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黑01**民初120号原告刘玉春，公民身份号码XXX，住哈尔滨市松北区。原告刘俭伟，公民身份号码XXX，住哈尔滨市松北区。二原告委托代理人郎秀凤，黑龙江友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国和，公民身份号码XXX，住哈尔滨市松北区。委托代理人宋立海，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刘玉春、刘俭伟与被告李国和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玉春、刘俭伟及二原告之委托代理人郎秀凤、被告李国和之委托代理人宋立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玉春、刘俭伟诉称，二原告系父子关系。2010年11月20日，二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约定二原告租种被告的土地，租种期限为三年（2010年-2013年秋），租金为150,000元，并约定在租种期间如遇政府征地，地上物的补偿款归原告所有，土地的补偿款归被告所有。协议第5条明确约定：国家政府征用土地，地上物补偿金归原告所有，补偿金与原告无关，且被告协助办理手续，办理完毕，将补偿金转到原告帐户。该协议由原告刘玉春拟定。协议签订后，原告支付给被告租金150,000元。在租种期间，原告在租种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种植植物及建造大棚等。2011年10月，哈尔滨水务投资公司征收了原告租种的土地，从2012年起分多次对原告租种的土地地上物给予补偿，其中地上物的补偿款共计3,227,314元。该金额系二原告根据松北区松北镇新镇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镇村委会）的征地补偿款明细计算的。被征收有地上附着物的土地一共有三块，三块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均系二原告所做。三块土地分别如下：1、面积2,812.61平方米的荒沟一块，该块荒沟并无土地承包合同，但被告在此经营多年，该块土地何时被征收二原告不清楚，但被征收后发放地上附着物补偿款337,440元；2、第二块是新镇村委会发包给被告的承包地，被告与新镇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显示承包地面积为3.9亩，但实际测量面积为5,245.11平方米，因为在新镇村征地补偿费发放明细中显示的被征收面积为7,245.11平方米，其中有2,000平方米土地系李某甲、王某甲、李国和、张某某、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李某戊、王某乙、李某己10人的园田地。该块土地2012年6月12日发放地上附着物补偿款217,353元，2014年又补发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39,897元，青苗补偿款76074元；3、国堤面积11,108平方米，被告与松北区松北镇提防站签订了承包合同。该块土地何时征收二原告亦不清楚，该地块上钢架获得补偿款555,400元、百合获补偿款1,977,224元，合计2,532,624元。前述三块土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累计为3,227,314元，扣除被告已给付二原告的350,000元，差额部分2,877,314元，即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该地上物的补偿款应归二原告所有。故二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履行双方签订的协议，将地上物的补偿款2,877,314元返还二原告。被告李国和辩称，其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本次诉讼请求2,877,314元，并无该请求形成的明细，应视为诉讼请求不明。二原告与被告确实签订了协议书，但协议书签订后，二原告并未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经营和建设。协议签订后被告完全履行了协议义务，在土地被征收时也按协议约定在2012年6月22日给付原告150,000元，2015年7月10日给付原告200,000元，均由原告刘玉春签收。从收条看，原告已经收到了全部款项，双方再无争议。原告此次诉讼的依据是被告总计获得了300余万元补偿款，但被告获得补偿款与二原告无关。按双方协议约定，二原告租用被告的两块土地，分别为荒沟面积2,812平方米和承包地面积3.9亩，该两块土地被征收时，征收单位和补偿单位的补偿明细中约定了各项补偿的具体标准，被告按照该标准与原告协商后已分两次给付二原告，并不拖欠。按照松北区松北镇新镇村委会的台账及补偿明细可以看出，被告家庭承包土地面积总计为7,245.11平方米，该面积折合为10多亩土地，并非被告家庭承包合同中所承包的3.9亩土地，且在该明细下方已标注补偿款涉及的土地及建筑物总计包括10口人，被告仅是10口人中的1人。原告没有认真审查明细，笼统的将7,250.11平方米的全部补偿款作为诉讼请求，属恶意诉讼。关于荒地，被告在2000年7月28日与发包人松北区（原道外区）松北堤防站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当时约定土地面积为15亩，被告租给二原告的荒地并非该15亩，而是指荒地承包合同以外的一个荒沟，该荒沟与15亩荒地相邻，多年来一直由被告经营，该荒沟的面积在被征收时经相关部门测量，面积为2,812.61平方米，且标注土地性质为国有，该土地并未获得土地补偿费，仅获得了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原告此次诉讼将该15亩荒地与2,812.11平方米土地进行累积计算与事实不符。原告刘玉春、刘俭伟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举示了如下证据:1、2010年11月20日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该合同由原告刘玉春拟定），拟证明2010年11月20日，被告将其承包的所有土地承包给原告；合同约定二原告支付给被告承包费共计150,000元；约定出租期限自2010年到2013年秋；协议约定如遇国家政府征地，地上物补偿金归二原告所有，补偿金与被告无关，并由被告协助二原告办理相关手续，办结完毕，被告应将补偿款转到原告帐户。2、原告自中铁二十二局获取的日期为2011年11月14日的发生渠水系工程用地征收松北镇区段土地移交书、日期为2011年10月22日的《工程开工报审表》，拟证明2011年11月政府已经征收了涉案土地。3、2012年6月12日被告出具给新镇村委会的收据1份、日期为2012年6月12日的《松北镇新镇村征地补偿费发放明细》、被告与新镇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图纸1份；2014年11月17日被告出具给新镇村委会的收据1份、2014年11月17日被告与新镇村委会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1份、《松北区松北镇新镇村吴家店屯勘界图上未标注的地上物征收情况表》2份；2015年6月25日被告李国和出具给新镇村委会的收据1份、2015年6月25日李国和与新镇村委会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1份、日期为2015年6月25日的《补偿费发放明细表》1份，拟证明二原告承包的被告的土地，在原告承包期内被征收，地上物的补偿款共计3,227,314元。被告李国和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举示原告刘玉春分别于2012年6月22日出具的金额为150,000元的收条及2015年7月10日出具的金额为200,000元的收条各1份，拟证明原告已经收到了350,000元补偿款。其中2015年7月10日的收条中原告明确标注了双方无土地合同的土地面积为2,812平方米，与另外15亩土地无关。2012年6月22日金额为150,000元的收条恰恰说明原告认可3.9亩家庭承包地上大棚的补偿，对案外人的补偿与原告无关，原告当时并未主张。而7,245平方米土地当时被征收得款总计为100多万元，原告不会直接接受150,000元，也不会再等到2015年7月10日再收取第一块地的补偿款。对二原告举示的证据，被告李国和进行了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内容有异议，该证据证实协议中的地块一的租金为90,000元，该地块无合同，面积为2,812平方米，协议中的地块二是被告承包合同中标注的3.9亩土地，折合2,600平方米，租金为60,000元，因2,600平方米少于2,812平方米，故租金为60,000元，而非90,000元，若原告称地块二为7,245平方米，那么60,000元租金与地块一相比存在不对等性。该协议明确约定使用期限为三年，自2010年至2013年秋，土地被征收在2015年，已经超出双方约定的租期，该两个地块上的附着物补偿与原告无关，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所有土地均租赁给二原告的主张,只能证明面积为2,812平方米和2,600平方米的地块是协议中指向的地块；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没有相应文件，无法直接证明该证据中的施工现场即为本案涉及地块范围，实际征地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应以被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时间为准。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明恰能证明合同中的地块一——面积为2,812平方米的地块是指无任何合同的土地，被告与堤防站签订的15亩土地的承包合同与原告无关。协议中的地块面积为2,600平方米，而非7,245.11平方米，双方争议土地应以土地租赁协议认定，而不能依二原告陈述认定，该二地块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被告均已领取，并错误的给付原告，因征地行为是2015年，已超过合同约定的三年期限，原告用该证据证实所有明细中指向的地块均系双方租赁协议中的地块不成立。对被告举示的证据，原告进行了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内容有异议，被告给付刘玉春款项时，原告并不知道政府的补偿款具体给付了多少。本院认证意见为：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因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亦无法证明该工程与涉案土地相关，且土地征收应以征收协议签订为依据，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3、因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可证明涉案土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金额，对此证明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举示的证据，因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可证明被告已给付原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350,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20日，二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由原告刘玉春拟定，具体内容如下：1、土地转让费90,000元。2、该棕（宗）土地无承包合同，转让后乙方负责到相关部门办理承包合同（转让后乙方办理不成承包合同，政府征地补偿金回归乙方所得，需要甲方提供身份证及相关证照甲方无偿提供）。3、甲方同意乙方在承包地栽种果树、大棚，乙方支付甲方补偿费60,000元。乙方在甲方承包地栽种果树、大棚时间为3年（2010年-2013年秋），如政府不予征地，乙方将果树转卖。4、付款方式：合计金额150,000元整。在2010年11月末之前支付十万，余款5万元2011年春节前支付。5、国家政府征用土地，地上物补偿金归乙方所有，补偿金与甲方无关，并且甲方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办结完毕，将补偿金转到乙方账户。6、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不得违约，一方违约承担另一方损失，签字后生效。该协议签订后，二原告履行了给付被告150,000元的合同义务。1995年12月30日，被告李国和作为农户代表与案外人新镇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新镇村委会发包的3.9亩土地。2012年6月12日，因李国和家庭承包地被征收，新镇村委会发放给李国和承包地及地上物补偿款合计1,104,879元。根据此次征地补偿费发放明细显示，此次被征地面积共计7,245.11平方米，其中合同地面积5245.11平方米，田地面积2,000平方米，该2,000平方米系被告李国和与案外人李某甲、王某甲、李国和、张某某、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李某戊、王某乙、李某己共10人的园田地。该7,245.11平方米土地发放地上物补偿款217,353元(30元/平方米×7,245.11平方米)，明细表中同时标明“等评估回来多退少补”。2014年11月17日，就前述被征收的7,245.11平方米土地，被告李国和又获补青苗补偿费76,074元（10.50元/平方米×7,245.11平方米）、钢架补偿款差额139,897元（50元/平方米×7,145平方米-2012年6月12日已发放的217,353元），至此，该7,245.11平方米共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合计433,324元。2015年6月25日，被告李国和与新镇村委会就被告与原道外区（现松北区）松北堤防站签订的15亩五荒地被征收一事，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另在征地补偿费明细中显示，此次被征收的土地共有2块，其中15号地块面积为2,812.61平方米，系国有土地，16号地面积为121,08.87平方米，两块土地面积共计14,921.48平方米。16号地块获得百合补偿款1,977,224元、钢架补偿款555,400元，合计2,532,624元。15号地块获得李子补偿款337,440元。关于15号地块系协议中约定被告出让给二原告的地块原、被告双方并无争议。以上三次被征收的土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均由被告李国和领取。李国和于2012年6月22日给付原告刘玉春地上附着物大棚款150,000元，于2015年7月16日就原国堤面积2,812平方米土地（即15号地块）的李子树补偿款给付原告刘玉春200,000元，合计35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三点：第一、二原告就被告出租的家庭承包地应得多少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第二、无合同的2,812.61平方米土地(2015年6月25日征收补偿明细中的15号地块)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由谁取得。第三、二原告是否有权取得2016年6月25日征地补偿明细中16号地块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告的家庭承包合同虽显示承包地面积为3.90亩（根据2014年11月17日李国和与新镇村委会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显示此3.90亩土地面积折合3,900平方米），但在2012年6月12日《松北镇新镇村征地补偿费发放明细》中显示此次李国和名下被征收土地面积为7,245.11平方米，其中有包含被告李国和其他9名案外人共10人合计2,000平方米的园田地（200平方米/人）。因该地块中有除李国和以外的案外9人合计1,800平方米的园田地，该1,800平方米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系案外人，其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亦因涉及案外人利益，本案不予处理。根据原、被告双方协议约定，李国和同意二原告在其承包地上栽种果树、大棚，二原告亦实际栽种了农作物、搭建了大棚，在此次诉讼中，被告李国和未举证证明自己在被征收的土地上曾搭建大棚、栽种青苗，因此此次被征地块面积中的5,445.11平方米（被征土地面积7,245.11平方米-案外9人园田地面积1,800平方米）的大棚、青苗应系二原告搭建、栽种，其补偿款应归二原告所有，该部分补偿款金额应为329,429.15元（大棚补偿款50元/平方米×5,445.11平方米+青苗10.5元/平方米×5,445.11平方米)，因被告已给付二原告150,000元，故尚应给付二原告差额部分179,429.15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协议约定，此15号地块被告已出让给二原告，该地块上的果树亦系二原告栽种，该地块所得李子树补偿款337,440元应由二原告取得。因被告已给付二原告该地块李子树补偿款200,000元，故被告尚应给付二原告差额部分137,440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关于16号地块是否属于双方协议书中约定被告出租给二原告的地块，在刘玉春作为拟定人的协议书上约定并不明确，且该地块即使在双方协议书约定租赁范围内，亦因实际被征收时间为2015年6月，超出双方协议书约定的租赁期间2010-2013年秋，二原告无权获得该地块的相应补偿款。综合以上三点，被告尚应给付二原告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共计316,869.1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国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玉春、刘俭伟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316,869.15元。二、驳回原告刘玉春、刘俭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19元（原告刘玉春、刘俭伟已预付），由原告刘玉春、刘俭伟负担23,766元，由被告李国和负担6,053元，被告李国和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保全费5,000元（二原告已预付）由二原告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良悦人民陪审员  陈 钊人民陪审员  廉景发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建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