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8民终11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巴州鑫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露河路（洁源排水公司院内）。法定代表人：宋万**，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陇，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斌，新疆梨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公务用房服务中心（曾用名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房产管理处），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人民东路百川大厦。负责人：刘勇，系该单位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金环，新疆天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菲，新疆天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巴州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人民东路楼兰底商住宅楼**。法定代表人：徐崇光，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巴州鑫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巴州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公务用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公务用房中心）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2019）新2801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2日开庭进行了审理。鑫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陇、张玉斌，百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崇光，公务用房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金环、周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库尔勒市人民法院（2019）新2801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没有查清鑫业公司的请求基础，就做出一审判决。首先，鑫业公司就与百川公司、王晓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2017）新库经证字第3644号执行证书向库尔勒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依据（2017）新2801执962号执行裁定书依法冻结百川公司名下百川大厦二层的全部房产。2019年10月30日，公务用房中心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新2801执异81号执行异议裁定：中止（2017）新2801执962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鑫业公司认为涉案房屋作为抵押物，百川公司提供该抵押物产权明晰，手续齐全并且双方在库尔勒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备案手续，并且在库尔勒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库尔勒市房地产管理局是库尔勒市范围内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房产抵押登记的行政管理职权。鑫业公司与百川公司在库尔勒市房地产管理局查询确认该不动产信息及办理该不动产抵押登记及他项权利证时，该不动产所有权人属于百川公司，并不存在其他异议登记信息，鑫业公司对于百川公司提供抵押物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故其与百川公司的抵押行为有效。根据物权公示原则，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故公务用房中心对该房屋的实际占用、使用的情形，不影响百川公司系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两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属于债权关系和上诉人与百川公司之间的担保物权效力应当加以区分。其次，本案公务用房中心作为在其购买该楼层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于办理不动产登记时间做了详细约定，公务用房中心作为该合同一方主体对于合同条款是非常清楚的，公务用房中心应当在百川公司不协助其办理该房产所有权登记手续时，向库尔勒市房地产管理局提出预告登记或者在发现不动产登记簿出现登记错误，作为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更正申请、异议登记等多种方式维权，而不是怠于行使其权利，让其自己权利睡觉。所以，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事实部分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实本案的请求基础。二、一审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3条、第124条的规定，本案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未涉及执行标的物，只是执行中为实现金钱债权对特定标的物采取了执行措施：公务用房中心提起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基于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有效合同，判令向公务用房中心交付标的物的，不能排除执行。理由：排除执行是基于物权保护，物权保护是一种绝对权、对世权。而本案中公务用房中心与百川公司之间仅有房屋买卖合同的债权关系，如何排除鑫业公司就与百川公司之间物权担保关系，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颁布时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虽然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但《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本案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相关规定进行说理分析，但是一审法院并未根据实际案情情况考虑本案的特殊性，就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是不恰当的。公务用房中心辩称，一、上诉人在百川大厦二层设立的抵押无效，且无法适用善意取得，其要求恢复执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百川公司擅自将百川大厦二层抵押给上诉人，未经答辩人追认，系无权处分，该抵押无效。2009年，答辩人与百川公司就购买百川大厦2、3层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生效后即已作为办公用房由答辩人交付相关事业单位、政府职能部门占有使用至今。2015年12月，答辩人付清百川大厦楼层购房款，百川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向答辩人出具了金额为1,662.2万元的销售百川大厦2、3层不动产发票。答辩人系百川大厦1栋2层的真实权利人。2016年2月29日，百川公司在未告知答辩人的情况下，为达到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擅自将百川大厦1栋2层作为王晓琴、新疆西域天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借款合同义务的反担保抵押给上诉人，该行为系无权处分，且主观上存在恶意，未得到答辩人的追认，严重损害了答辩人作为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与第三人对百川大厦1栋2层设立抵押权的内容应属无效。2．上诉人在办理抵押过程中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该抵押的设立也无法适用善意取得。鑫业公司作为专门的融资、担保机构，根据《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三条之规定，鑫业公司具有审慎经营的义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6167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般来讲，金融机构接受商业开发的楼盘项目房产设定抵押办理贷款时，审查房屋实际销售情况并进而认定抵押财产状况，对于管控贷款风险至关重要。”故要求专业金融机构，在审查办理贷款担保时，理应对房产公司房屋销售情况进行认真详细的调查了解；但在案涉百川大厦2009年竣工，2010年2、3层即作为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被占有使用；后于2015年初改由巴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占有使用的情况下，鑫业公司不仅应当预料到用于抵押的房产存在业已出售的可能，且完全有能力了解到该房产已经售出的客观事实。但鑫业公司仅根据百川大厦1栋2层的权属登记状况即判断百川公司系所有权人，未尽严格审查抵押物的义务，其对于抵押房产未予审慎审查存在过，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损害了答辩人的利益，因而该抵押权无效。3．上诉人在百川大厦二层抵押权的设立系基于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达到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隐瞒涉案房屋已经销售给答辩人的事实签订《反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而登记设立，该抵押应属无效；且在（2018）新2801刑初1333号刑事判决书中对徐崇光、王晓琴、李文磊等人犯骗取贷款罪的认定中，已将该以百川大厦二层抵押给鑫业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作为犯罪事实进行认定，该笔贷款金额也已作为其犯罪金额予以认定，鑫业公司基于犯罪行为取得的抵押权无效。另关于该抵押权的效力，答辩人此前已向库尔勒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诉人的抵押无效，应由另案解决，上诉人据此主张恢复执行无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清楚。二、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系百川大厦二层的实际权利人，已支付全部购房款项且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产长达十余年，未及时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并非答辩人的过错，答辩人享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权益，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09年，答辩人与百川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答辩人购买百川公司开发的位于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辖区人民东路北侧百川大厦2、3层，面积为3324.4平方米，总价款为1662.2万元，且合同生效后即已作为办公用房由答辩人交付相关事业单位、政府职能部门占有使用至今。2015年12月，答辩人付清百川大厦楼层购房款，百川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向答辩人出具了金额为1662.2万元的销售百川大厦2、3层不动产发票。答辩人系百川大厦1栋2层的真实权利人。2015年12月答辩人付清购房款项后一直要求百川公司在合同约定的90个工作日内办理房屋产权转让登记手续，但百川公司一直未按合同约定为答辩人办理；后百川公司擅自于2016年2月29日与上诉人签订《反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并于2016年3月2日办理抵押登记，抵押登记设立在后；百川公司该行为致使答辩人无法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答辩人在法院查封前已与百川公司签订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已支付全部购房款，并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亦非因答辩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答辩人享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权益，故一审法院据此中止对百川大厦二层的执行，属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百川公司辩称，公务用房管理中心没有办理产权证书，案涉建筑物一直在抵押的状态，无法办理房产证，且因出现违规问题，已经抵押给银行了。鑫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准许执行库尔勒市人民法院（2017）新2801执962号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公务用房中心与第三人百川公司，就涉案的百川大厦二层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期还购买了百川大厦其他九层，百川公司于2009年8月5日将涉案房产交付给公务用房中心占有使用，公务用房中心于2015年12月24日付清在百川公司购买的包含本案二层在内的共计10层的购房总价款，并开具了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公务用房中心系百川大厦1栋2层的真实权利人。百川大厦二层具备办理登记条件，公务用房中心要求第三人给其办理房产证，但至今未办理。第三人百川公司在未通知公务用房中心的情况下，将出售给公务用房中心的已交付且已付清全款的涉案二层，于2016年3月2日与鑫业公司办理了抵押权登记，鑫业公司取得了房他证库字第20160588**他项权证书。2016年3月3日鑫业公司在库尔勒市公证处作出（2016）新库经证字第2209号、（2016）新库经证字第221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后由于借款人未按期还款，鑫业公司作为担保人替借款人代偿了本息共计人民币312.52574万元，鑫业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经库尔勒市公证处作出（2017）新库经证字第3644号执行证书，并于2017年4月，鑫业公司就与百川公司、王晓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2017）新库经证字第3644号执行证书向库尔勒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依据（2017）新2801执962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6月15日依法冻结百川公司名下百川大厦二层的全部房产。2019年10月30日，公务用房中心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新2801执异81号执行异议裁定：中止（2017）新2801执962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鑫业公司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崇光，因用已销售给公务用房中心的百川大厦二层抵押给鑫业公司，由鑫业公司担保，在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骗取贷款800万元，触犯骗取贷款罪，经库尔勒市人民法院（2018）新2801刑初1333号判决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规定，结合本案情况，百川公司于2009年就涉案房产与公务用房中心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已支付全部房款，该房产至今由公务用房中心交付相关单位实际占有和使用。2018年6月15日，涉案房产被我院查封。因涉案房产的买卖、占有、交付房款均在法院查封之前。且涉案房产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也不是公务用房中心的行为所致。因此，涉案房产虽然登记在第三人百川公司名下，公务用房中心当庭提交的证据及其当庭陈述可以证实其作为案外人实为涉案房产的权利人，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故对鑫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以支持。判决：驳回鑫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如下：巴音郭楞房产管理处于2019年11月30日，更名为自治州公务用房服务中心。本案中公务用房中心购买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楼层为川大厦1栋2、3层，总售价为1662.2万元。百川大厦1栋3层1号于2018年办理新（2018）库尔勒市不动产权第XXXX号不动产权证。另查明，2016年2月25日，委托人王晓琴与受托人鑫业公司签订了《委托担保合同》，担保金额4000000元。同日，鑫业公司与王晓琴、百川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约定王晓琴的反担保措施为提供百川公司位于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辖区人民东路北侧百川写字楼1栋2层1号房产抵押担保，房产证号为库尔勒市房权证库字第XXXX号，建筑面积1557.51平方米。2016年2月29日，贷款人新疆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民银行）与借款人王晓琴签订了《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主合同），借款金额为4000000元。同日，贷款人富民银行与保证人鑫业公司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合同》，保证金金额为800000元。同日，贷款人富民银行、借款人王晓琴、保证人鑫业公司签订《新疆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借款保证合同》。同日，贷款人富民银行与借款人王晓琴、保证人李卫星签订了《新疆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借款保证合同》。同日，抵押人百川公司与抵押权人鑫业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合同》，抵押物为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辖区人民东路北侧百川写字楼1栋2层，该抵押担保合同第二条约定了担保的主债权：“一、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币种）人民币捌佰万元整，其他具体内容案主合同约定。”。（2017）新库经证字第3644号执行证书中，鑫业公司申请执行标的本金4000000元及利息147202.58元。2017年7月12日，新疆方夏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做出的《价值评估报告书》，对案涉2层房产做出的内部评估价值11503769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执行异议之诉通过实质审查的方式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认定，进而作出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判断，以实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实体救济。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公务用房中心在本案中的权利问题。公务用房中心与百川公司于2009年就涉案房产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0年作为行政服务大厅占有、使用，并于2015年12月24日已支付全部房款，但至今未办理产权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公务用房中心未办理百川大厦1栋2层的产权，故公务用房中心依据其与百川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而对案涉房产并未取得物权，其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是债权权利。关于公务用房中心未办理产权证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公务用房中心于2015年12月24日支付完全部价款后，依据合同约定在90日内请求百川公司协助办理产权。2017年10月17日，公务用房中心以百川公司存在合同诈骗行为为由向巴州公安局报案。公务用房中心向公安局报案行为是其在维护自身权利的行为，故本院对鑫业公司认为公务用房中心存在怠于行使其权利行为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公务用房中心与百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支付了相应的价款，百川公司将案涉房屋交付其使用，公务用房中心的合同已经全面履行，其对未能办理产权证不存在过错。关于鑫业公司在本案中的权利问题。首先，2016年2月29日，王晓琴向新疆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借款，百川公司以百川大厦1栋2层作为抵押与鑫业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合同》，鑫业公司以保证金质押方式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鑫业公司取得案涉房产的抵押权，是基于百川公司以案涉房产作为抵押与鑫业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鑫业公司对案涉房产享有抵押权。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在权利行使顺位中，该担保物权优于公务用房中心的债权。执行异议之诉为实体审查程序，在该诉讼程序中出现权利争议，应当对争议的权利进行实质审查。现公务用房中心对鑫业公司取得的抵押权效力提出异议，本案应当对鑫业公司的抵押权效力进行实体审查。库尔勒市人民法院（2018）新2801刑初1333号判决中认定“被告人徐崇光、王晓琴、李文磊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使巨额金融资产的使用无法处于金融机构的正常监管之下，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构成骗取贷款罪。”该案中亦认定“徐崇光与时任王晓琴法定代表人李卫星约定：由徐崇光提供其公司名下房产抵押给担保公司，通过担保公司担保，以王晓琴名义向银行贷款8000000元，取得贷款后分别使用。……徐崇光用已销售给巴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百川大厦二层抵押给巴州鑫业担保公司担保，在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骗取贷款8000000元（西域天境公司贷款4000000元，王晓琴以个人名义贷款4000000元），……2017年3月22日鑫业公司作为担保方为借款人确认代偿只顾借款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832.3359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鑫业公司担保的借款合同因徐崇光与李卫星恶意串通，损害富民银行的利益。故富民银行与王晓琴之间签订的《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主合同）无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富民银行与鑫业公司之间的《担保合同》为实现借款而签订，其借款合同无效，故《担保合同》亦无效。其次，本案中百川公司与鑫业公司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因该合同签订的目的是由鑫业公司提供担保，以此确保王晓琴与富民银行之间的贷款能够实现，与案涉《借款合同》存在关联性，百川公司明知案涉房产已经出售给公务用房中心，未告知鑫业公司该案涉房产已经出卖的事实，也未告知公务用房中心房产抵押的事实。具有欺诈性，故该《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存在瑕疵。最后，鑫业公司作为专业的国有融资担保公司，经营担保业务，较之一般的担保人对其提供担保的客户具有严格的审查义务，并对抵押权能否实现具有风险评估意识，本案抵押的房产在2009年公务用房中心做为行政服务大厅向公众提供服务，鑫业公司在对抵押物进行现场核查时，已发现该房产已经有行政服务大厅公务场所使用的痕迹，应当进一步向公务用房中心核查该房产的使用情况及产权信息。鑫业公司未尽到严格审查义务和风险评估义务，其行为存在过失，本院对鑫业公司认为其对百川大厦1栋2层的抵押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的抗辩不予支持。关于公务用房中心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公务用房中心依据与百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履行，享有对案涉房产的物权期待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鑫业公司与百川公司之间的《抵押担保合同》，因存在欺诈行为依据该合同取得的抵押权，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应当慎重对待。鑫业公司以其代为清偿了王晓琴与富民银行的借款为由，向法院申请执行百川公司为骗取借款而抵押的房产，即为行使抵押权的行为。抵押权是为担保物权的受偿而设定的物权，具有从属于被担保债权的属性，被担保的债权为主权利，抵押权为从权利，依照从权利随主权利的原则，抵押权的发生、转移或者消灭，从属于被担保的债权。本案中，鑫业公司与百川公司在《抵押担保合同》中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800万元。案涉刑事判决中认定800万元债权的取得，存在恶意串通，是百川公司从富民银行中骗取取得，故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抵押权为有限受偿的权利，附有抵押权的债权人，对抵押标的物的变价款有优先于无抵押权的债权人为受偿的权利。公务用房中心与百川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于2009年签订，在该合同中百川大厦1栋2、3层作为整体签订了买卖合同，总售价为1662.2万元。2017年7月12日，新疆方夏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做出的《价值评估报告书》中，对案涉2层房产做出的内部评估价值1150.3769万元，该抵押物的变价款已经增值。如若支持该抵押权的行使，则导致百川公司因恶意抵押而受益，该受益包含两方面：1．抵押标的物的变价款增值，偿还完鑫业公司的债权后会有余款，该余款将属于百川公司；2．犯罪人徐崇光、王晓琴骗取的贷款由他人偿还，公务用房中心合法取得的债权将受到侵害。若本案支持鑫业公司的请求而对抵押的房产进行执行，不仅支持了鑫业公司与富民银行签订的无效的担保合同，还支持了犯罪人因犯罪而受益的行为，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正、诚信的内容相悖，不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鑫业公司不能就案涉房产行使优先受偿权。在2018年-2019年期间，百川大厦1栋其他楼层已经办理不动产权证于公务用房中心名下，且本案中百川大厦1栋2、3层作为整体签订了买卖合同，该3层已经于2018年办理了不动产权证。2层不能办理产权证是由于徐崇光的恶意行为导致，公务用房中心对百川大厦1栋2层具有排除鑫业公司执行的权益。综上所述，巴州鑫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981.62元，由上诉人巴州鑫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晓辉审  判  员   沙仁娜审  判  员   吕 晨二 〇 二 一 年 二 月 三 日书  记  员   熊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