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执行事务合伙人：侯胜欢。上诉人（原审被告）：侯胜欢。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伟良。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勇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录超。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国栋，广东诺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以下简称联新厂）、侯胜欢、梁伟良因与被上诉人邹录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9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联新厂、侯胜欢、梁伟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勇尚，被上诉人邹录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国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新厂、侯胜欢、梁伟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邹录超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邹录超承担。事实和理由：联新厂在作出不上诉决定后，邹录超在上诉期内已经获知相关决定，其作为独立的主体完全可以行使其独立的诉讼权利自行起诉。本案中侵害邹录超权益的并非联新厂，而是花都区人民政府。邹录超可以不经过联新厂向花都区人民政府主张权利。邹录超主动放弃其诉讼权利，反而要求联新厂赔偿，联新厂作为诉讼主体并不适格，且联新厂亦未阻止其实现诉讼权利。一审判决联新厂向邹录超赔偿没有法律依据。邹录超辩称，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和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联新厂、侯胜欢、梁伟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邹录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联新厂向邹录超赔偿45445.23元；2.联新厂向邹录超赔偿律师费损失4776元；3.侯胜欢、梁伟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联新厂、侯胜欢、梁伟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5月20日，甲方联新厂所有股东侯记永、侯水泉、徐耀河、徐锦全、徐启新、徐广联、徐广荣与乙方何佐金签订《财产租赁合同》，约定：由甲方将联新厂的现有全部财产、场地发给乙方经营使用，合同期限自2004年1月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合同第十条约定，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将该厂的财产、经营场地转给他人使用、经营的，甲方有权收回场地，另行处理。后何佐金并缴纳保证金。2015年9月2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发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关于责令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停业关闭的通知》，责令联新厂在2015年9月30日前停业关闭。因对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发出的上述通知不服，联新厂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环境监测站为第三人提起行政复议，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上述通知。2015年11月2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穗府行复[2015]9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申请人于2015年9月2日作出的《关于责令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停业关闭的通知》。2015年12月15日，甲方联新厂、乙方广州市花都区卓兴布匹整理有限公司、丙方广州市花都区建煌织造厂、丁方侯胜欢、戊方何佐金、己方曾卓沂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日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违法关停甲、乙、丙三家企业，协议各方经协商一致后，共同决定共同维权、共同索赔……维权方式：决定以甲方、乙方、丙方三家被关停企业的名义，独立向政府方面索赔……对于日后维权索赔所得款项，原则上按“谁的财产谁收益”的原则进行。首先，因乙方、丙方系以自己名义独立索赔，对于政府部门及其他责任主体的赔偿款，除应扣除共同摊分的费用外，全部归乙方、丙方所得；而对于甲方所得的赔偿款项，因涉及多方利益，在先行扣除有关费用支出后，按利益各方资产、损失评估占甲方总资产、损失的评估值比例实行分配……在维权过程，如因乙方的债权、债务处理问题而导致另一方遭受损失的，则责任一方应当无条件赔偿另一方因此实际遭受的损失。联新厂委托广州市鑫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联新厂委估的一批资产及停止经营损失费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6年4月8日作出《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机械设备与附属设施等资产价值及停止经营损失项目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10日，联新厂委估资产的评估结果，资产价值为28291808元、停止经营损失价值为5257879元。该评估报告在2016年4月9日至2017年4月7日内有效。2016年5月18日，侯胜欢（甲方）、何佐金（乙方）、曾卓沂（丙方）、黄晓瑜（丁方）、邹录超（戊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各方就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损害赔偿一案，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应负担的费用以及应收赔偿款的分配方式达成协议；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广州市鑫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甲方单位资产损失作出的33549626元的评估结果，并以此数据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在此损失数额中，各方所占赔付数额分别为：甲方4348418元，占12.96%；乙方为3872582元，占11.54%；丙方为6325244元，占18.86%；丁方为13660435元，占40.72%；戊方为5342947元，占15.92%。无论最终所得赔偿款数额多少，只要收到赔偿款，各方均按上述比例进行分配；对于索赔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含诉讼费、差旅费、代理费等实际应支出的费用），各方应按上述索赔款分配比例予以负担，根据与该案件代理律师费的约定，在索赔过程中各方应预交的代理费为3万元，由各方按比例予以分担，即甲方负担3888元；乙方负担3462元：丙方负担5658元；丁方负担2216元；戊方负担4776元。申请人联新厂（申请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载明为曾卓沂）于2016年6月3日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申请赔偿因责令其停业关闭而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19日作出（2016）穗花府赔决字第1号赔偿决定书，决定如下：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赔偿联新厂2015年11月25日至26日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共计8156元。联新厂不服上述赔偿决定，于2016年10月24日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于2017年4月7日作出（2016）粤7101行初269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2016）穗花府赔决字第1号赔偿决定书；二、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285460元。”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不服上述判决，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8月24日，曾卓沂将微信收到的花都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所发的有关撤诉申请，转发给侯胜欢。侯胜欢询问曾卓沂是否将撤诉申请盖章后送给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曾卓沂回答叫侯胜欢将联新厂公章拿给他。本案诉讼中，曾卓沂自认其与花都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有私交，区政府通过这样的沟通方式要求联新厂撤回行政一审起诉。后，联新厂撤回起诉、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撤回上诉。2017年10月18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71行终109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一、准许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撤回上诉；二、准许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撤回起诉；三、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6）粤7101行初2695号行政判决视为撤销。”另查明，联新厂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登记合伙人为侯胜欢及梁伟良，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侯胜欢。2018年3月30日，何佐金因合同纠纷，以侯胜欢、联新厂为共同被告、曾卓沂、邹录超、黄晓瑜为共同第三人起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8）粤0114民初3904号，主张侯胜欢、联新厂向何佐金赔偿因其放弃对其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诉讼一案即（2016）粤7101行初2695号案，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共计3872582元，并要求承担该案诉讼费由侯胜欢、联新厂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该案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何佐金赔偿941.2元；二、驳回原告何佐金的其他诉讼请求。”何佐金不服该一审判决上诉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粤01民终18881号民事判决，认为“因何佐金索赔的损失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联新染漂厂所致，并非联新染漂厂的不当诉讼行为直接造成……联新染漂厂的赔偿金额应根据诉讼情况合理确定。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对联新染漂厂的赔偿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后，联新染漂厂未提起上诉，反而在二审期间撤回起诉，主动放弃上述判决确定的权益，导致其他签约方的诉讼利益受损。依其过错，联新染漂厂应在放弃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分配比例计算，联新染漂厂应赔偿何佐金32942元。”并判决：“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39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39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何佐金赔偿32942元；三、被上诉人侯胜欢对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何佐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邹录超与侯胜欢等人因联新厂被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而签订《协议书》，约定以联新厂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基于上述情况，联新厂在办理涉及诉讼的事项时，应考虑签约各方的要求。在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赔偿决定后，联新厂不服，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诉讼。在该院判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赔偿损失285460元的情况下，联新厂未提起上诉，并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了起诉。鉴于联新厂无证据证明其行为已征得作为《协议书》签约一方即邹录超的同意，而撤诉直接导致索赔请求未获法院审查、认定，损害了包括邹录超在内的签约方的权益，其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赔偿金额。《协议书》约定无论最终索赔款项数额多少，只要收到赔偿款，各方均按上述比例进行分配，邹录超在签约时即已预见到不可能按照评估结果获得全部赔偿。故此，联新厂的赔偿金额应根据诉讼情况合理确定。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对联新厂的赔偿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后，联新厂未提起上诉，反而在二审期间撤回起诉，主动放弃上述判决确定的权益，导致其他签约方的诉讼利益受损。依其过错，联新厂应在放弃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分配比例计算，联新厂应赔偿邹录超285460元×15.92%=45445.23元。关于联新厂、侯胜欢、梁伟良抗辩邹录超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2017）粤71行终109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包括准许联新厂撤回起诉，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6）粤7101行初2695号行政判决视为撤销等。而邹录超于2020年6月18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对联新厂、侯胜欢、梁伟良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律师费问题。邹录超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为维权实际支付了相应的律师费，故对其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侯胜欢、梁伟良的责任问题。因侯胜欢、梁伟良是联新厂的合伙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其应对联新厂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联新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邹录超赔偿45445.23元；二、侯胜欢、梁伟良对上述第一判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邹录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8元，由邹录超负担50元，由联新厂、侯胜欢、梁伟良负担478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均确认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申请人联新厂（申请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载明为曾卓沂）于2016年6月3日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申请赔偿因责令其停业关闭而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存在笔误，其中“曾卓沂”应为“何佐金”；且曾卓沂未曾担任过联新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邹录超与联新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侯胜欢等人因联新厂被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而签订《协议书》，约定以联新厂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在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一审判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赔偿损失285460元的情况下，联新厂未提起上诉，反而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了起诉，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赔偿决定书因此生效。根据上述赔偿决定书，联新厂应获赔偿8156元。无证据显示联新厂的撤诉行为得到邹录超的同意，故联新厂的撤诉，损害了邹录超的预期利益，理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按照一审行政判决书认定的285460元，根据《协议书》约定的比例计算邹录超的损失，判令联新厂向邹录超赔偿45445.23元，联新厂合伙人侯胜欢、梁伟良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具体不予赘述。邹录超获得上述赔偿系基于《协议书》的约定而产生的合同利益，至于其是否有权独立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联新厂、侯胜欢、梁伟良以此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联新厂、侯胜欢、梁伟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6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侯胜欢、梁伟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 丹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华章玮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