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陕04执异138号 异议人（被执行人）：陕西裕都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咸阳市秦都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86950074N。 法定代表人：王宝鑫，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秋，北京德恒（西咸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森，北京德恒（西咸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2167。 法定代表人：何向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付士河，陕西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雷，陕西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在执行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山公司）与陕西裕都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都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异议人裕都公司于2020年10月19日对本院（2020）陕04执204号执行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20）陕04执204号执行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并于2020年11月18日举行了听证，异议人裕都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鑫及委托代理人张**秋、马森，申请执行人歌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付士河、周雷参加了听证。现已审查终结。 异议人裕都公司称，2020年9月7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陕04执204号执行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所确定的违约金及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存在认定错误。其理由；一、违约金计算本金基数，即欠付的工程款数额应为7574108元。依据民事调解书第五条：“甲方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任何一期付款义务或任何一套住宅房屋过户义务，乙方可对甲方欠付下余工程款申请强制执行。甲方还需以下余工程款为本金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承担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调解书第五条中的“欠付下余工程款”，在该同一条款中前后出现两次，所代表的数额显然不能前后不一，应该完全一致。申请执行人现主张执行的“欠付下余工程款”总额为7574108元，违约金计算的本金基数即“欠付下余工程款”7574108元。二、异议人不应就前期履约行为承担累计的违约责任。1、异议人首次逾期时，申请人便可依据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并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但申请人未申请的行为表明，其已经放弃就逾期债款申请强制执行并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2、依据调解书第五条约定，当发生逾期时，申请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甲方还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中的“还”字表明，异议人应是在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之后，还应该就其违约行为承担相应责任，申请执行人此前既未申请强制执行，却又累计所谓的违约责任显然与协议不符。3、异议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仅存在一个特定的债权关系，相应的也仅能产生一个确定的违约责任，分期还款是关于履约方式的约定而并非存在数个独立债权，分期并不能改变事实上仅存在一个债权关系的性质，因而无法产生数次违约责任。累计计算显然违背相关权利的真实状况。三、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异议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即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1、裁定异议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并无事实基础。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中并未要求异议人承担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2、裁定异议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违反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第二款：“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未按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期间履行债务所产生的违约责任，即属于该条款中的“民事责任”。（2017）陕民初30号民事调解书即已详细约定逾期后的违约责任，则人民法院便不能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即法院只能执行调解书所确定的违约金而不能要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 综上，异议人欠付申请执行人下余工程款总额为7574108元，利息应依据下余工程款总额7574108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承担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2020年5月1日共2306315.89元。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中违约金计算标准及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严重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应依法予以撤销。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20）陕04执204号执行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 申请执行人歌山公司答辩称，异议人提起的异议及其相关事实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理由如下： 一、异议人以目前欠付的7574108元工程款为基数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主张不成立。 对一份协议进行正确客观解读，需要综合协议形成背景事实以及协议本身文义内容进行整体理解。本案执行依据（2017）陕民初30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30号调解书》）项下调解协议形成的背景事实是,答辩人总包异议人开发的财富中心项目，整个项目交工时间是2014年8月14日；交工后，异议人一直使用各种方式拖延结算，直至2016年5月9日，才达成《咸阳国际财富中心一期工程最终决算书》；决算完毕后，同年的5月13日双方达成《咸阳国际财富中心一期工程欠款支付协议》，该协议约定分期付款，2017年12月31日之前将欠付货币款项全部支付完毕。 但异议人并没有按照《欠款支付协议》约定支付工程欠款。出于异常巨大资金压力，答辩人将异议人诉至法院。经法院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确认。在形成调解协议过程中,正是由于被答辩人一再拒付拖欠款项的违约行为，所以约定了一旦被答辩人再不足额履行任何一笔付款义务，其需要以当期欠付下余全部本金为基数承担逾期付款责任。 综观调解协议，去掉以房抵债和解除查封的部分内容，关于货币支付工程欠款的约定仅有两条,即第二、五条。 上述约定明确了答辩人享有两项权利，一是被答辩人任何一个付款节点未按期、足额支付欠款，答辩人享有随时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二是被答辩人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任何一期付款义务，答辩人还有权就当期下余全额欠款为基数，按照万分之三向被答辩人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被答辩人又不按照调解书确认的付款节点足额支付工程欠款，因此，被答辩人就当期未清偿的下余全部全款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不仅符合约定，更合理也更合情。 《30号调解书》第五条关于“甲方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任何一期付款义务或任何一套住宅房屋过户义务，乙方可对甲方欠付下余工程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约定，确认是答辩人在被答辩人违约付款的情形下享有选择随时以及何时申请执行的权利，该约定文义上根本不涉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被答辩人所谓没有申请强制执行就放弃了逾期债款相关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说辞明显是在歪曲该约定的正确含义，涉案工程在2014年8月就已交付，达成调解书的时间是2017年7月份，答辩人已为涉案工程承担了巨额的资金占用成本，因此，不可能与被答辩人达成不申请执行即为放弃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条款；该条第二款约定明确了只要被答辩人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任何一期付款义务，答辩人“还”享有在被答辩人未按照当期付款节点足额履行给付义务，就应当以该付款节点下余全部欠款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也因此，被答辩人所承担的违约责任只有一个，即承担的是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民事责任，所以，不存在所谓数个独立的债权，也不存在累计计算。 基于上述事实，被答辩人所谓答辩人没有启动执行，就意味着放弃当期债权对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观点不符合最基本的经济利益逻辑，其以此为由提起异议，完全是出于规避本应承担债务的目的所实施的老赖行为。因此，被答辩人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以执行时的欠款为基数计算的说辞不仅不符合约定，更与被答辩人早在2016年5月份就已拖欠工程款的违约行为相悖，其该项异议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被答辩人依法应承担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答辩人启动执行程序前，鉴于在先前诉讼中对被答辩人的了解，为从速推进执行程序，没有提起让被答辩人承担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主张，但进入执行程序后，被答辩人直接以没有还款能力为由拒不配合执行，且一再对答辩人提起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数额提出无理抗辩。针对被执行人的严重违背诚信行为，申请人依据2014年8月1日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向法院提起了追加“被答辩人承担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关于增加执行请求的申请书》。因此，所谓答辩人执行申请中没有要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另，被答辩人在异议书中认为，由于《30号调解书》中约定了履行债务所产生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因此就不需要再承担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说辞于法无据。2004年1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和2014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确认了答辩人有权向被答辩人主张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以及若被答辩人承担了逾期付款违约的民事责任后，答辩人不能再主张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本案中，调解协议约定了被答辩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但其至今没有支付任何逾期付款违约金，故答辩人依据上述规定，请求被答辩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答辩人为逃避迟延履行利息，刻意错误理解法律规定的行为有违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异议完全是为逃避或拖延本应承担的付款义务，刻意曲解法律规定的行为，明显是在滥用司法资源。（2020）陕04执204号执行裁定及执行通知书不存在任何问题，答辩人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和请求被答辩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事实和法律依据充足，因此，应驳回被答辩人的异议申请，以惩戒被答辩人的恶意拖欠工程款的严重违约行为，使答辩人的合法经济权益得到保障。 审理查明，歌山公司与裕都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7月24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民初30号民事调解书，原告（反诉被告）歌山公司（乙方）与被告（反诉原告）裕都公司(甲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确认,甲方欠付乙方工程款、履约保证金共计53464990元。清偿方式由货币给付和房屋抵偿两部分组成。其中货币给付37374108元,房屋抵偿16090882元,甲方以其开发的咸阳财富中心一期项目中的住宅房屋折抵。 二、货币支付的37374108元工程款,甲方按以下方式分期向乙方给付:1、2017年7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2、2017年9月30日前给付600万元;3、2017年12月30日前给付6374108元;4、2018年3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5、2018年6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6、2018年9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7、2018年12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 三、住宅房屋抵偿工程欠款16090882元的清偿方式如下:……。 四、甲方支付第一期500万元后，乙方在三个工作日内 申请解除(2017)陕民初30-2号民事裁定书所查封甲方的 房屋。 五、甲方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任何一期付款义务或任 何一套住宅房屋过户义务，乙方可对甲方欠付下余工程款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甲方还需以欠付下余工程款为本金基数按 每日万分之三，承担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的违约金。 六、本协议一式叁份，双方各执壹份，法院留存壹份入 卷，并要求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七、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该调解书生效后，因裕都公司没有全部履行该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歌山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请求：1、强制被执行人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履约保证金合计7574108元；2、强制被执行人向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5225120.89元（从2017年7月21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5月1日止）及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执行费由被执行人承担。 2020年5月21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陕执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初30号民事调解书指定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20）陕04执204号。2020年9月17日本院作出（2020）陕04执20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冻结、扣划、提取、扣留裕都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300万元或投资权益、股权或查封、扣押相同价值的财产。二、财产被查封、扣押后十日内如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对查封、扣押的财产评估拍卖，所得价款清偿债务。同日作出（2020）陕04执204号执行通知书，责令裕都公司履行下列义务：一、向歌山公司支付欠款本金7574108元及利息5225120.89元。二、向歌山公司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三、负担案件执行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另查明，2020年11月2日本院收到申请执行人歌山公司关于增加执行请求的申请书，请求本院依法执行被申请人因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承担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人民币2912121元（暂计算至2020年11月1日，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以调解书约定期限应还金额计算，自2017年10月1日起算，按照法定的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取）以及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还查明，裕都公司按调解书约定的1、2017年7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而裕都公司实际在2017年8月3日还款500万元。2、2017年9月30日前给付600万元;而裕都公司实际在2017年9月28日还款130万元、9月30日还款100万元、10月13日还款100万元、11月3日还款270万元。3、2017年12月30日前给付6374108元;而裕都公司实际在2018年1月3日还款100万元、2018年1月15日还款50万元、2018年2月7日还款100万元、2018年2月12日还款25万元、2018年3月19日还款100万元。4、2018年3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而裕都公司实际在2018年6月11日还款200万元。5、2018年6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而裕都公司实际在2018年7月16日还款20万元、8月15日还款100万元、8月30日还款100万元。6、2018年9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而裕都公司实际在2018年12月25日还款200万元。7、2018年12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而裕都公司实际在2019年1月2日还款120万元、2019年1月31日还款85万元、2019年3月29日还款300万元、2019年7月1日还款150万元、2019年9月17日还款100万元、2019年12月13日还款110万元、2020年1月23日还款20万元、2020年5月13日还款60万元。截止目前还欠本金6974108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解决当事人因履行民事调解书过程中新产生的违约责任争议。二、对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否执行的问题。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结合异议人裕都公司的异议申请，其主要对本院（2020）陕04执204号执行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所确定的违约金是否正确及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是否应当执行提出不同意见。 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解决当事人因履行民事调解书过程中新产生的违约责任争议。依据（2017）陕民初30号民事调解书第二条的约定，裕都公司货币支付的37374108元工程款分7期履行，第一期应当于2017年7月30日前给付500万元，而裕都公司实际在2017年8月3日还款500万元，已经构成违约，歌山公司此时可对裕都公司欠付下余工程款按照民事调解书第五条的约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要求承担欠付下余工程款为本金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承担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但是，歌山公司却在2020年5月1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强制执行欠付下余工程款和从第一期逾期付款开始分阶段计算的违约金。对申请执行之前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裕都公司认为歌山公司未申请执行的行为表明，其已经放弃就逾期债款申请强制执行并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对此双方存在争议，对歌山公司在裕都公司第一期逾期还款后没有申请执行，继续接受裕都公司的还款行为，是对裕都公司逾期还款行为的认可和放弃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执行，还是裕都公司违约及违约程度，属于本案调解书履行过程中形成新的争议事实，该违约责任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需要对该调解书所约定的违约责任的确定性及违约程度予以判断，不宜通过执行程序作出认定，当事人可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歌山公司对申请执行之前的逾期违约金的执行申请依法予以驳回。异议人裕都公司所持该案违约金的计算应以应依据下余工程款总额7574108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承担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异议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关于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是否应当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未按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期间履行债务所产生的违约责任，即属于该条款中的“民事责任”。（2017）陕民初30号民事调解书即已详细约定逾期后的违约责任，则人民法院便不能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即法院只能执行调解书所确定的违约金而不能要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故异议人不应执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申请执行人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申请执行之前的逾期违约金和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的执行申请。 二、撤销（2020）陕04执204号执行通知书第二项即向歌山建设公司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 三、变更（2020）陕04执204号执行裁定书第一项即冻结、扣划、提取、扣留陕西裕都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300万元或投资权益、股权或查封、扣押相同价值的财产。为冻结、扣划、提取、扣留陕西裕都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银行存款7574108万元及逾期违约金（以欠付下余工程款总额7574108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承担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或投资权益、股权或查封、扣押相同价值的财产。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审判长  杨党代 审判员  陈寒瑛 审判员  杨振辉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王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