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7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葆，男，1964年3月1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如春，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梅，女，1968年7月1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春，系刘玉梅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赛君，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新友，男，1963年9月28日生，汉族，住镇江市京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梅，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诚，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景峰，男，1962年2月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逊，男，1993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溧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东如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新**通江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051872124G。法定代表人：孙景峰。上诉人刘国葆、上诉人刘玉梅因与被上诉人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常州市东如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如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3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葆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国葆的全部一审诉请。二、由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承担上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认定黄新友、东如公司及谢逊抽逃出资，明显与法律事实不符1、黄新友在公司章程等公司登记管理机关公示的材料均证明其是江苏新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浦公司）的有效股东，根本未有提及挂名股东及其他免除股东义务的材料，黄新友如何成为股东的原因，不是其免除股东义务的法律免责条件。黄新友在成为股东之前与其他政府或/及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签订的内部协议，效力仅限于其内部，不得对抗外部权利主体即对外部主体不发生效力。2、谢逊的出资同样存在抽逃情况。庭审中，谢逊列出的款项往来均未载明是公司投资款，也未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注册资本审定与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仅凭有部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往来就说明投资已全部到位明显举证不足。同时，谢逊一再坚持其投资已到位，按照常理，其在转让其全部股权时，也应该从受让人处获得750万股权转让款，但谢逊在庭审中均没有提出这方面的依据，明显不符合常理，显见谢逊没有投资到位与其后的抽逃密不可分。3、关于东如公司的抽逃事实，庭审中出示的银行流水显示所谓的投资款均是由孙景峰出面向有关单位及小贷公司借款后以现金方式存入新浦公司，入账后于当日或次日转走同等金额的款项，其中，2014年12月9日新浦公司入账投资款450万元，次日新浦公司转入东如公司450万元；2015年8月20日新浦公司入账1500万元，当天新浦公司又将1500万元转给东如公司；2016年3月2日新浦公司入账投资款525万元，同日新浦公司又将525万元转入东如公司，这么频繁的没有任何正常业务往来的资金转出给关联企业且同属股东的东如公司肯定是抽逃，否则，新浦公司与全体股东包括东如公司应给予明确符合常理的说法并提供证据。二、一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同案不同判1、在黄新友抽逃出资的认定上，将其未经查实的与孙景峰内部协议直接认定为有效，并对外产生效力，明显错误。2、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没有让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进一步举证，提供新浦公司的全部财务资料及与其有关的股权转让中的股权转让款的收付情况，明显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免除了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的举证义务造成证据的全面认定错误。3、黄新友、谢逊、东如公司的案件事实与孙景峰、刘玉梅情况如同一辙，仅有相关时间、金额的不同，但却出现相反认定并导致相反判决，明显同案不同判。综上，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对新浦公司的投资是虚假的，没有真正出资到位，一审法院视而不见作出的判决，明显放纵了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严重违反公司法的行为，造成新浦公司为空壳公司降低了其偿债能力，侵害了新浦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刘玉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刘国葆对刘玉梅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依法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也错误，一审判决依法应予纠正。一、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认定刘玉梅未对其在2015年8月20日出资的500万元的资金来源提供证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新浦公司银行往来明细，可以认定2015年8月20日以刘玉梅名义出资500万元这一事实的真实性。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证明这部分资金系非法出资的情况下，应认定以刘玉梅名义出资的500万元系合法出资。2015年8月20日的现金解款单已足以证明包括以刘玉梅名义出资的500万元在内的2000万元出资的性质和用途均系投资款。相应投资款汇入新浦公司账户中，即应当认定相应股东已履行出资义务。2、关于该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问题。刘国葆应当对其质疑股东出资合法性这一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刘玉梅与刘国葆以及其他当事人在庭审中自认了刘玉梅履行了出资义务的事实，且对刘玉梅履行出资500万元这一事实没有异议。为此，刘国葆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将其诉请从要求各股东承担出资不到位的法律责任变更为要求各股东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可见，刘国葆也认可各股东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刘玉梅对2015年8月20日出资的500万元的转出构成抽逃出资，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2015年8月20日入账的2000万元（包括刘玉梅出资的500万元），分别在当天、次日转入东如公司、常州市嘉杰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杰公司）。仅从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是新浦公司正常交易还是刘国葆所述的抽逃出资。刘玉梅仅是新浦公司的名义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新浦公司所有经营所需证照均由孙景峰控制。上述2000万元的出账应是孙景峰所操作，刘玉梅对此毫不知情，也与刘玉梅无关。刘玉梅主观上没有抽逃和协助抽逃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参与过新浦公司的经营管理，更没有实施抽逃或者协助抽逃的任何行为，刘玉梅并不构成抽逃出资。2、2015年8月20日出资由谁通过何种方式抽走问题。孙景峰将股东已经出资且已经入账的1500万元资金汇款至其本人实际控制的东如公司账户中，最终这笔钱款仍由其一人控制，不是刘玉梅控制，故即使认定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也是孙景峰个人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应由孙景峰承担相关责任。对于2015年8月21日汇款至嘉杰公司的500万元，嘉杰公司与新浦公司并非关联公司，且没有证据证明两个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这笔出资款的转出性质为抽逃出资。该行为也是孙景峰的个人行为，应由孙景峰承担相关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系刘玉梅抽走其中的500万元资金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就认定刘玉梅抽逃出资，显然缺乏事实依据。4、对该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刘国葆承担。刘国葆主张各股东抽逃出资，首先应当证明各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故意、抽逃出资的行为等。刘玉梅对钱款的去向和用途不知情，即便需要说清楚钱款的去向和用途，该举证责任也应由孙景峰承担。孙景峰掌握了本案相关的重要证据和重要且关键的事实，属于必须到庭的被告。本案的相关事实也与新浦公司有关，孙景峰自始至终作为新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应当到庭进行应诉并陈述相关事实。二、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属于一般侵权责任纠纷，刘国葆应当就侵权责任四个构成要件即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等承担举证责任，该举证责任不能倒置。一审法院在刘国葆不能举证证明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述四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反而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刘玉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刘玉梅已经依法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谢逊通过其父亲向别桥镇政府代为支付150万元土地款，2014年5月9日谢逊缴纳验资款120万元，2015年8月20日刘玉梅出资500万元。谢逊将其所持有的新浦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刘玉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刘玉梅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二）刘玉梅主观没有过错，也没有抽逃出资的行为。孙景峰作为新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出账行为的操作人，应由其承担法律责任。(三）2015年8月20日或者21日的出账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刘国葆的债权无法实现。刘国葆可以在一审法院（2019)苏0481执3552号案件中参与分配，其债权仍有可能实现。同时，货币是种类物，并不能因刘玉梅在2015年8月20日出资了500万元，就当然地认为其后出账500万元就是刘玉梅实施了抽逃行为；且涉案借款发生在2017年5月22日，至此两年多时间新浦公司经营存在多种变数，公司账户也有其他钱款往来，2015年8月20日或者21日的500万出账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刘国葆的债权无法实现，因果关系无法认定。(四）银行账户款项的进出往来，也不必然能认定构成抽逃出资。款项往来有多种可能性，应由刘国葆就此进行举证，或者由新浦公司或者孙景峰承担举证责任。2015年8月20日入账的2000万元中的1500万元是转入孙景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东如公司账户，东如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也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刘国葆不能举证证明刘玉梅存在侵权责任四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毫无过错的刘玉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针对刘国葆的上诉，黄新友辩称，一审法院针对黄新友的事实认定正确，法律适用准确，黄新友作为新浦公司的名义股东，无过错，不应承担刘国葆所述的抽逃出资的补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刘国葆对黄新友的上诉请求。一、刘国葆没有证据证明黄新友有抽逃出资的行为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二、黄新友是为实施常州市龙城英才计划才代持股份，其仅是新浦公司的名义股东，并没有参与新浦公司的任何经营。三、即使新浦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也与黄新友无关，且涉案债务发生在黄新友股权转让之后。针对刘国葆的上诉，谢逊辩称，一、因公司注册资本实行认缴制，谢逊没有完成出资。因当时谢逊的父亲有债务问题，谢逊担心受到牵连，故将其股权转让给岳母刘玉梅，由刘玉梅代持，实际还是由谢逊行使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刘玉梅是谢逊的名义股东。二、新浦公司从开办开始就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根本不需要借外债用于公司的正常运营。新浦公司由孙景峰和谢逊管理、运行，但所有证照等均由孙景峰控制。孙景峰以新浦公司名义向刘国葆借款是用于其名下另一公司常州聚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资金周转（放贷），涉案借款于2017年5月22日转入孙景峰个人账户，并没有用于新浦公司的经营。涉案借款的借入及使用均是孙景峰的一人行为，不应由新浦公司承担责任，更与新浦公司的其他股东没有任何关系。三、刘国葆对涉案款项的用途应该是知情的，刘国葆和孙景峰有恶意串通、损害新浦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针对刘玉梅的上诉，刘国葆辩称，一、一审法院对刘玉梅的认定以及判决是正确的，但不够全面。二、刘玉梅与黄新友均认为自己是挂名股东，均认为孙景峰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滥用股东权利，但这些均是新浦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的善意第三人，刘国葆对他们的约定毫不知情。如果刘玉梅及其他股东认为孙景峰违反内部协议对他们造成损害，可在承担责任后向孙景峰追偿。三、在本案上诉过程中，刘国葆参加了关于新浦公司被执行案件债权人第一次会议，据估算，刘国葆及其他普通债权人的债权受偿比例约为25%。四、鉴于新浦公司的资产远远不够清偿其债务，本案应该可以适用关于注册资本加速到期的法律规定。黄新友、谢逊对刘玉梅的上诉均没有意见。就刘国葆的上诉及刘玉梅的上诉，孙景峰及东如公司均未作答辩。刘国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在出资没有到位（方式为抽逃出资）部分对新浦公司结欠刘国葆本金1818911.7元及利息（以本金40万元自2018年2月13日起计息，本金150万元自2018年4月23日起计息，按月息1.8%计算至2018年7月23日的利息为148200元；本金190万元自2018年7月24日起按月息1.8%计算至2020年9月7日的利息约为872100元；以本金1818911.7元自2020年9月8日起按月息1.8%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浦公司于2014年3月7日成立，公司章程记载其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孙景峰货币出资为4250万元，自公司设立之日起10年内缴清，谢逊货币出资750万元，自公司设立之日起10年内缴清。2014年11月3日，谢逊将其持有新浦公司全部股权750万元以零元的价格转让给刘玉梅。2014年11月3日公司章程记载孙景峰认缴出资为货币出资4250万元，刘玉梅认缴货币出资为750万元，两人均未实缴出资，出资期限均为2023年3月4日前出资。2015年3月18日，孙景峰将其持有的新浦公司全部股权4250万元（转让协议记载已出资1630万元）中的2500万元以8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新友。2015年3月18日的公司章程记载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孙景峰认缴1750万元，实缴出资755万元，其中2014年5月9日出资为340万元，2014年12月15日出资415万元，余额于2023年3月4日前出资完毕；黄新友认缴2500万元，实缴出资875万元，其中2014年5月9日出资为340万元，2014年12月15日出资535万元，余额于2023年3月4日前出资完毕；刘玉梅认缴出资为75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120万元，其中2014年5月9日出资为120万元，余额于2023年3月4日前出资完毕。2015年6月1日的公司章程记载注册资本为5600万元，孙景峰认缴出资为1750万元，实缴出资为1055万元，2015年4月21日其出资300万元，余额出资时间不变；黄新友认缴出资2500万元，其2015年5月28日出资100万元，总实缴出资为975万元，余额出资时间不变；刘玉梅认缴出资、实缴出资和余额出资时间未发生改变；上海葡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货币出资600万元，实缴出资为600万元，其中2015年4月20日和21日各出资300万元。后上海葡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新浦公司股权均分转让给孙景峰和黄新友。2016年1月8日公司章程记载注册资本为5600万元，孙景峰认缴货币出资2050万元，实缴出资为1855万元，2015年4月21日、8月20日分别出资600万元、500万元，余额出资时间不变；黄新友认缴货币出资2800万元，实缴出资2275万元，2015年4月20日出资300万元，2015年8月20日出资1000万元，余额出资时间不变；刘玉梅认缴货币出资750万元，实缴出资620万元，2015年8月20日出资500万元，余额130万元于2023年出资完毕。2016年6月13日公司章程记载注册资本为5600万元，刘玉梅和孙景峰的出资情况均未变化，黄新友于2016年3月2日出资525万元，总出资为2800万元，已出资完毕。2016年9月23日，黄新友将其持有的新浦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孙景峰。公司章程记载孙景峰认缴货币出资4850元，实缴出资4655万元，余额195万元于2023年出资完毕；刘玉梅出资情况未变。2018年6月15日，刘玉梅将其持有的新浦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孙景峰，由孙景峰持有新浦公司全部股份，此时未缴纳的出资为325万元。同日，孙景峰将其持有的新浦公司0.5%的股份（即28万元）转让给东如公司，并将余额出资时间延长至2038年。2018年6月15日公司章程记载注册资本为5600万元，孙景峰认缴5572万元、实缴出资为5275万元，未缴297万元，于2038年缴清；东如公司认缴货币出资28万元，于2038年缴清。2014年5月9日，谢逊缴纳出资120万元（验资款），孙景峰缴纳出资680万元（验资款）；2014年12月9日，孙景峰缴纳出资450万元；2014年12月15日，孙景峰缴纳出资500万元；2015年4月20日和21日，上海葡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出资300万元，合计600万元；2015年4月21日，孙景峰缴纳出资300万元；2015年5月28日，黄新友缴纳出资100万元；2015年8月20日，孙景峰缴纳出资500万元，刘玉梅缴纳出资500万元，黄新友缴纳出资1000万元；2016年3月2日，黄新友缴纳出资525万元。上述所缴款项均为现金解款，银行前台交易。新浦公司的银行账户（账号尾号为0397和1457）记载各股东出资日及出资日前后的借贷等情况为：2014年5月9日，新浦公司两笔入账分别为120万元和680万元。2014年12月9日新浦公司入账（投资款）450万元，同年12月10日新浦公司转入东如公司450万元。2014年12月15日新浦公司入账（投资款）500万元，同日新浦公司转入嘉杰公司500万元。2015年4月20日，先由常州嘉祥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汇入新浦公司300万元，然后新浦公司汇给陈洋300万元，同日，新浦公司入账（投资款）300万元，新浦公司又汇入常州市钟楼区金土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300万元。2015年4月21日，常州市钟楼区金土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汇入新浦公司300万元，新浦公司转给孙景峰300万元，新浦公司又入账（投资款）300万元，当天新浦公司转给陈洋300万元，新浦公司又入账（投资款）300万元，4月22日，新浦公司转入常州嘉祥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300万元。2015年5月28日新浦公司入账（投资款）款10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当日转入新浦公司另一账户。2015年8月20日，新浦公司入账（投资款）分别为5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当天1500万元转入东如公司；8月21日，500万元转入嘉杰公司。2016年3月2日，东如公司转入新浦公司525万元，新浦公司再转给陈洋525万元，然后新浦公司入账（投资款）525万元，同日新浦公司转入东如公司525万元。2017年5月22日，新浦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刘国葆借款150万元，孙景峰作为担保人提供担保。因新浦公司及孙景峰未归还借款本息，刘国葆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苏0404民初44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新浦公司向刘国葆支付借款本金190万元，并按照月利率1.8%的标准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其中40万元本金自2018年2月13日起开始计息，150万元本金自2018年4月23日起开始计息）；二、新浦公司向刘国葆支付律师费50000元；三、孙景峰对第一、二项判决确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刘国葆其他诉讼请求。因新浦公司和孙景峰未履行相应义务，刘国葆申请执行。2019年10月8日，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404执143号执行裁定书，以经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及房产、车辆信息，目前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刘国葆也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为由，依职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明，一审法院执行其作出的（2019）苏0481民初2151号民事判决书的过程中，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19）苏0481执3552号之一裁定书，裁定拍卖新浦公司所有的坐落于溧阳市别桥镇名川路北侧、南临江苏万恒机械的房产、土地使用权以及该厂区内的机器设备、管道和沟槽等附着物。再查明，东如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该公司于2012年8月22日设立，注册资本100万元，2017年8月3日股东变更后，股东为孙景峰，原股东为孙景峰和陈洋。庭审中，刘国葆认为各股东存在出资不到位的情形，要求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承担责任，后认为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从而导致出资不实，遂变更诉请要求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黄新友、谢逊、刘玉梅认为其均已出资到位，且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黄新友提出其系常州“龙城英才计划”第七批领军人才引进人才，并与新浦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因根据龙城英才计划规定领军人才必须占有新浦公司30%至50%的股份，新浦公司同意将孙景峰持有的部分新浦公司股权转给黄新友，相当于借给黄新友注册，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实际转让，黄新友实际不出资，以后未出资的部分由孙景峰出资，黄新友也无需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所以黄新友是为孙景峰代持股份。黄新友提供了上述协议，刘国葆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即使该协议是真实的，也是黄新友与新浦公司的内部协议，也未进行公示，且该协议也印证了黄新友并未出资。黄新友、谢逊、刘玉梅均认为新浦公司现有财产未予执行完毕，且孙景峰对新浦公司对于刘国葆的债务负有连带清偿责任，刘国葆在未向新浦公司和孙景峰要求清偿前，无权要求各股东承担责任。后刘国葆称其于2020年9月7日从钟楼区人民法院领取了执行款81088.30元，故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上述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国葆主张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抽逃出资，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对于黄新友、孙景峰、谢逊、刘玉梅、东如公司是否构成抽逃出资，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对于谢逊是否构成抽逃出资。首先，新浦公司于2014年3月设立，公司设立时谢逊认缴出资为750万元，公司设立后其已缴纳了出资120万元，其余出资在10年内缴清。后其将所持新浦公司股权转让给刘玉梅，其时尚未届其认缴出资期限，其无需履行出资义务，故其并未损害新浦公司权益。其次，新浦公司设立后，根据新浦公司的银行账户记载显示，其出资120万元进入新浦公司后，并无证据证明谢逊将该笔款项转出，即存在抽逃该出资行为。因此，根据现有证据，该院无法认定谢逊构成抽逃出资。对于东如公司是否构成抽逃出资。东如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通过受让孙景峰的股权成为新浦公司股东，其认缴出资的期限为2038年，现尚未届其出资期限，故不构成抽逃出资。对于刘玉梅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刘玉梅于2014年11月3日受让谢逊股权而成为新浦公司股东，其即有依法缴纳认缴出资的义务。公司章程记载其于2015年8月20日出资500万元，其即应当在该日向公司出资500万元。根据新浦公司银行账户记载当日存在入账（投资款）500万元的事实，但也存在当日包括该500万元在内的1500万元转出进入东如公司，8月21日500万元转入嘉杰公司的情形。同时，刘玉梅未对其出资的500万元资金来源提供证据，也未对该500万元转入东如公司或转入嘉杰公司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其作为出资人应对其出资情况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或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该院认定刘玉梅对该500万元的转出构成抽逃出资。对于黄新友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其称系因常州“龙城英才计划”与新浦公司达成协议，由其持有孙景峰持有的新浦公司的部分股权，但出资仍由孙景峰出资，其实际系代孙景峰持有新浦公司股权。根据黄新友提供的证据，结合孙景峰的出资情况，该院对此予以认定。虽然黄新友持有新浦公司的股权，在新浦公司章程上进行了记载，且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但其并无出资义务，实际出资义务仍由孙景峰履行，且2016年6月13日公司章程记载其所持股权已出资完毕，2016年9月23日，其已将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孙景峰。同时，刘国葆的债权形成于2017年，此时黄新友已将其所持新浦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孙景峰。综上，黄新友并未侵害新浦公司权益，即使孙景峰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黄新友对此亦不存在过错，故黄新友不构成抽逃出资。对于孙景峰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孙景峰在新浦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为4250万元，其在公司设立时已缴纳680万元，其余出资在10年内缴清。后其将所持有的新浦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黄新友，而对该部分股权仍由其实际出资。根据新浦公司银行账户记载的资金流转情况，新浦公司章程记载孙景峰或黄新友出资且新浦公司2015年4月20日（注：应为2015年4月21日，本院予以纠正）入账（投资款）的300万元，2015年8月20日入账（投资款）的1500万元，2016年3月2日入账（投资款）的525万元，在入账当日或次日即被转出，且孙景峰未对上述资金的来源、流转提供相应证据或作出合理的解释，故该院认定孙景峰对上述款项合计2325万元的转出构成抽逃出资。孙景峰、东如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孙景峰在其抽逃出资（2325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新浦公司不能清偿刘国葆的债务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刘玉梅在其抽逃出资（5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新浦公司不能清偿刘国葆的债务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刘国葆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8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8186元，由孙景峰、刘玉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股东对公司负有按期、足额、如实缴纳出资的义务。股东如果抽逃出资，则应当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在于新浦公司曾经的、现在的各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是否应对新浦公司的债权人刘国葆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关于谢逊是否构成抽逃出资。新浦公司于2014年3月成立时的股东是孙景峰和谢逊，其中孙景峰认缴出资4250万元，谢逊认缴出资750万元，均于公司设立之日起10年内缴清。后谢逊于2014年5月9日向新浦公司账户现金解款120万元，并载明为“验资款”；同时，新浦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也显示2014年5月9日有一笔120万元的款项入账；且在新浦公司之后的章程中也记载有该日的该笔120万元出资款。上述现金解款手续、新浦公司银行流水和章程等足以证明谢逊于2014年5月9日向新浦公司出资120万元。同日孙景峰向新浦公司出资680万元。对于新浦公司于2014年5月9日到账的计800万元出资款，新浦公司确实于2014年5月12日分三笔向常州嘉祥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汇款计500万元，但该日新浦公司另有三笔计500万元入账（未显示为出资款，也不属于本案已查明的出资款），并同时在该日另向常州嘉祥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汇款500万元，仅凭上述资金流向尚不足以认定系将谢逊、孙景峰于2014年5月9日分别出资的120万元、680万元进行抽逃。2014年11月3日，谢逊与刘玉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谢逊将其持有新浦公司的全部股权750万元（未出资）以人民币零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玉梅，刘玉梅对未出资部分承担继续出资义务。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谢逊承诺的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其对剩余的630万元认缴出资尚无需履行出资义务，谢逊的上述转让行为，并不损害新浦公司或新浦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谢逊实际对新浦公司出资120万元，本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谢逊于出资之后抽逃了该笔款项，故本案中谢逊不构成抽逃出资。关于黄新友是否应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黄新友是新浦公司因“龙城英才计划”而引进的人才，2015年6月1日新浦公司与黄新友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为满足龙城英才计划有关项目要求，新浦公司将原孙景峰44.64%股权转给黄新友，实收资本975万元也转给黄新友，相当于是借给黄新友注册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实际转让，黄新友实际不出资，以后未出资的也不需要黄新友出资，由孙景峰出资。黄新友后虽被登记为新浦公司股东、持有新浦公司股权，但根据上述《协议书》，黄新友并无出资义务，实际出资义务仍由孙景峰履行。至2016年3月2日黄新友名下2800万元出资（包括2016年1月从上海葡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让的300万元出资）已出资完毕。2016年9月23日，黄新友又将其持有的新浦公司2800万元股权转回给孙景峰。因黄新友的出资义务实际应由孙景峰履行，即使黄新友名下的出资存在被抽逃的情况，也应由孙景峰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至新浦公司与刘国葆的涉案借款发生时，黄新友已不是新浦公司股东，黄新友没有损害刘国葆作为新浦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中，黄新友无需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关于东如公司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应否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刘国葆在本案中系主张新浦公司各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东如公司自2018年6月15日因受让孙景峰持有的新浦公司28万元的股权才成为新浦公司股东，其出资期限至2038年，东如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本案中，根据新浦公司的银行流水反映，确实存在新浦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入账的450万元投资款、于2015年8月20日入账的1500万元投资款、于2016年3月2日入账的525万元投资款分别于当天或次日即转给东如公司的情况，但在上述时间段，东如公司尚不是新浦公司股东，即使东如公司构成协助抽逃出资，东如公司应当承担的是协助新浦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而非刘国葆主张的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本案中，东如公司无需向刘国葆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关于刘玉梅的法律责任。刘玉梅因2014年11月3日受让谢逊持有的新浦公司750万元股权而成为新浦公司股东。谢逊和刘玉梅均主张刘玉梅系代谢逊持有新浦公司股权，但本案中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刘玉梅应作为新浦公司的股东承担出资等股东义务。对于刘玉梅于2015年8月20日出资的500万元，该500万元于到账新浦公司的当天或次日即被转走，且再未回到新浦公司，在刘国葆主张该500万元系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包括刘玉梅在内的新浦公司各股东并未举证证明该款项的转出系用于新浦公司的正常经营，故该500万元的转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刘玉梅称其不参与新浦公司的经营管理、不知道该500万元是如何出资的，谢逊自认其是新浦公司的管理、运行者之一，其也称不清楚该500万元是如何出资、是孙景峰操作的，根据刘玉梅和谢逊的上述陈述，可以认定2015年8月20日刘玉梅名下的500万元出资实际系由孙景峰安排出资，并在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于刘玉梅名下，但刘玉梅并未真实出资，即使该500万元不是刘玉梅抽逃而由孙景峰抽逃，刘玉梅也应在该被抽逃的500万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新浦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刘国葆在二审中所提的本案应适用注册资本加速到期的法律规定的主张，刘国葆的上述主张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本案不予理涉。综上，刘国葆与刘玉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186元，由上诉人刘国葆与刘玉梅各负担115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小英审判员  尤建林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汪芫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