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辽01行终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崇健，男，198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机关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负责人：赵策，该大队大队长。出庭负责人：张龙，该大队政委。委托代理人：张兴达，该大队公职律师。上诉人李崇健诉被上诉人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以下简称和平二大队）罚款案，李崇健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103行初17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20年6月23日8时11分，原告李崇健驾驶车辆号牌为辽Ｍ×××**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胜利南大街玉屏路时被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民警拦截。民警当场作出编号为2101071170022221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200元。原告不服，起诉至法院。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进行管理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原告对于其在三环内驾驶摩托车行驶的行为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依据《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适应道路交通发展的需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上述法律规定了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根据本区域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规章。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的《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系沈阳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辽宁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执行标准规定》，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该办法与上位法并不冲突，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对不特定主体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下列车辆不得在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内道路上通行（三）摩托车。按照规定喷涂统一标识的行政机关和军队执行公务、任务的摩托车除外。”第十八条规定：“……违反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处二百元罚款。”原告实施了在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内道路上驾驶摩托车的行为，被告依据上述条款对原告进行处罚属于法律正确。关于原告提出对《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而《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属于地方政府规章，不属于可以进行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范围，故对于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崇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崇健负担。上诉人李崇健上诉称，虽然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没有问题，但原审法院对证据认定有误。1、被上诉人提交的《沈阳市行政执法公告（第六号）》，不能证明其具有执法主体资格。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原始载体不明，真实性、合法性有待查证；又因该证据上所载部分机构名称、地址、电话、类别已经变更或消灭，且证据上所载时间距今过久，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被清理或更新，故合法性也无法确认。另外“公告”并非具备授权效力的法律、法规。经查，被上诉人无相应信用代码，无法证明其是经组织机构编制委员会依照我国组织法而核准设立的。被上诉人缺失“执法主体”中的“主体”身份。2、被上诉人提交的《沈阳市公安局关于加强摩托车道路通行管理的通告》，该证据原始载体不明，从行文格式上看不属于发布法律、法规、规章的标准格式，不但没有制定机关，没有签发机关，没有政令文号，就连所述内容也不真实，因为目前沈阳市三环以内区域可以通过法定途径办理摩托车牌照，因此上诉人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也持疑；另外，该证据没有收录在《市公安局权责清单》中，不是沈阳市辖区内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执法依据，也不能作为执法依据，因此该证据同本案也不具关联性。结合上诉人所举证据第237号《辽宁省人民政府令》来看此证据属于超期失效的证据，丧失了证据效力，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3、被上诉人提交的照片3张，不能证明上诉人途径位置是否悬挂有禁令标志，同本案不具关联性；其次，若上诉人以交通标志为证据，则应当一并举出该标志的设立依据及设立公告，否则无法证明该标志为合法设立，被上诉人证据单独一个禁行标志不具备对“整个沈阳市”区域内的广泛约束力，若想对某个区域内的道路设置某种禁行措施“应在进入该区域道路的每个入口处设置”禁行标志。4、被上诉人提交的交通违法处理系统查询截屏，该证据为被诉行政行为即本案客体，被上诉人不能在案件审理结束前对相对人做有罪推定，从而认定上诉人驾驶交通工具的事实属于违法行为，该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综上，请求撤销（2020）辽0103行初177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和平二大队答辩称，被上诉人具有执法主体资格及相应职权，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本案适用的《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属于地方规章，与上位法并不冲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或者暂扣驾驶证处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对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根据上述规定，和平二大队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原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第76号令）第七条规定：“下列车辆不得在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内道路上通行：（一）非法改装、拼装带有动力装置的两轮、三轮车；（二）带有动力装置可以直立驾驶的单轮、两轮车；（三）摩托车。按照规定喷涂统一标识的行政机关和军队执行公务、任务的摩托车除外。”该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违反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处二百元罚款。本案中，2020年6月23日8时11分，李崇健驾驶车辆号牌辽Ｍ××××**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胜利南大街玉屏路时被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二大队民警拦截，李崇健对此事实并无异议，其在沈阳市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内道路上驾驶摩托车的行为违反了《沈阳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二百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平二大队根据以上规定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崇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智审判员 翟鸣飞审判员 刘雨婷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刘婧书记员周蓉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