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0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1，男，196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2，男，199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于柏，湖北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某1，女，194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法定代理人：陶某2，系陶某1之女，197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某2，女，197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勇，湖北瀛楚（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1、周某2因与被上诉人陶某1、陶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民初5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周某2上诉请求：1、请求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发回重审；2、判令陶某1、陶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遗漏了必须参加的诉讼当事人。讼争房屋是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宿舍楼的一部分，该整栋楼的产权人是武汉市江汉漂染厂。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追加讼争房屋的合法产权人参加诉讼，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武汉市江汉漂染厂的合法财产权，一审程序明显违法。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八古墩东二巷29号1栋203、105号房屋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周某1、周某2取得上诉房屋的征收款项是基于产权人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对自管房的依法处分行为。1.203、105号房屋并不是分配给被继承人周西焱的，而是分配给单位职工周某1的。2.原审法院将周西焱的股东出资认定为房屋买断款明显存在错误。3.武汉市江汉漂染厂作为房屋自管单位，在房屋拆迁时，武汉市江汉漂染厂股东会依法对宿舍楼各住房共21户住户进行了权利确认，确认将203号房屋分配给周某1，105号房屋分配给周某2。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诉争二套房屋不是被继承人周西焱的遗产。陶某1、陶某2辩称，一、原审程序合法，没有必要追加武汉市江汉漂染厂作为被告，周某1、周某2在诉状中陈述案涉房产已经分配给了周某1、周某2，周某1、周某2分别与拆迁公司签订了协议，并且收到了拆迁款，房屋已经量化为个人资产，不存在追加武汉市江汉漂染厂为本案被告。二、原审认定合法，本案不是对自管房的行为，本案武汉市江汉漂染厂的宿舍并不是完全由六个股东出资建设，而是由股东和员工一起集资建房。集资建房人必须是双职工才能集资建房，本案周西焱不仅是员工，还是股东。陶某1、陶某2提交了集资建房的收据，集资建房款和入股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三、陶某1、陶某2提交了周西焱的集资建房款，一审后未见周某1、周某2提交任何有关集资建房的收据。周某2在集资建房时还未出生，也不是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员工，他也分到了**房，这是不能让人理解的。权利的取得依据是集资建房款的交付，周某1虽然是江汉漂染厂员工，但是并未提交集资建房的收据。房屋拆迁时虽然未拿证，但是房屋已经量化成了货币，货币是有形资产，对货币的分配属于继承的范围。陶某1、陶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周某1向陶某1支付江汉区八古墩29号1栋203房拆迁款1817044元，支付陶某2房屋拆迁款454261元；二、判令周某2向陶某1支付江汉区八古墩29号1栋105房拆迁款510728元，支付陶某2房屋拆迁款127682元；三、本案诉讼费由周某1、周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某1与被继承人周西焱系夫妻关系,共育有陶某2、周某1等三个子女，另有一子已于2010年6月去世。周某2系周某1儿子，陶某2与周某1系兄妹关系。被继承人周西焱已于2011年9月20日因病去世。被继承人周西焱生前为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六个合伙人之一，享有该厂全部资产的六分之一的出资权益。2002年9月，江汉区政府民族街办事处根据武政办【2002】102号、江办发【2002】12号文件精神，作出了《江汉区民族街办事处关于江汉漂染厂改制的批复》（族发【2002】51号），由周西焱、周舜卿、余祖荣、程贞伟、曾宪章、骆斌六个合伙人共同组织实施，对武汉市江汉漂染厂按股份合作制模式进行改制。合伙经营期间，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将名下位于八古墩××住房及××六间门面房分别分配给六个合伙人及家属，其中203号房屋（建筑面积110.89平方米）、105号房屋（建筑面积23.45平方米）分配给周西焱及其家属。一审法院另查明，1994年、1995年两年间被继承人周西焱分三次出资，共计26417元向武汉市江汉漂染厂支付了房屋买断款。诉争房屋分配给周西焱后，周西焱未办理诉争房屋的居住证，诉争房屋产权仍归属于武汉市江汉漂染厂。一审法院还查明，诉争房产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八古墩东二巷29号1栋，其中203号房屋（建筑面积110.89平方米），登记在周某1名下；105号房屋（建筑面积23.45平方米），登记在周某2名下。2017年12月30日周某1同武汉市江汉区城区改造更新局、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约定203号房屋拆迁补偿金额为2725567元。2017年12月31日周某2同武汉市江汉区城区改造更新局、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约定105号房屋拆迁补偿金额为766092元。一审法院再查明，2011年10月12日，陶某1与陶某2、周某1对被继承人周西焱生前银行存款在武汉市江天公证处办理公证，确认被继承人周西焱生前银行存款由陶某1继承，陶某2与周某1放弃继承权。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诉争房屋系被继承人周西焱作为武汉市江汉漂染厂的股东出资建造，应属于周西焱与陶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不因周西焱未办理产权登记，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将诉争房屋登记在周某1、周某2名下就认定诉争房屋归属于周某1、周某2，从而否定该诉争房产属于被继承人周西焱的遗产。仅凭周某1、周某2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便认定诉争房产的拆迁权益全部归属于周某1、周某2明显不公，有违公平正义原则。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八古墩****203、105号房屋属于被继承人周西焱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周某2作为周某1的儿子，无继承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周某1向陶某1支付武汉市江汉区八古墩29号1栋203房拆迁补偿款1817044元，向陶某2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454261元,前述款项将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陶某1、陶某2；二、周某2向陶某1支付武汉市江汉区八古墩29号1栋105房拆迁补偿款510728元，向陶某2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127682元，前述款项将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陶某1、陶某2；案件受理费8445元，由陶某1、陶某2共同负担4222.5元，由周某1、周某2共同负担4222.5元（此款陶某1、陶某2已预付一审法院，周某1、周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陶某1、陶某2）。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除“203号房屋（建筑面积110.89平方米），登记在周某1名下；105号房屋（建筑面积23.45平方米），登记在周某2名下”不属实外，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武汉市江汉漂染厂曾于2018年11月7日向唐家墩K8整合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维稳指挥部出具联系函，载明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分别将203号房屋（建筑面积110.89平方米）分配给周某1居住，105号房屋（建筑面积23.45平方米）分配给周某2居住，该户现已拥有房屋100%产权，请按100%产权直接对周某1、周某2进行补偿。本院又查明，讼争房屋建成后，周西焱、陶某1、周某1均在203号房屋内居住。105号房屋曾由陶某1出租。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并非继承人，不应作为本案的原告或被告，同时讼争房屋已进行拆迁补偿，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对拆迁补偿款并不主张权利，故本案处理与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并无利害关系，武汉市江汉漂染厂不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关于对武汉市江汉区八古墩东二巷29号1栋203号房屋、105号房屋权利归属及相应拆迁补偿款的认定。陶某1、陶某2一审中提交了周西焱交纳建房款26417元的收据，周某1、周某2主张周西焱所交款项为股东出资款，与收据内容不符，且即便如周某1、周某2所言该款项为股东出资款，武汉市江汉区八古墩东二巷29号1栋房屋的征收补偿中也应包含周西焱作为武汉市江汉漂染厂合伙人及股东而应当享有的利益，结合周某1、周某2没有支付过房屋相关款项以及房屋建成后的居住、使用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争房屋系被继承人周西焱作为武汉市江汉漂染厂的股东出资建造，应属于周西焱与陶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基于前述认定，对拆迁补偿款按法定继承处理，亦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周某1、周某2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45元，由周某1、周某2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骆朝辉审判员  叶 欣审判员  胡丹丹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李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