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民终25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照湘，男，195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巍，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鲁阳，上海深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菊英，女，195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巍，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鲁阳，上海深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静霞，女，196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巍，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鲁阳，上海深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华，女，1972年7月10日出生，住青海省西宁市城**。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巍，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鲁阳，上海深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建江，男，196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巍，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鲁阳，上海深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建锋，男，196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巍，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鲁阳，上海深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应和，男，195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郎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东，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耀良，男，196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波，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峥嵘，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翠，女，198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波，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峥嵘，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忠，女，196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波，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峥嵘，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利明，男，196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波，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峥嵘，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胡洋新，男，1977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波，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峥嵘，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江苏福尔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华冲镇北化工园区。 法定代表人：胡洋新，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因与被上诉人余应和及原审被告张耀良、王翠、黄忠、张利明、胡洋新，原审第三人江苏福尔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尔顺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2民初3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应和对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余应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张耀良、王翠、黄忠抽逃向福尔顺公司的出资没有事实依据。即便认定抽逃，也应当以当时实缴注册资本为限，超出部分应当认定为张耀良对福尔顺公司所负债务。二、仅以未支付对价，不足以认定股权受让人非善意。我方已经就受让股权未支付对价作出合理解释，且张耀良、张利明、黄忠也出具承诺书及情况说明，说明我方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既然认定抽逃出资，则说明出资已经全部实缴，故我方作为继受股东，无义务履行出资义务，也未抽逃。即便认为抽逃出资，也应当由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判令我方承担巨额赔偿明显有违公平原则。案涉担保债务发生于2016年6月，我方于此后受让股权，于诉讼之前返还给原股东及第三方，阶段性的持股没有损害余应和的信赖利益。 余应和二审辩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苏民再44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的判决结果与本案一审相同。由于原始股东将注册资本抽逃后，受让股东以无对价形式受让了股权，最终导致受让股东承担了相应的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可以作为本案相关的参照。 余应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耀良、王翠、黄忠对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2民初12528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福尔顺公司对于余应和的清偿义务中无法履行部分，即借款200万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公告费707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中，张耀良以抽逃出资的36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36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6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为限；王翠以抽逃出资的24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24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6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为限；黄忠以抽逃出资的50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为限。2、判令郭照湘在105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10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6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范围内、陈菊英在51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51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6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范围内、张利明在425万元本金和利息（以42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范围内、张静霞在15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6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范围内、陈华在15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6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范围内、徐建江在15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6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范围内、陶建锋在14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14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6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范围内，对张耀良、王翠、黄忠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由对方承担。一审中，余应和将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判令本案11名原审被告对（2016）苏0582民初1252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福尔顺公司对余应和的清偿义务中无法履行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补充赔偿金额为各自所持有福尔顺公司股份所对应的出资额及利息。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17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582民初1252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张家港市信洲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洲公司）应归还余应和借款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30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福尔顺公司（原江苏大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对信洲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应当负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合计23507元。该判决生效后，因福尔顺公司未在指定期间内履行给付义务，余应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未能执行到位。 福尔顺公司于2013年6月21日设立，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自设立后发生多次股权变更。在公司的数次股权变更过程中，王翠、张耀良两位原始股东在尚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即将其股权陆续进行转让，而历次的受让股东，即本案的其余当事人也并未按照公司章程约定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另外，通过查询公司开设的临时存款账户发现，公司临时存款账户于2013年6月21日收到的张耀良、王翠两位股东首期应缴货币出资360万元、240万元，在验资完毕后的第四天即全部转出至张耀良个人账户；2014年11月25日，公司股权第三次发生变更时，公司临时存款账户于2014年11月13日收到的股东张耀良出资500万元于第二天即转出至光彩世农生物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彩公司）；公司临时存款账户于2014年11月14日收到的股东黄忠出资500万元于当天即转出至光彩公司，而张耀良为光彩公司的股东。公司股东张耀良、王翠、黄忠的行为显然己构成抽逃出资。 综上所述，福尔顺公司自2013年设立后，在2014年、2016年、2017年间股权频繁发生重大变更，股东存在抽逃出资、不能按期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其行为严重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损害了余应和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张耀良、王翠、黄忠一审辩称，我们已经完全履行了相关出资义务，不存在对债权人履行补充赔偿的责任，同时也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请求驳回对我们的诉讼请求。 张利明一审辩称，本人是由原始股东张耀良、黄忠处取得福尔顺公司的股权，原始股东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本人没有对公司再行缴资的义务。 胡洋新一审辩称，本人系从张利明、黄忠处通过股权转让取得的福尔顺公司股权，原始股东王翠、张耀良、黄忠均已足额完成了缴资义务，故本人无需再向福尔顺公司缴资。 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一审辩称，出资认缴后未实缴与实缴后抽逃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的责任主体不同，对公司的外部债权人而言认缴后未实缴责任主体首先是未实缴出资的股东，在一般情况下还可以推及未实缴出资对应股权的继受股东，但实缴后抽逃其责任主体仅限于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本案中，福尔顺公司的出资已经全部实缴，本人作为继受股东已没有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因此余应和的诉请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17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余应和诉信洲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信洲化工有限公司、张耀良、福尔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2民初12528号案件。2017年3月17日，该院作出（2016）苏0582民初12528号民事判决，判决信洲公司应返还余应和借款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30日起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张家港保税区信洲化工有限公司、张耀良、福尔顺公司对信洲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2800元、公告费707元，共计23507元，由信洲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信洲化工有限公司、张耀良、福尔顺公司负担。该判决生效后，余应和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执行，即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2执5474号案件。在执行中，该院依职权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调查，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申请执行人余应和亦未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并同意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2017年12月21日，该院作出（2017）苏0582执5474号之一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确定未执行到借款200万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公告费707元。 另查明，江苏大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公司）于2013年6月21日成立，其成立时的股东为张耀良、王翠，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张耀良认缴出资1800万元，于2013年6月21日货币出资360万元，于2015年6月20日货币出资1440万元，王翠认缴出资1200万元，于2013年6月21日货币出资240万元，于2015年6月20日货币出资960万元。2014年6月13日，张耀良、王翠均与曹**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张耀良将其持有的大昌公司股权330万元以3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曹**祥，王翠将其持有的大昌公司股权280万元以2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曹**祥。同日，大昌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后，股本结构为张耀良认缴出资1470万元，实缴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曹**祥认缴出资1530万元，实缴出资57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曹**祥为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王翠为公司监事。同年10月14日，张耀良与曹**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曹**祥将其持有的大昌公司股权1530万元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张耀良。股权转让后，股本结构为张耀良认缴出资3000万元，实缴出资600万元。同年11月24日，张耀良与黄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张耀良将其持有的大昌公司股权1470万元（其中实缴0万元）以1470元的价格转让给黄忠。股权转让后，股本结构为张耀良认缴出资1530万元，实缴出资600万元，黄忠认缴出资1470万元，实缴出资0万元。2016年9月18日，张耀良与郭照湘、陈菊英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张耀良将其持有的大昌公司股权1050万元以10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郭照湘，将其持有的大昌公司股权480万元以4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菊英。黄忠与张利明、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黄忠将其持有的大昌公司股权425万元以4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利明，将其持有的大昌公司股权30万元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菊英，将其持有的大昌公司股权450万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静霞、陈华、徐建江各150万元，将其持有的大昌公司股权140万元以1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陶建锋。同日，大昌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名称变更为福尔顺公司。2017年5月10日，郭照湘、陈菊英分别与黄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郭照湘将其持有的福尔顺公司股权1050万元以10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忠，陈菊英将其持有的福尔顺公司股权175万元以1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忠。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还分别与张利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各自所持有的福尔顺公司的股份等值转让给张利明。转让后股本结构为黄忠认缴出资165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5年6月20日，出资方式为货币，张利明认缴出资1350万元。2017年11月14日，张利明、黄忠分别与胡洋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两人将各自所持有的福尔顺公司的股份等值转让给胡洋新。以上股权转让事宜均形成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还查明，2013年6月21日，福尔顺公司成立时其银行帐户显示收到股东出资款600万元（其中张耀良360万元，王翠240万元），于2013年6月25日转帐给张耀良。2013年9月17日，福尔顺公司收到江苏世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农公司）1000万元，其财务记载为应付款，随即于当天转帐给张耀良，其财务记载为其他应收款。2014年5月26日，张耀良汇入福尔顺公司1000万元，汇款凭证上备注栏为工程款，福尔顺公司财务记载为收到张耀良投资款（实收资本）430万元及工程款570万元。次日，福尔顺公司分5次汇给深圳市盛百荣贸易有限公司490万元，分3次汇给司耀龙510万元，福尔顺公司帐目记载为应收款至今。2014年11月13日，福尔顺公司银行帐户显示收到张耀良500万元，于次日分别收到黄忠520万元、540万元，于2014年11月17日收到黄忠410万元。福尔顺公司将上述收款均记载为实收资本。同时，福尔顺公司于2014年11月14日分二次各转帐给光彩公司500万元，合计1000万元，用途为还款。2014年11月18日，福尔顺公司开出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给张家港市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大华公司于2014年11月19日出具了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货款。相应的记账凭证并附有福尔顺公司与大华公司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委托采购合同》。《委托采购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福尔顺公司委托大华公司采购各类设备、生产的原辅材料，期间自2014年11月1日到2020年11月1日。2016年9月1日，福尔顺公司（甲方）、大华公司（乙方）、张耀良（丙方）签订《结算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与乙方解除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委托采购合同》，经结算，截止2016年8月30日，乙方共为甲方采购设备及原辅材料计3254300.56元，需返还余款6745699.44元，乙方于签订协议后15日内返还，甲方指定丙方为代收人。之后，张耀良收取了大华公司所付的银行承兑汇票8张，计6775512.45元。 一审中，张耀良、王翠、黄忠认为：三人合计缴纳资金3570万元，而工商登记的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实际远远超过了注册资金金额；世农公司向福尔顺公司汇款1000万元，是福尔顺公司向其借款，2014年11月14日转帐给光彩公司的1000万元是福尔顺公司归还前述借款，而不是抽逃公司资金；付给深圳市盛百荣贸易有限公司的490万元、付给司耀龙510万元是存在业务。对其主张的2014年11月14日转帐给光彩公司的1000万元及付给深圳市盛百荣贸易有限公司的490万元、付给司耀龙510万元是存在业务未提供证据证实，也未对作出合理解释。张耀良另确认其尚欠福尔顺公司借款19856563.54元（不包括2014年11月14日转帐给光彩公司的1000万元）。余应和则认为相关款项汇入福尔顺公司验资账户后均随即转出至张耀良本人账户或第三方账户，其也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来证明该款项的支出存在合理性；关于张耀良、王翠、黄忠陈述的汇入光彩公司1000万元系之前福尔顺公司向世农公司的借款的还款并不属实，据查询光彩公司与世农公司并无关联，并且世农公司也不能查询到相应的工商资料；据了解福尔顺公司至今未有相应的投资性支出，因此对方所陈述的其实际出资已实际超过公司记载的出资金额显然与事实不符，其应当对所出资款项的用途作出合理的说明。因此应当认定福尔顺公司的股东存在出资不到位的事实。 张耀良还提供了《关于利用江苏大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张家港市信洲化工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信洲化工有限公司及我和孙玉琴等人民间借贷个人债务出具保证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6年6月25日，其利用保管大昌公司公章之便，为张家港保税区华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泽公司）、信洲公司、余应和、郭惠平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其个人行为，其他股东不知情，股权转让时也未告知受让股东，上述债务与大昌公司及其他新老股东无关，其一直未向受让股东提供财务、经营资料供审计，受让股东均未接管公司，也未以公司名义开展业务，并于2017年5月将股权退还老股东。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则提供黄忠于2018年4月11日出具的《关于张耀良私自以江苏大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个人债务出具保证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及张耀良、张利明、黄忠于2016年9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2016年6月25日大昌公司为华泽公司、信洲公司、余应和、郭惠平等债务提供的保证，是张耀良用保管大昌公司公章之便私盖的，其不知情，是张耀良个人行为，与其和公司以及新股东无关，公司在2016年9月19日设立后，没有将具体股权转让价格及财务、经营资料提供给郭照湘等六个新股东审计，郭照湘等新股东未接管公司，从未以公司名义开展业务，并不久后提出将股权退还老股东，所以在2017年5月办理了股权由新股东退还老股东的手续，2016年9月老股东股权比例和2017年5月退还股权比例不完全一致的原因是相互代持。《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张耀良、张利明、黄忠向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承诺：其于2013年建办大昌公司（现更名为福尔顺公司），因融资资金未到位，故将持有的大部分股权转让给郭照湘等六人，原张耀良及大昌公司存在的一切经济结构，由承诺人处理，与新股东无关，并承诺其出资是真实的，公司无担保债务，否则新股东可将股权退还，并承诺一旦资金到位，实现利润3000万元—4000万元，如不能完成此目标利润，张耀良（挂靠在张利明名下）和黄忠已投入的资本金不再收回等。本案原审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胡洋新、张利明还陈述相应股权转让实际均未支付对价。 余应和则认为：张耀良和黄忠出具的《情况说明》仅是个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提供，且对其陈述内容不认可，其他原审被告对公司的出资是明知的，仅仅是为了逃避出资责任才在余应和申请执行后转让所持股份，且在工商登记档案中体现的均是股权转让，约定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对方也未提供股东之间存在代持的相关证据，不认可存在代持；对《承诺书》及黄忠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有理由相信是对方为了本案诉讼而制作的相应材料，并且即便《承诺书》是真实的，但该承诺书系各股东之间内部的约定，并不能对抗余应和作为第三人的相关权利。余应和对其主张的保全保险费未提供证据证实。 以上事实，有（2016）苏0582民初12528号民事判决书、（2017）苏0582执547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银行交易明细、记账凭证、明细账、《委托采购合同》、《结算协议》、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情况说明》、《承诺书》、调查笔录及庭审笔录等在卷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2016）苏0582民初12528号民事判决书、（2017）苏0582执547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所反映的内容，信洲公司尚欠余应和款200万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公告费707元，张耀良、福尔顺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一事实清楚，予以认定。 本案第一个焦点是张耀良、王翠、黄忠作为负有出资义务的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虽然福尔顺公司确实收到张耀良、王翠、黄忠的出资款3000万元，但从福尔顺公司于2013年6月21日收到股东第一期出资600万元后，即于2013年6月25日转帐给张耀良，在收到张耀良出资款930万元及黄忠出资款1470万元后，不久即付给深圳市盛百荣贸易有限公司490万元、司耀龙510万元、光彩公司1000万元，且张耀良收取了大华公司所退还预付款677.551245万元，上述付出款项合计3277.551245万元，已超过张耀良、王翠、黄忠的应缴出资3000万元，况且还在2013年9月17日付给张耀良1000万元。虽然张耀良、王翠、黄忠认为2014年11月14日转帐给光彩公司1000万元是归还世农公司的借款、付给深圳市盛百荣贸易有限公司、司耀龙的款项是基于相关业务，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也未作出合理解释，故难以采信。虽然张耀良认为是其向福尔顺公司的借款19856563.54元，但其至今未归还福尔顺公司，应认定是张耀良、王翠、黄忠以借款形式掩盖其抽逃出资的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耀良、王翠、黄忠抽逃了向福尔顺公司缴纳的出资，应当对福尔顺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以各自抽逃承担的出资本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由于一审法院已在（2016）苏0582民初12528号民事判决中判决张耀良承担连带清偿义务，故余应和在本案中要求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一诉讼请求，已无必要。 本案第二个焦点是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胡洋新、张利明作为受让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对瑕疵股权转让中受让人是否善意的认定是受让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福尔顺公司成立后张耀良、王翠、黄忠即出资抽逃，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胡洋新、张利明又认可其相应股权转让实际均未支付对价。而等价有偿是民法基本原则之一，上述原审被告在未支付股权对价的情况下成为福尔顺公司股东，故根据该事实可以认定其对张耀良、王翠、黄忠抽逃出资的行为是明知的，应当对福尔顺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按各自应当支付的股权对价连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张利明、胡洋新认为福尔顺公司的出资已经全部实缴，其作为继受股东已没有对公司的出资义务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张耀良、黄忠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张耀良、张利明、黄忠出具的《承诺书》，即使是真实的，也仅在其之间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余应和，其余原审被告在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向张耀良、张利明、黄忠等行使相关权利。 综上，余应和的诉讼请求正当合法，予以支持，但其要求对承担保全保险费的主张，因其未提供证据证实，难以支持。福尔顺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王翠、黄忠、郭照湘、陈菊英、张利明、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胡洋新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就一审法院（2016）苏0582民初1252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福尔顺公司对余应和所负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王翠以240万元本息为限、黄忠以1470万元本息为限、张利明以425万元本息为限、郭照湘以1050万元本息为限、陈菊英以510万元本息为限、张静霞以150万元本息为限、陈华以150万元本息为限、徐建江以150万元本息为限、陶建锋以140万元本息为限、胡洋新以3000万元本息为限。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54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6548元，由张耀良、王翠、黄忠、郭照湘、陈菊英、张利明、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胡洋新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另案已生效判决判令信洲公司归还余应和借款2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和公告费，福尔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余应和在执行程序中无法从福尔顺公司处取得清偿，故其有权以债权人的身份起诉要求福尔顺公司的股东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首先，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2013年6月21日，福尔顺公司账面上虽然记载收到出资款600万元，但在不存在相应法定事由的情况下转给了张耀良个人；2014年5月26日张耀良汇入福尔顺公司的1000万元，其中430万元记载为实收资本，但同样在缺乏证据证明交易关系的情况下，转给了案外人深圳市盛百荣贸易有限公司和司耀龙；2014年11月13日、11月17日，福尔顺公司收到张耀良的500万元和黄忠的1470万元虽然记载为实收资本。但2014年11月14日以还款为由转给光彩公司1000万元，2014年11月18日以货款为由转给大华公司1000万元，而在本案中并无相应证据显示福尔顺公司与上述主体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除此以外，再无福尔顺公司的股东向公司缴付出资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福尔顺公司的初始股东抽逃出资，张耀良和王翠应当在各自出资义务范围内对公司对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其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既享有相应股东权利，又应当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经受让取得公司股权的，对于前手股东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应当进行必要的审查，如果约定以0对价转让或约定价款但双方均默认不实际支付，对该行为又未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认定为双方一致认为目标股权并无价值。 本案中，经过股权转让，陆续有曹**祥、黄忠、郭照湘、陈菊英、张利明、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胡洋新成为公司股东，但均以0对价受让或者约定对价但未实际支付的方式取得股权。结合初始股东抽逃出资的事实，足以认定股权转让的双方均知晓目标股权的无价值状态系因抽逃出资所导致，即各受让股东对抽逃出资的事实均系明知或应当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债权人要求该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时请求该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主要表现为造成公司偿债能力不足，是以消极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而抽逃出资同样造成公司偿债能力不足的结果，且是以积极的侵犯公司财产权的行为进而侵害债权人利益。故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前手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应当承担责任，则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前手股东抽逃出资的，更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判令上述股东在各自认缴出资范围内，与前手股东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体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结果正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548元，由郭照湘、陈菊英、张静霞、陈华、徐建江、陶建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诚 审判员 孙晓蕾 审判员 管 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殷 姿 法律文书履行提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 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 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