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1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1，男，196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玉，辽宁先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1，男，193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霞，辽宁拓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2，男，195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3，女，196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日，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穆某，男，1952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2，女，198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董某1因与被上诉人郭某1、郭某2、郭某3、穆某、董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2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玉，被上诉人郭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霞，被上诉人郭某2、郭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日，被上诉人穆某，被上诉人董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原判第一项为被上诉人郭某1给付上诉人董某1房屋折价款207000元（按继承遗产份额40%确定数额）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判确定各继承人的继承比例证据不足，显失公平。（一）被上诉人郭某2不应享有继承权，原判认定其享有10%的继承份额证据不足。法律规定与被继承人具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该扶养关系不仅是指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更应强调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如果继子女成年后与继父母几乎中断联系，未尽任何赡养义务，则不能仅凭继父母曾对他进行过抚养就认定其享有继承权。本案被上诉人郭某2年满18周岁后就到外地生活，据董某2讲，在其印象中就回来过两次，日常与被继承人没有任何言语沟通及金钱上的弥补，被继承人去世后，没有参加葬礼，也未询问过丧事处理的情况，未尽到子女的任何义务，故其不应享有继承权。（二）被上诉人郭某3无权分得被继承人遗产的15%，其继承的份额应减至10%。郭某3平时虽会去探望郭某1与被继承人，但其作为被继承人的继子女，与被继承人关系一般，尤其在被继承人摔倒的第二天，其以带郭某1住院看病为由将郭某1接走，还把家里的房证、银行存单、现金等全部拿走。老人发现这件事情后十分上火，后经上诉人催要，郭某3才把被继承人名下的银行存单及现金2200元（共4400元）送回，严重影响了被继承人的心情，加重其病情恶化。郭某3在得知被继承人去世后，不与他人协商后事处置安排，反而将存在郭某1名下的35万银行存款全部取走并销户，恶意转移财产，又将被上诉人郭某1藏匿，拒绝董某1与董某2去探望，通过庭审得知董某1为被继承人购买墓地的地址后，多次到墓地探询价格，在知道老人下葬的时间后，也未参加丧礼，其目的是为了钱财，而置亲情于不顾，故应与穆某的继承份额一致为10%。（三）原审虽认定董某1尽到更多的赡养义务，但判决其继承30%的份额比例过低，应提升至40%。董某1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多年，日常生活照料及被继承人生病住院都由其与董某2负责，二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及钱款，后事也全由董某1及董某2操办。原审虽未认定董某2的继承人身份，但确定了董某2协助董某1履行了赡养义务，故董某1的继承份额应高于郭某1的继承份额，应为40%。二、原判认定购买墓地费用的50%即240222.5元由上诉人董某1自担错误。（一）原判以“购买墓地未征得全部继承人同意为由”确定价格过高，违背事实。1.被继承人去世时，正处于我国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当时无法购买墓地，被上诉人郭某1又于被继承人去世后20日提起本案诉讼，因郭某1被郭某3接走藏匿，上诉人无法与其联系，双方根本无协商处理被继承人后事及遗产的前提条件。且在法院与郭某1、郭某3的代理人进行调解时，也告知了准备要花50万元购买墓地。上诉人庭审前亦向主审法官询问过购买墓地是否可以，主审法官也同意提前购买，且购买公墓是由上诉人、董某2、穆某及其他亲属一致决定的结果，郭某3、郭某2拒绝参与后事操办，连葬礼都未参加，无权对公墓价格提出质疑。2.每位逝者都希望将来能够入土为安，有人祭奠。被继承人生前操劳一辈子，死后用她自己辛苦攒下的钱为其买个公墓，且上诉人购买的墓穴是双穴位，希望老人去世后能安葬在一起，38万元的墓穴价格是常规价格，而原审在无证据支持的前提下，凭主观臆断，认定该笔花销明显高于一般丧葬开支水平，显失公平，系滥用自由裁量权。（二）原审法院以购买墓地的总花费480445元为基数，按50%比例进行扣减错误。上诉人提供了购买墓地的正规发票，金额共计480445元，项目分别是墓穴费38万元、20年服务管理费79800元、安葬费390元、刻字费1255元、墓穴位税费19000元，即使按原审认定需要扣减，也仅应对墓穴费38万元进行扣减，其他项目是必花费用，不属于扣减范围内。（三）购买墓地经穆某同意，若按原判认定全部由上诉人董某1自担，则董某1几乎未继承任何财产，而未尽到赡养义务的郭某2分得88269元、郭某3分得131054元；穆某分得131054元，若如此将来有哪个子女敢主动操办父母后事，万事不管的反而可坐享其成。三、丧葬费、抚恤金虽不属于遗产，但由各继承人平均分配，显失公平，应参照《继承法》第13条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应予以多分。四、原判具有下列事实认定错误：1.董某2取出的15000元属于偿还前期为被继承人垫付的钱。通过被继承人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被继承人每月的退休金都由董某2取出，并交由被继承人另行储蓄。但2019年12月、2020年1月、2月的工资因恰逢过年及疫情一直没取，为了让老人高兴，董某2支取自己的钱款15000元先给了老人，此时郭某3正好在被继承人家里，被继承人将其中的10000元直接交给了郭某3，和前5个月攒的4万元，共计5万元，由郭某3存入到郭某1名下的定期存单中，剩余5000元留在家中作为日常花销，故该笔款项不属于遗产。2.董某1在老人下葬当日购买随葬物品的1190元未结算在内。郭某1二审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穆某、郭某2、郭某3都尽了赡养义务，份额应与上诉人董某1均等，原判认定董某1继承30%已经偏高，但考虑到都是一家人，我方没有上诉，其要求按照40%的份额继承遗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上诉所述并非事实，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关于葬礼，我方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二）关于墓地。1.上诉人董某1购买墓地的时间是2020年5月24日，此前法院已向其送达开庭传票，其不存在无法联系我方的情形，其从未与我方联系，更不存在协商的情况。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其“到法院与郭某1、郭某3调解时，也告知对方准备要花50万购买墓地”“上诉人在庭审前与主审法官主动沟通，询问购买墓地是否可以，鉴于本案特殊的家庭关系，主审法官也同意提前购买”等与事实不符，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对我方有关于购买墓地的协商或告知，其是否购买墓地及购买的位置、价格，均应与所有继承人协商，而非主审法官。3.郭某1和被继承人两位老人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积蓄，不仅仅为身后事准备，更要考虑在世人的生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称其购买如此昂贵的墓地是被继承人的遗愿，但截至本次庭审，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继承人曾有此遗愿。4.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购买的墓地是单墓穴，只安葬被继承人一人，上诉状中又陈述“上诉人购买的是双墓穴，希望老人去世后能安葬在一起”其陈述前后矛盾。据被上诉人了解，被继承人已入土为安，且墓地已封穴、立碑，只安葬了被继承人一人，并未有安葬在一起的打算和准备，上诉状中所陈述的“安葬在一起”不可能实现。（三）关于原审认定事实问题。没有证据证明董某2取走的1.5万元是为了偿还其垫付的被继承人的工资款，原审中上诉人除提交了1190元的票据外，还提交了一个1190元的刷卡流水，且这两笔钱是对应的，系同一笔款，不应支持两笔款项。郭某2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提出郭某2不享有继承权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继承法第13条的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而被上诉人已履行扶养义务，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郭某2未履行扶养义务，上诉状所述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郭某2从小在家里成长，由于特殊原因，在家中多受欺负，无奈于1983年24岁时远离亲人和家庭回到了老家山西农村，但也经常回来探望二老，并给二老购买一些食物、衣服及保健品等。郭某2没有回来给被继承人送葬的原因是2020年3月8日正值疫情期间，出省需要核酸检测报告并需要隔离，时间上根本来不及，但也委托了其妹郭某3代为祭奠被继承人。关于墓地，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郭某2进行协商，也没有经其同意，相关款项属于上诉人擅自处分。郭某3二审辩称，上诉人提出郭某3应继承的份额应减少至10%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郭某3和被继承人关系很好，尤其是近十年来，家中老人身体日渐衰弱，被上诉人对家庭照顾很多。（二）关于上诉状中涉及的35万元问题。是在88.6万的存款让上诉人董某1强行拿走，房门亦被董某1换锁，其父亲有家回不去，就连换洗衣服、必要的用品、拐杖等一切统统拿不到的情况下，其父亲要生活，需要治病，其父亲才委托被上诉人代其取出，且其父亲在申请财产分割中这35万元也进行了相应的分割。被上诉人郭某3在孝敬父母时没有意识到要准备好相应的发票。（三）上诉人董某1的继承份额已经有30%，不应提到40%，上诉人董某1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多尽了扶养义务。（四）关于墓地。相关墓地的花销未征得被上诉人郭某3的同意，属于擅自处分。穆某二审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下葬时就没有通知我，伺候老人都是我儿子照顾的，守灵也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没到。董某2二审辩称，一审时我提供了一个视频，被继承人生命后期是我照顾的，近几年我花费高达7万元，我姑姑我爷爷推倒我奶奶，然后把家里的所有钱都拿走了，还要骗我奶奶住院，这个视频原审法官就没看，我还提供了当时我和我姑姑郭某3儿子的聊天记录，我姑姑也清楚，她把家里的所有房证、现金、保健品，包括我前一天给奶奶爷爷买的糕点都全部拿走了。事后我也打过电话，并不是一审判决写的双方没有沟通和了解。后事全都是我们家料理的，我姑姑他们根本就没有出，最后是我告诉他们的情况，墓地的选址是我们家人一起研究过的，墓地才39.8万元，不是50万元，不同意一审判决。另外，1190元是买下葬用品的款项，还有一笔1110元是支付的车费，是两笔不同的款。郭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继承人的1257295元夫妻共同财产（被继承人名下存款合计907295元，原告名下存款350000元）中，628647.5元归原告所有，另外628647.5元作为遗产，由原告继承125729.5元；2.判令原告继承位于甘井子区房屋，由原告给付四被告现金补偿；3.判令原、被告共同分割被继承人的丧葬费，暂计21897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放为准）；4.判令原、被告共同分割被继承人的一次性抚恤金，暂计47851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放为准）；5.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与被继承人穆秀红系再婚夫妻关系，双方于××××年结婚。二人婚后无共同子女。被继承人与原告结婚前，与前夫生育本案被告穆某、董某1。被继承人与原告结婚时，被告穆某已成年，被告董某1尚未成年。原告与被继承人结婚前，与前妻生育本案被告郭某2、郭某3，原告与被继承人结婚时，被告郭某2、郭某3均未成年。庭审中，被告董某1陈述其在上小学时曾用名为穆斌。被告董某2系被告董某1女儿。2、被继承人于2020年3月6日去世，生前未立遗嘱。被继承人生前与原告共同购买了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该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原、被告各方均认可房屋总价值为1035000元。被继承人去世时，其与原告的共同存款合计1270466.08元，其中原告名下存款35万元，原告建设银行尾号5764的银行卡，在被继承人死亡时账户余额为13171.08元。被继承人名下建设银行存款共计656000元于2020年3月9日由被告董某1的妻子翟秀丽转账到其本人名下建设银行尾号为8553的银行卡中，有230000元尚在被继承人名下；被继承人名下尾号0010大连银行的存款情况为，被继承人去世时，其个人活期存款合计21295元，分别于2020年3月9日、4月2日被取出，原告主张该款项系被告董某1及被告董某2取走。被告董某2辩称其支取了15000元，是被告董某2在被继承人生前为被继承人垫付的工资钱，被继承人去世后从其银行卡取出偿还此款。3、被告董某1为被继承人支付生前住院医疗费2662.79元，其中20元挂号费从被继承人社保卡中支付，其个人实际花费2642.79元。被告董某1为被继承人办理丧葬事宜支付费用29450元（920元+300元+1130元+19800元），被告董某2为办理被继承人丧葬事宜支付费用6720.88元（1229元+594.07元+116.01元+532.80+4249元）。4、被告董某12020年5月24日为被继承人购买墓地、交纳服务费等支付费用合计480445元，其中墓穴款380000元、20年的服务管理费79800元、安葬费390元、刻字费1255元。其主张在遗产分配前，应先扣除该笔费用，然后再行分配。原告及被告郭某2、郭某3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墓地价位在10万左右。被告穆某、董某2认可购买该墓地的花费，并陈述系其三人一起参考购买的，被告联系不到其他人，该笔款项花在被继承人的身上，是被继承人生前的遗愿，不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5、对原告主张分配的丧葬费及一次性抚恤金，当事人双方均未供相关证据证实具体数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生前未订立遗嘱，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遗产范围以被继承人去世时留下的遗产为限。对于遗产的分配比例。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被继承人生前与原告郭某1一起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原告系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适当多分，一审法院酌定原告继承遗产的十分之三。关于被告董某2是否具有继承人身份。我国继承法对继承人的顺序做了规定，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中均没有孙子女、外孙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仅可以在父母去世后代位继承。尊老爱幼、孝敬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董某2作为被继承人的孙女，对老人照料有加，值得赞扬和肯定。但其父董某1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参加了遗产分配，董某2的付出与其父身份关系密不可分，董某2并非继承人，一审法院认定被告董某2系协助被告董某1履行赡养义务，且董某1办理了丧葬事宜，可多分遗产，一审法院酌定被告董某1继承遗产的十分之三份额。被告董某1妻子、女儿的取款及花销均计算入被告董某1的份额内，其内部分担问题，本案中不予处理。考虑到被继承人郭某2在外地居住，对被继承人所尽赡养义务较少，在分配遗产时应适当少分，被告郭某2分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十分之一。被告穆某、被告郭某3各分得被继承人遗产的15%。对于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的房屋。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房屋单价为每平米12000元，总价为1035000元。其中一半的房屋折价款517500元归原告个人所有，另一半517500元为被继承人的遗产。考虑到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且原告所占份额较多，一审法院确认房屋归原告所有，原告给付其他被告相应房屋折价款。原告给付被告郭某2房屋折价款51750元，给付被告董某1房屋折价款155250元，给付被告穆某、被告郭某3房屋折价款各77625元。对于银行存款1270466.08元，其中一半635233.04元归原告个人所有，另一半635233.04元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对于被告董某1为被继承人支付的医疗费2642.79元、为办理被继承人丧葬事宜支付的费用29450元，被告董某2为办理被继承人丧葬事宜支付的费用6720.88元，应从被继承人的遗产中扣减。对于被告董某1为被继承人购买及维护墓地等支付的费用合计为480445元。一审法院认为，追悼逝者，寄托哀思是人之常情，但革除陈规陋习，丧事简办，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一直被我国大力提倡。被告董某1的该笔花销明显高于一般丧葬开支水平。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购买高价墓地为死者遗愿，或者其购买行为征得全部继承人的同意。被告辩称购买墓地时“其他人找不到”，一审法院2020年5月12日向被告董某1送达传票和应诉材料，被告董某1于2020年5月24日支付费用，并不存在找不到人的情况，故一审法院酌定该笔购买费用的50%即240222.50元由购买人承担，另外50%即240222.50元从被继承人遗产中扣减。董某1、董某2已经支付的需要在遗产中扣减的部分共计279036元，扣除费用后的可分配遗产为356197元。原告可分得106859元，被告郭某2可分得36520元、被告郭某3、穆某各53429元，被告董某1可分得106859元，加已支付费用合计385895元。被告董某1曾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取出过存款，为便捷遗产分配，被继承人名下建设银行23万存款及利息和大连银行的卡内存款及利息均由被告董某1继承。被告董某1及家属已经取走的部分应属于遗产与前述归被告董某1所有的建行23万元及大连银行的存款，被告董某1应返还其他继承人银行存款。被继承人名下银行存款中的一半为原告财产，加之原告分得遗产部分，原告应享有银行存款共计742092元。原告名下银行存款归原告所有，被告董某1返还原告遗产折价款378921元，被告董某1返还被告郭某236520元，返还被告郭某3、穆某各53429元。对原告主张分配的丧葬费及一次性抚恤金。一审法院认为，丧葬费抚恤金不属于遗产，应由各继承人平均分配。故，被继承人的丧葬费抚恤金由原告郭某1与被告郭某2、郭某3、穆某、董某1每人各分得五分之一份额，具体数额以发放部门提供数额为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登记在郭某1名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的房屋归原告郭某1所有，原告郭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郭某2房屋折价款51750元，给付被告穆某及被告郭某3房屋折价款各77625元，给付被告董某1房屋折价款155250元；二、原告郭某1名下的银行存款归原告郭某1所有；三、被继承人穆秀红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存款230000元及利息、大连银行存款及利息由被告董某1继承；四、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董某1返还原告遗产折价款378921元，返还被告郭某2遗产折价款36520元，返还被告郭某3、穆某各遗产折价款53429元；五、驳回原告、被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913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6446元，被告郭某2负担495元，被告郭某3负担743元、被告穆某负担743元、被告董某1负担1486元。财产保全费6790元（原告预付4520元、被告董某1预付2270元），由原告负担1358元，被告郭某2承担1358元，被告穆某负担1358元，被告郭某3负担1358元，被告董某1承担135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在原审认定的“被告董某12020年5月24日为被继承人购买墓地、交纳服务费等支付费用合计480445元，其中墓穴款380000元、20年的服务管理费79800元、安葬费390元、刻字费1255元”中，合计费用480445元中尚遗漏墓穴税费19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配偶、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均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判认定被上诉人郭某2、郭某3及上诉人董某1的继承份额是否错误。2.原判认定由上诉人董某1自担50%的购买墓地费用是否错误。3.原判认定由各继承人平均分配丧葬费、抚恤金是否错误。4.原判认定事实是存在错误。一、关于继承份额问题。1.被上诉人郭某2作为被继承人穆秀红的继子女，依法享有继承权。原审鉴于其成年后长期远在他乡生活，对被继承人穆秀红所尽扶养义务相对较少，只判决其继承10%的遗产份额符合法律规定，且其本人未对此提起上诉。而上诉人董某1无据证实被上诉人郭某2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而不尽扶养义务，且被继承人去世后，被上诉人郭某2是否参加葬礼和过问丧葬事宜不是法定少分或不分遗产的依据，被继承人去世及办理丧葬事宜期间亦正值我国新冠××疫情严重期间，对远在他乡的被上诉人郭某2而言，未能参加被继承人的葬礼亦情有可原，故本院对上诉人董某1认为郭某2不应继承遗产的意见不予采纳。2.被上诉人郭某3亦系被继承人穆秀红的继子女，依法享有继承权。原判亦基于其对被继承人穆秀红所尽扶养义务相对上诉人董某1（包含其子女董某2所尽的照顾义务）较少，分配其继承15%的遗产份额亦无不当，而上诉人董某1所述的理由及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只应分配给被上诉人郭某310%的遗产份额。郭某3不仅对被继承人穆秀红有扶养的义务，对其父亲，即本案被继承人穆秀红的丈夫被上诉人郭某1亦有扶养的义务，在穆秀红、郭某1均需有人照料扶助的情况下，兄弟姊妹之间依据具体情况进行协作分工亦符合情理。至于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郭某3在以带郭某1住院看病为由将郭某1接走的同时，还拿走了家里的房证、银行存单、现金等行为即使存在，也不是法律规定的不分或少分遗产的依据。且在被继承人去世后，上诉人董某1同样存在将被继承人名下银行存款656000元转账至其妻子翟秀丽名下的行为，故对上诉人董某1认为被上诉人郭某3只应分得10%遗产份额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3.原审认定上诉人董某1（包括通过其子女董某2）对被继承人尽到了较多的扶养义务，判决其继承30%的遗产份额亦无不当，该继承份额与被继承人的配偶郭某1的继承份额一致（双方婚后一起共同生活了五十年），上诉人董某1认为其继承的份额比例过低，应提升至40%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董某1自担50%购买墓地费用问题。因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系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故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其遗留的合法财产系全体继承人应依法继承的财产，对该财产进行处分应征得全体继承人的同意。而本案上诉人董某1在使用该财产为被继承人购买墓地时，既未征得其他继承人的同意，亦明显高于本地区一般丧葬开支水平，且购买墓地时除墓穴费用外的其他费用，如20年服务管理费、墓穴税费等均随墓穴价格的不同而不同，故原审认定由上诉人董某1承担总费用的一半亦无不当。三、关于丧葬费、抚恤金问题。丧葬费和抚恤金都不属于遗产，不属于继承纠纷分割遗产的范围，如何分配亦无明确规定，一般应由当事人协商处理，在当事人协商不成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分割时，丧葬费一般应先抵扣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花销，有剩余的可予以分配。而依据《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发放办法的通知》、《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职工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抚恤金一般也是发放给死者生前需要供养的配偶或其他亲属，原审鉴于本案丧葬费并未实际领取，具体数额亦未确定等实际情况，判决由各继承人平均分配亦无不当，上诉人董某1请求参照分割遗产的规定进行分割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审认定事实问题。1.因上诉人董某1及被上诉人董某2原审提供的证据不足证明董某2事先用自己的15000元钱为被继承人垫付了款项，故本院对上诉人董某1认为董某2从被继承人账户取出的15000元不应作为遗产分割的意见不予采纳。2.上诉人董某1原审中还主张其于下葬当天购买了随葬用品花费1190元，并向原审法庭提供了盖有大连殡葬业服务有限公司印章的大连通用定额发票若干（其中面值100元的一张，面值50元的21张，面值10元的12张，面值5元的1张，合计金额应为1275元），但该发票上未注明用途、日期、付款人等相关信息，被上诉人郭某1、郭某3、郭某2原审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且认为该证据与原审中董某2主张的同一日（下葬当日）其支付给同一收款人（大连殡葬业服务有限公司）的1199元的支付凭证（该款原审判决已经认定）所体现的费用应系同一笔款项。因该二份证据的金额相近，且在同一日所涉相同支付对象，一份证据是定额发票（主张的金额可以相应调整），一份证据是支付凭证，故无法排除系支付同一笔费用的可能性，在上诉人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该两份证据系用于支付不同费用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审对该笔1190元的款项未予认定并无不当，对上诉人董某1认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董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13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董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姜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