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9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琴灵，男，1989年3月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广健，江西兴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钦昕，江西兴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洋，男，1995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宇，江苏晋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正权，男，1975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原审第三人：上海旺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3DX47，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法定代表人：康梁，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黄琴灵因与被上诉人程洋、陈正权、原审第三人上海旺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睢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4民初6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琴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广健、被上诉人程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陈正权、原审第三人上海旺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琴灵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黄琴灵认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黄琴灵所提交的取回车辆告知函、小区监控的照片、车辆抵押权证复印件等证据材料足以证实车辆还存在抵押权等其他权利负担，后续已被原审第三人拖走的事实。车辆被盗开后，上诉人已在第一时间前往所在地派出所报警，要求刑事立案，但派出所了解情况后并未刑事立案，告知上诉人通过民事诉讼解决问题，所以对于车辆被盗开的事实，上诉人现无法提供出公安机关出具的有关材料予以证实。而且，事发后上诉人也与原审第三人处员工联系，其员工明确表示车辆已被他们拖回，并且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陈正权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借款协议》也是由原审第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这也就直接证实了车辆已经被原审第三人盗开走的事实。而且，在车辆被拖走之后，上诉人一方还前往被上诉人陈正权家中了解情况。了解后得知：陈正权在金融公司所留有的资料全部系伪造的，包括住址、工作、家庭条件全部系虚假伪造。被上诉人陈正权母亲和哥哥均证实他对外负债累累，常年在外躲债没有回家。被上诉人陈正权压根就不具备购买案涉车辆的经济实力，其所作所为纯粹就是为了骗取他人钱财。上诉人作为受害方，正是因为车辆无故被盗开走才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保障自身权利。二、被上诉人程洋与陈正权两人恶意串通，捏造虚假债权债务事实，骗取上诉人钱财，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被上诉人程洋称：“通过他人向陈正权借款12.3万元，然后陈正权将车辆质押给了程洋”。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程洋仅提供了一份与案外人的银行转账流水，转账金额还无法与其所称的数字相符合，未提供任何直接与陈正权发生交易的转账凭证，也未提供案外人与陈正权之间的转账凭证，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佐证其主张，无法证实其债权存在的真实性。而且，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程洋代理人称：“程洋是在汽贸店上班的”，他的经济条件和工作条件根本不足以支付起这十几万的借款。在债权未发生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程洋和陈正权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上诉人，导致上诉人欠款遭受损失，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另外，被上诉人程洋在清楚的知道车辆具有其他权利负担的情况下，且车辆买卖交易次数高达五次的情况下并未如实告知上诉人。在上诉人询问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情况时，程洋也告知上诉人案涉车辆无任何权利负担。被上诉人程洋的行为属于是严重的欺骗行为，转让协议对于上诉人黄琴灵一方而言是极度不公平的协议，不符合民法的公平正义原则。综上所述，上诉人黄琴灵认为被上诉人程洋存在严重的欺骗行为，其与被上诉人陈正权二人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黄琴灵的合法利益，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黄琴灵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程洋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一、上诉人黄琴灵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说明车辆被盗走，更不能证明车辆是被谁盗走的，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便上诉人黄琴灵所说的车辆被盗开走是事实，也是案外人秘密开走的案涉车辆，既然是盗走的那么当然不论案外人是不是抵押权人，其均不是在行使抵押权，是典型的违法私力救济，至少也是侵权行为。而对于侵权行为，当然应当由侵权人承担返还义务才对。二、上诉人黄琴灵明知涉案车辆并非程洋所有，双方对涉案车辆并未达成转移车辆所有权的合意，且客观上亦无法实现所有权的变动，故双方之间非买卖合同关系。涉案《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了双方之间互负的合同义务，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形成一种双务有偿合同关系，实际是对使用权的处分，应属无名合同。而本案被上诉人程洋也从未与陈正权有过任何恶意串通，所以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三、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七条，双方对于车辆被盗抢的后果已经进行了约定，且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依法应当予以认定。那么即便涉案车辆是被盗走的，双方签订的合同已经因互相交付而履行完毕，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双方的约定，车辆的风险都转移给了上诉人黄琴灵，被上诉人程洋当然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第八条，上诉人黄琴灵知道涉案车辆有抵押，而又根据涉案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也能看出陈正权是通过买卖的方式取得该车辆，并且做了抵押贷款，所以涉案车辆不存在融资租赁的事实。四、如果本案存在合同被解除的情形，也应当是双方互负返还义务，而非被上诉人程洋的单方返还。如前所述，案外人并未用合法的手段行使合法的权利，其行为当然不应得到法律的认可，被上诉人程洋不应因为案外人侵权而承担返还的责任。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陈正权、原审第三人上海旺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黄琴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8年10月28日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程洋返还款项177000元；3、判令陈正权对前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程洋、陈正权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琴灵与程洋于2018年10月18日签订了《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由黄琴灵出资177000元购买程洋手中质押的苏Ｂ×××**的小型轿车，当日黄琴灵即通过其母亲温红英的账户向被告程洋支付了177000元，程洋也将车辆交付给黄琴灵使用。据程洋陈述:“程洋转让给原告的苏Ｂ×××**的小型轿车系从陈正权手里质押所得，其通过其他人向陈正权借款12.3万元，陈正权将该车质押给被告程洋，陈正权向程洋出具了车辆质押合同、借条、逾期变卖委托书、车辆使用免责协议、行驶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等手续和证件。”涉案车辆在转让给黄琴灵时上述手续一并交付黄琴灵。黄琴灵述称：2019年6月25日，黄琴灵发现停在自家车库的涉案车辆不翼而飞，将车辆开走方还留下《取回车辆告知函》，写明：因陈正权欠付中腾国富（深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租金，所以该车被该公司取回。该告知函落款为中腾国富（深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旺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另查明，黄琴灵起诉的上海旺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一审法院去上海旺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调查，该公司已经不在注册住所地办公，下落不明。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是只有违反了法律法规中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定的情况下，即法律法规已经明确指明这种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才可以判断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包含以下几种情形：（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本案中，黄琴灵主张程洋、陈正权系恶意串通、存在欺诈，因而主张其与程洋之间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但黄琴灵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程洋、陈正权系恶意串通为了损害黄琴灵利益或者系欺诈，因此对黄琴灵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从本案黄琴灵提供的证据角度来说，黄琴灵提供的车辆登记信息单因出具单位和证据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黄琴灵提供的取回车辆告知函、监控照片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对其真实性也不予确认，因此黄琴灵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涉案车辆被盗走或者被上海旺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取走的事实。综上，黄琴灵诉请因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述称的事实，从而导致没有事实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陈正权、上海旺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琴灵对程洋、陈正权和上海旺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384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4440元，由黄琴灵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黄琴灵提交证据：向睢宁县公安局递交的立案申请书三份，证明程洋等人恶意串通骗取上诉人黄琴灵钱财的事实，且程洋等人系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已经通过类似的方式骗取了大量人员的钱财，包括上诉人黄琴灵在内等多名受害者已经向公安部门递交了立案申请书要求立案的事实。被上诉人程洋质证意见：该立案申请书系照片打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查实。即便是真实的，也只是本案上诉人黄琴灵以及相关案外人提交的立案申请而已，并不能说明被上诉人程洋等其他人实际实施了相关串通或者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根本达不到上诉人黄琴灵所说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黄琴灵仅凭提交的立案申请书尚不足以证实其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针对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这一诉讼请求的后果，本院电话向上诉人进行了释明，上诉人补充书面意见：如合同被认定有效，希望法庭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同时，本院通知被上诉人针对合同应否解除亦补充了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双方签订涉案《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及性质认定问题。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凭合同名称，而应根据合同内容所涉法律关系，即按照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设立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全面理解和准确判定。本案中，上诉人黄琴灵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车辆并非程洋所有，程洋对车辆非自己所有更是明知，但同时，因质权具有从属性，质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质权的附随性决定了其不能脱离所担保的债权而存在。涉案协议约定了双方之间互负的合同义务，双方形成一种双务有偿合同关系，可认定为无名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以及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故案涉《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可以参照合同法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予以评判。其次，关于合同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协议实际指向的标的物是车辆，黄琴灵虽无法获得车辆所有权，但合同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依法认定有效。但格式协议中第八条仅约定并加重上诉人黄琴灵一方责任，而免除被上诉人程洋责任，该条款对上诉人黄琴灵不产生约束力。上诉人一审中虽没有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但在双务合同中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而对方当事人主张合同有效的，都要防止“不告不理”原则，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应向当事人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向对方当事人释明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二审中本院向上诉人进行了释明，其提交书面补充意见认为如法院认定合同有效，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案涉协议解除，上诉人的该意见本院也给予被上诉人程洋一方进行了补充答辩，故本院在审查合同效力的同时亦对合同是否应予解除问题进行审查，以确保案件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第三，关于合同应否予以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涉案车辆因案外抵押权人行使权利而致使程洋与黄琴灵之间的合同关系无法履行，黄琴灵无法实际占有使用涉案车辆，因程洋将权利存在瑕疵的车辆交付给黄琴灵，因可归责于程洋的原因致使黄琴灵与程洋之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黄琴灵有权解除合同，故本院对黄琴灵请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合同解除后，案涉车辆款项177000元程洋应予返还。对上诉人黄琴灵一方提出的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程洋承担责任后，可另行向相关主体主张权利。对上诉人黄琴灵主张程洋与陈正权恶意串通，因此陈正权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证实，陈正权亦非其合同相对人，故对黄琴灵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黄琴灵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4民初6336号民事判决；二、解除黄琴灵与程洋之间于2018年10月18日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三、程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黄琴灵177000元；四、驳回黄琴灵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4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4440元，由程洋负担3840元，由黄琴灵负担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40元，由程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演文审判员  赵东平审判员  周东海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