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04民初5180号 原告：刘某1，男，2010年8月7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万山特区。 原告：刘某2，男，2010年8月7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万山特区。 原告：杨某1，女，2014年2月19日出生，侗族，住贵州万山特区。 三原告法定代理人：杨某2（系三原告母亲），女，1977年6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铜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侯建亮、焦熙，浙江嘉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施国万，男，197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赵汉相，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傅志江，男，1960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朱妙、朱春华，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上虞区海涂农场服务中心，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沥海北门外77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682MB1619817Q。 法定代表人：应永庆。 被告：陈勇，男，197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丹、王怡倩，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1、刘某2、杨某1与被告施国万、傅志江、绍兴市上虞区海涂农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农场服务中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20年8月13日，被告施国万向本院申请追加陈勇为本案被告，本院认为陈勇与本案争议事实有一定关联性，遂于2020年8月20日依法追加陈勇为本案被告。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某1、刘某2、杨某1的法定代理人杨某2及其诉讼代理人侯建亮、被告施国万及其诉讼代理人赵汉相、被告傅志江的诉讼代理人朱妙、被告陈勇及其诉讼代理人罗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农场服务中心经本院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11月23日、2020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刘某2、杨某1的法定代理人杨某2及其诉讼代理人侯建亮、被告施国万及其诉讼代理人赵汉相、被告傅志江的诉讼代理人朱春华、被告陈勇及其诉讼代理人罗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农场服务中心经本院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1、刘某2、杨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施国万赔偿三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235444.40元；判令被告傅志江、农场服务中心与被告施国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20年6月9日晨6时许，农场服务中心农场内，三原告的父亲刘泽碾在拆除被告施国万承包的虾塘大棚尼龙膜时掉入虾塘内，后被打捞上岸，“120急救”确认人已死亡。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原告父亲的死亡原因为院前死亡。根据初步调查了解，原告认为原告父亲在为被告施国万提供劳务过程中因劳务发生事故死亡，被告施国万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傅志江系直接承包人，被告农场服务中心系发包人，依据《侵权责任法》及《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被告傅志江、农场服务中心应与被告施国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考虑到原告父亲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故要求被告施国万、傅志江、农场服务中心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总损失的80%。事故发生后，被告方未主动承担赔偿责任，不愿垫付丧葬费用，致使原告父亲的遗体只能暂存于上虞殡仪馆。原告年纪尚幼，原告父亲为家庭支柱，其亡故使家庭陷入重大困境，故诉至法院。2020年11月23日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陈勇赔偿三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238228.40元；判令被告施国万、傅志江、农场服务中心与陈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刘泽碾系为陈勇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事故死亡，刘泽碾和陈勇之间构成直接的雇佣关系。被告施国万是案发虾塘的次承包人，虾塘所有人的管理人是农场服务中心，农场服务中心将案涉虾塘承包给傅志江，傅志江擅自转包给施国万，基于此发包转包关系，刘泽碾和陈勇之间有直接的雇佣关系，其余三被告因为属于承包人、发包人，依照《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应当与陈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施国万辩称，1、施国万和死者刘泽碾不存在雇佣关系。虾塘的养殖户不是拆除尼龙膜工人的雇主，工人的劳务报酬由陈勇支付，陈勇作为从事拆除尼龙膜的老板，再将尼龙膜出售获利，刘泽碾的雇主是陈勇。刘泽碾自始至终和施国万没有任何通讯上的联络关系，都是陈勇和其手下联系。6月7日傍晚，陈勇开车来到案发地海涂农场找到施国万，并索要了施国万的手机号码。陈勇问施国万“这个大棚是谁的？有几亩？你有拆膜的人吗？”施国万回话：“是我的，18亩不到，没有拆膜人”。陈勇说就这点我带带掉算了，但前提是拆除的尼龙膜归我所有，当时证人俞某在场。虾塘的尼龙膜由陈勇负责拆除，拆除工人也是陈勇雇佣并发放工资。虾塘的尼龙膜是免费送给陈勇的，此时如果还是施国万自行掏钱雇人拆膜并送给陈勇，有违一般常理，不符合逻辑事实，因为施国万和陈勇非亲非故，施国万是不可能自己出钱雇人拆膜再把尼龙膜送给陈勇。施国万将虾塘尼龙膜免费无偿送给陈勇的唯一条件就是陈勇自行过来拆过来拿，而不是施国万拆好送给陈勇。案发死亡地在施国万的虾塘，由此推定施国万应该负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施国万对刘泽碾的死亡没有任何的过错。案发当天工人在凌晨4点左右就进虾塘拆膜，这是一个非正常的时间，虾塘的门是关着的，张某等人擅自开门而入，施国万根本不知道张某带着刘泽碾等人在这么不正常的时间进入虾塘。拆尼龙膜施国万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反而陈勇可以将尼龙膜回收获利，陈勇拆膜心切，在一个非正常时间雇人来拆膜是导致刘泽碾意外死亡的很大原因，且在拆膜过程中，陈勇疏于给工人提供安全跌落工具及提供有效的安全措施，对刘泽碾的意外死亡占有较大的过错责任，而施国万没有任何过错，无需承担责任。综上，施国万和刘泽碾没有任何通讯联络关系，工人的劳务报酬由陈勇支付，可以基本证明陈勇才是刘泽碾的雇主，故要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对施国万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原告返还施国万此前垫付的20000元丧葬费。原告要求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亲属处理事故及丧事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金额过高，且没有依据，精神抚慰金也过高，要求法庭酌情调整。 被告傅志江辩称，原告对傅志江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法庭驳回。傅志江和死者没有雇佣关系，不认识死者，其死亡和傅志江无关。傅志江和施国万签订了虾塘租赁协议，租赁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切责任和傅志江无涉，本案虾塘的承包租赁并不需要相应的资质，根据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傅志江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告要求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其余赔偿项目和金额由法院依据事实予以认定。 被告农场服务中心未作答辩。 被告陈勇辩称，陈勇不是适格被告，原告并没有起诉陈勇，陈勇因法院追加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告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陈勇承担赔偿责任，但陈勇和死者没有任何雇佣关系，尼龙膜并非无偿赠送，陈勇并无支付劳务报酬的义务。尼龙膜应该是施国万自行拆除，因其没有拆除的工人，陈勇介绍了张某，刘泽碾系张某组织雇佣，在公安机关接受的询问笔录，是各方当事人在事发后第一次接受调查时所作，可信度相对较高。陈勇、张某、秦某的陈述基本一致，均表示尼龙膜是有偿回收，人工报酬向虾塘老板拿，故施国万是刘泽碾的真正雇主。陈勇与刘泽碾并不相识，陈勇只是向张某推荐了拆膜业务，至于张某是自己去还是带人去、带多少人去、人员如何选任，陈勇均不知晓，也无法控制，拆膜作业的时间、地点、具体方式、分工等由张某自行与施国万联系后，自主安排，相关工具由其自备，陈勇对其不存在管理和监督，双方没有支配和服从关系，陈勇与刘泽碾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刘泽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工作中潜在的危险因素应当具备基本的防范意识，刘泽碾此前曾落水一次，后自行游泳上岸，继续作业，可见其具备一定的自救能力，但其后又再次落水，足见其自身存在相当的过错；施国万作为雇主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其不作为雇主，作为虾塘经营者，对虾塘具有管理职责，对在虾塘内作业的人员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外来人员进入虾塘作业时，其未对作业过程进行有效监管，没有带刘泽碾等人熟悉作业环境，也未进行安全提示，存在不可推卸过错责任；傅志江作为虾塘的发包方，其与施国万签订的租赁协议中虽有安全责任的约定，但租赁协议对案外人不具有约束力，出租人对租赁物同样负有瑕疵担保和安全保障义务，应当确保虾塘不存在潜在的危险，故其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陈勇与刘泽碾之间无论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其从头至尾做的只是联系张某让其帮助施国万拆膜。陈勇与刘泽碾并不认识，并不知道张某会喊其一起来拆膜，更无法对其尽到谨慎选任的义务。如果非得认定陈勇存在选任不当的过错，那也是极小的过错。从目前查证的证据无法看出刘泽碾是溺水死亡，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载明系“院前死亡”，没有直接认定死因。从公安机关现场勘验报告可以看出，刘泽碾的遗体后脑部和鼻孔均有出血，完全可能是因遭受外力导致落水，或其不慎头部磕碰后落水。故要求法院审慎认定案件事实，依法确定各方的责任，秉承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对本案作出判决。另原告要求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亲属处理事故及丧事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金额过高，且没有依据，精神抚慰金也过高，要求法庭酌情调整。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刘某1、刘某2、杨某1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户口本一本、出生医学证明三本，以证明刘泽碾的家庭成员情况及原告的主体资格、原告法定代理人的主体资格等事实； 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份，以证明刘泽碾因事故于2020年6月9日院前死亡的事实； 3、警情详情及卷宗一份，以证明报警、出警情况； 4、微信截图一份，以证明案件有关人员张某与被告的微信联络情况； 5、收款收据一份，以证明刘泽碾遗体存放于太平间，产生费用1200元的事实； 6、上虞区殡仪馆押金清单、收费清单各一份，以证明遗体存放殡仪馆，遗体存放费用共为5680元的事实； 7、交通费发票四十七张、住宿费票据三张，以证明原告亲属为处理事故产生的部分交通费、住宿费； 8、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各一份，以证明案发虾塘系绍兴市上虞区江滨农场（现为绍兴市上虞区海涂农场服务中心）发包给傅志江，发包方负有管理职责，承包方负有安全生产职责； 9、铜仁市公安局方山分局曹道派出所、万山区黄道侗族乡龙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死者刘泽碾的父亲刘洪才于1999年9月15日病故，母亲易珍英于2010年7月22日病故的事实。 对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施国万经质证，对证据1、证据2没有异议；对证据3中出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报警记录可以证明工人报酬由陈勇支付，死者的雇主是陈勇；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张某是陈勇指派过来的工人，因此加了微信，张某的雇主也是陈勇；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遗体存放时间过长，过长的原因不在三个被告，是原告没有及时处理遗体，费用过高，要求相应减少；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交通费的票据不仅仅有原告法定代理人，还包括死者一些亲戚的交通费，亲戚的交通费不应该记在本案交通费的费用中，交通费应该只包括原告及法定代理人，而且和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不是本案交通费的实际支出，交通费原告主张过多；对证据8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核，对关联性、合法性存有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情况如果真实，死者的父母已经不在世的情况我们也是认可的；被告傅志江经质证，对证据1的三性有异议，户口本2011年3月8日申报，提供医学证明是2011年9月3日，在户口申报时并没有出生医学证明，没有出生医学证明并不能申报户口。原告提供的户口本和三原告的出生医学证明之间有明显瑕疵，有异议。三原告是农业户口，相应赔偿标准应该按照农村标准；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傅志江不认识死者，不清楚其如何死亡，相关事实由法庭核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出警记录，死亡事件当事人是张某，其余被告均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原告应当向死亡事件的当事人主张权利，不应该将傅志江作为本案被告；证据4由法庭核实，因为不认识死者及张某，也从来没有任何联系。死亡事件的当事人是张某，原告应该向张某主张权利；证据5、证据6与傅志江无关，事后也没有和傅志江说起过该事故；对证据7不清楚，与被告傅志江无关；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合同已经到期，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该合同不能证明死者与合同主体的任何一方存在劳务关系，傅志江不认识死者，没有任何劳务关系，其死亡和傅志江无关；对证据9，由法庭核实；被告陈勇经质证，对证据1的意见和被告施国万的一致，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7项下的交通费数额由法院确定；证据9，由法庭核实。 为证明施国万为拆虾塘尼龙膜，通过陈勇获得了张某的联络方式，张某又联络了工友刘泽碾等一同前去提供劳务的事实，原告申请证人张某到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 10、张某的庭审证言笔录一份（被告陈勇也申请张某到庭作证，证言具体内容详见后文）。 为查明虾塘所有人、承包人情况和接受劳务一方与提供劳务一方的联络过程及具体约定，以核实、确定责任主体及责任大小，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绍兴市越城区九一丘江滨农场有关案发虾塘的发包合同和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分局产业园区派出所制作的关于刘泽碾案件询问笔录等卷宗材料，本院予以准许： 11、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各一份； 12、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产业园区派出所对施国万、陈勇、张某、秦某、杨某2所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 （1）2020年6月9日施国万的询问笔录一份，施国万陈述：三年前我承包了傅志江在绍兴滨海新区××丘的九十多亩鱼塘养虾，其中二十多亩我用了大棚养殖。现天气热起来了，大棚的尼龙膜可以拆除了。前天下午，一个50岁左右胖胖的男的（电话130××××7922）自己开车来到我虾塘找到我，说可以免费找人给我拆大棚尼龙膜，条件是拆下来的尼龙膜要归他，我就答应了。今天早上4点40分左右，有个人（电话135××××0242）打电话给我说是来给我拆尼龙膜的，问我具体地址在哪里，于是我就发了个手机定位给对方。5点左右，有5个男的开车来到我虾塘，说是拆尼龙膜的，我当时正在塘里喂食，就给他们指了一下我大棚的位置，这些人就开始拆尼龙膜了。因我当时正在旁边的虾塘喂食，也没有去管这些人，不过我看见他们这些人都爬到大棚上面去拆尼龙膜的。大概6点左右，我隔壁的虾塘老板娘跑过来，告诉我这些拆尼龙膜的人找到她，说他们拆膜的一个工人找不到了。于是我把船划到虾塘边，上岸赶到他们拆膜的大棚虾塘，看见四个拆膜的工人都在虾塘边上，也没有人下去救，我就叫他们赶快报警。后来，警察和救援队赶来，开始到虾塘里打捞，直到9点30分左右，救援队从大棚下面的虾塘里把那个工人打捞上来，医生看后说已经死亡，后抬上救护车送走了。死者我不认识，他是给我拆尼龙膜的老板叫来的小工。拆尼龙膜的老板我也不认识，他是前天下午找到我的，事故发生后，他也赶过来了。 （2）2020年6月9日陈勇的询问笔录一份，陈勇陈述：我是做旧薄膜回收的，平时就开车在海涂这边找。2020年6月7日下午5点左右，我开车路过江滨农场东面的虾塘，看到虾塘有旧的薄膜，就去问虾塘老板，这薄膜卖不卖，他说卖的，还问了我价格，我说120元一亩，你自己有工人就拆好我来收，他说没有工人，我说那我给你介绍一下工人，他说好的，然后我就回家了。我打电话给小张，问小张拆薄膜的活要不要干，他说要干的。到晚上，我把虾塘老板的电话发给小张，然后小张自己联系虾塘老板。今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小张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工人掉下去了，我就从家里赶过来。 （3）2020年6月9日张某的询问笔录一份，张某陈述：我平时在滨海新区的海涂里打零工，只要有人叫我们干活都会去。前天，我的一个老乡（具体名字叫不出来，平时叫他“胖子”，手机号130××××7922，平时海涂里有活的话，他会介绍给我干）给我打电话，说海涂有个拆大棚薄膜的活要不要干，我说要的。胖子是回收薄膜的，平时我们干这个拆薄膜的活是60元一亩。然后这个老乡把虾塘老板的电话给了我，我加了虾塘老板的微信。于是昨天我就给我几个老乡打了电话，让他们今天一起到沥海九一丘的一个虾塘里面拆薄膜。根据虾塘老板的定位，我们一行五个人（秦某、蔡某、刘师傅、刘师傅老乡和我）于早上4点多从萧山出发，大概5点左右到了指定的地方，虾塘老板指着一个大棚说，让我们把这个虾塘上的大棚薄膜拆掉。于是我们五个人就爬到大棚上去拆。大约5点多，刘师傅从薄膜上掉下来掉进水里，他自己游回到岸边，把湿衣服脱掉后又爬到大棚钢架上去拆薄膜。到了大约6点不到的样子，有人喊人不见了，我就赶紧往刘师傅那边过去看，发现刘师傅干活那边的薄膜破了一个洞，虾塘里也没看到人，我就怀疑他溺水了，于是赶紧脱掉衣服跳到虾塘里面去找，没找到人，我在6点08分的时候报警了。秦某、蔡某、刘师傅、刘师傅老乡都是我叫去干活的，我们平时就在海涂里面做零工，有活了就会相互叫一下，干活的钱我们平分，拆膜的虾塘大约有十几亩的样子，虾塘上面有钢架大棚搭着，大棚上有薄膜盖着，我们就是把上面的薄膜拆除，虾塘里面有增氧机开着，声音挺响的。 （4）2020年6月9日秦某的询问笔录一份，秦某陈述：昨天晚上，张某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今天有个拆薄膜的活，问我要不要干，我说好的。今天早上4点多，张某、蔡某和另两个不认识的共五个人一起从萧山坐车过来到滨海新城海涂这边一个虾塘里拆薄膜，就是把虾塘上面的薄膜剪掉、拉走。到了以后，我们就各自管自己干活了。到5点多时，我听到有人在喊，说老乡帮我一下，我就过去看了看，是一个工人要掉到河里去了，双手抓着铁丝，想让我把他拉起来，但铁丝比较细，拉不上来，他就把剪刀、帽子递给我，自己跳到河里，游到岸边，脱了衣服又爬上来剪薄膜。我也管自己去剪薄膜，剪了二三分钟后，我转头过去，看到刚才那个工人不见了，我就把张某、蔡某叫了过来，看到薄膜上面有个破洞，怀疑那工人掉到水里了，我去关掉增氧泵，张某脱了衣服跳下去找，但没找到，后张某报警了。 （5）2020年6月10日杨某2的询问笔录一份，杨某2陈述：昨天我在福建，早上6点多的时候，我老乡“三毛”打电话给我，说我老公刘泽碾掉到水里，人找不到了。我知道后从福建赶过来，晚上6点30分左右到绍兴，知道我老公已死了。我老公平时是做零工的，对我老公的死因我没有异议，对我老公的尸体不申请解剖。 对证据11、证据12，原告经质证，对证据11的三性没有异议，根据合同显示，案发虾塘系江滨农场发包给傅志江，有管理职责和安全生产职责，原告要求傅志江和农场服务中心承担相应责任是有依据的；对证据12，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是法院调取，对询问笔录中反映的案件事实，存在施国万和陈勇一方陈述有矛盾，谁的陈述真实要求法庭结合庭审认定，原告暂时无法认定，待陈勇的证人出庭完毕后综合发表意见；被告施国万经质证，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的雇佣关系暂时不明确，土地的承包人到底有无责任不确定；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陈勇是白拆白拿膜，工人是陈勇叫的，工钱也是陈勇付的，陈勇承认是做薄膜拆除生意，施国万的虾塘只有十几亩，系小承包户，都是让回收薄膜的老板白拆白拿，如果工人工钱由施国万支付，双方在施工之前会对价格进行协商确认，但本案中双方对工钱没有协议确认过程，结合笔录和工钱支付方式可以明确是陈勇和死者之间产生雇佣关系；被告傅志江经质证，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施国万和死者之间没有雇佣关系，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意被告施国万的质证意见，陈勇、张某的询问笔录，张某上次出庭，和施国万沟通过程中均没有拆膜的价格协商，工作的工人没有和施国万进行价格协商就进行工作，不符合常理，张某的笔录和秦某的笔录有矛盾，相对而言秦某的笔录更有可信性，张某有虚假陈述；被告陈勇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对派出所的笔录，陈述的真实性相对准确，陈勇和张某的陈述与本案中陈勇的答辩、张某的证言基本吻合，施国万在派出所的陈述提到拆膜是在其允许下，要求死者等人到指定地方拆膜，在本案的举证中，其又称工人在非正常时候闯入虾塘进行工作，是自认的反言，证据上禁止反言。秦某的笔录认为工钱是向张某领取，上次庭审中，审判长使用张某的手机拨打秦某，其称是向虾塘老板拿来支付的。综合询问笔录，无法得出陈勇白拆白拿薄膜，由陈勇向死者等人支付报酬的事实。 被告施国万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事实，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3、施国万6月1日至9日期间通话记录一份，以证明施国万和死者刘泽碾自始至终不发生通讯上的联络，按照一般常理，如果施国万和刘泽碾是雇佣关系，二人是有电话、微信或短信上的联络和沟通，刘泽碾从头至尾没有和施国万发生任何通讯上的联络，证明施国万和刘泽碾不发生雇佣关系；证明6月7日傍晚陈勇来到施国万的虾塘，施国万同意将虾塘的尼龙膜送给陈勇，但前提条件是需要陈勇或派人过来自行拆除，随后施国万打通电话但是没有接听，证明刘泽碾的真实雇主是陈勇； 14、陈勇尼龙膜加工厂照片三组（共十二张），以证明陈勇是专门做尼龙膜后手加工的生意，施国万虽然同意将虾塘的尼龙膜送给陈勇，但前提条件是需要陈勇自行拆除，因此陈勇雇人到施国万的虾塘拆除尼龙膜发生意外，工人刘泽碾的真实雇主是做收加工薄膜生意的陈勇； 15、虾塘照片一组（共三张），以证明虾塘入口有“未经许可，禁止入内”的禁行标识，陈勇雇佣的工人未经许可在非正常时间（凌晨4点）闯入虾塘拆膜导致发生意外，责任过错不在虾塘养殖户这边，因为虾塘养殖户已经尽到一般看护的安全义务和提示； 16、证人许某、徐某出具的事实情况说明、证人俞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以证明当地养殖户虾塘上的尼龙膜都是免费送给陈勇，前提条件是由陈勇自行雇佣人拆除；证明拆膜工人由陈勇雇佣，并由陈勇支付报酬，养殖户不用出一分钱，仅仅是将尼龙膜无偿送给陈勇； 17、工人秦某在派出所笔录、施国万在派出所笔录各一份，以证明拆膜工人的工钱（劳务报酬）由陈勇支付，即陈勇是工人们及死者刘泽碾的雇主。施国万将虾塘的尼龙膜免费无偿送给陈勇，但前提条件是需要陈勇自行拆除，如果说施国万雇人拆除膜后再将尼龙膜送给陈勇，这是明显违背常理的； 18、秦某的谈话笔录、录音光盘、录音书面整理资料各一份，以证明拆膜工人报酬是陈勇给的，陈勇系死者雇主的事实。 为查明施国万与刘泽碾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以还原案件事实，被告施国万申请证人俞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 19、俞某的庭审证言笔录一份，证人俞某在庭审中陈述：我丈夫是养虾的，与施国万认识，与陈勇并不认识。今年6月，陈勇开车来到施国万虾塘，当时我和施国万在聊天，陈勇问我们要不要拆尼龙膜，施国万问怎么拆法，陈勇说他给我们拆尼龙膜，拆好后尼龙膜给他，他去卖钱，工钱和我们无关，我说要问我老公的，我老公后来说带带去好了。 对施国万提供的证据，三原告经质证，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对象上通话记录仅仅能够证明联络沟通的情况，对于联络沟通的真实情况无法证明；对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仅仅证明陈勇从事尼龙膜加工回收的事实，对于陈勇和施国万之间的关系无法证明；对证据1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上不能证实证明目的，其有无过错该照片无法证明；对证据16，鉴于俞某已经到庭，待证人实际出庭作证时发表意见；对证据17，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询问笔录中提出的相关情况，工钱的支付，秦某陈述是拿工资时张某比我们多50元，张某打电话联系秦某，其中没有明确提出由谁支付工资，因此该证据的证明对象尚不足以证实被告施国万在证据清单中陈述的证明对象；证据18中整理的文字和录音基本吻合，对于录音中提到的细节，工钱由陈勇拿给张某，张某再给下面的工人，这一事实录音中有体现，对于该录音反映的事件客观性真实性待证人确认后表态；对证据19的真实性待其他证人作证后再予认定，陈勇和施国万一方是存在互益关系，施国万也因为拆膜行为受益，法律关系上，要求法庭慎重认定；被告傅志江经质证，对证据13至证据18的三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19认为施国万的虾塘尼龙膜是交由陈勇拆除，傅志江和死者之间没有任何雇佣关系；被告陈勇经质证，对证据13，张某联系过施国万，证明陈勇介绍过，死者是张某带来的员工，不能证明尼龙膜是施国万送给陈勇的事实；对证据14、证据15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尼龙膜是赠送不是回收，施国万是知道张某来拆除尼龙膜而开的门；对证据16，内容笔迹是同一人的，情况说明是一人书写，由证明人签字，其内容有修改的可能性，证人没有到庭，对证据三性有异议，俞某的情况说明结合证人出庭发表意见；对证据17中秦某的笔录没有异议，对施国万的笔录有异议，和今天当庭陈述有出入，前后反言，不能证明陈勇是死者的雇主；对证据18的三性有异议，秦某没有到庭，证据三性皆无，陈勇收到的证据内容和本案不一样，当庭播放的录音只有中间一段，录音有两份，存在排练情形，无法确认录音是否是秦某本人，即使是陈勇支付的工资，陈勇和张某之间有其他的业务关系，陈勇交付过膜款也是合情合理的，本案事故是没有支付报酬的，不存在张某支付给秦某的情况；证据19，证人俞某是施国万的邻居，两人的虾塘是一起的，用同一门，证人的通行权有赖于施国万，情况说明和其自身的认知不一致。 对证据19，被告施国万经质证，认为能证明是陈勇拆除尼龙膜的事实，拆除和施国万无关，尼龙膜送给陈勇，证人提到陈勇来到案发地虾塘谈过拆除尼龙膜的事情，当时证人在场，是知情的，能证明尼龙膜是白拆的，陈勇雇佣人来拆尼龙膜，拆下后送给陈勇，死者的雇主系陈勇。 被告傅志江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事实，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20、虾塘租赁协议一份，以证明傅志江已将案涉虾塘租赁给施国万，由施国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与傅志江无关的事实。 对被告傅志江提供的证据20，三原告经质证，真实性由施国万辨认，对于协议中约定的安全责任，仅是施国万和傅志江双方之间有效，与案外人无关；被告施国万经质证，认为签字是签的，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免责条款对施国万没有效力；被告陈勇经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 为查明陈勇是否系死者刘泽碾的雇主，被告陈勇向本院申请证人严某、张某、卢某、何某、王某、秦某、蔡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 证人严某的庭审证言笔录一份，严某陈述：我在九一丘搞养殖，与陈勇认识已有三四年了。我养殖面积大，有自己的拆膜队伍，我的大棚旧薄膜是我自己叫人拆除，之后膜卖给陈勇，今年薄膜回收价是120元一亩，拆膜工钱是170元一亩，别人的拆膜方式我不知道； 证人张某的庭审证言笔录一份，张某陈述：我是拆膜的，已做了八九年了，和陈勇认识十年左右，之前陈勇介绍的活，拆下的膜都是卖给他的。拆膜的人是我叫的，工钱行情是60元一亩，是地老板付的，一般是给我，我再给工人，工钱工人平摊。拆膜也没有资质要求，我们五人也没具体分工，都是同一面拆过去的。事发虾塘的拆膜活是陈勇介绍给我，与施国万没有谈过工钱，陈勇和我说工钱是60元一亩，大概十多亩，工钱问施国万要。我跟施国万打过电话，施国万发定位给我，但我和施国万没有谈过工钱。我叫上秦某、死者、死者老乡等人，第二天由死者老乡开着小车去的，当时地老板即施国万并不在场。地老板跟我们说过让我们注意安全，拆除东边、西边，但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死者会游泳，我没有看到他落水情况，掉下去两次，第一次落水起来后，脱掉衣服又上去了，掉下去的地方有二、三米深； 23、证人卢某的庭审证言笔录一份，卢某陈述：我拆棚，有自己的拆棚队伍，也搞养殖，生意是一起搭棚的老板介绍，与陈勇认识已有五年。拆膜的价格有高有低，全拆除价格高点，部分拆除价格低点，基本行情是150元一亩，老板把膜卖掉，我们拿工钱，工钱是虾塘老板支付的，也是150元一亩； 24、证人何某的庭审证言笔录一份，何某陈述：我是萧山围垦的养殖户，和陈勇认识约有三年，双方存有买卖关系。平时拆膜按虾塘面积计算，自己叫小工来拆，陈勇也给我介绍过工人，工人工钱在工人来之前自己和工人谈，今年是100元一亩，工钱支付给工头，拆下的膜卖掉，价格按照市场行情有浮动； 25、证人王某的庭审证言笔录一份，王某陈述：我从事养虾，平时也在拆膜，和陈勇存有买卖关系已有三四年了，主要是卖旧的薄膜，陈勇是回收薄膜的。我自己做的自己拆，陈勇有时也给介绍，给我要拆膜的号码，我和养殖户联系。今年拆膜工钱是100元一亩，拆好给钱，薄膜如给我，如卖出价格高于100元，多出来的钱要还给虾塘老板，如不够要补给我们，工钱工人都是平摊的，工钱是虾塘老板卖掉膜付给我们； 26、证人秦某的庭审证言笔录一份，秦某陈述：我与陈勇认识，与施国万、死者并不认识，张某是一起干活的人，干的人工钱都平摊，地老板即虾塘老板付工钱，张某从老板那儿拿到工钱，后付给我们，有时有个零头，给张某。别人打电话来，我们一起去干活，打电话给我们的人付钱，拆膜时我们自带工具。此次活我听张某说是陈勇叫他去的，老板是谁、工钱向谁要我都不知道。6月9日早晨，当时张某、蔡某、死者、死者老乡和我五个人一起在拆膜，他（指泽刘碾）上去拆膜，走到中间，干了一个多小时，大概5点多时，他第一次掉下去，自己上来后，我们又去干活，第二次掉下去后，张某和我都下水去摸人，但摸不到，张某就报了警。此次活因是第一天干，没有付过工钱，张某是向谁要工钱我不知道。 27、证人蔡某的庭审证言笔录一份，蔡某陈述：我和胖子认识二三年了，名字不知道，和施国万不认识。我和张某都是打零工的，张某接了拆膜的活，喊我们去干，我们就去，工钱向小张要，小张从哪里接的活、谁和小张联系、钱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6月9日早晨，张某叫上秦某、我和贵州两人（不知道名字）一起去拆膜，拆膜专用工具是我们自己带的，小张说工钱60元一亩，总的多少五个人平摊。贵州两人先上去，我们四川三人后上去，我们拆过去，他（指刘泽碾）在中间，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后来发现差了一个。 为查明案件事实，被告陈勇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要求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证据，本院予以准许： 28、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刑侦大队制作的现场勘验检查卷一份。 就被告施国万、陈勇申请出庭的证人所作的庭审证言，即证据19、证据21至证据27，结合派出所相关笔录，三原告经质证，认为被告施国万申请的证人俞某陈述其在施国万和陈勇接触现场，经历了协商的过程，是实际的参与人，陈勇方的证人都没有参与商谈过程，只是作了买卖模式及价格方面的陈述，从证明的效力及可信度上分析，原告认为施国万一方包括其证人陈述的情况更具有合理性，陈勇方多位证人在庭审过程中陈述拆膜的工价及薄膜的价格有较大的差距，工价从50-60至150-160元，有较大悬殊，对于薄膜的价格陈述也不一致，原告认为市场的行情基本应该相对稳定，原告在庭外也作了相应了解，被告陈勇陈述的情况和原告了解的情况存在出入，因而原告认为施国万方证人的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陈勇方的证言自相矛盾，前后不一，也缺乏充分的合理性，不符合客观事实，要求法庭按照施国万方证人的陈述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对证据26，证人秦某陈述和张某等人一起干活，工钱基本上是均分，结合其他证据，原告予以认可，对于工钱，秦某一开始说是地老板支付，后面又说是打电话给他们的人支付，意思不明确；对证据27，证人蔡某说工钱是谈过的，60元一亩，工人是张某叫来的，张某也是打工的，有膜拆的时候叫他，结合其他证据原告予以认可；证据28，对于死者死亡原因没有作出陈述，只是现场拍摄，照片不是很清楚，对于一些真正死因原告难以作出判定，就目前原告了解的案件情况和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原告认为死者的死亡原因是属于溺亡。 对被告陈勇提供的证据，被告施国万经质证，证据23至证据25中证人卢某、何某、王某均是陈勇申请，与陈勇均有合作关系，存有利益冲突，请法庭考虑；对证据21有异议，无法直接证明施国万的虾塘就是施国万本人雇佣工人拆膜发生事故的事实，严某的虾塘是自己雇佣工人拆除，不能等同施国万也是自己拆除的，严某是养殖大户，施国万只有十几亩，面积有巨大差距，白拆白拿省心省力，其证言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代表施国万等小承包户的做法;对证据22的三性均有异议，张某在派出所所做笔录和本案出庭陈述前后存在矛盾和掩饰，秦某说张某拿工钱时多拿50元，张某否认，可以认为其虚假陈述。张某在上次庭审中说拆膜价格为170元一亩，陈勇在派出所的笔录中说是120元一亩，存在巨大差距，如果按照张某的说法，陈勇要倒贴50元一亩，有违常理，施国万将薄膜让陈勇白拆白拿更符合常理。张某的身份和陈勇之间的关系，在陈勇的笔录中也陈述其经常介绍活给张某，其证言偏向于陈勇，请法庭考虑双方关系对证言的影响；对证据23的三性均有异议，卢某有双重身份，比施国万多了一重，拥有自己的拆膜工人，在用工紧张时让陈勇介绍是合情合理的，施国万作为纯粹的养殖户，并没有从事拆除工作，不会雇佣工人。卢某既从事拆除膜工作又从事养殖工作，此次出庭不能说明任何情况，和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对证据24，何某是双重身份，和对卢某的质证意见一致，何某提及雇佣工人的价格是80-100元，是去年的行情价格，何某的价格和其余二位证人的价格有差异，王某说150元一亩，卢某说100元一亩，拆膜价格在三个证人口中均不同，按照150元的说法，如果陈勇雇佣150元一亩的工人来拆除，施国万要倒贴每亩30元，此解释做法有违常理；对证据25，王某陈述拆膜价格是120元每亩，和派出所笔录中价格一致。王某也提到全部钱款是陈勇支付的，是陈勇直接打钱给王某，雇佣工人的工钱是陈勇支付的；对证据26、证据27，秦某、蔡某与陈勇认识，和施国万不认识，工人均是张某叫来，陈勇与张某有多次合作，秦某、蔡某与陈勇有利害冲突，证言的客观性有待考量；对证据28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照片反映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和推翻死者是溺水死亡的事实，对于出血系何种原因引起，涉及医学，本被告不发表意见。 被告傅志江经质证，认为证据21与本案没有关联，仅仅说了自己大棚的薄膜回收，和被告施国万之间的回收没有必然关系。拆膜是170元一亩，回收120一亩，张某的说法是没有160、170元一亩的行情，证言有矛盾；证据22，张某和陈勇之间存在买卖尼龙膜的关系，法庭询问张某时其也承认有转帐及支付现金的关系。张某陈述拆膜之前并没有和被告施国万谈工钱，该细节可以看出，被告施国万和死者之间应该没有雇佣关系，因为连工钱都没有谈，按照常理应该是先谈价格。张某陈述工钱工人平分，秦某陈述张某多拿50元，张某予以否认，张某的部分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23至证据25，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仅仅说到在萧山拆膜的工作模式，发生事故是在上虞虾塘，有地域差异，证人和陈勇之间的交易模式并不等同于和施国万之间的交易模式;对证据26、证据27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施国万的质证意见一致，蔡某说60元一亩，说明秦某说的不是薄膜卖掉的钱，60元一亩是劳务工资，是固定的，不是靠卖薄膜的，是老板直接发的工资；对证据28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照片反映的不能证明和推翻死者是溺水死亡的事实，对于出血系何种原因引起，涉及医学，本被告不发表意见。 被告陈勇经质证，证据21、证据22证明实践中存在交易模式，尼龙膜并不是白拆白拿的，对于严某陈述的价格是160、170元一亩，在行业中都是透明的，施国万也有前后反言；证据23至证据25，证人卢某、何某、王某确系被告陈勇申请，但与陈勇并无利害关系，拆膜的价格有差异，说明证言可信；证据26、证据27，证人秦某、蔡某是受张某的要求前往虾塘进行作业，没有提及工钱是陈勇支付，也未提及其二人作业需要受陈勇指示，其二人和陈勇不是雇佣关系，死者第一次落水后自行游上来，说明死者自己会游泳，具备自救能力；对证据28，该检查报告系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刑侦大队于案发后4小时作出，死者后脑、眼嘴鼻均有血，证明死者完全可能是因遭受外力导致落水，或者不慎头部磕碰后落水，公安机关调查只是排除刑事案件，也未直接认定死因，直接溺水死亡是没有外伤的。 被告农场服务中心因未到庭，无法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针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庭审核查，认为证据1系相关职能部门制作，证据9系刘泽碾当地村委和派出所共同出具，对于证明刘泽碾和杨某2于2010年8月7日非婚生二子取名刘某1、刘某2、于2014年2月19日非婚生一女取名杨某1、刘泽碾父亲刘洪才于1999年9月15日病故、母亲易珍英于2010年7月22日病故等事实具有证据的证明力；证据2经医院和公安机关确认，对于证明刘泽碾于2020年6月9日院前死亡的事实具有证据的证明力；证据3系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对于证明张某于2020年6月9日6点8分向公安机关报警等事实具有证据的证明力；证据4系张某与施国万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施国万、张某的陈述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施国万、陈勇对证据5、证据6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7系交通费、住宿费发票，本院会结合案情实际予以酌定；傅志江对证据8、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证据8中的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承包期限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1中的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承包期限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事故发生于2020年6月9日早晨，对于证明农场服务中心于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将九一东丘场部以东293亩（养殖）土地发包给傅志江的事实具有证据的证明力；证据12是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施国万、陈勇、张某、秦某、杨某2所作的笔录，证据17与证据12中施国万、秦某的笔录系同一份，对杨某2的笔录本院予以认定，对施国万、陈勇、张某、秦某的笔录本院会结合其他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进行综合认证；原告、被告傅志江、陈勇对证据13至证据1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6中证人许某、徐某未到庭作证，而被告陈勇对许某、徐某出具的事实情况说明持有异议，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6中的情况说明系俞某出具，证据19是证人俞某的庭审证言，对其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证据18中秦某陈述工钱是张某负责从一个叫“胖子”的陈老板那里领过来，发给我们大家，由于该证据系施国万亲戚对秦某所作的笔录和录音，来源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0，施国万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明傅志江将其从海涂农场中心承包的虾塘租赁给施国万养殖、租赁期限为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等事实具有证据的证明力;证据21、证据23至证据25，证人严某、卢某、何某、王某虽均系养殖户，但他们陈述的是他们自己的拆膜模式，与本案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2是张某的庭审证言，证据26是秦某的庭审证言，证据27是蔡某的庭审证言，张某、秦某、蔡某与刘泽碾均是工友，对于证明案涉拆膜工作是陈勇联系张某做，陈勇跟张某说好工钱是60元一亩，陈勇将施国万的电话发给张某，张某未与施国万谈过工钱，2020年6月9日早晨5点左右，张某叫上秦某、蔡某、刘泽碾及其老乡共5人来到施国万虾塘拆尼龙膜，该5人工钱平摊，系工友，5点多时，刘泽碾掉入虾塘，后自己游到岸边，6点左右又掉入虾塘等事实具有证据的证明力，对于能否证明刘泽碾的雇主不是陈勇的事实本院会结合其他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进行综合认定；证据28是公安机关所作的现场勘验材料，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9年10月31日，农场服务中心与傅志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农场服务中心将九一东丘场部以东293亩（养殖）土地发包给傅志江，承包期限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2019年11月30日，傅志江与施国万签订虾塘租赁协议一份，约定傅志江将位于海涂的虾塘租赁给施国万进行养殖，面积为330亩，租赁期限为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陈勇系做旧薄膜回收生意，平时开车在海涂这边找。2020年6月7日傍晚5时许，陈勇开车来到施国万虾塘，看到虾塘有旧薄膜，就问施国万要不要拆，施国万说要拆，双方就拆膜事宜进行了商谈，陈勇要了施国万的手机号码。当日，陈勇打电话给张某，问张某拆薄膜的活要不要干，60元一亩，张某说好的，陈勇便将施国万的手机号码发给张某。2020年6月9日早晨4点多，张某打电话给施国万，说是拆尼龙膜的，问虾塘的具体地址在哪里，施国万就给张某发了手机定位。当日早晨5点左右，张某叫上秦某、蔡某、刘泽碾及其老乡共5人自带剪刀，从萧山开车来到施国万的虾塘，施国万给他们指了一下大棚的位置，5人就开始在虾塘上面拆大棚尼龙膜，施国万在旁边的虾塘喂食。5点多时，刘泽碾第一次掉入虾塘，后自己游到岸边，脱了湿衣服后又上去剪薄膜。6点左右，刘泽碾第二次掉入虾塘，后被打捞上岸，经过120急救，人已确认死亡。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原因为院前死亡。 同时查明：刘泽碾出生于1972年4月21日，与杨某2未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刘泽碾和杨某2于2010年8月7日非婚生二子取名刘某1、刘某2，于2014年2月19日非婚生一女取名杨某1，刘泽碾父亲刘洪才于1999年9月15日病故，母亲易珍英于2010年7月22日病故。刘泽碾虽系农业家庭户，但事故发生前其长期务工，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 另查明：张某、秦某、蔡某均陈述他们与刘泽碾及其老乡五人共同为施国万虾塘进行拆膜，工钱平摊。原告和被告施国万、傅志江、陈勇均认可刘泽碾是雇员。因刘泽碾死亡而造成三原告的损失有：遗体存放费5680元、丧葬费35761.5元、死亡赔偿金997980元（49899元×2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刘某1128104元（32026元×8年÷2）、刘某2128104元（32026元×8年÷2）、杨某1192156元（32026元×12年÷2）、亲属处理事故及丧事误工费2000元、交通费（住宿费）20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1491785.50元，另有精神抚慰金20000元。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之间建立法律关系需要各方当事人本人自愿并达成共同意思表示，他人直接替代建立法律关系需要符合法律规定。施国万为证明虾塘尼龙膜由陈勇雇人拆除并支付报酬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俞某、徐某、许某的证人证言，并申请俞某到庭作证。俞某陈述陈勇雇佣工人给我们拆膜，拆好后尼龙膜送给他，他去卖钱，工人工钱和我们无关；徐某、许某并未到庭作证，不符合证人需出庭作证的规定。陈勇为证明刘泽碾工钱应由施国万所付的事实，向本院申请共同参与案涉虾塘拆膜工作的张某、秦某、蔡某等到庭作证。张某陈述拆膜工钱是虾塘老板支付给我，我再支付给工人，此次拆膜工钱陈勇跟我说是60元一亩，施国万没有跟我谈过工钱；秦某开始时陈述地老板即虾塘老板付工钱，张某从虾塘老板那儿拿到工钱后付给我们，后又陈述别人打电话来，我们一起去干活，打电话给我们的人付钱，最后又陈述此次拆膜的工钱是谁支付不知道，前后陈述不一;蔡某陈述张某从哪里接的活、钱从哪里来都不知道。但张某同时陈述和陈勇已认识十年左右，之前陈勇介绍的活，拆下的膜都是卖给他的，说明陈勇与张某之间存在生意往来。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述证人均没有直接参加陈勇、施国万与张某、刘泽碾等设立法律关系的证据。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证人张某的证言、证人俞某的证言尚不能直接证明案涉拆膜工人工钱应由施国万或者陈勇支付的事实。然根据施国万、陈勇在庭审中的陈述及张某、秦某的证言，已知陈勇是与施国万就拆膜事宜进行商谈，并达成口头拆膜合意，张某系陈勇联系为施国万虾塘进行拆膜，双方谈好工钱为60元一亩，刘泽碾、秦某、蔡某等系张某叫到案涉虾塘，工钱平摊，拆膜前后张某和包括刘泽碾在内的其他工人均未与施国万就拆膜事宜进行过洽谈。基于上述事实，且案涉虾塘面积不大，仅十几亩，认定陈勇叫张某来为施国万虾塘拆膜，工钱为60元一亩，由陈勇支付工钱给张某，拆下的膜归陈勇所有比较符合本案的实际，施国万与陈勇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陈勇与施国万商谈虾塘拆膜事宜后，即联系张某为施国万虾塘大棚拆膜，约定工钱为60元一亩，张某即联系刘泽碾等人共同为施国万虾塘进行拆膜，工钱平摊，故张某、刘泽碾等五人系共同的接活一方。基于张某、刘泽碾等所从事的拆膜工作是受陈勇安排，在陈勇指定的工作场所即施国万虾塘从事体力劳动，此类劳动并不需要特别的设备或者专业的技术，也不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最终目的，仅以60元一亩计酬，且原告和被告施国万、傅志江、陈勇均认可刘泽碾是雇员等事实，可以认定张某、刘泽碾等共同受陈勇雇佣，双方之间已形成雇佣关系，而刘泽碾又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故陈勇需承担的责任份额应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评定。从利益关系角度看，陈勇作为雇主，应当对雇员张某、刘泽碾等五人负有安全管理职责，其将并非位于地面的拆膜工作交由张某、刘泽碾等工人完成，理应考虑到拆膜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的可能，然陈勇在刘泽碾从事雇佣工作过程中，未尽到对其的安全保障义务，故而应对刘泽碾在雇佣活动过程中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泽碾系成年人，且所做拆膜工作的难度和技术要求并不高，在第一次掉入虾塘自行爬上岸后，不久再次掉入虾塘，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显然其自身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由陈勇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应赔付三原告损失596714.20元（1491785.50元×40%），其余损失应由刘泽碾自行承担。另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元，根据各方过错程度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生活水平，本院酌定陈勇应赔偿三原告精神抚慰金20000元。 综上所述，三原告要求陈勇赔偿因刘泽碾死亡而造成损失中的合理部分，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陈勇赔偿不合理部分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认为施国万将尼龙膜拆除工作发包给陈勇，系发包人，傅志江未经农场服务中心允许擅自将虾塘转包给施国万，未履行安全生产的职责，农场服务中心作为虾塘所有人和管理人，未尽到管理义务，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本案中，刘泽碾系张某叫到案涉虾塘进行拆膜，张某及刘泽碾等并未与施国万、傅志江、农场服务中心有过洽谈，也不受上述当事人指挥、管理，故刘泽碾与施国万、傅志江、农场服务中心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劳务关系，且刘泽碾的死亡事故未被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认定为安全生产事故，据此，施国万、傅志江、农场服务中心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而对原告要求施国万、傅志江、农场服务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施国万、傅志江、陈勇同时辩称，刘泽碾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诚然，刘泽碾系农业家庭户，但事故发生前其长期务工，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故应按城标计算相应的死亡赔偿金；施国万、陈勇同时辩称亲属处理事故及丧事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金额过高，结合本案具体情况，酌定亲属处理事故及丧事误工费为2000元，亲属处理事故及丧事交通费、住宿费为2000元。陈勇辩称其仅是施国万与张某的介绍人、刘泽碾的雇主是施国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农场服务中心经本院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陈勇应赔偿给原告刘某1、刘某2、刘怡各项损失（含精神抚慰金20000元）计人民币616714.2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 驳回原告刘某1、刘某2、刘怡要求被告施国万、傅志江、绍兴市上虞区海涂农场服务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驳回原告刘某1、刘某2、刘怡其余部分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91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原告刘某1、刘某2、刘怡负担9369元，被告陈勇负担115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剑英 人民陪审员  陈校龙 人民陪审员  叶金标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法官 助理  郭银钧 书 记 员  潘瑜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