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35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艳，女，1978年10月28日出生，满族，居民，住江苏省盱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青，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溪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于，男，197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盱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春丽、武建军（实习），江苏宗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唐某权,男，194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上诉人唐某艳因与被上诉人吴某于、原审第三人唐某权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2020）苏0830民初1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某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青、被上诉人吴某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春丽、武建军（实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唐某权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某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合议和款项交付错误。1、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次借贷关系，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举证的银行交易记录和现金提取记录，足以证明原审第三人有向被上诉人交付款项的事实依据。因被上诉人经营鱼塘欠债较多，数额较大，也有离婚协议书相关条款内容可以印证的事实，由于原审第三人是被上诉人岳父，身份关系特殊，且原审第三人相关款项由上诉人保管的事实，被上诉人也不止一次向原审第三人借款，本案中14万元只是借款中的一部分，再结合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借条，可以看出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既有借款的合意又有款项的交付。2、本案借条是结算据。一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在出具本案借条前，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有多笔转账交易，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欠原审第三人借款14万元的借条，之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聊天记录中也承认欠原审第三人14万元的事实，一审庭审中，已查明原审第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结算借条形成过程，是上诉人经办的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手续，所以在原审第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能够结算出被上诉人欠原审第三人借款的具体数额、3、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互有14万元相互转账的情形与被上诉人结欠原审第三人14万元的事实无关。上诉人是原审第三人的女儿，且为原审第三人保管多笔钱款多年，原审第三人在上诉人离婚前，让上诉人保管的钱款远超14万元，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转账14万元，能够证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代偿本案14万元借款的事实。4、上诉人在一审时申请对被上诉人是否欠原审第三人借款14万元进行测谎，该申请与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离婚协议书、借条、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能够成立，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吴某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或原审第三人提供2017年3月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婚前原审第三人账户银行流水，及上诉人结婚前账户余额、婚后向被上诉人的转账记录，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审第三人有没有足够的出借能力，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卖房钱、做工程钱有无放在上诉人处保管以及是否向被上诉人出借14万元的事实，也能够证明上诉人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行为。原审第三人唐某权未予答辩。唐某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偿还原告为被告垫付原婚内债务14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与事实，一审法院结合证据与当事人的陈述认定如下：原、被告均有过婚史，双方通过网络相识并于2017年3月2日经盱眙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双方没有生育子女。原、被告共同生活不久，即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2019年1月22日，原、被告登记离婚。期间，经原告要求被告向原告出具借第三人唐某权14万元的借条。原、被告离婚协议其中约定，所有债务都用于鱼塘投资，跟原告无关，由被告偿还。一审诉讼中，原告陈述，被告向原告出具14万元的借条，是其代第三人对离婚前向第三人借款进行结算形成的。被告不予认可，称是离婚登记前一天，原告谎称向其父亲借钱还债要被告立的借据，离婚登记时要求原告归还，原告未归还。原、被告对此均未提供证据加以印证。一审另查明，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有过资金多次相互往来，其中原告曾通过银行向第三人唐某权转账14万元，对此，原告称是其代第三人收款与保管的款项转给第三人的。第三人通过代理人陈述，原告为其保管与代收的资金达数十万元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确实，原告向被告提出追偿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第三人唐某权应当对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告出具的借条，是原告要求被告向其出具，第三人并不在场，故当时不存在第三人唐某权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和款项的交付。那么，第三人唐某权与被告之间此前是否存在借款合意和款项的交付。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有过资金多次相互往来，且存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14万元相互转账的情形，故本案中难以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具体的借贷问题。如第三人认为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可另行处理。因此，原告基于与被告离婚协议的债务清偿约定，认为已替被告向第三人代为偿还债务而提出追偿没有前提与基础。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某艳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原告唐某艳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供其尾号为6045的江苏淮安农村商业银行卡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流水明细及2018年2月、7月、8月、11月及12月期间的微信账单，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结合其一审时所举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于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通过转账、提现一共借给被上诉人36万余元用于鱼塘承包经营，被上诉人从2018年2月至11月期间通过银行卡、微信转账向上诉人归还22万余元。在双方离婚前，经结算被上诉人尚欠14万余元，由被上诉人出具了欠上诉人父亲14万余元的借条。上诉人所欠的14万元中包括其父亲10万元和梁某的4万元。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卡明细显示截至婚前2017年2月27日该银行卡账户余额只有313.64元，说明上诉人陈述为其父亲保管钱财不是事实。上诉人于2017年1月26日至27日期间提取现金发生在婚前，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该款项，上诉人不能证明提取的款项借给了被上诉人。上诉人于2017年3月29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的取现或转账行为发生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即使该行为存在也是夫妻为家庭共同经营和家庭生活支出。而且该银行卡流水明细可以反映，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承包鱼塘卖螃蟹收入，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存入上诉人账户共有290900元，双方各自在婚内收入都是双方共同财产，上诉人提取现金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是原审第三人唐某权向被上诉人出借的行为。被上诉人没有收到梁某的4万元，该借款是否存在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经审查，对上诉人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提供三张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的通用凭证，证明2018年8月6日、8月11日及9月11日，其分三次共取款24000元给上诉人，上诉人将该款项交给唐某权。上诉人经质证对此不予认可，称其不知道被上诉人取款的用途，其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的上述款项。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三份凭证仅能证明被上诉人取款的事实，但不能证明所取款项交给了上诉人，故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20年6月28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欠原审第三人唐某权14万元，提供了借条、转账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截屏，证明唐某权与上诉人分别于2018年2月6日、10月8日、10月25日、10月30日通过微信、银行转账及现金等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万元、4万元、4.8万元和4.6万元，合计144000元。在2020年7月20日第二次庭审时，上诉人称双方多次向唐某权借款，在离婚时双方对欠唐某权的借款总额经结算，尚欠14万元。2020年9月15日第三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双方客观上向唐某权借款30万左右，被上诉人在离婚时出具的借条是经结算后尚欠唐某权的金额，该款项中还包括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梁某的借款4万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欠其父亲即原审第三人唐某权的借款14万元，因其已代为偿还，故向被上诉人追偿。经审查，上诉人虽然提供了借条、其在离婚后分别于2019年6月27日、2020年1月24日向唐某权银行卡共转张14万元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但被上诉人抗辩其未实际收到该款项，未向唐某权借款，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述转账是代其还款，故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借贷金额、款项交付等承担举证责任。根据现有证据，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在一审几次庭审过程中对被上诉人向唐某权借款14万元的具体时间及款项组成先后陈述不一，且其一方面提供银行转账明细主张自己代替被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欠唐某权的14万元，可又陈述14万元中包括欠唐某权的10万元和梁某的4万元，其陈述和提供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其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列举的2017年至2018年期间从淮安农村商业银行卡提取的多笔现金及其于2018年8月14日和8月17日分两次转给唐某权的14万元是唐某权让上诉人代为保管的款项，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提取的现金交给了自己，上诉人对此也无相应证据证明所取现金交给了被上诉人使用。第三，二审期间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卡、微信多次转账给其的款项即是还款，但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该转账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有很多笔，夫妻之间财产本身就是混同的，故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转账就是归还唐某权的款项。最后，从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看，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唐某权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转账的情形，上诉人称其转给唐某权的款项是唐某权让其代为保管的钱，但现有证据并不充分，故无法认定唐某权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为借款。而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并未明确承认欠唐某权钱。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审第三人唐某权与被上诉人之间既有借款的合意又有款项的交付的事实。若原审第三人有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可另行主张。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唐某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唐某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瑞新审判员  阮 明审判员  王琳琳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叶春香书记员  李 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