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96民申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金刚，男，197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军，河南涛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夏征兵，男，197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树锋，河南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徐金刚因与被申请人夏征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豫96民终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徐金刚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济源市金盛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达公司）实际系徐金刚个人出资、控股。虽然公司注册登记的股东为二人,但另一名股东杨建军只是挂名股东。金盛达公司与济源华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华融公司根据金盛达公司预付货款情况,多次组织金盛达公司在夏征兵组织的煤场提货,金盛达公司与华融公司之间不存在货款纠纷。在夏征兵组织的煤场提货期间,徐金刚与夏征兵认识,夏征兵以可以直接给徐金刚供应煤炭为由,要求徐金刚支付夏征兵预付款,并且夏征兵将其个人账户给徐金刚,要求徐金刚分别将预付煤款存入夏征兵的两个账户。后徐金刚安排公司业务员王晶晶于2007年12月29日将预付煤款30万元分别存入夏征兵指定的两个银行账户(其中：10万元存入账号00×××89；20万元存入账号00×××89)。夏征兵收到预付煤款30万元后一直未供货,故徐金刚于2008年4月7日报警,要求追究夏征兵诈骗罪的刑事责任。本案中，夏征兵对收到30万元预付煤款不持异议,只是认为该30万元是金盛达公司代华融公司支付给其的煤炭预付款,夏征兵与徐金刚及金盛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夏征兵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夏征兵向法庭提交的《平顶山夏征兵结账明细表》,明确载明金盛达公司支付夏征兵30万元预付款,该明细表载明的“金盛达支付夏款30万元”与2007年10月18日至2007年11月18日“公司支付夏款:296万元+296.8万元=592.8万元”、2007年12月5日至2008年1月2日“公司支付夏款:1+50+130+46=227万元+5万”分别单列,且夏征兵收取徐金刚的30万元发生在2007年12月29日,但夏征兵在计算账目时并没有将该时间段收取的30万元计入2007年12月5日至2008年1月2日华融公司支付夏征兵货款“公司支付夏款:1+50+130+46=227万元+5万”之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夏征兵没有将2007年12月29日收取的30万元款项计入华融公司预付款之内的事实，足以证明夏征兵收取金盛达公司的30万元系夏征兵与金盛达公司之间的单独业务,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综上,一、二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错判。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再审本案,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夏征兵承担。夏征兵辩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徐金刚再审称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实际上,原审判决已经适用了该条规定。因此，徐金刚以“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申请再审的理由明显不成立。二、徐金刚在本案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其提起的本案诉讼为虚假诉讼。1、徐金刚在再审申请书第2页第2段中称“被申请人夏征兵以可以直接给再审申请人供应煤炭为由,要求再审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夏征兵预付款,被申请人夏征兵并将其个人账户给付再审申请人徐金刚,并要求再审申请人分别将预付煤款存入被申请人夏征兵的两个账户内”。徐金刚的这一陈述表明涉案30万元款项系徐金刚与夏征兵这两个自然人之间的业务款项，但徐金刚在再审申请书的第3页第10-13行中却又称“足以证明被申请人收取金盛达公司的30万元,系被申请人与金盛达公司之间单独的业务,双方之间就该30万元形成预付款的买卖合同关系”，这一陈述很明显又把涉案的30万元款项归结为“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的业务款项”。由此可以看出,徐金刚在再审申请书中的说法前后矛盾。实际上,夏征兵与徐金刚素不相识,夏征兵也从未以“可以给徐金刚供应煤炭”为由,要求徐金刚向自己预付货款。即便是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前,徐金刚还向孟建军私下打听夏征兵和其代理律师二人中哪一个是夏征兵。从上述情况明显可以看出,夏征兵与徐金刚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更不存在所谓的买卖合同关系。2、徐金刚在原审诉讼中随意改变说法,虚构案件事实。徐金刚在民事起诉状中称“2007年12月份,被告以可以给原告供应煤炭为由,要求原告预付货款30万元”；徐金刚在一审卷宗第148页最后一行和第149页第1-2行的开庭笔录中明确陈述“被告收取原告30万元系被告与原告自然人之间的业务行为,与华融公司、金盛达公司、枫林实业公司并无关联”；徐金刚一审提供的转款人王晶2018年8月8日出具的《证明》(见一审卷宗第29页)明确证实“合计叁拾万元整,是徐金刚让我代办的,该叁拾万元款项是徐金刚的款”；徐金刚一审提供的冯林东2018年11月7日出具的加盖华融公司公章的《证明》(见一审卷宗第27页)也明确证实“徐金刚支付给夏征兵的30万元,系徐金刚个人与夏征兵个人之间的私人业务”。上述情况是徐金刚本人一审诉称的基本案件事实,也即涉案的30万元是徐金刚与夏征兵两个自然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金盛达公司无关。然而，在夏征兵提交大量证据证明其仅与华融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而与徐金刚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徐金刚又在第二次开庭时突然改变了说法,改口称涉案的30万元是金盛达公司转让给其个人的债权,并提供了第一次开庭之后补写的虚假《股东会决议》，徐金刚又把民事起诉状中所诉称的基本事实全部推翻。而徐金刚改口所称的“涉案的30万元是金盛达公司向夏征兵支付款项”这一说法,不仅与其之前所诉称的“涉案的30万元是徐金刚与夏征兵之间的经济往来,与金盛达公司无关”的事实相矛盾,而且这一说法所包含的“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一事实,又是一个全新的关于合同关系的事实，对此,徐金刚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三、夏征兵提供的《平顶山夏征兵结账明细表》,不能作为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能由此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夏征兵提供的《平顶山夏征兵结账明细表》系华融公司代表孟建军和财务人员杨爱芹为了给夏征兵结算并支付业务提成而制作,该明细表的制作和结算主体为华融公司和夏征兵,显示的也是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情况。本案所涉的30万元也是华融公司与夏征兵之间经济往来的一部分,该笔转款实际上是金盛达公司代表华融公司向夏征兵支付的购煤款项,且该款项已在华融公司与夏征兵之间的对账中进行了显示,故本案所涉的30万元转账并非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直接的经济往来。夏征兵提供该份证据的目的是用以证明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期间,夏征兵是受华融公司委托为华融公司组织煤炭货源的受委托人,与金盛达公司和徐金刚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对此,徐金刚也在再审申请书中明确认可金盛达公司与华融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之间不存在货款纠纷，故《平顶山夏征兵结账明细表》不能作为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综上，徐金刚提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徐金刚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徐金刚主张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徐金刚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徐金刚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客观证据仅两张王晶晶给夏征兵转款30万元的转账凭证，无法令人确信待证事实即“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相反，夏征兵在本案中提供了华融公司的工作人员孟建军的当庭证言、其与华融公司之间的结账明细表、2007年10至12月份的煤炭供应单等证据,证明其曾受华融公司委托组织煤炭货源对外供应，其中包括向金盛达公司供应煤炭。因此，一、二审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徐金刚所述待证事实真伪不明，认定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徐金刚在本案发回重审之前的第一次一审起诉状中称“被告以可以给原告供应煤炭为由，要求原告预付货款30万元”，同时提供经手人王晶晶的书面证言，载明本案所涉30万元“是徐金刚让我代办的，该叁拾万元款项是徐金刚的款”；徐金刚向一审法院提供冯林东的书面证言，载明“徐金刚支付给夏征兵的30万元，系徐金刚个人与夏征兵个人之间的私人业务”，上述陈述可以看出，徐金刚在第一次一审中称30万元是其个人支付给夏征兵的款项，徐金刚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随后的诉讼中又称是其所在的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徐金刚在同一案件诉讼中的陈述前后矛盾。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金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徐金刚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赵旭安审判员  聂文峰审判员  谢高锋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连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