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3民初220号原告：徐丹丹。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系辽宁宸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法定代表人：孙晓，系该医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曼，系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原告徐丹丹与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丹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曼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丹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住院期间医疗费6863.41元（其中个人支付金额为5063.41元）、门诊医疗费4879.55元，交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丧葬费34546.5元、律师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12133元、营养费3120元、护理费772元、鉴定费18000元，以上合计136414.4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8月7日，原告以“停经9月余，胎动4月余”为主诉进入沈阳市妇婴医院待产，并入院完善相关检查，行剖宫产术前准备，于8月8日行羊膜腔穿刺引产术，于8月10日引产一死胎。原告在入院前胎儿一切正常，入院后因被告违反诊疗常规，未按规定观察产程和胎儿监护,导致胎儿宫内窒息未能及时发现，延误了及时治疗、抢救的时机,最终导致胎儿死亡。综上，原告认为，原告至医院进行治疗，双方因此建立了医疗法律关系，而由于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失导致原告胎儿未出生即胎死腹中的损害后果，故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承担对原告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辩称，一、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已经委托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进行医疗过错鉴定，鉴定意见认为被告存在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的过错，加上原告本身存在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贫血等，导致原告出现了胎死宫内的损害后果，并认定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同等责任。请法院基于上述鉴定意见，合理划分被告所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二、关于原告主张的丧葬费，因原告胎儿已经为死胎，不属于民事主体，也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故不应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和律师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关于门诊医疗费，根据病历及鉴定意见记载被告只在原告住院后对原告的生产过程存在未尽谨慎，对原告在门诊所行的检查治疗均不存在过错，故原告主张的入院之前的所有门诊的费用均不应由被告承担责任。关于误工费和营养费，与被告有关的损害后果是导致原告的胎儿胎死宫内，但原告本身即为产妇，产后自然需要休息，故不应产生误工费，且原告也没有提供与单位之间的合同及发放工资的流水，证明其误工损失的情况，故对误工费不应支持，营养费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无关，原告目前的证据也没有体现出有明确的医嘱，证明需要加强营养，故不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鉴于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门诊病历、住院病案、住院费票据及清单、诊断书、营业执照、司法鉴定意见书、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函，鉴定费缴纳凭证，鉴定费发票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故，本院对于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还有：交费凭证18份、工作证明、法人身份证、委托代理合同及收据等证据。1、对于原告提供的交费凭证18张，该证据系原告通过自行打印的方式形成的交费凭证，在庭审过程中未提供其他的处方单、医院发票等证据予以佐证。故，在被告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2、对于原告提供的工作证明、法人身份证，该证据由沈阳奥讯通电梯有限公司出具并加盖公章，并在联系人处签字，且被告对于该份证据并未提出明确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二款“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3、对于委托代理合同及收据，因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对于委托代理合同并未提出明确异议，且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合同原件，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向本院提供了委托代理手续，故，对于该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因原告提供的收据并非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考虑到辽宁宸瀚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机构，现原告并未提供银行流水等其他证据用于证明律师服务费用已经实际交付，故，对于该份收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7日11时，原告徐丹丹以“停经9月余，胎动4月余”为主诉，“平素月经不规律，呈16岁7/30-36日型，月经量中等，无痛经。末次月经2018年11月8日。停经40余日自查尿HCG阴性，根据2019年1月6日超声提示胎芽长12cm，重新推算核实预产期为2019年8月18日。早期无阴道流血及保胎史，停经40天出现恶心呕吐，孕4月自行缓解。孕早期无不良药物接触史，停经4月自觉胎动规律，孕期定期产检，唐氏筛查低危，OGTT5.1-7.8-6.8mmol/L，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未系统监测及控制血糖变化，无明显下肢浮肿。孕期血压正常，无头晕眼花。现无腹痛，无阴道流血及流液，胎动正常，因近预产期，入院待产。孕期饮食睡眠良，大小便正常”为现病史，入住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处治疗，入院查体诊断为“孕2产1妊娠38+3周头位，瘢痕子宫，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轻度贫血”。2019年8月7日12时10分，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出具诊疗计划：估计胎儿中等大小，骨盆未及异常，阴式分娩有条件，但患者为一次剖宫产术后，剖宫产终止妊娠相对安全，患者及家属要求剖宫产分娩，有缩剖腹。当日检查报告单显示：白细胞计数10.2，清洁度Ⅱ度，G+杆菌，极少（1+）。2019年8月7日12时39分，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主任医师查房意见为患者妊娠期糖尿病，若血糖控制不良，对母儿影响较大，可并发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合并感染，发生酮症酸中毒，胎儿畸形，胎儿窘迫，严重者胎死宫内等。患者轻度贫血，告知患者贫血造成对分娩、手术、麻醉的耐受力差，可引起心肌缺氧，导致贫血性心脏病，可降低孕妇抵抗力，易并发感染，可造成胎儿宫内生长受限、胎儿窘迫、早产或死胎。严密监护下待产，有缩剖腹，并拟于明日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2019年8月7日16时9分，原告徐丹丹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过速，心率126次/分。因患者否认心脏病、甲亢等不适，无胸闷、心慌、气促等不适，日常生活不受限，被告暂严密监测患者病情变化，必要时请内科会诊协助诊治。16时40分，护理人员交接班时持续胎心监护中，胎心为160次/分，护理人员通知医生后，遵医嘱予吸氧，17时40分停止吸氧。2019年8月8日1时34分，患者胎心未找到。当日1时44分，经彩超提示，未见胎心搏动，考虑死胎。1时58分，患者现考虑为胎死宫内，但现彩超提示偶有较微弱胎心搏动。被告立即给予患者吸氧同时向患者及家属交待病情，即使立即剖宫产，胎儿仍可能为死胎、死产，几乎无存活希望，患者及家属考虑后仍要求急诊剖宫产术终止妊娠，立即启动DDI流程。2时3分，患者现死胎诊断明确，现生命体征平稳，无宫缩，无子宫破裂征兆，已无急诊剖宫产指征，向患者及其家属交代病情后，经患者及其家属同意暂不手术，返回病房。13时17分，为原告徐丹丹行羊膜腔穿刺引产术。死胎娩出后，可见死胎外观见脐带根部扭转，直径约0.6cm，距离脐带根部27cm处可见另一处扭转致密，直径约0.6cm，脐带血管呈淤血样改变，两个扭转处脐带淤血明显。2019年8月13日9时，原告徐丹丹出院。当日，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出具的诊断书载明：休98天。原告此次住院治疗6天，期间医嘱一级护理1天（自2019年8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0日止），二级护理4天（自2019年8月7日起至2019年8月9日止以及自2019年8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2日止），三级护理1天（自2019年8月12日9时4分起至2019年8月13日止），自2019年8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2日止为糖尿病饮食，剩余时间均为普食。原告此次住院共计发生医疗费6863.41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1500元、个人支付5063.41元。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死胎由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统一处理。同时，原告提供由案外人沈阳奥讯通电梯有限公司开具的《工作证明》一份，内容载明：兹证明徐丹丹女士于2018年11月10日起在我公司工作，担任行政文员一职，月工资3500元。案外人胡斌在“联系人”处签字。现原、被告因诊疗行为产生纠纷，原告起诉来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徐丹丹申请，本院委托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就沈阳市妇婴医院对患者徐丹丹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胎儿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的大小进行鉴定以及对原告徐丹丹的护理期、营养期、休息期进行鉴定。2020年7月23日，原告申请撤回对护理期、营养期、休息期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20年8月23日出具编号为京迪安[2020]临床鉴字第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第五项分析说明记载：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送检材料，结合听证会上了解的情况，综合分析如下：（一）关于医方的诊疗行为评价1.2019年8月7日，被鉴定人徐丹丹因“停经9月余，胎动4月余”就诊，医方根据主诉、现病史、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等情况，初步诊断为“孕2产1妊娠38周头位，痕子宫，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轻度贫血”，诊断成立。2.根据被鉴定人入院查体等情况，无先兆临产表现，考虑到其瘢痕子宫、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轻度贫血，属高危孕产妇，从患者安全性与获益角度评估，拟次日择期行剖宫产术，符合诊疗常规及患者当时病情的需要。3.电子胎心监护目前临床上在产前和产时已广泛应用，除能够连续观察并记录胎心率的动态变化外，通过监护仪描记的方式还可监测子宫收缩和胎动情况，其不但能够连续地观察到子宫收缩强度、频率和每次子宫收缩的持续时间，同时还能分析子宫收缩与胎心率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案中，被鉴定人于8月7日15:09开始给予连续胎心监护，至18:19停止，纵观上述监护过程，可见频繁胎动、不规律宫缩，并伴随有较为频繁的胎心延长加速、心动过速、基线变异、变异减速等异常图形表现，而医方未予足够重视，未见对异常图形综合对比分析与判读的记录，且对可能出现宫内窘迫等不良风险的评估不足并未进一步予以密切监护等措施，医方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4.2019年8月8日1时许，被鉴定人出现胎心未找到，医方予相关处置后考虑胎死宫内，基于对母体损害最小的原则，予以羊膜腔穿刺引产符合诊疗常规要求，并由患方签署《死胎病情交代书》、《终止中、晚期妊娠志愿书》、《知情同意书-阴式分娩》等。5.关于患方认为医方未就风险告知的问题，根据现有送检材料，可见有《知情同意书一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贫血病情交代书》等并有患签字确认。（二）关于损害后果及原因力大小1.被鉴定人徐丹丹于2019年8月8日1时许出现胎心未找到，后诊断“胎死官内”，并行羊膜腔穿刺引产。2.妊娠20周后胎儿在子官内死亡称为死胎，常见的病因与胎盘及脐带因素、胎儿因素及孕妇因素有关。本例中，被鉴定人存在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贫血等，胎死官内经引产后检查见脐带两处扭转，均属于发生死产的不利因素;此外，由于医方在对被鉴定人诊疗过程中存在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的过错，也是致使病情进展进而出现不良预后的负面影响因素。3.综上，结合医方的过错、医疗本身存在的风险及被鉴定人有关因素等，分析认为:医方过错与被鉴定人徐丹丹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建议为同等原因。鉴定意见书第六项鉴定意见记载：沈阳市妇婴医院在被鉴定人徐丹丹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方的过错与被鉴定人徐丹丹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建议为同等原因。该鉴定意见书出具后，本院送达原、被告后，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并未对该鉴定意见书提出复议。原告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复议，其主张如下：（一）原鉴定对沈阳市妇婴医院对徐丹丹诊治过程中存在的多处明显不当没有认定。首先，对鉴定结论中所述:“2019年8月8日1时许，被鉴定人出现胎心未找到，乙方予相关处置后考虑胎死官内，基于对母体损害最小原则，予以羊膜腔穿刺引产符合诊疗常规要求，并由患方签《死胎病情交代书》、《终止中、晚期妊娠志愿书》、《知情同意书阴式分娩》等。”实际情况是在8月8日凌晨1点多，护士发现找不到胎心时，找来值班医生并用床旁超声检查说显示有微弱胎心，此时被鉴定人的要求是立即进行剖产术终止妊娠(此处病历中有记载)。而后护士将患者推入手术室，再次用床旁彩超机器听了一次胎心(此时医方没有出具任何机打的检测结果，只有口头告知没有胎心，并且是手写结果)，说没有胎心了，在没有征得患方及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将患方推出手术室，医方自行决定终止了手术。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在医疗活动中，患者享有法定的知情权，以及选择权和自主决定权。本案中，在患方仍旧要求做剖宫产手术的情况下，医方未经同意自行终止了手术，严重侵犯了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而《终止中、晚期妊娠志愿书》、《知情同意书阴式分娩》等是在8月8日中午12时许签署，上述两份文件的签署是在已经完全确认胎儿无任何胎心的情况下，准备做手术前签署的。而在凌晨1时许，刚刚诊断出胎心微弱时，方明确要求进行剖宫产手术，但医方在未征得患方同意的情下，自行终止了手术，严重侵犯了患方的自主决定权，并且该处置行为明显不当。其次，在8月7日下午3时许开始连续进行胎心监护过程中，15:30至18:00之间，胎心达到180以上甚至200，都没有记录到病志，有长期医嘱:“有缩剖腹”、“氧气吸入”，但是医方并没有及时进行剖腹，最终导致延误了最佳时期，且在患者尚未恢复正常，便停止了吸氧，停止吸氧时也没有医嘱，之后没有采取其他诊疗措施，最终导致了死胎的损害后果。（二）京迪安[2020]临床鉴字第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关于损害后果与原因力大小的分析判断模糊不清鉴定意见书中所述:“死胎的常见病因与胎盘及脐带因素、胎儿因素及孕妇因素有关。本例中，被鉴定人存在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贫血等，胎死宫内经引产后检查见脐带两处扭转，均是发生死胎的不利因素。结合医方的过错、医疗本身存在的风险及被鉴定人有关因素等，分析认为:医方过错与被鉴定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建议为同等原因。”仅仅阐述了产生死胎的多种因素，然而并没有明确阐述具体的哪种因素导致损害后果，每种因素各占的原因力大小，对于此处应给予详细说明。如患者糖尿病和贫血与脐带扭转是否有关系？原因力大小占多少？作出判断的依据时什么？仅仅一句分析认为，便得出结论为同等原因，那么鉴定的意义何在？而且患者提前住院，就是为了保护胎儿，而且患者一直在医方进行检查，鉴定中心所述脐带扭转是孕后期出现的，这种情况为什么检查时期医院从来没有告知，彩超没有检查出来，而且在患者住院后，住院部没有对患者进行彩超检查，是否违反诊疗常规？医方仅仅告知患者有合并症，但并没有采取相应诊疗措施，加强监护。综上，医方的一系列诊疗行为与最终死胎结果占主要原因。综上所述，医方的明显诊疗不当才是导致患方胎儿死于腹中的主要原因，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请给公正的鉴定。2020年11月13日，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针对上述复议作出编号为京迪安[2020]函字第700号函件，内容载明：1.对于患方提出推入手术室后用床旁彩超听了一次胎心，口头告知没有胎心，在没有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将患方推出手术室的情况，现有送检材料中病程记录(2019-8-82:03)记载:“超声提示:死胎。已无急诊剖宫产指征，向患者及其家属交待病情经患者及其家属同意暂不手术，返回病房”。至于患方所提出的异议，因涉及一般事实认定，可向法庭进一步说明、举证。此外，根据临床诊疗规范常规，死胎并不属于剖宫产适应证。2.医疗损害中损害后果的发生往往是多因一果的结局，鉴定意见书中已充分进行了分析，结合医方的过错、医疗本身存在的风险及被鉴定人有关因素等，分析认为:医方过错与被鉴定人徐丹丹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建议为同等原因。不再赘述。此外，由于死胎的原因较多，鉴定意见书中已从临床理论与实践角度对可能影响死胎的因素进行了评，而具体原因可通过尸检等方式予以明确，但现有材料中有《死胎病情交代书》、《死胎处理知情告知书》并由患方签字。至于患方对死胎原因的争议问题，可向法庭进一步说明、举证。以上，供法庭审理裁定参考，请法庭结合医患争议的相关客观事实进一步判断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程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徐丹丹在被告处接受诊疗过程中出现胎死宫内的情况，根据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京迪安[2020]临床鉴字第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在原告徐丹丹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方的过错与原告徐丹丹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建议为同等原因。本院向原、被告送达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后，虽原告徐丹丹对此提出复议，但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已经针对上述意见出具京迪安[2020]函字第700号函件予以回复，现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反驳该鉴定意见，因此，本院对于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编号为京迪安[2020]临床鉴字第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和京迪安[2020]函字第700号函件予以采信。根据鉴定意见书所记载的分析情况和鉴定意见，可以看出患方的损害后果与医方在对患方诊治过程中存在的过错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应该对患方的合理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故，综合原告提供的病历及鉴定结论，本院酌定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对原告徐丹丹的各项合理损失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的具体项目、标准及数额问题。1、住院期间医疗费。根据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沈阳市妇婴医院出具的《辽宁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沈阳市妇婴医院费用清单》载明的内容，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共计6863.41元。故，本院确定被告应承担的原告住院期间医疗费为3431.71元（计算方式为6863.41元×50%）。2、门诊医疗费。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本案中，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京迪安[2020]临床鉴字第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关于医方的诊疗行为评价的描述，可以看出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于2019年8月7日对原告徐丹丹胎心监护过程中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从而认定被告存在过错。现原告提供的用于证明该部分诉讼请求的交费凭证形成时间系自2016年12月5日起至2020年2月11日止，对于2019年8月7日当日的交费事项与原告提供的沈阳市妇婴医院费用清单能够相互对应，与上一项诉讼请求存在重合，而对于除2019年8月7日以外的交费事项，因原告仅提供交费凭证截图，并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支付门诊医疗费的具体金额，交费凭证中也未能体现交费人员、医院和交费原因等，无法认定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3、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原告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交通费实际发生的具体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4、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原告本次住院共计6天，每天按照100元的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600元（计算方式为100元/天×6天），故，本院确定被告应承担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00元（计算方式为600元×50%）。5、丧葬费。原告所孕育的胎儿胎死宫内,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且原、被告在庭审中均确认原告引产后娩出的死胎由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统一处置，并未实际产生丧葬费。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6、律师费。原告在庭审中仅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并未提供正规发票，无法看出其诉请的律师费已经实际发生。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7、精神损害抚慰金。我国对于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采取“独立呼吸说”,原则上胎儿是无民事权利能力的,因此原告按照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死亡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但原告已孕38周以上的胎儿死亡,对原告及其家人心灵造成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应得到充分的司法救济。故，考虑到本案的案件情形、原因力认定、原告的损害后果以及被告存在的过错情形,结合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数额为25000元。8、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原告徐丹丹本次住院治疗6天，且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于2019年8月13日向原告徐丹丹出具的诊断书载明“休98天”，因此，原告实际产生的误工天数为104天（计算方式为6天+98天）。虽原告仅提供由案外人沈阳奥讯通电梯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并未提供完税证明或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原告在住院及遵医嘱休息期间的实际收入情况，但因原告主张月工资3500元的标准低于2019年度辽宁省各行业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应按照原告主张的月工资3500元计算误工费。故，本院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误工费5983.56元（计算方式为3500元/月×12个月÷365天×104天×50%），对原告该项主张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主张原告本身即为产妇，产后自然需要休息，故不应产生该期间误工费的抗辩意见。法定产假系国家对于女职工的特殊保护,交纳生育险的女职工在法定产假期间可领取社会保险部门发放的产假工资。本案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徐丹丹交纳了生育险并实际领取了产假工资,结合原告的工作性质,可以认定其在法定产假期间仍存在一定的误工损失。故，对于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9、营养费。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虽原告徐丹丹在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住院期间自2019年8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2日止为糖尿病饮食，剩余时间均为普食，出院医嘱中亦无“加强营养”，但考虑到原告系因胎儿死亡而提前终止妊娠,对其身体损害较为严重,原告娩出死胎后身体亦需时间和营养进行恢复，其具有进行相应营养支持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且原告主张的营养费30元/天标准未超出法律规定上限。因此，根据原告徐丹丹病情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原、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营养期为从原告住院之日起至医院确定的休息期之日止。故，本院对于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应承担营养费为1560元（计算方式为30元/天×104天×50%）予以确认。10、护理费。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原告主张的护理费,应参照2019年辽宁省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计算。依据原告提供的《沈阳市妇婴医院费用清单》，原告共计住院6天，其中一级护理1天，需要两人护理，二级护理四天，需要一人护理，三级护理一天，不需要人员进行护理。故，本院对于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应承担护理费386.05元[计算方式为(46970元÷365天×4天+46970元÷365天×1天×2)×50%]。11、鉴定费。本案依据当事人申请所进行的司法鉴定认定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存在一定过错,而进行鉴定系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的手段,鉴定费收取数额与过错程度无关。故，原告因鉴定所发生的鉴定费18000元应由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丹丹住院期间医疗费3431.71元；二、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丹丹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三、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丹丹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四、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丹丹误工费5983.56元；五、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丹丹营养费1560元；六、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丹丹护理费386.05元；七、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丹丹鉴定费18000元；八、驳回原告徐丹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5元，其中，被告沈阳市妇婴医院承担546元，原告徐丹丹承担42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英霞人民陪审员  邓桂花人民陪审员  王晓瀚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王叶书记员吕艳艳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