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4民终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罡，男，197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蹇嘉陵，重庆展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松，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机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586465381M。 法定代表人：钱永洪，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垭口分理处，住，住所地四川省米易县垭口镇学府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5999805935。 负责人：胡俊杰，该分理处主任。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中，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上诉人汤罡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垭口分理处（以下简称农商行垭口分理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6日、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汤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蹇嘉陵、梅松，被上诉人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汤罡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判令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赔偿汤罡损失5417662.62元，并由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由于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岸区法院）出具回执明确载明已冻结攀枝花七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星公司）存款620万元，导致汤罡没有要求南岸区法院对七星公司的其它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南岸区法院穷尽执行手段后，未能足额执行生效判决所涉债权，最终裁定终本执行，现无法执行到位的债权即是损害的结果，至于是否再找到财产线索恢复执行，与侵权行为是否发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出具错误的冻结凭证，致使汤罡至今尚有5417662.62元胜诉债权无法实现，严重侵害了汤罡的合法权益，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的行为存在重大过错，且其过错与汤罡胜诉债权无法实现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侵权事实清楚。 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汤罡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撑，无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汤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连带赔偿汤罡的损失5417662.62元；2.判令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汤罡因与七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向南岸区法院申请诉讼保全。2019年1月15日，南岸区法院以（2019）渝0108执保5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扣押七星公司所有的银行存款6200000元或其它相应价值的财产。同年1月17日，南岸区法院向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出具（2019）渝0108执保58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七星公司的账户存款。同日，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向该院出具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七星公司在我行的1351××××1602账户存款，应冻结6200000元，已冻结6200000元，未冻结0元。2019年8月，南岸区法院发现冻结存款金额不正确后，采取了向农行米易县支行出具（2019）渝0108执保1805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七星公司的账户存款5853058元等措施。同月26日，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向南岸区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主要说明：1.当日（2019年1月17日）冻结回执通知书因我行工作人员书写笔误，将回执中已冻结金额写成6200000元，未冻结金额写成0元；2.截至2019年8月22日，我行查询了七星公司1351××××1602账户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6月21日的历史交易明细，2019年1月17日该账户账面余额为1299497.08元，实际可冻结余额为321707.08元（因2018年8月9日四川省成都ＸＸ法院已冻结该账户存款977790元）。2019年12月16日，南岸区法院经审理后就汤罡与七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9）渝0108民初555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汤罡依法申请了强制执行。南岸区法院执行到位部分债权1572233.73元。 另查明，2020年9月22日，七星公司偿还给汤罡1000元。七星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固定资产清单》《借款明细》表明其尚有部分机器设备及20683141.32元应收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之一：农商行是否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是农商行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农商行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农商行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之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在协助冻结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首先，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在2019年1月17日向南岸区法院出具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七星公司的存款应冻结6200000元，已冻结6200000元，未冻结0元。应当认为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已经足额冻结了七星公司的存款6200000元。其次，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在出具给南岸区法院的《情况说明》中亦自认其工作人员存在失误。再次，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作为具备相关的专业业务知识的金融机构，应当准确理解关于执行和保全工作的相关规定以及人民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所表达的法律含义。即使人民法院没有要求其查询相关的账户存款数额，其也应将真实的账户金额填写在《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上。因此，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在协助冻结过程中存在过错。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关于其在协助人民法院冻结的七星公司存款时无过错的辩解不能成立。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之三：汤罡是否存在损失。汤罡主张其与七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人民法院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导致汤罡的胜诉债权中尚有5417662.62元无法实现，系给其造成的损失。首先，汤罡的胜诉债权能否实现的根本原因是七星公司的履行能力。发现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未足额冻结存款金额后，南岸区法院采取了新的保全措施。汤罡与七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到位1572233.73元。其次，汤罡虽然提供了短信的截图，欲证明南岸区法院以短信方式通知汤罡委托诉讼代理人“因未发现被执行人（即七星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将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但是汤罡不能证明该短信是南岸区法院发出的，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书佐证。再者，即使人民法院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也并不必然表示汤罡的胜诉债权无法实现。汤罡在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时可申请恢复执行。因此，汤罡关于其现在尚未实现的胜诉债权即为其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汤罡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汤罡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汤罡提交了以下新证据： 第一组证据：南岸区法院2020年9月28日的（2020）渝0108执285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南岸区法院已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二次查询被执行人存款、网络银行（含京东、阿里巴巴、财付通等）、有价证券、车辆及其他交通运输工具、不动产、股权股份、工商信息等财产状况，未发现七星公司有财产可供执行，于2020年9月28日终结（2020）渝0108执2853号案件执行程序；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出具的虚假执行回执，导致汤罡没能追回在上述案件中所主张的欠款； 第二组证据：七星公司在农行攀枝花米易支行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的银行往来流水，证明七星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在农行攀枝花米易支行的银行往来流水总额约为125534843元，因被上诉人的过错导致汤罡未对七星公司在农行攀枝花米易支行的该账户进行查封，给汤罡造成损失5417662.62元； 第三组证据：七星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涉诉案件情况及部分判决书、裁定书，证明：（1）截至2021年1月12日，七星公司涉及诉讼案件共计73件，被执行案件11件，被限制高消费案件共计7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7件，应履行金额达133573481.87元，未履行本金数额高达95150252元；（2）七星公司诉讼缠身，银行、供应商、职工、社会融资方等均提起诉讼，七星公司资不抵债，早已停产，根本无履约能力；（3）被上诉人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汤罡5417662.62元无法执行，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补充提交以下新证据： 1.四川省农村信用社查询、冻结、解冻、扣划登记薄（以下简称登记薄）原件一本9页，其中第8页记载了2019年1月17日南岸区法院执行法官李代义、谢沅林到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查询冻结七星公司1351××××1602账号中存款余额情况，明确显示该账户余额为1299496.08元，证明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是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协助查封冻结扣划义务，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在协助行为过程中没有过错；2.南岸区法院执行法官李代义、谢沅林的执行证件，证明该两名法官到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柜台亲自办理并在登记薄上签字确认冻结余额1299496.08元。 针对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补充提交的证据，汤罡也补充提交了一份说明人为李代义签字的《情况说明》及李代义的执行公务证、工作证复印件，证明冻结回执是人民法院对外依法作出的协助法院保全的法律文书，银行的内部登记薄对内的工作流程是不公开记录，应当以正式的冻结回执为准，银行工作人员让承办法官在登记簿签字时并未对金额作出特别说明或提示，承办法官只关注银行反馈的冻结回执上的已冻结金额和未冻结金额，进而证明承办法官不存在任何过错，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出具的虚假冻结回执完全误导人民法院和汤罡。 经二审庭审质证，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对汤罡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执行裁定形成于2020年9月28日，而汤罡对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的行为指控是在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8月23日前，且该文书明确指出暂未发现尚有可供财产，申请执行人不能提供财产线索，因此终结的是本次执行程序，而在本案一审期间，被执行人七星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大量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汤罡并没有提交相关执行法院；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汤罡的诉讼目的，该份证据形成于汤罡在一审审理期间，不是新证据，不应该作为新证据使用，该流水金额与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的行为没有直接关联；对第三组证据中的企业信用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从企业信用报告看，七星公司在2020年的时候经营状况良好，诉讼多是发生在2020年以后，73件涉诉案件来中有44件七星公司是作为原告主张权利的，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在2019年8月之前七星公司经营状况是良好的；对第三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汤罡补充提交的《情况说明》，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认为《情况说明》是复印件，如果南岸区法院将该《情况说明》以公函形式寄到法院情况下，真实性予以认可，该情况说明有李代义签字，当时进行冻结的法官有两名，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从证明内容上讲，《情况说明》的意思表示与登记薄中所记载的内容不一致，更不能证明银行工作人员违反了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的行为。 对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提供的证据，汤罡认为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依法不应被法院所采纳，在法院同意对该组证据进行审查情况下，汤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在该登记薄执行日期为2019年1月17日这一栏中余额是1299496080，并非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所陈述的1299496.08元，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于2019月8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的余额为1299497.08元，与其当庭陈述的金额也不一致，因此，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称其协助行为完全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另外，2019年1月17日执行方式仅记载为冻结，并不存在查询，在其他栏目中有相应的司法机关办理了查询业务，结合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向南岸区法院出具的协助冻结回执，可以证明南岸区法院并未对七星公司尾号为1602账户进行查询，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称两位执行法官是亲自查询了七星公司尾号为1602账户的余额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是由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直接以签章确认的方式确定已冻结金额为620万元。 本院认为，汤罡及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提供的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审查认定。 经二审审理，所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9年1月17日，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协助南岸区法院办理冻结存款业务时，南岸区法院工作人员李代义、谢沅林在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留存的登记薄第9页第三行执行人姓名一栏处签字，而在该行余额一栏处载明七星公司余额出现了上下两行数据，上面一行的数据金额为“1.299.496.08”，在该栏“1.299.496.08”下面一行中间书写有“0.00”数字。 2019年12月16日，南岸区法院经审理后就汤罡与七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9）渝0108民初5554号民事判决：一、七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汤罡归还借款本金510万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分段计算为：以51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8年12月3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以51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的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止；以51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9年5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利随本清）；二、驳回汤罡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汤罡依法向南岸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南岸区法院在执行到位部分债权1572233.73元后，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渝0108执285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通过查询七星公司财产状况，现暂未发现七星公司尚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汤罡不能提供其他财产线索，本案自立案之日起已超过三月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根据七星公司2020年9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七星公司目前尚有部分机器设备，该部分机器设备已向银行设置抵押，但并无证据证明该部分抵押机器设备已进行处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银行负有协助司法机关对被执行人存款进行查询、冻结、或者强制扣划的义务，银行协助司法机关进行查询、冻结、或者强制扣划的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银行协助司法机关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时，应当恪尽职守，尽到审慎、严谨、真实的责任，银行履行上述法定义务不当，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人身损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接到南岸区法院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后，虽然在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中填写了“……账户存款应冻结6200000元，已冻结6200000元，未冻结0元，……”的内容，但在留存的登记薄余额一栏中，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已明确载明了七星公司账户余额，南岸区法院的工作人员亦在该登记簿余额一栏后执行人栏处签字，应当认定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在协助冻结时已经告知了南岸区法院七星公司账户被冻结时的余额，南岸区法院应当知晓七星公司账户被冻结时的余额，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在协助南岸区法院冻结七星公司银行存款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存在过错。汤罡胜诉债权不能实现，与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协助南岸区法院冻结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一审认定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在协助南岸区法院冻结过程中存在过错，符合依据当时在案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但由于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在二审中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相应的对一审的上述认定予以纠正。汤罡提出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出具错误的冻结凭证，致使汤罡胜诉债权无法实现，严重侵害了汤罡的合法权益，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的行为存在重大过错，且其过错与汤罡胜诉债权无法实现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侵权事实清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对汤罡提出登记薄载明七星公司账户余额不是1299496.08元，而是1299496080元的意见，本院认为，登记薄余额一栏中上下分两行书写的数字1.299.496.08和0.00，并非是连贯的一组数字，而应是不同的二组数字，理由为：1.根据登记薄前后载明的余额栏填写的数字，并无提行书写的情形；2.提行书写数字不符合大众的书写习惯；3.即便在书写数字时需要提行，也应当在提行时顶格书写，首尾相连，以便承上启下，不应出现空格、间隔，而登记薄余额一栏中数字0.00，居中书写，与该栏中居于上面一行的数字1.299.496.08不能相连，无承上启下之联系；4.登记薄余额一栏上面一行书写的数字1.299.496.08，已超出余额栏目，该数字后面仍有书写空间，并不需要提行书写。因此，汤罡提出的该意见，与事实相悖，不应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因农商行、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在二审中提交新的证据，导致一审判决认定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在协助冻结过程中存在过错的事实存在瑕疵，本院已经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汤罡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724元，由汤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贝贝 审 判 员 张渝婕 审 判 员 刘起新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潘红梅 书 记 员 姚星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