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民终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俊，男，197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华君，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云松，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向阳路**第****。 法定代表人：陈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和欢，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济民，男，196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原审被告：张小磊，男，197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原审被告：苟光茂，男，197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桐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厚新，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杨，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俊因与被上诉人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阳公司），原审被告陈济民、张小磊、苟光茂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4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俊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红阳公司的原审诉请，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为追偿权纠纷，红阳公司是否享有追偿权的法律基础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案外人郭某是否为红阳公司的员工、郭某是内部承包还是违法转分包、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与红阳公司之间是转分包关系还是挂靠关系，上述问题不能仅凭红阳公司单方确认，也不能仅凭陈济民、张小磊、苟光茂、王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予以认定，因刑事案件所适用的是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所规定的罪名，审理重点是陈济民的行为是否犯罪。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当经过举证质证予以认定，陈济民、张小磊、苟光茂、王俊作为普通自然人无法对郭某的行为作出准确的法律关系认定，根据其陈述也不能直接作出挂靠法律关系的认定。其次，红阳公司一审庭审中认可郭某员工的身份，也认可其对案涉工程前期进行了资金的投入，双方之间系转分包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司法解释，红阳公司就工程款应对实际施工人承担给付责任，案涉工程至今未进行结算，红阳公司的追偿权不能成立。再次，红阳公司所举的证据授权委托书系郭某授权给陈济民的授权委托书，陈济民陈述该委托书系2017年签订，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郭某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和责任承担主体。最后，2015年7月1日，陈济民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本人陈济民自愿承担上述行为及因上述案件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与红阳公司无涉，系我本人陈济民的真实意思表示，特此承诺”，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本案追偿权的行使不以双方结算为依据错误。案涉工程款是由发包方支付至红阳公司，该承诺书所承诺的内容应当是“不以与发包方的结算为前提”，而不是“不以与红阳公司结算为前提”，案涉工程款的实际所有人是实际施工人，在发包方支付工程款后，红阳公司在不予结算的情况下肆意认定其已经垫付款项显失公平，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即便陈济民为工程项目部的现场管理人，但重大利益事项未经王俊同意做出的承诺对王俊没有约束力。二、原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0条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不管是基于合伙关系还是为了查明案情，郭某均应当被追加为被告。原审法院对王俊申请追加不予允许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 红阳公司辩称,一、郭某与陈济民不存在代理与被代理关系，王俊应为本案适格被告。案涉项目工程实际是由陈济民、张小磊、苟光茂、王俊等共同出资并实际施工，红阳公司只是被挂靠单位，红阳公司代王俊等垫付款项系王俊等在合伙经营案涉项目工程期间应承担的合伙债务，属于垫付款，不属于红阳公司应支付给王俊等的工程款，红阳公司就上述垫付款向合伙人追偿，追偿对象适格。二、红阳公司与郭某之间关系并不影响红阳公司向王俊等追偿的权利。本案系追偿权纠纷，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王俊等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无论郭某与红阳公司是内部承包还是挂靠关系，都不能否认红阳公司垫付的债务系王俊等在合伙期间应对外承担的合伙债务的事实，既然红阳公司为王俊等垫付了案涉债务，红阳公司就有权向王俊等追偿。退一步讲，即使王俊等与红阳公司存在工程款结算问题，因陈济民就合伙事务向红阳公司作出了承诺，案涉债务产生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该承诺的效力也及于其他合伙人。故王俊等实际施工人若与红阳公司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可另行主张权利。三、原审法院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本案的有关事实已由（2019）沪0112刑初1233号生效判决及上海公安局闵行分局经侦支队对王俊等的笔录查明。红阳公司基于追偿权向王俊等主张权利，原审法院不追加郭某为被告，程序合法。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苟光茂述称，同意王俊的上诉观点。一、本案追偿权能否实现的基础就是红阳公司是否为实际施工人垫付了工程款，从本案原审庭审及记录看，红阳公司在涉案项目中实际从发包方取得的工程款2个多亿，而本案中垫付的金额仅为几十万到上百万，红阳公司应证明实际收到的款项多于收到的工程款，利益受损才能追偿；二、郭某作为本案中与红阳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无论是否由他人代理其实际施工，郭某都应作为当事人或第三人参与诉讼，法院未准许在程序上不合法；三、本案中四人合伙关系的证明，原审法院仅根据四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来认定，但本案应查清合伙体对外进行民事行为时有无向相对方披露合伙关系，四人从未向红阳公司披露是合伙关系，红阳公司无权向苟光茂主张追偿权。 红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返还红阳公司垫付的（2015）青执字第7838号案件的执行款项508875.76元、（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案的上诉费8747.20元，合计517622.96元，并赔偿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期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案外人郭某（红阳公司确认郭某为工程承接人，陈济民、张小磊、苟光茂、王俊在公安机关调查时陈述项目承接人还包括陈济民、张小磊）从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发展有限公司承接了“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工程（又称克拉嗨谷项目，以下简称涉案工程项目）。红阳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了《运河文化创意园工程施工合同》。同年10月10日，红阳公司与郭某签订《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任命郭某为项目负责人，合同对双方职责、经济结算、财务管理、项目管理等作出约定，郭某负责项目的出资及各种规费、税费，红阳公司按工程结算总造价收取2%的管理费，工程款由红阳公司收拨。几个月后，陈济民接手涉案工程项目，并与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伙经营，共同出资进行施工建设。2013年7月该工程竣工。2015年6月9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受理上海鸿然贸易商行起诉红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上海鸿然贸易商行起诉要求红阳公司支付木材、板材货款3177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红阳公司答辩称，江苏省宿迁市运河文化创意园工程由红阳公司以及红阳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包，其负责土建与安装。陈济民为红阳公司系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与红阳公司为内部承包关系。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运河文化创意园工程项目部未经工商登记，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未经红阳公司授权下，无权对外签订相应的合同，故系争合同为陈济民个人所签订，而非红阳公司。该案经审理查明，木材买卖合同于2012年8月22日签订，买受人处由经办人苏然茂签字，并盖有红阳公司运河文化创意园工程项目部章。陈济民于2013年7月29日向上海鸿然贸易商行出具确认书，确认欠款金额及还款计划；苏然茂向上海鸿然贸易商行出具对账单。本案庭审中，陈济民陈述苏然茂系苟光茂招用。该案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判决，判决红阳公司支付上海鸿然贸易商行货款297700元，并支付以297700元为本金自2013年2月1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的违约金。红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45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此红阳公司支出二审诉讼费8447.20元。2015年12月28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向红阳公司发出（2015）青执字第7838号执行通知，以红阳公司未履行（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责令其在2016年1月11日履行：1、向权利人支付497362.90元；2、交纳案件受理费4098.25元、申请执行费7414.61元，共计508875.76元。红阳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缴纳款项508875.76元。2015年7月1日，陈济民向红阳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载明：“本人陈济民因（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诉讼之需要，本人陈济民请求红阳公司委派公司职员参加诉讼，特申请对授权委托书……予以盖章。本人陈济民自愿承担上述行为及因上述案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与红阳公司无涉，系我本人陈济民的真实意思表示，特此承诺！”。因案件上诉需要，陈济民分别于2015年9月9日、2015年10月27日出具承诺书二份，再次承诺自愿承担上述行为及因上述案件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陈济民作出承诺后未向红阳公司支付款项。2017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经侦支队对陈济民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进行侦查，对陈济民进行了讯问，对张小磊、王俊、苟光茂等进行了询问。该院根据红阳公司的申请，调取了公安机关对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的讯问、询问笔录。2017年12月19日陈济民被讯问时陈述：“2011年8月左右，红阳公司另一个项目经理郭某从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发展有限公司承接了涉案工程项目。2011年10月10日，郭某委托我来负责此项目，这份授权委托书签订后，郭某不负责此项目，而是由我牵头负责这个项目，由于此项目是带资施工的，所以让张小磊、王俊、苟光茂与我合作，四人达成合作意向后，此项目就开始施工，2013年7月，此项目全部完工。王俊占项目股份35%、张小磊占项目股份30%、我占项目股份20%、苟光茂占项目股份15%；2011年10月至2013年7月，四人合伙期间没有别的股份进来入股，但2015年下半年，朱震对我讲王俊的股份已经转让给朱震了，但这件事王俊没有对我讲过，我也没有问过王俊；关于结算工程款，根据江苏运河公司与红阳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工程施工到一定程度，支付相应的工程款，每次到需要支付工程款时，我到江苏运河公司协商支付工程款之事，江苏运河公司同意支付工程款时，我则去红阳公司开具相应数额的工程款发票，拿到江苏运河公司，江苏运河公司收到发票后，将工程款打到红阳公司的账户上，红阳公司收到工程款后，扣掉相关的费用，将工程款转到我的个人卡，我再把工程款付给相关的供应商及支付员工费用；此项目的总费用是4亿6仟8佰万元（根据陈济民自己的预算），目前，江苏运河公司已支付的费用2亿5仟8佰万元”。2018年12月4日、2018年12月28日陈济民被讯问时陈述：“2011年4月左右，我、郭某、张小磊合作，从江苏运河公司承接了克拉嗨谷项目。施工合同是郭某以红阳公司名义与江苏运河公司签订的。2011年10月，郭某退出来，后来由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一起合作。郭某退出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但郭某给我出具了一张“授权委托书”。克拉嗨谷项目是我们四人垫资施工，红阳公司不出资金，但收取工程总价2%的管理费”。2018年1月15日，张小磊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与陈济民合作项目有二个，一个是他挂靠在红阳公司名下承接的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另一个是以宿迁市忠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接的运河春天项目。2011年9月左右，我、郭某、陈济民合作，从江苏运河公司承接了涉案工程项目，施工合同是郭某以红阳公司名义与江苏运河公司签订的，几个月后，郭某退出来，所以我与陈济民把王俊、苟光茂一起叫来合作，一直到2013年5月左右这个项目完成；苟光茂负责现场工人，陈济民负责整个现场的管理，王俊负责资金的调度，我负责配合他们三人的工作。王俊把他的股份转让给朱震这个事不清楚”。2018年3月2日苟光茂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通过郭某认识陈济民、张小磊、王俊。2011年，陈济民通过张小磊的关系承接了‘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后来这个项目由郭某、陈济民以红阳公司名义与开发商江苏中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2011年9月，这个项目正式施工。2012年5月，郭某由于资金上的问题退出了此项目，由陈济民、张小磊、王俊、我合伙。项目部管理层最多的时候有50人左右，但实际的控制人还是我、陈济民、张小磊、王俊。我负责现场工人及施工，陈济民负责整个现场的管理，王俊负责资金的调度，张小磊负责配合我们三人对外协调工作”。2018年6月19日王俊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与陈济民有一个合作项目，具体是陈济民挂靠在红阳公司名下承接的‘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这个项目的开发商是江苏中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面的子公司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9月左右，张小磊、郭某、陈济民合作，从江苏运河公司承接了‘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施工合同是郭某以红阳公司名义与江苏运河公司签订。几个月后，郭某退出来，后来由我、张小磊、陈济民、苟光茂一起合作。一直到2013年5月左右这个项目完成。我负责资金的调度，苟光茂负责现场工人，陈济民负责整个现场的管理，张小磊负责配合我们三人的工作”。2019年7月1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陈济民犯职务侵占罪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授权委托书》、《法人委托书》、《用章申请书》、缴纳社保记录、《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等证实，陈济民接替郭某成为涉案项目负责人，对外以红阳公司名义开展项目活动，红阳公司为陈济民代缴社保；证人郭某、黄某、顾某证言证实，红阳公司结算工程款的流程和方式及所需资料，涉案项目约定由陈济民自负盈亏，但因系内部承包故资金结算均由红阳公司出面，后在对账结算中发现陈济民使用虚假印章擅自将应抵作工程款的房产出售获利；证人张小磊、苟光茂、王俊证言证实，2011年9月左右，涉案项目由郭某、陈济民、张小磊合作从江苏运河公司承接，施工合同以红阳公司名义与江苏运河公司签订。几个月后，郭某退出，陈济民与张小磊等人合作投资，2013年5月左右工程完工。陈济民与红阳公司签订过数个《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在昆明官渡、盐城射阳等地承接工程，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基本同文化创意园工程。该案对红阳公司与陈济民身份关系，结合双方对涉案项目责、权、利的约定，项目的来源、实际出资、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予以综合考虑，认为双方实际上属于挂靠关系，即陈济民借红阳公司名义对外承揽工程项目，并自负盈亏，红阳公司收取管理费用。2019年8月4日，红阳公司向郭某、陈济民发送了催款函，其中载明：“由你方承包经营的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发展有限公司的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因你方原因，导致我司大量涉诉，……我司垫付金额约达798.05万元，……我司特发函给贵方，要求贵方在接函后速妥善解决上述欠款的支付事宜……”。陈济民于2019年10月11日进行回复，认为双方未对账，要求进行账目清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一、红阳公司因垫付涉案工程项目材料款能否向陈济民等人追偿；二、红阳公司在双方未结算的情况下能否主张追偿权。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红阳公司主张涉案工程项目由郭某承包，后转包给陈济民，陈济民与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伙出资，系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红阳公司垫付的款项应向四人追偿。陈济民则陈述其与郭某合伙承接涉案工程项目，后郭某退出，陈济民与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伙出资实际施工完成涉案工程项目。王俊认为根据授权委托书，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是郭某，而非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该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涉案工程项目并非红阳公司直接从建设方承接，系郭某等人承接后借用红阳公司的资质承包施工，红阳公司系被挂靠单位。陈济民、张小磊、王俊在公安机关讯问、询问时陈述，郭某以红阳公司名义与江苏运河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几个月后退出；苟光茂陈述郭某于2012年5月退出。之后，红阳公司与陈济民等人之间就涉案工程项目虽未签订协议，但实际履行方式是陈济民与合伙人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共同出资、组织人力进行施工，自负盈亏；红阳公司收到建设方支付的工程款，扣除管理费等之后支付到陈济民账户，符合工程挂靠的实质要件，该事实亦在（2019）沪0112刑初1233号刑事案件中查明；红阳公司提供的郭某与陈济民签订的“授权委托书”，红阳公司庭审中陈述是郭某于2017年提交，故2011年10月至2013年5月涉案工程项目施工期间，红阳公司并非基于该授权委托书向陈济民过付工程款，该授权委托书反映的实质内容与红阳公司、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等当事人陈述的涉案工程项目投资、收益情况也不一致，陈济民等人与郭某之间不能认定为代理、被代理关系。故王俊要求追加郭某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红阳公司不同意追加，该院亦不予准许。（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案件所涉的材料买卖合同由苟光茂聘用的苏然茂签订并出具对账单，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8月22日，供货时间为2012年8月22日至2012年11月24日期间，陈济民个人亦出具过分期付款承诺。因该买卖合同发生在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伙施工涉案工程项目期间，用于该工程项目的材料，购买主体和材料款支付主体应为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陈济民等合伙人对其施工期间所欠付他人材料款的债务应承担偿还责任，而红阳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因债权人直接向其主张，又基于人民法院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行为而实际发生垫付，现就垫付款向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提出追偿，追偿对象适格。王俊认为涉案工程项目遗漏了其他合伙人，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庭审中要求调取（2019）沪0112刑初1233号案件卷宗。该院认为，关于合伙事宜及涉案工程项目的来源、运营情况，王俊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已作明确陈述，其陈述的内容与陈济民、张小磊、苟光茂的陈述基本一致，即使有遗漏合伙人，红阳公司未进行主张亦在其诉讼权利处分范围内；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在（2019）沪0112刑初1233号生效刑事判决中已查明，该院对王俊提出的调卷申请不予准许。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陈济民于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9日、2015年10月27日出具三份承诺书，承诺自愿承担（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案件及上诉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从张小磊、苟光茂、王俊的陈述来看，陈济民负责整个（工程）现场管理，陈济民因合伙事务作出的承诺，效力及于其他合伙人。故根据陈济民出具的承诺，本案追偿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陈济民等实际施工人，与红阳公司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可另行主张权利。陈济民辩称，涉案垫付款已在建设单位支付的工程款中扣除，但对该辩称事实未提供任何证据，该院对陈济民、王俊提出的工程项目未结算，垫付款已在工程款中扣除的辩述意见不予采信。另，王俊主张其合伙份额已转让给案外人朱震，本案中仅提交了协议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因转让合伙份额涉及到受让人的入伙，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而本案中亦无证据证实该事实，对王俊的辩述主张该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以红阳公司运河文化创意园项目部名义合伙施工期间，购买工程所需木材所欠他人的材料款应由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承担，现由红阳公司垫付，红阳公司诉请要求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返还并主张逾期利息损失，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其中货款、逾期违约金、诉讼费应纳入追偿范围，申请执行费7414.61元系红阳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产生的费用，不应向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追偿。故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应返还的款项金额为510208.35元。张小磊、苟光茂未到庭参加诉讼，但鉴于本案事实已查清，依法可作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应返还红阳公司垫付款510208.35元，并赔偿以510208.35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赔偿510208.35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红阳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二审中，王俊提交以下证据：1.联合体协议，郭某与陈济民及王敏科系合伙关系，负责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承接的建筑工程，签署时间是2010年9月19日，没有涉及到涉案工程，协议约定了双方之间的合伙份额；2.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工商登记首页，分公司在2010年9月29日成立，负责人为陈济民，也是本案原审被告。上述证据可以证实郭某与红阳公司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涉案工程也是郭某、陈济民承接，系内部承包关系，红阳公司应对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给付工程款，内部承包和挂靠关系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红阳公司应对实际工程人承担工程款的给付责任，因此红阳公司不享有追偿权，一审法院没有查清追偿权的基础法律关系。红阳公司质证认为：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案涉项目无关，不具有关联性，不属于新证据。苟光茂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并非二审新的证据，且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 红阳公司、陈济民、张小磊、苟光茂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红阳公司是否享有追偿权，陈济民作出的承诺对王俊是否具有约束力，郭某与红阳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影响本案追偿权的行使，郭某是否应参加本案诉讼。根据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四人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的陈述及（2019）沪0112刑初1233号生效刑事判决，可以认定红阳公司与陈济民等人之间就涉案工程项目虽未签订协议，但实际履行方式是陈济民与合伙人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共同出资、组织人力进行施工，自负盈亏，红阳公司收到建设方支付的工程款，扣除管理费等之后支付到陈济民账户，符合工程挂靠的实质要件。因案涉买卖合同发生在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伙施工涉案工程项目期间，用于该工程项目的材料，购买主体和材料款支付主体应为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陈济民等合伙人对其施工期间所欠付他人材料款的债务应承担偿还责任。陈济民于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9日、2015年10月27日出具三份承诺书，承诺自愿承担（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案件及上诉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从张小磊、苟光茂、王俊的陈述来看，陈济民负责整个（工程）现场管理，陈济民因合伙事务作出的承诺，效力及于其他合伙人，王俊关于陈济民作出的承诺对其没有约束力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陈济民出具的承诺，本案追偿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红阳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因债权人直接向其主张，又基于人民法院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行为而实际发生垫付，陈济民已出具承诺，红阳公司就垫付款向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提出追偿，追偿对象适格，郭某与红阳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本案追偿权的行使，本案无需追加郭某参加诉讼。 综上，王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76元，由上诉人王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书记员  冯 莹 1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