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甘07行终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宋某，男，回族,1981年12月14日出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人，自由职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山丹县农业农村局。 法定代表人：陈某1，该局局长。 诉讼代表人：张某，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甘肃瑞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某与被上诉人山丹县农业农村局撤销动物检疫合格证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702行初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上诉人宋某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采信证据不当。一、认定事实方面。1、一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进行审查并指派具有资质的官方兽医到现场对防疫条件进行了现场逐项检查”的认定错误，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7即动物产地检疫记录单中载明，现场检疫时间是2019年7月12日，而山丹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的时间是2019年7月10日，由此证明被上诉人在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之前并未进行现场检疫；2、一审判决关于“2019年7月13日，途径新疆烟墩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时，经该站检疫，该批牛疑似染疫”的运输时间段认定错误，实际时间应该是在2019年7月12日晚。二、适用法律方面。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山丹县农业农村局按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对应当审查的内容均进行了审查；并认为申报单位申报检疫的动物符合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条件，由此认定被上诉人出具本案《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认为上述认定明显不当，被上诉人作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符合上述《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各项条件：1、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动物免疫档案，涉案养殖场于2019年6月引进过67头牛，该批牛是否染疫，当时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部门并未予以检查，不符合第（一）项的规定；2、被上诉人一审中辩称“运输的67头牛是在2019年7月8日佩戴牛耳标的”，但按照农业部《畜禽标识管理办法》：“从事动物强制免疫的防疫人员，在实施动物免疫时，负责对免疫过的猪、牛、羊佩戴免疫耳标”，由此证明此前该批牛并未进行过强制免疫，故不符合第（二）项的规定；3、涉案的67头牛系2019年7月12日从山丹运出，在2019年7月13日即被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临床检测为病牛，间隔时间过短，明显是从养殖地运输前该批牛就已经存在健康问题，故不符合第（三）项的规定；4、根据农业部《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则》，运输的该批牛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而被上诉人并未按规定进行产地检疫，不符合第（四）项的规定；5、本案申报检疫的畜主/货主陈佩，在养殖过程中未建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养殖档案及动物免疫档案，根本无法认定其养殖畜种（牛）的免疫情况，被上诉人所述其官方工作人员的签字也系畜主/涉案的申报货主陈佩自书，不符合规定且没有任何效力，不符合第（五）项及《甘肃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另，上诉人提交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证据充分证明，该批运输的67头牛在出张掖前就已经患病，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的牛群染病的各项原因，上诉人不予认可。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违法，上诉人购买运输的67头牛被查封、扣押、扑杀，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对该证予以撤销。 被上诉人山丹县农业农村局答辩称，一、答辩人对运输出售用于屠宰的67头牛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行政许可行为程序合法，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该批牛符合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行政许可的条件。一是货主2019年6月17日调入的67头是从山丹境内养殖场周边地方调入，并非从外地或国外“引进”，根据2019年7月12日前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发布的重大动物疫情，其中没有涉及山丹县，山丹县也未启动过《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说明该批牛符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来自非封锁区或者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所的规定。二是货主提供的养殖档案和《动物免疫档案》证实，2019年4月18日存栏牛640头均进行了口蹄疫疫苗的免疫注射；2019年4月18日至6月16日养殖场未调入牛；2019年6月17日调入的67头牛，于6月20日进行了口蹄疫疫苗补免，直止7月12日期间亦再未调入过牛，综上事实证实，该养殖场7月份出栏的牛全部进行了口蹄疫疫苗免疫注射并在免疫保护期内。即该67头牛符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强制免疫条件。三是官方兽医肖世瑾于2019年7月8日到达现场通过群体检查和个体检查，未发现疑似症状，符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临床检查健康的条件。四是该批牛申报检疫的用途为屠宰，根据2018年7月8日《甘肃省畜牧兽医局关于落实农业农村部2号公告动物检疫有关问题的通知》（甘兽医函（2018）103号）第三条，案涉67头牛的申报用途为屠宰，出具检疫证明时暂不要求提供实验室检测报告。五是官方兽医肖世瑾于7月8日在现场查验了该批牛相关的养殖档案，并对个别免疫标识脱落的牛佩戴标识，经查验，符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的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符合农业部规定。2、2019年7月10日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现场检疫记录时间为7月12日存在客观原因。7月10日，货主陈佩告知牛已装车，马上到县城，来取《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原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协检员依据符合出证的5个条件打印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之后不久，货主陈佩告知运输牛的车辆出了故障需要修理。7月11日21时货主陈佩告知车辆已修好，原汽车及司机不变，山丹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刘彦博告知货主该批牛距离第一次现场检查时间较长，在离开山丹前还需要进行现场补充检查，因晚上天黑无法检查牛健康状况。次日晨8点官方兽医王建铭和协检员刘彦博将7月10日打印好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带上，去现场再次查证验物，进行临床检查，查验养殖和免疫档案，核实运载人、牛和车辆信息，确保了检验结果的更加准确。上述做法主要考虑免疫地点离办公地点较远，为方便百姓，官方兽医就把已打印好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带上，如果补充检疫合格，就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出具给货主，若检疫不合格，就不会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交给货主。综上，7月10日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完全符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的五个条件。7月12日官方兽医到现场的补充检查检疫，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细，是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的表现。二、被答辩人认为原动物卫生监督所未按照农业部《畜禽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从事动物强制免疫的防疫人员，在实施动物免疫时，负责对免疫过的猪、牛、羊佩戴耳标。用7月8日佩戴牛耳标的事实来证明67头牛在7月8日之前未免疫，此理解错误。经核实，农业部并未出台名为《畜禽标识管理办法》的文件。2002年5月24日，农业部公布了《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13号），其中第十三条虽规定“从事动物强制免疫的防疫人员，在实施动物免疫时，负责对免疫过的猪、牛、羊佩戴耳标”，但是，2006年6月26日农业部公布的《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67号），已明确上述《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同时规定：“畜禽养殖者应当向当地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申请畜禽标识，并按照下列规定对畜禽加施畜禽标识：（一）新出生畜禽，在出生后30天内加施畜禽标识。”被答辩人依据自己编制的法规或者已经废止的法规，认为7月8日才佩戴牛耳标，因此该批牛此前未进行免疫，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答辩人认为牛患有口蹄疫的唯一原因是牛在张掖出发前就已经患有口蹄疫，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被答辩人仅根据牛患有口蹄疫的潜伏期是2-7天，就推测出牛在张掖出发前就患有口蹄疫，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答辩人应提供相关证据。同时，动物发病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病菌在动物抵抗力强时不会致病，只有在动物受到饥饿、应激等因素影响时才会致病。官方兽医只能保证出证时动物临床检查或者通过特定实验手段证实所检疫动物是健康的，符合出证条件，无法保证动物在运输途中及到达目的地后不发病。四、被答辩人认为免疫档案中，免疫人员的签字是货主陈佩自书签字，纯属诬告，经核实，免疫人员签字为李桥乡防疫员陈希沛自己所签。五、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提交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系2013年3月办理，已经过期，视为没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并以此证明案涉67头牛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官方兽医没有尽到查验资料及畜禽标识义务。对此，答辩人未提交过2013年3月办理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被答辩人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是单位和个人开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的生产经营活动，经兽医管理部门审查，符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等条件批准后，发给动物防疫条件许可凭证，不是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的必要前提条件。根据《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67号）第十一条规定：“畜禽养殖者应当向当地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申请畜禽标识，并按照下列规定对畜禽加施畜禽标识：（一）新出生畜禽，在出生后30天内加施畜禽标识。”在实际生产中，绝大多数养殖户以“放牧+舍饲养殖”结合方式饲喂肉牛，耳标在放牧过程中，杂草林、树林、铁丝网围栏极易导致耳标脱落，或者在放牧过程中由于磨损、污物涂抹，耳标上面的数字分辨不清楚。所以多数养殖户在牛羊接近出栏时及时对没有耳标的牲畜佩戴耳标。也没有法律明确对后期加施畜禽标识的牛，不得出具检验合格证明这一规定。根据《甘肃省动物防疫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动物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向当地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同时，我们检疫只对出生前的该批牛负责，只对货主负责，货主要对申报牛的真实性负责，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牛检疫后，货主对牛耳标进行更换，也是可能存在的，货主是防疫主体的第一负责人。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山丹县农业农村局提交的“检疫申报单”显示，案涉67头牛由货主陈佩于2019年7月6日申报检疫，申报用途为屠宰，启运时间为2019年7月12日，到达地点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有货主陈佩签字；“申报处理结果”反映，“受理”被勾选，具体内容为拟派员于2019年7月12日到现场实施检疫，经办人处系协检员刘彦博签名，落款时间2019年7月12日。提交的“动物产地检疫记录单”反映，检疫地点为现场检疫，检疫时间为2019年7月12日，检查项目1即查验资料及畜禽标识中，有无《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有无养殖档案或防疫档案、强制免疫是否在有效期内、畜禽标识佩戴均勾选为“有”，6个月内是否发生过动物疫情勾选为“无”；群体检查及个体检查项目均为正常，并无异常情况；是否需要实验室检测为“是”；综合判断为检疫合格，现场检疫官方兽医、协检员签字处分别为王建铭、刘彦博署名。该王建铭的签字，被上诉人提交的留档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王建铭的签字，与上诉人提交的随货同行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王建铭的签字存在明显不同，经肉眼辩别可确定非同一人所签，被上诉人当庭亦认可该事实。 另查明，一审提交的养殖档案（复印件），缺少第（二）、（五）、（七）、（九）部分，经核查原件，有第（二）、（五）（九）、（十）部分，但第（二）部分为畜禽养殖场免疫程序（由畜禽养殖场填写），只有显示标题的本页，无其他内容记载；第（六）、（八）部分之间有撕除痕迹，经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制式空白养殖档案核对，撕除的第（七）部分应系免疫记录。第（三）部分生产记录中记载的内容，无畜禽标识号的记载，对所养殖的牛及2019年6月17日调入的67头牛均无来源记载。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2019年7月10日作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存在以下问题：1、现场检疫中未对《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项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养殖档案记载内容不规范、不全面，且明显存在撕除痕迹，养殖场内畜禽，尤其是2019年6月17日调入的67头牛均来源不明，亦未按规定记载畜禽标识顺序号，不符合农业农村部《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被上诉人所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符合上述《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项“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符合农业部规定。”的规定，导致未能同时满足该条规定的五项要求，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事实依据不足。2、被上诉人提供的“申报处理结果”、“动物产地检疫记录单”均证明，被上诉人进行现场检疫的时间为2019年7月12日，而根据双方提供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作出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存在先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而后才进行现场检疫的程序倒置问题，与被上诉人认可的进行现场检疫是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必要和前置程序事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官方兽医先实施现场检疫，经现场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的程序，均不相符。3、被上诉人作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4日有效期内，案涉67头牛即被确定患有口蹄疫，被上诉人所作解释理据不足。2019年7月10日，被上诉人对案涉67头牛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7月12日从山丹启运，7月13日被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临床检测为口蹄疫染疫牛，且当日采样经国家口蹄疫参考实验室检测确诊为口蹄疫FMDV”O”型，存在合理怀疑。4、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货主申办取得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该行政许可系2013年3月取得，已超过《甘肃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三年有效期，被上诉人庭审中认可现场检疫中已发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超过有效期，并主张已通知货主进行补办，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亦不能证明该《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有效期届满后，被许可人申请续期获准，并且其养殖场的防疫条件至今仍然满足要求。该问题虽非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直接、必然条件，但属于影响因素，被上诉人作为作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行政主体和相关事项监管单位，应当依法进行必要审查。综上，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合法，驳回宋某要求撤销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本案宋某系因被上诉人山丹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影响其合法权益，其作为利害关系人所提起的诉讼，根据诉讼目的，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即案涉67头牛的货主陈佩，应当参加本案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702行初2号行政判决； 二、发回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张文清 审判员  杨祝续 审判员  高彩虹 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 书记员  房岳丽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