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11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家桢，男，回族，1941年1月22日出生，住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斌，女，194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阮啸，男，1980年5月29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原审第三人：上海民族进出口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徐步流，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阮家桢因与被上诉人刘斌、阮啸、原审第三人上海民族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民族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36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阮家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诉讼费由阮啸、刘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阮家桢并未按期领取股利，一审判决认定有误；二、股息均为法院判决给阮啸、刘斌等人，并非阮家桢本意；三、之前在二审法院和解是为了争取时间，阮啸、刘斌答应了和解，并提出假若股权归属阮啸、刘斌，股息仍归属阮家桢；四、承诺书的内容粗糙简陋，出现了明显的瑕疵，合同不合法；五、“股”可以理解为股权，也可以理解为股息，没有“全额”“现金”，也没有总价，缺少这些内容就成为一张不能反映真实意思的合同；六、阮啸、刘斌与民族公司串通陷害阮家桢，阮家桢申请参与其中的司机作证，未得到法官的响应。阮啸、刘斌、民族公司未予答辩。阮啸、刘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阮家桢向阮啸、刘斌支付2019年的上海银行股权红利11，054.60元(2019年每股分红0.40元×34，544股=13，817.60元，再扣减20％税金)。综合分析阮啸、刘斌、阮家桢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庭审中的举证与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2000年6月18日，阮家桢签字确认一份《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本人自愿出资壹拾万叁仟捌佰元整，以每股贰元人民币的价格，委托上海穆斯林开发公司，参加国际商品拍卖行拍卖上海银行法人股伍万壹仟玖佰股，今后风险与盈利均由本人全权负责”，民族公司在该协议上书具“接受委托、拍卖成功”并在此字样上加盖公章。嗣后，民族公司在阮家桢向其缴付51，900股上海银行法人股对价后，将所涉法人股的《股权证》交阮家桢持有。其后，阮家桢在前述协议书复印件上手写添加“51900股由阮家桢全权办理，内中是由这样组成的(指所有权)阮家桢1.09万股，阮家楣1万股，阮家淳1万股，阮家栋1万股，阮家荣1万股，梁国荣1仟股，总计5.19万股”且落款“阮家桢2001.5.3”并交阮啸、刘斌保存该文件。2001年至2008年期间，阮家桢按期自民族公司处领取了红利，并向阮家栋及案外人阮家楣、阮家淳、阮家荣分发了2001年至2007年的红利，为此，阮家桢在一份记载其领取2001年至2006年红利的《上海银行法人股红利》表格背面书具“收到01到06年银行红利六年并扣除拍卖行手续费及诉讼费(合计近壹万元)”字样，阮家栋与案外人阮家楣、阮家淳、阮家荣对此共同签字并落款“2008年3月11日”予以确认。其后阮家桢未再前往民族公司处领取红利。因阮家桢此后未再向阮家栋给付红利，双方就此发生争议，阮家栋遂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向阮家桢催讨2007年至2014年的红利，案号为(2016)沪0106民初15080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0月31日判决支持阮家栋诉请，阮家桢对此不服，上诉至本院，后双方达成调解，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2017)沪02民终290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阮家桢及阮家栋均同意暂时将上海银行法人股的权利归属问题搁置，在本案中不要求作出处理；二、阮家桢同意在2017年5月12日之前一次性向阮家栋支付2008年-2014年红利款人民币12，712元(该款系阮家栋在一审诉请金额的基础上自愿扣减了已收取的2007年股权红利款、应当分担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代办管理费之后的金额)……”。之后，阮家桢未按调解书载明日期付款，阮家栋遂申请执行，阮家桢后予付款。后因阮家桢未支付2016年、2017年的股权红利，阮家栋再次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沪0106民初29013号，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阮家栋诉请，阮家桢对此不服，上诉至本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阮家桢后对此提起再审申请，经审查后被驳回。阮家栋在阮家桢未自动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再次申请执行。2018年10月10日，阮家栋去世，因阮家桢未支付2018年的股权红利，本案阮啸、刘斌作为阮家栋的法定继承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9)沪0106民初34144号，法院审理后判决支持阮啸、刘斌诉请，阮家桢对此未提出上诉，后阮家桢仍未自动履行生效判决，阮啸、刘斌申请执行。现因阮家桢未支付2019年的股权红利，致双方再次涉讼。另查明，2017年9月1日，阮家桢将案外人阮家荣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阮家荣与阮家桢于2001年5月3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案号为(2017)沪0104民初22271号，该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1日出具民事判决书，认为“……阮家桢提供的2001年5月3日由其手写的内容，仅记载51，900股法人股由阮家桢全权办理，其余内容为51，900股所有权的组成。该内容无任何涉及股权转让的事实。阮家桢称转让系口头协议，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无法采信……阮家桢诉请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阮家桢诉讼请求”，阮家桢对此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上海银行2019年公告分红方案10转3，向普通股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税)，民族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向阮家桢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019年红利112，639.36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阮家桢关于《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上手写添加内容实际书于2007年的说法并无证据佐证，则一审法院仅能按该手写添加内容的表象认定阮家桢的手写内容形成于2001年，此时间点与阮家桢自称的因2005年生病遂委托阮家栋等人代索红利才会给予报酬的说法不合逻辑、自相矛盾；同时，阮家桢虽辩称该手写内容及《上海银行法人股红利》表格背面书具的诉讼费手续费等仅是计算报酬的标准而非指向股权红利，但其同样未能提供证据佐证该说法，故一审法院仍只能按前述两项手写内容的字面意思进行理解，加之，在此前2007年至2014年股权红利的诉讼中，阮家桢最后选择和解并支付了2008年至2014年的股权红利，鉴于其对于选择和解的原因解释有违常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阮家桢确有向阮家栋分配上海银行法人股红利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在出具承诺后理应依照诚信原则切实履行。阮啸、刘斌作为阮家栋的继承人，依法享有对阮家栋所拥有债权的继承权，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阮啸、刘斌的诉请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阮家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斌、阮啸支付2019年上海银行股权红利11，054.60元。阮家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8元(阮啸、刘斌已预缴)，由阮家桢负担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阮家桢是否应向阮啸、刘斌支付系争的2019年上海银行股权红利。阮家桢、阮家栋之间的系争权利义务关系源于2000年阮家桢签字确认的《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及其之后获持的所涉法人股《股权证》，之后多个法院就上述事实进行审理并出具生效判决，阮家桢、阮家栋也在法院达成过调解，均确认阮家桢有向阮家栋支付所涉法人股股权红利的义务，阮啸、刘斌作为阮家栋的法定继承人当然有权向阮家桢主张相关股权红利的给付。此外，阮家桢也曾申请过再审亦被驳回，故阮家桢现再上诉否认其有此支付义务的意见，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元，由上诉人阮家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陈显微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献之书 记 员 张献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