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民辖终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忠，男，197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剑，上海清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正科芯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法定代表人：郭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剑，上海清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涛，男，197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荔，江苏融畅（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东里****6-2-003iv>法定代表人：宋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雨竹，北京利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忠、郭涛、西藏正科芯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正科公司）与被上诉人国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鹏投资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653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鹏投资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请求判令郭忠履行全部回购义务，价格为本金4900万元及按年化12%计算的投资收益，自2017年12月30日起，以12%/年（复利）为标准，以本金4900万元为基数，暂计到起诉之日共计11622204.16元，共计60633304.16元；2.请求判令郭忠、西藏正科公司支付未按期回购的违约金2205000元（自2019年9月30日起，以4900万元为基数，以每日千分之一为标准，暂计算到起诉之日）；3.请求判令郭涛对诉讼请求第1、2项承担连带责任；4.请求判令郭忠、西藏正科公司、郭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国鹏投资公司与西藏正科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郭忠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了《投资条款》，达成国鹏投资公司向郭忠控制的西藏正科公司投资4900万元的合意，双方约定对该事项产生纠纷可向投资人即国鹏投资公司所在地进行诉讼。2017年12月22日，国鹏投资公司与郭忠、西藏正科公司签订《西藏正科芯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郭忠持有目标公司西藏正科公司10%的股份，并实际控制该公司。国鹏投资公司支付的4900万元中的333.33万元为国鹏投资公司认购该公司股份的实缴资本（进入西藏正科公司注册资本），剩余4566.67万元进入西藏正科公司资本公积；郭忠、西藏正科公司同时承诺将于国鹏投资公司支付款项的30日内完成工商变更，并保证国鹏投资公司的股权权益，定期定时将西藏正科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向国鹏投资公司进行披露。同时，郭忠承诺将在2018年12月31日前缴足公司全部的注册资本，并于2018年完成年度净利润7000万元的目标；2019年完成净利润15000万元的目标，并承诺将于2020年12月31日之前在中国境内的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股票并上市。若不能达成上述目标及各项条款，郭忠需履行股东回购义务，并且违约方还需进行违约金的赔偿。同日，郭涛与国鹏投资公司、郭忠、西藏正科公司签订了《西藏正科芯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郭涛作为郭忠的兄弟，有一定资产及履约能力，为郭忠、西藏正科公司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清偿郭忠、西藏正科公司所负的全部债务。随后，国鹏投资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向西藏正科公司账户支付了投资款4900万元，郭忠、西藏正科公司于2018年1月27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国鹏投资公司正式变更为西藏正科公司的股东。在随后的公司运营中，郭忠未能按合同约定于2018年12月31日前缴足公司全部注册资本，其与西藏正科公司未能提供西藏正科公司的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并确定年度利润。国鹏投资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发函要求西藏正科公司提供其2018年和2019年的财务报告、审计报告，但西藏正科公司未予以提供，国鹏投资公司多次走访西藏正科公司，联系郭忠要求对公司运营和实际的营利额予以说明，郭忠、西藏正科公司均未予回复。在无法提供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的情况下，国鹏投资公司有理由怀疑郭忠、西藏正科公司未能达成承诺的营业额，故于2019年10月9日发函要求郭忠于同年9月30日前履行其回购义务，完成对国鹏投资公司持有的10%股权的回购。截止起诉时，郭忠仍未履行其回购义务。郭忠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实缴资本、回购股权的义务，西藏正科公司未能按合同要求提供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披露公司运营情况，两者属于严重违约，给国鹏投资公司造成了极大损失，应按《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支付违约金。郭忠还应按合同要求履行回购义务，返还国鹏投资公司投资的本金及预期收益，郭涛根据《补充协议》应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郭忠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一审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增资扩股协议》封面页约定协议签订地点为北京市，第15.2条约定在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按照先考虑地域再考虑级别的原则，现签订地并不明确，北京市的其他中院也有管辖权，故该约定应视为管辖约定不明。二、《投资条款》的签订日期是2017年12月1日，《增资扩股协议》的签订日期是2017年12月22日，上述协议均对管辖进行了描述，应该根据后一份协议进行确定，应视为对管辖进行了变更，但《增资扩股协议》的签订地并未明确。三、郭忠的经常居住地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四、国鹏投资公司根据《投资条款》约定的投资人所在地进行起诉立案，其后又认为应当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确定管辖，而《投资条款》主要是初步达成的意向性条款，其中的管辖的内容也是意向性的，国鹏投资公司起诉立案是错误的，在其注册地起诉也是错误的。郭涛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一审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增资扩股协议》签订在后，应适用该协议中关于管辖的约定。二、《增资扩股协议》对管辖约定不明确，应视为未约定。三、本案合同履行地的确立不适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四、根据保证合同从属性的原则，本案应根据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五、根据级别管辖的关系，应当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西藏正科公司在2020年6月5日向一审法院寄送了落款日期为2020年6月3日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要求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为该申请系超出答辩期限提出。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2017年12月1日，国鹏投资公司与西藏正科公司签订的《投资条款》第八条“其他条款中适用法律和管辖”中约定：出现争议协商不成，各方均可向投资人（国鹏投资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2月22日国鹏投资公司与郭忠、西藏正科公司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封面页及第二页首部约定协议在北京市签署；第15.2条约定，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各方均有权在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国鹏投资公司与郭忠均认可管辖应以《增资扩股协议》约定为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增资扩股协议》中的管辖约定指向北京市多个中级人民法院，应视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国鹏投资公司依据《增资扩股协议》第12条回购及补偿条款及13.1条要求郭忠履行回购义务，要求郭忠及西藏正科公司支付违约金，依据《补充协议》要求郭涛对前述两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其诉讼请求指向要求郭忠、西藏正科公司、郭涛履行合同义务，国鹏投资公司属于接受货币一方，且国鹏投资公司的住所地系北京朝阳区，属于一审法院辖区范围，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郭忠、郭涛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西藏正科公司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未在法定答辩期限内提出，且郭忠作为西藏正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时，未向法院明确其亦代表西藏正科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仅要求按其个人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故西藏正科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应属无效，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郭忠、郭涛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郭忠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或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为：一、国鹏投资公司立案时依据的是《投资条款》，郭忠提出管辖异议时，国鹏投资公司又更改管辖理由和依据，应不允许其更改。二、协议签订地应是上海浦东新区。郭忠已经提交证据证明2018年12月22日郭忠在上海，未去北京，合同系国鹏投资公司先将盖好其公章的协议文本邮寄到郭忠的办公地即浦东新区签署的。三、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国鹏投资公司不是接受货币一方。本案争议标的是履行回购义务、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这些合同义务绝不是直接的金钱给付，回购涉及郭忠购买回股权的系列操作，包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登记、结算、章程修改等。借贷、货物买卖类案件可以使用接受货币一方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本案中郭忠并不必然直接负有支付国鹏投资公司诉请所列金额金钱的纯金钱支付义务，必须是建立在合同目的没有实现的情况，触发合同违约条款，导致郭忠需要承担合同义务，如回购的情况，才会产生回购金支付的问题。回购金的支付，具有金钱特征，也就是诉讼请求的表象。回购争议标的显然不是接受货币，不能适用接受货币一方，而应当是其他争议，应当由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确定合同履行地。而本案争议标的是郭忠是否需要履行回购义务，应当按郭忠所在地确定合同履行地，从而确定法院管辖。四、《增资扩股协议》清楚地记载，国鹏投资公司的住所在北京市东城区。该地址是国鹏投资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也是合同约定的国鹏投资公司的住所地。根据约定，如果一定要按接受货币一方法院管辖，那也应当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五、一审法院认定郭忠是西藏正科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认为西藏正科公司未依法提出管辖异议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持双重标准，既然一审认为郭忠是西藏正科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忠收到诉讼材料视为西藏正科公司收到诉讼材料，那么一审法院为何还要在2020年6月初向西藏正科公司送达诉讼材料。管辖异议庭前会议上郭忠也提出，如原审认为郭忠代表了西藏正科公司，那么郭忠提出管辖异议，也应当视为西藏正科公司提出了管辖异议。原审认为郭忠未向法院明确代表西藏正科公司提出管辖异议，但郭忠也从未向原审法院说不代表西藏正科公司。既然原审认为郭忠是法定代表人，也代表西藏正科公司，郭忠以双重身份要求将案件移送个人住所地法院管辖，亦无明显不当。综上，应该透过诉讼请求的表面，剖析合同义务是否是金钱支付。若争议标的涉及的合同义务并非直接的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履行合同义务一方所在地确定合同履行地。回购、承担违约责任、连带责任等，此等合同义务非直接的金钱给付，应当按由履行此类义务的合同一方所在地确定合同履行地。郭涛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或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为：郭涛认为原审法院对“合同履行地”以及“争议标的”的理解和适用存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诉讼请求所指向合同义务为《增资扩股协议》第11条业绩和经营承诺条款，本案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本案合同履行地的确立不适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对于该条规定的“争议标的”应当理解为合同义务，不能把“争议标的”等同于诉讼请求。合同纠纷中，诉讼请求是基于合同关系主张对方承担合同责任的声明，针对的是违反约定义务形成的责任。违反非货币义务形成的支付钱款、违约金、定金、赔偿损失等请求均为货币给付性质，如果将“争议标的”扩张理解为诉讼请求，将导致违反非货币义务形成纠纷的地域管辖规则虚化。本案中国鹏投资公司作为增资方，其主要合同义务是向西藏正科公司给付增资款，其合同义务为“给付货币”，郭忠、西藏正科公司主要合同义务即《增资扩股协议》第11条业绩及经营承诺条款，郭忠、西藏正科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完成业绩要求和经营承诺。而本案因国鹏投资公司认为郭忠、西藏正科公司未满足《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即业绩和经营承诺条款，故国鹏投资公司起诉要求返还增资款及支付违约金，同时要求郭涛承担连带责任。其诉讼请求的本质是要求郭忠、西藏正科公司承担违反《增资扩股协议》第11条约定的业绩和经营承诺条款形成的责任，也即违反非货币义务形成的责任，违反非货币义务形成的责任即《增资扩股协议》第12条回购补偿条款及13.1条违约条款。本案，一审法院简单将该案争议标的理解为“合同约定”，其对于本案“争议标的”即诉讼请求指向的合同义务理解有误，没有厘清合同义务是货币义务还是非货币义务。一审裁定也认为合同义务是回购、承担违约责任、连带责任等，但该等合同义务是非货币义务，不是单纯的货币给付义务。因此该案件当事人的争议标的不是给付货币，而是其他标的。故本案合同履行地应为履行该义务的郭忠所在地，即上海市浦东新区。本案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均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故本案应按上海市浦东新区确定地域管辖法院。其他两被告西藏正科公司以及郭涛的住所地以及合同履行地也均不在一审法院辖区，一审法院不享有管辖权。综上，原审三被告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合同履行地也不在北京，故一审法院不具有管辖权。根据本案标的额，本案应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应按原审三被告一致请求，将该案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西藏正科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或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初才向西藏正科公司送达诉讼材料，根据原审的送达情况，西藏正科公司完全是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异议。二、一审法院认为西藏正科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异议系认定错误。西藏正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持双重标准，选择性适用法律。既然一审法院认为郭忠是法定代表人，代表西藏正科公司，那么郭忠以双重身份要求将案件移送个人住所地法院管辖，亦无明显不当和违法之处。郭忠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也应当视为西藏正科公司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三、其他意见同郭忠的上诉意见。综上，国鹏投资公司诉讼请求大多列的都是支付金钱，如果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就是合同履行地，那么被告所在地这个管辖规则将有被架空的可能，所有合同纠纷都可以按原告所在地法院来管辖。同时，也将陷入对争议标的的误解。所以，应当明确争议标的哪些是给付货币，哪些不是给付货币，从而确定是否能适用接受货币一方这一管辖规则。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中，国鹏投资公司与西藏正科公司签订《投资条款》，约定出现争议协商不成，各方均可向投资人（国鹏投资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当事人又签订《增资扩股协议》，该协议约定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各方均有权在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该协议约定合同签订地在北京市，但未明确具体的签订地点。两份协议系同一投资事项，《投资条款》系原则性协议，《增资扩股协议》系对《投资条款》权利义务具体约定，国鹏投资公司与西藏正科公司、郭忠亦因《增资扩股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在后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与《投资条款》中有关管辖条款约定不一致，视为对管辖约定的变更。根据法律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但《增资扩股协议》对协议签订具体地点约定不明，根据该管辖条款无法确定具体管辖法院，故应按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案件管辖法院，即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法院均有权管辖。本案中，国鹏投资公司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要求郭忠、西藏正科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返还国鹏投资公司的投资并支付相应违约金等，郭忠、西藏正科公司承担的主要义务系金钱支付，国鹏投资公司系该争议标的接受货币一方；同时，国鹏投资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结合本案诉讼标的，一审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关于西藏正科公司管辖权异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郭忠系西藏正科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向其送达诉讼材料即可视为向西藏正科公司送达，在西藏正科公司向法院提交诉讼手续后一审法院是否再次向其送达诉讼材料均不影响在先送达的效力。郭忠在接到一审法院诉讼材料后即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但西藏正科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公司，其提出管辖权异议应以公司名义作出，并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管辖权异议申请，郭忠提出管辖权异议并不等同于西藏正科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故西藏正科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对其逾期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予处理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郭忠、郭涛共同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福华审 判 员 曹玉乾审 判 员 张 爽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范 琳书 记 员 张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