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1民终3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艳，女，197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系李红艳的妹妹），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精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吉春，男，197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军，新疆金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国成，男，1954年4月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赛丽，新疆安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红艳因与被上诉人范吉春、原审被告王国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20）新0103民初1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红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陈丽萍，被上诉人范吉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军，原审被告王国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赛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红艳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1．一审判决李红艳给付利润款项487,070元错误。一方面，双方账目未审计；另一方面，将出资收益分配表的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违反法律规定，据此错误地作出判决，导致李红艳损失巨大财产；2．一审未查明出资收益分配表内容造假、虚构账目、遗漏账目、与实际账目不符的事实，其中收益表中显示“衡斌运费83.48万元因造假账构成刑事案件”，出资收益分配表账目的造假严重损害李红艳的利益；3．涉案协议书形成的方式违反股东章程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且出资收益分配表遗漏账目达1,529元之多（实际数额以审计报告为准），涉案出资收益分配表存在诸多错误，一审法院却依然采信，将出资收益分配表的复印件及不实账目作为定案依据显然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范吉春享有股东资格错误，范吉春实际未履行实缴义务，其主张款项系不当得利。三、一审法院采信范吉春出具的出资收益表复议件、2008年5月2日的会议纪要及其出示的所有证据做为定案依据，却未采信李红艳出具的2010年8月6日会议纪要、2010年8月7日借条及书面异议等证据，系偏袒范吉春。四、一审存在程序违法问题。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股东没有实缴出资、账目未审计。公司虽然已转让，但具备审计条件，追加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弘利凯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便于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但一审法院以公司已转让不能审计为由拒绝追加第三人的申请显然是程序违法，因依法纠正。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正判决，支持李红艳的上诉请求。   范吉春辩称，我不认可李红艳的上诉意见，一审法院对我一审的诉讼请求做了全面审查，我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我的请求，李红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红艳的上诉请求。   王国成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08年7月2日，王国成与范吉春及其李红艳在内的18人共同签订了《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开发入股协议》（以下简称《入股协议》），协议约定由18人共同出资1,000万元，协议还约定了各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及金额、项目的运作模式、管理方法、清算方法及违约责任等事项。2010年2月3日各出资人又签订了《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阿图什市-阿合奇奥依布拉克铜多金属矿出资人协议书》（以下简称《出资人协议》），商议委托李红艳将公司资产和权益全部转让，转让价款不低于6,200万元，全体股东还协商该项目资产和相应权益的转让以转让公司注册股东股权的方式进行。2010年3月9日，全体股东签订了《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以下简称《收益分配表》），包括李红艳、范吉春等人在内的各出资人还对共同经营期间的全部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该分配表明确了经营期间的全部债权债务即转让价款的收益分配等事项，该分配表经全体出资人包括李红艳、王国成及范吉春等一致同意并签字确认。该《分配表》对共同经营期间的全部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应付旧公司债务1,376.85万元，应付新公司债务615.8万元，总债务为1,859.65万元。其中王国成债权为12,889,120元。2010年3月18日，王国成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聂宏亮支付弘利凯公司王国成51%股份14,462,000元，扣除对外债务6,158,000元，该债务由王国成协助聂宏亮支付，支付完毕后，应另扣除王国成债权保证金100万元，该保证金扣除无其他债务则返还王国成，如不归还，按协议约定执行。”李红艳于当日在该收条上签字确认。2010年4月2日从共管账户中李红艳的名下向王国成等10位股东支付借款本金913万元，利息78.74万元。10位股东均出具借款收条并签字确认。2010年4月26日李红艳与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中约定公司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待公司债权人公告期满一个半月后查实无未知债务且未得知有虚假欺诈行为的，将余款300万元支付给甲方。2010年7月23日李红艳与王国成及受让人梁俊杰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就2010年4月26日达成的双方股权转让协议，针对该协议第一款作如下补充条款：双方严格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即梁俊杰将14,733,534.71元打入李红艳账户。同日，王国成、案外人史开祥、李红艳签订资金共管证明，记载：对李红艳持有的股权转让于受让人，现将所售款项存入以李红艳姓名开立的活折（账号：×××）中，今后涉及此账户除存款外的一切业务，均需提供李红艳、史开祥、王国成三人印鉴、身份证原件，且三人须同时到场，方可办理，特此证明。2010年8月6日李红艳从自己名下共管账户中向范吉春及其他股东退还了全部出资款和部分利润。2013年李红艳恶意串通他人执行自己名下的共管账户资金，实际受侵害的其他股东（本案被上诉人范吉春等）和史开祥以案外人身份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李红艳返还共管账户资金，该账户中资金为全体股东共同所有，该事实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定。二、弘利凯公司在转让之际已经对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做过清算，公司不存在遗漏账目。2010年4月26日转让协议中李红艳代表公司已明确公司无未知债务，经公示后受让人依据转让协议在2010年7月23日将转让余款汇入李红艳名下的共管账户中，至此公司的转让款全部支付完成。除王国成、王国民、王国庆、王国喜（已故）、耿新民、王国生、范吉春、王江的投资款于2008年8月6日汇入公司账户外，李红艳、李光富、史开祥、肖爱玲、张连敏、周喜才、谭兆英的出资款均是在2009年6月才汇入公司账户。导致这一情况的出现是李红艳在2008年挪用了其他股东的出资款，详见李红艳职务侵占罪一案刑事卷宗。李红艳分别于2013年8月、2013年10月、2014年8月以恶意串通方式将全体出资人共同所有的转让款侵吞，对王国成及其他股东造成实际损失长达七年之久。这七年来王国成作为共管账户的管理人积极履行保管义务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分别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花费大量诉讼费、律师费。最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均认定弘利凯公司归全体出资人共同所有，由王国成委托李红艳办理公司股权转让，股权转让款归全体出资人共有，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由全体股东共同委托王国成、李红艳、史开祥共同管理，受让人梁俊杰将全体出资人的股权转让款汇入共管账户，即李红艳在中国银行北京路支行开设的账户为×××的存折中。而因李红艳的行为导致10位股东至今拿不上利润款。三、弘利凯公司股东的纠纷自发生时至今日已长达10年之久，利益的最大受益人是李红艳，最大的受害人是王国成。自产生纠纷起李红艳通过虚假诉讼侵吞了其他股东的利润款，而王国成到目前为止只拿到50万的本金，剩余335.6万元本金及1000余万元利润尚未取得，还因此被害入狱长达4年9个月。从2012年李红艳起诉的第一起诉讼至今，前后系列的案件，用尽司法的全部途径，正是为了确定众股东的身份、每位股东应该分得多少利润以及由谁来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在这一系列的案件中王国成是最大的受害人，法院不应将李红艳侵害行为产生的后果判由王国成承担，这也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驳回李红艳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护王国成的合法权益。   范吉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李红艳、王国成支付投资所得收益487，070元及利息349，045元；利息计算方式：487，070元×7.35％×9年（2010年7月30日-2019年7月30日）＋487，070元×7.35％÷12个月×9个月（2019年7月30日-2020年4月30日）；2.请求判令李红艳、王国成支付自2020年4月30日起至支付完时的利息；3.由李红艳、王国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7日，李红艳、李光富、万淑君共同出资成立了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5月2日，王国成、李红艳、史开祥等人召开会议，协商共同出资经营矿产项目。后弘利凯公司原股东李光富、万淑君转让股权退出经营，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王国成持有股份51%、李红艳持有股份49%。2008年7月2日，王国成、李红艳、范吉春等十八人正式签订了《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开发投资入股协议》，约定铜多金属矿项目共吸收股东18名，共同出资暂定1,000万元，并设立项目部，由王国成任公司该项目董事长、李红艳任总经理、其余股东任董事；全体股东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本项目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以各自的出资额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损失，弘利凯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协议列明的各股东入股资金：王国成以现金出资337.4万元，占公司该项目股份28%，李红艳以现金出资289.2万元，占公司该项目股份24%，范吉春以现金出资24.1万元，占公司该项目股份2%；任何一名股东向第三方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额时，须经董事会同意，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董事有权参加董事会议，享受公司本项目的股份利润分配；董事会是弘利凯公司本项目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该项目的一切重大事宜，对重大问题应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定；弘利凯公司项目部经营期限暂定为10年，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合同，股东应依法对公司项目部资产进行清算，清算后的财产按股东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弘利凯公司原有资产及与本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其他投入与上述股东无关，与本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公司债务也无须上述股东承担；本合同从签字之日起生效，以往合同作废。王国成、李红艳、范吉春等出资人在该协议上签字。2008年8月7日，范吉春委托王国成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弘利凯公司缴纳股金24.1万元。范吉春向法庭提交股金收据一张，载明：入账时间2008年8月6日、交款人范吉春、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贰拾肆万壹仟元整￥241,000元、收款事由股金，该收据加盖弘利凯公司财务专用章及王国成、李红艳印鉴。范吉春当庭提交2010年2月3日，王国成、李红艳及其他出资人签订的《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阿图什市-阿合奇奥依布拉克铜多金属矿出资人协议书》，认可该协议载明的事项。2010年2月3日，王国成、李红艳分别就自己名下全部股份与案外人聂宏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3月9日，王国成、李红艳、范吉春等全体出资人协商后形成了《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确认转让价款6,200万元、扣除应付旧公司债务1,376.85万元、应付新公司债务615.80万元和返还出资人所投资本总额1,205万元后，每股利润为313,535元；公司除上述全部债务外如再出现公司债务由王国成和李红艳二人共同承担，其他出资人不再承担；全体出资人申报并确认上述债务后，如个人再出现遗漏债务，则由其个人承担；另扣减《股份转让协议》中履约保证金900万元（该履约保证金已由李红艳所持股份设置反担保，并自愿在其收益分配中予以扣减）。具体分配方案为：王国成出资比例32%、原出资金额385.6万元、应分配利润1,003.3120万元、暂扣金额100万元，合计所得1,288.9120万元；李红艳出资比例24%、原出资金额241万元、应得利润627.07万元，暂扣金额900万元，合计例欠31.93万元；范吉春出资比例2%、原出资金额24.1万元、应分配利润62.707万元，合计所得86.807万元；……；全体出资人确认上述分配方案后，保证按照上述分配方案予以执行分配。全体出资人在该分配表签了字。2010年7月23日，史开祥、王国成、李红艳共同形成《资金共管证明》，记载：对李红艳等人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于受让人，现将所收款项存入以李红艳姓名开立的活折（账号：×××）及王国成开立的活折（账号：×××）中，今后涉及此账户除存款外的一切业务，均需提供李红艳、史开祥、王国成三人印鉴及身份证原件且三人同时到场，方可办理，特此证明。2010年8月6日，弘利凯公司所有出资人及两律师共同召开会议，讨论出资人股权出让后所发生的相关事宜，史开祥认为目前需要将帐对齐；律师建议各出资本金先以借支方式拿走，其余以后再作抵扣；王国成意见为还没有清算，以后解决；李红艳意见为其本意当日给大家分钱，但涉及到今后问题较多，可能有待进一步处理；“史开祥称：十九份原始凭证，已付八份收据在我处，清单上（股东本金、利息表）列明的是对的，五天后我告诉大家，缺了谁的谁负责；王国成：五天我把这些找回来”。当日及次日，全体出资人从共管账户各自支取了出资款及金额不等的利润，范吉春认可收到出资款241,000元及收益140,000元。另查明，李红艳名下的共管账户中股权转让款应入账3,038万元、王国成名下共管账户股权转让款应入账3,16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范吉春是否为弘利凯公司隐名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在工商登记中，弘利凯公司的股东为李红艳和王国成，范吉春与李红艳、王国成等股东于2008年7月2日共同签订了《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开发投资入股协议》，范吉春委托王国成向弘利凯公司缴纳了出资款24.1万元，由弘利凯公司出具收据确认。从会议记录、收益分配表等证据，都能体现出范吉春作为出资人的身份，其自始至终参与了弘利凯公司名下铜多金属矿投资项目的设立、经营运作、项目转让和利润的确定等公司决策、运营行为，2010年3月9日的《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中确认了范吉春的出资数额和应当获取的收益，事后李红艳也从自己名下共管账户向范吉春退还了全部出资和部分利润，故范吉春应当被认定为弘利凯公司的隐名股东。本案的争议焦点二为《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能否作为分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规定：“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本案中，弘利凯公司的18名出资人即股东，一致表决作出了出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全体出资人共同意志，利润分配方案是在全体出资人对出资所涉经营进行整体清晰清算的基础上所确定，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收益分配表经所有股东同意，确认将弘利凯公司以6,200万元转让，并对公司债务优先偿付，返还投资人资本后，剩余收益予以分配，并有具体分配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九十六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弘利凯公司的股权转让之后，股权受让人履行支付6,200万元转让款的义务，全体出资人就共管账户内资金转化为按份共有关系，案涉资金共管账户的设立系基于全体出资人共同意思表示，全体出资人对共管账户资金共享利润共担债务，除用于清偿分配表中确认的债务外，各出资人按其出资比例享有按份分配请求权。李红艳辩称《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的是在其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未向法庭举证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其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李红艳提出的应对弘利凯公司账目清算后再行分配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因弘利凯公司已被转让，现已不具备清算条件，利润分配表将原公司债务逐项清晰列明，如有遗漏债务，李红艳应举证证明，其仅以2010年8月6日会议纪要“剩余分配款项待法院确定每位股东股份份额后予分配”和审计报告不足以证明原公司还有其他债务，故对于李红艳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李红艳提出的收益分配表已经作废，不能作为分配利润最终结算的依据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开发投资入股协议明确约定“董事会是弘利凯公司本项目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该项目的一切重大事宜，对重大问题应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定”，出资利润分配方案显属重大事项，系全体出资人参与并一致表决作出，那么废止该决议也应以严谨程度不低于决议形成时的表决程序方可有效完成，李红艳向法庭提交的书面异议、会议纪要等，用以证明收益分配表已经作废的事实，但上述证据内容并未体现分配表作废的意思，且在形式上也不符合决策程序，故对于李红艳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范吉春履行了向弘利凯公司缴纳出资的义务，其认可《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中载明的实际持股2%，认可已经收到出资款241,000元，收益140,000元，主张由李红艳、王国成支付剩余的投资所得收益487,070元，根据全体出资人约定，全部股权转让款须打入李红艳、王国成名下的共管账户，李红艳名下的共管账户应入账3,038万元、王国成名下共管账户应入账3,162万元，除清偿确定债务外，足以按照收益分配表向其他股东返还股本和支付利润，关于共管账户中资金的管理并未约定各自支取分配款项实行李红艳、王国成分别账户制，故李红艳、王国成负有共同付款责任，范吉春主张由李红艳、王国成共同支付投资所得收益487,070元的诉讼请求应获支持。李红艳辩称，除了本案范吉春认可收到的款项外，其另支付范吉春241,000元，范吉春不认可，李红艳亦未提交付款凭证，故对于李红艳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至于范吉春主张李红艳、王国成支付该款产生的利息，全体出资人达成分配协议时并未明确具体分配时间，关于利息没有合同约定，故，主张由李红艳、王国成支付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李红艳、王国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范吉春投资所得收益487,070元；二、驳回范吉春要求李红艳、王国成支付利息349,045元以及自2020年4月30日起至支付完成时的利息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李红艳向本院提交证据一、（2014）乌中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用以证明一审法院在没有股东资格确认的生效判决下，直接认定范吉春为弘利凯公司的股东违反法律程序；证据二、（2017）新01民初51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用以证明李红艳在一审法院提交的2010年8月6日《会议纪要》是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李红艳在该案中不认可《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的真实性；证据三、李华学会计证证明（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弘利凯公司银行流水单明细（复印件）、新方厦会专审清字［2011］第095号弘利凯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用以证明弘利凯公司没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造成财务漏洞，王国成等16人虚假注资，根据审计报告，弘利凯公司在经营期间没有可供分配的经营红利；证据四、王国成等15名所谓的项目出资人的身份关系说明、2010年9月19日李红艳的申诉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新民一初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2012年10月8日孙斌（李红艳的爱人）的申诉材料（复印件），用以证明王国成等15人退出弘利凯公司后，不愿做公司清算，其15人没有实际出资，却各自占有项目的股份，本案是虚假诉讼；证据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初17号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范吉春、王国成在另案中均同意对弘利凯公司进行审计，一审法院未予审计是违法的。   范吉春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案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不同，另外该案被移送之后李红艳又撤回起诉，该份证据不具有证据的效力；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四中身份关系说明、申诉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对民事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证据来源不明，如果是从法院调取的证据，该份证据上应该有法院档案室的印章，并且，该调查笔录中打印的字体均不一致，该份证据涉嫌伪造。   王国成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该份裁定因李红艳的撤诉行为没有生效；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该份证据所证明的问题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三中的李华学会计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认可，对《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审计报告是鉴定机构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克州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依据李红艳单方提交材料作出，因克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时程序违法，该案判决已被撤销，发回重审，因此该审计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该组证据是李红艳的自书材料；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在一审中提交过，且做过质证。   本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因该裁定书是管辖异议裁定书，并未实体审理，故本院对证据一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因该案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同，故本院对证据二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对证据三中的李华学会计证证明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李红艳要证明的问题。对证据三中的银行流水，因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三中的《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待本院认为部分综合阐述；对证据四中的申诉材料、身份关系说明，因是李红艳单方出具，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四中的（2012）新民一初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因为是程序性裁定书，对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五，因为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王国成向本院提交证据一、2018年8月10日聂宏亮证人证言图片（复印件），用以证明《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共有两份原件，一份在李红艳处，一份在聂宏亮处；证据二、《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用以证明2010年4月27日李红艳与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份转让协议第一条能够证明弘利凯公司无未知债务。   李红艳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聂宏亮不是弘利凯公司18位股东当时的出资人，不应当持有《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该份证据恰恰也说明李红艳认为的诸多的案件涉及了聂宏亮和弘利凯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范吉春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认可。因为是复印件，本院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综上，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李红艳在二审中提交的新方夏会专审字［2011］第095号《专项审计报告》中第8至9页载明：“1．项目股份投资实际到位情况：10范吉春实际投资款241,000元，所占股份比例0.64%。王国民等10人的项目投资额共3,856,000元，未打到弘利凯公司账户，但是弘利凯公司给其出具了收款收据，并且有王国成、李红艳的签章确认。在2010年8月6日从共管账户支付现金3,856,000元，所以确认投资到位”，第11页：“（十）实际投资额退还情况1．支付投资款本金如下：10范吉春应返还的投资额241,000元，已还投资额241,000元”。   本院认为，围绕本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能否作为分配依据、李红艳是否应当与王国成共同向范吉春支付投资所得收益款487,070元；第二，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弘利凯公司为原审第三人、李红艳提出的审计申请应否予以准许。   第一，关于《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能否作为分配依据、李红艳是否应当与王国成共同向范吉春支付投资所得收益款487,070元的问题。   1.2008年7月2日，王国成、李红艳、范吉春等十八人共同签订的《入股协议》。2010年2月3日，王国成、李红艳、范吉春及其他出资人共同签订的《出资人协议》均系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受其约束。   2．李红艳上诉主张范吉春没有向弘利凯公司铜多金属矿项目实际出资241,000元。对此本院认为，范吉春委托王国成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弘利凯公司铜多金属矿项目转账241,000元，范吉春向法庭提交由弘利凯公司出具的收取股金241,000元的收据一张，收据上加盖有弘利凯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李红艳、王国成私章，可以作为出资依据。即使如李红艳上诉所述的公司倒账，亦属公司内部事务，不能据此认为范吉春没有实际交纳投资款。另，李红艳在二审中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中也认定范吉春向弘利凯公司铜多金属矿项目实际出资241,000元。在2008年5月2日的会议记录及同年的《入股协议》上，都明确了范吉春的出资人身份。在《出资人协议》中出资人一致决定转让公司股权时，范吉春作为决策者之一参与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决议。范吉春是《入股协议》《出资人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亦是弘利凯公司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开发项目的实际出资人。故李红艳认为范吉春未实际出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3．本案中范吉春提交的《收益分配表》虽系复印件，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初17号案件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法院（2019）新0109民初4330号判决中，李红艳对王国成提交的该《收益分配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收益分配表》每一页都载有“与原件相符，李红艳”的确认。李红艳提供的证人李光富的证言证明李光富在《收益分配表》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主张《收益分配表》是虚假的。对此本院认为，因李光富系李红艳的父亲，故不能确认其作出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同时，李光富并未申请撤销《收益分配表》，其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收益分配表》的真实性。故本院确认本案中范吉春提供的《收益分配表》复印件与原件内容一致。《收益分配表》系经所有实际投资人同意，该分配表确认将李红艳、王国成的股权以6,200万元转让，对约定的公司债务优先偿付，返还投资人资本后，剩余收益予以分配，并约定了具体分配方案。出资利润分配方案是所有实际出资人一致作出的，《收益分配表》应属有效协议。该《收益分配表》中确认了范吉春的出资数额和应当获取的收益，事后李红艳也从自己名下的共管账户向范吉春退还了全部出资和部分利润。   4．本案范吉春依据《入股协议》《出资人协议》《收益分配表》主张投资收益，该主张应系合同纠纷并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亦不是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对于范吉春是否享有原弘利凯公司的股东资格不是本案审理范围。   5．《入股协议》中各出资人明确约定弘利凯公司原有资产及与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其他投入与实际投资人无关，与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公司债务也无须实际投资人承担。《收益分配表》将原弘利凯公司投资项目的债务逐项清晰列明，如有遗漏债务，李红艳应举证证明。李红艳仅以2010年8月6日会议纪要“剩余分配款项待法院确定每位股东股份份额后予分配”和审计报告不足以证明原公司还有其他与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有关的债务，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收益分配表》真实有效，范吉春依据该分配表的约定主张李红艳与王国成共同向其支付投资所得收益487,07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第二，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弘利凯公司为原审第三人、李红艳提出的审计申请应否予以准许的问题。李红艳上诉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应追加弘利凯公司为第三人。对此本院认为，李红艳所依据的上述规定中的条款是关于确认股东资格及股东代表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的规定，而本案既不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也不是股东代表诉讼之诉。本案范吉春诉请支付的投资所得收益与弘利凯公司没有法律关联性，亦未损害弘利凯公司的利益。据此，李红艳要求追加弘利凯公司为本案原审第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未追加弘利凯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   李红艳上诉申请对2008年4月8日至2010年4月27日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的所有账务进行审计。对此本院认为，范吉春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弘利凯公司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全体出资人共同委托李红艳办理股权对外转让，股权转让款归全体出资人，按出资比例分配，并由全体出资人共同委托王国成、李红艳、周喜才、史开祥等人共同管理的事实。王国成、李红艳个人的股权转让款不属于公司收入，亦不属于公司可以分配的利润，按照《出资人协议》约定应属于全部实际出资人共有。本案的出资收益分配与公司账目是否审计无关，故对李红艳提出的审计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另，李红艳申请本院向阿图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支行调取弘利凯公司基本户王疆花倒账资金流水去向。对此本院认为，范吉春依据《收益分配表》主张投资收益，李红艳提出的证据调取申请事项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李红艳的该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李红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06.05元（李红艳已交），由李红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 璟   审  判  员   于 阳   审  判  员   彭德翔   二 〇 二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书  记  员   孟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