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拥军，男，196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云雁，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琳，男，198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宏，四川观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四川观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萍，女，198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宏，四川观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四川观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邓毛毛，男，198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火车站商务广场**。 法定代表人：李本练，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阳，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晓芸，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李拥军因与被申请人杨琳、黄萍、邓毛毛、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4民终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作出（2017）川民申523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拥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云雁、陈静，被申请人杨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宏、李艳，黄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宏、李艳，被申请人吉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阳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邓毛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拥军再审请求：1.撤销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4民终668号民事判决第二、五项；2.改判杨琳支付李拥军钢材款628.77万元，赔偿经济损失150万元，黄萍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邓毛毛和吉青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琳、黄萍、邓毛毛、吉青公司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二审认定杨琳第二次《结账明细》订立前已付钢材款417万元违背常理，与事实不符。两次“结帐明细”系客观反映双方账目情况，也是对彼此权利义务的约定。1.《2016-1-31结账明细》表明：2016年1月31日双方首次就钢材供货进行结算时：借款：867.99万元；钢材欠款金额：643.88万；丹林项目：12.86万元。2.《2016-5-6结账明细》表明：借款：653.87万；钢材欠款余额：628.77万元。为了区分借款、往后来款、钢材款，《钢材供货协议》、《2016-1-31结账明细》中双方都非常明确的约定：杨琳付李拥军钢材款必须以收据为凭证。3.《2016-1-31结账明细》《2016-5-6结账明细》两次均有杨琳及其父杨俊堂的签字捺印，系真实意思表示。(二)二审举证责任分配偏颇，杨琳应当承担证明其支付了钢材款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2项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杨琳关于10笔支付钢材款的主张实属张冠李戴及违背常理。（三）认定李拥军的经济损失仅12万元系明显错误。二审认为双方在原合同中对货款支付时间没有约定及李拥军不能对其主张损失的具体构成举证说明，故参考同期银行贷款资金利息，将其经济损失酌定为12万元错误。1.双方《钢材供货协议》约定“不能货到付款就以3％的月利息计算”；2.两份《结账明细》均确定了钢材款支付时伺；3.《钢材供货协议》约定：“违约赔偿对方经济损失150万元”；4.尚欠钢材款应当时前述的628.77万元，并非二审错误认定的8.9861万元；5.杨琳既没有支付利息，也没有依约赔偿其经济损失。据此，李拥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再审改判。 杨琳、黄萍答辩称，李拥军的上述各项申请均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也没有任何合法之理由，更缺乏相应法律依据的支持，应当驳回李拥军对本案的再审申请。 吉青公司辩称，应该驳回李拥军的再审请求。如果判决吉青公司承担责任，应当判决吉青公司享有追偿权。 一审原告李拥军向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琳、黄萍支付钢材款62877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500000元；2.邓毛毛、吉青公司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杨琳与黄萍系夫妻关系。2015年11月20日，杨琳（甲方）、李拥军（乙方）、邓毛毛（担保方）签订《钢材供货协议》，约定：乙方为甲方修建的眉山市金龙小区建设项目施工二标段供货钢材。1、供需钢材约8000吨……2、乙方总垫资不得超过500万元，垫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若甲方不能货到付款就以3%的月息计算。……5、甲方和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无条件承担无限连带付钢材款的责任。……8、若单方违约，赔偿对方经济损失150万元人民币，并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及责任。吉青公司在协议尾部担保公司盖章处加盖了印章，杨琳、李拥军、邓毛毛均在协议上签名并捺印。2016年2月5日，吉青公司向李拥军出具《担保承诺书》，载明：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为杨琳向李拥军的民间借款作如下担保承诺：1、在2016年4月20日前杨琳偿还李拥军人民币伍佰万元现金，否则由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偿还（期间李拥军为杨琳在眉山市××小区××段垫付钢材款不超过200万元）。2、在2016年9月30日前杨琳还清李拥军的所有借款和钢材款及资金利息，否则由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偿还。若承诺人违背承诺，李拥军直接在承诺人向眉山市宏大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交工程保证金中领取承诺人担保的借款、钢材款、资金利息。承诺人并给付李拥军人民币450万元违约金。邓毛毛作为承诺人在该《担保承诺书》上签名捺印。2016年1月31日，李拥军、杨琳、杨俊堂（杨琳之父）签名确认的《结账明细》载明：1、眉山市金龙小区钢材款于2016年2月5日前由杨琳支付李拥军6438873元整；2、杨琳和李拥军在丹棱合作的两个项目由杨琳付给李拥军128693元；3、杨琳于2015年7月27日由吉青建设有限公司担保借款的11618000元和其他往来账目及利息，总计在2016年3月23日前由杨琳还李拥军人民币现金8679955元整；以上三笔借款还款时以收据为凭。该结账明细下方同时注明：截止2016年1月31日前所有两方账目已结清。2016年5月6日，李拥军、杨琳、杨俊堂签名确认的《结账明细》载明：1、眉山市金龙小区钢材款在2016年7月5日前由杨琳付给李拥军人民币6287700元；2、杨琳于2015年7月27日由吉青建设有限公司担保借款的11618000元和其他往来账目及利息，于2016年7月23日前由杨琳付给李拥军人民币现金6538710元；3、以上两笔借款及欠款还款时以李拥军收据为凭。在2016年5月6日结账后，杨琳于2016年11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拥军转款70万元，杨俊堂于2016年9月8日、9月10日、10月9日三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共计向李拥军转款527839元，2016年11月3日，吉青公司向李拥军转款80万元。共计转款2027839元。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李拥军与杨琳、邓毛毛、吉青公司签订的《钢材供货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有效协议。在《钢材供货协议》及《担保承诺书》上均有邓毛毛作为担保人的签名，因此邓毛毛是本案适格被告。杨琳欠李拥军钢材款有《钢材供货协议》、《担保承诺书》、《结账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予以确认。在李拥军与杨琳、杨俊堂2016年5月6日签字确认的《结账明细》中载明杨琳于2016年7月5日前付给李拥军钢材款6287700元，证明截止2016年5月6日杨琳欠李拥军的钢材款为6287700元。因李拥军与杨琳之间既有钢材款又有借款，杨琳、杨俊堂、吉青公司向李拥军的转款没有备注是偿还借款还是支付钢材款，本案中不把在2016年5月6日结账后杨琳、杨俊堂、吉青公司转款给李拥军的2027839元确认为钢材款，因此杨琳欠李拥军的钢材款仍为6287700元。杨琳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全部责任。在《钢材供货协议》中即约定了不能货到付款按3%的月利率计息，又约定了违约方赔偿守约方经济损失，现李拥军只主张要求赔偿违约损失15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琳与黄萍系夫妻，该债务产生于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黄萍应与杨琳承担共同给付责任。邓毛毛与吉青公司系杨琳所欠钢材款的担保人，且未超过保证期间，因此应对杨琳所负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综上，李拥军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对杨琳、黄萍、邓毛毛、吉青公司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杨琳、黄萍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拥军钢材款6287700元；二、杨琳、黄萍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李拥军经济损失1500000元；三、邓毛毛、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对杨琳、黄萍所负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3315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8157元，由杨琳、黄萍负担。 杨琳、黄萍、邓毛毛、吉青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7）川1421民初87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拥军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拥军承担。事实与理由：1.因双方在“结账明细”中所涉金额涵盖了大量民间借贷及高额利息，该“结账明细”存在重大瑕疵，一审法院没有对双方往来账目进行综合审查，导致对杨琳付款的有关事实认定错误；2.根据双方在《钢材供货协议》中的约定，邓毛毛与吉青公司仅在约定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且截止李拥军起诉时已超过担保期限。李拥军辩称，双方在《钢材供货协议》及两次“结账明细”中已明确载明，杨琳在支付钢材款时，须以李拥军收据为凭证，杨琳在本案中出示的有关付款凭证系双方其他往来款项，与本案无关。并且双方的民间借贷没有利息约定，也不存在所谓的高额利息，杨琳应当依照双方在“结账明细”中确定的金额支付钢材款，并赔偿经济损失，邓毛毛与吉青公司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双方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根据《钢材供货协议》中第六条的内容反映，杨俊堂与粟长军系甲方（杨琳）的经办人，龚小平与邹其宏系乙方（李拥军）的经办人。二审庭审中，双方虽始终无法确认钢材供货的具体数量及交易总额，但对于截止2016年1月杨琳尚欠李拥军钢材款6287700元双方没有争议。鉴于杨琳在二审中主张，虽然其与李拥军在2016年1月31日及5月6日形成了两次“结账明细”，但“结账明细”中结算的金额涵盖了大量的民间借贷及高额利息，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双方已另案诉讼，而涉及钢材款的滚动付款情况与两次“结账明细”中载明的欠款金额明显不符，并向二审法院再次出示了其在原审中提交的十笔转款明细，以支持其已付钢材款的主张：1.2016年1月18日，杨琳向李拥军转款12万元；2.2016年2月3日，黄萍向李拥军转款50万元；3.2016年2月5日，杨俊堂向龚小平转款60万元；4.2016年4月18日，杨琳向李拥军转款190万元；5.2016年4月28日，吉青公司向李拥军转款105万元；6.2016年9月8日，杨俊堂向李拥军转款31.7839万元；7.2016年9月10日，杨俊堂向李拥军转款11万元；8.2016年10月9日，杨俊堂向李拥军转款10万元；9.2016年11月3日，杨琳向李拥军转款70万元；10.2016年11月3日，吉青公司向李拥军转款80万元。以上十笔款项合计6197839元。黄萍、邓毛毛、吉青公司对以上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李拥军经质证后认为，首先，杨俊堂向龚小平转款的60万元，系杨俊堂与龚小平之间的其他工程款往来，与本案无关，且龚小平在一审中也出庭作证予以证实；其次，对于杨琳、黄萍、杨俊堂以及吉青公司转账支付的其他九笔款项，转款凭证上注明为“转存”、“还款”、“还借款”或“往来款”，属于双方其他往来款项，而依照双方合同或“结账明细”的约定，杨琳支付的钢材款应以李拥军出具的收据为准；再次，杨琳与李拥军之间属无息资金拆借，杨琳应当依照双方在“结账明细”中确定的金额支付钢材欠款。针对双方的以上举证质证意见，二审注意到，因双方除本案诉讼外，还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尚在另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因此二审向李拥军核实就杨琳出示的以上十笔转款，是否在另案中同时作为了杨琳主张归还借款本息的事实依据。对此，李拥军认为尽管杨琳未将以上证据作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还款依据，但坚持主张所收款项系本案及另案民间借贷纠纷之外的其他往来款，与本案无关。另外，就2016年4月18日，杨琳向李拥军转款190万元备注为“还借款”这一事实，杨琳陈述，因双方之间的钢材交易，李拥军本身并不提供钢材，而是李拥军让其他钢材供应商供货后再向其支付货款。所涉190万元之所以备注为“还借款”，是李拥军事先垫付了该笔钢材款，杨琳在转账时以借款名义加以备注，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向李拥军支付钢材款的范畴。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当事人双方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对杨琳应付钢材款数额的审查；二、对李拥军主张损失金额的认定；三、黄萍、邓毛毛以及吉青公司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尽管杨琳对双方形成的两次“结账明细”在形式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其在二审中反复强调，因“结账明细”中所涉金额涵盖了民间借贷及高额利息，而一审法院又未就双方的往来账目进行全面核实，对其主张的已付钢材款未予认定。对此，二审就杨琳主张的该事实，在二审庭审时有针对性的予以了审查。根据二审查明情况，因双方对截止2016年1月杨琳尚欠李拥军钢材款6287700元虽无争议，但杨琳出示了在此之后通过其本人、其妻黄萍、其父杨俊堂以及吉青公司向李拥军或龚小平转款共计6197839元的银行转款凭证，以支持其已付钢材款数额的主张。李拥军对龚小平与其本人收取前述款项的性质及其关联性提出异议，并坚持认为应始终以其向杨琳出具的收据作为本案已付钢材款的事实依据。对此，二审认为，首先，尽管龚小平在一审庭审时以证人身份出庭陈述其收取杨俊堂转账支付的60万元款项系其他工程款往来，与本案无关，但龚小平系李拥军在本案所涉《钢材供货协议》的经办人，与李拥军存在利害关系，且龚小平的证言没有相应证据能够印证；而杨俊堂作为杨琳在《钢材供货协议》中的经办人，其向龚小平转账支付的款项，在没有相反证据能够表明转款系二人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经济往来之情况下，应当认定该笔款项系杨琳向李拥军支付的钢材款；其次，对于李拥军收取的其余九笔款项，李拥军虽认为是在本案纠纷以及另案民间借贷之外，与杨琳或吉青公司之间产生的往来款，但李拥军既不能提交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在何时与杨琳或吉青公司产生前述往来款的初步证据，又不能就其陈述作出合理的解释，在杨琳就“结账明细”所涉金额能够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李拥军仅辩称系其他往来款的理由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并缺乏事实依据，难以令人信服，李拥军在收款后是否向杨琳出具收据，不影响杨琳在本案中主张所付款项性质的认定。对此，李拥军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杨琳在2016年4月18日向李拥军转款190万元备注为“还借款”这一事实，尽管杨琳在二审中作出了相应陈述，虽然其陈述尚无直接证据能够印证，但李拥军对杨琳主张的付款性质在本案中没有提供相反的依据或作出其他合理解释，因此无论该笔款项是否系本案所涉钢材款，杨琳主张在欠付钢材款的范围内予以抵扣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如李拥军确有新的证据能够反映该款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款项，可另行主张。综上，在杨琳对“结账明细”能够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以双方实际账目往来作为杨琳欠款数额的认定依据。结合前述认定，杨琳应当支付李拥军的钢材款数额为89861元（6287700元-6197839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虽然双方在《钢材供货协议》中约定“若单方违约，赔偿对方经济损失150万元人民币”，但结合二审的前述认定，杨琳差欠李拥军的钢材款仅为89861元，在杨琳对李拥军主张的损失金额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考虑到双方在原合同中对货款的支付时间没有明确约定，而李拥军在本案中又不能对其主张损失的具体构成举证予以说明，因此参照同期银行贷款产生的资金利息作为衡量李拥军实际损失的参考依据，结合杨琳的滚动付款情况及欠款数额，酌情认定杨琳应支付给李拥军的经济损失为12万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事实，首先，黄萍与杨琳之间系夫妻关系，对于杨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黄萍在没有相反证据表明前述债务系杨琳个人负债的情况下，应认定系夫妻共同债务；其次，邓毛毛与吉青公司在《钢材供货协议》中明确约定对钢材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同时，邓毛毛与与吉青公司向李拥军作出的《担保承诺书》中亦能反映保证主债务的履行期限自2016年9月30日起计算，即使杨琳与李拥军在“结账明细”中对钢材款支付的履行期限进行了变更，但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对保证期间不产生实质影响。鉴于双方未就保证期间进行明确约定，依照法律规定李拥军在2017年2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保证期间。综上，杨琳、黄萍、邓毛毛、吉青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二审法院在前述认定范围内依法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一、撤销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7）川1421民初870号民事判决；二、杨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拥军钢材款89861元，并赔偿李拥军经济损失12万元；三、黄萍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邓毛毛、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有权向杨琳、黄萍进行追偿；五、驳回李拥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315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8157元，由李拥军负担30000元，杨琳、黄萍负担81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314元，由李拥军负担60000元，杨琳、黄萍负担6314元。 本院再审期间，李拥军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仁寿县人民法院（2017）川1421民初3731号案件（以下简称3731号案件）庭审笔录、杨琳2017年2月8日及5月5日的《民事起诉状》，拟证明杨琳认可结帐明细钢材款金额为628.77万元。杨琳、黄萍质证意见为：李拥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钢材的数量和吨位，杨琳认可总的供货金额628.77万元，供货协议签订后其在付款及支付了10笔，李拥军重复起诉；吉青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认可，但达不到李拥军的证明目的。 杨琳、黄萍提交以下证据：3731号案件的卷宗材料，证明双方认可的钢材款总数为628.77万元，不是尚欠628.77万元。李拥军质证意见为：钢材供货协议第七条有约定，李拥军是项目唯一供货商，两份送货单已说明不是垫资，双方明确约定钢材款必须以一方的收据为依据；吉青公司质证意见为：对杨琳、黄萍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吉青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对李拥军、杨琳、黄萍再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综合认证。 本院经再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二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及关联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生效判决的认定，杨琳偿还借款的时间截止于2015年11月20日。因此，杨琳在此之后的转款不应计算为借款。同时，依据李拥军再审事由和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杨琳于2016年期间支付给李拥军的十笔转款能否认定为系其支付双方2016年5月6日签字确认的《结账明细》载明的钢材款。 （一）关于本案钢材款认定问题。根据双方2016年5月6日自愿签字确认的《结账明细》，本案能够确认截止2016年7月5日杨琳尚欠李拥军的钢材款为628.77万元。对此，双方二审庭审中亦不持异议。在本案诉讼中，虽然杨琳坚持主张该十笔转款均系其向李拥军支付的钢材款，但经再审审查，杨琳所主张的该十笔转款中2016年1月至4月期间的五笔共计417万元转款，明显系是在2016年5月6日双方签字确认《结账明细》之前。杨琳上述五笔共计417万元款项的性质究竟是系杨琳向李拥军所支付的钢材款性质，还是杨琳向李拥军所支付的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款项。对此，正是由于杨琳案涉之全部转款明细均未明确注明款项之性质，故杨琳依法有义务充分举证证明上述诉争417万元转款的性质。同时，鉴于李拥军并不认可双方2016年5月6日签订确认《结账明细》前杨琳所转款项属于杨琳向其所支付的钢材款性质，结合双方之间存在着其他经济往来之事实。据此，本案杨琳2016年5月6日签订确认《结账明细》前向李拥军转付的相应款项不应再认定为钢材款，二审法院将杨琳2016年5月6日前向李拥军转付的五笔款项全部认定为钢材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另外，杨琳2016年5月6日签订确认《结账明细》后向李拥军转付的202.7839万元依法应认定为钢材款。因此，本案杨琳应当支付李拥军的钢材款数额为4259861元（6287700元－2027839元）。 （二）关于本案经济损失认定问题。虽然双方在2015年11月20日《钢材供货协议》中约定“若单方违约，赔偿对方经济损失150万元人民币……”，但考虑到李拥军在本案中不能对其主张损失的具体构成予以充分举证说明，且杨琳诉讼中亦对李拥军主张的损失金额不予认可并明确提出异议。因此，本院结合本案实际酌情认定杨琳向李拥军支付经济损失50万元。 （三）关于黄萍是否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以及邓毛毛和吉青公司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本案，李拥军再审请求黄萍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以及邓毛毛和吉青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审查，本案二审判决对杨琳欠款债务系其夫妻共同债务以及邓毛毛和吉青公司在供货协议中明确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以及李拥军的诉讼并未超过法定保证期间等事实认定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证。对此，本院予以认同，并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再审申请人李拥军的再审申请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4民终668号民事判决和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7）川1421民初870号民事判决； 二、杨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拥军支付钢材款人民币4259861元，并赔偿李拥军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0元； 三、黄萍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四、邓毛毛、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有权向杨琳、黄萍进行追偿； 五、驳回李拥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315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8157元，由李拥军负担12592元，杨琳、黄萍负担255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314元，由李拥军负担21884元，杨琳、黄萍负担444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谯 斌 审判员 高向阳 审判员 郑 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何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