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3民终40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士彬，男，1943年1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杰，北京锟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全生，男，1949年4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絮儿（李全生之女），女，1979年8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絮儿，女，1979年8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张士彬因与被上诉人李全生、杨絮儿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4913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张玉娜独任审理。上诉人张士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杰，被上诉人兼被上诉人李全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絮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士彬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4913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李全生、杨絮儿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杨絮儿作为李全生的委托代理人收取大兴法院的执行案款为由，即认定杨絮儿并非撤销权纠纷中的受益人或受让人，进而认为张士彬起诉主体错误，是错误的。首先，杨絮儿与李全生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身份关系，杨絮儿作为李全生之女，在明知李全生对外大额负债的情况下，其作为代理人的身份将大兴法院的执行案款领走，该行为显然二人串通，损害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其次，即便杨絮作为李全生的委托代理人将大兴法院的执行案款领走，因该案款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李全生，杨絮儿理应将案款发还后返还给李全生，但截至日前，杨絮儿从未将该案款返还给李全生。据此，杨絮儿应将执行案款返还给李全生但至今并未返还的情况下，杨絮儿应为本案中的受益人或受让人，应当理解为债务人李全生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张士彬认为，杨絮儿作为李全生的代理人将大兴法院的执行案款领走未予返还系作为李全生无偿转让财产给杨絮儿的手段。二、即便认定杨絮儿并非撤销权纠纷中的受益人或受让人，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未予查清，在张士彬申请追加第三人的情况下未获准许，是错误的。首先，张士彬提起本案诉讼之初，仅知道杨絮儿作为李全生的代理人将大兴法院的执行案款领走且未返还。本案诉讼庭审过程中，杨絮儿称“领取执行案款后，根据李全生的指示将该案款偿还其他债权人陆楠”，对该所谓的主张，张士彬从不知情。在此情况下，张士彬在庭审中以及庭后向朝阳法院递交了申请追加陆楠为本案第三人。《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张士彬申请追加第三人的情况下，朝阳法院应当查明案件事实予以追加。其次，杨絮儿庭审中称案款已经偿还案外人，但仅仅提交陆楠、刘海燕的还款证明，在案外人未出庭作证且并未提交银行转款凭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事实真实发生。张士彬认为，朝阳法院对于杨絮儿主张的执行案款已经偿还给案外人的事实应当严格审查，对于杨絮儿仅仅提交案外人的还款证明情况下，并未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对于李全生是否用执行案款真实的向案外人还款事实存疑。综上，张士彬认为，杨絮儿为本案的受益人或受让人，即便认定杨絮儿并非本案受益人或受让人，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亦未予查清，应当追加案外人为本案第三人。李全生、杨絮儿辩称，同意一审裁定，不同意张士彬的上诉请求。张士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李全生于2015年10月15日向第三人杨絮儿汇款中的47．75万元；2．判令李全生将上述47．75万元返还给张士彬；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士彬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士彬将李全生诉至朝阳法院，要求李全生返还借款13．5万元及相应利息，朝阳法院于2016年2月5日作出547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全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张士彬13．5万元及相应利息。2015年10月15日，大兴法院向杨絮儿账户汇款2239849元，2015年11月19日，大兴法院向杨絮儿账户汇款25万元。杨絮儿在大兴法院执行庭案款发还个人凭据领款人处签字。杨絮儿称，其作为李全生的委托代理人领取了大兴法院发还的案款。庭审中，杨絮儿称，杨絮儿替李全生偿还了案外人的借款，并提交案外人刘凯、陆楠、刘海燕的还款证明、李全生与案外人孙书义签订的和解协议以及代理合同。张士彬针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李全生未提交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证据，无法认定上述款项均为还款。经询，张士彬称其向朝阳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未执行到李全生财产，但未能提交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从上述法律规定看，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需要满足如下条件：第一，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有效的债权；第二，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第三，债务人的行为有害债权的实现；第四，债务人与第三人进行有偿转让行为必须都具有恶意；第五，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以其债权为限；第六，债权人的撤销权应在法定期间内行使。因此，本案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张士彬主张的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要件是否成立。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中，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有效债权，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前提和基础。张士彬向法庭提交了54703号民事判决，判决书判令李全生支付张士彬13．5万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现已生效，且张士彬申请了强制执行。庭审中，李全生虽不认可该笔欠款，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反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张士彬诉讼主体列明问题。《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依据上述条款，在撤销权纠纷案件中，第三人为受益人或受让人。本案中，杨絮儿作为李全生的委托代理人收取了大兴法院的执行案款，且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将李全生的发还款项向案外人还款，可以判断杨絮儿并非撤销权纠纷中的受益人或受让人。张士彬的起诉主体错误，应予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裁定：驳回张士彬的起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依据上述条款，在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中，第三人为受益人或受让人。具体到本案，杨絮儿作为李全生的委托代理人领取了大兴法院的执行案款，根据委托合同的法律性质，应认定杨絮儿作为委托代理人领取执行案款的法律后果归属于李全生本人。故杨絮儿并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一审法院以起诉主体错误为由裁定驳回张士彬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张士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张玉娜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单海涛法官助理  童家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