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0民终8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斯达克电源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三岔港村155号。法定代表人江晓君，经理。委托代理人周翠玲，江苏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江晓文，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扬州常晶电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扬州化学工业园中元路1号。法定代表人尹勤芳，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程辉，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凤智，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斯达克电源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达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扬州常晶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仪征市人民法院（2015）仪商初字第0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9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晶公司原审诉称：2013年4月17日，当事人双方签订了销售合同1份，约定常晶公司供给斯达克公司电动车全密封铅酸蓄电池，规格型号分别为48V/20AH、48V/12AH、48V/10AH,交货时间按计划发货，价格随行就市，斯达克公司收货后30天内付款。合同签订后常晶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截止2013年12月30日，斯达克公司欠常晶公司货款823785.5元。2014年1月至11月，常晶公司又累计向斯达克公司供货1090970元，扣除斯达克公司已给付的961500元和自提运费及手续费20849元，斯达克公司共计欠常晶公司货款932406.5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斯达克公司给付所欠货款93240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斯达克公司原审辩称：对双方签订销售合同的事实没有异议，但现斯达克公司并不欠常晶公司货款，请求驳回常晶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7日，常晶公司与斯达克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斯达克公司向常晶公司购买规格型号分别为48V/20AH、48V/12AH、48V/10AH的电动车全密封铅酸蓄电池，具体需要的型号、规格、数量以电话或传真确认，全年每月按计划发货，价格随行就市，交货地点为斯达克公司指定的目的地，款到发货，质量保证金按每月销售量的10%，连续10个月计算，合同执行时间2013年5月19日至2015年5月19日，合同所订价格随市场因素可作调整，新调整价格经双方确认后即生效执行。2013年11月22日，双方又签订了销售意向合同一份，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斯达克公司的外地客户河南焦作自2013年4月20日开始与双方合作，常州阳光电动正在洽谈中，这两家的销售合同于本月20日前直接由常晶公司签订，市场推广和维护依旧是斯达克公司，上海每月销售量提前上报计划到常晶公司，每批次的货款到货即汇，斯达克公司对分销商（河南焦作、常州阳光电动车厂）如资金不按期回笼有责任敦促和协助追款。河南焦作、常州阳光电动车厂资金不按期回笼由斯达克公司承担责任。合同签订后，常晶公司多次向斯达克公司及其河南焦作的分销商提供了不同数量和不同规格型号的电动车全密封铅酸蓄电池，斯达克公司也多次给付了常晶公司货款。原审期间案件的争议焦点为：1、斯达克公司是否欠常晶公司货款未付？2、如欠货款，所欠货款的数额是多少？原审法院认为：斯达克公司针对争议焦点提供了其向常晶公司及其分销商发货的全部明细清单以及与发货清单所对应的发货审核出运单、出库单、送货单，同时也提供了常晶公司接受斯达克公司付款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常晶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显示2013年5月至2014年6月期间常晶公司共向斯达克公司河南焦作的分销商提供了2271645.5元的蓄电池产品，对此斯达克公司河南焦作分销商的负责人王冬予以确认，斯达克公司也予以认可，双方应无异议。常晶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显示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期间常晶公司共向斯达克公司提供了1648780.5元的蓄电池产品，对于其中送货单上有斯达克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晓君及王胜男、叶敏剑签收的795542.5元产品，斯达克公司予以认可，剩余部分则不予认可，认为并未收到常晶公司提供的产品。该部分送货单中显示的收货人有多人，常晶公司认为这些收货人均是斯达克公司的工作人员，斯达克公司予以否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常晶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收货人署名虽然并非全部都是斯达克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晓君，但包括其向斯达克公司河南焦作分销商发货的送货单在内，所有送货单上所载明的送货时间、产品规格及数量与其提供的发货审核出运单、出库单均能一一对应并吻合，上述证据结合后可以作为认定常晶公司实际向斯达克公司发货金额的依据，故根据上述证据认定常晶公司共计向斯达克公司发货金额为1648780.5元，向斯达克公司分销商发货金额为2271645.5元，合计3920426元。常晶公司提供的接受付款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斯达克公司共计向常晶公司付款2944172.5元，斯达克公司予以认可，但认为除此之外还于2013年6月19日付款1万元，于2014年3月9日付款2万元，并提供了相应的付款银行卡交易明细，2013年6月19日的1万元收款人系常晶公司委托代理人吴锡庚，应予以确认，2014年3月9日的2万元收款人系徐梅英，斯达克公司认为其系吴锡庚妻子，但因徐梅英并非常晶公司公司的工作人员，故此款不能作为斯达克公司向常晶公司支付的货款，故应认定斯达克公司共计向常晶公司付款的金额为2954172.5元。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当事人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及销售意向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成立并已生效。根据合同约定和双方的交易习惯，在常晶公司向斯达克公司及其分销商提供产品后，斯达克公司应向常晶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对于斯达克公司所欠常晶公司货款的金额，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应为922406.5元（常晶公司供货3920426元减去斯达克公司已付款2954172.5元，再扣减常晶公司自认的手续费及自提运费22998元、20849元）。对常晶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可从其主张之日（起诉之日）起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据此，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上海斯达克电源系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扬州常晶电源有限公司所欠货款92240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5年5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扬州常晶电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24元，由常晶公司负担100元，由斯达克公司负担13024元。宣判后，斯达克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1、原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单方提供且上诉人明确不予认可的证据，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货金额为3920426元，并进而错误认定上诉人所欠被上诉人的货款金额为922406.5元。2、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11月22日签订销售意向合同书之前，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指示发货给河南焦作第三方的货物，在第三方签收确认的情况下，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在销售意向合同书签订之后，被上诉人与第三方已直接签订合同。若第三方未付款，被上诉人应向第三方收货人追讨，而不应要求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河南焦作收货人是否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及支付金额，直接关系本案基本事实的查清，原审法院在没有通知河南焦作收货人参加诉讼，属程序违法。4、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方吴锡庚的指示，将2万元货款支付给被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徐梅英，但原审法院未将该笔付款认定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斯达克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2016）苏1081民初107号参加诉讼通知书及传票，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已与河南方直接签订了合同，相关货款不应由其支付。被上诉人常晶公司辩称，依据答辩人提交的发货清单，以及相对应的出运单、出库单、送货单、银行交易明细等一系列证据能证实答辩人累积供给上诉人的货物金额为3920426元，上诉人尚欠货款金额为922406.5元。2、答辩人在与上诉人焦作经销商直接订立合同后，答辩人共计向其提供了为2271645.5元货物。该经销商的负责人王东对此予以了签字确认，且上诉人在原审期间也陈述对王东签字认可部分的货款由其承担责任，故原审判决并不存在遗漏主体问题。3、对于上诉人支付给案外人的2万元，并非是用于清偿货款。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常晶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对上诉人证据，系原审法院因另案而制作，与本案并无关联，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在二审期间另查明，2013年9月25日，斯达克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晓君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斯达克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与常晶公司对账，所欠货款84059元，于2010年10月20日前付清。二审期间，斯达克公司主张截止2013年9月25日，常晶公司向其供货数额为1392758.5元，其所付货款数额为1393047.75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斯达克公司是否欠常晶公司相应的货款？本院认为：一、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向河南焦作方的供货承担清偿责任。在2013年4月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开始发生业务往来，截止2013年11月22日，被上诉人均系按上诉人指示向河南焦作客户发送电池，买卖合同实际存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故相应的货款应由上诉人支付。在2013年11月22日之后，虽被上诉人依据其与上诉人之间订立的销售意向合同和上诉人的河南焦作经销商直接达成了买卖合同，但销售意向合同明确约定产品的采购计划由上诉人公司提交，在经销商不履行付款责任时由上诉人承担责任。可见，虽被上诉人与河南焦作客户单独签订了合同，但上诉人实际控制了合同的履行进度，并对河南方及时清偿货款提供了保证。加之合同履行中，相关款项亦由上诉人支付，故被上诉人有权就该部分货款直接向上诉人进行主张。另，因上诉人河南经销商的负责人已对被上诉人主张的相关往来予以了认可，未增列其为本案当事人并不会致使案件事实不清，故原审法院并无程序违法之处。二、关于被上诉人的实际供货金额。虽上诉人仅对被上诉人主张的部分供货予以了认可，但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审核出运单、出库单、送货单认定实际交货金额为3920426元是得当的。首先，上诉人的河南焦作经销商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向其发货的清单予以了认可，而该部分清单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审核出运单、出库单、送货单的时间、金额、日期完全相符，由此可认定向被上诉人制作的相关发货审核出运单、出库单、送货单与是依据真实的交易而制作的。其次，2013年9月22日，双方曾核对账务，上诉人确认欠款金额为84905元。因该对账发生在被上诉人与河南经销商直接签订合同之前，故应是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河南方全部业务往来的结算。对结算金额的组成，被上诉人认为，发往河南焦作的欠款金额为81618元，直接发往上诉人的货款余额为243685元，总计欠款为325303元，其中扣除合同约定的10%的铺底资金187400.5元，维护金额53483.50元，实际欠款为84059元。因上诉人河南焦作经销商对被上诉人与其往来签字予以了认可，加之被上诉人主张的直接交付给上诉人的货物余款，也与其提交的发货审核出运单、出库单、送货单在的日期、金额相一致，而上诉人认可的送货数量与付款数量则与对账结果并不相符，由此亦可认定向被上诉人制作的记载直接发往上诉人货物的相关发货审核出运单、出库单、送货单存有实际交易基础。第三、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审核出运单中有审核人、批准人、仓库管理人的签字，送货单注明了相关承运车辆牌号，体现了上诉人内部出货管理较为规范。双方在业务往来中，被上诉人对于供货均是先签发发货审核出运单、出库单，再将货物交由相关承运人，此应为双方交易中的惯常方式。故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审核出运单、出库单、送货单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虽部分送货回单中并无上诉人认可的相关人员签名，在上诉人未予认可的该部分交易之后上诉人大都随即支付了部分款项，即相关单据记载的时间内双方处于正常交易状态。在交易正常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即存有恶意并伪造单证的可能性较小。由此，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审核出运单、出库单、送货单等证据的证明力予以采信，并藉此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及其河南焦作经销商供货3920426元并无失当之处。对于上诉人支付给案外人的2万元，因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该部分款项系受被上诉人指示而交付，故并应认定为系用于支付涉案的货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24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毅审判员 邓 华审判员 陈少君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张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