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5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伟军，男，197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新，浙江**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树忠，男，196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红，女，197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底世清，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明，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姚伟军因与被上诉人周树忠、柯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20）浙0122民初2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祖辉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伟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姚伟军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驳回姚伟军的诉讼请求不当。一、周树忠与案外人郭通潮相互串通，恶意损害姚伟军的利益。一审中，郭通潮向周树忠提供了所谓其向姚伟军借款700万元的证据，周树忠提供了其事后将大部分款项汇给郭通潮的证据及其本人与郭通潮的通话录音，以此来否认三人共同收购贷款公司股份的事实,认为该700万元系郭通潮向姚伟军的借款通过其帐户走帐。但事实上，姚伟军与周树忠及郭通潮之间共同收购贷款公司股份的事实确实存在，三人共同商议委托周树忠操作，姚伟军的钱汇给周树忠，并由郭通潮在收到周树忠给他的银行帐号后再提供给姚伟军。郭通潮的聊天记录显示其是要求周树忠将卡号发给姚伟军，但后来周树忠将卡号发给了郭通潮，郭通潮再转发给姚伟军的。姚伟军与周树忠及郭通潮之间确实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但有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佐证。关于郭通潮所谓向姚伟军借款的借款协议完全是在汇款很长时间后周树忠与郭通潮共同炮制的虚假协议，郭通潮从未向姚伟军提供过该协议，对此郭通潮予以承认。而关于周树忠与郭通潮之间的通话录音也系二人商量后伪造的，根本不存在姚伟军与郭通潮之间有该700万元借款的事实。至于周树忠与郭通潮之间是否有借款事实或其他投资事宜等，姚伟军并不清楚，但周树忠与郭通潮之间有很多经济往来是可以肯定的，且周树忠无法证明汇给郭通潮的款项就是姚伟军汇给周树忠款项，姚伟军有理由认为存在周树忠与郭通潮共同预谋骗取姚伟军款项的可能性，属恶意串通损害姚伟军利益，且存在虚假诉讼，二审法院应当予以追究。二、汇款凭证上的款项用途非汇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为结合汇款单上注明用途为借款并结合郭通潮在电话中的陈述，姚伟军关于案涉款项系收购贷款公司股份的主张证据不足。汇款凭证上用途一栏注明为“借款”是根据银行汇款的要求而填写。周树忠在一审提交的所谓借款协议根本不存在，姚伟军从未收到过郭通潮所谓借条，双方之间亦未提及过借款，退一万步讲，姚伟军将700万元汇给周树忠，周树忠后来汇给郭通潮大部分钱是他们之间的事，与姚伟军无关，姚伟军并没有指使周树忠在收到款项后汇给郭通潮，周树忠亦未提供姚伟军指示的证据，且不存在周树忠称因郭通潮在法院有诸多案件，帐号被查封不便收款，通过周树忠帐户转的事实，周树忠应当将此款项返还给姚伟军。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驳回姚伟军的诉讼请求不当且存在周树忠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干涉法庭审理，涉嫌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判并支持姚伟军的诉讼请求。 周树忠、柯红答辩称：一、关于周树忠与案外人郭通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虚假借款协议的情况。一审中，姚伟军向法庭提交的相关汇款凭证、录音光盘等证据仅能证明姚伟军向周树忠汇款了700万元，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姚伟军所称的收购公司股份的款项，亦不能证明周树忠是承担归还该款项的义务人，更不能证明郭通潮与周树忠存在恶意串通伪造协议。周树忠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反而能证明该款项并非股权收购款，而是郭通潮向姚伟军的借款。一审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庭审查明的情况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合法合情合理。二审中姚伟军虽又向法庭提交了录音证据，但这份录音证据系在一审判决后形成，不能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且该录音的内容可以反映系姚伟军一方采用引诱、利诱，甚至是带有威胁等违法的方式而获取的，且该录音内容反而能证明并不存在周树忠与郭通潮恶意串通一说。因姚伟军未能尽到足够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关于涉案款项的性质。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就是借款，且该借款系姚伟军与郭通潮之间的借款。首先，在姚伟军向周树忠银行汇款单中明确备注“借款”，该汇款单的内容是汇款当时由姚伟军自行填写，能证明是姚伟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姚伟军陈述“借款”是根据银行汇款要求所填写的辩解明显与事实不符。即使银行要求汇款必须有备注，按姚伟军的主张，其对款项用途的备注理应标注为“代收股权款”“往来款”等，而不是直接标注为“借款”。其次，若案涉款项如姚伟军所称系周树忠代收的股份收购款，周树忠在收到款项后不可能打给郭通潮或按郭通潮的要求将款项转给郭通潮及其郭通潮的债权人。最后，根据周树忠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借条复印件以及录音进一步证明姚伟军与郭通潮之间本身就存在借款合意。姚伟军与郭通潮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姚伟军系根据郭通潮的要求将款项汇入周树忠账户。而姚伟军与周树忠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可看出姚伟军在本案起诉之前，一直是要求郭通潮而非周树忠向其还款。且根据周树忠提供的借条及姚伟军二审提供的录音均能进一步印证了案涉借条是客观存在的。综上，本案证据足以证明姚伟军支付的700万元款项是郭通潮借款，至于款项的去处，周树忠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姚伟军所出借给郭通潮的相关款项，周树忠也已经根据郭通潮的指示将相关款项汇给郭通潮本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亦印证了周树忠不是借款的主体，也实际没有占有和使用这些款项。三、姚伟军要求柯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不能成立。首先，该款项既不是姚伟军所称的股权收购款，也非周树忠的借款，柯红作为周树忠的配偶，当然无需对此承担任何付款责任。其次，即使是周树忠的借款，柯红对该款项的性质、用途事先也并不知情。事后也未表示愿意承担该部分债务。本案涉案金额高达700万元，明显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也没有用于周树忠与柯红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因此，姚伟军要求柯红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姚伟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姚伟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树忠、柯红立即归还股份收购款7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周树忠、柯红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7日，姚伟军与周树忠加为微信好友。次日，姚伟军与郭通潮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郭通潮将周树忠工商银行卡的照片发给了姚伟军，姚伟军回复“明天给他转可以吗”“700万”？郭通潮回复“恩”。同月29日，姚伟军通过本人及其妻子郭小娟账户分别汇入周树忠前述工商银行账户人民币450万元、250万元，合计700万元。汇款单上注明用途均为借款。2018年1月5日、3月21日，周树忠分别汇款给郭通潮人民币300万元、30万元，2018年1月22日，周树忠妻子柯红汇款给郭通潮人民币200万元。2018年11月24日，姚伟军与周树忠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姚伟军“老周你看什么时候和老郭三人一起把那700万元的事谈一下”周树忠回复“好的，你定”。2019年5月26日，姚伟军与周树忠的微信聊天记录：姚伟军“周总老郭那笔钱有进展吗哪天我回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周树忠回复“回来一起坐下来谈谈吧”。2020年5月2日姚伟军与周树忠的微信聊天记录：姚伟军“那笔700万借款怎么搞啊？都2年半了。老郭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2020年6月左右，姚伟军打电话给周树忠，主要内容为“姚伟军陈述：这个700万钞票既然小额贷款公司不弄了，你出张借条给我。周树忠表示：我想与你谈谈，有个业务把你挣回来好不好。姚伟军：项目归项目，钞票是打给你的，你给我个答复，要么借条写一张。周树忠：我等下深澳上来打电话给你。姚伟军：这个钞票讨厌的，老郭没法谈，这700万钞票，小额公司不弄了总要还我的。姚伟军：我听老郭讲这里面的钱有部分你拿去买房子了。周树忠：钞票全部都是他们拿去的，全是谣言，我没有用到一分钱。姚伟军：既然是谣言，老郭芜湖公司的股份给我们好了。” 2020年9月13日，周树忠打电话给郭通潮，主要内容为“郭通潮陈述：这个700万钞票，是我向姚伟军借的，他也晓得，从你（指周树忠）这里过一下，借条也出给他了，复印件我留了一张。”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款项的性质？该院分析如下：首先，姚伟军主张案涉款项系与周树忠、案外人郭通潮共同收购贷款公司股份的出资款，但周树忠予以否认，而案外人郭通潮陈述系其向姚伟军的借款。从姚伟军提交的证据来看，仅有其在与周树忠的通话中提到过二次，大意为“小额贷款公司不弄了，钱总要还的”，但该说法未得到周树忠的回应及确认，仅系姚伟军的单方说辞；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中周树忠提及的“我想与你谈谈，有个业务把你挣回来好不好”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共同收购贷款公司股份的合意。其次，案涉款项转账进入周树忠的账户后，其中500万元在一个月内即转账给了郭通潮，累计转账给郭通潮的金额为530万元，而姚伟军转账时备注的用途为借款，与其系出资款的诉称不符，若按姚伟军陈述收购股份交由周树忠具体操作，因周树忠系欲收购股份的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故周树忠在收到款项后将大部分款项在短期内即转汇给郭通潮，亦不符合常理。故该院认为，如存在共同收购贷款公司股份需投资1200万元的事实，按照商业逻辑，投资方应签署共同投资的书面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但双方未签署书面协议，姚伟军亦无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口头协议及具体内容，且其也不清楚出让股份股东的具体情况，结合汇款单上注明的用途为借款的事实及郭通潮在电话中的陈述，姚伟军关于案涉款项系收购小额贷款公司股份出资款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姚伟军、周树忠与郭通潮之间存在共同收购股份的关系，故周树忠要求追加郭通潮为第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姚伟军要求归还股份收购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姚伟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4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姚伟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姚伟军向本院提交姚伟军、张立新与郭通潮的聊天录音及文字稿，欲证明案涉700万元系股份收购款，并不是姚伟军与郭通潮之间的借款。周树忠、柯红经质证后认为录音的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待证事实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聊天录音实质上属于证人证言，现郭通潮未出庭接受质询，不符合证据法定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聊天录音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周树忠、柯红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姚伟军向本院申请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审查，目前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本案存在经济犯罪的嫌疑，故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案涉款项的性质问题，姚伟军以案涉700万元系其与周树忠、案外人郭通潮共同收购贷款公司股份为由要求周树忠、柯红返还相应的股份收购款。对此姚伟军应对其与周树忠之间存在收购贷款公司股份的合意，且周树忠未按约完成股份收购事宜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首先，姚伟军一审提交的汇款凭证上显示载明款项用途为“借款”，与其主张案涉款项系股份收购款明显相悖，姚伟军虽辩称系因银行要求且当时认为备注收购内容较长，故才在用途栏填写“借款”，姚伟军对此的解释，本院难以采信。其次，从姚伟军与周树忠之间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中并不能反映双方之间存在收购贷款公司股份的合意。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的性质为股份收购款，故一审法院对姚伟军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400元，由姚伟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祖 辉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林叶红 书 记 员  刘沁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