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民终40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某1，女，汉族，1966年10月4日出生，住苏州市姑苏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某2，女，汉族，1961年7月19日出生，住苏州市姑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上海尊源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薛某1因与被上诉人薛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91民初11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明知涉案房屋是共有财产也未将相应款项提存法院或补偿上诉人，而是用作他途，故可认定其擅自处分遗产系恶意处分，造成了上诉人继承遗产价值的减少，其处分遗产所得不应认定为遗产分割时的价值。而应以裁定书确定的分割遗产时房屋市场的价值作为遗产价值的根据(一审时上诉人主张是30000元每平方)。2、关于25万元是否遗产的问题，一审以所谓薛某3的无权处分行为进而推定转帐支付是赠与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更大的可能是薛某3在住院期问，让被上诉人保管该存款(排除私自转帐前提)。故该25万元仍系薛某3遗产而应当分割继承。3、医疗费用由薛某3生前支付，不存在用遗产支付的事实。丧葬费用由社保基金中明确列支项目，也不应当遗产存款支付。以所谓存款遗产冲抵医疗费、丧葬费为由行剥夺上诉人继承权之实，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薛某2辩称：1、被继承人薛某3手书遗嘱：基于上诉人薛某1未对其尽女儿的孝道，要把自己名下的房产权利及包括房屋内的一切财与物由薛某2继承。后老人带着薛某2夫妇至房产交易中心办理了过户手续，虽是买卖实是赠与，是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其生前对其财产的有效处理，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谓的恶意受让的情形。2、被上诉人处分房屋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恶意处分之情形。苏州法院一、二审判决均认为案涉房屋虽使用了沈某1的工龄补贴，但因其不具备民事权利主体资格，薛某3系案涉房屋唯一的所有权人，具有完全的处分权。被上诉人在合法受让后亦对房屋具有完全的处分权。所以被上诉人以市场价处分案涉房屋亦是合理、合法的。房屋产权价值应以被上诉人处分时的价值确认。3、25万元是被继承人薛某3生前赠与给被上诉人的，不属于遗产的范畴。在薛某3生病后，一直是被上诉人在照顾，其中一部分资金也用于薛某3的治疗及正常的生活开支。25万元是薛某3的个人财产，其有完全的处分权，通过其生前遗嘱，可以充分得知其心之所向。4、一审法院认定薛某3遗产数额正确，对其的处理亦是合理的。一审法院认定截至薛某3去世时，其遗产为社保14124.4元、养老金8100元、工商银行余额3712.31元。被上诉人亦认可上述遗产金额。被上诉人在父亲去世后支付丧葬费，购买墓地的费用远远超过该遗产金额。所以一审判决上诉人不能继承该遗产完全正确，合乎情与法。 薛某1一审诉讼请求：1、薛某3亡故待遇7062.2元以及存款要求继承；2、苏安新村144幢105室房屋继承份额的补偿；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薛某3与沈某1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薛某2、薛某1、薛某4。薛某3于2017年8月31日死亡，沈某1于1996年2月4日死亡，薛某4于1997年7月7日死亡，未婚未育。薛某3及沈某1父母均先于两人死亡。 2017年9月29日，原告薛某1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薛某2、沈某2购买苏州工业园区苏安新村144幢105室合同无效，并撤销该房屋的变更登记。一审法院（2017）苏0591民初8616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经审理查明，薛某3与原苏州林业机械厂就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安新村144幢3单元105室房屋于1997年11月11日签订《苏州市市区房改售房买卖契约》（附《苏州市房改售房产权转移申请审批表》），载明购置方名称薛某3，配偶姓名沈某1（工作单位苏州茶厂）；住户优惠3%，工龄优惠42%；实际支付房款10949元。1998年12月起，该房屋即登记在薛某3一人名下。2017年5月25日，薛某3与薛某2、沈某2签订《苏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编号：苏房存园区合同201705250179），薛某3将该房屋以100元价款出售于薛某2、沈某2夫妇。该房屋自2017年6月5日起登记为现权利人薛某2、沈某2。……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登记产权人原为薛某3，该房屋系1997年11月薛某3所在单位进行职工福利性质的房改售房取得，当时沈某1已经亡故，虽以工龄享受一定政策补贴，但其不具备民事权利主体资格，原、被告姐妹也均已经成年，之后房屋登记薛某3一人名下，故该房屋系薛某3一人所有；薛某3生前亲自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实际系将房屋赠与两被告，并已经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两被告已经登记为涉案房屋财产权人，赠与已经完成。该赠与行为形式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原告现以薛某3对涉案房屋没有完全的所有权及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但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薛某3与两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法定合同无效之情形，又无证据证明存在其它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不予支持原告确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之诉讼请求。综上，判决驳回原告薛某1的诉讼请求。” 薛某1不服判决，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8月9日作出（2018）苏05民终453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 薛某1遂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省高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苏民申30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载明：“……房改房是国家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工资、家庭人口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政策性优惠福利的房屋。此种政策性优惠福利具有人身和财产双方属性，属于财产权益。本案中，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结合涉案房屋房改的情况，本案所涉房屋系薛某3享受了本人工龄和沈某1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系对原有承租权的承袭和转化，该房屋应视为薛某3、沈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由于沈某1死亡之后，根据现有证据，在未对其遗产进行处理的情形下，薛某3系对沈某1遗产构成无权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形，薛某2、沈某2并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从薛某3针对涉案房屋处分情形看，针对本案房屋应视为其自愿将本人以及其针对涉案房产继承取得的份额均转让给薛某2、沈某2，鉴于涉案房屋已经实际登记于薛某2、沈某2名下，考虑薛某1继承沈某1遗产的比例较小，即使是在分割遗产过程中本案所涉房屋亦应将所有权归并给薛某2、沈某2，针对薛某1在涉案房屋中继承沈某1的遗产份额。其可以另行要求薛某2、沈某2进行折价补偿，如协商不成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因此。一、二审认定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错误，予以纠正，针对薛某1关于确认合同无效以及撤销登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该裁判结果并无不当。综上，薛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薛某1的再审申请”。 一审另查明，2018年5月3日，薛某2、沈某2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史某，买卖合同价格为135万元，被告另承担中介费2万元，税费47999.99元。 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至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改办调查，据相关工作人员反映，关于房改房政策，苏房改（1995）7号文件第六条规定，根据现行的离退休人员去世后其配偶仍可居住原有住房的规定，已故离退休工人员配偶购买原已租住的住房，购房面积控制标准可按已故离退休人员原行政职务的面积控制标准执行；其工龄折扣年限可按已故离退人员或配偶的工龄计算。根据涉案房屋的房改房产权转移申请审批表显示，薛某3购买苏安新村144幢3单元105室的42%工龄优惠是用了沈某1的工龄优惠的。 一审诉讼中，原被告确认被继承人薛某3社保金额14124.4元及养老金8100元被被告领取。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薛某3苏州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信息。苏州银行账户截止2017年8月31日余额为102.03元，2017年12月21日余额0.16元，工商银行截止2017年8月31日余额3712.31元，截止2018年3月21日余额0元，其中2017年5月8日转账薛某225万元。其余银行均无存款信息。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提交的（2017）苏0591民初8616号民事判决书、（2018）苏05民终4532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申3007号民事裁定书、银行流水、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注销证明、谈话笔录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案争议焦点为： 一、苏安新村144幢105室是否属于薛某3、沈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认为，根据苏州市相关房改政策以及本院的情况了解，薛某3购买苏安新村144幢105室的42%工龄优惠是用了沈某1的工龄优惠的，房改房是国家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工资、家庭人口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政策性优惠福利的房屋。此种政策性优惠福利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属于财产权益，故涉案房屋应视为薛某3、沈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 二、有无过诉讼时效。一审认为涉案房屋为薛某3、沈某1共有，沈某1死亡后，薛某3仍居住使用该房屋，其余继承人均未提出放弃继承或是分割房屋，故可视为各继承人对涉案房屋共同共有，在共同共有状态下，继承人可随时主张分割权利，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故原告有权要求分割继承沈某1的遗产。 三、关于遗产价值的确定。原告要求按省高院生效裁定时间确定涉案房产价值。被告认为房屋已出售，应按照出售价格确定沈某1遗产价值。一审认为，涉案房屋原登记在薛某3一人名下，薛某3在生前自愿将涉案房产转让给薛某2、沈某2并实际登记于薛某2、沈某2名下，被告并不存在隐匿财产的主观恶意。诉争房产经二审法院判决明确薛某2、沈某2系涉案物权所有人且已发生效力，原告虽申请再审确认薛某3系对沈某1遗产构成无权处分，但裁定书并未改变薛某2、沈某2系涉案物权所有人的事实，故薛某2、沈某2作为物权所有人出售涉案房产行为并无不当，沈某1遗产形态发生转变，其遗产价值应以出售房屋实际取得价款为准。原告虽不认可房屋出售价格，但根据银行流水、买卖合同及被告陈述，结合一般商品房买卖交易习惯，确认遗产价值为1282000.01元（1350000-47999.99-20000）。根据继承法及婚姻法相关规定，沈某1在涉案房产中份额占1/2，其死亡后法定继承人为薛某3、薛某2、薛某1、薛某4，薛某4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为薛某3，薛某3已在生前将其本人对涉案房产的份额以及继承取得的份额均转让给薛某2夫妇，故薛某1继承房产份额1/8价值为160250元。但考虑到被告在诉讼期限将诉争房产处分，且房产中确包含有原告可取得的部分财产价值，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在分配遗产时酌情确定原告适当多分，原告可分得20万元。 四、薛某3的社保及存款。原告要求继承薛某3的社保7062.2元及存款。另外薛某3工商银行账户2017年5月8日转到薛某2名下的25万元要求分割。被告认为工商银行2017年5月8日转到其名下的25万元系父亲生前赠与给其，其用于支付父亲医疗费等费用。其认可薛某3有社保14124.4元及养老金8100元，工商银行余额3712.31元等，但上述款项均用于薛某3的医疗及丧葬费用，原告在父亲生前从未尽过赡养义务，薛某3遗嘱中取消薛某1的继承权利，并提供遗嘱、医疗费发票、丧葬费收据。原告对此均不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薛某3工商银行2017年5月8日转账系在薛某3生前所为，结合薛某3在5月25日赠与被告房屋的行为及本案的其他证据综合来判断，被告主张赠与的行为更具可信度，原告无证据证实该款项系被告私自转移，故从高度盖然性的角度，本院确认该笔25万元在薛某3生前进行了处分，不属于遗产范围。从目前证据来看，除被告认可的社保金、养老金及银行存款外，原告并未提交薛某3死亡时还有其他存款的证据。原告虽不认可被告提交的医疗费发票、丧葬费用，但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医疗和丧葬费用均系实际发生，费用远超薛某3现存的现金财产价值，且被告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故原告要求继承薛某3的社保及存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薛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薛某1人民币20万元；二、驳回原告薛某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承担2640元，被告承担1760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 关于上诉人薛某1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1、被上诉人薛某2出售案涉房产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没有证据证明薛某2存在恶意隐匿或者非法转移财物的行为。因此，一审判决以该案涉房屋出售时的价格（也就是薛某2因该房屋出售实际取得的价值）为基础，计算上诉人薛某1应得房产份额价值，并无不当。且一审判决时也考虑到实际情况适当多分给薛某1部分款项，实际处理也较为公平。上诉人认为应以省高院最终裁定书生效之日为基准，计算案涉房屋市场价值作为遗产价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25万元是否遗产的问题，薛某3在生前即将该25万元银行存款转账给薛某2，结合薛某3在同期赠与薛某2房屋的行为及本案其他情节，一审认定该笔25万元在薛某3生前赠与薛某2，不属于遗产范围。本院予以认同。上诉人认为该25万元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关于被继承人薛某3死后其名下的钱款是否作为遗产进行分配的问题，双方当事人确认薛某3去世时，其遗产为社保、养老金、银行余额共计25000余元。而丧葬费、墓地费等费用开支实际要超过该遗产金额，故一审判决驳回薛某1要求分割该遗产的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薛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耀荣 审判员  黄文杰 审判员  张珍芳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徐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