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81民初8136号 原告（反诉被告）：杨城义。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董炳宋、周建,上海兰迪（温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温州顺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詹瑞丰,浙江蓝汇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潘丽调。 被告（反诉原告）：谷武明。 以上两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少群、陈台富。 原告（反诉被告）杨城义与被告（反诉原告）温州顺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潘丽调、谷武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8月12日起诉，本院于同日适用简易程序立案后，因案情复杂，于2020年10月12日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10月29日、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杨城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炳宋、周建，被告（反诉原告）温州顺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瑞丰、被告（反诉原告）潘丽调、谷武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群、陈台富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杨城义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裁定冻结潘丽调名下的开户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莘支行6228××××7676账号内的存款292058元；裁定冻结了谷武明名下的支付宝账户1525××××6647内的存款100000元；裁定冻结了潘丽调名下的支付宝账户1358××××4772内的存款100000元。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城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杨城义与潘丽调于2020年（均指2020年，从略）6月17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生产线签厂合同》于7月9日已依法解除。2、判令潘丽调、谷武明返还杨城义货款492058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以492058元为基数，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3、判令顺通公司对上述第2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杨城义系民用口罩的采购商。潘丽调与谷武明系民用口罩的生产、销售商，系合伙关系，合伙后挂靠在被告（反诉原告）顺通公司名下进行生产经营。6月16日，杨城义因国内外客户经营所需，向国内采购一批民用口罩。鉴于国内对口罩的生产需要资质要求，且出口到国外在海关也需要有资质的公司进行报关并办理相关手续，因此，杨城义与潘丽调达成买卖民用口罩的合同，双方约定由杨城义向潘丽调支付货款购买口罩，潘丽调则以被挂靠单位顺通公司的名义进行生产，并以顺通公司的名义办理出口报关等相关手续。同日，杨城义向潘丽调支付预付货款10万元，约定次日签订书面的合同。鉴于当时全球疫情爆发较快，各地对口罩的需求暴增，因此，杨城义对民用口罩的生产工期、生产时间和供货数量要求比较高。为了保障买卖双方的利益，同时也为了约束潘丽调、谷武明能及时地为杨城义提供足额的优质货物，6月17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潘丽调签订了两份合同，分别为《产品购销合同》和《生产线签厂合同》。其中，《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杨城义向潘丽调、谷武明采购民用口罩数量1000万个，价款共计13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杨城义向潘丽调支付总金额的百分之五十的货款，供货后按每日的收货量支付百分之五十的货款。同时，合同第六条特别约定交货条件：签订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后，潘丽调、谷武明每天供给原告（反诉被告）口罩数量为50万到200万只，直至本合同确定的数量供给完毕止。其中，《生产线签厂合同》第一条约定，杨城义承包潘丽调、谷武明的生产线的承包期限为1年；如合同履行不满1年，签厂定金不予退还；第三条约定，合同签订之日，杨城义向潘丽调、谷武明支付100万元作为签厂定金，首付50万，剩余50万按每周10万的方式支付；定金在本合同履行完毕后可用于抵货款；第四条约定，合作过程中，潘丽调、谷武明如有其他订单需要安排生产的，必须与杨城义进行沟通，取得杨城义同意方可接单。合同签订当日，由于杨城义卡中金额仅有85万元，且考虑到《生产线签厂合同》中约定的定金是为了担保主合同的履行，因此，杨城义将85万全部转给潘丽调。双方约定，其中，55万元是支付《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支付货款65万元（10万+55万=65万元），另30万元作为《生产线签厂合同》的定金。然而，合同签订后，潘丽调并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和数量向原告（反诉被告）按时足额的交付口罩，而是一再拖延给杨城义交付货物。仅在6月18日至6月23日期间，潘丽调向杨城义交付75.8万只口罩；6月26日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30.91万只口罩；7月6日向杨城义交付165万只口罩；7月9日向杨城义交付169.2万只口罩。以上货款共计632013元。杨城义则陆续向潘丽调另行支付了部分货款。截止7月7日，共向潘丽调支付1124071元，尚有492058元货款未交付。鉴于潘丽调一再的违反合同约定，没有按时每日向原告（反诉被告）交付50万至200万只数量的口罩，表明潘丽调已没有能力完成订单，且生产进度完全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杨城义为了尽快地从合同的束缚中摆脱出来，7月9日，与潘丽调达成协议，双方共同决定解除6月17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和《生产线签厂合同》。但是，作为条件，潘丽调要求杨城义必须另外向其购买价值15万元的货物。因此，7月9日，双方另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载明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另外购买100万只，价值15万元的民用口罩；付款方式：原告（反诉被告）在付清尾款后，被告（反诉原告）当日安排发货，100万只口罩须在三天内交货；本合同第六条约定，“双方同意之前定的合同全部作废”，对双方6月17日所定的两份合同进行了解除。当日，杨城义向潘丽调支付本合同货款10万。此后，杨城义明确告知潘丽调另外5万元货款可从之前尚留在其处的492058元中扣除。然而，虽经杨城义多次催促，潘丽调仍以各种理由拒绝交付货物，且拒不退还应当返还的多余货款而导致本案发生。杨城义认为，潘丽调未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显属违约，此后双方达成协议自愿解除了2020年6月17日签订的两份合同，潘丽调、谷武明应当返还原告（反诉被告）多支付的货款。同时，潘丽调、谷武明以挂靠在顺通公司的名义生产销售，并与杨城义签订合同，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顺通公司应就上述债务向杨城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潘丽调辩称，一、杨城义与潘丽调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定作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二、潘丽调与谷武明之间系男女朋友关系，在本案中不存在合伙关系。谷武明在本案中所参与的事项，系以男朋友的身份对潘丽调的帮忙，而非执行合伙事务。三、顺通公司与潘丽调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只有出口的口罩，才由顺通公司代理出口。因此，顺通公司不是杨城义与潘丽调之间定作关系的当事人，与本案无关。四、杨城义所主张的其提取口罩的数量及价款均与事实均不符。杨城义所提取的口罩数量及价款如下：6月17日提取一次口罩1247650只（其中40000只为90＋口罩），共计163404元；7月1，发往迪拜的90＋口罩165万只，0.175元／只，共计288750元；7月9日发往印度的90＋口罩174万只，0.15元／只，共计261000只；发往义乌的2万只口罩，0.17元／只，共计3400元；零碎ＫＮ95口罩2150元，共计货款718704元。此外，另加运费1215元，彩盒费150元，共计货款720069元，而不是杨城义所主张的632013元。五、潘丽调收取杨城义的款项如下：6月16日收《生产线签厂合同》定金10万元。6月17日收85万元，其中40万元为《生产线签厂合同》定金（加6月16日收取的10万元，《生产线签厂合同》所约定的50万元定金支付完毕）。其余45万元为支付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的首付款。支付后，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尚未支付的首付款为20万元。6月24日微信转账3万元，用于支付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首付款。7月2日银行转账10万元，用于支付《生产线签厂合同》定金。7月7日微信转账收到3400元，用于支付发往义乌的口罩款。7月10日收到10万元，具体用途不清。五、不存在潘丽调产能达不到销售要求的情形。潘丽调在订立《生产线签厂合同》后，实际购买了7条生产线，口罩的日生产能力保持在100万只以上。由于杨城义没有充足的订单，无法销售，故杨城义主动要求潘丽调按杨城义取得的订单生产。杨城义要求解除合同的原因是杨城义自己无订单，而非潘丽调无产能。杨城义违约的表现有：1、未足额支付《生产线签厂合同》定金。《生产线签厂合同》约定，当天需支付定金50万元，实际只支付40万元。2、未按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向潘丽调提某。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向潘丽调购买的产品总量为1000万只口罩，每天50万只至200万只。但是，由于疫情形势的变化，杨城义无处销售，造成潘丽调生产的口罩积压。六、《生产线签厂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双方同意之前定的合同全部作废”，是指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作废，而不是指《生产线签厂合同》作废。《生产线签厂合同》没有作废。理由是：1、潘丽调不可能同意《生产线签厂合同》作废。在《生产线签厂合同》订立后，潘丽调订购了10条生产线，实际到位7条。潘丽调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按测算，只有年生产3亿只左右的口罩，投入10条生产线才会有利润，否则，将亏本。故，从经济的角度，潘丽调不可能同意《生产线签厂合同》作废。2、《生产线签厂合同》被作废，是杨城义为达目的，故意设置圈套，欺骗潘丽调的结果。7月9日晚上，杨城义及其父亲等人到潘丽调处，要求谈判。双方为此争吵不休，甚至潘丽调报警处理。最后，杨城义乘潘丽调不注意，将第六条修改成“双方同意之前定的合同全部作废”。 谷武明辩称，谷武明有自己的公司，即温州鹏达装卸搬运服务有限公司，同时又系温州绿净口罩有限公司的股东。在本案中，其与潘丽调不是合伙关系，而是作为男女朋友之间的帮忙关系。其他的，同意潘丽调的抗辩意见。 顺通公司辩称，顺通公司与潘丽调、谷武明均不存在挂靠关系。本案中，只是两笔出口业务由顺通公司代理出口，其他均与顺通公司无关。两笔代理出口业务的财务关系已经结清，顺通公司不需要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潘丽调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潘丽调与杨城义于7月9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第六条“双方同意之前定的合同全部作废”。2、判令杨城义继续履行6月17日订立的《生产线签厂合同》，并支付剩余定金595998元。诉讼过程中，潘丽调确认第1项诉讼请求的真实含义是：依法确认7月9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第六条“双方同意之前定的合同全部作废”中的“之前定的合同”不包括6月17日签订的《生产线签厂合同》。事实与理由：6月17日，杨城义以其拥有大量订单资源，能确保年口罩销量达数十亿只以上，需要多条生产线专门为其生产为由，经协商，与潘丽调订立了《生产线签厂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杨城义承包潘丽调10条口罩生产线，承包期为1年；合同订立之日起，杨城义向潘丽调支付定金100万元（首付50万元；剩余50万元，每周付10万元，直至付完）；定金于合同履行完毕时抵作货款；若合同履行不满1年的，定金不予退还等。同日，杨城义还与潘丽调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潘丽调为杨城义生产普通一次性民用口罩（防尘罩）1000万只；单价0.13元/只；合同订立后，杨城义需向潘丽调支付合同总额50%货款；供货后，杨城义需按每日收货量支付50%货款；签订合同三个工作日后，潘丽调需每日供给杨城义50万只至200万只口罩；若遇市场原材料上涨，可协商上调价格等。合同订立后，潘丽调订购了10条口罩生产线（实际到货7条）。期间，潘丽调根据杨城义的要求，生产了90+口罩发往迪拜、印度等，并提供了部分KN95口罩。然而，杨城义迟迟不支付剩余的定金及相应的货款、运费等。连口罩需求量也没有达到要求。7月9日，杨城义以自己另行需要非医用一次性口罩为由，与潘丽调订立了《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单价为0.15元/只；杨城义付清余款后自提等。同时，杨城义以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普通一次性民用防尘口罩已不适应市场需求为由，要求终止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的履行。因而，双方协议确定：“双方一致同意之前定的1000万只普通防尘口罩合同作废”。然而，在签订合同时，杨城义乘潘丽调不备，将第六条篡改为：“双方一致同意之前定的合同全部作废”。该约定违背了潘丽调的真实意思表示，潘丽调至今才发现，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故，潘丽调提出如上之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林发诚的名片及杨城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炳宋与林发诚之间的录音资料。杨城义拟以此作为证明潘丽调、谷武明与顺通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的证据之一。潘丽调、谷武明则认为是杨城义带律师为取证而取证，以订立合同为诱饵，存在着设套的故意，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且其内容也无法证明挂靠关系的存在。顺通公司认为，林发诚只是其小股东，且不是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顺通公司。本院认为，不排除林发诚为了承接杨城义所谓的口罩业务而顺杨城义及其代理人董炳宋（未亮明律师的身份）之语境的可能性，据此认定挂靠关系过于牵强，不予采信。从本案证据看，顺通公司系涉案的发往迪拜和印度的两单出口业务的代理出口商，是大概率事件，予以采信。 2、关于杨城义与潘丽调之间、杨城义与谷武明之间、潘丽调与谷武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潘丽调与谷武明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杨城义与潘丽调之间、杨城义与谷武明之间、潘丽调与谷武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当事人对其内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主要的问题是能证明什么的问题。本院认为，1、谷武明作为潘丽调的男朋友，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多次以自己的名义与杨城义商恰涉案口罩业务关系及其深度介入杨城义与潘丽调之间的涉案口罩业务，并不是帮忙可以解释的。潘丽调、谷武明主张他们不是合伙关系的主要证据是：在6月17日《生产线签厂合同》和《产品购销合同》订立当日，杨城义曾在微信中询问潘丽调：“你们几个合伙人”时，潘丽调答：“之前俩合伙，现在我们自己搞了”。对此，本院认为，潘丽调的回答中用的不是“我”，而是“我们”。那么，“我们”是谁？除了潘丽调、谷武明，还有谁？由于潘丽调未予说明，纵观本案，谷武明大概率是潘丽调所称的“我们”中的另一人。2、潘丽调购买7条口罩生产线的较大部分的资金来自于谷武明，再结合潘丽调庭审中无法陈述出购买7条生产线的资金来源（对购买7条生产线的资金来源本案并不清晰）的法庭表现，也不是帮忙可以解释的。3、潘丽调与谷武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截取了极少部分，更多的内容是否涉及双方合伙关系不清。但是，无法据此否定双方的合伙关系。结合上述三点，本院认为，潘丽调与谷武明将他们之间的业务上的关系解释为帮忙；将经济上的关系解释为民间借贷，是过于牵强的，不予采信。总之，从两者的外在表现看，两者之间系合伙关系，潘丽调系对外的合伙事务执行人是大概率事件，本院予以采信。 3、关于7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第六条“双方同意之前定的合同全部作废”。此系争议焦点。首先，潘丽调、谷武明否定该第六条的理由有：（1）认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而是杨城义篡改的结果。证明该理由的证据是证人王某和潘某的证言。但是，从证人王某和潘某的证言看，即使两证人的证言均属实，也因为该两证人均于当晚八点半左右均下班离开现场，而7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订立于当晚午夜12时左右；即使在两证人离开前潘丽调的态度是不同意解除“之前定的全部”合同；但在两证人离开之后，还存在着潘丽调方报警后警察介入的情节及反复协商的过程，是无法排除潘丽调在最后时刻妥协的可能性的。故，两证人的证言，对于否定第六条没有意义。两证人证言，作为潘丽调、谷武明否定该第六条的证据，不予采信。（2）认为是杨城义自己没有销售能力而对《生产线签厂合同》反悔，因而，乘潘丽调不备时篡改。主要的证据是《生产线签厂合同》和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订立后，杨城义存在着持续的违约行为，并没有按约每日提取50万只至200万只口罩及杨城义自己提供的《统计目录》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合同等，表明杨城义根本没有1年3亿只口罩的销售能力（即使均属实，按杨城义自己统计，自6月5日至11月3日，也只有17287910只）。本院认为，自6月17日《生产线签厂合同》和《产品购销合同》订立后，潘丽调共计生产了多少口罩，每日又生产了多少口罩等，除证人王某和潘某的证言提到生产了很多口罩或者“堆积如山”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潘丽调承认其没有建立仓库等制度，没有出入库制度。但是，如果确如证人所述“堆积如山”，至少潘丽调可以提供原材料购买或者进厂记录、事后销售记录、申请本院现场勘验等予以佐证。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证据，本院对潘丽调的主张无法予以采信。但是，杨城义事实上并没有按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提取口罩，也未提供该时间段的订单予以佐证。故，在该时间段，到底是谁违约，事实不清；依照当前证据，本院无从判断——最大的可能性是双方均存在着违约行为。（3）财务分析。潘丽调主张10条生产线年产3亿只左右才能保本。但是，潘丽调、谷武明未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财务分析报告等佐证，也未申请该领域有影响力的专家等出庭以支持其主张，仅是自我陈述，不足以采纳。其次，杨城义还提供了7月9日当晚录音资料以补强订立7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性，特别该第六条的真实性。总之，潘丽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该第六条的真实性。该第六条又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故，对潘丽调、谷武明否定该第六条的主张，不予支持。 4、关于《统计目录》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合同。部分意见已如上述。即使均属实，也不足以证明杨城义没有对6月17日《生产线签厂合同》和《产品购销合同》违约。因为按照该两合同，该证据统计的1700多万只口罩，按最低50万只/日，也只够一个多月的销售；若按中位数125万只/日计算，该1700多万只口罩，在订立7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时，应已经销售完毕。故，杨城义将该证据作为佐证其没有违约的证据和佐证其有足够销售能力的证据，不予采信。 5、关于出库单及杨城义收货数量及货款。 杨城义的主张如下： 序号 日期 数量（只） 备注 1 6月18日-23日 758000 0.13元/只，计98540元 2 6月26日 309100 0.13元/只，计40183元 3 6月27日 非医用一次性:18000+56050=74050只；KN95:1000只 非医用一次性:0.13元/只，计货款9626.50元；KN95:0.20元/只，计货款200元，合计9826.50元 4 7月2日 非医用一次性:5000只；KN95:5000只 非医用一次性:0.13元/只，计货款650元；KN95:0.20元/只，计货款1000元，合计1650元 5 7月4日 40000只 0.145元/只，计货款5800元 6 7月6日 1650000只 0.145元/只，计货款239250元 7 7月9日 1690000只 0.145元/只，计货款245340元 8 合计货款 643489.50元 说明：1、7月7日发往义乌的20000只口罩（计3400元），已经即时通过微信转账结清，在统计数量和支付的货款时均不予计入。2、彩盒费150元，运费1215元部分认可。 潘丽调、谷武明的主张如下： 序号 日期 数量（只） 备注 1 6月18日 80000只（20000只+40000只+20000只） 0.13元/只，计货款10400元 2 6月19日 40500只（28000只+125000只） 0.13元/只，计货款5625元；运费127元 3 6月20日 65000只（20000只+40000只+5000只） 0.13元/只，计货款8450元 4 6月21日 120000只 0.13元/只，计货款15600元 5 6月22日 180000只 0.13元/只，计货款23400元；运费160元 6 6月23日 280000只（60000只+220000只） 0.13元/只，计货款36400元；运费704元（其中6000只运费448元；220000只运费256元） 7 6月26日 309100只（88000只+9250只+116000只+95850只） 0.13元/只，计货款40183元 8 6月27日 74050只（18000只+56050只）；KN95口罩1000只 0.13元/只，计货款9626.50元；KN95口罩0.2元/只，计货款200元 9 6月28日 KN95口罩500只 0.3元/只，计货款150元；运费22元 10 6月29日 50000只 0.13元/只，计货款6500元 11 7月1日 2000只；另发迪拜90+口罩1650000只 0.13元/只，计货款260元； 90+口罩0.175元/只，计货款288750元 12 7月2日 7000只（5000只+2000只）；KN95口罩5000只 0.13元/只，计货款910元； KN95口罩0.3元/只，计货款1500元 13 7月4日 40000只 0.16元/只，计货款6400元 14 7月9日 发印度1740000只 0.15元/只，计货款261000元 15 日期不清 KN95口罩1000只 0.3元/只，计货款300元 说明：1、7月7日发往义乌的20000只口罩（计3400元），已经即时通过微信转账结清，在统计数量和支付的货款时均不予计入。2、未标明口罩类型的，均为一次性普通防尘口罩。3、彩盒费150元，运费1215元。 本院认为，双方意见一致的内容予以采信。双方不一致的，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6月23日前的差额3000只普通防尘口罩。其中，6月20日1473533号出库单上的3000只口罩，未注明快递地址，该3000只未投寄是大概率事件。故，确认6月23日前杨城义收到的数量为75.8万只。2、关于杨城义不认可的6月28日的KN95口罩500只（出库单号5548744）、6月29日的5万只防尘口罩（出库单号5548745）、7月1日防尘口罩2000只（出库单号5248801）、未标明日期的1000只KN95口罩和2000只防尘口罩（出库单号5548746）。杨城义后续后的7月2日出库单（出库单号5548748）、7月4日出库单（出库单号5548749）上，均签名认可，潘丽调完全能够在杨城义签署之后的出库单时要求其对之前的出库单予以补签。但潘丽调从未要求杨城义补签，在诉讼过程中也未陈述曾要求杨城义补签的事实。故，上述争议的记载不具有真实性是大概率事件，本院对上述出库单记载的真实性不予采纳。3、关于7月4日防尘口罩价格。杨城义主张出库单（出库单号5548749）的价格是后加的，缺乏证据，不予支持；由于备注中加了出口包装，因而本院确认为0.16元/只。4、关于发往迪拜的165万只90+口罩的价格。由于（1）由于顺通公司系代理出口公司，故顺通公司与杨城义的客户陈朝友订立的《产品购销合同》的价格0.175元/只，应是杨城义与潘丽调、谷武明交易的真实价格。（2）7月4日防尘口罩加出口包装的价格为0.16元/只，形成价格梯次，故90+口罩成品价格为0.175元，亦合情合理。（3）杨城义主张价格中包含其利润，缺乏证据，不予支持。故，本院认为发往迪拜的165万只90+口罩的价格为0.175元/只。5、关于KN95口罩的价格。潘丽调主张为0.3元/只，缺乏证据，不予支持。纵观证据，可供参考的是：发义乌的口罩为0.2元/只，但未标明是哪类口罩；发迪拜的90+口罩的价格为0.175元/只；7月4日防尘口罩加出口包装为0.16元/只。由于口罩价格争议的举证责任在于潘丽调、谷武明，故参考上述口罩的价格，本院酌情确定为0.2元/只。6、关于发印度口罩的数量。潘丽调的证据是出库单（出库单号5548751），此外，未提供其他证据。杨城义提供了由潘丽调与杨城义的客户订立的《产品购销合同》及款项往来的微信和银行记录。银行交易记录与该《产品购销合同》能互相印证。故，本院认为，实际交付169.2万只口罩系大概率事件，予以采信。7、关于运费。依据第2点不予采信的出库单，只涉及6月28日出库单有运费22元（出库单号5548744），故只在潘丽调主张的1215元的基础上扣减该22元，为1193元。 综上，本院对双方交易的口罩及价款计算如下：1、单价为0.13元/只防尘口罩总数量为：6月18日至23日的75.8万只+6月26日的30.91万只+6月27日的7.405万只+7月2日的0.5万只=114.615万只，计货款148999.50元。2、单价为0.16元/只防尘口罩（加出口包装）总数量为：7月4日的4万只，计货款6400元。3、单价为0.175元/只的90+口罩总数量为：发往迪拜的165万只，计货款288750元。4、发往印度的单价为0.15元的一次性非医用口罩总数量为：169.2万只，计货款253800元。5、单价为0.20元的KN95口罩总数量为：6月27日的1000只+7月2日的5000只=6000只，计货款1200元。以上总计货款为：148999.50元+6400元+288750元+253800元+1200元=699149.50元。 此外，杨城义还需支付潘丽调、谷武明彩盒费150元，运费1193元，合计1343元。 6、关于7月10日杨城义支付潘丽调的款项10万元。如上分析，由于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和《生产线签厂合同》已经于7月9日宣告解除。故，7月10日杨城义所支付的10万元系7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的预付款。本案系履行6月17日《生产线签厂合同》和《产品购销合同》的争议，而不是履行7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的争议，与7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相关的只有该合同的第六条。故，本案对该10万元不予处理。当事人可以另行或者另案处理。 7、关于生产线。首先，潘丽调、谷武明主张自己拥有7条生产线。对该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理由是：（1）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杨城义从未提出异议。（2）潘丽调、谷武明提供的证人王某和潘某证明存在着7条生产线。同时，两证人还证明杨城义经常到潘丽调的厂里监督生产和提某，知道潘丽调有7条生产线。（3）潘丽调、谷武明提供了购买生产线的《产品购销合同》，可以佐证其拥有7条生产线。虽然潘丽调当庭无法说清购买生产线货款的支付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潘丽调拥有7条生产线的事实。本院还认为，潘丽调当庭无法说清购买生产线货款的支付事实，存在着企图掩饰谷武明为合伙人的故意。这种故意虽不值得提倡，但不足以处罚。潘丽调的这种掩饰行为，反而致使本院更加确信谷武明系其合伙人。 综合原、被告（反诉原告）的陈述、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及对上述证据的分析判断，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本案中，潘丽调与谷武明系合伙关系，对外以潘丽调的名义实施，但谷武明深度介入。 6月16日，杨城义向潘丽调支付10万元。 6月17日，杨城义与潘丽调订立《生产线签厂合同》和《产品购销合同》。其中，《生产线签厂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杨城义承包潘丽调十条口罩生产线1年，用于按杨城义的要求生产儿童口罩、普通防尘口罩、普通民用口罩；合同订立之日，杨城义需支付100万元定金，付款方式为首付50万元，剩余50万元按每周10万元的进度支付；定金在本合同结束后用于抵偿货款；如合同履行不满1年，定金不予返还。《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杨城义向潘丽调购买普通一次性民用口罩（防灰尘）1000万只，单价为0.13元/只，共计货款130万元；运输方式为托运，运费由杨城义负担；付款方式为：合同订立后付50%货款，余款按每日杨城义的收货量的50%再支付；合同订立后3个工作日后，潘丽调每天需供货给杨城义50万只至200万只口罩，直至本合同约定的数量交付完毕；如遇原材料价格上涨，可协商上调单价。上述两合同订立后，杨城义于当日支付了85万元，还提供了货物抵价款20580元。 潘丽调拥有7条生产线。自6月18日至23日，杨城义共向潘丽调提取防尘口罩75.8万只（计货款98540元）。6月24日，杨城义支付潘丽调3万元。6月26日，杨城义以货抵价支付潘丽调20091元，并提取防尘口罩30.91万只（计货款40183元）。6月27日，杨城义提取防尘口罩7.405万只（计货款9626.50元）；提取KN95口罩1000只（计货款200元）。7月2日，杨城义支付潘丽调10万元，并提取防尘口罩5000只（计货款650元）和KN95口罩5000只（计货款1000元）。7月4日，杨城义提取加出口包装的防尘口罩4万只，计货款6400元。7月6日，杨城义提取90+口罩165万只（计货款288750元），由顺通公司代理出口，发往迪拜。7月9日，杨城义提取一次非医用口罩169.2万只（计货款253800元），亦由顺通公司代理出口，发往印度。 以上杨城义共计向潘丽调支付款项（含以物抵价款）1120671元；提取各类口罩计货款699149.50元。 7月9日晚至深夜，杨城义与潘丽调、谷武明协商订立了7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其中第六条约定：“双方同意之前定的合同全部作废”。 7月10日，杨城义向潘丽调支付款项10万元。 本院认为： 一、除书面的《生产线签厂合同》和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之外，本案还存在着涉KN95的口头合同、涉出口迪拜的合同、涉出口印度的合同等。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及其后续的涉KN95的口头合同、涉出口迪拜的合同、涉出口印度的合同等合同，与《生产线签厂合同》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即《生产线签厂合同》是总合同，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及其后续的涉KN95的口头合同、涉出口迪拜的合同、涉出口印度的合同等合同都是具体履行《生产线签厂合同》的合同。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有自己的约定，依其约定处理。其余的，作为直接履行《生产线签厂合同》处理。 二、《生产线签厂合同》虽然约定按杨城义的要求生产，有定作合同的表象。但本院认为，所涉产品系通用产品口罩，故，《生产线签厂合同》从本质上是买卖合同，即包销性质的买卖合同。由于双方不是合同履行纠纷，而是合同是否解除及解除后如何结算的纠纷，买卖或者定作之争，对于本案无意义。故，案由不予改变，仍按买卖合同纠纷处理。 三、综合本诉诉讼请求与反诉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一）反诉第1项诉讼请求系对本诉第1项诉讼请求的反驳，不必反诉。在认证过程中，已经确认7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第六条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此，本院进一步认为，该约定“之前定的合同”包括《生产线签厂合同》在内，即包括《生产线签厂合同》在内的7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订立前在双方之间形成的所有合同（包括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均解除。据认证时的理由，对杨城义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潘丽调的该项反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反诉第2项诉讼请求，与案情无关，在法律上本来就不成立，不予支持。理由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付定金，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三）本诉第2项诉讼请求。涉及以下问题：杨城义所支付的款项，哪些是定金？哪些是偿付定作款？定金是否应当返还？下面分别述明。 1、6月17日及之前支付的3笔款项（6月16日的100000元；6月17日的850000元；以物抵价的20580元）共计970580元。原告（反诉被告）的主张，6月16日，其与潘丽调之间还有一个口头合同。但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其与潘丽调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起点时间即为6月17日，故，该事实无证据支持，不予认定。所涉的10万元并入6月17日支付的款项处理。依照《生产线签厂合同》和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6月17日，杨城义需要支付的款项有两笔，分别为《生产线签厂合同》定金50万元和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预付款65万元。对该970580元的处理方式有两： （1）“先预付款，后定金”，即先支付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预付款65万元，其余320580元为定金。按《生产线签厂合同》的首付50万元之后，每周10万元的支付进度的约定，后续的6月24日支付的3万元、6月26日以货抵价的20091元、7月2日支付的10万元，亦应当是支付定金。支付之后，实际履行的定金总额为470671元。 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买卖的标的是普通一次民用口罩（防灰尘）。依据认定的事实，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项下防尘口罩交易及其金额为：6月18日至23日的75.8万只（计货款98540元）、6月26日的30.91万只（计货款40183元）、6月27日的74050只（计货款9626.50元）、7月2日的5000只（计货款650元）和7月4日的4万只（计货款6400元），共计货款155399.50元。因此，65万元预付款支付155399.50元，尚有余额494600.50元。 其他口罩交易，双方未再另行订立书面合同，故均认为是直接履行《生产线签厂合同》。交易及其金额是：6月27日的KN95口罩1000只（计货款200元）、7月2日的KN95口罩5000只（计货款1000元）、7月6日的90+口罩165万只（计货款288750元，发往迪拜）、7月9日的一次非医用口罩169.2万只（计货款253800元，发往印度），共计货款543750元。也就是说，《生产线签厂合同》实际履行的定金总额为470671元，撇开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直接履行《生产线签厂合同》的货款总额为543750元。至《生产线签厂合同》解除时，定金已经全额支付了货款，已经不存在定金的返还或者不返还的问题。 定金全额支付直接履行《生产线签厂合同》的货款总额后，不足部分为：470671元-543750元=-73079元。该不足部分从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项下多余的预付款中冲抵，即494600.50元-73079元=421521.50元。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解除后，多余的款项421521.50元应予返还。 （2）“先定金，后预付款”，即上述970580元，先支付《生产线签厂合同》约定的定金50万元，其余470580元为支付6月17日《生产线签厂合同》的预付款。同上所述，后续的150091元亦为支付定金，则杨城义实际履行的定金总额为650091元。直接履行《生产线签厂合同》项下的口罩总金额为543750元，则定金余额为106341元。尽管《生产线签厂合同》已经解除，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根据《生产线签厂合同》的“如合同履行不满1年，定金不予返还”的约定，多余定金106341元不予返还。 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的预付款470580元，支付该合同项下的总货款155399.50元后的余额，即470580元-155399.50元=315180.50元。该315180.50元，在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解除后应当返还。 2、本院的取舍。由于当事人的约定不明，故“先预付款，后定金”和“先定金，后预付款”的处理结果均合法。但是，两者的处理结果存在差异，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本院必须就此作出取舍，并阐明理由。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本院认为以“先定金，后预付款”的方式处理本案更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理由是：本案还存在着致使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和《生产线签厂合同》履行不能的原因争议，即到底是杨城义销售能力不足，还是潘丽调、谷武明的产能不足的争议。如上所述，两者到底谁违约的事实，基于证据不足，本院认定为不清。但是，由于如上理由，本案合同的解除系协商一致解除，而非违约解除，故违约事实不清，并不因此排除本院对该争议的分析和评判。本院认为，两者均存在。但是，杨城义的销售能力不足在致使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和《生产线签厂合同》履行不能中的作用更大。首先，从双方已经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看，自订立合同至7月9日发往印度的169.2万只口罩发货前，双方的合作并没有发生重大争议。根据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杨城义应每天从潘丽调处提取50万只至200万只口罩，按中位数125万只/天计算，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1000万只，至6月底应当提完。然而，至6月底，杨城义才提取了114.115万只（6月18至23日的75.8万只+6月26日的30.91万只+6月27日的74050只）。该114.115万只口罩，只是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杨城义约1天的提取量。如果杨城义还有近900万只口罩的销售能力，那么，杨城义不在微信聊天中要求潘丽调、谷武明加快生产进度，或者主张潘丽调、谷武明违约，是不合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杨城义还于7月2日还支付10万元，更不合常理的。其次，从杨城义提供的证明自己销售能力的《统计目录》看，即使全部属实，即使不剔除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订立前的销售量（无法准确统计），按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提取量，充其量为20日左右的提取量。由此也表明，杨城义在订立6月17日《产品购销合同》时，并无每日50万只至200万只的销售能力。再次，潘丽调、谷武明只有7条生产线，而不是《生产线签厂合同》约定的10条生产线。这是对《生产线签厂合同》的违约行为，杨城义对此也是明知的。但是，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包括7月9日的录音资料中，杨城义从未对此有异议。如果杨城义有足够的销售能力，在当时，杨城义不主张异议，不要求潘丽调补足另3条生产线，也是不合情理的。再次，潘丽调于7月6日交付了发往迪拜的口罩165万只后，又于7月9日交付了发往印度的169.2万只口罩，也表明潘丽调的生产能力疑似可以应对杨城义的销售能力。 总之，本院认为，相对而言，“先定金，后预付款”的方式处理本案，由潘丽调、谷武明返还杨城义315180.50元较为妥当。 四、关于赔偿利息损失。由于本案合同的解除不是违约解除，而是协商解除。合同解除后，应进行清理和结算。潘丽调、谷武明未与杨城义结算并退还多余款项。潘丽调、谷武明未退还多余款项，是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行为（而不是履行合同的违约行为）。故，杨城义请求从起诉之日起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据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杨城义与潘丽调于2020年6月17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生产线签厂合同》于2020年7月9日解除。 二、被告潘丽调、谷武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杨城义预付款315180.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8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杨城义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潘丽调的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868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980元，共计11661元，由原告杨城义负担4161元，被告潘丽调、谷武明共同负担7500元（被告负担的受理费，定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缴纳；原告应当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来本院退回预交的受理费和财产保全申请费的余额75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880元，由反诉原告潘丽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李江 人民陪审员  戴成余 人民陪审员  林荣存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郑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