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7民终3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应良，男，196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梁富述，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永忠，男，1969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进鸿，男，193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上诉人林应良因与被上诉人林永忠、林进鸿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5）阳城法平民初字第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林应良的父亲林进魁（1919年出生）与林永忠的父亲林进鸿系兄弟关系，林进魁系兄长，林进鸿系弟弟。林应良与林永忠系堂兄弟，与林进鸿系叔侄关系。林喜芳和杨氏共同生育有林果珍、林巧珍、林进魁、林美艳（均已故）、林进鸿共五个子女。林进魁和林进鸿原共同在坐落于阳江高新区甲镇乙村委会丙村丁队戊巷房屋出生长大，后林进魁将户籍迁移到广州生活，林进鸿迁移到阳江市江城区生活。涉案房屋坐落于阳江高新区甲镇乙村委会丙村丁队戊巷房屋（四置：东至巷道林登良屋，西至巷道林进家屋，南至小巷道林学良屋，北至小巷道林志良屋）。1962年，阳江县人民委员会向林进魁颁发了《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该房产证是预先印制好填充样式，由毛笔手写体书写填充完成，户主姓名“林进魁”（毛笔手写），地址“甲公社丙村大队”；中间印刷体部分载明：“为了保障社员的合权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国家保护社员的房屋、屋基地、果树、竹木所有权和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适量开荒地的长期使用下列的房屋、屋基地、果树、竹木为该户所有、土地为该户长期使用，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侵犯，特发给此证，其中附表列明有泥砖屋四间地基面积一分九厘，上盖面积了分七厘”。2010年4月5日，林应良与林进鸿、林永忠就涉案房屋管理使用问题签订了一份《立分房屋契约》，该契约载明：“现将我兄弟林进魁、林进鸿两人继承父亲遗留下来的壹幢房屋立分房屋契约，该房屋座落在阳江市高新管理区甲镇乙村委会丙村的西部，东至林登屋（原林杰良屋，已卖），西至林进嘉、林进北屋，南至林学良屋，北至林智良屋；该幢房屋由林进魁、林进鸿两人各自的儿子继承，其中该房屋的贰份之一部分即西边部份分给林进魁的儿子林应良继承管理，该幢房屋的另贰份之一部分即东边部份分给林进鸿儿子林永忠继承管理，现已将幢房屋分成相等的两份，各得壹份，今后各自行管理，互不侵犯”。签订契约后，林应良与林进鸿、林永忠因讼争房屋管理使用权问题产生分歧，林应良将契约中签名部分删划，并写上“作废”字样。2015年6月份，林进鸿对涉案房屋东边部分进行拆除重建。林应良认为林进鸿、林永忠拆除涉案房屋东边部分损害其合法权益，遂向原审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林进鸿、林永忠立即停止侵占林应良位于甲镇乙村委会丙村西头屋的行为；2、判令林进鸿、林永忠修复损毁林应良位于甲镇乙村委会丙村西头屋财产，修复费约30000元。另查明，林永忠在一审诉讼期间向阳江市城市建设和房屋权属档案馆查询讼争房屋登记情况，档案馆于2015年7月31日出具一份《证明》，该《证明》载明：“经系统信息查询，房屋地址：甲镇乙村委会丙村丁队戊巷在阳江市江城区没有房产信息登记”。再查明，林进魁与黄三养育有林桃娟、林丽娟（1947年10月13日出生）、林华娟（1955年3月12日出生）和林应良（1966年3月25日出生），其中林丽娟和林华娟分别出具《声明》，对涉案侵权事宜由林应良行使。一审庭审中，双方对涉讼房屋的所有权问题发生争议，林应良认为上述房屋为其父亲林进魁于1935年-1936年间所建，并经1962年政府确权为“林进魁”所有，应属于林进魁的个人财产。林进鸿、林永忠则认为上述房屋为林喜芳于1910年-1920年期间所建，应属于林喜芳的遗产。双方为证明其主张，林应良向原审法院提供了《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及乙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林进鸿、林永忠则提供了《立分房屋契约》及证人杨大华、梁绍彬、林杰良、林元良、黄玉祯、梁胜允、梁凤娟等人所作的证人证言，上述证言均反映涉讼房屋为林喜芳建造。原审法院为查清涉案事实，依法对村民进行走访，调查林颜良、梁彩、林耀良、林劲良均反映涉案房屋为林喜芳所建。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涉案房屋为谁所建；二是林应良的诉请是否应获得支持。对于焦点一，首先涉案房屋虽经1962年《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登记在林进魁名下，但是根据当时的政策及农村习俗，父母去世后，家庭土地房产一般登记在长子名下，况且《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本身也注明财产权为“该户所有”。为此，林进魁只作为家庭户的代表领取相关产权证。第二，即使如林应良所述涉案房屋为林进魁于1935年-1936年所建，按林应良主张林进魁于1914年出生，建房年龄为21-22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能性不大。第三，根据多个证人证言反映及走访调查均证实涉案房屋为林喜芳所建，因被调查走访及作证的证人年龄较大，且均土生土长在本地方，对涉案房屋的情况比较了解，反映的情况也较为真实。第四、双方因涉案房屋曾于2010年4月5日（清明节期间）达成《立分房屋契约》，林应良虽后来反悔而将契约中签名部份删划并写上作废字样，但该情况应为当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涉案房屋应为家庭共同财产。为此，林进魁和被告林进鸿作为涉案房屋家庭成员，理应占有相应份额。对于焦点二，林进鸿虽然户籍迁出原籍，但并不影响其享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由于涉案房屋尚未析产，林应良作为林进魁的继承人，未能提供证明其依继承法取得涉案房屋份额和具体位置，造成林进鸿、林永忠拆除涉案房屋东边部分是否有侵害林应良合法权益无法认定。综上分析，林应良以侵权法律关系，请求林进鸿、林永忠停止侵占涉案房屋，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林应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林应良负担。上诉人林应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讼争房屋是林喜芳所建，林进鸿拥有继承遗产的权利，从而驳回林应良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错误。1、在分析本案法律关系之前，须明确讼争房屋的现状：讼争房屋有五个房间，1962年阳江县人民委员会就讼争房屋中的四个房间向林进魁颁发了《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就讼争房屋中的一个房间向林进儒颁发了《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林进魁与林进儒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只是同一村民集体组织成员，林进魁与林进儒共同取得讼争房屋的权属，足以说明讼争房屋的确权，与继承没有任何关联性。2、1962年阳江县人民委员会就讼争房屋颁发土地房产证的行为，属于对土地和房屋的原始确权行为，是无权的原始取得，这与讼争房屋的继承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讼争房屋由谁所建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林进魁对讼争房屋中的四个房间取得物权，属于物权的原始取得，不是依据继承而取得物权。3、林喜芳夫妇（即林进魁与林进鸿父母）在建国前（1949年之前）已经去世，讼争房屋建造于1949年之前。因此，讼争房屋历经两个时期：民国时期与1949年建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本案中，即使讼争房屋是林喜芳夫妇所建，那么对讼争房屋的继承问题也是发生在1949年之前的事情，当时属于民国时期，适用的是民国时期的法律法规，属于民国时期的民事法律行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废除了民国时期的法律法规，对民国时期的民事法律行为也不予认可。50年代的土地改革，就是对民国时期的土地房屋分配的彻底否定，土地改革后的土地及房屋分配，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权属的唯一标准。土地改革完成之后的1953年土地房屋确权，以及1962年的阳江县人民委员会对于讼争房屋的确认，是对讼争房屋之前存在的法律关系及法律行为的彻底否定，是国家对讼争房屋所有权的重新确权，该确权属于物权的原始取得，与林喜芳夫妇去世、林喜芳财产如何继承没有任何关联性。（二）林进鸿自认其在1953年之前已经离开了乙村委会丙村，在国家机关即建设银行阳江分行工作，林进鸿不具有乙村委会丙村村民身份，也没有参加丙村社员生产活动。因此，国家不给林进鸿分田分地，林进鸿对讼争房屋不享有权属。林进鸿在离开乙村委会丙村时就自立门户，与林进魁在法律上不是同一户，林进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一直在乙村委会丙村参与社员生产活动，是村集体组织成员，而林进鸿不是村集体组织成员。（三）林喜芳生前育有3男3女，其中与杨氏生育有2男3女，还与他人生育1男。原审认定林进魁作为家庭户代表领取讼争房屋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持，也不合常理，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无证据证明林进魁在林喜芳所生育的子女当中属于长子或属于家庭代表；其次，讼争房屋共五个房间，面积不够200平米，林进魁名下的四个房间的面积仅为一百多平方米，在上世纪50、60年代地广人稀的国情之下，不可能仅将一百多平方米的土地房屋确权给6个兄弟姐妹及其家人（林进魁一家及其兄弟姐妹家人的总人数多达几十人）。在林进魁与林进鸿已经各立门户的前提下，林进魁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所注明的“户主姓名”，仅代表林进魁夫妇及所生育子女的这一“户”。（四）林应良主张讼争房屋是由林进魁于1936年建造，这已经得到国家承认，并取得国家于1962年颁发的土地房产证。原审仅凭证人证言认定房屋是林喜芳所建，证据不足。1、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未经庭审质证，不具有证明力，不应被采纳。2、出庭作证的证人仅有杨大华与梁绍彬，杨大华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不知讼争房屋是谁所建，其庭审陈述与书面证言不一致，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梁绍彬庭审中表示是听其母亲讲过谁建讼争房屋，梁绍彬并没有亲自感知和认知案件事实，他从母亲口中听到的所谓事实，是传来证据，不具有客观性，且梁绍彬庭审中对于其母亲的死亡时间都有相差40年的两次不同陈述，足以证实梁绍彬记忆力有所欠缺，无法正确客观地反映本案事实。3、证人均是在林喜芳去世之后出生，然而证人均一致在证言中陈述讼争房屋是林喜芳所建，明显违反常理，证人不可能对其出生前所发生的事实加以证实。4、原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后的调查走访，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该调查走访所了解的所谓“事实”，是被歪曲了的“事实”，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5、以林进魁的年龄推断讼争房屋不是林进魁所建，严重违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五）、林应良是本案讼争房屋的权利人，因此有权请求林进鸿、林永忠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法律责任。本案不是确权纠纷，无需林进魁的所有继承人提起诉讼，只需权利人之一也即林进魁的任何一个继承人都有权提起诉讼，请求侵权行为人停止侵权、恢复原状。林应良是林进魁的儿子，是继承人之一，对讼争房屋享有权属，是讼争房屋的权利人，即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六）、林进鸿自认对讼争房屋进行非法拆除和侵占，乙村委会丙村经济合作社及乙村委会均证实林永忠对讼争房屋事实上存在非法拆除和侵占行为，因此林进鸿、林永忠应承担停止侵权、修复房屋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林应良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林进鸿、林永忠答辩称：（一）杨大华、梁绍彬、林杰良、林元良、黄玉祯、梁胜允、梁凤娟、梁兰娟等8位证人证言均可反映讼争房屋为林喜芳建造。在程序上上述证人均出庭作证，程序合法，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原审法院为查清涉案事实，依法对村民进行走访，调查了村民林彦良、梁彩、林耀良、林劲良、林进金，均反映涉案房屋为林喜芳所建。原审法院走访及调查证人均制作调查笔录、拍摄现场照片，并经庭审出示，由双方质证，程序合法，真实可靠，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本案出庭作证证人及法院走访调查证人均年龄较大，且均土生土长在本地方，对讼争房屋的情况比较了解，反映的情况也真实。他们是清楚讼争房屋真实情况的证人，其所作的证人证言均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直接证据。（四）双方曾于2010年4月5日签订《立分房屋契约》，自愿达成对本案讼争房屋各分一半的约定，并签名确认。该契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林应良与林进鸿、林永忠都有法律约束力。后来林应良反悔，以欺诈方式骗林进鸿、林永忠拿出契约，趁林进鸿、林永忠不备将契约中的签名部分删划并写上作废字样，这是林应良单方非法行为，对林进鸿、林永忠一方不产生法律效力。该契约应为当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另一层面上也证明讼争房屋应为家庭共同财产，林进鸿和林进魁作为讼争房屋家庭成员，理应占有相应份额。综上所述，本案讼争房屋由林喜芳所建，林进鸿和林进魁作为林喜芳儿子，均应占有讼争房屋相应份额，各占一半。原审处理正确，应予维持。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排除妨害纠纷，争议的焦点是本案讼争的房屋是否属林应良父亲林进魁的个人财产，林进鸿是否占有份额的问题。讼争房屋是林进魁、林进鸿的父亲林喜芳生前建造，这有村中多位老人的证言证实；林应良与林进鸿、林永忠于2010年4月5日签订的《立分房屋契约》，亦注明讼争房屋是林进魁、林进鸿的父亲遗留下来的；虽然林应良后来反悔将契约中的签名划掉并写上“作废”字样，但反悔的原因是不同意对房屋进行分割，并不影响其承认房屋是林喜芳建造这一事实。虽然讼争房屋1962年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登记在林进魁名下，但当时林进魁与林进鸿并未就该房屋进行继承析产，林进魁属代表领证。该房屋属林喜芳的遗产，林应良、林进鸿均占有房屋份额。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林应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龙  飘审 判 员 司徒达国代理审判员 施 震 宇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曾 秋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