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05民终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水保，男，197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简锋，男，198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江西至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明，江西至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余市星泰有机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珠珊板桥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陈立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华，新余市信达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黄水保、简锋因与被上诉人新余市星泰有机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泰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20）赣0502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简锋及其与上诉人黄水保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廖明，被上诉人星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水保、简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黄水保、简锋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上诉费用由星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为黄水保、简锋与星泰公司之间签订的《公司租赁经营合同》为邱小平代理星泰公司与黄水保、简锋签订，邱小平的行为系代理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黄水保、简锋与星泰公司之间签订的《公司租赁经营合同》上的署名为黄水保、简锋与星泰公司，且是黄水保、简锋签名，星泰公司盖章。这一行为，纯属黄水保、简锋与星泰公司之间的法律行为，没有代理人参与其中。且合同中加盖的星泰公司公章，属真实、合法、有效的公章。因此，《公司租赁经营合同》并非邱小平代理星泰公司与黄水保、简锋所签订的，而是黄水保、简锋与星泰公司之间直接签订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邱小平只是行使盖章权利的人。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只要公司的印章是真实合法的，那么，对于谁持有印章，对于公司之外的人来说，并不重要。一审判决认为邱小平系代理行为，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由此引申出来的观点，即一审判决认为邱小平没有代理权限，《公司租赁经营合同》为无效合同。其次，一审判决认为黄水保、简锋与邱小平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同样适用法律错误。黄水保、简锋并没有恶意参与变更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对于星泰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材料造假也不知道。工商部门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依据的是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和变更申请。而股东会决议是邱小平和章运来所提供，变更申请是加盖了公司的印章。虽然黄水保的妻子傅燕具体办理了在工商部门的变更登记事务，但傅燕在此过程中，也仅是提交变更材料而已，对于变更材料的制作、提供及其真实性、合法性，不应由傅燕来承担责任。傅燕在此过程中，也仅仅是一个代理人，且其代理的对象是星泰公司，而不是章运来、邱小平。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来代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样能够办成，且最后变更的结果也不会因换成其他人经办而改变。更何况，星泰公司根本未提供任何的证据来证明黄水保、简锋或傅燕在星泰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过程中，参与了材料造假，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黄水保、简锋或者傅燕对星泰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材料造假知情。而一审判决仅从傅燕参与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就认为傅燕应当知道公司股东邱锋已经死亡的事实，从而认定黄水保、简锋与星泰公司之间签订合同，黄水保、简锋不属于善意，这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再次，章运来、邱小平并未在公安局变更星泰公司公章。章运来、邱小平手中的公章，本来就是星泰公司合法的公章。但只是由于星泰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该公章一直在章运来、邱小平的手中。该事实，通过一审法院（2013）渝民初字第01315号民事判决以及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材料上加盖的公章都可以证实。通过一审法庭调查，反而能够证实，星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被撤销以后，陈立新恢复了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从未向新余市公安局申请再次雕刻一枚星泰公司的公章。而章运来、邱小平手中的星泰公司公章一直就没有被收回。因此，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的认定错误。第四，一审判决认为，黄水保、简锋与星泰公司之间签订的《公司租赁经营合同》年租金为150,000元，明显低于市场价，且在长达十年的租赁期限内固定不变，而黄水保、简锋的厂房一小部分转租却能收以年租金120,000元，不符合租赁合同中关于租金约定的习惯。这一观点，纯属一审判决的主观臆断。《公司租赁经营合同》的所有条款，均为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既不违法，也不违背合同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二、黄水保、简锋的一审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一）《公司租赁经营合同》应为有效合同。首先，从上述理由可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认定合同无效的错误判决。其次，签订合同的代理人章运来为星泰公司的股东，邱小平为星泰公司的继承股东。且他们两人持有星泰公司公章，黄水保、简锋有理由相信，章运来、邱小平在签订合同时为有权代理。再次，合同签订后，星泰公司也向黄水保、简锋交付了厂房、办公场所等。合同已经部分履行，这也更加证实《公司租赁经营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第四，从《公司租赁经营合同》的内容来看，并未损害他人利益，也未损害合同对方星泰公司的利益。该合同属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应当受法律保护。（二）黄水保、简锋的一审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在一审中，黄水保、简锋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实，星泰公司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并且星泰公司在一审过程中，也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来证实，其通过各种方式来阻止黄水保、简锋履行合同。因此，星泰公司的行为已经导致黄水保、简锋无法继续履行《公司租赁经营合同》，黄水保、简锋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星泰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600,000元。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支持黄水保、简锋的上诉请求。星泰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星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黄水保、简锋非善意的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其与案外人邱小平、章运来签订《公司租赁经营合同》具有恶意串通的性质。首先，2016年2月3日，案外人邱小平、章运来等人共同假冒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新和原股东邱锋（2013年已故）签名，通过伪造虚假的股东会决议，在工商局将星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陈立新变更为邱小平。在办理星泰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时，都是由黄水保的妻子傅燕负责办理的，而傅燕既不是星泰公司的员工，也与星泰公司没有什么关联，其为何要在2016年4月18日与邱小平签订《公司租赁经营合同》的两个多月前，就参与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其次，在变更星泰公司工商登记手续时，邱小平不是星泰公司股东，邱锋也已故，傅燕和黄水保等人在没有见过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新和邱锋的情况下，凭邱小平和章运来单方面提供的股东会决议等材料，并在办理工商变更和取得其他资料后，就与邱小平等人签订租赁合同，此后还共同经营，但黄水保、简锋却称对其伪造材料不知情明显与常理和事实不符。星泰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就向黄水保、简锋问及原因，并要求作出解释，但黄水保、简锋却拒绝回答。第三，2016年2月24日，案外人邱小平、章运来等人在不动产登记中心重新补办公司土地证，4月8日又在新余市公安局通过“以旧换新”换取新公司行政章，4月15日通过骗取的营业执照和新的公章，又在工商银行将之前基本账户注销并办理变更预留银行印鉴，重新开设银行基本账户。在办理上述所有证件期间，是否也有黄水保、简锋参与在所不问，但在此之后，黄水保、简锋就利用上述材料与邱小平和章运来对外共同开展经营活动，在这种情形下，黄水保、简锋还说对此不知情明显是故意隐瞒事实。第四，章运来、邱小平所使用的公章早被登报声明作废，2013年星泰公司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章运来、邱小平返还公章和车辆等财物，该院作出了（2013）渝民初字第013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章运来和邱小平向星泰公司返还公章和车辆、生产资料等财物，但章运来和邱小平一直没有返还。章运来和邱小平在2016年4月15日以旧换新的旧公章就是这枚印章，黄水保、简锋在上诉状中也自称其公章一直在章运来和邱小平手中，黄水保、简锋的这一陈述与星泰公司陈述的事实也相一致，邱小平和章运来一直存在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第五，在黄水保、简锋自己提供的所有费用开支的票据里面，有很多票据都有邱小平和章运来的签字，时间是2016年4月到2017年10月，时间跨度达一年半之久，如果黄水保、简锋与邱小平等人是纯粹的租赁关系，那邱小平和章运来在签订合同后，为何还一直在黄水保、简锋经营发生的票据中签字？这显然也与常理不符。第六，黄水保、简锋在所谓“租赁”之后就立即将小部分场地转租给案外人，并收取120,000元/年的租金，但黄水保、简锋租赁整个场地和厂房的“租金”才150,000元/年，且黄水保、简锋还向案外人收取了两年的租金。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租赁合同租金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事实于法有据。二、涉案《公司租赁经营合同》为无效合同。如上所述，黄水保、简锋与邱小平、章运来恶意串通签订的合同，星泰公司对此不知情，不认可，也不追认，该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对星泰公司不产生约束力符合法律规定。三、黄水保、简锋与邱小平和章运来的行为，严重侵害了第三人，也就是星泰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黄水保、简锋称其行为没有损害到第三人利益更是依法不能成立。星泰公司的成立，以及土地的购买，厂房的建设，基本都是陈立新投入的资金，这些资金有陈立新本人的，也有向他人的借款，原股东邱锋只投入了200,000元，该200,000元还是向陈立新所借的，章运来投入100余万元，但其中700,000元也是向陈立新借的。不仅如此，在后期的经营过程中，邱小平和章运来还强占公司的原材料以及车辆等财物，这个事实可在（2013）渝民初字第01315号民事判决书中予以证实，而本案中，邱小平、章运来和黄水保、简锋及傅燕等人，为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霸占公司财物的目的，通过共同伪造虚假的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重新换取一整套的公司材料以及签订租赁合同等方式，意图共同占有公司财产，黄水保、简锋等人的这一行为是非法的，明显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黄水保、简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星泰公司停止侵权；2.判令星泰公司向黄水保、简锋支付违约金6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星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星泰公司于2010年3月18日注册成立，公司股东为陈立新、章运来、邱锋，三股东的出资额各为2,000,000元，出资比例各占33.33%。2013年11月22日，星泰公司股东邱锋因病去世。2016年2月4日，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立新变更为邱小平，该变更登记是由黄水保妻子傅燕作为委托代理人前往新余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的。2016年4月18日，黄水保、简锋与邱小平代表的星泰公司签订《公司租赁经营合同》一份，双方约定：星泰公司将其公司整体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证、照、章等）出租给黄水保、简锋经营；租赁期限为十年，自2016年4月18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止，实际计算期限自黄水保、简锋正式生产之日起算；黄水保、简锋每年向星泰公司支付租金150,000元，支付日期为当年的6月1日，黄水保、简锋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支付首期租金150,000元及押金50,000元，用于厂房的维修和设备的检修；合同签订后，星泰公司应及时将公司经营场地和生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移交给黄水保、简锋使用；黄水保、简锋在租赁经营管理期间内应当爱护星泰公司的厂房、设备、设施，并自行维修和保养，费用由黄水保、简锋承担；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守约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600,000元等。2016年4月25日，简锋向星泰公司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其中140,000元后转入邱小平银行账户。2016年7月26日，新余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以星泰公司在2016年2月4日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上股东邱锋的签字是虚假的，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为由，作出撤销星泰公司于2016年2月4日的变更登记行政决定书。后该局于2016年8月1日将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邱小平恢复登记为陈立新。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恢复登记为陈立新后，星泰公司拒绝履行邱小平代表其与黄水保、简锋签订的《公司租赁经营合同》，并向区国税局提交申请，要求区国税局收回简锋手中的以星泰公司名义购买的增值税发票。黄水保、简锋要求星泰公司继续履行该租赁合同无果，遂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黄水保、简锋在签订《公司租赁经营合同》后，将星泰公司厂房一小部分转租，年租金为120,000元。妻子傅燕参与了黄水保、简锋签订租赁合同后以星泰公司名义进行的经营活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租赁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邱小平代表星泰公司与黄水保、简锋签订的《公司租赁经营合同》是否有效？2016年2月4日，星泰公司在新余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将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立新变更为邱小平。2016年7月26日，新余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以星泰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为由将星泰公司该变更登记予以撤销。邱小平在新余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作出该撤销登记的行政行为前代表星泰公司签订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应根据合同相对人的主观因素区别对待。考虑到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邱小平以星泰公司名义与善意相对人签订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但如果相对人并非善意的，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的规定，在未经星泰公司追认的情况下对星泰公司不发生效力。《公司租赁经营合同》签订时，星泰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邱小平。2016年2月4日，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是黄水保妻子傅燕作为委托代理人负责办理的，相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资料由其提交，星泰公司股东邱锋早已于2013年11月22日去世，股东会决议上邱锋的签字显然是伪造的，基于委托代理双方信任因素的考量，对此傅燕应当知晓。傅燕在黄水保、简锋与邱小平代表的星泰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后亦参与了黄水保、简锋以星泰公司名义进行的经营活动，故傅燕受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与后续《公司租赁经营合同》的签订，存在关联性，黄水保、简锋对邱小平伪造股东会决议变更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应当知情，且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150,000元明显低于市场价，黄水保、简锋租赁星泰公司整体资产年租金为150,000元，而黄水保、简锋将星泰公司的厂房一小部分转租却能收取年租金120,000元，并在长达十年的租赁期限内每年租金是固定不变的，亦不符合租赁合同中关于租金约定的习惯，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黄水保、简锋不宜认定为善意相对人，且星泰公司事后未对《公司租赁经营合同》进行追认，故黄水保、简锋与邱小平代表星泰公司签订的《公司租赁经营合同》对星泰公司不发生效力。既然该租赁合同对星泰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星泰公司在恢复法定代表人登记后，拒绝继续履行该合同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黄水保、简锋要求星泰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要求星泰公司支付违约金60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水保、简锋的诉讼请求应予全部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黄水保、简锋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黄水保、简锋负担。二审期间，黄水保、简锋提供了以下两组证据，即第一组证据：星泰公司企业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共34张。拟证明：2013年之前星泰公司使用的公章编号为3605028009126，2016年之后使用的公章编号为3605010026919，还有一枚公章编号为3605010000734；声明失效的公章编号为3605028009126；编号为3605010026919的公章在2016年之后经常使用，涉案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也是用的这个公章，该公章合法有效。星泰公司质证称，不属新的证据，不予质证。本院认为，编号为3605010026919的公章系章运来、邱小平使用已作废的公章（编号为3605028009126）并伪造股东会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后，以旧换新雕刻的，不具有合法性。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达到黄水保、简锋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认定。第二组证据：产品代理商合同一份。拟证明：2017年8月16日星泰公司对外经营使用的公章也是编号为3605010026919的公章。星泰公司质证称，真实性不清楚，不属新的证据，不予质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又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属租赁合同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公司租赁经营合同》是否有效？如有效，黄水保、简锋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能否予以支持？就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经查，案涉《公司租赁经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即编号为3605010026919的公章系章运来、邱小平使用已作废的公章（编号为3605028009126）并伪造股东会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后，以旧换新雕刻的，不具有合法性。因此，黄水保、简锋主张案涉合同上加盖的星泰公司公章系真实、合法、有效的公章，因与事实不符，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因在案涉合同上加盖的星泰公司的公章不具有合法性，邱小平将原法定代表人陈立新变更其本人为法定代表人亦不具有合法性，故邱小平以星泰公司的名义与黄水保、简锋签订合同的行为，对合同相对方即黄水保、简锋而言，邱小平与星泰公司之间构成代理与被代理关系。因此，黄水保、简锋主张邱小平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属代理行为，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为不宜认定黄水保、简锋为善意相对人是正确的，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其理由一审判决已阐述，本院不予赘述。因此，黄水保、简锋主张其是善意相对人，因与事实不符，故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星泰公司未授权邱小平与黄水保、简锋签订涉案《公司租赁经营合同》，该合同签订后星泰公司亦未予以追认。因此，涉案《公司租赁经营合同》对星泰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涉案《公司租赁经营合同》对星泰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黄水保、简锋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即要求星泰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要求星泰公司支付违约金6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水保、简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黄水保、简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志刚审判员  艾力钊审判员  赵卫珍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杨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