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6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羽堂，男，1956年1月25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萍，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作强，男，1969年3月4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松，辽宁杰仕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羽堂因与被上诉人石作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0）辽0281民初1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羽堂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案涉借款4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对借贷发生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进行综合审查。通过庭审审查，被上诉人并没有对出借40万元款项来源提交证据。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银行流水，只能说明其流动资金在银行进出情况，此银行流水不能作为40万元资金来源，银行流水没有提取40万元现金记载；二、上诉人向法庭提交原村长韩某1录音，证明其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韩某1等人都是向大连老单放高利贷，被上诉人是否出借给大连老单资金，上诉人不清楚。但村长韩某1在录音中明确说明借条是骗上诉人打的，并说明被上诉人是向大连老单放款。同时村长韩某1明确表示不能到法庭上来作证。韩某1、韩某2及书记唐某三人都是向大连老单放高利贷，他们曾到大连通过上诉人找老单催款，因上诉人在大连经营旅店，这些人也是通过上诉人认识老单，所以到大连要钱时都到上诉人经营的旅店来。另外，上诉人经营旅店根本不需要外借资金，不可能向被上诉人借40万元；三、涉案第一张借条，韩某1录音中已证实是骗上诉人打的。第二张借条明显不是上诉人写的，并且条上借款人写的是被上诉人。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借据是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上诉人不认可借条是其书写及签名，则申请笔迹鉴定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而不是上诉人。原审向上诉人释明申请笔迹鉴定义务人是上诉人没有法律依据。四、人民法院向三位证人作调查笔录，不符合法定程序。三位证人应到法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且三位证人均没有证实亲眼看到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40万元现金。三位证人说到大连要钱，是向老单要钱，他们均向老单放高利贷。人民法院可通知三位证人到庭证实情况，因三人均是村干部，依法应出庭作证，也有义务出庭作证，说出实情。人民法院所做的三人笔录经不起推敲，漏洞百出。既然被上诉人说在村长韩某1家交付的40万元现金，请法庭把证人请到法庭，如证人特别是村长韩某1如能证实案涉借款40万元现金，上诉人就认了。五、关于利息，人民法院按照月息2%判决从2012年4月29日起计算没有法律依据。石作强辩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两次出具（因同一借款事实）借据，两次录音及银行流水加以佐证。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有多次大额银行资金流转，证明被上诉人有出借40万元能力；二、上诉人提供其与韩某1录音，录音是否为韩某1语音不清楚，不排除上诉人为了逃避债务，按事先约定好的话来录音；三、关于第一张借条，上诉人就是于2012年4月29日从被上诉人手中借款所打的条，后上诉人于2016年9月11日在山上改的第二张条，被上诉人不但提供两张借条，同时还提供了录音加以佐证，第二张条不但有上诉人签字，还有其指纹，此时被上诉人已举证完毕；四、证人不是被上诉人申请，如上诉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应由上诉人申请，并不是法庭依职权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另外借款发生在2012年，现在为2020年，时隔8年，不可能将每个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关于借款为现金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当时是搞豆油批发，汽车运输等经营，手中有大量资金流转，收到钱没有存银行，直接借给上诉人。倒是上诉人坚称被上诉人将款转给什么所谓“单广敏”，并坚称20万元是通过农业银行转账支付，并要求一审法院前往银行查询，结果查询结果出来后，直接表明上诉人所讲不真实；五、按借条约定，借款月利率超出2%，所以法院判决月利率按2%计算。石作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400000元，并自2012年4月29日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直至款项付清为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原告与被告签订借款借据，借据中约定：“被借人：石作强借款人任羽堂借款人任羽堂因生意急需流动资金向石作强借取现金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圆正元。借款期限6个月，从2012年4月29日至2012年10月28日止。借款利率按一年期银行信用贷款利率三倍计算，并计复利。借款逾期借款人自愿按本借款本息额的0.2%缴纳违约金。特此立据。借款人任羽堂，身份证号码135××××****”。2016年双方再次签订借款借据，借据中约定：“借款人：石作强担保人任羽堂借款人任羽堂因生意急需流动资金向借取现金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元正。借款期限6个月，从2016年9月11日至2017年3月10日止。借款利率按一年期银行信用贷款利率三倍计算，并计复利。借款逾期借款人自愿按本借款本息额的0.2%缴纳违约金。特此立据。借款人任羽堂”。被告对该份借据中借款人处“任羽堂”签字不予认可，一审向被告释明相关法律后果，被告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之间的合法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但被告辩称借贷行为未发生，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供了被告2012年签署的借据，被告称未付款、受欺骗所签字。诉讼过程中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受欺骗。2016年借据被告称不是本人签字，经释明后被告并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应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2016年的借条中借款人处为本案原告石作强签字，被告在担保人处签字，但该借据底部的借款人处为被告任羽堂签字。庭审中原告对该借条落笔错误处已经做出说明，综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该借据的真实性。被告辩称原告未向被告支付借据中载明的款项，诉讼过程中原告称给付被告的为现金，并提供了自己银行卡的交易流水，证明自己有能力给付现金。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本案证人韩某1、韩某2、唐某证人证言，该三份证言均可以证实被告任羽堂向原告借款，其中韩某1证言证实原告在韩某1家客厅将钱交付给韩某1，韩某1将钱交付给任羽堂，任羽堂与大连老单之间如何约定并不清楚。三人证实2016年曾一起去大连找被告索要欠款，被告为原告出具2016年的借款借据。案外人孙淑霞与被告任羽堂于2018年6月29日、7月23日两次电话通话录音，该两份录音中被告对欠原告款项的事实均予以认可。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言，对被告在诉讼过程中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以采纳，原告请求被告偿还4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该款自2012年4月29日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庭审中查明双方签订的借款借据中约定借款利率按一年期银行信用贷款利率三倍计算，并计复利，借款逾期借款人自愿按借款本息额的0.2%缴纳违约金，此约定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原告请求按月息2%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任羽堂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石作强人民币4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息2%自2012年4月29日起计算至本院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任羽堂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依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上诉人就案涉款项分别于2012年及2016年两次为被上诉人出具借据，且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内容中显示，上诉人对案涉借款并未否认，只是陈述欠款数额并非40万元，并表示暂时无力偿还。据此，依据正常的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逻辑，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前述事实足以证明案涉借贷关系的真实发生，故一审依据案涉借据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且，如按照上诉人所主张的其并未实际收到款项，案涉款项为案外人所借，那么其对案外人的借款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据亦可认定为债的加入，同样需按照借据载明内容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另外，即使被上诉人及相关证人对于案涉借款的发生存在相互不一致的陈述，但考虑案涉借款发生在2012年，距今时间较长，故本院不能仅以相关不一致陈述即否认前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利息起算时间问题。案涉借据已明确载明借款时间及利率标准，一审依据借据内容所确定的利息起算时间具有合同依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任羽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任羽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长江审判员  刘丽媛审判员  张 颖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