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8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小英，女，196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振伟，江苏聚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柳妹，江苏聚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玲玉，女，194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同利，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延辉，上海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顾茂德，男，194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同利，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延辉，上海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哲浚，男，197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同利，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延辉，上海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肖玲，女，198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同利，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延辉，上海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贝林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新**天安工业村****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722802638K。法定代表人：吴玲玉。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同利，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延辉，上海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小英与上诉人吴玲玉、顾茂德、吴哲浚、肖玲、常州市贝林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2民初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小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不清。(一)双方真实往来应当以借条为准。（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主张有现金往来，但一审法院却仅以双方的部分转账记录作为判决的依据。在庭审中上诉人一再表明双方有多年的借贷关系，依据当时的社会交易习惯，现金交易是常态，且当时的法律环境亦认可以现金交付、以借条为准的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虽在答辩时坚称双方无现金交易，但在举证时又主张部分还款为现金还款，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主张在双方借款往来中存在现金交易。（2）本案中的所有借条均由吴玲玉本人书写、签名，其中多张借条吴玲玉还作了多次延期，这一点足以说明吴玲玉对借条上的借款是明知，也是一再确认了的。法律从来都不否认民间借贷中现金的交付形式，吴玲玉在借条载明的借款归还日当天延期还款日期，又在延期还款日到期当天再次延期，这样反复延期还款的行为已经足以说明借款人早已收到借条载明的借款。（3）借条出具当日上诉人的取款记录未被确认。为证明案涉2016年7月11日的10万元借条实际已经交付，上诉人提交了其工行卡2016年7月11日当天取款125000元的记录，上诉人主张将其中10万元交付被上诉人吴玲玉，这也恰能证明双方是有现金往来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同样为了符合其“无现金交易”的判决逻辑不予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吴玲玉之间的往来时间之长，笔数之繁多，且双方均认可有现金交易的习惯，本案中的部分借条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过核算将之前多笔借款累计后重新出具的，故不可能做到借条与转账记录及时间一一对应，但借条上的借款金额是经被上诉人反复确认的。故认定双方的真实往来应以借条为准。而一审法院为了计算方便强行认定双方在长达十来年无数笔借款中均无现金交易，这样的机械判决已经偏离本案的基本事实，违反常理推断。(二）案涉借款应当认定为吴玲玉与顾茂德的夫妻共同债务。在举债期间吴玲玉、顾茂德为儿子儿媳购置多套房产及车辆，并将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经营的贝林公司生产经营，故吴玲玉在与顾茂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将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以贝林公司名义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江苏省高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最新解答》第45条第（1）（2）项的规定，案涉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顾茂德必须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被上诉人肖玲、吴哲浚应当承担全部其签字担保借款的担保责任。综合借条均系吴玲玉书写签字，肖玲、吴哲浚在担保人处签字的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在无任何欺诈、胁迫的情况下，应当以双方签字确认的借条为准。既然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那么被上诉人肖玲、吴哲浚就应当承担全部其签字担保借款的担保责任。(四）贝林公司应当对承担案涉全部借款的连带责任。（1）上诉人的部分借款依被上诉人吴玲玉的要求直接转至贝林公司账上；（2）被上诉人吴玲玉、吴哲浚均为贝林公司股东，在借款期间，吴玲玉、吴哲浚与贝林公司的一直有账目上的往来，且金额较大。贝林公司是被上诉人家庭成员共同经营的家族企业，一直存在企业账目与股东账目混同的情况，实际上贝林公司的账户早已成为被上诉人家庭账户。故无法排除本案中借款转至吴玲玉、吴哲浚账户后其将借款用于企业经营的情况，贝林公司应当承担案涉全部借款的连带偿还责任。（五）要求贝林公司提供账册，用于证明涉案2013年10月22日的23万元现金支票款项用途，这笔不能认为是归还上诉人的借款，是为贝林公司办理业务，所以贝林公司有举证责任。二、判决依据的证据不足。(一)本案中双方自2007年左右便有借款往来，且均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这个事实是毫无争议的。而一审法院在认定"无现金交易"后，直接将双方从2007年至2018年的往来仅截取了2013年至2018年的转账记录作为判决的依据，其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认知逻辑。要知道仅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2012年10月份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了20万，12月1日出借了25万元，所以双方的交易应以交易习惯和经过多次对账后的借条（即对账单）为准，结清某笔借款，交还给被上诉人相应的借条，剩下的借条是单笔和多笔且经过对账的借款。(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仅仅以双方某个阶段的部分转账记录作为判决的依据，实在有违公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因素来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应当考虑本案借款发生的时间之长、往来之多、借条内容等实际情况，认定案涉借条的真实性且借款已经实际交付。吴玲玉、顾茂德、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辩称，1、吴小英与吴玲玉之间的借款没有现金往来，这由双方在一审的庭审陈述和银行凭证能够证明。2、吴玲玉所借款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顾茂德对该借款不应承担还款义务，肖玲、吴哲浚对吴玲玉的借款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即使有签字的借条，也已超过了担保的除斥期间。贝林公司对吴玲玉的借款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款直接用于贝林公司的业务往来。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吴小英的上诉请求。3、吴小英要求贝林公司提供账册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该23万元由吴小英以现金支票的形式领取，如果其要证明该款返还了贝林公司，不管通过任何形式的返还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同时贝林公司的账册都在吴小英处，为此公安机关有相应的报警记录和处理记录在，一审也应该有调取。吴玲玉、顾茂德、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双方多年借款事实没有全面审查，没有综合考虑被上诉人是贝林公司财务负责人身份形成的便利因素，只审查2013年以来的往来，未能全面反映双方的借还款事实，难以查清真实的借款和还款金额。上诉人一直坚持要求双方全面结算，将2008年借贷关系发生以来往来全面核算，根据结算结果确定是否需要支付借款本息及具体金额。二、即使按一审的结算方式和逻辑，一审认定事实也有错误，推理也不合常理，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判决书对2014年7月20日前上诉人还款金额认定有误，将上诉人汇款45万元作为归还2013年的借款的推论没有证据，且违反常理。1、一审认为，贝林公司在2013年8月26日汇款给吴小英313789元未能确定为吴小英账户，即使交付也是归还2013年8月之前的借款本息，因此未能纳入还款金额。贝林公司银行流水显示，通过3249××××1209账号，于2013年8月26日汇款313789元，于同年8月6日汇款29.5万元，同年8月30日汇款101666元，对此相同账号的三笔款项，前一笔29.5万和后一笔101666元都己证明是吴小英收到的款项，中间的一笔款项也应该认定是吴小英收到。2、一审在认定2013年起至2014年7月20日前还款总额超过借款总额的情况下，仍将上诉人在7月21日汇款45万元推定是归还2014年7月20日前的借款本息，没有证据，不合常理。一审认定，2013年借款总额确认为60.5万元，还款总额确636666元。根据计算，双方本息己结清。转账记录表明：借款时间集中在1月份20万元，其他29.5万元和11万都在8月6日。而还款时间同样在8月6日29.5万，另11万在8月15日还1万，8月30日还款101666元，多还1666元利息，8月6日的40.5万本息至此结清。而2013年1月份的两笔共20万元的借款本息也在2013年10月22日一次归还23万元结清。2014年1月1日到2014年7月20日前借款和还款都是3万元，4月28日借，5月8日还，借款10天时间，临时拆借，及时归还。因此，在2013年到2014年7月20日前，仅就现有证据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本息己经结清，没有尚欠大额本息未付的情况。更何况尚有在此期间的两笔313789元和23万元的上诉人汇款没有认定。在没有证据证明尚有大额借款本息未还的情况下，在有转账记录证明双方的45万款项转账发生在同一天，有转账记录证明是上诉人方肖玲先将45万转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收款后明确备注是“货款”，分三次将货款汇入吴玲玉账户的情况下，一审仍推定同一天的45万元往来，上诉人的45万是归还前期的借款，被上诉人自认“货款”的45万又变成向上诉人的借款，于法无据，不合常理。需要强调的是，被上诉人除此三笔汇款之外的所有汇款都备注“吴小英借款（汇款）给吴玲玉等”字样，就是强调汇入的钱是吴小英的。只有此三笔强调“货款汇入你个人账户”。可见，被上诉人汇款时己经表明此款不是我吴小英的借款，是肖玲汇入的货款。3、一审忽略被上诉人是贝林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身份，导致认定和推理错误。虽然被上诉人极力否认，但大量证据己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长期在上诉人贝林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的事实。正是这一身份，才会因做账需要，部分款项需要经过财务人员的中转，出现上诉人一方将款先转给财务人员，再由财务人员转给上诉人的情况。正是这一身份，吴玲玉才会对被上诉人高度信任，相信双方都是转账往来，有据可查，到时统一结算，先写借条无所谓。上诉人认为，此45万元在没有借款借据相对应的情况下，应根据原始转账记录认定款项性质。再退一步，也应该统一结算，计入还款总金额，计算出尚未归还的金额。这是上诉人一直遵循的，也是被上诉人反复向上诉人承诺的。（二）一审对2014年7月21日起至今借款和还款金额核算错误；认定2015年7月30日之后款项未归还也与事实不符。1、如上所述，双方在2014年7月21日的汇款都不应计入借款和还款总额，双方都应减去，而不是只将上诉人一方的45万减去。如此计算，被上诉人的借款总额应是236.3万元。要么都计入借款还款总额，则上诉人的还款总额就是236.988万元。两种计算方法都表明，如有欠款，只有44万余元，而非一审认定的122万元。2、一审认定的尚欠122万本金的17笔借款中，己有证据证明其中11笔己经归还，余额只有40余万元。根据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每一笔借款只要吴玲玉归还后，均会将借条原件拿回，即双方形成吴玲玉归还一笔借款就拿回一张借条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同时举证6张借条复印件，自认复印件载明的借款本息己归还。其中就有2016年2月18日的9万元，2016年8月4日的10万元，合计19万元。同时，根据上诉人找到的己还借款的部分借条原件，按被上诉人的自认，表明以下借款也己归还：2015.10.10的15万元；2015.11.12的15万元；2016.6.27的10万元；2016年11月26日的1万元；2017.4.28的5万元；2017年6月5日的0.5万元；2017.6.30的3万元；2017年8月2日的1.5万元；2017.10.26的5万元。合计56万元。两项合计75万元。按判决书逻辑计算，122-75＝47万，尚欠借款本金也只有40余万元。这与上述采用借款还款总额相减的差额非常接近。而且，鉴于被上诉人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贝林公司及上诉人个人的凭证被其控制，无法得到相应凭证，无法全面举证，现金支票归还的金额也无法全面举证。3、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2018年与吴小英对账清单中将2014年9月19日的20万元写成了2万元，导致一审法院计算还款金额发生错误，银行流水数量太多还没找到。吴小英辩称，1、一审判决包括吴玲玉的上诉状是以银行流水为理由进行上诉和机械断案的，我们认为银行流水并不能反映双方真实的借款往来。一审法院以2014年7月为时间节点截断双方的往来明细，这个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是把吴玲玉的上诉观点仅以银行流水作为判决断案的唯一证据。2、应该以吴小英所持的7张借条原件为判决依据为主，其他证据包括双方往来的银行流水记录为辅。吴小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全部能说明所涉借条的借款组成，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也是由借条反映双方的借款事实，也符合银行流水作为辅助证据的裁判和举证规则。3、一审法院以辅助的证据银行流水明细为准其他证据一概不予认可，这种机械定案的裁判逻辑是本末倒置的，错误的，因为银行流水根本不能反映双方的借款起止日期和双方的借款利息，双方因吴玲玉等借款逾期而达成延期还款的约定即本案吴哲浚、肖玲等人的担保行为未能反映，这些情况一审都未采纳，仅以银行流水作为断案唯一证据是没有法律依据的。4、吴小英自己的卡查询了没有2014年9月19日的20万元记录，当天吴小英所有银行卡都没有对方的款项进账。吴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玲玉、顾茂德归还借款本金2346166元，利息从借款日起暂计算450966.5元，合计2797132.5元，实际主张至还清日止。其中：（1）1200000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6年11月26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25日为336000元，扣除已付利息20万元，还应付利息136000元；（2）718047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6年12月26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25日为186692.22元；（3）100000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6年9月19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28日为32000元；（4）72500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7年5月4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3日为11600元；（5）100000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6年7月1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10日为36000元；（6）100000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6年4月15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14日为42000元；（7）55619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7年7月10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9日为6674.28元；2.贝林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吴哲浚、肖玲对上述诉请中（1）、（2）、（5）、（6）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吴玲玉、顾茂德、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玲玉与顾茂德系夫妻关系，吴玲玉与吴哲浚系母子关系，吴哲浚与肖玲系夫妻关系。吴玲玉系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玲玉与吴小英系多年朋友关系。吴小英帮助贝林公司处理部分财务事务。吴小英与吴玲玉、贝林公司和吴哲浚、肖玲之间多年来有多次银行账户互相转账行为。2018年1月30日，吴小英以被告未能归还所欠借款为由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吴小英为证明吴玲玉借款的事实向法院提交了吴玲玉出具的借条七份：（1）2016年4月15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正，利息按3分计算，一月归还，借款人吴玲玉2016.4.15”该借条左下角注明“此借条延长至2016年11月14日归还。在此基础上再延长半年，2017年5月13日止（可以提前支付）2017.1.9吴玲玉以上全结清。”在该注明内容下方另注明：“此借条从2017.4.14日开始借人民币现金壹拾叁万陆仟元整，利息按三分计算，到2017.6.13归还。借款人吴玲玉2017.4.14”该借条右下方注明“担保人：吴哲浚、肖玲”。（2）2016年7月11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正，月息3分，到期归还，（借期二月）借款人吴玲玉2016.7.11”该借条左下角注明“此借条延长至2017年1月10日止。在此基础上再延长半年，2017年7月9日止（可以提前支付）2017.1.9吴玲玉此借款”该借条右下方注明“担保人：吴哲浚、肖玲”。（3）2016年9月19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正，利息3分，壹拾月归还，（2017.7.18日止）借款人吴玲玉2016.9.19”。（4）2016年11月26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现金壹佰贰拾万元正，月息2分计算，借期为半年，（2017.5.25日归还），可以提前支付，按天计算。借款人吴玲玉2016.11.26”。该借条左下角注明：“以上壹佰贰拾万元，本息结转如下：1、其中柒拾万元正借期一个月，2017.9.24归还，利息3分（月息）；2、其中陆拾肆万肆仟元正借期六个月，2017.10.24归还，利息2分（月息）借款人吴玲玉2017.5.25；3、今日借到吴小英人民币现金柒拾捌万肆仟元整，月息3分计算，借期一个月，借款人吴玲玉2017.9.24”上述结转内容第1条被横线划去并注明“9.24已结清（本息均在内）”该借条右下方注明“担保人：吴哲浚、肖玲”。（5）2016年12月25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现金柒拾壹万捌仟零肆拾柒元正，月息2分计算，借期一年（壹年）2017.12.25日止（可以提前支付，利息不变）借款人：吴玲玉2016.12.25，担保人：吴哲浚、肖玲”。（6）2017年5月4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柒万贰仟伍佰元正，到7月4日还款，借期2个月，利息按3分计算，借款人吴玲玉2017.5.4”。（7）2017年7月10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现金55619元（伍万伍仟陆佰壹拾玖元正）利息3分计，一个月归还，借款人吴玲玉2017.7.10”。吴小英为证明借款交付的事实提供了银行转账流水清单如下：1、吴小英名下尾号4181的建行卡账户自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5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2016年4月15日，吴小英尾号4181的建行卡转账10万元至吴玲玉尾号为3466的工商银行卡账户，备注“吴小英借款给吴玲玉壹拾万元”，该转账对应第一张借条。2、吴小英名下尾号6919的工行卡账户从2016年7月11日至2016年9月1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吴小英2016年7月11日取款125000元，吴小英当日将其中的10万元现金交付给吴玲玉，吴玲玉遂出具了上述第二张借条。3、吴小英名下尾号4181的建行卡账户自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5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2016年9月19日，吴小英尾号4181的建行卡转账10万元至吴哲浚尾号为2310的工商银行卡账户，备注“吴小英借款给吴哲浚壹拾万元”，该转账对应第三张借条。4、吴小英名下尾号4181的建行卡账户自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5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吴小英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的招商银行卡账户15万元、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银行卡账户20万元、于2014年7月22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银行卡账户10万元，该三笔转账均备注“货款已汇入你个人账户”；吴小英于2014年11月27日转账贝林公司名下尾号4310工商银行账户42.5万元，备注“吴小英向你公司工行账户上汇款425000”；吴小英于2014年12月24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19.3万元，备注“吴小英向吴玲玉工行账户上汇款193000”；吴小英于2016年2月18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9万元，备注“吴小英借款给吴玲玉工行卡9万元”；吴小英于2016年11月17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1238工商银行卡账户1万元，备注“吴小英借款给吴玲玉壹万元”；吴小英于2016年11月26日转账吴哲浚名下尾号2310工商银行卡账户1万元，备注“吴小英借款给吴哲浚壹万元”；另有2014年11月27日现金交付22000元；上述款项构成第四张120万元借款组成部分。5、吴小英名下尾号4181建行卡账户自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5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吴小英于2015年2月2日转账贝林公司名下尾号0878交通银行卡账户25000元，2月11日转账贝林公司名下尾号4310工商银行卡账户10万元，7月2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20万元，7月28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账户10万元，7月29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账户2万元，7月30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账户20万元，8月5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账户3万元，11月27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3万元，2016年7月28日现金交付吴玲玉13000元，该借款有原借条的复印件可以佐证，另有47元为吴小英为吴玲玉平时垫付的费用。上述费用构成第五张718047元借条组成部分。6、吴小英名下尾号6117交行卡账户自2017年4月28日至2017年7月2日交易明细单，证明吴小英于2017年4月28日向吴玲玉尾号为2760交行卡账户转账5万元，另现金交付了22500元，遂吴玲玉于2017年5月4日出具上述第六张借条。吴小英第一次庭审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7、2016年7月8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的13000元借条复印件，约定月息3分，该笔借款在2016年12月26日双方结算时并入到718047元借条中，证明该款项系718047元借条的组成部分。8、吴小英工行尾号6919账户自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26日交易明细单，明细中吴小英于2017年6月5日卡取5000元存入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证明该笔款项即吴小英主张的2017年7月10日55619元借条的组成部分，该借条其余部分为现金支付，还有部分为吴小英为吴玲玉处理财务的垫付款项，吴小英并非贝林公司员工，其仅仅是基于与吴玲玉关系较好，平时帮其处理财务上的事情。9、借条复印件6份，时间分别是2015年7月2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的20万元借条，约定年息2分；2016年2月5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的5万元借条，约定利息3分；2016年2月10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的12万元借条（注明2015年2月11日到期转存），约定年息2分；2016年2月18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的9万元借条，约定利息30%；2016年6月24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的10万元借条（注明从曹斐账上划给吴哲浚），约定利息3分；2016年8月4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的10万元借条，约定月息3分，以上6张借条复印件中，有5张借条是在2016年出具的，并且第5、6张借条时间晚于吴小英起诉时提供的7张借条时间最早的那一张，虽然上述借条被告已经予以归还，且原件也已经给了吴玲玉，但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吴小英与吴玲玉有多笔借款往来，每一笔借款只要吴玲玉归还后，均会将借条原件拿回，即双方形成了吴玲玉归还一笔借款就拿回去一张借条的交易习惯，本案吴小英提交的借条是吴玲玉和吴小英核对后出具的，故本案中所有吴小英提交的借条原件真实的反映了双方借款的金额，因此，被告主张本案借款在后续已经还清但却没有向吴小英收回起诉中的任何一笔借条原件，是与目前能够证明的双方交易习惯不相符的，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归还吴小英本案起诉的借款。第二次庭审中，吴小英又称上述借条复印件中的13000元、20万元、12万元和9万元的款项是包含在120万元借条内。对于吴玲玉举证证明其已归还全部借款的银行转账明细单，吴小英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2014年7月21日前借的钱都基本结清。其中，吴小英于2013年1月4日转账给吴玲玉的10万元，由吴哲浚在2015年9月30日转账42.5万元中归还。吴小英于2013年8月6日转账借款11万元和295000元，合计405000元加上利息共计450090元，由肖玲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归还45万元。吴小英于2013年10月左右在工商银行清凉支行存现吴玲玉或贝林公司20万元、2014年5月前给了吴玲玉现金3万元，上述20万元是吴玲玉工行卡于2014年9月11日转账归还吴小英，3万元是吴玲玉于2014年5月8日转账归还吴小英，2013年10月左右的20万元借款利息至2014年12月为40000多元，由吴玲玉转账57500元归还，该款剩余部分为支付2014年7月转账肖玲9万元借款的利息。除此之外，2014年7月21日之前的借款都在2014年7月21日前结清。为证明被告支付吴小英的部分款项系归还上述未统计至诉请借款中，吴小英在第二次庭审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0、吴小英名下尾号117的交行账户转账明细单，证明吴小英于2013年1月4日向吴玲玉转账10万元，该款由吴哲浚于2015年9月30日转账424000元予以归还。11、存现10万元的银行凭证1份，证明吴小英于2013年1月16日现金存款至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10万元的事实，该款由肖玲于2014年8月29日转账归还9万元。吴小英第一次庭审陈述该9万元系吴小英于2014年7月现金存入肖玲名下尾号3514农行账户9万元借款的还款，因肖玲于第二次庭审提供了农行账户交易明细单在2014年7月并无收取9万元款项纪录，吴小英又辩称系因双方往来账目较多，吴小英经核实最终确定该9万元实际归还的是2013年1月16日出借的10万元。12、吴小英名下尾号117交行账户自2013年5月20日至9月20日的交易明细单，载明吴小英于2013年8月6日向吴玲玉分别转账11万元、29.5万元，证明肖玲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的45万元即为归还上述款项。13、吴小英于2014年4月28日从其名下交行账户取款4000元的凭证、吴小英于2014年4月28日存入贝林公司名下尾号0878银行账号3万元的存款凭证、贝林公司交行卡尾号0878自2014年3月26日至6月30日银行交易明细单，证明吴小英于2014年4月28日从交行取现4000元，加上自有的26000元，合计3万元于当日存入贝林公司账号的事实。被告于2014年5月8日归还该笔款项。14、吴小英于2015年7月10日存现5万元至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银行账户凭证，证明吴小英于2015年7月10日交付吴玲玉5万元的事实，该笔款项由被告于2015年9月6日连同利息归还吴小英51500元。15、吴小英于2015年10月10日存现15万元至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银行账户凭证，证明吴小英于2015年10月10日交付吴玲玉15万元的事实，该款项是吴小英于2015年10月10日从建行尾号4181卡中取现15万元存入。16、曹斐名下尾号223中行账户交易明细单，该明细中显示2016年6月27日转账给吴哲浚10万元，备注曹斐代吴小英转账给吴哲浚10万元，证明吴小英提交的2016年6月24日借条复印件中的10万元已经交付。该款系贝林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通过尾号为4310银行账户转账还本息144000元（具体转账金额为154350元，包括归还贝林公司2017年8月2日从吴小英借款15000元本息15900元）。17、吴小英名下尾号6919工行账户自2016年7月11日至9月1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吴小英于2016年8月4日向吴哲浚名下尾号2310账户转账10万元。该款系贝林公司于2017年8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还本息136400元。18、贝林公司名下尾号4310银行账户自2017年8月2日至8月29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吴小英于2017年8月2日现金存入贝林公司账号15000元的事实。被告于2017年9月14日归还154350元，包含该笔15000元。19、贝林公司名下尾号0878银行账户自2013年7月11日至9月28日交易明细单，其中2013年8月6日贝林公司向吴小英转账29.5万元，并备注还款，该笔款项实际上是被告所欠吴小英之前的款项，吴小英告知被告归还了之前的款项才能再次出借，所以，在被告将29.5万元归还之后，吴小英再次出借29.5万元加上11万元，共出借40.5万元。本案审理中，吴小英主张分别于2013年10月左右在工商银行清凉支行存入吴玲玉或贝林公司银行账户20万元，以及2014年7月存入肖玲名下尾号3514的农行账户9万元，但是未能提供借据和交付凭证，经一审法院调取银行转账记录和审核肖玲提供的农行交易明细单，并未有上述两笔款项交易的记录。另经一审法院核查，吴小英于2014年11月25日从其名下尾号4181的建行卡账户转账3万元至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银行账户、2015年11月12日转账15万元至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银行账户、2017年6月30日转账3万元至吴哲浚名下尾号2310银行账户、2017年10月26日转账5万元至贝林公司名下尾号4310银行账户。被告对吴小英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借条原件。（1）2016年4月15日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收到该借款，但该借款本息已经于2017年9月14日通过贝林公司名下尾号4310银行账户转账归还，总归还金额为154350元。（2）2016年7月11日10万元借条不予认可，该借条没有实际履行，借条书写后并未收到该笔借款。书写的所谓的延长内容，是基于对吴小英财务会计身份的高度信任，是基于吴小英所强调的双方的银行汇款有记录可查，才按照吴小英的要求书写。（3）2016年9月19日10万元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收到该借款，但该借款在2017年8月7日通过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银行账户归还金额为136400元，存在多支付的现象，是按照吴小英要求的金额归还。（4）2016年11月26日120万元借条，没有实际履行，书写借条后，吴小英仅于2016年11月26日向吴哲浚名下尾号2310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其他没有借款交付和汇款记录；两次结转说明是基于对吴小英会计身份的高度信任，是基于吴小英强调的双方往来今后有据可查，才按照吴小英要求书写。（5）2016年12月25日718047元借条，该借款没有实际履行，吴小英告知吴玲玉该借条已经撕毁。（6）2017年5月4日72500元借条，该借条并未实际履行，吴小英也告诉吴玲玉此借条未履行已经撕毁。（7）2017年7月10日55619元借条未实际履行，没有汇款和交付记录，吴小英也告诉吴玲玉此借条未履行已经撕毁。二、银行存取款凭证、账户交易明细单、借条复印件。对2016年1月4日至12月31日的工行交易明细清单没有异议，但吴小英卡取125000元并未借给吴玲玉。对于120万元借条对应的转账凭证，从组合金额上可以看到，吴小英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组合，而是在选项和拼凑，当选项和拼凑不够的情况下就说是现金，不符合常理。120万元组成部分中，2014年7月21日三笔汇款15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的备注中已经明确是“货款已打入你个人账户”，实际该三笔款项是吴玲玉儿媳肖玲同日先通过其名下尾号5347银行账户将自有资金转账贝林公司会计即本案吴小英账户，用于此后支付货款，不管是款项来源还是性质，都有明确的定性。2014年11月27日的22000元现金是为了拼凑，这一天已经转账了425000元，又给了22000元现金，那这天应该给了447000元，与常理不符，吴小英只有陈述22000元才能把金额凑齐。根据吴小英交易习惯，1000元和360元都要转账，双方之间不可能有现金交易。2016年2月18日的9万元，吴小英已经明确该9万元已经归还，并提供了归还后的借条复印件，不应重复计入。对于718047元借条对应的支付凭证，其组成仍然是选项和拼凑，将金额相近的进行相加，不够的说是现金，还有零头说是垫付，不符逻辑，与日常交易习惯明显不符。该借条形成晚于120万元借条形成时间一个月，吴小英解释的组成是2015年的款项，最后补加一张2016年的所谓的13000元现金借条，与120万元借条组成的解释综合看，明显不合常理。在吴小英解释的组成部分中，2015年7月2日的借款20万元和2016年7月28日的13000元借款，吴小英在庭审中陈述均已归还，现又统计在未还部分中，自相矛盾。吴小英陈述的47元是其垫付的，没有任何根据。2015年至2016年间被告的支付金额远远超出其转账金额，不可能还存在70余万元的借款本金未还，这一拼凑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对卡取5000元存入吴玲玉账户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其主张该款是55690元借条的组成部分不予认可，该5000元与55690元相差太大。对吴小英提供的6张借条复印件均不予认可，例如2016年2月10日向被告出借12万元，吴小英自己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2016年1月至2月10日之间账上存款只有几百元，2016年2月10日存款是27000元，因此所谓的12万元的借款不是事实，同时这几张借条中所涉及的款项都被吴小英反复使用到120万元和71万多元的借条组成中。事实上，这些借条都是双方之间临时拆借，与本案吴小英出具的2016年之后的借条没有关联，吴小英是贝林公司的财务人员，吴玲玉和吴小英双方关系较好，临时的拆借，此后都是及时归还。对2013年1月4日交通银行交易清单真实性没有异议，收到10万元是事实，该款在2013年已经归还。对2013年1月16日存现10万元的款项存疑。对2013年8月6日295000元转账，该款是由贝林公司先付给吴小英，再由吴小英付给吴玲玉，该款项性质只是为了做账需要，并非向吴小英的借款。同日的11万元转账是临时借款。该清单也证明了吴小英系贝林公司的财务人员，被告只有该清单的复印件。2014年4月28日取款4000元不能证明已经支付给贝林公司，对于当日3万元汇款存疑。对2015年7月10日存现5万元、2015年10月10日存现15万元、2017年8月2日现金存入15000元的事实无异议。对2016年6月27日的10万元的存单真实性没有异议，曹斐与吴小英主张的权利没有关联性，该款项性质不清楚。对2016年8月4日向吴哲浚的10万元转账存疑。吴玲玉为证明其已经归还吴小英大部分借款的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1、购票凭证、银行单据、信用报告等共12页，证明吴小英自2008年以来担任贝林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税务机关的发票领票记录，银行部门的账户申请书等均记载吴小英为财务负责人，且许多银行单据都是吴小英书写，直到2018年春节之后，被告接到吴小英的诉状，吴小英仍然在贝林公司工作。由于吴小英的身份系负责贝林公司货款的收支和资金的出入，正是这一身份才获得了吴玲玉的高度信任，才出现了吴玲玉按其要求书写借条的事实。2、贝林公司在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载明吴小英于2014年9月11日向公司转账1000元，主要证明吴小英与被告的交易即使是再小的金额都是通过银行转账，从没有现金交付过。3、吴玲玉统计的还款对账清单及相应的银行转账还款对账单共17页，证明从2014年5月8日到2018年1月8日，包括肖玲汇给吴小英的45万元货款，累计汇款2523880元。分别是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4年5月8日转账吴小英3万元、肖玲名下农行尾号3514账户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吴小英45万元、肖玲名下农行尾号3514账户于2014年8月29日转账吴小英9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3437账户于2014年9月11日转账吴小英2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4年9月11日转账吴小英20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310账户于2014年9月19日转账吴小英2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4年12月1日转账吴小英5.75万元、吴玲玉名下工行尾号3466账户于2015年7月21日转账吴小英丈夫张博3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5年9月6日转账吴小英5.15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310账户于2015年9月30日转账吴小英42.4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310账户于2016年1月14日转账吴小英32.34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310账户于2016年5月20日转账吴小英5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310账户于2016年5月30日转账吴小英5万元、0.127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6年7月11日转账吴小英13.11万元、2016年8月25日给吴小英姐姐现金10.4万元还曹斐代吴玲玉转账借款10万元、吴玲玉名下工行尾号3466账户于2017年8月7日转账吴小英13.64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7年9月14日转账吴小英15.435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2266账户于2017年12月21日转账吴小英360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8年1月8日转账吴小英20万元。该组证据证明吴小英从2014年至今累计汇款被告2488000元，被告归还吴小英累计2523880元，总数上被告已经超付。被告整理了吴小英收支分段的明细，通过双方转款的记录对比，在2016年11月之前，被告付款超出了349770元，因此，吴小英所谓的2016年11月26日的120万元借条的组成以及2016年12月25日71万余元借条的组成都没有事实依据。吴玲玉第二次庭审提供以下证据：4、吴玲玉统计的自2012年11月29日至2013年10月28日的双方银行转账往来清单，证明吴玲玉工行卡卡号尾号3466自2012年11月29支付给吴小英9万元，贝林公司账户于2013年8月6日支付29.5万元给吴小英，2013年8月15日贝林公司账户支付1万元给吴小英，2013年8月26日贝林公司账户支付313789元给吴小英，2013年8月30日贝林公司账户支付101666元给吴小英，2013年10月28日贝林公司支付23万元给吴小英；另提供肖玲2014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在明细单中没有发现吴小英陈述其在2014年7月转账的9万元。上述证据证明，吴小英在此期间累积支付的数额是705000元，被告支付给吴小英的是1040455元，多付30多万元。吴玲玉于二次庭审后又补充提交了收款人为贝林公司的交通银行现金支票复印件四张，第一张日期为2012年11月14日，金额31万元，背面加盖贝林公司印章和吴玲玉印章并留有水笔签署的吴小英身份证号码，第二张日期为2012年12月24日，金额25万元，背面加盖贝林公司印章和吴玲玉印章并留有水笔签署的非涉案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第三张日期为2013年1月3日，金额20万元，背面加盖贝林公司印章和吴玲玉印章并留有水笔签署的非涉案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第四张日期为2013年10月22日，金额23万元，背面加盖贝林公司印章和吴玲玉印章并留有水笔签署的吴小英身份证号码和吴小英签名。该组证据证明被告一直在向吴小英还款，且所还款项已超出应付借款本息。另经一审法院核实，吴小英于2014年7月21日、22日转账吴玲玉45万元后，吴玲玉将该款于2014年7月22日分别转账31万元、12万元至肖玲和吴哲浚账户。对于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吴小英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除了2017年12月21日的进货单、2017年12月21日的现金交款单、2011年1月21日吴小英写的申请，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吴小英并非贝林公司财务负责人，仅仅是基于与吴玲玉关系较好，平日里为其代办财务业务，贝林公司也未与吴小英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该组证据也说明了吴小英提交的证据中的借款金额为何会有零有整，就是因为吴小英为被告代办业务产生的垫付款；吴玲玉身为贝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社会阅历丰富，不可能因为与吴小英关系较好就按照吴小英要求随意出具借条。对于证据2，吴玲玉于2014年9月11日还了吴小英20万元，转账的时候账上只有199000元，吴小英就转账垫付了1000元。对于证据3，2014年5月8日3万元的款项实际上是吴小英于2014年4月28日转账贝林公司3万元的还款。2014年7月21日45万元的款项实际上是吴小英在2013年8月6日通过交行转给吴玲玉11万元及29.5万元借款的还款，该笔借款从出借之日按月息1分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利息总计45090元，故当时归还本息共计45万元。2014年8月29日9万元的款项，吴小英在第一次庭审时称归还的是2014年7月底吴小英现金存到肖玲农行卡尾号3514账上的9万元，该笔出借款项是有据可查的，存入的时候有备注。第二次庭审时，吴小英又称该款系归还2013年1月16日的10万元借款。2014年9月11日的2万元归还的是2013年1月4日吴小英向被告出借的10万元本金产生的利息，按年息2分计算至2014年1月4日为2万元。2014年9月11日的20万元的款项归还的是2013年10月吴小英现金存入吴玲玉或贝林公司账户上的20万元借款，当时也是备注了吴小英。2014年12月1日57500元的款项归还的部分是2014年7月底现金存到肖玲账户上9万元的本金利息1800元，还有是2013年10月左右现金存到吴玲玉或贝林公司20万元的本金利息4万元，利息合计41800元，另外15700元是2014年12月之前出借的现金还款。2015年9月6日的51500元归还的是吴小英于2015年7月10日存入吴玲玉工行尾号3466账户的5万元，约定利息3分，一个月归还，利息计算至2015年8月10日，实际于2015年9月6日归还本息51500元。2015年9月30日42.4万元的款项实际上是包括建行2014年7月21日至22日累计的转账本金45万元的利息按月息2分算至2015年9月25日为127200元；2014年11月25日建行3万元本金及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5年9月25日为6000元；2014年11月27日建行转账42.5万元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5年9月25日为84433元；2014年12月24日建行转账19.3万元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5年9月25日为34869元；2013年1月4日吴小英出借的10万元借期一年，但到期后未归还，于是双方于2014年1月4日结算10万元本金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5年9月25日为41407元，以上款项的利息总和为293909元；加上归还的上述10万元和3万元本金，合计本息为423909元，实际支付了42.4万元。2016年1月14日至5月30日归还的总金额424670元，实际上这部分还款是吴小英建行2015年2月2日至11月27日转账给被告的本金100.5万元产生的利息，分别是2015年2月2日2.5万元、2月11日10万元、7月2日20万元，上述本金按月息2分，分别计算至2015年12月31日，其余款项分别从出借之日起按月息3分计算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7月28日借款10万元，7月29日借款2万元，7月30日借款20万元，8月5日借款3万元，10月10日借款15万元，11月12日借款15万元，11月27日借款3万元，上述款项按月3分计算至2015年12月31日利息合计124090元；另2015年10月10日和11月12日共归还了本金30万元，合计30万元，本息合计424090元，对应的是被告提供的交易明细中2016年1月14日的323400元以及5月20日、5月30日的两笔款项。2016年7月11日的13.11万元对应的是吴小英建行2015年2月2日至11月27日借款转账自2015年12月31日结算后仍有70万元本金未归还，该部分本金从2016年1月1日至7月6日按月息3分计算利息131130元，实际被告支付了13.11万元。2017年8月7日136400元归还的是2016年8月4日吴小英转账至吴哲浚工行账户的10万元，截止至2017年8月7日按3分利息计算为36400元，故被告归还的该笔借款即10万元的本息。2017年9月14日154350元，归还的是2016年6月24日曹斐中行账户转给吴哲浚10万元本金及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7年9月14日按月息3分计算利息44000元；2017年8月2日吴小英存现至贝林公司工行15000元，合计159000元，实际被告支付154350元。2017年12月21日的360元是吴小英为被告垫付的费用，在被告提供的2017年12月21日现金交款单显示吴小英为贝林公司垫付款项正好是360元。2018年1月8日贝林公司的20万元，吴小英起诉时明确120万元借条本金计算出来的利息是336000元，扣除20万元还应支付利息136000元，自2016年11月26日计算至2018年1月25日。2014年9月19日的2万元、2016年8月25日的104000元，吴小英没收到。对证据4，被告所举证只能证明原被告是在本案7张借条借款外，双方一直存在借款关系，原、被告的交易习惯是按照被告还款以后收回向吴小英出具的借条，最后的借款金额并不是以一张借条为准，而是以吴小英手中持有的借条为准，当被告还清其中借条的一笔，就收回相应的借条，这是双方真实的交易情形，也是双方交易习惯。本案所涉的借条原件或借条复印件，均可以证明双方的往来是有2分或3分不等的利息，被告支付的款项不应该不划分本金和利息直接从交付的款项中扣减。本案所涉及的借条中有120万元和71万多元的借条，是之前多份借条累积核算以后的归并的行为，双方已经进行了结算，用一张总借条来归并多份借条，至于2013年之前的双方往来与本案无关。贝林公司的交通银行现金支票复印件三张，吴小英未收到，且该支票均系2014年7月21日之前，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审理中，吴小英申请对顾茂德、吴玲玉、吴哲浚、肖玲名下的款项300万元或相应价值的财产进行保全，并提供了担保。法院依法对上述被告名下房产进行了保全。吴玲玉于收到保全裁定书一年后以超标的保全为由向法院提起异议，法院依法组织听证，裁定驳回了吴玲玉的异议申请。本案审理中，吴玲玉作为顾茂德的配偶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申请顾茂德无民事行为能力，该院于2019年4月3日受理该案。2019年7月17日，吴玲玉向法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法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裁定，中止本案审理。2019年11月19日，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吴玲玉的申请。该判决现已生效。一审另查明，吴玲玉于2019年4月9日向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派出所报案，其报案称向吴小英写了借条，但吴小英并没有交付借款，现在吴小英向法院起诉还钱，所以来报警。该派出所后多次找吴小英和吴玲玉做了询问笔录，并到法院调取了本案相关诉讼材料，但未予以立案。2019年7月，贝林公司向常州市新北区河海派出所报案，称其会计吴小英隐匿、故意销毁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该派出所于2019年11月11日对吴玲玉、吴小英进行了询问调查，但未予以立案。一审法院认为，吴小英与吴玲玉、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有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吴小英主张其转账均为向吴玲玉提供借款，吴玲玉对与吴小英之间存在借款行为无异议，且表示吴玲玉、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向吴小英的转账都是还款，结合吴小英举证的多份借条都由吴玲玉出具，原、被告之间也无其他性质的经济往来，故应认定吴小英与吴玲玉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1、2014年7月20日之前的款项往来。吴小英主张2013年共计向吴玲玉、吴哲浚、贝林公司账户转账80.5万元，上述款项吴小英提供有银行转账凭证金额60.5万元，法院予以认可，吴小英主张2013年10月左右银行汇款20万元至吴玲玉或贝林公司账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法院根据吴小英申请前往银行调查也未发现有该笔转账记录，故法院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可。吴小英主张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20日之间向被告贝林公司账户存入3万元并提供了2014年4月28日的存款凭证复印件，法院予以认可。被告主张吴玲玉、贝林公司在2013年期间共计向吴小英转账950455元，上述款项有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至吴小英账户的共计416666元，法院予以认可。被告主张吴小英于2013年8月26日收到被告汇款313789元的账户未能确定为吴小英账户、2013年10月28日现金支票交付吴小英23万元未提供证据，即使该两笔款项确已交付吴小英，也是归还2013年8月之前的借款本息。另被告提供的收款人为贝林公司的交通银行现金支票复印件，其中2013年出具的有两张，2013年10月22日的23万元有吴小英签字并留有身份证号，故法院认为该笔款由吴小英领取，法院予以认可，上述款项共计636666元。被告主张，贝林公司在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20日之间向吴小英转账3万元并提供了2014年5月8日的银行转账凭证，法院予以认可。此外，肖玲于2014年7月21日向吴小英转账45万元。通过对双方上述期间每笔款项的往来对比分析，吴小英转账主要发生于2013年8月6日前，被告的转账发生于2013年8月6日后，故被告的转账可视为对吴小英2013年8月6日之前转账借款的还款。据此计算，被告2014年7月21日之前支付吴小英的款项已经超出吴小英2013年至2014年7月20日之间所有借款总额且还有剩余。根据吴小英提供的借条，吴小英与吴玲玉均约定了借款利息，故法院认定双方对2014年7月20日之前的借款也约定了利息。即使根据年利率24%计算，被告现能够举证证明支付吴小英的款项也超出吴小英借款本息总额且还有剩余，因双方之间经济往来在2013年之前已经发生，且均为吴小英为被告提供借款，故剩余部分应为归还2013年之前的借款本息。综上，被告在2014年7月21日前归还吴小英的款项超出吴小英支付的借款本息，吴小英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2014年7月21日前支付的款项所对应的具体应还借款，吴小英提出被告支付的部分2014年7月21日以后的款项系归还2014年7月20日前借款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吴小英2014年7月20日前提供的借款本息不应从被告2014年7月21日后支付的款项中扣除。2、2014年7月21日之后吴小英提供的借款。吴小英主张七张借条款项共计本金2346166元及相应利息均未还，吴小英提供了多笔银行转账记录，但吴小英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所载明的转账时间以及金额与借条出具时间与金额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吴小英不按转账时间顺序，任意选择多笔转账款项组合成借条借款金额，法院不予确认，实际借款金额应通过借条、银行转账凭、交易习惯以及双方庭审陈述等事实综合进行判断。吴玲玉于2016年4月15日出具的借条10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被告也予以认可，故对该笔款项法院予以确认。吴玲玉于2016年7月11日出具的借条10万元，吴小英提供了当日取现125000元的证明，但是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的前后多笔款项往来小到几百元大到几十万元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或存现的方式进行，故吴小英仅提供取现记录并不足以认定吴小英已经将该款提供给被告，考虑到双方之间借款笔数多、时间跨度大，也不能凭借借条就证明吴小英完成提供借款的事实，故法院对被告提供该笔借款的事实不予以确认。吴玲玉于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借条10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被告也予以认可，故对该笔款项法院予以确认。吴玲玉于2017年5月4日出具的借条72500元，吴小英提供了借条出具前几日银行转账5万元的证明，对于现金交付22500元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认定吴小英向被告提供该笔借款金额为5万元。吴玲玉于2017年7月10日出具的借条55619元，仅提供5000元的存款记录，吴小英对于该款之外的其他现金交付事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法院对5000元借款予以确认，其他不予确认。对于吴玲玉2016年11月26日、2016年12月25日向吴小英出具的两张借条，借条载明金额为现金120万元、718047元，但吴小英又提供了多笔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5日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上述未还借款的组成，借条载明的出借方式与吴小英主张的支付方式不同，且吴小英陈述两张借条的金额的组成并未按照转账时间顺序累加，明显不合常理，由于存在实际银行转账支付的事实，故实际借款金额应以银行转账为准。经法院核实，吴小英向吴玲玉、贝林公司、吴哲浚银行账户转账共计188.3万元，吴小英主张的现金支付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认可。吴小英于2014年7月21日、22日提供的三笔转账汇款45万元，虽然备注“货款已汇入你个人账户”，但是双方并不存在买卖关系，仅有借款往来，且吴玲玉收取上述款项后分别转给了肖玲和吴哲浚，故该款项应视为吴小英向被告提供的借款。对于吴小英主张于2014年7月21日之后已经归还的借款，该款未计入吴小英主张的未还款项中，吴小英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经法院核实确认为67.5万元。对于吴小英提交的7张借条复印件，吴小英提供转账记录的款项已经计入借款总额中，未能提供借款转账记录的，法院不予认可。3、2014年7月21日之后被告的转账还款。被告主张吴小英付款金额共计2493880元，并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经法院核实确定实际还款金额为1919880元。肖玲于2017年7月21日的转账45万元，被告主张系贝林公司外购货物的货款，先由肖玲转给吴小英再由吴小英于当日转给吴玲玉，故吴小英于当日和次日三次转款45万元并非借款而是肖玲通过吴小英转手给吴玲玉的货款。对此，法院认为，如果是货款支付，无论是肖玲或吴玲玉都可以直接支付，肖玲也可以直接转给吴玲玉，无需通过吴小英转手一次，且吴玲玉收取上述款项后分别转给了肖玲和吴哲浚，被告主张与常理不符，法院不予支持。肖玲的转账在吴小英转账吴玲玉之前，因双方一直存有借贷往来，该款应视为2014年7月20日之前向吴小英借款的还款本息。被告主张于2016年8月25日向吴小英姐姐交付现金104000元用于归还曹斐于2016年6月27日代吴小英转账至吴哲浚账户10万元借款，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认可。综上，吴小英自2014年7月21日起至今共计向被告转账281.3万元，被告向吴小英转账1919880元，因双方未约定被告每笔款项对应的还款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因无法确定每笔转账借款的还款期限，故法院认定以被告最早一笔转账对应吴小英最早一笔转账借款的本息优先进行还款，并以此类推。关于上述借款本金利息的计算，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吴小英出具的借条，双方均约定了不低于年利率24%的利息，虽然上述转账借款与借条不具有对应性，但是可以认定吴小英提供的借款均约定了不低于年利率24%的利息，故对于吴小英转账的借款应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根据上述方式计算，经法院核算，被告自2014年7月21日后转账支付吴小英的款项付清至吴小英2015年7月29日全部银行转账借款本息。2015年7月30日以后吴小英的转账借款本息至今未付。上述未还款项自2015年7月30日起至2017年10月26日止，共计本金122万元。分别为2015年7月30日20万元、2015年8月5日3万元、2015年10月10日15万元、2015年11月12日15万元、2015年11月27日3万元、2016年2月18日9万元、2016年4月15日10万元、2016年6月27日10万元、2016年8月4日10万元、2016年9月19日10万元、2016年11月17日1万元、2016年11月26日1万元、2017年4月28日5万元、2017年6月5日0.5万元、2017年6月30日3万元、2017年8月2日1.5万元、2017年10月26日5万元。关于上述未还借款本金利息的计算，考虑上述未还借款笔数较多，数额不是特别巨大，为便于计算，法院酌情将借期相隔较近的几笔小额借款合并计算利息起算时间。据此，法院酌情认定2015年7月30日借款20万元自2015年7月30日起计算利息、2015年8月5日至11月27日的借款共计36万元自2015年11月12日起计算利息、2016年2月18日至2016年6月27日的借款共计29万元自2016年6月1日起计算利息、2016年8月4日至2016年11月26日的借款共计22万元自2016年9月1日起计算利息、2017年4月28日至2017年8月2日借款合计10万元自2017年6月1日起计算利息、2017年10月26日借款5万元自当日起计算利息。二、吴玲玉、顾茂德夫妻共同借款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都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除外。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款项转账往来主要发生在吴小英与吴玲玉、肖玲、吴哲浚以及贝林公司之间，吴玲玉收到的借款大部分转给了吴哲浚和肖玲，顾茂德并未参与，吴小英提供的借条也未有顾茂德签字，故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吴小英诉请顾茂德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法院不予支持。三、肖玲、吴哲浚连带还款责任的认定。吴小英提供的借条原件中有四张约定了担保人，但是第一张双方均认可的借条借期自届满至起诉已经超过6个月，考虑到双方交易笔数较多，被告在此借条出具后还在在履行还款义务，应视为吴小英在担保期满前已经主张担保还款责任，故肖玲、吴哲浚应对该笔1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第二张借条，法院认定并未实际履行，故肖玲、吴哲浚无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120万元借条、718047元的借条金额与实际转账金额不具有一一对应性，本案也未以借条作为确认借款的依据，肖玲、吴哲浚无需对上述借条所载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贝林公司还款责任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吴小英诉请主张吴玲玉借款用于贝林公司经营，故应由贝林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法院的审核，吴小英与吴玲玉之间自2015年7月30日之后的多笔未还借款转账，转至吴玲玉账户的款项主要转至吴哲浚名下尾号2310银行账户，其他部分款项转至肖玲账户，转至贝林公司账户款项共计6.5万元。故法院认定，贝林公司对该6.5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于其他借款，贝林公司既非借款主体也非借款使用主体，贝林公司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吴玲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吴小英借款本金122万元及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其中20万元自2015年7月30日起计算、36万元自2015年11月12日起计算、29万元自2016年6月1日起计算、22万元自2016年9月1日起计算、10万元自2017年6月1日起计算、5万元自2017年10月26日起计算，上述利息计算至实际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肖玲、吴哲浚对上述第一项借款中的10万元本金及自2016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常州市贝林电器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借款中的6.5万元本金及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其中1.5万元自2017年6月1日起计算、5万元自2017年10月26日起计算，上述利息计算至实际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驳回吴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7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9178元，由吴玲玉负担23300元，吴小英负担15878元。二审中，吴小英提交两组证据：1、2012年12月1日吴小英存现记录一份、2012年8月20日至11月14日吴小英名下尾号6117交行账户交易清单一份、电汇凭证一份，反映2012年12月1日吴小英将25万元现金存至吴玲玉名下工行尾号3466的账户上，2012年9月6日又向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899账户转账10万元，用以证明双方在2012年还有很多借款往来，一审直接以2014年作为节点计算双方的往来不符合事实。本案根本无法用银行流水进行统计，因为庭审中双方都主张有现金往来，应该以双方以借条为准的交易习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2013年5月10日至11月20日吴小英名下交行尾号6117账户的交易清单一份，用以证明吴小英该账户并未收到对方所说的2013年8月26日的313789元的汇款。吴玲玉、顾茂德、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质证称，第一组证据可见双方确实没有现金往来，支付或出借都要存入对方的银行账号而不是现金交付；对于第二组证据，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尾号为0878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中明确有2013年8月6日转出的29.5万元，8月26日转出的313789元，以及8月30日转出的101666元。对方账号都是尾号1209，现在对方提交的银行流水有8月6日和8月30日的两笔款项交易记录，没有8月26日这一笔款项，需要向银行核实。二审中，针对贝林公司尾号0878交行账户是否于2013年8月26日向吴小英尾号6117交行账户转账313789元这一争议，本院至交通银行常州天宁支行调取相关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经查询，吴小英尾号6117交行账户卡号为6222********、客户账号为3249********，该两个号码指向同一银行账户，贝林公司尾号0878交行账户2013年8月6日和8月30日的295000元转账和101666元转账对方账号为3249********，而8月26日的313789元转账对方账号为3249********，故该三笔款项并未转入同一账户，吴小英尾号6117交行账户未收到8月26日的313789元转账属实。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双方之间的借款、还款往来金额。1、关于是否应以案涉借条直接认定欠款金额的问题。在民间借贷关系特别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中，款项的实际交付关系借款合同关系有效成立与否，因而是审理此类案件时必须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吴小英虽然提交了七张借条，但对每张借条的款项交付事实的举证及陈述中明显存在矛盾。吴小英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所载明的转账时间、金额与借条出具时间与金额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同时存在不按转账时间顺序、任意选择多笔转账款项组合成借条借款金额的情况，一审法院未对借条金额直接确认，而是通过借条、银行转账凭证、交易习惯以及双方庭审陈述等事实综合判断实际借款金额并无不当。2、是否应从双方借款往来之初认定借款、还款事实的问题。根据双方陈述，双方从2007、2008年起即已开始发生借款往来，往来次数及金额巨大。本案系吴小英起诉吴玲玉、顾茂德、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归还欠付借款本息，而非吴玲玉等人向吴小英主张归还超出法律规定上限的利息，无需对双方此前已结清的借款进行全面审理。根据吴小英在一审中的自认，2014年7月21日前借的钱基本结清。一审法院将2014年7月21日作为双方借款关系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时一审对吴小英提出吴玲玉等人支付的部分2014年7月21日以后的款项系归还2014年7月20日前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吴小英2014年7月20日前提供的借款本息不从吴玲玉等人2014年7月21日后支付的款项中扣除，上述认定符合逻辑，二审予以确认。3、关于2014年7月21日当天双方互有45万元款项往来的问题。银行交易记录显示，该款先由肖玲于2014年7月21日向吴小英一次性转账45万元；后由吴小英于2014年7月21日向吴玲玉转账15万元、20万元，于2014年7月22日向吴玲玉转账10万元；再由吴玲玉于2014年7月22日转账31万元、12万元至肖玲、吴哲浚账户。吴玲玉主张该45万元系贝林公司外购货物的货款，先由肖玲转给吴小英再由吴小英转给吴玲玉，故吴小英向吴玲玉转款45万元并非借款而是肖玲通过吴小英转手给吴玲玉的货款，该主张与上述款项流转经过明显不符。一审认定系肖玲先归还吴小英2014年7月20日之前的借款本息，后吴小英再次出借给吴玲玉更符合上述款项流转的经过，二审予以确认。综上，一审认定的双方在2014年7月21日之后的借款、还款往来与双方提交的证据相吻合，二审均予以维持。二审中吴玲玉主张还存在其他现金还款与其答辩时主张不存在现金往来的意见不一致，也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吴玲玉与顾茂德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都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除外。本案中，无论是出具借条还是款项往来过程，顾茂德均未参与，吴小英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借款用于吴玲玉、顾茂德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不属于吴玲玉、顾茂德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三、关于肖玲、吴哲浚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本案吴小英提交七张借条原件中，肖玲、吴哲浚在其中四张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名，但该四张借条中仅有2016年4月15日的10万元借条具有对应的转账凭证，其余三张均无法举证证明款项交付，一、二审也均未对该三张借条予以采信，故肖玲、吴哲浚对该三张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一审认定肖玲、吴哲浚对上述1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四、关于贝林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经核查相关银行交易记录，确定转入贝林公司账户款项共计6.5万元，其余款项用途无法核实，仅凭吴小英的陈述不足以证明其余款项用于贝林公司经营，故一审法院认定贝林公司对该6.5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78元，由上诉人吴小英负担15878元，由上诉人吴玲玉、顾茂德、吴哲浚、肖玲、常州市贝林电器有限公司负担18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李银芬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