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5民终1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年发。委托代理人蔡岱侬、洪一涛，广东盈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外蚁经济联合社，住所地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外蚁村。负责人陈春江，主任。委托代理人陈庆、蔡雁舜，广东法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年发因与被上诉人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外蚁经济联合社（下称外蚁经联社）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2015）汕澄法溪民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及委托代理人蔡岱侬、洪一涛，被上诉人的负责人陈春江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庆、蔡雁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外蚁村咸水围养殖池承包合同书》1份，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包经营位于外蚁村辛和围第4份养殖池26.2亩，承包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承包款共300000元。合同签订后，同日上诉人依约向被上诉人支付承包款300000元。但同日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办理交付养殖池手续，后上诉人在承包合同期内取得养殖池经营权并进行生产经营至承包期届满。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迟延履行交付养殖池的义务，使其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遂在承包合同期内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在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未果的情况下，上诉人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上访。经上级有关部门协调，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21日针对上诉人向其主张权利及反映、上访的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回应，但仍未能妥善解决问题，上诉人遂于2015年2月12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一、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9.2亩养殖池3年承包款105343元。二、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17亩养殖池3.5个月承包款18925元，赔偿上诉人17亩养殖池半年承包收益4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宗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外蚁村咸水围养殖池承包合同书》，该承包合同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认定为有效合同。被上诉人在收取承包款的同时虽没有将养殖池交付上诉人，但上诉人仍在合同期内取得养殖池进行生产经营直至承包期届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延迟交付承包17亩养殖池达3.5个月之久，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迟延交付养殖池的具体日期，故上诉人请求判令被上诉人退回承包款18925元的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17亩养殖池一年承包收益42500元，因汕头市澄海区永顺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不具备鉴定、评估资质，其出具的证明缺乏证明力，故上诉人该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承包经营养殖池26.2亩中有9.2亩土地的权属属于澄海区公路局，故要求被上诉人应退还其9.2亩养殖池三年承包款105343元的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主张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的问题，因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21日针对之前上诉人向其主张权利及上诉人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上访主张权利的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回应，故上诉人主张权利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年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36元，由陈年发承担。上诉人陈年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的事实是：2012年1月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外蚁村咸水围养殖场承包合同书》（下简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包经营位于外蚁村辛和围第4份养殖池26.2亩，承包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承包款共300000元，合同签订当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承包款300000元，但被上诉人没有将上诉人所承包的养殖池交付上诉人经营管理，也没有办理交付养殖池手续。故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交付养殖池的义务。然而，2012年2月1日在外蚁村两委会议上，当村党支部书记提出本案所涉新老承包户还没有交接，他认为有必要做好交接工作时，被上诉人的负责人竟然无视发包方所应承担的义务，拒绝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建议，认为没有必要带新承包户交付鱼池（详见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三：2012年2月1日村二委会会议记录）由于发包方（即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交付所发包的养殖池，且拒绝协调新老承包户的关系，致上诉人与其他承包户与被上诉人酿成纠纷。在时隔三个半月之后的2012年4月下旬，上诉人自行寻求与老承包户协商解决，才得以进入承包经营场所（此节有证人陈亚成、陈永锥出庭作证证实，而非原审判决所称的上诉人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迟延交付的时间）。原审法院因不采信上述证据而驳回了上诉人关于赔偿三个半月承包款的请求。此后，当上诉人取得承包地准备放养时，又有自称是澄海区公路局工作人员称上诉人所承包的26.2亩养殖池中有9.2亩是该局管理使用的，不允许上诉人在该鱼池中安装氧气泵及放养鱼虾，致上诉人丧失了在该区域放养的条件（此节有时任被上诉人村主管村建国土的村委委员蚁绍雄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原审法院却不采信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蚁绍雄的证言。并驳回了上诉人关于要求法院判令被上诉人返还其9.2亩养殖池三年承包款的请求。上诉人于2012年4月下旬取得养殖池放养权时，因为错过鱼苗及虾苗的放养期，致2012年上半年无法投产养殖，故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给上诉人所造成的损失远远不止承包款，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关于判令被上诉人人承担上诉人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显属不公。本案开庭审理之后，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汕澄法溪民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适用《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无法承担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相关的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对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上诉人作为涉案《承包合同》的承包方，应举证已履行付还承包款的义务，而被上诉人作为发包方应举证将发包的养殖鱼池交付给承包方经营管理的时间、地点和相应的移交手续，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在其不能举证时，应认定其至承包期结束仍未履行合同义务。然而，原审法院却把被上诉人证明其已履行《承包合同》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承包方承担。如：本案开庭审理时，当被上诉人提出其无需对移交养殖池举证时，审判人员没有释明法律规定。而且在判决时最终把移交养殖池时间的举证责任分配于承包方，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二）被上诉人原审所举证的证据三，即2012年2月1日外蚁村党支委及村委二委记录证明了签订《承包合同》之后第24天外蚁两委会还在研究应不应当带同新承包户与老承包户见面移交。证明了本案所应查明的部分事实，已从两委会记录的本身得到证明。即证明了在签订《承包合同》之后的第24天新承包户尚因老承包户不予退出而无法进入所承包的养殖池，同时也证明了被上诉人的负责人拒不履行《承包合同》义务，其过错及违约是明显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原审法院应当采信上述证据中对被上诉人不利的事实而没有采信，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三）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据应当采信而没有采信。原审法院开庭时上诉人申请陈亚成、蚁绍雄出庭作证，其中蚁绍雄是被上诉人村委会主管村建国土的委员，他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而且敢于在村委会主任（即被上诉人负责人）的面前毫无顾忌地直陈事实，证明了其理直气壮。而证人陈亚成仅是上诉人的族亲，而非近亲，其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且其目睹本案事实。因本案与其他案件合并审理，其他当事人所申请的证人陈永锥（外蚁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兼治保主任）也证明了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原审法院以证人证言与广东盈信律师事务所事前向他们调查所作出的笔录内容不一致以及被上诉人不予承认上述证据作为否定证人证言的理由。对此，上诉人认为上述证人所证明的都是其亲身经历，目睹耳闻的事实，且与广东盈信律师事务所向他们调查时他们所证明的内容基本吻合。即使有不完全一致之处，也应按他们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质询所形成的笔录为准。不应当因与律师所调查的内容不完全一致而一律不予采信。至于被上诉人对上述证人证言予以否认，则因为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对立面互为否认是正常的，不能因被上诉人的否认而不采信上述的证人证言。鉴于上述事实，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不采信上述证人证言，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是原审判决虽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之后，上诉人已履行了付还承包款的义务，但双方没有办理交付养殖池手续，且被上诉人在收取承包款的同时没有将养殖池及时交付上诉人，但却没有认定被上诉人对此有过错及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二是原审法院应当认定而没有认定因被上诉人不履行交付养殖池的手续而致老承包户没有将养殖池交付新承包户经营管理的时间长达三个半月的事实。三是原审法院应当认定因被上诉人不移交承包养殖池而致上诉人造成损失的事实而没有认定。四是原审法院应当认定因被上诉人将使用权并非外蚁经联社所有的9.2亩养殖池发包给上诉人，致上诉人无法正常使用该养殖池放养鱼虾而造成的损失的事实而没有认定。五是原审法院应当认定因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交付上诉人所承包的养殖池义务而致上诉人错过放养期，造成损失的事实而没有认定。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退回上诉人9.2亩养殖池三年承包款105343元、退回上诉人17亩养殖池3.5个月承包款18925元，并赔偿上诉人17亩养殖池半年承包收益42500万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当庭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上诉书中所称的被上诉人拒绝了村党总支部书记的建议指的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拒绝了溪南镇委派驻外蚁村工作组长兼外蚁村党支部副书记蚁学春的建议，蚁学春当时在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关于外蚁咸水围新老承包户还没有交接，我觉得有义务带新承包户到外畔认池”，但村经联社主任法定代表人称“村没有必要带他们到外畔认池”，谈到是否有义务交池问题，蚁学春同志针对是否有义务在该会议上再次坚持，他说“我觉得村有义务带新承包户到外畔认池”，但村经联社法定代表人再发言时仍坚持村无义务带新承包户到外畔认池，接着负责村建国土工作的村支委蚁绍雄发言称“关于外畔咸水池我觉得村必须安排时间组织新老承包户进行交接，我们村才心中有数，对以后的工作才有利”，然而经联社负责人仍不采纳党组织的意见。对于新老承包户移交的具体时间，从现有证据的内容看，到了2012年2月17日村两委联席会议仍然围绕村经联社应否组织新老承包户交池的问题进行讨论，说明了至这个时间，被上诉人仍无交养殖池给上诉人，最后经联社的法定代表人最后发言中称“咸水池事项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就按法律程序来履行，关于法律程序怎么履行我们要到司法所进行咨询”。即仍然拒绝了经联社向新承包户移交养殖池的建议，才致移交承包咸水池之事一拖再拖。此后，正如证人陈永锥出庭作证所述的:合同签订4个多月后，他与主任陈春江才到现场处理，但最后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处理的结果，这个时点，陈永锥已被溪南镇委任命为村党支部副书记（由于书记陈亿广无上班，党支部工作实际由陈永锥负责）。上述书证和证言印证了2012年4月份发包方仍无履行移交承包标的物的义务。证明了本案双方当事人从2012年1月7日签订承包合同至2012年4月之后经上诉人自行与老承包户协商，才于4月中下旬在老承包户手中移交了鱼池，故上诉人以迟延交池时间长达3.5个月的主张是成立的。另，上诉人认为因2012年4月中下旬取得所承包养殖池时，错过了鱼苗及虾苗放养时间，造成的损失是明摆着的，只不过是如何计算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数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以上说明了赔偿数额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上诉人诉讼中所主张损失赔偿数额由二方面构成，故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是合理合法的。在事实方面，上诉人再补充以下两个情节，一是上一轮承包期老承包户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咸水片区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明确约定承包期满，承包方应将承包池及设施完好交还发包方。上一轮咸水池承包期限是自2007年1月1日年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说明了被上诉人有权利在2011年12月31日向老承包户收回上一轮承包户所承包经营的养殖池。如果当时被上诉人向老承包户主张了这一权利，就不存在本案争议。然而，正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失职，才使新承包人蒙受经济损失。上述事实表明，在老承包户承包期限届满时向老承包户交收养殖池，是村经联社的职责所在，向老承包户交接承包养殖池之后，移交给新承包户则是村经联社的义务。而不是被上诉人在答辩中所主张的“发包方无需向老承包户收回承包期届满的养殖池，后交给新承包户，是历来的习俗与惯例”。二是2012年四月上旬由于众上诉人针对被上诉方未交承包养殖池的问题上访，故溪南镇镇委、镇政府驻村工作组长兼外蚁村副书记的蚁学春再次在两委会议上强调，对于拖过新承包户咸水池交接时间的问题，承包户需要发包方给他们一个答复。会后副书记陈永锥曾配合经联社主任去理顺本案上诉人与老承包户的关系，但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处理结果。那么，只要被上诉方提交村两委于2012年4月份召开该会议的时间，则能够准确地确定本案上诉人尚未交接养殖池的时间。对上诉状中所主张的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方面，上诉人除认为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外，还认为原审法院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四条承包方的义务中第（一）项关于发包方应“维护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以及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规定。被上诉人外蚁经联社在答辩期内没有提交答辩状，二审开庭时当庭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是毫无根据的。本承包合同纠纷案，基于上诉人的请求，依照事实，争议无非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否存在被上诉人迟延交养殖池；第二，是否存在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包括应否退回承包款）；第三，是否存在承包池面积减少9.2亩。然而，上诉人原审所提供的证据却无法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的成立。（一）上诉人仅靠证人出庭证实而无其他证据来相互印证被上诉人迟延交池的事实，其证人还是其表弟，与上诉人有亲属关系，从而更没有依据证明被上诉人有签名移交的时间来反证上诉人所诉迟延交付的起始，显然无法得到法庭的支持。（二）上诉人原审称其承包池面积少9.2亩，应予退回三年的承包款，仅是由于上诉人擅自在这承包池搭建受到举报而遭镇国土拆除，这是上诉人的责任，更主要的是2015年1月1日上诉人还同本答辩人签订新一轮三年的《承包合同》，双方都确认承包面积仍然为26.2亩，这对上诉人的上诉是最好的驳斥。（三）上诉人一、二审坚持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所谓延迟交池的经济损失半年的收益（按每亩年收益5千元计），基于这每亩5千元的收益既无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所出具，仅凭一个没有评估资格和经营范围的合作社所出具的证明，属于缺乏证明力。上诉人上诉指责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分明是自己无法举证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成立，反而不顾客观事实提起上诉，倘若无按时交付养殖池，既请求退回所交付的承包款，就证明没有养殖的事实，何来按年收益赔偿其所谓的“收益损失”呢？对于谁造成养殖池无法放养，按照“合同相对性及主体的绝对性”原则，谁阻挠而造成谁经济损失，就应由谁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仅靠个别证人的证词而没有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显然所诉请是缺乏事实的，也无法得到法庭的采纳。上诉人所上诉称的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在本案是不存在的。二、上诉人上诉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既然本案基于上诉人的诉求而全面审理，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的，原审适用《民诉法》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并无不妥，何来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针对上诉人起诉称被上诉人延迟交池3个半月而致其承包收益受损半年的事实，这时限问题是所谓计付损失额及退回承包款的依据，不适用《民诉法》第64条还有什么？上诉人将释法与举证责任分配混淆于法律适用，使人难以理解。其次，上诉人将原审对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的认定也作为指责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内容，也显然张冠李戴；对于证人证言的采不采信，应该是认定事实的内容而不是法律适用的问题。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陈年发主张的属公路局所有的9.2亩养殖池与另外17亩养殖池水体相联，无分隔。本院认为，本案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外蚁村咸水围养殖池承包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约定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是否存在迟延交付养殖池的事实及被上诉人是否应退还上诉人9.2亩养殖池三年承包费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涉讼养殖池对外发包时，被上诉人均出公告公开投标，对发包的养殖池地块和面积予以明确，投标人必须是外蚁村本村村民，故承包户都应熟悉承包的程序,清楚养殖池的具体位置，中标后均能知悉承包池的位置、范围和面积。上诉人主张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后，被上诉人未及时交付养殖池，并提供了证人证言和被上诉人两委会议记录予以证明，这些材料反映了双方在养殖池交接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但这些情况仍不足以证明客观上存在阻碍上诉人实际控制使用养殖池的事实，故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迟延交付养殖池的事实，依据不足，依法不能予以支持。涉案养殖池水体相连，上诉人主张的9.2亩养殖池的水域已被其实际用于养殖生产，故其请求退还该面积的承包费本院依法予不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36元，由上诉人陈年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瑞标审判员  刘静文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林佳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