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86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雷英，女，197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季春江，男，198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天灵，女，199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晨祝，男，1994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以上四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玉良，江苏天九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新平，江苏天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丽，女，196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平，男，196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以上二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勇勇，江苏江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泳丞，江苏江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裕忠，男，196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洪新，江苏扬子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雷英、季春江、张天灵、袁晨祝因与被上诉人林丽、王平、黄裕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1民初5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雷英、季春江、张天灵、袁晨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黄裕忠是否带走营业款的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提供的手写记账可以证明黄裕忠私自带走四上诉人和林丽、王平共同的营业款1513681元。一审法院认为系袁雷英自行制作，且黄裕忠不予认可，故不予采信。但是，不能据此否定黄裕忠私自带走属于四上诉人和林丽、王平共同营业款的事实。黄裕忠也自认“为了逼迫王平与其算账（指以往的账)，才把139万元的营业款带走”的事实。因此，即使这份证据不予采信，也只是不能认定黄裕忠带走的是139万元，而不能否认黄裕忠已经自认的带走139万元营业款的事实；2.黄裕忠与王平不存在合伙事实。王平与黄裕忠以往确实存在多处合伙关系，在案涉的六合区营业前期，王平与黄裕忠是存在所谓的“合伙关系（准确讲是合作关系，黄裕忠确实也是实际经营者之一）”，但是，后来发生变化，黄裕忠不再是经营者，只是单纯的出纳会计。一审法院未能分清租赁的前后变化，错误地把黄裕忠曾经是经营者视为一直都是经营者，并据此认定黄裕忠与王平之间存在合伙关系；3.林丽与黄裕忠2013年8月17日达成的协议，王平对此不知情、不认可，林丽也不认可。即使协议合法有效，也看不出与本案的关系。林丽、王平无权把属于四上诉人和王平、林丽共同的营业款与黄裕忠进行私人的债权债务处理，黄裕忠同样无权进行处理。本案四上诉人把王平、林丽作为被告起诉，就是要法院查明该营业款是否已经被黄裕忠与王平、林丽进行债务冲抵。如果没有，黄裕忠作为侵权人，负有返还上诉人营业款的义务。如果确实把营业款进行冲抵，黄裕忠仍然要承担返还营业款的侵权责任，林丽、王平也应当在其冲抵的债务范围内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三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清算处理错误；4.黄裕忠没有权利带走并处分营业款，应当予以返还。王平、林丽也保留追索的权利。黄裕忠占有他人大额财产，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应当予以严惩。林丽、王平辩称，认可一审法院对林丽、王平不承担返还责任的认定，但是林丽、王平未与黄裕忠就本案诉请的该笔营业款结算，在2010年到2013年和黄裕忠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黄裕忠的身份仅是员工。营业款被黄裕忠带走，黄裕忠本人是认可的，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其明确说明了该事实。黄裕忠在启东市人民法院（2013）启吕民初字第0638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第三次开庭笔录中也陈述“2013年8月7日，他和林丽结帐，结的是六合的经营本钱”，经营本钱与营业款不是同一性质的。黄裕忠辩称，本案是由王平操纵，其他上诉人共同参与的虚假诉讼案件。袁雷英在2013年9月27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清楚的讲到了双方是合作关系，共有11股，黄裕忠占了2.5个股，但在2018年6月8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把原来的合伙全部说成了六个人各自经营，自负盈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股东关系。如果袁雷英是实际经营者，不可能不知道经营模式。王平在公安机关陈述，2005年开始就各自经营，否定了袁雷英陈述的2010年9月前合作的关系，并且陈述袁雷英是代管现金的人，否定了袁雷英陈述的其是财务领导，特别林丽在公安机关讲到她不是六合文峰超市的经营者，只是挂名的。既然林丽是挂名的，为何又签订六合营业款的确认单。从上述三人前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三人所作陈述都是虚假的，本案季春江、袁晨祝从来没有在六合文峰超市经营，张天灵只是会计，是三被上诉人雇佣的会计，袁雷英是雇佣的大堂经理，只是为了经营的需要才使用他们的名字领取营业执照。在2010年9月前实际的合伙人是王平、黄裕忠、姜汉清，2010年9月10日开始是王平、黄裕忠、黄裕忠的女婿。本案是虚假诉讼案件，黄裕忠一审时候就已经向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报案。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时将本案移送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扫黑办。袁雷英、季春江、张天灵、袁晨祝一审诉讼请求：判令林丽、王平、黄裕忠返还营业款合计1039681元，并自2013年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有使用费，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8月30日，南京文峰服饰超市店（以下简称文峰服饰店）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包括林丽、王平、黄裕忠及案外人林炳洲、袁正飞、姜汉清，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王平，住所地在南京市六合区小北门**。2005年9月7日，文峰服饰店登记注销。2009年10月22日，南京市六合区新文峰服饰超市店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袁雷英，住，住所地在南京市六合区/div>2013年9月27日，袁雷英报警称其与几个股东合伙经营的文峰服饰店的一百五十多万营业款被其单位会计黄裕忠拿走。当日，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以下简称六合公安分局）对袁雷英进行了询问，其在询问中称：“……我们这个店卖出的东西，在收银那边都有结款单，每个月我们根据结款单计算出这个月的营业额，然后由黄裕忠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将营业额打进我们单位指定的账户上面。平时我们单位的营业款都是有黄裕忠保管，他有保险箱和自己的银行账户，平时这些营业款都是由黄裕忠保管在他的保险箱里面，或者他存在自己的银行卡里面。一般是在下个月月初（5号之前）由黄裕忠将上一个月的营业款打入我们指定的银行账户内……2012年12月份开始，黄裕忠每个月就开始拖延打款的时间，后来我们经过核算，就是2012年12月份我们这个店的营业额是1785735元，支出的费用是492722元，12月份的时候黄裕忠打了30万到我们指定的账户，所以黄裕忠还差993013元没有打进我们的账户。然后2013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店的营业额是2619430元，支出的费用是837839元，所得的收入是1781591元。这两个月黄裕忠总共只打了208万元到我们指定的账户，所以黄裕忠还差694604元没有打进账户，这694604元的收入款还在黄裕忠那边。然后2013年2月1日到7日，这七天的营业额是1314257元，费用是564920元，收入是749337元。2月1日到6日玉器柜的营业款是12385元。然后还有玉器柜台的租金35000元也在黄裕忠那边，后来我们发现黄裕忠每次打款都是在拖延时间，所以从2013年2月8日就由我们来收取营业款，但是我发现黄裕忠还把我们单位POS机里面的22355元取走了，因为当时我们单位的财务章和公章都在黄裕忠那边保管。所以我们单位的收入总款总共有1513681元在黄裕忠那边……黄裕忠是2005年到2010年9月29日和我们是合作关系。我们合作了文峰服饰这个店，后来到2010年9月29日的时候，我们和房东重新签订合同，然后我们和黄裕忠的账已经全部算清楚了。后来2010年10月29日我们和房东重新签订合同的时候，黄裕忠就没有参与了，但是我们还是聘请他当我们的出纳和会计的。我们原来是有11份股，当时黄裕忠是占了2.5个股，黄裕忠是投了75万，我们总的投资是330万。后来结算的时候，我们是以口头结算的，平时我们都是每个月按照股份结算的，最后的时候黄裕忠是分了57万块钱左右。这个时候我们总共是6个股东，法人代表是我，实际的大股东是王平。黄裕忠认为之前在和我们合作的时候，还有账没有算清楚，黄裕忠嫌当时分给他的钱分少了……”。2013年11月25日，六合公安分局分别对黄裕忠和杨志洪进行了询问，黄裕忠在询问中称：“……2005年的时候我是和姚金林、王平合伙开这个店，我们三个人是股东，当时是每个人投了七十五万块钱开的这家文峰服饰店。当时这个房子的承租人是我，保证人是：王平、林丽、林炳洲、袁正飞、姜汉清。但是实际出钱的就是我、王平、姚金林……后来到2010年11月份的时候，南海大厦的房租协议就到期了，到了以后我们又续租了三年。就是我们从共同的营业款里面出的钱，然后到期后又重新装潢的，我还出资了78万元……每天的营业额由收银员交到我这里，然后我们每天的营业款都有现金解款单，平时我这边的营业款多了，我就打给王平，因为王平时负责进货的，需要钱，然后我们每个月结一次账……后来我们都没有结过账，都没有清算过，但是分红分过了，总共每一个股东就分了九十八万元。但是现在到底赚了多少钱，也搞不清楚。后来到2013年年初的时候，我大概算了一下，2010年12月10日到2011年12月10日的营业额是2297万元，大概算一下净利润应该在六百万左右，但是2012年4月份的时候，王平的老婆林丽发了一条信息给我，就分给我39万元，我当时一想我2010年年投资的钱还没有给我，我就想到这个里面肯定有问题。后来到2013年2月份快过年的时候，我就叫王平把账结一下，王平一直都不肯结账。后来我就从公司的营业款里面拿了139万元，我拿这个139万元，王平是知道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钱拿走，我的目的就是想让王平把我们的账结清楚。我也是文峰服饰的股东，我也有权利支配我们这个店的营业款。2013年8月17日的时候我和王平共同的一个亲戚杨志洪的主持下，我们签订了一个协议……我们协议就是把六合的文峰服饰店、还有仪征和江宁的三个店总共放在一起结账，因为这三个店我们都有股份。我们结这个账的时候就把我从六合文峰服饰店里面拿的139万算在里面了……因为我们都是口头协议，我们再一起做生意的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签订什么协议，但是每个月的账都在王平那里，但是我只知道营业款，进货的情况都是王平负责，这个我搞不清楚……”。杨志洪在询问中称：“……王平总负责文峰服饰的分红情况，但是由于王平分红不公，所以黄裕忠拿走了其中的139万元……自2005年10月1日至2010年10月1日这5年是由黄裕忠、王平、姚金林三人合伙，自2010年10月1日，姚金林退出合伙，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正式的书面协议……”。2016年12月20日，六合公安分局对王平进行了询问，其在询问中称：“……我们是2005年开始承租南海大厦的，我们都是个体工商户，我们是六个人一起承租南海大厦的，有我、林丽、黄裕忠、林炳周、江汉清、还有一个人已经死掉了，叫高正飞。我们六个人各自租柜台经营，根据柜台的大小出租金，我们不是股份制的，是个体工商户，各自经营，当时我们六个人就商量委托黄裕忠当会计和出纳，就是所有的营业款都在黄裕忠那里，然后黄裕忠就一段时间把营业款和账目都给我，他自己留存一份账目。我扣除了日常开销就把钱分给六个人，这个钱是各自的营业款，不存在分红。到了2009年的时候第一阶段的房租到期了，房租从86万涨到了260万，有几个人就不租了，就变成我、林丽、季春江、张天灵、袁晨祝、袁雷英六个人在租……季春江、张天灵是2009年的时候进来承租经营的，模式还是和之前一样，各租各的柜台。然后还是请黄裕忠当我们的会计和出纳的，经营款还是先到黄裕忠那边，是每个收银台的收银员将收的款和现金结款单（一式两份）都给黄裕忠，黄裕忠将收来的每个收银台的钱其中一份现金结款单都交给我，每个收银台就是每个经营者实际经营的钱，我根据黄裕忠现金结款单和交给我的现金然后给每个实际经营者结账，我拿着解款单然后给每个柜台承租人核对一下，这样核对过之后我把这个租金和水电等其他费用扣过之后把剩下的钱给实际经营者。每个柜台的实际经营者都是各自经营各自的，进货和卖价都是他们自己弄，黄裕忠在中间只是负责收个帐然后把解款单和现金给我，他们推选我做代保管现金，不定期结算把他们的营业款再返还给他们……当时黄裕忠拿走了151万元，当时我不在六合，黄裕忠把账目和袁雷英对过了，钱没直给就跑了。其中有一个玉器柜的营业款已经给了玉器柜的经营者玉器柜的经营者……林丽是我老婆，签过字回家之后我才知道，我当时就问她签的什么东西，她说她也不知道。后来协议上说黄裕忠给林丽40万元，这个钱也没有兑现……我和黄裕忠是在仪征经营的店有债务，六合这边以前是在一起经营过，以前也是各自经营各自的，后来在2009年他不在做的时候我和他在六合这边就没有什么帐了，我和他在仪征的债务是我和黄裕忠共同在仪征购买一套商业用房但是这个钱是他欠我的，是我和黄裕忠和另外一个人共同贷的款，仪征那边是我和黄裕忠共同贷款购买商业用房，那边的那个店现在租给国美电器了，那边是有黄裕忠的股份，我和他的债务就是租金上分配的问题……151万是六合这边承租人的关系，不应该拿到仪征这个债务上来，仪征债务上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这个和六合这边的营业款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营业款是六个承租人的营业款，林丽个人无权处置这笔营业款……”。2016年12月23日，六合公安分局对林丽进行了询问，其在询问中称：“……我们是2005年开始承租南海大厦的，我们都是个体工商户，我们是六个人一起承租南海大厦的，有我、王平、黄裕忠还有其他人记不清了。我们六个人各自租柜台经营，经营的时候我也没来过，都是我老公王平负责的，我就知道我们是各自做生意，营业款怎么分配我不知道，谁是会计，有没有分红我都不知道，文峰服饰经营期间我很少到六合来，来了我也不问经营的事……后来到了2009年的时候就签了第二次承租协议，哪些人我记得当时黄裕忠不租了，租的人有我、王平、季春江、张天灵、袁晨祝、袁雷英，黄裕忠在里面是负责当会计……就是各自经营柜台，互相之间没有合伙关系……内容我签的时候没有看。刚才你们民警已经读给我听过了，意思给我家40万元这个事情就清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这个字签了。还有一个收条收到黄裕忠借款150万元，这个字也是我签的，但是我没有收到钱，为什么签这个字我也不知道……文峰服饰经营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挂名在文峰服饰，我也不管文峰服饰的事情……”。2018年6月8日，六合公安分局对袁雷英进行了询问，其在询问中称：“……我们六个人把租的地方分为六个部分，各自经营各自的，我们六个人都有独立的营业，自负盈亏……因为我们和王平都是独立经营，为了交房租，水电比较方便，然后各家把营业额先交到王平那边，然后王平把各家一个月的房租和水电等各项费用去掉后余款再返还给各个经营者……所以我们和王平只是相互帮助的关系，并不存在什么股东，也不算合作……我之前谈的不对，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股东关系，文峰服饰只是我们挂的一个统一对外的牌子，其实没有实际意义，当时的目的只是让外人看来像是一个整体……我们都没有分红，都是各付盈亏的，黄裕忠是每个月领工资的……我之前讲的那些都是老早以前的，和我们这六个人后来独立经营根本就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公司或股份，谁卖的好谁挣的钱多，和其他人没有关系……”。2018年7月2日，六合公安分局就袁雷英对黄裕忠涉嫌职务侵占犯罪的控告作出六公（城）不立字（2018）5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经审查后黄裕忠没有犯罪事实，故不予立案。2013年8月17日，林丽（协议的甲方）与黄裕忠（协议的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上载明：“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六合、仪征和江宁等经营所有往来账目一次性结清（包括乙方借款、利息和六合营业款），其他事情与甲方无关。现乙方应付给甲方肆拾万元（含仪征账已结到2013年5月份）。甲方应把乙方所有的借条等有效凭证归还给乙方……”。2014年3月14日，黄裕忠与王平、案外人彭德兴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在该案庭审中，王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黄裕忠询问其与林丽于2013年8月17日结账的原因和结账的项目，黄裕忠陈述：“我不清楚。林丽的舅舅杨志洪、林丽的姐姐林英、林丽的母亲三人出面在杨志洪家结了一天的账，为了六合2013年7月26日合伙经营的门面拆迁，还有一个259万元的拆迁款在里面。结了六合以及江宁的经营本钱还有仪征的150万元的欠条。协议签订后我并没有支付林丽40万元，因为林丽应付我的一些款项没有给我”。2016年1月20日，王平、林丽诉至法院，要求黄裕忠履行双方于2013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2016年3月20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681民初685号民事判决，判令黄裕忠向王平、林丽给付400000元。黄裕忠现已实际履行了该判决内容。另查明，2013年1月31日至2013年2月7日，孙荣霞、王小静、唐晓琴等人共制作了19张现金解款单，金额合计为1314257元；解款单上盖有“文峰服饰浦口店”或“南京文峰服饰超市”字样的收款章。2013年2月8日，黄裕忠填发了一张现金支票，金额为32000元，收款人为新文峰服饰店。2013年3月18日，王小静、孙荣霞、唐晓琴等人出具一份证明，言明文峰服饰店开业至2013年2月7日前包括玉器柜营业款在内的全部营业款由黄裕忠收取，2013年2月7日以后的营业款则由袁雷英收取。2014年5月25日，倪业玲出具了一份证明，言明2012年8月31日至2013年8月30日，其所经营的南京市新文峰服饰店玉器柜台的营业款由文峰店聘用的会计黄裕忠代收并结算；2013年2月8日，黄裕忠将其2013年2月1日至2月6日期间的营业款卷走；2013年9月26日，在其找到黄裕忠并经交涉后，黄裕忠向其退还了款项。黄裕忠曾手写过若干张载明支出情况的记账单，支出项目包括“菜金”、“工资林丽、王平、林炳洲、天灵、雷英、刘英、仲林、林风、汽车”、“员工保险”、“补员工（过年福利）”、“消防”等，金额合计为564920元。黄裕忠另曾手写过两张载明2012年12月份和2018年1月份结余情况的记账单，金额分别为993013元和1781591元；王平、林丽称黄裕忠就该两个月的盈余已经分别向其汇缴了990000元和1090000元，还剩3013元和691591元尚未汇缴。2018年8月26日，四原审原告和林丽、王平共同签订了一份《六合营业款确认书》，确认在黄裕忠拿走的营业款中，各自所享有的数额分别为：袁晨祝275000元、袁雷英329681元、张天灵190000元、季春江245000元、王平240000元、林丽210000元。在本案庭审中，四原审原告向法院提供了一份由袁雷英自行制作的记账单，载明黄裕忠侵占的款项包括：2013年2月1日至2月7日营业款盈余749337元、玉器柜租金3500元、2013年2月1日至2月7日玉器柜营业款12385元、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营业款盈余694604元、刷卡多取22355元，以上合计1513681元。再查明，2013年11月6日，四原审原告及王平、林丽等人向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南京市六合区南海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公司）给付拆迁补偿款，黄晓丹、龚裕丰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2014年4月1日，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六民初字第1323号民事判决。该案经上诉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于2014年8月11日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在重审中，黄裕忠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2015年9月24日，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六民初字第119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2010年至2013年2月期间，黄裕忠在六合文峰服饰负责管理营业款，不定期将结余的营业款汇缴给被告王平；2013年1月11日，黄裕忠向王平汇款1200000元；根据黄裕忠制作的2012年12月记账本记载，2012年12月营业款余额为993013元，袁雷英从中支取了200000元进货款；庭审中经法庭询问，黄裕忠陈述2013年1月11日所汇1200000元中有500000元为2013年1月至1月11日期间的营业款，另700000元为租金。该案经上诉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3日作出（2015）宁民终字第708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黄裕忠当时担任的工作即是管理营业款等日常工作，故其向王平汇款通常应当认定为汇缴工作中的营业款，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其与黄晓丹、龚裕丰称以上1200000元的款项中有黄晓丹、龚裕丰交纳的租金，法院不予采信。之后，黄晓丹和龚裕丰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5月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民申5496号民事裁定，驳回了黄晓丹和龚裕丰的再审请求。该裁定指出：至于王平与黄裕忠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黄裕忠作为第三人并没有在本案中提出明确的诉请，且王平在原一审中亦同意黄裕忠可另行向其主张。以上事实，有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不予立案通知书、记账单、营业款确认书、询问笔录、证明、现金解款单、记账单、现金支票、庭审笔录、录音光盘、工商登记信息、协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四原审原告要求黄裕忠返还四人的店铺营业款，其应当举证证明黄裕忠存在侵占四原审原告营业款的相关行为。本案中，四原审原告提供了一份手写记账单，载明了黄裕忠取走款项的明细，但该记账单系由袁雷英自行制作，黄裕忠对此并未认可，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王平、林丽为证明黄裕忠擅自取走款项亦提供了一组现金解款单和由黄裕忠手写的若干张记账单，但王平与黄裕忠存在合伙关系，而前述现金解款单和手写记账单系由王平、林丽二人持有，除现金解款单盖有“南京文峰服饰超市”或“文峰服饰浦口店”的收款章外，其他单据均无法直接反映出款项的来源和归属，记账单将林丽、王平、黄裕忠和部分原审原告的工资同时列入经营开支的做法亦与四原审原告所述黄裕忠仅负责其四人及王平、林丽会计和出纳工作的主张相矛盾；结合黄裕忠、林丽于2013年8月17日签订的债务结算协议和黄裕忠于2013年11月25日年接受警方调查询问时所做出的陈述，不能排除前述单据所涉及的款项产生于王平、黄裕忠之间的合伙经营过程中的可能性。至于王平、林丽、黄裕忠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已在2013年8月17日的协议中进行了清算处理，黄裕忠也已经根据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相关债务。综上，四原审原告未能尽到举证证明责任，其要求王平、林丽、黄裕忠返还1039681元并承担相应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袁雷英、季春江、张天灵、袁晨祝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57元，由袁雷英、季春江、张天灵、袁晨祝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确认，2013年2月黄裕忠将其收取的营业款带走。关于营业款的归属问题，四上诉人主张系其和王平、林丽六人所有，黄裕忠则抗辩该款项系黄裕忠与王平的合伙款项，双方已在2013年8月17日的协议中予以处理。庭审中，四上诉人与王平、林丽一致陈述，黄裕忠在2005年至2010年9月30日期间是文峰服饰店经营者之一，2010年10月后不再是经营者，仅是六人聘请的会计，因四人之间存在亲戚关系，除单方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袁雷英在2013年9月27日的报案材料中清楚陈述，和几个股东合伙经营文峰服饰店，现袁雷英又称六人之间独立经营，王平仅是代缴水电和房租等费用，明显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从现有证据来看，文峰服饰店经营期间，王平代为缴纳房屋租金和水电费用，并在2013年7月代表六承租人签订拆迁协议，王平应视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而王平的妻子林丽与黄裕忠在2013年8月17日就双方债权债务关系达成协议，约定包括六合营业款等经营所有来入账目一次性结清，黄裕忠应付给林丽40万元。除案涉文峰服饰店外，六人未能举证证明协议中约定的“六合营业款”系其他款项，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协议认定王平与黄裕忠存在合伙关系，并无不当。因黄裕忠未能履行付款义务，王平、林丽还向法院起诉，要求黄裕忠给付40万元款项，法院判决后黄裕忠亦实际向王平、林丽支付了40万元。现上诉人及王平、林丽对协议不予认可，认为黄裕忠带走的款项未予处理，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四上诉人要求三被上诉人返还款项并承担资金占用费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雷英、季春江、张天灵、袁晨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57元，由袁雷英、季春江、张天灵、袁晨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飞审判员  王长春审判员  王世耀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法官助理冯莹书记员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