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再2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大连义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促进路**-4。法定代表人：李冬乔，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宁，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昕，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行雷，男，196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系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芸，系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东小磨子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张贵林，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京城，男，197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美霞，辽宁仕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大连义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义德公司）与被申请人王行雷、王京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东小磨子村村民委员会（下称东小磨子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曾作出（2018）辽0211民初4865号民事判决。王行雷、义德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9）辽02民终8118号民事判决。义德公司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民申148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义德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案涉工程的开发主体系王京城及东小磨子村，本公司不应承担给付工程款的义务。二、本公司与王京城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原判决始终回避本公司与王京城之间为何种法律关系，亦回避本公司与各被申请人在案涉建设施工合同中的法律地位。三、原判决判令本公司向王行雷支付工程款与王行雷所提供的证据本身存在严重矛盾。四、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王行雷的优先受偿权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驳回王行雷对本公司的诉讼请求。王京城辩称：本人与义德公司之间存在代建关系且已实际履行，本人已向义德公司足额支付了建设资金，双方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义德公司的再审请求。东小磨子村辩称：本单位不是案涉项目开发主体，对案涉房源的出售、抵顶无权控制。义德公司理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请求驳回义德公司的再审请求。王行雷辩称：本案无论从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出发，还是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各被告人都应当承担责任。2018年，一审原告王行雷起诉要求：1、义德公司、东小磨子村、王京城共同支付本人工程款3166671.21元及违约金，合计人民币3216671.21元；2、本人对上述工程款享有房屋拍卖折价后的优先受偿权。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4865号民事判决查明：被告东小磨子村将通过置换方式取得的位于东小磨子村辖区原属65054部队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被告王京城，由王京城用于别墅型农业精品（生态）园的开发，双方于2009年12月17日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书》，转让费为1029万元。该工程各当事人未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原告王行雷对别墅外墙保温及涂料进行了施工。2012年6月11日，被告义德公司为原告出具《确认书》，确定原告施工外墙保温及涂料，以在建工程抵付工程款，其中包括本项目中48#楼，工程全部竣工后归原告所有。2016年6月7日，东小磨子村与原告指定的第三人王德昊签订《东小生态园购房合同》，载明出让人东小磨子村将坐落于农业精品（生态）园第2095号（工程号49号）房屋转让给王德昊，价款为1384140元、东小磨子村第57号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入住时间为2012年7月24日，原告表示实际抵付金额为1534590元。被告义德公司在落款为原告、时间为2014年6月4日的工程确认单上加盖印章，其上曹风波、徐宝庆于2016年5月8日对工程量签字确认，确认单中工程造价为4821621.21元。2009年10月10日义德公司以王京城的名义开设银行特户，使用至2014年12月26日将账户清零后移交至王京城止。自2009年10月10日至2015年5月，义德公司签收王京城以龙运公司名义支付的建设资金累计六百余万元。其中王京城认为系647.5万元，义德公司认为系666.5万元。庭审时，王京城举证农业生态园（李晓光）抵房明细、东小生态园购房合同、东小磨子村房屋所有权证、函件证明义德公司申请并经王京城确认同意，已将义德公司待建项目中18套房屋共计5669.68平方米抵顶给义德公司，抵顶的资金数为2721.4464万元（按4800元/平方米计算）。之后，义德公司将取得的抵顶房屋又分别抵顶给相关方，东小磨子村配合按义德公司及相关施工单位指定的最终房屋业主签订购房合同，办理东小磨子村房屋所有权证等。东小磨子村无异议。义德公司质证：仅对其中的14套房屋认可，不认可的为王京城提供的抵房明细中的14、15、16、18四套房屋。其中14房屋系王京城向义德公司支付涉案工程的管理费的一部分。称王京城已陈述其应向我方支付涉案工程造价10%的管理费，其他三套房屋是否抵顶，及抵顶给哪一方，我方不清楚，我方认为抵顶房屋我方均出具书面确认书，并经王京城签字认可。王京城在举证抵房明细时，应将确认书一并提供，只要有确认书的我方均认可，没有的不认可。王京城的陈述中，数次表述将涉案房屋直接抵顶给作为发包人的义德公司，再由义德公司抵顶给施工人，这个不符合事实。因为如果义德公司为发包人，王京城将涉案房屋已经抵顶给义德公司的情况下，义德公司再将相应的房屋抵顶给施工人的，不需要也没有必要由王京城签字同意后方能签署合同，办理房屋的权属证书。签订合同及办理权属证书的流程上，可以看出将房屋抵顶给谁，并不由义德公司一方能决定的，需要王京城批准。庭审时，王京城举证证明自2012年6月至2015年2月，义德公司因资金紧张请求王京城代其直接向项目部庞宝新支付工程款834.4万，代义德公司支付涉案工程配电箱费用累计40万元，工程造价公司出具工程造价编制报告数额为4506.7460万。义德公司质证均不予认可，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义德公司有委托支付，及对该支付行为认可、同意。庭审时，王京城举证证明义德公司代建的工程存在质量缺陷，其中发生门窗维修费用35万；别墅屋面维修工程743.7674万；房屋四周地面水台断裂、车库屋面漏水等需返修费用至少280万尚未发生。主张此费用应从应付义德公司建设资金总数中扣除。义德公司质证：不予认可，王京城应证明工程存在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维修费用确定，否则义德公司不予认可。王京城要求义德公司承担该部分的维修费用，用来抵顶应向王京城支付的管理费，无依据。庭审时，义德公司举证王京城款项收支明细表及财务凭证105页，证明义德公司管理涉案工程期间，王京城共向义德公司支付6665000元，义德公司将王京城支付的全部款项支付给工程单位。原告质证：我们收到12万，其他的付款与原告无关。东小磨子村质证：真实性无法核实，所有的工程款支付及接收我方均未参与。王京城质证：确认了我方支付647.5万，我方没有支付3万事实。从支出栏看及后面的工程预付款结算拨款单显示内容，是义德公司于2015年8月向其合同相对方支付测绘费，结合2012年11月19日义德公司支出栏也向郑田福支付测绘费，说明是义德公司作为发包方与相关施工合同方间的合同关系。序号2出票人一栏王京城没有此笔支出，王京城不知情。序号12收款日期中，确认于2014年11月25日收到王京城支付的现金35万，但在支出栏未将2011年5月21日支付给曹风波的15万列入其中，此节说明义德公司收到王京城提前支付的建设资金后，并没有完全投入到工程项目上。序号1支出栏所述转杜聪100万，签收人王凤祥，此转款记账单显示收款人杜聪，看不出杜聪与王凤祥的关系，也不能确认收条汇款就是这笔。2009年10月16日收据凭证、出账单均有义德公司财务人员填写，收据事由写明65054工程，义德公司未能够证明王凤祥与建设工程有何关系，也未能证明杜聪与工程有何关系，事实上属于王京城自己的账户有很多，即使存在王凤祥汇款的事实，也与涉案特户无关。从明细表支出栏描述的内容及后面所附的相关工程应付款项结算拨款单等记载内容看，义德公司对外支付的款项包括曹风波、徐宝庆、庞宝新等工程款，还有设计费、测绘费、监理费、档案费等。义德公司还支付了开发商应缴纳的建安税235.4508万，这些事实都能证明王京城答辩意见中陈述的与义德公司间约定有义德公司代建，义德公司作为建设主体及发包人负责建设管理，包括设计、勘探、测绘、施工管理、供水电、配套工程建设及施工前期准备、工程竣工验收等全部工作，并作为发包方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及结算的事实存在。如前所述我方的证据证明涉案的特户是由义德公司以王京城名义开设并实际管控使用至2014年12月26日，义德公司使用该等资金作为建设主体和发包方向相关施工单位等支付了相应的工程款。证据能体现关于工程质量维修问题自2013至2014年期间一直发生。综上，该证据不能证明义德公司拟证的只是工程的管理方的事实，且王京城能确认的义德签收的建设资金仅为647.5万，而非义德公司所说的数字。从支出一显示，义德公司并没有将签收的建设资金完全向施工单位支付，从已经落实的数字看，已经有一半资金被义德公司自己使用。义德公司说明：王凤祥系涉案土地的原使用权人，因实体原因将本由其开发的土地转让给王京城，价款为200万，且义德公司基于王凤祥的指示将转让款200万转账至杜聪的账户，至于杜聪的身份情况，义德公司不清楚。因为有王凤祥出具的收条，即认可转账行为。王京城质证中否认对义德公司管理账户期间的款项支出行为，义德公司认为义德公司在长达四年的管理该账户的过程中，王京城分多次持续汇款，表示对义德公司管理账户及用于支付相关款项的认可。王京城对义德公司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的表述前后存在不一致情况，一会表述开发主体，一会表述建设主体，义德公司认为两主体的法律意义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不同。义德公司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具有总承包建设单位的资质，基于缴税行为，如果认定义德公司系开发单位，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房地产开发单位是基于房地产开发行为初始获得建筑所有权。所以义德公司认为我方既不是建设主体，也不是开发主体，是管理方。义德公司提供的该证据是一组，证明已将款项全部支付给施工单位或者辅助单位，义德公司在列明款项收支表的时候，是将王京城支付的每一笔款项都列在表格，包括转账和现金。如果王京城对其中的几笔款项否认不影响义德公司就该份证据拟证目的。另查明，原告与义德公司、王京城与义德公司之间就涉案工程项目均没有书面合同约定，但当事人认可东小磨子村会收取房屋销售款7%的税费，王京城与义德公司认可王京城应向义德公司支付涉案工程造价10%的管理费。原告举证的确认书中记载有大连成锐建筑公司中承包记载，但法院未发现有该公司参与案涉工程的事实。庭审时，义德公司对原陈述的下列事实予以认可：施工的工程在2012年度基本完工，完工后涉及到工程款支付问题，经过义德公司的确认，将其中的原告举证的房屋抵付给原告作为工程款支付的一部分。原告把这个房屋指定过户到案外人王德昊名下。还有两套房屋也是经过义德公司确认，当时也要抵付给原告作为工程款支付的一部分，但是最终没有抵成。对此事实东小磨子村称：没有参与，不清楚。王京城称：48号和94号房屋，王京城与义德公司没有达成抵房协议，因此义德公司也无权处分该两套房屋。无论义德公司和原告此项约定内容是否真实，均不能以此主张该两套房屋归属原告。王京城与义德公司约定的是王京城以房屋向义德公司抵顶建设资金，按每平4800元，原告与义德公司约定，按每平5100元。义德公司：王京城向法庭陈述的，我方无权单独处分涉案房屋，我方认可该观点。原告提供的2017年确认书明确记载，最终的抵偿手续是需要与开发商签订正式抵房协议为准。所以，无论抵哪套房屋及价格，均不是由义德公司确认，需要王京城批准。庭审时，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为：工程总价款4862621.21元，已经完成抵付过户至王德昊名下的房屋的抵付金额1534590元，原告取得12万现金，另两套房屋抵的价钱48号楼是153.4万（确认书的面积是328平方米，实际测量面积是300.9平方米，单价5100/平方米），94号楼1183584元。因此原告确定欠付工程款本金为3166671.21元。原告曾将曹风波、徐宝庆列为第三人，后申请撤回对二人的起诉。法院审查认为原告撤回对第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口头裁定予以准许。原告曾申请调取东小磨子村在案涉房屋收到房款后的资金流向及相关账目、出售房屋的流程及相关合同、收款收据，东小磨子村与王京城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与王德昊签订的购房合同及相关费用收据。原告曾申请对东小磨子村别墅保温工程单价、大檐造型工程单价、外墙涂料工程的工程单价进行鉴定。该判决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案涉别墅型农业精品（生态）园工程，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相应建设施工合同无效。由于案涉工程已实际使用，各方当事人未对原告施工质量提出意见，应认为原告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原告有权根据法律规定取得相应的工程价款。对于向原告支付工程价款的义务主体问题，因当事人之间就案涉工程施工未有书面协议，合同关系的认定应首先确定与原告形成的无效建设施工合同的相对方问题。通过庭审可以确定，原告在施工案涉工程时系在义德公司的组织、管理下进行，义德公司在原告施工完毕后出具确认书，原告持确认书通过东小磨子村在王京城确认后取得抵顶相应工程价款的房屋。因原告没有依据法律规定的举证义务证明其与东小磨子村、王京城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应当认定原告与其直接发生建设工程业务联系的义德公司存在实际的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内容从审理中可以确定包括：工程范围、工程计价、结算方式等基本合同内容，从义德公司以其认可的管理方的身份并向原告出具确认单的事实，应认定相应合同内容中工程范围、工程计价系由原告与第三被告议定并履行。至于结算方式从已经履行了的已登记为王德昊房屋的抵付及另两套房屋要抵付给原告作为工程款支付没有抵成的过程来看，被告王京城具有向原告抵房的控制权，并且被告王京城确定也是案涉工程的最终受益人。至于被告王京城是否应承担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义务的问题，首先，从上述认定事实其与原告未有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王京城亦未有支付原告工程款的约定；其次，由于没有书面合同的约定，无法直接确定王京城与义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但从王京城陈述其与义德公司的“代建”及义德公司陈述的“管理”关系，均不能确定王京城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发包人，且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原告承担责任。故原告主张被告王京城承担给付工程款的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东小磨子村也为案涉工程的实际受益人之一，存在以其名义向外颁发案涉工程建造房屋证件，并收取转让费、税费的利益，但基于与王京城同样的理由，原告向其主张承担给付工程款的义务，亦没有法律依据。故被告义德公司负有向原告支付相应工程款的义务。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起算时间可以为原告主张的竣工验收后的2014年9月13日。对于原告对工程款享有房屋拍卖折价后的优先受偿权问题，因对本案的付款责任未认定应由建设工程的所有人承担，相应的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申请调取的相关证据的申请，申请内容存在相应证据被告已承认及与本案无确定的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对于原告鉴定申请，由于相应义务承担人义德公司认可相应工程价款，其相应鉴定申请依法不应支持，亦对相应申请不予准许。遂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大连义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3166671.21元及违约金（以3166671.21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13日起自本息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53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连义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义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行雷对本公司的诉讼请求。王行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本人全部的诉讼请求。本院（2019）辽02民终81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该判决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包括：谁是承担工程价款给付责任的主体；王行雷主张工程价款及违约责任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王行雷主张就工程款享有房屋拍卖折价后的优先受偿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关于承担工程价款给付责任的主体如何确定。王行雷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诉讼请求为王京城、村委会及义德公司就工程款给付承担连带责任，不要求相关责任主体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本案一、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供案涉工程的规划审批材料，亦未提供开发和建设施工的书面协议。案涉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相关合同关系应确认无效，王行雷实际施工部分工程业经交付使用，王行雷享有工程款的请求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特定的享有权利的债权人和承担义务的债务人之间。王行雷主张工程款，应当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基本原则，只在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以准许突破合同相对性为补充。王行雷在一审提供义德公司出具的《确认书》中载明：“工程项目由大连诚锐建筑工程公司总承包，王行雷是该项目施工总承包商下的施工分包商”。但庭审中王行雷及义德公司均否认大连诚锐建筑工程公司参与该项目。因王行雷未提供书面合同，根据庭审中的调查，王行雷认可是义德公司的人找到其参与施工，商定价格。依据建筑施工行业分包承揽工程的特点，王行雷分包到相关工程，应当依靠熟人介绍，允许欠付款项待工程完工后结算，更应当基于信赖关系。王行雷也表示，在分包工程之初，其并没有与王京城和村委会就订立分包合同有关事项进行过任何磋商。义德公司否认其是应当承担工程款给付的责任主体，但义德公司在王行雷施工的工程决算表上加盖印章，对工程量及欠付款项予以确认，为王行雷出具确认书等。其关于仅是工程项目的管理者的辩解也没有提供合同等证据支持。因此，义德公司应当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王行雷关于要求王京城与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因突破合同相对性，又未能提供明确的特别规定的法律依据。义德公司关于与王京城之间系委托关系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向相对人披露了委托关系的存在。且若基于委托关系，其法律责任应由委托人承担，与王行雷主张的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符。因此，王行雷关于王京城、村委会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王行雷主张工程价款及违约责任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如前所述，义德公司负有支付工程价款的责任但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一审法院关于此项诉讼请求的判决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再次，关于王行雷主张就工程款享有房屋拍卖折价后的优先受偿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的规定精神，依法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必须以存在直接的施工合同关系为前提。根据已查明事实，王行雷与王京城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施工合同关系。因此，王行雷的此项上诉请求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060元，由上诉人王行雷承担32530元，大连义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32530元本院经再审查明：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1、关于本案的承担义务主体问题，王京城和义德公司之间没有书面合同，由于王京城没有开发房地产资质，建房以义德公司的名义进行，现有证据无法确认义德公司和王京城之间准确的法律关系。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施工价款是王行雷和义德公司约定的，案涉工程进场施工时是王行雷和原义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晓光洽谈的，工程造价是义德公司确定的，在磋商中王行雷没有接触过王京城，义德公司与王行雷之间《65054部队别墅保温及涂料工程决算表》上有义德公司印章和王行雷签字，以上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工程是义德公司发包给王行雷的，王行雷突破合同相对性向王京城及东小磨子村主张权利没有根据。2、关于工程款数额。在案涉工程完工后，2014年6月4日，义德公司与王行雷在《65054部队别墅保温及涂料工程决算表》签字并加盖义德公司印章，2016年5月8日，部分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徐宝庆、曹风波也在该工程决算表上签字。在工程决算表中，义德公司加盖印章，写明“工程量已确认”，说明双方对工程量没有异议。关于决算表中载明的工程款，虽然双方没有在决算表上明确写明“工程款已确认”，但是义德公司在决算表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应视为对决算表上的工程量和工程款的共同确认。同时，在原审庭审笔录中，义德公司表示，“以决算表为准，金额我们认可”，即义德公司明确对案涉工程款金额予以自认，故该决算表上标明的工程款数额可以作为起诉依据。3、再审申请人提出的优先受偿权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法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必须以存在直接的施工合同关系为前提。本案王行雷与王京城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施工合同关系，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其该项诉请正确。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本案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辽02民终811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杰审判员 张真洪审判员 赵述云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