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74民终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浩然，男，1959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逍舟，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黄浦区。负责人：毛寄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加化，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浩然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上海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8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浩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逍舟，被上诉人人保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加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戴浩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采信《凹凸租车汽车租赁合同》存在不当。该合同约定承租人在平台上确认提交订单，即视为签署了合同，因而该合同成立并生效。该合同还约定，租赁车辆的用途是非营运，案外人王某租赁车辆并未从事营运行为，故涉案车辆使用性质未发生变化。2.《公估报告》与被上诉人人保上海分公司自制的谈话笔录中王某的两次陈述并不一致，前后矛盾。王某与戴浩然的儿子戴张君是朋友关系，借用了涉案车辆，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王某是通过凹凸租车平台租赁涉案车辆。3.戴浩然是偶尔将车辆借给他人使用，与长期租赁有区别。车辆偶尔借给别人使用，使用频率较自用更低，并没有提高车辆出行频率，扩大出行范围，增加出险几率。被上诉人人保上海分公司辩称：1.上诉人戴浩然认为最终的使用者是自用，不是用于客运，车辆性质就不会发生改变的理解是错误的。戴浩然将以家庭自用性质的车辆通过凹凸租车平台租赁给他人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中关于非营运机动车的定义，属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行为。2.案外人王某前后表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人保上海分公司第二次调查时重新询问了王某，王某如实陈述了其与戴张君并不认识；并且王某的手机订单显示其通过凹凸租车平台租赁了沪A5XX**车辆，经向凹凸租车平台调查取证，发现该车辆真实车牌号是沪A9XX**，即涉案车辆。3.保单载明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主要是因为生活所需使用的范围、频率、环境与车辆租赁有很大的区别，戴浩然将车辆通过共享租车平台对外出租，对象为不特定第三人，客观上提高了车辆的使用频率，扩大了出行范围，且对于驾驶员的资质和使用习惯都可能不清楚，车辆的危险伴随着使用人的改变而增加。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浩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人保上海分公司支付戴浩然车辆维修费人民币(币种下同)1,239,000元，施救费9,200元，鉴定费22,500元；2.诉讼费由人保上海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戴浩然和戴张君为父子关系，戴浩然自称车辆交由其子进行处理。两人均在凹凸租车平台注册成会员。自2015至2019年期间，两人先后在凹凸租车平台登记了二十几辆车进行对外出租。本案所涉车辆的注册时间为2019年3月2日，首次上架时间为2019年4月3日，登记在会员戴张君名下，在车辆详情描述及取车备注栏中，车主本人自称名下拥有法拉利、兰博基尼、奔驰等各类豪车，并表示有需要的可以联系。2.戴浩然名下拥有一辆牌号为沪A9XX**的兰博基尼跑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2019年3月21日，戴浩然在人保上海分公司处为该车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包括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1,458,600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1,500,000元和不计免赔。被保险人为戴浩然，保险期间自2019年3月22日0：00时起至2020年3月21日24：00时止。保险单的重要提示栏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3.2019年4月25日，王某通过凹凸租车平台租赁了沪A9XX**车辆，为期一天，租车费用3,180元，车辆押金5,232元，违章押金2,000元。4.2019年4月26日7时20分，王某驾驶车牌为沪A9XX**的小型轿车在无锡市泰伯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春华路口东侧100米时，与路边绿化发生碰撞，造成车辆、绿化损坏的交通事故，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5.沪A9XX**车辆在2019年2月28日出险，驾驶员为刘先生；2019年9月4日出险，驾驶员为高山。6.2019年8月，戴浩然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人保上海分公司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在诉前调解阶段，戴浩然申请对车辆损失进行评估，上海达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于2019年11月18日出具报告，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4月26日的评估价值为1,239,000元。但在特别事项说明8载明，本报告中相关配件价格按照特约维修站价格(优惠价)进行评估，人工费特约维修站价格(优惠价)进行评估，如车辆未在特约维修站维修，评估结论将会改变。2019年12月11日，戴浩然撤回了该案的起诉。7.2019年12月11日，人保上海分公司出具《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定损合计金额为802,524.85元，扣残值后的定损金额为766,580元。8.嗣后，人保上海分公司在处理本案所涉保险事故时，怀疑案件的真实性，遂委托北京中达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该起事故的真实性予以核查，调查结论为：本案件真实发生，事故车辆为“家庭自用车”从事租赁，其行为已违反商业保险合同，建议保险公司拒赔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戴浩然是否改变了保险标的——沪A9XX**小型轿车的用途；第二，如果戴浩然改变了保险标的的用途，是否会导致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三，如果确认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人保上海分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否能预见或者应当预见该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对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戴浩然投保时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排除了对涉案车辆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使用。戴浩然所参照的《道路运输交通条例》仅针对道路交通运输，不含车辆租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的标准，应当以公安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为准，在该术语和定义中已经明确非营运机动车是指个人或者单位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机动车。其次，戴浩然及其儿子连续多年将自有及他人车辆挂在凹凸租车平台对外出租，本案所涉车辆亦在其列。再次，凹凸租车平台本身就是一个车共享平台，车主可以通过平台将闲置车辆租给他人使用。挂在该平台车辆的最终目的系出租，且有证据显示王某曾支付过租金。综上，有理由相信戴浩然将涉案车辆通过凹凸租车平台出租给他人使用，获取利润，违反了保险合同约定的家庭自用汽车的使用性质，改变了保险标的——沪A9XX**小型轿车的用途，且无证据表明戴浩然将改变保险标的用途的情况及时通知保险人。对于争议焦点二，保险合同约定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主要是用于家庭生活需要，所使用的范围、频率和环境与车辆租赁有很大的差别。戴浩然将车辆挂于凹凸租车平台进行对外出租，对象为不特定大众，客观上提高了车辆的出行频率，扩大了出行的范围，增加了运行过程中的出险几率。一审庭审中，戴浩然亦表示车辆交由儿子戴张君管理和使用，其不认识王某，证明其对车辆实际使用人的专业能力及资质未进行审查，亦无证据证明其对出租车辆有进行规范管理、控制的能力，作为车辆登记人，完全持放任的态度。因此，系争车辆用途的改变足以导致危险几率的提高，符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法律规定。对于争议焦点三，戴浩然以个人名义对自己所拥有的非营运车辆向人保上海分公司投保商业车险，投保时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无法预见该车辆将被用于租赁经营活动，故本案所涉车辆所增加的危险不属于人保上海分公司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承保范围。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戴浩然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65.25元，由戴浩然负担。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沪A9XX**车辆在2019年2月28日出险，驾驶员为刘先生；2019年9月4日出险，驾驶员为高山。”该节事实认定有误。本院更正为：“沪A9XX**车辆在2018年9月4日出险，驾驶员为高山；在2019年2月28日出险，驾驶员为刘先生。”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戴浩然确认，案外人王某系通过凹凸租车平台租用涉案车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未履行该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戴浩然将涉案车辆通过凹凸租车平台对外出租，案外人王某在租借该车辆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等基本事实并无争议，其争议焦点在于戴浩然作为被保险人将以家庭自用性质投保的车辆通过共享平台对外出租是否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首先，从保险标的之用途、使用范围角度考查，上诉人戴浩然主张，《凹凸租车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租赁车辆只能作为非营运用途使用，故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本院认为，一审审理中，戴浩然提供的是一份空白合同文本，并未举证证明其和案外人王某实际签订了该份合同，故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即便如戴浩然所言，承租人提交订单即意味着签署合同，该合同也仅能证明共享租车平台上的承租人应如何使用车辆，然而，本案所审查的是戴浩然将涉案车辆通过租车平台出租这一行为的性质，故该份证据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戴浩然投保的险种是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即涉案车辆应出于家庭或个人日常出行所需而使用。现戴浩然将其放置于凹凸租车平台上出租，虽然该平台的服务目的是为车主将自有车辆在闲置时间租给他人以获取一定收益，并未专门用于出租，形成车主和他人分时共享车辆的业态，但是，出租行为显然并非出于日常出行所需，且在出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路线、使用范围也偏离了被保险人家庭自用的范畴。因此，戴浩然的出租行为不仅改变了缔约时双方所确认的车辆用途，而且会导致使用范围、使用频率、使用时间的改变，使得车辆危险程度增加。其次，从保险标的之使用人、管理人角度考查，凹凸租车平台是一个开放性的租车平台，车主在平台上发布车辆信息、可供出租时间后，任意第三人均有可能租用车辆。在此情形下，车主将车辆在一定时间段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交由租车平台，并非由其完全占有、掌控，且该时间段随车主的用车需求呈现短期、不固定、不连贯的特征，由此可能导致用车人频繁变更。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戴浩然将车辆控制权交给王某等不特定的第三人，其无从审查王某的驾驶能力、驾驶习惯、使用频率、使用范围等情况，对车辆可能产生的危险处于放任状态，故该种改变车辆使用人、管理人的行为亦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戴浩然还称，王某与其儿子是朋友关系，但该主张与王某自述并不相符，再结合王某的陈述、获取涉案车辆的途径以及王某多次在凹凸共享平台上租赁不同车辆等情况判断，戴浩然的陈述并不符合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最后，从保险人对危险程度的预见能力角度考查，车险费率与车辆危险存在对价平衡关系，保险人根据投保人告知情况，评估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进而决定是否对其承保以及承保的险种和保险费率。上诉人戴浩然是以个人名义为自己所有的车辆以家庭自用性质向被上诉人人保上海分公司投保，人保上海分公司亦基于此予以承保，无从预见到戴浩然将其置于共享平台用于出租。如前所述，涉案车辆用于共享出租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若人保上海分公司在缔约时即知晓、预见或应当预见该等增加的危险，极有可能变更承保险种或提高保险费率。综上分析，上诉人戴浩然通过共享租车平台将涉案车辆交由不特定第三人租赁使用的行为，改变了车辆的用途和使用人、管理人，扩大了车辆的使用范围，增加了车辆的出险几率，该等变化超出了被上诉人人保上海分公司的预见范围，属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因戴浩然未将此等情形及时通知人保上海分公司，现案外人王某在租车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该风险应当由被保险人戴浩然自行承担，人保上海分公司抗辩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据此，上诉人戴浩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65.25元，由上诉人戴浩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晓镍审 判 员 范德鸿审 判 员 孙 倩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潘 祎书 记 员 包 翌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