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3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奚来滨，男，1972年1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凡海，沛县龙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玉珍，女，1971年3月22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鱼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红团，男，1968年6月26日，汉族，住江苏省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英（系史红团之妻），女，1967年1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沛县。上诉人奚来滨因与被上诉人高玉珍、史红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2民初6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奚来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凡海，被上诉人史红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英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高玉珍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奚来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高玉珍、史红团负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煤炭买卖合同实际系高玉珍经史红团介绍与奚来滨磋商而缔结，一审法院认定奚来滨通过史红团与高玉珍进行缔约，与客观事实不符。2.高玉珍在录音中已认可共收到奚来滨煤炭4车，亦明确了每车煤炭的重量，且上述录音在一审听证环节已用原始载体当庭予以播放，故一审法院对录音材料未予采信，存在不当。史红团辩称，1.史红团与奚来滨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史红团与高玉珍之间仅存在矸子石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煤炭买卖合同中，史红团仅系介绍人。2.高玉珍尚欠付奚来滨3车煤炭款，高玉珍主张已将相关煤炭款给付了史红团，没有事实依据。高玉珍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奚来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高玉珍、史红团偿还货款25448元；2.依法判令高玉珍、史红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罚息年利率6.525%，赔偿自起诉之日至货款还清之日止的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高玉珍、史红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奚来滨通过史红团联系，向高玉珍供应煤炭。奚来滨自认第一车煤炭款高玉珍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支付，但是对第1车煤炭的数量、单价、总价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奚来滨曾于2018年以高玉珍为被告在鱼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玉珍给付煤炭款25448元。在该案件开庭审理时，史红团作为奚来滨的证人出庭作证。后奚来滨撤回对该案的起诉。高玉珍的会计在与史红团微信聊天记录中认可最后4车煤炭款没有支付，但是从该聊天记录的内容中，无法体现是本案的煤炭款，尤其是与奚来滨所主张的欠付3车煤炭款不相符。高玉珍方在2018年6月至7月通过微信向奚来滨（微信备注“微信哥阿滨。同发煤厂”）转账，但奚来滨否认是煤炭款，认为是史红团借用奚来滨的微信与高玉珍结算矸子石款。高玉珍方自2018年7月开始向史红团的儿媳张淼（微信备注“矸子石”）微信转账，用于与史红团之间结算。张淼在接到转账后，将大部分款项转给微信备注为“宽行”的人。一审法院认为，高玉珍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奚来滨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奚来滨主张高玉珍、史红团欠付其3车煤炭款25448元，但提供的过磅单只是奚来滨单方出具，无高玉珍、史红团的签字确认，无法证实所供应煤炭的数量和单价。奚来滨自认高玉珍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支付了第一车煤炭的价款，但是一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无法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对单价进行确定。奚来滨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无法提供同时期向他人供应煤炭的价格即市场价格或政府指导价。奚来滨对主张的事实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奚来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遂判决：驳回奚来滨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奚来滨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下列证据：1.截屏打印照片3张，拟证明2018年7月22日奚来滨收到高玉珍方支付的5450元款项后，于7月24日通过转账及现金交付的方式，支付给了史红团妻子刘继英。上述款项性质系高玉珍交付给史红团的矸子石款，并不是本案所涉煤炭款。2.山东中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发运通知单1份（复印件），拟证明2018年时，煤炭含税价格大约是590元/吨。史红团质证认为，1.2018年7月24日奚来滨转账支付的2500元不是矸子石款，该2500元系史红团向奚来滨所借款项，并于后期予以归还。2.煤炭价格不详。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奚来滨与高玉珍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具体到本案，奚来滨与高玉珍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据本案所涉录音材料及其他在案证据来看，能够推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具体认定理由如下：第一，因高玉珍于一审期间已明确确认，录音材料中所涉通话内容的相对方系其本人，故奚来滨是否提交通话录音原始载体，并不影响录音内容真实性的认定。在上述录音中，高玉珍对于奚来滨所陈述的“从一开始送了4车煤，头一车你（高玉珍）给我（奚来滨）结了，第二车是个6.77吨，第三车是个10.9几……最后一车送的多一点，23吨多，……”等内容予以了认可，仅对欠付煤炭车数不予认可，主张“我（高玉珍）就该（欠）你（奚来滨）2车”、“我（高玉珍）就该（欠）你2车煤，一个末了的，一个雨淋的，……”。第二，本案中，奚来滨自认第一车煤炭款，高玉珍已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支付，另结合高玉珍方于2018年7月22日向奚来滨支付了5450元款项等细节来看，较为符合高玉珍于通话录音中所确认的欠付2车煤炭款的陈述。虽然奚来滨主张，上述款项系高玉珍支付给史红团的矸子石款，但史红团未予认可，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应不予采信。第三，高玉珍与奚来滨于通话录音中确认的4车煤炭吨数，与奚来滨提交的过磅单所载重量基本一致。第四，高玉珍于一审期间虽否认其与奚来滨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并未否认存在4车煤炭款的事实，仅系主张其已与史红团结清了煤炭款，高玉珍的上述庭审陈述意见，亦能够与其在通话录音中所确认的内容相印证。至于涉案煤炭款是否已经结清的问题，因该主张仅系高玉珍的单方陈述性意见，并无充分的相关依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结合（2018）鲁0827民初2899号庭审笔录、高玉珍于通话录音及一审庭审确认的事项来看，高玉珍与奚来滨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并欠付煤炭款未予结算等事实，具备高度盖然性。二、关于高玉珍欠付款项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高玉珍认可欠付2车煤炭款（“一个末了的，一个雨淋的”），具体欠付的煤炭款无法准确确定所对应的过磅单，另结合3份过磅单记载的内容（2018年7月21日、8月16日、9月12日）及高玉珍支付款项时间（2018年7月22日）来看，过磅单所载煤炭重量及单价，与通话录音所涉煤炭吨数及同期煤炭市场价格相当，故本院依据3份过磅单所载款项，扣除高玉珍于2018年7月22日支付的款项，综合确定本案欠付款项数额。经核算，高玉珍欠付款项为19998元（2018年7月21日原煤3715元+8月16日原煤5997元+9月12日原煤13180元+块煤2556元-2018年7月22日高玉珍已付5450元）。本案煤炭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且高玉珍未履行付款义务的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故结合奚来滨相关诉请，本院确定自奚来滨起诉之日起，以欠付款项19998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高玉珍逾期付款违约金。至于史红团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因奚来滨上诉并未涉及史红团责任承担事宜，且于（2018）鲁0827民初2899号案件中，奚来滨已确认史红团为涉案煤炭买卖合同介绍人，故本院对上述问题不予理涉。综上，奚来滨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条、第十八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2民初6769号民事判决；二、高玉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奚来滨煤炭款19998元及违约金（自2019年10月30日起，以19998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三、驳回奚来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6元，由奚来滨负担93元，由高玉珍负担3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6元，由奚来滨负担93元，由高玉珍负担34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至本院，逾期未交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演文审 判 员 赵东平审 判 员 周东海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嵇海勇书 记 员 薛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