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6行终5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柯桥区犇牛无水印染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经济开发区柯北曙光路**。 法定代表人陈军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喻磊，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柯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兴越路**/div> 法定代表人钱建明，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文彬之，其他分管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张磊，男。 委托代理人徐雯，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罗成刚，男，1985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上诉人绍兴柯桥区犇牛无水印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犇牛公司”）因诉被上诉人绍兴市柯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柯桥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行初1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犇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喻磊，被上诉人柯桥人社局其他分管负责人文彬之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张磊、徐雯，原审第三人罗成刚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罗成刚系罗宏的儿子。罗宏出生于1959年5月27日，于2018年5月22日与原告犇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20年6月2日上午8时许，罗宏在原告单位开会时突发意识不清被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2020年6月10日，被告收到第三人罗成刚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当日受理。被告于2020年6月19日向原告邮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编号2020-0662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及第三人，被告认定罗宏的死亡属于工伤。因职工身份证号码错误，被告于2020年8月5日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绍柯工更2020-007认定工伤决定更正通知书。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柯桥人社局所作编号2020-0662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认定是指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及其亲属的申请，对劳动者负伤、致残、死亡的形成作出因工或非因工性质认定的行政行为。认定劳动者为工伤的前提条件：一是劳动者与企业（包括个体经济组织）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二是必须发生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列举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客观事实。同时具备了两个条件，就应当认定该劳动者为工伤，并给予工伤保险待遇。首先，罗宏与原告犇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劳动法并未规定禁止用人单位聘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因此用人单位聘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本案中，罗宏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其在2018年5月起受原告聘用，接受原告管理，从事原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工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认定其与原告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犇牛公司提出，根据《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但是，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罗宏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故对于原告提出的其与罗宏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认可。其次，罗宏去世的客观事实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所列举的视同工伤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2020年6月2日上午8时55分许，罗宏在单位工作时突发疾病晕倒，即被送往绍兴市中心医院安昌分院转柯桥区中医医院医治，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以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罗宏的死亡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再次，罗宏去世时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应纳入工伤认定范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罗宏出生于1959年5月27日，入职于2018年5月，至2020年6月2日去世前已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罗宏仍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而原告也未能提交罗宏已经在其他地方办理了退休手续或者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证据材料，故罗宏于2020年6月2日在工作时间内去世，用人单位即本案原告犇牛公司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另外，原告关于其并未给罗宏缴纳工伤保险故第三人罗成刚无权要求工伤保险待遇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原告犇牛公司于2018年5月与罗宏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时罗宏并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原告犇牛公司应当为罗宏缴纳工伤保险费。故原告主张本案应当适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浙高法民一（2014）7号〕第十四条系理解错误。综上，被告根据现有证据，认定罗宏为工伤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同时，被告柯桥人社局经过受理、通知举证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犇牛公司上诉称：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罗宏死亡时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当然终止。死者罗宏的出生时间为1959年5月27日，双方于2018年5月22日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后其于2020年6月2日突发疾病晕倒，并于当日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故双方劳动关系在2019年5月27日消灭，事故发生时双方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2）罗宏与上诉人之间系劳务关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的通知中第十四条规定，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接受用人单位聘用的，其与聘用单位之间构成劳务关系，劳动者因公伤亡或者患职业病而向聘用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的，不予支持。但劳动者尚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且聘用单位已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其工伤保险待遇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并未为罗宏缴纳工伤保险，不符合上述条款中可以主张工伤待遇的要件，上诉人与罗宏之间构成劳务关系。（3）罗宏不符合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的情况。本案中，罗宏户籍为居民，上诉人无需且未为其缴纳工伤保险，其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而非因公伤亡、遭受人身损害或职业病。罗宏不符合法律法规关于超龄劳动者可以认定工伤的情形。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庭审证据可知，罗宏在户籍地缴纳了社会保险。上诉人认为认定其是否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并非审查是否实际领取退休金，而是看其是否具备相应资格。罗宏在户籍地缴纳社会保险即是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表现形式，其应当向当地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此外，罗宏作为公司人力资源事务主管人员，其至今未享受基本养老待遇系其自身过错所致，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应由上诉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柯桥人社局坚持一审答辩意见，称：1.关于事实理由问题。根据被上诉人调查核实，罗宏系犇牛公司职工，从事综合办主任工作。2020年6月2日上午8时55分许，罗宏在单位工作时突发疾病晕倒，即被送往绍兴市中心医院安昌分院转柯桥区中医医院医治，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上诉人起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认为罗宏年龄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存在劳动关系，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因此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理由不成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罗宏出生于1959年5月27日。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罗宏的应聘（入职）登记表及犇牛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可以证实罗宏系犇牛公司的职工，且入职于2018年5月，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同时，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阜阳市企业社会保险基金中心出具的一份证明，用于证明罗宏未领取过企业养老保险待遇。另根据（2010）行他字第10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故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罗宏受伤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认定为工伤。3.关于认定程序问题。2020年6月10日，被上诉人收到原审第三人要求对其父亲罗宏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日受理。后被上诉人派员进行了调查，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并送达当事人。后因系统有误，职工身份证号码错误，故于2020年8月5日作出更正通知书并送达当事人。综上，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罗成刚述称，罗宏2018年5月在上诉人处入职，任综合办主任，任职期间工作认真负责，多次加薪并增加工作量提升岗位职责，分管行政、人事、后勤、安全、消防、环保等。2020年6月2日上午9点，罗宏在上诉人单位会议室二楼参加工作手册讨论会议时突然晕倒，后被送往安昌人民医院，后转入柯桥中医院，于2020年6月2日上午10点抢救无效死亡。2020年6月10日原审第三人作为罗宏家属向被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上诉人拒不配合。2020年8月11日，原审第三人向绍兴市柯桥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请劳动仲裁。2020年9月13日，原审第三人收到行政诉讼通知及中止劳动仲裁的通知。关于罗宏劳动关系认定及工伤认定的事实依据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被上诉人已给出具体说明。罗宏2018年入职签订劳动合同至2020年6月2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以及第十四条的规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同时在2020年疫情期间，罗宏扩大工作范围增加工作量，且提升薪资比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罗宏在上诉人处任职期间，工作量和负责范围不断提升，工作压力大，2019年全年除了过年放假外仅请假两次回家探亲，上诉人提供的请假单可以证明。2020年春节放假期间由于疫情影响原告董事长陈军良多次打电话督促罗宏返厂，要求罗宏制定全员返厂防控措施和厂内疫情防控措施并要求制定整个厂区各个岗位的员工手册。罗宏于2020年2月16日返厂，期间一直在上诉人厂区主持工作，再未回家一次，直至身亡，罗宏工伤身故上诉人负有重大责任。罗宏在2020年2月16日之后工作期间，由于疫情和原告压力下，工作压力巨大，事发前经常在半夜凌晨等非正常工作时间接到原告的微信和电话工作安排，2020年6月1日将刚刚编写好的员工手册发送给上诉人审阅，6月2日去世时就在会议室开会讨论员工手册。综上所述，罗宏完全属于工伤致死。罗宏生前身体健康，各项指标正常，从不服用任何药物。事发当天绍兴市柯桥区齐贤派出所对罗宏住所进行勘察，也未发现任何服用药品。因此，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自身身体原因致死，完全属于逃避责任。上诉人工资表内只有部分重要岗位人员缴纳了社会保险，并未给罗宏购买工伤保险。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对罗宏身故之情形依法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证据确凿，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中，各方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审第三人之父罗宏突发疾病时是否与上诉人犇牛公司存在《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劳动关系。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条例中的“职工”应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广义劳动者，故并未明确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排除在外。本案中，上诉人与罗宏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罗宏生前在单位从事人力资源事务管理工作，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以劳动力作为交换标的，该关系持续发生至罗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故双方之间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的基本要件，上诉人关于与罗宏之间系劳务关系的意见于法不合，本院不予支持。同时，结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第一款关于“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规定精神，被上诉人柯桥人社局认定罗宏构成工伤，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绍兴柯桥区犇牛无水印染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张亚彬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