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和********房屋。负责人：车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扬，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思雨，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糖酒批发交易市场鑫达经销部，经营场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糖酒批发交易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210203MAOX3F7Q1W。经营者：赵晓军，男，1960年7月12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初丹，辽宁庆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东莞证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糖酒批发交易市场鑫达经销部（以下简称“鑫达经销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3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东莞证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东莞证券给付鑫达经销部货款30395元；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鑫达经销部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东莞证券与鑫达经销部之间并未订立过买卖合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案涉《采购合同》加盖的并非东莞证券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而系非合同专用章。合同内容并非购买红酒月饼等食品，而系设备采购安装。根据鑫达经销部所述，鑫达经销部一直与案外人于雷进行对接，于雷现已因合同诈骗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故根据各种交易表象来看，《采购合同》的订立应为于雷的个人行为，与东莞证券无关。二、一审法院对于鑫达经销部主张的供货数额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认定鑫达经销部共向东莞证券供货151036元，但是根据判决第四页第三段所列明细，货款明细相加为148396元，并非151036元。同时，2396元无任何签收记录，但仍将其作为计算应付货款的依据，一审法院事实查明不清。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足。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义务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进行举证证明。一审法院的大部分事实均是仅凭证人证言进行的认定，且鑫达经销部提供的证人证言与实际情况还存在极大出入。证人刘某已经于2016年年末离职并办理了相关离职手续，但一审法院仅凭其自述便认定其工作到2017年。刘某出具的证明中，自述其东莞证券处工作至2017年12月，2017年的工资全部由孙某向其发放，但其仅提供了两笔微信转账记录，且转账记录无任何规律性，亦无用途备注。在东莞证券否认转款用途为工资转账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还将孙某的两笔微信转账认定为工资转账无任何事实依据。刘某仅至鑫达经销部处领取过一次货物，货物价值六万余元，在刘某领取货物时已经离职的情况下，对于表见代理行为的判定，鑫达经销部应当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刘某系有权代表东莞证券领取货物。但是鑫达经销部未提供东莞证券出具给刘某的授权，此前也并未见过刘某，一审法院将刘某领取货物的行为认定为是东莞证券的行为不合理。对于车费，鑫达经销部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邱焕成的证言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且无其它任何书面证据予以佐证的，予以全部采信，属于事实认定不当。东莞证券仅收到30395元的货物，故东莞证券仅认可就该部分货物与鑫达经销部之间成立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对于其他货物，东莞证券从未收到，对于是否存在真实的送货行为，东莞证券无从考证。综上，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鑫达经销部辩称，一、东莞证券与鑫达经销部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和欠付货款金额的事实已经刑事判决书确认。（2018）辽0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书根据被告人于雷供述、鑫达经销部的负责人赵晓军陈述以及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等，最终核实尚欠鑫达经销部货款117521元。二、东莞证券一审中自认收到鑫达经销部的汤圆、月饼、香烟，对于工作人员提货后不签字，最后以鑫达经销部自行记录的清单汇总结算，已成为双方的日常购买货物的交易方式和习惯。东莞证券认可2017年邱焕成代表公司提取汤圆的货款为2700元的事实，而这2700元和2017年1月23日于雷提取的面、豆浆、黑芝麻等货款为2396元都包含在2017年5月13日之前的鑫达经销部计算的总货款151256之中，扣除2016年多付6030元，实际欠付45266元。扣除干果220元，法院认定欠付货款151036元。东莞证券计算的148396元未包括2017年3月11日4条软中华2640元。东莞证券认可孙某先提取月饼、玉溪烟未签字，以鑫达经销部购货清单记录为准的交易方式和习惯，对于上述2396元虽未经签字，一审法院以双方已形成的交易习惯以鑫达经销部的购货清单认定欠款金额，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东莞证券的营运总监孙某、司机邱焕成、刘某等人的证人证言已证实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均系取货后由公司使用，支付货款也都是于雷代表公司支付货款，东莞证券不应仅认可总监孙某的提取汤圆、月饼、香烟的不签字的行为，而否认其他同样购货的交易方式产生欠付货款的事实。一审判决在刑事判决认定的基础上对干果220元未进行认定，根据证人证言重新认定红酒车费300元和月饼快递费156元。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充分。根据刑事判决书，于雷曾向刘某支付过45900元作为工作补助，于2015年7月28日至2017年10月30日分9笔，共汇给刘某45915元，充分说明刘某2017年10月仍在东莞证券处工作的事实。刑事判决书也表明证人孙某系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担任营运总监，其在2017年向刘某支付工资，充分说明2017年刘某为东莞证券的员工。鑫达经销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东莞证券支付鑫达经销部货款117977元人民币，从2018年10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欠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总计12497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31日，鑫达经销部（供货方）与东莞证券（采购方）签订《采购合同》，双方约定，本合同签订后，供货方负责按照约定时间将货物送至采购方公司，由采购方专人负责签收。采购方采用月结款方式，在每个自然月的最后一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内一次性结清当月所欠货款。采购方如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给供货方造成损失，供货方有权追索。采购方逾期付款，采购方每日偿付供货方欠款总额百分之五的滞纳金。双方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东莞证券原负责人于雷与鑫达经销部经营者赵晓军在合同上签字，加盖印章。于雷涉嫌合同诈骗罪，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8）辽0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该案查明事实中，于雷供述曾以东莞证券的名义与赵晓军的鑫达经销部签过一份采购合同，支付给赵晓军货款56万元左右，尚欠11万元货款未给。被害人赵晓军陈述东莞证券尚欠鑫达经销部货款11.7521万元。于雷不服该判决，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辽刑终323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鑫达经销部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英录制了与东莞证券工作人员孙某、负责人车涛的录音，孙某确认东莞证券向鑫达经销部购买月饼及邱焕成为东莞证券司机的事实，车涛表示会核实东莞证券购买月饼的事实。东莞证券最终确认曾于2017年2月7日向鑫达经销部购买汤圆150个，货款总计2700元，2017年10月17日向鑫达经销部购买月饼225盒，货款总计26775元，2017年11月24日向鑫达经销部购买软玉溪烟4条，货款总计920元，上述货款总计为30395元。2017年1月17日，邱焕成代于雷签收软中华烟35条、硬中华烟4条，共计24780元，邱焕成在收条上签字。2017年1月23日，鑫达经销部制作明细表，记载于雷领取面、豆浆、黑芝麻、小枣、饮料、干果等物品共计2396元，该明细表无签字。2017年2月7日，邱焕成领取汤圆150袋，共计2700元，邱焕成在收条上签字。2017年2月27日，刘某在鑫达经销部领取软中华烟55条、硬中华烟66条，共计64020元，刘某在欠条上签字。2017年4月25日，邱焕成代于雷向鑫达经销部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软中华烟50条、硬中华烟50条，共计54500元，上述货款合计151036元。鑫达经销部主张扣除2016年多付的6030元、2017年5月13日于雷支付的货款100000元，剩余货款为45006元。2017年5月13日赵晓军、于雷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的赵晓军向于雷告知的货款数额为45226元。其中2017年2月15日的收条为干果220元，该收条落款处为“妈妈”，非于雷或东莞证券工作人员签收。邱焕成到庭作证，确认向鑫达经销部出具收条，另外领取了200盒红酒，用鑫达经销部开具的购物卡领取，没有打收条。该200盒红酒是由鑫达经销部雇车送至东莞证券处。另查，刘某于2016年12月30日与东莞证券解除劳动合同。刘某陈述，劳动合同解除后，其仍继续在东莞证券处工作，工资由于雷发放。刘某的微信记录显示孙某于2017年1月18日向刘某转账3100元，于2017年3月22日向刘某转账6020元。证人邱焕成作证证实邱焕成于2018年2月离职前，刘某一直在东莞证券处工作。刘某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一份，内容如下：“本人刘某于2015年入职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白山路证券营业部，2016年12月份由于未完成总部规定的业绩，公司让我办理了离职手续，但在总经理于雷的要求下，我一直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白山路证券营业部工作至2017年12月，工资和职务均未发生变化。在此期间我担任单位的理财经理一职，从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我的工资是由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白山路证券营业部的副总孙某直接向我发放的。2017年2月27日，单位的负责人于雷在我工作期间让我到的大连糖酒批发交易市场鑫达经销部拿了55条软中华烟和66条硬中华香烟。我将上述香烟取回后，交给于雷本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鑫达经销部主张与东莞证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东莞证券存在欠付货款的事实，对此，鑫达经销部负有举证责任。依据鑫达经销部提供的《采购合同》，东莞证券与鑫达经销部就订购货物达成过协议，该协议签订于于雷担任东莞证券负责人期间，虽然于雷涉嫌刑事犯罪，但对该合同上印章的真实性东莞证券未予否认，故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该合同中未明确东莞证券向鑫达经销部订购货物的种类、数量、价格，对此鑫达经销部应进一步举证。鑫达经销部陈述向东莞证券供应货物时对方签字的供货小票已经交给了东莞证券，对此东莞证券予以否认，东莞证券仅自认收到鑫达经销部汤圆、月饼、香烟货物总计30395元，对东莞证券自认部分的货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其他货款，2017年2月15日的220元干果，无收货人签字，无法证明是东莞证券收货，故该笔货款不应由东莞证券承担。对于刘某2017年2月27日领取的货物，刘某虽然于2016年12月31日与东莞证券解除了劳动关系，但鑫达经销部对此并不知晓。就鑫达经销部提供的刘某2017年1月后仍在东莞证券工作的证据，虽然刘某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庭作证，结合邱焕成的证人证言、孙某向刘某转账记录，刘某于2016年12月31日后仍在东莞证券工作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刘某领取香烟可视为代东莞证券收货，货款应由东莞证券支付。依据邱焕成、刘某的证人证言、鑫达经销部录制的与邱焕成的通话录音、邱焕成出具的收条及于雷与赵晓军的微信记录，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综合上述意见，东莞证券欠付货款的金额为117301元，其中截止2017年5月13日，东莞证券欠付货款45006元；邱焕成从鑫达经销部领取4条软中华香烟、200盒红酒共44600元；东莞证券2017年在鑫达经销部处购买月饼26775元；孙某购买4条软中华香烟920元，合计117301元。另外，鑫达经销部主张运送200盒红酒的车费300元，邱焕成的证人证言中对此节事实进行了确认，鑫达经销部的主张成立。鑫达经销部主张的月饼邮寄费156元，结合鑫达经销部与孙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孙某的确委托鑫达经销部邮寄月饼，由此产生的邮寄费用应由东莞证券承担，故上述费用合计117757元。关于鑫达经销部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双方就付款期限未做明确约定，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也未明确约定，但是东莞证券迟延付款确会给鑫达经销部造成利息上的损失，依据《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率的基本标准应相应予以调整。东莞证券应自鑫达经销部第一次起诉时起即2019年2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糖酒批发交易市场鑫达经销部货款117757元，并2019年2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大连糖酒批发交易市场鑫达经销部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0元（原告均已预交），由被告负担，给付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7年3月11日，邱焕成代于雷向鑫达经销部出具收条，金额为2720元。鑫达经销部按照2640元计算该笔货款。一审中，邱焕成到庭作证，对于2017年9月21日的4条软中华，邱焕成回复：“日子记不清楚了，好像有4条软中华，2000多元，拿着就走了，没有签字，当时说，补签就行。”鑫达经销部按照每条650元计算该4条软中华为2600元，按照每盒210元计算200盒红酒为42000元。本院认为，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于雷在担任东莞证券负责人期间，携东莞证券印章与鑫达经销部签订案涉《采购合同》的行为应视为其履行东莞证券的职务行为，该合同对东莞证券具有约束力。虽该合同加盖的并非东莞证券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但不影响其成立及有效。而且，已生效的（2018）辽0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并未确认于雷签订前述合同等事宜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该合同、并进而认定鑫达经销部与东莞证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东莞证券主张于雷签订合同属于个人行为、与鑫达经销部未订立过买卖合同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鑫达经销部供货数额。鑫达经销部对一审判决并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对于一审判决确认数额的认可。除了东莞证券认可的30395元，一审判决确认的供货还包括：2017年1月17日邱焕成领取货物24780元、2017年1月23日的2396元、2017年2月27日刘某领取货物64020元、2017年3月11日邱焕成领取货物2720元（按照2640元计算）、2017年4月25日邱焕成领取货物54500元、2017年9月21日邱焕成领取4条软中华2600元、邱焕成领取200盒红酒42000元及对应车费300元、月饼邮寄费156元。对于邱焕成领取的货物，由于邱焕成当时系东莞证券的司机，而且，东莞证券也认可收到邱焕成于2017年2月7日领取的2700元汤圆，因此，邱焕成领取前述货物的行为应视为履行东莞证券的职务行为，该部分供货应予确认。对于刘某领取的货物，虽刘某与东莞证券已经于2016年12月30日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但在2017年2月27日领取货款前后仍然自东莞证券工作人员孙某处接受转账、三个月每月折合3000元左右；加之邱焕成的证言，结合于雷在刑事案件中对于欠付货款数额的供述，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供货于法有据。对于2396元，虽并无收条、供货单等佐证，但结合前述货款亦存在未签收的实际以及于雷在微信中对赵晓军所述欠付货款额并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确认该笔供货并无不当。对于车费和邮寄费，一审法院结合东莞证券员工邱焕成证人证言以及孙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确认该部分款项亦无不妥。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最终确认东莞证券欠付鑫达经销部117757元计算准确，本院予以认定。现东莞证券未及时支付欠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东莞证券支付鑫达经销部117757元以及对应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东莞证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5元（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已预交），由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毕春燕审判员  王慧莹审判员  王 迪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葛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