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6）晋0110刑初10号公诉机关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杨某1，男，原XX村居民委员会出纳。2015年7月3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高平伟、范芬，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杨某2，原XX居委会财务监督管理委员会组长。2015年6月4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辩护人王晓峰，山西宾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检察院以并晋检公诉刑诉[2015]9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某1、杨某2犯挪用公款罪，于2016年1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宋静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某1及其辩护人高平伟、范芬，被告人杨某2及其辩护人王晓峰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7月14日，同案犯杨某3（在逃）将太原市X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保管的拆迁补偿款300万元转至杨某3承包的XX经济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经济公司）账户；同日，同案犯杨某3安排同案犯郭某（另案处理）将这300万元拆迁补偿款，分别给刘某转账160万元，给李某1转账40万元、给张某转账100万元。2014年9月初，被告人杨某2在其他财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签字盖章，并将签字审批时间提前至2014年7月31日，使得300万元公款顺利下账。同年8月1日，同案犯杨某3以抵押借条的形式，用杨某4借其妻子赵某700万元的借条作抵押，安排被告人杨某1提取拆迁补偿款400万元供其个人使用。同年8月22日，杨某3以杨某4名义打下借条，安排被告人杨某1提取拆迁补偿款590万元用于个人使用。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事实向法庭出示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承包合同、个人业务凭证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某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990万元归个人使用；被告人杨某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300万元归个人使用。二被告人之行为均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杨某1、杨某2在庭审中能够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好，建议法庭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被告人杨某1辩称，自己作为村里的现金保管，一切都是听命于同案犯杨某3一人。每次取钱都是杨某3安排会计杨某5和他一起取款，取款单和手续等都是杨某5办好的，取的是什么钱自己都不知道。被告人杨某1的辩护人辩称：（一）本案的款项不属于公款1、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XX村进行城中村改造，是与山西省投资集团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公司）合作开发，XXX公司自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7月22日，共拨给金胜镇财政所33700万元，然后金胜镇财政所于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11月12日，拨给X公司38010万元，其中金胜镇政府垫付4310万元。即XX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拆迁补偿款38010万元是来源于XXX公司。2、拆迁补偿款并不等于土地补偿款。拆迁补偿是指房屋征收部门自身或者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依照我国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的规定，在征收国家集体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时，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土地补偿款是因国家征用土地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因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其实质是对土地收益的补偿。在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时，主要是以被拆房的用途和面积为标准进行补偿的，而这些被拆房是居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起来的，所有权也属于居民。而土地补偿款是根据被征收的土地面积或产值等为标准进行补偿的，土地本身就是国家或者集体所有的，不属于居民的私有财产。因此，可以说拆迁补偿款是因居民的私有房屋被拆而涉及到的款项。综上，不论是从拆迁补偿款的来源上看，还是从拆迁补偿款的用途上看，辩护人认为，其并不具有公款的性质。（二）本案缺乏关键证据根据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农经服务站出具的《金胜镇委托代理中心关于村级财务审批及报账流程情况》可知，村级五联审批单使用，是在取得原始单据以后，经手人在原始单据签字，村级报账员审核并填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支出审批（审核）单；然后由村民监督委员会审核后由组长签字盖章；再由村主任审批签注审核意见，后再经村书记签注审批意见后由会计（报账员）按照所发生的经济用途支付。月终后，报账员根据当月所发生的经济业务，分门别类，按照时间顺序和会计科目填制经济业务报账单，整理上报镇委托代理中心。在本案中，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支出审批（审核）单》可知，2014年7月31日，X公司转账至XX经济公司的300万元，是经过了严格的流程，即上面盖有金农审核专用章，晋源区金胜镇XX社区监督委员会的公章，有村支书及村主任杨某3的签字，有村民理财组组长杨跃娃的签字及报账员杨某5的签章，完全符合上述报账流程。但辩护人并未发现本案被告人杨某1涉及的两笔款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支出审批（审核）单》，即不能证明被告人杨某1的两笔涉案款项也是经过了严格的报账流程而从金胜信用社支取的款项。（三）被告人杨某1不构成挪用公款罪1、被告人杨某1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显然，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特定行政管理工作时可以认定为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但该解释并没有明确列举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发放拆迁补偿款的工作时也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2、从事的不是公务。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03纪要）。在这份纪要中，最高法院指出：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属于从事公务。虽然X公司行使的是XX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但是被告人杨某1的工作职责仅是X公司现金的入库出库记账和保管，其仅是负责X公司的往来账目是否可以平账，而这些职责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务。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1仅是X公司的现金保管员，其从事的也不是法律规定的公务，即杨某1并不属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3、被告人杨某1没有挪用拆迁补偿款的故意。挪用公款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作他用，其犯罪目的是非法取得公款的使用权。在本案中，被告人杨某1之所以将钱款借给杨某3，是基于杨某3是XX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书记，同时又是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基于对杨某3特殊身份的信任，也是基于杨某3个人的强制性命令。杨某1在向杨某3支付款项时，杨某3均表示用其二哥杨某4龙盛伟业造纸厂的拆迁补偿款（经涌鑫机构评估后，评估价为3470多万元）来偿还，即当时杨某1有合理的理由将涉案两笔款项支付给杨某3，并相信杨某3的临时借款均有能力偿还。但这并不代表被告人杨某1与杨某3之间有相同的犯罪故意，存在意思联络。故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1不具有挪用拆迁补偿款的故意。4、被告人杨某1没有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挪用公款案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其既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又侵犯了公共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在本案中，被告人杨某1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因此，辩护人认为，其没有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5、被告人杨某1没有挪用公款的客观行为。在本案中，被告人杨某1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杨某3时，杨某3均提供了借条，且事后杨某3又拿来103户居民拆迁补偿款的合法手续换走了之前所有的白条，其中当然包括涉案的两笔款项。辩护人认为，杨某3的后述行为已经抵销了其前述行为。被告人杨某1只是X公司名义上的出纳，其实质并不履行出纳的职责，仅是负责X公司的账务是否可以平账。在杨某3用103户居民的拆迁补偿款的合法手续换走之前所有的白条之后，X公司的账面上已经平账，即杨某1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故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1对被告人杨某3的两笔用款不应当负责。至于居民们是否能拿到实际补偿款，与被告人杨某1无关。（四）被告人杨某1的量刑情节辩护人认为，即使被告人杨某1构成挪用公款罪，也具有以下从轻、减轻的情节：1、被告人杨某1在共同犯罪中应当认定为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认为，本案的发生都是由被告人杨某3组织、策划的，是犯意的发起者，涉案两笔款项在向金胜信用社支取的过程中，被告人杨某1并不起任何作用，在涉案款项取出后，被告人杨某1仅是基于对杨某3特殊身份的信任，基于被告人杨某3的强制性命令，被动地将涉案两笔款项借给杨某3。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1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仅起到辅助、帮助的作用，应当依法认定为从犯。2、被告人杨某1归案后主动坦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悔罪的表现，且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3、被告人杨某1并未获利。4、被告人杨某1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社会危害性较小。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1的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之间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从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四个方面来看，被告人杨某1均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因此，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1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使被告人杨某1构成挪用公款罪，也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辩护人建议应对被告人杨某1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杨某2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自己犯罪没有异议。由于财务制度及法律意识的淡薄，做了这样的错误事情，触犯了法律，感动后悔和痛心。希望法庭能够给其一个改正错误和重新做人的机会。被告人杨某2的辩护人辩称：1、同案犯杨某3于2014年7月14日利用职务便利在被告人和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X公司保管的拆迁补偿款300万元转至杨某3承包的XX经济公司账户。杨某3在被告人杨某2和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挪用300万元公款已成既定事实，在此时，杨某2并没有和杨某3形成共同犯罪故意。2、同案犯杨某3系金胜镇XX村村委主任和支书，XX居委会财务监督管理委员会受其直接领导，杨某2虽为监督管理委员会组长，实也受其领导，在2014年9月初，杨某3要求被告人杨某2签字对其挪用的300万元下账时，杨某2虽强烈反对，但鉴于其作为本村村委主任和支书的身份压迫，并考虑杨某3挪用300万元已成既定事实，且杨某3承诺会尽快偿还挪用的300万元的情况下，杨某2才进行了审批签字。3、被告人杨某2将签字审批的时间提前至2014年7月31日，不存在主观故意提前时间，原因是XX居委会财务制度规定当月帐当月下，恰逢XX居委会在2014年7月份、8月份没有进行审核账目。4、杨某3挪用300万元为私自挪用，并已全部私用，被告人杨某2不存在挪用并归个人使用情形，也没有任何收益和得到过杨某3的任何好处。5、从上述事实分析不难看出，被告人杨某2在杨某3挪用300万元公款案中，只是充当了一个微乎其微的角色，应属从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另外，被告人杨某2没有挪用该300万元中的一分钱，是在杨某3先行已挪用300万元成为既定事实后，事后在杨某3的职务身份压迫和承诺偿还300万元的情形下，进行了财务监管签字，其主观没有恶性，客观上，是在杨某3已造成危害性和损失后的行为，其本身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和危害性，请求法庭考虑此显著轻微的犯罪情节，对其作出减轻处罚。6、被告人杨某2在侦查机关没有掌握案件线索的情况下，在侦查机关调查杨某3案件时，如实坦白交代了涉案300万元的事实经过，属于自首，应当减轻处罚。综上，建议对被告人杨某2涉嫌挪用公款300万元一案作出减轻处罚的判决，对杨某2判处免除刑事处罚或适用缓刑为宜。经审理查明：一、2012年8月10日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XX村村委会、X公司与XXX公司签订太原市XX村改造项目开发合同，见证人为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镇政府。X公司于2013年10月开始进行城中村改造，10月23日收到镇财政所拨付的第一笔拆迁补偿款。根据账面显示，2013年9月底，现金余额为1017537.47元，银行存款余额为392366.52元，货币资金合计1409903.99元。2013年10月到2014年12月底，X公司收到各项零星收入571757.97元。2013年10月XX城中村改造启动以来截止2014年12月底，XXX公司共计打入金胜镇拆迁补偿及清表费33700万元，其中包括退还XXX房地产公司的2000万元。金胜镇陆续支付XX拆迁补偿款共计29笔共计38010万元，其中包括退XXX房地产公司的2000万元，超出4310万元是由金胜镇财政所公款垫付的。2014年8月1日，同案犯杨某3以抵押借条的形式，用杨某4借其妻子赵某700万元的借条作抵押，安排被告人杨某1提取拆迁补偿款400万元交给其用于个人使用。同年8月19日、20日，杨某3以杨某4的名义打下借条，安排被告人杨某1分别提取拆迁补偿款110万、480万，共计590万元交给其用于个人使用（上述现金支票存根用途处均写有“拆迁补偿款”），上述款项至今未还。同时查明，办案单位在侦查杨某3、杨某2、郭某涉嫌挪用公款一案时，发现XX居委会出纳杨某1有帮助杨某3挪用公款990万元的重大嫌疑，2015年7月3日，办案单位传唤被告人杨某1到案，其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上述事实，由经控辩双方当庭出示的、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足以认定：1、X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农村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出具的XX村城改资金情况的说明、关于XX村预拨征地款的情况说明、山西省2014年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征收集体土地协议、征收储备土地协议证实，X公司于2013年10月开始进行城中村改造，10月23日收到镇财政所拨付的第一笔拆迁补偿款。根据账面显示，2013年9月底，现金余额为1017537.47元，银行存款余额为392366.52元，货币资金合计1409903.99元。2013年10月到2014年12月底，X公司收到各项零星收入571757.97元（其中有2013年、2014年结转电费收益129333.47元，收经济公司2009-2014承包费18万元、收处置村西门楼废铁款等费用），其余收入为镇财政所拨付的城中村改造整村拆迁补偿款36010万元（2013年收财政所22710万元，2014年收财政所13300万元）和镇财政所拨付的预拨征地款100万元（2014年12月29日收社区预拨征地款）。2013年10月XX城中村改造启动以来截止2014年12月底，XXX公司共计打入拆迁补偿及清表费33700万元，其中包括退还XXX公司的2000万元。镇支付XX拆迁补偿款29笔共计38010万元，其中包括退XXX房地产公司的2000万元，超出4310万元是由我镇财政所公款垫付的。2014年8月9日收晋源区国土分局XX村、古寨村征地款7397.7万元，其中XX村6926.85万元，2014年12月18日预拨100万元，因XX村未拿出正式分配方案，故剩余资金暂未拨付。2、杨某4借赵某700万元的借条、杨某4借X公司590万元借条、记账凭证、现金收入凭单、对账单证实，2014年4月9日杨某4借赵燕人民币700万元，现金收入凭单（盖印有会计杨某5、出纳杨某1印章）显示2014年8月1日信用社取现420万元，杨某38月1日借取400万元；2014年8月22日，杨某4借X公司拆迁款590万元，现金收入凭单（盖印有会计杨某5、出纳杨某1印章）显示2014年8月19日取现110万元，2014年8月20日取现480万元（上述现金支票存根用途处均写有“拆迁补偿款”）。3、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太原市城中村改造实施计划的通知、中共太原市晋源区委、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政府关于转发晋源区晋阳湖片区建设领导组《晋源区晋阳湖片区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的通知、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政府关于《金胜镇XX村集体经济改制策划方案》的批复，太原市XX村改造项目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证实，2012年8月10日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XX村村委会、X公司与XXX公司签订太原市XX村改造项目开发合同，见证人为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镇政府。按照“政府主导、以区为主、项目捆绑、各区统筹、市场运作、扎实推进”的原则，由XXX公司推进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XX村改造进程。项目用地概况：位于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XX村。项目政府手续由XXX公司负责办理并承担相应的办理费用；太原市晋源区XX村委会配合提供相关证件、手续及资料。4、到案经过证实，在杨某3、杨某2、郭某涉嫌挪用公款一案的侦查阶段，办案人员调取到相关借条的情况下，发现XX居委会出纳杨某1有帮助杨某3挪用公款990万元的重大嫌疑，2015年7月3日，办案单位传唤杨某1到案，杨某1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5、杨某5询问笔录称，2014年7月至12月在XX居委会担任报账员。因为村财镇管，我们居委会没有会计，由镇里经管站统一管理。村里的报销单据整理后送到金胜镇经管站下账，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在2014年10月份前在村里放着由我保管，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到经管站签字备案后盖章可以提钱。10月份以后经管站把现金支票和转战支票全部拿回镇里经管站管理，需要用钱，我按村长杨某3的安排填好支票审批单，村长签字，送经管站由站长刘卫萍签字，交给记账员张雪莲，张雪莲填好支票盖好章后再给了我，我就能到信用社取钱了。我在任XX报账员期间，XX的开支情况不正常，白条顶库现象严重，有几千万元，但具体数字不清楚。杨某3要借钱的时候，一般都是和我还有杨某1一起说的，我和杨某1在一个办公室里，杨某3都是说村里进行整村拆迁改造，需要付村民拆迁费或者要付给在建工程的工程款还有拆迁企业补偿，我和杨某1按照杨某3安排到银行取钱，然后取出钱后由杨某1给了杨某3。我作为报账员将钱交给杨某1后，跟杨某1要过下账的手续，由于取得钱数累计越来越大，我这也没有办法报账，而且杨某3不仅没有给原先的手续，还原来的钱，还一次次的让我和杨某1去提款给他。我多次找杨某1说这个事，杨某1和我说杨某3还不了；我不仅向杨某1问过，还向杨某3问过，杨某3总是说钱已经用出去了，过两天办手续，却迟迟一直没有手续也没有还钱，并且又一次次的让我和杨某1再提钱给他。杨某4是杨某3的二哥，赵某是杨某3的老婆。第二次询问笔录称，村里用钱取款由我陪同杨某1一起取，在经管站办理手续是我负责的，拿上取款手续去金胜信用社取款，拿出钱后，就由杨某1负责清点保管，回村后我填写现金入库单，此时钱就由杨某1负责了，我就等着杨某1拿回手续后报账。我当上报账员以后，10月22日以前是口头安排的，这个日期以后因为有了审批单，杨某3就是书面安排的，告诉我填写好相关内容，由他签好字后，我到金胜镇经管站找站长刘卫萍签字后去银行取钱。每回杨某3都是说村里要用钱，我和杨某1都在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告诉杨某1，或者是告诉我，然后我和杨某1再相互转告。每次提钱我们一起去取钱。10月份后，书面安排也是杨某3告诉我和杨某1两个人，有的时候我和杨某1彼此不在的时候，就告我们中间的一个人，然后我和杨某1相互转告，所有填写的书面审批单，都是我按照杨某3的安排填写的内容，杨某3本人签字，然后我去经管站再找站长刘卫萍签字后，找会计张雪莲拿上盖好章的支票去银行取钱。我就是2014年7月中途接上杨建明担任的村里的报账员，没人和我说过相关的规定和制度，我也不太清楚。2014年8月1日信用社取现420万元，票据号码为06570996，这笔手续是我办理的，这笔钱是杨某3安排的，钱也取出来了，取出来给了出纳杨某1，也办理了入库手续，办理了现金入库后，资金干什么用了杨某1负责，我不清楚。2014年8月19日信用社取现110万元，2014年8月20日信用社取现金480万元，手续是我办理的，是杨某3安排的，钱也取出来给了出纳杨某1，也办理了入库手续，办理了现金入库后，资金干什么用了杨某1负责，我不清楚。我当上报账员后每个月都有库存现金，到了10月的时候发现库存现金巨大，达到了几千万，到了11月达到了6000多万。现金从银行取出后，杨某1一直拿不出正规手续，无法下账。2014年8月1日X公司从金胜信用社取现420万元是我办理的。杨某3安排我们取现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付拆迁居民拆迁补偿款，另一个是给拆迁的企业付拆迁补偿款。但这次到底是给村民的拆迁补偿款还是给企业的拆迁补偿款我记不清了。这420万元是杨某3安排好司机拉着我和杨某1到金胜经管站，我把相关手续办理好，然后我和杨某1到金胜信用社的柜台上把420万元现金取出，杨某1对现金进行清点后，他就将钱收好进行保管，然后我们回到村委会财务室我和杨某1共同办理了现金入库手续。现金交给杨某1后，具体如何使用的是由杨某1进行办理的。具体手续因为和其他的现金混杂在一起，何时办理的，有没有相关手续我也记不清了。不清楚杨某1在杨某3拿一张杨某4借赵某人民币700万元的借条抵押后，将XX居委会的拆迁款400万元交给杨某3这件事。2014年8月初，在我和杨某1的办公室，杨某1拿出一张杨某4签名的条子，说“你曾经在杨某4的造纸厂当过保管，你看一下条子上的签名是不是杨某4的字”，我仔细看了一下，对杨某1说这个签名像杨某4的字，然后杨某1就把条子收回去了。杨某1没有对我说过杨某4借赵某人民币700万元条子的用意。我不知道杨某3用这张借条向杨某1借走XX居委会拆迁款400万元。6、杨某6陈述称，2012年杨某3搞融资，我就是开车拉上郭某、潘某、杨某5、杨某1外出办事。2014年8月1日，我拉上杨某1、杨某5取回这400万元后，见到了杨某3，杨某3让杨某1把400万元交给了我，我问杨某3这400万元怎么办，他让我给他留下55万现金，剩下的345万元让我存到农行的银行卡上。我于2014年8月1日将这345万元存到了杨某3让我开的农行卡里。后按照杨某3的安排抓给丁凯150万元、转给马振宇160万元、转给孙某45000元、转给李某250000元。7、杨某4询问笔录证实，2014年4月的时候，杨某4向杨某3借钱，赵某通过转账给杨某4朋友打款700万元。转账成功后一两天，杨某4给了赵某借条，约定了利息，月息三分。杨某3陆续跟杨某4要钱，到杨某3出事跑了以后，杨某4经核算，还剩229万元没有还。这229万元政府要处理杨某3的事情，杨某4将这229万元上交了金胜镇政府。不知道杨某3拿上杨某4的借条做保证，向XX居委会借款400万元的事情。杨某4没有向XX村委会借过钱，2014年8月22日署名是杨某4向XX村借拆迁款590万元的借条不是杨某4书写，2014年11月23日署名是杨某4向XX村借拆迁款1000万元的借条杨某4没有见过，不是其书写的。第二次询问笔录证实，700万元打入了张某的账上。赵某与赵燕是同一人。8、证人赵某询问笔录称，2013年底，杨某3让我到农行办了张卡，放到了杨某3家存放东西的花瓶中，对于这张银行卡上的资金来源我不去清楚，我只是按照杨某3说的办过几次转账。2014年4月9日，杨某3给我打电话“从你的银行卡上转给张某700万元，我将张某的银行卡账号和开户行用短信告诉你。”我就按照杨某3短信上通知的名字和账号把钱转给了张某。9、赵某询问笔录称，2014年4月9日，杨某4向我和杨某3借过700万元，我不清楚杨某3的钱从哪来的。10、王某、孙某证言证实，2013年杨某3向王某借款45000元，后来还钱时，王某让将钱打在孙某的银行卡上。11、李某2证言证实，李某2是太原立通典当行经理，该公司共计借给杨某3二次钱，2013年5月30日借给杨某3300万元，同年8月26日连本带利全部还清；2014年1月3日，杨某3借款150万元，有借款协议、收条，转账到赵某，付款人是赵立宗，后共计还了利息50万元，2014年8月4日，杨某6给李某2转款5万元就是其中的利息。12、被告人杨某1供述称，2012年改制后至今担任XX居委会的现金保管，因为XX村改制后，所有的债权债务由X公司承担，所以我也是X公司的现金保管。我的职责是现金的入库、出库和保管。X公司的现金收支程序：X公司的收入和支出是按照主人杨某3安排，村里需要用钱开支的时候，取现金的经过是我和报账员按照居委会主人杨某3的安排，报账员先到金胜镇经管站将取现金的相关手续办好后，我和报账员相跟上取现金。现金取出后，由报账员先办理现金入库单，然后按照杨某3的安排支付给相应的用款人，如果属于正常开支，相关手续完善，报账员就会办理现金出库单，由报账员到金胜镇经管站进行下账处理。杨某32014年8月1日给我押了一张杨某4借杨某3老婆赵某700万元的借条，让我提款400万元。我问过他借款的用途，他说“我先个人借上400万元用，你啥也别管，我这有张杨某4借我老婆700万元的借条，给你押到这，如果我过几天还不了，拿这700万元顶。”因为他是主任也是书记还是X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就按他说的做了。杨某3安排了司机，司机拉着我们去了金胜，杨某5在经管站先办理了提款手续，然后杨某5和我一起在金胜信用社提了现金。拿到现金后我们就回到村里，我们按照杨某3的安排或者将钱交给杨某3本人，或者将钱交给杨某3的司机杨某6，我和杨某5回到办公室，他开具现金入库单。杨某3要借400万元是取钱前跟我说的，当时杨某5不在场，随后我回到我办公室，就我和杨某5两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我还让杨某5看过杨某4打的条子的真实性，杨某5说那张条子是杨某4的笔迹，同时告诉了杨某5，杨某3用这张700万元的个人借条押着，借款400万元。杨某5清楚这400万元是杨某3借款。随后杨某5和我就回办公室办理了现金入库手续，没有办理出库手续，因为这是白条顶库存，杨某3借款无法办理出库。2014年8月22日杨某4签字打借条借款590万元。当时杨某3是在我面前现场写的条子，我追问他借钱是要干什么用了，他说：“我借上590万元办事用，你啥也别管，我给你现在以杨某4的名义打个借条，如果我过几天换不了，拿我兄弟的补偿款项。”因为他是主任也是书记还是X公司的法人代表，只能按照他说的去办，而且造纸厂确实是他二哥杨某4的，也评估过3400万的补偿款，也就按照杨某3的安排办了。杨某3安排了司机，司机拉着我们去了金胜，杨某5在经管站先办理了提款手续，后来我和杨某5一起在金胜信用社提了现金，拿到现金后我们就回到村里，按照杨某3的安排或者把钱交给杨某3本人，或者交给杨某3的司机杨某6，我和杨某5回到办公室，杨某5开具现金入库单。杨某3以他二哥杨某4的名义打借条借款590万元，我没有和杨某4说过。因为是白条顶库存，杨某3借的款，无法办理出库手续。借这590万元，杨某3是取钱前和我说的，当时杨某5也在场。2014年8月19日杨某3在XX居委会向我借590万元，也没说这钱是干什么的……我和杨某5在2014年8月19日取了110万元在XX居委会给了杨某3，2014年8月20日取了480万元给了杨某3派过来的人。二、XX经济公司是由XX村委会于2007年注册成立的集体所有制公司。2009年同案犯杨某3（在逃）担任XX村委会主任，经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XX经济公司由杨某3承包经营，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年上交村委会5万元承包费。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XX村进行城中村改造，与XXX公司合作开发。2012年6月27日，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政府向晋源区金胜镇人民政府及晋源区民政局下发关于金胜镇XX村集体经济改制策划方案的批复及关于撤销金胜镇XX村民委员会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同意原XX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职能由XX村社区居民委员会行使，其经济职能由该村设立的股份制经济组织X公司行使。2011年12月25日XX村成立监督委员会，由被告人杨某2（又名“杨跃娃”）任组长。2014年7月14日，同案犯杨某3（在逃）将X公司保管的拆迁补偿款300万元转至杨某3承包的XX经济公司账户；同日，同案犯杨某3安排郭某（另案处理）将这300万元拆迁补偿款，分别给刘某转账160万元，给李某1转账40万元、给张某转账100万元。2014年9月初，被告人杨某2在其他财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签字盖章，并将签字审批时间提前至2014年7月31日，使得300万元公款顺利下账。同时查明，2015年6月4日，办案单位在掌握同案犯杨某3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已经潜逃的情况下，发现被告人杨某2有协助杨某3挪用公款的嫌疑，随即通过询问被告人杨某2后，将被告人杨某2传唤至办案单位。上述事实，有经控辩双方当庭出示的、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足以认定：1、太原市、晋源区政府文件，X公司成立、变更材料、会议决议、批复，情况说明、银行对账单、改造项目开发合同等证实，XX村与XXX公司合作进行城中村改造，原XX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职能由XX村居委会行使，其经济职能由X公司行使。XX经济公司于2009年和2012年经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委托给杨某3承包经营。XX经济公司与XX村委会（居委会）及X公司没有业务往来。2、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人民政府、X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XXX公司自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7月22日，共拨给金胜镇财政所33700万元，然后金胜镇财政所于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11月12日，拨给X公司38010万元，其中金胜镇政府垫付4310万元。此38010万元属于XXX公司和镇政府垫付的用于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补偿款，该款项由X公司转给XX经济公司300万元，属于太原市金胜镇财政所转给X公司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补偿款。3、XX村两委会会议记录、证明材料、情况说明证实，2011年12月25日XX村成立监督委员会，由杨某2（杨跃娃）任组长。杨某2在担任组长期间在审核财务单据后所签名字为杨跃娃。4、情况说明、转账支票存根、银行对账单证实，2014年7月14日，X公司给经济公司转账300万元（农村信用社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记载出票时间为2014年7月14日，收款人为XX经济公司，支出审批单上签的日期是2014年7月31日，有村支书、村主任杨某3及村民理财组组长杨跃娃签名确认）。XX经济公司分别给刘某转账160万元、给李某1转账40万元、给张某转账100万元。5、杨某5询问笔录证实，2014年7月我上任没有几天的时候，杨某3在居委会办公室让我从X公司往XX经济公司转账300万元，他当时说是两个企业之间的正常经济往来，过一段时间就会还回来。我拿上X公司的转账支票到经管站盖了X公司的财务章，然后到金胜信用社办理转账。这300万元我不知道干什么了，杨某3没有和我说过。6、被告人杨某1供述证实，2014年7月以前我们村的报账员是杨建明，之后是杨某5。我作为一个现金保管，我必须按照杨某3说的去做，村里的资金实际就是这的运作的，就是杨某3说了算。2014年12月底杨某3到我和杨某5办公室对我们说XX经济公司要把以前借的全部款项共计390万元都要还给X公司，我向杨某3提出没有交回现金来，就让我记收到现金，这不符合规定，完了杨某3又对我说一两天就会把钱拿回来的，我又说你总是打白条顶现金库存，现在年底了，你应该把所借的现金都拿回来，包括这390万元，我才能给你记现金入库。后来杨某3当场写了一个今借到X公司现金390万元的条子，然后我就在现金入库凭单和收据上盖了我的名章，并告了杨某5。后来杨某5没有交给我390万元现金。后来这张条子不在了。当时XX拆迁户进行房屋置换现金，每户应拿现金48万元，103户共计4944万元，103户村民在置换协议和收据上签了字，但是这4944万元现金是由杨某3领取的，杨某3用这4944万元将他以前所打的白条抽掉了，其中就包括390万元的白条借款。7、被告人杨某2供述证实，2009年至今我开始担任XX经济公司的经理。2012年到2014年担任XX居民监督委员会组长。我是全面负责监督委员会的工作，由我召集理财小组审核账目支出，一致审核通过后，由我签字并盖章才能由报账员去镇里经管站下账。2014年9月初，我和杨某5两个人同时去了杨某3的办公室，杨某3和我说有一个300万元的支出，是给XX经济公司的，钱已经转走了，需要下账。我知道XX经济公司从2012年开始已经没有什么业务了，也没给村里干过活。我问杨某3300万元是干什么用了，杨某3也说不上来，我当时开始就不同意给杨某3签字，僵持了一阵，杨某3求我给签了字吧，说过一阵就能还回来，当时会计杨某5也在场。我当时和杨某3说你得说话算数了，他说肯定算数，我在其他理财小组成员不在的情况下也就私自签字盖章了，后来也没和其他理财小组的成员说过这件事情。于是在我签字盖章后这笔300万元的款就下了账了。如果没有我签字，这钱没法下账，是我自己的监管不利，也一直觉得很内疚。这300万元都是政府的拆迁款，居委会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当时为了下账我按照杨某3的要求将签字的日期提前到2014年7月31日，只有这样能下账。我不知道这300万元干什么了，我只是一直催着让他还钱了。8、郭某供述证实，我在XX经济公司担任会计。2014年7月14日X公司转入XX经济公司300万元，当时杨某3告我说从X公司借了300万元，让我注意查收一下。杨某3没有告我说这300万元干什么用了。这300万元于当日进了XX经济公司账后，于当日将300万元中的160万元转给了刘某，100万元转给了张某，40万元转给了李某1，是杨某3个人安排我转的，我是听领导安排的。9、证人刘某、李某1、张某证言证实，2014年7月14日，杨某3给刘某卡上打了160万元，并于当晚又给了其5万元现金，承诺年前将剩余的钱付给了刘某，于是刘某就将借条还给了杨某3，160万元刘某称被其输光了。李某1与杨某3之间的借款比较频繁，2014年7月14日打的钱不是还借款就是李某1工地上的资金周转不开借的钱，想不起来了，不清楚XX经济公司是什么性质的公司。2014年7月14日帮助史国清收过100万元的转账资金，史国清说是别人还其的欠款，后来忘记是转账还是现金给了史国清了。针对公诉机关指控及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意见如下：关于被告人杨某1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杨某1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1没有挪用拆迁补偿款的故意，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也没有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被告人杨某1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经查，被告人杨某1作为太原市晋源区XX村及X公司的财务人员，明知同案犯杨某3实施以抵押借条的形式挪用公款990万元的行为，仍帮助其实施提取拆迁补偿款并交给其个人使用，被告人杨某1应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其共犯的地位不受“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限制。辩护人关于此的辩护意见，不予认定。关于辩护人所提被告人杨某1没有实施挪用公款的客观行为，被告人杨某1只是X公司名义上的出纳，其实质并不履行出纳的职责，被告人杨某1对杨某3的两笔用款不应当负责，至于村民们是否能拿到实际补偿款，与被告人杨某1无关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杨某1作为X公司的财务人员，理应遵守相应的财务制度，恪守财务人员操守，在明知杨某3将拆迁补偿款990万元私自使用的情况下，非但未予以拒绝，仍帮助杨某3提取款项，其行为应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辩护人关于此的辩护意见，不予认定。关于被告人杨某1的辩护人所提本案涉案拆迁补偿款38020万元系来源于XXX公司，且从拆迁补偿款的用途看，涉案款项均不具有公款的性质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记账凭证、现金收入凭单及现金支票存根均可证实，被告人杨某1代表X公司提取的钱款用途均为拆迁补偿款。根据太原市城中村改造的文件政策，太原市城中村改造建设可由村委会或改制后新组建的具有相应产权的单位在原地上拆迁改造，也可以与投资商联合改造建设或委托开发商独立改造建设。城中村改造以太原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按照“政府主导、以区为主、项目捆绑、各区统筹、市场运作、扎实推进”的原则实施。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本行政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各区（管委会）城中村改造领导组及其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城中村改造工作。由此可见城中村改造的主导部门为政府，村委会在实施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配合政府实施土地测量、人口统计等工作。本案中，2012年8月10日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XX村村委会、X公司与XXX公司签订太原市XX村改造项目开发合同，见证人为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镇政府。按照“政府主导、以区为主、项目捆绑、各区统筹、市场运作、扎实推进”的原则，由XXX公司推进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XX村改造进程。在此过程中的，XXX公司共计打入金胜镇拆迁补偿及清表费共计3亿余元，且由于村财镇管，该款项均由镇经管站统一保管，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方可使用，故本院认为，涉案的拆迁补偿款均具有公款的属性。辩护人关于此的辩护意见，不予认定。综上，被告人杨某1之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关于辩护人所提被告人杨某1在共同犯罪中应当认定为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归案后主动坦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悔罪的表现，且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并未获利且系是初犯、没有前科，建议对被告人杨某1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一致，予以认定。关于被告人杨某2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经查，被告人杨某2作为村民理财小组的组长，对本应属于村委会的公款有监督使用的职责。而被告人杨某2在明知该300万元已被挪用的情况下，仍进行了财务监管签字，使得300万元公款顺利下账，其在主观上有对同案犯杨某3实施挪用公款行为的放纵，客观上实施了签字下账的行为，故被告人杨某2应构成挪用公款罪共犯。辩护人关于杨某2在签字时犯罪行为已经完成，杨某2没有和杨某3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同案犯杨某3将公款300万元于2014年7月14日挪用并非法转给其他三人，2014年9月初，被告人杨某2签字并将审批时间提前至2014年7月31日。至此不足三个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384条之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还时构成挪用公款罪，故在杨某2签字之时，尚不足三个月，被告人杨某2补签字的行为发生于挪用公款犯罪行为的过程中。故辩护人关于此的辩护意见，不予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1作为太原市晋源区XX村现金保管，明知同案犯杨某3实施以抵押借条的形式挪用公款990万元的行为，仍帮助其实施提取拆迁补偿款并交给其个人使用或支配，数额巨大至案发时尚未归还，被告人杨某1之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杨某2作为XX村监督委员会组长，明知同案犯杨某3实施挪用公款300万元的行为，在其他财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签字审批时间提前并私自签字盖章，使得300万元公款顺利下账，超过三个月未还，被告人杨某2之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杨某1、杨某2在与同案犯杨某3的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较小，所挪用赃款亦全部由杨某3处理，二被告人均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现有证据表明被告人杨某2并未直接实施将拆迁补偿款取出或转移的行为，仅可证明被告人杨某2在公款已被转移给其他个人后实施了补签字帮助下账的行为，综合考虑被告人杨某2犯罪的性质、主观恶性及系从犯的情节，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2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判处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杨某1直接参与实施了受杨某3安排将拆迁补偿款提取并交给杨某3个人使用或支配的行为，其到案后及庭审中对犯罪事实均予以了认可，系自愿认罪，依法可从轻处罚，本院认为应充分根据被告人杨某1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其认罪态度等具体情节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某1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7月3日起至2020年7月2日止。）二、被告人杨某2犯挪用公款罪，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三、继续追缴挪用公款违法所得300万元及990万元后依法返还太原市晋源区XX村村委会。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 判 长  刘 婧代理审判员  冯韶林人民陪审员  郭俊杰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耿世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