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9760号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住所地上海市。负责人陆荣华，行长。委托代理人李玲，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申凤龙，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绍樑，男，1946年9月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诉被告沈绍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10月15日、2016年1月8日、2016年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2015年10月15日庭审由审判员顾权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黄婧，人民陪审员黄玉娟组成合议庭审理。2016年1月26日庭审由审判员顾权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黄婧、人民陪审员乐新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6年1月8日因故变更为由审判员张巍巍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婧、人民陪审员黄玉娟组成合议庭审理。2015年10月15日、2016年1月26日庭审中，原告代理人申凤龙及被告沈绍樑到庭参加诉讼。2016年1月28日庭审中原告委托代理人李玲及被告沈绍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诉称，2003年9月25日，被告沈绍樑与原告签订了《个人贷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万元，贷款期限自贷款实际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发放日期以借款借据为准。合同的贷款利率为5.76%，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实行一年一定，被告选择按期等额偿还法还款，在每月的20日还本付息。合同约定若被告没有按期支付贷款本息的，视为贷款提前到期，原告有权在发现该情况之日起立即收回全部已发放的贷款并有权终止本合同项下未发放的贷款，并且原告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规定对逾期期数计收罚息和复利。合同还约定，与合同有关的资信调查、检查公证、见证、登记等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沈绍樑承担，因被告沈绍樑到期没有偿还贷款本息，导致原告催收贷款本息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公告、送达、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由被告沈绍樑负担。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发放了贷款，履行了放款义务，但被告沈绍樑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现贷款期限已届满，但被告至今仍未履行还款义务。基于以上事实，原告现依法诉至本院，请求如下：1、依法判令被告沈绍樑归还原告截止至2015年6月16日的贷款本息合计人民币342,060.23元，其中贷款本金人民币159,697.98元、利息152,677.95元及复利29,684.30元，及自2015年6月17日起至上述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上述贷款本金、利息的合计金额为基数，按贷款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沈绍樑承担。被告沈绍樑辩称，原告诉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个人贷款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及相关约定；证据2、借款借据，证明原告已经依约履行了放款义务；证据3-1、律师函及邮寄凭证；证据3-2、催款通知及邮寄凭证；证据3-1、3-2、证明被告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即委托律师发函要求被告偿还全部贷款本息等；证据4、还款记录、对账单，证明被告于2014年4月5日还款100元以及截止至2015年6月16日被告的欠款金额；证据5、被告于2007年12月18日、2010年5月31日致银行工作人员的信函，证明被告虽然无钱还款，但态度一直很好、一直承诺会还款，这也是银行一直仅对他进行电话催收而没有起诉的原因；证据6、情况说明，证明被告的还款存折账号与原告起诉时提供账号不一致的原因是一个为存折账号、一个是卡号，实际是同一个账户，对账单的合同号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与贷款合同是同一笔贷款，被告在原告处仅这一笔贷款；证据7、关于调查国内挂号信的反馈说明，证明3封信函因为过了期限，档案已经销毁，无法查询；证据8、被告贷款的还款明细(2003年11月21日至2016年1月26日)，证明被告自2005年2月开始陆续逾期，2005年12月、2006年1月均有小额还款，2007年6月2日有过还款、2014年4月5日还款100元，之后再也没有还款。被告沈绍樑对原告提供的以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放款无异议；对证据3-1、3-2，律师函和催款通知被告从未收到过，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仅仅是原告的收据，无法区别是私人信函还是公文信函，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什么单位邮寄的，更无法确认收件人是否收到、不能证明挂号信的具体内容，邮寄凭证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和事实，2010年信函收据邮戳模糊不清，2013年的收据连收件人姓名都没有，究竟是什么人什么单位从何处为何寄给什么地方的什么单位，仅凭收据无从知晓；信函虽然均已过了查询期，但有条形码和邮件编号，或许法院还能查询，被告有理由怀疑原告在伪造证据，被告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4中的对账单系原告内部打印件，被告从未见过，该份证据除了被告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是对的，其他都有问题，贷款合同编号应为深发卢个贷字第XXXXXXX号、借据号应为00018、账号应为XXXXXXXXXXXXXX、已还款总额应为60,999.61元，还有每期应还款额也不对、还款期数应为84期，这些都是不对的，对“对账单”不予认可，对“还款记录”亦不予认可，被告未在2014年4月5日还过100元，原告提供的证据4系伪造的；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信件是被告所写；对证据6不认可，当时办贷款时的确有一本存折和一张卡片，但不论还款还是扣款都是通过存折的，从来没有通过卡片进行；被告在原告处只有一笔贷款，但贷款合同编号的确与原告的证据4的还款记录上的编号不一致，这个不应随意变更的；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无法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8中2014年4月5日还款100元的记录不认可，该时间被告不在上海，肯定没有还过。对2007年及2010年的还款记录的时间不认可，2007年的200元是通过信函于6月2日一并寄出的，2010年的200元是2010年6月23日存的，银行是6月24日扣款的。被告沈绍樑为证明其辩称意见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致黄浦法院钱杏春法官信函、快递单，信函证明原告律师起诉以后还到被告家里来套被告的话，原告2014年4月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证据2、委托书、委托书公证书、委托书模拟打印稿，系其他案件中原告提供的，证明原告伪造证据；证据3、司法鉴定书，证明原告伪造证据；证据4、(2014)浦民六(商)初字第829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银行贷款存在过失；证据5、房地产权利限制状况信息，证明涉案房产已被查封；证据6、深圳发展银行一本通储蓄存折内页“收支记录”(附扣还款明细记录)，证明2003年10月21日至2006年1月28日，银行扣还款明细情况，贷款合同编号为深发卢个贷字第XXXXXXX号、借据号为00018、账号为XXXXXXXXXXXXXX，已还款总额60,999.61元，还有每期应还款额、还款期数等，原告证据是错误的，原告证据4系伪造的；证据7、平安银行上海浦南支行B9023号码单、客户信息变更单、重置交易密码单、免费客户账户单笔登记单，证明2016年1月9日15时前，被告银行卡处于不正常状态，不能使用，资料信息、账户卡号被篡改；证据8、2009年9月26日到2010年9月26日和2013年9月26日到2014年9月26日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单，证明2014年4月4日，原告自掏腰包打卡存款；证据9、2014年4月2日由上海去绍兴上虞的汽车票和2014年4月6日由绍兴上虞返回上海的汽车票，证明2014年4月2日至6日，被告在故乡扫墓上坟，不在上海。原告就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均无异议，这些证据是被告伪造提供给银行的，银行是受害人，这些证据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个只能证明到2006年1月28日的记录，被告自己也陈述2007年和2010年各还款200元，被告也可能通过卡片还款，这份证据仅仅能证明被告通过存折还款的记录，最终还款记录应以银行的明细为准；对证据7、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8、真实性均无异议，2014年4月4日还款100元是被告的真实还款；对证据9、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车票是不记名的，不能证明是被告本人使用，且车票日期也与存款日期不一致。经审理查明，2003年9月25日，被告沈绍樑与原告签订了《个人贷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深发卢个贷字第XXXXXXX号，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万元，贷款期限为8年，贷款期限自贷款实际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发放日期以借款借据为准。合同的贷款利率为5.76%，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实行一年一定。被告选择按期等额偿还法还款，在每月的20日还本付息。合同约定若被告没有按期支付贷款本息的，视为贷款提前到期，原告有权在发现该情况之日起立即收回全部已发放的贷款并有权终止本合同项下未发放的贷款，并且原告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规定对逾期期数计收罚息和复利。合同还约定，与合同有关的资信调查、检查公证、见证、登记等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沈绍樑承担，因被告沈绍樑到期没有偿还贷款本息，导致原告催收贷款本息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公告、送达、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由被告沈绍樑负担。2003年10月21日，原告向被告发放了贷款。自2004年8月起，被告即陆续发生未能按期足额还款的情况。被告最后一次正常还款是2015年12月。自2006年起，被告还款情况如下：2006年1月28日还款500元；2007年12月21日、2010年6月23日分别还款200元。2007年12月、2010年6月的还款，被告系通过向原告工作人员邮寄信件完成：2007年12月18日，被告向原告工作人员邮寄信函称“好不容易借了200元钱给您寄去，杯水车薪，只能略表诚意……请深发银行相信我，你们的款，我一定会还的”；2010年5月31日，被告向原告工作人员邮寄信函称“……好不容易凑到200元，赶紧给您寄去，聊表归还深发贷款的诚意……不管怎样，深发的欠款我一定要归还，请放心……”。2011年10月，贷款到期，被告亦未能按约偿还贷款本息。2012年1月16日，2014年8月27日原告向被告沈绍樑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沂一村XXX号XXX室寄送律师函催收涉案借款。2014年4月，原告就本案所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材料送达被告沈绍樑后，原告又申请撤诉。2014年4月4日，被告贷款账户由南京西路XXX号ATM机存入100元。2015年8月24日，原告就本案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2年8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沈绍樑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恪守。现原告依约发放贷款，而被告沈绍樑未按时足额归还借款，显属违约，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沈绍樑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向被告主张涉案债权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主张原告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涉案贷款到期后，原告一直通过信函或电话方式催收，直至2014年被告明确不还款了，原告方提起诉讼程序。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交了2012年1月16日、2013年4月27日、2014年8月27日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等证据。被告辩称原告诉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无需再履行还贷义务，并否认收到原告邮寄的以上三封催收信函，同时认为2013年4月27日、2014年8月27日的挂号信函收据上存在重大瑕疵：2013年4月27日收据上没有显示收件人姓名，2014年8月27日收据上收件人姓名错误。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也称"消灭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制度。设立诉讼时效制度有利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其权利，维护确定化的社会关系。从而提高权利的使用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本案中原告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主要考量两个方面：首先，本案涉案债权适用的诉讼时效期间及起算点。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金融债权适用二年的一般性规定。本庭注意到涉案《个人贷款合同》约定：若被告没有按期支付贷款本息的，视为贷款提前到期，原告有权在发现该情况之日起立即收回全部已发放的贷款并有权终止本合同项下未发放的贷款，并且原告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规定对逾期期数计收罚息和复利。被告自2006年起除了偶尔小额还款外已不再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提前行使收贷权利，但考虑到被告虽已无力正常还款但仍多次表达强烈还款意愿的情节，其直至2011年10月贷款到期后方向被告主张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的行为系在合法范围内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诉讼时效自此起算，合情合理，于法不悖。本院认定，诉讼时效自2011年10月贷款到期后起算，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其次，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法定情形。结合本案案情，显然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情形。故本案中主要考量是否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规定。《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了四种应当认定为“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情形。本案中原告主张系通过发送信件或电话的方式向被告催收涉案贷款的。结合证据，本院认定，原告主张涉案债权的方式是向被告邮寄国内挂号信函。学理上，在采用发送信件的情形下，应采发出主义还是到达主义存在较大争议。但无论是采发出主义还是到达主义，均以正常情形下信件到达或应当达到义务人为前提，否则，因邮件在正常情形下根本不存在到达或者应当到达义务人的可能，义务人不可能处于可以了解权利人意思表示的状态，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对特定义务人明确和维持权利的作用，故不应认定权利人向该义务人主张了权利。本案中被告否认收到了贷款催收信函，且由于时间关系涉案挂号信函的签收信息已无从查证，即便是采发出主义的认定标准，原告也应对其已经依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合理方式发出了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供了三张挂号信函收据以期证明其通过发送国内挂号信函的方式向被告主张权利。由于挂号信这一形式的局限性，国内挂号信函收据是认定原告邮寄事实的唯一凭证。原告提供的2012年1月16日、2013年4月27日、2014年8月27日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仅2012年1月16日的挂号信函收据具有形式上的完备性，2013年4月27日的挂号信函收据在收件人姓名栏为空白，2014年8月27日挂号信函收据的收件人姓名处为“沈绍(木粱)”均存在重大瑕疵。若以2011年10月21日贷款到期日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2013年4月27日的挂号信函是认定原告诉讼时效是否超过的关键。2013年4月27日的挂号信函，除了收据上收件人姓名处为空白外，邮寄时间“2013年4月27日”与律师函上注明的日期“2013年3月29日”亦无法形成对应关系，2013年3月29日打印的催收律师函直到近一个月后方才寄出亦不符常理，故本院实难认定2013年4月27日原告已向相对人被告沈绍樑作出了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故在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催收函已由被告沈绍樑签收的前提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已经向相对人被告沈绍樑发出了主张权利的意思。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另，关于2014年4月还款100元的事实双方亦有争议，原告主张被告于2014年4月4日主动还款100元并提供了还款记录的系统截屏予以佐证，而被告辩称2014年4月4日其在浙江上虞老家扫墓，不可能在上海还款，并提供了2014年4月2日、2014年4月6日的往返车票，以及载明“ATM存款/南京西路XXX号”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本院认为，原告证据仅证明系争账户入账100元的事实，而被告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且能先后印证、形成证据锁链，故本院认定2014年4月4日入账的100元并非被告主动还款。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30.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11,430.90元，由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顾 权审 判 员  黄 婧人民陪审员  乐新祥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王 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否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