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鄂01民终16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法定代表人：黄建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春，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新华，男，195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邱新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43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国兴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邱新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认为邱新华与湖北恒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的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仍在延续错误。2011年12月21日国兴公司与恒昌公司签订《合并协议》后，邱新华承包的鄂Ａ×××**号出租车的所有权人就从恒昌公司变更登记为国兴公司；该出租车营运所使用的经营权证也是政府主管部门行政许可给国兴公司；邱新华承包营运所必需的服务监督卡等证件均是国兴公司向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登记的是国兴公司的名称；该出租车的车身标识、顶灯以及出租车发票均显示的是国兴公司名称；恒昌公司对该出租车已不具有行政许可的经营权，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注销。并且，在2013年更新车辆时，国兴公司出资置换购买了新的出租车（车牌号鄂Ａ×××**,即国兴公司起诉要求返还的出租车），新的出租车的所有权人登记为国兴公司，经营权及相关证件、手续等均为国兴公司。基于以上事实，国兴公司认为，2011年12月21日的《合并协议》签订后，车辆所有权、行政许可的出租车经营权及车辆营运的相关证件、标识等均为国兴公司，只有国兴公司才有权依法对外发包车辆，因此也只能是国兴公司与邱新华之间存在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只是未形成书面形式；而恒昌公司此时对所涉出租车不具有行政许可的经营权，并注销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合并协议》签订履行后，恒昌公司与邱新华之间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实际上依法已经终止。另外，2011年12月21日国兴公司与恒昌公司签订的《合并协议》，是国兴公司与恒昌公司之间内部的利益分配，只规范签订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能以此认定出租车经营合同的主体仍为邱新华和恒昌公司，否则，既不符合现有事实，也不符合行政许可法律规定。因此，一审裁定认为邱新华与恒昌公司的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仍在延续、合同主体并未变更为国兴公司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2018年6月8日及同月26日，国兴公司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先后签订的《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关于国兴公司收购恒昌公司股权及资产的约定，并不涉及到与邱新华之间出租车经营合同的认定，也不涉及到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因为，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早在2011年的《合并协议》签订后，恒昌公司与邱新华之间的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就己实际终止，邱新华与国兴公司建立了新的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国兴公司受让恒昌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况且，在一审中恒昌公司已向法庭书面表示认可国兴公司提起诉讼。综上所述，国兴公司认为，一审裁定忽略既有事实，对行政许可的出租车经营权及资质认识不足，错误的认定不具有出租车经营权及资质的恒昌公司与邱新华仍存在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而对国兴公司与邱新华之间在事实上及法律上早己形成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关系却视而不见，从而作出了国兴公司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被驳回起诉的错误结论。为此，国兴公司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邱新华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当维持原判。二、恒昌公司与国兴公司股权债权转让对邱新华不发生效力。1.恒昌公司转让债权债务时，并未告知邱新华，也未经邱新华同意，该转让对邱新华不发生效力。2.恒昌公司于2012年7月30日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合同》将32辆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给国兴公司，存在造假，因为当月31日恒昌公司与国兴公司、邱新华还在签署三方协议，邱新华通过协议内容知道其只是挂靠国兴公司，所有费用还是交给有合同关系的恒昌公司，协议并未提及车辆及经营权被转让。3.2018年6月8日，国兴公司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签订《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恒昌公司未告知邱新华债权债务发生转移，邱新华无义务向国兴公司支付拖欠恒昌公司的管理费。三、国兴公司与武汉市客管处工作人员非法套取证据，妨碍司法公正，二审应驳回国兴公司所有诉求。国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国兴公司与邱新华关于车牌号为鄂Ａ×××**出租车的承包关系已终止，判令邱新华立即向国兴公司返还车辆（东风雪铁龙牌轿车，车牌为鄂Ａ×××**）及相关证件、设施设备；2.判令邱新华向国兴公司支付拖欠的2015年7月至2018年9月的承包费共计87528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邱新华赔偿2018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车辆之日止占用车辆给国兴公司造成的承包费损失（按照每月1550元计算）；4.判令邱新华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国兴公司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为：判令邱新华向国兴公司支付拖欠的2015年7月至2018年9月的承包费共计128928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国兴公司诉称邱新华原承包恒昌公司的出租车从事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活动，并提交恒昌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向邱新华收取鄂Ａ×××**出租车在2015年1-6月份管理费6900元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表明恒昌公司与邱新华在2015年6月时仍就鄂Ａ×××**出租车存在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在此期间，国兴公司虽与恒昌公司签订《合并协议》，将恒昌公司经营的32台出租汽车以挂籍形式合并到国兴公司，并按市政府相关规定更换车辆，但根据该《合并协议》的约定，该32台出租车的经营权、车辆所有权及全部经营收益仍归恒昌公司所有，且恒昌公司在签订《合并协议》后仍为独立法人，因此，上述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的主体并未因此由恒昌公司变更为国兴公司。2018年6月8日及同月26日，国兴公司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先后签订《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受让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持有的恒昌公司的100%股权，成为恒昌公司的股东，上述合同和协议约定恒昌公司对外所享有的债权债务及经营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全部由国新公司享有和承担，仅是恒昌公司的新、旧股东之间因转让股权所作的约定，效力并不及于第三人，并不等同于恒昌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将出租汽车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国兴公司。因此，国兴公司受让恒昌公司的股权后，并不能成为本案所涉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的主体。综上所述，国兴公司作为恒昌公司的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在恒昌公司未拒绝或怠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国兴公司无权就本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国兴公司的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国兴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国兴公司基于案涉《合并协议》、《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依法已实际享有恒昌公司对外的债权债务及经营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且恒昌公司已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表示国兴公司依约享有恒昌公司的所有债权，包括承包司机邱新华拖欠恒昌公司的承包费，国兴公司作为新的债权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因此，一审法院以国兴公司无权就本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裁定驳回国兴公司的起诉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43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铭俊审判员  吴伶俐审判员  宋 飞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法官助理庄敏书记员黄雪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