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民终44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燃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汪亦奇，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邹志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江炜，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负责人张毅，行长。委托代理人殷晓明。委托代理人王厉萍，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员工。原审被告上海贤达燃料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亚谷。原审被告上海高炼润滑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茅楚权。原审被告徐亚谷，汉族，XX年XX月XX日出生。原审被告黄健珍，汉族，XX年XX月XX日出生。原审被告上海油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程远。上诉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原审被告上海贤达燃料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达公司）、上海高炼润滑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炼公司）、徐亚谷、黄健珍、上海油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油汇公司）保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六（商）初字第15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1年9月30日，工行与高炼公司签订了1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高炼公司为贤达公司自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9月29日期间在人民币3,000万元（以下币种同）最高余额内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2年11月9日，工行与徐亚谷、黄健珍签订了1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徐亚谷、黄健珍为贤达公司自2012年11月9日至2017年5月8日（原审笔误，应为11月8日）期间在3,000万元最高余额内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2年11月9日，工行与油汇公司签订了1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油汇公司为贤达公司自2012年11月9日至2017年11月8日期间在3,000万元最高余额内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3年10月18日，工行与贤达公司签订了1份《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和1份《应收账款转让清单》。双方约定：贤达公司将其与燃料公司于2013年9月30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28-F04-B024-130930-002803X，合同约定的货品为燃料油，数量为6000吨，单价为每吨5,020元，总金额为30,120,000元，燃料公司在见到贤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的180天内现汇支付）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工行，发票编号为14893357-14893382,计26张，发票总金额30,001,226.80元，开票日期为2013年10月15日。工行给予贤达公司2,500万元保理融资，实际融资发放日以借据记载为准，保理融资到期日为2014年7月10日，保理融资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按年利率6%执行），利息按月计收（按日计息，按月结息），工行有权自保理逾期之日起在原融资利率基础上加收40%的利率计收罚息，并对未按期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合同附加盖有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签署日期为2013年10月的《应收账款确认函》（即下文《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列检材四）。确认函所载明的发票及总金额与保理合同所列一致，同时确认上述应收款尚未支付。确认函还明确记载：“无论将来我公司是否与贤达发生贸易纠纷，无论发生何种情况我公司在银行对贤达享有的债权获得实现之前均自愿放弃对高炼（原审笔误，应为贤达）行使此账款的债权债务抵销权。我公司确认：上述应收账款采用电汇支付，以下（账号为XXXXXXXXXXXXXXX4260的工商银行账户）为贤达上述应收账款的唯一合法帐户，且未获得银行同意前不变更上述收款帐户。”2013年10月18日，工行向贤达公司发放2,500万元保理融资款。同日，工行与贤达公司以联合署名方式，向燃料公司送达《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燃料公司也于同日出具加盖有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和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私章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即下文《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列检材五）。2014年7月8日，工行派员至燃料公司送达《应收账款付款提示书》。燃料公司在提示书所附回执（即下文《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列检材六）上加盖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的印章，确认合同编号028-F04-B024-130930-002803X购销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目前余额为30,001,226.80元，将于2014年8月25日前将货款划入应收账款专户。燃料公司接待人员为财务副总经理章某。燃料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向贤达公司应收账款专户支付30,121,706.80元。2014年7月9日，贤达公司向工行出具情况说明，称：其与燃料公司签订的028-F04-B024-130930-002803X购销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30,001,226.80元质押给工行后贷款2,500万元，账款到期日为2014年4月12日，贷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10日，现由于燃料公司延迟付款，导致贷款可能逾期。2014年11月26日，本案一审立案。工行的诉请：一、燃料公司向工行支付应付账款30,001,226.80元；二、贤达公司对其转让给工行的应收账款承担回购责任，回购金额为融资本金24,799,550.28元，利息及逾期利息179,500.61元（利息暂计至2014年9月21日），自2014年9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约定方式计付）；三、高炼公司、徐亚谷、黄健珍、油汇公司对贤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全部被告共同承担。本案2015年1月19日第一次庭审中，工行称，其与贤达公司除本案买卖合同的保理业务外，还另有五笔保理业务，所涉及的买卖合同双方均为贤达公司和燃料公司，故燃料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支付的款项系履行之前合同款项。燃料公司则称，本案买卖合同款项已于2013年10月15日支付，与高炼公司（原审笔误，应为贤达公司）的货款已全部结清；对《应收账款确认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应收账款付款提示书》回执上燃料公司合同章、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申请鉴定。一审庭审中，法院限期要求工行提供其所称的其余保理合同的证据，限期要求燃料公司提供其与高炼公司（原审笔误，应为贤达公司）之间全部交易的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庭审后，工行提交了六份合同：1、编号为SRL8.22-01-05燃重采-005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8月22日，保理融资发放日为2011年9月30日，融资金额为10,100,000元，保理融资到期日为2012年3月8日。对应的应收账款的发票编号为19805661-19805669、1980671,计10张，发票总金额11,270,641.07元，开票日期为2012年9月9日，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2年10月13日。附加盖有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签署日期为2011年9月的《应收账款确认函》（即下文《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列样本1-1），确认函所载明的发票及总金额与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所列一致，同时确认上述应收款尚未支付。2、编号为SRL11.26-01-05燃重采-003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11月26日；编号为SRL11.29-01-05燃重采-004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11月29日，两份合同对应的保理融资发放日为2011年12月15日，融资金额为2,500万元，保理融资到期日为2012年5月30日。对应的应收账款的发票编号为19805684-19805691、19805543-19805559,计25张，发票总金额27,820,260元，开票日期为2011年11月2日，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2年3月1日。附加盖有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应收账款确认函》（即下文《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列样本1-2），确认函所载明的发票及金额与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所列一致，同时确认上述应收款尚未支付。3、编号为SRJL7.2.2-01-01燃重合20120525-001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5月25日，保理融资发放日为2012年5月31日，融资金额为2,500万元，保理融资到期日为2012年11月13日。对应的应收账款的发票编号为30624246-30624269,计24张，发票总金额27,984,000元，开票日期为2012年5月28日，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2年10月24日。附加盖有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签署日期为2012年5月的《应收账款确认函》（即下文《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列样本1-5），确认函所载明的发票及总金额与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所列一致，同时确认上述应收款尚未支付。4、编号为SRJL7.2.2-01-01燃重合20121025-001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10月25日，保理融资发放日为2012年11月12日，融资金额为25,000,000元，保理融资到期日为2013年5月3日。对应的应收账款的发票编号为07498426-07498449,计24张，发票总金额27,956,160元，开票日期为2012年11月6日，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3年4月4日。附加盖有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签署日期为2011年9月的《应收账款确认函》（即下文《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列样本1-6），确认函所载明的发票及总金额与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所列一致，同时确认上述应收款尚未支付。5、编号为SRJL7.2.2-01-01燃重合20130415-002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4月15日，保理融资发放日为2013年4月27日，融资金额为25,000,000元，保理融资到期日为2013年9月19日。对应的应收账款的发票编号为09214919-09214944,计26张，发票总金额29,501,260元，开票日期为2013年4月23日，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3年9月19日。附加盖有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签署日期为2013年4月的《应收账款确认函》（即下文《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列样本1-7），确认函所载明的发票及总金额与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所列一致，同时确认上述应收款尚未支付。以上合同均系复印件。燃料公司未提交证据。根据燃料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对本案所涉《应收账款确认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应收账款付款提示书》回执上燃料公司合同章、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的真实性予以鉴定，由工行提供的与前六份合同相对应的加盖有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五份《应收账款确认函》分别作为样本1-1、1-2、1-4至7（原审笔误，应是1-5至7，样本1-3、1-4、1-8为同案鉴定的工行另案诉讼中同样加盖有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应收账款确认函》），法院携同鉴定部门至燃料公司开户银行调取留有“上海燃料有限公司账务专用章（1）”及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私章的预留印鉴卡作为样本2,燃料公司提供了三份与他人签订的盖有“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文的合同分别作为样本3至5（其中样本5上合同印文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H”），另提供留有“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上海燃料有限公司账务专用章（1）”及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私章的“关于鉴定所需的印鉴样本”作为样本6。2015年6月9日,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检材四、五上的“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文与样本1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与样本3、4、6上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检材五上的“陈某某”印文与样本2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与样本5、6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检材六上的“上海燃料有限公司账务专用章（1）”印文与样本2、6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015年7月2日第二次庭审中，工行对鉴定结论无异议，并认为燃料公司提供的合同专用章样本显示，燃料公司同时使用的编号为“1”的合同专用章不止一枚，故检材上合同章虽与燃料公司提供的样本不一致，也不能否定涉案合同上印章的真实性。燃料公司则称，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账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是其财务部副经理章某（燃料公司在庭审中自述该员系专门负责与银行对接的工作人员）在事后私自加盖，燃料公司完全不知情，侵害了燃料公司的利益，此行为涉及刑事犯罪，申请对印章的形成时间予以鉴定；并称工行提供的《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28-F04-B024-130930-002803X）所约定的付款时间与自己所保存的合同不一致，工行提供的合同约定为180天，而其为10天，要求工行提供合同原件；对工行提供的其余六份合同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要求工行提供合同原件。燃料公司同时提供了该合同复印件（并称有该合同原件，当庭未带）及相应27张增值税发票（其提供的发票26张与工行提供一致，增加了一张编号为14893383、金额为120,480元的发票）。一审庭审中，法院鉴于燃料公司与贤达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与本案需查明事实存在关联，故再次限期要求燃料公司提交其与贤达公司之间全部交易的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同时告知燃料公司其申请鉴定印章形成时间与本案实体不构成关联性，如其认为构成刑事犯罪，可直接向相关部门报案。燃料公司在庭后，提供了其所称与贤达公司全部十份买卖合同及相应发票和付款情况：1、编号为SRJL7.2.2-01-01燃重采201109001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8月29日，燃料公司付款12,414,788.57元至贤达公司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对应的11张发票中，有10张与工行提供的2011年8月22日签订编号为SRL8.22-01-05燃重采-005的《油品采购合同》对应的发票相同，多了一张编号为19805670、金额为1,144,147.50元的发票。2、编号为SRJL7.2.2-01-01燃重采201109009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9月14日。燃料公司付款1,838,701.18元至贤达公司名下的建设银行的账户。3、编号为SRJL7.2.2-01-01燃重采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5月22日。燃料公司支付42,376,644.80元至贤达公司名下尾号为4136的工商银行的账户、支付26,000,000元至贤达公司名下的工商银行应收账款专户。对应的26张发票中，有24张发票与工行提供的2012年5月25日签订的编号为SRJL7.2.2-01-01燃重合20120525-001的《油品采购合同》对应的24张发票相同），另有编号为30624270、金额为1,166,000元的发票一张，有编号为30624271、金额为1,087,644.80元的发票一张。4、编号为SRJL7.2.2-01-01燃重采201206008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6月5日。燃料公司付款18,165,371元至贤达公司名下尾号为4136的工商银行的账户。5、编号为SRJL7.4-01-05燃重采201211004的《油品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11月5日。燃料公司付款28,483,250.10元至贤达公司名下的工商银行应收账款专户。对应的25张发票中，有24张与工行提供的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编号为SRJL7.2.2-01-01燃重合20121025-001的《油品采购合同》对应的24张发票相同，另有编号为07498450、金额为527,090.10元的发票一张。6、编号为燃重采201304005的《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4月15日。燃料公司付款9,036,331.50元、21,000,000元至贤达公司名下的工商银行应收账款专户。对应的26张发票与工行提供的2013年4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SRJL7.2.2-01-01燃重合20130415-002的《油品采购合同》对应的26张发票相同。7、编号为028-F04-B024-130930-002803X燃重采W201310001的《买卖合同》，签订于2013年9月30日，即为涉案争议合同。燃料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向贤达公司名下工商银行保理专户支付30,121,706.80元。相应27张增值税发票，26张与工行提供的涉案合同中对应发票一致，增加了一张编号为14893383、金额为120,480元的发票。8、编号为803XB025-024燃重采W2014030的《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3月18日。9、编号为803XB047-046燃重采W201404006的《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10、编号为803XB078-077燃重采W201406001的《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6月20日。2015年8月19日第三次庭审中，工行对燃料公司提供的发票及付款记录均无异议，同时称因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故只持有贤达公司提供的合同复印件，要求燃料公司提交与贤达公司所有合同的原件，对燃料公司提供的合同复印件不予认可。对此，燃料公司称因为这些合同均已履行完毕，故未保留原件；并称因本案中，工行提供的多份证据上加盖了伪造的燃料公司的印章，工行工作人员具有重大犯罪嫌疑，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或伪造公司印章罪，故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就此申请，一审法院告知其如认为权益受侵害可自行报案。一审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燃料公司知道贤达公司与工行之间的保理合同关系，知道贤达公司已将涉案买卖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工行，并承诺向工行履行付款义务，故燃料公司应当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贤达公司应依约履行回购义务，高炼公司、徐亚谷、黄健珍和油汇公司应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判决：一、燃料公司应支付工行货款30,001,226.80元；二、若燃料公司未足额履行上述第一项判决义务，贤达公司应偿还工行相应的保理融资贷款（具体数额为融资本金24,799,550.28元扣除燃料公司已经实际归还的金额）、截至2014年9月21日的利息179,500.61元，自2014年9月22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的逾期利息（以融资本金24,799,550.28元扣除燃料公司已经实际归还的金额为基数，利率按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约定方式计算）；三、高炼公司、徐亚谷、黄健珍和油汇公司在最高债权限额3,000万元范围内对贤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贤达公司追偿。一审案件受理费由所有被告共同负担。一审判决后，燃料公司不服，上诉称：工行在一审中提交的《应收账款确认函》等材料中燃料公司的合同章是伪造的，这些材料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贤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了满足银行贷款的需要，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合同，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工行在本案中诉请的货款，燃料公司已于2013年10月22日足额支付。不仅本案争议货款已经支付完毕，燃料公司对其与贤达公司之间的其它货款也已全部结清。本案的实质是工行与贤达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燃料公司对超出借款本息的金额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撤销原判主文第一项，改判驳回工行针对燃料公司的一审诉请。被上诉人辩称：原判正确，请求维持。其他当事人未提出意见。各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有新的举证。本院经审理查明，除上文已括注说明的内容外，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应当围绕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因此，二审的审理范围（争议焦点）仅限于燃料公司应否支付货款。第一，一审中，工行提交了《应收账款确认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应收账款付款提示书》及回执，这些材料直接证明了贤达公司已将其对燃料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工行，燃料公司知悉债权转让并承诺付款。燃料公司质疑上述材料中印章的真实性，但鉴定结论并不能支持其主张，尤其是《应收账款付款提示书》回执上加盖的财务专用章与燃料公司在开户银行预留的印鉴完全一致。因此，一审根据上述材料认定燃料公司在本案中的应付货款金额，并无不妥。至于燃料公司认为相关人员涉嫌犯罪，法庭一再释明，可自行报案。第二，上述《应收账款付款提示书》载明，燃料公司承诺于2014年8月25前还款。工行在一审提交的访客人员流转单证明燃料公司作出承诺的时间是2014年7月8日。如果确如燃料公司所言，争议款项早在2013年10月22日已付清，为何又作出如上承诺，故对燃料公司提出已结清货款的主张不予采信。第三，本案是保理合同纠纷，有别于一般的借款纠纷。贤达公司已将其对燃料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工行，工行当然可以按债权金额主张权利，而不限于贷款本息。综上，燃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可以维持。但一审收取案件受理费有误（一审以诉请2的金额作为计算基数，应以诉请1的金额作为计算基数），且文书未表述财产保全费，二审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0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审被告上海贤达燃料油有限公司、上海高炼润滑油有限公司、徐亚谷、黄健珍、上海油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上诉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6元，由上诉人上海燃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聪代理审判员  范德鸿审 判 员  贾沁鸥二〇一六年七月六日书 记 员  黄海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