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48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秦×1，男，1983年1月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李钧钊，北京市北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苗春梅(秦×1之母)，1956年3月1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2，男，1950年12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女，1952年7月2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3，男，2004年3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兼秦×2、靳×之委托代理人、秦×3之法定代理人（原审被告）秦×4（秦×3之父），1976年7月4日出生。上诉人秦×1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06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4月，秦×1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秦×2、靳×、秦×4、秦×3（以下简称秦×2等四人）系亲属关系，北京市东城区××里×楼×单元20号房屋（以下简称20号房屋）是奶奶郑×承租的公房，我一直在此居住至2004年到外地工作。1996年郑×去世后未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他们四人均落户在20号房屋。2005年底该房屋拆迁，秦×2未告知我，擅自与拆迁单位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共得拆迁款384122.24元。2012年4月，我办理申请经济适用房手续时，询问秦×2并向其索要拆迁补偿合同时，得知其名下有一笔拆迁款，当我向其索要我应得的那份拆迁款时，秦×2口头承诺返还该款项，但至今未付。作为被拆迁人我有权享有拆迁款，故要求秦×2等四人连带给付我拆迁款项76000元及利息40000元，共计116000元。秦×2等四人辩称：秦×1的户口是因为上学的原因落在20号房屋，但其并未在该房屋内居住，其对该房屋亦不享有权益。拆迁是按照常住人口，秦×1并非常住人口，所以拆迁款与其无关。秦×1及其父母均知道拆迁的事，该房屋拆迁时得到一个经济适用房指标，我们把这个指标给了秦×1，结果他向我们反咬一口。综上，秦×1的起诉没有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秦×2作为20号房屋的被拆迁人，其取得的拆迁补偿款、补助费系由房屋重置价补偿款、房屋区位价补偿款、搬家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励费、移机费和困难补助构成，尽管拆迁时秦×1落户于上述房屋，但庭审中其自认于2004年到外地工作后未在该房屋内居住，因此搬家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励费均与秦×1无关。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其他拆迁补偿、补助项目亦与秦×1无关。因此，秦×1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据此，原审法院于2016年3月判决：驳回秦×1的诉讼请求。判决后，秦×1不服，上诉至本院称：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秦×1的户口在被拆迁房屋处，属拆迁在册人口，理应得到拆迁补偿。2、秦×2不是北京市户口，无权承租北京市公房，故公房租赁合同是无效合同。3、拆迁档案不全面，秦×1理应予以补偿。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秦×1原诉主张。秦×2、靳×、秦×4、秦×3均同意原判。经审理查明：秦×2与靳×系夫妻关系，秦×4系二人之子，秦×3系秦×4之子。20号房屋原承租人系秦×2之母郑×，郑×去世后，2001年2月6日，秦×2与北京市崇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天坛管理所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秦×2承租20号房屋，总使用面积为15.5平方米，其中居室1.5间。2005年12月26日，北京市崇文区市政管理委员会（拆迁人、甲方）与秦×2（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一、拆迁依据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京国土房管崇拆许字（2005）第238号，甲方因南中轴路（自然博物馆周边二期）“城中村”环境整治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20号所有的房屋。二、被拆迁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5间，建筑面积20.662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4人，实际居住人口5人，分别是已购公房本人秦×2、之妻靳×（户主）、之子秦×4、之侄子秦×1、之孙子秦×3。三、拆迁补偿款经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确定，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区基准地价为4500元/平方米，基准房价为1000元/平方米，被拆迁房屋容积率调整系数为1.3。乙方房屋的区位补偿价款共计141535元；重置价补偿共计16189元。以上拆迁补偿款合计157724元。四、拆迁补助费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226398.24元，其中包括：1、搬家补助费：413.24元；2、提前搬家奖励费：55000元；3、特困户拆迁安置补助费：90000元；4、其他补助费：电话235元，有线350元，空调400元。5、住房困难补助80000元。五、扣留购房款2789.37元。六、付款方式、期限甲方应在乙方签订本协议并搬家交房三日后，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381332.87元，向被拆迁人开具领款凭证。被拆迁人按照有关规定持领款凭证领取补偿款。……十二、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另查，上述房屋被拆迁时，原补偿方案的补偿款为211332.87元，后经调查：“被拆迁人秦×2已退休，退休金每月几百元，患有脑血栓、右半身不遂病。之妻靳×也患有风湿性心脏瓣膜病，需长期服用药物。秦×2本人为插队返城知青，外无住房。系老少三代之家庭，其子现在做临时工，住房确实紧张，生活上困难，所给拆迁款去解决住房问题缺口大，家中又无积蓄”，故秦×2经申请获批困难补助170000元。因此，上述房屋被拆迁时，秦×2共取得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381332.87元，其中重置价补偿款为16189元、区位价补偿款为141535元、搬家补助费为413.24元、提前搬家奖励费为55000元、移机费为985元、困难补助为170000元、扣留购房款2789.37元。在本院审理中，秦×1坚持上诉主张，未能提供新证据。秦×2等四人对秦×1的上诉主张表示不能接受。虽经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拆迁档案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拆迁的20号房屋拆迁前属房管所公房，原承租人去世后，房管所与秦×2签订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2005年底拆迁时，通过购买方式，秦×2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上述房屋的产权性质已然发生变化。即使秦×1在拆迁之前曾经居住过上述房屋，当时也仅属承租人的共居人，且秦×1并不能举证证明其于拆迁前在20号房屋长期居住生活。在原审法院及本院审理中，秦×1均认可于2004年到外地工作不在此处居住。拆迁时，秦×1户口一直在此，双方对此均无争议。秦×2作为已购公房的被拆迁人取得拆迁款381332.87元。从拆迁补偿款的构成项目及金额，并不能得出系对在册人口的补偿。原审法院认为上述拆迁款与秦×1无关，并无不当。现秦×1称其拆迁时属在册人口，理应得到相应的拆迁份额，由于未能提供有力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秦×1上诉称秦×2与房管所签订的公房租赁合同无效，但就此未能提供新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秦×1坚持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620元，由秦×1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20元，由秦×1负担（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艾明审判员  施忆审判员  王磊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钱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