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津03行终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云海，男，196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连东道**。法定代表人马坤，局长。委托代理人邵月贵，该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王嵩，该局干部。上诉人张云海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人社局）连续工龄决定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行初26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79年6月入职原天津市塘沽区公园管理所工作，后更名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公园管理所。2013年3月，原告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同年8月，被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公园管理所给予开除处分。2020年因原告达到退休年龄，向被告提出要求将其1979年6月至2013年3月的工作年限计入连续工龄的申请。被告经调查查明，原告开除刑满释放后没有被单位重新招收录用，也没有情节较轻，经任免机关批准的证明材料，遂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关于张云海要求认定连续工龄问题的答复》，告知其不符合此法律法规合并计算工作年限的规定，开除前的工作时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并向原告直接送达。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2020年7月13日作出的《关于张云海要求认定连续工龄问题的答复》；责令被告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判决被告对原告1979年6月至2013年3月期间的工作时间予以认定连续工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退休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和原天津市劳动局《关于对我市城镇职工连续工龄进行一次性审定的通知》（津劳险字（1993）370号）第三条的规定，被告作为滨海新区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具有对区域内参保人员退休资格审核和养老金标准核定之职权，认定职工的连续工龄属被告之法定职权。被告在收到原告工龄认定申请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并作出答复，其行政程序合法。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的《关于张云海要求认定连续工龄问题的答复》是否合法。被告作出答复适用的是《内务部关于工作人员曾受过开除、劳动教养、刑事处分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第一条“工作人员受过开除处分或者刑事处分的，应当从重新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工作年限。”和原天津市劳动局《关于确定工作有间断的职工参加工作时间的答复》（津劳险字（1991）第237号）第二条“对参加工作后，因辞职等个人原因造成工作间断，以后又重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其参加工作时间，应从最后一次参加工作时计算”。由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政策性，鉴于天津市养老保险制度及工龄确认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相关法律规定的滞后，［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作为计算工龄的指导性文件，被告将其作为确定工龄的规范性依据并无不当。津劳险字（1991）第237号答复与［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并不冲突，可以在本案中适用。本案中，原告于2013年3月因贩卖毒品受刑事处罚并被开除的事实客观存在，原告申请在刑事处罚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工龄的主张，因其没有在刑满释放后重新被录用，原用人单位也没有认定情节较轻，批准合并计算工龄的情况下，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告知其不能计算连续工龄，并无不当。原告要求撤销被诉答复，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判决被告对其1979年6月至2013年3月工作时间予以认定连续工龄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作出的《关于张云海要求认定连续工龄问题的答复》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云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云海承担。上诉人张云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且判决依据的证据不充分。1．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政策性。工龄认定制度也是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不能简单地用1959年和1991年的制度条款来认定上诉人当今的情形，现如今的养老保险制度应当符合当今的现状及国家政策。2．《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凡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作工龄计算。因反革命罪行而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本企业工龄，应自恢复政治权利之日起计算；因其他犯罪行为而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被剥夺政治权利前与恢复政治权利后的本企业工龄，应合并计算。由此可以看出，即使被剥夺政治权利，那么在企业前后的工作时间均应计算为工龄。而上诉人只是普通犯罪，并未被剥夺政治权利，更应当计算受刑事处罚前的工龄。3．《劳动部办公厅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规定：“职工受开除公职处分的，仍按现行规定办理。由于违反劳动纪律受到除名处理的职工，除名前的连续工龄与重新就业后的工作时间，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劳动部办公厅对的复函》第3条规定：“关于除名职工连续工龄计算时效的溯及力问题，我们意见，应从各地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作为除名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从上述规定看，前者主要规范的是除名职工在除名前的连续工龄与重新就业后的工作时间可以合并计算连续工龄的问题，后者主要是明确了除名职工连续工龄计算时效的溯及力问题。根据上述规定，除名职工除名前的连续工龄与重新就业后的工作时间可以合并计算连续工龄，但其合并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是各地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已经对被上诉人所依据的《关于工作人员曾受过开除、劳动教养、刑事处分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进行了修改，故被上诉人仅依据该条款作出不予认定工龄的行政行为错误。被上诉人滨海新区人社局辩称，其对上诉人作出的连续工龄认定结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证据充分。1．根据《内务部关于工作人员曾经受过开除、劳动教养、刑事处分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第一条规定，工作人员受过开除处分或者刑事处分的，应当从重新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工作年限，如果情节较轻，经过任免机关批准的，受处分以前的工作时间也可以合并计算工作年限。2．根据天津市劳动局1991年8月作出的《关于确定工作有间断的职工参加工作时间的答复》第二条规定，对参加工作后，因辞职等个人原因造成工作间断，以后又重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其参加工作时间，应从最后一次参加工作时计算。3．经查阅上诉人人事档案，上诉人于1979年6月被招收到天津市塘沽区市政工程局工作，2013年3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同年8月被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和市容市政管理局给予开除处分，且档案中无开除后被单位重新招收录用的审批材料，也没有“如果情节较轻，经过任免机关批准”的证明，不符合此文件合并计算工作年限的规定。因此，按照文件规定，上诉人在1979年6月至2013年3月间的原工作时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张云海连续工龄认定结论正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准确。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退休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和原天津市劳动局《关于对我市城镇职工连续工龄进行一次性审定的通知》（津劳险字（1993）370号）第三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具有对区域内参保人员认定职工连续工龄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工龄认定申请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行政程序合法。《内务部关于工作人员曾受过开除、劳动教养、刑事处分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规定，工作人员受过开除处分或者刑事处分的，应当从重新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工作年限。如果情节较轻，经过任免机关批准的，受处分以前的工作时间，也可以合并计算工作年限。原天津市劳动局《关于确定工作有间断的职工参加工作时间的答复》规定，对参加工作后，因辞职等个人原因造成工作间断，以后又重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其参加工作时间，应从最后一次参加工作时计算。本案中，上诉人于1979年6月至2013年3月间在原单位工作，其于2013年3月因贩卖毒品受到刑事处罚，后被原单位开除，且原用人单位亦未认定上诉人情节较轻，批准合并计算工龄的情况。上诉人主张其在受到刑事处罚前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其提出的相关规定并不适用本案的情况。故被上诉人作出被诉答复，告知上诉人1979年6月至2013年3月间上诉人在原单位工作的时间不能计算连续工龄并无不当。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张云海要求认定连续工龄问题的答复》具有合法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云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伟审判员 吕本文审判员 魏 欣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张允春书记员王一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