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2民终11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军，男，汉族，1962年7月13日生，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先进，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国杰，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顺康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27873319454。法定代表人：卢永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玲，辽宁瑞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卢永伟，男，汉族，1960年8月19日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玲，辽宁瑞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建军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卢永伟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民初70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建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是上诉人与付永梅共同投资成立的公司，2016年2月2日《合作协议书》系伪造协议，但形式上也有上诉人、付永梅、第三人签名，《合作协议书》是否真实应由三方共同参与情况下才能查明。付永梅已经过世，为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申请追加付永梅的继承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付永梅的继承人也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原审法院均未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付永梅的继承人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二、原审裁定认可被上诉人所提交的2016年2月2日《合作协议书》、《承诺书》、《说明和承诺》的真实性，这是完全错误的。1、2016年3月之前，上诉人与第三人根本就不认识，2016年2月2日上诉人也不在大连，上诉人当时已经从广东回北京与家人一起过小年，根本不存在2016年2月2日上诉人、付永梅、第三人签署《合作协议书》及《承诺书》的事实。2、《合作协议书》第二条认为，近三年来，由于付永梅身患严重疾病无力管理公司，张建军为生计所迫到广东打工没有能力兼顾。事实是，付永梅2015年5月29日，才知道自己身患宫颈癌，才到处寻医问药需要资金支撑，不足一年时间。广州鑫友精密设备包装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股东为上诉人及付永梅，上诉人一直经营广州公司和大连公司，不存在上诉人为生计所迫广东打工的事实。3、《合作协议书》第二条认为公司已经歇业三年，长时间无法按时足额缴纳税收管理费用，公司资不抵债面临倒闭破产不是事实。事实上，被上诉人一直在经营，而且有租金收入，除银行抵押贷款外，没有其他大额债务，根本不存在资不抵债面临倒闭的事实。事实上是因为股东付永梅检查出宫颈癌，需要花钱治病才需要转让被上诉人。4、《合作协议书》第二条认为上诉人退出公司，由付永梅与第三人建立长久有效的合作关系不是事实。上诉人现在仍然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多年以来，付永梅的继承人从未要求上诉人办理退出股权手续，第三人也从未要求上诉人办理过退出公司股权的手续，这都说明上诉人合法持有被上诉人40%的股权。5、《合作协议书》第二页认为付永梅与乙方卢永伟建立长久有效的合作关系，付永梅拥有公司资产30%股份，但在第三页之中，又认为土地使用费由乙方交纳，租金收益归乙方所有，乙方对公司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公司经营管理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按照这个理解，那么付永梅30%股权是没有任何权益可言，所有收益费用均属于第三人所有。6、《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3款的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注入500万元，即承接甲方在农商行的贷款500万元的偿还贷款本息的还款义务。而上诉人和付永梅没有这项义务由第三人承接；时至今日，第三人既没有向公司注入500万元，也没有将公司的贷款债务转移到自己的名下由其承担这500万的还本付息义务。综上，2016年2月2日《合作协议书》、《承诺书》、《说明和承诺》的成因、签署、内容、履行等等均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存在种种不合理、不符合逻辑之处，仅仅凭2016年2月2日《合作协议书》、《承诺书》、《说明和承诺》就认定上诉人撤资不具有股东资格是完全错误的。三、原审法院应委托鉴定却未鉴定，这是完全错误的。1、原审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请求对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2日《合作协议书》、《承诺书》、《说明和承诺》以及2016年7月28日《说明和承诺》打印文字相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以“因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所限，不具备检验条件，不能结论”而退鉴。之后，上诉人作出《关于的回复意见》，请求继续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上诉人并推荐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为备选机构，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也发函给原审法院告知其具备鉴定的能力和资质。第二次庭审中，原审法院合议庭决定应该委托鉴定，并要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提供两家鉴定机构进行摇珠。庭审后，上诉人经过各方努力查寻到广东明镜司法鉴定中心也具备该种鉴定能力，遂按照原审法院要求将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及广东明镜司法鉴定中心推荐给法院，并提交两家鉴定机构资质。被上诉人未按照法院要求提供鉴定机构，反而以电话核实后认为不能进行鉴定而不同意鉴定。2020年12月1日庭审中，上诉人分别向法院提交激光和喷墨的样本作为鉴定样本，但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仍然不同意鉴定。庭审后，上诉人分别向上述两家鉴定机构进行电话咨询，两家鉴定机构均表明可以提供如法院或者检察院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当时期所作出的法律文书作为鉴定样本。另外，《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接受委托的鉴定人认为需要补充鉴定材料时，如果由申请鉴定的当事人提供确有困难的，可以向有关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提出请求，由人民法院决定依据职权采集鉴定材料。上诉人立即向原审法院提出《关于依法委托鉴定的申请书》，坚持要求进行鉴定。上诉人是可以提供合格的样本进行鉴定，法院也应该依据职权采集鉴定材料，所以样本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但原审法院最终仍未同意委托，导致案件事实认定完全错误。综上，为查明案件事实，针对专业问题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也是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的合法请求，但是原审法院在可以鉴定的情况下，却未委托鉴定，导致案件事实认定完全错误。四、原审中，上诉人所提交的微信记录足以证明上诉人和付永梅将被上诉人转让给第三人的关系，但因卢永伟未按约定付款，故股权未发生变更，上诉人依然持有40%股权。1、上诉人与付永梅的聊天记录中明确表明，付永梅与第三人谈成转让协议，第三人支付定金100元，转让价款1200万元，是上诉人与付永梅将被上诉人整体转让给第三人。在上诉人与付永梅的聊天记录之中，从未提到张建军将股权转让给付永梅，也未提到付永梅支付转让款给上诉人，更未涉及到《合作协议书》及《承诺书》的内容，这也说明2016年2月2日《合作协议书》及《承诺书》均系第三人伪造的证据。2、2016年2月22日15：04付永梅与第三人的聊天记录之中，付永梅拍照一张银行流水给第三人，并告诉第三人“第一笔存款凭证记得要走”；2016年4月7日05：57聊天记录之中，付永梅发给第三人的“对账单”，这都表明被上诉人的所有费用由第三人承担，第三人并分期向付永梅支付转让款，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且付永梅与第三人的聊天记录也与付永梅与上诉人聊天记录可以相互印证，这证明付永梅和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合作协议书》系伪造的。3、上诉人与第三人助理小琴的聊天记录可以表明，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一直有沟通，且小琴也要求上诉人签名按指模的空白纸邮寄给第三人办理贷款手续，上诉人也是积极配合，这说明上诉人之前都有给第三人出具过空白签名纸的先例，这为第三人伪造《合作协议书》提供便利。五、《合作协议书》非上诉人和付永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合作协议书》内容严重违背公平原则。2015年7月1日，辽宁东晟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土地以及厂房进行评估，估价时点(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市场价值为1262.27万元；2016年6月2日，辽宁东晟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土地以及厂房进行评估，估价时点(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的市场价值为1262.27万元。被上诉人资产除土地和地上建筑物外，被上诉人还有变电站(45万)、围墙(45万元)、大门、门房、推拉门(15万)大概200万元左右，装修办公室、宿舍(70万)、厂房(70万)、厨房装修等购买其他物品大概400万元，大概估值为1800万元左右，扣除银行贷款500万元，净值为1300万元左右。如果按照《合作协议书》及《承诺书》，则是上诉人在一分钱的转让款都没有收到情况下失去被上诉人40%股权，而第三人在未支付任何转让款的情况下却拥有被上诉人全部的股权和资产，这显然与最基本的公平原则不相符，这也并非上诉人和付永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六、即便上诉人不是股东，也是一名显名股东，从法律程序上说是依法登记在册的股东，具备本案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卢永伟均不同意上诉人张建军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如下：一、本案系公司解散之诉，经原审查明，上诉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系被上诉人的股东，原审认定上诉人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主体不适格正确。二、经原审查明，上诉人于2016年2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承诺书、说明和承诺表明，在签订合作协议时，上诉人已撤资，上诉人以前在公司的40%的出资已由付永梅向其结清，因此，上诉人在不享有被上诉人股东资格的情况下，申请要求追加付永梅的继承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是不成立的，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三、原审法院严格按照程序对上诉人申请司法鉴定进行委托，该申请被退鉴后，上诉人再次申请，其提供的鉴定样本材料不符合司法鉴定所的要求，未能鉴定的责任在于上诉人。四、2016年2月2日的合作协议书实际是三方一致达成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1、合作协议书的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产生于付永梅和上诉人之间，合作协议书第二页确定上诉人退出公司，上诉人在公司的股权价值由付永梅向其结清，付永梅拥有公司资产的30%的股份。2、合作协议书的第二份股权转让，产生于付永梅和第三人之间，合作协议书第二页至第三页确认，第三人接受公司债务，接受公司固定资产，接受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享有公司70%的股份。两份股份转让于2016年2月2日成立，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五、上诉人原审、上诉状一直称2016年2月2日合作协议书、承诺书、说明和承诺，2026年7月28日说明和承诺均系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伪造，纯属主观臆断，上诉人对四份书证的签字画押均没有异议，只是认为四份书证的内容是后填上的，但截至目前上诉人没有就此观点提供证据。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保留对上诉人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武断认为四份书证系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伪造证据的诉权。张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散被告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系公司解散之诉，其适格的原告主体应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本案原告虽在被告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为股东之一，但是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6年2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承诺书》、《说明和承诺》表明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张建军已经撤资，张建军以前在公司的40%的出资已由付永梅向其结清。原告张建军虽称上述协议系伪造，但是根据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摇号选取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合作协议书》、《承诺书》、《说明和承诺》的打印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以“该鉴定要求因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所限，不具备检验条件，不能鉴定”予以退件。后原告再次申请对上述《合作协议书》、《承诺书》、《说明和承诺》的打印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申请将鉴定材料送往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或广东明镜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8月向一审法院发出建议函，载明“委托进行文书鉴定需提交鉴定检材及样本。样本为经确认用于鉴定参照的文证材料。样本应尽量提供原件……形成时间鉴定需提供与检材待检墨迹（打印文字、手写字迹、印章印文、指印）形成时间相同或相近时间段，墨迹种类相同的材料作为比对样本……”庭审中，原告所提交的样本证据无法证实系《合作协议书》、《承诺书》、《说明和承诺》形成时间相同或相近时间段、墨迹种类相同的样本材料，故原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系被告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现要求提起公司解散之诉主体不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一）、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建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待裁定生效之后退回原告张建军。本院认为，张建军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应以其是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前提。一审以张建军无据证明其系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张建军不服上诉至本院，本案二审的审理焦点仍是张建军是否具有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身份，有无资格提起公司解散之诉。针对张建军身份问题，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卢永伟在一审提交了张建军签字、捺印的四份书证，书证内容记载，张建军已通过股权转让方式退出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虽工商登记至今未作变更，但四份书证约定内容自各方签字、捺印时起对各方有约束力，张建军自此不再具有大连大友精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身份。张建军对四份书证上其签字、手印的真实性均认可，只对书证内容形成时间有异议，张建军未举证证明其系在空白纸张上签字、捺印，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且，即便确如张建军所述，四份书证签字在先、打印内容在后，也系张建军对在其签字、捺印空白纸上填加内容的无限授权，法律后果应由张建军承担。因此，一审认定张建军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张建军如因转让股权未取得对价，应另行主张。关于张建军提出其即便已退出公司，仍是显名股东，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一节，工商登记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工商登记内容只起到公示与对抗效力，不能作为认定股东身份的依据。行使股东权利须有真实的股东身份，显名股东只具有挂名股东身份，其不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益。因此，张建军此项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追加当事人的问题，因付永梅已离世，付永梅的继承人并未参与案涉四份书证的签订与履行，即便知晓四份书证的事实，也是传来之证，依法不应被采信。故一审法院未同意追加付永梅继承人参加诉讼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关于鉴定的问题，一审已依张建军的申请委托鉴定，但因技术原因被退鉴。张建军虽另行推荐了两家鉴定机构，但因无法提供符合规定的检材样本，一审法院未再行委托，程序并无不当。张建军关于一审法院未依申请委托鉴定、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毕春燕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