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25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志波，男，197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鑫谊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城鉴湖公园东路。法定代表人：罗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霞，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森，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韩志波因与被上诉人江西鑫谊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9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志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泰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泰达公司通过受让案外人张红杰所谓的债权取得形式上的原告资格，但由于张红杰与韩志波之间债权债务已经结清，故此，泰达公司对韩志波不享有债权。事实是，张红杰从未向韩志波出借12.5万“现金”。2018年度，张红杰曾以转账形式向韩志波出借款项总共10万元左右，但韩志波已于2019年5月31日全部还清借款。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依据泰达公司提供的张红杰持有的借条即认定张红杰已给付韩志波12.5万元的现金出借款是错误的。事实情况是，2017年起，韩志波与张红杰因业务需要，互有资金往来，经双方认真核算，截至2019年3月28日，韩志波尚欠张红杰约9万元，因其要求韩志波再支付1万元的利息，迫于无奈，在张红杰的一再要求下，韩志波向张红杰出具了10万元的借条一张（实际包含利息1万元），相当于双方对之前的债务最终确认。此后，韩志波于2019年3月底支付张红杰现金1万元，2019年4月7日当面向张红杰转账还款8万元，为此，张红杰出具了收条一张，注明“今天收到韩志波还款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元）还欠我壹万元整（10000元）”，因此，鉴于张红杰已经明确认可尚欠其10000元，韩志波并未收回此前出具的10万元借条。2019年5月31日，韩志波向张红杰转账1万元。至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事实上已经结清，但该10万元的借条张红杰并未销毁。二、一审法院结合录音和短信记录认定张红杰给付韩志波12.5万元的现金出借款，同样是错误的，口头证据效力远低于书面证据。为了追求不合法利益最大化，张红杰经常骚扰韩志波及亲属，谎称还欠其10万元和利息，为避免矛盾激化，考虑到张红杰确实在韩志波困难时期提供了极大帮助，在张红杰出现困难的情况下，韩志波出于情义考虑又向其出具了2.5万元的借条，并于2020年2月支付其2000元，有时张红杰向韩志波催款，韩志波在考虑已有书面结算证据的情况下，出于情面和息事宁人的角度，迫于无奈随口应付一下并不会对韩志波造成不利后果。但没想到，张红杰却真以此起诉，韩志波认为，张红杰提供的这些断章取义的口头证据效力较低，且与书面证据相抵触，违背日常经验法则，均不能作为认定欠款的依据。三、2020年1月16日出具的2.5万元的借条，实际属于不合法的利息。张红杰自认2020年1月16日出具的2.5万元的借条，性质上属于“对上述借款（张红杰指的是自“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的借款）予以确认”，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既然是对“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的借款进行确认，那么，在2019年3月28日双方核对债权债务时就应当一并确认，在双方已经确认10万元债权债务，且在韩志波还款9万元后，2019年4月7日张红杰又出具书面收条最终确认还欠1万元的情况下，不可能反过来，又于2020年1月16日再次确认2018年的2.5万元债务。事实情况是，2.5万元是张红杰要求的高利贷利息，所谓的2.5万元借款纯属子虚乌有，虽然韩志波不能提供被胁迫的证据，但是，由于张红杰作为另案一审原告不能提供转账凭证，且其关于2.5万元的借条是对2018年的借款予以确认的说法，也明显不符合日常行为习惯，所以，法院不应采信。泰达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韩志波的上诉请求。泰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韩志波偿还借款本金33750元；2.判令韩志波支付利息损失（以2.7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以675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已支付540元）；3.判令韩志波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8日，韩志波出具借条，载明“今有韩志波，身份证号尾号为1258，因经营周转需用向张红杰借壹拾万元整。借款人：韩志波，2019年3月28日。”2020年1月16日，韩志波再次出具借条，载明“今韩志波借贰万伍仟元整用于周转之用。借款人：韩志波，2020年1月16日。”泰达公司主张，张红杰分别于2019年3月28日、2020年1月16日以现金形式向韩志波出借了10万元、2.5万元，韩志波亦在与张红杰的通话及聊天记录认可借款本金为12.5万元。对此，泰达公司提交了通话记录及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上述2020年6月2日通话记录显示“张红杰：你得解决一个，本金12万5，或者利息2万多了，不管怎样你解决一个；韩志波：我知道啊……”；上述聊天记录均为张红杰向韩志波催要还款的过程。2020年1月23日，韩志波通过微信向张红杰转账2000元。2020年5月29日，张红杰（出让方）与泰达公司（受让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鉴于韩志波尚欠张红杰12.5万元债权本金及利息，张红杰作为合法债权人将该标的债权总额的27%及其从权利不可撤销的转让给泰达公司并单独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泰达公司成为债务人的债权人之一；泰达公司所受让的27%债权享有与张红杰持有的剩余标的债权同等的权利，泰达公司受让的债权在时间上具有溯及力，溯及地享有债权本金、利息等主、从权利实际产生之日起发生的全部合法利益或收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韩志波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泰达公司提交的借条、通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张红杰与韩志波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红杰已履行了出借12.5万元现金的义务，韩志波应及时偿还借款。现韩志波未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张红杰可随时要求韩志波还款。2020年5月29日，张红杰与泰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韩志波享有的上述27%债权转让给了泰达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现泰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经由法院向韩志波送达起诉状的行为可以视为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故该债权转让对韩志波发生法律效力，泰达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韩志波主张相应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之规定，现泰达公司要求韩志波按照上述债权27%标准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韩志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西鑫谊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3750元；二、韩志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西鑫谊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以27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以675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已支付54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韩志波向本院提交转账记录及收条一张，证明其于2019年4月7日向张红杰偿还8万元。张红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韩志波偿还的该笔8万元系偿还之前的9万元借款，与涉案债务无关。张红杰向本院提交：1.2019年4月7日张红杰与韩志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韩志波让张红杰把9万元的条拿给他，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一笔9万元的借款；2.2019年9月3日张红杰与宋晓宁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张红杰与韩志波还存在涉案10万元的借款。韩志波对上述两份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另查明，2019年4月7日，韩志波向张红杰转账5万元、1.5万元、1万元、5000元，张红杰于当日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韩志波还款人民币捌万元（80000元）整，还欠我壹万元整（10000元）收款人张红杰”。同日，张红杰向韩志波发送微信：“你拿九万的条吧，就说还了，1万，去年8月拿的”韩志波回复：“好的”。2019年5月31日，韩志波通过微信向张红杰转账1万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债务是否已经清偿完毕。本案中，张红杰依据韩志波分别于2019年3月28日、2020年1月16日出具的两张借条起诉要求韩志波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韩志波上诉主张2019年3月28日出具的10万元借条其已偿还完毕、2020年1月16日出具的2.5万元借条系在张红杰胁迫下对利息出具的借条，故其与张红杰之间的债务已经结清，2.5万元的借款没有实际发生，亦不应得到支持。关于韩志波于2019年4月7日及5月31日向张红杰偿还的9万元清偿的是否为涉案债务。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张红杰与韩志波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往来，在韩志波于2019年4月7日向张红杰支付8万元后，张红杰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韩志波还款人民币捌万元，还欠我壹万元整”，可知收条所针对的原始债权金额应为九万元，与涉案借条所涉及的借款金额不符。同时，结合4月7日二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可得知二人之间还有一张九万元借条。故韩志波主张其已清偿完毕10万元借条债务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韩志波提出的2.5万元借条系在张红杰胁迫下对利息出具的上诉意见。首先，借条作为证明借贷合意及借贷关系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韩志波未能提交其受胁迫出具借条的相应证据；其次，在张红杰于2020年6月向韩志波电话催要借款的过程中，张红杰提到“你得解决一个，本金12万5，或者利息2万多了，不管怎样你解决一个”；韩志波回复：“我知道啊，我这不信用卡也逾着期，还有个案子把我也起诉了”。二审中，韩志波表示其在电话中是在应付张红杰，没有正面认可张红杰主张的金额。对此本院认为，在张红杰多次强调借款本金12.5万元以及尚欠利息的情况下，韩志波未明确否认纠正，反而表示在协调，先偿还张红杰一部分，结合张红杰持有的借条原件，可以认定涉案债务并未得到清偿。韩志波的该项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韩志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9元，由韩志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楠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穆小丽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