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41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林，男，1983年1月22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乃翔，江苏苏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来城，江苏苏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陶善文，男，1954年3月15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本芳（系陶善文妻子），住南京市江宁区。原审被告：王砚，女，1958年4月19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宽，男，1965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白下区。原审被告：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法定代表人：胡明晖，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盼盼，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月婷，女，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南京凯翎会展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石鼓路**建华大厦**/div>法定代表人：王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宽，男，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南京天华智能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住所地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板门口****>上诉人朱林因与被上诉人陶善文、原审被告王砚、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田柏森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南京凯翎会展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翎公司）、南京天华智能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1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砚已超额支付上诉人朱林工程款存在错误。凯翎公司与天华公司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为890万元，该工程款至今尚未结算。王砚挂靠的广田柏森公司亦未与工程发包方大明公司最终结算。故案涉工程总价款以及各个工程项目的明细决算价格均未明确。一审法院认定王砚（凯翎公司）已支付给上诉人（天华公司）工程款1006万元，超过合同暂定工程价款，王砚不欠付朱林款项，严重缺乏事实依据。陶善文与朱林之间的合同暂定价款仅168万元，而陶善文最终合同价款为421万余元，差额超过250万元，陶善文起诉前收到的工程款214万元与合同价格也存在46万元的差价。陶善文仅是分包了朱林的工程，朱林（天华公司）与王砚（凯翎公司）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所涵盖的施工内容远远多于陶善文的合同，朱林与王砚合同暂定价为890万元，收到进度款1006万元，仅116万元的差价，远远少于陶善文合同价与法院判决价款的差价。一审法院在双方未结算的情况下，仅以收到工程款高于合同暂定款为由认定王砚存在超付工程款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对于朱林与陶善文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承诺书》的效力认定错误。1、2018年7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自愿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所做的钢结构工程所有项目全部从上诉人和王砚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分开，被上诉人承包的钢结构工程由被上诉人与王砚直接结算。同日，双方又签订《承诺书》，《承诺书》约定，上诉人已付给被上诉人127万元工程款。此后，上诉人与王砚的结算款项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的其余工程款由被上诉人与王砚的结算，与上诉人无关。协议磋商和签订的过程，均由王砚参与，陶善文对于王砚已经支付朱林工程进度款1006万元是明知的。一审判决认定陶善文不知晓王砚超付工程款，缺乏事实依据。陶善文与朱林的《协议书》、《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判决撤销《协议书》、《承诺书》，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未提出撤销《协议书》、《承诺书》的诉讼请求，也未主张存在重大误解。而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对《协议书》、《承诺书》的内容有重大误解为由，撤销了该《协议书》、《承诺书》，超出陶善文诉请以及庭审主张的范围，也剥夺了上诉人对此进行举证和答辩的权利。3、朱林与陶善文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清结完毕。根据双方《协议书》、《承诺书》，陶善文与朱林就案涉《分包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已清结完毕，陶善文无权再向朱林主张工程款。三、一审判决关于陶善文工程款的认定缺乏依据，且未得到朱林认可。一审判决仅依据陶善文、王砚（广田柏森公司）的确认认定陶善文工程款，并未经过朱林的确认。陶善文合同内的工程款，早已足额领取，本案主张的均为超出合同范围之外的工程量及工程款。就陶善文所做合同范围内及超出之外的工程，均未向朱林报送结算，超出合同范围之外的工程量也没有工程签证单加以确认。王砚及广田柏森公司存在与陶善文串通配合，意图将责任转嫁朱林的情形。从王砚及广田柏森公司直接确认陶善文工程量的情况来看，显然是王砚在与陶善文履行合同而非朱林，更加印证了陶善文与朱林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和《承诺书》的真实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陶善文辩称：一、原审认定王砚已超额支付朱林工程款的事实正确。案涉工程的合同相对方是朱林和陶善文，朱林只须按照和陶善文合同约定的综合单价以及实际工程量按实结算就行了，与广田柏森公司是否与大明公司进行结算没有关系。实际上，王砚与朱林已经进行了结算，广田柏森公司与大明公司也基本完成了工程结算。朱林因为超领了王砚的工程款，并且占用了应该支付给陶善文的工程款，所以不承认与王砚结算的事实。在一审庭审中朱林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王砚欠付朱林的工程款，反而是王砚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王砚已经超付了朱林的工程款，所以朱林完全具备与陶善文进行结算和支付工程款的条件。二、一审判决对朱林与陶善文之间《协议书》、《承诺书》的效力认定正确。一审判决认定陶善文对《协议书》、《承诺书》重大误解正确。该《协议书》和《承诺书》磋商和签订的过程，王砚均未参与。协议签订是在朱林的公司，王砚根本不在场。陶善文对于王砚已经支付朱林工程进度款1006万元并不知道。2018年7月15日因农民工和材料商上门索债，陶善文被逼找朱林要钱，朱林要求陶善文找王砚要钱，双方遂签订了《协议书》及《承诺书》。如果当时陶善文知道王砚已经超付了朱林的工程款，陶善文明知道从王砚处要不到钱，就不可能会与朱林签订该协议。朱林称陶善文知晓王砚付款情况，其须提交证据证明。陶善文在一审中提出过撤销《协议书》、《承诺书》的诉讼请求，详见陶善文的起诉状等相关材料。原审法院撤销《协议书》、《承诺书》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三、原审判决关于陶善文工程款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陶善文在项目中做的工程量，按大报恩寺项目的管理规定，并不需要朱林的确认。陶善文做的工程量是依据建设单位大明公司的指令和设计院的施工图纸施工的。一审中，陶善文对此也提交了相关证据，朱林并未提出异议。陶善文完成的所有工程量履行了验收合格程序，工程量签证上有广田柏森公司、广田柏森公司项目部、监理单位和大明公司工程建设部等相关单位的公章和负责人的签字。被上诉人在2016年工程竣工后，就多次找朱林要求进行工程结算，朱林始终拖延不与陶善文进行结算。数年来陶善文采取了各种办法向朱林追索债权，为解决纠纷去派出所进行了多次调解，但始终无法从朱林处索要到工程款。2019年1月春节前，陶善文向大明公司索要工程款，大明公司考虑到陶善文的实际困难，在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下，同意直接支付陶善文40万元工程款。但要求广田柏森公司必须要与陶善文进行结算，在这种情况下，广田柏森公司根据陶善文与朱林签订的分包合同和大明公司、监理公司、广田柏森公司的项目部签订的工程量签证等工程资料，与陶善文进行了钢结构分包工程的结算。事后，王砚也对工程结算价进行了确认。朱林称王砚及广田柏森公司与陶善文串通配合，意图将责任转嫁给朱林，但朱林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串通。一审中陶善文多次要求朱林出庭质证，但朱林始终不到庭应诉。广田柏森公司在确认陶善文的工程结算价时根本不知道《协议书》、《承诺书》，广田柏森公司是依据合同和工程量签证等资料进行结算的，上诉人不能以此为理由来确认《协议书》、《承诺书》的效力。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砚述称：一、王砚已超额支付了上诉人工程款。王砚与上诉人的《劳务施工合同》的结算价是933.6万元。王砚已付工程款1093万元，超付给朱林的价款是159.39万元。因为陶善文的“钢结构分包工程”属于《劳务施工合同》中的一部分，故王砚支付的1093万元中包括了支付给上诉人的分包工程款和陶善文的分包工程款。2018年7月5日，王砚与朱林召开了结算会议，朱林当场签收了结算报告。2019年6月16日，在多次敦促朱林进行财务结算的情况下，王砚曾上门向朱林发送函件，告知朱林工程款已结算并要求朱林退还给王砚超付部分，朱林一直不给予回复。2019年6月20日，王砚又再次发函，催促朱林退还给王砚超付的工程款。现王砚在已付清朱林案涉工程的全部工程款的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去支付陶善文的分包工程款了。王砚一审中已经提交了支付工程款的证据，在一审庭审中，朱林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王砚（凯翎公司）欠付朱林（天华公司）款项。二、朱林与陶善文签订的《协议书》和《承诺书》对王砚不产生任何效力。陶善文与朱林签订《协议书》、《承诺书》的过程，王砚全不知晓，根本未参加。陶善文是朱林的分包商，与王砚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对于王砚支付给陶善文工程款的具体情况，王砚事先并没有告诉陶善文，陶善文并不知道王砚已经超付给了朱林工程款。如果陶善文知道了王砚已经超付了工程款，其理应知道王砚不可能再去付陶善文的工程款。王砚也不可能同意将朱林的债务转移给自己。三、一审判决对陶善文工程款的认定有充分的证据，朱林应该予以支付。案涉工程是国有资金为主的建设项目，必须按照设计院的规范图纸来施工，设计变更也要履行规范的程序。广田柏森公司是无权进行工程的变更和工程量的增减的，朱林更无权发出任何有关工程项目和工程量的增减的决定。陶善文的工程量增减是不需要朱林批准也不需要朱林同意的。陶善文完成的工程项目和工程量有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验收签证确认，具备工程结算的规范条件。广田柏森公司直接与陶善文结算是大明公司的要求，由于广田柏森公司与陶善文的结算是符合结算要求的，王砚也事后给予了认可。根本不存在王砚和陶善文串通的情况。朱林与陶善文的结算价王砚实际上已经全部支付，并非另行要求朱林支付。朱林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是朱林不想将已经占用了的陶善文的工程款支付给陶善文，否则朱林是没有必要提出异议的。至于朱林提出的还有其他工程未与王砚结算，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应该属于朱林与王砚另案处理的问题。朱林以还有其他工程未与王砚结算作为理由，来逃避其在本案中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3广田柏森公司述称，1、广田柏森公司收到大明公司工程进度款后，已按照内部承包协议足额支付给王砚，王砚在一审中也认可收到全部款项，同时王砚就涉案工程向朱林存在超付情况。一审法院认定王砚与广田柏森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陶善文请求王砚、广田柏森公司对朱林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若朱林对本案无付款责任，则广田柏森公司也不承担责任。凯翎公司述称，同意王砚的意见。天华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陶善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朱林支付陶善文工程款2076033.6元及逾期利息（自2016年2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2.王砚、广田柏森公司对朱林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朱林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2日，陶善文与朱林签订《分包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实施范围金陵大报恩寺博物馆一标段天棚钢结构工程等（详见后附工程清单，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开工日期2014年9月10日，竣工日期2015年2月6日；合同价款168万元，如果后附的工程项目及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未全部完成，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扣减，反之如果后附的工程项目及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增加，则作相应的增加；合同价以外所增加的增项工程量、合同价以外所增加的增项的界定标准是本合同后附的工程项目没有的项目属增项，增项工程量以朱林签证认可和审计核定的工程决算价款为合同增项价款，增项的价款的35%交朱林，作为管理费，另65%属陶善文所有，增项的价款的支付方式同本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增项的价款的核定方式为总包方与建设单位合同约定的合同外价款调整方法；朱林支付工程款的比例以总包单位（广田柏森）支付给朱林的实际到款数额的比例标准支付给陶善文，本工程的总包方全额支付给朱林工程款时，朱林也同时全额支付给陶善文工程款。同日双方还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约定，质量保修期从工程实际竣工之日算起，分单项竣工验收的工程分别计算质量保修期；工程质量保修金为施工合同价款的5%，金额为84000元，朱林在质量保修期满后14天内将剩余保修金无息返还陶善文。《钢结构分包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载明，钢骨架转换层工程量8970平方米、王砚算最新合计1609913.18元（单价179.48元），钢马道工程量44米、王砚算最新合计70312元（单价1598元），合计总价（不含税）1680225.18元，合计分包总价为壹佰陆拾捌万元。朱林于2014年11月15日在该表上签字确认。陶善文依约完成施工。2018年7月15日，陶善文与朱林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是，双方本可以各自单独与王砚签订分包合同，后考虑到方便，由二人合并与王砚签订施工合同，由于朱林的合同数额比陶善文的钢结构合同钱多些，由朱林与王砚签订合同，陶善文与朱林签订分包合同，分包合同的所有主要内容与朱林、王砚签订的施工合同相同；现工程已经进入结算、审计，陶善文提出不管审计的结果如何，朱林应以钢结构件工程量乘上分包合同的综合单价，如果朱林不同意以上做法朱林应当同意将钢结构部分从朱林、王砚签订的合同中分开，由陶善文直接与王砚结算；双方协商后约定，1.朱林同意陶善文做的钢结构工程所有项目全部从朱林与王砚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分开，陶善文承包的钢结构工程由陶善文与王砚直接结算，２.陶善文和朱林各自与建设单位、审计单位联系，各自负责自己的工程结算，各人的费用及开支全由自己承担，同时承担结算结果，朱林不再收取陶善文的任何管理费用，3.本协议签订后，陶善文就与王砚发生合同承包关系，钢结构的工程款结算由陶善文直接与王砚结算，原来朱林付给陶善文的工程款127万元在王砚付给朱林的账目中扣除，此账记在王砚已支付给陶善文工程款的账目。同日，双方还签订《承诺书》，主要内容是，1.与陶善文签订的原合同中的差价由朱林所有，2.朱林已付给陶善文127万元整工程款，后面朱林与王砚结算款项与陶善文无关，后面陶善文工程款由陶善文与王砚结算与朱林无关。陶善文此后向王砚结算、索要工程款，王砚称已超付朱林工程款，不愿再向陶善文支付，陶善文遂诉至法院。另查明，2014年9月，广田柏森公司（承包人）与南京金陵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南京大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金陵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及配套建设项目（遗址公园）博物馆（2号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一标段（以下简称大报恩寺工程）发包给广田柏森公司承包施工，开工日期2014年9月10日（以实际形式报告为准），竣工日期2015年2月6日；合同价款75181780元。2014年10月8日，广田柏森公司与王砚签订《工程内部承包责任书》，广田柏森公司同意由王砚作为项目承包责任人，内部承包管理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及配套项目博物馆工程项目，项目责任人拥有该项目全部管理权，承担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项目责任人承包该项目的经营、自负盈亏；项目责任人对于承包的工程，不得再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艺术品500万元部分公司按工程实际收款收取管理费，其余装修展览部分公司按工程实际收款收取管理费；本责任书有效期自2014年9月5日起至施工合同确定的质保期到期并与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结清工程款为止。大报恩寺工程于2016年6月6日竣工验收。关于大报恩寺工程工程款广田柏森公司尚未与发包人结算完毕。2014年11月12日，第三人凯翎公司（发包人）、天华公司（承包人）签订《劳务施工合同》，凯翎公司将大报恩寺工程发包给天华公司施工，合同价款8900000元（暂定价，具体结算方式以合同条款约定为准）；朱林为天华公司在工程现场的项目经理；如果后附的工程项目及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未全部完成，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扣减，反之如果后附的工程项目及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增加，则作相应的增加；合同价以外所增加的增项工程量、合同价以外所增加的增项的界定标准是本合同后附的工程项目没有的项目属增项，增项工程量以甲方签证认可和审计核定的工程决算价款为合同增项价款，增项的价款的35%交甲方，作为管理费，另65%属乙方所有，增项的价款的支付方式同本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增项的价款的核定方式为甲方与建设单位合同约定的合同外价款调整方法；甲方支付工程款的比例以本工程建设方支付给甲方的实际到款数额的比例标准支付给乙方，本工程的建设方全额支付给甲方工程款时，甲方也同时全额支付给乙方工程款。王砚及第三人凯翎公司共计向朱林及第三人天华公司支付合计10060000元（不含王砚直接向陶善文支付的620000元）。凯翎公司与天华公司对于双方的工程款现未进行结算。还查明，陶善文，朱林、王砚，第三人凯翎公司、天华公司均无相关工程施工资质。审理中，王砚认可其与广田柏森公司并无劳动或劳务关系，双方实为挂靠关系。陶善文与王砚、广田柏森公司及第三人凯翎公司对于陶善文承包施工的涉案工程工程款形成一致意见，均认可工程款为1.钢骨架转换层工程量8720平方米、结算价1565065.6元（单价179.48元），2.钢马道工程量1116米、结算价1783368元（单价1598元），3.包箍4338个、结算价867600元（单价200元），合计总价（不含税）4216033.6元。朱林、天华公司认为上述工程款数额偏低，不予认可。陶善文、朱林、王砚及第三人均认可朱林向陶善文支付工程款1270000元、王砚向陶善文支付工程款620000元、广田柏林公司向陶善文支付工程款250000元，以上款项合计2140000元。陶善文与朱林确认涉案工程质量保修期已届满。关于双方签订的《分包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增项管理费，陶善文陈述朱林未提供相关管理，不应收取管理费；朱林陈述，涉案工程确实包含增项和增量，朱林实际进行了管理，体现在陶善文不用开具发票、朱林办理现场文明施工手续及工程款报验收报决算手续等。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广田公司承接的大报恩寺工程经层层转包分包，且中间各方均没有施工资质，均应当在欠付的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陶善文承担对付工程款的责任。关于各责任主体，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凯翎公司与天华公司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暂定价）为8900000元，而王砚（凯翎公司）已给付朱林（天华公司）工程款10060000元，且该款不包含王砚、广田柏森公司直接向陶善文支付的费用，在朱林（天华公司）与王砚（凯翎公司）及其他主体并未完成结算的情况下，现并无直接证据证明王砚（凯翎公司）欠付朱林（天华公司）款项，故仍应由朱林向陶善文支付未付工程款。陶善文主张王砚、广田柏森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目前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陶善文与朱林签订的《协议书》、《承诺书》是否应当撤销，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确实在《协议书》、《承诺书》上签字，但根据现有证据，陶善文在签订上述协议及承诺时，并不知晓王砚（凯翎公司）向朱林（天华公司）超付合同暂定价工程款的情况，属于重大误解，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撤销的情形，陶善文在诉讼请求中主张上述意见，为减少当事人诉累，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予以确认。朱林关于根据《协议书》及《承诺书》的约定朱林不应再承担给付义务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工程款数额，根据陶善文与朱林签订的《分包施工合同》，合同项下工程款为1680000元，增量与增项部分应另行增加，其中增项部分应扣除35%的管理费，一审法院认为，朱林虽参与实际施工，但管理费约定过高，考虑朱林实际对工程的完工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故酌定管理费为８%。关于工程量，虽然朱林及第三人天华公司并不认可陶善文、王砚、凯翎公司、广田柏森公司确认的工程量，但朱林、天华公司认为工程量偏低，现陶善文认可上述工程量，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对陶善文、王砚、凯翎公司、广田柏森公司确认的工程量予以认可。关于增项，虽然朱林、天华公司并不认可包箍为陶善文的增项，但根据《分包施工合同》对于增项的定义，陶善文主张包箍为增项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陶善文施工的涉案工程的工程款为合同项下1680000元+增量钢马道（1116米-44米）×1598元/米+增项包箍4338个×200元/个×（1-管理费8%）-减项钢骨架转换层（8970平方米-8720平方米）×179.48元/平方米，以上合计4146378元。因陶善文已收到工程款2140000元，故还应支付陶善文工程款2006378元。关于逾期利息，陶善文主张自2016年2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为，陶善文主张的标准并无不当，虽然陶善文工程竣工时间较早，但因双方对于工程量及工程款数额存在争议，且双方对于协议书、承诺书的效力有不同理解，故一审法院酌定逾期利息的起算点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8日起算。逾期利息以2006378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49214.78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综上，朱林应向陶善文支付工程款2006378元及逾期利息（以2006378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49214.78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朱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陶善文支付工程款2006378元及逾期利息（以2006378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49214.78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陶善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408元、保全费2770元，合计26178元，陶善文负担578元，由朱林负担256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广田柏森公司与大明公司之间就金陵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及配套建设项目（遗址公园）博物馆（2号建筑）北区装饰布展工程一标段初审结算价，其中有关陶善文所完成的项目，在工程量清单以及计价表中为275、276、202项，所认定的工程价款仅为868980.41元。而本案中广田柏森公司认可陶善文的工程款为400多万元，缺乏合理性，也与陶善文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不符。陶善文与王砚、广田柏森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2、2014年12月30日凯翎公司与天华公司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工程项目为“金陵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及配套建设项目（遗址公园）博物馆（2号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一标段安装工程”，合同价款为2400764.83元。一审法院仅依据天华公司和凯翎公司之间签订的890万元合同就认定王砚工程款超付，忽视了双方之间另行签订了该份合同，此外，王砚、凯翎公司与朱林、天华公司之间并没有进行结算，广田柏森公司与大明公司也没有完成最终结算，一审法院认定王砚存在工程款超付与事实不符。陶善文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此证据是复印件且没有结算初审单位审核人员的签字，也没有大明公司和广田柏森公司的盖章和签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陶善文与朱林的合同没有约定，陶善文与朱林的结算要依据大明公司与广田柏森公司的结算，大明公司与广田柏森公司的结算与陶善文无关。广田柏森公司和王砚已经认可了陶善文的结算价，并且也同意朱林以陶善文的结算价与王砚结算，朱林没有理由不同意该结算价。证据2和陶善文无关。王砚、凯翎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确实是其在另案中提交给法院的，但是该证据没有盖章，其和大明公司没有履行最后的确认手续。证据2，该份合同与本案无关，应当另案进行处理。广田柏森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广田柏森公司与大明公司就金陵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及配套建设项目（遗址公园）博物馆（2号建筑）北区装饰布展工程一标段目前尚未结算，就工程项目的工程量、综合单价及其他费用均处于审核当中，双方目前未就结算达成一致意见。广田柏森公司也未在初审结算价上加盖公司公章。另案中广田柏森公司提交该份材料仅是为了证明大明公司初审的脚手架措施项目费用的具体金额，并不代表广田柏森公司认可该项目初审结算价的全部费用。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与广田柏森公司无关。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陶善文和朱林签订的《协议书》及《承诺书》的效力。二、朱林支付陶善文工程款的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首先，朱林和陶善文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朱林同意陶善文做的钢结构工程所有项目全部从朱林和王砚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分开，陶善文承包的钢结构工程由陶善文与王砚直接结算。”根据《协议书》的上述约定，双方签订《协议书》的核心内容为将陶善文和朱林结算剩余工程款变更为陶善文直接和王砚结算剩余工程款。相应的，给付陶善文剩余工程款的主体由朱林变更为王砚。双方签订的《承诺书》的核心内容亦相同。故该《协议书》、《承诺书》的性质为陶善文与朱林达成的债务转移的约定。其次，债务转移必须经转移后的债务人同意，否则不应对后债务人产生约束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砚始终未认可上述《协议书》和《承诺书》对其具有约束力，并称因其已经超付朱林工程款，故不同意和陶善文结算并给付剩余工程款。故《协议书》、《承诺书》对王砚不产生约束力。再次，根据陶善文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其基于可以直接和王砚结算的错误理解和朱林签订了《协议书》及《承诺书》，并在一审中明确主张撤销《协议书》及《承诺书》。王砚亦提交了其要求朱林确认工程结算价以及已付朱林工程款的统计表等，拟证明其不欠付朱林工程款。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陶善文基于重大误解签订了《协议书》和《承诺书》，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撤销的情形，并无不当。上诉人称王砚参与该《协议书》签订的过程、陶善文对于王砚已经支付朱林工程进度款1006万元是明知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称一审撤销《协议书》及《承诺书》超出了陶善文诉请及庭审主张的范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陶善文提交的起诉状虽要求确认《协议书》和《承诺书》无效（其后已撤回该项诉请），但在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其因被民工、材料商上门索债，处于危困状态，而朱林要求被上诉人向王砚讨要工程款，故其才和朱林签订《协议书》和《承诺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应予撤销。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陶善文多次陈述其原以为王砚同意与其直接结算剩余工程款，但其后王砚又不同意与其直接结算工程款了。故一审法院根据陶善文的陈述，依据重大误解的有关规定，撤销陶善文和朱林签订的《协议书》和《承诺书》，并未超出陶善文诉请以及庭审主张的范围。上诉人朱林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朱林依据《协议书》和《承诺书》主张其已经与陶善文结算完毕，其不应当再向陶善文支付工程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林与被上诉人陶善文签订的《分包施工合同》约定：“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如果合同后附的工程项目及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未全部完成，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扣减，反之如果后附的工程项目及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增加，则作相应的增加。”上述合同后附的《钢结构分包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中载明的工程项目包括钢骨架转换层及钢马道两个项目。有关钢骨架转换层，上述计价表中载明的工程量为8970平方米；有关钢马道，上述计价表中载明的工程量为44米。但根据陶善文一审提交的签证单、竣工图等证据，可以确认钢骨架转换层的实际工程量为8720平方米，钢马道的实际工程量为1116米。现王砚和广田柏森公司对于上述工程量均予以认可。上诉人朱林虽否认上述工程量，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按照实际工程量和合同约定单价调整计算上述项目的工程价款，并无不当。《分包施工合同》另约定：“合同价以外所增加的增项工程量，合同价以外所增加的增项的界定标准是：本合同后附的工程项目没有的项目属增项。增项工程量以甲方签证认可和审计核定的工程决算价款为合同增项价款。增项的价款的35%交甲方，作为管理费。另65%属乙方所有。增项的价款的核定方式为：总包方与建设单位合同约定的合同外价款调整方法。”现被上诉人陶善文主张涉案工程存在包箍增项，对此陶善文虽未能提交朱林签字确认包箍为增项的相关证据，但一审中陶善文提交了签证单、竣工图等证据，证明其施工了包箍项目以及相应的工程量；凯翎公司和天华公司所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后附的《分包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也列明了存在包箍项目以及包箍项目的单价；陶善文依据其实际施工的包箍项目工程量及上述计价表中载明的包箍项目的单价计算得出的包箍增项的工程款亦获得了王砚和广田柏森公司的确认；一审中王砚也出具说明，认可包含包箍项目在内的钢结构分包工程的结算价，可由朱林与其进行结算，并且王砚在一审中提交多份证据证明其多次要求与朱林进行结算并已出具结算单等材料。朱林虽否认存在包箍增项及相应的工程量，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支持陶善文主张的包箍增项部分的工程款并依据陶善文与朱林之间签订的合同有关增项的约定，酌定朱林在扣除8%的管理费后给付该增项的工程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51元，由上诉人朱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帅审判员 张旭东审判员 郑 慧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法官助理高峥书记员刘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