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鄂10刑终310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艳，女，出生于1968年1月13日，湖北省公安县人，汉族，中专文化，原荆州市名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纳员，住湖北省公安县。因涉嫌犯虚假诉讼罪，于2019年7月3日被公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公安县看守所。辩护人骆京京，湖北国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许先茂，男，出生于1967年11月25日，湖北省公安县人，汉族，小学文化，原荆州市名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湖北省公安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8月29日被公安县公安局监视居住，2019年2月27日被公安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5月30日被公安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因涉嫌犯虚假诉讼罪，于2019年6月14日被公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公安县看守所。2020年1月19日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公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现羁押于公安县看守所。辩护人丁红海，湖北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启英，女，出生于1979年7月2日，湖北省公安县人，汉族，初中文化，公安县筑家地产公司员工，住湖北省公安县。因涉嫌犯虚假诉讼罪，于2019年6月12日被公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公安县看守所。辩护人粟庭元，湖北国亚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犯虚假诉讼罪一案，于2020年10月23日作出（2020）鄂1022刑初10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许文成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及各自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荆州市名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仕公司）在经营期间，于2014年7月6日向被告人袁艳借款300万元，向蔡某借款200万元，向沈某借款128万元，上述借款均约定了借款期限及利率。同年11月9日，经计算，名仕公司要支付被告人袁艳名下300万元，沈某名下128万元的利息共约70万元，因公司当时无钱支付利息，被告人袁艳要求名仕公司将70万元利息款作为新借款，向刘某（被告人袁艳找来的名义债权人）出具70万元的借条，同年12月9日，经计算，名仕公司要支付蔡某名下20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6万元，名仕公司又向蔡某出具了20.16万元的借条。同年12月9日，名仕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公司从即日起，除必要的水电费外，停止一切开支，前期借款停止付息，这其中就包括向被告人袁艳和沈某、蔡某、刘某的借款共计718.16万元。2015年3月，名仕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某1因涉嫌职务侵占被羁押后，被告人许先茂和郭某1商量，将名仕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许先茂。由于名仕公司经营陷入困境，为了应对债权人讨债，名仕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变卖部分公司房产用来清偿债务，2015年7月24日，公安县利达公司法人周启发与名仕公司签订《购房合同》，以2200万元价格购买了名仕公司位于原种场6号路东侧9间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并约定由利达公司代为支付名仕公司所欠14笔债务共计2118.16万元，余额61.84万元打入名仕公司指定账户。为了得到高额利息并在形式上将高额利息合法化，被告人许先茂与被告人袁艳密谋，于2015年8月2日以名仕公司的名义结算被告人袁艳和刘某、蔡某、沈某四人利息共计2064760元并出具了欠条。为了掩饰自己的意图，2015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许先茂、袁艳喊来郭某1和周某1，四人在办公室商议，为了保全各自利益和公司优质资产，各自找一个信得过的虚拟债权人，由名仕公司向虚拟债权人出具虚假借条，当其他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名仕公司时，就要求虚拟债权人也向法院起诉，申请法院查封或者冻结公司资产来保全各自利益。达成一致意见后，为了使借款看起来真实，同时也为诉讼提供证据，2015年9月13日，被告人许先茂、袁艳在农业银行内，由被告人袁艳操作，完成了被告人胡启英向名仕公司出借200万元的银行流水（即从被告人许先茂账户转账200万元至袁某1转账200万元至被告人胡启英转账200万元至被告人袁艳），9月14日，被告人袁艳将200万元分四笔取现后（分别对应被告人袁艳和沈某、蔡某、刘某四人的利息），又一分不少存入被告人许先茂之子许某1账户内，被告人胡启英对自己银行卡被被告人袁艳用来走流水之事并不知情。因周某1提出自己在名仕公司投资了200万元，现在公司资产增值了，至少要打350万元的借条，而自己没有资金来完成银行流水，被告人许先茂表示银行流水由他和被告人袁艳来完成，2015年9月17日，被告人许先茂、袁艳和郭某1、周某1在农业银行内，周某1叫来了其侄子周某2，周某2提供银行卡，由被告人袁艳操作，完成了周某向某2蓉出借350万元的银行流水。走完银行流水后，周某向某2军打了一张借款350万元的借条，由被告人许先茂和郭某1在借条上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并由郭某1加盖名仕公司公章后，借条由周某1保存。同时，由郭某1打了一张向被告人胡启英借款200万元的借条，被告人许先茂和郭某1在借条上签字，由郭某1加盖名仕公司公章，借条由被告人袁艳保存。田某1被释放后，周某1将上述350万元虚假借款的借条交给了田某1。2015年9月23日，被告人袁艳伪造了以陈某1名下位于荆江河路161号原肉食公司仓库作为担保的财产保全担保证据，同年10月19日，被告人袁艳指使被告人胡启英以名仕公司向其出具的200万元的借条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同年11月16日向公安县人民法院起诉名仕公司，要求名仕公司偿还被告人胡启英借款本金200万元及支付约定利息至清偿之日，公安县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30日受理该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许先茂和被告人袁艳、胡启英串通，达成调解协议，申请公安县人民法院确认，公安县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3日作出（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191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名仕公司于2015年12月20日前偿还原告胡启英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并从借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息2%支付利息。被告人胡启英没有向名仕公司出借200万元，而被告人袁艳指使被告人胡启英以虚假的借条向人民法院起诉，骗取人民法院作出调解书，并以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为依据向公安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导致名仕公司位于原种场6号路的8间房屋被公安县人民法院查封并两次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拍卖，两次流拍后，2019年5月10日，公安县人民法院依据申请执行人胡启英的申请，继续对名仕公司位于原种场6号路的8间房屋进行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田某1向公安县人民法院申请民事抗诉，在县、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调查期间，被告人袁艳多次和被告人许先茂、胡启英堵口串供，伪造证据，对抗侦查机关调查，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的行为严重妨害司法秩序和侵害了他人的合法利益。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物证侦查人员从被告人胡启英卧室抽屉中搜查出来的被告人袁艳交给胡启英的书面材料；二、书证1.胡启英向公安县人民法院起诉名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债务纠纷一案的民事诉讼卷宗资料复印件，证实民事诉讼的经过、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当时的陈述内容；2.许先茂、郭某1向某1英出具的200万元借条复印件，其内容为“借条，荆州市名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某1英借款200万元，定于2015年9月18日还，若逾期不还则用名仕报废中心九间二层的门面由南至北第1、2间门面抵给胡启英，并按月利率2%计息至产权证和土地证过户到胡启英名下为止，过户一切税费名仕公司承担。此款请胡启英直接转给袁艳，借款人：荆州市名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许先茂、郭某1、2015年9.13”；3.许先茂、郭某1、周某向某2军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其内容为“今借到周某2身份证号三百五十万元整，以本人郭某1在名仕汽车4S城所占20%股份作抵押，借款期限为10天，特立此据。借款人周某1、荆州市名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同意借款许先茂、郭某12015年9月17日”；4.胡启英账户内200万元资金的来源、去向及资金回流后进入许先茂儿子许某1账户内的银行转账明细，侦查人员绘制的资金走向图、银行账户资金流水表，可以反映出200万元资金来源为：许先茂账户的2201600元系利达公司财务人员蒋芙蓉账户汇入，2015年9月8日（利达公司出资2200万元收购名仕公司部分资产，代为名仕公司清偿部分债务本金及利息）；2015年9月13日许先茂账户转账200万元进入袁某1账户，再由袁某1账户将200万元转账到胡启英账户，胡启英账户将200万元转账到袁艳账户，袁艳于9月14日分四笔将200万元取出，然后存入许先茂儿子许某1账户；5.关于向某2军借款350万元资金的来源、去向及资金回流的整个银行转账交易明细，资金走向图可以证实所谓周某2借给周某1的350万元也是来源于许先茂和许某1账户，通过在多个银行账户完成走流水程序后，又返回；6.名仕公司内部的相关资料复印件（股东会议纪要等）；（1）名仕公司股东会决议（2015年5月20日），参加会议股东许先茂、郭某1，记录人袁艳，主要内容为解除田某1股东资格，依据是田某1没有缴纳足额股本金；（2）名仕公司清算组工作会议记录（2015年7月10日），参加人许先茂、郭某1、朱某，记录人高某，主要内容为制定清偿方案，决议1.本息计算由郭某1负责，利息计算方式有两种方案，一是计算至2015年3月底（田被羁押），二是计算至7月底（公告期到期），2.价格标注由许牵头，许、郭共同完成，3.建设局事项许、郭共同负责完成；（3）名仕公司股东会决议（2015年7月23日），参加人许先茂、郭某1，列席人员朱某，记录人高某，决议内容分两步清偿债务，以1号楼沿6号公路部分抵偿刘某等2200万元债务，以2、3号楼作价或寻找协助人抵偿其余债务，剩下残值部分处理股权问题；（4）授权委托书（2015年8月14日），内容为田某1委托女儿田某2作为自己的代理人；（5）名仕公司股东会议决议（2015年9月5日）参加人许先茂、郭某1、田某2，记录人高某，列席人员卢某、周某1，决议内容1.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许先茂继续担任法人，2.郭某1继续任监事，保管公章，3.田某2保管公司执照；（6）名仕公司股东会议决议（2015年9月6日）参加人许先茂、郭某1、田某2，记录人高某，列席人员卢某、周某1，决议内容1.债务真实性审查由股东会负责，数额审查由清算组成员朱某负责，2.杨继文、万赢、王平安、郭建平的债务在与周启发购房事宜处理后按顺序优先处理，3.郭某1涉及彭元洪70万元债务以现金方式偿还，4.押金、零星欠款力争以现金方式偿还，5.田某1经手债务按顺序安排偿还，6所有股东、实际出资人、工作人员即日起积极联系房屋租售事宜，如为处理公司资产等事务做出贡献，股东会另行讨论给予适当奖励；7.委托支付函（2015年9月13日），兹有我公司所欠蔡某利息645020元、袁艳888000元、沈某368640元、刘某163100元共计二百零六万四千七百六十元整，该款由胡启英直接汇入袁艳账户200万元，另由名仕支付现金64760元，现授权委托袁艳代为支付给以上债权人（许先茂签名），委托单位荆州市名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8.胡启英与袁艳微信聊天内容截图；9.袁艳写好后交给胡启英让其记住的关于借款、诉讼经过的内容；10.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的身份信息；11.证人周某12019年2月20日写的《证明》材料一份，证实200万元借条和350万元借条的来历及原因，2015年9月间，时任公司法人许先茂找我和郭某1座谈，商讨公司清偿债务事宜，谈到某些债主已诉至法院恶意冻结公司全部房产，造成公司几千万元的财产闲置，为防止局面失控，确保股东利益不受损失，许先茂、袁艳（许旗下股东）二人怂恿我和郭某1同意以虚列借据的形式保全各自名下股份和公司借款，我与郭某1借资加股本金共350万元，许先茂和袁艳授意我找到一个可信的“债主”，我找到我侄子周某2，袁艳找来胡启英（当时我并不知道找的是她），于2015年9月17日当天，许先茂和袁艳共同出资在中国农业银行公安县支行营业厅完成了胡启英、周某2所谓“借款”的转账程序，获取了打款凭据，郭某1和我在银行配合他们完成以上程序并在借据上加盖公章。不久，公司原法人田某1无罪释放，重新执掌公司，郭某1和我遂放弃此项保全计划。但始料未及的是，许先茂、袁艳以此虚列借据堂而皇之到法院申请诉讼保全并要我公司偿还此一虚假借款，岂不滑稽？原来，从始到终，这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目的是为了把他们200万的高利贷利息以公司借据的形式转换为公司“合法”借款。12.证人郭某12016年6月16日提供的《证明》材料一份，证实名仕公司与胡启英关于200万元的借条是虚假的，2015年，我公司法人田某1因涉嫌职务侵占被限制人身自由，尔后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法人为许先茂，许在任职期间因部分债权人找许先茂讨账无果，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对公司的财产进行了保全查封。当时，许先茂与我商量，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去了农业银行，许先茂、袁艳和我商量，要我向某1英打了一张借据（我根本不认识也没有见过胡启英），当时有周某1、许先茂、袁艳和我在场，将此张借据给了袁艳（此张借据是我亲自写的，许先茂签字，我盖的公章），当场交给了袁艳，袁艳凭这张借据向法院申请了诉讼保全。公安县人民法院也下达了（2015）鄂公安民保字第00100号民事裁定书，并查封了公司的部分房产，2016年3月，名仕公司与胡启英的代理人袁艳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法院也予以确认，名仕公司根本不欠胡启英的钱，也不认识胡启英，他们是以虚构事实进行诉讼来达到自己非正当目的；13.公安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9鄂10**刑初198号）一份，证实许先茂因犯非法经营罪于2020年1月19日被公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14.公安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鄂10**执196号之三、之四）原件二份，证实申请人胡启英向公安县人民法院申请查封名仕公司8间房屋的执行情况；15.鉴定聘请书及荆州市嘉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报告书》一份，证实公安县公安局在侦查期间委托荆州市嘉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的位于荆江河路161号肉食公司仓库价值进行评估，经过评估，2015年8月15日荆江河路161号肉食公司仓库价值75.62万元；16.侦查机关调取的公安县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卷宗材料中以陈某1名义为胡启英申请查封名仕公司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房产证、身份证复印件，根据证人陈某1的证言，该书证系袁艳、胡启英伪造的；17.名仕公司清算组《应付往来明细》表一份，里面含有刘某70万元借款可付利息9.4733万元、袁某2300万元借款可付利息50.4万元、蔡某200万元借款可付利息33.6万元，20.16万元借款可付利息2.7283万元、沈某128万元借款可付利息22.6986万元，全部是依据月利率2%计算；三、证人证言1.证人田某1的证言，我在当公司法人期间，经过向袁艳借款300万元、蔡某200万元、沈某128万元、共计628万元，当时这628万元一共计算了利息70万元，袁艳喊刘某办的手续，把这70万元变成刘某名下的借款。到了2014年12月9日，因为公司资金紧张，没有钱运转，当时召开了股东会议，决定停止一切开支，确实需要开支的，股东三人同意后方可列支。公司总共借款有2000多万元（包括上述的698万元），这些借款公司都是要付利息的，因为到了2014年12月9日，公司实在无法背负高额利息，才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停止支付所有借款的利息。袁艳和许先茂不想停止付息，因此他们想了一个歪点子，说公司借了胡启英200万元来支付了利息，公司要给胡启英还钱，没有钱还，就用公司的资产来进行抵押，这样将200多万元的利息钱套取到手。公司借袁艳的钱要算利息，是可以商量的，但是不会按照每月3%或者3.5%计息；2.证人田某2的证言，我父亲叫田某1，2015年时名仕公司只有三个股东，分别是田某1、许先茂、郭某1，我父亲是法人。2015年3月10日至10月13日期间，我父亲田某1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拘留、逮捕羁押了一段时间，这时法人变更为许先茂，公司事务也由许先茂和郭某1具体管理，我代表我父亲参加股东会，父亲给了我授权委托书。2015年9月5日第16号股东会决议，我参加了，股东会决议明确规定，公司重大事项要经过股东会讨论，所有股东都要签字，9月8日第17号股东会决议我也参加了，但后来9月13日公司向某1英借款200万元，肯定是属于公司重大事项，而我确不知情，也没有通知我，借条上没有我的签字。而且给刘某、蔡某、沈某、袁艳等四人结算2064760元利息的结算依据我也是没有看见过，这应该是一个虚假的结算，上面只有许先茂一个人的签字，也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3.证人卢某的证言，名仕公司是2013年成立的，我是成立时的股东，后来将股份转让给田某1，到了2014年，股东变成了田某1、许先茂、郭某1三人，田某1为法人代表。我退出公司后，他们召开股东会议，请我去担任总经理助理，负责跑公司外围业务和各种手续。2015年田某1被许先茂、郭某1告状，被羁押了，田某1被羁押期间，他委托我和他女儿田某2为代理人，所以召开股东会议的时候，田某2作为股东参加，我列席股东会议。实际上，田某1被关起来后，许先茂使了些手段，将法人变更成他自己，郭某1后面的隐名股东是周某1，许先茂后面的隐名股东是袁某2，由袁艳代表袁某2。2015年7月24日，股东会议决定，将名仕公司部分资产作价2200万元卖给周启发的公司，将220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的借款，还剩下部分钱。后来法院来查封公司资产，我们才知道公司借胡启英200万元借款的事情，但是没有通过股东会议决定，我和田某2都不知情，这应该是许先茂搞的鬼；4.证人郭某1的证言，我从2013年7月至2018年1月在名仕公司工作，是公司股东、监事，占有20%股份（隐名股东实际是周某1）。2015年，公司法人田某1被关押后，我们为了防止公司优质资产被债权人起诉后查封，于是许先茂和我商量，各找一个虚拟债主，通过打虚假借条，如果其他债主向法院起诉，我们也就要虚拟债主马上也向法院起诉，然后申请诉讼保全，保住公司优质资产。这样许先茂、我、袁艳、周某1在一起商量后，就以名仕公司的名义分别给胡启英打了200万元的借条，给周某1的侄子打了350万元的借条，并且都由袁艳经手到银行去走了流水，这两张借条是在9月17日周某2账户上流水走完成之后同一天打的，只不过胡启英的借条日期写的是9月13日（因为袁艳、许先茂说流水是13日走的），周某2的借条日期写的是17日当天的时间。没想到的是，后来袁艳指使胡启英竟然真的拿200万元的借条向法院起诉名仕公司，这肯定是许先茂和袁艳合伙搞的鬼，目的是想侵占公司资产。2014年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借了袁艳、许先茂628万元，在出具借条时，按照袁艳的意思，2014年7月6日公司给袁艳打了一张300万元借条，给蔡某打了一张200万元的借条，7月14日给沈某打了一张128万元的借条。到了11月9日，我、田某1、许先茂一起开了股东会，决定公司不再有费用开支，同时也跟袁艳把628万元利息算一下，当时就算了60大几万的利息，公司准备给袁艳打借条，袁艳说借条不要打在她名下，这样她喊来一个叫刘某的人，公司给刘某打了70万元的借条，但是借条是袁艳拿着的。这样公司共计欠袁艳和许先茂（他们是一起的，袁艳是许先茂名下的隐名股东）698万元。后来公司又给袁艳出具了一份欠蔡某、袁艳、沈某、刘某利息共计2064760元的欠条，还有一份委托支付函，实际上都是我和许先茂商量，为了保全公司资产而提前作的一些准备，实际上没有支付这笔利息，后来公司给周某1的侄子周某2出具了一张350万元的借条，也是作的同样的准备。没有想到的是，许先茂和袁艳另有阴谋，搞了个假借胡启英200万元来付利息的虚假借条，之后以胡启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想骗取公司的资产；5.证人周某1的证言，周某1的证言与郭某1的证言基本一致；6.证人周某2的证言，2015年9月的一天，我姨妈周某1给我打电话，让我拿着银行卡到法院旁的农业银行去，说是借用我的账户过一笔钱，走一下流水，当时是她名仕公司的一个女的在银行操作走流水，当时还有一个男的我认识叫许先茂，听他们讲走流水是为了打官司的，走完流水我就走了。今天我才知道有350万元的借条，我姨妈也没有给我说这个事；7.证人刘某的证言，刘某证实2014年的一天应袁艳的要求充当名仕公司名义债权人，名仕公司给我打了一张70万元的借条，我将借条给袁艳了，2018年6、7月份的时候，袁艳的哥哥袁某2要我办了一张银行卡交给他，我猜想应该与这70万元有关，今天民警给我看的两张领条，一张是收到70万元本金，一张是收到利息现金163100元，这两张领条上的签名都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收到这两笔钱；8.证人袁某1的证言，我妻子胡启英与名仕公司打过一场官司，是我姐袁艳找的我，让我给名仕公司借100多万，我要胡启英去办的手续，借款金额好像是120万元，具体要问胡启英，平时这笔钱是放在我农业银行卡上的，是我自己做生意的钱，关于许先茂，我认识，是做建筑商的，许先茂通过银行卡转账给我的钱是我哥哥袁某2的一个房子转让给许先茂，当时他们签了一个转让协议，转让费是多少记不清了；9.证人陈某1的证言，荆江河路161号的一栋房屋，产权证上虽然是我的名字，但我不是真的房主，是一个虚拟房主，个人房屋转让协议书上面的名字是我签的，当时是许先茂和袁艳拿来让我签的，当时上面有哪些人签字、日期等我都没有在意，听说他们签这个是准备用来打官司的，我还劝过他们不要这样搞，但他们不听我的，复印件上“我自愿为申请人胡启英查封被申请人荆州市名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签名陈某1，上面的话不是我写的，名字也不是我签的，我也不认识胡启英；10.证人袁某2的证言，2010年，我和许先茂等人合伙经营肉食公司旧城改造项目，我占股50%，许先茂占股37.5%，王**占12.5%，房产证办在陈某1名下，后来我将名下的50%产权转让给许先茂，是以220万元的价格转让的，许先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我转账200万元，因我当时不在公安，所以委托我弟弟袁某1办理，后来这笔200万元借给名仕公司了，说是只借用几天，结果到现在也没有还给我；11.证人许某1的证言，2013年我在荆州市农业银行网点办了一张银行卡，卡号62×××75，这张卡开始是我在使用，后来我父亲许先茂入股名仕公司后，他就把我的银行卡拿去用了，直到前不久才还给我，我父亲在使用我的卡期间，上面发生的一些转账都是我父亲的，卡一直是他在使用；四、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的供述及辩解。胡启英供述称，我没有向名仕公借款200万元，袁某1也没有和我商量过给名仕公司借款200万元的事情。开始我也不知道名仕公司给我打了200万元的借条，后来我姑姐袁艳才拿出这个200万元的借条，让我到法院去起诉，告名仕公司，之后她又告诉我怎么跟名仕公司达成协议，反正关于打官司的事情都是袁艳和许先茂在背后操纵的，我只是按照袁艳的要求去做。后来公安县检察院找我调查，荆州市检察院也找我调查，我怕的要死，每次都是袁艳给我做工作，让我不要怕，按照她告诉的去说，而且她还给我写了一些字条，让我读，让我背下来，按照她教我的话去说。因为她是我的姑姐，是我老公的姐姐，我也就听她的了。袁艳、许先茂他们完全是利用我，其实官司根本就不是我打的，而是他们操纵我打官司；五、被告人胡启英的辩护人提交的证据一册（复印件）。原审认为，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出于非法的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提起民事诉讼，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裁定或调解。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的行为符合虚假诉讼罪的特征。被告人袁艳、许先茂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胡启英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胡启英自愿认罪，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许先茂在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适用数罪并罚；本案经原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判决：被告人袁艳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许先茂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五千元。被告人胡启英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不服提出上诉。袁艳的上诉理由为：1.本案立案程序存在疑问，依据《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应当经省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2.不构成虚假诉讼罪，没有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胡启英借给名仕公司的200万元，是来源于袁某2的资金，实际用来还了应当予以支付的袁艳、蔡某、沈某、刘某的借款利息，该利息并非高额利息且合理合法。其辩护人提出了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许先茂的上诉理由为：原审认定构成虚假诉讼罪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借款资金不论来源于谁都还了合法利息，未给公司造成损失；民事诉讼案件未损害司法秩序，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辩护人提出了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胡启英的上诉理由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胡启英为名义出借人，没有共谋行为，没有侵害他人财产及进行虚假诉讼的主观故意；本案中的借贷关系是成立的，实际也是用来还了名仕公司所欠债务。其辩护人还提出了本案立案程序存在疑问，依据《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应当经省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的辩护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犯虚假诉讼罪的事实，有经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并经原审判决书中认证的各证据证实。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在审理本案期间有如下新证据：1.本院向原名仕公司记账会计朱某进行调查，核实了名仕公司一份记账凭证复印件，该记账凭证记录收到胡启英短期借款200万元，用于支付其他应付款2064760元。朱某证实记账凭证是其制作的，但其本人不负责审查帐目收入与支出的真实性，凭出纳袁艳的说明入账。2.胡启英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交了上述记账凭证的原件，以证明2064760元的利息已经真实支付。3.许先茂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交《房屋出租合同》四份，以证明许先茂与袁某2之间的仓库买卖真实存在，仓库已经交付许先茂使用管理。袁某2用许先茂支付给其的200万元仓库转让费借用胡启英的名义出借给名仕公司归还借款利息。上述三项新证据已经二审庭审举证质证。关于证据1，控辩双方均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关于证据2，记账凭证原件，与本院向记账会计朱某核实的一致，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实现证明目的；关于证据3，《房屋出租合同》因合同主体身份信息不全，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以及内容的真实性存疑，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袁艳以及胡启英的辩护人提出原审立案程序存疑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审查认为，本案属于虚假诉讼案件，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中规定的涉嫌经济犯罪案件应当遵照执行的立案审批程序，本案的立案符合法律规定，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及辩护人上诉提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审查认为，200万元资金属于空转资金，胡启英并未实际出借，该款也并没有实际用于归还借款利息。从资金流向上来看，200万元的银行流水是从被告人许先茂的账户出来，转至袁某1账户，再转至胡启英账户，再转至袁艳账户，到最后实际转回到了许先茂实际掌握的其子许某1的账户中。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钱从许先茂账户出来，是因为袁某2与许先茂之间存在仓库股份转让，许先茂转账给袁某1账户的200万元是许先茂给袁某2的股份转让资金，袁某2借给名仕公司的钱也是此笔资金，因其本人不在，所以委托胡启英作为名义出借人代为办理这一借款的上诉理由。经查，从证人陈某1的证言可以看出，陈某1作为仓库的代持房主虽在个人房屋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了，但是许先茂和袁艳拿来给其签的，其并不知道转让的实际情况，并且还听说他们签订这个材料是用来打官司用的。由此看出仓库买卖真实性存疑。同时被告人胡启英在供述中始终交代的是袁艳让其出面做的名义借款人，并不是袁某2让其做名义出借人将款出借给名仕公司的。故上诉人提出200万元资金来源于袁某2不能成立。从借款是否实际归还利息来看，原审时胡启英的辩护人提供了名仕公司出具的委托袁艳代为支付借款利息的函、袁艳领取2064760元利息的领条、农业银行4张现金取款业务回单，回单上分别有袁艳、沈某、刘某、蔡某的领取现金的签字，以证明名仕公司收到胡启英借款后实际归还了欠款利息。但侦查机关向刘某、蔡某调查核实是否实际收到该笔利息时，刘某证言证明银行回单上的字并非其本人签的，其作为名义借款人也没有领取该利息。蔡某的证言证明不记得借款及还款的具体情况，都是由公公许先茂代为处理。以上证据可以看出，200万元借款归还利息的形式要件看似很完备，但是名义债权人刘某等人实际并未领取到利息，200万元借款并没有实际归还借款利息。袁艳在归还利息借款时在金额较大且有零有整的情况下用取现的方式归还不符合生活习惯，结合证人陈某2、证人刘某、证人蔡某的证言以及被告人胡启英的供述，应认定被告人许先茂、袁艳存在为了完备形式要件伪造证据的行为。上诉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出于非法的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提起民事诉讼，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的调解。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的行为符合虚假诉讼罪的特征。故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艳、许先茂、胡启英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庞东彪审判员  潘 龙审判员  曹 磊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刘佳书记员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