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07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二桥船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兑南村。法定代表人：薛国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永龙，江苏宪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正华，女，1957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澜，女，198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屈永飞，男，197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永龙，江苏宪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二桥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正华、王澜与原审第三人屈永飞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3民初5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2020年12月9日，本院作出（2020）苏01民终10728号民事裁定，本案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唐正华、王澜的诉讼请求；2.唐正华、王澜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判令二桥公司申请撤销变更登记恢复至2014年8月25日以前的状态，严重违背基本法律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王福邦已于2017年11月去世，其去世时拥有的财产（股份）及过去应当受保护的财产(股权）应由继承人进行继承，而非恢复至王福邦过去财产持有状态，王福邦的民事权利能力已丧失，其无法享有本应拥有的股权，无法恢复死者的财产持有状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虽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并非继承人可以直接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发生股东资格的继承应当具备一定的程序和条件。首先，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应具有股东资格。王福邦在去世时并非二桥公司股东，若唐正华、王澜认为王福邦的股东权益被侵害，应当先诉请确认王福邦的股东身份，然后才能发生财产继承。其次，股东权利的行使与持股比例、表决权等相关，而非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多个继承人不论比例当然以股东身份提起诉讼。王福邦去世后，唐正华、王澜作为继承人所各自继承的份额并未确定，不应直接允许唐正华、王澜以股东身份起诉。再次，能否继承成为股东还应受到公司法等规定的约束。三、只有与股东会表决内容有利害关系的股东、董事、监事、公司职员等才有权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进行诉讼，唐正华、王澜不具备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身份。四、2014年8月25日、2017年2月25日、2018年1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均得到了王福邦、王澜委托授权人王邦的确认，并非伪造。2013年11月16日，王福邦、王澜向王邦出具委托书，明确委托王邦作为其与屈永飞关于南京江洲船厂（现二桥公司）出售、合作等一切事务的全权代表，认为王邦“签字有效”。王澜在申请鉴定的过程中曾提交该《委托书》作为检材。王邦于2017年12月5日出具《声明》对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予以认可。因此，2014年8月25日、2017年2月25日股东会决议已得到王福邦、王澜的委托代理人认可，工商登记备案的2018年1月8日股东会决议内容与2017年12月5日股东会决议内容一致，仅因延迟办理工商登记，应工商部门的要求将落款时间书写为2018年1月8日，不存在伪造。唐正华、王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桥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在二桥公司经营过程中，屈永飞伪造、冒用王澜、王福邦的签名形成虚假材料并拒不承认。其次，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屈永飞又以二桥公司的名义提起多个诉讼，目的在于阻碍王澜、唐正华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侵犯二桥公司财产。最后，本案中二桥公司和屈永飞共同委托同一代理人，存在利益冲突。屈永飞述称，同意二桥公司的上诉意见。唐正华、王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2017年2月25日和2018年1月8日的三份署名为王福邦、王澜、屈永飞的《南京二桥船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判决撤销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将工商登记恢复至2014年8月25日以前的状态；3.本案诉讼费由二桥公司负担。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二桥公司于2001年5月22日经工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蔡忠海，原始股东为蔡忠海（出资20万元）、徐国锦（出资15万元）、许刚（出资15万元）。2011年7月29日，许刚和王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许刚将其持有的二桥公司15万元股权及相对应的出资额转让给王澜。同日，二桥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蔡忠海和徐国锦将其持有的二桥公司40%和30%的股权转让给王福邦，许刚将其持有的二桥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王澜，王福邦和王澜成为公司新股东，选举王福邦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选举王澜为公司监事，并通过公司新章程。2011年8月11日，二桥公司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2012年10月16日，二桥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二桥公司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为，屈永飞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王福邦出资15万元，持股比例为30%，王澜出资15万元，持股比例为30%，选举屈永飞为法定代表人，选举王福邦为公司新监事。2012年10月18日，二桥公司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相应工商登记变更。2012年10月16日的二桥公司章程中，对股东名称、认缴及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均予以确定，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等，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唐正华、王澜对以上《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不持异议，王澜称2011年和2012年的股东会决议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认为该签名是其同意后王福邦代其所签。根据工商档案记载，二桥公司在2014年8月25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由原注册资本5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950万元，股东屈永飞原出资20万元，增资后累计出资额为1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股东王福邦原出资15万元，增资后累计出资额为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股东王澜原出资15万元，增资后累计出资额为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2014年9月28日，二桥公司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二桥公司在2017年2月25日形成股东会决议显示：同意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同意免去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屈永飞执行董事职务，任命薛国芳为公司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后二桥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将薛国芳登记为法定代表人。二桥公司在2018年1月8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到1200万元，此次减资由股东王福邦于2014年8月25日出资385万元和2001年5月21日出资15万元均减至0元，王澜于2014年8月25日出资385万元和2001年5月21日出资15万元均减至0元，股东王福邦和王澜退出股东会，减资后股东为屈永飞，持股比例为100%，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2018年5月11日，二桥公司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王福邦于2017年11月去世。2018年9月6日，唐正华、王澜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二桥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2017年2月25日和2018年1月8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唐正华、王澜申请对上述决议中“王福邦”“王澜”签名字迹与提供的字迹样本进行比对检验，确定是否为同一人书写。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上述三份决议中“王福邦”“王澜”签名字迹与提供的字迹样本均不是同一人书写。唐正华、王澜为此支出鉴定费9660元。2019年6月20日，二桥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王澜在2011年7月29日至2018年1月8日期间不具有二桥公司股东资格。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19）苏0113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二桥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2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唐正华、王澜是否具有本案原告资格的问题。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二桥公司工商登记，至2018年1月8日，王福邦仍然是二桥公司股东。经查询二桥公司章程，并无排除性的约定，唐正华作为王福邦的法定继承人，具有股东资格。而根据已生效的（2019）苏0113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澜在2011年7月29日至2018年1月8日期间具有二桥公司股东资格。综上，对于二桥公司提出唐正华、王澜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抗辩意见，应不予支持。关于唐正华、王澜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王澜并未在2014年8月25日、2017年2月25日和2018年1月8日的三份《股东会决议》签名，上述三份股东会决议上“王澜”的签名系伪造，不具备决议基本成立要件，侵害了王澜作为股东的利益，故以上三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于唐正华、王澜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恢复至2014年8月25日以前的状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判决：一、2014年8月25日、2017年2月25日和2018年1月8日的三份署名为王福邦、王澜、屈永飞的《南京二桥船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二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南京市栖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恢复至2014年8月25日以前的状态。一审案件受理费160元，减半收取8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9660元，合计14740元，由唐正华、王澜与二桥公司负担一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桥公司、屈永飞共同提交：第一组证据，2012年1月30日《出售协议》、2012年10月16日《协议书》、2017年6月17日《协议书》、2017年6月17日王福邦签名的对账明细、2017年12月4日王澜签字的对账明细、2016年1月20日王福邦向二桥公司出具的《借条》、2018年1月23日二桥公司支付给王澜委托收款人徐桂霞的20万元银行回单、2018年8月1日的《调解协议》，拟证明：王福邦、王澜的股权全部变更至屈永飞名下，存在合同基础，根据《出售协议》《协议书》，王福邦有义务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屈永飞；即使办理工商变更的程序存在一定瑕疵，亦未违反双方约定，为防止诉累，尊重当事人的约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应维持目前的工商登记状态。1.王福邦与屈永飞于2012年1月30日签订《出售协议》，约定将南京江州船厂、南京二桥船业公司的所有资产及股权打包1100万转让给屈永飞，王福邦负责办理船坞改造相关手续及政府用地手续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协议还约定“如遇政府拆迁，船坞及房产等一切拆迁补偿款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但乙方须还所欠甲方余款”。2.王福邦与屈永飞于2012年10月1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船坞改造结束，屈永飞给王福邦200万元时，王福邦将所有股权转让给屈永飞，剩余528万按出售协议执行。3.王福邦、王澜与屈永飞于2017年6月17日签订《协议书》，确定屈永飞已付455万元，船坞改造完工后，屈永飞再付定金117万元，王福邦、王澜将原江州船厂及二桥船业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股权按《出售协议》的价款转让给屈永飞，剩余428万元的付款日期按《出售协议》约定条款执行。4.王福邦于2017年6月17日签名对账确认屈永飞已付455万元。王澜于2017年12月4日确认屈永飞尚欠出售协议中一期款41万元和二期款428万元。2018年1月23日，二桥公司向王澜的委托收款人徐桂霞支付20万元，2018年8月1日依据调解协议书支付28万。再加上遗漏统计的王福邦借款10万元，截至2018年8月1日屈永飞在《出售协议》项下尚欠411万元，若扣除本应由王福邦承担的重复改造手续费用实际由屈永飞支付的53万，剩余未付款项仅为358万元。根据2012年10月16日、2017年6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王福邦应将二桥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屈永飞。第二组证据，2012年1月30日《委托书》、2013年11月16日的《委托书》、2017年12月5日《声明》，拟证明：王福邦、王澜授权王邦进行资产处置，包括案涉股权转让。第三组证据，二桥公司与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八卦洲办事处签订的《补偿协议》，拟证明：根据《出售协议》第六条约定，如遇政府拆迁船坞房产等一切拆迁补偿款归屈永飞所有，与王福邦无关，但屈永飞需还欠王福邦余款。现二桥公司已拆迁，就《出售协议》是履行为剩余款项的支付，王澜、唐正华只能就尾款主张权利，无权就股权主张相应的权利。第四组证据，民事起诉状、许刚与王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庭审笔录，拟证明：王澜的股权来自于许刚，但许刚和王澜在玄武法院开庭时，均表示从来见过面，也不曾相识，许刚从未与王澜签过股权转让协议，许刚转让股权的对象是王福邦，王澜在庭审中也表示是其父亲操作，把30%的股份落在其名下的，实际上其并没有与许刚签订过股权转让合同，可见王澜实际系代王福邦持有股权，王澜本身并不拥有股权。结合《出售协议》等证据可见，股权处置均由王福邦进行操作。王福邦已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屈永飞，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屈永飞亦已支付大部分对价，屈永飞与王福邦之间根据《出售协议》约定。从诚信、便利及减少诉累的角度出发，应维持目前的工商登记状态。唐正华、王澜共同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出售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王福邦确实曾与屈永飞签订过《出售协议》，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屈永飞未按协议约定按时足额付款，并冒用王福邦、王澜等人的签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王福邦有权依据该协议第4.4条约定收回所有财产，退还屈永飞已付的款项。对2012年10月16日《协议书》、2018年8月1日的《调解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对2017年6月17日《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对2017年6月17日王福邦签名的对账明细、2017年12月4日王澜签字的对账明细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有屈永飞修改的内容；对2016年1月20日王福邦向二桥公司出具的《借条》、现金支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银行回单的真实性认可，但备注内容“股份减资”系单方行为，并非双方合意。对第二组证据中2012年1月30日《委托书》、2017年12月5日《声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对2013年11月16日《委托书》中王福邦签名的真实性认可，但内容真实性无法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证意见：因二桥公司、屈永飞已提供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原件供核对，该部分证据符合形式要件，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因王澜、唐正华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二桥公司、屈永飞仅提供了第三组证据的复印件，未提供原件供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本案系股东会决议成立与否的争议，本案审理范围限于股东会决议的召开、表决等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和二桥公司章程的规定，该部分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屈永飞述称，自屈永飞成为二桥公司股东后，从未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召开股东会，均是由王福邦与其商量好交由下面的人办手续，股东会决议并非当面签字；案涉三次《股东会决议》所涉事项是其与王福邦商议后决定，手续是由公司人员去办理，其并不在场，也不清楚王福邦是否在场，不清楚决议上王福邦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因对鉴定所涉的检材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案涉鉴定结论持有异议；因王邦亦已去世，无法确认所涉签名是否为王邦代签；一审中之所以确认三份《股东会决议》上王福邦签名系亲笔所签，是基于对工商部门的信任。本院另查明：二桥公司2012年10月16日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王澜、唐正华是否为适格原告；2.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所涉事项涉及王福邦、王澜的增资及减资事宜，王澜与该三份《股东会决议》具有利害关系，有权起诉确认三份决议不成立。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桥公司2012年10月16日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因王福邦已去世，王澜、唐正华作为其继承人，有权继承王福邦的股东资格，故对影响王福邦权利的三份《股东会决议》有权代其行使股东的权利即提起案涉诉讼。二桥公司、屈永飞认为因王福邦去世，王澜、唐正华无权直接起诉要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意见，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王澜、唐正华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争议焦点2，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二桥公司2012年10月16日章程规定对所涉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字、盖章。二审中，屈永飞述称二桥公司对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均未依照章程规定召开股东会议，系其与王福邦商议后决定并交由他人办理。现经鉴定机构鉴定，已确定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上王澜、王福邦的签名均非王澜、王福邦本人所签，屈永飞、二桥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实王澜、王福邦授权他人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或表达意见，现王澜、唐正华对三份《股东会决议》上王澜、王福邦的签名行为均不予认可，故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欠缺要件，一审法院认定为不成立，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在相关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况下，二桥公司应将工商登记情况予以恢复。王福邦虽已去世，但其合法的民事权益仍受法律保护，二桥公司上诉称因王福邦已去世，故恢复变更登记至王福邦名下已无必要的意见，无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二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二桥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莉坤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王方方二○二一年二月九日法官助理曹薇书记员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