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4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志才，男，汉族，1970年2月9日生，住安徽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家凯，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杰，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义瑞，男，汉族，1996年3月3日生，住安徽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家凯，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杰，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林，男，1974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家凯，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杰，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云洋，男，汉族，1994年10月23日出生，住安徽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丙海，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迎，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志才、田义瑞、田林因与被上诉人毕云洋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23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志才、田义瑞、田林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毕云洋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毕云洋承担。事实与理由：1.毕云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足额支付240万元投资款。2018年5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并非结算书，其内容亦不能推断出毕云洋已足额投入240万元；2.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2017年8月2日分别向毕云洋支付200,000元、1,700,000元系返还投资款，一审以付款时间早于《协议书》签订之日即推定该款项与《协议书》无关,存在明显错误；3.A公司与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合同关系发生于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之后再无合同关系，且根据《协议书》内容及相关证据，A公司与B公司通过《对账单》结算运费为2,538,329.80元，一审对此不予认定，存在错误；4.毕云洋与A公司系投资关系，盈余及亏损应由双方共担，一审判决不公；5.田林从未挪用B公司任何运费，且双方对应返还投资款金额存有争议，故毕云洋要求田林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6.《协议书》明确约定是用B公司的运费支付毕云洋的投资款，故田志才、田义瑞最多亦是在B公司应付运费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毕云洋无权要求用其他项目的钱款付款；7.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毕云洋辩称，不同意田志才、田义瑞、田林的上诉主张。田志才、田义瑞、田林提出的上诉理由与本案争议无关，本案毕云洋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田志才、田义瑞、田林返还尚欠投资款，依据是2018年5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签订的前提是赵某、毕云洋以股权无偿转让的方式退出A公司，由A公司返还毕云洋240万元投资款，同时，根据相关证据，毕云洋实际投资金额远超240万元。关于B公司运费问题，2018年5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之所以约定以B公司运费支付毕云洋投资款，系因2017年5月1日始，B公司拖欠A公司运费已达5,000,000元到6,000,000元，由此，赵某、毕云洋认为，以B公司的运费支付投资款是有保障的。A公司与B公司之间系长期合作关系，毕云洋自2018年5月23日退出A公司，田志才、田义瑞、田林称B公司与A公司直至2019年11月28日方进行最终清算，不符合常理。田林挪用了B公司的款项，按照协议的约定，其作为实际控制人，如果存在挪用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田志才和田义瑞应承担责任的范围，应以其在工商清算备案材料中的承诺为准，因其当时已经知道毕云洋和赵某提起了诉讼。《协议书》明确约定投资款的返还方式及时间，并没有约定以B公司运费为限承担责任。田志才、田义瑞、田林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毕云洋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田志才、田义瑞返还毕云洋投资款1,800,000元，并偿付以此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从2019年1月1日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2.田林对田志才、田义瑞应返还毕云洋投资款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A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10日，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2020年3月19日注销工商登记。期间股东及企业类型发生多次变动。2017年8月12日，毕云洋及案外人赵某从田林处受让了A公司的股权，公司由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变为有三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田林、赵某、毕云洋的出资比例分别52%、24%、24%，出资额分别为5,200,000元、2,400,000元、2,400,000元。2018年5月23日，田林、赵某、毕云洋与A公司分别作为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共同签订了涉案《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鉴于：1、甲、乙、丙三方是上海A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比例(股权)各占52%、24%、24%。2、丁方实际控制人为甲方，乙方和丙方各向丁方投资款本金240.00万元（大写:贰佰肆拾万元整），合计480万元（大写:肆佰捌拾万元整）。3、乙方和丙方自愿将持有的丁方的股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第一条投资款1.1上海A有限公司欠付乙方和丙方的投资款由XX运输费支付给乙方和丙方抵销上海A有限公司对乙方和丙方的投资款，具体支付方式如下：第一次还款为B公司2018年6月30号和2018年7月31日运输费；第二次还款为B公司2018年8月份运输费；第三次还款为B公司2018年9月份运输费，以此类推，直到还款结束。在还款期间,B公司运输费由上海A有限公司或上海A有限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直接与B公司结算。1.2B公司拒绝或拖延本合同1.1款约定支付运输费抵销欠款的，不免除上海A有限公司的还款义务。……第二条股权转让2.1甲方、乙方和丙方在本签订协议后,乙方和丙方立即将持有上海唯景物流有限公的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甲方……2.4丁方未偿清完毕乙方和丙方的投资款，甲方不得利用丁方控制人的身份挪用XX清偿资金，否则甲方应对乙方和丙方负有连带清偿责任。”2018年5月25日，A公司工商登记显示，赵某、毕云洋已不再是公司股东，田林也退出了公司，公司股东变更为田某，公司类型也变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8月23日，A公司股东由田某变为本案田志才、田义瑞两人，公司类型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一审审理中，A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注销了工商登记。在注销清算报告中，田志才、田义瑞作为股东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关于投资款金额，田志才、田义瑞抗辩称双方就投资款未进行结算，《协议书》仅是确认毕云洋应当投资2,400,000元，但并未确认已经投入了多少投资款。鉴于涉案《协议书》是毕云洋与赵某退出A公司时与田林及A公司签订，而不是投资公司时签订的协议书，内容载明毕云洋向A公司的投资款为2,400,000元，也载明了A公司向毕云洋返还投资款的方式等内容，故对田志才、田义瑞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确认毕云洋的投资款金额为2,400,000元。关于A公司已返还投资款的金额，毕云洋主张A公司仅在2018年8月31日、11月1日、12月21日三次向毕云洋返还投资款各200,000元，合计600,000元，而田志才、田义瑞抗辩称除了上述三笔还款外，还在2016年12月15日、2017年8月2日分别返还投资款200,000元、1,700,000元，五次共计返还投资款2,500,000元。鉴于所称的已返还投资款中的前2笔，即2016年12月15日的200,000元、2017年8月2日的1,700,000元，计1,900,000元，给付日期均在签订涉案《协议书》之前，相应给付行为显然不是针对涉案《协议书》确认的应返还的2,400,000元投资款，故对此1,900,000元的相应证据不予认定，确认A公司已返还毕云洋投资款为600,000元。关于A公司与B公司的运输费问题，田志才、田义瑞、田林提出认为A公司与B公司的合同关系是从2018年7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为期6个月，A公司仅收到巴德费的运输费计2,538,329.80元。毕云洋则认为在签订涉案协议之前A公司与B公司就存在运输合同关系，B公司总计应付A公司运输费在5,000,000元到6,000,000元之间。鉴于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8年5月23日，而协议已经涉及到用XX的运输费来返还投资款，故对毕云洋认为的在签订涉案协议之前A公司与B公司就已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意见予以采信，但毕云洋未能对其主张的运输费金额提供证据来予以证实，故对其主张的上述运输费金额不予确认。田志才、田义瑞、田林虽然提供了B公司的对账单来证明B公司的运输费为2,538,329.80元，但对账单上载明此笔运输费的统计日期为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田志才、田义瑞、田林未提供2018年7月之前的运输费结算情况，且上述对账单的对账日期是在2019年11月28日，而在此日期之间，田志才、田义瑞、田林称其已用B公司的运输费返还了毕云洋部分投资款，故对田志才、田义瑞、田林认为的A公司收到截止2018年12月底的XX的运输费仅为2,538,329.80元的意见亦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毕云洋与A公司之间的投资款返还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查明的事实，A公司应返还毕云洋投资款2,400,000元，已返还投资款600,000元，至今尚有1,800,000元投资款未返还，显属违约，故A公司理应继续履行返还投资款的义务，并赔偿因逾期还款给毕云洋造成的损失。毕云洋要求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来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未违反法律规定。但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已取消公布贷款基准利率，故对此作相应调整。对于利息损失的起算日期，A公司与B公司的运输合同有关系于2018年12月底结束，运输费结算是在2019年11月28日，但依据涉案协议书的约定，A公司应每月将收取的XX的运输费返还给毕云洋，故A公司应每月与B公司进行结算，且依据涉案协议书1.2条的约定，B公司拒绝或拖延支付运输费抵销欠款的，不免除A公司的还款义务，据此在A公司与B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于2018年12月底结束后，A公司应及时返还毕云洋投资款，考虑到结算及付款的合理期限，对毕云洋主张的起算日期由2019年1月1日调整为2019年3月1日。田志才、田义瑞、田林认为双方约定由XX的运输费来返还投资款，其只需在收到的XX运输费的一半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鉴于此约定的仅是A公司返还投资款的方式，而涉案协议未明确当B公司运输费不足以返还投资款时，A公司不再承担相应返还责任，且涉案协议书1.2条约定B公司拒绝或拖延支付运输费抵销欠款的，不免除A公司的还款义务，故对田志才、田义瑞、田林上述意见不予采信。另根据查明的事实，B公司在对账后向A公司付清了运输费，但A公司和田林至今只返还毕云洋投资款600,000元，即使按照被告所称的2,538,329.80元的一半，仍有约660,000元的运输费未用于返还毕云洋投资款。田林虽对此辩称已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另因诉讼案件被法院扣划，但与A公司有业务关系的不仅仅只是B公司一家单位，而协议明确B公司的运输费用于返还投资款，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田林所述的上述款项支付时间均在A公司与B公司对账并付清款项之前，故作为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田林将至少约660,000元的运输费未用于返还毕云洋投资款，应属于违反了涉案协议2.4条的约定，故田林应对A公司向毕云洋所负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A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注销了工商登记，在注销清算报告中，田志才、田义瑞作为A公司的股东承诺对公司未清偿债务继续承担责任，故毕云洋有权要求田志才、田义瑞对A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毕云洋要求田志才、田义瑞返还毕云洋投资款1,800,000元、田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毕云洋主张的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在调整起算日期后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田志才、田义瑞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毕云洋股投资款1,800,000元；二、田志才、田义瑞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毕云洋以1,8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田林对上述第一、二项中田志才、田义瑞的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减半收取计10,5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500元，由田志才、田义瑞、田林负担。二审中，田志才、田义瑞、田林提供一份B公司与A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证明双方合同约定期限为一年，不可能产生5,000,000元到6,000,000元的运费，而且合同中还约定了三个月的考核期，合同期限届满后，2018年5月、6月B公司与A公司之间未签订合同，直到2018年7月才重新签订了合同。2018年5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运费与2018年7月1日之后签订的合同无关。毕云洋经质证表示，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货物运输合同》恰恰证明2018年5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之所以约定以B公司运费支付投资款，是因为之前A公司与B公司之间存在运费未结算的事实，2018年5月23日《协议书》签订之前，B公司尚有四个月运费未支付，所以《协议书》约定第一期款项于2018年6月30日支付和7月30日支付，《货物运输合同》系倒签，A公司与B公司在该合同签订前已经存在合作关系。本院认证认为，因毕云洋对田志才、田义瑞、田林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本院经审查，田志才、田义瑞、田林的证据尚不能直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田志才、田义瑞、田林的证据不予采信。毕云洋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毕云洋、赵某与A公司、田林签订的《协议书》依法成立有效，该协议约定A公司应返还毕云洋投资款2,400,000元，并约定了以B公司支付运输费抵销A公司应付款项的支付方式及付款期限，同时明确在B公司拒绝或拖延付款的情况下，不免除A公司的还款义务。故毕云洋依据上述《协议书》主张本案权利，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认定A公司尚欠毕云洋1,800,000元投资款，并依法判令田志才、田义瑞、田林承担还款偿息的民事责任，于法有据。一审判决理由充分详尽，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再赘述。田志才、田义瑞、田林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田志才、田义瑞、田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颖审判员 何 玲审判员 成 阳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杨琼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