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5行终1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发，男，汉族，1962年11月17日生，住昌宁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从菊，女，汉族，1966年10月11日生，住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桂平、陈娟，云南晨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宁县大田坝镇人民政府。机构地址：保山市昌宁县大田坝镇大田坝街。法定代表人董繁华，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华轩，云南金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原审原告王春发、杨从菊因与原审被告昌宁县大田坝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的（2020）云0524行初2号行政判决，于2020年10月26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1日在本院116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春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桂平、昌宁县大田坝镇人民政府镇长董繁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华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2月20日，王春发、杨从菊之子王罗军提出易地搬迁申请，经大田坝镇政府批准后纳为大田坝镇大平坦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同步随迁安置户（非建档立卡户），王罗军并将提出搬迁申请事项告知王春发。2016年4月10日，王罗军与大田坝镇政府签订《易地搬迁建新拆旧协议》，约定王罗军须在搬迁安置后3个月内自行拆除位于大田坝镇××××组的旧房及附属设施。2016年4月23日、8月23日，王罗军分别参加了湾岗村大平坦安置点拆旧复垦工作推进会。2016年8月5日，王春发与王罗军父子二人签订《父子分家协议书》，对位于大湾岗组××号的房屋分配进行了约定，协议载明正房3格（土房）分配给王罗军所有，厢房3格（砖房）分配给王春发所有。王罗军于同日提出分户申请并经村民小组长和湾岗村委会签名和盖章。2016年8月8日，王春发与王罗军到公安部门办理了户籍分户手续。2017年12月31日，王罗军及妻女入住大田坝镇大平坦安置点新居，后王罗军自行拆除了分家协议中明确给其的大湾岗组××号的正面房，对于厢房及附属设施王春发与杨从菊以二人已与王罗军分户为由不予自行拆除。2018年7月，王罗军领取了原居住地的地质灾害补助资金3万元。2019年3月27日，大田坝镇政府向王罗军送达《易地搬迁拆旧复垦告知书》，但王罗军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名。2019年4月18日，大田坝镇政府发布了拆旧复垦公告。2019年8月24日，大田坝镇政府再次向王罗军送达《易地搬迁拆旧复垦告知书》，王罗军仍然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名。因王春发、杨从菊未在公告明确的期限内自行拆除房屋，2019年9月10日，大田坝镇政府以其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和《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中“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为由，组织人员对争议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了强制拆除。原告对该强制拆除行为不服，于2019年11月9日提起诉讼。原审人民法院认为，《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本案中，虽然原告王春发与其子王罗军于2016年8月5日签订了《父子分家协议书》，并于同年8月8日办理分户手续，但该分家协议系王罗军在2016年2月20日提出易地扶贫搬迁申请、2016年4月10日与大田坝镇政府签订了《易地扶贫搬迁建新拆旧协议》后才与原告王春发签订，该分家协议书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和群众生产生活习惯，不能合理排除其父子二人使用签订分家协议这一民事行为的目的实为规避易地搬迁入住新房后必须拆旧复垦的政策要求。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被告大田坝镇政府提供的王罗军签名捺印的《易地扶贫搬迁申请》和《易地扶贫搬迁建新拆旧协议》时间在前，告知内容明确，其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王春发提供的《父子分家协议书》。公安部门依二原告和其子王罗军的申请为该家庭户分别颁发的《户口簿》只能证实各方在户籍管理上进行了分户，不能证实在大田坝镇实施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工作过程中二原告与其子王罗军各属一家庭户，因此，对原告王春发在诉讼中提出与其子王罗军已分户，各自应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大田坝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省搬迁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搬迁对象入住后，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拆除旧房，对旧宅基地、旧村庄进行复垦或生态修复”，《省复垦复绿工作通知》和《县拆旧复垦工作通知》中对搬迁对象旧房拆除及复垦复绿工作在工作内容和时间步骤上也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安排；同时，上述两个政策性文件就搬迁对象旧房处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区范围的，明确要求必须做到“即搬即拆”。被告提供的《旧居房屋受地质灾害影响证明》以及庭审中查明的原告之子王罗军在2018年7月领取了30000元的地质灾害补助资金的事实亦可以证明王春发与王罗军原居住的位于大湾岗组××号系地质灾害区域。因此，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的规定和《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的规定，强制拆除原告位于大湾岗组××号房屋的行为是有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的。但是，本案的关键是被告大田坝镇政府是否拥有强制拆除的权利以及其强制拆除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省搬迁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组织拆除脱贫攻坚易地搬迁户旧房的行政主体只能是县（市、区）人民政府，本案中被告大田坝镇政府辩称强制拆除系协助拆除，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因此对该辩称事由不予采信。《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期限；（二）履行义务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本案中，被告大田坝镇政府既没有提供受相关部门委托强制拆除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在强制拆除前相关部门做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仅提供了《大田坝镇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工作公告》和向王罗军两次进行送达的《大田坝镇人民政府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告知书》，且在强制拆除的过程中未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制作现场笔录、没有对房屋及其他财产进行登记，因此，被告大田坝镇政府作为强制拆除的行政主体和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均不合法。但本案还有另一个关键核心是，虽然被告大田坝镇政府作为强制拆除的主体不合法、其强制执行的程序不合法，但原告与其子王罗军作为一个家庭户已按脱贫攻坚易地搬迁中的同步搬迁户进行了搬迁并入住了大田坝大平坦集中安置点的新居，且其子王罗军已领取并享受了相关政策补助（地质灾害区域资金补助、贷款优惠扶持、搬迁居住安置点的基础设施扶持等），按易地搬迁政策要求，二原告在大湾岗组××号的旧房必须拆除，且易地搬迁集中安置涉及千家万户，搬迁户均实际享受到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和优惠，旧房及附属设施均要按《土地管理法》和易地搬迁相关政策进行拆除。因此，撤销大田坝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对稳定当地生产生活秩序和维护易地搬迁工作正常推进都要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的规定，对被告大田坝镇政府强制拆除二原告房屋的行为，确认违法，但不予撤销。另，对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1712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除被拆除的房屋外大田坝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造成了己方其他财物遗失和饲养的牲畜丢失，因此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昌宁县大田坝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10日强制拆除原告王春发、杨从菊的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二、驳回原告王春发、杨从菊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王春发、杨从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并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1712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理由：1.被上诉人强拆上诉人房屋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2.二上诉人自始至终不同意搬迁，对于王罗军的新居，二上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儿子作为一个家庭户同步搬迁并入新的安置点错误；3.截止目前没有任何相关部门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勘测或调查，只有被上诉人、村委会、国土资源局柯街分局出具的一个证明；4.上诉人在一审已经对房屋损失进行了举证，庭审中对上诉人的附属物情况没有任何审查，上诉人提交了宅基地使用权证、分家协议、房屋被拆前后照片等证据，足以证明房屋及附属物的存在及面积大小；5.原审判决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昌宁县大田坝镇人民政府辩称：1.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与案件事实不符，无相关证据支持，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且违反一户一宅的强制性规定，被答辩人的分户行为属于恶意串通的行为；2.被答辩人有关财物的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房产系违法建筑，依法应予以拆除。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基本一致。另查明，1994年王春发户的土地权属调查报告载明：宅基地面积是250㎡，房屋占地面积124.44㎡，其中（1）正房90.28㎡（12.2米×7.9米）；（2）圈22㎡（5米×4.4米）；（3）厩12.16㎡（3.8米×3.2米）。上诉人又缴纳罚款612元，增加宅基地面积43㎡，王春发户1994年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宅基地面积：293.24㎡，建筑占地：172.88㎡。后上诉人王春发又建盖了砖木结构厢房三格（两层），厢房面积约为：宽3.4米×深4.2米×3格×2层=85㎡，还有洗澡间一格，一共约90㎡。证上登记的圈22㎡，厩12.6㎡，合计125.6㎡。本院认为，分割共有财产是民事主体的自主行为，本案中，上诉人虽然在其子王罗军代表全家就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全部住房等签订《易地扶贫搬迁协议》和《易地扶贫搬迁建新拆旧协议》之后，协议分割该户财产，但被上诉人在未能核实上诉人王春发与儿子分家协议中关于共有房屋的分割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且在不具备职权依据的情形下违反法定程序，以上诉人约定分割的房屋系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一审人民法院确认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关于是否应当赔偿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因被上诉人大田坝镇人民政府未能举证证明上诉人被拆除的房屋系非法权益，故被上诉人应该给予赔偿。关于赔偿项目和数额问题，被上诉人强制拆除时，对房屋没有测量，也没有进行评估，对房屋损失难以准确认定，经向大田坝乡政府和湾岗村委会及大湾岗村民小组调查，同时结合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上诉人王春发厢房（砖木结构2层）、洗澡间建筑面积共计约为90㎡；证上载明的圈（土木结构）面积22㎡，厩（土木结构）面积12.6㎡，以上合计125.6㎡。赔偿标准参照昌宁县人民政府2016年发布的《昌宁县土地房屋及构筑物附着物补偿暂行办法》，其中砖混结构1250元—1450元/㎡；砖木结构的房屋补偿标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为950元—1250元/㎡；土木结构的分别为800元—1150元/㎡，结合当地情况，本院酌情确认按1000元/㎡标准进行赔偿。故，上诉人王春发、杨从菊的厢房、洗澡间、圈、厩应获得的赔偿数额：125600元（125.6㎡×1000元/㎡）。关于物品损失，被上诉人虽陈述拆除的物品放在被拆除正房的空地上后被王春发自行搬走，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在拆除房屋时未制作物品清单，也未能提交物品现妥善完好存放的证据，故上诉人物品损失本院予以酌情支持3000元。关于现金8500元及其他财产损失，房屋拆除当天上诉人王春发、杨从菊在现场，上诉人王春发陈述被采取限制措施无证据证实，对于现金及其他财产（蜜蜂、花椒树等）损失只有原告庭审中陈述，无其他证据印证，其主张赔偿依据不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2020）云0524行初2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确认被告昌宁县大田坝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10日强制拆除原告王春发、杨从菊的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二、变更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2020）云0524行初2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王春发、杨从菊的诉讼请求”为“由被上诉人昌宁县大田坝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上诉人王春发、杨从菊房屋损失125600元，其他物品损失3000元，合计128600元”；三、驳回上诉人王春发、杨从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 勇审判员 李海斌审判员 杨荣刚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李柏毅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