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津行终2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铎，男，196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河**泰兴南路**。法定代表人周波，区长。委托代理人德光宇。委托代理人刘智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河**七纬路**法定代表人夏敬雄，主任。上诉人张玉铎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请求确认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行初3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张玉铎原审时诉称，原告是天津市河**的居民，1994年3月18日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得了位于××道××排××号××号××号××的房屋。2010年1月16日，天津市东正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公布了鲁山道小二楼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方法。2018年11月24日，天津市东正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公布关于鲁山道小二楼地块补充新房源的安置办法。原告认为商业公司无权发布安置补偿方案，而且安置补偿方案价格极其不合理，2018年仍按2010年价格给原告补偿，原告未签订任何安置补偿协议。2018年12月12日，原天津市河东区房地产管理局下达了《危险房屋通知书》。2018年12月13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下达了《通告》，鉴定结果为危房，在无任何手续的前提下于2018年12月14日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原告认为二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严重违法，二被告无权拆除原告的房屋，拆除原告房屋无实体性依据、程序违法、无任何法律依据。二被告在没有相关合法手续及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是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强拆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行为系由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实施，故原告起诉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原告对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本案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并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原告对其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不应由本院管辖，原告对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的起诉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玉铎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张玉铎。张玉铎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超出法定审理期限，且本案延长审理期限未经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2.原审法院对关键法律事实、证据未予查清认定，二被上诉人是本案适格被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通告》、“河东发布”（区领导召开鲁山道小二楼拆迁工作部署会)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是此次拆除的责任主体,原审裁定未对该证据作出认定。被上诉人所依据的《天津市房屋安全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天津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已经明确区、县级人民政府是紧急避险、排险的责任主体,且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鉴定报告第二页也明确给出的建议是整体拆除,也即此次拆除的适格“被告”。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是本案适格被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天津市东正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于2010年1月16日发布的《鲁山道小二楼地块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在拆迁与被拆迁人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由河东区房地产管理局负责对强制拆除工作进行裁决，且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鉴定报告第二页也明确给出的建议是整体拆除,据此河东区房地产管理局于2018年12月12日下达了危险房屋通知书，在庭审中其自述职能由其所继承，上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明确承认强拆了涉案房屋。3.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并未对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所依据的《天津市房屋安全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天津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来对拆除责任主体进行认定,未对上诉人及其被上诉人告提交的证据作出认定,导致其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针对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建设委员会的起诉，即使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主体不适格,原审法院也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而是直接适用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4.被上诉人以排险解危的名义实施征收,行政目的不当。涉案房屋位于2010年1月16日发布的鲁山道小二楼地块拆迁项目的征收范围内,被上诉人的实际行政目的是征收该地片区的房屋,而非排险解危。依据《天津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二十条、二十一条,假设涉案房屋构成危房,也应当在整体拆除后进行重建。但事实上,涉案房屋被拆除至今已经两年多,涉案部分地块被用于住宅开发,没有任何的重建迹象,由此可见“排险解危”为虚,强行征收、拆除为实。基于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共同强制拆除上诉人涉案房屋的行为明显违法,一审法院作出裁定严重违法,请求贵院依法作出判决,望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认为，上诉人请求确认二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房屋的行为违法，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经审查，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共同实施了被诉强拆行为，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初步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二被上诉人共同实施拆除行为的事实存在。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二被上诉人共同实施了拆除上诉人房屋的行为，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关于“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的规定，上诉人以二被上诉人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从方便诉讼、充分保护上诉人诉权的角度，本案应就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进行审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初步证明被上诉人河东区人民政府对上诉人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提交的关于对鲁山道松林里小二楼房屋进行安全鉴定的函、通知、通告等在案证据，经原审庭审质证能够证明，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经依法委托鉴定，通知涉案房屋属于危险房屋。之后，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作出通告，要求上诉人应停止使用该房屋，立即迁出。《天津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对于危险房屋发生倒塌或者存在倒塌危险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对危险房屋采取排险、避险措施。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在案证据，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负有组织实施排险、避险的法定职责，但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不负责具体实施排险、避险的行为，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上诉人涉案房屋系由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或其委托其他组织予以强制拆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原审中“自认”为由主张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应为本案被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理据不足。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依法应裁定驳回上诉人对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的起诉。因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本案中上诉人针对另一被上诉人的起诉，已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关于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级别管辖的规定，依法亦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方红审判员  张莉审判员  刘琳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王会战书记员呼德昊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