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沪02行初16号原告杭州金菱印花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安市。法定代表人帅学克，杭州金菱印花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吴族春，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雨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曹鸣，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关长。委托代理人邢瀛，男。委托代理人展国红，女。原告杭州金菱印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金菱公司”)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以下简称“上海吴淞海关”)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7日立案后，于2016年1月1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杭州金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族春律师，被告上海吴淞海关的委托代理人邢瀛、展国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上海吴淞海关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沪关缉查字[2015]7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08年3月7日至2009年3月30日期间，杭州金菱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进口半透明纸、装饰用半透明纸20票共计501971千克，申报商品编号XXXXXXXX；TENTOK牌经浸渍的印刷木纹用纸2票共计27929千克，申报商品编号XXXXXXXX。上述22票货物申报价格共计CIF493,532.16美元，对应进口关税税率均为7.5%。经查，杭州金菱公司伪报进口货物价格，上述22票货物实际价格应为CIF763,842美元。经核定，上述货物的货物价值共计人民币6,603,982.11元，偷逃税款人民币478,663.78元。上述事实构成走私行为，另案发后，杭州金菱公司向海关缴纳了担保金人民币50万元。被告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对杭州金菱公司作出没收走私货物的处罚。因走私进口违法货物已无法没收，且杭州金菱公司积极缴纳担保金，被告最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向该公司追缴走私货物的价款人民币1,857,085.46元。原告杭州金菱公司诉称：因其与日方公司有多项合作项目，故日本天间公司与原告之间就涉案货物有特惠绝密协议，相关纸品根据品质、等级不同均按照特惠价格供应给原告。原告系按照与日本天间公司之间的特惠价向海关进行申报，并未故意报低货物价格，涉案22票半透明纸、装饰用半透明纸、印刷木纹用纸的实际交易价格为CIF493,532.16美元，不存在偷逃税款的走私行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不合法，亦没有提供与涉案纸品相匹配的现金流证据，而相关刑事案件也因没有证据而未处理，故被告所作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行为发生于2008年至2009年期间，被告于2015年10月作出处罚，超过2年的处罚时效，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合法来源，处罚前进行两次听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且未经过集体讨论，执法程序违法。请求判决撤销上海吴淞海关2015年10月14日作出的沪关缉查字[2015]7号行政处罚决定。起诉时，原告杭州金菱公司向法院提供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20张发票复印件(其中2张内容重复)、原告公司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间支付给日本天间公司的外汇清单及部分记账凭证、汇水单、日本天间公司2010年4月1日函件及2010年6月4日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出具的与此函件相关的公证书、2014年10月10日日本天间公司出具的实际贸易金额确认函件等作为其证据。被告上海吴淞海关辩称：原告杭州金菱公司通过修改外商真实发票的方式，伪报货物进口价格偷逃税款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认定其构成走私行为，依法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内容适当。本案于2009年4月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缉私局(以下简称“上海海关缉私局”)予以刑事立案，之后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移送起诉；因检察机关认为该案犯罪情节轻微，故于2011年7月20日退回作行政处理；之后，转由上海吴淞海关管辖。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对原告进行了事先告知，根据原告的要求组织了听证，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并对原告提出的事由进行了核实查证，在核查后再次进行告知和听证，充分保障了原告的权利；处罚前经过了集体讨论，但属于内部材料，故未向原告提供，处罚执法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庭审中，被告上海吴淞海关提供其具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执法主体资格的依据为《海关法》第二条规定。原告杭州金菱公司对被告上海吴淞海关具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主体资格无异议。被告上海吴淞海关为证明处罚决定认定杭州金菱公司实施了走私违法行为正确，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从海关档案存放部门获取的原告杭州金菱公司进口涉案22票纸品的报关单及报关时向海关提供的随附发票、装箱单，刑事侦查过程中，2009年4月1日海关缉私部门在原告公司内查获的涉案22票纸品的真实发票、保单(其中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的报关单无配套保单)、装箱单、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的报关单所涉纸品的销售合同，以及上述英文材料的翻译件；2、2009年4月1日海关缉私部门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简称“海关总署”)缉私局2015年4月29日出具的缉私情函(2015)168号《关于反馈相关材料的通知》及所附《关于反馈家具印花纸境外核查结果的通知》，该通知中附有就发票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涉案纸品，由中国海关和日本海关分别收集的相关信息比对情况及翻译件；4、2010年4月6日原告向海关缉私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5、2009年4月1日、2010年6月9日、2011年5月31日对帅学风制作的讯问笔录、2011年11月17日对帅学风制作的查问笔录，2009年4月1日分别对应宇、史佳制作的询问笔录，2010年8月3日对李晓君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该次询问过程的现场视频资料、工作记录、工作记录单及李晓君笔录现场录像制作过程说明；6、编号为××关核字(2013)24号，计核单位为上海吴淞海关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核定本案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1,353,350.36元，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478,663.78元；7、刑事侦查过程中，原告向海关缉私部门提供、自称为涉案纸品的原始发票14张(其中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的发票与涉案纸品无关)、销售合同5份，以及被告就上述书面材料委托鉴定后，2014年12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沪公物鉴文字[2014]第0410号鉴定书；8、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2011年7月20日出具的沪检一分刑诉[2011]164号退回处理函；9、原告身份资料。被告上海吴淞海关以上述9组证据证明以下事实：1、原告杭州金菱公司制作虚假发票低报涉案22票纸品进口价格进行走私的事实以及海关对本案偷逃税款的计核情况；2、原告在本案处理过程中自称为真实的原始发票、销售合同，经鉴定确认与查获的真实发票存在差异；3、涉案行为曾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认为该案犯罪情节轻微，故将本案退回海关缉私部门予以行政处理。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原告杭州金菱公司对证据4、证据9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如下异议：1、对证据1的合法性持有异议，认为被告未能说明该组证据的取得时间、来源，进而表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认为保单的时间、价格与发票不匹配，相关保单仅有正面，无投保人签字，3张保单无保险公司签字，故对证据1不予认可；2、对证据2、证据5持有异议，认为属于刑事侦查过程中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案件的证据材料；3、认为证据3并非被告直接取得，且形成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系在第一次听证之后，不能作为本案处罚的证据；4、认为证据6缺失计核时间等要素，该计核证明亦未向原告送达，上海吴淞海关作为处罚机关应予回避；5、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检材及结论造假；6、认为证据8不能证明原告存在走私违法行为，未经法院判决不能认定原告构成犯罪。被告对原告就相关证据提出的异议质辩认为：1、证据1中的报关单及随附发票、装箱单系原告在报关时向海关提供，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至海关档案保管场所获取，内容真实，来源合法；2、被告提供的保单上附有对应的发票号，无保险公司签章的保单在搜查获得时亦经过原告公司确认，并盖有原告公司印章，提供涉案保单主要为了证明保单正面确认的投保金额均约为真实发票价格的110%，存在固定的数理关系，亦符合海运保险行业的通常行规，而原告自称报关时提供的所谓原始发票上载明价格与投保金额之间无法找到逻辑关系，亦不符合相关行规，故证据复印件未复制保单背面不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内容；3、根据海关总署署法发[2008]484号文所附《海关总署关于海关行政处罚若干执法问题的意见》的第一条规定，“以走私罪嫌疑立案的刑事案件，因刑事撤案转为海关行政处罚的，在刑事侦查阶段调取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询问笔录)、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直接使用；犯罪嫌疑人陈述(讯问笔录)和检查笔录等在行政案件中应当作为书证使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依据行政处罚案件调查程序重新制作查问笔录。”故海关缉私部门在对原告刑事侦查过程中获取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行政处罚的证据；4、海关总署缉私局2015年4月29日出具的通知是就该局之前已出具过核查结果反馈通知情况所作的说明，早在2010年，上海海关缉私部门已就涉案5票纸品的相关境外资料请求海关总署缉私局调取，海关总署缉私局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海关互助与合作协定》向日本海关提出协查请求，收到日本海关的回复后，2010年8月5日，该局遂将相关比对信息予以反馈，故证据3并非在第一次听证后取得，且亦能证明案件事实；5、被告作为计核单位合法，不存在回避事由；计核证明上确实缺失计核时间，但从该份计核证明的文号可以显示作出于2013年，且从2013年4月11日对帅学风所作的查问笔录亦可反映，已就偷逃税款的计核结果向其告知，故也能证明该份计核证明系被告于2013年在行政处理过程中作出；6、证据7系原告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主动向海关缉私部门提供，该节事实可以通过2010年6月9日帅学风的讯问笔录予以印证，检材真实，且原告在起诉时提供的发票复印件部分也与检材重合，故不应采信原告对检材的质疑；相关鉴定结果在听证会上已经出示给原告阅看，原告亦没有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另，针对原告的该项异议，被告当庭提供了一套刑事侦查案卷中经过帅学风签名确认的其提供的所谓原始发票及销售合同复印件，用于证明检材的来源。根据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相关证据确认如下：被告上海吴淞海关向法庭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反映的内容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上海吴淞海关为证明处罚决定执法程序，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沪关缉机诉[2011]33号上海海关缉私局起诉意见书，移送行政处理函通知书，案件材料流转清单，立案审批表，解除担保通知书，收取担保凭单，行政处罚案件移送管辖通知书及回执，行政处罚告知单及邮寄凭证、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听证通知书及邮寄凭证、送达回证，听证笔录，听证复核表，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邮寄凭证、送达回证。原告对上述执法程序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被告组织两次听证违法。故本院对被告的程序证据予以采信。被告上海吴淞海关向本院提供了《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六条，作为其认定原告行为构成走私违法行为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律依据。原告杭州金菱公司对被告所作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适用提出异议，认为原告的行为不构成走私，不应予以适用。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上海吴淞海关认为：相关发票与涉案纸品并不完全匹配，且部分在行政处罚前经过鉴定确认与真实发票不符，故对原告提供的发票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相关支付凭证与涉案22票纸品的进口情况无法一一对应，总金额亦不相符，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不认可原告提供的日本天间公司2份函件的真实性，且相关公证书也仅是对复印件与原件、中文译本与日文原本相符进行公证，亦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外，与本案被诉处罚决定之间缺乏关联性，且部分证据真实性存疑，故本院不予采纳。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调取以下证据：1、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所使用检材的获取笔录，2、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以下简称“浦东机场海关缉私分局”)2009年9月16日对胡春宇制作的笔录，用于证明被告提供的鉴定结论造假以及应宇笔录中关于向深圳公司转移资金进行交易的陈述内容不实的事实。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准予调取通知书，并向被告予以调取。被告于2016年6月8日向本院作出反馈意见，并提供了2010年6月9日对帅学风制作的讯问笔录(亦已作为被告证据提供)、2009年9月16日对胡春宇制作的询问笔录。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根据以上有效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08年3月7日至2009年3月30日期间，原告杭州金菱公司以修改真实发票、伪报进口货物价格的方式，共向海关申报进口半透明纸、装饰用半透明纸20票，共计501971千克，TENTOK牌经浸渍的印刷木纹用纸2票，共计27929千克，申报价格共计CIF493,532.16美元，而实际价格应为CIF763,842美元。经核定，上述货物价值共计人民币6,603,982.11元，原告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478,663.78元。2009年4月1日，上海海关缉私局对原告以走私普通货物案立案侦查，于2011年6月2日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2011年7月20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具《退回处理函》，以原告犯罪情节轻微为由，退回作行政处理。2011年11月8日，上海海关缉私局将本案移送浦东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同月15日，该局进行行政立案。2013年4月11日，因上海吴淞海关为本案所涉主要进口口岸海关，故案件移送被告处理。2014年9月9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予以告知。原告于同月12日提出听证申请，同年10月11日，被告组织了第一次听证。原告在该次听证过程中提出了在刑事侦查阶段曾提供过一套原始发票，因被告对此事实未予掌握，故为查明相关情况，委托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对原告提供的材料进行鉴定，并出具了鉴定书。2015年5月8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原告再次提出听证申请。同年6月5日，被告组织第二次听证，听取了原告的申辩意见。2015年7月24日，被告对该案进行了最终复核，认为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申辩理由不成立。2015年10月14日，被告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月15日向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不服，遂起诉来院。本院认为，被告上海吴淞海关作为涉案纸品主要进口口岸海关，依法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主体资格。原告实施走私违法行为的事实及偷逃税款的金额，有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上海吴淞海关根据查明事实，依据《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原告作出没收走私货物的处罚，又因走私进口的违法货物已经无法没收，且原告在案发后向海关缴纳了担保金人民币50万元，故被告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海关处罚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最终按照偷逃税款占应纳税款比例对应的走私货物，对原告追缴等值价款人民币1,857,085.46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本案进行行政立案后，上海吴淞海关在作出处罚前，向原告进行了处罚前的事先告知，给予了陈述、申辩以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在原告提出听证申请后，被告依法组织了听证，在听证后就原告提出的申辩意见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在获取相关证据后，重新作出处罚前的告知，在原告提出申请后再次组织听证，并经复核，最终确认原告申辩理由不成立后，作出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关于原告认为未故意报低货物价格，不存在偷逃税款走私行为的主张，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未认可被告提供的涉案纸品报关时的相关单证，但根据2013年4月11日帅学风的查问笔录，其在询问过程中对调查人员出示的22票纸品报关单证予以认可，听证过程中，原告亦未对此提出异议；而被告提供的搜查笔录和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亦可证明海关缉私部门在原告公司中搜查获得了上述22票纸品相关的另一套价格更高的发票、装箱单、保单等原始材料，故在本案中就涉案22票纸品存在两套价格不同发票的事实可予确认。而根据被告提供的应宇、史佳、李晓君的询问笔录，与高价发票存在数理关系的保单价格以及日本海关提供的比对信息，可相互印证证明被告认定的原告存在改低发票价格，以修改后的价格向海关申报的事实。原告虽提出申报价格真实的主张，但在行政程序及诉讼过程中，均未提供其所称的与日本天间公司之间的特惠价绝密协议。而根据2010年6月9日帅学风的讯问笔录，可以证明其在刑事侦查阶段主动提供了一套所谓的原始发票及销售合同。但后经被告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相关鉴定结论为上述材料中外文签名字迹与比对样本的外文签名字迹均不是同一人书写，红色印文与比对样本的红色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且从帅学风提供的该批材料中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的发票看，与原告报关时提供的相同编号的发票亦存在价格不一致、签名不一致等情形，故原告认为低价发票真实的主张缺乏事实证据证明。另，原告在起诉时提供的日本天间公司相关函件，均不能确认其真实来源，且也不是能证明涉案事实的原始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认为被告未提供与涉案纸品相匹配的现金流证据，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的主张，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案件事实，而根据帅学风的两份笔录可以证明，原告在与日本天间公司结算过程中，货款支付情况与货物进口批次并非一一对应，且是不定期支付款项。故原告在22票涉案纸品交易过程中，本身并未形成闭合资金流，其认为被告应举证与涉案纸品相匹配的现金流证据，与其公司交易客观事实不符，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主张亦不予采信。关于原告就执法程序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案违法行为发生于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间，而上海海关缉私局于2009年4月1日即对本案刑事立案，故不存在原告所称的2年内未发现违法行为的情形，对原告的该项异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第一次组织听证后，认为原告申辩中存在行政机关未掌握的情形，故进行补充调查后，重新予以处罚前的事先告知，并根据原告的申请，给予了第二次听证的权利，再次听取了原告的陈述与申辩，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充分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无不当，原告认为不能进行两次听证的异议，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上海吴淞海关所作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原告杭州金菱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杭州金菱印花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杭州金菱印花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田小冰审 判 长  姚倩芸审 判 员  沈亦平人民陪审员  陈元旦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书 记 员  韩 瑱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以下简称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海关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以下简称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第八十二条违反本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走私行为：(一)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专门或者多次用于掩护走私的货物、物品，专门或者多次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予以没收，藏匿走私货物、物品的特制设备，责令拆毁或者没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违反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走私行为：(二)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第九条有本实施条例第七条、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三)偷逃应纳税款但未逃避许可证件管理，走私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偷逃应纳税款3倍以下罚款。……第五十六条海关作出没收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关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无法或者不便没收的，海关应当追缴上述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的等值价款。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