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25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住所地：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东段**。负责人：谢国辉，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赵丹，系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恒玉，男，满族，1963年1月30日出生，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赜、刘雨佳，系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国吉华，女，196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上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因与被上诉人肇恒玉、原审第三人国吉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20）辽0404民初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404民初53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肇恒玉对上诉人发放的国吉华270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和复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截至2019年7月21日，尚欠本金270万元，贷款利息1，021，126.81元，本息合计3，721，126.81元，以及2019年7月21日之后产生的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直至还清贷款全部本息之日止（含欠息、罚息、复利）。3、判令肇恒玉承担本案的保全费、公告费、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20）辽0404民初533号判决书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2015年肇恒玉出具的承诺书对应的主合同是2014年的融资合作协议是错误的。《承诺书》和《融资担保合作协议》是两个不同的责任主体出具的、法律目的不同的文件，双方互不冲突，应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承诺书》和《融资担保合作协议》没有主次合同之分，《承诺书》对应的主合同应是所担保的借款合同。2、一审判决认定国吉华借款行为发生在2015年11月10日，并不在肇恒玉2015年11月27日出具的《承诺书》的保证期间内错误。肇恒玉于2015年11月27日出具的承诺书并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期间。《承诺书》内容为：“本人为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已知晓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事宜。现本人承诺，对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诺人：肇恒玉。”肇恒玉所担保的是对2015年11月27日前发生的，以及之后发生的，所有中小担保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贷款。2016年11月1日肇恒玉向上诉人出具《关于终止保证《承诺书》的通知》明确“我书面通知贵行，从即日起中止2015年11月27日我向贵行签订的《承诺书》中各项条款的效力。”也就说2016年11月1日前发生的所有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贷款业务，肇恒玉均应承担担保责任。2016年11月1日之后发生的贷款，肇恒玉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同时，在（2016）辽0402民初2398号案件中上诉人在该案的代理人也明确了肇恒玉应对全部贷款业务承担责任，只是强调了该案中案涉贷款发生在当年度合作协议期间，肇恒玉对于该协议期间发生的贷款承担责任，但并没有否认肇恒玉对其他合作协议期间发生的贷款不承担责任。原审法院片面的引用2398案件庭审内容，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国吉华借款期限为2015年11月10日至2016年11月10日。由于国吉华欠息，望花支行于2016年6月14日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于8月26日向望花区法院提起诉讼，10月28日追加肇恒玉等三个保证人为被告。望花法院已经向肇恒玉送达了起诉书等材料。根据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已经转化为诉讼时效。该案审理期间由于肇恒玉起诉抚顺银行撤销其于2015年出具的《承诺书》，所以该案中止审理，迟迟未判。所以，望花支行才于2018年8月10日对肇恒玉撤诉。待肇恒玉撤销案判决生效后，望花支行又单独起诉了肇恒玉，才产生本案。所以望花支行诉请肇恒玉承担连带责任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三、同案应当同判。已有多个生效判决认定肇恒玉对2014年至2015年11月27日前发放的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已生效判决与本案案情基本相同，应当同案同判。综上，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求。肇恒玉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案涉《融资担保协议》即借款合同均不在2015年《承诺函》的担保期限内。首先答辩人于2015年11月27日出具的《承诺函》的内容为“对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答辩人对担保人所担保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不是对债务人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实际上，答辩人也绝无可能为自己连见都没有见过的债务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所以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承诺函》都是与《融资担保协议》相对应的。其次，无论2015年11月27日的《承诺函》，对应的是《融资担保协议》还是《借款合同》，案涉《融资担保协议》和《借款合同》均不在《承诺函》的保证期间内。抚顺银行有限公司的代理人曾在另案庭审中以及该案二审中自认被上诉人出具了三份承诺书，分别为2013年、2014年、2015年出具的，2015年11月27日的《承诺函》对应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35235.71万元，合作期限为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2月18日。既然抚顺银行已经认可2015年11月27日的《承诺函》，担保期限为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2月18日。那么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也就不在该2015年11月27日的《承诺函》的担保期限之内。再次，答辩人于2016年11月出具《关于终止保证的通知》内容为声明中自2015年《承诺函》的效力，即答辩人在担保期限内声明即日起不再对2015年12月9日自2016年12月18日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声明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答辩人对2016年11月之前全部的贷款业务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对此理解有误。上诉人先是自认答辩人曾连续出具承诺函，且承诺函有担保期限。而后又主张2015年的《承诺函》，对应全部借款合同，其行为前后矛盾，且没有合理合法的依据，无法予以采信。原审法院已经对此部分事实予以充分查明。答辩人于2015年11月27日出具的《承诺函》的担保期限为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2月18日，而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其应该于2014年的《担保函》对应。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保证期间、诉讼时效均已超时。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其应该于2014年的《担保函》相对应，而2014年的《担保函》经过司法鉴定，认定签字并非答辩人本人书写，所以答辩人并非本案案涉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因缺少前提而无需再进行计算。其次，即使答辩人是案涉借款合同担保人，本案在上诉人起诉时也已经过了保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6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认为案涉借款合同借款于2016年6月14日提前到期应该为六个月，即2016年6月14日至2016年12月14日，但是该第26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止、中断或延长。上诉人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向债务人提出履行义务的要求，更应及时向担保人一并主张，超过了保证期间，法律将不再保护债权人对担保人的胜诉权。在本案中，上诉人虽然曾另案起诉的案涉债务人，但其并未在2016年12月14日前向答辩人主张过任何保证责任。最后，关于上诉人所说的其曾追加答辩人为第三人而后撤诉的问题，因为上诉人所谓撤诉行为，答辩人并未参与到该案一审诉讼，该案一审判决中亦未判决答辩人需承担义务，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36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且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1月26日作出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辽高法[2005]29号）第29条第二款规定：“起诉后又撤诉的，是权利人撤回其于诉讼上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或放弃其于诉讼上寻求法院裁判的强制力保护其权利的意思表示，应视为未起诉，诉讼时效视为不中断。上诉人追加答辩人为第三人后又撤诉，是上诉人撤回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诉的撤回视为未起诉，其与未起诉具有相同的效果。上诉人不得因提起诉讼而发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由此可见，无论是实体上还是程序上，本案担保期限和诉讼时效均已超过期限。上诉人无权再行向答辩人主张权利。三，本案不属于适用同案应该同判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条明确了类案是指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本案与之前生效的判决在案件事实证据、争议焦点以及法律适用上都有很大不同，只能参考之前的裁判，但绝对无法参照作出一致的判决。同时答辩人也在就之前生效的判决申请上述并提出了新的证据，案件尚在审理之中，未得到最终的有效判决。该《意见》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办理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进行类案检索。（一）拟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二）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三）院长、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四）其他需要进行类案检索的。本案并不属于上述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情形。本案一不属于类案，二没有最终有效的判决，三不属于应该进行类案检索的情形，所以本案并不属于同案同判的情形。综上，上诉人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依法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诉求：1、判令被告肇恒玉对原告发放的国吉华300万贷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国吉华贷款本金270万元及截至2019年7月21日贷款利息1021126.81元，本息合计3721126.81元以及2019年7月21日之后产生的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直至被告还清贷款本息之日止（含欠息、罚息、复利）；2、判令肇恒玉承担本案的保全费、公告费、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10日，原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与第三人国吉华及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三方约定，第三人国吉华向原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11月10日至2016年11月10日止，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被告肇恒玉出具《承诺书》一份，写明：“承诺书，本人为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已知晓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事宜。现本人承诺，对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诺人：肇恒玉（签字），2015年11月27日（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公章）”。2016年11月1日，肇恒玉向原告发出《关于终止保证＜承诺书＞的通知》一份，写明：“贵行于2015年11月27日责成我向贵行签订的《承诺书》已逾11个月。……我书面通知贵行，从即日起终止2015年11月27日我向贵行签订的《承诺书》中各项条款的效力，不再对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在贵行所担保的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8月26日，原告因案涉纠纷起诉国吉华、抚顺淏龙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丁延春，2016年10月28日，原告要求追加肇恒玉、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辽宁恒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被告。2018年8月10日，原告对被告肇恒玉撤诉。后该案经二审审理，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辽04民终1655号民事判决书。另查明，肇恒玉在2018年起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肇恒玉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2015年11月27日承诺书。新抚区法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8）辽0402民初131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肇恒玉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在该案审理过程中，2018年12月4日，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辽大司鉴[2018]文鉴字第4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原告提交的2014年的承诺书中“肇恒玉”签字并非肇恒玉本人所写，2015年11月27日的承诺书中日期“2015年11月27日”并非肇恒玉本人书写。再查明，在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新抚区法院庭审过程中，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代理人曾自认肇恒玉在该行共出具了三份承诺书，分别为2013、2014、2015年出具的。承诺书内容均为原告拟定。关于2015年11月27日这份承诺书，在融资担保合作协议中，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35235.71万元，合作期限为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2月18日。一审法院认为：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本案中，被告肇恒玉就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合作的项目连续出具担保承诺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保证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确认有效。根据《担保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案涉“2015年11月27日”被告出具的《承诺书》虽经司法鉴定日期并非被告肇恒玉本人书写，但被告就此并未否认，且根据2016年11月1日，肇恒玉向原告发出《关于终止保证的通知》可以表明，被告肇恒玉对该《承诺书》出具的时间是认可的。保证人应当在保证期间内履行保证责任。本案中，双方虽未书面约定保证期间，但原告代理人在关联案件自认案涉《承诺书》的保证期间为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2月18日。而本案的主合同的借款行为发生在2015年11月10日，并不在2015年11月27日的《承诺书》的保证期间内。按照双方交易习惯，每次被告出具的《承诺书》担保期间均为下一年度，故与本案主合同对应的《承诺书》应为2014年度的。而根据辽大司鉴[2018]文鉴字第4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2014年度的《承诺书》并非被告肇恒玉出具，故对于2015年11月10日，原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与第三人国吉华及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被告肇恒玉对此出具了保证承诺，故对于原告主张由被告肇恒玉承担担保责任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无法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69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承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肇恒玉是否对案涉贷款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承诺书的性质，承诺书：“对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从该内容看，是对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贷款担保，承诺书记载担保内容明确，担保方式是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方式亦明确，故承诺书具备担保的法律性质。在经济交往中为了交易效率，当事人对自身权利义务进行概括意思表示符合交易惯例，也符合法律概括处理权利义务的规定，且本案中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本案所涉债务发生的时间早于肇恒玉签订承诺书的时间，肇恒玉主张“一年对应一年，2015年签订的承诺函未对应此笔业务”。因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连续多年的合作关系，肇恒玉自2013年多次出具承诺书，在签订承诺书时为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熟知公司业务及自身签订承诺书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多次承诺书的内容一致，均为“对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虽然承诺书中没有明确具体的担保期限，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肇恒玉不能以“一年对应一年，2015年签订的承诺函未对应此笔业务”进行抗辩。另案中，上诉人已对肇恒玉提起过诉讼，相关起诉材料已送达肇恒玉，上诉人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肇恒玉，虽上诉人撤诉，但不能否定提起诉讼的事实，上诉人的撤诉行为亦否定不了已实际诉讼过的行为，上诉人的诉讼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肇恒玉对承诺书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承诺书为直接证据，足以认定肇恒玉为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案涉担保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肇恒玉应受承诺书的内容约束。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肇恒玉对本院于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作出的（2019）辽04民终16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36569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569元，由肇恒玉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强审判员 黄 霞审判员 梁馨月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法官助理田鑫书记员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