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53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文华，女，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宇平、韩静，系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美琪，女，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姗，系辽宁明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牛文华因与被上诉人王美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4民初4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牛文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事实、理由如下：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合作经营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双重法律关系错误。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标的款项为一次形成，即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系一次设立，基于一个行为，一审法院做出双重法律关系的认定构成错误。原审判决在已经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过桥业务合作关系的情况下(见一审判决第7页“王美琪主要通过其母亲欧淑云银行账户与牛文华进行大额资金往来，证据可见双方存在被告辩称的过桥合作”)，又认定“本案双方的过桥资金均在极短时间内结算完毕”，后形成借贷关系，既无证据支持，也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业的认定标准。上诉人原审中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1年开始至2016年8月双方资金往来的银行流水，双方累计合作经营资金额度达280多笔近两亿元人民币（注：此数额仅为王美琪个人名下银行流水总额，未包括王美琪母亲及弟弟、妹妹等亲属银行流水，如包括其亲属银行流水总额达近5.7亿元人民币），可以证明包括涉案款项在内均是从事过桥资金融通。2015年《情况说明》内容也能佐证被上诉人完全知晓上诉人将资金借给王晓丽用于项目资金周转即过桥业务，王晓丽投资失误造成双方合作资金损失。2、上诉人所出具借条当中的款项均未事实发生，双方的资金往来均为合作资金，没有独立于合作经营的借款。首先，原审中，被上诉人王美琪未能举证证明其于2014年2月17日和2014年5月7日曾以王鑫磊银行账户向上诉人牛文华银行账户转入借款本金700万元的事实。原审中，上诉人牛文华已举证证明于2014年2月17日，被上诉人王美琪以欧淑云银行账户向牛文华银行账户提供合作资金670万元；于2014年5月7日，被上诉人王美琪以欧淑云银行账户向牛文华银行账户提供合作资金200万元，前述两笔资金总额为870万元，并非一审判决中认定的700万元。其次，被上诉人王美琪原审中举证的三份《借条》前后矛盾。2014年8月25日的《借条》写明2014年4月25日牛文华向王美琪借款500万元，而2016年3月24日及2018年3月23日《借条》均写明2014年2月17日牛文华向王美琪借款500万元（此款由王鑫磊卡转给牛文华）。而事实上，于2014年2月17日，被上诉人王美琪以欧淑云银行账户向上诉人牛文华银行账户提供合作资金670万元。第三，被上诉人王美琪原审中举证的三份《借条》显示，王美琪借款时间在先，牛文华出具《借条》时间在后，被上诉人王美琪原审中已经确认牛文华自2014年3月5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陆续偿还王美琪合作经营利息56.8万元（前述利息数额及偿还时间可以证明，已偿还的利息部分均是按每两日千分之二进行的结算），然而三份《借条》中均写明，利息从2014年2月17日起至将要偿还的日期止，双方约定利息按日千分之二计算，以上所有借款利息都未结算。3、关于上诉人出具借款的意思表示认定。首先，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指向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能因此而改变当初民事法律行为的属性，至多认定为上诉人对于合作经营责任的负担的承诺，即经营风险负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过桥业务联合经营关系，应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即使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的意思表示是由其个人承担经营风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一款：联营保底无效条款，该约定亦属于无效约定，合作双方亦应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执行。其次，借条只能是作为借贷双方存在真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重要证明，不能作为双方合作经营关系的清算证明。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经营亏损导致的损失承担问题，合作双方应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以最终的盈亏进行结算分担，通过另行签订清算协议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因此，本案不能以上诉人签订了前后内容矛盾且显失公平的《情况说明》和《借条》来确认双方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综上，因双方的经营尚未全部完成，尚有部分债权未能实现，不能确定最终盈亏，因此被上诉人的请求不具备实现条件，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被上诉人原审中举证的多份《借条》内容前后矛盾，且借条借款时间、数额与双方实际资金往来银行流水根本不相符，不能证明双方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借贷资金未能实际出借，合同不能生效。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资金提供时间、数额与借条相吻合，不能据此主张借贷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2、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按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为过桥业务联合经营关系，应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经营亏损导致的损失承担问题，合作双方应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以最终的盈亏进行结算分担，不存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问题。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王美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及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事实，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包括三份借条、一份情况说明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银行流水在内的多组证据。需要强调和说明的是，上述借条及情况说明是自2014年至2018年期间分多次逐一出具的，其内容表明了上诉人陆续偿还过部分借款的事实，且每份出具在后的借条中均对此前的借款金额及还款情况进行了统计和确认，客观反映了借贷行为发生的事实及变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印证了双方之间为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而非上诉人所述的合作经营关系。试问，如果是合作经营，上诉人怎么可能会向答辩人出具借条，而且是不只一次的出具，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清晰地知道并能够判断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而自愿多次出具，恰恰证明了上诉人对于向答辩人借款这一事实没有任何异议。而且2015年的《情况说明》中并未体现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的意思，反而其中明确说明“本人牛文华在2014年从朋友王美琪处借现金伍佰万元整……由此本人至今一年多没按期偿还资金给王美琪，造成王美琪至今没拿回所借给朋友牛文华的伍佰万元现金及所涉相关利息。”其内容明确、清晰地表明了上诉人牛文华向答辩人王美琪借款的事实，其中没有任何字句体现出双方为合作经营关系，因此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其次，关于借条中借款情况的叙述和实际发生支付借款的情况存在个别差异的问题。2014年借款当时双方商定的是通过答辩人的侄子王鑫磊账户转账给上诉人，但由于答辩人的母亲欧淑云为了办理出国签证需要大额银行流水，所以实际支付的时候就由王鑫磊把款转给答辩人的母亲欧淑云，再由欧淑云转款给上诉人。而本案所涉的款项金额问题，客观事实是答辩人通过欧淑云账户借款给上诉人分别为2014年2月7日200万元、2014年2月17日670万元、2014年3月24日100万元、2014年4月21日70万元，以上借款共计1,040万元，上诉人于2014年3月5日还款70万元、2014年4月2日还款170万元、2014年4月25日还款300万元，以上还款共计540万元，即截至2014年4月25日上诉人还款后还有借款本金为500万元未还，故其在2014年8月25日出具借条时才写明2014年4月25日借款500万元；此后，答辩人又于2014年5月7日通过欧淑云账户借款给上诉人200万元，由此形成了当时的借款700万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700万元并无错误。再次，本案所涉借条及情况说明均是针对双方之间所发生的实际借款进行的统计汇总，均为实际发生的，且有双方之间银行往来流水为证。上诉人所主张的合作经营与事实不符，如果双方真如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那么如此大额的资金往来不可能不签署书面合作协议，然而客观事实恰恰是上诉人针对相应借款出具了借条及情况说明，足以印证上诉人在本案所抗辩的理由并不成立，仅是其为了推脱和逃避还款责任而寻找的托辞，其所谓共担风险的说法毫无根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据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客观认定事实。最后，基于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裁判本案，适用法律完全正确，上诉人关于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美琪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7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暂计6,055,934元（①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7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止，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利息数额为146,667元；②以4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7日起至2015年10月27日止，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利息数额为185,100元；③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7日起至2016年7月25日止，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利息数额为177,800元；④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7日起至2016年8月8日止，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利息数额为150,500元；⑤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7日起至2016年8月24日止，按照年利率标准24%计算，利息数额为183,800元；⑥以37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7日暂计至2019年12月1日，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5,212,067元，请求支付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以上暂共计9,755,934元。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函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2月7日至2014年5月7日，被告先后向原告借款，共计借款1,24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利息按日千分之二计算，原告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借款，被告于2014年3月5日偿还70万元，于2014年4月2日偿还借款170万元，于2014年4月25日偿还借款300万元，后于2014年8月25日至2016年年8月24日陆续五次向原告偿还本金共计330万元，但并未支付利息。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70万元，全部借款利息未予偿还。因向被告催要无果，原告无奈提起诉讼。牛文华一审辩称：一、牛文华与王美琪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仅存在合作关系。牛文华在中介机构担任会计职务，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一些企业因验资或过桥需要资金，愿意出比银行更高的利息，牛文华便与包括王美琪在内的同学和朋友合作，共同为需要资金的企业或个人提供资金，收取利息。具体合作模式是：牛文华将实际使用人需要资金的信息提供给包括王美琪在内的几个同学和朋友，有闲置资金的向实际使用人提供借款，按约定收取利息。通常实际使用人按收取款项的每两日千分之三支付利息，其中每两日千分之二支付给资金提供人，每两日千分之一利息支付给信息提供人牛文华。牛文华与王美琪从2011年年末即开始前述合作，累计合作经营资金额度达到近两亿元人民币。二、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出具的“借条”非真实借条，所约定内容并未实际发生。2018年3月，王美琪让其妹王美琳找牛文华帮忙签一份“借条”说她有用，牛文华没多想直接在王美琳打印好的借条上签了字。事实上，“借条”所述的借款并未真实发生。庭前，答辩人看了其他的欠条都是王美琪找牛文华帮忙签订的借条，并没有真实的借款发生。一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当事人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牛文华向原告王美琪有长期经济往来。2014年2月17日，被告牛文华向原告王美琪借款500万元，同年5月7日借款200万元，双方约定利息为日千分之二。2014年8月25日，牛文华还款200万元，当日，牛文华出具借条一张，写明：本人牛文华于2014年4月25日向王美琪借人民币伍佰万元（￥5,000,000.00），于2014年5月7日又向王美琪借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两次共计借人民币柒佰万元整（￥7,000,000.00）特立此据。注，牛文华于2014年8月25日归还王美琪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尚欠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00）。利息未算，利息按双方约定日千分之二计算。2015年牛文华向王美琪再次明确欠款数额为500万元，同年8月15日牛文华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牛文华在2014年从朋友王美琪处借现金伍佰万元整（5,000,000.00）此款本人私自借给我的朋友王晓丽用于投资项目上的临时资金周转，但因王晓丽投资失误，造成资金损失，故至今我没能按期收回转借资金，由此本人至今一年多没按期偿还资金给王美琪，造成王美琪至今没拿回所借给朋友（牛文华）的伍佰万元现金及所涉及的相关利息。2015年9月28日及10月27日，牛文华两日合计还款45万元。2016年3月24日，牛文华再次向王美琪出具《借条》，内容为：本人牛文华于2014年2月17日向王美琪借人民币伍佰万元（￥5,000,000.00）整,(此款由王鑫磊卡6228xxxx8077转给牛文华)。于2014年5月7日又向王美琪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整（此款由王鑫磊卡6228xxxx8077转给牛文华）。两次共计借人民币柒佰万元整（￥7,000,000.00）特立此据（利息另算）。注，牛文华已于2014年8月25日归还王美琪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整，于2015年9月28日及10月27日又偿还王美琪人民币肆拾伍万元（￥450,000.00）整。至此，牛文华尚欠王美琪本金人民币肆佰伍拾伍万元（￥4,550,000.00）整。利息另算。利息按牛文华向王美琪借款之日算起至归还日止。（即已偿还的两笔款从牛文华借款之日起至每两笔款的偿还日止）。另外肆佰伍拾伍万元（￥4,550,000.00）整的剩余本金款尚未偿还至今，利息从2014年2月17日起至将要偿还的日期止，双方约定利息按日千分之二计算（日0.2%）。以上所有借款利息都未结算。2016年7月25日，牛文华还款30万元，于2016年8月8日还款25万元，于2016年8月24日还款30万元。2018年3月23日，双方经核对后确认尚欠本金370万元，牛文华再次向王美琪出具《借条》，内容为：本人牛文华于2014年2月17日向王美琪借人民币伍佰万元（￥5,000,000.00）整,(此款由王鑫磊卡6228xxxx8077转给牛文华)。于2014年5月7日又向王美琪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整（此款由王鑫磊卡62284xxxx8077转给牛文华）。两次共计借人民币柒佰万元整（￥7,000,000.00）特立此据（利息另算）。注，牛文华已于2014年8月25日归还王美琪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整，于2015年9月28日及10月27日又偿还王美琪人民币肆拾伍万元（￥450,000.00）整，于2016年7月25日偿还王美琪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00）整，2016年8月8日又偿还王美琪人民币贰拾伍万元（￥250,000.00）整，2016年8月24日又偿还王美琪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00）整。至此，牛文华尚欠王美琪本金人民币叁佰柒拾万元（￥3,700,000.00）整。利息另算。利息按牛文华向王美琪借款之日算起至归还日止。（即已偿还的五笔款从牛文华借款之日起至每笔款的偿还日止）。另外叁佰柒拾万元（￥3,700,000.00）整的剩余本金款尚未偿还至今，利息从2014年2月17日起至将要偿还的日期止，双方约定利息按日千分之二计算（日0.2%）。2014年3月5日至4月25日，牛文华偿还利息33.8万元，2014年7月1日偿还利息计23万元。2018年3月双方核算后，被告牛文华未再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原、被告的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是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合同行为，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以借贷数额、借贷利率等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只要双方的协议内容合法，均受到法律的保护。从本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王美琪与牛文华自2011年起即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2013年后，王美琪主要通过其母亲欧淑云银行账户与牛文华进行大额资金往来。证据可见双方存在被告辩称的过桥业务合作，但过桥资金系一种短期资金的融通，本案双方的过桥资金亦均在极短时间内结算完毕。而关于本案的借贷标的，被告牛文华在2015年的《情况说明》中予以了明确的性质说明，其一内容有“私自借给”、“转借资金”，原告向被告银行转账过桥资金后被告将其中部分款项出借给案外人，系被告单方私自将资金另行出借，被告的该行为即否定了其辩称的双方合作关系，且被告以其个人名义向原告明确该款项为借款，亦通过《情况说明》及多张《借条》的书面形式确认了涉案款项为借款的性质；其二内容有“至今一年多”，本案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合作的内容为资金过桥，而涉案的资金时间长达一年以上，不符合过桥的业务性质，也不符合本案原告与被告的合作交易习惯，超出了双方合作界限，该款项不能认定为合作资金。故对于被告辩称的双方涉案资金系合作关系不予采信。本案中，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及情况说明，对于借贷的事实及金额、利率均作出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条的形成非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故双方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关于本案的借款本金，本案被告向原告共出具借条三张，均明确2014年借款为两笔，分别为伍佰万元与贰佰万元，虽然在后出具的两张借条中写明该两笔款项系由王鑫磊卡转给牛文华，但对于2014年2月17日至5月7日经欧淑云账户转给牛文华，牛文华尚欠本金700万元事实清楚，且根据王鑫磊及欧淑云银行账户可见，2014年2月17日王鑫磊转给欧淑云5**万元，2014年5月7日王鑫磊转给欧淑云2**万元，故可以认定2014年牛文华向王美琪借款本金700万元。根据双方于2018年的借条约定，牛文华于2014年8月25日至2016年8月24日共计还款330万元，双方约定尚欠本金370万元，故对于被告还款应认定为偿还本金，尚有370万元应予偿还。关于本案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原、被告约定的利率超过法律规定，超过部分的约定利息无效，应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应从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即本金500万元为基数于2014年4月26日计算至2014年5月7日；本金700万元为基数于2014年5月8日计算至2014年8月25日；本金500万元为基数于2014年8月26日计算至2015年10月27日；本金455万元为基数于2015年10月28日计算至2016年7月25日；本金425万元为基数于2016年7月26日计算至2016年8月8日；本金400万元为基数于2016年8月9日计算至2016年8月24日；本金37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2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关于被告已偿还利息部分，2014年3月5日至4月25日期间支付的33.8万元，因本案涉案的2016年3月24日及2018年3月23日借条中均写明500万元于2014年2月17日所借，以本金5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计算2014年2月17日至5月7日期间利息应为39.452万元，对超过年利率36%部分差额5.652万元应从2014年7月1日偿还的23万元利息中扣除，剩余已付利息17.348万元，以本金7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5月8日起算，按年利率36%计算为25天利息，应予扣除，故本案起息日为2014年6月3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牛文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美琪借款本金3,700,000元；二、被告牛文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美琪借款本金的利息（按年利率24%，以本金7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3日计算至2014年8月25日;以本金5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26日计算至2015年10月27日;以本金45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28日计算至2016年7月25日;以本金425万元为基数于2016年7月26日计算至2016年8月8日;以本金400万元为基数于2016年8月9日计算至2016年8月24日;以本金37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2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9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牛文华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清单》1组20页，电汇凭证2份、转账支票2份、借条3份、委托书1份、(2016)辽刑终字475号刑事裁定书，证明王美琪与牛文华的合作资金提供给武顺安，武顺安因刑事责任导致这笔借款本金和利息没有回收。所以拖欠王美琪的资金主要出现在这个问题上。资金流转是严闭的过程…被上诉人王美琪质证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并不是新形成的，不应予以采纳。关于借条、委托书的证据都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牛文华与武顺安之间的关系，不能证明牛文华转款给武顺安是受王美琪的指示，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作关系。经审核确认，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行，非本次诉讼的定案依据，不应采信，故本院对一审法院采信、确认的证据及案件基本事实再予以采信、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长期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客观存在。现被上诉人王美琪主张其与上诉人牛文华之间存在大额钱款借贷关系，并向一审法院提举了牛文华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多张《借条》，即已完成了证明本案借贷事实成立的诉讼举证义务；上诉人牛文华虽否认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事实，认为案涉钱款系双方当事人合作出具的“过桥”资金，抗辩主张双方当事人系合作法律关系，请求应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依据最终的盈亏结算，另行签订清算协议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但因王美琪坚持否认合作之说，且牛文华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所述的事实成立，故一审法院确认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充分考虑本案争议事实形成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状况，合理核定、扣除上诉人已偿还的本金、利息数额后，判决牛文华足额返还王美琪借款本金3,700,000元并按同期法定的利率限额给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及同类案件的处理常规，并无不当。综上，现有证据条件下，牛文华以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事实为由，请求变更一审裁判意见的上诉主张，因欠缺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92元，由上诉人牛文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刚审判员  任江审判员  王**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程曦书记员杨雅婷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