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7民终1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言义，男，196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祥玉，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春燕,女，197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菏泽市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佃户屯办事处前崔楼社区。 法定代表人：冯勋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士振，山东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艳，山东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言义因与被上诉人马春燕、菏泽市军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威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791民初1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言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房产的实际购买操作人及实际购买人是张言义，上诉人提交的2007年8月9日购房合同才是真实的原合同，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2月4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6073号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由2007年8月9日马春燕与军威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6073号商品房买卖合同补签而来且真实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房产的实际购买操作人及实际购买人是张言义，上诉人提交的2007年8月9日购房合同是真实的合同。马春燕的名字之所以出现在2007年8月9日《商品房买卖合同》上，是上诉人对自己权利的处置，应当视为上诉人将涉案房产的部分权益赠与给了马春燕。2、上诉人提交的相关缴费单据上均显示缴费人包括张言义，税费单据及涉案房屋维修基金明显是上诉人所缴纳，涉案房屋维修基金及税费上显示缴纳人是张言义，购房款缴纳凭证上显示购房人是马春燕是因为，双方在购房时育有一女，以马春燕的名义缴纳涉案房款并不妨碍涉案房产是双方共同财产的事实。购房款用的是上诉人工作积蓄，现购房发票原件在上诉人手里面，这充分证实购房款是上诉人缴纳的事实。3、上诉人提供的办理涉案房屋权属证书材料上有军威公司的盖章，该材料是军威公司提供给张言义的，军威公司对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是原告这一事实是明知的。4、马春燕提供遗失声明及保证书称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丢失了，试问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总共就两份，一份在军威公司手里面，一份在上诉人手里面，哪来的丢失一说？马春燕又称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原告非法据为己有，请问，既然马春燕称涉案房屋是其本人所购买，《商品房买卖合同》就应当在其本人手里面，怎么会被上诉人非法据为己有？如果是上诉人非法据为己有，马春燕怎么会不报警？本案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上诉人才是购买涉案房屋实际操作人及实际购买人，所有手续的办理及房款缴纳均是上诉人所为，马春燕根本就没有实际参与买房行为。二、军威公司在明知道实际购买人是张言义且原合同并没有丢失的情况下，2018年12月4日却与马春燕补签合同编号为06073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双方补签合同行为不是恶意串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2018年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恶意串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涉案房屋2017年8月9日另外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留存在军威公司处，其应当妥善保管，不存在丢失一说，其声称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丢失是因为留存在军威公司处的涉案房屋2017年8月9日另外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上买受人处也有上诉人的签名，为了隐瞒这一事实，军威公司才故意声称合同丢失了。二被上诉人在明知上诉人是购买涉案房屋的全盘操作者及实际购买者的情况下，补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的买受人仅设定为马春燕，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2、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其与军威公司负责人的聊天记录内容中明显可以看出，上诉人已经将涉案房屋真实权属状况告知了军威公司，其对涉案房产由上诉人购买是明知的，在明知的情况下，却与马春燕补签合同，明显是恶意串通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利益，双方补签的合同应当视为无效合同。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也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 马春燕辩称，坚持原审意见。 军威公司辩称，张言义与诉争房屋没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其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军威公司与马春燕不存在恶意串通，更为损害张言义的合法利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公正。 张言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二被告于2018年12月4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6073号《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诉讼费等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8月9日，被告军威公司（出卖人）将其开发的菏泽市和平路以东、平原路以南的颐馨苑小区8号楼4单元5层东户507号商品房及储藏室出卖，并签订了合同编号为06073的《商品房买卖合同》（ＧＦ-2000-01701），约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原告张言义在本案诉讼中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显示，上述案涉房屋的买受人为“马春燕、张言义、田崇高、张传飞、张梦怡”。涉案房屋收款收据显示交款人为马春燕，购房款总额为183194元，开票日期为2007年10月15日。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涉案房屋收款收据由张言义持有。2018年6月28日，马春燕经菏泽日报发布了上述案涉商品房买卖合的遗失声明。2018年12月4日，马春燕作为买受人与被告军威公司（出卖人）就案涉房屋补签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除买受人为马春燕一人外，其余内容与原告2007年8月9日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一致。2019年4月25日，马春燕将涉案房屋登记到马春燕个人名下。另查明，马春燕和案外人徐某于2002年4月8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7月23日在民政局办理离婚。在2007年购买案争房产时，马春燕与案外人徐某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在2012年7月23日离婚时，离婚协议书的“财产处理”显示：位于××路××小区××号楼××单元××楼××户房产归女方所有。马春燕和张言义是2000年12月26日登记结婚，于2002年4月2日登记离婚，又于2012年7月24日登记复婚，最后于2018年5月16日在法院调解离婚，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之所以将马春燕名字添上，是原告对被告马春燕的赠与行为，且是张言义本人交纳了该房屋的有关费用，在询问笔录、房屋转移登记申请书及军威公司出具的相关材料上均有军威公司的盖章，证明军威公司对于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是明知的；2007年8月9日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经质证，被告马春燕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对原告提交的2007年8月9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显示的买受人为包括马春燕在内的五人，除张言义和马春燕外，其余三人均未参加诉讼，且该份合同中的买受人签名处，很明显有两种笔迹组成，除被告马春燕的签名外，剩余应均为后续添加，且该添加行为并非马春燕所为和许可，与原告所陈述的其将涉案房产的权益赠与马春燕与事实不符，与涉案房屋的购房发票显示的买受人名称不相符，且已被声明作废，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2018年12月4日马春燕与军威公司补签的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补签原因是原告将原2007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私自占为己有拒不返还，马春燕为后续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经菏泽日报发布遗失声明并经军威公司结合其他购房发票等书面材料，马春燕已经依据该份补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故该份合同合法有效。对原告提交的税收交款书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显示纳税人于2018年补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一致，均为被告马春燕个人。另，张言义本人交纳了该房屋的有关费用，与本案争议焦点和待证事实无关，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涉案房屋是于2019年4月25日经菏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所依据的合同等产权材料均与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无关，因军威公司是涉案房屋的初始登记方且已登记到马春燕个人名下，因此原告提交军威公司的关于办理涉案房屋房产登记的材料已经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军威公司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除同意马春燕对上述证据提出的异议外，原告提交的2007年8月9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来源明显不合法，且伪造痕迹明显，合同第一页显示的五个人名笔的粗细明显不一致，后四个名字明显是一个人签署；该合同与军威公司最原始的收款记账凭证只显示马春燕一人不一致；原告主张存在赠与行为，其已经把房产赠与马春燕，不再是房屋产权人，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对原告提交的2018年12月4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除同意马春燕的异议外，军威公司配合业主办证是依据最原始的收款收据所显示的买受人是马春燕，并且马春燕向军威公司提供的登报声明、保证书及其与徐某的离婚协议书显示马春燕是单独产权人并无争议。军威公司对原告主张的其与本案房产有关联并不明知，更未与马春燕有恶意串通，办证是开发公司的法定义务，业主内部的产权争议可通过其内部的确权或分割诉讼解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马春燕与被告军威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6073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是由马春燕与2007年8月9日马春燕与军威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6073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签而来，购买涉案房产时，马春燕与案外人徐某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马春燕和张言义复婚在此之后，马春燕和张言义于2018年5月16日离婚，购买涉案房产时，马春燕和张言义不是夫妻关系；且涉案房屋收款收据显示交款人为马春燕；涉案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除显示的买受人不同外，其他内容相同，马春燕通过《菏泽日报》发布了关于与2007年8月9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遗失声明，并向军威公司提交了证明涉案房屋产权系被告马春燕的其他书面证据材料，同时出具了保证书，经军威公司核实后，补签了2018年12月4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涉案房屋登记在马春燕个人名下；张言义主张补签合同是马春燕和军威公司双方之间恶意串通，侵害其合法利益，证据不足，故原告张言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张言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张言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1.2007年8月9日涉案房屋另外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是由被上诉人军威公司南根军交付给上诉人的，证明留存于军威公司的买卖合同并没有丢失，该合同上载明的实际购房人是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马春燕，上诉人及马春燕签名也是由上诉人所书写。证据2.2018年11月20日被上诉人军威公司告知函一份，2018年7月9日、7月10日、7月12日、7月16日、11月6日、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3日微信聊天记录及语音聊天，该聊天对象是被上诉人军威公司负责人南根军，以上证据证明2018年7月份上诉人就已经将涉案购房合同原件告知了被上诉人军威公司，军威公司对于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系上诉人是明知的。证据3.2006年及2007年度上诉人在菏泽菏关高速大黄集服务区从事工程承包证据一宗，证明2007年8月9日上诉人购买的涉案房屋房款来源于该工程承包盈利。证据4.销货清单两张，证明2007年涉案房屋地板砖及门窗均是由上诉人出资购买，也证实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是上诉人。军威公司质证称，四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请求法庭对上诉人一起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关于证据1合同有异议，该合同第一页及第13页马春燕与张言义的签名的字体及笔迹的粗细明显不一致，与其他手写内容的笔迹的粗细不一致，由此能够说明上面的张言义的签字并非原始签字，有后续伪造添加的嫌疑。原始购房发票联是只有马春燕一人。对证据2告知函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告知函能够说明军威公司多次要求张言义持相关材料到军威公司说明真实的购买情况，其均未配合，军威公司在检查了马春燕提供的要求办证的所有材料后认为房屋属于马春燕独自所有无争议，基于法定办证义务配合其办理了不动产房产证。对证据2聊天记录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无法核实聊天双方的真实身份，且聊天记录均是上诉人单方陈述，没有军威公司工作人员对其陈述的事实予以认可，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上述证据均是上诉人单方出具无法证实与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有关联。对证据4质证意见同证据3。马春燕质证称，证据1上诉人造假，当时南根军还没有入职军威公司，即使他入职了军威公司，我当时是交了5000元的定金，后来在销售处补充了一部分房款后签订了合同，是销售处给的合同，我找南根军是为了交房款是我个人的，也是那时才认识的南根军。对上诉人的证据均不认可，要求法庭维持原判。经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1系合同原件，但与另一份合同原件的买受人不一致，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支持。军威公司对证据2告知函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证据2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本庭不予采纳。证据3、证据4与本院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张言义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的理由是马春燕与军威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需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根据法律规定与相关事实，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张言义提供的两份合同原件的问题。商品房买卖合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合同的当事人，两份合同原件应当同时签订，但在买受人处却各不相同。一份买受人处写有“马春燕张言义”，一份买受人处写有“马春燕、张言义、田崇高、张传飞、张梦怡”。一式两份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却不相同，明显不符常理。 第二，关于张言义提供的两份合同原件字迹的问题。合同原件中有多处手写内容，其中买受人处的“马春燕”与合同中其他手写内容的字迹粗细基本一致，而买受人处的“张言义、田崇高、张传飞、张梦怡”与合同中其他手写内容字迹的粗细明显不同，不符常理。 第三，关于涉案房屋购房发票的问题。原始购房发票中明确记载付款人为“马春燕”。付款人与涉案合同的买受人处“马春燕”记载一致。 第四，关于马春燕与张言义于2018年5月16日离婚调解书的问题。双方明确除离婚和抚养权的分割外，“双方当事人对其他互不追究”。张言义对马春燕居住涉案房屋是明知的，但在离婚时未作任何处理，亦与常理不符。 综上，根据上述几点分析，张言义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春燕与军威公司恶意串通并损害张言义的利益，也不足以排除合理的怀疑。故一审法院未认定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言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言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亚涛 审 判 员 井 慧 审 判 员 秦 迅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徐钰钦 书 记 员 王 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