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吉24行终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福军，男，196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安图县二道镇白林**和平街。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敬国，吉林华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住所地：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管委会。负责人柳桢：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主任。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刘洺宇，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展，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科员。原审第三人：于春玲，女，1990年4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敦化市翰章乡福生村。上诉人梁福军因与被上诉人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房屋征收补偿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安图县人民法院（2020）吉2426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梁福军与原配偶姚锡英协议离婚，双方约定位于安图县二道镇白河林业西区和平街59-4号、建筑面积为43.5平方米的房屋归为梁福军所有。2014年，梁福军提供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案涉房屋，为其朋友黄庆林在小额贷款公司的金额为12万元、借期为3个月的借款提供了担保，但没有办理抵押登记。借款到期后，黄庆林未能偿还借款。2016年4月21日，梁福军作为甲方、于春玲作为乙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坐落在安图县二道镇白林西区和平街59-4号、产权证号为吉房权字第XX**、产权人为梁福军、无共有人（离异）、建筑面积为43.5平方米的房屋出售给乙方，房屋价款为151000元。乙方在签订合同时，全额支付房款，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过户手续，并在过户手续办理完1个月内将房屋交付给乙方。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于春玲按照约定交付房款，并占有使用房屋，但房屋产权未变更登记到于春玲名下。案涉房屋房款用于偿还在黄庆林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借款。后黄庆林向梁福军出具了欠条。2017年，案涉房屋被纳入池北区棚户区改造及土地整理项目2号区域1号地块征收范围，于春玲主张自己是房屋实际权利人，并向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提交了《房屋买卖协议》（原件）、房屋产权证（原件）、土地使用权证（原件）、梁福军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2017年9月14日，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就案涉房屋与于春玲签订了《补偿协议》，征收编号为B-59号。《补偿协议》约定，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因池北区棚户区改造及土地整理项目2号区域1号地块建设需要，经池北区管委会决定作出池北管函[2017]123号《房屋征收决定》，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规定，对房屋进行征收。于春玲选择了货币补偿，货币补偿的价值由评估机构评估的市场价格确定，补偿金额为421144元。于春玲应在2017年9月29日前腾空房屋，并自行拆除违章建筑及其附属设施。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于2017年10月18日接收案涉房屋，并于2017年10月25日向于春玲支付了全额补偿款。现梁福军诉讼来院，以于春玲不是房屋所有权人，无权成为被征收人，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要求确认《补偿协议》无效。原审认为：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作为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本辖区房屋征收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梁福军与原配偶离婚时，双方协议案涉房屋归梁福军所有，故梁福军对案涉房屋具有处分权。于春玲与梁福军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支付房款后实际占有使用了房屋。房屋被征收时产权虽未变更登记到于春玲名下，但于春玲实际占有使用房屋，并向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提供了《房屋买卖协议》（原件）、房屋产权证（原件）、土地使用权证（原件）、梁福军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经审查后，认为于春玲系房屋实际权利人，确定于春玲为协议签订主体，并无不当。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根据补偿方案，对案涉房屋依法评估后，与于春玲签订《补偿协议》，且《补偿协议》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梁福军主张《补偿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梁福军如认为《房屋买卖协议》不成立或无效，可通过民事诉讼另行解决。原审判决：驳回原告梁福军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梁福军上诉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梁福军主张《补偿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是错误的。2.原审中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原审法院间接认定为合法是错误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被告对于自己具有法定职权、履行法定程序、履行相应法定职责以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未向法庭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其合法性,严重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第十三条；《吉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三条、第十三条和《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中关于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认定,因此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3.原审法院基于买卖合同确认物权的变动违法。根据物权法第九条规定,房屋买卖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仍归房屋出卖人所有,买受人享有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出卖人交付房屋、配合办理过户的债权。原审第三人不符合善意取得条件,并且原审第三人明知不动产所有权人的权属情况并购买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不享有物权的效力。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基于买卖合同来确定物权的效力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基于上述证据交付房屋的事实来认定本案涉案房屋所有权是错误的。4.原审法院认定梁福军与原配偶离婚时，双方协议案涉房屋归梁福军所有，故梁福军对案涉房屋具有处分权是错误的。原审中梁福军提交的其原配偶的公证书足以证明处分该房屋时梁福军的原配偶有否决权，并且原审第三人也要求过梁福军原配偶协助办理过户事宜,足以证明原审第三人是明知的，并且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也知情。该离婚协议仅是内部约定,对外表现形式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由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辩称：梁福军不具有提起本诉的主体资格，本案不符合立案条件。本案中，补偿协议的签约双方为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和于春玲，梁福军不是本次征收的被征收人，与征收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无权提起本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法定程序，应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于春玲未作出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关于梁福军和原配偶姚锡英协议离婚，查明如下事实：《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显示，梁福军与姚锡英于2013年10月9日登记离婚，无析产约定。安图县公证处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2020）吉延安图证内民字第452号《公证书》，证明姚锡英在公证处作出的《证人证言》为其亲口所述。《证人证言》主要内容有：案涉房屋是姚锡英与梁福军的夫妻共有财产，离婚时虽然约定归梁福军所有，但是这栋房屋是给梁福军养老的，姚锡英不同意出售。二审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中，于春玲与梁福军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支付房款后实际占有使用了该房屋。房屋被征收时产权虽未变更登记到于春玲名下，但于春玲实际占有使用房屋。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根据于春玲提供的《房屋买卖协议》（原件）、房屋产权证（原件）、土地使用权证（原件）、梁福军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认为于春玲系房屋实际权利人，确定于春玲为协议签订主体，并与于春玲签订《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本案中，梁福军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是撤销案涉《补偿协议》，而签订该《补偿协议》的双方为池北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与于春玲，被诉行政协议签订前，梁福军与被征收房屋即已经不存在法律应当保护的权益，即梁福军与案涉《补偿协议》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梁福军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因此，依法应裁定驳回梁福军的起诉。考虑到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没有对原告造成实质性影响，故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梁福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丽英审判员 晏丽丽审判员 李彩莲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琳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