额支付的工资、绩效奖还是年终奖；老板曾在会议上说过2019年高层没有年终奖，但没有形成决议。（二）李铁军年休假已全部休完，长顺集团公司按年休假待遇正常支付李铁军休息期间的工资，李铁军不应再获得未休年休假工资。长顺集团公司陈述李铁军于2019年6月份休假0.5天、2019年9月份休假0.5天、2019年11月份休假2天、2020年1月份休假2.5天，2020年4月份休假2天，2020年5月份休假2天；2020年1月22日至1月31日长顺集团公司春节放假，其中超过7天的时间，长顺集团公司经征求工会意见，优先使用2019、2020年年休假；2020年2月2日至9日疫情期间5个工作日李铁军未提供劳动，按规定此期间为年休假。长顺集团公司提交了考勤表、《春节放假通知》以及工会同意放假天数超过国务院规定天数部分优先使用2019年、2020年年休假的回函。（三）《终某,4》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涵盖了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一切权利义务，包括李铁军的工资、奖金以及年休假等。长顺集团公司申请证人项某,4出庭作证。项某,4在仲裁阶段陈述其为长顺集团公司人事专员，是李铁军的下属；李铁军向长顺集团公司董事长提出离职，由证人负责办理离职手续，出具终止合同证明并盖章。《终某,4》是长顺集团公司的固定版本，如果劳动者不签字，就拿不到离职证明；李铁军的《终某,4》是在5月13日签字的，当时李铁军提出其中有一段话会影响到他到下一个单位工作，希望证人把这段话删除；鉴于李铁军当时还是证人的领导，证人就向李铁军提供了其要求的终某,4；李铁军离职时客客气气的，没有任何异常情况。本院庭审中证人陈述长顺集团公司电脑中保存《终某,4》的模板，如果劳动者有特殊要求也可以协商修改。李铁军在签署前述《终某,4》后又找到证人，称其需要将《终某,4》给新的单位看，所以希望能把“双方已经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问题及结论达成一致意见，不再有任何须向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申请处理的争议和纠纷”这段话删掉。证人在征求了公司法务意见之后，在交给李铁军的《终某,4》中将前述内容删除。之前公司高管陈向辉不同意在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终某,4模板上签字，并将其意见都写在了回执上，后来长顺集团公司也给陈向辉开具了离职证明，另外一位高管李冰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向公司提出年休假等待遇，公司与其进行协商，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李铁军走的时候客客气气，什么都没有提；证人不清楚李铁军在离职之前有没有与长顺集团公司协商过年终奖或年休假工资。李铁军主张如下：关于年终奖。李铁军对长顺集团公司提交的《分配方案》、顾仁法向张良华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李铁军并未明确放弃年终奖；《分配方案》中之所以没有李铁军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是因为长顺集团公司表示高管的年终奖暂缓发放，先发放普通员工年终奖；张良华的证词证实长顺集团公司有发放年终奖的惯例，长顺集团公司董事长仅向证人表示不发2019年年终奖，但证人也证实其领取过2019年部分年终奖。长顺集团公司应当依据《录用通知书》向李铁军发放2019年年终奖，且2020年2月李铁军就年终奖与长顺集团公司谈过，但长顺集团公司未明确答复。关于年休假。李铁军认可其2019年已休年休假3天，2020年已休年休假2天，现共有11天年休假未休。年休假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不能由用人单位单方确定。李铁军未在2020年1月考勤表上签字，当月1月21日起长顺集团公司放年假，不能视为李铁军在休年休假；2020年2月疫情期间李铁军虽未出勤，但考勤卡中显示的是李铁军正常休息而非休年休假；2020年5月考勤记录李铁军亦未签字。关于《终某,4》。李铁军陈述其职务为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副总裁，具体负责管理集团和下属分公司的人力资源工作，对直接下属进行绩效指标下达和评估，配合集团总裁逐步推动人力资源相关工作的开展与提升等。与离职员工签署终某,4由人力专员负责，不在李铁军处理范围内。李铁军虽为硕士学历，但并不精通法律，不理解《终某,4》条款中所包含的法律含义，长顺集团公司也未向其进行解释；鉴于《终某,4》并未明确说明已包括年终奖、未休年休假工资，且为长顺集团公司提供的固定版本、格式条款，故应理解为《终某,4》并未涵盖李铁军主张的年终奖、未休年休假工资。如果包括该两笔款项，则《终某,4》免除用人单位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该协议无效。本院认为，《终某,4》虽然未明确载明所涉劳动者权利事项，但按照字面意思，只能解释为双方在签字时即确认之后再无任何纠葛。李铁军要求项某,4在交给其的《终某,4》中删除部分内容的行为证实李铁军并非盲目签字，而是对《终某,4》的内容进行了仔细审阅；作为具有硕士学历的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副总裁，李铁军不可能连一份《终某,4》都无法正确理解。因此，本院认定《终某,4》涵盖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全部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终某,4》为当事人自行签订，李铁军如对《终某,4》有任何异议，完全可以拒绝签字，即便长顺集团公司因此不向其出具离职证明，按照李铁军所任职务应具备的基本法律知识，其也必然知晓其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等程序寻求权利救济。因此，李铁军的签字并非源于长顺集团公司的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长顺集团公司的确未向李铁军支付2019年年终奖及李铁军在本案中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但首先，双方在本案中对长顺集团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该款两笔费用存在争议，长顺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证实其曾决定不向李铁军等高管支付年终奖，而李铁军在签署《终某,4》之前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事实；其次，法律并不禁止权利人放弃权利。该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综上，李铁军签字确认《终某,4》，证实其已认可无权再向长顺集团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铁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张知悦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钱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