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9民终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嵊州纤盈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三江街道嵊州大道**信源国际商业城**。法定代表人：周华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跃鹏，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露，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鹏峰，男，197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桦南森工矿务局分流工人，住七台河市桃山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施振其，男，197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杭州市滨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圆圆，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嵊州纤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纤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鹏峰、施振其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桃山区人民法院（2020）黑090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纤盈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跃鹏，被上诉人孙鹏峰，被上诉人施振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纤盈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桃山区人民法院（2020)黑090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法院未依法查明被上诉人孙鹏峰的账户用于收取上诉人具体款项金额、来源、用途以及是否已交付或已用于上诉人等事实，既未责令被上诉人孙鹏峰提交证据，又不准许上诉人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案涉账户在被上诉人孙鹏峰名下，且案涉银行、微信、支付宝的账户流水孙鹏峰本人均可以调取，被上诉人孙鹏峰有能力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的具体金额、来源及用途（即是否已交付或已用于原告）,但被上诉人孙鹏峰偏不举证，而是采用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进行串通陈述这一方式，仅凭被上诉人孙鹏峰与施振其之间的串通陈述不能认定被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已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孙鹏峰账户用于收取上诉人的款项，案涉款项是否已交付或已用于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被上诉人孙鹏峰。被上诉人孙鹏峰未出庭，庭审笔录质证中的“被告有异议”与庭审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施振其没有具体的异议且未有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的证据依法有效，并且与上诉人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有关联。原审法院不能一方面不允许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责令被上诉人孙鹏峰提供其占有的证据，另一方面又要求上诉人提供事实上由孙鹏峰占有的证据。被上诉人孙鹏峰未对上诉人的证据提出异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已交付或已用于上诉人，被上诉人施振其的陈述与被上诉人孙鹏峰之间有利害关系不能成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贵院依法有权对案涉被上诉人账户进行调查取证，以查明该案基本事实。(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周华庆未实际经营的事实错误。上诉人公司由周华庆注册成立并作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由周华庆和安金花（系周华庆的小姨子）共同筹备、出资、提供住所地和经营地，均有相应证据证明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住所地的房屋、实际经营场所的租赁以及初期的启动资金均由上诉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周华庆及其合作伙伴安金花（系周华庆的小姨子）提供与办理，上诉人产品的商标品牌亦是由上诉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周华庆女儿成立的公司从香港购买并授权上诉人使用。2017年上半年，上诉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周华庆准备成立一家公司从事塑身衣（内衣）经营，周华庆的小姨子安金花有多年从事服装生意的经验，在安金花的协助下，周华庆筹备并于2017年6月1日注册成立上诉人公司。上诉人股东周华庆一开始是与安金花合作，委托安金花运营管理并控制公司章证、财务，但安金花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有多年的亲密关系，加上安金花年龄较大、身体不好，施振其和案外人纪婷婷在辅助安金花运营管理过程中逐渐接手运营并掌握章证，上诉人股东从而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经营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孙鹏峰是纪婷婷的姐夫，主要负责仓库管理，其名下的账户在施振其的指示下，被用于代为收取上诉人经销商的货款、押金等款项。(三）原审法院认定营业执照借给被上诉人施振其使用的事实错误。工商局本质上并未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认定，仅是将章证交给施振其的行为以借证的名义进行处罚，施振其在对安金花的聊天记录中亦表示周庆华和安金花是老板，由他们雇佣，其是打工的。被上诉人施振其在受托经营过程中，超过授权的范围经营，被人举报传销，上诉人股东周华庆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施振其从事的违法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只委托授权合法运营管理，后工商局以章证交给施振其为由进行处罚。真实情况如前所述，施振其是基于安金花才逐渐形成事实上的委托经营法律关系。工商局本质上并未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认定，仅是就章证交给他人的行为进行处罚，根据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既不能认定第三人有任何与案涉款项有关的独立经营行为或对案涉款项有任何权益，也不能否认上诉人通过自主经营而对案涉款项享有合法权益。上诉人根据与经销商之间的合同，向经销商发货，相应货款、押金等款项属于上诉人的经营成果。被上诉人施振其在对安金花的聊天记录中称“公司现在如何安排这个需要你明确决定…你和小姐夫是老板…我们之前是打工的，所以这些善后事就你们来处理，法院找到我们我们也就是你们雇佣的”，表明被上诉人施振其认可公司是周华庆和安金花的，其仅是为他们“打工”，在法律上的角度，即施振其认可与上诉人之间是一种事实上的委托经营法律关系，而非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四）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已全部由被上诉人施振其收回的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孙鹏峰与施振其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两人之间的陈述存在串通损害上诉人权益的可能，仅凭陈述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应当查明案涉款项的具体事实（即具体款项金额、来源及用途）,不可简单地以有利害关系的双方的陈述进行事实认定。被上诉人孙鹏峰没有证据证明其名下账户是出借给被上诉人施振其个人使用，两被上诉人亦均无证据证明案涉账户所收款项均已交付给原告或为原告支出。退一步讲，即使案涉账户是出借给施振其使用，施振其与孙鹏峰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施振其关于所收款项已全部收回的自认存在与孙鹏峰串通一致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可能，该自认依法不应予以采纳，且该自认与施振其一开始向法庭提出“确认孙鹏峰名下账户收取的诉争业务款项归申请人所有”的请求相矛盾。被上诉人孙鹏峰与施振其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已交付上诉人，仅凭陈述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应当查明案涉款项的具体事实（即具体款项金额、来源及用途）,不可简单地以有利害关系的双方的陈述进行事实认定。(五）原审法院应当认定经销商是基于《经销商代理合同》出于对上诉人缴纳款项的意思表示才对案涉账户进行打款的事实。案涉款项是经销商基于《经销商代理合同》的约定进行打款，而《经销商代理合同》由上诉人作为合同主体进行签订，上诉人享有收取案涉款项的权利。经销商对案涉账户打款是出于向上诉人预付货款和缴纳市场秩序维护金的意思表示，而不是向被上诉人孙鹏峰或施振其。故原审法院应当认定经销商是基于《经销商代理合同》出于对上诉人缴纳款项的意思表示才对案涉账户进行打款的事实。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不应受理被上诉人施振其作为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本案的申请，受理后亦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论是委托运营管理关系还是借用关系，均属于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上诉人在对外关系上作为独立民事主体与经销商签订合同并享有收取款项的权利，上诉人与施振其之间的法律关系无需亦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案涉款项所依据的《经销商代理合同》由上诉人与经销商签订，合同的权利义务发生在上诉人与经销商之间，经销商均是基于向上诉人支付款项的意思表示向案涉账户进行打款。上诉人与施振其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内部关系，不影响上诉人与经销商之间对外法律关系的认定，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并且不论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在对外关系上，上诉人均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收取经销商款项的权利，从而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孙鹏峰返还代为收取和保管的案涉款项。上诉人与施振其之间的法律关系无需亦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2.被上诉人施振其不具备作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合同具有相对性，施振其在申请书中陈述对外是以原告的名义进行法律行为，因此不论内部为何种法律关系，在对外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应始终由上诉人享有和承担，被上诉人施振其均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是借用关系，施振其也始终是以上诉人名义进行法律行为，在对外关系上，依然是由上诉人与经销商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应先由上诉人对外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然后再另行处理施振其与上诉人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合同具有相对性，施振其不能突破相对性原则而直接享有收取款项的权利，若施振其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享有收取款项的权利，而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却仍由上诉人对外承担，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损害经销商、上诉人及上诉人股东利益。即使施振其可能最终被认定有权获得案涉款项的利益，也不应在本案中直接确认案涉款项由施振其所有。案涉款项作为上诉人的经营收入，在最终分配到实际权益人之前必须依法进行盈亏结算、缴纳税收、计提资本金等。经营收入若由施振其直接获得，经营风险和义务却由上诉人承担，亦是有违公平原则，损害经销商、上诉人及上诉人股东利益。因此，上诉人基于对外收取案涉款项的权利，在被上诉人孙鹏峰未依法返还案涉款项时对其提出主张，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鹏峰之间的纠纷，与施振其并无直接关联，案件结果与施振其亦无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施振其并不具备作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也不享有直接收取案涉款项的权利。3.被上诉人施振其个人与被上诉人孙鹏峰之间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其不具有提出确认案涉款项归其所有的请求权基础。如前事实部分所述，被上诉人施振其要求被上诉人孙鹏峰用个人账户代收款项，本质上是其作为上诉人管理人员代表上诉人要求孙鹏峰将账户为上诉人代收款项，并非施振其个人行为。孙鹏峰账户系用于代上诉人收取案涉款项，并非代施振其个人收取。施振其个人与孙鹏峰之间无直接法律关系，其没有请求确认案涉款项归其所有的请求权基础。(二）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鹏峰之间未形成保管合同关系错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鹏峰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保管合同法律关系有法律依据。保管合同并非要式合同，法律并未规定成立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必须签订书面的保管合同，没有签订书面保管合同不影响成立事实上的保管合同法律关系。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鹏峰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保管合同法律关系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明经销商是基于《经销商代理合同》出于对上诉人缴纳款项的意思表示才对案涉账户进行打款，孙鹏峰的账户是在为上诉人收取经销商款项，所收款项应归上诉人所有，为双方形成保管合同法律关系提供事实依据。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鹏峰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影响认定孙鹏峰的账户是在为上诉人收取经销商款项的事实，无法否认孙鹏峰所收经销商款项应归上诉人所有，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否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关系的判定。三、原审法院严重违反程序审理本案。1.原审法院在庭审中未审理被上诉人施振其提出的第三人独立请求，亦未准许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施提其提出的第三人请求进行答辩的机会，庭审中亦未真实进行法庭辩论：2.原审法院在判决中亦未对被上诉人施振其提出的第三人独立请求进行审判，被上诉人施振其是以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原审法院既已受理其参与本案，应对其的独立请求进行审理并判决；3.原审法院既认为“关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纠纷，双方可另案主张权利”，便不应再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错误的认定，不应受理施振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本案，或应依法驳回施振其的独立诉讼请求。综上，经销商基于《经销商代理合同》出于对上诉人缴纳款项的意思表示才对案涉账户进行打款，孙鹏峰的账户是在为上诉人收取经销商款项，所收款项应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依法应不予受理或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未能查明案件事实，既未责令被上诉人孙鹏峰提交证据，又未准许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故为查明案件事实，请贵院依法进行调查取证，以查明案涉款项的具体金额、来源及用途。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存在违反程序的行为，请求贵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孙鹏峰辩称：账户是给施振其用的，具体的收款我不知道，我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施振其辩称：一、上诉人无权对答辩人借名经营期间的经营收益提出主张。1.答辩人与上诉人系证照、印章借用关系，而非委托经营关系。首先，嵊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决定书已经查明上诉人公司自2017年6月成立起就出借营业执照、印章给答辩人用于服饰、内衣经营，直至2019年10月25日上诉人单方发函终止合作。在借名经营期间上诉人公司既无证照、印章也没有独立控制的银行账户，更没有员工和经营场所，不存在自行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处罚决定书已经查明，周华庆名下位于浙江省嵊州的房屋仅仅用于公司工商登记而没有实际经营使用。以上诉人公司名义发生的经营行为都是答辩人借用其名义实施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据此认定上诉人“营业证照出借”并做出了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本身已经对答辩人和上诉人公司之间存在的客观事实和法律关系做出了查明与处理，上诉人诉称处罚决定没有认定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经营关系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如果存在委托经营则不可能同时成立“营业证照出借”，两者在逻辑上和法律上是不可能同时成立的。其次，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委托经营”关系的文件、协议等证明文件，也无法说明“授权范围”。除了其单方陈述外，上诉人不能对其所主张的“委托经营关系”提供任何客观的证据依据。第三，至于案外人安金花和答辩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对此解读得出答辩人系受托经营的结论，纯属断章取义。案涉业务一直由答辩人自主经营，直至2019年10月上诉人公司股东通过变更证照、印章、银行账户信息的方式，将答辩人原有业务及资金占为己有。但在借名经营期间，答辩人使用上诉人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必然存在因合同履行等问题上诉人被追究合同责任的可能。因此，答辩人通过微信十分明确地告知对方，既然上诉人股东周华庆擅自终止借用关系、强行夺回公司控制权，那么上诉人就应对外承担相应责任、风险，而不是表达公司业务自始就是周华庆经营。二、上诉人无权要求孙鹏峰转交其代答辩人收取的业务款项。1.孙鹏峰没有义务对其名义账户代收款数额举证。既然上诉人主张其与孙鹏峰之间存在“事实保管合同”关系，并要求孙鹏峰返还“保管物”，自然应当由上诉人举证证明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其已实际交付保管物等事实，而没有理由要求孙鹏峰主动举证说明自己代上诉人“保管”资金数额。在本案一审答辩中孙鹏峰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案涉个人账户是出借给答辩人用于业务收款，并没有代上诉人收取并保管资金。答辩人也认可并确认与孙鹏峰结算完毕，孙鹏峰当然没有义务就其账户收支情况进行举证，法院也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取证。2.孙鹏峰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或其他任何法律关系借名经营期间，答辩人分别借用了上诉人和孙鹏峰名义的账户进行业务收支，如若上诉人或孙鹏峰对其被借用账户的资金往来有任何异议，应各自单独与答辩人进行协商结算或诉讼处理。被借用账户的上诉人与孙鹏峰之间既无劳动雇佣关系，也无书面或事实保管合同关系，不存在任何直接法律关系和款项转付义务，上诉人无权要求孙鹏峰转交其代答辩人收取的业务款。进一步的，即使如上诉人所主张答辩人是受其委托从事服装业务经营（事实上并不存在），答辩人借用孙鹏峰账户进行业务收款或者委托孙鹏峰协助收款，那么在答辩人已经明确与孙鹏峰完成款项结算并认可孙鹏峰没有保留或占用任何业务款项的情况下，上诉人只能与委托关系相对方即答辩人就委托经营业务项下的资金进行结算，而无权要求孙鹏峰向其承担价款二次支付、结算责任。3.上诉人因借名关系对外承担责任后可与答辩人进行结算，但无权要求答辩人将全部经营收入都先归入其账户上诉人及其股东自愿将公司证照印章等出借给答辩人，答辩人从事正常业务活动中产生的对外合同争议当然会由上诉人名义对外处理，如果造成上诉人承担经济责任的，其可向答辩人追偿，由业务实际经营人承担最终责任。但上诉人无权要求答辩人将借名期间所有经营收入都先归入其账户后再进行结算：在借名关系下，答辩人自主经营业务，从无到有搭建运营团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无论是借用的上诉人公司名义账户还是孙鹏峰名义账户，所收取的资金均为答辩人的经营收入。2019年10月上诉人单方终止借名合作时，答辩人尚有超过41500000.00元业务余款在上诉人名义账户，后被转入其控制的新设账户。属于答辩人所有的这部分资金，已足够上诉人对外承担合同义务以及退还保证金，答辩人保留要求上诉人归还余额部分的权利。三、上诉人关于一审程序错误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答辩人一审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答辩人对孙鹏峰账户争议款项的所有权，后在一审诉讼中，答辩人和孙鹏峰共同确认案涉账户资金已结算完毕。因此，在本案中，答辩人作为第三人已没有具体给付内容的诉讼请求，不具有司法审判的基础和必要，法院仅作相关事实的司法确认，并无不当。进一步的，答辩人本案请求法院司法确认的事实与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待查明事实是相同的，均是孙鹏峰案涉账户资金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因此，一审法院必然需要审查答辨人借名经营、借用孙鹏峰案涉账户进行收款等事实与法律关系，才能查明上诉人与孙鹏峰之间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对案涉账户资金归属与结算作出最终判断。因此，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和答辩人之间法律关系进行的审查和判断是案件审理的基础事实认定，上诉人关于一审判决超范围审查的主张显然是不成立的。综上所述，上诉人基于恶意侵占答辩人经营利益的目的，故意混淆基本法律关系，无视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的借名经营事实。答辩人分别借用上诉人、孙鹏峰名义账户用于个人业务经营收支，上诉人与孙鹏峰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或其他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关于其与答辩人之间系委托经营关系、与孙鹏峰系保管合同关系等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其上诉主张应当予以驳回。上诉人和施振其与孙鹏峰是内部关系，施振其对外签订的合同才是外部处理，处理并没有超出实际的管理范围，试图混淆法律关系，所提出的本案诉请都是不能成立的，请二审维持原判。上诉人纤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业务款暂计674689.99元（具体以法庭查明的业务款数额为准），并支付自被告从原告经销商处代为收取相应业务款之日起至被告将其代为收取的业务款全部返还给原告之日止的利息（即利息以每笔业务款为基数，自被告从原告经销处代为收取相应业务款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将其代为收取的业务款全部返还给原告之日至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5月19日的利息暂计35152.15元，本息暂合计709842.14元）；2.判令本案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1日，周华庆注册了嵊州纤盈贸易有限公司，经嵊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该公司在成立当月将营业执照出借给第三人施振其用于服饰、内衣经营。2018年1月份，第三人施振其使用案涉营业执照经营纤寇塑身内衣，2019年10月25日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纠纷。第三人施振其在经营期间用被告孙鹏峰的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等事宜，第三人给予孙鹏峰类似于工资的报酬。第三人当庭认可已将原告主张的由孙鹏峰返还的业务款674689.99元已收回。现原告以与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在被告名下收取的业务款被告拒不返还，故其提起诉讼。上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被告间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周华庆虽然注册了嵊州纤盈贸易有限公司，但其并未实际经营，而是将营业执照借给第三人施振其使用，施振其团队在经营过程中借用被告孙鹏峰的银行账户用于资金交易往来，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雇佣关系，其未提交书面劳动合同，无法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劳动雇佣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保管合同，原告亦未将案涉款项直接交付原告代为保管，双方间亦未形成事实保管合同关系，且第三人认可已将款项674689.99元收回，该款现在第三人处。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关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纠纷，双方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嵊州纤盈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纤盈公司提供经销商起诉材料，案号为（2021)浙0683民初359号。证明：经销商主张向被上诉人孙鹏峰账户支付的款项系向纤盈公司支付的款项，被上诉人孙鹏峰系为纤盈公司保管相关款项，被上诉人施振其系受纤盈公司委托管理纤盈公司纤寇业务，业务收入属于公司，不属于被上诉人施振其的事实。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交证据的第3页，经销商是将款项转至本案被上诉人孙鹏峰的账户，但经销商认为是支付给上诉人，故起诉要求上诉人退还押金。经销商转给孙鹏峰账户的款项，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施振其有权直接收回，但经销商认为转给孙鹏峰账户的款项是在对上诉人公司转款，故向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公司退还。最终会造成：经销商转款给孙鹏峰账户的款项被施振其实际占有，而上诉人公司又需要为转款给孙鹏峰账户的经销商进行退款这一严重不公平不合理的结果。上诉人公司一方面没有实际取得转款给孙鹏峰账户的经销商款项，一方面却要对此类经销商进行退款，而施振其在实际占有此类经销商款项的同时，对此类经销商要求的退款却不用履行义务，显然有违公平正义。此处需强调的是，此类经销商是指转款给孙鹏峰账户的经销商。此外，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交证据第3页所示，经销商向被上诉人孙鹏峰账户转款金额为61160.00元；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交证据第1页所示，经销商仅向上诉人公司主张退还押金5000.00元。若上诉人公司没有给经销商进行发货，其应向上诉人公司主张退还所有款项，而非仅是5000.00元押金。所以，被上诉人施振其所称上诉人公司未向经销商供货并非事实，系恶意虚假陈述。被上诉人孙鹏锋质证意见：具体转的什么钱我不清楚，账户我没管理，是施振其用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被上诉人施振其质证意见：确实跟案外人张园园发生经营往来，与张园园签订的合同都是施振其签订的业务，跟纤盈公司没有关系。使用孙鹏峰账户收取账款，账户都是施振其掌控的，所有业务往来都没有通过纤盈公司，在借名对外产生的责任风险，施振其对外承担风险后，基于借名关系，可以进行内部追究和责任分配，与孙鹏峰没有关系。被上诉人孙鹏峰未提供新的证据。被上诉人施振其提供如下有新的证据：第一组证据：1.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6190号民事判决书3页（复印件）。2.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6192号民事判决书3页（复印件）。证明：上诉人公司于2017年6月1日设立起便将营业执照出借给被上诉人施振其用于“纤蔻”品牌服饰内衣经营，业务收入与上诉人无关。该案件的被告施晓燕和施振娟都是施振其借用账户的个人。上诉人纤盈公司质证意见：上诉人已对两份判决提起上诉，因此证据1和证据2两份判决均未生效。上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可。两份判决书均未能查清案件事实，同时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从未出借章证，被上诉人施振其亦不是在公司设立起便开始经营“纤寇”品牌服饰内衣。上诉人一开始是委托上诉人股东周华庆的小姨子安金花进行经营管理，施振其与安金花之间有多年的亲密关系，加之安金花年岁较大、身体不好，施振其与案外人纪婷婷在辅助安金花运营管理过程中逐渐从安金花手中掌握章证，与上诉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委托经营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不存在借证，是委托经营法律关系。当时是因为有人投诉施振其涉嫌传销，章证在施振其手上，所以工商局作出了借证的处罚，但是并不是认定双方是借用法律关系，并不改变双方的委托经营法律关系。退一步讲，即使认定的借证行为，也是仅一次性的，并没有认定整个过程从开始到2019年10月25日都是在借证，对之前没有认定，对之后也没有，仅仅指这一次可能存在借证。工商局对借证作出处罚，说明借证是违法行为，双方在受罚后未做任何改变，章证依旧在被上诉人施振其手上，但工商局未再次对借证进行处罚，也说明工商部门是对涉嫌传销行为的单次处罚，并不是对双方整个过程进行认定，因为整个过程中双方是一种委托经营法律关系，施振其持有章证涉嫌传销即超越合法的经营范围时才被以借证的名义处罚。所以并不存在其他法院对被上诉人施振其与上诉人公司之间关系的认定，最多只是认定有一次的借证行为，是单次的，法院并没有处理施振其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被上诉人施振其在其参加诉讼申请书中称是以上诉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经销商代理合同》等证据相印证，合同具有相对性，业务收入与上诉人有关，应归属上诉人。退一步讲，即使是借用关系，施振其可能有权获得款项利益，但也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上诉人作为公司，必须依法进行盈亏结算、缴纳税收、计提资本金等，施振其不可突破公司以及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直接对经销商的款项主张权利。第二组证据：（2020）浙杭网证内字第1181号公证书14页。证明：自借用上诉人营业执照之日起，被上诉人施振其一直作为品牌创始人经营“纤蔻”品牌业务，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委托经营关系。上诉人纤盈公司质证意见：该证据公证的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远早于一审庭审结束前，依法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上诉人认为其不属于证据，同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可。根据公众号的内容，只能证明纤盈公司在某个期间由施振其团队在运营管理与上诉人与施振其形成事实上的委托运营管理关系并不矛盾，并且能够互相契合。此外，从公众号的账号主体信息（证据第15页）来看，该公众号属于上诉人“峡州纤盈贸易有限公司”所有，上诉人是公众号的注册主体，即该公众号由上诉人公司运营和所有，里面的全部内容均是在对上诉人公司进行宣传，所发布的内容认可“纤寇”品牌属于上诉人公司。该公众号进一步证实施振其、纪婷婷等运营团队是在为上诉人公司进行运营管理，是以上诉人的名义对外进行法律行为，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委托运营管理关系。此外，该公众号中有发布很多关于高兰、高磊作为运营管理者的宣传，而高兰、高磊并非被上诉人施振其运营团队人员，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被上诉人施振其并非唯一的受托运营管理者。第三组证据：嵊州纤盈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2019年9月份对公账户明细（尾号3164）2页。证明：1.被上诉人施振其借用上诉人公司营业执照经营期间，使用上诉人公司账户（农业银行账户尾号3164）进行日常经营收款。2.2019年10月16日，上诉人通过挂失营业执照等方式变更公司银行账户密码，擅自将上述账户留存的逾450万元款项转账至其控制的其他账户。3.在上诉人归还其恶意侵占的被上诉人业务收入之前，无权就其对外已承担的因出借营业执照产生债务主张任何权利。上诉人纤盈公司质证意见：证据4和证据5均形成于一审庭审结束前，依法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上诉人认为其不属于证据，同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可。从该两份证据的内容来看，均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明对象。1.本就是上诉人公司在进行经营行为，上诉人公司自然有权进行日常经营收款，证据4恰恰能够证明是上诉人公司在对外进行经营行为，相关收益应由上诉人享有；2.根据证据5短信内容显示，转出与转入主体的银行账户均为上诉人峰州纤盈贸易公司，并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恶意侵占事实，上诉人公司账户中的款项本就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有权自主决定划转；3.本案所涉款项为经销商打款至孙鹏峰账户的款项，上诉人公司账户直接收取的款项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案正是因为存在没有直接转款给上诉人公司账户的情形才会形成诉讼，若经销商均是转款给上诉人公司便不会有本案。本案中被上诉人孙鹏峰的账户收取款项后未交付或未用于上诉人公司，依法应当向上诉人返还；4.关于挂失营业执照一事，因为之前我们公司股东从不同渠道了解到被上诉人施振其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害公司利益，施振其又掌握着公司的章证，所以我们公司采取应急措施。这也说明上诉人公司一直是由股东实控的，不存在公司完全不受股东控制的情况，仅仅是在“纤寇”的经营方面委托施振其进行而己，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公司的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手上。5.上诉人公司账户中的钱是上诉人公司内部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系，并不影响本案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孙鹏峰将经销商转至其账户的款项返还给上诉人的诉请。第四组证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8780号判决书7页。证明：被上诉人施振其在上诉人公司成立后就借用公司印章、证照自行开展服装经营，相应业务收入均为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2019年10月25日单方发函终止了合作，并试图侵占被上诉人的经营收益。上诉人纤盈公司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均不认可。该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正在准备再审申请。该判决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明对象。首先，被上诉人施振其并非该判决的当事人，该判决并未处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施振其之间的法律关系，即使是上诉人与振宸公司之间关于“纤寇”品牌代理销售事宜的争议，一审法院也明确应另案处理。其次，该份判决书二审认定诚钧公司出具的授权书的真实性，也就是上诉人根据该份授权书至今有权使用“纤寇”商标。二审判决并未对《品牌代理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上诉人与振宸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品牌代理关系发表意见。也就是说，上诉人使用“纤寇”商标的依据来源于诚钧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并非与振宸公司之间的《品牌代理协议》。二审法院并非支持振宸公司的答辩理由而驳回上诉，而是认为振宸公司并未存在阻碍上诉人使用“纤寇”商标的行为驳回上诉。但二审法院驳回振宸公司的上诉是明确的，认定诚钧公司所出具授权书以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该判决书不能证明上诉人与振宸公司之间存在《品牌代理协议》，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施振其所主张的证明对象。此外，涉嫌试图侵占的人是被上诉人施振其，从其私自设立振宸公司，将人员的社保、品牌商标权、公司资产等逐步进行转移，工商局行政处罚等均能够体现。该判决的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振宸公司的上诉，认为上诉人公司从诚钧公司处取得对“纤寇”品牌相关授权，而诚钧公司是由上诉人公司周华庆的女儿周君萍出资设立并作为法定代表人，“纤寇”品牌由诚钧公司购得，永久授权给上诉人公司使用，后被被上诉人施振其恶意侵占转移至振宸公司名下，振宸公司发函解除对上诉人公司的授权，遂形成该判决的诉讼。被上诉人施振其利用同时掌握上诉人公司公章与振宸公司公章的机会，在该判决中所涉的《品牌代理协议书》上进行盖章，随后依据该《品牌代理协议书》向上诉人发出解除授权通知函，但二审终审认定上诉人公司从诚钧公司处获得的永久授权有效，故振宸公司所发解除函对上诉人公司合法使用“纤寇”品牌并不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公司从诚钧公司处取得对“纤寇”品牌的永久授权，无任何必要与振宸公司去签订《品牌代理协议书》，但被上诉人施振其利用持有双方公章的机会对协议书进行盖章并借机发出解除通知函，足以反映出其试图侵占上诉人经营成果的恶意明显。被上诉人孙鹏峰对被上诉人施振其提供的证据无意见。本院二审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保管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上诉人纤盈公司主张被上诉人孙鹏峰应向其返还保管的业务款674689.99元，但根据本案证据表明，纤盈公司未与孙鹏峰签订书面保管合同，亦未将案涉款项交付孙鹏峰代为保管，故双方未形成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原审判决认定纤盈公司主张与孙鹏峰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纤盈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审理过程中，纤盈公司申请本院调取嵊州市人民法院（2021）浙0683民初359号一案中的起诉材料，因纤盈公司并未明确说明该案起诉材料与其上诉主张有何关联，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纤盈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98.42元，由上诉人嵊州纤盈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乡宁审判员  杨青涛审判员  王桂丽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孙新欣书记员关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