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01民终30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宁市城北区农业农村和扶贫开发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3010501501670XK，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朝阳西路**。负责人：张九林，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美娟，西宁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山雨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900679163999Q，，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东昆仑路****楼**法定代表人：马国栋，总经理。上诉人西宁市城北区农业农村和扶贫开发局（以下简称扶贫开发局）与被上诉人西宁山雨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雨公司）无因管理纠纷一案，扶贫开发局于2020年9月8日向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山雨公司返还扶贫开发局为其垫付的131548元土地租金及每月166.66元的土地占用费直至实际交付土地日（从2019年7月16日起计算）。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2020）青0102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扶贫开发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扶贫开发局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扶贫开发局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根据西宁市政府办公厅2016年6月20日印发的《西宁市湟水河沿岸养殖场搬迁方案》以及国务院颁布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认定扶贫开发局具有安置职责，是错误的。山雨公司的养殖基地没有建设规划手续及环评手续，属非法建筑，西宁市城北区政府对山雨公司是非法建筑的拆除，不是搬迁，西宁市城北区政府并无安置义务，扶贫开发局更无安置义务，一审法院所依据《西宁市湟水河沿岸养殖搬迁方案》规定，政府仅是引导搬迁，并无安置义务。《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也未规定政府具有安置义务。二、西宁市城北区政府对山雨公司的非法建筑进行拆除时，要求山雨公司对其养植禽类进行搬离，山雨公司拒绝搬离并签字同意按照无主物处理，扶贫开发局为了避免山雨公司损失，也为保护养殖的禽类，才与张×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为山雨公司的禽类提供养殖场所，租赁期限为2017年8月5日至2017年10月15日，但作为扶贫开发局并无这项义务，山雨公司因此而受益，避免了损失进一步扩大，应由山雨公司承担相关费用，尤其是合同到期后，实际受益人及承租人均为山雨公司，更应当由其承担土地租赁费，山雨公司拒绝承担，由此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支付租金，人民法院支持了张×的诉讼请求，要求扶贫开发局支付租金等，扶贫开发局作为无因管理方，承担费用后有权要求山雨公司承担费用。山雨公司辩称，一、扶贫开发局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扶贫开发局不存在为山雨公司垫付土地租金的情形。山雨公司的高原特珍禽养殖基地于2017年8月4日被城北区政府非法强制拆迁，城北区政府应负责安置山雨公司养殖基地，在未正式安置前城北区政府安置山雨公司进行过渡，具体由城北区政府下属单位西宁市城北区农业农村和扶贫开发局与张×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将山雨公司安置在新胜旗种植园区西北角进行过渡，但城北区政府至今也未给山雨公司正式安置，因此政府仍须负责山雨公司的过渡，产生的费用仍由政府承担，并且山雨公司实际是由城北区政府进行安置过渡的，与扶贫开发局无关，即使产生费用也应由政府之间协调如何负担，与山雨公司无关。2.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青01行初7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4日对西宁山雨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西宁市××区养殖基地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01行赔初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定：被告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赔偿西宁山雨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0元。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青行赔终5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认为一审判决对山雨公司养殖基地合法性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未结合在案证据而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不当，撤销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01行赔初8号行政赔偿判决，发回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由此可证明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行政违法在先。另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2019）青0105民初491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是西宁市城北区农业农村和扶贫开发局与张×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根本不存在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及定性错误。二、山雨公司养殖的野生动物，应受到法律保护，山雨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政府应积极履行职责，保护山雨公司的合法权益。养殖基地办理了合法的手续，在养殖期间，被设为省级四级乡村旅游接待点，命名为省、市科普示范基地，被中国财政部授予“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并获得中国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立项证书、答辩人也多次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市科技型企业、先进单位、著名商标、诚信企业、AAA级信用单位等荣誉称号，为青海省填补了高海拔特珍禽人工繁育的空白，也为城北区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城北区政府的非法强制拆迁已对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遭受了重大打击，答辩人为保护野生动物，也在苦苦支撑，负担着巨大成本饲养存活的野生动物，在答辩人负担巨额的饲养成本下，政府不但不履行自身义务，积极安置，帮助过渡，反而让山雨公司承担租金，让山雨公司自行搬离，这是对野生动物的残害，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严重侵害到山雨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4日，山雨公司的养殖基地被拆除,拆除后山雨公司拒绝接受其养殖的禽类,为此扶贫开发局与张×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用于临时存放山雨公司养殖的禽类,租赁期限为2017年8月5日至2017年10月15日止,共计二个月零10天,租金为10000元。租赁期满后,山雨公司仍然占用张×土地且未对养殖的禽类进行处理，张×多次要求山雨公司腾退及交清所欠土地租金，并就该事实多次向扶贫开发局反映，后扶贫开发局也多次要求山雨公司腾退，但因山雨公司拒绝腾退，张×将扶贫开发局及山雨公司诉至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该院判决：（1）张×与扶贫开发局解除合同；（2）扶贫开发局向张×支付拖欠的2017年10月16日至2019年7月15日土地租金105000元；（3）扶贫开发局向张×每日支付山雨公司占用土地费166.66元；（4）扶贫开发局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案涉土地交还给张×。遂后，扶贫开发局于2020年1月10日，向山雨公司下发了《关于搬离腾退新胜旗园区临时过渡场地告知书》，要求山雨公司在收到此告知书起15日之内腾退所占用新胜旗种植园区的土地，否则，造成的后果和一切法律责任由山雨公司承担；因山雨公司一直不腾退所占土地且不向土地使有权人支付土地占用费，遂酿成纠纷。另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协议，山雨公司已将土地腾退。再查，案件纠纷源于，2016年2月26日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做出宁政办【2016】29号《关于再次明确“河长制”管理职责的通知》将湟水河流域（西宁段）河道两侧800米范围内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被告西宁山雨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的高原特真禽养殖基地在禁养区范围内。后为保护湟水流域（西宁段）水环境，2016年6月20日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下发《西宁市湟水河沿岸养殖场搬迁方案》，组织进行搬迁。一审法院认为，山雨公司的高原特真禽养殖基地属于2016年2月26日新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应当按照2016年6月20日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下发《西宁市湟水河沿岸养殖场搬迁方案》的文件精神组织搬迁、妥善安置。文件中指出搬迁工作的原则是引导搬迁，“对发展前景好、继续养殖愿望强烈的养殖场，按照‘出川入山’的要求，相关部门要积极落实土地，争取国家、省、市项目重点支持，引导其在新选址建设养殖场，原有厂址按照业主意愿处理，也可作为农畜产品加工用地。”同时，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于新划定禁止养殖区域，确需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损失的，由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山雨公司养殖场所被拆除后，扶贫开发局对山雨公司的特种养殖禽类租赁场所进行安置，属于其承担政府职责的行为，山雨公司辩称有理有据，予以采信。扶贫开发局的诉讼请求与其职责相悖，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颁布的行政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扶贫开发局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扶贫开发局提交了“告知书”一份，拟证明2017年8月4日强拆养殖基地后，西宁市城北区政府告知山雨公司如果不接收禽类就按照无主物处理，且同年8月5日扶贫开发局就与张×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安置了禽类。山雨公司对该告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因山雨公司认可告知书的真实性，其效力依法予以认定。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2月26日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宁市湟水河沿岸养殖场搬迁工作方案》，其中第二条规定了搬迁工作的目的、原则和目标任务，（二）搬迁的工作原则。……一是动员拆平。对基础设施建设相对简陋，经营效益不好的养殖场动员拆平。二是引导搬迁，“对发展前景好、继续养殖愿望强烈的养殖场，按照出川入山的要求，相关部门要积极落实土地，争取国家、省、市项目重点支持，引导其在新选址建设养殖场，原有厂址按照业主意愿处理，也可作为农畜产品加工用地……。”2017年8月4日，西宁市城北区政府将山雨公司内的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并下发“告知书”，主要内容为：“……8月4日北区政府对你养殖场内违章建筑进行了强制拆迁，限你养殖场在2017年8月5日18点前，将养殖场内所有动物、动物标本、物品和建筑垃圾全部清理干净，若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将场内所有动物、动物标本、物品和建筑垃圾清理完毕，视你对场内所有动物、动物标本、物品等一切东西为自动放弃，北区政府将按无主禽类对场内所有动物、动物标本、物品等进行处置，一切后果责任由你养殖场自负”。2018年9月3日，山雨公司要求确认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9月28日，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的“行政答辩状”中记载：“……答辩人主动协调西宁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森林公安局等单位进行畜禽搬迁工作，主动为被答辩人山雨公司租赁临时过渡场地并承担基本费用。”同年12月26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青01行初76号行政判决，确认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4日对山雨公司位于西宁市××区养殖基地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该判决现已生效。再查明，2019年，案外人张×起诉扶贫开发局及山雨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青0105民初491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其查明事实部分表述“……土地租赁合同签订后，扶贫开发局向张×缴纳租金10000元，并于2017年8月11日联合其他部门将山雨公司养殖场剩余羽禽类搬迁至新胜旗种植园区临时过渡。由于扶贫开发局、山雨公司未明确临时过渡时间，合同到期后山雨公司一直未搬离，扶贫开发局也未督促山雨公司限期搬离出临时过渡场地……。”本院认为，《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本案中，2016年2月，政府部门将湟水河流域（西宁段）河道两侧800米范围内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山雨公司的高原特珍禽养殖基地在禁养区范围内。2018年8月4日，城北区政府对山雨公司养殖场内的建筑实施了强制拆除，为安置山雨公司养殖的羽禽类，由扶贫开发局（原为西宁市城北区农林牧水局）于同年8月10日与出租方张×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根据上述已生效的（2019）青0105民初491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法院认为山雨公司虽为土地的实际使用人，但山雨公司仅是遵从扶贫开发局的安排进行搬迁，对租赁时间和租赁内容不详，且扶贫开发局亦未告知明确的临时过渡时间，故山雨公司不应承担给付租金的义务，说明扶贫开发局在强制拆除山雨公司养殖场内的建筑后，短时间内积极租赁土地安排山雨公司进行搬迁，与城北区政府在其“行政答辩状”中所述内容“答辩人主动协调西宁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森林公安局等单位进行畜禽搬迁工作，主动为被答辩人山雨公司租赁临时过渡场地并承担基本费用。”能够相互印证，恰恰说明了扶贫开发局系自愿主动租赁土地安排山雨公司搬迁，系其履行政府职能的表现，而扶贫开发局的上述行为也是符合“西宁市湟水河沿岸养殖场搬迁工作方案”中关于相关部门要积极落实土地的要求，同时扶贫开发局租赁土地安排山雨公司养殖场搬迁进行临时过渡，亦与《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符。故扶贫开发局所持其行为构成无因管理，山雨公司应返还扶贫开发局垫付的土地租金等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30元，由上诉人西宁市城北区农业农村和扶贫开发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薇审判员 左志萍审判员 尹菲菲二○二一年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陈 倩书记员 朱鑫垚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