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6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伟雄，男，197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成见友，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花，女，1981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颖，广东五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丽春，广东五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燕，女，199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冈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光辉，男，195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冈县。上诉人文伟雄因与上诉人李红花、被上诉人李玉燕、李光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5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伟雄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第一项判决；2.追加李蔚立、李光辉为本案被告(一审已经申请追加该两人，但一审没有追加李蔚立)，并要求李蔚立、李光辉、李玉燕与李红花共同承担连带本案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李蔚立、李光辉、李玉燕、李红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依据李红花与案外人赵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约之补充协议》约定赵某将房款支付到李光辉名下，文伟雄因此追加李光辉为被告。但是，李光辉在收了首期款150万后，发生了离婚诉讼，李红花要求将余款改变支付到李蔚立名下，并且在本案两次庭审后李红花才提交李蔚立收款的证据。文伟雄据此要求追加李蔚立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不同意追加，不但无法查清案情，也存在程序不当。（二）李红花与李光辉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从另案中调取李红花账号统计，李红花转至李光辉名下的资金高达400万元以上。该数额与李光辉仅为一名乡村退休教师的收入明显不符。一审判决认为文伟雄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李光辉是上述售房款的受益人是不对的，李光辉应对此承担责任。另外，李红花与张旺欢提交的证据，已经明确出售涉案房产时(2017年10月27日)，李光辉收取了首期款150万元。李光辉作为本案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事实上，李光辉账户大量接受李红花转移资金，购房资金来源于朋友资助。但是，从购房付款凭条中显示，所以有资金均由李红花签名，且李红花、李光辉银行账户也有大量资金用于购买该房产。李光辉的银行资金均来源于李红花账户转入资金及出售涉案房产的150万元。因此，文伟雄已经对李红花购房资金来源于文伟雄的事实进行了举证，也达到了法律上的高度盖然性。李玉燕认为其另外且有资金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应由其进行举证，否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李蔚立、李光辉、李玉燕共同承担清偿责任，该款项是否还回给李红花还是其自己使用与本案无关，因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另因李红花恶意转移财产导致，李光辉、李玉燕及李蔚立均共同配合其恶意的行为，均应由李红花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综上，请求二审判如所请。李红花对文伟雄的上诉发表答辩意见称：1.涉案的房屋并非属于李红花或者文伟雄出资购置，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只是张旺欢、李蔚立以李红花的名义购买的；2.不同意文伟雄追加第三人的申请，并没有证据证实李玉燕、李光辉、李蔚立三人存在对文伟雄财产权益损害的行为以及主观恶意，且文伟雄主张的转移财产情况并不成立，因此请求驳回文伟雄的全部上诉请求。李玉燕、李光辉未对文伟雄的上诉未发表答辩意见。李红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文伟雄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文伟雄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李红花代张旺欢处理的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是错误的。其一，文伟雄主张该房屋为共同财产，但是文伟雄并未支付购房款；其二，以李红花与文伟雄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购买涉案房产。需要说明的是，张旺欢出卖涉案房屋实际得款并没有385万元。李红花已在一审庭审时说明，张旺欢用李光辉账户收款之前，已由李光辉的账户转账10万元给开发商作为转名手续费。那张旺欢实际得款只有375万元。退一万步，假定涉案房屋是李红花的，那李红花早向张旺欢借款买房，那借款也应当要还，也应当在房款得益中扣除，而房款得益如已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完，也不应有赔偿的问题。李红花与文伟雄的离婚案一审仍未判决，如何处理其实还存在变数。本涉案及的损害赔偿必须以离婚为前提，否则，即使给付赔偿也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产生自己赔偿给自己的情形。一审未接受李红花中止审理的申请，程序不当。（二）涉案的番禺区桥××、202号房产及25—38座一1254号车位是由案外人张旺欢、李蔚立一起投资炒楼购得，对外以李红花名义购买，由李红花代持。李红花及文伟雄未支付过任何款项，该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张旺欢、李蔚立对李红花信任，故由李红花以其本人的名义对外直接办理购房手续以出售管理，购房款项由张旺欢及李蔚立支付。但由于当时房款支付方式多样且时间跨度较长，且李红花并非实际投资炒楼一方，故未能理清房款具体支付情况。因一审法院错判，涉及到实际投资人张旺欢与李蔚立的利益，在李红花请求下，两人才将具体情况告知，因此李红花在最近才把部分的款项支付情况理清。根据张旺欢与李蔚立确认，他们为购置201、202房及1254号车位时在2014年至2016年间共支付了247.5万元，其中张旺欢支付了88.5万，李蔚立支付了159万。两人在具体款项支付的过程中均有以现金或其他人代为支付的方式把款项支付给李红花。其中，一审中张旺欢已经提交银行流水证明其向开发商支付了70.5万的房款。一审判决后，张旺欢又向朋友核实，其还有5.5万元是通过邓淑仪代为支付的，款项也是直接支付至开发商处。李蔚立支付的款项除了是来源其个人及配偶廖贞英以外，还分别通过胡斯交、卢伙娣、杜腾蛟转账给李红花支付。以上事实均有转账记录与证人证言佐证。反观文伟雄，对房款支付的情况，虽主张其有出资，有委托案外第三人支付款项的情况，但截止至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而李红花根本没有那么多款项可以在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凑齐200多万一次性支付房款用以炒楼，文伟雄所述并非事实。虽201、202房及1254号车位虽是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但购房款全部是由第三人支付，故涉案的20l、202房及1254号车位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三）张旺欢等人付款时间与购房合同签订时间不完全匹配，符合房产交易的行业习惯和客观实际，并无矛盾。张旺欢支付房款时间在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部分付款行为早于签订合同日期不足以否认后期的购房行为。签订正式购房合同之前，张旺欢的付款系支付定金和诚意金行为，目的是为了锁定房源，此阶段不可能签订购房合同，但部分钱款实际已支付，最终签订购房合同时会将前期的付款一并计算在内。需要注意的是，张旺欢等人实施的是炒房行为，看到具有投资价值的房产后及时付款锁定房源后再签订合同是常见的、普遍的交易习惯，与一般的居住需求购房有所不同。而且在李红花转让房屋之前，李蔚立还转款10万给开发商作手续费，这其实就是开发商协助炒楼者炒楼转名所收取的费用。故一审法院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是错误的。（四）签订代持协议是典型、规范的代持行为表现，鉴于社会群体法律素养的差异以及对交易行为便利考虑，法律没有强制性要求代持关系中必须签订代持协议。故是否存在代持关系应基于事实和证据综合判定。本案中，张旺欢、李蔚立与李红花认识已久，故没有签订书面代持协议很正常，合乎情理，更何况李红花一开始并不清楚有多少人会一起与张旺欢投资炒房，所有人都签订代持协议，操作起来繁琐麻烦。另外，张旺欢、李蔚立及付款方亲笔书写的证明，已经说明了代持关系，代持原因，付款方式等，法院对此应认定代持关系存在。（五）在不存在借贷、赠予的情形下，如果不是付款购房，张旺欢、李蔚立等人向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转账的原因和理由无法解释。一审法院认为张旺欢向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付款的时间部分发生在预售合同之前，与常理不符，进而否定李红花的代持行为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李红花个人购置了房产，却未对购房资金来源这一重要事实查清楚，没有排除明显的不合理怀疑，认定事实过于草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文伟雄对李红花的上诉发表答辩意见称：（一）涉案××路223号201、202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张旺欢目前居住在海伦堡流金岁月小区，与本案争议的房产同属一个小区，同属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楼盘，因此，张旺欢所提交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银行流水支付信息，无法确信与本案房产存在关联。更何况，张旺欢至今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被采信。另，就举证责任而言，应由李红花举证证明张旺欢支付流水与涉案房产存在关联。在李红花拒绝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根据保留的当时购买房产201、202房产的付款时间与金额，与张旺欢的银行流水的时间完全不一致，更能说明该情况。此外，张旺欢至今没有对涉案房产主张权利，双方也没有代持协议，就算该房款的支付与涉案房产存在关联，也无法确认就属于就是张旺欢出资购买房产。在张旺欢无法证明代持房产的法律关系时，还存在张旺欢欠李红花款项需要还款、借贷、代付款等各种法律关系的可能，因此，李红花单凭无法证明关联性的银行流水，无法达到证明存在高度盖然的标准，更何况，该转账到底支付哪套房产款项，可以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由对方申请法院向地产公司调查。（二）文伟雄与李红花具有购房经济能力的情况说明。1.文伟雄与李红花婚后共同购买了万科楼盘，双方在购买涉案201、202房产前，先将万科房产出售，出售约得180万的款项。另外，万科有一个车位当时以30万出售；2.文伟雄与李红花在2017年之前一直经营2间时装店，具有收益；3.文伟雄经营理发店并常陪客户去澳门帮做头发，在当时来说，收入是比较可观的；4.双方共同投资南沙“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穗港运输有限公司”，以的士出资，当时没有滴滴车，以前的士收入是不错的；5.双方将房产抵押贷款，利用贷款进行投资或借贷，也有较大收益；6.文伟雄与朋友偶尔看好机会会有些别投资。（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红花支出过费用，李红花应按一审判决支付文伟雄款项。（四）申请追加的各被告应在本案承担责任。李玉燕、李光辉就李红花的上诉未发表意见。文伟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李红花出资购买、登记在李玉燕名下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博爱中路××号长华国际商业中心商业××房及商业××房返还为文伟雄与李红花名下，李玉燕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2.李红花、李玉燕及李光辉连带赔偿文伟雄房款1925000元及利息（以192.5万元为本金，按银行贷款利率自收取款项之日计算至本息全部返还止）；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由李红花、李玉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文伟雄与李红花为夫妻关系，两人于2008年10月29日登记结婚。李玉燕为李红花的妹妹，李光辉为李红花与李玉燕的父亲。2015年4月27日，李红花（乙方、买受人）与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甲方、出卖人）签订《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协议载明乙方向甲方购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桥××、202商品房（以下称201、202房），并于2015年4月27日签订了该商品房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虽然国家政策调整期间，乙方购买的前述商品房暂时无法到房管部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暂时无法办理权属证明文件，但双方仍确认前述商品房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等文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2017年7月16日，李红花（卖方）与赵雅丹（买方）、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恒达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部（经纪方）签订《房屋买卖合约》，合同约定买卖双方经协商委托经纪方出售及购入位于番禺区桥××、202之物业，该物业成交价为385万元，双方约定发展商内部转名费由买方支付。三方于2017年10月27日就网签合同备案及房款交付等事宜签订《房屋买卖合约之补充协议》，当中载明：买方已向卖方支付定金10万元；买方与发展商签署网签合同并备案当日，买方向卖方支付150万元；买方取得房产证后，向银行申请房屋抵押贷款200万元，并申请银行放款予卖方；余款25万元由买方在银行放款当日向卖方支付；双方约定以上合同价款，买方将按照卖方要求汇入卖方指定的收款账户：户名：李光辉，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佛冈支行，账号：62×××36。同日，李红花出具购房款收据一份，确认收到201、202房的首期楼款（不含定金）150万元。现文伟雄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李红花擅自出售属于夫妻二人共有的上述201、202房产，并使用所得价款以李玉燕的名义购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路××房、××房（以下称1319房、1704房），损害其合法权益，遂起诉要求李红花、李玉燕赔偿损失。后在案件审理中，文伟雄主张上述售房款系支付至李光辉的账户，认为李光辉属于侵权责任人，亦要求李光辉承担赔偿责任。李红花辩称201、202房实际是案外人张旺欢以其名义购买，房款是由张旺欢向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对此其提交张旺欢与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转账的记录及张旺欢出具的证明一份。转账记录显示张旺欢自2014年9月15日至2015年9月1日期间向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陆续转账，款项合计885000元。张旺欢在证明中陈述李红花是其助手兼亲戚，201、202房是其因个人原因借用李红花的名义购买，房款通过其本人到房地产公司刷卡、转账到李红花名下和现金交付等方式进行支付，当时和房产商协商三年免息付清，期间一直由李红花打理代办。李红花主张后期张旺欢出售201、202房时，因其对外举债，张旺欢为了保证自身利益，与买家约定用李光辉的账户收款，后买家向李光辉账户转账首期款150万元，李红花代张旺欢出具收据。李光辉收取款项后，已按照张旺欢的指示转出。庭审后，李红花向一审法院提交说明，陈述按照张旺欢的指示，另外的房款是由买方及其配偶转账给案外人李蔚立名下账户。对此，李红花提交李蔚立名下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李蔚立于2018年3月4日、同年3月19日、同年3月20日收取“*帅”、“赵*丹”转账的20万元、934000元、866000元。一审另查明，2017年8月31日、同年9月16日、同年9月30日、同年10月27日，佛山市粤海通房地产有限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李玉燕用于购买1319房、1704房订金或房款10万元（5万元+5万元）、10万元（5万元+5万元）、10万元（5万元+5万元）、714049元（199910元+514139元）。李红花陈述李玉燕购买的1319、1704房，是在李光辉主导下找亲人朋友筹钱购买的，其资金来源并非来自出售201、202房的款项。一审又查明，2017年11月9日，文伟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李红花离婚，案号为（2017）粤0113民初9386号。在该案中，李红花陈述201、202房是其老板用其名义出资购买的，当时有一部分款项是我刷卡的，有一部分款项是由他人刷卡支付的，还有一部分是现金支付。这个房产是几个人合伙炒房购买的，由于其他几个人都不在番禺，所以由我出面代为办理的手续。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判决，裁决不准许文伟雄、李红花离婚。2019年2月28日，文伟雄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李红花离婚，案号为（2019）粤0113民初3287好，该案件还在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从李红花与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来看，201、202房是李红花在其与文伟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购买，李红花否认上述房产是其与文伟雄的夫妻共同财产，主张是张旺欢借用其名义购买，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但综合本案证据，李红花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佐证其反驳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第一、张旺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仅出具书面证明，其本人并未到庭作证；第二、涉案补充协议记载201、202房的预售合同系于2015年4月27日签订，李红花主张房款是张旺欢支付，其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张旺欢向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款项的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至2015年9月1日期间。该些款项的支付时间部分发生在预售合同签订以前，与常理不符合。第三、李红花主张201、202房是由其代张旺欢进行投资购买并代为办理出售手续，亦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张旺欢与其之间进行协商代为购买、出售上述房产的过程。第四、如201、202房是张旺欢出资购买，则相应的售房款应由张旺欢所获得或受益。但从本案证据看，李红花与买家签订合同出售201、202房时，约定的收款账户为其父亲李光辉名下的账户，而李红花亦在合同中确认收取定金10万元并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房款（不含定金）150万元。从该些证据看，出售涉案房款的受益方为李红花而非张旺欢。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李红花与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201、202房，后与案外人赵雅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385万元的价格出售201、202房，李红花为卖方，在未有充分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应认定出售房屋的价款全部由李红花受益。李红花主张其中200万元楼款买方按照张旺欢的指示转账给案外人李蔚立，该案款转账给案外人是受张旺欢指示仅有李红花一方的陈述，不能排除李红花委托他人代为收取款项的可能性，不足以充分反驳李红花作为卖方会最终收取全部房款的情况。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红花收取了售房款385元。该款项为李红花与文伟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收益，应当归文伟雄与李红花共同所有。现未有证据显示李红花仍持有上述售房款，文伟雄以财产损害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红花向其支付一半的房款1925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文伟雄主张利息合理，但其要求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计付过高，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根据李红花提交的房款交付证据，买方最后一次支付房款的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利息自该日起算。即李红花应向文伟雄支付以192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自2018年3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至于文伟雄主张李玉燕购买1319、1704房是由李红花出资，要求李玉燕返还房产的问题。文伟雄已要求李红花向其返还涉案201、202房售房款的一半，文伟雄亦未能证明李玉燕购买1319、1704房的款项全部来源于李红花出售201、202房所得资金，故其主张李玉燕连带赔偿上述房款以及利息，并返还1319、1704房至其与李红花名下，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李红花为201、202房售房款的受益方，李光辉仅为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中记载的房款收取账户持有人，文伟雄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李光辉是上述售房款的受益方并对其权益造成损害，故对其要求李光辉共同承担返还上述房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玉燕、李光辉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李红花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文伟雄支付款项192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92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自2018年3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文伟雄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7126元（受理费22126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红花负担。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红花向本院提交证据：1.证明（邓淑仪）；2.邓淑仪广发信用卡4722账户交易记录；证据1、2拟证明为购买201、202房及1254车位张旺欢一共支付了88.5万元。除一审已经举证证实的70.5万元以外，还有5.5万元是张旺欢委托邓淑仪支付的。3.查册表，拟证明张旺欢在同一小区并无物业，不存在支付同一小区其他房款的可能；4.情况说明（李蔚立）；5.李红花建设银行6997账户交易记录；6.李红花建设银行1103账户交易记录；7.证明（廖贞英）；8.李红花工商银行6605账户交易记录；9.证明（胡斯交）；10.李红花工商银行6605账户交易记录；11.证明（卢伙娣）；12.李红花建设银行4252账户交易记录；13.李红花建设银行1103账户交易记录；14.证明（杜腾蛟）；15.李红花工商银行6605账户交易记录；16.李红花建设银行4252账户交易记录；证据4-16拟证明为购买201、202房及1254车位李蔚立一共支付了159万元。其中，李蔚立现金给了李红花25万元，李蔚立的老婆廖贞英转账给李红花10万元，李蔚立委托胡斯交、卢伙娣、杜腾蛟分别转账了10万、60万、54万给李红花用于支付房款；17.李光辉建设银行6336账户，拟证明2017年10月21日，李蔚立向李光辉转入10万元，用以支付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办理变更201、202房的更名手续费。全部证据均有原件。文伟雄发表质证意见称：这些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李红花违反举证的时间，二审提交一审已经提及的内容，请法院审查是否有必要对其证据进行审核。第一组证据的相关的证明中涉及的证人均是李红花的同学或者亲戚朋友，且没有到庭作证，没有按法庭要求的程序进行承诺。且根据一审离婚案件，双方提交的各自银行流水，明确显示相关证人与李红花存在的银行交易记录远不止本案李红花自己提交银行流水的数目，说明双方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且李红花仅截取的部分银行交易记录，在证人的主观证言，认为该交易是属于购买房产而代张旺欢支付的款项，明显达不到证据关联性要求。因为我方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过张旺欢就是住在案涉小区的证据，明显张旺欢要证明其所支付的款项达到是属于本案房产的关联性，且还要达到其支付的款项不是向李红花借资，显然本案无法达到该目的的。另外张旺欢在2014年通过信用卡支付款项，李红花认为该该项是提前支付给开发商是属于定金，且因由李红花提交该开发商收取其定金的证据，否则李红花称述的证明内容是无法达到证明的要求。另外只要调取开发商出示款项、出具收据的证据就能简单的认定个证人包括张旺欢、邓淑仪的称述是否与李红花所称述的内容一致。因为在离婚案件中已经对李红花在这次提交的多个账户银行流水全部作为证据提交给一审，李红花与各相关证人之间的事实明确。针对第二组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该组证据所称述的内容与其在一审本案及一审离婚案件称述的事实明显矛盾。在一审第一次离婚时，在法庭多次明确该房产是张旺欢一人投资还是与他人合伙投资时，李红花在一审第一次离婚时以及一审本案作出完全相反回答，一方面认为是张旺欢一人投资，另一方面又认为是张旺欢及李红花共同投资。且在出售该房产后，各投资人对款项的分配或去向，之后均没有提起过相关证据。本案李光辉因与李红花频繁的经济往来，根据离婚案件统计的数据，其往来的金额达到400万以上，所以该款项的性质是无法明确的，不能仅凭其单方称述认定。如果本案是张旺欢投资，也不需要通过李光辉的账户来支付该款项，显然不能以其单方称述认定关联性。李玉燕、李光辉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中，文伟雄、李玉燕、李光辉无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一审期间，文伟雄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追加李蔚立作为被告参与诉讼，认为涉案房产售房款部分款项转到李蔚立账户，与李红花构成共同侵权，故应与李红花等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再查，文伟雄另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就李红花提起离婚诉讼，诉讼请求还包括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李红花出售位于福德路35座201、202房产的价款385万元等。该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2019）粤0113民初3287号民事判决，认为文伟雄已就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桥××、202房售房款385万元及李玉燕名下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博爱中路××号××房、××房另行提起诉讼，现该案尚在二审阶段，文伟雄在本案中主张分割201、202房售房款385万元及1319房、1704房出资款，属于重复诉讼，本案不作处理。遂判决：一、准予文伟雄与李红花离婚。二、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南华路**××号房屋和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号车库归李红花所有。三、位、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康裕北苑××房归文伟雄所有房屋剩余贷款由文伟雄偿还。四、文伟雄和李红花在2017年5月16日向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番禺支行贷款50万元的贷款余额276757.58元由李红花偿还。五、李红花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文伟雄支付折价补偿款423941.57元。六、驳回文伟雄与李红花的其他诉讼请求等。另，李红花向本院提交《民事上诉状》，其就上述离婚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四、五、六项判决等。又查，2017年10月21日，李光辉向李蔚立转账支付10万元，相关交易明细没有备注信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李红花与案外人赵雅丹等签订《房屋买卖合约》发生在2017年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房产是否为李红花与文伟雄的夫妻共同财产，李玉燕、李光辉是否应向文伟雄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本案是否应追加李蔚立作为被告与李红花、李玉燕等共同向文伟雄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涉案房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经查，从李红花与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来看，涉案201、202房是李红花在其与文伟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购买的，李红花主张上述房产是案外人张旺欢借用其名义购买的，但其并未能提供其与张旺欢关于代持房产的约定，其提供的案外人银行流水并不能作为证明代持关系的直接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李红花与广州市维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201、202房，后自行与案外人赵雅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385万元的价格出售201、202房，故该385万元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收益。另，李红花主张李光辉向李蔚立曾转账支付10万元更名费，但相关转账记录并无备注，故李红花该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李红花、李玉燕、李光辉及李蔚立的责任问题。经查，文伟雄另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就李红花提起离婚诉讼，并在离婚诉讼中提出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李红花出售位于福德路××座201、202房产的价款385万元。现该院已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2019）粤0113民初3287号民事判决，判决准予文伟雄与李红花离婚，但未处理涉案房产的售房款。故结合前述分析，李红花出售涉案房产所得售房款385万元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收益，一审法院判令李红花向文伟雄支付1925000元及利息，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鉴于李红花为201、202房售房款的受益方，文伟雄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李光辉、李玉燕、李蔚立是上述售房款的受益方，且已对其权益造成损害，故文伟雄上诉请求追加李蔚立作为被告，并请求李玉燕、李光辉、李蔚立共同对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李红花在二审期间提交证明、银行流水等相关材料，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涉案房产购房资金中是否存在夫妻共同借款的问题，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综上所述，文伟雄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李红花的上诉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252元，由文伟雄负担22126元，李红花负担221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佩莹审判员  李 静审判员  闫 娜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郭 俏古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