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6行初42号 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龙楼村板伯村民小组。 代表人何有生，组长。 委托代理人梁炔，男，1971年12月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 委托代理人陆华，上思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思县思阳镇民政路5号。 法定代表人覃森，代县长。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上思县法制办干部。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中心区市政大厅。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龙楼村新村村民小组。 代表人庞雁华，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喜，上思县法律事务中心工作人员。 第三人上思县广南木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伙胜，经理。 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龙楼村板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板伯组”）不服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思县政府”）于2015年10月16日对其组织作出的《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保利山”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15]16号，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以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于2016年2月4日对其组织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于2016年3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板伯组的代表人何有生及委托代理人梁炔、陆华，被告上思县政府委托代理人何其贤、林日高，被告防城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韦昊良，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龙楼村新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新村组”）代表人庞雁华、委托代理人黄喜，第三人上思县广南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南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伙胜，证人何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5月5日，被告上思县政府受理原告那琴组和第三人新村组对山权权属纠纷的调处申请，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因调解未果，处理决定（上政裁[2015]16号）决定争议山权属新村组集体所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为：一、板伯组与新村组争议的土地有两块地(以下简称：争议地)，原告板伯组均称“板保利山”，其中一块地新村组称为“板保利坡地”，这块地的四至范围：“东从保利田垌边往东南沿田边上至叫板保利止；南从叫板保利往西上至新村组黄绍川蔗地边止；西从新村组黄绍川蔗地边往北横切至原石灰窑(新村组称庞绍祥户原鱼塘边)止；北从原石灰窑(新村组称庞绍祥户原鱼塘边)下至保利田垌边止。”，另一块地新村组称为“婆板保利坡地”，这块地的四至范围：“东从板保利(新村组称婆保利)往西南直下保利(琴保利)田垌边止；南面和西面以保利(琴保利)田垌边为界；北从保利(琴保利)田垌边往东南上至板保利(婆保利)止。二、争议地从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未确权归属。三、林业“三定”时期政府颁发给原告板伯组村民李月称户的《自留山使用权证》中山林地名及四至范围栏载有：“板保利边石灰窑：东至山顶，南与李伯称自留山相接，西至小路边，北至六何畚地边离二丈”，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地实际以及原告板伯组知情村民实地指认，该证载明的山林地名及四至界线不涉及争议地。1984年12月21日那琴乡人民政府关于板伯、那佐两屯山林纠纷一案的《裁决书》所作的裁决是：“两屯争执的绿杭山(又叫绿亡徐)，应归属板伯屯管理(即从顶坡香兴沿山脊过顶坡雷案、直至叫鞍马(土名)一带以山脊水流为界，南边的归板伯屯管理)。”，结合现场踏查实际以及知情人到实地指认，该裁决书所作的裁决山界也不涉及争议地。四、2OO3年，县人民政府给新村组村民庞绍祥、庞福东、庞福海等农户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有“婆保利女渠、保利女渠、保利、板保利”等畚地地名，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地范围实际，畚地地名涉及争议地，但四至界限无法能确定这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畚地完全包含争议地。五、争议地是新村组从1964年一直经营管理至2010年，期间无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原告板伯组自称1984年前对争议地经营管理过，但没有证据予以证实，1984年后没有经营管理事实。2010年上思县广南公司建临时厂房时板伯组对争议地提出异议，才产生争议。综上所述，争议地从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未确权归属。林业“三定”时期，县政府给板伯组村民李月称户核发的《自留山使用权证》载明的山林地名及四至范围不涉及争议地；1984年12月21日那琴乡人民政府关于板伯、那佐两屯山林纠纷一案的《裁决书》所作的裁决山界也不涉及争议地；板伯组对争议地没有经营管理事实，因此，板伯组主张争议地的权属，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县政府不予支持。新村组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地名及四至，虽然不能确定包含争议地，但该组从l964年以来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地，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新村组主张争议地权属，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县政府应予以支持。为支持上述事实，上思县政府提交了相关的证据、依据：1.调处申请书，证明原告向县政府提起调处申请；2.李月称《自留山审批表》，证明该表记载的四至不涉及争议山；3.李月称《自留山审批表》内页，证明内容同上；4.裁决书，证明1984年12月21日那琴乡政府作出板伯、那佐两屯山林纠纷裁决，该裁决书明确板伯组的山林不涉及争议山；5.庞绍祥、庞福东、庞福海等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页，证明第三人的这些证书四至界线无法确定完全包含争议地；6.2012年7月31日踏查笔录，证明办案人员组织双方现场踏查，且证明1964年以来新村组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山；7.2012年8月29日现场调查，证明经营事实；8.2012年8月29日现场调查，证明那佐组与板伯组争议的绿杭山不包含争议地；9.2012年8月29日现场调查，证明经营事实；10.2012年8月29日现场调查，证明经营事实和李月称户自留山不在争议地；11.2012年8月7日调查庞绍祥笔录，证明经营事实；12.2013年4月23日调查何有生笔录，证明争议中原告的申请依据；13.2013年4月23日调查何灿宜笔录，证明原告对争议山没有经营事实；14.2013年7月11日调解笔录，证明经过调解不成。 2015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2月4日，被告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上思县政府的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其认定事实与被告上思县政府认定一致，并认为：争议地从解放以来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未确权归属。林业“三定”时期，县政府给板伯组村民李月称户颁发的《自留山使用权证》载明的山林地名及四至范围不涉及争议地，板伯组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称本组村民李伯称的《自留山使用权证》包含全部争议地，但缺乏相关证据佐证；1984年12月21日，上思县那琴乡人民政府对板伯、那佐两屯山林纠纷一案所作《裁决书》裁决的山界不涉及争议地，板伯组对争议地没有经营管理事实，其主张争议地权属理由不充分，本机关不予以支持。板伯组提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因缺乏证据证明该组村民的《自留山使用权证》包含争议地，故不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的规定。新村组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地名及四至虽然不能确定包含争议地，但该组从1964年以来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地，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上思县政府据此确定争议地权属理由充分，予以支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5]16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为支持上述事实，上思县政府提交了相关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市政府申请复议；2.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市政府依法受理复议；3.调解笔录、签到表，证明市政府受理后，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经调解不成；4.复议决定，证明市政府依法作出复议。 原告诉称，一、两被告对争议地的事实认定不清。1.现争议的山名为“保利山”。于1984年“林业三定”时上思县政府已将该山划定确权给板伯村民为“自留山”，其中板伯屯村民李伯称一户的《自留山使用权证》记载的山名及四至界线为：保利山、边康庆。四至界线为：“东至保利山；南至新村田边上二丈止；西至新村田边上二丈止：北至公路边。”现争议地正处于李伯称的《自留山使用权证》的西面和北面中，李伯称的《自留山使用权证》已全部包含现争地。而该处理决书只认定：李月称的自留山没有包含争议山漏掉李伯称的自留山没有认定，造成认定事实不清。2.新村村民小组于60-70年代陆续从叫安乡双板村搬迁而来，组成现在的新村屯。经政府调节，周围的村屯只划拨给新村耕田而没有划给山地。为了保护其耕田只规定：田边上二丈。但在处理决定书中却认定庞绍祥、庞绍东一家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新村组既没有集体的《山界林权证书》哪能将该地发包给新村组的村民承包呢?退一步来说如果政府如此把他人的山地发包给新村组的村民也是错误的发包，应立即纠正。3.该处理决定的办案人员在踏现场中错误地把西部的石友窑(保利石灰窑)现已被铲平，移位到原南部的石灰窑。(边康庆石灰窑)现存的石灰窑，板伯屯村民的《自留山证》所标明的西至石灰窑，也就是至保利石灰窑。如今办案人员将南面边康庆石灰窑为保利石灰窑来认定。在踏查时板伯的村民明确地提出：所谓的石灰窑是指西面的保利石灰窑，但办案人员总是不采信。现在把边康庆的石灰窑定为保利石灰窑，造成所有的山界线路不闭合，形成错误的认定，造成认定事实不清的原因。二、两被告的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该处理决定适用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三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片面地强调使用投资的资料，却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在本案现争议的地方于1982年-l984年我县林业“三定”时已将现争议地确权给板伯屯的村民为自留山。这就说明国家机关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该处理决定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上政裁(20l5)l6号处理决定及防政复决(2016)l号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求人民法院撤销以上的错误行政行为，发回上思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特诉请：l.撤销上政裁(2015)16号处理决定及防政复决(2016)1号复议决定。2.上思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李伯称的自留山证，证实现在的争议地就是在李伯称的自留山证中；李月称的自留山证，证明有部分争议地在自留山证中；2.临界勘查图，证明上思县政府去划分临界地，把现在的争议地划分给原告；3.勘查图，证明1984年10月27日上思县林业局把板伯村那佐纠纷的山地进行划分，把现在争议地划分给板伯屯；4.证明，证明现在争议地的权属为板伯屯；5.证人证言，证明石灰窑在西北边，但是现在认定的石灰窑是在南边，位置不同，造成了踏查的范围认定不清。 被告上思县政府辩称：一、上政裁(2015)16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二、上政裁(2015)16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本决定适用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第三十五条第(二)项“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等，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因此，被告查明事实清楚之后根据上述法律法规作出上政裁（2015）16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理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市政府辩称，l.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板伯组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板伯组不服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作为上思县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原告不服下一级人民政府上思县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构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并组织当事人调解，由于当事人各方分歧太大，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三、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复议机关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新村组陈述：一、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内容和程序合法。1.该处理决定对争议地四至范围、山地名称和历史沿革等事实已经查明清楚。2.该处理决定对李月称《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载明自留山四至不包含在争议地内已经查明清楚。3.关于第三人长期经营争议地的事实，上思县政府也已经查明清楚。二、被告市政府维持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也是正确的。特别说明，原告在调处过程中并未拿出李伯称的《自留山使用证》，仅在复议阶段作为证据，复议机关也查明，该使用证范围也在争议地东南面。综上，第三人认为，被告上思县政府和市政府作出的本案被诉行政行为都是正确的。 第三人新村组为其陈述提交了相关证据、依据：1.琴政裁[2015]2号处理决定，证明李伯称自留山的具体位置，从位置范围看并不包含也不涉及本案争议地，带有黑边的范围就是那琴乡处理给李伯称的范围，证实的是李伯称的自留山不涉及也不包含本案争议地的事实；2.附图，证明上思县人民政府在7月31日认定石灰窑是在标号14的位置是正确的，而标号8并不是李月称自留山证中注明的石灰窑的地点，因为是位于北而不是李月称自留山的范围。 第三人广南公司陈述称，同意两被告及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广南公司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 经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被告港口区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4无异议；证据5有异议，因为承包的土地不能涉及山地，新村组是搬迁过来的，划给他们的是田地不是山地；证据6，踏查过程是真的，但是原告提供的地点没有采纳，听信了别人的说法，特别是石灰窑的指认搞错了；证据7质证意见与证据6一致；证据8，那佐组与板伯组发生纠纷的时候，争议的地方是划给了原告，对原告不包含争议地的认定是错误的；证据9意见与证据8一致；证据10，被调查人何奎生与板伯屯的人有意见各方都不合，所以陈述的内容不真实；证据11、12、13，这三份证据不予认可，不是真实的；证据14是真实的。 被告市政府、第三人新村组、第三人广南公司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上思县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因为李伯称与李春城等六户同志有争议的，那琴乡已经处理，那琴乡处理的位置与本案处理的位置不一样，琴政裁[2015]2号处理的位置是在本案县政府处理的山场外很远的地方，是在东南面的几个山头，因此现在原告提李伯称的自留山权证与本案无关；证据2，从这份证据看现在的原告自己去现场指认自己组的山场没有包含现在争议地，是原告单方指认的，没有现在的第三人进行确认，该份证据不能当做证据使用，因为现在原告是向县政府申请调处的，调处的时候并没有提供该份证据给县政府进行核实；证据3，这份勘验图没有当事人实地确认，属于原告单方制作的，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并且在行政调处当中也没有提交，真实性不与认可；证据4，该份证明的人是何某，没有提交身份证供核实，根据证据规则看是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件，但是从这份证据看当年确实是两个石灰窑，在南面叫边康庆石灰窑，踏查图标号8的石灰窑已经不存在，标号14的还存在，并且标号14的石灰窑与李月称自留山权证记载的内容相吻合，因此李月称的自留山权证不包含现在的争议地，县政府查明的事实是正确的。对原告提请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证人说法有部分正确有部分不正确，说有两个石灰窑是正确的，但是所证实的其使用的石灰窑来证实李月称和李伯称的自留山旁边是不真实的，该证人是原告的村民并且与李月称有亲属关系。 被告市政府的质证意见：证据1同意上思县政府的意见，对于李伯称自留山使用证部分有补充，对于这个地图上面没有标注任何东西，看不出与本案的关联性，对于李伯称的自留山权证向我们提交的时候，复议机关根据规定要进行书面审查的，那么提交的时候就要提交踏查图进行审查或者其他证据证明在争议范围内；证据2，山地名保利山边康庆，但是现在处理决定说的是板保利山，这两者的关系从文字看不出有关联，四至中也看不出，并且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所以我们不采纳这个证据并且从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自留山权证是在争议范围内；其他证据的意见与上思县政府的意见一致，地图是原告单方制作的并且不标准。对原告提请的证人证言质证意见：该证人证明有两个石灰窑，但是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地的权属，其没有表述清楚哪一个石灰窑才是李月称的并且证人也是原告的村民所以所陈述的不一定客观公正。 第三人新村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证据1同意两级政府意见；证据2，首先李月称的自留山证要证明石灰窑是在7月31日调查图中标号8的位置是没有依据的，现在查明的事实李月称的自留山范围根本没有包含争议地，那么标号8的标示本身就是位于本案争议地以外的南面，所以由此可见，李月称的自留山证确实没有涉及到本案争议山，而且石灰窑确实也是在县政府2012年7月31日踏查图标号14的位置；对于李伯称的自留山证是否包含本案争议地，对自留山证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李月称的四至界限中，“南至新村……”，结合李月称的南面是南与李伯称自留山相接，与实地对比就很明显争议地在北边，李月称在中间，往东南才是李伯称，所以既然李月称都不包含本案的争议地范围，很明显李伯称的自留山更不包含本案的争议地，可以从处理决定附图中看出，李月称的自留山是在争议地往东，李伯称的自留山是在236.6高层的点，差的很远，中间还隔着李月称的自留山地，很明显刚才原告说的标号8石灰窑是与本案没有关系的，而标号14的石灰窑才是与本案有关的，这个事实上思县政府已经查明；证据3，该证据恰好证明李伯称的自留山证载明的自留山范围并没有包含和涉及本案争议的范围；证据4的质证意见与两级政府的意见一致。对原告提请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1.从证人的回答当中说八号石灰窑是板伯的权属但是没有任何的书面依据；2.证人在被告县政府调处的阶段就存在了，有义务向被告提供，但是原告一直没有提供，而到了现在才出现，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证据规则的规定所以不应采纳。 第三人广南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两被告、第三人新村公司一致。 原告对第三人新村组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李伯称以前与别人的纠纷和附图画出的位置是李伯称的一小部分土地，大部分还在争议的地方，不能说以前处理过的现在就没有了，这与本案是没有关联的。 被告上思县政府对第三人新村组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该份证据真实，证实了李伯称使用的自留山使用证没有涉及没有包含争议地，并且李伯称自留山载明的是7亩。 被告市政府对第三新村组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与上思县政府一致。 第三人广南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两被告一致。 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4、6-9，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仅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故予以采纳作为本案参考依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10-13，原告虽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对其来源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未提出相反证据，故也作为参考依据。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其中李伯称的自留山证是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李月称的自留山证与被告方提交的证据一致，故均作为参考依据；证据2-3均非确权凭证，且证据3无政府部门盖章，故仅作为参考；证据4-5系原告方组员的证明和证言，故也仅作为本案的参考。第三人新村组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争议焦点有一定关联，故作为本案参考依据；证据2与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相同，仅是在附图上标示了其认定的原告土地范围，故也仅作为参考。 本院查明事实与被告上思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2、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原告方村民李伯称自留山四至范围是否包括了争议地的问题。根据实地勘查，结合李伯称的《自留山使用证》的四至和面积，其自留山不在争议地范围内，原告的这一诉讼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李月称自留山是否涉及争议地的问题。原告与第三人均承认本案争议地内确有两座石灰窑，而根据本院实地勘查，结合李月称《自留山使用证》的四至描述和面积仅4亩，以及被告上思县政府在调处过程中，原告方村民在勘查中的自认等事实，均形成了优势证据，被告认定李月称的自留山不涉及争议地范围，与事实相符。其三，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中并未以新村组村民庞绍祥、庞福东、庞福海等获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有争议地作为定案事实和裁决理由，而是以第三人有长期经营的事实作为定案理由，关于这个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主要法律依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二）项，其中，前者是山林权属调处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后者是关于经营管理使用争议土地、山林的事实资料可以作为调处的依据的规定。该法律与事实认定和裁决理由一致，适用无误，于法有据。 综上，上思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于法有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市政府作出维持该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于法有据，原告方诉请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龙楼村板伯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龙楼村板伯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 海 人民陪审员  张家南 人民陪审员  潘泽耀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谭 源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 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