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05行初1号 原告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九堡家苑**多层公寓******。 法定代表人凃从新。 委托代理人逄锋杰，北京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拱墅区应急管理局，住，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div> 法定代表人方海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徐，浙江朗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义公司）不服被告杭州市拱墅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拱墅区应急管理局）作出的（拱）应急罚〔2019〕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于2019年12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补正，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依法向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安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凃从新及委托代理人逄锋杰，被告拱墅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方海林及委托代理人徐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影响；因本案的审判须以相关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曾中止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拱墅区应急管理局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拱）应急罚〔2019〕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主要载明：2019年7月26日19时14分许，安义公司员工纪xx驾驶浙Ａ0××××号重型自卸货车在申花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丰潭路口，遇前方红灯时向北右转弯过程中，车头右侧与沿申花路北侧非机动车道同方向行驶至路口、遇左转弯绿灯进入路口向南左转弯的由叶xx驾驶的杭2xxxx号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叶丽萍倒地后被浙Ａ0××××号重型自卸货车车轮碾压当场死亡及电动自行车损坏的道路运输事故。事故发生后，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拱墅区政府）立即成立事故调查小组开展事故调查。2019年8月2日，拱墅区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批复认定，安义公司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经调查查明，安义公司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安义公司“7.26”道路运输一般事故负有责任。安义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根据《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此次事故属于一般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处罚规定，对安义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二十万元。该《处罚决定书》并告知原告复议和诉讼权利。 原告诉称，1.《处罚决定书》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针对本起事故，安义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收到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已交纳罚金3000元。案涉《处罚决定书》是对同一事由的第二次罚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2.《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而“7.26”事故肇事司机纪xx系阮少华车队员工，并非原告从业人员，原告不符合上述法条规定的主体条件。案涉处罚决定认定纪xx系原告公司员工没有依据。根据安义公司与肇事车辆所有人阮少华签订的《挂靠协议》，挂靠期间，阮少华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控制权及车辆驾驶员的聘用、解聘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安义公司无权聘用、解聘司机，也不向司机支付报酬，纪xx与原告没有形成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他字第16号答复对此作出明确，“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宜认定其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从业人员是指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人员和第二职业者。肇事司机纪xx显然不包括在上述范畴，其并非原告的从业人员，因此，原告主体身份不适格，不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原告认为，原告只对与原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实际存在劳务关系的员工拥有管理权，原告的员工主要从事审核司机资质、办理营运证件等工作，运输车司机不是原告员工。如果原告因疏于教育管理而导致上述员工违规办理营运证、或者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导致出现司机无证驾驶等情况，从而发生事故，原告才有可能负有行政责任。3.拱墅区应急管理局在没有核心证据的情况下主观建立关联性，其作出的罚款决定没有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行他字第12号答复明确：“未履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义务不是发生交通事故直接原因的，安监部门适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査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对相关运输企业实施行政处罚不妥。”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仅为“7.26”事故批复和调查报告，依据该批复和调查报告作出的“安义公司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这一结论。原告认为，该论断没有证据支持，被告将该论断作为核心证据使用，属于循环论证。即使该论断成立，被告还需要证明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才能达到科处罚款的标准。“7.26”事故批复和调查报告系内部行政文书，但其超越了内部性限制而对外部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外化的情形，属于可诉的行政文件，但被告一直未出示，原告从未看过该调查报告。原告要求对该内部行政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此外，原告向法庭声明，尽管原告认为其没有对肇事司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义务，但原告为提高经营标准，平时会组织司机进行安全培训。被告认定原告教育培训不到位与事实不符。4.《处罚决定书》违反了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原告的注册资本仅50万元，在此次事故中对受害人做了很大补偿，公司资金短缺、运转困难，难以支付20万元的巨额罚款。被告对原告这样的高风险小企业科处巨额罚款，不利于创建营商环境，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从行政法权责一致原则广义理解的角度看，原告作为管理者，没有管理车辆的权利，也没有管理司机的权利，对挂靠的每台车收取3000元至5000元挂靠费用，为挂靠者提供的服务为：按照运管部门要求，办理各类营运证件、审核驾驶员资质。这种服务类似于代办证件、获取运营资格，通俗讲，每台车收取的3000元至5000元收入系跑腿费和承担补充责任的保险费，原告对车辆运营产生的收入没有任何比例提成。若发生交通事故，原告要承担的补充责任远超过上述金额，就导致权利与义务不统一。被告将安全培训的义务强加给原告是不合理的，也缺乏依据。行政上的巨额罚款，显然扩大了挂靠公司义务，不公平、不公正。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享有诉权。 2.原告营业执照，证明原告住所在杭州市江干区，被告对本案无管辖权。 3.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诉的《处罚决定书》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7.26”事故属于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不属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超越职权。 5.原告与阮少华签订的挂靠协议、阮少华的书面证明材料，证明纪xx不是原告员工，原告不应当对此次事故承担责任，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6.车队长安全教育、培训、管理责任书及阮少华的书面证明材料，证明根据挂靠协议，明确由各个车队的车队长负责对司机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原告对肇事司机没有安全教育和培训的义务。 7.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他字第16号答复，证明肇事司机纪xx不是原告的员工，不能认定原告与纪xx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对案涉事故承担责任。 8.最高人民法院〔2010〕行他字第12号答复，证明即使原告未履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义务，根据调查报告，这不是发生此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所以被告不应该对原告实施行政处罚。 被告辩称，一、安义公司“7.26”道路运输事故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安义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9年7月26日19时14分许，纪xx驾驶安义公司的浙Ａ0××××号重型自卸货车在申花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丰潭路口，遇前方红灯时向北右转弯过程中，车头右侧与自沿申花路北侧非机动车道同方向行驶至路口、遇左转弯绿灯进入路口向南左转弯的由叶xx驾驶的杭2xxxx号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叶丽萍倒地后被浙Ａ0××××重型自卸车车轮碾压当场死亡及电动自行车损坏的道路运输事故。安义公司“7.26”道路运输一般事故调查组经调查，作出《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7.26”道路运输一般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纪xx驾驶车辆时未仔细观察周边状况、未观察转向可视系统、未让行以及浙Ａ0××××车辆右转弯语音提示功能损坏为事故的直接原因，安义公司未能彻底排查整治事故隐患、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相关人员安全管理不到位等为事故的间接原因。2019年8月2日，拱墅区政府作出《关于对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7.26”道路运输一般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拱政发〔2019〕31号），认定该起事故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安义公司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由拱墅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二、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安全生产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六条规定，对发生一般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本案事故死亡1人，属于一般事故，被告具有对事故单位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发生一般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规定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被告据此对原告作出二十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一般事故，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15日内作出批复。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本案事故经调查后，拱墅区政府作出《关于对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7.26”道路运输一般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认定本案事故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安义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由被告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根据上述批复，被告于2019年8月3日对本案立案，并调取了相关材料。2019年8月30日，被告延长办案期间至90日。2019年9月5日，经被告负责人集体讨论，作出（拱）应急罚告〔2019〕65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送达原告。2019年9月6日，原告提出听证申请。2019年10月17日，被告于拱墅区政府2号楼2308室举行了听证会议，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2019年10月25日，经上级部门批准，延长办案期限至180日。经负责人集体讨论后，被告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11月6日通过邮寄向安义公司送达，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恳请贵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及依据： 1.立案审批表，证明被告于2019年8月3日立案等事实。 2.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明被处罚人有关信息等事实。 3.拱墅区政府《关于对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7.26”道路运输一般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拱政发〔2019〕31号）、送达回证、调查笔录，证明拱墅区政府批复认定本案事故为生产安全事故，安义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以及送达批复等事实。 4.《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7.26”道路运输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及有关材料等，证明事故调查小组调查认定该起事故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安义公司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事实。 5.案件延期审批表，证明经被告负责人同意，延长办案延期至90日等事实。 6.调查终结报告、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案件预处理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书，证明经负责人集体讨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送达等事实。 7.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听证会通知书、听证会签到、安义公司提交的陈述申辩书及有关材料、听证笔录、听证会报告书，证明被告举行听证会听取安义公司的陈述与申辩等事实。 8.延长办案期限的请示、批复，证明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至180日等事实。 9.行政处罚集体讨论、案件处理呈批表、《处罚决定书》、文书送达回执，证明被告经集体讨论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等事实。 10.延期缴纳罚款申请书、批准书、罚没款专用票据等，证明安义公司缴纳二十万元罚款等事实。 11.结案审批表，证明行政执法结案等事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经庭审质证，双方对证据发表质证辩论意见如下：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工作地点在杭州市江干区，《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两项违法事项是事故隐患排查不彻底和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该所谓的违法事实，也发生在杭州市江干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六条的规定，被告对本案无管辖权。对证据2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原告合法经营。对证据3中批复的合法性有异议，如批复第二页中“同意调查报告将该起事故认定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该定性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针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特殊性，我国已经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道路交通安全的主管部门，以及各部门的具体权限，对交通事故的处理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而不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与否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是必然的联系，不能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就顺理成章的认为安全生产事故，从而追究企业的责任。对批复第二页中“安义运输公司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的合法性也有异议，原告并非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肇事司机纪xx也并非原告的员工，没有理由让原告履行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另外，原告为提高自己的生产经营标准，实际上已经履行了对包括肇事司机纪xx在内的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而且，上述用语没有明确评价标准。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3。对证据5至9，为被告行政处理程序，无异议。对证据10，认为对原告处20万元罚款，违反了比例原则。对证据11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事故发生地是在杭州市拱墅区，被告具有管辖权。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针对不同的违法事实作出的处罚，不存在一事二罚的情况，原告所说的两项没有实施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以及安全隐患排查不合格的行为，如要处罚，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至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而本案被告适用该法第一百零九条作出。另外，在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程序过程中，原告均未提及该份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不应该作为本案的证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5、6中挂靠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车队长安全教育、培训、管理责任书的真实性由法庭核实，该两份证据可以证明案涉车辆登记在原告名下，也以原告名义对外经营。原告作为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负有安全生产的管理义务。挂靠协议的内容也对挂靠车辆以及驾驶员应当遵守原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约定，能够证明原告对于挂靠在其名下的车辆以及从业的驾驶员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的义务。不能因为原告内部对安全生产责任的分配来推卸原告作为一个安全生产单位所应当承担的主体责任。对阮少华证明材料的形式真实无异议，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且阮少华未出庭，该证明材料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从证明材料的内容看，原告知晓应当参加安全培训之后再复工，但却未严格落实相应安全责任制度。对证据7、8，认为属于法律规范本身，不用于证明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证据的部分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原告提供的阮少华的书面证明材料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8，系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意见，并非证据。对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事实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拱墅交警大队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第3301052019000005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主要载明：2019年7月26日19时14分许，纪xx驾驶浙Ａ0××××号重型自卸货车在申花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丰潭路口，遇前方红灯时向北右转弯过程中，车头右侧与沿申花路北侧非机动车道同方向行驶至路口、遇左转弯绿灯进入路口向南左转弯的由叶xxx驾驶的杭2xxx号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造成叶丽萍倒地后被浙Ａ0××××重型自卸车车轮碾压当场死亡及电动自行车损坏的道路运输事故。认定叶xx无责任，纪xx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拱墅区政府于2019年8月2日作出拱政发〔2019〕31号《关于对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7.26”道路运输一般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主要载明：同意由拱墅区应急管理局、区监委、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运管拱墅管理处、交警拱墅大队和区总工会等有关单位调查形成的《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7.26”道路运输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同意调查报告将该起事故认定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处理意见认为安义公司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由拱墅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等内容。 被告于2019年8月3日对原告就案涉事故一案立案调查，并调取了相关材料。2019年8月30日，被告延长办案期限至90日。被告于2019年9月5日对该案集体讨论。同日，被告作出(拱)应急罚告〔2019〕65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于次日向原告送达，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依据及原告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2019年9月6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被告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拱）应急听通〔2019〕1号《听证会通知书》并邮寄送达原告。2019年10月17日，被告举行听证会并制作听证笔录。经被告申请，杭州市应急管理局于2019年10月25日批准延长办案期限至180日。被告于2019年10月29日再次对该案集体讨论后，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11月7日送达原告。原告于2019年11月25日缴纳罚款20万元。 再查明，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杭）运罚字〔2019〕第33010041191404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载明：2019年7月26日，安义公司所属浙Ａ0××××号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经进一步调查并对公司安全台账检查，发现该公司安全台账记录不完善，特别是安全培训教育内容较为单一，安全机构建立不完善，人员档案材料有缺失，公司安全教育制度落实不到位，依据《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八）项的规定，给予安义公司罚款三千元，责令改正的行政处罚。 另查明，安义公司不服拱政发〔2019〕31号《关于对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7.26”道路运输一般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安义公司提起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2020）浙01行初257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安义公司的起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已经针对本起事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且原告已交纳罚款三千元，现被告对同一事由再次罚款，违反该规定。对此本院认为，“一事不再罚”是指对于同一违法行为不能给予两次以上的重复处罚。从查明的事实看，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杭）运罚字〔2019〕第33010041191404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针对的是原告“安全台账记录不完善，特别是安全培训教育内容较为单一，安全机构建立不完善，人员档案材料有缺失，公司安全教育制度落实不到位”的违法行为，被告就该违法行为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至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进行处罚。案涉《处罚决定书》针对的是原告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违法事实，处罚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故此，原告关于案涉处罚违反“一事不再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法规定的生产安全一般事故、较大事故、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的划分标准由国务院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六条第（四）项规定，对发生一般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第八条规定：“特别重大事故以下等级事故，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由事故发生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规定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规定的权限实施行政处罚。”本案事故经拱墅区政府调查、批复，认定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原告对案涉批复的起诉也因超过起诉期限被驳回起诉。该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属于一般事故，事故发生地在本市拱墅区，故被告具有管辖和作出行政处罚的职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发生一般事故的处罚幅度为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被告根据本案情况，对原告处罚款二十万元，实体处理并无不当。 处罚程序方面，被告于2019年8月3日对案涉事故立案，调取了相关材料，制作相应笔录；于2019年8月30日延长办案期限至90日；于2019年9月6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以及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并告知其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于2019年10月17日举行听证；于2019年10月25日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至180日；经集体讨论后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11月7日送达原告，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案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杭州安义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审 判 员  邓 瑶 人民陪审员  李春燕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钱舒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