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12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件生，男，1955年12月1日出生，××族，住启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根娣，女，1960年6月21日出生，××族，住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树能，江苏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男，1970年2月23日出生，××族，住启东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钱兵，男，1980年7月10日出生，××族，住启东市。上诉人陶件生、陶根娣因与被上诉人高某、袁钱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4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件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高某、袁钱兵支付欠款57336元；诉讼费由高某、袁钱兵承担。事实和理由：袁钱兵出具的五份入库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4）启吕民初第00724号案件中认为系由袁钱兵签收，高某对此不予认可，故未判决高某承担责任。高某、袁钱兵在一审中，对上诉人主张的价款予以认可。高某、袁钱兵出示的一张模仿陶件生笔迹伪造的证据，申请对（2014）启吕民初第00724号庭审笔录中上诉人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陶根娣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2014）启吕民初第00724号案件中已经确认上诉人享有涉案债权，由于高某在该案中对袁钱兵签字的五张入库单予以否认，而上诉人无法寻找袁钱兵到庭作证，故该案中未支持上诉人的主张，但明确上诉人补强证据后可另行主张。上诉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2019年5月向法院起诉袁钱兵要归还债务，该案审理中高某出庭作证，认可袁钱兵是其员工，袁钱兵签收五张入库单是职务行为。故一审认为没有新事实和新证据，显然错误。2.高某没有履行案涉五张入库单对应的债务，其在此前的审理中对入库单不予认可，现主张结清，但未能明确和谁结清。如其主张和陶件生结清，亦应当提交证据予以佐证。针对陶根娣的上诉请求，陶件生辩称，高某应当给付相应货款。针对陶件生的上诉请求，陶根娣辩称，法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陶件生和陶根娣于2013年9月1日散伙，散伙后陶根娣持有的对外债权凭证显然是双方结算以后作为散伙所取得的个人财产，故案涉债权应该归陶根娣一人所有。高某辩称，其和陶件生自2012年至2018年间有业务往来，案涉五张入库单的货款已经结给陶件生了。袁钱兵辩称，其系高某员工，与本案无关联。陶件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高某、袁钱兵给付货款57336元。后一审法院依法通知陶根娣为原告参加诉讼，陶根娣认为尚欠货款数额为5664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8日，一审法院受理了陶根娣与高某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在已查明的事实基础上，依法追加陶件生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在该案中，陶根娣诉称，其与陶件生系合伙关系，根据陶件生出具的结算单“高某未结账48000元已结账527000元已付200000元”，扣除高某于2014年1月29日向其支付的20000元后，主张高某尚欠其合伙体货款307000元；在举证过程中，其对其主张作出进一步说明，高某于2013年7月24日出具的对账单显示尚欠合伙体货款264378元；2013年7月24日后，又向高某发送了价值为48000元的货物，该部分货款有入库单五张（单号分别为1×××9、1×××0、1×××1、1×××2、1×××3，对应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7月27日、8月5日、8月8日、8月16日、8月17日）及陶件生出具的上述结算单为证。而陶件生称，其与陶根娣不存在合伙关系，且对陶根娣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对上述结算单由其出具无异议，但称对账单所涉货款264378元，因陶根娣的举报，其与高某的结算金额为250000元，后其又承让了10000元，高某于2013年底实付240000元现金；且上述五张入库单对应的48000元并不存在，该款项已经包含在上述240000元中。对此，高某辩称，其不认识陶根娣，与陶根娣之间没有任何买卖关系；其与陶件生自2012年发生业务往来并存在欠款关系，但具体金额尚未对账；其出具的对账单是给陶件生的，与陶根娣无关；2014年春节前，因陶根娣至其家中、厂里闹事，故与陶件生商量，其先借给陶根娣20000元，该款自陶件生在其处的货款中扣除。2015年3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启吕民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认为综合陶根娣、陶件生等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陶根娣、陶件生存在合伙关系；高某出具的对账单所载明的货款系陶根娣、陶件生的共同债权，因陶件生、高某在法院所作陈述前后矛盾，且陶根娣、陶件生拆伙分厂素有矛盾纠纷，陶件生作为合伙人之一单方面作出高某已付清货款的意思表示，并不能改变高某结欠其合伙体货款的事实，另外，高某庭审中自认货款尚未结清，故对陶件生陈述的案涉货款已结清的事实不予认定；而关于五张送货单所涉的未结账的货款48000元，该判决书第七页正数第二行至第九行载明，“经审查，该入库单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卖方送货的一种证据，入库单上所载的仅是货物品名及数量而未注明价款金额，并且其上签收人为“袁钱兵”而非高某，这并非是经买卖双方对账结算后形成的债权凭据，且高某到庭后未对该入库单予以认可，法院无法据此就确认双方之间形成了48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对陶根娣、陶件生的该主张，本案中不予认可，陶根娣、陶件生可在充分补强证据后另行主张”；另综合案情，并结合陶根娣主张高某向其所付的2万元系货款，法院判决高某给付陶件生、陶根娣货款244378元；驳回了陶根娣、陶件生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后，陶件生、高某上诉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高某为证实其于2013年7月24日出具的对账单所载明的货款已经清偿，提供了四份由陶件生出具的收条（2013.9.18的50000元、2013.10.28的60000元、2013.11.14的50000元、2013.12.19的80000元）合计240000元，对此，陶根娣提供了2013年11月29日高某及其会计陶建剑向陶根娣出具的对账单（其中显示当时高某尚欠合伙体301678元）及其与高某在2013年底的电话录音，证明截止到2013年11月29日高某尚欠陶根娣货款301678元，同时证明陶件生出具的四份收据是假的，因为对帐单上没有四份收据出现的时间。2015年11月24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5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认为，结合陶件生及其妻子陈根美、陶根娣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陶件生、陶根娣确合伙人；因高某仅能提供案涉240000元的收条，对于其与陶件生之间其他经济往来的收条无法提供，且陶件生、高某均陈述至2013年6月份，高某已支付27万元，但高某不能提供该27万元的收条，加之高某在与陶根娣的通话中承认尚欠其合伙体货款30余万元，故高某提交的上述四份收条并不能证明其主张。高某后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12月6日，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苏民申3673号民事裁定，其中认为，根据陶件生、陈根美、陶根娣、周美红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内容，足以认定陶件生和陶根娣合伙开厂；2013年7月24日，高某让其会计黄**兰向陶根娣出具的对账单，载明截至7月22日高某结欠陶件生货款264378元，该债权系陶件生、陶根娣共同的债权，高某应向陶件生、陶根娣承担给付义务。高某、陶件生在一审中称涉案货款已于2013年底结清，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二审中高某提供四张合计24万元收条，欲证明案涉债务已于2013年12月19日结清，但高某未能就其一审未提交该证据作出合理解释，且高某在2013年底与陶根娣的电话录音中承认其仍合伙体货款30余万元，陶根娣提供的2013年11月29日高某及会计出具一份对账单亦载明截止2013年11月29日尚欠合伙体货款301678元，故二审判决未采信高某提供的四张收条，认定高某结欠合伙体的货款尚未清偿，并无不当。陶件生主张高某已付清涉案货款，证据不足。陶件生系合伙人之一，其是否表示其对高某有没有诉请，不能改变高某结欠合伙体货款的事实，一二审判决高某向陶件生、陶根娣给付上述结欠的货款，并无不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驳回了高某的再审申请。高某另向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7年8月3日，该院经审理后作出通检民监[2017]3206000007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其中认为，该案不符合监督条件，理由是：根据陶件生、陶根娣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内容，可以认定陶件生和陶根娣合伙开厂的事实；2013年7月24日，高某让其会计黄**兰向陶根娣出具一份对账单，载明截至7月22日高某结欠陶件生货款264378元。法院认为该债权系陶件生、陶根娣共同的债权，高某应向陶件生、陶根娣承担给付义务，并无不当。高某、陶件生在一审中称涉案货款已于2013年底结清，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二审中高某提供四张合计24万元收条，欲证明案涉债务已于2013年12月19日结清，但一方面高某未能就其一审未提交该证据作出合理解释，另一方面高某在2013年底与陶根娣的电话录音中承认其仍合伙体货款30余万元，陶根娣提供的2013年11月29日高某及会计出具的对账单亦载明截止2013年11月29日尚欠合伙体货款301678元，故法院判决未采信高某提供的四张收条，认定高某结欠合伙体的货款尚未清偿，并无明显不当。陶件生系合伙人之一，其是否表示对高某有无诉请，均不能改变高某结欠合伙体货款的事实，法院因此判决高某向陶件生、陶根娣给付结欠的货款，并无不当。陶件生曾以买卖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高某、袁钱兵支付案涉货款，后于2019年4月9日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以（2019）苏0681民初16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陶件生撤回起诉。2019年6月19日，陶根娣以袁钱兵为被告以买卖合同纠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袁钱兵支付于2013年7月27日至8月17日间向其所购转子轴12707根的货款48000元（即本案所涉五张入库单金额）。袁钱兵辩称，其是高某雇请的仓库保管员，高某是否结欠48000元不知道，本案与其无关。庭审中，高某出庭作证，其承认袁钱兵系其员工。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在（2014）通吕民初字第00724号一案庭审中，陶根娣明确每月月底凭袁钱兵出具的入库单与高某对账，且该生效判决明确与陶根娣、陶件生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高某，故作出（2019）苏0681民初4856号判决，驳回了陶根娣的诉讼请求。本案庭审中，高某提供了一份陶件生于2014年9月11日向其出具的收条，其中载明“今收2013年8月31日前转子轴款合计240000元贰拾肆万元正”，陶件生对该收条由其出具无异议，但称该收条所载款项对应的是自己所持有的入库单，并不包括陶根娣持有的入库单，而本案所涉及的五张入库单由陶根娣持有。另外，在本案庭审中，高某提供了一份其曾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50号一案中提交过的“对账明细”，对此陶件生称“这份单据我是不知道的，但是上面载明被告欠我571678元是事实，已付我27万元不是事实，请被告出示付27万元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4）启吕民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书、（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50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申3673号民裁定书、通检民监[2017]3206000007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均认定陶根娣、陶件生合伙办厂的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六十条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案涉五张入库单对应的货款系陶根娣、陶件生合伙体享有的共同债权，故陶件生、陶根娣应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所涉五张入库单，陶件生、陶根娣曾在（2014）启吕民初字第724号一案中已提出过相应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入库单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出卖方送货的一种证据，入库单上所载的仅是货物品名及数量而未注明价款金额，并非是经买卖双方对账结算后形成的债权凭据，无法据此就确认陶件生、陶根娣与高某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故驳回了陶件生、陶根娣的该项诉讼请求。该案后经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50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苏民申3673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2014）启吕民初字第724号案件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高某对案涉五张入库单所涉金额及是否拖欠相应货款的事实均予以否认，陶件生、陶根娣对此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没有发生新的事实及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陶件生、陶根娣就本案所提之诉请，法院碍难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陶件生、陶根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4元（陶件生已预交），由陶件生、陶根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陶根娣提交（2019）苏0681民初4856号案件诉状一份，证明货款应以双方对账为准。陶件生对该份诉状载明的供货数量予以认可；高某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案涉货款已经包含在此前诉讼中；袁钱兵认为该案法院已经审结，驳回了陶根娣的诉讼请求。陶件生提交对账单一份，证明2013年7月27日-8月31日结算的92487元不包含本案五份入库单，案涉入库单在陶根娣处，未进行结算。陶根娣对陶件生与高某对账当时的情况不清楚，从对账单记载内容看，不包含案涉五张入库单。高某质证认为该份单据陶件生在此前诉讼中已经自行否认。袁钱兵表示对此不清楚。高某提供（2014）启吕民初第00724号案件诉状、借条等证据证明案涉货款已经包含在此前的（2014）启吕民初第00724号及（2020）苏06民终825号案件中。陶件生质证认为（2020）苏06民终825号案件涉及的是2013年1月9日到2014年12月31日期间其爱人与高某经营所发生的买卖关系，高某将上述期间的入库单及欠条收回后形成了借条，与本案无关。陶根娣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高某的主张。袁钱兵对此表示不清楚。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诉状仅能代表原告的主张，而非生效文书认定的事实。陶件生提交的对账单中无高某签字确认，且无相应入库单予以佐证。从对账单中记载看，供货时间为2013年7月24日至8月31日。虽然明细中不包含案涉五张对账单，但在高某提供的陶根娣曾在（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50号案件审理中提供的截至2013年11月29日的一份对账单中，对于结账期间记载为“2013年7月27日-8月31日92487元”，与陶件生提交的该份明细数额一致，但起始时间不符；相反案涉对账单中有一份时间即为2013年7月27日，故对陶件生提交的该份对账单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高某主张案涉入库单款项已经包含在此前诉讼中，但（2020）苏06民终825号案件中对其主张未予采信，且陶件生在该案审理中亦明确陈述了44万元款项的组成，并不包含案涉五张入库单对应的货款。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各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各自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根据高某在一审中提交的对账单显示：2012年8月31日-10月20日106000元；2012年11月8日-13年1月19日109191元；2013年1月26日-7月22日264000元；2013年7月27日-8月31日92487元合计571678元已付共27万元（3万，8万，5万，8月14日5万承兑，8月30日3万，11月29日3万）2.本院（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50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现在各当事人对双方发生的业务总额以及支付27万元的事实不存在争议，而2013年1月26日之前双方发生的业务仅有21万余元，因此高某支付的27万元中应当包含有本案陶根娣起诉的对账单中的欠款，但结合双方的业务以及均认可的付款数额，陶根娣的诉讼请求可予以支持。至于其余未结款项，双方可另行结算。”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就案涉五张入库单所涉货款是否已经结算并付清。案涉五张入库单由袁钱兵签字确认，高某认为袁钱兵系其员工，故应认定案涉五张入库单所涉买卖关系主体为陶根娣、陶件生与高某。因在（2014）启吕民初第00724号案件审理中，无法确认袁钱兵与高某之间的关系，故该案中对该五张入库单所涉债权债务未予处理，现就袁钱兵与高某的关系已经查明，故对该五张对账单所涉债权债务应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陶件生、陶根娣“在没有发生新的事实及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高某主张上述款项已经与陶件生结清，陶件生不予认可。而高某提供的四张收条并未被生效法律文书所采信，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高某就案涉五张入库单所涉债务已经与陶件生结清。关于陶件生主张高某提交的模仿其笔迹伪造的证据，高某在一审中已经明确该份对账单中“陶件生”三个字系由其注明，仅主张具体内容由陶件生书写。陶件生虽对该对账单不予认可，但该份证据陶根娣在（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50号案件审理中亦作为证据提交，该案文书中已明确“各当事人对双方发生的业务总额以及支付27万元的事实不存在争议”。陶件生主张对（2014）启吕民初第00724号庭审笔录中其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系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案件的审理存在异议，不属于本案审查范畴。五张入库单仅载明货物数量及规格，并未载明价格。陶根娣第一次起诉时主张系48000元，且其提交的对账单中载明为48000元;本次诉讼中陶件生主张货款为57336元，陶根娣主张货款为56646元，亦不相一致。双方均未能提交同时期入库单等证据证明货物价格。根据（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50号民事判决书中的认定，截至2013年11月29日，双方对发生的业务总额确认为571678元，已经付款27万元。后高某向陶根娣付款2万元，生效文书确认高某支付244378元，上述款项系偿还的2013年1月26日-7月22日发生的货款，在本案中亦应扣除，故高某尚需支付37678（106000+109191+92487-270000）元。综上所述，陶件生、陶根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4875号民事判决；二、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陶件生、陶根娣货款37678元；三、驳回陶件生、陶根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34元，由陶件生、陶根娣负担419元，高某负担8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4元，由陶件生、陶根娣负担419元，高某负担8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璐审判员 陆海滨审判员 高 雁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