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06民初380号 原告：赵某1，女，195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钱某，女，194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告：赵某2，女，195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三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潮星、周隽华，浙江同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某，女，195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发兴、施梦玲，杭州市上城区望江法律服务所律师。 被告：赵某3，男，1985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发兴、施梦玲，杭州市上城区望江法律服务所律师。 被告：赵某4，女，1947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赵某5，女，196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告赵某1、钱某、赵某2与被告李某、赵某3、赵某4、赵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徐菁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原告赵某1、钱某、赵某2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潮星，被告李某、赵某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发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某4、赵某5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街道××街大楼××单元××室房屋由原、被告共同继承，三原告各占有1／6的份额。事实和理由：原告父亲赵华品（××××年××月××日去世）与母亲周阿晶（2003年10月18日去世）共生育六个子女，分别为大女赵某4、二女钱某、三女赵某1、四女赵某2、小女赵某5和儿子赵荣禄。赵荣禄已于2020年5月12日去世，其继承人为妻子李某和儿子赵某3。因赵某5已收取过赵荣禄给付的补偿款，故表示不再参与本案诉讼，赵某4表示不参与本案诉讼，因此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其二人列为共同被告。原告父母在世时建有房屋一间，总面积80.84平方米，地址为转塘街道转塘街睦邻弄**。1992年该房屋由转塘街道统建办公室拆迁安置，当时安置政策为拆一还一，实际安置为二套房屋，总面积201.8平方，地址为××街大楼××单元××室，所有手续均由赵荣禄办理，安置的二套房屋也全部由赵荣禄一家独自占有使用至今。当时原告以为母亲有书面遗嘱，且按农村传统习惯，房屋遗产均归儿子所有，故一直未去深究。直到2020年7月，原告前往转塘街道统建办查询，才得知母亲并无任何遗嘱，××街大楼××单元××室应为父母亲的遗产，应由原、被告共同继承。 被告李某、赵某3辩称：一、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继承人赵华品、周阿晶死亡时并未遗留任何财产。位于转塘里街西侧老房屋在被继承人赵华品、周阿晶在世时，已经作出了处分，给了其子赵荣禄。这也合理的解释了赵荣禄、汤琴仙与杭州西湖区城建开发公司转塘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等所有证据材料所载权利人只有赵荣禄，而没有被继承人赵华品、周阿晶或本案其他原被告的名字。且《商品房销售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本合同同时作为甲方向乙方移交房屋产权的正式凭证”。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按照1993年的历史情况，《商品房销售合同》等同于目前的不动产权证。据此，可以充分说明案涉位于××街××单元××室房屋所有权人是赵荣禄，因为只有所有权人赵荣禄才能对案涉房屋进行买卖等处分行为，且该处分行为杭州西湖区城建开发公司转塘分公司所确认，在所有权人赵荣禄同意的前提下，案外人汤琴仙才能取得案涉位于××街××单元××室房屋所有权。并且案外人汤琴仙后续又将上述房屋赠送给了外孙女杨芸丽，同样也是以与杭州西湖区城建开发公司转塘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的方式取得房屋所有权。故案涉位于××街××单元××室房屋不是被继承人赵华品、周阿晶的遗产。三原告要求继承上述房屋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且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二、退一步讲，被继承人赵华品和周阿晶生前将原转塘里街西侧老房屋分给赵荣禄，上述房屋是在1992年被转塘街道人民政府拆迁，而赵荣禄在1993年花钱向杭州西湖区城建开发公司转塘分公司购买案涉房屋，在原老房屋被拆迁、被继承人赵阿晶在世时，三原告如认为其对老房或拆迁房屋享有权利，当时就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现三原告时隔29年提起诉讼，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赵某4和赵某5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视为放弃答辩的权利。 经审理查明：赵华品与周阿晶共生育一子五女，即大女赵某4、二女钱某、三女赵某1、四女赵某2、小女赵某5和儿子赵荣禄。赵华品和周阿晶分别于××××年××月××日和2003年10月18日死亡。赵荣禄于2020年5月13日死亡，其与配偶李某育有一子赵某3。 早年，赵华品与周阿晶在转塘街道里街西侧建有一房屋。1992年3月4日，赵荣禄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转塘镇人民政府作为拆迁人（甲方）签订《市（县）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所有房屋属拆迁范围，双方就补偿安置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一、乙方房屋坐落在里街西侧，计建筑面积正房71.7＊114元／㎡，简易房9.14＊63元／㎡，房屋用途为住房，产权性质为个人，乙方同意甲方拆除。二、双方同意按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进行补偿、安置，新旧房屋均按重置价格结合成色进行经济结算。乙方旧房及附属物补偿费计7570.86元，甲方一次性付清。三、安置地点：原地计建筑面积71.7平方米或易地安置在里街道路北侧一单元201-202室计建筑面积中套两套。四、乙方自行过渡7人，过渡期限自1992年3月至1992年12月31日止。五、安置过渡费按每人每月15元计算，搬家费一次性每人15元。六、搬迁期限：乙方须于1992年3月14日搬迁完毕，将旧房腾空给甲方拆除等。赵荣禄及赵某5的配偶苏建煜作为所有权人代表在协议上签字。根据结算清单，上述安置房屋面积共计121.8平方米，其中归还面积为80.84平方米，购买价为370元／平方米；其余40.96平方米按商品房销售，购买价为720元／平方米，两套房屋应付购买价共计59402元，扣除拆迁补偿费9390.86元后，还应付50011.14元。审理过程中，到庭当事人及赵某5均确认，协议所载的过渡人口7人系指周阿晶、赵荣禄、李某、赵某3、赵某5、赵某5的配偶及二人之子。 1993年12月31日，杭州转塘城建开发公司作为甲方与赵荣禄、汤琴仙作为乙方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一份，载明：根据1992年3月4日签订的《预购商品房协议》，现乙方购转塘里街商品房已竣工，乙方购买的房屋坐落为二单元201和二单元202，面积均为60.9平方米，房款总额均为25755元；乙方交付甲方商品房款已全部结清，房屋已转交乙方，并在交付前，清点完毕无异议；本合同同时作为甲方向乙方移交产权的正式凭证。 2016年9月10日，杭州转塘城建开发公司作为甲方与杨芸丽作为乙方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一份，载明：乙方购买的××街××单元××，面积为60.9平方米，总额为25755元；乙方交付甲方商品房款已全部结清，房屋已转交乙方，并在交付前，清点完毕无异议；本合同同时作为甲方向乙方移交产权的正式凭证。 2016年9月12日，汤琴仙与杨芸丽签订有《协议书》一份，约定汤琴仙自愿将位于××街××单元××室××商品房赠送给外孙女杨芸丽，协议上还有赵荣禄的签名捺印。 诉讼过程中，本院向赵某5进行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赵某5陈述：房屋拆迁时，我母亲言明分得的两套房屋一套归赵荣禄所有，一套归我所有，拆迁款赔偿款7000余元由我母亲取得。对此，我的几个姐姐都是知情并认可的。分房时，我不想与嫂子（即李某）住在对面，便借款5万元购买了同单元302室房屋，并约定由赵荣禄将原属于我的202室售出，售房款扣除应付购房款后剩余部分还给我。后202室卖了58000元，赵荣禄未向我返还剩余房款30000余元，并告知我他用该款支付了201室的购房款，为此我们还起了纷争。直至15年后，赵荣禄才向我支付了50000元，以清偿该债务。 关于房屋拆迁和安置的过程，原告称其不清楚，但陈述：房屋拆迁安置时，我母亲告诉我赵荣禄和赵某5因安置房的事情打架了，因为当时说好两套房屋一人一套，后面赵某5发现两套房屋都写给了赵荣禄，赵荣禄还把赵某5的那套房屋卖掉了，最终赵荣禄退给赵某550000元。关于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原告赵某1陈述：当时我心里对于赵荣禄和赵某5“一家一套”的分配方案并不满意，但考虑到两套房分好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我们也拿不回来了，不放弃也得放弃，所以就算了。现在我法律意识增强了，且对李某有意见，故提起了本案诉讼。原告钱某和赵某2对此表示认同。 上述事实由户籍资料、商品房销售合同、商品房结算清单、购房发票、市（县）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协议书及庭审笔录、询问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首先，遗产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被继承人赵华品于××××年××月××日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的诉讼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的规定，即便案涉房屋属于赵华品的遗产，原告于2020年提起诉讼也已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被告以此抗辩符合法律规定，对原告要求分割赵华品遗产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赵荣禄将202室房屋出售给案外人汤琴仙的事实虽不能经赵荣禄核实，但根据1993年12月31日赵荣禄和汤琴仙共同与杭州转塘城建开发公司作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汤琴仙交纳转塘里街二单元202室购房款发票、2016年9月10日杨芸丽与杭州转塘城建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2016年9月12日汤琴仙与杨芸丽签订的《协议书》，结合原、被告关于房屋出售、赵某5取得赵荣禄支付的售房款等陈述，可以认定赵荣禄在1993年12月31日便已将转塘里街二单元202室房屋出售给了汤琴仙。且根据原告的陈述，周阿晶告知原告安置所得房屋由赵荣禄和赵某5“一家一套”、赵荣禄和赵某5因售房款交付问题打架等事实，表明周阿晶对出售202室房屋是知情的。现没有证据证明该房屋转让行为无效或被撤销，则转塘里街二单元202室房屋早在1993年便已被转让给案外人，显然不属于周阿晶的遗产。第三，原告在庭审中关于“房屋拆迁安置时我母亲告诉我赵荣禄和赵某5因安置房的事情打架了，因为当时说好两套房屋一人一套，后面赵某5发现两套房屋都写给了赵荣禄，赵荣禄还把赵某5的那套房屋卖掉了，最终赵荣禄退给赵某550000元。”的陈述与被告李某、赵某3、赵某5的陈述相一致，表明1993年左右周阿晶、赵荣禄、李某、赵某3、赵某5、赵某5的配偶及子女等7人便对拆迁所得房屋进行了析产并实际分割，即分属于赵某5和赵荣禄所有。故周阿晶生前已将其可得拆迁房屋处分给赵荣禄、赵某5等共有人，案涉房屋不属于周阿晶的遗产。第四，原告自1993年得知案涉房屋被分割给赵荣禄和赵某5“一家一套”后的近27年间从未提出异议；自2003年周阿晶去世后的近17年间亦未要求继承和分割。结合原告关于“考虑到两套房分好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我们也拿不回来了，不放弃也得放弃，所以就算了”的陈述，表明原告当时亦认可了上述房屋分配方案。退一步说，原告在1993年即明知案涉房屋已被赵荣禄和赵某5实际分割和处分，周阿晶死亡时起，原告便应当知道其继承权被侵犯，本案关于周阿晶的遗产继承的诉讼时效应自2003年8月18日起算。故即便案涉房屋属于周阿晶的遗产，被告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成立，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亦不应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赵某1、钱某、赵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赵某1、钱某、赵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徐 菁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倪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