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1民终149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财，男，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慧岩，辽宁东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双堂，男，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松，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建财因与被上诉人吴双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10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审理期间。本院向被上诉人送达了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一系列新证据，并收取了被上诉人的答辩状、质证意见，听取了双方诉讼代理人综合代理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借条虽然写明出借时间为借条签写之日，但实为双方对账单，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之前借款的汇总。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3日书写借条，载明借款金额及还款日期，实为双方对账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5年开始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因工程需要资金周转，经常向上诉人借款，其中有银行转账及现金出借，直至签写借条之时，被上诉人总计欠款87万元。2、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清单汇总，上诉人转账金额高于被上诉人还款金额，并且，上诉人有大量取现记录，有能力、有条件以现金方式向被上诉人出借现金。经双方对账确定的出借资金是真实发生的。从2015年5月开始，至被上诉人签写借条之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总计转款681,0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506,360元，仅通过银行转账就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并未实际还清借款。且通过交易清单中现金支取的汇总，2015年至2019年，上诉人有大量的提取现金的记录，有能力将家中存放的现金出借给被上诉人，也符合本案的事实。3、被上诉人主张在签写借条之前已经偿还了全部借款，但在2020年1月23日书写借条近一年之后，其又向上诉人转账10万元。一审对此10万元的性质认定不清。被上诉人签写借条的日期为2019年2月3日，被上诉人一审主张在签写借条之前，所有欠款及利息均已经还清，为什么在2020年2月3日又向上诉人转款10万元？被上诉人解释是其自愿支付的资金占用费，一审判决却认定是偿还借条签订以前的借款，与被上诉人的自认相矛盾。事实上，此10万元就是被上诉人偿还借条所载明的借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对主张已经偿还借款的事实不能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4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还款记录与上诉人出借金额不符，小额的有1,360元，大额的有15万元，均不能说明偿还的是哪笔借款，也不能合理说明为什么借条是87万元，在判决中明确载明被告还款金额及时间存在不符合常理之处，所以上诉人认为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在本案中，被告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也不能作出合理的说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和后果。三、一审审理程序错误，并且剥夺了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权利。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诉争标的为一百余万元。被上诉人承认双方曾经有借贷关系，但辩称借款已经还清。被上诉人对以上两项主张均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本案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能够补充证据，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但法官没有明确提供新证据的期限。庭审后，上诉人再次提出可以补充新证据，法官表明会安排二次开庭，故上诉人一直在等待通知二次开庭，但是法官在未接收新证据、未二次开庭质证的情况下下发了判决书，剥夺了上诉人提交证据的权利。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提起上诉，请求依法裁判。吴双堂辩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违背诚信原则，其上诉状中系虚假陈述。上诉人称本案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因未还清借款，对账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仍欠款项进行确认，但在王建财提起诉讼之时，起诉状原文为“被告于2019年2月3日向原告借款87万元，约定2019年5月1日归还，利息为月利2%，被告在收到借款后向原告出具借条，直至借款期满，被告没有偿还本金及利息。”起诉状表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87万，且在被上诉人收到借款后才出具的欠条。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亲口承认在借据中擅自添加“双方约定二分利息”，说明上诉人在欠条形成过程中就有违背诚信的行为，明明双方没有利息约定，私自改变欠条内容。在一审败诉后，上诉人又称本案书证名为《借条》实为《收条》。上诉状与起诉状就借据形成的表述前后矛盾，根本无法证明该借据系双方对账后所形成。如真是双方对账后形成的结果，那么名称就应该是《欠条》，而非《借条》。真实情况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87万，但被上诉并未实际向被上诉人支付该笔款项。二、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所述事实。即使如上诉人所说，上诉人与被上诉吴双堂对之前多笔借款对账，确认金额为87万。根据上诉人所提证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记录为681,0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606,360元，与上诉人所谓的双方对账结果为87万根本无法一一对应。依据现有证据可以得知双方的资金往来都以银行转账方式完成，并没有出现任何现金交易。因此对于上诉人所述的以现金形式向我方出借款项的情节，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就此相关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如上诉人认为87万是双方彼此对账的结果，应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向吴双堂转了多少款、吴双堂偿还了多少款、双方是否约定利、87万元是如何计算得来的、87万中是否存利息、其中本金、利息是多少、现金交易部分如何缴付等相关事实。综上，87万借据不是双方对账后的结果，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87万是双方对账结果，其应承担诉讼不利后果。三、关于上诉人所谓疑点。1、借款金额并非整数与一般借贷常理不符。被上诉人依据自己需求进行借款的行为无可厚非，且87万元本身就整数并非不符合常理。在事务中，借款金额完全是根据借款人的实际需求，并非一定为所谓十、百、千整数。2、借条出具一年之后，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转款10万，主张系其自愿给付的资金占用费与常理不符。这10万元是偿还之前所欠款项，与借据中的87万没有任何关系。该笔87万元上诉人根本没有向被上诉出借，何来这10万元系我方偿还部分借款一说。3、上诉人认为2014-2015年的支票，系因被上诉人没有公司不能存支票，而找到上诉人，让上诉人将支票存入上诉人的公司，给被上诉人换成现金取走使用。上诉人的表述完全与事实不符，依据上诉人所提证据其将被上诉人的支票存入自己的公司后，并没有将该笔款项换成现金交付被上诉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中上诉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私自修改借据，在上诉过程中为达成自己诉讼目的，虚构所谓87万系双方对账这一事实。望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审，维护被上诉的合法利益。王建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870,000元及利息（按照月利息2%计算，2019年2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目前暂计为198,120元）截止至2020年7月1日，本、息暂总计为1,068,120元;2、保全费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9年2月3日向原告借款87万元，约定于2019年5月1日归还，利息为月利2%。被告收到借款后向原告出具了借条。至借款期满，被告未给付本金及利息。经催要，被告仅在2020年1月22日向原告支付10万元利息。时至今日，被告仍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及利息。因多次索要未果，故诉至法院。吴双堂一审辩称，案涉借款已经全部偿还完毕，而涉案借据并未得到实际履行。被答辩人依据未实际履行的借据要求答辩人偿还欠款，与事实不符，与法律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被答辩人承担全部诉讼费。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0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在贷款人提供借款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也就说在民间借贷纠纷，首先只有在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款项后借款合同才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双方只是签定了借据等相关法律文书，贷款人却没有实际向借款人出借款项，所签署借据等相关法律文书不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应该就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如不能提供证据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二、结合本案，第一、答辩人所欠被答辩人款项已经全部偿还完毕，2019年2月3日借款所涉借款并未实际履行。如果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偿还欠款，其应该就实际履行了借款行为承担证明责任，如果不能举证证明其已实际借出款项，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系多年朋友。从2015年10月16日开始，答辩人因施工工程需要向被答辩人分4次总计向被答辩人借款571,000元，双方就所借款项并未约定利息。并从2017年3月3日开始分8次总计向答辩人偿还606,360元，除去本金571,000元，多偿还被答辩人35,360元,为答辩人自愿支付给被答辩人的资金使用费用。在2019年2月3日，答辩人因资金需要再次向被答辩人提出借款87万，并基于多年的信任关系在被答辩人未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提前向被答辩人出具了收到87万元的借条。后答辩人回老家，而被答辩人一直未向答辩人支付案涉借款。后期经答辩人询问，被答辩人称其现在资金紧张无法向答辩人支付借款。此后答辩人多次向被答辩人索要欠条，但是被答辩人说该欠条已经被其销毁，答辩人基于多年的朋友关系也就相信了被答辩人，未向其继续索要该欠条。由于涉案欠条并未实际履行，而之前向被答辩人所借款项答辩人已经全部偿还完毕，并且支付了资金使用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已经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第二、涉案欠条利息约定为被答辩人私自添加，在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出具借据时，双方并未就该借款约定利息。王建财向法院提供的欠条上所写双方约定二分利息，系王建财后期私自添加的。因为首先，该欠条的上半部分全部为答辩人亲笔所写，而欠条的利息部分笔迹明显与上半部分不同，并非答辩人笔迹而是其他人后期添加上去的。其次，就利息部分存在的位置明显不符合书写借据的常规方式。一般就借据实体内容包括：本金，利息约定，借款日期，还款日期等等都应该书写在借据的主体部分，在借款人签名之上，借款人签名、日期则应该在借据的最后部分。而本借条就利息约定部分书写位置明显违背常规方式。综上可以得出，借据利息部分为被答辩人后期添加，答辩人对此不予认可。一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5年10月16日至2018年11月21日期间，被告以搞工程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提出借款，并于2019年2月3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吴双堂今收到王建财人民币捌拾柒万元整，870,000元整，归还2019年5月1日。2019年2月3日吴双堂，双方约定二分利息”。2020年7月2日，原告以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87万元及利息为由诉至法院。经查，原告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62×××76账户向被告中国农业银行62×××74账户陆续转款四笔合计571,000元，其中2015年10月16日转存50,000元；2016年3月15日转存380,000元；2018年5月26日转存91,000元；2018年11月21日转存50,000元。被告于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12月7日先后向原告转款6笔，合计506,360元，并于2020年1月23日向原告转款100,00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借条》、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被告向法庭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经庭审审查，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故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实践中，人民法院除了审查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外仍然应当对借款实际发生的金额进一步审查。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被告2019年2月3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借款金额为870,000元，原告自称除银行转账外其他均为现金交付，同时提出“被告这些笔的还款不能说明是针对原告出借的这几笔借款，每一笔数额也都与原告转账的数额不相符这更加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转账及现金的多笔借款”，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其起诉状及庭审中就向被告出借借款、被告偿还借款、双方银行转账金额及现金交付金额表述前后矛盾；原告在被告2019年2月3日出具的借条中擅自添加“双方约定二分利息”的内容，致使该证据证明力下降，被告庭审中亦提出质疑，故不能单独作为定案证据；原告亦未就双方约定月利2分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还款金额及时间虽存在不符合常理之处，但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进行反驳。结合原、被告双方银行转账的具体情况，本院认定被告已全部偿还原告借款，故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87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主张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建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07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4,870元，由原告王建财承担。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王建财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方形广场支行《账户历史交易清单》，记载上诉人王建财2013年8月28日至2020年9月11日银行流水记录，证明截止至2019年2月3日，被上诉人吴双堂书写借条时，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转账6笔，总计681,000元。二、王建财向无双堂转款明细。拟证明：截止至2019年2月3日，被上诉人吴双堂书写借条时，上诉人向其转款的时间及金额，总计681,000元。三、农业银行银行支票及取现记录。拟证明：被上诉人吴双堂在一审中举证支票一张，主张以指示还款的形式向上诉人还款。但是这张支票并非是由出票人沈阳丰和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交付上诉人，也并非是指示还款，而是被上诉人因其没有公司，找到上诉人提现，上诉人于2014年4月9日取现交付被上诉人。此支票金额与本案无关。四、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信息。证明内容：证人吴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被上诉人在2019年11月份与证人吃饭时陈述自己尚欠上诉人钱的事实，且欠款金额超过了70万。被上诉人吴双堂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账户历史交易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从2013年8月28日至2020年9月11日银行流水，记载截止至2019年2月3日被上诉人书写借条时，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转账6笔，总计681,000元，但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涉案借据中的87万元，也无法证明借据中的87万系双方对账的结果。证据二、王建财向吴双堂转款明细：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涉案借据中的87万元，也无法证明借据中的87万系双方对账的结果。证据三、支票及取现记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2014年4月9日上诉人将支票金额取现交付被上诉人。证据四、吴某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吴某系上诉人王建财的合作伙伴，并未参与到本案借据的形成过程中，其证言真实性、合法性无法保障，不应采信。本院认为，一审诉讼期间，上诉人王建财向法庭提交了被上诉人吴双堂于2019年2月3日出具的借条，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金额为870,000元的借贷法律事实。但因上诉人一审自认除银行转账外，其他均为现金交付，主张当事人之间以转账、现金方式发生过多笔借款。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在被上诉人2019年2月3日出具的借条中，上诉人擅自添加“双方约定二分利息”的内容，致使该证据证明力下降，不能单独作为定案证据为由，判决驳回了其一审诉讼请求。现上诉人再行向法庭提举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方形广场支行2013年8月28日至2020年9月11日之间的银行流水记录等证据，证明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出借款事实，拟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存在长期、多笔经济往来，形成87万元累计债权的事实。结合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借条》中，关于借款本金数额的记述部分并无文字变造，应当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客观事实。但因案涉事实成因复杂，争议数额较大，案件基础事实存在多处不清的情形，依照法律规定，本案应发回重审。重审中，应进一步查明、确认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权利、义务内容，并据查明的事实，妥善裁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1060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王建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4,414元予以退回。审判长  宋刚审判员  任江审判员  王**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程曦书记员杨雅婷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