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4民初7187号原告北京鑫利达盛福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梓庄乡皮村北巷**。法定代表人李亮，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曾繁华，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利慧，男。委托代理人江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肖敏，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亮，男。原告北京鑫利达盛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利达公司）与被告王利慧、第三人李亮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潘幼亭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鑫利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繁华，被告王利慧的委托代理人江挺、肖敏及第三人李亮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鑫利达公司起诉称：被告王利慧曾系原告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0年，被告与第三人等签订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在原告公司股份全部转让，办理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并相应变更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但被告未能全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并利用其掌控公司印章的职务之便及第三人的疏忽，在未与原告真实协商的情况下制作形成了标注日期为2011年7月2日的“协议书”，给原告及第三人设定了种种苛刻义务。原告认为，该“协议书”所载明内容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归于无效。现原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被告持有的标注日期为2011年7月2日的“协议书”无效。原告鑫利达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2日的本案诉争“协议书”复印件一份；2.落款日期为2010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无名协议一份（本案中简称“12.12无名协议”）；3.落款日期为2010年12月1日的鑫利达公司与武警学院签订的《农场院落场地租赁合同》一份；4.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本院受理的（2015）昌民（商）初字第8546号王利慧诉鑫利达公司及李亮合同纠纷案卷笔录；5.本院受理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简称武警学院）诉鑫利达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起诉状复印件一份；6.证人宋某、张某的出庭证言。被告王利慧答辩称：2010年12月1日，王利慧以鑫利达公司名义与武警学院签订了《农场院落场地租赁合同》。本案诉争的鑫利达公司、李亮与王利慧于2011年7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不是份孤立的协议，而是李亮、宋某及张某和被告关于上述合同项下租赁土地的经营权转让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武警学院签订的《农场院落场地租赁合同》，系被告经过多次磋商谈判，获得了武警学院位于昌平区的农场东区院落与场地的承租权，并以鑫利达公司的名义签订了上述合同，约定租赁土地租赁面积为55亩，租赁期限自2010年12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1日止。李亮、宋某及张某希望获得该租赁土地的经营权，通过多次协商，与王利慧达成了该租赁土地经营权转让的交易。双方确认的交易模式为：第一步，李亮、宋某及张某先以850万元受让王利慧及其妻张美茹持有的鑫利达公司股权，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亮，以便李亮等人能利用鑫利达公司的名义实施该土地的经营权；第二步，为平衡上述股权转让款偏低，代表李亮等人的鑫利达公司每年支付不低于300万元给王利慧，作为经营权转让对价的另一部分，李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另外，该租赁土地实际面积为85亩，李亮等人与王利慧最初确定的租赁土地经营权作价1500万元，850万元作为登记股权的转让款，另650万元作为王利慧的投资，保留王利慧20%的投资份额，但不登记为股权，后改变为代表宋某、张某及李亮的鑫利达公司每年向王利慧支付不低于300万元的方式作为经营权转让的第二部分对价。王利慧已经将经营权转让给了李亮等三人，该三人也实施了经营权多年，并享受了该经营权带给他们的丰厚收入，每年租金收入超过2600万元，但其仅支付了第一部分对价（即股权转让款）中的750万元，尚欠100万元，而经营权的第二部分对价（即每年不低于300万元），李亮等人及鑫利达公司至今未支付。作为整个经营权转让交易一部分的2011年7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各方自由意志的体现，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真实合法有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利慧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2日的鑫利达公司与武警学院签订的《农场院落场地租赁合同》一份；2.落款日期为2010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无名协议一份；3.登记日期为2010年12月23日的鑫利达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4.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2日的本案诉争“协议书”复印件一份；5.鑫利达公司、李亮向武警学院出具的《告知书》一份；6.标注日期为2011年9月15日的《工作会议纪要》一份；7.落款日期为2011年9月17日的《安全责任协议》一份；8.制作日期为2012年3月9日的《农场工作专题会谈纪要》一份；9.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28日的武警学院出具的《通知》一份；10.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6日的鑫利达公司《停电经过说明》和2013年1月3日的《告知》各一份；11.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26日的《委托书》一份；12.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13日的《说明》及鑫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各一份；第三人李亮述称，没有听说过被告曾给我们投资，只是给我们一块地我们建设，具体是宋某跟被告谈的，被告没有进行投资。被告扣留我的身份证超过一个月未还，鑫利达公司的公章和营业执照都在被告那里，严重影响我们公司的正常经营，到现在都没还，后来我们到工商办理的挂失补办手续。被告所述的内容不存在，听宋某说给被告800万元，没听说每年给300万元的事。同意确认合同无效。第三人李亮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鑫利达公司系2005年8月19日经工商登记部门许可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原始股东为王利慧（出资40万元，持股80%）和张美茹（出资10万元，持股20%），法定代表人为王利慧。2010年12月1日，王利慧代表鑫利达公司（合同乙方）与武警学院（合同甲方）签订《农场院落场地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武警学院所属农场内面积约55亩的东区院落及场地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为20年（自2010年12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1日止），期满后可续租；租赁用途为依法从事经营活动，但不得租给住户居住；租金标准为每年80万元，每三年递增一次，递增额为上一年租金的百分之三。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权利和义务事项。2010年12月12日，时任鑫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王利慧与第三人李亮、案外人宋某、张某共同签订以鑫利达公司股权转让为主要内容的无名协议一份（即“12.12无名协议”）。约定从2010年12月23日鑫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利慧变更为李亮；2010年12月23日止之前的鑫利达公司债权债务由王利慧承担，此后所有的债权债务由李亮、宋某及张某三人负责。双方还约定，2010年12月13日，李亮负责打入王利慧账户400万元，同年12月23日李亮负责再次打入300万元，余款100万元等清理完租赁户之日起再打入王利慧账户；王利慧承担与学院及农场在合同范围内的沟通工作，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因原鑫利达公司的银行账户没有清理，应在2011年6月30日前把所有公章及文件交付李亮等等。同年12月23日，双方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鑫利达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等变更登记手续。依据工商登记资料记载，鑫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亮，王利慧将持有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李亮、张某和宋某，鑫利达公司原股东张美茹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宋某。股权变更后，鑫利达公司股东为李亮（出资12.5万元，持股25%）、张某（出资12.5万元，持股25%）和宋某（出资25万元，持股50%），注册资金不变。李亮等人为此支付了相应股权转让款，并以鑫利达公司名义接手该公司与武警学院所签订《农场院落场地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土地，开展租赁土地的房屋、库房等建设和招商经营活动。股权转让后，王利慧继续代表鑫利达公司负责与武警学院方面的沟通联络工作，并曾使用鑫利达公司银行账户。2015年5月20日，王利慧以鑫利达公司和李亮违反2011年7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即“7.2协议书”），未支付相应费用为由起诉至本院请求判令鑫利达公司向其支付2011年至2014年参与共同经营应得款900万元，并要求李亮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该案在审理过程中，鑫利达公司及李亮均否认《协议书》的真实性，并提出了对协议落款中鑫利达公司印章和协议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该案中法院据此依法选定鉴定机构并委托鉴定。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向法院回函称经初检后认为检验材料上协议条款与印章无交叉点，不满足鉴定条件故予以终止鉴定。该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李亮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该案诉争协议书系伪造涉嫌刑事犯罪，对此公安机关经审查后未予正式立案。本案进入诉讼后，该案现已中止审理。另查，2015年3月，鑫利达公司以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等遗失为由，在报刊上刊登了遗失声明，并补办了营业执照正副本，刻制了公司全套印章。再查，2015年7月6日，武警学院以鑫利达公司违反租赁合同约定擅自将租赁场地转租，从事违法建设等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租赁合同解除，并腾退场地院落，现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于诉争《协议书》的内容真实性及合法性产生争议。该份协议记载：立协议人为鑫利达公司（甲方）、王利慧（乙方），一、甲方确认乙方在武警学院农场内投资650万元用于建造库房（面积25438平方米）及四层楼房七栋（共计房屋787间），甲乙双方对上述建筑物共同经营、共同管理。二、乙方同时继续负责与武警学院及农场在合同范围内的协调沟通工作。三、甲方于每年7月1日之前支付乙方不低于人民币叁佰万元。四、甲方法定代表人李亮对乙方每年应得叁佰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原告方主张该份协议从内容到格式均不符合交易习惯，系被告利用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亮文化知识缺乏的弱点以欺骗手段骗取签字形成，并利用了自己保管公章的便利在协议上加盖了印章。被告则认为该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确认该协议第一条所记载的乙方650万元投资实际系其土地经营权转让款第二部分的作价。庭审过程中，原告方证人宋某、张某出庭陈述对于本案诉争的2011年7月2日的本案诉争“协议书”内容及形成过程表示不知情。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7.2协议书”、“12.12无名协议”、《农场院落场地租赁合同》、武警学院的民事起诉状、本院受理的（2015）昌民（商）初字第8546号王利慧诉鑫利达公司及李亮合同纠纷案卷笔录、证人宋某、张某的出庭证言；被告提供的“7.2协议书”、“12.12无名协议”、《农场院落场地租赁合同》、鑫利达公司营业执照、告知书、工作会议纪要、安全责任协议、农场工作专题会谈纪要、委托书，鑫利达公司补办证照说明，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其中，诚实信用是民事行为的基本原则，等价有偿是公平原则在市场交易中的贯彻体现。所谓等价有偿，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转移财产的交易活动中要实行等价交换，取得一项权利应当向对方履行相应的义务，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方的财产，侵害他人的利益。本案中，各方诉争焦点为“7.2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其实质为以鑫利达公司股权转让及衍生的公司经营利益为主要内容的新、老股东和经营者的利益分配问题。关于“7.2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各方均提出了相应的主张。代表李亮等新股东利益的鑫利达公司认为，“7.2协议书”系虚构，系王利慧利用占用公章的便利以欺骗手段制作形成，鑫利达公司新老股东之间不存在1500万元股权转让和经营权转让的约定，不存在王利慧方面有650万元的实际投资或经营权投资作价，鑫利达公司不可能作出向王利慧每年支付300万元费用的承诺约定；被告方王利慧则主张“7.2协议书”的约定内容来源于李亮等人所受让的鑫利达公司承租武警学院土地经营权的衍生。实际土地经营权作价为1500万元，其中850万元为登记的股权转让款，另650万元则作为王利慧的投资，公司保留王利慧20%的投资份额，但不登记为股权。后进一步改变为鑫利达公司每年向其支付不低于300万元费用作为经营权转让的第二部分对价。第三人李亮则认可鑫利达公司的主张。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在本案及相关案件审理过程中依照诉讼规则分别进行了各方举证、质证、委托司法鉴定、询问等方式进行了法庭调查，穷尽了相关事实调查手段，据此并综合已经查明的案情事实和证据规则进行案件争议焦点的如下推理和认定：一、王利慧一方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土地经营权转让及1500交易价格约定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庭审中，王利慧方面多次主张并确认，其与李亮、宋某及张某三人之间发生股权转让，实际系对于鑫利达公司所承租武警学院土地所享有的土地经营权的转让，该经营权作价1500万元，分两部分体现，其中850万元为登记的股权转让款，另650万元则作为王利慧的投资，公司保留王利慧20%的投资份额，但不登记为股权。对此，鑫利达公司及李亮均不认可该说法。而王利慧并未就此进一步举证证明。同时，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王利慧与李亮等三人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以鑫利达公司股权转让为核心内容的无名协议中明确约定了鑫利达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850万元，并未提及存在1500万元土地经营权或股权转让对价。依据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记载，该无名协议并非王利慧所主张的工商登记股权转让协议，850万元也并非登记的股权转让款。对此，王利慧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进而，依据法律规定，鑫利达公司与武警学院所签订的《农场院落场地租赁合同》项下的土地租赁权依法应归于鑫利达公司所有，鑫利达公司内部发生股东变动，不影响鑫利达公司本身所享有的合同权利。据此，王利慧所主张的其与李亮等人之间存在土地经营权转让及1500万元交易价格约定的一说缺乏证据支持，且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不予采信。二、王利慧一方关于其享有650万元土地经营权作价的鑫利达公司20%隐名股权并进而改变为鑫利达公司每年支付不低于300万元费用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依据本院上述认定，就鑫利达公司股权和经营资产转让问题，王利慧与李亮、张某等三人已在2010年12月12日的无名协议中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规范了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该协议应当为双方此项交易的规范性文件。王利慧对于其所提出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存在1500万元交易价格及相关约定事项的事实主张在双方的“12.12无名协议”中并未体现，王利慧也未能举证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而对于其所提出的享有650万元土地经营权作价的鑫利达公司20%隐名股权，也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隐名股东的权益和份额。进而言之，其对于相应股权收益改变为“7.2协议书”所记载的每年300万元收益，王利慧并未举证双方之间存在该项约定。而且“7.2协议书”记载的内容为确认王利慧在场地内的实际建筑物投资款。该记载事项显然与王利慧在庭审中所主张土地经营权转让第二部分650万元作价一说明显不符。据此，本院对王利慧的该节事实主张不予采信。三、王利慧一方所主张的协议记载的鑫利达公司每年向其支付不低于300万元费用来源于其享有650万元土地经营权作价的鑫利达公司20%隐名股权，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且相关记载内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在王利慧所主张的土地经营权转让交易中，交易相对方应为李亮等三人而非鑫利达公司。鑫利达公司已然在与武警学院签订的《农场院落场地租赁合同》中享有了土地经营权，并以支付土地租金的方式支付了对价，故而无论王利慧与李亮等双方对于土地经营权交易如何约定，鑫利达公司不应成为王利慧所主张的土地经营权交易的相对方而承担向王利慧支付价款的责任。其次，鑫利达公司作为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进行经营收益分配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先行提取公积金，然后由董事会制定、股东会决定利润分配方案。王利慧主张其享有鑫利达公司20%隐名股东身份，然而依据“7.2协议书”记载的内容，其可以在鑫利达公司当年经营收益状况尚不确定和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每年单独优先、固定的取得鑫利达公司财产，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财务制度，将严重侵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此举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记载内容也应当归于无效。四、结合当事人庭审举证事实和心证角度，本案诉争的“7.2协议书”内容真实性及形成过程合法性存在较大疑问。在民事诉讼中，针对案件事实的真伪争议判断，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结合庭审查明的如下事实:第一、2010年12月12日王利慧与李亮、张某等人签订“12.12无名协议”时，明确约定王利慧承担与学院及农场在合同范围内的沟通工作，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还约定因原鑫利达公司的银行账户还没有清理，应在2011年6月30日前把所有公章及文件交付李亮。同时，王利慧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仍然参与了鑫利达公司的部分经营活动。基于其曾经担任鑫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在股权转让后的一个时期内继续掌握鑫利达公司印章资料，并参与公司经营活动的事实，其显然有较多的便利条件接触、使用鑫利达公司印章和鑫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亮签名文件；第二、诉讼过程中王利慧对于诉争“7.2协议书”中所记载的300万元费用的获取依据，曾分别表述为与武警学院方面沟通协调的劳动报酬、土地经营权第二部分650万元转化等不同陈述，而该协议书条款记载内容为确认王利慧存在650万元的土地实际投资。显然，王利慧所主张的费用获取依据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也与协议书记载的内容不符，王利慧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故此不能认定王利慧获取合同利益的同时支付了相应对价；第三、“7.2协议书”的形式和内容不符合常理和商业交易习惯做法。该协议书落款处甲方鑫利达公司有法定代表人李亮签名，而印章却未能加盖在签名上。依据协议内容记载法定代表人李亮对鑫利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然而协议书中记载的立协议人和落款处仅标注了鑫利达公司和王利慧两方，无李亮作为担保人的签名处。同时，在王利慧与李亮等人已就鑫利达公司股权及相应公司资产转让达成无名协议的情况下，王利慧所主张的“7.2协议书”内容显然与双方“12.12无名协议”约定的内容无法吻合，此举显然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鉴于上述事实的存在，王利慧对于“7.2协议书”的形成过程的合法性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真实性承担较高程度的举证责任，其在诉讼过程中的相关简单说明和薄弱举证无法排除本院对于“7.2协议书”内容真实性及形成过程合法性的高度合理怀疑。综合上述，本院认为，契约行为是双方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真实、一致，而以发生债权债务为内容而成立的法律行为。本案当事人诉争的“7.2协议书”记载的鑫利达公司应每年向王利慧支付费用等内容所依据的事实和相应理由均不能合法成立，而围绕“7.2协议书”的内容真实性及形成过程合法性问题的否定性证据和心证推理已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和认定标准，进而推导出如下结论：即不能确认该协议所记载事项系当事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该协议为合法真实有效的契约。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甲方为北京鑫利达盛福商贸有限公司、乙方为王利慧，标注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2日的《协议书》无效。案件受理费一万五千四百元，由被告王利慧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潘幼亭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