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辽03行终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泽，男，198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鞍山市立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初晓明，辽宁同方（鞍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所在地：鞍山市铁**鞍旗路**。负责人：尹维特，系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系该所副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杰，系该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所在地：鞍山市铁**东解放路**。负责人：吴立宾，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宏，系该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厚金，系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唐海涛，男，199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辽阳县原审第三人：盖美妮，女，198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鞍山市高新区上诉人于泽因诉被上诉人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鞍山市车管所）、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以下简称鞍山市交管局）登记行为违法并附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311行初170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泽于2016年11月14日从吉林省通化市案外人李长啸之手以28万余元购买一台艾力绅牌小型普通客车，车牌号为吉Ｅ×××**号，该车辆识别代号为LVHRR8889G5017892，车架号为4R8CRE，发动机号为2017892。买卖后于泽将车牌照更为辽Ｃ×××**。2016年11月17日，于泽作为甲方又将该车卖与案外人唐海涛（乙方），双方签订一份《鑫瑞二手车辆买卖协议》，金额为295，000元，并约定“甲方保证此车无任何经济纠纷、盗抢及交通纠纷，本合同签订之前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该车在2016年11月17日24时以前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甲方负全部责任，该车在2016年11月17日24时以后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实际上唐海涛向于泽转账支付294，000元。该车辆没有过户到唐海涛名下，车主依然为于泽。2016年12月11日，与唐海涛系合伙人的张连吉作为甲方又将该车卖与案外人钟源（乙方），钟源与本案第三人盖美妮系夫妻关系，金额为303，000元，并约定“甲方保证此车无任何经济纠纷、盗抢及交通纠纷，本合同签订之前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该车在2016年12月11日13时30分以前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甲方负全部责任，该车在2016年12月11日13时30分以后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乙方负全部责任”，该协议约定车辆过户费由张连吉承担。由于于泽卖与唐海涛时未办理更名过户手续，在由唐海涛卖与钟源时才正式的在被告车管所办理车辆登记和过户手续，所以应由于泽配合办理上述程序，后该车更名至钟源妻子盖美妮名下，车牌照变为辽Ｃ×××**号。2017年6月22日该车辆被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扣押，经鉴定机构对该车辆进行鉴定，证明该车辆的车架号被修改，认定原车架号为0881,后经公安机关认定该车系被盗车辆。事后，该车辆引起的民事合同纠纷先后于2017年在铁西法院以（2017）辽0303民初2684号民事判决，2019年在立山法院以（2019）0304民初1262号民事判决以及该案上诉至鞍山中级法院进行了民事诉讼，上述民事案件均认定该车为被盗车辆，导致于泽退还购车款等所产生经济损失30余万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修订后）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动车登记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直辖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负责办理本行政辖区内机动车登记业务。因此，本案中的被告鞍山市车管所是车辆登记、变更、转移等业务的主管部门，其具有法定授权的职权。本案中所争议的机动车不是初始登记，而是变更登记的机动车，《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三）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从两级法院的司法判决书事实认定中可以明确，本案所争议的车辆是由于车架号被人更换而造成了该车被认定为盗抢车的。那么，对于该车车架号在哪个环节中出现的问题，于泽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也就是说，李长啸作为该车的原始所有者，如果对该车的车架号进行了更换，应到吉林车管所进行申请变更登记，而提供车辆初始登记注册和变更登记均应由李长啸负责，该车被公安机关认定为盗抢车亦应从源头进行查实即应从原车辆所有人李长啸查起，《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车辆管理所办理本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和第（六）项规定的变更登记事项的，应当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本案中，被告鞍山市车管所在为于泽更名至第三人盖美妮名下时，车辆的识别代号是吻合的，在品牌型号一栏中可明确该车车架号为DHW6494R8CRE，故该车在鞍山市车管所办理转移变更登记中没有出现不吻合的情况，车管所只是负责形式审查，车辆的一切信息均来自于车辆所有人所提供的信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被盗抢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根据刑侦部门提供的情况，在计算机登记系统内记录，停止办理该车的各项登记和业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在被盗抢期间，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或者车身颜色被改变的，车辆管理所应当凭有关技术鉴定证明办理变更备案。上述规定的均是各地车管所所依据的车辆所有人提供的车辆信息而能够形式审查出的问题，因此，车辆所有人在办理车辆登记和变更登记时提供的车辆信息是车管所在形式审查时的依据。于泽所购买的车辆系从吉林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而来的，于泽应到该车原所有人李长啸所在地的车管所查验该争议车的所有信息，从而明确该车如何被盗抢的情况。另，于泽亦应依法律程序向车辆原所有人李长啸主张民事权利，案件管辖在吉林或李长啸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另行诉讼。故本院对于泽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于泽对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车辆管理所、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于泽不服原审法院上述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从吉林车管所提档到鞍山车管所过户登记都是具体行政行为，在落户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尽到查验责任是导致原告损失的直接原因。本案中，一审法院引用的行政规章并没有要求到初始登记地去申请，再者本案涉案车辆被定性为盗抢的涉赃车辆，如何到车管所去申请变更登记？另外上诉人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来救济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当事人的权利，一审法院不应当驳回上诉人通过行政诉讼来行使自我救济的权利。2016年11月14日案外人李长啸将车驾号为7892的车辆以30余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二位车主即本案原告于泽，随后在被上诉人处过户到于泽名下牌照为辽Ｃ×××**。2016年11月17日，于泽将该车车辆转让并交付给第三位车主唐海涛。2016年12月11日唐海涛又将车辆转让给第四位车主盖美妮，并于次日在被上诉人处再次过户到盖美妮名下牌照为辽Ｃ×××**。2017年6月22日该过户车辆被立山分局扣押，经鉴定机构对该车辆进行鉴定，证明送检车辆的车架号被修改，原车架号为0881，后经公安机关证实该车系被盗车辆。事后由该车所引起的合同纠纷在铁西、立山法院、鞍山中级法院进行了诉讼，均认定该车为被盗车辆，导致原告退还购车款所产生经济损失30万元。据此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前后两次过户中均未审查出过户车辆车架号被修改的事实，在过户登记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因此请求法院维护上诉人正当合法权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本案一审行政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鞍山市车管所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鞍山市交管局答辩称，上诉人于泽的赔偿请求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鞍山市车管所对于泽车辆办理转移登记行为并未造成于泽车辆的财产损失。根据起诉状中的事实，于泽购买车辆并实际占有，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办理转移登记，交警部门的登记属于服务型登记。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办理转移登记，交警部门的登记属于服务型登记。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前期对车辆交付并占有的行为，上诉人于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该车的所有权，被上诉人事后这种登记行为与上诉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未造成财产的损害。于泽的损害后果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法律关系，是与第一位车主之间的买卖纠纷，不应成为国家赔偿的受案范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盖美妮陈述称，就本案没有意见发表。原审第三人唐海涛就本案未提交陈述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于泽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称，其于2016年11月14日从案外人李长啸处购买车架号为7892的车辆，随后在鞍山市车管所办理过户到于泽名下牌照为辽Ｃ×××**，于泽将该车辆转让给唐海涛，唐海涛又将该车辆转让给盖美妮并再办理过户，2017年6月22日该车辆被公安机关扣押，经鉴定送检车辆的车架号被修改，后经公安机关证实系被盗车辆。于泽认为被告在两次过户中未审查出过户车辆的车架号被修改存在严重过错，导致事后于泽因车辆买卖合同纠纷经法院民事判决于泽退还其后手买车人购车款损失，故于泽请求法院确认鞍山市车管所、鞍山市交管局对车架号为7892的车辆2016年12月12日行政过户登记行为违法并赔偿因此给于泽造成损失32万元。审理中，于泽与鞍山市车管所均确认案涉车辆经于泽申请于2016年12月在鞍山市车管所办理车辆转入登记手续。另查，于泽是以唐海涛、张连吉起诉于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于泽应返还唐海涛、张连吉购车款本金295000元及利息来作为于泽在本案提起行政赔偿32万元的依据。关于原告唐海涛、张连吉起诉被告于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辽0304民初1262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查明：原告唐海涛与原告张连吉系合伙关系。2016年11月17日，原告唐海涛（乙方）作为买方与被告于泽（甲方）作为卖方签订一份《鑫瑞二手车辆买卖协议》，约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品牌型号为艾力绅、车牌号为吉Ｅ×××**、车架号为4R8CRE、发动机号017892的白色机动车，金额为295，000元，并约定“甲方保证此车无任何经济纠纷、盗抢及交通纠纷，本合同签订之前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该车在2016年11月17日24时以前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甲方负全部责任，该车在2016年11月17日24时以后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原告唐海涛向被告于泽转账支付294，000元。因该车辆系被告于泽从案外人处购买，车辆过户后该车车牌号为辽Ｃ×××**，车辆所有人为于泽。于泽与原告签订二手车买卖协议后，该车辆没有过户到原告名下，依然为被告于泽。另查，2016年12月11日，原告张连吉（甲方）作为卖方与案外人钟源（乙方）作为买方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品牌型号为艾力绅、车牌号为辽Ｃ×××**、车架号为4R8CRE、发动机号017892的白色机动车，金额为303，000元，并约定“甲方保证此车无任何经济纠纷、盗抢及交通纠纷，本合同签订之前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该车在2016年12月11日13时30分以前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甲方负全部责任，该车在2016年12月11日13时30分以后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乙方负全部责任。”该协议约定车辆过户费由甲方张连吉承担。该车辆由被告于泽配合办理了更名过户手续，更名为盖美妮（与钟源为夫妻关系）。再查，2018年11月27日，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辽0303民初2684号民事判决书，因该涉案车辆系被盗车辆，被公安机关扣押，判决解除案外人钟源与张连吉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张连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钟源、盖美妮购车款及过户费共计303，000元并支付利息。立山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一、解除原告唐海涛与被告于泽于2016年11月17日签订的《鑫瑞二手车辆买卖协议》；二、被告于泽于该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唐海涛、张连吉购车款295，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三、驳回原告唐海涛、张连吉的其他诉讼请求。于泽不服立山区法院上述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辽03民终3015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二审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该案二审民事判决认为，上诉人于泽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鑫瑞二手车辆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原审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认定的事实，涉案车辆系被盗车辆，且已经被公安机关扣押，张连吉需向案外人返还购车款。因此，涉案车辆买卖合同因上诉人于泽违约，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上诉人关于解除涉案的车辆买卖合同并要求上诉人返还购车款2950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该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保护权益的情形，应当系其依法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实际受到侵害，申请国家赔偿的损失应属直接经济损失。就本案而言，于泽向鞍山市车管所、鞍山市交管局提起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之诉，首先应当证明自己确有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并且所请求赔偿的损失应为直接经济损失。根据于泽陈述案涉车辆是其从案外人处购得，鞍山市车管所根据其申请2016年12月为该车办理了转入登记。而于泽在本案所提供证据，均属于泽与其后手购车人之间关于案涉车辆的买卖情形及法院民事判决，但上述证据既不能证明于泽对该涉嫌被盗车辆与前手之间系如何取得、取得车辆的具体价格及是否有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等情形，并且于泽以向后手购车人出售该车的价格作为申请行政赔偿的依据，亦不能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直接损失的情形。故于泽就本案提起诉讼，因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直接损失的情形，因此不符合起诉条件。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311行初170号行政判决书；二、驳回于泽在本案的起诉。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对裁定驳回起诉案件依法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故对于泽预交上诉费50元予以退返。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庆文审判员  张 冬审判员  刘元玲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韩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