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2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华芬，女，1969年11月22日出生，满族，无业，住辽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杨，辽宁律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辽宁律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阳县首山镇人民街。负责人：李海燕，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婧，辽宁弘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海燕，女，汉族，1968年10月10日出生，住辽阳市白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壮，男，汉族，1966年1月7日出生，干部，住辽阳县。上诉人王华芬因与被上诉人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海燕、马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县人民法院（2020）辽1021民初2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华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杨、赵宇，被上诉人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婧、李海燕、马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华芬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辽阳县人民法院（2020）辽1021民初2805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判决第一项判令原告继续履行2020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属程序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应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二、一审法院认定在涉案房屋拆迁过程中，李魁俊不时地出现，其于2020年9月15日代王华芬签署的《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就视为王华芬本人签字与认可、且在判决书中将李魁俊称为是王华芬的丈夫是错误的。1、被动迁房屋房产证上仅有王华芬一个人的名字，充分的证明关于动迁补偿事宜，仅有王华芬一人有处分的权利。其他人没有王华芬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公证文书均不能代理王华芬就动迀补偿事宜做出意思表示。2、王华芬与李魁俊只是短暂的生活过，没有登记结婚，亦不符合事实婚姻范畴，一审法院认定两人系夫妻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故李魁俊的代签字行为仅能代表李魁俊自己，不能产生变更王华芬动迁补偿协议的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认定王华芬与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继续履行双方于2020年9月15日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错误。事实是关于动迁补偿协议生效的仅有一份，是2014年10月14日由甲方：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王华芬、丙方：马壮三方签署的。至于2020年9月15日签署的协议为李魁俊代王华芬签，此签字行为上诉人不知情，事前没有得到上诉人的同意，事后亦未得到上诉人追认，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故该协议不能生效，更不应继续履行。四、依2014年10月14日王华芬、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壮三方签订的《动迁回迁补偿协议》，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付。1、该协议约定回签日期为2016年10月13日前，但至今回迁楼还没有开始建设，依协议约定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壮已经构成违约。2、按合同约定，如违约，马壮及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支付上诉人动迁补偿款50万元及相应利息和租房费用。3、李海燕系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人，因李海燕个人行为导致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为空壳公司，其行为明显是在逃避动迁事宜违约的责任，明显是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故李海燕应对上述动迁补偿款及相应利息和租房费用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最终导致裁判结果错误，上诉人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提起上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已成立并生效。《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2020年9月15日，李魁俊以上诉人王华芬爱人名义到答辩人处与答辩人法人李海燕商议动迁后的回迁安置事宜，李魁俊随后拨打王华芬电话并打开手机扬声器，李海燕将回迁房屋地址、楼层、面积、差价等事宜通过电话向王华芬宣读，其表示同意回迁方案，授权李魁俊代其在《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签名并注明李魁俊为代签人。答辩人认为，就办理房屋回迁安置事宜，上诉人虽未在现场，但其已明确知悉合同内容，对答辩人提供的回迁方案予以肯定，并授权李魁俊签字的行为，足以认定其与答辩人就《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达成了合意，该协议书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二、答辩人不存在违约行为。《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首先，上诉人未按照协议约定补交超出还平面积部分的房屋差价款，致答辩人无法向其交房，而非答辩人不予回迁。其次，答辩人与王华芬于2014年10月14日签署的《动迁回迁补偿协议》已经被新的协议书替代，原协议中关于违约金的条款已不再适用。答辩人不存在违约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情形，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违约利息、租房费等没有法律依据。三、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无须承担连带责任。首先，答辩人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无逃避责任一说。其次，答辩人无须证明自身不存在恶意，举证责任不在本方。上诉人诉称答辩人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即无事实佐证，亦不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其此项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依法维持原审判决。李海燕辩称，与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答辩意见一致。马壮辩称，与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答辩意见一致。王华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壮支付王华芬动迁补偿款50万元，及迟延违约利息；2、利息变更为77，000元，从2016年10月14日计算至2020.10.13，该部分利息给付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止，利息按照年利率3.85%计算四年，以50万元为基数计算；3、请求被告自2020年10月14日至给付完毕时止利率按年利率3.85%计算利息的给付；4、租房费用要求增加变更为56，000元。（根据合同约定房租每年7,000元，如违约按7,000元的双倍租金计付为14，000元），总金额变更为633，000元（包括违约条款50万元、违约利息、租房费）；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14日，原告与被告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壮三方签订动迁回迁补偿协议，约定被告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开发需要，拆迁原告坐落于辽阳县首山镇人民街41栋10号楼东一单元三层西户，建筑面积57平方米房屋。在拆迁期间，被告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租房费用每年7,000元，并承诺两年内完成回迁事宜。如两年内不能回迁，被告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原告动迁违约补偿款50万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原告与动迁协议签订后即搬离该住房，配合被告完成动迁事宜。但被告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至今未能按时回迁，现巳时隔六年时间，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两年内完成回迁，被告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此违约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原告的生活质量，也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死亡，经法院调解该公司归被告李海燕所有，但被告李海燕至今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且该公司系一人公司，故应以被告李海燕的个人资产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违约赔偿金，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脱至今，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审辩称，原告动迁楼是三十年的老旧楼，价值10万元左右，我作为鸿诚的负责人对该楼进行动迁，回迁后的价值达到30万元左右，不是我个人行为，是政府行为，当时为了尽快建楼，被告开发公司对45户老百姓动迁户每户多给15-20平，目前为止政府和开发公司同时将部分老百姓安置在新建的回迁楼，老百姓签订了回迁协议，每平按照1.15系数还平，房租每年50平为5,000元，60平为6,000元，原协议均已作废，现在已经安置完毕，原告王华芬与李魁俊系夫妻关系，现已签署了回迁协议，原协议已经作废，应按新协议履行。马壮一审辩称，原告已经同意回迁了，是原告丈夫李魁俊亲自签订的回迁协议，李魁俊签订协议也代表了原告。协议签完后房屋位置和房租都包含在内，以前的协议已经作废，原告不能拿以前的协议告被告。李海燕一审辩称，我的答辩意见同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答辩意见一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活跃辽阳县首山镇房地产市场，提高城镇居民的住房质量，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相关部门批准，对坐落于辽阳县首山镇人民街41栋10号楼进行房地产拆迁与开发，2014年10月14日，王华芬与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壮之间达成《动迁回迁补偿协议》，主要约定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除王华芬所有的位于辽阳县首山镇人民街41栋10号楼东一单元三层西户建筑面积57平方米楼房一套，拆迁时间为二年，即2014年10月14日至2016年10月13日；如回迁新房屋面积超出或少于协议签订面积，两平方米之内不找差价，超过允许值范围部分，每平方米按3,500元退补；王华芬应回迁位置辽阳县首山镇人民街2号楼东一单元十层西户95.51平方米，不把山；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给王华芬，房租年租金7,000元整，现一次付清两年房租和搬迁费15,000元；如被告两年后不能使王华芬回迁。房租上半年增加50%，下半年翻倍；若两年后甲方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能按时回迁，在到期后的一个月之内一次性给付乙方王华芬动迁违约货币补偿款人民币50万元，如不能给付，由马壮支付王华芬人民币50万元。《动迁回迁补偿协议》签订后，王华芬已按协议约定搬离了涉案动迁房屋，王华芬已领取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付至2016.10.13房屋租金，由于特殊情况的出现，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使王华芬按期回迁，导致王华芬至今未能住上新楼。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长达六年之久的拆迁过程中，为使所有被拆迁户也包括王华芬在内早日回迁新楼，不停地在社会与相关部门争取与努力，终于迎来了回迁的曙光，在异处位于辽阳县首山镇人民街承建的金奥家园4号楼作为被拆迁户的回迁楼，且已得到大部分被拆迁户的同意与谅解，并签订了《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2020年9月15日，王华芬的丈夫李魁俊代表王华芬与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约定王华芬将计委楼（房屋产权证中位于东一单元三层西户建筑面积57平方米楼房一套，置换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建的，金奥家园4号楼东一单元第十层东户，面积96.25平方米一套，作为王华芬的回迁楼，并约定对于乙方王华芬超出面积差价款8万元支付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并注明“本协议签字起即生效。如乙方发生家庭纠纷有争议，一切以协议为准（原协议作废）”，《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由丈夫李魁俊代签王华芬姓名与李魁俊自己的名字，并由李魁俊按手印。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王华芬的被拆迁房屋房产证复印件、动迁回迁补偿协议、辽阳县人民法院（2013）辽县民初字第01240号民事调解书、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辽阳央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工商信息、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李海燕出具的说明、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原件（手机拍摄照片）、李海燕出示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原件，在卷佐证，经庭审举证、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2020年9月15日，王华芬的丈夫李魁俊代与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明确约定原协议作废，可以视为对2014年10月14日《动迁回迁补偿协议》内容的变更，其变更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合议，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应诚实履行各自的义务，对王华芬称我没有与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我与李魁俊不是夫妻关系，只是搭伙过日子，我们没有结婚登记，李魁俊代表不了我，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与李魁俊何时相识，在一起搭伙的时间记不清了的抗辩，由于王华芬与李魁俊一起长时间生活多年，在涉案房屋拆迁过程中，李魁俊不时地出现，被告有理由相信李魁俊在《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上的签字就视为王华芬本人签字与认可。法律行为的实质就是意思表示，在认定案件性质时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而不是仅依据合同的某个当事人等表面形式去确定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性质。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是一种双务有偿的民事行为，协议的成立是建立在双方合议基础上的民事行为。合同是有相对性的，我国民法中的“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立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对合同相对性做了强调，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合同责任的承担应当坚持合同相对性原理。本案中王华芬称我不要房子，在哪回迁包括在原地回迁我也不要，我就要违约金，按合同约定的数额给我违约金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虽然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延迟了对王华芬房屋的回迁，是受客观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所导致，该行为并非被告的主观故意，也并非被告希望出现的结果，经被告的多方努力，已经为被拆迁人也包括本案王华芬在异处实现了动迁回迁的合同目的，原被告应以包容宽泛与相互理解的心态去面对事情的结果。综上所述，原被告2014年10月14日达成的《动迁回迁补偿协议》已被2020年9月15日，王华芬的丈夫李魁俊代王华芬与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所变更，原《动迁回迁补偿协议》已经被《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约定作废，对双方当事人不再具有约束力，原被告应以达成的《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继续履行，故王华芬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华芬与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双方于2020年9月15日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二、驳回王华芬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58元，由王华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华芬提交了户口本首页及民事调解书，拟证明上诉人的身份是单身。三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的身份关系，不能否认其授权李魁俊代为其参与办理动迁回迁安置事宜。李魁俊代其签署协议不影响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影响该协议书的效力。被上诉人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其他动迁户动迁、回迁相关材料，证明被上诉人为动迁户办理动迁、回迁安置事宜时，都是以居住在动迁房屋内的家庭为单位，与上诉人情况类似的还有很多家，均系家庭成员代为参与办理如签订安置协议，领取、补交房屋差价款等事项。证据二：《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回迁面积及差价计算方法、《动迁回迁补偿协议》、《拆迁协议》、《收条》。证明李魁俊一直代替上诉人参与房屋动迁、回迁安置等事宜，并领取了租房款。2020年9月15日，在上诉人授权下，李魁俊代替上诉人签署了《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对回迁房屋位置、面积、差价等进行确认，对于因客观不可抗原因导致的上诉人租房期增加产生的租金，已经由答辩人算入回迁的房屋平数中作为合理补偿。证据三：证人证言，证明上诉人电话授权李魁俊代其对回迁安置方案进行确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李魁俊为其家庭成员签订《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王华芬证质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我方无法确认代签人与实际所有人的关系，代签人可能是所有人的直系亲属，其他代签人的行为得到所有权人的确认代签行为有效。但上诉人房屋回迁合同的代签行为并未得到上诉人的依法追认，无法证明该合同的效力。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组证据中包括了一份李魁俊2014年10月15日的收取租房费的收条，当时上诉人与李魁俊是同居关系，该收条的收款行为得到上诉人的追认，但不能以2014年10月15日李魁俊的代理行为来认定李魁俊仍有代上诉人签订房屋回迁协议的权利。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词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要求，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被上诉人李海燕、马壮质证意见：对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均无异议。被上诉人辽阳县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2020年9月15日，李魁俊代王华芬签署《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的过程，证明李魁俊是在王华芬同意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上诉人对该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虽然证人提出证人与被上诉人是业主与开发商的关系，但是不能排除证人出庭是受到了被上诉人的利益诱惑，证人的证言存在主观推测，李魁俊与其通话的人员都是证人主观认为的，不能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三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李魁俊代替上诉人签署的《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对上诉人王华芬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综观全案证据，综合分析如下：上诉人王华芬承认在2014年与被上诉人签订《动迁回迁补偿协议》时，其与案外人李魁俊系同居关系。在本次动迁回迁事宜上，李魁俊进行了参与。从《收条》也可以看出，是由李魁俊收取了2014-2016年度的租金。从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为动迁户办理动迁、回迁安置事宜时，都是以居住在动迁房屋内的家庭为单位的，虽然上诉人王华芬与李魁俊未登记结婚，但二人对外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多年，在本案的拆迁回迁事宜上，一直由李魁俊出头进行商谈、办理。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规定，被上诉人完成有理由相信李魁俊已获得上诉人的授权，而与之签订《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李魁俊代为签订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王华芬称其与李魁俊早已分手，由李魁俊代签的《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其不知情也未授权，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超出其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王华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阳县人民法院（2020）辽1021民初28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华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58元，由王华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130元，由王华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都 伟审判员 胡 玲审判员 徐莲凤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法官助理郝丽鑫书记员秦海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