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2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健，男，1986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渠斌，山东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花亭，女，195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飞，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健因与被上诉人孙花亭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6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健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王健赔偿被上诉人孙花亭医疗费、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312.17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错误的否认被上诉人及其女儿崔永鹏对王惠儿的殴打行为不属于不法侵害，又认定受害人属一般过错；未认定上诉人构成正当防卫，却援引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的担责法条，判决也不是适当责任，却判决承担全部责任；未从行为人角度去审视是否有防卫意图和防卫行为，而是错误的臆想推断当时的场景，而这一推断也没有证据支持；对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的护理费、交通费进行认定。对于上述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予以纠正。一、被上诉人孙花亭及其女儿崔永鹏等人的行为显然属于不法侵害，上诉人王健属于正当防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包括两高公布的正当防卫的指导案例，都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正不得向不正让步”。指导意见的第5至第8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1.正当防卫的前提不光是犯罪行为，也包含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侵害不当限缩为暴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故被上诉人孙花亭及其女儿崔永鹏将王惠儿按倒在地打人的行为当然属于不法侵害，该二人的行为也受到了行政处罚，王健后介入纠纷拉架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2.时间条件也具备，是在不法侵害发生的同时；3.对象条件也均具备，对象也仅限于不法侵害人，即被上诉人孙花亭；4.意图条件也同时具备，王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人身免受不法侵害；5.王健保持了克制和限度，在到现场后，先多次劝阻被上诉人松手停止侵害未果的情况下，打了被上诉人几下后仍未拉开，王健依旧保持克制，不断劝说被上诉人松手(劝说期间王健未动手)，在劝说期间还要承受来自崔永鹏的殴打和撕咬，导致王健本人被咬伤直至感染，感染程度严重到两次手术，险些截肢的地步。在此期间王健没有暴力升级(徒手拉架)，没有进一步侵害(拉开两方后即停手，没有进一步的侵害行为)。指导意见的第9条为区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的行为，特别规定了因琐事发生争执，对于有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一方先动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侵害的，还击的一方一般应认定为防卫行为。在王惠儿被打倒无力还手、无力逃离现场、避免伤害后，被上诉人孙花亭及其女儿崔永鹏丝毫没有停止侵害的意思，直到王健前来拉架，王健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设想一下，如果王健没有前来拉架，本案甚至不排除会发展成为刑事案件。滨州市公安分局滨城分局作出的(2020)503号和5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都载明了一句“崔永鹏母亲孙花亭见状上前与崔永鹏一起对王惠儿撕打”，并对被上诉人孙花亭及其女儿崔永鹏的上述违法行为予以认定并作出了行政处罚，分别为行政拘留五日、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当时的场景是孙花亭一直死拽住王惠儿的头发殴打她，崔永鹏是骑在王惠儿身上殴打她，王惠儿丝毫无还手之力，何来互殴之说，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记录并无王惠儿与孙花亭母女互殴的记载，仅是单纯的被二人打。原判决却认为“孙花亭、崔永鹏与王惠儿发生撕打互殴，双方徒手伤害对方身体，并非是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不法侵害”，属于“一般过错”，系明显的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评价错误，认定孙花亭、崔永鹏与王惠儿互殴也是无中生有，没有证据为依托。针对违法行为当然可以进行正当防卫，这是毋庸置疑的。二、法律适用错误(一)本案的归责原则及免责事由应适用《侵权责任法》之规定《侵权责任法》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于2010年7月1日施行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4年5月1日施行。《侵权责任法》作为最高位阶的法律，又属于新法，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及新法优于旧法的立法法原则，也应当参照适用《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规定了六种情形，本案不论是依据第二十六条受害人过错，还是第三十条正当防卫，均没有受害人仅有一般过失不减轻行为人责任的规定。所以在《侵权责任法》有明确的免责规定的情形下，应适用该法的规定进行裁判，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免责情形进行限缩解释。法律适用也不妨碍讨论被上诉人孙花亭是否属于“一般过失”。被上诉人孙花亭的主观恶性和过错地位至少要高于上诉人王健的过错地位。被上诉人孙花亭面对王惠儿来店中讨说法引起的争执非但没有进行劝阻和拉架，反而暴力升级直接将王惠儿拽倒母女两人共同对其进行殴打，这里的主观恶性和出发点是极其恶劣的，非但一点防卫的意思都没有，反而完全是加害王惠儿的不法侵害行为。而王健面临的是母女二人把自己妻子按倒在地殴打，自己的妻子毫无还手之力(行政处罚记载的内容也可看出孙花亭加入殴打后，王惠儿并无还手之力)，出发点是拉架，保护自己妻子，拉开后没有进一步侵害，一图以蔽之：            ?              加入时间              主观目的              加入状况              加入结果              行政处罚                  孙花亭              第二时间加入              殴打王惠儿              二打一              继续殴打，自己受伤              受到行政处罚                  王健              第三时间加入               保护王惠儿              一对二              分开即停手，自己受伤              受到行政处罚      由此也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孙花亭并非是“一般过失”，而是主观故意，积极地施行不法侵害行为，不能因为其是62岁的老人就能够成为法外之人。原判决认定的“一般过错”也不完全等同于“一般过失”，司法解释是区分了“故意”和“过失”的，被上诉人的行为完全不能认定为“过失”，既不是疏忽大意没有遇见的过失，也不是过于自信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就是单纯故意侵害王惠儿的身体。故，不论是法律适用位阶还是实际情况，被上诉人孙花亭的过错行为，均应减轻上诉人的民事责任。(二)“防卫过当”的前提是“正当防卫”，承担“适当”责任而非全部责任原判决援引了《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一条及《侵权责任法》第三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上述法条的核心前提是存在“正当防卫”，只不过正当防卫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还是要承担“适当”的责任。法律之所以规定“适当”是肯定了正当防卫的合法性、结果的不必要性和不法行为的存在，承担“适当”的责任是与防卫人过失相当的责任。如果包含“全部”责任，那就是否定了不法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判决在认可受害人具有一般过错已经背离了立法本意和精神。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证据支持，分析说理脱离实际，不利于正当防卫政策的落实及判决的社会效果的推广。(一)认定事实错误之一：孙花亭、崔永鹏对王惠儿殴打被错误认定为互殴(前文已详细阐明)(二)认定事实错误之二：认为“发生互殴的强度和烈度尚达不到严重的程度”王惠儿不是互殴而是单纯被欧，而且殴倒在地，毫无还手之力。为了避免闭门造车，上诉人认为有必要由贵院调取公安机关掌握的事发当时的监控录像，能够很好地还原当时的场景，来有理有据的分析是否达到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三)认定事实错误之三：没有证据证实护理费、交通费的发生，原判决径行认定。1.原判决在没有证据证实护理人员和因护理导致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径行判决按照批发零售行业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认定护理人(被上诉人之子)的护理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是由其子作为护理人员且由于护理导致收入减少。相反，被上诉人的住院病案入院记录显示的是由被上诉人配偶陪护入院治疗，故不应按照原判决同行业标准支持护理费。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以实际发生的费用为准，但原判决在被上诉人未举证证实该项支出的情况下，迳行判决认定300元的交通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改判不支持该项诉讼请求。(四)分析推理有误：认为王健有能力有条件通过自力行为阻止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主观恶性和无赖程度严重到闻讯赶来的上诉人王健过来拉架都无法阻止她们继续侵害王惠儿，只有以暴制暴才能保护自己妻子；事实是什么，事实是王健根本不清楚躺在地上无力还手的妻子的受伤状况，不出手不足以及时制止不法侵害行为；事实是什么，事实是王健孤身面对的是两名强悍的妇女，强悍到能给上诉人咬伤至感染造成两万余元损失的情况。前车之鉴已经有南京鼓楼区法院审理的彭宇案，对于不符合客观现状的不合常理的推断，断送的不仅仅是个案中王健的正当防卫权，引发的效应是所有正值壮年的男性面对女性不论是否孔武有力，是否数量占优，都不够正当防卫，这一判决背后的法律逻辑和社会效果都是不可想象的。上诉人不禁试问，并不算人高马大的上诉人(身高1米6，体重130斤)面对两名悍妇将自己的妻子按在地上打，妻子无还手之力，生死未卜(上诉人角度)的急迫的情况下。上诉人面对此种情况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正当防卫”就是国家给人民开具的以暴制暴的护身符，国家都在鼓励正当防卫，地方法院通过判决让该权利束之高阁成为具文条款，使得人民面对不法侵害畏手畏脚，与正当防卫的精神和初衷南辕北辙。综上所述，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为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维护正当防卫制度的有效落地实施，鼓励人民用于同不法行为作斗争，树立司法权威，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补充理由：原判决错误的适用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而没有适用成立和生效时间在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中对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等27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条被删除。该条文已经不适应现代经济和生活的发展所需，此前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条文改写。孙花亭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做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认定的事实为：王惠儿因琐事先用肩膀扛了崔永鹏上半身一下，崔永鹏遂与王惠儿互相撕打在一起，崔永鹏母亲孙花亭见状上前与崔永鹏一起对王惠儿撕打，王惠儿丈夫王健闻讯赶来后又对崔永鹏、孙花亭二人实施殴打。从公安机关的认定中可以看出，上诉人之妻王惠儿挑衅在先，双方发生撕打，王惠儿事后支出医疗检查费用几百元，足可以推出当时的撕打程度并不严重。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年过6旬的老人，本身就有老年疾病，与王惠儿撕打并未增加多大的撕打力度。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作为一个壮年男性没有劝架、拉架，而是直接对被上诉人和崔永鹏实施殴打，被上诉人毫无还手之力，被殴打致伤。从公安机关认定王惠儿、崔永鹏、被上诉人之间是撕打，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是殴打致伤，可以看出当事人之间的侵害程度，上诉状中所称的王惠儿被殴打、上诉人劝架未果等均不符合事实。因此上诉人不构成正当防卫，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清楚、定性准确，判决恰当。三、被上诉人在医院住院5天，在病历中的入院情况是“患者2天前被人击中头部后出现头痛，表现为双侧枕部钻顶样疼痛，右侧为著，用手按压时疼痛加重，伴头晕，伴恶心。症状呈持续性，静卧休息后症状缓解，病程中睡眠欠佳”。出院诊断：1.头部的损伤；2.多发腔隙性脑梗塞；3.右侧颈总动脉狭窄；4.颈椎退行性变；5.颈椎间盘突出；6.动脉硬化；7.房性早搏。出院情况：现患者仍感头晕，时有心慌，饮食、睡眠可。被上诉人作为61岁的老年人，本身身体条件差；上诉人作为34岁的壮年男性，未做任何劝架、拉架就对被上诉人的头部进行殴打。两者之间的主观恶性一目了然。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未合理阻止冲突、暴力殴打老年人的认定符合事实和常理，没有任何不当。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是案件审理期间施行的有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审理案件时根据案情适用适合案情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五、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各项损失的认定，均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依据法律规定合法认定，并无不当。孙花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王健赔偿原告孙花亭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10384.19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王健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5月6日18时许，王惠儿与崔永鹏、孙花亭因买卖商品时的退货事宜发生争执，王惠儿用肩膀冲撞崔永鹏的身体，崔永鹏遂与王惠儿肢体冲突，两人动手相互撕打，崔永鹏的母亲孙花亭见状也加入到与王惠儿的打斗当中。随后，王惠儿的丈夫王健闻讯赶到现场，动手对孙花亭、崔永鹏进行殴打，致孙花亭受伤。孙花亭受伤后，被送往滨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诊断，孙花亭存在头部损伤、多发腔隙性脑梗塞、右侧颈总动脉狭窄、颈椎退行性变、颈椎间盘突出、动脉硬化、房性早博等状况，伴有头痛、恶心等症状。患者自述头痛待查，滨州市人民医院在孙花亭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给予营养神经、改善脑循环等项治疗。经原告孙花亭主张，并通过庭审质证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孙花亭因身体受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发生费用如下：1.医疗费8374.34元（凭实际支出医疗费用票据认定）；2.护理费826.55元（参照批发零售行业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65.31元/天×护理天数5天×护理人数1人=826.55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250元（参照出差伙食补助标准50元/天×住院天数5天=250元）；4.交通费300元（根据受害人孙花亭受伤程度、住院治疗期限、交通需求及治疗单位与个人住所的距离等情况合理确认此部金额）。上述损失和支出费用共计9750.89元。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王健故意殴打侵害孙花亭的身体，造成损害，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在王健参与介入纠纷之前，孙花亭、崔永鹏与王惠儿发生撕打互殴，双方徒手伤害对方身体，并非是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不法侵害，发生互殴的强度和烈度尚达不到严重的程度，不具备实施防卫的前提条件。而且，行为人王健作为正值壮年的男性，对于双方发生的互殴行为，有能力有条件通过自力行为予以阻止，并非只能通过暴力殴打一方制止冲突一种选择，所实施行为缺乏必要性。综合以上两点，王健的行为不构成防卫，不能免除或减轻其侵权责任。由于王健系故意殴打侵害对方身体，造成其健康损害，所以受害人在一般过错情况下，不应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被告王健一方提出的上述抗辩观点，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孙花亭主张计算的损失金额、计算方式部分错误，本院给予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健赔偿原告孙花亭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9750.8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孙花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计30元，由被告王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健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实：2020年5月6日18时许，因琐事被上诉人孙花亭及崔永鹏对上诉人妻子王惠儿进行殴打。上诉人王健闻讯前来拉架过程中，被崔永鹏将右臂外侧咬伤，经鉴定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证据二:出、入院记录、诊断证明书各一份。证实：由于2020年5月6日王健被崔永鹏咬伤，导致右前臂疼痛、肿胀、发热一天，于次日以前臂损伤、上肢皮肤感染入院治疗，住院天数14天，花费医疗费近2万元，王健本人付出了惨重代价。证据三:王健伤情、治疗照片复印件九份。证实：该组证据能直观的感受到，王健并非像原审法院所推断的那样“有能力有条件通过自力行为予以阻止，并非只能通过暴力殴打一方制止冲突一种选择，所实施行为缺乏必要性”，在妻子被按在地上打那种危机时刻，王健身负咬伤致感染的代价才拉开双方，可见对方的恶性之深。上述三组证据均在早于本案形成的上诉人夫妻诉被上诉人及崔永鹏（2020）鲁1602民初5699号案件中举证出示，综合上述证据共同印证，不能割裂互殴双方单独评价一方的责任，王健在本案中同时也是受害者，被上诉人作为共同侵权人，不能因此减轻甚至免除其应承担的责任，否则，对上诉人王健亦是不公平的。被上诉人崔永鹏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没有异议，需要说明崔永鹏将上诉人咬伤是在生命健康受到王健的严重侵害情况下发生的自卫行为，应属于正当防卫。崔永鹏受到处罚决定后，因为对法律知识的欠缺没有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不代表崔永鹏在该处罚中具有过错，而且该处罚决定所载明的事实内容与本案王建受到处罚决定的内容一致，所以该处罚决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二，上诉人提交的入院记录、诊断证明，证明的问题没有异议，需要说明该结果发生是王建殴打崔永鹏过程中，崔永鹏在防卫的情况下将其咬伤，属于自卫行为。且当时咬伤的时候，王建的皮肤没有大的变化，其没有立即就医，是在当地的小诊所予以简单处理，在第二天才到滨州市人民医院进行诊治，在该期间有将近24个小时，不排除上诉人因其他原因感染或在小诊所救治不当导致。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在上诉人提交的照片名称为5月7日晚高烧入急诊的照片中，上诉人右臂的外观仅发现几个印痕，且该照片系事件发生后将近24小时形成，事发当时外观比照片还要轻很多，不影响上诉人的肢体活动。第二，上诉人提交的照片系事件发生后的后果，不能证明事件发生时其身体运动能力有任何的影响。且上诉人所称王健身负咬伤在感染的代价拉开双方，该句表述是事后上诉人强行将结果与原因放到一起，两者并没有任何关联性。所以我方认为上诉人的三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而且与本案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予以采信;对于证据二,因与本案待证事实无直接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审查，不予采信;对证据三，照片显示伤情系事发后结果，而非事发时状态，被咬伤的后果无法证实殴打他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证据三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综合诉讼双方一、二审举证质证情况及陈述内容，二审查明事实如下：2020年5月6日18时许，在豪德贸易广场4街27号海宁超市门门，因购买商品事宜，王惠儿与孙花亭、崔永鹏发生争执，王惠儿先用肩膀扛了崔永鹏上半身一下，崔永鹏遂与王惠儿互相撕打在一起，崔永鹏之母孙花亭见状上前与崔永鹏一起对王惠儿撕打。王惠儿之夫王健闻讯赶来后又对崔永鹏、孙花亭二人实施殴打，期间崔永鹏将王键右臂外侧咬伤，经鉴定王健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给子孙花亭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给予崔永鹏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给予王健行政拘留十三日并处罚款捌佰元的行政处罚。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对于被上诉人的损失的认定及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比例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涉及的事实及导致的损害的后果均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同时，本案应适用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被上诉人孙花亭的损失问题。被上诉人孙花亭主张由其儿子、儿媳两人护理，并提交其子崔永滨的身份证、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门店的照片，结合孙花亭住院期间确需人员护理的客观情况，法院根据孙花亭的伤情和护理人员的身份认定护理人员为其子崔永滨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孙花亭虽未举证证实护理人员崔永滨的实际收入，但是足以证实崔永滨的职业及其主要收入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崔永滨护理损失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关于护理费损失认定有误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孙花亭虽未提交交通费的单据，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法院结合孙花亭、护理人员的家庭住址及其住院地点酌情支持300元交通费亦无明显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成立。对于责任比例的认定问题，本案被上诉人孙花亭之女崔永鹏与上诉人王健之妻王惠儿发生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后，被上诉人孙花亭、上诉人王健均未采取合理措施，采取冷静理性的方式处理矛盾，孙花亭、王健先后加入到争执中，使得矛盾激化，肢体冲突愈演愈烈，致使孙花亭、王健均受伤，产生损害后果，公安机关对孙花亭、王健、崔永鹏根据其违法行为的不同程度均分别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因此对于孙花亭被王健打伤的损害后果，孙花亭、王健均有过错。上诉人王健主张其系正当防卫，但是其妻子与被上诉人孙花亭、案外人崔永鹏均系女性，均系徒手伤害对方身体，发生互殴的强度和烈度尚达不到严重的程度，不具备实施防卫的前提条件；王健作为壮年男性并非只有通过暴力殴方能制止冲突，其所实施的殴打行为缺乏必要性。诉讼中上诉人亦未举证证实其妻子因本次争执和肢体冲突中遭受身体伤害，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健殴打被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成立。关于被上诉人存有过失，应否减轻上诉人责任的问题。新修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删除了原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因此，本案不应适用该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该条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内容基本一致，适用该条款亦不存在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公安机关作出的幅度不同的行政处罚系认定诉讼双方在民事赔偿责任中过错程度的重要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矫情，上诉人的行政处罚较重，本院酌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王建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6463号第二项；二、变更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6463号第一项为：王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孙花亭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825.6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按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上诉人王健负担21元，被上诉人孙花亭负担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王健负担42元，被上诉人孙花亭负担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顺江审判员  吴金魁审判员  王 琳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韩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