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津02民终9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云建，男，199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月弟，天津金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门玉合，男，196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北辰区，现住天津市北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诚科建达(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天津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园区管委会**。法定代表人：潘玉红，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蕾，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高云建因与被上诉人门玉合、诚科建达(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达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3民初759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云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门玉合、建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高云建是否为建达公司股东尚未确定”为由拒绝实体裁判,属事实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股权转让协议及承诺函是门玉合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函第二段写道“本人承诺收到退股款之日起不再享有上述股份的一切股东权利,及一切追索权,并无条件按上述相应公司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等要求配合相应的转股手续,同意按原入股价转让给上述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及配合上述相应公司其他需要配合的事宜”。该段描述已清晰的表明门玉合的态度及相应的义务。2.门玉合在收取了建达公司代付的转股款时股东资格已丧失。门玉合在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承诺函后,收取了建达公司交付给其的104000元现金,即当初的入股款。一审庭审时,门玉合也表示收到了该款项。因此,根据其签署的承诺函,此时其股东身份已丧失,其相应的配合义务已产生。3.股权转让协议已于高云建签字时,即2019年5月15日生效。高云建因被建达公司确定为该股权转让的受让人,于2019年5月15日正式签署了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已向建达公司缴付了104000元股金。因此高云建此时已具有股东资格。4.2019年5月15日的原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该股东会决议是使用了门玉合离职时预留的签名,但该预留签名的使用符合门玉合签署的承诺函确定的使用范围。另外,即便门玉合没有参加该股东会议,占建达公司97.42%股权比例的其余44方股东一致通过,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也是完全符合《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四十三条以及建达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该原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该决议批准了该股权转让且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权。5.建达公司及与会股东均认可高云建的新股东身份。高云建已履行了新股东的职责,参与了2019年5月15日新股东会决议的表决。该股东会会议表决通过了新股东会成立、章程修正案。因此,高云建此时已获得股东身份并行使了股东权利。6.门玉合表示对股权转让协议不知情有违常理。股权转让协议成立生效后,建达公司就通知了门玉合,要求其配合变更登记,被其拒绝,无奈高云建才提起诉讼。从另一个角度讲,本案呈诉后门玉合作为被告己收到相关的诉讼文书及证据材料(其中包括门玉合及高云建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此时门玉合还说不知情,显然不符合逻辑。7.门玉合提交的证据“2020年7月5日的股东会会议通知”仅是行政机关要求的程序性文件,不具有实质性证明力。该通知是建达公司股东会在2020年7月20日表决通过章程修正案后,进行公司章程变更登记时,应北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提供的申请变更登记必备程序性文件。因为此时工商登记显示的股东还是门玉合,而其又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所以在高云建作为新股东尚未办理变更登记情况下,不能对抗第三人,也不能对抗登记机关。但该通知仅是行政程序文件,并不能否定高云建的新股东身份。基于上述原因,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及高云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是本案应当审理的范围。如果门玉合对该问题有异议,其应当就该问题提起反诉。一审法院拒绝对本案进行实体裁判没有法律依据,且浪费了司法诉讼资源。门玉合辩称，在建达公司给我钱的前提下，同意高云建的请求。建达公司辩称，同意高云建的上诉请求，同意配合办理变更股权手续。高云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建达公司将门玉合持有建达公司2.58%的股权变更登记为高云建；2、判决门玉合协助配合高云建及建达公司履行变更登记手续；3.判决门玉合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高云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本案高云建主张请求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系变更公司登记纠纷。高云建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门玉合表示不知情，且高云建提供的建达公司2019年5月15日的原股东会决议，建达公司表示在门玉合未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使用了门玉合预留的签名，门玉合表示其不知该股东会决议，其预留的签名是在其与建科公司办理辞职手续时建科公司要求其预留，但其未表明用途。现门玉合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原股东会决议不予认可，且2020年7月5日建达公司向门玉合出具股东会会议通知，门玉合表示其系建达公司的股东。现建达公司的原股东会决议与其出具的股东会会议通知互相矛盾。综上，本案高云建要求建达公司、门玉合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应以其是建达公司的股东为前提，现高云建是否为建达公司的股东尚未确定，故高云建目前并不符合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的适格主体要件，对高云建的诉讼请求不应受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高云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元，全部退还高云建。二审审理过程中，高云建提供2019年5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正案，证明建达公司已经将高云建定为公司股东，高云建已于2019年5月15日获得股东身份。经质证，门玉合对该证据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建达公司对该证据认可。本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查明，2018年1月24日，门玉合出具承诺函，载明：“本人自愿按照原入股价退出在诚科建达（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投资款人民币壹拾万零肆仟元整（￥104000）所享有的相应股权。本人承诺其收到退股款之日起，不再享有上述股份的一切股东权利，及一切追索权，并无条件按上述相应公司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等一切配合相应的转股手续，同意按原入股价转让给上述相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及配合上述相应公司其他需要配合的事宜”。同日，门玉合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并出具收条，认可其收到退股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门玉合于2018年1月24日签署了承诺函、股权转让协议并出具了收到退股款的收条，由此可知，尽管建达公司与门玉合并未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股东变更的登记，但自门玉合签署上述文件之日起，应视为门玉合放弃了其作为建达公司股东身份的权利，且门玉合抗辩在建达公司给其钱的情况下同意高云建的请求，故高云建提起变更公司登记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应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3民初759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郭秀红审判员  杨宝华审判员  吴晓勇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刘睿书记员单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