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05民初2029号 原告（反诉被告）：夏晓明，男，1983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前程，山东颐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浙江聚大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MA293L0X29）。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同济路**19-4-7。 法定代表人：张宁立，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彩珍，浙江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瑾婕，浙江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夏晓明与被告陈银燕、浙江聚大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大公司），第三人无锡市亿益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聚大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提出反诉，本院予以受理，并决定与本诉合并审理。夏晓明于2020年7月21日申请撤回对被告陈银燕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于2020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原告（反诉被告）夏晓明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前程，被告（反诉原告）聚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彩珍、施瑾婕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第三人亿益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夏晓明于2021年1月20日申请撤回对第三人亿益公司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于2021年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庭审。原告（反诉被告）夏晓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前程网络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反诉原告）聚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彩珍、施瑾婕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晓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夏晓明与聚大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协议；2.判令聚大公司返还夏晓明货款500000元；3.判令聚大公司赔偿夏晓明损失1000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由聚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其从事塑料产品经营行业，经联系从聚大公司处购买塑料颗粒。2020年4月13日，其从聚大公司处订购50吨S2040宝丰能源塑料颗粒，单价每吨23000元，聚大公司承诺2020年4月18日前交付货物。双方达成协议后，其向聚大公司指定账户支付货款500000元，并将该批货物转卖给亿益公司并承诺2020年4月18日交付货物。但交货期到后，聚大公司无法按约交付货物，其亦无法如约向亿益公司交付货物。亿益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正式通知与其解除协议、并要求其返还货物以及赔偿损失。聚大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重大损失，致使货物买卖协议的目的无法达成。其多次沟通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聚大公司辩称：1.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夏晓明未按约支付剩余货款，亦未按约安排提货，现涉案货物仍堆积在其仓库。2.其已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已经完成备货，并及时通知夏晓明支付货款并提货,不存在违约情况。双方约定提货时间是2020年4月18日左右，最终确定2020年4月20日可以提货，之后双方一直沟通，直至2020年4月22日其发函给夏晓明要求付款提货，但夏晓明并未付款也未提货。3.夏晓明未按约付款提货，却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与事实不符，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 聚大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夏晓明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货物买卖协议；2.判令夏晓明向聚大公司支付剩余货款650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夏晓明承担。本案审理期间，聚大公司将第1、2项反诉请求变更为：1.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货物买卖协议；2.判令夏晓明赔偿聚大公司损失795000元，已预付的定金500000元抵扣后，夏晓明还需支付聚大公司295000元。后聚大公司撤回变更反诉请求的申请。事实和理由：2020年4月13日，夏晓明向其订购50吨S2040宝丰能源塑料原料，双方口头约定单价为每吨23000元，货款总价为1150000元，交货日期为2020年4月18日左右，款到提货。协议达成后，夏晓明向其支付定金500000元，剩余货款650000元双方约定于提货前付清。2020年4月20日，双方微信确认，夏晓明于2020年4月21日来余姚提货，提货前付清余款。但夏晓明未按约提货也未支付余款。2020年4月24日，其工作人员致函给夏晓明，要求夏晓明在2020年4月30日前付清余款同时提走货物，否则定金不予返还，但夏晓明并未理睬。其认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双方均应自觉履行。夏晓明迟延支付货款及提货的行为构成违约，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夏晓明单方面诉请解除合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夏晓明未履约，也未就解除合同与其达成一致，期间因行情变化造成的货物价格下降损失应由夏晓明承担，夏晓明应按原约定继续履行合同，支付余款并提取货物。若法院认定合同解除，则夏晓明应赔偿其损失795000元，将已支付的定金500000元抵扣，夏晓明尚应支付295000元。 针对聚大公司的反诉，夏晓明答辩称：1.购买的塑料颗粒在2020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出现大降价，因聚大公司迟延交货，给其造成损失。2.双方约定的交货日期为2020年4月18日，但聚大公司履行延期交货，直至最终同意交货时间为2020年4月22日，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聚大公司至今未予退款。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关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夏晓明提供的律师函及邮寄查询单，聚大公司质证认为没有收到，经本院核查，该律师函已被签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2）夏晓明提供的亿益公司出具的解除采购通知，聚大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法确定，因该通知系照片打印件，且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通知的真实性无法确认。（3）聚大公司提供的发票及付款凭证，夏晓明质证认为不予认可，本院庭后与原件核对一致，且与夏晓明认可的聚大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可相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夏晓明通过与聚大公司员工陈银燕的微信聊天，与聚大公司确认购买S2040宝丰能源塑料颗粒50吨，单价为每吨23000元。夏晓明于2020年4月13日向聚大公司支付500000元。 夏晓明与聚大公司均确认，夏晓明并未支付余款并提走货物，涉案塑料颗粒目前已大幅降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哪方违约；二、涉案买卖合同是否解除。 关于争议焦点一，夏晓明主张，聚大公司承诺于2020年4月18日交付货物，却未如期交付货物，系聚大公司违约。聚大公司主张，双方协商一致夏晓明于2020年4月21日提货，且提货前付清余款，但夏晓明未支付余款也未按约提货，系夏晓明违约。 本院认为，根据夏晓明与聚大公司工作人员陈银燕的聊天记录可知，2020年4月13日，夏晓明与陈银燕确认购买50吨塑料颗粒，并支付了500000元。同日，陈银燕回复，“23000*50T18号左右提货S2040宝丰能源”。2020年4月15日，夏晓明问道，“2040能在18号到吗？我好提前准备”，陈银燕回复，“我到之前跟你落实”。夏晓明又问，“今天15了，再有3天能到吗？你落实一下，我着急安排”，陈银燕回复，“好”。据此可知，夏晓明与聚大公司在2020年4月15日还未明确2020年4月18日是否能到货。 2020年4月16日上午，陈银燕道，“问过了，21到22的样子”。夏晓明回复，“不是18号左右，怎么直接推迟了4天”……“那现在你们打算给我怎么办？”，陈银燕回复，“如果确定18号左右不能提，我去帮你申请看看价格能不能优惠点给你”，夏晓明回复，“我自己现在做改性价格无所谓，你们还是给我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调一下货吧”。2020年4月17日，夏晓明再次催促，陈银燕未明确回复。2020年4月20日上午，陈银燕道，“车子安排下，提货”，“明天提，今天来不及了”，“我给你争取来最快的了”，夏晓明回复，“谢谢！我马上安排”，陈银燕道，“明天提货，位置给你”。夏晓明问道，“钱给你付完分两次提可以吗？一次33吨，剩下的我再找个小点的车”，陈银燕回复，“明天安排32吨”，夏晓明回复，“好吧！我联系一下”，“明天提货给我优惠多少”，陈银燕回复，“18号左右呢，2-3天不是正常吗，还要我优惠啊”，后跟老板申请后告知夏晓明无法优惠，夏晓明表示接受，会自行给自己客户优惠。陈银燕又问，“货款今天打还是明天打，剩下的？”，夏晓明回复，“还差65对吗？明天提货前给你转过去”。据此，夏晓明与聚大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上午达成一致，夏晓明于2020年4月21日先行提货32吨，当日提货前支付余款650000元，剩余货物再找小车来拉（未明确时间）。 2020年4月20日中午，陈银燕道，“我老板刚跟我说了32吨给你送达，运费我们给你出”，“算是这个行情下的补助吧”，“你地址给我”，“我让驾驶员直接送你那边”，夏晓明回复，“谢谢！我让客户发地址过来顺便把尾款付了”，陈银燕回复，“定位给我”，“联系人也给我”……“尾款今天付下”，夏晓明回复，“谢谢了，下午给你付过去”。据此可知，夏晓明与聚大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中午将上午的约定更改为，夏晓明于2020年4月20日下午支付余款650000元，并提供收货地址，聚大公司直接派车将32吨货物运送至夏晓明提供的地址并自行承担运费。 后夏晓明回复，“刚刚联系了，还没有给我回话，要不先入你们的库吧！让客户再想办法”，陈银燕回复，“明天入余姚库可能会晚，到时候你会装不上的，你保险点让你工厂安排后天提货好了”，夏晓明回复，“我马上再沟通下”，陈银燕回复，“要直送马上告诉我”，“我让驾驶员改路线”，“不然就往余姚了”，夏晓明回复，“好”。但是之后夏晓明一直未回复，也未付款也未提供收货地址。据此可知，夏晓明并未完成2020年4月20日中午双方约定的付款要求，也未将更改情况告知聚大公司，聚大公司将货物入余姚仓库。 2020年4月21日上午，夏晓明让陈银燕拍摄货物视频。2020年4月21日下午，陈银燕问，“你那边客户下午打款还是明天打款？”，夏晓明反问，“今下午我的货能装吗？”，陈银燕回复，“仓库现货今天的提完了，就剩20多吨了，32吨晚上到，你来不及，明天早上保守点”，“你今天没跟我落实32吨要提，其他同事的客户提走了”，“现在是自己派车还是直接那个驾驶员装到你那边去”，夏晓明回复，“我自己找车提货”，陈银燕回复，“那你今天找好”，“明天一大早可以提”，夏晓明回复，“好的”，陈银燕回复，“提货地址就我给你定位”，“车找到提货证明给我”，“提前货款打给我”，夏晓明均回复，“好的”。据此可知，夏晓明与聚大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下午再次约定，夏晓明于2020年4月22日自行来提走32吨货物，提货前支付货款并交付提货证明。同日下午4时左右，陈银燕问，“32T明天提吗”，“32T不提我要给其他同事了”，“仓库现在放不下”，夏晓明回复，“可以，这个客户明天不来款，我就给别人”。陈银燕回复，“那我先让别人提了哦”。夏晓明回复，“好的”。据此可知，2020年4月21日下午，夏晓明同意让其他客户先提货。 2020年4月22日上午，陈银燕又问，“今天不提是吧”，夏晓明回复，“你先给你的其他客户吧！我这个客户要和我掰扯掰扯，我先解决了他再说，不行我提来自己用”。同日下午，陈银燕问，“我这边余款你也要安排了，现在货我都可以提了，也不能一直拖着，再不行你自己用用掉”，夏晓明回复，“我拿走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会尽快给你安排的”。陈银燕又问，“尽快要多久？”夏晓明回复，“明天，住最晚后天”，陈银燕又问，“后天提完？还是后天余款打给我”，夏晓明回复,“先打款，货分两次提”。据此可知，夏晓明与聚大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再次达成协议，夏晓明最迟在2020年4月24日提货，提货前打款，货分两次提走，且货物自用可能性大。 2020年4月23日，夏晓明在与陈银燕聊天上陈述，其与其客户沟通不畅，客户要求其赔偿，货物其能自用。同日下午，陈银燕询问，“那你的意思明天还不提”，夏晓明回复，“上午处理完，下午我就提货。因为这批货现在法律层面买主还不算我，客户付定金了吗他不要了我把钱一退就是我的了”。据此可知，夏晓明承诺与其客户事情处理完，2020年4月24日下午就来提货。 2020年4月24日上午，陈银燕催促提货打款，夏晓明没有回复。同日下午，陈银燕微信上直接发送催款函，要求夏晓明2020年4月30日前付清余款并提货，若是不履行则自行处理货物并罚没定金，但夏晓明未支付余款也未提货，也未在微信上明确回复付款提货事宜。 综上可知，夏晓明与聚大公司订货时确定2019年4月18日左右提货，但因有“左右”两字说明并非明确为2020年4月18日这一天，后经过双方几次变更约定，最终确定2020年4月24日下午为最晚提货时间，且由夏晓明自行提货，提货前付清余款。但夏晓明并未在约定时间付款并提货，并非聚大公司未按约交货。因此，本院认定系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系夏晓明违约。 关于争议焦点二，夏晓明主张，涉案买卖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解除。聚大公司主张，涉案买卖合同未解除可继续履行。 本院认为，陈银燕于2020年4月24日在微信上向夏晓明直接发送了催款函，载明，“双方约定你方应于2020年4月21日前付清全额货款，但截止2020年4月24日，我方尚未收到贵方650000元整的剩余款项。特此通知贵方，请于2020年4月30日前将所欠剩余款项付清并自行安排车辆前来我方提取货物。如贵方在收到本函未能按期足额支付所有款项，我方将你方预付至我方的定金（50万）作为违约金收取并自行处理约定货物，且我方将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据此可知，聚大公司向夏晓明表达了若是夏晓明未在2020年4月30日前付清余款并提货，则其将自行处理货物并将定金作为违约金收取，聚大公司实质上作了若是对方达不到条件即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 对此催款函，夏晓明未在微信上做任何回复，则是委托孙前程律师于2020年4月27日向聚大公司寄送律师函一份，载明，“……按照贵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约定，贵公司应当如期交付货物，在委托人如约支付定金后，贵公司的迟延履行交货义务的行为致使买卖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委托人方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要求贵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在收到本律师函后，委托人与贵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立即解除，贵公司应在三日内将货物定金50万元退还给委托人……如贵公司不能如期退还定金，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届时贵公司除赔偿委托人的实际损失外，还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即向委托人支付人民币壹佰万元整……”。该函于2019年4月30日被聚大公司的协议信箱签收。据此可知，夏晓明通过律师函的形式向聚大公司回复，因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定金，若是聚大公司不退定金，则需赔偿损失以及双倍返还定金。 综上可知，聚大公司先向夏晓明发出了若是不完成限定条件则解除合同及罚没定金的意思表示，夏晓明不仅未在聚大公司限定时间内付款提货，反而亦发出了解除合同及返还定金的意思表示，无论合同目的还能否实现，涉案买卖合同已在夏晓明与聚大公司一致的意思表示下解除，解除时间应为聚大公司收到夏晓明律师函之日即2019年4月30日。 本院认为，涉案买卖合同系夏晓明与聚大公司通过微信多日沟通最终建立的，其中付款提货时间几经变更，最终确定为2020年4月24日下午，但夏晓明未按约付款及提货，致使合同履行出现问题，聚大公司与夏晓明均发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涉案买卖合同于2019年4月30日解除。因此，聚大公司要求涉案买卖合同继续履行，夏晓明支付剩余货款650000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夏晓明诉请聚大公司返还已支付的500000元，该笔款项双方在订货时并未明确性质，但在聚大公司2019年4月24日发出的催款函中明确为定金，在夏晓明2019年4月27日发出的律师函中亦多次明确为定金，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均书面确认该笔款项系定金。夏晓明庭审时先陈述该笔款项系定金，后反口，否认该笔款项系定金，违反不得反言原则，本院采纳夏晓明最先陈述，聚大公司亦承认该笔款项系定金。但是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因此，本院认定夏晓明已支付的款项中230000元（1150000×20%）系定金，其余270000元系其预付的货款。夏晓明并未提走涉案货物，不需返还，夏晓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致使合同解除，应赔偿聚大公司损失。为了避免当事人诉累，经本院释明，聚大公司同意若是涉案买卖合同解除，则将合同损失一并处理。聚大公司主张因夏晓明未及时提货，造成其差价损失795000元，罚没定金不足以弥补其损失。聚大公司的计算方式系涉案塑料颗粒于2019年4月13日卖与夏晓明时为单价每吨23000元，后在2020年6月9日出卖时单价已降为每吨7100元，差价损失达到795000元。本院认为，聚大公司在催款函中已明确表示若是夏晓明未在2020年4月30日前付款提货则将自行处理涉案货物，夏晓明未付款提货，且涉案货物系种类物，并非定作物或特定物，则聚大公司明显可在2019年4月30日之后合理期限内将涉案货物处理，聚大公司以2019年6月9日的出卖价来主张差价损失，太过牵强，且因疫情突发，防疫货物原料稀缺，2019年4月正是涉案货物稀缺期，2019年6月已渐渐回落平稳，即便涉案货物未及时处理造成巨大差价，亦是聚大公司自身之故，造成损失扩大。但夏晓明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涉案的230000元定金聚大公司可予以罚没，但聚大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损失远大于已罚没的定金，则聚大公司在罚没定金后应返还夏晓明预付的货款270000元。合同解除系夏晓明违约之故，且夏晓明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损失的存在以及金额，夏晓明诉请聚大公司赔偿其损失100000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夏晓明与浙江聚大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协议于2019年4月30日解除； 二、浙江聚大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夏晓明预付货款270000元； 三、驳回夏晓明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浙江聚大塑料科技有限公司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本诉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计4900元，由夏晓明负担2695元，浙江聚大塑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205元；案件反诉受理费10300元，减半收取计5150元，由浙江聚大塑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翔 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 书记员  林杰 附： 裁判履行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一方当事人未按生效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未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对逾期不履行裁判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可依法将其纳入失信人名单、限制出入境、限制高消费，一方当事人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或公务员的，将向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门通报。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逃避或规避执行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