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14民申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金业雷，男，回族，1979年11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民权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平，女，汉族，1973年8月8日出生，住河南省民权县。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张书林，男，汉族，1971年1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民权县。再审申请人金业雷因与被申请人周平、张书林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1民初5449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20)豫14民终4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金业雷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符合再审条件，依法应当再审。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一，原判决认定申请人与张书林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的合意、案涉的40万元不是购房款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无任何依据。第一、原判决仅凭张书林否认双方存在房屋买卖的合意，并认为案涉40万元系借款，就否定申请人与张书林之间已于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及申请人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事实，无任何依据。首先，申请人与张书林之间在查封前已签订有房地产买卖合同，对案涉房产的价格、交付等都做了约定，合同上不仅有双方的签名、按手印、手写的身份证号码、地址、联系电话、合同签订时间等内容，还有张书林亲笔书写的“收到房款肆拾万元（金业雷房款）,2018.12.8”的内容。该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客观、真实，在证据类型上属于书证，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相比，具有更高的证明力。张书林是合同相对人和诉讼相对方,有利害关系,在合同双方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依照证据规则，应该以案涉书面合同为准。更何况，张书林曾是银行主任，对签署合同后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较普通人有更高、更清晰的认识，不能仅凭其单方陈述就否定其已签署的合同的效力。其次，张书林单方陈述多处前后矛盾，且其自认对多人存在多笔巨额的债务，其有很大的为了自身利益虚假陈述的嫌疑。如在2019年3月张书林与尹春亮的通话中，张书林称“他们一家子四五个人给那哭着啥类叫我写类”，但是在2019年6月10日法院对其的询问中，却又称“马卢玉等十几个人（都是债权人）到我家中要求我签个协议”，且该笔录中多处将“金业雷”的名字划掉重新书写替换为“马卢玉”的名字，这么大的事情过去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是马卢玉还是金业雷找他签的协议会记不清楚么？是他们一家子四五个人还是十几个债权人去的记忆偏差会这么大么？另外，对于2018年12月8日的40万元，张书林一直称是马卢玉向其的借款，马卢玉按照指示将钱打入了闫安文的账户，但申请人已提供银行交易流水证明该款项为申请人账户打入闫安文账户。该款项与张书林一直所称的马卢玉无关。结合关于周平与张书林一案查封手续的送达，张书林称“我不记得收到过这个法院的查封手续，这个地址确认书确实是我签的，当时是尹春亮和周平拿过来让我签的”，但是周平却称手续是她带着法院的工作人员送达的，二人之间的陈述相互矛盾，且均不符合法院的送达程序。综合可知，张书林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虚假陈述，张书林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后，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9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要能够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才能认定该事实存在。该条规定要求法院对胁迫、恶意串通等事实，证据认定的标准必须高于“高度盖然性”的一般标准，而本案中被申请人对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会儿称系张书林被胁迫签订、一会儿称系张书林与申请人恶意串通签订，但不管被申请人主张何种情形，仅仅是二被申请人的主观陈述，无任何证据证明，更不用说其证据要符合更严格的认定标准了。故原审仅依据被申请人的主观陈述就推定，张书林与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的合意，无任何依据。第二、原判决仅凭申请人对房地产买卖合同条款把控不严，就认定申请人与张书林之间的房屋买卖不符合常理，进而否定双方房屋买卖的真实性，无任何依据。申请人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并不是像原审法官那样的法律专业人士,对于房屋买卖合同条款不可能考虑得像法官一样那么全面。但是，如果案涉的40万元是借款，申请人为什么在张书林出事时还借给他钱？如果案涉合同是抵押，申请人为什么还要入住？还一直缴纳水电费？而且申请人在与张书林签订合同并打过房款之后，就一直联系不到张书林了，故而没有及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申请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合常理之处。相反，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的是张书林的单方陈述，而不是申请人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对合同条款的把控上。原二审法院却把一个优秀法官应有的思维能力强加给申请人，这本身即是一个不合常理之处。第三，原判决肆意推定申请人与张书林之间有巨额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而否定案涉40万元为购房款，无任何依据。已有生效判决书认定，申请人与民权农村商业银行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但与张书林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申请人与马卢玉2014年已离婚，张书林与马卢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申请人无关。原审法院却因申请人已离婚多年的前妻与张书林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推定申请人向张书林支付购房款不符合常理，没有任何依据。且张书林在申请人付清全部40万元购房款后，在房屋买卖合同上亲笔书写了“收到房款肆拾万元（金业雷房款）,2018.12.8”的内容。原判决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肆意否定该事实，依据何在？其二，原判决对申请人就案涉房产在查封前就合法占有的事实不予认定，没有任何依据。申请人在原一、二审中已提供案涉房产居委会证明、邻居证明、2018年12月10日帮助申请人入住案涉房产的搬家人员陈金鹏、王旭的证言及水电费票据等，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已于查封前直接占有了案涉房产。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周平方伪造的。第一，康某的调查笔录系周平方利诱康某伪造。原一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与张书林之间房屋买卖关系不成立的重要证据之一，即是周平的代理人对所谓证人康某的调查笔录，但申请人已提交了申请人与康某的录音及周平向康某出具的对案涉房屋拍卖后，二人按比例分配利益的书证一份，足以证明该调查笔录为周平及代理人利诱康某虚构事实伪造而成，在康某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该调查笔录却被原一审法院作为了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程序严重违法，基于此认定的事实严重错误，应予纠正。第二，尹春亮作出的证言或由其产生的证据有高度刻意伪造的可能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尹春亮是民权县人民法院的法官，曾当过庭长，其虽与周平名义上离婚，但一直参与到周平与张书林民间借贷一案。据张书林称，他与周平一案的文书即是尹春亮与周平二人一起送达给张书林的，这本身就违法，现尹春亮又作为证人过度参与本案。周平提交的尹春亮与张书林的通话录音中，尹春亮多次对张书林说“那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出罢事之后他们几个逼着你弄的这个东西是不”、“就是说你打给他这个协议不是自愿打给他类是不”，以诱使张书林说出其想得到的话术，又作为证据提交本案。另外，从该通话中尹春亮“那你咋弄啊，现在这个事，你准备着”“回来一趟我把执行局的人叫出来”“回来我再单独给你打电话，我知道你手机号”这些话语中，说明尹春亮、周平早就与张书林有串通行为，且让张书林做好“准备”，同时本案历经漫长的诉讼过程，申请人一直称尹春亮与张书林有亲戚关系，但尹春亮、周平方一直拒不承认，直至申请人提供了张书林前妻的录音，尹春亮、周平方又称该亲戚关系对本案不产生任何影响，但如果无任何影响，尹春亮、周平方为什么一直隐瞒该关系？尹春亮作为本案利害关系人，其与周平在张书林被羁押于看守所之前，与张书林就案涉房屋一直存在联络和沟通，双方具有高度恶意串通的可能性，另外鉴于尹春亮不诚信的行为，由其作出的证言或由其产生的证据有高度刻意伪造的可能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原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无任何依据，且部分定案证据系伪造，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再审条件,恳请贵院依法再审。申请人在原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故请贵院再审改判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认为，金业雷虽提交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主张其于2018年12月8日给张书林转账40万元购房款。但张书林否认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合意,并称其转账的40万元系借款。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前，双方存在借款关系，金业雷不主张以房抵债，却另行支付40万元购买张书林的房屋不合常理,且金业雷亦未提供法院查封前涉案房屋交付及占有的相关证据。故一、二审认定双方不存在房屋买卖合意、金业雷对涉案房屋不足以排除执行,判决并无不当。金业雷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金业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金业雷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练 凯审判员 谢劳动审判员 段 旭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法官助理石一凡书记员韩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