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3民终8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可新。委托代理人：蔡俊芳，上海明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清市宏鑫二手车置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市石帆街道上河头村。法定代表人：许桂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叶佳，浙江乔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永龙。委托代理人：叶亚会，浙江乔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成盛。上诉人周可新因与被上诉人乐清市宏鑫二手车置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公司）、许永龙、施成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5）温乐商初字第2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俊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叶恒、黄丽君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4年1月27日，许永龙从案外人刘严银处购买一辆揽胜牌小型越野客车（车辆型号为SALSN2D4，车架号为SALSN2D44AA230955，原车牌为浙A×××××），并将车牌登记为浙C×××××。后许永龙将车辆停放在宏鑫公司处进行出售。2014年4月18日，在宏鑫公司内，周可新与宏鑫公司、许永龙达成一份《车辆买卖协议》，约定周可新购得该车，车价为75万元人民币，在协议上载明“保证本车无重大事故、无泡水、发动机无大修，如有上述问题，买方可以无条件全额退款。已付肆拾叁万元整”。2014年4月21日，周可新通过施成泽（宏鑫公司股东）向宏鑫公司、许永龙支付了308000元，合计交付了738000元。周可新取得该车后，将车牌登记为浙C×××××，并陆续使用该车辆。另查明，涉案车辆初始登记时间为2010年3月9日，原车主为案外人刘严银。该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曾发生数次交通事故，并进行了相应的维修。周可新于2015年9月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4年4月18日，周可新经朋友介绍到宏鑫公司看中一辆二手揽胜牌小型越野客车，并签订了一份《车辆买卖协议》，该买卖协议约定：车辆出卖方为被告施成盛和乐清市宏鑫二手车置换有限公司；并保证该车无重大事故、无泡水、发动机大修等。2015年年初，周可新在用车过程中发现该车存在里程不符，还存在前盖烤漆、中网两前大灯前围铁内更换、前保险杠更换、摄像头更换、前保烤漆、主副气囊仪表台气囊等更换、更换副气囊、左前安全带、前盖钣金等，预估修理费近20万元，经调查发现该车在2010年5月4日左右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保险公司理赔车辆修理费就高达10余万元。宏鑫公司、许永龙、施成盛串通一气，许永龙作为出让方没有明示该车为事故车，宏鑫公司作为二手置换车商，伙同施成盛隐瞒了车辆所有人及发生重大事故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宏鑫公司、许永龙、施成盛欺诈作为消费者的周可新，除退还购车款外另需赔偿三倍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1、撤销周可新与宏鑫公司、许永龙、施成盛于2010年4月18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2、周可新返还牌号为浙C×××××的揽胜牌SALSN2D4越野车一辆，宏鑫公司、许永龙、施成盛共同退还周可新购车款人民币75万元并赔偿购车款利息损失（以7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4月1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3、宏鑫公司、许永龙、施成盛共同赔偿周可新购车款75万元的三倍计22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宏鑫公司、许永龙、施成盛承担。宏鑫公司在原审中辩称：1、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周可新与许永龙，与宏鑫公司无关。2、许永龙将涉案车辆放在宏鑫公司，周可新看车后与许永龙针对车辆达成买卖意向，周可新又和施成盛签订了买卖协议，宏鑫公司对买卖协议不知情，对买卖协议以及公章的真实性存疑。3、买卖协议中注明“该车无重大事故、无泡水、发动机大修等”不影响协议的成立与生效，宏鑫公司不是车辆买卖合同当事人，本案的车辆买卖协议为无效协议。4、本案车辆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施成盛在原审中辩称：施成盛并非宏鑫公司的负责人，对周可新与许永龙之间的车辆买卖不知情。车辆买卖协议上的“施成盛”的签名并非施成盛所签。周可新请求返还购车款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应予以驳回。许永龙在原审中辩称：1、许永龙与周可新的车辆交易是直接交易，于2014年4月14日在乐清二手车市场完成交税，并于2014年4月18日完成过户，双方的车辆买卖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许永龙已履行义务，而周可新尚欠购车款12000元。本案的车辆买卖协议属无效协议，许永龙未委托任何人签订协议。2、周可新称许永龙存在欺诈行为没有事实依据。许永龙在2014年2月11日取得本案车辆的所有权至2014年4月14日卖出，中间只隔2个月，没有充分机会了解车辆的所有状况与维修状况。周可新的朋友张驰宇是高级车辆评估师，对车辆有进行过初步了解，所以周可新在购买前已对车辆的发动机等状况有一定了解。3、周可新的第3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许永龙不是经营者，双方地位平等，周可新应按照合同法主张权利。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个：一、车辆买卖合同的主体是谁；二、涉案车辆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三、买车方有无存在欺诈行为。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因宏鑫公司对该协议上的公章无异议，许永龙自认为涉案车辆的卖主，故该院认定宏鑫公司、许永龙为本案车辆买卖的共同卖方。车辆买卖协议上的签名“施成盛”无法证明系施成盛所写，且该车辆买卖协议系用复写纸而复写成的第二联，并非第一联，而周可新无法举证证明施成盛系车辆卖方，故该院认定施成盛并非本案车辆买卖的当事人。因此，本案车辆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周可新与宏鑫公司、许永龙。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虽然车辆买卖协议上约定需保证涉案车辆“无重大事故、无泡水、发动机无大修”，周可新现主张涉案车辆发生在2010年5月4日的事故系重大交通事故，但其提供的证据主要为路虎4S店内维修系统中显示时间为2010年5月2日的维修记录，时间不符，并不能证明上述内容，故周可新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第三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虽然该院对周可新在庭审结束后提供的《车辆评估报告》不予确认，但该证据载明涉案车辆当时评估价为73万元，而双方达成一致的售价为75万元，周可新只实际交付了738000元，佐证了许永龙、宏鑫公司在车辆交易过程中未存在欺诈。另外，依周可新所述，其在购买涉案车辆前经过浙江绅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驰宇了解，并有该公司的汽车销售业务员吴康峰一起陪同，而上述两人均是从事汽车销售行业，对车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因此，周可新在车辆买卖的时候已充分了解的涉案车辆的情况。综上，本案车辆买卖的相对方为周可新与宏鑫公司、许永龙，在涉案车辆买卖过程中，周可新已充分了解了涉案车辆的状况，宏鑫公司、许永龙并未存在欺诈行为。故周可新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可新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800元，由周可新负担。上诉人周可新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既然认定涉案车辆买卖协议真实有效，被上诉人宏鑫公司在协议中盖章确认涉案车辆另一卖方为施成盛，那么施成盛应为适格车辆卖方。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时间为2010年5月4日，虽然与维修店维修记录的时间相差2天，该日的路虎4S维修配件清单及事故认定书已作为保险公司理赔依据，应当是路虎4S店将维修时间录入错误。在2010年5月4日发生的事故维修费用高达101845.46元，根据公安部关于统计交通事故等级依据，该次事故等级为重大交通事故。二、关于涉案车辆评估价为73万元的评估报告，是在车辆行驶里程仅为5万公里的评估价，事实上涉案车辆在2014年1月24日行驶里程已为106780公里，而上诉人周可新购买该车后于2015年2月12日行驶里程为81244公里，显然三被上诉人将涉案车辆公里表调减了公里数，隐瞒车辆的真实行驶里程。三、被上诉人许永龙提供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旧机动车交易申请表和发票，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申请表与发票仅是用于办理车辆过户登记之用，真实的买卖合同应当为上诉人周可新所提供的车辆买卖协议。四、原审以双方协议达成车价款75万元，周可新实际支付738000元，以价格确定交易不存在欺诈的认定错误。交易市场评估时并没有打开车辆逐一进行仔细检查观察，且评估报告是在车辆行驶里程仅为5万公里的基础上进行评估，而非实际行驶的10余万公里。再者，当时购买车辆时，张驰宇只是提供车源信息，并没有对涉案车辆进行检查和评估，吴康峰作为销售人员也没有对车辆进行检查或试车。五、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均承认没有将车辆的具体情况包括事故、维修情况如实告知上诉人周可新，反而将里程数调减隐瞒上诉人。如果上诉人周可新知道上述情况，根本不会花75万元购买事故车。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宏鑫公司在二审期间辩称：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为周可新与许永龙，宏鑫公司仅向许永龙提供停车场地，与周可新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对于2014年4月18日的买卖协议上的公章确为我公司印章，但系未经公司同意私盖，且加盖公章处并非卖方。宏鑫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相对方，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许永龙在二审期间辩称：1、涉案车辆买卖合同的主体系许永龙与周可新，与宏鑫公司、施成盛无关。2、涉案车辆买卖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关于涉案车辆是否发生重大事故的问题，双方未对重大事故进行约定，涉案车辆虽确曾发生过事故，但不属于重大事故。关于是否存在修改里程数的问题，周可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车辆里程数曾作修改。3、周可新购买涉案车辆是在专业人员陪同下购买，对于车况应已有充分了解，且其第一审庭后补充提交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价格与成交价接近，可以反映涉案车辆的真实价值。4、根据许永龙提供的车辆罚单可以看出，周可新至今都在频繁使用涉案车辆，涉案车辆并不存在影响驾驶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施成盛在二审期间陈述：施成盛并未在涉案买卖协议上签字，本案与施成盛无关。上诉人周可新在二审期间向本院补充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杭州世之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1份、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1份、3、杭州世之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维修结算单1份，上述证据共同补强证明涉案车辆于2010年5月发生过重大事故。被上诉人宏鑫公司、许永龙、施成盛共同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其中提到的更换零配件应当提交维修清单及凭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核，该确认书中的被保险人是徐春泉，原审中周可新提供的事故认定书中当事人为徐清泉，姓名无法对应，且与证据1的金额不一致；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时间为2010年5月2日，与证据2中的出险时间不一致，且加盖公章上的签字、金额均无法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周可新二审补充提交的三份证据材料均为证明涉案车辆曾于2010年5月发生重大事故，但其提供的三份材料中对于出险时间、投保人姓名、理赔金额等内容均不完全一致，且从上述证据材料中也无法得出涉案车辆曾发生的事故是否为重大事故，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宏鑫公司、许永龙、施成盛在二审期间均没有向本院补充提交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车辆买卖合同主体如何确定的争议。上诉人周可新认为涉案车辆买卖合同的卖方为施成盛、许永龙与宏鑫公司三方，被上诉人施成盛、许永龙与宏鑫公司则均认为卖方为许永龙一人。从车辆买卖协议载明内容看，车辆卖方为施成盛，买方为周可新，协议文本中并无明确施成盛、宏鑫公司的卖方身份。宏鑫公司虽在协议上盖章，但盖章位置在附注部分，系对附注部分内容的确认。协议落款处虽有施成盛签字，但因协议为复写纸，无法通过鉴定确定是否为施成盛本人签字，且施成盛与宏鑫公司均非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故从车辆买卖协议中无法确定施成盛与宏鑫公司亦为车辆卖方。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4年4月14日涉案车辆即办理二手车交易手续，在旧机动车交易申请表中卖方为许永龙，买方为周可新，双方均已签字，周可新对该份表格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宏鑫公司陈述其仅是基于亲属关系为许永龙销售二手车提供场地，并无收取任何费用，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宏鑫公司在涉案车辆买卖中获得利益。因此，本院认为，宏鑫公司在车辆买卖协议上盖章仅是保证车辆无重大事故、无泡水、发动机无大修等情况，涉案车辆买卖的主体分别为许永龙与周可新，原审法院对涉案车辆买卖的主体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涉案车辆买卖时卖方是否存在隐瞒车辆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的争议。对于涉案车辆是否曾发生过重大事故，首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反映涉案车辆确曾在2010年5月发生过事故，但对于事故发生时间、理赔金额等4S店内记录与保险公司定损情况均有冲突，事故真实情况难以确定。其次，虽然车辆买卖协议中明确保证涉案车辆无重大事故，但因双方当事人对于重大事故未作明确约定，应当按行业内通常认识理解。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其陈述，涉案车辆的维修内容主要是对仪表盘、大灯、安全气囊等部件进行更换，并不涉及车身大梁、发动机等部件。再者，二手车的价格因车况不同而相差巨大，购买二手车时应尽更高的注意义务，周可新应当在充分了解车况的基础上与出卖人达成合意，涉案车辆以75万元的价格成交能真实反映涉案车辆的车况。对于上诉人周可新主张涉案车辆买卖时里程数被修改为5万公里，其在误认为车辆里程为5万公里的情况下才购买涉案车辆，其虽提供了购买涉案车辆前4S店记录的车辆里程数，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购买涉案车辆时车辆显示的里程数。上诉人周可新在原审提供的车辆评估报告对方当事人并不认可，原审法院也未予确认，不能作为认定车辆买卖时车辆里程数的依据。因此，上诉人周可新关于涉案车辆卖方隐瞒车辆事故情况以及修改车辆里程数进行欺诈销售的意见依据不足，其要求退还车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涉案车辆买卖合同系在周可新与许永龙两个平等民事主体间发生的买卖关系，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综上，原审判决对车辆买卖主体的认定有误，但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周可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代理审判员  黄丽君代理审判员  叶 恒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代书 记员  张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