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10469号原告日奔纸张纸浆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SAKAISATOSHI(酒井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金可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崔岩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竹林伟业科技发展(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法定代表人竺汉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苏文辉，天津德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旭强，天津德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日奔纸张纸浆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奔公司)诉被告竹林伟业科技发展(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竹林伟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志斌独任审理。审理期间，原告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依法审查后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财产保全裁定。2015年12月10日，由审判员李志斌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第一次证据交换。审理期间，本院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继续审理，遂于2016年3月1日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授权审判员李志斌于2016年3月3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第二次证据交换。2016年6月23日，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金可为、崔岩双，被告法定代表人竺汉明及委托代理人苏文辉、黄旭强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与本院受理的(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10532号案件当事人、案由相同，本院遂将两案合并审理。本案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同意用一个月进行调解，该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本案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日奔公司诉称，被告原名称为天津竹林伟业胶粘制品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更名为现名称。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原告与被告陆续签订了四份《销售合同》，即2013年10月23日签订的JCD130574号《销售合同》；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JCD130662号《销售合同》；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JCD130708号《销售合同》；2014年1月28日签订的JCD14057号《销售合同》。该四份合同均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一防热敏原纸，合同金额合计人民币6,024,645.40元(币种下同)；由鹤壁市汇中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中公司)负责运输并向被告交货；被告应于开票当月25日后90天内将全额货款汇至原告指定账户。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义务，并先后于2013年11月26日、2013年12月25日、2014年1月23日、2014年2月27日分别就JCD130574号、JCD130662号、JCD130708号、JCD14057号《销售合同》向被告开具发票。被告理应分别于2014年2月25日、2014年3月25日、2014年4月25日、2014年5月25日之前就该四份合同付款，但被告未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经多次催讨未果，原告遂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6,024,645.4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507,368.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2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510,902.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3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506,07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4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500,300.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5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含保全费)。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1、JCD-130574号《销售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0月23日签订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一防热敏原纸，数量127.96吨，金额为1,507,368.80元；原告于2013年11月26日向被告开具了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1-2、JCD-130662号《销售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编号为XXXXXXXX的《产品出库发货单》，证明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1月29日签订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一防热敏原纸，数量128.26吨，金额为1,510,902.80元；原告于2013年12月25日向被告开具了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汇中公司交货后，被告在《产品出库发货单》上盖章。证据1-3、JCD-130708号《销售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编号为XXXXXXXX的《产品出库发货单》，证明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2月30日签订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一防热敏原纸，数量127.85吨，金额为1,506,073元；原告于2014年1月23日向被告开具了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汇中公司出具了《产品出库发货单》。证据1-4、JCD-14057号《销售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1月28日签订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一防热敏原纸，数量127.36吨，金额为1,500,300.80元；原告于2014年2月27日向被告开具了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组证据：证据2-1、根据本院调查令从上海迈伊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取得的《询证函》、快递单和《说明》，证明上海迈伊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审计原告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以原告的名义就应收、应付账款向被告发出《询证函》，其中列明截至2013年12月31日，被告对原告的剩余应付账款为4,540,588.60元，被告在该《询证函》上盖章确认，并寄给会计师事务所；上海迈伊兹会计师事务所在该《说明》中描述了原告的记账规则“待日奔公司(含其分公司，下同)与买方签订的销售合同项下货物出库、交付买方且日奔公司向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将发票金额列为应收账款，待日奔公司收到买方支付的相应货款后抵扣应收账款金额。”证据2-2、原告与被告2013年7月及9月签订的编号分别为JCD-130388和JCD-130516的《销售合同》、原告与被告2013年7月的抵销确认函(无题)，证明如下事项：一是上述《询证函》金额4,540,588.60元中包含四个部分：(1)2013年7月被告因向原告采购应支付的货款12,710元(合同金额为1,522,565元，原告因其他业务应支付给被告1,509,855元，两笔款项抵充后剩余12,710元)；(2)2013年9月被告因向原告采购应支付的货款1,509,607元；(3)2013年10月被告因向原告采购应支付的货款1,507,368.80元；(4)2013年11月被告因向原告采购应支付的货款1,510,902.80元。二是证明原告诉请中2013年12月及2014年1月两笔交易货款，由于当时尚未开具发票，依据“货物交付%2B开票”这一记账规则尚未入账，故未列入《询证函》中，但在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被告已承认两笔交易的欠款。原告在本案主张的货款为6,024,645.40元，之所以与抵销确认函(无题)的金额不同，是因为在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原告又卖给被告两批货物，根据原告的记账规则(发货%2B开票)，截止2013年12月31日原告还没有将其列入应收账款，故没有列入《询证函》中。第三组证据：证据3、《公开转让说明书》，证明以下事项：一是2014年10月，被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网址www.neeq.cc)公开发布《公开转让说明书》，在该文件中被告披露，截至2014年3月31日，被告对原告应付账款为6,444,429.96元；二是在该《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被告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以及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均明确声明已审核《公开转让说明书》的全部内容，保证无虚假记载，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且被告披露的债务金额比原告主张的金额还要高，但是原告仍按照在诉请主张的金额进行主张。审理中，针对被告的答辩和举证，原告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第四组证据：证据4、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赤坎分局于2015年12月15日和2015年12月16日对案外人曹某某的《讯问笔录》，证明以下事项：一是原告与汇中公司、被告之间均是买卖合同关系，非借贷法律关系，三方之间约定货物直运模式，汇中公司已代原告向被告履行交货义务；二是汇中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某某不确认落款为“鹤壁市汇中纸业有限公司”、时间为2014年4月5日，并有“曹某某”签名字样的《申明》的真实性；该《申明》并非曹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五组证据：证据5-1、JCD-130388号《销售合同》，证明该份证据系在原告向被告发送传真之前盖章形成，原告签章位置与原告提交的JCD-130388号《销售合同》的复印件上原告签章位置完全相同，从而证明JCD-130388号《销售合同》的真实性。证据5-2、NO.XXXXXXXX的中国工商银行《收款回单》，证明被告曾于2014年1月23日向原告汇款12,710元，被告汇款原因是为了向原告支付因双方就其他交易发生抵冲而产生的货款差额。该汇款的金额、时间与2013年7月的抵销确认函相互印证，可证明JCD-130388号《销售合同》与2013年7月的抵销确认函的真实性。证据5-3、JCD-130516号《销售合同》，证明该份证据系在原告向被告发送传真之前盖章形成，原告签章位置与原提交的JCD-130516号《销售合同》的复印件上原告签章位置完全相同，证明了JCD-130516号《销售合同》的真实性。证据5-4、原告与被告2014年1月的抵销确认函(无题)，证明原告与被告曾于2014年1月就JCD-130516号《销售合同》项下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的货款，与JCD-14056号《销售合同》项下原告应当支付给被告的货款进行了抵冲，抵冲后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4,898元的货款差额。被告在该抵销确认函上盖章确认了JCD-130516号《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并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证据5-5、NO.XXXXXXXX的中国工商银行《付款回单》，证明原告曾于2014年1月28日依据2014年1月的抵销确认函向被告汇款4,898元，与该抵销确认函、JCD-130516号《销售合同》等证据相互印证。该组证据证明JCD-130388号《销售合同》、JCD-130516号《销售合同》、2013年7月抵销确认函、2014年1月抵销确认函皆真实，进而证明了《询证函》构成金额的准确性。第六组证据：证据6-1、JCD-130342号《销售合同》、JCD-130342号《销售合同》项下XXXXXXXX号《产品出库发货单》、编号为XXXXXXXX与XXXXXXXX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0月的抵销确认函；证据6-2、JCD-130388号《销售合同》、JCD-130388号《销售合同》项下XXXXXXXX号《产品出库发货单》、编号为XXXXXXXX与XXXXXXXX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1月的抵销确认函，该组证据证明以下事项：一是与上述两份《产品出库发货单》相对应的交易已经履行完毕；二是被告的证人所作有关2013年7月份以后汇中公司没有生产涉案货物，也没有向被告交付涉案货物之陈述不符事实；三是双方已履行完毕的合同表明，合同约定的克重是80，而《产品出库发货单》上记载的是定量75。第七组证据：证据7-1、鹤壁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提供的证人吴某某、张某某、牛某某仅参加工伤保险，未参加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保险。证据7-2、汇中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证明汇中公司无任何分支机构，亦无任何分支机构的变更记录。第八组证据：证据8-1-1、上海市静安公证处(2016)沪静证经字第1656号《公证书》，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3日向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吴某某寄送EMS快递(单号：XX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6年4月5日被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以单位收发章签收。证据8-1-2、原告向张某某寄送EMS的快递单及该快递投递状态查询截屏页，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5日向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张某某投递快递单号为XXXXXXXXXXXXX的EMS快递，该快递于2016年4月7日上午8点20分显示投递状态为“投递并签收，签收人：单位收发章”；2016年4月7日上午9点09分显示投递状态为“未妥投，原因：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证据8-1-3、原告向牛某某寄送EMS的快递单及该快递投递状态查询截屏页，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7日向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牛某某投递快递单号为XXXXXXXXXXXXX的EMS快递，该快递于2016年4月9日显示投递状态为“未妥投，原因：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证据8-1-4、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工商公示信息，证明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系被告的全资子公司。证据8-2-1、原告向吴某某寄送EMS快递的快递单(单号：XXXXXXXXXXXXX)及该快递投递状态查询截屏页，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3日向吴某某投递EMS快递，该快递于2016年4月5日显示投递状态为“未妥投，查无此人。”证据8-2-2、原告向张某某寄送EMS快递的快递单(单号：XXXXXXXXXXXXX)及该快递投递状态查询截屏页，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5日向张某某投递EMS快递，该快递于2016年4月7日显示投递状态为“未妥投，查无此人。”证据8-2-3、原告向牛某某寄送EMS快递的快递单(单号：XXXXXXXXXXXXX)及该快递投递状态查询截屏页，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7日向牛某某投递EMS快递，该快递于2016年4月9日显示投递状态为“未妥投，查无此人。”第九组证据：证据9-1、JCD-130574号《采购合同》(原告单方盖章的签章页)、JCD-130574号《采购合同》及该合同项下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0月的抵销确认函；证据9-2、JCD-130662号《采购合同》(原告单方盖章的签章页)、JCD-130662号《采购合同》及该合同项下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1月的抵销确认函；证据9-3、JCD-130708号《采购合同》(原告单方盖章的签章页)、JCD-130708号《采购合同》及该合同项下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2月的抵销确认函；证据9-4、JCD-14057号《采购合同》(原告单方盖章的签章页)、JCD-14057号《采购合同》及该合同项下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1月的抵销确认函；该组证据证明与本案系争合同相对应的由原告向汇中公司采购货物所签《采购合同》已履行完毕。被告竹林伟业公司辩称，本案涉及四份合同，其签署时间、交货时间、货物数量及合同金额等均不同，原告应以四个民事案件起诉，而不应将四个合同并案起诉。本案双方签署的四份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并未向被告发货，被告至今也未收到原告或鹤壁市汇中纸业有限公司发出的四份合同项下货物。原告提供的《询证函》只是反映企业账面记载的经济行为的一个计量考评，即只是反映账面上的金额，无法证明合同是否已经履行。被告之所以在《询证函》上盖章，是因为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而发票有180天的抵扣期，被告必须在这个期间内抵扣。在抵扣之前，被告多次向原告要货，原告说让被告先抵扣，不要过期，货物会给被告的，造成被告先抵扣却没有收到货物。从账目反映来看就是应付账款。被告之所以在对外发布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上确认尚欠原告6,444,429.96元，是因为发票做了抵扣，账目必须反映出应付款项。但是该份公告所反映的只是在上市过程中账面记载的相关会计信息，并不能表明合同履行的相关情况。因此，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货款，更遑论逾期付款利息。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广州市天库商贸有限公司、鹤壁市汇中纸业有限公司、广东汇升纸业有限公司企业信息，证明该三家公司系关联企业，均为曹某某实际控制；原告与曹某某恶意串通，利用曹某某控制的公司以买卖为名，行借贷之实。第二组证据：证据2、曹某某的《声明》，证明曹某某曾经向被告出具《声明》，承诺承担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证明其愿意向被告发货。第三组证据：证据3、证人吴某某、张某某、牛某某的证言，张某某的工资银行流水，牛某某的工作证、农业银行存折、考勤卡、考勤记录表，证明汇中公司自2013年下旬开始，没有批量生产相关产品，因此该公司不具备向被告付货的能力，更没有向被告交付过本案合同项下货物；证人吴某某、张某某、牛某某均为汇中公司员工；出库单中的定量75和《采购合同》中的重量80均为每平方米的克重。审理中，被告针对原告的质证和进一步举证，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第四组证据：证据4、鹤壁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明证人张某某为汇中公司员工，汇中公司自2012年4月至今为张某某缴纳工伤保险；证人牛某某为汇中公司员工，汇中公司自2006年10月至今为牛某某缴纳工伤保险；证人吴某某为汇中公司员工，汇中公司自2006年7月至2014年6月为吴某某缴纳工伤保险。第五组证据：证据5-1-1、汇中公司热敏纸、三防纸入库月报表、出入库汇总表、生产入库验收单等统计(汇总表)，证明以下事项：(1)汇中公司2013年7月份热敏纸期末结存1,738,268.23平方米；(2)汇中公司2014年1月份热敏纸期末结存1,382,515.88平方米；(3)汇中公司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共计生产80克重热敏纸2.05吨，其中包括A级产品、C级产品以及待处理产品，向客户交付的应为A级产品，故汇中公司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期间不具备向被告交付本案合同项下货物的条件；(4)汇中公司2013年7月份三防纸期末结存423,511.45平方米；(5)汇中公司2014年1月份三防纸期末结存885,978.30平方米；(6)汇中公司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共计生产三防纸199,644.80平方米(即15.971584吨)；(7)汇中公司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期间未批量生产本案合同项下货物，亦未向被告交付本案合同项下货物。证据5-1-2、2013年7月份汇中公司热敏纸、三防纸、无碳纸及大卷纸相关出入库月报表、入库汇总表、产量月报表、领用结存表、盘点表、生产日报表、出入库验收单等单据，证明以下事项：(1)汇中公司出入库月报表制表人为本案证人张某某,证明张某某为汇中公司员工，负责管理出入库；(2)汇中公司2013年7月份三防纸期末结存423,511.45平方米；(3)汇中公司2013年7月份三防纸生产入库(A级与C级)共计18,882.45平方米；(4)汇中公司2013年7月份热敏纸期末结存1,738,268.23平方米；(5)汇中公司2013年7月份热敏纸生产入库8,213,664.11平方米(包括A级产品、C级产品以及待处理产品)，该月未生产克重为每平方米80克的热敏纸，亦未生产一防热敏原纸。证据5-2、2013年8月份汇中公司热敏纸、三防纸及无碳纸相关入库汇总表、产出月报表、产量月报表、领用结存表、盘点表、生产日报表、出入库验收单等，证明以下事项：(1)汇中公司2013年8月份三防纸生产入库(A级与C级)共计26,392.50平方米；(2)汇中公司2013年8月份热敏纸生产入库8,895,315.41平方米(包括A级产品、C级产品以及待处理产品)，其中16#纸(克重为每平方米80克)生产8,697平方米；22#纸(克重为每平方米80克)生产8,175平方米；D9#(克重为每平方米80克)生产4,394.25平方米；2013年8月份共计生产入库80克重的热敏纸21,266.25平方米(即1.7013吨)。证据5-3、2013年9月份汇中公司热敏纸、三防纸及无碳纸相关入库汇总表、产出月报表、产量月报表、领用结存表、盘点表、生产日报表、出入库验收单等，证明以下事项：(1)汇中公司2013年9月份三防纸生产入库(A级与C级)共计51,993.55平方米，不具备向被告交付本案合同项下货物的能力；(2)汇中公司2013年9月份热敏纸生产入库10,335,025.45平方米(包括A级产品、C级产品以及待处理产品)，其中D6#纸(克重为每平方米80克)生产4，400.25平方米(即0.35吨)，但该纸非本案合同项下一防热敏原纸。证据5-4、2013年10月份汇中公司热敏纸、三防纸及无碳纸相关入库汇总表、产出月报表、产量月报表、领用结存表、盘点表、生产日报表、入库验收单、出库验收单等，证明以下事项：(1)汇中公司2013年10月份三防纸生产入库(A级与C级)共计33,431.20平方米，不具备向被告交付本案合同项下货物的能力；(2)汇中公司2013年10月份热敏纸生产入库11,166,281.18平方米(包括A级产品、C级产品以及待处理产品)，该月未生产克重为每平方米80克的热敏纸，亦未生产一防热敏原纸。证据5-5、2013年11月份汇中公司热敏纸、三防纸及无碳纸相关入库汇总表、产出月报表、产量月报表、领用结存表、盘点表、生产日报表、入库验收单、出库验收单等，证明以下事项：(1)汇中公司2013年11月份三防纸生产入库(A级与C级)共计35,873.25平方米，不具备向被告交付本案合同项下货物的能力；(2)汇中公司2013年11月份热敏纸生产入库7,452,759.57平方米(包括A级产品、C级产品以及待处理产品)，该月未生产克重为每平方米80克的热敏纸，亦未生产一防热敏原纸。证据5-6、2013年12月份汇中公司热敏纸、三防纸及无碳纸相关入库汇总表、产出月报表、产量月报表、领用结存表、盘点表、生产日报表、入库验收单、出库验收单等，证明以下事项：(1)汇中公司2013年12月份三防纸生产入库(A级与C级)共计23,198.90平方米，不具备向被告交付本案合同项下货物的能力；(2)汇中公司2013年12月份热敏纸生产入库7,207,241.60平方米(包括A级产品、C级产品以及待处理产品)，该月未生产克重为每平方米80克的热敏纸，亦未生产一防热敏原纸。证据5-7、2014年1月份汇中公司热敏纸、三防纸及无碳纸相关入库汇总表、产出月报表、产量月报表、领用结存表、盘点表、生产日报表、入库验收单、出库验收单等，证明以下事项：(1)汇中公司2014年1月份三防纸期末结存885,978.30平方米，不具备向被告交付本案合同项下货物的能力；(2)汇中公司2014年1月份三防纸生产入库(A级与C级)共计9,872.95平方米；(3)汇中公司2014年1月份热敏纸期末结存1,382,515.88平方米；(4)汇中公司2014年1月份热敏纸生产入库4,434,383.32平方米(包括A级产品、C级产品以及待处理产品)，该月未生产克重为每平方米80克的热敏纸，亦未生产一防热敏原纸。第六组证据：证据6、JCD-130342号《销售合同》、JCD-130388号《销售合同》与两份《发货单》，证明原告向被告发出的货物克重与约定不符，其发货克重为75，而双方约定克重为80，该两份合同项下货物由原告以被告名义转售给了广州市天库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已经确认收货，被告并未见到过该两份合同项下货物。第七组证据：证据7-1、被告2016年6月8日出具的《证明》，证明证人吴某某、牛某某、张某某与被告没有劳动关系，非被告员工。证据7-2、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2016年6月8日出具的《证明》，证明证人吴某某、牛某某、张某某与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没有劳动关系，非该公司员工。证据7-3、新乡市凯丰纸业有限公司2016年6月1日出具的《证明》，证明证人吴某某自2014年9月起在新乡市凯丰纸业有限公司工作，系该公司员工。证据7-4、鹤壁市天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2016年6月2日出具的《证明》，证明证人牛某某自2014年4月13日在鹤壁市天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工作，系该公司员工。第八组证据：证据8-1、EMS快递单，证明被告于2016年6月11日向原告代理人金可为投递快递单号为XXXXXXXXXXXXX的EMS快递，该快递于2016年6月12日被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以单位收发章签收。证据8-2、EMS快递单，证明被告于2016年6月11日向罗远耀投递快递单号为XXXXXXXXXXXXX的EMS快递，该快递于2016年6月12日被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以单位收发章签收。证据8-3、EMS快递单，证明被告于2016年6月11日向奥巴马投递快递单号为XXXXXXXXXXXXX的EMS快递，该快递于2016年6月12日被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以单位收发章签收。审理中，被告曾向本院申请追加汇中公司等为本案第三人。鉴于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汇中公司处于停业状态，即使追加汇中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结果也是缺席审理，与不追加其为第三人的结果一致，故本院决定不予追加。至于其他企业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无需追加。经审理查明，被告原名称为天津竹林伟业胶粘制品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更名为现名称。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原告与被告陆续签订了四份《销售合同》，均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一防热敏原纸(克重为80gsm，规格为490-1090mm，生产厂家为汇中公司)，单价均为每吨11,780元；交货方式均为汇中公司负责运输并且送货至被告处；原告均需开具税率为17%的增值税发票给被告，被告应于开票当月25日后90天内将全额货款汇至原告指定账户。其中，2013年10月23日签订的JCD-130574号《销售合同》，约定数量为127.96吨，金额为1,507,368.80元，交货时间为2013年10月底至2013年11月；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JCD-130662号《销售合同》，约定数量为128.26吨，金额为1,510,902.80元，交货时间为2013年11月底至2013年12月；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JCD-130708号《销售合同》，约定数量为127.85吨，金额为1,506,073元，交货时间为2013年12月底至2014年1月；2014年1月28日签订的JCD-14057号《销售合同》，约定数量为127.36吨，金额为1,500,300.80元，交货时间为2014年1月底至2014年2月。该四份合同金额合计6,024,645.4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交货义务，并于2013年11月26日分别向被告开具了号码为XXXXXXXX和XXXXXXXX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1,507,368.80元；2013年12月25日分别向被告开具了号码为XXXXXXXX和XXXXXXXX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1,510,902.80元；2014年1月23日分别向被告开具了号码为XXXXXXXX和XXXXXXXX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1,506,073元；2014年2月27日分别向被告开具了号码为XXXXXXXX和XXXXXXXX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1,500,300.80元。被告确认已就上述增值税发票抵扣认证。2014年1月28日，上海迈伊兹会计师事务所因受原告委托对原告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需询证原告与被告之间往来账项等事项，特向被告发出《询证函》，列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被告应付原告账款为4,540,588.60元，告知被告如果该记载与其记录相符，请在《询证函》左下端“上述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如有不符，请在《询证函》右下端“上述信息不符”处签章确认，并列明不符项目及具体内容；如存在与原告有关的未列入该《询证函》的其他重要信息，也请在该《询证函》右下端“上述信息不符”处列出其详细资料。被告收到该《询证函》后在该《询证函》左下端“上述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2014年10月27日，被告在其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确认其对原告的应付账款金额为6,444,429.96元，款项性质为材料款。被告的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在该《公开转让说明书》上签字。被告确认该金额包括本案所涉四份合同的金额。另查明，被告在审理中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其称由曹某某签名，署期为2014年4月5日并加盖“鹤壁市汇中纸业有限公司”字样公章的《申明》。该《申明》内容如下：鉴于我公司(及关联企业)业务开展和企业发展的需求，通过天津竹林伟业胶粘制品有限公司与日奔纸张纸浆商贸(上海)有限公司、日奔纸张纸浆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日奔纸张纸浆商贸(上海)天津分公司发生了销售或采购的融资活动，资金已全部为我公司使用。天津竹林伟业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是在我公司未曾告知其贸易融资业务一事的情况下充当了中间媒介这个角色，为此，天津竹林伟业胶粘制品有限公司与日奔纸张纸浆商贸(上海)有限公司、日奔纸张纸浆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日奔纸张纸浆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发生的债权债务无条件全部由我公司(包括广东汇升纸业有限公司)承担。汇中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某某曾于2015年12月16日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曹某某对上述《申明》则表示，这份《申明》的真实性要经过鉴定才知道上面的签名是否其所签。对于里面的内容，其也不能完全认同。对于最后一点“天津竹林与日奔公司及其分公司发生的债权债务无条件全部由我公司(包括广东汇升纸业有限公司)承担”其是认同的。曹某某称，基于被告的市场口碑以及其与被告的良好业务和朋友关系，其也曾对原告说过被告是个好公司，如果与其业务出现问题，其可以作担保；对于“日奔公司与天津竹林发生了销售或采购的融资活动”，其是不认同的。对于“融资活动”的提法，曹某某称只是大家的理解不同而已，所谓的贸易过程是通过货与资金的交往，其与本案当事人之间不是单纯的借贷，而是普通的货物买卖，汇升公司、汇中公司作为买方时可以有二、三个月的账期，可以迟点付款，这样其资金压力就会少点。对于“资金全部为我公司使用”，其不完全认同，对于其公司卖的货物，资金就全部为其公司使用，对于不是其公司卖的货物，资金肯定不是其公司所用。对于“天津竹林在我公司未曾告知的情况下充当了中间媒介的角色”，其是完全不认同的，对于其公司与原告、被告的贸易，被告与原告之间有沟通，被告肯定是知道的。针对询问人员问“你不认同这份《申明》，为何要签名盖章呢？”，曹某某称因其资金出现问题后，被告就来找其，拿了很多文件让其补签，其基于信任，也为了帮忙被告，也没认真看，就帮被告签了。但现在细看了这份《申明》的内容后，发现这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在与原告、被告的贸易中，汇中公司、汇升公司作为卖家的交易确实是真实的货物贸易，其已经按照合同履行了。此外，汇中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某某曾于2015年12月15日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被告是其公司的一个采购商，有时其公司直接把货物销售给被告；有时被告会找一个中间商，让曹某某的公司把货物销售给中间商，由中间商再转销给被告。被告同时也是曹某某公司的供应商之一，其公司有时会向其采购货物。原告就是曹某某的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一个中间商。曹某某称其公司销售的货物是由被告先向原告定购，然后原告再向其公司采购。这种交易模式已有多年。贸易合同一经达成，为节约成本，方便操作，货物不搬入原告的仓库，而是从曹某某的公司直接流转到被告或被告的下家客户。根据合同要求，原告支付货款后，货物产权即转移给被告，被告或其指定客户需何时把多少货物发到何处，则会直接联系汇升公司或汇中公司发货。这种交易模式下的货物都已交付，其公司与原告、被告之间所销售的货物都是真实存在的正常贸易。此外，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曾抗辩称系争合同是案外人曹某某等人与原告恶意串通，以买卖为名，行借贷之实，后表示不再坚持。针对庭审中本院所问签订本案系争合同的目的，被告称系购销，即从原告处采购日常原材料，是其生产必需用到的。被告还称，合同签订后，被告曾多次要求原告发货，但原告未发货，被告为此还多次与原告协商。原告称在协商过程中被告认为对原告负有债务，也愿意支付货款，只是不愿意支付现金，要给原告股权，原告对此不同意，致协商不成。被告则确认在本案成讼之前其愿意以给予原告股权的方式来解决争议，但前提是原告给被告货物。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并为本院采信《销售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询证函》、《公开转让说明书》、《讯问笔录》等证据以及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院以本案处理其四份合同争议，程序并不违法。系争四份合同均由原告与被告签署，系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已经履行系争合同项下交货义务。对此，原告提供了《询证函》、《公开转让说明书》和《产品出库发货单》等证据证明其主张。鉴于被告确认其在上市过程中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的对原告应付账款6,444,429.96元中包含了本案系争四份合同的金额，且被告已对系争合同项下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抵扣认证，结合原告提供的部分《产品出库发货单》判断，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已完成交货义务。被告有关《询证函》、《公开转让说明书》只是反映账面情况的辩解，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以否定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和《询证函》中所作出的确认意见，对于该证人提供的生产资料，未经企业确认，其作为证据的来源和证据材料的全面性均未能得到证明，即不能证明该材料所具有的证据的证明力，故本院不予采信。由于被告抗辩其未收到货物，但却未在原告《询证函》的“上述信息不符”栏中予以说明，对此未给予合理解释。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系争四份合同项下货款6,024,645.40元，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就上述货款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根据双方所签合同约定以及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情况，逾期付款利息应分别按以下方式计算：以1,507,368.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2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510,902.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3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506,07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4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500,300.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5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竹林伟业科技发展(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日奔纸张纸浆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6,024,645.40元。二、被告竹林伟业科技发展(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日奔纸张纸浆商贸(上海)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1,507,368.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2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人民币1,510,902.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3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人民币1,506,07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4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人民币1,500,300.8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4年5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679.94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被告竹林伟业科技发展(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曦韵审 判 员  李志斌人民陪审员  沈芳珍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书 记 员  袁黎蓓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