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1民终2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小海，男，197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恩静，四川诺瑞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华，男，195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河，北京乾坤（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小海因与被上诉人刘德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2020）新0105民初1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小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恩静、被上诉人刘德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小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德华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何小海向刘德华出具借条系因何小海时任二人共同投资的四川省维拉特饮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拉特饮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因维拉特饮品公司刚成立需要资金，刘德华及其他股东将部分资金通过转款到何小海账户，再由何小海转款至维拉特饮品公司的方式向维拉特饮品公司交付款项，后刘德华要求何小海出具书面借条予以证明，对于该事实，维拉特饮品公司的另一股东新疆奶缘之路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奶缘食品公司）也是通过向何小海账户转款，再由何小海向维拉特饮品公司转款的方式向维拉特饮品公司注入日常经营资金，只是奶缘食品公司并未要求何小海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也未主张何小海还款；从借条形式看，仅有出借人及出借金额，没有利息、还款期限、转款方式等内容，不符合个人间借款常理，且落款日期也未注明是哪年，借条中所列2015年8月13日农行41万元、2015年9月28日南行100万元两笔转款并不存在；从借款目的、款项用途、资金往来看，何小海没有向刘德华借款的理由，何小海及其他股东均有向维拉特饮品公司转款投资的情形，刘德华通过何小海转款的所有款项最终均进入维拉特饮品公司，用于维拉特饮品公司购置设备、发放工资，何小海与刘德华均对维拉特饮品公司有认缴处置义务，何小海不可能通过向刘德华借款再投入到公司用于公司支出，且是何小海先向刘德华转款100万元，如此后发生借款，何小海出具借条时应当抵扣该100万元，借条金额与资金往来相互矛盾，由此，借条所载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何小海从未指示刘德华向案外人转账，刘德华于2015年8月12日和同月14日向案外人转账，系分别向南京硕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扬州续辉饮料设备有限公司支付的设备款，何小海向刘德华借款用于支付公司购买的设备款，不符常理；2017年3月31日何小海与刘德华、刘伟、奶缘食品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在共同投资经营的维拉特饮品公司出现困难时，为公司的继续发展，经各方协商达成的关于股权、后续承包经营、各方债权债务及引进战略投资等内容的协议，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何小海与刘德华在共同投资维拉特饮品公司期间一直存在资金往来，《补充协议》中提及的债权债务也并没有明确系本案中的533万元。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刘德华辩称，刘德华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双方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对刘德华与何小海的民间借贷关系已经查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德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何小海返还借款433万元，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5年8月13日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2日，刘德华按照何小海的指示向案外人柏文华转账84万元；2015年8月13日，案外人柏文华向刘德华转账退款93万元；2015年8月14日，刘德华按照何小海的指示向案外人王年英转账150万元；2015年9月16日，何小海向刘德华转账100万元；2015年9月28日，刘德华按照何小海指示向新疆国润楼兰玉窖有限公司转账100万元；2015年10月8日，刘德华向何小海转账150万元；2015年10月12日，刘德华向何小海转账30万元；2015年10月20日，刘德华向何小海转账12万元；2015年10月27日，刘德华向何小海转账100万元。2015年10月26日，何小海向刘德华出具《借条》，《借条》的主要内容为：今借到刘德华533万元。该《借条》书写在一张A4打印纸的下半部分，该打印纸的上半部分为打印件，内容为：2015.8.12-2015.9.15，100万（已还）、2015.8.13农行41万、2015.9.28南行100万、2015.10.8农行150万、2015.10.20农行12万、2015.10.28农行130万，合计433万。庭审中，刘德华、何小海确认两人都是维拉特饮品公司的出资人。2015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7日，何小海是维拉特饮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庭审中，刘德华提交2017年3月31日由案外人刘伟（甲方）、何小海（乙方）、案外人新疆奶缘之路食品有限公司（丙方）及刘德华（丁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何小海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补充协议》中关于“债务清偿”的部分约定：维拉特饮品公司欠付长林公司（即丁方）的款项应在2018年6月底前清偿，否则按照月息2％支付逾期利息。乙方和丁方之间的债务另行签订清偿协议，乙方将其在维拉特饮品公司的股权抵押给丁方，股权分红优先用于偿还债务。何小海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9月28日，何小海向维拉特饮品公司转账100万元；2015年10月8日，何小海向维拉特饮品公司转账50万元；2015年10月10日，何小海向维拉特饮品公司转账100万元；2015年10月12日，何小海向维拉特饮品公司转账30万元；2015年10月22日，何小海向维拉特饮品公司转账10万元；2015年10月27日，何小海向维拉特饮品公司转账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刘德华与何小海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何小海称其作为维拉特饮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刘德华借款系履行职务行为，其个人与刘德华不存在借贷关系。法院认为，第一，何小海没有证据证明在案涉借贷关系发生时，刘德华和维拉特饮品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意思表示，或者刘德华知道何小海是以维拉特饮品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其借款；第二，刘德华与何小海之间的资金往来均通过个人账户，并未涉及维拉特饮品公司，何小海收到借款后对借款的占有及使用系其个人意思表示，不能由此证明系刘德华向维拉特饮品公司出借款项；第三，何小海在向刘德华出具的《借条》中没有注明系维拉特饮品公司借款，也没有加盖维拉特饮品公司公章；第四，《补充协议》中关于何小海向刘德华偿还债务的约定，可以证明何小海确有欠付刘德华款项的事实存在。综上所述，何小海关于双方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辩称，应不予采信。二、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何小海向刘德华出具的《借条》记载共计借款533万元，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已还款100万元，剩余433万元未偿还，故刘德华要求何小海偿还借款本金433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补充协议》中仅约定维拉特饮品公司欠付刘德华款项的履行期限及逾期利息，并没有关于刘德华与何小海之间债务履行期限及逾期利息的约定。因双方未约定借款的还款期限及利息，刘德华也未举证证明该笔借款已经逾期，故刘德华要求何小海自2015年8月13日起支付利息的请求，应不予支持。2020年6月4日，刘德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何小海返还借款，应当认定此时刘德华催告还款，该笔借款已逾期，故何小海应自2020年6月4日起以年利率6％向刘德华支付逾期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何小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德华借款本金433万元；二、何小海自2020年6月4日起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6％为标准向刘德华支付逾期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何小海提交，奶缘食品公司于2020年11月2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在列明投资款交付情况的同时载明“以上奶缘之路投资入股款除打给柏文华的设备款，其余由个人打入何小海卡中的款，再由何小海转入维拉特账中”，证明包括刘德华在内的维拉特饮品公司的股东均是以向何小海个人转款的方式交付出资，何小海与刘德华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刘德华质证认为，该说明系由案外人出具，无法核实真实性，故对真实性无法认可，内容系案外人与何小海之间的账务往来，与刘德华无关，故对证据关联性亦不予认可。针对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奶缘食品公司出具的说明实质系证人证言，奶缘食品公司未到庭接受质询，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内容均为奶缘食品公司与何小海之间的账务往来，故对证据关联性亦不予确认，对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及所依据的证据予以确认。 另查明，何小海（乙方）、刘德华（丁方）与案外人刘伟（甲方）、奶缘食品公司（丙方）于2017年3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载明：“乙、丙和丁方于2015年8月合资设立了四川维拉特饮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拉特公司）。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丁方承诺出资1,140万元，占公司股权38%；乙方承诺出资1,050万元，占公司股权35%；丙方承诺出资810万元，占公司股权27%。2016年12月，在征得乙方和丙方同意的情况下，丁方将其在维拉特公司所持的38%的股权以无偿转让形式全部转让给甲方。截止2017年4月31日，甲方累计出资0万元，欠缴资本金1,140万元，欠缴100%；乙方共计出资853.9万元，欠缴资本金196.1万元，欠缴18.7%；丙方共计出资625万元，欠缴资本金185万元，欠缴22.8%……。丁方承诺，用其长林食品有限公司应收维拉特公司2017年至2021年的厂房租金作为甲方的出资，以债转股的形式冲抵甲方应缴的资本金，冲抵金额共计6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何小海与刘德华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何小海欠付刘德华款项金额。刘德华主张其与何小海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提交由何小海出具的借条、银行交易明细加以证明，刘德华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何小海向其借款的事实。何小海在一审庭审中抗辩称其收到的刘德华交付的款项系其代维拉特饮品公司收取的借款，其系履行职务行为，但其在二审中又称其从刘德华处收取的款项系刘德华作为维拉特饮品公司股东的出资。本院认为，首先，何小海就款项性质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真实性存疑；其次，何小海就其主张提交其个人银行交易明细及维拉特饮品公司另一股东奶缘食品公司的说明，但一则公司股东的出资应当支付至公司账户，何小海关于其以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股东出资的主张，本就违反法律规定，另则，股东的出资方式、时间、金额等，应是明确的，应当有公司章程或公司股东会决议等进行确定，通过其他股东的出资行为无法推得剩余股东均以相同方式进行出资；最后，刘德华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中并没有关于各股东出资情况的记载，其提交的有何小海签字的《补充协议》中则确认2016年12月刘德华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刘伟，且截至2017年4月31日，刘伟出资为0万元，进而明确刘德华承诺以其另一公司享有的租金作为刘伟的出资，何小海虽抗辩称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但该部分内容属对维拉特饮品公司各股东出资情况的确认，其中明确刘德华并未出资，何小海在协议中确认的内容与其上诉理由相悖，结合协议中关于刘德华与何小海的债权债务另行签订清偿协议的约定，何小海关于刘德华与其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何小海上诉称借条中未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习惯和常理，且借条中借款金额的组成系刘德华自行打印，未经何小海确认。对此，本院认为，借款期限、利率等并非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且民间借贷关系的形成并不仅限于基于借贷合意进行款项交付，也可以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进行的结算，何小海以出具借条的方式确认欠付刘德华款项金额，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何小海出具的借条中虽有打印部分，但该打印部分实际系对借款金额的说明，清单所列各项款项的总和与借条金额一致，且刘德华提交了各笔款项的交付凭证，故该部分内容是否为刘德华自行打印，并不影响对双方借款关系和借款金额的认定，该借条实际系何小海与刘德华对双方此前多笔借款的结算，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何小海向刘德华借款金额，并无不当。关于何小海应付刘德华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4日受理本案，一审法院在查明刘德华与何小海就借款利率及还款期限未有约定的情况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判令何小海按年利率6%支付刘德华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何小海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何小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440元（何小海已预交），由何小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晓东 审判员  王朋坤 审判员  李 聃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