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怀集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224民初284号原告刘启兵，男，汉族，1975年6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罗山县。被告夏铭桢，男，汉族，1987年6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怀集县。委托代理人夏铭康，男，汉族，1980年6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怀集县。原告刘启兵与被告夏铭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金联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启兵，被告夏铭桢及其委托代理人夏铭康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案件转由合议庭于2016年7月18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启兵，被告夏铭桢的委托代理人夏铭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启兵诉称，原、被告属商业合作关系。被告拖欠原告2014年、2015年的货款共24300元，有票据欠条为凭。原告经多次催收未果，现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所欠货款243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夏铭桢辩称，原告所诉不是事实。被告要求当庭结算，多除少补，当庭交清。经审理查明，深圳凯美悦电子有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夏铭桢。怀集县梁村镇凯美悦电子厂为个体户经营，经营者为夏铭康。原告刘启兵从事生产经营耳机喇叭生意，与经营耳机生意的深圳凯美悦电子有限公司、怀集县梁村镇凯美悦电子厂有业务往来，通过直接送货和快递送货两种方式交付货物给该公司、电子厂。2014年11月22日，被告夏铭桢因货款未付清，立下一张“借条”给原告刘启兵，内容为“今欠刘启兵货款1万元整，于2014年12月5日还清。欠款人夏铭桢2014、11、22日”。2015年4月23日，原告刘启兵向被告夏铭桢催收货款。在当地派出所的协调下，被告夏铭桢向原告刘启兵立下一张“欠条”，内容为“今欠到货款8000元整，实数以对账为准，以送货单为实，于2015年4月27日付请。立据人：夏铭桢。身份证号码……（注：本院略）。电话……（注：本院略）。时间2015年4月23日”。事后双方并无对该欠货款数额进行结算。2015年7月21日，原告刘启兵的同事李涛收到被告夏铭桢支付的4000元现金，在上述“欠条”上予以注明。2016年1月29日，原告刘启兵向本院提起诉讼，除提供上述的“借条”、“欠条”外，还提供有四张送货单，其中1、2015年1月20日编号580980，货款42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为“夏生”的黄色联送货单一张；2、2015年1月22日编号580969，货款为2800元，收货人签名为“夏生”的黄色联送货单一张；3、2015年1月25日编号580971，货款42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为“夏铭康”的黄色联送货单一张；4、2015年1月27日编号580973，货款21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为“夏生”的红色联送货单一张。原告刘启兵陈述其诉讼标的24300元包括“借条”的10000元、四张送货单总数为13300元以及再加上利息和来回起诉的费用1000元。被告夏铭桢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夏铭康共同经营深圳凯美悦电子有限公司，怀集县梁村镇凯美悦电子厂是该公司的加工厂。被告夏铭桢对原告的上述证据进行质证，仅承认收到2015年1月25日编号580971，货款42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为“夏铭康”的黄色联送货单的货物，不承认签名收到其余三联送货单的货物，并认为已付清相关货款，其提供的反驳证据包括1、转账查询两张及银行流水账记录一张，以证明其通过汇款形式分别于2014年12月9日、2015年1月20日汇款10000元及5000元给原告刘启兵；2、收据两张，其中内容为“今收到现金3000元整，刘启兵。2015、2、18”，内容为“今收到凯美悦电子货款4000元整。刘启兵。2015/5、7”。对2014年11月22日10000元的“借条”，原告刘启兵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2014年11月22日的借条是在被告深圳的公司所签写的，因为被告想我向他提供一批货物，但由于没有现金，所以被告就给我签下了10000元的欠条，后来我就向被告经营的深圳凯美悦电子有限公司送了价值10000元的货物，这笔货物的送货单现在没有带到法庭，我可庭后提供”。被告夏铭桢对此回应陈述“2014年11月22日借条原件，实际是欠条，不属于借条，当时实际情况不是我向原告要货并没有现金的情况下才与原告签写这份借条，而是在2014年11月22日前原告送的货物给我，但因公司的资金周转不到，未能及时付款经过双方协商才产生的欠条。我确实拖欠原告10000元的货款，该货款在2014年12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该货款已经支付完毕了”。原告刘启兵在第一次庭审后在本院的审查笔录陈述“2014年11月22日所立借条欠10000元，是直接送到被告的深圳公司，没有送货单。当时被告没有给钱，就打了一张10000元的欠条给我”。对2015年4月23日被告夏铭桢所立下“欠条”的内容，被告夏铭桢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2015年4月23日欠条原件的情况，因为双方产生了纠纷想结束合作关系，就我余下所欠原告的货款进行结算”。原告刘启兵在本院的审查笔录陈述“被告在警方面前就打了一张8000元的欠条给我，我认为该货品不少于8000元，后来，被告就重新打了欠条（本案提供的欠条）”。对被告夏铭桢提供的2015年1月20日汇款5000元给原告刘启兵一事，原告刘启兵在本院的审查笔录及第二次庭审中陈述“于2015年1月20日我送货到被告公司，然后他就给我汇款5000元，该5000元与本案的债务无关系”。对被告夏铭桢提供以证明原告分别收款3000元、4000元的收据两张，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2015年2月18日还款3000元、2015年5月7日还款4000元是以前我拖欠被告货款，后来就向原告偿还的，至于对应那一笔交易我就不清楚”。原告刘启兵对该两份收据不予承认是其本人签名，在本院的审查笔录中陈述“被告于2014年12月9日汇款10000元，是因为被告向我进货，我与被告说上次的货款没有还请，今次要给付现金，被告就向我汇款了10000元，事后我将该货物送到被告公司，没有送货单的，该10000元与本案的债务无关系”，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根据被告陈述向我汇款的10000元与本案的债务无关系，是我与被告另外一笔交易”。本院认为，本案属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就相关货款是否结清的问题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以及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刘启兵应对是否交付货物给被告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夏铭桢应对是否付清原告货款承担举证责任。对原告刘启兵举证2014年11月22日“借条”的10000元货款，被告夏铭桢承认当日是因之前欠货款未清而立据，故本院对当日被告立据欠下原告的该笔货款1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对被告夏铭桢于2014年12月9日汇款的10000元是否可认定为被告履行了该笔债务发生争议，结合被告夏铭桢的汇款时间，以及原告刘启兵对该笔货物有无送货单的问题在第一次庭审时的陈述与庭审后在本院的审查笔录的陈述不一致，也并无提供到充分证据证实该笔汇款10000元与本案的债务无关，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本院由此确认被告夏铭桢已付清了2014年11月22日“借条”所指的10000元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卖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原告刘启兵提供的2015年4月23日被告夏铭桢所立下的“欠条”及四张送货单，主张被告另欠其货款13300元未付，根据庭审中的陈述，被告最初是承认拖欠原告货款8000元，但原告认为不止该数额，为此被告在该“欠条”上注明“实数以对账为准，以送货单为实，于2015年4月27日付请”，但事后并无及时与原告对尚欠的货款进行结算并付清货款，对发生本案的纠纷，被告责任较大。按有关理论，在无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就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而言，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的举证能力较弱，否认合同成立的一方举证能力较强。就举证责任分配而言，一方当事人提出送货单、送货单等交货凭证，可视为其已经完成对买卖合同成立并履行的举证责任。举证能力较强的相对人就否认合同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双方确认怀集县梁村镇凯美悦电子厂的货物是原告通过第三方的快递公司送货交付，对原告提供的四张送货单货款共计13300元，其中包括被告夏铭桢承认已收到2015年1月25日编号580971的货物4200元，对此应认定原告已完成对该四笔货物的买卖合同成立并履行了举证责任。被告夏铭桢对其余三联送货单不承认但并无提供证据推翻原告的举证，本院由此对原告提供的四张送货单货款共计13300元予以确认。被告夏铭桢对收到2015年1月25日的4200元货物，提出于2015年1月20日通过银行汇款5000元已还清该笔货款，“还款在前，送货在后”于常理不符，本院对被告认为已还清货款的主张不予采纳，应确认该汇款是与本案债务无关的另一笔货款。另外被告夏铭桢对其以证明原告分别收款3000元、4000元的收据两张，作出“2015年2月18日还款3000元、2015年5月7日还款4000元是以前我拖欠被告货款，后来就向原告偿还的”的陈述，由此可确认该两笔还款也与本案原告主张的债务无关。扣除2015年7月21日支付由李涛代收到的4000元，被告夏铭桢在当日仍欠原告刘启兵货款9300元。鉴于被告夏铭桢在2015年4月23日立据后并无按约定在2015年4月27日付请所欠货款给原告刘启兵，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原告刘启兵据此要求被告计付逾期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卖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被告夏铭桢应自2015年4月28日起以当日尚欠货款13300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利息至2015年7月21日，自2015年7月22日起以尚欠货款9300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利息至本院确定还款之日止。根据上述的计算标准，原告请求支付利息及来回起诉的费用1000元，未超出该计算标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夏铭桢应偿还货款9300元及逾期利息1000元给原告刘启兵，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驳回原告刘启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8元，由原告刘启兵负担235元，被告夏铭桢负担17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坚峰审 判 员  黄金联人民陪审员  陈 毅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邓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