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甘0423民初3920号   原告：景泰县智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甘肃为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   原告景泰县智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景泰县智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驴养殖保险理赔款216000元（8000元／头×27头）；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一家驴养殖企业，于2019年8月、10月分两次在被告处购买了养殖业保险。2019年8月购买的驴养殖保险（保险数量87头，单位保险金8000元），期限自2019年8月22日0时至2020年8月21日24时；2019年10月购买的驴养殖保险（保险数量579头，单位保险金8000元），期限自2019年10月18日0时至2020年10月17日24时。上述保险原告已支付全部保险费，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保险单。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原告养殖的驴共有43头死亡，原告均已向被告报案，要求被告对死亡的43头驴进行理赔。但是被告在理赔过程中不积极履行义务，43头驴中仅对16头驴进行了保险理赔，尚有27头驴的保险金额共计216000元仍未向原告支付。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履行保险赔付义务，但被告始终不予回应，故意拖延。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辩称，原告2019年8月和10月分两次在我公司购买甘肃省地方政策财政补贴保险并总计投保666头毛驴的情况属实，单位保额8000元。根据我公司保险金额与免赔率第十二条规定，每次事故的免赔率为百分之五，若当地政府文件对免赔率另有规定，以当地政府文件为准，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投保的毛驴死亡43头，已理赔16头，尚有27头共计216000元未予赔付，请原告方提供未赔付的相应证据。   原、被告分别围绕其诉讼请求以及抗辩意见当庭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景泰县智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当庭举示以下证据：   1.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殖业保险单2份，共2页。证据类型：书证、原件。证据来源：原告提供。拟证明目的：①原告景泰县智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8月在被告处购买驴养殖保险，保单号XXXXX，保险数量87头，单位保险金8000元，期限自2019年8月22日0时至2020年8月21日24时（计为366天）；②原告于2019年10月在被告处购买驴养殖保险，保险数量579头，单位保险金8000元，期限自2019年10月18日0时至2020年10月17日24时（计为366天）。上述保险原告已支付全部保险费，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保险单。被告方质证认为，对这两张保险单无异议。   2.短信截图13张，共4页。证据类型：书证。证据来源：原告提供。拟证明目的：①2019年9月29日至2020年7月6日，因原告养殖的黑驴中陆续有43头驴死亡，原告工作人员张谦东、任振吉向承保的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报案21次。2019年11月13日后因黑驴死亡报案14次，回执短信显示保单号为XXXXX，系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的驴养殖保险的保单号；②原告报案时间均在保险期内。被告方质证认为，短信截图13张，并不能证明原告养殖的黑毛驴就有43头死亡，无法律效力。原告方第一天报案，被告方没有处理后，紧接着第二天又报案，存在重复报案情况。   3.甘肃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3份。证据类型：书证。证据来源：原告提供。拟证明目的：①2019年10月25日，被告向原告支付7头驴的赔偿款45600元；2019年11月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1头驴的赔偿款7600元；2019年11月13日被告向原告支付7头驴的赔偿款68400元；②2019年11月13日之后，原告再因黑驴死亡向原告报案，被告就不再出险，拒绝赔偿。保险有效期内，至今尚有27头死亡黑驴未予赔付。被告方质证认为，对证据3无异议。   4.对死亡黑驴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照片20张。证据类型：书证。证据来源：原告提供。拟证明目的：因原告向被告报案后被告拒不出险，原告无奈之下将病死黑驴进行无害化处理。被告方质证认为，死亡标的黑毛驴没有我们耳标，不属于我们承保的标的。从原告提供的20张照片来看，也看不出死亡的黑毛驴共有27头。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当庭举示以下证据：   1.《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地方财政补贴型驴养殖保险条款》1份，证明：①原告在我公司投保的是甘肃省地方财政补贴型保险；②保险标的第二条第六款驴经畜牧兽医部门检验无伤残无疾病、营养良好、饲养管理正常，能按所在地县级畜牧防疫部门审定的免疫程序接种并有记录且具有能识别身份的统一标识；③每次事故的保险金额和免赔率为百分之五，若当地的政府文件对免赔率另有规定，以当地政府文件为准，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原告与被告并未签订书面保险合同，仅在原告支付保险费后向原告签发了保险单，被告单方制作的保险条款从未向原告告知过，原告在条款中并未签字盖章确认。被告方对此作出的回应意见是，保险合同由于是地方政策补贴型保险，投保人提供相关手续后，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单，就属于保险合同。   2.在我公司投保的黑毛驴必须有我公司的耳标样本1份，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所投保标的物属于我公司所承保，但是原告死亡的黑毛驴均无耳标。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均由被告单方制作，与本案无关。被告方对此作出的回应意见是，耳标是政府要求防疫部门进行耳标登记以便防疫和统一管理。如果没有耳标，就无法确认为我公司承保的标的物。原告随意大量购进黑毛驴，没有耳标不能证明具体哪一头是原告方在我公司投保的黑毛驴。   3.请求法院准许当庭通过电话向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落实该支公司已向原告赔付了35头死亡黑毛驴损失的事实，没有书面证据。证明目的：原告方在我公司和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同时投保了黑毛驴，在黑毛驴死亡后给我公司报案，同时给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报案。经了解，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已经给原告赔付了35头死亡黑毛驴的损失。被告方请求法庭准许当庭电话落实该情况。征得法庭准许后，经被告委托代理人当庭向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工作人员张芳萍打电话，要求张芳萍对昨天其查询的该支公司已向原告赔付了35头死亡黑毛驴的情况重述一下。电话接通后，张芳萍称其正在开会，容会后微信回复。对此，原告方的质证意见是，被告的第3组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此外，按照被告所说，那么原告至少有35头黑毛驴死亡，事实上正是因为被告拒不出险理赔，原告才在保险期满后更换了保险人为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被告方对此作出的回应意见是，原告是同时在我公司和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投保的，同时向两家保险公司双向索赔，而不是原告方所说的在与我公司合同终止后才向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投保的。故，原告方有套取国家财政补贴的嫌疑，同时请求法庭予以调查。   上述当事人举示的证据，经对方质证后对其本身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景泰县智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系一家驴养殖企业，于2019年8月、10月分两次在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处购买了养殖业保险。其中，2019年8月购买的毛驴养殖保险（保险数量87头，单位保险金8000元／头），期限自2019年8月22日0时至2020年8月21日24时；2019年10月购买的毛驴养殖保险（保险数量579头，单位保险金8000元／头），期限自2019年10月18日0时至2020年10月17日24时。上述保险原告已支付全部保险费，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保险单。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原告报案声称其投保养殖的毛驴发生了保险事故，先后累计死亡43头，并要求被告进行理赔。之后，被告对其中的16头毛驴按照7600元／头进行了保险理赔，共计121600元。庭审中，被告对于原告诉请的27头死亡毛驴中的1头毛驴的死亡事实并不否认且愿意继续按照7600元／头的标准进行理赔，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另，对于其余有争议的26头死亡的毛驴，被告虽不否认其中的9头毛驴发生死亡的事实，但认为死因系营养不良，不属于其保险理赔责任范围之内。对于原告主张的另外17头毛驴的死亡事实，被告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驴养殖保险并按要求支付了保险费，作为保险人的被告同意按照《甘肃省地方财政补贴型驴养殖保险条款》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并有其向作为投保人的原告交付的保险单作为保险凭证，足以认定上述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保险有效期间，对于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原告陈述保险有效期内累计发生死亡43头毛驴的保险事故且均已报案。其中，16头死亡毛驴的损失，已由被告在本次诉讼之前按照双方约定的7600元／头的保险价值进行了赔付，共计121600元。对此，双方无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庭审中，被告对于原告主张要求赔偿的27头死亡毛驴其中的1头毛驴的死亡事实作出自认并愿意继续按照7600元／头标准进行理赔，系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依法行使处分权的体现，本院照准。另外争讼的26头死亡毛驴中的9头（此指2019年12月7日死亡的4头毛驴和12月13日死亡的5头毛驴），对此，被告工作人员会同景泰县牧科兽药经销中心人员及喜泉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去原告处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向原告提出加强驴舍保暖、驱虫健胃、定期消毒等相关建议。被告对于上述这9头毛驴在保险期间发生死亡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同时辩称，这9头毛驴的死因系营养不良，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之内。经查，《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地方财政补贴型驴养殖保险条款》“保险标的”一节，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了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的驴要同时符合6项条件。其中第六项载明：“驴经畜牧兽医部门验明无伤残，无疾病，营养良好，饲养管理正常，能按所在地县级畜牧防疫部门审定的免疫程序接种并有记录，且驴具有能识别身份的统一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同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根据上述规定，保险条款中列明的除外责任虽然不在保险人赔偿之列，但是应当以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已将除外责任条款明确告知被保险人为前提条件。否则，该除外责任条款不能拘束被保险人。根据现有在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显然，原告并未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曾向原告履行了相应的免责事项的释明和告知的法定义务。由此，相关免责保险条款自始、当然、确定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既然作为保险人的被告承保了原告投保的毛驴并签发了保险单，应视为双方之间成立了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在该9头毛驴死亡的保险事故发生时，再以死因系营养不良而抗辩拒赔，显然有悖保险行业之最大诚信原则。由于原告对于作为保险标的的案涉该9头毛驴具有保险利益，故在该9头毛驴发生死亡的保险事故并受到财产损失时，应以双方在保单中特别约定的保险价值，亦即每次事故的免赔率为5%为赔偿计算标准，共计68400元（7600元／头×9头﹦68400元）。该款亦应由保险人一并予以赔付。   至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的其余17头死亡的毛驴的损失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提供证据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其所遭受的另外这17头毛驴发生了死亡的事实及由其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作为保险人的被告并不认可的情形之下，保险人对于投保人原因导致的无法确定的部分，依法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由于原告的该部分诉请没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的诉请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余不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景泰县智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保险金76000元；   二、驳回原告景泰县智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270元，由原告景泰县智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420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负担8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治学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张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