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终9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桂杨，男，197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云，安徽银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济扣，男，1971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晓峰，合肥市庐江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清，合肥市庐江县白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张桂杨因与被上诉人徐济扣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4民初6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桂杨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徐济扣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混乱。2015年3月1日、3月5日，张桂杨在高新雄出具的借条上签字担保后便离开了，至于是否借款，张桂杨并不清楚。2017年4月29日及之前，徐济扣因找不到高新雄，多次到张桂杨家里闹事，要求张桂杨承担还款责任，张桂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与徐济扣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该协议的本意是让张桂杨代向高新雄追讨该二笔债权，至于这二笔借款是否形成，张桂杨并不清楚。徐济扣起诉保证合同纠纷，仍然应举证证明出借款项的事实，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存在的事实，藉以证明自己主张的合法性。徐济扣的代理人当庭辩称全部是现金给付的。张桂杨电话与高新雄核实，高新雄说，出借条、担保当天，因嫌徐济扣的利息太高没借，一个月后徐济扣另行转款，与先前出具的借条无关，徐济扣与高新雄之间显然是变更张桂杨担保的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而一审判决竟然查明是一个月后通过银行转帐的，并认定张桂杨担保是有效的。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二、人民法院直接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是适用法律的错误。首先，人民调解协议书没有审查相关借据履行情况，致使人民调解协议不具备合法性。其次，人民调解协议的调解人是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案徐济扣的代理人，调解人的法律性、公正性已然丧失。再次，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及证据必须经人民法院审查，才能裁定有法律效力。一审判决直接认定人民调解协议相关事实等，是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法院直接认定本案借款条据原件在张桂杨手中，也是脱离事实的认定。三、2021年1月19日，张桂杨调取2016年11月16日徐济扣诉高新雄、张红林（2016）皖0124民初5430号民间借贷案，其诉称，高新雄、张红林于2015年8月18日因经营需要，向徐济扣借款20000元，利息3分，计息时间自2015年8月18日。庐江县人民法院一审缺席判决高新雄、张红林承担还款责任，并以（2018）皖0124执270号扣划张张红林名下44960元，现终结执行。上述事实说明：1.2015年3月1日、3月5日的借款不存在。如果存在，且没有归还的情况下，2015年8月18日再借款的可能性较小，起诉借款20000元，而放弃借款160000元不符合常理；2.上述诉讼请求的20000元借款是160000元的利息。徐济扣在向高新雄追讨无果的情况下，起诉至法院。如果这一情形是真实的，则张桂杨担保时效已过，担保责任应当被免除。 徐济扣辩称，张桂杨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桂杨上诉事情能生活请求，维持原判。一、徐济扣与张桂杨系同学关系，张桂扬从事花木经营。高新雄从事批发、零售花木，高新雄与张桂杨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徐济扣常年从事建筑工程承包，手头有几个活钱。2015年3月1日当天，徐济扣与高新雄、张红林（高新雄的妻子）都在张桂杨家里玩，张桂杨告诉徐济扣：高新雄要来购买他的花木并对外批发，但手头缺乏资金，希望徐济扣能借款给他，张桂杨表示主动提供担保，徐济扣表示同意。当即高新雄就写好了借条，张桂杨就在借条上签名担保，高新雄带着借条和徐济扣一道去了徐济扣家，取走了80000元。当年3月5日，张桂杨打电话给徐济扣，问徐济扣家里有没有闲钱了。徐济扣问他需要多少，他说高新雄还需要拾来万，张桂杨再次表示提供担保，在此情况下，高新雄带着张红林再次来徐济扣家，又借走了80000元现金，并立有借条，嗣后，徐济扣带着此张借条让张桂杨签名担保，张桂杨果断在借条上签名担保。高新雄所借的钱完全是用于购买张桂杨的花木，张桂杨岂有不清楚之理？二、徐济扣没有到张桂杨家里闹事，更不存在多次闹事，徐济扣从来没有逼迫张桂杨的意思，人民调解协议是公正、有效的。徐济扣从事建筑工程承包事务，工程需要垫付大数资金，资金拆借的月利率都在2%。2016年初，徐济扣找不到高新雄，因借款担保人是张桂杨，鉴于双方之间是同学关系，徐济扣只好找张桂杨协商解决，2017年4月29日，张桂杨与徐济扣一同来到庐江县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调解担保合同纠纷。调解人员根据事实，为平息纷争，对双方进行调解，拟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确定了双方约定的内容，载明借款本息的分期付款以及相关权利转移给担保人等相关约定。借款主合同的追偿权全部转给了张桂杨。徐济扣原与借款人高新雄约定：借款月利率按3%计算，16万元的本金月利息为4800元，从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29日，近26个月，本息共计近30万元，在人民调解协议上，徐济扣主动让步，免去张桂杨近40000元的利息。人民调解完全遵守合法、自愿原则，人民调解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丧失所谓的公正性。2015年8月18日，高新雄与徐济扣之间的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不是本案借款产生的利息。二、一审法院未能对徐济扣的权利进行合理的保护。鉴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公正和效力，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即张桂杨不按期履行，需以26万元作为本金，再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约定还款时间开始计算利息。此项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但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徐济扣的主张。徐济扣念及同学之情，没有提起上诉。 徐济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桂杨履行人民调解协议,给付徐济扣本金260000元整,利息202800元,合计462800元，并自起诉之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9日，在庐江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调解下，徐济扣作为甲方与张桂杨作为乙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载明甲乙方系同学，2015年3月1日和3月5日，高新雄、张红林夫妇分两次向甲方借款合计16万元，约定利息月利率3%，乙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因高新雄去向不明，无法联系，为此，甲乙双方愿意协商解决借贷纠纷，经调解，就借贷、利息及归还时间，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同意代高新雄夫妻归还借款本息，甲方同意让步，截至2017年4月29日，乙方同意归还甲方本息共计26万元整；二、付款方式：2017年7月底前，乙方给付甲方13万元，余款13万元在2018年5月底前付清；三、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将高新雄出具的借条原件交给乙方，作为乙方向高新雄追偿的依据；四、违约责任：乙方按照上述约定履行，如乙方违约，甲方以本协议作为起诉的证据材料，并以26万元作为本金，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约定还款时间开始计算利息。对签订以上协议书的事实，张桂杨不否认，但称其是在徐济扣经常找其要钱的情况下，被迫作的调解。该协议签订后至今，张桂杨未向徐济扣还款。 为证明原始法律关系，徐济扣还提交借款人高新雄、张红林分别于2015年3月1日和3月5日向徐济扣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各1份，借条记载两次借款均是8万元，均由张桂杨作为担保人签字，约定的借款利息分别为月利率三分和利率三分。对于借款情况，张桂杨在庭审中先称其并不知情，是徐济扣拿着借条到其家中让在借条上签字，后又称在借条出具的当日，其签字之后就离开了，其向高新雄核实过，徐济扣是在条子出具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通过银行转账出借给高新雄。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徐济扣与张桂杨之间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在庐江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虽然关于利息的约定有超出法律范围的内容，但并不影响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事实，也不影响调解协议中记载的关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纠纷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等其他内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拘束力，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在协议生效后的规定日期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并非只有经过人民法院确认才具有效力。根据调解协议记载，徐济扣与张桂杨确定，2015年3月1日和3月5日，高新雄、张红林夫妇分两次向徐济扣借款合计16万元，约定利息月利率3%，张桂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事实。并确定张桂杨代替高新雄、张红林向徐济扣归还借款本息以及徐济扣将高新雄出具的借条原件交给张桂杨的争议解决的方式。对于高新雄的借款，徐济扣陈述系现金出借，并提供了借条复印件，对于借条原件，人民调解协议中已载明在签订协议时，徐济扣已交给张桂杨。故对于借款、担保情况，双方不仅在人民调解协议中予以确认，实际上也有借条原件印证。张桂杨关于其签字担保的时间陈述，前后不一致，但称其核实过借款情况，只是称出借的时间晚于借条记载的时间一个月，却不能给予既然对出借有异议，在能够核实借款的情况下为何还在距离借条所载时间两年多之后与徐济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的合理解释。综上，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记载的借款和担保的事实予以确认。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张桂杨同意代高新雄夫妇还款，也就是徐济扣、张桂杨达成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也系对张桂杨为高新雄、张红林向徐济扣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进一步确认，故张桂杨应依法依约承担还款责任。借条记载的借款利率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借款利息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根据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对借款利息，法院依法予以调整。因借贷行为及协议签订的时间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参照徐济扣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经查为年利率15.4%）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并自出借之日分别计算利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桂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代替高新雄、张红林归还徐济扣借款16万元及其利息（按年利率15.4%，其中8万元利息自2015年3月1日开始计算，另8万元利息自2015年3月5日开始计算，均计算至款清之日）；二、驳回徐济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21元，由徐济扣负担1254.50元、张桂杨负担2866.50元。 二审中，张桂杨补充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安徽省庐江县法院（2016）皖0124名初5430号判决书，证明徐济扣在2016年11月16日向高新雄、张红林提起了诉讼，本金是2万元，利息计算时间是2015年8月18日，这个2万元就是之前借取的16万元的利息部分。法院执行该案已经扣划了44960元。证据二、高新雄的个人书面陈述，证明张桂杨担保的两张借条（2015年3月1日、3月5日），徐济扣只给了155200元，且给了几万元利息，到2015年8月18日双方结算，高新雄打了2万元借条，又约定了三分息。 徐济扣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是新的借款关系，不是本案借款16万元的利息。对证据二的三性均不认可，高新雄是债务人却未出庭，陈述的内容也不属实。 本院认为，张桂杨无证据证明被证据一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二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到庭作证，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关于借款交付的陈述与一审中张桂杨的陈述不一致，且该证言亦无证据予以印证。故本院对上诉两组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未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不得成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本案中双方之间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未经司法确认，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但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调解协议中再次重申了张桂杨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明确了由张桂杨代替原债务人向徐济扣偿还债务。对于高新雄的借款，徐济扣陈述系现金出借，并提供了借条复印件，对于借条原件，人民调解协议中已载明在签订协议时，徐济扣已交给张桂杨。故对于借款、担保情况，双方不仅在人民调解协议中予以确认，实际上也有借条原件印证。张桂杨称其核实过借款情况，一审中称出借款项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发生，转账时间晚于借条记载的时间一个月；二审中称出借的时间是在欠条出具的当日以现金形式交付，但数额不符，且债务人已归还部分款项。张桂杨所称上述核实情况相互矛盾，且所对应的事实均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张桂杨二审中提出的已超过保证期间的观点，由于在人民调解协议中张桂杨已明确认可承担保证责任，愿意代为履行清偿责任，故无论是否超过原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张桂杨均应承担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张桂杨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25元，由上诉人张桂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丽 审判员 王 苗 审判员 温占敏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 顾斯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