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42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益军，男，198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晓锋，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怡鑫，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裘益，男，198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江，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立峰，男，1975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浙江新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文，浙江新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羽林街道加特林毛纺厂，住所地新昌县羽林街道王泗洲路****。 经营者：王丘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丘林，男，198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上诉人杨益军、梁裘益因与被上诉人徐立峰、新昌县羽林街道加特林毛纺厂（以下简称加特林毛纺厂）、王丘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20）浙0624民初3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益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晓锋、上诉人梁裘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江、被上诉人徐立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被上诉人王丘林（亦系加特林毛纺厂经营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益军、梁裘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由王丘林向徐立峰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徐立峰所主张的20万元系其出借给王丘林的借款，与加特林毛纺厂无关，且徐立峰从未向加特林毛纺厂交付过20万元款项，故加特林毛纺厂无需向徐立峰返还20万元出资款。（一）一审判决认定徐立峰于2018年1月1日将23万元现金存入王丘林银行账户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徐立峰提供的现金取款银行凭证，只能证明徐立峰于2018年1月1日取出23万元现金的事实，而王丘林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王丘林于2018年1月1日以现金方式存入23万元，因此，依据上述两份证据无法证明徐立峰已向加特林毛纺厂交付了23万元的事实。（二）新昌县人民法院（2020）浙0624民初487号（以下简称487号）民事判决书虽然对《入股协议书》的真实性作出了认定，但依然没有以此为依据作出认定徐立峰为加特林毛纺厂合伙人的认定，即并未对徐立峰与王丘林之间是否实际存在交付款项的事实及交付款项的性质、对象等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认定。且王丘林对于《入股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前后陈述不一，其真实性与客观性均存在问题。（三）涉案的23万元系王丘林向徐立峰所借借款用于其本人缴纳出资款，这从王丘林在487号案件庭审中对于其出资款项的陈述中可以得到印证。二、退一步讲，如确需对本案所涉的款项承担清偿责任，那么也应该是由加特林毛纺厂、王丘林来承担，梁裘益、杨益军无须对本案所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涉案的《入股协议书》系由徐立峰与加特林毛纺厂、王丘林所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该由加特林毛纺厂、王丘林承担清偿责任。（二）一审判决关于要求杨益军、梁裘益对20万元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错误，原因在于其刺穿了杨益军、梁裘益与王丘林内部合伙关系，人为地将原本处于幕后的内部合伙人拉到了幕前要求其承担原本不需要承担的清偿责任；（三）杨益军、梁裘益即使需承担责任，也应先由加特林毛纺厂以其资产清偿债务，不足部分再由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承担责任。庭询中补充认为，徐立峰主张涉案款项系出资款并要求返还，该诉请与487号案件的第二项诉请一致，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徐立峰在一审中已明确陈述涉案20万元系用于购买机器设备，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调查错误。徐立峰不等同于一般合伙人之外的善意第三人，因徐立峰与王丘林系表兄弟关系，故王丘林在本案中的陈述很难客观反映事实，该23万元不论认定是徐立峰的出资款或是借款，都将导致王丘林逃避出资义务，由此损害了杨益军、梁裘益的利益。 徐立峰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答辩称，徐立峰对于487号案件的起诉是合伙纠纷，他想要退出合伙，但其合伙人的身份已经被487号判决所否定，所以徐立峰又以借贷关系主张，徐立峰确实向加特林毛纺厂交付20万元的借款，一审法院认定是出资款，但这并不是退伙纠纷，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范围。一审法院已经审理了款项交付的来源、时间、地点，加特林毛纺厂购买的设备到底是多少钱并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案的焦点是徐立峰是否已交付给加特林毛纺厂20万元，根据徐立峰2018年1月1日的银行取款记录以及王丘林同日银行存款记录可以相互印证。 王丘林、加特林毛纺厂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答辩称，487号案件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加特林毛纺厂购买机器设备的钱其中23万元是徐立峰打进来的；机器设备是用于加特林毛纺厂的，并不是王丘林的个人借款；加特林毛纺厂是由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三人各出资60万元以及徐立峰出资20万元；徐立峰虽然最终未被认定为股东，但是20万元款项是确实交付了的。 徐立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加特林毛纺厂、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向徐立峰返还出资款20万元（审理中，徐立峰对其请求的民事法律关系、诉讼请求“判令加特林毛纺厂、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共同返还徐立峰2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出资款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作了变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丘林、梁裘益、杨益军就共同出资开办毛纺厂达成口头合伙协议，经登记机关核准于2018年1月8日设立经营者为王丘林、名称为加特林毛纺厂的个体工商户。2018年1月1日徐立峰将23万元现金存入王丘林的银行账户，后徐立峰与加特林毛纺厂签订《入股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徐立峰以20万元入股加特林，占经营收益的百分之十。经营收益的分配在年底清算支付……如有亏损，与徐立峰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双方争议系返还出资款纠纷，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徐立峰与加特林毛纺厂虽然签订了入股协议书，但徐立峰未能成为加特林毛纺厂的合伙人，出资人在不能成为企业的合伙人情况下，其出资款应该得到返还。徐立峰要求加特林毛纺厂返还出资款，现加特林毛纺厂也同意返还，故该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问题是：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对涉案债务是否应以合伙人身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的规定，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系加特林毛纺厂的合伙人，且涉案债务发生在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经营加特林毛纺厂期间，故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应当对涉案债务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该债务在合伙人内部最终由谁承担，可由合伙人另行结算。杨益军、梁裘益的抗辩意见以及证据的举证目的，与该院查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徐立峰诉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加特林毛纺厂返还徐立峰出资款20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清；二、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期间，杨益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证据1，48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以证明生效判决已认定《入股协议书》系2018年5月份签订，并非2018年1月10日，徐立峰系加特林毛纺厂的合伙人身份已被生效判决所否定；本案徐立峰的诉讼请求与487号案件的诉讼请求有部分相同，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证据2，王丘林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以证明杨益军于2018年1月4日分两次转账50万元，于2018年2月12日、7月13日分别转账5万、11万，杨益军已履行了出资义务；购买设备时合伙体资金充足，不需要对外举债。如果王丘林出资充足，合伙体不可能考虑对外举债，而是要求王丘林履行出资义务。证据3，设备转让协议书、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营业执照、工业厂房租赁合同、情况说明、房产证、国有土地使证权证各一份，以证明梁裘益通过转移设备、免除租金的方式向合伙体出资60万元的事实，同时证明加特林毛纺厂没有对外举债的意思表示。 梁裘益对于杨益军提交的证据表示无异议。 徐立峰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没有关联性。徐立峰的合伙人身份确实已经被否认，但不能否认徐立峰出资20万元的事实。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否认徐立峰完成了出资行为。相反，既然杨益军通过转账给王丘林的方式履行对加特林毛纺厂的出资义务，那徐立峰通过将款项交付王丘林的方式向加特林毛纺厂的出资也应该得到认可。证据3，因徐立峰未参与加特林毛纺厂的实际经营，王丘林对于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徐立峰也予认同，但没有关联性，不管梁裘益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均不能否认徐立峰的出资行为。 王丘林、加特林毛纺厂质证认为，对于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王丘林认可梁裘益以30万元房租和30万元设备入股加特林毛纺厂，从银行账户明细可以证明杨益军出资了50万元，同样也可以证明徐立峰出资了20万元。 本院经审查认为，杨益军二审中提交的三组证据均非二审中的新证据。对于证据1，徐立峰在一审期间已向一审法院提交，至于能否达到杨益军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下文论述。对于证据2，杨益军、梁裘益在一审期间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不能达到杨益军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证据3，与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梁裘益、徐立峰、王丘林、加特林毛纺厂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徐立峰主张的涉案20万元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三、一审判决由杨益军、梁裘益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正确。 针对焦点一，徐立峰以其系加特林毛纺厂的合伙人而要求退伙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了487号案件，鉴于一审法院在487号判决中否定了徐立峰系加特林毛纺厂的合伙人身份，但对徐立峰主张投入的款项并未作出处理，据此，徐立峰提起本案，即主张向加特林毛纺厂及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返还出资款，前后两案并不存在矛盾，也不存在一事不再理情形，故一审判决程序合法。 针对焦点二，徐立峰主张已向加特林毛纺厂投入款项20万元，有徐立峰于2018年1月1日的银行取款凭证、王丘林的个人账户明细以及加特林毛纺厂与徐立峰签订的《入股协议书》予以证实，基于徐立峰的合伙人身份被487号判决被否认，但在《入股协议书》对于徐立峰曾向加特林毛纺厂入股20万元记载是明确的，同时，加特林毛纺厂的经营者王丘林对此也明确认可徐立峰的款项用于了加特林毛纺厂购买机器设备，表明加特林毛纺厂认可收到了徐立峰交付的20万元。故徐立峰主张涉案款项系其曾向加特林毛纺厂的出资款，本院予以采信。杨益军、梁裘益主张系王丘林的借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涉案的20万元款项实际是否用于加特林毛纺厂购买机器设备，系合伙体内部事务，在本案中无须审查。同理，对于杨益军、梁裘益上诉中认为王丘林有无缴纳足额出资款及三合伙人之间的合伙纠纷，不属本案审查范围。 针对焦点三，加特林毛纺厂已实际收取徐立峰的出资款，而生效判决又否定徐立峰的合伙人身份，故徐立峰要求加特林毛纺厂返还其出资款，理应予以支持。而加特林毛纺厂系由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三人合伙成立的合伙体，又该债务显然是产生于三合伙人合伙经营期间，故一审判决由加特林毛纺厂的合伙人王丘林、杨益军、梁裘益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杨益军、梁裘益上诉认为其仅需承担加特林毛纺厂不能清偿部分的偿还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益军、梁裘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杨益军、梁裘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书记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