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624刑初279号公诉机关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某，中共党员，货车驾驶员。2012年3月22日因非正常上访被新昌县公安局大市聚派出所决定给予警告处罚。因涉嫌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于2016年3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新昌县看守所。辩护人袁金成，浙江一片红律师事务所律师。新昌县人民检察院以新检公诉刑诉〔2016〕28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于2016年6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因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情形，本院于同年7月13日决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新昌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国祥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袁金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新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以来，被告人王某因对新昌县大市聚镇山南村土地征用时的失土农民保障处理不满，为给大市聚镇政府施加压力，多次和徐某、梁某等人商量欲进京上访事宜，并宣称过年去北京上访效果比较好，以此达到个人目的。2016年2月，被告人王某组织串联徐某、赵某、梁某等人决定去北京上访，由徐某负责统计去北京上访的人数，被告人王某负责购买萧山至北京的机票、确定上访时间及上访人员吃住行等后勤保障工作。2016年2月10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告人王某唆使徐某、梁某、赵某等人携带材料进行上访，后梁某、徐某、赵某被北京民警查获并训诫。2016年3月5日，被告人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证人证言、训诫书等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故对被告人王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规定处罚。被告人王某辩称，其是因县政府失土农民保障标准与浙江省规定的最低保障标准相差太大而上访，上访的目的没有非法性。由于徐某、梁某不会普通话、电脑而由其出面购买机票，费用由其垫付，结算后AA制分摊。在天安门时没有唆使相关人员上访，没有组织任何人上访，也没有参加非访，只在西单邮政局给国家领导人寄了二封信。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系王某等人因与大市聚镇政府的土地征用问题未能及时妥善处理而积累的一种发泄不满行为。在其他村民已得到处理，仅剩下王某户、徐某户、梁某户的情况下，去北京上访是该三户人家共同的想法，因属同村，相互间交往频繁，去北京上访目的是各自的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另外也是为去北京旅游。故起诉书认定王某组织串联徐某、赵某、梁某等人决定去北京上访不符合实际，王某也没有负责保障后勤。根据被告人王某供述，证人徐某、梁某、赵某证言，不能证实王某唆使相关人员非访，去天安门非访仅是意气用事。另2016年2月10日徐某、梁某、赵某准备去天安门上访是电话告知过大市聚镇政府领导潘某，如进行耐心劝导也不至于到天安门上访。三人在天安门遇民警盘问时如实回答，配合处理，主动丢弃上访材料，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影响。2、按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构罪条件，应有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且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人数多或时间长，造成人员伤亡或公私财物重大损失，影响或行为手段恶劣的情节严重行为，犯罪主体是扰乱活动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本案中三户人家系同村农户，相互间的互帮互助不存在聚集不特定人员，王某不应认定为首要分子。另根据浙高法[2014]63号文件精神，打击处理的重点是信访事项已依法终结或被认定为无理访的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人员。本案由农民非按规定途径争取权利而引发，农民为弱势群体，涉信访问题应从犯罪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来分析是否应运用刑事法律手段予以打击，对王某应以感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建议从轻处理并不宜以犯罪来惩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因对新昌县大市聚镇山南村土地征用时的失土农民保障处理不满，曾于2012年3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非正常上访被行政处罚。期后，王某又积极参与该村村民的进京上访。2015年，被告人王某为给大市聚镇政府施加压力，多次和徐某、梁某等人商量欲进京上访事宜，并宣称过年去北京上访效果比较好，以此达到个人目的。2015年12月份的一天，被告人王某与徐某、梁某等人因新昌县信访局不接受所信访事项，王某遂提议要去北京信访。2016年2月，被告人王某决定过年时去北京上访，并叫徐某负责串联进京上访人员并统计人数，自己则负责购买萧山至北京的机票、确定上访时间及上访人员吃住等，同月7日下午5时30分，被告人王某与徐某、梁某、赵某等人携带信访材料乘飞机至北京。同月10日（正月初三），被告人王某与徐某、梁某、赵某商定去天安门广场上访，期间梁某打电话告知大市聚镇政府领导人已在北京，准备去天安门上访。后徐某、梁某欲放弃、中断上访，王某即提出如他们不去，则由其一人去，以此唆使徐某、梁某、赵某等人至天安门广场上访，其则因赵某提及其为党员身份，在北京向中纪委、国家领导人寄出二封信访材料后返回新昌。当日，梁某、徐某、赵某在天安门广场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查获，并以在天安门地区信访作出书面训诫。次日，徐某、梁某、赵某等人返回新昌。2016年3月5日，被告人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如下证据证实：1、被告人王某供述证实，2015年年初时，其住在大市聚镇山南村，与梁某、徐某同村，平时三个人会时常讨论山南村土地征用问题，由于政府一直没有合理处理，其和徐某、梁某就需要讨个说法，年初时其就提起过“过年去北京上访比较杀”，意思是过年时去北京上访效果比较好，给政府施加的压力比较大。2015年12月份时，其和梁某、徐某去新昌县信访局咨询信访属地管理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所反映的问题不由新昌县信访局管理，而是绍兴市那边管的。当时其就对徐某提到过，如新昌信访局不管，大家过年直接去北京，过年其是有时间的。快过年的几天，徐某打电话问其马上过年了，北京上访去不去。其讲去的，并叫徐某去村里统计一下到底村里有多少人准备一起去北京上访，人数统计下来后马上告诉其，才可以买机票。后来定下来是徐某和他女儿、梁某，其和老婆及儿子去。徐某将他们的身份信息通过微信发给其，其购买了六张机票并垫付相关费用，农历廿九在新昌客运中心集合，其和永红去购买至萧山的车票，钱也是其出的。之后六人坐车去萧山机场乘坐航班到北京。在北京先玩了两天，初三时大家决定去上访，去上访的路上，梁某给大市聚镇领导潘某打了电话，告知准备去天安门上访。潘某讲随便你们。快到天安门时，梁某与徐某对去不去上访产生了争论，其当时看他们不去，就对老婆说既然他们不去，那就由其一个人去好了，说完直接去了天安门安检处。老婆也带着儿子一同跟在其后面准备去上访，其叫老婆跟他们回去，老婆不肯并讲其是党员不要去，去上访要被开除，让她去好了。这样徐某、梁某也决定去上访，信访材料是放在其儿子的背包里。后永红打电话跟其讲他们已被天安门安检人员拦住，叫其去拿材料。其就返回天安门去等，老婆拿着装有信访材料的背包给其并讲他们已被安检的人查到，其就带着材料直接回新昌。上访的材料是其放在黄色双肩包里带去的，之前去上访的材料也都放在其处。在北京其将以前反映山南村土地征用问题的老材料寄往中南海西花厅，一封是寄给中纪委，一封寄给ＸＸＸ。去天安门非访是针对山南村土地征用问题，也知道去天安门上访是属非访，上访的目的是让政府与山南村信访的人协商，将上访诉求处理掉。如果不处理，非访就会给政府的业绩产生坏影响。因其比较懂一点，机票由其负责预定购买，吃住行的钱也由其先行垫付。2、证人赵某证言证实，2012年左右，大市聚镇山南村的土地被征用，其老公王某认为其家土地测量时测少了，该赔的钱少了三、四万元。为此王某常和村里人一同去上访。其多次劝过叫他不要再去上访。2015年年底时，发现王某常和同村的梁某、徐某联系，平时他们也在上访，后来听王某讲在正月里和梁某、徐某一起去北京上访，并叫其带着儿子同去北京，到时先在北京玩一下，玩好后就去北京天安门上访。文昌、永红以及永红女儿的身份证是通过手机照片传给王某，由王某在网上订好六个人去北京的机票，除夕那天，六个人就从客运中心坐汽车到萧山机场，汽车票也是其老公购买的，当天是乘坐下午5点多的航班到北京，后找旅馆住宿，住房押金、房费都是王某先付的。第二天，在北京周边的景区玩，到晚上又找一家旅馆住下来，这天晚上永红给王某1000元左右的钱，用以支付买车票、飞机票及住旅馆的费用。初二，其一家和永红及女儿去ＸＸ长城玩了一天，文昌因以前去过就没有去。初三，吃完中饭后，徐某、梁某、王某还有其就带着上访材料准备去北京天安门上访，在去的路上，梁某给大市聚镇政府领导打过电话，意思是现在在北京天安门，让他来北京接。后文昌讲镇里的领导不来接，这样就准备直接去北京天安门上访了，当时其老公也是准备一同去上访，但其对文昌、永红讲王某是党员，上访影响不好，不要让他出面了。但王某还是要去，其就说其回去了。王某讲要是其回去，他就去非访。这样其就叫王某不要去了，等一下其会去的。后王某就自己先回新昌了，其则带着儿子、徐某带着女儿、梁某就准备直接去天安门上访了。在过安检时被民警拦住，在其儿子的背包里发现上访材料并问来北京干什么，梁某和徐某就讲来北京上访。梁某、徐某去上厕所时将其儿子背包里的上访材料拿走，回来时讲材料已被他们扔掉。后其和儿子、徐某及其女儿被警察带至一接收中心，到晚上被放了出来，梁某被带至另一接收中心。出来时徐某联系梁某约好见面地点，五个人回宾馆，正月初四回新昌。去北京上访，其是王某叫去的，王某、徐某、梁某三个人在年底就已约好。因王某文化程度要比徐某、梁某高，做事比他们聪明、积极，飞机票、吃住行等是王某准备的。去天安门上访是为能得到重视，让领导帮忙解决山南村土地征用的事情，上访材料是王某准备好带去的，为应付检查，放在儿子的背包里。其也知道去天安门上访是非访，但也没办法，事情没有解决掉，其老公是不会停止上访的。3、证人徐某证言证实，大市聚镇山南村土地征用其觉得征用款不合法、不合理，村民间的分配也不均，以前村里很多人都在上访，到目前为止，只剩其家、王某家、梁某家三户人家还一直在上访。因三户人家平时走动比较多，聊天时也经常会说起北京什么时候去，王某讲过年去。2015年12月份的一天，其和王某、梁某在新昌县信访局信访不被接受而比较气愤，王某提出“新昌不接访，我们就去北京，我们去北京过年好了”。农历十二月廿几快过年时，其打电话给王某问事情怎么样了，意思是过年去北京上访的事情怎么打算。王某说“过年大家有空古，去的，你去问一下有几个人去，买机票要身份证，你发我”。后其跟梁某讲这件事情，梁某讲去的。经过商量，其、王某、梁某确定下来过年去北京上访。订飞机票是王某在操作，其把其和女儿的身份信息用微信发给王某，梁某微信不会弄，由其帮忙把梁某的身份证发给王某。大年廿九，其和女儿、梁某、王某和其儿子、老婆赵某到客运中心集中，上访的材料是王某带的，放在其儿子的背包里。王某统一买好去萧山机场的车票，乘坐下午五点半的航班到北京，前几天在北京周边玩，初三时准备去天安门上访，王某当时准备一起去上访的，后赵某讲伯龙是党员，去上访会被开除党籍。王某还说党员又不能当饭吃。赵某坚持不让王某去，最后王某没有去，就在初三那天回新昌了，其在王某回来之前把王某替其垫付的钱结清，给王某1000元。初三下午，其和女儿、梁某、赵某母子一同去天安门上访，途中梁某打电话给大市聚镇副书记潘某讲“新年好，我们在北京天安门过年”。但得到的回复是“随便你们”。之后就直接进天安门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警察盘问来天安门干什么，其和梁某、赵某都说是来北京天安门上访，警察在王某儿子的背包里找到了上访材料，其想上访材料带着肯定要出事情，就拿过背包里面上访的材料，趁去上厕所时直接扔在垃圾箱里。后被带到派出所，民警进行登记并予训诫。派出所处理好之后其和女儿、赵某母子被带到久敬庄救济中心，梁某被带到马家楼救济中心，各自处理好后电话联系在北京南站见面，正月初四回到新昌。上访的事情是经过商量的，王某人比较聪明，当过兵，见识广，懂的东西也多，做事情比较熟络，和他一起去是为上访可以容易一点，互相照顾，跟他一起办事也放心。去北京一路上都是王某安排，飞机票、车票、吃饭、住宿等都是王某先付，后来再结算给王某。去北京是为找领导反映山南村土地征用的事情，之前都是去北京天安门上访，这次也去天安门上访，目的是给县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处理土地事情。携带的上访材料是山南村征用土地时的通告，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上访材料、强征土地时的视频，视频是其放在U盘里随身携带的，上访时未被发现。上访的材料是王某准备好的，放在王某的背包里并由王某儿子背着，是谁放其不知道。4、证人梁某证言证实，2012年山南村土地被征用，近几年村里一直有村民去北京或者其他地方上访，其也去北京上访了三次，第一次被派出所警告处罚，第二次被拘留五日，第三次也被拘留了几日。到现在，村里继续上访的没有几家了，只剩下其家、王某家、徐某家对土地征用不满意。2015年农历廿五、六，徐某到其家跟其说起去北京上访的事情，讲伯龙讲过了，这几天有空，意思是叫其一起去北京上访。到农历廿八那天，徐某讲飞机票什么的伯龙会弄好的，并把其身份证拍照后发给王某。这样三人定下来由王某订好大年廿九去北京的机票，廿九那天各自到新昌客运中心，王某买好去萧山的汽车票，其和徐某及女儿、王某夫妇及其儿子至萧山机场乘坐下午五点半的飞机到北京，在北京西城区一宾馆住下。正月初一在周边玩，初二，徐某父女及王某一家到长城玩，其在附近一公园玩了一天，初三打算去天安门上访，在去天安门的路上，其打电话给大市聚镇潘某副书记，讲“我们在北京过年，现在要去天安门了”。后镇里没有人来联系，王某讲镇里是不来理了，就去天安门广场上访。当时其有点不想去，就对永红讲不要去算了，但王某讲你们不去就独个人去，并顾自往安检方向走去。赵某提出王某是党员，上访就不要出面了，这样其和徐某父女、赵某母子去天安门上访。当时王某没有马上回新昌，而是在不远处看着。到天安门安检处有警察过来盘问，三人都说自己是来上访的，赵某还从包里把材料拿出来，其去上厕所时看到王某还在远处看着，警察在盘问永红、赵某上访材料在什么地方，永红讲已经扔掉了。之后被带至派出所调查，其和徐某、赵某都承认是到天安门来上访反映诉求的，被派出所民警训诫后其被带到马家楼救济中心，徐某被带至久敬庄救济中心。后办好手续徐某打电话约好在北京南站碰面，初四坐火车回新昌。去北京上访是因山南村土地征用账面不公开，赔偿不合理。这次去北京上访是王某提出来的，他对整件事情都比较积极主动，王某是先和徐某商量好，徐某再找其说好的，费用是由王某先支付，事后再结算给他。其的确想去北京上访，如果是一个人，肯定不会在大年廿九去北京的，这次王某联系就结伴去了。5、证人吕某证言证实，2016年2月10日，新昌县大市聚镇山南村村民王某、徐某、赵某、梁某去天安门上访。同月28日，其接到县信访局通知，徐某等人在北京天安门非访，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徐某、梁某、赵某作出的训诫书已寄到信访局。去北京共有六人，分别是徐某及其女儿，赵某、王某及其儿子，梁某。6、证人潘某证言证实，2016年正月初三下午三时左右，梁某电话告知准备去天安门。因去天安门上访属非访并且违法，其就马上了解情况，得知是王某、梁某、徐某、赵某去北京上访，徐某、王某是带着小孩子去非访的。王某是山南村村民，2012年左右时是担任山南村支委。2011年左右，新昌县大市聚镇山南村部分土地被征用，王某从一开始就带领并组织村民反对土地征用，发动村民提出一些不合理要求，并以去北京非访相要挟，要求政府答应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2012年王某非访被警告后，因是党员就自己不出面，而是叫其他村里人出面去北京相关部门上访或非访，给镇政府和县里施加压力。在去北京非访方面，王某一直都是在积极响应并组织，是核心人员，在村里的上访人员中号召力比较强，组织、安排非访方面很积极。王某在土地征用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很不合理，另外近段时间，王某还要求镇里给他自己认为满意的宅基地用以建房。7、扣押清单证实，扣押王某VIVO手机的相关情况。8、王某VIVO手机照片证实，王某使用该手机订购2016年2月7日萧山至北京航班的乘机人、订单总额等内容。9、新昌县公安局大市聚派出所大行决字（2012）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2012年3月22日，王某因非访被新昌县公安局决定给予警告的处罚。10、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浙江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驻京工作组非正常上访行为处置建议书证实，梁某、赵某、徐某因2016年2月10日进京非访被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浙江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建议新昌县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对三人的上述行为依法处理。11、新昌县公安局新公（大）行罚决字[2016]10328号、10329号、103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2016年2月29日，赵某、徐某、梁某因进京非访分别被警告、行政拘留五日、十日。12、抓获经过证实，王某被抓获归案的相关情况。13、户籍证明证实，赵某、梁某、徐某及被告人王某的身份情况。综合上述证据，根据证人潘某、梁某等人证言及被告人王某供述，王某对大市聚镇山南村土地征用问题上访一直较为主动、积极，且其个人在村民上访中有一定的影响力。2012年，王某亦曾因大市聚镇山南村土地征用问题进行非访而被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期后，王某等人又积极到各部门上访。2015年12月份，王某与徐某、梁某等人因到新昌县信访局信访相关事项不被接受，其遂提出要去北京信访，并得到徐某、梁某的积极响应。事后经商议定于过年去北京天安门上访，王某叫徐某负责串联统计进京人数。大年廿九，王某准备好上访材料并由其儿子携带，与其妻赵某、梁某、徐某及其女儿至北京。2016年正月初三，王某积极提议去天安门上访，在徐某、梁某欲放弃去天安门上访时又以其行为唆使并促成他们上访。故被告人王某主观上明知在天安门上访是属违法上访，其上述行为符合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构罪要件。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当地采取串联方式，组织多人到北京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违法上访，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王某就事实方面的辩称及其辩护人就本案事实和构罪要件方面提出的王某行为不宜以犯罪惩处的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某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3月6日起至2016年10月5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王优明人民陪审员  王品洋人民陪审员  潘海燕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胡双英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