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民终5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宾。委托代理人张成军，江苏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倪萍。委托代理人张成军，江苏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丰县凤城镇安福大厦。法定代表人聂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成军，江苏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得安。委托代理人孙景波，江苏弘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唐成峰。原审第三人丰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丰县中阳大道。法定代表人胡伟，该管理委员会主任。上诉人聂宾、倪萍、徐州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得安、原审被告唐成峰、原审第三人丰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县管委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徐民初字第0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聂宾及聂宾、倪萍、利邦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成军，被上诉人董得安及其委托代理人孙景波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依法传唤，原审被告唐成峰、原审第三人丰县管理会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聂宾、唐成峰、董得安、倪萍四人自愿合伙经营丰县经济开发区安居四期工程项目，并于2013年3月11日签订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于2013年8月16日签订一份合作开发项目合同书，约定四人以利邦公司名义合作开发经营上述项目，协议书及项目合同书对各合伙人出资、合伙期限、盈亏分成、经营方式、项目经营管理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合伙期间，董得安先后投入资金1906.4万元，出借给聂宾130万元，为利邦公司代为偿还借款330万元。2014年11月3日，聂宾、唐成峰、倪萍（甲方），利邦公司（丙方），与董得安（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主要为：甲方、丙方一致同意董得安退出安居四期工程的投资，甲方、丙方返还董得安投资款本金1906.4万元及垫付的外借款本息509.9万元(本金460万元及利息49.9万元)；安居四期工程的盈亏由甲方享有，均与董得安无关，利邦公司的借款均由甲方、丙方承担与董得安无涉。协议还对上述1906.4万元投资款及509.9万元垫付借款本息的退还方式及期限进行了约定：一、509.9万元自协议签订生效后，先从开发区首次拨付的工程款中支付。二、1906.4万元投资款由甲方、丙方分三次在三年内返还，2014年返还25%，2015年返还50%，2016年返还25%，上述款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由甲方、丙方向开发区出具委托收款凭证，用丰县开发区所欠的工程款直接向乙方支付。上述协议签订后，甲方和丙方未能按照约定向董得安返还款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董得安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支付2416.3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另查明：利邦公司于2011年4月19日注册成立，股东为聂宾、倪萍、黄佩蓉。2014年12月31日至今，股东为聂宾、倪萍。原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董得安与聂宾、倪萍、唐成峰四人签订了股东合作协议及合作开发安居四期工程项目合同书，各方按协议约定进行出资，并实际开发了安居四期工程项目。董得安与聂宾、倪萍、唐成峰之间具备合伙的法定条件，四人之间成立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约定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退伙造成他人损失的，应考虑退伙原因、理由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确定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据此，合伙人是否退伙及退伙后财产的处置，应优先根据双方书面协议的约定处理。本案中，根据2014年11月3日签订的协议，聂宾、倪萍、唐成峰同意董得安退出合伙。聂宾、倪萍主张退伙协议系在丰县开发区及丰县公安局胁迫下出具，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聂宾、倪萍、唐成峰与董得安是以利邦公司名义开发安居四期工程，四人明确约定安居四期工程项目实行独立核算，董得安系针对合作项目出资，并非利邦公司股东，其退出合伙收回出资，不受公司法关于减资的强制性规定，聂宾、倪萍、利邦公司关于涉案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中聂宾、倪萍、唐成峰与董得安之间就董得安退伙事宜已达成一致协议，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协商后自愿达成，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协议合法有效，聂宾、倪萍、唐成峰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聂宾、倪萍、唐成峰与董得安四人系以利邦公司的名义合作开发安居四期工程，董得安投资款系支付到利邦公司，利邦公司作为协议签订方同意董得安退出合伙，并承诺与聂宾、倪萍、唐成峰共同向董得安返还相关款项，其亦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涉案退伙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509.9万元的返还期限，董得安可以随时要求被告返还，对于1906.4万元，按照约定应当分三次返还，最后一笔即1906.4万元的25%应于2016年返还，鉴于当事人对最后一笔款项的具体履行时间并未明确约定，同时聂宾、倪萍及利邦公司对退伙协议不予认可，拒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故董得安要求支付2416.3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协议中明确约定1906.4万元不再另行计算利息，509.9万元亦系对董得安垫付460万元外借款本息的结算，故董得安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州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聂宾、倪萍、唐成峰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董得安支付2416.3万元；二、驳回原告董得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261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徐州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聂宾、倪萍、唐成峰负担。聂宾、倪萍、利邦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董得安合伙期间先后投入资金1906.4万元，出借聂宾13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不清。董得安为利邦公司代偿的330万元应当属于合伙人共同债务而非利邦公司的债务，应由包括董得安在内的全体合伙人共同偿还，原审判决认定由上诉人向董得安承担该债务错误。2、利邦公司登记股东虽然不包括董得安，但董得安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公司的隐名股东，原审判决认定董得安与上诉人之间为合伙关系错误。3、董得安提交的退伙协议显失公平，董得安作为公司的出资人不应抽回出资。合伙协议关于安居四期工程的盈亏均与董得安无关，利邦公司的借款均由上诉人承担的约定明显违反合伙经营的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协议，不能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4、原审判决上诉人向董得安支付2416.3万元侵犯了公司及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益，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董得安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董得安辩称：1、聂宾、倪萍、唐成峰、董得安之间是合伙关系，董得安并非利邦公司的股东。在合伙关系中，合伙人协议退伙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签订的合伙协议合法有效。2、关于董得安出资数额，董得安提交的收款收据及银行流水，足以证明其中200万元承兑汇票聂宾亦签字确认，原审法院认定董得安出资数额为1906.4万元正确。3、关于出借款130万元及垫付款330万元，董得安提交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该事实成立，且对于该款项数额，各方当事人又在退伙协议中对支付事实及性质重新予以确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唐成峰、原审第三人丰县管委会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聂宾、倪萍、利邦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丰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审计报告书。该证据由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7日在（2016）苏0321民初118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调取。证明2014年被上诉人长期上访、信访，公安机关插手经济案件，胁迫上诉人签订退伙协议的事实。证据2、会计张丽2014年12月18日出具的说明。证明董得安主张的2013年4月3日入利邦公司200万元承兑汇票，实际仅入账14.6万元，200万元承兑汇票收据是董得安指令会计张丽开具的。被上诉人董得安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报告书不能证明上诉人被胁迫的事实，且受胁迫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并非当然无效。该报告书来源于董得安向公安机关的报告，因为董得安在涉案项目中受到诈骗，并将合伙的账目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为查明案件事实而委托审计，故该行为并非公安机关插手经济案件。该协议书向公安机关及开发区管委会备案，是因为该工程属于政府工程项目，政府对于项目投资人需要进行了解，在涉案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也曾向本案的四个自然人进行过催告，要求加快投资建设。在该背景下，协议书交由政府备案是正常的。该报告书中明确记载，董得安的投资数额当时为17655000元，说明董得安投资的客观真实性。本案中1906.4万元，由上述17655000元款项和董得安垫付的商品砼货款组成。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说明并非张丽书写，其于2013年4月3日出具的收据明确载明了利邦公司已收到200万元投资款，后聂宾在2013年4月8日对收取该笔款项也签字确认。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由人民法院调取，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张丽亦未按照法律规定到庭对该证据予以说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双方签订的退伙协议效力应如何认定；二、原审判决认定董得安投资1906.4万元、出借聂宾130万元，以及为利邦公司垫付330万元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聂宾、倪萍、唐成峰及董得安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本合伙人依法组成合伙企业。”第四条约定：“合伙各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从以上约定可以看出，各方当事人是基于合伙的意思表示订立合同。从合同履行过程来看，董得安提供了资金，并实际参与涉案项目经营活动，完全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故原审判决认定各当事人之间成立合伙关系，并无不当。各合伙人在《股东合作协议书》第一条明确了合伙经营由利邦公司在丰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承包的丰县农民安居四期栖凤园D座工程，并计划总投资7000万元。可见，该合伙投资的对象是利邦公司承包的涉案项目，而非利邦公司本身，故该投资行为属于项目投资，而非公司入股。因董得安并未成为利邦公司的股东，故董得安退伙行为不受公司法的调整。上诉人主张董得安是利邦公司的隐名股东，其退伙行为因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聂宾、倪萍、唐成峰、董得安及利邦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对聂宾退伙事宜作出了详细约定，该约定经过全体合伙人的同意，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该协议系在公安机关胁迫下签订的，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亦明显不合常理，本院不予支持。故原审判决认定退伙协议有效，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关于1906.4万元投资款总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在200万元汇票中董得安实际仅入账14.6万元，但从董得安提交的反驳证据看，利邦公司于2013年4月3日出具200万元收据，聂宾于2013年4月8日签字确认，可以证明利邦公司已实际收到了该笔款项，董得安关于该笔款项分批入账的陈述亦不违反常理，且2014年11月3日各当事人又在退伙协议中对该投资总额再次予以了确认。上诉人在本案中对董得安的投资总额不予认可，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收据、签字及退伙协议已确认的事实。故原审判决认定董得安实际出资额为1906.4万元，并无不当。关于130万元借款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董得安提交聂宾分别于2013年9月17日、2013年9月21日出具的60万元及70万元借条证明该借款事实。聂宾认可两份借条的真实性，但抗辩称该笔借款并未实际支付，借款合同关系不成立。对此，董得安又提交分别于2013年9月18日、2013年9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聂宾妻子王慧珍支付60万元、70万元的银行流水单加以佐证。从聂宾出具借条与董得安银行转账的时间及其付款对象来看，上述借条及银行流水单具有明显关联性，足以证明董得安已实际出借130万元借款，且聂宾在退伙协议中对该借款事实亦未提出异议。故上诉人关于130万元借款债务未实际发生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330万元垫付款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利邦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应当独立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无论利邦公司对外借款是否用于涉案项目，都应由利邦公司对债权人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仅以该借款属于项目投资，主张该款项为合伙人共同债务，应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偿还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董得安替利邦公司偿还330万元债务后，有权向利邦公司追偿。聂宾、倪萍、唐成峰在退伙协议中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利邦公司对董得安的欠款，属于债务加入行为，合法有效。董得安有权要求聂宾、倪萍、唐成峰及利邦公司偿还。故原审判决上诉人对该330万元垫付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聂宾、倪萍、利邦公司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615元，由上诉人聂宾、倪萍、徐州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晓明代理审判员  陈 皓代理审判员  潘 宾二〇一六年七月二日书 记 员  杨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