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5民终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长淑，女，196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蓉，女，198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德福，女，193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如，湖北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湖北启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大兵，男，196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凤，女，196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袁大兵之妻。原审第三人：郑森艳，女，199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上诉人周长淑、汪蓉、江德福与上诉人袁大兵及原审第三人郑森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2020)鄂0581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长淑、汪蓉、江德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周长淑、汪蓉、江德福一审的诉讼请求，由袁大兵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袁大兵承接郑森艳的房屋翻修工程后，未通知房屋所有人擅自提前一天施工，而汪某在地面提供劳务过程中，因屋上掉落物体导致汪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宜都市公安局枝城派出所介入调查，确定了发生事故的原因。经宜都市枝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郑森艳自愿给付赔偿款7万元，承担因未选定有资质施工单位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双方签订了赔偿协议。袁大兵无承接工程相应施工资质，且在施工前和施工时观察不够，措施不力，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设置和保障人身安全措施，也未实行安全施工监督，便盲目施工，未尽安全防范义务。汪某在提供劳务时虽未戴安全帽，但不会导致物体掉落或者导致安全事故发生，与事故发生没有必然的联系。汪某是疏忽，不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应当承担任何过错责任。因此，袁大兵对汪某的死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袁大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袁大兵不承担赔偿责任，只承担适当补偿费。事实和理由：雇主是杨华芹，汪某、袁大兵是雇员。袁大兵代表赵忠国、胡方义、刘德凤、汪某共同承接郑森艳家庭翻修屋顶的业务，袁大兵的行为是作为牵头人履行的职务行为。雇主给付的报酬，袁大兵直接转交给做工的人，没有从中赚取利润，也没有从劳务中提取任何费用。乡村翻修屋顶的业务有许多，都是像袁大兵这样的农民工做的，没有哪个有建筑资质的去承接几千元的“工程”。虽然提前一天开工，但是杨华芹已默认。五人之间只是合伙做工，有事就组合、无事就散伙。大家默认的行规：1.有人接到或介绍到业务，便相互通知、邀约；2.一人牵头，他人自愿参与；3.按劳取酬，技术强者、劳力强者，适当加酬；4.自身安全自身负责，保险费自费，丧残死亡，牵头人或同事不承担责任，谁也承担不起责任；5.牵头人可提取5%辛劳费；6.来去自由，诚信做工。由此可见，汪某与袁大兵不是个人劳务关系，五人同属杨华芹的雇员。汪某是受赵忠国邀约，自愿参与施工，且袁大兵安排汪某进行前后清渣，不去危险地方，赵忠国也对汪某一再喊话警告，而汪某偏要一意孤行，被赵忠国撬的砖直接砸死。赵忠国成为漏网之鱼，汪某的行为极有可能是“碰瓷”行为。杨华芹作为真正的雇主，赔偿七万元又没有加以解释。袁大兵没有能力赔偿。周长淑、汪蓉、江德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大兵向周长淑、汪蓉、江德福支付赔偿款727623.5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袁大兵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份左右，郑森艳家庭拟对位于宜都市枝城镇阳和岭村二组的三间两层带三间附属物的房屋屋顶进行翻修，经熟人介绍遂电话联系袁大兵，袁大兵现场查看后承接该笔业务。双方口头约定包工不包料，总工价8000元。嗣后，袁大兵认为该笔业务需要五个人共同施工。因此，赵忠国联系受害人汪某及胡方义参与翻修业务。2020年4月7日，袁大兵及妻子刘德凤、赵忠国、汪某、胡方义相继到达现场，汪某是小工，工资为150元/天。上午10时左右，赵忠国在两层高的主屋屋顶进行拆盖砖，汪某在紧靠主屋的偏屋进行拆瓦和清渣。期间，赵忠国已提示汪某远离、注意安全。几分钟后，汪某在偏屋被掉落的物体砸伤头、肩部致死。汪某出事故时，袁大兵在隔壁邻居门前台阶上，无人目击事故发生的经过。周长淑、汪蓉、江德福系受害人汪某近亲属，分别是汪某妻子、女儿和母亲。事故后，郑森艳已赔偿70000元，袁大兵已赔偿丧葬费40000元。周长淑、汪蓉、江德福同意在本案中对郑森艳垫付的费用一并处理对赔偿总额进行抵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确定本案损失金额；2、本案的责任划分。关于争议焦点一。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受害人汪某因提供劳务死亡，其近亲属产生了损失，对于损失金额认定如下：1、丧葬费主张32330.5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主张714419元（37601元×19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受害人母亲江德福主张15328元（15328元×5年÷5），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4、精神损害赔偿金酌定为30000元；5、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主张900元（3人×3天×100元/天），标准适当，予以支持。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酌定为500元。以上合计为793477.50元。总金额扣减郑森艳已付70000元，尚余723477.50元未得到赔偿。关于争议焦点二。袁大兵承接郑森艳家庭翻修屋顶的业务，双方口头约定包工总价8000元。袁大兵自认系本人按天给工人结算工资，以及其在本案中所实施的确定用工人数、向屋主承诺保障工作安全及安排工人现场工作内容的多种行为，可认定袁大兵系本案劳务工作的承包人，受害人汪某系受袁大兵雇佣。《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袁大兵作为雇主应当对施工安全负责，对容易出事故的危险地点应现场监督，但袁大兵未保障施工安全，未进行现场监督，即使配发了安全帽也未督促工人佩戴，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受害人汪某在现场工人提示注意安全的情况下仍在危险地点未佩戴安全帽进行施工，由于自身忽视了安全风险，故而造成自身头部受伤后死亡也存在过错。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认定由袁大兵承担60%的过错责任，由受害人汪某自身承担40%的过错责任。袁大兵已预先赔偿受害人丧葬费40000元，还应赔偿周长淑、汪蓉、江德福394086.50元（723477.50元×60%-40000元）。周长淑、汪蓉、江德福主张的超出核算费用，无事实或者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袁大兵关于汪某身患疾病、自杀的辩论观点，属于个人猜测，无证据证明，也未经公安部门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袁大兵辩称其本人系受杨华芹雇佣，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赵忠国或袁大兵是否为受害人购买保险，以及因未购买保险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范畴，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案主张。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袁大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周长淑、汪蓉、江德福因受害人汪某提供劳务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394086.50元；二、驳回周长淑、汪蓉、江德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13元，由周长淑、汪蓉、江德福负担725.20元，袁大兵负担1087.8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查明，2020年4月份左右，郑森艳母亲杨华芹通过电话方式联系到袁大兵。2020年4月7日，赵忠国在公安机关陈述“汪某和我在一起共事两年多了，都是跟着包工头袁大兵做事。平常包工头都讲在施工的时候注意安全。包工头都给我们配发了安全帽，只是今天没有戴”。同日，袁大兵在公安机关陈述“我在枝城专门给人修整房屋。今天在给杨华芹的老房屋换瓦。我安排赵忠国在主房屋楼顶拆压瓦的红砖，我妻子刘德凤、胡方义、汪某就在房屋左右捡散落在地上的领条和瓦板拖到大门前堆放，我就坐在隔壁邻居门口台阶上拿着笔记本在写需要的材料。每天我包保险、一餐中饭，汪某和胡方义都是小工，150元一天，都是由我最后给他们结算的”。同日，杨华芹在公安机关陈述“当时看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和姓袁的师傅提到了施工的安全问题，袁师傅说他给工人都买了保险的，现场安全由他负责，出了安全事故也是他负责”。同日，胡方义在公安机关陈述“袁大兵先让我们把楼房房顶的瓦片掀了，我们五个人一起就上楼房的房顶，把楼房的瓦片全部掀了。我、汪某和刘德凤都是搞小工的，袁大兵和赵忠国是瓦匠，也就是有技术的。袁大兵提醒我们搞慢点，注意安全。袁大兵说是给我们买了保险，4月4号左右的时候还把我们身份证拿走了”。2020年4月16日，周长淑、汪蓉、江德福与郑森艳签订《赔偿协议》。本院认为，袁大兵虽自认其是一个牵头人，但结合袁大兵、刘德凤、胡方义、赵忠国、杨华芹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和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可以认定以下事实：杨华芹将案涉房屋屋顶翻修工作交给袁大兵，由袁大兵按照杨华芹要求完成工作，杨华芹给付报酬，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汪某从事袁大兵安排的劳务工作，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本案中，袁大兵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和尽到管理义务去防范汪某损害的发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汪某作为提供劳务一方，没有尽到一个成年人应有安全注意义务，对事故发生存在一般过错，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因此，双方对损害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过错，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一审酌定袁大兵对汪某的损害承担60%责任和汪某对自身的损害承担40%责任，符合案件事实的整体考量，并无不当。本案中，案涉房屋屋顶翻修工作无须建筑施工资质，郑森艳或者杨华芹无须对汪某的死亡承担责任。至于郑森艳支付的70000元赔偿款，是其自愿行为，予以尊重。袁大兵上诉称其猜测极有可能汪某的行为是“碰瓷”行为，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袁大兵是否有能力赔偿，与本案处理无关。故周长淑、汪蓉、江德福与袁大兵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长淑、汪蓉、江德福与袁大兵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17元，由周长淑、汪蓉、江德福负担1947元，袁大兵负担24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谷晓峰审判员  张原鹏审判员  王瑞菊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祝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