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23民终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开云，男，195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刚，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伟，男，1969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胥滕，男，196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明秀，女，196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上诉人何开云因与被上诉人庄伟、唐明秀、胥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2019）新2323民初2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开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刚，被上诉人庄伟，唐明秀，胥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开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幼苗植株感染茎基腐病与事实不符。1.上诉人接收幼苗时有验收的义务，唐明秀还在拉苗的收款收据上注明了“无病无菌”，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提供的幼苗质量合格。合同还约定20天内死苗、病苗，经第三方鉴定，被上诉人提供免费补苗。2.2018年6月28日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时幼苗已栽种45天左右，鉴定时上诉人也不在场，故鉴定报告不能证明上诉人交付的幼苗带病。3.被上诉人种植地块是重茬的盐碱地，是土壤带菌导致番茄后期茎基腐病发病，故减产和发病同上诉人供应幼苗没有关系。第二，鉴定机构的鉴定程序不合法，鉴定依据纯属主观推理，鉴定结论含糊不清，一审采信不当。第三，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减产损失及打药费、机械费于法无据。 唐明秀辩称，被上诉人栽种上诉人的番茄，被上诉人买苗的时候番茄苗茎是黑的，种到地里几天后就给上诉人打电话，上诉人也看了，但现在不认可。被上诉人鉴定时鉴定机构通知了上诉人，被上诉人种植的是晚熟品种，产量应该很高，但和旁边的地相比同样的品种产量都不一样。番茄苗发现有问题时上诉人说先打药施肥，把损失降到最低，上诉人介绍的肥料，但还是不行，产量还是很低。 庄伟辩称，被上诉人购买上诉人两个品种的番茄苗，3166就是有病，1015可以看出没有病。鉴定中心鉴定出3166品种番茄苗确实有病。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胥腾辩称，被上诉人购买3166番茄苗，番茄苗拿来的时候栽到地里，不到20天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给上诉人打电话，但上诉人不来，对此有相应的证据可以证实。3166在两块不同的地里都有呈现生病的现象。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 庄伟、胥腾、唐明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番茄损失154331.1元、农药费86890元，机械费25410元，鉴定费8000元，共计274631.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0日，原告唐明秀、原告庄伟分别与被告何开云签订一份《番茄穴盘育苗供苗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唐明秀向被告订购加工番茄穴盘秧苗（种植亩数250亩，每亩3700株），其中3166品种，4915盘，629000株，单价0.93元／株，总金额58497元；其中1015品种，2313盘，296000株，单价0.125元／株，总金额37000元。原告庄伟向被告订购加工番茄穴盘秧苗（种植亩数145亩，每亩3700株），其中3166品种2890盘，370000株，单价0.93元／株，总金额34410元；其中1015品种1300盘，166500株，单价0.125元／株，总金额20812元。两份合同还约定：被告负责将番茄苗拉到原告指定地点，运费由被告承担，番茄苗出棚时必须由原告签字确认，被告才予以发货（如原告不到被告苗棚签字将视为默认，对秧苗数量不得有争议）；被告所提供的番茄苗必须达到以下标准，穴盘完好，秧苗生长健壮…无农残、无病斑、无徒长苗、老化苗、僵苗、病苗等；原告移栽后20天内，出现死苗、病苗等情况，经具有鉴定资质的第三方鉴定，确定是由苗子质量问题引起的，由被告向原告免费提供补苗所有的番茄秧苗并由被告承担鉴定和赔偿费用。2018年5月10日至5月17日前后，原告唐明秀收到被告提供的番茄苗5649盘。在原告种植番茄幼苗两周左右，番茄苗出现根基部腐烂生长缓慢现象，原告在昌吉市易丰收农资经销部购农药对患病的番茄幼苗进行喷洒农药补救。2018年6月28日，原告庄伟、胥滕委托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对番茄苗死亡的原因及番茄损失金额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新臻冠达鉴字（2018）第07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载明“1.番茄茎基腐病的病菌有三种，（1）茄病镰孢，属半知类真菌。（2）番茄小双胞腔菌，属子囊菌门真菌。（3）茄棒孢菌，属半知类真菌。以菌丝体和厚垣孢子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冬，在土壤中存活能力强，湿度大时病菌从伤口侵入，引起发病。条件适宜时产生孢子借风雨及农事操作传播病菌，进行初侵染和多次再侵染，致病害不断扩展。在多阴雨天气、地面过湿、通风透光不良、茎基部皮层受伤等情况下，容易发病。2.通过现场勘验及调查，鉴定地块番茄感染茎基腐病后，病株生长缓慢或停止生长，甚至导致死亡，对番茄产量有较大影响。经随机多点抽样调查，茎基腐病病株达到23.3％，经测算预计减产在20％左右。3.在同一块地里，还种植另外一个品种1015，该番茄苗由呼图壁县东滩村五队范秀华提供，该番茄外观长相叶色整齐一致，经多点调查没有发现茎基腐病，所以，虽然前茬种植也是加工番茄，但土壤带菌可能性极小。4.该地块茎基腐病田间表现为集中连片发病或零星发病。集中连片发病的很显然为整穴盘苗带菌所致。零星发病的除育苗阶段感病外，不排除在田间操作过程中二次感染。5.根据新疆统计年鉴公布昌吉市前三年加工番茄的平均产量为7794.5公斤／亩，番茄收购价格按合同价0.3元／公斤计算，具体损失为330亩×7794.5公斤／亩×20％×0.3元／公斤＝154331.1元。鉴定意见为：庄伟、胥滕在昌吉市榆树沟镇曙光四队丰源农场种植的330亩加工番茄生长缓慢的原因为感染茎基腐病所致，由此造成的损失为154331.1元。”原告支出鉴定费8000元。庭审中，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对上述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主要内容为：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具备对茎基腐病进行鉴定的资质，司法鉴定只需两人既符合法规定，不需要检测即可从观察得出认定涉案番茄苗已经感染茎基腐病。从现场图片可以看出，感染茎基腐病的幼苗与未感染的部分幼苗长有差距。相邻的土地，其中一块地未感染茎基腐病，一块是点片感染茎基腐病，可以排除土壤带菌的可能。发病初期没有症状，不同环境条件下发病时间不同，感染茎基腐病的幼苗在没有表现症状时判断不出是否带有茎基腐病，因没有做过实验，不清楚不同品种的抗病性是否一致。土壤带菌发病是均匀分布的。另查明：2018年9月14日，一审法院组织原告庄伟、唐明秀、胥滕及被告何开云到丰源农场、种牛场两地，对原告庄伟、唐明秀、胥滕种植的3166品种番茄面积进行测量，经现场测量，唐明秀、胥滕该品种在种牛场种植面积为127.83亩、丰源农场该品种种植面积为106.82亩，两块地面积共计234.65亩，庄伟该品种丰源农场种植面积为98.50亩，原告庄伟、唐明秀、胥滕种植3166品种面积合计333.15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如何确认原告减产的原因？如何确认造成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原、被告签订的《番茄穴盘育苗供苗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番茄穴盘育苗供苗合同》，向原告提供合格的3166号番茄苗。关于造成原告损失的原因问题。本案中，在合同履行中，原告种植番茄幼苗两周左右，番茄苗出现根基部腐烂生长缓慢现象，原告立即向被告说明情况，在被告的指导下，原告在昌吉市易丰收农资经销部购农药对患病的番茄幼苗进行喷洒农药补救。根据合同约定以及参考鉴定意见即鉴定人出庭意见，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向原告提供合格的3166号番茄苗义务，存在违约行为。因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导致原告在种植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抗辩称原告种植番茄感染茎基腐病不是其提供番茄苗所致，而是原告所种植地的土壤本身含茎基腐病，但根据鉴定机构现场勘查分析以及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的陈述，可以排除原告种植番茄的土地土壤中带菌的可能性，故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关于原告番茄减产是由于盐碱地导致的抗辩主张，因被告并未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证实涉案土地确属盐碱地，故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采信。被告关于原告种植3166品种番茄的亩数不是330亩的抗辩主张，因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现场查看、测量后，原告种植3166品种番茄的种植亩数为333.15亩，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的损失应如何认定的问题。经查明，被告举证证明涉案土地中唐明秀实际收割1681.44吨、庄伟实际收割487.6吨番茄，两原告收割总数为2169.04吨，平均到两原告种植333.15亩中，每亩平均产为6511公斤，根据鉴定机构平均亩产7794.5公斤，减产率20％后，测算的平均亩产应为6235公斤，表明测算减产量与实际产量相差不大，说明鉴定机构测算的损失符合客观事实，对原告按鉴定意见测算的平均产量每亩7794.5公斤计算330亩损失154331.1元，符合客观实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购买农药款农药费86890元，因该番茄幼苗患茎基腐病，原告为减少损失进行施救的费用属于合理支出，但因原告提供的票据中起到杀菌作用的农药，名称分别噻菌铜、代森锰锌、恶霉灵、可杀得叁千，除上述农药外无法确定系因原告为减少损失发生的费用，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故对原告主张的农药款确认2677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机械费2541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购农药票据时间为2018年5月12日至6月24日期间，以及原告陈述的打农药次数2次，结合原告提交收条中每亩打药费6元，经一审法院综合分析，确认机械费为3998元（333.15亩×6元／亩×2次），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鉴定费8000元，因该鉴定费用系原告为确定损失产生的必需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被告何开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庄伟、原告唐明秀、原告胥滕支付番茄损失154331.1元；二、被告何开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庄伟、原告唐明秀、原告胥滕支付农药款26770元、机械费3998元，合计30768元；三、被告何开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庄伟、原告唐明秀、原告胥滕支付鉴定费8000元；四、驳回原告庄伟、原告唐明秀、原告胥滕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地点为昌吉市榆树沟镇曙光四队丰源农场。再查明，二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其种牛场地块番茄亩产是8吨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番茄减产的原因如何确定；2.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数额如何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认为番茄减产系上诉人提供的番茄幼苗携带病菌所致，并提交《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证明。虽然该鉴定报告结论对加工番茄生长缓慢的原因不具有唯一性，但鉴定报告分析论证了被上诉人种植3166品种番茄茎基腐病田间表现为集中连片发病或零星发病，集中连片发病的显然为番茄苗带菌所致，零星发病情形除育苗阶段感病外不排除在田间操作过程中二次感染，并且在同一地块里种植另外番茄品种没有发现茎基腐病。通过鉴定人勘验现场中拍摄的照片可以反映，被上诉人种植的番茄苗确实存在发病死亡的现象，鉴定人出庭时陈述番茄发病苗带病的可能性大，被上诉人种植番茄的土地土壤中带菌的可能性小。因此可以确信番茄生长缓慢的原因是番茄苗带菌所致。上诉人虽不认可该鉴定报告，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故本院对上诉人认为番茄减产非其原因所致是被上诉人土壤带菌导致茎基腐病的主张及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二审查明的内容可知，鉴定报告中鉴定地点为丰源农场番茄地块，并未鉴定种牛场番茄地块，且对丰源农场番茄面积并未测量；被上诉人陈述种牛场地块番茄亩产量为8吨多，该陈述构成自认，且高出新疆统计年鉴公布的昌吉市前三年加工番茄的平均产量7794.5公斤／亩，故本院对被上诉人主张的种牛场番茄地块损失不予支持，一审对鉴定过程中并未进行现场鉴定的种牛场番茄地块损失也亦予以支持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查明事实丰源农场的番茄地块面积为205.32亩（106.82亩+98.5亩），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丰源农场番茄地块的损失，按照鉴定报告中的减产损失计算为96022元〔（106.82亩+98.5亩）×7794.5公斤／亩×20％×0.3元／公斤〕，对机械费认定为2464元〔（106.82亩+98.5亩）×6元／亩×2次〕，农药款认定为16498元〔（106.82亩+98.5亩）×26770元/333.15亩〕。对于鉴定费用8000元系被上诉人为确定损失产生的必需支出，一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承担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何开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2019）新2323民初261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被告何开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庄伟、原告唐明秀、原告胥滕支付鉴定费8000元”； 二、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2019）新2323民初26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即“一、被告何开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庄伟、原告唐明秀、原告胥滕支付番茄损失154331.1元；二、被告何开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庄伟、原告唐明秀、原告胥滕支付农药款26770元、机械费3998元，合计30768元；四、驳回原告庄伟、原告唐明秀、原告胥滕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上诉人何开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被上诉人庄伟、被上诉人唐明秀、被上诉人胥滕支付番茄损失96022元； 四、上诉人何开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被上诉人庄伟、被上诉人唐明秀、被上诉人胥滕支付农药款16498元、机械费2464元，合计18962元； 五、驳回被上诉人庄伟、被上诉人唐明秀、被上诉人胥滕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4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62元，共计9582元，由上诉人何开云负担4290元，被上诉人庄伟、被上诉人胥滕、被上诉人唐明秀负担529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孙青莲 审 判 员 李 娟 审 判 员 刘 维 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孟 颖 书 记 员 陈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