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138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萍，女，196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军，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薛小红，女，197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原审第三人：洛阳天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伊川县城关镇豫港大道中段。法定代表人：董建设，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马晓颖，男，196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再审申请人周萍因与被申请人薛小红，原审第三人洛阳天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马晓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豫03民终4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周萍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不清，周萍的出借资金数额很大，资金的最终流向不清楚。周萍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把钱借给了薛小红，薛小红才是真正的借款人。担保公司的合同不真实，侦查中公司审计报告没有该借款的记载，证明公司没有收到该借款，公司不是借款人。周萍认为自己是与薛小红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为周萍与天源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然而，出借人的钱到底流向了哪里，就成为了本案的关键事实，也就是说，最终获得该出借款的人是薛小红还是天源公司？如果天源公司最终获得了该出借款，当然认定其是债务人，判令其承担偿还责任。但是，根据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侦查中进行的会计审计，周萍的出借款并不在天源公司名下。现在判令天源公司偿还，没有事实根据。二、薛小红无论是作为天源公司的总经理，还是个人作为借款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到庭说明周萍出借资金的去向。但一、二审法院对该问题均没有查清，没有询问薛小红资金的去向，没有对应的银行交易明细相印证。因此，本案判决依据的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可能有正确的判决。三、马晓颖与薛小红之间的关系，法院也没有查清。据了解，马晓颖欠薛小红的个人借款，因此，马晓颖与担保公司没有关系，审计报告中也没有马晓颖的名字。需要说明的是，若非该债务转移，马晓颖和周萍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款项的最终持有人才是真正的借款人。但本案中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借款人担保公司而不是薛小红。四、本案周萍仅起诉薛小红还款，但是原审强行追加第三人，并径行判决第三人承担主要还款义务，明显属于“超出诉讼请求”的程序违法，应再审予以纠正。“不告不理”属于民事诉讼的基本审判原则，即人民法院不得对不属于原告诉讼请求的事项进行审理和判决。本案周萍依据其与薛小红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提起诉讼，并仅仅请求原审法院依法判令薛小红承担1174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还款责任，但是原审法院却强行追加了天源公司和马晓颖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甚至最终超出周萍仅要求薛小红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判令上述两个第三人向周萍承担主要还款责任—1100万元，明显存在程序违法，应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中两个第三人天源公司和马晓颖是依据薛小红申请进行的追加，周萍并不同意追加。但是追加后，在一审法庭笔录第18页“明确诉求，责任主体？原：本金1174万元，薛小红、马晓颖共同对11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薛小红对1174万承担清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却判决两个第三人承担了1100万元的责任，没有判决薛小红承担责任，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超出了诉讼请求的范围。五、周萍起诉要求薛小红承担还款责任的证据充分，原审法院割裂证据、忽略关键证据进行认定，使薛小红免于承担绝大部分的还款责任，明显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再审予以纠正。本案二审期间周萍新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在薛小红没有担任天源公司职务之前（薛小红在天源公司任职时间是2011年3月—2013年10月），周萍与薛小红之间一直存在着个人借款的关系，而且一直延续到本案涉及的借款，本案涉及的1174万元就是这种关系的延续，在事实上原始借款人就是薛小红。每次借款均是薛小红书写了借条，借款也是转到了薛小红的名下或者薛小红指定的其他个人账户。周萍的借款没有转到第三人天源公司的名下，也没有证据证明借款转到了第三人天源公司控制下的“洛阳世纪新源硅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硅业公司）和“洛阳新天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公司）的名下。天源公司的财务上没有记载。办案单位审计报告和补充审计也没有1100万的记载。薛小红也承认了该事实（在涧西法院审判笔录第14页）。原审法院严重忽略了自2006年起，周萍即与薛小红个人存在长期且大量借款资金往来，而且历次交易习惯保持一致的事实，仅以薛小红在2011年3月—2013年10月的短时间内曾担任天源公司总经理，便将薛小红的个人借款行为与天源公司开展的理财业务行为相混淆，存在明显错误。六、关于2013年11月7日《授权委托书》、2013年11月4日《债务转移确认书》、2014年10月8日《债务承担协议》三者的关系。1.2013年11月7日《授权委托书》无论是否真实，均是天源公司对薛小红的授权委托，本次诉讼之前周萍对此委托书并不知情，也与周萍无关。2.《债务转移确认书》的时间2013年11月4日在2013年11月7日《授权委托书》之前，因此，签订《债务转移确认书》时还没有《授权委托书》，并不代表天源公司，是薛小红对自己个人债务处理，签名是个人行为，并不是天源公司的授权委托行为。3.从内容上看，《债务转移确认书》意思表述很清楚：“债权人周萍……分别出借给债务人薛小红现金……现债权人周萍同意该笔债务自2013年9月20日起由原债务人薛小红转移至马晓颖名下。”该被转移的债务原债务人就是薛小红，根本不是天源公司的债务。从签名来看，马晓颖、薛小红和周萍均签字确认，真实可信。当时签订该《债务转移确认书》时的背景是薛小红说：马晓颖欠薛小红的钱，而且马晓颖有项目，有偿还能力。但事实上马晓颖没有偿还能力，因此，2014年10月8日二人又签订《债务承担协议》。4.《债务承担协议》是2014年10月8日薛小红和周萍二人签字，真实可信。内容是“……乙方薛小红再次确认甲方周萍……出借给乙方薛小红现金……。乙方（薛小红）承诺与债务人马晓颖共同成为……债务的并存债务人。乙方（薛小红）与债务人马晓颖均应承担甲方（周萍）全部债务的偿还责任。……本协议与2013年11月4日甲方周萍、乙方薛小红、债务人马晓颖签订的《债务转移确认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确定，《债务转移确认书》和《债务承担协议》内容是一致的，都表明了原债务人就是薛小红而不是天源公司，也表明了债务是由薛小红与马晓颖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况且是薛小红个人签名，真实可信。《授权委托书》在时间上和内容上与《债务转移确认书》和《债务承担协议》不具有关联性，整个内容根本未出现公司名字，也没有体现出债务是公司的意思表示，薛小红更没有说明是代表公司的授权委托行为。退一步说，即使薛小红在签订《债务承担协议》时是代表公司的，根据《合同法》第403条：“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因此，本案无论薛小红是否接受委托，无论委托是否真实，周萍均不知情。以薛小红作为本案被告主张权利均是正确的。七、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情况：1.薛小红提供的《借款担保合同》《出借人收息收款计划书》和《收据》及《承诺函》的分析比较。（1）有关4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是在公司出事之后，薛小红为自己推脱责任，让周萍签订了有关40万的《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080820，在涧西的案卷中）以及《出借人收息收款计划书》和《收据》，事实上当初借款是转入了薛小红个人账户并且薛小红个人出具了《借据》。该合同确实是事后的，《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080820）中的“借款人（乙方）”是“洛阳世纪新源硅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而《收据》（编号1120943）加盖印章却是“洛阳新天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两者明显不一致，完全可以证明是出事后才办理的。（2）有关300万的《借款担保合同》（编号0604，在涧西的案卷中）也是公司出事后薛小红让周萍签订的，但《出借人收息收款计划书》上“周萍”的签名是本人。然而，同样是该300万，薛小红在瀍河法院管辖异议出示的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合同编是号030408，借款人、借款的开始日期均不相同（但出借人、金额、到期日相同），而且又没有出借人的签名。再次证明了薛小红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是不真实的，没有诚实诉讼。（3）有关600万《借款担保合同》、《出借人收息收款计划书》和《收据》及《承诺函》上“周萍”的签名均不是本人所为,是薛小红造假。（4）有关500万《借款担保合同》（编号0726016，在涧西的案卷中）、《出借人收息收款计划书》和《收据》及《承诺函》尽管与在瀍河法院出示的是相同的，虽然“周萍”的签名是本人所为。但是该500万元在涧西法院案卷第47页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合同版本，合同上没有编号，也没有出借人周萍的签名等。（5）薛小红在涧西法院出示《收据》与薛小红给周萍报案用的《收据》又被周萍提供给了涧西法院，两相比较，同样可以证明是公司出事后，薛小红为推脱责任给周萍的。首先，周萍提交的800万元《收据》编号是1120941，600万元的《收据》编号是1120942、40万元《收据》编号是1120943。这三个不同金额，不同出借时间的《收据》编号却是连续的，经手人都是薛小红,加盖的印章都是“洛阳新天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不仅如此，薛小红提供的600万《借款担保合同》上加盖的印章是“洛阳世纪新源硅业科技有限公司”，而《收据》（编号1120942）加盖印章却是“洛阳新天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两者又明显不一致。通过以上目前在案证据的分析比较，无论是薛小红提供给两个法院（涧西区和瀍河区法院）的证据，还是薛小红出具给周萍后又被周萍提交到案的《收据》在很多关键之处是不一致的，《借款担保合同》有不同的版本，《借款担保合同》上的印章与《收据》印章不一致，不同出借时间的《收据》编号是连续的等等，可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些都不是原本的事实，而是在天源公司出事后，薛小红为推托个人责任让（骗）周萍签名或者直接编造的，是薛小红为了把个人债务转嫁给公司，损害公司和集资群众的利益。薛小红在诉讼中违反了诚信义务。2.关于1440万元减少340万元的情况说明。薛小红在天源公司出事后，为推脱自己的责任取得（实际是骗取）了周萍名字的《借款担保合同》后，以周萍名义登记了340万元，但薛小红并未告诉周萍，办案机关已经分六次共计兑付了116万元挂在周萍的名下，办案单位要求必须周萍本人签名才能领取该116万多元。在此情况下，薛小红才将此情况告诉了周萍，并且让周萍向办案单位进行了情况说明：340万元是由其中一个500万《借款担保合同》和一个4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组成，500万元之中，薛小红个人使用了其中200万元，故登记了该340万元。周萍向办案机关出具了情况说明后，领取了该款116万多元。以上这些事实在办案单位均有记载，请求人民法院进行核实。在领取116万元后，办案单位未再兑付，薛小红又将340万中剩余的150万元转移给案外人（周萍已经诉讼，并有法院判决书为证），还余下74万元，薛小红又出具欠条，承诺对该74万元仍然由其个人承担，这就是74万元的来历（340-116-150=74）。因此，该74万的《欠条》再次印证了不仅340万元原本就是薛小红的个人债务，也印证了全部借款1440万元是薛小红的个人债务的事实（欠条时间2015年3月25日，在一审案卷第91页）。因为在欠条中薛小红再次明确了：不仅承担未兑付的74万元，而且提出了从薛小红所欠的总债务中减去该340万后还欠1100万元的事实。3.关于周萍报案的情况。天源公司被立案的时间是2014年6月26日，薛小红出具74万《欠条》的时间是2015年3月25日，领取116万元兑付款的时间在2015年3月25日之前。报案时间是2015年6月29日。立案到报案相差一年多，报案的原因是：兑付116万后，感觉到办案单位能兑付30%多。同时，薛小红偿还1100万元很困难。因此在薛小红的建议下，如果将1100万也说成是天源公司的，就可以减轻薛小红的责任，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进行了报案。结果是办案单位不认可，审计报告和补充审计均没有1100万的记载。因此，该1100万的债务仍然还是薛小红的债务。但现在薛小红却以报案材料来证明债务不是她的，是天源公司的，实在是恩将仇报。假如以薛小红的说法：1100万元是担保公司的，那么薛小红自2011年3月—2013年10月担任天源公司总经理期间，并且对1100万借款知情，为什么在天源公司的财务上没有记载。为什么办案单位审计报告和补充审计均没有1100万的记载。目前担保公司没有记载，你薛小红又不承认自己借款，请问你薛小红经手的这1100万元去哪了？谁来承担偿还责任？至此，根据本案的在案证据和薛小红签名的《债务转移确认书》《债务承担协议》和74万元《借条》的内容，完全可以知道，1440万元的原借款人就是薛小红。至于《借款担保合同》《出借人收息收款计划书》和《收据》及《承诺函》、报案材料等均是天源公司出事后发生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事后的材料才让薛小红把事实搅浑了。八、整个案件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裁代审”，在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中，未经实体审理却对本案的实体事项作出了认定，而后，该裁定因是终审裁定，生效裁定，其“以裁代审”错误认定的事实又被涧西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和判决时作为证据采信，形成了典型的“未审先判”，上级法院“认定事实”，下级法院“审理”案件，而后又上诉到上级法院，形成一个循环的判决。因此，本案在审理中存在着严重的程序违法。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管辖权的裁定书，纠正管辖裁定中错误的事实认定。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裁定只解决程序事项，不涉及本案的实体，也不可能在管辖异议裁定中对实体问题进行审理和评判。该裁定仅仅是依据《借款担保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并不是依据此确定债务人。但薛小红却错误利用该裁定，并以此作为证据证明天源公司是债务人，这是颠倒黑白。然而，一审法院却多处引用了该裁定，并据此作出了对案件的分析，进一步作出了判决，明显不当。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撤销一审、二审判决，依法改判，纠正管辖裁定中错误的事实认定，支持周萍的诉讼请求。薛小红陈述意见称：一、本案是周萍对原审判决不服提出的再审申请，因此，周萍如果对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3民辖终字427号民事裁定不服，应按规定另行申请。所以，对于周萍再审请求的第二项及事实理由第八项内容，因其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薛小红不再发表意见。二、薛小红负责经营的天源公司，因为吸收资金的非法性，公司吸收资金及支付利息并未使用公司公户，而是使用公司负责人、财务人员等的个人账户，薛小红的账户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天源公司借钱时的收款账户都是个人账户，基于此，公安机关在委托审计机构对公司资金往来进行审计时，审计材料全部是薛小红等人的个人账户。就本案而言：首先，周萍作为出借人与天源公司等签订有借款担保协议，薛小红向法院提供了周萍1440万元债权的四份《借款担保合同》及《出借人收息收款计划书》《收据》等书证，这些证据均显示出借人是周萍，借款人是洛阳世纪新源硅业科技有限公司，担保方均为天源公司。其次，天源公司向周萍借款时，薛小红是天源公司的负责人，所以，周萍出借给天源公司的款项都转进了薛小红等个人账户，因此，审计机构在审计天源公司资金来往时，才会去审计薛小红等人的个人账户。所以，薛小红的账户仅仅是借款人的收款账户而已，薛小红并非借款人。再者，根据《天源担保公司相关人员账户支付周萍款项统计表》显示，周萍出借款项后，天源公司按照约定向周萍支付了2013年4月至9月的借款利息。另外，2013年11月4日《债务转移确认书》签订以后，对于天源公司来说，周萍的债权已经清偿完毕，而公安机关委托审计机构审计的也是未兑付合同金额，因此，在当时周萍的1440万元债权当然不在审计范围之内。最后，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9条之规定，只有在原告的起诉涉嫌虚假诉讼时，法院才应当审查款项流向，如果周萍认为法院没有审查本案的款项流向属于基本事实不清的话，是不是说，周萍认为自己的诉讼是虚假诉讼吗？综上,周萍起诉的1440万,借款协议是周萍与天源公司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的履行，即利息也是天源公司支付的，在天源公司被刑事立案后，周萍还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因此，无论是借款发生前、借款履行中，还是借款无法偿还后，周萍的借款合同相对人都是天源公司，而不是薛小红。所以，周萍主张薛小红为借款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更与薛小红提供的证据和周萍的报案行为相矛盾，周萍再审理由的第一、二项完全是其隐瞒事实，主观臆造的。三、马晓颖欠天源公司1470余万元是不争的事实，周萍仅以一句“据了解”而展开猜测，并猜测出了再审理由第三项。所以，在周萍拿出相应证据之前，对于周萍毫无根据的猜测，薛小红不再发表意见。四、周萍起诉时，隐瞒了其债权的形成过程及转移过程，仅以《债务承担协议》来起诉薛小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查明责任主体，薛小红向法院提供了《借款担保协议》等证据后，因为第三人天源公司和马晓颖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薛小红向法院申请追加天源公司和马晓颖参加诉讼，法院根据民诉法第56条之规定，依法将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马晓颖和天源公司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合法有据。根据民诉法第56条之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就是因为其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才会被法院追加为第三人，也就是说，法院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明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本案经过开庭审理，最终查明周萍债权的责任人是第三人，因此判决第三人承担还款责任，合法有据。对于原告的起诉，法院是以查明的事实为基础进行的裁判。周萍起诉的金额最终确定为1100万元，对于借贷案件，还款责任主体是谁？本身就是争议焦点，也是法院应当查明的事实。周萍虽主张薛小红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当然不予支持。而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发现第三人才是还款责任主体，因此判决第三人还款，这正是民诉法第56条所规定的。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判决，却成了周萍再审理由所谓的“超出诉讼请求”，那是不是说，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是错误的法律？显然不是。五、自2006年起周萍即与薛小红个人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并不能否定2013年周萍与天源公司建立借贷关系。薛小红在2011年3月至2013年10月期间任天源公司总经理，仅是法院最终认定周萍出借款项的借款人是天源公司的诸多证据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周萍与天源公司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出借人收息收款计划书》《收据》，周萍的报案材料等。而周萍再审理由第五项中却只提薛小红任职情况，忽略其他证据，这才是真正的割裂证据、忽略证据。六、周萍的1440万元款项是出借给了世纪新源公司，天源公司进行的担保，款项出借后，天源公司依约向周萍支付了每月的借款利息。所以，周萍1440万元款项的借款人、实际使用人、受益人及偿还义务人本就是天源公司，而不是薛小红，薛小红没有理由、更没有义务对天源公司的债务去承担责任。2013年11月4日《债务转移确认书》的签字人是周萍、薛小红、马晓颖。但是，天源公司欠周萍1440万元，马晓颖欠天源公司1470佘万元，两笔款项都与薛小红没有任何关系，薛小红为何签字？唯一的理由、也是事实：薛小红作为天源公司的负责人及受托人，代表天源公司进行债权债务的清理解决。天源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向薛小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恰恰证实了该事实。在2013年11月4日《债务转移确认书》签订以后，周萍的债权已经清偿完毕，但周萍仍到办案机关进行控告，这本就是无事生非、无理取闹，但当时正处于非法集资案件高发期，因涉及储户众多，当时为了维稳，即使周萍的债权已经转由马晓颖承担，但由于马晓颖未实际偿还，在周萍不断进行控告的情况下，2014年10月8日，薛小红代表天源公司签订了《债务承担协议》，该行为是职务行为，理由如下：1、周萍1440万本就是天源公司的债务，薛小红并无偿还之义务，为什么要去承担公司的债务？而天源担保承诺与马晓颖共同偿还才符合事实、符合常理；2、天源公司作为拟制主体，唯一能够代表天源公司表达意思的有、且只有薛小红（既是负责人，又是受托人），因此薛小红有权利、也有义务代表天源公司对外签署协议；3、《债务承担协议》签订的背景前面已经叙述了，是周萍违反《债务转移确认书》约定，不断进行控告的情况下由薛小红代表天源公司签订的；4、对比周萍提供的2013年3月25日《欠条》能够看出，如果薛小红本人承担债务的，会约定为：“……本人我自愿承担该借款中的七十四万元偿还责任”，而《债务承担协议》中并未有此明确约定。七、形式上的瑕疵并不能否认定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数份《借款担保合同》都是周萍亲自与天源公司等签订的，周萍虽对其中一份的签名有异议，但其并未申请鉴定，也未举证予以推翻，所以，依据周萍签署的合同足以认定周萍与天源公司之间建立的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在2013年11月4日《债务转移确认书》签订以后，周萍仍到办案机关进行控告，但当时正处于非法集资案件高发期，因涉及储户众多，当时为了维稳，即使周萍的债权已经转由马晓颖承担，但由于马晓颖未实际偿还，在周萍不断进行控告的情况下，当时正好有一笔340万元理财款的投资人无法领取[投资人是王利国（王春生）、孙竹花],这才同意周萍将其债权中的340万元申报领走，所以周萍申报的340万债权并不是公司只认可340万，而是周萍顶替别人，只能领取340万。因此，才出现了审计报告中已兑付的340万元和2014年10月8日签订的《债务承担协议》中的1100万元。至于周萍再审理由第七项第2款中所说的：“340万是由一个500万元和一个40万的《借款担保合同》组成，500万之中，薛小红个人使用了其中200万……”，试问，既然周萍名下的钱只能周萍本人签名才能领取，那薛小红是如何使用其中200万的？另外，办案单位不可能540万的合同，给你审计时只审计340万？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时存在少审计的违法情形？所以，周萍所述完全是胡说八道。关于周萍再审理由第七项第3款所述：“在薛小红的建议下，如果将1100万也说成是天源公司的，就可以减轻薛小红的责任，进行了报案”，这种胡说的逻辑简直是侮辱薛小红。试想，周萍是去报案，是去控告薛小红，而且还是薛小红的建议？另外，按周萍所述，薛小红之所以建议是因为报案可以减轻薛小红的责任，非吸案件量刑的条件就是涉案数额，数额越高，判得越重，现在周萍要把1100万也算到集资款中，也就是说薛小红的犯罪数额又高了1100万，这能是“减轻薛小红的责任”？这只能加重薛小红的责任。周萍称：“为什么1100万在天源公司的财务上没有记载”？如果没有记载，哪来的《借款担保合同》《出借人收息收款计划书》《收据》？至于审计报告没有记载，前边已经叙述过，在此不再赘述。至于周萍称：“谁来承担偿还责任”？一审、二审判决天源公司和马晓颖还款的结果难道还不明确吗？综上，周萍的再审理由完全是其主观臆断出来的，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更与常理、与逻辑不符。应当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借款原系薛小红担任天源公司总经理期间，代表天源公司向周萍所吸收的存款。2013年11月4日，周萍、薛小红、马晓颖三方签订《债务转移确认书》，通过债务转移的方式确定案涉债务由马晓颖偿还。2013年11月7日天源公司向薛小红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薛小红代表天源公司全面清理解决天源公司的债权债务。因此，原审认定周萍与薛小红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薛小红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并无不当。虽然薛小红在2014年10月8日的《债务承担协议》中承诺与马晓颖均应承担1100万元债务的偿还责任，但该1100万元债务原系天源公司的债务，薛小红系代表天源公司处理该债务，且该协议系在薛小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形成，有别于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所达成的协议。原审据此判决薛小红不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周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周萍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审判员 时志伟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姚显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