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1行终12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松，男，1980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昌区， 委托代理人徐大顺，系上诉人父亲，195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代理人范桂芝，系上诉人母亲，1953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北路**。 法定代表人涂远超，主任。 委托代理人罗超，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敏，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 法定代表人马晓伟，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涛，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安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松因诉被上诉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北省卫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要求履行查处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1行初18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月1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徐大顺向被告湖北省卫健委（原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交《举报信》，举报省人民医院医生王龙、金玮于2012年5月15日前后为崔某编造假病历，被法医直接引用，作出虚假轻伤鉴定，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要求被告立案调查，依法依规作出处理。2014年3月14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徐大顺向被告提交《再次关于金玮、王龙故意编造虚假病历的举报》，举报金玮、王龙于2012年5月10日至2012年5月19日期间，为崔某编造假病历，对原告及全家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要求被告吊销金玮、王龙的行医资格证书，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014年3月24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向被告提交《关于省人民医院医生徐海涛、金玮、王龙伪造病情病历的举报》，举报徐海涛、金玮、王龙于2012年5月10日至2012年5月19日期间，为崔某出具虚假病情病历，法医依此为崔某作出轻伤鉴定，原告因此受到公安机关的刑事追究，关押17天，被迫赔偿17万元，撤销上诉的离婚财产100多万元分割案件。要求被告依法依规吊销徐海涛、金玮、王龙的执业医师证书，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014年11月17日，湖北省卫健委（原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信访办公室对徐大顺作出鄂卫生计生医信复[2014]83号《关于对徐大顺同志来信的回复》，主要内容为：“徐大顺同志：……我委高度重视，责成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组织相关专家针对你举报事宜展开调查，于2014年4月30日给予了回复，并将有关资料于2014年6月5日移送司法机关。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于2014年6月6日回复我委《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针对调查中发现的省人民医院部分医师病历书写不规范等问题，省卫生计生委已向该院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其整改，省人民医院根据有关规定对当事医生及科室进行了处理，加强全院病历质量管理，并向我委报送了整改报告。如果后续公安机关等有权部门确认本案有其他违法违纪情形，我委将依法依规处理。”原告不服该回复，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5）鄂洪山行初字第00144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未依照《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履行立案、调查、合议、决定给予或不予卫生行政处罚，而是以信访回复的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查处程序，且被告并未针对原告举报的省人民医院医生的有关行为，作出予以或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故其作出的鄂卫生计生医信复[2014]83号《关于对徐大顺同志来信的回复》的行政行为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鄂卫生计生医信复[2014]83号《关于对徐大顺同志来信的回复》的行政行为。二、责令被告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徐松的委托代理人徐大顺于2014年1月1日、2014年3月14日、2014年3月24日提交的《举报信》、《再次关于金玮、王龙故意编造虚假病历的举报》、《关于省人民医院医生徐海涛、金玮、王龙伪造病情病历的举报》重新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徐松。三、驳回原告徐松要求判令被告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责令湖北省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徐松直接损失17万元、精神损失10万元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5万元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2016年7月13日，原告徐松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大顺向原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交《举报信》，举报主要内容为省人民医院医生金玮、王龙、徐海涛、胡灵、邢变枝伪造病历，其中眼科医生金玮故意捏造虚假会诊记录及虚假诊断；神经科医生王龙、徐海涛篡改出院记录和出院证明诊断，编造“返回医院更正”的谎言，出具骨科“腰椎骨折”及眼科“视神经损伤”诊断，是超职业范围跨专业违规诊断，恶意捏造“额部多处血肿包块，全身多处青紫”的虚假伤情；病历多处签名造假矛盾重重，身份出生日期五花八门、漏洞百出。上述出院记录、会诊记录非医生胡灵出具的腰椎CT影像报告，导致原告蒙冤入狱，造成重大损失。 2018年9月17日，原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针对原告的上述举报作出《关于对徐松委托代理人徐大顺三次举报信的重新处理意见》，原告不服向国家卫健委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原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9月17日作出的《关于对徐松委托代理人徐大顺三次举报信的重新处理意见》，责令湖北省卫健委对违法医务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并吊销医师执业证书，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该委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国卫复决[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仍未按《卫生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完整履行立案、现场检查、调查、登记、结案等程序，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证据不足，程序不符合规定，决定撤销原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9月17日作出的《关于对徐松委托代理人徐大顺三次举报信的重新处理意见》，责令湖北省卫健委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所提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驳回原告其他复议请求。被告湖北省卫健委于2019年3月19日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徐松和被告湖北省卫健委均未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书》提起诉讼。 2019年4月9日，湖北省卫健委作出《受理通知书》，载明于2019年4月9日受理徐松2014年1月1日、3月14日、3月24日及2016年7月13日的投诉举报事项。当日，省卫健委向其下属的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下发《关于完善崔某案行政处罚程序的函》，要求该局于2019年4月27日按照完整程序办理此案，并将办理结果报送。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于2019年4月9日签批了《立案报告》。此后，具体承办的工作人员对金玮、王龙、徐海涛、邢变枝等涉事医生进行了询问，询问内容包括前面已经询问所形成的记录进行确认；对2014年就此案做过专家评鉴的医学专家周游、姚军平、王米君等进行了询问，询问中专家对2014年调查时提出的专家意见进行了确认；对患者崔某及举报人范桂芝、徐大顺均进行了询问。2019年5月8日，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承办人制作了《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报相关负责人审批后于2019年5月9日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合议。合议意见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建议对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生徐海涛、金玮、王龙不予行政处罚。当日，经内部呈报和审批，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形成了结案报告，决定内容为：建议对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2019年5月9日，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出具了鄂卫监局文[2019]7号《关于徐大顺举报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生违法行为的调查报告》，载明：一、调查经过。我局于2019年4月18日从省人民医院调取了崔某2012年5月的住院病历和住院病人费用清单，并分别对举报人徐大顺及其妻子范桂芝、省人民医院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以及患者崔某、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眼科主任姚军平和神经外科主任周游、湖北省中山医院主任医师王米君进行了调查询问，调取了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4人的医师执业资质证明材料。二、崔某就诊主要经过及结果。根据省人民医院952428号病案及对相关医师的询问调查，患者崔某2012年5月在省人民医院诊疗主要经过如下：5月10日，患者以“头部外伤4小时”的主诉由神经外科Ⅲ科收住院，入院诊断“I级脑外伤”。5月14日，对患者行CT检查，CT号V39768的检查报告载明“影像：1、胸、腰椎退行××变；2、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3、颅底CT平扫未见明显移位性骨折现象”。该报告单显示报告医师为胡灵，有审核医师邢变枝签字。5月15日，眼科医师金玮会诊，签署诊断意见：1、左眼钝挫伤；2、左眼外伤性视神经病变。住院期间患者病情平稳，5月11日教授查房、5月13日、5月16日两次病程记录均无特殊。5月19日，患者出院，出院诊断：I级脑外伤、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左眼视神经损伤。出院记录医师签名为王龙，审阅医师签名为徐海涛。三、审查发现崔某住院病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住院病案首页的出院诊断栏，其他诊断有“右眼视神经损伤”；出院记录、会诊记录、诊断证明书、出院证明均记载“左眼视神经损伤”。（二）住院志中的体格检查、专科检查中记载左右眼瞳孔大小2.5mm，光反射正常（灵敏）；病史小结、首次病程中记录、教授查房记录、两次病程记录、出院小结均记载：左侧瞳孔散大，直径5mm；眼科会诊病历记录：左眼瞳孔散大，约7mm。（三）病史小结中记载：右侧瞳孔直径2.5mm，光反应消失，左侧瞳孔5.0mm，光反射存在。（四）2012年5月15日会诊记录中，“病情及治疗情况”、“申请会诊理由和目的”、“会诊科室”、“申请科室”、“申请医师签名”、“申请时间”空白。（五）住院病案首页、神经外科住院志、首次病程记录、教授查房记录、入院证的医师签名“徐海涛”非徐海涛本人所为；神经外科住院志、病程记录、临时医嘱、长期医嘱的医师签名“王龙”非王龙本人所为。（六）三项眼科专科检查结果报告单，未见相应临时医嘱。（七）住院病人费用清单中，检查费项目下计收220800002*彩色打印照片费用90元，但病历中未见彩色照片。四、已知相关情况……五、调查结果及事实认定。（一）医师徐海涛、王龙在执业活动中违反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医卫政发[2010]1号）；医师邢变枝承认在执业活动中认知水平有欠缺，出具医学文书时未给出进一步检查建议。患者崔某本人对诊疗过程和结果未提出异议。（二）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在执业活动中，对患者崔某进行了诊查，患者崔某的出院证明、诊断证明书合法有效。（三）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4人在对崔某的诊疗过程中不存在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行为。1、2014年5月23日，原省卫生计生委以“不能排除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王龙、眼科金玮等医生病历作假的犯罪嫌疑”将案件移送湖北省公安厅（鄂卫生计生函[2014]139号、鄂卫生移[2014]001号）；2014年6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回复原省卫生计生委：所移送案件“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通知书）（昌公（白）不立字[2014]01号）。2、范桂芝2019年5月7日向我局提交了X线检查报告（CT号V39768，报告日期：2012.05.1510：03：53）的照片打印件，但其呈现的内容未见审核医师签名。范桂芝声称该材料是2012年12月25日从省人民医院办公电脑屏幕上拍摄，病历中未见该材料，说明省人民医院弄虚作假、有意隐藏医疗文书。但该材料已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作为证据当庭出示，因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来源的合法性，法院未予采信。范桂芝2019年5月9日又向我局提交收条一份，意在证明该材料是金某受其委托所拍摄，但收条内容缺乏关联性。（四）患者崔某入院前已报警，医师徐海涛、王龙不存在报告患者涉嫌伤害事件的必要条件。（五）医师金玮在执业活动中没有违法事实。（六）在崔某2012年5月住院诊疗过程中，省人民医院不构成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4人均为执业医师，执业地点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CT检查报告医师胡灵，当时是在省人民医院放射科实习的大学生，其署名的CT检查报告已由上级医生邢变枝审核签名，程序合规，结果有效。六、处理意见……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在患者崔某2012年5月住院诊疗期间的执业活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列举的违法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处罚”以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依法提出不予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我局决定对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4人不予行政处罚。 2019年5月14日，被告湖北省卫健委组织了关于徐松举报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生违法行为调查情况的讨论会。2019年5月15日，湖北省卫健委组织会议对徐松举报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生违法行为适用法律具体条款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以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违法行为轻微的，依法提出不予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我委决定对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和湖北省人民医院不予行政处罚。2019年5月16日，湖北省卫健委经负责人审批后作出被诉《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主要内容如下：一、对2014年1月1日、3月14日、3月24日投诉举报事项的答复和处理意见。（一）两份不同版本的出院记录问题。经调查，患者崔某出院时，由其家属复印病历相关资料一套，回家后发现病历复印件“出院记录”中的出院诊断一项与关于眼部的描述不一致，后返回医院要求医生更正，医生查阅病历中相关记录核实后对此予以更正，并将更正后的资料打印签字后交给患者，更正后的资料同时交病案室存档。（二）关于执业资格的问题。经查，在崔某2012年5月住院诊疗过程中，徐海涛、王龙、金玮、邢变枝4人均为执业医师，执业地点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CT检查报告医师胡灵，当时是在省人民医院放射科实习的大学生，其署名的CT检查报告（CT号V39768）已由上级医生邢变枝审核签名，符合带教规范。神经外科医师王龙、徐海涛执业范围为“外科”，他们根据影像学报告结论作出“腰椎压缩性骨折”的诊断，不属于超范围执业。“视神经损伤”诊断是由眼科医师会诊时作出，符合相关规定。（三）关于“眼科医生金玮故意捏造虚假会诊记录及虚假诊断”的问题。1、关于眼科会诊单上的问题……本案中，会诊记录单上半部分空白，经调查询问眼科医生金玮，原因如下：眼科医生收到会诊通知单后，电话询问脑外科医生该患者是否可以行动，得知患者可以行动后，便预约患者到眼科会诊，以便于患者检查视力、眼压及眼底。患者到眼科时没有携带会诊记录单，眼科医生金玮就使用新的会诊记录单记录，事后脑外科医生也未补填会诊记录的空白部分，故会诊记录单部分内容为空白。2、关于眼科会诊诊断依据问题：经调查询问眼科医生金玮……左眼钝挫伤的会诊诊断依据主要是患者主诉头部外伤史、视力下降、眼底检查显示视网膜水肿、瞳孔对光反射RAPD阳性、左眼瞳孔散大约7mm。左眼外伤性神经病变的会诊诊断主要依据，除了上述依据外，还包括首次病程记录及大病历中记载的“I级脑外伤”。据此，医师金玮会诊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四）关于是否故意伪造病历和涉嫌刑事责任问题。经查，患者崔某病历中确实存在病情记录、描述矛盾，诊疗过程不规范、医师签名不规范等问题……由于你与崔某之间涉及刑事案件，我委曾于2014年5月23日将本案移送至省公安厅调查处理。省公安厅转办至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该局经调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于2014年6月6日作出决定，不予立案（昌公（白）不立字[2014]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并送达我委，我委也及时对你进行了告知。本次调查中，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又对崔某进行了询问，崔某明确表示，在此次住院前不认识上述医务人员，住院期间也没有向任何医生提出过任何要求。鉴于公安部门的结论，结合目前调查情况，尚没有证据反映上述医务人员存在以陷害他人为目的而故意书写虚假病历的情形和动机，病历中存在的问题，应该认定为病历书写不规范，不涉及刑事责任问题。我委决定不再进行司法移送。（五）处理意见及决定。1、……在崔某住院病历没有任何更正的情况下，仍能对崔某损伤程度做出客观公正的伤情鉴定结论，充分证明省人民医院病历和诊疗中存在的问题与客观公正作出损伤程序鉴定和你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医师徐海涛、王龙虽存在病历书写和诊疗过程不规范等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的问题，但没有给患者造成任何不良后果，也与徐松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应该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情形。2、根据公安部门的结论，结合目前调查情况，尚没有新的证据反映上述医务人员存在以陷害他人为目的而故意书写虚假病历的情形和动机。病历中存在的问题，应该认定为病历书写不规范，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应该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情形。对医师徐海涛、王龙存在的病历书写和诊疗过程不规范问题，我委已依法采取了行政处理措施，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2014-203号），责令省人民医院立案整改，加强医务人员业务培训，提高诊疗水平……3、邢变枝对胡灵的带教行为符合带教规范，省人民医院不存在使用非卫技人员问题。4、徐海涛、王龙、金玮不存在超范围行医问题。5、调查中没有发现省人民医院和有关医务人员存在其他应该进行行政处罚的行为。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以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违法行为轻微的，依法提出不予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我委决定对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和湖北省人民医院不予行政处罚，该不予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已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报相关负责人批准。二、对2016年7月13日书面《举报信》的答复和处理意见……省人民医院病历和诊疗中存在的问题与客观公正作出损伤程序鉴定和你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如果你坚持认为医院或者医生的行为造成了你的经济和精神损失，该诉求属于民事赔偿责任范畴，超出我委行政职责和职责范围，建议你通过与省人民医院协商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解决。2019年5月17日，被告湖北省卫健委将该《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原告徐松送达。 2019年7月15日，原告徐松因不服湖北省卫健委《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向国家卫健委申请复议。复议请求：1、撤销湖北省卫健委《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2、变更湖北省卫健委《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责令湖北省卫健委依法给予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生金玮、王龙、徐涛涛、邢变枝、胡灵行政处罚并吊销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3、行政附带民事赔偿。湖北省卫健委不依法行政、滥作为，赔偿造成的交通费、打印费、邮寄费、律师费等各项经济及精神损失5万元。2019年9月4日，国家卫健委作出国卫复决字〔2019〕3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湖北省卫健委的《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驳回徐松的其他复议请求。 原审另查明以下相关事实：2012年5月10日，患者崔某（当时原告之岳母）在武昌区解放桥小学校内与原告发生冲突，崔某于当日到湖北省人民医院入院治疗。双方发生纠纷后报警，由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接警。2012年5月22日，经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白沙洲街派出所委托该分局物证鉴定室（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崔某伤情作出武公昌技法门字（2012）026号《法医鉴定书》，结论为崔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2012年6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决定对崔某被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因徐松对崔某的伤情鉴定结论不服，申请重新鉴定，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委托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于2012年6月21日重新作出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崔某的损伤程度属轻伤”（根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此后，原告徐松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12年8月21日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刑事拘留，于2012年9月5日执行逮捕。2012年9月5日，原告代理人徐大顺与崔某经武昌区白沙洲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2012年9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因被害人崔某不再追究徐松的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同日，原告徐松被释放。 2013年11月8日，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向白沙洲派出所出具《关于对崔某损伤程度鉴定意见的函》，称“鄂科司鉴［2012］省鉴字第3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违规，鉴定结论无效”。2014年6月9日，湖北省公安厅《公安机关复核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4］36号）决定撤销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物证鉴定室（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崔某损伤程度为轻伤的武公昌技法门字（2012）026号《法医鉴定书》，并由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对原告涉嫌故意伤害案件有关立案、办案等环节工作重新审查，并依法做好《法医鉴定书》撤销后涉及公安机关国家赔偿等有关法律责任问题的处理工作。2015年3月20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向原告代理人徐大顺出具《答复意见书》，决定撤销原告涉嫌故意伤害刑事案件原处理决定。2016年10月11日，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声明》：“根据2014年3月11日湖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在《关于徐大顺举报省人民医院有关情况调查处理的报告》：省人民医院在崔某原始病历中，反映患者的病情描述多处矛盾，治疗措施与诊断结果不符，作出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左眼视神经损伤的出院诊断依据不足，患者腰椎压缩性骨折需明确是否为陈旧性骨折的意见。我中心特声明《武公昌技法门[2012]第026号》法医鉴定书无效”。2018年7月4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作出《纠正徐松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依据和理由的决定》。对该局于2012年9月6日依照《中华人民人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作出的昌公（白）字刑撤决字[2012]219号《撤销案件决定书》的依据和理由纠正为：徐松涉嫌故意伤害一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的规定予以撤销。此后，徐松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2019年12月2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委赔20号《国家赔偿决定书》，据此，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应赔付徐松人身自由赔偿金5370.98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79.84元，在武汉市武昌区解放桥小学及上级主管部门武昌区教育局的范围内为徐松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徐松赔礼道歉。 2013年4月19日，原告代理人徐大顺向武汉市司法局递交举报材料，反映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及鉴定人饶某为被鉴定人崔某作虚假鉴定导致严重后果。2013年10月23日，湖北省司法厅作出鄂司罚决字［2013］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六个月的行政处罚；作出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鉴定人饶某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湖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3月14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鄂政复决［2014］29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原告仍然不服，诉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4年10月11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4）鄂武昌行初字第0002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湖北省司法厅在法定期限内对鉴定人饶某的违法行为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同时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湖北省司法厅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月22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25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湖北省司法厅收到二审判决后，启动对鉴定人饶某的重新处罚程序，对被鉴定人崔某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2015年5月7日，湖北省司法厅对鉴定人饶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为饶某在对崔某作损伤程度鉴定过程中，多处违反法律法规及技术操作规范，属严重不负责任，《鉴定意见书》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采信至原告被刑事拘留，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了重大损失。但综合本案情况和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饶某故意作虚假鉴定，饶某在该鉴定过程中多处违反法律法规及技术操作规范，严重损害司法鉴定行业形象，影响特别恶劣，具备严重情节。饶某存在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且情节严重的情形，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鉴定人饶某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原告仍不服，起诉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鄂0106行初3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徐松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3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5月26日，原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员会以不能排除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王龙、眼科金玮等医生病历作假的犯罪嫌疑为由向湖北省公安厅进行了司法移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于2014年6月6日作出昌公（白）不立字[2014]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立案。 原审还查明，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8年11月变更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于2020年4月10日更名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局。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相关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进行管理以及对医师是否存在违法执业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本案被告湖北省卫健委作为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原告举报的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生违法行为具有调查处理的法定职权。原告徐松作为举报人，其基于个人权益保护而对湖北省人民医院相关医务人员进行投诉举报，被告湖北省卫健委也多次就原告的举报事项作出答复和处理，且在答复处理后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复议机关复议决定责令重新作出处理，现原告对其重新作出调查处理后作出的《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是该《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的行政相对人，也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及第二十九条等规定，卫生行政机关对社会举报及上级卫生行政机关交办或者有关部门移送的卫生行政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对确应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依法提出卫生行政处罚意见；违法行为轻微，依法提出不予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依法提出不予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并经卫生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卫生行政机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特殊原因需延长的，应当报请上级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本案中，被告湖北省卫健委于2019年3月19日收到责令其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所提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的国家卫健委国卫复决[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4月9日受理，重新启动了对原告举报事项的调查处理程序，经过立案、调查、合议等行政执法程序，经负责人审批，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被诉《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并向原告送达，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未超过法定处理期限，也未超过复议决定指定的期限，程序合法。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湖北省卫健委的《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与此前的多次答复内容一致，并未按（2015）鄂洪山行初字00144号《行政判决书》和国卫复决[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要求重新作出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的问题。本案中，（2015）鄂洪山行初字00144号《行政判决书》和国卫复决[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以被告湖北省卫健委未按照《卫生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完整履行立案、现场检查、调查、合议、结案等程序，作出的回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责令湖北省卫健委对徐松委托代理人徐大顺的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原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限制。”的规定，生效判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限制。参照该规定，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行政机关重新处理作出的行政行为也不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限制，故原告前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湖北省卫健委对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等人篡改、伪造、隐匿病历，违法违规出具假病历假诊断的违法行为不予查处，反而在《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以病历中存在的问题属于“病历书写不规范”为由袒护包庇违法医生的问题。《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病历书写是指医务人员通过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诊断、治疗、护理等医疗活动获得有关资料，并进行归纳、分析、整理形成医疗活动记录的行为。病历书写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上述规定表明病历书写是医务人员结合诊疗情况经过主观分析、判断后形成医疗记录的行为。由于病历书写本身是医务人员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实践中，造成病历记录不客观、不真实的主观方面一般有两种情形：过失和故意。按通常理解，伪造、篡改、隐匿病历是指故意违背患者客观真实情况制作虚假病历材料，或故意将在诊疗活动中形成的真实病历材料隐藏，行为人所持主观态度应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这样的行为将使他人陷入违背事实真相的错误认识，但为了达到歪曲或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仍决意追求、促成或放任期待这样的结果发生。本案中，湖北省卫健委通过调查，确认崔某2012年5月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确实存在前后矛盾、部分医生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眼科会诊记录填写不完整等问题，但未取得有效证据证明湖北省人民医院医师徐海涛、王龙等人有伪造、篡改、隐匿病历资料或书写虚假病历的主观故意，且在调查报告和答复意见中对患者崔某病历记录中的错误及不规范之处也进行了说明，本案诉讼中也无其他有效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医师确有以歪曲、掩盖事实真相为目的伪造、篡改、隐匿病历资料的行为，故湖北省卫健委对患者崔某病历中存在的问题认定为病历书写不规范并无不当。对于医师徐海涛、王龙等人存在的病历书写和诊疗过程不规范问题，湖北省卫健委已向湖北省人民医院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该院整改，湖北省卫健委已依法履行其卫生行政监督职责，对原告投诉举报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处理和回应。原告前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湖北省卫健委对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不予行政处罚，也不再进行司法移送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原告认为上述医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一）、（四）、（五）、（十二）项，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关于医师违法执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作出了如下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四）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的；（五）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十二）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发现××疫情，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告的。”关于第（一）项，原告认为涉案医生违法违规出具假病历假诊断，导致鉴定人做出致人轻伤的司法鉴定，造成原告无辜受到刑事追究的严重后果，符合该项规定中造成严重后果的构成要件，应该对涉案医生给予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并进行司法移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一条的规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三条规定：“鉴定损伤程度,应该以外界因素对人体直接造成的原发性损害及后果为依据,包括损伤当时的伤情、损伤后引起的并发症和后遗症等,全面分析,综合评定”，以上规定均表明鉴定人应某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鉴定检材进行分析、鉴别、判断，作为鉴定检材的病历书写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导致鉴定结论出现错误。本案所涉的鄂科司鉴［2012］省鉴字第3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人是根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四十三条“外伤性脊柱骨折或者脱位;外伤性椎间盘突出;外伤影响脊髓功能,短期内能恢复的”的规定将被鉴定人崔某的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崔某病历记载的“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并不能直接归入该条所定义的轻伤范围，而需要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根据该规定第三条的原则进行全面分析，综合评定。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就崔某伤情鉴定的相关问题，湖北省司法厅已进行调查处理，认为鉴定人饶某在对崔某作损伤程度鉴定过程中，多处违反法律法规及技术操作规范，属严重不负责任，《鉴定意见书》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采信致原告被刑事拘留，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了重大损失，并已对鉴定人饶某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该调查处理结果已经被生效判决所维持。由此可见，造成原告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直接原因是鉴定人违反法律法规及技术操作规范，而并非涉案医生病历书写不规范，故原告关于对涉案医生应按该项规定进行处罚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第（四）项，根据被告的调查和全案证据，本案中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均对患者崔某进行了诊查，不符合该项规定未亲自诊查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的情形；关于第（五）项，如前所述，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医师存在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行为；关于第（十二）项，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患者崔某在入院治疗前已报警，涉案医师不存在报告患者涉嫌伤害事件的必要性。关于司法移送的问题，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员会曾于2014年5月26日以不能排除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王龙、眼科金玮等医生病历作假的犯罪嫌疑为由向湖北省公安厅进行过司法移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于2014年6月6日作出昌公（白）不立字[2014]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立案。本次重新调查处理过程中，被告湖北省卫健委对病历中存在的问题认定为病历书写不规范，不涉及刑事责任问题，不再进行司法移送并无不当。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湖北省卫健委对医师徐海涛、王龙超范围执业未予查处的问题。《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中关于“临床类别医师执业范围”将临床类别医师的执业范围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专业。《说明》指出，该范围是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准入后的基本执业范围，设定执业范围的专业宜粗不宜细，有些更细的专业分类可以随着专科医师制度的完善予以解决。《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将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分32个一级科目，每一个一级科目项下分若干个二级科目，其中外科一级科目下面包含普通外科、骨科等二级科目。被告湖北省卫健委经调查确认徐海涛、王龙执业范围为“外科”，认定他们根据影像学报告结论作出“腰椎压缩性骨折”的诊断不属于超范围执业，“视神经损伤”的诊断是由眼科医师会诊时作出，符合上述规范，且已在《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中进行答复和说明，并无不当。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湖北省卫健委对未取得执业医生资格的胡灵在CT号为V39768号的CT报告上署名不予查处的问题。《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医学生在临床带教教师的监督、指导下，可以接触观察患者、询问患者病史、检查患者体征、查阅患者有关资料、参与分析讨论患者病情、书写病历及住院患者病程记录、填写各类检查和处置单、医嘱和处方，对患者实施有关诊疗操作、参加有关的手术。”；第十四条规定“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参与医学教育临床诊疗活动必须由临床带教教师或指导医师监督、指导，不得独自为患者提供临床诊疗服务。临床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有关诊疗的文字材料必须经临床带教教师或指导医师审核签名后才能作为正式医疗文件。”本案中，被告湖北省卫健委经调查认定胡灵当时是在湖北省人民医院实习的大学生，其署名的CT报告已由上级医生邢变枝审核签名，符合带教规范。湖北省卫健委的调查认定符合上述法规规定，且已在《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中进行答复和说明，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告湖北省卫健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以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违法行为轻微的，依法提出不予卫生行政处罚的意见”，决定对医师徐海涛、王龙、邢变枝、金玮和湖北省人民医院不予行政处罚，也不再进行司法移送，并对原告举报事项进行了书面答复，已经履行其法定职责，处理意见并无不当。被告国家卫健委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予以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故对原告要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答复和处理意见》（2019），依法认定医生篡改、伪造、隐匿病历的违法事实，确认病历不真实，要求湖北省卫健委依法履职吊销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生金玮、王龙、徐海涛、邢变枝、胡灵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以及赔偿其损失500000元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徐松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没有依法行政，作出的《答复和处理意见》中对违法医生的犯罪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行政调查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明显不当。行政复议程序中在没有新线索和新证据的情况下，重新启动调查程序不合法、不合理。被上诉人丧失了惩治违法行为、维护法律秩序的职能，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对此没有依法审理和查明。被上诉人在同一案件清楚、证据确凿且没有反证推翻第一份《调查报告》的情况下，又重新为涉案医生量身定作了第二份《调查报告》，两份报告自相矛盾，一审法院所谓查明和认为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认为《答复和处理意见》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这一认定是错误的，应是明显不当。上诉人提交的115个证据与本案有直接关联，一审认定这些证据，又不认定病历造假，自相矛盾。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病历造假，一审法院对此未依法审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湖北省卫健委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国家卫健委二审答辩称，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湖北省卫健委对上诉人举报事项具有调查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中，针对上诉人举报事项，被上诉人湖北省卫健委通过调查，确认崔某2012年5月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确实存在前后矛盾、部分医生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眼科会诊记录填写不完整等、诊断和治疗措施不符，如有外伤性视神经病变诊断，但无相应治疗措施。对腰椎压缩性骨折，临床医生未作进一步检查明确是否为陈旧性骨折等问题。此调查事实，双方当事人并无争议。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被举报的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相关医师是否具有篡改、伪造、隐匿病历的行为；2.被举报涉案医师是否有超范围执业应予查处的行为；3.被上诉人湖北省卫健委对被举报医师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 1.关于被举报的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相关医师是否具有篡改、伪造、隐匿病历的行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原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曾于2014年5月26日以不能排除省人民医院医生病历作假的犯罪嫌疑为由向湖北省公安厅进行过司法移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于2014年6月6日作出昌公（白）不立字[2014]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从本案现有双方当事人的证据材料看，并不能证明涉案医师确有与患者崔某相互勾连，以陷害他人为目的伪造、篡改、隐匿病历资料等行为存在。被上诉人湖北省卫健委根据调查确认的相关事实认定涉案医师确有病历书写和诊疗不规范等问题，符合实际情况。上诉人主张省人民医院涉案医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有篡改、伪造、隐匿病历的行为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涉案医师是否有超范围执业应予查处的行为。涉案医师王龙、徐海涛执业范围为“外科”。从被上诉人湖北省卫健委调查查明的事实和本案病历材料反映的事实看，涉案两位医师根据影像学报告的结论作出“腰椎压缩性骨折”的诊断，并不违反医师执业范围有关规定，不属于超范围执业。关于崔某眼部“视神经损伤”的诊断则是由眼科医师会诊时作出，也未超出医师执业范围。至于当时未取得执业医生资格的胡灵在CT报告单上署名的问题。胡灵当时是在省人民医院实习的大学生，其在CT报告单上的署名，经过了执业医生邢变枝的审核签名，该带教行为符合《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也不存在违规问题。故上诉人认为涉案医师超范围执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也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被上诉人湖北省卫健委对被举报医师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上诉人主张涉案医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十二）项的规定，应当予以处罚。关于该法第（四）项规定的“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的违法情形。根据被上诉人湖北省卫健委的调查和本案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医师均亲自参与了对患者的诊疗活动，故不存在未经诊查签署诊断意见的情形。关于该法第（五）项规定的“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违法情形，如前所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此种违法行为。关于第（十二）项规定的“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发现××疫情，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告的”的违法情形，涉案患者崔某入院治疗前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故不存在需要报警的情况。至于该法第（一）项规定：“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予以处罚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涉案医师徐海涛、王龙存在病历书写和诊疗过程不规范等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的问题，但患者崔某并没有提出异议，客观上也没有给患者崔某造成不良后果。对于上诉人提出因为涉案医师的诊断导致鉴定人作出致人轻伤的司法鉴定结论，从而造成上诉人无辜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严重后果的意见。本院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一条规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湖北省司法鉴定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司法鉴定人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独立进行司法鉴定；（二）了解、查阅与鉴定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询问与鉴定事项有关的当事人、证人和见证人等；（三）要求委托人无偿提供鉴定所需要的鉴定材料；（四）进行鉴定所必需的检验、检查和模拟实验；……”从上述规定看，司法鉴定过程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在全面审查、分析鉴定资料、鉴定材料，结合活体检查，进行必要检验、调查，在综合评定基础上作出鉴定意见的过程。其中，病历资料只是法医用来鉴定的参考文件。鉴定人对病历资料的运用并不是拿来主义，或者说是完全以其为依据，而是需要经过审查，在参阅病历资料的基础上再结合法医检验结果综合分析判断。因此，本案中涉及到的病历书写和诊疗过程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并不必然导致鉴定结论出现错误。上诉人因错误的伤情鉴定结论曾无辜受到刑事责任追究，与涉案医师病历和诊疗行为不规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造成上诉人合法权益受损的直接原因是作出相关错误伤情鉴定意见的鉴定人违反法律法规及技术操作规范，严重不负责任的鉴定行为。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湖北省卫健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对涉案医师作出吊销其执业证书的处罚的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湖北省卫健委受理上诉人举报后，经过立案、调查、合议等行政执法程序，作出被诉《答复和处理意见》，并依法送达给上诉人，其履职行为实体正确和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国家卫健委复议程序也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徐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平 审判员  沈红 审判员  俞震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王瀚 书记员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