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1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清富，男，196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光杰，山东诺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雪莲，山东诺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长城，男，196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长锦，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晓雯，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运娥，女，196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娄宁，男，198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言芳，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清富因与被上诉人邵长城、刘运娥、娄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481民初4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清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邵长城对沈清富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沈清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事实错误，沈清富与邵长城之间并无8万元借贷关系。1.一审法院查明，沈清富于2013年5月16日向邵长城借款9万元，并出具书面借条，明确约定了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借款利息，沈清富签字确认。该事实证明，沈清富与邵长城之间发生借贷行为，有出具书面借款条的交易习惯。而沈清富归还该笔借款时，也是按照借条的约定如数归还了本息。2.如果在同一时间段，或者说同时在沈清富与邵长城之间发生借贷关系，一个出具书面借条，另一个不出具书面借条；一个书面约定利息，另一个没有约定利息，不符合两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也违背正常逻辑和常规思维。3.邵长城在一审中没有提供沈清富出具的关于8万元借款的借条，也没有证据证明邵长城将该8万元支付给了沈清富。邵长城与沈清富之间是否存在8万元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因此，沈清富不认可向邵长城借款8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沈清富与邵长城之间的9万元借款有书面借款凭证，证明双方之间发生民间借贷有出具书面借条的习惯，如果存在所谓的8万元借款，双方也应对不出具书面借条这一事实进行明确约定，才符合法律规定。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本案中，就邵长城起诉的8万元借款，既无借据、又无收据和欠条，也就是说，邵长城没有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8万元借贷关系的基本证据。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案就沈清富与邵长城之间是否存在8万元借款的基本事实并未查明。另补充：1.沈清富与邵长城没有就8万元借款形成合意。2.沈清富没有收到邵长城支付的8万元。3.沈清富也没有向邵长城出具8万元借条。一审中，邵长城对沈清富向娄宁转账8万元的事实不知情。沈清富借邵长城的9万元转到娄宁账户是经过沈清富同意的，但是沈清富没有收到8万元。至于邵长城一审中主张9万元是其本人向别人借的，所以由沈清富出具借条，8万元是自己的，所以没有出具借条，对此观点不予认可。邵长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9万元和8万元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是借的也没有相关证据。在一审庭审中，刘运娥称2013年她负债80多万元，在邵长城拿不出8万元借条的情况下，不能排除刘运娥和娄宁向邵长城借款的事实存在，因为沈清富与邵长城是仁兄弟，邵长城的儿媳妇是刘运娥介绍的，刘运娥和邵长城的妻子关系密切，而沈清富与刘运娥是再婚关系，双方财产独立。9万元借条上有“共计17万元邵长城”字样，沈清富在出具借条时没有这些字，按照交易习惯沈清富如果借款17万元就应该出具17万元借条。一审中，娄宁提交了其农行账户在借款当天向山东京投置业有限公司转款的记录，该转款数额为16万余元，而非所谓的借款17万元。所以娄宁账户的钱转向何处与沈清富无关，沈清富没有指示娄宁向该公司转款。如果刘运娥不认可是其本人向邵长城借款，她就不应该知道沈清富向邵长城借款的情况，一审中刘运娥明确表示知道沈清富向邵长城借款17万元，应由沈清富承担，其本人不应当承担。根据原合同法及最高院合同法的有关解释，结合民法典对借款合同的规定，邵长城主张的8万元借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也不符合交易习惯。邵长城辩称，邵长城与沈清富是仁兄弟关系，沈清富向邵长城借款时，邵长城手中没有这么多钱，沈清富要求邵长城从他人处转借一些。因此该17万元中8万元是邵长城本人的，9万元是邵长城从他人借款后转借给沈清富的。该事实邵长城借款时已经说明，因双方较为亲密，邵长城不好意思要求沈清富出具借条，但是因其中9万元是从他人处转借并有利息，所以仅要求沈清富出具该9万元的借条。从邵长城向沈清富指定的账户一次性转账17万元可以证实借款数额是17万元，且该笔借款发生在沈清富与刘运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刘运娥知道该笔借款的数额和用途符合常理。一审中，刘运娥证实沈清富借款金额是17万元，并说明该借款用于炒房，且娄宁称邵长城向其转账的银行卡由沈清富支配，邵长城向其转账17万元后，该账户一次性转出16万余元，且一审中，沈清富认可其借款转入该账户。综上，能够证明邵长城向沈清富借款本金是17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运娥辩称，沈清富陈述虚假，沈清富因炒房向邵长城借款17万元，他用的娄宁的银行卡，当天下午娄宁就将钱转到山东京投置业有限公司。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娄宁辩称，娄宁不知道沈清富借款的事实，在2013年5月16日当天沈清富电话询问娄宁是否有农行银行卡，在确认娄宁有农行银行卡就一次性向娄宁银行卡转账17万元。娄宁不知道此款的性质。邵长城说银行卡由沈清富控制不属实，该银行卡一直在娄宁手中。当天下午娄宁同沈清富一起到银行将16万余元转到开发公司，剩余的几千元后来也给了沈清富，娄宁之前没有使用过该银行卡，余额很少。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邵长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偿还邵长城借款本金8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5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清富与邵长城系朋友（仁兄弟）关系，2013年5月16日，沈清富向邵长城借款17万元，因该借款中的9万元系邵长城向他人转借，邵长城即要求沈清富出具借据予以证明，沈清富遂向邵长城出具借款额为9万元的借据一份，并约定借款的利息为“月息10‰”。邵长城按照沈清富的指示将该借款通过银行转账转入娄宁账户，支出银行汇款费用40元。同日，娄宁按照沈清富的要求将该款中的160160元作为“房款”转汇至山东京投置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用于沈清富交付购房款。2014年7月26日，沈清富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邵长城转款10万元，用于清偿其向邵长城出具借据的9万元借款本息。对另8万元借款，虽经邵长城催要，沈清富没有归还。另查明，沈清富与刘运娥于2012年10月30日登记结婚，娄宁系刘运娥之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邵长城主张所涉借款为17万元，系于2013年5月16日一次性通过银行转汇至娄宁银行账户，还支出了汇款费用40元，该事实除有银行交易明细外，另有汇款凭条，以及该款项中远大于借据所记载的9万元的数额又于同日作为“房款”被转至山东京投置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为证，结合沈清富系于同日出具的借据，又认可收到借据所载明的借款，且汇款用途明确、具体，明显具有整体性、一致性，其后，沈清富于2014年7月26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邵长城转款归还10万元的事实，上述证据均与邵长城所诉借款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邵长城所诉事实成立，即：沈清富于2013年5月16日向邵长城借款的数额为17万元。同时，结合借据的内容，还能够认定借据中所记载的9万元借款明确约定了借款利息，另8万元借款没有出具借条，邵长城亦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对借款利率的约定，因此不能认定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邵长城主张本案17万元借款均约定了借款利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该8万元的借款利息，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邵长城对刘运娥、娄宁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债务虽发生在沈清富与刘运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邵长城没有证明涉案债务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而产生，亦未证明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刘运娥不应承担责任。娄宁系自然人，向沈清富提供银行账户仅系对过付款项提供便利，与邵长城没有借款的合意，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不应对本案承担责任。邵长城以娄宁出借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其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沈清富认可其于2013年5月16日向邵长城出具的借据的真实性、借款已交付的真实性，但不认可17万元汇款与本案的关联性，在法庭审理后又辩称不知汇款金额为17万元，并称娄宁或刘运娥与邵长城之间可能存在其他借款事实或其他交易，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现根据沈清富庭后提交的情况说明，能够认定将借款汇至娄宁的农业银行账户是沈清富提供的户名和账号，汇款时并收取了汇款费用40元，娄宁提交的转账明细能够证明其所辩解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沈清富辩解不知汇款额为17万元，明显与事实不符，结合邵长城与沈清富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虽没有借条，仍能认定双方因该次汇款所存在的借贷关系；邵长城明确了向娄宁及刘运娥主张权利的理由，分别系基于出借银行账户及夫妻共同债务，不是基于可能存在的借款或其他交易，故一审法院对沈清富该辩解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邵长城所诉有理的部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沈清富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还邵长城借款8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以8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4日起，至判决生效后指定的履行之日届满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8月份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邵长城对刘运娥、娄宁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邵长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由沈清富负担900元，邵长城负担550元；财产保全费1170元，由沈清富负担820元，邵长城负担3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沈清富、刘运娥陈述二人于2014年10月离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邵长城和沈清富之间是否存在8万元借款事实。邵长城主张2013年5月16日沈清富以买房为由向其借款17万元，其中9万元是邵长城从他人处借来，因此要求沈清富出具了借据；另外8万元是邵长城自己的钱，因和沈清富是仁兄弟关系，所以未要求沈清富出具借据。当天邵长城按照沈清富的要求将该17万元一次性汇入娄宁的农行账户。2014年年7月沈清富偿还了其中有借据的9万元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计10万元，因尚未还清剩余的8万元借款，所以9万元的借据原件还在邵长城处。关于邵长城主张的以上事实能否成立，根据在案证据分析如下：首先，邵长城与沈清富系仁兄弟关系，邵长城陈述的沈清富没有书写8万元借据的原因符合情理。其次，邵长城提交了沈清富所写9万元借据的原件，并陈述因剩余的8万元未还，所以9万元借据仍在其手中，沈清富认可该借据的真实性。再次，根据邵长城、娄宁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能够证明沈清富书写9万元借据的当天，邵长城将17万元一次性汇至娄宁账户，后其中的16万余元从娄宁账户以房款为由转至山东京投置业有限公司账户，该笔款项的支付过程具有整体性。沈清富认可其向邵长城提供了娄宁的账户，要求邵长城将该9万元借款汇至娄宁账户的事实，但辩解不知汇款金额为17万元，另外的8万元其不知情，明显不合常理；且沈清富陈述借款9万元的用途是给与前妻所生的孩子交学费等，该9万元转到娄宁账户后其没有向娄宁要回，其不清楚9万元如何支出，但又认可该9万元由其偿还，以上陈述也不合常理。综合以上分析，邵长城主张的事实与在案借据、银行交易明细、刘运娥、娄宁陈述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沈清富的陈述则有多处不合常理之处，本院根据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认定邵长城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据此判决沈清富归还邵长城8万元借款及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沈清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沈清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莹审判员 李 丽审判员 党园园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宋 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