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8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194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1，男，196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2，男，1968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3，女，197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解富，广东万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4，男，195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荣，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健兴，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5，女，194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亦文，男，197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审第三人：梁某6，女，195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银枝，女，198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审第三人：梁某7，女，1964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审第三人：梁某8，男，197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因与被上诉人梁某4、梁某5、原审第三人梁某6、梁某7、梁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5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对梁某10（又名梁某10基）生前所有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大队四和二队中一巷4号房屋占四分之一的份额；2.本案诉讼费用由梁某4、梁某5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不清，分家析产会议是梁某4及其亲友恶意串通，无中生有，胡乱编造的。涉案房屋是祖屋，从未通过分家析产的方式分给谁。在房屋被征收拆迁之前，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对祖屋的共有性质产生过争议，直至因广州北站综合枢纽工程需要征收涉案房屋及所在土地，梁某4通过隐瞒事实，骗取了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得知此事后，经有关部门指引，向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梁某4为独占拆迁补偿利益，不惜歪曲事实，串通证人做虚假证言，编造1991年将涉案房屋通过分家析产确定归属的虚假事实，而原审法院未能充分查实，采信其提供的证人的虚假证言，作出已分家析产的认定，事实不清。1.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等人虽一直不在祖屋居住，在市区居住，但梁某9在1998年去世前还是回到祖屋，在祖屋去世，丧事也是在祖屋办理。按乡风民俗，如果在1991年已经分家析产，祖屋梁某9已经没份是不会如此的。2.新街四和经济合作社、村委会、第二生产队开具的证明是假证。梁某10、梁见、梁某4都是居民，非村委会集体组织成员，且村民的分家析产不是村委会的只能，村委会无权出具证明。如果村委会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则该《证明》应明确说明具体是村委会的哪些人目睹了这次会议，这个人是亲眼见证了分家析产会议还是听他人提及，该证明没有交代，也没有任何文书记录，村委会相关人员也没有出庭作证。从1991年至今已过去27年，作此证明的村委会工作人员27年前均未成年，如何知悉所谓分家析产会议。3.梁某8的证言是假证。梁某8的母亲徐顺意生前患有抑郁症，是自杀身亡，其生前不可能对梁某8有所交代，其女儿梁某6亦明确否认徐顺意生前有该遗言，可见该遗言为梁某8根据梁某4的授意编造。况且，如在1991年已经分家析产，涉案房屋的归属早已既定事实，何须患病的母亲死前刻意交代。4.证人徐某1的证言是梁某4授意编造，徐某1在花都城镇做服装生意，梁某9在广州市工作，两人生前没有什么来往，梁某9不可能多次对其说房屋已卖给梁某4。徐某1与梁某4的妻子友善，结合其在庭审中对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等人的指责，可见其与梁某4存在利害关系，不是持中立立场。5.梁某11、钟某、卢某的证言都是听梁某4诉说，均表示具体交易情况不清楚。梁某9一直在广州市区工作和生活，与三人没有来往，即使把房屋卖给了梁某4，也是家里的事，不可能到处说。6.梁某4称当时参与分家析产的人有邓某、梁某9、徐顺意、梁某4、朱某等人，其中梁某9、徐顺意、邓某均已去世，朱某否认有该会议，而梁某5作为继承人，却不知道有该会议。梁某4提供的证人也与其夫妻关系密切，不能证实分家析产真实存在。在没有任何证据辅助证明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仅凭证人证言便认定梁某4的陈述，此判决一旦生效并公诸于世，必将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二、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其他事实，亦全凭梁某4提供的证言，并无任何客观证据印证。事实上，梁某4成年后便迁到城镇居住，其本人和本案其他当事人一样，并非涉案房屋所在村委会的户口，也没有与梁某10、邓某住在一起，没有比其他当事人尽更多的照顾义务，只是在梁某10、邓某、梁某9相继去世后才霸占了房屋。在涉案房屋兴建时，梁某4也没有能力出资建造。梁某5也已证明，涉案房屋是梁某9出资建造。三、关于举证责任。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主张涉案房屋依照法定继承处理，且已举证证实系梁某10、邓某的法定继承人，且没有放弃继承，梁某4对此也没有异议，已完成了举证责任。梁某4的主张系涉案房屋归其所有，但没有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首先，涉案房屋的土地始终登记在梁某10名下，与梁某4无关，其主张房屋经过家庭析产明显造假。其次，涉案房屋不是由梁某4修建，梁某9也有出资修建房屋，梁某9一家也对老人尽了赡养义务，梁某4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房屋由其一人修缮。最后，梁某4对房屋使用多久并不能作为证据证明其拥有房屋的所有权，其对房屋拥有所有权仍应当以明确的证据证明。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的上诉请求。梁某4辩称：不同意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1.涉案房屋已经在梁某9死亡前进行了处分。该房屋是梁某9、梁某4等人父母梁某10、邓某生前居住的房屋，梁某10在1990年死亡，在梁某10死亡当年，涉案房屋的宅基地证原件是交到梁某9受伤。但在1991年，邓某召集家庭成员，包括梁金象的妻子徐顺意、梁某9、朱某及梁某4召开家庭会议，已对房屋进行析产，即梁金象一家由徐顺意代表放弃对涉案房屋的权利，通过梁某4向梁某9补偿3500元的方式，将房屋的所有权利归梁某4。在梁某4将款项3500元支付给了梁某9后，梁某9就已将涉案房屋的宅基地证原件交给了梁某4。按照本地农村家庭的习惯，长辈将房屋的宅基地证原件交给谁，就是代表将该房屋的所有权利给谁。因此，在1991年时已对本案房屋进行了处分。虽无直接证据，但村委会证明、同村几位村民的证言，还有梁某5、梁某8都能间接证明涉案房屋属于梁某4一家，朱某等虽提出证据不真实，但也未能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2.涉案房屋在从1991年分家析产会议后，就由梁某4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原件也由梁某9手中转交由梁某4持有，梁某4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经独自占有并使用涉案房屋，并两次自行出资对房屋进行翻建和装修。该房屋自装修完工后，从1993年起就一直由梁某4出租并收取租金。这么多年来，朱某等人都没有提出过异议，梁某4一直都是和平的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在征收发生前，全部的家庭成员也都是认可该房屋是属于梁某4一家的。若该房屋没有经过全体家庭成员同意归属于梁某4，其他家庭成员不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都不主张自己的权利，直至涉案房屋被征收，朱某等上诉人看到有征收利益，知道梁某4在继受涉案房屋后一直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就想通过诉讼的方式，以梁某4未办理产权过户为由推翻之前对涉案房屋已经处分的事实，其这一做法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也是不道德的。3.涉案房屋在梁某10、邓某生前居住时是危房，当时是砖泥土房，屋顶已严重漏水，没有窗户，也没有铺地砖，是梁某4在1991年及2007年自行出资对涉案房屋进行了两次翻新改建。改建后，只有地基上30-50里面的墙是原来房屋的墙体，其余的基本都已经拆除重建，相当于已经重建了涉案房屋。因此，该房屋的所有权是属于梁某4的，并不属于梁某10、邓某的遗产。4.本案被继承人梁某10、邓某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去世，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案已超过二十年，按照上述规定，朱某等上诉人不得就本案的继承事由提起诉讼。5.另外，梁某4也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自梁某9结婚开始，其一家全部在新华城区居住，没有在村里居住。在梁某10和邓某生前、梁某9及其妻子朱某虽然有经济能力，但很少理会和照顾梁某10、邓某的日常生活，两位老人的日常起居生活一直是由梁某4及其妻子负责。这一事实有新街村委会、新街四和经济合作社、新街四和经济合作社第二生产队及村民的共同证明。因此，即便涉案房屋的部分权属是属于梁某10、邓某的遗产，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的规定，梁某4一家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对遗产可以多分。朱某等有能力而不尽扶养的义务，应当不分或少分遗产。梁某5辩称：坚持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取得份额。梁某5与梁某4签署的协议并非是自愿签署的，是当时村里开会没有通知梁某5，梁某5只是同意拆迁补偿，因为梁某5年纪很大，文化程度不理解，是梁某4诱导签署协议，在一年内没有撤销是因为梁某5不想影响双方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去撤销，该份协议是无效的，目前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受胁迫的。梁某6辩称：坚持按照法定继承取得份额。梁某8辩称：坚持一审庭审的答辩意见。经本院依法传唤，原审第三人梁某7没有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判决。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对梁某10（又名梁某10基）生前所有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大队四和二队中一巷4号房屋占四分之一的份额；2.本案诉讼费由梁某4、梁某5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梁某10（又名梁某10基，于1990年去世）与邓某（又名邓某弟，于1993年去世）是夫妻关系，二人生前共同生育了六名子女，分别是长子梁金象、次子梁金鳌、三子梁某9、四子梁金如、五子梁某4、女儿梁某5。长子梁金象于1978年去世，其配偶徐顺意于2006年去世，两人生育了梁某6、梁某7、梁某8三名子女。三子梁某9于1998年去世，其与配偶朱某生育了梁某1、梁某2、梁某3三名子女。次子梁金鳌、四子梁金如均在未成年时死亡，没有生育儿女。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四和二队，土地使用证号为花府集建字[89]03010514号、地号戊**、建筑用地面积41㎡的宅基地系登记在梁某10名下，相应的地上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建于梁某10、邓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5、第三人梁某6主张梁某10、邓某生前未处理其个人财产，也未立下遗嘱。梁某4则主张1991年，邓某召集家庭成员梁金象的配偶徐顺意、梁某9及其配偶朱某、梁某4召开家庭会议，口头对该房屋进行析产，即梁金象一家由徐顺意代表放弃对涉案房屋的权利，以梁某4向梁某9一家补偿3500元的方式，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利归梁某4，梁某9和朱某放弃该房屋的权利。梁某4获得该房屋的权利后，分别于1991年及2007年自行出资对涉案房屋重新进行了翻新改建，为此，梁某4提交了由徐某2、李冠英、卢某等村民出具的证明，记载：我村村民梁某10位于我村四和二队的宅基地房屋，土地证号：花府集建字[89]030105**，，地号戊27房屋建筑占地面积41平方米，该房屋从1991年开始由梁某10的小儿子梁某4及其儿媳林建萍使用支配至今，在梁某10去世后，邓某与其儿子梁某4、梁某9、朱某、梁金象的妻子徐顺意召开分家析产会议，该房屋分给梁某10的小儿子梁某4，从1991年开始梁某4出资对该房屋进行改造，另梁某9结婚后，全部在新华城区居住，没有在村里居住，对梁某10、邓某的照顾主要有其小儿子梁某4夫妻履行，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四和经济合作社、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四和经济合作社第二生产队在证明上加注“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2017年4月13日，梁某4（为甲方）与梁某5（为乙方）签订由其签名捺印的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土土地证号：花府集建字[89]030105**，地号戊27房屋建筑占地面积41平方米的房屋归甲方所有，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上述房屋分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经征得全体家庭成员同意。梁某5提出其是在不了解协议内容的情况下签订上述协议书。2017年8月25日，梁某4（为甲方）与第三人梁某8（为乙方）签订由其签名捺印的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土地土地证号：花府集建字[89]030105**地号戊27房屋建筑占地面积41平方米的房屋归甲方所有，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上述房屋分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经征得全体家庭成员同意。一审法院根据梁某4的申请准许证人徐某1、梁某11、徐某2、卢某、钟某、常某出庭作证，证人徐某1陈述以下证言：我住在梁某4家对面，我亲耳听到梁某4已故的母亲邓某和哥哥梁某9说过，涉案房产已经通过分家析产分给了梁某4一家使用，由梁某4补偿梁某93000元，两次修建房屋都是梁某4一家出资的。证人梁某11陈述如下证言：我在新街××××了68年了，和当事人都是同房的，农村里，只要老人将宅基地证书给了谁，就表示把房子分给了谁，我曾听梁某9讲过，涉案的房子卖给了梁某4，具体怎么交易我不清楚，涉案的房子之前是危房，是梁某4一家出资改造的。证人钟某陈述如下证言：我和梁某10、邓某是同村邻居，涉案房屋以前是危房，是梁某4出资修建的，这个房子是梁某4找哥哥买的，具体怎么交易我不清楚。证人常某陈述如下证言：涉案房屋是梁某4出资找我翻新的，1991年、2007年翻新了一次。证人徐某2陈述如下证言：我住在梁某4隔壁，涉案房屋是梁某4出资装修了2次，房屋的租赁也是梁某4负责的，房屋的宅基地证书是生产队发给梁某4的，我从1970年左右结婚后一直居住在新街。证人卢某陈述如下证言：涉案房屋是梁某4出资装修的，我听梁某9说过房屋卖给梁某4了，宅基地证书上写的是梁某**，但房屋一直由梁某4装修、出租。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另查，双方因房屋继承纠纷，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于2018年2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粤0114民初1994号民事判决书，以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后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2018）粤01民终213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1994号民事判决书；二、本案发回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用地系农村宅基地，登记在梁某10名下，涉案房屋系梁某10、邓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及梁某10、邓某生育子女的情况，双方均无争议，且有相应的证据为证，故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要求确认对涉案房屋的继承份额是否有据。一审法院认为，梁某10于1990年去世，邓某于1993年去世，至今已长达20多年，按常理应已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处分。而本案中梁某4提交了徐某2、李冠英、卢某等村民、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四和经济合作社、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四和经济合作社第二生产队出具的证明等证据，结合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已经于1991年由邓某、梁某9及其配偶朱某、梁某4、梁金象的配偶徐顺意通过分析家产分配给梁某4，并一直由梁某4使用管理至今，梁某4分别于1991年、2007年进行了两次装修。即梁某4已实际取得了该房屋的全部使用权达20多年。现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主张对涉案房屋占四分之一的份额，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梁某7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梁某4于二审庭审后提交《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道办事处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建设项目农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北站）》。朱某等上诉人未针对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涉案房屋的继承分配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民事诉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本案中，被继承人梁某10、邓某分别于1990年、1993年去世，自两人去世后，涉案房屋一直由梁某4管理使用，梁某4曾在1991年、2007年分别独自出资对涉案房屋进行翻新改建，本案当事人对此事实均予以确认。在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继承分配情况下，虽然梁某4提交的证据主要为当地村民的证人证言及村委会开具的证明，但结合各方当事人确认自梁某10、邓某去世后二十余年，涉案房屋一直由梁某4管理、使用，独自出资修缮，各方从未提出异议或要求继承的情况，梁某4提交的证据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互相印证，已足以形成证据链，结合朱某与梁某9未在新街中居住以及广州本地的风俗习惯，一审法院采信梁某4的主张，认为梁某4已通过家庭会议对涉案房屋进行析产，实际取得涉案房屋全部使用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二审中，朱某等上诉人无新事实新证据，其虽不承认涉案房屋已分家析产全部分配给梁某4，但仅凭陈述不足以推翻一审的认定，其主张继承涉案房屋四分之一的份额，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朱某、梁某1、梁某2、梁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何嘉怡吴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