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01民特696号申请人：江西红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文化城**（部分）。法定代表人：陈末，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峰，北京德和衡（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豪，北京德和衡（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夏鸿，男，汉族，1967年10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被申请人：吕文，男，汉族，1974年11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宣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忱，上海问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许鹏，男，汉族，1970年2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被申请人：王群，女，汉族，1971年10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申请人：孙维，男，汉族，1974年3月13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被申请人：翟隽，男，汉族，1978年5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被申请人：朱晓锋，男，汉族，1975年5月25日出生，住辽宁省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魏，辽宁京阙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江西红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集团）与被申请人夏鸿、吕文、许鹏、王群、孙维、翟隽、朱晓锋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红星集团称，上海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作出的（2017）沪仲案字第1037号裁决存在以下可撤销的情形：一、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了法定程序。1、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仲裁案件应自仲裁庭组成之日起4个月内作出裁决，但本仲裁案的审理时间长达3年，属于严重超期。2、本仲裁案的首席仲裁员杜某在担任上海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期间，利用未申报账户在窗口期违规增持公司股份，且违规增持的股票数量较大，违反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亦违反了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所作的承诺，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其作出了纪律处分决定，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很显然，杜某已不适合担任首席仲裁员，上述情形构成应当回避的理由，但杜某在仲裁中并未向当事人披露上述信息。二、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1、系争《江西A有限公司投资北京B有限公司之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了业绩对赌条款，其中，2015年的业绩目标为5,000万元。目标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团队未签署经营目标责任书，属于目标公司内务管理的事，不能约束到投资人，也不能改变管理团队与申请人之间所签署的《投资协议》及《承诺函》。不论目标公司管理团队是否签署经营目标责任书，均不能否定管理团队和申请人在《投资协议》中达成的业绩对赌合意。仲裁裁决关于“目标公司管理团队未签署经营目标责任书，无法证明各方最终确认的经营目标就是2015年实现税后净利润5,000万元”的认定是错误的。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的变更需要当事人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现无证据证明申请人同意调整对赌业绩。此外，年底双薪和年终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仲裁裁决关于“目标公司向管理团队成员发放奖金，说明董事会已经认可目标公司的业绩无法达到原定的标准，放弃了约定的经营目标”的认定是错误的。三、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仲裁庭对于违约者获利的行为非但没有作出处罚，反而通过裁决保护了违约者不合法的权益，所作裁决破坏了国家法律的尊严，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据此，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项以及第三款的规定，请求撤销（2017）沪仲案字第1037号裁决。被申请人夏鸿称，1、首席仲裁员受到的纪律处分与本案无关，该仲裁员是否具备担任仲裁员的资格由仲裁委决定。纪律处分作出时，本仲裁案正在审理期间，若申请人对首席仲裁员的任职资格有异议，完全可以在仲裁中提出。2、仲裁中，各方为了达成调解主动要求延期审理，且审理中还涉及笔迹鉴定、考虑是否审计等问题，所以案件的审理期限相对较长。3、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证明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其所陈述的理由均涉及案件实体问题，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之内。被申请人吕文称，1、本仲裁案的程序和实体均合法合理。2、首席仲裁员受到的纪律处分与本案无关，不能就此推论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申请人在仲裁中并未对仲裁庭的组成提出过异议。3、仲裁员不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被申请人许鹏未作陈述。被申请人王群称，仲裁的程序未违反法定程序，仲裁员不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该仲裁员在其他事项中所受到的处罚与本案无关。被申请人孙维称，就超期裁决的问题，其同意夏鸿的意见；申请人在仲裁中并未要求首席仲裁员回避，现申请人在本案中提出系故意为之；本案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被申请人翟隽同意各被申请人陈述的意见。被申请人朱晓锋称，1、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仲裁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以延长仲裁期限，且仲裁庭已向所有案件当事人履行了延长仲裁期限的通知义务。2、其与首席仲裁员没有任何联系，首席仲裁员具备担任仲裁员的资格，若申请人对首席仲裁员的资格持有异议，可以在仲裁中申请该名仲裁员回避。3、申请人陈述的理由均系针对仲裁裁决的认定所提出的异议，该些理由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理由。4、本案仅涉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以及目标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经审查查明：2017年4月21日，红星集团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称其于2013年3月21日与夏鸿、北京B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等签订了《投资协议》，主要约定：1、案外人徐某负责促使目标公司所有原股东同意其对目标公司投资3,060万元，其中10,876,531元用于增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14,123,469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金，560万元待目标公司2013年考核期实现净利润558万元后全部投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金。2、夏鸿所代表的管理团队向红星集团及目标公司承诺，2013年考核期、2014年目标公司应分别实现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620万元、2,300万元。3、如目标公司2013年考核期、2014年实现的税后净利润分别未能达到558万元、2,070万元（即经营目标的90%），则由包括夏鸿在内的管理团队以现金形式补偿给红星集团，若仍不足以补偿，则由徐某以现金及个人股份补偿给红星集团。4、任何一方违约的，应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损失无法计算，则赔偿额以涉及金额的30%计算违约金。同日，管理团队成员吕文、许鹏、王群、孙维、翟隽、朱晓锋出具《承诺函》，各方确认夏鸿代表管理团队在投资协议中所作出的全部承诺对本人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考核期届满，其委托信永中和会计事务所对目标公司2015年的税后净利润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为目标公司2015年亏损77.7万元。据此，其要求各方按照约定予以补偿，请求裁决夏鸿等七人：1、向其支付补偿款2,295万元（5,000万元×业绩目标比例90%×其持有的股权比例51%）；2、承担违约金205万元；3、承担仲裁费及保全费85,500元。夏鸿在仲裁中答辩称，1、红星集团请求支付补偿款的计算方式无合同依据。2、其方不享有目标公司的经营决策权，故目标公司未实现约定经营业绩与其方无因果关系，由其方承担业绩补偿责任有违公平原则。3、其方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4、目标公司未实现2015年经营业绩并未给红星集团造成损失，故无需赔偿。5、红星集团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吕文在仲裁中答辩称，同意夏鸿的意见，其于2014年2月20日与目标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红星集团主张的补偿金实际上都是在其离开公司之后造成的。其基于公司管理层成员的身份出具承诺函，现其已不是公司管理层成员，故不应再承担责任。许鹏在仲裁中答辩称，同意夏鸿的意见，其仅是目标公司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并非管理层人员，在红星集团介入后，其职责只是关停部分的关联公司，对目标公司并无实际的管理权力。王群在仲裁中答辩称，其在红星集团介入之前仅负责财务工作，在红星集团介入后其职责被调整为行政方面的工作，对业绩并无大的影响。2015年5月25日，其与目标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故在此后其与目标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在此前，其与目标公司之间仅为劳动关系，与红星集团无任何关系，故其不应承担支付补偿金等责任。孙维在仲裁中答辩称，同意夏鸿等人的意见，红星集团的主张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红星集团与公司管理层签订的补偿条款的本质是关于经营业绩挂钩的违约金，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若裁决其支付补偿款，将有违公平原则。其仅为公司员工，在公司股权价值中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而红星集团一方在董事会中的占比有4人，对目标公司的经营决策有重要的影响力。红星集团作为大股东，对自己经营决策导致的公司业绩与公司员工对赌，违反了公司法上的多项原则。翟隽在仲裁中答辩称，其不是管理团队的成员，与目标公司无劳动关系，只是目标公司下属浙江公司的员工，且该公司于2013年7月停止经营，其亦同时停止了工作。此后，其不可能再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决策，红星集团要求其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朱晓锋在仲裁中答辩称，其与目标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013年至2015年期间，其就职于XX电视台，并非目标公司的员工或高管，亦非管理团队成员，对全部投资并不知晓，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投资协议》及协议附件《承诺函》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合同履行期间，部分当事人与目标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目标公司也出具了相应的离职证明，可以推断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是获得目标公司同意的。而红星集团作为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在部分当事人离职后直至申请仲裁之日，未对该部分人员的离职行为提出异议或要求承担责任，可见红星集团对此是予以默认的。部分当事人在离职后客观上无法对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干预，属于合同上的履行不能。合同履行的嗣后不能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是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给付不能者，债务人免除给付义务。因此，部分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间变更了劳动关系，客观上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红星集团对此知晓并认可此种情况的发生，故吕文、王群、翟隽对其离职以后2015年度的公司业绩不应承担责任。根据系争《投资协议》第五条第2项，管理团队应按照红星集团的要求，与目标公司董事会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并报红星集团备案，协议约定各方当事人进一步确定经营目标的权利与义务，但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经营目标责任书。目标公司董事会中红星集团委派的董事占多数，董事长亦由红星集团委派的董事担任，红星集团对于目标公司有较强的实际控制力与主动权，红星集团应敦促其委派的董事要求管理团队完成经营目标的签署与落实，但红星集团并未积极敦促，最终各方未能签署经营目标责任书，因此无法证明各方最终确认的经营目标就是2015年实现税后净利润5,000万元。此外，根据系争协议的约定，若经营业绩不达标的，夏鸿等人需向红星集团进行补偿，若经营业绩超标的，红星集团需向夏鸿等人进行奖励。2015年底，经红星集团委派的董事长和董事批准，目标公司向包含管理团队在内的员工发放了235,200元的全年一次性资金。另从夏鸿等人提交的工作邮件内容看，管理团队将编制的公司一年可能产生的经营收入、现金流量、预算利润发送给目标公司董事长和董事，目标公司董事长和董事对管理团队提出的经营收入、现金流量、预算利润设想十分清楚，对于目标公司能否达到原定的2015年经营目标显然早已预见，但董事会对管理团队上报的财务报表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亦未进一步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且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目标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显然与合同约定存在巨大差距，但红星集团委派的董事长在此种情况下，仍然同意向管理团队成员发放奖金，说明董事会已经认可目标公司的业绩无法达到原定的标准，放弃了约定的经营目标，与管理团队就业绩的预算达成了新的合意，对2015年经营目标发生了变更。正因为管理团队完成了变更后的业绩目标，才会发放奖金，这恰恰说明红星集团对夏鸿等人的工作成果是予以认可的。因此，仲裁庭对红星集团按原标准即税后净利润5,000万元的标准主张现金补偿及违约金的请求均不予支持。仲裁委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2017）沪仲案字第1037号裁决：一、对红星集团的全部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二、仲裁费206,150元，由红星集团承担。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审查重点为：一、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二、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三、仲裁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一、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仲裁庭超期审理案件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3年版本，以下简称2013版《仲裁规则》）第六十二条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仲裁案件，仲裁庭应在组成之日起四个月内作出裁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仲裁期限的，由仲裁庭报经仲裁委主任批准。经核实，仲裁庭已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报经仲裁委主任批准，将本仲裁案的仲裁期限延长至2020年6月16日，仲裁裁决系在上述期限内作出，而《仲裁法》和2013版《仲裁规则》并未对仲裁案件审理的最长期限作出限制性规定，故就仲裁期限的问题，仲裁庭不存在违反《仲裁法》或2013版《仲裁规则》规定的情形。针对申请人提出的首席仲裁员未披露其曾受纪律处分相关信息的主张，本院认为，2013版《仲裁规则》没有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即便按2018版《仲裁规则》，仲裁员应作信息披露的情形仅指仲裁员与案件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存在可能引起当事人对其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形。而本案首席仲裁员在其他事项中所受的纪律处分，与本仲裁案并无任何关系，显然不属于应当向当事人披露的情形。同时，申请人所述之情形亦不构成《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仲裁员应当回避的情形。因此，申请人以首席仲裁员曾在其他事项中受到纪律处分为由，主张该首席仲裁员应当回避或者主张首席仲裁员未作相关信息披露，进而主张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中，申请人虽主张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但未能按上述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而其陈述的所谓“枉法裁决”的事由均系针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提出的异议，该些异议不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范围之内，本院无权作出评判。对仲裁裁决不认同并不代表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申请人的该项主张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三、仲裁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本院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应是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其不同于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从本案系争《投资协议》及协议附件《承诺函》的内容来看，仅涉及特定主体即申请人、各被申请人与目标公司等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各方所作的约定系作为平等民事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合意，合意内容并未涉及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存在违背公序良俗之情形。而从仲裁裁决的结果来看，裁决仅对申请人与各被申请人产生影响，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未获支持影响的是申请人自身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申请人的该项主张明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江西红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江西红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施 杨审判员 成 阳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贺贤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