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四终字第1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浩铭，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号码：Z395416()，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冯树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黎家学，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华，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孙勇，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越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张建华。上诉人王某、张建华因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四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关于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某公司)的基本情况。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10月23日出具的《商事登记信息》载明：越某公司于1997年5月7日在广州市注册成立，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法定代表人为张建华，股东名称为王某、张建华；同时备注载明：2013年12月25日，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出具(2013)穗越法执字第64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为：协助确认王某是登记在张建华名下越某公司55．2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2014年1月7日，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出具(2013)穗越法执字第64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为：协助确认被执行人越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股东会决议》、《董事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文件无效。二、关于王某与张建华、越某公司之间的诉讼情况。王某与张建华、越某公司以及案外人陈某、麦某、李某、罗某、麦灶凤、田某、高某、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曾于2011年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2年1月12日作出(2011)穗越法民四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记载日期为2006年5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董事决议》无效。二、确认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记载日期为2006年5月8日，缔约主体为张建华和陈某、以及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罗某、李某、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三、确认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记载日期为2006年5月8日，缔约主体为张建华和罗某、以及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某、李某、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四、确认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记载日期为2006年5月8日，缔约主体为张建华和李某、以及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某、罗某、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五、确认登记于张建华名下的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5．25％股权属王某所有。六、张建华、陈某、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李某、罗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其与王某、第三人麦灶凤、田某、高某、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共同签订的《地皮转让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事宜，报请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在审查批准机关批准之日起十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该股权变更的登记手续。第三人麦灶凤、田某、高某、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对此应予配合。该判决还查明如下事实：2005年10月2日，王某就委托麦某收购广州市宝岗路龙某东直街越某大厦一事签订了《委托书》，约定：王某出资收购该地块，麦某有权代表王某对外签署与该地块相关的一切书面文件，王某出资收购地块后所得利益归于王某，麦某代为支付有关款项……根据2008年11月25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内容，陈某将原出资8万元(占越某公司注册资本的1％)转让给王某，转让金额为8万元；罗某将原出资的125万元(占越某公司注册资本的15．625％)转让给王某，转让金额为125万元；李某将原出资的25万元(占越某公司注册资本的3．125％)转让给王某，转让金额为25万元；恒毅公司将原出资的150万元(占越某公司注册资本的18.75％)转让给王某，转让金额为15O万元；广州市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将原出资的50万元(占越某公司注册资本的6.25％)转让给王某，转让金额为50万元。2008年12月9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其中记载：越某公司股东变更情况为王某的出资额为358万元，占出资比例44.75％；张建华的出资额为442万元，占出资比例55.25％。另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工商登记资料记载：1、2006年5月8日，陈某与张建华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陈某将原出资l50万元(占越某公司注册资本的18.75％)的部分出资14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7.75％)其中部分转让给张建华，转让金为142万元；2006年5月8日前受让方张建华需将转让金额142万元全部付给转让方陈某等。该合同加盖有越某公司公章，和“罗某”、“李某”的签名及“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印章。第三人罗某、李某、恒毅公司、麦灶凤、田某、高某到庭均否认上述签名及印章的真实性，并表示：上述合同中第三人的签名、公司印章均属伪造，第三人对陈某擅自将股权转让给张建华的行为均不知情，也不同意该转让，该转让行为无效；陈某的行为违反了《地皮转让合同书》的约定，陈某所占17.75％股权应按约定转让给王某，第三人均同意在王某取得上述股权的情况下放弃优先购买权。2、2006年5月8日，“罗某”与张建华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其中约定：“罗某”将原出资250万元(占越某公司注册资本的31.25％)的部分出资1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625％)转让给张建华，转让金为125万元；2006年5月8日前受让方张建华需将转让金额125万元全部付给转让方“罗某”等。该合同加盖有越某公司公章，和陈某、“李某”的签名及“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印章。第三人罗某、李某、恒毅公司、麦灶凤、田某、高某到庭均否认上述签名及印章的真实性，并表示：上述合同中“罗某”及其它第三人的签名、公司印章均属伪造，第三人对此转让行为均不知情，也不确认，罗某也没有收取过张建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该转让行为无效。3、2006年5月8日，“李某”与张建华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其中约定：“李某”将原出资200万元(占越某公司注册资本的25％)的部分出资1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1.875％)转让给张建华，转让金为175万元；2006年5月8日前受让方张建华需将转让金额175万元全部付给转让方“李某”等。该合同加盖有越某公司公章，和陈某、“罗某”的签名及“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印章。第三人罗某、李某、恒毅公司、麦灶凤、田某、高某到庭均否认上述签名及印章的真实性，并表示：上述合同中“李某”及其它第三人的签名、公司印章均属伪造，各第三人对此转让行为均不知情，也不确认，李某也没有收取过张建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该转让行为无效。4、2006年5月8日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事项为：(1)、同意变更法定代表人，任命张建华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2)、同意陈某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8.75％共150万元部分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17．75％)共142万元转让给张建华，转让金142万元；(3)、李某将公司注册资本25％共2OO万元部分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21．875％)共175万元转让给张建华，转让金175万元；(4)、同意罗某将占公司注册资本31.25％共250万元部分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15.625％)共125万元转让给张建华，转让金125万元等。该决议加盖有越某公司公章，和陈某、张建华、“罗某”、“李某”的签名及“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印章。第三人罗某、李某、恒毅公司、麦灶凤、田某、高某到庭均否认上述签名及印章的真实性，并表示：上述决议中各第三人的签名、公司印章均属伪造，各第三人对此均不知情，也不确认。5、2006年5月8日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决议》，其中内容为：经本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同意选举张建华为公司董事，并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该决议加盖有越某公司公章，和陈某、“罗某”、“李某”的签名及“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印章。第三人罗某、李某、恒毅公司、麦灶凤、田某、高某到庭均否认上述签名及印章的真实性，并表示：上述决议中各第三人的签名、公司印章均属伪造，各第三人对此均不知情，也不确认。6、2006年5月8日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其中内容为：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6年5月8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并决定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第四条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原为陈某、罗某、李某、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现修改为张建华、陈某、罗某、李某、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第五条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比例原为：陈某，货币，150万元，18.75％；罗某，货币，25O万元，31.25％；李某，货币，200万元，25％；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货币，150万元，18.75%；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货币，50万元，6.25％；现修改为：张建华，货币，442万元，55．25％；罗某，货币，125万元，15.625％；陈某，货币，8万元，1％；李某，货币，25万元，3.125％；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货币，150万元，18.75%；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货币，50万元，6.25％。该文件加盖有越某公司公章，和陈某的签名。第三人罗某、李某、恒毅公司、麦灶凤、田某、高某到庭均表示：各第三人对此均不知情，也不确认。7、2006年5月15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变更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为张建华。该申请书加盖有越某公司公章，和陈某的签名。第三人罗某、李某、恒毅公司、麦灶凤、田某、高某对此均表示：各第三人对此均不知情，也不确认等。张建华不服上述(2011)穗越法民四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11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中法民四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1)穗越法民四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二、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1)穗越法民四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第五、六项；三、确认王某是登记在张建华名下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5．2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四、驳回王某和第三人罗某、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14年1月2日，原审法院向广州市工商局发出(2014)穗越法执字第64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两份，分别要求该局协助执行以下事项：协助确认王某是登记在张建华名下广州越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5.2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协助确认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记载日期为2006年5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董事决议》无效；确认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记载日期为2006年5月8日，缔约主体为张建华和陈某、以及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罗某、李某、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确认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记载日期为2006年5月8日，缔约主体为张建华和罗某、以及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某、李某、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确认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记载日期为2006年5月8日，缔约主体为张建华和李某、以及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某、罗某、广州市恒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恒毅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的相关工商管理手续。三、关于本案诉争事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中法民四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后，越某公司、张建华一直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12月15日，王某通过邮政速递形式分别向越某公司、张建华发出《催促函》，其中内容为“本人是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法股东。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穗中法民四终字第19号生效判决和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2014)穗越法执字第64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确认：……我方多次以电话形式和口头形式催促你方和越某公司到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协助我方办理上述股权并购审批手续以及变更越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我方的相关事宜，但你方和越某公司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协助我方办理上述股权的审批手续，因而导致越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仍然对外登记你方为股东、法定代表人，严重损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在我方多次催促你方办理上述事宜末果的情况下，我方唯有发出本函，要求你方以及越某公司在发出本函五天内协助我方办理上述股权并购审批手续以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等”。张建华对该函件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但抗辩称变更法定代表人是公司行为，根据公司法规定要由股东开会作出决议，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而无需法院作出判决，王某亦无权提出上述要求；同时，法院的判决没有要求进行变更法定代表人，只是认为决议无效。王某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以张建华现已不是越某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实际出资人，基于越某公司的虚假文件成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依法无效。其本人才是越某公司的合法股东和唯一出资人与实际控制人。张建华多次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阻碍其办事，使越某公司无法进行正常经营运作，实际侵犯了越某公司及股东利益。根据《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法院判令：张建华、越某公司二十天内协助王某办理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2、诉讼费用由张建华、越某公司连带承担。张建华在原审期间辩称：1、《地皮转让合同书》是不合法的，是无效的，《地皮转让合同书》中的甲方是麦某，而不是王某，王某无权主张任何权利。王某主体不适格，虽然其与麦某签订了确认书，约定了权利义务的转让，但是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权利义务的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王某无权依据地皮转让合同书主张权利。2、王某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根据地皮转让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麦某”，即使麦某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王某，也只是变更权利的主体，而不能改变合同内容，不能转让与麦某身份有关的权利，变更法定代表人必须经股东会决议，王某同时具有相关和内地居民身份，根据商务部回函，内地身份自动取消，故工商登记行为无效，所以应先恢复到2008年的股东登记状况才能召开股东会议进行表决。请求法院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越某公司在原审期间没有到庭，没有答辩，亦没有提交证据。原审诉讼期间，王某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身份资料、工商资料和组织机构代码证。2、(2011)穗越法民四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2012)穗中法民四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2014)穗越法执字第64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为复印件)。3、《地皮转让合同书》、委托书及确认书。4、《收款证明单》7份。5、《关于将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关材料退回地方的函》。6、催促函。以及原审庭审过程中，又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6月8日致函及EMS投递回单。2、2015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3、2015年6月24日致函及EMS投递回单。4、股东会议视频资料。5、股东会议现场照片。6、股东会议当天的南方都市报及广州日报。7、三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8、(2015)粤广南方第046303号公证书。对王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张建华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王某主体适格，因为王某不是合同当事人；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判决存在错误，会依法提出申诉；3、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文件中的麦某、王某是以内地居民的身份签署，反映了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的生效要经外经贸批准，因为合同当事人都是内地人，根据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44．73％的股权转到内地人王某名下，据此直到2001年纠纷发生前王某以内地人的身份履行合同，而以内地身份签订地皮转让合同书、委托书、确认书，无论是麦某还是王某，其内地身份在签订文件时已经取消，所以上述文件都是无效的；4、对证据4王某支付款项的情况不清楚，且与本案无关；5、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该函已经明确表示，王某在取得香港身份后，其内地身份自动取消，王某以内地身份受让44．75％股权是无效的，首先应撤销股权登记，才可能办理其他工商登记；6、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函要求办理的事项，王某无权提出此要求；7、对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已经按照该通知去开股东会；8、对补充证据2并没有看到该报纸，王某已经在6月8日提议召开股东会并定好在6月23日召开股东会，同一议题王某又提出召开股东会是没有意义的，没有通过函件来通知其，而是通过登报纸的方式，是故意设置陷井；9、对补充证据3，确认收到了该函，但该函的内容信息不清楚，提到7月2日召开准备会议，根据公司法并没有规定股东必须召开准备会议，且有关议题并不复杂，没有必要召开准备会议，函件中也提出7月4日是否有必要召开股东会，由于信息混乱，使其无所适从；10、对补充证据4、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11、对补充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12、对补充证据7，该决议是不真实的，其从未跟王某讨论过议题，也没有作出过决议，该证据反映的股东一致作出决议与事实不符；13、对补充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王某是香港居民，而不是公司在工商部门所登记的内地居民，故该委托书与股东会没有关联，该委托书的时间是6月25日，而委托书正好证明在6月23日召开股东会时，麦某并没有得到王某的任何授权参加股东会，说明王某没有出席6月23日的股东会，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王某承担。张建华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股东会通知书。2、致函。王某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其没有收到该函件，该通知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另一位代理人黎家学已经在9时左右到场，根据视频可见麦某在现场已经明确会议内容，其在6月8日的函件中已经明确了会议的议题，根据该通知书的内容“我们稍坐了一会儿，各自离去”可知张建华到场只坐了一会并没有发言。张建华无权召开股东会议，也没有权利审查王某的身份问题，关于王某的身份问题已有法院判决认定，至于执行和答辩的问题与推选和变更法定代表人没有关联，也正好说明张建华对变更法定代表人是拖延的，议题的内容是违法的。张建华无权提起股东会议，因为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认定登记在张建华名下的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王某，所以张建华并不享有公司的任何权利，张建华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外发出通知的行为阻碍了股东和实际出资人行使权利，并妨碍公司的正常经营。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是其发给张建华的函件，可见召开股东会的议题是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张建华提出其只拿出股东会决议让张建华签名与事实不符，也说明张建华是在拖延决议。王某在原审诉讼期间还提交了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窗口办文退案《通知书》(为打印件)，称原件还在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越某公司尚未领取。上述《通知书》载明“申请单位：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业务：土地有偿(划拨)使用手续和《建设用地批准书》业务；收件日期：2014年2月21日；退案原因：你司向我局申请办理位于海珠区宝岗路龙某直东街与龙某一路之间地段，住宅综合楼项目，出让合同用地单位名称的变更手续。5月27日，你司法定代表人来函要求我局暂停办理上述变更手续”。张建华不确认上述《通知书》的真实性。原审诉讼期间，王某还通过邮政速递形式于2015年6月8日向张建华发出《致函》，通知张建华就越某公司推选、变更法定代表人一事召开股东会议，要求其在该函件发出之日的第十六天的上午9：30分在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113号爱群大酒店16楼长江房召开股东会议等。张建华表示收到上述函件，并于2015年6月23日到达地点，但王某没有到场。王某表示因其本人当天正从国外赶回国的路上，故委托其代理人麦某、黎家学参加，但张建华一言不发，没有作出任何意思表示，并提交照片、视频资料，显示当日在场人员包括张建华、王某的母亲麦某、王某的代理人黎家学等。原审法院又查明，王某于2015年6月19日在《南方都市报》刊登《致函》，通知张建华就越某公司推选、变更法定代表人一事召开股东会议，要求其在该函件发出之日的第十六天的上午9:30分在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113号爱群大酒店16楼长江房召开股东会议等。2015年6月24日，王某再次通过邮政速递形式向张建华发出《致函》，通知张建华为了顺利召开2015年7月4日的越某公司关于推选、变更法定代表人事宜的股东会议，且协商是否有必要继续召开2015年7月4日的股东会议，要求其在2015年7月2日的上午9：30分在广州越秀区沿江西路113号爱群大酒店16楼长江房召开股东会议的准备会议等。王某提交照片、视频资料显示，王某及其母亲麦某、委托代理人冯树斌于2015年7月2日到达地点，张建华没有到场；同月4日，王某的母亲麦某、委托代理人冯树斌到达地点，而张建华同样没有到场。张建华则表示其没有看到该报纸，但确认收到2015年6月4日函件，对该函的内容信息不清楚，提到7月2日召开准备会议，根据公司法并没有规定股东必须召开准备会议，且有关议题并不复杂，没有必要召开准备会议，函件中也提出7月4日是否有必要召开股东会，由于信息混乱，使其无所适从。原审法院再查明，张建华亦于2015年6月28日通过邮政速递形式向王某发出《股东会通知书》，要求王某于2015年7月15日。上午10点至12点参加股东会会议，审查公司股东王某的身份问题等。王某表示没有收到上述通知书，邮寄地址广州市天河路385号太吉汇一座31层亦不是其住址，系代理人所在律师所的地址，且张建华无权召开股东会议，张建华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外发出通知的行为阻碍了股东和实际出资人行使权利，并妨碍越某公司的正常经营。原审法院认为：王某系香港居民，本案为涉港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程序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因张建华的住所地为广州市ＸＸ路48号201房，属于越秀区辖区范围，故原审法院作为具有涉港商事案件管辖权之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另因越某公司系在我国内地注册成立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故原审法院确认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双方争议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3年11月22日作出(2012)穗中法民四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越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留存的、记载日期为2006年5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董事决议》无效，即越某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供的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张建华的股东会决议、董事决议无效，故张建华已经不符合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有关规定，越某公司有义务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越某公司、张建华至今仍未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其行为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现诉请越某公司、张建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合法有理的，对此予以支持。但因王某与张建华至今仍未能就法定代表人之变更人选达成一致意见，故王某要求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本人，缺乏理据，对此不予接纳，双方就此可另行协商解决。张建华抗辩称王某主体不适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至于张建华抗辩王某取得越某公司44.75％股权无效以及工商登记行为无效等问题，均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对此不予调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建华协同王某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王某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建华负担。判后，上诉人王某及上诉人张建华不服原审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王某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将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上诉人王某；3、驳回张建华的上诉请求；4、案件诉讼费用由张建华、越某公司承担。其上诉及答辩理由如下：1、其成为广州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合法的依据和基础，法院应直接了当判决张建华及越某公司将越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以减小诉累及维护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判决张建华配合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手续。因为张建华并不是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任何资格提起召开股东会；而且其已经多次以电话、致函、登报等有效方式要求张建华出席股东会，但张建华一再以各种理由拒绝到场，导致股东会无法进行，股东会决议无法作出。2、其是越某公司的合法股东及实际出资人，在工商登记中，王某占公司44.75%股权，加上生效判决确认其是张建华名下的55.2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故其才是100%的出资人及股权人。3、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及法规否定香港人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资格，因此，二审法院应当区别于正常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通过协商的情形，直接判决变更其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示法律的公正。4、越翔公司是为了开发广州市海珠区宝岗路龙田东直街与龙田一路之间房地产项目而成立的公司，越某公司对该地段的拆迁户承担着巨大的拆迁补偿和安置等责任。该地块迟迟未开发是由于张建华以法定代表人自居到各行政部门提出异议，包括要求房管局暂停办理出让合同用地单位变更手续等都干预了公司正常运作。5、一审判决并无遗漏诉讼当事人，本案并不涉及股权纠纷，是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不可能涉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原越某公司的股东罗某、李某、恒毅、恒乐公司、陈某均确认收到其股权转让款，均同意将所持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其，因此本案并不涉及任何股权问题。张建华提出的上诉观点也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相矛盾。6、就登记在张建华名下的55.25股权并购问题，其已向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以（2015）穗越法民四初字173号案受理，可见，办理股权并购与变更法定代表人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并不存在需要追加其他股东的问题，一审程序正确。上诉人张建华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3、案件诉讼费由王某承担。其上诉及答辩理由如下：王某为香港居民，无权要求成为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程序违法，包括存在剥夺上诉人对王某当庭变更诉讼请求的答辩权，原审法官未依法回避等情形。原审法院既然认定王某要求变更为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缺乏理据，但又判决其与越某公司协同王某办理变更手续，显然是“判非所请”，超越了王某的诉讼请求范围，而且判决不具备可操作性，应予撤销。其是越某公司股东的身份不容置疑，王某只是实际出资人，无权要求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既然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其取得越某公司股权、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行为无效，基于其取得的权益均来自于案外人陈某，故应当先恢复陈某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王某再向陈某主张，原审判决遗漏诉讼当事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有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但王某提交不了相应的证据，其提起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违反法律规定。原审被告越某公司在二审没有到庭也没有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二审诉讼期间，王某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致函（2015年11月5日）、EMS投递单及签收情况表；证据二、2015年11月9日视频录像；证据三、照片；证据四、2015年11月9日广州日报；证据五、（2015）穗越法民四初字173号受理通知书及起诉状；证据六、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文退案通知书。同时申请法院播放上述证据二、三，及调取证据六的原件。张建华对于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因为本案还在二审阶段，一审判决未生效，不存在要求当事人履行未生效判决的情形；证据二、三真实性不予确认，关联性与合法性同证据一；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合法性同前所述；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合法性同前所述；证据六在一审期间已提交过且经过质证，对方未在一审提交证据原件，也未要求调取原件，二审提出该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本院认为，因王某为香港居民，本案属于涉港纠纷，应比照涉外案件处理。张建华作为原审被告，其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法院作为有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双方当事人对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亦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张建华上诉认为王某只是实际出资人，无权请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的问题。本院作出的（2012）穗中法民四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确认王某是登记在张建华名下越某公司55.2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而且也已经查明并认定了越某公司2006年5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董事决议》无效，即越某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供的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张建华的《股东会决议》及《董事决议》是无效的。因此，张建华不符合担任越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有关规定。由于越某公司未依法办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越某公司及张建华协同王某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并无不当。关于张建华上诉主张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及程序违法等问题。由于本案是王某请求变更公司登记，与公司出资和股权等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涉及越某公司的出资及股权纠纷双方当事人已经在另案中予以解决，故本案不存在遗漏诉讼当事人的问题。张建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院对于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某上诉请求法院判令其为越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问题。越某公司是经过工商注册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依照《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所规定的程序申请办理变更登记。《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而原法定代表人不能或者不履行职责，致使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不能依照法定程序召开的，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推选一名董事或者由出资最多或者持有最大股份表决权的股东或其委派的代表召集和主持会议，依法作出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王某上诉请求法院判令将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变更为其本人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王某上诉请求法院调取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文退案通知书原件，以及播放拍摄有张建华在一审判决后拒绝协助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的视频录像的申请，因与本案审理无关，本院对此不予接纳。原审被告越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综上所述，王某、张建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均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100元，由上诉人张建华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官润之审判员  陈弋弦审判员  徐玉宝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曹 文黄丽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