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2401民初2388号原告：延吉市启点教育培训学校，地址：延吉市爱丹路。法定代表人：易礼军，该校校长。委托代理人：刘婷婷，女，汉族，该校老师。委托代理人：高席，吉林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勋，吉林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海涵，男，汉族，现住：延吉市龙华尚城。委托代理人：崔虎哲，吉林阿里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薛辉，吉林阿里郎律师事务所律师。案由：侵权责任纠纷。原告延吉市启点教育培训学校与被告王海涵之间劳动争议与侵权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雪松独任审判，于2016年4月20日和5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延吉市启点教育培训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易礼军和委托代理人高席、李勋，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崔虎哲、薛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第一次开庭审理前，根据原告的申请并提供担保，对被告所有的房权证号为延房权证字第**号的房屋进行了保全。原告延吉市启点教育培训学校起诉称，2014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教师聘用合同书，聘请被告担任原告物理教师至2017年10月23日止，合同书中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但被告却于2015年11月份在合同约定需在原告处工作期间且未解除合同的情况下，隐瞒原告非法在外开办了教学辅导班，并带走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不仅构成对合同的违反，而且侵犯了原告的相应财产权利。后经原告主动与被告多次协商，要求其停止侵害，但被告拒不听取规劝，持续对原告权利侵害至今。故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因违反合同义务和侵害原告权利造成的损失282870元。被告王海涵答辩称，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与客观不符，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没有违约行为，2016年2月1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离职证明》，双方解除了2014年10月23日签订的《教师聘用合同书》，合同解除意味着合同的权利义务的终止，违约金条款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不具有独立性，因此违约金条款应随之消灭。所以原告依据《教师聘用合同书》中的条款要求承担违约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原告延吉市启点教育培训学校是经延吉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合法营利性办学机构。学校成立于2013年1月6日，到目前有各科优秀教师50多名，教学内容涵盖朝汉族小学、初中、高中的所有科目，以及体艺生文化课辅导、艺术类培训、高考复读、成人短期培训等各种考试辅导，形成了有一定自身特色的教学方式，可同时容纳40多个班级、各年级学员500多名上课，无论是在学生规模还是教学质量方面，都已经在延吉市同行业中处于前列并享有较好声誉。2014年10月23日，作为甲方的原告与作为乙方的被告自愿签订《教师聘用合同书》，聘请被告担任原告处的物理教师至2017年10月23日止。合同书关于“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中第7条、第8条对被告应遵守的相关义务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为被告在原告工作期间内和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带走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不得将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介绍到其他类似的教育培训机构或者其他教师、不得泄露商业秘密、不得恶意散播谣言、不得在其他类似辅导机构同时任教、不得在离职一年内自己开办类似培训教育培训机构，即便一年之后开设类似教育培训也不得带走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否则，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按照带走学生三年的学费标准给予损失赔偿。合同签订后，被告在原告处担任物理老师，但至工作期间届满前的2015年11月份，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在未办理解聘手续的情况下，从原告处带走学生并私自非法开办了教育培训班进行与原告类似的教育培训。后经协商，2016年2月1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了离职证明，其中约定正式离职时间为2016年2月28日，但被告在此时间之前和之后，仍不顾原告的劝告和阻止，继续从原告处带走学生，私自开展教学培训活动，一直到本案诉讼过程中的2016年5月中旬，被告的此项违约行为仍在持续发生。原告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是经教育局等相关行政部门层层审批设立，系正规合法的教育培训机构。证据2.原、被告的聘用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关系的事实；同时在该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如要求被告要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相关的保密事项的事实；被告掌握原告的生源及师资信息后，为原告单位负有保密义务人的事实；原。被告双方约定的竞业限制的范围包括工作期间内与终止劳动合同以后1年的事实；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为被带走学生三年学费的事实。证据3.录像光盘五份，以及被被告带走的原告处学生名单、学生在原告处接受教育培训的收款收据、2015年7月至2016年2月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出勤表，证明：被告在在职期间与离职后（合同期限未满时带走学生欺骗原告提前解除劳动关系），未经原告同意，违反竞业限制条款义务，利用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掌握的生源信息，在外私自非法办班（未经教育局行政许可，未经民政，工商等行政部门备案，未配备相关安全保障措施）并带走32名学生的事实。证据4.原告收取的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学费收据一组、被告签名确认的出勤表一份。证明：证据3中列出的学生名单为被告王海涵在启点教育在职期间任教的学生的事实。证据5.延吉市同行业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聘用合同书两份，证明：与原告同行业的延吉市教学培训机构的合同规范（其中带生教师应对学生负责，竞业限制，保密义务等）；因原告类似的行业的特殊性，被聘用教师掌握大量直接与单位盈利产生直接联系的生源信息和教师信息，故此对竞业限制赔偿约定几乎相同的事实；原告与被告约定竞业限制赔偿条款的合理性。证据6.原告招生成本计算表及相应凭证一组，证明：原告通过正规合法途径，花费大量经营成本（每年费用约1491600元）获取生源的事实，同时证明被告的违约行为已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害及原告损失的严重性。证据7.被告离职证明，证明：被告经原告同意于2016年2月28日正式离职，但也证明被告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在外私自违法办班的行为从被告在职期间持续到了离职以后的事实；离职证明中同样有双方签订的原过去协议中关系双方利益的条款继续有效应予遵守的事实。证据8.2015年被告领取的工资单，证明：原告在2015年已经足额支付给被告年工资71288元（不包含原告给被告支付的劳动保险等），从不拖欠工资以及其他福利的事实。证据9.证人陈媛（身份证号：XXXX，系原告处的学习管理室老师，2015年4月起在原告处任教至今，负责学生日常管理、学费缴纳和课程安排）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被告在启点教育处任教，在尚未离职时将启点学生带走，其可以确定的学生有：赵佳鑫、高华钧、刘明瑶、朴政霖、高敏浩、金圣道、李红羽、王香花、刘畅、刘慧、丁绍宇、鲍鑫、董雨欣、李政炫等。被告开始办班时是将这些学生带到位于延吉市一中附近一处居民房内，后又在延边二中对面的信乘教育培训中心开设补习班。庭上播放的视频中所表现出来的学生仅是一部分，拍摄到的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证据10.证人尹丽丽（身份证号：XXXX，系原告的教学主任，已在原告处工作4年半时间）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被告在2015年年末以各种借口和以假期不带班威胁学校要求离职，但在正式离职前，也就是2016年的2月18日（正月十一）中午发现被告在原告教学机构外的地方办班，带走启点的学生及两名老师。离职时没有进行工作交接和退回工作手册以及其他资料(这些工作手册中和资料中的内容为学校的奖惩办法、管理办法，以及平时教师用来记录的会议信息、学生信息、课程信息；学生信息包括学生姓名、所在学校、年级、学生电话号码及家长电话号码)，并且在原告处学习的延边二中的学生没有一名返回原告处，被告一共带走30余名学生（含假期后不再学习的学生），同时一并带走了2015年学校花费19800元购买的资料下载软件和由被告下载的学习资料。证据11.证人李成龙（身份证号：XXXX，任学校招生策划部主任，已在原告处任职2年零7个月）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被告是学校的全职老师，经后期查证被告带走启点处的学生至少在25名以上，按每名学生在启点学习2-3科，每月学费在1000元左右，全年学费在10000元左右，同时因为被告带走学生，可能给原告还带来名誉上的损失。我们每招入一名学生，大概需要成本1000元左右，因此25名以上学生的非正常流失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损失。上述所列举的证据包括光盘录像和证人出庭所作证言，被告除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6抗辩称系原告单独制作且与本案无关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只是表示对部分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结合被告对证据3、证据4、证据6的质证意见，并与其他证据特别是原告出示的光盘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证据4、证据6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且证据来源客观真实并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况被告未就上述证据提出合理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案系因被告违反双方合同约定而产生的对原告权利侵害的纠纷，虽以劳动合同为基础，但被告从原告处带走学生侵害原告即有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范围，原告选择以被告违约造成损害进行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应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加以处理。本院审理的焦点是：1.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教师聘用合同是否有效；2.被告的行为是否是违约；3.因违约引发的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害；4.原告计算因被告侵权所致损失的方法是否合理。本院认为，原告是经延吉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合法的营利性办学机构，具备与经过考核合格的受聘人员订立劳动合同关系的用人单位。2014年10月23日，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教师聘用合同书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称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之规定，本案原、被告都应当履行按照双方订立的《教师聘用合同书》中约定的义务，当然也包括劳动法律体系中的竞业限制、保守秘密等从义务。原告作为经过多年经营形成一定规模且在延吉市有一定影响力的培训学校，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教育培训理念和招生、教学、激励、处罚等经营模式，作为曾经在原告处工作过的被告，理应履行双方约定和法定的各种随附义务。本案虽是因为被告违反与原告所签订的教师聘用合同所约定的条款，似是属于因劳动合同关系产生的争议，但被告从原告处带走学生的行为不同于劳动合同中的规定的禁业、保密、协助等从属义务，虽与劳动合同有关，却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实际上是对原告权利的侵犯，构成特殊的侵权法律关系，亦即基于违反劳动合同约定而引发的侵权。关于被告的违约问题。原告与被告在双方订立的《教师聘用合同书》“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中第7条、第8条进行了明确，主要内容为被告在原告工作期间内和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带走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不得将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介绍到其他类似的教育培训机构或者其他教师、不得泄露商业秘密、不得恶意散播谣言、不得在其他类似辅导机构同时任教、不得在离职一年内自己开办类似培训教育培训机构，即便一年之后开设类似教育培训也不得带走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否则，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按照带走学生三年的学费标准给予损失赔偿。同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的规定，被告也应当加以遵守。而被告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时就私自在原告教学以外的地方开设与原告相同或相类似的培训班，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后不仅继续从事同类业务，还从原告处带走本来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已经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项“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的规定，对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诚实信用原则所有民事法律体系框架内的基本原则，也是合同法、劳动法等民商法律的基础。它反映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就是只要是双方订立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约定，就必须得到全面的履行和遵守。被告在原告处履职期间和解除合同离开后，借因在原告处担任物理老师的优势，违反与原告订立的聘用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将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带走并参加自己所在教学点的学习，是一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该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利，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被告应当对自身的违约行为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被告称“合同解除意味着合同的权利义务的终止，违约金条款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不具有独立性，因此违约金条款应随之消灭。所以原告依据《教师聘用合同书》中的条款要求承担违约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同时也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依照本法要求共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按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不符，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教师聘用合同书》中第四条乙方权利与义务中的第8项中明确约定了“不允许在辞职后一年内自己（包括合伙）开办类似辅导学校，一年后开办类似辅导学校，不得带走甲方学生，否则甲方有权依法获得赔偿，具体的赔偿标准以被带走学生三年学费为标准计算”。这类似劳动法律关系中的竞业限制义务，被告对合同约定的违反，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违约行为，而且是对原告权利的直接侵犯，原告理应享有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原告作为教育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合法的营利性办学机构，应该允许其他人参与到正常的教育市场的竞争中，如本案被告，只要是合法的、有序的、诚实守信的竞争，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不是无序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竞争，如若不然，不仅会导致类似教育市场的无序和混乱，也会导致对契约精神的伤害，更不利于对守约方权利的保护。因此，被告作为与原告订立合同的一方，当然地应该遵守合同中的各项条款，除非该条款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违背。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双方本着合法自愿原则签订的《教师聘用合同书》，应当得到订约各方的严格遵守，特别是在学生作为原告营利性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的情况下，被告违反在合同中的承诺，将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带走到其他地方学习，是对原告权利的侵犯。所以，在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后，原告依约通过司法程序追究被告的因违约而产生的侵权责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关于被告侵权导致原告遭受损失的问题。（一）被被告带走学生的人数。原告方所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表明，被告从原告处带走的学生人数在30人左右，根据光盘中的录像证据以及原告提供的学生名单，最终将其确定为23人，被告没有确切的证据对此加以反驳，本院予以确认。（二）被告所造成损失的计算标准。原告以教师聘用合同书》中第四条乙方权利与义务中的第8项中“不允许在辞职后一年内自己（包括合伙）开办类似辅导学校，一年后开办类似辅导学校，不得带走甲方学生，否则甲方有权依法获得赔偿，具体的赔偿标准以被带走学生三年学费为标准计算”的约定，本院认为以被带走学生三年学费为标准过高且不科学，如此计算对被告有失公平，因为该计费标准没有去除因学生减少原告而因此少支付的教师工资和提成奖励，没有考虑学生如果继续在原告处学习的时间节点即原告所收取的费用多少。经查实，在原告提供给本院的“被告给本校造成的最低损失一览表（高一学生）”部分中，这些被带走的学生已经在原告处学习了一个学期，是在2015年寒假期间被带，即便按原告的标准计算只至高中毕业，这些学生应该向原告交纳的学费的时间也只有2.5年，而对于高二学生而言最终只有1.5年的学习时间，同时还应减去这些学生被被告带走后少给任课教师发放的工资和提成奖励。原告提供的“被告给本校造成的最低损失一览表”中的学费标准，是以年每名学生在原告处学习期满应交纳学费进行的统计，从学生学习交费的惯例看相对合理，本院予以采信。因此，高一学生部分：被被告带走的高一学生为16人，学生应该向原告交纳学费的时间为2.5年，每年按80课时计，基本课时费为教师为高一学生上课每节课60元，每名教师为对被被告带走上课的每名高一学生提成人头费5元，原告共为教师少发费用为“2.5年×80课时／年（60元＋16人×5元）＝28000元”；高二学生部分：被实行带走的学生为7人，学生应该向原告交纳学费的时间为1.5年，每年按80课时计，基本课时为教师为高二学生上课每节课65元，每名教师为对被被告带走上课的每名高二学生提成人头费5元，原告共为教师少发费用为“1.5年×80课时／年（65元＋7人×5元）＝12000元。（三）如果这些学生不被被告带走，这些学生留在原告处上课应向原告交费问题。原告诉请中以三年整计算，即原告提交本院的“被告给本校造成的最低损失一览表”中（高一部分）为全年费用合计66740元×3＝200220元，（高二部分）为全年费用合计27750元×3＝82650元，两项共计200220元＋82650元＝282870元，该计算不合理，应以被被告带走的时间为准，即高一部分的学生为2.5年、高二部分的学生为1.5年，合计为66740元×2.5年＋27750元×1.5年＝208175元，以此减去任课教师的课时费和提成奖励费为：208175元－2万元－4万元＝168175元，此金额为被告带走在原告处学习的学生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对方当事人请求赔偿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带走学生所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海涵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延吉市启点教育培训学校损失168175元。二、被告王海涵立即停止带走学生侵害原告权益的行为。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1150元，保全费2300，两项合计3450元，由原告延吉市启点教育培训学校负担1399元，被告王海涵负担2051元。如被告未在本判决指定的给付期限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雪松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李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