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民终110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江市远东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西白洋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吴胜良，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强，江苏吴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花美兰，女，197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林，江苏恒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江市远东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花美兰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9民初6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远东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远东公司不应支付花美兰经济补偿金和差额工资。事实和理由：1.远东公司2020年1月13日开始集体放年假，随后工厂根据政府要求进行搬迁，后又发生了新冠疫情，花美兰2020年1月只有8天出勤，2月、3月没有出勤，虽然远东公司根据花美兰实际出勤天数，按自己理解的标准尽量发放了花美兰的工资，但花美兰在仲裁申请和一审的诉请中却要求公司按全勤标准进行工资发放，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对工资发放标准和发放数额理解不一致所造成，显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的劳动者可即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2.远东公司在疫情期间虽有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但其原因主要一是今年的疫情影响，政府防控需要，企业二月份到三月上旬基本处于停工状态，财务人员也一直未正常复工。二是企业新年前后正在进行厂房搬迁，公司财务的各项财务资料和车间的统计资料没有及时搬迁归位，致花美兰工资延后到3月23日后发放，主观不可归责于用人单位过错。在花美兰解除通知寄送至远东公司前(2020年4月4日)，远东公司对后续工资均陆续进行了发放，并未实质影响到花美兰的生活。一审法院据此认为花美兰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远东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判决显然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用人单位不支付劳动报酬“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影响程度。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花美兰辩称：1.被上诉人提供了材料核算表、职工工资发放表以及银行工资发放明细，三者之间相互印证，与一审中被上诉人的陈述是相吻合，可以充分证明公司存在拖欠被上诉人工资行为，拖欠被上诉人2019年12月份的现金工资发放部分，故一审认定正确，仲裁裁决出于维护企业方面考虑，将新冠疫情牵扯一起显然是不对，拖欠行为在疫情之前。2.远东公司平时发放工资不提供工资单，员工靠拍照留存，发生纠纷后，公司又不提供发放工资凭证，仅以员工提供的材料是复印件不具备效力来抗辩，该抗辩意见是无效的。3.远东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掌握发放工资的相关资料，但是在一审当中并未提交相关工资发放名册，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不当，应当予以维持。 花美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远东公司支付花美兰拖欠的2019年12月1日-2020年3月17日期间的工资24500元；2.判决确认解除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远东公司支付花美兰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000*9=63000元；3.判决远东公司为花美兰补交2011年3月-2016年12月期间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或赔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7279元/年*7年=50953元；4.本案诉讼费由远东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花美兰于2011年3月进入远东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远东公司自2017年2月至2020年3月期间为花美兰缴纳社会保险。2014至2016年，花美兰签字确认自行参加社会保险，并领取个人自行缴纳社会保险补贴费3000元/年。2020年1月24日，花美兰因春节开始放假，后因疫情等原因未至远东公司上班。2020年3月20日，远东公司通过短信通知花美兰“你于2020年2月25日开始无故旷工至今，本公司已多次口头催促，现正式通知如下：请于2020年3月20日前至本公司上班并办理补假手续，否则本公司将按自动辞职处理”；花美兰回复称“由于疫情影响，加之搬迁等，迟迟无法开工，怎么能说我们无故旷工呢”；远东公司回复“我们在2月25日已复工，徐明多次联系你，要求你们来上班，你说在其他厂干了不来做了，也通知过你来补办离职手续，至今没有办理，再次通知你尽快来办理”。2020年3月23日，花美兰及唐俊兵向远东公司寄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远东公司未按规定办理社保且拖欠2019年12月以来工资为由提出与远东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远东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远东公司在2020年3月24日签收该快递。2020年3月26日，花美兰向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解除与远东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要求远东公司支付拖欠的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3月17日期间的工资24500元及经济补偿金63000元，并补缴社会保险或赔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50953元。2020年5月19日，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远东公司支付花美兰工作期间（至2020年3月17日）期间工资差额8359.1元，驳回花美兰其他仲裁请求。花美兰不服上述裁决，遂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另查明：远东公司有通过银行转款发放工资，远东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21日向花美兰支付2137元，于4月26日支付3138元，于5月23日支付3249元，于6月22日支付3332元，于7月25日支付2369元，于8月23日支付2784元，于9月20日支付2404元，于10月25日支付2571元，于11月21日3725元，于12月24日支付2606元，于2020年1月13日支付3920元，于2020年3月23日支付3380元，于2020年4月11日支付1134元，于2020年4月20日支付2020元。远东公司主张2020年1月13日发放的是2019年12月工资，3月23日发放的是2020年1月工资，4月20日发放的是2020年2月工资，4月11日发放的是2019年的年度产量工资，由于花美兰在2020年3月未出勤，所以未发放该月工资；花美兰则主张远东公司一直迟延一个月发放工资，2020年1月13日发放的是2019年11月工资，3月23日发放的是2019年12月工资，4月11日发放的是2020年1月除基本工资之外的产量工资，4月20日发放的是2020年2月工资，2020年3月未出勤的原因是未收到上班通知。 一审庭审中，为证明远东公司除了通过银行发放的工资外，每月还通过现金方式发放工资，花美兰提交了2019年9月至12月的产量核算表复印件以及2019年6月、9月、11月和2020年1月的职工工资发放表复印件，主张上述材料是远东公司员工在发放工资时在财务室拍摄。上述产量核算表显示：花美兰2019年9月工资为6725元，2019年10月工资为4606元，2019年11月为工资5920元，2019年12月工资6380元。上述职工工资发放表显示：花美兰2019年6月工资4784元，其中银行代发2784元，现金领取2000元；花美兰2019年9月工资为6725元，其中银行代发3725元，现金领取3000元；花美兰2019年11月工资5920元，其中银行代发3920元；花美兰除加班工资外，其余工资为固定的3020元（其中基本工资2020元）。远东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否认曾通过现金方式向花美兰支付过工资，但表示有员工在2020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通过现金方式领取了年底结算的工资。一审法院要求远东公司提交2019年的相关财务账册及员工的领取现金的凭证，但远东公司未提交。 一审审理中，花美兰提出其2019年平均工资为5885元，并主张以上述数额为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用人单位应当足额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远东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掌握发放工资的相关材料，现远东公司在一审法院要求下仍不提交相关财务账册及领款凭证，而花美兰提交的产量核算表和职工工资发放表复印件可以互相印证，且表格中通过银行发放的数额与银行明细亦相符，故一审法院采信上述产量核算表和职工工资发放表的真实性，采信花美兰对于工资发放情况的陈述，并认定远东公司每月除通过银行发放工资外，还以现金方式发放工资。根据上述材料可知，在2020年1月及之前，远东公司于当月发放上上个月的工资，并于2020月3月23日通过银行发放了2019年12月部分工资3380元，于2020年4月11日通过银行发放了2020年1月部分工资1134元，于2020年4月20日通过银行发放了2020年2月工资2020元。由于花美兰自春节放假后因疫情原因未至远东公司上班，而远东公司提供的3月20日的短信不足以证明其之前曾通知花美兰复工，因此可认定花美兰系非因自身原因停工，远东公司应支付相应的停工工资。综上，远东公司还应支付花美兰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17日期间工资差额共计6976.13元（3000+2020+3020*（1+1/21.75）+2020*0.8/21.75*11-2020）。远东公司未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同意按仲裁裁决认定工资差额8359.1元进行支付，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第二、考虑到远东公司在3月20日的短信中通知住所地在东台市的花美兰于当日必须上班，否则按自动辞职处理，显然不合情理，双方的劳动关系不因此通知而解除。因此，花美兰、远东公司双方的劳动关系在花美兰寄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到达远东公司时（2020年3月24日）解除，因远东公司确实存在拖欠2019年12月份及之后工资的情况，虽期间受疫情影响，但至今仍存在拖欠情况，故花美兰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远东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花美兰、远东公司双方均未能有证据证明每月发放的现金数额，故一审法院按照2019年6月、9至12月工资数额酌情认定花美兰平均工资为5683元。按照花美兰的工作年限及工资水平，远东公司应支付花美兰经济补偿金51147元（5683×9）。至于花美兰要求的补交社会保险的请求不属于一审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本案不予理涉；因花美兰未达退休年龄，其要求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的请求，现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花美兰与远东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3月24日解除；二、远东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花美兰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17日期间工资差额8359.1元及经济补偿金51147元；三、驳回花美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花美兰承担2元，远东公司承担3元。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应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法律法规规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 关于工资差额。花美兰主张远东公司除每月银行转账支付工资外，另有现金方式发放工资，且远东公司一直以来都是在当月中下旬发放上上月工资。远东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其作为用人单位本身负有制作及保存工资发放记录、工资明细等材料的法定义务，但其在一审法院的要求下仍不提交相关财务账册及领款凭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花美兰为此提交的产量核算表和职工工资发放表复印件能够相互印证，且发放表中载明的银行转账支付工资数额与银行交易明细相符，故一审法院对花美兰提交的该两份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采信花美兰关于前述工资发放情况的主张，并无不当。由于花美兰春节放假后因疫情原因无法正常提供劳动，远东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20年3月20日发短信之前已向花美兰告知了复工通知，故该期间应认定属非因花美兰自身原因停工，远东公司应支付花美兰相应停工工资。一审法院核算后，并结合远东公司未对仲裁裁决认定的工资差额8359.1元提起诉讼的事实，认定远东公司还应支付花美兰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期间工资差额8359.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经济补偿金。根据已认定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认定花美兰于2020年3月23日向远东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当时，远东公司未支付花美兰2019年12月份工资，此时早已超过了该月份工资的法定发放周期，亦超过远东公司惯例执行的工资发放周期。即使期间远东公司受疫情影响可能无法按期发放工资，但也应当在复工后及时发放，然而远东公司于2020年2月底复工后仍未及时发放工资，直至花美兰于2020年3月23日明确提出远东公司拖欠2019年12月工资，并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后，远东公司才陆续发放部分工资，且直至目前仍存在部分工资未足额支付。因此，本院认定远东公司明显存在拖欠劳动报酬的主观恶意，本案符合远东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一审依照花美兰的工资水平、工作年限及其主张，核算后认定远东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51147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远东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吴江市远东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林李金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扈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