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40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俞金生，男，196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雷，江苏联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豪，江苏联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延华，男，1975年5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赛丰，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玉芳，女，195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启东市。原审第三人：郁群燕，女，1976年3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启东市。原审第三人：海门市飞达建材经营部，住所地海门北上海国际装饰城B1-14。经营者：郁群燕，女，1976年3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启东市。钱玉芳、郁群燕、海门市飞达建材经营部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恺琳，上海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俞金生因与被上诉人沈延华、钱玉芳及原审第三人郁群燕、海门市飞达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飞达经营部）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6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俞金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支持其一审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一审中对于购买案涉房款的款项来源，俞金生认为沈延华系飞达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购买案涉房款的款项均属于沈延华。而沈延华、钱玉芳认为购买案涉房款的款项属于郁群燕、钱玉芳等人共同出资。在没有经过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直接认定购买案涉房款的款项系未经分割的沈延华、郁群燕的夫妻共同财产，显然会涉及到俞金生是否会选择要求给付之诉法律关系的变更。对于该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在庭审中予以释明，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导致俞金生无法及时变更诉请，系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对飞达经营部的财产及债权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错误。首先，根据2016年1月22日沈延华与郁群燕达成的《离婚协议书》“所有债权债务都由男方承担”，双方已经明确飞达经营部的财产及债权债务系归沈延华所有。其次，飞达经营部实际经营者就是沈延华。主要理由：①飞达建材经营部的开户行证明、网银办理材料上的签字均是沈延华；②工商登记上名义经营者郁群燕实际系事业单位在职教师，根本无时间也无能力经营；③开发商处刷卡回执的签名系沈延华所签，飞达经营部的银行卡由沈延华控制。综上，飞达经营部的财产及债权债务系沈延华个人财产。3.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和举证责任的认定错误。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为俞金生是否满足以下行使撤销权的条件：①债务人实施了无偿处分财产的行为；②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已经发生效力；③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已经给债权人造成损害；④撤销权在法律规定时间内行使。首先，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案涉购房款的部分出资来源于沈延华，沈延华具有无偿处分的行为。第二，转账行为一发生即生效，故沈延华的无偿处分行为已生效。第三，俞金生对沈延华的债权已经被法院文书予以确认，且在法院执行裁定中明确了因沈延华的原因导致执行终结。在沈延华有债务在身未清偿的情况下，向他人无偿转让款项的行为，减弱了其债务清偿的能力。第四，案涉情况系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终结时提供给俞金生，即俞金生在2019年3月12日才知晓，故未超过1年的除斥期间。综上，俞金生已经满足了行使撤销权的条件。4.一审法院对于不支持俞金生变更产权登记的理由错误，具体如下：（1）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三处房产目前仍登记于启东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公司）的名下，尚未登记于钱玉芳名下，故不予支持。虽然案涉三处房产目前仍登记于碧桂园公司的名下，但是我国不动产登记采取的是债权形式主义，不是物权主义。因此对于不动产登记薄的权利推定规则只是减轻了登记薄上权利人的证明责任，即登记人无须证明登记内容系真实，但是，登记本身事实上的法律状况，事实上的权利状况与登记内容可能不一致，此时，依据该项可推翻推定规则。而本案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案涉房屋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且所有房款已经付清。故案涉三处房产的所有权人已经是钱玉芳。故法院以登记尚在开发商处为由驳回俞金生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为俞金生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名买房或无偿赠与的约定，以此不予支持。首先，一审法院要求俞金生提供“证明双方存在借名买房或无偿赠与的约定”加重了俞金生的举证责任。借名买房书面合同不是“借名买房”的必要条件。本案中俞金生已经举证了绝大多数的房款来源于沈延华，足以证明案涉房屋的出资方系沈延华，在双方已无特殊的亲属关系的情况下，足以证明借名的事实。其次，案涉房屋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并不是本案焦点，亦不是阻碍俞金生行使撤销权的因素。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沈延华无偿转让财产的事实，就已经符合了撤销权的行使条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对于无偿转让财产情况的撤销权的行使本就不存在争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沈延华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况，还要求俞金生证明沈延华与钱玉芳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超过了撤销权的审理范围，加重了俞金生的举证责任。（3）一审法院以出资款未作分割为由不予支持。对于债权人撤销权的效力范围，应当注意被撤销行为的标的是否可分作为标准，具体来讲：“1.在被撤销行为的标的物是可分物的场合，仅应在债权人不能清偿的债权数额范围内撤销债务人的部分行为，而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以保障债务人的经济自由和对第三人的交易安全。2.在被撤销行为的标的物是不可分物的场合，为保护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撤销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认定被撤销行为全部无效。”因此，一审法院在案涉三处房产可分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部分无效。在不可分的情况下，应当全部撤销，而不是以此为由剥夺俞金生的撤销权。且一审法院应当对案涉房产的所有出资进行审查，在查清房屋出资的情况下，对房屋的事实上的法律状况进行认定，如确实存在钱玉芳的出资部分，一审法院应当对债务人无偿处分行为进行穿透式审查，就沈延华出资部分予以区分，并告知俞金生有权仅就该范围内行使撤销或者要求钱玉芳予以返还。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于债务人纯无偿处分财产权益行为，法律已有明确规定予以禁止，债务人多不会直接以这种形式来实施其诈害债权人的行为，诈害行为往往各种名目五花八门，非常隐蔽，审判实践中不能只看形式，而要看清交易实质，需要以穿透式思维予以审查判断。沈延华辩称，第一，债权人撤销权针对的是特定的民事行为。上诉人所要求撤销的登记行为，并不在法律所明文规定的债权人撤销的范围内。同时，登记本身也不是一个民事行为。第二，俞金生要求撤销的房产登记在钱玉芳名下的行为目前还不存在。第三，关于俞金生提到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证据规则第53条的问题。本案仅限于审理债权人撤销权，虽然俞金生在上诉状中提到其主张确认之诉，但是他所主张的债权人确认之诉其实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四，钱玉芳购买相关房屋的钱款均是其本人的款项。飞达经营部只是起到了一个托收承兑汇票的资格。钱玉芳、郁群燕、飞达经营部辩称，第一，俞金生对于撤销之诉的撤销行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依法应当撤销的是债务人即沈延华的行为。而在本案中，债务人沈延华没有做出任何行为，因此不存在可撤销的行为。第二，目前房屋还未登记在钱玉芳名下，所以不存在撤销登记在钱玉芳名下房屋的行为，也不存在可撤销的事项。第三，俞金生诉请的撤销行为应当属于行政行为的管辖范围，不属于民事管辖范围。事实上，案涉房屋实际上与沈延华没有关系。第四，案涉房屋本身属于钱玉芳个人出资购买，俞金生诉请撤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俞金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沈延华出资购买坐落于启东市屋登记在钱玉芳名下的行为；2.钱玉芳协助将坐落于启东市屋变更登记至沈延华名下。事实和理由：俞金生与沈延华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判决已生效，案件已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俞金生发现被执行人沈延华通过银行流水将2865913.5元通过与多人的银行转账方式用于购买现在钱玉芳名下位于启东市产。沈延华与郁群燕原系夫妻，钱玉芳系郁群燕母亲。沈延华与郁群燕离婚时已经明确债权债务由沈延华承担，表明飞达经营部的法定代表人虽为郁群燕，但实际经营者应为沈延华。俞金生与沈延华形成债务的时间为2015年4月9日，起诉时间为2016年3月8日，沈延华购买启东市产的时间为2016年3月5日至2017年11月10日。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被执行人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一年至执行终结之前，没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为恶意转移财产，阻碍执行，该出资赠与行为显然无效。现申请法院确认其赠与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飞达经营部注册于2015年5月8日，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郁群燕，经营范围建材、保温材料、水性涂料批发零售。2015年5月19日，受飞达经营部、法定代表人（实为经营者）郁群燕委托，沈延华至海门农村商业银行越秀支行开立基本账户。1998年7月15日，沈延华、郁群燕登记结婚，1999年4月8日生育女儿沈佩文。2016年1月22日，沈延华（甲方）、郁群燕（乙方）达成《离婚协议书》，内容为：1.甲乙双方自愿离婚；2.所有财产、房产归女方所有，女儿随女方生活；3.所有债权债务都由甲方承担。2016年3月8日，俞金生向原海门市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要求郁平给付俞金生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并支付从2016年3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沈延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主要事实为：南通荣大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26日，注册资本8000万元,郁平及施挥遒各持股50%,实收资本1600万元。2015年4月9日,何松洋、俞金生作为甲方，郁平作为乙方，沈延华作为丙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经全体股东确认，甲方将持有的20%股权（何松洋、俞金生各占10%）共计104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充分了解受让股权的基本情况及公司经营情况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丙方为乙方向甲方履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乙方按期向甲方给付价款。保证期限为债权期满之日起二年。协议订立后，郁平仅支付了20万元。该院认为，2015年4月9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约履行。郁平未能按约履行全部给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即除了给付剩余转让款外，从逾期之日起按约定标准支付逾期损失，沈延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作为保证人依法应对郁平的案涉债务在保证范围内负连带清偿责任，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郁平追偿。该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6）苏0684民初132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郁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俞金生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从2016年3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以年利率24%为限）计算的逾期利息；二、沈延华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及郁平负担的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三、沈延华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郁平追偿。沈延华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苏06民终字49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苏0684民初1328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俞金生向原海门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经查询未发现郁平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线索又下落不明，沈延华名下无银行存款、房产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19年3月份查封沈延华名下东风日产牌汽车一辆。2019年3月12日，该院作出（2018）苏0684执332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还查明，2016年5月，钱玉芳与碧桂园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启东市房屋。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为碧桂园公司，登簿日期2018.1.5、建筑面积分别为134.27平方米、264.19平方米、134.27平方米。庭审中，俞金生提供了原海门市人民法院调取钱玉芳、郁群燕名下银行卡在碧桂园公司的P0S机刷卡支付记录，其中：2016年3月5日，62×××03、62×××78银行卡分别支付20万元、58282元，刷卡回单上签名“沈延华”；2016年3月19日、4月6日，62×××03银行卡支付243095元、55万元，刷卡回单上签名“钱玉芳”；2016年5月11日，62×××03银行卡支付50万元、刷卡回单上签名“沈延华”；2016年7月2日、8月7日，卡号62×××03银行卡分别支付50万元、61万元，刷卡回单上签名“钱玉芳”，同日卡号为62×××92银行卡支付87000元；2017年4月29日，卡号62×××03银行卡支付9万元，刷卡回单上签名“钱玉芳”；2017年10月6日、11月10日，卡号62×××03银行卡分别支付13509.5元、7013.5元，刷卡回单上无签名；2017年12月25日，郁群燕名下卡号为62×××22银行卡支付7013.5元，刷卡回单上无签名。以上合计2865913.5元。俞金生认为刷卡回单上“钱玉芳”签名字迹不一，应为沈延华所为，钱玉芳名下上述两张银行卡实际应为沈延华所用。对于上述款项的来源，其中：一、20万元：2016年2月4日，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转账20万元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当日转账至郁群燕银行账户，两笔取现各10万元，2016年2月26日现金存入飞达经营部账户，当日转入钱玉芳银行卡，2016年3月5日银行卡支付；二、243095元：2016年3月14日，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账30万元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当日转账至钱玉芳银行账户，于2016年3月19日POS机刷卡243095元给碧桂园；三、55万元：2016年3月23日，民生银行济南分行转账15万元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当日转账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6年3月24日，银行承兑20万元转账至飞达经营部账户，当日转入钱玉芳银行卡；2016年3月25日，应解汇款10.4万元、其他应解汇款10万元、国内结算应解汇款3万元转账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当日转账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6年3月31日，钱玉芳分别向沈延华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20万元、18万元，当日又转至钱玉芳账户，2016年4月6日POS机刷卡55万元给碧桂园，签名“钱玉芳”；四、50万元：2016年4月7日，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启东管理部转账121600元至郁群燕银行账户，当日转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6年4月11日，待解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5万元转账至飞达经营部账户，当日转入钱玉芳银行卡；2016年4月12日，银行承兑汇票10万元转账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当日转账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6年4月21日，工行5万元转账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当日转账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6年4月28日，其他应解汇款20万元转账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当日转账至钱玉芳银行账户。钱玉芳银行账户分别于2016年4月26日取现9.8万元、0.2万元，2016年5月3日、4日转账至汤锦康还贷账户50元、50万元，2016年5月6日汤锦康贷款60万元转账至郁群燕银行账户，分别于2016年5月9日、10日转账5万元、55万元至钱玉芳银行账户，POS机刷卡50万元给碧桂园；五、61万元：2016年7月29日，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52.3万元转账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6年8月1日，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10万元转账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6年8月7日，POS机刷卡61万元给碧桂园；六、10万元：2017年4月24日，应解汇款10万元转账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当日转账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7年4月29日POS机刷卡给碧桂园；七、50万元：2016年6月17日，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15.1万元转账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6年6月27日，票据到期应付款转账10万元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2016年6月27日，银行承兑汇票备款3万元转账至飞达经营部账户，2016年6月27日泰豪沈阳电机公司4.4万元转账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分别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15.1万元、17.4万元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6年6月29日张家港银行承兑汇票转账20万元至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当日转至钱玉芳银行账户。2016年7月2日，钱玉芳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给碧桂园。2018年1月18日，碧桂园公司向钱玉芳开具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收取启东碧桂园8幢1904室不动产款（含税）1937136.00元，包含2016年5月前已收楼款937136元、2016年5月后收楼款100万元；2018年1月28日，碧桂园公司向钱玉芳开具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收取启东碧桂园5幢2806室不动产款838282.00元，包含2016年5月前已收楼款838282元、2016年5月后收楼款0元；2019年2月14日，碧桂园公司向钱玉芳开具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收取启东碧桂园5幢1906室不动产款（含税）883095.00元，包含2016年5月前已收楼款883095元、2016年5月后收楼款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郁平结欠俞金生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沈延华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且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时间为2015年4月9日，沈延华对郁平的股权转让债务提供担保，并非为其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所需，沈延华的案涉担保之债务属于个人债务，故俞金生作为沈延华的债权人，可以对沈延华是否存在无偿或放弃到期债权主张权利。飞达经营部登记成立于沈延华、郁群燕夫妻存续期间，其经营者虽为郁群燕，但沈延华办理相关手续，该经营部应为两人共同经营，其收入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沈延华、郁群燕离婚协议中仅约定所有财产、房产归女方所有，所有债权债务都由男方承担，而飞达经营部在郁群燕名下，结合两人离婚时间、案涉股权转让诉讼时间、离婚协议约定的所有债权债务归男方与飞达经营部在郁群燕名下存在约定不明等实际情况，应认定案涉飞达建材经营部的财产及债权债务未作分割为宜。关于俞金生要求撤销沈延华出资购买案涉三套房产登记在钱玉芳名下的行为及钱玉芳协助将案涉房产变更登记至沈延华名下的诉请。首先，如上所述，根据离婚协议中飞达经营部所涉债权债务的约定不明，案涉当事人应依法另行明确债务人沈延华的财产份额包括应收债权；其次，根据俞金生诉称其主张离婚协议约定归沈延华所有的飞达经营部的债权用于购买案涉三套房产，进而案涉房产归沈延华所有的事实，虽然已查明用于购买案涉房屋的部分款项来源于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转入钱玉芳银行账户后支付，该部分属于飞达经营部的债权应该属于沈延华、郁群燕共同经营收入，但俞金生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名买房或无偿赠与的约定，要求直接确认案涉房产归沈延华名下的依据不足；再次，案涉房屋系钱玉芳与碧桂园公司签订、钱玉芳银行卡支付购房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购买方为钱玉芳；最后，退一步讲，案涉三处房产目前仍登记于碧桂园公司名下，尚未登记于钱玉芳名下，故俞金生要求撤销案涉三处房产登记在钱玉芳名下及钱玉芳协助变更至沈延华名下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飞达经营部与钱玉芳之间的资金往来的结算或者沈延华怠于行使权利，不属于本案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的审查范围，本案中不予理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俞金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4546元（俞金生已预交），由俞金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陈鹤飞、陆鹏飞以龚裕辉、施东云与徐沈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违反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要求撤销该转让行为是否应该支持？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是：1.一审判决有无违反法定程序；2.俞金生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一、关于一审判决有无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俞金生主张，一审法院在无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在判决时直接认定购买案涉房屋的款项系未经分割的沈延华、郁群燕的夫妻共同财产，显然会涉及到俞金生是否会选择要求给付关系之诉法律关系的变更，对于该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在庭审中予以释明，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导致其无法及时变更诉请，系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由该法条规定的内容可知：第一，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效力的问题通过列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以保障当事人能够充分行使辩论权，对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效力问题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第二，人民法院在对上述焦点问题进行审理过程中，不再行使所谓的释明权，从而确保法院（法官）中立。第三，当事人可以根据法庭审理情况，适时变更诉讼请求。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并视情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进一步说，上述证据规定第五十三条与修订前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相比，不再明确要求法院行使释明权（同时也是义务），即不存在法院行使释明权的明文规定。因此，俞金生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行使释明权，导致其无法及时变更诉讼请求，系程序违法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俞金生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俞金生行使撤销权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第一，俞金生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虽然主张“沈延华出资购买……房屋”，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有“沈延华通过银行流水将2865913.5元通过与多人的银行转账的方式用于购买现在钱玉芳名下位于启东市产”的陈述，即认为沈延华实际出资的数额为2865913.5元，但俞金生的该主张以及陈述与其自己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理由是：首先，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双方为出卖人碧桂园公司与买受人钱玉芳，沈延华并非合同相对人，俞金生主张沈延华购买案涉房屋，并无事实根据。其次，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时，销售方碧桂园公司显然是“认人不认钱”，即只认购买人；在签订合同后需要缴纳购房款项时，销售方则是“认钱不认人”，即对购房款的来源，也就是具体由谁出资可以在所不问。再次，通过POS机刷卡方式转账给销售方的款项分别来自于钱玉芳、郁群燕名下的银行卡，从储蓄合同的角度考量，根据“金钱占有即所有”原则，以及我国关于存款实名制的相关规定，对于上述刷卡款项，应当分别认定为属于钱玉芳、郁群燕所有。因此，本案一审中，俞金生虽然主张钱玉芳名下两张银行卡实际应为沈延华所用，但并不能改变银行卡上的款项为钱玉芳所有的法律属性。至于在刷卡回单上签名的“沈延华”与钱玉芳之间通过该银行卡转账给销售方，“沈延华”与钱玉芳之间究竟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最后，案涉购房款项来源于包括本案中的钱玉芳、郁群燕、飞达经营部等多个民事主体，其中有钱玉芳名下银行卡款项，郁群燕的住房公积金，飞达经营部应解汇款、到期承兑汇票，此外还涉及案外人汤锦康的贷款，等等。第二，本院注意到，飞达经营部注册时间为2015年5月8日，晚于何松洋、俞金生与郁平及沈延华作为保证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2015年4月9日）。沈延华与郁群燕2016年1月22日达成离婚协议更在飞达经营部注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虽然沈延华与郁群燕达成离婚协议在俞金生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并在终审判决确定沈延华最终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之前，但从《离婚协议书》中沈延华放弃所有财产、房产，且由其承担所有债权债务的内容来看，该离婚协议显然“事出有因”，亦不符合社会普通人通常的认知观念。故俞金生在申请执行案涉生效判决未果后，以沈延华恶意转移财产，阻碍执行，沈延华出资赠与钱玉芳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无效等为由，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也就不足为怪了。需要指出的是，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系由郁群燕委托沈延华开设，其支付的部分购房款项虽然来源于飞达经营部银行账户，但其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委托人承担。本案中，因俞金生并未主张撤销沈延华在离婚时放弃财产、房产归郁群燕的行为，故飞达经营部的财产及债权债务是否应由何延华享有和承担，抑或是否属于沈延华与郁群燕夫妻共同财产、债权债务，并非本案撤销之诉审查范围。一审判决认为应将飞达经营部视为沈延华与郁群燕两人共同经营，其收入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以及飞达经营部的财产及债权债务未作分割等理由欠当，本院予以纠正。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因为案涉房屋目前并未登记于钱玉芳的名下系客观事实，故俞金生提出的“撤销……房屋登记于钱玉芳名下的行为”这一诉讼请求显然没有相应的事实根据。相应地，俞金生提出的“钱玉芳协助将……房屋变更登记至沈延华名下”的诉讼请求自然缺失存在的前提条件。况且，根据案涉房屋目前仍然初始登记在开发商碧桂园公司名下的事实，如果涉及房屋“协助过户”问题，则“协助人”必然包括该开发商，即该开发商应当是案涉房屋“协助过户”的当事人，但俞金生起诉时并未将该开发商作为当事人，故从这一角度分析，俞金生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关于俞金生二审中补充提出的诉讼费问题。本案虽为债权人撤销权之诉，但俞金生的诉讼请求对应一定的财产价值—案涉房屋，故一审法院以诉讼请求对应的财产价值为基础确定诉讼标的额并按财产案件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符合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精神。本院还注意到，俞金生提起本案诉讼的理由（诉因）是，其与沈延华（被执行人，下同）形成债务的时间为2015年4月9日，其一审起诉时间为2016年3月8日，沈延华（民事起诉状中误写为申请人）出资购买案涉房产的时间为2016年3月5日至2017年11月10日，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被执行人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一年至执行终结之前，没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阻碍执行，该出资赠与行为无效。本院认为，《执行规定》对于规避执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也规定了相应的程序。俞金生虽然在民事起诉状中引用了《执行规定》，但未依照该规定提出认定规避执行行为无效或撤销该行为的书面申请。此亦为俞金生的救济途径。但因非本案处理范围，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俞金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546元，由上诉人俞金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勋审判员  谭松平审判员  吴 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邹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