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苏04民终4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辉龙，男，197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生，男，197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玲玲，女，1984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上诉人邹辉龙因与被上诉人李国生、周玲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3民初311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邹辉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李国生、周玲玲向上诉人出具借条、欠条、还款协议均是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不存在任何欺骗、胁迫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合伙关系。从2017年下半年始李国生、周玲玲陆续向上诉人借款，经双方结算，李国生于2019年4月30日向上诉人出具借条一张，言明：今借到上诉人人民币280000元整（注：以前的借条及往来手续全部作废）（详见借条）。2019年9月3日，上诉人（甲方）与李国生（乙方）达成还款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甲乙双方经过对账确认截止2019年4月30日，乙方尚欠甲方借款人民币280000元整；乙方承诺于2020年1月23日前偿还所欠借款人民币280000元整；如乙方未按期足额给付，甲方因主张权利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同时乙方还额外向甲方支付所欠借款的10%的违约金。此前，李国生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给上诉人欠条一张，言明：李国生欠上诉人现金15万元整，争取在2018年12月31日还清。上诉人与李国生多次在微信聊天时针对借款事宜对账，提及到15万元、23万元、25万元、28万元借款。上述证据均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李国生自称是在没有借款的事实下、受上诉人欺骗、胁迫下书写了借条，该辩称已为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经济往来凭证所否认。如上所述，被上诉人在对账中多次认可并归还借款，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上诉人无任何欺骗、胁迫行为，相反上诉人为了顺利结账，作出了妥协和让步，放弃了借贷利息。二、李国生和周玲玲离婚后仍共同生活在一起，并共同抚养子女。周玲玲积极参与、自愿并主动归还本案所涉借款，本案所涉借款应当认定为李国生和周玲玲的共同借款，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一审法院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认为“李国生无正当职业，长期混迹在赌博场所，以放“水钱”为业双方名为借贷实为合伙从事非法活动”，系一审法院为了达到认定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并移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目的，进行的主观臆断和错误认定，应当予以纠正。在双方借贷过程中，被上诉人及时归还借款，信誉良好，家庭经济状况较好，上诉人才多次借款给被上诉人，不能以此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犯罪的证据和线索，本案不具备刑事立案的条件，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慎重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更应严格刑事案件的界定，防止将经济纠纷动辄定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在当前形势下，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李国生虽不是上班族，可以认定为自由职业者，但其进行投资获取收入不能认定其无正当职业。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被上诉人的借款用途正当，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借款给李国生是让其混迹在赌博场所放“水钱”。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有涉及放高利贷、虚假诉讼的嫌疑”,该认定显属认定事实错误。正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方式除微信转账、银行转账外还有多次现金交易，本案的28万元借款不存在放高利贷，更不是虚假诉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李国生、周玲玲二审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邹辉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国生、周玲玲共同支付借款280000元;2、判令李国生、周玲玲共同支付违约金28000元；3、判令李国生、周玲玲共同承担本案的律师代理费123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由李国生、周玲玲承担。李国生一审辨称：“1、我与邹辉龙是朋友，后二人共同对外借贷以赚取利息，由于我是本地人，人脉广，便由邹辉龙提供资金，我对外进行放贷。从邹辉龙和我资金往来也能明显看出，二人之间借贷行为明显异于普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均因借款人资金困难向出借人借款，在借款人不能及时还款时，出借人为防止风险而停止再次出借。而本案中双方资金来往频繁，明显看出不是自然人之间的正常借贷，而是资金投资，共同对外借贷收取利息。2、鉴于邹辉龙与我为资金交易，为能够清楚计算出借款项金额及还款金额，双方资金往来均通过微信转账或银行转账。微信转账共计198200元，银行转账为104730元，其中银行转账中42400元是我将金器出卖给邹辉龙的货款，共计借款金额为260530元。由于对外出借的款项我不能及时收回，而邹辉龙按照日息3％向我收取利息，使得我不堪重负。截止2019年12月2日，我共计已向邹辉龙还款360515元。3、邹辉龙向法庭提交的280000元借条和还款协议内容均由邹辉龙本人书写和打印，后通过欺骗、胁迫等手段要求我签字捺印。案涉借条与还款协议书并非我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我与周玲玲于2011年就通过法院调解离婚。4、纵观现有证据，邹辉龙和我之间的借贷关系已远远超出正常自然人之间的借贷，邹辉龙向我索要的利息远远超出我能承受的范围，邹辉龙的行为已属于高利放贷，其要求我和周玲玲归还280000元借款及承担违约金、律师费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同时也与我国现行政策相违背。请求驳回邹辉龙的全部诉求。”被告周玲玲一审辩称：“1、我和李国生早在2010年11月9日在金坛法院调解离婚，我和李国生除有婚生子李彦皓的牵绊，无其他瓜葛。2、邹辉龙当初与我并不认识，后由于金器交易(变卖和购买)经李国生介绍认识，本人并不知情邹辉龙与李国生之间的关系。更不知晓二人间存在借贷关系。邹辉龙提供的与本人的转账是本人与其金器交易记录。直到2019年6月中旬，邹辉龙才将其与李国生之间的借贷关系告知本人。在此之前邹辉龙知道我与李国生已离婚，但邹辉龙仍多次骚扰我，为免受邹辉龙不分日夜的骚扰，我自愿出资5000元。邹辉龙在2019年6月29日下午给我的微信和2020年1月23日的短信中，都说明了邹辉龙与李国生之间的借款与我无关。3、邹辉龙提供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书中均没有我的签字，我与邹辉龙之间既没有借款合意，又没有收到邹辉龙的款项。请求驳回邹辉龙的全部诉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生无正当职业，长期混迹在赌博场所，以放“水钱”为业，邹辉龙与李国生之间资金往来，名为借贷实为合伙从事非法活动。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李国生陈述邹辉龙与其合伙从事高利放贷活动，借条也是受邹辉龙胁迫才出具。本案邹辉龙有涉及高利放贷、虚假诉讼的嫌疑。为慎重起见，本案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邹辉龙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显示，邹辉龙与李国生之间的款项往来短期内频繁密集，金额大小不一，有别于民间借贷中资金的正常交付形式。在双方的微信聊天中还有“以后我们俩可以合作挣钱了；反正两天给你一千元利息”等记录，本案可能涉嫌邹辉龙向李国生提供资金进行高利放贷，以及存在虚假诉讼之嫌疑。一审法院为慎重起见，驳回邹辉龙的起诉，将本案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文俊审 判 员 翟 翔审 判 员 刘敬兵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赵 艳书 记 员 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