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1民初16084号 原告：黄才根，男，196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鲁钢，诸暨市店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吴建国，男，196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炼，浙江月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浙健，浙江月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勇，男，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炯鑫，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才根与被告吴建国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赵恒丰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审理中，经吴建国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黄勇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10月20日、11月16日、12月17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才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鲁钢、被告吴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炼、被告黄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炯鑫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当事人申请，给予和解期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才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吴建国赔偿医疗费144150.38元、误工费46689元、护理费4668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150元、营养费5400元、鉴定费6050元、交通费3000元、医疗器械费2300元，残疾赔偿金553674.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6000元，合计840102.78元中的80%，即672082.22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下旬原告经同村村民黄勇介绍到吴建国家里干泥水工，7月31日上午8时许，由于夏天天气炎热，原告在顶楼贴瓷砖，受不了太阳直射，原告遂拿可以遮阳的东西去吴建国的阳光房上遮阳，在去遮阳过程中因吴建国做的铝合金档不牢固，原告在踩到该铝合金档时断裂，原告摔至平台，造成原告受伤的事故。原告经鉴定为多处伤残，吴建国至今未赔偿相应损失。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对于追加被告黄勇，原告表示，其认为其系吴建国雇佣，但是由法院依法判决。 吴建国答辩称，本被告将顶楼贴瓷砖的工作发包给黄勇，本被告与黄勇系承揽合同关系。原告从事劳务是受黄勇雇佣，与黄勇属于雇工雇主关系。原告在从事劳务中受到伤害应当由黄勇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本被告的诉讼请求。 黄勇答辩称，1.2019年7月下旬，原告经本被告介绍一起到吴建国家从事泥水工，同月31日上午，原告在干活时由于天气炎热而攀爬到阳光房用物去遮阳过程中摔伤，对上述事实没有异议。2.两被告之间无建立承揽合同关系的合意，不存在承揽的客观事实，不符合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本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本被告和原告均系受吴建国雇佣，为吴建国提供劳务，其工资的结算方式为部分以点工形式每天300元计算，部分以贴砖面积计算，这符合泥水工记薪习惯和常理；本被告和原告获取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本被告并未从中赚取差价；原告没有受本被告指派前往吴建国家干活，本被告仅是介绍而已，而且事先也取得了吴建国的同意；原告为吴建国干活多天，看到原告贴砖等作业均未提出异议和拒绝，实际接受了原告提供的劳务，说明吴建国对本被告介绍原告到吴建国家干泥水工的行为表示认可；本案中原告与本被告系在限定的工作场所和时间内并接受一定的监督情况下直接单纯为吴建国提供劳务，故原告和本被告与吴建国之间应属雇佣关系，相应的赔偿责任应由雇主吴建国承担。3.原告在攀爬遮阳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对损害后果存在一定的过错。综上，请求法庭审核原告相应赔偿费用的合理性，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 结合原被告起诉、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焦点为：1.原告系受谁雇佣；2.两被告之间是何种关系；3.原告对损害的发生有无过错；4.原告赔偿费用的合理性。 原被告为证实各自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如下： 1.原告申请本院调取并出示诸暨市公安局浣东派出所于2019年8月2日对吴建国的询问笔录1份，以证明原告受伤和原告受吴建国雇佣的事实。吴建国在该笔录中陈述称，2019年7月31日早上8时许，他和砖匠师傅黄勇在11楼的一个房间内工作，忽然听到“嘭”的一声，他们就出去看，看到黄才根摔倒在地上，黄才根是从顶楼（11楼阳光房架子）上摔下来的，他拨打了120，救护车来了后，他就陪同伤者坐救护车到中医院；伤者是黄勇叫来的，他一开始就和黄勇说过“这么一点活，你自己一个人干干就好了，不用叫别人来的”，黄勇还是把黄才根叫到他的工地干活；当天早上，黄勇和黄才根说了不要去顶楼搭棚棚，说没有必要去的，然后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黄才根走到楼上去，然后发生事故了；他原先不认识黄才根，是黄勇一直叫“才根”，才知道的；他把伤者送到医院以后，再回到现场去看，并拍了照片和视频，现场的地面上有一根铝合金掉在地上，他估计黄才根是踩在这根铝合金上面摔下来的；他和铝合金老板打过电话，铝合金老板说“铝合金是暂时固定的”，铝合金老板没有提早通知，然后就导致伤者在顶楼干活时一脚踩在铝合金上面，铝合金掉落导致伤者摔倒；他是只把工资给黄勇，没有给黄才根工资，黄才根才干了几天活，他和黄才根不存在雇佣关系；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现场也没有监控。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该份询问笔录中吴建国所陈述的原告受伤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中部分内容有异议，吴建国陈述到他早上就和黄勇及原告说不要去顶楼搭棚，说明吴建国已经意识到顶楼阳光房搭棚有危险性，而且搭棚并非原告工作，是原告在工作过程中为了遮阳而爬上透明阳光房，在此过程中由于吴建国提供的工作环境不安全，导致事故发生；工作时间安排存在不合理性，7月31日正值盛夏，天气炎热，8点太阳直射，原告根本无法工作，原告采取遮阳行为是合理的，吴建国提供的工作环境有危险性以及工作时间安排不合理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吴建国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本被告存在雇佣关系，也不能证明本被告提供了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太阳照晒和是否安全没有关系，原告贴瓷砖本身的施工环境是安全的；当天早上，和原告说不要去顶楼搭棚的不是本被告，笔录显示是黄勇和原告说的，所以也不能达到原告主张的本被告本身知道有不安全因素，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黄勇认为，对该笔录部分内容有异议，主要是原告和本被告与吴建国建立的是雇佣关系，并非承揽关系，原告系由本被告介绍到吴建国家一起干活，事先征得了吴建国同意；对其他部分内容没有异议。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告陈述称，原告现在精神九级伤残，无法回忆当时受伤过程，只能从现场照片和两被告笔录进行分析，无法详细陈述事发过程。 2.原告申请本院调取并出示诸暨市公安局浣东派出所于2019年8月1日对黄勇的询问笔录1份，以证明原告受伤和原告受吴建国雇佣的事实。黄勇在该笔录中陈述称，他是给吴建国做泥水工的，前天的时候因为活比较赶时间，他就喊了黄才根一起来，当然是问过吴建国，吴建国也同意的；昨天早上7点40分许，他和吴建国在10层的夹层中的一间房间里面施工，忽然听到“嘭”的一声，他意识到不对，立刻冲了出去，看到黄才根仰面躺着倒在地上；房东报了120，救护车来后，他一起去医院照顾黄才根；黄才根为什么会摔下来他具体不清楚，应该是太阳升起来，黄才根想去用板挡一下太阳光，因为他看到本来装在钢棚外面的一块木板被移到了里面；他是吴建国叫来干活的，黄才根是因人手不够他叫来的，叫来之前也是问过吴建国的，吴建国也同意黄才根来干活的，他和黄才根的工资都是吴建国支付的。经质证，原告无异议，原告认为原告系受吴建国雇佣，而非黄勇雇佣。吴建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黄勇所称他和原告均是受吴建国雇佣这一说法不认可，原告是黄勇雇佣的。黄勇无异议。 3.原告提供照片打印件4份，以证明原告在吴建国家受伤的楼梯等情形。经质证，吴建国无异议，认为楼梯边装有相应的防护措施。黄勇无异议。 4.吴建国提供其和黄勇在2019年7月31日两次电话通话录音光盘和文字整理件，以证明原告从事劳务系受黄勇雇佣，原告和黄勇之间属于雇工雇主的关系，而且通话中黄勇也提到事发当天他提醒过原告不要爬到阳光棚去遮阴。经质证，原告认为这两份通话录音均不能证实原告系受黄勇雇佣，庭审时吴建国也陈述原告到吴建国处工作是经过吴建国默认的，原告认为原告是受吴建国雇佣的，因为干活也没几天，是临时雇佣，如果是黄勇雇佣应该是长期雇佣；上述两份通话录音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吴建国所说的不要爬上阳光棚原告有异议，如果两被告已经预见到原告会爬上阳光棚或者爬上阳光棚有危险就不会发生本起事故了，说明两被告内心是早已预见的，但是并没有向原告表达，恰恰说明本起事故的发生是被告方没有提供相应的安全设施以及没有尽到提醒义务。黄勇认为，电话录音文字整理件系吴建国单方制作，文字记录和录音内容有遗漏和曲解的地方；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第二份录音缺乏连贯性与完整性，该两份通话录音中黄勇均没有认可原告系受黄勇雇佣的事实；通话录音能够证明黄勇已经为吴建国干活很长时间了，并且让原告来干活事先也征得吴建国同意，黄勇和原告一起给吴建国干活的，并且吴建国通话中也认可其要承担责任，是脱不了关系的；该两份通话录音是原告到医院抢救时所录制，是在黄勇惊慌失措并且焦虑之下所形成，而且吴建国的问话带有明显的诱导性，因此不能达到吴建国的证明目的。 5.吴建国提供吴建国与黄勇妻子袁剑萍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1份、吴建国通过微信支付给袁剑萍款项账单详情截图打印件2份、医疗费垫付账单详情截图打印件3份，以证明吴建国与黄勇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原告是受黄勇选任为黄勇提供劳务，原告报酬由黄勇支付，原告和黄勇形成雇工雇主关系。经质证，原告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吴建国的证明目的，如果原告系黄勇雇佣，黄勇肯定要赚差价，而微信聊天记录中袁剑萍说一分钱挣不到，说明工资结算虽然由黄勇支付，但实际是由吴建国支付，也就是说真正雇佣原告的是吴建国，而并非黄勇，原告到吴建国处工作三四天就出事了；对于支付情况原告方不清楚。黄勇认为，对吴建国与袁剑萍的微信聊天截图真实性有异议，仅仅是一份截图；对于关联性也有异议，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对吴建国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袁剑萍的工资款24218元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款项性质明显表明了泥水工工资款，两笔款项都是吴建国出事后支付给袁剑萍；事发后吴建国为了推卸责任单方在转账里备注了包工字样；对吴建国支付的医疗费真实性没有异议，事发时吴建国已为原告支付医疗费用2867.8元，恰恰能够证明原告系受吴建国雇佣，吴建国为原告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 6.吴建国提供其与黄勇的微信聊天收藏截图打印件3份，以证明黄勇在2020年1月23日将承揽款结算清单发送给吴建国进行结算，可以证明双方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该组证据中的一份清单上写明7月31日不算，所以无法证实7月31日原告所干的活属于点工还是其他；但从这组证据内容来看，7月30日以后没有几天的杂工活，也就是收尾，恰恰可以证明原告那天干的活就是点工的活；对结算清单，其内容里既有杂工也有按平方计算的工资，所以无法证明原告受伤那天的活属于按平方计算的内容还是杂工内容，无法达到吴建国一方所要举证的目的。黄勇认为，结算清单清楚的反映出部分是点工，部分以砌砖面积计算；对黄勇手写的清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恰恰可以证明黄勇受雇于吴建国，因此黄勇和吴建国之间并非以承揽合同关系进行结算，不能达到吴建国的证明目的。庭后，黄勇在微法院提供清单和结算清单照片各一份。 7.黄勇提供收条1份，以证明原告收到黄勇代吴建国转交的工资3000元，工资系吴建国支付，黄勇只是代交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认为收条上原告签名是原告本人所写。吴建国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请法庭核实，但是该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原告工资是与黄勇结算，由黄勇支付的，原告是黄勇的雇工；就黄才根的3000元工资，无论是原告还是黄勇，均未和吴建国进行结算，黄勇是从他的承揽款中支付，该支付行为符合雇佣关系特征。 8.原告提供诸暨市中医医院门诊病历和住院病历、绍兴市私立医院病历、检查报告单、医疗费发票、费用清单等证据，以证明原告伤势及治疗情况，花去医疗费及康复医疗费用144150.38元、医疗器械2300元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9.原告提供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以证明原告伤后构成多处伤残，并对误工、陪护、营养进行了鉴定，支出鉴定费用6050元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10.原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盖有诸暨市浬浦镇枫林村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和土地承包合同，以证明原告所承包的土地已经被流转，原告主要生活来源于泥工装潢业务收入，非农收入系原告主要收入来源，应该以非农标准计算赔偿费用。经质证，两被告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法律效力请法庭审核，不能达到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的证明目的。 11.原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20年11月18日、盖有诸暨市浬浦镇枫林村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1份，以证明原告的承包地均已转包给他人种植，原告以非农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经质证，吴建国认为，该证明的真实性请法院核实，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原告以非农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黄勇同意吴建国的质证意见，并补充认为，该份证明陈述原告将承包地流转给他人，恰可证明原告收入以农业收入为主。 12.吴建国庭后在微法院提供其本人所作的记账清单。经质证，原告在微法院提出意见认为，吴建国提供的记账清单不全面，也不客观，其他月份都有，唯独缺少7月下旬的记账记录，有理由怀疑吴建国故意未提供，且从内容来看，7月下旬的应属点工部分内容，吴建国提供的证据恰恰能证明吴建国并非将全部装潢以平方计算工资的方式包给黄勇，其中不少活计是点工方式计算，而原告受伤那天的工作内容就是点工工作内容，故吴建国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的主张。黄勇质证意见与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13.原告庭后在微法院提供其本人所作的记账清单。经质证，黄勇在微法院提出意见认为，虽然原告受伤当天确为吴建国提供点工工作事务，但该账本系原告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达到原告依此而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举证目的。吴建国未发表相应质证意见。 14.经本院询问，原告陈述称，原告一直居住在浬浦镇枫林村。三方当事人均陈述称，工作中均未佩戴安全帽。 15.经本院询问，三方当事人均陈述称，事发当天阳光房玻璃没有安装过，架子已经安装好了。 16.经本院询问，黄勇陈述称，事发当天原告从事的工作是贴根管子，用砖封封牢。吴建国陈述称，事发当天原告从事的工作就是黄勇讲的工作，做做不用半天功夫。原告代理人陈述称，因病情原告已经无法回忆当时的情况。 17.吴建国提供的录音资料中黄勇讲到黄才根是帮黄勇干活，经本院询问，黄勇陈述称，这句话的意思是黄才根是其喊来的，其向吴建国介绍到吴建国家里帮吴建国干活；对此，吴建国认为，该陈述可以明确黄勇雇佣了黄才根，黄勇是黄才根的雇主，其是将活包给黄勇的。 18.吴建国提供的录音资料中吴建国讲到其也站不起身，责任也有的，经本院询问，吴建国认为其是出于人道主义，报了警，医院几笔费用其先垫付；经本院释明，吴建国表示，已垫付的款项，即使其没有责任，付了也算了。对此，原告认为，吴建国垫付的医疗费，如果已经计算在内，则不增加诉讼请求，如没有计算在内，则诉讼请求作相应增加。 19.吴建国提供的录音资料中黄勇讲到“回话”（黄才根）不好“回话”，经本院询问，黄勇陈述称，该句话的意思是，其和黄才根是一个村的，是朋友，吴建国家的工期紧，其一个人做不来及，其就介绍黄才根去吴建国家里做，吴建国一直让其把黄才根“回话”掉，但其和黄才根是一个村的，难为情的，不好“回话”。对此，吴建国认为，黄勇的意思很明确黄才根是其喊来干活的，说明黄勇和黄才根之间是雇佣关系，“回话”作为诸暨土话的意思就是解除雇佣关系，黄勇说不好“回话”的话，可以反映出黄勇有权解除雇佣关系，也即黄勇系黄才根雇主。 20.根据黄勇提供的证据7即收条，本院询问该3000元工资是如何算的，黄勇回答称，按300元一工，一共是10工。对此，原告表示，去吴建国家干活是黄勇介绍的，黄勇说工资是300元一天。 结合本院归纳的诉争焦点，对上述证据和本案事实分析认定如下：证据1、2，系公安笔录，其真实性可予认定。证据3，因两被告无异议，故可予认定。证据4，系通话录音及其文字整理件，因该通话录音发生于吴建国和黄勇之间，且黄勇对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其真实性可予认定；至于被告方对文字整理件所提出的异议，该文字整理件来源于通话录音，通话录音是原本，应以通话录音作为证据使用。证据5，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6，经本院审核，因吴建国提供的证据与黄勇庭后提供的证据即清单和结算清单具有一致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7，系黄才根署名的收条，因原告对该收条上署名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其真实性可予认定。证据8、9，因两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可予认定。证据10、11，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12、13，均系当事人自行制作的记账清单，经质证，另一方对之不予认可，故在本案中本院不作认定。证据14-20，系当事人陈述，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结合本院归纳的诉争焦点，根据本案事实，先分析诉争焦点1，即黄才根系受何人雇佣？该诉争焦点与诉争焦点2存在重合性，一并予以分析。首先，因本案所涉当事人均未签订书面合同，以口头协议作为确定各自权利义务的依据，故认定本案事实，只能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事故发生后的相关事实等来综合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次，关于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原告主张其在吴建国家工作期间系受吴建国雇佣，或者其受伤当天系做点工（杂工），当天工作系受吴建国雇佣；吴建国则主张其系把工作包给黄勇，原告系受黄勇雇佣；黄勇则主张其和黄才根均系受吴建国雇佣，三方当事人对各自关系的陈述不能一致，故需结合具体案情并结合承揽和雇佣的区别等予以综合认定。第三，考察雇佣关系是否成立，主要看以下几点：1.双方是否有雇佣合同（包括口头合同）；2.雇员是否获得报酬；3.雇员是否以提供劳务为内容；4.雇员是否受雇主的控制、指挥和监督。其中第3、4点是确认雇佣关系的核心。在本案中，黄才根系雇工当无异议，但争议之处在于黄才根系受何人雇佣。在事发当天吴建国与黄勇的通话录音中，黄勇讲到黄才根是帮黄勇干活，“回话”（黄才根）不好“回话”等话，从上述谈话内容可以判断出黄才根系受黄勇控制、指挥和监督，则据此可以认定黄勇系黄才根雇主。第四，一般而言，承揽和雇佣存在以下几点区别：1.承揽以交付劳动成果为目的，雇佣以给付劳务本身为目的；2.承揽中的劳务不具有从属性，可独立完成劳动成果，雇佣中的劳务则具有从属性，提供劳务时受雇主支配；3.承揽可以将不属于主要部分的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人按约交付成果即可，雇佣中的雇员一经选定，非经雇主同意不能由他人代替；4.承揽中定作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选任过失责任），雇佣则是无过错责任（替代责任）。在本案中，从各方当事人陈述的工资（报酬）结算方式来看，吴建国和黄勇均陈述，吴建国和另一方的结算方式是部分以点工形式每天300元计算，部分以贴砖面积计算，而黄勇和黄才根均陈述，黄才根的工资系按照每天300元计算，这两种结算方式存在差异，而这种不同之处，恰可以印证黄才根系受黄勇雇佣。第五，在本案中，因各方当事人均未签订书面合同，且案涉工作，承揽和雇佣不具有明显的区别，这就需要充分结合具体案情和市场行情作出判断。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则吴建国和黄勇之间较为符合承揽关系。第六，原告主张的事发当天原告系做点工，故当天原告系受吴建国雇佣，本院认为，原告该项主张不符合常理，难以令人采信，理由与前述分析同。 关于诉争焦点3，黄才根等人在施工中均未佩戴安全帽，对自身安全注意不足，且黄才根长期从事泥水工，理应知晓安全生产常识，加之黄才根系在遮阳过程中不慎跌落受伤，该遮阳行为并非黄才根所从事的泥水工工作的必备工序，故黄才根有较大过错，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情确定原告承担50%的责任。 关于诉争焦点4，因黄才根居住在浬浦镇枫林村，居住在农村，故原告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依据不足，本院无法予以支持。 综上，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9年，吴建国将其家的泥水工装修工作包给黄勇施工，结算方式是部分以点工形式每天300元计算，部分以贴砖面积计算。期间，黄勇雇佣黄才根到吴建国家做泥水工，按每天300元计算工资。7月31日上午8时许，黄才根在吴建国家顶楼贴瓷砖，为避免阳光照射，黄才根去顶楼的阳光房上去遮阳，在遮阳过程中，不慎跌落受伤。黄才根受伤后被送至诸暨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伤经诊断为脑挫伤，右侧额部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胸、腰椎骨折，脊髓损伤，不全瘫，肋骨骨折，肺不张，胸腔积液，耻骨骨折，住院40天后于9月9日出院，同日转院至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共花去医疗费142870.38元，共住院123天。期间，黄才根向诸暨市惠佳丰劳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陪护费1280元（共8天）。7月31日，吴建国垫付门诊费用二笔，合计867.80元，并预缴住院费2000元，上述款项已包括在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之中。2019年8月，黄才根向义乌科融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定制腰椎支具一副，支出2300元。2020年4月14日，黄才根经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温州（律证）所鉴定，黄才根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轻度），与本次外伤系直接因果关系，评定为人体损伤九级伤残。2020年4月25日，经绍兴明鸿司法鉴定所鉴定，黄才根目前遗留双下肢肌力减退（左下肢肌力Ⅳ-级、右下肢肌力Ⅲ级）的后遗症评定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七级伤残，胸5、10椎体及腰1椎体新鲜压缩性骨折的损伤评定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九级伤残，右侧第4-7肋骨及左侧第5、6肋骨（共计6根肋骨）骨折的损伤评定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十级伤残；根据黄才根的人身损伤及恢复情况，建议给予误工期为受伤日至鉴定前一日止，护理期为受伤日至鉴定前一日止，营养期为180天。为此，黄才根支出鉴定费5750元、出诊费300元。 另查明，黄才根在工作中未佩戴安全帽。黄才根一直居住在浬浦镇枫林村。 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黄才根受黄勇雇佣，在工作过程中受伤，黄勇作为雇主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黄才根在工作中未注意安全，结合本案实际，黄才根自己承担50%的责任，其余责任由黄勇作为雇主承担。黄才根合理经济损失有：1.医疗费140002.58元（142870.38元-吴建国已支付且自愿承担的2867.80元），2.误工费46689元（按原告诉请计算，237天×197元/天），3.护理费46393元〔按原告诉请计算，原告已支付的8天护理费1280元+（229天×197元/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6150元（123天×50元/天）,5.营养费5400元（180天×30元/天），6.司法鉴定费6050元（含出诊费300元），7.交通费，结合本案实际，酌情确定为2000元,8.残疾赔偿金251178.40元（20年×27302元/年×46%），9.残疾辅助器具费230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23000元（为计算方便，先不扣除黄才根自己应该负担的50%）；上述各项费用合计529162.98元。黄勇应赔偿264581.49元。吴建国主张其不是雇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故吴建国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黄勇应赔偿黄才根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264581.49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黄才根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21元，依法减半收取5260.50元，由黄才根负担3189.50元，黄勇负担207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赵恒丰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赵 焕 书 记 员 郦柯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