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民终107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新业达化纤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街银柏路59路。 法定代表人：张良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鹏杰，湖北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支点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茅塔村**。 法定代表人：曹磊，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辉，江苏天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霞，江苏天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左兵，男，197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 上诉人武汉市新业达化纤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新业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支点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支点公司）及原审被告左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9民初5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新业达公司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苏州支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武汉新业达公司和苏州支点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是错误的。首先，左兵不构成表见代理，左兵并无权利代表武汉新业达公司签订合同，更没有权利代表武汉新业达公司收取货款以及退还货款，左兵是本次交易中赚取差价的独立个体，从其收取货款和退还货款来看，其无需征得其他任何人同意就可以自行做出决定，所以，左兵在本案中不代表任何一方。苏州支点公司在没有合同原件以及武汉新业达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件的前提下，擅自将150万元的预付款转账支付给左兵个人账户，说明苏州支点公司本身是存在过错的，也说明苏州支点公司本身是明知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左兵本人，而不是武汉新业达公司。其次，一审法院定案依据的送货单、出库码单等，不应该认定为武汉新业达公司的发货行为。虽然送货单、出库码单的抬头上印有武汉新业达公司的名称，但是并不能说明是武汉新业达公司为《购销合同》的履约行为，从苏州支点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可以看出，苏州支点公司购买的是每平方米30克的货物，而送货单上面载明的是35克的标准，显然不是同一规格的货品，所以，该送货单不应该认定为武汉新业达公司对苏州支点公司的履约送货行为。再次，苏州支点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证明》、《送货单》以及《出库码单》均为复印件，未能提供证据原件，应该承担败诉风险。二、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武汉新业达公司与苏州支点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武汉新业达公司也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首先，苏州支点公司在《购销合同》上加盖印章后应当履行送达通知义务，而武汉新业达公司从未收到过加盖有双方印章的合同，所以，该《购销合同》并未成立。其次，苏州支点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武汉新业达公司支付订金150万元，武汉新业达公司从未向苏州支点公司指示将订金打入左兵个人账户，也从未授权左兵代收取该订金。再次，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在于受疫情的影响，作为防疫物资的原材料普遍出现暴涨，武汉新业达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中关于情势变更的相关规定，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不能归责于武汉新业达公司。 苏州支点公司辩称：一、武汉新业达公司与苏州支点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首先，《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分别加盖武汉新业达公司及苏州支点公司公章，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其次，武汉新业达公司已履行了部分发货义务，存在发货行为。合同签订后，武汉新业达公司即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向苏州支点公司发送了部分货物，发货单，出库码单抬头均记载有武汉新业达公司的名称，结合退款金额及发货单中的金额一致，以及武汉新业达公司与苏州支点公司仅存在案涉合同这一笔业务，可知发货单行为即武汉新业达公司在履行案涉合同的发货行为，货物规格的略微区别仅仅是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所存在的误差和正常现象。最后，左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中苏州支点公司提交了盖有武汉新业达公司公章的证明及营业执照，足以证明左兵系武汉新业达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结合左兵向苏州支点公司发送盖有武汉新业达公司公章的购销合同并与武汉新业达公司签订合同收取定金的行为以及武汉新业达公司的发货行为，苏州支点公司有理由相信左兵系武汉新业达公司副总经理，且有权代表武汉新业达公司签订合同并负责合同的履行事宜。盖有武汉新业达公司公章的证明中明确留有左兵的账户信息，苏州支点公司有理由相信该账户系武汉新业达公司指定账户，并有理由向该账户支付合同款项，对此苏州支点公司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及过失。二、武汉新业达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武汉新业达公司应在收到定金后的第五天起每天出货四吨往苏州支点公司指定地点，而武汉新业达公司在2020年3月31日收到150万元定金后直至2020年4月8日才向苏州支点公司发送第一批货物，之后也未在发送过其他货物。在苏州支点公司与武汉新业达公司多次交涉过程中，更是以其行为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明显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苏州支点公司所受实际损失。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武汉新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左兵述称，4月8日我们发第一批货的时候，无纺布的价格已经上涨到每吨5万元左右，但我们依然按照合同价19500元提供了3吨货，希望法院在认定违约金时酌情考虑这一因素。 苏州支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武汉新业达公司赔偿苏州支点公司人民币78万元（按照合同金额390万元的20%计算）；2、判令左兵对武汉新业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武汉新业达公司、左兵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31日，苏州支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磊与左兵通过微信方式建立联系。微信联系过程中，左兵向曹磊发送加盖了武汉新业达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及证明，表明其身份为武汉新业达公司副总经理。双方通过微信接洽，商定由苏州支点公司向武汉新业达公司购买无纺布，双方以微信互传方式签订《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苏州支点公司向武汉新业达公司采购白色无纺布200吨，每吨单价19500元，合同总金额390万元；其中定金150万元，武汉新业达公司收到定金后的第五天起每天出货4吨起发往苏州支点公司指定地址。合同同时约定，如武汉新业达公司单方面取消订单，应赔偿合同金额1%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当日，曹磊将定金150万元汇入左兵指定账号。2020年4月8日，武汉新业达公司向苏州支点公司发送无纺布3007.1公斤，计货款58638元。2020年4月9日、2020年4月10日，左兵分两笔将1441362元退还给曹磊。此后，武汉新业达公司未向苏州支点公司发送无纺布。 一审审理过程中，苏州支点公司向一审法院陈述，2020年4月9日，苏州支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磊到武汉新业达公司，要求尽快依据合同履行，同时表明该物资为国家防疫物资，督促其尽快发货，同行的有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员，武汉新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良浩表示左兵系该公司副总经理，也明确承认合同中公章系其公司所盖，但是认为没有收到苏州支点公司的定金，苏州支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磊向其出示转账证明，武汉新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良浩仍不承认收到钱。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员为了防止该合同涉嫌诈骗，所以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当地公安机关通过电话询问左兵能否继续履行合同，因武汉新业达公司确实不履行合同，故当地公安机关告知其若不能履行合同，应尽快将定金退还，所以左兵同意了退款。我公司属于被迫终止合同。 一审审理过程中，武汉新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陈述，苏州支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磊确实来过我公司，但我公司确实没有在合同上盖过章，也没有收到钱，我公司和左兵只是合作关系，左兵只是从中赚取差价，从左兵的退款行为也可以看出。 一审审理过程中，左兵向一审法院陈述，当时市场监管部门、派出所确实与左兵打过电话，要求左兵及时将定金退还苏州支点公司，苏州支点公司去武汉时并不是要求发货，而是为了让我们将定金退还，从此后的退款记录可以看出。 一审审理过程中，苏州支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于2020年2月6日发出的《关于恳请紧急供应防疫产品关键原料的函》一份。该份函载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苏州支点纺织有限公司、吴江琥珀丝绸有限公司：辽宁振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辽宁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生产防疫防护用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该公司主要生产本次疫情急需的防护服、隔离服等防疫用品。贵省苏州支点纺织有限公司、吴江琥珀丝绸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无纺布是生产防疫用品的重要原料。为确保全民抗疫取得胜利，我们急需贵省公司产品支持。请贵厅支持协调为盼。意在证明苏州支点公司向武汉新业达公司采购无纺布，是为了履行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防疫物资的保障任务。 一审审理过程中，苏州支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其于2020年4月11日与苏州市丰禧实业有限公司、吴江盛泽镇利都轧光厂签订的《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及相应的银行交易凭证、增值税发票，意在证明由于武汉新业达公司单方面取消订单，为了履行辽宁省工业信息化厅防疫物资的保障任务，导致苏州支点公司紧急的和苏州市丰禧实业有限公司、吴江盛泽镇利都轧光厂签订采购合同，并依据合同向上述厂家支付定金，上述厂家陆续向苏州支点公司提供无纺布，并开具相应发票的事实，同时证明由于武汉新业达公司单方面取消订单，给苏州支点公司采购上造成的巨大损失。 一审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与左兵电话核实，左兵称与苏州支点公司签订的《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以及相应的送货单、出库码单的原件均在武汉新业达公司处。 以上事实，由苏州支点公司提供的《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营业执照、证明、银行转账记录、送货单打印件、出库码单打印件、网上银行交易凭证打印件、《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付款凭证打印件、付款账号、划码单复印件、增值税专用发票、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出的《关于恳请紧急供应防疫产品关键原料的函》以及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在卷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当中，根据苏州支点公司提供的加盖武汉新业达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以及加盖武汉新业达公司公章用于证明左兵身份的证明，结合苏州支点公司提供的分别加盖苏州支点公司及武汉新业达公司公章的《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抬头为武汉新业达公司的送货单、出库码单及随后的发货行为，苏州支点公司有理由相信左兵的行为代表武汉新业达公司，应认定左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在苏州支点公司与武汉新业达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武汉新业达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武汉新业达公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苏州支点公司与武汉新业达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签订的《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的约定，武汉新业达公司应在收到定金后的第五天起每天出货4吨起发往苏州支点公司指定地址。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武汉新业达公司未按约定履行其供货义务，在苏州支点公司与武汉新业达公司交涉过程中，武汉新业达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苏州支点公司为此行使了解除权。苏州支点公司在2020年4月10日接受了退款，应视为苏州支点公司与武汉新业达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签订的《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于2020年4月10日解除。基于上述理由，对于左兵的系双方一致合意解除合同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武汉新业达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导致苏州支点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苏州支点公司提供的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出的《关于恳请紧急供应防疫产品关键原料的函》，结合案涉交易期间防疫物资的价格波动情况，苏州支点公司向案外人苏州市丰禧实业有限公司、吴江盛泽镇利都轧光厂采购无纺布的价格、履行情况，对比苏州支点公司与武汉新业达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签订的《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约定的无纺布采购价格，苏州支点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武汉新业达公司应赔偿苏州支点公司违约金78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苏州支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800元，财产保全费4420元，合计10220元，由武汉新业达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支付苏州支点公司。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期间，左兵出庭陈述我与武汉新业达公司为合作关系，说我是公司的员工也行，副总经理也行，因为平时有业务的时候要通过武汉新业达公司盖个章，武汉新业达公司都是认可的。涉案合同上武汉新业达公司的章是我到公司盖的，营业执照也是我到公司拿的，2020年4月8日发了三吨货，之后我就跟苏州支点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总讲价格涨得太离谱了，后面可能履行不了了，曹总后来到武汉来了一趟，发生了些不愉快。武汉新业达公司称左兵是我方的合作方，从中赚差价，我方与左兵发生关系，与买方不直接发生关系。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苏州支点公司提供的加盖武汉新业达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证明及《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抬头为武汉新业达公司的送货单、出库码单及随后的发货行为，结合左兵关于其到公司加盖公章并安排发货的陈述，苏州支点公司有理由相信左兵的行为代表武汉新业达公司，故本院认定苏州支点公司与武汉新业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有效。武汉新业达公司未按约履行供货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违约金，合同约定如供货方单方面取消订单，应赔偿合同金额1%违约金，苏州支点公司认为该约定过低，应当调高。根据苏州支点公司提供的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出的《关于恳请紧急供应防疫产品关键原料的函》，结合案涉交易期间防疫物资的价格波动情况，苏州支点公司向案外人苏州市丰禧实业有限公司、吴江盛泽镇利都轧光厂采购无纺布的价格、履行情况，对比涉案《支点纺织服装购销合同》约定的无纺布采购价格，苏州支点公司要求上调违约金的请求正当合理，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武汉新业达公司应当向苏州支点公司支付违约金78万元，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武汉新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武汉市新业达化纤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姚栋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殷 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