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8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李光生，男，198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徐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茂，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李远秋，女，199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锦生，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梁炜健，男，199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上诉人李光生因与被上诉人李远秋、原审第三人梁炜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8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光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茂，被上诉人李远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锦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光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远秋的全部诉讼请求；2.改判李远秋向李光生支付律师费9000元；3.改判一审受理费、反诉受理费由李远秋承担；4.二审诉讼费由李远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借据》无效，李远秋并未实际收到7万元借款。1.2019年8月9日李远秋和其丈夫黄浩宁、以及一位不明身份人员在现场威胁李光生，要求李光生支付高额的高利贷利息和高额的本金，若不同意就要派黑社会人员收数，李光生当时一时恐惧就签了该《借据》。2020年6月15日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出李远秋的丈夫多次恐吓威胁李光生，可以佐证李光生签署该借据时受到威胁恐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李远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试图实现其套路贷的目的，因此该《借据》无效。2.李远秋及其丈夫逼迫李光生签署《借据》后，还要求李光生当场走账制造流水，李光生当场向李远秋指定的银行账户（梁炜健账户）转回款项，实际并未收到该笔七万元，故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合同关系。李远秋以此《借据》提起诉讼行为属于虚假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应自行承担，同时一审受理费、反诉受理费、上诉费用以及承担恶意诉讼导致李光生支出了律师费9000元。二、李远秋原审中主张的48000元债权与本案无关，应另案起诉。三、48000元借款并未约定利息，应当认定为无息，李光生向李远秋支付的款项均为偿还借款本金。根据2020年8月20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故该笔48000元借款应当为无息。原审判决仅凭李远秋单方阐述就认定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4分，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李远秋支付的律师费应由其自行承担。《借据》系无效合同，李远秋律师费应当由其自行承担。退一步说，一审李远秋并未全部胜诉，一审仅仅支持李远秋支出的律师费对李光生不公平。五、据了解李远秋丈夫长期从事高利贷生意。恳请法院通过查询系统，查询李远秋夫妻在法院系统的诉讼案件情况，进一步查明李远秋夫妻是否长期从事高利贷生意。六、本案涉嫌套路贷。李远秋第一次聘请的律师因该案涉嫌套路贷而拒绝出庭继续代理，之后重新聘请律师代理，套路贷的典型套路是制作虚构流水、无效借条、利息转为本金利滚利等形式。本案的无效《借据》和虚假流水就是最典型的套路贷形式。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支持李光秋的全部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李远秋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李光生提及的2020年6月15日微信聊天记录与2019年8月9日签署的借据间隔了差不多1年时间，微信聊天记录跟1年前的借据应该是没有什么关联的。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梁炜健未到庭，亦未答辩。李远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光生向李远秋偿还借款本金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7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从2019年8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李光生向李远秋支付因实现本次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光生承担。一审诉讼中，李远秋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李光生向李远秋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7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从2020年2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李光生向李远秋支付因实现本次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光生承担。李光生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李远秋向李光生支付律师费9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李远秋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9日，李光生向李远秋出具《借据》一份，上面载明：借款人李光生因做生意需资金周转向出借人李远秋借款70000元，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如借款人逾期归还借款本金或任何一期利息，出借人可直接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仅限于律师费、交通费、住宿费、评估鉴定费、诉讼费、保全费、调查取证费等）由借款人承担。当日，李远秋向李光生转账支付了70000元，李光生在收到该70000元后又转账给了梁炜健，梁炜健收到后将该70000元返还给了李远秋。李远秋主张本案借款是因李光生于2017年7月10日向李远秋借款50000元后未足额支付借款本金和利息产生的，是双方对于2017年7月10日借款的重新确认，上述2019年8月9日出具的《借据》是将2017年7月10日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但为了区别两笔借款，故制造了李远秋、李光生和梁炜健之间的银行流水，本案实际系以新贷偿还旧贷形成的借贷关系。为此，李远秋提供了其与李光生的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和支付宝聊天记录拟证实双方于2017年7月10日产生的借贷关系，并主张该借款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4%。其中，2017年7月10日李远秋通过支付宝向李光生转账了48000元，其后李光生于2017年8月11日向通过支付宝向李远秋转账了2000元，2017年9月11日转账2000元，2017年10月11日转账2000元，2017年11月16日转账2000元，2017年12月14日转账2000元，2018年1月10日转账2000元，2018年3月11日转账4000元，2018年4月16日转账2000元，2018年5月17日转账2000元，2018年7月14日转账4000元，2018年8月18日转账2000元，2019年11月15日转账2800元，2019年12月31日转账1500元，2020年1月16日转账4100元。李远秋主张2017年7月10日的借款李光生已经按照月利率4%的标准支付了截止至2018年8月的利息，后由于李光生一直未有继续支付利息达一年时间，故双方于2019年8月9日重新结算上述借款未归还的一年利息24000元和借款本金50000元合计74000元，并重新出具借款本金为70000元的借款凭证，约定利息为每月1400元。李光生确认曾于2017年7月10日向李远秋借款48000元，但抗辩称该笔借款双方并未约定利息，其已经向李远秋归还了上述借款本金34400元，且该笔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另，李光生主张2019年8月9日出具的《借据》是在李远秋的逼迫之下签订的，其在收到李远秋转账70000元后即转账给梁炜健，其并未收到本案70000元借款，李远秋制造虚假流水的行为系套路贷行为，但李光生并未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另查明，李远秋为本案纠纷与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了律师费10000元。李光生为本案纠纷与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了律师费9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李光生主张本案涉及“套路贷”犯罪，但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情况，以李光生所陈述的事实及本案现有的证据，尚难以对本案涉及“套路贷”犯罪这一主张产生合理怀疑，且李光生一直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不符合常理，故李光生主张本案涉及“套路贷”犯罪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李光生又主张其系因受胁迫而出具借贷金额为70000元的《借据》，但其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一审法院对于李光生此抗辩意见也不予采纳。因此，在现有证据条件下，不足以认定涉案借款合同违反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涉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主要争议在于涉案70000元借款是否为双方2017年7月10日借款的延续，是否为2017年7月10日借款本息结算后重新确定的借贷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双方对于2017年7月10日的48000元借款无异议，李远秋提出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4%，李光生抗辩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但李光生的还款记录显示，李光生每个月固定还款2000元，正是借款50000元按照月利率4%计算得来的金额，且李远秋也是在预扣了2000元利息后向李光生转账48000元，李远秋的陈述与李光生的还款行为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就该笔借款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4%；第二，在签订本案《借据》前，李光生共还款26000元，可以结算为2017年7月10日借款截止至2018年8月的利息，双方于2019年8月9日签订本案《借据》，《借据》上的70000元本金也与2017年7月10日借款截止至2019年8月未还的本息金额基本相符；第三，本案《借据》出具后，李光生又重新向李远秋还款，共计还款8400元，可以结算为70000元借款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6个月利息。李光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签订《借据》的法律后果，且其在一审法院要求本人到庭参加诉讼的前提下也未到庭解释涉案借款的来龙去脉，反而李远秋为此作出了合理解释。综上，李远秋的陈述与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故一审法院采信李远秋的主张，认定涉案70000元借款为2017年7月10日借款的延续，其主张的涉案70000元借款是2017年7月10日借款本息结算后重新确定的借贷关系，对于李光生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借款本息的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和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2017年7月10日借款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4%，已然超过上述法律规定，超过部分的利息应抵扣借款本金。2017年7月10日实际出借的金额为48000元，李光生已经还款26000元，借款利息为月利率4%，上述已还的26000元利息，应视作是按照年利率36%归还的利息，经核算，可以抵扣18个月的借款利息，即截止至2019年1月10日的利息。2019年1月11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利息应以48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为6720元，故2017年7月10日的借款本息可以计入2019年8月9日借款的本金金额应为54720元（48000元+6720元），李远秋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计入本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9年8月9日的《借据》中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李光生已经归还了8400元，结算可以抵扣7个月零20天的借款利息，即截止至2020年3月29日的借款利息，2020年3月30日之后的借款利息应以5472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李远秋主张的律师费问题。双方已明确约定李远秋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均由李光生承担，现李远秋主张律师费10000元，并提供《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光生的反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光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李远秋清偿借款本金54720元及利息（利息以54720元为本金，自2020年3月30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至全部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二、李光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李远秋支付律师费10000元；三、驳回李远秋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李光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838元，由李远秋负担180元，由李光生负担658元；反诉费25元，由李光生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核，李远秋于2020年5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时，要求李光生支付李远秋因实现本次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并提交其与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作为证据；诉讼过程中，李远秋向一审法院提交落款时间2020年7月20日的《撤销授权委托申请书》，撤销原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另提交落款时间2020年7月27日的《授权委托书》、与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并在2020年7月28日庭审时变更相应诉请为要求李光生支付律师费1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仍在于2019年8月9日李光生出具的《借据》是属于双方2017年7月10日借款的延续还是属于涉嫌“套路贷”犯罪，以及借款有否约定利息、律师费应否由对方承担等问题。关于案涉借款合同关系的效力问题。李远秋主张2019年8月9日李光生出具的《借据》是属于双方2017年7月10日借款50000元重新结算的延续，李光生也确认曾于2017年7月10日收到李远秋借款48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李光生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的规律性还款情况而采信李远秋主张的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4%的事实，结合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期间李光生中断还款的时间间隔，计算截至2019年8月未还借款本息与2019年8月9日《借据》记载的70000元金额基本相符的情况，进而认定李远秋主张的涉案70000元借款是2017年7月10日借款本息结算后重新确定的借贷关系，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本院予以认同。李光生抗辩本案涉及“套路贷”犯罪的理由不能成立；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认定李远秋长期从事高利贷生意，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贷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利息问题。2017年7月10日借款发生时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4%，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司法保护上限，一审法院认定超过部分的利息应抵扣借款本金，并核算2019年8月9日之前李光生已经还款26000元可以抵扣截止至2019年1月10日的借款利息正确，认定2019年1月11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利息应以48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核算可以计入2019年8月9日借款结算金额应为54720元（48000元+6720元）亦无不妥。但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规定，2019年8月9日结算款中的6720元是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不应再计入后续计算利息的借款本金基数。经核算，2019年8月9日之后，李光生已经归还了8400元，可以抵扣借款48000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8个月利息，余款尚有720元可以抵扣2020年4月9日之后的借款利息；2020年4月9日之后的借款利息应以48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判决对2019年8月9日之后的利息计算标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律师费问题。对于李远秋主张的律师费10000元，在涉案借款实际发生时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对此项费用作出约定，且李远秋在诉讼中仅提供《委托代理合同》和发票，没有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不足以证实已经实际支出该笔费用，故一审判决判令李光生向李远秋支付律师费100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李光生主张本案系虚假诉讼和存在“套路贷”行为导致其为应诉支出律师费9000元，经审查亦缺乏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光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一审判决作相应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837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8376号民事判决二、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83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光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李远秋清偿借款本金54720元及利息（利息以48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9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扣减720元）；四、驳回李远秋的其余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838元，由李远秋负担227元，由李光生负担611元；反诉费25元，由李光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43元，由李远秋负担445元，李光生负担11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邹迎晖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何贤羡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