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1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岳亮，男，1974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铜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厚，广东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广东厚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区柱滔，男，196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伟冰，女，1968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斌，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秀玲，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岳亮因与被上诉人区柱滔、阮伟冰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岳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厚、刘畅，被上诉人区柱滔、阮伟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斌、潘秀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岳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区柱滔、阮伟冰向岳亮支付货款及加工费1169582元；3.一审、二审受理费由区柱滔、阮伟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岳亮与区柱滔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链足以佐证。岳亮与区柱滔的买卖合同，由于岳亮因其他经济纠纷案及一审法院移送警方，而在协助警方调查时遗失。但岳亮在一审提交的2张案涉支票、岳亮与区柱滔《通话录音》、岳亮配偶王继梅与区柱滔短信记录、广州市兴珑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2016）粤01民终10101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期间区柱滔代阮伟冰清偿债务《交易详情》、（2017）粤01民终17882号民事判决书、南方都市报《公告》、广州市增城合峰制衣厂出具的《债权转让声明书》，上述证据链足以证明岳亮与区柱滔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依法应当认定。对于上述事实，现牛仔裤加工方广州市金绫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绫服装公司）、布料供货方佛山市雄为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为顺公司）为区柱滔购买原材料现出具证明；亦有与《支票》（票号为27296261）相关联的《电子货运单》（编号：15FY-033A）、区柱滔在收到退回《支票》的签名，以上均予以证实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二）阮伟冰为区柱滔出具票据后，未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阮伟冰出具的案涉支票，虽未在应当记载事项中记载，但这并不影响票据的兑付功能及本身效力；其作为出票人在出具《支票》后，理当承担未履行给付义务的法律后果。区柱滔、阮伟冰共同辩称，（一）区柱滔、阮伟冰均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二审应予维持。区柱滔、阮伟冰与岳亮之间均无交易往来，本案不存在基础事实，双方不存在买卖或者加工合同法律关系，岳亮诉称区柱滔、阮伟冰欠其加工费1169582元，但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如交易合同、对账单、收送货单等。按常理，若双方之间存在真实交易，且数额较大，岳亮不可能一份交易证据都没有，也无法释明到底向区柱滔、阮伟冰提供什么数量、款式、码数、批次的牛仔裤，提供了什么加工服务。若有提供，是否有经过双方核对或者验收。故岳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二）岳亮上诉的事实不清，理由不充分，不应得到支持。岳亮在一审起诉及庭审时就已经对本案同一案件提出多个法律关系，如加工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关系、票据关系，一直无法解释清楚其所主张的到底是何种法律关系。直至庭审过程中一审法官要求其明确究竟是主张何种法律关系时其才明确是加工合同关系。在上诉状中岳亮仍然对于主张何种法律关系模棱两可，在上诉诉请及事实与理由第一段中称加工关系，但在事实与理由第一大点中却又称买卖合同关系，而在第二大点又提出票据关系。而加工合同和买卖合同所依据的事实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三）不管本案事由是否属实，岳亮的诉请事项均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岳亮已丧失胜诉权，区柱滔、阮伟冰依法无需承担任何义务。不管是据岳亮在一审起诉书及庭审中所称其所主张的事由发生在2015年5月，还是据其在上诉状中称其所主张的事由发生在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岳亮主张的所谓交易事宜发生至今将近五年，在诉讼时效期间，岳亮均没有向区柱滔、阮伟冰积极主张权利，本案诉讼时效也没有法定的被中止或中断，故不管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不管案由是加工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或者票据权利纠纷，岳亮的诉讼请求均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区柱滔、阮伟冰不同意岳亮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岳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区柱滔支付货款及加工费人民币1169582元及支付逾期利息（从2015年10月10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2.判令阮伟冰在上述给付义务内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阮伟冰向岳亮赔偿支票金额2%的赔偿金；4.判令区柱滔、阮伟冰支付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岳亮，该厂现被吊销营业执照，并未注销。岳亮主张区柱滔为支付加工费及货款1169582元，向岳亮经营的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转让两张《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支票》。岳亮向一审法院出示了两张支票原件，两张支票的票号分别为3140443027296260、3140443027296261，金额分别为694582元、475000元，出票日期均为2015年10月10日，出票人均为广州市增城钠声行贸易部、阮伟冰，收款人均未填写。岳亮为追讨涉案款项，于2019年1月16日在《南方都市报》上刊登《催收货款公告》，要求区柱滔、广州市增城钠声行贸易部支付包括涉案两张支票在内的共四张支票货款。庭审中，岳亮主张依据加工合同关系主张本案债权，并陈述要求阮伟冰承担责任的依据是阮伟冰出具了上述涉案支票，承诺了支付款项。岳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证人宁某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人是广州市兴珑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愿意证明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法定代表人岳亮，曾于2015年5月份前后期间，和我司一起向区柱滔加工销售一批牛仔裤出口，数量67620条，价值约350万元；据我所知，区柱滔加工定制款，均通过广州市增城钠声行贸易部向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支付，目前已结清部分款项，但最后区柱滔所持广州市增城钠声行贸易部开具的2笔款项，共1169582元，出现“空头支票”，无法兑现，具体是票号27296260，金额694582元和票号27296261，金额475000元；由此造成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出现“三角债”。证人宁某出庭确认了上诉证明的真实性。岳亮为证明其主张，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手机短信记录、通话录音、两份民事判决书和一份广发银行客户回单予以证明。另查明，广州市增城钠声行贸易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阮伟冰，现已注销。此外，岳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债权转让声明书》，主张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将涉案两张支票债权转让给岳亮本人。区柱滔陈述与岳亮及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均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或者买卖合同关系，没有给过岳亮涉案两张支票，并签署《保证书》予以保证。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证人的陈述以及岳亮提交的两张银行支票、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和广州市增城钠声行贸易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短信聊天记录、债权转让声明书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岳亮持有涉案两张支票原件且主张受让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所享有的本案债权，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岳亮主张区柱滔尚欠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加工费1169582元，应就其主张成立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岳亮并未提交加工合同、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充分证明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与区柱滔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以及区柱滔拖欠加工费1169582元。岳亮虽持有两张支票原件，但票据具有无因性，并不能直接证明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与区柱滔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岳亮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区柱滔用该支票向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支付涉案款项；岳亮提交的短信记录、通话录音、两份民事判决书和一份广发银行客户回单等证据也均未明确载明区柱滔拖欠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1169582元加工费的事实；证人宁某虽出庭证明区柱滔拖欠岳亮经营的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加工费1169582元，但仅有其单方陈述，尚不足以证明岳亮的主张。综上，岳亮要求区柱滔支付拖欠的货款及加工费1169582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岳亮要求阮伟冰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阮伟冰的责任问题。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且岳亮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依据加工合同关系主张权利，现岳亮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与阮伟冰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其要求阮伟冰向岳亮赔偿支票金额2%的赔偿金的诉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岳亮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63元，由岳亮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岳亮提交以下证据：1.《关于岳亮通过本司为区炽滔加工出口牛仔裤的证明》，拟证明金绫服装公司与岳亮的增城合峰制衣厂合作加工区柱滔的牛仔裤，报酬469955元以岳亮持区柱滔提供的由阮伟冰的广州市增城钠声行贸易部出具的支票（票号为27296253）支付的事实。2.《关于广州市增城钠声行区柱滔为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岳亮开具系列支票的证明》，拟证明区柱滔于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因岳亮的增城合峰制衣厂代其加工牛仔裤，而收到阮伟冰的增城钠声行贸易部出具的票号为27296260、27296261、27296262、27296263的4张支票，其中票号为27296260、27296261的2张支票出现无法兑付的事实。3.《电子货运单》（编号：15FY-033A；关联支票：27296261），拟证明区柱滔与岳亮的增城合峰制衣厂因存在加工合作关系，岳亮将区柱滔委托加工的牛仔裤寄往美国，并获得运输公司出具的货运单，且货运单与区柱滔出具的支票是相对应的。4.支票（票号为27296253，收款人为金绫服装公司，用途为货款），拟证明岳亮用区柱滔提供的增城钠声行贸易部出具的支票，向金绫服装公司支付合作加工报酬，后支票又因区柱滔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最终区柱滔在该支票复印件上签字并收回支票原件。5.招商银行流水，拟证明岳亮与区柱滔、阮伟冰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岳亮将部分订单发包给金绫服装公司，增城钠声行贸易部直接于2015年9月3日、2015年9月22日向金绫服装公司支付货款。区柱滔、阮伟冰质证认为，对证据1及证据2的三性均不确认。证据1、证据2均是由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所作的单方陈述，且证明的情况均发生在2014年-2015年间，即使表述为真，亦非一审后才发现或形成的情况，故不属于新证据。岳亮一审提交的类似证据亦未被一审法院认可。根据该两份证据的内容，两名案外人与岳亮之间存在交易，是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存在着利害关系，且两份证据中有关加工牛仔裤的数量、支票标注的表述亦不一致，故两份证据均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确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只有岳亮的签名。从形式上看不能排除该证据是岳亮单方制作的。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岳亮已在一审中提交并质证，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确认，证据中的收款人并非岳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区柱滔、阮伟冰提交以下证据：1.金绫服装公司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拟证明金绫服装公司的股东为岳君和王继梅。岳亮在一审庭审及上诉状中均自认王继梅是其妻子，故该公司与岳亮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是紧密联系人，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2.雄为顺公司的企查查企业信息，拟证明该公司曾经因票据违法行为、污染物防治设施未建成、逃避缴纳税款、污染物防治设施未经验收等违法行为被处以合计五项行政处罚，其商业信誉不可信。尤其是存在两起票据违法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故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岳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金绫服装公司是岳亮的加工单位，加工以后给了区柱滔，然后区柱滔通过阮伟冰的广州市增城钠声行贸易部银行转账150万元，不是支票。金绫服装公司出具的证明有效，存在加工事实和收付款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雄为顺公司的相关判决是胜诉且执行完毕，执行款项也是区柱滔为阮伟冰所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岳亮主张区柱滔尚欠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加工费1169582元，应就其主张成立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岳亮并未提交加工合同、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充分证明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与区柱滔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以及区柱滔拖欠加工费1169582元。岳亮虽持有两张支票原件，但票据具有无因性，并不能直接证明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与区柱滔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岳亮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区柱滔用该支票向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支付涉案款项。岳亮提交的短信记录、通话录音、两份民事判决书和一份广发银行客户回单等证据也均未明确载明区柱滔拖欠广州市增城合峰纺织制衣厂1169582元加工费的事实。岳亮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案外人的证明在区柱滔、阮伟冰不认可，且没有其他加工合同、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也不能证明岳亮的主张。岳亮在二审提交的电子货运单、支票、银行流水等证据不具有一一对应性，也均不能直接证明案涉双方存在买卖合同或加工合同关系。综上所述，岳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26元，由上诉人岳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革花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