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36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和锋，男，198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仪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亚军，江苏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秋萍，女，1987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仪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联睿，江苏福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丽娟，江苏福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袁和锋因与被上诉人杨秋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2020)苏1081民初2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和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秋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最初谈的热风棉价格是75000元/吨，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最初谈的热风棉价格95000元/吨。这些内容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均有体现，一审并未仔细审查聊天记录。2、一审认定袁和锋同意解除合同退款，只是粗略看了双方的聊天记录，并未全面理解双方的聊天记录的内容、整个过程，袁和锋己明确告诉杨秋萍定货是买料回厂二次生产无法退货。根据袁和锋退款前后的聊天记录内容，袁和锋是在杨秋萍多达数十次的人身威胁的情况下（杨秋萍以车祸、攻击家人的方式威胁）担心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才做作了这一点让步，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袁和锋在整个过程不止一次提醒杨秋萍代加工无法退款。在定货之前，袁和锋就货物的样品与杨秋萍也进行了核对，杨秋萍是认可了样品才批量定货，否则也不会批量定货。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是杨秋萍主动强烈要求袁和锋接单，拒绝其他客户订单帮她出货，而非袁和锋向其推销。双方确定的这种等级产品是当时市场行情价格，杨秋萍认可这种价格产品，双方达成一致且杨秋萍从开始2吨短时间内迅速增至10吨并强烈要求短时间内交货。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到，袁和锋并不情愿接单，是杨秋萍强烈要求接单，并以非常规要求出货。在其强烈要求下，袁和锋随即将制作热风棉全部的原材料购进厂，并在全自动生产线上开始加班生产通宵发货。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杨秋萍解除合同也需承担袁和锋损失。在杨秋萍人身、家庭等各种威胁下，袁和锋与厂长协商少许退款，如果法庭以此作为判决的依据，显失公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合同的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本案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就合同标的热风棉的质量有所约定，袁和锋并不存在过错，双方也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杨秋萍没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杨秋萍汇款三天后即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此时袁和锋为生产订单己经订了大量的制作热风棉的原材料，并且拒签其他订单，杨秋萍此时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无疑会给袁和锋带来巨大的损失，杨秋萍的此行为属于单方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一审认定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杨秋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杨秋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和锋立即向杨秋萍返还货款315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袁和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11日，杨秋萍通过朋友介绍，联系袁和锋购买热风棉2吨。袁和锋报价，规格为幅宽175mm的（切断加工）针刺热风棉价格为95000元/吨，袁和锋收到货款后，交货日期为3-4天。最终，双方谈妥针刺热风棉单价为75000元/吨。当日，袁和锋通过微信向杨秋萍发送《热风棉购（代）销合同》文本一份。2020年4月12日，杨秋萍要求袁和锋增加供货量，订购幅宽175mm的热风棉4吨，幅宽260mm的热风棉6吨，并分三次向袁和锋汇款750000元（150000元+360000元+240000元）。袁和锋告知杨秋萍，目前原材料紧张，生产厂家订单爆满，只能按照订单排序供货。同日，袁和锋向杨秋萍发送针刺热风棉的样品。2020年4月16日，袁和锋向杨秋萍交付针刺热风棉5吨。此后，杨秋萍要求与袁和锋解除合同，并要求退回剩余的未发货的货款，袁和锋提出扣除分切费后按照73000元/吨陆续退款，杨秋萍表示同意。袁和锋在退还杨秋萍50000元后，余款至今未退。一审法院认为：杨秋萍、袁和锋之间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虽然双方有口头协议，但对买卖货物的交付时间、交货规格、交货数量以及违约责任、合同解除条件等约定不够明确，双方均有一定的过错。本案诉讼前，双方当事人已经自行协商解除合同，袁和锋按73000元/吨（扣除2000元/吨的分切费）退还杨秋萍剩余货款315000元，对此杨秋萍表示同意，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杨秋萍要求袁和锋退还货款的主张，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袁和锋占用杨秋萍货款迟迟不予退还，应承担造成本纠纷的主要责任。杨秋萍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要求袁和锋支付利息，该主张的计息标准没有法律依据，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息，一审法院予以变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袁和锋给付原告杨秋萍货款人民币315000元并支付相关利息（以31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2020年6月18日起计算至被告返还原告全部货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25元，依法减半收取3013元，保全费2270元，合计5283元，由被告袁和锋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5283元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袁和锋围绕上诉请求提交发货清单及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其截止2020年4月20日已向对方发货6.15吨，双方并未达成退款退货协议。在4月18日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达成退款退货协议所依据的聊天记录之后，杨秋萍又向袁和锋主张继续发货，袁和锋方实际发货吨数为7.15吨，之后由于杨秋萍与下家未沟通清楚，导致袁和锋发货后又被退回，对方实收货物为6.15吨，4月15日（刚开始发货时）退了10吨分切费用2万元，在杨秋萍胁迫后只退款5万元，未达成5吨退货的协议。杨秋萍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秋萍经质证认为：1、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于4月12日达成供货10吨、单价每吨7.5万元的买卖合同，杨秋萍于当日给付全部货款，并于4月13日23:40又向袁和锋打款7.5万元，是双方沟通后另外加1吨发往头桥的货款。即双方之间的合意是案涉买卖合同中先定的10吨+案外发往头桥的1吨，总共11吨。但袁和锋不提杨秋萍另外打款的7.5万元，并将头桥的1吨算进10吨里面，刻意欺骗法庭，混淆事实。2、截止4月17日，10吨货物才收到2吨，另外头桥的1吨也未发货，杨秋萍要求退货，后双方达成退货5吨的协议，截止此时，袁和锋应发10吨加头桥1吨，减去退货5吨和此前已发货的2吨，还差杨秋萍3吨及头桥的1吨货未发。3、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达成退款5吨的协议后，对发货情况进行核对，头桥1吨货已发货800公斤，双方认可“之前发货2.3吨，还差2.7吨+200公斤”，如按袁和锋所述4月18日晚9点达成退款协议后，于4月20日又让继续履行合同，欠的应该是2.7吨+退款的5吨，不是2.7吨，袁和锋所述前后矛盾。4、聊天聊天记录中，袁和锋称“总数多100多公斤，就当补贴你的”，可以证明其所主张的0.15吨是赠送的依据。同时，12卷次品退回，应大于200公斤，也不存在袁和锋多发货的事实。综上，双方达成解除发往南通5吨合同的合意，杨秋萍在解除合同后向袁和锋催发之前尚欠的货物及案外发往头桥的货物，不妨碍退货退款协议的生效和履行，不存在袁和锋所称的杨秋萍推翻退货协议、双方又继续履行合同，以及多发货物、数量应予扣减的情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杨秋萍先后于2020年4月12日0时12分、2时1分39秒、13时39分47秒向袁和锋转账汇款15万元、36万元、24万元，2020年4月13日23时40分向袁和锋转账汇款7.5万元。本院审理期间，杨秋萍、袁和锋一致确认双方之间共达成订购11吨热风棉的买卖合同，其中1吨货物发往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已经履行；另10吨货物发往南通市。杨秋萍称应发往南通市的10吨货物，5吨退货，其实际收到的货物不足5吨，其中有12卷次品退回，袁和锋说要补发，但没有补发；袁和锋称其根据杨秋萍的要求发货，除发往头桥的1吨外，杨秋萍退给其12卷货物，其要补发给杨秋萍，但她不要了；这12卷不算在内，实际发货没有5吨，大约是4.9吨左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杨秋萍向袁和锋订购11吨热风棉，并按照7.5万元/吨的价格向袁和锋转款82.5万元。其中1吨发往头桥的热风棉，双方均予以认可并确认已经履行完毕，现双方对于另10吨发往南通的热风棉产生争议。杨秋萍认为双方于2020年4月18日21时3分通过微信聊天达成5吨热风棉退货退款的协议；袁和锋则认为其未同意退货退款，杨秋萍提出退货但又多次要求发货，双方未达成5吨货物的退货退款协议。对此，本院认为，杨秋萍、袁和锋于2020年4月12日达成10吨热风棉买卖协议，杨秋萍于当天履行了付款义务，其后双方的聊天记录显示，截止2020年4月17日，袁和锋仅发货2吨，当天中午12时2分杨秋萍对袁和锋陈述：“南通总共发了两吨”、“退8吨钱”，袁和锋回复：“当时都是低于行情价的，确认了不能退款，而且厂里也把其他人订单往后推了。这个现在不好退款”；15时25分杨秋萍再次表示：“别说了”、“退8吨”。4月18日11时53分杨秋萍问：“我的8吨怎么说”、“我现在给你三天时间”、“出8吨”，袁和锋回复：“嗯今天有”。其后杨秋萍多次表示“让姓丁的把5吨钱退了”、“请问你货发哪里去了”、“南通货已经截止”、“5吨钱我已退了”、“发不出货肯定是要退的”、“发不出来肯定要退款”等等；袁和锋陆续回复：“下午发南通一车了”、“中午时候你说剩余8吨3天内全部发完”、“不发南通了我叫他拉回来”、“不要着急，我和丁总商量一下，南通的5吨货退款行不行？”并于4月18日21时3分回复：“刚刚和丁总协商过了。现在飞天纺织和青清纺织两个厂丁总是买的原料过去加工的，他是包下来的。现在有两个解决方案：1、南通那边5吨货你处理到其他客户那。2、因为他现在没有资金（都囤了原料），分批陆续退款给你。（这5吨已经退了分切费）”。从以上双方微信聊天内容中可以看出，杨秋萍在向袁和锋多次索货未果后要求退货，袁和锋虽然一开始不同意退货，但在杨秋萍多次要求退货退款后同意5吨货退款，并最终于2018年4月18日21时3分通过微信答复5吨货陆续退款。此后杨秋萍于21时24分要求“让姓丁的先退出7万三”、“一吨”、“我要处理一些债务”，21时38分袁和锋向杨秋萍转账4万元，并表示现在只能转这么多；4月19日凌晨0时46分，杨秋萍称“还有3万3”、“现在转”，11时1分，袁和锋向杨秋萍转账1万元，杨秋萍再次表示“还有2.3万”。据此，能够认定本案双方已就5吨货物达成了退款的协议且出卖方袁和锋已经履行了部分退款义务。袁和锋上诉主张其之所以同意退货，是因为杨秋萍一直威胁他且不断打电话给厂家、在厂家门口闹事，但从其与杨秋萍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看，虽然杨秋萍在要求退货的过程中存在言词激烈、口不择言的情形，但尚不足以达到胁迫的程度，且在本案审理期间，袁和锋也未能就其所述闹事等情况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期间，袁和锋提供发货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以证明杨秋萍提出退货但又多次要求发货，双方未达成5吨货物的退货退款协议，但该部分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上述主张。根据本案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现已查明的事实，从杨秋萍要求退货到2018年4月18日21时袁和锋同意退货，及至2020年4月20日，袁和锋陆续所发货物系其应发往扬州头桥的1吨货物以及退货5吨外的另5吨货物中下欠的货物，不能据此认定杨秋萍同意继续履行原10吨买卖合同；况且，袁和锋本人也确认就案涉10吨货物，其所供货物不足5吨，故袁和锋以杨秋萍提出退货但又多次要求发货为由主张双方未达成5吨货物的退货退款协议，依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综上，袁和锋上诉主张其与杨秋萍之间未就案涉5吨热风棉达成退款协议，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反驳证据，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杨秋萍与袁和锋在本案诉讼前已经自行协商解除合同并据此判令袁和锋退还杨秋萍剩余货款31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袁和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25元，由上诉人袁和锋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珺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