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9312号原告：陈锐茂，男，194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被告：吴春晓，男，196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应达，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锐茂与被告吴春晓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戴伟章独任审判，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锐茂，被告吴春晓的委托代理人陈应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锐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补偿原告绍兴市越城区××街××号共12间房屋的一半6间170平方米左右150万元（按面积150平方米，每平方米10000元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3年拆迁时，租户吴春晓父子一家同我兄陈才林作弄圈套，冒充国家规定，以我没有户口没有回房（即安置房屋）的诈骗方法，由我兄陈才林到村里打了一张证明，由吴春晓父子一家冒充我，与我兄陈才林到公证处、房管所各有关部门办理虚假手续，冒充我伪造《申请》，说我不要回房，私刻我的印章领取安置补偿款，私分我在绍兴市越城区××街××号的房产。其中75-78号4间是实有的，78号涂改有一间回房、75和77号系私刻我印章拿安置补偿款，76号由毛水文亲笔签字给租房回房；67号-74号倒塌的8间、78号涂盖1间共9间全部回房，冒充我办虚假手续，冒充我产权人同意征收，私分给了潘来法3本房产证，托虚假手续办好，偷我6间平方，严重侵犯我的合法权利，强霸我的继承权利，我一无所有，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吴春晓辩称：原告提交的证据均系其主观揣测，所有证据中原告的印章均系其本人印章，且本案被告的主体不适格；××街××号房屋的征购作价补偿款由被告领取后，被告在第二天已经交给了原告，即使实际没有交给原告，原告的主张也已经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街××号的房屋（产权证号：绍字第**，建筑面积31.73平方米）于1993年6月8日办理了产权登记，产权人登记为原告陈锐茂，该房屋一直出租给被告吴春晓一家居住使用。因上述房屋涉及静宁巷旧城改造需拆迁，1993年6月10日，陈锐茂出具给绍兴市信托房地产公司房屋拆迁所《申请》1份，载明：我户现住××街道××街××号，属私有房屋，现因城市建设需要必须拆除搬迁，按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绍兴市市区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拆除私有住房试行产权调换。由于我户经济困难等原因，确实不能进行产权调换，特具申请，要求贵所分配公房，并对我户私房（中二都图3272-1号）房屋（平房）计建筑面积27.26平方米，本人同意进行征购，作价补偿。该《申请》落款处签有“陈锐茂”的名字，并盖有“陈锐茂”的印章及手印。1993年6月15日，吴春晓（乙方）与绍兴市信托房地产公司房屋拆迁所（甲方）签订《绍兴市市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1份，约定：甲方经批准需依法拆迁乙方使用的地处××街××号房屋，面积27.9／25.04平方米。该房屋的产权人是（空白），乙方与产权人的关系属（空白）；乙方现合法使用的房屋使用面积为25.04平方米，有正式户口4人，可计入安置人口4人；乙方已与产权人达成一致意见，产权人要求放弃产权调换，原房屋作价补偿，原房屋使用人由甲方按规定安置，甲方同意安置给乙方昌安28-403居住，该房屋合计使用面积51.32平方米，房屋的产权属于信托产权，乙方须按规定起租，原房屋的作价补偿金额按评估价确定。该拆迁协议中乙方签名处由吴国振代为盖章。同日，吴春晓（甲方）与绍兴市信托房地产公司（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份，约定甲方因拆迁安置，向乙方租用绍兴市信托房地产公司昌安东村住宅区28幢403室大套一套，计建筑面积65.66平方米，使用面积51.32平方米，月租金为23.1元，租期自1993年6月15日开始。为此，吴春晓支付给绍兴市信托房地产公司购买分配权等费用共计10052元。1993年8月1日，绍兴市信托房地产公司房屋拆迁所出具《私房征购补偿表》1份，载明：产权人姓名为陈锐茂，地为××街××号，地号中都二图**，该房屋的总面积为27.26平方米，补偿款总金额为3851.64元，在该表的产权人同意征购栏中，盖有“陈锐茂”的印章。同日，陈锐茂出具给绍兴市信托房地产公司房屋拆迁所《委托书》1份，载明：今委托吴春晓前来贵所领取旧屋作价收购款，落款处“陈锐茂”的印章。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吴春晓自认其已向绍兴市信托房地产公司房屋拆迁所领取了上述××街××号项下的征购作价补偿款，并于次日交付给了原告陈锐茂。另查明，吴春晓向绍兴市信托房地产公司承租的昌安东村28幢403室，于1994年办理了房改售房手续，并于1995年5月12日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产权人登记为吴春晓。原告陈锐茂曾于2018年8月23日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绍兴××街××号房屋拆迁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后其又于2019年6月6日撤回了该案的起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陈锐茂自认在南后街67-78号房屋拆迁时，78号和一间倒掉的房屋拆迁后，由其兄陈才林安置了2套房屋，原告在本案中要求主张75号、77号以及倒掉的4间房屋中的2间；其于1993年已知晓上述房屋被拆迁，但因其被告知并非市区户籍而不能享受房屋安置而未提出主张，后由于找不到被告吴春晓而一直没有起诉。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1992年的村委证明1份、四至界墙申报表1份、地产分类、地产分类登记薄1份市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1份、《申请》1份、《私房征购补偿表》2份、1993年6月10日和8月1日的《委托书》各1份、地籍档案、地籍档案查询表和委托书各1份查询证明、村委证明和放弃继承申明书各1份、公证书1份、房地产所有权证1份；被告提交的《绍兴市市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收款收据各1份、《房屋租赁合同》1份、房产证和土地证各1份、缴费发票1组；本院调取的（2020）浙0602民初5396号案件的庭审笔录1份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双方陈述，可以证实被告吴春晓作为原告陈锐茂所有的××街××号房屋的实际承租使用人，在1993年房屋拆迁时，其仅办理了××街××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手续，具体为：领取了××街××号房屋的征购作价补偿款3851.64元、与拆迁部门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后取得昌安东村28幢403室房屋的承租权。现原告陈锐茂主张被告吴春晓还参与办理了××街××号外其他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手续，无相应证据证实，且与其提交的证据内容不符，故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中基于××街××号外的其他房屋项下的相应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吴春晓办理××街××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手续所依据的《申请》、《委托书》和《私房征购补偿表》是否属实；二、原告陈锐茂关于××街××号房屋项下的相应诉请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原告陈锐茂在本案中提交的《申请》、《委托书》和《私房征购补偿表》，均来源于涉案房屋的拆迁部门，即绍兴市信托房地产公司房屋拆迁所，其来源明确；虽原告主张以上证据中的印章均非其本人所盖而系被告吴春晓与他人伪造，但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对上述证据中所盖“陈锐茂”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对涉案的《申请》、《委托书》和《私房征购补偿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原告陈锐茂主张被告吴春晓伪造其印章办理××街××号房屋的拆迁手续，故要求被告按10000元／平方米补偿××街××号房屋被拆迁造成的损失，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属于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故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审理查明，登记在原告名下的××街××号房屋被拆迁的时间为1993年6月，且原告亦于1993年知晓该房被拆迁，应认定原告基于××街××号房屋的权利在1993年已受到损害且原告已经知晓，现原告陈锐茂直至于2018年8月23日才第一次向本院起诉，向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吴春晓主张××街××号房屋的安置权益，已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所规定的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吴春晓补偿基于××街××号房屋被拆迁的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吴春晓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锐茂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150元，由原告陈锐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戴伟章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朱黄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