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9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洪标，男，1969年10月3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淑兰，女，1968年12月4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凤云，江苏汇英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猛，江苏汇英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绵青（又名陈绵清），男，1968年4月5日生，汉族，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成，邳州市天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庆雷，男，1976年9月8日生，汉族，住连云港市东海县。上诉人韩洪标、刘淑兰因与被上诉人陈绵青、李庆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9）苏0382民初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洪标及其与上诉人刘淑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凤云、刘猛、被上诉人陈绵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成、被上诉人李庆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洪标、刘淑兰上诉请求：1、撤销邳州市人民法院(2019)苏0382民初5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货款责任；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事实是：李庆雷安排刘某,4到陈绵清处拉货物，刘某,4将货物送到李庆磊指定地点后，刘某,4按照李庆雷的要求找到在李庆雷工厂做记账的刘淑兰，与刘淑兰予以确认货物已送到，之后李庆雷和刘某,4结算运费，期间李庆雷也通过刘某,4和陈绵清结算货款。上述事实有刘某,4的证言予以证实，多次庭审中刘某,4证言陈述内容稳定，均证明是受到李庆雷安排去陈绵清处提取货物，也是李庆雷让刘某,4找刘淑兰签字。陈绵清在庭审中也自认刘某,4是一手托两家，结合刘某,4证言，两家即为买卖合同相对方，即是陈绵清和李庆雷。2、李庆雷庭审中陈述与事实不符。李庆雷陈述与两上诉人系代加工、买卖关系，如果是代加工关系，则原料货款应由李庆雷负责，两上诉人和陈绵清不产生法律关系；如果是买卖关系，李庆雷只需支付两上诉人货款即可，无需安排司机提货、与司机结算运费、与原料出售方结算原料费用。在2016年期间，李庆雷购买的其他如袋子、吨包等生产辅料全都是送到议堂吴江路本案的经营场所，这些单据上收货人明确写明是李庆雷，同时刘某,4的记账本中在2016年9月至11月期间，李庆雷从钟邦福处购买的原料也是经刘某,4送到议堂吴江区本案经营场所，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李庆雷是自己负责原料材料、辅料采购、运费结算、货款结算，两上诉人并未参与。显然李庆雷上述陈述虚假。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一条规定，“送货单”只是买卖合同成立的间接证据，仅能证明货物交付事实，并不能独立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和欠付货款的多少，若要证明买卖合同成立，须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中结合刘某,4证言、陈绵清多次关于实际买方的陈述，以及陈绵清按照李庆雷的指示到议堂吴江路本案经营场所拉硼酸抵款的事实，均能证明李庆雷是实际购货人。二、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在2019年12月21日向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送达开庭传票，定于2020年1月7日9时开庭，上诉人按照传票时间准时到庭后，被上诉人陈绵清本人及代理人均未到庭，法官电话询问时其本人明确承认已经收到传票，原审法院并未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将案件按照撤诉处理。综上，原审判决在未查清两上诉人与李庆雷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前提下，直接认定两上诉人和李庆雷共同购买行为，并由两上诉人和李庆雷共同承担给付货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予以改判。陈绵青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敬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一审程序合法。一审原定在2020年1月7日开庭，因被上诉人在外地无法按时出庭，并在电话里提前给法官请过假，一审法官知道并且是同意的，因为相关事实一审法官明确告知要被上诉人本人出庭，才能查明案件事实，基于此一审法院才另定开庭时间，所以，一审程序上并不存在着违法。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陈绵青自接到要货电话后，将货物通过驾驶员运送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庆雷合伙经营处，并由两名上诉人进行了接收签字，虽然陈绵青与上诉人以及李庆雷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陈绵青从接到要货通知到将货物运送至上诉人与李庆雷合伙经营处，并由上诉人进行了签收，陈绵青已经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且收款收据中对于货物的名称、数量、价格也均进行了标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卖方是陈绵青，买方是上诉人和李庆雷，这个事实应当是很清楚的。2、上诉人主张是李庆雷的雇佣人员，李庆雷主张与上诉人之间系代加工关系，都不愿意承担陈绵青的货款清偿责任，但是都没有向法庭进行举证来印证自己的观点。3、证人刘某,4的证言具有客观性，也具有单一性，因为让刘某,4去拉货，甚至跟刘某,4去结算运费，有可能是与联系刘某,4的人来完成，并不要求所有合伙人共同与刘某,4来完成，刘某,4并不知道两名上诉人同李庆雷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谁跟刘某,4联系拉货，这个业务就是谁的了，这样理解也明显太单一，反过来想一想，谁进行的接收签字是不是就是理解为是谁的业务呢？所以一审法院综合案件的整体情况，确认两名上诉人和李庆雷存在共同购货的事实是正确的。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敬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李庆雷辩称，我和韩洪标、刘淑兰只是买卖石英砂的关系，韩洪标跟陈绵青打过电话要货，刘某,4拉货，具体拉到哪里我不知道。我认为谁收货谁承担付款责任，我不应该承担责任，上诉人收货，应该承担付款责任。陈绵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偿还货款6346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4442.2元(依本金63460元，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止，主张利息4442.2元)；2、律师费、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绵青从事石子的生产、销售业务。被告韩洪标、刘淑兰系夫妻关系，二人早年租赁位于邳州市议堂镇工业园区吴江路一厂房车间加工石英粉。2016年车间开始加工混合料（石英炉料），期间被告刘淑兰负责管理车间杂务、记录车间开支账目、给工人做饭。被告李庆雷指示案外人刘某,4从原告陈绵青处运送石英砂石送至上述厂房车间，到货后刘淑兰签字确认吨位和车数，刘淑兰不在时韩洪标签字确认。李庆雷结算运费，并支付了部分货款。刘淑兰经手支付现金货款20000元，此款为李庆雷转账给刘淑兰，但李庆雷辩称系支付刘淑兰货款。原告从车间拉过一次硼酸冲抵部分货款。原告陈绵青现持2016年9月至11月间被告刘淑兰签字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30张、被告韩洪标签字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2张诉至本院，总金额为63460元，请求三被告共同支付尚欠货款。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2月5日，被告韩洪标与李庆雷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韩洪标）投入磨粉机一套及小铲车一台，乙方（李庆雷）投入搅拌机一套、除铁磁选机一套及铲车、叉车各一台；现有车间棚（除去原有房东车间）、烘干机、石英粉、混合料、砂、硼酸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价值20万元左右）；甲方负责厂里生产经营，协调厂里工人按照客户要求保证产品数量及硼酸含量，乙方负责业务及协助甲方采购；等。至2017年上半年邳州环境督查车间停止生产，李庆雷离开邳州。上述事实，有原告陈绵青提供的工商服务业收款收据客户联、村委会证明，被告韩洪标、刘淑兰提供的工商服务业收款收据收款联、账本、银行交易明细、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的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原告所诉买卖合同纠纷，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现有证据，首先可以认定原告陈绵青为买卖合同出卖人。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三被告是否为涉案买卖合同相对方的问题，该院作出如下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原告陈绵青提交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注明了货物型号、货款，并有客户名称、“收款人”签字等信息，应视为原告出售货物的送货单据。被告刘淑兰、韩洪标夫妻作为送货单上的“收款人”，存在接收、确认货物数量的行为。刘淑兰日常管理车间杂务并记录车间开支账目；李庆雷亦存在指示运送货物、结算运费、结算货款行为。因此，综合双方举证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原告系出售石子给三被告，三被告存在共同购买行为。原告交付货物后，三被告应及时足额支付货款，原告请求货款63460元，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陈绵青主张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4442.2元，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请求律师费用，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依法不予支持。被告韩洪标、刘淑兰抗辩其同被告李庆雷是租赁关系、雇佣关系，被告李庆雷辩称其同被告韩洪标、刘淑兰2016年存在代加工、买卖关系，均未提供相应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依现有证据难以做出上述法律关系的认定，如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可另行协商或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韩洪标、刘淑兰、李庆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陈绵青货款63460元及利息4442.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8元，由被告韩洪标、刘淑兰、李庆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①镖宇货运物流单17张、聂二姐物流单4张、临沂福惠隆物流公司托运单2张、客户名称为李庆雷的收款收据6张，该组证据收货方均为李庆雷，收货人的电话是李庆雷手机号码，证明在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期间，李庆雷购买编织袋以及化工原料，是以李庆雷的名义自行购买，与李庆雷购买石英砂也是以自己名义购买相一致，证明这些货物都是李庆雷自行购买。②刘某,4手写的李庆雷购买石英砂单据1张，证明李庆雷在本案诉讼货物交易的时间段向其他人购买石英砂的事实，证实李庆雷所述向韩洪标购买石英砂不属实。③律师对钟邦夫谈话笔录2页以及钟邦夫的身份证复印件一张，证明钟邦夫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出售石英砂给李庆雷的事实，也是经过刘某,4直接托运，并由刘某,4以现金的方式支付货款。陈绵青质证意见为：①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首先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从陈绵青第一次起诉到上诉人不服上诉到徐州中院，后发回重审，时间长达将近三年，在多次庭审中上诉人均没有将上述证据向法庭进行举证，所以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次，从该组证据上看没有任何人签字，也没有经手人，无法确定该组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同时，根据这组证据相反还能证明如果上诉人与李庆雷不是合伙关系，李庆雷所经手的单据怎么可能会在上诉人手里，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和李庆雷是合伙事实。最后，上述票据中凡是签有“李庆雷”字样，都不是李庆雷所签，更不能证实是李庆雷实施的所谓购买行为。退一步讲，即使李庆雷存在购买行为，单据上标注了李庆雷字样，也不能排除李庆雷与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因为在购买货物的时候，只有实际经手人才体现出名字，不可能所有合伙人都体现出名字。②刘某,4经手的票据无法证实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刘某,4今天未到庭，无法确定这张单据是否刘某,4所书写，且这张票据不完整，条子上下两部分均有裁剪，无法确定这份证据的真实和合法。③被谈话人钟邦夫今天未到庭，无法确定其陈述过程的真实性，同时因未到庭，作为被上诉人无法对其发问，剥夺了被上诉人对该证人进行发问和质证的权利。故对该份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李庆雷质证意见为：认可证据①的真实性，“李庆雷”的名字不是我写的，但是货是我买的。不认可证据②、③的真实性。上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并不认可，上诉人所提交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在本案中的签收行为系代表李庆雷所为，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除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外，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应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予以综合认定。当事人对涉案货物及争议款项数额并无异议，本案当事人争议的关键在于合同买受人的确定。就现有证据，被上诉人李庆雷有电话要货行为，上诉人韩洪标、刘淑兰有签字收货行为，结合2017年2月5日韩洪标与李庆雷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书的内容，“现有车间棚（除去原有房东车间）、烘干机、石英粉、混合料、砂、硼酸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价值20万元左右）”，及当事人陈述上诉人与李庆雷在2016年即有合作，一审法院认定由两上诉人与李庆雷一起作为合同相对人向出卖方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两上诉人辩称其系替李庆雷签收涉案货物，李庆雷并不认可，上诉人一、二审期间所提交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该主张，故对其该抗辩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韩洪标、刘淑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8元，由上诉人韩洪标、刘淑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东平审判员  杜演文审判员  周东海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