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4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洪涛，男，1985年8月5日出生，住济南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枝，山东尚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山东尚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德才，男，1964年6月7日出生，住济南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李洪涛因与被上诉人杜德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5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洪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杜德才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杜德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洪涛与杜德才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洪涛亦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审法院根据李洪涛出具的收条、银行转账明细认定李洪涛与杜德才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事实认定错误。李洪涛仅是杜德才与薛某之间车辆买卖的中间人及代收款人，并非买卖合同的双方，且李洪涛未获得任何利益。李洪涛因租赁杜德才仓库与其相识，李洪涛假期欲自驾游玩，便借其朋友薛某实际控制的鲁AKP8**奔驰商务车。后得知杜德才欲购买该车，薛某也有意变卖。经李洪涛撮合，杜德才和薛某一起在杜德才办公室就该奔驰车买卖事宜协商，最后商定由薛某将该车作价15万元(市场价格的一半)出卖给杜德才，同时也告知该车系案外人陈某某向薛某借款抵押给薛某以及该车无法过户，将该车及行驶证、绿本、以及陈某某写给薛某30万元欠条一并交予杜德才。因薛某与杜德才不熟悉，且薛某和杜德才亦有意使李洪涛成为二者联系的纽带，故在后期催要车辆款项环节，李洪涛便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给杜德才。经薛某指示，李洪涛多次向杜德才催要购车款。2016年9月29日李洪涛收到杜德才妻子13万元转账后，于当日将该13万元款项转给薛某。2016年10月11日李洪涛收到2万元转账后也将2万元现金交予薛某。因杜德才与薛某不直接联系，杜德才多次找到李洪涛让其写购车款的收条，李洪涛亦多次告知收条应由薛某签写。无奈杜德才多次纠缠且杜德才系房东，李洪涛遂被迫写下收条。因原车主陈某某涉诉，该车于2020年6月16日被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扣押，杜德才亦在笔录上签字。杜德才应向购车款实际获得者薛某主张权利，而不是依据收条向作为中间人的李洪涛主张权利。车辆系陈某某因欠付薛某30万元借款而由陈某某提供给薛某的担保财产，李洪涛使用该车过程中杜德才和薛某达成合意，完成交付，同时薛某将陈某某出具的30万元借条一同转给了杜德才。李洪涛在两人之间仅起到中间人的纽带作用，后被杜德才与薛某双向催促而替薛某进行了代收款，因此李洪涛仅是中间人、代收款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原审法院定案的证据无法排除李洪涛仅作为中间人和代收款人的合理怀疑，仅凭收条和银行转账明细无法作为定案的根据。李洪涛不论是作为出售方还是代收款人，其证据形式均表现为李洪涛签写的收条和杜德才给李洪涛的转账记录，仅凭该两组证据就作为定案根据无法形成高度盖然性和内心确信，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李洪涛提交的其于2016年9月29日将13万元购车款转账给薛某的转账记录，系其在当日收到杜德才款项时立刻转给薛某的，符合代收款人应尽的义务。原审法院认为无法排除李洪涛与薛某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可能性未予采纳。（三）李洪涛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认定李洪涛与杜德才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洪涛仅作为中间人和代收款人。1.李洪涛与薛某2020年10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洪涛向薛某告知本案一审判决书送达到家其妻子的埋怨时，薛某回复称“当初你把车开走一个月”“她开车带孩子玩”“本来这个车和你没有关系的，你非得给人家打个条，往自己身上扯”。以上回复均与李洪涛原审答辩意见相互印证，证实该车系李洪涛因游玩从薛某处借得，与李洪涛没有任何关系，实际控制人为薛某。在李洪涛提交的2020年10月20日与薛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薛某对事实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足以证实该车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薛某与杜德才，也与李洪涛一审答辩相吻合。杜德才一审中在明知事实真相情况下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请求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四）本案不是车辆买卖关系。涉案车辆系陈某某向薛某提供的30万借款的担保财产，薛某作为债权人对此具有优先受偿权，该权利是一种从物权。薛某将对陈某某的30万元债权凭证交付给杜德才时，将车辆一同交付给杜德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杜德才取得对陈某某的30万元债权，同时取得该担保财产，原审认定本案为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如果本案是车辆买卖关系，杜德才一审提起诉讼时所立案由不可能定为民间借贷，也不必经过法院释明才认定为车辆买卖关系。杜德才未提交任何杜德才与李洪涛之间达成车辆买卖合意的证据，结合杜德才的诉状可以看出，就连杜德才本人也不认为是车辆买卖关系。（五）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买卖行为效力待定。即使本案为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合同应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作出判决，但并未说明违反的是哪一项，更未进行查实和认定。本案车辆买卖合同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一审法院未向车辆所有权人陈某某查实是否对该车辆买卖进行追认的情况下径行认定买卖行为无效，法律适用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合同应当认定有效。（六）原审法院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程序错误。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均无法逃避的现实是机动车所有权人陈某某未参与诉讼，杜德才的实际相对人薛某未参与诉讼。本案不是杜德才变更诉讼请求前的简单民间借贷，也不是简单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车辆交付过程薛某有参与，陈某某作为车辆所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车辆买卖行为是否有效起决定性作用，杜德才的陈述自相矛盾，李洪涛和杜德才的证据不能完整客观的反映案件事实，因此，薛某、陈某某对本案案件事实的查清及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薛某有可能是最终承担责任的适格主体。原审法院未依职权对其进行追加，致使本案基础事实未查清，实体判决错误，本案应当发回重审。（七）即使本案系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杜德才明知车辆实际所有人为陈某某，无法过户，自愿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买下来，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一直使用，未提出任何异议，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杜德才对其自陷风险的行为应当承担无法过户、被执行的风险后果。杜德才在明知存在极大风险的情况下，不确认合同无效，不请求返还购车款，放弃权利，等到2020年6月车辆被执行后，又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购车款，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杜德才的行为不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否则不利于合同交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遗漏当事人，程序错误，应当驳回杜德才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杜德才辩称，我对李洪涛和薛某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和转账情况不清楚。车辆是2016年9月交付我的，交车时只有李洪涛在场，薛某没有在场。如果当时薛某在场的话我会直接把钱转给薛某，不会让李洪涛代转。我是在李洪涛处购买车辆，并不认识薛某。接收车辆时仅收到车辆的行驶证及陈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未收到30万元借条。我只见过薛某一次，他没有和我商量车的价格。杜德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洪涛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2.判令李洪涛支付自2020年6月22日起至判决执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3.判令李洪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变更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杜德才与李洪涛之间的车辆买卖行为无效；2.要求判令李洪涛返还购车款15万元，并自车辆被拖走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3.判令李洪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德才为证明其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李洪涛出具的收条原件2份，拟证明李洪涛收到购车款15万元。其中，2016年9月29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奔驰唯雅诺(鲁AKP8**)，车款壹拾叁万元”。2016年10月20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奔驰鲁AKP8**车款共计壹拾伍万元整，以此收据为准，其余收条作废”。两张收条尾部均有李洪涛签名及摁捺指印。证据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打印件2份及杜德才与东野长春的结婚证1份，拟证明杜德才通过其妻子东野长春的银行账户向李洪涛银行账户两次转款共计15万元。两份账户明细单显示：2016年9月29日自东野长春的银行账户向李洪涛尾号为9399的账户转款13万元，2016年10月11日自东野长春的银行账户向李洪涛尾号为9399的账户转款2万元。证据三、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执恢17号之九执行裁定书及查封、扣押财产笔录以及涉案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涉案车辆于2020年6月16日被法院扣押。其中，执行裁定书载明：因陈某某未履行(2015)威民二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义务，经查陈某某名下有车辆可供执行，裁定查封并扣押陈某某名下鲁AKP8**车辆一辆。扣押财产笔录载明：2020年6月16日，在绿城全运村百合北区地下车库处，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根据(2019)鲁10执恢17号之九执行裁定书扣押鲁AKP8**奔驰车1辆，杜德才做为被扣押财产人在笔录及扣押清单上签字。上述证据经质证，李洪涛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杜德才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客观事实予以认定。李洪涛为证明其是杜德才与薛某车辆交易的介绍人及委托收款人，提供了其与薛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2页及其账户的银行历史明细打印件1份。其中，微信聊天的全部内容为：2020年6月16日，李洪涛发送微信：“那个唯雅诺今天被法院查封开走了，当时那小子给你打的条还有吗”；2020年6月19日，李洪涛发送微信：“我咨询法院的了，拿着欠条可以起诉车主，等车拍卖和其他债主分钱，现在买车的房东让我赔偿5万元，不然就起诉我，当时那个车款给你了，他不放心让我给打的收条，看见信息给我回个信”。次日微信回复：“你留个电话我回给你，这微信我不使了”，李洪涛发送手机号码及微信“当时那个车款是直接给的你还是给我代转给你的，现在他把我起诉了，法院让我提供银行流水”。银行历史明细打印件的起止时间为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1月1日，显示：李洪涛的账户于2016年9月29日收到东野长春转账13万元，当日该账户向薛某账户转账13万元。上述证据经质证，杜德才认为以上转账系李洪涛与薛某之间的交易，与本案无关。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李洪涛提供的微信打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其发送的微信内容也没有得到对方明确回应；所提供的银行历史明细打印件虽然显示其收到13万元车款后即向薛某账户转款13万元，但不能排除其与薛某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可能性，故对李洪涛所提交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另查明，李洪涛当庭陈述，薛某系其同学，现在美国居住，出国前在国内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涉案车辆系案外人陈某某无法归还薛某30万元借款，抵押给了薛某。杜德才当庭陈述，其是在李洪涛处购买车辆，并不认识薛某，接收车辆时仅收到车辆的行驶证及陈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并未收到30万元借条。案件审理中，因杜德才主张的借贷关系与证据证明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经一审法院释明，杜德才变更第1、2项诉讼请求为：1.要求判令杜德才与李洪涛之间的车辆买卖行为无效；2.要求判令李洪涛返还购车款15万元，并自车辆被拖走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双方之间实际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根据杜德才提供的李洪涛出具的收条、银行转账明细等证据，可证实杜德才与李洪涛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所出卖的车辆系案外人陈某某所有，李洪涛对该车无所有权及处分权，故双方的车辆买卖行为应属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过错责任。因法院已将涉案车辆做为车主陈某某的财产进行扣押、执行，故杜德才无需再履行返还车辆的义务，李洪涛应当将收取的15万元购车款返还杜德才，故对杜德才要求返还购车款15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双方进行车辆买卖时，均明知车辆系案外人所有，不具备买卖、过户条件，因此双方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过错责任，故对杜德才要求李洪涛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李洪涛提出的其是杜德才与薛某之间车辆买卖的中间人及代收款人的辩称意见，因李洪涛目前所提供的证据无法推翻其出具的收条所证实的事实，故对其辩称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杜德才与李洪涛之间就牌照为鲁AKP8**的奔驰轿车的车辆买卖行为无效；二、李洪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杜德才购车款15万元；三、驳回杜德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计1650元，由李洪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李洪涛申请证人薛某通过视频出庭作证。薛某陈述:我和李洪涛是同学。之前陈某某借我的钱，还不上，就把一辆奔驰商务车给我了。当时我知道是债权车，不能过户。杜德才看到了车想买，经李洪涛给我介绍，我把车给了杜德才。车辆价格15万元是我和杜德才商定的。我和李洪涛一起向杜德才交付的车辆，我当时把债权的借条等材料用档案袋给了杜德才。交付债权借条等车辆材料时没有让杜德才出具收条。交车时我让杜德才给我钱，但是当时杜德才没有付，因为有李洪涛在中间，我认为没有问题，很放心。过了几天杜德才把钱给了李洪涛，李洪涛又转给了我。我认为李洪涛转给我的钱是买债权的钱。我把借条转给杜德才之后，没有通知债务人陈某某，因为陈某某跑路了，找不到。薛某对其陈述未提交证据证实。李洪涛与薛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2020年10月20日04:39薛某陈述，“开始陈某某借我钱，他后来说还不了，就把那车牌号是鲁AKP8**的奔驰商务车抵给我了”。另查明，2020年9月3日一审法院开庭时，杜德才陈述：当时李洪涛承租我的车库，有一天，李洪涛与其同学开了一辆车到仓库，我看到了，我问李洪涛说你买车了吗？李洪涛下车后详细给我解释了一下，称别人欠他俩钱，还有30万元没有还，用这个车顶的帐。后李洪涛及其妻子开车到仓库，李洪涛向我询问是否要这个车，我说这个车是顶账车，不能过户，我不能要。9月17日中午，李洪涛找我称同学着急出国，以1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我，我觉得还可以。交付时除车辆外，还交付给我车辆的行驶证、原车主的身份证复印件。2020年9月23日一审法院开庭时，杜德才针对审判人员关于交给李洪涛的是借款还是购车款的询问陈述：一开始是李洪涛向我借款，我担心其还不了，就把车辆放在我这里抵押，后来李洪涛就说把这个车直接出售给我，我就同意了，所以这15万元应当是购车款。上述事实有证人陈述、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开庭笔录在卷佐证。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及证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以及杜德才的合同相对方是否系李洪涛，杜德才支付的15万元车款应否退还。李洪涛主张本案系债权转让，陈某某欠付薛某的债权借条已经向杜德才交付。杜德才对此不予认可。李洪涛的该主张除薛某的陈述之外，无其他证据证实。且根据薛某在微信中的陈述和视频作证陈述，是陈某某还不上借款，把车辆抵给薛某，借条向杜德才交付后亦没有通知债务人陈某某。故即便债权借条已经向杜德才交付，该交付行为亦不足以证实是债权转让，而是转移车辆占有、使用等权益凭证。故李洪涛主张本案系债权转让关系与薛某陈述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李洪涛出具的收条内容中关于仅收到奔驰车款的表述，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系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因买卖的相对方并非该车的登记所有人，根据李洪涛和杜德才的陈述，买卖合同发生前该车的使用人系李洪涛，且自杜德才处接收车款的人亦系李洪涛，故相对于杜德才而言,一审法院认定车辆买卖的相对人系李洪涛有事实依据，亦无不当。根据薛某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开庭时杜德才的陈述，和该车的行驶证已向杜德才交付的事实，可以证实杜德才系购买鲁AKP8**奔驰车，且购买之时对于该车不能办理过户手续知晓，故杜德才在购买时对于该车的所有权瑕疵及相应的风险均应明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杜德才知悉的车辆来源，以及车辆已经向杜德才交付的事实，可以证实车辆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该车辆因未依法办理所有权转让登记，故其转让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即便李洪涛在出卖时对于车辆没有处分权，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李洪涛与杜德才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亦应有效，一审判决认定车辆买卖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纠正。杜德才购车后使用不到4年即因车辆原所有人原因丧失该车辆，给杜德才造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鉴于车辆被执行扣押已数月，当时车辆状况亦不明，车辆使用费用难以确定。根据杜德才购车后的实际使用时间，本院酌定李洪涛赔偿杜德才经济损失8万元。根据上述分析，薛某和陈某某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予通知其参加诉讼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洪涛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5858号民事判决；二、李洪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杜德才经济损失8万元；三、驳回杜德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计1650元，由上诉人李洪涛负担880元，被上诉人杜德才负担7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李洪涛负担1760元，被上诉人杜德才负担15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孙 潇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孙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