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行再24号再审申请人（原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株洲市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汇达花园龙腾阁**。法定代表人杜建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立东、言格，湖南添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原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住所地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div>法定代表人蒋开建，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黄玉祥，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袁湘亮，湖南誉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株洲市天元区联谊路**金城大厦**iv>法定代表人谭跃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聂炜，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南天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株洲市天，住所地株洲市天元区森林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张水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申峰，该公司律师。再审申请人株洲市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富公司）与再审被申请人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资规局）、原审第三人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原审第三人湖南天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集团）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回行政协议一案，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的（2018）湘0211行初117号行政判决后，天富公司和市资规局均不服，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湘02行初36号行政判决。宣判后，天富公司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湘行申648号行政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天富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与被告市资规局等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回协议书》无效；2、判决被告市资规局返还土地征收款1522万元给原告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8月17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原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8月17日，原告天富公司（丁方）与被告市国土局（丙方）以及第三人城发集团（甲方）、天易集团（乙方）四方共同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回协议书》（以下简称收回协议），株洲市财政局为协议见证方。协议主要内容为：“一、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株洲市政府批示同意以总价4522万元的价格有偿收回丁方拥有的位于株洲市天元区××村的四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株国用［2009］第Ａ0290号、Ａ0291号、Ａ0292号、Ａ02**），面积17000余平方米，并指定和委托甲、乙双方按实际占用比例支付该补偿款（即甲方支付3662万元，乙方支付860万元），且需预留1522万元作为四宗土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拆迁费用，根据拆迁实际支出由丁方承担，多退少补。二、具体事宜约定：......2、在丙方办理完注销手续后七日内，由甲、乙双方向见证方支付3000万元（其中甲方支付2140万元，乙方支付860万元），见证方收款后七日内将该收回补偿款支付给丁方。余款1522万元由甲方支付到株洲市土地征用处账户上作为预留征拆费用；3、四宗土地范围内征拆补偿费用全额由丁方承担（丁方保留对土地上建筑物进行诉讼拆除的权利。甲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启动对该土地上建筑的征拆事宜，否则应全额退还丁方预留的征拆费用1522万元，丁方不再承担任何费用。如丁方在一年内未自行拆除该土地上的建筑物，则甲方有权进行征拆，所产生的所有征拆费用由丁方承担）。丁方同意由甲方根据征拆实际情况代为支付四宗土地范围内的征拆补偿费，据实结算，多退少补。......7、本协议签订后，丁方即对本协议约定的四宗土地不再享有任何权益（但丁方为拆除四宗土地范围内的建筑物、附着物向相关建房侵权人主张排除妨碍等权利除外）。......”协议签订后，天富公司与国土局依约办理了土地使用权注销手续，城发集团与天易集团依约支付了土地收回补偿款共计4522万元。天富公司收取3000万元，余款1522万元留在国土局下属的株洲市土地征用处账户。2016年1月，原告曾以征地范围内的建筑业主私自建房侵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其停止侵权拆除房屋。后被法院以该房屋已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双方间土地使用权争议不属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2016年8月，天富公司书面函告市国土局“因在拆除过程中发现部分有被告发放合法权属证明的建筑，导致无法依约自行拆除。原告在协议中同意承担征拆费用的前提是系违法建筑物。因被告在协议签订过程中隐瞒有合法建筑物的事实，应由被告承担拆除责任并向原告支付预留的1522万元款项”。被告则以原告未依约如期履行拆除义务为由一直未予支付。原告另主张被告在收回协议签订前就已发布征地公告并挂牌出让给其他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一年内不得启动征拆事宜”的合同约定，被告应支付剩余土地征收款并赔偿损失。双方因此酿成纠纷。另查明：1、收回协议所涉土地使用权证的用地范围图标明有三栋当地居民的房屋（户主为易作根、易鸿刚、易鸿毅），易作根、易鸿刚户两栋房屋曾登记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株洲市土地征用安置处于2018年7月对易鸿毅户房屋部分的征拆补偿费用核算为256.97万元。2、2012年6月25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征收土地公告：被征收单位为天元区栗雨办事处凿石社区，批准用途为新塘三期普通商品房。2013年7月16日，被告国土局与友谊公司签订了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征收土地公告和出让合同中的用地范围均含涉收回协议中原告的四宗地块。3、预留在株洲市土地征用安置处的1522万元，截止诉讼日止因另案被法院作为原告的被执行财产共计已扣划11,711,390元，冻结220万元。4、2016年12月16日，株洲市土地征用安置处从该款中支付500万元给株洲市天元区征地拆迁协调管理办公室用于征地拆迁。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土地管理行政协议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被告是否应将1522万元征拆费用支付给原告，该款项是否已因另案执行等原因致使事实上无法返还。综合分析如下：土地有偿收回协议是行政协议的一种，原告以行政机关未依约履行行政协议为由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有偿收回土地系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成立并生效。而原、被告间有关征拆费用条款效力的争议并不影响其他主要条款的效力。故对原告认为协议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收回协议对收回土地的范围、总价款以及履行期限等主要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预留的1522万元实质属于收回土地总价款的一部分，对该部分款项特别约定了支付条件为“原告一年内自行拆除四宗土地上建筑物、附着物”。同时约定“如未自行拆除则由城发集团进行征拆，费用由原告承担”，即在约定支付条件未成就的情形下被告才有权不再向原告支付该款。现原告主张约定该支付条件应以土地上无合法建筑物为前提。原一审认为，原告并无自行强制拆除建筑的权利，只有违法建筑才有可能采取诉讼途径最终保障其拆除目的，对合法建筑原告事实上无法自行完成拆除。而这一事实是协议各方均知道或应知道的常理。同时原告特意约定的“保留对土地建筑物进行诉讼拆除的权利”以及对建筑业主曾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也佐证了应以无合法建筑为前提且原告签约时不知有合法建筑这一事实。现各方约定的支付条件非因原告自身原因而事实上无法成就。而被告系建筑物合法权证的审批机关，且在行政协议签订过程中具有特殊优势地位，在明显应知道该支付条件无法实际成就的情形下仍约定该条件，对该约定明显具有缔约过错。另被告在签订土地收回协议前已就该土地发布征地公告并与其他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协议的行为也具有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结合被征拆户中有一户为无合法权证户的事实，原一审认为由原告仅承担该无合法权证户易鸿毅户征拆费用，被告向原告退还剩余的预留征拆费用为宜。参照株洲市土地征用安置处核算结果，被告应向原告退回的预留征拆费用为1265.07万元（即1522万元－256.97万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另被告在该预留款中已向株洲市天元区征地拆迁协调管理办公室支付500万元的行为属无权处分，应予退还。被告主张该款项中部分已被法院作为原告的被执行财物扣划或冻结致使无法实际退还。原一审认为该部分款项的权属尚未最后确权，如最终因执行生效等法律事由而确定转为原告所有，可在本案执行过程中予以相应抵扣。据此判决：一、限被告株洲市国土资源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株洲市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土地收回补偿款1265.07万元；二、驳回原告株洲市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原二审法院在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的情况下，还查明：1993年7月，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房地产总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株洲县××镇××村××宗土地，并于1997年由株洲县国土管理局核发了四宗国有土地使用证。2008年12月，该公司到市资规局申请土地使用证遗失登报。2009年3月，该公司名称变更为天富公司，2009年4月3日，市资规局重新核发了株国用（2009）第Ａ0293、Ａ0292、Ａ0291、Ａ0290号国土使用权证。上述国土使用权证用地范围内有三栋当地居民的房屋（户主为易作根、易鸿刚、易鸿毅），易作根、易鸿刚户两栋房屋曾登记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易作根户登记用地面积为237.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株县21Ｂ集用（89）字第1-54号，易鸿刚户登记用地面积为329.9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株县21Ｂ集用（89）字第1-68号，易鸿毅户建筑总面积1663.3平方米，没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因规划等原因，上述土地未进行开发建设。目前，易作根、易鸿刚、易鸿毅的房屋均未拆除。案涉地块除易作根、易鸿刚、易鸿毅三栋房屋外，另有杨强及易作根的两个临时门面，2015年7月21日、8月11日，杨强、易作根分别与天元区新塘三期普通商品房指挥部签订违法建筑拆除协议，补偿金额分别为8.1774万元、27.8426万元。又查明：天富公司与市资规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回协议》之前，已知晓市资规局与友谊公司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其所有的地块出让给了友谊公司。再查明：本案二审审理期间，经市资规局申请，株洲市财政局委托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天富公司地块地上建筑征拆成本进行了评估。2019年4月10日，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株洲分所出具了湘建会核字（2019）第02004号《关于天元区33区原天富公司地块上建筑物征拆成本审核报告》，征拆成本共计1699.96万元，具体明细如下：一、集体土地征地补偿费253.71万元；二、房屋补偿费1386.25万元。1、杨强、易作根临时门面共计36.02万元；2、易鸿刚户共计494.06万元（含签订协议、腾地等奖励78.469万元）；3、易鸿毅户413.37万元（含签订协议、腾地等奖励83.17万元）；4、易作根户442.8万元（含签订协议、腾地等奖励92.66万元）。三、司法强拆费60万元。2018年7月6日，株洲市土地征用安置处对易鸿刚户、易鸿毅户、易作根户房屋拆迁及人员安置等费用进行了概算，三户拆迁费用共计990.8557万元。其中，对易鸿毅户系按照无证房屋的标准计算。原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回行政协议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市资规局与天富公司、城发集团、天易集团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回协议》是否合法，市资规局是否应返还征收土地款给天富公司，返还的金额是多少。本案中，天富公司在与市资规局签订《收回协议》时，已知晓市资规局将其公司拥有产权的地块出让给了友谊公司，对此事实已接受和认可，在签订《收回协议》的过程中，市资规局并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市资规局与友谊公司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影响《收回协议》的有效性。《收回协议》约定，对案涉地块的建筑物的拆迁先由天富公司自行拆除。经查，在《收回协议》签订之前，株洲市人民政府已对案涉地块及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发布征收决定，根据法律规定，发布征收决定后，对案涉地块的建筑物的拆迁应由相关征收部门组织实施，市资规局将拆迁职责委托给不具有房屋征收职能的天富公司行使，没有法律依据，《收回协议》的该部分内容应依法确认违法。《收回协议》的其余条款系天富公司与市资规局自愿签订，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利益，内容合法有效，当事双方应按照《收回协议》的约定履行。根据《收回协议》及《收回协议》签订前天富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1522万元系约定用于案涉地块房屋拆迁而预留的款项，并根据《收回协议》的约定，多退少补。在签订《收回协议》之前，天富公司已知晓案涉地块上有三栋房屋且有人居住的事实，除房屋本身拆迁的费用外，人员安置等费用亦是拆迁的实际支出，故预留的1522万元只有在支付房屋拆迁及人员安置等费用后，剩余的款项才能支付给天富公司。天富公司辩称，在签订《收回协议》时，不知道案涉地块上的三栋房屋是有证房屋，如知道，不可能签订上述条款。该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栋房屋已在案涉地块上存在多年，有两栋1989年就发放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有一栋没有相关使用权证，天富公司在签订《收回协议》时，理应了解该三栋房屋的权属情况，其在不了解该三栋房屋是否有证的情况下，签订《收回协议》，其法律后果应由自身承担，即不论该三栋房屋有证或者无证，均应承担该三栋房屋实际的拆迁费用。当然，目前的拆迁系由相关征收部门负责，天富公司只需承担符合法律、法规及拆迁政策规定的相关拆迁费用，如因相关征收部门及被拆迁人自身的原因超出的费用，天富公司可不予承担。关于案涉地块三栋房屋的拆迁费用问题。根据现有证据，株洲市土地征用安置处对案涉地块的三栋房屋本身拆迁概算费用为990.8557万元，而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株洲分所对案涉地块的三栋房屋本身拆迁费用评估为1350.25万元。该院认为，株洲市土地征用安置处出具的房屋拆迁费用概算表，系市资规局单方出具，市资规局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其出具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株洲分所出具的《关于天元区33区原天富公司地块上建筑物征拆成本审核报告》，系株洲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专业中立机构作出的财评，相对客观、公允。对该财评报告，该院审查认为，1、易鸿毅户系无证房屋，《审核报告》对该房屋征拆成本按照有证房屋补偿标准计算为413.37万元，对超出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费用不予支持，对该房屋拆迁成本的计算，应参照株洲市土地征用安置处计算的256.97万元认定。2、案涉地块里杨强、易作根的两个临时门面系违法建筑，签订补偿协议均在《收回协议》签订之前，该36.02万元的补偿费用，不能从1522万元里扣除。3、关于集体土地征地补偿费用253.71万元，该院认为，《收回协议》明确约定，1522万元系用于案涉土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拆迁费用，且案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出让给天富公司，天富公司拥有案涉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253.71万元再要天富公司承担无法律依据，该费用不能从1522万元里予以扣除。4、关于司法拆迁经费60万元，该院认为，司法强拆属于司法行为，收费标准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收费标准进行，即使确要收费，也应由被执行人承担，故该费用的扣除没有法律依据。且对未签约的易作根户相关奖励补助已达90余万元，依照株洲市征地拆迁有关政策规定，如进行司法强拆，就不能给予相关奖励，财评报告既计算了腾地奖等费用，又计算了司法强拆费用，明显不当。故，该60万元应从征拆成本中予以扣除。综上，天富公司应承担的案涉地块上的建筑物的拆迁费用应为1699.96万元－36.02万元－253.71万元－413.37万元＋256.97万元＝1253.83万元。《收回协议》中预留的1522万元中，有1253.83万元应由市资规局用于案涉地块的三栋房屋的拆迁，剩余的268.17万元市资规局应支付给天富公司。对于上述1522万元已因另案被法院作为天富公司的被执行财产共计已扣划的11,711,390元，冻结的220万元，相关法院应根据本院生效判决及法律规定，作出相关处理。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对上诉人市资规局的上诉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对上诉人天富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予以支持。据此判决：一、撤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8）湘0211行初117号行政判决书；二、限上诉人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诉人株洲市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土地收回补偿款人民币268.17万元；三、驳回上诉人株洲市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天富公司再审提出：一、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认可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回协议书》合法有效，则双方皆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但早在2012年，株洲市政府就已对该四宗土地发布了征收公告，且在协议签订前还分别与杨强、易作根签订了非法建筑拆除协议，被申请人违反了双方协议第四条的规定，存在隐瞒事实真相，弄虚作假的欺诈行为，故再审申请人不应当承担任何征拆费用。二、在土地未收回之前，被申请人与2013年就将属于申请人的土地挂牌出让给了株洲市友谊房地产公司，根据出让合同的规定，该四宗土地属于毛地出让，故申请人对该四宗土地没有征拆义务，该四宗土地应当由株洲市友谊房地产公司负责征拆，费用也应当由其负责。三、原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在协议签订时应当知晓地上房屋的权属状态，并以此为由要求申请人承担相应的征拆费用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二审法院作为证据认定的株洲市财政局委托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审核报告在委托程序和认定依据上存在严重问题，不应作为判案依据。请求依法撤销原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之诉讼请求。市资规局答辩称：一、答辩人在签订案涉协议时不存在任何隐瞒事实的情形，在签订协议前，再审申请人对宗地已经发布征地公告以及土地已经出让给案外人的情况均已知晓，案涉协议是各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其内容合法有效。按照协议的约定，再审申请人应承担案涉宗地范围内的所有征拆费用，该征拆费用的用途就在于保障将案涉宗地变为净地。该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就在于再审申请人在缔约前向答辩人作出了承诺，承诺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等征拆费用由其承担，故再审申请人理应承担该费用。二、再审申请人对于案涉部分地块出让给案外人株洲市友谊房地产公司的情况早已知晓，且出让后并未将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发证给友谊公司，也未将该地块交予友谊公司占有和使用。该出让行为并未对再审申请人的土地使用权造成实质影响，其主张拆除地上建筑物的费用由案外人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案涉协议签订时，再审申请人对于案涉宗地上存在地上建筑物的情形明确知晓。四、株洲市财政局委托中立的专业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可以作为本案的审查依据。请求再审维持原二审判决。第三人城发集团、天易集团未提供书面答辩材料，口头答辩称其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所产生的纠纷与其无关。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过程中因如何履行收回协议而产出的纠纷，争议焦点是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回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以及如何履行的问题。本案中，由天富公司与市资规局、城发集团、天易集团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回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收回协议》中约定了由天富公司先行拆除案涉地块的建筑物，由于在《收回协议》签订之前，株洲市人民政府已对案涉地块及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发布征收决定，对案涉地块的建筑物的拆迁应由相关征收部门组织实施，因天富公司不具有房屋征收职能，其实施征收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该条款无效，但《收回协议》的其余条款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利益，内容合法有效。因天富公司在协议约定的一年期限内并未完成拆迁工作，此后的实际拆迁工作仍是由相关的征收职能部门进行，故在协议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无明显的违法之处，对《收回协议》的整体效力应评价为合法有效，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应按照《收回协议》的约定履行。对于市资规局在签订协议时是否有欺诈行为的问题，本案的证据材料显示，天富公司在《收回协议》签订之前，向有关部门的报告中载明了原株洲市国土局将部分案涉土地出让给友谊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情况，说明天富公司对案涉土地被出让的情况已经知晓，故市资规局不存在隐瞒该事实的情形。而且案涉土地出让给友谊公司后，既未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也未交付使用，对天富公司的权利并未产生实际影响，不影响《收回协议》的效力。对于案涉土地上建筑物的权属状态问题，本案中，案涉土地上的房屋构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天富公司通过出让获得案涉土地使用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上述房屋在出让前即以存在至今已有多年，天富公司不可能不知道房屋的权属状况，即使不知道，根据《收回协议》的约定，预留的1522万元系用于案涉土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拆迁费用，天富公司也只需要支付房屋的拆迁补偿费用，而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并不在征收预留款之内，天富公司在签订《收回协议》时承诺由其承担案涉土地上房屋补偿费用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述房屋的权属状况并不影响《收回协议》效力。故天富公司提出的市资规局在签订《收回协议》时有欺诈行为和不知道房屋权属状况可不支付征拆补偿费用的理由不能成立。在确定了《收回协议》效力的情况下，下面确定如何履行协议的问题。本案中，天富公司与市资规局等部门签订的《收回协议》的主旨是有偿收回天富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由天富公司承担宗地范围内征拆房屋的补偿费用。根据《收回协议》的约定，土地收回款以及地上建筑物征拆款共计4522万元城发集团及天易集团已经支付，天富公司已领取了3000万元土地收回款，预留的1522万元作为案涉地块上建筑物的征拆补偿费用，天富公司同意在一年内未拆除的情况下，由城发集团进行征拆，费用由天富公司承担，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由于天富公司在一年内未能自行拆除案涉地块的建筑物，根据《收回协议》的约定，应由城发集团进行征拆。在城发集团征拆过程中，天富公司提起了本案诉讼，要求市资规局全部返还预留的征拆费用，以致征拆活动中止。原二审法院为了妥善解决矛盾，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达到定争止纷的目的，在案涉地块上建筑物尚未完全拆除的情况下，依据相关的评估报告就补偿费用的结算退还问题作出判决，处理方式并无不当。目前案涉地块上建筑物的估价报告有二份，一份是株洲市土地征用安置处出具的房屋拆迁费用概算表，该报告系市资规局单方出具，市资规局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其出具的估价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另一份是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株洲分所出具的《关于天元区33区原天富公司地块上建筑物征拆成本审核报告》，系本案《收回协议》见证方株洲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专业中立机构作出的财评，其评估主体、评估立场相对中立，作出的评估报告亦相对客观、公允，原二审法院可以将该审核报告作为结算依据。故天富公司提出该报告不能作为判案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具体的结算方式，原二审法院已在判决中作了明确的说明，结算方式亦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经结算，天富公司应承担的案涉地块上的建筑物的拆迁费用应为1253.83万元。《收回协议》中预留的1522万元中，有1253.83万元应由市资规局用于案涉地块的三栋房屋的拆迁，剩余的268.17万元市资规局应支付给天富公司，实际征拆费用尚在天富公司的预期之内，并未损害天富公司的权益。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天富公司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本院再审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2行终36号行政判决。审判长  赫荣生审判员  张少波审判员  赵 旻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杨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