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29民终2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菊琴，女，196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红艳，女，1976年2月26日出生，傣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上诉人田菊琴因与被上诉人杨红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20）云2901民初3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4日会见了上诉人田菊琴和被上诉人杨红艳，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菊琴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判令驳回杨红艳对田菊琴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田菊琴和杨红艳各自承担一半。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法院判决书中认定的“田菊琴出具的《借条》中‘杨红艳’中的‘红’字虽不是田菊琴所书写，但田菊琴认可其在《借条》中书写的出借人‘杨艳’即杨红艳（一审原告），故一审法院确认田菊琴、杨红艳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错误。事实上，田菊琴根本不知道杨红艳真名叫杨红艳，也从来不知道杨红艳是谁。只知道杨红艳叫杨艳，就算田菊琴在一审中认可杨艳和杨红艳属于同一人，不代表杨红艳能随意添加改动借条。虽然杨红艳擅自添加“红”字不能改变借条的真实属性，但借条本质上已经存在改动，墨迹存在不一致，不能体现借条的真实性、完整性，杨红艳在一审中也未提供支出凭证或者证人证明杨红艳履行了出借义务，不能认定双方间存在完整的借贷关系。其次，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的“田菊琴出具的《借条》系受杨红艳胁迫，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其答辩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杨红艳请求田菊琴偿还借款的主张予以支持”错误。事实上，2011年田菊琴首次找杨红艳借钱是因为田菊琴欠下很多赌债，需要资金“扳本”及还其他人赌债，所以在赌场上以高利向杨红艳两千、三千地借，当时并未写借条，杨红艳也未出示收条给田菊琴。实际后面田菊琴所还利息己达四五万元，只是杨红艳一直觉得利息是利息，本金是本金，再高的利也是利，不是本金。杨红艳实际也知道田菊琴赌博输了很多钱，已经无法再继续向杨红艳支付高额利息。此后，杨红艳向田菊琴索要欠款，在田菊琴已无力偿还的情况下，逼迫田菊琴书写借条一份并签字。事实上并非杨红艳一审诉讼请求中所说当时田菊琴借钱是用于田菊琴儿子拍婚纱照和其它开支，田菊琴儿子2016年才结婚，怎么可能2013年就去拍婚纱照，而且还是前后两次书写未加按手印的借条，这不符合正常逻辑。既然是合法正常的借贷关系，为什么杨红艳当时不要求将两笔借款重新书写合并成一张借条，并加按手印来证明其合法合规性，除非田菊琴不是情愿的，不然怎么可能随意书写借条，故田菊琴在一审中主张这份借条是当时在赌场上被杨红艳胁迫写的，不是田菊琴本人真实意愿。而且借条上的金额是杨红艳“放水”反复计算出来的，事实上田菊琴也没收到钱，而杨红艳也提供不了任何支出凭证和其他证明。最后，根据以往法律实践案例与经验来看，若借条没有瑕疵且所借金额较小，当借款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借条不真实的情况之下，那么可以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对于小额借贷关系，不需要设定较高的证明标准。但是，杨红艳一审所起诉借条存在形式上的问题，借条有添加改动内容，并且存在墨迹不大一致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仅根据借条来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而应当由杨红艳（出借人）对其是否实际交付款项举证证明。杨红艳应当举出借条之外的其他证据，从而证明其履行了出借义务，才能认定借款关系成立。根据《民事证据规则》第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证据认定的要求，对形式有瑕疵的“借条”，出借人应对款项实际交付给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另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之规定，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红艳向田菊琴有款项支付行为的情况下，让田菊琴承担向杨红艳归还3万元借款的责任，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侵犯了田菊琴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田菊琴的上诉请求。杨红艳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田菊琴的全部上诉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田菊琴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基本事实。杨红艳与田菊琴属多年认识的朋友，2013年12月初，田菊琴声称自己的儿子结婚，需要向杨红艳借看用于拍婚纱照和婚礼其他开支。由于双方系熟人朋友关系，杨红艳便同意了田菊琴的借款要求，于2013年12月10日以现金的方式借给田菊琴20000元，又于同年12月23日借给田菊琴10000元，由田菊琴亲笔向杨红艳出具《借条》一份，田菊琴承诺只要杨红艳需要资金，会马上一次性归还。二、杨红艳与田菊琴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关系明确。首先，在田菊琴出具的《借条》中明确出借人为杨红艳，借款人为田菊琴，虽然在一审过程中田菊琴狡辩只书写了“杨艳”，并未书写过“杨红艳”，且在一审开庭后，田菊琴也提出异议，申请对《借条》中的字迹进行笔迹鉴定。后经鉴定机关鉴定并作出鉴定意见：“红”字不是田菊琴所书写，“共借叁万元正”字迹是田菊琴所书写。虽然《借条》中“杨红艳”的“红”自不是田菊琴书写，但是庭审中田菊琴当庭承认确认《借条》中的“杨艳”就是杨红艳，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事实毫无争议。其次，田菊琴主张《借条》系受胁迫而书写，缺乏事实依据，借款也不是田菊琴所称的在赌场上所借款。杨红艳出借30000元给田菊琴，用于田菊琴儿子结婚拍婚纱照及其他开支属实。田菊琴上诉所称其儿子在2016年才结婚，与借款时间有矛盾。实际情况是田菊琴之子2013年第一次结婚，然后离婚，到2016年是再婚。借款中20000元是杨红艳委托哥哥亲自以现金方式交到田菊琴手中，10000元由杨红艳亲手以现金方式交到田菊琴手中。故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清楚明确，应由田菊琴承担还款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确认“杨艳”与杨红艳属同一人，且田菊琴也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对杨红艳主张的权利依法保障，判决田菊琴向杨红艳归还借款3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292元，具有事实依据，法律适用准确，也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公正。杨红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田菊琴向杨红艳归还借款本金3万元；2.判令田菊琴向杨红艳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3700元（以3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12月10日起至2020年7月10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田菊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0日，田菊琴向杨红艳出具了《借条》一份[该借条由杨红艳持有，内容显示：“今借到杨红艳人民币20000.00元（贰万元整）此据借款人田菊琴2013年12月10日”；该《借条》下方备注“共借叁万元正（10号贰万元）（23号壹万元）”字样。]2019年10月22日、2020年7月25日，杨红艳向田菊琴催要借款，双方为此发生争执。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依田菊琴申请，委托云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对田菊琴提异议的《借条》正文中“红”字及《借条》下方备注的“共借叁万元正（10号贰万元）（23号壹万元）”是否系田菊琴书写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9月26日作出云南公正[2020]文鉴字第1128号文件（笔迹）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红”字不是田菊琴所书写，“共借叁万元正（10号贰万元）（23号壹万元）”字迹系田菊琴所书写。田菊琴为此支出鉴定费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田菊琴出具的《借条》中“杨红艳”中的“红”字虽不是田菊琴书写，但田菊琴认可其在《借条》中书写的出借人“杨艳”即本案原告，故确认杨红艳、田菊琴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现杨红艳以此《借条》为据请求田菊琴偿还其借款3万元，田菊琴虽辩称借条款项系杨红艳“放水”累计的利息，其出具《借条》系受杨红艳胁迫，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其答辩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杨红艳请求田菊琴偿还借款的主张予以支持。杨红艳请求田菊琴承担借款3万元自2013年12月10日起至2020年7月10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但杨红艳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借款利息进行了约定，杨红艳请求田菊琴按此标准支付利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杨红艳可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关于资金占用利息的计算标准，因本案系2020年8月20日前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应适用修正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根据该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杨红艳可主张田菊琴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本案杨红艳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杨红艳可以催告田菊琴在合理期限内要求田菊琴返还。本案杨红艳于2019年10月22日向田菊琴催要借款，故杨红艳可主张此后的资金占用利息，杨红艳主张计算至2020年7月10日合理，一审法院支持杨红艳262天的资金占用利息1292元（3万元×6%÷365日×262天）。田菊琴申请对其支出的鉴定费2000元在本案中进行处理，关于鉴定费用的负担问题，应结合举证责任、委托鉴定事项及鉴定意见进行分担。本案中，田菊琴对杨红艳提交的《借条》中的“红”及“共借叁万元正（10号贰万元）（23号壹万元）”两处字迹持异议，并就该两处异议申请鉴定，鉴定意见显示田菊琴所提的异议部分成立。关于该两项鉴定事项的必要性，庭审中，田菊琴认可出借人“杨艳”即是本案原告，鉴于此，一审法院认为，借条中的“红”字是否系田菊琴书写并非本案必须鉴定的事项，且已当庭向田菊琴释明，但田菊琴仍申请对此一并进行鉴定。综上，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鉴定事项的必要性以及鉴定意见，一审法院确定田菊琴因鉴定支出的2000元由田菊琴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一、由田菊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杨红艳借款本金3万元以及该款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20年7月10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1292元；二、驳回杨红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2元，减半收取571元，由杨红艳负担238元，田菊琴负担333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田菊琴认为，一审遗漏认定了田菊琴多次借过杨红艳在赌场上“放水”的钱，且已经还清，田菊琴向杨红艳出具的借条是在赌场上受杨红艳胁迫而出具，借条上所载款项并未实际交付；一审认定田菊琴与杨红艳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错误。杨红艳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田菊琴对上述异议中的事实主张未能举证证实，且与在案有效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不符，其事实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杨红艳持田菊琴本人出具的3万元借条向田菊琴主张权利，要求还本付息。虽然借条中出借人的姓名存在由“杨艳”添加更改为“杨红艳”的情形，且经鉴定，添加的“红”字并非田菊琴所书写，但在一、二审中，田菊琴并未否认与本案原审原告杨红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关于“不知道杨红艳的真名，只知道向其出借过钱的人叫杨艳”的陈述，恰能印证案涉借条初始记载为“杨艳”的真实性，再结合借条下方“共借叁万元正”等内容经鉴定均为田菊琴书写，一审确认杨红艳与田菊琴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田菊琴对其上诉主张的案涉借条系受胁迫而出具，杨红艳向其出借的款项为赌场上的“放水”钱等事实，除其单方陈述外，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加以证实，并进而否认其本人出具的借条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其上诉事实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根据本案借贷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判令田菊琴向杨红艳归还借款本金3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292元，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田菊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2元，由上诉人田菊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晓丹审 判 员 沈春梅审 判 员 左丽梅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赵应凤书 记 员 杨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