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6民终1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玉坤，男，195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诏安���。委托代理人胡海波，福建海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木泉，男，195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诏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桂张，女，195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诏安县。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群忠，诏安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玉坤因与被上诉人沈木泉、沈桂张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诏安县人民法院（2015）诏民初字第643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玉坤及其委托代理人胡海波，被上诉人沈木泉，被上诉人沈木泉、沈桂张的委托代理人陈群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沈木泉与沈桂张系夫妻。2009年7月16日，沈木���与杨玉坤签订一份《土地转让合约书》，约定杨玉坤将位于诏安县国道324线玉墩路的一宗商住用地（该用地沿国道线宽约22.8米，深20米，面积约456平方米）以每平方米4500元的价格转让给沈木泉。《土地转让合约书》第三条约定沈木泉在签订合约时应先付200000元作为定金，在2009年10月10日前应交给杨玉坤全部土地造价的50%款额，付款后以土地证面积为准，由杨玉坤在三个月内将土地证过户到沈木泉名下；杨玉坤应付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沈木泉应在过户后45天之内付清全部土地款时杨玉坤将土地证件交还给沈木泉，另土地由杨玉坤使用至2010年6月交付；双方共同遵守合约，如违约双方同等处罚200000元等内容。沈某作为该宗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中介在《土地转让合约书》上签名。《土地转让合约书》订立后，沈木泉、沈桂张夫妻和杨玉坤又协商一致，将本宗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受让主体变更为沈桂张。《土地转让合约书》订立当日，沈木泉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玉坤支付定金200000元，又于2009年10月10日前陆续用银行转账和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杨玉坤支付土地价款合计900000元。之后杨玉坤开始依约办理《土地使用证》过户手续，于2009年11月19日向诏安县地方税务局缴纳契税20430元、印花税340.5元及其他税收合计91594.5元。上述《土地使用证》过户手续于2009年11月办理完毕，过户后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诏国用（2009）字第10619号）记载的土地坐落在诏安县南诏镇文峰社区国道324线南侧（四至：东邻路，西与杨玉坤共墙，南至围墙，北邻国道预留地），地号为16-11-820，土地使用者沈桂张，使用权面积为454平方米。2009年11月30日，沈桂张随同中介沈某到诏安县国土资源管理局签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签领后，该证件由沈��保某。2010年4月1日，沈木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玉坤支付剩余土地价款920000元后，杨玉坤将《国有土地使用证》交付沈木泉，并出具一张《收条》给沈木泉收执。该《收条》写明：“杨玉坤转让给沈桂张土地计454平方米，地号16-11-820号，收定金200000元，加收现款1820000元，合计2020000元，已全部付清，土地证交还沈桂张”。沈木泉代沈桂张在收条上签名认可。2013年7月25日，诏安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向沈木泉、沈桂张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告知沈木泉、沈桂张其向杨玉坤转让的上述综合用地土地使用权因未按规定足额申报缴纳契税和印花税，限沈木泉、沈桂张在接到通知书5日内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入库，并按规定缴纳滞纳金。沈木泉、沈桂张于2013年7月29日向诏安县地方税务局南诏分局缴纳了契税40170元、印花税1010元及滞纳金30143.76元，合计71323.76元。沈木泉、沈桂张于2013年8月1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杨玉坤付还其代缴的土地过户税费71323.76元。在审理中，杨玉坤于2013年9月15日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沈木泉、沈桂张共同连带支付给杨玉坤220430元（包含违约金200000元和契税20430元）。2015年1月23日，双方均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诏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3日作出（2013）××民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准予原告沈木泉、沈桂张撤回起诉；二、准予反诉原告杨玉坤撤回起诉。沈木泉、沈桂张于2015年6月12日再次诉至本院，请求杨玉坤偿还其代为缴纳的土地过户税费71323.76元及利息。原审认为：沈木泉与杨玉坤签订的《土地转让合约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约订立后，沈木泉、沈桂张夫妻与杨玉坤协商一致，变更该宗土地使用权的受让主体为沈桂张，法院予以认可。双方在《土地转让合约书》中约定杨玉坤应负担办理土地证过户手续所需的一切费用（包含依照法律规定应由沈木泉、沈桂张负担的契税、印花税），而杨玉坤实际只缴纳部分契税、印花税合计20770.5元，缺额41180元（包含滞纳金合计71323.76元）后来由沈木泉、沈桂张缴纳。杨玉坤已构成事实上的违约，应继续履约并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即杨玉坤应偿还沈木泉、沈桂张代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71323.76元并支付上述资金的占用费。诉讼中，沈木泉、沈桂张自愿放弃部分利息（占用费）请求，仅要求杨玉坤支付从沈木泉、沈桂张起诉之日（即2015年6月12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占用费，应予准许。杨玉坤提出《土地转让合约书》约定讼争土地使用权转让应纳税款由沈木泉、沈桂张负担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故��反诉请求沈木泉、沈桂张付还其代缴税款20770.5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虽然沈木泉、沈桂张在杨玉坤办理过户手续后（从沈桂张向诏安县国土资源管理局签领《国有土地使用证》次日，即2009年12月1日起算）45日内（截至2010年1月14日）未依约向杨玉坤交付剩余土地价款，构成违约，但杨玉坤并未在沈木泉、沈桂张实际违约后两年内向其主张违约责任，故其反诉请求沈木泉、沈桂张承担违约金200000元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玉坤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的十日内偿还原告沈木泉、沈桂张代为缴纳的税款及滞纳金合计71323.76元，并支��上述款项的占用费（占用费从2015年6月12日起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被告杨玉坤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3元，由被告杨玉坤负担；反诉受理费2306元，由反诉原告杨玉坤负担。被告应负担的费用由原告先代为交纳，执行时再由被告付还原告。宣判后，原审被告杨玉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杨玉坤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将双方《土地转让合约书》第3条约定的“应付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认定为“包含依照法律规定应由沈木泉、沈桂张负担的契税、印花税”，该认定违反事实和法律。理由：（1）原审认为杨玉坤在履行过户义务时已经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了税款，并且双方均居住在诏安县南诏镇，如果税款应由沈木泉、沈桂张承担，杨玉坤可以通知其缴纳而无需代其缴纳。原审该认定严重违背存在代缴税款的现象日常生活经验，杨玉坤系为尽快履行过户义务而暂时代沈木泉、沈桂张缴纳；即使杨玉坤先前暂时自愿代缴，也不能等同于杨玉坤事后仍有代缴义务。原审认为如税款需由沈木泉、沈桂张缴纳，2010年4月1日双方分别交付剩余土地转让款、土地使用权证时，杨玉坤理应向其主张代缴税款，但双方并未就此结算。原审如此认定，忽视了沈某有关沈木泉请求减少土地转让款、杨玉坤从原本不同意到最后同意的证言，正是因为当时沈木泉经济困难，所以杨玉坤当时没有要求沈木泉当即付清代缴的税款。原审认定讼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金额为2020000元，而杨玉坤缴纳税款时仅申报681000元，少交税款系因利益驱动，进而认定税款应由杨玉坤负担。原审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因为税务机关也未作出如此认定，再者少申报也对沈松泉有利；依法，杨玉坤自己要缴纳的税款比沈松泉多，即使存在利益驱动，那也是为减少杨玉坤自己的税负。（2）现有证据足以判断“应付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应理解为不包含代为沈木泉、沈桂张负担的契税、印花税。无论是词语解释还是交易习惯，土地过户手续费用是指办理权属证件过户的工本费、丈量费等费用，但不包括税收。房地产过户所应缴纳的税款远高于工本费、丈量费，因此签订合同时对于税款的负担应当更为注意，如果对于税款负担的约定有别于税款征收的有关法律规定，双方不可能不在合同中体现“税款”负担的字眼，而只是出现“手续费用”的字眼。《土地转让合约书》的起草人、该宗地转让的中介人、双方均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沈某，当庭证实合同中“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指的是杨玉坤应负担过户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工本费、丈量费等手续费，不包括税收。原审判决不采纳沈某的证言缺乏理由，系属违法。二、原审认定杨玉坤关于沈木泉、沈桂张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1）《土地转让合约书》是关于物权转让的合约，该诉讼主张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2）即使该诉讼主张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但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土地转让合约书》并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支付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以及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05）××终字第××号民事判决，当事人只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但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支付期限的，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利，只有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时，才可以认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自此起算诉讼时效。根据前述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本案中，杨玉坤代沈木泉、沈桂张缴纳税款后，一直通过沈某催促返还代缴税款，诉讼时效因此中断，中断效力并应及于作为从债务和剩余债务的违约金。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系属错误。因为，本案中，杨玉坤并不存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沈木泉、沈桂张的诉讼请求，并支持杨玉坤的反诉请求。被上诉人沈木泉、沈桂张答辩称：一、（1）原审认定《土地转让合约书》所约定的“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包含依照法律规定应由沈木泉、沈桂张负担的契税、印花税。该认定并无不当。理由：杨玉坤关于日常生活中存在代缴税款现象的主张有悖日常生活经验。杨玉坤主张本案其系代缴税款没有事实依据。如果税款系属代缴，双方2010年4月1日结算剩余土地款和交接土地使用权证时，理应就此一并结算，但是双方结算并未涉及此，《收条》也明确载明“款项已全部付清”；讼涉宗地转让金额高达200多万元，沈木泉、沈桂张不可能因20770.5元的款项要求杨玉坤体谅。（2）杨玉坤缴纳税款时仅申报681000元，少交税款确系因利益驱动。这间接证明了税款依约应由杨玉坤负担。并且，少交税款也是沈木泉、沈桂张举报，如果依约应由沈木泉、沈桂张负担税款，沈木泉、沈桂张不可能去举报自己。（3）正因为《土地转让合约书》约定“一切土地证过户���续费用”包含税款，所以杨玉坤才会去缴纳。沈某原系杨玉坤公司的员工，留有2个房间给沈某做仓库，讼涉宗地土地证由沈某保某，因此沈某与杨玉坤关系密切，其有关手续费用不包含税款、有催促沈木泉、沈桂张返还税款的证言，与合同的约定和《收条》的内容相悖，不可采信。二、沈木泉、沈桂张并未逾期付款，不存在违约行为。（1）在办理讼涉宗地过户的过程中，杨玉坤恶意扣押权证，沈木泉、沈桂张多次催促沈某要求杨玉坤领取款项和交付土地证，双方经协商才于2010年4月1日交款、交接完毕。（2）杨玉坤没有依照规定足额缴纳契税和印花税，致使沈木泉、沈桂张先行代缴。因此本案系杨玉坤违约，而不是沈木泉、沈桂张违约。（3）即使是沈木泉、沈桂张存在违约，根据约定，自办理过户后的第45天是2010年1月14日，因此杨玉坤的起诉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为本案所约定的是一次性的违约金，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也不同于杨玉坤提到的参考案例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对原判所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陈述没有争议。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二审庭审一致陈述等为据，可以认定。关于《土地转让合约书》约定的“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是否包含沈木泉、沈桂张应缴纳的税款，杨玉坤起诉主张沈木泉、沈桂张支付代缴税款20770.5元及利息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是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审核分析如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申请沈某出庭作证。沈某出庭作证且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关于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沈某作证“我与原、被告属于一般关系，因我是装修工，曾给原、被告装修过房屋，所以认识他们”。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1）作为杨玉坤的证人。关于《土地转让合约书》所约定的“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沈某证言：“我今天证实的内容是原、被告于2009年7月16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约书》中约定的被告应负的‘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不包含税收。我是该次土地转让的中介人，签约时三方均在场，原、被告当场有明确约定土地证的过户手续费用不包含税收”。并作证“（杨玉坤举证的）合约书下标注的内容是我写的”，该标注内容为“本人（附身份证复印件）作为中间人、在场人，可以证实：本《土地转让合约书》第3点‘甲方应付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中的‘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是指过户所需丈量费、证件工本费，不含税费”。针对沈木泉���沈桂张关于合约谁起草、“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如何解释的询问，沈某分别回答“是我起草的”、“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是包含工本费、丈量费、鉴证费及拆证费”。针对沈木泉、沈桂张关于为什么不在合约书中写明不包含税费的询问，沈某回答：“我认为不用写明就可以证明上述的事实。”对于沈某的证言，杨玉坤质证“无异议”。沈木泉、沈桂张承认“合同由沈某起草属实”，但质证认为“原、被告在签约时没有当场约定土地手续过户费不包含税收费用，如有约定，应在条约中约定”。（2）作为沈木泉、沈桂张的证人。针对杨玉坤关于“向土地局领取土地证45天后，反诉原告有无委托你向反诉被告追讨剩余的土地款及税款”的询问，沈某回答“有，反诉原告有委托我多次向反诉被告催讨剩余的土地款及税款”，“有��用电话催讨，有时当面向反诉被告催讨，一般都是间隔10多天”。针对杨玉坤关于“2010年4月1日交付土地证后，反诉原告有无再委托你向反诉被告催讨税款”，沈某回答“有”。针对杨玉坤关于“之后向反诉被告催讨过几次税款，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的继续询问，沈某回答“之后有向反诉被告催讨3至4次税款，每次催讨时间间隔约半年左右，最后一次是2012年的农历的6月左右”。对于沈某该部分证言，杨玉坤质证“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由法院审查”。沈木泉、沈桂张质证“除了由反诉被告沈桂张向土地局签领土地证及签领后土地证由证人保某是事实外，其它的证言都不属实”。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民事诉讼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是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所认定的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法律事实。本案中，从沈某所作证言看，虽然其对争议合同条款的含义、杨玉坤催讨相关款项的事实作出证明，但是，结合合同“一切过户手续费用”的语词、杨玉坤出具给沈木泉的《收条》写明土地款已交清但未提及税款、杨玉坤主动缴交税款、沈木泉和沈桂张提出起诉杨玉坤才提出反诉但从未主动起诉主张返还税款等事实，可见沈某的证言偏袒杨玉坤一方，沈某对于合同条款本意的解读和交易过程的陈述可信度较低，对于杨玉坤主张的该部分事实不予确认。根据上述证据、分析和民事诉讼认证原则，可以确认如下事实：杨玉坤没有委托沈某向沈木泉、沈桂张催讨剩余的税款。本院认为：本案《土地转让合约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土地转让合约书》约定的“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是否包含沈木泉、沈桂张应缴纳的税款，杨玉坤反诉主张沈木泉、沈桂张支付代缴税款20770.5元及利息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是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1）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和《规定》的有关规定，杨玉坤对于讼争税款由谁承担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共同的证人沈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杨玉坤有委托其向沈木泉、沈桂张催讨税款的事实。（2）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土地转让合约书》关于“��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的内容看，其所使用的词句是“一切”；从交易习惯看，虽然依法纳税是纳税人的义务，但“包税条款”的做法也不违背日常生活经验。因此，从最适合合同目的角度解释“一切”，是指过户各个关节中包含税款在内的其他费用。（3）依法纳税是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亦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如实缴纳税款。在土地转让中，依照规定受让人应当如实足额缴纳契税和印花税。尽管从合同约定的角度，杨玉坤应当承担讼争税款，但是必须指出“包税条款”的做法与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纳税基本义务、税收征管法规的规定相悖。故杨玉坤关于《土地转让合约书》约定的“一切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用”不是包税条款，不包含沈木泉、沈桂张应缴纳的税款的上诉主张，没��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此外，尽管沈木泉、沈桂张没有依约如期支付土地转让款的行为构成违约，但是由于双方所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是一次性支付的违约金，即该违约金的请求权非属持续性债权，而自2010年4月1日沈木泉、沈桂张付清全部土地款后，杨玉坤未再向沈木泉、沈桂张主张违约金（直至2013年9月15日杨玉坤才提出反诉主张违约金），故本案杨玉坤反诉诉请沈木泉、沈桂张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利息，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杨玉坤关于该部分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杨玉坤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889元，由上诉人杨玉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花 絮审判员 李 凌审判员 翁艺晖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卢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