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05民终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道，男，1963年4月5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习勇，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小红，男，1970年11月3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小章，男，1969年6月13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思友，男，1971年4月10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上诉人刘云道因与被上诉人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20）赣0502民初6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云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习勇，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云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支持刘云道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财产保全保险费用由被上诉人共同连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刘云道提交的证据：ＭＲ报告单与2020年6月24日门诊发票，收据、销售单、购药凭证，渝水区城南胜利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费票据，复印材料费票据，财产保全保险费，微信聊天记录、谈话录音和电话录音等证据的评析、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应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1.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合伙在新余市渝水区整修房屋、翻修鱼塘。何小章、何思友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雇请何小红施工。2.何小章、何思友不存在向何小红购买毛竹。3.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直接向案外人黎润根购买毛竹，由何小红负责安排车辆运输，安排刘云道捆扎、押运，确保运输安全。不存在何小红通过刘云道认识黎润根向其购买毛竹以供给何小章、何思友，也不存在何小红委托刘云道请车装毛竹，更不存在刘云道请证人喻某运输毛竹到工地。4.毛竹装车后未捆扎，刘云道因担忧毛竹散落才爬上货车捆扎毛竹，从车上摔落受伤。三、刘云道与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系劳务合同关系，何小红与何小章、何思友系合伙关系，其三人应对刘云道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何小章、何思友辩称，答辩人请何小红清理鱼塘，需要竹子，何小红说他有竹子，答辩人与何小红谈好12.5元每根包运到鱼塘边，货到付款。何小红有没有请刘云道做事不清楚，刘云道的损伤答辩人不清楚，与答辩人无关。何小红辩称，刘云道对答辩人提起诉讼不合理，答辩人对刘云道的损害不承担责任。刘云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共同连带向刘云道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76,838.97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何小章、何思友因在整修房屋、翻修鱼塘雇请何小红为其施工，日工资为200元。何小红在施工过程中得知何小章、何思友翻修鱼塘时需要毛竹，便向何小章、何思友提出其可供应毛竹，何小章、何思友遂向何小红购买毛竹，单价12.5元／根，包送到工地，货到付款。2016年10月底至11月初，何小章、何思友通过何小红雇请刘云道在何家村整修房屋、翻修鱼塘，刘云道在该工地上负责破毛竹，总共工作约十天，日工资150元，由何小红从何小章、何思友处领钱后支付，后因工地缺少毛竹，刘云道遂未再去该工地做事。因工地需要毛竹，何小红又通过刘云道认识案外人黎润根向其购买毛竹以供应给何小章、何思友，并委托刘云道请车装毛竹，刘云道遂请证人喻某运输毛竹到工地，运费250元／车。2016年11月21日，刘云道随证人喻某一起前往渝水区良山镇装毛竹，毛竹装好后，刘云道因担忧车上的毛竹未捆牢而爬上货车帮助捆扎毛竹，在此过程中，不慎从车上滚落受伤。刘云道受伤后于当日至2016年11月29日在新钢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左侧颞顶部硬膜下血肿、左侧颞叶脑挫裂伤、头皮血肿并挫裂伤、右侧锁骨粉碎性骨折、右侧肩胛骨骨折、右侧第6肋骨骨折、双肺挫伤、右侧横突骨折等损伤，住院共花费7296.28元，门诊治疗花费1317.63元。2016年11月29日至2016年12月31日，刘云道转入新余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43111.61元。2020年7月7日，江西新余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刘云道委托出具赣余司鉴［2020］临鉴字第2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刘云道的颅脑损伤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60日。刘云道为此支付鉴定费1900元。另查明，2019年11月25日，刘云道向何小红要求赔偿，何小红称“现在比较难谈好赔偿多少，肯定要承担责任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关于刘云道与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是否形成劳务合同关系的问题。刘云道与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之间是否构成劳务合同关系关键在于刘云道是否系向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提供劳务及他们之间是否形成合意，即刘云道同意提供劳务，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同意接受劳务。本案中，首先应明确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之间是否属于刘云道所述的合伙关系。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何小章、何思友之间为合伙关系，何小红与何小章、何思友之间为劳务合同关系，刘云道经何小红邀请曾受雇于何小章、何思友提供劳务。但在本案诉争事故发生之前已离开工地。何小章、何思友并未要求刘云道在离开工地十几天后向其提供装车、捆扎毛竹等劳务，刘云道也没有证据证明何小章、何思友同意其提供该劳务。且何小章、何思友系向何小红购买毛竹，约定包送货，货到付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货运经营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等”的规定，装车系运输司机的义务而非何小章、何思友之合同义务，故刘云道上车捆绑毛竹不能认定为向何小章、何思友提供劳务。同理，何小红亦非毛竹承运人，其系委托刘云道请人装车，与刘云道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刘云道上车捆绑毛竹亦不能认定为向何小红提供劳务，双方不构成劳务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刘云道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云道与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因刘云道受伤非因处理委托事务，且自身未注意安全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故何小红不因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而对刘云道的受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何小红向案外人黎润根购买毛竹，双方未明确约定交付地点，自毛竹交付司机喻某后，毛竹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何小红承担。刘云道因担忧毛竹捆扎不牢而上车帮忙捆扎，该行为意在使何小红避免遭受毛竹掉落、毁损的风险，属好意施惠行为，刘云道因此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规定，一审法院酌情判定何小红应向刘云道支付经济补偿20000元。关于刘云道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2017年10月1日时，本案受伤事故发生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原一年诉讼时效期间，故本案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之规定，刘云道于2016年11月21日受伤，当日入院诊断为左侧颞顶部硬膜下血肿、左侧颞叶脑挫裂伤、头皮血肿并挫残裂伤、右侧锁骨粉碎性骨折、右侧肩胛骨骨折、右侧第6肋骨骨折、双肺挫伤、右侧横突骨折等损伤，其于事发近四年后的2020年7月7日被鉴定为十级伤残，评残的事实依据也是颅脑损伤，因此，应当认定刘云道的伤害在受伤时就已明显，且不存在当时未曾发现的伤害，刘云道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1月21日起计算，现刘云道的起诉时间为2020年8月7日，刘云道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期间向何小章、何思友主张过权利，故对何小章、何思友抗辩称刘云道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云道曾在2019年11月25日向何小红主张权利，此时离刘云道受伤之日虽已过三年，但何小红曾称“肯定要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的规定，对何小红抗辩称刘云道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规定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五条、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何小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云道支付经济补偿20,000元；二、驳回刘云道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18元，财产保全费1370元，合计3288元，由何小红负担520元，由刘云道负担276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云道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明1份，民事上诉状1份。拟证明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雇请刘云道翻新房屋、整修鱼塘，2016年11月21日，刘云道工作时受伤。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系合伙关系，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系雇主，刘云道系雇员。经质证，何小红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何小章、何思友认为证明是虚假的，根本没有证明中所说的事情。本院认为，何小红在一审庭审中认可何小章陈述的“何小红告诉我他有毛竹，我就问何小红多少钱一根，何小红说包送到工地上12.5元一根，货到付款。然后他就去装，到了我就按12.5元一根给何小红，至于请谁装的到哪里买的我不知道”属实，现何小红又出具与自己认可的事实相悖的证明，何小红违反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原则，本院对该证明和民事上诉状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收据1份。拟证明刘云道为主张本案债权，花费复印、打印、扫描材料费用500元。经质证，何小红对复印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具体花费不清楚。何小章、何思友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何小章、何思友提交一组证据：谈话笔录1份。拟证明刘云道为何小红做事，与何小章、何思友无关。经质证，刘云道对证据的三性均提出异议。何小红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何小章、何思友的证明目的。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刘云道与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应否对刘云道的损伤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针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分别评述如下：关于刘云道与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应否对刘云道的损伤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问题。刘云道上诉认为其与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系劳务合同关系，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为合伙关系，其三人应对刘云道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何小章、何思友之间为合伙关系，何小红与何小章、何思友之间为劳务关系，何小红替何小章、何思友整修房屋、翻修鱼塘。刘云道经何小红邀请于2016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何小章、何思友的工地从事破毛竹工作，在此期间，刘云道与何小章、何思友之间为劳务合同关系。11月初，刘云道离开工地，何小章、何思友并未要求刘云道在离开工地十几天后向其提供装车、捆扎毛竹等劳务，刘云道也没有证据证明何小章、何思友同意其提供该劳务。2016年11月21日，何小章、何思友向何小红购买毛竹，约定包送货、货到付款，双方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何小红委托刘云道请车装毛竹，何小红与刘云道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对于何小章、何思友、何小红应否对刘云道的损伤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判决中已经作了详细的阐述，本院不再赘述。本院认为一审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酌情判定何小红向刘云道支付经济补偿20,000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刘云道上诉要求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三人应对其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刘云道上诉认为，其自事故发生起，不断向何小红、何小章、何思友主张赔偿，诉讼时效未超过。本院认为，刘云道2016年11月21日受伤，该时间节点为其诉讼时效起算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即2019年11月21日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日，现刘云道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向何小章、何思友主张过权利，而刘云道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时间为2020年8月7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何小红自认刘云道向其主张过权利，并在2019年11月25日，刘云道向其主张权利时承诺要承担责任，故刘云道向何小红主张权利未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刘云道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36.78元，由刘云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志刚审判员  艾力钊审判员  赵卫珍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杨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