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45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何丽萍，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莲莲，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庄瑶瑶，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铭发山货店。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陈宏光。委托代理人：陈家琪，广东仲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素君，广东仲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丽萍，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铭发山货店、原审被告何丽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的自然人独资公司，根据商事登记档案显示何丽萍是该公司唯一股东。2015年6月4日，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铭发山货店通过其尾号为892l的银行账户向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尾号为0826的银行账户汇出人民币260万元，第一次庭审时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陈述实际收取了该笔款项并用于公司经营，后更改了陈述，认为收到该笔款项后何丽萍按照案外人陈某贤的指示汇款给了严某华。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何���萍主张陈某贤才是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何丽萍与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且本案涉及的款项可能涉及到陈某贤的违法行为，并提供了广东德培律师事务所见证书、银行记录、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接受证据材料清单等证据，对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何丽萍的证据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均不予认可。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提起本案诉讼的具体请求为：1、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向其返还借款260万元和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2015年7月14日起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何丽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何丽萍负担。原审法院认为：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确实实际收取了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汇出了260万元款项，现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抗辩该笔款项并非借款又不能举证证实收款的依据，对比双方的证据证明力大小，原审法院采信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的主张。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至于谁是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笔款项最后由谁实际占有使用，是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与本案的民间借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由该公司向案外人主张。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的保护。故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应依据借条的约定承担向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清偿借款260万元的义务。关于利息的计算，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可自催告还款之日(2015年7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即故本案中利息应以260万��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7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关于何丽萍的还款责任：何丽萍是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该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现何丽萍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与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不存在财产混同，故应对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要求何丽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清偿借款本金2600000元以及利息给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利息应以26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5年7月17曰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二、何丽萍对前述第一项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受理费18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何丽萍负担。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仅有一份银行转账凭证，而原审法院却以此认为：“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确实��际收取了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汇出的260万元款项，现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抗辩该笔款项并非借款又不能举证证实收款的依据，对比原被告的证据证明力大小，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原审法院仅凭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提供的一张转账凭证就认定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汇至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账户的260万元是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借给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显然证据不足。2、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之间没有任何借条、借据，而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写道：“故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应依据借条的约定承担向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清偿借款260万元的义务。”二、本案事实是陈某贤与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涉案260万元是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2015年6月4日向陈某贤提供借款，陈某贤再转借给严某华。2015年6月4日陈某贤借用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公司账户，让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将260万元转至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公司账户，再由原审被告何丽萍代陈某贤将该款于2015年6月4日转至其指定的严某华的账户，该笔款项的双方当事人是陈某贤与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而非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且该笔款项是由陈某贤所用，并非由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用于生产经营使用。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之间没有业务来往，且双方法定代表人何丽萍与陈宏光也不曾见过面，相互间并不认识。另，陈某贤实际是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真正投资人，原审被告何丽萍只是显名股东，陈某贤与何丽萍之间就相关的权利义务签订协议���并经律师公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原审被告何丽萍会答应将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公账借给陈某贤转账。在原审中，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追加陈某贤、严某华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书，但原审法院未予追加。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本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本院二审庭询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260万元转账没有出具借条。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经审查属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向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转账的260万元是否为借款。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铭发山货店通过其尾号为8921的银行账户向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尾号为0826的银行账户转账260万元,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在原审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实际收取了该笔款项用于公司经营，后在第二次庭审中更改了陈述，认为收到该笔款项后何丽萍按照案外人陈某贤的指示汇款给了严某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应就其主张举证，但其并未完成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其次,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依据转账凭证提起诉讼且主张向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出借款项,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抗辩其并非实际借款人且提供��丽萍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在收到260万元后即转到何丽萍账户，后又由何丽萍分笔转到尾号为9985账户。但即使确如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所述，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收到款项后又通过何丽萍转账给严某华，亦不足以否定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收款事实。而何丽萍与陈某贤签订的《协议书》并未就涉案款项进行具体约定，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再次，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申请本院追加陈颖贤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以及申请本院到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陈某贤的调查笔录，鉴于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陈某贤与本案存在关联，故上述两份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主张双方成立借贷关系，提交银行汇款凭证且主张��款项为借款，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抗辩其并非实际借款人，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诉请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予以支持。因此，原审法院判令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向广州市番禺区石某发山货店返还260万元借款并支付利息适当，依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但处理结果基本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禺城水产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灯审 判 员  庄晓峰代理审判员  董斯颍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徐施阮吴泳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