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4民终7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戴文录，男，1955年5月10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东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伟，吉林宗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人）：杜凯，男，196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枫，吉林常春（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代泽伟，男，汉族，1967年8月28日出生，住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上诉人戴文录因与被上诉人杜凯、被上诉人代泽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2民初1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文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施伟，被上诉人杜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枫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代泽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文录上诉请求：1、撤销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2民初1470号民事判决；2、判令停止对戴文录享有所有权的Dx380LC挖掘机的执行；3、判决确认涉案DX380LC挖掘机归戴文录所有；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杜凯、代泽伟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案涉Dx380LC挖掘机原为代泽伟购买所得，这一点戴文录并不否认。但在2017年年初，由于代泽伟资金周转不开，提出向案外人顾某借款30万元人民币。因代泽伟是一个债台高筑，极不守信之徒（曾因诈骗被判刑），顾某不愿借钱给代泽伟，经双方协商，由顾某以30万元价款购买代泽伟所有的DX380LC挖掘机。为了不影响代泽伟当时石灰石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双方又协商由顾某将购买代泽伟的挖掘机再返租给代泽伟，约定每月租金1万元人民币，因而由代泽伟继续使用该挖掘机。代泽伟共计租用顾某挖掘机8个多月（2017年3月10日至2017年11月末），分文没有给付顾某租金，累计欠顾某租金8.5万元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顾某只好将挖掘机提走收回。2018年1月3日，戴文录个人出资38.6万元在顾某处买了该挖掘机，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二、关于李文波的证人证言所证明的事实。因为顾某在代泽伟处购买挖掘机是在李文波处拿的钱所购买，但是以顾某名义所购买，只是在代泽伟不履行给付顾某租金情况下，由顾某将挖掘机提走，因为顾某买挖掘机时是在李文波手中拿的钱，所以顾某将挖掘机提走后放在李文波处，抵顶李文波所拿30万元挖掘机价款很正常。又因为挖掘机是被顾某提走的，戴文录在李文波同意情况下与顾某签订合同买回挖掘机，把钱交给顾某，顾某再把钱交给李文波，这种交易方式也很正常，无需非得和李文波直接发生买卖关系，这并不违反交易规则，关键是顾某、李文波认可这种交易方式，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限制买卖关系人的交易方式。难道李文波不愿意以自己名义签订买卖协议，法院还要干涉吗代泽伟购买挖掘机时不是也以他人（朱英华）名义购买的吗三、关于戴文录提款时是在孙艳霞账户提款问题。孙艳霞系戴文录儿媳，掌管家庭财务往来，难道戴文录在自己儿媳账户中取钱对外交易也受到质疑吗更何况法官为什么不在庭审时询问一下孙艳霞和戴文录之间的身份关系呢难道原审法官故意不想把事情了解清楚而为自己的倾向性推理留下的伏笔吗四、关于原审判决论理中所阐述的签订合同时间、取款时间、付款时间、金额相互矛盾问题。首先，戴文录取款时间和其与顾某签订买卖协议时间是同一天。根据原审判决的提醒戴文录也发现顾某给戴文录出具的收款收据确实与取款时间及买卖协议签订时间不一致，应当为1月3日而写成3月1日。但稍微有点判断力的人就能看出，这是明显的笔下误，只不过是写颠倒了而已。关键是顾某是否承认收到了买挖掘机的价款。这一点作为法官稍微尽点责核实一下就可以了，实际并不影响证明事实的本来面目。至于取款数额和交给顾某钱款数额不一致，更是牵强之谈。戴文录取出40万，买挖掘机用款38.6万，留点现金以备他用还要受到质疑吗五、原审法院极不遵循最高院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允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根据此规定，作为人民法院没有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凭什么以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而否认戴文录所提供证据作为人民法院没有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证人是否可以以其他方式作证，凭什么不采纳戴文录所提供证据再者，根据原审判决论证观点，显然论述的是戴文录提供了虚假证据，有恶意串通之嫌，为什么不依据上述《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而且戴文录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均有证人的联系电话，身份证信息，原审法院为什么不核实证据的真伪更有甚者，民事案件应当遵循证据优势原则。戴文录在原审提供了足以形成证据链条的证据证明戴文录的主张成立，却不被采纳，反而被上诉人在原审一份有价值的证据也没提供，仅凭对戴文录提供的证据无端质疑却得到了人民法院的认可。这不得不被稍微懂得法律知识的人所费解。综上，原审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杜凯辩称，戴文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一、戴文录阐述的事实与本案基本不符且不符合客观逻辑，代泽伟从来没有和顾某订立过买卖合同更不存在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因此在原审时代泽伟已经有充分的论述，根据《合同法》以及《民法典》的表述，合同应该采用书面的形式，一方当事人主张成立的应当提供合同的文本以及履行交付的证据，本案所涉及的标的物由始至终都在代泽伟的控制之下并没有交付更没有转移，包括原始发票、合格证等设备的必要材料也从来没有交付，戴文录仅凭顾某的言辞证据主张合同成立人民法院是不能支持的，代泽伟同顾某之间不仅没有买卖合同连银行汇款都没有，这一点戴文录又是言辞证据来证明的。从证据体系和证明标准的角度看，言辞证据根本不能对上述事实加以证明，言辞证据充其量是补强证据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按戴文录所讲顾某购买设备30万元，八个月后出卖给戴文录是38.6万元，设备只有磨损和折旧不存在增值的问题，按戴文录的交易价格明显不符合客观逻辑，按戴文录所说代泽伟返租之后拖欠租金，戴文录作为购买者没有义务支付租金。所以这是戴文录陈述内容又一矛盾的体现，戴文录上诉状中主要论述的是证人能够证明什么的问题，而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戴文录提供的这些证人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代泽伟的确认，戴文录除了证人以外没有提供任何一份直接证据，戴文录的证人证言仅属于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根据民事证据的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只能作为证据，而不能作为其他比如买卖合同、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是不能用言辞证据来证明的。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戴文录的上诉请求。代泽伟未提交书面答辩。戴文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停止对戴文录享有所有权的DX380LC挖掘机的执行；2．判决涉案DX380LC挖掘机归戴文录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杜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法院对质证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戴文录提供顾某出具的“关于380大禹牌挖掘机的情况说明”、戴文录委托代理人对顾某的“调查笔录”、李文波出具的“证明”、温喜成出具的“证明”，欲证明：顾某在代泽伟手中购买了案涉挖掘机，购买价款30万元。顾某将该挖掘机购买后又将挖掘机反返租给代泽伟，及代泽伟拖欠顾某租金的事实。代泽伟因欠顾某租用挖掘机租金，被顾某将挖掘机提走，后卖给戴文录。挖掘机是在李文波的石缝村拉走的。顾某将挖掘机抵顶给李文波，后戴文录从李文波这拉走的。法院认为，戴文录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系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但证人未出庭，法院不予采信。戴文录提供其与顾某的挖掘机买卖协议书、顾某出具的收据、账户名称为孙艳霞的中国建设银行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欲证明戴文录购买顾某挖掘机的事实，购买价款是38.6万元，购买时间是2018年1月3日，并于2018年1月3日在其个人账户取款人民币40万元，用于购买挖掘机支付给顾某。法院认为，该买卖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8年1月3日，顾某出具收据的时间是2018年3月1日，戴文录主张在其个人账户于2018年1月3日取款支付给顾某，合同签订时间、取款时间与付款时间、金额均存在矛盾，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戴文录对案涉DX380LC挖掘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戴文录对案涉挖掘机是否享有所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戴文录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代泽伟与顾某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当证明其与顾某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支付对价，而且在人民法院扣押案涉挖掘机时占有挖掘机。结合本案，第一、在诉讼过程中，戴文录欲证明代泽伟将其所有的案涉挖掘机出售给顾某，仅提供顾某、李文波、温喜成的证人书面证明材料，且证人未出庭作证，而代泽伟否认将案涉挖掘机卖给顾某，法院扣押案涉挖掘机是在代泽伟经营的石场，在戴文录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代泽伟将案涉挖掘机出售给顾某。第二，戴文录主张其向顾某购买了案涉挖掘机并支付了38.6万元价款，其提供的证据是提供顾某与戴文录的挖掘机买卖协议书、顾某出具的收据、账户名称为孙艳霞的中国建设银行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及上述证人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但从合同签订时间、取款时间与付款时间、金额均存在矛盾，而且顾某与李文波出具的证明材料对于挖掘机买卖关系双方当事人也存在矛盾，顾某称是戴文录向顾某购买挖掘机，价款也支付给了顾某，而李文波在其书面证明材料中称“顾某把挖掘机拉回来给我了”，戴文录也称“顾某将挖掘机抵顶给李文波”，如果属实，戴文录应当与李文波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戴文录的相关主张相互矛盾，且不符合常理，即便顾某与戴文录均认可双方买卖挖掘机的事实，但涉及其他人的利益时，应当承担更为严格的举证证明责任，故戴文录关于向顾某购买挖掘机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第三，戴文录主张与温喜成、代泽伟是合伙经营石场，进而主张案涉挖掘机在石场就应认定其占有挖掘机。但戴文录对代泽伟经营石场、对挖掘机在石场无异议，对挖掘机原系代泽伟所有也没有异议，仅主张其购买了挖掘机并且与代泽伟合伙经营石场，但代泽伟否认其出售其所有的挖掘机，也否认其与戴文录、温喜成合伙经营石场的事实，在戴文录仅有证人书面证明材料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对挖掘机形成了合法占有。综上所述，戴文录对案涉挖掘机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其关于对案涉挖掘机享有所有权的主张证据不足，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戴文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90.00元，由戴文录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戴文录提供的证人孙艳霞的证言，该证言能够证明，2018年1月3日，孙艳霞从银行取款40万元，并将钱款交给温喜成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顾某的证言，该证言能够证明其从代泽伟手中购买涉案挖掘机，并将挖掘机返租给代泽伟，后将挖掘机卖给戴文录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温喜成的证言，该证言能够证明温喜成曾和戴文录一起去顾某处买挖掘机，孙艳霞把购买挖掘机的钱款交给温喜成，温喜成因有事，走到一半路时就回去了，并把钱款交给戴文录，以及温喜成与戴文录、代泽伟一起合伙经营石场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债权转股权协议书》，能够证明代泽伟因欠温喜成、戴文录借款，温喜成、戴文录将债权转为代泽伟所经营采石厂的股权，并参与采石场生产经营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戴文录对涉案挖掘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特殊动产实施执行，案外人以其向被执行人以外的第三人购买了案涉特殊动产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在人民法院实施执行之前，案外人与第三人就案涉特殊动产已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二）在人民法院实施执行之前，案外人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案涉特殊动产；（三）案外人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或者按照合同约定已支付了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案外人有理由相信第三人对案涉特殊动产有处分权。第一，戴文录与顾某签订了买卖协议书，结合顾某与温喜成的证言，能够证明戴文录与顾某之间存在挖掘机买卖的事实，双方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第二，戴文录购买挖掘机后，挖掘机一直由戴文录占有和使用，结合《债权转股权协议书》和温喜成的证言，温喜成、戴文录与代泽伟共同合伙经营采石场，挖掘机查封时在采石场符合常理。第三，收据、取款明细、证人证言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戴文录已支付了全部涉案挖掘机的价款，对《买卖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8年1月3日，出具收据时间是2018年3月1日，戴文录上诉主张两个时间不一致是因笔误所致，对此主张本院予以采信。第四，根据顾某的证言，能够证明顾某从代泽伟手中购买涉案挖掘机，并结合其他证人的证言，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顾某曾是涉案挖掘机的所有人，戴文录有理由相信顾某有处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挖掘机已在戴文录付款后即交付给戴文录，戴文录对涉案挖掘机享有所有权，戴文录对涉案挖掘机所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够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综上所述，戴文录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2民初1470号民事判决；二、确认DX380LC挖掘机为戴文录所有；三、不得执行DX380LC挖掘机。一审案件受理费7,090.00元，由杜凯、代泽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090.00元（戴文录已交纳），由杜凯、代泽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李爽审判员鲁银辉审判员温桂杰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杨赫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