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11民初4276号原告：王雅婷，女，199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平市。原告：宋惠菊，女，198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原告：单佳颖，女，199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上述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姚铁藜、丁振伟，浙江嘉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佳佳，女，198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贾亭，浙江万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雅婷、宋惠菊、单佳颖诉被告徐佳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铁藜、丁振伟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雅婷、宋惠菊、单佳颖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解除三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王雅婷的出资款504433.8元并返还定金10万元；3.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宋惠菊的出资款504433.8元并返还定金10万元；4.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单佳颖的出资款168143.6元并返还定金10万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与三原告于2018年9月19日签订一份《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由被告与三原告共同出资100万元，合伙经营拉斐尔瑜伽馆秀洲店，原告王雅婷出资30万元，原告宋惠菊出资30万元，原告单佳颖出资10万元；合伙期限为五年，自2018年9月19日起至2023年9月18日止；三原告在协议签订当日分别支付10万元定金。协议同时明确三原告不负责合伙企业的管理，委托被告为合伙负责人，其权限为：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对合伙项目进行全面日常管理等。协议签订后，三原告不仅按约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还以装修、交房租等理由要求三原告继续出资，三原告分别追加投资204433.8元、204433.8元和68143.6元。三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由被告独自负责合伙企业的经营。但遗憾的是，被告在三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于2019年1月将应设立的合伙企业注册登记为嘉兴左舍瑜伽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舍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由被告和被告为法定代表人的嘉兴九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之公司）各出资50万元，该公司与三原告无任何关联。被告利用其独自对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便利，其行为已严重背离了双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并严重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重大违约。原告认为，三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双方理应遵守，被告的过错行为导致双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徐佳佳答辩称：一、被告注册左舍公司时通知过三原告，三原告也明知被告是专业开设瑜伽培训的，名下还有其他几家瑜伽培训机构，三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同意仅以被告个人名义去办理工商登记并对此无异议；特别是原告之一王雅婷一直在店中工作，协助负责店铺的经营管理及财务记账工作。二、原、被告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合作的目的是对拉斐尔瑜伽馆秀洲店进行合伙经营，协议书中并未明确要求注册合伙企业，对于如何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无任何详细的约定。被告虽然以自己及关联公司作为名义股东注册了左舍公司，但在案涉店铺的具体合伙经营过程中，原、被告均是按照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履行，特别是涉及到店铺的相关分红等事项，被告按照协议总计进行了四次分红。因此并非如原告起诉书中陈述的合伙经营协议无法履行，双方自开店到现在一直是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在履行，被告未曾有任何的违约行为。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疫情及市政施工等影响导致店铺经营状况不好，原、被告之间就经营产生了分歧，三原告才以此为借口提起诉讼。因此，三原告仅以未注册合伙企业及左舍公司与三原告无关联为由要求解除《合伙经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三、三原告各自的出资款中已包含了所谓的10万元定金，且各自的出资款均严格用于店铺的经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中明确由原告王雅婷负责记账工作，被告从拉斐尔秀洲店找到的一个由王雅婷亲自书写的记账本也能够明确证明从秀洲店开设筹备到2020年8月王雅婷离职，均是由其本人进行记账；且三原告的出资款是分批次出资的，这也客观上说明了原、被告双方就店铺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明确的沟通，原告对于拉斐尔瑜伽秀洲店的财务经营状况非常清楚，所以被告不存在挪用或者混同的情况。四、截止到目前，拉斐尔瑜伽馆秀洲店仍在正常运营中，原、被告双方所有的投资款均用于该店铺，所以即使三原告要求退出，三原告之前的投资款项也不应该由被告承担返还责任，而应该以现有的店铺资产来进行清算、分配。综上，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出资款及10万元定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合伙经营协议书》；2.支付凭证；3.左舍公司企业信息、章程、财务负责人信息，房屋租赁协议、九之公司企业信息；4.王雅婷与左舍瑜伽的财务史盈盈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王雅婷与徐佳佳的微信聊天记录；5.左舍公司的收款收据；6.左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信息；7.王雅婷与九之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员工外出培训协议书；8.王雅婷与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每日统计表。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拉斐尔秀洲店结算表（含分红情况）；2.分红款支付凭证；3.店铺照片、王雅婷的朋友圈截图、王雅婷开具的收据；4.王雅婷记载过的拉斐尔秀洲店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的记账本；5.拉斐尔秀洲店股东群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记录在卷。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系由被告单方制作，本院对其真实性（客观性）无法认定；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将在下文论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被告作为甲方，三原告作为乙方，于2018年9月19日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合伙经营的店名为拉斐尔瑜伽馆秀洲店，经营场所位于嘉兴市秀洲区××路××号××楼××楼一间半，面积498平方米；合伙期限为五年，自2018年9月19日起至2023年9月18日止；双方合计出资100万元，其中徐佳佳、王雅婷、宋惠菊各出资30万元，分别占总股份30%，单佳颖出资10万元，占总股份10%；王雅婷、宋惠菊和单佳颖在本协议签订当日支付10万元定金给徐佳佳，作为出资的一部分，一旦合约生效，如退出亦不予退还；每个季度的最后一日为对账日（遇特殊情况协商一致可以顺延），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资金、需缴纳的税费及缴纳给拉斐尔总公司营业额的4%等的收入为净利润，即合伙盈余，以合伙人出资比例为依据进行分配；等。协议第八条“合伙负责人及合伙事务执行”约定：经全体合伙人决定，乙方不负责合伙企业的管理，委托甲方为合伙负责人，其权限为：1.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2.对合伙项目进行全面日常管理；3.订立经营价格；4.支付合伙债务；5.在经营期间，合伙收支款项统一在建设银行设立的6236××××2359账户上流转，由徐佳佳负责保管和收银，王雅婷负责记账，每一季度月底结算，并制作结算单。第十一条“违约责任”…（三）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因重大过失或因违反《合伙企业法》而导致合伙企业解散的，应当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等。协议签订后，三原告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支付被告70万元。后三原告按比例追加出资，其中王雅婷、宋惠菊各追加出资204433.8元，单佳颖追加出资68143.6元。原告王雅婷与九之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了《员工外出培训协议书》，于2020年3月16日签订《劳动合同》。三原告接受过被告支付的分红款。本案受理后，被告再次向三原告发放分红款，但三原告拒绝接受。又查明：左舍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登记设立，住所地为嘉兴市秀洲新区××路××号××楼，股东为徐佳佳和九之公司，各占半50%股份。公司设立时，法定代表人为徐佳佳，后于2019年9月10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朱晴晴。徐佳佳是九之公司的单一股东。左舍公司的注册地址即为《合伙经营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伙经营场所，并在上述场所有实际经营，其店外招牌显示“左舍瑜伽”、“拉斐尔瑜伽”或“拉斐尔出品”。王雅婷曾在上述经营场所任瑜伽教练，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店里的收支情况进行记载。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的主要争议在于：合伙协议是否实际履行？被告是否构成重大违约或根本性违约？原告是否有权解除《合伙经营协议》？定金是否应当返还？关于合伙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四人合伙经营拉斐尔瑜伽馆秀洲店。当事人确未办理由四人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被告称其开办的左舍公司即为四人合伙的实体，并通知过三原告且三原告均同意，但三原告称不知情，被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左舍公司的开办时间与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时间相吻合；经营业务与四人合伙约定经营的业务相同；左舍公司的经营场所即为四人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地址，店外的招牌显示“左舍瑜伽”、“拉斐尔瑜伽”或“拉斐尔出品”，与四人约定的店名“拉斐尔瑜伽馆”相似；王雅婷曾在上述店内任职，完全可以了解左舍公司的相关投资人情况；三原告作为合伙人，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完全可以向被告了解合伙经营实体的相关情况；并且，三原告也曾收受被告发放的分红款，明知合伙经营体实际运营的事实。综合上述情况分析，本院认定三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以左舍公司的名义履行四人的合伙协议的事实。三原告辩解的不知道上述事实，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是否构成重大违约。原告认为被告构成违约的主要理由为：虽然《合伙经营协议书》没有明确约定设立合伙企业的文字内容，但协议条款符合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八条关于合伙协议的规定，其他内容也均符合我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尤其是协议第十一条约定的违反合伙企业法导致合伙企业解散应当承担的责任，足以证明双方的合同目的是设立一定合伙企业。因被告设立左舍公司不符合上述约定，故被告构成重大违约，并据此要求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本院认为，三原告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理由为：《合伙经营协议书》未明确约定合伙经营的形式，协议文本中虽然字里行间提及我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但并没有文字明确表述需开办合伙企业；又根据协议第八条第1、2、3、4项约定，三原告委托被告进行合伙经营管理，被告在合伙经营中有较大的职权；本案中被告也自认其开办的左舍公司即为四人的合伙经营体，被告也曾对三原告发放分红款项；等。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虽然未开办以四人为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但《合伙经营协议》已实质性地履行，因而不应认定被告构成重大违约或根本性违约。关于原告是否有权解除《合伙经营协议》。根据我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左舍公司的产权归属于该公司登记股东，根据左舍公司的股权结构，左舍公司的最终受益人为被告。被告主张三原告同意其以左舍公司的名义履行四人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本院无法采信。三原告作为合伙人，投入了合伙资金，但其出资和合伙权益未能得到物权意义上的确认，虽然三原告主张被告侵占了三原告的财产的事实，本院基于被告自认左舍公司为合伙经营体的事实并同意“以现有的店铺资产来进行清算、分配”，因而不认为被告侵占三原告的财产，但被告的行为与《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宗旨相违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此外，原告提供的证据5、7、8及被告提供的证据3、4、5，双方围绕合伙经营体的财务是否透明发生争议，原告方认为被告未依《合伙经营协议书》第八条第5项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即原告对其交给被告的出资款的使用情况、瑜伽店的收支情况等提出质疑，被告予以反驳，虽然目前无法认定各方主张的事实，但双方合伙经营的信任基础已经丧失，继续履行合伙协议已难以实现合同目的，故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上述《合伙经营协议书》也应解除为宜。关于定金。从《合伙经营协议书》第五条第1项的规定分析，三原告分别支付给被告的10万元，作为其出资的一部分，一旦合约生效，如退出亦不予退还。上述约定是为三原告履行出资义务提供的担保，属于履约定金。如前所述，本院认定被告实际履行了《合伙经营协议书》，故三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加倍返还定金。综上，因被告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三原告有权解除《合伙经营协议书》，协议自三原告解除通知到达被告时解除。三原告的起诉状中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本案的起诉状副本于2020年10月19日送达被告，因此，协议于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解除。协议解除后，双方应协议解除时合伙经营体的财务状况进行清算，本院也组织双方自行结算，但因相关清算工作较为复杂，未能产生结果，原告可另行提出主张。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出资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宋惠菊、单佳颖、王雅婷与被告徐佳佳于2018年9月19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于2020年10月19日解除；二、驳回原告宋惠菊、单佳颖、王雅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47元（已减半收取），由三原告与被告各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审判员  吴海峰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沈月勤?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