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8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东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法定代表人：熊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戈，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佛山市颖衡化工五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三环东路**西堤国际花园****商铺div>法定代表人：黄丽萍，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秋生，河南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东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颖衡化工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颖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9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国平平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广州东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戈、被上诉人佛山市颖衡化工五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秋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歌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并依法改判：（1）颖衡公司赔偿东歌公司经济损失142910元；（2）颖衡公司向东歌公司支付迟延支付货款12628元的违约金3788.4元；（3）颖衡公司向东歌公司支付前期律师费4500元。2.一审、二审受理费由颖衡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颖衡公司拒绝接受2020年2月7日向东歌公司购买的两车和2020年2月8日购买的一车，合计三车槽罐车装乙醇(95％乙醇每车槽罐车装酒精重约33.5吨)，给东歌公司造成142910元的问题。1.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东歌公司为履行2020年2月8日合同而造成的损失24210元有违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但定金和损失赔偿的数额总和不应高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履行2020年2月8日签订的乙醇买卖合同，东歌公司向案外人广东三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公司)购买34吨槽车乙醇(95％)并支付292400元，本车乙醇存放在三联公司并根据颖衡公司的要求发货。因颖衡公司拒绝接收本车乙醇并要求东歌公司代为退货，三联公司要求东歌公司转其私账82500元后将货款292400元退回至东歌公司的账户内。因此，颖衡公司违反2020年2月8日的合同给东歌公司造成了82500元的损失，与58290元定金抵扣后，东歌公司仍存在24210元损失。在定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24210元损失违反了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未结合买卖合同签订、履行的社会背景，错误认为东歌公司为履行2020年2月7日签订的合同因颖衡公司的违约行为而造成损失为正常的、合理的商业风险，且对2020年2月7日的合同的付款方式认定错误。首先，2020年2月7日是中国农历春节节假日时间，基本所有工厂均处于停工状态。又正值中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各地采取了封城、限行等严格的防疫措施。乙醇、口罩等防疫必备用具供不应求，且春节前各大厂商存量不足，乙醇交易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其次，东歌公司并未同意颖衡公司分批下单、付款、结算。至于颖衡公司支付了第一车乙醇的货款，是考虑到乙醇供不应求，颖衡公司不会违约拒收货物，且发货周期较短“两三天一车”，颖衡公司又是东歌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也就没有主张颖衡公司全额支付三车乙醇的货款。但是，这并不能当然认定双方的交易模式为分批下单、付款、结算。一审法院认为东歌公司为履约做准备工作的商业风险应由自身承担，不但不符合法律规定，更不符合民法的基本精神。东歌公司诚实信用地依约为合同做准备工作，颖衡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拒收货物，由此给东歌公司造成118700元的损失由东歌公司自行负担显然无理。（二）关于颖衡公司应向东歌公司迟延支付货款12628元的违约金3788.4元的问题。即使认定2020年2月7日的合同东歌公司同意颖衡公司分批下单、付款、结算，合同约定货款应付全款。换言之，颖衡公司应该一次性支付一批乙醇的货款，退一步来讲，因每车乙醇的重量以磅单为准，在付款的时候无法确定数额，颖衡公司也应当在收到货物当日补足。合同约定了颖衡公司迟延支付货款的，应当每次按照未付款项的1％的标准向东歌公司支付违约金。颖衡公司一拖再拖未补足货款，令东歌公司蒙受损失，东歌公司请求颖衡公司支付违约金是有合同依据的。一审法院结合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简单认为未约定合同的支付时间即认为颖衡公司无需支付违约金有失偏颇。（三）关于颖衡公司应向东歌公司支付前期律师费4500元的问题。2020年2月7日的合同已经约定，违反合同约定的一方应当赔偿守约方为主张权利所支付的律师费。作为守约方的东歌公司就本案诉讼支付了4500元的前期律师费，该费用已实际支付且符合相关行政单位制定的律师费收费标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显然无理。颖衡公司辩称，（一）2020年2月7日颖衡公司与东歌公司约定购买130.5吨乙醇（95%）的合同成立并生效的情况下，根据双方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视频资料可以得知，由于东歌公司不能保证供货时间，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均同意分批下单、付款、结算，因此分批下单的合同是对书面合同的变更，双方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内容履行。另外从双方的整个交易过程来看，第一、二批合同双方已经全面履行完毕，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2020年2月8日的口头合同颖衡公司违约，但在颖衡公司违约时，东歌公司亦仅仅是要求颖衡公司履行该口头合同33.5吨乙醇的合同义务，始终没有要求履行剩余66.96吨乙醇的意思表示（130.5－30吨－33.54），从而证明书面合同已经双方协议变更。（二）2020年2月8日双方经口头协议，颖衡公司向东歌公司订购第三批槽车规格的95%的乙醇32吨，不含税8700元/吨，金额278400元，定金95000元，该批合同成立并生效，合同生效后由于颖衡公司在合理期限内未向东歌公司提供收货地点，致使东歌公司无法完成交货义务，一审法院认定订金95000元中的58290元（8700元/吨×33.5吨即按实际车载重量×20%）为定金，颖衡公司虽对此有异议但未提出上诉，视为服判。在认定颖衡公司该批合同违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已经判决颖衡公司95000元中的58290元为定金无权要求东歌公司返还，故，颖衡公司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被没收的定金58290元已经足以弥补东歌公司受到的损失。（三）对于东歌公司履行2020年2月8日的口头合同造成的24210元损失的问题。在上述时间，东歌公司与其他公司亦有购销往来，不能证明系为了履行与颖衡公司的合同而与三联公司签订的合同且东歌公司将82500元转账至案外人唐某某私人账户，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疑，因此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该部分损失合理、合法。对于东歌公司所谓的118700元损失问题。本案中颖衡公司与东歌公司双方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作为先履行的一方及颖衡公司未履行的，后履行的一方即东歌公司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的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在颖衡公司尚未履行剩余货款义务的情况下，东歌公司完全可行使抗辩权直至解除合同追究颖衡公司违约责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称“如果在收到颖衡公司的全额付款后再去上游供应商购买，显然会存在巨大的违约风险”，实质上系其综合多方因素作出的市场行为，由此产生的交易不能、价格涨跌等潜在商业风险均应由其自行承担。东歌公司作为化工贸易企业，与第三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其根据市场变化而为，证明的唯一性不能确定，其与第三方公司的交易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其不能证明从第三方公司购进的货专供颖衡公司，专供颖衡公司的货物低价出售给第三方。在上述时间段东歌公司不仅仅与三联公司、广州华夏生物制药、中山美太有业务往来，还与其他公司有业务往来，因此，东歌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采购价格不真实，如以其提供的采购价格减去处理价格作为货款损失不客观。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颖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歌公司返还订金95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东歌公司承担。颖衡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解除双方于2020年2月8日口头达成的乙醇买卖合同”，解除理由为东歌公司未按约定在三天内交付所购货物。颖衡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撤回上述增加的诉讼请求，变更第一项诉求理由为因2020年2月8日口头合同不成立，东歌公司应向颖衡公司返还订金95000元。东歌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东歌公司没收颖衡公司支付的定金95000元；2.颖衡公司支付货款12628元及违约金3788.40元；3.颖衡公司赔偿损失118700元；4.颖衡公司支付前期律师费4500元；5.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均由颖衡公司负担。东歌公司在庭审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定金数额为58290元（8700元/吨×33.5吨×20%）；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以货款12628元为基数按照每天1%的标准自欠付之日起计算，因累计违约金已超过本金，故以本金30%封顶计算为3788.40元（12628元×30%）；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的赔偿数额为142910元（118700元+24210元），具体为东歌公司按照合同价格出售两车乙醇的应收货款为549400元（8200元/吨×33.5吨/车×2车），现转卖后实得价款仅有430700元，货款损失为118700元，另有82500元为东歌公司支付的乙醇折价款，扣减已付定金58290元后仍有损失24210元（82500元-5829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2020年2月7日合同的订立、履行情况。颖衡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丽萍当日通过微信语音向东歌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华询问“老板，有无做合同？你那槽车一车是33吨，3车就是99吨，没有100吨，对吧”，熊华语音回复“33.5，这样计算多退少补，跟磅单”，黄丽萍再询问送货频率及交货时长，并通过语音表示“你那个100吨的就是三车吗？你那个合同，订金就交30%可以吗？就是送完一批结一批，可以吗？”熊华未回应，但通过微信发送了两份编号相同的购销合同电子版，供方均为东歌公司，需方均为颖衡公司，产品名称均为95%乙醇。第一份合同约定购买规格为槽车装，数量分别为100.5吨、30吨，价格均为含税8300元/吨，总价1083150元，交货地点为需方厂内，供货时间为收到预付款后3日内发出，结算方式为100.5吨付全款，30吨付订金；违约责任为需方应货到即验收，如有质量问题，应当收货之日起三天内提出，供方负责退货或换货；如需方不能按期付款，每迟延一天付款，则需方应当支付货款总额的百分之一作为违约金，逐日累计，一方出现违约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聘请律师的代理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并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第二份合同约定购买规格为槽车装、桶装两种，其中槽车装100.5吨，不含税单价8200元/吨，总价824100元，桶装30吨，含税单价9000元/吨，总价270000元；其余内容与第一份合同一致。两份合同均有东歌公司授权代表签名并盖章，颖衡公司未签名亦未盖章。熊华在庭审中表示发送两份合同的原因是黄丽萍对第一份合同的价格提出意见，熊华经电话沟通后修改了价格，发送了第二份合同并与黄丽萍电话确认，双方同意按此执行。颖衡公司在本案中亦提交了上述第二份合同打印件（以下简称“2020年2月7日书面合同”），但主张该合同未经颖衡公司签订，未生效亦未履行。黄丽萍在庭审中陈述当时确实想购买三车乙醇，但熊华电话里表示没有那么多货，合同只是一个形式，所以就考虑一车一车订货，熊华发送的两份合同黄丽萍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签署。颖衡公司主张上述书面合同发送后，双方于当日重新达成了新的买卖合同，即颖衡公司向东歌公司购买95%乙醇桶装30吨及槽车装32吨，颖衡公司支付了桶装30吨的订金54000元（270000元×20%）及槽车装32吨的预付款262400元（8200元/吨×32吨）。颖衡公司未就上述口头约定举证证明，东歌公司不予认可，但确认收到上述货款，认为该货款根据双方2020年2月7日书面合同的约定支付。2020年2月13日，东歌公司向颖衡公司指定地点交付了桶装乙醇30吨、槽车装乙醇33.54吨。东歌公司确认颖衡公司已付清上述桶装乙醇30吨货款合计268785元（54000元+214785元），尚欠槽车装乙醇货款12628元[8200元/吨×（33.54吨-32吨）]。颖衡公司同意支付货款12628元，并在本案诉求金额中予以扣减。关于2020年2月8日合同的订立、履行情况。颖衡公司、东歌公司均主张双方当日就增订乙醇进行了口头协商，颖衡公司表述为“颖衡公司向东歌公司购买槽罐装95%乙醇32吨，不含税单价8700元/吨，总价款278400元，预付订金45000元，交付方式为预付45000元后三天内发货，收到货后付余款”。东歌公司则表述为“颖衡公司向东歌公司购买一车槽车装乙醇约33.5吨，价格8700元/吨，不含税，收到颖衡公司全款后两三日发出，定金45000元”。双方均表示当日协商由法定代表人通过电话沟通完成，均无证据予以证明。颖衡公司于2020年2月8日、2月9日、2月13日向东歌公司支付了20000元、25000元、50000元，合计支付95000元。颖衡公司主张上述买卖合同不成立，要求东歌公司返还订金95000元。东歌公司则主张上述合同已成立，因颖衡公司违约，东歌公司要求没收已付款95000元包含的定金58290元。微信记录显示2020年2月13日下午15:44分，黄丽萍向熊华发送一张付款截图，要求熊华确认“订货一车32吨已付订金95000元”，熊华回复“对，没错”，并发送了一张磅单图片，要求黄丽萍按照33.54吨重量补货款，黄丽萍通过微信语音要求熊华确认95000元的性质。当晚21:15分，黄丽萍再次要求熊华“确认下定金”，熊华回复“收到了下一车95000定金”，并再次提醒黄丽萍支付33.54吨乙醇的尾款。黄丽萍在庭审中主张原本是要求熊华确认一下收到了其支付的95000元，但其本人缺乏法律意识，无法区分定金和订金。熊华则表示因黄丽萍担心不能按时供货，主动提出将订金改为定金，双方电话交流后再通过微信文字确认。颖衡公司表示未与东歌公司就“订金”变为“定金”一事进行电话沟通，且双方此前的交易习惯均为“订金”。东歌公司主张自2020年2月13日首次交货后，颖衡公司开始拒绝收货，并电话指示东歌公司处理剩余乙醇，产生的差价由颖衡公司承担，东歌公司处理后电话告知了颖衡公司，当时考虑到双方均有损失，与颖衡公司日后还有机会合作，损失数额与颖衡公司已付定金95000元基本相当，故未再追究对方责任，但没想到颖衡公司提起诉讼。颖衡公司确认收取东歌公司2020年2月13日交付的63.54吨乙醇后，未再通知东歌公司送货，原因是颖衡公司实际使用乙醇的下家表示没有仓库可以储存。东歌公司主张因颖衡公司拒绝收货，致其为履行与颖衡公司合同而购买的乙醇不得不低价处理，产生了货款损失。东歌公司提交的合同、付款凭证显示其于2020年2月7日向三联公司购买95%乙醇100吨，总价780000元，东歌公司于当日向三联公司支付480000元、300000元，合计支付780000元；2020年2月9日再向三联公司购买同类乙醇34吨，支付货款292400元。东歌公司于2020年2月22日向案外人唐某某个人账户支付82500元后，三联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向东歌公司退还货款292400元。东歌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3月2日向案外人中山市美太保健制品有限公司出售95%乙醇合计30吨，收取货款206250元（105000元+101250元）。东歌公司于2020年3月1日向案外人广州华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出售95%乙醇33.5吨，收取货款224450元。东歌公司请求颖衡公司按照合同履行后可得利益扣除已支付货款的差价赔偿损失142910元[8200元/吨×33.5吨/车×2车-206250元-224450元+（82500元-58290元）]。东歌公司于2020年8月31日委托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支出了前期律师费4500元。上述事实有购销合同、支付凭证、微信记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实。以上证据经过法庭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颖衡公司与东歌公司就案涉乙醇的买卖、交付、违约责任等争议事项，是否存在有效的合同约定。关于2020年2月7日书面合同的效力。颖衡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当日拟向东歌公司购买三车乙醇，并询问了每车重量及发货时间，主动提出能否送完一批结一批，东歌公司按照颖衡公司的需求数量报价并发送合同，内容与微信记录基本一致，双方此后分批下单、付款、交货，亦与书面合同及微信对话内容相符，双方对对方的履行行为均未表示异议，东歌公司据此主张该书面合同虽未签署但已成立并生效，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颖衡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到对方根据己方要求发送的合同后既不看也不签，亦未与对方沟通协商交易细节，显然有悖常理，该公司主张在上述书面合同之外另有口头约定，但未能对此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2020年2月8日口头合同的效力。虽然双方当日未签订书面合同，仅通过电话沟通乙醇增订事宜，但从微信交流可见，颖衡公司知悉一槽车满载乙醇的重量约为33.5吨，货款按照实际磅单重量结算，故此颖衡公司虽按照32吨下单并预付货款，实际购买的应为一槽车规格的乙醇。双方对增订乙醇数量的表述虽有不同，但并无实质分歧，且已就供需主体、标的、价格、数量等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故此该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颖衡公司主张2020年2月8日口头达成的买卖合同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颖衡公司已付95000元款项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从微信记录可见，双方在2020年2月13日前的交流中提及预付款均采用“订金”的表述，但2020年2月13日当天，颖衡公司法定代表人两次要求东歌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定金95000元”作出文字确认，明确了该笔款项的性质为定金。上述变更及确认行为由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作出，对公司具有约束力，颖衡公司仅表示不清楚语义区别，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本案有效定金数额应为58290元（8700元/吨×33.5吨×20%）。该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颖衡公司支付定金后，无正当理由未向东歌公司提供收货地点，致使东歌公司无法完成交货义务，双方于2020年2月8日达成的买卖合同未能依约履行，东歌公司请求没收定金5829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颖衡公司请求东歌公司返还上述定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其他违约责任。东歌公司明确其主张的货款差额、违约金、律师费等损失均依据2020年2月7日书面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货款损失。合同约定了颖衡公司购买三槽车装乙醇，应在发货前三天付清全款，但未约定具体的发货时间。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东歌公司在不能保证供货时间的情况下，同意颖衡公司分批下单、付款、结算，即同意颖衡公司先按第一车32吨重量下单并预付货款，故此对于颖衡公司未付款部分的货物，东歌公司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行使抗辩权，即不予交付。至于东歌公司在颖衡公司尚未履行剩余货物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即已从案外人处全款购买涉案乙醇，原意虽为促成本案交易，但实质系其结合多方因素后作出的市场行为，由此产生的交易不能、价格涨跌等潜在商业风险均应由其自行承担。东歌公司要求颖衡公司支付剩余乙醇转让差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违约金。合同约定需方不能按时付款的，应向供方支付违约金，但未约定交货及付款的具体时间，东歌公司请求颖衡公司支付未付货款的违约金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律师费。如上所述，东歌公司同意颖衡公司就2020年2月7日书面合同约定的购买总量分批履行，颖衡公司收取首批货物后未再继续下单、付款，视为放弃购买剩余货物，东歌公司亦未交付相应货物，双方均未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东歌公司主张颖衡公司违约并要求其承担其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已交付的33.54吨槽车装乙醇余款12628元，颖衡公司同意支付并在本案诉求中抵扣，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东歌公司应向颖衡公司返还剩余货款24082元（95000元-58290元-12628元）。东歌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数额以一审法院核定为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东歌公司无需向颖衡公司返还定金58290元；二、东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颖衡公司返还货款24082元；三、驳回颖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东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88元，由颖衡公司负担812元，东歌公司负担27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409元，由颖衡公司负担728元，东歌公司负担1681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颖衡公司应否向东歌公司赔偿损失142910元、以及支付迟延支付货款12528元的违约金、前期律师费4500元。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东歌公司与颖衡公司就涉案乙醇的买卖，分别于2020年2月7日达成书面合同、于2020年2月8日达成口头合同，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有效成立，对此，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东歌公司认为颖衡公司在履行上述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并致其遭受经济损失142910元，应予赔偿。颖衡公司则认为东歌公司主张的损失赔偿依据不成立，且东歌公司没收的定金58920元已足以弥补其损失。经审查，本院认为，首先，关于2020年2月7日的合同。从双方的微信往来记录来看，在确立该合同之前，双方已就拟购货物数量、单价、交付方式等进行磋商，且就颖衡公司提出的“送完一批结一批”的交易方式，东歌公司未提出异议。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颖衡公司按第一车32吨重量下单并仅预付相应货款的履行行为，东歌公司已实际予以接受且在后续交易期间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按分批下单、付款、结算的方式进行交易。本院认为，考虑到双方交易的特点、再结合2020年春节前后市场对乙醇需求量较大的客观情况，不排除东歌公司从案外人处全款购买涉案乙醇，系结合多方因素后作出的市场行为，其要求将交易不能、价格涨跌等商业风险全部归责于颖衡公司、并主张颖衡公司承担剩余乙醇转让差价118700元的赔偿责任，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2020年7月8日的合同。经审查，颖衡公司交付该合同定金95000元后未进一步履行合同，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依法判令按合同总价款的20%核算定金数额为58290元，并由东歌公司没收该款，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至于东歌公司与案外人唐某某个人账户之间的款项往来，尚不足以认定系东歌公司为履行2020年7月8日合同而遭受的损失，东歌公司主张颖衡公司予以相应赔偿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第三，关于违约金，本院认为，就已交付的33.54吨槽车装乙醇，颖衡公司尚余货款12628元未付，一审法院判令在东歌公司需向颖衡公司返还的货款24082元（95000元-58290元）中直接扣减该款，并无不当，且东歌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通过该抵扣方式已得到弥补。东歌公司认为颖衡公司还应支付未付货款12628元的违约金，本院不予采信。第四，关于前期律师费，本院认为，颖衡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东歌公司基于应诉、反诉等诉讼行为支出的4500元，为必要诉讼成本，且东歌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相关抗辩事由、反诉请求等亦得到部分支持，因此，颖衡公司理应向东歌公司支付部分因本案诉讼产生的诉讼成本。结合本案上述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该部分费用为3000元。综上所述，东歌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908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908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被上诉人佛山市颖衡化工五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广州东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3000元；四、驳回上诉人广州东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88元，由上诉人广州东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76元，被上诉人佛山市颖衡化工五金有限公司负担81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409元，由上诉人广州东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631元，被上诉人佛山市颖衡化工五金有限公司负担7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24元，由上诉人广州东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274，被上诉人佛山市颖衡化工五金有限公司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国平平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任永乐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