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72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大安，男，198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道鑫，江苏水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尧红，女，197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会，江苏好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棣，江苏好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大安因与被上诉人刘尧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9)苏0382民初7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大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尧红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尧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查明刘尧红没有实际交付借款给袁大安以及刘尧红强迫袁大安书写借条这一根本事实。首先，张允飞认可录音材料中催要的借款是涉案借款。该份录音能够证明借条的形成不是袁大安的真实意思表示。录音中，袁大安强调9万元借款是在张允飞威胁的情况下形成的，而张允飞未予以否定。如果该笔借款是合法借款，作为债权人张允飞应该竭力维护该笔债权的合法性，但张允飞在电话中默认了袁大安所说的事实，并转移话题。据此，可以认定张允飞催要的借款就是涉案借款，从而可以认定涉案借条是在刘尧红威胁的情况下形成，借款事实并不存在。其次，刘尧红主张的借款事实具有不可排除的合理的怀疑，借款交付的事实没有查清。1、刘尧红对涉案借款来源的陈述不符合逻辑，前后矛盾。庭审中，刘尧红回答出借款项来源于夜市经营，但之后刘尧红又陈述烧烤店于2016年拆迁，不再经营，转而与其丈夫张允飞共同经营废品站。借条形成的时间是2018年4月30日，刘尧红将现金存放两年，之后借于他人不符合逻辑。另外，在夜市等消费场合，大多用手机支付，用现金的支付方式很少，经营者收到大量现金并存放在家中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刘尧红声称的款项来源不符合经营活动和生活习惯常理。2、留存现金的目的不符合常理。刘尧红解释留存现金的用途是给自己儿子买房子。而现实中，房款的交付多是银行转账方式，用现金交付房款几乎不存在，刘尧红称留存现金买房不符合生活常理，而且刘尧红是生意人，留存现金买房不符合生意人应有交易习惯。3、从关系亲疏程度上来说不符合常理，刘尧红陈述袁大安与自己的丈夫存在未结清的债务。在此情况之下，袁大安再次向刘尧红借款，在其丈夫无钱可借且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又将留给儿子买房子的钱借给袁大安，并且没有约定利息，袁大安当天提出借款，刘尧红现场一次性给付，且数额较大，应该说明刘尧红、袁大安双方关系较一般朋友关系更好。而根据袁大安陈述和电话录音，刘尧红和张允飞采取到袁大安家打砸、威胁袁大安家人、伤害袁大安父亲等方式催要借款，可以说明双方关系一般。说明袁大安仅是刘尧红丈夫的普通朋友，根据双方的亲疏程度无法合理解释刘尧红陈述借款事实细节。二、刘尧红就款项交付事实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参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刘尧红人仅提供借据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刘尧红提出反驳证据足以对借款关系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刘尧红进一步提供证据。刘尧红不能证明款项交付事实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本案刘尧红关于借款细节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前后矛盾，结合案外人张允飞的录音材料，足以认定双方借款关系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案件事实存在重大争议，刘尧红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借贷的合意，需承担不利后果。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刘尧红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袁大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袁大安没有证据证明是在被胁迫下形成的借条及还款计划，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袁大安在一审中仅仅提供一份与案外人张允飞的录音，该录音经案外人张允飞核实是不完整的，因此该录音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2、该录音中能够听出是在案外人张允飞已经喝了很多酒意识不清醒时录制的，且在录音时袁大安明显存在诱导情形。从头到尾张允飞都没有认可存在胁迫的情况。3、该录音中袁大安陈述在胁迫下出具借条不能成立。因为在录音中均是袁大安单方陈述的关于胁迫的情形，案外人张允飞在录音中一直予以否认，不存在袁大安辩称默认的情况。4、该录音与本案无关，经案外人张允飞核实，录音中的借款是张允飞与袁大安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与本案无关。袁大安出具给张允飞及刘尧红借条，都明确写明向谁借钱就写谁的名字。5、袁大安辩称受胁迫，但其事后并未报警，不符合常理。6、既然袁大安辩称出具借条时是受胁迫下出具的，其在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中陈述，还款计划是在张允飞的废品收费站出具的。既然借条是在被胁迫下出具，为什么后来又主动到张允飞工作地点出具还款计划，这也不符合常理。7、录音中明确表明袁大安还要主动去找张允飞。如果存在胁迫的情形，袁大安怎么可能主要去找张允飞。二、袁大安与刘尧红的借款真实存在，应予支持。1、袁大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向刘尧红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其辩称受胁迫下出具不能成立。2、涉案借款是在2018年，当时交易习惯还是大部分使用现金的。双方借贷交易习惯符合2018年农村的民间借贷大多数使用现金的习惯。3、刘尧红有出借给袁大安借款的能力。刘尧红长期做生意，经营烧烤店、废品收购站等，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收入，且涉案借款9万元也不是大额借款。4、2018年4月30日，借条上明确写明今借到刘尧红现金玖万元整。因此刘尧红交付的也是现金，双方约定还款期限为两个月，每个月还款4.5万元。袁大安于第一个月即2018年5月30日之前，并没有按照约定偿还4.5万元。后于2018年6月4日，袁大安给刘尧红出具一份还款计划，还款计划上明确约定了偿还时间及金额。借条及还款计划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双方借款真实存在，应依法予以支持。三、应对袁大安虚假陈述进行处罚。袁大安为了恶意逃避债务进行多次虚假陈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之规定，可根据情节轻重对袁大安进行处罚或拘留。袁大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尧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袁大安偿还借款9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以9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30日，袁大安给刘尧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刘尧红现金玖万元整（90000元），约定于两个月内还清，每个月还四万伍仟元。借款人：袁大安”。2018年6月4日，袁大安给刘尧红出具还款计划一份，载明：“今协商约定于2018年6月10日袁大安还刘尧红现金贰万元（20000），其余欠款定于30日（6月）再付贰万元（20000元），以次(此)累（类）推，每各（隔）20天付贰万元（20000元），之（直）到玖万元还清为止（90000元），如违约承担还清责任，形成债务欺诈”。一审法院认为：判断本案债权债务关系能否成立的事实基础是袁大安出具借条时是否受到刘尧红及其近亲属的现实性胁迫，且袁大安基于胁迫行为作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虚构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九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袁大安为证明其遭受胁迫，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刘尧红“丈夫”张允飞的电话录音一份,但从录音的内容看，并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且其陈述在出具借条后不仅没有报警处理，而是在不久之后即给刘尧红出具了书面还款计划。因此，针对袁大安的录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公民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刘尧红持有袁大安出具的借条，及袁大安嗣后出具的书面还款计划，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还款期限届满，袁大安应当依照约定偿还借款，其拒不偿还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刘尧红要求袁大安偿还借款本金9万元及逾期后的利息，其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以还款计划最后一个节点的次日为始即2018年8月20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袁大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尧红借款本金9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以9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95元，由袁大安负担。二审期间，袁大安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刘尧红与袁大安以及案外人张允飞之间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刘尧红存在暴力催债的情形，张允飞在该份通话记录中承认袁大安借刘尧红的本金是5万元。证据二，袁大安与张允飞以及刘尧红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拟证明：2017年2月份至2019年4月份期间，袁大安共计偿还刘尧红97100元。刘尧红向本院提交照片打印件一张，拟证明：袁大安与案外人张允飞曾经合伙经营过废纸打包业务，双方存在合伙经济往来，袁大安与张允飞关系较好。经质证，刘尧红认为袁大安提交的通话录音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刘尧红无法核实录音是否完整。袁大安陈述录音时间为2019年4月24日，在涉案借款及袁大安向张允飞借款后，刘尧红无法核实录音具体时间。该录音内容基本上是袁大安与案外人张允飞的对话，袁大安迟迟不偿还张允飞借款，张允飞前去袁大安家里要债发生纠纷，双方对话时处于平等地位，且袁大安说话很强势，并不存在暴力催债及胁迫的情形。该录音内容上与本案借贷无关联性，不能证明涉案借条、还款计划系袁大安受胁迫情形下出具。刘尧红对袁大安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没有任何单位出具的公章，可能存在删减的情况，且该份证据转账记录不完整，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转账记录大部分时间是2017年，涉案借款是2018年4月份，且大多数是转给案外人张允飞的转账记录，张允飞与袁大安合伙做生意，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从该份转账记录看2017年10月23日转给刘尧红600元在涉案借款之前。借款当天2018年4月30日转给刘尧红3000元。该3000元是偿还之前的欠款，一审中刘尧红已经予以认可。转账记录自涉案借款之日即2018年4月30日之后，袁大安从来没有给刘尧红转款过。袁大安对刘尧红提交的照片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袁大安给张允飞开了两次叉车，一天按200元结算工资，打包站是袁大安一人经营，袁大安从来没有和张允飞合伙经营过。本院认为，袁大安提交的通话录音系在涉案借款及出具还款计划之后，录音主要是袁大安与案外人张允飞之间的聊天内容，该录音不足以证明袁大安的证明目的。袁大安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刘尧红提交的照片打印件亦与涉案借款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实际发生的问题。首先，袁大安于2018年4月30日向刘尧红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到刘尧红现金9万元，约定于两个月内还清，每个月还4.5万元。在约定的第一个月还款期限届满后，袁大安未能还款。袁大安于2018年6月4日另向刘尧红出具了还款计划。涉案借条与还款计划载明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刘尧红向袁大安现金出借9万元的事实。其次，袁大安抗辩涉案借条、还款计划系受胁迫而出具，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出具借条、还款计划时，遭受过胁迫。袁大安提交的与案外人张允飞的通话录音发生在2019年4月25日，出具涉案借条近一年之后，录音内容仅有袁大安自己陈述的胁迫，刘尧红或案外人张允飞并不认可曾胁迫袁大安出具涉案借条或还款凭证。且袁大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其出具借条、还款计划的法律后果。如袁大安陈述属实，其两次被胁迫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明显与常理不符。故袁大安抗辩涉案借条、还款计划系受胁迫出具，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袁大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0元，由上诉人袁大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演亮审判员  曹 辛审判员  单德水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蒋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