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再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召青，男，1971年5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德柱，男，196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原阳谷农商银行职工，住聊城市新区。 邱召青诉徐德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5日作出（2015）阳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2020）鲁1521民监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鲁1521民再4号民事判决。邱召青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邱召青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1民再4号民事判决，改判维持原（2015）阳民初字第40号判决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鲁1521民再4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诉讼主体错误，诉讼程序违法，依法应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阳谷县人民法院在审查上诉人与石某债权转让的事实时，认可该债权转让的事实存在，在2020年8月11日对石某质证时也叙述了债权转让的经过。（2020）鲁1521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未提出债权转让具有瑕疵。这说明阳谷法院认可上诉人与石某债权转让的程序合理合法。且上诉人己于2018年7月12日前将债权转让款30万元履行完毕，甚至已实际执行18万余元（包括经法院以资抵债的房产），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与诉讼，在该案中应当认定合法有效的债权转让。（二）石某将债权转让给上诉人的借条虽然存在瑕疵，但是石某转让给上诉人的存、取款凭证三张证明借款的事实存在。2011年7月18日石某在河北省东光县转给被上诉人徐德柱20万元的问题。2020年4月29日阳谷法院组织召开庭前会议时，上诉人询问徐德柱该案的打款凭证，徐德柱称：“打款凭证是真的。是我给他筹借的大约40万元，这是他还的我借给他的钱。”徐德柱也未提供借款来源及借条的证明，如果石某借过徐德柱的款项，徐德柱应提供该借条原件或复印件。（三）2020年6月23日民商事再审案件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称20万元是向同学、战友借的，但未提供其同学、战友的姓名与借款金额。被上诉人称与石某之间经济来往就这一次，但石某提供给被上诉人在阳谷农商银行（账号62×××46）转账3次，2010年1月21日石某替被上诉人给阳谷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姜树萍62××73转账10万元；2011年6月12日石某给徐德柱62××37转账24万元：2011年7月18日石某给徐德柱62××37存款20万元：第四次是2011年4月6日石某替徐德柱给其同学孙某（中国银行）23××73转账10万元。被上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对上述转账进行反驳，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上诉人提交了证据，但阳谷法院判决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徐德柱没有提供证据，倒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阳谷法院未依法对借款的事实进行深刻的调查，被上诉人徐德柱也未能提供证据支持自己主张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借款30万元借款的事实存在。二、上诉人系债权转让中的受让方，实际借贷中当事人为被上诉人徐德柱与石某，关于借贷经济来往的基础，只有被上诉人徐德柱与石某知晓，上诉人邱召青只依据债权转让的法律规定进行了合法的债权转让，再审申请书中被上诉人徐德柱应当把石某列为本案的被告，将上诉人列为本案的第三人，虽然石某以本案证人出庭作证，但是阳谷法院认定的再审诉讼主体实属错误，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阳谷法院该次判决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三、（2015）阳民初字第40号诉讼程序违法。阳谷法院2015年8月5日作出的（2015）阳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3月28日徐德柱之子徐浩然提起再审申请（可鉴定再审申请书中的手印）。该案也实际执行了绝大部分，作出以资抵债的裁定书。《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法院收到再审申请后首先要在规定期限内审查案件，符合条件的启动再审程序，不符合条件的裁定驳回。该案启动再审，并作出（2020）鲁1521民监1号民事裁定书的做法，严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退一步讲，根据以上事实及法律规定，该案也不属于院长发现的范围。假设按院长发现，院长不应在生效判决书生效并且进入执行后4年多才发现，院长具体发现了什么违法行为，是怎样发现的，该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再审是否主体错误、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徐德柱辩称，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10万、20万的借条都是伪造的。当时石某建猪场需要钱，因银行贷款手续慢，就向我借了20万元，后来石某打给我的20万元是石某还给我的钱。石某打给孙某的10万元我不知道，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是我让石某打给孙某的。 邱召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徐德柱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原审认定的事实：被告徐德柱分别于2011年4月6日、2011年7月18日在石某处借款10万元、20万元，并为石某分别出具了欠条。借款后，被告未向石某偿还借款本金。2014年10月16日，石某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述两笔债权转让给原告。协议签订后，石某于2014年11月19日在齐鲁晚报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被告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后因被告未向原告偿还借款，原告于2015年1月6日具状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徐德柱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徐德柱在石某处借款3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石某将债权转让给邱召青，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遂判决徐德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邱召青借款本金30万元。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徐德柱负担。 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以下案件事实：原审庭审中，邱召青为了证明石某对徐德柱的债权真实存在，向法院提交了落款时间显示2011年4月6日、7月18日的借条各一份，内容分别为：“今借到石某现金卡内转入（孙某）拾万元正（100000元）徐德柱2011年4月6日”；“今借到石某现金贰拾万元正（200000元），徐德柱2011年7月18日”，并提交了中国银行、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的转账凭证各一份，金额分别为10万元，20万元。除上述证据外，邱召青向法院提交了落款时间2014年10月16日与石某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石某以报纸公告形式向徐德柱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用以证明债权转让的事实。原审过程中，法院对石某进行了询问，因徐德柱下落不明，公告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缺席审理并作出（2015）阳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2020年3月，徐德柱以案涉借条系虚假证据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并于2020年4月13日委托山东法衡司法鉴定所对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6日的借条上“徐德柱”签名笔迹进行鉴定，经鉴定，该笔迹不是徐德柱本人的笔迹。再审期间，依徐德柱申请，经法院委托，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对涉案两张借条进行了司法鉴定，并出具如下鉴定意见：1.检材中“徐德柱”字迹均不是徐德柱所写；2.无法确定检材中“徐德柱”字迹上的压名指印是否徐德柱捺印形成。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对于邱召青提出列石某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因邱召青主张的债务人系徐德柱，石某作为原债权人并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其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既无事实基础亦无法律依据，且法院为查明案情，已通知其作为证人出庭参加诉讼，故无需列其为第三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本案启动再审程序是否符合法定期限的问题；二是石某向邱召青转让的案涉债权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2015）阳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是在徐德柱提交了可能推翻该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的证据之后，经院长发现，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进入再审程序。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即“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因此，本案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的有关规定，原审原告邱召青提出本案启动再审程序超过法定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 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中，邱召青主张石某与徐德柱之间基于民间借贷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其基于与石某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向徐德柱主张债权。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权转让的前提是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且该债权具有可转让性，故需先行审查石某与徐德柱之间是否实际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方能确定邱召青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邱召青为主张其受让的债权真实存在，提交了石某的存取款凭证及签署“徐德柱”姓名的借条两张，经笔迹鉴定，已经确定该两张借条均非徐德柱本人签署，故该借条不能作为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对于存取款凭证，其中10万元系直接存入案外人孙某的账号，石某在接受法院询问时称该款项系受徐德柱的短信指示后支付，但未有证据支持，其中20万元存取款凭证，未注明款项用途，徐德柱亦不予认可，亦无法据此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综合以上分析，邱召青主张的石某与徐德柱之间的借贷事实真伪不明，在其未能就借款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提交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邱召青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有误，处理结果不当，再审依法予以纠正，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5）阳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邱召青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审原告邱召青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邱召青申请证人石某出庭作证。证人石某证实，2011年石某在去北京途中，刚在德州上高速进入河北地界，徐德柱给石某打电话要借20万元，下了高速后，石某在河北农村信用社转给徐德柱20万元。后来，徐德柱给石某打电话要借款10万元，并给石某发短信让其把钱打给孙某，石某就在聊城市交叉口的中国银行向孙海英转账10万元。孙海英与徐德柱合伙经营玉米芯厂，石某是通过徐德柱认识的孙某，与孙某交往不多。 徐德柱对证人石某的证言质证认为，证人所述我向他借款20万元及我让他给孙某打10万元，都是不属实的，证人称我和孙某合伙建厂子也不属实。20万元是石某对我的还款，而非借款。 本院二审查明，关于2011年7月18日石某存入徐德柱账户的20万元是借款还是还款。邱召青主张，该20万元是石某借给徐德柱的，其原审提交了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取款凭证与存款凭证，凭证显示2011年7月18日，石某名下账户取款20万元，同日向徐德柱账户存入20万元。徐德柱主张，该款项是石某对我的还款，2010年石某筹建猪场，因信用社审批贷款较慢，石某便向我借款，我从战友和同学处筹集了20万元，通过现金和转账的方式给了石某。大约一年后，我要求石某还款，石某在河北打给我20万元，之后我将借条还给了石某。徐德柱未提交向石某出借款项的相关证据。 关于2011年4月6日石某向孙某账户存入10万元是否为石某出借徐德柱的款项。邱召青主张，该笔款项是石某出借给徐德柱的，徐德柱给石某发短信让其把钱打给孙某，其原审提交了中国银行无折现金存款客户回单，回单显示2011年4月6日向孙某名下账户存入10万元。邱召青未提交徐德柱要求石某将款项打给孙某的相关证据。徐德柱主张，石某给孙某打的这笔钱我不知道，不是我向石某的借款。 再审一审中，邱召青提交了石某名下银行账户2010年6月份至2013年4月份的交易明细。该明细记载：2010年10月21日，姜树萍向石某转账10万元；2011年6月12日，徐德柱向石某转账24万元；2011年7月18日，该账户取款20万元。邱召青称，徐德柱和姜树萍均为阳谷农商行的职工，2010年10月21日，徐德柱安排石某打给姜树萍10万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邱召青所受让的石某对徐德柱的债权是否真实，即涉案20万元及10万元是否为石某向徐德柱出借的款项。 石某将对徐德柱的“30万元债权”转让给邱召青，债权受让人邱召青对徐德柱提起诉讼，其提供的两张借条上“徐德柱”的名字经鉴定均非徐德柱本人所签，债权转让人石某亦无法说清借条的来历，基于此，邱召青的主张与石某的陈述可信度降低，其提供了20万元和10万元的存、取款凭证，其中10万元由石某存入孙某账户内，不能证明与徐德柱有关，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对剩余20万元邱召青提供了存、取款凭证，徐德柱亦认可收到了该20万元款项，但对该款的性质双方存在争议。徐德柱否认是向石某的借款，主张是石某借款后又偿还的款项。该20万元的存、取款凭证未记载款项性质或用途，结合邱召青的陈述和石某的银行账户明细上还记载了2010年10月徐德柱通过姜树萍转账给石某10万元，2011年6月徐德柱转账给石某24万元。因此，石某与徐德柱有多笔相互转账的事实，故在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将其中一笔20万元转付款项的凭证作为证据提交，不能证明该款是石某出借给徐德柱的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本案中，徐德柱对债权让与人石某关于涉案债权不存在的抗辩及于受让人邱召青，故对于邱召青要求徐德柱偿还30万元款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系邱召青作为原告对徐德柱提起的诉讼，并未对石某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后，又因发现该判决确有错误，依职权再审本案。邱召青主张本案再审应将石某的原审诉讼地位列为被告，将邱召青的原审诉讼地位列为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 邱召青关于本案超过六个月的申请再审期限以及本案不属于院长发现的范围因而程序违法的主张，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邱召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邱召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继阳 审判员  任家红 审判员  张 磊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刘婷婷 书记员王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