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8637号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赵新章，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陆根杜。被告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XXX号。法定代表人刘宏，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顾洁玮，女。被告上海景和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XXX号XXX号楼XXX室。法定代表人马开翔，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佘国融，男。被告台州外高桥联通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法定代表人蒯振宪，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珏，上海市沪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外高桥集团公司)、上海景和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景和公司)、台州外高桥联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台州联通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陆根杜，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委托代理人顾洁玮，被告景和公司委托代理人佘国融，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委托代理人陈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诉称：2011年4月，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原名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总经济师蒯振宪、投资部总经理马开翔等和原告股东邢某相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上述人员在交往中透露“重大商机”，称其拟转让全资子公司即被告景和公司100%的股权。此后，原告听取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人员对被告景和公司所控股公司即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情况介绍。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称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是当地纳税大户，发展前景极好，预期年净利润可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千多万元。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还带原告到台州走马观花作表面“考察”。如此，出于对上海大型国企的信赖，并由总经济师蒯振宪等这样的高管出任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有一支管理团队，原告即轻信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不实吹嘘，认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具有投资价值。2011年5月5日，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由原告收购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所持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收取了原告1,000,000元股权转让意向金，并约定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相关手续。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收取原告1,000,000元股权转让款不久，告知原告，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总经理陈某某因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被浙江省仙居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常务副总外逃被通缉，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因此停产。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称收购被告景和公司股权的方案只能暂时搁一搁。原告获知后当即提出终止收购，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返还1,000,000元。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称《股权收购协议》已上报其上级部门、国资委、证监会、产权交易所在走流程，不可能轻易终止合同。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三番五次找原告谈话，声称如放弃收购必将造成违约要受损失。同时，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又提出只要原告不放弃收购，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在收购前所有损失包括经营损失1,496余万元和被公安机关暂扣款、律师费等13,000,000元均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担，并承诺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出面帮助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消除今后融资障碍，确保正常生产经营。事已至此，面对强大又强势的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原告作为在上海无任何背景的小私企，只能勉强同意继续履行《股权收购协议》。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即与原告签订《备忘录》，约定自2011年6月5日至办毕股权转让之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损失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担。按其要求，原告于2012年5月4日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付12,100,000元交易保证金，于2012年7月6日在该所和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以40,642,961.85元受让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所持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原告于2012年7月10日付清余款28,542,961.85元，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于当日出具《产权交易凭证(A类)》。此后原告即向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提出办理被告景和公司股权交割、移交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事宜。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却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违法事件未处理完毕、欠银行贷款还未交涉好、融资障碍尚未消除等为由，称暂时不能办理该类手续。2012年8月底，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对原告称：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行将恢复生产，已拿到技改批文和出口许可批文，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已经开会集体讨论过，要求原告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及流动资金投资。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同时将精心编造，并称已报送银行的虚假报表展示给原告，骗取信任。原告至此已投下巨资，见报表后，认为可以相信，于是表示愿意继续投资，须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作担保人。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称其属上市公司，所有经济交往对外担保及应收应付账款均须在年报中公示，相当繁琐，故未签订书面担保协议，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损失在股权变更前均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担。由于当时股权尚未变更至原告名下，故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流动资金投资8,150,000元，只能以名义上的借款形式进行(该案已经另行起诉)。原告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GMP车间技改投资经与施工单位三方确认为15,101,296元。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在企业询证函中确认共欠原告23,315,921.64元。此后直至2013年7月1日，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才向工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13年7月19日才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被告景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施某某变更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新章。之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伪造财务报表被银行发觉，银行停止对其续贷并迫使其还贷。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当时为定向增发27亿元以及时逢自贸区的建立，怕事情败露造成恶劣影响，先后派常务副总蒋某某、总经理助理兼董秘黄某、蒯振宪、马开翔等向原告提出要收回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并表示原告为此所受损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会以给予工程等其他方式作补偿，请原告予以配合。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提供了其要投资建设《森兰·外高桥商业商务区区域供冷供热项目建议书》，称该项目投资估算560,900,000元，净利润保守估算达4千余万元，此后还有其他众多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给原告做，以弥补原告的损失。原告至此只能表示配合并对这些大型国企高管“一诺千金”深信不疑。期间，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掩盖其无法公示的资金黑洞以工程为诱饵让邢某背着原告“配合”在数份虚假不实、不平等文件上签字、盖章，上述文件均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保管。如以买卖方式收回股权就要通过评估后在产权交易所完成，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决定走司法程序，以原告提起诉讼的方式完成其股权收购。法院于2013年10月28日出具(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316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包括：原告将所持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归还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归还原告股权转让款40,642,961.85元；扣除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已支付原告，但在表面上由原告归还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支付的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损益14,968,474.27元、暂扣款及律师费13,000,000元，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应归还原告剩余股款12,674,487.58元。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上级部门即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向法院出具《关于上海景和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收回的说明》，称其知悉并同意上述事项。由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主要高管在收回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时均向原告表示会以工程等其他方式作补偿，故对原告投资给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生产流动资金8,150,000元及技改资金15,100,000元也就待日后处理。但就在调解书达成的次日即2013年10月29日，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平掉被告景和公司的几笔“垃圾账”，又诱惑邢某背着原告在其事先炮制好的金额不实的所谓《对账确认书》上签字、盖章，篡改成原告白搭进股款还倒欠其559万余元。此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将《对账确认书》以假充真造成原告损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将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100%转让又100%收回。原告事后从网上查到多篇报道，如《外高桥27亿元定增计划出现变数三次涉及虚假陈述》、《再融资紧锣密鼓外高桥又陷担保泥潭》、《深喉举报9月最牛股外高桥：资产转让或涉上亿元黑洞》，均披露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故意隐瞒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濒临破产、负债累累、诉讼缠身的事实，严重误导投资者，进行虚假陈述，以及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诺就原告的损失进行补偿，授权总经理在50,000,000元范围内，妥善处理被告景和公司的有关债务。故尽管邢某随后以多家高资质单位的名义向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揽“森兰”等项目，却屡投不让中。在两年多时间里，原告为此和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高管施某某、蒋某某、黄某、蒯振宪、马开翔、刘某某、潘某某进行数十次交涉，但这些当时信誓旦旦要给原告补偿的高管们，在达到其公司目的后竟既未给原告任何补偿亦未让中一个标。原告为收购被告景和公司股权的投资款，部分是以股东私有房产作抵押进行银行贷款，部分对外融资，均无法归还而被诉，在各法院被执行标的达3千余万元，损失惨重，难以为继。而在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网上公示的2015年1--6月半年报告中赫然刊载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本期未分享的净利润21,331,574.15元时，原告却从网上查到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发布的拍卖公告，将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资产作破产企业进行拍卖。2014年12月26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房产及机器设备被以44,800,000元的价额网拍成交。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景和公司却对此矢口不提，致使原告未能参加拍卖款分配。2015年10月30日，原告向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快递《催讨债款、违约金告知函》，要求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返还原告剩余股权转让款12,674,487.58元，清偿原告投资给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8,150,000元和工程投资款15,101,296元，并支付违约金4,230,932.33元。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收悉后置若罔闻。原告为此特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认为：一、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避免银行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到期贷款进行诉讼，并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景和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影响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增发27亿元再融资及自贸区的建立，由此将原告作为其实施该计划而需填补某些资金黑洞、平掉几笔“垃圾账”的牺牲品，采取一系列欺骗方式让原告投入巨资，却未曾让原告参加一天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并未产生任何投资收益状态下，就将股权全部收回，由此造成原告无辜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其行为显然与《股权收购协议》第1.2条(“转让方承诺对股权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上述股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争议、权利限制或障碍。”)及《产权交易合同》第1.4条(“除甲方已向乙方披露的事项外，产权交易标的和标的企业不存在资产评估中未予披露或遗漏的、可能影响评估结果或对标的企业及其产权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第10.1条(“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的拥有合法的、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没有隐匿资产或债务的情况”)严重不符。根据《产权交易合同》第11.3条(“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景和公司依法应当对转让和收回股权过程中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转让被告景和公司股权的实际资产就是占股59.50%的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前后任法定代表人、监事会主席、常务副总均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派任。虽然三被告表面为各自独立的法人，但实质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人、财、物均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掌控，其公司名称就叫台州外高桥联通药业有限公司，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经营损失14,960,000元和被浙江省仙居县公安局暂扣款13,000,000元也均由被告外高桥联通公司承担，三被告法律人格已混同。原告按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要求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进行技改及生产流动资金投资，毫无疑问应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对15,101,296元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包含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内容，在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被滥用，公司的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的特定情形下，将无视公司独立的法人地位，否认股东的有限责任，令不当行为人(主要是具有控制力的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因此，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景和公司应当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债权人即本案原告的15,101,296元直接承担责任。三、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和原告在2012年2月的《备忘录》第二条中约定：自2011年6月5日至股权转让之日，被告景和公司及其下属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损益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享有或承担。股权变更日为2013年7月19日，名为借款实为生产流动资金投资的8,150,000元是在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属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孙公司状态下和原告形成，技改投资15,101,296元在股权变更日之前已完成。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收回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并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直接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进行掌控，其2013年10月29日所谓《对账确认书》第一、三、四、五、六、七项共计46,236,083.04元，实际均是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垃圾账”，亦全部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承担。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2013年9月作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第九条审议通过《关于处理景和股权转让后续事宜的议案》，内容涉及由其对原告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但此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却未给予补偿，故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景和公司应当对原告投资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15,101,296元向原告承担责任。四、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拍卖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土地、厂房、设备前，必定将财产评估报告、拍卖公告等送达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或被告景和公司，两被告理应立即通知原告，由原告向法院申报债权、参加分配，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也可提前向法院申报所负原告债务23,315,921.64元，原告亦能按比例分配到部分拍卖款。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景和公司为掩盖事实真相却对此矢口不提，导致原告在破产拍卖程序中未能参加分配、分文未获，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景和公司应承担过错责任，理应对原告应付债务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告诉请法院判令：1、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技改投资15,101,296元；2、三被告共同偿付利息损失(以15,101,296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股权收购协议》、2、贷记凭证，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避免银行起诉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并使其和被告景和公司卷入被告席，将濒临破产的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描绘成优质资产，诱骗原告在2011年5月5日与其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并收取原告1,000,000元保证金。3、《备忘录》，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应承担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在被告景和公司股权变更之日前的损失。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收据，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让原告于2012年5月4日向交易所交付保证金12,100,000元。5、《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证明原告受让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所持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对价为40,642,961.85元。6、发票、7、《产权交易凭证(A类)》,证明原告于2012年7月10日付清余款28,542,961.85元，交易所出具凭证。8、《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技术改造)》批文、9、英文版出口许可证，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向原告提交批文和出口许可证，称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行将恢复生产，可达年利税22,000,000元，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开会集体讨论要求原告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进行技改投资及投入流动资金。10、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虚假财务报表，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向原告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原告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进行技术改造投资及投入流动资金。11、工程结算确认书，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开会集体讨论，决定让原告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GMP车间技改投资，原告、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及施工单位三方于2013年7月28日确认工程结算款为15,101,296元。12、企业询证函，证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向原告出具询证函，确认截止至2013年12月31日欠原告23,315,921.64元。13、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1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直至2013年7月1日，被告景和公司才同原告向工商局提交申请，至2013年7月19日才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15、《森兰·外高桥商业商务区区域供冷供热项目建议书》，证明完成股权变更仅半个月，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即提出要收回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并称对原告所受损失会以给予工程等其他方式作补偿，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向原告提供该项目建议书，总投资560,900,000元、净利润4千余万元，请原告予以配合。16、(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3162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于2013年10月28日达成调解，由原告归还被告景和公司股权，相抵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须归还原告剩余股款12,674,487.58元。17、《关于上海景和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收回的说明》，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上级单位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向法院出具说明，同意上述调解事项。18、《对账确认书》，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填补其资金黑洞、平掉几笔垃圾账，在2013年10月29日诱惑邢某背着原告在事先炮制好的、金额不实的所谓《对账确认书》上签字、盖章，篡改成原告白搭进股款还倒欠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559万余元，此后以假充真坑害原告。19、《外高桥27亿元定增计划出现变数三次涉及虚假陈述》，证明媒体披露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避免银行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进行诉讼，将其和被告景和公司卷入被告席，影响其27亿元再融资，才收回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当初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就已濒临破产，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却将其描绘为优质资产，严重误导投资者。20、《再融资紧锣密鼓外高桥又陷担保泥潭》，证明媒体披露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2013年9月30日公告第七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决议，第九条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理景和股权转让后续事宜的议案》，并推出两套方案：1、对原告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2、授权总经理在50,000,000元范围内，处理被告景和公司的有关债务。上述会议决议实际上采纳了议案第2套方案，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未进行补偿。21、《深喉举报9月最牛股外高桥：资产转让或涉上亿元黑洞》，证明媒体披露被告景和公司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提供信用及质押担保计57,200,000元已逾期，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全面化解被告景和公司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担保风险而转让所持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22、部分招标、投标文件，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收回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后，却不信守诺言，让原告以其他高资质公司名义对其项目屡投而不让中。23、被执行人信息，证明原告为收购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而对外融资，由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归还融资款而被提起诉讼，在各法院有被执行标的3千余万元未偿还。24、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年报，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网上公示的2015年半年报告中赫然刊载：“(或本期分享的净利润)被告台州联通公司21,331,574.15元”。25、破企拍卖公告、26、《网拍“开张”一年成交额破亿元》，证明原告近期从网上查到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法院将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作为破产企业进行资产拍卖，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房产及机器设备在2014年12月26日以44,800,000元的价格网拍成交，由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景和公司对此矢口不提，致使原告未能参加拍卖款分配。27、《催讨债款、违约金告知函》，证明原告于2015年10月30日通过特快专递向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催讨债款、违约金，但音讯全无，迫使原告提起本案诉讼。28、企业信息材料，证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在2011年10月10日前的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施某某，变更后为蒯振宪，监事会主席为被告景和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开翔、监事陆某为被告景和公司常务副总，均属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派任，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是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9、招商银行收款回单、30、工商银行收款回单，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2012年7月10日收到原告全部股权转让款40,642,961.85元后，于2012年7月11日、2012年7月17日将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经营损失14,960,000元和浙江省仙居县公安局暂扣款13,000,000元汇给原告，足以表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债务均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担，两公司法律人格混同。31、32、招商银行支票2张，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填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欠银行的贷款本息12,260,383.56元和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出借给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本息3,140,538.08元，于2013年10月29日让原告带几张空白支票，由其计财部总经理刘某某填写了付款人为原告、收款人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两张支票，然后由刘某某拿出三被告的章作为被背书人盖章，该款未出原告账户就算在《对账确认书》第一项“乙方(即原告)已归还甲方(即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借款本金15,000,000元”及第五项“乙方需归还甲方借款利息400,921.64元”内，表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弄虚作假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平掉垃圾账，而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财务章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掌管，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是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律人格混同。33、浙江省预收(暂扣)款票据、34、扣押物品、文件清单、35、浙江省罚没财物专用票据，证明浙江省仙居县公安局于2011年7月1日以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预收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款项10,000,000元、2011年7月15日扣押2,500,000元，包括律师费在内共计13,000,000元均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支付。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欺上瞒下，在《对账确认书》上虚构该13,000,000元由原告承担的假象，进而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台州联通公司之间法律人格混同。36、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37、兴业银行网上回单一份，证明浙江省仙居县公安局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罚没的12,500,000元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埋单，当地检察院也跟进，于2013年1月10日、2013年1月18日让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交款计2,750,000元，即是《对账确认书》第六项虚列“乙方需归还甲方支付的暂扣款2,750,000元”，实际均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支付。38、(2014)浦执异字第67号执行裁定书，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将虚构的《对账确认书》以假充真，致使法院错误解冻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执行款12,674,487.58元，并驳回原告的执行申请。39、(2015)沪一中执复议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申请复议期间，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主要高管又口头承诺给予工程作补偿，让原告撤回复议申请，以不影响其上市公司声誉，由此原告撤回了复议申请。但直至2015年9月底，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既未给予工程也未进行任何补偿，造成原告于2015年10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14)浦执异字第67号执行裁定书时，被口头告知不予受理，亦已逾六个月申诉期。40、(2016)沪0115执1236号的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由于(2014)浦执异字第67号执行裁定书仅凭虚假《对账确认书》作出，原告于2016年1月13日再次申请强制执行后，法院已立案审查。41、《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于2013年11月12日发布公告，称其董事会于2013年11月11日收到总经济师蒯振宪提交的书面辞呈，蒯振宪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总经济师职务。蒯振宪又是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而证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人财物均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掌控，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是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42、《会议备忘》，证明2013年3月6日在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召开了经营管理例会，参会人员：蒯振宪、赵某某、陈某某、邢某、陆某、杨某某，达成会议备忘录五点内容，其中要求原告落实资金推进GMP改造工作正常进行及后续生产流动资金投资，其中蒯振宪既是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总经济师，陆某时任被告景和公司副总，蒯振宪、陆某均属代表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职务行为，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台州联通公司人格混同，其要求原告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进行技改及流动资金投资，应当对此承担责任。43、原告股东邢某书写的《事实经过》，证明2013年10月29日下午，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总经济师蒯振宪前后打了5个电话，让邢某带几张原告公司的空白支票到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邢某赶到后，蒯振宪、刘某某拿出事先制作好的所谓《对账确认书》诱骗邢某签字、盖章，称仅是形式，然后由刘某某在原告公司的空白支票上填写了几个数字，再在支票背后盖了三被告的财务章，所谓《对账确认书》纯属虚假，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财务章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掌管，两公司的法律人格混同。44、原告股东邢某在2013年12月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投资部总经理马开翔的语音对话记录，证明马开翔让邢某把原告投资给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财务报表资金额报一个大致数字给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看，并表示工程项目过完年后肯定会想办法落实，其说话算数。45、原告股东邢某在2014年1月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常务副总蒋某某的语音对话记录，证明蒋某某表示让邢某做总承包不行，但分包可以，具体联系马开翔，蒋某某认为让原告在承接工程上赚钱是必要的，只要原告有资质就可以做。46、原告股东邢某在2014年7月7日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某的语音对话记录，证明黄某承认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确实开过相关会议答应给原告工程作补偿，所谓《对账确认书》等都是邢某为配合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平掉垃圾账而背着其他股东私自盖章。47、原告股东邢某在2014年12月9日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常务副总蒋某某的语音对话记录，证明蒋某某对于给原告工程作补偿自始至终十分清楚并予以认可,蒋某某认可以工程为诱饵诱骗邢某在所谓《对账确认书》上签字、盖章的事实。48、原告股东邢某在2014年9月9日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总经理施某某的语音对话记录，证明所谓《对账确认书》完全是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平掉垃圾账，以给工程为诱饵诱骗邢某私自签字、盖章，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达到其不法目的后，不让施某某接邢某的电话，怕有录音，恰恰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以工程为诱饵诱骗邢某私自签字、盖章的事实。49、原告股东邢某在2014年12月9日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总经济师蒯振宪的语音对话记录，证明蒯振宪透露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领导因对原告实施了一系列欺骗行为，故“心还是虚的”，蒯振宪承认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开会商量给原告工程作补偿的事项。50、原告股东邢某在2014年12月26日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总经理施某某的语音对话记录，证明所谓《对账确认书》纯属虚假，施某某对原告申请执行复议十分反感，要挟邢某唯有撤回申请复议才能给工程做。51、原告股东邢某出具的《事实经过》，证明蒯振宪、马开翔于2013年9月29日打电话让邢某于上午10点赶到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介绍了常务副总蒋某某，称因被告台州联通公司银行贷款逾期，可能会连累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要原告帮忙配合，同时许诺给予邢某几个好的大工程做，邢某由此轻信，连内容都没看就在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事先虚构的几份协议上盖上未经工商备案的印章，并未留底，直至2016年3月21日本案庭审时才第一次看到两份所谓《谅解备忘录》，原告认为纯属虚假。52、(2014)崇执字第1515-1号、(2014)崇执字第1515-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由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将虚假的《对账确认书》以假充真，致使法院错误解冻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案款12,674,487.58元，并驳回原告的执行申请，原告按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要求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技改投资15,101,296元及流动资金投资8,150,000元至今血本未归。原告无法从银行获得正常贷款，上述投资款均是向外融资，以股东私有房产抵押贷款，致使邢某夫妇两套目前市值18,000,000元左右的房屋，因欠银行贷款未能如期归还，在2014年9月22日被崇明法院仅以10,760,000元拍卖掉，损失惨重。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提交的《谅解备忘录》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将依法行使撤销权。53、原告股东邢某于2016年6月3日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施某某、总经理助理黄某的谈话记录，证明邢某出于对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高管的信任，才按要求在虚假不实的《对账确认书》、《谅解备忘录》上签字、盖章，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当时是要通过给工程作弥补，但后未给予，施某某虽已退休，但表示让黄某写份书面情况交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新任领导讨论一下，把原告的事情解决，其观点充分暴露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自知有过错并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辩称：2011年5月5日，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与原告签订关于转让其所持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的《股权收购协议》。该协议中明确说明了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的资产及负债情况。在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前，原告就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进行了全面了解，曾派人到当地去了解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情况，并会同其聘请的专家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了解，这些从《股权收购协议》及附件《专项审计报告》中亦可看出，不存在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说的“走马观花”、“吹嘘”等。在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后，原告参与了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经营，以进一步全面掌握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也便于办理被告景和公司的资产评估、审计和股权转让交割。由于在《股权收购协议》签订后1个月，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因土地问题被当地公安机关调查，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和原告于2012年签订了关于收购被告景和公司的《备忘录》一份，从这份《备忘录》可以看出原告在实际经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在签订《备忘录》不久，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和原告又签订了《景和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基准日(2011年3月31日)后的损益分配情况进行了明确规定：自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经营损益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担或享有，自股权转让基准日至2011年5月，以及2012年5月至被告景和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等股权转让手续，期间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经营损益由原告承担或享有。由此，原告在起诉状中引用的《备忘录》中关于所谓损失应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担已被该补充协议所覆盖。根据该补充协议，若原告有损失，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同时，依据补充协议，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向原告支付了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损益14,968,474.27元，向被告景和公司支付了暂扣款、律师费13,000,000元。2013年7月19日，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与原告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关于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10月1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为由，要求解除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将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退还给原告，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退还股权转让款40,642,961.85元。2013年10月28日，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法院作出(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3162号民事调解书，明确：解除双方于2012年7月6日签订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原告将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归还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原告归还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向其支付的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损益14,968,474.27元、暂扣款和律师费13,000,000元，双方互不追究对方其他有关法律责任，原告不再参与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的任何事项，双方于2013年10月28日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有关手续，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于办理完股权变更手续后1个月内支付剩余款项12,674,487.58元。2013年10月29日，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通过与原告进行对账的方式将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付款义务履行完毕。原告诉状所称与事实不符，提出解除股权交易合同的是原告。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关于27亿元的定向增发系于2013年7月20日公告，被告景和公司变更至原告名下是在2013年7月19日，原告起诉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要求解除股权交易合同是在2013年10月14日。若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真如原告所说，为何还要在其公告定向增发前一天将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后又被其起诉同意收回股权呢？更何况，以被告景和公司50,000,000元的注册资本相对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这样一个大的上市公司而言，其重要程度较低，更不会影响27亿元的定向增发。同时，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绝不会允许“垃圾账”的情况出现，更不会要求原告为其平“垃圾账”，所以原告诉状所言系凭空捏造。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根本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均是独立的法人，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作为被告景和公司的股东或作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间接股东，行使作为股东应该行使的权利，承担了应尽的责任。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与原告就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转让、转回过程中，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按约定承担责任，不存在任何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与原告签订《备忘录》在前，签订补充协议在后，两者如约定不一致，应以补充协议为准。故不存在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应承担原告所谓的流动资金投资8,150,000元和技改投资损失。假设原告确实发生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流动资金投资8,150,000元和技改投资，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流动资金投资发生在2013年3月、4月，技改投资发生在2012年7月20日至2013年7月15日。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在上述两个时间段的经营损益应由原告承担或享有。根据民事调解书的内容，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收回被告景和公司股权后，原告不再参与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的任何事项。同时，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资产拍卖属于司法拍卖，是由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在网上公告拍卖信息的，不是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主导的拍卖，也非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能够左右的，故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并没有通知原告的权利和义务。再进一步讲，原告在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明确约定，原告若有实际投入用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技术改造以及恢复经营的资金，原告愿意无条件放弃，不再向三被告主张。故原告本次诉请是没有理由的，违背了《谅解备忘录》中的约定。另外，对民事调解书的执行，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与原告已经通过对账方式履行了相关的义务。而原告一再向执行局申请民事调解书再执行，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就此提出执行异议，执行局驳回了原告的执行申请。之后，原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但又撤回了复议申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复议申请。原告存在滥用诉权行为，原告的诉请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股权收购协议》及附件、《备忘录》、《景和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专项审计报告、产权交易凭证、《台州公司融资借款及担保协议》及补充协议，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完全按照被告景和公司的章程和公司法相关规定，将被告景和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公开、透明，不存在欺骗原告的行为，也不存在任何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2、《谅解备忘录》2份，证明原告承诺其实际用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技术改造以及恢复经营的资金，无条件放弃，不再主张。3、民事调解书、《对账确认书》，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已经通过《对账确认书》的方式履行了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4、执行裁定书2份，证明就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收购和解除收购合同事件，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应尽义务，本案是原告滥用诉讼资源，使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涉诉的案件。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均辩称：同意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答辩意见，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无证据提供。经质证，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7、证据13、14、16、17、18、28、29、30、31、32、33、34、35、38、39、40、41、52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对证据8、12、22表示无原件，不予质证。对证据9表示未翻译成中文，不予质证。对证据10表示不清楚，报表上只加盖印章并没有签字，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内容。对证据11不予认可，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当时实际由原告经营，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不知情，也不认可。对证据15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9-2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不清楚，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无关。证据24的公告格式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公告的实际格式不一致，不予确认。对证据25，认可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厂房被拍卖的事实，但是不涉及到破产企业的拍卖，表述上不予认可。证据26，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拍卖是法院主持下拍卖的，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没有义务通知原告。对证据2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收到过。证据36、37，付款人是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不清楚付款性质。对证据42的真实性需要核实。对证据4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44-50录音证据不完整，是原告自行截取的部分内容、断章取义，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有异议，且录音未经当事人同意。证据51，邢某本人是原告负责人之一，不适合作为证人出具证人证言，且其明确表示公章虽然未经工商备案，但是是公司对外的公章，因此不存在《谅解备忘录》是虚假的情况，应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53，原告录音中的当事人之一施某某已经不是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其已于2015年8月退休，其与邢某的谈话，系个人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且相关当事人与邢某见面的目的是对邢某可能作出的过激行为进行劝导，同时也强调了若要给邢某工程做，必须符合规范，经过正规的招投标程序，原告的证明内容断章取义。被告景和公司同意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质证意见。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认为其公章曾由原告控制，要求看证据8、12、36、37的原件，其余质证意见同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原告对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1、3、4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系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以工程为诱饵欺骗原告股东邢某私下形成，所加盖的原告印章也未经工商备案，2013年9月29日《谅解备忘录》上邢某的签字非本人所签，申请对《谅解备忘录》上所加盖的原告印章与工商局备案的印章进行比对鉴定，及对2013年9月29日《谅解备忘录》上邢某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对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证据1-7、证据13、14、16、17、18、28、29、30、31、32、33、34、35、38、39、40、41、52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8、12、22、36、37无原件，真实性不作认定。证据9无翻译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证据10，无证据表明系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提供给原告，且制表日期显示为2013年1月至2013年5月，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11，无合同及付款凭证佐证，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15，仅系打印件，证据19-21，系网上文章，所述内容需有效证据证实，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23，原告作为被执行人的信息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24，仅系网上打印件，且原告所称的21,331,574.15元系放在“本期未确认的损失”一栏，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25、26，与本案无关。证据27，原告未提供签收凭证，本院对签收的事实不予确认。证据42，有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股东签字，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未提供反驳证据否定签字真实性，故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3、51，系原告股东邢某书写的《事实经过》，非证人证言，属于原告方的陈述，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证据44-50、53，原告并未完整记录录音证据中被告方人员的陈述，且从只言片语中无法得出原告的证明内容，也不足以推翻《对账确认书》、《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故本院对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本院对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1、3、4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就证据2，根据邢某所作书面陈述及原告的当庭陈述，本院确认《谅解备忘录》上原告的章系由邢某加盖，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基于上述证据材料和庭审，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成立于2003年5月28日，注册资本为50,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赵新章，股东为邢某(认缴出资额40,000,000元)、赵新章(认缴出资额10,000,000元)。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原名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景和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12日，注册资本为50,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马开翔，股东为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5日，注册资本为40,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蒯振宪，股东为被告景和公司(持股比例59.50%)、吴某某、陈某某、陆某等。2011年5月5日，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双方约定：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拥有被告景和公司100%的股权，原告有意收购该股权；被告景和公司现有的资产负债情况为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账面资产总额为41,654,693.44元，负债为1,196,420.11元，净资产为40,456,272.63元，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为被告景和公司与其他自然人共同投资40,000,000元设立的，其中被告景和公司持股59.50%，投资额为23,800,000元，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总资产为131,130,000元，净资产为-11,250,000元；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被告景和公司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提供信用及质押担保共计57,200,000元，其中信用担保46,000,000元，定单质押11,200,000元；转让方承诺对股权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上述股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争议、权利瑕疵、权利限制或障碍；转让方以不低于经审计、评估，并经国资主管部门批准的价格，向受让方转让所持有的被告景和公司100%的股权，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11年3月31日；转让方将委托具有资质的审计、评估机构，以2011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被告景和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签订本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被告景和公司财务情况及其他公司状况进行财务评估审计及法律尽职调查，转让方应积极配合；签订本协议后5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1,000,000元作为股权转让意向金；从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转让获得工商部门批准之日止，期间被告景和公司产生盈利、亏损、债务(包括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信用担保和定单质押等)变化，由原告享有或承担……当日，原告向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划款1,000,000元。2012年，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备忘录》一份。内容涉及：鉴于2011年6月，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涉嫌土地违规利用被浙江省仙居县公安局调查，《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被搁置，经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原股东各方努力，上述调查正在办理过程中；截止至2011年8月31日，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已经配合完成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相关银行借款的续借以及担保延续等工作，同时借款银行明确要求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应克服土地违规利用调查的困难，在恢复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借款银行才能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由此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达成补充事项，如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因刑事案件造成后续融资困难(以2011年3月31日为基准日，被告景和公司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57,200,000元担保为限)，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诺帮助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消除后续融资障碍，自2011年3月31日评估基准日至2011年6月5日，及自2011年6月5日至股权转让之日，被告景和公司及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损益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享有或承担；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土地事宜的解决，由原股东各方承担，由此造成的损益由原股东各方享有或承担，即若土地获得解决且所涉土地资产获得净收益(包括原股东方为解决所涉土地违规事宜支付的相关费用)由原股东各方享有，若意向受让方有意承担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东门土地事宜的处理，意向受让方须弥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原股东方为解决东门土地事宜支付的相关费用。原告又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景和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份(未署期)。内容涉及：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曾于2012年就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自股权转让基准日后的损益分配、土地违规利益等达成《备忘录》；现双方达成补充协议：1、自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经营损益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承担或享有，2、自股权转让基准日(即2011年3月31日)至2011年5月以及自2012年5月至被告景和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等股权转让交易手续，期间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经营损益由原告承担或享有，3、双方同意委托上海公信中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经营情况进行审计，4、根据《专项审计报告》，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在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净利润为-14,968,474.27元；根据《备忘录》，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告景和公司归还由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涉嫌土地违规，由被告景和公司垫付的暂扣款、律师费等13,000,000元；原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8,542,961.85元后3日内，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向原告支付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损益14,968,474.27元……2012年7月6日，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交易价款为40,642,961.85元，原告已支付交易保证金12,100,000元，原告应在本合同生效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剩余的产权交易价款28,542,961.85元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产权交易基准日为2011年3月31日，双方应共同配合，于合同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30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的附件包括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4日出具的《企业价值评估报告》，其中经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一栏记载“上海景和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公司自身并未开展经营活动，公司长期亏损。唯一投资项目为台州外高桥联通药业有限公司，该企业长期亏损，目前已资不抵债。”还记载“2011年6月，(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城关晨曦路地块由于涉嫌土地违规利用已被公安部门立案查处。为确保案件妥善处理，并本着权益与义务一致的原则，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承担该地块的后续费用及或有收益，本次评估不考虑该地块可能存在的行政处罚费用及今后可能变性的后续成本及相关收益。”原告付清前述交易价款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于2012年7月10日出具产权交易凭证。2012年8月21日，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台州公司融资借款及担保协议》。双方约定：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收到原告支付的股权款40,642,961.85元，原告收到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支付的原由被告景和公司垫付的暂扣款、律师费等计13,000,000元，以及收到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支付的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损益计14,968,474.27元；双方就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正在办理企业交接、工商变更的法律程序；被告台州联通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原告请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给予支持，双方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融资提供支持以及原告向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提供担保事宜达成一致；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于2012年8月到期的交通银行的借款12,000,000元提供短期融资借款，本短期融资借款截止至2013年7月9日(借款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承诺并保证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应于2013年7月9日前归还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提供的短期融资借款及利息；原告以所持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履行短期融资借款的还款义务提供担保，原告同意在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之前，暂不办理被告景和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不能归还本协议所述的短期融资借款，原告无条件将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归还给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无须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不能归还短期融资借款，原告无条件向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归还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支付的暂扣款、律师费以及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损益共计27,968,474.27元……之后，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台州联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向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提供的12,000,000元短期融资借款，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应于2013年7月9日前归还本金及利息，原告对上述款项的归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已于2012年3月30日通过被告景和公司向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提供融资借款3,000,000元，对于该笔3,000,000元借款及利息，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承诺于2013年7月9日与12,000,000元融资借款及利息共同归还给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原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3年9月29日，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一份。内容为：根据《台州公司融资借款及担保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愿意在该备忘录签署之日起10日内履行担保责任，归还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借款本金15,000,000元，利息待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计算后无条件支付，原告承担担保责任后不再向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追偿。2013年9月30日，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又签订《谅解备忘录》一份。内容为：鉴于股权变更登记延迟至2013年7月才办理以及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后发生东门土地案件等情况，双方协商同意解除《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原告将所持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归还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归还原告支付的股权价款计40,642,961.85元，原告向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归还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支付的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损益14,968,474.27元，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原告不再参与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的任何事项，合同解除如需司法确认，由双方办理司法确认手续；原告向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归还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支付的暂扣款、律师费计13,000,000元；原告向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归还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支付的暂扣款2,750,000元、垫付工资款116,687.13元，不再向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追偿；原告已实际投入用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技术改造以及恢复经营的资金，原告愿无条件放弃，不再向三被告主张，原告如有从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收取的其他款项，经审计后予以归还；双方无其他争执。2013年10月，原告向本院起诉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原告在该案中诉称：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于2012年7月10日就转让被告景和公司股权事宜签署《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直至2013年7月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被告景和公司下属的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在股权评估基准日(2011年3月31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请解除《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由原告退还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100%股权，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退还由原告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40,642,961.85元。双方在该案审理中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在该案中的委托代理人为其股东邢某。法院于2013年10月28日作出(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316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的如下调解协议：“一、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解除2012年7月6日签署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景和公司100%的股权归还给被告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归还由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40,642,961.85元；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向被告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归还由被告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景和公司下属的台州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损益14,968,474.27元；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向被告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归还由被告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暂扣款及律师费1,300万元，双方互不追究对方其他有关法律责任，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不再参与景和公司及台州公司的任何事项；双方应于2013年10月28日前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有关手续，办理完股权变更手续后一个月内被告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剩余款项12,674,487.58元；二、案件受理费245,014元，减半收取计122,507元，由被告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办理完股权变更手续后一个月内直接给付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2013年10月29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作为甲方)签署《对账确认书》一份，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对账确认如下：一、乙方已归还甲方借款本金1,500万元；二、甲方需归还乙方股权转让款40,642,961.85元；三、乙方需归还甲方支付的台州公司损益14,968,474.27元；四、乙方需归还甲方支付的暂扣款及律师费1,300万元；五、乙方需归还甲方借款利息400,921.64元；六、乙方需归还甲方支付的暂扣款275万元；七、乙方需归还甲方支付的垫付工资款116,687.13元。以上各项经双方履行，截止2013年10月30日，乙方尚欠甲方人民币5,593,121.19元。特此确认！”2013年11月，原告就(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3162号案件，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书，请求事项为由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给付原告案件受理费122,507元，并承担执行费用。原告在该申请书的事实与理由中载明：……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其他内容双方俱已履行完毕，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未支付案件受理费122,507元。2013年12月6日，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将122,507元交至法院代管款专用账户。2014年6月16日，原告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其提交的执行申请书上载明要求执行的内容为剩余款项12,674,487.58元，延迟给付利息。法院于2014年6月27日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名下的12,674,487.58元扣划至法院的执行款专户。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对此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就该执行异议进行了审查，认为：《对账确认书》上由原告的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原告称《对账确认书》的内容是虚构的，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在2013年11月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中也表明民事调解书生效后，除案件受理费122,507元外，其他给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现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执行中已经支付其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原告再于2014年6月16日提出执行申请，没有事实依据。故法院于2014年11月27日作出(2014)浦执异字第6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对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名下银行账户12,674,487.58元的冻结措施，驳回原告于2014年6月16日对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执行申请。之后，原告不服该执行裁定，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过程中，原告以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达成庭外和解为由，申请撤回复议。故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2015)沪一中执复议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复议申请。2016年1月，原告又向法院提出对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执行申请。法院经审查后，驳回该执行申请。另查明：2013年3月6日，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召开经营管理例会，并形成《会议备忘》一份。参会人员有：蒯振宪、赵某某、陈某某、邢某、陆某、杨某某。内容涉及：从维持银行贷款额度、生产流动资金投入方面，希望原告在生产资金方面负责，为解决公司管理人员沟通问题，建立经营管理例会制度；从现在开始，邢某将会定期抽时间到台州，多投入精力，多了解企业经营的状况和特点，并主要关注台州、上海的资金落实和调配，推进GMP改造工程的正常进行(前期技改已投入300多万元，后续资金也由原告投入)，关注流动资金问题(前面5,000,000元资金，原告已经落实到位，追加5,000,000元现金本月到位，其中200-300万元资金本周到位)，后续生产流动资金，与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共同解决，交行12,000,000元(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代还，原告担保)的解决方案，由邢某、陆某落实……审理中，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确认其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关于处理景和公司股权转让后续事宜的议案》审议后，于2013年9月作出过相关决议，决议内容为：“按照我公司与虏克公司签署的协议约定，收回景和公司股权，授权总经理在5,000万元范围内，合法合规地妥善处理景和公司有关债务事宜，并将处理结果向董事会汇报。”但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认为，决议中处理景和公司有关债务问题指的是被告景和公司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提供约50,000,000元担保及相关债务问题，而非原告认为的对原告作出补偿。本院认为：本案案由虽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但根据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原告实际系依据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认为，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2011年5月5日与其签订《股权收购协议》时即存在欺诈，隐瞒了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亏损情况，让原告投入巨资，其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又将股权收回，造成原告巨额损失。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股权交易过程中对原告是否存在欺诈，三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转让给原告的系其所持被告景和公司的股权，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对该股权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不存在权利瑕疵。原告作为商主体，交易安全与经营获利为其经商之本，原告对其经营活动应当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支付股权转让款之前理应充分进行调查、核实。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中也约定了原告作为受让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被告景和公司的财务情况及其他公司状况进行财务评估审计及法律尽职调查，原告在诉状中亦表示其曾去过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进行考察，由此原告是有权利及条件对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进行核实的，原告如怠于核查、忽略经商应该遵循的准则，原告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委托评估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告景和公司、台州联通公司资产、经营状况进行了评估、审计，在评估报告中明确披露被告景和公司长期亏损，其唯一投资项目为被告台州联通公司，被告台州联通公司也长期亏损，已资不抵债等情况。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也向原告告知了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发生土地违规利用事件，原告可自由行使合同签订权，原告仍选择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正式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表明原告愿意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原告收购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所持被告景和公司100%股权的对价高达4,000多万元，且按照原告在审理中所述其需对外融资以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更应谨慎行事。如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完全可以依法追究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违约责任，以维护己方权益。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在转让过程中提出过异议，现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本院对原告所称欺诈情形，不予采信。原告签署系列文件，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系原告的自主抉择，原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的《台州公司融资借款及担保协议》，原告同意在被告台州联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之前，暂不办理被告景和公司股权转让的变更手续。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最终在2013年7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登记为被告景和公司的股东。之后，原告于2013年10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请及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于2013年10月28日作出(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3162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调解书内容，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尚应返还原告股款12,674,487.58元，及支付案件受理费122,507元。次日，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达成《对账确认书》一份，确认：经结算后，原告截止至2013年10月30日尚欠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5,593,121.19元。该《对账确认书》中所列结算项目，与原告、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2013年9月29日、2013年9月30日形成的《谅解备忘录》可以相互印证。原告认为前述《对账确认书》、《谅解备忘录》均是受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欺骗而形成，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提出对《谅解备忘录》上原告方的印章及签字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原告股东邢某出具的《事实经过》及原告的当庭陈述，《对账确认书》、《谅解备忘录》均系由邢某经手签署，作为相对人的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无从知晓邢某加盖的原告印章是否经过工商备案，基于加盖人邢某系原告股东的特殊身份，邢某加盖印章的行为应当视为原告的意思表示，如其所盖原告印章与工商备案不符，也系原告内部管理问题，原告对外仍应承担法律责任，故本院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采纳。《谅解备忘录》、《对账确认书》的形成时间在2013年9月、2013年10月，但原告如认为系受欺诈签订，应依法行使撤销权，原告并未在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且其所称的欺诈事由也无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原告的抗辩不予采纳。邢某作为(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3162号案件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在次日代表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达成《对账确认书》，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而且，在形成《对账确认书》之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中，也自认除案件受理费122,507元外，其余的调解内容均已履行完毕。原告提交的该强制执行申请书亦是对《对账确认书》内容的确认。原告于2014年6月再次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要求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2,674,487.58元等。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4)浦执异字第6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对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执行申请，确认了《对账确认书》的效力。原告虽提出复议，但于2015年2月自行撤回复议申请。原告辩称，系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给予工程许诺，诱骗其撤回了复议申请。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对原告在2014年6月的执行申请明确予以否认，并以《对账确认书》进行抗辩，双方争议金额巨大，矛盾突出，且按原告诉状所称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曾多次承诺给予工程补偿，但一直未予兑现，原告在此情形下，仍仅凭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的口头许诺，即撤回复议申请，难符常理，本院不予采信。(2014)浦执异字第67号执行裁定书作为生效文书，对原告具有拘束力，《对账确认书》、《谅解备忘录》的效力应予以确认。至于原告在审理中提出要求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人员蒋某某、蒯振宪、马开翔到庭与邢某相互对质以证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纯属虚假及印章系邢某私自加盖、未经工商备案。本院认为：原告应对其事实主张提供证据证实，其要求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人员到庭对质，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013年9月30日的《谅解备忘录》中明确载明：“乙方(即原告)实际投入用于台州公司技术改造以及恢复经营的资金，乙方愿无条件放弃，不再向台州公司、景和公司及甲方(即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主张”。同时，原告与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签订的《景和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也对双方之前签订的《备忘录》进行了修改，双方达成新的约定，即2012年5月至被告景和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等股权转让交易手续期间，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经营损益由原告承担或享有。由此，即使原告对被告台州联通公司投入技术改造资金，根据前述约定，原告也无权再向三被告主张。原告诉请由三被告偿还其技改投资15,101,296元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外高桥集团公司在2013年9月作出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处理景和股权转让后续事宜的议案》，决定对原告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原告该陈述与董事会决议记载内容不符，且为之后形成的《谅解备忘录》、《对账确认书》所推翻，故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台州公司融资借款及担保协议》、《会议备忘》的内容，均表明原告参与了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经营，原告称其从未参与过被告台州联通公司的生产经营，与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在本案的诉请主张，只有原告方陈述而不能提出有效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407元，由原告上海虏克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黎审 判 员  蔡婷婷人民陪审员  张忠良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陈 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