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20594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小冬，女，198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学敏，浙江东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王某2，男，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反诉原告）：陈倩梅，女，197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王某1，男，200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法定代理人：王某2，男，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系王某1父亲。 被告：王星颖，女，200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四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宁。 原告刘小冬为与被告王某2、陈倩梅、王某1、王星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12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凯独任审判，于2021年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小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学敏,被告王某2、陈倩梅及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小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王某2、陈倩梅于2019年9月15日签订的《置换权益转让合同》有效；2.判令四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义乌市佛堂镇王宅村集聚70平方米高层权益证过户至原告名下；3.判令四被告承担原告主张合法权益支出的律师费15000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15日，原告刘小冬与被告王某2、陈倩梅经义乌市亿成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在被告王某2、陈倩梅家中居间签订了佛堂镇王宅村集聚高层置换权益转让合同，约定转让可转让的高层公寓权益70平方米，总价款511000元，原告在签订转让合同当天因银行账户限额，通过同时在场的大姑子即另案原告陈晓平的交通银行账户转入被告王某2的稠州银行账户15万元，其中10万元是另案原告陈晓平受让权益面积的定金，5万元是原告的部分定金，原告另5万元定金通过陈晓平的微信扫码转给被告王某2，由被告王某2出具收条予以确认。合同同时约定了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约定两被告在权益证下发后7日内必须过户至原告或原告指定人名下，后被告王某2、陈倩梅见市场行情大涨便通过居间方以卖亏了或者让原告补10万元差价为由迟迟不肯履行义务，原告多次通过居间方督促被告要求过户，被告均推诿。特提起诉讼。 四被告共同辩称，原告对被告王某1、王星颖的起诉应当驳回。一、被告王某1、王星颖不是合同当事人，原告的起诉主体不当。二、合同所涉及的标的，虽然登记在同一份权益证上，但四被告的权益是按照政策按份共有的，而非共同共有。每个人享有105平方米安置权益是明确的，每个人可转让权益面积为75平方米也是明确的。被告王某2、陈倩梅签订的两份转让合同共转让了140平方米权益面积，没有超出他们各自的可转让面积，故合同权利义务与被告王某1、王星颖无关。 被告王某2、陈倩梅辩称，原告除第一项以外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庭支持。一、原告的起诉回避了本案合同的立约背景。2019年6月20日开始，佛堂镇政府因建设大学城的需要，计划在3个月内完成王宅村的集聚拆迁工作，新安置房屋的造价费和车位费等费用导致农户经济压力较大，只好将一部分高层公寓的安置权益出让，换取实际安置房屋所需的资金。依照拆迁安置政策，村民可以选择货币安置和高层公寓实物安置两种方案之一，因被告没有其他住房，只能选择实物安置，所以每平方米6500元的置换权益直接被抵入安置房的价款中。在此基础上，暂定每平方米3000元的安置房造价款要由村民自己负担，一套105平方米的安置房，造价款达31.5万元，此外车位费也要由村民自己负担，对于普通村民构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在本案合同约定每平方米7300元转让价格中，剔除已经被政府直接扣走的置换权益每平方米6500元，实际的转让价格是每平方米800元，以这样低的价格转让也显示了被告迫于当时的情势。事实上，按照《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细则》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房屋造价等费用是必须先由农户预交的，这是驱动大量农户紧急出让安置权益的原因，也是本案合同在第三条第一项中出现“甲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与有关部门签署拆迁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的权益先（相）关证明文件交由乙方，否则视甲方违约”这样约定的原因。从这一条款的约定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都认为拆迁安置工作几天内就可以确定下来，该起安置权益的转让行为很快就可以实现，被告方很快就可以获得转让款而筹集到资金。总之，本案合同的签订是基于当时政府集聚拆迁安置工作迅速推进的迅速情势。原告的合同目的就是获取70平方米安置权益，被告的合同目的是尽快筹集到拆迁安置所需的资金。二、立约时的情势如今已发生根本性变迁。本案合同是在政府的集聚安置拆迁政策尚未完全明朗的情势下签订的。事实上，该项集聚拆迁安置工作推进期间中途停摆，佛堂镇政府在晓联村同时开展的集聚拆迁安置工作遭遇了巨大阻力，导致政府无力顾及王宅村。从政府为拆迁户提供4年的房租补偿金来推测，安置房至少要4年才可以到位。在实际操作中，房屋造价和车位价不用马上预交了，改为每户交纳10万元保证金，具体何时交纳并未明确。房屋造价和车位费等费用不预先确定下来的做法，造成了情势变更和不确定性，一是对于每个农户来说无需紧急筹集资金了，原先追求的合同目的已经落空；二是依照市场经济规则，越拖得迟，房屋造价和车位费将涨得厉害。杨宅村签订拆迁协议时房屋的造价是每平方米2560元，仅一年多时间就涨价每平方米1400元，车位价也发生上涨，由此造成该村的群体性事件。政府工作的不确定性，造成四年后房屋实际交付时，要缴纳多少造价和车位费等费用无法确定。被告方的合同目的，也因此难以实现。如果合同履行下去，对于被告方来说将显失公平。以上事实说明，本案合同签订时的情势，与目前的情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并且今后还将因政府工作的不确定性继续发生变迁，被告方通过出卖部分安置权益弥补造价和车位费的合同目的，已经根本不能实现，并且这种情势变迁，并非原、被告双方的过错导致，也非商业风险所致，而是由于政府工作推进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所致。三、本案的合同因情势变迁而成为可以解除的合同。根据《民法典》第533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同。”对照以上情势变迁原则，本案合同签订时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了双方当事人立约时无法预见的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的原因并非商业风险，而是因政府工作的不确定性。如果本案合同继续履行下去，对于被告方来说，明显不公。并且，正如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说，被告方已经通过中介向原告表达了重新协商的意思表示，但原告方不仅不予理会，反而直接将纠纷诉诸法院，这说明被告方获得了解除合同的权利。四、相关事实并非如原告所说。原告在起诉状上称：“两被告见市场行情大涨便通过居间方告知以卖亏了或者让原告补10万元差价为由迟迟不肯履行义务。”这与客观实际不符。我方只是通过中介要求就合同进行协商，未曾提过补10万元差价这个数字，它或许是中介自己的意思。王宅村集聚建设实际的报名是2019年12月20日才正式开始的，集聚建设方案在2019年12月31日才正式被批准。村里通知可以领权益证的时间是2020年11月份，由于权益证发放的工作量大，所以是政府先把权益证做好，然后分村民小组前往领取的，第一批通知领取的时间是2020年11月1日，我户实际领取的时间是2020年11月10日，此时离开签约时间已经一年多。权益证领取之后何时可以过户，至今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签约时，我方从未见过权益证是怎么样子的，更不知道怎么过户，以及到哪里过户。五、本案合同已经由被告正式告知解除。接到原告的起诉材料之后，被告已于2020年12月27日正式给原告发出解除合同的告知书，从而正式解除了合同。总体上看，本案合同确实合法有效，但因情势变迁原则，使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庭的支持，并且被告方已经依法行使了自己的解除权。另一方面，双方在立约时，鉴于拆迁政策尚不明朗，所以在合同第六条第五项和第六项，也分别约定了被告方和原告方的单方解除权，其中的第五项约定为：“若甲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返还乙方已付购房定金，并向乙方支付总房款20%的违约金。”立约本意是明确的，如果被告方要求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就撤销合同中定金条款，将已经收取的10万元定金返还给原告方，并另行向原告支付51.1＊20%＝10.22万元的违约金，实为赔偿金。也就是说，即使情势变迁原则不适用本案，我方2020年12月27日解除合同的行为，也属于行使自己合同约定的权利。六、律师费不属于维权损失赔偿的范围。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除非当事人间另有约定，为维权提起诉讼而花费的律师费不属于损失赔偿的范围。本案原、被告双方的转让合同上并无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的约定，被告方也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方赔偿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被告并无异议，本案合同确系合法有效的合同；但第二项诉讼请求则不能得到法庭的支持，合同因情势变迁而已经被我方解除，及时情势变迁原则不适用本案，那么也因为我方行使了自己的单方解除权而已经解除，不能继续履行；第三项关于要求被告方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能成立。答辩人请求法庭支持其第一项诉讼请求，驳回第二、三项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王某2、陈倩梅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确认反诉原告解除2019年9月1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置换权益转让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开始，因反诉原告所在的佛堂镇王宅村根据政府建设大学城所需，面临集聚拆迁安置，反诉原告方依照政策可以获得相应的拆迁安置权益，其中受安置的高层公寓，需要由拆迁户自行出资每平方米3000元（暂定）的造价，以及车位费等费用。依照当时的工作宣传，该项工作3个月之内即要完成。由于反诉原告家庭无力在短时间内出资上述由房屋造价和车位费等构成的安置费用，便在中介人的渲染鼓动之下，向中介人联系的炒房者转让部分安置权益，以期紧急筹集安置费用。反诉原告具体于2019年9月15日与反诉被告签订《置换权益转让合同》1份，约定以每平方米7300元的价格，将70平方米高层公寓的安置权益转让给反诉被告，总转让价款为511000元。上述《置换权益转让合同》采用的是中介人提供的格式文本。其中约定：合同签订当日由反诉被告先支付定金10万元，余款41.1万元于权益证过户手续完毕当日支付。并约定：甲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与有关部门签署拆迁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的权益相关证明文件交由乙方，否则视甲方违约。此外，由于当时的集聚安置政策尚不明朗，故又在合同第六条第5、6项中规定了双方各自的单方解除权，其中第5项的约定为：“若甲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返还乙方已付购房定金，并向乙方支付总房款20%的违约金。”该条款的含义是：万一反诉原告因情况变化而需要解约的，允许以支付总房款20%的违约金（10.22万元）为代价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签订之后，反诉被告如数向反诉原告支付了10万元定金。但由于政府工作的不确定性，本村的集聚安置工作被拖延，安置政策直至2019年12月31日才正式获批。高层公寓何时能够安置到位更是遥遥无期，不过依据政府给每个农户一次性发放4年的临时租房补偿款的事实来推算，估计至少得在4年之后才能实际安置到位。此外，2019年12月份开始实际操作的安置方案，并不需要由村民预交房屋造价、车位费等费用，而仅仅需要每户10万元的保证金。实际需要村民缴纳的房屋造价、车位费始终不见政府给出明确的金额，成为了不确定性因素。从隔壁杨宅村目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随着市场行情的发展，物价的提升，政府收取的房屋造价、车位费及其他须由村民自费部分的费用，也跟着市场行情上涨。据此，该合同如果继续履行下去，将对反诉原告方明显不公，使反诉原告方筹集安置资金的目的难于如愿实现。鉴于这个事实，反诉原告方曾经通过中介人约请反诉被告前来协商合同变更事宜，但反诉被告不仅拒不理会，反而提起诉讼，无奈之下反诉原告只好于2020年12月27日向反诉被告发出《解约告知书》，正式告知解除合同。综上所述，由于政府工作的不确定性，导致签订合同时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迁，反诉原告只得行使自己的解除权。 反诉被告刘小冬答辩称，反诉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本诉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在双方自愿平等且已经告知共有权人都同意情况下，反诉原告提出解除权是属于滥用解除权的情形，且合同明确甲乙双方不能履行合同、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情况，本案诉讼标的没有不可抗力及标的物已经毁损或者自始不存在的情况，因此解除合同的形成权不存在基础，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反诉原告称政府工作不确定性，高层公寓何时安置遥遥无期的不确定因素，因2019年9月15日签订的本诉本约中明确甲乙双方确认该房屋的交易、权益证过户、房屋配套设施过户产生的公证费、出让金、车位费、税费、造价费等皆由乙方承担，也就是说反诉原告所说的不确定性均已经通过同转嫁给本诉原告，因此最终签订了本诉本约合同，继续履行完全符合被告的切身利益，就算造价市场行情再上涨也是本诉原告要承担的成本，与本诉被告毫无关系，至于反诉原告要求中介组织协商合同，本诉原告一直本着酌情加价的态度去协商解决，谈判现场反诉原告一直叫案外人咄咄逼人地抬价协商，竟然提出要弥补现在市场价格与原签订合同的差价的无理要求，鉴于反诉原告的无理要求，才导致最终谈判破裂无法继续谈判下去，解除告知书也是在诉讼过程中反诉原告才通知的，且只邮寄了另案原告陈晓平，转送给本诉原告刘小冬。 原告（反诉被告）刘小冬为证明其本诉诉讼请求及支持其反诉抗辩，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置换权益转让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第一、第二被告签订70㎡权益证转让合同并约定权利及义务的事实。 二、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收条各一份，证明：第一、第二被告已于2019年9月15日收到原告支付70㎡权益转让合同的定金10万元的事实。 三、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及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证明：原告为主张被告履行合同产生的律师费用的事实。 四、被告权益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已经于2020年9月18日做出权益证的事实。 五、佛堂镇金谷里区块高层权益面积放开交易的函复印件一份，证明：诉讼标的物已经可以于2021年1月10日过户的事实。 六、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置换权益交易办法《试行》复印件一份，证明：诉讼标的物符合交易过户基础的事实。 被告（反诉原告）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没有异议。二、对证据二没异议，我方确实收到10万元定金。三、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些开支不属于被告方履约的赔偿范围。四、对证据四没有异议。五、对证据五，尽管这份证据是复印件，但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被告方在所谓原告多次催促拒不协助变更的事实，被告方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六、对证据六没有异议。 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其本诉抗辩及证明其反诉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置换权益转让合同一份，证明：1.原、被告之间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2.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内容可以证实双方均确知高层公寓的车位费、造价费系由村民自费出资的，而非由政府补偿；3.合同采用中介人提供的格式文本，并于2019年9月15日签订。 二、2019年6月份公布的《佛堂镇王宅村集体土地集聚安置方案（草案）》一份，说明：该集聚安置方案系2019年6月份政府第一次派工作组进驻王宅村时公布的集聚安置方案，该方案后因政府对本安集聚安置工作停摆，以及2019年12月份新方案的公布而作废。证明:1.本案合同签订的集聚安置方案，即本案合同的订立背景。2.当时规定集聚安置报名时间为2019年8月10日（含当日）；签约时间为2020年9月5日（含当日）；搬迁日期为2020年9月15日（含当日）。 三、2019年12月份公布的《佛堂镇王宅村集体土地集聚安置方案（草案）》和《佛堂镇王宅村集体土地房屋拆除补偿及奖励操作办法（草案）》各一份，说明：王宅村集聚安置工作于2019年12月份重新启动后，工作组重新公布的集聚安置方案，实际的集聚安置就按照此方案进行。证明：1.王宅村集聚安置方案主要内容；每个村民35平方米基准安置面积，1:5的比例置换成175平方米房屋面积，其中3/5即105平方米安置为高层公寓；2/5即70平方米安置产业用房，并且产业用房按平方米1050元的价格由政府收购（即采用货币化安置），计70*1050＝73500元。据此，每个村民可以获得105平方米高层公寓+7.35万元的安置补偿。2.临时安置费用（即过渡期间的租房补贴）由政府一次性支付4年。但对高层公寓造价、车位费等村民自费部分的价格并无明确说明。3.集聚安置报名时间变更为2019年12月20日（含当日），签约时间变更为2020年1月5日（含当日）；搬迁日期晚为2020年2月22日（含当日）。 四、义社区建设办（2019）37号文件一份，证明：王宅村集聚建设拆迁安置方案于2019年12月31日获批。 五、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细则一份，证明：按照王宅村6月份集聚建设方案，人们都认为房屋造价及车位费需要预交的依据，其中第十条第4项规定需由村民预交该费用。 六、银行汇款单据复印件两份，说明：本组证据系被告方依照集聚实际操作要求，缴纳每户10万元房屋造价，车位费等费用的保证金。证明：要集聚安置实际操作时，房屋的造价和车位费等村民自费部分，不再需要全额预交，改为每户缴纳10万元的保证金的方式操作。 七、集聚安置补偿协议书（期房）复印件一份，说明：王宅村每个农户与佛堂镇政府签订集聚安置补偿协议后，合同第十条虽然注明“本协议共叁份，甲、乙双方壹份，存档壹份。”但实际上3份协议书均由政府控制，农户手中并无实际的协议书，该份协议系实际签约时采用的由佛堂镇政府提供的格式文本。证明：根据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格式条款规定，拆迁户的过渡期间租房租金的补贴（临时安置费），由政府按照每平方米每年58元的价格一次性计付4年。 八、解约告知书及快递回单各一份，证明：举证人于2020年12月27日正式告知原告方解除本案讼争的合同。 九、权益证一份，证明：被告方一家四口总共获得的安置面积是420平方。 说明：证据一、二、三、四系核对件，证据五系网上下载的打印件。证据六，被告是按自己的名义汇10万元，按父亲的名义汇10万元。 原告（反诉被告）质证认为，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一、对证据一的第一项证明目的没有异议，第二项、第三项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反而能证明原、被告签订合同转嫁所有成本符合被告转让权益签订合同的根本利益，且通过第一项证明目的，被告已经明知权利义务的情况下更能证明签订合同平等自愿。二、对证据二，证明目的阐述的是客观事实，同样证明被告是在明确自己权利义务的情况下签订合同的自愿性。三、对证据三，同样阐述的是客观事实，反而证明签订合同的平方没有超出可转让面积，且权益平方是按人头安排，反诉原告合法处置了自己份额内的70平方米财产，进一步证明了签订合同符合双方利益。四、对证据四，通过这份文件证明反诉原告可以获得的相应平方，已经存在了履行合同过户的基础条件。五、对证据五，证明了反诉原告为了获得资金合法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六、对证据六，证明反诉原告已经通过缴纳保证金合法取得了本案转让的标的物。七、对证据七，证明反诉原告已经获得拆迁安置补贴，转让协议符合签合同时反诉原告一家的切身利益。八、证据八证明被告在没有形成解除权基础的情况下滥用解除权，证明了本案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公平自愿。九、对证据九，证明了转让标的物没有超出可转让面积，符合交易转让合同的客观事实。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及证据审核认定的有关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证据六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为本案支出律师费用15000元，但是否属于被告履约赔偿范围需另行认定。对证据五证明力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佛堂镇金谷里区块高层权益面积交易自2021年1月10日放开交易的事实。 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对被告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一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系同一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王某2、陈倩梅于2019年9月15日签订涉案《置换权益转让合同》，且约定该房屋交易、权益证过户、房屋配套设施过户产生的相关公证费、出让金、车位费、税费、造价费均由原告承担。证据五系义乌市城乡新社区聚集建设实施细则，证据二、证据三系佛堂镇王宅村聚集安置相关政策方案，可作为其他证据认定的参考。证据四可以证明王宅村集聚建设拆迁安置方案于2019年12月31日获批。证据六可以证明被告已缴纳王宅村集聚安置所需的保证金。证据七系《集聚安置补偿协议书（期房）》的空白版本，不能仅凭该空白合同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证据八可以证明被告王某2、陈倩梅于2020年12月27日向原告寄送《解约告知书》，其效力如何需另行评价。证据九可以证明被告王某2、陈倩梅、王某1、王星颖已取得位于佛堂·金谷里安置区块的权益面积420平方米的权益凭证【凭证号：100（2020）001178】，其中可转让高层公寓面积300平方米，不可转让高层公寓面积120平方米。 根据本院已确认证明力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被告王某2、陈倩梅系夫妻关系，被告王某1系二人之子，被告王星颖系二人之女。2019年9月15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王某2、陈倩梅（甲方）签订《置换权益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于义乌市××镇××村××层的权益面积出售给乙方，该权益证所有权人王某2、陈倩梅，经共有权人协商一致，将其中70平方米高层权益面积转让给乙方；甲、乙双方同意，该权益证面积的成交价格为511000元，本价格不随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变化；甲、乙双方确认该房屋的交易、权益证过户、房屋配套设施过户产生的相关公证费、出让金、车位费、税费、造价费等皆由乙方承担；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当日向甲方支付10万元作为购房定金；甲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与有关部门签署拆迁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的权益相关证明文件交由乙方；甲、乙双方办理该权益证过户手续完毕当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购房尾款411000元；甲、乙双方同意于权益证下发后7个工作日内到相应房产部门办理权益证转移手续，将房屋所有权证办理至乙方名下，或乙方指定人名下。合同亦对双方责任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落款处有原告刘小冬，被告王某2、陈倩梅及见证方签名、捺印。后被告王某2、陈倩梅于同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小冬购买王某2、陈倩梅出售的义乌市××镇××村××层面积的定金10万元整”。2020年12月27日，被告王某2、陈倩梅向原告寄送《解约告知书》一份，载明：我方依据情势发生变迁的事实及相关法律原则，正式告知你方，解除双方之间于2019年9月15日签订的《置换权益转让合同》；望你方接此告知书后三日内向法院撤回起诉，并前来协商后续事宜。另查明，被告王某2、陈倩梅、王某1、王星颖已取得位于佛堂·金谷里安置区块的权益面积420平方米的权益凭证【权益证号：100（2020）001178】，其中可转让高层公寓面积300平方米，不可转让高层公寓面积120平方米；上述权益证中包括双方在本案中交易的面积部分。涉案房屋权益面积所在的佛堂·金谷里安置区块高层权益面积自2021年1月10日放开交易，已可办理相关权益面积转让过户手续。另，原告为本案支出律师费用15000元。 本院认为，评价涉案合同效力，应适用合同成立是时有关法律法规，原告刘小冬与被告王某2、陈倩梅签订的《置换权益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经上述各人签名、捺印确认，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合同签订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现原告已按约支付购房定金10万元，在当前可办理相关权益面积转让过户手续的情况下，第一、第二被告亦应按约协助原告办理涉案权益面积变更登记手续。四被告的权益面积虽登记在一本权益凭证上，但依据四被告所在村集聚安置相关政策及被告庭审陈述，能够明确具体权益面积系按人口计算审批，每人105平方米，其中可转让面积75平方米，不可转让面积30平方米。庭审中第一、第二被告明确表示转让给原告的70平方米权益面积均出自其二人可转让面积，并未处分第三、第四被告应得权益面积，故第一、第二被告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应属合法有效。第三、第四被告虽非合同当事人，但考虑其与第一、二被告的家庭身份关系，且其权益面积与第一、第二被告一并登记，第三、第四被告亦应在办理涉案权益面积变更登记时予以协助，故对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所提由被告承担其因主张权利所支出律师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王某2、陈倩梅依据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涉案合同签订时并无显失公平的情形。显失公平与否的判断应以合同签订时合同双方的利益取得或损失情况为考虑依据，涉案合同签订时价格合理，第一、第二被告庭审中亦述称交易价格处于当时中间水平，同时继续履行亦不会增加反诉原告的履约成本。2.当前不存在无法实现反诉原告合同目的的情形。本案合同为广义的买卖合同，双方的合同目的分别为取得标的物（即置换权益面积）和获得转让款，反诉原告将获得转让款后的用途作为合同目的并无依据。反诉原告主张因政策变动导致涉案交易面积对应房屋造价等上涨及付款方式变化，继续履行对其不公平，但对于已出售部分，涉案合同第二条已约定房屋造价等有关费用均由反诉被告承担；对于其自持部分，在造价上涨的同时，自身的相应价值亦会上涨。反诉原告所主张的房屋造价上涨与否况且不确定，即使确有上涨，基于上述分析，政策变动亦不会导致其履约成本增加或获得转让款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外，反诉原告主张在情势变更不能适用时，其可依据涉案合同第六条第五项之约定，以返还定金并支付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为代价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反诉原告将该条款理解为单方解除权条款并不能成立，从该条款文字表述及合同上下文内容考量，该条款的立约本意应为当反诉原告（甲方）违约而反诉被告（乙方）要求解除合同时，反诉原告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系对反诉被告的约定救济。在合同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才是享有选择解除合同或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方，而不应允许违约方基于自身违约行为进一步享有解除权甚至因违约而获利，故反诉原告此项主张亦不能成立。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诚实信用原则系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司法裁判具有价值引导与示范的作用，违约者不应从其不当行为中获利，法律及司法裁判应对与诚信原则相悖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否则，在房价上涨时，行为人通过守约与违约的利益衡量进行行为选择，极易诱发道德风险，影响交易安全。综上，对原告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反诉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按合同约定，原告应在变更登记当日付清转让尾款411000元，为避免诉累和一次性解决矛盾纠纷，本院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刘小冬与被告王某2、陈倩梅于2019年9月15日签订的《置换权益转让合同》有效。 二、被告王某2、陈倩梅、王某1、王星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刘小冬办理位于义乌市××镇××层公寓面积【权益证号：100（2020）001178】的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刘小冬于变更登记完毕当日支付被告王某2、陈倩梅剩余转让款411000元。 三、驳回原告刘小冬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王某2、陈倩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30元，由原告刘小冬负担129元，被告王某2、陈倩梅负担440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55元，由反诉原告王某2、陈倩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 凯 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倪淑萍 书 记 员  颜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