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18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昌洪，男，1957年9月18日生，汉族，住靖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昌和，男，1953年2月16日生，汉族，住靖江市。上诉人蒋昌洪因与被上诉人蒋昌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昌洪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赴长沙系受被上诉人引诱、欺骗。上诉人赴长沙系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去做材料主管。被上诉人一审中称2017年8月其告知上诉人不去长沙，后上诉人跟随徐志国等去长沙。根据汪顺琴出具的证明可知，2017年9月系被上诉人请她将上诉人送至高速路口，由被上诉人安排上诉人与他人前往长沙。徐志国出具的证明也载明，上诉人是经过被上诉人介绍到长沙后才与其相识。由此可见被上诉人隐瞒事实真相，作出虚假陈述。上诉人误入传销窝点是受被上诉人引诱。二、上诉人向徐兴伟转账43700元系帮被上诉人加单投钱。上诉人在意识到徐志国等从事传销活动，在被上诉人请求下帮助其交纳7000元加单费后才得以脱身。此后被上诉人又请求帮其转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一再确认是帮被上诉人加单的情况下，才同意借其43700元，并在2019年9月27日、28日、29日分四次微信转账给徐兴伟。依照常理，上诉人在明知徐志国等从事传销活动的情况下，如不是因被上诉人恳求，系不可能向徐兴伟微信转账。且彼时上诉人因家属生病需要用钱，不可能投资传销。如一审认定微信转账43700元给徐兴伟系上诉人个人加单行为不符常理。三、上诉人不存在借钱事由。被上诉人一审中陈述上诉人因老婆生病向其借钱与事实不符。1.上诉人有自身产业且有十几万住房公积金，手头宽裕；2.上诉人老婆住院花费的医疗费基本全额报销，个人仅支付不到2万元，不需要向任何人借款。如上诉人老婆生病需要用钱，不可能连续四次将43700元转至徐兴伟微信；3.上诉人老婆在2017年年底出院回家，不可能在2018年2月11日和2018年5月23日向被上诉人借钱给老婆治病。陈才网出具的证明载明“2018年2月11日，蒋昌和称其兄弟老婆看病急用，向我借款20000元，直接转给蒋昌洪”。上诉人老婆于2017年底出院回家，不存在看病急用。此证明恰好表明被上诉人也欺骗了陈才网。四、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的4万元借款实系还款。2017年9月上诉人帮被上诉人交纳43700元加单费后，被上诉人未予偿还。上诉人只要借老婆生病需要用钱为由要求其还款，其才陆续于2017年11月3日、2018年2月11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5月24日分5次归还4万元，直到2018年8、9月份，才将剩余款项还清。余款还清后，直到2019年6月被上诉人才找到上诉人要求出具还款的收条，在此期间双方无任何经济往来，可见被上诉人存心预谋，被上诉人将还款说成借款，颠倒是非，虚假陈述。蒋昌和二审答辩称，上诉人是自愿去长沙的，加单也是上诉人自愿，我还劝阻过他，用车也是上诉人自己联系的。如果按上诉人所述帮我垫钱，那就不可能向我偿还7000元。如果是上诉人帮我垫钱，应把款项打入我的账户。上诉人没有在靖江开设养生馆，在此期间多次向我及我女儿借款。上诉人陈述其无需借款，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不属实，因为上诉人直到2019年还向我借款。蒋昌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蒋昌洪立即归还蒋昌和借款4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3日，蒋昌和通过微信及蒋小燕微信各转账5000元给蒋昌洪。2018年2月11日，蒋昌和通过陈才网转账20000元至蒋昌洪账户。2018年5月23日、5月24日，蒋昌和又通过微信分别转账5000元给蒋昌洪。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6月22日蒋昌洪向蒋昌和借款10000元。2019年6月14日，蒋昌洪向蒋昌和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蒋昌和现金转账共计五万元正，包括2017年6月22日10000元以及上述四笔转账。后蒋昌和就2017年6月22日借款以及2019年微信借款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苏1282民初797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蒋昌洪归还蒋昌和借款本金11400元。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转账40000元系借款还是还款。围绕争议焦点，蒋昌洪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用于证明蒋昌洪在2017年9月期间将50700元转至蒋昌和指定的微信账户，提供了职工住房公积金综合情况表、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刘桂兰出院记录，用于证明蒋昌洪无需因妻子住院向蒋昌和借款，提供了汪顺琴出具的证明（载明：2017年9月蒋昌和请我送蒋昌洪至高速路口，由其安排蒋昌洪与他人一起去长沙，但去长沙做什么我不知情）和徐志国出具的证明（载明：蒋昌洪是经蒋昌和介绍到长沙后与我相识，2019年除夕，蒋昌洪至我家中拿的800元，是蒋昌和还给蒋昌洪转到长沙的钱，徐志国手写备注：蒋昌洪经济与我无任何关系和牵连）。蒋昌和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陈才网出具的证明（载明：2018年2月11日蒋昌和称其兄弟老婆看病急用，向我借款20000元，直接转给蒋昌洪）及徐志国出具的更正证明（2019年除夕蒋昌洪催要的800元系长沙买菜、电话费等其他费用，2020年4月13日蒋昌洪拿了证明叫我签字，我没有仔细考虑就签字了，后来回想不是该证明所说，与蒋昌和无关）。经质证，蒋昌和对蒋昌洪提供的微信交易证明、公积金情况表、长江商业银行交易流水、出院记录认为与其无关，认为汪顺琴的证明不是事实，其与蒋昌洪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真实，对徐志国的证明认为也不真实，其提供的更正说明表明徐志国没有仔细考虑即签字；蒋昌洪对蒋昌和提供的陈才网的证明认为与其无关，其确实收到了陈才网的转账，但系与蒋昌和之间的往来，对徐志国的更正说明认为不是事实，其提供的徐志国的证明是徐志国仔细看过后才签字的。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蒋昌和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蒋昌洪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蒋昌洪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蒋昌和确向蒋昌洪转账40000元，现蒋昌洪辩称系蒋昌和归还其代蒋昌和支付的43700元，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交付给第三人的43700元系代蒋昌和支付或者受蒋昌和指示交付，且按蒋昌洪所述蒋昌和理应归还其43700元，然就余款中3000元如何归还蒋昌洪陈述记不清了，700元还款的陈述仅有案外人出具的证明，然该案外人又出具了否定该证言的证明，故该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作用，不能证明蒋昌洪的上述主张。蒋昌洪又辩称其出具收条行为，印证系还款而非借款，然如蒋昌洪所述2017年9月其代蒋昌和垫付的款项并未出具手续，在蒋昌和于2017年11月-2018年5月期间转账归还了款项的一年后再要求其就还款出具收条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常理，且收条中还包含2017年6月22日的借款，与蒋昌洪陈述就还款出具收条的初衷相悖。因此，蒋昌洪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40000元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债务，综合原、蒋昌洪陈述及举证，蒋昌和向蒋昌洪转账40000元系借款具有高度盖然性，予以确认。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蒋昌和按约提供了借款，蒋昌洪理应还款，现蒋昌和要求蒋昌洪归还借款4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蒋昌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蒋昌和借款40000元。本案受理费800元，由蒋昌洪负担。蒋昌和预交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一审法院退回，蒋昌洪应负担案件受理费800元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40000元是否为借款。本院认为，民间借贷行为成立需具备两要件，一为存在借贷合意，二为款项实际交付。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依据微信及银行转账向上诉人主张偿还借款，此时可视为被上诉人就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完成初步举证责任。上诉人辩称该款项系偿还前期其代被上诉人垫付的相关款项，应当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其向案外人转款凭证，证明案涉款项系偿还前期往来款，该证据的证明力虽难以确证其主张事实的存在，但在被上诉人主张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前提下，不应对上诉人苛以过于严格的举证责任，应当认定上诉人对其抗辩尽到初步的举证责任。在此情形下，被上诉人仍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现被上诉人所提交收条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合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综上，蒋昌洪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54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蒋昌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0元，均由蒋昌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蒋昌洪已垫付，由本院予以退回，由蒋昌和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卫东审判员  钱 晖审判员  朱希懋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蒋思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