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11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同力房地产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法定代表人：杜巍。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涛，江苏举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娟，女，198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明，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滢，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孟静，女，196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原审第三人：杜巍，男，198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原审第三人：阎磊，男，197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审第三人：江涛，男，197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审第三人：蔡晓春，女，198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上诉人南京同力房地产营销顾问有限公司（简称同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娟及原审第三人孟静、杜巍、阎磊、江涛、蔡晓春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1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同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原审第三人杜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涛，被上诉人高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明，原审第三人孟静、蔡晓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阎磊、江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力公司上诉请求：改判驳回高娟诉讼请求，由高娟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简称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前述法律规定的经营困难，主要系指公司决策、管理和权力运行层面出现困难，即公司因无法形成决策或者决策无法正常执行等原因导致治理结构失灵、陷入僵局。至于该公司在经营层面是否存在困难，不属判断公司应否解散的依据。同力公司不符合解散的条件，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解散同力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同力公司股权结构正常，股东会议正常召开并且能够形成决议，不存在治理结构失灵、公司陷入僵局的情形。高娟自己拒绝参加股东会，不足以证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瘫痪无法召集会议，且其作为股东，从未提议过召开临时股东会，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首先，同力公司已经一审法院提交股东会决议，证明2018年、2019年公司股东会正常召开，2020年的股东会因为“新冠疫情”影响也于2020年5月29日正常召开，并且每次股东会决议都是80%比例通过，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已经形成合法有效的决议，不存在公司治理结构失灵、陷入僵局的情形。其次，2018年高娟参加了股东会，一审庭审中其他股东也一致陈述“高娟参加了2018年2月11日的股东会”。2019年，同力公司通知高娟参加股东会，高娟拒绝参加股东会。2020年5月14日，同力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巍通过邮寄快递、发微信、发邮件等方式通知高娟，但其仍拒绝参加。故高娟以“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为由主张解散公司，缺乏事实根据。再次，高娟自己未参加股东会，不足以证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瘫痪无法召集会议。最后，高娟作为公司的股东，在股东间对于公司经营方式等存有争议时，其完全有权利按照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随时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而作出股东会决议，高娟自己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至今未向公司提出召开股东会的提议。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完全忽略近两年房地产市场及“新冠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将公司在经营层面是否存在困难，作为公司解散的依据，系对有关法律理解片面，判决失当。首先，同力公司作为初创企业，自2014年4月17日设立以来一路发展至今实属不易，在2015、2016年公司均给予股东分红。2016年，同力公司在南京“金都汇广场”（金城丽景三期）项目上遇到客户恶意拖欠销售代理费高达140万元，直到2020年1月才取得执行款。对于一个小微企业来说，如此巨额欠款，拖欠长达三年之久，且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一度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加上近期房地产市场调控、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中小微企业倒闭、破产更是数不胜数，国家为了缓解企业困难，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支持稳定和扩大就业，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减免企业所得税等政策。同力公司营收有所下滑也是情理之中，一审法院完全忽略近两年房地产市场及“新冠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不考虑中小微企业现实生存困难，居然以经营收入多少，认定公司经营存在困难，作为解散公司的依据。其次，即便在上述情况下，同力公司也一直积极开拓市场，求生存、求发展，以此度过企业难关，同力公司一审中提供了暖场活动承办协议扫描件（活动执行日期2018年5月1日，费用金额16910元）、工行业务回单凭证（交易日期2018年6月1日，金额16910元）、房屋销售代理协议（签订日期2019年10月13日）、金沙美第项目策划及销售代理合同（签订日期2017年11月9日，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扬子万象都汇二期销售服务代理合同（服务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开票日期均为2018年2月2日，金额总计365966元）、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开票日期均为2019年3月27日，购买方均为马鞍山同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简称马鞍山同力公司），金额总计103880元】等，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同力公司处于正常经营。再次，2020年1月，同力公司拿到拖欠的销售代理费130余万元，现公司获得流动资金，公司也有经营发展前景，且同力公司正在与多家意向客户积极协商洽谈，并达成多项业务往来，同力公司有信心面对疫情后的房地产销售市场。最后，退一步讲，公司经营盈亏及股东能否分红，与公司应否解散无关。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的规定，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公司是否存在经营性亏损以及对外是否负有债务，均非股东要求解散公司的事由。一审法院将属于公司在经营层面是否存在困难，作为判断公司应否解散的依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任职期限届满后未进行选举产生新的执行董事与监事，未履行连选连任手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可连选连任”，而不是“必须”。其次，三年任期届满的股东大会（即2018年股东会）全体股东都没有提议要求重新选举产生新的执行董事与监事，全体股东一致认可继续保持原有董事和监事的任职，根本不需要变更。再次，高娟也参加该届股东会，期间高娟也从未提起需要重新选举产生新的执行董事和监事，并且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高娟也从未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要求重新选举，现其再以“公司董事、监事等三年任期已届满，没有换届”为由主张解散公司，缺乏事实根据。最后，是否更换董事、监事，并不足以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内部治理结构瘫痪，更不属于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四、一审法院认为同力公司目前无正常办公场所，其所主张南京市秦淮区必得科技中心03栋6层10平方米的屋方仓储使用，仅凭此不足以认定同力公司有正常办公场所且经营正常。同力公司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办公照片和租赁协议及物业的证明，均证明同力公司在南京市秦淮区必得科技中心03栋6层办公，有固定经营场所，此前在503室办公，租赁期限截至2019年12月31日。在正逢“新冠疫情”期间，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同力公司为缩减开支，保证企业有较充分的流动资金开展业务，在03栋6层10平方米的仓储办公。同力公司实在难以理解这种本应该被提倡的行为，却被一审法院认为无正常办公场所，并作为解散公司的依据。并且同力公司主要是提供房屋销售业务，主要是在客户现场工作，同力公司没必要一年花费几十万元租用写字楼办公。五、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营业期限为长期”，公司至今也未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股东会也从未决议解散公司。商主体应被推定为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一审庭审中大部分股东表示不同意解散公司，各股东意见反映了对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损害股东利益的判断，能够佐证高娟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六、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以及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公司解散是对公司法人格的“死刑”宣告，如非实不得以，不宜轻易作出。本案中高娟自己拒绝参加股东会，也从没有以其占股10%以上的股东身份提议召开股东会议协商解决其与其他股东之间的矛盾，也从未提议对内、对外转让股权或主张以公司回购的方式退股，便径直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散公司，完全不顾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更不顾及公司业务合作伙伴的利益，同时无视公司员工多年来对公司的辛勤付出，更无视公司的未来发展，甚至无视我国法律的严肃性，只为一己私利便强行要求消灭公司。二审中，同力公司补充以下上诉理由：1.在2020年5月2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除高娟未参加外，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正常发展，并将业务增扩至苏北及安徽地区。2.高娟解散同力公司是有意为之。首先，同力公司2014、2015年发展非常顺利，并且也给股东分红了，在2016年造成公司经营困难是因为南京新国都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简称新国都公司）项目恶意拖欠销售款，而该项目的负责人即是高娟，并且由其最终负责与新国都公司核对具体销售数额。在新国都公司拖欠销售款时，同力公司也进行了诉讼，但作为当时关键工作人员的高娟却突然离职，此后造成双方核对房屋销售发生严重困难，故导致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二审，历时三年两个月，直到2020年1月才拿到执行款。其次，在同力公司刚刚拿到执行款，高娟就提起诉讼，其在起诉状中所提出的解散公司事宜，早已发生。最后，高娟的代理人也是新国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怀疑其有串通的嫌疑。高娟辩称，一、高娟申请解散公司的依据是公司法和公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高娟一审中已经陈述了解散公司的事实和理由。同时，由于同力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未进行清算且职务仍在公司挂职的情况下，于2017年分别在扬州和安徽成立了新的公司，经营与同力公司相同的业务，表明同力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财务高管已经自行成立公司，经营新业务，不在同力公司履职，所以同力公司的股东会没有召开，其决策、执行、监督等机构全部停止工作，一审判决解散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二、同力公司将不召开股东会的理由转移给高娟不成立。首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的召开应当由执行董事进行召集，但是从一审到二审同力公司也无法举证出任何召集开股东会的通知、召开股东会的会议记录及最终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所以股东会没有召开是既定事实。由于公司法解释二规定的两年以上不开股东会是公司解散的条件之一，所以在2018年、2019年不开股东会，2020年高娟起诉解散公司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诉讼期间，同力公司曾发通知要求召开股东会，恰恰印证了2018年、2019年没有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也没有形成股东会。且高娟相信法院会依法作出判决，故在一审诉讼期间其有理由拒绝参加会议，也没有必要参会。三、公司的矛盾并不在于同力公司与新国都公司之间的纠纷，高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新国都公司的法律顾问，在处理同力公司和新国都公司案件过程中，其全程参与。新国都公司与同力公司之所以发生矛盾，是由于同力公司的大股东孟静与新国都公司的董事发生争执，随后双方解除了合同，并且在同力公司撤场时，由于孟静与新国都公司发生矛盾，导致双方没有完全对账和交接，并引发诉讼。诉讼并不等于公司在经营，如果同力公司在这期间正常经营，应当提供足以维持自己经营成本的营业收入，也可以对股东进行分红等营业利润，但是自2017年至今同力公司没有经营，名存实亡。同时由于同力公司的股东孟静与各股东之间存在矛盾，所以最初的公司股东江涛无奈选择离开、出让股权。四、同力公司陈述在2017年、2018年公司不断开拓业务不符合事实。虽然同力公司一审时举证一些材料，但是从这些材料来看，都是之前的业务在2017、2018年的回款，并且仅是1万余元。显然，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一年仅1万余元的回款，是不能算正常经营的。此外，孟静、杜巍、蔡晓春、阎磊作为同力公司股东，同时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扬州和马鞍山各自成立了与同力公司经营范围一样的公司，攫取了同力公司可能获取的收益。五、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经营发生困难，公司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如前所述，同力公司已停业，股东会不能召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在外地成立公司，不在同力公司进行履职，但同力公司的前述人员却仍然将其工资、社保挂在同力公司，每年还要在继续扣减费用，甚至将其在扬州、马鞍山办理业务的差旅成本等都放在同力公司予以报销，谎称为同力公司开拓业务，造成同力公司仅剩的债权资产不断减少。如果这样的公司能够继续存在，必然会使最后清算股东之间的分配、剩余财产大幅减少，会损害股东利益。综上，一审判决解散公司，合法合理正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孟静述称，不同意解散公司，同意同力公司的意见。关于同力公司召开股东会的时间和参加的人员，公司在2018年以前全部都是电话通知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没有书面通知，且每一次股东会高娟都按时参加，虽然其一再否认，包括一审中各方一致指出其2018年参加了股东会，其都予以否认。2020年初准备召开2019年股东会的时候，正值“新冠疫情”爆发，为响应国家号召不聚集的要求，延迟到2020年5月份才如期召开了股东会，故高娟称不召开股东会完全不成立。高娟一再陈述，其他的股东不在同力公司履职，请其拿出相应的证据。杜巍述称，同意同力公司的意见。1.同力公司每年都是按时召开股东会的，并有股东会决议。2.2020年是因为“新冠疫情”确实延迟了，之后也给高娟发了信息和通知，且之前的股东会，可以证明高娟是参加的。3.其余股东一直在同力公司任职，正常工作，并且公司目前正在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后面也会有比较好的发展，故不同意公司解散。蔡晓春述称，同意同力公司的意见。阎磊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同力公司因经营问题，2018年8月孟静、杜巍、蔡晓春把阎磊从同力公司的副总经理岗位劝退，至今阎磊没有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和管理，以后也不会参与，对公司是否解散阎磊不发表意见。同时希望双方念及近十年的友谊情感，能够通过调解方式圆满解决问题。江涛未到庭陈述意见。高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散同力公司；2.由同力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7日，孟静、江涛、杜巍、高娟、蔡晓春、阎磊共同出资设立同力公司，同力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孟静认缴出资额30万元，江涛认缴出资额20.5万元，杜巍认缴出资额16.5万元，高娟认缴出资额14万元，蔡晓春认缴出资额11万元，阎磊认缴出资额8万元，出资期限均为2014年4月4日。2015年3月23日，同力公司召开股东会，所有股东列席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江涛将其持有的同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其中4%的股权转让给孟静，7%的股权转让给阎磊，6%的股权转让给高娟，3.5%的股权转让给杜巍。同日，江涛分别与孟静、阎磊、高娟、杜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至今仍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庭审中，孟静、阎磊、高娟、杜巍及同力公司明确表示对于江涛所持有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了孟静、阎磊、高娟、杜巍的事实不持异议。2020年3月23日，高娟持诉称理由诉至一审法院，主张解散同力公司，其主张解散同力公司的事由如下：1.同力公司自2017年10月之后一直未召开股东会；2.同力公司的高管在扬州和马鞍山成立了新的公司，不再经营同力公司，同力公司无人经营，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3.同力公司的高管经营其他公司，其工资和社保却仍由同力公司负担，损害了同力公司的利益，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高娟明确其主张解散同力公司的法律依据是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与第四项。一审庭审中，高娟陈述：除同力公司提交的两份记账凭证记载的款项外，其未缴纳其他出资款。高娟、同力公司、孟静、杜巍、阎磊、江涛、蔡晓春一致陈述：同力公司自2017年起至今未向股东进行分红。孟静、杜巍、阎磊、蔡晓春一致陈述：高娟参加了2018年2月11日的股东会。同力公司另陈述：公司目前的资产有5部苹果手机、打印机、办公桌等办公设备，现金存款二十几万元，应收账款三、四笔总计几万元，无负债。同力公司主张在2019年3月1日召开股东会时有通知高娟参加，而高娟未参加；高娟对此予以否认；同力公司就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根据同力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高娟除自江涛处受让同力公司6%股权外，其作为同力公司的创始股东，还持有同力公司14%的股权，其有权提起公司解散诉讼。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并不以其实际出资到位为必要前提，同力公司以高娟未足额出资为由主张高娟不能主张解散同力公司，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高娟主张解散同力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的问题。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同力公司自2018年起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且自2019年起业务量非常少，同力公司虽然提交了签订日期为2019年10月13日的房屋销售代理协议及签订日期为2020年5月14日的活动承办合同，但并未提交履行合同以及获取营收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自2019年起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同力公司自2017年起再未向股东进行分红。同力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任职期限届满后未进行选举产生新的执行董事与监事，亦未履行连选连任手续。同力公司目前无正常办公场所，其所主张的南京市秦淮区必得科技中心03栋6层10平方米的房屋仅为仓储使用，仅凭此不足以认定同力公司有正常办公场所且经营正常。同力公司在2019年12月30日虽然有一笔金额为1276010元的收入，但该款项系其与新国都公司之间就2016年的业务进行诉讼后获取的款项，并非新的业务营收，且同力公司开庭时自认目前仅剩余二十多万元现金，其他资产亦较少，目前基本无收入，却每月需要支出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等开支。此外，同力公司在2018年2月11日之后未按正常程序召开股东会，其虽然提供了一份记载日期为2019年3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但该会议并未有高娟参加，同力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有通知高娟参加；且从决议内容来看，该决议的大部分内容涉及马鞍山同力公司，在决议上签字的人员为孟静、杜巍、阎磊、蔡晓春，这四人均系马鞍山同力公司的股东；故仅凭该份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同力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2019年召集并召开了股东会。依据现有情况，应当认定同力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符合解散的条件。高娟主张解散同力公司，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南京同力房地产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解散。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同力公司负担。同力公司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EMS快递单、微信截屏、邮件截屏，拟证明2020年5月14日，同力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巍通过发微信、发邮件等方式通知高娟参加股东会，高娟作为股东，在公司未被生效判决确定解散前，应当参加股东会，但是其仍拒绝参加。所以，高娟以公司两年未召开股东会等理由要求解散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2.同力公司2019年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因“新冠疫情”原因，2019年股东会延期到2020年5月19日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已经形成合法有效的决议，不存在治理结构失灵、公司陷入僵局的状况。除高娟外，同力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正常发展，并将业务范围增扩至苏北及安徽地区，另外也一致同意租赁南京市秦淮区办公室作为公司的办公场所，并且也同意如果有股东愿意出让股权的，可以在股东内部协商进行。且一审中，也确定了可以在股东内部之间协商转让股权，但高娟未经过股东内部协商直接提起解散公司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穷尽一切办法，才可以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证据3.马鞍山市乐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同力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增值税普通发票、进账单、马鞍山绿意软件园拓展合作协议，拟证明同力公司在2020年8月份之后是正常经营的，也获取了正常营业收入，并非高娟所称的公司停止经营，并且从一审至今高娟从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公司停止运营，且法律也规定了公司在经营层面出现困难，不属于判断公司应当解散的依据。证据4.同力公司与南京希迪公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一份、收据一份，拟证明同力公司存在正常经营办公场所，并且缴纳了一个季度的房屋租金5000元。高娟二审未提交新证据，对同力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1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高娟确实收到了材料，但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1）同力公司如果要证明2018、2019年召开了股东会，必须提供通知和会议记录。（2）2020年5月14日是一审第二次开庭时间，第三人和同力公司在诉讼期间故意设局恶意制造不符合司法解散的条件，不应被法院认可。（3）同力公司原有六个股东，现在三个股东离开公司，江涛被迫离职，阎磊系被第三人开除离职，而高娟又在起诉解散公司，说明公司的人和因素已经完全消失，公司存在没有意义。（4）同力公司称，解散公司必须要股东穷尽一切办法之后才可以提起解散，该说法无法律依据。公司只要符合法定情形，股东就有权提出解散之诉。2.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该股东会决议发生在本案诉讼期间，涉及争议事项，系故意制造材料误导法庭，应不被认可。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符事实，如果同力公司已经在苏北和安徽开拓业务，不能仅凭一句话，而是要提交相应的正常运营的证据，同时还要解决四位第三人在扬州和马鞍山成立自己公司攫取公司利益违反公司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的问题。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同力公司在南京市秦淮区租赁办公场所，仓库并非办公场所，由于同力公司业已停业，所以不存在办公场所。3.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同力公司每年所支出的工资、社保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如果是正常营业的公司，仅凭2万元的合同是不足以维持公司正常运营的。并且在一审庭审中，法官也进行了释明，询问同力公司有无证据证明公司有营业收入以及营业收入足以支撑公司的正常运转，但是前述证据达不到支撑公司正常运转的目的。所以，同力公司才产生2019年刚刚到账的127万元即被第三人转移予以处理或者说弥补了公司此前的亏损，更加证明了同力公司无存在的必要，否则会产生更大的损失。4.对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一审时同力公司不予提交，就失去了举证的权利。从内容上看，同力公司及第三人一审时也陈述，公司仅在南京市秦淮区个小仓库，但一个仓库不代表公司的经营场所，也不能证明公司正常经营，如果同力公司正常经营，那么在南京市秦淮区商务办公楼至少有门牌，在一楼大厅要有标识，并且要有公司里面的办公设施、人员齐备，这才是正常经营的，对此同力公司至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由于同力公司已不再经营，高娟认为这是同力公司将第三人在安徽和扬州开发业务的成本资料放在了南京市秦淮区，但是将费用记载于同力公司名下，致使同力公司没有收入，成本却不断增加。从时间上来看，即便是租赁了一个仓库，也只租赁了三个月，此后也再未支付租金。孟静、杜巍、蔡晓春对同力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各方对于同力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证明效力，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将在裁判理由部分论述。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针对本院询问“高娟作为持股20%的股东，你认为公司应该召开股东会，你有无提议过？”的问题，高娟称：“没有提议，因为召开临时股东会，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权利是董事或者监事，只是特别赋予我们这个权利，这是权利，不是义务。在董事、监事都存在的情况下，还是应当由他们去召集。并且当时已经出现了人和问题，而且另外几个股东也自己成立新公司去了，所以不能把不开股东会的责任转到高娟头上。”针对本院询问“高娟之前参加的股东会，公司是以什么方式通知你？”的问题，高娟称：“那时我在公司，会发一个短信在几个人的群里，……我现在不在那个群里了。”高娟二审陈述：“我在2017年年底已经离开了，同力公司所说的我参加过股东会，实际上包括阎磊上次在庭审笔录说的只是大家说去聚一聚没有说开股东会，到了之后，谈的关于同力公司的金额，很明显将金额转移了，当时大概有十几分钟，谈的不是很愉快，后来我就走了，所以不存在股东会的事情。”本院二审查明：各方当事人确认，截至本案起诉时，同力公司各股东持股情况为：孟静持股34%，杜巍持股20%，高娟持股20%，阎磊持股15%，蔡晓春持股11%。2018年2月11日股东会决议名称为“2017年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2017年财务总结；2.关于年底分红情况，一致同意利润不进行分配；3.一致同意一旦公司账务无法支撑公司正常运营时，所有股东应按比例进行再投入，截止到资金短缺当月的十五日到账，如果没有按期投入则视为自愿全额放弃其在同力公司的所有股权。决议载有孟静、杜巍、阎磊、蔡晓春的签名。2019年3月1日股东会决议名称为“马鞍山同力股东会决议、南京同力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2018年马鞍山同力共开票171万元（其中包含代开票），实际收入161万元；2.2018年马鞍山同力费用明细；3.2018年马鞍山同力共盈利29万元，南京同力亏损6.3万元；4.股东一致同意2018年共分利益10万元整，南京同力2018年无利润分配；5.阎磊社保从2019年4月从南京同力迁出；6.关于扬州尾款问题，由阎磊全权代表公司去追讨扬州甲方尾款，公司全力配合；7.从2019年11月1日开始，钟鼎悦城实行股东佣金制，比例杜3%，孟1%；8.南京房*、扬州策源公司注销签字事宜等由蔡晓春办理。决议载有孟静、杜巍、阎磊、蔡晓春的签名。2020年5月14日，同力公司通过邮递、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高娟于2020年5月29日参加临时股东会，高娟确认收到，但未实际到会。2020年5月29日，同力公司形成“2019年度股东会决议”一份，内容为：鉴于今年的疫情影响，2019年股东会延期召开，决议内容如下：1.鉴于目前市场稳定及国家政策支持，一致同意公司正常存续发展，并将业务范围增扩至苏北及安徽区域；2.一致同意继续在必得大厦租赁办公室作为公司办公场所；3.一致同意如股东有意出让股权的，可以在股东内部协商进行转让。决议载有孟静、杜巍、阎磊、蔡晓春的签名。另查明：同力公司工商内档资料显示，杜巍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阎磊为监事。同力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按每年12月31日召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二条：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十三条：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余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由股东会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十六条：公司设监事，只设1名监事，由股东会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选举产生。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十八条：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由股东会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选举产生。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马鞍山同力公司于2017年3月14日设立，注册资本10万元，股东为孟静、杜巍、阎磊、蔡晓春，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为杜巍，监事为阎磊。扬州策源房地产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8日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为阎磊，董事为孟静、杜巍，监事为蔡晓春。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等在卷为凭。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同力公司是否符合司法解散的条件。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高娟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一、四项规定主张解散同力公司。首先，关于2018年2月11日股东会，高娟二审中称其于2017年年底已经离开同力公司，但承认2018年2月11日到会，只是“谈的不是很愉快，后来我就走了”，结合阎磊一审中亦确认高娟到会，同力公司主张高娟知晓并参与2018年2月11日股东会应予采信。关于2019年3月1日股东会，因高娟于2017年年底已经离开同力公司，其确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即使同力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曾通知高娟参会，但并不影响该决议的效力。关于2020年5月29日股东会，虽于一审诉讼期间召开，但客观上确有“新冠疫情”期间国家号召不聚集的因素，故对于高娟主张各股东恶意串通召开股东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此外，高娟系同力公司持股20%的股东，根据章程规定其可在执行董事杜巍不履行召集、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自行召集、主持同力公司股东会会议，但其并未自行召集、主持，故不能认定同力公司股东会会议无法召开。据此，高娟以上述第一项规定即“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为由主张解散同力公司，缺乏事实根据。其次，高娟主张同力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的理由是，各股东之间无法正常沟通，表现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执行董事杜巍成立了新的公司且不在公司履职，导致公司执行机构已名存实亡，监事也名存实亡；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监事三年任期届满，没有换届，没有选举，且这三人已不在同力公司履职；同力公司几年来没有新的业务、长期出现亏损，如果公司继续存续，必然使各股东的利益受到重大的损失。对此，本院认为，1.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在所难免。从公司设立及法律规定的目的而言，股东虽享有提起解散公司的诉权，但结合公司法设立公司的宗旨目的，如允许股东内部发生争议时可以随意要求解散公司，不仅对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也从根本上否定了股东组建公司的合理预期。且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同力公司自设立之始即由多名股东同时参与经营管理，每年均形成股东会决议，同力公司并未陷入僵局，不能因个别股东拒绝参会，便认为公司权力运行发生严重困难或管理机构无法正常运行。2.关于同力公司的“董监高三年没有换届”的问题，根据同力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监事的任期均为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虽然同力公司未重新选任新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但并不妨碍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职，且高娟作为股东，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此曾提出过异议。3.同力公司几年来没有新的业务、长期出现亏损，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述原因均非司法解散公司的法定理由。4.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成立的新的公司，并非法律规定的解散公司的条件，如果其他股东因成立新的公司，而导致同力公司或股东利益受损，可依法另寻途径解决。故高娟根据上述第四项规定即“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为由主张解散同力公司，依据不足。综上所述，同力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导致一审实体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1221号；二、驳回高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高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陈宏军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彭晓莉书 记 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