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07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世凯，男，198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沛县。法定代理人：魏某，女，198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沛县，系吴世凯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秋健，江苏至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佳悦，江苏至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瑞成，男，1969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滨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绍双，江苏达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世凯因与被上诉人王瑞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5民初2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世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承揽关系，双方之间应当成立雇佣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错误。二、即使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但被上诉人没有作业资质违规操作报废叉车，及未对简易棚进行固定，存在重大过错，导致上诉人在松解绑带时从叉车叉齿上摔下造成重伤，被上诉人具有重大且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仅需承担30%的赔偿责任，责任认定畸轻，责任分配严重失衡。被上诉人王瑞成辩称:首先，被上诉人需要的是上诉人交付一定的工作成果，至于操作的过程、人员等因素，被上诉人并不对其指示和安排，双方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第二，被上诉人处的叉车仅在自己的院内作业，并不对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上诉人的受伤并非是叉车作业过程中造成的事故，叉车仅是上诉人攀爬的工具。第三，本案事故的发生是由从事吊装行业多年的上诉人在作业时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所致，上诉人作为承揽方理应承担主要或全部的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世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瑞成赔偿其医疗费损失334414.9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吴世凯与王瑞成及相关车辆的基本信息情况。2012年，吴世凯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B2，事发时间在其驾驶证有效期内。案涉吊车系中型专项作业车，所有人系吴世凯，号牌为苏Ｅ×××**，事发时间在其行驶证有效期内。吴世凯与魏某于2011年2月8日领取结婚证，吴世凯方在审理过程中陈述其目前处于医学上的植物人状态，并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关视频光盘。王瑞成无叉车驾驶证。案涉叉车的车牌号为厂内苏Ｅ×××**。二、关于案涉事故发生的经过及调查等相关情况。2019年11月19日,吴世凯在太仓市拆解彩钢棚作业过程中受伤。当即吴世凯被送至太仓市中医医院急诊，后转院至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后住院，行颅内减压术、脑血肿清除术+颅内减压术、股静脉穿刺置管术、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腰椎穿刺术、锁骨下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术、气管造口术、永久性、支气管镜检查、腰大池引流术，出院诊断为多发伤、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双侧顶骨、左侧枕骨及颅底骨折、左侧顶部及颞部硬膜下血肿、左侧颞枕叶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休克（神经源性休克、失血性休克）、第二颈椎骨折、T3-5、T7椎体压缩性骨折可能、右侧第2、3肋骨骨折、胸骨柄可疑骨折，后于2019年12月31日转至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慈分院住院，于2020年2月17日出院。截止2020年2月17日，吴世凯已为治疗花费医药费392627.2元，王瑞成已向其垫付其中的58212.29元。2019年11月19日,太仓市公安局双凤派出所接到王瑞成报警称吊车的司机去解货物上的绳子，从2米多高的地方摔下来脊椎摔坏了，现在人已经送往苏州。2019年12月26日，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函，载明“从事故调查的情况来看，事故发生时叉车被违规挪作他用，不在正常作业过程中，该事故不属于特种设备事故，该案件不是我局职能管辖范围”。2020年3月17日，太仓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吴世凯受伤一事调查情况说明，载明“2019年11月19日，双凤镇庆丰村二十二组王瑞成所租的场地上有一倒塌的简易棚，王瑞成通过江仁义电话联系到吴世凯。吴世凯驾驶汽车吊随同江仁义到达庆丰村二十二组场地，吴世凯对倒塌的简易棚做好起吊准备工作，下午3时50分许，王瑞成到达场地，后吴世凯驾驶汽车吊起简易棚，简易棚竖起后，汽车吊前吊钩脱钩，吴世凯想将绑在简易棚上的吊钩皮带取下，由于高度够不着，后由王瑞成驾驶叉车，吴世凯双脚站于叉铲两侧，王瑞成提升叉车叉铲至2米高左右位置，吴世凯一脚踩着叉铲，一脚踩着横梁，伸手去解吊钩皮带，在解皮带的过程中，简易棚向南倾倒，吴世凯随着简易棚向南侧摔下，造成头部受伤。涉事设备为内燃平衡重式叉车，产品编号：040202326，车牌号：厂内苏Ｅ×××**，系王瑞成从他人当废品折旧买卖所得。经调查，王瑞成无叉车驾驶证，吴世凯解吊钩皮带时未佩戴任何个人防护用品”。三、关于案件当事人及案外人的相关陈述（1）2019年12月16日，王瑞成在太仓市应急管理局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江仁义和吴世凯到我这边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到家的时候，吴世凯已经把吊车上好了，吊钩吊带已经捆扎好，整个起吊工作已经准备好了。当时吴世凯用吊车把棚子放正。棚子上面还有一根吊带绑在上面，吴世凯就问我有没有梯子，我说梯子在里面拿不出来，吴世凯看到我场地上有辆叉车，他问我这个叉车能不能升，我说可以升的，然后我就去驾驶叉车，吴世凯双脚站在叉车叉铲上，我驾驶叉车提升叉铲，差不多升高到2米左右，他一只脚跨在棚子的横梁上，另一只脚站在叉铲上，然后向上伸手去解吊带，当时吊带系的比较紧，他解吊带的时候棚子向南侧倾倒，他就跟着棚子一起倒下来了，吴世凯摔下来的时候我坐在叉车上。我没有叉车证，我没有叫他站到叉车上，是他自己要去的；（2）2019年12月19日，案外人江仁义在太仓市应急管理局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王瑞成打电话给我问我家隔壁有没有吊机，他家的棚子被风吹倒了，他要吊一下棚子，吊一下300元。我当时在家看到隔壁有辆小吊车，吴世凯的父亲说这辆小吊车证件不全，过了十分钟左右，吴世凯的母亲来和我说，吴世凯回来了，让我带吴世凯去双凤王瑞成家。我和吴世凯大概是下午3时40分到双凤庆丰村王瑞成那里，吴世凯先用吊带去捆雨棚，一个吊带不够长，他再去拿了两个吊带，一共用了三个吊带把雨棚捆起来，装好吊带后他驾驶吊车起吊，把雨棚立起来之后，两个吊带松下来了，还有一个吊带捆在棚架上。之后我就去上厕所了，就听王瑞成说不好了，吴世凯摔下来了，我就赶忙跑过去，王瑞成打120求救。当时现场有我、王瑞成、吴世凯三个人，吴世凯是开吊车的，吴世凯应该是在解挂钩的时候摔的，挂钩大概离地面两米多；（3）魏某在审理过程中陈述：吴世凯做吊装已七八年，只是负责吊车，吴世凯作为吊车司机带一辆吊车去干活，其他人员由雇主安排，老板让我们吊到哪里就吊到哪里，指挥由老板负责，半天300元至400元，超过时间的话另外加钱；（4）案外人江仁义在一审法院所作调查笔录中陈述：吴世凯一般都是一个人开着吊车去干活，没有司索工和信号工。案涉彩钢棚下面有滚轮的，当时彩钢棚吊正之后还没固定好，这个彩钢棚是伸缩型的，不好固定。我们那边像吴世凯这种情况的有六七个人，每个人自己都有一辆吊车，然后每个人开着自己的吊车出去接活。以上事实，由吴世凯提供的门诊病历、出院记录、医药费票据，一审调取的情况说明、函、询问笔录，一审所作调查笔录及双方当庭陈述等在卷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事故发生过程中，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吴世凯认为，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吴世凯系依据王瑞成的指示将简易棚吊起、固定、恢复简易棚应有的正常状态，关于如何起吊、起吊前被吊装物如何固定及捆扎、起吊到如何高度、什么位置，均由王瑞成指示、指挥；王瑞成要求吴世凯将倒塌的简易棚恢复原状，并非仅仅依靠吴世凯一个人的努力吊装一下就可以完成，恢复工作是一项涉及多人多项具体的工作事务的复杂工程；吴世凯收取的仅是按实际提供劳务时长计收的费用，吊装是否成功、简易棚是否能恢复起来，与吴世凯收取的人费用无关，吴世凯考虑到劳务作业时间比较短，收取300元的劳动报酬。王瑞成认为，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双方之间并无人身依附性，吴世凯承接的起吊业务是按照其要求将简易棚吊至其指定的地点，吴世凯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完成主要工作向王瑞成交付劳动成果，至于怎么操作怎么完成，完全是由吴世凯自身决定。一审法院认为，雇佣关系的核心是支配，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控制、支配与从属关系。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1）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3）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4）是继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5）当事人一方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综合考虑双方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情况，一审法院所作调查，分析如下：（1）从工作内容的角度，王瑞成要求吴世凯完成将倒下的彩钢棚吊正的工作任务，属于一次性的作业过程；（2）从工具提供的角度，吴世凯经江仁义介绍后至王瑞成处吊彩钢棚，吊车系由吴世凯提供，且吊车系大型作业设备，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工具；（3）从结算方式的角度，双方约定好完成吊彩钢棚的任务之后，由王瑞成按照300元标准与吴世凯一次性进行结算。综上，现有证据下，一审法院认为，吴世凯按照王瑞成的要求吊彩钢棚，报酬一次性结算，双方之间并无稳定的劳务关系，亦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故双方之间应为承揽关系。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王瑞成要求吴世凯完成吊彩钢棚的作业内容，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在选任指示上存在一定的过失，另外王瑞成用叉车将吴世凯升高后松解吊带，未进行有效监督管理，较大程度上增加了安全隐患，以致最终出现吴世凯在松解吊带的过程中受重伤的严重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考虑本案吴世凯的实际情况及其在未采取任何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安全意识淡薄，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自身亦具有一定的过错，据此，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王瑞成向吴世凯承担30%的赔偿责任。经一审法院核实，吴世凯截止2020年2月17日已发生的医药费总额为392627.2元，王瑞成应承担30%的责任即赔偿吴世凯117788.16元，扣除王瑞成已垫付的58212.29元，王瑞成还应赔偿吴世凯59575.87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王瑞成赔偿吴世凯因本起事故所致医药费损失117788.16元，扣除王瑞成已垫付给吴世凯的58212.29元，王瑞成仍应给付吴世凯59575.87元。案件受理费2172元，减半收取1086元，保全费2195元，合计3281元，由吴世凯负担2297元、王瑞成承担984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2、上诉人在事故中受伤造成的医疗费损失，如何承担?针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合同系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目的不同。雇用合同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合同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承揽人提供的是工作成果并非单纯的劳务;其次,人身依附关系不同。承揽合同的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而雇佣合同雇员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主的支配,在工作中须听从雇主的安排、指挥;第三,风险不同。承揽合同履行中所发生的风险由完成工作成果的承揽人承担,而雇佣合同履行中所发生的风险则是由接受劳务的雇主承担。本案中，上诉人驾驶自备吊车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将倒塌的简易棚吊正，报酬一次性结算，双方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亦不存在稳定的劳务关系，双方之间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在从事承揽过程中，缺乏安全意识，作业时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应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作为定作人，对上诉人是否具备作业条件及安全工作技能未认真审查，存在选任过错，并且其用叉车将上诉人升高后松解吊带及简易棚吊正后未及时对下面滚轮进行固定，较大程度上增加了安全隐患，应对上诉人的损害结果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决上诉人自行承担70%的责任、被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承担的责任认定畸轻、被上诉人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世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2元，由上诉人吴世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徐辉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许炯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