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辽03行终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燕菘，女，198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所在地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喆，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城市公安局。所在地：海城市兴海大街**。法定代表人：夏应，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余海，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大为，系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董雷，男，1976年2月5日出生，汉族，所，所在地海城市/div>上诉人黄燕菘因与被上诉人海城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311行初1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10日14时30分许，黄燕菘因为门锁出现故障而到海城市开发区龙××物业办公室进行报修，第三人董雷时任该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之一。其间，原告与第三人董雷因言语不合而双方发生争吵，原告黄燕菘用手中的文件袋向第三人董雷脸上打去，第三人董雷上前用手掐住黄燕菘脖子，并将其按到墙角处，黄燕菘将董雷的右脸挠伤。黄燕菘报警，海城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受案调查，认定双方存在互相厮打行为，海城市公安局于2019年7月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对双方进行了行政处罚，其中作出“鞍公海（治）行罚决字[2019]第15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黄燕菘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另查，海城市公安局2019年7月9日作出“鞍公海（治）行罚决字[2019]第150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对董雷拘留三日。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海城市公安局具有作出公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黄燕菘是否存在与第三人董雷相互厮打的行为。经重审庭审质证，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被告亦提交了该视频）即现场监控的视频不能够真实地反映案发现场的情况，因为录像中存在死角，原告所称的其没有用文件袋向第三人脸上打的行为未有明显的视频作为佐证，而宋姝坤、宁兆凯、牛继东的证人证言却能够证明双方的厮打过程。故海城市公安局认定原告黄燕菘的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节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对原告所诉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海城市公安局办案程序存在违法一节，经查，原告所诉未提供证据进行佐证，故对于原告此节辩解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燕菘在二审提供的新证据即黄镜的证人证言，因该证人证言表述内容主要为：在黄燕菘受到行政处罚后，曾提出复议以及向公安机关申请暂缓拘留的要求，但海城市公安局未对此项申请作出处理。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是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作出过程中复议程序上的问题，未对原告的诉权和救助途径产生实质性影响，故对原告此节辩解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黄燕菘所诉的赔偿损失一节，因其伤不是由公安人员执法中所造成的，其应于本案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到海城市人民法院进行他项权利的诉讼予以解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燕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燕菘承担。上诉人黄燕菘不服原审法院上述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证据不足。1.上诉人和第三人均提供了事发现场录像，该录像无法证明上诉人对第三人有撕扯、殴打、拿文件袋打第三人的行为；2.宋淑坤、宁兆凯、牛继东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且宋淑坤、宁兆凯与第三人均为业委会成员，其证言不应被采信；3.能证明现场真实情况的录像、证人证言不能对应。作为本案直接证据的现场录像无法证明上诉人有殴打行为，作为主观性很强的证人证言互相矛盾，且与现场录像矛盾。因此，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证据不足。二、被上诉人侵犯上诉人救济权利。1.被上诉人非法剥夺上诉人申述的权利；2019年7月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宣读行政处罚告知时，上诉人明确表示申述，而办案人员公然篡改上诉人强烈要求申述的肯定意见，在告知笔录中将上诉人的申述意见公然违法改为“否，我不提出陈述申辩”。上诉人之后的行为也明确表明了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不认可。首先，上诉人从案发起就没有认可其有殴打他人行为；其次，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上诉人坚决要提出复议；再次，处罚执行后，又提出行政诉讼。这些行为与告知笔录中记载的“否，我不提出陈述申辩”形成鲜明的反差。更主要的是上诉人没有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且“否，我不提出陈述申辩”非手写而是机打，可推知上诉人并未作出“否，我不提出陈述申辩”的意思表示，上诉人通过行为表明了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认可的立场。2.被上诉人也无法证明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上诉人“否，我不提出陈述申辩”的意见为真实意思表示；行政案件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在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故意回避“否，我不提出陈述申辩”的真实性问题；一审法院在原一审判决书中也没有对此问题给予正面回应。因此，上诉人“否，我不提出陈述申辩”的意见真实性没有得到证实。3.告知笔录是非法证据告知笔录中打印的告知人为孙昊明、王义，而签字人为安大为、王义。从形式上理解为安大为并非告知民警，可以推出其根本不知道告知的过程，更无资质证明“否，我不提出陈述申辩”的意见是否为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孙昊明不在场，就是王义一人告知，更不具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下称“治安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被上诉人漠视宪法赋予上诉人的神圣的申诉权，公然违背治安处罚法申诉的必经程序规定，因此被上诉人所做的行政处罚决定因程序违法而无效，但因行政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应认定违法。三、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1579.7元。因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百零二条，按2018年度全国职工日均工资315.95元计算，被上诉人共应赔偿上诉人损失1579.75(315.95*5)元。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本案一审行政判决书；2.请求撤销鞍公海（治）行罚决字（2019)1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1579.7元；4.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审理中，黄燕菘表示撤回第3项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1579.7元的请求，增加要求被上诉人消除上诉人行政违法记录的请求。被上诉人海城市公安局答辩称，原审法院判决正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法院查清的事实与公安机关一致，公安机关服从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董雷未提交陈述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9日海城市公安局对黄燕菘作出鞍公海（治）行罚决字[2019]1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查明2019年6月10日14时30分许，黄燕菘到海城市开发区龙××物业办公室报修门锁时，因言语不和与董雷发生争吵，双方发生撕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黄燕菘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黄燕菘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规定。在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程序中，陈述和申辩权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而向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告知该项权利并充分听取其意见，亦是公安机关作出治安行政处罚不可或缺的法定必经程序。就本案而言，黄燕菘与海城市公安局对公安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该告知程序存在重大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规定，海城市公安局对其主张的已经依法向黄燕菘履行告知程序负有举证责任。综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及结合全案证据，本院认为，海城市公安局仅以提供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工作人员签字即主张黄燕菘主动放弃陈述申辩权利的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已经向黄燕菘依法履行了告知程序，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三）违反法定程序的；”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311行初147号行政判决书；二、撤销海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鞍公海（治）行罚决字[2019]1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海城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海城市公安局负担。因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黄燕菘预付，故海城市公安局在本判决生效后给付黄燕菘二审受理费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庆文审判员  张 冬审判员  刘元玲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韩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