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24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阳亚特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经济开发区道义四街**。法定代表人：孙伟，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男，系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喜毓，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天重江天重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津榆公路**法定代表人：赵江斌，该公司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炳松，该公司员工。沈阳亚特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特公司）与天津市天重江天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重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沈阳亚特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天津市天重江天重工有限公司不服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113民初4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春杰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鞠安成、贺新发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重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并驳回亚特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天重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由亚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一审判决关于“因被告已将案涉产品转卖给第三方公司，致使合同成为实际履行不能，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被告自行处理合同标的物的行为，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无法查明，对此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因被告的过错，致原告未按约定提货的真正原因无法查明，因此，原告对被告所主张的经济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无法确定”的认定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更没有法律依据。结合亚特公司提交的证据（详见亚特公司证据第12-18页）及本案的客观事实，天重公司在2014年9月1日前就已将案涉产品全部加工完成并自检合格，随后于2014年9月10日至2015年4月1日期间多次采用发函、前往亚特公司面谈、电话沟通等方式告知亚特公司并请求亚特公司付款提货。然而亚特公司却以其设计、检查人员目前都很忙等各种打口水仗似的理由推脱，始终拒不付款提货。案涉产品在天重公司处积压一年之久后，天重公司又因受到钢铁行业低迷的冲击经营异常困难，天重公司为了尽快回笼资金以自救，不得不同意了亚特公司降价的方案，将原合同价720.1808万元降至582万元，天重公司因此产生了直接经济损失1381808元。在天重公司被迫降价后，亚特公司依然拒不付款提货。至2018年7月，案涉产品已在天重公司处积压长达4年之久，天重公司在多次催促亚特公司提货未果的情况下，为了止损只得作变卖处理的打算（因为案涉产品为特定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合适用户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一旦找不到合适的用户，即使作废钢处理也无人接手，因为案涉产品体积太大，作废钢处理的切割、解刨成本太高）。天重公司在正式开始寻找合适用户之前，专门于2018年7月11日向亚特公司邮寄《关于提货付款的商务催请函》，在该函件中天重公司恳请亚特公司付款提货，并对如果亚特公司逾期不付款提货后的处理方式明明白白地向亚特公司进行了阐述与申明，但亚特公司依然没有任何的回应。之后，天重公司启动变卖程序。天重公司经长达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在2020年4月找到一家愿意接手的买家，经反复磋商后进行了变卖，变卖价格仅为3142146.92元（该买家接手后也并非自己使用，而是等待可以使用的合适用户后转卖）。在天重公司将案涉产品变卖后的第15天，亚特公司在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四年后冒着严峻的疫情形势，突然派人到天重公司处称要付款提货。综上，天重公司并非自行处理案涉产品，而是在书面告知了亚特公司并获得亚特公司默许的情况下才变卖的案涉产品，天重公司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如果说因为案涉产品被变卖导致本案中亚特公司未按约定提货的真正原因无法查明，那么导致这一情况的过错方恰恰是亚特公司。因为结合亚特公司在一审中关于“如被告认为我方违约，其完全可以起诉至法院要求我方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第四页第6-7行）“2015年12月，原告再次派人到被告处对产品进行检验试验，被告生产的产品无法达到技术协议约定的标准”（亚特公司起诉状第二页第三段）的表述，如果案涉产品有质量问题，亚特公司应在2016年就起诉天重公司。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亚特公司自2016年至2020年长达4年半的时间里，对提货事宜只字不提（既不起诉天重公司也不向天重公司主张）；即使在2018年7月收到天重公司关于提货否则将变卖案涉产品的告知函后依然不起诉天重公司也不回应天重公司，而是一直等到得知天重公司将案涉产品变卖并派人前往天重公司处核实确信天重公司将案涉产品变卖后，立即起诉天重公司。正是因为亚特公司长达近六年的恶意推脱及收到天重公司关于提货否则将变卖案涉产品的告知函后的不回应、不作为，才逼迫天重公司变卖案涉产品。亚特公司之所以恶意拖延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亚特公司原本使用案涉产品的项目下马，亚特公司永远不再使用案涉产品。一审对过错方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天重公司在告知亚特公司并获得亚特公司默许的情况下变卖了案涉产品以达到止损的目的，但结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产品能满足亚特公司的使用要求，不存在质量问题，一审判决所谓的无法查明毫无任何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亚特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案涉产品在2014年9月10日即全部检验合格（亚特公司一审证据第12页）；2、2014年9月10日至2015年4月1日期间，天重公司多次采用发函、前往沈阳面谈、电话沟通等方式告知亚特公司并请求亚特公司付款提货（详见亚特公司证据第12-18页）；3、亚特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前往天重公司处查看设备（亚特公司证据目录对第六组证据的表述），对此需要说明的是，天重公司负责接待亚特公司的正是本案天重公司一审的代理人，亚特公司跟天重公司代理人不仅说了要看设备更说了要提货，而不是天重公司在起诉状中述称的沟通履约赔偿事宜，亚特公司在一审中对同一事实前后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表述，而对此事实，天重公司的表述与亚特公司在证据目录中的表述几乎一致，因此，应以天重公司的表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亚特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前往天重公司时向天重公司表达的是意欲提货；4、亚特公司作为一家法律意识极强的企业，如果案涉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那么亚特公司应在2016年（因为按照亚特公司在诉状中的表述，亚特公司认定其所谓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时间是在2015年12月）就起诉天重公司，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亚特公司直至等到确定天重公司将案涉产品变卖后才起诉天重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刻意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明，进而扰乱视听，将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推给天重公司。综上，亚特公司述称的案涉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是假，蓄意制造借口拒不接收案涉产品逃避责任是真。其次，一审判决关于“并签订了补充协议，以及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向原告出具催请函的行为，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对被告该项抗辩不予支持”的认定，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结合现行法律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并结合本案中亚特公司的起诉，本案中，亚特公司请求法院保护的民事权利有两项：一是解除合同；二是返还预付款并支付违约金。按照亚特公司在诉状中的表述，亚特公司知道其主张的所谓权利受到损害的日期是2015年12月，至本案呈诉的2020年6月10日，期间长达四年半，远远超过了三年。在此期间，亚特公司从未向天重公司主张过解除合同及返还预付款并支付违约金，也不存在其他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亚特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客观事实，不应得到法院的保护。纵观2018年7月11日天重公司向亚特公司出具的催请函，该函件是天重公司的权利（亚特公司拒不提货）在受到损害后向亚特公司主张权利，该函件中没有任何亚特公司向天重公司主张解除合同或返还预付款并支付违约金的意思表示。该函件只能证明天重公司向亚特公司主张权利而导致天重公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指要求亚特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中断，而不能导致亚特公司在诉状中表述的解除合同或返还预付款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亚特公司在一审中也从未将该份函件作为其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和依据，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将天重公司向亚特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替亚特公司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显然是对诉讼时效制度的错误理解与运用。第三，一审判决显失公平。结合上文的表述及本案的事实，本案成诉的起因是亚特公司计划使用案涉产品的项目下马导致亚特公司拒不接收案涉产品。案涉产品在天重公司处积压四年后，天重公司为避免损失的继续扩大而发函告知亚特公司提货否则将变卖。天重公司在没有收到亚特公司的任何回应后，历经两年的努力，将案涉产品降价变卖处理从而达到止损的目的。亚特公司在得知并确定天重公司将案涉产品变卖后便向天重公司发难。案涉产品为特定物，原本造价为720余万元，因为亚特公司项目的下马而拒收案涉产品，在天重公司处积压近六年后，天重公司被迫变卖的价格仅为310余万元，天重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10余万元。造成此次事件的过错方在亚特公司，而一审判决却判令天重公司向亚特公司返还213万元预付款，置亚特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天重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于不顾，极大的损害了天重公司的权益，显失公平。综上所述，天重公司认为，案涉合同履行中的过错及违约方是亚特公司、亚特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亚特公司应向天重公司承担因其过错及违约行为而给天重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审判决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亚特公司辩称，天重公司上诉状中陈述的理由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合同无法履行的根本原因是天重公司违约，天重公司既不能生产出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又将亚特公司定做的产品另售他人。在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合同变更补充协议》中明确写明了“由于供方（即本案天重公司）在合同执行过程的原因”，虽然在该协议中没有写明原因具体指什么，但通过协议的内容可知，双方将合同的总金额减少了，那么不难推断是天重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双方协商后减少了合同总金额，如果按照天重公司上诉状中说的那样是亚特公司合同违约，怎么会减少合同总金额呢，不应该增加合同金额才对嘛？亚特公司需要的是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在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了检查和验收的方式，怎么到了天重公司处就变成了其自检合格，那么产品就合格了呢？正是因为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天重公司生产的产品不达标所以亚特公司才没有提货，并且要求天重公司进行整改，亚特公司多次派人到天重公司处参与检查和验收，通过往来邮件可以看出，因为产品不达标，天重公司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亚特公司现状使用，期间天重公司还提出过寻找第三方检测机构，结合现有产品的情况，出具一个检测方案，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是不争的事实，亚特公司购买的是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而非仅为重量，至于天重公司上诉状中陈述的变卖经过只能说明天重公司已经将案涉产品转卖，致使合同实际履行不能，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关于天重公司提到的曾于2018年7月11日向亚特公司邮寄的《关于提货付款的上午催请函》，实事求是的讲亚特公司并未收到，亚特公司不存在撒谎的任何理由，收到了就是收到了，没收到就是没收到，而且该份函件也并不能免除天重公司需要向亚特公司提供符合合同约定产品的义务。该份函件里只提亚特公司未提货，对于其自身产品不合格却只字未提，难道双方之间的其他往来函件是亚特公司凭空捏造出来的？函件中天重公司自认产品不合格的事实仅凭天重公司2018年7月11日发了一个函件就不需要解决了吗？亚特公司已经向天重公司支付了213万元，是要购买产品的，天重公司在上诉状中说亚特公司项目下马，完全是造谣，没有任何根据。如果天重公司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对于亚特公司不提货的违约行为应当是理直气壮，为何还要转卖？直接要求亚特公司履行合同岂不是能够获得更多货款？天重公司的这一操作完全不难理解，因为其生产的产品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其也没有办法通过补救措施让产品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这才会在双方往来的邮件中提出让亚特公司现状使用的建议。双方之间是有书面合同的，如果亚特公司不需要产品了怎么还会多次派人到天津？亚特公司对于合作伙伴秉持着包容的心态，在天重公司生产的产品不达标的情况下希望天重公司能够自行采取补救措施，然而天重公司不但没有采取补救措施，反倒是将亚特公司定做的产品另售他人，天重公司的行为完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天重公司一审向法院提交的答辩状第2页14行提到“但直至2016年年中天重公司负责该项目的负责人离职”根据该条可以推断产品不达标问题一直未被解决有天重公司自身人员更换的原因。在2017年8月4日天重公司的工作人员还通过邮件与亚特公司沟通产品质量解决方案，在此期间合同也并未解除，货物也一直存放在天重公司处。故根本不存在诉讼时效一说。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均为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现天重公司违反合同约定，那么就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天重公司出现违约行为后不查找合同条款，不按约定解决问题，却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对其显示公平，一审法院的判决确实显示公平，但并不是对天重公司不公平，而是对亚特公司不公平，合同中有明确的违约责任条款，通过证据足以认定系天重公司违约，那么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判令天重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这才是公平。综上所述，天重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天重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同时可知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完全在于天重公司，天重公司先是不能生产出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后又将亚特公司定做的产品另售他人，其行为完全违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亚特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让违约方受到应有的惩罚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实际上没有必要通知我们卖不卖，天重公司是一家生产铸件的公司，将铸件卖给谁是天重公司的权利。对于天重与沈阳亚特仅存在供货合同关系。根据合同，天津公司提供合同的合同货物是根本。亚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2013年2月2日签订的《铸件购销合同》及《铸钢件毛坯技术协议》、2014年4月3日《合同变更补充协议》及2015年10月15日《合同变更补充协议》；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付预付款人民币213万元，同时支付违约金213万元，合计426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天重公司反诉主张：判令亚特公司赔偿直接经济损失2677853.08元，诉讼费由亚特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2日，原告（需方）与被告（供方）签订编号为20130202的《铸件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被告供应铸钢件，总金额为710万元。合同对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供货时间、数量、质量要求分别作出约定，同时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预付款30%=合同签订后支付20%（现汇，同时支付此20%金额即为合同生效日）+木模型制作完毕后支付10%（承兑汇票），铸件浇铸验收合格+粗加工验收合格+精加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提货款65%（承兑汇票），同时供方提供100%增值税发票，最后5%（承兑汇票）在设备安装完毕后一个月内支付，若由于供方的原因（不可抗拒因素除外）单方面取消此合同，则供方应补偿需方双倍的预付款。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3年2月4日及4月13日分别向被告支付预付款142万元及71万元，共计213万元。2014年4月7日，原、被告签订《合同变更补充协议》，约定供需双方于2013年2月2日签订的编号为20130202的合同，根据需方需求需要再增加4个小铸件，所增加的费用为101808元，变更合同后，合同总金额为720.1808万元，本“合同变更补充协议”没有涉及到的其它事宜以编号为20130202合同为准。2015年10月15日，原、被告再次签订《合同变更补充协议》，载明：由于供方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原因，经供需双方多次讨论协商，最后于2015年10月14日达成如下协议，①此补充协议与2013年2月2日签订的编号为20130202合同，与2014年4月3日签订的《合同变更补充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②本“合同变更补充协议”没有涉及到的其它事宜仍以2013年2月2日签订的编号为20130202合同，2014年4月3日签订的《合同变更补充协议》为准；③原合同的总金额变更为582万元；④合同中的《铸钢件毛坯技术协议》中“对于合同货物的检查或验收”的项下内容不追究供方责任；⑤供需双方于11月初开始进行检验。原告称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的原因为被告加工生产的产品始终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标准，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原、被告间往来函件、电子邮件予以证明。经被告质证，被告对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函件中打印部分无异议，对电子邮件均不予认可，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恰恰可以证明案涉产品在2014年已经具备交货条件，是由于原告原因导致未能提取产品，原告提供的检测结果都是原告单方制作，未经被告确认的。被告称案涉产品于2014年已生产完毕，因原告始终不予提货，在于2018年7月11日向原告发送催请函告知限期内未提货将对案涉产品进行处理未得到回复的情况下，现已将案涉产品通过天津市天重江天重工销售有限公司转卖给浙江德得贸易有限公司，2020年5月10日左右浙江德得贸易有限公司已将案涉产品提走。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因被告已将案涉产品转卖给第三方公司，致使合同成为实际履行不能，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对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合同解除后，被告应返还原告预付款。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预付款213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因被告自行处理合同标的物的行为，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无法查明，对此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故对被告关于原告拒绝提货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违约金的请求，因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均无法确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213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诉讼时效的抗辩，原、被告于合同中虽对结算期限及交货期作出明确约定，但在原告支付预付款213万元，被告生产加工产品后，未能实际履行供货义务，期间原、被告多次进行磋商，并签订了补充协议，以及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向原告出具催请函的行为，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对被告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要求原告承担其直接经济损失2677853.08元的反诉请求。因被告的过错，致原告未按约定提货的真正原因无法查明，因此，原告对被告所主张的经济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无法确定。故对被告要求原告支付直接经济损失2677853.08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沈阳亚特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市天重江天重工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2日签订的《铸件购销合同》及《铸钢件毛坯技术协议》、2014年4月7日签订的《合同变更补充协议》、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合同变更补充协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即时解除；二、被告天津市天重江天重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返还原告沈阳亚特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预付款人民币213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及被告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0880元，减半收取20440元，由原告承担8520元，被告承担11920元；反诉费28223元，减半收取14111.5元，由被告承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承担。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二审期间亚特公司撤回上诉。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铸件购销合同》及两份《合同变更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关于天重公司要求亚特公司承担货物转卖损失的问题。天重公司主张因亚特公司拒绝验收、收货，导致天重公司不得不将涉案货物另寻买家出售，出售价格（3142146.92元）低于双方约定的价格（582万元），要求亚特公司承担差额损失（2677853.08元）。对此，本院认为，从双方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合同变更补充协议》可以看出，双方均认定《铸件购销合同》未能及时履行完毕的责任在“供方”，即天重公司，虽然该补充协议中免除了天重公司在该日之前的违约责任，但约定了双方应在2015年11月进行验收。换言之，天重公司必须在该期限届满前生产完毕全部货物并使之达到验收标准。但最终天重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期限届满时其生产完毕全部货物并达到验收标准。虽然天重公司主张是亚特公司拒绝验收导致未能验收，但从亚特公司提供的其员工在2015年11月到12月之间往返沈阳（亚特公司住所地）-天津（天重公司住所地）的车票来看，亚特公司派员到天重公司进行验收的可能性较高。基于民事案件证据采信规则，本院依法采信亚特公司在此方面的主张，亚特公司在2015年11月曾派员到天重公司进行验收。此时，未能验收成功，理应由天重公司继续举证证明其在2015年11月的确已经生成完毕全部货物且全部符合验收标准。天重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对此加以证明，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其次，本案应从合同履行过程来看双方当事人何方存在违约行为。双方签订的《铸件购销合同》第三条、第四条约定，交货地点为需方现场（沈阳），运费由供方负责。从上述约定可知，本案货物交付方式为：天重公司履行交付义务，交货地点在亚特公司所在地沈阳。本案天重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交付义务，且有关货物已转售他人，实际上已不能履行。再次，从双方整个履行过程分析，如天重公司已将完全符合约定的定做设备生产完毕，依据合同约定天重公司履行交付义务后，其有权取得合同借款710万元（而无需减价至582万元），但其后来在未从亚特公司取得明确说法（或赔偿承诺或有充分证据证明对方违约以备将来诉讼）的情况下，却以约314万元价格转售他人，生产高达396万元的损失，这与常理不符，其所陈述的设备完全符合标准的主张，本院无法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其存在违约行为，并判决返还已付款，并无不当。关于天重公司提出的其他主张，理由不足，无有效证据佐证，且有关问题，在一审中已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与认定，此不赘述。综上所述，天重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阳亚特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9103元，减半收取34551.50元；天津市天重江天重工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9103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春杰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贺新发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高煜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