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再1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广利，男，汉族，1962年12月31日出生，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付玉红，女，汉族，1976年10月26日出生，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光松，山东涵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广胜，男，汉族，1962年12月31日出生，住山东省宁津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华，山东家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广利、付玉红因与被上诉人宋广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2民再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广利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光松、被上诉人宋广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广利、付玉红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1402民再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宋广胜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结合双方陈述来看，2017年3月至2018年4月期间，宋广利、付玉红曾委托宋广胜向多家小额贷款或银行进行贷款，之后于2018年5月13日，经双方核算，宋广胜为两被告借款并支付利息和各种费用共计190万元，从而形成《借条》。从案件事实所体现的法律关系来看，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借贷而后追偿的关系，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宋广利、付玉红从未委托宋广胜进行贷款，不存在双方核算本息的事实，庭审中两上诉人也未作出相关陈述。宋广胜与刘春相识多年，意图支持刘春项目获利，多次为刘春筹集借款。因宋广利在刘春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可让付玉红帮忙按宋广胜和刘春的要求转账，所以宋广胜并不担心刘春未出具借条的问题。如果不是2018年5月刘春公司突遭变故，宋广胜不会急于找刘春补借条。在原审诉状中，宋广胜将刘春的“江西新坤农产品有限公司”一起列为被告，因盖不上该公司的印章而撤诉，充分证明宋广胜的出借对象是刘春。一审中付玉红提交的全部款项转给刘春及其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充分证明付玉红和宋广利是过桥方，实际借款人是刘春。宋广利与付玉红按宋广胜提供的借条样式照抄借条和在明细中签字，是因为2018年5月9日刘春的公司突遭变故，刘春被江西公安机关扣押。2018年5月13日，宋广胜在无法见到刘春的情况下，找到宋广利和付玉红，以应对债权人为理由，其实已事先拟好借条样式做好了起诉的准备。当时宋广利和付玉红没有戒备之心，又坚信刘春很快会澄清获释，在宋广胜的蒙劝下，宋广利答应站在一家人的角度配合宋广胜。2018年8月8日首次开庭后，法院指出宋广胜属于虚假诉讼，宋广利仍未看清真相，不顾付玉红坚决反对，与宋广胜达成调解。后来被逼无奈之下，宋广利和付玉红才向法院说明事实真相，即与宋广利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属于虚假诉讼。2.一审法院对“……故原审原被告之间19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原审原告宋广胜请求宋广利、付玉红偿还本金190万元的主张，于法有据。”的认定是错误的。190万元并非都是本金，宋广胜不能证明其向宋广利和付玉红支付了190万元，其转账数额为90.5万元。即使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也不能认定借款数额为190万元。3.一审法院不认定宋广利、付玉红代刘春向宋广胜偿还32.6万元是错误的。宋广利、付玉红已代刘春向宋广胜偿还32.6万元，并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明。4.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中宋广利和付玉红提交了追加刘春为被告的申请，但未获准许。刘春是实际借款人，其不参加诉讼，本案关键事实无法查清。宋广胜和宋广利、刘春之间一直通过QQ、微信、电话等联系，通过记录可以查明事实。2017年11月2日刘春赠与宋广胜儿子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书》和2018年8月29日刘春获释后给宋广胜出具的《关于对宋广胜债务担保意见书》等证据，能够证明实际借款人是刘春。宋广胜辩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1.宋广胜和付玉红在2017-2018年因个人征信不良，要求宋广胜以自己名义贷款，然后将款项转给付玉红。付玉红和宋广利于2018年5月13日自愿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转账明细确认单、本息明细表和借款确认表。庭审中宋广利和付玉红均明确认可签字属于自愿行为，不存在胁迫情形。双方之间实际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因宋广利、付玉红已对借条和转账明细等材料进行了确认，故原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处理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在前几次庭审中，宋广利、付玉红认可收到宋广胜的90.5万元，关于2017年3月-2018年4月宋广胜代为偿还的贷款机构本息72.4万元，宋广胜已经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和借款确认表等证据，结合宋广利、付玉红出具的借条等证据，应当认定双方的借款数额为190万元。3.关于宋广利、付玉红主张的转账给宋广胜的32.6万元，宋广胜仅认可转账数额为24.3万元，且该款项是偿还之前的借款，已提交31.4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予以证明。再审庭审前，宋广利、付玉红书写了情况说明一份，自认32.6万元与本案无关，且该还款时间是在出具借条之前。4.宋广胜与刘春不相识，双方之间没有业务或经济往来。再审程序合法，宋广利、付玉红申请追加刘春为被告，实际是拖延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宋广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宋广利、付玉红偿还借款本金190万元；2.判令被告宋广利、付玉红支付自2018年5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9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3.判令被告宋广利、付玉红赔偿自2018年5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9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损失；4.判令被告宋广利、付玉红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保险公司担保费等；5.判令被告宋广利、付玉红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于2018年12月1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作出（2018）鲁1402民初187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如下：一、被告宋广利、付玉红于2018年12月14日前偿还原告宋广胜借款本金190万元及利息（以19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8年5月1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二、被告宋广利、付玉红于2018年12月14日前支付原告宋广胜本案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75000元。其他无争议。案件受理费109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5950元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宋广胜系宋广利之兄，宋广利与付玉红原系夫妻关系。2017年3月至2018年4月期间，宋广胜从多家小贷公司贷款。之后，宋广胜多次通过银行转款给付玉红，共计90.5万元。2018年5月13日，宋广利、付玉红作为借款人、江西新坤农产品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向宋广胜出具了一份借条：“今借到宋广胜壹佰玖拾万元整（￥190万元整），借款人宋广利，身份证号：，付玉红身份证号：担保人：江西新坤农产品有限公司宋广利借款日期：2018年5月13日”。（江西新坤农产品有限公司未加盖公章）。付玉红当日还在宋广胜提供的《付玉红借条明细转账确认单》（以下简称转账确认单）以及《2017年3月-2018年4月付玉红借款确认表（含我替还本息）》（以下简称借款确认表）的借款人处签字。其中《转账确认单》载明：“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1月5日期间转款12笔，借款转账金额90.5万元，”还载明：“另加办理贷款10%的点位费18万元、贷款保险费1万元，另加付宋然3万元、另加替还贷款机构本息72.4万元、借大哥和妈妈5.5万元合计190.4万元”。《借款确认表》载明宋广胜自2017年3月至2018年4月从“你我贷-王宁”、“宜人贷-王颂”等24家贷款机构贷款的数额、期数，合计贷款本息179.105万元。庭审中，付玉红、宋广利仅认可收到宋广胜转款90.5万元，但这90.5万元也是过桥方，该款已经转给了案外人刘春，刘春应为实际借款人。付玉红、宋广利对《转账确认单》中所列“另加办理贷款10%的点位费18万元、贷款保险费1万元，另加付宋然3万元、另加替还贷款机构本息72.4万元、借大哥和妈妈5.5万元”不予认可。对《借款确认表》不予认可，认为系原告个人借款行为，与本案无关。宋广胜针对《转账确认单》中偿还贷款机构本息72.4万元，提交了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庭审中宋广利、付玉红认可原系夫妻关系，但辩称已经于2019年7月离婚，但未提交离婚证明手续。另查，宋广胜在原审诉讼中，撤回了对江西新坤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起诉。付玉红当庭提交2017年4月份以来付玉红转给刘春及邱福旺等人的款项个人汇总明细，用于证明付玉红将宋广胜所转的90.5万元又转给了刘春或者刘春指定的他人。宋广胜对此不予认可，称付玉红的转款与本案的借贷关系无关。付玉红另提交2017年10月15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给宋广胜转款合计32.6万元的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其本人代刘春向宋广胜还款32.6万元；对于32.6万元的转款，宋广胜称该笔款项系付玉红偿还其原来的借款，与本案190万元的借款无关。为此，宋广胜提交了宋广利2019年9月11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用于证明两被告所主张的32.6万元，系偿还的原来的借款，与本案无关。庭审中，宋广利对《情况说明》中的签字认可，但辩称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并承认付玉红的签字系其本人代签，付玉红并不知情。宋广胜另支付律师代理费（出具发票）15000元，预交案件受理费109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诉讼财产保险保险费3900元。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根据原审原告宋广胜提交的付玉红签字的《2017年3月-2018年4月付玉红借款确认表（含我替还本息）》、《付玉红借条转账明细确认单》以及《借条》，并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来看，2017年3月至2018年4月期间，宋广利、付玉红曾委托宋广胜向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或银行进行贷款，之后于2018年5月13日，经双方核算，宋广胜为两被告借款并支付利息和各种费用共计190万元，从而形成《借条》。从案件事实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实质来看：实际上系一种委托借贷而后追偿的关系，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抗辩或者反诉的，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可以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来进行处理，故原审原被告之间19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原审原告宋广胜请求宋广利、付玉红偿还借款本金190万元的主张，于法有据，法院应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利息，故利息自宋广胜主张权利之日（原审案件立案之日2018年5月30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逾期利息。庭审中，付玉红、宋广利辩称已偿还32.6万元，并提供了2017年10月15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的19笔转款明细表，但从其提供的证据来看，其中的前17笔，转款时间是在出具借条之前，根据交易习惯，如果有还款，当事人会在重新出具借条时，应予以扣除，但本案出具的借条仍是190万元，被告的抗辩与理相悖；另外还款明细表中载明2018年6月26日、2018年6月28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偿还了原告10000元和12000元，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且宋广胜也不认可，故出具借条之后的22000元还款，证据不足，法院也不应采信；况且在原审第一次开庭之后，宋广利为宋广胜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认可32.6万元系偿还之前的借款，与本案无关，综上，两被告主张偿还32.6万元的抗辩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至于宋广利、付玉红主张宋广胜与刘春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3900元系宋广胜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损失，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律师代理费，因双方对此未有约定，法院不予支持。再审判决：一、撤销（2018）鲁1402民初1872号民事调解书；二、原审被告宋广利、付玉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审原告宋广胜借款19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19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30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至借款全部付清之日止）；三、原审被告宋广利、付玉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审原告宋广胜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3900元；四、驳回原审原告宋广胜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5950元由原审被告宋广利、付玉红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宋广利、付玉红提交证据一加盖“海口新坤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并签署“刘春”姓名的《关于付玉红、宋广利给宋广胜所打借条情况的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宋广胜为获取高息向刘春的海口新坤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西新坤农产品有限公司提供借款，该公司已认可与宋广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借款应由其负责偿还，付玉红与宋广利仅属于中间方；提交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刘董借款明细表》及《分期还款协议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宋广胜从2003年开始一直给刘春的公司提供借款。宋广胜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不予认可，不能说明该证据的形成和实质内容真实，与本案没有直接法律关系，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二不符合证据的外在形式和内容要求，不具备成为有效证据的前提，无法核实微信聊天记录双方的真实信息，《刘董借款明细表》和《分期还款协议书》均是空白的，不能实现证明目的，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宋广胜提交借条复印件五张，用以证明2003年刘春曾向宋广利借款，双方存在多笔经济往来。宋广利、付玉红质证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海口新坤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或工作人员未到庭说明情况，故对于《关于付玉红、宋广利给宋广胜所打借条情况的说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仅为海口新坤科技有限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在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且宋广胜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宋广利、付玉红的诉讼主张；微信聊天记录涉及的当事人身份信息无法核实，《刘董借款明细表》和《分期还款协议书》中均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字，故不应予以采信；宋广胜提交的借条是复印件，且宋广利、付玉红不予认可，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故不应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再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二、2018年5月13日的借条是否是宋广利、付玉红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人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三、一审对借款金额和还款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本院根据本案事实及有关法律，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作如下分析认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本案原审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再审中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主审法官并非原审法官，审判人员并不重合，不存在审判组织不合法的情形。宋广利、付玉红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再审审判人员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其在再审中也未提出回避申请。因此，宋广利、付玉红关于再审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本案中，根据宋广胜提交的借条等证据，能够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意见，已经能够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本案借条中没有刘春的签名，宋广利、付玉红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宋广胜与刘春之间存在直接资金往来或已经形成借贷合意，故刘春不属于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再审中未追加刘春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2018年5月13日的借条是否是宋广利、付玉红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人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宋广利、付玉红于2018年5月13日向宋广胜出具了借条，付玉红也对《付玉红借条转账明细确认单》、《2017年3月-2018年4月付玉红借款确认表（含我替还本息）》进行了签字确认。以上借条形式完整，约定明确，宋广利、付玉红均在借款人处签署了姓名，视为对其债务人身份的认可。宋广利具有银行从业经历，应当认定其具备相应的经济交往常识，清楚借条内容、相关权利义务及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再审庭审中，宋广利、付玉红陈述宋广胜与刘春之间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付玉红陈述出具借条时宋广胜并未对其实施胁迫行为。宋广利、付玉红上诉主张以上借条是在对实际情况判断有误的情况下出具的，且宋广胜对其实施了欺骗行为，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也无证据证明其曾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借条中的相关约定。宋广利、付玉红主张宋广胜向其表明书写借条的目的在于应对债权人，但该主张与《付玉红借条转账明细确认单》中包括“借大哥和妈妈”的5.5万元和“另加付宋然”的3万元的事实存在矛盾，以上两笔款项更符合双方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的特征。根据付玉红的银行交易明细进行分析，其与刘春之间存在多笔转款，双方资金往来频繁，付玉红向刘春转款的时间和数额与宋广胜向付玉红转款的时间和数额存在一定差异，不能完全对应。宋广利和付玉红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力不足，不能证明借款人确为案外人刘春或其经营的公司，而非宋广利和付玉红。而且，即使实际借款人或使用人确为刘春或其经营的公司，宋广利和付玉红于2018年5月13日出具本案借条的行为也应认定为构成债务承担，借条内容对二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综合以上分析应当认定，2018年5月13日的借条属于宋广利、付玉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再审判决二人对本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如本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或使用人确为案外人刘春或其经营的公司，关于宋广利、付玉红能否追偿及如何追偿等问题，可依法另行解决。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一审对借款金额和还款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宋广胜提交的借条、《付玉红借条转账明细确认单》、《2017年3月-2018年4月付玉红借款确认表（含我替还本息）》、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互相印证，能够证明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宋广利、付玉红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2018年9月11日，宋广利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本案争议的32.6万元属于偿还此前借款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证据是在受欺诈、胁迫情形下形成的。双方长期存在资金往来，而宋广利、付玉红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其余借款已经清偿完毕。本案借条出具时，除宋广利、付玉红主张的2018年6月26日的1万元和2018年6月28日的1.2万元两笔款项外，其余转款均已经实际发生，如果以上款项属于对本案争议借款的偿还，在出具借条时不将其扣除与常理不符。而且，关于宋广利、付玉红主张的转款32.6万元的问题，宋广胜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因此，一审对借款金额和还款数额的认定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如宋广利、付玉红主张的2018年6月26日的1万元和2018年6月28日的1.2万元确实存在，且并非属于对此前借款的偿还，关于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可依法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宋广利、付玉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再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上诉人宋广利、付玉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敏审判员  单仕东审判员  杨 敏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法官助理陶颖书记员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