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9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经畅，男，1978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超，广东华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旺仕鞋服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刘选明，总经理。原审被告：广州市越秀区畅乐鞋业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经营者：苏幼茹。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超，广东华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经畅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旺仕鞋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仕公司）、原审被告广州市越秀区畅乐鞋业商行（以下简称畅乐鞋业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6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经畅与原审被告畅乐鞋业商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超，被上诉人旺仕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经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旺仕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旺仕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旺仕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首先，旺仕公司于2017年5月13日向王经畅送达的《货款通知单》是针对2016年12月17日之前所欠的案涉货款而送达的，可见此前双方已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故《货款通知单》并非是王经畅与旺仕公司之间形成新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将《货款通知单》视为买卖合同，并依此以双方未约定支付期限为由，认定诉讼时效期间自履行义务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有误。其次，王经畅一直未予清偿2016年12月17日之前所欠货款，旺仕公司对此清楚，也知道其债权未得清偿而受到损害。旺仕公司于2017年5月13日就未付货款送达《货款通知单》的行为应认定为就债权提出要求，同日王经畅在通知单上签字确认欠款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同意履行义务，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于2017年5月13日发生中断并重新计算，至2020年5月13日届满。再次，旺仕公司送达《货款通知单》给王经畅签字后，一直未向王经畅催告清偿案涉货款，其在一审中也承认没有催告过王经畅清偿案涉货款，故其在2020年8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已丧失胜诉权。虽然旺仕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刘选明与王经畅的配偶苏幼茹在2018年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从微信聊天内容来看，既无明确提出要求之意，也无法确认微信聊天内容所指的是案涉货款。本案诉讼时效未过的举证责任在旺仕公司，一审判决以王经畅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其他交易为由认定微信聊天为催收案涉货款，处理不当。最后，即使将前述微信聊天认定为催收案涉货款，其效力也不及于王经畅。因货款为王经畅个人债务，与苏幼茹无关，王经畅与苏幼茹属独立法律主体，旺仕公司向苏幼茹催收货款，不能等同于向王经畅催收。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适用情形为诉讼文书送达，并非诉讼之外的债权催收通知送达，旺仕公司在诉前可以送达《货款通知书》给王经畅，起诉状亦可显示其知晓王经畅的地址电话，向王经畅催收货款没有任何障碍，不存在无法送达催款通知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旺仕公司向苏幼茹发出催款通知可视为通知到达王经畅，适用法律错误。（二）旺仕公司主张的货款及利息属于非法利益，依法应不予保护。首先，旺仕公司出售的鞋子假冒国外商标“VANS”，其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VANS”是其自由商标或者得到商标所有权人许可。其次，鞋子吊牌上只有英文标识，没有中文标识，鞋子并非从国外进口或者国内生产的合法产品，王经畅对此已经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最后，旺仕公司将冒牌鞋子谎称证明向王经畅出售，导致王经畅向其购买的鞋子被工商部门没收，造成巨大损失。据了解，旺仕公司是专门从事假冒品牌鞋服业务的公司，旺仕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亲属还因此受到刑事处罚。综上，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且案涉货款和利息为非法利益，旺仕公司本案全部诉请应予驳回。旺仕公司辩称，本案诉讼时效没有经过，一审判决已进行事实认定和充分论述。关于产品质量问题，旺仕公司已按照约定将货物交给王经畅、畅乐鞋业商行，王经畅和畅乐鞋业商行组织了相关质量验收并有签字确认，不存在质量问题。请求驳回王经畅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畅乐鞋业商行述称，同意王经畅的上诉请求。旺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畅乐鞋业商行、王经畅支付旺仕公司货款378179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378179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决畅乐鞋业商行、王经畅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3日，旺仕公司与王经畅签订《货款通知单》，记载：“广州畅乐法人：王经畅，广州旺仕法人：刘选明。你司于2016年12月17号前向我司订威旺仕系列产品累计欠款余额为378179元，大写叁拾柒万捌仟壹佰柒拾玖元。敬请核对。”王经畅在该通知单上记载“本人：王经畅，欠货款378179元，2017年5月13日”。旺仕公司主张上述《货款通知单》签订后，其虽未向王经畅追讨过货款，但其曾向畅乐鞋业商行的经营者苏幼茹追讨货款，也要求苏幼茹转告王经畅。为此，旺仕公司提交了旺仕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选明与苏幼茹的微信聊天记录，并当庭通过手机展示原始记录。经旺仕公司、畅乐鞋业商行、王经畅以及法庭当庭核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记载包括如下内容：2018年1月25日，刘选明问苏幼茹，“阿畅在忙什么……我打电话也没接，我真不知道他计划和安排。就货款也不知道他计划……我发信息你转告他……”，苏幼茹回复，“好的”；2018年2月6日，刘选明问苏幼茹，“老板娘，王总在老家吧？一直联系不了他，我上次也给他说了，春节前货款不知道他的安排，也没信息我”，苏幼茹称，“……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本来不应该跟您啰嗦的”，刘选明表示，“……原工厂也在追我货款，我垫资一年了……”，苏幼茹称，“好的，我会跟他说的”；2018年3月11日，刘选明向苏幼茹发送湖南三益鞋业有限公司的催款通知，并表示，“王总不知道怎样联系，他也没联系我，春节已过，按情理他应该给我计划，你看怎样联系他，工厂也在追我……”，苏幼茹表示，“好的，刘总，我转告他”。畅乐鞋业商行、王经畅表示微信记录中“安排和计划”不能指向本案货款。王经畅为证明旺仕公司所出售的鞋子是假货，提交了三张鞋子图片。旺仕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另查明，苏幼茹与王经畅于2001年5月30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二、旺仕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旺仕公司主张畅乐鞋业商行、王经畅以“畅乐公司”名义向旺仕公司购买货物，畅乐鞋业商行、王经畅不予认可，表示与旺仕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为王经畅。对此，旺仕公司所提交的《货款通知单》上记载的“广州畅乐”并不能直接视为“广州市越秀区畅乐鞋业商行”，王经畅亦并非畅乐鞋业商行的经营者，且王经畅亦在该《货款通知单》上明确载明其本人尚旺仕公司货款378179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买卖合同的主体为旺仕公司与王经畅。王经畅已于2017年5月13日就其尚欠旺仕公司的货款金额进行确认。王经畅抗辩称旺仕公司供应的货物为假货，但其提交的照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亦未举证证明其曾就货物质量问题向旺仕公司提出过异议，旺仕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于王经畅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货款通知单》的内容仅为确认债权，王经畅也仅在该《货款通知单》上签名确认尚欠的款项，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义务，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现有证据未显示旺仕公司与王经畅曾约定货款的支付期限，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旺仕公司要求王经畅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根据旺仕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旺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选明曾于2018年1月25日、2月6日、3月11日向王经畅的配偶苏幼茹发微信要求其代为转达催款信息，且未明确要求王经畅履行义务的宽限期。王经畅表示虽然其与苏幼茹为夫妻关系，但二人为独立的法律主体，旺仕公司通过苏幼茹向王经畅催收货款的效力不及于王经畅。对此，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关于“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的规定，旺仕公司向王经畅的配偶苏幼茹发出催款通知可视为该通知到达王经畅。此外，王经畅表示微信记录中“安排和计划”不能指向本案货款，但其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其他交易。旺仕公司主张王经畅未在《货款通知单》签订后支付过货款，对此，王经畅未举证证明其曾向旺仕公司偿还过款项，故一审法院对旺仕公司的陈述予以采信。综上，旺仕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如前所述，旺仕公司主张王经畅支付货款378179元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因双方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故旺仕公司主张自2017年5月13日起计算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自旺仕公司起诉之日即2020年8月13日起计算利息。对于旺仕公司诉讼请求超出上述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王经畅向旺仕公司支付货款378179元；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王经畅向旺仕公司支付利息（以378179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旺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486元，由王经畅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旺仕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刘选明于2017年10月8日向相对方“王经畅”表示“……第一，有关原来的货款，已有一年了，你应该有一个说法给我。昨天工厂也在催我整体结算，我前期也一直垫付。这样可一年了，换位子想……”；10月8日表示“你近期考虑周全回复我”；拟证明王经畅在《货款通知单》上签字后，双方还有联系，王经畅从未提出过异议。2．通话记录截图一份，显示2019年4月11日“137193718……”号码拨入记。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刘选明于2019年10月29日向“大都王总”发送宣传链接，于2019年12月12日发送催款通知照片。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刘选明于2019年4月8日向相对方“大都市王老婆茹”发送《货款通知单》照片，于2019年4月11日表示“老板娘，王总电话我了，我也和她说很多，不怕负，只怕不努力与面对……”，于2019年11月12日表示“他意思让我走程序？”，于2019年12月12日发送催款通知照片；证据2-4拟共同证明旺仕公司每年都有向王经畅配偶催款，当时要求必须见面确定争议标的金额，2019年4月8日旺仕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选明打电话给王经畅配偶苏幼茹，苏幼茹告知王经畅后，他在2019年4月11日电话和微信回复说会来公司找刘选明，但一直没有来。二审中，旺仕公司对上述证据2-4出示了手机原始载体核对。经质证，王经畅意见如下：1．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没有提交原始载体核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证明是王经畅与旺仕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通话记录，也无法证明旺仕公司所主张的有催过款的事实；3．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无法证明是王经畅的微信；4．证据4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有异议，苏幼茹是畅乐鞋业商行的经营者，这是苏幼茹与旺仕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无法证明是向王经畅催款，且聊天记录内容也无法显示是催款。王经畅于2017年5月13日在《货款通知单》上签字确认所欠货款后，旺仕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向王经畅催过款，而且旺仕公司一审中也确认没有向王经畅催过款，所以上述证据2-4均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畅乐鞋业商行意见如下：与王经畅质证意见一致。二审中，王经畅陈述：其主张涉案货物是违法货物主要证据为一审提交的照片，其并未向相关行政部门举报投诉，只是相关货物被工商部门查处，但没有证据证实；旺仕公司表示不清楚照片来源，照片所示货物不是其出售。王经畅、畅乐鞋业商行共同陈述：王经畅与苏幼茹目前仍为夫妻关系，二人均在广州，但各自忙各自的生意；畅乐鞋业商行、苏幼茹与旺仕公司之间均无生意往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涉案货物是否为违法货物，旺仕公司主张货款是否成立；（二）旺仕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王经畅一审中提交照片拟证明涉案货物为非法货物，但上述照片仅为鞋子实物照片，无法证实是旺仕公司向王经畅销售的涉案货物，也无法体现货物属于侵权产品。王经畅确认没有就侵权货物向相关行政机关举报投诉，其主张货物被行政机关查处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据此，王经畅上诉主张涉案货物为非法货物，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根据《货款通知单》载明内容，仅显示双方对货款金额进行核对，王经畅于2017年5月13日签名确认欠款，但并未明确承诺还款期限。本案中，亦无证据足以证实双方曾签订买卖订合同或通过其他方式就付款期限进行明确约定。据此，一审认定诉讼时效应从旺仕公司要求王经畅履行义务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并无不当。其次，根据旺仕公司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旺仕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选明曾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向王经畅的配偶苏幼茹主张货款。二审中，畅乐鞋业商行和王经畅均认可畅乐鞋业商行或苏幼茹与旺仕公司之间并无交易往来，故应当认定刘选明向苏幼茹主张的即为涉案货款。再次，苏幼茹与王经畅二人是夫妻关系，是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在刘选明催款后苏幼茹在微信中多次表示收到并会转告王经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以及第二款的规定，刘选明有合理理由相信其主张涉案货款的通知到达或应当到达王经畅。综上，一审认定旺仕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经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72元，由上诉人王经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凡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