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豫01行终1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州市荥阳康达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荥阳市乔楼镇孙砦村。法定代表人潘松荣，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田玉卿，河南信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荥阳市京城路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荥阳市索河路东段。法定代表人陈秀珍，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宝，该单位应急办副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荥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务中心（原荥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住所地荥阳市国土资源局院内。法定代表人赵卫广，主任。委托代理人石小娟，该单位征补三科科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柳，河南神龙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荥阳市京城路街道办事处康砦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荥阳市京城办康砦村。法定代表人刘宏伟，村主任。委托代理人陈全锋，该村支部委员。上诉人郑州市荥阳康达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因诉被上诉人荥阳市京城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京城办）、荥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征收办）及原审第三人荥阳市京城路街道办事处康砦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康砦村委会）行政补偿一案，不服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2行初11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查明：2018年8月14日，原告和第三人康砦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拆迁协议书，约定由康砦村民委员会一次性将拆迁补偿款3244656.04元于2018年8月17日支付给原告，原告收到拆迁补偿款后及时将厂房拆除。2018年8月15日，原告收到上述款项。后原告认为被告补偿的附属物款数额有误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20年1月20日，被告荥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更名为荥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务中心。原审认为：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是有区别的。起诉期限是法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超过起诉期限将丧失进入实体审查的程序权利，在不否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前提下，法院可以主动审查；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是胜诉权，法院不能主动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结合本案，案涉《拆迁协议书》是由原告和被告协商后达成的协议，双方都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协议，现被告已按照双方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根据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具有不依法履行协议的情形，因此原告对被告签订案涉拆迁协议的相关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本案中，原、被告签订拆迁协议书的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次日原告收到了协议约定的全部补偿款。被告在实施行政行为后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经本院审查，原告并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故原告本案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认为其被征收的厂房应当全部按照每平方米1100元进行补偿，实质上是对厂房的补偿标准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因此，原告的正确救济途径是先由政府协调进而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故原告本案的起诉时机不够成熟，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郑州市荥阳康达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待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上诉人康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20）豫0182行初119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附属物补偿款682837.2元。事实与理由：1．本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1）原审查明“原、被告签订拆迁协议书的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次日原告收到了协议约定的全部补偿款。被告在实施行政行为后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的，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并非单单是指“签订拆迁协议书上并支付协议书上的补偿款数额”，实质上应当是“被上诉人应对案涉两处厂房足额支付补偿款却未足额支付”这一行为。对于这一具体行为，上诉人在签订合同领取补偿款时并不知情，而是在2019年底到被上诉人处查阅附属物补偿表时才发现这一情形。也就是说，上诉人知道的行政行为仅是被上诉人已经支付部分补偿款这一行为，对于被上诉人隐瞒而未支付部分补偿款的行为并不知道。一审法院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行为，实际上双方签订拆迁协议书和领取补偿款这一时间并不具有参考意义。本案应以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隐瞒未足额支付补偿款的时间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日期，因此上诉人并未超过起诉期限。（2）换个角度来看，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按照标准足额支付拆迁补偿款，也应认定为拆迁补偿行为未结束。既然行为未结束，那么上诉人依然有权就该行政行为起诉维权，当然不超过法定期限。被上诉人强行将“厂房”适用“楼房”的标准，擅自指定补偿标准，却不告知上诉人，应补偿而未补偿，那么该拆迁补偿工作显然未结束，上诉人就该未结束的行政行为起诉显然是合法的。对此，此前郑州中院已经做出过裁定，然而原判却仍然认定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认为原判认定明显错误。2．原审裁定认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理，明显是推卸责任。本案的实质问题并非是对厂房的补偿标准有争议，而是被上诉人应当按照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补偿而违规拒不补偿。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是清晰明确的，对于钢结构厂房的规定非常明确就是1100元每平米，双方对于该标准都无争议。然而被上诉人在拆迁补偿工作中拒不按照该标准计算和支付补偿金。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关于厂房补偿标准的辩解和原审裁定的认定，实际是对该本案实质问题的歪曲。如此明确的一个问题，原审法院却一再回避，甚至将该纠纷退给政府来解决，这样丧失了法院定纷止争的作用，给上诉人解决问题制造了更多的障碍。综上，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被上诉人支付拆迁补偿款，以维护司法之公平公正。被上诉人京城办、征收办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在本案中对上诉人的附属物进行调查时，上诉人已知其补偿对象的类别、规格以及对其补偿对象的一些备注，并知道附属物补偿的标准，依据的是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该文件是公开的，上诉人基于对自己利益的确定，可以依据调查结果自行比照，该文件进行计算补偿款数额，而且2017年8月9日，荥阳市征收办及京城办对调查范围内的各户及补偿金额均予以了公示。公示中再次说明计算结果，依据的是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公示期自2017年8月9日到8月16日公示的。第一，户主是上诉人并列明了五页的附属物调查表中每页的计算结果公示的意义就在于让各户对补偿金额予以核对并提出异议。但上诉人在公示期内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公示就意味着上诉人在公示期内应当知道涉案补偿行为的发生及相应的补偿细节。所以本案的起诉期限应当在2017年8月16日公示期满开始计算。由此上诉人的起诉已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第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纠纷应当先行通过政府协调及裁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康砦村委会辩称：康砦村委会仅是代表政府签订拆迁协议书，房屋每平方的价格村委无权制定，当时情况村委也不知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本案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上诉人本案提起的行政补偿之诉，即便2018年8月14日上诉人签订了涉案拆迁协议书并于2018年8月17日领取了相应款项，如果上诉人事后发现存在补偿金额错误的话，上诉人仍有权利来主张，且该项补偿义务并不因上诉人主张晚了而丧失。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二审中称其2019年4、5月份发现补偿错误后即去找康砦村委会了，对此康砦村委会也予以认可，只是告知上诉人其无权解决。因此，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签订拆迁协议书及领取补偿款的时间为起点，给其一年的起诉期限，认定上诉人超过了起诉期限，混淆了上诉人本案所诉行为，该认定不当，本院予以指正。另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及征地补偿标准争议，而实质上各方对于应当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作为补偿标准和依据均无异议。引发上诉人争议的原因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于其两栋厂房未按照该文件规定的钢结构厂房每平米1100元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而是错误按照530元标准进行补偿。而该问题并不属于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所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争议。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应当先由政府协调进而由批准征地的政府裁决的理由也属不当，以此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亦属不当，本院予以指正。但是本案中由于上诉人已于2018年8月14日签订了涉案拆迁协议书并于2018年8月17日领取了相应款项，此前2017年8月9日荥阳市征收办及京城办对调查范围内的各户及其补偿金额予以了公示（上诉人称其未见到公示）；且上诉人提出异议的并不是被上诉人将其个别附属物项目漏登、漏补了，而是主张已经获得补偿的两栋厂房按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结合其厂房的客观情况应当适用更高档次的补偿标准。而这实质上是对上诉人已经签订涉案拆迁协议书中对其部分补偿项目的客观状况及其补偿标准的认定不服，即对拆迁协议书的部分内容有异议。这需要上诉人依法对其涉案拆迁协议书提起诉讼解决，而无法通过在该协议之外再另行提高补偿标准并补偿上诉人部分利益的方式解决。因上诉人在附属物调查表上签字确认时，该表上仅有类别、规格和备注三项；其余数量、单价、金额均系上诉人签字确认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回去后自行填写，并未经过上诉人的签字确认，且被上诉人所称的张贴公示的各企业附属物调查补偿情况一览表中仅有权属、金额、小计、备注项目，并不显示此前附属物调查表中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后添加的各个具体附属物类别的数量、单价和金额。因此，上诉人如果认为涉案拆迁协议书及其约定的补偿金额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正，可依法提起诉讼。但在本案中，在该拆迁协议书有效存在的情况下，上诉人诉请人民法院在该协议之外再另行判决被上诉人补偿其部分利益，存在法律障碍，也缺乏事实根据，即上诉人本案起诉仍属不符合起诉条件。综上，虽然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理由不当，但是该结果本院予以认可，故一审裁定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魏丽平审判员  张志立审判员  张 启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王子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