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5民终7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健强，男，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涛，男，汉族。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希国，山东诚正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虎，男，汉族。委托代理人：李超，东营市东营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健强、孙涛因与被上诉人刘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2015）利商初字第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健强、孙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希国，被上诉人刘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虎在原审中诉称，2014年5月11日，山东高鼎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鼎公司）股东高维印、刘虎、胡志怀、马杰、张新、山东大东联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联公司）协商一致，将该公司1050万元的股份依法转让给刘健强、孙涛。其中刘健强630万元，占股份比例60%；孙涛420万元，占股份比例40%。该公司已交接完毕，但刘健强、孙涛未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也未给予刘虎任何补偿。请求判令刘健强、孙涛支付刘虎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支付自逾期之日起（2015年2月15日）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倍计算的利息。原审庭审中，刘虎主张刘健强、孙涛应按其持股比例分别向其支付转让款60万元、40万元。刘健强、孙涛在原审中辩称，一、刘健强、孙涛不是适格主体。刘健强、孙涛虽是高鼎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但根据刘健强、孙涛与大东联公司签订的《代持股协议》能够证实，两人并未实际出资，大东联公司才是实际出资人，刘健强、孙涛仅是名义股东，刘虎对于上述事实也是清楚的。刘虎与刘健强、孙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变更工商登记需要，刘虎主张刘健强、孙涛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刘虎与刘健强、孙涛均是公司职工，在公司注册登记时的股东身份均是名义股东，不是实际出资人。刘虎离开公司后，公司对原股东进行了变更登记，将股东变更为刘健强、孙涛。刘虎与刘健强、孙涛一样均是公司的名义股东，其名下的股份是由大东联公司财务人员以公司资金转入刘虎名下而进行验资。综上，请求驳回刘虎对刘健强、孙涛的起诉。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5月11日，胡志怀、刘虎、高维印、马杰、张新及大东联公司作为甲方（出让方），刘健强与孙涛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了高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甲方经股东会同意，将其在高鼎公司100%股权共1050万元（其中高维印300万元、刘虎100万元、马杰15万元、张新15万元、胡志怀20万元、大东联公司600万元）依法转让给乙方（其中刘健强630万元、孙涛420万元）。二、转让方式：乙方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按相应价款支付给甲方人民币1050万元。三、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原甲方在高鼎公司的权利、义务自动失效，若发生债权、债务由乙方按出资比例承担，乙方应遵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高鼎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2年8月2日，公司股东变更为胡志怀、马杰、张新、大东联公司、高维印及刘虎。其中刘虎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均为100万元，认缴及实缴出资时间均为2012年8月1日。2014年5月14日，高鼎公司股东变更为：刘健强，出资额630万元，持股比例60%；孙涛出资额420万元，持股比例40%。另查明，2012年7月30日，案外人韩某向刘虎账户（账号：6228461340003629816）转入款项100万元，2012年8月1日，刘虎从其上述个人账户转入东营市依斯特密封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名称后变更为高鼎公司）账户100万元出资款。刘虎在原审中主张韩某向其账户转入100万元款项系偿还其借款。刘健强、孙涛则主张该款项是由大东联公司的财务人员转入刘虎账户，不是刘虎真实出资，并申请韩某出庭作证。韩某在原审中陈述，其是大东联公司副总经理，与刘虎不存在借贷关系，大东联公司贷款400万元转入韩某个人账户，韩某给刘虎转入的100万元款项是大东联公司的，刘虎是名义股东。韩某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其个人银行账户明细，证实其陈述的款项流转事实。原审法院根据刘虎的申请调取了公安机关对刘健强、刘虎及案外人孟凡瑞的询问笔录及公安机关录制的视频资料。三份笔录的主要内容为，2015年2月14日，刘虎与他人到大东联公司找刘健强、孙涛索要股权转让款，刘虎与刘健强发生纠纷报警处理的过程。视频资料显示，公安机关询问刘虎投资100万元的情况，刘虎明确表示其没有出资100万元，其现金出资5万元负责开拓市场，市场不可能以现金形式体现在股本中，后又表示另有8万元出资。原审中刘虎为了证实其投资情况，提交了金额分别为5万元、8万元的股金收到条复印件各1份，经原审法院到高鼎公司核实，该公司没有上述两笔股金，但公司曾于2013年9月4日收到刘虎投资款5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刘虎虽主张韩某向其账户打入的100万元款项是偿还其借款的行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且刘虎在公安机关录制的视频中明确表示其在高鼎公司没有出资100万元，刘健强、孙涛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大东联公司通过其职工韩某将100万元打入刘虎账户。原审法院在高鼎公司调取的证据能够证实刘虎于2013年9月4日投资5万元的事实，刘健强、孙涛虽主张该投资款已与刘虎向高鼎公司的借款抵顶，但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刘虎虽陈述以开拓市场入股，但无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认定。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能够认定刘虎2015年2月14日找刘健强、孙涛追要股权转让金及发生纠纷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刘虎与刘健强、孙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刘健强、孙涛应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刘健强、孙涛与大东联公司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只能约束其双方，并不能对刘虎产生效力。当事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其他纠纷，应按法律规定的途径解决。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可自刘虎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2015年2月14日刘虎追要转让款并发生纠纷报警处理，故刘虎要求刘健强、孙涛自2015年2月15日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应予支持。关于利率问题，刘虎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罚息计算，确定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健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虎股权转让款600000元并赔偿自2015年2月1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6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二、孙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虎股权转让款400000元并赔偿自2015年2月1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4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28元，由刘健强负担8657元，孙涛负担5771元。上诉人刘健强、孙涛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刘健强、孙涛是大东联公司的职工，刘虎原为高鼎公司的职工。2012年8月初，刘虎作为大东联公司的名义股东在工商局登记注册为股东，其名下股份100万元由大东联公司交纳，且100万款项的转账手续也是大东联公司的财务人员办理。2014年5月，两上诉人与大东联公司签订了《代持股协议》，成为高鼎公司的工商局登记注册股东，两上诉人名下的股份实际出资人为大东联公司。综上，无论是高鼎公司的原股东刘虎，还是现股东刘健强、孙涛都是名义股东，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大东联公司。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变更工商登记，两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二、原审法院在查明被上诉人刘虎不存在出资100万元的事实的基础上，却判决两上诉人向刘虎支付股权转让款错误。刘虎是高鼎公司的名义股东，大东联公司才是实际出资人，因此刘虎无权向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款。两上诉人是替大东联公司代持股份，即便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也应向大东联公司主张。刘虎在大东联公司的100万元出资是虚假的，因此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股权转让的前提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也是虚假的，应认定无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刘虎答辩称，一、两上诉人是大东联公司的职工，两上诉人与大东联、高鼎公司存在共同利益关系。被上诉人刘虎没有与大东联公司签订过代持股协议，刘虎是高鼎公司的股东，担任项目经理职务。上诉人主张刘虎是名义股东，但原审中又认可被上诉人追加5万元股金的事实相互矛盾，因为只有公司的实际股东才可以追加股金。两上诉人与大东联公司之间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不能对抗善意的被上诉人，如两上诉人与大东联公司存在股权归属及责任承担等问题与本案无关，两上诉人与大东联公司应另案解决。二、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即必须同时有单位盖章、单位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经办人员签字或者盖章，上诉人庭审中提交的大东联公司和高鼎公司出具的证明只有单位盖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具有证明力。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刘虎向高鼎公司出资100万元正确，两上诉人与大东联公司、高鼎公司具有利益关系，并存在故意欺诈、恶意侵占被上诉人个人私有财产的行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本院根据被上诉人刘虎的申请到山东东营胜利农村合作银行八分场支行调取《股东证明》及说明各1份，被上诉人刘虎以该组证据拟证实其是高鼎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刘虎陈述称，2014年8月，被上诉人已将涉案股权转让给两上诉人，但两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因经营遇到困难，就找高鼎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维印协调，要求高鼎公司给被上诉人出具股权证明，证实资产情况，以方便贷款。高维印要求被上诉人去找大东联公司总经理马爱民协调，并说高鼎公司的印章在大东联公司，马爱民让高鼎公司的办公室人员打印好《股东证明》并加盖了高鼎公司的公章。高鼎公司公章的实际控制人是大东联公司，但该证明是高鼎公司出具的。银行出具的说明证实《股东证明》是贷款时提交的原件，而《股东证明》的内容能够证实刘虎是高鼎公司的实际股东。上诉人质证认为，第一，《股东证明》仅有高鼎公司印章，没有出具人员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即使高鼎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也是被上诉人刘虎通过关系找到高鼎公司，为了向银行贷款而出具的证明。第二，该《股东证明》的出具时间为2014年9月17日，在涉案股权转让时间即2014年5月11日之后，因此该《股东证明》的内容是虚假的。且作为证据来源的银行也出具了说明，声称其不对证明的真实性负责，进一步印证该《股东证明》是不真实的。本院认为，该份《股东证明》系刘虎向银行借款时，为证明其资信情况而由高鼎公司出具，该《股东证明》出具时刘虎已将涉案股权转让给两被上诉人，因此该《股东证明》的内容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查明，2014年5月10日，大东联公司与刘健强、孙涛签订《代持股协议》，约定大东联公司向高鼎公司的投资，自愿委托刘健强、孙涛代持股份，即大东联公司的出资以刘健强、孙涛名义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之中，其中高鼎公司的注册资本1050万元，其以刘健强、孙涛名义持有的出资额为1050万元。双方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在二审中，大东联公司向本院出具说明称，在本案中，无论高鼎公司的原股东刘虎还是现任股东刘健强、孙涛都是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是大东联公司，并明确表示，大东联公司不同意刘虎代表大东联公司向刘健强、孙涛行使股金追索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被上诉人刘虎是否是涉案100万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二、两上诉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1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虎主张其于2012年8月1日汇入高鼎公司的100万元系履行出资义务，两上诉人则主张该100万元实际系由大东联公司出资。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2年7月30日，大东联公司职工韩某向刘虎账户汇入100万元，刘虎主张该款项系韩某偿还其借款，但不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曾向韩某出借过款项。而韩某本人在原审出庭作证时陈述，其与刘虎不存在借贷关系，作为大东联公司的副总经理，其转入刘虎账户的100万元系大东联公司的资金，刘虎仅是大东联公司在高鼎公司的名义股东。本院认为，刘虎针对其收到的韩某转入的100万元款项，不能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根据韩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认定韩某转入刘虎账户的该100万元是大东联公司的资金，刘虎随即将该款项转入高鼎公司，故该股权并非刘虎出资，大东联公司才是涉案100万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刘虎仅是高鼎公司的名义股东。关于焦点二，两上诉人与大东联公司签订的《代持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该持股协议能够认定，大东联公司将其在高鼎公司的全部股权委托刘健强、孙涛持股，亦包括涉案的100万元股权。因此，针对涉案100万元股权，无论两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均是大东联公司的名义持股人，大东联公司才是涉案100万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仅系为了变更工商登记。大东联公司作为涉案100万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二审中亦向本院明确表示其不同意刘虎向刘健强、孙涛代其主张股权转让款。故被上诉人刘虎主张刘健强、孙涛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2015）利商初字第35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刘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428元，均由被上诉人刘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隋美玲审 判 员  李万海代理审判员  王 菲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于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