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8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兆丰，男，1988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献华（系刘兆丰父亲），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秀龙，江苏徐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非农，男，199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山东省兰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丽（系尹非农配偶），住山东省兰陵县。上诉人刘兆丰与因与被上诉人马艳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邳州市人民法院（2020）苏0382民初3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兆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献华、谭秀龙，被上诉人尹非农、马艳丽均到庭接受法庭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兆丰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一审主体不适格。我与尹非农夫妻二人从未见过面，我只是与尹非农的老婆马艳丽通过微信发生的业务，具体是马艳丽买我的农资付款给我，我收到款后就按照约定发货，从未与尹非农有任何的业务关系，现尹非农起诉我明显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其诉求。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我与马艳丽之间的每一笔业务均是及时清结，即便临时没有现货交付，也会及时沟通用其他农资冲抵。马艳丽利用我手机丢失无法恢复与其之间的微信记录，任意选择部分微信作为证据起诉是不成立的。现结合马艳丽向法庭提供的微信记录来予以反驳：1.“50件达科宁×××25**元×××页”“100克10件金雷13000元×××页”。被上诉人一审证据19页2019年7月份微信“欠50件达科宁，每件860元，50件即×××3000元(实际欠×××2500元)。欠100克10件金雷，每件1300元，10件即13000元；上诉人于9月21日发货百泰、8月25日发货凯津、9月29日适乐时共计金额69×××00元；冲减掉欠款13000元和×××3000元，马艳丽尚欠上诉人13×××00元。2.“丢8健达2件9300元9件健达×××1850元健达返利5000元”。上诉人对微信×××页上显示该部分的内容解释是在2016年发了×××1件、2017年发了9件，微信的意思是今年发了9件加之去年的×××1件共返利5000元，上诉人没有认可丢失健达2件或者9件。上诉人在微信上说的“行”指的是返利5000元，而不是认可2件健达丢失。3.“杜邦款308200元20页”。见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0页-2和19页-1“共收杜邦货款806250元，实发杜邦527650元，尚欠278600元，加之被上诉人欠上诉人13×××00元，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265200元。”“见19页-3发货293380元，冲抵265200元，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28180元。”×××.“先正达返利2000元推广1000元×××页”。被上诉人提供证据19页-×××“2017年6月30日欠马艳丽1000元推广费先正达产品”。对此推广费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返利2000元。5.“高巧19000元1×××页”。收款159000元属实，因没有货就扣掉以上欠款，把剩下的1×××万退还给被上诉人。通过2018年1月×××日收款159000元，也说明了之前的货款已经两清。6.“巴斯夫款61700元×××页”。被上诉人一审证据第20页-1显示7月25日截止余款61700元。上诉人于7月26日发货除尽11000元、8月6日发货健攻15000元、8月30日发货凯津388**元共计金额6×××880元；冲减掉欠款61700元，马艳丽尚欠上诉人3180元。”7.“先正达世高93600元×××页”。按照微信×××页的聊天记录可以确定上诉人发了90件，结合19--3显示7月28日10件、7月31日73件，另外17件通过凯润冲抵结清。综上所述，上诉人与马艳丽之间的债务早已清结，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将并不完整的微信作为定案依据实属错误。故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尹非农答辩称，和刘兆丰的买卖合同是我们夫妻共同商议和履行的，尹非农完全可以代表马艳丽。对于上诉人说的几笔应扣除的款项是上诉人单方计算的，被上诉人并没有认可，上诉人所计算的扣款和被上诉人打款的基数并不相符。尹非农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刘兆丰返还购货款6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6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6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刘兆丰负担。诉讼过程中，变更利息起算日期为2017年9月2日。一审中，刘兆丰未到庭参与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约定的交易方式为尹非农向刘兆丰预付货款，刘兆丰收款后按约定发货。自2016年11月7日起至2018年1月×××日止，尹非农通过支付宝及农业银行向刘兆丰转款累计1633×××50元。期间，双方多次通过微信协商发货、退款问题。经尹非农当庭核算，刘兆丰最终欠尹非农货款及返利、推广费合计595050.3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尹非农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尹非农预付货款、刘兆丰收款发货的交易方式。尹非农提供的电子回单、银行卡交易清单，能够证明其已累计向刘兆丰预付货款1633×××50元，其主张的各项损失也基本能与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相印证，其已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证明责任，关于已发货的具体数量、价值的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由刘兆丰负担，而刘兆丰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尹非农要求刘兆丰返还货款595050.3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利率，应参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利息起算点，因595050.3元中的576050.3元汇款时间均在2017年9月2日之前，该部分利息原告要求自2017年9月2日起计算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而其余19000元尹非农汇款时间为2018年1月×××日，刘兆丰收到该款后客观上应享有合理的发货期间，故该部分利息本院自2018年1月20日起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兆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尹非农货款595050.3元。二、刘兆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尹非农欠款利息（以576050.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2日起计算至2018年1月19日止；以595050.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月2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595050.3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尹非农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对于尹非农的付款记录，尹非农提供了打款凭据等为证。对于刘兆丰的发货记录，刘兆丰称自己是通过过路车向被上诉人发的货物，其自己制作的发货记录已经给苍山县公安局寄了过去。被上诉人称，苍山县公安局办公人员当着被上诉人的面给刘兆丰打电话要发货记录，刘兆丰先前称寄了过去，后来又称退回去了。鉴于刘兆丰的发货记录系单方制作，也未提交法庭，其称自己手机上的聊天记录已经无法复原，因此本院只能依根据被上诉人方所提供的微信记录对被上诉人一审所主张的款项作出如下认定：1．“50件达科宁×××25**元、100克10件金雷13000元”。被上诉人称该些货物上诉人没有向其发送。上诉人称，其用其他货物进行了补发，在2017年9月21日、8月25日、9月29日，用其他货冲抵，其将当时对账单通过微信发送给了马艳丽。被上诉人称，其对8月25日凯津的单价和百泰抵扣提出了异议。被上诉人方微信记录显示，上诉人在2018年1月31日将该笔抵扣款账单发送给马艳丽，马艳丽当时称“凯津××**我卖的，你给我算×××0吧，我当时给你打过电话的哈，你卖不卖我就问你的，你说卖”，上诉人称“哟，明天看下”。“还有百泰，百泰是我给你的款，不是你给我换的货”，根据上述聊天记录，本院确认被上诉人所欠发的10件100g金雷13000元及50件达克宁×××25**元的确存在换货情况，更换的货物有8月25日7件100g凯津280**元（7*×××0*100）及9月29日10件适乐时20000元，上诉人该批货物欠被上诉人7500元。2.“丢8健达2件9300元，9件健达×××1850元，健达返利5000元”。上诉人主张，依照2018年2月2日的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只欠上诉人1件健达，此外，9件健达的意思是今年发了9件，加上之前的×××1件，共返利5000元。被上诉人主张，2018年2月2日发送了2017年7月5日的聊天记录截屏，当时是说返利和推广的事情，上诉人承诺给其1袋健达。双方微信记录显示，2016年2月22日马艳丽称“你还欠我3件健达对吧”上诉人称“都记得呢，2件”“不是少2件吗”马艳丽称“是的，我打错了”。2017年7月5日聊天记录显示马艳丽称“百泰差我2000，金雷2000，推广费1000元，还欠我一件健达一件卡拉生”。上诉人称“都记着，金雷1000不是2000，推广费1000”。2017年7月25日聊天记录显示马艳丽称“账算好了吗，发来我看看”上诉人称“欠20克百泰50件5×××000元，100克80件128000元合计182000元减去50件1000克百泰77500元，10件15毫升凯润×××2800元，剩余61700，先正达90件10克世高，杜邦的明天发来10件100克金雷”马艳丽“健达”上诉人“对，健达9件袋装，还有去年返利”马艳丽“达克宁”上诉人“除尽和灭百可明天发来下今天没统计，对，50件袋装达克宁”，马艳丽“2件健达你弄丢的，5000健达返利”上诉人“行”。根据上述聊天记录，本院确认被上诉人在2018年2月2日发送的聊天截图中所提到的1件健达，应与推广或返利有关，并不是指被上诉人所丢失的2件健达。2017年7月25日，是上诉人在统计拖欠被上诉人货品和返利时提到的9件健达，其所用词汇为“还有”，说明前面9件健达的性质和返利的性质相同，都是上诉人应当向马艳丽发送或者支付的。根据以上分析，本院确认，上诉人该批货物尚欠被上诉人56150（9300+×××1850+5000）元3.“杜邦款308200元”。上诉人主张杜邦款实际欠278600元，扣除先前第一笔达克宁、金雷多发送的货物及其发送的百泰、凯津、特福利、除尽等商品款项293380元后，实际上被上诉人尚拖欠上诉人28180元。被上诉人主张其抵扣293380元有误，其中第一笔7月13日的50件百泰，被上诉人并未发货。7月22日的凯津和8月30日的凯津只收到过一个，7月26日的特福利是赠品，除尽没有发货，7月28日的世高发货了，7月31日的世高给的是空白单号，上诉人自己也承认没有发，8月6日的健攻打过款的，不应当抵扣。双方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2月2日上诉人将其7月26日发送的除尽、8月6日发送的健攻、8月30日的凯润账单发送给被上诉人时，被上诉人并未否认收到过上述货物，只是对其重复抵扣提出异议。因此对于该些货物，上诉人当庭的陈述与其微信聊天记录有所出入，考虑到当时双方的矛盾尚未激化，微信上的陈述更具有真实性，因此本院确认被上诉人收到的货物共有7月26日的除尽、8月6日的健攻、8月30日的凯润、7月26日的特福利。特福利根据微信记录显示，应当是赠送的，因此对该部分款项，本院不予扣除。对于7月13日的50件百泰、7月22日的凯津、7月31日的世高，被上诉人主张未收到，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交付，根据证据规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该批货物，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213720元（278600-11000-15000-38880）。×××.“先正达返利2000元推广1000元”。上诉人对推广费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返利2000元。关于该项，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确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推广费1000元。5.“高巧19000元”。上诉人认可收到货款159000元，但没有货就扣掉以上欠款，把剩下的1×××万元退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先是退了10万元，后又退了×××万元，其再联系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将其拉黑。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17日，马艳丽称“收到高巧退款10万元改差5.9万元，下午打过来是吗？”被上诉人称“到了就汇给你”。2018年1月18日，马艳丽称“账算好了吗，算好了钱给我吧，×××0万不是小数？”2018年1月29日，马艳丽称“货发过来了吗？没发5.9万给我也行”。2018年12月12日马艳丽称“怎么是×××万”？结合双方聊天记录，本院确认被上诉人主张属实，上诉人应当继续退还19000元。6.“巴斯夫货款61700元”。上诉人称扣除7月26日发送的除尽、8月6日发送的健攻、8月30日的凯润后已经全部可以抵扣了被上诉人该款项。抵扣账单，上诉人已经发送给了被上诉人，鉴于被上诉人当时提出重复抵扣的意见，而本院在计算上诉人应退回的杜邦款时也已经予以扣除，因此对上诉人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确认上诉人应当继续退还61700元。7.“先正达世高93600元”。上诉人主张依照双方2017年7月25日的微信页聊天记录可以确定上诉人发了90件，其在7月28日发了世高10件、7月31日发送了世高73件，通过凯润冲抵了17件。本院认为，双方在2017年7月25日的聊天记录中确认的是上诉人欠发90件先正达，并不是确认其发送了90件先正达。而其主张7月28日的世高10件、及8月30日的凯润本院已经在其他款项中予以了抵扣，因此不能再重复抵扣该款项，7月31日的世高73件，双方聊天记录显示其并未发送给被上诉人，因此不能予以抵扣，故对该笔款项，本院确认上诉人应当继续支付。综上，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的货款和返利共为×××52670元（7500+56150+213720元+1000+19000+61700+93600）。本院认为，虽然涉案货物买卖行为均发生在马艳丽和刘兆丰之间，但尹非农和马艳丽系夫妻关系，该经营行为属夫妻共同经营，在本案中，尹非农也委托马艳丽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因此可以认定尹非农有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在对方已经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未向被上诉人足额发放货物，也未依照双方约定向对方进行返利，因此被上诉人要求其退还相应的货款支付相应的返利款项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关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利息损失，因本案的款项中，即包括货款也包括返利，属于是一种清算后应当返还的款项，应当以双方最后清算日，即2018年2月2日为起点计算上诉人应当支付的利息。综上所述,刘兆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邳州市人民法院(2020)苏0382民初3580号民事判决；二、刘兆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尹非农货款及返利452670元及欠款利息（以45267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2月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尹非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尹非农负担900元（已实际缴纳）、刘兆丰负担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尹非农负担800元、刘兆丰负担9000元（已实际缴纳）。以上未缴纳部分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未交纳，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超审判员 孙守明审判员 王月辉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