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15民初1476号原告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翟家深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于树福，该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白义忠，天津市宝坻区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周振永，农民。原告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翟家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牛道口镇翟家深村委会）与被告周振永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肖强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牛道口镇翟家深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于树福及其委托代理人白义忠、被告周振永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牛道口镇翟家深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于树福及其委托代理人白义忠、被告周振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牛道口镇翟家深村委会诉称，其拥有本村村北塘窝两段土地75.8亩，于2012年因修建宝武路占用17亩，现有实际土地58.8亩，该土地中的35亩土地于2000年4月10日承包给被告，当时约定承包期限为10年。合同到期后，原告准备收回涉诉土地时，被告出示一份2005年4月16日的土地承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承包期限从2005年始，承包20年，且土地面积为75.8亩，承包费用每亩150元。全体村民对此协议意见很大，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原告认为，该协议未经村两委会及村民讨论决定，个别村干部私自做主，违反了民主议定原则，且承包费用与现实差距较大，损害了全体村民的利益。故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周振永于2005年4月16日订立的土地承包协议书无效；二、被告周振永将涉诉土地58.8亩交还给原告；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00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承包土地协议》及2005年4月16日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第一份合同未履行完毕，又订立了第二份合同，第二份合同未经两委会会议讨论及民主议定程序，是无效的合同。2、2015年9月18日，翟家深村两委会会议记录。证明经过翟家深两委会研究决定，一致同意将塘窝地收回并起诉。3、2015年9月19日，翟家深村召开群众代表会议记录。证明9位群众代表一致同意以起诉的方式收回塘窝地。4、2016年1月18日，翟家深村召开全体党员会议。证明12名党员均同意以起诉的方式收回塘窝地。5、2016年1月18日，翟家深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证明村民代表同意以起诉的方式收回塘窝地。6、2016年1月18日，翟家深村村民会议。证明144名村民同意以起诉的方式收回塘窝地。被告周振永辩称，2005年4月16日的协议是经过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后订立的，该协议是将2000年4月1日的协议和2001年1月1日的协议合并在一起的。现原告已经收取被告11年的承包费，且被告在涉诉土地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现原告主张涉诉协议无效无法律依据。被告认为，其与原告于2005年4月16日订立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对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2011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原件一份。证明双方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合同合法有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周振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至证据6表示不清楚。对被告周振永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2000年4月10日，原告牛道口镇翟家深村委会与被告周振永订立了《承包土地协议》一份，约定经原被告协商，原告将塘窝地北段35亩承包给被告，承包期限10年，自2000年秋开始交承包费有效，按年交纳承包费，每亩按150元计算。2005年4月16日，原告牛道口镇翟家深村委会与被告周振永订立了一份《土地承包协议书》，该《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原告牛道口镇翟家深村委会为甲方，被告周振永为乙方；甲方现有塘窝中北两段旱地75.8亩，经甲乙双方共同协议所订价格每亩150元继续承包乙方，承包期限20年，自2005年秋始到2025年秋止；每年元月一日前乙方必须将当年的承包费交给甲方，一年一次，不准拖欠；甲乙任何一方不得私自终止协议，否则将赔偿对方的一切损失，遇特殊情况双方可协商解决；因原协议承包年限较短，对搞苗木种植不适合，又考虑到乙方在承包地打井、办电等投入较大，故原甲乙双方本地块2000年4月10日和2001年1月1日所签订的两份协议不再生效；2025年秋承包到期后地内所有水电设施由甲方无偿接管使用，特此说明；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盖章之日起生效。原告牛道口镇翟家深村委会在甲方处盖章，被告周振永在乙方处盖章。该《土地承包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周振永一直按照约定向原告交纳承包费，现被告周振永承包费已经交至2015年。2012年因修建宝武路，被告承包的土地被占用17亩，现被告承包地实际面积为58.8亩。另查，2015年9月18日，翟家深村召开两委会会议，决定将被告承包的塘窝地收回并起诉，两委会成员于树福、郑文义、武军、郑文国、郑文宝、王素静签字；2015年9月19日，翟家深村召开群众代表会议，9名群众代表一致同意将被告承包的塘窝地收回并起诉；2016年1月18日，翟家深村召开全体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12名党员、13名村民代表、144名村民均同意将被告承包的塘窝地收回并起诉。2016年3月21日庭审中，原告口头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被告提供的2005年4月16日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的书写时间及加盖公章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本院指定原告在庭审后三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原告在2016年6月16日的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文检鉴定申请书。被告提供的2005年4月16日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系原件，原告提供的2005年4月16日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系复印件，原件与复印件内容基本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书证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本案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2005年4月16日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要求对该《土地承包协议书》的书写时间及加盖公章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本院指定原告在2016年3月21日的庭审后三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但原告并未按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提交书面鉴定申请，加之，原告提供的2005年4月16日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复印件与被告提供的2005年4月16日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原件内容基本一致，原告申请鉴定内容的结论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本院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虽然确认合同效力属于国家公权力干预的范畴，但并不排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涉诉2005年4月16日订立的《土地承包协议书》无效，对此，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起诉状中以涉诉《土地承包协议书》订立时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其无效，但民主议定程序是对发包方在发包土地时的要求，即土地承包应当遵循的原则和程序，是对发包方的一种限制，且并未规定发包方违反这些原则和程序，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诉《土地承包协议》存在上述无效的情形，本院通过审查，亦未发现涉诉《土地承包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现涉诉《土地承包协议》自2005年4月至今已经履行十一年之久，被告亦对涉诉土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在维持合同效力并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倘仍然使合同无效，将会怂恿一种不诚实的交易习惯，损害交易主体的合理期待，制约着市场主体的交易愿望，不利于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与安全，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原告虽起诉称涉诉《土地承包协议书》的签订系原告村个别村干部私自做主签订，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原告对外发包土地，作为土地的承包者并不知道原告的村干部是否超越权限，加之，被告一直正常交纳承包费，原告一直正常收取承包费，现原告以涉诉《土地承包协议》签订时违反民主议定为由，并以召开两委会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党员会议、村民会议的形式主张涉诉2005年4月1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无效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周振永应当按照2005年4月1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翟家深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翟家深村村民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内递交上诉状的同时，应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预交诉讼费用；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的或预交后未将票据交至本院的，按不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肖 强审 判 员  尹作祥人民陪审员  丁建华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韩 剑附：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