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德文，男，1987年12月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光，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金海，男，1994年6月6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树萍（魏金海母亲），女，1973年9月4日生，满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琳丽，女，1985年7月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学锋，辽宁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连观光夜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光风街**云杉创客ECO生态社区**20919。法定代表人：张吉利，该公司经理。上诉人王德文因与被上诉人魏金海、曲琳丽、大连观光夜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观光夜市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6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德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王德文不承担向被上诉人魏金海返还1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责任。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曲琳丽与上诉人王德文因感情不合已经离婚，双方有利益冲突，曲琳丽在本案中明显与魏金海、观光夜市公司互相串通，意图恶意转嫁债务给上诉人，对其恶意转嫁的债务，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责任。曲琳丽与他人互相串通具体表现在：首先，魏金海举证的所谓曲琳丽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据是曲琳丽提供的，她提供该聊天的目的就是为了转嫁债务给上诉人；其次，魏金海举证的所谓曲琳丽和案外人张旭的电话录音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是曲琳丽提供的，而且该录音的内容明显是两个人在互相串通，一方在诱导性的提问，另一方在极力的配合，目的是将债务转嫁给上诉人；最后，在观光夜市公司已经出具收款收据认可收到了押金5万元的情况下，曲琳丽否认将该款项交付给该公司，目的也是要将债务转嫁给上诉人。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很多事实都是曲琳丽的单方陈述，因为她与上诉人有利益冲突，对于这些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曲琳丽的这些单方陈述包括，《转承包协议》的牵头人是上诉人，上诉人参与到合同的签订，5万元的收据是上诉人给曲琳丽的；案涉10万元中的4万在上诉人处。这些都明显不是事实，从魏金海提交的书面证据上看，曲琳丽和观光夜市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基于该合同，曲琳丽和魏金海还有观光夜市公司又签订了《转承包协议》，从这些合同的签订就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这些合同毫无关系，一审认定这些事实，并且作为其裁判的理由是非常荒唐的。三、一审判决解除案涉《转承包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案涉《转承包协议》只约定了1年的租期，店铺的交付日期以及租期的起始日期并没有约定，仅凭魏金海一方口头陈述说不能履行，法院就判决解除该协议明显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案涉《转承包协议》是曲琳丽、魏金海、观光夜市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并没有约定魏金海必须向观光夜市公司直接付款，那么根据该协议，魏金海已经通过向曲琳丽转账的方式交纳了保证金以及经营管理费等义务，观光夜市公司还出具了收款收据，那么魏金海就可以要求履行该协议，取得商铺。一审判决仅凭魏金海的陈述说观光夜市公司表示没有收到钱所以不给他商铺，因此就武断的解除了该协议，明显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再次，案涉《转承包协议》第一条约定，魏金海同等享有曲琳丽在原有租赁合同中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而根据原有租赁合同(即该协议所附的文件《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第1项的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得随意终止合同的，否则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当支付保证金的2倍作为违约金。所以，魏金海没有正当理由是不能随意解除该协议的，否则至少要支付2倍的保证金，即10万元作为赔偿。而在本案中，在租期的起始和结束日期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魏金海没有正当理由解除该协议，因此他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四、本案即使解除案涉《转承包协议》，所形成的债务也是新的债务，即使和曲琳丽有关，但和上诉人无关，因为二人早已离婚，该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首先，曲琳丽收到魏金海给付的款项，是依据《转承包协议》的合法取得，并不是债务，更不是与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案涉的合同能否解除，是谁违约，谁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要在本案判决生效以后才能确定，而上诉人和曲琳丽已经离婚，二人已经不是夫妻，生效判决即使要判曲琳丽承担违约责任，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判决已经离婚的一方连带承担其原配偶因新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违约责任，明显不公平、不合理。其次，案涉《转承包协议》第一条约定，魏金海同等享有曲琳丽在原有租赁合同中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而根据原有租赁合同（即该协议所附的文件《承包经营合同》）第八条第1项的规定，任何一方如果要提前终止合同，应提前3个月正式书面通知对方，双方应结清所有费用及承担相应责任后，合同才终止。而被上诉人魏金海显然并没有提前3个月书面通知，所以案涉协议即使能解除，也是在本案起诉3个月以后才可能解除的，是在曲琳丽和上诉人离婚后解除的，所形成的债务也不是二人的夫妻共同债务。五、曲琳丽收到的这10万元，并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因此上诉人更不应当承担责任。魏金海并没有证据证明这10万元用于家庭生活。上诉人是收到过曲琳丽微信转账两次，一次3万元，一次1万元，但这两笔钱和案涉款项无关，从转账时间上也看不出与案涉款项有任何关联。并且，上诉人已经提交微信转账证据证明婚前曾经通过转账方式借曲琳丽4万元，该笔款项是上诉人从自己朋友那里借来的，要还给这个朋友，所以曲琳丽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还回来了3万元，并且曲琳丽还提醒上诉人别忘了向该朋友要收条，这都能证明该笔借款的存在。退一万步讲，即使法院认定这4万元用于家庭生活，认定该笔款项是夫妻共同债务，那么也只能要上诉人承担这4万元的责任，而不是10万元的责任。六、5万元押金已经交付给观光夜市公司，观光夜市公司已经出具了收款收据，这是强有力的书证，不能通过曲琳丽的单方陈述就否认，因为这关系到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曲琳丽主动自愿承担的债务，不能让上诉人去背锅，否则明显不公平、不合理。10万元扣除这5万元押金，还剩5万元。退一万步讲，即使法院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那么也只能要上诉人承担这剩下的5万元的责任，而不是10万元的责任。七、一审判决判令自2018年8月31日起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明显错误。案涉《转承包协议》只约定了1年的租期，店铺的交付日期以及租期的起始日期并没有约定。法院没有审查是否有违约，是谁违约，什么时候开始违约，要承担什么违约责任的情况下，直接武断的要求从魏金海付款之日开始支付利息明显错误。魏金海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虽然书面材料和上诉人没有关系，但是整个事情的牵头、操作都是上诉人。曲琳丽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对于原审判决补充一个事实，魏金海是孙伟的表弟，而案外人孙伟和上诉人是朋友，曲琳丽和上诉人是共同参与经营，本案案涉租赁合同是上诉人和曲琳丽共同参与下形成的。另外，在魏金海支付10万元租金时，上诉人和曲琳丽已经登记结婚，这10万元在资金交易流水显示，有4万元是给了上诉人，这4万元都是微信转帐，其中的3万元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很明确的显示了这3万元是上诉人要还给魏金海的租金，另外1万元是上诉人用于日常生活，即这10万元租金是曲琳丽和上诉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的收入，其中曲琳丽和上诉人达成一致，其中3万元是要返还给魏金海的租金，其他的资金是用于家庭生活，所以上诉人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观光夜市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魏金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曲琳丽、第三人签订的转承包协议；2、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100,000元；3、判令二被告自2018年8月31日起至清偿全部承包款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曲琳丽、第三人大连观光夜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签订《转承包协议》，约定：丙方（第三人）同意甲方（曲琳丽）将自己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机场航站楼1楼的店铺转让给乙方（原告）使用，租期共计1个年度。承包保证金5万元，经营管理费每年度1.2万元，乙方须在签订后的3个工作日内交纳上述款项。合同中未约定案涉店铺交付时间及租期起始日期。原告于2018年8月31日向被告曲琳丽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同日，第三人出具一张收款收据，交款人为原告，收款人为第三人，金额5万元，收款事由为“押金”，并盖有第三人的公章。另，被告曲琳丽与王德文于2018年8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6月17日经调解离婚。庭审时，原告举证被告曲琳丽与被告王德文的微信截图，称其向曲琳丽要求交付店铺或返钱时，曲琳丽提供的，证明2018年10月23日，曲琳丽将涉案款项中的4万转给王德文。被告曲琳丽质证：我方确实给王德文转过4万元，但我方和原告没见过面。被告王德文质证：真实性有异议，是复印件。原告持有被告曲琳丽与王德文的聊天记录，这本身就有问题，证明原告与被告曲琳丽互相串通，意图虚构债务转嫁给被告王德文。另外该证据和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涉案款项是用于二被告的个人消费。二被告当时虽然是结婚状态，但在经济上相互独立，2018年8月二人结婚前，曲琳丽向王德文借4万元，王德文向朋友借钱，于2018年8月2日转账给曲琳丽。微信截图中的4万元是曲琳丽偿还该笔借款，王德文不知道孙伟的弟弟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钱。微信截图中关于收条的内容，是指王德文还钱时要其朋友写收条证明已还钱。查，微信截图显示，2018年10月23日，王德文说把孙伟他弟的钱打过来，曲琳丽转账3万元给王德文，并询问用不用写个收条，王德文说我让他写。2018年11月4日，曲琳丽转账1万元给王德文。庭审时，原告举证案外人张旭和被告曲琳丽的电话录音，是张旭发给我方的。张旭系王德文的朋友，当时是张旭、王德文、孙伟三人联系我方与被告曲琳丽签订《转承包协议》。证明10万元曲琳丽已经收到，但没有把钱交给第三人，曲琳丽承认6万她花了，4万转给王德文了，同意返还给我方。曲琳丽称：庭后书面提交质证意见，但至今仍未提交。王德文质证：真实性有异议，不知道录音时间，内容也不完整，看不出与本案有关联性。查，录音中，曲琳丽称：钱当时在我们这，没有把钱交上去，我花了6万，转给王德文4万。王德文让我把钱退给魏金海，我都把钱准备好了，但王德文一直不找我谈。收据上的章是石林给我盖的，但石林没收钱，他可能就是想帮你坑一下你朋友。坑店这事不是我张罗的。庭审时，被告王德文举证2018年8月的微信账单，证明曲琳丽曾在2018年8月2日向王德文借款4万元。原告质证：二被告之间的欠款与我方无关。被告曲琳丽质证：该转账是王德文给我方的零花钱，不是借款。庭审时，被告曲琳丽称，《转承包协议》的牵头人是王德文，王德文参与到合同的签订，我方在家里签好后观光夜市公司再盖章，原告未盖章。我方转给王德文的4万元是从案涉的10万元里出的，5万元的收据也是王德文给我方的。被告王德文当庭表示案涉合同的签订履行与我方无关，曲琳丽所述不是事实。庭审时，被告曲琳丽称，案涉10万元中4万元在王德文处，5万元已经打给第三人，1万元在我方。庭审时，原告表示，合同签订后我方一直没有得到店铺，2019年3月我方找到第三人，第三人表示没有收到钱，也没有我们的店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举证的录音内容、原告与被告曲琳丽关于《转承包协议》签订过程的陈述，被告王德文虽然在案涉协议的签订过程中有参与行为，但尚不足以影响该协议的法律效力。《转承包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对三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转承包协议》中三方当事人未约定合同履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转承包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曲琳丽支付了合同约定的保证金及经营管理费，但根据原告举证的录音，被告曲琳丽承认未把收到的款项实际交付给第三人，致使原告在合同成立后的合理期间内不能取得案涉店铺的实际使用权，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原告签订《转承包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落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请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8月31日向被告曲琳丽转账10万元，根据原告举证的录音，其中6万元曲琳丽花掉，4万元转给了被告王德文。王德文举证的微信账单不足以证明“曲琳丽向其转账的4万元是偿还借款”，故一审法院对王德文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认定曲琳丽将原告支付的10万元中的4万元转给了王德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夫妻的二被告共同转账、处置了案涉款项，符合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法律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庭审中，被告王德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10万元中扣除保证金和经营管理费的部分是中介费”、“二被告在婚姻期间经济相互独立”，一审法院对王德文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请予以支持，二被告依法应共同向原告返还1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8月31日起至二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魏金海、被告曲琳丽、第三人大连观光夜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签订的《转承包协议》解除；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曲琳丽与被告王德文向原告魏金海返还1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0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8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95元（原告已预交），由二被告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王德文提交（2019）辽0204民初5420号案件的起诉状及调解笔录，拟证明曲琳丽2019年3月21日起诉离婚，本案起诉时间是2019年5月27日，魏金海起诉时，两人已诉讼离婚，本案的所谓债权债务，在双方起诉离婚前并不存在；二人2018年8月28日登记结婚，到开始分居仅仅共同生活了2个月，由此可以推断，双方在经济上是磨合阶段，相互独立，2个月的共同生活让上诉人承担共同债务，明显不公平，10万元已经超过了2个月的日常生活，调解笔录中双方已经认可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魏金海对上述证据不认可，认为2018年8月29日签订合同，8月31日打款，发生在他们夫妻存续期间，属于他们夫妻共同债务，他们应该共同承担还款义务。曲琳丽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恰恰证明了魏金海支付的租金是上诉人与曲琳丽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收入，而其中的部分资金也由曲琳丽转给了上诉人，所以上诉人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曲琳丽提交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拟证明2018年10月23日，曲琳丽通过微信向上诉人转帐3万元，2018年11月4日，曲琳丽通过微信向上诉人转帐1万元，该份证据结合曲琳丽在一审提交的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曲琳丽向上诉人转帐的3万元是上诉人声称用于偿还魏金海的，另1万元是上诉人自己的支出费用。魏金海对该证据无异议。王德文对两笔转账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转账和魏金海交钱的时间不符，不是同一笔钱，而是曲琳丽返还给王德文的借款。本院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案涉三方《转承包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协议中未约定合同履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三方于2018年8月29日签订《转承包协议》，8月31日魏金海向曲琳丽交付10万元，但直至诉讼期间魏金海亦未能取得协议约定的店铺，曲琳丽承认未把收到的款项实际交付给第三人，导致原告在合同成立后的合理期间内不能取得案涉店铺的实际使用权，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令《转承包协议》解除并无不当。至于王德文提出的根据曲琳丽与观光夜市公司的《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第1项的约定，任何一方都不得随意终止合同，否则视为违约，魏金海无正当理由解除协议，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上诉观点，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转承包协议》因曲琳丽违约导致解除，且协议约定租期共计1个年度，实际上案涉店铺一直未交付魏金海，该1个年度的租赁期限尚未起算，而上述《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第1项约定的任何一方不得随意终止合同的期间是在合同期内，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解除《转承包协议》产生的债务是否系王德文与曲琳丽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曲琳丽与魏金海均陈述王德文参与并主导了案涉《转承包协议》的签订，王德文虽否认该节事实并声称不清楚“孙伟他弟”是谁，但结合魏金海提供的录音证据及王德文与曲琳丽之间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王德文参与了协议签订过程。曲琳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王德文“把孙伟他弟的钱打过来”的要求转给王德文3万元，此后又转给王德文1万元，该节事实无法得出上诉人提出的夫妻双方经济独立的结论。退一步而言，即使如曲琳丽陈述将10万元中的6万元用于个人消费，该款项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开销。因此，基于当事人陈述和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因《转承包协议》解除产生的债务是王德文与曲琳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曲琳丽收到的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德文关于曲琳丽转账4万元系偿还借款、曲琳丽与魏金海和观光夜市公司串通恶意转嫁债务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判令王德文对曲琳丽收到的10万元款项及自收款之日起产生的占用资金利息共同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德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5元，由上诉人王德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威审判员 孙利颖审判员 谢燕鹏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