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02民初7627号 原告：卢某1，男，196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彦沁，上海申浩（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告：卢某2，女，196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卢某3，女，196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朝军，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雁，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原告卢某1与被告卢某2、卢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6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卢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彦沁，被告卢某2，被告卢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朝军、王凌雁到庭参加诉讼，后因双方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卢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彦沁，被告卢某2，被告卢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朝军、王凌雁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卢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继承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东浩街X号楼宜宾××宿舍××楼××号××%的份额（具体房产信息以房屋登记信息为准），并对房屋价值进行分割；2、要求被告卢某3、被告卢某2按75%的继承份额折价补偿给原告卢某1；3、要求被告卢某3、卢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卢某3、卢某2系亲兄妹关系，与被继承人周某系母子关系。被继承人周某于2016年9月11日通过四川某律师事务所杨某律师代书遗嘱，并经见证人万某见证，该遗嘱合法有效，遗嘱内容“立遗嘱人与前夫卢某某（已于2002年去世）共有一套住宅（登记在卢某某名下），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东浩街X号楼宜宾××宿舍××楼××号，一直未继承分割。立遗嘱人去世后，自愿将该房产中属于立遗嘱人的部分由儿子卢某1（身份证号×××4250）全部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得争执”。被继承人于2018年12月26日死亡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卢某3、卢某2沟通，想按照房屋75%份额继承（卢某某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但二人不予理睬，现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卢某2辩称：被答辩人提供的遗嘱，份额太高，应为无效，被继承人在世时说过她的50%给被答辩人，另外的一半两姊妹分；被继承人周某立遗嘱时可能也不清醒。卢某3提供的遗嘱笔迹不像被继承人周某所写；被继承人周某也给答辩人写了这套房产的分割情况，将产权依据都交由答辩人保管。 被告卢某3辩称：一、被答辩人应举证证明继承已经开始，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案涉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一）被继承人在立遗嘱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该遗嘱应为无效遗嘱。被继承人出生于1937年，其在立遗嘱时已年满79周岁，证人出庭证实，被继承人脑筋不太清楚，只能进行一般生活的谈话，其逻辑性不能达到立遗嘱时的标准。而被答辩人在请了律师代书并作见证的情况下，都没有提供被继承人在立案涉遗嘱时能证明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据，应由被答辩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案涉遗嘱系代书遗嘱，也同时具有打印遗嘱和律师见证遗嘱的性质，但从形式要件上来讲，案涉遗嘱均有瑕疵。按相关法律规定，代书遗嘱系遗嘱人亲自表述自己的意思，由代书人代笔记录，代书人仅仅只是忠实记录者，并且还应由遗嘱人、两名见证人签字。案涉遗嘱的代书人为四川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而本案两名证人证实，被继承人没有聘请过律师，且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被继承人周某的委托资料，再结合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成都，且律师与卢某1一起到的被继承人家中这一事实，可以推定律师系卢某1聘请，实际上代表的是卢某1的利益。而另一名见证人万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与原告签订有一份《协议书》，约定万某为被继承人周某养老送终，原告将自己继承的案涉房屋的12.5%的份额给万某，并且该《协议书》签订于案涉遗嘱订立之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六条“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被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的规定，在案涉遗嘱订立之时，万某与被继承人有利害关系，不具有遗嘱见证人的资格。因此，案涉遗嘱因两名见证人都与卢某1有利害关系，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而无效。案涉遗嘱系打印件，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但案涉遗嘱仅在最后一页有遗嘱人和见证人的签名，不符合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且见证人不具有遗嘱见证人的资格。依照《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的规定，律师事务所应指派两名律师进行见证工作，应当签订见证委托合同，对见证当事人的谈话应当作笔录，并且在见证文书上加盖律师事务所的公章，案涉遗嘱也不符合律师见证文书的相关规定。综上，案涉遗嘱因缺乏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而无效，请求人民法院按法定继承判决对案涉房屋进行继承分割。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遗嘱（2016年9月11日），形式要件不合法，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协议书复印件，与证人万某出示的原件一致，真实且与本案相关，予以采信；情况说明，系被告卢某3单方形成，虽有证明人签名，但证明人并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其不予采信；购物清单两本，记载形式符合生活常理，内容连贯，且与证人万某到庭证言相印证，予以采信；遗嘱（2015年正）虽真实，该遗嘱并无具体明确的财产处理意见，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社区证明虽系影印件，但与遗体火化证明能够印证，予以采信；周某出院病情诊断证明、出入院卡片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卢某1所写情况说明系其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被告卢某2提供的报告、证明、异地安置工作人员选择定点医院登记表虽真实，但与本案无关，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周某所写委托字据，虽真实，但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被告卢某2提供的侯某领条、身份证、雇佣合同真实、合法，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被告卢某2提供的周某所书遗嘱（2012年），虽真实、但并无明确具体的财产处理意思表示，形式要件不合法，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周某退休证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刘某证明材料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刘某离婚证、身份证，与双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能够佐证，予以采信；证人万某、马某、卢某4的证言，结合其他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被继承人卢某某（1933年1月24日出生）、周某（1937年8月24日出生）于××××年登记结婚，双方共生育三名子女，分别是长子卢某1、次女卢某2、三女卢某3。被继承人卢某某于2002年9月6日死亡。此后，被继承人周某与案外人刘某再婚，2014年6月9日，双方登记离婚。2018年12月26日，被继承人周某死亡。两被继承人父母均先其死亡。 位于宜宾市××街××号××幢××层××号（房屋所有权证号：宜宾市翠屏区**，建筑面积73.78平方米）的房产系被继承人卢某某于1992年自其单位所购房改房，登记在卢某某名下。 2012年12月29日，被继承人周某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为：“我以后去世后，所有一切遗产都不给刘某。都给卢某1、卢某2、卢某3，三个孩子。所有遗产，我委托卢某2替我分配处理，卢某1，请特殊照顾。” 2014年4月8日，被继承人周某因发现血压升高30＋年，头晕走路不稳1＋月，加重10＋天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于当年5月7日出院，出院诊断：急性脑梗塞；脑梗塞后遗症；血管性痴呆；脑萎缩；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Ⅱ型糖尿病；双膝骨关节炎；慢性肾功能不全；颈椎病；冠心病等。后被继承人周某回本地，并先后雇请不同保姆照顾其生活起居，其中尤以证人万某照顾时间最长，期间大约为2015年5月起至被继承人周某去世前。在此期间，被继承人周某的退休工资卡由被告卢某3保管，由其从其母退休工资中开支万某的工资及其母和万某的生活费用。原告卢某1、被告卢某2因生活居住于成都市，2015年后，原告卢某1逢年过节时回宜探望其母，卢某2则少有回宜探望照顾其母。 2015年5月3日，被继承人周某自书“遗嘱”一份，内容如下：“我在14年写给卢某2的一切遗嘱条子都作废，我的产权证，户口本都应交出来，在我这里拿去的十九万，用去住院六万多，报销（用去2万元）2万元，现在卢某2处应有拾万元，请如实退还我去世及一切委托卢某3处理”。 2016年3月2日，原告卢某1与证人万某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今协商卢某1父亲遗留下来的宜宾自来水公司住房百分之十二.五的财产将来母亲、周某去逝后，卢某1将这遗留房产分得全部、交万某所有，但是万某同志必须给周某母亲送终。此立，各项条款有效。” 2016年9月11日，原告卢某1携杨某自成都到宜宾周某家中，将打印好的“遗嘱”给被继承人周某签字捺印，杨某作为代书人、见证人在该份“遗嘱”上签名，证人万某作为见证人也在该份“遗嘱”上签名捺印。 本院认为，案涉诉争遗嘱是否合法有效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此，分析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案涉诉争遗嘱立于民法典施行之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原告主张案涉诉争遗嘱系代书遗嘱，但并非代书人执笔代书，而系打印件；其次，根据原告陈述，所谓的代书人系律师，其作为律师见证被继承人立遗嘱，应符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7年制订《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律师与申请见证的当事人谈话，应当制作笔录；第十五条规定：律师同意受理的应当与客户签订见证委托合同，重大疑难见证业务必须经所主任审批。第十六条规定：接受客户委托后，所里应指派两名律师进行见证工作。本案中杨某作为律师，见证被继承人订立遗嘱，显然不符合上述行业协会所制订的工作细则。第三，诉争遗嘱中的另一见证人万某，与原告存在合同之债，系继承人合同之债的债权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第四，2014年5月7日，被继承人因病住院后出院时，被诊断为血管性痴呆；脑萎缩，因此，其能否正确表达其意志存疑。综上，诉争遗嘱形式要件不合法，且是否为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无法确定，应认定为无效。 被继承人于2012年、2015年所立遗嘱无明确可执行的财产分配意见，且其2015年的遗嘱内容也明确此前遗嘱作废。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按遗嘱对案涉遗产继承分割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据此，结合本案事实，案涉遗产应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案涉遗产系原、被告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现其父母均已去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之规定，原告、两被告各分得案涉遗产三分之一的份额。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位于宜宾市××街××号××幢××层××号（房屋所有权证号：宜宾：宜宾市翠屏区**面积73.78平方米）的房产，由原告卢某1、被告卢某2、卢某3各继承分割三分之一份额。 二、驳回原告卢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原告卢某1负担524元、被告卢某2、卢某3各负担52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方 审 判 员  杨冰涛 人民陪审员  卢生玉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法官 助理  侯峥真 书 记 员  王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