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703民初585号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锦州市凌河区。法定代表人吴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金中环，该公司财务经理。被告刘某，男，196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铁岭县双赢经营处实际负责人，户籍所在地锦州市古塔区，现住凌河区。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某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4日立案受理，由代理审判员姚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金中环，被告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诉称，被告系我公司员工，负责铁岭地区的化肥销售工作，与我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于2015年10月26日向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递交了仲裁申请，以我公司未向税务机关缴纳企业所得税为由，要求认定其铁岭经营处的经营利润应当等同于综合效益，要求我公司支付其2013年销售提成6085.30元，支付2014年销售提成12978.91元，而我公司认为已按照公司的考核方案规定全部兑现了被告的各项奖金。经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3月11日开庭审理，认为我公司《2013年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中未规定计算综合效益奖方法中扣减25%企业所得税，《2014年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中虽然规定了综合效益奖方法中扣减25%企业所得税，但该考核方案属于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无相关法律及规定依据和支持，并且我公司2013年及2014年未向税务机关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于2016年3月18日裁决我公司支付被告综合效益奖19064.21元。我公司认为公司制定的企业规章制度没有违反相关法律和规定，法无禁止即为可，无需寻求相关法律及规定依据和支持。考核方案的制定已经经过员工讨论和签字，说明大家对该考核方案是认可的。综合效益指标是我公司执行多年的考核指标之一，我公司早在2010年的考核方案中就规定计算部门综合效益时要扣减25%的企业所得税，而被告却不听从公司解释，非要将其部门经营利润等同于部门综合效益，向公司索取不应得的劳动报酬未果的情况下提起仲裁。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的裁决结果忽视了企业的合法经营权利，损害了企业的经营利益。故请求判令：不服（2016）锦劳仲案字第37号裁决书裁决，我公司不支付被告综合效益奖19064.21元。被告刘某辩称，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下设分支机构，铁岭经营处是其中之一，且铁岭经营处人数只有一人，我本人负责铁岭片区销售化肥的业务。本人负责的铁岭经营处在2013年和2014年两年给公司盈利，但原告2013年和2014年两年整体亏损。根据原告2013年和2014年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其应支付本人综合效益奖19064.21元。理由如下：1、原告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每年都有变化，其中综合效益考核指标并不是多年都在执行。2012年公司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是以经营利润为考核指标之一，没有考核综合效益指标一词。2、公司在2013年经济目标责任制考核方案中没规定综合效益奖方法中扣减25%的企业所得税。3、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虽然在2014年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中提到的计算综合效益奖方法中扣减25%企业所得税，其25%企业所得税是指公司总体而然，“企业”指的是具有独立核算单位的原告，而不是指其下属非独立核算的分支铁岭经营处。企业所得税是国家税法规定的税种之一，是由纳税人企业缴纳，国税部门收取，上缴国家财政。2014年公司整体亏损，按照税法规定，亏损的企业不应缴纳企业所得税，既然公司在当年没有缴纳所得税，公司就不应以上缴企业所得税为由收取下属本部门25%的“企业所得税”，且不上缴国税部门而作为公司自有，致使本人利益受损，公司应认识到其本身的这种违法行为。在2014年计算综合效益奖时，公司不应扣减我25%的企业所得税，综合效益应等同经营利润。综上，本人请求凌河法院维持2016锦劳案字第37号裁决书裁决结果，原告应支付本人综合效益奖19064.21元。经审理查明，被告刘某系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铁岭县双赢经营处实际负责人及销售人员（该经营处只有被告一人），负责铁岭地区的化肥销售工作，双方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每年均会制定不同的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其中，2013年考核方案中为被告负责的铁岭经营处设定的综合效益指标为160000元，综合效益奖部分规定：“经营网点完成公司设定的综合效益目标的，年终给予该网点5000元的基础奖励，对超过公司设定综合效益的部分按照30%-50%的比例计提奖励”。该方案中未记载计算综合效益奖方法中扣减25%企业所得税的规定；2014年考核方案中为被告负责的铁岭经营处设定的综合效益指标为25万元，折算后前三个季度综合效益指标为187500元。综合效益奖部分规定：“完成设定指标90%（含）-100%的，按照实现综合效益的10%比例计提奖励，对于超过设定指标100%以上部分按照20%比例计提奖励”。该考核方案中对综合效益定义为：“按公司实际购入成本核算的税后盈余，即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本部门费用-应承担资金利息-25%的企业所得税”。又查明，被告负责的铁岭经营处2013年经营利润为163617.63元，2014年前三个季度（2013年12月26日至2014年9月30日）经营利润为259578.21元。在计算综合效益奖时，原告从被告负责的铁岭经营处2013年及2014年经营利润中扣减了25%的企业所得税，故2013年未支付被告综合效益奖，2014年前三个季度支付被告综合效益奖20186.73元。因存在亏损情况，依据有关规定，原告2013年及2014年未缴纳企业所得税。再查明，被告刘某于2015年10月26日向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在不扣减其经营利润25%的企业所得税基础上，按照30%的比例计算支付其2013年超出综合效益目标部分的综合效益奖及网点5000元的基础奖励6085.30元；按照10%的比例计算支付其2014年未超出综合效益指标的综合效益奖及按照20%的比例计算支付其2014年超出综合效益指标的综合效益奖12978.91元，以上共计19064.21元。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2016）锦劳仲案字第3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3年及2014年综合效益奖19064.21元。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2016）锦劳仲案字第37号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书、《2013年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2014年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财务报表、营业执照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为凭，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在计算支付给被告刘某的综合效益奖时是否应扣除25%的企业所得税。首先，因原告每年均会制定新的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且在原告制定的《2013年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中并未规定计算综合效益奖时中需扣减25%企业所得税，故在支付被告2013年综合效益奖时不应做相应扣减，应按照规定支付被告2013年综合效益奖6085.30元；其次，原告在《2014年经济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方案》中对综合效益定义为：“按公司实际购入成本核算的税后盈余，即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本部门费用-应承担资金利息-25%的企业所得税”，在原告正常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前提下，2014年的综合效益奖应按此规定计算。但2014年原告并未缴纳企业所得税，所谓“税后盈余”即应为未扣减25%税款的实际盈余。故在支付被告2014年综合效益奖时，原告亦不应做相应扣减。扣除已支付的20186.73元，原告还应再支付被告2014年综合效益奖19064.21元。综上，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被告刘某2013年综合效益奖6085.31元；二、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被告刘某2014年综合效益奖12978.91元（计算明细附后）；三、驳回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辽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姚 旭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李晓娇计算明细1、2013年综合效益目标为160000元，净利润为163617.63元。2013年综合效益奖为：（163617.63元-160000万元）×30%+基础奖励5000元=6085.30元2、2014年前三个季度综合效益目标为187500元，净利润为259578.21元。2014年综合效益奖为：187500元×10%+（259578.21元-187500元）×20%=33165.64元扣除已发放的20186.73元，原告还应支付被告2014年综合效益奖12978.91元。以上共计：19064.2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