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6民终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侬天林，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朝芬，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址同上。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陆道晃，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南润和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佳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农春光、杨银（实习），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侬天林、刘朝芬因与被上诉人广南润和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南县人民法院（2015）广民一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6年6月6日、2016年7月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侬天林、刘朝芬及其委托代理人陆道晃，被上诉人广南润和木业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农春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1990年12月，被告侬天林与当时的杨柳井乡西洋村公所街上村民委员会签订《承包荒山造林合同书》，被告侬天林承包该村落水洞一带（东至落水洞石场、南至老坡兄、西抵坡兄木桥、北至杨正陶家半坡，总面积约1100亩）的荒山和荒地植树造林，承包期限自1990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1日止。后被告侬天林户逐年在荒山上种植了杉木、杜仲等经济林木，1996年初，西洋村民委员会坡兄村小组村民认为侬天林种植的经济林木占了坡兄村小组承包地，而引起纠纷，后演变成坡兄村小组与老街村小组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1996年6月15日，广南县杨柳井乡人民政府将调查情况上报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责成乡人民政府作出杨裁字（1996）1号《关于西洋村公所坡兄村民委与老街村民委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裁决》，对林地权属管理界线作了划定，因坡兄村在承包时34.7亩承包土地（当时大部分已丢荒）在划定后归老街村管理的范围内，又从分界线上至下终点涵洞的右边至岩嘴上至山梁，顺梁子直上、顺梁子至坡兄木桥沟的老路所经土坪子丫口处，这一段以水倒向处为界，从土坪子丫口处直线上经老三七地直上突出小山梁顶，从小山梁顶右边顺山梁经丫口过山梁交高压线铁塔处，划定以坡兄村林地连片段100亩左右归坡兄村开荒种地抵34.7亩的承包地。因坡兄村部分群众不服一直反映，2001年7月17日，经广南县调处办与杨柳井乡人民政府、西洋村民委员会召集老街村小组和坡兄村小组到实地进行指界，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达成一致协议：双方自愿维持杨柳井乡人民政府1996年6月15日作出的杨裁字（1996）1号《关于西洋村公所坡兄村民委与老街村民委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裁决》，从公路涵洞的右边至岩嘴上至山梁，顺梁子直上、顺梁子至坡兄木桥沟的老路所经土坪子丫口处，这一段以水倒向处为界，从土坪子丫口处直线上经老三七地直上突出小山梁顶，从小山梁顶右边顺山梁经丫口过山梁交高压线铁塔处，划定以坡兄村林地连片段311亩的山场面积归坡兄村管理使用，以抵坡兄村在落水洞公路边上面（侬天林山林范围内）34.2亩的承包地。2008年6月30日，广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被告侬天林广林证字（2008）第xxxxx号《林权证》，确认位于广南县杨柳井乡西洋村民委员会老街村小组园水井（小地名）215林班4小班9公顷（四至界限为东至集体林地、南至集体林地、西至桉树地、北至桉树地）杉木、8小班28.5公顷（四至界限为东至集体林地、南至集体林地、西至集体林地、北至集体林地）杉木及烂墙（小地名）215林班5、6小班369公顷（四至界限为东至公路、南至沟、西至梁子、北至梁子）杉木、16小班13.3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农艳红林地、南至广八公路、西至农天华林地、北至山顶）栎类林木，三片杉木和一片栎类林木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及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被告侬天林。2011年11月15日，原告公司与被告侬天林协商一致签订《杉木转让协议》，合同约定：被告侬天林自愿将自己栽种的三片杉木（第一片9公顷四至界限为东至集体林地、南至集体林地、西至桉树地、北至桉树地；第二片369公顷四至界限为东至公路、南至沟、西至梁子、北至梁子；第三片28.5公顷四至界限为东至集体林地、南至集体林地、西至集体林地、北至集体林地）卖给原告公司，杉木总价款660000元；采伐指标、指标费、税费及县内运输证由原告公司负责办理，造林贷款和更新保证金由被告侬天林承担；转让期限从2011年11月15日至2013年12月31日；签订合同日原告公司给付被告侬天林60000元定金，余款600000元原告公司砍完树之前付清；如有违约，由违约方负责赔偿对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外，另处违约金500000元。签定合同当天，原告公司给付被告侬天林定金60000元，后因原告公司认为该杉木林权存在争议，双方均未履行上述《杉木转让协议》的其他约定。2014年2月24日，广南县杨柳井乡林业站向广南县林业局林政股出具《证明》，证明被告侬天林户到林政股办理商品林木采伐许可证，其在林业站相关手续已办理清楚望予以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同月27日，原告公司与被告侬天林、刘朝芬经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自愿履行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中除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六条外的其他条款。补充协议第二条将转让协议第四条转让期限更改为从双方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起至杉木拉完止。补充协议第三条将转让协议第六条付款办法变更为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日原告公司再支付定金140000元。补充协议第四条增加付款方式：直径在4～6㎝的4米料原告公司以550元/m3的价格支付给二被告，直径在8㎝以上的原告公司以600元/m3的价格支付给二被告。补充协议第五条增加结算方式：原告公司在每次检尺上车后按实际上车方数结算付款给二被告，直到拉完杉木为止；二被告自愿同意原告公司先从定金中扣抵杉木款，直到200000元定金扣完为止。补充协议第六条增加违约条款：二被告保证在履行期限内转让给原告公司的杉木权属无争议，保证原告公司采伐、运输杉木时无任何纠纷，若出现任何纠纷均视为二被告违约，二被告除承担返还原告公司已支付的杉木款赔偿损失外，还应承担双倍返还200000元定金的责任或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签定合同当天，原告公司再次给付被告侬天林定金140000元。同年2月28日，原告公司缴纳育林基金133965元，同年3月3日，原告公司缴纳设计款50920元，并办理了被告侬天林户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同月21日，原告公司与胡明富签订《砍树、驮树、上车合同》，将其购买被告侬天林户的两片杉树承包给胡明富采伐、归堆、驮运到公路边装好车。同年4月6日，胡明富等人在采伐杉木的过程中，遭到杨柳井乡西洋村民委员会坡兄村小组杨金明等村民阻挠，致原告公司与二被告签订的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同月8日，被告侬天林向杨柳井乡人民政府请求解决纠纷，次日，杨柳井乡人民政府即由政法委书记牵头，与林业站、司法所组成工作调查组，对该纠纷开展调查取证。同月11日，经原告公司与胡明富结算，胡明富等人共采伐148m3杉木，原告公司给付胡明富14620元报酬。同年8月19日，原告公司工作人员与二被告及文山州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王国喜、顾维龙到采伐现场查勘已采伐情况时，发现已采伐丢在山上的部分杉木被人拉到路坎上隐蔽堆放，当晚，二被告拉回自家房背后堆放72节杉木，其余已采伐杉木继续留在山上至今。同年10月14日，经广南县林业局及相关领导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到广南县林业局再次申请办理采伐证，被告侬天林承诺，经本次调解后再因其自身原因导致该片杉树无法按期采伐，全额赔偿原告公司购买该片杉树的定金60000元及办理采伐手续的所有费用。经杨柳井乡人民政府工作组多次做思想工作后，于同年11月14日组织林权争议双方当事人及小组干部进行调解未果。该纠纷杨柳井乡人民政府已及时向县委政法委、县林业局、县法制办等部门汇报请示，目前尚无相关处理结果。本案受理后，因双方当事人对已采伐杉木的材积及经济价值存在争议，经组织双方当事人依法选定鉴定机构后，2015年4月14日，本院依法委托云南云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同年7月10日，云南云林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林木检验报告书》，评估结果为：总立木蓄积为359.511m3，约合原木材积142.76m3，总原木市场综合价评估为人民币132768.49元。原判认为，2011年11月15日，原告公司与被告侬天林签订《杉木转让协议》，2014年2月27日，原告公司又与被告侬天林、刘朝芬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自愿履行双方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中除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六条外的条款，将合同履行期限变更为从签订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杉木拉完止，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虽然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原《杉木转让协议》期限已届满，但法律并没有在合同生效履行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不得重新调整确认、并履行原合同约定的禁止，因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本案因第三人杨柳井乡西洋村民委员会坡兄村小组杨金明等村民的阻挠，致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二被告已违反《补充协议》第六条“保证在履行期限内转让给原告公司的杉木权属无争议，保证原告公司采伐、运输杉木时无任何纠纷，若出现任何纠纷均视为二被告违约，二被告除承担返还原告公司已支付的杉木款赔偿损失外，还应承担双倍返还200000元定金的责任或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的约定，二被告应当向原告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确定由二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公司定金400000元，及赔偿原告公司直接经济损失199505元。原告公司请求判决解除双方于2011年11月15日、2014年2月27日所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理由成立，二被告也同意解除，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第一百四十二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原告公司在每次检尺上车后按实际上车方数结算付款给二被告，直到拉完杉木（款）为止”的约定，双方当事人买卖的杉木应该在上车检尺后才算为交付给原告公司，因原告公司雇请工人已经采伐的标的物（杉木）尚未上车检尺，故该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应由二被告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的规定，合同解除后，二被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方与第三人另案处理。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广南润和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侬天林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及原告广南润和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侬天林、刘朝芬2014年2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由被告侬天林、刘朝芬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双倍返还原告广南润和木业有限公司定金人民币400000元及赔偿原告广南润和木业有限公司各项损失199505元，共计人民币599505元；三、驳回原告广南润和木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695元，由原告广南润和木业有限公司承担6683元，由被告侬天林、刘朝芬承担8012元。鉴定费人民币10000元，由被告侬天林、刘朝芬承担。一审判决送达后，原审被告侬天林、刘朝芬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广南县人民法院(2015)广民一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2、依法改判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继续履行《杉木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3、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转让杉木无权属争议。根据《杉木转让协议》第五条：“甲方负责协调乙方在广南县杨柳井乡西洋村民委老街村小组砍伐杉木时发生的各种矛盾纠纷，在转让期限内积极协助乙方砍伐本片杉木”之约定，只要林权权属无争议，都不是双方解除合同的理由，而在砍伐过程中遭遇的无理取闹等事件，由被上诉人解决，而上诉人也只是承担积极协助的义务。但一审法院既已认定本案所转让杉木的权利人上诉人，也认定了上诉人在培育杉木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业经杨柳井乡人民政府、广南县人民政府解决，且广南县人民政府也已向上诉人颁发了林权证的事实，而最后又以林权权属产生争议作为本案全案的判定理由，确实存在不妥之处。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未积极面对解决第三方的无理取闹，而将其应承担的合同义务转嫁给处于合同劣势的上诉人之上，故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来看，不排除被上诉人利用合同进行欺诈之目的。2、本案无定金约定。一审法院既已认定《补充协议》有效，但未与《补充协议》之间对具体条款的矛盾部分进行分析、释明，机械司法，最终导致判决错误。首先，《杉木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履行终止期限为2013年l2月31日，后因未履行而期限届满，合同终止，定金条款也就终止。同时，合同还约定了违约责任500000元。在合同中，定金条款跟违约责任条款只能择其一，不可能同时存在，故定金条款及违约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其次，既然《杉木转让协议》已约定本次转让的定金为60000元，但《补充协议》又增加定金140000元无法律依据，也就是说《补充协议》约定的定金条款无效。定金条款具有保证合同履行的担保性质，一份合同只可能在第一次签订合同时约定定金，而不可能在之后的付款行为都视为定金，否则，将无限制增加转让方的合同风险，这不符合立法精神，更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据此，签订《补充协议》之后被上诉人支付的140000元应认定为杉木预付款，对预付款也就不应适用定金罚则。再次，双方已变更转让方式，无法明确转让总标的额，根据法律规定，本案何以确定200000元定金是否属于“不超过总标的额20％”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如何审查本案200000元定金的合法性?故本案定金的数额是无法确定的，因此，对无法确定之事项进行约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最后，即便不论《杉木转让协议》的有效性，虽《杉木转让协议》约定了60000元的定金条款，而后《补充协议》又对定金条款进行了变更，如前所述，但因变更事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变更后的定金条款也没有法律效力。据此，本案没有定金约定。3、一审法院未认定被上诉人既已取得的合同利益。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了被上诉人砍伐的杉木蓄积为359.51lm3，砍伐后未拉走的蓄积为233.70m3，故被上诉人已拉走出售了125.81lm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所得部分却只字不提。其次，被上诉人拉走出售部分的砍工、运费、设计费、育林基金也应相应扣除。最后，如果解除合同，法院也应审查设计费、育林基金是否可以向相关单位退回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加在被上诉人支出部分，否则，存在重复计算、加大损失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严格审查《杉木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之间的矛盾部分，未充分分析合同条款的合法性，未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机械司法，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如前所述，本案转让杉木无权属争议，在被上诉人砍伐过程中遭遇第三方无理取闹，上诉人合同义务只是协助解决，现上诉人已向杨柳井乡人民政府提出解决申请，乡政府已上报县政法委、县林业局、县法制办等部门，结果未出。据此，上诉人已完全履行了合同协助义务，因属于第三方无理取闹，故解决结果不言可知，解决结果出来之后，合同目的仍可实现，故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2、即便双方同意解除合同，也不应机械适用本不合法的定金条款以及赔偿损失，而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判定，方才保证司法公正。首先，本案不应适用定金条款。如前所述，定金条款无效，本案无定金条款，而一审法院未认真考虑合同条款的有效性，机械适用，导致判决错误。其次，上诉人没有违约行为。如前所述，当出现第三方无理取闹时，上诉人已履行了协助解决的义务，现解决结果未出，但合同目的仍可实现，故上诉人没有违约行为，也就不应适用违约条款。何况违约条款无效，更谈不上适用。最后，应综合计算被上诉人的支出与所得，并进行准确评判。上诉人认可收到被上诉人200000元杉木款无异议，被上诉人应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约定支付剩余款额。若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则应对双方的支出、损失进行综合评判，两相抵扣，然后多退少补。其一，被上诉人砍伐的蓄积为359.51lm3、价值为132768.49元的杉木，应归被上诉人处置，因该部分合同已实际履行，砍倒杉木已归被上诉人控制，不可能因被上诉人的管理不当行为而产生的被盗、腐烂等后果由上诉人承担，况且上诉人并不知晓被上诉人的砍伐既已所得，故该部分应由被上诉人继续处置为宜。其二，既然已砍倒杉木归被上诉人处置，则被上诉人支付的砍工费、运费等14620元也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三，法院应查明之前被上诉人缴纳的设计费及育林基金是否因合同解除而可退回，是否可为下次砍伐而继续适用，查明以后再进行判定，但对被上诉人已砍伐部分的相关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其四，上诉人与老街村民委员会的承包合同期限至2020年l2月1日届满，如果解除合同，则务必耽误上诉人的砍伐时间，如果案件未能及时公正处理，将给上诉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并且签订本次合同后，上诉人已将林木交给被上诉人处分，而未能对林木进行日常的管理及二代培育，由此造成的损失也不小。据此，法院也应将该情况纳入案件评判范畴之内。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若按一审判决执行，则等于上诉人将转让林木无偿赠与被上诉人，如此判决结果势必造成上诉人的全部损失，导致严重司法不公。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未充分分析案件事实及准确评判协议条款，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公正司法，依法判决如前述所请，真正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确显司法公正。被上诉人广南润和木业公司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转让杉木权属存在争议是事实。在被上诉人砍伐过程中，遭到各种阻挠，起因就是因为杉木权属不清存在争议，这一争议目前还在广南县政法委，县林业局，县法制办等部门汇报请示处理，直到本案开庭时还没有具体结果。在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六条中，被答辩人“保证在履行期间转让给答辩人的杉木权属无争议，保证公司在采伐、运输杉木时无任何纠纷，若出现任何纠纷均视为被答辩人违约，被答辩人除承担返还答辩人已经支付的杉木赔偿款损失之外，还应承担双倍返还20万元定金的责任或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杉木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双方平等自愿签订的，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违约情形出现，被答辩人就应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2、定金和违约金的同时存在，并不归于无效。在《杉木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中双方对定金和违约金的约定是很明确的。虽然不可以同时适用，但是合同法一百一十六条有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一审判决中按照答辩人的选择适用定金罚则，于法有据，定金约定有效。3、答辩人没有拉走任何杉木，已砍伐的杉木按照合同约定属于还没有交付，其毁损，灭失的风险应由被答辩人承担。4、因为被答辩人的违约，答辩人支出的砍工、运费、设计费、育林基金等都属于被答辩人违约造成的损失，理应由被答辩人承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双之间所签订和《杉木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因被答辩人的违约，已经不存在继续履行下去的可能，如继续履行，将进一步扩大答辩人的经济损失。所以答辩人一审请求判决解除合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发还清单》。用以证明经上诉人向森林公安机关报案，森林公安对阻止砍伐的相关当事人已经进行了处罚，对阻止拉走的林木已返还给上诉人，现双方有条件继续履行合同。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不具备合法性，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侬天林的杉木有被盗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本案合同能够继续履行。被上诉人广南润和木业有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在二审审理期间，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上诉人对以下事实存在异议：1、对“签定合同当天，原告公司给付被告侬天林定金60000元，后因原告公司认为该杉木林权存在争议，双方均未履行上述《杉木转让协议》的其他约定”有异议，是被上诉人公司单方不愿意履行合同，并不是双方不愿意履行。2、一审法院遗漏了认定被上诉人已拉走并出售125.811立方米杉木的事实。3、对“同月11日，经原告公司与胡明富结算，胡明富等人共采伐148m3杉木，原告公司给付胡明富14620元报酬”有异议，我们并没有参与结算。4、对“被告侬天林承诺，经本次调解后再因其自身原因导致该片杉树无法按期采伐，全额赔偿原告公司购买该片杉树的定金60000元及办理采伐手续的所有费用”有异议，上诉人并没有承诺过。针对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不愿意履行合同；上诉人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自认被上诉人公司没有运走树木；对被上诉人是否支付了14620元报酬给胡明富，本院将结合证据分析认定；在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第九号证据里，上诉人侬天林对被上诉人作出书面承诺，并有其签名按印。综上所述，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法律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本案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该解除；2、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上诉人是否构成违约；3、已砍伐的树木风险应由谁承担；4、被上诉人请求二上诉人双倍返还定金4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199505元及承担违约金5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关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该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和2014年2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在砍伐树木过程中，遭到了广南县杨柳进乡西洋村委会坡兄村小组部分村民的阻挠，致使被上诉人至今无法正常砍伐树木，双方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故依法应予解除。关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上诉人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2014年2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甲方（上诉人）在协议履行期限内必须保证所转让给乙方（被上诉人）的杉木权属无任何争议，保证乙方的砍伐、运输杉木时无任何纠纷，若出现任何纠纷均视为甲方违约，甲方除承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杉木款赔偿损失外，还应承担双倍返还200000元定金的责任或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在砍伐树木过程中遭到了坡兄村小组的阻挠，按合同约定，上诉人已构成违约。关于已砍伐的树木风险应由谁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作为出卖人的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被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虽然被上诉人已经砍伐了一些树木，但因遭到坡兄村小组的阻挠，致使已砍伐的树木滞留在山上无法运走，上诉人实际并未完成交付义务，故已砍伐的树木损失应由上诉人承担。至于上诉人主张已砍伐的树木有被盗的情况，属于侵权行为，上诉人可对实际侵权人提起侵权赔偿之诉，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虽然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已将砍伐的树木运走125.811立方米，但其在二审法庭调查过程中，其自认被上诉人公司没有运走过任何树木，故其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被上诉人请求二上诉人双倍返还定金4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199505元及承担违约金5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或者定金条款。”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起诉时既主张了定金又主张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经一审法院释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要求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进行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一审法院据此对本案选择适用了定金罚则，即由上诉人双倍返还被上诉人定金人民币400000元，对此，被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而对于20万元定金是否超过合同总标的额20%的问题，双方在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约定合同总标的额为660000元，被上诉人于签合同当日即支付60000元定金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至2014年2月27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自愿履行双方于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除该协议中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六条外的条款。”即双方已对合同总标的额作出变更约定。第五条约定“结算方式：1、乙方在每次检尺上车后按实际上车的方数结算付款给甲方，直到乙方拉完杉木为止。2、甲方自愿同意乙方先从定金中扣抵杉木款，直到乙方所支付给甲方的20万元定金扣完为止。”该条约定已将合同总标的额变更为不确定的数额，且已明确了20万元是作为定金支付给上诉人，故一审选择适用定金罚则并无不当。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直接经济损失199505元问题，根据双方《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上诉人除承担返还被上诉人已支付的杉木款赔偿损失外，还应承担双倍返还200000元定金的责任或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该条已经约定了如果上诉人违约，其应该承担损失的赔偿责任。另，上诉人侬天林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书面承诺：“再因其自身原因导致该片杉树无法按期采伐，全额赔偿被上诉人公司购买该片杉树的定金60000元及办理采伐手续的所有费用。”该承诺属于上诉人侬天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明确承诺，如被上诉人无法按期采伐树木，愿意全额赔偿被上诉人办理采伐手续的所有费用，被上诉人缴付的育林基金133965元、设计款50920元和支付给胡明富的砍伐费14620元，这些项目属于被上诉人的实际支出，故应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杉木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因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法应予解除；已砍伐的树木的灭失风险属另一法律关系，上诉人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上诉人除了应按定金罚则双倍返还被上诉人的定金，还应按合同约定赔偿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处理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95.00元，由上诉人侬天林、刘朝芬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熊 祥审判员 陆正义审判员 秦永兴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