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1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颖涛，女，198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雅怡，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智，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北，男，196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静辉，河南广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金智，男，198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日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法定代表人：高晓丰。委托代理人：周钧良，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梁颖涛、苏北因与被上诉人朱金智、广州市日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3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梁颖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梁颖涛对苏北位于越秀区xx路xx号院xx号楼xx房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二、苏北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2018年1月8日才签订成立……对原告主张的优先权本院不予支持”是对抵押权的设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这一事实的错误认定，未考虑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不正确，应当予以纠正。（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苏北为了向梁颖涛借款，同意提供案涉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双方在达成借款意向后一同前往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苏北在一审庭审中对此均予以确认。梁颖涛及苏北的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有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的有效法律行为。双方办理抵押登记目的是为了对本案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梁颖涛自抵押登记时起，即成为该房屋的抵押权人。（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三）苏北在一审庭审中未对案涉房屋抵押登记的真实性及有效性提出过任何的抗辩，其认可为案涉借款办理了抵押登记。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对双方均确认的事实做出相反的事实判断超过审判范围。因此，梁颖涛作为案涉房产的抵押权人，当苏北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请求对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优先受偿权的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纠正。二、《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出借款项已全额支付给苏北，法院应当改判梁颖涛对案涉房屋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有优先受偿权。（一）苏北在一审时当庭确认其在《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借款借据》上签名，并收到梁颖涛向其转账支付的150万元。由此可见，签订《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梁颖涛已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苏北也依时支付借款利息，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二）《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抵押条款约定的抵押物、借款金额与不动产登记证明中记载的抵押物座落、最高债权数额均可以对应。结合一审庭审中苏北的陈述，可知双方只有案涉合同约定的150万借款，不存在意思表示错误及欺诈的情形。一审判决确认《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是真实有效并认定梁颖涛向苏北出借款项的事实。该合同约定的抵押条款与抵押登记并不互相排斥，双方办理抵押登记的目的就是保证《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的履行。三、案涉房屋的抵押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是由于民间借贷的习惯，程序的瑕疵不应当影响梁颖涛实体的权利。大部分出借人习惯先办理抵押登记，取得他项权证后再向借款人放款以保证自身权益。在放款后，双方在合同上以放款时间作为合同签订时间，该行为是双方均为自然人，法律意识淡薄，在制作出借文件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所造成的，并不影响苏北为其借款行为提供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受理回执的预约领证日期为2018年1月8日，该日期与梁颖涛将借款转给苏北的时间一致，进一步说明该抵押登记所担保的借款就是案涉150万元借款。综上，梁颖涛对案涉房屋有抵押权，有权依照《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的约定，对案涉房屋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有优先受偿权。苏北对梁颖涛的上诉请求辩称，借款不是真实的，原来和苏北谈借款的事具体都是由朱金智经办。由于苏北和朱金智之间的借款关系，朱金智借给苏北50万元，两个月后偿还100万元，利息为月息50%，由于苏北一直未能偿还，其要求苏北把案涉房屋抵押给朱金智，由于该房子尚有抵押，朱金智提出由其出款将上述房产解押以后去贷款偿还。苏北并不认识梁颖涛，直到2017年12月27日办理抵押手续时才第一次见梁颖涛，双方没有发生借款关系，只是当时以梁颖涛的名义办理了《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2018年1月8日，朱金智说抵押手续出来后给苏北转款150万元，该款项转入李松的账户，当日又转回朱金智的账户，苏北并未使用该款项，后来一直是朱金智催苏北还款，也是由其提供梁颖涛的银行卡作为还款账户。梁颖涛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从未向苏北催要过借款，本案明显系套路贷，梁颖涛和朱金智系职业放贷人。该借款合同是在苏北和朱金智之间的借款的基础上利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属无效。日升公司对梁颖涛的上诉请求辩称，日升公司对本案的借款情况并不清楚。苏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1.依法认定梁颖涛、朱金智系职业放贷人，苏北和梁颖涛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无效；2.苏北支付梁颖涛借款本金114.77万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或发回重审；二、梁颖涛、朱金智、日升公司负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属于“套路贷”，系民事欺诈行为；因资金周转需要，苏北于2016年4月20日与朱金智接触并向其借款，由于苏北不懂法又急于用款便与其约定借50万元，两个月后还100万元，月息高达50%，两个月后苏北将100万元还给朱金智。2017年9月12日，苏北再次向朱金智借款，当天朱金智转账给苏北100万后苏北应其要求回转20万元，又转给候凤凤30万元，苏北实际借款50万元，当时约定的利率为月息50%，从此苏北陷入还不清欠款的圈套。由于苏北还不上此次欠款，朱金智就让苏北将已抵押的案涉房产再次抵押贷款用于偿还利息。2017年9月朱金智在苏北原来的“欠款”未结清以及在2017年12月25日、29日在操纵苏北的房产抵押贷款基本成功的情况下，朱金智分两次、每次50万元给苏北，并于2018年1月18日转给苏北10万元作为房产抵押贷款的手续费。朱金智为了上述贷款可以顺利地进入自己囊中，2017年12月中旬要求苏北交出李松的银行卡，2018年1月8日梁颖涛转给苏北的借款（实际转入李松银行卡中）一到账，朱金智就分30次每次5万元把全部150万元转入自己的银行卡中。苏北在朱金智的操控下向梁颖涛借款的目的是还月息高达50%的高利贷，苏北未实际收到款项还要向梁颖涛承担看似合法的月息。借款到期后肯定不能清偿上述欠款且必然违约，随之而来的就是律师费、担保费、诉讼费等相关高额的费用和巨额利息。一方面，梁颖涛于2019年5月30日起诉苏北要求偿还150万元欠款及2%的利息；另一方面，朱金智于2019年6月5日在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起诉苏北要求偿还150万元欠款及2%的利息。综上，二人的行为完全符合《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套路贷”的认定意见，属于欺诈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二）梁颖涛在一审中关于不认识朱金智且未与其合谋等陈述及《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等均是虚假的；一审法院能够查证《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于2018年1月8日签订，但涉案房产于2018年1月2日已经进行抵押登记备案。该登记明显不符合常理，更违背合同成立、生效的一般法律要件，故不支持对梁颖涛主张的优先权。梁颖涛提交给房管部门办理抵押备案登记的《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和本案作为证据使用的合同，在书写人处、借款期限上等完全不同。其提供给房管部门的《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借款期限是2019年12月26日，而梁颖涛起诉时借款还未到期。（三）梁颖涛、朱金智均系职业放贷人；朱金智和苏北第一次发生借贷关系后，向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主张的借据还有2017年12月的100万元、2018年5月9日的150万，苏北查到朱金智与黄浩民间借贷纠纷、梁颖涛与陆耀琪民间借贷纠纷等案例，符合最高院关于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是职业放贷人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二人合谋借给苏北的借款系职业放贷行为。（四）一审法院对苏北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书》置之不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在苏北提交基础证据证明该案可能系梁颖涛和朱金智合谋的行为后，同意追加朱金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对苏北要求调取其二人相关银行流水详单以证明朱金智可能系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及梁颖涛自述不认识朱金智是虚假的，一审法院既未依职权调取也未出具调查令，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案件，应当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三条、《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等相关法律、法规认定梁颖涛、朱金智系职业放贷人，借款合同和《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无效。梁颖涛对苏北的上诉请求辩称，第一，案涉借款合同当中的签名与款项均为真实的，款项也依约支付到苏北指定的账户。结合苏北提交的证据材料，其已承认收到该笔款项，且在河南省沈丘县的案子当中已经举证作为归还朱金智款项的证据，故本案的借款真实有效，苏北应当依约归还借款。第二，本案的抵押权是苏北和梁颖涛亲自到房管部门办理的，该抵押登记真实有效，双方同意将案涉房屋进行抵押并且用以贷款。该事实也可以在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中可以看到，苏北明确表示其通过房屋抵押贷款150万给朱金智。由此可见，该抵押登记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双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且该登记也经房管部门的确认以及出证，梁颖涛对该房屋的优先受偿权已生效。本案不存在套路贷问题，梁颖涛并不知晓苏北与朱金智之间的纠纷，即使其是通过朱金智找到梁颖涛借款，梁颖涛也与朱金智没有任何关联。从现有证据来看，苏北仅提供了其要求朱金智为他去找资金的请求，并没有证据证明朱金智与梁颖涛串通密谋其房屋。梁颖涛的款项已经实际支付，且苏北一直有向梁颖涛支付利息，双方在没有发生纠纷前，借贷关系一直是在良好运行的，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日升公司对苏北的上诉请求辩称，日升公司对于这笔借款并不清楚。朱金智未到庭，亦未对梁颖涛和苏北的上诉提交书面意见。梁颖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苏北立即向梁颖涛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2.苏北按月息2%向梁颖涛支付自2018年11月5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及违约金；3.苏北支付梁颖涛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27000元和查封担保费3000元；4.确认梁颖涛对苏北位于越秀区xx路xx号院xx号楼xx房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8日借款人（抵押人）苏北、出借人（债务人／抵押权人）梁颖涛共同签订《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显示借款用途个人周转、期限2018年1月8日至2019年1月7日、借款金额150万元、借款期内月利率2.2%、抵押物广州市越秀区xx路xx号院xx号楼xx房、逾期利息每日千分之一、借款人违约需承担保险及诉讼费等所有费用。同日借款人苏北、贷款人梁颖涛签订《借款借据》，显示贷款金额150万元、贷款期限2018年1月8日至2019年1月7日、月利率2.2%、收款户名李松（帐号62×××88）。2018年1月8日梁颖涛向李松上述账号转款150万元。据2018年1月2日不动产登记证明【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3200002号】，显示权利事项抵押权、权利人梁颖涛、义务人苏北、坐落广州市越秀区xx路xx号院xx号楼xx房；抵押方式最高额抵押，抵押范围全部，最高债权数额150万。苏北向梁颖涛转款情况（合计335800元）：2018年1月8日30800元、2018年2月5日33000元、2018年3月8日33000元、2018年4月9日33000元、2018年5月9日33000元、2018年6月8日33000元、2018年7月12日33000元、2018年8月29日33000元、2018年9月6日33000元、2018年10月16日33000元、2018年12月28日8000元。另苏北2018年1月8日还向梁欣转款16500元。2019年4月8日梁颖涛与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书》，显示委派崔雅怡律师作为梁颖涛与苏北民间借贷纠纷案梁颖涛一方的律师、律师费27000元。2019年4月12日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出具发票，显示收到梁颖涛律师费27000元。2019年4月9日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梁颖涛签订《诉讼保全委托担保合同》，显示本案诉讼保全金额150万元、对应的担保费3000元。同日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发票，显示收到梁颖涛担保费用3000元。梁颖涛提交了下列证据：1、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2、借款借据。3、他项权证。1-3证明苏北因个人周转需要，向梁颖涛借款1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1月8日至2019年1月7日；梁颖涛、苏北约定月利率为2.2%；苏北提供位于广州市越秀区xx路xx号院xx号楼xx房作为借款做抵押担保，并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领取了他项权证。4、平安银行网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梁颖涛向其指定的账户转账支付了150万元。5、委托合同与发票，证明梁颖涛为本案支出了27000元律师费。6、担保合同与发票，证明产生担保费3000元。苏北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签名为苏北本人所签，但当时苏北签的是空白合同，且苏北签合同时没有见过梁颖涛，也未联系过梁颖涛，故我方认为这份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完合同后苏北没有拿到借款，我方认为该借款协议是虚构的，当时日升公司安排的借款事宜，日升公司是知道抵押的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梁颖涛及日升公司都是恶意想侵占苏北及案外人李松的财产。证据2质证意见同证据1，证据2同证据1均是明显的格式合同，背后是有团伙在操作的。证据3同证据1、2质证意见一致。证据4这150万元转到苏北账户后就马上被提取走了，不是苏北提取也不是案外人李松提取的，而是梁颖涛利益相关人提取的。证据5我方认为本案是虚假诉讼，故律师费及相关诉讼费用国家应予没收，不能由苏北承担。证据6质证意见同证据5。日升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苏北提交了下列证据（其中证据4-15仅提交了复印件）：1、与梁文馨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梁颖涛与朱金智共同向苏北开展套路贷业务、梁颖涛是明知涉案的房屋存在案外人的所有权。2、款项明细记录，证明苏北陷入套路贷陷阱，按照朱金智及日升公司的指示支付相关款项。3、李松与建设银行录音，证明涉案的150万元在朱金智和日升公司及梁颖涛利益方的筹划下到账之后马上转到了朱金智名下。4、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2016年4月20日朱金智转入50万元；2016年4月22日朱金智转入50万元后即转出50万元到朱金智工行账户，随后又转入50万元，随即在柜台取出了49.99万元；2017年9月12日朱金智转入100万元，即转出了30万元给侯凤凤工行账户，柜台取出20万元；2017年9月19日朱金智转入10万元；2017年12月21日朱金智转入100万元，又将这100万元转出到朱阳光工行账户；2017年12月22日朱金智转入100万元，即转出了80万元到朱金智平安银行账户，柜台取了20万元；2017年12月25日朱金智转入50万元；2017年12月29日朱金智转入50万元；2018年5月9日李松转入50万元，后转出到朱阳光工行账户；2018年1月-2018年11月苏北转给朱金智38万元；2018年1月8日苏北向梁欣支付1.65万元；2018年1月8日苏北向梁颖涛支付3.08万元。5、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6年6月20日苏北向何绰韬转账100万元。6、招商银行跨行实时转账业务回单，证明2018年7月-2018年11月苏北转给朱金智7.5万元。7、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交易账户明细，证明2018年1月8日梁颖涛转入150万元到李松建行账户，随后这150万元分30笔转走。8、电子回单，证明苏北与日升公司关于房产二押是由朱金智安排的以及贷款过程中的具体情况与苏北还款的情况；2018年2月-2018年12月苏北向梁颖涛每个月还3.3万元，共还了9个月，其中2018年12月28日向其支付8000元，合计30.5万元。9、苏北与梁文馨微信聊天记录（同证据1），证明日升公司与梁颖涛联系的人叫梁文馨，梁文馨代表日升公司与梁颖涛办理手续，在房屋办理抵押手续前期阶段，梁文馨明知梁颖涛已婚，于是要求将钱转入梁颖涛妻子的银行卡上，但涉案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未经过李松同意。10、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李松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11、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关于李松投诉事项的答复意见书，证据10-11证明朱金智私自将广州市越秀区xx路xx街xx号大院xx号xx房进行网签，通过套路贷夺取李松房产。12、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4财保548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证明朱金智在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冻结了苏北的房产，意图套取房产。13、苏北、李松与朱金智、梁颖涛等款项往来明细表，证明到账610万元，其中真实借款210万元，虚假借款400万元；实际已还款330.73万元，但永远还不清，现朱金智和梁颖涛通过虚假诉讼要求苏北各还150万元，共300万元。14、与朱金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按照朱金智要求转款。15、与梁文馨的聊天记录，证明梁颖涛是日升公司领导。梁颖涛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与梁颖涛无关，梁颖涛不认识梁文馨。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梁欣的收款不清楚，与我方无关，其余两笔我方确认有收到，但我方认为与其证明事项没有关联性，且在过程中在2018年12月28日之前每月苏北均向梁颖涛支付150万元的利息，证明双方借款是真实有效，且在此之前双方均是清楚的，另外我方起诉要求其承担的利息义务，也是自2018年11月15日开始已经将其12月28日支付的8000元利息计算进内。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该录音形成于2019年7月11日，明显远超过该借款发生时间，且从该录音聊天内容看，只是李松与一名女子之间发生的录音，并不能代表该女子是银行工作人员，从该录音看该女子仅表示其款项转给了一名叫朱金智的人，与梁颖涛无关。证据4-9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证据4证明内容关联性不确认，证明内容中罗列的12项中第1-11项均与梁颖涛无关，第12项确认收到该款项，该款项是第一个月的利息。证据5-6与本案无关，该款项均是苏北向案外人及朱金智支付的款项。证据7关联性不确认，证明内容苏北确认在2018年1月8日收到梁颖涛转入的150万元，我方认为该卡是由苏北及李松控制，故该款项到底是怎样转出的梁颖涛并不清楚，结合李松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情况看，该卡并未脱离苏北及李松的控制，法院可以根据该交易明细当中所罗列的各项看李松的工资及消费、信用卡还款等都是绑定该卡，不存在梁颖涛控制苏北这张银行卡与朱金智合谋获取苏北的贷款构成套路贷，从转账记录看2018年1月8日分别转出多个款项，但在2018年1月11日该卡已经发生其他类项的扣款，故我方认为苏北提出该卡是梁颖涛与朱金智控制并取走梁颖涛转入该卡中的款项这一说法不成立。证据8质证意见同证据2，证据证明内容关联性不确认，梁颖涛在2018年2月-12月收到的款项是苏北支付给梁颖涛的利息。证据9质证意见同证据1，我方不清楚苏北与第三人之间的约定。证据10-11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3三性不确认，表格是苏北自行制作，关于苏北与朱金智的交易往来与梁颖涛无关，且其所提到的资金流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证据14真实性有法庭认定，我方认为朱金智与梁颖涛没有任何关系，其聊天记录当中所涉内容因没有上下文，并不清楚到底是何原因发出该内容。证据15质证意见同证据1，在第一次庭审中我方向法庭陈述我方的确是日升公司的员工，但该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日升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13均与我方无关；证据1、9我公司没有梁文馨这个人。证据14-15梁颖涛是我公司员工，梁文馨不是我公司员工，我方也不认识朱金智。一审法院认为，其一，苏北认为是被梁颖涛与朱金智、日升公司共同“套路贷”，但苏北提交的证据多无原件予以核对，且即便有原件也无法证明梁颖涛、日升公司有实际参与苏北与朱金智之间的纠纷，故对苏北的相关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二，苏北签名确认的《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借款借据》与转款记录，可相互印证证明梁颖涛向苏北出借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三，2018年1月8日苏北向梁欣转款的16500元，因收款人并非梁颖涛，故对苏北认为亦为本案款项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四，2018年1月8日出借150万元当天苏北向梁颖涛转款308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实际借款本金为1469200元。其五，已支付的利息不得超过月息3%的法定最高标准，而约定的月息2.2%未超过该标准，以1469200元为基数按月息2.2%计算，2018年1月9日至2018年11月4日利息合计应为319992元，现苏北仅支付了305000元（335800元-308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至2018年11月4日本金仍为1469200元。其六，自2018年11月5日起未付利息和违约金之和，应以法定最高标准月息2%计算。其七，梁颖涛主张的律师费、担保费用符合《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中借款人违约需承担保险及诉讼费等所有费用的约定，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八，《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2018年1月8日才签订成立，但涉案房产2018年1月2日已进行抵押登记备案，该抵押登记明显不符合常理，更违背合同成立、生效的一般法律要件，故对梁颖涛主张的优先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苏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天内支付梁颖涛借款本金1469200元。二、苏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天内支付梁颖涛借款的利息与违约金（利息与违约金合计以1469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5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三、苏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天内支付梁颖涛律师费27000元、担保费用3000元。四、驳回梁颖涛的其余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974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苏北负担。二审期间，梁颖涛、日升公司和朱金智均未提交新证据。苏北提交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苏北于2020年7月14日在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规划局调取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拟证明梁颖涛提交给一审法院的2018年1月8日《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与调取的政府档案资料多处地方不一致，主要地方有：合同第2页关于出借时间起止不一致，最后一页合同签订时间不一致，拟证明梁颖涛团队主导的借款抵押手续伪造嫌疑，抵押无效，陈述是虚假的。第二组证据：账号为13×××43的支付宝截屏两张、聊天记录，拟证明：1.手机号为13×××43微信昵称为梁文馨的真名为梁欣，系朱金智指定的工作人员，自2017年12月22日负责苏北借款办理的具体事宜；2.苏北把房产抵押借款是应朱金智的胁迫，由于前期借朱金智的月息50%的高利贷无法偿还，无奈才答应朱金智的要求才用自己的房产抵押后向其借款150万元偿还借朱金智的高利贷。前期借的借款具体事项都是和朱金智洽谈的，所以该150万元借款的实际资金来源是朱金智，苏北一审要求调取朱金智和梁颖涛银行账户流水，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没有调取系程序错误，导致认定事实的错误；3.2017年12月27日梁文馨的真名为梁欣，介绍苏北和梁颖涛在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唯一一次照面，并没有说过话，并于当天让苏北签署了早已准备好的《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至少两份以上，要求苏北仅签名，签署日期、贷款金额、贷款期限等均空着，由其他人填写。其中一份交给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使用，一份就是一审中提交的虚假合同和借据；4.还款账户均为朱金智提供，梁颖涛自述不认识朱金智及梁欣系虚假陈述；5.梁颖涛作为借款人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苏北借款是受到朱金智的胁迫，向其借款150万用于偿还双方之间的高利贷，系用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第三组证据：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4民初4603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各一份、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6民终401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8.7-2018.11苏北转给朱金智7.5万，证明梁颖涛、朱金智均系职业放贷人。2018年1月8日梁颖涛转给苏北的借款（实际转入李松银行卡中）一到账，当天朱金智就分30次每次5万元把全部150万元转入自己的银行卡中。由此不难看出，苏北在朱金智的操控下向不认识的梁颖涛借款，目的是为了偿还月息高达50%的高利贷，借款后实际款项也并未取得，另一方面还要向梁颖涛承担看似合法的2.2%的月息。借款到期后，肯定是不能清偿上述欠款和必然违约，随之而来的就是律师费、担保费、诉讼费等相关高额的费用和巨额利息。2019年5月30日，一方面梁颖涛在贵院起诉苏北要求偿还150万元欠款以及2%的利息，另一方面2019年6月5日长期居住和生活在广州的朱金智舍近求远、不远千里在老家沈丘起诉苏北要求偿还150万元欠款以及2%的利息。经沈丘法院及周口中院查明事实，秉公判决，驳回了朱金智的全部诉求，使其妄图欺骗法院，达到其非法目的诉求未能得逞。第四组证据：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8502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622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梁颖涛系职业放贷人。第五组证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民终225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担保费用3000元依法不应支持，一审判决错误。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综合证明梁颖涛、朱金智的行为完全符合《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套路贷”的认定意见，在民事上属于欺诈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梁颖涛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第一组证据房管局的抵押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是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首先，双方在房管局办理的抵押登记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苏北为了向梁颖涛借款，愿意提供案涉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双方在达成借款意向后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这个抵押登记当中是少了一份领证的回执，在回执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领证的日期就是1月8日，也就是梁颖涛提供给法庭的这份借款合同的日期，是因为双方拿到了抵押权证才把借款时间、借款日期还有放款的情况最终定下来。所以房管局的这份抵押合同的时间不同，只是因为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双方对于借款时间没有最终进行敲定，为了抵押登记而写了上去，这个时间与梁颖涛提交的借款合同的时间不一致，并不绝对地影响合同的效力，使到合同未生效或无效。从抵押登记来看，双方对提供房屋为150万进行抵押是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对于第二组证据，支付宝截屏和聊天记录不属于新的证据。苏北在一审时提交过聊天记录，当时其没办法提供原件进行核对，所以梁颖涛对于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梁颖涛不认识朱金智和梁文馨，且对于他们沟通当中的言语或者内容并不清楚，梁颖涛是通过中介接到了这笔借款，并不清楚苏北和朱金智之间的约定是什么。在苏北出示其与朱金智的聊天记录时，梁颖涛代理人随便翻看了一下其二人聊天记录就可以看到其二人非常熟悉且有不同的业务往来，也就是只是截取了对苏北自己认为在本案当中有利的内容，并不是其和朱金智对于这个事情从筹划开始一直到最后放款，甚至他向梁颖涛还款的情况的全部过程。苏北为了逃避还款责任污蔑梁颖涛和朱金智是套路贷，这是不诚信的行为，二审法院对该证据应当不予采信。对第三组证据的两份判决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显示苏北在这两个案件当中明确确认是自愿将房屋抵押贷款150万，并且将这一款项归还给朱金智，而当地法院也是基于其归还的情况判决苏北无需向朱金智还款，也就是说其与朱金智借款的了结正是由于其向梁颖涛的借款，足以证明苏北向梁颖涛借款是基于自愿和其自身的需要，至于苏北认为朱金智多收了其款项，其应当向朱金智进行主张，而不是去否认其向梁颖涛借款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对于两份越秀法院的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梁颖涛只是在行使自身的诉权，并不是职业放贷人，而且这只有两份判决书，说明梁颖涛并没有向不特定的大多数人放贷。对于广州中院的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该案件与本案没有相同的地方，情况不一样，没有可比性。本案所支持的担保费是根据抵押借款合同第18条第五款约定，应当由借款人和抵押人承担违约所产生的费用，是属于有依据而产生的，所以本案应当维持对于该判项。日升公司质证称对该笔借款不知情。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调取了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梁颖涛和朱金智案涉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梁颖涛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关于苏北提及一审法院未认定的款项以及法院调取个人银行流水明细的意见如下：1.对于苏北主张的一审法院未对2018年12月28日的8000元款项进行认定事宜的回复：梁颖涛经收款记录及一审证据材料、判决书，确认在一审时已确认收到该款项，且一审法院查明苏北向梁颖涛的转款情况包括了2018年12月28日的8000元。一审法院在第九页第一段认定梁颖涛支付的并在计算利息总额时一并计入，不存在漏计的情形。2.对个人银行流水明细：（1）对于梁颖涛的银行流水：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从该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到，梁颖涛出借款项及收取苏北利息的情况与法院查明的情况是一致的，不存在漏算、少算的情况。从梁颖涛的交易情况来看，并没有苏北所猜测的与朱金智之间有串通并存在交易往来。（2）对于朱金智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银行流水与梁颖涛没有关联。从该银行流水的内容来看，梁颖涛与朱金智之间并没有交易往来。苏北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一、从梁颖涛的2017年12月27日前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梁颖涛所述的系苏北向日升公司借款不能后再向其借款的陈述明显系虚假陈述。当时其个人账户中没有150万元的存款，所以其不是实际出借人。真实情况是由于苏北向朱金智借高利贷无法还清，朱金智查到苏北名下有房产且已抵押，其为了谋取高利贷的非法利益主动提出提供资金帮苏北解押，后又让梁颖涛作为出借人和抵押权人出现，以便使其和苏北的借款继续有效，在此基础上苏北和梁颖涛的借款关系又合法成立，这样将来苏北必然违约，借朱金智和梁颖涛的款项都要归还，这明显系套路贷。二、从梁颖涛2018年1月8日的银行流水进一步看出其不是实际出借人；2018年1月8日借款当天，梁颖涛的账号中有第三人分别转入10万、140万元，后该两笔款项又分两笔转入李松账号中。故150万元不是梁颖涛的自有资金且分两笔转不符合常理。该交易目的在梁欣（即梁文馨）2018年1月8日和苏北的聊天记录中可以找到答案：“公司分两笔放款，先打一部分给你，你把利息和平台费杂费转过来公司的指定账户，公司再放另一笔。用的是你太太的银行卡收款”。杂费是苏北2018年1月8日转给梁欣的16500元，利息是苏北2018年1月8日转给梁颖涛的30800元，苏北将上述转款信息截屏给朱金智后，第三人才将140万元转给梁颖涛，梁颖涛随后将才140万元转入李松账号。这和朱金智的安排环环相扣。三、从梁颖涛的2018年1月8日至2018年4月29日的银行流水更进一步看出其不像一般的出借人通过出借资金赚钱利息。在2018年1月8日收到苏北转入的30800元利息后马上将利息转入第三人账号中；2018年2月5日收到苏北转入的33000元利息后马上将利息转入第三人账号中；2018年3月8日收到苏北转入的33000元利息后马上将利息转入第三人账号中；2018年4月依然如此。二审法院没有调取之后的七笔利息，但肯定也是转入了第三人的账户。由此进一步印证梁颖涛不是实际出借人，其与苏北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是虚假的，是无效的；四、从朱金智的平安银行账户2018年1月8日（含该日）后银行流水明细、李松的建设银行账户明细及沈丘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2018年1月8日梁颖涛将140万元转入李松账号后，朱金智持李松的建行卡开始通过pos机，每次5万，分30次，直至全部150万刷入其卡号为62×××53的工商银行账号内。随后朱金智约苏北见面并将李松的建行卡还给苏北。双方分手后，朱金智又开始从工商银行卡内将分四次将80万元转入自己的平安银行卡内，2018年1月10日又从工商银行卡内分三次将60万元转入自己的平安银行卡。但朱金智一开始在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的诉讼中对这次交易只字不提，在李松提交证据后才承认“这150万元，其中110万元是还2017年12月25日50万元、2017年12月29日50万元（这100万元是其借给苏北的解押款）、2017年1月8日10万元（系支付给梁欣、梁颖涛的平台费和利息），多出的40万系苏北给其的感谢费”。五、从两个人资金流水初步分析，职业贷款人的特征比较明显，每月有特定的流入、转出及特定的相关人等等，两个人都有类此公开的诉讼案件，请法院进一步分析判断。如需进一步验证转款问题，建议法院增大资金调取的时间及范围。日升公司和朱金智未对前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各到庭当事人均表示无需就前述证据开庭审理。本院经审理查明，办理抵押登记时备案的《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LYT借（抵）字第20171001号，贷款期间为2017年12月27日起至2019年12月26日，即期限为两年，每月支付利息时间未填写，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梁颖涛提交的《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LYT借（抵）字第20181001号，贷款期间为2018年1月8日至2019年1月7日，签订日期为2018年1月8日，并在第18.5条约定如借款人违约而产生所有费用由借款人、抵押人承担。梁颖涛案涉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2018年1月8日分别收到案外人陈晓瑜转账10万元和140万元后，向李松账户转账10万元和140万元，并收到苏北转账30800元，并将该款项转给案外人陈晓瑜，但梁颖涛与苏北账户交易情况均显示，双方之间在此期间未有资金往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经检索，确认包括本案在内，梁颖涛作为出借人近三年在本市两级法院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件数为3件；朱金智作为出借人近三年在本市两级法院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件数为1件。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为本案案涉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的效力、苏北应当清偿的借款数额、苏北是否应当支付梁颖涛律师代理费和担保费、梁颖涛是否就案涉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关于程序问题。虽然一审法院未依当事人申请调取梁颖涛、朱金智在借款发生前后案涉银行账户的银行流水，但本院在二审阶段已经调取并交与当事人质证，该事实已经查清，因此，本案可以不以案件主要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关于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本院检索结果，梁颖涛三年内在本市作为出借人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件数包括本案为三件，不符合向不特定多数人多次放贷的特点，因此，本案中不能以此认定梁颖涛为职业放贷人；苏北认为朱金智涉嫌“套路贷”行为并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至今未能提交公安机关已经对此立案侦查的证据；而在案证据亦不足以证实梁颖涛出借款项来源于朱金智，故不论朱金智与苏北之间的借款是否为“套路贷”，苏北向梁颖涛借款用于清偿其对朱金智所负债务，均不应被认为系梁颖涛的“套路贷”行为；梁颖涛收取案外人款项以及收到苏北还款后转给案外人，其与案外人之间因此形成的法律关系与其与苏北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分别处理，不能仅因此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综上，案涉合同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各方当事人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案涉合同的订立违反自愿原则，故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均有效，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苏北应当清偿的借款数额及是否应当支付梁颖涛律师代理费和担保费的问题。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苏北未能依约清偿借款本息，应当承担返还本金和支付利息、违约金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应予维持；至于律师代理费和担保费支出的问题。案涉借款合同对此已有明确约定，苏北作为违约方应当支付梁颖涛此项支出。关于梁颖涛是否就案涉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设立抵押权时候备案的借款合同，从合同编号，借款期间和期限，签署日期均与本案案涉借款合同存在明显差异，故并非同一份借款合同；即该抵押权并非为案涉借款设立，该抵押权与本案债权并非主从关系，故梁颖涛在本案中主张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梁颖涛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梁颖涛、苏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9974元，由上诉人梁颖涛负担9987元，上诉人苏北负担99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