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08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茂林，男，194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锐，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国权，男，196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军，江苏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汉夫，男，195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上诉人姚茂林与被上诉人沈国权、原审被告陈汉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3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茂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沈国权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沈国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沈国权向姚茂林出借55万元系事实认定错误，借条项下款项并未实际发生，沈国权关于款项出借过程的下列陈述不符合常理：1.沈国权资金不宽裕，与姚茂林相交不深，却多次向姚茂林出借款项，甚至向他人借款后再转借给姚茂林；2.2006年到2013年期间，姚茂林多次借款不还，沈国权仍一再向姚茂林出借款项；3.沈国权不知姚茂林住所地，从未向其主张过债权，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提起诉讼；二、仅凭沈国权的陈述与其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的资金来源。1.证人均系沈国权的亲友，证言的客观性存疑；2.证人均现金出借给沈国权，无据可查，太过蹊跷；3.如沈国权确从证人处借款，也不能证明均转借给了姚茂林；4.沈国权的陈述与证人证言存在矛盾之处。三、如沈国权确向姚茂林出借款项，本案诉讼时效也已经届满。沈国权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1.沈国权关于案涉借款经过的陈述，与其文某和职业特征相符，亦与其申请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相吻合，足以证明借款的款项来源且实际交付，一审认定无误。2.姚茂林作为监狱干警，法律意识更强，其在报警后仍出具借条，且从亲戚处借了部分款项交付给沈国权，现姚茂林否认案涉借款实际交付，显然不符合常理。3.姚茂林于2018年10月21日向沈国权出具借条确认债权，沈国权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且沈国权在一审时也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汉夫未作述称。沈国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姚茂林向沈国权支付借款本金55万元；2.判令姚茂林自2018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沈国权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3.陈汉夫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姚茂林、陈汉夫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1日，沈国权与姚茂林在本市河路道车站因欠款事宜发生纠纷，姚茂林遂报警，鼓楼分局小市派出所接警后，对沈国权与姚茂林进行询问，了解到双方因之前债务发生纠纷，无打架情况发生，民警口头调解无果后，建议双方到法院诉讼解决经济纠纷。同日，姚茂林在鼓楼分局小市派出所门口向沈国权出具借条1张，载明：“今借到沈国权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并在借款人处签名、注明日期，同时注明：“此款在下月归还。如不还我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费用。”同日，陈汉夫亦向沈国权出具手书材料1份，内容为：“姚茂林下月还沈国权钱，如不还由我下月把姚茂林交给沈国权，如姚茂林不按时还款，一切责任由我陈汉夫负责。（不包括经济）”陈汉夫签名并注明日期。因姚茂林未依约归还借款，故沈国权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姚茂林辩称，上述借条系在沈国权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被迫出具，沈国权在其出具借条后，仍不同意让其离开，要求其找担保人，故其无奈找到陈汉夫帮忙出具上述材料，但陈汉夫已注明不承担经济责任。围绕上述借款的交付情况。沈国权陈述其原从事建筑装饰工程承包工作，经战友张勇介绍，与姚茂林相识，姚茂林系龙潭监狱干警，曾多次表示可以为其介绍工程。1.2006年5月，姚茂林以需要资金为由向其借款5万元，其从朋友刘海云处借得现金5万元在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姚茂林家中交付借款，姚茂林出具了收条，但目前该收条已遗失。2.2006年8月，姚茂林以需要资金到北京投资为由向其借款5万元，其将家中自有资金5万元在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对面茶社二楼交付给姚茂林，姚茂林称该笔借款从北京回来后就能偿还，不需要再出具收条。3.2007年农历新年前，姚茂林又向其借款10万元，其表示自有资金不足，后仍凑齐6万元现金在姚茂林家中交付借款，姚茂林称正月后就偿还，故未出具收条。4.此后姚茂林一直陆续向其借款，其自有资金不足时，就向朋友借款，再将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姚茂林。5.最后一笔借款在2013年，姚茂林电话联系其借款5万元，其因资金不足，向朋友董文林借款1.5万元后，在中央门北站肯德基将1.5万元现金交付姚茂林。此后，其因病致肢体贰级残疾，故未能及时起诉主张债权，直到2018年10月21日路遇姚茂林，双方因债务纠纷引发争执，继而报警处理。姚茂林则辩称，其于2007年12月5日退休，2008年才通过张勇与沈国权相识，故不可能在2006年向沈国权借款，2013年其在深圳住了好几个月，亦不可能向沈国权借款。沈国权为证明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申请证人还跃军、林某、沈某、张某、万某、尤某出庭作证。1.证人还跃军到庭陈述，其与沈国权系朋友，2012年前沈国权曾陆续向其借款，其均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2012年5月6日沈国权向其配偶凌萍出具借条，确认借款金额合计二十万元的事实。2.证人林某到庭陈述，其与沈国权曾一起做过装潢工程，自2005年起，沈国权多次以工程开工需要资金为由，向其借款，数额从五六千元至二万元不等，每次都是现金交付给沈国权的事实。3.证人沈某到庭陈述，沈国权系其弟弟，2006年至2014、2015年间，沈国权多次以需要资金出借给南京姓姚的人做工程为由，向其借款，其均通过现金方式交付借款，每次金额一万元至五万元不等，前后大约借款二十万元的事实。4.证人张某到庭陈述，其与沈国权系同村同组邻居，2012年6月，沈国权以在南京做工程需要资金为由，向其借款五万元，其将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沈国权，后因沈国权生病住院，其并未催告沈国权还款，去年听沈国权说其在南京找到了债务人，追回款项后就偿还其借款的事实。5.证人万某到庭陈述，2006年其因从事工程承包，经人介绍与沈国权相识，2006年5、6月份，沈国权以承接工程需要资金为由，向其借款五次，借款金额二万元至三万元不等，并口头承诺如承接工程会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其施工，后并未承接到工程，听沈国权说所借款项均用在姚总、聂总身上，并多次承诺待姚总、聂总还款后，就可以偿还其借款的事实。6.证人尤某到庭陈述，2006年其与沈国权相识，沈国权称其是做工程的，后经沈国权介绍，与姚茂林相识，听沈国权说姚茂林是公务员。2006年5、6月份，沈国权向其借款五万元，并称要在南京做工程，沈国权还邀请其一起来南京，到姚茂林家里，将五万元送给了姚茂林。2007年秋天，沈国权又以做工程需要资金为由，向其借款10万元。后沈国权生病，出于同情，其并未向沈国权主张偿还借款。2013年左右，姚茂林曾电话联系其，向其借款10万元，并称连本带息可以偿还20万元，但其与姚茂林并不熟悉，自有资金又有限，故未出借的事实。沈国权认为上述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其向姚茂林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也与沈国权当庭陈述的出借款项经过相吻合，沈国权是做工程的，姚茂林多次以帮沈国权安排工程为由向沈国权借款，与证人证言中提到沈国权以承接工程需要资金为由借款，相互印证。且，综合考虑证人的年龄、文某、生活的环境及当时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证人与沈国权之间、沈国权与姚茂林之间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客观真实。姚茂林则主张，证人证言仅能证明沈国权向证人借款的事实，但上述借款均与其无关。其于2010年才经由张勇介绍认识沈国权，故2010年前其不可能向沈国权借款；2013年至2015年间，其一直生活在深圳，亦不可能向沈国权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沈国权提交了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借条及陈汉夫的手书材料，证实2018年10月21日，沈国权、姚茂林因借款纠纷发生争执，鼓楼区小市派出所民警接处警后，借款人姚茂林向沈国权出具了借条，确认借款金额550000元，并约定还款期限及逾期还款的责任。且，借款人姚茂林还找来陈汉夫向沈国权出具书面材料，进一步确认，姚茂林不及时还款，陈汉夫负责将姚茂林交给沈国权。一审庭审中，姚茂林虽辩称受沈国权胁迫出具借条，但姚茂林作为龙潭监狱退休干警，对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应有一定的认识，而沈国权因生病致肢体贰级残疾，姚茂林辩称受胁迫出具借条的意见，缺乏合理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姚茂林对于借条及陈汉夫手书材料的出具，未作出合理说明或者举出相反证据推翻其签字的借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沈国权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证实沈国权与姚茂林存在借贷关系，且借款金额为55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姚茂林应向沈国权偿还借款550000元，并支付自逾期之日起至借款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故沈国权提出的要求姚茂林偿还借款55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22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姚茂林辩称借款不真实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沈国权主张陈汉夫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根据陈汉夫出具的手书材料，载明：在姚茂林不还沈国权借款时，由陈汉夫负责将姚茂林交给沈国权，并承担一切责任，但不包括经济责任。上述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保证的概念，不能据此认定陈汉夫系姚茂林向沈国权借款的保证人，故对沈国权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汉夫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出答辩和提交证据，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姚茂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沈国权借款550000元并自2018年11月22日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4650元，保全费3270元，合计7920元，由姚茂林负担。姚茂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户名：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尧化支行；账号：62×××67），逾期缴纳，一审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姚茂林在二审中陈述，其受沈国权胁迫出具借条，并给付其款项，却未报警，是为了摆脱沈国权的纠缠，破财消灾。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案涉借贷有无实际发生。本院认为：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沈国权依据借条主张债权，姚茂林辩称借条系受胁迫出具，结合以下情形，该项抗辩缺乏合理性，本院不予采信：1.姚茂林作为监狱退休干警，对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应有一定认识；2.沈国权时因疾病已致肢体二级残疾；3.姚茂林辩称在公安机关门口受胁迫出具的借条却未报案，且安排沈国权吃饭住宿并给付了12500元现金；4.同日借款人姚茂林还找来陈汉夫向沈国权出具书面材料，进一步确认姚茂林不及时还款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沈国权主张其与借款人姚茂林存在借贷合意且款项已实际交付，除案涉借条还提交了两份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人证言及陈汉夫的手书材料等证据，其关于借款发生经过、款项来源、主张债权经过等具体陈述，与证人证言基本吻合，故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贷实际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并无不当。沈国权否认借贷事实，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推翻，故本案对其抗辩不予采信。此外，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姚茂林在一审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中提出，但未能提交新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姚茂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晗庆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华慧敏书记员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