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40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家强安康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办事处安庄村路东。 法定代表人：范传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书元，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强，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明桥，男，194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广胜（安明桥的儿子），男，198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山东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聊城市家强安康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康养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明桥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3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安康养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安明桥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确定的案由错误，本案不是排除妨害案由，应为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本案的事实是土地承包，系因土地承包期限发生的纠纷，故案由确定为排除妨害是错误的。2.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在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实际是三份。一份是在聊城市国土资源档案馆调取的上诉人与程功为建设大型养殖基地承包土地办理养殖用地登记备案材料一宗，共15页；一份是程功在非洲录制的视频，证明程功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书面合同，是程功的母亲代表程功签订的；以及程功建设大型养殖基地可行性分析报告和相应的报刊、报道程功英国留学回国养殖的相关资料。上述三份证据只有土地备案材料进行了庭审质证，其他两份证据没有质证，审判程序违法，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实体判决。3.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否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009年9月18日安明桥与程功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承包合同”写的是“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虽然安明桥没有签字，但有其加盖的印某，合同已履行，应具有法律效力。第二，“承包合同”上“程功”的签字虽不是其本人所签，但是上诉人提交的程功本人视频中已说明程功授权其母亲代程功与安明桥签订“承包合同”，“程功”两字是其母亲所签，程功本人已予以追认，该签字具有法律效力。第三，“承包合同”上安明桥印某中的“乔”字虽不是安明桥的“桥”，但上诉人提交的在聊城市国土资源档案馆调取的材料中有三处加盖“安明乔”印某。程功在办理规模化养殖土地备案时找安明桥，由安明桥亲自在材料上加盖的印某。2000年12月31日安明桥承包案涉土地卖煤灰，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其与安庄村委会签订合同时也是加盖的“安明乔”印某。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承包合同”，甲方印某“安明乔”与上述材料中的“安明乔”完全一致。足以证明“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第四，一审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予以当庭否认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否认上诉人在国土资源档案馆调取材料的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法律依据，该证的发放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有村委会的印某、鉴证机关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乡农村合作经营管理站印某及鉴证人印某。（2）一审采信被上诉人称其与程功有口头协议，证据不足。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的多份录音和视频资料，被上诉人在录音、视频中没有提及口头协议已到期不再承包案涉土地的意思表示，而被上诉人的家属要求在案涉土地上建房未果后要求向上诉人索要30年补偿。这个录音中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承包30年，转包给程功期限也是30年，否则不会有30年的概念。视频中被上诉人的家属明确说“安明乔”印某还在其家中。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20日在上诉人门上张贴公告并登报公示，以此否认书面合同不能成立。（3）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与安庄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后，又转包给程功用于发展畜禽养殖业，但未签订书面合同是错误的。2017年因政策问题程功的养殖场被叫停，此后程功即离开去外地发展。这一认定也不是事实。程功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合同，是程功授权其母亲与安明桥签订的，“安明乔”印某是安明桥自己亲自加盖的。程功承包案涉土地后，很少参与案涉土地的建设，在2010年办理土地备案也是其母亲办理，案涉土地的投资全部是王强、范传栋夫妇投资建设，程功并非在2017年养殖被叫停后离开。程功在2009年承包案涉土地之前，该土地是废弃窑厂窑坑这一事实一审判决已认定，57亩土地的窑坑需要大量的土来填平。目前，在案涉土地上有8000多平方米的建筑设施，投资巨大，如果不是签订了书面合同，谁敢有这么大的投资用在这个地方？4.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侵犯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案外人程功与上诉人有书面的转包合同并且是30年的期限，并有其他相关证据资料及录音、录像资料为证。 安明桥答辩称：1.本案案由确认无误，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法律事实均是围绕上诉人侵犯答辩人承包土地这一事实举证质证辩论，一审以排除妨害定性准确。2.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答辩人与程功之间没有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上诉人提交的答辩人与程功签订的“承包合同”对答辩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答辩人从未与程功签订过书面“承包合同”，也没有使用过“安明乔”印某。上诉人自认“承包合同”上“程功”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又以程功授权其母代签为由，称程功本人予以追认。程功的追认对答辩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并不等于答辩人认可。对于“安明乔”印某的真实性，上诉人以其单方制作申请养殖用地材料中的“安明乔”印某来印证，该证据材料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证实“承包合同”中“安明乔”的印某真实性。上诉人在诉状中对答辩人与程功之间存在口头协议有异议，其认为双方之间的承包土地期限为30年。上诉人的这一观点没有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其提交的录音中的“30年”是上诉人断章取义。实际上，结合录音的上下语句可以清楚的听到“30年”系双方关于补偿标准的问题，并没有提到土地承包期限。3.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视频资料、程功养殖可行性报告证据材料均经过双方庭审举证质证，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4.程功支付完两期承包费后，安明桥不再收取其承包费，并明确告知合同到期自动解除。综上，上诉人继续占用答辩人承包的土地于法无据，应依法排除妨害。 安明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搬离原告所承包的土地。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围绕争议的事实各自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1.对于被告提交的2009年9月18日安明桥与程功签订的“承包合同”，首先，该合同明确约定“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而合同落款处作为发包方的甲方并没有安明桥的签字，只加盖了“安明乔”印某，也与发包方安明桥的“桥”字不符，而且承包人处“程功”的签字也并非程功本人所签；其次，被告提交的在聊城市国土资源档案馆复制的“规模化畜禽养殖用地登记备案证明”材料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以其中也加盖了“安明乔”印某的事实来证明该合同中的印某是真实的，但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已被当庭否认，故不能以此印证合同加盖了“安明乔”印某即认定安明桥授权签订合同的事实。因此该合同并非原告所签，对原告不发生效力。2.关于原告主张与程功只存在口头协议的事实是否属实的问题，2009年9月18日原告与安庄村委会签订了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是原告安明桥本人签字，并非加盖自己的私人印某；同一天程功与王强也就案涉土地签订了“承包合同”，也是程功本人与王强签订的合同；同样是2009年9月18日，安明桥与程功两人却没有本人共同签字的合同，说明二人并没有书面合同，原告主张的口头协议应予采信。3.关于被告提交的录音资料制作时间问题，因被告录音的目的是欲将双方就协商处理相关纠纷问题的过程予以保存，不存在刻意伪造某一时间的证据事实，因此不存在故意改变录制时间的情形，应认定录制时间属实。4.关于被告主张其提交的2017年1月7日的录音资料能否证明安明桥与程功的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的问题，录音资料显示，安明桥的家属称“30年的期限”，此话是在范传栋之夫王强提议让安明桥的家属提一个总的补偿要求时，安明桥之妻表示按30年计算。在总的录音资料中看，该表述前后无其他言语能够证明该30年期限具体所指，应属表意不明，据此不能认定是安明桥与程功口头承包协议的期限。另外，2019年9月20日安明桥也将承包到期公告张贴在被告门上，并登报公示，对此并无人提出异议，因此被告主张的承包期30年，证据不足，不予采信。5.对于被告提交的2009年9月18日程功与王强签订的“承包合同”，从约定内容看是程功将从安明桥转包取得的土地再次转租给了王强，租金交付方式与前相同，而在2014年3月28日，程功又将57亩土地中的13亩另行租给另一当事人冯德兴，租赁期限均至2039年，这与程功实际经营的事实相矛盾，而冯德兴也应与最后取得承包使用权的王强签订转包合同，因此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9月18日，安庄村村民安明桥通过招标形式承包了高速公路南安庄村废弃窑厂窑坑土地一宗，计57亩，承包期限30年，自2019年9月18日至2039年9月18日，缴款方式为每亩每年360元，每五年付款一次，计102600元。合同由安庄村委会主任安甲福和安明桥分别签字，并由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见证。经道口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牵线引荐，安明桥随即将所承包的土地全部转包给案外人程功用于发展畜禽养殖业，承包费及缴款方式均与自己和村委会约定一致，但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之后程功和王强即开始投资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承包费交至2019年9月18日。至2017年因环保政策问题，程功的养殖厂被叫停，此后程功即离开此地到外地发展。程功承包经营期间曾分别与王强、冯德兴签订了转包合同，程功离开后，养殖场地继续分别由王强、冯德兴使用。2016年5月31日王强之妻范传栋申请成立了“聊城市家强安康养殖有限公司”，公司注册经营地即为案涉土地所在地，为办理工商登记，范传栋伪造了与安明桥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09年9月18日至2039年9月18日。2017年开始，安明桥因想在案涉土地上建房没能与王强夫妇协商妥当，双方产生矛盾。2019年9月17日，安明桥向安庄村委会交纳了2019年至2024年的承包费102600元，之后不再收取任何转包承包费，于2019年9月20日在案涉土地上范传栋经营的养殖场门上张贴了公告，内容为“程功、王强等人：你所租用的道口铺街道安庄村高速公路南这片土地，已于2019年9月18日到期，我在2017年已经提前多次告知你，现再次通知你，限你于2019年9月30日前，携带相关财产，搬离该土地，如不搬离，视为放弃。特此公告安明桥”，并于2019年9月28日在齐鲁晚报进行了公告。因被告迟迟未能搬离，遂成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安明桥与所在安庄村集体通过招标方式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其通过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权益在承包期限内受法律保护。安明桥在承包期限内有权转包，其与程功的口头转包协议应属有效，但因双方没有明确承包期限，双方的转包合同应属不定期合同，在程功支付完两期承包费后，安明桥不再收取第三期承包费，并明确告知合同到期，应视为双方的转包合同已于2019年9月20日解除。被告家强安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办理公司登记注册，伪造租赁合同，事后也没有取得出租人的认可，属无效合同；虽称公司使用的土地系程功通过转租方式取得，但并不能证明程功对案涉土地享有30年的承包使用权，其辩称意见，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家强安康公司没有合法理由继续占用原告承包的土地，侵犯了原告安明桥的土地承包权益，现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搬离自己承包土地的请求，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被告安康养殖公司停止对原告安明桥所承包土地的侵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搬离，排除对原告安明桥的用地妨碍。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安康养殖公司负担。 二审中，安康养殖公司申请程功的母亲苗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其代程功与安明桥签订承包合同及办理畜牧局和土地局土地备案材料中安明桥加盖“安明乔”印某的情况。安明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不属于新证据；程功是安康养殖公司法定代表人范传栋丈夫王强的妹夫，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证言提及的土地承包证与安明桥和安庄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不一致；且安明桥不认识证人苗某。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安明桥与安庄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又将该土地转给程功，后安康养殖公司使用了其中大部分土地，应认定安康养殖公司与程功之间具有租赁关系，与安明桥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安康养殖公司是否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的使用权，主要取决于程功对案涉土地是否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及使用权的期限。安康养殖公司仅能提交其与程功之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对程功是否有权向外出租案涉土地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提交盖有“安明乔”印某的“承包合同”，安明桥对该印某不予认可，而证人苗某与安康养殖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证明效力较低，亦不能充分证明该合同的真实性。安明桥认可其将案涉土地转给程功使用的期限是10年，该合同到期后应视为不定期合同。安明桥在合同到期后不再收取转包费并张贴公告通知程功、王强等人搬离所占用的土地，应认定安明桥与程功之间的合同解除。安康养殖公司作为程功的转租方，其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使用权的期限应以程功享有合法使用权的期限为限，安明桥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支持其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安康养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聊城市家强安康养殖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凡利 审判员  于景涛 审判员  陈正飞 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李国丰 书记员孙正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