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118民初1130号原告高淳县淳溪镇淳发钢管租赁服务部，住所地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东甘村芜太路北侧。经营者孙家喜，该服务部的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杨敏，无锡市永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江苏精享裕建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南湖大道588号扬名奕淳大厦9楼。法定代表人张百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华寅，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锋，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淳县淳溪镇淳发钢管租赁服务部（以下简称淳发租赁服务部）与被告江苏精享裕建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享裕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魏猷龙独任审判，于2016年5月10日、7月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淳发租赁服务部的经营者孙家喜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敏，被告精享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淳发租赁服务部诉称：2011年12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被告因基建、维修工程项目为宣城村安置小区2标段（地址：宣城市水阴江大道北侧）租用原告钢管（焊管）、扣件等建筑材料。合同约定钢管（焊管）租金为每天0.011元/米、扣件每天0.007元/只，起租时间为2011年12月8日起，实际按照《租出明细表》和《归还明细表》为准；约定租赁物品归还如造成缺损，需赔偿损失钢管按22-30元每米每天计算、扣件按6.5元-8元每只每天计算；还约定如租赁物已归还或租赁期满，被告应结清所有租金，否则应承担租金金额30%的违约金。现被告共计结欠原告租金1177230元、需赔偿损失（租赁物灭失）117081元并承担违约金353169元。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租金1177230元、赔偿损失117081元并承担违约金353169元，共计16474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精享裕公司辩称：1、本案和原告建立租赁关系的承租人系李某甲并非精享裕公司，李某甲的行为与原告不构成表见代理法律关系；2、原告主张的租金数额及赔偿数额没有依据，违约金约定超过实际损失标准；3、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与案外人李某甲就其所涉的租金在2014年1月24日之前的租金进行了结算，现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淳发租赁服务部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租赁合同（2011年12月8日）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李某甲以被告名义同原告签订（第二次庭审中法庭询问原告合同上李某甲签字是否其本人所签，原告经营者回答“李某甲签字时不是当着我的面签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李某甲本人所签，根据后面李某甲给我所签的其他单据作对比，我认为合同上签字应该不是李某甲本人所签”）；证据2、结算单（2014年1月24日李某甲签字）1份及租赁明细表（出租77页、归还72页），证明被告缺少了原告的租赁物及归还的钢管、扣件数量，截止2013年12月底被告结欠原告租金1101053.76元。证据3、被告工地李宝玉出具的委托书1份，证明李宝玉委托工地上的唐熙良、朱春兵、李宝玉等人来原告处签收钢管和扣件的收、付单据；补充证据：送货到工地驾驶员孔某的记帐簿（7页），证明该驾驶员是由李某甲指定负责送货到付村二标段工地，而不是送到杨村工地，上有付村工地收货员钟某确认签名。被告精享裕公司对原告所提供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关于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理由：1、从合同上可以看出，合同的签订日期2011年12月8日中的“2011年”是由“2012年”涂改形成的，该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并非2011年12月8日；2、合同上的李某甲签字和原告所提供的证据租金结算表上李某甲的签字字迹明显不一致；3、合同上的印章并非被告对外签订经济合同的印章，被告没有该枚印章。关于证据2，对明细表的关联性有异议，从2011年开始所有明细表上的租用单位都载明是李某甲工地，没有被告公司的记载，说明原告当时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和李某甲个人之间发生租赁关系，不是与被告发生的关系；很多租单上载明的工地是宣城杨村安置房李某甲工地，和本案付村工地没有关联性；原告之前所提供的租赁合同上，明确指定办理人员为唐熙良，出租的钢管和归还的规格存有矛盾，例如第68页、69页、第72页等记载归还的有5.8、5.9的钢管，出租的明细表中没有载明有5.8、5.9的钢管；归还的71页、72页上签字的李宝玉，字迹与2013年12月20日委托书上李宝玉的签名不一致；关于结算清单，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上面李某甲的签字与租赁合同的签字不一致，同时无法证明以上钢管租赁所使用的单位是付村安置房工地；关于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李宝玉并非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其无权代表被告，该委托书上也没有被告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系被告委托上述事宜。关于补充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也有异议。理由：1、以上记录是提供人单方形成的，未经李某甲确认，被告对此不知情；2、记帐簿仅仅是在后面记载我公司二标段工程，作为个体运输者其业务范围不仅仅涉及本案的运输，不可能仅仅就该标段进行单独记录，该记帐簿第3页倒数第1行有“宣城拖钢管到宣城”，说明其在宣城除去李某甲之外还有其他的客户，其他客户所运钢管完全可能用于其他工地；3、记帐簿上“江苏宣城精享裕付村二标段工程”字样明显是事后添加的，正常的书写习惯不可能写在记录本上顶格处，该记帐簿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淳发租赁服务部为进一步证明其主张事实，向本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如下：证人钟某证言：2012年农历三月初六，李某甲以二标段的经理身份叫我到付村工地负责收材料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地名称叫付村拆迁安置房工程，工资是李某甲付给我现金，第1年李某甲付给我工资10000元，生活费是1000元一个月，2014年以后李某甲找不到了所以才到精享裕公司要工资，2014年到2015年在精享裕公司财务处领过生活费10000元及2000元，复印了身份证还签了字，其他工资没有领到。我不清楚李某甲有无得到精享裕公司的授权和原告签订合同，我签字确认过孔某运输钢管的记帐簿，我于2014年腊月二十八（2015年初）离开该工地，在我走之前工地上的钢管已拖完。原告对证人钟某证言发表如下意见：钟某证言中关于最后一次还货时间在2014年1月左右的时间记忆有误，实际应该是2014年6月13日，我方有单据记载证明。其他陈述均属实。被告对证人钟某证言发表如下意见：钟某的证言我方予以认可，对钟某系李某甲工地收料员身份予以认可，该证言如实的反映了事情经过：1、他是应李某甲邀请进工地的，和被告不存在任何关系，证人从开始入职到领取工资都是跟李某甲发生关系的，之后是因为找不到李某甲而跑到精享裕公司去要工资，根据建设部的相关规定在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上农民工可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发包方甚至是业主主张权利，故其在精享裕公司领取工资不能证明其是精享裕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也无权代表公司；2、他是李某甲工地的材料管理员，其陈述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钢管租赁往来情况，其陈述在2014年1月份所有的钢管就已经归还，这与2014年1月24日李某甲出具的结账单也可以对应，说明原告跟李某甲之间的钢管租赁关系于2014年1月终止，故相应诉讼时效应从当时起算；3、钟某证言反映了该工地对外是以李某甲名义建立的合同关系，被告公司从未认可过，原告是跟李某甲之间建立的租赁关系，其并非农民工也非实际施工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被告主张权益。证人孔某证言：2011年到2014年，李某甲以付村二标段的项目经理身份，让我从原告处拉的钢管送到付村二标段工地的，没有送到杨村的，运费是李某甲支付的，钟某也支付了一部分，李某甲曾支付我50000元运费，现在还欠我钱，精享裕公司没有付过我运费，我提交记帐簿上有付村工地收料员钟某的签名，我送货时大部分是唐熙良跟车过去，唐熙良是李某甲的连襟，有时是李某甲的亲戚李宝玉跟车。2015年1月6日，我与钟某在工地上结算的，用原告的明某对的账。原告对证人孔某证言发表如下意见：证人孔某陈述均是事实，能证明原告的租赁物均运送至付村二标段工地，李某甲都是以项目经理身份对外的。被告对证人孔某证言发表如下意见：对证人孔某的证言真实性予以认可，质证意见同对钟某的质证意见一致。证人李某乙证言：李某甲自称是精享裕公司的项目经理，2012年3月（农历正月）找我去宣城付村安置房工地做施工员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我的工资2014年之前是李某甲发的，2014年之前工资已结清，2014年之后李某甲找不到了，我找到精享裕公司，该公司发了部分工资，2014年和2015年没有结清。原告的钢管材料是送到我们工地的34号—40号楼。原告对证人李某乙证言发表如下意见：对证人李某乙的证言没有异议，李某甲是以精享裕公司的项目经理对外而不是个人身份对外，精享裕公司曾支付了工人的工资，由项目经理支付工作人员工资也是符合常理的。被告对证人李某乙证言发表如下意见：证人李某乙的工作职责是工地上放线的，不具有签收材料的责任，故对其关于知道钢管的往来情况的证言我方不予认可。另外补充一点：从三位证人和李某甲发生关系的时间点来看，均是发生在原告和李某甲签订租赁合同之后，故上述三人的证言关于李某甲系项目经理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原告签约时可以构成表见代理的依据，其他意见同以上两位证人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精享裕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钢管结算凭证（31页），证明被告公司通过内部钢管调拨和向案外人苏州雄达租赁站及众兴租赁站租赁钢管用于付村安置房工地。原告淳发租赁服务部对被告所提供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被告仅提交复印件，未提交原件；该份证据即使是真实性的，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同一工地被告既可以租赁原告的钢管也可以租赁他人的钢管。被告精享裕公司庭后在本院指定期间内提交了证据原件，经本院审核原件与其提供的复印件一致。本院应原告的申请，从宣城市城建档案馆、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如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宣城市城建档案馆资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验收记录表各1份；第二组证据（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4）民二初字第00262号卷宗材料）：起诉状、付村拆迁安置区群体工程施工二标段工程建筑工程施工协议、及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书、庭审笔录、民事调解书各1份。原告淳发租赁服务部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被告承建了宣城付村安置小区2标段工程，李某甲是该工程的项目经理。李宝玉是该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在庭审笔录及起诉状中也反映了李某甲在该涉案工地的身份是项目部经理。被告精享裕公司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原告起诉的涉案工程（宣城付村安置小区2标段）发包人是宣城市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包人是宣城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是汪大利而非李某甲，该工程资料不能证明涉案工程与被告公司及李某甲之间有关系；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理由：1、上述第一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工程对外公示的承建方是宣城市政公司；2、其中的施工协议只是被告和李某甲之间的内部结算依据，不能证明李某甲可以对外代表被告公司，在施工协议中明确载明所有项目主材在采购前需要经被告确认后才能采购，本案原告起诉时并没有这份证据，而是需要申请法院调取，说明原告在和李某甲签约时，并不知道该份协议存在，故可以推定李某甲本人的意思表示也是以其个人身份和原告建立租赁关系；3、其中的庭审笔录中并没有被告陈述李某甲是项目经理，也没有证据证明李宝玉是该工程的管理人员。本院认证意见：一、关于原告淳发租赁服务部所提供证据：关于证据1，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租赁合同上签字不是李某甲本人所签，合同上的印章系资料专用章，结合结算单、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虽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对象，但能证明涉案租赁关系的存在，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证据2，被告对明细表的关联性有异议，结合本案证人证言、施工协议等证据及明细表、结算单之间的互相印证，能证明涉案租赁合同履行的事实情况，本院对证据2予以采纳；关于证据3，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李宝玉系被告工作人员及其有权代表委托上述事宜，且该签名“李宝玉”与涉案施工协议中“李保玉”不一致，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关于补充证据，被告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也有异议，结合本案明细表、证人证言等其他相关证据，能印证涉案租赁合同履行的事实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二、关于被告精享裕公司所提供证据：经本院审核原件与其提供的复印件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系被告与他人之间的租赁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证人证言：原、被告双方对证人钟某、孔某的证言均予以认可，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对证人李某乙的证言中关于知道钢管的往来情况的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李某乙陈述其为涉案工地施工员，非收料员，其有可能知道一些钢管的租赁情况，但不可能详细，故本院对其关于知道钢管的往来情况部分的证言不予采纳；对其工资领取部分证言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四、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原、被告双方对本院调取的两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本院对该两组证据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1日，宣城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城市政公司）与宣城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达房地产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份，合同约定由宣城市政公司承建希达房地产公司的付村拆迁安置区（二标段）工程。后宣城市政公司与南京广裕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裕劳务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宣城市政公司将付村拆迁安置区（二标段）工程的劳务工作交由广裕劳务公司承包施工，广裕劳务公司又将该工程转包给精享裕公司宣城分公司，精享裕公司宣城分公司又将该工程中30-40#栋、集中商业、幼儿园土建、装饰及施工图中包括的所有工作内容（水电工程由甲方单独分包）分包给李某甲施工。精享裕公司宣城分公司（甲方）与李某甲（乙方）签订的“施工协议”约定：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实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带流动资金的方式，甲方派驻现场代表为唐良正，乙方派驻现场代表为项目经理李某甲、施工员李保玉、资料员李菊花、材料员夏福军等，协议并就工期、验收、结算、保修金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李某甲在施工过程中与原告发生了涉案租赁关系，租赁结束后，双方于2014年1月24日进行了结算，李某甲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结算单载明：已付租金310000元，尚欠钢管7214.8米及扣件、接管11507只，总欠租金1101053.76元。原告向李某甲及被告催讨租金无果，引起纠纷，诉至本院。另查明，经询问原告，其与李某甲签订合同时，李某甲向其出示了被告宣城分公司与李某甲签订的施工协议；被告在涉案合同中没有向其付过租赁费，已付租金均是由李某甲支付的。以上事实有租赁合同、租赁（出租、归还）明细表、结算单、证人证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验收记录表、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4）民二初字第00262号案件卷宗材料（起诉状、付村拆迁安置区群体工程施工二标段工程建筑工程施工协议、及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书、庭审笔录、民事调解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1、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李某甲与原告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对被告的表见代理？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李某甲虽与原告于2014年1月24日进行了结算，但涉案证据载明2014年6月，原告仍在接收李某甲工地归还的租赁物，表明租赁合同仍在履行中，原告于2016年4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故对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当事人依据该条规定诉讼主张成立表见代理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但所存在的代理权表象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二是行为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需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三是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出于善意、谨慎、理性且无明显过失。结合本案查明事实，本院认为，李某甲与原告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对被告的表见代理。理由如下：1、行为人李某甲与原告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李某甲向其出示了被告宣城分公司与李某甲签订的施工协议，协议中明确载明“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实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带流动资金的方式”，原告应清楚是谁支付其租金。从其后支付租金情况能得到印证，截止2014年1月24日李某甲与其结算前，一直由行为人李某甲向原告支付租金，被告没有支付过涉案合同租金；2、行为人李某甲与原告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原告经营者作为专业的租赁经营者不应相信资料专用章能用于缔约或结算，该资料专用章与合同相对方（被告）名称明显不一致，而原告接受该资料专用章订立合同显然存在重大过失；行为人李某甲的签字盖章行为均未当面进行（后证实李某甲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原告在签约的过程中未尽基本的谨慎注意义务，存在过失；3、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涉案证据出租的明细表77页除第1页未记载发送的工地外（仅记载“付李某甲”），其中第2-5页记载发送到“宣城付村安置房”工地（2011年12月10日至2012年1月2日），其余72页记载发送到“宣城杨村安置房”工地（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4月26日），所有归还的明细表75页均记载从“宣城杨村安置房”工地收回（2012年5月4日至2014年6月13日），原告解释明细表记载的“宣城杨村安置房”系“宣城付村安置房”的笔误。本院认为，原告在2011年12月14日至2012年1月2日最先开始四次出租明细表记载发送到“宣城付村安置房”工地，其后所有出租及归还明细表共147页均记载“宣城杨村安置房”工地，原告看到的施工协议载明了“付村拆迁安置区（二标段）工程”及租赁合同加盖的资料专用章有“付村拆迁安置区群体Ⅱ标段”字样，本院对原告笔误的解释不予认可，原告举证的明细表不能证明其租赁物全部用在“宣城付村安置房”工地（除出租明细表第2-5页外），不能印证行为人李某甲订立涉案租赁合同时存在的代理权表象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4、根据证人钟某、孔某、李某乙的证言，钟某、李某乙系李某甲聘用并由其发放工资，2014年后李某甲找不到了，才找到被告，被告从工程款中为其垫付部分工资，孔某系李某甲所找也一直由李某甲向其支付运费，上述证人证言印证了施工协议中载明的“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实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带流动资金的方式”，进一步印证涉案“付村拆迁安置区（二标段）”工程的用工、用料等均系李某甲个人负责。综上，原告所举证据只能证明其与案外人李某甲发生了租赁关系，其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的证据不足，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淳县淳溪镇淳发钢管租赁服务部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9627元，减半收取98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814元，由原告高淳县淳溪镇淳发钢管租赁服务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魏猷龙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迎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