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3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民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前进五路**。法定代表人：潘统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甜甜，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清芬一路**法定代表人：WooChiMan（荷兰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斌，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仁春，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市民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12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民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案涉500万元款项并非一审所认定的上诉人替武汉市库玛华中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玛公司）向被上诉人代付的租金。从合同效力看，没有任何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库玛公司与阳光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相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1231号民事判决，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符合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418号民事判决，案涉500万元款项并非购买阳光大厦地下人防工程的首付款，因此，上诉人取得上述款项的依据已不存在，阳光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其应向上诉人予以返还。阳光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民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阳光公司返还其人民币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为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04年9月起至2018年9月的利息，后续利息以5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阳光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9月18日，民众公司与阳光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阳光公司将坐落于武汉市江汉区六渡桥清芬一路57号投资兴建的阳光大厦的地下室除公共设施外的所有权益全部转让民众公司，转让总价格为1500万元。还约定协议签订后3日内，民众公司向阳光公司支付第一期款项500万元。阳光公司在收到民众公司第一期款项人民币500万元后，合同所涉地下室使用管理及收益所归民众公司所有。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相关权利和义务。2004年9月20日，民众公司分350万元、80万元两次向汇款共计430万元。2004年9月21日，阳光公司向民众出具了收据一份，载明阳光公司收到民众公司500万元，该收据系付栏填写为“往来款”，并加盖了阳光公司的财务印章。2017年因武汉律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律信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上述《协议书》所涉地下室。民众公司将律信公司、阳光作为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确认民众公司对《协议书》所涉房产享有使用权，并终止对上述标的强制执行程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07）鄂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民众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4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法院认为部分对本案所涉的500万元款项及收据认定为，本案所涉的收款收据载明该笔款项为“往来款”，故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为大厦人防权益的转让款。同时认为，“库玛公司成立时，潘统衡持有库玛公司的股权，2004年10月13日潘统衡持有的股权变更为89.58%，2006年1月26日，民众公司成为库玛公司的股东，持有74.19%股份至2018年5月31日，因潘统衡又持有民众公司47.37%的股权，故潘统衡为库玛公司的控股股东。民众公司还认可库玛公司在其他案件中确实使用过案涉500万元的收据，民众公司与库玛公司又存在上述关联关系，库玛公司使用该收据并对该收据载明的款项用途作出不同的主张，应是得到民众公司同意的。……在该收据载明的款项用途仅是往来款，民众公司对款项具体用途又有多种主张的情况下，认为民众公司主张该500万元系支付《协议书》项下的第一期款项的事实不存在。……”上述判决生效后，民众公司基于判决中对本案所涉500万元收据的认定情况，认为阳光公司取得该500万元款项无法律依据，故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返还诉讼，引起本案纠纷。一审另查明，2007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2007）鄂民一初字第00003号武汉银城实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银城公司）诉阳光公司、库玛公司的其他房地产经营合同纠纷一案，银城公司诉请要求阳光公司、库玛公司腾退诉争的阳光大厦并给付相应的房屋使用费。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库玛公司曾将本案所涉500万元的收款收据作为库玛公司对阳光公司享有债权的证据提交。2017年6月1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鄂民一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阳光公司将相关房产腾退、返还银城公司，并判决库玛公司、阳光公司向银城公司支付相应房屋占用费。对库玛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本案所涉的500万元收据证据未予认定。阳光公司、库玛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9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12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所涉的500万元收款收据中载明的用途为“往来款”，未明确给付性质，且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不属民众公司与阳光公司签订《协议书》中约定的就阳光大厦地下室权益转让项目支付的相关款项。结合民众公司提交430万元的付款凭证，如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确存在阳光公司收取上款项，没有法律依据的可能。但综合本案审理过程中审核的事实及双方举证的情况分析，民众公司除与阳光公司存在《协议书》约定的阳光大厦地下室权益转让项目的直接法律关系外，其所控股的库玛公司与阳光公司还存在房屋租赁的法律关系，阳光公司享有对库玛公司的债权（向库玛公司收取租金）。在阳光公司与库玛公司、银城公司的诉讼中，库玛公司为免除自身责任，将本案所涉的500万元收据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用以证明其已向阳光公司履行了给付租金的义务。库玛公司该举证行为说明下列事实：第一，该收款收据系阳光公司向民众公司出具，根据财会记账规则应保存在民众公司的账册中，属于民众公司持有；第二、库玛公司将上述应属于民众公司的记账凭证作为与他人诉讼中免除自身责任相关证据出示，是经过民众公司同意。结合民众公司与库玛公司之间控股关系，库玛公司出示上述收据拟证明的事实主张也应为民众公司所支持，再综合阳光公司对上述500万元收据性质的陈述，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50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可以高度概括为民众公司为其控股的库玛公司向阳光公司支付或垫付的相应租金，民众公司受库玛公司委托支付或垫付行为发生后，即取得对库玛公司的相应债权，可另行向库玛公司主张追索，其债权利益未受损。故法院对民众公司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请求阳光公司返还本案所涉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武汉市民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46800元，由武汉市民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民众公司向阳光公司所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能否有效成立的问题。针对上述焦点问题，民众公司主张，本案符合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41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18号民事判决），案涉500万元款项并非购买阳光大厦地下人防工程的首付款，因此，上诉人取得上述款项的依据已不存在，阳光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其应向上诉人予以返还。阳光公司则主张，依据418号民事判决，认定库玛公司使用案涉收据作为其支付租金的的证据。库玛公司占用阳光大厦，其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被上诉人取得500万元有合法依据。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规定，不当得利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是占有人是否对占有的财产权益具有法律依据或合同依据。对此，占有人应对合法占有的依据承担举证责任。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者应对占有人的“不合法”占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通过对双方证据的核实比较来判断占有人的占有依据是否合法。相关联已生效的418号民事判决确认，库玛公司将案涉500万元收款收据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鄂民一初字第00003号民事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01123号案件中分别作为库玛公司对阳光公司享有债权、支付阳光公司购买阳光大厦裙楼的款项的证据提交法庭。同时，依据418号民事判决的认定，“库玛公司成立时，民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统衡持有库玛公司51%的股权，2004年10月13日，潘统衡持有的股权变更为89.58%，2006年1月26日，民众公司成为库玛公司的股东，持有74.19%股份至2018年5月31日，因潘统衡又持有民众公司47.37%股权，故潘统衡为库玛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根据上述事实，库玛公司与民众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库玛公司使用案涉收据作为证据在其他案件中提交法庭，这应认定是得到民众公司的同意。阳光公司关于占有的款项系库玛公司支付租金的主张，与库玛公司在关联案件中的举证陈述一致，一审据此认定案涉款项系阳光大厦的部分租金并无不妥。民众公司还主张，案涉500万元款项既然在418号民事判决中未认定为其购买地下车位的购买款，那么阳光公司就构成不当得利。对此，本院认为，民众公司的上述逻辑显然缺乏法律依据。款项支付原因有多种，不构成车位购买款就认定为不当得利的推定缺乏法律依据，且与事实不符。在库玛公司与民众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且库玛公司主张款项系其支付的租金的情况下，民众公司主张**光公司构成“非法占有”的证据不足。至于民众公司与库玛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如有纠纷应另行主张。综合比较双方就占有事实提供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一审认定民众公司所主张的不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妥。另，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问题，我国民事不当得利制度是一项独立民事制度，具有严格的适用要件及范围，其功能在于填补其他民事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不足留下的空白。它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民事基本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诉讼捷径。民众公司以案外人执行异议先行起诉不成后，再以不当得利为由提出本诉，这种技术性选择是意图利用不当得利制度追求其主观上的公平结果，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相悖。综上所述，民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武汉市民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行审判员 叶 钧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熊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