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22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重工北街**（2-14-3）法定代表人：张守硕，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宏宇，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伯奎，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于祝普，男，196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鞍山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辽宁玉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祝普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县人民法院（2020）辽1021民初1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与2020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宏宇、李伯奎，被上诉人于祝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撤销我公司与于祝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请求于祝普回购股权，配合我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承担变更费用；三、请求于祝普退还我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用于代偿债务金额）4,682,625.76元；四、请求于祝普承担合同解除的损失2,787,586.24元，其中包括我公司为履行合同投入资金损失1,977,586.24元和逾期利益损失810,000元（按年产量30,000吨，300元/吨，利润率9%，计算一年）；（以上四项诉请合计涉案金额：7,470,212）；五、由于祝普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事实及理由：一、于祝普与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民事欺诈行为，导致协议效力存在瑕疵，我公司有权撒销本协议，原审法院对这一事实认定有误。1、我公司与于祝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矿山公司对股权的控制来享有和行使釆矿权（即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釆的矿产资源的权利），而不仅止于股权的转让和持有。协议“鉴于”部分第1项，将釆矿权许可证作为股权转让的必要前提条件，正文第3.1条，将付款条件与矿山进场和经营直接关联，正文第4.2条，将矿山的合法经营明确为于祝普的保证事项，以上足以表明，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取得釆矿权，而非仅仅是取得股权，换句话说，取得股权仅仅是我公司取得釆矿权的第一步。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于祝普完成股权变更即视为完成了协议约定的交付义务，与事实不符。2、于祝普故意隐瞒未依法、完整取得矿山用地使用权证和矿山企业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重大事实，并故意在协议中作相反和模糊的承诺，故意诱导我公司相信矿山合法经营手续齐全进而签订协议，符合民事欺诈的构成要件。（1）于祝普未依法、完整取得矿山用地的使用权，与其在协议中的陈述事项不相符。依据《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46条的规定，矿山用地的性质属于建设用地，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办理审批手续，并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本案中，截至诉讼时起，于祝普也未向我公司提交土地使用权证书，我公司只找到一份辽阳县林业局出具的辽林地审字[2020]223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文件批准的用地仅为0.5公顷，与釆矿权许可证载明的0.1233平方公里(12.33公顷)的土地面积有明显差异，且该文件第二部分明确要求于祝普按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依法缴纳补偿费用，均表明于祝普尚未依法办理土地权证(/林地权证)。依据《土地管理法》第77条的规定，非法占用土地的，将面临收回土地、恢复原状、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律后果，足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这一事实与于祝普在协议第4.2(4)中陈述的关于“土地使用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和第4.1(4)中陈述的“公司业务经营的资产与资源均通过合法协议和其他合法行为取得，真实、有效、完整”相违背，于祝普明显向我公司隐瞒了真实情况，并在协议中故意作出虚假陈述。（2）于祝普隐瞒矿山企业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并被最终定罪处刑的事实，矿山经营缺乏合法要件。我公司进驻矿山后，主管部门即禁止我公司进入主矿区进行开采作业，原因就是矿山企业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因此我公司只能在排险区进行排险作业。对此我公司数次与于祝普沟通均未果，直至一审诉讼过程中，我公司才知晓矿山企业于2018年8月15日被辽阳县人民法院(2018)辽1021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书定罪处刑，罪名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并判处70万元罚金至今未予缴纳，此后于祝普也没有进行补证并取得矿山用地的使用权，因此矿山经营缺乏合法要件。这一事实与协议4.1(7)、(8)中陈述的“矿山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和涉及诉讼”以及4.2(3)中陈述的“不存在越界开釆、破坏性开釆行为”相违背，于祝普隐瞒了矿山企业系犯罪企业的重要事实，严重侵犯了我公司的知情权。（3）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对于矿山经营中的违法违规事项，于祝普有义务在缔约前向我公司作出明示的说明，却隐瞒了欠缺土地使用手续的事实并作出虚假保证，明显具有欺诈的故意。根据《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我公司出于对釆矿权许可证和于祝普在协议中作出的各项保证事项的信任与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陆续接收矿山并分阶段支付协议对价，尽到了必要的审慎义务也符合交易的惯例，在于祝普故意欺诈的情况下，很难要求我公司事先预见到一个经营了四年多的矿山会缺失关键性的资质证书。原审法院将于祝普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证明责任交给我公司承担，明显与事实逻辑不相符合，办理矿山用地使用权证和其他相关手续是于祝普作为矿山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应当由其承担其已经取得了相关资质和手续。综上所述，于祝普故意隐瞒矿山用地手续缺失和因此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重要事实，作出虚假保证，诱导我公司基于错误的认识与之进行交易，并且造成了我公司合同目的从根本上无法实现的客观后果，符合民事欺诈的构成要件，依据《民法总则》第148条的规定，我公司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尽管我公司在一审诉讼中的反诉请求是解除协议，并未准确的提出民事欺诈的概念，但是人民法院负有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和准确适用法律的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九纪要的精神以及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考虑，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定性不准确或有瑕疵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负有释明的责任，并依法裁判，但是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未能准确适用法律。二、我公司中止向于祝普支付协议约定价款是基于矿山企业和矿山经营存在重大隐患及时止损，符合不安抗辩权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违约预期付款，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认定有误。1、因缺少矿山用地使用权证，主管机关禁止我公司在主釆区进行采矿作业。如前所述，我公司自2019年11月进驻矿山以来，即被主管部门禁止在主采区内从事开釆作业，只能在外围排险区内进行排险作业，无法有效行使采矿权，合同目的的实现受到阻碍，加之我公司与于祝普多次沟通未果，因此才不得不中止付款。2、于祝普未按约定向我公司移交全部矿山经营资料，矿山是否存在其他经营隐患无法确认。矿山经营需要受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的主管和监督，依据《辽宁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第23条、第30条、第31条、第34条和第36条的规定，釆矿权监管主要包括申办审批和年审两个方面。首先，申请办理釆矿权登记需要具备：（1）釆矿申请登记书和划定矿区范围的批复；（2）占用矿产储量登记表；（3）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环保部门批准文件；（4）安全预评价报告；（5）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6）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7）土地复垦方案等资料文档。其次，釆矿经营实行年检制度，矿山企业需具备三率（开釆回釆率、釆矿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指标检测文档，矿产储量报告，采矿权使用费缴费文档等必要的经营资料。以上资料，是我公司合法经营矿山并接受主管部门监管的必要文档，这些经营资料属于矿山经营过程中历史形成的档案资料，我公司接手后无法自行补证。于祝普一直没有按照协议第3.1（1）的规定向我公司交付完整的经营资料，既是对约定义务的违反，更是对其作为矿山经营主体期间合法经营的法定责任的违反，我公司无法确认矿上经营资料是否齐全，也无法判断矿山经营中是否还存在其他未知风险，因此我公司不得不暂停付款。3、于祝普尚未配合我公司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负责人变更。现有安全生产许可证载明的主要负责人仍然是于祝普指派的人员，一直未按照我公司的要求进行变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的规定，安全生产负责人应为矿山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而矿山经营工作中与主管部门的报文和下发函件、指令都是需要通过矿山主要负责人来完成的，由此直接导致矿山至交付至今的生产作业相关的外部事宜都控制在于祝普手中，我公司的经营行为始终受制于于祝普。;4、于祝普未履行土地复垦环境治理的法定义务，导致矿山企业被主管机关问责，并面临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31条的规定，“于祝普经营矿山企业应当遵守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土地复垦条例》第13条、第17条的规定，“于祝普应当在办理釆矿权申请手续时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并履行复垦义务，并在每年12月31日前报告土地复垦情况”，于祝普没有按规定履行土地复垦的法定义务，也没有向我公司交付土地复垦方案等相关资料，导致矿山企业被辽阳县自然资源局下发《矿山地质环境先期生态修复治理通知书》，将被纳入矿业权人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于祝普既未履行法定义务，又违反了协议第4.1(7)中的陈述的“没有从事可能导致严重行政处罚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保证事项，导致矿山经营存在重大隐患。综合以上事实，于祝普向我公司交付矿山缺少必要的文档资料，其中包括矿山经营期间的法定义务资料，于祝普事后也没有向我公司作出说明和进行补正，与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均有违背，足以表明于祝普交付的矿山存在重大经营隐患，履约能力和履约意向明显不足，我公司有权依据《合同法》第67条、第68条的规定中止履行付款义务，并不构成逾期付款违约，原审法院认定我公司应当继续付款并构成违约与事实不符，且适用法律有误。三、因于祝普欺诈行为导致协议被撤销的，于祝普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我公司为履行协议所支付的资金损失。;依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因于祝普的欺诈行为导致协议被撤销后，于祝普作为过错一方应当退还我公司已经支付的协议对价并赔偿我公司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包括我公司为了履行协议所投入的资金损失。综上所述，于祝普在协议签订和履行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作为交易对象的矿山涉及多项违法情形存在重大瑕疵，我公司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于祝普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支持我公司的上诉请求。于祝普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1、案涉合同转让的标的为辽阳县旭亿矿业公司的股权，而不是单独转让旭亿公司的财产，因此本案审查的客体应是转让的标的股权是否存在法律上的缺陷，而本案所涉及股权为于祝普所有并依法可以转让，双方签订协议后，于祝普依据协议将股权变更至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及其指定人员的名下，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也实际接收旭亿公司的股权及经营权，并已实际进行经营，故本案不存在法定的可解除的违约情形。至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在上诉请求第二条第2款中称以1850万元的价格受让注册资本仅为100万元的公司的100%股权以及目前被相关部门下令修复治理通知书等为由主张具备法定解除条件一节，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因为注册资金为100万元的股权不代表股权的价值就为100万元，股权的价值同企业的未来的发展前景、企业的经营收益、资产状况等存在关系，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将注册资本与股权价值等同，应属错误。同时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一家贸易公司，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在收购前，已对公司股权价值进行考查，并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出资购买于祝普的股权，故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此项请求无法律依据。2、于祝普转让股权的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亿公司）为正常经营的公司。旭亿公司股权转让后，于祝普已将矿山的相关所有手续全部交付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也实际接手并生产经营，不存在其所述的手续不全问题，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主张手续不全及费用欠缴等问题是不符合客观事实。3、于祝普不存在违约行为，且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也未提供于祝普存在违约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正确。4、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民事案件的审理原则，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法院不能依职权调取证据。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虽在一审庭审后向法院提供了调取证据申请，但该申请是在一审开庭后并且举证期已过的情况下申请调取，并且申请调取的证据均为旭亿公司在相关部门的资料，而旭亿公司又由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管理，故其所要调取的资料均是其自已可以调取的证据，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属于当事人无法调取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调取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二、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主张于祝普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4.1条第（4）（7）（8）款、第4.2条（3）（4）款以及第6.1条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具体阐述如下：1、《股权转让协议》第4.1条第（4）款为“公司对用于公司业务经营的资产和资源，相关资质与许可等，均通过合法协议和其他合法行为取得，真实、有效、完整”，于祝普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前，已将采矿许可证等与矿山企业经营的相关的证件全部交由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查看，并且在协议签订后，也将上述证件等资料全部交付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虽主张证件资质不全，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于祝普需强调一点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是成立多年的矿山企业，企业也一直正常生产经营，在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收购该公司股权后，在今年疫情发生前，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也一直在生产，不存在企业不能生产或资质不全的问题，尤其是目前矿山企业治理比较严格的情况下，矿山企业手续不全，政府也不允许企业生产的，故于祝普未违反此款。2、《股权转让协议》第4.1条第（7）款为“没有从事或参与有可能导致公司现在和将来遭受吊销营业执照、罚款或其它严重影响经营的行政处罚或法律制裁的任何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于祝普在履行中未违反此约定，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在上诉中以“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未缴纳土地补偿费、未进行环境治理等”为由主张于祝普违反此约定一节，是不符合事实，首先就于祝普已缴纳的费用，双方在协议第4.2条（2）款已明确约定，于祝普已按协议履行缴纳义务。而就土地的手续，双方在协议第4.2条（4）款约定“依法办理了采矿用地的报批手续”，于祝普未违反约定。至于环境治理问题，因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收购股权后，并进行了生产，其环境治理也是旭亿公司应尽的义务。3、《股权转让协议》第4.1条（8）款为“未就任何与其有关的、已结束的、尚未结束的或可能将要开始的任何诉讼、仲裁、调查及行政程序对甲方进行隐瞒或进行虚假/错误的陈述”。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在与于祝普签订协议前，于祝普已将诉讼的情况予以告知并没有任何隐瞒，并且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已进行查询和调查，在此情况下，双方签订协议，协议签订后，于祝普已将涉及公司相关资料包括全部判决书交付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不存在隐瞒，并且双方在合同中已约定股权变更前的债务由于祝普承担，故判决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无关，而于祝普更没有必要隐瞒判决。4、于祝普未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4.2条（3）款的规定，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以2020年2月13日的《矿山地质环境限期生态治理通知书》为由，主张于祝普未进行生态治理一节，也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生态治理是矿山企业每年年底和次年初需履行的职责，而本案股权转让时间为2019年10月16日，转让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即接收公司并组织生产，故环境治理是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收购公司后经营中应尽的义务，而与于祝普无关，对此在通知书中已阐述为“年度生态修复”，故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接收矿山并经营后，矿山的治理工作与于祝普无关。5、于祝普已履行了林地报批手续，而在使用农民个人的土地时也签订了相应的合同，上述资料在签订协议时均已提供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至于公司与农户再续签的协议均是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经营中根据需用租用农户的土地，与于祝普无关，故于祝普未违反协议第4.2条4款。6、协议第6.1条为“乙方全权负责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续期，并采取合法手续保证公司和矿山的正常经理和生产作业”，就该条款而言，矿山手续齐全，可以生产，但如果公司自已决定不生产，是公司自已的问题，与答辩人无关，并且此条款也不是协议第4.4条约定的解除合同事由。三、一审法院判决支付违约金正确。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转让款，其本身违反约定，故一审法院依据协议第3.1条（5）款判决其给付违约金正确。至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上诉称于祝普违约在先一节，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并且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的此项上诉请求的理由，与一审答辩的理由完全不一致，一审答辩时，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是以于祝普未提供债务凭证为由，主证其无法支付转让款，而在二审上诉中，却以于祝普未解决矿山的经营和道路占用问题为由，拒付转让款，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的一、二审的陈述明显矛盾，其陈述的矛盾性也足以说明上诉此项请求的不真实性。四、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解除协议的协议依据和法定依据”不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完全正确。一审审理中，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虽提供了证据，但均不能证明于祝普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具备法定解除条件的证据，故一审法院不支持其一审的反诉请求完全正确。五、因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与于祝普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未经法院判决解除，而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所述的所谓损失2787586.24元与本案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一审提供的土地承包协议书、付款凭证、租赁车辆协议等，均是旭亿公司经营中必然发生的费用，而经营的投入也必然带来公司的受益，故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所述的损失是根本不存在的。六、于祝普在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未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时曾多次与其协商解决欠款问题，在协商过程中，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根本没有提供于祝普存在上诉请求中所述的违约行为，而仅仅是以全国疫情的原因影响矿山生产，而是在于祝普起诉时，矿山还在生产经营并销售矿石，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为找理由抗辩不还款，才编造出各种理由要求解除合同。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判决。于祝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给付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3，817，417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日万之五从2020年3月1日起计算至给付完毕止)；2、诉讼费由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于祝普为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的原股东，并持有旭亿公司100%股权。2019年10月16日，于祝普将旭亿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并于当日在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2.1条约定股权转让价为18,500,000元。协议第2.2条约定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于股权变更当日支付4,000,000元股权转让款，首付款直接代乙方偿还乙方经营期间的欠款。协议第3.1条第（3）项约定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于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10个月分批支付剩余股权余款14,500,000元，于2020年3月起每月最少支付1,000,000元。该条第5款约定，逾期支付按应付款每日按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最高不得超全部股权的10%。协议第10条约定发生争议由旭亿公司所在地法院解决。协议签订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仅支付4,682,583元股权转让款，此款直接支付于祝普经营公司期间公司的欠款，现尚欠13,817,417元未支付，于祝普曾多次向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催要欠款，但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以无款为由拒付，故依法具状起诉。双方签订的协议，虽然约定按月支付股权转让款，并约定从2020年3月份开始支付，但因2020年3月、4月、5月，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均没有按约定支付每月1,0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并以其行为表明其不履行后期的义务，故要求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全部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于祝普回购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承担变更费用;3、于祝普退还我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用于代偿债务金额)4,682,625.76元;4、于祝普承担合同解除的损失2,787,586.24元，其中包括我公司为履行合同投入资金损失1,977,586.24元和逾期利益损失810,000元(按年产量30000吨，300元/吨，利润率9％，计算一年);5、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均由于祝普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10月16日，我公司与于祝普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约定由我公司整体收购于祝普在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合同约定的股权价款为18,500,000元，包括给于祝普的股权转让对价以及清偿矿山公司截止收购前形成的债务和于祝普的经营垫资，其中，优先偿还债务和垫资款，并且需于祝普提供发票和相关证明文件证明其真实性，剩余金额才作为于祝普的股权价款。合同签订后，我公司按约于2019年10月21日在股权变更当日向矿山公司支付了4,000,000元股权价款，后续又向矿山公司支付了700,000元，为了恢复矿山生产经营，我公司已按照代为清偿债务4,682,625.76元，于祝普却未能提供对应的合同原件等证明文件，也未能提供足额的发票，我公司数次催要无果，于祝普也未提供其他债务的证明文件，因此我公司有权暂时停止清偿债务，并且客观上因为于祝普不配合提供证明文件，我公司客观上亦无法继续清偿债务。合同同时约定，于祝普承诺矿权、矿界合法、无争议，采矿权使用费、环境治理保证金等相关费用已缴清，矿山用地已合法取得，并且于祝普应当保证我公司进驻矿山后的正常经营和生产作业，并且将矿山的正常经营作为付款条件。但事实上，我公司进驻矿山后才发现，矿山并不具备正常经营的条件，自2019年11月入场至今，矿石产量只有此前遗留的不过2000吨，远非正常作业产量。第一，于祝普并未依法缴纳占用征用林地的补偿费用和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手续，导致矿界内的区域被禁止开采，无法开展生产作业。第二，矿界外的区域尚处于排险作业期(2019年6月1日-2020年10月31日)，并未正式取得开采许可，期间内，禁止对外营业，无法正常出产矿石，并且期满后还需要再行办理审批手续。第三，于祝普未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进行生态恢复治理，导致矿山被主管机关多次下达警告通知。第四，于祝普一直未全面移交矿山经营资料，相关主管部门的联系人一直未予更换，包括安全生产许可负责人也一直未进行更换，导致我公司无法及时接收通知和配合监管工作。第五，矿山周边道路占用农民土地，还未支付补偿或承包费用，且路面情况不佳，矿石和车辆无法正常进出，我公司多次要求于祝普处理，均遭拒绝，由于周边道路是进出矿山和经营的必须条件，村民又多次至矿山闹事，我公司只得自行联系村委会协商补偿事宜，自行向村民支付了土地补偿款，并对路面及相关设施进行维修。因为上述原因，矿山始终未能正常经营，与合同约定的矿山情况严重不符，我公司多次要求于祝普办理相关手续，尽快恢复矿山的生产经营，但于祝普一直拖延至今，矿山作业已全面停滞，我公司无奈只能向法院请求解除合同。我公司认为，矿山自交付给后，不仅欠缴林地补偿费用和生态恢复治理费用，经营手续不齐全，并且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不具备正常经营的条件，客观上造成我公司无法开展正常的生产作业。第一，矿山实现正常经营是支付合同对价的前提条件，因此付款条件未达成。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3.1条第(3)项约定，支付股权价款的前提是矿山正常经营，另根据协议第4.2条和6.1条的约定，于祝普承诺已缴纳采矿权使用费、资源补偿费、环境治理保证金等经营许可费用，并且有义务协调矿山外部主管机关方面的事务以保证矿山的正常经营和生产作业。本案中，于祝普交付给我公司的矿山无法进行正常的经营和生产作业，违反了前述协议条款，因此付款条件未成就，于祝普无权要求我公司支付合同对价款，并且，被于祝普交付的矿山与协议承诺的经营条件不相符，也未能积极协调主管机关办理各项经营手续，已经违约在先。第二，合同对价由代偿债务和股权价款两部分组成，且优先代偿债务，于祝普未提供债务凭证，因此我公司无法进行代偿，我公司对此并无过错。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3.2条约定，在10,000,000元代偿额度内，以股权转让款代为清偿公司和于祝普为公司经营事宜对外产生的债务、经营成本等债务，剩余金额支付给乙方;于祝普需提供相关文件证明债务的真实性，并提供发票等合法的财务凭证。本案中，我公司配合于祝普完成了部分债务的清偿，于祝普未能依约提供发票等凭证，也未再提出新的债务文件和发票凭证，客观上导致我公司无法清偿债务，我公司对此并无过错。第三，于祝普交付的矿山无法正常经营，违反协议承诺事项，我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于祝普承担合同解除的全部责任。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4.4条约定，于祝普违反关于矿山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承诺事项的，我公司有权解除协议，及要求于祝普回购股权和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用于代偿债务金额)4,682,625.76元，并依法要求于祝普赔偿我公司因履行合同造成的投入资金损失1,977,586.24元和预期利益损失810，000元，合计2,787,586.24元。其中投入损失包括矿山道路及建筑物占地的土地承包款和补偿款445,500元；作业特种设备租赁费用740,800元；设备加油款358,167元；生产工具改造63,160元；人员成本294,092.74元；其他经营性费用75,866.50元，合计1,977,586.24元。逾期利益损失的计算方式为:按照采矿权许可证许可的开采量和剩余开采时间(出于平衡双方利益考虑，同意按照1年计算)，以及诉讼时的市场价格，和行业利润率计算所得，即30000吨/年×1年×3000元/吨×9％=8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祝普为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的原股东，并持有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2019年10月16日，于祝普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第一条、于祝普将其所持有的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第2.1条、100%公司的股权价款确定为18，500，000元。第2.2条、上述股权价款包括股权转让对价、以及公司截至2019年9月30日业已形成的对外债务和于祝普或其委托相关第三方在公司历史经营过程中垫付的除注册资本之外的经营成本。第3.1条(2)款、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应于股权变更当日支付4，000，000元股权价款。首付款由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至公司，直接代于祝普偿还其经营期间的欠款。第3.1条(3)款、在公司和矿山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于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10个月分批支付剩余股权价款，总计14，500，000元，自2020年3月起每月至少支付1，000，000元。第3.1条(5)款、如因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日按应付款的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全部股权转让款的10%。该协议签订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支付了4，682，625.76元股权转让款，现尚欠13，817，374.24元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在办理变更工商登记后进行生产经营，也支付了4，682，625.76元的股权转让款，说明于祝普已经依约将涉案的矿山交付给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管理，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接管矿山后应依约给付于祝普股权转让款。关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主张矿山无法正常经营，付股权转让款条件未达成的辩解，该辩解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未正常生产与于祝普存在因果关系，该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包括代偿债务及给付于祝普股权转让款，优先代偿债务，于祝普未配合提供上述资料，客观上无法进行清偿的辩解，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依约应自2020年3月起每月至少给付于祝普股权转让款1，000，000元，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未提供有向于祝普支付股权转让款意向的依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优先偿还公司债务于祝普不予配合的证据，该辩解本院不予采信。依照协议约定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应于2020年3月起每月至少支付1，000，000元股权转让款，因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自2020年3月、4月、5月至今未按约定给付股权转让款，于祝普要求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全部未付的股权转让款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于祝普请求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给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一节，双方协议约定了逾期付款按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故于祝普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依据协议约定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全部股权转让款的10%即1，850，000元。关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节，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未提供符合双方约定解除的依据和法定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请求于祝普回购股权及返还股权转让款一节，因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解除协议的请求未被支持，故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请求于祝普承担合同解除的损失2，787，586.24元一节，因其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被支持，且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损失与于祝普的关联性，故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于祝普股权转让款13，817，374.24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20年3月1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最高额不超过1，850，000元)；二、驳回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8，850元由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2，046元由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提供辽阳县人民法院（2018）辽1021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旭亿公司有犯罪行为并负刑事责任，对民用地使用违法已构成犯罪，判决书中明确表明了审批占用土地的手续为0.5公顷，即7.5亩，但其实际占用土地50多亩，已构成犯罪。对旭亿公司所转让的建设在该土地上的矿产设备是属于非法建设，不能作为标的进行转让，该转让违法。于祝普质证称，该判决发生时间是2018年，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于祝普已经将该判决交给了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不存在隐瞒欺诈事实，本案所转让的标的是公司的股权，双方签订协议后股权已经完成了变更登记，并且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也实际经营公司，该判决不影响公司的经营，也不影响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于祝普提供2020年5月19日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给其出具的《关于旭亿矿业股权转让协议变更事项回复函的意见》，证明矿山无法经营是因为疫情原因造成的，并没有提出手续不全的问题。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质证称，当时此份复函是在疫情严重期刚过的时候，基于合作的基础上产生的，回复的目的是想继续合作，但后期到了诉讼阶段我方发现于祝普有这些欺诈行为，与回复函不矛盾。此回复函并不能证明于祝普没有欺诈的事实，不能证明于祝普履行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及承诺。经审查，对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2018）辽1021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书，因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祝普提供的《关于旭亿矿业股权转让协议变更事项回复函的意见》，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本院认为，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与于祝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合同标的为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于祝普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已按约定履行了义务，并将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更名过户至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及其指定的人员名下，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也已对辽阳县旭亿矿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实际经营管理，故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应当按约定向于祝普支付合同款项。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一审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合同履行中存在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的解除事由，故一审不予解除合同并无不当。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在二审中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属增加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在双方不能达成调解的情况下，本院对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不能一并审理。关于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提出其停止付款系行使不安抗辩权一节，因于祝普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双方并非互负债务，故沈阳浩勋商贸有限公司停止付款的行为不符合不安抗辩权的构成要件，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浩勋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896元由上诉人浩勋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娟审判员  艾德玲审判员  王 娜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姜文瀚书记员徐智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