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16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瑞根，男，195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阿宝，男，197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锡强，浙江常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瑞根为与被上诉人梅阿宝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20）浙0523民初2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瑞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梅阿宝的全部诉讼请求，由梅阿宝退回邓瑞根已支付的14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梅阿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借条系人身遭受攻击和家人安全受到威胁情况下被迫书写。案涉借条出具前一晚，邓瑞根因安吉影视城工地施工及瓦片供应事宜约请梅小飞到递铺广和茶楼商谈，但当其指出梅小飞擅自出卖自己享有商标和专利的瓦片给影视城工地违法时，梅小飞对其拳打脚踢并扬言杀人。案外人徐庚冲向公安机关报警，后双方至安吉昌硕派出所接受调查。为了影视城工地尽快恢复供瓦及家人安全，其放弃了对梅小飞的责任追究，并同意与梅小飞继续商谈恢复供瓦之事。但次日，梅小飞却以自己是瓦厂投资人威胁邓瑞根如不出具借条就不可能恢复供瓦，迫使邓瑞根出具案涉借条。一审仅以借条认定其是债务人，并未考虑梅阿宝、梅小飞故意伤害及侵权行为的事实。二、案涉借条系在派出所出警后的第二天出具，仅出具过一次，其上79600元由两笔款项构成，其中63585元系其与李诗文就截至2018年8月15日合伙欠付的瓦款与安吉孝丰飞乐建筑材料厂（以下简称飞乐建材厂）员工张敏飞（梅阿宝前妻）结算而来，该款项最初是83585元，后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向张敏飞支付了20000元；剩余16000元是李诗文父亲李兴海因与张敏飞合伙开办的厂拆迁结算欠付张敏飞的款项，后李兴海病故，梅小飞、梅阿宝却将该款项计入李诗文名下，但该款项发生在其与李诗文合伙之前，与邓瑞根没有关系。梅阿宝混淆事实，将李诗文结欠张敏飞的款项转变为邓瑞根的欠款。实际上，张敏飞与案外人李诗虎合作办厂时供应安吉影视城的施工单位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公司）的瓦片系盗运其和李兴海合伙办厂的产品，后张敏飞与李诗虎提出按照货款的五分之一补偿邓瑞根和李兴海，约为6、7万元，该款项至今未付。如款项对冲，邓瑞根并不结欠张敏飞货款。但梅阿宝强迫邓瑞根出具案涉借条且对上述事实予以否认，并称“我只知道你们在张敏飞那里有瓦款未结，不写就是不给瓦”。三、即便其和李兴海、李诗文父子先后合作期间结欠张敏飞货款，也仅是二人尚欠的货款，按理应出具欠条，但梅阿宝称“现在是你要瓦，你必须写借条，而且必须是你一个人写，否则我们谈不下去”，故梅阿宝将货款变成借款，把两个人的债务变成一个人的债务。四、其与梅小飞在2016至2017年期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并未查明邓瑞根、李诗文同张敏飞、李诗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邓瑞根既未办理过任何债权债务转移的手续，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的通知，此种情况下，一审认定邓瑞根与张敏飞间存在债务关系，继而确认这一债务转移给梅小飞，再转移给梅阿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梅阿宝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邓瑞根主张案涉借条系受胁迫出具，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因债务纠纷向派出所报案属实，但派出所认为是经济纠纷，让双方自行协调。当时邓瑞根急于要梅小飞继续向影视城供应瓦片，自愿出具借条。借条经过两次书写，第一次为从派出所出来后两三天，其与梅小飞、邓瑞根三人在广和茶楼进行协商，但所出具借条并未书写归还期限；第二次系在梅小飞的飞乐建材厂内，邓瑞根当时去装货但没有携带现金，其将借条带去与邓瑞根沟通还款期限，邓瑞根最终同意并签字，后其将第一次书写的老借条撕掉。如果是受胁迫，邓瑞根不可能两次出具借条。且邓瑞根在法庭调查中明确，如与安吉影视城的款项能够及时回收，其是愿意支付案涉借条款项的，但后款项回收不及时，自己有亏本，故无法支付。二、梅小飞欠付梅阿宝借贷款项，邓瑞根欠付梅小飞瓦片买卖货款，案涉债权转让合法有效。梅小飞因安吉影视城资金周转向梅阿宝借款250000元，二者民间借贷关系属实。梅小飞系飞乐建材厂的投资人，梅阿宝于二审中提交的邓瑞根、李诗文就截至2018年8月15日欠付该厂的货款与员工张敏飞进行结算的两张结算单，可以证明邓瑞根与合伙人确认欠付的瓦片货款为83585元，邓瑞根对外以个人名义将该笔债务承担，与梅小飞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借条所涉79600元是两张结算单所涉货款83585元经双方协商让步后得出，符合逻辑与常理。梅小飞将对邓瑞根的79600元货款的债权转让给梅阿宝，用于抵冲梅小飞本人结欠梅阿宝的部分借款债务，并且征得了邓瑞根的同意。邓瑞根于2019年4月18日亲笔出具借条给梅阿宝，并对还款时间及还款金额进行承诺。邓瑞根一审中称与梅小飞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没有买卖纠纷，并不欠付梅小飞款项，二审中又称与李诗文一起欠付梅小飞款项，前后矛盾。三、邓瑞根主张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通过微信支付给张敏飞20000元系支付截至2018年8月15日欠付的货款83585元，但该笔款项支付发生在案涉借条出具之前，邓瑞根作为李诗文的合伙人，如果李诗文支付的20000元与结算单款项具有对应性，则邓瑞根肯定主张予以扣除，但案涉借条系在83585元基础上予以折让，并未进行过扣除，故邓瑞根主张李诗文支付的20000元系支付结算单款项，不符合常理。 梅阿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瑞根返还梅阿宝借款本金人民币65600元及逾期利息774元（以25800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9年11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此后以本金65600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瑞根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8日，邓瑞根向梅阿宝出具一份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梅阿宝现金人民币79600元，定于2019年10月底前归还本金39800元，剩余39800元于2020年4月底前付清。”2019年5月16日，邓瑞根支付给梅阿宝14000元。还款期限届满，经梅阿宝多次催讨，邓瑞根至今未还款，故纠纷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梅阿宝陈述的事实，邓瑞根向梅阿宝出具借条的行为包括两个法律关系。第一个法律关系，邓瑞根与梅小飞之间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曾存在买卖关系，邓瑞根尚欠梅小飞货款79600元。第二个法律关系，梅阿宝与梅小飞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关系，梅小飞将对邓瑞根的债权转让给梅阿宝，邓瑞根同意直接向梅阿宝履行债务。因此，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应属于债权转让纠纷。梅阿宝举证借条证明梅小飞因买卖关系对邓瑞根具有债权，并将该债权转让给梅阿宝，邓瑞根也同意向梅阿宝履行，完成了初步举证。邓瑞根抗辩其与梅小飞之间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梅小飞没有债务，借条系在梅小飞和梅阿宝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出具。邓瑞根举证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故该院对邓瑞根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结合邓瑞根向梅阿宝支付14000元的事实，该院确认梅阿宝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取得对邓瑞根债权的事实。梅阿宝对邓瑞根享有债权，双方对还款时间和数额进行了约定，邓瑞根未按约向梅阿宝足额履行，故该院对梅阿宝要求邓瑞根还款的诉请予以支持。梅阿宝要求邓瑞根以每期未履行部分为基数自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该院予以支持，但利率应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邓瑞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梅阿宝欠款656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58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以6560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梅阿宝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元（减半收取），由邓瑞根负担。 二审中，邓瑞根提交如下证据：1.谢生华和戴先华的证明两份，用于证明梅小飞停止向其供应瓦片，导致安吉影视城供货中断；2.徐庚冲和李诗虎（落款日期为2020年11月20日）的证明两份，用于证明案涉借条出具前一晚，梅小飞对其施暴，案涉借条系受胁迫出具；3.李诗文（落款日期为2020年9月30日）的证明一份，用于证明案涉借条中16000元是李诗文父亲李兴海欠付张敏飞的款项，与邓瑞根无关；4.李诗文（落款日期为2020年11月20日）的证明一份，用于证明李诗虎、张敏飞与蓝天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后至其场地偷运瓦片被发现，因瓦片正在申报专利，张敏飞、李诗虎提出按照货款的五分之一补偿邓瑞根和李兴海即主瓦按照0.4元／片，配件按照1.5元／片；5.李诗虎（落款日期为2020年9月9日）的证明一份，用于证明张敏飞、李诗虎答应补偿6-7万元，但至今未付，该笔款项应与其和李诗文与张敏飞结算的瓦片货款63585元（即83585元扣减李诗文支付的20000元）进行抵销；6.李诗文（落款日期为2020年9月30日）的证明一份，用于证明63585元是其和李诗文合作期间共同欠付张敏飞的款项，其仅知晓张敏飞与李诗虎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知道梅小飞、张敏飞与李诗虎间的合伙关系；7.转账明细三份，用于证明其与李诗文于2018年8月15日与张敏飞就欠付款项83585元进行结算后，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向张敏飞支付3笔共计20000元，剩余63585元即为借条中的一部分款项；8.供货合同一份，用于证明其拥有李诗虎、张敏飞同蓝天公司签订合同中所涉瓦片的专利，二人答应按照主片0.4元／片，配件1.5元／片进行补偿的由来。 对邓瑞根提交的证据，梅阿宝质证认为：对证据1-6的真实性有异议，属于证人证言，在证人没有出庭的情况下，不符合证据的有效形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张敏飞仅系飞乐建材厂的员工，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向张敏飞单独支付2万元，并未明确款项用途，而李兴海欠付张敏飞16000元并出具借条在先，故该笔款项理应为李兴海欠付款项的支付，并非对应两张结算单83585元的支付，且邓瑞根在案涉借条出具时并未提起该笔款项的支付并要求予以扣减；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中蓝天公司的相对方是安吉林兴水泥制品厂，无法看出与张敏飞、李诗虎之间的关系，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二审中，梅阿宝提交如下证据：1.结算单两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用于证明梅小飞系个人独资企业飞乐建材厂的投资人，邓瑞根、李诗文与员工张敏飞结算截至2018年8月15日尚欠飞乐建材厂的瓦片货款为83585元；邓瑞根与李诗文是合伙关系，二人对外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邓瑞根与梅小飞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借条系邓瑞根个人自愿出具。2.借条一份，用于证明梅小飞于2017年2月4日向梅阿宝借款25万元，利息为七厘，按季度付息5250元，借期两年，双方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3.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系邓瑞根于2019年4月17日邀请梅阿宝一起吃晚饭商量事情，用于证明案涉借条系双方于2019年4月18日经友好协商出具。 对梅阿宝提交的证据，邓瑞根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结算单确实是其和李诗文与张敏飞进行结算，数额83585元属实；但其一直与张敏飞打交道，并不知晓飞乐建材厂是梅小飞的，案涉借条系上述款项扣除已支付的2万元后的63585元加上李诗文父亲李兴海欠付张敏飞的16000元，该16000元与己无关。证据2的借条，案涉79600元借条出具时并未说起因梅小飞欠梅阿宝款项，其欠梅小飞款项，所以将债权转让给梅阿宝，该借条是第一次看到。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聊天记录与借条是否系胁迫下出具没有必然联系，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邓瑞根申请证人李诗文出庭作证，用于证明其和李诗文合伙期间向张敏飞购瓦，2018年8月15日经双方结算，货款总计83585元，后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向张敏飞付款20000元，该货款剩余63585元；李诗文知晓案涉79600元借条由上述63585元及李兴海欠付张敏飞的款项16000元组成，但该16000元与邓瑞根无关。李诗文出庭作证称，其不知晓邓瑞根与梅阿宝间签署有借条及借条的金额、具体组成；其系父亲李兴海去世后与邓瑞根合伙，期间向飞乐建材厂购买瓦片，当时并不知晓梅小飞是老板，系与张敏飞进行结算并签署有两张结算单，其中一张金额为10500元，另外一张金额记不清楚，两张结算单中是否包含父亲李兴海欠付张敏飞并由其向张敏飞出具的欠条16000元，其不清楚，但因张敏飞从未向其催讨，故其认为两张结算单中包含了李兴海欠付张敏飞的16000元，但当时并未向张敏飞提出要将16000元的欠条取回，亦未和邓瑞根沟通过其父亲欠款由邓瑞根承担，后其于2019年2月4日通过微信支付张敏飞20000元即支付结算单83585元对应的款项，并将款项支付情况告知邓瑞根。 梅阿宝申请证人一梅小飞出庭作证，用于证明邓瑞根与梅小飞间存在瓦片买卖合同关系，邓瑞根欠付梅小飞货款，而梅小飞与梅阿宝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梅小飞欠梅阿宝借款，故梅小飞将对邓瑞根的79600元债权转让给梅阿宝。梅小飞出庭作证称，其以向邓瑞根在安吉影视城的公司供应瓦片进行资金周转为由与妻子张敏飞商量后，向哥哥梅阿宝借款250000元；飞乐建材厂于2017年5月2日成立时，张敏飞虽与其离婚，但仍在厂里负责记账和质量管理；其让张敏飞与李诗文、邓瑞根二人进行结算并出具截至2018年8月15日的两张货款金额为83585元的结算单，邓瑞根答应及时支付梅小飞款项；2019年4月，双方因瓦片供应及货款支付产生争端后同意在广和茶楼协商，后因争执双方均报警希望派出所出面协调，派出所认为双方系经济纠纷让自行协调；案涉借条经两次书写，第一次是在去派出所之前，邓瑞根以尚未拿到工程款为由要求梅小飞让步，梅小飞起先仅答应83585元让步2000元，邓瑞根不同意并称会包销梅小飞建材厂的瓦片，后经梅小飞、梅阿宝、邓瑞根协商定为79000元，邓瑞根出具借条，但并未书写归还时间；后隔了三四天，邓瑞根与梅小飞协商恢复供货并同意梅小飞提出的即时结清货款条件，梅阿宝在梅小飞办公室内以前次书写借条未写明还款日期为由让邓瑞根重新书写借条，邓瑞根签字同意，后邓瑞根支付14000元后联系梅小飞告知已付款项让其放心并要求继续供货。另外，在飞乐建材厂前，其与李兴海、李诗虎合伙，因当时其并未与张敏飞离婚，后李兴海退出时欠付其和张敏飞16000元，该笔款项由张敏飞经办。后来李诗文继续去购货，欠付款项由16000元累计至20000元以上，李兴海去世后儿子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支付张敏飞20000元，就是归还其父亲的16000元及自己所欠款项，与案涉79600元借条无关。 梅阿宝申请证人二张敏飞出庭作证，用于证明张敏飞于2019年2月4日收到的李诗文微信转账20000元，并非如邓瑞根所述系支付2018年8月15日两张结算单对应的83585元货款，邓瑞根所称案涉79600元借条的金额组成不成立。张敏飞出庭作证称，其与梅小飞婚姻存续期间向梅阿宝借款25万元，借条由二人共同签字；李诗文与邓瑞根合伙期间向飞乐建材厂拉货，其与双方于2018年8月15日结算货款83585元（Ａ13标段尾款10500元、Ａ09标段货款73085元），该款项并不包含李兴海父亲欠付款项，当时邓瑞根、李诗文及妻子、梅阿宝及妻子均在货款结算及两张结算单签署的现场，现该笔钱款仍然欠付；后其从飞乐建材厂辞职，并不知晓双方的债权转让事宜；其于2019年2月4日收到的李诗文微信转账20000元系李诗文父亲李兴海于欠付的16000元及李诗文后续拉货的货款，其收款后联系李诗文告知2万多元就按照2万元计算，既然已经支付就将欠条撕掉，李诗文表示同意并称有付款凭证可以佐证，后其将款项用于支付飞乐建材厂的货款。 对上述证人证言，邓瑞根质证认为：对梅小飞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支付张敏飞的20000元系其向案外人借款后转账李诗文的；李诗文关于两张结算单所涉83585元包含父亲李兴海欠付的16000元的陈述系个人推测，16000元并未包含在两张结算单83585元中，而是包含在案涉79600元借条内；对张敏飞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系事后拼凑事实而捏造。 对上述证人证言，梅阿宝质证认为：梅小飞和张敏飞的证人证言可以达到证明目的，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支付给张敏飞的20000元是其他款项，与案涉债权转让款项无关；从李诗文的证言可以看出，李诗文父亲李兴海欠款在前，李诗文与邓瑞根出具结算单时，如将李兴海欠款一并计算在内，则应将欠条收回并且征得邓瑞根的同意，但李诗文陈述从未与邓瑞根沟通由邓瑞根承担16000元，故结算单并不包含李兴海欠付16000元，否则就与邓瑞根陈述的案涉借条数额组成相矛盾。 对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本院认证分析如下： 邓瑞根提交的证据：证据1、2、5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并未到庭说明情况，不符合证据的有效形式，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8系邓瑞根用于证明张敏飞答应付其的补偿款应与案涉借条中63585元相抵销，但所涉主体及债务性质与本案均不同，且与李诗文到庭陈述其并不知晓案涉借条的签署、数额组成相矛盾，证据8中合同相对方为安吉林兴水泥制品厂，亦无法看出与张敏飞、李诗虎间的关系，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6、7及李诗文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李诗文并不清楚案涉借条的签署及数额构成，在李诗文因合伙与邓瑞根共同向飞乐建材厂员工张敏飞进行结算前，其因父亲李兴海债务亦向张敏飞出具过欠条，而其于2019年2月4日向张敏飞的转账并未注明归还款项对应的债务名称，且其关于父亲李兴海欠付款项16000元包含在结算单款项83585元的陈述与邓瑞根主张相矛盾，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梅阿宝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结合在案证据，能够证明梅小飞、梅阿宝、邓瑞根间的债权转让关系，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借条出具并无必然联系，本院不予认定；梅小飞和张敏飞的证人证言中关于案涉债权转让与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支付张敏飞的部分，结合李诗文证人证言，能够与梅阿宝前所提交证据相印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另查明，梅小飞与案外人张敏飞于2017年2月4日向梅阿宝借款250000元，借款期限两年；邓瑞根与案外人李诗文就截至2018年8月15日“Ａ09标段”、“Ａ13标段”欠付飞乐建材厂的瓦片款与张敏飞进行结算并签署两张结算单，金额共计83585元；飞乐建材厂于2017年5月2日经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梅小飞为投资人。再查明，李诗文曾就父亲李兴海欠付张敏飞款项在案涉83585元结算单之前向张敏飞出具欠条，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转账支付张敏飞20000元。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邓瑞根应否支付案涉借条款项。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邓瑞根对案涉79600元借条由其签署予以确认。而关于该借条的签署经过及次数，梅阿宝的陈述前后一致并有邓瑞根及案外人李诗文出具的两份结算单与梅小飞、邓瑞根分别向其出具的借条为证，而邓瑞根一审中陈述“我现在记不清楚了，那就算两次没关系的”，二审法庭调查又称系双方因债务纠纷起争执向派出所报案的第二天早上出具，仅出具过一次，前后陈述不一。结合邓瑞根陈述其原本想要支付借条所涉款项，但因梅小飞低价向安吉影视城供应瓦片致其无法结账，故其无法支付该笔款项，且案涉借条出具后，邓瑞根于2019年5月16日支付14000元的情况，邓瑞根主张案涉借条系受梅小飞胁迫出具，依据不足。其次，案涉借条并未载明79600元的构成。邓瑞根主张案涉借条由两笔款项组成，第一笔款项为案涉两份结算单对应款项83585元扣减李诗文于2019年2月4日支付张敏飞的20000元即63585元，第二笔款项为李诗文父亲李兴海欠付张敏飞的16000元。但李诗文确认与张敏飞间在83585元结算单前尚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并签署欠条，在李诗文支付张敏飞20000元并未注明用途的情况下，邓瑞根主张该笔款项支付对应的是结算单款项83585元，依据不足；且李诗文关于16000元包含在哪笔款项中的陈述亦与邓瑞根主张相互矛盾，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在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一并审理的，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现邓瑞根上诉主张由梅阿宝返还已支付的14000元，梅阿宝不同意调解也不同意在本案二审中一并审理，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邓瑞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0元，由邓瑞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瑞芳 审 判 员 周 晓 审 判 员 郑 扬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刘甜甜 书 记 员 盛同舟 16-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