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125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景亮，男，195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得厚，男，193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林生，男，195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宏卫，男，197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晁向锋，男，197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常广善，男，195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贾京朝，男，196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朱留均，男，195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水宽，男，1957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以上八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昌，河南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马素锋，男，196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学勋，男，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普选，男，195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晓涛，男，197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矿峰，男，197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朝辉，男，198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再审申请人张景亮与再审申请人刘得厚、刘林生、刘宏卫、晁向锋、常广善、贾京朝、朱留均、刘水宽，被申请人马素锋、刘学勋、杨普选、孙晓涛、李矿峰、刘朝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豫03民终1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景亮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未判决刘得厚等人将张景亮经营期间本人盈利的20%退还给张景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双方签订的《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处理意见》第二条约定“张景亮经营期间本人的盈利80%退还本人，20%交公司保管，目的是督促张景亮协助继任经营者处理张景亮经营期间的遗留问题，一年时间退还张景亮本人”的约定，张景亮协助继任经营者处理张景亮经营期间的遗留问题，但刘得厚等人最迟应在一年内退还申请人20%的盈利220546.35元，张景亮已经按照该协议的约定，与继任经营者办理了财产、账目移交，在公司的监督下也协助继任经营与债权人、债务人进行了对账，张景亮已履行了自己的协议义务，但刘得厚等人拒不按期支付张景亮20%的盈利，张景亮一审起诉时，早已超过协议约定的退还期限，故应当判决刘得厚等人退还张景亮20%的盈利220546.35元，但原审判决没有判决刘得厚等人退还张景亮20%的盈利220546.35元，明显违背本案事实和法律，依法应予改判。二、张景亮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审“张景亮支付刘得厚等人30000元及利息”的判决是错误的。张景亮提供的原偃师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银行流水账单显示2011年3月13日李国军转账给张景亮30000元。该新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张景亮将该30000元及利息支付给刘得厚等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刘得厚等人应当支付张景亮经营期间多提贷款利息余额134403.44元、汽车折旧后余值128695元和2011年3月1日-10日的利润55240.56元。张景亮经营期间预提贷款利息304104.24元，实付利息169700.8元，剩利息余额134403.44元应当作为张景亮经营期间的盈利退还给张景亮，张景亮经营期间讨账要回来一辆汽车，以133133元入账到公司三吨包账户，计提折旧4438元后，余值128695元应当作为张景亮经营期间的盈利退还给张景亮，但原审法院却在计算设备折旧数额时扣除128695元的算账方法违背了财务记账规则，明显错误。2011年3月1日-10日的利润，经刘得厚等人委派的会计王志阳计算的利润数额是55240.56元，刘得厚等人没有理由不予支付给张景亮，但原审法院没有判决刘得厚等人将以上三笔利润支付给张景亮，应当予以改判。综上事实与理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刘得厚等八人陈述意见称：本案一、二审判决驳回张景亮诸多无理之诉，完全正确。一、关于张景亮所讲一、二审判决均未支持其要求张景亮退还其经营期间本人盈利20％之事。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张景亮经营期间的本人盈利大部分都是无资金支撑的空头账面“盈利”，根本不是其实际经营盈利。其次，即便如此，退还其所谓的20％盈利也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张景亮须协助继任经营者处理完遗留问题后方可退还。然而，事实是，张景亮不仅不协助，反而依仗自己掌管债权凭证、熟悉客户等有利条件，一方面私下截流客户款，一方面不将有关债权凭证交付刘得厚等人，甚至相当一部分他销售出去的货物，要么根本就没有债权凭证，要么存在质量问题被客户拒付，从而导致其账面利润虚而不实。以此华而不实的所谓“利润”让刘得厚等人承继，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尽管如此，基于各方还有诸多遗留问题未解决之客观情况，一、二审均未支持张景亮此不合理诉求，依法有据，完全正确，张景亮只讲权利不讲义务。二、关于判决张景亮将其私下截流的李国军客户30000元货款立即交付刘得厚等人并支付相应利息一事，若不是刘得厚等人起诉后经法院查明，根本不知道张景亮竟背着众人私下早已将应给刘得厚等人的货款悄悄截留装入了私囊。因此，法院据实判决张景亮归还该款给刘得厚等人完全正确。三、关于张景亮所言，其经营期间多提贷款利息余额134403.44元以及2011年3月1日—10日的利润55240.56元问题，无论其分开讲还是连在一起说，都糊弄不了当事人和法官，上述问题一、二审判决均已经讲得很清楚（详见一审判决书第21、22页，二审判决书第19页第三自然段），对该遗留问题，双方存在严重分歧，该问题应经双方共同算账后另行处理。张景亮称其2011年3月1日至10日的经营有利润所得，实为一家之说，不足为信，一、二审不予认定，完全正确。张景亮在本案初审中提供的该组证据不止这一份复印件，还有另外两份都是复印件。初审时，刘得厚已经提出证据应提供原件，且王志阳应出庭接受质询。因为刘得厚也提交了王志阳出具的张景亮2011年3月1日至10日的利润为负881元的证据。王志阳就同一事件出具了两份相互矛盾的证据，究竟孰是孰非。且该期间张景亮经营盈亏情况并无权威定论，故，一、二审对此不予认定，并告知该事项应经双方共同算账后予以处理，稳妥恰当，完全正确。关于张景亮经营期间擅自以众合伙人的债权与债务人以物抵债讨回的豫22A**奔腾750汽车能否折旧问题。首先，该车是张景亮经营期间擅自以众合伙人的债权与债务人以物抵债讨回的，并不是张景亮出资购买的，故不存在折旧问题。其次，该车抵债时，张景亮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将价值七、八万元的二手汽车虚高作价133133元以抵众合伙人的135942.7元债权，侵害了刘得厚等众合伙人利益。三、尽管如此，该笔刘得厚等众合伙人债权在张景亮擅自以车抵账133133元后也已记作张景亮业绩入账计算利润。现在，张景亮得寸进尺，欲再将该车折旧以重复得利，异想天开。四、该车虽已抵债133133元入账，但张景亮至今未将该车交付刘得厚等众合伙人，严重侵害了刘得厚等众合伙人合法权益，刘得厚等人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一、二审均已查明认定，该车系张景亮经营期间向客户讨账所得，并已计入利润，因此不应当作为张景亮购置设备予以折扣。然而，一审在已将该车以张景亮私自抵偿价133133元计入其利润情况下，又将该车给张景亮计提折旧4438元，明显属于重复计算。张景亮所购设备折旧数额应为310467-133133=177334元，而非310467-128695=181772元，因此，一审多判给张景亮了4438元，当属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刘得厚、刘林生、刘宏卫、晁向锋、常广善、贾京朝、朱留均、刘水宽申请再审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罔顾事实、断章取义，适用法律双重标准，是导致错判、引起民怨的根本原因，依法应予撤销、改判。2009年10月9日，刘得厚等15名投资人与另一名投资人即本案张景亮签订了一份《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承包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对该第三吨包车间董事长刘德厚（又名刘得厚）的职责权限规定得十分清楚明了。后在履行协议过程中，由于张景亮根本违约，致使刘得厚等15名合伙人与张景亮签署的《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承包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严重侵害了众合伙人利益，导致该承包协议被依法解除。2011年3月9日，后续承包人刘水宽在案外人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接收方一栏签名。尽管该《意见》既违法也不公，更有失强胜公司作为被挂靠方应有的德行，但签名是刘水宽个人行为当属无疑。因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发还重审，均查明确认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系张景亮与刘得厚等15名合伙人共同出资359万元组成的合伙经济实体。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之规定，若刘水宽的行为代表刘得厚等14名合伙人，则应依法取得上述众合伙人授权方可。然而，本案既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刘水宽取得了其他14位合伙人的授权，更没有证据佐证刘得厚有权代表众合伙人授予刘水宽更改此前众合伙人与张景亮签订的承包协议实质内容，且事后刘水宽的行为也未得到其他14位合伙人的追认。从张景亮提交的2011年5月5日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会议纪要》看，该《会议纪要》再次印证了刘水宽是作为后续承包人在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上签的名，而非代表其余十四位众合伙人所签。但一、二审却将刘水宽的个人行为视为除张景亮外其余15名合伙人的共同行为，与事实严重不符，当属认定事实错误。其次，该《处理意见》只是案外人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的建议而已，而非本案双方当事人协议，故对本案双方当事人没有任何约束力。第三，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条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之规定，因而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应属无效。第四，没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的债权债务让刘得厚等人承继，不合情理，显失公允。2014年1月25日，洛阳泰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2009年至2011年3月10日算账协议》第二条遗留问题清楚表明：“以上遗留问题会对承包期间的利润造成影响，待双方协商一致后，对本协议第一条“双方均认可部分”的利润进行调整”。然而，一、二审不是对该协议全面、整体理解与处理，进而对张景亮承包期间究竟盈亏多少予以查清查实后再行作出判决，而是为图省事图省心，将第一条和第二条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对直接影响张景亮利润分成的空账、呆账、死账等遗留问题视而不见，束之高阁，进而草率地错误下判，了结此案。因此，该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当属认定事实错误，且严重侵害了刘得厚等人合法权益，故应依法予以撤销改判。二、一、二审判决没有弄清本案基本的法律关系，进而使其在整个案件的证据体系的构建和采信中出现严重偏差，以致认定事实混乱不清，判决结果严重错误。故应予撤销、改判。第一，综观本案属于典型的合伙协议纠纷，应当以2009年10月9日，刘得厚等15名投资人与另一名投资人即本案张景亮签订的一份《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承包协议》为基本证据，该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对该第三吨包车间董事长刘德厚（又名刘得厚）的职责权限规定得十分清楚明了。而其他证据诸如《算账协议》、《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等均是围绕这个基本证据派生出来的辅助证据。一、二审撇开最基本的证据，直接以其他派生证据作为裁判依据，难免会出现偏差，以致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混乱不清，适用法律出现严重错误。第二，一、二审判决对涉及双方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的最基本事实没有查清，以致认定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承包协议》与《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效力冲突问题。《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承包协议》第八条明确规定“乙方（即张景亮）在承包期间发生的一切债务纠纷以及其他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而《处理意见》第三条规定“继任经营者必须全部接收张景亮经营期间的应收、应付等债权、债务及遗留问题。”二者明显矛盾。一、二审却以《处理意见》已经省高院作出判决认定，该处理意见应属有效为由，要求双方按该处理意见履行，而对与其冲突的同样合法有效的最基本证据—《承包协议》的相应规定却只字不提，束之高阁，明显认定错误。因为《承包协议》是协议，且有全体合伙人签名，而《处理意见》不是协议，只有张景亮和刘水宽两人签名，他们显然代表不了全体合伙人，也无权处分其他合伙人的财产权益。因此，《处理意见》的效力不能推翻《承包协议》的规定。尽管刘水宽当时持有合伙董事长刘得厚的委托书，但《承包协议》第九条明确规定了董事长的权利只是对内部财务人员的管理和监督，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超越其他合伙人的权利，而且刘得厚给刘水宽的授权书上也只是交接手续，并未授权刘水宽可以处理其他合伙人的实体权利。同时，本案证据显示，在这个合伙体，凡涉及合伙人实体权利的协议文书，均须全体合伙人签字认可才行。对此，张景亮作为合伙人是十分清楚的，更是明知的。故，张景亮在本案中没有相信刘水宽有代理权的合理理由。因此，解决本案问题应首先依据《承包协议》而非《处理意见》，尤其是在二者内容存在冲突情况下。（2）一、二审判决在对《算账协议》中债权债务的认定上采取双重标准，明显偏袒张景亮。《算账协议》上所显示的张景亮经营期间的利润是账面利润，不是实际已经实现的利润，因为里边包含了300余万元的应收款，而且这些应收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手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权益。为此，《算账协议》第二条注明有三个问题，并明确表示“以上遗留问题会对承包期间的利润造成影响，待双方协商一致后对本协议第一条“双方均认可部分”的利润进行调整”。然而，一、二审不是对该协议全面、整体理解与处理，进而对张景亮承包期间究竟盈亏多少予以查清查实后再行作出判决，而是为图省事、图省心，对此第二条对第一条的影响和限制置之不理，并将第一条和第二条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对直接影响张景亮利润分成的空账、呆账、死账等遗留问题视而不见，束之高阁，进而草率的错误下判，了结此案。因此，该判决严重侵害了刘得厚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3）在对双方债权债务的实现上也采取双重标准。张景亮移交时应当将全部应收款的原始凭证移交，但却没有全部移交，只移交了48张价值511560.8元应收款凭证（见《出纳交接表》）。同时，不论是按处理意见规定还是按道理，张景亮应当协助刘得厚等人收回应收款才能分配利润，因为，这些应收款如果不能收回，是没有所谓利润的，甚至连本钱都要赔进去了。本案中，张景亮不但不移交凭证、不配合申请人收回应收款，反而利用自己是原实际经营者、掌握应收款凭证的优势，在终止承包、退出经营后，自己却违规私下收回部分应收款，并悄悄占为己有，拒不退还。一、二审仅判令张景亮退还申请人部分应收款，其它占有的应收款以“有待核实”为由未予处理，实在令人遗憾，应一并查实判令退还。（4）关于《处理意见》和《算账协议》产生的背景。本来所谓的三吨包车间，其实就是本案十几位合伙人共同组成的一个合伙体，借用强胜公司的车间，强胜公司只收取固定费用即租金，除此之外，强胜公司没有任何投资也不参与管理。所以，双方实际是租赁关系，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但是，因为强胜公司个别主要领导与张景亮有私下利益关系，且资产在强胜公司地盘上要搬出来，个别领导不满便强行介入进行倾向性的所谓“管理”，才出现了对众合伙人严重不公、不伦不类的所谓《处理意见》和后来的一些不客观、不公正的相关材料。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强胜公司强行托管合伙财产后，该公司个别领导独断专行、自作主张把其中的100万元现金以暂借的方式付给张景亮，这是对合伙人财产权利的严重侵犯，也丧失了其作为中间调停人的职业操守。然而，在一、二审判决中却成了刘得厚等众合伙人自觉履行的证据，实在令人哭笑不得。有强胜公司个别领导的袒护，张景亮有恃无恐，不但拒绝移交全部应收款凭证，而且长期拒绝清算。刘得厚等人无奈才找到泰盛会计师事务所要求为双方算账，算账缴费清单可以证明是刘得厚等众合伙人主动要求算账的。可能出于良心发现，庭审中，张景亮变更诉讼请求，不再要求刘得厚等人承担所谓的逾期付款利息。然而，一、二审竟径行对张景亮未予主张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自作主张凭空判决刘得厚等人支付张景亮逾期付款利息。此做法，既是代替张景亮行使诉讼权利，又剥夺了刘得厚等人的抗辩权利，程序严重违法。同时，庭审中，张景亮放弃对合伙人之一杨益国的诉讼，那么，法院判决时则应扣除杨益国应承担的份额，然而法院对此只字未提，当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合伙人退伙时，只能退还合伙财产份额，不能直接要求退还合伙投资款。然而，一审在本案合伙企业未进行依法清算情况下，即鲁莽判令刘得厚等人退还张景亮投资款，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当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因此，合伙一旦成立，如果参与合伙的合伙人需要退伙，不是直接退还投资资金，而是要对合伙财产进行结算，按照合伙比例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还应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退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退还实物;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退伙时，合伙企业财产少于合伙企业债务的，退伙人应当按规定分担亏损。法律规定得如此清楚明了，一、二审却置若罔闻，执拗地只看账面前半部分盈余而不顾账面后半部分实际亏损，在本案合伙企业未进行依法清算情况下，即鲁莽判令刘得厚等人退还张景亮投资款，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当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四、一、二审让刘得厚等人多承担了5907元的诉讼费，实属错误，应予纠正。一、二审判决刘得厚等14名合伙人支付张景亮股金款、利润及设备折旧共计1847638.63元及利息，同时判令张景亮支付刘得厚等14名合伙人3万元及利息，并写明履行时应扣除刘得厚等14名合伙人已付张景亮的100万元，也就是说，张景亮多起诉刘得厚等人了100万元，那么，一、二审就应当依法判令张景亮承担其多起诉刘得厚等人100万元部分的诉讼费用，而一、二审却让刘得厚等14名合伙人承担，显然不公，请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一、二审并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断案。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罔顾事实、断章取义，适用法律双重标准，是导致错判、引起民怨的根本原因，依法应予撤销、改判。一、二审在本案合伙企业未进行依法清算情况下，即鲁莽判令刘得厚等人退还张景亮投资款，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当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一、二审法院径行对张景亮未予主张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既是代替张景亮行使诉讼权利，又剥夺了刘得厚等人的抗辩权利，程序严重违法。一、二审让申请人多承担了5907元的诉讼费，实属错误，应予纠正。故此，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刘得厚等众合伙人的反诉请求，驳回张景亮的无理之诉。张景亮陈述意见称：一、张景亮不是股东，原有29万元是短期借贷给三吨包的，2009年9月16日，在不经张景亮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刘得厚等人强行将张景亮的29万元短期借贷转为股份，目的是让张景亮承包经不起2008年金融风暴而经营不下去的三吨包车间（2009年底财务报表显示，全年的净利润只有4万元），因此张景亮不负有股东应有的无限连带责任。二、张景亮只是承包的经营权（相当于职业经理），2009年三吨包“承包协议书”第九条为了更好履行承包合同，选举刘得厚为第三吨包车间董事长。董事长的权力：1.由董事长提议并经董事会同意，可任命会计出纳人员，制定财务制度；2.要求承包人每月按时上交财务报表，并对该财务进行监督，充分说明张景亮只负责经营，财务由三吨包掌控，自然而然，会计账目、凭证手续、资金流向，均有三吨包掌控，张景亮无权干预，因此，张景亮经营三吨包的前后应收、应付均有三吨包承担。理由如下：1.张景亮在承包三吨包时，应收应付是按照2009年9月底的会计账为准（2009年9月底的应收账为2622749.1元，应付款为1008589.35元），这个责任没有理由让张景亮承担，前提是在张景亮承包期满后，依然是账面移交，事实上，也是这样移交的。2.2011年2月底，会计报表显示，在张景亮移交时，有二百多万元的库存成品，这些库存产生的利润约五十多万元（按当时的销售标准核算），这些利润并没有给张景亮而是留给了三吨包，这也是当时“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三条“继任经营者，必须全部接收张景亮经营期间的应收应付等债权、债务及遗留问题”的原因之一。三、刘得厚等人利用家族势力肆意捏造歪曲事实。1.三吨包股份359万元，其中刘家一家持有二百万，亲戚朋友持有五十多万，是标标准准的家族企业，掌控着三吨包的生死大权，且强胜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都和刘水宽是姨表。2.在张景亮实际经营三吨包的一年半时间里，给股东分红超过了70%。2010年底给股东晚分红半月，但在分红时，张景亮主动给股东加息1.2%，全体股东均认可接受，试问，有这样的违约吗？是张景亮等人见我把车间扭亏为盈，生意红火了，见利起意强行霸占剥夺了张景亮的经营权利，为此，我们打了一架（派出所有纪录）。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才作出《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考虑全面正确有效。本院经审查认为：2009年10月9日张景亮与刘得厚等人签订承包协议，张景亮开始承包经营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在经营过程中，因双方发生纠纷，2011年3月1日刘水宽作为接收方，张景亮作为移交方，签订了《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刘得厚等人认为《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无效，并提起诉讼，但最终生效判决驳回了刘得厚等人的诉讼请求，因此《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可以作为处理双方纠纷的依据。刘得厚等人关于《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14年经双方协商，张景亮与刘得厚等人共同委托洛阳泰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张景亮承包期间的利润及折旧进行了算账，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2009年3月10日的算账协议》。《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2009年3月10日的算账协议》是双方自愿委托合法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应当作为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关于张景亮主张刘得厚应退还其另外20%盈利的问题。《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约定，80%的盈利退还张景亮，20%的利润交公司保管，督促张景亮协助继任经营者处理遗留问题，一年时间退还张景亮。双方约定扣留20%盈利的目的是为了妥善解决遗留问题，但根据算账协议，截至目前双方还有遗留问题未解决。因此原审未判决退还该20%的盈利并无不当，张景亮可在遗留问题解决后另行主张。关于张景亮2011年3月1日－10日应得利润及承包期间贷款利息问题，由于该问题属于算账协议的遗留问题，刘得厚等人对张景亮单方提交的算账表有异议，因此该问题应当在张景亮与刘得厚等人共同算账后另行处理。关于涉案的奔腾汽车折旧后的余值问题，因该车系张景亮经营期间向客户讨账所得，并已计入利润，因此不应当作为张景亮购置的设备，原审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李国军向张景亮支付的30000元货款问题，张景亮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将该30000元返还给刘得厚等人，原审对此处理亦无不当。关于刘得厚等人提出存在“空账、呆账、死账”等遗留问题。《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载明“继任经营者必须全部接收张景亮经营期间的应收、应付等债权、债务及遗留问题”，刘水宽等人实际也已经接管了三吨包车间及账目，原审按照《关于三吨包现存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吨包车间2009年3月10日的算账协议》处理利润分配问题并无不当。刘得厚等人在此后对外主张案涉债权过程中，如果部分债权已经确定无法收回，进而影响利润，双方可另行解决。关于诉讼费问题，原审依据判决结果及当事人的过错情况，确定双方的分担比例并无不当。经审查，双方当事人的其他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张景亮及刘得厚、刘林生、刘宏卫、晁向锋、常广善、贾京朝、朱留均、刘水宽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一、驳回张景亮的再审申请。二、驳回刘得厚、刘林生、刘宏卫、晁向锋、常广善、贾京朝、朱留均、刘水宽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审判员 时志伟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姚显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