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6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天平，男，1960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守成，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东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富民路****。法定代表人：刘长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坤，北京融商（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银龙，北京融商（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天平因与被上诉人大连东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7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天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守成、被上诉人大连东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银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天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看护费用17384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雇佣关系于法无据。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1日出具上诉人系其雇佣的看护场地人员，没有约定具体看护日期，应按照实际看护为准，如果解除的话，应书面予以解除。2018年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不代表理所当然解除雇佣关系，该地块实际控制权并未收回，一直处于被上诉人管控之中，真正收回的日期是2020年7月22日，而被上诉人对该地块投入数千万元，不可能不主张投入，政府也不可能不予补偿，而正是基于政府文件，上诉人的看护费用才于2018年暂停支付，等待政府实际收回土地后支付。2.关于实际看护的时间，上诉人自2015年至2020年7月22日始终在大显显示器厂地块看护，被上诉人从未另行委派他人看护，上诉人提供的政府收回证明更能证明看护工作时间以及政府真正收回时间，被上诉人一审辩称2018年解除看护关系不具有合理性。3.关于2015年看护费问题，被上诉人当庭认可上诉人为其看护，虽然单纯从时效看超过法定保护期，但被上诉人答应宽裕时支付，且被上诉人一直欠付上诉人看护费，具有连续性，不能单纯以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大连东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天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原告看护劳务费183435元。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何时起受被告雇佣，为原告看护案涉场地的问题，原告主张起始时间为2015年。虽然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亦不予认可，但被告陈述，在2015年之前被告公司就已经撤离了案涉地块，没有再进行施工，所以留有原告在该场地看护。因此，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予以采信。2.关于原告是否在2018年至2020年7月22日期间仍受被告雇佣，在案涉场地进行看护的问题，为此，原告提举了2017年至2018年1月的请款明细，但该明细系原告单方制作，并无被告单位确认，时间亦仅至2018年1月，故无法证明原告的相关主张。原告当庭提供的2020年7月29日其与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刘长江的通话录音，被告经庭后核实，称无法确认录音中是否为刘长江本人，此质证意见与常理不符，本院对该录音中原告通话的相对方为刘长江的事实予以采信。但录音内容主要为原告陈述其就案涉地块补偿事宜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的经过，以及双方对此的讨论。虽然录音中原告有“我想落实下你答应这块地方动了呗？我说那么样吧，公司答应，俺家董事长答应了，我就这些话我就不提了，我说我该撤撤我的……”的陈述，但并不能证明原告在2018年至2020年7月22日期间一直在案涉地块进行看护，故原告提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被告为此提供了大连市住房保障中心2017年9月18日《关于收回大连大显集团公司显示器厂集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指标批复的通知》以及大连市人民政府2018年1月31日《关于撤回大政地城字[2013]101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复的批复》两份文件，可以证明相关政府部门已在2017年9月收回了相应的建设经济适用房指标，并在2018年1月收回被告在案涉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此，被告主张在2017年末、2018年初已与原告解除了雇佣关系，符合常理，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称，被告曾为大连大显集团公司显示器厂集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开发企业。2015年原告受被告雇佣，在案涉地块从事看护工作。被告称劳务费标准为8000元/月，原告主张该劳务费标准为其与案外人王国秋二人合计金额。2016年6月1日，被告为原告出具证明，内容为：“刘天平身份证号：……，王国秋身份证号：……，是我公司在大连显示器厂经济适用房项目的临时看护人员。特此证明。”被告已向原告实际支付了2016年和2017年期间的劳务费。2017年9月18日，大连市住房保障中心发出《关于收回大连大显集团公司显示器厂集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指标批复的通知》，决定收回2012年4月下达给大连大显集团公司显示器厂的《关于大显集团显示器厂集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指标的批复》。2018年1月31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撤回大政地城字[2013]101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复的批复》，决定撤回大连市人民政府2013年6月8日下达的《关于大连大显集团公司显示器厂经济适用房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同时解除2013年6月8日大连大显集团公司显示器厂与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20年7月22日，大连市沙河口区马栏街道办事处、大连市沙河口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大连市沙河口区城区改造管理办公室出具证明，内容为：“受大连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委托，下述三家单位（大连市沙河口区马栏街道办事处、大连市沙河口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大连市沙河口区城区改造管理办公室）对原大显显示器厂经济适用房地块（以下简称该地块）进行清理和看管，并限令在该地块范围内占用场地的单位或个人于2020年7月22日前清退所有人员和物品。现该地块内的所有人员和物品在2020年7月22日前均已撤离该地块。特此证明。”原告提供的2020年7月29日，其与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刘长江的通话录音中，原告向对方陈述了其就案涉地块补偿事宜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的经过，双方对此进行了讨论。同时，原告在录音中有“我想落实下你答应这块地方动了呗？我说那么样吧，公司答应，俺家董事长答应了，我就这些话我就不提了，我说我该撤撤我的……”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至2020年7月22日期间的劳务费，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在该期间实际为被告提供了劳务，因此对于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向被告主张2015年劳务费的诉讼请求，原告称双方商定2015年的劳务费计入工程款中一并给付，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2016年和2017年的劳务费被告基本均在当年给付完毕，因此2015年的劳务费亦应于当年结清。即使原告主张的其曾于2016年11月向被告提出过付款的情况属实，其于2020年8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因此对于被告关于时效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天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5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一审庭审笔录第7页记载：“审：原告刘天平是何时受雇被告单位，在原大显显示器经济适用房地块进行看护的？被：具体时间需要核实。根据工资发放情况看，实际时间应当在2016年5月开始”；第12页记载：“审：被告，在2018年以前你单位对于案涉土地有什么样的权利？被告：据被告公司的说法是应该在15年之前就已经撤离了案涉地块，就没有再进行施工，所以留有原告在该场地进行看护。到2017年底时该地块长期无法进行建设，被政府收回”；第12页到第13页记载：“审：原告，有无证据证明2015年你在案涉场地进行看护？原告：从场地从开始建设一直到现在我们只要里面有什么工程项目动工了，我们都有照片，被告自己讲了从2015年留着原告等人看护。审：被告是否认可？被：不认可”。另查，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主张曾对整个案涉场地进行平整，包括土地平整、打桩、机械进场等，并向被上诉人提供所有施工手续，花费六七百万元，被上诉人将施工手续交给土储中心，日后土储中心依据施工手续对被上诉人进行补偿，上诉人待补偿后再向被上诉人主张工程款。再查，上诉人主张案涉场地自2018年年初开始没有再进行施工，但为防止有人进入、停车或私自使用，必须有人看护，故上诉人仍在现场看护。本院确认以上事实，有一审和二审审理笔录在案为凭。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主张2015年、2018年到2020年7月受被上诉人雇佣在案涉场地进行看护，上诉人应对在此期间内双方存在雇佣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2015年的劳务费用，首先，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协商将欠付的劳务费记入工程款一并支付，上诉人对此事实没有提供证据；其次，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被上诉人虽然陈述“据被告公司的说法是应该在15年之前就已经撤离了案涉地块，就没有再进行施工，所以留有原告在该场地进行看护”，但该陈述没有明确自认被上诉人自2015年开始雇佣上诉人看护场地并同意支付劳务报酬，一审庭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亦否认2015年开始雇佣上诉人看护场地，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一审时已自认2015年雇佣上诉人看护场地的上诉理由，本院无法采信；再次，即便双方在2015年存在雇佣关系且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劳务费用，此项诉讼请求亦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付2015年劳务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2018年到2020年7月的劳务费用，首先，2017年9月和2018年1月相关政府部门已出具文件决定收回案涉场地项目住房指标以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故即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6年和2017年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支付过看护费用，也不能据此推定2018年到2020年7月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一直处于存续状态，上诉人作为主张事实成立一方，应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到2020年7月被上诉人继续雇佣上诉人并同意支付看护费用的事实，上诉人没有提供直接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能够证明其在2020年因案涉场地需要搬迁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对撤离事宜进行过沟通，但整段录音中没有任何关于上诉人从2018年到2020年一直受被上诉人雇佣看护场地、被上诉人应支付其劳务报酬的内容，亦没有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拖欠劳务费的内容，且上诉人认可其在案涉场地为被上诉人施工故双方存在工程款纠纷的事实，因此，即便上诉人实际撤离案涉场地的时间是在2020年7月，本案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此期间属于雇佣关系且被上诉人承诺向其支付看护费用的事实。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在2016年给其出具过雇佣看护证明，被上诉人没有给其出具过解除证明，故双方一直存在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天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70元，由上诉人刘天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艳审判员 司玉峰审判员 郑福一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书记员 黄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