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203民初7857号原告邵霖，女，197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委托代理人刘芳，福建闽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厦门招待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万寿路**号。法定代表人陈益贤，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葛牧、杨奇灏，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霖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厦门招待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李莹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霖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芳，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厦门招待所的委托代理人葛牧、杨奇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霖诉称，2014年9月3日，被告与原告邵霖签订《招待所2014-2020年副楼经营目标管理责任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欲将九号楼（副楼）交予原告负责经营，并约定原告于《经营目标管理责任书》签订之日起上交被告规定数额的风险抵押金4万元且须按三星宾馆要求或根据经营实际需要，主动更新或配置各类客用物资。《实施方案》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缴纳风险抵押金4万元并于2014年9月5日与案外人凯舜酒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舜公司）签订《生产购销合同》，向其采购一批总价值为63536元的布草并向其支付了预付款25400元，凯舜公司开始生产印制有被告Logo的布草。然被告却未将九号楼交予原告经营，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无果。2015年6月初，原告才得知被告已将九号楼承包给他人经营。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退还风险抵押金及赔偿预付款损失，被告仅退还原告风险抵押金4万元却拒绝赔偿任何损失。2016年3月15日，原告向被告公证邮寄律师函要求被告赔偿预付款损失，被告却拒收，故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4年9月3日签订的《实施方案》；被告赔偿原告预付款损失25400元及利息（以25400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5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5月18日为10363元）。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厦门招待所辩称，一、《实施方案》仅为要约邀请，就副楼经营事宜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依《实施方案》内容可知，被告制定《实施方案》之目的是为了选拔符合条件的员工担任副楼经营业务的负责人。《实施方案》第一条任务指标规定：“年上交招待所利润为40万元起，每两年递增5%……”;第二条“负责人选确定及待遇”明确规定了入选条件和入选程序。这就说明《实施方案》是面向不特定对象的单位全体员工发布的公告，详述担任副楼负责人的条件，在对应征员工进行选拔后才确定负责人最终人选，负责人需要缴纳4万元风险抵押金，并与被告另行签订《实施方案》。可见，《实施方案》系被告发出的要约邀请，而原告签署的“负责人意见”则是原告向被告所发出的要约，需要等待被告作出相应承诺即另行签订合同之后，才能最终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所以，《实施方案》并不能作为确定权利义务的依据，更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二、原告不是副楼的经营管理负责人，原告也无权代表被告对外采购，原告以个人名义与凯舜公司签订《生产购销合同》，其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如前所述，被告从未就副楼经营管理事项与原告达成合意；且原告亦自认被告未将副楼交付给其经营管理，所以原告并非副楼的负责人。2014年9月5日，原告签订《生产购销合同》时，并未与被告签订《经营目标管理责任书》，也未交足4万元风险抵押金，被告更未与原告办理过副楼的移交。显然，原告与凯舜公司签订合同完全属于原告个人行为，与被告不存在任何关联，原告诉请被告赔偿预付款254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原告与凯舜公司均未实际履行《生产购销合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与凯舜公司签订《生产购销合同》后，原告实际上并未向凯舜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凯舜公司也根本没有依据合同开始生产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购销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前述事实凯舜公司已经出具《证明》予以确认。即使原告曾经支付过所谓预付款，《生产购销合同》的当事人是原告与凯舜公司，原告也应当向凯舜公司或者预收款收款人主张返还款项，而非要求被告承担所谓“赔偿责任”。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现查明，2014年，被告作出《实施方案》，载明目的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军区招待所全成本核算暂行办法》，不断完善激励机制，整合资源，做到“管理责任化、权益合理化、利润最大化”，2014年9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0日将九号楼（副楼）实行经营目标管理责任制，结合制定本方案。《实施方案》第一条“任务指标”规定：“副楼年上交招待所利润为40万元起，每两年递增5%……”;第二条“负责人选确定及待遇”明确规定了入选条件、入选程序和负责人待遇，其中入选程序中要求“候选人预交保证金（1万元）—候选人公开竞价—党委研究决定负责人人选”；第三条“责、权、利”规定：“负责人应于《经营目标管理责任书》签订之日起上交被告规定数额的风险抵押金4万元，期满负责人无债权和违约行为后，由被告无息返还副楼风险抵押金；负责人签订《经营目标管理责任书》之日起，将客房破损的硬件设施设备按三星标准维修或更新好，费用自理……。”该《实施方案》最后一页下方“负责人意见”打印如下：“总经理：我同意责任书签订的内容，保证坚决履行，实现经营目标管理责任制目标。”2014年9月3日，被告在该“负责人意见”下方“副楼负责人”处签字确认。2014年7月23日、11月12日，原告先后向被告交付九号楼押金1万元、保证金3万元。2015年10月10日，被告向原告退还风险抵押金4万元。2016年3月，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公证邮寄《律师函》，要求被告赔偿预付款损失。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张某陈述：证人做某，因其与凯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老乡，证人设立的公司关闭后就挂靠凯舜公司；原告找到证人要求购买布草，其遂找凯舜公司在《生产购销合同》、《报价单》加盖公章，并代表凯舜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但未向原告出具凯舜公司的委托书）；证人收取预付款25400元后直接支付给厂家，未转给凯舜公司。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实施方案》、《证人证言》、《律师函》，被告提交的《实施方案》及本院庭审笔录佐证，故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合同法律关系。被告认为，《实施方案》系被告面向全体员工发出的要约邀请，并非欲与原告达成合意，而原告签署的“负责人意见”则是原告向被告所发出的要约，需要等待被告作出承诺，故双方并未签订真正的合同。本院认为，被告作出的《实施方案》系面向全体员工发出，并没有明确的对象，确属于要约邀请；原告同意《实施方案》的意见，并以缴纳押金1万元的形式作出承包副楼进行经营的意思表示，属于原告向被告发出要约；双方在经过协商后，原告在被告出具的《实施方案》的尾部“负责人意见”处签字确认，并缴纳了保证金3万元，该行为应视为双方对于原告承包经营副楼达成了合意，故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合同法律关系。对于原告主张的预付款损失问题，原告向本院提交了《生产购销合同》、《报价单》及《收据》，拟证明其与凯舜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布草支付了预付款25400元，因被告违约导致原告支付的预付款无法收回应承担责任，并因此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对此，被告提交凯舜公司出具的《说明》，反证凯舜公司并未与原告签订过合同，亦未收到原告的预付款。本院认为，根据证人的陈述，系原告找证人要求购买布草，证人遂找凯舜公司在《生产购销合同》、《报价单》加盖公章，由其代表凯舜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证人收取预付款25400元后直接支付给厂家，可以认定证人系以凯舜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原告明知该情形仍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并将预付款交付给证人，故即使该合同存在亦应认定为原告与证人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非与凯舜公司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现原告仅提供了证人证言证明其支付了预付款，但该证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于原告主张的其支付了预付款25400元的主张，本院无法确认，进而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霖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47元，由原告邵霖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莹二〇一六年七月四日书记员 曾国川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