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民终27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炳勇，男，196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更波，男，196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利霞，濮阳市乐县光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振东，男，1969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相泉，鹤壁市淇县高村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位克军，男，1971年2月1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普，河南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炳勇因与被上诉人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3民初2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炳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由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返还张炳勇购猪款108，700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9年3月11日张炳勇和刘子云（刘纯孝）通过中间人刘坤到河南省××××豆村姜更波养猪场以108，700元的价款购买了159头猪仔，通过POS机转账至张振东账户，由其向姜更波支付,拉回后一周内所购买的猪仔全部死亡。张炳勇返回到南乐县与姜更波协商返款事宜未果，后对该事项进行举报，由南乐县动物卫生监督所进行调查。经刘子云与姜更波沟通得知，该批猪仔是姜更波通过位克军所购，××大批死亡，找位克军赔偿，位克军承诺帮姜更波将这批猪卖予下家。故将该批疫情猪中的159头（价款为108，700元）卖给了张炳勇，55头（价款为36，724元）卖给了刘子云。根据张炳勇原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明知该批猪有疫情仍出售给张炳勇。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发现疫情及时报告的制度，××仍非法销售发病猪的行为。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故意隐瞒与订立买卖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的情况，从而给张炳勇造成损失，应当返还张炳勇的购猪款。2.张振东提交的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协议，张炳勇并未收到补偿款3000元。协议书中协议人刘坤未签字，“魏合军”与页末“位合军”不一致，刘子云并非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签署而是用了“刘纯孝”，位克军、张振东也未就具体赔偿事宜进行商定，位克军与张振东亦未签字。故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应返还张炳勇的购猪款。姜更波辩称，姜更波不认识张炳勇，与张炳勇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姜更波购买位克军的猪后，又将部分猪退还给了位克军。位克军将猪出售给何人与姜更波无关。位克军让姜更波开检疫证，检疫证的相对人是商丘市木兰镇张炳山，而不是张炳勇。张炳勇主张其死亡的猪存在疫情，系位克军通过张振东等人购买的涉案猪，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疫情猪是购买的位克军从南乐县寺庄乡拉走的猪。张炳勇主张赔偿108，700元，应当提供死亡猪的价格死亡报告，且张炳勇在南乐县人民法院第一次起诉时与本案一审起诉状均称在运输过程中全部死亡，但在一审庭审时又称到达目的地一周后死亡，前后矛盾。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张炳勇的上诉请求。张振东辩称，张炳勇和刘纯孝一块买的猪，一块拉走的。张振东已将张炳勇支付的购猪款转给了位克军，一审时已提交了转款凭证。2019年3月11日22点14分24秒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位克军10万元，2019年3月11日晚上22时11分通过微信转给位克军29，600元。事后，张振东等人与张炳勇、刘纯孝已签订协议并按照协议补偿给了张炳勇、刘纯孝共3000元，此事已一次性了结。关于张炳勇买的猪是否有伤亡同姜更波的答辩意见。位克军辩称，涉案猪仔出卖人是姜更波，卖猪款最后也转给了姜更波。本案不存在姜更波向位克军退猪的事实，位克军只是经纪人身份。关于转款，张振东将猪款转给了位克军，位克军随后银行转账10万元、微信转账18，200元支付给了另一位经纪人姜现峰，该微信转账不涉及张炳勇，不应支持张炳勇的上诉请求。张炳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赔偿张炳勇损失108，700元；2．诉讼费由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张炳勇起诉至法院，要求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赔偿张炳勇108，7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张炳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故对张炳勇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炳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74元，由张炳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炳勇提交如下证据:1.张炳勇与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木兰镇畜牧防疫站陈站长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木兰镇没有宏达养殖场，也没有叫张炳山的人。2.张炳勇自己书写的购猪款明细一份。证明：购猪款分配情况。并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姜更波质证认为：1.张炳勇提供的录音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到庭作证接受询问，因证人未到庭应当由张炳勇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张炳山是不是宏达养殖场的人，应当由公安机关及工商部门出示证明，而不应以防疫站认定。2.对购猪明细不认可，是张炳勇自己书写的，没有姜更波签字。关于张炳勇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书中已经明确是买卖合同关系，但本案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很明显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该申请不应准许。张振东质证认为：张炳勇第一次起诉是买卖合同纠纷，现又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主张，违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其他同意姜更波的质证意见。位克军质证认为，同意姜更波、张振东的意见。本院二审查明：2019年3月11日，河南省南乐县畜禽防疫检疫部门为姜更波欲出售的220头猪仔发放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同日，张炳勇向张振东转款108，700元，称其通过刘坤、张振东、位克军等经纪人从姜更波处拉猪仔159头。姜更波认可2021年3月11日有位克军等多人在场出售猪仔的事实，但不知道买受方是谁，其本村的经纪人姜现峰向其支付卖猪款10万元。后张炳勇向张振东等人称猪仔因××全部死亡。2019年3月15日，张炳勇与张振东、位克军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张振东、位克军等人向张炳勇及另一购猪者补偿3000元，不再与各经纪人及出卖人纠缠。张炳勇认可其在协议上签字，但否认收到3000元补偿款。现张炳勇主张姜更波、位克军、张振东明知该批猪仔有××，仍向其出售，之后该批猪仔全部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存在故意隐瞒行为，给张炳勇造成损失，故请求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返还购猪款108，700元，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不允，形成纠纷。本院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造成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失，因此承担赔偿受害人损失的法律后果。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须具备下列条件：1.缔约人违反了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先合同义务；2.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损害；3.相关行为与损害间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有过失。本案中，张炳勇以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故意隐瞒猪仔存在××的情况而出售给张炳勇，给张炳勇造成损失为由，请求姜更波、张振东、位克军赔偿其损失。故本案应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审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姜更波是否系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是否违反了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先合同义务，××的事实。关于姜更波是否系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首先，张炳勇所购猪仔是从姜更波猪栏内拉出；其次，张振东、位克军是经纪人，且系外地人，通过经纪人买卖猪或猪仔符合交易习惯，故姜更波未与张炳勇直接协商猪仔价格，未直接收付款符合交易习惯；其次，姜更波主张其通过位克军购买猪仔，因购买太多又将部分猪仔退给位克军不符合常理。综上，姜更波系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姜更波主张其未将猪仔出售给张炳勇，不是适格被告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姜更波是××的问题。2019年3月11日，河南省南乐县畜禽防疫检疫部门为姜更波欲出售的220头猪仔发放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显示：“本批动物经检疫合格，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到达有效。”张炳勇提交了案外人与姜更波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姜更波知道所出售的猪仔有××的事实。姜更波对该份通话录音不予认可，认为该份录音不完整，且系案外人与姜更波的通话，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姜更波对该份通话录音不予认可，张炳勇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拟证明的事实，故张炳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姜更波故意隐瞒猪仔存在××的事实，即张炳勇主张姜更波存在缔约过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张炳勇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问题，经审查，其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对案件中的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对其调查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虽然对案由认定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张炳勇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4元，由张炳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瑞玲审判员  王利霞审判员  张志启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边鹏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