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75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东生，男，196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昌美，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小林，男，1961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江苏创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东生因与被上诉人邵小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民初9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东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徐东生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直接援引民法总则的原则性条款进行判决，违背了“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裁判准则。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对应的实体法规定在合同法第十二章借贷合同，一审法院应当先根据合同法关于借贷合同的规定审查借贷合同的效力，再根据合同法第六章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规定，审查双方权利义务有没有终止，如没有合同法第六章规定的情形，则应当引用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履行。本案债权债务发生在徐东生和邵小林之间，双方之间存在合同之债，对照合同法第九十一条，重点应审查本案是否符合其中的第五项，即徐东生作为债权人，在邵小林清偿100万中的30万元后，有无免除邵小林对剩余70万元借款的还款义务。而徐东生自始至终没有免除邵小林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合同之债。2.一审事实认定不清。在涉及本案民间借贷的资金如何流转，《协议书》签订、履行的事实等方面相关事实审理不清，该部分事实涉及到本案诉争的70万元是否已部分清偿的认定。邵小林一审中提交的向袁生宝转款100万的凭证没有原件，一审法院应当查实该笔汇款的真实性。关于邵小林提交的保存于童天逸处刘银禄、邵小林出具的收条问题。邵小林试图用收条上的金额对应原债权的比例，以证明徐东生受偿的190万元中也包含本案所涉70万元的部分受偿款。收条落款的时间为2020年5月，形成于诉讼期间，非本案诉讼之前，配合诉讼意图明显，收条均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此外，关于邵小林收取的310万元中是否包含案外人童燕100万元问题。既然邵小林试图用受偿比例来证明徐东生获偿的190万元中包含了本案所涉及的70万元已得到部分受偿，则邵小林应举证证明其在收到310万之后汇款给童燕的金额，如没有证据支持，则应认定310万全部属于邵小林，并不包含童燕的100万元。关于2012年2月18日《协议书》的相关问题没有查清楚，将小写“300万元”修改成“370万元”是在各方签字前还是签字后，是否取得了一致同意，且协议书的来源均没有查清。被上诉人邵小林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适用法律应当建立在案件事实基础上，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袁生宝，而非邵小林，该事实2012年2月18日六方签订的《协议书》足以证实；2.关于事实认定问题，2012年2月18日《协议书》、邵小林提供的收条等证据足以证明徐东生就其《协议书》中载明的债权已得到了清偿，其对具体的受偿比例有异议，应当向协议分配人童天逸提出，与邵小林无关。徐东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邵小林归还借款70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邵小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徐东生、邵小林系朋友关系。2011年4月9日，邵小林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徐东生300万元。当日，薛燕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邵小林300万元。此后，根据邵小林的要求，徐东生向袁生宝转款300万元。2011年8月15日，徐东生向邵小林转款100万元。次日，邵小林出具一份《借条》（今借徐东生100万元）。庭审中，邵小林称袁生宝是实际借款人，其已于收款当日向袁生宝给付该100万元，并提供一份银行交易明细为证。对此，徐东生称：邵小林如何使用款项，与其无关；亦否认收到利息。此外，邵小林已归还30万元。一审庭审中，邵小林称，徐东生的370万元借款已参与薛燕对胡鸿飞的债权分配，并提供以下证据为证。1.2012年2月18日，刘禄银、童天逸、徐东生、邵小林、翁建义签订一份《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各方共同借款给薛燕，并委托童天逸收款；现薛燕无力还款，将其对胡鸿飞的2800万元债权转让给童天逸；各方借给薛燕的款项数额为：刘禄银1500万元（壹仟伍佰万元）、童天逸1000万元（壹仟万元）、徐东生300万元（肆佰万元）、邵小林480万元（肆佰捌拾万元）、翁建义200万元（贰佰万元）、童燕100万元（壹佰万元），以上借款总额为3580万元（叁仟伍佰捌拾万元）；如胡鸿飞还款给童天逸，各方按其在借款总额中的比例参与分配”。2.2012年2月18日，各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其主要内容为：“薛燕将其对王跃润的债权转让给童天逸；如童天逸能够足额收回1000万元，则不再参与《协议书》中约定收回胡鸿飞债权的分配；如收回的债权不足1000万元，则未收回部分，在胡鸿飞的债权中优先分配；薛燕转让给童天逸的胡鸿飞债权中，含有袁吉30%的份额，如袁吉要求参与分配，各方再协商确定分配办法”。对此，徐东生认可上述协议，但称《协议书》中徐东生的借款数额原打印的为“300万元”，后被童天逸手改为“370万元”，故只认可参与分配的为300万元；邵小林则称，童燕未签署上述协议，系由邵小林代签；徐东生共借款400万元，故该《协议书》中大写金额为400万元；因已归还30万元，便将小写金额由“300万元”改为“370万元”。经一审法院询问，双方均认可：签订上述协议前，邵小林已归还30万元；徐东生称未向薛燕出借款项，后被逼迫接受薛燕出具的300万元《借条》原件，并由薛燕还款，故其在《协议书》中享有300万元，但未能提供受胁迫的证据。经一审法院要求，徐东生提供一份其持有的《协议书》原件，邵小林亦提供一份刘禄银持有的《协议书》原件，该两份《协议书》的内容与邵小林持有的一致，其中，徐东生的借款小写金额均由“300万元”被涂改为“370万元”。一审法院还查明，2020年5月4日，徐东生出具一份收到童天逸190万元的《收条》。另外，邵小林、刘禄银亦分别出具一份收到童天逸310万元、820万元的《收条》。邵小林称，其收到的310万元包含童燕的100万元；其与刘禄银的受偿比例均未超过55%；如徐东生参与分配的数额为300万元，则受偿比例超过63%，亦可证明徐东生参与分配的数额为370万元。此外，徐东生称不清楚债权收回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虽然《协议书》中有关徐东生的借款数额存在更改的情形，但包括徐东生在内的各方持有的《协议书》均存在该等改动情况，故一审法院认定徐东生参与薛燕对胡鸿飞的债权分配的数额为370万元，并对徐东生有关“参与分配数额为300万元”的意见，依法不予支持。虽然邵小林收到了涉案款项，并出具了《借条》，但因该70万元已参与分配，故一审法院认定徐东生无权再要求邵小林给付该款及利息。至于未受偿部分，徐东生可以向相关主体另行主张权利。另外，如徐东生认为童天逸等人未按比例分配收回的债权，其亦可基于此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徐东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徐东生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徐东生与刘银禄等人于2012年2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徐东生案涉400万元借款虽然都转给了邵小林，邵小林也给徐东生出具了借条，但徐东生通过签订《协议书》确认400万元的借款人为薛燕，并选择向薛燕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根据该条法律的规定，徐东生既已选择向薛燕主张权利，就不能变更行使权利的对象向邵小林主张权利，一审法院驳回其对邵小林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协议书》中关于徐东生的借款金额小写为“300万元”，但大写为“肆佰万元”，结合徐东生实际借款金额为400万元，故小写“300万元”应为笔误。400万元借款扣除已偿还30万元，与各方将“300万元”小写金额修改为“370万元”也能相印证，本院认定徐东生就所有的400万元借款扣除已清偿的30万元剩下的370万元均选择向薛燕主张权利。徐东生本人持有的《协议书》和其他人持有的《协议书》中“300万元”小写金额均修改为“370万元”，故各方就徐东生纳入统一清偿的金额为370万元应达成一致意见，徐东生就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徐东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徐东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毕宣红审判员  夏奇海审判员  程俊杰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法官助理李菲书记员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