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27民终1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志江，男，196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疆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朱建忠，男，196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基，北京德和衡（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志江因与被上诉人朱建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人民法院（2020）新2701民初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志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被上诉人朱建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志江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新2701民初78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朱建忠的一审诉请；二、改判支持高志江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关于“朱建忠与高志江在2017年9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签订时合同成立，但因为朱建忠并非博乐市×××物流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股东，其仅是×××物流公司股东冯某、周某1所拥有的项目下的投资人，故本案所涉转让协议实为项目投资份额的转让协议”的认定有误。此“自愿”是在朱建忠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下作出的，并非高志江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协议时，高志江对于×××物流公司的状况及股东构成并不清楚，朱建忠等未尽如实告知义务。但从协议书的落款处由三方（即本案的朱建忠与高志江、×××物流公司）签字盖章可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系经三方协商后签订。朱建忠作为签订协议之前的合作方，在签订协议时是明知即便高志江交付完毕全部转让款，也不可能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朱建忠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向高志江隐瞒真实情况，使高志江误认为支付完毕转让款后可以办理变更手续，其受让股权可以作为股份正式在×××物流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记载，以实现其股东应有的权利。2．一审法院关于“因为朱建忠并非×××物流公司股东”“本案所涉转让协议实为项目投资份额的转让协议”的认定有误。上述事实系在庭审时查实，但并不代表签订协议时高志江明知这一事实。朱建忠与×××物流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标的是投资份额，但朱建忠与高志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标的是×××物流园5％股权。高志江一直认为购买的是股权，并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全文均由“股权”字样表述，同时朱建忠及×××物流公司还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承诺付款完毕后一同去工商部门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可见当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商议的转让标的物是股权而不是投资份额。×××物流公司作为朱建忠的担保主体，还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字盖章确认。上述一系列的行为，直接导致上诉人的付款行为，并且在转账交易单中明确注明：高志江支付购股权款。但庭审中朱建忠已明确表示，无法办理变更手续。此种表态与转让协议的约定完全相悖，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这也是高志江未再付款的原因。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生效条件，生效条件未成就，故该协议未生效。《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为双方对协议的生效与否所附加的条件。从文义上可以看出，所附条件为协议生效条件，即：只有在高志江支付股权价款完毕后，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才生效。应当认定转让协议未生效。再者，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未生效的合同，在审判实践中与无效合同并无区别，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的生效条件已经永远不能成就，因此，对这两个合同的处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朱建忠应当向高志江返还其已支付的合同款项100000元，同时因合同未生效，高志江不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向朱建忠支付900000元合同价款及利息的义务。三、高志江与朱建忠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的判决仅考虑了朱建忠合同目的实现，而并没考虑到高志江的合同目的即朱建忠的承诺根本无法兑付而未继续付款的事实。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第四条明确约定了违约责任。即使判定该合同生效并认为高志江违约，也应该按照合同中约定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照违约责任约定处理，而不是继续履行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中明确双方并非仅是项目投资份额的转让与受让，而是×××物流公司股权的转让及受让，应当能够经过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其次，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并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而事实却是，×××物流公司其他两位在册登记股东周某2、马某对于高志江受让冯某、周某1以及朱建忠等人的股权并不同意，×××物流公司从未就股权转让开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此事，形成会议纪要。此点实为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即，即便高志江如期履行转让协议，最终亦不可能合法获得×××物流公司股权。此点，从签订合同至今，×××物流公司在册登记四名股东仍为冯某、周某1、周某2、马某这一事实即可证实。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股权转让一事所签订的合同很有可能为无效合同。   朱建忠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法律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理由为：第一，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对协议转让的标的有着明确的指向约定即朱建忠所拥有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中的合伙份额。该转让标的并非高志江在上诉状中所称的×××物流公司的股权。朱建忠是否是×××物流公司的股东与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合伙份额没有关联性。并且朱建忠是否是×××物流公司的股东的信息是公共信息，也隐瞒不了。其次，朱建忠向高志江所转让合伙份额的由来是朱建忠与冯某、周某1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伙份额。在该协议书中，对朱建忠与冯某、周某1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了明确的文字表述。该合伙份额明确表明不是朱建忠在×××物流公司的股权，与×××物流公司的股权不具有任何关联性。朱建忠与高志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依据就是该份《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确定的朱建忠所有的合伙份额。第二，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协议要转让的标的做了明确的文字表述。朱建忠自始至终就不是×××物流公司的股东，这是不争的事实，朱建忠根本无权办理转让与高志江约定以外的股权也是不争的事实。高志江以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最终不再付款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高志江与朱建忠的协议目的就是朱建忠将拥有的合伙份额转让给高志江，高志江利用受让的合伙份额达到实际掌控了×××物流园的经营，一审查明的事实证明高志江这一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第三，高志江上诉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附生效条件的协议，条件未成就协议未生效的上诉理由完全错误。首先，朱建忠将拥有的合伙份额已经转让给高志江的事实以及高志江已经实际掌控×××物流园的经营的事实证明朱建忠已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义务。高志江不按照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合伙份额的对价显然是违约方。协议所附的生效条件本就是高志江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高志江将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而未履行的行为结果作为高志江认为协议没有生效的上诉理由从而达到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目的，这是突破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底线的行为。   朱建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志江向朱建忠支付转让款本金900000元；2．判令高志江向朱建忠支付从2018年9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未支付的利息（以本金90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业拆借年利率5％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6月9日金额为78657元），2020年6月9日之后的利息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高志江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朱建忠返还股权转款1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2日，案外人冯某、周某1作为甲方与乙方朱建忠签订了一份《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自愿合作投资博乐市×××金属加工园冯某、周某1所拥有的项目，甲方以支出费用方式出资12000000元（已支出）乙方经核实确认。乙方以人民币出资1000000元，以实收资金为准，乙方交款期限2013年12月20日前交清后合同生效。合伙期间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双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甲方所拥有的项目固定资产和盈余按照取得的销售净利润的甲方60％、乙方5％的比例分配。合伙项目债务按照甲方60％、乙方5％比例分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当按照比例在十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负担的部分。合伙有效期暂定三年，即自2013年12月20日至2016年12月11日止。协议并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冯某、周某1在协议甲方处签名，朱建忠在乙方处签名。后朱建忠向冯某、周某1交付了投资博乐市×××金属加工园项目款1000000元。   2017年9月27日，朱建忠作为甲方与乙方高志江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博乐市×××金属加工园投资有限公司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以下简称合营公司），由甲方与冯某、周某1共同合资经营，前期投资总额20000000元，实际已投资40000000元（含借款、应付款、应收款）。甲方愿将其占合营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经双方协商同意，并征得其他方股东的同意，就转让股权一事，达成协议如下：甲方占有（冯某、周某1项目部分）5％的股权，根据原合营公司合同书规定，甲方应投资人民币1000000元，现甲方将其占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100000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天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第一笔股权价款50000元，其余部分在2017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协议第七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乙方支付股权价款完毕后生效，甲方应于30天内与博乐市×××金属加工园投资有限公司到博乐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协议并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朱建忠在转让方签名，高志江在受让方签名，×××物流公司在担保单位处签名并盖章，冯某、周某1在担保人处签名按印。   2018年9月10日，高志江作为甲方与乙方朱建忠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在2017年签订甲方购买甲乙方在博乐市×××物流园冯某、周某1部分项目投资股份协议，在执行过程中，甲方对冯某及周某1股份已经收购手续完毕，对其收购资金的支付待全体股东事项解决完毕后再行支付，剩余其他股东于2018年7月在乌鲁木齐市×××酒店通过协商对原协议中购买股份资金支付方法及时间进行了调整，即甲方在2017年10月给各位股东支付5％购买股份资金（已支付），2018年9月再支付5％（该补充协议签订后立即支付），在2018年底再支付至全款的40％，剩余部分在2019年内支付完毕，甲方与各方第一次签订的协议除资金支付方式及时间调整外其他条款不变继续履行。高志江在该协议下方甲方处签名，朱建忠在乙方处签名。后高志江向朱建忠支付100000元。   博乐市×××金属加工园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冯某，股东分别为周某1、冯某、周某2、马某。2017年12月12日，博乐市×××金属加工园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博乐市×××物流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是否生效。朱建忠与高志江在2017年9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签订时合同成立，但因为朱建忠并非×××物流公司的股东，其仅是×××物流公司股东冯某、周某1所拥有的项目下的投资人，故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实为项目投资份额的转让协议，2018年9月10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变更了支付款项的时间，并约定第一次签订的协议除资金支付方式及时间调整外其他条款不变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约定，高志江在2017年年底支付完股权价款后协议生效，即将高志江支付转让款作为协议生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可见，法律上，所称的条件是指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产生和消灭的不确定的事实，合同中约定的一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不能成为法律上的条件，支付转让款是高志江应履行的合同义务，高志江以其未按照约定支付转让款协议未生效为由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协议虽约定待高志江支付转让款后朱建忠应与博乐市×××金属加工园投资有限公司到博乐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因为双方转让的是投资份额而非股权，故该约定并无实际履行标的。综上，对朱建忠要求高志江支付剩余转让款9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高志江要求朱建忠向其返还转让款100000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朱建忠主张的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双方在2018年9月10日的协议中对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高志江未按照约定时间支付款项，应当承担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双方约定高志江在2018年年底再支付至全款的40％，剩余部分在2019年内支付完毕，故利息应当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计算，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年利率5％计算共计9499.15元（300000元×5％÷365天×231天）；2019年8月20日之后至2020年6月9日期间的利息法院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共计20471.11元。一审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高志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朱建忠支付转让款900000元；二、被告（反诉原告）高志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朱建忠支付截至2020年6月9日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29970.26元；2020年6月1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由被告高志江支付至本息付清为止。三、驳回反诉原告（被告）高志江的反诉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2017年9月27日，高志江与朱建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同一天，与案外人张某1、张某2、王某、和某、赵某、张某3等七人各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款合计9000000元。2018年9月10日，高志江与上述七人同时签订《补充协议》，内容除价款数额不同以外，其他内容与朱建忠的《补充协议》内容一致。（2021）新27民终127号案件中，一审庭审时高志江认可2017年介入×××物流公司。2018年7月27日，高志江召集朱建忠等人在乌鲁木齐×××酒店就支付转让款事项进行协商时陈述了×××物流公司的经营状况并表示会想办法支付转让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高志江与朱建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已生效；二、朱建忠要求高志江支付转让款900000元及其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三、高志江要求朱建忠返还转让款100000元的请求能否成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及第四十五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的规定，“条件”是指构成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的一个部分，使其法律行为效力的发生或消灭，系于客观的不确定的将来之事实。对于合同的履行义务来说，其对于当事人的期待则是确定的，也是可能的，其在合同生效后需要当事人严格履行，当事人也恰恰是基于相互之间履行此种确定的约定，以实现其已经设计规划好了的意图。因此，在当事人不履行该义务时，其需要对造成对方当事人落空了的意图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是不确定的，而履行义务则是确定的。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一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不能成为法律上的条件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股权转让协议书》成立且已生效，高志江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合同约定高志江支付完毕转让款后合同生效，现高志江并未支付完毕转让款，转让协议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志江认为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目的系取得×××物流公司的股东身份，在其签订协议时产生了错误认识，对朱建忠并非系×××物流公司股东的事实不知情，即使支付完毕转让款，合同目的仍然不能实现，不应支付剩余转让款的主张。本院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载明“博乐市×××金属加工园投资有限公司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以下简称合营公司）”“甲方愿将其占合营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从文义上看，朱建忠向高志江转让的是朱建忠在与冯某、周某1合伙中的份额，即其在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中的份额，而并非×××物流公司的股权；其次，高志江在（2021）新27民终127号、128号案件一审庭审中认可，2017年其已经介入×××物流公司；第三，高志江与朱建忠等七人同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涉及转让款9000000元，高志江的合同目的如果是取得金马物流公司股权，应当履行其基本的核实义务，对朱建忠等人是否系×××物流公司的股东身份进行核实，并且公司的股东情况系公开信息，高志江不存在无法核实的情况；第四、2018年7月27日乌鲁木齐×××酒店谈话录音资料中，朱建忠等人向高志江索要转让款，高志江并未提出朱建忠等人并非×××物流公司股东，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拒绝付款的异议，反而于2018年9月10日，又与朱建忠签订《补充协议》，明确表示2018年底再支付至全款的40%，剩余部分在2019年内支付完毕。综合以上事实，高志江上诉称朱建忠并非×××物流公司股东的身份不明知，合同目的系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上诉理由，明显有违常理，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高志江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且朱建忠实际转让的是在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的投资份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高志江未按约定支付转让款，但其已经通过参与经营对冯某、周某1股权部分项目发生现实影响，朱建忠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且高志江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高志江上诉称应当按照违约责任约定处理，不应当继续履行合同的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高志江反诉要求朱建忠返还已付款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高志江与朱建忠约定了付款时间及付款方式，高志江未按约定支付转让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计算利息方式未违反法律规定，且高志江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高志江的上诉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99.70元，由上诉人高志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骆玲   审判员 杜娟   审判员 赵鑫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