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鲁行终8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义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张连臣，主任。委托代理人李胜勇，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法定代表人杨桂英，局长。委托代理人李胜勇，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州街道办事处。法定代表人孙志国，主任。委托代理人苏立泽，律师。委托代理人高伟晓，律师。上诉人陈义军因诉被上诉人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行政执法局)、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州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九州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的（2015）聊行初字第1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行政争议形成过程如下：上诉人陈义军主张，从2010年4月至2013年7月，被上诉人没有履行法定程序，陆续将其4.54亩承包地强行征用，并将地里未成熟的农作物铲除毁坏，致其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故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对于原告所称的三被告于2010年4月强占土地及铲除1.6亩大蒜、2010年10月强占土地及铲除0.13亩小麦、2013年7月25日强占土地及毁坏玉米2.81亩的问题，原告申请了本村村民李某、田某、田庆恩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三位证人称在现场看到有穿蓝色制服的，认为就是行政执法局的人员，因原告的承包地在开发区管委会和九州街道办事处辖区，认为在现场就应有开发区管委会和九州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但称不认识开发区管委会和九州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因此，三位证人证明是三被告实施强占土地和强行铲除农作物行为存在主观推测的因素，且三位证人与原告是同村，亦是被征地人，对三位证人的证言不予采纳。另据被告九州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土字【2010】150号批复和鲁政土字【2010】1413号批复及聊城市人民政府聊政通字【2010】18号通告和聊政通字【2010】36号通告，以及原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明细表，亦不能证明原告的土地及地上农作物系三被告强行占地和铲除农作物。据此，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系三被告实施了强占土地及强行铲除农作物的行为，原告对三被告提起诉讼，欠缺相应的事实根据，依法应予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原告陈义军称三被告强占土地及强行铲除其大蒜的时间为2010年4月，强占土地及强行铲除其小麦的时间为2010年10月，这说明原告在2010年就已知道了上述行为。根据《案件立案审判流程信息表》显示，收到原告诉状日期为2013年8月20日，立案日期为2015年1月28日，依照上述规定，原告于2013年8月2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已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对于原告提交的2013年9月、11月、12月和2014年9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的特快专递单和聊城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和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人民来访信，均系反映法院收到其诉状未及时立案的问题，与原告是否已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不具有关联性，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陈义军的起诉。上诉人陈义军不服原审法院裁定，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系三被告实施了强占土地及强行铲除农作物行为，原告对三被告提起诉讼，欠缺相应的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提起诉讼的事实根据充分。其一，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该事实的存在性，证明了参与人员系三被告的工作人员。其二，被上诉人九州街道办事处在庭审中辩称“聊城市人民政府依法对包括陈义军4.54亩承包地在内的农用地进行了征收，并进行了补偿安置。”同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鲁政土字【2010】150号、鲁政土字【2010】1413号批复及聊政通字【2010】18号、聊政通字【2010】36号通告，充分证明该事实的存在，但该批复和通告未在原告处张贴，庭审时原告才得见该批复和通告。被上诉人是该批复和通告的实施者，显然实施强占土地及铲除农作物的行为就是被上诉人，对这一事实已经无需上诉人提供任何证据。其三，涉案土地位于被上诉人的辖区，被上诉人是县级机构，设有土管、执法等部门，是该辖区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实施占地行为的只能是被上诉人，其他机构不可能到该辖区实施该行为。其四，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代管协议”也证明了三被上诉人共同实施了强占土地的行为。该协议包含了涉案土地，并采取规避法律的手段，将补偿款截留，致上诉人无法得到土地补偿款。二、上诉人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判决认为“三被告于2010年4月20日强占土地及铲除1.6亩大蒜，2010年10月强占土地及毁坏小麦0.13亩，2013年7月25日强占土地及毁坏玉米2.81亩……，收到原告诉状日期为2013年8月20日，立案日期为2015年1月28日。”以上可以说明至2013年7月25日被上诉人共强占上诉人土地4.54亩，上诉人于2013年8月20日起诉，期间为25天，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从2010年10月20日被上诉人强占1.73亩土地，上诉人始终处于上访途中，始终不停地主张权利，况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最长保护期为二十年。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依法撤销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聊行初字第11号行政裁定；2.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州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上诉人所申请的三位证人不能充分证明事实的存在。原审中已经查清三位证人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强占土地和强行铲除农作物的行为系主观臆断的推测，证据具有明显的瑕疵。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征地批复和通告以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明细表仅能说明征地、补偿情况，不能说明被上诉人实施了强占土地和强行铲除农作物的行为。上诉人以涉案土地位于被上诉人的辖区，便认为被上诉人实施了上述行为，完全系强加责任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在原审中明确称被上诉人强占土地及铲除农作物时间为2010年10月，这能够说明上诉人在2010年便明确知悉上述行为。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诉状日期为2013年8月20日，已经超过2年法定起诉期限。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已经质证。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陈义军的起诉欠缺相应的事实依据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实施了强占土地及铲除地里农作物的行为，为此申请同村村民李某、田某、田庆恩出庭作证。从三位证人的证言看，证人李某、田某对行为实施主体的认知存在主观臆断。并且，三位证人与上诉人同为被征地人，其证言证明力相对较弱，在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将三位证人的证言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仅凭“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征地批复和通告、涉案土地位于被上诉人的辖区以及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出具了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代管协议”推定被上诉人对其实施了强占土地并强行铲除农作物的行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认定上诉人的起诉欠缺相应的事实根据，依法应予驳回，并无不当。（二）关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陈义军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自称被上诉人于2010年4月强占土地及铲除大蒜1.6亩、2010年10月强占土地及铲除小麦0.13亩、2013年7月25日强占土地及毁坏玉米2.81亩。可见，上诉人所诉被上诉人实施的行为具有连续性。原审法院仅根据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强占土地及铲除大蒜的时间为2010年4月、强占土地及铲除小麦的时间为2010年10月，判断上诉人在2010年就已知道了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虽然认定上诉人的起诉期限不当，但不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海燕代理审判员  孙晓峰代理审判员  卜菲菲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