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8民终2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湖兴盛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金湖县涂沟工业集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31551155471X。法定代表人：卞爱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江苏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石明，男，1968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金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向阳，金湖县建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卞爱东，男，196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金湖县。原审被告：招秀灿，男，196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金湖县。上诉人金湖县兴盛木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兴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石明、原审被告卞爱东、原审被告招秀灿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金湖县人民法院（2020）苏0831民初1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兴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兴盛公司与招秀灿合伙经营太仓另工点期间的工资已经全部支付，不拖欠徐石明的工资。2、本案中徐石明向一审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与（2019）苏0831民初402号案件中其作为被告时抗辩的事实和理由以及提供的证据是相同的，均围绕的是2014年12月12日欠条所指向的款项是否属于劳动报酬，而已生效的一审法院（2019）苏0831民初402号调解书确认该欠条所指向的款项系徐石明与其妻鲜启梅向卞爱东的借款，该欠条与本案所诉的劳动报酬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一审对此再行审查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请求二审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徐石明答辩称，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兴盛公司与招秀灿在太仓合伙经营，且徐石明是其工人的事实。同时一审（2019）苏0831民初402号案件中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明徐石明在达成调解协议后所主张的32000元与2014年12月12日出具的32000元欠条以及针对该欠条所达成的调解协议，该两笔32000元就不存在同一事实的说法。综上，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作出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卞爱东辩称，认可兴盛公司的上诉主张及理由，一审所作判决错误，应当驳回徐石明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招秀灿未作答辩。徐石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给付劳动报酬32000元，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2014年12月12日，原告徐石明向被告卞爱东出具欠条一份，注明：欠到卞总人民币三万两千元（招秀灿转据），后卞爱东于2019年1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徐石明及其配偶鲜启梅偿还借款32000元及相应利息，后一审法院（2019）苏0831民初402号案件经开庭审理后调解结案，调解书内容为（1.被告徐石明、鲜启梅欠原告卞爱东借款32000元，分以下期限偿还：2019年6月30日前偿还16000元；2019年11月30日前偿还16000元；2.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3.如被告有一期未能按期足额偿还上述款项，原告有权就剩余未偿还款项随时申请强制执行，并要求被告承担从2019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在上述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徐石明即抗辩案涉欠条中所载明的32000元系其与其他工友在卞爱东与招秀灿合伙开办的太仓加工点务工的劳动报酬，并申请了工友出庭作证，且招秀灿出具了书面的证明，证明上述款项确系工人工资并描述了形成的具体经过；2、2019年10月18日原告徐石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案三被告连带给付劳动报酬32000元，民事起诉状中明确提及：原告在被告卞爱东处领过32000元并出具了欠条一份，但卞爱东不认可该款系支付工资并向法院起诉索要上述32000元，后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分期归还上述32000元。如此一来32000元劳动报酬便无着落，遂提起诉讼；3、2014年12月12日徐石明出具欠条时实际并未从卞爱东处领取32000元款项，上述32000元款项系之前所领取，后应卞爱东要求出具了条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原告徐石明是否有权主张工人劳动报酬32000元；二、哪几个被告应承担给付上述32000元劳动报酬的法律责任。首先，经调阅（2019）苏0831民初402号民事案件卷宗，徐石明在该案中早已抗辩欠条中载明的32000元系工人工资，且申请了工友华某,4到庭作证，证人陈述了徐石明领取32000元款项是为了发放工人工资并陈述了领取上述32000元款项时的地点、经过，并强调自己是陪同徐石明前去领取并亲眼所见，该证人证言虽系孤证，但应与其他书证相结合从而判断是否陈述属实。2019年2月15日与兴盛公司合伙经营的招秀灿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徐石明领取的32000元款项确系工人劳动报酬，因自己出差在外便电话与卞爱东联系给付事宜，2014年12月12日的条据应在合伙事务中做工资表予以入账处理，但后来未及时处理，而2019年3月25日一审法院与招秀灿谈话时其相关陈述又实际上否定了自己2019年2月1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对此应综合判断。一审法院认为，招秀灿2019年2月1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符合客观事实，而2019年3月25日的陈述不符合客观实际。理由如下：首先，2019年3月25日招秀灿出具给徐石明的另一份证明中明确承认其2013年与卞爱东合作时尾欠徐石明工人劳动报酬32000元，且该证明有其他两名工友署名证明；（2019）苏0831民初2899号民事案件第二次开庭笔录第4页正数第13行、14行中审判员问招秀灿：3.2万到底是什么钱？招秀灿回答：是厂里面付给原告的工资；第二次开庭笔录第6页正数第10行至13行审判员问：到底是哪个时间段欠的钱？招秀灿回答：2013年我在太仓负责，在7月31日之前将包装箱边板购买和加工包给原告，一直到三方协议订立以后就没有包给他了，这个3.2万元的工资是7月31日之前的钱。综合2019年3月25日招秀灿出具给徐石明的证明及（2019）苏0831民初2899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中招秀灿的陈述可以认定2013年7月31日前徐石明的确曾带领数名工人在卞爱东与招秀灿合作的太仓包装箱加工点提供劳务，且2013年7月31日前确尾欠徐石明劳动报酬32000元。在此前提下，徐石明在卞爱东与招秀灿尾欠其32000元劳动报酬的情况下不追索上述32000元劳动报酬而转而向卞爱东借款32000元的可能性极小，故2019年3月25日招秀灿在一审法院谈话时的相关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2019年1月29日卞爱东诉徐石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的民事诉状中卞爱东的自认和2014年12月12日签订的《机械租赁协议》等均可以证明2014年12月12日徐石明向卞爱东租赁机械属实，而徐石明出具的案涉欠条形成日期亦为2014年12月12日，这点到庭的两被告均予以认可。结合开庭笔录第7页倒数第10行至倒数第2行原告方的陈述和到庭的两被告对上述陈述予以认可的基本事实，并结合证人华某,4关于领款地点（在唐港）的陈述，可以认定32000元系在2014年春节前由徐石明在卞爱东唐港办公室领取，而案涉欠条是2014年12月12日徐石明租赁卞爱东机械时应其要求而出具，以便其与被告招秀灿结算。综上，可以认定2014年12月12日条据中所载明的32000元款项实际上即为工人工资,而（2019）苏0831民初402号民事案件中因卞爱东与徐石明对上述案件涉及的32000元款项各执一词，且当时徐石明据以支撑己方抗辩的证据不充分，后经该案承办法官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徐石明及其配偶鲜启梅分期偿还卞爱东所谓的借款32000元及利息，结果导致本案原告徐石明在民事起诉状中所陈述“32000元劳动报酬便无着落，遂提起诉讼”的结果出现，既然卞爱东已就2014年12月12日欠条载明的32000元金额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了诉讼，而徐石明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经调解认可该32000元系其向卞爱东的借款并已与卞爱东达成调解协议，则徐石明就32000元劳动报酬自然可以追索。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从2013年8月16日“三方协议”内容可以推断出在2013年7月31日前，系被告兴盛公司与被告招秀灿合伙经营太仓加工点，这点从2013年8月17日上述两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亦可以得到佐证。故被告兴盛公司与被告招秀灿应给付原告徐石明32000元的劳动报酬。被告招秀灿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可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兴盛公司、被告招秀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徐石明32000元的劳动报酬；二、驳回原告徐石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0元,由被告兴盛公司、被告招秀灿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兴盛公司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2013年8月17日协议书一份、2013年8月16日三方协议一份。证明上诉人与招秀灿之间的合伙关系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2、工资发放表两张、五月份工资表一份、6-7月份工资表一份。证明2013年3月徐石明的工资是2792元，4月份工资为3698元，5月份由徐石明带的工人工资总额是17955元，6、7两个月由徐石明带的工人工资总额是27386元。3、2013年7月31日、7月12日借条和领条各一份，其中2013年7月12日徐石明明确领到5月份工资17955元与上述提供的5月份工资总额完全一致。3、4月份是会计现金发放。2013年6、7月的工资是分批支付的，其中2013年6月10日付现金3410元，6月12日汇款5000元，6月15日会计付现金5000元，7月26日汇款2000元，7月29日汇款2000元，7月31日会计现金付2200元，8月10日会计现金付9776元。汇款的记录已经找到，但是现金给付的部分，因为时间较久，已经找不到了，只有流水。另外提供江苏农村商业银行卞爱东相应的银行流水，证明上述汇款行为（共三笔）。该银行流水还能反映在2014年8月23日、9月5日、9月18日分别汇款给徐石明1000元、5000元和30000元，该三笔都是借款，与上述劳动报酬无关。4、公司会计张泽富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在2013年3月底至7月由张泽富在太仓负责考勤发放工资，在8月10日前张泽富付清了所有工人的工资及费用。被上诉人徐石明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两份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上诉人与招秀灿在太仓加工点存在合伙经营的关系，同时可以证明从2013年7月31日以后上诉人是将包装箱生产组装业务承包给招秀灿经营，对外仍然是以上诉人名义对外经营。2、3月19日-4月1日的工资发放表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工资表只能反映徐石明的基本工资，并未反映出其计件工资，因为徐石明的工作量中还包括宗寿林、顾洪青等人的工作量，在该工资表中并没有上述俩人的工资报酬，如果三月份包含了上述俩人的工资，显然与事实不符。2013年4月10日-30日同前面的质证意见，没有计件工资部分。对5月份的工资表真实性无法认定，没有徐石明的签字，结合2013年7月12日的领条，该证据只是计算工资的结算表，并非是徐石明领取工资凭证，同时也不能反映徐石明已经领款17955元。对2013年7月12日领条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6-7月份的工资表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真实性无法认定，也没有领取工资的领条相佐证。2013年7月31日的借条2200元已经注明是购买边板，并不是徐石明领取的工资。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仍然需要上诉人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是用于发放工资，应当有工资表相佐证。关于银行流水中载明的2014年8月23日汇款1000元，9月5日汇款5000元，9月18日汇款3000元，上诉人在另案中陈述是向徐石明支付的工资，而并非是借款。3、张泽富的证明三性不予认可，证人要到庭接受质证。同时该证明不但证明了徐石明在上诉人和招秀灿合伙经营的太仓加工点上班，同时也证明7月底将包装箱生产加工业务转让给招秀灿，是与招秀灿结清了所有账目，未证明与徐石明结清账目。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兴盛公司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徐石明32000元的劳动报酬。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兴盛公司与原审被告招秀灿在太仓加工点合伙从事包装箱生产组装业务，被上诉人徐石明及其所带的人员一起在太仓加工点从事劳务，由徐石明出面与合伙体结算报酬。从作为合伙人之一的招秀灿向徐石明出具的证明看，招秀灿电话通知兴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卞爱东，让卞爱东向徐石明支付欠付的32000元劳务报酬，相关账目由他们俩人在合伙账中进行结算，虽然招秀灿在之后的诉讼中对其证明的事实予以否认，但从事情发生的过程看最起码可以证明合伙体欠付徐石明32000元劳务报酬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此所作认定正确，本院亦予以确认。由于卞爱东在实际向徐石明支付32000元后又要求徐石明向其出具欠条，且通过诉讼要求徐爱明归还该笔欠款，卞爱东已以其行为表明不同意以个人的名义为合伙体垫付该笔欠付的劳务报酬，故在这种情况下，因太仓加工点是上诉人兴盛公司所设立，而太仓加工点又是兴盛公司和招秀灿合伙经营，故徐石明的劳务报酬理应由全体合伙人兴盛公司和招秀灿共同承担，至于兴盛公司和招秀灿就该笔费用合伙内部如何结算与徐石明无关。兴盛公司上诉主张已付清徐石明的全部劳务报酬，并提供部分书证予以佐证。经审查，兴盛公司提供的书面证据没有徐石明的签字确认，也无报酬的计算明细，不能全面反映徐石明领取劳务报酬的情况，证明力低，不能对抗招秀灿所作的书面证词的效力，本院无法予以确认。另经审查，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对此一审判决说理详细，论证充分，本院不再赘述，亦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兴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600元，由上诉人金湖县兴盛木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坚审判员 蒋其举审判员 孙 艳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刘仕龙书记员史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