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7民初4349号原告俞丰伟，男，197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代理人孙加锋，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于丽娜，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钱文忠，男，196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蒋涛，男，1968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代理人俞敏，上海君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俞丰伟与被告钱文忠、蒋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丰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加锋，被告钱文忠、被告蒋涛及其委托代理人俞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俞丰伟诉称，原告与两被告开展的涉案业务主要有三项，一是以原告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上海春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春风创投”)与两被告作为股东的上海镕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镕显投资”)关于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滇红集团”)的股权转让事宜，“上海镕显投资”同意将其持有的“云南滇红集团”股权转让给“上海春风创投”。二是经被告蒋涛安排，原告以浙江嘉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嘉资投资”)作为投资平台，对“云南滇红集团”进行夹层投资事宜；三是“上海春风创投”与以被告钱文忠为股东之一的上海滇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滇红投资”)关于广西丰浩实业有限公司及广西丰浩糖业有限公司的夹层投资事宜。后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关于‘滇红集团’股权转让及‘丰浩业务’补充协议”，对上述三项业务统一结算，该“补充协议”约定：关于“云南滇红集团”投资，两被告共同补偿原告或“上海春风创投”100万元，并配合原告实现在“浙江嘉资投资”持股以对应取得“云南滇红集团”0.5%的股权，再另购“云南滇红集团”0.5%股权补偿原告；关于广西丰浩实业有限公司及广西丰浩糖业有限公司投资事宜，两被告共同补偿原告或“上海春风创投”230万元。现两被告至今未履行协议义务，故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费330万元(即前述100万元%2B230万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能实现原告在“浙江嘉资投资”持股以对应原告取得的“云南滇红集团”0.5%股权的损失165万元；3.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能补偿原告“云南滇红集团”0.5%股权的损失165万元；4.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450000元(其中第1项330万元自2014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第2项165万元自2013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第3项165万元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5.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被告钱文忠辩称，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两被告至多向原告支付100万元；对于第二项诉讼请求，其既不是“浙江嘉资投资”实际控制人，也不是其法定代表人，原告未取得相应股权系由于“浙江嘉资投资”向原告收取管理费产生分歧，该事宜与己无关；对于第三项诉讼请求，关于“云南滇红集团”股权，两被告系赠与原告，现两被告不再赠与；关于逾期利息，同意按照100万元计算支付。被告蒋涛辩称，与原告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两被告与原告签订结算协议是赠与性质，现两被告不愿意赠与，故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所涉案件事实，涉及原被告及其公司之间的系列投资行为，以下分别论述。(一)关于“上海镕显投资”转让“云南滇红集团”股权给“上海春风创投”一节，经审理查明，“上海镕显投资”系由两被告于2009年12月31日投资设立，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钱文忠。“上海春风创投”于2005年10月20日设立，由案外人贾某某(系原告配偶)担任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10月23日股东变更为原告俞丰伟和贾某某。2010年11月16日，“上海镕显投资”与“上海春风创投”签订合同编号为SHXXXXXXXX—01B号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上海镕显投资”将其持有的“云南滇红集团”2%股权即XXXXXXX股作价190万元转让给“上海春风创投”，双方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亦予以约定。但从后续协议实际履行及相关证据来看，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陈述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应对工商登记使用，事实上双方也没有实际履行该协议。双方实际履行的是“上海镕显投资”与“上海春风创投”以及温州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银联投资”)签订的编号为SHXXXXXXXX-02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并明确该协议是双方签署的前述合同编号为SHXXXXXXXX—01B号“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该协议约定，“上海镕显投资”将其持有的“云南滇红集团”4%股权即XXXXXXX股作价1320万元转让给“上海春风创投”、“温州银联投资”，“上海春风创投”受让其中2%股权，应作价660万元。此外，“上海镕显投资”与被告钱文忠在上述协议的第4条4.4项、4.5项中对“云南滇红集团”经营业绩作出如下承诺：1.2011年经审计后的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12000万元，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且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不低于30%；2.2012年经审计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不低于30%；3.当2011年审计财务报告确定净利润不足4125万元时，“上海镕显投资”及担保方对股权受让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为1.2╳(1320万元-2011年经审计净利润╳8╳4%)。上述协议第5条约定，股权受让方持有“云南滇红集团”股权在2014年12月31日未上市，担保方承诺回购其股权，回购价格为股权受让价格加上每年年化8%投资收益，上述承诺在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发生暂停新股融资的前提下成立。协议第7条连带责任担保规定“担保范围为本协议条款规定的由滇红公司未披露的或有债务、滇红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未上市回购约定。协议第7条7.1项明确“上海镕显投资”及担保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协议上盖有相关公司印章以及担保方钱文忠、案外人王某某作为担保方的签名。2013年8月12日，“上海镕显投资”出具《股权转让款收款确认书》，确认“上海春风创投”已经于规定时间将全部股权转让款660万元转入指定账户(实付530万元，其中包含原告俞丰伟名下车牌号为沪KFXXXX尚未过户的奔驰MPV一辆)。该确认书上载有“上海镕显投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被告钱文忠签名。另根据“云南滇红集团”编制的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1年度利润表显示，2011年度“云南滇红集团”净利润为XXXXXXXX.00元。(二)关于原告通过“浙江嘉资投资”投资“云南滇红集团”一节，经审理查明，“浙江嘉资投资”系由浙江浙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浙商网络”)与深圳市嘉资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嘉资投资”)于2009年2月27日投资设立。2015年5月5日，“浙江浙商网络”和“深圳嘉资投资”分别与被告蒋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自将51%、46%股权转让给被告蒋涛；2015年10月10日，“浙江嘉资投资”企业名称变更为“杭州嘉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嘉资投资”)，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深圳嘉资投资”出资5万元，被告蒋涛作为股东出资45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蒋涛。“浙江嘉资投资”确购买过“云南滇红集团”股权。原告为证明2009年9月通过“浙江嘉资投资”平台购买“云南滇红集团”股权过程中，其购买股权的资金系由原告以及其他案外人共同投入的事实，提供了“浙江嘉资投资”的工商注册信息及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交易备忘录”、相关短信记录、电子邮件、案外人证明等证据。两被告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明确原告确系通过“浙江嘉资投资”购买“云南滇红集团”股权。但是两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汇款委托书、银行转账回单不予认可，认为其未实际通过“浙江嘉资投资”进行汇款转账，且不愿向“浙江嘉资投资”支付服务费，由此导致原告未实际取得“云南滇红集团”股权，被告蒋涛从中协调未果。(三)关于“上海春风创投”通过“上海滇红投资”投资“云南滇红集团”一节，经审理查明，“上海滇红投资”由被告钱文忠和案外人王某某于2010年6月24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王某某，被告钱文忠持股比例为40%。2010年10月8日，“上海滇红投资”与“上海春风创投”分别作为甲方、乙方签订编号为XXXXXXXX—1的《合作投资协议》，该协议第2条第一项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人民币200万元资金，由乙方直接支付至甲方股东钱文忠账号，乙方提供的资金由王某某企业直接或间接对广西丰浩实业有限公司及广西丰浩糖业有限公司进行债权转股权投资。”第2条第三项约定：“在王某某企业没有获得丰浩股权时，甲方在2011年3月31日前，支付乙方上述1%丰浩公司股权对价，折合人民币360万元整。同时，甲方应将乙方提供的投资款本息于2010年底前返还乙方。”另查明，在前述投资行为中，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公式以及“云南滇红集团”2011年度经审计利润，“上海镕显投资”应补偿“上海春风创投”1.2╳(1320万元-XXXXXXXX.00╳8╳4%)÷2=517.38万元；依据“合作投资协议”，“上海滇红投资”应补偿“上海春风创投”关于丰浩公司股权对价360万。为此，2012年5月23日，原告实际控制的“上海春风创投”(乙方)与两被告全额持股的上海资延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上海资延投资”)签订编号为SHXXXXXXXX-01的《股权补偿协议》，双方就云南滇红集团的股权投资补偿和广西丰浩糖业夹层投资达成协议中涉及如下内容：1.依据编号为SH201010-01B《股权转让协议》和编号为SH2010-02《补充协议》，甲方以1元价格向乙方指定机构转让滇红公司XXXXXXX股(占滇红公司1.775%股份)，作为甲方对于乙方投资滇红公司补偿；2.依据编号为XXXXXXXX-1《合作投资协议》和钱文忠承诺书，甲方以1元价格向乙方指定机构转让滇红公司XXXXXXX股(占滇红公司1.5%股份)，作为乙方间接对于丰浩糖业的夹层投资补偿收益。乙方归还钱文忠承诺书和上述合作投资协议。协议上盖有甲、乙双方公司印章以及被告钱文忠签名。“上海资延投资”成立于2008年2月3日，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钱文忠，股东为被告钱文忠和蒋涛。在协商签订上述《股权补偿协议》的过程中，原告俞丰伟于同日即2012年5月23日出具承诺函，表示原告及关联公司“上海春风创投”承诺放弃通过“上海镕显投资”委托持有的“云南滇红集团”0.5%股份及“浙江嘉资投资”持有的“云南滇红集团”0.5%股份。由于上述《股权补偿协议》仍未实际履行，经协商，两被告钱文忠、蒋涛(甲方)与原告俞丰伟(乙方)于2012年10月11日，又签订了《关于“滇红集团”股权转让及“丰浩业务”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以替换并结算前述全部基础交易行为，该“补充协议”约定：“一、关于滇红集团股权转让事宜：1.甲方将‘上海资延投资’名下‘云南滇红集团’0.5%股份过户至乙方实际控制的‘上海春风创投’，在2012年10月31日前办妥；2.甲方二人共同补偿100万元整给乙方或者‘上海春风创投’，最晚于2014年10月20日前支付；3.乙方通过‘浙江嘉资投资’对‘云南滇红集团’夹层投资获得‘云南滇红集团’0.5%股权，双方配合在2012年底前实现在‘浙江嘉资投资’持股，以对应乙方获得的滇红股权；4.在甲方执行完毕上述3项约定后，双方在滇红项目全部业务结清，甲方钱文忠或控制公司与乙方签署任何有关‘云南滇红集团’股权相关文件作废。二、关于丰浩业务补充修订：甲方钱文忠(含名下控股公司、参股公司)与乙方(含‘上海春风创投’)签署关于丰浩业务全部补偿协议相关条款修改为，甲方二人共同补偿230万元整给乙方或者‘上海春风创投’，最晚于2014年10月20日前支付，甲方于协议签订之日豁免乙方(含‘上海春风创投’)在云南滇红股份转让款未付清余款130万元。三、其他事宜约定如下：1.钱文忠、蒋涛承诺在2015年前重新购买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补偿乙方0.5%股份。……”此外，“上海春风创投”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交“声明”，表示“俞丰伟夫妇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补充协议’中本公司权利已由俞丰伟主张的，本公司不再另行主张”。原告亦向法院明确，关于“补充协议”中第1条第一项，两被告将“上海资延投资”名下“云南滇红集团”0.5%股权转让至原告实际控制的“上海春风创投”相关约定已履行完毕。审理中，原告对上述交易过程以及协议之间的对应性作了说明，2012年5月23日签订的《股权补偿协议》第一项中涉及1.775%的“云南滇红集团”股权对应补偿的是上述编号为SHXXXXXXXX-02《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相关内容；第二项中涉及1.5%“云南滇红集团”股权，其中1%对应补偿编号为XXXXXXXX-1《合作投资协议》相关内容，0.5%对应补偿原告通过“浙江嘉资投资”的投资。原告又称，关于“上海镕显投资”应补偿“上海春风创投”人民币517余万元方面，对应“补充协议”第1条第一项、第3条第一项关于股权的约定以及第1条第二项关于现金补偿100万元的约定；关于原告以“浙江嘉资投资”为投资平台向“云南滇红集团”投资方面，被告钱文忠承诺返还投资款人民币500万元，另支付利息并补偿“云南滇红集团”1%股权，现本息已收回，但1%股权分别由“浙江嘉资投资”和“上海镕显投资”代持，其中由“上海镕显投资”代持的0.5%股权原告承诺放弃，现向两被告主张的是由“浙江嘉资投资”代持的“云南滇红集团”0.5%股权，对应“补充协议”第1条第三项相关内容；关于“上海春风创投”向“上海滇红投资”提供融资以实现投资“丰浩公司”方面，由于“上海滇红投资”未实际取得“丰浩公司”股权，根据约定，“上海滇红投资”应当向“上海春风创投”支付人民币360万元，在2012年5月23日“上海春风创投”与“上海资延投资”签订的《股权补偿协议》中对此进行了过渡性约定，但“上海资延投资”并未履行，后续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签订“补充协议”的第2条对此又再次约定“上海滇红投资”向“上海春风创投”补偿230万元，剩余的人民币130万元折抵充作“上海春风创投”在受让“云南滇红集团”2%股权中未付清的股权转让款。两被告对于原告述称的上述基础交易行为与该“补充协议”内容的对应性，以及“补充协议”所反映的权利义务关系定性存有异议，但并未提出实质性抗辩。本院认为，基于两被告对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如下两方面：一、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的定性及其所反映的法律关系问题；二、两被告作为自然人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当事人于2012年10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对当事人之间先前交易所涉合同的修订。对合同的修订，也是一个合同，其性质与效力应根据合同法认定。首先，需明确的是“补充协议”相关内容所体现的是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主体关联性的角度，原告为“上海春风创投”股东，“上海春风创投”亦认可原告是其实际控制人，反观两被告既是“上海镕显投资”股东，又是“上海资延投资”股东，其中，被告钱文忠不仅是“上海滇红投资”股东，还同时担任“上海镕显投资”、“上海资延投资”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实际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相关权利义务进行协商，符合商事交易惯例。此外，从“补充协议”有关文字表述来看，均将原告、两被告与相关公司一并提及，如“甲方二人共同补偿人民币壹百万元整给乙方或者上海春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甲方钱文忠(含名下控股公司、参股公司)与乙方(含上海春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故本案原告、两被告分别与上述公司存在关联性。从内容承继性的角度，相关基础交易行为涉及估值调整、股权代持以及夹层投资等协议内容，且分别对相关收益回报方式进行了约定，从本案原告及两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查明事实来看，相关投融资交易行为具有延续性，从涉案“股权补偿协议”到最终的“补充协议”，均涉及前述基础协议内容，加之“补充协议”的名称在文义上即明确系关于“滇红集团”股权转让及“丰浩业务”，故本院在审查上并未局限于“补充协议”本身，而是对于整个投融资过程进行了综合考量。从交易结算性的角度，原告主张“补充协议”系原告、两被告通过协商对原有基础交易产生的有关权利义务进行的结算，从“补充协议”有关文字表述亦可看出“结算”的真实意思，如“补充协议”第1条第四项载明的“双方在滇红项目全部业务结清”、“签署的关于滇红集团股权相关文件作废”。原告在签订“股权补偿协议”当日出具的放弃相关公司代持股权的“承诺函”，亦可对“补充协议”的结算性质予以佐证。此外，“补充协议”中对债权债务数额的协商调整亦有所体现。综上，本院认为，“补充协议”是原告、两被告根据前述基础交易履行情况而签订的具有结算性质的无名合同。其次，在该无名合同所反映的法律关系问题上，两被告认为，该合同是赠与性质，作为赠与人在实际赠与发生之前可以撤销。本院充分注意到两被告的这一答辩意见，但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予的合同，其认定关键是协议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否存在对价。虽然在权利义务内容的对应性上原告与两被告各执一词，但如前所述，“补充协议”内容与前述基础协议之间存在主体关联、内容承继、交易结算等特性，当事人对先前交易进行了反复磋商，对先前权利义务作了调整，相关调整构成法律上的合同对价，因此该合同存在对价，并不符合赠与的单务性。而且，“补充协议”中的相关内容与赠与合同特征明显不符。赠与合同是一方无偿给予另一方财产或价值，所用措辞多有“赠与”、“送给”、“无偿给予”等表述，但从“补充协议”中相关内容来看，通篇未使用直接或类似措辞表达赠与的意思，故本院对两被告有关该“补充协议”相关内容系赠与的抗辩不予认可。两被告作为自然人加入系争的投资补偿法律关系，是两被告对于“上海镕显投资”、“上海滇红投资”向“上海春风创投”所负债务的承担，这种自愿的债务承担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涉及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相关的债务承担内容应属有效，协议各方应依约履行。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第1条第二项、第2条相关内容约定，两被告作为自然人应共同补偿原告或“上海春风创投”合计人民币330万元。两被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在知晓“上海滇红投资”对“上海春风创投”承担债务的情况下，自愿共同补偿原告，此行为属债务承担，相关约定于法不悖，应予支持。关于“补充协议”第1条第三项，提及两被告“配合”原告实现在“浙江嘉资投资”持股一节。本院认为，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时，被告钱文忠、蒋涛并非“浙江嘉资投资”股东，被告蒋涛当时也未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无证据证明“浙江嘉资投资”委托两被告处理此事。从协议内容看，此约定实际上系两被告给案外人“浙江嘉资投资”或其股东设定义务，在未得到“浙江嘉资投资”追认情况下，这一内容不应直接约束两被告。故本院对于原告这一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补充协议”第3条第一项，明确约定义务的履行主体是“钱文忠、蒋涛”，履行方式是“重新购买”、“补偿乙方”，两被告作为投资业的专业人士，对有关交易补偿性的权利义务约定应有充分认知，相关约定系其当时内心真实意思表示，且系争“补充协议”是经过基础交易、“股权补偿协议”等过渡协商后形成的合意，两被告自愿加入相关债权债务关系，亦应认定为债务承担。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于双方达成的最终“补充协议”，两被告并未提出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等无效事由，也未提出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情形。由此可以证明，该“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当时，确实是想对先前交易做“一揽子”解决。关于“云南滇红集团”0.5%股权如何作价，原告以编号为SHXXXXXXXX-02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相应股权转让价格作为依据。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4%“云南滇红集团”股权作价1320万元，相应的0.5%股权应作价为165万元，本案中对此并无其他参考依据，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并结合整个交易过程中股权交易对价进行综合判断，原告主张的作价金额尚属合理。关于逾期利息，“补充协议”中对于前述现金补偿款的支付期间，以及补偿股权的履行期间都作了约定，关于现金补偿应于2014年10月20日前支付，关于“云南滇红集团”0.5%股权补偿应于2015年之前履行，故原告有权以上述日期作为起始日期要求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履行日。综上，两被告应根据“补充协议”约定，支付原告现金补偿330万元，以及“云南滇红集团”0.5%股权作价165万元，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钱文忠、蒋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俞丰伟补偿款人民币330万元；二、被告钱文忠、蒋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俞丰伟关于云南滇红股份有限公司0.5%股权的作价款人民币165万元；三、被告钱文忠、蒋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俞丰伟前述两项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其中，第一项以人民币33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第二项以人民币16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四、驳回原告俞丰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64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51400元(原告预付)，由原告负担人民币12850元，被告钱文忠、蒋涛共同负担人民币385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飞代理审判员 蒋 浩人民陪审员 蒋建萍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王昊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