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12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丽，女，197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百丽鞋业(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盛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品呈，上海申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廉明，上海申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秀丽因与被上诉人百丽鞋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丽鞋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16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秀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百丽鞋业公司支付其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人民币8，966.31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2020年1月应发工资1，772.95元，扣除当月应缴社保费517.50元后，应付1，255.45元；3．支付2017年6月工资差额137.93元、2018年5月工资差额114.94元、2019年1月工资差额164.37元、2019年4月工资差额44.83元、2019年5月工资差额164.37元，合计462.07元；4．返还2020年1月应发工资部分克扣的2017年6月社保补缴款409.9元；5．2018年6月工资差额14.37元、2018年8月差额44.83元、2018年9月差额16.5元、2019年2月差额59.77元、2019年7月差额209.2元，合计344.67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公司未为其缴纳2017年6月社保费不具有主观恶意不当。公司在录用其之后，完全有时间办理该月社保手续并为其缴纳社保费，公司拖延未缴之行为属于恶意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在其多次沟通并向有关部门投诉后，公司才于2020年2月为其补缴了409.9元社保费，故应当判令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关于2020年1月1日至当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其在该期间共出勤7天，每天工作11小时，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费用后，应付其1，255.45元。关于返还工资差额请求，因其接受社保稽核部门意见，在仲裁时将工资差额请求进行了缩减，但公司在发放2020年1月工资时又扣除了409.9元补缴的社保费，故应当返还，现上诉如请。百丽鞋业公司辩称，张秀丽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但考虑到争议的409.9元金额较小，为妥善处理纠纷，自愿再支付张秀丽409.9元。另外，张秀丽主张的2018年6月、8月、9月及2019年2月、5月、7月工资差额请求未经仲裁裁决，本案不应处理。张秀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百丽鞋业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966.31元；2．百丽鞋业公司支付其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工资差额833.18元；3．百丽鞋业公司支付其2020年1月应发工资1，772.95元；4．百丽鞋业公司支付其2017年6月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409.9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原为劳动关系，曾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张秀丽每月工资为税前2600元另加提成。2020年1月15日，张秀丽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张秀丽向百丽鞋业公司寄送的解除通知记载：“……公司有条规定，当月不满勤不给缴纳社保。当初本人初进公司，人事部安排与6月1日到顾某属下的川沙店报到，顾某实际当时让本人2日入职……这一才导致我当月的社保断缴。现本人决意对公司的这种违法行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对于入职当月为正常缴纳的社会保险，请按照国家法规给我补缴单位及个人部分所有缴费及滞纳金，且补偿我解除劳动合同的工龄经济补偿……”。2020年1月20日，张秀丽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百丽鞋业公司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872元；2.2017年6月、2018年5月、2019年1月、2019年4月工资差额872元；3.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2000元。仲裁审理中，张秀丽增加仲裁请求，要求百丽鞋业公司支付2020年1月工资1500元，同时，将仲裁请求第一项金额变更为10，000元，第二项请求金额变更为2017年6月工资差额137.93元、2018年5月工资差额114.94元、2019年1月工资差额164.37元、2019年4月工资差额44.83元，共计462.07元。2020年6月29日，仲裁委作出裁决：一、百丽鞋业公司支付张秀丽2018年5月、2019年1月、2019年4月工资差额324.14元；二、百丽鞋业公司支付张秀丽2020年1月工资1，363.05元；三、张秀丽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张秀丽不服，提起诉讼。一审还查明，(一)仲裁裁决主文第二项2020年1月工资1，363.05元=2020年1月应发工资1，772.95元－2017年6月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409.90元。但是，在仲裁期间，张秀丽没有同意将409.90元从案款中抵扣，百丽鞋业公司也没有将此作为仲裁请求提出，要求在案款中一并处理。(二)2017年7月至2020年1月，百丽鞋业公司为张秀丽缴纳了社会保险费。2020年2月，百丽鞋业公司为张秀丽补缴了2017年6月社会保险费。一审审理中，百丽鞋业公司表示已经支付张秀丽1，169.69元=2020年1月应发工资1，772.95元－2017年6月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409.90元－2020年1月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517.50元＋2018年5月、2019年1月、2019年4月工资差额324.14元(即仲裁裁决主文第一项)。张秀丽确认收到1，169.69元。一审审理过程中，对于张秀丽入职时间，双方各执己见。张秀丽向一审法院提供期限自2017年6月2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一份，但表示其实际于2017年6月1日入职，在签署劳动合同时，合同期限一栏为空白，系百丽鞋业公司在张秀丽签署合同后填写，张秀丽对合同期限并不清楚，直至发现2017年6月社会保险费并未缴纳，张秀丽才知晓合同期限系从2017年6月2日开始。百丽鞋业公司对劳动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张秀丽在仲裁时自认2017年6月2日入职，与法院庭审陈述不符。百丽鞋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仲裁笔录一份以证明其该项说法，其中笔录记载张秀丽陈述其于2017年6月2日入职百丽鞋业公司，签订期限至2020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张秀丽对该份笔录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表示其在仲裁时亦表述为2017年6月1日报到，2017年6月2日上班，但可能因记录原因导致仲裁笔录记载其陈述2017年6月2日入职。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记载合同期限起始时间与张秀丽仲裁陈述其入职相吻合，而其在一审庭审主张2017年6月1日入职并无充分证据佐证，故认定张秀丽入职时间为2017年6月2日。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但法律规定该条的目的是要促使当事人都要诚信履行劳动合同，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其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都不能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因主观恶意而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才属于立法所要规制的对象。张秀丽于2017年6月2日入职百丽鞋业公司，百丽鞋业公司次月起即连续为张秀丽缴纳社会保险费直至双方劳动关系解除，难以认定百丽鞋业公司具有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主观恶意。况且，本市社会保险管理部门每年度均寄送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张秀丽亦可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查询，故张秀丽应当知悉自身社会保险缴费情况及救济途径，若因社会保险费欠缴问题致使权益受损，张秀丽可通过百丽鞋业公司补缴或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强制征缴的方式，使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但张秀丽在职期间怠于行使权利，直至2020年1月才以百丽鞋业公司未缴纳2017年6月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百丽鞋业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张秀丽该项诉讼请求依据并不充分，不予支持。双方一致认可张秀丽2020年1月应发工资为1，772.95元，故百丽鞋业公司按此标准支付张秀丽2020年1月应发工资。双方一致认可张秀丽2018年5月、2019年1月、2019年4月工资差额共计324.14元，予以照准。仲裁裁决未支持张秀丽要求百丽鞋业公司支付2017年6月工资差额137.93元及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2000元的仲裁请求，双方均未因不服提起诉讼，应视为张秀丽、百丽鞋业公司接受，亦予确认。为充分发挥劳动争议处理中仲裁的独特优势，切实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需经仲裁前置，即当事人发生劳动争议后，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关于2017年6月张秀丽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409.90元，双方均未在仲裁时作为仲裁请求提出，张秀丽也没有同意将该款从仲裁案款中抵扣，故张秀丽该项诉讼请求实际并未经仲裁前置，故不作处理。张秀丽要求百丽鞋业公司支付2018年6月、2018年8月、2018年9月、2019年2月、2019年5月、2019年7月工资差额亦未经仲裁前置，亦不作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百丽鞋业(上海)有限公司支付张秀丽2020年1月应发工资1，772.95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百丽鞋业公司支付张秀丽2018年5月、2019年1月、2019年4月工资差额共计324.14元；三、张秀丽要求百丽鞋业公司支付2017年6月工资差额137.93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张秀丽要求百丽鞋业公司支付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2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张秀丽要求百丽鞋业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966.31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争议，法律规定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本案百丽鞋业公司在张秀丽入职后次月起为张秀丽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但未为张秀丽缴纳入职当月的社会保险费。百丽鞋业公司上述行为确有不妥，但不构成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故一审判决未支持张秀丽提出的经济补偿金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对张秀丽提出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关于2020年1月份工资争议，张秀丽上诉要求明确公司在支付时扣除当月应缴社会保险费后的应付数额，而公司同意一审判决结果，故双方实质对一审判决对应付张秀丽的2020年1月工资数额并无争议。百丽鞋业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按照裁决结果支付了包括2020年1月工资在内的钱款，其中扣除的该月应缴社保费与张秀丽主张的金额一致，张秀丽再对该判决事项提起上诉的实质是要求明确百丽鞋业公司还应返还其2017年6月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409.90元，现百丽鞋业公司自愿返还，本院予以准许。因此，双方对于2020年1月工资事项不存在争议，且已履行完毕，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工资差额争议，张秀丽主张的2018年6月、2018年8月、2018年9月、2019年2月、2019年5月及2019年7月工资差额上诉请求，未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一审法院未予处理是正确的，本院对张秀丽提出的该项上诉请求亦不予处理。至于2018年5月、2019年1月、2019年4月工资差额争议，张秀丽虽向一审法院提出主张，但主张的金额与仲裁结果一致，百丽鞋业公司亦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支付了上述钱款，故双方不再存在争议，且已履行完毕，本院在此亦予明确。关于2017年6月工资差额137.93元争议，张秀丽虽在向一审法院起诉时主张了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工资差额，但在说明该项请求具体组成时，并不包括2017年6月工资差额请求，故一审法院视为其接受仲裁结果并无不妥。既然张秀丽已接受仲裁委处理结果，未向一审法院提出上述主张，本院当然应当维持一审法院该项处理结果。综上，张秀丽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但对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已经履行完毕及百丽鞋业公司自愿支付事项需要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16035号民事判决；二、准许被上诉人百丽鞋业(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张秀丽人民币409.9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张秀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皓审 判 员  姜 婷审 判 员  武之歌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蔺皓然书 记 员  蔺皓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