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0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六一儿童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法定代表人：陈秀霞，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林，广东商达（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东昭，男，196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有，广东通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飞峰，男，1969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林，广东商达（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六一儿童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一儿童医院）因与被上诉人梁东昭及原审被告陈飞峰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0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六一儿童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林、被上诉人梁东昭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有、原审被告陈飞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六一儿童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梁东昭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东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对争议资金的性质认定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是投资关系，也认定梁东昭与六一儿童医院及陈飞峰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但又认为六一儿童医院应当返还投资款。既然双方没有合同关系，就不会存在合同之债；梁东昭的投资款全部用于六一儿童医院，六一儿童医院没有返还的义务。梁东昭如认为股东权利受阻，应另循途径救济。（2）梁东昭基于《蓝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广州燕岭医院儿科项目合作合同》等两份合同的约定而出资，并在履行过程中合意进行了变更。否则很难解释，在没有任何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会向一个项目分阶段持续投入巨额资金。一审判决也认定梁东昭“两次投资金额与《广州燕岭医院儿科项目合作合同》约定一致”，但又以出资期限不符以及陈飞峰2019年5月14日向梁东昭发送变更协议为由，认定两份合同并未履行，明显逻辑混乱。2.对双方的法律关系认定不清。（1）“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25个下级案由中没有一个案由可以适用支持返还投资款。（2）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双方是投资关系，且没有对赌协议。判决返还投资款不但于法无据，也违背了公司法人财产独立的原则，导致公司资本非法流失。（3）梁东昭一直认同股东身份，要求查阅账簿以及召开股东会等，并获得了出资证明，其投资款也依法入账归入公司财产，六一儿童医院对其股东身份也予以认可。是否进行工商登记，不影响其股东身份。（4）如梁东昭主张其股东权利受阻，可以依据公司法规定另行诉讼解决。3.对诉讼时效认定不清。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和2019年7月26日的《催告函》可知，梁东昭主张的是查账、登记以及召开股东会等股东权利，从未提出过退回投资款。因此，并不构成时效中断。4.采信证据失之偏颇。（1）对梁东昭的虚假陈述没有处理。（2）六一儿童医院于2017年9月30日注册成立，因需要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所以一直到2018年4月才开业。梁东昭作为财务投资者，并不经常到医院来，当其要求查账时，立即得到了满足。结合梁东昭要求召开股东会以及股东登记等主张，也只有股东才有权提出。一审法院混淆了股东权利和股东实际履行权利的概念。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发生纠纷时财务会计报告的发送、查阅不应认定为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于法无据。另外，梁东昭查账的时间距离六一儿童医院实际营业还不足一年，期间上也具有合理性，梁东昭的股东权利得到了行使。（3）六一儿童医院提交的会计凭证是原始凭证，虽然出资证明的形式不完备，但加盖了公章，记载了出资数额，且明确为投资款，足以确定其股东身份。另外，记账凭证、资产负债表等财务资料当然是由公司制作，梁东昭如果不认可其真实性，可以申请鉴定或审计，但是梁东昭没有提出申请，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从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除非有对赌协议存在，否则投资款是没有返还的法律依据的。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公司一旦成立，就形成了独立的财产权利，严禁股东出资后抽回股本。一审法院判决六一儿童医院返还投资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引。2.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商事特别法的关系。本案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应当优先适用公司法。一审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作为判决依据，明显不当。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主要是侵权责任，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六一儿童医院与梁东昭之间没有合同关系，那么此处若是认定为侵权责任，侵权人是谁以及梁东昭何种权利受到侵害。3.一审判决支付利息于法无据。即便是借贷关系，没有约定利息的也不能主张利息，何况投资关系。投资收益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梁东昭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梁东昭辩称，（一）六一儿童医院所述的《蓝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广州燕岭医院儿科项目合作合同》未实际履行，六一儿童医院也明确提出拟予解除，六一儿童医院向梁东昭发送的《变更协议》已经对该事实作出了明确说明，故两合同与本案标的没有关联性。（二）梁东昭向六一儿童医院支付的涉案款项并没有成为六一儿童医院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而且公司成立至今，股东多次变更，梁东昭从未被公司的工商登记记载为股东，股东权利的行使更是无稽之谈。综上，梁东昭要求返还款项以及利息依据充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飞峰述称，同意六一儿童医院的上诉意见。梁东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六一儿童医院向梁东昭返还投资款人民币1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利息以125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7月2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另一部分利息以25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2月4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陈飞峰对六一儿童医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六一天使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一天使公司）于2015年11月11日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医院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等，法定代表人陈飞龙。2019年1月9日经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六一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六一儿童医院于2017年9月30日成立，原企业名称为广州六一天使儿童医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停车场经营、物业管理、专科医院，后于2019年11月4日经核准变更为现名。六一儿童医院成立时为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股东为六一天使公司，实缴货币出资600万元。2018年1月变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同年10月26日变更股东为陈美香、谢荣富，其中陈美香认缴出资350万元占35%，谢荣富认缴出资650万元占65%，认缴出资日期为2037年11月20日。2019年10月变更股东为谢荣富、上海六一医疗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7月23日，梁东昭与六一天使公司签订《蓝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订明：六一天使公司将持有项目公司蓝诚公司85%股权中的5%股权转让给梁东昭，梁东昭于签订当日向六一天使公司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六一天使公司收到该转让款且收到除梁东昭之外的其他全体新股东入股的转让款后三个工作日内配合梁东昭到工商局办理工商变更手续；蓝诚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梁东昭即成为该司股东，按股权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上述条款中股权转让款金额未填写并删除。同日，梁东昭（乙方）与六一天使公司（甲方）另签订《广州燕岭医院儿科项目合作合同》，订明：1.双方自愿合作经营广东燕岭医院儿科项目，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1950万元占65%股份，乙方出资150万元占5%股份，并注明“项目总分红股本以110%比例分配（与股权比例无关）”；2.如项目公司有增加投资，乙方按增资额5%继续投资，甲方则按增资额65%继续投资，享有股份比例不变。融资额分两次完成，第一次融资为2016年3月25日前融资2500万元，其中甲方1625万，乙方125万，第二次融资为2016年8月l5日前融资500万元，其中甲方325万、乙方25万；3.甲乙双方合作的“项目”开展以项目公司（蓝诚公司）与广东燕岭医院签订的合同为基础，甲乙双方合作后乙方享有项目公司与广东燕岭医院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的一切义务与权利（详见附件）；4.甲方负责项目的整体运营，项目按甲方的管理规定执行运行，人员工资由项目承担。甲方作为项目管理人提取项目收入流水额的2%作为管理费；若项目运营后当年的投资回报率超过年化30%的，则将提取项目收益的20%给项目公司作为团队绩效，剩余80%仍按照110%分红比例分配。5.项目按季度结算，资金不足时，双方按比例投入资金，未投资的一方同比例稀股。项目预留流动资金200万元，余额现金超过200万时，按相应股份给予适时分配，次年1月31日前结清扣除预留金外的金额。若医院经营亏损时，共同投资人各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乙方可以派财务或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由乙方指定）出具审计报告，项目公司应积极配合。6.项目公司在运作中或者达到可上市状态时，因吸收新股东或者融资需要或者上市需要时，未投资的一方应相应稀释持股比例。7.项目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由甲方决定，共同投资的下列事务必须经全体共同投资人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同意：（1）全部转让项目公司的股份；（2）以上述股份对外出质；（3）更换事务执行人；（4）以项目公司名义担保、借入及借出款项。8.合作期间，经双方同意可终止本协议；因一方违约的，非违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在违约方赔偿的情形下，双方可进行结算。六一儿童医院于2017年6月21日出具的筹资申请表载明，申请筹资金额500万元，梁东昭作为股东占有比5%筹资金额25万元，出纳陈少婷、项目负责人陈飞峰等在筹资申请人栏签字。该表股东明细栏备注说明：第一期投资款2500万元已全部到账，截至2017年6月20日，医院实际开支已达3000万元，资金主要用途为大楼装修、医疗设备等采购、筹备期间房租工资、卫生等审批工作推进，现召集股东进行第二期投资。梁东昭于2016年7月25日、7月26日、7月26日和2017年12月4日向案外人陈少婷账户分四笔汇入款项49万元、51万元、25万元、25万元，共计150万元。上述款项注明为“投资”“投资款”。2018年1月26日，六一儿童医院向梁东昭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梁东昭投资款150万元。梁东昭提交其与陈飞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7月23日，陈飞峰向梁东昭申请加为朋友后同意，陈飞峰发送前述陈少婷账户指明为“广东燕岭医院儿科分院投资项目款收款人账号”，后确认收到；2017年6月，陈飞峰发送“安排最近有时间过来坐坐，同时也向你们汇报点工作”，梁东昭回复“到时候约个时间去向你学习一下”；陈飞峰于6月28日称六一天使儿童医院筹备开业在即，再次发送前述陈少婷账户要求汇入第二期投资款，梁东昭于11月回复“过两三天有时间我和大哥去参观一下，见面再详聊”；12月，陈飞峰与梁东昭约定在六一儿童医院见面；2018年1月，梁东昭在支付后两笔投资款后催要收据，陈飞峰后按地址寄送；4月，陈飞峰向梁东昭发送“广州六一天使儿童医院开业啦”的信息，梁东昭于4月19日称已到六一儿童医院；2019年3月，梁东昭询问是否控股这间医院，陈飞峰发送12月份账务报表；4月，梁东昭询问资金投入一事解决方案，经过多次催促，陈飞峰于5月14日发送变更协议书一份，梁东昭收到后认为与陈飞峰当时说法完全两码事，表示不同意其投资由第三方代持，双方后约定于6月5日见面协商。经催促陈飞峰于6月17日、29日发送日记账备份及财务报表备份压缩文档，梁东昭认为并未包含所有财务报表。2019年7月26日，梁东昭向六一儿童医院及谢荣富、陈美香发送《催告函》称，基于其未收到六一儿童医院签发的出资证明，要求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等。函件寄至六一儿童医院住所地，但因拒收退回。梁东昭于7月29日向陈飞峰微信告知上述发函一事，希望协调办理手续。2019年8月22日，梁东昭通过微信向陈飞峰再次发送前述《催告函》。9月6日，陈飞峰一次性向梁东昭发送6月份财务报表和日记账、7月份财务报表和现金明细，称“公司陈总初定这个月10号至11号到广州，到时你抽空过来一起谈谈”，梁东昭询问“是开股东大会吗，有哪些人参加，我们提出的合理要求你们能做到？”，陈飞峰回复“没问题，公司大股东老总过来了大家见面聊一聊”，梁东昭建议“开个正规的股东大会吧，把具体存在的问题一次过解决了”，对此陈飞峰于12月1日回复“你抽空近两天过来见面聊一下你的股份在工商登记及你要提供的材料如身份证等”，梁东昭回复以“我们的资金投入两年多了，当初我们的意愿及共识你无法兑现”为由，说明已交由律师跟进。前述微信记录中陈飞峰发送的变更协议为《广州燕岭医院儿科项目终止及变更协议》，列明甲方为六一天使公司、乙方为梁东昭、丙方为陈美香，主要内容为因客观原因（即民营资本无法参股公立医院）导致广东燕岭医院儿科项目无法实际履行，各方同意终止，转由六一儿童医院作为运营主体，甲乙双方同意解除已签署的《广州燕岭医院儿科项目合作合同》《蓝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乙方所占六一儿童医院2.5%股权由丙方代持，等等。六一儿童医院、陈飞峰另提交以下证据：1.六一儿童医院资产负债表。该表显示，2017年12月、2018年12月、2019年11月实收资本期末数依次为30320422.61元、53897194.14元、60267194.14元。六一儿童医院、陈飞峰称梁东昭2017年投资时其150万元占5%，但2018年、2019年未增加投资，其投资仅占2.5%。2.记账凭证，载明2016年7月31日、12月31日实收资本（梁东昌）125万元、25万元。六一儿童医院、陈飞峰称梁东昭投资已在会计科目以梁东昌名义入账。梁东昭对此认为系六一儿童医院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称六一儿童医院、陈飞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催告梁东昭增资。另查明，蓝诚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成立，原股东为黄文镰、六一天使公司，后于2019年1月核准变更股东为六一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广州六一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六一儿童医院、陈飞峰提交的《蓝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六一天使公司将所持蓝诚公司股权中的5%股权转让给梁东昭，梁东昭于签订当日向六一天使公司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但转让款金额并未明确。《广州燕岭医院儿科项目合作合同》约定，梁东昭与六一天使公司合作投资广东燕岭医院儿科项目，两次融资期限分别为2016年3月25日、8月15日前，梁东昭投资金额为125万元、25万元。现有证据显示，梁东昭案涉投资款并非向六一天使公司支付，蓝诚公司股权变更亦未显示六一天使公司已实际履行向梁东昭转让相应股权的合同义务。梁东昭两次投资金额虽与《广州燕岭医院儿科项目合作合同》约定一致，但期限并不相符，且陈飞峰于2019年5月14日向梁东昭发送的变更协议已载明上述两合同未实际履行拟予解除，足以印证上述两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梁东昭主张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梁东昭已先后向六一儿童医院支付投资款150万元，六一儿童医院对此出具投资款收据，在本案应诉答辩时亦予以确认。现有证据并未显示双方对此投资已作书面约定，亦无证据证明梁东昭与案外人协商一致代持，鉴于梁东昭已明确就投资款返还这一主张所涉法律关系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其将六一儿童医院列为被告主体适格。综合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梁东昭诉请六一儿童医院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应予支持，对此评析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六一儿童医院早于2017年9月30日成立，其股东虽已变更多次，但在梁东昭起诉之前及诉讼过程中，梁东昭从未被工商登记记载为六一儿童医院股东。现有证据并未显示梁东昭以出资人名义签署公司章程，更未见梁东昭出资已被记载于该司股东名册。双方发生纠纷协商时，陈飞峰虽在微信中约梁东昭见面商谈股份及工商登记，但该日期2019年12月1日距离六一儿童医院成立已超过两年，仅系梁东昭起诉前沟通过程中所称，并无证据证明系梁东昭单方原因导致股权未作登记。其次，六一儿童医院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成立时注册资本600万元，该注册资本系六一天使公司名义实缴，并非以梁东昭名义实缴。六一儿童医院提供的记账凭证虽显示梁东昭投资已在会计科目以梁东昌名义入账，但并无证据证明梁东昭案涉出资已构成公司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最后，股权就其本质属性来说，既包括股东的财产权，也包括基于财产权产生的身份权即股东资格，该身份权体现为股东可以就公司的事务行使表决权等有关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现有证据显示，六一儿童医院成立以来，梁东昭从未以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实际参与公司决策，以及通过分取红利享有资产收益。梁东昭与陈飞峰的微信聊天虽涉及“汇报工作”“学习一下”等内容，上述行为尚不构成就公司事务行使决策权利。陈飞峰虽向梁东昭发送部分公司财务报表，但最早发送已在2019年3月，且系梁东昭要求解决资金投入问题双方发生纠纷时发送，该种情形下的部分财务会计报告的发送、查阅，不应认定为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综上，现有证据并未显示梁东昭已作为出资人签署公司章程，梁东昭虽向公司实际出资，但未被工商登记记载为股东或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出资额亦未构成公司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梁东昭已发函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六一儿童医院至今未确认梁东昭股东资格，在此情形下理应向梁东昭返还投资款，故梁东昭要求六一儿童医院退回投资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有理，利息计付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应予支持。鉴于案涉投资款分四笔支付，计付利息应以支付之日为各自起算日期，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应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六一儿童医院辩称系股东出资后抽回股本缺乏基础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梁东昭于2019年4月已通过微信联系陈飞峰要求解决资金投入问题，距离六一儿童医院成立未满三年，该行为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六一儿童医院以2016年7月作为起算点并无依据，对其诉讼时效届满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陈飞峰作为项目负责人，其与梁东昭联系、沟通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梁东昭就其所称陈飞峰承诺梁东昭投资目的未能实现时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故梁东昭诉请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六一儿童医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梁东昭返还投资款人民币1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490000元自2016年7月25日起，760000元自2016年7月26日起，250000元自2017年12月4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1500000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六一儿童医院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梁东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37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六一儿童医院负担（六一儿童医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该费用）。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梁东昭是否已经实际取得了股东身份。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当事人自认，《蓝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广州燕岭医院儿科项目合作合同》因故未能继续履行，梁东昭支付的涉案150万元款项已全部作为投资六一儿童医院的款项，六一儿童医院亦确认收到该笔款项。第二，对内而言，虽然六一儿童医院向法院提交了收款收据和会计凭证，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医院收到了梁东昭支付的投资款，收款收据和会计凭证在形式上迥异于《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出资证明书，梁东昭并不会因为支付了投资款，而当然直接成为股东。事实上，梁东昭与六一儿童医院之间并未就投资事宜签署专门的书面合同，双方至今未能就股权份额达成一致意见，六一儿童医院也未能提供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以证明梁东昭的股东身份和实际享有的股权份额。虽然梁东昭收到了六一儿童医院的部分财务资料，但获取公司财务资料并非认定股东资格的充要条件。作为股东，其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是参与公司管理，选择、监督管理者，提议、召集、主持股东会议，获取资产收益等，现有证据并不能显示梁东昭有行使上述权利。对外而言，六一儿童医院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经过多次变更，但无证据显示梁东昭参与过上述股东登记过程，或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与梁东昭之间存在委托代持股份的关系。相反，梁东昭先后发函要求将其登记为股东，但六一儿童医院迟迟未能履行相关义务。因此，综合考虑全案证据，六一儿童医院仅以向梁东昭出具了收款收据、会计凭证以及向其提供了部分财务资料等为由，认定梁东昭实际享有了股东身份，显然缺乏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三，由于梁东昭在形式和实质上均未获得六一儿童医院股东身份，梁东昭的投资目的未能实现，其有权选择解除双方的投资合同关系。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返还投资款属于双方投资关系被解除后的当然法律后果，其诉讼时效应从投资关系被解除之日开始计算，就本案而言，显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由于六一儿童医院占用涉案投资款期间给梁东昭造成了利息损失，故梁东昭有权要求六一儿童医院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或者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第四，工商信息显示，六一儿童医院于2017年9月30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600万元，该注册资本已由当时的股东六一天使公司全额实缴，无证据显示梁东昭在本案中的出资已形成公司注册资本。同时，梁东昭并未成为六一儿童医院的股东，其出资额也不应成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六一儿童医院向梁东昭返还款项并不属于股东抽逃出资。另外，《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七十九条则对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进行了规定。由于六一儿童医院收取款项后，未能按约让梁东昭取得股东资格，故应承担返还款项和赔偿损失的责任。一审法院引用上述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六一儿童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70元，由上诉人广东六一儿童医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