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10民终2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景付，男，197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生，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行辉，男，197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君，温岭市商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高正亮，男，1979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夏景付因与被上诉人陈行辉及原审被告高正亮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1民初8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景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生、被上诉人陈行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君、原审被告高正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景付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夏景付从未向被上诉人陈行辉定作过童装，亦未指示过原审被告高正亮签收被上诉人的童装，被上诉人也从未向上诉人催讨过货款。1、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诉称上诉人分多次委托上诉人生产童装，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分多次委托其生产童装的事实。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销货清单》，案涉童装涉及11批次，30余款，每一款又分多种颜色，每一款及不同颜色的服装的数量及单价又各有不同，总货款共70多万元，根据交易习惯，该等服装定作应当由上诉人通过微信、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将每批次的服装定单发送给被上诉人，并由被上诉人按上诉人提供的每一款服装的样衣进行加工。然而，一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传真或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通过某种方式向其发送过定单定作童装，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向其提供过样衣。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前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定作童装，该等认定明显是错误的。2、高正亮虽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答辩称系根据上诉人的指示签收被上诉人的童装，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曾指示过其签收被上诉人送过来的童装的事实。因被上诉人诉称分11批次将所谓的案涉服装送与上诉人工作处，如果高正亮系受上诉人的指示签收该多批次童装，其也应当将每次验收服装的情况，包括每一批次的款式、数量、质量是否符合要求等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及时反馈给上诉人。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正亮曾就签收被上诉人的童装接受过上诉人的指示，及高正亮在签收童装的过程中与上诉人有过任何情况反馈与交流的情况下，认定高正亮系根据上诉人的指示签收被上诉人送的童装，该等认定明显是错误的。3、被上诉人诉称就案涉货款曾向上诉人多次催讨，但其也未提供任何证据，包括电话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明其曾通过某种方式向上诉人催讨货款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多次催讨未果，该等认定也是错误的。4、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仅有一面之交，且被上诉人诉称的案涉货款高达70多万之多，如双方之间存在如被上诉人诉称的真实的委托加工关系，双方应当订立书面协议以对服装质量、交货时间、验收方式、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作出明确约定。而被上诉人在未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加工关系的情况下，却陈述称双方系达成口头协议。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就委托加工服装事宜达成口头协议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口头达成定作合同，该等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明显是错误的。5、如前所述，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定作过童装，亦未指示过高正亮签收被上诉人的童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加工关系或定作关系，无论高正亮是否为上诉人雇佣的员工，高正亮是否真实接收被上诉人送的服装，均和上诉人没有关系，上诉人均不对高正亮签收被上诉人服装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中，被上诉人仅提供唯一的证据即销货清单，且该证据亦未经上诉人签字确认，其提出的多次委托上诉人生产童装，且与上诉人达成口头协议，及向上诉人多次催讨等主张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高正亮提出的其系根据上诉人的指示签收被上诉人送过来的童装的主张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审法院认定的相关事实均不是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其相关事实认定明显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并导致判决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加工关系或定作关系，原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和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对本案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三、如前所述，因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定作过童装，亦未指示过高正亮签收被上诉人的童装，被上诉人与高正亮系恶意串通，其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相关陈述均系虚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销货清单为伪造的证据，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为虚假诉讼。上诉人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以追究上诉人及高正亮的刑事责任。综上，原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及错误的法律适用，而判决上诉人向被向上诉人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该种判决结果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明显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起本案的诉讼系虚假诉讼。 陈行辉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称未向被上诉人定作服装，事实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原本是不认识的，是在19年5、6月份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加工厂看中样衣，在厂里直接下的单，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要求进行加工，在19年7月份送货至上诉人办公地点，9月份上诉人通过电话联系被上诉人下的单，样衣平时都是被上诉人叫厂里小工去拿的。双方之间根本不熟悉哪来的微信，只有熟悉后才加了对方的微信，当时上诉人都是一家一家去找工厂，亲眼看中样衣才下单。2、原审被告是上诉人聘请的员工，每月工资都是上诉人支付的，他从事的是会计兼进出货工作，对这一事实一审法院有多个案件判决及证据能证实，根据他们的交易习惯，每个客户送过来基本上都是高正亮签收的，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他是代表上诉人签收的。3、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催讨货款，被上诉人曾多次跑到上诉人在湖州公司去催讨，电话也联系过，由于电信公司只保留6个月的通话记录，只能提供最近的一个通话记录。4、按照行内习惯，加工定作不一定都要签订合同，当时行情双方本着诚信原则大部分是口头原则，上诉人与其他客户少部分有签合同，大部分是没有签订合同的，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高正亮签收被上诉人的货物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加工合同事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正亮陈述称：2019年5月5日高正亮到温岭沪商大厦上诉人处上班的，当时约定工资5000元每月，做会计、仓库代为收货、收货清点数量及在送货单上签字，2019年10月31日离职，上诉人还欠高正亮一个月工资未付。 陈行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加工款人民币753332.2元及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2019年7月12日起至同年9月25日期间，被告夏景付多次向原告陈行辉定作童装，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后原告分11批次将童装（潮孩布络）送至被告夏景付工作处（温岭市城东街道沪商大厦四楼），并由被告夏景付的员工高正亮签收，共计货款753332.2元。后该款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陈行辉和被告夏景付之间口头达成的定作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予以确认。被告夏景付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定作童装，尚欠原告货款753332.2元，被告夏景付作为定作方应及时支付货款，逾期支付的，尚应支付给原告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被告夏景付未提交与他人合伙的相关证据，被告夏景付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定作童装，不管被告高正亮是被告夏景付个人雇请的员工还是与他人合伙期间雇请的员工，被告高正亮根据被告夏景付的指示签收童装的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对上述货款被告高正亮不应承担共同付款义务。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夏景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行辉货款753332.2元，并支付从2020年9月27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陈行辉对被告高正亮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66.5元，由被告夏景付负担。 二审期间，夏景付提供如下证据：1、语音详单、照片、邮件交寄单、邮件运单查询截图、申请书，证明上诉人收到本案一审诉讼材料后通过电话向温岭市公安机关报案，并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于2020年12月12日现场向温岭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报案，及于2020年12月13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该所报案，要求公安机关追究被上诉人陈行辉及原审被告高正亮虚假诉讼刑事责任的事实。2、微信群聊天记录（潮孩布络合伙人），证明上诉人与王永刚、蔡凌辉、江晓燕合伙经营服装所涉债务承担等相关事宜在合伙人微信群进行沟通的事实，3、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审被告高正亮在受雇于上诉人与王永刚、蔡凌辉、江晓燕合伙期间即2019年9月18日和合伙人王永刚确认合伙事项统一收汇款账户为蔡凌辉所投资的越果公司账户的事实。4、商标注册证，商标详情，证明潮孩布络商标权利人为合伙人王永刚的事实。5、租赁合同，证明上诉人与王永刚、蔡凌辉、江晓燕合伙经营服装的沪商大厦是以合伙人蔡凌辉的名义向出租人承租的事实。6、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微信聊天记录、传票，证明另案王瑜诉夏景付、王永刚等定作合同纠纷案中，原告以各被告合伙做生意为由将夏景付、王永刚、蔡凌辉等人一起起诉，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证明蔡凌辉将高正亮的微信推送给王瑜的事实。7、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高正亮并非为夏景付一人打工的事实。同时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原审被告高正亮辩称其一直为上诉人打工，而否认受雇于上诉人与他人合伙事项，该等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事实，并进而证明高正亮在一审审理期间向法庭作了虚假陈述，及其相关陈述不具有可信性的事实。 陈行辉质证认为：1、语音详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语音详单反映不出上诉人要证明的事实，只能证明打了一个电话。邮件交寄单的真实性没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交寄单反映不出上诉人要报案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虚假诉讼的事实。邮件及追究刑事申请书三性均有异议，更加不能反映已经向城东派出所寄了这份申请书。2、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知道潮孩布络合伙人，与本案无关。当时是与上诉人存在加工合同纠纷，都是和上诉人联系的，货也是送至上诉人指定的公司。3、商标注册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是和上诉人做生意，一直和上诉人联系。4、对之后提供的租赁合同等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当时就是和上诉人口头约定加工合同，并且货也是上诉人收取的。证据6、7与本案无关。 高正亮质证认为：同样希望上诉人去派出所报案，把事实查清楚。至于他们四人合伙是有听上诉人说过，但没有听其他人说过。 陈行辉提供如下证据：1、夏景付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夏景付是有指示高正亮对客户的送货进行签收。2、夏景付和高正亮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反映出高正亮就是夏景付的员工。3、员工工资发放单，证明哪些人是员工。 夏景付质证认为：1、这里有两个情况说明，对真实性无异议，是夏景付签字确认的，但这上面单号不是本案所涉及的销货单单号，与本案无关。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无异议，高正亮作为合伙生意的员工，不光是只有和夏景付的聊天记录，也有和其他合伙人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高正亮为夏景付一人打工。3、工资发放单及员工联系电话单都是表格，承认高正亮为合伙体打工的，表格里并没有蔡凌辉，江晓燕，王永刚等人，说明这三人并非合伙体的员工，只能是合伙人。 高正亮质证认为：陈行辉提供的证据是高正亮在其他案件中提供的，对其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夏景付提供的证据1反映的是夏景付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有关情况，由于本案并未涉嫌犯罪，且并无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对此已经立案受理，故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因夏景付是否与他人合伙及合伙体租赁、诉讼等情况及高正亮与合伙体的有关情况与本案事实认定及处理无直接的关联性，且证据2-7亦不能充分证明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陈行辉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2、3结合夏景付在开庭时承认收到高正亮通过电脑微信发送给夏景付包含本案销售及批发商信息的邮件能够证明高正亮受雇于夏景付。 陈行辉申请两位证人通过视频方式进行作证，本院考虑到疫情不方便外地人员到庭作证，同意以视频方式进行作证。因证人不能明确与高正亮一起签收的是谁的货物，故证人证言无法证明陈行辉已经将货物送到沪商大厦。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高正亮签收了陈行辉送交的货物的事实有销货清单证实。高正亮受雇于夏景付的事实有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高正亮向夏景付发送员工工资清单及包含本案销售及批发商信息的邮件等证据证明。从夏景付在其他案件中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看，夏景付也在同时期有指示高正亮收取与本案同类的服装。而经夏景付确认身份的证人虽然没有明确一起签收的是陈行辉的货物，但对高正亮有权一起签收的行为并未持否定态度，且并无证据证明高正亮与陈行辉恶意串通损害夏景付利益的情况。因此，高正亮签收的行为可以认定系职务行为，夏景付应当依法向陈行辉支付货款。夏景付与他人是否合伙，不影响夏景付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至于合伙内部如有纠纷可另行结算或主张权利。夏景付虽然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立案，且从本案审理情况看，属于正常的经济纠纷，并未涉嫌刑事犯罪，夏景付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处理并追究陈行辉、高正亮的刑事责任，显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33元，由上诉人夏景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战平 审判员  汤坚强 审判员  王晓婷 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 书记员  项海英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