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运波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官塱路**2—**。法定代表人：翁耿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艳，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勇刚，广东燊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运波与上诉人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利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6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曹运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被视为由曹运波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经济补偿金4046元×1的判决，应依法改为戴利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经济赔偿金4046元×2；2.撤销原审判决无需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的判决，改判戴利公司支付曹运波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24384元；3.二审诉讼费用由戴利公司承担。曹运波在二审中表示其要求戴利公司支付的加班费调整为11687.5元。主要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仅以戴利公司的证据“录音光盘”认定双方是协商离职是错误的。一、一审对戴利公司《离职确认函》载明的曹运波离职情况予以采信，是错误的。戴利公司称“录音光盘”证明其出具《离职证明》系配合曹运波办理失业保险金是子虚乌有的事。曹运波2019年1月12日进入戴利公司，公司5月份才为曹运波购买社保，而法律规定需购买一年以上社保才能达到领取失业金的条件。且在该光盘中曹运波并没有对戴利公司说过要领失业金。戴利公司在录音光盘中提到失业金是混淆视听，曹运波只向戴利公司说过关于工资和社保的问题。关于三张离职证明的问题。因第一张《离职证明函》中的日期及内容不对，戴利公司出具了第二张《离职确认函》，而曹运波以为戴利公司已经改正，没有看就在上面签名了，但曹运波仔细看过后发现还是错了，经过长时间的沟通，戴利公司才出具了第三张《离职证明》，故戴利公司的第一张《离职证明函》和第二张《离职确认函》已失效，曹运波的《离职证明》合法有效，具有法律效力，这就是戴利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据。根据该《离职证明》，戴利公司就要支付非法解除劳动关系4046元×2的经济赔偿。且戴利公司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和补充的情况下，录音光盘属于孤证，属于存疑的视听资料，是无法律效力的。二、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问题。曹运波与戴利公司自2019年6月30日终止劳动关系后，曹运波仍供职戴利公司，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证据，罔顾事实，认定事实错误。2019年5月27日，公司张贴“搬迁通知”告知全体员工：劳动关系终止于2019年6月30日，2019年7月1日开始正式与“中山民众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9年6月28日戴利公司与曹运波签订了书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2019年12月2日，公司支付了“买断工龄”的补偿金，双方彻底解除了之前的劳动关系，2019年7月1日后曹运波与中山民众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戴利公司第二个月后仍未与曹运波签订劳动合同就是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就应向曹运波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戴利公司辩称，不同意曹运波的上诉请求。关于2019年6月双方签订协议书，由于戴利公司的经营地址搬迁变化，戴利公司与曹运波进行充分协商沟通，尽管中山公司没有及时办理注册手续，但是戴利公司向曹运波支付工资和曹运波存在劳动关系，与之前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一致。所以，曹运波提出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不存在，应当予以驳回。戴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戴利公司无需向曹运波支付任何费用。主要理由：曹运波于2019年1月12日入职戴利公司，办理了入职登记，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购买了2019年5月至2020年1月的社保。2019年6月28日由于戴利公司在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东线大道38号的经营场地被政府征收需要搬迁中山。双方签订《协议书》，戴利公司同意向曹运波支付2019年6月30日之前劳动关系期间的经济补偿及未买社保的社保补助共计3094.50元。曹运波一直在原址工作到2020年1月，并于2020年1月提出辞职申请，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根据双方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戴利公司向曹运波支付的3094.50元中，包括了未为其办理社保的社保补助金，曹运波再要求失业保险金的理由不成立。双方公平签订的协议应当支持，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问题，尽管当时没有太多的协商过程的录像，但是有书面的协议，协议上有曹运波的签字，且曹运波是自愿签名的。就算双方在签字前有过争执有过讨论，但结果是双方达成了一致。双方协议的结果就是：所有费用已结清，包括加班费、经济补偿和其他费用。就算没有支付，可曹运波签字时也是放弃了权利的。至于加班费，曹运波负举证责任，法院仅以复制的、无法确定真实性的复印件，再加以想象、推算，就判决支付加班费，违背了起码的证据规则。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法院都不应当以“谁是弱势群体”的眼光来区别对待，一切以事实、证据来作为判决依据似乎更容易让戴利公司信服。曹运波辩称：第一，关于失业保险金的问题。曹运波与戴利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的3094.5元补偿金不是失业保险金，而是戴利公司未为曹运波购买2019年1月至4月的社保补助金，戴利公司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第二，关于劳动关系解除的问题。戴利公司开具的《离职证明》上盖有其公章，是其自愿盖章的，故此《离职证明》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法院应予以支持，不能否认该证据的法律效力。并且戴利公司提供的录音光盘是存疑的视听资料，不能轻易采信。第三，关于加班费的问题。曹运波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每天交接班记录表（考勤表）的复印件，从该证据可以清晰的看到不同人、不同字体、不同字体颜色的痕迹，能判断出考勤记录的真实性，如戴利公司怀疑曹运波的考勤表是假的，那戴利公司应向法院提供所谓真实的考勤记录表，然而戴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是其自制的、没有曹运波签名、没有法律效力的考勤表，故戴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向曹运波支付未足额支付的加班费。曹运波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曹运波、戴利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4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2、戴利公司支付2019年1月12日至2020年1月14日期间应得工资差额12653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128元、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384元、补偿失业金损失费1890元；3、戴利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与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戴利公司系于2008年1月3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曹运波于2019年1月12日入职戴利公司处，同日，双方签订期限至2021年1月1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曹运波职位为保安员；工作地点广州番禺区；曹运波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按2100元执行，初始工资额2100元/月或12.07元/小时，试用期工资2100元/月。戴利公司通过其他公司为曹运波缴纳了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的失业保险。诉讼中，曹运波提交了与戴利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缴费明细，戴利公司对此无异议。二、曹运波在职期间的工作时间与工资情况。曹运波称戴利公司保安岗实行三班倒，两人一班，每班工作8小时，其每天需上1个班，在职期间全年无休，故要求戴利公司支付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戴利公司称公司仅一个大门设置保安岗，需24小时安排人员值班，公司有7名保安，实行三班倒，一班安排1至2名保安，曹运波周六日或法定节假日有排班则需要上班，有支付曹运波加班费。曹运波确认公司设置一个保安岗，有7名保安员，其中1名安排在公司宿舍值班，其余保安员与其一起在保安岗工作，保安岗需24小时有人在岗，2019年1月至4月由保安员自己在交班记录表上签名考勤，自2019年5月起进行指纹打卡及在交班记录表上签名考勤。戴利公司确认之前公司的保安员都没有考勤，公司有一个排班表，保安员只需根据排班表上班，自2019年5月起实行指纹打卡考勤，但考勤记录无需员工签名确认，仅作工资统计。戴利公司还称曹运波的工资为基本工资2100元/月+加班费+奖金+全勤奖，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工资，无需曹运波签名确认。曹运波称戴利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当月发放上月工资，没有发放工资条，其也不清楚每月工资构成。一审审理中，曹运波提交了“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保安室交接班记录表”、银行明细对账单等。交班表记录每日分三个时间段交班，每个时间段均由交班保安与接班保安签名确认，并注明交班情况及重要交待事项，每班相隔8小时，其中载明曹运波自2019年1月12日起至2020年1月的考勤与曹运波上述陈述的情况相吻合。曹运波称上述交班记录表中的签名系每个上班保安员自己的签名，其每月通过拍照取得上述交班记录表。银行明细对账单显示戴利公司自2019年2月28日起向曹运波账户存入工资款项的情况，其中部分工资由曹运波手写注明对应月份，明细所附工资条与载明的转账工资数额并不一致。戴利公司对曹运波提交的银行明细对账单无异议，对所附工资条不予确认，并称明细对账单手写注明的工资月份，其中显示于2020年3月3日向曹运波发放315元实际是曹运波2019年12月份的工资差额；对保安室交接班记录表也不予确认。戴利公司提交了曹运波的工资汇总表与考勤详细情况。工资汇总表显示曹运波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时薪均为12.07元/小时，每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社保补贴、奖金、全勤奖，扣除社保、水电等费用后的实发金额与曹运波银行明细对账单载明的同期转入工资数额一致，另按上述工资表统计戴利公司向曹运波支付的加班费合共8883.52元。考勤详细情况显示曹运波2019年1月12日至2020年1月13日的考勤情况，底部注明的出勤时间与戴利公司提交工资表载明的出勤情况一致。上述工资表与考勤详细情况均无曹运波签名确认，曹运波对此也不予确认。三、双方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及举证情况。2019年5月7日戴利公司张贴搬迁公告，称因被政府征收，决定将一部分部门搬去番禺区石基镇，另一部分部门搬去中山民众，拟与员工于2019年6月28日终止劳动合同，并签订书面解除协议；所有员工都按照6189元/年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曹运波签了意向书，表示愿随公司搬迁，并于2019年6月28日与戴利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于政府拆迁，戴利公司的厂房面临拆迁，戴利公司已在番禺石碁、中山另租厂房，搬往石碁的员工已定于2019年6月30日搬迁，曹运波搬迁至中山工作，但由于中山厂房尚未建成，需借用原址厂房使用过渡，故双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1.曹运波先在戴利公司番禺原址工作至中山厂房建成后再搬迁至中山工作。2.曹运波同意买断在戴利公司工作的工龄，工龄计算到2019年6月30日止。此后依新入职员工标准与戴利公司或戴利公司指定公司建立新的劳动关系。3.基于以上情况，戴利公司向曹运波支付3094.5元（该款包括但不限于曹运波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未足社保的补助及其他因劳动关系解除可能存在的其他费用），该款于2019年11月30日前支付。4.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因本次劳动关系存续、解除而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全部终结，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该协议书加盖戴利公司公章并由曹运波签名确认。2019年12月2日，曹运波收到一笔摘要为“买断工龄”的转账款项3094.5元，曹运波也确认戴利公司向其补偿了买断工龄的经济补偿金3094.5元。以上事实由曹运波提交的搬迁通知、意向书、协议书、银行短信通知、银行明细对账单等予以证实，戴利公司对曹运波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确认。一审庭审中，曹运波主张其与原单位劳动关系于2019年6月27日终止，原因是戴利公司需要搬厂，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后又陈述其与戴利公司签订协议书后实际未解除劳动关系，其一直在戴利公司处工作至2020年1月14日，但主张双方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戴利公司应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戴利公司则称上述协议书仅买断曹运波至2019年6月30日前工龄，并不是要解雇曹运波的意思，曹运波也表示愿意去中山继续工作。戴利公司确认曹运波最后工作至2020年1月14日。曹运波又称2020年1月13日戴利公司主管以公司不缺保安为由，要求其马上离开公司，2020年1月15日其与戴利公司主管再次进行交涉，戴利公司最后向其出具了加盖公司公章的离职证明，并办理了离职手续。诉讼中，曹运波提交了《离职证明函》、《离职确认函》、《离职证明》、录音及文字内容等。曹运波称录音为与戴利公司行政部经理姚某的电话录音，其中有内容记载“我是保安曹运波，是这样的，我是2019年1月12日来到这里，今天是2020年1月13号了，刚才邓艳她过来了，她对我说，要我干到17号就不用干了，公司就不需要我干了，是不是有这回事？”，“她这样说了啊？”，“是啊！”，“她这样说了就是有这回事啦”，“应该有这回事是吧？”；“17号后就不要我过去了是吧？”，“邓艳是怎么说的嘛？”，“邓艳说的是不是要我17就不用过去了啊，有这回事就可以了啊，我就是问一下，我就是不相信她，我就相信你，是不是有这回事”，“这个怎么说呢，暂时吧，暂时吧，到时候如果开工的话，再回来就行了。”，“要现作决定啊，不暂时，17号后，要我做，我就过去，不要我做，我就回老家了，我跟你说清楚啦”，“你的事情我也不好说”，“怎么不好说呢，17号是有这回事，不要我过去了，我还过去干什么呢？”，“好，那行吧，那行吧，我会安排。”《离职证明函》载明曹运波离职日期2020-1-11，无曹运波签名；《离职确认函》载明曹运波到职日期2019-1-12，离职日期2020-1-14，注明：1.公司搬迁，已经和员工协商好离职，员工本人也同意。2.该员工已办理好相关离职手续，工资及加班费同在职员工一起发放，该员工与我司再无劳动合同关系及任何法律争议，员工确认签字处由曹运波签名。《离职证明》载明“公司因为搬迁，不需要保安此工作岗位，故与该员工曹运波解除劳动合同该员工已办理好相关离职手续，12月及1月份工资同所有在职人员一起发”，证明加盖戴利公司公章，落款日期为2020年1月15日。曹运波称第一份《离职证明函》载明的离职日期有误，戴利公司开具了第二份《离职确认函》，其签完名后才发现离职证明改为离职确认函，对其中说明内容也不同意，故要求戴利公司重新开具《离职证明》。曹运波主张第一份《离职证明函》与第二份《离职确认函》已失效，戴利公司出具的第三份《离职证明》才具有法律效力。戴利公司对曹运波提交的录音及文字资料不予确认，称其中无涉及与曹运波解除劳动关系的内容；对《离职证明函》不予确认，对《离职确认函》与《离职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称曹运波离职时双方已经协商一致，因曹运波需办理失业保险才出具该份离职证明，并提交了录音光盘拟证明其上述主张。曹运波对戴利公司提交的录音光盘不予认可，称其中戴利公司多次提到为曹运波补领失业保险金，曹运波并未对此回应，戴利公司所称开具离职证明时与曹运波协商不符合事实。四、劳动仲裁的情况：2020年1月16日，曹运波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与本案诉讼请求基本一致的仲裁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穗番劳人仲案〔2020〕146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曹运波的全部仲裁请求。曹运波不服，诉至一审法院，戴利公司对仲裁裁决无异议。五、另查明：庭审中，曹运波称其诉讼请求主张的工资差额为该期间休息日与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并主张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64元。另，戴利公司对曹运波请求确认双方于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4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表示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曹运波、戴利公司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审理中，戴利公司对曹运波请求确认双方于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也无异议，一审法院一并予以确认。关于加班费问题。曹运波称其在职期间每天上班8小时，全年无休，戴利公司未足额支付其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费。诉讼中，曹运波提交了交接班记录表，表中记录曹运波每日均有出勤。戴利公司确认曹运波存在加班的事实，并提交了考勤表与工资表，认为已足额支付曹运波加班费，但其提交的考勤表未经曹运波签名确认，也与曹运波提交的交接班记录表并不一致。戴利公司虽对曹运波提交的加班记录表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反驳，且庭审中，戴利公司确认在2019年5月之前公司保安员没有考勤，需根据排班表上班，也未提供相应的排班表予以证实其主张的曹运波出勤情况，对此负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戴利公司提交的考勤表不予采纳。另，戴利公司称公司设置的保安岗需24小时安排人员值班，岗位实行三班倒，每班8小时，一班有1-2名保安，也与曹运波陈述的上班时间基本吻合，结合戴利公司确认的其公司保安员人数，及考虑曹运波的上班岗位需24小时安排人员在岗以保障厂房安全的工作特性，曹运波所称其在职期间全年无休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有其提交的交接班记录表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曹运波主张的加班时间予以采信。关于加班费差额。按照曹运波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及主张的加班时间，核算戴利公司应向曹运波支付的加班费差额不低于曹运波主张的金额，曹运波自行处分民事权利，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戴利公司应向曹运波支付加班费差额12653元。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首先，曹运波称戴利公司因需搬迁厂房，张贴公告拟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主张与戴利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经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但诉讼中，曹运波未对此予以举证，且庭审中，曹运波确认其与戴利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签订协议书后实际并未离职，其一直在戴利公司处工作至2020年1月14日，而曹运波也未提供证明其离职后又重新入职戴利公司的证据。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其中约定了曹运波的工龄计算、工作年限经济补偿，并明确了曹运波在戴利公司原址工作至戴利公司厂房建成后再搬迁至中山工作等事宜，并未涉及关于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戴利公司也确认其与曹运波签订涉案协议书后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关系，该协议书仅约定买断曹运波至2019年6月30日前工龄，并不是要解雇曹运波的意思，曹运波也表示愿意去中山继续工作。故综合上述情况，曹运波所称其于2019年6月27日与戴利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缺乏充足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曹运波主张戴利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双方签订协议书后，曹运波一直在戴利公司处工作至2020年1月14日。曹运波称同年1月13日，戴利公司主管以公司不缺保安为由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提交了与戴利公司工作人员的录音资料，但该录音内容中曹运波提到戴利公司主管解雇其本人的情况，对方对该情况提出疑问，并称“你的事情我也不好说”，而曹运波也未提供证明戴利公司主管明确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戴利公司对此也不予确认，负举证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曹运波所称戴利公司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庭审中，曹运波、戴利公司均提供了经曹运波签名的《离职确认函》，其中载明曹运波离职日期2020年1月14日，并注明“公司搬迁，已与员工（曹运波）协商离职，员工本人也同意”等内容。曹运波对确认函中注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也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反驳，该确认函对曹运波具有约束力。另，戴利公司也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出具《离职证明》系因配合曹运波办理失业保险金，其中记载的内容并非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真正原因。故综合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况，一审法院对《离职确认函》载明的曹运波离职情况予以采信，视为由戴利公司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戴利公司应向曹运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关于曹运波离职前月平均工资标准，按曹运波工资表及银行转账记录载明的工资数额，结合前述曹运波同期加班工资差额，统计曹运波离职前的平均工资数额不低于其主张的标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纳。本案中，曹运波、戴利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戴利公司买断曹运波至2019年6月30日前的工龄补偿3094.5元，戴利公司也依约向曹运波支付了该笔补偿款，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计算上述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应自2019年7月1日起计算至离职日期2020年1月14日，核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为4064×1=4064元。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问题。一审中，曹运波、戴利公司均确认双方已签订期限为2019年1月12日至2021年1月11日的劳动合同。曹运波签订工龄买断协议后并未离职，曹运波也不存在重新入职的情况，故曹运波要求戴利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失业保险金损失问题。本案中，戴利公司并未依法为曹运波缴纳失业保险，戴利公司主张的通过其他企业仅为曹运波缴纳了部分期间的失业保险，缴费期间不满一年，致使曹运波实际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因此，戴利公司应向曹运波支付失业保险金2100×80%=1680元。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曹运波与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曹运波支付加班费差额12653元；三、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曹运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64元；四、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曹运波支付失业保险金1680元；五、驳回曹运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中另查明，曹运波提起本案诉讼时提交的《民事起诉书》载明，曹运波基本工资2100元，每天96.55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386.2元/天（计算方法为96.55元×400%）。二审再查明，一、曹运波提交了戴利公司盖章确认的《曹运波工资汇总》，拟证明戴利公司并没有向曹运波支付该汇总中记载的社保补贴300元。戴利公司表示在该汇总中对加班费的数额有明确的记载，工资数额和每月实际支付的工资总额完全一致。二、曹运波、戴利公司均确认曹运波从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的社保均已缴纳。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戴利公司是否应支付加班费及加班费的金额；2、戴利公司是否违法解除与曹运波劳动关系；3、戴利公司是否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戴利公司是否应支付失业保险损失。关于加班费的问题。曹运波提交了交接班记录表，表中记录曹运波每日均有出勤8小时，全年无休，虽戴利公司对该记录表持有异议，但戴利公司也确认保安员需根据排班表上班，却未提供相应的排班表证实曹运波的出勤情况，即未提供充足证据反驳曹运波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对曹运波主张的加班时间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关于加班费的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用人单位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但本案中，曹运波在计算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时要求按照正常工资标准工资的百分之四百计算并无依据，故其在二审中仅要求戴利公司支付11687.5元加班费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并据实对一审判决第二项予以调整。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虽戴利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载明公司因为搬迁，不需要保安此工作岗位，故与曹运波解除劳动合同，但曹运波签名确认的《离职确认函》也载明公司搬迁，已与曹运波协商离职，曹运波本人也同意，故一审法院结合该两份证据认定由戴利公司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判决戴利公司支付自2019年7月1日起计算至离职日期2020年1月14日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曹运波对上述《离职确认函》中注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也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反驳，故其主张戴利公司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戴利公司与曹运波所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工龄仅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如前所述，戴利公司应支付至2020年1月14日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故戴利公司以已支付上述协议书中的款项为由拒绝支付余下的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问题。一审中，曹运波、戴利公司均确认双方已签订期限为2019年1月12日至2021年1月11日的劳动合同。曹运波签订工龄买断协议后并未离职，曹运波也不存在重新入职的情况，故曹运波要求戴利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失业保险金损失问题。曹运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戴利公司未按时为曹运波缴纳失业保险而导致其无法获得失业保险金，故曹运波要求戴利公司支付失业保险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戴利公司应向曹运波支付失业保险金1680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697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6975号民事判决第四、五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69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曹运波支付加班费差额11687.5元；四、驳回曹运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款项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曹运波、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曹运波、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伟华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贺紫荆郭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