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5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培平，男，196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虎，山东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有荣，山东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涛，男，198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朦朦，女，198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美萍，北京市中咨（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培平因与被上诉人胡涛、田朦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1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培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虎，被上诉人田朦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美萍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胡涛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培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涛、田朦朦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1月23日期间，胡涛因经营福利彩票站及山东通胜钢结构有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紧张为由，陆续向王培平借款本金共计1958800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1802800元，现金方式支付156000元，胡涛在上述期间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还款共计578800元。截止到王培平提起诉讼，胡涛仍有138万元的借款本金未偿还完毕，胡涛向王培平出具10份借条。之所以出现借款日期连续，系因为胡涛于2013年年底向王培平承诺在一个月内将全部借款偿还完毕，胡涛将之前发生的借款又重新出具的新借条。王培平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就胡涛出具借条日期比较集中作出了详细陈述。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结合王培平提交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可以证明王培平向胡涛提供借款的事实，王培平已实际向胡涛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通过王培平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明显符合王培平与胡涛的交易习惯及交易方式，王培平绝大多数款项均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胡涛，胡涛亦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偿还借款。上述三大银行的交易明细，均在银行打印，并不是王培平私自伪造，一审法院仅认可中国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不予采信。但两份工商银行的交易明细中王培平已标注的对方账号62********与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中标注的对方账号62********均为同一账号，且建设银行交易明细中备注的为胡xx。一审法院仅认可胡涛向王培平还款的事实，对王培平向胡涛出借款项的事实不予认可，明显存在歪曲事实、枉法裁判的嫌疑。王培平在一审庭审中已详细陈述出借款项的来源为拆迁补偿款、出租机械的租赁费及向朋友所借款项，但一审法院在未调查清楚案件事实的前提下，仅凭主观意念判断王培平为无业人员，作出无法认定王培平向胡涛出借款项的事实，显属认定事实错误。3、上述债务发生在胡涛、田朦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均用于胡涛、田朦朦的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理应属于胡涛、田朦朦的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有关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1月18日实施，上述债务发生的时间，该司法解释并未颁布实施，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该司法解释针对上述债务，并不能在本案中适用。4、一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不允许王培平提供的证人出庭作证，侵犯王培平的举证权利。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王培平在开庭审理前，已带证人任某某庭外准备参加庭审出庭作证，但在一审开庭审理中，一审法院恶意阻止证人出庭，完全剥夺了王培平陈述举证的权利。王培平提供的10份借条及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结合王培平的陈述及出借款项来源，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王培平已履行了出借款项义务。上述债务发生在胡涛、田朦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均用于胡涛、田朦朦的夫妻共同生活经营，理应属于胡涛、田朦朦的夫妻共同债务，胡涛、田朦朦应当对上述债务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田朦朦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王培平未提交银行转账记录原件，不能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的实际交付，王培平与胡涛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2.涉案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田朦朦对涉案借款事项不知情、也不认可，王培平亦不能举证涉案借款用于田朦朦与胡涛之间的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表示。3.王培平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未允许证人出庭作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违反诉讼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在一审法院送达诉讼各当事人的《举证通知书》第十一条明确载明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十日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本案中，王培平是在庭审过程中当庭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期限，一审法院未允许证人出庭，有理有据，未剥夺王培平的权利。王培平未在举证期限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是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应自行承担逾期举证所产生的不利后果。胡涛未作答辩。王培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涛、田朦朦偿还王培平借款本金138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38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胡涛、田朦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培平提交借款人为“胡涛”的借条10份，分别记载如下：1.“借条今借到王培平现金壹拾伍万元（小写：150000元），用期一个月，至2014年1月23号还清，没扣利息。借款人：胡涛（签名）2013.12.22”；2.“借条今借到王培平现金壹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用至2014年1月29号还清。借款人：胡涛（签名）2014.1.5”；3.“借条今借到王培平现金贰拾柒万元（小写：270000元），用期二个月，到2014年3月7号还清（未付利息）借款人：胡涛（签名）2014.1.7”；4.“借条今借到王培平现金拾壹万元（小写：110000元），用期二个月，至2014年3月10号还清，（未付利息）借款人：胡涛（签名）2014.1.10”;5.“借条今借到王培平现金叁万元整（小写：30000元），用期二个月至2014年3月8号还清，（未付利息）借款人：胡涛（签名）2014.1.8”;6.“借条今借到王培平现金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用期三个月至2014年4月15号还清，（未加利息）借款人：胡涛（签名）2014年1月15号”;7.“借条今借到王培平现金拾伍万元整（小写：150000元），（未加利息）用期二个月至2014年3月17号还清，借款人：胡涛（签名）2014.1.17”;8.“借条今借到王培平现金拾壹万元整（小写：110000元），用期二个月至2014年3月21号还清，（未加利息）借款人：胡涛（签名）2014.1.21”;9.“借条今借到王培平现金壹拾陆万元（160000元），借期一个月至2014年2月21号还清（利息未加）借款人：胡涛（签名）2014.1.22”;10.“借条今借到王培平现金贰拾万（小写：200000元），借期一个月至2014年2月23号还清（利息未加）借款人：胡涛（签名）2014.1.23”。王培平主张，上述10份借条除第9笔、第10笔借款系当时通过银行转账向胡涛交付的所借款项外，其余8张借条均是之前发生的借款在后期又重新出具的借条。关于所借款项交付方式，王培平主张，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1月23日期间，王培平通过银行转账向胡涛出借本金共计1802800元，另借给胡涛现金156000元，胡涛通过银行转账陆续向王培平偿还578800元，尚欠王培平138万元，即构成上述10张借条记载的款项数额。王培平为证明上述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加盖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东郊支行业务专用章”的银行交易流水一份，记载胡*于2013年10月19日、2013年11月8日分别向王培平汇款4000元、7550元；2.页面顶端有手写“中国工商银行”字样的卡号为62********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宗，王培平主张该交易明细记载王培平于2012年11月15日至2013年8月13日期间通过该账户分20笔向胡涛汇款485100元，胡涛分17笔向王培平偿还283550元，该材料未加盖任何银行印章；3.页面顶端有手写“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千佛山分理处”字样的卡号为62********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宗，王培平主张该交易明细记载王培平于2013年8月27日至2014年1月5日期间通过该账户分11笔向胡涛汇款326300元，胡涛分9笔向王培平偿还201700元，该材料未加盖任何银行印章；4.页面有手写“农业银行”字样的卡号为1********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宗，王培平主张该交易明细记载王培平于2013年8月17日至2014年1月23日期间通过该账户分13笔向胡涛汇款991400元，胡涛分3笔向王培平偿还82000元，该材料未加盖任何银行印章。王培平称上述借款均约定利率为月息二分，胡涛偿还的都是本金，未偿还过利息。王培平主张现金支付156000元，对此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田朦朦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借条中均未载明借款用途和利率，也没有田朦朦的签名，不能确定借条是胡涛本人所写，且多张借条发生时间过于紧凑，金额超出合理的支付范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实际发生；对于王培平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认为除建设银行济南东郊支行的交易记录有加盖银行印章外，其他均系打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转账记录与借条出具的时间和金额均不相符，从银行交易记录上也可以看出，王培平与胡涛及其他人之间有很多笔转账交易，不一定是民间借贷关系；对于王培平主张的胡涛、田朦朦系亲戚关系不予认可，田朦朦称并不认识王培平。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王培平主张胡涛自出具前述借条之后，大约自2014年3月份起就失踪了，之后再也没有找到过胡涛；王培平曾经于2014年5、6月份去找到过田朦朦，田朦朦当时说她也找不到胡涛，但她知道胡涛的钱去哪里了，她去要回来替胡涛还账；王培平曾经自2015年起每年至少两次到胡涛的父亲家中要账，都是胡涛的父亲在家，胡涛的父亲也承诺过替胡涛还钱，但是看钱太多了就没有还钱，故王培平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田朦朦质证认为，其从不知道王培平与胡涛之间的借贷关系，王培平也从未找其要过涉案借款；胡涛系实际借款人，王培平从未向胡涛主张过权利，即使是胡涛的父亲承诺还款也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另查明，胡涛、田朦朦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10月20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自2014年3月起，胡涛离家出走后音讯全无，导致双方感情破裂。田朦朦于2014年11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离婚，一审法院作出（2014）市民初字第3466号民事判决，判决不准离婚。田朦朦再次于2016年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离婚，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0103民初1486号民事判决，准予田朦朦与胡涛离婚，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以上事实，由借条、银行交易明细表、一审法院（2016）鲁0103民初1486号民事判决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王培平主张胡涛向其借款138万元，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署名“借款人：胡涛”的10份借条，上述借条记载每次借款金额巨大，借款日期高度集中，明显不符合一般情况下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王培平虽然提供了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部分交易明细，但只有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上加盖了银行印章，该交易明细上只有胡涛向王培平的两次银行转账交易记录。王培平提交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上均未加盖银行印章，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无法确认；且经审查，王培平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记录与其提供的借条在转账金额、时间上均差距较大，不具有相互关联性，即王培平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王培平作为一名无业人员，对其主张出借高达138万元的款项来源亦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综合上述分析，王培平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向借款人胡涛交付所借款项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王培平所主张的借款时间虽然发生于胡涛、田朦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数额巨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王培平亦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系用于胡涛、田朦朦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依法不属于胡涛、田朦朦的夫妻共同债务。故王培平请求田朦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合同依据或者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王培平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培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王培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培平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交易流水两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流水一份，欲证明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1月23日期间，王培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胡涛出借本金共计1802800元，详细清单如下，1.2012年11月15日至2013年8月13日，王培平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银行转账方式分20笔向胡涛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出借485100元，胡涛分17笔向王培平偿还283550元；2.2013年8月27日至2014年1月5日，王培平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银行转账方式分11笔向胡涛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出借326300元，胡涛分9笔向王培平偿还201700元；3.2013年8月17日至2014年1月23日，王培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银行转账方式分13笔向胡涛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284502560********出借991400元，胡涛分3笔向王培平偿还82000元。田朦朦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其次该证据形式与银行通常出具的转账明细样式不一致，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法人单位出具的证据应加盖单位公章，并由出具人或者负责人签字。证据二、拆迁补偿协议书五份、发票三张，欲证明王培平向胡涛出借的款项主要来源于拆迁补偿款1360421元和出租机械的租赁费用。田朦朦质证称，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能证明王培平的证明目的，在王培平提交的五份拆迁协议时，在乙方处均为签署乙方姓名，协议签订时间不明确，其中一份协议乙方为王金凯，非本案上诉人，根据济南市拆迁补偿的通常做法，针对一户被拆迁人仅签署一份拆迁补偿案件协议书，王培平提交的五份补偿协议书有造假嫌疑，并且未提供补偿款项发放明细，在黄立强与王培平（2019）鲁0103民初10519号民事判决书中，王培平的前妻王国振在庭审中陈述他们家分得的拆迁补偿款是几十万元，对三张发票出具时间为2001年、2003年，与王培平所诉的涉案借款发生时间相距10余年，并且未出具与济南市经济工业发展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及将相关机械租赁给他人的收入明细。证据三、王培平申请证人任某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大约在2015年、2016年、2019年每年年底或者八月十五过节，证人任某某与王培平到胡涛家要账。2014年任某某与王培平去田朦朦工作单位（杆石桥附近）向田朦朦要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田朦朦质证称，对证人任某某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王培平的证明目的。任某某与王培平存在利害关系，对涉案借款只是听王培平说，但其不清楚涉案借款的具体金额、借款事由，而且证人任某某的陈述与王培平的陈述存在矛盾。王培平称每年八月十五和春节都去找胡涛要账与证人任某某的当庭陈述不一致。证人任某某本人的陈述去仲宫要账与又去大涧沟要账前后矛盾，证人任某某明确表示从未见过胡涛，证人陈述不清是否向田朦朦主张过权利，并且胡涛与其父亲在下落不明之前并不居住在一起，王培平对这一事实知悉，证人任某某的证言不能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证据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支行转账凭条原件及转账汇款回单3张，欲证明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和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的户名为王培平，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的户名为胡涛。田朦朦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在王培平与胡涛的转账凭证中不能显示转款性质而且双方的往来账目转账异常频繁，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以上事实由王培平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及二审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王培平与胡涛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培平主张胡涛向其借款138万元，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署名“借款人：胡涛”的10份借条，对于10份借条存在借款日期连续且比较集中的问题，王培平陈述“上述10份借条除第9笔、第10笔借款系当时通过银行转账向胡涛交付的所借款项外，其余8张借条均是之前发生的借款在后期又重新出具的借条”“借条是借款到期后经过结算的换条，因胡涛于2013年年底向王培平承诺在一个月内将全部借款偿还完毕，胡涛将之前的借款又重新出具借条”，经审查，上述借条记载每次现金借款金额较大，借款日期高度集中，不符合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对账结算后出具汇总结算凭证的一般习惯。王培平主张上述借条系结算后形成的，但又对借条上所载明的数额如何计算形成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大部分借条无法与银行转账明细一一对应，仅有两笔银行转账有日期相符的借条，但王培平陈述“（借条）不停拆换，因为是亲戚关系，日期可能不是那么准确，有时候提前几天，有时候延后几天……”，据其陈述，涉案借条中既包括结算汇总条也包括当日转款后形成的借条，在胡涛存在大量前期款项尚未偿还的情况下，王培平仍继续出借大额款项，亦不符合常理。从双方的银行转账明细看，双方款项往来频繁，日期接近，金额有零有整，且第一笔银行转账系胡涛向王培平转款，不符合出借款项的一般规律和交易习惯。综上，王培平依据涉案借条主张与胡涛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以借条上载明的金额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培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20元，由上诉人王培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振华审 判 员 亓雪飞审 判 员 尹逊航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姜 晓书 记 员 赵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