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再6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阳市恒达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阳市殷都区铁西路**腾飞招商大厦**。法定代表人：金智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稞，河南郑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日影，河南郑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汤阴县宝亨通道路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汤阴县伏道乡西官庄村/div>法定代表人：张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忠，该公司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业军，河南永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金安，男,196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时金山，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安阳市恒达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汤阴县宝亨通道路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亨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朱金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豫01民终4041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2020）豫民申525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恒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稞、周日影，宝亨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忠、宋业军，被申请人朱金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时金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达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二审判决书；2.改判恒达公司在未付的工程款7459元范围内承担责任；3.判令宝亨通公司、朱金安承担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恒达公司对宝亨通公司的应付工程款已基本支付完毕，仅余7459元未付。2009年9月23日，恒达公司将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给宝亨通公司，双方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验收合格后，双方进行结算，确认余7459元未付。虽因宝亨通公司不具备劳务资质而导致双方所签劳务分包合同无效，也不影响恒达公司与宝亨通公司结算工程价款，更不能否定工程款已基本支付完毕这一事实。（二）恒达公司仅在未付的工程款7459元范围内对朱金安承担付款责任，不能要求恒达公司重复支付。一、二审法院已查明，朱金安与宝亨通公司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与恒达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朱金安要求恒达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缺乏合同依据。（三）原审法院认定张保忠对恒达公司构成表见代理缺乏证据支持。表见代理的成立以相对人无过错且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为前提，并由相对人承担举证责任。除了朱金安与张保忠签订合同的抬头体现恒达公司项目部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保忠可以代表恒达公司，合同上没有恒达公司的盖章，张保忠也未提供恒达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生效判决已经查明张保忠是宝亨通公司的人。朱金安与张保忠签订合同时，没有对张保忠的身份进行审查，没有提出合同盖章或者提供授权委托书等最起码的要求，草率签署并履行合同，其自身存在明显过错，不符合认定表见代理必须“有足够理由相信”的实质要件。朱金安向张保忠个人账户而非恒达公司账户交付合同保证金，张保忠以个人名义向朱金安出具收据，一审期间，朱金安也是跟张保忠及宝亨通公司进行结算并签订书面协议。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朱金安明知他的交易对象就是张保忠而非其他人，恒达公司不认为朱金安会对交易对象产生误解。恒达公司向朱金安转账付款，是受宝亨通公司的委托，并不产生合同义务转移的后果。恒达公司受托付款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即恒达公司对宝亨通公司有付款义务，宝亨通公司又对朱金安负有付款义务，正因如此，一审期间朱金安与宝亨通公司结算时，将恒达公司代付的款项从宝亨通公司的应付款项予以扣除。（四）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一审期间朱金安与宝亨通公司结算工程款时，双方在确认4669314.87元欠款金额的基础上，经过协商，朱金安自愿放弃169314.87元，同意宝亨通公司支付4500000元结清债务，双方就此约定了付款方案。原审法院强行判决恒达公司和宝亨通公司按照4669314.87元金额承担责任，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确有错误。朱金安辩称，（一）恒达公司与张保忠之间构成表见代理，朱金安在具体施工中，工程所开具的发票付款单位均为恒达公司，结合一审中恒达公司出具的账目票据及金额1170000元全部为恒达公司支付，且支付账号都是通过恒达公司的账号支付给朱金安的账号上，同时朱金安在一审中提供的恒达公司项目经理马旭东的录音证明，也可以证实恒达公司在具体施工当中一直支付朱金安工程款的事实。朱金安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并不知道宝亨通公司存在施工的问题，张保忠与朱金安签订的合同抬头、结算单、工程认定单均是以恒达公司的名义签署的。此外，根据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安中刑一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宝亨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认可使用恒达公司的资质承包了花园口的立交工程以及山西一段高速工程的事实，故恒达公司与宝亨通公司既存在表见代理，又存在实际的挂靠关系。（二）综合一审提供的证据和恒达公司向朱金安支付工程款的事实可以证实恒达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而不是在未支付的工程款内承担责任，故恒达公司要求按未支付的工程款7459元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判决恒达公司和宝亨通公司承担本案责任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故请求驳回恒达公司的再审请求。宝亨通公司认可恒达公司的再审请求。宝亨通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一审、二审判决书；2.依法改判宝亨通公司支付朱金安的款项为450万元。事实与理由：二审判决未对宝亨通公司的上诉理由进行评析，认定的宝亨通公司应支付给朱金安的结算金额与在案对账协议不符，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与证据不符。在与朱金安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宝亨通公司始终认可双方存在合同关系，认可宝亨通公司欠朱金安工程款的事实，并在原审过程中积极主动与朱金安对账。2019年7月14日，宝亨通公司与朱金安经核对签订了对账清单，共同确认宝亨通公司原欠朱金安工程款和保证金共计4669317.87元，双方经协商，朱金安同意宝亨通公司实际支付其工程款和保证金4500000元。这说明，朱金安在与宝亨通公司对账时主动放弃了工程款169317.87元，双方最终结算金额是4500000元，而非4669317.87元。以上事实有宝亨通公司与朱金安对账后签字盖章并提交给法院的对账协议为证，原判认定错误。朱金安辩称，朱金安在施工过程中并不知道宝亨通公司的存在，虽然张保忠给我们签订的协议上没有加盖恒达公司的印章的，但上面的抬头包括结算单、工程认定单均是以恒达公司的名义签署，宝亨通公司从施工到工程结束没有支付过工程款，工程款均是由恒达公司通过其公司账户转账给我方。且工地上只有恒达公司的招牌，结合款项的支付以及合同抬头的签订，可以证明恒达公司与宝亨通公司存在表见代理关系或者挂靠关系。朱金安认为宝亨通公司与恒达公司隐瞒了本案的相关事实，与张保忠签订劳动合同是为了逃避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恒达公司与宝亨通公司所结算的工程款是真实的。请求驳回宝亨通公司的再审请求。恒达公司认可宝亨通公司的再审请求。朱金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恒达公司、宝亨通公司支付工程款5956048.62元，并从诉讼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款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恒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23日恒达公司作为甲方，宝亨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一份，主要约定：乙方承包甲方“郑州市花园口立交新建一标工程”所涉及的劳务部分，合同总价款为实际计量的数量与业主确定的承包单价中部分乘积后金额的各项价款相加之和，乙方自2009年9月25日开工，至2010年12月30日竣工验收，工期为457天。该合同加盖有双方公司印章。该合同另附宝亨通公司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张保忠、宋海军办理案涉工程中与恒达公司发生的相关财务手续，受托人签字发生的一切财务手续，委托人均认可。2010年7月9日张保忠以恒达公司（甲方）名义与郑州市惠济区鑫安筑路材料厂（乙方）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一份，主要约定：乙方为郑州市花园口立交桥新建工程一标路面工程提供劳务，合同总价款为实际计量的数量与业主确定的承包单价乘积后金额的各项价款相加之和约（叁仟柒佰万元）；乙方向甲方按约定交纳管理费，根据工期要求，乙方自2010年7月15日开工。该合同未加盖恒达公司印章。因工程内容需要更改，双方于2010年8月20日签订《协议》一份，对需要更改的工程内容进行了约定说明。该协议仍未加盖恒达公司印章。合同签订后，郑州市惠济区鑫安筑路材料厂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施工，恒达公司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郑州市惠济区鑫安筑路材料厂部分工程款。另查明，在审理中，宝亨通公司（张保忠）与朱金安对案涉工程量对账结算，结算金额为4669314.87元，宝亨通公司表示于2019年春节前还款贰佰伍拾万，剩余款项2020年6月底前付清。恒达公司称该结算金额未超过案涉工程总结算金额。再查明，郑州市惠济区鑫安筑路材料厂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沥青混凝土及摊铺、乳化沥青加工销售、设备租赁；宝亨通公司经营范围系道路机械租赁。一审法院认为，郑州市惠济区鑫安筑路材料厂系个体工商户，现该厂已注销，朱金安作为实际经营者可向被告主张权利。审理中，宝亨通公司与朱金安进行了对账核算，结算金额为4669314.87元，恒达公司表示该结算金额未超过案涉工程总结算金额，故该院对该结算金额予以确认。恒达公司与宝亨通公司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恒达公司将案涉劳务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条件的宝亨通公司，该合同无效。上述合同签订后，宝亨通公司的受托人张保忠以恒达公司名义与郑州市惠济区鑫安筑路材料厂签订劳务分包合同，郑州市惠济区鑫安筑路材料厂在合同签订后进行了施工，恒达公司未表示异议并按照施工进度向郑州市惠济区鑫安筑路材料厂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庭审中，恒达公司提交了其与宝亨通公司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朱金安称开庭审理才见该合同，综上，朱金安有理由相信其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相对人为恒达公司，故朱金安要求恒达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在审理过程中，宝亨通公司与朱金安对工程量进行了对账核算，并表示愿意支付朱金安工程款，故朱金安要求宝亨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该院亦予以支持。朱金安主张要求恒达公司、宝亨通公司自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安阳市恒达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汤阴县宝亨通道路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朱金安工程款4669314.87元及利息（以4669314.87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4月23日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492元，由朱金安负担11556元，恒达公司、宝亨通公司负担41936元。恒达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8民初5091号民事判决，改判恒达公司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宝亨通公司、朱金安承担。宝亨通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8民初5091号民事判决书;2、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改判宝亨通公司不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相同。二审法院认为，恒达公司与宝亨通公司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将案涉劳务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条件的宝亨通公司后，张保忠以恒达公司名义与朱金安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签订后，朱金安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施工，恒达公司按照施工进度支付朱金安部分工程款，在适用法律上，虽然合同落款处却仅有张保忠的签字，既没有恒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没有恒达公司的签章，更没有附张保忠系恒达公司代理人的任何凭证，没有证据表明张保忠已经得到恒达公司的授权与朱金安签订案涉《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但是朱金安签订合同时，就是认为张保忠代表的是恒达公司，才与之签订的合同，并不知道张保忠没有代理权，也无证据证明朱金安与张保忠恶意串通损害恒达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从张保忠具体负责案涉工程的施工组织活动，恒达公司按照施工进度支付朱金安部分工程款来看，朱金安有充分理由相信张保忠是能够代表恒达公司的，即朱金安有理由相信张保忠有权代理恒达公司签订本案《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张保忠的行为也构成对恒达公司的表见代理。故此，朱金安要求恒达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在审理过程中，宝亨通公司与朱金安对工程量进行了对账核算，并表示愿意支付朱金安工程款，故此，朱金安要求宝亨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宝亨通公司与朱金安进行了对账核算，结算金额为4669314.87元，一审法院对该结算金额予以确认，判决恒达公司、宝亨通公司共同支付朱金安工程款4669314.87元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恒达公司、宝亨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492元，由恒达公司负担26746元、宝亨通公司负担26746元。本院再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一致外，另查明，一审中恒达公司提交2010年2月10日朱金安出具的收据一份，显示收到“安阳市恒达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市花园口互通式立交新建工程一标辅道路面款50万元整”。同日，朱金安出具借据一份，显示“今借到50万元整，借款用途说明辅道路面”。本院再审认为，关于张保忠对恒达公司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恒达公司将其承包的郑州市花园口互通式立交桥新建一标工程发包给宝亨通公司，宝亨通公司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郑州市惠济区鑫安筑路材料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2010年7月9日宝亨通公司的受托人张保忠以安阳市恒达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市花园口互通式立交新建工程第一标段项目经理部（甲方）名义与郑州市惠济区鑫安筑路材料厂（乙方）签订案涉《工程劳务承包合同》，虽然合同落款处既没有恒达公司的签章，也没有项目部的签章，仅有张保忠在甲方法人或代理人处签字。本院经查明，案涉《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签订前朱金安就案涉工程已入场施工，2010年2月10日，恒达公司即已向朱金安支付工程款50万元，朱金安出具的收据抬头显示是“安阳市恒达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市花园口互通式立交新建工程一标”，在此情况下，2010年7月9日，张保忠以安阳市恒达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市花园口互通式立交新建工程第一标段项目经理部名义签订案涉《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且后续的部分工程款恒达公司均按施工进度向朱金安支付，朱金安亦多次出具以恒达公司为抬头的收据，恒达公司均未表示异议。另恒达公司从未向朱金安告知其是接受宝亨通公司委托代为向朱金安支付工程款，亦无证据证明朱金安与张保忠存在有恶意串通损害恒达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故原判认定朱金安有理由相信张保忠有权代理恒达公司签订本案《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张保忠的行为构成对恒达公司的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关于应付工程款数额的问题。经查，2019年7月14日对账单形成于一审诉讼期间，宝亨通公司与朱金安经对账，确认工程款余额为3069314.87元，保证金为1600000元，两项合计4669314.87元，朱金安为促成和解，同意宝亨通公司分期支付朱金安工程价款及保证金共计450万元。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了达到平息事端，解决纠纷的目的，在和解中所作出的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应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故原判认定应付工程款的数额为4669314.8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恒达公司、宝亨通公司的再审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20）豫01民终4041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岸峰审判员  赵志远审判员  芦 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钟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