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37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清，男，1955年9月9日生，××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江林，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建良，男，1979年1月6日生，××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弛，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雪芳，女，1977年2月6日生，××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上诉人周志清因与被上诉人沙建良、陈雪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9)苏0602民初3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志清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周志清与沙建良不存在合伙关系，并据此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书在基本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程序上均有严重的错误，请求贵院依法对原审判决进行调整。原审判决罔顾基本事实，其认定周志清与沙建良不存在合伙关系的判决，推理过程缺乏逻辑性，前后矛盾。上诉人提供了数十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原审判决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但是，上诉人大部分证据没有在判决书中得到应有的认证，其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完全偏离事实和证据。原审判决书恶意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是为了达到其在认定不存在合伙关系后，免于认定合伙账务等结账问题，这有违“法院不得拒绝裁判”的公法原则。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法官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裁判。从法理上讲，司法机构是社会争议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关卡，因此，无论如何，法院必须代表公权力对一个争议给出说法，否则社会就要回到私力救济、谁拳头大谁有理的史前时代。同时，这将导致一系列恶果，既然无法认定合伙关系，那么上诉人出面借款200余万元如何求偿?上诉人出具给供应商的欠款如何求偿?既然原审判决认定了双方存在承揽关系，那么被上诉人需要支付多少加工费给上诉人?以下按照原审判决书的行文顺序，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程序上提出上诉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为，鉴于周志清未能提供该“承诺书”(证据25)的原件，该影印件亦无法与原件核对，故对于该“承诺书”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上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该承诺书系沙建良出具给林振贤，林振贤通过中间人给周志清的目的是希望周志清与沙建良的纠纷不要牵扯到林振贤。该承诺书的原件系由林振贤保管，林振贤也不可能将沙建良出具给他的原件交给周志清保管。从该行文内容来看，除了沙建良承诺的与周志清的合伙关系以外，更重要的是沙建良陈述了与林振贤之间的布料代理关系，以及沙建良承诺不涉及林振贤。在合伙期间，与客户林振贤的销售、对账、收款等事宜均由沙建良负责。该证据系由沙建良控制。鉴于案件的实际情况，该证据的真实性方面的举证责任应该分配给沙建良，沙建良应该承担林振贤否认收到该承诺书的举证责任。结合沙建良在原审过程中的庭审表现，凡是上诉人一方提供的复印件证据，比如南通大学医疗诊断病例、观音山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的相关证明、丁万根出具的与沙建良对账单等，沙建良均予以否认。直至上诉人一方提供了原件后，沙建良才不得已承认其真实性。在证据8周江林与林振贤的短信记录和通话记录上可以看出，林振贤认为周志清与沙建良之间的纠纷由他们内部处理。沙建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具承诺书给林振贤。沙建良在庭审中也陈述其与林振贤进行销售、对账、收款等事宜，该部分事实与该承诺书的内容也是对应的。此外，该《承诺书》上，沙建良行文连贯，并且有两处表明合伙关系的字样。二、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沙建良于2018年11月16日出具的欠条(证据6补充3沙建良书写给张琴的《2018年11月16日欠条》)，鉴于周志清与沙建良在诉讼过程中均确认，除林振贤外，还有其他客户，故不能确认上述债务系与林振贤的订单相关。上诉人认为，1.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该证据是为了证明周志清和沙建良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该欠条上载明的金额为19050元，是张琴加工费的尾款，虽然上诉人无直接证据证明张琴的加工费与林振贤的订单有关，但是与上诉人的举证目的相关，即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有关联性。2.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就林振贤支付给沙建良的25438292元合伙期间的收入扣减合伙期间的支出的余额进行起诉的。由于上诉人无法获取合伙期间其他客户的收入，所以在本案中无法主张，无法主张不代表以后不主张。根据沙建良的陈述，在此期间接单子和收货款是由沙建良负责的，也就是说合伙期间的收入状况完全是由沙建良掌控的，沙建良也在多次录音中陈述与周志清合伙期间的收入至少是2300万元。鉴于合伙期间的收入是由沙建良掌控的，张琴的该笔款项是加工费，已经物化为色织布的货款。上诉人虽然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该加工费是与出售给林振贤的布相关。但是，合伙期间的收入是沙建良负责的，对于结欠张琴的加工费与林振贤的订单关系的举证责任应该分配给沙建良，而不是周志清。3.该《欠条》内容为“今由本人和周志清合股，现共欠一万九千五十元，由周志清共签字方可生效，各一半债务”。对于“合股”，按照字面理解，是双方按照同等的股份参与经营的意思。在排除了周志清与沙建良共同设立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的可能下，“合股”只可能具有民事合伙的意思。当事人对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组织(个人合伙或者合伙企业)的合伙份额如何区分，确实缺乏必要的法律意义上的识别。但是“合股”，按照正常的理解，至少表述为周志清与沙建良合在一起，共同投股经营的意思。“现共欠一万九千五十元”，则表示两人合伙期间共同欠张琴19050元。“由周志清共(同)签字方可生效，各一半债务”，则表示沙建良认可合伙期间的债务由两人各自承担其中的一半。4.该《欠条》中，沙建良明确给付张琴的款项系“合股”期间的加工费，并明确沙建良和周志清是“合股人”，按照《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条款解释原则，沙建良应该对该“合股”的含义，以及为什么需要一人承担一半进行合理说明。在沙建良与周志清不存在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下，沙建良否认“合股”系个人合伙，应该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应该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5.《现场加工户明细清单》形成时间是2018年11月21日，2018年11月16日沙建良出具给张琴的《欠条》已经被该后形成的《现场加工户明细清单》所吸收。此外，证人何某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证实，他是根据加工户手上沙建良和周志清出具的条子才出具《现场加工户明细清单》的，并陈述加工户是拿过类似本证据的条子到他那里来，从而形成了《现场加工户明细清单》。《现场加工户明细清单》上，沙建良承诺偿还19000(19050扣除了50元的小数)的一半即9500元给张琴，周志清也出具了相应的承诺书承诺给付合伙债务的一半即9500元，目前周志清已经偿还了其中的5000元。三、原审法院认为“对于其余证据，鉴于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其从多处搜集本案证据，而两被告及方圆公司、嘉麦公司的业务范围不仅限于林振贤及周志清之间，不能确认上述证据均系被告交付原告，而上述证据散见于多个加工业务环节，虽有部分证据上加注‘周志清’或‘老周’，但无法确认系由被告加注，此外部分证据无落款人，故无法确认上述证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之间的关联性。”上诉人认为：1.上诉人原审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的是搜集的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其中大部分为上诉人持有，部分证据是在生产环节的供应商处获得。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辩驳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该部分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时，原审法院是如何得出“无法确认上述证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之间的关联性”这一结论的？2.原审法院所称的“其余证据”主要包括证据31丁万根出具的对账单、32.1沙建良手书棉纱供应商苏昌华的收款账号、货运委托凭证、32.2沙建良手书两份证明、32.3南通如强纺织介货单、32.4沙建良手书与陆志祥的对账单、32.5沙建良手书两份生产数量明细、32.7三份快运托运单、32.8沙建良手书的对供应商的付款明细、33《嘉麦色织有限公司色纱托染单》《嘉麦色织物工艺设计表》《嘉麦穿综工艺设计表》、南通方圆纺织有限公司介货单、37沙建良在2016年10月22日出具的《证明》、38《欠款支付协议》《协议》、39两张沙建良手书的工艺表、41陈雪芳手书染色工艺单(共八份)。上诉人提供的该部分证据大部分均是在合伙期间，由上诉人留存的，且绝大部分均有沙建良或者陈雪芳的签字或者方圆公司的盖章。在2019年3月10日庭审笔录第13页，沙建良陈述由其接订单，周志清负责后面的加工。既然按照沙建良的说法是委托加工，那么自然有相应的加工流程单交由周志清。原审法院仅听信沙建良一方的陈述，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上述单据用于与周志清合伙以外事项时，得出了“不能确认上述证据均系被告交付原告”这一结论，其逻辑推理明显混乱，且与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庭审陈述前后矛盾。3.上诉人提供的该部分生产环节的证据，均与本案有关。原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的多份有关联的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该部分证据系案涉争议合伙期间经营环节形成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货运委托凭证、介货单、对账单、落款为“嘉麦”的生产数量明细、客户单位为“嘉麦”的验收交接单、卷布结算单、嘉麦公司设计表、托染单、沙建良书写的订单、陈雪芳书写的染色工艺单等证据无论在型号、用纱的规格等方面均是一一对应的。被上诉人在否认该组证据与案涉争议有关时，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部分证据与案涉争议没有关联。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时，原审法院是如何得出相关结论的？证据规则规定，仅有当事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的推理过程严重违背了基本的证据规则。4.上诉人在原审过程中提供的证据15、证据16嘉麦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和年度报告显示，方圆公司早在2016年合伙之前的2015年就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此后再未从事过经营活动；嘉麦公司在2016年-2018年合伙期间的利润均为负数。原审法院从哪个证据得出两公司的业务范围不仅限于林振贤及周志清之间？即便嘉麦公司从事了与合伙业务类似的业务，但是在沙建良在录音中陈述了林振贤支付的货款中有2300万元系其与周志清共同所做。庭审中，周志清询问陈雪芳其与林振贤做了多少时，陈雪芳拒绝回答。即便存在陈雪芳或其嘉麦公司与林振贤存在直接贸易往来，沙建良在录音中认可其与周志清共同做了至少2300万元，陈雪芳在录音中认可共同做了三四百万米布，同时沙建良还认可与周志清共同做的布中至少有16.8万米布存放在陈雪芳的仓库中的情况下，沙建良、陈雪芳因为控制了与林振贤的结账环节，两人更有义务向法庭举证证明其独立完成了林振贤的订单款项，以及林振贤之外的订单款项。但是，被上诉人却没有提供。5.上诉人提供的该部分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请求法院确认构成合伙关系。上诉人从合伙经营期间的各个环节，来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怎么就与本案的诉讼请求之间不存在关联性了？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但是他们提供证据了么？原审法院听信一面之词，在没有辩驳证据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认定。四、原审法院认为“诉讼过程中，原告周志清还提供了证人朱某,武某到庭作证，但两被告对于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鉴于证人证言有时受证人主观动机、作证能力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会偏离事实真相，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虽然证人何某陈述听加工户说沙建良与周志清合伙开的公司，但该证据系间接证据，原告在本案中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共同设立过公司或设立过个人合伙企业；朱某,武某等证人证言虽陈述听沙建良及周志清说过他们之间是合伙关系，但对于双方之间具体的投资、利润分配等情况并不清楚，对于合伙与合作经营之间的区别也不清楚。故上述证人证言并未能证明构成双方合伙要件的基本内容，况且日常用语中，上述证人甚至于当事人本人对于个人合伙、长期合作经营、作为股东共同设立有限公司等法律行为通常并不加以严谨区分，即使以“合伙”冠之，也不能仅以当事人的表述来确认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而应考察是否具备合伙的实质要件，即是否明确约定了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上诉人认为，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第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法律上对证人的要求是只要能正确表达意思就可以作为证人。何某陈述之前均不认识周志清和沙建良，且其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朱某,武某均是合伙期间的供应商，亲身参与了浆纱和加工环节，且该二人与周志清和沙建良的账目均已经结清，原审法院认为的“证人主观动机、作证能力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会偏离事实真相”的依据在哪里？如果任何情况下均以“鉴于证人证言有时受证人主观动机、作证能力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会偏离事实真相”一言以蔽之，那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还有必要将证人证言规定为证据的一种类型么？更何况，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一一对应，足以形成证据链。2.上诉人相信就全国人民而言，除了司法工作者，真的没有几个能够区分公司、个人合伙和合伙企业的区别。公司只是一个泛称，口语中泛指一切经营实体。收视率颇高的律政剧《离婚律师》中，某律师就自称为“公司老板”(实为事务所权益性合伙人)，称回律师事务所为“回公司”(实际为回办公室)。这种经过严格审查的全国性的电视剧居然也有此类误差，我相信全国人民就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对这几个主体进行区分。相反，何某陈述听加工户说沙建良与周志清合伙开的公司，更具有真实性。如果何某陈述两人开的是民事合伙，反而倒是太假。3.此外，原审判决书认定“原告在本案中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共同设立过公司或设立过个人合伙企业。”中国法律就没有个人合伙企业这个民商事主体。《合伙企业法》只规定了合伙企业，《民法通则》只规定了个人合伙或者叫民事合伙。专业的民事法官都出现了此类误差，普通民众又怎么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准呢？我相信崇川法院的判决书本来应该是审慎的，是经得起考验的。4.原审判决认定，朱某,武某证人证言陈述听沙建良及周志清说过他们之间是合伙关系，但对于双方之间具体的投资、利润分配等情况并不清楚，对于合伙与合作经营之间的区别也不清楚，原审据此认定两人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朱某,武某系合伙期间的供应商，自然对于沙建良与周志清之间的具体的投资、利润分配等合伙关系内部情况不清楚。但是，朱某陈述的内容为知道沙建良和周志清在合伙经营，共同租赁了观音山和先锋的办公地点，并共同同意以布抵销对其欠款。沙建良在2018年9月5日的《还款计划》中，也确认“双伟拖浆厂”的欠款由其个人负责偿还，后来将“双伟拖浆厂”字样划掉，则表明同意以库存布抵销欠款。至于朱某,武某对于合伙与合作经营之间的区别不清楚，亦属于正常。合作经营本来就不是个法律术语，合作只是代表两人之间的某种联系，具体合作的方式盖因合作的内容而确定，合伙经营也可以算作广义的合作经营之一种形式。如果原审法院在法庭上询问证人，周志清与沙建良之间到底是合伙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上诉人相信证人应该能够做出区分。但是，可惜的是原审法院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询问，也没有进一步的释明。而原审法院以证人不知道合伙与合作之间区别来否认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有违案件审理的公正立场。5.《民通意见》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民通意见》并没有要求证人证明合伙协议的内容，而只需要证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盖因合伙协议的具体内容，外人是不可能掌握的。五、原审法院认为“2016年至2018年间，沙建良曾与案外人林振贤等人发生业务关系，由林振贤等人为其代销或收购布匹并向其支付货款，其间林振贤陆续向沙建良支付货款25438292元。被告沙建良为完成上述业务，曾向原告周志清支付款项，并由周志清委托他人承揽、加工。”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在该部分似乎认定沙建良与周志清之间构成加工承揽关系，该项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将在《上诉状》其他部分详细阐述上诉人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述。六、原审法院认为“其间，沙建良也曾直接向承揽人支付过部分加工费，原告周志清也曾支付过部分沙建良租用的办公、仓储房屋的房租，双方亦协商过以库存布抵加工款的事谊。为完成案涉业务，被告沙建良亦曾委托周志清向他人筹借款项。”上诉人认为：1.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沙建良直接向承揽人支付过部分加工费，周志清支付过部分沙建良租用的办公、仓储房屋的房租，双方亦协商过以库存布抵加工款的事宜，上诉人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其证明力在《上诉状》其他部分阐述。2.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为完成案涉业务，被告沙建良亦曾委托周志清向他人筹借款项”。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此项认定有歧义。“委托借款”应该以沙建良作为委托人，周志清作为受托人对外借款。那么，作为受托人的周志清，应该以沙建良的名义对外出具借条，出借人也应该首先向沙建良进行求偿。而事实上，对外借款均是支付给周志清的，借条也是周志清对外出具的。从周志清农行卡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周志清用该借款已经偿还了合伙期间供应商的各项费用。沙建良在庭审中陈述其没有向他们出具过借条也没有偿还过借款。如果认定系委托借款关系的话，则面临出借人凭借条向沙建良主张还款的问题，但是借条又是沙建良向出借人出具的，出借人凭什么证据向沙建良主张返还借款呢？原审法院应该给与出借人必要的司法救济途径。而事实上，沙建良至今没有偿还过该《还款计划》上一分钱，相反周志清在陆续偿还。七、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9月5日，被告沙建良向原告周志清出具欠条，表示欠任永明等加工户、材料供应商的加工费、货款约200万元，由沙建良还。同日，被告沙建良还向原告周志清出具一份还款计划，表示欠姜中建、周江林等人的欠款合计本金214.5万元，以月息1分计算，从10月份还，每月还款25万元，直至还清为止。2018年11月21日，被告沙建良与部分加工户、材料供应商通过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街道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调解，达成一致，确认沙建良欠李轶思、张国荣、任永明、李序平、张琴等31名加工户、材料供应商加工费、货款等合计1334639元。并注明2018年11月1日前所有还款计划作废，按照现有还款计划执行。2018年11月18日，甲方(欠款人)周志清向乙方(债权人)张国荣出具打印的《欠条》一份，载明甲方(欠款人)为周志清，乙方(债权人)为张国荣，内容为：经过甲乙双方对账，甲方与沙建良合伙期间(2016.4-2018.4)共结欠乙方加工费810954元。甲方已经经手支付乙方合计635654元(含沙建良2018年9月底偿还1万)，仍欠乙方合计175300元。甲乙双方约定，由甲方偿还乙方上述债务的一半即87650元。同期，原告周志清还向任永明、李序平、丁万根…等人出具了类似格式的《欠条》。”上诉人对该事实认定没有异议，但是并不能就此得出双方就合伙协议所有事宜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具体意见在《上诉状》其他部分进行说明。八、原审法院认定：另查一，2018年11月9日，周志清、周江林去往广州林振贤处了解其与沙建良的往来付款情况，了解到林振贤已支付给沙建良2500多万元的货款，已经全部付清，林振贤这边已经没有货款了。上诉人认为：此项事实认定错误。2018年11月9日，周志清到广州找到林振贤，林振贤当时表示已经支付了2300万元给沙建良，后来在2018年11月23日又表示，已经支付了2500万元，当时如果要结账的话，沙建良还要给他50万元。但是林振贤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明细给上诉人。也就是说，2018年11月9日，周志清只是听林振贤这么说的，具体的金额，因沙建良实际上掌握了合伙期间的结账，同时在2018年11月26、27日的录音中，沙建良只陈述林振贤的2500中只有2300多万元是和周志清一起做的。也就是说，沙建良与周志清销售给林振贤货物的货款，在沙建良没有提供相应明细账册的情况下，上诉人至今也没有了解其付款往来。九、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周志清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的理由尚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故对于其要求分配合伙期间利润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理由如下：个人合伙系合伙人之间共同投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其中首先要明确的是合伙人的组成及投资的份额，但原告周志清未能提供书面的合伙协议以为证明，直至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周志清对于合伙的组成人员及投资份额仍未能作前后一致的明确表述。原告周志清虽认为被告沙建良于2018年9月5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中载明的还周江林的38万元为投资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投资款为双方共同管理使用，且在欠大量加工费、借款等对外债务的情况下，为何仍会留有投资款可供返还，不符合常理以及处理合伙债务的基本原则。”上诉人认为：周志清与沙建良虽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是双方之间具备合伙的实质性特征，应该认定构成事实上的个人合伙关系。投资份额不明确并不能当然否认合伙关系的存在。1.认定个人合伙并不以共同投资作为必要条件。《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即，个人合伙只要满足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等实质性条件即可，并没有将共同出资作为认定合伙成立的必要条件，而是只要合伙人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即可。案涉色织布的销售渠道是沙建良和陈雪芳提供的，这个当然可以作为沙建良、陈雪芳提供的“无形资产”。《民法通则》并没有排斥合伙人以技术等非实物资产出资的可能。被上诉人具有相应的客户渠道，难道不可以作为对合伙提供的条件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规定：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虽然民法典尚未生效，但是在《民法通则》对于如何认定合伙关系语焉不详的情况下，如果生搬硬套《民法通则》的话，则造成很多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无法认定。《民法典》在认定合伙关系上采取了“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实质认定标准，并没有提及“共同投资”这一项认定标准。事实上，如果要求合伙必须共同投资的话，这和设立公司有什么区别?2.关于投资份额。《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二条规定：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办理；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民法通则》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目前，在无法确定周志清与沙建良出资比例的情况下，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应该由周志清和沙建良平均分配、分担。事实上，周志清和沙建良各自出具对外债务的一半，亦可以认定双方对利润也应该平均分配。3、原审法院认定“直至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周志清对于合伙的组成人员仍未能作前后一致的明确表述”。上诉人在起诉时明确两被上诉人作为一方合伙人，合计占50%的份额。上诉人在起诉之前并不清楚两被上诉人已经离婚，合伙是双方两个家庭的合伙。原审主审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多次行使释明权，明示或以暗示的方式，要求上诉人变更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不得已，并考虑到《民法通则司法解释》要求有两位无利害关系人作证证明才能认定合伙关系存在，而上诉人一时无法举证。2020年4月2日的《情况说明》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在该《情况说明》中，上诉人并没有否认陈雪芳作为合伙关系的当事人，只是在缺乏必要证据的情况下，只在原审中要求确认上诉人与沙建良构成合伙关系。上诉人在原审中不要求原审法院确认与陈雪芳存在合伙关系，并不代表上诉人放弃对与陈雪芳构成合伙关系的自认。所以，上诉人对于合伙的组成人员有明确表述。4、关于2018年9月5日沙建良出具的还款计划中载明的还“周江林”的38万元为投资款事宜。沙建良在2018年9月5日出具《214.5万元还款计划》时的录音中陈述：“我所有的借款和投资款都不在这里，这个(指214.5万元)含你父亲的投资款38万元，总共这么多钱”。沙建良在此时明确陈述其有出具投资款的行为，同时陈述周志清有38万元的投资款。周志清作为合伙期间的会计，合伙期间自然是由会计统一管理资金，合伙人之间本身就是有功能的分工的，沙建良负责销售，周志清负责支付欠付款项。陈雪芳在2018年11月27日的录音中也陈述，周志清为合伙期间的会计，并且表示周志清管账，她放心。5.原审判决书认定“且在欠大量加工费、借款等对外债务的情况下，为何仍会留有投资款可供返还，不符合常理以及处理合伙债务的基本原则”。上诉人实在想不通，在有外债的情况下，沙建良为什么不可以承诺返还周志清的38万元投资款呢?2018年9月5日，双方只是在就合伙期间的账目进行对账，周志清作为合伙期间会计，供应商在不停的向周志清催收债务，在沙建良承诺的“广东货款”迟迟不能到位的情况下，周志清让沙建良出具该还款计划，一方面是可以让供应商看，减少周志清的付款压力。另外一方面，沙建良也承诺在“广东货款”到位后，及时支付给周志清的投资款。因为双方合作之初约定，是以合伙期间的盈余平均分配的。沙建良在2018年9月5日的录音中，一再陈述合伙期间是有利润的，也就是说周志清的本钱是应该得到偿还的。因为就算扣除了周志清的38万元投资款后，仍然有收入可以支付对外的负债，支付完周志清的投资款和对外负债后，仍然有盈余。从周志清的农行卡交易记录可以看出，在合伙之初的2016年，周志清利用自己的投资款，支付了合伙之初的购纱等费用。沙建良在2018年9月5日陈述的合伙有盈余，还有800多万库存和应收款没有收回，在此背景下，沙建良承诺将周志清的38万元投资款返还给周志清，这完全符合常理。在2018年9月5日的录音中，沙建良要求先将外债还掉，再支付周志清的投资款，这也符合合伙债务的处理原则。十、原审法院认定“虽然周志清提供的认为是沙建良所出具的承诺书、欠条等证据中有合伙、合股等表述，但相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或关联性不足，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至于原告周志清出具给加工户等人的欠条，虽然其中有与沙建良合伙的表述，但该部分欠条格式雷同，系原告周志清自行制作和单方表述，并未得到沙建良的认可。”上诉人认为：1.对于2018年11月16日沙建良出具给张琴的《欠条》与本案的关联性，已经在第二部分进行了论述，此处不再开展。2.至于周志清出具给加工户等人的欠条，原审法院认为格式雷同，系周志清自行制作和单方表述，并未得到沙建良的认可。周志清出具的《欠条》与沙建良出具的《现场加工户名单》上面的内容是对应的，足以证明双方在2018年11月向供应商各自出具了一半的欠条。沙建良在庭审中也是认可各自出具一半的欠条的。沙建良在《现场加工户名单》上已经注明了此类债权人的债权性质，或为加工费、或为工资。十一、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原、被告均参与了原告所述的合伙事务，但鉴于原、被告之间曾存在借贷、委托加工等多种法律关系，故双方究为从事合伙事务、合作事务，亦或是代为垫付款项，无法加以区分，不能径以该行为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而非其他法律关系。上诉人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委托加工法律关系。但是，为了区别2016年合伙之前的借贷、委托加工的款项和2016年之后的合伙关系期间的款项，沙建良已经向周志清配偶钱惠平出具了《借条》，对于该《借条》中的81万元本息，崇川法院已经另案予以处理，并作出了沙建良向钱惠平偿还81万元借款本息的判决。沙建良在2018年9月5日的录音中陈述：“这张条子81万的与做生意是不搭界的”。同时沙建良在2018年11月26日和27日的录音中，也多次陈述将其汽车和房子抵偿欠钱惠平的81万元。对于案涉款项，可以得到明确的区分，即与借贷、委托加工没有任何关系。综合全案证据，足以排除双方就案涉款项存在借贷、委托加工的任何可能。十二、原审判决认定“虽然原告周志清与被告沙建良均分担了部分加工户、材料供应商的加工费、货款，但被告沙建良对此的解释是考虑到双方合作期间周志清自行报价过低而导致亏损，而沙建良从林振贤处获得了利润，自愿帮周志清承担部分亏损。本院认为，合伙事务终结时，因合伙关系较之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合伙人通常通过共同签署协议的方式来约定合伙债务的处理或利润的分配，本案中周志清、沙建良虽经协商对外各自承担了近半的债务，但未见有双方共同签署的解散合伙、分配利润及分担风险的协议，而自愿加入债务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认为：1.沙建良认为周志清自行报价过低而导致亏损。那么，周志清向沙建良的报价是多少?沙建良根本就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只有他自己的陈述，怎么就能作为原审法院裁判的依据呢?沙建良认为其就下发给周志清的订单的所有加工费9345000元已经结清，双方之间无任何欠款。沙建良在2016年-2018年期间，共收到林振贤货款25438292元，而在此期间，沙建良陈述其转账支付给周志清加工费为9645000元，沙建良的利润达到了62%【计算方式：(25438292-9645000)/25438292)】。相信崇川法院也审理了不少观音山地区的色织布合同纠纷。如果是沙建良下发订单给周志清加工的话，怎么可能沙建良在销售环节的利润达到62%?2018年11月27日下午的《现场录音》中沙建良陈述，“去年做得好，就算每米能赚0.5元，一年也赚了100万”。陈雪芳也陈述“每米成本多少钱?能赚多少钱?怎么可能这么多钱没有了?”由此可见，色织布行业的利润率非常低，不可能达到62%。即便按照沙建良在2018年11月27下午的录音中陈述的其收到林振贤汇款的款项中只有2300万元是与周志清一起做的货款，就该陈述的2300万，利润率也达到了58%【计算方式：(23000000-9645000)/23000000)】，该利润率也完全不可能。2.上诉人认为，周志清与沙建良确实没有共同签署解散合伙、分配利润及分担风险的协议。但是，不能据此就认定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法律并没有规定合伙协议必须要以书面形式签署。在原审案件开庭过程中，沙建良没有一次到庭，上诉人又要去哪里找到他签署这种协议呢?正因为无法与沙建良签署上述解散合伙、分配利润及分担风险的协议，才寄托于公权力的介入，诉诸于法院行使法定的解除和分配权。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过于苛刻，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3.原审判决书将沙建良分担加工户、材料供应商的加工费、货款的行为定性为债务加入，该项认定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存在严重的错误。债务加入是指是指债务人并不脱离合同关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合同关系当中，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合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沙建良交由周志清承揽，那么比如对供应商的400万元债务，应该是周志清对外出具全部400万元的欠款凭证，再由沙建良出具债务确认书，这样才算沙建良对周志清欠债权人债务的债务加入。但是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两人各自、分别出具一半的债权凭证。此外，债务加入以他人之债务有效的成立为前提，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举证证明周志清与供应商之间有加工承揽之债了么?如果没有的话，原审判决认定债务加入的依据在哪里?沙建良在2018年11月21日向观音山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见证的其与加工户代表“钱俊”签署的《协议书》上，沙建良描述其因业务需要，其将色织面料下发加工生产，对所产生的加工费和染色费、原料款一事，与加工户代表进行结算。由此可见，沙建良明确其将色织面料下发加工生产而产生了相关的费用。在这个《协议书》上，沙建良为什么没有披露上述债务系加入到周志清的债务中呢?十三、原审判决书“根据原告周志清在庭审中的陈述，沙建良之所以同意在2018年9月5日出具两份还款协议，承担对外的借款及加工费等，是因为周志清表示不要货也不要分红了。其后，经过周志清等人去广东林振贤处核对账目，2018年11月双方对于加工费、材料费等各半承担(比2018年9月5日确认的债务数额有所增加)外，原、被告之间并未就对外借款的承担、利益分配等重新协商，周志清亦未将沙建良愿意承担全部对外借款的还款协议退还给沙建良，故即便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2018年11月双方已经对合伙期间的债务承担、利润分配、库存布处理等协商完毕，即便周志清认为对于从林振贤处可获得的货款数额存在重大误解，要求重新分配合伙利益，鉴于其于2018年11月份即已在林振贤处核对了账目，故于本案起诉时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三个月的除斥期间，其要求重新分配合伙利益的诉讼请求，本院亦难以支持。”上诉人认为：1.沙建良向周志清在2018年9月5日出具两份还款计划(并不是原审判决书认定的“还款协议”)仅仅是单方意思表示，不具有合同效力。原审判决书认定该两份还款计划构成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合同，并不具有法律依据。两份《还款计划》仅是沙建良的声明及义务性的认可，其与合同法律效力是不同的。此外，周志清在庭审中陈述，沙建良以周志清每合伙一年支付20万元给周志清，原审判决书断章取义。2.周志清确实在2018年11月前往广州与林辰贤见面，但是林振贤只是大概估算了一下已经支付给沙建良的货款，周志清也没有与林振贤核对具体的账目。林振贤并且声明与沙建良并没有最终结算，对于最终的数额沙建良还要支付50万元给林振贤。对于林振贤支付给沙建良的具体的货款数额，上诉人直至原审受理后，凭调查令才获取的。同时，沙建良在2018年11月17日陈述其中只有2300万元属于与周志清共同经营的货款。因沙建良实际上掌握了货款的计算，截止今天，在沙建良没有与周志清对账的情形下，具体的货款金额，仍然未知。3.即便能够认定2018年9月5日沙建良出具给周志清对供应商的《还款计划》能够构成对周志清的合意，也因为两人在2018年11月各自出具一半的债务凭证，而取代了原先的约定。2018年9月，沙建良承诺所有合伙期间的债务由他承担，这种情况下，周志清考虑可以不要库存布。但是，2018年11月，周志清多承担了一半的债务，另外就214.5万元中的借款，沙建良分文未支付，则必将由周志清支付。就这一点，沙建良也应该分配合伙期间的利润给周志清，不然周志清多承担的合伙期间的债务以什么方式如何求偿呢?原审法院认定“在2018年11月双方已经对合伙期间的债务承担、利润分配、库存布处理等协商完毕”，系事实认定错误。2018年11月，双方只是就对供应商的债务约400万元，各自出具了一半的欠款凭证，对于利润分配和库存布的处理根本就没有涉及。4.原审判决书援引法律规定的三个月的除斥期间，系法律适用错误。《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民法总则》规定的三个月的除斥期间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开始算起。沙建良在2018年11月17日的录音中陈述，一共和周志清做了2300多万，沙建良在庭审中陈述销售和汇款环节是由他负责的。2018年9月5日，沙建良陈述仍有200万元的款项在林振贤处没有收回。具体在林振贤处的收入账，直至今天，沙建良都没有和周志清对账。上诉人行使三个月除斥期间的起点还没有成就。5、2019年9月29日的笔录14、15页中，周志清陈述：考虑到沙建良承诺合伙期间在广东和陈雪芳仓库中的布还有价值几百万元，这个足以偿还外债，这种情况下周志清表示可以不要布了，只要两被上诉人将外债自己还清就可以了。但是在此之后，并没有偿还外债。对于214.5万元中的借款，沙建良、陈雪芳没有偿还，因为借条是周志清出具的，只可能由周志清偿还；对于合伙期间的欠供应商的约400万元，周志清和沙建良各自出具了一半的欠款凭证。2018年11月双方各自重新出具欠款凭证的行为已经推翻了2018年9月5日沙建良的两份还款计划，周志清当然有理由向沙建良追偿多承担的一半。6.2018年9月5日的两份《还款计划》虽然由上诉人保管，但是承诺还款的对象并非上诉人，该两份《还款计划》是沙建良向合伙期间的出借人和供应商的承诺，而不是对上诉人的承诺，上诉人根本就不具备撤销权。7.合伙期间的财务包含多重关系，既包括合伙人之间对合伙财产或者合伙债务的内部关系，也包括合伙人对外承担债务的外部关系。周志清与沙建良在2018年11月就对部分供应商的外部债务如何处理达成一致意见，各自承担一半，并不代表周志清作为合伙人不可以向合伙的另一方的沙建良主张合伙期间利润/合伙财产，这个是内部关系。十四、沙建良虽陈述其与周志清之间构成承揽合同的合作关系(沙建良为定作人，周志清为承揽人)，但是沙建良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关系。原审判决书在第十页认定了以下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2016年至2018年间，被告沙建良曾与案外人林振贤等人发生业务关系，由林振贤等人为其代销或收购布匹并向其支付货款，其间林振贤陆续向沙建良支付货款25438292元。被告沙建良为完成上述业务，曾向原告周志清支付款项，并由周志清委托他人承揽、加工。”原审判决认定沙建良与周志清之间存在承揽关系，但是周志清与沙建良在2016年-2018年各自的行为完全不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合同法》和即将实施的《民法典》对承揽合同的特征概述如下：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报酬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关系。承揽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完成工作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沙建良在原审庭审中并没有对承揽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决书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关系仅有沙建良的个人陈述。现分述如下：1.沙建良在2020年5月14日的开庭笔录第20页陈述“原材料是全部包给他(周志清)的”，“这些(原材料)的费用是原告自己去结算”，“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更类似于那种皮包公司性质一笔结清、一笔做完”。从沙建良在2016年-2018年转账给周志清的交易记录来看(证据1、《沙建良收到林振贤货款及转账给周志清明细》)，所有款项均为整数。而按照面料加工业的状况来看，不可能每一笔加工订单的加工费均为整数。面料单价不可能为整数，送货数量更不可能为整数，那么怎么可能“一笔做完，一笔结清”。怎么可能正好一笔订单，沙建良支付给周志清10万元、20万元这种整数呢?2.沙建良在2019年9月29日的《证据交换笔录》第4页陈述，周志清在完工后，沙建良按照周志清自报的价格已经支付给了周志清，没有拖欠。既然沙建良陈述，承揽色织布的价格是周志清报的，那么周志清一共为沙建良承揽了哪些货物?单价多少?数量多少?总价多少?沙建良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和合理的说明。换言之，如果认定双方构成承揽关系，而沙建良拒绝提供周志清所谓的“自报价格”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周志清可以以任意的价格以承揽合同纠纷要求沙建良承担加工费呢?既然沙建良认为与周志清的款项已经结清，那么为什么在2018年9月5日双方对账时，沙建良仍然陈述还有800多万的货，如果全部销售的话，没有亏。3.如果沙建良与周志清构成承揽关系的话，周志清生产的布已经交付给了沙建良，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了沙建良，沙建良完全没有必要在与刘红杰以布抵债时(证据36)，就抵布的单价与周志清进行协商，沙建良自己作主以物抵债即可。证据38中，2018年10月21日，周志清与沙建良作为一方与蔡志军代表科尔公司作为另外一方共同签署《协议》，内容为周志清与沙建良均同意以科尔科创园二层仓库内的所有库存布予以抵算对科尔公司的欠款。如果是承揽关系的话，货物既然已经属于沙建良了，为什么在与科尔公司以物抵债时，需要周志清与沙建良共同与科尔公司订立以物抵债协议呢?如果是承揽关系的话，沙建良租赁的房屋，为什么由周志清来支付租金呢?如果是承揽关系的话，作为承揽人的周志清需要独立完成承揽工作，那么周志清进行承揽行为的经营场所在哪里呢?按照沙建良的陈述，下发订单给周志清生产，900多万的货物，不可能不知道周志清的经营场所吧?5.如果是承揽关系的话，应该是沙建良下发订单给周志清生产。根据《合同法》和即将实施的《民法典》的规定，承揽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沙建良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并未提出任何一份证据，证实其向周志清提供过承揽订单，并约定承揽的标的、数量等内容，甚至连一份复印件也没有。如果按照原审查明的事实，沙建良接了林振贤的订单，再委托周志清加工，那么就算沙建良丢失了这2000多万元的所有订单信息，林振贤处也肯定会有吧。沙建良与林振贤结账时，肯定也会凭订单进行结账，但是沙建良却在原审庭审中没有提供任何一份订单信息。原审法院认定沙建良与周志清之间构成承揽关系的事实依据在哪里?6.如果是承揽关系的话，沙建良只要下订单给周志清生产即可。原审法院既然已经查明了沙建良也分担了部分加工户、材料供应商的加工费、货款。沙建良作为周志清的上家，为什么要直接支付给周志清的下家相应的款项呢?沙建良陈述其与周志清已经完成了费用的结算。那么，结算的依据在哪里?沙建良为周志清总共垫付的费用是多少?沙建良在原审中没有提供任何一份证据，甚至连一份复印件都没有，也没有提供任何垫付费用的说明，原审法院据此作出认定沙建良与周志清之间构成承揽关系的事实依据在哪里?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周志清与沙建良构成合伙关系。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是双方在2018年11月各自出具一半的欠款后，可以确定双方按照均等的份额分配合伙收益，至于陈雪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上诉人已经在原审程序中进行了充分的举证，此处不再赘述。首先，周志清与沙建良、陈雪芳均提供了合伙资金或者提供了合伙期间的销售渠道。1.2018年9月5日，沙建良出具给周志清的以“姜中建”开头的还款承诺上，沙建良明确周志清出资款为38万元。2.沙建良在2018年9月5日的录音记录中认可其投资款为100万元，系以自己名下的房产以及陈雪芳名下的房产抵押款项所得。上诉人虽不认可沙建良投资100万元的事实，但是沙建良的陈述构成自认。此外，陈雪芳在2018年11月27日的录音中也证实用其房产抵押贷款偿还合伙期间的债务。其次，周志清与沙建良均从事了合伙期间的共同劳动合伙期间，沙建良主要负责与客户的生意洽谈、收款、结账等行为，周志清负责在此期间收到合伙货款支付给各供应商，同时负责生产的部分环节。双方虽分工不同，但是确共同从事了合伙期间的共同经营。此外，沙建良制作工艺单，对外购买棉纱等行为，也构成了合伙期间的共同劳动。再次，双方共同承担合伙期间的对外债务，共担风险。1.2018年11月，沙建良在观音山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的见证下向供应商出具了还款计划，该款项系合伙期间对外负债的一半，周志清也出具了一半的付款凭证。2.沙建良在2018年9月出具给丁万根的还款计划中，承诺对丁万根的全部欠款约140万元由其本人偿还，在双方发生矛盾后，周志清也对该欠款向丁万根出具了一半的欠条。3.2018年11月，对于合伙期间供应商刘红杰的欠款，沙建良打电话给周志清，协商以布抵债的单价。4.沙建良在其农业银行交易记录中与周志清农业银行交易记录中有均支付有转账给合伙期间其他供应商蔡金林(沙建良农行2018年9月30日)、蔡杰(沙建良农行2018年7月30日)、闫会会等人的支付记录。最后，虽然周志清尚未共享过任何合伙收益，但是沙建良和陈雪芳将剩余货款侵占的事实，不代表周志清不可以共享合伙收益。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破产法》规定的相对明确的裁判思路不同，《民事案由规定》规定的合伙协议(个人合伙或者叫做民事合伙)纠纷体系庞杂，相关规定语焉不详，高位司法判例缺失。上诉人也是不得已根据《民事案由规定》之规定在一个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提起了一系列诉讼请求，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合伙关系、解除/终止合伙关系、分配合伙收益/利润等。但是，本着“法院不得拒绝裁判”的原则，只得请求法院这一最后处理机制处理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二审询问过程中补充：原审判决认定，诉人要求重新分配合伙利益，超过了三个月的除斥期间。上诉人认为，1.关于2018年9月15日沙建良出具的214.5万元的还款承诺，还款承诺包含两个部分，即姜中建等人的176.5万元的借款和以周江林抬头的38万元的投资款。沙建良的承诺对该214.5万元分期偿还。但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支付任何一分钱。2.关于2018年9月5日上诉人出具的大约200万元的加工费的还款承诺，也就是以任永明开头的这张还款承诺书，有必要说明的是，结合证据七，沙建良在2018年9月5日的录音，沙建良陈述的内容为在2018年之前双方对加工户共结欠200万元款项，沙建良由其自己承诺偿还。那么原审判决书也认识到了，在2018年11月，周志清等人去广东的林振贤客户处核对账目，发现双方在2018年11月各自出具对加工户的一个欠款凭证要远大于2018年9月5日这张200万对加工服务的还款承诺书，原审判决书也说到了。上诉人认为，实际上在2018年11月份双方经过对账，才最终对双方合伙期间对负的债务进行了明确，而且该两份承诺书系沙建良对案外人的承诺，那么上诉人不具有撤销权，所以原审法院援引的因重大误解三个月的除斥期间不应该适用于本案情形。沙建林辩称，上诉人在上诉状认为一审判决内容罔顾基本事实，其所有的陈述都是以偏概全，企图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先行确定合伙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证据进行解读。原审判决历经十次证据交换和两次开庭审理时间长达一年多，我们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请求法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雪芳未作答辩。周志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沙建良、陈雪芳共同支付周志清合伙收益的一半暂定4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暂定20万元（以400万元为本金，年利率6%，自客户当批次货款到账日起算，算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2.沙建良、陈雪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周志清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周志清与沙建良之间的合伙关系，合伙关系终止；2.判令沙建良将合伙期间积累的合伙财产的一半即5396646元支付给周志清；3.判令陈雪芳就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与沙建良向周志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沙建良、陈雪芳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至2018年间，沙建良曾与案外人林振贤等人发生业务关系，由林振贤等人为其代销或收购布匹并向其支付货款，其间林振贤陆续向沙建良支付货款25438292元。沙建良为完成上述业务，曾向周志清支付款项，并由周志清委托他人承揽、加工。其间，沙建良也曾直接向承揽人支付过部分加工费，周志清也曾支付过部分沙建良租用的办公、仓储房屋的房租，双方亦协商过以库存布抵加工款的事谊。为完成案涉业务，沙建良亦曾委托周志清向他人筹借款项。此外，沙建良与周志清及其家人之间还存在借贷关系，周志清家人已另案起诉。2018年9月5日，沙建良向周志清出具欠条，表示欠任永明等加工户、材料供应商的加工费、货款约200万元，由沙建良还。同日，沙建良还向周志清出具一份还款计划，表示欠姜中建、周江林等人的欠款合计本金214.5万元，以月息1分计算，从10月份还，每月还款25万元，直至还清为止。2018年11月21日，沙建良与部分加工户、材料供应商通过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街道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调解，达成一致，确认沙建良欠李轶思、张国荣、任永明、李序平、张琴等31名加工户、材料供应商加工费、货款等合计1334639元。并注明2018年11月1日前所有还款计划作废，按照现有还款计划执行。2018年11月18日，甲方（欠款人）周志清向乙方（债权人）张国荣出具打印的《欠条》一份，载明甲方（欠款人）为周志清，乙方（债权人）为张国荣，内容为：1.经过甲乙双方对账，甲方与沙建良合伙期间（2016.4－2018.4）共结欠乙方加工费810954元。2.甲方已经经手支付乙方合计635654元（含沙建良2018年9月底偿还1万），仍欠乙方合计175300元。3.甲乙双方约定，由甲方偿还乙方上述债务的一半即87650元。同期，周志清还向任永明、李序平、丁万根…等人出具了类似格式的《欠条》。另查一，2018年11月9日，周志清、周江林去往广州林振贤处了解其与沙建良的往来付款情况，了解到林振贤已支付给沙建良2500多万元的货款，已经全部付清，林振贤这边已经没有货款了。另查二，沙建良、陈雪芳于2004年2月9日登记结婚，于2009年9月10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中载明两婚生女随女方生活，男方支付两女儿的生活费；位于天山花苑的两套房屋产权均归女方所有，贷款由女方偿还，离婚后男方住房自行解决；南通方圆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公司）的财产及债务都归女方负责，女方支付男方80万元作为补偿；车号苏Ｆ×××**、苏Ｆ×××**汽车两辆均归女方所有，汽车贷款由女方偿还；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经手的其他债权、债务由各自享有和偿还。后沙建良、陈雪芳于2011年3月23日登记复婚，于2011年5月31日再次离婚，离婚协议书中载明两婚生女随男方共同生活，抚养费用由男方承担；位于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镇山港桥村****平房三间，男方同意将拥有产权部分的10平方米房屋产权归女方所有；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由男方享有和偿还，与女方无关。沙建良与陈雪芳离婚后仍有经济往来和其他交往，2015年5月陈雪芳住院期间，沙建良曾以配偶名义办理相关手续。2009年、2010年上述两辆旧车出售时，二手车销售发票上载明的卖方为沙建良，2017年陈雪芳购置另一部新车时（车牌号苏Ｆ×××**）沙建良曾支付过部分款项，并使用过该车。另查三，南通嘉麦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麦公司）的股东为陈雪芳一人，于2016年6月17日核准设立，2016年6月17日嘉麦公司曾委托沙建良领取营业执照，并留存沙建良的电话号码作为企业联系电话。方圆公司于2002年5月8日设立，原股东为沙建良、陈雪芳，2009年7月18日变更股东为陈雪芳、张茂珍，2012年变更股东为张茂珍。综合周志清与沙建良、陈雪芳的诉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志清与沙建良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周志清是否应分得利润，以及陈雪芳是否应与沙建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周志清认为其与沙建良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应分得合伙期间的利润。其所举证据及理由要者为：1.沙建良于2018年10月9日写给林振贤的承诺书，以及于2018年11月16日出具给周志清的欠条中写有“合伙”、“合股”的字样；周志清出具给加工户等人欠条中有“与沙建良合伙”的字样；2.证人何某、朱某,武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周志清与沙建良之间存在合伙关系；3.周志清（以周江林的名义）对于合伙有38万元的出资；4.周志清被告双方共同处理了合伙事务；5.沙建良分担了合伙的对外债务。一审法院认为，周志清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的理由尚不足以证明周志清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故对于其要求分配“合伙”期间利润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理由如下：1.个人合伙系合伙人之间共同投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其中首先要明确的是合伙人的组成及投资的份额，但周志清未能提供书面的合伙协议以为证明，直至本案诉讼过程中，周志清对于合伙的组成人员及投资份额仍未能作前后一致的明确表述。周志清虽认为沙建良于2018年9月5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中载明的还周江林的38万元为投资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投资款”为双方共同管理使用，且在欠大量加工费、借款等对外债务的情况下，为何仍会留有“投资款”可供返还，不符合常理以及处理合伙债务的基本原则。2.虽然周志清提供的认为是沙建良所出具的“承诺书”、“欠条”等证据中有“合伙”、“合股”等表述，但相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或关联性不足，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至于周志清出具给加工户等人的欠条，虽然其中有与沙建良合伙的表述，但该部分欠条格式雷同，系周志清自行制作和单方表述，并未得到沙建良的认可。3.虽然证人何某陈述听加工户说沙建良与周志清合伙开的公司，但该证据系间接证据，周志清在本案中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共同设立过公司或设立过个人合伙企业；朱某,武某等证人证言虽陈述听沙建良及周志清说过他们之间是合伙关系，但对于双方之间具体的投资、利润分配等情况并不清楚，对于合伙与合作经营之间的区别也不清楚。故上述证人证言并未能证明构成双方合伙要件的基本内容，况且日常用语中，上述证人甚至于当事人本人对于个人合伙、长期合作经营、作为股东共同设立有限公司等法律行为通常并不加以严谨区分，即使以“合伙”冠之，也不能仅以当事人的表述来确认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而应考察是否具备合伙的实质要件，即是否明确约定了共享利益、共担风险。4.虽然周志清与沙建良均参与了周志清所述的“合伙”事务，但鉴于周志清与沙建良之间曾存在借贷、委托加工等多种法律关系，故双方究为从事合伙事务、合作事务，亦或是代为垫付款项，无法加以区分，不能径以该行为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而非其他法律关系。5.虽然周志清与沙建良均分担了部分加工户、材料供应商的加工费、货款，但沙建良对此的解释是考虑到双方合作期间周志清自行报价过低而导致亏损，而沙建良从林振贤处获得了利润，自愿帮周志清承担部分亏损。法院认为，合伙事务终结时，因合伙关系较之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合伙人通常通过共同签署协议的方式来约定合伙债务的处理或利润的分配，本案中周志清、沙建良虽经协商对外各自承担了近半的债务，但未见有双方共同签署的解散合伙、分配利润及分担风险的协议，而自愿加入债务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6.根据周志清在庭审中的陈述，沙建良之所以同意在2018年9月5日出具两份还款协议，承担对外的借款及加工费等，是因为周志清表示不要货也不要分红了。其后，经过周志清等人去广东林振贤处核对账目，2018年11月双方对于加工费、材料费等各半承担（比2018年9月5日确认的债务数额有所增加）外，周志清、沙建良之间并未就对外借款的承担、利益分配等重新协商，周志清亦未将沙建良愿意承担全部对外借款的还款协议退还给沙建良，故即便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2018年11月双方已经对合伙期间的债务承担、利润分配、库存布处理等协商完毕，即便周志清认为对于从林振贤处可获得的货款数额存在重大误解，要求重新分配合伙利益，鉴于其于2018年11月份即已在林振贤处核对了账目，故于本案起诉时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三个月的除斥期间，其要求重新分配合伙利益的诉讼请求，法院亦难以支持。鉴于周志清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故讨论陈雪芳是否应共同承担责任已无意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周志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576.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4576.5元，由周志清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周志清与沙建良、陈雪芳合伙协议纠纷二审证据目录，包括沙建良与钱俊协议书（新证据），《现场加工户名单》（原审证据），沙建良向加工户出具的《还款计划》（新证据）、四段录像、李序平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民事起诉状，用于证明李序平等人以沙建良与周志清合伙期间的一半的债务向沙建良主张还款，且一审法院已立案。沙建良经质证认为，第一，如果说上诉方提供的证据都是真实的，那么这里面所有的证人都与沙建良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并且正在法院进行审理过程当中，因此，这些证人不可能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场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二，关于这些录音录像之类的证据，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工具，无法听也无法看，所以我们暂时就不发表质证意见。第三，所有这些证人的诉状如果都是真实的，只能说明这些证人都是由上诉人鼓动起来起诉的。在结果尚未确知之前，这些证人显然不可能客观地提供证词。而且，我们有理由怀疑所有的证人的起诉状是用同一个模板制成的。所以他们这些证人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指使人。也就是说，三个已经起诉到一审法院去的原告来证明那个案件的被告的相关事实，我们认为其证明力有问题，他们存在利益纠纷。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不同意证人到庭作证，因为这些证人不可能说实话。陈雪芳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核认为，周志清提供的上述证据中，沙建良与钱俊的协议书，沙建良向加工户出具的《还款计划》虽然系一审庭审结束后由周志清取得，即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但并不能直接用于证明周志清主张的其与沙建良、陈雪芳之间系合伙关系的待证事实成立，故本院不予采信。沙建良、陈雪芳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二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周志清主张其与沙建良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本院认为，因双方之间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系客观事实，故假如周志清的上述主张能够成立，其前提条件必然是双方之间曾经存在口头合伙的相关约定，即曾有关于合伙事宜的口头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首先，周志清虽然主张其与沙建良之间系合伙（合同）关系，且就其主张的该法律关系存在的待证事实提供了部分证据，但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要求，故应当依法认定其主张的该待证事实不存在。进一步说，周志清并未就其与沙建良、陈雪芳之间如何订立口头合伙合同，包括有无进行磋商，有无约定投资费用、出资比例，以及数额，缴纳时间，如何经营合伙事务，风险负担，利润分享，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等事项，达成口头协议。因此，周志清的上述主张既不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定，且其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亦未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要求，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其次，正如一审判决所言，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曾经存在借贷、委托加工等多种法律关系，在此情况下，周志清以其与沙建良、陈雪芳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周志清主张的其与沙建良、陈雪芳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前提下，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方才由反驳周志清诉讼请求或者提出抗辩主张的沙建良、陈雪芳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情形亦同，即在周志清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存在的前提下，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规定，不存在周志清上诉所称的应由沙建良对承揽合同成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说法。再次，周志清对其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沙建良口头合伙协议中是否存在约定解除（口头合伙）情形。同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口头合伙协议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情形。最后，周志清提供的其作为债务人的“欠条”中虽有“甲方（即周志清）与沙建良合伙期间（2016.4—2018.4）共结欠乙方加工费……”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实质上（也是多余的，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仍是周志清以自己证明自己（上述欠条虽由周志清与案外人签字，但显然是周志清自行制作，且其与沙建良合伙的内容为其自己作出的表述—均为统一的打印件，目的是为了本案诉讼所需，至于欠条落款时间是否补签，因当事人未提出异议，本院不作评价）的方式作出的表述，在沙建良并未认可的情况，根据“自己不能证明自己”的证据法原理，一审判决认为该“欠条”不能证明周志清与沙建良存在合伙关系的理由，并无不当。此外，还需指出，除上述“欠条”中载明的所谓周志清与沙建良合伙期限的内容外，周志清虽在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有其与沙建良、陈雪芳自2016年春节后开始合伙经营面料的表述，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况且，周志清既然主张其与沙建良、陈雪芳自上述时间后即开始存在合伙关系，那么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陈雪芳已经退伙的情况下，该诉讼理由（诉因）显然与其变更后提出的仅要求判令解除周志清与沙建良之间的合伙关系，合伙关系终止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相互矛盾。道理非常简单，周志清既然认为其与沙建良、陈雪芳自2016年春节后存在合伙关系，那么在未有证据证明陈雪芳何时退伙的情况下，其应当提出解除与沙建良、陈雪芳之间合伙关系这一诉讼请求，而不是提出解除其与沙建良之间合伙关系的诉讼请求。否则，两者之间显然自相矛盾。上述自相矛盾的事实也可进一步证明，本案中的所谓“事实合伙关系”本身存在相当程度的疑问。综上所述，周志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576.50元，由上诉人周志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松平审判员  王建勋审判员  吴 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周玮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