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42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玥，女，1960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荣，湖北开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顺全，男，196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玲，湖北米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兵，湖北米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樊城区鑫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春园西路。法定代表人：卜崇斌，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金成，系该公司会计。上诉人王红玥、上诉人赵顺全因与被上诉人襄阳市樊城区鑫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融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4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红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荣、上诉人赵顺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玲、被上诉人鑫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金成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红玥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4392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1、赵顺全偿还王红玥借款100万元，并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自2014年7月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鑫融公司在第一项请求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鑫融公司偿还上诉人王红玥借款10万元，并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自2014年7月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赵顺全、鑫融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的借款事实为110万元，但判决100万元有偿还主体，还有10万元无人担责，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判决错漏：一、一审法院认定“但对王红玥要求赵顺全主张此笔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月息3%’是事后乔金成添加的，对赵顺全无效”属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且与本案事实相矛盾。本案2013年11月29日的90万借款关系中，王红玥与赵顺全之间存在有效的利息约定，理由：1、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赵顺全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按月支付18.84万元属于借款利息，但却认定赵顺全的借款没有利息约定是错误的。若该18.84万元属于还款，赵顺全应当在支付后要求王红玥更换借据，或在转账时备注为偿还本金而不是备注为“利息”。18.84万元应当为利息，赵顺全应该支付利息。2、鑫融公司认可90万借款存在利息约定，其在2020年7月补写“月息3%”的字样，是对借款利息的书面确认。赵顺全在答辩意见中也认可该款项的性质为利息，只是认为支付利息的行为主体系鑫融公司。3、赵顺全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按月支付利息中，除2014年3月之外，其他月份均是按照月息3%支付的90万元借款利息2.7万。其他两笔10万借款也有月份按照月息三分支付利息。倘若赵顺全与王红玥之间没有利息约定，那么赵顺全根本不会向上诉人王红玥按月支付利息。因此，赵顺全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有规律地向王红玥按照月息3%的标准按月支付的2.7万元，属于借款利息。二、一审法院认定“鑫融公司……承担的是担保责任，但王红玥只要求鑫融公司和赵顺全共同承担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及利息的责任……”属于法律认定错误。王红玥在庭审中多次表明，本案借款人为赵顺全，担保人为鑫融公司，鑫融公司是基于担保人（保证人）的身份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王红玥认为，在本案借款关系中，鑫融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形式即为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三、一审法院认定“在2013年11月29日的10万元借据中，虽有赵顺全签名……，变更债权人为王红玥和添加‘月息3%’均系王红玥与鑫融公司之间的约定，对赵顺全无效……”属于法律认定错误。王红玥认为，赵顺全是以个人名义向王红玥借款，至于其系鑫融公司的股东和分管财务的副总，系财务负责人，对其在此100万元借款中应该承担的还款责任没有影响。乔金成系鑫融公司的会计，赵顺全是乔金成的主管领导，在借款收据上变更债权人和添加月息显然不是乔金成的职权范围，而是受赵顺全的授权而为，同时加盖鑫融公司公章认可借款和变更的效力，鑫融公司理应和赵顺全共同承担该笔借款的偿还责任。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判决违反法律规定。王红玥在一审要求赵顺全和鑫融公司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而一审法院判决按月利率3%的标准计算，明显超出上诉人一审请求范围，程序违法。另外，一审法院支持年利率36%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赵顺全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第一项和第四项上诉请求。一、赵顺全没有向王红玥借款100万元，更没有与王红玥约定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1）2013年11月29日，赵顺全没有向王红玥表示过借款的意思，没有向王红玥借过款，与王红玥之间没有形成民间借贷关系。2013年11月29日，王同美的10万元借款是鑫融公司借的，不是赵顺全借的，而且向王同美借款不等同于向王红玥借款，王同美没有要求赵顺全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王红玥的90万元与王同美的10万元仅是通过赵顺全介绍，借给鑫融公司的，利率是王红玥与鑫融公司约定的，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之间的利息均是鑫融公司支付的。王红玥和王同美按照鑫融公司的要求将100万元转入鑫融公司指定的账户—赵顺全的农行卡。因赵顺全是鑫融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赵顺全的农行卡和U盾，用于鑫融公司业务进出账使用。这两笔借款均是鑫融公司借的，借据是鑫融公司打印的，谁介绍来的借款，谁就在借据上签字。王红玥和王同美借款给鑫融公司是通过赵顺全介绍的，所以在借据中签名。赵顺全仅是作为介绍人在借条上签字，不是作为借款人签字。王红玥的借款利率是王红玥当时借款给鑫融公司时与鑫融公司约定的，不是与赵顺全约定的，“月息3%”也是鑫融公司添加的，也没有经过赵顺全同意。如果赵顺全向王红玥借款90万元和10万元，鑫融公司的会计乔金成不可能给王红玥支付利息。鑫融公司给王红玥支付利息至2014年6月，之后没有支付利息也没有偿还本金。直到2020年7月，王红玥才找到鑫融公司索款。若是赵顺全向王红玥借款90万元和10万元，王红玥肯定会不断地找赵顺全索要借款。可是六年里，王红玥从没有找赵顺全索要过90万元和10万元借款。2、王红玥陈述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1、一审法院查明的是通过赵顺全名下银行账户和乔金成名下银行账户向王红玥账户转款支付利息的事实，并没有认定利息是赵顺全支付的。赵顺全没有向王红玥借过款，也没有支付过利息，不可能备注偿还“本金”或者“利息”，更不可能想到更换借据。2、补写或者添加“月息3%”是鑫融公司的意思表示，因为王红玥和王同美的100万元是鑫融公司借的，利息是鑫融公司与王红玥约定的，也是鑫融公司支付的。赵顺全作为这笔借款的介绍人和鑫融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知道王红玥和鑫融公司关于利息的约定，但是并不等同于个人认可“月息3%”。3、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鑫融公司是按照月息3%给王红玥支付利息的，并不赵顺全给王红玥支付利息的。赵顺全从没有承诺过按照月息3%给王红玥支付利息的，也没有向王红玥借过100万元。4、在2013年11月29日王同美的10万元借据中，变更债权人为王红玥和添加“月息3%”均系鑫融公司的行为，与赵顺全无关，赵顺全不应偿还王同美2013年11月29日10万元的借款。二、诉讼时效已过，王红玥已经丧失胜诉的权利。2014年7月至2020年7月，六年时间里，王红玥从没有找赵顺全索要过借款，王红玥起诉时已经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王红玥已经丧失了胜诉的权利。鑫融公司辩称，王红玥的110万都是鑫融公司借的，不是赵顺全借的。赵顺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606民初4392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的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红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在2013年11月29日的90万借据中，既有赵顺全的签名又有鑫融公司在担保人处加盖的公章，王红玥与赵顺全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赵顺全负有向王红玥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的的义务。”的事实是错误的。（一）赵顺全与王红玥之间没有借款意思表示，没有向王红玥借款90万元，与王红玥之间没有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不应当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王红玥的90万元本金是通过上诉人赵顺全的介绍借给鑫融公司的，利率是与鑫融公司约定，利息也是鑫融公司支付的。赵顺全是鑫融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王红玥为获得鑫融公司的3%高息，通过赵顺全介绍将100万元借给鑫融公司使用，因王红玥是赵顺全介绍，赵顺全又是鑫融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所以赵顺全的在借据中签名，不是借款人的签名。上诉人的农行卡及U盾一直分别由鑫融公司保管、使用。上诉人从来没有占有、使用过这个农行卡。赵顺全有固定的收入，经济条件较好，2013年又无使用大笔钱的地方，与王红玥不熟悉，赵顺全没有任何理由向王红玥借款90万元。2020年7月王红玥携借据索款时，找到鑫融公司要求添加“月息3%”,说明王红玥十分清楚或者明知90万元本金是借给鑫融公司的，而不是借给赵顺全的。如果赵顺全向王红玥借款90万元，鑫融公司的会计乔金成不可能给王红玥支付利息。（二）一审判决既然认定赵顺全与王红玥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就应当认定鑫融公司从赵顺全和乔金成的账户支付给王红玥的利息19.14万元系赵顺全偿还的本金，剩余本金应为70.86万元。（三）鑫融公司支付给王红玥的利息至2014年6月就停付了，2014年7月后未再给王红玥支付利息。2014年7月至2020年7月14日的六年时间里，王红玥没有找赵顺全索要过90万元借款，2020年7月才找到鑫融公司索要。王红玥起诉时，早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王红玥已经丧失了胜诉的权利。二、一审法院有失公正。赵顺全在一审庭审时提出，王红玥起诉时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其已经丧失了胜诉的权利。赵顺全在一审庭审时举出证据证明赵顺全不是借款人，赵顺全的农行卡系鑫融公司办理、保管和掌控，是鑫融公司办理业务进出账使用。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王红玥起诉时仅请求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二一审法院却按照月利率3%判决支付利息。不仅超出王红玥的诉讼请求，而且违反民间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24%的规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部分不当。王红玥辩称，在法院起诉110万，却判成这个结果。对于赵顺全的上诉不值一驳，一切看证据。请求法院根据证据及事实依法裁决。鑫融公司述称，钱是鑫融小额公司借的，不是赵顺全借的。王红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顺全、鑫融公司向王红玥偿还借款本金三笔共计110万元及利息，三笔借款均自2014年7月起（含7月）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赵顺全、鑫融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3日，王红玥通过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向赵顺全名下的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同日，鑫融公司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王同美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100000元）襄阳市樊城区鑫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3年9月3日”。2013年11月29日，王红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赵顺全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同日，赵顺全出具借据二份，分别载明：“今借到王同美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100000元）赵顺全经办人：陈某担保人：襄阳市樊城区鑫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和“今借到王红玥人民币大写：玖拾万元整（￥900000元）赵顺全经办人：陈某担保人：襄阳市樊城区鑫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20年7月，王红玥携借据索款时，鑫融公司会计乔金成在三份借据上亲笔添加了“月息3%”，并在其中的两份借据中“王同美”名字下方添加了“王红玥”，同时在2013年9月3日10万元借据和2013年11月29日10万元借据上的修改处加盖了鑫融公司印章。借款后，通过赵顺全名下银行账户和乔金成名下银行账户向王红玥名下账户还款情况分别为：2013年9月30日，赵顺全向王红玥转款0.3万元；2013年12月30日，赵顺全向王红玥转款2.7万元；2014年1月30日，赵顺全向王红玥转款2.7万元；2014年3月3日，赵顺全向王红玥转款2.7万元；2014年3月17日，赵顺全向王红玥转款1.44万元；2014年4月15日，赵顺全向王红玥转款2.7万元；2014年5月28日，乔金成向王红玥转款2.7万元、0.6万元；2014年6月17日，赵顺全向王红玥转款2.7万元、0.6万元。另查明，借据中的王同美系王红玥父亲，于2018年5月13日去世。上述借据中的两个10万元均为王同美生前的存款出借。王同美去世后，由王红玥要求乔金成代表鑫融公司在王同美名字下添加了王红玥的名字。庭审中，王红玥诉称已将父亲的借款还清后，才要求鑫融公司添加了自己的名字。上述事实有三份借据、银行流水、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单位证明、明细账及王红玥的陈述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本案中，2013年9月3日的借据载明的债权人为王同美，王红玥主张其已将此笔借款归还给了其父亲王同美，完成了债权转让，借据中载明的债务人鑫融公司同意，但王红玥以该笔借款已转至赵顺全账户为由，要求赵顺全和鑫融公司共同偿还此笔借款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为第一赵顺全没有在此借据中签名，第二次借据中约定的利息系王红玥与鑫融公司之间约定的，对赵顺全无效，此笔借贷关系为王红玥与鑫融公司之间成立的，赵顺全名下的账户只能视为双方指定的转款账户，故对王红玥要求赵顺全与鑫融公司共同偿还此笔1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笔借款的还款人为鑫融公司，鑫融公司亦认可，故鑫融公司应向王红玥偿还此笔借款本金10万元及从2014年7月之后，按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在2013年11月29日的10万元借据中，虽有赵顺全签名，但此借据中载明鑫融公司为担保人，变更债权人为王红玥和添加“月息3%”均系王红玥与鑫融公司之间的约定，对赵顺全无效，故王红玥持该借据向赵顺全主张债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此借据中鑫融公司承担的是担保责任，但王红玥只要求鑫融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主张担保责任，故对王红玥要求鑫融公司和赵顺全共同承担偿还此笔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2013年11月29日的90万元借据中，既有赵顺全的签名又有鑫融公司在担保人处加盖的公章，王红玥与赵顺全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赵顺全负有向王红玥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的义务，故对王红玥持该证据向赵顺全主张借款本金9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对王红玥要求赵顺全主张此笔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月息3%”是事后乔金成添加的，对赵顺全无效，故对王红玥的此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鑫融公司在此笔借款中载明为担保人，承担的是担保责任，但王红玥只要求鑫融公司和赵顺全承担共同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及利息的责任，该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赵顺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红玥借款本金90万元；二、鑫融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红玥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3%计算；三、驳回王红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284元，减半收取14142元，由赵顺全负担6400元，鑫融公司负担1150元，王红玥负担659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赵顺全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赵顺全的农行卡622XXXXXXXXX978流水明细25页（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和鑫融公司2013年至2014年用赵顺全农行卡存款明细帐11页（一审鑫融公司已举证），证明赵顺全的这张农行卡一直是鑫融公司占有、使用、掌控，银行卡的收支均是鑫融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包括王红玥和王同美的借款，都是公司的融资借款，利息也是公司支付的,不是赵顺全个人的。证据二、鑫融公司的部分记账凭证（2013年11月12页、2014年2月11页），证明2013年11月29日王红玥的90万元和王同美的10万元均是借给鑫融公司，不是借给赵顺全的。证据三、乔金成的借据、王志红的借据，该两份借据和王红玥、王同美的借据是一个模式。证明鑫融公司对外借款融资出具的借据是一样的，是公司制作的同一固定模板。鑫融公司没有融资的资格，都是以担保人的身份对外借款融资。哪个股东介绍融资的，由哪个股东在担保借条上签字。证据四、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陈某是当时鑫融公司的出纳，证明王红玥和王同美的100万元，均是鑫融公司借的，是陈某经手替公司办理的融资手续，分管财务的股东赵顺全仅是介绍人。王红玥质证称，对证据一：1、赵顺全的银行卡户名清晰写的是赵顺全，也能显示出他收到了王红玥三笔借款110万，与鑫融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这份证据证明赵顺全与王红玥借款给赵顺全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有效。2、流水可以证明借款与鑫融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恰好证明钱是赵顺全收的，也是赵顺全用的，没有标注与鑫融公司有任何关系。3、银行存款的明细账，与本案有关的就是王红玥和王同美的钱进入了赵顺全的账户，至于赵顺全辩称的账户是鑫融公司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赵顺全的账户谁在用，赵顺全自愿让出权利与王红玥无关，王红玥对此毫不知情。对证据二和证据三：是公司内部账，与赵顺全和王红玥110万的借款没有关系，不能达到赵顺全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四：不认可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证人都不认识王红玥，她所称的她知道赵顺全把是鑫融公司借款的事告诉了王红玥是相互矛盾的，王红玥没有去过鑫融公司。赵顺全向王红玥借110万是通过一位姓宋的中间人介绍的，并不是说赵顺全是中间人。证人是鑫融公司的出纳，她和赵顺全之间怎么办理这笔借款的后续跟王红玥与赵顺全的借贷没有关系，不能起到否定赵顺全承担偿还借款及利息义务的作用。鑫融公司质证称，赵顺全的证据都是真实的，鑫融公司公司将赵顺全的银行卡作为公司的银行存款下面的一个科目，该银行卡和U盾都在公司会计和出纳手上，不是赵顺全在使用。同意赵顺全的证明目的。证人证言是真实的。上诉人王红玥及被上诉人鑫融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对赵顺全提交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价。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2013年11月29日的两份借据中约定的10万元和90万元共计100万元借款应当由谁偿还，该两笔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二、一审判决对2013年9月3日借据中约定的10万元借款利息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王红玥向赵顺全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评判如下：一、2013年11月29日的两份借据中约定的10万元和90万元共计100万元借款应当由谁偿还，该两笔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经查，2013年11月29日的10万元和90万两份借据中，在借据主文至经办人之间的空白处均有赵顺全签名，鑫融公司在两份借据中的担保人处盖章。2013年11月29日，王红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赵顺全账户转款100万元，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6月17日期间，赵顺全账户多次向王红玥账户转款。因鑫融公司在该两份借据中的身份均为担保人，赵顺全、鑫融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两笔共计100万元借款系出借给鑫融公司，也未能证明王红玥或者王同美知晓本案涉及的赵顺全的农行卡是否由鑫融公司使用。结合该两笔借款本金100万元均由王红玥账户转至赵顺全账户，赵顺全账户多次向王红玥账户转款及赵顺全在两份借据上均有签名等事实，本院认为该两笔借款的借款人为赵顺全，其应当承担偿还责任，担保人鑫融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王红玥未提交证据证明将2013年11月29日10万元借据中的债权人变更王红玥时，经过赵顺全的同意，但该笔借款系由王红玥账户转账至赵顺全账户，王红玥持有该借据应视为王同美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了王红玥，其起诉要求赵顺全偿还该笔借款已完成了通知义务，而鑫融公司对债权人已变更为王红玥是认可的。故王红玥持该10万元借据向赵顺全和鑫融公司主张权利，合法有据。综上，赵顺全上诉称借款人系鑫融公司，王红玥无权依据10万元借据主张权利，赵顺全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虽然王红玥未举证证明在两份借条中添加“月息3%”经过赵顺全同意，但从2013年11月29日该两笔100万元出借后，赵顺全账户向王红玥账户规律性还款及还款数额可以看出，该两笔借款在出借时均约定了利息。故赵顺全上诉主张未约定利息，不应当承担利息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自2014年6月17日后，赵顺全和鑫融公司再未向王红玥支付过利息，而在2014年6月17日之前支付的利息未超过月利率3%，故王红玥要求自2014年7月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赵顺全应当偿还王红玥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鑫融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一审判决对2013年9月3日借据中约定的10万元借款利息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3日10万元借据中载明的借款应由鑫融公司向王红玥偿还并自2014年7月起支付利息并无不当，但一审法院判决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本院予以纠正，依法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三、王红玥向赵顺全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因本案三份借据均未约定还款时间，依法王红玥可以随时主张权利。故赵顺全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赵顺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王红玥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4392号民事判决；二、赵顺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红玥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三、襄阳市樊城区鑫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红玥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四、襄阳市樊城区鑫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王红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142元，由赵顺全负担7071元，襄阳市樊城区鑫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70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0元，由赵顺全负担16000元，襄阳市樊城区鑫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16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余以祥二０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闫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