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赣07行初9号原告定南县天九镇兴隆村水口村民小组（以下称水口组）。诉讼代表人范昌娥，组长。委托代理人李妃娥，定南县章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龙万生，男，汉族，1981年12月3日生。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冷新生，市长。委托代理人王积香，该市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第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吴建平，县长。委托代理人钟胜平，该县法制办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敬文，该县林业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定南县天九镇新联村园村村民小组（以下称园村组）。诉讼代表人范汉华，组长。第三人邓玉香，女，汉族，1953年7月10日生。园村组及邓玉香共同委托代理人范全金，男，汉族，1953年7月7日生，系该村小组村民。原告水口组不服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复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诉讼代表人范昌娥、委托代理人李妃娥，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积香，第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钟胜平、黄敬文，第三人园村组的诉讼代表人范汉华、第三人邓玉香及其委托代理人范全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定南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定府处字[2015]5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山场“虎其龙”（东：破埂，南：田坑，西：坑、破小埂，北：天水）确认归水口组所有。园村组不服，申请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复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25日作出赣市府复字（2015）9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定南县县人民政府2015年8月28日作出的定府处字〔2015〕5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由定南县人民政府查清事实，重新作出处理。原告水口组诉称，1.定府处字【2015】5号《定南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原告所在的兴隆村就取得了本村地名为“虎其龙”的山场。当时该山归原告村围上组村民管理，后转为被告集体山场（该事实有村委会证明证实）。1985年第三人邓玉香家公亦取得了原告隔壁的山场为自留山。1994年因九曲林站造速生丰产林，共造林面积3000余亩，当时国家就将原告所有的“虎其龙”山场一并列入造林范围进行了造林。随后九曲林场并入上寨林场，之后又改为天九镇试验林场，因林场改革导致所造速生丰产林无人管理，2002年林场又将各自的山场返回给各自管理，2011年8月第三人邓玉香指使其家人到山上砍伐树木，竟将申请人山场上的树木砍掉一部分，原告多次阻止并上报天九镇人民政府，但天九镇人民政府却未予以阻止，2014年第三人邓玉香将原告山场上的树木全部砍完，争议山场一直未有定论，第三人的行为亦违反双方不得在有争议的山场进行砍伐的法律规定。2.定府处字【2015】5号《定南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证据充分、适用的法律、法规准确。3.赣市府复字【2015】90号《赣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被告以定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的说法不成立，因争议山场上有新坟老坟多处，如果以第三人所指新坟为界，必然导致原告只有林权证而无山场，即导致原告有证无山的虚名，那原告的山证就是一纸空文，无任何实质意义，所以被告违背事实真相。遂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于2015年11月25日作出的赣市府复字【2015】90号《赣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明，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定府处字（2015）5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证明该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3、赣市府复字（2015）9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复议处理决定书。4、1981年兴隆大队山林权执照005638号，证明1981年起争议山场由原告兴隆村管理使用。5.天九镇兴隆村证明，证明自1981年1月20日将争议山场调整为原告所有、管理、使用收益。6、新联村园村组范继远自留山证，证明第三人范继远虎其龙山场与原告交界。7、照片六张，证明争议山场全貌以及在争议期间第三人将原告山场上的树木全部砍伐，违反法律规定。8、协议书，证明1994年争议山场进行种植，2009年经县政府林业局天九镇政府、九曲林场、天九镇兴隆村同意将争议山场归原告村民龙爱伟管理收益。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辩称，1.赣市府复字〔2015〕90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本案双方争议山场名为“虎其龙”（也称虎琦龙、胡其龙、虎其垅），坐落在天九镇新联村与兴隆村交界处。争议山场四至界址为：东无墓碑砖坟山埂，南山脚、田，西坑、龙洪宾墓山埂，北天水。2011年8月，第三人邓玉香因在争议山场种植杉木被原告村民小组村民阻挠，双方发生山林权属争议。2015年5月，原告向定南县人民政府提出“虎其龙”山场林权纠纷调处申请，定南县人民政府依法进行了受理。定南县人民政府审理后发现本案涉及两个不同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依法将第三人邓玉香所在的新联村园村村民小组追加为第三人参与调处。定南县人民政府组织双方进行了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进行了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8月28日，定南县人民政府作出了定府处字〔2015〕5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一、确认争议山场“虎其龙”属于原告村民小组所有。山场具体界址：东破埂，南田坑，西坑、破小埂，北天水。二、本处理决定生效后，对已发放涉及争议山场“虎其龙”的林改新林权证林权登记作林权界址范围变更登记。第三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在调处期间，双方都提交了相关证据。经查实，“胡其龙”山场原来是兴隆大队围上生产队经营的山场，上世纪七十年代兴隆大队成立大队林场，原告将嵊（岌）背山场划给了大队林场，林业三定时，兴隆大队把“胡其龙”山场调整给原告。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967年9月26日原告与第三人村民小组之间“虎其龙”山场界址约定“与中地坟右片地角为界”的位置。经现场调查，争议山场的东、西两面界址山埂上，各有坟墓一座：东面为无墓碑砖坟；西面坟墓碑上刻有龙洪宾姓名。原告指认的为龙洪宾坟墓；第三人指认的“中地坟”为无碑砖坟。根据双方证据，无论是1967年双方在“四固定”执照备注栏中所形成的协议，还是双方林业三定执照，其中对共同界址的表述都不很清楚具体，而且双方自留山使用人现场确认的界址有出入。综上所述，定南人民政府所作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失当，市政府依法予以撤销该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2.市政府作出赣市府复字〔2015〕90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定南县政府作出的定府处字〔2015〕5号处理决定。2.赣市府复字〔2015〕9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定南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失当，责令其查清事实，重新作出处理。3.第三人持有1963年字第0002206号山林所有执照。证明其左边界址为兴隆，在备注栏上双方明确了山场界址并有在场人签字。4.第三人持有1981年定林证字第011858号山林所有执照。证明该执照左边界址为新隆队人。5.第三人村民范继远持有1985年定林证自字第002088自留山证。证明该执照左边界址为兴隆人山。6.原告村民龙廷春持有1985年定林证自字第001850号自留山证。证明该执照右边界址为兴连园村松山破埂。7.2011年6月17日原告村民龙廷春、第三人邓玉香关于山林权属界址声明。内容为双方按自留山证为界，界址清楚。证明争议山场属第三人所有。第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辩称，1.我府作出的定府处字〔2015〕5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主体合法，程序合法。2.我府依法进行了相关调查取证，查清了有关事实。在案件调处过程中，我府指派人员前往争议山场进行了实地勘察，确认了林地争议范围，调查了相关证人证言，依据争议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确定本案为林地界址之争。依据双方提交的山林权执照和1967年9月26日兴联大队园村生产队与兴隆大队围上生产队关于“虎琦龙”山林以中地坟右片地角为界的约定以及2011年6月17日兴隆村水口组村民龙廷春与新联村园村组村民邓玉香（园村组村民范继远家人）签订的关于“虎其龙”山林权界址声明。我府认为1967年的约定是当事人以后各自或别队（组）经调整拥有“虎其龙”山场所有权的界址主要依据，并以此作为以后各自所有和经营该山场的界址依据。本案的焦点在于如何确定1967年9月26日界址约定中的中地坟的位置。经现场勘察，水口组所指认的坟有碑石，记载有时间，而园村组所指认的其称中地坟没有碑石，建坟时间也不明确。水口组1981年山林权执照写明与兴联大队杉山有坟茵埂，园村组则写与新隆队山。我府认为，水口组所指认的坟，更符合1967年9月26日界址约定中的中地坟界址表述。据此，我府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依法作出了定府处字[2015]5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第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定府处字[2015]5号）。证明定南县人民政府对争议山场“虎其龙”作出了处理决定。2.1981年定南县九曲公社兴隆大队山林权执照，证号定林证字第005638号。证明1981年林业三定时兴隆大队取得了虎其龙山场山林权执照。3.1985年九曲乡新联村园村村民小组范继远自留山证。证明新联村园村组村民范继远自留山与水口组山接界。4.2015年5月兴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兴隆大队定林证字第005638号山林权执照登记的虎其龙山场为水口组所有。5.兴隆村第005638号山林权执照中虎其龙山场右以兴联大队杉山有坟茵埂，即与邓玉香林地交界的具体界址的坟照片3张。证明兴隆村第005638号山林权执照中虎其龙山场右以兴联大队杉山有坟茵埂，即与邓玉香林地交界的具体界址。6.1963年九曲人民公社兴联生产大队园村生产队山林所有执照，执照号字第0002206号。证明园村组在四固定时取得了虎其龙山林执照，该山林当时与兴隆大队围上生产队达成了界址约定。7.九曲公社新联大队园村生产队1981年山林权执照，证号定林证字第011858号。证明园村组在林业三定时取得了虎其龙山场山权执照。8.九曲乡新联村园村村民小组范继远1985年自留山证，证号定林证自字第002088号。九曲乡兴隆村水口村民小组龙廷春1985年自留山证，证号定林证自字第001850号。证明园村组村民范继远与兴隆村水口组村民龙廷春分别取得了虎其龙山场的自留山证。9.新联村园村组范来安2006年林权证，证号定南县林证字（2006）第0513020019号，宗地编号0362129051302MDYMSY00012。证明园村组村民范继远的家人范来安2006年取得胡其龙山场林权证。10.2011年6月17日龙廷春、邓玉香关于山林权界址声明。证明园村组村民范继远的家人邓玉香与兴隆村水口组村民龙廷春就虎其龙自留山达成了界址一致。11.天九镇人民政府2015年1月9日关于邓玉香反映的山林确权维权的调查报告（天府字[2015]2号）。证明天九镇人民政府对邓玉香反映的虎其龙山林确权维权情况进行了调查。12.兴隆村围上组村民龙汉辉、龙继新和新联村园村组村民范来安及范全金的调查笔录。证明调处机构已对相关山场事实情况进行了调查。13.现场勘查图及笔录。证明争议当事人对权证登记界址分别进行了实地指认。14.调解会议记录。证明调处机构已依法组织各方进行了调解。15.现场拍摄的各方所指认的坟照片。证明对各方指认的地物标进行了现场取证。16.赣州市人民政府2015年11月25日作出的赣市府复字[2015]9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此案已经市政府行政复议。第三人园村组、邓玉香辩称，1.我方主张的坟是对方山林权证四至载明的最近的地物标。2.我方主张的坟周围附近很大范围内没有其他坟墓（现场勘查及龙廷春证言“该坟是我山场至邓玉香山场唯一的坟墓”可以为证），其本身的唯一性就具备了具体确定的特征，因此1963年协议无太大必要也不可能引入相关的碑文内容（因为该坟无墓碑）；反之，假若当时双方欲以龙洪斌坟为界的话，因该坟附近还存在数座无碑坟墓（现场勘察为证），为便以具体确定界址，必定会在协议中加注表明坟墓特征的相关碑文信息如“龙洪斌之坟”为界，而不可能出现以不确定的“中地坟”为界这样的模糊约定。3.我方主张的分界线是双方一直以来都承认的分界线。从双方历次山林证的界址记载（1963年的“中地坟”、1981年的“兴联大队杉山有坟阴埂”、1985年的“兴连园村松山破埂”及2006年山证、2011年声明）和双方占有管理各自山场的事实来看，均以我方主张的分界线为界址，一直以来并无争议。对方唯一的所谓证据就是其1981年山证记载“兴联大队杉山有坟茵埂”。“茵埂”就是相对于山顶的主埂而言比较平的埂，即我方所主张的“兴连园村松山破埂”。4.我方主张的分界线居中将坑尾一分为二，分叉成两个比较明显的小坑。而且，以该龙埂为分界线使双方的山场在地形上各自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对围合封闭性的范围空间，明显区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反观原告主张的界线，根本就不突出明显，显然不具有作为分界线必须具备的显著性特征。第三人园村组、邓玉香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人书面证言。证明：（1）邓玉香虎其龙山场参与了九曲林站联营造林种杉树；（2）原告方虎其龙山场（即龙廷春自留山）未参与造林。2.新联村支书范友文证言录音。证明：（1）原告方在虎其龙没有公共山场，其山场已经分给了其村民龙廷春作为自留山；（2）邓玉香虎其龙山场参与了九曲林站联营造林种杉树；（3）原告方虎其龙山场（即龙廷春自留山）未参与造林；（4）涉案山场双方以“新联园村破埂”为界从无争执。3.调查龙廷春笔录。证明：（1）龙廷春一直同意以我方主张界线为双方山场分界线，一直没有纠纷；（2）1985年发证时两村双方多人指认以我方主张的界线为界；（3）以“松山破埂”为界的龙廷春方山场因为开了梯田种果树没有与九曲林站联营造林，之后双方林种界限明确；（4）龙廷春2006年山证亦与1985年记载内容相同；（5）2010年火烧山后龙爱伟无理阻扰龙廷春方、邓玉香方种树，为此天九镇政府召集两村干部及龙廷春、邓玉香再次确认以1985年山证（即我方主张的界线）为界。4.个人书面声明。证明：（1）原告山场自留山所有人龙廷春以我方主张界线为界，没有纠纷；（2）即使法院判决争议山场，龙廷春仍然以1985年山证为界，不向邓玉香方主张。5.调查龙廷春录音。证明：（1）龙廷春一直同意以我方主张界线为双方山场分界线，一直没有纠纷；（2）1985年发证时两村双方多人指认以我方主张的界线为界；（3）以“松山破埂”为界的龙廷春方山场因为开了梯田种果树没有与九曲林站联营造林，之后双方林种界限明确；（4）龙廷春2006年山证亦与1985年记载内容相同；（5）2010年火烧山后龙爱伟无理阻扰龙廷春方、邓玉香方种树，为此天九镇政府召集两村干部及龙廷春、邓玉香方再次确认以1985年山证（即我方主张的界线）为界；（6）即使法院判决争议山场，龙廷春仍然以1985年山证为界，不向邓玉香方主张；（7）我方主张的坟是龙廷春山场至我方山场唯一的坟墓。6.报案材料。证明：龙爱伟先行进入争议山场砍伐树木2方多，并偷卖我方砍下的树木3方多。7.我方主张坟墓照片。证明：我方主张的坟墓亦年代久远。8.对方指认墓周边的无碑坟墓照片。证明：对方主张的坟墓周边同时存在若干其他无墓碑坟墓。9.争议双方山场现场勘查照片。证明：我方主张的分界线更符合本案山场分界线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经质证，原告水口组对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有异议，市政府的行政复议作出的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决定书没有对具体界址作出认定；对证据三有异议，1967年9月26日修改后的山证的形成与事实不符。对证据四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五中山证的面积不对称，该山场与争议山场交界。对证据六的右边界址有异议，龙廷春自留山面积只有3亩。对证据七的三性均有异议，当事人无权决定山场的界址。原告水口组对第三人园村组、邓玉香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二、三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四、五的三性有异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七至九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水口组对第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园村组及邓玉香对原告水口组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三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二、四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五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六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七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争议山场还在处理并未确定归谁所有。对证据八与本案无关联。第三人园村组及邓玉香对定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五的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园村组及邓玉香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其关联性、真实性需进一步核实。第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对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第三人园村组、邓玉香提交的证据1-6，其他当事人对其三性均有异议，且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此不予采信。证据7-9，能够与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争议山场位于定南县天九镇新联村与兴隆村交界处，地名为“虎其龙”（也称虎琦龙、胡其龙、虎其垅）。争议的“虎其龙”山场四至为：东，破埂；南，田坑；西，坑、破小埂；北，天水。1963年，新联村园村组取得地名“虎琦龙”山场的第0002206号山林所有执照，执照上记载了1967年9月26日当时兴联大队园村生产队与兴隆大队围上生产队就“虎琦龙”山林以中地坟右片地角为界的界址约定，并有两生产队当事人的签字。1981年“林业三定”时，新联大队园村生产队与兴隆大队由围上生产队调整给水口生产队的兴隆大队水口生产队分别取得“虎琦龙”和“虎其龙”山场山林权执照，证号分别为定林证字第011858号（执照第四栏登记山场“虎琦龙”，四至界址：上天水、下田坑、左新隆队人、右新隆茶山）、定林证字第005638号（执照第四栏登记山场“虎其龙”，四至界址：上天水、下田坑、左松树坑茶山、右兴联大队杉山有坟茵埂）。1985年，园村组的家人新联村园村组村民范继远和兴隆村水口组村民龙廷春分别取得“胡其龙”和“虎其垅”山场自留山证，证号分别为定林证自字第002088号（该证第五栏登记山场“胡其龙”，四至界址：上天水、下田坑、左兴隆人山、右龙家金山）、定林证自字第001850号（该证第三栏登记山场“虎其垅”，四至界址：上天水、下田坑、左松树坑茶山为界、右兴连园村松山破埂）。2006年，园村组的家人范来安取得“胡其龙”山场的林权证，证号定南县林证字（2006）第0513020019号，宗地编号0362129051302MDYMSY00012。2011年6月17日，兴隆村水口组村民龙廷春与新联村园村组村民邓玉香签订了关于“虎其龙”山林权界址声明，双方声明各自按1985年自留山证中的界址为界。2015年1月，天九镇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邓玉香反映的山林确权维权的调查报告（天府字〔2015〕2号），该报告称，新联村园村组人邓玉香与兴隆村民龙爱伟有纠纷的山场位于新联村园村组与兴隆村水口组的交界处（小地名虎其龙），该山场1981年为兴隆村集体土地，1985年土地确权把山场转为自留山分给了水口组农户龙廷春，2011年12月，邓玉香、龙廷春及两村委员会等人就山地界址问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并就两边界址签订了协议书。而后邓玉香在山地上种植杉树受到兴隆村民龙爱伟的阻挠，根据邓玉香反映的问题，天九镇相关人员及时到涉及山场进行了现场查看，并与邓玉香、龙廷春、两村村干部交流，驻村领导和驻村干部多次到龙爱伟家进行劝解，但其未听从劝解。“虎其龙”山场自2011年开始发生争执，水口组要求政府处理，天九镇人民政府调查了解情况后做出过答复，水口组不服，遂于2015年5月，向定南县人民政府提出“虎其龙”山场林权纠纷调处申请。2015年8月28日，第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作出了定府处字〔2015〕5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一、确认争议山场“虎其龙”属于水口村民小组所有。山场具体界址：东破埂，南田坑，西坑、破小埂，北天水。二、本处理决定生效后，对已发放涉及争议山场“虎其龙”的林改新林权证林权登记作林权界址范围变更登记。园村组不服，申请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复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25日作出赣市府复字（2015）9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定南县县人民政府2015年8月28日作出的定府处字〔2015〕5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由定南县人民政府查清事实，重新作出处理。水口组不服复议决定，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水口组持有的1981年第005638号山林所有权执照所载“虎其龙”山场与第三人园村组持有的1981年第011858号山林所有权执照所载“虎琦龙”山场东西分界线（有坟茵埂，亦即1967年9月26日新联大队园村生产队与兴隆大队围上生产队之间关于“虎其龙”山场界址约定的“与中地坟右片地角为界”）地物标地坟的实地位置。原告水口组指认的地坟为龙洪宾有墓碑坟，而第三人园村组指认的地坟为无墓碑砖坟。因争议双方林业三定时期执照所载四至及1967年的界址约定，对于地坟的表述均不清晰、具体，而争议双方现今的指认也没有明显违背执照所载四至表述的含义。故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认为定南县人民政府采信原告所指有碑坟这一关键事实尚需进一步调查清楚的理由成立，其撤销第三人定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并责令重作，有助于调查清楚事实。综上，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赣市府复字（2015）9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水口组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定南县天九镇兴隆村水口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定南县天九镇兴隆村水口村民小组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收款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账号：14-315201040001442，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象南广场支行），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小光代理审判员  王丽琼代理审判员  高 霞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代理书记员  管燕梅【附法律法规】《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双方都无证据的，人工林的山权、林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天然林或荒山荒地，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