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初120号 原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青口工业区通宝路**研发****。 负责人：朱黎。 委托诉讼代理人：厉阳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 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住，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吉林大路**/div> 法定代表人：王大勇，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朝晖，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宇，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与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以下简称“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破产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20年7月2日因故变更合议庭成员，于2020年7月15日、2020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厉阳平，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朝晖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宇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管理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集团”）在受理新光集团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向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个别清偿6965388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行为。2.请求判令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立即返还新光集团财产69653880元及利息（按被告与新光集团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利息标准支付至实际返还之日）。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撤销新光集团在受理新光集团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向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个别清偿6476013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行为。2.请求判令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立即返还新光集团财产64760130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25日起按年利率6.525%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25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新光集团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9年4月26日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新光集团管理人，履行管理人职责。新光集团分三次向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借款，借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9亿元。其中2018年2月1日，被告与新光集团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新光集团向被告借款人民币4.5亿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该借款于2018年2月12日发放3亿元、2018年2月8日发放9500万元、2018年2月12日发放5500万元；2018年2月12日，被告与新光集团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新光集团向被告借款人民币4亿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2月12日至2019年2月11日，该借款于2018年2月12日发放3500万元、2018年2月13日发放1.65亿元、2018年3月5日发放1亿元、2018年4月4日发放5000万元、2018年4月10日发放5000万元；2018年6月14日，被告与新光集团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新光集团向被告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6月14日至2019年6月13日，该借款于2018年6月14日发放5000万元。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分别于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1月19日将新光集团账号内62706600元、6947280元，合计金额为69653880元划入其资金监管账户内（账号为×××45）。2018年11月21日被告自动划扣借款利息9950625元，2018年12月21日被告自动划扣借款利息4893750元。从被告的债权受让方廊坊长乐商贸有限公司债权申报材料显示，截至2019年4月3日，资金监管账户余额为0元，新光集团的财产69653880元己被被告全部自主划扣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管理人认为，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在资金监管账户内擅自扣划新光集团财产69653880元用于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行为，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并追回债务人财产。为此，管理人为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辩称：一、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依法行使抵销权，管理人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主张抵销无效，依法应予驳回。根据管理人在起诉状中所主张，其认定新光集团向吉林银行账户转账的行为不属于清偿行为，而是后续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内部扣款行为构成清偿。即便管理人的主张成立，则在案涉款项69653880元转入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账户后，即构成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对新光集团负担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管理人于2019年12月20日发出《通知书》，要求行使撤销权，并要求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于7日内回复。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于2019年12月23日收到后，在2019年12月27日向管理人《通知书》中所记载的收件地址寄出了《回复函》，以书面、明确的方式向管理人主张依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行使抵销权。管理人于2019年12月30日签收了该《回复函》，在约定的7日期限内以及法定的最长期限3个月内均未予以答复。依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四十二条规定，管理人收到债权人提出的主张债务抵销的通知后，经审查无异议的，抵销自管理人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管理人对抵销主张有异议的，应当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内或者自收到主张债务抵销的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正当理由逾期提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认为，管理人在收到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发出的主张债务抵销的通知（即“《回复函》”）后约定的7日内或者是最长法定期限3个月内未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时间，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应该不予支持。二、新光集团对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还款属于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所允许的个别清偿，依法不得撤销。2018年2月1日，新光集团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签订了《质押合同》，担保编号为2018年流借字第003号、004号的《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合计借款本金8.5亿元）。质物为新光集团持有的浙江新光红博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红博”，注册资本5亿元，已全部实缴）80%股权，股权出质设立登记于2018年2月1日完成，且截至本案开庭之日仍然存续。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浙江新光红博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拟股权质押事宜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新光红博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月10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为68803.62万元，评估值为68803.62万元。根据新光红博《2018年第一季度资产负债表》，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新光红博资产总计939911396.76元，负债总计245428914.76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694482482元。按照上述估值，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所享有新光红博质押权的股权价值至少在55042.90万元以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对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除外。”根据前述规定，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基于编号为2018年流借字第003号、004号《人民币借款合同》对新光集团享有的债权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且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远高于案涉款项69653880元，因此新光集团对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清偿行为依法不能被撤销。三、新光集团对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部分清偿早于新光集团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的清偿行为。2018年10月18日，新光集团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发出《委托资金监管申请》，表示决定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偿还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产生的利息及本金。次日，新光集团通过开立在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账户（账号：×××03，户名：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内部账户（账号：×××45，户名：吉林银行长春东盛支行）主动转入资金62706600元以清偿债务本金及利息。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须发生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本案中，金华中院于2019年4月25日裁定受理新光集团破产重整一案，则受理前六个月的起算点为2018年10月25日。而新光集团于2018年10月18日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发出了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并于2018年10月19日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所属的账户转入资金，完成了相应的清偿行为。该还款日期早于新光集团破产申请前六个月，依法不属于可撤销的清偿行为。四、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对监管账户的主动扣划不属于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债务人个别清偿行为。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认为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对其内部自持账户进行划扣属于内部账务处理问题，债务偿还行为应是划入监管账户时所发生。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对自持账户扣划的内部账务处理也不应适用个别清偿的相关规定，具体阐述如下：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根据文义解释，该条规定针对的个别清偿行为是债务人主动发起的行为，而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扣划属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发起的主动行为，二者由于法律行为主体不同而造成在法律性质上有明显区别。实践中，银行在借款合同中均会约定当债务人出现违约情形时，银行有权对债务人在银行开立的任何账户进行扣划还款，本案亦不例外，这是银行正常风险控制措施。如果认为银行主动的扣划行为属于个别清偿，意味着银行的任何一笔扣划行为，哪怕是正常的扣划期内利息的行为，均有可能因时间上符合“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的情形而被认定为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情形并进而被撤销，将直接导致银行因超高风险而拒绝对企业予以授信、支持企业经营，有违企业破产法的立法目的。五、管理人诉请个别清偿的金额69653880元计算错误，与事实不符。新光集团的破产重整于2019年4月25日被金华中院裁定受理。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可撤销的个别清偿的起算点为2018年10月25日。2018年10月19日新光集团主动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账户转入62706600元，该笔清偿发生在2018年10月25日之前。即使按照管理人在起诉状以及证据目录之中所主张，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后续从自持账户中扣划的行为才属于清偿行为，那么管理人也应当注意到，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于2018年10月21日从自持账户中划扣总计4893750元，早于2018年10月25日，该笔划扣无论如何都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六、管理人的利息主张于法无据。依据借款合同约定进行债务清偿，在被撤销之前都是合法有效的行为。而法律行为被撤销的后果是恢复原状。因此，即使支持了管理人有关撤销的诉请，法律后果是恢复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对新光集团的债权，而管理人要求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支付利息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纵观目前支持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判决之中，人民法院也仅仅支持了本金部分的归还。退一步而言，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认为即便经过审理认可管理人的利息主张，则利率应该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管理人的资金占用损失，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认为其获得债务清偿的69653880元于法有据、不可撤销，故恳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管理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管理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新光集团营业执照、（2019）浙07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2019）浙07破1号决定书各一份，证明2019年4月25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新光集团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为由裁定受理新光集团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9年4月26日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新光集团管理人，履行管理人职责的事实。 2.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企业信息一份，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3.新光集团与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签订的《人民币借款合同》三份、借款凭证九份，证明新光集团与被告对借款的约定及被告己向新光集团发放9亿元借款的事实。 4.新光集团财产状况报告一份、《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15新光01”公司未能按时兑付利息及回收本金的公告》及网站公告情况各一份、新光集团自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的资产负债表8页，证明新光集团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已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事实。 5.银行进账单二份、账户对账单二份、被告的债权受让方廊坊长乐商贸有限公司债权申报材料中提供的被告借款归还本金凭证、还款情况方案各一份，证明自2018年10月21日至2019年4月3日，新光集团的账户内的存款69653880元已被被告全部自主扣划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事实。 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对原告管理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中财产报告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该财产报告系由管理人自行制作的初期的财产状况调查报告，没有任何第三方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予以确认，难以据此判断新光集团的实际财产状况。对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性难以确认，该证据无任何专业机构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等专项报告予以确认，无法依据该证据判断新光集团自2018年9月起的实际资产负债情况。即使该资产负债表系真实的，可以反映长期股权投资很有价值。对公告及网站公告情况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告仅能证明新光集团未能按时偿付“15新光01”公司债务到期应付的回收本金及利息，并且不能兑付的原因为受宏观降杠杆、银行信贷收缩、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新光集团流动性出现问题。并不能证明2018年9月25日新光集团即出现严重债务危机或者证明新光集团是因为出现严重债务危机而导致无法偿付应付的回收本金及利息。该证据无法证明2018年2月新光集团的财务状况。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账单中尾号为0845的账号户名系吉林银行长春东盛支行，并非新光集团。新光集团的清偿在款项进入尾号为0845的吉林银行长春东盛支行账户即已经完成，对账单体现的系吉林银行内部账务分批处理的时间。 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营业执照副本一份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各一份。共同证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主体资格。 第二组：2018年流借字第003号、004号、005号《人民币借款合同》各一份，以及相应的借款凭证及公司业务出账单。共同证明：新光集团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款发放的事实。 第三组：2018年质字第003-3号《质押合同》、（东市监）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0001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新光红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新光集团股东及浙江新光红博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之公司章程、两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并附各自企业印章样本/证件（签字）样本各一份，共同证明：新光集团为案涉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并依法登记的事实。 第四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字[2018]第0019号《浙江新光红博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拟股权质押事宜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新光红博2018年第一季度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新光红博存货照片，共同证明：案涉债务清偿时，质押物价值远超案涉标的。 第五组：《委托资金监管申请》一份、账号为×××45（监管账户）、×××03（新光集团的银行账户）、0125××××2191（新光集团的银行账户）的对公账户对账单各一份，共同证明：2018年10月19日，新光集团自账号为×××03的账户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账号为×××45的账户清偿债务人民币62706600元。2．2018年11月19日，新光集团自0125××××2191的账户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账号为×××45的账户清偿债务人民币6947280元。 第六组：《通知书》一份、《回复函》及寄件凭证与签收回执各一份，共同证明：管理人通过审计以及债务人提供资料的形式，确认新光集团分别于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1月19日进行了债务清偿，其中第一笔债务清偿时间早于破产受理日前六个月。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已明确要求行使抵销权。管理人未在异议期限内回复，管理人丧失胜诉权。 原告管理人对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均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四组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组证据均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新光红博并未正常经营，其股权价值存在变动、不确定性，不能按照该资产评估报告认定相应价值。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以及存货照片无法证明红博文化实际经营情况以及照片上的货物是否为红博文化所有。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8年10月19日和2018年11月19日的两份进账单系由新光集团财务王倩倩前往吉林银行长春东盛支行办理业务时当场书写，该两笔款项仅是暂时存在监管账户中，并非新光集团积极主动的清偿行为。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实际扣款时间是在2018年10月21日和2018年11月21日，合计9950625元及2018年12月21日的4893750元，2019年4月3日扣款本金33559236.88元，利息21250268.12元。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主张的抵销条件不成就，本案不属于“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情形。 本院认证意见：原告管理人提交的证据1、2、3、5及被告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提交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及第五组、第六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能否达到证明目的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4，虽未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但从资产负债表及2018年9月25日新光集团“15新光01”公司债券未能按时兑付利息及回售本金的事实来看，可以证明在2018年9月起，新光集团实际已经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事实。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1日，新光集团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签订2018年流借字第004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新光集团向被告借款人民币4.5亿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该借款于2018年2月12日发放3亿元、2018年2月8日发放9500万元、2018年2月12日发放5500万元。2018年2月12日，新光集团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签订2018年流借字第003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新光集团向被告借款人民币4亿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2月12日至2019年2月11日，该借款于2018年2月12日发放3500万元、2018年2月13日发放1.65亿元、2018年3月5日发放1亿元、2018年4月4日发放5000万元、2018年4月10日发放5000万元。2018年6月14日，新光集团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签订2018年流借字第005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新光集团向被告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6月14日至2019年6月13日，该借款于2018年6月14日发放5000万元。上述《人民币借款合同》第六条均约定：“借款人还款账户中资金不足清偿借款本息时，贷款人有权直接从借款人在吉林银行所有营业机构开立的账户中扣收依本合同约定借款人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他应付费用”“借款人支付的款项（包括贷款人依本合同取得的款项）按下列顺序清偿债权：（1）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2）损害赔偿金；（3）违约金；（4）复利；（5）罚息；（6）利息；（7）本金。贷款人有权变更上述顺序”。 2018年2月1日，新光集团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签订2018年质字第003-3号《质押合同》。合同约定，为担保编号为2018年流借字第003号、004号的《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新光集团将《质物清单》的质物设立质押担保。《质物清单》记载如下：质物名称：新光集团持有新光红博公司股权；评估价值：40000万元；登记机关：新光集团出质股权数额40000万元。同日，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东市监）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0001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通知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质权登记事项。 2018年10月18日，新光集团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提交《委托资金监管申请》，载明“新光集团由于前期在债券市场出现了违约事项，为确保我公司在贵行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正常存续，我集团决定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偿还贵行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产生的利息及本金，同时我公司同意将此部分资金委托东盛支行进行监管。如有经济纠纷由我公司自行负责。” 2018年10月19日，新光集团从其账号×××03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开立的监管账号×××45（以下简称“监管账号”）转账交易金额62706600元，摘要记载为监管资金。2018年11月19日，新光集团从其账号0125××××2191向监管账号转账交易金额6947280元，摘要记载为归还利息。 2018年10月21日始，监管账号分次于2018年11月21日、12月21日、2019年4月3日进行转账交易，摘要记载为贷款归还，截至2019年4月3日，该账号余额为0。其中10月21日的交易金额总计4893750元。 2019年12月20日，管理人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发送《通知书》，请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在收到通知后，立即归还个别清偿的69653880元及利息。2019年12月26日，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向管理人发送《回复函》，主张其有权对监管账户中的资金进行扣划并向管理人提出其扣划的69653880元与新光集团所欠的贷款本息69653880元进行抵销。 另查明，新光红博成立于2013年4月19日，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2018年9月25日，新光集团发布关于“15新光01”公司未能按时兑付利息及回售本金的公告，公告载明“15新光01”于2018年9月25日应兑付回售本金173963.30万元、第三个付息年度利息13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新光集团未能按时偿付本次债券到其应付的回售本金及利息等内容。新光集团提交的资产负债表显示，2018年9月负债合计38075042912.41元、资产总计36884076447.32元，2018年10月负债合计37275025113.50元、资产总计36083824448.35元，2018年11月负债合计37275025113.50元、资产总计36079985427.84元，2018年12月负债合计37287225476.25元、资产总计36073974197.04元，2019年4月负债合计37289620631.59元、资产总计36048036260.19元。 2019年4月25日，本院裁定受理新光控股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9年4月26日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履行管理人职责。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能否向管理人主张债务抵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主张，其于2019年12月26日向管理人发送《回复函》已将其依据新光集团的《委托资金监管申请》划扣的原存于新光集团的69653880元与新光集团欠其贷款本息69653880元向管理人提出抵销。本院认为，根据《委托资金监管申请》，新光集团申请设立监管账户的目的系“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归还案涉借款业务产生的本息。新光集团分别于2018年10月19日及2018年11月19日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开立的监管账号转入相应款项，系其按照《委托资金监管申请》“预留资金”的行为。虽监管账户的户名为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但该账户资金来源特定为新光集团、用途特定为归还新光集团的案涉借款，独立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其他资金账户，并未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自有资金混同。前述“预留资金”的行为，不构成“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情形。故，本院认为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不享有抵销权，其主张债务抵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新光集团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清偿的案涉借款本息数额是多少。首先，新光集团于2018年10月19日向监管账户转入资金的摘要记载为“监管资金”，系其“预留资金”的行为，且新光集团的案涉借款本息余额并未因其向监管账户转入资金而发生变动，故本院认为上述转账行为不构成对案涉借款本息的清偿。其次，从监管账户的资金变动可以看出，新光集团的清偿行为分别发生在2018年10月21日、11月21日、12月21日及2019年4月3日。关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提出其对监管账户的扣划不属于新光集团的自行清偿行为的辩称，因新光集团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是借款合同关系，是平等的主体，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是新光集团的债权人，无论是吉林银行东盛支行扣划还是新光集团主动归还，均是对双方形成的债权债务的一种清偿方式，目的系为了消灭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吉林银行东盛支行该辩称，与事实不符，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本院裁定受理新光集团破产申请的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故新光集团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清偿的案涉借款本息数额为64760130元（不包含2018年10月21日转账的4893750元）。 三、管理人是否有权申请撤销新光集团对案涉借款本息的清偿行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从管理人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及2018年9月25日新光集团“15新光01”公司债券未能按时兑付利息及回售本金的事实来看，在2018年10月，新光集团实际已经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事实。根据前述对清偿金额的论证，共有64760130元的清偿行为发生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六个月内，管理人对上述清偿行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意为保障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在担保财产价值范围内的优先受偿权。虽然新光集团以其持有的新光红博股权对案涉借款进行质押担保，但其提供质押担保的借款合同本金共计8.5亿元，股权出质登记的评估价值仅为4亿元，远不能覆盖其所担保的债权。属于“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情形。吉林银行东盛支行主张担保财产价值高于案涉款项69653880元，新光集团对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清偿行为不能撤销，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的受偿行为被撤销后，其仍可就新光集团质押的股权处置所得款项主张优先受偿权。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企业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至于管理人关于撤销个别清偿行为后吉林银行东盛支行应支付相应的利息的主张，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管理人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九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1日、12月21日及2019年4月3日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清偿合计64760130元的行为； 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返还64760130元； 三、驳回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5600元，由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金佳卉 审 判 员  覃仕辉 人民陪审员  吴慧群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代书 记员  徐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