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2民终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法定代表人：关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市第一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1，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2，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北京昂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某，吉林季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第一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建公司）、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研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2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开发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249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一建公司对开发总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建公司提供的录音并不能证明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为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并非对权利本身进行否定，且民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一建公司提供的录音可证明其多次向开发总公司索要案涉工程款，表明其并未怠于主张权利。”这是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首先，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开发总公司从2009年7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向一建公司支付利息，也就是说2009年7月3日是付款起算日，也就是一建公司的债权到期日，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如果按照这个日期计算，至一建公司向吉研公司及开发总公司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建公司多年不行使权利，就是对权利的怠于行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开发总公司作为吉研公司的保证人，享有对一建公司诉讼时效的抗辩权。其次，一建公司提供的与王玉章的电话录音不能证明其及时行使权利及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没有查清王玉章何时开始到开发总公司任职的事实。王玉章是2016年6月8日从经开区安监局调入开发总公司担任常务副总经理，2016年9月2日被认命为开发总公司总经理，2016年9月26日办理的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一建公司向王玉章主张权利最早也不超过2016年6月份，此时其主张就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并不能因为其在超诉讼时效之后主张权利而得到延续。最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必须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行使，本案一建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开发总公司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已经不适用开发总公司。（二）开发总公司已经履行保证责任。开发总公司已经按照《施工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比例支付全部工程款。《施工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06年11月8日，竣工日期为2006年12月8日，工期是30天，合同金额为2,012,667元。《施工合同》第24条关于工程预付款约定：“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或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合同签订三天内按工程造价30％预付工程款。”第26条约定：“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钢架进场后按工程造价50％支付维护结构的工程款；钢架安装完支付15％的工程款，预留5％质保金，工程竣工后满一年返还。”开发总公司分别于2006年11月12日、2006年11月28日和2007月2月14日按照上述约定支付工程款60万元、100万元和30万元，剩余112,667元作为质保金一年后返还。至此，开发总公司除质保金需要等一年后在吉研公司同意情况下返还外，已经完全履行了保证责任。（三）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在《施工合同》约定的固定价款以外的工程款不属于开发总公司的保证范围。首先，《施工合同》的合同金额是2,012,667元，《施工合同》专用条款部分第23.2条约定：“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价格方式确定。”也就是说，开发总公司的担保范围仅限于2,012,667元（结算数为1,991,559元），对超出部分开发总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事实上，多出的这部分工程款并不是合同中约定的固定价格以内工程，而是固定价格以外的部分。这可以从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签订的《2007年碳纤维结算汇总表》中反映出来，即592,725元（2,584,284元－1,991,559元＝592,725元）是属于《施工合同》固定价格以外的部分。其次，对固定价格以外的工程进行决算未通知开发总公司，开发总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于2009年进行工程结算既未通知开发总公司参加，也未将结果通知开发总公司，开发总公司对此完全不知情。这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2019年7月1日一建公司发给开发总公司的《企业询证函》，该询证函对截至2019年6月30日一建公司与开发总公司的往来账进行确认，但并未向开发总公司说明结算后多出的工程款一事；二是在签订《开发区理员会和吉研公司关于厂房建设资金清算的协议》（以下简称《清算协议》）时，吉研公司也未向开发区管委会和开发总公司告知固定价格之外还存在一笔单独结算的工程款。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显然是对开发总公司隐瞒了双方对多出的工程进行结算的事实，属于对《施工合同》进行了变更，且未通知开发总公司，剥夺了开发总公司的知情权，该结算结果对开发总公司没有约束力，开发总公司对该部分有理由不承担保证责任。（四）开发总公司的保证责任已超过保证期间，保证责任已免除。《施工合同》第47条补充条款约定：“本合同从签订到终止全过程由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作为第三方担保。”属于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按照前述的最晚的时间（2009年7月3日）计算履行期限也已远超两年的保证期间。因此，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开发总公司的保证责任已免除。（五）《清算协议》并不包括本案诉争的684,284元。一审法院认为：“吉研公司虽系合同发包人，但其系开发区管委会的招商引资企业，其已按照与开发区管委会的协议将案涉工程款在内的1100余万元给付开发区管委会，若令其再行承担案涉工程款的给付义务，有违公平原则，故本案工程款应由开发总公司给付。”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建公司请求的工程款开发总公司并不知晓，前面已经叙述。其次，从本案的证据看，《清算协议》约定的清算资金包括三部分：一是厂房建设资金970.91万元，二是房屋租金57.96万元，三是利息1,442,970.46元，合计11,731,670.46元。其中的厂房建设资金970.91万元中只包括了开发总公司替吉研公司支付的190万元，并未包括质保金112,667元和双方结算增加的592,725元。也就是说，吉研公司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按照与开发区管委会的协议将案涉工程款在内的1100余万元给付开发区管委会”，更不存在“若令其再行承担案涉工程款的给付义务，有违公平原则”一说。如此认定恰恰是对开发总公司的不公。真实情况是吉研公司隐瞒其与一建公司增加工程进行结算的事实，在开发区管委会认为所有工程款均结清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了《清算协议》。增加出的这部分工程款根本不在《清算协议》约定范围内。因此，增加的这部分工程款理应由吉研公司承担。二、一审法院将两个不同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混为一体。（一）将不同合同主体签订的分属不同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的合同相互混淆。将《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与《碳纤维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碳纤维项目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清算协议》三个协议之间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施工合同》系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就案涉工程于2006年9月29日签订，开发总公司系为该施工合同提供保证的担保方，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工程建设发包人、承包人与担保人的关系，所发生的纠纷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投资协议》《补充协议》《清算协议》系开发区管委会与吉研公司之间就吉研公司年产1000吨碳纤维项目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协议双方为开发区管委会和吉研公司，属于投资合作关系，与一建公司和吉研公司《施工合同》没有关系，也与开发总公司没有关系。（二）《清算协议》是开发区管委会与吉研公司双方之间对《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债权债务进行的清算，约束的是开发区管委会与吉研公司，内容无论是否包括一建公司所建的工程，都与一建公司没有关系。吉研公司对一建公司主张工程款的抗辩也只能依据《施工合同》，而不能依据其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投资协议》和《清算协议》。因为一建公司和开发总公司均不是这些协议的签约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这些协议对一建公司及开发总公司均没有约束力。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开发总公司为担保人，而不是主债务人，开发总公司所承担的责任只是保证责任，而不是主债务人的责任。对开发总公司来讲，即使承担责任也应当适用担保法，而一审对诉讼时效的认定根本就没有适用担保法，甚至连担保期间都没有提及，就连开发总公司的保证责任都没有提及，而是将拖欠工程款的责任完全判给了担保人，而主债务人确没有责任，导致作为担保人的开发总公司连履行担保义务后的追偿权都被剥夺。这与担保法规定完全相违背。如此判决，出现了开发总公司无辜多拿出近70万元工程款，对应的工程却给了吉研公司，开发总公司反倒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完全违反法律的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也有违常理。四、一建公司工程款未及时得到支付的责任在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开发总公司无责任。如前所述，开发总公司已完全履行《施工合同》保证人的责任，是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自身原因导致工程款被拖欠，《施工合同》结算并未通知开发总公司。2009年6月4日，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对《施工合同》进行结算，此时距《施工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已经过去两年半，且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进行结算时并未通知开发总公司参加，也未将结算结果通知开发总公司，直至2015年8月27日开发区管委会与吉研公司签订《清算协议》和2019年7月1日一建公司向开发总公司发询证函时，吉研公司和一建公司均未提及此事，开发区管委会和开发总公司根本不知情。正是由于吉研公司和一建公司对开发区管委会和开发总公司隐瞒这部分事实，加之一建公司未及时行使权利，才导致本案的发生，其责任完全在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理应由他们承担。一建公司辩称，一、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一建公司自案涉工程结算后一直都在不间断追要剩余工程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1.因《施工合同》约定由开发总公司付款，因此案涉工程结算后，一建公司财务人员一直向开发总公司追要剩余工程款。开发总公司一直以没有钱为理由推托，一建公司的财务人员每年都会到开发总公司处进行对账，双方核对尚欠工程款数额，这是客观事实，不容开发总公司否认。开发总公司作为政府机关下设的国有企业，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陈述事实，不应该推卸责任，更不能颠倒黑白，这是作为国企应当承担的原则和义务。欠款事实存在，一审时开发总公司已经多次明确承认案涉工程款吉研公司已经给付开发总公司。如按开发总公司所述，就意味着开发总公司有一笔不当得利的收入。因此，不存在开发总公司在所述无辜多拿出近70万元工程款的情况。2.吉研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清算协议》未经一建公司签字确认，一建公司有权依据《施工合同》继续按照约定向开发总公司主张权利。3.直至2018年之前，一建公司不知道上述《清算协议》，根据我国原《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4.根据2019年7月1日一建公司向开发总公司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也可以证明一建公司一直主张权利。同时开发总公司也进行了盖章确认，已经可以认定开发总公司对上述债务以及担保责任的再次确认。5.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并非只有本案一项工程和法律关系，一建公司都在不间断进行催要。土建工程款已经于2017年和2018年给付一建公司完毕。一建公司不可能只催要土建工程款，而不催要案涉工程款，故开发总公司的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6.开发总公司的上诉理由明显混淆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概念和区别，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具有不同的法律特征。另外，根据诉讼时效的立法本意，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只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便及时查明案件事实。根据立法报告解释的立法目的，该条设立的本意和初衷是“从司法角度促进诚信社会建设，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稳定，防止义务人利用诉讼时效制度恶意逃废债务。”因此，诉讼时效制度并不是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和作为恶意赖账的保护。本案原二审时将本案发回重审，可见诉讼时效问题已经不是本案的关键问题。一建公司认为，法律应当维护交易公平，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常理和交易习惯来作出合理的判断的认定。一建公司不相信，债务人多年故意拖欠应付款不给反而合理合法。同时，一建公司坚信，法律不是恶意逃债者的天堂。二、关于本案基本事实。1.2006年9月29日，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就碳纤维碳化车间钢结构、彩板工程签订《施工合同》。双方于2009年6月4日完成工程结算，吉研公司出具最终结算总造价为2,584,284元。2.《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47条第2项约定：“本合同从签订到终止全过程由开发总公司作为第三方担保”，第3项约定：“本工程工程款由开发总公司直接拨付给乙方。”3.2015年8月27日，在一建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吉研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清算协议》，决议写明厂房建设资金本金970.91万元。三、关于本案焦点问题涉及的关键事实。1.关于吉研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清算协议》中明确吉研公司的厂房建设资金本金970.91万元。但是，上述资金中是否包括吉研公司和开发总公司应付给一建公司的工程款涉及一建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是本案的关键事实和焦点问题。2.关于开发总公司在本案中的法律关系和性质问题。根据《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47条补充条款约定的内容，可以确认以下法律关系：一是开发总公司在《施工合同》的履行中具有担保责任和义务。一建公司有必要解释一下“合同终止”的概念，合同终止是指因发生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使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使合同的法律效力终止。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上：（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本案涉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债务至今也未能履行完毕，并未产生合同终止的法律效力。故开发总公司至今都尚在“合同签订到终止全过程”的范围内。二是开发总公司除了具有上述担保责任和义务以外，还是《施工合同》的付款义务人，即开发总公司已经属于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付款主体）。该事实为本案涉及合同履行的基本法律关系和主体身份性质及责任的关键事实。所以，开发总公司属于《施工合同》的合同主体，承担着工程款的付款义务以及担保合同履行的双重法律关系，并非只是单纯的担保人。3.2015年8月27日，吉研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清算协议》涉及一次性解决吉研公司厂房建设资金本金的清算问题。该《清算协议》属于吉研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在一建公司不知情且未通知一建公司的情况下私自签订的协议。由于涉及一建公司的权利处分，故该《清算协议》严重损害一建公司的合法权益。《施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主体为一建公司、吉研公司和开发总公司三方，而且一建公司是该合同的唯一权利人，涉及一建公司的权利行使。但吉研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却绕过权利人直接签订上述《清算协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故上述协议中涉及一建公司的部分，对一建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4.一审时，开发总公司已经多次承认了上述工程款吉研公司已经给付开发总公司。根据证据规则，开发总公司应当对其自认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吉研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吉研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应当维持原判。一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吉研公司立即给付拖欠的工程款684,284元及利息410,727.4元（自2009年6月5日起算，暂算至2019年8月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要求给付至工程款全部付清为止），合计1,095,011.4元；2.判令开发总公司对上述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9月17日，开发区管委会（甲方）与吉研公司（乙方）签订《碳纤维项目补充协议书》，约定鉴于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后，于2006年4月12日签订了碳纤维项目投资协议书，共同约定乙方在甲方区域内建设碳纤维项目，项目总投资2.4亿元，占地10万平方米。乙方同意以先租后购的方式回购该厂房。2006年9月29日，吉林市航源碳纤维有限公司与一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一建公司承建吉林航源碳纤维有限公司厂区碳纤维碳化车间项目，工程建筑面积4,233.6平方米，钢结构、彩板。开工日期为2006年11月8日，竣工日期为2006年12月8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30天。合同价款2,012,667元。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后三天内按工程造价30％预付工程款，钢架进场后按工程50％支付维护结构的工程款，钢架安装完支付15％的工程款，预留5％质保金，工程竣工后满一年返还。45.2条除本通用条款第34条外，发包人承包人履行合同全部义务，竣工结算价款支付完毕，承包人向发包人交付竣工工程后，本合同即告终止。还约定本合同从签订到终止合同全过程由开发总公司作为第三方担保。本工程工程款由开发总公司直接拨付给乙方。本合同终止时间执行通用条款45.2条之规定。2009年7月4日，吉研公司发出《关于变更吉林市航源碳纤维有限公司的声明》载明：“我单位在与一建公司九站碳纤维工程结算时使用吉研公司公章，特此声明。”2007年8月30日，吉研公司与一建公司签订《2007年碳纤维结算汇总表》，双方核定2,584,284元。2019年7月1日，一建公司向开发总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询证本公司与贵公司吉林市航源碳纤维有限公司（现变更为吉研公司）碳纤维碳化车间钢结构、彩板项目的往来账项等事项。截至2019年6月30日累计支付工程款190万元，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列式如下：贵公司拨付给本公司工程款金额：2006年11月16日付工程款60万，发票已开具；2006年11月28日付工程款100万元，发票已开具；2007年2月14日付工程款30万元，发票已开具。2009年8月20日，一建公司五分公司、一建公司四方钢结构公司向开发区管委会发出《关于申请支付工程款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明“我单位施工的碳纤维碳化车间及厂区附属工程于2006年10月1日开工，于2007年8月30日竣工。按施工合同补充条款47.3款约定本工程工程款应由开发总公司直接拨付给我方”，“工程款尚欠2,965,613元”。一建公司原名称为吉林市第一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6月29日变更为现名称。2015年8月27日，开发区管委会与吉研公司签订《清算协议》约定：依据2006年9月开发区管委会与吉研公司签订的《碳纤维项目补充协议书》，以及2011年1月签订的8万辆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项目投资协议等，双方对吉研公司所欠厂房建设资金、租金及利息等项目进行了清算。最后经双方协商确定，清算截至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资金情况具体为：厂房建设资金本金970.91万元，2008年至2010年房屋租金57.96万元，2011年至2014年利息为1,442,970.46元，合计11,731,670.46元。以上资金由吉研公司在2015年8月31日前支付给开发区管委会。2017年1月24日，吉林市经开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一建公司转账30万元。2018年2月12日，吉林市经开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建公司转账81,329元。上述两笔转账系吉研公司土建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为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并非对权利本身进行否定，且民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一建公司提供的录音可证明其多次向开发总公司索要案涉工程款，表明其并未怠于主张权利。关于工程款的给付主体问题。本案吉研公司与一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既约定开发总公司作为第三方担保，又约定其直接向一建公司付款，开发总公司在该合同中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并且按照约定向一建公司支付工程款190万元，吉研公司虽系合同发包人，但其系开发区管委会的招商引资企业，其已按照与开发区管委会的协议将案涉工程款在内的1100余万元给付开发区管委会，若令其再行承担案涉工程款的给付义务，有违公平原则，故本案工程款应由开发总公司给付。关于拖欠工程款数额问题。2009年6月4日，吉研公司与一建公司核定《2007年碳纤维结算汇总表》，双方核定工程款数额为2,584,284元。开发总公司已给付190万元，剩余工程款数额为684,284元。关于利息问题。按照合同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28天内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从第29天起按承包人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款的利息，案涉工程系2009年6月4日核定结算数额，故利息起算日应从2009年7月3日起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开发区总公司给付一建公司工程款684,284元及利息（利息以684,284元为基数，自2009年7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一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56元，由开发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开发总公司提交中共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文件（吉经党字〔2016〕26号、吉经党字〔2016〕36号）及企业变更情况表，用以证明王玉章于2016年6月到开发总公司任职，进而证明一建公司向王玉章主张权利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一建公司一审时并未提交相关人员与王玉章的通话录音。因开发总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评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建公司与吉研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从签订到终止全过程由开发总公司作为第三方担保”“本工程工程款由开发总公司直接拨付给一建公司”，开发总公司对此盖章予以确认。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开发总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上述约定，结合案涉工程建设资金先由开发区管委会投资、吉研公司先租后购、开发总公司实际付款等实际情况，能够认定开发总公司不仅负有担保责任，而且同时负有向一建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故一审判决确定开发总公司为付款主体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根据一建公司提供的《关于申请支付工程款的请示报告》《企业询证函》以及两份电话通话录音，结合吉林市经开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建公司五分公司支付案涉项目其他工程款的时间等事实，能够认定一建公司并未怠于行使权利，其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即便开发总公司仅为担保人，一建公司向其主张担保责任后，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因一建公司积极向其主张权利，其亦应承担担保责任。故开发总公司主张一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仅应针对吉研公司与开发总公司是否应当给付一建公司案涉工程款问题进行审理。而开发区管委会与吉研公司签订的《清算协议》，系双方之间的法律行为，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关联，且开发区管委会并非本案当事人。故该《清算协议》的相关内容不属于本案的评判范围。一审判决论理中评判“其（吉研公司）已按照与开发区管委会的协议将案涉工程款在内的1100余万元给付开发区管委会”不妥，本院予以纠正。若开发区管委会与吉研公司对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存在争议，应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开发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论理部分虽有瑕疵，但判决开发总公司承担责任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16元，由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照明审判员  潘军宁审判员  关 晶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仇 钧（此件共17页，印2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