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鲁01民终9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章丘市明水乐购超市，住所地济南章丘市。经营者：刘献刚，男，197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经理住济南市章丘区明水百脉泉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党荣光，山东凌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章丘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朱立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哲，上海兰迪（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宓静，女，198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章丘市明水乐购超市（以下简称明水乐购超市）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章丘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丘大润发公司）、宓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20）鲁0181民初257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明水乐购超市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裁定，并依法改判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2.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章丘大润发公司、宓静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中宓静有刑事犯罪嫌疑，因此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是错误的。因为：其一，由2020年3月18日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可知，章丘大润发公司作为受害人，以其职工宓静挪用资金，有犯罪嫌疑进行立案侦查的，是章丘大润发公司与宓静之间的公司与职工内部关系问题。而本案的经济纠纷是基于明水乐购超市与章丘大润发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两者显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能以公司内部问题干扰外部问题的解决。虽然章丘大润发公司辩称“宓静虽曾是我公司员工，但与我公司的劳动合同在2020年2月8日前因期满而终止”，但是至今一直也没有与宓静办理终止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工作证件也一直没有收回，也没有办理相关的工作交接，更没有对外发表终止其工作的声明，而是继续将其留任从事销售业务。宓静也称，在与明水乐购超市签订涉案协议时，其还是章丘大润发公司的员工，到2020年2月16日得到通知续签劳动合同，只是合同到期并未办理离职手续。也承认以前和客户签订合同都是以公司的名义签的，其行为是职务行为。那么宓静接收货款也是以章丘大润发公司名义接收的。明水乐购超市与章丘大润发公司于2020年3月22日签订的订购协议以及2020年3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明水乐购超市是基于该买卖合同关系向章丘大润发公司主张的权利。章丘大润发公司一审时辩称，“宓静已涉嫌职务犯罪，公司已经向公安部门报案，济南市章丘区分局已于2020年3月18日对其刑事立案，并已采取保候审措施”，是章丘大润发公司基于宓静是公司员工，履行职务时发生的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该公司作为受害人报案，是为了解决其公司管理职工发生的内部问题。该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受害人章丘大润发公司和犯罪嫌疑人公司员工宓静。很显然，明水乐购超市与章丘大润发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与章丘大润发公司与宓静之间的挪用资金的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这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不同的。宓静是否挪用资金与本案无关。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本案中宓静有刑事犯罪嫌疑，就一概驳回明水乐购超市的起诉。其二，本案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与宓静涉嫌挪用资金犯罪案件相互独立，本案并不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审判依据。既然明水乐购超市与章丘大润发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与章丘大润发公司和宓静之间的挪用资金的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这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不同的。两个案件主张权利的主体各行其是，按照自己的维权途径寻求权利救济，互不干扰。其三，明水乐购超市向章丘大润发公司主张权利具有正当性。即使章丘大润发公司认为宓静已涉嫌挪用资金职务犯罪，但其仍然没有与宓静办理终止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工作证件也一直没有收回，更没有对外发表终止其工作的声明，继续将其留任从事销售业务，章丘大润发公司应当对其工作人员在此期间的职务行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所认为的“宓静和章丘大润发公司之间来往账目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并不能成为阻却明水乐购超市向章丘大润发公司主张权利的事由。章丘大润发公司通过刑事立案向其员工宓静主张权利也不能成为免除其对明水乐购超市承担责任的理由。（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2020年3月18日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分局出具立案告知书，以宓静挪用资金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进行立案侦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是错误的。因为，明水乐购超市和章丘大润发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与章丘大润发公司和宓静之间的挪用资金的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两个案件的主体也不同。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之规定，本案明水乐购超市和章丘大润发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应当继续审理。（三）《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第128条规定：“【分别审理】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1)......；(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4)......；(5)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形下，有的人民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罪为由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对此，应予纠正。”本案中宓静以章丘大润发公司的名义与明水乐购超市签订买卖协议，收取货款，即使宓静涉嫌刑事犯罪，一审法院不能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不予受理，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裁定予以纠正。章丘大润发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宓静与明水乐购超市所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经鉴定为假章，故章丘大润发公司不应承担该协议项下的相关责任。（二）章丘大润发公司于2020年2月即与宓静停止劳动合同关系，故明水乐购超市与宓静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章丘大润发公司无关。宓静与章丘大润发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2月到期，没有再续签。且根据向章丘大润发公司核实的情况，宓静的工资发放至2020年1月份，自2020年2月份以后章丘大润发公司没有再向其发放工资。以上事实说明，宓静在与明水乐购超市签订合同时已无职权，宓静与明水乐购超市之间签订的合同与章丘大润发公司无关。（三）本案中，宓静有重大刑事犯罪嫌疑，应当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本案的审判依据。宓静所涉嫌的刑事案件此时还处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她为了减轻刑事责任，必定会对事实作出不真实或者倾向于罪轻的陈述。事实上，她确实也没有对该案所涉事实进行真实的陈述。调查笔录虽是其本人所做，但也希望审判庭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谨慎对待，对宓静的陈述进行深入的调查。本案所涉案情复杂，离开了公安机关对于案件事实完整充分的侦查，本案的民事诉讼很容易发生认定事实与界定责任的偏颇或片面。仅仅依据陈述和举证，民事判决对于明水乐购超市与章丘大润发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及责任大小，很难做出完整、准确的认定，会产生案情表象与事实真相的严重背离，发生形式与实质的冲突。故本案应当以宓静所涉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裁判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明水乐购超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章丘大润发公司返还货款766000元；2.请求判令章丘大润发公司支付违约金80200元；3.请求判令章丘大润发公司以8462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4.请求判令宓静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章丘大润发公司、宓静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22日，章丘大润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宓静与明水乐购超市签订订购协议，约定：明水乐购超市于2020年3月22日给章丘大润发公司打款800280元用于订购酒水。明水乐购超市经理刘献军依约分三次打款800280元到宓静个人账户。2020年3月27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认：章丘大润发公司未能按照约定供货退还明水乐购超市本金34280元，尚欠货款766000元，并承诺于2020年3月31日前归还该货款并赔付三天损失24000元。该补充协议加盖了章丘大润发公司的印章。2020年5月22日，章丘大润发公司对补充协议上的公司印章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委托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对涉案公章进行了鉴定。2020年7月3日，鉴定机构对公章真伪作出认定：补充协议上的印文与提供的样本《公章备案登记单》中同名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补充协议的印文与检材上印刷体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字后印。一审法院另查明，宓静曾系章丘大润发公司的员工，职务为章丘大润发公司B2B业务经理。2020年3月18日，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分局出具立案告知书，以宓静挪用资金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进行立案侦查。宓静与章丘大润发公司之间来往账目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宓静以个人账户收取明水乐购超市货款800280元，因未能履约仅返还了部分货款。明水乐购超市所主张剩余货款766000元的去向，依当前证据无法认定。2020年3月18日，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分局出具立案告知书，以宓静挪用资金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进行立案侦查。本案所涉案情已由章丘大润发公司作为宓静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提供给公安机关，宓静的行为是构成是挪用资金罪还是合同诈骗罪，需由公安机关侦查认定，现在尚处在侦查过程之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本案中宓静有刑事犯罪嫌疑，因此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材料移送至公安机关。如本案中宓静所收货款经公安机关侦查不属于刑事犯罪或虽属刑事犯罪但在刑事案件中未予处理的，明水乐购超市可再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裁定：一、驳回明水乐购超市的起诉；二、本案移送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区分局侦查。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20年6月8日，章丘大润发公司以宓静涉嫌合同诈骗罪为由向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分局报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对“刑民交叉”问题的两种不同情形分别进行了规定。本案中，宓静加盖在本案所涉补充协议上的章丘大润发公司的印章，并非备案印章；而且，明水乐购超市所支付的涉案款项亦支付到了宓静个人账户；章丘大润发公司亦以宓静涉嫌合同诈骗罪为由向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分局报案。综合以上事实，宓静的行为已涉及经济犯罪嫌疑，且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存在牵连关系。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定：因宓静有刑事犯罪嫌疑，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材料移送至公安机关。如本案中宓静所收货款经公安机关侦查不属于刑事犯罪或虽属刑事犯罪但在刑事案件中未予处理的，明水乐购超市可再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明水乐购超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魏希贵审判员  宋海东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柳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