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52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时军，男，汉族，1971年1月10日出生，住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惠信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金胜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5725211462N。法定代表人：高亚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永平，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昊，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时军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惠信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492民初1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20）苏0492民初1499号民事判决；2.改判惠信公司向时军补发2019年4月份工资5760元，支付2019年5月份至2020年4月18日期间的生活费18745.6元。事实和理由：首先，惠信公司工商营业执照2020年7月10日迁出之前，注，注册地仍为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南村南岸工业区后庄**戚墅堰戚月线旁）。2019年2月，惠信公司将南岸工业区后庄88号厂房出卖、出租，其曾经承诺本人使用的小设备手动轧车不搬(本人也表态愿意在后庄88号做到退休)及微信明确安排跟濮东海驾驶的厂车跟车送货都没能兑现。本人与惠信公司签订的2018年4月3日至2020年4月2日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实际本人自2002年3月2日入职惠信公司，连续工龄已超过17年，双方多次签订劳动合同，按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双方属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南岸工业区后庄88号是法定的生产经营场所，惠信公司由于自身发展需要，非法将生产设备搬迁到金坛经济开发区金胜东路235号新厂运行投产，造成南岸工业区后庄88号歇业、停产。按照《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应支付本人2019年4月份正常水平的工资。因惠信公司自4月3日始没有安排工作，所以本人自4月1日和2日后未提供劳动，但是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仍然续存。其次，1.2019年6月21日常州市武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武进劳动仲裁委）电话通知本人和惠信公司去领仲裁裁决书，武进劳动仲裁委向惠信公司邮寄了仲裁裁决书。2.武进区参保人员养老缴费明细表载明的惠信公司自2016年1月至2019年8月为本人连续缴费中，也可以看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惠信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过程中，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拿着2019年8月14日本人签收的惠信公司2019年3-4月时军未发工资明细等文件到社保部门单方终止了双方的社保关系。3.2019年7月2日，惠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诉状中称“原告认为，因系原告单方违约及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故原告不需要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2019）苏0492民初2115号民事判决中载明，“时军则通过向仲裁委申请仲裁的方式表达了其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据此，惠信公司未能按劳动合同约定向时军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时军有权解除其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并判决解除时军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4.惠信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上诉状载明，“上诉人惠信公司为了解决居住在老厂附近员工的交通问题，特意购置车辆用于上下班交通，充分考虑了包括被上诉人时军在内的员工的实际利益。时军在既未与惠信公司协商一致，也未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惠信公司的情况下，单方申请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2020）苏04民终461号民事判决认为，“惠信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公司购置了两辆新车，新车的进厂和出厂时间，但该两辆车是否专门安排接送时军等员工，无充分证据证实，故惠信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5.本人2020年4月15日签收了上述二审判决书，当天上午与惠信公司授权的人事部经理钮志伟微信联系有关解除劳动合同及支付经济补偿金事宜，并提醒对方如实填写，以避免引起麻烦。钮志伟4月17日傍晚带了份与事实不符的解除文件给本人，本人拒绝签字。钮志伟又通知4月18日下午两点转交解除文件，后因在惠信公司有事耽误，再次提示在4月20日傍晚转交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文件，本人说明看法后勉强签收。钮志伟又在4月21日傍晚转交了本人的红色养老保险手册。至于解除证明里填写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是惠信公司故意那样写的，虽与常州中院判决书内容不符，也只是无大妨碍的差别。关于2019年4月22日后，本人没有向惠信公司提供劳动，因惠信公司将厂房出卖、出租，导致工作条件部分丧失，但工作具体安排、怎么安排掌握在老板手中，是公司没安排在前，本人没提供劳动在后。6.根据（2020）苏0492民初1499号即本案庭审笔录、劳动仲裁庭审笔录，结合朱志强的聊天内容，可以证明4月3日就已经解除劳动合同了，因为本人不肯到金坛上班，4月22日向劳动仲裁委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是本人的意思。其实惠信公司在4月3日已经明确表示与本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劳动仲裁裁决书第5页中间段载明，本人提出要求与惠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未确认。可以证明惠信公司在说假话。最后，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可以确认，惠信公司所说自相矛盾，本人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一直持续到2020年4月18日。因此，惠信公司必须支付本人工资及生活费。惠信公司辩称：一审判决符合基本的客观事实，法律适用也正确。对于一审法院所认定双方之间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4月22日，惠信公司是有不同意见的，而且在一审中已进行充分的阐述，有证据证明。但是基于节约司法资源以及公司时间成本的考虑，惠信公司尊重一审法院的判决，在收到一审判决书以后，已经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义务，把966元以及诉讼费用汇给了时军。综上，基于以上事实，惠信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时军的上诉请求。时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惠信公司向时军补发2019年4月工资5760元；2.惠信公司支付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18日期间的生活费18745.6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惠信公司负担。时军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劳动合同、微信聊天记录、（2020）苏04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书、未发工资明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等证据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2日，时军向武进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案号为常武劳人仲案字（2019）第756号】，请求：1.解除时军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2.惠信公司向时军支付经济补偿金97130元。后惠信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9日作出（2019）苏0492民初2115号民事判决：一、解除时军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二、惠信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时军支付经济补偿金100170元。惠信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4月13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04民终46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上述生效判决，确认以下事实：时军于2002年3月2日至惠信公司处工作。2018年4月3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1份，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3日至2020年4月2日，岗位为操作工，工作地点为常州市戚墅堰区戚月线旁。2018年年底，惠信公司将生产设备全部搬至金坛经济开发区新厂。2019年2月，惠信公司将后庄88号的厂房出卖，即通知时军至金坛经济开发区新厂上班。2018年4月至2019年2月期间，时军的工资分别为5015元、4310元、5510元、5375元、6140元、5926元、6200元、6055元、4995元、6600元、4835元。时军2019年3月份的工资为：惠信公司银行转账4090元，现金支付1240元（3月岗位津贴、绩效津贴、饭贴）。时军12个月的住房补贴为2400元。一审另查明，2020年4月18日，惠信公司向时军出具《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载明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3日至2020年4月2日，工作年限为17年，解除劳动合同原因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日期为2020年4月18日。武进区参保人员养老缴费基数明细表载明，惠信公司为时军缴纳养老保险至2019年8月。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时军与惠信公司解除合同的时间点如何确定？2.惠信公司是否需要向时军支付2019年4月的工资以及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18日的生活费？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时军以惠信公司未经协商变更工作地点为由向武进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的时间点为2019年4月22日，故时军向惠信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意思表示的时间为2019年4月22日。此后，时军与惠信公司关于解除劳动合同以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纠纷历经仲裁、一审、二审，直至2020年4月13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04民终461号判决。不管是仲裁、一审还是二审均是对时军的解除劳动合同意思表示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情形进行审查。人民法院最终以生效判决的形式对劳动合同履行状态进行了确认，即时军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予以解除，但解除的时间应自时军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意思表示之日即2019年4月22日为准。至于时军提出的惠信公司开具的《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载明解除劳动合同日期为2020年4月18日以及武进区参保人员养老缴费基数明细表载明惠信公司为时军缴纳养老保险至2019年8月的问题，法院认为，不管是《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还是养老保险缴费明细均不足以证明时军与惠信公司在2019年4月22日之后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记载的解除劳动合同原因来看系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与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并不相符;2.该证明记载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3日至2020年4月2日，而记载的解除劳动合同日期为2020年4月18日，二者相矛盾；3.时军在诉状上以及庭审中均确认2019年4月22日以后并未向惠信公司提供过劳动。据此，《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仅是惠信公司向时军出具的用以至行政机关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手续之用，与解除劳动合同的实际时间无涉，而武进区参保人员养老缴费基数明细表亦仅能证明养老保险缴费情况不能证明劳动合同存续情况。时军的该项辩称意见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2，如前所述，时军与惠信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4月22日解除，故自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4月22日期间，时军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仍处于存续期间，在此期间时军并未提供劳动，故时军可获得按最低工资标准80%计算的生活费。2019年常州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20元，按21.75天计算，每天的工资标准应为92.88元。扣除休息日，惠信公司应向时军支付的生活费为92.88元×80%×13天=966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惠信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时军支付2019年4月的生活费966元；二、驳回时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惠信公司未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内自觉履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惠信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惠信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时军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常州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局2020年12月23日出具的企业迁出资料表，证明2020年7月20日之前惠信公司的注册地还是在戚墅堰戚月线旁，这是法定地址；2.惠信公司老仓库三层楼照片和濮东海住房照片，证明惠信公司有建筑面积900多平方米的三层楼，当时把手动轧车安排放在此给时军使用，货车停靠在此。还证明濮东海是武进区遥观镇前杨村张家塘**本地人；3.（2019）苏0492民初2115号案件民事起诉状第二页第六行“原告认为因系原告单方违约及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故原告不需要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证明惠信公司承认双方有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解除劳动关系；4.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上面载明解除劳动合同日期为2019年3月31日，下方加盖有惠信公司的印章，没有经办人员的签名及日期。证明惠信公司之前先提供一份没有日期的解除合同证明给本人，本人看到上面的日期不对，也没有经办人员的签名，就拒绝签收，但是拿了一张回去看看，后来惠信公司在2020年4月18日又出具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本人在同年4月20日签收，第二份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5.武进区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证明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8月惠信公司承认本人是其单位职工，劳动合同关系属于正常延续状态，这份表打印的时间是2020年10月23日，在武进区社保中心自助机上打印的，盖有武进区人社局网办业务专用章；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两张，证明本人自2020年4月15日签收二审判决书后，向惠信公司人事部经理钮志伟提出要求惠信公司履行生效判决，以及钮志伟接到本人发送的微信以后，双方对于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事情的详细经过情况。惠信公司经质证后发表如下意见：证据1，惠信公司有两个单独成立的个体，还有一个叫常州惠信实业公司，当时全部搬到金坛区，实际上是因为办两个公司合并的工商登记手续，实际经营地在2019年3月份就已经全部搬迁到金坛区；证据2照片，一审中已经提交过，该两张照片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证据3，起诉状中惠信公司的陈述，主要为了说明由于时军的单方违约，惠信公司在一审中也已表明了此观点。惠信公司尊重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证据4，对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一审中已发表过意见，形式上真实的，但是内容上不真实。时军提交了两份，该份材料二审才提交，是第一次看到这一份作为证据提交的材料。对照一下可以看出，其他的时间改动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一个是2019年3月31日，另一个是2020年4月18日。为什么要改动？惠信公司在一审中已详细阐述了原因，由于时军为了要领取失业保险金，当时这一份加盖了公司印章就代表了单位的意思，实际上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是3月31日，但时军拿回去以后一看不对头，所以又发微信给钮志伟。结合其提供的证据6即两个微信的聊天记录，还有惠信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时军和钮志伟之间聊天记录，证明其目的是为了骗取国家的失业保险金，形式上好像是合法的，但内容虚假。所以，惠信公司对这两份职工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都是否定的。一审法院判决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证据5，参保缴费证明在一审中已经出示过，也质证过。该缴费证明并不能证明双方延续存在劳动关系。二审中，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惠信公司没有异议；时军提出如下异议：1.2019年2月惠信公司将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新南村南岸工业区后庄88号的厂房出卖，里面还有一栋建筑面积900平方米的三层楼出租给他人使用。当时惠信公司老板朱志强明确跟本人讲，让本人跟厂里的货车司机濮东海二人组合，把货物停靠在三层楼老仓库，本人使用的生产设备手动轧车不搬走，但后来搬走了；2.一审判决认定“时军2019年3月份的工资为：惠信公司银行转账4090元，现金支付1240元”，当时惠信公司不支付，本人通过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之后，才转账支付的；3.惠信公司出具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中载明本人的工作年限为17年，实际上本人在惠信公司工作了17年8个月。此外，时军陈述，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其通过微信转账收到了966元，本来是要退还给惠信公司的，但他们不肯收，故其只能暂时收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按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本案中，2019年4月22日，时军以惠信公司搬迁至金坛后，不安排其上班，也不提供适合其劳动条件，致使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为由，向武进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解除其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惠信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97130元。武进劳动仲裁委查明，时军在惠信公司处工作至2019年4月2日，此后惠信公司没再安排其工作内容，认为因双方签订的为期两年（自2018年4月3日至2020年4月2日止）的劳动合同已无法履行，对时军要求与惠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予以确认；认定时军在惠信公司工作期间为2002年3月2日至2019年4月，以此作为计发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据此作出了常武劳人仲案字〔2019〕第0756号仲裁裁决。惠信公司对该劳动仲裁裁决不服，向一审法院起诉。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时军辩称其经济补偿金年限为2002年3月2日至2019年4月2日，共计17.5个月，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并作出（2019）苏0492民初2115号民事判决，解除时军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惠信公司向时军支付经济补偿金100170元。惠信公司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2020）苏04民终4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在订立之后，尚未全部履行之前，由合同双方或单方的法律行为导致双方当事人提前消灭劳动关系的法律行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仅凭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无须得到对方的同意即可成立的单方法律行为，当具备劳动合同解除的客观条件时，由劳动合同建立的任一方作出，并送达对方时就可以生效的法律状态。一般认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民法上形成权的特征，可以按照形成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来处理。本案中，时军于2019年4月22日向武进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时,要求解除其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在劳动仲裁及一审、二审审理中，其对于在惠信公司工作至2019年4月的事实均无异议，并以此工作年限主张经济补偿金。武进劳动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后，时军未起诉；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其亦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相关事实已予以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双方当事人因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的相关争议，已由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作出确认，现时军上诉认为其与惠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一直持续到2020年4月18日，明显与事实不符，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已详尽理由进行判决，本院予以认同。一审法院据此确定由惠信公司按最低工资标准80%计算，向时军支付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4月22日期间的生活费并无不当。综上，时军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时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剑审判员 陈 倩审判员 顾 洋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邓兰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