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50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黄银娥，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徐婉雯，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翠仪，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李思聪，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永智，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孙琳琳，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刘建芳，住浙江省永嘉县。原审被告：广东国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朱月云。原审被告：广州钜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朱清国。原审被告：广州市锦徽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朱克武。原审被告：朱月云，住浙江省永嘉县。原审被告：广州市广交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杨长朴。原审被告：广州市广交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朱清国。上诉人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天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银达公司）以及原审被告刘建芳、广东国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国正公司）、广州钜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钜沣公司）、广州市锦徽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下称锦徽公司）、朱月云、广州市广交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广交商贸公司）、广州市广交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广交置业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31日，广州市海珠华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某公司）（甲方、债权人）与刘建芳（乙方，债务人）签订华某贷字第201208300109号《贷款合同》，约定华某公司向刘建芳发放贷款500万元，贷款期限6个月，自贷款发放之日起算，贷款月利率1.8%。同日，华银公司（甲方、债权人）与广州市国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天地公司、朱清国、广交置业公司、银达公司（乙方、保证人）及刘建芳（丙方、债务人）签订华银保字第201208300109号《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为确保甲方与丙方之间签订的上述《贷款合同》项下债务人的义务得到切实履行，乙方愿意就丙方向甲方贷款一事为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贷款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等，保证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贷款合同项下最后一期（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其中“保证人2”处有天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清国的签名及加盖有“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据《贷款借据》、平安银行回单显示，2012年9月3日，华某公司向刘建芳发放了贷款500万元。《贷款借据》显示贷款期限自2012年9月3日至2013年3月2日止，月利率1.8%，按月付息，到期一次还本。2012年9月20日，银达公司（乙方）与刘建芳、朱清国（甲方）等签订2012年银达最字第010号《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由甲方在合同约定的融资担保授信有效期内向乙方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2.2亿元，该最高授信额度是指乙方为甲方提供的直接融资、融资担保、典当、融资租赁等业务本金余额，授信额度包含乙方与甲方已经发生的全部业务余额，已发生业务清单见附件一；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三年，自2012年9月至2015年9月；为保证合同项下形成的乙方债权能够得到清偿，甲方应提供有效担保（反担保），具体担保措施另行签订担保合同。《综合授信合同》附件一《已发生业务清单》中载有借款人刘建芳向贷款人华某公司贷款500万元，由银达公司作为担保人的内容。2012年10月31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出具（2012）粤广南方第107372号公证书，证明上述《综合授信合同》系当事人自愿签订，签名、印章属实。2012年9月20日，银达公司（甲方、债权人）与朱月云（乙方、抵押人）、广交商贸公司（丙方、质押人）及国正公司、天地公司、钜沣公司、锦徽公司、广交商贸公司、广交置业公司、朱月云（丁某、保证人）签订2012年银达最担字第010号《最高额担保/反担保（抵押/质押/保证）合同》（下称《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约定鉴于甲方同意给予朱清国等（下称债务人）一个综合授信额度，并签署了合同编号为2012年银达最字第010号的《综合授信合同》；在授信期限内一次或者数次向债务人提供额度范围内的融资或融资担保，乙、丙、丁某自愿为债务人向甲方提供担保/反担保；最高综合授信担保额度为2.2亿元，授信期限为2012年9月到2015年9月；合同生效后，甲方为债务人提供融资或融资担保时，无需再另行征得乙、丙、丁某同意，也无需通知乙、丙、丁某；只要甲方为债务人融资或融资担保的本金余额不超过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且融资或融资担保发生日期不超出授信期限，乙、丙、丁某均需要承担担保/反担保责任；乙方为甲方在最高授信额度及授信期限范围内向债务人发放的全部融资业务及融资担保业务提供抵/质押担保/反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财产保全费等处分抵/质押物的费用以及可能产生的甲方代垫费用和其他费用；合同还约定丁某自愿为债务人向甲方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反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最后一笔债务到期后两年止；乙、丙、丁某承诺放弃抗辩权，在债务人违约时，乙、丙、丁某将在接到甲方要求乙、丙、丁承担担保/反担保义务十日内履行担保/反担保责任，而不要求甲方先行处置债务人的抵/质押物；合同经各方签章后生效。合同落款处有合同所涉甲、乙、丙、丁各方当事人的签字或盖章，其中“保证人2”处有天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清国的签名及加盖有“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该合同附件1出质股权清单载明，股东名称为广交商贸公司，股权所在公司名称为广州市广百世贸流花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所占比例35%，该清单加盖有银达公司及广交商贸公司的印章。合同附件2抵押物清单载明，抵押物名称为房，产权证书及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抵押物处所为天河区汇景南路130号，产权人为朱月云；合同附件3抵押物价值协议载明，天河区汇景南路130号评估价值5000万。上述附件2、附件3，均加盖有银达公司印章及“朱月云”字样的签名。2012年10月31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出具（2012）粤广南方第107373号公证书，证明上述《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是当事人自愿签订，签名、印章属实。2014年5月30日，银达公司向华某公司转账6530万元，根据银达公司提交的《银行进账单》记载显示，备注有“代卢某、陈某甲、朱清国等十人还款”的内容。同日，华某公司向银达公司出具《代偿证明》，内容为“2012年8月31日，卢某、陈某乙、刘建芳、金采琴、朱某甲、厉爱珍、朱清国、朱克武、谢某、朱某乙十人分别与我司签订贷款合同，各向我司贷款人民币500万元整，总计贷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你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了连带保证。由于上述借款人在贷款到期后均未能按期还款，且从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未支付利息，你司于2014年5月30日代偿了上述借款人的全部欠款。其中代偿本金5000万元，代偿利息1530万元，合计6530万元，为每个借款人代偿本息总额均为653万元。”因刘建芳、国正公司、天地公司、钜沣公司、锦徽公司、朱月云、广交商贸公司、广交置业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银达公司偿还代偿款项，成讼。诉讼过程中，天地公司认为：一、《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上天地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并在本案申请公章鉴定，为此提交：1、2008-2012年度工商年检资料，拟证实登记表中印章才是天地公司使用的唯一印章。该年检资料显示2011年、2012年天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朱清国；年检资料中公章与《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保证人2”落款加盖的“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中“公”字字体明显不同。2、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2015年1月6日出具的粤恒［2015］文某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样本为加盖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的96年4月18日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2009-2012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印鉴样式》原件，鉴定结论为时间为2012年9月20日的《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上天地公司的印章印文与样本上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3、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2015年2月2日出具的粤恒［2015］文某第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样本与粤恒［2015］文某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致，鉴定意见载明为华某保字第201208300109号的《保证担保合同》第九页上盖印内容为“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与提供的样本上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4、2014年9月4日的《受案回执》（复印件）及2014年9月10日的《立案告知书》，显示天地公司被伪造印章一案已被广州市公安局受理并立案侦查。5、天地公司第一届股东会会议及董事会会议纪要及决议、《公章使用登记本》，拟证实天地公司对印章保管和用印有严格的规定，印章管理方面不存在过错或过失，《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使用的系假公章，不能代表天地公司的意思表示。二、银达公司明知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同意，银达公司明知朱清国是越权签订合同，不属于善意相对人，为此提交下列证据：1、中山银达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出资信息；2、银达公司控股的中山银达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网页信息及网页信息的《公证书》；3、银达公司在（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761、4766号案中向法院提交的《诉讼保全申请书》《担保书》及《董事会决议》。三、银达公司怠于对债务人提供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视为银达公司对债务人抵押担保的放弃，银达公司无权再就该抵押物所担保的债权部分要求天地公司等担保人承担责任，为此提交：1、广州市广百世贸流花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显示股权并未有质押；2、天河区汇景南路130号的查册表，显示并无抵押人为银达公司的他项权利。四、华某公司与银达公司系关联企业，为此提交华某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一份，显示股东之一为银达公司，并以银达公司无法提供华某公司履行借款义务及银达公司向华某公司代偿的凭证为由，申请追加华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银达公司质证后表示，对第一部分证据，对年检材料不发表意见；对粤恒［2015］文某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实证明内容，公章肉眼都可以看出不一样，没有实际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另外一个公章不真实；银达公司主张并未依据《保证担保合同》，对粤恒［2015］文某第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公安是否立案对本案并无影响；天地公司第一届股东会会议及董事会会议纪要及决议、《公章使用登记本》系天地公司单方制作，不确认真实性。对第二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第三部分证据，无法证实天地公司拟要证明的内容，当时抵押人、质押人不配合，所以并未办理抵押、质押登记。对第四部分证据，法律没有禁止关联企业不能提供担保。原审法院另查，天地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为黄银娥，2011年7月22日法定代表人由吴某刚变更为朱清国，2013年6月18日由朱清国变更为朱克武。银达公司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一、刘建芳立即归还银达公司代偿款653万元及利息（从银达公司代偿之日2014年5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二、天地公司、国正公司、钜沣公司、锦徽公司、朱月云、广交商贸公司、广交置业公司对刘建芳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由刘建芳、天地公司、国正公司、钜沣公司、锦徽公司、朱月云、广交商贸公司、广交置业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天地公司认为公安机关已对伪造公章案件立案处理应驳回本案起诉的意见。银达公司主张承担民事保证责任的主体为天地公司，与天地公司印章被伪造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天地公司主张驳回本案起诉的请求于某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天地公司提出银达公司怠于对债务人提供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应视为银达公司对债务人抵押担保的放弃，无权再就抵押物所担保范围内的债权要求天地公司等担保人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因抵押房产天河区汇景南路130号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并未设立；广州市广百世贸流花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股权也未办理质押登记。同时，抵押人和质押人并非借款人刘建芳，故银达公司对刘建芳、国正公司、天地公司、钜沣公司、锦徽公司、朱月云、广交商贸公司、广交置业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进行主张有选择权，天地公司该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天地公司是否签订了涉讼的《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首先，关于《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上所加盖的“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的审查。天地公司提交的工商年检资料中所使用的公章中的“公”字与《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保证人2”落款加盖的“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中“公”字字体明显不同，已足以判断两者确非同一枚公章，对此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天地公司申请鉴定公章也并无实际意义，原审法院对该鉴定申请不予接纳。其次，《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上天地公司法定代表人一栏由朱清国签名的审查。上述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9月20日，当时天地公司在工商登记上的法定代表人为朱清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朱清国以天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涉讼合同上签名的行为，视为天地公司订立该合同，相应的合同权利义务应由天地公司享有并承担。再次，由于天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清国在《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上签名并加盖公章，该合同经过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公证，对于作为债权人的银达公司而言，其有理由相信天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清国作出的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最后，对于《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上天地公司印章与工商登记印章不符，存在伪造的事实，是天地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如将查询工商登记资料、工商年检资料以及鉴别真假印章的审查义务完全归于银达公司，该要求过于苛刻，违背了合同法公平原则，不应得到认同。基于天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清国的身份、天地公司印章以及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的公证，银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其代表行为是真实有效的。综上分析，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各方在签订《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时，朱清国有权代表天地公司签约。银达公司与刘建芳、国正公司、天地公司、钜沣公司、锦徽公司、朱月云、广交商贸公司、广交置业公司及案外人分别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是各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合意，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并对缔约各方产生约束力，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履行。刘建芳未按照《贷款合同》约定及时向华某公司归还借款本息，银达公司根据《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代刘建芳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653万元，并提供平安银行进账单、华某公司出具的《代偿证明》为证，原审法院对银达公司已经履行保证责任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天地公司主张华某公司与银达公司系关联公司，且无法证实银达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保证责任并申请追加华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请求不予支持和接纳。银达公司在本案行使追偿权依法有据，刘建芳应向银达公司归还代偿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653万元，并从银达公司代偿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付逾期利息。根据《综合授信合同》及《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的约定，银达公司要求国正公司、锦徽公司、朱月云、广交商贸公司、广交置业公司、钜沣公司承担反担保保证义务的理由成立，国正公司、锦徽公司、朱月云、广交商贸公司、广交置业公司、钜沣公司应对刘建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天地公司认为担保条款无效、其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抗辩。根据《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的约定，天地公司为刘建芳的债权人也即银达公司作出反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天地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行为应受公司法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上述第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系管理性规范，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能以此对外约束第三人；况且，也并无法律法规规定违反上述第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无效。公司何时何某以何种形式召开股东会是公司内部管理事务，已经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范围，如以未召开股东会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不利于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发展。综上，天地公司据此主张担保条款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应对刘建芳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国正公司、锦徽公司、朱月云、广交商贸公司、广交置业公司、天地公司、钜沣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按照上述规定，向刘建芳追偿。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建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653万元及利息（以653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5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二、广东国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钜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锦徽服饰辅料有限公司、朱月云、广州市广交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广交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刘建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刘建芳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510元、公告费267元（银达公司均已预付），由刘建芳、广东国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钜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锦徽服饰辅料有限公司、朱月云、广州市广交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广交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原审法院判后，天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天地公司从未对刘建芳与银达公司之间的授信/担保关系、及刘建芳与华某公司之间的贷款关系提供过担保或反担保。朱清国在未经天地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情况下，签订《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是超越权限的无权代表行为，因此该代表行为无效，《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对天地公司没有约束力，原审法院认定天地公司对银达公司的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某无据。1.朱清国代表天地公司签订《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是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或提供担保，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本案朱清国私刻公章，在明知未经股东决议通过的情况下，滥用职权以伪造天地公司的公章签订《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其实质是借签订《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其以天地公司的财产为其个人、关联企业及有关联关系的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并将因此所负债务转嫁给天地公司承担偿还责任的非法目的，属于典型的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2.银达公司作为专业的从事融资担保业务的行业龙头企业，非常清楚为债务人提供担保企业的股东决议会是担保合同有效的必备条件，因此银达公司是知道而且应当知道朱清国在未经天地公司股东决议通过的情况下，签订《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的行为属于超越权限的无权代表行为。（1）朱清国在未经天地公司股东决议通过的情况下，以天地公司名义签订的无对价为他人担保的合同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属于超越权限的无权代表行为。依据《担保法解释》第十一条，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境予以综合判定。判断朱清国以天地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是否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最根本的是分析该担保所获得的借款，天地公司是否有关联的利益或获得相应的对价；然而本案所涉及的协议条款使天地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和利益，显然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且朱清国同时代表天地公司和其个人（受信人/借款人）签约，行为后果是将公司利益转移给其个人或其控制的公司，因此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银达公司根据《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内容理应知道在没有天地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朱清国的行为显然不是为天地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损害公司利益，甚至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因此，银达公司不属于《担保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善意相对人。（2）银达公司在进行融资担保业务时明确要求申请借款和提供担保企业必须提交股东会决议。天地公司提交的原审证据4-6可以证明：银达公司控股的中山银达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于2011年1月21日发布的业务品种“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页面“二、操作流程”，其中申请资料包括：企业申请担保需填写《委托担保申请书》，同时提供下列文件：（15）申请借款和提供担保企业的股东会决议。银达公司在《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签订时是中山银达公司控股（53.17%）的股东，且在银达公司的官网上明确显示中山银达公司是受其统一管理的下属公司，并且中山银达公司也是《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所提供反担保的《综合授信合同》中约定的授信人之一，因此中山银达公司的上述“操作流程”同样适用本案所涉的融资担保行为，且该流程也是行业交易习惯。是否经提供担保企业股东会决议通过，是判断是否为提供担保企业真实意思表示的基本依据，也是判断担保合同是否对天地公司具有约束力的必备条件之一。银达公司明知朱清国未能提供天地公司股东会决议属于越权代表的情况下，认为《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对天地公司有约束力，显然于某无据。（3）银达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诉讼保全担保材料，可以印证银达公司对外担保应当经股东会决议或依章程经董事会决议通过的相关规定是明知的。天地公司提交的一审证据七证明：银达公司向越秀区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同时自愿以其公司财产提供担保，银达公司因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公司章程，并依据其章程提供了关于同意为本案诉讼保全提供担保的董事会决议，银达公司在其公司为本公司的诉讼案件中提供财产保全担保时都必须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更何况是在没有利益对价为他人担保的情况。综合考虑本案的交易过程和事实，银达公司完全应当知道朱清国的签约是超越代表权限的行为，同时也是违反《公司法》规定的行为；银达公司不属于《担保法解释》第十一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天地公司对本案《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并不知情，对他人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职，银达公司要求天地公司依据《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于某无据。二、未经天地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而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而法律规定具有公开宣示的作用，担保权人理应知道并遵守该规定，即银达公司应当知晓天地公司为朱清国的债务提供担保须经天地公司股东会决议，而其并未要求朱清国出具天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银达公司对此显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因而不能被认定为善意第三人，因此《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中有关天地公司担保义务的条款无效，对天地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规定说明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对代表权作了限制性规定。本案中，《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中有关天地公司的担保义务条款不具有约束力，并非基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是基于《公司法》第十六条具有公开宣示作用，是否经担保人股东会决议理应成为担保权人“应当知晓”的内容，银达公司对未要求出具担保人股东会决议负有过错，不能被认定为善意第三人。因此，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十一条，银达公司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超越权限，该代表行为无效，因越权代表行为签订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因此，本案中《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中有关天地公司的担保义务条款因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条款。三、因朱清国在《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上加盖伪造天地公司公章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有关天地公司的担保义务条款应属无效。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伪造公章的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伪造天地公司公章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且公安部门已经正式立案侦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利用伪造的天地公司公章而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关于天地公司的担保义务条款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四、银达公司怠于对债务人提供的质押、抵押物行使质押、抵押权，应当视为银达公司对债务人质押、抵押担保的放弃，银达公司无权再就该质押、抵押物所担保的5175万元范围内的债权要求天地公司等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未查明银达公司对未办理抵押登记是否存在过错，即认定抵押权未设立，银达公司对各原审被告和天地公司主张保证责任有选择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综合授信合同》第三条担保3.1款以及《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附件1《出质股权清单》、附件2《抵押物清单》和附件3《抵押物价值协议》均有约定质物、抵押物，但是银达公司在本案中并没有对上述抵押、质押财产主张优先受偿权；且朱月云是《综合授信合同》中的受信人之一，即债务人；由此可见，银达公司怠于对质押股权行使质押权；现经查实上述抵押房产更是已经转让过户给他人，由此可以证明银达公司已经放弃了上述房产的抵押权。广州市广百世贸流花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股权价值至少为175万元；因此，银达公司放弃抵押、质押的财产价值搞的5175万元的行为，显然加重了《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中其他保证人的担保责任。银达公司作为专业从事担保行业的企业，在未办理抵押登记情况下即提供担保后的债权无法实现存在过错，也不符合行业惯例，依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及《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银达公司无权在就抵押、质押财产所担保的5175万元范围内的债权要求天地公司等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五、银达公司与华某公司是关联企业，仅凭华某公司出具的代偿证明，且在与银达公司提供的银行进帐单中的备注内容无法对应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银达公司已实际替借款人向华某公司进行了代偿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六、案件中银达公司诉请天地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所涉及的相关事宜因涉嫌刑事犯罪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因此，银达公司要求天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已经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为此，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银达公司对天地公司的起诉，并将有关资料移交给公安机关处理。因银达公司提交的《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加盖的“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系伪造，所以天地公司依法向广州市公安局报案，广州市公安局已经于2014年9月10日正式立案侦查。为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请求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所述，请求本院判令：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49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银达公司对天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银达公司承担。被上诉人银达公司答辩称服从原审判决。原审被告刘建芳、国正公司、钜沣公司、锦徽公司、朱月云、广交商贸公司、广交置业公司均未到庭，无陈述。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天地公司上诉主张其公司公章被伪造，本案涉及经济犯罪行为，应驳回银达公司起诉，因本案系追偿权纠纷，银达公司起诉主张天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与天地公司公章被伪造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对天地公司的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亦认同。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二：其一、涉案各方在签订《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时，朱清国是否有相应的代表天地公司签约的权利；其二、涉案《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在签订时未经天地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是否影响合同的效力。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尽管《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上天地公司印章是伪造的，但该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朱清国的签名是真实的。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企业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经营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朱清国的签名行为原则上应当视为代表天地公司的职务行为。其次，关于天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清国的行为是否构成越权的问题，由于天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清国在《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上签名并加盖公章，该合同经过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公证，作为担保权人银达公司而言，有理由相信天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清国作出的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再次，对于《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上天地公司印章伪造的事实，是天地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如将查询工商登记资料、工商年检资料以及鉴别真假印章的审查义务完全赋予担保权人银达公司，该要求过于严苛，也违背了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将降低交易效率，依法不应得到认同。基于天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清国的身份、天地公司印章以及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的公证，银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其代表行为是真实有效的，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涉案各方在签订《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时，朱清国有权代表天地公司签约。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根据《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的约定，担保人天地公司为刘建芳的债权人银达公司作出反担保。由于签订合同的主体是公司，其行为应受公司法的调整。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相关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此条文的实质是公司内部的管理性规范，目的在于防止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行为损害公司、小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因上述合同并无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因此不能据此约束交易的相对人，自然也不宜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其次，根据公司管理的经验法则，公司何时何某以何种形式召开股东会是公司内部管理事务，其已超出了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范围，如以未召开股东会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会给公司动辄以未召开股东会等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提供机会，不利于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完善。再次，天地公司主张银达公司怠于对债务人提供的质押股权、抵押物行使权利，应当视为银达公司对债务人质押、抵押担保的放弃，依法无权再就该质押股权、抵押物所担保范围内的债权要求天地公司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但由于担保物并无办理登记，股权质权和抵押权并未设立；同时，担保物系朱月云和广交商贸公司所提供，并非债务人刘建芳提供，故银达公司有选择权，因此天地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成立。因此，本院认为，涉案《最高额担保/反担保合同》在签订时未经天地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现银达公司已代偿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提交了平安银行进账单，与华某公司出具的《代偿证明》互相印证，银达公司行使追偿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此前提下，原审法院判令天地公司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天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7510元，由上诉人广州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灯审 判 员  庄晓峰代理审判员  董斯颍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书 记 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