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2723民初537号原告吴应发，男，1972年2月16日生，汉族，贵州省普安县人，个体工商户，初中文化，住贵州省普安县罗汉乡。原告孔祥勇，男，1972年2月24日生，汉族，贵州省盘县人，个体工商户，初中文化，住贵州省盘县马场乡。委托代理人宋培宇，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佑吉，男，1978年12月13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农民，初中文化，住贵州省贵定县沿山镇。被告杨志华，男，1968年7月11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农民，小学文化，住贵州省贵定县沿山镇。委托代理人李文强，贵定县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马发龙，男，1974年8月16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农民，小学文化，住贵州省贵定县沿山镇。原告吴应发、孔祥勇与被告黄佑吉、杨志华、马发龙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应发、孔祥勇及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培宇、被告黄佑吉、杨志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文强、马发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应发、孔祥勇诉称：根据贵定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显示，沿山镇春光大队（后改名为春光村）共有林地及宜林荒山7210亩。1984年沿山镇春光村陈万任、陈万定，何玉英等32户村民与该村村委会签订荒山承包合同进行造林，1990年春光村委会与春光林场（按当时政策组成的民事合伙组织）代表陈万天签订补充协议一份，承包合同与补充协议均到贵定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此后，春光林场39户村民（比最初增加，具体不详）在承包的荒山上进行造林、管护，至2006年，林木长势良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同年7月1日，贵定县沿山镇春光村委会、贵定县沿山镇春光林场（甲方）与龙里县哪旁乡田坝村村民王关陶（乙方）签订《中林转让合同》，甲方将村集体土地上由春光林场39户村民共同种植经营的四幅林地（具体地名为：桃子坡、枫坡、下坝、箭杆坪）的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的林木全部转让给乙方，价款46万元，分两次付清（但转让合同未载明转让期限），并经春光林场39户代表签字同意。同年7月12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明确转让期限至2036年12月30日，同年11月16日，三方将转让合同与补充协议到贵定县沿山镇法律事务所进行了见证。王关陶与广东人肖钦文、祝泉清等人合伙经营至2008年7月份，该月25日，经平等协商，王关陶等人将其受让的春光村四幅林地、林木一并转让给二原告，价款为236万元，并约定肖钦文、祝泉清、王关陶与春光林场所签订的协议终止。当日，二原告以自己名义与春光村委会另行签订《山林承包合同》，二原告承包了该村的四幅山林，实测面积为2736亩，承包期限为2008年至2035年共27年，除受让主体变更外，合同内容与王关陶等人和春光村委所签的合同及补充协议一致。之后，二原告便在承包的林地上一边采伐一边种植幼树。至2014年11月，原告已将大部份林木采伐，同年11月28日，原告向贵定县林业局办理了（2014）贵定沿山集采字第034号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地块位于沿山镇春光村“巴掌岩”小班，采伐面积4.87公顷。因采伐地块与该村三被告所在的小组地块相邻，2014年11月29日原告组织人员进山采伐，三被告以该片山林不属春光村集体为由，召集不明真相的村民采取堵路、扣押车辆、抢走伐木油锯（二把）等非法手段进行阻止。从2014年11月底至2015年7月，只要原告进山采伐，三被告就阻止。致使原告根本无法经营，并且导致原告所申办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过期，造成原告因此赔偿谷友章经济损失13728元。请求法院判令：1、要求三被告停止侵害原告对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并排除一切妨碍；2、由三被告赔偿因其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13728元。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被告黄佑吉辩称：二原告起诉本人损害其承包林地的经营权和妨碍施工是没有理由的，是恶人先告状。首先，原告称其取得承包春光村集体山林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既然是集体山林，就属于全体村民共同财产，不是那一个人或村长的财产，转让必须通过全体村民民主协商，得到50%以上村民同意。原告不知依那一部法律规定，转让不需要全体村民知道，不需要全体村民协商表决，就因一颗公章合法吗？春光林场39户向春光村承包的荒山于1984年转让给王关陶，期限只至2015年，原告与春光村委另行签订的延期合同没有通过全体村民协商表决，只是掌握公章的个别人行为，所签订的协议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其次，原告起诉状中所指的巴掌岩一片林地和林木（181.8亩）属贵定县政府规划的长江中下游公益林，依据森林法第二章第十五条规定是不得转让的，原告所述于2014年11月28日向贵定县林业局申办了（2014）贵定沿山采字第034号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地块位于沿山镇春光村巴掌岩小班，面积为4.87公顷，请问原告申办采伐证的依据是什么？王关陶转让合同里有巴掌岩吗？2008年7月25日与春光村签订的转让合同里有巴掌岩吗？巴掌岩一片共181.8亩是国家中下游的公益林，也是沿山堡村民多年精心管护的蓄水林，村长不是不知道，转出去不怕违法吗？林业局为原告办理采伐证不怕渎职吗？因此，原告所承包是不合法的，在有争议的林地上是不能采伐林木的，原告多次进入公益林砍伐应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被告杨志华辩称：原告的采伐行为是否合法不谈，原告组织人员进山采伐林木，发生纠纷，答辩人作为一名护林员，是要进行劝导的，但并没有阻挠的行为，请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请。被告马发龙辩称：早在上世纪60年代，春光大队几位老干部通过开会，对本大队的荒山、荒坡实行划片管护，当时春光六队划得唐地田、甲儿宝、箭杆坪、岩背后一带。由于是大集体，那片又是荒坡，就口头协议用作放牛坡、砍柴坡。但当时管理该片的生产队长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制度，不许村民砍伐坡上的松、杉、白杨、梓木等树，该片林木才一年年长起来。2011年春，本组村民发现有一群广西人进入该片林地割松油，才组织人上山阻拦，询问后才知道是原告叫来的，原告便称这片林子村委已转让给他们。可本组村民无人知道，于是向村委提出异议，并于2013年5月9日张贴公告在进山的路口，公告明确说明，此片山林有争议，未处理好之前不许任何人进山砍树。可公告张贴一年多后，2014年11月29日，本组村民又发现有人在唐地田、甲儿宝这片林子里砍树，于是，村民不约而同地上山阻拦，一问又是原告叫来的，村民只好叫其停止砍伐，好言相劝叫其离开，并没有堵车也没有收他们的工具。可在2015年7月本组村民又发现原告叫人来唐地田、甲儿宝砍树，本组村民才忍无可忍，齐心协力上山阻拦，没收他们伐木工具、开回盗伐林木的车辆，原告多次组织人上山砍伐，造成本组村民误工123个应给予补偿。至于原告称他们有手续，是忽悠老百姓，鱼目混珠，浑水摸鱼。2006年7月1日的《中林转让合同》所转让的四幅山地名分别为：“桃子坡、枫坡、下坝、箭杆坪”，而原告砍伐的地点是答辩人组上的甲儿宝、唐地田，这两处根本不在原告的转让范围内。况且，原告所称的“中林转让合同”也是无效的，39户村民不超过全体村民的50%，有什么权利转让全村老百姓的山林，请求法院：1、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停止砍伐、恢复原状，将错砍的树木清点赔偿；2、赔偿本组村民误工损失。本案发生诉讼费及差旅费由原告承担。原告吴应发、孔祥勇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吴应发、孔祥勇身份证各一份，证实二原告在公安机关的身份信息情况；2、贵林权字第0000401号、0000402号0000403号山林所有权证复印件，证实地名为老公路、箭杆坪、流水冲下坝、风坡、大坝背后坡、牛腿坡等山林属贵定县沿山镇春光村（原春光大队）集体所有；3、《联户承包荒山合同》、公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证实1984年5月7日春光村民委员会与本村32户村民签订协议，将本村荒山（包括“箭杆坪”在内）全部承包给本村32户村民经营管理，该联户承包荒山合同于1984年5月11日经公证机关公证；4、编号为520600411002、520600411003林权证复印件两本共17页，证实“箭杆坪”等林地、林木均属春光村集体所有，二原告享有承包经营权；5、中林转让合同复印件、中林转让土地延期合同复印件、王关陶交付村委承包费的收条复印件、见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证实2006年7月1日春光村委会、春光林场（甲方）与王关陶（乙方）签订协议，甲方将地名桃子坡、枫坡、下坝、箭杆坪原32户村民（后增加为39户村民）所承包的山林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全部转让给乙方；2016年7月12日签订了中林转让土地延期合同明确林地使用期限至2036年12月30日；39户村民共同委托陈国级作代表处理一切事宜；合同签订后，2006年7月5日王关陶等人交付20万元林木转让款；上述行为于2006年11月16日经沿山镇司法所进行见证；6、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实祝泉清、肖钦文、王关陶于2008年7月25日与吴应发、孔祥勇达成协议，祝泉清、肖钦文、王关陶将受让的林地使用权、林木的所有权全部转让给了吴应发、孔祥勇；7、《山林承包合同》及公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证实于2008年7月25日春光村委会与吴应发、孔祥勇签订协议，将原由王关陶等人承包的山林另行转让给吴应发、孔祥勇并经公证机关进行了公证，另行转让山林承包合同有效；8、林木采伐许可证复印件一份，证实2014年11月28日贵定县林业局向吴应发颁发了（2014年）贵定沿山集采字第034号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认可原告采伐的地块在承包合同范围内并未损害他人权益，所采伐的林木经主管部门许可，受到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干涉、阻挠；9、贵定县公安局沿山派出所情况说明一份，证实原告组织人员采伐，采伐人员的采伐油锯两把被抢走，进山车辆被扣押经处理方能将车辆归还；10、谷友章收条一份，证实因采伐人谷友章进行采伐受阻，造成损失13728元，二原告已将该款支付给谷友章；11、《联户承包荒山合同》的补充协议复印件及公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证实于1990年8月9日春光村委会与春光林场签订补充协议，32户村民经营管理山林面积为316亩，当时已有林木并且相当可观，其中一片就包括箭杆坪并经公证机关公证；12、证人谷友章证实，孔老板（指孔祥勇）叫他去砍伐位于贵定县沿山镇沿山堡巴掌岩的林木时，被当地村民阻止两次，一次时间为2014年4月4日或是5日记不清，一次时间为2015年8月份，其中2015年8月份这一次油锯被村民抢走至今未还，车子被黄佑吉扣押，后来通过当地派出所才把车子要回来，砍伐的具体地点不清楚，因本人不是当地人，只知道总的地名叫巴掌岩；13、证人周玉波证实，本人是吴老板（指吴应发）所请的管林员，谷友章带人上山砍伐，被当在村民阻止两次，最后一次是村民收走他们的油锯，不是被告他们，但抢车子钥匙的人是黄佑吉，砍伐地点是巴掌岩；14、靳忠伦证实，第一次阻拦砍树本人没有在场，第二次阻拦砍树本人在场，收油锯的村民称偷他们的树子，收油锯不是他们三人，但抢走车子钥匙的人是黄佑吉。被告黄佑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原告提供1、9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5、6、7、8号证据质证认为均为复印件，需要进核实；对2、11、12.13、14号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对3号证据质证认为既然是32户村民承包，但有些字不是村民的笔迹，有些签名一片黑，看不清；对4号证据质证认为原告承包的箭杆坪一带不包括被告组上的甲儿宝和唐地田两片山林；对10号证据质证认为，收条仅为原告与谷友章之间的行为。被告杨志华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原告提供的1、3、9号证据质证没有异议；对2号证据质证认为箭杆坪包括哪些地点没有说明；对4号证据质证认为该片土地有争议，当时是没有办山林证的；对5、6、7、8、11号证据质证认为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对10号证据质证认为，收条仅为原告与谷友章之间的行为；对12、13、14号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马发龙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质证无异议；对2、3、4、5、6、7、8、9、10、11、12、13、14号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黄佑吉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公告及唐地田山林处理意见，证实因这片山林有争议，该组上发出过公告；2、公益林现场界定书，证实原告所砍伐的林区属公益林，不能砍伐。被告杨志华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贵定县公安局沿山派出所证明，证实杨志华没有参与阻止施工；2、贵定县沿山镇农业农村工作服务中心证明，证实杨志华没有参与阻止施工；被告马发龙未提交任何证据。原告对被告黄佑吉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被告黄佑吉提供的1号证据质证认为没有任何人签名或盖章；对2号证据质证认为仅为六组单方面的意思，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对被告杨志华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被告杨志华提供的1、2号证据质证认为不完全属实，杨志华应出示相关工作证，证明其是护林员，因此，不能否认杨志华参与阻止施工的事实。本院出示了依职权进行现场照取的照片十张，照片显示：双方当事人进入山林指定争议的地点，争议地方有被砍倒的林木尚未取走，收油据的地点为甲儿宝；出示对春光六组组长曾奎林调查笔录。经本院综合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1、9、10号证据三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2、3、4、5、6、7、8、11号证据，虽为复印件，但相互佐证，能证实山林的转让情况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12、13、14号证据为证人证言，能客观反映当时的事实经过，可以采纳。被告黄佑吉提供的1号证据经综合分析，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2号证据仅能证明对争议的山林曾经集体研究规划的意图。被告杨志华提供的1、2号证据均能证明杨志华没有参与阻止施工，仅作为护林员进行调解，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现场摄影的照片客观真实，双方无异议，应予采信。经审理查明：贵定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2月25日向贵定县原沿山公社春光大队（以下简称春光村委）颁发了地名为“风坡”的山林所有权证，同年3月30日又向该大队颁发了地名为“老公路”、“箭杆坪”、“流水冲下坝”、“坎房冲片”与“大坝背后坡”“牛腿坡片”的山林所有权证。1984年5月7日春光村委与春光村的32户村民签订联户承包荒山合同，合同约定春光村委将地名为“流水冲下坝、石板冲、箭杆坪、坎房冲、大坝背后坡、荫坟塘、上坝牛腿坡”承包给32户村民进行绿化造林，该合同于1984年5月11经公证机关进行了公证。所承包人32户村民共同合伙，合伙名称为贵定县沿山镇春光村林场（以下简称春光林场）。2006年7月1日春光村委、春光村林场（甲方）与龙里县哪旁乡田坝村村民王关陶、何后刚（乙方）签订中林转让合同，合同的主要条款约定：一、甲方将地名“桃子坡、牛腿坡至平山”、“风坡”、“下坝”、“箭杆坪”山林转包给乙方，其中明确箭杆坪四至为东抵春光六组田、南抵巴掌岩至塘地田坡顶倒水、西抵春光六组甲儿宝（甲二堡）山、北抵龙里林场的防火线；二、自合同生效之日，管理经营权归乙方，乙方可用春光林场名义进行经营，乙方要求延期，另与春光村委会协商，办理延期合同，转让费于2008年12月30日全部付清；三、转让费为46万元；四、并约定了付款方式、违约责任、林界纠纷由甲方负责调解等。2006年7月20日春光村委（甲方）与王关陶、何后刚（乙方）签订中林转让土地延期合同，延期合同主要条款约定：乙方于2006年7月1日与甲方签订的《中林转让合同》有效期至2015年，只有9年，经乙方要求，甲方研究同意特立如下合同，一、甲方同意《中林转让合同》延期20年，即从2016年1元1日至2036年12月30日，期满后，乙方需继续用地，每年交土地资源费3000元；二、延期的土地面积，按《中林转让合同》第一条规定执行；三、延期费共计6万；四、约定了付款方式，违约责任。2006年7月1日，王关陶、何后刚取得承包春光村委和春光林场发包的山林后与肖钦文、祝泉清共同合伙经营。2008年7月25日王关陶、何后刚、肖钦文、祝泉清与吴应发、孔祥勇签订协议，约定：王关陶、何后刚、肖钦文、祝泉清共同向春光村委和春光林场所承包的树林2730亩转让给吴应发、孔祥勇经营，转让费为236万元，并约定转让后肖钦文、祝泉清与春光林场所订的一切协议终止。2008年7月25日，春光村委（甲方）与吴应发、孔祥勇（乙方）另行签订山林承包合同，合同的主要条款约定：一、该林场的权属为第0000401号、0000402号四片山林面积为2736亩承包给乙方，四片山林地名为“牛腿坡、桃子坡至平山界线”、“风坡”、“下坝界线”、“箭杆坪”，其中箭杆坪四至为东抵春光六组水田、南抵巴掌岩至塘地田坡顶倒水、西抵春光六组甲儿宝（甲二堡）、北抵龙里林场防火线；二、山林性质已经林业主管部门确认，并办理备案手续；三、乙方交给甲方承包费为46万元、四承包期限为2008年7月25日至2035年7月24日等内容，2008年7月31日经公证机关进行了公证。2014年11月28日贵定县林业局向吴应发颁发了（2014年）贵定沿山集采字第034号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吴应发采伐地点为沿山镇春光村巴掌岩，四至为：东至本人流转山林、南至本人流转山林、西至本人流转山林、北至本人流转山林。吴应发取得采伐许可证后，将所需采伐的林木承包给谷友章具体实施。2014年11月29日谷友章组织人员进山进行伐木，春光六组村民集体认为，谷友章所砍伐林木的地点系该组山林而进行阻止。2015年7月谷友章再次组织人员进山伐木，春光六组村民集体认为，谷友章所砍伐地点系本组所有的甲儿宝集体山林，该山林与吴应发、孔祥勇承包的箭杆坪交界，该组村民集体阻止谷友章砍伐，并收缴伐木工具油锯两把，黄佑吉等人将进山运输林木的车辆进行扣押，经当地派出所协调后，将所扣押的车辆放行。因此，吴应发、孔祥勇于2016年4月7日向本院提出如前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春光村委依法取得了山林所有权证，山林所有权证中所明确范围内的山林所有权归春光村委。春光村委与本村32户村民签订的联户承包荒山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因此，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虽然合同未明确承包期限而有一定瑕疵，但不影响承包的事实存在。此后，承包的32户村民合伙成立了春光林场，后经春光村委同意，春光村委和春光林场共同将春光林场所承包的山林转包给王关陶等人经营，并签订了《中林转让合同》，虽三方签订的《中林转让合同》未规定承包期限，但在《中林转让土地延期合同》中明确承包期限为2006年7月1日至2036年12月30日。在王关陶等人承包期内，王关陶等人将所承包的山林再次转让给吴应发、孔祥勇，双方签订协议并明确王关陶等人与春光村委的所有权利义务终止。而吴应发、孔祥勇取得受让权后与春光村委又另行签订了《山林承包合同》，其中，合同约定，箭杆坪界线东抵春光村六组田，南抵巴掌岩至塘地田坡顶倒水，西抵春光六组甲儿堡山，北抵龙里林场防火线，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有关规定，该合同成立并生效。吴应发、孔祥勇在取得合同约定经营管理的山林期间，向林业部申请颁发了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后，将采伐林木具体工作交谷友章等实施，谷友章等人在采伐林木的地名为塘地田时，因该处与春光六组山林交界，春光六组村民认为吴应发、孔祥勇所请的采伐人员已采伐至春光六组所有的林木，春光六组村民进行阻止采伐。之后，吴应发、孔祥勇又组织人员采伐地名为甲儿堡林木，因该处又与春光六组山林交界，春光六组村民认为吴应发、孔祥勇组织采伐的人员已采伐至春光六组山林中，春光六组村民又进行阻止采伐并收缴采伐人员油锯两把，黄佑吉等人扣押了进山准备运输木料车辆。因此，吴应发、孔祥勇向本院主张，要求三被告停止侵害原告对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并排除一切妨碍并由三被告赔偿因其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13728元。关于吴应发、孔祥勇要求黄佑吉、杨志华、马发龙停止侵害其对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并排除一切妨碍的问题，首先，吴应发、孔祥勇未提供证据证实所请的采伐林木的人员采伐的林木为吴应发、孔祥勇所承包的山林，其次，未提供证据证实黄佑吉、杨志华、马发龙在采伐的现场进行具体的阻止采伐行为，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吴应发、孔祥勇主张黄佑吉、杨志华、马发龙赔偿因其行为造成损失13728元（该费用包括两把油锯价值2500元、汽油一桶价值200元、矿泉水一件价值28元、人工及管理人员误工费7000元、车辆被扣三天损失费600元、房屋租金4800元）问题，吴应发、孔祥勇支付给谷友章13728元，但谷友章向吴应发、孔祥勇要求赔偿损失时未提供油锯、汽油、矿泉水被黄佑吉、杨志华、马发龙收取，也未提供系黄佑吉、杨志华、马发龙行为给谷友章造成的误工损失及损失多少和房屋租赁费及租赁费的多少，吴应发、孔祥勇向谷友章所赔偿金额系双方自愿达成，因此，对其主张无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虽然车辆被黄佑吉扣押但经公安机关协调已返还，吴应发、孔祥勇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扣押车辆每天的损失，车辆损失仅系谷友章与吴应发、孔祥勇之间自愿赔偿，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对黄佑吉、杨志华、马发龙不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二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应发、孔祥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元，由原告吴应发、孔祥勇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陈留龙审 判 员  罗文才人民陪审员  耿四毛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书 记 员  贾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