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3民初11737号原告：贾鸿鸣，男，1996年3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伟，江苏铸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璞，江苏铸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爱京，女，195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薄发兴，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贾鸿鸣与被告王爱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贾鸿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伟、被告王爱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薄发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贾鸿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560万元，并赔偿至债款付清之日的利息损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乘以1.5倍，从2014年12月30日计算2020年5月20日暂计2299895.7元，2020年5月2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乘以1.5倍计算利息）；2、由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原告父亲通过介绍认识案外人章建华。章建华向原告父亲推荐宜昌邓村金矿股权转让项目，并建议可以考虑合作共同受让股权。后章建华称以2700万元的整体价格谈妥，2014年11月16日，原告父亲代原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由原告与被告以65/35的比例共同受让金矿全部股权。原告方将1755万元股权转让款分三次汇入案外人郑声飞的账户。在接手金矿后，原告父亲发现股权转让的真实合同价款只有1600万元，原告只需出资1040万即可获得65%的股权。原告父亲以金矿原股东为被告另案向泉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同时以股权转让过程中可能存在诈骗犯罪行为为由向公安机关举报章建华，公安机关以章建华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予立案。泉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查明王爱京取得35%股权的560万元资金全部从原告的1755万元中支付。原告认为被告购买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35%的股权应承担支付相应价款的义务，原告无义务代被告支付该款。被告利用原告的资金支付自己应付的560万元股权转让款无法律依据，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受到损害，被告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王爱京辩称，一、答辩人名下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35%股权，系答辩人代奥地利籍华人章建华持有，并非答辩人所有。不存在不当得利。2014年11月，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原股东陈锡崇、徐兵、刘运林等三人将他们共同持有的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共同受让人贾鸿鸣、章建华二人，其中贾鸿鸣受让了65%股权、章建华受让了35%股权。案外人章建华系答辩人的朋友，奥地利籍华人（章建华的联系方式：132××××****），因其身份不便作为内资企业股东出现，由答辩人代章建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代为持有章建华受让的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35%股权，章建华系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受让35%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及隐名股东，答辩人仅作为工商登记上的显名持股人。答辩人帮章建华代持股权一事，股权出让方、受让方、中间人等相关人员均明知，交易全过程并无隐瞒。根据贾鸿鸣提交的证据材料，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书》也不难看出，相关事实早已查明。同时，据答辩人了解，股权受让方另外一名当事人贾鸿鸣其实也系挂名，项目考察、合同谈判签订、价款来源及支付等流程均由实际权利人其父亲贾长友操作和行使，当时贾鸿鸣尚在外地上学过程中。答辩人并未出资购买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35%涉案股权，股权也并非答辩人所有，答辩人仅系帮他人代持，答辩人对于该涉案股权不享有实际权利也不承担相应义务，更不存在不当得利一说。二、据了解，案外人章建华系通过合法交易方式，受让并取得该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35%股权，也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根据贾鸿鸣提交的证据材料，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的事实，结合其他材料线索，可知贾鸿鸣及其父贾长友取得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65%股权，章建华取得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35%股权的大致过程：2014年9月，案外人章建华经中间人郑声飞介绍多次带专家至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考察，当时股权出让方总报价3500万元。2014年10月，贾鸿鸣父亲贾长友经人介绍联系章建华，并到邓村金矿实地考察后，认为3500万元已比较便宜，口头承诺愿以3200万元的价款受让，要求郑声飞和章建华与出让方继续洽谈，尽快签订合同。章建华与出让方代表多次商谈后，出让方将总价款降为2700万元。贾长友知道后，主动要求与章建华合作，同意接受2700万元的价款。章建华认为价款还有商谈的空间，但贾长友表示愿意支付1755万元接受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65%的股权，如果章建华有能力协调转让方减少价款是其个人能力，贾长友不会干预。最终章建华与出让方再三协商，出让方同意以1650万元总价款出让宜昌邓村金矿公司100%股权。按照事前各方约定，贾鸿鸣及其父贾长友实际取得了宜昌邓村金矿公司65%的股权，章建华取得35%股权。在签订合同之前，出让方对于宜昌邓村金矿公司的基本情况、主要资产及负债情况、可持续经营情况等与股权转让交易相关的重要情况已做详细披露，受让方同时予以自行调查核实后，在自愿同意接受的基础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显示总价款为2700万元，按照约定，贾鸿鸣及其父贾长友出资1755万元，并取得宜昌邓村金矿公司65%股权，贾鸿鸣由其父贾长友代为签字；同时，章建华取得了宜昌邓村金矿公司35%股权。如果按照总价款2700万元计算，对应价款应为945万元，但是，按照各方事前协商一致的交易思路，基于出让方的自愿让利，且贾鸿鸣及其父贾长友明知且认可的前提，章建华实际上无需再向出让方支付该945万元，即合法取得了宜昌邓村金矿公司35%股权。该项股权转让由答辩人代章建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持有该部分股权。此外，为了减少税款，经各方股东协商一致，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显示为800万元。而出让方股东单方签字的1650万元和受让方股东单方签字的27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仅作为双方需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时的依据使用，由双方共同委托的款项代收人、中间人郑声飞持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依约履行完毕后由郑声飞予以销毁，双方股东同意只保留有一份显示总价款为8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上交易经过，系各方的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客观事实情况如此。根据此前在另案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涉及到本案股权转让交易价款支付方式及性质的问题，其合议庭的审理及定案思路为，贾鸿鸣的父亲贾长友及章建华对于共同投资宜昌邓村金矿公司达成意向，与股权转让协议所反映及显示的合同当事双方是一致的，由谁支付合同对价并不能影响合同的相对性。因各方对该种交易方式均明知且认可，既不存在所谓欺诈问题，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贾鸿鸣及其父贾长友通过交易取得了宜昌邓村金矿65%的股权，章建华取得了宜昌邓村金矿35%股权，合同目的均已实现，程序正当合法，应受法律保护。因此，即便是对于案外人章建华，也完全不存在所谓不当得利的问题。三、贾鸿鸣之父贾长友因个人投资失误产生经济损失，迁怒他人，频繁以其本人或贾鸿鸣的名义提起若干诉讼，实不明智，且于法无据。贾鸿鸣之父贾长友因个人投资失误产生经济损失，不能客观面对现实情况，迁怒他人，频繁以其本人或其子贾鸿鸣（即本案贾鸿鸣）的名义提起若干诉讼或试图通过公安刑事报案解决问题，均被驳回或不予受理，鉴于绝大部分已结案件在最高院裁判文书网上有所公示，相关案件内容此处不再赘述。贾鸿鸣及其父一系列不理智行为，毫无意义且于法无据，徒增诉累。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贾鸿鸣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当得到支持。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驳回贾鸿鸣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争议的问题，本院查明：在（2019）苏0311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为贾鸿鸣，被告为陈锡崇、徐兵，第三人为郑声飞、王爱京。该案中，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认定下述事实内容：“宜昌金矿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17日，被告陈锡崇、徐兵、刘运林原系宜昌金矿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2010年2月2日，宜昌金矿公司(受让人)与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出让人)签订《湖北省采矿权出让合同》一份，约定出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通过协议出让形式，将宜昌金矿公司邓村金矿的采矿权出让给受让人宜昌金矿公司，出让人本次出让给受让人的采矿权价款以当前已查明并进行了占用登记的矿产资源储量为依据评估得出(鄂土资采备字【2010】第005号)，成交金额为人民币110.87万元，今后矿区范围内新查明的矿产资源储量，应重新进行采矿权价款评估，依据评估结果缴纳采矿权价款。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宜昌金矿公司于2013年12月23日取得的采矿许可证显示许可证有效期限自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2月23日。2014年9月，章建华经第三人郑声飞得知三被告欲转让宜昌金矿公司股权。2014年10月份，原告的父亲贾长友与章建华通过他人介绍相识，章建华带领贾长友至邓村金矿进行考察。贾长友在决定受让股权后，由章建华与三被告商谈转让价款及协议内容。2014年11月16日，原告、第三人王爱京(乙方)与被告陈锡崇、徐兵、刘运林(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持有宜昌金矿公司的全部股权，股权比例分别为陈锡崇70%、徐兵15%、刘运林15%，合计100%。现标的企业之股东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其各自全部股权，乙方同意受让该股权(其中贾鸿鸣占65%、王爱京占35%)；标的企业合法拥有宜昌邓村金矿详查探矿权、采矿权、选矿厂及公司其他的全部资产等。第一条股权转让中约定，双方确认标的企业转让即股权转让价格(包括矿产资源价格即探矿权和采矿权、标的企业、选矿厂、采矿设备、办公设施以及标的企业名下的各类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合计为捌佰万元人民币；转让方全部承担标的企业交易前的债权与债务及担保、抵押等所有事项；甲方分别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标的企业股权为70%、15%、15%，乙方分别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560万元、120万元、120万元，合计800万元；转让后标的企业股东及股权比例为乙方贾鸿鸣占65%、王爱京占35%。第二款付款方式与股权变更约定，1、在本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预付200万元人民币；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机构代码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等变更手续、资产清点、财务审计和公司交接手续后5日内支付400万元人民币；办理完采矿证延续后5日内付清余款200万元人民币。交接截止日为2014年11月30日；2、协议签订后，乙方派财务及相关人员对标的企业进行财务审计及资产清点登记，甲方相关人员应积极配合。第三条转让方与受让方之承诺与保证中约定，转让方承诺标的企业拥有的邓村金矿取得、存续均为合法有效，不存在使得本次转让之该矿区以后延续、办理采矿证和再次转让存在障碍；转让方保证标的企业拥有的邓村金矿上未设置任何的抵押权、质押权及其他形式的担保；转让方保证标的企业邓村金矿权属明晰，与其他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纠纷；转让方保证乙方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后，能够及时顺利办理各类证照的变更手续以及公司资产交接和采矿权审批手续；转让方承诺协助乙方开展后续的邓村金矿开发所涉及的所有行政审批和当地有关协调工作；转让方保证向乙方提交矿山生产的合法性证件及相关资料；积极协助乙方开展邓村金矿资源储量的各种核实工作和相关尽职调查工作；受让方承诺与保证具有完全的履约能力，保证按协议的约定履行全部义务，按协议约定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第六条协议的解除与终止中约定，协议生效后经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因一方违反本协议义务或承诺与保证，致使签署本协议的目的无法达到，守约方可以解除协议；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任何一方可以解除本协议。第七条违约转让中约定，转让方违反协议约定，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保证、承诺及义务的，应赔偿因此而给受让方造成的损失，受让方有权解除协议。协议解除后，转让方应全部退还受让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款及同期银行贷款2倍利息，并连带赔偿违约金500万元人民币；受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保证、承诺及义务的，转让方有权解除协议。协议解除后，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500万元人民币。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同时，王爱京实际为章建华代持股份，因章建华非中国国籍。被告陈锡崇、徐兵、刘运林及第三人郑声飞均陈述，双方另行签订一份转让价格为165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该份转让价格为1650万元的合同签订后由第三人郑声飞持有，在转让款及工商登记变更后被销毁。2014年11月18日，原告向第三人郑声飞转款260万元。2014年11月20日，原告通过案外人范秀丽的账户向第三人郑声飞转款845万元。2014年12月30日，原告向第三人郑声飞转款650万元。前述合计1755万元的款项原告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第三人郑声飞收到上述款项后将1650万元支付给了三被告，三被告称将其中850万元用于归还宜昌金矿公司的债务。另查明，2014年10月8日，宜昌金矿公司曾向湖北省国土资源厅申请采矿许可证延续。同日，宜昌金矿公司向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书写承诺书承诺，“因原许可证将于2014年12月23日到期，公司的《储量核实报告(截止2012年12月底)》目前已通过贵厅矿业价款评估摇号，正在进行价款评估工作，在采矿权到期延续前无法完成有偿化处置工作。我公司承诺在一年内完成采矿权价款有偿化处置，足额缴纳有偿价款”。2015年11月18日，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对宜昌邓村金矿公司作出鄂土资采许不字【2015】32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对于宜昌邓村金矿于2015年10月22日提出邓村金矿采矿权延续登记申请，经审查，决定不予延续登记，理由为：一、根据2010年2月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与宜昌邓村金矿公司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合同第十四条约定，本采矿权出让有效期为4.53年，现已到期；二、生产规模不能满足最低准入要求；三、未按要求完成新增储量有偿化处置。2016年3月23日，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向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发送了《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邓村金矿采矿权登记有关事项的复函》，载明：‘一、根据2010年2月我厅与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合同(编号：2010-002)第五条约定，矿区范围内新查明的矿产资源储量，应重新进行采矿权价款评估，依据评估结果缴纳采矿权价款。因此，《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鄂土资采许不字【2015】32号)第三条所指新增储量是邓村金矿矿区范围内，在已评估查明资源储量基础上，新查明增加部分的资源储量。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在已知矿区范围内查明储量发生较大变化时，应按照合同第五条约定履行义务。二、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邓村金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4200002010024120055506)有效期至2015年12月23日，为提醒矿权人履行合同，采矿许可证副本上备注：有限期内完成新增储量有偿化处置。因此，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应在2015年12月23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前完成新增储量有偿化处置’。2015年5月，原告父亲贾长友以章建华合同诈骗为由至徐州市王陵派出所报案。贾长友报案称：2014年10月份，其通过张德介绍去考察了宜昌邓村金矿，‘觉得金矿不错’决定投资。其通过张德介绍认识了章建华，后一起投资金矿，并占全部股权的65%，章建华占35%。股权转让的价格是章建华和出让方谈的，章建华向其报价为2700万元。2014年11月初，章建华带来一份已经拟好的合同，合同写明的股权转让价格为2700万，其以其儿子贾鸿鸣的名义签订了合同，在其签字后章建华带走合同给出让方签字。2014年11月16日，章建华带来了一份出让方签字的合同，其他内容和之前签订的都一样，但标的价格变成了800万元，其询问原因，章建华称“因为合同签的数额高需要报的税款就高，为了避税就签一个800万元的合同，实际乙方的总共投资额还是2700万元”。合同签订后，其支付了1755万元(2700万元×65%)，但其要求章建华提供付款凭证，章建华没有提供，并发现对方完税凭证上显示是以8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申报纳税，且收款人郑声飞是章建华的同乡，其认为自己受骗了，应该是章建华、王爱京及郑声飞合伙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作为中间人骗其签订了标的价格高的合同。2015年6月12日，贾长友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不清楚金矿股权转让的实际价值，都是通过章建华介绍了解金矿的，章建华始终不允许其和金矿转让方的三个矿主见面，“当时觉得章建华也是投资人，应该不会让自己蒙受损失”，所以比较信任章建华。公安机关询问对于金矿的质量转让方有没有隐瞒，贾长友回答“有，当时我们一起在矿上看的时候章建华自己请了号称是专业的化验人员，章建华自己说的这个专家是他的同学也是老乡，这个‘专家’看了矿之后口头说金矿质量很好。后来章建华向我出具了盖有湖北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公章的化验单，化验单显示金矿品位比较高。后来我接管公司之后请湖北省勘探九队的专业人员进行化验，化验结果金矿品位没有那个‘专家’说的那么高，有的甚至没有品位。化验单章建华只是给我看了一下就拿走了，也没有交给我”。2015年7月10日，公安机关对徐兵、刘运林作了询问。该二人均称宜昌金矿公司股权转让开始是章建华与陈锡崇商谈的，最终签署了一份转让价格为1600万元的转让协议，六份转让价格为800万元的转让协议，签订转让价格为800万元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少缴纳税款；转让价格为1600万元的转让协议由章建华带走了，且章建华称转让完成后销毁了。2015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再次对徐兵、刘运林作了询问。该二人称2012年开始邓村金矿效益开始下滑，但在转让前并不亏损，效益下滑的原因有工人工资提高、金价下调，但最主要还是陈锡崇将大部分款项投入其他公司亏损造成的。2016年1月28日，公安机关对陈锡崇作了询问。陈锡崇称是郑声飞介绍章建华与其认识的，章建华到邓村金矿看过几次后决定买矿，商定以1600万元的价格转让金矿，但签订了一份转让价款为1600万元的合同，6、7份转让价款为800万元的合同；转让价款为1600万元的合同章建华带走称由郑声飞保管；合同均是原告先签好字后被告再签，签字双方都未见过面，后来贾长友将款项汇给了郑声飞，再通过郑声飞汇给了被告；当时蔡优建(股权登记在陈锡崇名下)向章建华提过“还有几百万的有偿价款要付”，章建华怎么回复的陈锡崇不知道，陈锡崇认为肯定同意了，要不然章建华会向陈锡崇提出来。同日，公安机关对郑声飞作了询问。郑声飞陈述，其不是宜昌金矿公司的人，而是宜昌鑫源金矿的副总经理，陈锡崇是其领导。郑声飞与章建华原系一个国有企业的同事，2014年10月，偶然遇到章建华谈到了邓村金矿出卖的事情；后郑声飞与陈锡崇、章建华一起到金矿看过几次，之后如何谈的转让其没有参与。后来因为陈锡崇和章建华比较相信郑声飞，让郑声飞作为中间人，将转让的资金达到了郑声飞的账户中，再通过郑声飞转让给了相关的人。因为郑声飞为了转让的事情跑了好长时间，陈锡崇还给过其一万元，算是给的辛苦费。2015年11月12日，原告曾将三被告及第三人郑声飞、王爱京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1755万元并按合同约定承担赔偿金500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2016年9月9日，本院作出(2015)泉商初字第1123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涉嫌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贾鸿鸣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1月8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3民终529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了原告的上诉。在(2015)泉商初字第112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第三人郑声飞未到庭，但向本院提交了书面陈述一份称：2014年9月，章建华经其介绍多次带地质专家至邓村金矿公司考察，当时出让方要求支付价款为3500万元。2014年10月，原告父亲贾长友经人介绍联系到章建华并带地质专家到邓村金矿考察，当时章建华介绍的另外几家公司的老板也带专家在考察，贾长友详细了解公司的情况后，感觉3500万元比较便宜，口头承诺同意以3200万元的价款受让，要求我和章建华与出让方继续洽谈，尽快签订合同。章建华与出让方代表多次商谈后，出让方将价款降为2700万元。贾长友知道后，主动要求与章建华合作，与出让方马上签订合同，同意接受2700万元的价款。章建华认可价款还有可商谈的空间，但贾长友表示愿意支付1755万元接受宜昌金矿公司65%的股权，如果章建华有能力协调转让方减少价款是其个人能力，贾长友不会参与。最终章建华与出让方再三协商，出让方同意以1650万元现金出让，不再收取章建华受让35%股权部分的转让价款945万元；签订合同之前，转让方对于宜昌金矿公司的基本情况、主要资产及负债情况、可持续经营情况等与股权转让交易相关的重要情况已做详细披露，受让方同时予以自行调查核实后，在自愿同意接受的基础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总价款为2700万元，按照合同约定，两受让方应分别向转让方按照各自持股比例支付相应的股权受让价款。其中原告对应的受让65%股权价款为1755万元；章建华对应的受让35%股权价款为945万元，受让方贾鸿鸣由父亲贾长友代签字。为了少交税，经双方股东协商同意，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合同即《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为800万元。而出让方股东单方签字的1650万元和受让方股东单方签字的27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仅作为双方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由双方共同委托的款项代收人郑声飞持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后由郑声飞销毁，双方股东只保留有一份800万元价款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7月16日，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作出泉公(王)撤案字【2018】56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我局办理的贾长友被合同诈骗案，因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在案件庭审中，第三人郑声飞提交一份说明人签字为章建华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主要为：2014年9月，章建华经郑声飞介绍，得知三被告欲出让宜昌金矿公司股份。章建华带地质专家多次考察后，准备和其他朋友一起受让该股权。同年10月，贾长友经人介绍主动来宜昌找到章建华，并亲自带地质专家到邓村金矿实地考察和了解矿山的详情后十分满意。后贾长友怕失去先机，与章建华商定，由章建华全权负责和出让方洽谈股权交易相关事宜，无论最后谈到的转让价款是多少，贾长友认定并同意出资1755万元，受让65%的股权。因在股权转让洽谈时，金矿采矿权证已到期，正在新增储量办证，工作已进入到新增资源采矿权价款评估阶段，最后根据评估结果向湖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资源费后办证。为了深入了解和核实后续新增储量办证评估事宜，原金矿总经理刘云平亲自带章建华到湖北省荆州市“湖北永德盛业资源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了解和对接，该公司负责人向章建华详细介绍了项目评估的基本情况。签约前，章建华将上述情况向贾长友如实汇报后，贾长友仍坚持按原定方案受让股权。2014年11月16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股权对价合同和实际交易价款合同不一样，故双方同意由郑声飞作为股权交易中间人，贾长友同意以1755万受让65%股权的合同和出让方同意以1650万元出让100%股权的合同留给郑声飞，作为股权交易收付款凭证的依据，交易完成后由郑声飞撕毁。双方各持有800万元股权对价的合同。交易完成后，章建华将105万元差价全部交付了公司的增资和其他费用。对于上述《情况说明》出具的过程，本院在联系该说明上所显示的电话号码后，该电话号码联系人于2020年3月20日上午主动与本院联系，称其是章建华，并认可出具了该情况说明。”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在（2019）苏0311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原告是否有权要求撤销宜昌金矿公司全部股权份额的转让。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双方对涉案股权转让的总价款陈述不一致，但根据原告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的陈述及协议中的约定可以看出，原告受让的是宜昌金矿公司65%的股权，因此，原告要求撤销全部股权份额的转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原告提出其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价格因此有权撤销全部股份份额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的父亲贾长友及章建华对于共同投资宜昌金矿公司达成过意向，此与股权转让协议所反映及显示的合同当事双方是一致的，由谁支付合同对价并不能影响合同的相对性，因此，对于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欺诈是指欺诈方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情况，而对方基于该欺诈行为陷于错误的认知并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原告认为存在欺诈行为是认为股权转让价款不真实、采矿许可证延续受阻、宜昌金矿公司对外欠款及尾矿库的处理被隐瞒。具体分析来看，首先，对于转让价款，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原告父亲以原告名义对外签订，而在股权受让协商过程中原告父亲贾长友全程准许章建华与三被告进行磋商，对于最终双方持有800万转让价款合同的原因，贾长友被告知的情况与三被告在公安机关陈述的情况基本一致，贾长友虽陈述章建华告知其转让总价款为2700万元，但不能据此推定系三被告欺诈所为，因此，不能认定系三被告故意或隐瞒了合同转让对价的情况；其次，关于采矿许可证延续的问题，根据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于2015年11月18日出具的《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可以看出，宜昌金矿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申请延续采矿权登记的原因有三项，分别为原转让有效期已到期、生产规模不能满足最低准入要求、未按要求完成新增储量有偿化处置。现原告主张被告隐瞒了需要完成新增储量有偿化处置的事项，导致不能完成采矿权延续，构成欺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于2016年3月23日的复函，新增储量有偿化处置系因邓村金矿矿区范围内新查明增加部分资源储量，需要根据《湖北省采矿权出让合同》的约定缴纳采矿权价款。该部分价款是采矿权受让人依法应当支付的对价，亦可视为宜昌金矿公司所负债务。而被告并未故意告知或隐瞒宜昌金矿公司不存在对外债务，相反双方在股权协议中对于宜昌金矿公司在股权转让前、后债务负担问题已作出安排(虽然原被告所述存在转让价格不一致的合同，但原告认可协议仅是价格不一致其余内容相同)，即使原告认为因新增储量导致应支付采矿权价款是宜昌金矿公司在股权转让前即应当予以支付，也是双方履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中宜昌金矿公司债务处理约定的问题，原告据此主张被告存在欺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理，对于宜昌金矿公司对外欠款及尾矿库的处理，实质亦是宜昌金矿公司债务的处理问题，基于前述理由，原告据此主张被告存在欺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原告及原告父亲并未亲自参与涉案股权转让事宜的磋商及协商过程，而是由章建华代为处理的，因此，被告向章建华披露了相关情况即应当视为向原告披露了相关情况。章建华虽未到庭接受询问，但第三人郑声飞到庭陈述了情况。根据郑声飞的陈述，原告的父亲及章建华在股权转让前曾至邓村金矿进行过考察，而章建华与三被告商谈的股权转让价款是1650万元，在签订合同前，转让方也披露了宜昌金矿公司的基本情况、负债等情况。根据查明的情况，第三人郑声飞系章建华与被告相识的介绍人，并称与章建华共同参与股权转让对价的商讨，在存在多份股权转让合同时代为保管了转让价款非800万元的股权转让合同，代为收取转交过股权转让款，同时在双方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后销毁了保管的合同，因此，可以看出第三人郑声飞对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磋商、履行有一定的参与度。在原告不能证明章建华向其报告股权转让事务具体内容的情况下，根据第三人郑声飞参与股权转让协议磋商及履行过程的情况及程度，其对于被告在此过程中所披露情况的陈述更相对具有盖然性。而结合第三人郑声飞的陈述，原告所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行为也不能成立。”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在（2019）苏0311民初2364号案件中，驳回原告贾鸿鸣诉讼请求。该案双方述称已生效。在（2020）浙1121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贾鸿鸣，被告郑声飞，案由不当得利，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于该文书中认定“审理过程中，本院通过被告提供的联系方式与案外人章建华取得联系，该电话号码联系人称其是章建华，并陈述：郑声飞系案涉交易的款项代收人，将款项交由郑声飞处理也是经过原告同意的。章建华当时使用其外甥刘海福的民生银行账户用于炒股，所以在郑声飞收到款项后，指示郑声飞将多余的105万元连同之前的欠款合计140万元一并汇至其持有的刘海福民生银行账户。本院经审理查明：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17日，案外人陈锡崇、徐兵、刘运林原系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2014年9月，案外人章建华经被告得知上述股东欲转让宜昌金矿公司股权。次月，原告的父亲贾长友与章建华通过他人介绍认识，章建华带领贾长友至邓村金矿考察。贾长友在决定受让股权后，由章建华与原股东商谈转让价款及协议内容。2014年11月16日，原告、案外人王爱京(乙方)与原股东陈锡崇、徐兵、刘运林(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持有宜昌金矿公司的全部股权，股权比例分别为陈锡崇70%、徐兵15%、刘运林15%，合计100%。现标的企业之股东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其各自全部股权，乙方同意受让该股权(其中贾鸿鸣占65%、王爱京占35%)。乙方分别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560万元、120万元、120万元，合计800万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4年11月18日，原告向被告转款260万元。2014年11月20日，原告通过案外人范秀丽的账户向被告转款845万元。2014年12月30日，原告向被告转款650万元，合计1755万元，原告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收到前述款项后将1650元支付给了陈锡崇、徐兵、刘运林。2015年5月，原告父亲贾长友以章建华合同诈骗为由至徐州王陵派出所报案。2018年7月16日，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作出泉公(王)撤案字【2018】56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我局办理的贾长友被合同诈骗案，因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原告贾鸿鸣于2019年4月11日向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原告与案外人陈锡崇、徐兵、刘运林于2014年11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由三人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1755万元，支付利息716.6万元，违约金500万元。后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判决以原告主张存在欺诈不能成立，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与案外人陈锡崇、徐兵、刘运林在(2019)苏0311民初2364号案件中，均陈述除转让价8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外，案外人还签订了一份转让价16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前述总价为2700万元的合同和1600万元的合同均由被告郑声飞保管。另查明，被告于2014年12月17日向案外人章建华指定的账户转款140万元。章建华向本院确认其中包含1650万元之外的105万元。”在（2020）浙1121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书中，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2019)苏0311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出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总价为1650万元，原告向被告转款1755万元用于购买合同总价2700万元的65%股权，故认定被告支付1650万元转让款后还剩余105万元。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被告收取并支配105万元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本院评析如下：被告在支付出让方1650万元后将剩余的105万元转付给章建华，起因在于原告通过案外人章建华与出让方就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以1755万元的价格受让65%的股权，将前述款项汇至被告账户。原告自述商讨金矿转让事宜均是由章建华出面协商，其并没有参与，转让价款亦是章建华向其披露，且原告对于被告作为交易过程中的款项代收人并无异议。故原、被告之间的款项交付行为是基于原告和章建华为购买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股权的过程中而产生。被告收取原告交付的款项具有法律上的原因。”（2020）浙1121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书中，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贾鸿鸣的诉讼请求。据原告代理人当庭述称，该案已上诉，该判决未生效。本院认为，根据（2019）苏0311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案件事实，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560万元是否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被告持有股权，是基于原告和章建华为购买宜昌邓村金矿有限公司股权的过程中而产生，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故原告的主张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贾鸿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099元，减半收取33550元，由原告贾鸿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迟 忱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曲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