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某，女，195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定代理人：杨某1(系胡某某之子)，198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庞艳春，辽宁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195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女，198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旷峰，湖南雁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孙某1、孙某2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0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某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继父母子女是否形成扶养关系不能以是否共同生活为唯一判断标准，而应当结合实际理解抚养教育方式的多样性，一般需要共同生活，如果没有长期共同生活，但是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了持续、较大金额的经济供养，也应当认定为进行了抚养教育，本案中杨某2父母离婚约定杨某2由母亲抚养，但是其父亲杨某3每月都给付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元抚养费；另外，也不能以离婚协议作为确定杨某2随哪一方共同生活的唯一依据，实际生活中父母离婚约定由一方抚养孩子但实际随另一方共同生活的情况比比皆是，本案中，通过社区走访，老邻居、杨某2的姑姑都证明杨某2与父亲杨某3、胡某某共同生活；总之，胡某某与杨某2形成了扶养关系，胡某某是杨某2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享有遗产继承权。孙某1、孙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无论是从杨某2父母离婚协议的约定来看，还是胡某某所称的承担抚养费的事实，都说明杨某2在父母离婚后系与母亲共同生活，与胡某某并未形成扶养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撤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作出的(2015)沪杨民一(民)初字第5285号民事调解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杨某2出生于1973年8月，于2013年6月2日死亡。1986年10月13日，杨某2父亲杨某3与母亲赵某2协议离婚，约定女儿杨某2归女方赵某2，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20元。1986年7月，胡某某与杨某2父亲申请结婚登记，1988年7月核准登记结婚，1989年7月生育一子名杨某1。杨某2的母亲赵某2于1997年4月7日死亡，父亲杨某3于2000年6月3日死亡。杨某2与孙某1于2009年4月13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孙某1与前妻钱某某生育孙某2。2013年6月19日，胡某某与孙某1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对于杨某2的遗产由孙某1一次性给付胡某某3万元，其余均由孙某1继承，胡某某在收到3万元后放弃对杨某2其他遗产的继承权。后，胡某某收到了孙某1给付的3万元。2015年7月10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孙某1诉孙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要求继承杨某2、孙某1于2011年7月18日与上海城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属于杨某2名下的合同权利义务。2015年7月21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孙某1与孙某2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经(2015)沪杨民一(民)初字第528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上述合同中属于杨某2名下的权利义务由孙某1继承。2018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胡某某诉孙某1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胡某某诉请要求确认双方于2013年6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理由是胡某某自1994年起就患有XXX疾病，2010年9月15日经沈阳市残联评定为精神XXX伤残，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具备独立签订协议及处分大额财产的能力。2019年6月6日，(2018)沪0110民初21752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确认胡某某与孙某1于2013年6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胡某某应返还孙某13万元。孙某1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9月27日，本院作出(2019)沪02民终8766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审理中，胡某某为证明对被继承人杨某2尽了抚养义务，提供杨某2姑姑杨某某、胡某某邻居李某某、王某某、高某某、孙某3的书面证言，其中杨某某陈述：杨某3每月给杨某2生活费20元，杨某3与胡某某结婚后，杨某2与杨某3、胡某某共同生活，偶尔与生母赵某2一起生活。胡某某的四位邻居均陈述为：胡某某自从跟杨某3结婚后，杨某2天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还向邻居借钱给杨某2抚养费。孙某1、孙某2均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人身份无法确认。同时，胡某某提供沈阳市沈河区新北站街道办事处惠工社区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胡某某居住在沈河区惠工东二街XXX号XXX，经向孙某3、高某某、王某某、李某某等四位老邻居走访得知，自从胡某某与杨某3结婚后，其继女杨某2同他们共同生活，由杨某3、胡某某夫妻二人对杨某2进行抚养。孙某1、孙某2对该份证据亦不予认可，认为形式上不符合证据要式，既不是书证也不是证人证言，仅有公章，没有证明人，无法确定该社区就是当时胡某某实际居住的社区。一审审理中，孙某1、孙某2为证明被继承人杨某2在父母离婚后与母亲一起生活且已自食其力，提供杨某2舅舅赵某1的书面证言一份，其陈述如下：自赵某2与杨某31988年离婚后，杨某2归赵某2，她们搬至与外婆及证人一起居住，因为赵某2身体不好，杨某2从1988年开始就打工，杨某2与继母关系不好，从未跟父亲及继母一起居住，父母及继母也未支付过杨某2抚养费。胡某某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言与孙某1当庭陈述的杨某2与母亲、外婆生活在葫芦岛相矛盾，且证言自身矛盾，一边说赵某2身体不好，杨某2从1988年开始就出来打工，一边又说杨某2由母亲、外婆和证人共同抚养。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中虽然胡某某在2018年10月26日他案审理中获知了系争调解文书的存在，但因之前胡某某与孙某1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涉及胡某某继承权的放弃，故胡某某最终确定其权益是否受到损害应在《协议书》效力认定之后，即(2019)沪02民终8766号终审判决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之日，现胡某某于2020年2月11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主体资格，胡某某系被继承人的继母，仅在与被继承人有扶养关系时才系继承法意义上的父母，才能继承继子女遗产，此处扶养关系的认定应以是否共同生活为判断标准。被继承人杨某2的生父生母在离婚时约定杨某2随归生母，在无证据证明之后有变更抚养约定时，应认定杨某2自父母离异时起随母亲共同生活。胡某某、孙某1均提供书面证人证言，欲证明杨某2在父母离婚后随父亲或母亲共同生活，且均对对方的书面证言不予认可。双方的书面证人证言在形式及内容上均有瑕疵，胡某某提供的惠工社区证明也是走访了四位证人后得出的结论，属于传来证据，证明力较低，上述证人证言及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关于杨某2在父母离婚后随哪方共同生活，以离婚协议约定为准，故认定胡某某与被继承人之间未形成扶养关系，胡某某并非适格的继承人，(2015)沪杨民一(民)初字第5285号民事调解书并未损害胡某某的民事权益，胡某某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八条之规定，判决：胡某某要求撤销(2015)沪杨民一(民)初字第5285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胡某某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胡某某向法庭提交：1．证人崔某、阎某某的证人证言录像，证明因杨某2母亲会打骂杨某2，故杨某2实际与杨某3共同生活；2．杨某2与其母亲赵某2的管内移居证明，证明二人登记卡上居住地址并不一致，反证杨某2并未与母亲共同居住。孙某1、孙某2质证认为，对两位证人的身份无法确认，所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至于管内移居证明也不予认可，这些只是登记材料并不能证明实际的居住情况和抚养情况。孙某1、孙某2向法庭提交：1．杨某2与外婆的户口簿，证明杨某2在父母离婚后户口迁到外婆处；2．证人赵某1的证言录像，证明杨某2居住情况；3．赵某1身份信息，证明其是杨某2的舅舅。胡某某质证认为，户口簿的真实性认可，但户籍地址并不能证明实际居住情况，证人录像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况且其证言前后不一致，难以自圆其说。本院认为，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在(2015)沪杨民一(民)初字第5285号民事调解书案件中，孙某1要求继承杨某2、孙某1于2011年7月18日与上海城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属于杨某2名下的合同权利义务。该案民事调解书确认上述合同中属于被继承人杨某2名下的权利义务由杨某2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孙某1继承。现胡某某以其为与被继承人杨某2形成扶养关系之继母，亦为第一顺位之法定继承人，要求撤销(2015)杨民一(民)初字第5285号民事调解书。然而，继父母子女间是否具有如亲生父母子女般的法定继承资格，须以双方是否事实上具有扶养关系从而产生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为判断标准。就本案而言，胡某某与杨某2父亲结婚时杨某2近15周岁，根据杨某2亲生父母离婚协议之约定杨某2由其母亲直接抚养，无论是从杨某2的年龄上还是父母对其抚养所作的安排，杨某2与其继母胡某某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直至成年都几无可能。更何况，胡某某所提交的无论是书面证人证言还是证人录制视频所作的陈述，均透露出杨某2可能只是基于父母离婚、母亲有疾、需要父亲经济支助等原因而时常到父亲处。而且，能够产生法律拟制之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的扶养事实，除了需要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才能形成，更需要继父母事实上承担起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之责任。胡某某除强调其与配偶承担了杨某2的抚养费外，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亦尽到了父母对子女除经济供养之外的相关责任。故胡某某与被继承人之间并不能成立有扶养关系之继父母子女关系，即胡某某对被继承人杨某2之遗产并不享有继承权。一审法院认为(2015)沪杨民一(民)初字第5285号民事调解书并未对胡某某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妥。综上所述，胡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胡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翁 俊审 判 员  王江峰审 判 员  熊 燕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石俏伟书 记 员  夏 歆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