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8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众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北路******。法定代表人：周海燕，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小静，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红霞，女，196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健麟，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迪，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明岐，男，196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被告：周海燕，女，197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上诉人上海众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红霞、张明岐及原审被告周海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99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众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六项，改判张明岐归还郭红霞人民币800万元（以下币种同）及相应利息，众庭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事实与理由：1.《最高额保证合同》仅有众庭公司的盖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也没有股东会决议，本案也不符合九民纪要第19条列举的无需决议的情形，故众庭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2.担保金额是800万元。本案不存在超额抵押的争议，两份《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中，只有在房地产交易中心备案的那份是真实有效的。因房屋价值有限，故郭红霞、张明岐、周海燕将借款金额调整为800万元。周海燕是众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周海燕知悉上述调整即代表着众庭公司知晓。该变更属于减轻众庭公司的保证责任，本就无需众庭公司同意，故众庭公司是否在修改处签章不影响众庭公司按照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同时，《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担保的是YKTZ20181102号借款合同所对应的债权，既然主债权变更为800万，担保金额也应相同。3.周某代付的200万元不是本案借款，周某与张明岐之间本就有资金往来。4.郭红霞的借款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郭红霞作为原告已多次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是职业放贷人，其资金来源合法性亦存疑。5.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嫌疑，且郭红霞未要求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会使得众庭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丧失向该公司进行追偿的权利。郭红霞辩称，不同意众庭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周海燕是众庭公司唯一股东，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私章，该合同上亦盖有众庭公司的公章，故该担保有效。2.一审适用超额抵押的规定是正确的。双方对于主债权的金额并没有合意变更，实际也是借出了1,500万元，仅仅是就房屋抵押的金额进行变更。3.通过周某转账的200万元确为本案借款，众庭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这笔钱有其他用途。4.本案借贷合法，一审已做认定。5.关于《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的修改，郭红霞并无隐瞒，不存在虚假诉讼。众庭公司作为保证人之一，不论另一保证人的保证是否有效，均不影响众庭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地位。张明岐未发表辩称意见。周海燕未发表述称意见。郭红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明岐向郭红霞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454.4938万元（以下币种同）；2、判令张明岐按照每月1.5%的利息自2018年12月5日起至债务完全清偿之日止的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3、判令本案担保费10,000元、律师费10万元由张明岐承担；4、判令郭红霞享有对周海燕所有的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权利；5、众庭公司就上述第1、2、3项诉请向郭红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日，郭红霞（出借人，甲方）与张明岐（借款人，乙方）、周海燕（抵押人，丙方）共同签订《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出借1,5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一个月，自2018年11月2日至2018年12月1日止。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起始日与实际提供借款之日不一致的，从实际提供借款之日计算借款期限和息费；借款月利率为1.5%，到期一次性还本，利息于借款日一次性支付；乙方向甲方借款必须向甲方提供房地产抵押作为履行还款义务的担保，抵押房地产所有权人：周海燕，房地产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总价值1,500万元（各方协议价值）；甲乙丙三方同意，上述房地产抵押被担保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若乙方逾期支付利息的，甲方可以宣布所有借款立即到期并要求乙方立即偿还全部欠款本金及所欠利息等内容。当日，郭红霞（债权人，甲方）与众庭公司（保证人一，乙方）、案外人Z公司（保证人二，乙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内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与债务人张明岐在债权发生期间自2018年11月2日至2018年12月1日止的（价款合同编号：YKTZ20181102，以下简称债权确定期间）所订立的一系列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权。乙方愿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整。保证方式是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计收的逾期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处置费、过户费、公证费、评估费等），其中实现债权的费用应首先支付。上述范围除主债权本金外都不包括在第二条所述之最高主债权内。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第一条中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起2年，即2018年11月2日起至2020年12月1日止等内容。郭红霞在合同落款处的甲方处签名，张明岐在乙方（保证人二）处签名并盖具Z公司的公章，乙方（保证人一）处盖具了众庭公司的公章及周海燕的私人名章。根据向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调取的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显示：郭红霞（抵押权人）与周海燕（抵押人）于2018年11月2日填写了抵押登记申请书。根据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的房地产抵押状况信息中显示：2018年11月3日受理，2018年11月4日核准，周海燕名下的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2018年11月4日，郭红霞取得了《不动产登记证明》，载明：证明权利或事项：抵押权登记（房地产抵押、现房），权利人为郭红霞，义务人为周海燕，被担保债权数额为8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18年11月2日至2018年12月1日。2018年11月2日，郭红霞委托其丈夫周某通过银行转账至张明岐银行账户200万元。2018年11月5日，郭红霞通过银行转账至张明岐银行账户1,300万元。郭红霞曾通过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代为收取了张明岐支付的利息合计67.50万元。具体如下：2018年11月2日，张明岐委托上海XX厂代为向上海A有限公司支付了本案借款的利息33.75万元。2018年11月20日，张明岐委托上海XX厂代为向上海A有限公司支付了33.75万元。一审审理中，周海燕、众庭公司主张：上述张明岐于2018年11月2日支付的33.75万元系“砍头息”性质，应该从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对此，郭红霞确认：将上述2018年11月2日支付的款项33.75万元从借款本金1,500万元中扣除，扣除后，借款本金1,466.25万元的截止至2018年12月4日止的利息为21.9938万元，故2018年11月20日张明岐支付的33.75万元中扣除应付利息21.9938万元，其余11.7562万元是归还借款本金，故张明岐尚欠郭红霞借款本金1,454.4938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张明岐未能如约支付借款本息，郭红霞催讨未果，为维护郭红霞的合法权益，聘请律师提起本案诉讼，为此支付律师费10万元。本案在审理中，郭红霞申请了财产保全，并委托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担保，为此支付担保费1万元。一审审理中，郭红霞提供了其及其丈夫周某共同出具的《代付证明》一份，载明：周某系郭红霞的配偶，周某于2018年11月2日向张明岐汇付人民币200万元整，该笔款项系代郭红霞向张明岐汇付的借款等内容。周海燕向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中调取了办理房屋抵押登记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中借款金额“1,500万元”处划去“1,500万元”，手写为“800万元”，房屋价值“1,500万元”处划去“1,500万元”，手写为“800万元”，该修改的两处均由郭红霞、周海燕、张明岐签字确认。周海燕认为其合同主债务金额已经变更为800万元，其担保范围也变更为800万元，故其只在800万元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的责任。经质证，郭红霞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因不动产登记窗口实务操作中不允许将抵押物价值约定过高，亦不允许所登记的债权金额超过抵押物的市场价值，否则可能面临办不出不动产登记证明的后果，故各方根据窗口的意见，将周海燕办理抵押登记的房屋价值修改与市场价值相当的800万元，根据不得超额抵押的规定，抵押物所担保的债权金额自然也不能超过800万元，故将《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本金从1,500万元修改为800万元，此举仅为满足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所需。不动产登记证明虽然只是登记被担保金额为800万元，但是仅仅系登记窗口的常规操作及地区登记规则所导致。仍应该以双方最初签署的抵押借款合同的金额为准。为此，郭红霞提供了向房地产交易中窗口询问办理抵押登记相关事宜的录音光盘、录音文字整理各一份，以证明上述陈述。对此，周海燕认为对于录音中谈话当事人的身份无法确认，故真实性部分有异议，仍然应以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登记为准。郭红霞在审理中表示：1、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间起算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的表述是笔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应为：保证期间自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1日止。2、郭红霞虽然有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诉讼，但并非是职业放贷人。郭红霞曾担任上海B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是从事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并非以放贷为职业，并提供上海B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各一份。上海B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载明：郭红霞曾经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于2016年6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吴某。对此，周海燕、众庭公司表示郭红霞是否有职业、是否是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影响其是否是职业放贷人。一审另查明，郭红霞曾于2018年12月25日就本案所涉《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的债权向本院提起（2019）沪0115民初2886号诉讼，要求张明岐归还借款，周海燕、众庭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该案件因故按撤诉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郭红霞与张明岐、周海燕于2018年11月2日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张明岐向郭红霞借款1,500万元。签订合同当日，郭红霞的丈夫周某通过银行转账至张明岐银行账户200万元，之后，周某与郭红霞出具的代付证明，确认其转账给张明岐的200万元是其代郭红霞向张明岐汇付的借款。周海燕、众庭公司虽然不确认该款是履行本案《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而支付的借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的其他用途和性质，故一审法院确认郭红霞通过周某代付形式已经履行了支付借款200万元的义务。2018年11月5日，郭红霞转账至张明岐银行账户1,300万元，故郭红霞已经履行了交付借款1,500万元的义务。鉴于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起始日与实际提供借款之日不一致的，从实际提供借款之日计算借款期限和息费，故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期限为2018年11月5日起至2018年12月4日止。借款期限届满，张明岐未能履行还款付息义务，故张明岐应承担支付郭红霞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的责任。关于借款期间的利息，因《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中已经约定月利率为1.5%，故应按照该约定计算。周海燕、众庭公司辩称，该合同在郭红霞处，郭红霞可自行填写月利率1.5%，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众庭公司要求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明岐于借款当日，即支付郭红霞33.75万元利息，系在出借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根据法律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认定为本金。故从借款本金1,500万元中扣除33.75万元后，借款本金为1,466.25万元。以1,466.2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5日起至2018年12月4日止，按照月利率1.5%计算的借款期间利息为21.99375万元，故2018年11月20日张明岐支付的第二笔33.75万元中扣除应付利息21.99375万元，其余11.75625万元是归还借款本金，故张明岐尚欠郭红霞借款本金1,454.49375万元。张明岐应向郭红霞归还借款本金1,454.49375万元及逾期利息。鉴于合同中未约定逾期利率，郭红霞主张按照借款期间约定的利率计算，并无不当，予以支持，故张明岐应支付郭红霞以1,454.49375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月1.5%的利率，自2018年12月5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关于郭红霞是否职业放贷人，郭红霞虽然曾提起几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但郭红霞出借的对象并非向社会不特定人员，亦非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故不足以构成职业放贷人的条件，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为职业放贷人。郭红霞聘请律师提起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10万元、在审理中申请财产保全而支出的担保费1万元，系郭红霞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且数额尚属合理，郭红霞主张张明岐支付上述费用，符合合同约定，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时亦遵循该规定。虽然2018年11月2日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中约定周海燕用以抵押的其名下的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约定价值1,500万元，但该价值显然远远超过当时的市场价值，导致本案抵押人担保的债权超过了其抵押物的实际市场价值。郭红霞与周海燕、张明岐在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系争房屋抵押登记过程中，将《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抵押登记的房屋价值修改为与市场价值相当的800万元、借款本金从1,500万元修改为800万元。鉴于《不动产登记证明》上载明的被担保债权数额为800万元，且当事人的合同亦已经变更物的担保范围为800万元，故郭红霞在800万元范围内对抵押的系争房屋优先受偿。鉴于《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中并不包括众庭公司，且修改该合同相关数值时，周海燕虽然为众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并未以该公司名义进行修订合同，而是以抵押人名义即周海燕个人签字。故众庭公司的担保责任仍然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虽然办理抵押登记中，当事人将交付房地产交易中心备案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中借款本金从1,500万元修改为800万元，但在当事人处的其余合同均未修订，借款本金仍然为1,500万元，且抵押登记之后，当事人亦按照原合同履行了借款1,500万元的义务，显然合同的借贷双方的本意仍然是借款1,500万元，故主债务仍为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优先受偿。众庭公司应按约在最高额1,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额保证合同》有二个保证人，即众庭公司、案外人Z公司。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故郭红霞主张由众庭公司承担全部保证责任，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期间，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第一条中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起2年，即2018年11月2日起至2020年12月1日止”。但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为2018年11月2日起至2018年12月1日止，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起算2年应为自2018年12月2日起至2020年12月1日止。保证期间的上述两种表达方式，最终截止日均为2018年12月1日止，显然根据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保证期间的起算日从2018年11月2日起算是笔误。郭红霞向众庭公司主张保证责任并未过保证期间。退一步，即使按照众庭公司抗辩的保证期间为六个月，郭红霞于2018年12月25日曾向本案众庭公司提起诉讼，主张本案所涉债权的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故郭红霞本次诉讼主张保证责任仍未超过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关于律师费、担保费是否属于担保范围。《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财产保全的担保费是当事人在审理中为实现其债权申请财产保全而发生的担保费用，故郭红霞主张的律师费、担保费属于担保范围。但周海燕仍在在800万元的范围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众庭公司在最高额1,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而各方当事人对实现债权的方式未做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对于周海燕提供的物的抵押担保以及众庭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郭红霞可以一并主张权利。张明岐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明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郭红霞借款14,544,937.50元；二、张明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红霞逾期利息（按借款本金14,544,937.50元为基数，按照每月1.5%的利率，自2018年12月5日起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张明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红霞律师费10万元；四、张明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红霞担保费1万元；五、若张明岐未按期履行上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项付款义务，则郭红霞在800万元的范围内，可以与周海燕协议，以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的抵押房产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值超过债权数额的额部分归周海燕所有，不足部分由张明岐继续清偿；六、众庭公司对上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项中张明岐的付款义务，在最高额1,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30,186元，由郭红霞负担9,786元，张明岐、周海燕、众庭公司负担120,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张明岐、周海燕、众庭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周海燕系众庭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本院再查明，郭红霞曾于2019年1月3日以张明岐、周海燕、众庭公司、Z公司为被告，就本案涉案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提起诉讼，要求张明岐归还1,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同时要求周海燕、众庭公司、Z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郭红霞撤回该案起诉。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众庭公司担保行为效力及担保责任范围的认定。首先，《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众庭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无股东会决议之可能，故众庭公司以其做出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该担保行为无效，该观点显然难以成立。同时，众庭公司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没有其法定代表人周海燕签字，故无效。但《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盖有周海燕姓名章及众庭公司公章，在案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存在无权代理等情况，故对众庭公司的上述观点本院亦不予采纳。其次，《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众庭公司对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最高额不超过1,500万元，在该最高额内对郭红霞因出借款项而形成的债权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不论次数和每次金额。可见，众庭公司的最高担保金额并非基于每次借款金额确定，而是明确为1,500万。众庭公司主张《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调低了借款金额，故其承担的保证责任也应相应调低。该观点显然与上述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郭红霞实际向张明岐出借1,500万元，众庭公司应当在1,50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众庭公司虽称周某转账的200万元并非本案借款，但众庭公司未提供相应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最后，对于涉案房屋的抵押金额，一审法院判决郭红霞在800万元范围内可以与周海燕协议以涉案房屋的抵押房产折价或申请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因双方均未上诉，视为双方对这一判决结果的认可。同时，涉案抵押房屋的所有人为周海燕，众庭公司亦为周海燕一人独资公司，涉案房屋抵押及众庭公司担保行为的实质是周海燕以其个人资产为张明岐向郭红霞承担1,500万元的担保责任，故涉案房屋抵押金额为800万元并未加重周海燕及众庭公司的保证责任。此外，众庭公司提出，郭红霞未要求Z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会使得众庭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丧失向Z公司进行追偿的权利。但郭红霞已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通过起诉方式要求Z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即Z公司的保证责任并未因保证期间经过而免除。因此，虽然郭红霞未在本案中起诉要求Z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但众庭公司不因此丧失向Z公司追偿的权利。众庭公司还主张本案存在职业放贷、涉嫌犯罪、虚假诉讼等嫌疑，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众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832元，由上诉人上海众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海波审判员  刘丽园审判员  吴慧琼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须海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