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40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女，1962年11月11日出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静，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2，男，1952年10月20日出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6（系朱某2女儿），女，1979年7月21日出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3，男，1956年7月12日出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7（系朱某3儿子），男，1981年3月7日出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女，1949年8月20日出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4，男，1976年10月5日出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5，男，1979年3月12日出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兵，江苏泰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某1因与被上诉人朱某2、朱某3、何某、朱某4、朱某5继承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20）苏0602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协议无效。朱某1与其丈夫结婚二十多年，朱某1在协议上签字，损害了其丈夫的合法权利，申请追加朱某1的丈夫陆某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2.协议中约定“朱某3分得8.3㎡和朱某1分得20㎡合并共28.3㎡，在条件允许下，由朱某1选购安置房”，对此朱某3未有附条件的表示，应认定为8.3㎡属于赠与意义上的表态。3.根据协议的文字表述，双方约定的履行方式并非法院判决所认定的，由朱某1以40个平方拿房，然后从中拿出相应份额分割给各被上诉人。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要求朱某1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又完全无视双方订立该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曲解了协议约定的既定履行方式。4.按照2012年9月的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将协议分割的相应面积合并计算至其儿子或自己的合法面积内选购安置房。但被上诉人认为按协议约定的履行方式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故而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合并计算分割的相应产权份额。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亦表明被上诉人放弃协议约定的权利，导致现在已履行不能，该后果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如被上诉人要求实现其产权份额，应当根据继承法进行继承，而非案涉协议。5.双方之间系析产继承纠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房屋买卖关系，在被上诉人违约在先的情况下，将该利益按市场价计算，由没有过错的上诉人承担，违反公平、诚信原则，且有悖于公序良俗。6.案涉被拆迁房屋的申建人是朱某1和丁某，丁某没有经济收入，建房的资金基本都是朱某1多年打工的收入，且朱某1对丁某尽到较多赡养义务，应对案涉房屋的权益多分。拆迁安置协议签订时，丁某已去世多年，其名下20㎡的面积应按空方计算，被上诉人所能继承的只是拆迁补偿款中的对应份额，不应涉及拆迁补偿面积。何某、朱某4、朱某5辩称，1.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2.案涉协议第一条约定的“40平米产权房分割如下”就是对应的被拆迁房屋以及将来的安置房权利份额的比例。该协议约定朱某1和朱某3合并28.3㎡，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朱某1选购安置房，此处针对28.3㎡，且需要条件允许。而案涉安置房屋对应的合法安置面积系各方协议约定分割的40㎡，故对此后选购的南通市××花苑××幢××室及××车库也应按照相应分割比例进行处理，一审判决合法且适当。3.2011年11月29日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后各方于2012年9月9日就拆迁权益签署协议，确定各方对拆迁能获得的安置面积以及补偿款进行份额的确定，一审法院关于该协议系家庭成员内部析产的认定符合事实。案涉协议第一条属于析产条款，第二条属于相关操作条款，第一条确定的份额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他条款是否履行，并不影响该析产条款的效力。在被上诉人未能另行合并计算选购安置房，而朱某1也未按28.3㎡选购安置房的情形下，如不以协议第一条确定的份额析产，则朱某1会因其违约行为而获得不当利益。4.对建房时的出资情况及赡养老人的问题，一审中均已查明。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某2辩称，案涉被拆迁房屋的户主是丁某，朱某1于2012年9月12日中午之前把2.7万现金给了何某，其已经履行了协议。被上诉人未能将协议约定的分割面积另行合并计算选购安置房，是政策不允许，并不是被上诉人主观上不履行协议。朱某1是以40㎡的安置面积选了74.95㎡的房屋，而不是以其分得的20㎡选房。朱某3辩称，协议上约定分给朱某3的8.3㎡和朱某1的20㎡，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合并拿房，并不是赠与朱某1。如果是赠与，协议上就不会写明在40㎡中朱某3分得8.3㎡。拆迁安置面积和拆迁款都是政府一并补偿的，而不是拆迁归拆迁，面积归面积。故应按照协议分割拆迁补偿款和安置面积。朱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某1及丁某（已故）房屋因拆迁而享受安置房屋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幢××室及××-××车库的所有权归朱某1所有；2.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166004.25元依法分割；3.本案诉讼费用依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某9与丁某系夫妻关系，双方共育有三子一女，即：长子朱某8，二子朱某2，幼子朱某3，女儿朱某1。朱某8与何某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两子，即朱某4、朱某5。朱某9于1972年去世，丁某于2002年12月17日去世。朱某8于2005年7月17日去世。丁某的父母均先于丁某死亡。1984年12月2日，丁某作为申请人在原南通市郊区钟秀公社申请建房。据当时建房审批证书记载，常住人口有2人：丁某、朱某1，获准建造平房两间计建筑面积40㎡。2011年11月29日，南通市崇川区住房和建设环境保护局作为补偿安置单位（甲方）与朱某1、朱某2、何某、朱某3、丁某（已故）作为自愿搬迁人（乙方）签订《崇川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搬迁房屋坐落于，房屋所有权人乙方，所有权证明文件建房审批证书，合法建筑面积40㎡。民居选择“安置商品房”安置方式，甲方给乙方下列补偿：搬迁合法房屋补偿70400元；装饰装潢及附属设施、设备补偿2160.80元；搬迁补助费320元；过渡期限六个月，过渡费补助额1440元；奖励费6000元；宅基地补偿14191.20元；种田补贴2500元；附属设施漏补及其他5039.20元；合计102051.20元。2012年9月9日，朱某1与朱某3、何某等人订立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兹有××街道××组丁某（已故），其女儿朱某1名下产权房40㎡，经何某、朱某2、朱某3、朱某1四家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40㎡产权房分割如下：朱某1分得20㎡，何某分得6.7㎡，朱某2分得5㎡，朱某3分得8.3㎡。动迁款总额11.6万元分割如下：朱某1分得4.5万元，何某分得2.7万元，朱某2分得1.7万元，朱某3分得2.7万元。（二）何某分得6.7㎡拨给其小儿子朱某5合法面积上合并计算选安置房，朱某2分得5㎡与其主体合法面积合并计算选安置房。朱某3分得8.3㎡和朱某1分得20㎡合并共28.3㎡，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朱某1选购安置房。（三）朱某1于2012年9月12日中午12:00把2.7万元现金交给何某。（四）该协议一式伍份，各方签字生效，不得反悔。”朱某1、何某在协议上签字，朱某2及其配偶张某的名字由其女儿朱某6在协议上签署，朱某3的儿子朱某7在协议上签上朱某3及自己的名字。南通市崇川区钟秀街道运河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协议上加盖印章。诉讼中，朱某2、朱某3、何某、朱某4、朱某5均对协议表示认可。协议签订后，朱某1于2012年9月12日给付何某27000元，由朱某5出具收条。2019年12月6日，朱某1以朱某1、朱某2、何某、朱某3、丁某（已故）作为买受人，与江苏中江国际房地产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作为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3265）》，约定购买低价位商品房南通市××花苑××幢××室（建筑面积74.95㎡）、35幢××车库（建筑面积9.83㎡），其中合法安置面积40㎡按每平方米1960元计算，超合法安置面积在15%以内的按每平方米3100元计算，超合法安置面积在15%以上的按每平方米5200元计算。房屋及车库总价款为269934.80元。另朱某1还交纳了公共维修基金2248.50元。2019年11月25日，朱某1户将实际所获拆迁补偿款112051.20元及奖励金49953.05元，合计162004.25元全部冲抵购房款，不足部分由朱某1支付。朱某1户还享受相关拆迁补偿款项4000元及利息682.29元，已经由朱某1领取。另，朱某1的户口于1985年迁出案涉被拆迁房屋。一审诉讼过程中，各方就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均表示对房屋价值不申请评估。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9月9日的协议，系朱某1、何某及朱某2、朱某3共同订立，并经南通市崇川区钟秀街道运河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见证。朱某2、朱某3在协议上的签字系其二人子女所签，但朱某2、朱某3当庭均表示认可；朱某4、朱某5虽然未在协议上签字，亦当庭表示追认。从该协议内容看，不仅涉及被拆迁房屋平方的分割，还涉及拆迁补偿款的分割，具有家庭成员内部析产的性质。对拆迁房屋及补偿款的分割应系家族中的重大事件，理应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同时，案涉协议的签订还经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见证，可见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因40㎡的安置面积已实际全部由朱某1选购安置房，且各方就案涉安置房的市场价不能达成一致，一审法院按照协议中各方应得比例确定各方在案涉安置房中的份额。鉴于安置房屋的物权尚未进行转移登记，一审法院只能对房屋所对应的合同权利和义务进行分割，故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幢××室及××幢××号车库所涉合同权利和义务归朱某1及何某、朱某2、朱某3按份享有和承担：朱某1占20／40，即二分之一；何某占6.7／40，即四百分之六十七；朱某2占5／40，即八分之一；朱某3占8.3／40，即四百分之八十三。相应的，朱某1为购买案涉房屋支付的房款269934.80元及公共维修基金2248.50元，合计272183.30元，也应当由各方按照上述比例分担，由何某、朱某2、朱某3向朱某1予以返还，即何某返还45590.70元（272183.30×6.7／40），朱某2返还34022.91元（272183.30×5／40），朱某3返还56478.03元（272183.30×8.3／40）。朱某1主张按照2012年的房屋价格给予何某、朱某2、朱某3约定平方的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朱某1经手结算和支取的拆迁补偿款（含利息）合计166686.54元。对拆迁补偿款中的11.6万元，2012年9月9日的协议中也对各方应分得的数额进行了明确，即：朱某1分得4.5万元，何某分得2.7万元，朱某2分得1.7万元，朱某3分得2.7万元。而余额50686.54元，虽未进行明确，一审法院也参照上述比例进行分配。因各项拆迁补偿款已经全部由朱某1领取，故朱某1应给付何某38797.73元（27000+50686.54×2.7／11.6），扣除已经给付的27000元，还应给付11797.73元；给付朱某224428.20元（17000+50686.54×1.7／11.6）；给付朱某338797.73元（27000+50686.54×2.7／11.6）。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规定，一审判决：一、出卖人为江苏中江国际房地产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与买受人为朱某1、朱某2、何某、朱某3、丁某（已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3265）》项下的权利义务由朱某1及何某、朱某2、朱某3按份享有和承担：朱某1占二分之一，何某占四百分之六十七，朱某2占八分之一，朱某3占四百分之八十三。二、何某返还朱某1购房款45590.70元。三、朱某2返还朱某1购房款34022.91元。四、朱某3返还朱某1购房款56478.03元。五、朱某1给付何某拆迁补偿款11797.73元，给付朱某2拆迁补偿款24428.20元，给付朱某3拆迁补偿款38797.73元。上述二—五项相抵算，由何某给付朱某133792.97元，由朱某2给付朱某19594.71元，由朱某3给付朱某117680.30元，上述给付义务由各给付义务人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六、驳回朱某1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77.52元(已减半)，由朱某1负担3238.52元，何某负担1085元，朱某2负担810元，朱某3负担1344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某1提供以下证据：1.毛某的证明，证明朱某1十几岁时打工赚的钱都交给丁某，房子烧掉以后，村里和其他人都帮忙的；2.丁某2的证明，证明丁某没有收入，房子烧掉后，主要靠朱某1的工资重建，丁某的20㎡应由何某、朱某2、朱某3、朱某1四人享有；3.张某2的证明及录音摘要，证明案涉协议因产权归属等问题未得到履行，并非被上诉人所讲的政策原因。何某、朱某4、朱某5质证称，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书面证言及录音应以证人到庭作证为准，且毛某、丁某2与朱某1有利害关系，张某2未能区分析产条款和实际操作条款的区别，朱某1在一审中确认了案涉协议的真实性，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协议存在无效或应被撤销的情形。朱某3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拆迁房屋由朱某1出资建造，丁某2对事实并不了解，且证人应到庭作证。朱某2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拆迁房屋由朱某1出资建造。本院经审查认为，朱某1提供的证据均为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对以上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朱某1与何某、朱某2、朱某3于2012年9月9日签订《协议》，并经南通市崇川区钟秀街道运河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见证，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禁止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确认为合法有效。案涉被拆迁房屋系由丁某作为申请人，朱某1作为该户成员，于1984年12月申请建造，而朱某1与陆某于××××年登记结婚，可见陆某并非被拆迁房屋权利人，其亦非丁某的法定继承人，而本案系继承析产纠纷，故朱某1主张其单方签字损害陆某的权利并申请追加陆某作为本案当事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朱某3分得的8.3㎡是否赠与朱某1的问题。案涉协议第二条约定“朱某3分得8.3㎡和朱某1分得20㎡合并共28.3㎡，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朱某1选购安置房”，然赠与需赠与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该条约定中并无朱某3将其分得的8.3㎡赠与朱某1的意思表示，朱某1也无充分证据证明该约定系赠与，且该约定附有前提条件，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朱某1行使选购安置房的权利，亦不涉及安置房权利归属，而事实上也未能进行合并选房，故朱某1主张系赠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案涉协议第二条的其他约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各方分得的安置面积均未能与他人或自己的其他安置面积归并选购安置房屋，最终由朱某1以朱某1、朱某2、何某、朱某3、丁某（已故）作为买受人，选购了案涉低价位商品房。至此，案涉协议第二条已经事实上不能履行，但该条款是否履行，并不影响案涉协议第一条对安置面积和拆迁补偿款进行分割的条款效力。故一审法院按照协议第一条约定中各方分得的比例确定各方在案涉安置房中的份额及各方应得的拆迁补偿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朱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55.04元，由上诉人朱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璐审 判 员  高 雁审 判 员  陆海滨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张慧娴书 记 员  张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