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苏03民终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324MA1WHR7C7Q，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中山南路综合大楼。经营者：邵伟，男，1987年6月9日生，汉族，住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刚，江苏楚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辉，男，197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萧县。原审被告：刘振，男，199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上诉人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罗辉、原审被告刘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20）苏0324民初486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刚、被上诉人罗辉到庭参加诉讼。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睢宁县人民法院（2020）苏0324民初4869号民事裁定书；2、本案由睢宁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没有让上诉人行使辩论权，程序违法。一、本案睢宁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因上诉人的经营者人身自由被法定机关限制，又在疫情期间，上诉人的经营者并没有收到睢宁县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材料，对被上诉人起诉的事实无法进行答辩，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及证据和原审被告的陈述径行作出裁定，其实质是没有给上诉人行使辩论权的机会。一审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与刘振签订《车辆转押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接受涉案车辆的转押行为并非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理由是：1、根据一般人的常识也知道“转押”与“买卖”的区别，被上诉人与刘振签订的“转押”而非“买卖”。2、如果涉案车辆是买卖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应该知道车辆登记登记证书应当随车交付，但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车辆转押协议》时，涉案车辆根本就没有车辆登记证书；再退一步讲，如果是车辆的买卖就更不会在协议中约定所有权人取回时，被上诉人的协助取回的义务。因此，被上诉人当时签订《转押协议》时，其真实意思表示仅是获得涉案车辆的质押权而非涉案车辆的所有权。3、假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真实，那么被上诉人认可涉案车辆的价值是20万元左右，而被上诉人仅支付是11.8万元，存在明显的低价转让行为，其本身主观上存在过错，被上诉人以其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接受了转押的风险。4、本案所涉的是动产抵押问题。车辆所有权人刘旭升与案外人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大额分期卡透支方式购车时，将涉案车辆抵押给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银行并没有转移占有涉案车辆，涉案车辆仍然由刘旭升占有使用，这就给刘旭升办理动产质押提供了机会，而动产质押是需要转移占有的，因刘旭升没有如实告知其所有接受质权物的质权人的车辆真实状态，所有接受转质押的质权人都是受害者，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是受害者，其“人财两空”；本案上诉人也是受害者，也面临着“人财两空”的后果。因被上诉人明知涉案车辆低于其实际价值进行转质押，其又愿意接受这种转质押，就意味首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是接受这种转质押的风险，不存在上诉人欺诈的情形。综上，被上诉人不能因为涉案车辆后续行为，就否认自己在签订《车辆转押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不涉嫌刑事犯罪，仅是民事纠纷，一审法院不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应当继续审理。罗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坚持一审的裁定，移送公安机关。除非返还购车款。罗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返还现金（转押款）11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2月21日，罗辉经人介绍至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购买二手车，并与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的员工刘振签订《车辆转押协议》，约定：甲方（刘振）将牌照为皖Ｓ×××**号的车辆转押给乙方。一、车辆品牌凯迪拉克型号20车架号19发动机号71。；二、甲方保证对上述车辆享有质押权，享有转押权。三、转押是甲方向乙方交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书及相关手续。四、该车辆转押后发生的交通事故，交通违章等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经济纠纷均与甲方无关。五、如原车主需要取回车辆，甲乙双方协商后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取回车辆。六、甲方保证该车辆以后不会变质为盗抢、租赁、诈骗车辆。甲方保证该车辆是车辆所有人抵押的，如不是车辆所有人抵押的，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法律责任经济纠纷均与乙方无关。七、甲方己将该车辆转质押过程中所有问题已告知乙方，该车若因抵押权人或融资租赁合同中权利人等主张权利时，引起的纠纷与甲方无关。协议签订后，罗辉向被告交付了118000元购车款。另查明，2018年3月19日，案外人刘旭升作为抵押人将其所有的涉案车辆以15万元抵押给案外人李磊，并签订《汽车抵押借款协议》，约定抵押期限为1个月，即从2018年3月19日起至2018年4月19日止。抵押物为：名称：凯迪拉克，排量：2.0T，颜色：灰色，车牌号为：皖Ｓ×××**号，发动机号为：17。第五条约定：本合同期满，甲方尚不能还清欠款本息者，乙方有权向法院申请处分抵押物，亦有权将抵押物转让、出售、再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分。再查明，因2017年7月26日，案外人刘旭升与案外人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信用卡汽车分期业务担保借款合同》及《信用卡汽车分期业务抵押合同》，后因刘旭升未及时归还信用卡透支款，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浙0185民初41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刘旭升、丁慧慧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139602.77元，费用13266.52元，利息603.02元，合计153472.31元（利息暂计至2018年7月15日，2018年7月16日起至信用卡结清之日止的费用、利息等按借款合同和人行相关规定另行计付）；二、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合同编号为LZ8的《信用卡汽车分期业务抵押合同》项下抵押物皖28汽车在上述款项内折价、变卖、拍卖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2019年10月14日，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85执124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扣押被执行人刘旭升名下牌号为皖Ｓ×××**号小型客车一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罗辉与刘振均认可涉案车辆当时价值约20万元。涉案车辆在行驶证中显示为白色，交付给罗辉时为灰黑色。刘振陈述：“该经营部以为别处收购的抵押车为业抵押给其他人”、“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后我就辞职不干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从事违法的活动”。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首先，罗辉与刘振之间签订的涉案《车辆转押协议》，虽然从合同的标题和合同的部分内容，表明的是刘振对涉案皖Ｓ×××**号凯迪拉克牌小型轿车享有质押权，其将该车辆转押给原告罗辉。因质（押）权系物权，物权的内容和种类法定，按照法律规定，质权具有从属性，质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质权的从属性决定了其不能脱离所担保的债权而转让。再从罗辉与刘振签订合同的真实内容来看，刘振将其享有的质权连同质押车辆转让给罗辉，罗辉为此支付了11.8万元款项，该合同致双方互负义务，形成一种双务有偿合同关系，但对此合同的性质并不明确，结合罗辉与刘振的陈述，应比照合同法中最相类似的买卖合同的性质予以认定。其次，涉案皖Ｓ×××**号凯迪拉克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刘旭升在2017年7月26日向案外人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大额分期卡透支方式购车时，已将涉案车辆抵押给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3月19日，刘旭升以向李磊借款15万元将该车再次抵押给案外人李磊，而此时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的（2018）浙0185民初4134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分析，刘旭升已经存在不愿意按期返还透支卡。刘旭升在与李磊签订《汽车抵押借款协议》，约定以该车作抵押向李磊借款15万元，抵押期限为一个月（自2018年3月19日至2018年4月19日），并约定抵押物由李磊负责暂管，一切仓储及保险管路均有李磊承担（注：法律规定车辆抵押不应当改变占有），同时在该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期满，甲方尚不能还清欠款本息者，乙方有权向法院申请处分抵押物，亦有权将抵押物转让、出售、再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分。”该约定也明显违反担保物权的内容法定的原则，况且刘旭升在此情况下，还将该车辆由初始登记的白色改变颜色为灰色。上述种种行为表明，相关当事人涉嫌犯罪的主观意图较为明显。再次，本案审查的材料中并未有材料显示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对案涉的皖Ｓ×××**号凯迪拉克牌小型轿车具有处分权，其所雇佣的刘振以自己的名义与罗辉签订《车辆转押协议》，从性质上并不能认定为转质押权的担保合同（见上述第一部分论述），实质近似于买卖合同，这一点罗辉与刘振均予以认可。同时罗辉与刘振在行为时对涉案车辆当时价值也有明确的认识，认为“约20万元”，而交易价格11.8万元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故原、被告对案涉车辆可能存在的问题属于明知。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在此情况下，将已存在抵押的涉案车辆在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或消灭抵押权的情形下，以明显的低价销售给罗辉，赚取购车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况且，从刘振的陈述“该经营部以为别处收购的抵押车为业抵押给其他人”、“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后我就辞职不干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从事违法的活动”来看，亦能予以印证。并结合一审法院近期亦受理多起与本案类似案件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以低价为诱饵，在明知已经抵押给他人的车辆，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或消除抵押的情况下，违法处置案涉车辆，最终导致“买受人”人财两空，极有可能涉嫌犯罪，故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遂裁定驳回罗辉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30元，退还罗辉。本院认为，因质权具有从属性，质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质权的附随性决定了其脱离所担保的债权转让是没有价值的。但涉案协议约定了双方之间互负的合同义务，双方形成一种双务有偿合同关系，应属无名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以及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涉案协议虽然不属于买卖合同，但可以参照合同法中买卖合同相关规定予以认定。一审中，刘振陈述“该经营部以为别处收购的抵押车为业抵押给其他人”、“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后我就辞职不干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从事违法的活动”。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陈述及该院受理多起涉及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与本案类似案件所反映的情况，认定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以低价为诱饵，在明知已经抵押给他人的车辆，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或消除抵押的情况下，违法处置案涉车辆，最终导致“买受人”车财两空，有涉及经济犯罪的嫌疑，进而裁定驳回罗辉的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睢宁县捷邦汽车经营部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660元，本院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费 蜜审判员 沈慧娟审判员 黄 政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任汪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