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1民辖终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禹元梅，女，199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欣,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铜板街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文三路**华星时代广场******。法定代表人：何俊。上诉人禹元梅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铜板街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3510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禹元梅上诉称，一、本案为信息网络侵权纠纷并非合同纠纷，不适用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将案件移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一）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均在信息网络上，与被上诉人提出的（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案件仅是通过微信媒介沟通实质是线下完成购买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存在本质区别，被上诉人引用该案例参考严重错误，应当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由原审法院管辖。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是被上诉人通过信息网络直接篡改上诉人债权的电子数据，并擅自调用上诉人的电子签名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文件上签字，直接将上诉人APP账户中的网络借贷债权清零，造成上诉人的网络借贷债权清零无法追偿的损害后果，并非线下交易。被上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均发生在信息网络上，属于信息网络侵权纠纷。1.本案侵害的财产权益是通过信息网络完成并储存的网络借贷债权。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这一信息网络中介机构在网上向借款人进行出借，产生网络借贷债权，所有债权信息及资金划转均是通过线上操作网络存储。2.被上诉人整个侵权行为的实施亦是通过网络操作并篡改网络信息进行的。（1）被上诉人先是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电子公告“2019年12月7日完成出借人网贷历史数据统计确认函的数据统计与页面更新，请各位出借人注意查看”（详见附件1《公告》）。（2）被上诉人在未取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直接调用上诉人的电子签名对其自行生成的《网贷历史数据统计确认函》进行签名，同时将上诉人的APP账户中显示的债权直接篡改为0（详见附件2），直接损害上诉人原本可以主张的网络借贷债权。（3）被上诉人在未取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其公布的兑付方案强行兑付，以少量的兑付金额强行消灭上诉人在其平台上的所有数据，达到恶意消灭上诉人债权的目的，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网络借贷债权利益。3.本案产生的损害结果是上诉人的网络借贷债权被篡改，APP上的账户及账户中的财产权益被侵害，网络借贷债权直接清零。4.被上诉人提出的（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案例是因该案件实质上是在线下购买，交易实质发生在纤细，而微信等网络仅作为各方沟通媒介，与本案存在本质区别。而本案交易过程，侵权行为全过程均是通过信息网络进行，上诉人已提供（2020）苏01民辖终495号裁定书予以参考（详见附件3）。二、本案是侵权责任纠纷，上诉人起诉的事实与理由、法律依据均是基于侵权法律关系，与合同纠纷无关，提交的证据材料也无任何合同，因而不可能根据任何无关的合同约定确定管辖。且本案的侵权行为与被上诉人是否作为信息中介平台的身份无关，任何第三方通过信息网络行为实施该种侵权行为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并不是根据其他合同约定追究被上诉人的中介责任或者违约行为。被上诉人引用其他以委托理财合同为案由的案件判例作为本案参考严重错误，故意干扰本案的审理。（一）本案的上诉人作为原告起诉的是侵权法律关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上诉人并非基于任何合同主张合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不能强加其他案由给上诉人以达到通过管辖权移送故意拖延诉讼时间的目的。本案的所有起诉文件已证明本案是基于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主观过错以及与上诉人遭受损失的损害结果成立因果关系的侵权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本案的侵权纠纷是独立于任何合同约定提起的。（二）本案的提起不是针对被上诉人作为信息网络中介身份提起的，而是针对侵权人提起的，任何第三人通过信息网络行为实施该种侵权行为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不能因为仅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可能存在其他合同关系，在被上诉人实施其他侵权行为时就一定要需要强加上之前签订过的合同将侵权行为变更为合同法律关系进行处理，这完全是违背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与事实严重不符。（三）被上诉人在管辖权异议中提交的管辖权判例均是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为案由的合同法律关系，与本案存在本质区别，不具备任何参考意义，且该判例更证明被上诉人在大量案件中均是通过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方式恶意拖延诉讼时间以达到其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三、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提供的协议与本案侵权纠纷有关，且相关协议的真实性存疑，因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以存在篡改电子数据及自行调用上诉人的签名签订文件的侵权行为，根本无法确认相关协议是否是上诉人真实签订，更不能基于上述无关的协议将管辖权移送至被上诉人所在地管辖。被上诉人提交的电子协议的管辖条款系格式条款，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也应属于无效条款。综上，上诉人是基于信息网络侵权纠纷起诉侵权人即被上诉人，与合同纠纷存在本质区别，本案不是基于合同约定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也不是针对被上诉人的中介身份提起的诉讼，而是独立于任何合同，针对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且因该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均在信息网络上，因而本案应由原审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管辖。被上诉人故意通过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方式恶意拖延诉讼时间，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依据信息网络纠纷关系确定管辖，撤销原审裁定。被上诉人杭州铜板街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本案并非信息网络侵权纠纷。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具有特定含义，指的是侵权人利用互联网发布直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的行为，主要针对的是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以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行为，即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等均在信息网络上，并非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网络有关可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本案中，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运营的“铜板街”APP进行投资，双方为此签订了《风险揭示书》《禁止性行为提示函》《E直投授权服务协议》《T享投授权服务协议》，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居间撮合服务。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第二段列举的关于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均不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概念范畴。平台仅为上诉人提供投资交易的媒介服务，被上诉人通过信息网络不会直接侵害上诉人的实际债权。在网络普及化程度很高的当代社会，如果案件事实中出现网站平台或者双方通过网络相关的方式沟通，抑或双方系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进行中介服务交易，即认定为构成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属于对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制的范围理解过于宽泛，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关于侵权结果发生地，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号裁定书中明确“侵权结果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权利人认为受到损害就认为原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因此，上诉人所称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本案不应当依据该条款规定确定管辖。二、本案应由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双方签订的《风险揭示书》《禁止性行为提示函》《E直投授权服务协议》《T享投授权服务协议》依据明确约定“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本公司可与投资者协商解决。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提起诉讼，并本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本公司住所地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本案因由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主张本案为信息网络侵权纠纷，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为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但并非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网络有关均可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且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基于双方签订的《E直投授权服务协议》《T享投授权服务协议》等而发生的财产权益纠纷，故上诉人的该主张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E直投授权服务协议》《T享投授权服务协议》中均已明确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本公司可与投资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起诉讼，并以本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该约定条款并未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即被上诉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为约定的管辖法院。经查，被上诉人住所地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文三路**华星时代广场******，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原审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所作裁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员  张朝晖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