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0322民初395号原告张玉英，女，1950年11月14日生，汉族，农民，现住秦皇岛市昌黎县。委托代理人马有刚（系原告丈夫），男，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许建波，河北宏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淑芬，女，1960年7月2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昌黎县。委托代理人李兵，河北律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玉英与被告刘淑芬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2015）昌民初字第201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张玉英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秦民终字第24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6年2月1日重新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5月9日、2016年5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玉英及其委托代理人马有刚、许建波，被告刘淑芬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玉英诉称，原告于1981年在昌黎镇三村25生产队分得口粮田，到1998年得到政府发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分到地后，因该地属于荒山坡，当时被告父亲刘顺章在此土地上种豆、种菜，原告并未主张任何报酬。后被告父亲去世后，被告继续种植。2008年政府规划征收前，我即通知被告停止耕种，因政府六年来未落实征收，被告以开荒为借口，继续在原告土地种植，侵犯了原告的承包经营权。无奈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在原告口粮田上种植作物，退还原告在姚家沟道东0.4亩的土地经营权。被告刘淑芬辩称，1、原告所诉地块是三村集体所有的，村委会并未确权给谁，是我父亲刘顺章生前留下的开荒地，与原告的承包地无任何关系。从1965年我父亲刘顺章在该地块开荒，整理成梯田状，形状不规则，占地约0.3亩。到1981年原告来昌黎镇三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双方没有任何争议。2、原告在诉状中称其于1981年在三村25生产队取得该地，到1984年取得使用权证，与我家的开荒地无任何关系。昌黎镇三村家庭承包地的台帐中记载，原告在三村北山地块取得两块承包地，其中一块长27.2米、宽13米、东至坡、南至刘淑芬、西至刘顺章、北至黄士环，共0.53亩，原告已经出卖，盖上了房，该地块现已经不存在。另一块地是东至沟，南至黄士环，西至沟，北至刘淑芬长35.7米，宽20米，共1.07亩，三村土地台帐上记载的该地块西至沟就是我家东邻的前述的雨裂沟，南至黄士环就是雨裂沟沟东黄士环家的承包地。这就足以证明原告张玉英家的承包地（口粮地）西面是雨裂沟，南至黄士环就是黄士环家承包地北侧边界。实地测量原告家的地南北长有40余米，东西宽25米有余，距我家开荒地的北侧尚有20余米。原告在其承包地建有三排临建猪舍，现尚清晰可见其地界，与我家开荒的村集体的雨裂沟底及西坡土地地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块地。二十五生产队是在1981年前后由外村迁入昌黎镇三村的5到6户村民组成，村里分给该生产队的耕地没有涉及到我家的开荒地。我的开荒地是在1963年左右，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由我父亲开荒耕种，之后由我继续管理。政府和三村都没有针对这块土地给我进行确权，我方认可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此块争议土地应该属于村委会集体所有，不应该属于对方。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张玉英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主要内容“承包方张玉英，承包人口2，承包土地块数2，承包土地亩数1.6。地名北山，承包年限2023，面积：长（米）27.2、宽（米）13、亩数0.53，四至：东至坡、南至张淑芬、西至刘顺章、北至黄士环；地名北山，承包年限2023，面积：长（米）35.7、宽（米）20、亩数1.07，东至沟、南至黄士环、西至沟、北至张玉英”。原告用以证明诉争土地登记在原告名下。2、2008年粮食直补及农资综合直补通知书1份，主要内容“乡（镇）：昌黎镇，村：三村，户主姓名张玉英，粮食直补补贴面积（亩）：1.98亩……”证明我们在三街村二十五队有承包地，在此地块上原告享有国家的粮补。3、二十五生产队队长冯某的证明材料一份，载明：“证明材料，三街村北环路清真寺东去姚家沟道东，全部是我二十五生产队社员的口粮田，临道东是张玉英的承包地，东临刘某的承包地，北是张玉英的地，南还是刘某的地。涉及张玉英诉刘淑芬土地经营权纠纷一案的争议土地，根据我队的分地记录，并有我参加了当时的分配，应属于社员张玉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二类地0.53亩之中的登记土地，与刘淑芬无关。特此证明，二十五生产队队长冯某，2016年4月5日。加盖昌黎县城关镇三街大队第二十五生产队财务专用章。”4、证人刘某书面证明材料两份，证实争议土地的四至。书面材料（1）载明：“证明，所争议的地块四至：东至黄士环，西临道，南是黄士环，北边与张玉英责任田、自留地相邻。尊重历史，特此证明。证明人刘某，加盖昌黎县城关镇三街大队第二十五生产队财务专用章。”书面材料（2）载明：“我二十五生产队村民张玉英与12队村民刘淑芬承包地发生争执，特证明所争议地块属于张玉英的二类地，登记在北山坡0.53亩的地中，无任何疑意。特此证明。刘某，2016年4月1日。加盖昌黎县城关镇三街大队第二十五生产队财务专用章。”5、证人刘某出庭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们家以北、以南，道东、道西都是25队的地。沟东的是我的地，沟西是张玉英的地。当时分地我在场，我家有两块地，一块是1.63亩，北边是张玉英，东边是冯才，西边是沟，南边是九队。另一块地北边是坟，东边是冯才和李秀兰，南边有刘顺章和张玉英，西边是山。两块地中下边的地连住带种，上边的地荒着呢，南边争议土地以南还有25队的地，在赵国平的西南处已经卖了，盖房了。赵国平就是赵顺城家，赵国平家前的地是分的。当时分地时从我们家以北，道东道西都是分给25队了，25队又分给各家了，张玉英家分了十来块地，当时分地是按产量分的，好地和二类地不一致。争议土地是被告种着的。我种的枣树不属于原被告争议的土地，是我的地。”6、李秀兰出庭证言和书面证言各一份，主要内容：“一九八一年，我生产队分配口粮田的时候，当时有六家，冯才、黄士环、张玉英、我等六家成立了一个生产队。当时分地一家一个代表，我去参加了分地。我们分得的土地是当年大寨田的小块地，根据亩产分到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将土地分成1、2类地分给社员。就是从小道道东都是我们25队的，道上小山坡都是25队的地。张玉英分得的1.07亩是1类地，按产量2亩顶一亩；0.53亩的是2类地，属山坡沟坎地，三亩顶一亩，共有11小块组成，村里将11小块地登记为两块地，写入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书中，个人都有个人的土地本，本上有四至，本案争议的土地是分给张玉英的。我本人土地本上也是2块地，本上都有四至，和张玉英家类似，本上的地块写的少，实际多，按照土地本上就行了。”7、昌黎镇三村村民委员会及昌黎镇三街大队第二十五生产队共同出具的证明1份，主要内容为“根据土地本，道以东全是我们二十五队社员的地，其中沟东刘某地，沟西张玉英的地，道以东没有刘淑芬的地。特此证明。队长冯某、会计刘某、社员李秀兰签名捺印”加盖有昌黎县昌黎镇三村村委会、昌黎县城关镇三街大队第二十五生产队公章。8、原告张玉英的土地经营权证书发放登记册复印件一份。9、原告自绘图纸一份，有冯某、李秀兰签字。用以证明土地分布。10、二十五生产队队长冯某、会计刘某、社员李秀兰共同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主要内容：“因我队社员与十二队社员刘淑芬对土地产生争议，我全队社员为张玉英证明，此争议地块是经大队、生产队领导、社员全体共同分配，我们参加了当时分地，此地块归属我二十五队无疑。在证明所分土地为社员口粮田，按土地的产量定亩数，每人应分亩数给二到三亩不等，另外都是坡上零散小块地，所以在确权中即以每小片为单位登记为一块地。特此证明，证明人冯才、刘某、李秀兰签字捺印”。11、证人冯某出庭作证称，我和原告是一个生产队的，我是生产队长，分地时我参加了，具体如何分地当时是大队决定的。原告用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占用的争议地块系其承包地。上述证据经被告刘淑芬质证并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只能说明原告有2块地，一切应该以经营权证书为准，且其中的0.53亩土地已经卖出；对证据2有异议，粮食直补的面积与承包本上的面积对不上，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我方不予认可，土地应该由土地经营权证书确定权益，证人应该出庭接收质询，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4不予认可，与台账登记不符，争议地块的北头已经被刘某种满枣树，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据不应予以采信；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不予认可，其对原告土地的四至说不清楚；对证据6李秀兰的证言，其强调四至以土地本为准认可，证言其余部分不予认可；对证据7有异议，因为三村村委会未出具过任何证明；对证据8认可无异议；对证据9、10、11均不予认可；其中证据10冯某的名字有误，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不能将自己的名字写错，证据11中冯某说分地当时是大队分的，那么其本人也不知道怎么分的地，因此其证明和相关书面证明是否本身所写，对真实性均有异议，对其当庭证言认可。被告刘淑芬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登记册1份，主要内容为“承包方刘淑芬，承包人口3，承包土地块数2，承包土地亩数2.40，地名北山，承包年限2023，面积：长（米）31.75、宽（米）21、亩数1.00，四至：东至坡、南至吴井华、西至边、北至张玉英；地名北山，承包年限2023，面积：长（米）23.3、宽（米）40、亩数1.40，东至沟、南至张玉英、西至沟、北至山”。2、2015年9月2日刘淑芬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刘淑芬的承包土地座落。主要内容：“证明人刘淑芬，女，昌黎镇三村原25队村民，我家家庭承包了2块地，均在昌黎镇三村北山地块，按照三村台账记载，北面的一块东至沟、南至张玉英、西至沟、北至山，长23.3米、宽40米、1.40亩；南面一块，东至坡、南至吴井华、西至道、北至张玉英，长31。75米，宽21米，合计1亩地”。3、黄士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登记册一份。4、自绘土地示意图一份。5、照片5张，证明原告证人刘某在争议地上将被告树木砍伐后种上了枣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适宜做证人。6、证人孙某的出庭证言一份，主要内容为“我25岁在坑里干活时，刘顺章就开始种这块地，至今一直被告家在种。25队有谁我不清楚，该地是否确权分给谁我不知道。我家的土地承包本上登记的地块和我实际管理的不一致，多的多，没有数了，一堆一块的。”7、证人许某的出庭证言一份，主要内容为“从我出生起，被告父亲就在种这块地，一直种到现在。大概是2009年被告经我手卖了一块地，卖给一个姓蔡的了，卖的地与本案无关。我就知道卖了一块地，土地在哪不知道，0.53亩应该是两块地，包括那一块是0.53亩。卖的那块地与争议地块有100多米。我是三村村民，属12生产队，不和原告的地相邻。他们的地多，原因不清楚，按亩数分的，果树是按产量分的。25队分地我不在现场，张玉英名下登记的0.53亩包含有几块地我不清楚。8、证人蔡某的出庭证言一份，主要内容为：“被告父亲一直在种此地。我买了一块地，我是从刘淑芬手里买的地，有三家找我要钱，我将钱全部给了刘淑芬，由她去分钱，争议的地是谁的不清楚。”9、证人陈某和的出庭证言一份，主要内容为：“我从六岁就走这条道，那块地被告父亲从六几年一直种着。昌黎三街根本没有25队，不承认有过25队，25队是80年来的，82年分的地。争议土地本身就是刘顺章家的。25队土地范围我不清楚，现在社员不承认，现在有纠纷。我和被告的父亲住隔壁，被告父亲一直种着此地，北面的枣树是刘某栽的，不是她的地，不应该她栽。我的土地本上有三块地，平地是按亩数分的，山上的地是按产量分的，山坡上的地不好，比实际地块多一些。”上述证据经原告张玉英质证并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有异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5不认可，对证据6-9的证人证言，对证言中被告家一直耕种没意见，但土地的经营权在我方，对方没有土地本，对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系粮食直补情况的证明，与本案无关，且被告有异议，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4、5、6、8、10、11能够证明争议土地的来源和座落分布情况，三位证人是原生产队分地现场经历者，出具的书面证明和证言等能够互相吻合，并且和被告的证人证言可以互相印证，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证据7的证据形式不合法，加盖村委会公章但没有法人签字，被告有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9系原告单方绘制，且被告有异议，故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1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3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系被告单方绘制，且原告有异议，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5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够反映争议地块的真实地貌，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证据6-9的证人证言与原告的证据证明内容可以互相印证，且原告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综合以上诉讼证据的认证情况和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如下:1981年前后，由外村迁入昌黎镇三村的张玉英、黄士环、冯某等5到6户村民组成第二十五生产队，由昌黎镇三村向25生产队村民分配口粮田。25生产队分得的土地是当年大寨田的小块地，根据亩产将土地分成1、2类地分给村民，1类地按产量2亩顶一亩；2类地属山坡沟坎地，三亩顶一亩。张玉英分得的0.53亩靠近山坡雨裂沟，属于2类地，共有多个小地块组成。1998年10月5日，昌黎县人民政府为原告张玉英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载明：承包方（户主）张玉英，承包人口2人，承包土地块数2块，承包土地亩数1.60亩。其中争议地块名称北山，面积为0.53亩，位于昌黎县昌黎镇三村的承包地内，四至为东至坡、南至刘淑芬、西至刘顺章、北至黄士环。因村里将多个零散小块地登记为两块地，写入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载明的四至和实际地块的四至并不完全相符。本案争议的地块（坐落于昌黎县昌黎镇三街村北环路清真寺东去姚家沟道东，四至：东至黄士环，西临道，南至黄士环，北边与张玉英的承包地相邻）系登记在张玉英0.53亩范围内的承包地地块之一。该争议地块原属荒山坡，被告父亲刘顺章从1965年开始在该地块开荒种植作物；被告父亲去世后，被告刘淑芬继续种植。被告刘淑芬就该地块认可其没有承包经营权。另查明，同村其他村民的土地登记和张玉英有类似的情况，山坡上零散小块地以片为单位合并登记为一块地。2008年昌黎县政府规划征收北外环附近三村的土地时，因原三村村民人均耕地较少，25队的村民土地面积较多，产生大量纠纷。本院认为，原告张玉英系昌黎县昌黎镇三村村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原告张玉英提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其对该争议地块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依法进行权了属证明登记；又通过举证证明争议地块登记在其0.53亩的承包地范围之内，应当认定张玉英对该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关于争议地块的边界四至，因原来山区分地的惯例，按果树产量分配土地，存在土地分布零散，形状不规则，登记和实际不符等现实情况，应以实际四至为准。被告刘淑芬未取得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证，刘淑芬主张该土地系其父亲开荒取得，已耕种几十年，但未提交相关权属证书予以证明，故刘淑芬耕种张玉英该承包地拒不返还的行为构成侵权，对其因开荒种植取得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告张玉英没有耕种过该土地，但原告张玉英对该争议土地仍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张玉英要求被告刘淑芬返还其承包经营权的诉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二款、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淑芬停止对原告张玉英承包土地（坐落于昌黎县昌黎镇三街村北环路清真寺东去姚家沟道东，四至：东至黄士环，西临道，南至黄士环，北边与张玉英的承包地相邻）的侵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后十日内将该地返还原告张玉英。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齐俊春审 判 员  蒋红梅人民陪审员  梁 凯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田顺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