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民终30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肇庆奥米龙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高要市。法定代表人范如辉。委托代理人萧光贤，广东通法正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任博佳，广东通法正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奥派帝装饰砖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霍黎女。委托代理人廖健，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君仪，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惠霞，女，汉族，1978年12月3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锦俭，男，汉族，1979年4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肇庆奥米龙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米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奥派帝装饰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派帝公司）、黄惠霞、黎锦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狮民二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奥米龙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10元，由奥米龙公司负担。上诉人奥米龙公司上诉提出：一、原审判决采纳奥派帝公司疑点未能排除的证据，认定其已支付奥米龙公司货款，属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定奥派帝公司的证据6—8，即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号码为××和××两张支票和支票存根，金额各400000元，由奥米龙公司业务员签收并已兑现，这是错误的。该两张支票存根明确记载收款人是“翔鹰”（即恩平翔鹰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鹰公司），“翔鹰”二字被奥派帝公司涂盖，但原件仍清楚可见，而“奥米龙”字样明显是诉讼举证前添加的。法庭调查中，奥派帝公司承认该两张支票存根被涂盖文字是“翔鹰”，支票款均是由翔鹰公司进帐兑现并且收到翔鹰公司开具的发票。但是，奥米龙公司与翔鹰公司并无经济往来。以上证据和事实充分证明了：奥派帝公司从开具支票时就清楚该两张支票由翔鹰公司收取和兑现。因此，原审法院应查明该两张支票与本案的关联性和翔鹰公司收取支票的合法性，若奥派帝公司与翔鹰公司有交易往来，就应排除该两张支票与本案的关联性，则奥派帝公司不能证明已支付货款予奥米龙公司；若奥派帝公司与翔鹰公司没有交易，不存在对价关系，则其在开具支票时就知道由翔鹰公司兑现并收取了翔鹰公司开具的发票，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奥米龙公司合法利益的非法性，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另外，无论依何种认定，本案结果均与翔鹰公司的利益相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追加翔鹰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未采纳奥米龙公司追加翔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在证据采信上适用两个不平等的标准，违反了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以号码为××、××的两张支票在《客户应收款流水帐》（2012年11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仅记载支票行号××为由，主观推测奥派帝公司由于疏忽签名确认，因此不认定该两张空头支票是由奥派帝公司出具。事实上，交易双方的对账在财务人员中进行，奥派帝公司财务核对后再由其主管陆瑞生审核确认。如按此认证标准，奥米龙公司由于疏忽大意未记载支票号码和其它信息，亦应推定诉争支票由奥派帝公司出具。原审法院区别对待奥派帝公司与奥米龙公司的做法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这种不平等适用法律的情况还体现在对《客户应收款流水帐》（2012年12月26日至2013年2月25日）的认定上，以号码为××、××的两张支票分别于2013年2月27日和同年3月1日退票，但对账没有调整为由，错误地认定奥派帝公司已支付相应的80万元货款。事实上，由于该两张支票用于支付奥米龙公司客户范兰的债务，存在着客户从知道退票、向银行取票、交回奥米龙公司确认等几个环节的时间差，并且2月仅有28天，3月1日、2日为周末，奥米龙公司财务人员变动（李玲辞职、黎雪嫦接任，流水账可予证实）等客观情形导致奥米龙公司不知道支票是否已兑现。因此，上述流水账于3月3日打印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奥米龙公司放弃请求货款的权利。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回避了奥派帝公司的法律责任。退一步来说，假设奥派帝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号码为××和××的两张支票用于支付奥米龙公司货款，但实际上该部分款项转账至翔鹰公司，并且奥派帝公司取得了翔鹰公司开具的相应发票，应视奥派帝公司获得相关利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奥米龙公司合法利益的过错，奥派帝公司依法应承担赔偿奥米龙公司损失的法律责任，即应支付相应货款。黎锦俭开具空头支票，造成奥米龙公司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其应承担票据义务。黄惠霞为黎锦俭的配偶，债务（票据义务）在婚姻存续期间产生，视为夫妻共同债务，亦应承担票据支付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关于票据的取得须有交易关系的规定，并不是免除交易相对人或开具支票第三方出于恶意开具支票产生的法律责任。奥米龙公司销售货物收取货款既是合同权利，也是法律权利，并没有过错。原审法院以没有关联性为由对奥米龙公司的请求不予支持，显然曲解了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奥派帝公司、黎锦俭、黄惠霞支付奥米龙公司货款80万元和逾期利息121000元（从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11月5日按商业银行贷款逾期利率年9%计算，诉讼期间至付款日另计），并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诉人奥米龙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供证据。被上诉人奥派帝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奥派帝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供证据。被上诉人黎锦俭、黄惠霞在二审期间均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本院除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奥米龙公司明确其本案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主张债权，其与黎锦俭、黄惠霞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要求二人承担责任是基于票据权利。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对于奥米龙公司上诉涉及的案件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黎锦俭、黄惠霞的责任问题。本案中，奥米龙公司以买卖合同关系起诉，主张货款债权，而依其确认的事实可知，其与黎锦俭、黄惠霞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其请求二人承担支付货款责任无理，本院对其该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奥派帝公司是否尚欠奥米龙公司货款未付的问题。首先，从奥米龙公司的主张来看，其认为奥派帝公司拖欠其货款80万元，并提供了《客户应收款流水帐》（统计期间为2012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25日）、农村信用合作社支票2张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虽然该两张支票票据号码的其中一部分“××”，与《客户应收款流水帐》（统计期间为2012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25日）中关于2012年12月23日“收砖坯款支票××”80万元记载中的票据号码相同，但一方面，该8位的票据号码仅为16位完整号码的其中一部分，不具有唯一性，不能确定地区分所交付的支票；另一方面，该两张支票的出票人均为黎锦俭，票据之中均无任何关于奥派帝公司的记载，奥派帝公司否认曾向奥米龙公司交付该两支票亦否认与黎锦俭相识，奥米龙公司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未能提供确切的证据证实该两支票确从奥派帝公司处取得，亦未能举证证明奥派帝公司与黎锦俭存在关联，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可见，在奥米龙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其主张的情况下，仅以本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奥派帝公司所交付的支票便为该两张农村信用合作社支票。其次，从奥派帝公司的抗辩来看，其辩称已向奥米龙公司交付金额各为4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两张以支付诉争欠款，并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复印件及对应的支票存根各两张、支出证明单两张及收据两张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其中，支票复印件、支票存根均有奥米龙公司职员何翠红的签署，收据除有何翠红的签署外还加盖了奥米龙公司财务专用章，奥米龙公司虽对何翠红的签署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推翻，故该部分证据依法应予采信。从该部分证据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中所记载的票据开具时间与金额、收款人与收款用途等均与诉争交易相吻合，所反映的付款事实连贯一致，奥派帝公司的抗辩合理可信。再结合出具时间在后的另一份《客户应收款流水帐》（统计期间为2012年12月26日至2013年2月25日）记载的交易与收付款情况，其中并无否定奥派帝公司前述付款的内容，反映于该次对账时奥米龙公司亦未主张奥派帝公司所交付的80万元支票未能兑付，可见，奥派帝公司辩称已通过交付前述两张中国农业银行支票的方式结清诉争80万元货款的主张应属有理。虽然此两张支票的号码与《客户应收款流水帐》（统计期间为2012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25日）记载的支票号码不符，但仅以此情况并不能推翻奥派帝公司付款的事实。综上所述，奥米龙公司请求奥派帝公司支付货款80万元及相应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其主张应追加翔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因翔鹰公司非诉争买卖合同当事人，本案并无确切的证据证实其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且以本案现有证据已足以对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认定，故原审法院未采纳奥米龙公司的追加申请并无不当。奥米龙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原审审理程序违法无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0元，由上诉人肇庆奥米龙建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刘 坤代理审判员  何希红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史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