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苏01民辖终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5020234U，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法定代表人：任国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惠芳，女，196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寿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濮方涛，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溧水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7787137798B，住所地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西路**。负责人：张艳忠，该支行行长。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惠芳，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溧水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南京溧水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7民初4332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上诉称，第一，本案确系不能以原审被告建行南京溧水支行所在地作为有管辖权的依据，被上诉人虚列被告、人为设置管辖连接点的做法，不应得到支持。原审法院仅依据诉讼主体在其辖区确定管辖，应予纠正。1.具有管辖权是法院对具体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属于法院依职权审查的程序性事项。管辖事项的依职权全面审查原则既体现在被告未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时，法院对是否构成应诉管辖，是否违反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依职权作出移送裁定的审查认定过程中，也体现在对当事人启动的管辖权异议程序的审理过程中。对于部分被告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受理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该被告成为确定管辖连接点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审査阶段对被告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査，并依据审査结果作出管辖异议的裁定。经审查发现作为确定管辖连接点的被告主体不适格时，应在管辖权异议裁定书的裁定主文部分裁定驳回原告对该不适格被告的起诉，并将案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2.根据被上诉人的起诉，其核心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平台上的交易无效并基于合同无效承担返还责任，即本案确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据此提起的本案诉讼，只能选择与其具有交易合同关系之主体作为被告，而不得将其他无关的第三方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起诉显然包括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主体，且无法一一对应。其中，被上诉人与被告二建行南京溧水支行仅存在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不存在涉案交易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作为交易平台的提供方，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交易平台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不存在交易合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对两被告的诉请分别属于完全独立之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共同诉讼需具备“共同的或同一种类的诉讼标的”的基本要求，故被上诉人针对两被告的诉讼请求显然无法在同一案件中合并处理。原审法院仅仅以被告明确，即简单、草率的认为其具有管辖权，显然是错误的。3.被上诉人主张“被告二建行南京溧水支行利用结算，协助北商所分配和划转其资产”，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建行南京溧水支行、上诉人存在三方交易协议。建行南京溧水支行作为被上诉人的储蓄银行，仅为被上诉人办理银行卡业务以及基于该银行卡配套的存取款、转账、取现、消费、网上银行常规业务。故建行南京溧水支行并未参与本案系争开户交易行为，很明显与被上诉人所诉之交易业务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缺乏作为共同被告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建行南京溧水支行作为本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中的被告主体并不适格。4.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建行南京溧水支行主体适格问题，因其对本案管辖的确定影响重大，应当在管辖异议阶段予以严格审查，有相关的司法文件及裁判文书可作为参考。5.原审法院对于建行南京溧水支行是否为适格被告未予任何审査，也未对是否系“同一诉讼”进行甄别，径行依据诉讼主体在其辖区确定管辖，应予纠正。因建行南京溧水支行与涉案争议无实质联系，即使存在联系，也与诉求确认的交易合同效力等基础法律关系相比，属于从属地位，故本案确系不能以建行南京溧水支行所在地作为有管辖权的依据。原审法院简单以建行南京溧水支行是否承担责任属于实体审查范围为由，对案涉争议上诉人是否与建行南京溧水支行存在银商通业务合作，原告诉求是否系同一法律关系等据以确定被告是否适格事项一概不予审查，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服，也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第二，本案系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应由上诉人住所地（被告住所地）管辖，且本案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应认定上诉人住所地（被告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故无论被告住所地还是合同履行地均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请为请求判令全部交易无效，并进而返还损失本金，而返还前提是确认合同无效，不是单纯的给付货币，故本案的核心诉请为要求确认交易无效，因此，本案争议标的并非合同中的具体义务，而是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此类纠纷就不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对此，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有约定的，可以按照约定的履行地来确定管辖法院；对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只能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有相关的司法文件可作为参考。2.即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确认合同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合同履行地’。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未约定合同履行地，双方争议标的实质是交易平台服务，属于其他标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作为履行义务一方，其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即为合同履行地。因本案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均在北京市朝阳区,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本案应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3.另外，虽然被上诉人的诉请包含返还交易资金的金钱给付请求，但是不能将此请求与诉请所指向涉案合同义务之内容相混淆，“给付货币”的义务应当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不应当以金钱责任承担的形式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法律上之所以以接收货币一方来确定管辖，就是因为该接收义务在合同中即予以明确，也就是接收货币一方在合同签订和履行时便己经确定，不会轻易因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变化而随意发生变化，以此才具有明确的管辖指向。被上诉人作为购买方，合同义务为给付货币而非接收货币。虽然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上诉人给付金钱，但这只是被上诉人认为交易应归无效而请求判令其以金钱的形式来承担责任。本案的争议标的绝非给付货币，而是合同效力问题，属于“其他标的”，不能以货币接收方作为合同履行地，而应以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第三，涉案纠纷系交易平台服务所引发的纠纷，由交易平台所在地法院集中审理，有利于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和统筹处理。由于本案纠纷系上诉人提供交易平台引发，且上诉人所在地法院亦受理了诸多类似案件，故由上诉人交易平台所在地法院集中审理，有利于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也有利于统筹处理同类案件，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上诉人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本案宜集中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被上诉人即原审原告郑惠芳起诉时诉请内容以及提供的初步起诉证据材料，本案系平台交易所引发的合同纠纷，依法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案涉当事人未约定合同履行地点，被上诉人诉请确认交易无效，并要求赔偿损失并支付利息，争议标的应为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所承担的合同义务。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作为履行义务一方，其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应为本案合同履行地。而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作为案涉合同的当事人，系本案适格被告，其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为本案被告住所地。另，虽然被上诉人郑惠芳将建行南京溧水支行列为本案被告，但根据被上诉人郑惠芳的诉请，建行南京溧水支行仅提供资金转账支付服务，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其与被上诉人郑惠芳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争议亦无实质性关联，故其住所地不应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权的依据。因案涉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住所地均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原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应予纠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7民初4332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处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郑彦鹏二○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曹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