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民终99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镇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华西路**。 法定代表人：吉桂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锋，江苏典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滔，江苏典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相城区永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春申湖西路** 法定代表人：李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学，江苏容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洁，江苏容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镇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相城区永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信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7民初1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镇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镇淮公司一审诉讼请求，确认双方之间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永信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协议书是镇淮公司执行代理律师及持有公章的员工在无权代理情形下形成的，镇淮公司事后未追认，不对镇淮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一审中，双方对协议书形成的过程陈述不一致，一审法院推定镇淮公司知晓并同意这份协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可以确认双方表述一致的是，镇淮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兆斌没有参与协议的协商和签订。而一审法院对于李兆斌是否知道并同意签订该协议书未进行调查，仅推断其知晓没有事实依据。镇淮公司代理人孔庆卫的委托书虽然是特别授权，但并不包括和解，故其无权签订协议书。镇淮公司员工的行为也不代表公司的意志。永信公司不审查代理人的代理资格和权限，属于重大过错，不构成善意无过失，不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二、协议书未经镇淮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程序，依法应当认定无效。《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对于公司对外担保作出了明确规定，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最高院《九民纪要》第19条也规定，担保合同由单独或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则无须上述决议。但本案中李兆斌并未在协议书上签字。同事，《九民纪要》第18条也规定，未审查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不构成善意，故永信公司不构成善意相对人。三、案涉协议书实在一审法院违法追加执行以及王林元犯罪行为的作用下形成的，不具有合法性。王林元出具履行承诺担保函不属于执行担保，只有向执行法院提供担保，才构成执行担保。另外，因为履行承诺担保函不构成执行担保，故一审法院追加镇淮公司为被执行人，程序违法，无法律依据。而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2019）苏0803刑初326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出具该履行承诺担保函系王林元的犯罪行为，故应当认定为无效。 永信公司辨称：第一，镇淮公司关于无权代理的上诉意见不成立。该意见在一审时候已经充分进行了表达，一审判决对此也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镇淮公司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2017年9月29日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将面临连环诉讼、保全，危及企业生存，经多次与相城法院沟通协调、信访，但相城法院不同意解除查封。这一陈述至少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账户被法院冻结，在镇淮公司内部影响很大。二是镇淮公司要求解除查封但未获成功。故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的李兆斌，肯定是全程参与、事事过问。办理解封并非易事，镇淮公司当时也聘请了律师，当然知道只有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能快速处理，而取得对方同意肯定是需要与对方签订相关协议的。所以镇淮公司主张李兆斌对协议内容不知晓是狡辩，不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一审法院为此要求镇淮公司通知孔庆卫和公司员工到庭接受调查，但镇淮公司称二人不愿意。这是因为此二人不愿意说假话，特别是作为律师孔庆卫，根据其职业道德和操守是不能说假话的，所以没有出庭作证。第二，对于协议书是否应当经过公司内部决议的问题，最高院《九民纪要》已经有了明确规定。王林元出具的履行承诺担保函上加盖了镇淮公司的公章，一审时永信公司提交了其他案件的判决书，认定该公章可以代表镇淮公司。并且王林元用该公章承揽的滁州市全椒县的房地产项目，镇淮公司直接收取了该项目的一亿多元的工程款。既然镇淮公司收取了该项目的工程款，可见其对该公章的真实性也是认可的，履行承诺担保函对镇淮公司是有约束力的。关于执行追加的事宜，镇淮公司认为追加错误，但其已经提出了执行异议，但是同时又自愿与永信公司协商债务加入事宜并达成了协议书，随后自愿撤回了执行异议。这是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现在镇淮公司否认债务加入协议的合法性，有违诚信。第三，协议书是镇淮公司对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后的理性选择，如果根据履行承诺担保函，镇淮公司可能承担七千多万元的担保责任，而协议书中镇淮公司只对王林元5000万元债务中不能偿还的部分承担还款责任。且后续也能收取工程款，足以偿还协议书中的债务。综上，案涉协议书属于镇淮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法无效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镇淮公司的上诉请求。 镇淮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镇淮公司与永信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担保《协议书》无效；2、请求由永信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8日，一审法院出具（2015）相商初字第00369、00371、00376号民事调解书、（2015）相商初字第00370、372、373、374、377、407号民事调解书，分别确认永信公司对王林元的债权本金930万元及利息、本金5300万元及利息。因该两份调解书未履行，永信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案号分别为（2016）相执字第2522号、（2016）相执字第2521号。后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永信公司就上述两案申请终结执行程序。 后永信公司取得履行承诺担保函一份，其内容主要为：“苏州市相城区永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王林元、王洁、吕小华、江苏镇淮建设集团第十二工程有限公司与贵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相商初字第00370、373、374、377、407号民事调解书，总计4253万元）（相商初字第00369、371、376民事调解书，总计747万元）经法院调解结案后，目前已经生效，为确保对法律文书确定的支付义务的执行，我司对在上述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上述欠款，在王林元、王洁、吕小华、江苏镇淮建设集团第十二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之前仍未能付清的，我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如王林元等在2017年3月30日前付清上述欠款的，苏州市相城区永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不追究王林元、王洁、吕小华、江苏镇淮建设集团第十二工程有限公司等的违约责任”。该担保函署名日期为2016年7月14日，加盖有“江苏镇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担保函上，案外人陈涛书写：“见证人：上述镇淮集团印章系王林元在我面前所盖”。 2017年8月30日，永信公司以发现被执行人王林元等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对（2016）相执字第2522号、（2016）相执字第2521号两案恢复执行。同时，永信公司还提交了上述履行承诺担保函，并据此申请追加镇淮公司为两案的被执行人。2017年9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苏0507民初执恢67号、（2017）苏0507民初执恢6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镇淮公司作为前述两案被执行人，并分别明确被执行人镇淮公司在1181万元、6695万元范围内对永信公司承担责任。2017年9月28日，一审法院再次出具裁定，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王林元、镇淮公司等名下银行存款11889210元67084350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财产。随后，一审法院执行上述裁定书，冻结了镇淮公司在多家银行的账户。 2017年9月29日，镇淮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江苏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庆卫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处理委托人在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7年9月27日的冻结委托人银行存款一事。该委托书并未明确特别授权的具体权限范围。 2017年9月30日，镇淮公司以2016年7月14日的履行承诺担保函为王林元伪造、印章为王林元私刻为由，对一审法院（2017）苏0507民初执恢67号、（2017）苏0507民初执恢68号执行裁定书提出异议，要求撤销裁定，解除对账户的冻结。 2017年10月12日，镇淮公司（乙方）与永信公司（甲方）订立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如王林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2月1日前向甲方支付款项不足5000万元的，则由乙方在2021年2月11日前就不足部分作为共同债务人偿还给甲方，甲方承诺在2021年2月11日之前不要求乙方代为偿还不足部分；如乙方未按照本条约定付款，甲方有权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甲方于本协议签订的当日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申请撤销追加乙方为王林元案的被执行人并申请解除对乙方账户的查封；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自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就甲方按本协议第二条提出的申请作出裁定之日起生效。该协议书中，显示有镇淮公司加盖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李兆斌私章，由代理人孔庆卫签字。 2017年10月12日，王林元与永信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约定：被执行人应当支付申请人人民币7876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320万元，现双方协商余款一致按照5021.356万元结算。2017年10月20日前被执行人王林元支付给申请人300万元，于2018年2月14日前支付申请人1200万元，2019年2月3日前支付申请人1500万元，2020年1月24日前支付申请人1000万元。若有任一期未按期履行，申请人有权请求法院按照原民事调解书执行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2017年10月12日，永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对镇淮公司的追加，并解除银行账户查封。同时，镇淮公司还出具申请书，申请撤回对执行中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异议。2017年10月19日，镇淮公司代王林元向永信公司支付了300万元，永信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撤销终止执行程序的申请书。2017年10月19日，一审法院出具（2017）苏0507民初执恢67号之二、（2017）苏0507民初执恢6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2017）苏0507民初执恢67号、（2017）苏0507民初执恢68号案件的执行。 庭审中，针对2017年10月12日协议书的签订过程，双方各自进行了陈述。永信公司陈述：镇淮公司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后，指派了公司总经理吉桂金以及他们公司的一个“孙总”，还聘请了律师孔庆卫于2017年10月11日到苏州进行谈判，当晚双方达成了一致协议，于是由他们过来的代表向公司汇报，汇报之后公司连夜派出他们的法务携带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大股东李兆斌的私章，于第二天早上到苏州的白金汉爵酒店，在该酒店由双方代表见证下，签订了这份和解协议；这份协议也是永信公司撤回对其追加被执行人申请和解除财产保全的条件。镇淮公司陈述：确实委托了一名员工从公司住所地赶赴相城区，但该员工并非公司法务，且无论是对律师还是这名盖章的员工，永信公司均未审查其是否有权盖章；协议书是在镇淮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不知情的情况下，永信公司与镇淮公司的代理人签订；工作人员携带公章到苏州市受公司指示，但公司是指示处理执行异议和办理执行相关手续，不包括与永信公司签订所谓的担保协议书。 另查明：案涉2017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签订时，镇淮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兆斌，注册资本5.18亿元，李兆斌出50545.12万元，张月梅出资1254.88万元，二人为夫妻关系。 审理中，一审法院曾要求镇淮公司在2017年10月12日协议书签订时的经办律师和员工出庭说明情况，镇淮公司书面回复称，该二人不愿参与本案诉讼。 上述事实，由镇淮公司提交的履行承诺担保函一份、刑事判决书一份、民事调解书二份、恢复执行申请书二份、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二份、执行裁定书二份、冻结扣划裁定书二份、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一份、执行异议书二份、情况说明一份、谈话笔录一份、王林元与永信公司和解协议、和解笔录各一份、撤回执行异议申请书二份、执行裁定书二份、撤销申请书两份、授权委托书二份、镇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标通知书一份、民事起诉书以及传票一组、永信公司提交的民事判决书十份、授权划款委托书、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四份、照片一组、证明一份、银行回单一份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相互印证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镇淮公司诉请确认案涉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主要基于三点理由：一是履行承诺担保函不真实，永信公司据此申请法院追加被执行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二是镇淮公司执行代理律师与永信公司所签订的担保协议时没有经过公司的授权，属于无权代理，且在签订该协议以后，永信公司也没有向镇淮公司要求追认，因此该份协议书对镇淮公司不产生法律上的效力；三是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经过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而本案的协议书未经镇淮公司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决议，也应当认定为无效。 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而掩盖其非法的目的，或其从事的行为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上非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来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从事的缔约行为本身采取了合法形式，掩盖了目的的非法性，并不是指当事人基于某种情势而不得不订立合同，更不是指当事人一方为达到目的，采取某种手段促使对方与之订立合同。永信公司要求镇淮公司为王林元的债务提供担保或者债务加入的民事责任，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存在非法性。只要取得担保人或者债务加入义务方自愿同意，签订合同使之成为担保人或者加入债务人，本身不存在目的非法的疑问。镇淮公司该项主张的本质，是认为其后续虽然签订了案涉协议书，但并非真实意思，而是在永信公司以“虚假”的履行承诺担保函申请法院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成功后，因账户被冻结而不得不与永信公司和解，继而形成了案涉协议书。但是，该事由并非法定的无效事由，镇淮公司不得据此主张协议书无效。此外，纵然履行担保承诺函上镇淮公司公章不真实，其在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后，仍可通过司法程序提出异议予以解决，其并非必须通过另行签订协议书的方式明确其民事责任。镇淮公司自愿与永信公司订立了协议书后，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了执行异议，应视该协议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镇淮公司代理律师是否无权代理及是否因此导致协议书不发生法律效力。镇淮公司在案涉协议书签订时，不但向代理律师孔庆卫出具了“特别授权”的委托书，还另外派出了工作人员，且是派遣专人将公司公章和法人章送至苏州加盖完成，并非单纯对代理律师孔庆卫进行授权。一方面，镇淮公司银行账户被查封后，此事按常理应当向公司负责人进行汇报，其公司派出人员处理、委托律师、指派员工携带公章和法人章签订文书，这些行为本身即已经说明公司对协议书签订的由来和内容应为知情并同意，其对相关办事人员的授权也具体明确，即对律师为授权处理有关冻结账户事宜的处置，其中应当包括谈判及签订相关协议，对工作人员的授权即为持公章、法人章赶赴苏州签订法律文书。另一方面，即便孔庆卫律师及其他员工确实超越授权范围，永信公司在当时的情境下，结合上述人员持有委托书、公章、法人章且确实是为公司利益处理事务，也有理由相信上述人员享有合法授权，有理由相信公司专程派人携带至苏州加盖的公章能够代表公司意志。 关于协议书是否因未经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决议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当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2017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约定“如王林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2月1日前向甲方支付款项不足5000万元的，则由乙方在2021年2月11日前就不足部分作为共同债务人偿还给甲方”，上述条款实质上为镇淮公司设定了附条件的加入债务义务，与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在法律责任承担上没有本质区分，应参照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但是，镇淮公司在案涉协议书签订时，法定代表人、股东李兆斌出资50545.12万元，张月梅出资1254.88万元。该公司仅有两名股东，且两股东为夫妻关系。李兆斌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但授权公司委托律师、指派员工处理案涉事务，还授权其使用公司公章及其法人章，应视为对协议书的签订知情并且同意。鉴于李兆斌个人持有的表决权已超过三分之二，且另一股东为其配偶，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书的签订虽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程序，但不损害股东利益，不因此而无效。 综上，镇淮公司基于2017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主张的无效事由，依法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镇淮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1800元，由镇淮公司自行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供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镇淮公司提交第一份证据：2020年10月23日相城区人民法院所作（2020）苏0507执监2号、3号两份执行裁定书。证明其一，2016年7月14日，王林元向永信公司所提交的履行承诺担保函已经被王林元的刑事犯罪的判决书所证实是王林元伪造的，一审相城区法院认为追加镇淮公司为被执行人事实依据错误。其二，由于履行承诺担保函是王林元向永信公司提交，并由永信公司向一审相城法院执行局提交作为依据，故这一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应当予以追加，所以程序错误。基于上述两点，一审法院撤销（2017）苏0507民初执恢67号以及68号的裁定书，通过执行监督程序把王林元所提交的执行担保的相关依据进行撤销。本案所争议的协议书是在法院错误的执行裁定的基础上，镇淮公司被迫和永信小贷公司所达成的执行和解，故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第二份证据：2019年9月4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信息两份。反映（2019）苏0507执恢153号执行标的为1181万元；（2019）苏0507执恢154号，执行标的为6695万元。说明在2017年10月19日一审法院法院程序性终结67号、68号案件以后，在2019年9月4日恢复执行时，又将镇淮公司立为案件的被执行人。经过镇淮公司的申诉，一审法院法院在2020年10月23日作出上述两份裁定，并于2019年9月16日对网上信息进行了消除。 永信公司质证意见：第一，两份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法律适用是错误的。一、两份裁定书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以及司法解释第407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述法条是对审判程序当中所产生的判决书和裁定书存在错误的情况下，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的法律依据。但是本案被撤销的执行程序当中的执行裁定，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5条的规定提出执行异议，并据此作出是否予以撤销或者维持的裁定。所以两份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二、针对裁定书已经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复议，现提交复议申请和相关邮寄凭证。三、本案所涉及的协议书是双方在法庭之外签订的一个和解协议，并不是对方所述是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因此，对方提供的两个裁定书并不影响双方签订的债务加入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第二，目前网上查不到这两个案件。网上信息属于法院工作上的事务，不是我方再次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永信公司提供复议申请书以及相应的邮寄凭证和物流信息，以证明针对两份复议申请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主要理由是认为两份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且（2017）苏0507民初执恢67号及68号执行程序，已经因为镇淮公司撤回执行异议，以及永信公司向法院申请撤回该次恢复执行程序而终结。既然执行程序已经终结了，那么追加裁定的法律效力也已经终结了，再对该裁定书作出一个撤销裁定本身也是不合理的。 镇淮公司质证意见：对对方的证据不清楚，我方没有收到复议申请书，里面章印都没有，无法确认它的真实性。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因民事调解书未履行，一审法院以（2016）相执字第2522号、（2016）相执字第2521号两执行案件进行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追加镇淮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并查封公司名下相应价值的财产。 镇淮公司自称在得知被执行查封的情况后，与一审法院进行沟通，希望能够解除查封。后又委派公司员工及律师代理人处理资产被查封一事，其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的是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章。对此，本院认为，法定代表人系有权代表公司对外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负责人；是公司证照、印章等具有代表公司法人主体资格和做出民事行为的特殊财产的当然持有人。如果法定代表人决定将印章交给公司财务或其他管理人员保管，应视为其授权该保管人具体实施盖章行为。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保管人未经法定代表人同意加盖印章的情况下，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法定代表人指定的管理人员有权使用公司印章。 本案中，镇淮公司资产被查封，造成经营困难等局面，公司委派员工和律师参与处理财产解封事宜，镇淮公司主张李兆斌事后才得知未经同意使用印章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事实上，庭审中镇淮公司确认，李兆斌从未向相关行为人问责，诉讼中两代理人以不愿出庭为由拒绝到庭接受询问，故应由镇淮公司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合上述情况，镇淮公司对于协议书形成过程的陈述与公司运行机制和事实明显不符，本院难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李兆斌明知授权孔庆卫处理查封一事，对由员工携带公章和法人章前往相城区的情况明知且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据此，本院认定镇淮公司通过与永信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以获取资产解封，符合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李兆斌的主观意图和利益。签约后，双方各自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向一审法院撤回追加被执行人以及执行异议的申请，镇淮公司还按约向永信公司支付了300万元履行款项。上述事实均表明协议书反应的是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李兆斌知晓上述签约过程却未提出异议，也反映出占公司97%以上股权的股东，同意公司以承诺对王林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方式处理相关纠纷。 至于履行承诺担保函的效力问题，并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即便该协议最终被认定无效，但镇淮公司因该证据被追加执行时，放弃法定救济途径，而自愿与永信公司和解，故永信公司不存在利用该证据欺诈或胁迫镇淮公司签订协议书的行为。 综上，案涉协议书不存在无效情形，镇淮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1800元，由江苏镇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诚 审判员 冯月青 审判员 唐 蕾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殷 姿 法律文书履行提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 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 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