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72民初153号原告：宋中新，男，汉族，1985年3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XXXXXXXXXXXXXX。委托代理人：顾玉树，北京树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闫茂卫，男，汉族，1970年6月20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XXXXXXXX。委托代理人：刘世宽，江苏董运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程盛，江苏董运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闫君航，男，汉族，1974年9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163X。委托代理人：刘世宽，江苏董运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程盛，江苏董运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中新为与被告闫茂卫、被告闫君航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于2016年1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5日、6月2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顾玉树律师到庭参加两次庭审；两被告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刘世宽律师、程盛律师到庭参加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以其所有的“赣榆渔13224”渔船从事捕捞作业，并从银行贷款对渔船加装了灯光捕捞设备，还就渔船加油及购买渔网等事宜向两被告借款。2013年9月23日晚，该渔船停泊在射阳县黄沙港案外人王勇码头时，两被告带人强行将船开走。原告虽多次讨要，但两被告以原告拖欠债务并已答应将船卖给两被告为由拒不归还。为此，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返还“赣榆渔13224”渔船；若返还不能，则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渔船损失人民币XXXXXXX元(其中包括灯光捕捞设备损失人民币XXXXXXX元、船载柴油损失人民币156000元)、营运收益损失人民币XXXXXXX元(按人民币700000元/年标准计，自2013年9月23日起算至两被告实际赔偿之日止)。两被告共同辩称：2011年7月8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将涉案渔船及随船设备一并转让给两被告，原告已就两被告支付的购船款出具收条，购船事宜还由当地村委会出具了证明。渔船转让后，原告与两被告口头约定，仍由原告实际经营该渔船，收益双方二八分成。因后来原告并未按约履行，故两被告遂将渔船取回。原告虽向公安、检察机关报案控告，但均未获受理，表明原告主张返还渔船并无事实依据。为此，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4．原告身份证、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登记证书、检验证书及捕捞许可证，用以证明原告系涉案“赣榆渔13224”渔船所有权人。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渔船客观上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即使证书上记载的名义权利人仍为原告，事实上2011年7月8日双方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后，原告已实际交付渔船，故渔船所有权已转让给了两被告。对此，原告解释称，2013年9月23日前该渔船一直在原告控制下，且在此期间船舶改装、检修事宜均由原告办理，故根本不存在真实的渔船转让。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关于涉案渔船所有权归属，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5-6．船舶转让合同书、银行账户明细单，用以证明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并非真实转让渔船，当时原告欲在渔船上加装灯光捕捞设备，但其单独无法向银行成功贷款，故通过两被告向银行贷款人民币XXXXXXX元，发放贷款当天，其中人民币600000元即从原告账户划到了被告闫君航账户，随后根据原告申请，由被告闫茂卫向其实际发放。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船舶转让合同书系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原告亲笔签字确认，原告所称并非事实，亦不合常理，事实上原告将渔船转让给两被告后，船上增加设备均由原告向被告闫茂卫支取款项购买；原告划款人民币600000元至被告闫君航账户系偿还其以往借款，被告闫君航当时就已把欠条还给了原告，故与本案无关。对此，原告解释称，其在2010年修船时曾向银行贷款人民币400000元，后通过两被告贷款人民币XXXXXXX元，其中人民币400000元系借新还旧；其向被告闫君航借款人民币600000元并非事实，放贷当天划款至被告闫君航账户亦并非用于偿还借款。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关于船舶转让合同书是否系原告与两被告转让涉案渔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7．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及船舶检修报告，用以证明原告并未真实向两被告转让渔船，该渔船一直由原告控制并使用，且在此期间船舶检修事宜亦由原告办理。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在渔船转让后，约定由原告继续租用该渔船，所得收益双方分成，故在此期间由原告负责船舶检修并无不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8-11．申请立案调查控告书、射阳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复议决定书及射阳县人民检察院答复函，用以证明原告控告维权的过程，原告控告两被告涉嫌犯罪的维权方式亦可印证渔船转让并非真实。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证明公安、检察机关在调查核实双方间船舶转让合同书等材料后认为两被告有权将渔船开走，根本不存在盗窃犯罪事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12-13．证人宋世顺、证人王穆生当庭所作证言，用以证明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系为办理银行贷款，以加装灯光捕捞设备，渔船所有权仍归属原告。两被告认为上述证人与原告系亲属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弱，且证人对原告所称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系为办理银行贷款之事均不清楚，故不能实现原告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证人宋世顺自称与原告系叔侄关系，证人王穆生自称与原告系远房表兄弟关系，但其证言仅在有利于原告时证明力才相对较弱；现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并未直接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但考虑到两证人系原告贷款的担保人，证言内容可相互印证，在认定本案事实时可予以参考。14．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赣榆院)(2015)赣商初字第00379号、00380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渔船转让并非真实，因为如果渔船已转让给两被告，原告没有理由让自己的多名亲属为贷款进行担保。两被告对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认为，因原告主张办理银行贷款系其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的目的，与查明是否存在转让涉案渔船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关，故该节事实应予审查，同时上述生效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15．证人宋世习当庭所作证言，用以证明涉案渔船始终由原告控制，从未向两被告交付。两被告认为该证人与原告系父子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弱，且证人对涉案渔船的情况表述不清，众多陈述内容均为听说，属于传来证据，但对渔船年收入、加油时间等关键事实又陈述得非常清楚，有被引导的嫌疑。本院认为，证人宋世习自称系原告之父，则其证言内容中涉及有利于原告的部分证明力相对较弱，本院将综合在案其他证据，在认定本案事实时予以参考。16-17．江苏渔船检验局赣榆检验站(以下简称船检站)出具的两份证明，用以证明2013年9月23日前该渔船全套证书一直在原告控制下，从未向两被告交付，渔船至今依然登记在原告名下。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书持有状况及登记情况不能证明渔船所有权的归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18．赣榆县海头镇小口村村民委员会(现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小口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通知，用以证明原告办理涉案渔船证书系按当地政策要求，并非为转让渔船而去办理。两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可证明涉案渔船转让客观上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19-21．造船明细、造船合同及销售合同书，用以证明原告新建涉案渔船时的成本支出。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造船明细系原告单方制作，造船合同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销售合同书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本院认为，造船明细系原告在诉讼中为说明事实细节所作书面说明，证据类型属于当事人陈述，相关事实应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造船合同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在两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销售合同书虽系复印件，但签订时间与造船合同相邻，符合建造渔船实际情况，且所购买主机型号与证书记载相符；既然两被告称已出资买下该渔船，理应明知当时渔船主机、齿轮箱等主要设备具体型号，在两被告未能对销售合同书所载设备型号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可予认定。关于渔船价值及相应损失，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需要在此指出的是，造船合同中第四条约定，船舶建造所用材料、配件由甲方(承揽人李某某)购买并按时运到现场，故两被告抗辩称造船合同第一条船况中所列主机、离合器(齿轮箱)等主要设备亦为承揽方购买并已计入造船总价中。对此，本院认为，该项针对事实的抗辩与渔船建造实践并不相符，且销售合同书亦可证实主机、齿轮箱均由原告另行购买，故在两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该事实抗辩不予采信。22-28．加装灯光捕捞设备明细及系列设备、材料采购合同，用以证明原告加装灯光捕捞设备的成本支出。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加装灯光捕捞设备明细系原告单方制作，系列设备、材料采购合同或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或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加装灯光捕捞设备明细系原告在诉讼中为说明事实细节所作书面说明，证据类型属于当事人陈述，相关事实应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系列设备、材料采购合同或直接签订，或通过传真方式签订，均可与原件核对一致；既然两被告称已出资买下该渔船，则对在该渔船上加装灯光捕捞设备情况理应明知，对相应成本支出更应关心了解，在两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29-30．村委会证明、射阳县泰和水产冷藏厂(以下简称泰和水产厂)及其负责人王勇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的营运收益损失。两被告对村委会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对泰和水产厂及王勇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上述证明出具方均无资格证明渔船营运收益状况，故并无证明力。本院认为，村委会证明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就泰和水产厂及王勇出具的证明，本院经向王勇本人核实并获确认，其证据效力亦应予认定。本院将综合在案其他证据，在认定营运收益损失时予以参考。31-32．加油款欠条、案外人陈元国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涉案渔船被两被告强行开走前加注柴油情况。两被告对加油款欠条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对案外人陈元国出具的证明认为其未出庭作证，且证明中所载向涉案渔船加注柴油20吨，与证人宋世习当庭陈述证言称涉案渔船加满油为15吨的说法相矛盾，对其真实性亦不认可。本院认为，加油款欠条虽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但可与案外人陈元国出具的证明相印证，故对上述证据效力可予认定。唯上述证据中关于加注柴油20吨的事实与证人宋世习当庭陈述证言相悖，故对加注柴油具体数量本院无法确认。事实上，上述证据亦无法证明2013年9月23日涉案渔船被两被告强行夺取时尚存船载柴油数量及相应损失。33．经原告申请，本院向江苏赣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榆农商行)海头支行调取了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及收贷收息凭证，作为原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在银行申请贷款的情况。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曾于2010年向银行贷款人民币400000元，说明无须以转让渔船为条件，原告本可正常申请贷款。对此，原告解释称，因其后续追加借款额度至人民币XXXXXXX元，而其所有的涉案渔船是乡镇产权，无法办理抵押，故需要担保人；但即使有担保人也未必能申请到贷款，由此原告才会向两被告求助。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两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3．船舶转让合同书、两张收条及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原告与两被告间转让涉案渔船的事实，且原告已收到两被告支付的购船款，村委会亦证实该渔船买卖事实。原告对船舶转让合同书、村委会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渔船转让并非真实；对记载金额为人民币800000元的收条认可真实性，对记载金额为人民币200000元的收条表示记不清是否曾签署过，但否认曾收到两被告支付的购船款。对此，两被告解释称，购船款以原告曾欠付两被告的借款冲抵，欠条均已还给原告。本院认为，记载金额为人民币200000元的收条虽为复印件，但表面显示有原告签字捺指印，且两张收条总金额可与船舶转让合同书约定渔船转让价款相印证，经本院当庭询问出席庭审的原告本人，其仍对该收条事实不置可否，则依法应视为对曾出具该收条事实的承认；其他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4．两张记账明细，用以证明原告曾向被告闫茂卫支取款项购买渔船用品。原告对记账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可印证此前其陈述的事实，即银行放贷中的人民币600000元从原告账户划到被告闫君航账户，随后由被告闫茂卫向其实际发放。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5．十张欠条，用以证明原告至今仍欠付两被告借款。原告认为这些欠条与本案渔船物权归属纠纷无关，同时原告亦自认至今仍拖欠两被告借款未还清，其中欠付被告闫茂卫约人民币三十余万元，欠付被告闫君航约人民币二、三十万元。本院认为，原告自认的事实应予确认；上述欠条虽无法证实全部与涉案纠纷直接相关，但可在本院认定本案事实时予以参考。6．案外人李绪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2011年11月被告闫茂卫支付了涉案渔船加装灯光捕捞设备的款项人民币96000元，表明渔船改造系被告闫茂卫出资，故渔船所有权应归属两被告。原告确认李绪刚负责加装灯光捕捞设备的电焊工作，被告闫茂卫直接向其支付了电焊作业款人民币96000元，但该账目系挂在原告名下，且原告并未就此向被告闫茂卫出具借条。对此，被告闫茂卫补充称，电焊作业款金额系其直接与李绪刚商定，除此之外加装灯光捕捞设备所需采购的成品，如灯光渔网，均委托原告全权代为处理。原告又补充称，包括上述电焊作业款在内，加上采购成品及其他杂费，加装灯光捕捞设备共花费人民币716120元，除电焊作业款系被告闫茂卫直接支付外，其余费用均系原告自被告闫茂卫处支取并对外支付；对超出人民币600000元划账金额以外的费用，原告则另行出具了欠条。本院认为，对原告自认由被告闫茂卫支付电焊作业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加装灯光捕捞设备的相关事实，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加以综合认定。7-8．被告闫茂卫所记录的明细账及出具的收条，用以证明双方在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前即存在经济往来，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后，双方按口头约定结算，被告闫茂卫收到原告支付的货款。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主要是渔船在被告闫茂卫处加油时由其垫付的油款，原告均已还清；收条所载款项亦为垫付油款，其出海捕捞后将渔获卖给收购方，再由收购方直接将货款支付给被告闫茂卫以清偿垫付油款。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为查明案件所涉事实，本院向村委会、泰和水产厂、赣榆农商行进行了调查，并向原告及两被告出示相关调查笔录。原告对上述调查笔录均无异议。两被告对上述调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村委会提供信息可能具有一定偏向性；泰和水产厂负责人王勇与原告有经济往来，具备一定利害关系，且其对渔船造价及收入情况亦无证明资格。本院认为，上述调查笔录内容，可在本院认定本案事实时予以参考。本院查明：一、关于原告渔船建造、转让、改装、使用情况的相关事实2009年4月10日，原告与案外人李某某签订造船合同，并委托后者建造一艘钢质渔船。合同较为详细载明了造船用材、细节工艺及包括叶子(螺旋桨)、舵杆、桌椅、救生消防设备等在内的配件要求，并约定图纸、船检费用、建材配件购买及运输均由作为承揽人的李某某提供、负责或承担；工期至同年8月20日，造船总价人民币XXXXXXX元，其中开工后十日内支付人民币300000元，外板上齐后支付人民币500000元，余款待渔船下水检验合格后付清。同年5月5日，原告又与泗洪县远东动力设备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书，约定由后者向原告出售一台河柴曼海姆船机组(型号TBD604BL6，价值人民币253000元)及配套船用齿轮箱(包括机旁仪表箱、远程仪表、油水分离器等)，总价人民币290000元，最终以市场优惠价定价为人民币258000元；随后在付款方法部分又约定，缔约当日原告预付人民币20000元，在柴油(机)提货前五日再支付人民币178000元，余款人民币50000元分六次付清(按付款方法约定，共计价款为人民币248000元)。该渔船于2009年12月1日建成后，系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原告以该“三无”渔船从事捕捞作业期间，就渔船加油等事宜与被告闫茂卫已有经济往来，通常是出海作业前由被告闫茂卫垫资让原告渔船加油，原告捕捞渔获出售后，再让收购渔获方以货款直接向被告闫茂卫返还。原告称加油款均已还清；被告闫茂卫则称仍未还清，但具体欠付金额不清楚。2010年末，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海洋渔业局、省安监局《全省清理整治海洋涉渔“三无”船舶工作实施方案》规定，总体目标包括：确保符合条件的船舶全部纳入安全监管，确保不再出现新的涉渔“三无”船舶等。整治措施包括：对符合安全出海作业条件的涉渔“三无”船舶，经公示无异议的，一次性纳入乡镇船舶序列进行管理；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实施渔船检验、登记和捕捞许可，统一核发临时证书；纳入管理的涉渔“三无”船舶需自觉接受年检年审，按期缴纳渔船检验费、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书面承诺不享受渔用柴油补贴等惠渔政策，且不得更新改造、转让过户、改变作业类型。依据上述政策精神，原告所建“三无”渔船亦按规纳入管理体系。2011年4月4日，村委会向原告发出通知称，根据省海洋渔业局《关于做好纳入安全监管海洋涉渔“三无”船舶证书核发工作的通知》(苏海管[2011]10号)精神，通知原告办理缴费等手续。2011年7月8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约定原告将其所有的“赣榆渔13224”渔船(包括随船所有渔具、网具，机舱内机械、工具、配件，通讯设备及锚缆等)作价人民币XXXXXXX元卖给两被告；两被告应于签约当日支付购船款人民币800000元，同年10月28日付清余款时，原告向两被告交付渔船；除交付随船证书外，原告还应到村里出具转让证明。缔约当日，原告向两被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购船款人民币800000元。同年10月2日，原告又向两被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购船款人民币200000元。关于购船款的支付，原告称并未实际收到两被告支付的任何购船款。两被告则称当时原告欠付两被告各约人民币一百万元，购船款系用原告欠付的借款冲抵，欠条均已还给原告。原告否认曾欠付两被告上述金额借款，但其自认自2011年至今仍拖欠两被告借款未还清，其中欠付被告闫茂卫约人民币三十余万元，欠付被告闫君航约人民币二、三十万元。两被告提供的欠条显示，2010年8月至2013年9月期间，原告曾先后单独或与他人一起向两被告借款并出具欠条，其中，被告闫茂卫作为出借人的欠条共计金额人民币540000元，被告闫君航作为出借人的欠条共计金额人民币605000元，另有未署名出借人的欠条共计金额人民币425000元。关于渔船的交付，原告称从未向两被告交付渔船，至2013年9月23日渔船被两被告强行抢走前，渔船一直在原告实际掌控下。两被告则称2011年7月8日缔约当日原告即向其交付了渔船，当时渔船就停靠在被告闫茂卫的码头，两被告就实际控制了渔船；而后原告与两被告口头约定，仍由原告实际经营该渔船，收益双方二八分成，且两被告所获八成收益与原告欠付两被告的其他借款无关。随着原告所建“三无”渔船按规纳入管理体系并办理相关手续，2011年10月11日取得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登记证书、检验证书及捕捞许可证。根据上述证书记载，该渔船船名为“赣榆渔13224”，系钢质刺网捕捞渔船，2009年12月1日建成，船籍港赣榆，作业场所连云港沿海；船长29.25米，船宽6.30米，船深3米，主机(型号TBD604BL6)总功率294千瓦，112总吨，39净吨；渔船所有权人登记为原告。同年10月16日，村委会开具证明，证明原告将“赣榆渔13224”渔船转让给了两被告。经本院向该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孙传钊核实，当时系原告、两被告双方找到该村大队会计说明情况，该村大队会计便按双方要求开具了证明。2011年11月，原告渔船停靠被告闫茂卫的码头开始加装灯光捕捞设备。加装灯光捕捞设备过程中，除焊接工程款人民币96000元(原告并未就此出具欠条)由被告闫茂卫直接支付给负责电焊工作的案外人李绪刚外，其余采购材料、物品所需费用均由原告向被告闫茂卫支取后自行购置，被告闫茂卫则将明细记录在账。在被告闫茂卫所提供的两张记账明细中，一张载明同年11月3日至29日，原告共支取电焊工材料费等共计人民币309000元，原告予以签字确认；另一张载明同年12月9日原告支取人民币132000元，同年12月17日支取人民币6500元，该记账明细上还记载有其他账目，但原告仅就上述两笔与其相关的支取费用予以签字确认。同年11月期间，原告就采购灯具、网具、液压网机、发电机组、配电箱、电缆等材料、物品，分别与相关单位、个人签订系列设备、材料采购合同，采购费用总计人民币602120元至人民币612120元间(其中网具购销合同载明货价为人民币150000元至人民币160000元间)。2011年11月，在涉案渔船加装灯光捕捞设备的同时，渔船主机(不包括齿轮箱及其他配件)亦进行了更换。原告与被告闫茂卫确认，更换的主机系从他船上拆下的二手机器，费用由被告闫茂卫直接支付。但原告称系其与被告闫茂卫一同去协商价格，由被告闫茂卫直接垫付了人民币100000元(包括安装费用)；被告闫茂卫则称系其单独去谈的价格，最后由其支付了人民币120000元。此后，原告一直使用该渔船出海进行捕捞作业。2013年5月20日至6月3日，原告还在射阳县黄沙港船厂对涉案渔船进行了检验、修理，包括船体喷砂、喷漆、更换锌块，船体测厚、舵轴系检查、全船电路整理，主副机、齿轮箱及螺旋桨保养等。二、关于两被告夺取涉案渔船及原告提出控告的相关事实证人宋世习当庭作证称，其系原告父亲，原告系其长子(小名叫宋建新)；其一直随原告渔船出海，船上另雇了七个船员；2011年至2012年期间，该渔船主要停靠被告闫茂卫的码头，晚上其睡在船上看船；2013年下半年某天，渔船停靠黄沙港码头时，因天气炎热，其在码头边上的楼里睡觉，下半夜被人喊醒，下楼后发现很多人拿着棍、刀等把渔船开走了，当时其并不清楚对方是谁，也不敢上前阻拦。泰和水产厂负责人王勇在接受本院调查时称，事发当晚有许多人带着棍棒，将停泊在其码头的原告渔船抢走了，当时其厂里有监控拍下了事发经过，录像已提供给公安部门。两被告则称，因与原告合作经营产生纠纷，原告不再按约支付捕捞收益分成，亦不向两被告及时提交相关账目明细，事发前多次与原告联系并做工作均无果，原告还谎称渔船在山东，后两被告发现原告渔船停靠在黄沙港，遂带了四十九人于2013年9月23日将渔船开回家；原告报案后，两被告接到派出所电话去做了笔录，并将相关证据提供给派出所，派出所经审查后就让两被告回家了。被告闫茂卫确认，涉案渔船已于同年10月底11月初被卖出，船舶连同证书均已交付买受方。2013年11月21日，原告以渔船被盗为由向射阳县公安局提出控告，该局于当日作出射公(河)不立字[2013]25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故决定不予立案。原告不服并申请复议，该局于同年11月29日作出射公复字[2013]2号复议决定书，决定予以维持。原告不服，继续向射阳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要求。2014年2月12日，该院控告检查科作出射检控申控复字[2014]3号答复函，认为涉案“赣榆渔13224”渔船被两被告开走系因双方借贷纠纷而引起，不存在盗窃犯罪事实，不符合立案监督条件。后原告继续向有关部门控告维权，主张返还渔船。期间，原告因不再持有渔船全套证书，曾寻求船检站出具证明，船检站于2014年10月13日出具证明称，原告曾在该站登记钢质渔船一艘，船名为13224，主机总功率294千瓦，112总吨。2016年5月10日船检站又出具证明称，原告“赣榆渔13224”渔船于2011年纳入管理，核发了乡镇船舶证书，2011年、2012年船舶年审费用已缴纳。三、关于原告向赣榆农商行申请贷款的相关事实2010年11月，原告曾以船用事由向赣榆农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400000元，借款方式为保证，期限自2010年11月3日至2011年10月15日。2011年10月25日，原告向赣榆农商行偿还了本息共计人民币431651.91元。原告及被告闫茂卫均确认，该本金人民币400000元系被告闫茂卫替原告偿还的。2011年10月，原告以改造渔船为由向赣榆农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XXXXXXX元，借款方式为保证(原告称两被告参与作为担保人，两被告则称记不清了)，期限自2011年10月31日至2012年10月15日。2011年10月31日，赣榆农商行向原告账户放贷人民币XXXXXXX元。当日，原告即向被告闫君航账户划款人民币600000元，剩余人民币400000元用于归还前述被告闫茂卫借款。原告称，划给被告闫君航的人民币600000元用于加装灯光捕捞设备，具体用钱时向被告闫茂卫支取，超出部分由其另行出具欠条(前述原告出具的欠条中，有两张在此期间形成：2011年12月2日欠条载明金额人民币200000元，同年12月13日欠条载明金额20000元)。但被告闫君航则称该人民币600000元系原告用以归还此前欠款，欠条已还给原告。原告对此表示否认。2012年10月31日，原告向赣榆农商行偿还了本息共计人民币XXXXXXX.40元。原告称其偿还了利息，本金部分仍如前述方式，由被告闫茂卫代为偿还，后续再贷时还给被告闫茂卫。2012年11月，原告又以购柴油及网具为由向赣榆农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400000元及人民币600000元，但未能按期归还贷款，赣榆农商行遂将其及七名担保人(夏培培、孙成会、万延文、宋世顺、王穆生及本案两被告)一并诉至赣榆院，要求就贷款人民币400000元及人民币600000元还本付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赣榆院对两案开庭审理时，夏培培、本案原告及本案被告闫君航缺席庭审。经审理，赣榆院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2015)赣商初字第00379号、00380号民事判决，查明：2012年11月8日，本案原告与赣榆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借款期限自2012年11月8日至2015年10月10日，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XXXXXXX元，年利率13.8%，由各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2年11月8日、9日，本案原告分别出具借款借据，向赣榆农商行借款人民币400000元(期限至2013年9月15日)、人民币600000元(期限至2013年10月15日)，但本案原告除支付人民币44797.35元利息外，剩余本息均未支付。赣榆院认为，原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履行全部合同义务；担保人自愿就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XXXXXXX元提供保证担保，亦应承担保证责任，遂判决本案原告按约向赣榆农商行归还本金人民币400000元、人民币600000元并支付利息(扣除已支付利息人民币44797.35元)，包括本案两被告在内的七名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人宋世顺当庭作证称，其系原告叔叔；2011年原告称为加装灯光捕捞设备欲向赣榆农商行贷款，多次请求其帮忙作为担保人；此前，原告并未向其告知将渔船转让给两被告的事情；至涉案渔船被两被告开走后，其才听说原告与两被告间签订了船舶转让合同书的事；后因原告未能偿还贷款，其作为担保人亦被追究法律责任。证人王穆生当庭作证称，其与原告系远房表兄弟；2011年原告称因其渔船所需欲向赣榆农商行贷款，并请其作为担保人；其觉得原告有一条渔船，比较可靠，遂同意作为担保人；至涉案渔船被两被告开走后，其才听说原告与两被告间签订了船舶转让合同书的事；此前，原告亦未曾告知系为申请贷款才与两被告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证人宋世习当庭作证称，其知道原告欠两被告借款，但不清楚具体金额；出事前其从未听原告说起将渔船卖给两被告的事情，渔船一直由原告控制从事捕捞作业，也未见过两被告上船清点物品、登记造册等情况；渔船被抢后，原告才告知其为贷款与两被告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的事。经本院向赣榆农商行核实，该行授信评审部回复称，因涉案“赣榆渔13224”渔船作为乡镇船舶无法转让过户，故银行在审批贷款申请时不接受以此类渔船设定抵押。四、关于原告损失的相关事实根据涉案渔船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记载，船舶价值为人民币800000元。诉讼中，原告称渔船建成时造价人民币XXXXXXX元，后又称人民币XXXXXXX元；加上其他设备、配件、证件及人工总价值为人民币XXXXXXX元；加装的灯光捕捞设备，除焊接工程费用人民币96000元外，采购灯光捕捞设备所需材料、物品及杂费共计人民币620120元，两项合计费用为人民币716120元；另原告在加装灯光捕捞设备明细中还载明，就后期安装排网器、网口用绳缆配件、车床工费及改装期间雇佣工人工资支出人民币62900元，即加装灯光捕捞设备总计费用为人民币779020元。被告闫茂卫称，涉案渔船已被两被告以人民币900000元价格卖出。村委会于2016年5月9日出具证明称，该村与原告涉案渔船同类的渔船，年收入约为人民币700000元至人民币900000元。经本院向该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孙传钊核实，其回复称该村同类渔船2013年净收入约为人民币800000元，此后净收入额有所减少，近年约为人民币500000至人民币600000元；另据其反映，该村同类渔船当时新建时(包括主机等设备)价值约在人民币XXXXXXX元左右，按照正常维修保养情况估计，至2013年经折旧的渔船价值约在人民币XXXXXXX元左右；另该村同类渔船加装灯光捕捞设备约需花费人民币800000元至人民币900000元。泰和水产厂负责人王勇于2016年5月15日出具证明称，原告拥有一艘钢质灯光捕鱼船“赣榆渔13224”，每月卖出渔获的毛收入约人民币250000元至人民币300000元。经本院向王勇核实，其回复称其在黄沙港当地码头从事收购渔获经营，原告“赣榆渔13224”渔船约在2012年上半年开始来其码头，出海捕捞后返回码头卖出渔获，周期约每月一次，每次渔获可卖得约人民币200000至人民币300000元，扣除各项成本支出，每月净收入约为人民币70000元至人民币80000元。2013年9月17日，涉案渔船被两被告夺取前最后一次出海，原告至案外人陈元国处加油点为渔船加注柴油，单价人民币7800元/吨，并向陈元国出具加油款欠条。陈元国于2016年5月14日出具证明，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基于原告明确选择的侵权诉请，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返还原物纠纷。依原告及两被告各自诉辩主张，双方纠纷主要涉及如下争议焦点问题：一、关于涉案船舶转让合同书中双方的真实合意问题作为签订涉案船舶转让合同书的缔约主体，原告及两被告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采用了书面形式，符合法律关于缔约主体资格及形式要件的规定；合同交易标的物虽系由“三无”船舶转而纳入乡镇船舶序列进行管理的渔船，按照地方主管部门相关文件规定不得转让过户，但该文件并非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效力层级，且禁止性规定亦不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缔约双方若有违反该文件规定，自应按相应行政罚则接受处理，但涉案船舶转让合同书成立后并不因此影响其生效；且双方按照当地渔船交易习惯，赴原告所在村村委会开具了转让渔船的证明。上述事实，均显示原告与两被告间存在买卖涉案船舶意思表示的外观表征，且合同已成立并生效。然而，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所显示的事实来看，情况又并非如此简单。首先，若双方缔约真实意思表示为买卖渔船，则应以两被告支付购船款，原告交付渔船为合同项下主要履行内容。关于购船款的支付，原告虽曾先后出具两张收条称收到购船款人民币XXXXXXX元，但在两被告称系以冲抵原告欠付借款的方式支付购船款的情况下，两被告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基础债务真实存在。然两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甚至无法说明用于冲抵购船款的原告欠款的形成时间及具体缘由。事实上，若真需以原告欠款冲抵购船款，两被告本可一次冲抵完成，又何必约定分期支付，故亦与实际交易习惯不符。关于渔船的交付，两被告称2011年7月8日缔约当日原告即向其交付了渔船，该主张与合同约定“同年10月28日付清余款时交付渔船”并不相符，而仅凭渔船停靠在被告闫茂卫码头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当时两被告已实际控制该渔船。两被告又称曾与原告口头约定，仍由原告实际经营该渔船，收益双方二八分成，但无论对占有改定的交付方式，抑或经营分成的合作模式，均以双方明确约定为前提，显然两被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确实存在此种约定。综上，并无证据显示双方就渔船买卖曾作实际履行。其次，从原告向赣榆农商行申请系列贷款的事实来看，2010年11月原告曾申请贷款人民币400000元，到期时系被告闫茂卫通过提供短期周转资金帮助原告实现了借新还旧。至2011年10月，为渔船加装灯光捕捞设备所需，原告再次成功申请贷款人民币XXXXXXX元，其中人民币400000元偿还被告闫茂卫上述短期融资，原告实际入手贷款人民币600000元。该笔新增贷款发放至原告账户的当天，原告即全额划转至被告闫君航账户。被告闫君航虽称此系原告偿还欠付借款，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亦无法说明原告欠款的形成时间及具体缘由，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与此同时，在原告加装灯光捕捞设备(包括更换主机)过程中，曾先后向被告闫茂卫支取款项，亦曾向被告闫茂卫借款。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区别明显：支款由被告闫茂卫逐笔记账，而借款则由原告出具相应欠条。业已查明的事实显示，2011年11月至12月期间，有证据可证实的涉船费用支出共有三项，分别是：由被告闫茂卫直接对外支付的焊接工程款人民币96000元，由原告向闫茂卫支取款项后对外采购设备、材料花费人民币602120元至人民币612120元间，更换主机支出的费用人民币100000元(原告称)或人民币120000元(被告闫茂卫称)，三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798120元至人民币828120元间。而与此同期，2011年12月间由原告出具并由两被告掌握的两张欠条金额共计人民币220000元。同期总支出金额与原告出具欠条金额之差，即为被告闫茂卫记账并由原告支取款项部分，金额恰约人民币六十万元。上述事实与原告关于“贷款发放当时划给被告闫君航人民币600000元用于加装灯光捕捞设备，具体用钱时向被告闫茂卫支取，超出部分由其另行出具欠条”的陈述相符。最后，综合前述2011年同期发生的两节事实：“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以及“原告实际新增贷款人民币600000元划转至被告闫君航账户，原告用款时向被告闫茂卫支取”，显示两者间存在内部逻辑联系。从原告历年申请系列贷款的情况来看，2010年借款人民币400000元，至2011年还贷时，即由被告闫茂卫提供了周转资金；2011年借款人民币XXXXXXX元时两被告已参与作为担保人，2012年还贷时被告闫茂卫再次提供了周转资金；2012年续借人民币XXXXXXX元时，两被告亦为担保人，到期原告无力还贷而在赣榆院成讼。在上述原告申请贷款过程中，两被告参与其中并作为担保人，被告闫茂卫还两次在原告还贷时提供周转资金助其实现借新还旧，与原告关于“通过两被告帮助其申请银行贷款”的陈述相符。事实上，正如赣榆农商行应本院调查核实所作回复，因涉案渔船作为乡镇船舶无法转让过户，故银行在审批贷款申请时不接受以此类渔船设定抵押。一方面，涉案渔船的特殊属性增加了原告成功申请银行贷款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亦使作为提供申请贷款帮助方、担保人的两被告权益保障、风险防范难度提升。由此，两被告通过与原告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的方式来实现对自身权利的保全，便成为其符合逻辑的现实选择。相较原告与两被告双方诉辩主张，原告关于“通过签订船舶转让合同书来实现贷款目的”的事实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据此，本院进而认定，涉案船舶转让合同书形式上名为渔船买卖，但原告与两被告并无买卖渔船的真实合意，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通过该合同形式为两被告对原告的相关债权提供保全。二、关于涉案渔船所有权归属问题如前所述，既然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船舶转让合同书真实合意并非买卖渔船，则本无移转渔船所有权问题。退而言之，即便双方真实合意为买卖渔船，在两被告未有效举证证明已支付作为对价的购船款，且已约定按占有改定方式完成渔船交付的情况下，亦无法认定渔船所有权已归属两被告。加之，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2011年底期间，涉案渔船停靠被告闫茂卫的码头开始加装灯光捕捞设备，相关支出花费不菲。被告闫茂卫除直接支付焊接工程款人民币96000元外，其余采购材料、物品所需大部分费用均由原告向被告闫茂卫支取，并由原告负责实际对外联系采购，而两被告对花费人民币数十万元的采购细节却不甚关心了解，这亦与渔船所有权人的应有表现不相符合。据此，本院认定，涉案渔船系原告建造并由其占有，纳入乡镇船舶序列管理后船舶证书登记在原告名下，由原告实施船舶维修、年审并实际使用于捕捞作业，还由原告添附了灯光捕捞设备，在无证据证明渔船所有权曾发生实际移转的情况下，该渔船(包括加装的灯光捕捞设备及其他船载物料、备品)所有权理应归属原告。三、关于两被告侵权行为认定问题既然涉案渔船所有权归属原告，则两被告夺取原告渔船、非法占有并擅自处分的行为当然构成侵权。尽管两被告通过与原告签订涉案船舶转让合同书的形式，其目的系为相关债权提供保全，但此种债的保全方式并非法定形式；即使两被告具有法定担保物权，亦应按照担保物权实现程序依法实现权益。两被告行为虽出于债的保全目的，但因其所采取的私力救济方式已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故不影响对其侵权行为之定性。原告在诉讼中自认至今仍拖欠两被告借款未还清，表明原告与两被告间可能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但该节法律关系并非本案侵权之诉的审理范畴，对此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相关合法债权可依法通过另案诉讼来实现权益保障。四、关于原告因两被告侵权行为所致损失认定问题两被告因过错共同实施夺取原告渔船、非法占有并擅自处分的侵权行为，已侵害原告对涉案渔船具有的所有权，依法应当连带承担包括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在内的侵权责任。由此，两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赣榆渔13224”渔船；若因两被告所称处分行为致使返还渔船不能，理应向原告连带赔偿如下损失：1．涉案渔船(包括加装的灯光捕捞设备)损失。关于渔船价值，原告自身陈述多有前后矛盾之处。而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2009年涉案渔船船体建造花费人民币XXXXXXX元，主机及齿轮箱花费人民币248000元，共计人民币XXXXXXX元。2011年10月，涉案渔船纳入乡镇渔船序列，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记载船舶价值为人民币800000元，本院对涉案渔船在该时间段的价值予以认定。如前所述，2011年底期间，可证实直接用于渔船加装灯光捕捞设备的支出为焊接工程费用人民币96000元，采购设备、材料费用人民币602120元至人民币612120元间，共计人民币698120元至人民币708120元间。至于更换渔船主机费用，广义上属于船舶维修范畴，并无证据显示更换主机后明显增加了船舶原有价值，故不计入渔船总价内。原告主张的其他与渔船改装相关的损失，皆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理应自行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由此，至2011年底，涉案渔船(包括加装的灯光捕捞设备)总价应认定为约人民币XXXXXXX元。至2013年9月23日涉案侵权纠纷发生，同样考虑渔船正常使用过程中的损耗折旧，参照相关公估计算模式，本院酌定涉案渔船(包括加装的灯光捕捞设备)损失为人民币XXXXXXX元。2．船载柴油损失。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涉案渔船被两被告夺取前最后一次出海，原告曾为渔船加注柴油，但具体加注至涉案渔船上的油量不明，且出海捕捞作业过程中亦会发生正常消耗。考虑到渔船被两被告夺取时系直接被开走，即侵权行为发生时渔船上必定留存有一定量柴油，故本院酌情认定船载柴油数量为5吨，按单价人民币7800元/吨计，损失为人民币39000元。3．渔船营运收益损失。原告主张按人民币700000元/年标准计净收入，自2013年9月23日起算至两被告实际赔偿之日止，最终请求判令赔偿人民币XXXXXXX元。参考原告所在村村委会、侵权行为发生地收购渔获的泰和水产厂所提供的同类渔船净收入参考数据，结合本院另行多方核实当地同类渔船近年来营收状况，综合考虑当地同类渔船近年平均净收益状况及渔业捕捞所特有的不确定性，本院酌情支持渔船营运收益损失人民币XXXXXXX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闫茂卫、被告闫君航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宋中新返还“赣榆渔13224”渔船；若返还不能，被告闫茂卫、被告闫君航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宋中新连带赔偿损失人民币XXXXXXX元；二、对原告宋中新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闫茂卫、被告闫君航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400元，由原告宋中新负担人民币20226元，由被告闫茂卫、被告闫君航共同负担人民币24174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宋中新、被告闫茂卫、被告闫君航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汪洋.人民陪审员  杨玉泉人民陪审员  刘素芹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李啸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四）返还财产；……（六）赔偿损失；……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