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2民终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萍，女，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现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正，男，198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水城县，现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伦，系贵州中创联律师师事务所六盘水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艳，女，197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念，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昌齐，男，195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现住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刘萍、李正因与被上诉人陈艳及原审被告李昌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20）黔0201民初2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萍、李正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该合同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刘萍与李昌齐之间虽然名义上是合资建房但实际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之所以签订合资建方协议，纯粹是因为便于今后的过户办理，这一点有当时介绍双方买卖的中间人可以作证，双方完全没有合资建房的意图。同理，李昌齐与李正之间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两次合资建房均是名义上的合资，实际上的转让。而且根据双方的资金往来记录均表明为真实的转让。既为转让，上诉人刘萍与李昌齐便不再享有该土地的处分权利（此事实被上诉人已经知晓），上诉人便不可能作为上述合同卖方与被上诉人签订该合同，同时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也就更不可能为上诉人刘萍及李昌齐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审判决判定上诉人承担违约金不公平。根据双方于2018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合同中第四条的约定：甲方应当在2019年11月1日前将该栋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办理过户登记给乙方（办理到乙方陈艳的名下），在办理不动产权证（过户）登记的过程中乙方应当积极配合办理。第八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应当将该栋房产的《松树坪小区用地建设合同》、《合资建房合同书》、《国有土地使用权》等所有原件资料移交给乙方。两条的约定完全是相冲突的，如果办理过户手续的义务在上诉人，那么第八条中所说的一切原件资料均是办理手续所必须的资料，那么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将一切原件资料移交，是否导致上诉人的主动义务变为被动义务。况且被上诉人也有配合的义务，在上诉人办理的过程中被上诉人不予配合，导致无法办理过户的结果，双方均有过错，因此原审法院简单的以合同约定来判定上诉人承担违约金未免过于武断。三、被上诉人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结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如第二条所述，合同内容中出现相冲突的条款，导致合同目的的实现发生上诉人不可控的障碍，而此障碍正是被上诉人有意设置。因为第二份合同模版系被上诉人提供，其在拟定合同时未充分考量合同履行的便利，而上诉人一方在被上诉人的催促或是其编造的理由下，同时也是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并未与被上诉人仔细商讨合同条款是否会影响双方履行，因此造成这样的结果，被上诉人逃脱不了干系，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双方签订合同在实际履行中已经发生了变更，上诉人不应承担违约金。根据合同约定，办理不动产权证（过户）手续的义务在甲方，但在实际履行中被上诉人已经认可将办理义务转移给自己，而被上诉人仅仅是承担配合的义务，这点通过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李正发送的消息可以得到证实。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11日给李正发送消息，其告诉李正，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上诉人李正应当积极配合办理该房产的相关手续，还告知上诉人李正已经数十次去相关部门要求办理该房产相关手续。根据该消息清楚显示，被上诉人完全认可办理手续的义务在其一方，跟双方2018年8月10日签订的第一份协议约定的内容一致。又或者在签订第二份合同后，被上诉人自愿将原来的被动义务变更为主动义务。因此义务履行一方已经由上诉人变更为被上诉人，履行义务的主体已经发生实际变更。既然已经不需要履行主动义务，那么再判决上诉人一方因不能履行主动义务而承担违约金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五、政策原因的限制，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结果不应当由上诉人一方自行承担。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都是想要合同能够履行完毕，但是正如前面所述不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由上诉人承担办理义务，或是被上诉人自愿变更由其承担办理的义务，都不可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因为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都清楚除了双方的因素，还有他们不可控的行政权力机关的因素及其他政策性的因素。现阶段的一些条件不具备导致无法办理相关手续，这是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都不想看到的结果，也并非是上诉人一方可以主导的结果，因此也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违约。六、原审判决未认清该事件发生的真实原由不该判定上诉人违约金。双方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一方已经将房屋、土地及一切有关的原件资料全部移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开始对该栋建筑安装附属设施及装修，目前虽因相关职能部门未办理相关手续但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对该栋房屋实际权益的享有和处置。而违约金的性质应该是违约方补偿守约方所造成的损失，而非惩罚。就现阶段的情况，上诉人的行为并未对被上诉人造成任何经济或精神上的损失，实质上更从未违约，因此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违约金明显是被第二份伪合同（因上诉人配合被上诉人不放心关于该栋房屋权益归属而签）所混淆。审理中，上诉人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1、案涉土地房屋的权属状态。刘萍虽然于2007年9月14日取得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但至今未将该土地使用权依法办理转移登记给上诉人李正、李昌齐，且其在之前于2001年7月9日取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是刘萍一个人的，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颁发的用地面积为31.77公顷，属于包含刘萍在内的还有其他相邻业主的土地使用权在内，至今案涉房屋所占用的14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仍未与其他相邻土地使用权人在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分割，也就是说，案涉房屋刘萍个人取得了上述土地使用权证外其他案涉房屋依法应当取得的建设行政规划许可手续事项，如该140平方米土地上房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设计规划许可证、开工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竣工验收许可证、房屋质量安全保证书等法定行政许可手续事项都没有，亦即是涉案140平方米土地上的房屋依法属于违法建筑；2、关于案涉房屋买卖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实现产权变更登记的问题。从上诉人及李昌齐于2019年9月与被上诉人陈艳签订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1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充分证实被上诉人陈艳完全知晓案涉房屋及土地的权属状态以及上诉人李正及刘萍、李昌齐三人之间关于案涉房屋及土地的合作关系，也就是上诉人李正及刘萍、李昌齐三人均未对案涉房屋取得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因此，基于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案涉房屋买卖交易的行为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第三十九条：“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的规定，显然该房屋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依法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依法无效，被上诉人以该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向人民法院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并判决该房屋买卖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明显违背了该项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基于该房屋买卖合同系无效的合同，那从签订时起依法就不具备法律效力，上诉人李正、刘萍及李昌齐依法不对被上诉人陈艳构成履行合同的违约行为，无需向被上诉人陈艳支付违约金558000元，因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艳的诉讼请求。陈艳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一、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是认为刘萍与李昌齐、李昌齐与李正签订的合同均系土地转让合同而非合资建房合同，由此得出李昌齐与刘萍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并非李昌齐与刘萍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是刘萍与李昌齐于2009年4月1日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合资建房合同书》，李昌齐与李正于2015年3月4日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合资建房协议》，两份合同的内容均系合资建房。且被上诉人与刘萍、李昌齐、李正于2018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亦确认三人对案涉房屋系共有关系。不管从刘萍与李昌齐、李昌齐与李正签订的合同名称、内容来看，刘萍、李昌齐与李正三人之间均系合资建房的法律关系，且三人合资建房的事实在刘萍、李昌齐、李正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在合同中再一次予以明确。上诉人上诉主张刘萍、李昌齐、李正系转让土地而非买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并且三人之间不管基于什么法律关系，刘萍、李昌齐、李正与被上诉人在2018年8月1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被上诉人采用欺诈、胁迫的手段签订合同，上诉人主张该合同的签订不是李昌齐、刘萍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故被上诉人与刘萍、李昌齐、李正于2018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合同的主体合格、合同内容合法、合同的签订系被上诉人与刘萍、李昌齐、李正真实的意思表示，该《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上诉人所提的其他上诉理由是自相矛盾的（其他上诉理由是认可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提出的）。二、上诉人以合同约定甲方应当移交相关资料原件给被上诉人，从而主张判决上诉人承担违约金不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显示公平的合同受损害方可以在一年以内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撤销。2018年8月11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至今已有2年零6个月，上诉人从未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张撤销该合同条款，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对于涉及房屋的相关资料是由卖方还是买方保存，这与卖方还是买方应当履行的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义务之间并无任何关联，相关证照办理的义务是按照合同约定，没有任何法律或者法规规定谁持有资料原件谁就应当承担办理产权证照的过户义务，上诉人以合同约定应将资料原件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就应当承担办理产权证照的过户责任是非常荒缪的。上诉人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无理无据。上诉人主张合同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内容是被上诉人有意设置的完全不是事实，2018年8月1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充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被上诉人完全是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才请人打印的合同，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故意在合同中设置障碍的问题。且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认为合同条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完全可以要求再次进行修改之后再签订，或者可以拒绝签订。上诉人既然在合同上签名，就应当意识到其签字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相应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四、上诉人主张双方对于办理房屋权属过户登记的责任已经作了变更，从而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无数次去相关部门咨询办理房产权属登记是事实，这也无可争议的辩驳了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故意不配合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纯属虚假，只能证明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怠于履行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义务。被上诉人积极到相关部门办理房产权属登记并要求上诉人履行办证义务，不能就以此主张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责任就转移给被上诉人承担，除非上诉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责任由哪一方承担进行了变更。五、上诉人主张系政策原因导致不能按期办理房屋权属证书，故其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房屋买卖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房屋的卖方在出售房屋时，对于什么时间能够办理相关产权证书给卖方，卖方应当根据交易的房屋办理证照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考量评估后才签订合同，如果合同已经约定了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时间，卖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将房屋权属证书办理给买方，卖方肯定要承担违约责任。类似案件在房开公司与购房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由于未按期竣工验收合格或者消防未验收合格等导致不能按期办理房产权属证书给购房人，从而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上诉人主张是政策性因素导致不能按期办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根据合同约定政策性因素也并非上诉人免责的范围。六、上诉人以未办理房产权属证书并未给被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故而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该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从上诉人出售给被上诉人的房屋来看，由于该房屋至今未办理权属证书，用水开户也无法办理，导致从2018年至今被上诉人均无法使用该房屋，给被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该房产办理权属证书给被上诉人后，上诉人可以将该房屋的抵押贷款用以生产经营，由于房屋权属证书迟迟不能办理，导致被上诉人274万元巨额资金的积压，给被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非常严重的。故上诉人以此作为其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将涉案房屋的权属证书办理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违约金给上诉人合法有据。被上诉人所提起的各项上诉理由前后相互矛盾且无任何证据证实，更无任何法律依据，故上诉人所提上诉无理无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的上诉，维持原判。审理中，陈艳补充答辩意见如下：1、上诉方所主张的涉及房屋办理权属证照需要的相关证件完全属于凭空推断，并没有提供不动产登记证办证时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的法律依据；2、上诉方主张涉案房屋除土地使用证外其他证件均未取得，如果上诉人的主张成立，只能证明上诉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将还不具备办理房屋权属证照的房产恶意出售给被上诉人导致涉案房产至今不能办理过户登记，也只能证明上诉方应当承当合同不能履行的全部过错责任；3、上诉方主张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认为涉案房屋因为没有取得权属证书故双方的买卖合同无效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合同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只是属于行政管理法规，也没有任何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没有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进行交易合同就属无效，故上诉方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显然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所提出的8点上诉理由前后自相矛盾，但是可以看出，是上诉方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后收取了被上诉人高达274万元的购房款后怠于履行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义务，上诉方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李昌齐述称，同意二上诉人的意见。陈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决原告与三被告于2018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二、请求依法判决三被告协助原告将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凤凰新区政通路宗地编号为D75号（面积14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市土国用（籍）第20070651号）土地使用权及该宗土地上的房屋产权（共计七层）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房屋价值279万元；三、请求判决三被告支付55.8万元违约金给原告。第二项及第三项诉讼请求金额共计334.8万元；四、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协助原告将上述房产的用水过户到原告名下；五、请求判决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补充诉讼请求第二项因现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对不动产权是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合二登记为不动产权证书，故将第二项诉讼请求进一步明确为：请求法院依判决三被告为原告办理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凤凰新区政通路宗地编号为D75号（面积14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市土国用（籍）第20070651号），宗地上的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萍名下登记有位于钟山区凤凰新区土地一宗（国有土地使用证：市土国用（籍）第20070651号），刘萍用该土地出资与被告李昌齐合资建房，李昌齐又与被告李正合资建房，2018年8月10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李正作为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钟山凤凰新区宗地及总地上全部房屋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279万元。约定房产转让款交付方式，其中余款20万元在土地过户至乙方名下且办理相关产权后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乙方在办理相关产权的过程中，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若因乙方不主动办理，乙方应在一年内支付剩余款项。甲方将所有手续移交给乙方，由乙方自行办理该房屋产权，办理期间若需甲方配合时甲方必须配合乙方。2019年，原告陈艳作为乙方与被告刘萍、李昌齐、李正作为甲方签订落款时间未2018年8月1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其中约定，甲方卖给乙方的房屋位于钟山区凤凰新区政通路，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40平方米，房屋宗地地块编号Ｄ75，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市土国用（籍）第20070651号，甲方卖给乙方的房产为该宗地修建的全部房产，房屋共计七层，负一层为地下室，一层为门面、二至六层为住房，该房屋建筑面积大约为900平方木。付款方式处约定甲方将该栋房产的不动产权证办理过户登记给乙方后，乙方在十日内将余款50000元付清给甲方，甲方三人中其中任何一人收到乙方支付的购房款，或者甲方三人中其中任何一人委托他人代收购房款，均视为乙方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甲方应当在2019年11月1日前将该栋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办理过户给乙方。本合同甲乙双方应当按约履行，如果其中一方违约，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转让总款20%作为违约金。本合同如果与其他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约定为准。原告陆续向被告李正支付了274万元购房款，现原告以被告未按约定办理相关产权手续为由，诉至本院。另，被告在庭审中陈述，该房屋与D76宗地上的房屋公用一堵墙，办理产权证需要两宗地及其地上房产权利人共同办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当以双方签订的哪一份合同为准；2、原告方主张的违约金是否应当支持，支持多少。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2018年8月1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在前，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1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在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后签的《房屋买卖合同》可认定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变更的合同，该份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且后签的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如果与其他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约定为准”，原、被告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该份合同上签名按手印的行为产生法律效力，被告对于自己的民事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应以房屋买卖合同为准。被告辩称房屋买卖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并未约定将原合同作废，不以后签合同为准，虽未作废，但不影响后一份合同的法律效力，应以该份合同约定的为准。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因原告按照约定支付了房款，被告未按约定在2019年11月1日前将房屋产权办至原告名下，故被告已违约，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转让总款的20%作为违约金。综上，对原告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诉请，予以支持，对原告请求三被告为原告办理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凤凰新区政通路宗地编号为D75号（面积14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市土国用（籍）第20070651号），宗地上的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的诉请，因原告未举证证实该房屋具备办证的客观条件，且根据被告陈述，该房屋办理不动产权证需要D76宗地上房屋权利人一起办理，法院不能替代相关行政部门对房屋是否符合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客观条件进行审查，故不予支持，待房屋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时，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对原告请求三被告支付违约金558000元的诉请，被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且诉请金额符合双方约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陈艳与被告李正、李昌齐、刘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二、被告李正、李昌齐、刘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艳支付违约金558000元；三、驳回原告陈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9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396元，由原告负担11952元，由被告李正、李昌齐、刘萍负担4840元（原告已预交，三被告连带同上述款项一并返还给原告）。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是：1、2018年8月1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及合同效力如何认定；2、一审对违约责任的判决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1，二上诉人提出2018年8月1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二上诉人提出其对案涉房屋并无处分权，但通过合同内容可以看出，二上诉人与李昌齐系以房屋共同所有人的名义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被上诉人，且是否对房屋享有所有权并不影响上诉人作为义务人加入合同关系，因此，本案合同的相对方应为二上诉人、李昌齐和被上诉人。2018年8月11日《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是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上诉人以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能成立。上诉人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主张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不能举证证实案涉房屋存在符合该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且该规定并未将其转让行为确定为无效行为。因此，一审认定案涉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2，在各方签订多份合同对有关事项存在约定不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履行内容应以2018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准，符合法律规定。根据2018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上诉人及李昌齐承担按期办理案涉房屋不动产证书转移登记手续义务。对于二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通过其实际行为已导致办证义务变更为上诉人、不能办证的原因系政策原因及被上诉人不予配合导致的上诉理由，因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合同约定的办证义务已经转移给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提出的不能办证的原因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定免责事由，故在二上诉人和李昌齐未能按期履行办证义务的情况下，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根据合同约定，按转让总款20%支持由二上诉人和李昌齐共同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558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80元，由上诉人刘萍、李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少旭审判员  王秋红审判员  杨 龙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法官助理张冰书记员杨梦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