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5年海刑初字第01737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毛×，男，1959年10月28日。曾因犯票据诈骗罪，于1996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1999年被假释；现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2年10月18日被羁押，同年11月1日被逮捕，2013年7月11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雷明光，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刑诉[2013]28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毛×犯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毛×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2015年7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一审判决认定毛×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本院（2014）海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邓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毛×及其辩护人雷明光，证人张×1到庭参加诉讼；经法庭两次传唤，证人马×、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10月至12月间，被告人毛×在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8号楼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B座赛尔大厦等地，以帮助银江（北京）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北京公司”）得到北京市朝阳区文明路口（新一代标志指示系统）示范（试点）项目（以下简称“文明路口项目”），需要项目准备金为由，骗取银江北京公司人民币105万元。经被害单位报案，被告人毛×于2012年10月18日被抓获。2011年11月2日，被告人毛×退赔人民币20万元；2013年3月26日，退赔人民币85万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之规定，对被告人毛×定罪处罚。被告人毛×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提出异议，辩称：1、其与被害单位的前期合作是真实的，且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服务，亦应获得业务提成及报销款，经被害单位认可的业务提成款人民币39万余元和报销费用人民币25万余元不应计入诈骗数额，其的犯罪数额应为剩余未还的19万余元；2、被害单位知晓且同意将105万元保证金用于其他项目；3、涉案款项已经全部返还。其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未提出异议。被告人毛×的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为：1、被告人毛×作为被害单位聘请的技术专家，双方曾商定被告人毛×可获得相应项目的提成款；2、在涉案合同的签订过程中，被告人毛×没有为骗取被害单位财物而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3、被告人毛×为项目的顺利立项，前期投入了大量资源和心血，被害单位也同意将花费的相关费用予以报销；4、被告人毛×退赔了全部涉案款项，且与被害单位签订了刑事和解协议。综上，提请法庭对被告人毛×宣告无罪。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间，被告人毛×向被害单位银江北京公司提供了文明路口项目的信息，后于2010年11月22日，在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8号楼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B座赛尔大厦，以帮助银江北京公司得到文明路口项目，需要项目准备资金进行前期运作为由，以北京爱普瑞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普瑞得公司”）的名义，与银江北京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意向合同书，双方约定由银江北京公司向爱普瑞得公司提供文明路口项目的准备资金人民币105万元，合作期限为3个月，如项目无实质进展或没有全部达到开发成果指标则须返还准备资金；同年12月2日，银江北京公司向被告人毛×指定的爱普瑞得公司账户汇入人民币105万元。后因文明路口项目未达到开发成果指标，被告人毛×于2011年11月2日退还人民币20万元。期间，经被害单位同意，被告人毛×试图通过争取其他项目提成等方式抵销剩余未退还的人民币85万元，其中，被害单位对毛×应得的项目提成、奖励人民币394996元和报销费用人民币255615.7元予以认可，但仍有人民币199388.3元尚未退赔。2012年3月23日，被害单位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10月18日，被告人毛×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3年3月26日，被告人毛×的家属协助其退赔了全部赃款。针对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和调取的下列证据材料：1、被告人毛×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和银江北京公司主要合作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2010年科学交通组织优化与仿真系330个路口仿真项目”（以下简称“330项目”），另一个是文明路口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没办成，330项目在招投标过程中失败了，文明路口项目没有立项，所以没有合作成。其以爱普瑞得公司的名义与银江北京公司签订合作开发意向合同书，爱普瑞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是其表嫂，其对外宣称自己是该公司的总经理，但该公司没有和其签订劳动合同，其替该公司做业务，业务收益由其支配。其收取的105万元的保证金实际上是330项目的保证金，但名义上走的是文明路口项目的准备金，因为330项目已经立项了，下一步就是招投标，招投标需要交纳保证金，但银江北京公司的马×说公司无法走账，就提出以文明路口项目的名义交保证金。这两个项目都签了合作开发意向合同书，而且文明路口项目还明确了105万元保证金的用途。330项目投标没成功，但这个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简称仿真工具采购项目中标了，中标后，马×要求其归还105万元保证金，其当时还了20万，并要求继续跟进中标项目，可马×在仿真工具采购项目中对其不理睬，之后就联系不上马×了，剩余的85万元一直没还。其之所以要求继续跟进中标项目，是因为这个项目和其有关系，其参与了标书中技术方案的编制，但其不属于合同主体，合同双方是银江北京公司和北京博研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研智通公司”），合同签订人是马×和尹×。其告诉博研智通公司的尹×说其收了银江北京公司一笔保证金，如果仿真工具采购项目做不好可以提取保证金，但尹×没有表态。其和马×说过文明路口项目还没立项，中间出了问题，口头表示其可以继续申请其他项目，马×也说下一个延续的仿真项目可以继续操作，这笔保证金继续有效，只是没有落实在书面上。其在和银江北京公司在签订文明路口项目之前，银江北京公司就雇其做公司的业务顾问，每个月发给其6000元工资，到了仿真工具采购项目中标后银江北京公司无故停发了其工资，并催要这笔保证金。被告人毛×当庭辩称，按照仿真项目的标的金额，其应该获得业务提成款人民币394996元和报销费用人民币255615.7元，这些钱应该从人民币85万元中折抵，剩余的19万余元，其承认由于个人原因非法占有了相关款项。2、证人马×（银江北京公司市场部经理）的证言,证实毛×和其公司签订过2份合作开发意向合同书，分别是文明路口项目和330项目。105万元是文明路口项目的准备金，合同中明确了这笔钱的性质。毛×主动提出，说文明路口项目已经立项，马上要进入下一步实施阶段。所以其和毛×于2010年11月22日签完协议后没几天，就在同年12月5日把105万元汇给了毛×指定的公司账户。105万元准备金和330项目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相关项目中标也是其公司与尹×的公司一起合作中的标，和毛×没有任何关系。330项目本是其和毛×的公司，以及尹×三方合作的一个招投标项目，毛×在这个项目中提供了一些项目信息，也负责协调项目中的一些领导关系，但这个项目招投标的时候没有中标，其公司就终止与毛×的合作了。之后又有一个仿真工具采购项目，这个项目和毛×没有任何关系，是其公司和尹×的博研智通公司单独签订的合作开发意向合同书，这个项目毛×主动提出不参与，合同中也没有关于他的利益问题。330路口项目和仿真工具采购项目是完全独立的2个项目，但都属于一个大工程的分支项目，这2个项目标书中的商务部分由其公司负责制作，技术部分由尹×的公司负责制作，商务部分毛×没有参与，技术部分毛×是否参与需要向尹×核实。3、证人尹×（博研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2011年其公司与马×、毛×的公司针对330项目签订了三方合作开发意向合同书，后没有中标。这个项目后其公司与银江北京公司再度合作，以银江北京公司名义，其公司负责技术标书制作，银江北京公司负责商务标书制作，其公司完成技术标书后交给银江北京公司进行完善，最后仿真工具采购项目由银江北京公司中标，合作至今。仿真工具采购项目与330项目是同一个项目下独立的2个标。330项目和仿真工具项目的投标过程中，毛×均没有参与技术标书制作，商务部分其不知道。其没有听毛×说过交保证金或准备金。4、证人张×1（银江北京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0年5月，其经马×介绍认识了毛×，他自称供职于北京市交管局科研所，且与隋亚刚局长的妻子等相关领导关系密切，可以在该局管辖内拿到项目机会。2010年10月，毛×向其公司提供了文明路口项目的信息，并称由毛×的爱普瑞得公司推广，急需一个公司进行投资合作。同年11月22日，其公司与毛×签订了合作意向书。该意向书的基本内容为银江北京公司与爱普瑞得公司合作开发文明路口项目。爱普瑞得公司负责项目统筹、设计及有关政府方面的协调、审批作业流程，银江北京公司负责资金投入和技术资源，意向书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获取项目审批，其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向爱普瑞得公司提供105万元的准备金，否则应当退还上述资金。毛×在其公司付款之前明确表示该项目已经立项，已经拿到了下一步的推广计划，还说这个项目是北京市政府、朝阳区政府和交通管理局牵头的项目。合作合同是毛×拟的，合同中没有明确写清楚项目是否立项，只是说立项问题由爱普瑞得公司负责，但毛×口头上说项目已经立项了，否则其公司不可能交保证金。毛×还说爱普瑞得公司是他和隋亚刚局长共同的公司，可以带其和隋亚刚见面。在毛×的引荐下其确实和隋亚刚局长见面吃了饭，隋局长吃饭的时候让其好好与毛×配合做项目，但没有提关于项目的事。其公司按照约定打款后，毛×并没有在合同期限内取得该项目的政府审批。期满后毛×消失了，电话联系不上。2012年2月24日，其公司通过北京市朝阳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核实该项目时才获知，毛×以爱普瑞得公司与其公司签订的合同项目在该委不存在。证人张×1当庭所作证言，证实银江北京公司曾与毛×商谈过提成款的事，当时双方约定是10%的提成。当时报案的事向总公司通报过，但总公司没有具体指示就让把钱要回来，因此报案之事是其和马×实际操作的，报案金额也是其自己决定的。毛×应该跟总公司的领导谈过项目办不成可以把钱转到其他项目的事情，但其这个层面没有说过，是在后来听说可以沟通。在报案前毛×曾给过其26万元左右的发票用于报销，但当时其认为他给的发票里有水分就没给报，后来其搬家了也离开了银江北京公司，这些发票都找不到了。5、证人王×的证言，证实其系朝阳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其接待过关于朝阳区文明路口项目的申请，对方以爱普瑞得公司的名义，具体申请人是谢宝增总经理。后其单位经过研究，认为该项目实施可能性不大，期间有其他领导打过电话问那个项目能不能立项，但最终没有立项。6、证人李×的证言，证实其系北京市科委社会发展处副处长，2010年10月间，毛×因为朝阳区文明路口项目立项的事找其咨询，并来其办公室说想在市科委立项寻求资金支持，其告诉毛×该项目需要朝阳区科委立项后逐级上报，但该项目还没有立项，所以其就给朝阳区科委的王×主任打电话联系立项的事，后来朝阳区科委有没有立项其不清楚。7、证人杨×的证言，证实其系爱普瑞得公司法定代表人，毛×在其公司上班，他在公司没有正式职务，也没有签劳动合同。毛×要用公司章对外签合同一般都要和其打招呼，有资金入公司账户也需要和其说一声，公司对他的资金出入账都有记录。其不清楚105万元是怎么回事，但从公司账单上看确实收过这笔钱，而且2011年1月24日划入北京华旅公司60万，同年3月24日划入山东金大路车业公司90万，同年11月2日汇入银江北京公司20万。8、合作开发意向合同书，证实银江北京公司与爱普瑞得公司于2010年11月22日签署了合同书，项目名称为文明路口项目，项目开发成果指标为获得项目业主单位和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立项或示范同意文件或合同、获得相应的政府投资或实际款项；并约定银江北京公司于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向爱普瑞得公司提供人民币105万元准备资金，项目开发意向阶段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如项目无实质性进展或没有全部达到项目开发成果指标，爱普瑞得公司将105万元的准备资金如期返还给甲方。9、电子邮件材料，证实毛×于2010年11月5日向马×发送了电子邮件，称经过与有关人员协商，关于北京科委立项朝阳区试点推广项目，他们一致认为：由北京市政府、朝阳区政府和交管局牵头，由院校技术支持和指定公司实施而联合立项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实施公司已经拿到下一步的推广项目，该指定公司是以后推广和获得实际经济效益的公司。10、汇款凭证、收据，证实银江北京公司于2010年12月2日分3次向爱普瑞得公司汇款共计人民币105万元。11、北京市朝阳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与北京爱普得公司（即爱普瑞得公司）合作情况的复函，证实该委与爱普瑞得公司不存在类似合作项目。12、中国光大银行电汇凭证，证实2011年12月2日爱普瑞得公司向银江北京公司汇款人民币20万元。13、收据，证实2013年3月26日被告人毛×的家属代其退还银江北京公司人民币85万元。此外，公诉人还向法庭出示了交易明细、支票，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到案经过，前科材料及身份证明等证据材料。辩护人当庭宣读、出示了收集和调取的下列证据材料：1、浙江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出具的关于与毛×就北京交通项目的合作相关事宜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证实银江公司就委托毛×打开北京市场、帮助申请北京交通项目事宜与毛×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将项目所涉金额的10%作为业务提成及奖励给毛×，同时还可以报销相关的申请过程中的费用。该协议虽未书面签订，但银江公司认可并执行上述协议。文明路口项目虽未成功，但毛×在帮助银江公司争取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交通系统的其他项目，尤其是在毛×的推荐和帮助下申请成功了仿真工具采购项目，按照协议应支付毛×相关业务提成、奖励为人民币394996元，报销费用为人民币255615.7元。由于文明路口项目未申请成功，毛×收取银江公司的105万元服务费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应退还银江公司，但当时毛×经与银江公司法定代表人沟通，银江公司同意毛×将上述105万元服务费转为下一个项目的费用及用于扣除仿真项目毛×应获得的相关提成奖励及报销费用，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现银江公司同意在毛×已收取的105万元服务费中，应扣除毛×应得的业务提成、奖励款人民币394996元，以及相关报销费用人民币255615.7，再扣除毛×之前返还的人民币20万元，毛×还应返还银江公司的服务费应为人民币19万余元。银江公司与银江北京公司在处理毛×案件的过程中缺乏充分沟通，存在意见传达不及时的问题，造成很多工作障碍和误会，现银江公司对毛×的行为表示谅解。2、证人张×2的证言，证实其系浙江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公司）法律事务部经理，针对毛×诈骗案中银江公司与毛×的法律关系，其曾当面听取银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章×的解释，并根据章×解释的真实内容，以银江公司的名义出具了说明，故说明所述内容均系银江北京公司以及章×的真实意思表示。3、证人李×的证言，证实2010年底、2011年初毛×给其打电话、来访，咨询北京市科技项目立项的程序和办理办法，后来他联系了朝阳区政府。其跟他介绍了立项程序，申报需要对口，一般要通过区科委申报，其就让他直接找科委主任王×。后毛×向朝阳区科委递交了材料，其与王×进行过电话沟通，但一直未收到朝阳区科委报来的材料，事后毛×很着急，问其能否再申报另外一个课题。2011年3月，其收到了毛×发来的邮件，申报课题为绿色通道——交通道路自供电研究与示范工程，申请单位为北京科技大学，此课题经过审议没有获得推荐，没有进入主任办公会审批程序。4、证人陈×（UTC公司销售负责人、科委立项项目技术支持公司）的证言及往来邮件，证实2011年初，毛×找到UTC公司，称希望在科委立项文明路口项目，其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前期预研，技术上证明该项目可行。往来邮件证明了技术预研的具体经过。5、证人班×（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的证言，证实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其课题组曾向朝阳区申请关于缓解交通拥堵协调智能交通和文明交通课题，但不清楚申请结果，其和毛×曾两次向宋凤泽主任汇报过。6、毛×与银江北京公司财务人员的手机短信照片，证实2012年9月20日、9月25日，被告人毛×与银江北京公司会计进行了短信沟通，毛×称已经办理了汇款手续，但需要银江北京公司提供部分函件。7、战略合作协议，证实该协议约定乙方经授权可以银江公司名义承接交通智能化领域的工程项目，并就合作方式、利益分配、结算方式、违约责任和协议管辖等进行了约定，其中关于完全乙方自主产品或代理产品（直接供货）类项目，约定“项目中标后，甲方收取合同总金额的10%作为咨询服务费（不含税）。涉及售后服务需甲方现场维护和后续投入的，视具体情况另行收取服务费用”。但该协议无乙方名称，亦无甲方、乙方签章。8、银行账目明细，证实2010年9月至2011年10月间，毛×账号为×××的杭州银行账户陆续收到按月发放的人民币2955元至5570元不等的工资。9、电子邮件记录，证实2011年3月2日，在行动社会工作事务所的苏锋向毛×发来邮件，邮件主题为朝阳区文明交通示范路口方案，内容为“请毛教授多多指导、修改，咱们两家形成一个方案有一整体效果，您先看看咱们再沟通。附件为项目实施方案。”10、特快专递邮寄凭证、关于北京项目保证金的函，证实2011年9月11日，被告人毛×通过爱普瑞得公司向银江北京公司发出“关于北京项目保证金的函”，该函件称，在该公司目前滞留银江北京公司的80万元用于项目保证金一事，该公司承诺近期退回部分保证金，具体金额为按照项目进展情况70%的标准为50万元，最晚在2012年9月21日前返还，剩余款项将在确认项目正常验收后给予返还。附尹×的邮件称，仿真工具采购项目已于2011年7月23日进行了仿真软件到货验收，银江北京公司已经支付了第二笔款项，共计收到合同款的70%，目前已经进入项目验收阶段，验收完成后，北京交管局将支付剩余款项。该函同时提出，对于银江北京公司马×先生在中标后不与该公司见面沟通表示不解，由于双方系首次合作，为了保证对最终用户和项目实际执行公司的执行顺利，该公司电话通知过马×，北京朝阳的项目终止并将该笔105万元转为项目保证金。上述邮件于2012年9月12日妥投，签收人为吴晓燕。11、项目专家验收意见，证实2012年12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科学交通组织优化与仿真系统平台一期扩展项目通过验收。本案审理期间，公诉人补充出示了下列证据：1、证人张×2的证言，证实银江公司有家子公司叫杭州银江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而银江北京公司是杭州银江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毛×曾受雇于银江北京公司，但没有签劳动合同，银江北京公司确实给毛×发过工资。银江公司之所以向法院提供一份“关于与毛×就北京交通项目的合作相关事宜的说明”，是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章×和银江北京公司的张×1要求出具的，具体原因不清楚。这份说明中提到的支付提成和报销费用，提成是按照10%支付的，报销的凭证和发票当时毛×提供了，财务也开始了报销流程，但后来银江北京公司报案了，报销的事情没人管了，凭证和发票也丢失了。其无法提供章×的联系方式。2016年1月14日侦查人员来到银江公司找章×取证，经其与章×助手联系，确认章×当日因出差来不了。平时章×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时间很难安排，故无法确定章×能配合侦查人员取证的具体时间。2、证明，证实银江公司确认自2010年9月15日至2011年10月10日，向毛×发放了12个月的工资，共约36000元，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3、合同书、中标通知书，证实银江公司于2011年4月20日中标仿真工具采购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3949960元。4、单据清单，证实爱普瑞得公司向银江公司提交了应报销金额为人民币255615.7元的单据明细内容。5、营业执照、财务报告，证实银江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情况及相关财务情况。经庭审质证，被告人毛×及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质证意见：1、证人张×1、马×关于毛×谎称项目已经立项的证言不实，其从未宣称该项目已经立项，而是一直称在立项过程中；2、证人马×关于105万元仅对应文明路口项目的证言不实，其曾与银江公司沟通过，对方表示同意将项目准备金转换为其他项目的保证金，其也将上述情况告知了马×；3、证人马×、尹×关于其未参与标书制作的证言不实，其不仅参与了标书制作，而且发挥了重要作用；4、电子邮件中关于立项的表述存在歧义，其意思是试点项目成功后的推广权也属于合作公司，是指立项过程，而非立项结果。公诉人提出以下质证意见：1、对证人李×的证言及关于北京项目保证金的函予以认可，上述证据能够证实毛×在文明路口项目并未立项的情况下仍收取了银江北京公司的项目准备金，并且在银江北京公司让其归还上述款项时予以推拖；3、战略合作协议被害单位并未签署，真实性存疑，不具有法律效力；4、说明所述内容不能合理解释与张×1、马×证言的矛盾，出现时间较晚，不符合案件事实的正常逻辑，可信度较低。且根据证人张×2的证言，说明系由章×口述记录作出，而章×经法庭两次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故该份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5、辩方出具的其他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至于公诉人最后出示的由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后调取的证人张×2的证言、证明、中标通知书、单据清单等证据，均系对战略合作协议及银江公司出具的证明的补充，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被告人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被害单位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毛×犯有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数额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法庭认为，综合在案证据,证人马×、张×1的证言以及毛×与马×的邮件记录可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告人毛×虚构了文明路口项目的立项状态和项目推广前景，与被害单位给付105万元准备资金具有因果关系；银江北京公司于2012年2月对文明路口项目立项情况的查询行为，亦佐证了被告人毛×自2010年11月22日签署合作开发意向合同书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始终向被害单位隐瞒文明路口项目未立项的事实。现被告人毛×辩称被害单位同意其将105万元用于其他项目，但证人马×的证言对此情况予以否认。对此，辩护人补充出示了银江公司出具的说明，证人张×2亦对该说明的合法性和客观性予以确认，证人张×1的当庭证言亦能证明被害单位对于将105万元转向其他项目表示认可。而证人马×经法庭两次传唤均不到庭参加诉讼，致使对其相关证言的合理怀疑无法加以排除，综合上述证据，法庭认定能够认定105万元转向其他项目已经过银江公司同意。现银江公司出具的说明与战略合作协议、中标通知书、报销单据清单相互印证，能够证实银江公司同意毛×将提成款及报销款共计人民币65万余元予以抵消，故上述金额不应计入被告人毛×的犯罪数额。综上所述，法庭认为，被告人毛×虚构文明路口项目立项事实并诱使被害单位给付准备资金，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虽经银江公司同意以项目提成、奖励、报销费用共计人民币65万余元抵销还款金额，但拒绝将剩余人民币199388.3元返还被害单位，已经具备了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对被告人毛×的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毛×曾因犯票据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仍不思悔改，再度实施了诈骗犯罪，主观恶性较深，本院在量刑时将酌予体现。鉴于被告人毛×当庭自愿认罪，涉案赃款已全部退赔，并得到了被害单位的谅解，确有悔罪表现，本院依法对被告人毛×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辩护人的其他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三个月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郭 晟人民陪审员 王 谦人民陪审员 董福利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谢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