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22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继骋，男，197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治中，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莉娜，女，198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职员，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平，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继骋因与被上诉人孙莉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0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继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治中，被上诉人孙莉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继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我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孙莉娜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事故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姚继骋认为与孙莉娜之间存在租赁关系，孙莉娜的行为不构成代理，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姚继骋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金转账记录，均可证明姚继骋与孙莉娜之间存在租赁关系，孙莉娜为合同的相对方。本案中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为北京范思国际儿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范思公司”），成立时间为2010年11月18，孙莉娜在与姚继骋签约时范思公司已成立8年之久。孙莉娜主张其签约为职务行为，但是，一、孙莉娜在磋商、签约阶段均未提及范思公司，也未提供任何有关范思公司的授权手续或向姚继骋展示其有权代表范思公司的权利外观。二、在合同磋商阶段衣福利、于洋二人均有参加谈判，但在正式签约阶段时为孙莉娜签字确认合同内容。姚继骋理所当然的认为孙莉娜应当是房屋的实际承租人，而衣、于二人为孙莉娜的委托代理人或合作方。其次，孙莉娜在一审中陈述其于2016年10月入职范思公司，其作为范思公司员工签约是履行职务行为，是代替范思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于洋、衣福利、李玉胜签订的。根据其陈述，孙莉娜并不明确其签约行为是代表范思公司还是于洋等人，姚继骋认为其陈述前后不一，互相矛盾，根据其陈述并不能证明其为代他人签署合同。不管其与范思公司或于洋等人基于什么关系签署合同也属于其内部法律关系，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孙莉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多年财务工作，应当对其作为签约主体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及法律效力有明确及清醒的认识。再次，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姚继骋逐渐知道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为范思公司，但因为姚继骋本人即为“二房东”，出于职业思维习惯及行业现况的考虑，及房屋租赁合同是孙莉娜以自己名义与姚继骋签署，房屋租金均为孙莉娜通过本人银行账户支付给姚继骋，所以姚继骋理所当然的认为是孙莉娜将房屋转租给范思公司，所以在房屋装修时姚继骋出于尽快将房屋承租出去及时收取租金以及便利实际使用人使用房屋的考虑和范思公司的股东“衣总”有一定的交接工作。后在孙莉娜逾期支付房屋租金时，无法与孙莉娜取得联系时姚继骋也有直接向“衣总”索要房屋租金行为。此行为只是姚继骋对孙莉娜房屋再次转租关系或者孙莉娜与第三方合作承租房屋的认可，并非认为合同相对方的变更，孙莉娜依此来主张其为代签，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最后，据孙莉娜本人陈述，其于2019年8月已经从范思公司离职,但2019年9月至2019年12月房租，仍由孙莉娜本人直接向姚继骋支付，此举行为与孙莉娜主张的其为范思公司员工，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系职务行为的说法自相矛盾，更不符合一般的商业逻辑。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违法剥夺姚继骋的辩论权利。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孙莉娜列举的多项证据均未向姚继骋的进行合法送达，仅在“北京云法庭”系统中上传几张微信图片，其余证据法官说明要求姚继骋到法院现场核实后进行书面答辩，但法院迟迟未通知，姚继骋一直未进行答辩，原审法院即径自判决，孙莉娜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孙莉娜辩称：不同意姚继骋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一、签订合同时姚继骋明知孙莉娜只是办理事务,而且姚继骋的收取的定金是衣总的定金,所以签订合同的时候就知道是衣总的。二、在合同履行中,也知道租金不是孙莉娜支付的,而是衣总支付的，所以姚继骋在要求支付租金的时候，其已明确向衣总要求支付租金，而不是像孙莉娜主张支付租金。三、在合同出现履约过程中违约的情况下，姚继骋也是向衣福利主张相应的权利，包括把房子交付给姚继骋,也包括让衣福利把东西搬走。由此可见，从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其他的事项都可以看出姚继骋是明确知道合同的履行方并不是孙莉娜,孙莉娜是公司的职员，也是衣福利、于洋等人合伙做业务的代办人。姚继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孙莉娜支付姚继骋2020年2月9日至2020年3月20日的房屋租金53361.5元；3、孙莉娜支付姚继骋违约金106723元；4、孙莉娜支付姚继骋2018至2019年度的取暖费37600元、2019至2020年度的取暖费39480元，共计7708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孙莉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0日，孙莉娜向姚继骋通过银行转账给付房租118350元；2019年，孙莉娜亦分多次向姚继骋通过银行转账给付房租。庭审中，姚继骋提交证据《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姚继骋、孙莉娜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合同系2018年11月19日姚继骋（甲方）与孙莉娜（乙方）签订，双方约定甲方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通胡大街XX号楼二层南半部分出租给乙方使用，建筑面积为500.58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8年11月20日至2020年10月8日止，其中双方约定免租期为2018年11月20日至2019年1月8日，租金为每天每平方米2.6元，付款方式为季付，即每季度租金为118763元，租金支付时间为租赁时间开始前七日内，甲方收取乙方一个月房租39588元作为租房押金，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孙莉娜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但其是代替衣福利、于洋、李玉胜几人签订的。孙莉娜提交原孙莉娜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1月13日，孙莉娜向姚继骋微信转账河畔商务楼房租，姚继骋回复称收到衣总房租定金30000元，2018年11月15日，姚继骋向孙莉娜发微信称“衣总你让装修的本周日进场”、“昨天上午确定好人，下午把隔断和电源解决，今天七点拆墙开干，明天局部清除，后天垃圾打包清运，周日装修进场”……2019年6月14日，姚继骋向孙莉娜发微信称“衣总，余款你安排下小孙，我确实也急用”、“手续都给小孙了，就看你们办得咋样”、……2019年11月13日，姚继骋向孙莉娜发微信称“衣总没给你11月份的？11月都快过半了……”证明姚继骋明知孙莉娜的付款行为系代付行为，姚继骋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不认可，不能证明姚继骋认可变更了承租人，我方还是坚持认为由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孙莉娜交纳租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姚继骋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要求解除与孙莉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要求孙莉娜支付租金等费用，首先应对姚继骋、孙莉娜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合同虽系孙莉娜签订，但从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姚继骋所言从收房租到装修均是针对“衣总”，可以认定姚继骋明知孙莉娜是代表他人与姚继骋签订的合同。姚继骋无证据证明其与孙莉娜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姚继骋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9元，由姚继骋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案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称意见及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主体认定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据查明的事实，合同文本虽系孙莉娜签订，但从本案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姚继骋发送的微信语句如“收到衣总房租定金30000元”、“衣总你让装修的本周日进场”、“衣总，余款你安排下小孙”、“七千多孙丽（莉）娜转给我了，尚欠11.12两月的”、“我也希望你们尽快达成共识继续经营下去”、“衣总没给你11月份的？”等内容来看，姚继骋所言从收取定金、装修、收取房租以及催缴房租等租赁合同的相关事宜均是针对“衣总”，即本案案外人衣福利，由此可以认定姚继骋明知孙莉娜是代表他人与姚继骋签订的合同。本案一审中，北京范思国际儿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亦出具证明表示孙莉娜在职期间代公司签订的一切协议均不是本人意愿，仅代表范思国际儿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代签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现姚继骋主要由孙莉娜作为房屋租赁合同的主体承担相应合同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姚继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9元，由姚继骋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周艳雯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仵 霞法官助理 高玉珠书 记 员 任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