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23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薛忠仁，男，196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山东信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超，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施信培，男，196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福清市，现住河北张家口桥**佳境天城**楼****。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起，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薛忠仁因与被上诉人施信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1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忠仁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施信培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施信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薛忠仁与施信培之间并未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第一，一审判决认定薛忠仁与施信培“共同成为案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人”，与事实不符。作为甘肃白银大泉水第二标段的股东，薛忠仁及陈新、陈之平、薛从香均到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进行了报案，且被生效的(2014)白中刑二初字第16号判决书确认薛忠仁的投资款为4900万元。但施信培作为股东之一，虽然也向公安机关报过案，但却没有被认定为案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受害人。第二，一审判决对“因原告1000万元投资款记在被告名下，在上述犯罪案件处理、众多受害人维权过程中，原告即口头委托被告代其维权，以期收回其1000万元投资款项”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且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首先，施信培与案外人何主平于2013年4月24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补充协议约定：“一、由薛忠仁一单总款划出金额(￥1000万元整)”，该补充协议系施信培与案外人何主平之间的约定，薛忠仁并不知情，且该补充条款亦未经过薛忠仁的同意或追认。一审法院依据此约定即认定施信培的1000万元投资款应在薛忠仁的4900万元报案款项中，实属证据不足，系对事实的严重歪曲。根据一审庭审时施信培提交的转款凭证可知，施信培所谓的1000万元款项的转款情况如下：2012年4月24日施信培向施信发转款380万元；2012年4月25日施信培向游宝玉转款100万元；2012年8月18日施信培向周忠文转款290万元；2012年9月13日施信培向周忠文转款160万元，上述共计930万元。上述证据显然不能证明其1000万元投资款包含在款项中，因此施信培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即口头委托被告代其维权”，针对这一情况，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事实真相。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并未调查清楚施信培是在哪一个阶段委托的薛忠仁。一审庭审中，施信培称是在刑事案件一开始就委托了薛忠仁。但根据双方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可知，施信培所称与事实不符。其一，如果施信培一开始就委托薛忠仁处理投资款事宜，那么施信培的所有投资凭证都应在薛忠仁处，但事实却与之相反，直至开庭之日，施信培的所有投资转账凭证均自行保管。其二，上述刑事案件中，受害人早在2014年就已经开始报案并委托律师处理此事。且从2014年11月开始，薛忠仁就已经开始支付律师代理费。但在本案中，施信培提供的证据显示，其最早一次支付律师代理费是在2018年6月份，且施信培第一次支付律师费是向案外人何云转款，而不是向薛忠仁转款。施信培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仅仅是针对交纳多少代理费，并未有半点关于案件事实的沟通及陈述。第三，一审判决对“被告收到了有关机关追回的包含原告投资款在内的款项共计20301084元……受害人统一的返还比例为15.45%，被告应返还原告1545000元”这一事实的认定严重与事实不符，且缺乏证据证明。薛忠仁在一审庭审中已提交白银市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中明确记载了薛忠仁报案时金额为4900万元及款项组成，不包含施信培的1000万元。第四，一审判决“本院经审核认为………双方关于维权事项的沟通信息……双方对返还款项发生纠纷的相关谈话等事实和证据为证，证明力达到了高度可能性”，该陈述既不严谨，又与事实相违背。首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显示，薛忠仁与施信培于2018年才开始相互加为好友，且双方的聊天内容均围绕着支付律师费而展开，并未有关于刑事案件的任何信息沟通，薛忠仁也从未向施信培汇报、反馈过任何案件信息。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薛忠仁收取施信培的律师代理费，也始终是按照6500万元为基数确定的律师费用分摊比例。其次，施信培提交的谈话录音中，薛忠仁始终都坚持按照以6500万元为基数进行比例分摊，而且自始至终也没有自认过双方具有委托关系，反倒是施信培自称也报案报进去了，但是没有采纳。由此可见，施信培一直自知其并未被公安机关认定为受害人，因此其1000万元也根本不可能在上述刑事案件认定的受害人案款中，故白银市法院退给薛忠仁的投资款项中并不包含施信培的份额。再次，本案的焦点问题也是薛忠仁是否应当向施信培支付退赔款的大前提，即以4900万元为比例的退赔款中是否包含施信培的1000万元投资款。该事实通过查阅白银市公安机关及法院相关卷宗便可得知，且该事实只能存在“是或非”“有或无”的情形，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明力达到了高度可能性”。（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而判定薛忠仁应当向施信培支付剩余款项，适用法律不当。第一，受托人向委托人转交财产的前提是受托人取得了因处理委托事务而获取的财产。但是在该案中，薛忠仁并未取得法院退回的施信培所投资的1000万元款项相应退赔款，因此就不存在转交一说。故本案中薛忠仁没有向施信培支付退赔款项的义务。第二，薛忠仁向施信培支付的55万余元的款项并非基于双方委托关系而支付。薛忠仁收到退赔款项后，大泉水二标段的所有投资人共同协商，虽然有些投资人的投资款未被法院认定，但各投资人均有实际损失，且又分摊了律师费等各项维权费用，所以就以总投资额6500万元为基数来分配薛忠仁名下以3300万元所得到的退赔款项，且每一位按照6500万元为基数得到退赔款发放的股东都进行了签字确认。若按照一审判决的思路处理此事，那么其他投资人及未报案成功的投资人均可以向薛忠仁主张按照15.45%的比例进行退赔款分配，薛忠仁费心劳力处理此事后不仅得不到一分钱的退赔款，反而还要因此事件增加新的债务，欠付其他投资人几百万款项。第三，薛忠仁提交的施信培签字领款的证明，系施信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施信培也未对扣减其202000元借款提出任何异议，因此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而不予采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存在多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依法进行改判，以维护薛忠仁的合法权益。施信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薛忠仁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施信培与薛忠仁之间存在委托关系。1.2012年9月10日，何主平（甲方）与薛忠仁（乙方）签订的《合同补充条款》（施信培提交的证据八）第一条第1项中明确记载了：“乙方共有薛忠仁、施信培、陈新、施书兴、郑维标几位投资人，并共同商议推选薛忠仁为乙方代表与甲方签订……”。由此可知，薛忠仁系施信培等人的代理人，代为处理施信培等人在大泉水煤矿第二标段的投资及由此产生的相关事宜。2.2017年5月8日，陈新、薛忠仁、施信培签订《股东补充协议》（施信培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九），该协议虽名为《股东补充协议》，但因未实际成立公司，故该协议实为各投资人对大泉水煤矿第二标段中相关合伙事宜的约定。该协议进一步证实了施信培在大泉水煤矿第二标段项目中的投资人身份。结合上述《合同补充条款》，也进一步印证了在对外关系上薛忠仁代理施信培实施民事行为的基础原因。3.在林小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追讨损失，也是处理大泉水煤矿第二标段的相关事宜。根据施信培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薛忠仁不仅确认其在该案中申报的4900万元款项中包含了施信培的1000万元，也向施信培明确了诉讼费用的计算方式并按照投资比例收取了施信培相关诉讼费用，足以证实薛忠信在林小清案件中，仍然按照与施信培之前的合作模式以自己的名义代表施信培对外实施相关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综合本案的证据和事实，能够认定在大泉水煤矿第二标段的项目中，施信培与薛忠仁以及其他投资人之间，在对内关系上系共同出资，按出资额比例共享利益、共担责任的合伙合作模式，在对外关系上（包括与何主平签订合同，在林小清案件中追讨投资款、申报案款、进行诉讼、交纳相关诉讼费用等相关事宜），均是由薛忠仁以其本人名义代理施信培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此双方也均明知，可以确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二）薛忠仁对于投资款4900万元构成的陈述，自相矛盾且与事实不符，系薛忠仁为了脱逃向施信培返还剩余投资款，应不予采信。1.白银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制作的《报案人投资及返还情况》第4页第12栏中的备注栏载明：“经查证核实，其背后投资人有陈之平1800万元、陈新22**万元、薛从香1900万元、薛忠仁4900万元”。由此可知，薛忠仁在林小清案件中只是按照4900万元款项总额进行的申报，未对4900万款项的具体构成进行细分。此后，在收取诉讼费用、律师费及对申报款项进行分配时，薛忠仁对4900万元的构成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多种说法。（1）在薛忠仁与施信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明确沟通了出资情况是“施信培1000万大头500万维标900万张玲500万忠仁1500万共计4400万”，施信培按照1500万的出资比例（施信培1000万＋大头500万）向薛忠仁交纳了相关费用；（2）在薛忠仁签字的证据六证明中载明的出资情况为“陈新22**万元、陈之平1800万元、薛从香1900万元、薛忠仁3300万元、翁祖彬700万元、郑维标900万元”，该证明中确认的陈新、陈平之、薛从香的款项与《报案人及返还情况》载明的一致，唯独薛忠仁申报的4900万由薛忠仁肆意细分成薛忠仁3300万元、翁祖彬700万元、郑维标900万元。（3）在白银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薛忠仁进行询问时，薛忠仁自行陈述4900万元的构成为自己3320万元、薛忠明930万元、施孝祥650万元。上述证据反映出，对于其申报的4900万元款项的构成，薛忠仁在不同的场合，违背实际情况的肆意进行分配和划分，刻意回避4900万元的真实构成，目的就是要将施信培排除在分配人员之外或对施信培进行少分，以侵占施信培的应得款项。2.在双方诉讼之前，薛忠仁曾向施信培陈述过4900万元的真实构成为：施信培1000万，大头（施信培亲弟弟）500万、郑维标900万元、张玲500万元、薛忠仁1500万元，上述共计的4400万元，另有500万元，由薛忠仁想办法将翁祖彬投资在第九标段的500万元纳入其内，以上共计4900万元。3.对于薛忠仁以施信培未被认定为受害人而拒绝支付剩余款项的说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薛忠仁及施信培的投资款涉及大泉水煤矿第一、二标段，从白银市公安机关出具的《报案人投资及返还情况》中所记载的第一、二标段的投资人包括陈志平、陈新、薛从香、薛忠仁，同时亦未认定其他投资人（含郑维标、张玲等）的信息。因此，薛忠仁以此认定施信培未报案成功，进而主张不应向其返还剩余投资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4.薛忠仁以施信培的投资款未转入其名下账户内，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是错误的。基于薛忠仁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知，作为其名下的其他投资人（含郑维标、张玲、施孝祥、薛忠明）的出资方式也采取的是向游宝玉直接转账，而非直接转入薛忠仁的账户内，薛忠仁对其他投资人的出资方式表示认可，但对采取同样方式进行投资的施信培的投资金额不认可。由此可见，系薛忠仁刻意为之，意图侵占应返还给施信培的投资款。因此，薛忠仁不能以此为由否认与施信培之间存在的委托关系。（三）施信培投资的1000万元应当包含在薛忠仁申报的4900万元之中，薛忠仁应按返还比例向施信培返还款项。薛忠仁对于其申报的4900万元款项的构成，基于自身目的在不同场合做出不同的陈述或解释，肆意拼凑，对于未有施信培参与或确认的款项构成的陈述，施信培均不予认可。根据在案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清晰地反映出如下事实：1.施信培与薛忠仁以合伙投资的模式共同向大泉水煤矿第二标段项目投资，施信培投资金额1000万元；2.施信培与薛忠仁及其他大泉水煤矿第二标段项目的投资人约定了对外由薛忠仁为代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3.林小清案件中，薛忠仁进行了案款申报，就追讨所申报案款所需的相关诉讼费用，经双方确认后，由薛忠仁向施信培按1000万元投资的比例进行了收取，能够证实薛忠仁申报的案款中包含了施信培的1000万元投资。综上，薛忠仁就其申报案款4900万元按1000万元的比例向施信培收取费用，在其取得林小清案发还的案款后，亦应向施信培支付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发还比例计算的金额。同时，薛忠仁已向施信培支付了部分款项，却恶意将其他人的投资款项纳入分配范围而拒绝向施信培支付剩余款项，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维护施信培的合法权益，依法驳回薛忠仁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施信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薛忠仁向施信培归还从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的法院发还的案款中属于施信培的1022895元；2.请求判令案件受理费由薛忠仁承担。薛忠仁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施信培向薛忠仁返还已支付的案款550105元；2.请求判令施信培向薛忠仁支付利息(以550105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计算，自2019年12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请求判令案件受理费由施信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至2015年，施信培与薛忠仁共同成为案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人。因施信培1000万元投资款记在薛忠仁名下，在上述犯罪案件处理、众多受害人维权过程中，施信培即口头委托薛忠仁代其维权，以期收回其1000万元投资款项。在维权过程中，施信培按薛忠仁要求的金额和比例承担了相关维权费用，且均系通过薛忠仁收转、缴纳。后薛忠仁收到了有关机关追回的包含施信培投资款在内的款项共计20301084元。经上述资金的主要权利人共同核算，扣除相应维权费用后，受害人统一的返还比例为15.45%，薛忠仁应返还施信培1545000元。但薛忠仁返还施信培550105元后，以施信培未报案成功、返还款项中不包括施信培款项等提出不应按上述比例和金额返还施信培款项，双方因此发生纠纷，薛忠仁未返还施信培其它款项。上述事实中，薛忠仁对施信培主张的委托合同成立的事实提出了质疑，认为施信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经审核认为，施信培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有双方关于维权事项的沟通信息、维权费用的承担和支付情况、薛忠仁返还施信培部分维权所得款项、双方对返还款项发生纠纷的相关谈话等事实和证据为证，证明力达到了高度可能性，因此，对施信培主张的口头委托合同成立的事实和提供的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和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合同是否成立。根据上述查明的案件事实，委托合同成立。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和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薛忠仁在转交施信培部分款项后，拒不转交剩余款项，显然属于违约行为，且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施信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金额应以一审法院核定为准。施信培主张已经收取的款项中应该扣除部分工人工资、薛忠仁主张应自应付款项中扣除部分施信培借款，均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相关款项可以另行处理。薛忠仁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和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薛忠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施信培投资款994895元;二、驳回薛忠仁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06元，由施信培负担4006元，由薛忠仁负担10000元；反诉费4650元，由薛忠仁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上诉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施信培与薛忠仁之间是否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本案所涉借款协议书、还款协议书、银行转账凭条、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等证据可以证明，施信培与薛忠仁均是案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其中，施信培的1000万元投资款记在薛忠仁名下，施信培口头委托薛忠仁代其维权，以收回投资款。薛忠仁上诉称，法院退回的投资款中不包含施信培的1000万元，主张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不成立。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施信培与薛忠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薛忠仁曾在2018年9月19日的聊天中明确表示：“我们是施信培1000万大头500万维标900万张玲500万忠仁1500万共计4400万”。在上述微信聊天时，薛忠仁已经明确表示其代为维权的投资款中包含了施信培的1000万投资款。其次，由薛忠仁与施信培的聊天录音可知，施信培向薛忠仁确认：在薛忠仁名下4900万元投资款有郑维标、翁祖彬还有施信培、大头等人，薛忠仁表示认可。以上证据可以证明，薛忠仁确认并认可施信培的1000万元投资款记在薛忠仁名下。再次，在维权过程中，施信培已经按照薛忠仁要求的金额和比例支付了相关的维权费用。最后，薛忠仁已经按照约定向施信培支付了部分法院退回的投资款。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施信培委托薛忠仁代其维权，双方成立了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主要权利人核算的返还比例，薛忠仁应向施信培返还1545000元，扣除已返还的550105元，薛忠仁还应向施信培返还994895元，一审据此判决薛忠仁返还施信培99489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薛忠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6元，由上诉人薛忠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希贵审判员  宋海东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柳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