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9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太琴，女，196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居民身份号码3701111963********。委托诉讼代理人：井洋，系张太琴之女，1986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其伟，男，196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居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民，山东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井永明，男，1965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居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张太琴因与被上诉人李其伟，原审被告井永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7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太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其伟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其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我返还李其伟4万元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我与李其伟之间是委托关系，不存在担保关系。我的“承诺”行为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担保行为。因为在担保法律关系中，有三个主体，其中担保人可以对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在无法偿还借款的时候保证还清。本案中，三方主体分别是我、李其伟以及投资平台。若为担保关系，我向李其伟担保保证还清投资本金，则我属于担保人，李其伟属于所谓的债权人，但是，本案中资金投入到平台后我与李其伟均可以受益，担保关系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借贷期满前均受益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该“承诺书”在我与李其伟之间不是担保关系。2019年9月15日，我收到李其伟的转账4万元，并于2019年9月16日向李其伟出具了字据：“自2019年9月15日李其伟入单(4万元)我张太琴保他本金(肆万元)在4个月回本金”，请注意这份字据中的用词“入单”，显然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一种委托。李其伟委托我将其4万元投入理财中，我仅是为其投入该笔财产于理财中即可。投入理财后，根据平台的约定，我与李其伟对此均可获利，这说明在委托关系中的第三方是对委托人的存在知情的，根据《中华人共和国物权法》之相关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因此，由于该理财公司是知晓委托人的存在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即李其伟)与理财公司。我作为受托人不需为该合同的实现承担责任。二、我的“承诺”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李其伟称，2019年9月15日，我以虚假投资项目为由骗取李其伟资金4万元，紧接着，于2019年9月16日要求我出具“担保书”。按照正常理性人的做法，此时在意识到自己的资金被骗取，应当会选择通过报警来解决，然而李其伟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是利用我文化水平低，欺骗其出具一份“担保书”。我对此“担保书”的理解是后期返还本金，而没有为此担保的意思，如正常人所知，没有人会为投资行为进行担保的，因此我的“承诺”行为并非为该笔资金担保的意思。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需要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要件，很显然，该“承诺”不具备该要件，因此，该“承诺”不为有效，对我没有法律约束力。三、一审判决我承担返还李其伟4万元本金的责任，于法无据。在法律规定中，主体承担民事责任，无非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我若因为签订“承诺书”而承担该笔资金返还的责任，则该“承诺书”被视为有效的“合同”而履行合同或者“单方法律行为”而兑现承诺。首先，该“承诺”并不满足合同的法律要件。所谓合同，是由双方达成共同的意思表示，并由双方在合同上签字之时成立。本案中，“承诺书”上仅有我和丈夫的名字，并未体现李其伟的名字，因此该“承诺”不属于有效的法律合同，且我不应承担合同责任(即违约责任)。其次，该“承诺书”亦不属于有效的单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是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本案中，该“承诺书”是在李其伟陈述，我书写的情况下形成的，其并不是最终签字的我单独的意思表示，因此其并不属于有效的单方法律行为。最后，若我因“承诺书”而承担侵权责任更是不可能，因为侵权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对象所为的侵害行为，本案中，我只针对特定的对象(即李其伟)书写了“承诺书”。李其伟辩称，张太琴提出的本次上诉是无理的，应依法予以驳回。一、张太琴收到我4万元款项的事实明确。根据一审中我的举证及我与张太琴的陈述，张太琴于2019年9月15日收到我转款4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张太琴与我之间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关系，张太琴对我进行了欺诈。我在本案一审中提到，是张太琴找到我以虚假的投资项目为由骗取了我的资金4万元，根据张太琴的要求，我当时是将4万元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转给了张太琴，而不是转给所谓的投资平台，张太琴收到该款项后也没有证据证实将该4万元用于投资收益。此后，我也没有收到任何一分钱的投资收益款项。据此，我认为，所谓的投资，都是张太琴编造或与他人合伙欺骗我的一种欺诈手段，张太琴与我之间根本不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关系。三、张太琴对我作出的保证是有效的。我此前对张太琴所谓的投资项目并不了解，在张太琴向我担保承诺所投本金在4个月回本金的情况下，考虑到都是同村村民，我才将4万元款项直接转账给了张太琴。我认为，张太琴作出的书面保证，是我将4万元款项打给张太琴的基础条件，且张太琴所作保证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即使假设张太琴所述的投资是真实的，张太琴在本案中也有义务将4万元返还给我。井永明未陈述意见。李其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张太琴、井永明立即偿还我现金4万元；2.判令张太琴、井永明向我支付利息损失（以4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6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张太琴、井永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5日，李其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太琴转款4万元。2019年9月16日，张太琴向李其伟出具字据，记载：“自2019年9月15日李其伟入单（4万元）（肆万元）我张太琴保他本金（肆万元）在4个月回本金。2019.9月16号担保人：张太琴井永明”。张太琴称，上述4万元系李其伟委托其投资理财款项，其已将该款投入投资平台，但该投资平台未将投资本金及收益返还，包括张太琴自己也投入了二十多万元未返还。张太琴还称，按照投资平台的约定，李其伟的钱经张太琴的手转给投资平台，李其伟及张太琴均可按照每一万元每日40元的标准获利。井永明称，关于李其伟与张太琴投资理财的事其不知道，上述字据上的签字非其本人所写，应该是张太琴代写的。一审法院认为，李其伟将4万元转账给张太琴，张太琴称该款用于了投资理财，但张太琴未提交该款项用于投资理财的证据，且张太琴向李其伟作出“我张太琴保他本金（肆万元）在4个月回本金”的承诺，结合张太琴自认在李其伟投资款中其与李其伟有同等的获利的事实，张太琴应对其承诺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李其伟要求张太琴返还4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井永明对于字据上的签字不予认可，且该字据未记载井永明有承诺还钱的意愿，加之李其伟将该款转给了张太琴未转给井永明，故李其伟要求井永明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李其伟主张的利息，李其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张太琴之间对款项约定利息，故对于李其伟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太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其伟4万元。二、驳回李其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张太琴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张太琴未有证据证明其将李其伟的4万元转入投资理财，亦未提交投资平台收到款项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其伟将其4万元转入张太琴的账户用于投资理财，虽然张太琴主张涉案的4万元系李其伟委托其投资到理财平台，但张太琴未有证据证明其已将上述款项转入理财平台，亦未提交理财平台收到款项的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张太琴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对李其伟的投资款，张太琴出具的字据中虽然载明张太琴为担保人，但根据字据的内容其系保证该4万元在4个月内归还，应认定张太琴向李其伟作出的还款承诺，张太琴亦应按照其承诺履行义务。综上，张太琴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张太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  伟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房宗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