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5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高夏，住广东省佛冈县。委托代理人：陈杰，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友谊餐料冷冻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毛汉雄。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梁劭文，广东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冯骏，广东新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何高夏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友谊餐料冷冻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何高夏与友谊公司存在多次冷冻食品买卖交易往来。2014年10月，何高夏将一张由案外人发出的金额为57054元中国银行支票交付友谊公司，友谊公司已将该支票入账并实际收取款项57054元。何高夏主张该支票为支付向友谊公司购买800件众康鸭的货款，友谊公司在收取货款后并未实际发货，何高夏追讨无果，遂成讼。庭审中，何高夏主张涉案支票是由广州市中大发展集团开出的（以下简称中大集团），因为中大集团那边要求开具发票，何高夏就要求友谊公司帮忙代开发票，因此发票的抬头写友谊公司、支票直接交给友谊公司，之后由友谊公司把款项退回何高夏；友谊公司员工马某知道何高夏开了这个支票给公司，就与何高夏说友谊公司那里有800件半边鸭可以用这批货来抵货款，但后来没有给货也没有退钱；何高夏与友谊公司的交易除了涉案中大集团支票，所有的交易都是现金交易；何高夏在追讨货款的过程中，马某向何高夏出具一张欠条确认欠款，并交付一张盖有友谊公司发票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作为友谊公司未向何高夏交货的凭证；梁某是何高夏的配偶，平时生意接洽由梁某与友谊公司员工联系；双方交易习惯为友谊公司向何高夏送货时会将该批货物的收款收据第二联给付梁某，由梁某在第二联上签字确认收到货物，作为双方月底结账所用。何高夏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由马某出具的欠条，内容为2014年12月15日，今欠何生货款54400元，本月22日还清。2.2014年11月5日收款收据存根款一张（复印件），该复印件收款收据上盖有友谊公司发票专用章（原件）。记载货物名称为众康鸭，金额54400元。收款单位签有“马”。3.2014年10月11日至12月30日期间若干收款收据第二联。该收据记载送货内容与友谊公司提交的收款收据第一、三联内容吻合，但唯有第二联上有梁某（何高夏配偶）用圆珠笔签字并写有“已收”等字样。4.录音资料。经庭审质证，友谊公司对上述证据1认为是马某与何高夏个人之间的欠款。对证据2内容予以确认，但公章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但对梁某签字部分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三性不予确认。友谊公司主张2015年1月29日，梁某与友谊公司对账，从对账单内容看友谊公司在2014年10月至12月期间总共收取了何高夏4张支票，包括了涉案中大集团支票，在销售货款里面包括了何高夏主张的54400元货款；马某至今仍是友谊公司的销售人员，因何高夏做冻品食品开不了发票，很多时候需要友谊公司代收支票来开发票，友谊公司是按照一个点数来收取的，所有的现金大部分情况下不拿走，而是用于提货；同时也有现金交易的习惯，现金交易是不需要开具收据收据的，送货当场付清；友谊公司送货之时将三联收款收据中的第二联交付何高夏，并以此作为与梁某对账的依据；双方会定期对账，梁某是何高夏主要的对账人员，但梁某并不签收。友谊公司为了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由梁某签字确认的对账单（2015年1月29日）。内容有9月至12月期间支票款合计144723元（包含10月24日交支票、中大￥57054），10月至1月货款合计136690元（其中1月货款￥70427），故退还现金144723减去136690即8033元，梁某在下方手写已收现金8033元。2.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1月22日期间收款收据的第一联、第三联。上述收款收据按月份计算10月、11月、12月、1月收款收据上记载的货款与对账单记载货款数额一致；上述收款收据上均没有任何签字或签收记录。其中，2014年11月5日收款收据的第一联、第三联，记载内容与何高夏提交证据2复印件内容一致，但并无任何签收或盖章。3.由梁某出具的收条四份，分别显示为2013年或2014年1月收到友谊交回的中大支票款、协和支票款。4.马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大致为其与何高夏在处友谊公司之外尚有其他业务往来，主要是收取何高夏的预付款，为其采购加工生产排骨粒然后返供给何高夏以作配送。自2014年4月至11月已为其加工生产成交排骨粒数百箱，但2014年11月最后一批排骨粒交付时因何高夏对加工规格有异议，不予收货。马某已收取的预付款因排骨粒未能成交而未能抵减，所以构成54400元的欠款，该欠款与友谊公司无关；另，我交付何高夏的收款收据上面是没有印章的。经庭审质证，何高夏对证据1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形成在该案起诉之后，对账单上其余支票何高夏并不知情，不是何高夏的，确认梁某签字及手写内容，但梁某写这个对账单的时候对这个情况并不知情。对证据2不予确认，若有收款收据，何高夏会签字。对证据3不清楚。对证据4不予确认，货款是友谊公司收取的，不是马某的个人收款收据。另，庭审中何高夏本人在回答法庭询问交易经过时，多次向法庭表示对交易的具体内容如收款收据的样式、对账单形式、友谊公司签收支票形式等事实，因其不是经手人故不清楚，一般是其配偶即梁某负责。再另查，原审法院于2015年1月14日受理何高夏该案起诉，于2015年1月22日向友谊公司送达该案开庭副本、传票等材料。何高夏原审诉讼请求为：判令友谊公司返还货款54400元。原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友谊公司在收取何高夏给付的支票款后供货义务是否已履行完毕。关于双方交易习惯的认定。首先，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可知，收款收据实际是双方关于履行送货、收货义务的凭据。友谊公司主张收款收据不需要何高夏签字，仅交付第二联作为定期结算的凭据；而何高夏则主张收款收据是要由梁某在第二联上签收的。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提交的收款收据编号以及记载内容是一致的，唯独何高夏持有的收款收据上有梁某的签收记录，从生活常理推断，收款收据是一式三联的，若双方对于收款收据是要求签收的，友谊公司仅要求在单独交付给何高夏持有的收款收据第二联上签收实在有违常理。其次，何高夏在庭审中称与友谊公司交易仅有该案设计支票，其余均是现金交易，但友谊公司提交了若干份由梁某签收支票款项的收条用以证实友谊公司有帮何高夏代开发票以及代收货款后何高夏再从友谊公司处提货的交易习惯。从何高夏在庭审上的表述可知日常交易以梁某为主要负责人，在何高夏未否认收条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友谊公司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鉴于上述认定之事实原审法院对友谊公司主张的双方日常交易习惯予以确认。因此，对于该案争议焦点，何高夏提交了盖有友谊公司发票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复印件拟证实友谊公司确认拖欠其货物未供货，而友谊公司则提交了由梁某签字确认的包含涉案何高夏主张2014年11月5日收款收据上记载货物的对账单一份，拟证实双方就涉案货物已结算完毕，故已履行完毕。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从前文认定的交易习惯可知，收款收据仅为送货凭证，即便友谊公司在该收款收据复印件上盖章，亦无法反映出何高夏想要主张的事实；反之，友谊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清楚列明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的货款数额且均与收款收据记载数额吻合，对于梁某确认收到的退回现金金额的计算过程亦十分明晰。何高夏抗辩该对账单的形成时间在该案副本送达日之后，是梁某对这个情况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友谊公司对账形成的。但何高夏称双方除了中大集团支票以外并无其他支票交易的陈述并不真实，何高夏又称其因不是经手人对交易具体习惯不清楚，又确认梁某才是日常交易主要经手人，故原审法院认为梁某对双方交易事实及经过实际上应更清楚，因此对何高夏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对友谊公司提交的形成于2015年1月29日对账单予以采信。何高夏提交了由马某出具的欠条，虽友谊公司确认马某系其员工，但欠条内容无法显示是马某代表友谊公司向何高夏出具承认拖欠何高夏货款的事实。同理，何高夏提交的录音证据亦无法确切反映其主张之事实。因此，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原审法院认为友谊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高于何高夏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原审法院对友谊公司的抗辩予以采信，综上，何高夏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高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0元由何高夏负担。判后，何高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就友谊公司是否已向何高夏交付800件众康鸭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一）马某系友谊公司的销售人员，其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何高夏与友谊公司具有长期的买卖关系，且交易基本由马某促成，涉案的800件众康鸭乃系何高夏与马某谈成交易细节后，何高夏将800件众康鸭货款合计54400元交付给友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马某的行为显然已构成表见代理，且友谊公司已收取了相应货款，何高夏有理由相信友谊公司知晓该笔交易，而马某将该笔交易说成另外的交易，明显系惧怕友谊公司追究其刑事责任所做的虚假陈述。（二）友谊公司未能举证证实涉案货款54400元并非800件众康鸭货款，且其陈述与马某的说明存在明显矛盾。在本案庭审中，友谊公司已承认何高夏确从其处购买800件众康鸭，其谎称已于2014年11月6日交付给了何高夏，何高夏将该800件众康鸭交付给了马某，而马某收取了该批货物后无法返还货款而造成马某签下欠条。但在马某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却声明，何高夏与马某之间只存在排骨粒的交易，该800件众康鸭的交易与其无关，而其所谓欠付的货款却又恰好与800件众康鸭的货款数额完全一致甚至连时间上都基本吻合。从友谊公司与马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已经可以十分明显看出，友谊公司与马某均存在虚假陈述。法庭应当依法传唤马某严格审查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否则对于该份《情况说明》应不予采信。（三）关于《对账单》系梁某受友谊公司蒙骗所签，且其签署时并没有相关数额，仅仅一张空白纸。2015年1月29日，梁某前往友谊公司处讨要货款，友谊公司承诺愿意以价值54400元的排骨粒作为补偿交付给何高夏，但要求梁某先行将双方的款项结清，而54400元作为预付款给友谊公司，梁某因不懂法律知识且平常交易过程确实较为简单，故在对账单上署名。也因有何高夏与友谊公司关于排骨粒补偿的说法，友谊公司才于2015年3月12日串通马某将所谓的排骨粒交易作为其虚假作证的事由。另综合分析该张对账单确实存在不正常之处，其一，该对账单并未注明双方之间具体货物往来明细，其二，在对账单最下方有一条明显的横线，显然是友谊公司故意标识签名处诱导梁某签在该处以便于其事后变造。（四）按照双方交易习惯，对方先收款后发货，对于是否已经交货，由双方另行确认。何高夏并没有收到涉案货物，本案第三人出具的欠条，也是因为对方未交货，而在对账单中，将54400元扣除是因为友谊公司另行再补相应价值的货物给何高夏，所以对账单的形成时间是在友谊公司收到传票及原审的起诉书后才形成的。综上，何高夏上诉请求：1.判令友谊公司返还货款54400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友谊公司负担。被上诉人友谊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首先，马某在代表友谊公司将货物交付给何高夏后，何高夏根据当时的交易习惯已经确认收到货物，并且将货物重新交给马某继续销售，该行为已经超越双方的交易关系。其次，针对上诉状所述，对账单除了梁某外，还有其他人签名，且梁某也是何高夏的配偶，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梁某受胁迫的情况下，应认定对账单的真实性。根据该对账单，双方关于涉案货物的交易已经完成。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二审审理期间，何高夏向本院提交录音文字材料一份，证明马某在签收该货物后将该货物出售了，何高夏并未收到友谊公司的货物。经质证，友谊公司认为，该证据并不属于新证据，且无时间备注，无法证明友谊公司未交付货物。在马某出具给何高夏的欠条下部空白处注明：“马某江苏省铜山县伊庄”，比照正文的内容，该注明非正文书写人书写。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何高夏的上诉及友谊公司的答辩意见，现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何高夏要求友谊公司返还54400元货款依据是否充分。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何高夏上诉称，友谊公司收取其货款后未依约向其交付货物，其提交的依据为友谊公司员工马某出具的欠条及收款收据。友谊公司对于何高夏的主张则不予确认，并提交了其与何高夏已经结清款项的凭证即2015年1月29日何高夏妻子梁某出具给友谊公司的对账单。现本院针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分析论证如下。关于马某出具欠条给何高夏的行为是属于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问题。根据何高夏提交的由马某出具给其的收款收据来看，收款收据的时间早于欠条出具的时间。根据何高夏提交的证明其与友谊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欠条内容来看，马某在欠条中明确：“今欠何生货款54400元，本月22日还清。马某”从上述证据的表面性来看，首先，马某在欠条的正文无明确是“友谊公司”欠何高夏款项。其次，在该欠条的末尾落款处明确欠款人为马某，而非“友谊公司马某”。第三，在何高夏提交的该证据下方空白处注明：“马某江苏省铜山县伊庄”，通过笔迹的比对，“马某江苏省铜山县伊庄”并非马某的字迹。按常理应该是马某当时向记载该文字的人出示过证件或者口述过其户籍所在地。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马某出具欠条给何高夏的时候是以个人名义出具的，而非以友谊公司名义出具的，而且何高夏对此也是明知的。因此，基于上述三个理由，本院对于何高夏主张马某是代表友谊公司出具该欠条，其行为为职务行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至于马某与何高夏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于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调处，何高夏可另行主张。关于何高夏妻子梁某与友谊公司的对账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何高夏在原审中已确认其妻子梁某是其与友谊公司之间日常交易的主要经手人。其次，从友谊公司提交的其与何高夏妻子梁某的对账时间来看，是发生在何高夏起诉友谊公司之后的原审诉讼中，而且梁某在与友谊公司对过账之后已经签名确认并从友谊公司处取回了现金8033元。第三，何高夏上诉称，梁某是受友谊公司蒙骗所签的对账单，且其签署时并没有相关数额，仅仅一张空白纸。但何高夏对其所称仅有陈述，无提供证据证实。况且，何高夏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妻子梁某收取友谊公司的8033元是基于与友谊公司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而非基于本案的纠纷。故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定何高夏妻子梁某与友谊公司的对账行为真实有效。由于何高夏妻子梁某已与友谊公司进行对账，并已收取了友谊公司的退款8033元，故何高夏与友谊公司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何高夏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何高夏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元，由上诉人何高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审判员  许东劲审判员  陈舒舒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剑文郑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