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94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开飞，住安徽省桐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安，住湖北省赤壁市。原审被告：广州市名盛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孙开飞。上诉人孙开飞因与被上诉人周国安、原审被告广州市名盛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石民初字第1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周国安称自2014年2月起开始向名盛公司提供刀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约定结算方式为月结。周国安提供34张送货单拟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关系，其中相关单据的货款金额及收货人情况如下：300元、孙开飞，160元、孙开飞，20元、孙开飞，50元、孙开飞，350元、孙开飞，200元、王某乙，470元、孙开飞，100元、王某乙，220元，孙开飞，200元、孙开飞，180元、小王，60元、王某乙，1550元、孙开飞，180元、王某乙，80元、孙开飞，550元、孙开飞，2600元、孙开飞，2200元、孙开飞，420元、孙开飞，50元、孙开飞，70元、孙开飞，360元、孙开飞，200元、无人签名，300元、孙开飞，300元、孙开飞，360元、孙开飞，30元、孙开飞，190元、孙开飞，430元、孙开飞，360元、孙开飞，60元、王某乙，30元、孙开飞，10元、孙开飞，140元、王某乙。周国安称王某乙帮名盛公司进行加工，名盛公司有时让周国安直接送货到王某乙处，并由王某乙签收。周国安称名盛公司孙开飞曾承诺于2015年5月9日在其工厂对账、结账，但其并未出现，名盛公司、孙开飞至今未支付相关货款，周国安遂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名盛公司是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孙开飞是其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周国安原审诉讼请求：1.名盛公司偿还周国安加工款12780元；2.孙开飞承担上述款项的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名盛公司、孙开飞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周国安称与名盛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并提供了相关送货单证明其主张，可认定双方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周国安向名盛公司提供刀模，孙开飞作为名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故名盛公司应向周国安支付相关款项。虽周国安主张名盛公司曾要求其直接向其王某乙供货使其直接加工，由王某乙直接收货，但周国安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涉诉款项金额应以名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开飞签收的送货单为准，故名盛公司应向周国安支付11580元（300元+160元+20元+50元+350元+470元+220元+200元+1550元+550元+2600元+2200元+420元+50元+70元+360元+300元+300元+360元+30元+190元+430元+360元+30元+10元），对周国安主张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孙开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名盛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财产，因此，孙开飞应对名盛公司向周国安支付的1158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名盛公司、孙开飞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审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名盛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周国安支付货款11580元；二、孙开飞对第一项判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周国安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元，由周国安负担12元，名盛公司、孙开飞负担108元。判后，上诉人孙开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周国安与名盛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并提供了相关送货单证明其主张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而事实是名盛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12日，送货单最后日期是2014年4月12日。（二）周国安诉称：“我和名盛公司存在交易往来共向被告送货34次，有相应的送货单，均由孙开飞验收签字，后孙开飞出具承诺书，我和孙开飞多次协商，但其并不配合，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约好到工厂结账躲着不见面。”而事实上周国安没有送过一次货，如果送过货到那里，谁送的。而出具承诺书结账一事根本不存在，在2015年5、6月份扣孙开飞车子然后报警，孙开飞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让周国安带上本人在做个体商户期间做的刀模第一联、第三联单据到现在公司对账，因为存在质量问题，让其到公司看刀模都没有用，协商解决而周国安在约定的时间根本没有去，周国安一直电话骚扰，不愿当面解决问题。（三）孙开飞因个人原因在原审开庭时没能及时到庭应诉、抗辩，造成事实不清。而事实是2014年4月间，周国安工厂人员流动性大人手紧缺，给名盛公司做的刀模出现很大的质量问题，拿回来后不能使用，让其重做，因其人员流动性大，人手不足，我方的刀模复杂，没有人会做，后来找其他厂做了刀模，部分送到其工厂刀模因为不能用也没有拿回，一部分现在放在工厂一直没有用。综上，上诉人孙开飞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周国安承担。被上诉人周国安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名盛公司答辩称：与孙开飞上诉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查明，周国安于本案中提交的34张送货单所涉送货日期在2014年2月-4月期间，其中由孙开飞签名确认的有26张，送货单上“客户名称”一栏、“客户收货人”一栏中均显示为“孙开飞”。另查，名盛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司成立于2014年5月12日。本院认为，本案中，周国安为证实其与名盛公司之间就刀模加工存在合同关系，提供了一系列由名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开飞签具的送货单，合计11580元。孙开飞确认上述加工合同关系及送货事实，但认为合同关系发生在名盛公司2014年5月12日成立之前，故合同双方应为周国安与孙开飞，并以涉案货物存在质量为由拒绝支付加工费。据此，根据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加工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周国安、名盛公司？还是周国安、孙开飞？2.周国安加工的刀模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孙开飞应否向周国安支付加工费11580元？对于上述第一点争议，本院认为，首先，审查周国安提交的送货单，“客户名称”一栏及“客户收货人”一栏中均为孙开飞，所涉交易均发生在名盛公司成某的2014年2月-4月期间，周国安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与之确定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名盛公司，孙开飞也认可合同关系发生在其以个体名义对外经营期间，因此，孙开飞主张涉案合同关系的交易双方为周国安、孙开飞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但，鉴于名盛公司未对原审判决提出上诉，应视为其认可与其相关的处理结果，本院对此不予调整。孙开飞作为交易主体，应与名盛公司共同承担加工费的支付责任。对于上述第二点争议，现孙开飞提出周国安交付的刀模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以致无法使用，但未能就此提供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孙开飞以刀模存在质量为由拒绝支付加工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孙开飞应按其签认的送货量及加工费数额，向周国安支付加工费11580元。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有所不当，予以纠正。上诉人孙开飞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石民初字第1197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石民初字第1197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三、上诉人孙开飞、原审被告广州市名盛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周国安支付货款115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0元，由被上诉人周国安负担12元，被上诉人孙开飞负担1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元，由上诉人孙开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张纯金审判员  徐 艳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陶智斌何浩王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