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鲁14行终5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玉峰，男，199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宁津县。 委托代理人姜世华，山东忠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延军，男，197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宁津县城区。 原审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宁津县城区中心大街。 法定代表人沙淑红，县长。 委托代理人陈新生，山东德宁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玉峰因与被上诉人王延军、原审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山东省宁津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2行初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二审行政案件诉讼要素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王延军与杨玉峰的母亲王书枝系姐弟关系。王延军于1998年10月6日向原宁津县土地管理局交纳补办出让管理费1000元，原宁津县土地管理局于1998年11月向王延军颁发宁津县国用（98）字第78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载明土地使用者王延军，座落钢制家具厂宁德路西侧，地号**，用途住宅，使用权类型出让，使用权面积208.73平方米。该土地亦在原宁津县土地管理局进行了登记，其登记的四至为东王希章、南商凤兰、西帽民宅、北井良。原帽拆迁安置项目属于宁津县旧城暨城中村搬迁项目，将帽评估结果公示，编号M40，姓名杨玉峰、王延军（误写为王廷军）、王希章，正房面积190.9平方米，政策安置面积336.69平方米，评估总值336052元。2020年4月15日，宁津县旧城暨城中村改造搬迁指挥部与杨玉峰签订《宁津县帽杨、高李片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写明，房屋编号M40，第一条补偿标准：按照《宁津县帽杨、高李片区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有关规定执行；第二条甲方以房屋安置的形式对乙方进行补偿，乙方现有正房建筑面积190.9平方米，应安置面积336.69平方米，乙方住宅房屋评估总值336312元，加上停业等损失，共计343236元。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搬家费1527元，临时安置费按实际过渡期计算，暂以两年计，为27490元。两项共计费用29017元。宁津县旧城暨城中村改造搬迁指挥部在甲方处盖章确认，第三人杨玉峰在乙方处签字摁手印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案涉行政协议的甲方宁津县旧城暨城中村改造搬迁指挥部系宁津县人民政府成立的临时机构，因此宁津县人民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原告王延军在原宁津县土地管理局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且该登记已经注明了四至范围，结合王延军与本案第三人杨玉峰母亲系姐弟关系以及王延军申请证人刘某、王某1出庭作证的证言，能够证明王延军登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与本案案涉协议具有关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原告王延军持有原宁津县土地管理局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且已办理登记，在未经法定程序予以注销或者撤销前，合法有效。第三人杨玉峰提供村委会证明以及申请证人谢某、高某、王某2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案涉房屋建好后一直由第三人杨玉峰及父母居住使用，且涉案土地使用权为帽委会安置给第三人杨玉峰父母。综合以上证据，可以看出，案涉土地及房屋的权属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因此，本案中原告王延军与第三人杨玉峰关于案涉土地及房屋的权属存在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渠道解决民事争议，然后再行主张权利。而本案中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在案涉土地及房屋使用权权属不明的情况下，即与其中一方签署补偿安置协议，属于事实不清，应予撤销。原告王延军主张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与其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交付房屋评估清单，应在其与第三人杨玉峰关于该案土地及房屋权属争议解决后另行主张。综上，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与第三人杨玉峰签署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主要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与第三人杨玉峰签订的《宁津县帽杨、高李片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二、驳回原告王延军要求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与原告王延军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交付原告王延军的房屋评估清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承担。 上诉人杨玉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20）鲁1422行初35号行政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宁津县帽杨、高李片区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下称搬迁协议)不具有关联性。《宁津县帽杨、高李片区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搬迁的范帽杨村和高李村。第三人的房屋帽杨村。而被上诉人持有的土地使用证载明位于钢制家具厂，没有坐帽杨村。可见被上诉人持有的土地证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二、宁津县旧城暨城中村改造搬迁指挥部在签订搬迁协议时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和上诉人签订搬迁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当维持。在搬迁过程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该土地是村委会安排给杨玉峰父母杨召彬、王书枝作为宅基地使用的，早在1993年，杨召彬、王书枝缴纳宅基地土地占用补偿费，只因资金紧张直到1998年杨召彬、王书枝修建涉案房屋，村委会原负责人和会计实际丈量确定的。自修建完毕后，一直由杨召彬、王书枝、杨玉峰实际居住到搬迁。所以说县政府没有错误，应当维持。三、如经查实被上诉人持有的土地证和搬迁房屋有关联的话，土地使用权是有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土地使用权争议应当由政府处理，超出了法院的受理范围。四、本案的房屋所有权没有争议。该土地是199帽杨村委会安排给本村村民杨召彬、王书枝夫妇的宅基地，同年向杨召彬收取8000元宅基地补偿费。当时王延军刚年满19岁，无力支付该费用。1998年，修建完成后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杨召彬夫妇享有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是没有争议的。在杨召彬修建完毕房屋后，就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如转换到被上诉人名下，应当由被上诉人提供1998年底土地证办理到被上诉人名下的具体原因。另，搬迁补偿主要是地上物的补偿，土地补偿只有每平方100元，共计不过20800元。因为只占很小比例的部分，撤销整个协议不尽合理。综上，请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原审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述称，答辩人下属的旧城暨城中村改造搬迁指挥部在与上诉人签订涉案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前,对涉案房屋的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得知涉案房屋的宅基地是所在村委会安排给第三人父母杨召彬、王书枝修房用的,房屋的修建是杨召彬、王书枝出资并主持建造的,多年来一直由杨召彬、王书枝和上诉人杨玉峰在此居住,所建房屋院落是一个整体。虽然未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但可以因合法建造而取得房屋所有权。加之当地村委会一再强调,从未有将涉案房屋土地出让给其它人的情况,并主张应安置给上诉人杨玉峰,杨玉峰的家人也没有异议。在此情况下才与第三人杨玉峰签订了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予以撒销确实不妥，至于原审原告所提交的建设土地使用权证书,答辩人认为从法律程序上,该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合法性存在疑问。毕竟涉案房屋用地原来是村集体用地,出让给集体组织以外的第三人应有严格的征地审批程序。同时本次搬迁改造,包括补偿安置都应该是该集体组织成员才能享受安置权利。因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成立的,应该尊重答辩人与上诉人所签搬迁安置协议的严肃性。至于在涉案房屋上原审原告如有出资,可通过民事协商或者诉讼等途径与上诉人另行解决,不应该成为撤销涉案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理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延军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审理查明事实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王延军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对涉宅基地在原宁津县土地管理局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帽杨村评估结果公示表”也显示被上诉人王延军是涉案房屋搬迁被评估主体之一。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在案涉土地及房屋使用权权属有争议的情况下，与其中一方签署补偿安置协议，属于事实不清，应予撤销，论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 另外，本案中原审原告王延军的诉讼请求是“撤销被告宁津县人民政府与第三人杨玉峰签订的帽杨、高李片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判令宁津县人民政府与原告王延军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交付原告王延军的房屋评估清单。”而非请求人民法院对土地使用权争议作出处理，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审法院受理后进入实体审理正确。 综上，上诉人杨玉峰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玉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本海 审判员  师延锋 审判员  宋冬梅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杨晓婧 书记员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