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1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成，男，197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边秋玲，女，1971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宇，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佩，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海峰，男，198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平，湖北平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碧水湖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铁铺村健康新天地商业步行街**第******商号。法定代表人：彭海峰，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武汉健康谷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汉阳大街**法定代表人：施标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斌，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福建省惠安县净峰镇湖街div>法定代表人：邱仅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辉，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秀成、边秋玲因与被上诉人彭海峰、武汉碧水湖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碧水湖畔公司），原审第三人武汉健康谷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健康谷公司）、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闽南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4民初2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何义林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秀成、边秋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健康谷公司经被上诉人居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主体清晰，权利义务明确，房屋出卖人为健康谷公司，售价为659143元（后核定为660341元）。被上诉人在居间过程中从未向上诉人告知该房屋存在以房抵款以及闽南公司委托卖房的情形。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提交的所谓以房抵债、委托卖房、委托收款等证据均不知情、不认可，且这些证据均由第三人单方制作，只有单位盖章没有单位负责人或经手人的签名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经济行为也与本案无关。2、上诉人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按照其要求与健康谷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总共支付购房款110万元，但被上诉人彭海峰利用个人账户私自收取上诉人的款项455857元，上诉人却只拿到金额为659143元（后核定为660341元）的购房发票。被上诉人彭海峰对其私自收取的款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也无法证明最终去向，其收款没有法律依据，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彭海峰所收取款项455857元的性质和购房款总额未予查明，却武断否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体，还对该合同的效力未予认定，存在错误。彭海峰、碧水湖畔公司共同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健康谷公司述称：其一审中已提交了售房合同、对账等证据，彭海峰收款455857元与其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闽南公司述称：其按照碧水湖畔公司确定的市场价格销售，该房屋当时的市场价格是110万元。刘秀成、边秋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海峰、碧水湖畔经纪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455857元，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455857元为基数，按照年息6%的标准，计算期限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实际全部返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8月7日为72937.1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秀成与边秋玲系夫妻关系。2016年9月，刘秀成在武汉健康谷售楼部购买商铺时与时任该售楼部经理的彭海峰相识。彭海峰于2017年4月成立碧水湖畔经纪公司，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主营房地产经纪业务。2017年6月20日，健康谷公司与闽南公司健康谷项目部签订一份以房抵款协议书，约定投资建设方即健康谷公司将含位于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集贤村武汉·中国健康谷养生社区A地块三期第29幢1单元15层2号房（建筑面积为99.03平方米）在内的5套房屋用以房抵款方式给施工方即闽南公司抵扣工程款，其中涉案房屋抵扣工程款金额为659143元。闽南公司健康谷项目部于2017年7月25日委托彭海峰经营的碧水湖畔经纪公司将涉案房屋作二手房以市场价进行出售。2017年12月7日，刘秀成、边秋玲通过彭海峰介绍购买涉案房屋，当天向彭海峰个人账户分别支付10000元、5000元、440857元，合计455857元，向健康谷公司支付659143元，并于当日与健康谷公司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领取购房金额为659143元的湖北省普通增值税发票一张。2017年12月21日，彭海峰向闽南公司项目部指定收款人雷永峰支付429870元。2018年11月3日，刘秀成、边秋玲领取涉案房屋核定建筑面积后的购房金额为660341元的湖北省普通增值税发票一张，后与健康谷公司办理涉案房屋交收房手续。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法理，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一是受有利益；二是他人受损害；三是受利益与受损害间有因果关系；四是无法律上原因。本案争议焦点为彭海峰取得刘秀成、边秋玲的转款455857元是否有法律根据。本案系因居间买卖合同引起的纠纷，经一审法院释明，刘秀成、边秋玲仍坚持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原告应就本案成立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彭海峰为证明其取得本案所涉款项有法律根据，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虽然刘秀成、边秋玲持否认态度，但其转款行为与彭海峰提交的证据相对应，故一审法院认为彭海峰就其取得刘秀成、边秋玲的相应款项有法律根据，尽到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能够对抗刘秀成、边秋玲关于本案成立不当得利的主张。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与举证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彭海峰取得刘秀成给付的相应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刘秀成、边秋玲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秀成、边秋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88元，减半收取4544元，由刘秀成、边秋玲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刘秀成、边秋玲一审起诉状载明“……彭海峰声称该房屋总价款为110万元，因房源紧张，只有在合同中显示标价659143元才能购买到该房屋，并要求原告向彭海峰和健康谷公司分别转账方式支付购房款。原告按照彭海峰的要求于2017年12月7日与健康谷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当天向该公司转账659143元，向彭海峰个人账户分三次转账计455857元。2018年9月10日，原告收到健康谷公司出具的购房发票，发现发票金额为659143元，才得知上述房屋购房款非彭海峰所称110万元，于是多次要求彭海峰返还购房款455857元未果。……”二审中，刘秀成、边秋玲陈述：其向彭海峰支付款项455857元时，彭海峰称该款是购房款，但其事后了解到，彭海峰告知的房屋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相差甚远。本院认为，从刘秀成、边秋玲一审起诉状的内容可知，彭海峰当时已向刘秀成、边秋玲告知了将要签订合同载明的数额与实际支付数额之间会存在差异，且两数额分别为659143元、110万元。此后，刘秀成、边秋玲按照彭海峰的指示，与健康谷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当日按照合同约定数额向健康谷公司支付659143元，于当日向彭海峰支付455857元。该两款项合计110万元，与彭海峰事先告知数额相同，且刘秀成、边秋玲亦认可全部110万元都是以购房款名义支付。上述签订合同、支付款项的行为与彭海峰此前告知的内容完全一致，应当是刘秀成、边秋玲按照彭海峰告知内容履行双方此前口头商议内容的结果。由此，刘秀成、边秋玲向彭海峰付款455857元，具有双方协商一致的合同依据，彭海峰收取该款项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不应依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刘秀成、边秋玲返还此款项。一审法院驳回刘秀成、边秋玲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刘秀成、边秋玲所述房屋市场价格远低于110万元，以及购房款发票金额与实际付款数额之间存在差异等问题，不是不当得利案件需要审理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刘秀成、边秋玲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88元，由刘秀成、边秋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何义林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法官助理刘霞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