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1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琰，男，198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小江，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婷，女，199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丹，江苏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琰因与被上诉人沈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5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小江，被上诉人沈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沈婷立即返还王琰其使用信用卡造成的欠款402125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离婚之后，本案所涉的五张信用卡存放在被上诉人处。”实际上五张信用卡及一张储蓄卡根本不是存放在被上诉人处，而是被上诉人背着上诉人私下持有，并且持续使用至欠款后上诉人才发现。否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离婚的时候，一定会管理这些银行卡。双方离婚两年多，彼此处于不联系的状态，不存在代为套现还款的行为。2、从2018年3月27日至2020年3月17日共计34家金融机构查询上诉人个人征信情况，其中包含多笔担保资格审查、贷款审批等，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上诉人知晓且应当知晓案涉五张信用卡在其名下，且由被上诉人实际使用。但上诉人是经营二手车交易的，由于工作需要贷款，金融机构查询其征信情况，只是看其是否符合贷款条件，并不会将其名下拥有的信用卡状况通知被查询人。上诉人无从得知五张信用卡的情况。通过贷款审查，可能说明上诉人没有使用信用卡套现来经营。3、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五张信用卡的所有消费记录，双方离婚后的消费记录为1679899.74元，基本是信用卡套取现金，被上诉人没有证明上述款项的去向，完全是个人行为，而且数额巨大，其中还涉及违法犯罪行为。离婚后的消费记录让上诉人承担不公平。上诉人因五张信用卡逾期还款，已上了征信黑名单，对上诉人造成了不良影响，该影响系被上诉人的行为造成的。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沈婷辩称，不同意王琰的上诉请求。五张信用卡欠款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在婚前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琰用信用卡套现之后，从沈婷的银行卡转至王琰银行卡中，用于王琰与合伙人经营，本身并不是因欠款形成的。王琰作为款项实际使用人，其应偿还该笔债务，沈婷确实也知道该笔欠款，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欠款为系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正确，王琰应承担其应承担的债务。请求驳回王琰的上诉请求。王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沈婷向王琰返还因沈婷使用王琰信用卡而造成的欠款386617.2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琰与沈婷于2015年1月8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2月13日登记离婚。王琰名下分别拥有中信银行（卡号62×××29）、华夏银行（卡号62×××69）、民生银行（卡号51×××15）、上海银行（卡号62×××79）、招商银行（卡号43×××17）五张信用卡。其中，中信银行信用卡开卡时间为2013年11月30日、华夏银行信用卡开卡时间为2014年1月9日、民生银行信用卡开卡时间为2014年6月24日、上海银行信用卡开卡时间为2014年6月24日、招商银行信用卡开卡时间为2013年12月13日。2018年2月13日，王琰、沈婷离婚后，上述五张信用卡存放在沈婷处。2020年3月，王琰经银行通知，知晓上述信用卡存在逾期情形。2020年3月24日生成的王琰个人信用报告显示：上述中信银行信用卡最近一次还款日期为2019年12月17日，逾期两期；华夏银行信用卡最近一次还款日期为2020年1月9日，逾期一期；民生银行信用卡最近一次还款日期为2020年1月9日，逾期一期；上海银行信用卡最近一次还款日期为2019年12月17日，逾期一期；招商银行信用卡最近一次还款日期为2019年12月27日，逾期两期。另，从2018年3月27日起至2020年3月17日，共计34家金融机构查询王琰个人征信情况，其中包含多笔担保资格审查、贷款审批等。截至2020年9月22日，中信银行信用卡全部欠费187203元、民生银行信用卡全部欠费52732元、上海银行信用卡全部欠费58601元已全部由王琰偿还完毕。王琰另偿还华夏银行信用卡21000元，尚余22327元未还；偿还招商银行信用卡43418元，尚余16844元未还。上述五张信用卡在2020年3月24日后由王琰已还及未还款项总金额为402125元（含未偿还金额39171元）。王琰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所涉金额计算截止至2020年9月22日。一审审理中查明，上述五张信用卡均存在王琰、沈婷婚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婚后的消费记录。据王琰统计，上述五张信用卡，王琰、沈婷婚前期间消费金额共计770869.8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计消费1619990.5元，离婚后消费金额共计1679899.74元。王琰称其不知晓自己名下存在使用状态中的上述五张信用卡，均是由沈婷以王琰名义办理，并由沈婷个人使用，直至2020年3月经银行通知后，经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才知晓其名下存在上述五张信用卡，且均存在逾期还款情形。沈婷对此持有异议，称上述五张信用卡均以王琰名义办理，期间存在挂失等情形。根据银行补卡的流程及要求，补办信用卡需王琰本人办理，故王琰本人明知五张信用卡的存在及使用状况。沈婷称由其代王琰垫还费用，并通过沈婷名下的交通银行储蓄卡就上述五张信用卡进行套现，用于偿还王琰的贷款。另王琰提交的其与沈婷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2018年2月10日王琰就贷款问题与沈婷产生争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首先，本案中，案涉五张信用卡均在王琰名下，开卡时间均在王琰、沈婷婚前，且在王琰、沈婷婚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后均存在大额消费记录。王琰个人信用报告亦显示存在三十余次的贷款审查记录及担保资格审查。因此，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王琰知晓且应当知晓案涉五张信用卡在其名下，且由沈婷实际使用。另根据王琰、沈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庭审陈述，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后，五张信用卡均由沈婷使用，但王琰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五张信用卡所用款项均是因沈婷个人消费而支出，故不能据此认定五张信用卡所产生的还款义务均应由沈婷一人承担。其次，沈婷抗辩五张信用卡的消费款项尤其是离婚后产生的费用均是由其为了王琰的贷款而进行的信用卡套现，沈婷亦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王琰、沈婷均未能证明二人离婚后五张信用卡的消费记录均是为了对方一人利益而产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五张信用卡开卡以来所产生的消费金额、信用卡存放、保管及使用方式等案情，认定王琰所主张的离婚后所产生的信用卡消费金额402125元（含截至2020年9月22日尚未偿还金额39171元）应由王琰、沈婷共同承担，沈婷应当承担201062.5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沈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琰支付201062.5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信用卡电子账单、聊天记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诉争的信用卡欠款402125元应由谁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琰主张案涉五张信用卡及储蓄卡均系沈婷私下持有并使用，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诉争五张信用卡系以王琰名义在双方婚前办理，王琰亦认可其知道以其名义办理上述信用卡，且上述信用卡在沈婷处。上述信用卡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多笔大额交易记录，王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名下的信用卡负有妥善保管义务，其在与沈婷离婚时亦未对案涉信用卡进行结算交接，故王琰主张其认为上述信用卡在办理后已经销掉，未实际使用，其对上述信用卡的交易情况均不知情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王琰知晓或应当知晓案涉信用卡在其名下，并由沈婷实际使用并无不当。因双方在离婚时并未对名下的信用卡欠款及银行卡进行结算，且在离婚后上述信用卡仍存在多笔套现及还款，离婚后产生的信用卡消费402125元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欠款存在滚动结算，并非离婚后独立产生的债务，故因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述信用卡产生的债务未用于双方共同生活，系一方个人债务，一审判决认定诉争402125元系双方共同债务，应由双方共同承担，由沈婷承担201062.5元并无不当。故王琰主张诉争402125元均系沈婷个人债务，应由沈婷承担全部还款责任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16元，由上诉人王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相媛媛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宋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