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双翊，女，198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展玲，山东科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丽，山东科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超，男，197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雁南，山东科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绍芝，女，194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春峰，山东康桥(临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双翊、周超因与被上诉人李绍芝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双翊、周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04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李绍芝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绍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李双翊、周超对303号房产及402号房产的处置给李绍芝造成损害并判决撤销李双翊与周超部分离婚协议内容系认定事实错误。1.（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书能够证实周超对李双翊与李绍芝之间的民事纠纷并不知情，对涉及的210万元款项没有使用，也从未分享收益，法院亦未判决周超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李双翊在婚姻存续期内，对周超隐瞒了代李绍芝理财并因案外人死亡导致款项灭失的事实，周超也是受害者。2.涉案303号房产及402号房产均为周超父母的遗产。李双翊没有任何出资行为。周超父母先后去世后，李双翊、周超虽没有及时析产，但是两人的处分权都是合法存在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若两人没有约定，房屋为共同所有，各享有一半的份额，若两人有约定，应当从约定。2018年7月30日两人离婚时，鉴于李双翊代周超父母理财，但理财款40余万元灭失，李双翊对周超负有债务，两人生育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以及李双翊对双方感情破裂负有过错等因素，双方协商一致约定303号房产、402号房产归周超所有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双方处分权的体现。在整个婚姻以及涉及的财产关系中，周超系无过错方，在婚姻生活中付出较多，理应多分得财产。另外，周超继受取得了父母对李双翊的债权，是李双翊债权人之一，李双翊有权选择使用既有财产进行优先偿还和补偿，尤其是周超作为房产的共有人，拥有法定的优先权。3.一审法院认为李双翊、周超处分303、402号房产行为系危害债权人的行为系认定事实错误，周超亦为李双翊的债权人之一，不能因为周超曾与李双翊有夫妻关系便免除周超作为债权人的权利。一审法院判令撤销部分离婚协议内容的行为亦在危害债权人周超的利益。4.撤销权需要满足的条件中，包含“危害债权行为发生在债权成立之后”。李绍芝210万元的款项，李双翊在（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案件中详细陈述系代理理财的款项，并非李双翊收取后自己使用的借款。因案外人闫东的突然离世，导致款项无法收回。李绍芝对此是知情的。李双翊对该款项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故，涉案款项债权确定的时间为（2018）鲁0104民初6908号判决生效之日。李双翊、周超处分财产的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远早于该判决的生效日。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满足撤销权行使条件是认定事实错误。5.撤销权的行使受除斥期间的限制。（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案件，李绍芝在起诉时便提交李双翊、周超的离婚协议书作为证据，说明李绍芝对李双翊、周超处置财产的情况早已知情。其行使撤销权并非需要判决作为必要条件，是否判决周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是否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均不影响其提起撤销权之诉。从本案一审判决来看，虽没有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也不影响其提起撤销权之诉的权利，若前期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更不影响其撤销权的实现，可见，（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案件判决结果对其撤销权的行使不构成阻却性的作用。因此，一审法院将（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案件判决时间作为李绍芝知道或应当知道享有撤销权的时间点，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提起诉讼早已超出一年的除斥期间，对李绍芝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二、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李绍芝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案涉303、402号房产系周超母亲去世后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从现有证据来看，周超母亲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继承发生在李双翊、周超婚姻关系存在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第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李双翊对该两套房产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2.李双翊放弃其享有的案涉303、402号房产份额的行为，均发生于向李绍芝借款之后，其在尚有高额债务未偿还的情况下，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将上述房产无偿转让给周超，放弃共有份额的行为，致使其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无力偿还所欠债务，给李绍芝造成了损害。3.李双翊享有的上述财产价值未超过李绍芝对其所享有的债权数额，李绍芝主张撤销李双翊与周超于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将案涉303、402号房产归周超所有的法律行为，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综上，李双翊放弃对案涉303、402号房产共有的行为给李绍芝造成了损害，依法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李绍芝的起诉未超过一年除斥期间。2018年10月30日,李绍芝将李双翊、周超作为共同被告向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8日作出（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了案涉债务为李双翊个人债务并确认债权数额，判决生效后，李双翊拒不履行判决内容，李绍芝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通过对李双翊的银行存款、车辆登记、房产登记等多次查询，均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并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鲁0104执3068号执行裁定书，终结了案件的执行，2020年3月16日李绍芝收到执行裁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本案除斥期间起算点应从2020年3月16日李绍芝收到（2019）鲁0104执3068号执行裁定书时开始计算，因为李绍芝此时才知道李双翊名下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其把自己全部财产无偿转给周超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李绍芝的权益。退一步讲，即便本案除斥期间起算点不从2020年3月16日李绍芝收到（2019）鲁0104执3068号执行裁定书时开始计算，也应从一审法院2019年12月8日作出的（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因为此时案涉债务才得以确认为李双翊个人债务及确定债权数额，故李绍芝应自该日起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享有的撤销权。至本案2020年6月5日起诉并未超过一年除斥期间。综上所述，李双翊与周超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李双翊与周超的上诉请求。李绍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李双翊与周超2018年7月30日签订《离婚协议书》中第二项关于财产处理的约定；2.本案诉讼费由李双翊承担；3.请求撤销2018年7月30日，李双翊与周超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二项中，将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三区3号楼3-303号房屋、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南村五区16号楼1-402号房屋约定归周超所有的法律行为，并确认该二套房屋归李双翊、周超共同共有；4.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双翊、周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李双翊与周超于2008年9月2日登记结婚。2009年5月12日，李双翊与梁恩元签订《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购买梁恩元所有的坐落于济南市市中区郎茂山路6号楼2-102号房产（以下简称102号房产）一套，房屋面积108.50平方米。该房屋于2009年5月30日登记于李双翊一人名下。李绍芝系李双翊姑姑。2012年5月31日，李绍芝向李双翊转账100万元。2014年7月14日，李绍芝向李双翊转账105,042元。2014年8月8日，李双翊、周超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102号房产及室内家具家电等归李双翊所有，李双翊支付周超房屋补偿款50万元。李双翊、周超陈述李双翊就102号房产未按上述离婚协议约定支付周超房屋补偿款50万元。2014年8月28日，李双翊、周超复婚。2014年11月13日，李绍芝向李双翊转账80万元。后李双翊陆续向李绍芝转账还款。2014年11月14日，李双翊、周超向济南市房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李双翊自愿放弃属于自己的上述102号房产，变更产权人至周超名下。2016年11月25日，经双方对账，李双翊向李绍芝出具收条，载明其从李绍芝处拿取210万元购买信托理财产品，期限贰年，年利率8%，按年兑付，到期还本付息。2018年7月30日，李双翊、周超又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102号房产及地下室及室内家具、家电等均为周超出资购置，离婚后归周超所有；济南市槐荫区阳光新路25号1号楼806号房产及地下室及室内家具、家电等为2014年8月8日离婚后周超购置，属周超婚前财产，剩余贷款由周超承担，离婚后归周超所有；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3区3号楼3单元303号房产及室内家具、家电等为周超父母遗产，离婚后归周超所有；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小区南村五区16号楼401号房产及室内家具、家电等为周超父母遗产，离婚后归周超所有；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小区南村五区16号楼402号房产及室内家具、家电等为周超父母遗产，离婚后归周超所有。李双翊尚欠周超40万元，日后协议偿还。除房贷外其他债务，各自外欠债务各自承担。李绍芝于2018年10月30日就其自2012年5月31日至2014年11月13日期间向李双翊转账的款项并持李双翊于2016年11月25日向其出具的收条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李双翊、周超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李绍芝诉称2012年5月31日至2014年11月13日期间其向李双翊的转账均系李双翊从其处借款，且发生于李双翊与周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一审法院经审理，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绍芝起诉的借款不能认定为李双翊、周超的夫妻共同债务，判决由李双翊个人偿还李绍芝21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1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5日起至2018年11月24日止，按年利率8%计算）、逾期利息（以1905042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8%计算）及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3600元。一审法院作出以上判决后，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李绍芝于2019年10月29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立案执行后，通过对李双翊银行存款、车辆登记、房产登记等多次查询，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财产，认定涉案执行标的2132200元未执结，并出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执行裁定书。李绍芝、李双翊、周超就102号房产价值协商一致，房产价值210万元。二、周超父亲周荣程、母亲薛金芳，于2011年11月7日离婚，薛金芳于2013年6月5日去世，周荣程于2017年8月14日去世。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三区3号楼3-303号房屋（以下简称303号房产）原系周超母亲薛金芳单独所有，建筑面积56.1平方米，《不动产权证书》编号：鲁（2016）济南市不动产权第0049267号。薛金芳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薛金芳父母均先于其去世，去世时仅有继承人周超。周超于2019年11月6日到山东省济南市鲁源公证处办理公证，主张继承薛金芳的上述303号房产。周超于2019年11月22日到济南市房产管理部门通过继承办理了303号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鲁（2019）济南市不动产权第0259050号。李绍芝、李双翊、周超就303号房产价值协商一致，房产价值112.2万元。三、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南村五区16号楼1-402号房屋（以下简称402号房产）原系周超父亲周荣程、母亲薛金芳共同所有，周荣程、薛金芳离婚时未对402号房产进行分割，402号房产建筑面积33.23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编号：济房权证中字第188373号。周荣程、薛金芳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周荣程、薛金芳父母均先于周荣程、薛金芳去世，周荣程、薛金芳去世时仅有继承人周超。周超于2019年11月6日到山东省济南市鲁源公证处办理公证，主张继承周荣程、薛金芳的上述402号房产。周超于2019年11月22日到济南市房产管理部门通过继承办理了402号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鲁（2019）济南市不动产权第0259876号。李绍芝、李双翊、周超就402号房产价值协商一致，房产价值66.46万元。另查明，截止2020年9月24日，（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李绍芝享有的对李双翊的债权数额为2742767.52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撤销权的成立，客观上必须是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危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危害债权是指债务人的行为导致财产的减少将会使债权得不到清偿。这种危害债权的行为发生在债权成立之后，表示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本案中，首先，根据一审法院已生效的（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截止2020年9月24日李绍芝享有的对李双翊的债权数额为2742767.52元，并且经李绍芝申请一审法院执行后未能予以执行。上述债权系在2012年5月31日至2014年11月13日李双翊、周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其次，303号房产及402号房产系周超的母亲薛金芳、父亲周荣程在李双翊、周超婚姻存续期间去世时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除该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除外的为夫妻共同财产，故303号房产及402号房产为李双翊、周超夫妻共同财产。综上，303号房产及402号房产各有李绍芝债务人李双翊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再次，李双翊、周超于2018年7月30日离婚时协议确定该303号房产及402号房产归周超所有，周超于2019年11月22日将上述两套房产变更登记至其名下。李双翊放弃其享有的303号房产、402号房产份额的行为，均发生于向李绍芝借款之后，且李双翊除上述财产外无其它财产用以向李绍芝偿还债务，其放弃共有份额的行为给债权人李绍芝造成了损害。最后，303号房产双方协商价值112.2万元，其中李双翊享有的份额价值为56.1万元；402号房产双方协商价值66.46万元，其中李双翊享有的份额价值为33.23万元；李绍芝对李双翊享有的债权数额截止2020年9月24日为2742767.52元，李双翊享有的上述财产价值总计89.33元，李双翊享有的上述财产价值未超过李绍芝对其所享有的债权数额，故对李绍芝主张的撤销“2018年7月30日，李双翊与周超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二项中，将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三区3号楼3-303号房屋、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南村五区16号楼1-402号房屋约定归周超所有的法律行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撤销的范围以一审法院（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李绍芝对李双翊享有的债权数额为限。李双翊、周超均辩称李绍芝主张撤销权已过一年除斥期间，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李双翊、周超系在2018年7月30日离婚时协议上述涉案房产的归属，但李绍芝于2018年10月30日已将涉案债权作为李双翊、周超的共同债权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判决确定涉案债务为李双翊个人债务，故李绍芝应自该日起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才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享有撤销权，至本案起诉2020年6月5日未超一年除斥期间，故对李双翊、周超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李绍芝主张确认303号房产、402号房产为李双翊、周超共同所有的诉讼请求，因本案非确权之诉，故对李绍芝该部分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对李绍芝该部分主张不支持，但一审法院明确303号房产、402号房产系李双翊、周超共有，李绍芝可依法行使权利。关于李绍芝主张撤销“2018年7月30日李双翊与周超签订《离婚协议书》第二项中，将济南市市中区郎茂山路6号楼2-102号房屋及地下室约定归周超所有的法律行为”，该102号房产及地下室系李双翊、周超婚后在李双翊第一次向李绍芝借款前购买，并登记在李双翊个人名下，2014年8月8日，李双翊、周超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102号房产及室内家具家电等归李双翊所有，李双翊补偿给周超50万元。李双翊于2014年11月14日放弃102号房产及地下室产权并变更登记至周超个人名下，李双翊、周超于2018年7月30日离婚时又协议确定该102号房产及地下室归周超所有。综上，虽然102号房产及地下室在李双翊、周超2014年8月8日离婚分割财产时确认归李双翊个人所有，但在2014年11月14日双方复婚后李双翊已明确放弃上述房产及地下室所有权将其变更为周超个人所有，故此时102号房产为周超个人所有，因此在2018年7月30日李双翊、周超再次离婚时该套房产及地下室已归周超个人所有，双方此时分割102号房产及地下室归周超所有，权属并不发生变化，故李绍芝仅要求撤销2018年7月30日李双翊、周超离婚时处理102号房产及地下室的行为不能产生撤销权行使的后果，一审法院不宜处理。相应的李绍芝要求一审法院判决撤销李双翊、周超于2018年7月30日离婚时处理102号房产及地下室行为的后果即将该房屋及地下室恢复至李双翊单独所有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判决：一、撤销2018年7月30日李双翊与周超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二项将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三区3号楼3-303号房屋、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南村五区16号楼1-402号房屋约定归周超所有的法律行为【撤销范围以（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所确定李绍芝对李双翊所享有的债权范围为限】；二、驳回李绍芝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892元，减半收取计18946元，由李绍芝负担10237元，由李双翊、周超负担8709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绍芝负担2700元，由李双翊、周超负担2300元。本院二审期间，李双翊、周超申请证人薛金凤、刘信凤出庭作证，拟证明涉案房屋系周超父母所有，周超父母去世前曾多次表示涉案房屋在其去世后由周超本人单独继承，该意思表示构成遗嘱；李双翊、周超在离婚时对房屋权属的确认是对遗嘱效力的确认，也是履行遗嘱的内容；该处置没有超出原房屋所有权人的遗嘱内容，被继承人是在危急情况下作出的遗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遗嘱合法有效。经质证，李绍芝对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所述的遗嘱不符合遗嘱的法定要件，与其证明目的相矛盾，不应采纳其证言。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薛金凤、刘信凤的证言均未涉及周超父亲所立遗嘱，两证人均陈述在周超母亲向其表达将名下所有房产给周超时没有其他见证人在场，且当时周超父母身体较健康，能够自理，该遗嘱并非危急情况下作出，亦未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故两证人所述周超母亲所立遗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法定遗嘱形式。因此，本院对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周超父母去世后，涉案303号及402号房产属于李双翊、周超夫妻共同财产，李双翊享有上述房产二分之一的份额；虽然李双翊与周超主张上述房产应按周超父母的遗嘱由周超单独继承，但李双翊与周超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撤销权的行使问题。首先，李双翊在《离婚协议书》中表示放弃其所享有的303号及402号房产的相应份额，并由周超全部继受，在该种情形下周超对李双翊与李绍芝之间的经济纠纷是否知情并不影响李绍芝撤销权的行使。其次，李双翊放弃其享有的303号及402号房产份额的行为，均发生于李双翊向李绍芝借款之后，经债权人李绍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李双翊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即李双翊放弃其共有房产份额的行为给债权人李绍芝造成了损害，且李双翊享有上述房产份额的财产价值未超过李绍芝对其所享有的债权数额。再次，本案除斥期间应自李绍芝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开始计算，即李绍芝收到（2019）鲁0104执3068号执行裁定书、知道李双翊名下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开始计算，一审法院认定李绍芝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并无不当。因此，李双翊与周超约定将303号及402号房产归周超所有的法律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且本案李绍芝起诉时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故一审法院判决撤销2018年7月30日李双翊与周超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二项将案涉303号及402号房产约定归周超所有的法律行为【撤销范围以（2018）鲁0104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所确定李绍芝对李双翊所享有的债权范围为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双翊、周超主张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双翊、周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18元，由上诉人李双翊、周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永刚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秦长葳书 记 员 张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