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徐建乐，男，1981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民，广东华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振华，男，197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敏，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赵振东，男，198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建乐因与被上诉人赵振华、赵振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6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建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民、被上诉人赵振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敏、被上诉人赵振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建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赵振华、赵振东返还购买商铺的预付款203.5万元，并以203.5万元为本金自立案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本金清偿之日止；2.一、二审受理费由赵振华、赵振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争议焦点是错误的。本案焦点为：1.徐建乐与赵振华、赵振东之间是合伙投资关系，还是未来商铺使用权预购的买卖关系；2.550万元欠款变成了330万元的过程，2A75、2B15两个商铺抵债200万元，抵偿的对象是550万元中的200万元，还是330万元中200万元；3.330万元欠条出具后，还有无其他档口抵债的事实依据；4.《委托书》的内容有无法律效力。一审判决对争议焦点的判定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事实基础之上，即《委托书》的内容与330万元欠款具有关联性，但事实是该《委托书》在赵振华将2A75、2B15两个档口实际抵债邱跃利200万元并向徐建乐出具330万元的《欠条》后，就已经作废了。徐建乐虽因年代久远在起诉状中写有“而徐建乐的预付款330万元原本也用益民服装城的其他3个档口使用权抵债”的错误表述，但在理清了事实后，于开庭时徐建乐代理人就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诉求和事实方面的书面变更请求，强调2A75、2B15抵债的对象是550万元中的200万元。但一审法院未对此重视，始终根据徐建乐的上述模糊表述预设了《委托书》内容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结果得出错误结论。（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意向协议书》《项目投资可行性报告》、施工图纸是赵振华、赵振东为获得友和大厦项目开发资金，向社会描述商铺位置及兜售商铺未来潜在价值的一些宣传资料，这和房地产及商业楼盘开发商的预售推销并无实质性区别。赵振华、赵振东为了获取巨大利益而有意开发友和大厦项目和徐建乐是否投资其开发的商铺并不是一个概念，赵振东、赵振华是开发商，是友和大厦项目未来商铺的开发者、销售者、出租者，徐建乐、邱跃利、周美满等三人是未来友和大厦商铺的潜在购买者或者租赁者、投资者，这并无歧义，一审判决将二者混为一谈，属于事实不清。2.《收条》及《委托书》中并无表述徐建乐与赵振东、赵振华合伙投资友和大厦项目，赵振东、赵振华收到徐建乐支付的550万元商铺预付款，并向付款人出具《收条》的事宜，也没有提到投资款的事宜。在庭审中，赵振东、赵振华反复强调550万元是与徐建乐合伙的共同投资款，但对此未能举证证明。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规定，结合本案庭审过程及举证事实，徐建乐和赵振东、赵振华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或合作关系产生的共同投资协议或者合伙、合作协议。而关于案涉商铺两份《委托书》，徐建乐在一审中已明确2011年6月27日上午赵振东、赵振华将2A75和2B15两个档口给了邱跃利抵债200万元，抵扣了550万元中的200万元，并非抵扣了330万元中的200万元。徐建乐因记不清2012年1月27日赵振华已经偿还了20万元才说是抵债了220万元。2010年8月16日，赵振东向徐建乐出具550万元收款凭证时，友和大厦项目实际上就已经失败了，徐建乐及邱跃利在2010年8月16日前就已经向赵振东追索欠款了。2011年1月27日，赵振华偿还了20万元。徐建乐及邱跃利和其家属在2011年6月26日下午五六点左右，到赵振东兄弟家里(广州市白云区云庭街2号901房)索要530万元商铺款，因情绪激动，还惊动了当地派出所。2011年6月27日凌晨左右，赵振东和赵振华提出，如在两个月内不能偿还剩余530万元款项，愿将2A75、2B15和2A82三个档口委托徐建乐全权处理，并出了两份《委托书》，一份是赵振华出具给赵振东的，一份是赵振东出具给徐建乐的，由于《委托书》没有就530万元欠款如何偿还，商铺能不能处理，处理后能收回多少款项，徐建乐心里没底，所以该两份《委托书》内容并没有得到徐建乐的承认，双方出现了僵局。2011年6月27日早上，邱跃利问赵振华这三个档口能值多少钱，赵振华说能值个几百万元，然后邱跃利说将其中两个档口以200万元抵债给他，抵债后包括周美满在内的钱由邱跃利负责，就此了结和徐建乐及赵振东、赵振华之间的债权债务，档口转让后能收回多少款项与徐建乐及赵振东、赵振华无关。该要求提出后，迅速得到了徐建乐和赵振东、赵振华的同意，于是赵振华陪同邱跃利于当日上午到益民服装城管理处办理了2A75、2B15两个商铺使用权的过户手续，两个商铺以200万元抵债给了邱跃利。过户时，徐建乐一直在赵振东、赵振华家里等消息，赵振华下午回来后告知徐建乐两个商铺已经完成过户，徐建乐电话邱跃利得到确认后，与赵振东、赵振华就剩余款项进行了对账，双方确认在扣除商铺使用权抵债的200万元及2011年1月27日已经返还的20万元后，由赵振东向徐建乐出具了330万元的《欠条》，所以，《委托书》的内容当时已经废掉，与330万元的欠款已经毫无关系，徐建乐将《委托书》拿到法庭只是证明赵振华、赵振东是共同的债务人，欠款和《委托书》内容没有关系，所以，一审在没有将该事实查清的情况下，将550万元商铺预付款项混同于赵振华、赵振东的共同投资款没有事实依据。（三）《意向协议书》的确有赵振华签名。因房地产是不容许个人开发的，赵振华当时是广州市万铭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铭公司)的股东之一，且该公司不具有开发商品房的能力和权限，该《意向协议书》的另一方为广州市大田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田公司)，应该具有开发商品房的资质，所以，赵振华可能是挂靠该公司名义准备开发友和大厦项目，一审据此得出“《意向协议书》中有赵振华的签名足以证明赵振华自主开发建设友和大厦六层以上房地产目”的结论不当。赵振华和赵振东长期做服装贸易并炒作档口，两人在广州市益民服装城有很多档口，用于抵偿550万元(抵债时实际还剩530万元)中200万元债务的两个档口2A75、2B15就属于赵振华的，两人在炒作友和大厦项目时分工明确，一个收钱、一个搞推销，所以两人才是真正的共同投资人，开发过程与徐建乐等并无任何关系，友和大厦项目未如期开发，与赵振华、赵振东应向徐建乐返还商铺投资款之间并无逻辑关系。（四）将《欠条》出具的落款时间2011年6月27日写成2012年6月27日是赵振东笔误后修改所致，这是事实。根据还款记录，2012年1月12日，赵振华、赵振东已偿还了60万元，其后也一直在履行还款义务，徐建乐将2011年6月27日改为2012年6月27日完全没有必要，也不符合常理。《欠条》出具的时间双方是没有异议的。赵振东辩称，（一）徐建乐与赵振东是合作投资关系，并非商铺买卖合同关系，徐建乐支付的款项实际是投资款。首先，赵振华于2008年7月25日作为万铭公司的授权代表与大田公司签订了《意向协议书》，由上述两间公司合作开发投资友和大厦项目。而由于赵振华及万铭公司的项目开发资金不足，且赵振东与徐建乐为多年好友，长期存在合作关系，因此赵振东与徐建乐根据以往的合作习惯口头约定共同投资案涉商铺，共享投资收益，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赵振东向徐建乐提供了《意向协议书》《项目投资可行性报告》与施工图纸进一步证明友和大厦项目具有投资开发价值以及双方具有投资意向，否则一般商铺的预购方是不会取得《项目投资可行性报告》的。徐建乐遂以实际行为向赵振东共计支付了投资款560万元(含案外人周美满直接向赵振东支付的投资款100万元，下同)，期间徐建乐因急需用钱，赵振东退回投资款10万元，即徐建乐共计投资550万元。徐建乐与赵振东在案涉项目的合作投资目的和实际投资款项550万元，双方并无争议。后来友和大厦项目因各种原因导致至今无法完成开发建设，赵振东和徐建乐均未从该项目中获取利益。其次，如双方之前不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即便如徐建乐所述是商铺预购，但高达550万元的交易，双方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约定同样很不正常，只能进一步证明双方之前确实存在良好的合作投资关系，相互信任。最后，徐建乐在上诉状中提及的“个人合伙”与本案所涉的合作投资并非同一法律概念，不能适用其提及的相关法律规定，徐建乐在混淆合伙与合作的概念。（二）赵振东仅负有按约定返还330万元的义务，且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无需再返还任何款项。首先，合作投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因此赵振东并无法定返还投资款项的义务。但无论该笔款项是投资款还是商铺预购款，赵振东与徐建乐基于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双方多次协商后确认返还330万元款项，均属双方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结合一审庭审中各方提交的证据和证人证言可以证明：由于友和大厦项目投资失败，徐建乐因案外人邱跃利逼迫的压力与赵振东口头协商约定以三个店铺抵债330万元。但赵振东名下可转让的店铺仅有一个，因此于2011年6月26日上午找到赵振华在赵振东家里协商，赵振华当场向赵振东出具了《委托书》，约定了赵振华名下的广州市益民服装城的两个商铺(2A75、2B15)授权赵振东全权处置，后离开了赵振东家里。徐建乐与案外人邱跃利及其家人等于2011年6月26日傍晚前往赵振东家里讨债，要求赵振东必须以现金方式返还。经长时间协商后，赵振东先向徐建乐出具了返还330万元的《欠条》，后因案外人邱跃利有异议，现场发生了冲突，在赵振华于2011年6月27日凌晨报警后，赵振东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又出具了三个商铺抵债330万元的《委托书》，随后徐建乐与案外人邱跃利及其家人等离开，辅警仍留下看守现场以免他们回来继续闹事。且《委托书》明确了三个商铺抵债的前置条件是“两个月内无法还清的，同意将广州市益民服装城的三个商铺(2A75、2B15、2A82)的使用权转让给徐建乐以折抵前述的330万元”，因此赵振东或向徐建乐返还330万元、或用三个商铺抵债330万元，两个条件是选择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如果赵振东返还330万元后仍需用三个商铺抵债，则变成总计返还660万元，明显不合常理。且事实上赵振东于两个月内仍无法还清，因此赵振华与邱跃利才去办理2A75、2B15两个商铺使用权的过户手续，而邱跃利也分别于2011年8月和10月(正是《委托书》约定的两个月还款条件未达成时)收取了用于抵债的商铺，即已折抵部分投资款220万元。因此赵振东仅需再向徐建乐返还110万元的款项，而赵振华已经实际代为返还了款项，赵振东已按照双方约定履行完毕其所有义务，无需再向徐建乐返还任何款项。最后，如550万元为商铺预付款，则徐建乐最终同意赵振东仅需返还330万元显然不符合常理。但徐建乐在收到案涉两个商铺及赵振华代为返还的款项后，利用赵振华未对账、不记得已返还多少钱的便利，提起虚假诉讼(甚至所陈述的赵振华己代为返还的金额也是虚假的)，要求赵振东与赵振华继续返还，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三）徐建乐的诉求、事实和理由、庭审陈述，以及邱跃利的证人证言多处矛盾、不符合常理。徐建乐恶意篡改证据、邱跃利虚假作证，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妨碍了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徐建乐及邱跃利的证言不应被采信。不同意徐建乐的上诉意见。赵振华辩称，（一）赵振华与徐建乐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赵振华仅是受赵振东所托代为返还投资款给徐建乐。赵振华与徐建乐之间就友和大厦项目未达成或签署任何书面合同或约定，赵振华作为万铭公司的授权代表与大田公司于2008年7月25日签署的《意向协议书》与徐建乐没有任何关系，赵振华也从未接受徐建乐的任何款项，只是向赵振东提供了友和大厦项目的投资消息和渠道。赵振华与徐建乐之间自始至终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赵振华无法定义务向徐建乐返还任何款项，而且在赵振华一审中提交的所有收条中，徐建乐均是明确收到了赵振东的还款，并未提及赵振华。（二）赵振华受赵振东所托返还的投资款已经超出了应当返还的金额，实际多支付了36.5万元，徐建乐应当返还给赵振华。赵振华受赵振东所托向徐建乐返还部分投资款110万元，因使用不同账户返还且多年未与徐建乐对账，导致赵振华实际上累计支付146.5万元。因此对于超出的36.5万元，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徐建乐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不同意徐建乐的上诉意见。徐建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振华、赵振东返还欠款203.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3.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2.本案受理费由赵振华、赵振东承担。赵振华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徐建乐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6.5万元；2.判令徐建乐支付不当得利款项被占用期间的利息（以36.5万元为基数，自以各款项实际支付的次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判令徐建乐承担全部反诉受理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7月25日，案外人大田公司与万铭公司签订《意向协议书》，约定双方就友和大厦项目合作开发达成合作意向，合作方式为万铭公司以大田公司名义对项目六层以上后续开发自行投入、自主建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大田公司予以配合协助等，万铭公司在该协议书上加盖印章及赵振华在代表签字处签名。徐建乐与赵振东为多年好友关系，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双方就徐建乐投资友和大厦商铺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为此，徐建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分别于2009年4月13日、2009年6月19日、2009年6月24日、2010年4月2日、2010年5月17日共计向赵振东转账460万元及案外人周美满直接向赵振东转账100万元，赵振东收到上述560万元款项后因徐建乐急需资金遂回款10万元给徐建乐，并于2010年8月16日向徐建乐出具《收条》，载明现收到徐建乐550万元等。后因友和大厦项目未如期开发完成，徐建乐与赵振东、赵振华进行结算。2011年6月26日，赵振华将其名下的广州市益民服装城2A75号、2B15号商铺委托赵振东全权处置。2011年6月27日，赵振东向徐建乐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赵振东如在2个月内没还钱给徐建乐愿将益民2A75、2B15、2A82档委托徐建乐全权处理。”“（注明一个星期内先还肆拾万）（￥400000元）。”后赵振东将广州市益民服装城2A75号、2B15号商铺抵债给案外人邱跃利，徐建乐予以认可。2011年8月，案外人邱跃利将广州市益民服装城2A75号商铺转让给案外人周少臬，并于2011年10月13日将广州市益民服装城2B15号商铺转让给案外人李桂玲。赵振东另向徐建乐出具《欠条》，载明：“现欠徐建乐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正。（￥3300000元）。赵振东2012年6月27日”。赵振东抗辩称上述委托书和欠条系其受徐建乐胁迫所出具，有其提交的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同和派出所报警回执予以证实，且该欠条的落款日期有明显的修改痕迹，出具日期并非载明的2012年6月27日，应为2011年6月27日。庭审中，徐建乐诉称2012年6月27日欠条上的日期应为2011年6月27日，不是被改动，而是赵振东字迹潦草，由赵振东自己填写加粗致使被看成是2012年6月27日。另查明：赵振华为证明其向徐建乐还款146.5万元，其提交了银行交易凭证予以证明，其中2011年1月27日还款20万元，2012年1月12日还款60万元，2013年2月7日还款20万元、2014年1月27日还款15万元，2015年2月16日还款2.5万元、2016年2月5日还款6万元，2017年1月24日还款8万元，2018年2月12日还款5万元，2019年2月1日还款5万元，2020年1月22日还款5万元。徐建乐抗辩称2011年1月27日赵振华转账的20万元系因徐建乐急需资金而由赵振华返还的商铺预购款，故徐建乐收到赵振华还款126.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赵振东抗辩称案涉抵债商铺委托书与案涉欠条系受徐建乐胁迫所出具，但其仅提交报警回执不足以佐证其主张，且之后其还向案外人邱跃利交付案涉商铺及委托赵振华向徐建乐陆续还款，故一审法院对案涉委托书及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赵振东向徐建乐出具的抵债商铺《委托书》与案涉《欠条》的先后顺序如何认定。（一）徐建乐诉请案涉款项系商铺预付款，而非投资款，但其提交了《意向协议书》《项目投资可行性报告》、施工图纸、收条等证据不足以佐证其主张，且赵振华、赵振东予以反驳，结合《收条》及案涉商铺抵债《委托书》、《欠条》的内容，一审法院确认徐建乐支付的款项系投资商铺的款项。另案涉《意向协议书》中有赵振华的签名足以证明赵振华自主开发建设友和大厦六层以上房地产项目，赵振华对此予以认可，并委托赵振东全权处理案涉2A75、2B15号商铺，故案涉房产项目未如期开发，赵振华、赵振东应向徐建乐返还部分商铺投资款。（二）徐建乐诉称是赵振华、赵振东先将案涉2A75、2B15商铺抵债200万元后再出具330万元欠条。（1）从案涉商铺抵债《委托书》内容可知，只有赵振东未依约还款情况下，徐建乐才有权处理2A75、2B15、2A82号商铺。若如徐建乐诉称所言，现未有证据证明徐建乐处分上述商铺的条件成就。（2）依据徐建乐、赵振华的起诉状所述用广州市益民服装城的三个商铺抵债徐建乐330万元，而案涉委托书中载明赵振东2个月内未还钱，徐建乐有权处分2A75、2B15、2A82号商铺，且同日赵振东出具330万元欠条。从《欠条》、商铺抵债《委托书》的内容来看，若赵振东未偿还欠条款项，徐建乐依据委托书处分商铺主张权利具有时间衔接性，亦符合生活常理。（3）案涉欠条载明的日期是2012年6月27日，赵振东抗辩称该欠条日期为2011年6月27日却被徐建乐篡改，而徐建乐在庭审中认可该欠条日期是2011年6月27日并称系赵振东书写潦草致使其辨认错误，但从该日期的辨认情况可知不存在徐建乐的上述所言，故该欠条不排除被徐建乐篡改的嫌疑。据此，一审法院确认案涉欠条的出具时间先于案涉委托书，故对徐建乐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徐建乐、赵振东经投资结算由赵振东返还徐建乐330万元，并双方约定2个月内未还款则将案涉三个商铺用于抵债。而赵振东未依约还款，其将案涉的两个商铺（2A75、2B15号商铺）抵债给徐建乐。因双方对于商铺的抵债价值并未约定，从委托书中双方约定的内容来看每个商铺应作价110万元，故对于赵振东抗辩其已将案涉两个商铺抵债给徐建乐220万元，更为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赵振东尚欠徐建乐110万元。另赵振华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向徐建乐还款146.5万元，但徐建乐抗辩称上述款项中2011年1月27日转账20万元系案涉商铺预购款，并非赵振华的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因该款项交易于2011年1月27日，发生在赵振东出具案涉欠条之前，故一审法院确认赵振华向徐建乐返还126.5万元，已超出上述110万元，因此，徐建乐应向赵振华返还16.5万元（126.5万元-110万元）。至于利息，赵振华于2020年6月29日才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反诉状，提起反诉以主张徐建乐返还不当得利及利息，故赵振华要求徐建乐支付不当得利款项被占用期间的利息（以实际不当得利款项为基数，自以各款项实际支付的次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起算日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计算标准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利息以165000元为基数，自反诉提起之日即2020年6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对于赵振华多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8月19日判决：一、徐建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赵振华返还165000元；二、徐建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赵振华支付利息（以16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徐建乐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赵振华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11540元，由徐建乐负担；反诉受理费3826元，由徐建乐负担1800元，赵振华负担2026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案外人邱跃利将广州市益民服装城2A75号商铺转让给案外人周少臬的价格为75万元、将2B15号商铺转让给案外人李桂玲的价格为11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款项的性质问题；（二）赵振华、赵振东是否仍拖欠徐建乐的投资款及金额的确定问题。就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案涉款项的性质问题徐建乐主张案涉款项550万元是其向赵振华、赵振东购买商铺的预付款，双方并没有投资关系。但是，徐建乐并无法举证双方曾就预购买商铺的单价、面积、位置、间数达成一致。而且，在案涉款项550万元交付于赵振东时，相关房地产项目还处于意向合作阶段，并没有实际完工，徐建乐也无法就商铺的单价、面积、位置、间数与赵振华、赵振东进行协商。因此，徐建乐主张案涉款项550万元是购买商铺的预付款，与常理不符且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徐建乐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确认徐建乐支付的款项系投资商铺的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赵振华、赵振东应向徐建乐返还部分商铺投资款，赵振华、赵振东并未提起上诉，且徐建乐上诉也主张由赵振华、赵振东共同承担返还义务，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二、赵振华、赵振东是否仍拖欠徐建乐的投资款及金额的确定问题双方对于2011年6月27日《委托书》与《欠条》形成的先后顺序存在争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徐建乐支付的款项系投资款，既然是投资，就存在相应的投资风险。赵振华、赵振东主张案涉房地产项目投资失败，最终确认应向徐建乐返还投资款的总额为330万元，该主张并不有违常理。其次，徐建乐主张签订《委托书》当天赵振华、赵振东交付案涉2A75、2B15商铺后，赵振东再向其出具《欠条》，但徐建乐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当天交付商铺的事实。结合《欠条》、商铺抵债《委托书》的内容及案涉2A75、2B15商铺分别转让给案外人的时间来看，因赵振东未偿还《欠条》欠款，徐建乐依据《委托书》处分商铺的时间具有衔接性，更符合生活常理。再者，如《欠条》形成在后，理应在《欠条》中将《委托书》中2A75、2B15商铺已抵债及2A82商铺如何处理注明清楚，以防止双方日后产生歧义。最后。徐建乐作为一审原告、起诉方，理应在起诉前就本案的事实方面核实清楚，不应存在表述错误、陈述矛盾的情形产生。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欠条》的出具时间先于商铺抵债《委托书》形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抵扣货款的问题。虽然商铺抵债《委托书》明确以案涉三个商铺抵债，但对于每个商铺具体的抵债金额双方并没有明确约定。应当指出，商铺的位置、面积不同必然会影响最终的转让价格，根据案涉2A75、2B15商铺的转让情况亦可知转让价格确实存在不同，因此，赵振华、赵振东主张每个商铺应抵债110万元，案涉2A75、2B15商铺应抵债220万元，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结合案涉2A75、2B15商铺实际转让价格及徐建乐已自认该两个商铺抵扣的金额情况，本院认定该两个商铺的抵债金额为200万元，一审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扣除一审认定赵振华向徐建乐已返还的126.5万元，赵振华、赵振东还应向徐建乐支付3.5万元及利息。徐建乐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本金清偿之日止，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徐建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不当，应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6164号民事判决；二、赵振华、赵振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建乐支付3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5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6月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徐建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赵振华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1540元，由徐建乐负担11342元，赵振华、赵振东负担198元；反诉受理费3826元，由赵振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徐建乐负担22182元，赵振华、赵振东共同负担388元，赵振华负担18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革花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