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5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滨港路**。法定代表人：周生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雁、崔格豪，辽宁盛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大，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华东路**v>法定代表人：高忠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俊峰、陈建玲（实习），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住所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高新街****>法定代表人：华清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朴琼玉，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宇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信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格豪，被上诉人大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俊峰、陈建玲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冠信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案涉190万元系用于偿还1亿元贷款的本息，即证明案涉190万元用于第三人冠信公司偿还以被上诉人名义所贷款项”，这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的关键，上诉人认为该认定有误。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案涉190万元的用途是：2014年5月21日付对公贷款利息60万元，2014年8月19日向被上诉人另一银行账户转账汇款579377.75元，2014年8月21日支付对公贷款利息62万元，2014年9月5日向被上诉人另一银行账户转账汇款97261.86元。即，被上诉人收到案涉190万元后，除使用122万元支付对公贷款利息外，还分两次向其名下另一账户转账共68万元。这就不能证明案涉190万元用于第三人冠信公司偿还以被上诉人名义所贷款项。且被上诉人不能证明此两笔共122万元对公贷款利息系用于第三人冠信公司偿还以被上诉人名义所贷款项的利息。（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不合理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将证明是否有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在原告和被告之间进行了分配，而不是一味要求原告在起诉同时证明借贷实际发生和存在借贷合意，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在原告提供了金融机构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应进一步结合被告的答辩情况，对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分析和认定。若被告仅仅提出抗辩而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债务关系，则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若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则需要进一步考量其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抗辩本案涉款项为第三人所用，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具有某种法律关系，且被上诉人自认与上诉人没有其他交易往来，也没有抗辩该款项产生于其与上诉人的其他法律关系，故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案涉190万元是还冠信公司以被上诉人名义所贷款项的利息。（三）被上诉人具有以“往来款”名义向其他公司借款的交易习惯。案涉款项发生时，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均是赵景福，多份生效判决认定赵景福作为法定代表人期间，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等多家企业借款时均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系赵景福作为法定代表人期间被上诉人通过其向其他公司借款时的交易习惯。而上诉人在基于股权收购协议管理第三人期间，第三人与被上诉人有多笔借款均以“往来款”的名义发生。故本案所涉款项发生时，根据赵景福管理企业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具有以“往来款”的名义向其他企业借款的交易习惯。且被上诉人收款后向上诉人开具了收据且盖有被上诉人财务印章。综上，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贷关系成立。大宇公司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原判认定事实正确，案涉190万元的款项在银行流水中明确记载为偿还贷款利息，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其他用途。银行流水中所记载的扣除利息的账号，是贷款时由银行设立的不同的扣款账号，且款项是由银行自动扣除的。款项的用途与被上诉人是否承担还款责任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一审中提供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上诉人在省高院的另案判决亦可证明上诉人明知案涉款项是其与本案第三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案涉贷款账号仅仅是第三人使用了被上诉人的账号，权利义务均应由第三人承担。（二）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并未加重上诉人人举证责任。一审中上诉人的基本举证责任并未完成，案涉190万元的付款主体亦非上诉人，而是从案外人账号转出，单凭案外人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借款合意，也没有借款的事实。冠信公司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华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90万元及支付借款利息（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恒通基业控股有限公司、大连瑞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景福、李桂锋及第三人中安信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6）辽民初1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部分中载明：“除上述两笔款项之外的其余8笔共计7419万元，均不属于《股权收购协议》第3.2、3.3条约定的清偿债务项目，不包含在案涉股权转让的5.9亿元总交易价款中，对此，华通夕阳红公司予以认可并表示该7419万元款项是其管理冠信房地产公司期间为冠信房地产公司垫付的，性质上属于出借给冠信房地产公司的借款，冠信房地产公司认可华通夕阳红公司向其出借了款项，并对于华通夕阳红公司于2014年3月6日和2014年8月27日直接支付给冠信房地产公司的两笔合计5005万元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5005万元的付款凭证予以采信；德民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和2014年8月19日支付给冠信房地产公司的两笔合计1924万元，冠信房地产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结合德民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该款系德明公司受华通夕阳红公司委托代替华通夕阳红公司支付的，属于华通夕阳红公司出借给冠信房地产公司的款项；其余490万元的收款方均不是冠信房地产公司，华通夕阳红公司亦不能证明款项最终进入冠信房地产公司或为冠信房地产公司之利益而使用，故不能证明是给冠信房地产公司的借款。”该判决“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部分载明：“华通夕阳红公司从2013年底开始管理两个冠信公司约14个月，其间，华通夕阳红公司分别于2014年3月6日、2014年8月27日支付给冠信房地产公司5000万元、5万元；华通夕阳红公司委托德民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20日、2014年8月19日支付给冠信房地产公司674万元，1250万元，以上共计向冠信房地产公司出借款项6929万元。”该判决“判决如下”部分载明：“……三、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6929万元……”原告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原告提供了中信网银业务回单两份，显示大连德民工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2014年8月19日分别向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名下中国工商银行34×××62的账户转款60万元、130万元，摘要或附言中均注明“借款”。原告提供了专用收款收据两份，显示付款单位为大连德民工贸有限公司，收款单位为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日期分别为2014年5月20日、2014年8月19日，金额分别为60万元、130万元，收款事由为“往来款”。原告提供了2019年3月大连德民工贸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是：我公司向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2014年5月20日支付的60万元、2014年8月19日支付的130万元，系我公司接受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代替其支付。3、原告提供了《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及《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上述协议中简称“项目公司”，其中补充协议“一、公司资产与负债”中载明：“7、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壹亿元贷款事宜。项目公司以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为贷款主体向工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贷款100,000,000.00元，该笔贷款已分为两笔通过关联单位转入项目公司，其中大连康尔惠贸易有限公司转入80,130,000.00元，大连冠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转入19,870,000.00元。项目公司已分别与大连康尔惠贸易有公司、大连冠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有关协议，协议约定该笔贷款本息及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工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开具的利息发票由项目公司持有使用，贷款未到期贷款主体及相关转款单位不得要求项目公司偿还。”4、被告提供了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名下中国工商银行34×××62账户2013年6月27日至2018年10月19日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9月18日，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从其3400202310300008261的账户转入该账户100000000元；该账户于2013年9月18日转账20000000给大连永波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2日转账80000000元给沈阳捷大经贸有限公司；该账户于2014年5月20日收到大连德民工贸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600000元，于2014年5月21日支付了对公贷款利息600000元；该账户于2014年8月19日收到大连德民工贸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1300000元，于2014年8月19日向被告名下3400202310300008261的账户转账579377.25元，之后于2014年8月21日支付对公贷款利息620000元，于2014年9月5日向被告名下3400202310300008261的账户转账97261.86元（备注为对公贷款批量自动扣款）。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原、被告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原告也未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收据中注明的收款事由是“往来款”，且写明的付款单位是“大连德民工贸有限公司”，因此，单凭转款记录和收据不能认定原、被告之间就借款已经达成了合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向工商银行贷款1亿元，根据《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的约定，“项目公司以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为贷款主体向工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贷款100,000,000.00元……协议约定该笔贷款本息及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而被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案涉190万元系用于偿还1亿元贷款的本息。即被告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190万元系用于第三人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以被告名义所贷的款项。同时，根据原告提供的民事判决书，原告在另案中已自认案涉款项是其指示案外人大连德民工贸有限公司转账，给大连冠信房地产有限公司使用；原告在本案的《民事起诉状》中也明确表示“基于股权收购协议，原告根据第三人冠信地产的指示共计向被告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转款190万元”，说明原告自认原告委托大连德民工贸有限公司转账给被告的190万元系基于其与第三人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6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64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自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一审卷宗收录的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的记载，上诉人华通公司虽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初11号民事判决，但仅对该判决未支持其关于恒通公司、瑞德公司返还股权交易保证金1亿元的请求提起了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亦仅对该上诉请求部分进行了审理。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说明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应当达到足以让人民法院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即通常所说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而对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一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仅要求达到让人民法院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具体运用到本案，上诉人华通公司仅以其通过案外人大连德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民公司）向被上诉人大宇公司的两笔转账记录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被上诉人大宇公司抗辩其与上诉人华通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案涉款项纠纷系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案涉被上诉人名下账户实际上是由原审第三人借用于向银行贷款的账户，该账户的贷款、还款、利息等相关权利义务均应由第三人承担。该事实已经在上诉人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中有明确约定，上诉人明知且认可案涉款项权利义务的承担主体是原审第三人。本案应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进行处理。且这里所指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的证据即为上述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的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仅要求达到让人民法院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即可。本案中，根据上诉人华通公司与案外人恒通基业控股公司、大连瑞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等签订的《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第七条“项目公司以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为贷款主体向工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贷款100,000,000.00元……协议约定该笔贷款本息及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的约定，及上诉人华通公司在另案中自认案涉款项是其指示德民公司转账给原审第三人冠信公司使用，本案起诉状中上诉人亦明确表示“基于股权收购协议，原告根据第三人冠信地产的指示共计向被告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转款190万元”，且案涉两笔转账发生期间系上诉人华通公司管理原审第三人冠信公司期间,故上述证据及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明知且自认其委托德民公司转账给被上诉人的190万元系基于其与原审第三人冠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为,而非向被上诉人大宇公司出借款项。而被上诉人大宇公司提供的其尾号3362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9月18日是通过其尾号8261的账户向其尾号3362的账户转账1亿元,说明其尾号8261的账户是原审第三人冠信公司借用于向银行贷款1亿元的账户,该账户通常亦应是偿还该借款及利息的账户之一；而被上诉人大宇公司尾号3362的账户于2014年8月19日收到德民公司转账支付的130万元后，于2014年8月19日、9月5日分别向其尾号8261的账户转账579377.25元及97261.86元，且后一笔银行流水备注有“对公贷款批量自动扣款”字样，亦可认为并印证上述转款是为了偿还上述1亿元借款的利息。被上诉人大宇公司尾号3362账户支付另二笔来源于德民公司的共计122万元款项的银行流水亦均备注有“对公贷款利息支付”的字样，在上诉人华通公司无相反证据证实系支付被上诉人大宇公司其他贷款利息或用于被上诉人大宇公司其他用途的情况下，原审认定案涉190万元均用于了支付原审第三人冠信公司所涉1亿元银行贷款的利息并无不当。因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使本院认定其与被上诉人大宇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而被上诉人大宇公司提供的证据又能达到认定上诉人华通公司与被上诉人大宇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系真伪不明的程度，故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在上诉人华通公司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诉人华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亦无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4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孙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