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津行终2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万幸，男，1961年6月5日出生，汉族，原住天津市河**××道××号××号，现住天津市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河**泰兴南路**。法定代表人周波，区长。委托代理人德光宇。委托代理人刘智勇。上诉人高万幸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请求确认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2行初9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高万幸原审诉称，原告在天津市河东区××道××号××号拥有合法房屋，自2009年被纳入拆迁范围，原告多次去拆迁办咨询，被告知未拆到此范围。2019年4月16日，原告接到张贴在涉案房屋门外的通知，即房屋年久失修，要求立即搬出。2019年4月24日被张贴第二张通知，即鉴定为危险房屋，要求立即停止使用。2019年4月28日上午，原告的房屋被强制拆除。原告认为，被纳入拆迁范围的房屋应先补偿再依法拆除，但拆迁方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对原告的房屋实施强拆，滥用职权，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是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系由被告拆除，故原告起诉被告确认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高万幸的起诉。原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高万幸。高万幸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行政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高万幸的主要上诉理由：上诉人的房屋位于天津市河东区××道××号,该房屋所在地块于2010年1月被列入拆迁范围。2019年4月26日被上诉人河东区人民政府作出《通告》载明:“你所居住的河东区××道××楼××号房屋,经鉴定机构查勘鉴定（鉴定报告编号:津房查（河东）2019-ＬＳＤ114号）该房屋属于危险房屋。处理意见为:停止使用,立即整体拆除。”被上诉人系以危险房屋的认定作为事实要件作出了责令拆除的决定,后实施了拆除的行为。但案涉房屋已作为事实要件作出了责令拆除的决定,后实施了拆除的行为。但案涉房屋已被列入拆迁范围,被上诉人不具有拆除涉案房屋的职权,且被拆除行为不符合拆迁中拆除房屋的法定程序。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行政行为目的不当并且在程序和实体上均违法。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历经八个余月审理,2020年12月15日该院送达行政裁定书。并以前诉标的成为后诉的先决条件,并予以驳回。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原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系由被告拆除,故原告起诉被告确认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其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只要起诉人的诉请能够使人民法院判断其指向了一个特定的行政行为,就应当视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该请求一方面明确了人民法院的审理对象,同时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原审法院不能在起诉审查阶段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来代替行政行为是否明确的判断（况且本案一审程序已进行完毕）。第二,只要起诉人在起诉时所提交的证据或所作的说明能够表明被诉行为客观存在,且该行为与起诉人自身合法权益存在可能性影响,即应当认定起诉人完成了对“有具体的事实根据”的举证或说明义务。原审法院更不能因此要求起诉人在起诉时即提交其所判断的被诉行为违法的事实根据。（二）上诉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的“事实根据”是能使诉讼标的特定化或者被识别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事实,即至少能够证明所争议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本案而言,是指能够初步证明被上诉人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事实。为证明该事实的存在,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被上诉人其盖章的《通告》拆除房屋相关现场照片、光盘等证据。其中,《通告》明确载明:“停止使用,立即整体拆除”应当认定上诉人已经完成证明强拆行为存在的初步的证明责任,其起诉具有“事实根据”。原审裁定以缺乏“事实根据”为由驳回起诉,混淆了作为起诉条件的“事实根据”和作为支持实体权利主张的实体法上的“事实根据”以后者的举证标准要求前者,提高了作为起诉条件的“事实根据”的证明标准,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诉权。值得一提被上诉人在庭审时递交证据之一《通告》证明目的,向涉案房屋所有人告知涉案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停止使用,立即拆除。就此而言,原审以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确有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三）原审法院严重超过审限,违反诉讼程序。另,需要说明情况是,本案原审法院受理日期2020年4月9日,结案日期2020年12月15日超过法定审限,违反诉讼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综上,案涉行政争议客观存在,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起诉条件,原审法院经审理所作驳回起诉的裁定,显属对上述法律规范的错误理解,混淆了程序审查和实体审查的界限,使得发生在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客观存在的行政争议无法通过法律渠道进行救济,背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据此,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恳请判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支持上诉人涉案房屋系由被上诉人予以强制拆除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经审查，上诉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房屋的行为违法，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初步证明上诉人所主张被上诉人实施拆除行为的事实存在。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提交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及鉴定函、通知、通告、房屋避险排险请示及明细表等在案证据，经原审庭审质证能够证明，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经依法委托鉴定，通知上诉人涉案房屋属于危险房屋，停止使用，及时迁出。之后，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作出通告，要求上诉人应停止使用该房屋，立即迁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将提供临时安置用房。同时，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向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递交进行房屋避险排险的请示，报请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涉案房屋进行紧急避险排险。《天津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对于危险房屋发生倒塌或者存在倒塌危险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对危险房屋采取排险、避险措施。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在案证据，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负有组织实施排险、避险的法定职责，但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不负责具体实施排险、避险的行为，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上诉人涉案房屋系由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或其委托其他组织予以强制拆除。原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由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裁定驳回上诉人对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的起诉结果正确。综上，原审裁定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瑾审判员 王雅晶审判员 刘 迪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焦阳书记员牛丽澄附：本裁判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