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运中民终字第20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侯家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津市。法定代表人：杜建军，村委会代主任。委托代理人：李为民，山西明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有民，男，196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津市。委托代理人：任国军，山西祝融万权（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亮，男，197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万荣县居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法定代表人：武俊峰，董事长。上诉人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侯家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侯家庄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杜有民、张国亮、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化建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津市人民法院（2015）河民初字第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侯家庄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杜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为民，被上诉人杜有民及其委托代理人任国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国亮、通化建筑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1年至2008年被告侯家庄村委会与被告通化建筑公司签订了十份工程承包建设合同，约定由通化建筑公司包工包料垫资承包侯家庄村新区住宅工程。合同签订后，被告通化建筑公司委派山西省通化建筑安装总公司二处一队具体施工，负责人为被告张国亮。2002年1月23日经被告侯家庄村委会担保，山西省通化建筑安装总公司二处一队向原告杜有民借款6万元，并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据，借据载明“借贷凭据，通化建安总公司贰处壹队给侯家庄村建居民住宅楼，因资金周转不足，特借贷杜有民同志人民币陆万整，月息按壹分贰计算。（还本付息一次性付清）。借贷单位：山西省通化建筑安装总公司二处一队，借贷负责人：张星堂，担保单位：侯家庄村委会，担保单位负责人：杜用康。2002年元月23日”。2002年7月23日经被告侯家庄村委会担保，山西省通化建筑安装总公司二处一队向原告杜有民借款10万元，并出具借据一份，借据载明“借贷凭据，通化建安总公司贰处壹队给侯家庄村建居民住宅楼，因资金周转不足，特借贷杜有民同志人民币拾万元整，月息按壹分计算。（还本付息一次性付清）。借贷单位：山西省通化建筑安装总公司二处一队，借贷负责人：张星堂、张国亮，担保单位：侯家庄村委会，担保单位负责人：杜用康。2002年7月23日”。2002年10月13日，经被告侯家庄村委会担保，山西省通化建筑安装总公司二处一队向原告杜有民借款31万元，并出具借据一份，借据载明“借贷凭据，通化建安总公司贰处壹队给侯家庄村建居民住宅楼，因资金周转不足，特借贷杜有民同志人民币叁拾壹万元整，月息按捌厘计算。（还本付息一次性付清）。借贷单位：山西省通化建筑安装总公司二处一队，借贷负责人：张国亮，担保单位：侯家庄村委会。2002年10月23日”。上述借据上均有山西省通化建筑安装总公司二处一队财务专用章的印鉴及被告侯家庄村委会的印鉴。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侯家庄村委会之间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2、原告所主张的借款是否已得到清偿；3、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原告与被告侯家庄村委会之间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原告称：担保合同是自愿签订的，合法有效。被告侯家庄村民委员会辩称：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没有独立的财产，不具有清偿能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公民，可以作为保证人”，所以侯家庄村委会不能作为保证人，原、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担保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具有代为清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公民，可以作为保证人”的规定，是关于保证人资格的肯定性条款，在性质上属于许可性或指导性规定，并不属于强制性规定，即该条只是认定“具有代为清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公民”能够作为保证人，并未规定除此之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公民或其他机构不能作为保证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等关于保证人资格的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条款，只是禁止国家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没有法人书面授权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企业职能机构作为保证人，并没有明确禁止村民委员会作为保证人。根据民事领域“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这一一般性原则，村民委员会可以作为保证人，故被告侯家庄村委会作为担保人，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该担保合同是为被告侯家庄村居民住宅楼融资垫资款事宜提供担保，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担保合同有效。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借款是否已得到清偿。原告主张借款未得到清偿，并提供了2002年1月23日借据一份、2002年7月23日借据一份及2002年10月13日借据一份用以证明其主张的借款未得到清偿。被告侯家庄村委会辩称：原告所提供的三份借据属实，但该三份借款已被被告张国亮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并提供了如下证据支持其抗辩主张：1、2004年10月9日收款凭证一份（收条上房屋所有人为杜东杰），用以证明2004年10月9日张国亮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归还原告杜有民借款189600元；2、2005年1月29日收款凭证三份（凭证上交款人处有张国亮的签名，价款分别为83000元、86500元、167000元），2005年6月22日收款凭证一份（凭证上交款人处有张国亮的签名，价款为75000元）一份，2005年11月16日收据（价款分别为127400元及127500元）两份，用以证明2005年张国亮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归还原告杜有民借款666400元；3、2007年7月1日收款凭证一份，用以证明2007年张国亮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归还原告杜有民借款24000元；4、2008年1月31日收款凭证一份，用以证明2008年张国亮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归还原告杜有民借款18万元；5、情况说明一份，署名原志强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张国亮于2009年10月24日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清偿原告借款50万元；6、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2005年至2009年张国亮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清偿原告借款1166500元。原告针对被告侯家庄村委会的抗辩主张反驳称：被告张国亮在2006年以其个人名义还向原告先后借款45万元，利息为月利率1.5％，被告侯家庄村委会所说的2008年1月31日及2009年的房屋款系张国亮归还的其个人所借原告的借款本息，与本案借款无关。被告所说的2005年至2007年的房屋款系原告个人购房所交纳的现金，与被告张国亮及被告通化建筑公司无关，与本案借款无关。被告侯家庄提交的2004年收款凭证上的交款人为杜东杰，并不是原告，与原告没有关系（庭审中被告侯家庄村委会承认该条据与原告无关）；2005年1月29日收款凭证三份及2005年6月22日收款赁证一份上交款人处虽有张国亮的签字，但该签字明显是后来添补的签字，且原告持有的交款单位或个人收执联上并没有张国亮的签字，故该四份收款收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情况说明两份及署名原志强的证明一份因书写材料人未出庭接受质证，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所以，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并未得到清偿。为支持其反驳意见，原告提交了2005年1月29日收款凭证三份及2005年6月22日收款赁证一份作为反驳证据（该四份收款凭证上交款人处没有张国亮的签名）。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被告侯家庄村委会提交的2005年1月29日收款凭证三份及2005年6月22日收款凭证一份均为一式两联“复写式收据”，依据复写原理，被告侯家庄村委会保存的第一联收据上的字体在该收据背面均应有复写痕迹，但交款人“张国亮”的签名在该收据背后并没有复写痕迹，同时原告持有的相应收据交款单位或个人收执联上没有张国亮的签名，故应认定上述四份收款凭据上张国亮的签名系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所添加，该添加的部分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其次，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据不仅是证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存在的凭证，同时还是出借人向借款人交付借款的主要凭证，在借款人不能提供已归还借款证据的情况下，出借人持有借据应能够证明借款人尚未归还借款。而收款收据是证明货币资金收款业务的凭证，用以证明收款人已收到付款人的款项，在收款人不能提供付款人另有他人的情况下，收款凭证上的交款人应为实际交款人。本案中，被告侯家庄村委会提交的收款凭证上均写明“兹由杜有民交来购房人民币……”，现被告侯家庄村委会称该款项是张国亮以抵债方式所付的款项，虽提供了情况说明两份及署名原志强的证明，但情况说明没有出具人的签名，署名原志强的证明证人亦未出庭接受质证，该三份证据均存在瑕疵，不具有证明力，同时张国亮在其提出的书面答辩状也未承认其于2005年至2007年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向原告归还过借款，只是承认其于2008年至2009年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归还了其欠原告的其他借款（在庭审中原告对张国亮的书面答辩状没有异议），故依据交易习惯及生活常识，2005年至2007的收款凭证应认定为原告向被告侯家庄村委会交付款项后，侯家庄村委会向原告出具的付款凭证，2008年及2009年的收款凭证应能认定为张国亮归还原告的其他借款，被告侯家庄村委会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证明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已得到清偿；第三，按被告侯家庄村委会的主张及其提供的收款凭证计算，“仅2005年张国亮便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归还原告666400元”，而依据原告提供的借据计算，该三笔借款从借款之日起至2005年11月，应归还的借款本息合计约为472216元，张国亮“实付的款额”远远大于“应付的款额”，之后张国亮未收回借据，并于2008年至2009年再向原告归还68万元，这一情形与生活情理明显不符。综上，原告提交的借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的借款并未得到清偿，被告侯家庄村委会提交的收款凭证、情况说明及证明材料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否认上述事实，故应认定原告主张的借款并未得到清偿。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称该借款发生在2002年，当时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故原告于2015年起诉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告侯家庄村委会辩称：2002年实际借款人通化建安公司就已经以其所承建的楼房抵债，并且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向很多村民偿还了借款，也就是说，当时实际借款人已经资不抵债，无法正常履行债务，而原告作为被告村民，对这一情况是明知的，即在2002年原告就已经明知自己的权益会受到侵害，故诉讼期间应从2002年起算两年，而原告在2015年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情况下，诉讼时效应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时起算，本案中，原、被告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原告有权随时主张权利，故原告于2015年起诉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告侯家庄村委会将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实际借款人通化建安公司已经资不抵债，无法正常履行债务之日推定为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益被侵害，从而主张从2002起算诉讼时效，实质上是将借款人没有能力归还借款推定为借款人拒绝归借款，该推定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与被告侯家庄村委会之间的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体现，且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担保合同中原、被告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担保的范围，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侯家庄村委会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费用在内的全部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向山西省通化建筑安装总公司二处一队提供了借款，山西省通化建筑安装总公司二处一队未能按约归还借款本息，被告侯家庄村委会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息，合理合法，应予支持。被告称担保合同无效、本案借款已得到清偿及原告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举证不力，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侯家庄村委会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原告杜有民借款6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02年1月23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付至履行完毕止；二、被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侯家庄村委会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原告杜有民借款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02年7月23日起按月利率10‰计算，付至履行完毕止；三、被告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侯家庄村委会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原告杜有民31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02年10月I3日起按月利率8‰计算，付至履行完毕止。如果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50元由被告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侯家庄村委会负担。侯家庄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申请追加的二被告只字未提，程序严重违法。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通化建筑公司为该担保纠纷的实际借款人，而被上诉人杜有民在起诉状中并未将通化建筑公司列为被告，故上诉人于2015年5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追加被告的申请，一审法院予以认可，而在最后的判决中对上诉人申请追加的两被告只字不提，更没有阐明二被告作为利害关系人为何不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通化建筑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在被追加为共同被告后，一审法院并未判定实际借款人承担任何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的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遗漏了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判决对同一种收款凭证认定为两种性质，与理不通，与法相悖。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出具了盖有侯家庄村委会公章的收款凭证的证据，来证明实际借款人通化建筑公司已用以房抵债的方式还清了被上诉人借款。作为本案追加的被告张国亮答辩称，其也用盖有侯家庄村委会公章的收款凭证来证明其用以房抵债的方式还清了以个人名义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及张国亮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均是同一种收款凭证，但一审判决根据二人提供的证据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即“2005年至2007年的收款凭证应认定为原告向被告交付款项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付款凭证”、“2008年及2009年的收款凭证应认定为张国亮归还原告的其他借款”，从而认定实际借款人通化建筑公司未将被上诉人的借款还清，而张国亮却用以房抵债的事实将其个人债务还清。由此可见，同一种收款凭证、同样的以房抵债事实，在同一案件中却得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结论，明显与理不通，与法相悖。三、实际借款人通化建筑公司已用以房抵债的事实将被上诉人的借款还清，上诉人作为担保人不应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是2002年的担保纠纷，当时上诉人正在建设住宅楼，在建房过程中，张国亮以通化建筑公司的名义向村民筹集借款，后来张国亮用以房抵债的方式向很多村民还了借款，被上诉人也在其中，但被上诉人杜有民主张的该借款至2007年7月1日已全部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得以清偿，对此上诉人出具的加盖侯家庄村委会公章、张国亮签字、价值共566000元的购房收款凭证可予以证明，由此可见，实际借款人通化建筑公司用以房抵债的事实偿还的借款远远超过了实际借款数额，即被上诉人杜有民主张的借款也早已不存在，而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当然不应对不存在的借款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故上诉人认为，基于实际借款人通化建筑公司已用以房抵债的方式将借款还清的事实，上诉人对此不应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四、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且判决前后矛盾。2002年实际借款人通化建筑公司就已经以其所建的上诉人的楼房抵债，并且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向很多村民偿还了借款，也就是说，当时实际借款人已经资不抵债，无法正常履行债务，而被上诉人杜有民作为上诉人村民，对这一情况是明知的，即在2002年被上诉人杜有民就已经明知自己的权益会受到侵害，故诉讼期间应从2002年起算两年，而被上诉人杜有民在2015年4月30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该期限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主张的超过诉讼时效不予采纳的理由是“被告将借款人没有能力归还借款推定为借款人拒绝归还，该推定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即便如一审法院所说借款人没有能力归还，也就明确了实际借款人通化建筑公司与上诉人的身份是分离的，但是一审判决并未确定实际借款人通化建筑公司的责任，故该判决前后矛盾，实属明显错误。五、被上诉人杜有民持有的2002年10月23日31万元借条上没有村主任签字，上诉人的章子是如何盖上去的，原审并未查明，不排除是被上诉人杜有民或者借款人私自盖上去的，不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对借款不承担保证责任。六、即使上诉人是借款担保人，被上诉人杜有民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在保证期间内其没有向上诉人提出承担保证责任的要求，上诉人保证责任解除。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杜有民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杜有民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并没有遗漏当事人，且判决程序合法。上诉人在本案所涉借款合同中承担的保证责任为连带责任保证，被上诉人起诉的被告只有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第1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只要求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且程序合法。一审时追加的被告只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并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遗漏当事人的情形。二、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诉称的收款凭证。上诉人以其提交的部分收款收据上有张国亮的签名，以此主张本案所涉的借款，张国亮已经以房抵债清偿完毕，没有任何依据。一是被上诉人提交的同样的收款收据上没有张国亮的签名，很显然上诉人持有的收款收据的签名为后加的，根据证据规则，应以被上诉人持有的收款收据为准；二是从张国亮在一审时提交的书面答辩状可以看出，张国亮通过以房抵债方式清偿的只有其在2006年的两笔借款，被上诉人所诉的这三笔借款并没有清偿。因此上诉人所提交的这些收据并不能证明债务已经清偿。三、本案所涉三笔借款的借款人为通化建筑公司，实际经手人为张国亮，上诉人是这三笔借款的保证人，首先明确的是上诉人自己没有归还过借款，剩下的就是借款人有没有归还过借款，上诉人以自己持有的有张国亮签名的房款收据来主张张国亮以房抵债已经归还了借款，并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但作为张国亮本人在一审时书面答辩状中称本案三笔借款都没有归还，这一点，张国亮在答辩状中说得非常清楚。因此本案中借款没有归还的事实非常清楚，上诉人作为这三笔借款的保证人，依法应该承担保证责任对这笔借款予以清偿。四、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称借款人在2002年的时候就资不抵债并推定被上诉人在2002年之时就应该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应从2002年开始起算。上诉人的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理由，一方面2002年的时候，上诉人还在号召村民借款并提供保证，不知上诉人所述的借款人已经资不抵债的说法从何而来，难道上诉人号召村民将款借给借款人是给村民故意设的一个圈套?另一方面上诉人的这种推理没有任何依据，也与法律规定相违背。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是从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所涉这三笔借款都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根据法律规定，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要求履行，被上诉人在2015年要求履行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五、上诉人所称的2002年10月23日31万借条上没有村主任签字，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1、本案一审时开庭两次，间隔时间长达两个月，两次开庭时上诉人都没有对条据上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没有对盖章过程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对加盖印章的过程提出异议；2、上诉人公章由上诉人自己持有和管理，被上诉人杜有民和借款人怎么可能私自盖上上诉人的公章?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说法，上诉人的上诉状和补充上诉状上也没有村主任签字，也只盖有公章，是不是以后如果上诉人不想承担责任的话，也会声称该上诉状不是其意思表示，显然，该主张不能成立；3、根据《合同法》第3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之规定，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并没有签名加盖章合同才生效的规定，相反法律规定了签名或盖章，合同依法均可发生效力。本案中的这张借条，上诉人是在保证人处盖的章，因此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上诉人依法应该对该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六、关于本案保证期间。本案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这是双方都无争议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被上诉人杜有民在2015年春节时要求借款人归还借款，在2015年4月起诉至法院要求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本案诉请没有超过保证期间，上诉人依法应该承担保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侯家庄村委会为证明其主张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为：1、2003年3月28日记账单一份，载明“交款单位杜有民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叁拾壹万元整，交款事由年息12%，右下角黑色笔标注‘包括：1、门面房145100；2、二层住宅86500；3、2#楼一层83000’财务主管张国亮。”2、2015年12月25日与2016年1月13日律师李为民对侯付久的调查笔录。3、2016年1月13日律师李为民对杜建军等11人的调查笔录。4、2016年3月16日律师李为民对李存菊、侯国金、原喜民、冯喜斌的调查笔录。5、侯家庄村委会与张国亮工程款结算凭据。上诉人侯家村委会称，证据1、证明张国亮用房抵顶了被上诉人杜有民的31万元借款。杜有民购房时未实际交纳房款，而是拿张国亮出具的记账单交给上诉人顶的房款。因侯付久有重病不能出庭，已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证据2中侯付久认可记账单右下角的内容是其标注，三项内容对应2005年1月29日的三张收据，145100元收据开的是167000元，因杜有民购买门面房时其竞标，使用年限为30年，村委会最后决定为永久性买断，该房价款增加为167000元。2007年9月1日2400元，2005年6月22日75000元，2008年元月31日180000元，这三张购房收款收据也是其开具的，都没有交现金，哪套房子记不清了，以票据为准。可以证实杜有民将借条交给张国亮，张国亮拿上收据到村委会开具的正式房款收据，用房子抵顶了借款。证据3证明村委会当时以房对借款担保，2003年年底村委会决定不再担保，并张贴了公告，以前的担保一律用房抵清。虽然借据上未约定担保期间，但实际上有担保期间。证据4，证明有关人员给张国亮的借款，至今也未结算，可印证，村委会用房担保，2003年之前的借款就不再担保，已公告，村民众所周知。证据5，证明村委会与张国亮之间的工程款已清算完毕，杜有民作为村民，在工程款结算完后提起诉讼不合常理。被上诉人杜有民辩称，证据1，上诉人在一审的两次庭审中，都未提交该证据，不属新证据，且被上诉人持有2002年10月13日31万的借条，记载月息为8厘米，而记帐单上记载年息为12%，可看出记帐不真实，也与本案无关。侯付久在记帐上标注的内容与实际收据不符，记帐单与上诉人开具的购房款收据不属同一凭证，该证据不应采信。证据2对侯付久的调查笔录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不应采信。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调查笔录中部分人员签名不是本人所签，也证明不了村委会会议研究的事项，同时可证明2002年时村委会号召村民提供借款的事实。即使2003年村委会决定不再担保，也是村委会的内部决定，对外不产生效力，且本案所涉的三笔借款均发生在2002年。证据4、5与本案无关。又查明，上诉人村委会申请拘传张国亮到庭，认为张国亮不到庭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张国亮不到庭，应中止审理。被上诉人杜有民辩称，张国亮一审未到庭，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对本案所涉的三笔债务没清偿已作出了明确的陈述，其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应驳回上诉人的申请。再查明，2016年7月21日合议庭成员到侯付久家中调查核实相关证据，侯付久的家人称其有病住院不让见侯付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持有异议。双方争执的焦点为：1、借款人是否以房抵债清偿了借款；2、本案债权债务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保证责任是否超过保证期间；3、2007年10月13日借据上仅有加盖担保人侯家庄村委会的印章，是否系担保人真实意思的表示；4、本案一审程序是否合法；5、被上诉人张国亮是否必须到庭的当事人？第一，关于借款人是否以房抵债已清偿借款的问题。上诉人称2003年3月28日记帐单的31万元抵顶了2002年10月13日的借款，记帐单标注的三笔款项对应的2005年1月29日的三份房款收据，该收据为复写票据，上诉人持有的为第一联有张国亮签名，被上诉人杜有民持有为第二联没有张国亮的签名，三张收据上的款项分别为167000元、83000元、86500元共计为336500元，也与借条上的款项310000元不相符。被上诉人张国亮作为借款的经手人，用记帐单抵顶借款，既未在记帐单与收据上批注，也未收回借款凭据，且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明确陈述本案所涉的三笔借款没有清偿。侯付久作为证人未出庭作证，庭后本院到侯付久家中找其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因其家人不让见侯付久，未能调取到相关证据。为此，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难以证明被上诉人的借款已用房抵顶借款。第二，本案债权债务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保证责任是否超过保证期间。本案借据上既未约还款期限，也未约定保证方式与保证期间，《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债权人可催告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清偿债务。《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未约定，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张国亮称被上诉人杜有民于2015年春节前向其要求归还借款，当时承诺一个月归还，到期因资金紧张未清偿借款。2015年春节为元月19日，为此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应为2015年2月28日，从2015年3月1日起开始计算6个月的保证期间。被上诉人杜有民2015年4月13日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同时从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故被上诉人杜有民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三，2002年10月13日借据仅加盖侯家庄村委会的印章，是否系担保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的问题。一审时上诉人并未对该笔担保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提出异议，二审中上诉人称借据上无法定代表人印章，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可在第一个争执的焦点中又称该笔借款已用房抵顶，显然前后诉称矛盾，对该担保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又无证据证实，故该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信。第四，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被上诉人杜有民在一审中仅向上诉人侯家庄村委会提起诉讼，被上诉人张国亮，通化建筑公司是一审法院依上诉人的申请追加的本案当事人。依据《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的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依据该条规定，一审法院追加的被上诉人张国亮、通化建筑公司为程序上的当事人，因杜有民未对其二人提出请求，原审未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第五，关于被上诉人张国亮是否系必须到庭的当事人。上诉人侯家庄村委会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被上诉人杜有民要求上诉人侯家庄村委会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张国亮在一审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明确陈述其未清偿本案所涉的三笔借款，且其在一审中也未出庭，二审中经两次传票传唤均未到庭，应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故被上诉人张国亮非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其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上诉人侯家庄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0元，由上诉人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侯家庄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大有审判员  卫文学审判员  李俊骥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英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