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21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杰，男，197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世玲，女，1957年7月26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珍，北京安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丽，北京安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孙玉荣，女，195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郭杰因与被上诉人戴世玲及原审第三人孙玉荣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3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依法改判驳回戴世玲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郭杰与戴世玲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戴世玲在本案一审中以其与其女儿张杉宇之间存在理财关系为由，推定戴世玲与郭杰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郭杰与戴世玲未签署书面的委托理财协议，亦未就委托理财进行过口头约定，故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本案中，戴世玲的女儿张杉宇在婚前将自己账户中的30万元转账给郭杰，在转账备注中亦未注明委托理财字样。故，戴世玲向张杉宇转账的30万元并非用于委托理财。二、郭杰已向戴世玲返还20万元，故仅需向戴世玲返还10万元。即使郭杰与戴世玲之间被认定存在委托理财关系，郭杰已于2016年1月25日向张杉宇转账20万元用于戴世玲家庭购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郭杰有权主张以其退还给戴世玲的20万元抵消其应向戴世玲承担的部分债务。故，郭杰应向戴世玲退还10万元。戴世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郭杰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中，郭杰已经自认转账30万元系购买股票，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关于郭杰2016年偿还款项20万元的陈述不符合事实，郭杰称2017年6月19日向张杉宇转账了60万元。以上80万元一审法院已经审理并认定现本案证据无法证明该款项与戴世玲有关。结合戴世玲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郭杰与张杉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戴世玲与其丈夫共向郭杰转账749993元。因此，郭杰于2016年1月25日向张杉宇转账的20万元系其与张杉宇婚姻存续期间的转款，并非偿还戴世玲在其婚前转账给郭杰的款项，这部分款项在离婚案件中也审理的很清楚。原审第三人孙玉荣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戴世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戴世玲与郭杰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2.判令郭杰返还委托理财本金30万元；3.判令郭杰支付30万元理财本金的收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世玲与张杉宇系母女关系。2015年，张杉宇与郭杰系恋人关系，二人于同年9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3月21日经本院终审离婚。2015年5月25日，戴世玲向张杉宇招商银行尾号为6606的账户内汇付32万元，同日，张杉宇向自己的银证账户内转账32万元。2015年5月30日，戴世玲向张杉宇招商银行尾号为6606的账户内分三笔，分别转入5万元、1万元、4万元。2015年7月的张杉宇与郭杰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郭杰问“谁的钱？”张杉宇回答“我爸妈的啊”，郭杰表示“把钱取出来，我来操作。”张杉宇回复“好！我明天取出来给你。”2015年7月22日，张杉宇从其银行账户内转入其招商银行尾号为6606的账户内13万元，同日，从其尾号为6606的账户内分三笔，分别向郭杰尾号为009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转账5万元、5万元、3万元，计13万元。2015年7月24日，张杉宇从其银证账户内转入其招商银行尾号为6606的账户内168556元，同日，从其6606的账户内分四笔，分别向郭杰尾号为009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转账5万元、5万元、5万元、2万元，计17万元。上述张杉宇转给郭杰的款项共计30万元。2016年1月25日，郭杰从其尾号为009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向张杉宇招商银行尾号为6606的账户内转账20万元。2017年6月19日，郭杰从其尾号为009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给张杉宇招商银行尾号为6606的账户内转账60万元。2018年，郭杰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张杉宇提起离婚诉讼。2018年12月17日的离婚诉讼庭审笔录记载郭杰主张其向其母孙玉荣借款55万元，加之郭杰自己账户内的5万元，共计向张杉宇转款60万元，用于偿还张杉宇的消费贷款60万元，该55万元应为郭杰与张杉宇的夫妻共同债务。张杉宇不认可55万元系其与郭杰的夫妻共同债务，称其以消费贷款的名义贷款60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偿还房屋契税，其余贷款提出后一部分存入郭杰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内，一部分存入孙玉荣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均用于期货交易与共同生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招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在张杉宇与郭杰登记结婚前，戴世玲将42万元从自己的账户汇入张杉宇的银行账户，张杉宇随即将该款项转入自己的银证账户内。2015年7月22日、7月24日，张杉宇从其银证账户内分两次将30万元转出，随即将该30万元分次转入郭杰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根据银行交易明细并结合张杉宇与郭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可以认定郭杰婚前收到的张杉宇为其转账的30万元系戴世玲所有，郭杰同意就30万元代戴世玲操作理财事宜，戴世玲与郭杰之间形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郭杰未举证证明其收到的戴世玲的30万元理财款的去向及盈亏情况，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戴世玲与郭杰未签订书面委托理财合同，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与郭杰就理财款的盈亏等具体事宜如何处理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其要求郭杰给付理财收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具体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戴世玲与郭杰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于郭杰收到起诉状之日即2019年7月26日解除。郭杰称其以80万元的金额超额偿还了张杉宇或戴世玲，不同意向戴世玲返还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明确显示戴世玲主张返还的30万元系在张杉宇与郭杰婚前从戴世玲账户内流转入郭杰的账户内，而郭杰汇付张杉宇的80万元系在婚后其夫妻二人之间流转，并非从戴世玲的账户内转出或转入，现无证据显示该80万元与戴世玲有关。郭杰称已超额偿还张杉宇或戴世玲，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如张杉宇与郭杰就二人之间的款项流转有争议，可另行处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应当前后一致，不能随意改变自己的陈述。郭杰先是辩称其与戴世玲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系短期借贷关系，其分数次收到张杉宇转来的29.9999万元用于短期资金周转，其后不久便以80万元超额返还给张杉宇或戴世玲。其后，在法庭提问时，郭杰改称其确实将30万元用于炒股，但并未就股票的盈亏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在法庭辩论阶段，郭杰又称其与戴世玲之间系无因管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情形，无因管理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因无因管理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本案情形是否属于无因管理，显而易见。综上所述，戴世玲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郭杰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戴世玲与郭杰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于2019年7月26日解除；二、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郭杰返还戴世玲30万元；三、驳回戴世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郭杰提交了一份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郭杰于2016年1月25日向张杉宇转账20万元，该20万元系用于戴世玲家庭购房。戴世玲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郭杰上诉主张其与戴世玲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但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郭杰知晓张杉宇向其转账的30万元为戴世玲所有并将该款项用于炒股，郭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款项的其他性质，郭杰提出转款期间其与张杉宇已订婚之后二人结婚，财产发生了混同，该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郭杰与戴世玲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郭杰提出其已返还20万元的上诉意见，因郭杰与张杉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戴世玲家人与郭杰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郭杰主张该笔20万元应与涉案款项予以抵销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如双方就其他款项流转有争议，可另行处理。综上所述，郭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郭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楠审 判 员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穆小丽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