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1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锡湛，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嘉辉，1985年3月7日，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毓昆，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广华，住所地广东省高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俊彬，住所地。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绍坤，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要允，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七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毅、曾丽萍，均系广东天一星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科，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范玮，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锡湛、丘嘉辉、范毓昆、吴广华、江俊彬、黄绍坤、李要允因与被上诉人梁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11月15日，原审原告丘嘉辉向原审被告转入500000元，2014年11月20日，原审原告张锡湛向原审被告梁科转入2200000元。现七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起诉，以上述款项为原审被告借款为由，要求原审被告梁科归还上述款项。原审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原审原告范毓昆与原审被告的通话记录以及原审原告范毓昆等人和原审被告的录像证据予以证实，对于通话记录，原审被告认为是原审原告范毓昆与其通话，并不能代表其他原审原告，对于录像，原审被告认为是偷拍的，而且对内容进行了删减。原审被告为证实部分原审原告与其为同事关系，提交了原审原告张锡湛、吴广华的名片及原审原告吴广华、张锡湛、李要允、丘嘉辉的通讯录，证实上述原审原告在广东邦泰担保有限公司工作，原审原告对于通讯录和名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吴广华、张锡湛、李要允、丘嘉辉与原审被告是同事关系。原审被告为证实其与原审原告方存在多次短期贷款业务，提交了其中国民生银行62×××38账户的流水记录，其中原审原告张锡湛、江俊彬、丘嘉辉、黄绍坤均与原审被告有多次的转款行为，原审原告方对于流水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双方是借贷关系。原审被告为证实已通过仲裁方式向借款人柯某进行追讨，提交了其与柯孙焰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以及广州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已经受理其与柯孙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说明》、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关于查封柯某名下1227416元财产的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中原审原告黄绍坤提供其名下的位于海珠区南箕中路23号1304房作为担保，原审原告方对于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还提交了其与部分原审原告在“邦泰群星大战无齿柯某”的微信聊天群中的聊天记录，原审原告方对于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是原审原告方知道原审被告是2014年11月20日与客户签订借款合同，正常情况下5天之内就应当返还本金和利息，但到了11月27日，都没有动静，原审原告方才询问原审被告原因，并引起其他原审原告注意，一方面是关心自己资金的安全，另一方面是基于原审被告要求，帮助原审被告追讨款项，因此原审被告要证明原审原、被告双方对此笔业务从评估风险到追讨欠款均全程共同参与，与事实不符，微信内容是事发之后，原审原告帮忙追债过程中争执，表示不满、指责等不太理性的话语。诉讼中，经原审被告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其证实分三次转账300000元给原审被告，后来通过原审原告张锡湛返还了200000元，其转账给原审被告的款项，是一起投资做过桥业务，以前也和原审被告及原审原告张锡湛一起投资过桥业务，收益由原审被告或原审原告张锡湛返还。原审原告认为，对于证人张某的100000元，是原审原告张锡湛需要资金周转，向原审被告借款，原审被告借给张锡湛后，说其中100000元是张某的，在这次业务中，原审被告要求把这100000元还给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张锡湛对于原审被告和张某之间的事情并不知情。原审原告对于其主张的利息，明确为按出借金额的1%计算，并从2014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审原告为证实其主张，还提交了原审原告丘嘉辉、范毓昆、吴广华、江俊彬、黄绍坤、李要允的丈夫李某甲向原审原告张锡湛的转款记录，其中丘嘉辉于2014年11月15日转款450000元，范毓昆于2014年11月20日转款500000元，吴广华分别于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1月8日、2014年11月20日转款142500元、25000元、90000元，江俊彬于2014年11月17日转款250000元，黄绍坤分别于2014年10月17日、2014年10月21日转款890000元、400000元，李某甲于2014年11月20日转款100000元。原审被告认为转款是否与本案对应无法知道，不能说明是借款。原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张锡湛、丘嘉辉、范毓昆、吴广华、江俊彬、黄绍坤、李要允主张向原审被告的转款为借款，原审被告虽确认收到款项，但对于款项为借款予以否认，根据现有证据来看，原审原告方认为是借款，提供了原审原告方与原审被告的录音录像证据，但原审被告在录音录像中，并未确认已收取的款项为借款，而原审被告为证实其答辩意见，提交了部分原审原告的工作名片，部分法律文书和微信聊天记录等予以证实，从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原审原告吴广华、张锡湛、李要允、丘嘉辉与原审被告均在担保公司工作，作为在金融类公司工作的原审原告，七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出借2600000元的借款，而未与原审被告签订借款合同，存在不合理性，而证人张某出庭证实，原审原告方主张转款2200000元中，属于其的100000元明确为投资款，综合上述情况，原审法院认为七原审原告主张与原审被告的转款性质是借款依据不足。原审原告张锡湛、丘嘉辉、范毓昆、吴广华、江俊彬、黄绍坤、李要允主张原审被告向其借款2600000元，原审被告予以否认，因原审原告未能证实款项为借款，原审法院对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0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张锡湛、丘嘉辉、范毓昆、吴广华、江俊彬、黄绍坤、李要允负担。张锡湛、丘嘉辉、范毓昆、吴广华、江俊彬、黄绍坤、李要允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在录音录像中，并未确认已收取的款项为借款”是错误的。理由：首先，从电话录音的整体内容可以看出，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借款，被上诉人则表示愿意还钱，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能力所以不能全额归还。其次，从电话录音的细节上可以看出，鉴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借款，被上诉人多次表示“我不是不认这条数”，承诺会“还”。被上诉人口中不断表述的“认数”“还钱”字，前提是被上诉人自己清楚的知道涉案金额是借款，有借有还，借了就一定要还。录音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承认了款项就是借款，并表示愿意还钱，一审法院对该证据内容的细节部分视为不见，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为“吴广华、张锡湛、李要允、丘嘉辉与被告均在担保公司工作，作为在金融类公司工作的原告，七原告向被告出借2600000元的借款，而未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存在不合理性”是错误的。理由：首先，双方具有不用签署借款合同的相互信赖关系。吴广华、张锡湛、李要允、丘嘉辉、江俊彬与被上诉人是同事关系，范毓昆、黄绍坤与被上诉人是相熟的朋友关系，尤其黄绍坤与被上诉人是发小关系。同时，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证实与张锡湛、江俊彬、丘嘉辉、黄绍坤存在多次短期贷款业务，也就是临时拆借，由于被上诉人在之前的拆借中均能及时归还借款，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所以基于同事或者朋友关系和被上诉人的还款诚信记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不用签署借款合同的相互信赖关系。这点从电话录音第2页中范毓昆对被上诉人说，“你问我拿这个钱，我问都没有问给你了”足以证实。其次，双方没有一定要签署借款合同的必要性。由于被上诉人自称借款是用于过桥业务，出借时间短。上诉人相信被上诉人能够按照业务规程严格操作按时收回借款。所以上诉人基于依赖关系和减少签署书面文件的繁琐，而没有要求被上诉人签署借款合同。第三、部分上诉人在金融类公司工作的经验，决定了他们认为融资260万其实是一个小数目，金融类工作经验告诉他们，是否与被上诉人签署借款合同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并不担心被上诉人不承认这笔款项。恰恰相反，只要被上诉人严格按照业务规程操作就一定能够按时收回借款，并归还给上诉人，在这种认知情况下，与被上诉人签署不签署借款合同一点都不重要。所以，工作经验并不能作为一定要签署借款合同的条件。第四、柯某是被上诉人的客户，从客户信息的获取、借款的协商确定、业务操作都是被上诉人在负责的，上诉人均没有参与，直到没有按时返还本金和利息时，上诉人方了解该笔业务的情况。基于大家的依赖关系和同事关系，上诉人一开始并没有急于向被上诉人要求归还借款，而是协助被上诉人追讨欠款，就是为了避免被上诉人将来承担全部损失。这也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签署借款合同的合理性。三、一审判决认定“证人张某出庭证实，原告方主张转款2200000元中，属于其的100000元明确为投资款”是错误的。证人证词与被上诉人的表述存在矛盾，该证人明显说谎，其证词不应该采信。理由：首先，该录音证据中被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张某并不知道该次业务，现在张某也在要求被上诉人“还钱”。可见被上诉人与证人张某的关于“投资款”的表述是矛盾的。其次，证人张某与上诉人并不相熟，他是被上诉人的朋友。虽然表面上看张某作为债权人也卷入本次债务纠纷，但完全有一种可能，张某从被上诉人处获得了金额相较小的10万元还还款或者还款承诺，从而配合被上诉人作出支持其主张的虚假证词。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一、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8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立即返还借款本金2600000元及利息26000元（以后产生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梁科辩称，一、本案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张锡湛、丘嘉辉与梁科之间有款项往来交付事实，但不足以证明七上诉人与梁科之间存在借贷合意。1、七上诉人提供了范毓昆与梁科之间的几段电话录音和剪辑录像作为证据。这些录音，显然是范毓昆深思熟虑之后的有意所为，在对话中，范毓昆只字不提曾多次“共同合作”，反而强调“自己对款项用途不知情，与其他人不熟悉，只是转钱给梁科，要求梁科承担责任”。而梁科在遭到“好拍挡、好兄弟”们抱团责难自己做错业务的形势下，心思混乱、毫无防备，但总体表达的意思从未变化，即：“承认自己在办理大家合作的过桥贷款业务中存在一定失误，愿意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绝对不可能承担全部损失”。即使偶然有一次因被误导出现了“让我慢慢还、不是不还”的口误，但不可断章取义，联系前后言语的内容，所表达的仍然是愿意进行部分过错赔偿。录像文字翻译则存在有意错漏、歪曲事实的情况，明明是为齐心追讨柯某而“各方明确自己的出资份额，以便对追讨回来的资金按比例摊分”而召集的碰头会，却将有录有范毓昆有关“大家夹份（合作）”讲话的后半部分内容删剪，变成了“梁科确认向各方借款金额的”讨债会，与事实不符。且这些由范毓昆出面偷拍偷录的录音录像所反映的只是范毓昆一方的情况，并不能证明其他上诉人的意图。2、上诉人各自向张锡湛帐户转帐的出资证明，是经过被上诉人律师强烈要求才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出示的，事前梁科根本不清楚具体份额，还是事后由范毓昆出面告知的。除了范毓昆、江俊彬、李要允是在2014年11月20办理过桥业务当日向张锡湛一次性支付投资款项之外，丘嘉辉、吴广华、黄绍坤则是用自己之前在张锡湛帐户中尚未结算的沉淀资金来进行本次投资。六上诉人既然愿意将220万元交由张锡湛统一打理，利润也将由张锡湛帐户统一分配，证明了他们对张锡湛的信任关系，至于张锡湛与他们之间对本案所涉款项有什么约定，以及为何在追讨实际用款人的诉讼进行之中，要抱团推卸责任，将“投资行为”反口称为“借款行为”，梁科不得而知。既然是借款，谁向谁借也难以确定，资金是直接转入张锡湛帐户中的，也不能排除张锡湛向其他6人借款的可能。3、对于从未形成书面借款合同的事实，七上诉人解释是基于双方之间“具有不用签署借款合同的相互信赖关系”，此观点不能成立。七上诉人作为有正常思维的成年人，在涉及自己大额借款的情况下，不签书面借款合同只是形式上欠缺，但连还款期限及利率都不确定，缺乏借贷的实质内容，谈何借贷合意呢？相反，正是由于大家同为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熟悉过桥业务的操作规则，了解这项业务的风险度及可控性，才会不定期参与合作，投资到过桥业务中，由于结算期限短、视每笔业务所需金额大小而参与合作的人数不固定，加上同事朋友之间的信赖关系，大家才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作投资协议》。二、被上诉人梁科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大家明知本案资金用于投资过桥业务、是按出资比例共享利润和共担风险的合作关系。1、上诉双方同属贷款担保公司或金融相关行业的同事，在一审中，梁科提供了自已2014年1月份以来的银行帐户流水清单，其中张锡湛、范毓昆、江俊彬、丘嘉辉、黄绍坤等人均多次出现与梁科之间的资金往来记录，在备注栏从未有人注明是对梁科的“借款”，相反还曾经出现过“投资”字样。2、此次300万元过桥投资业务失败后，上诉双方均立即积极共商追讨之事，还建立了“邦泰群星大战无齿柯某”微信群。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可还原当时事态：梁科从民生银行信贷员李某乙处得到银行“已经出了同意贷款书、即将放款”的信息，通知大家可共同投资，在办理过桥借款签约手续之前，吴广华、张锡湛对此单业务进行了探讨和评估，还在操作细节上对梁科做了交待，只不过由于签约现场突然有一个“三方联保”人拒绝签名，使得银行中途放弃贷款，才导致本单投资未能及时收回。吴广华在微信群中明确指责梁科在操作上“降低标准、犯了严重错误”、“不尊重合作伙伴”，张锡湛表示“短期内要暂停合作”，江俊彬则表示“要齐心追数”。很明显大家是合作关系。3、为追讨过桥业务贷款人柯某，大家还分工合作，出钱出力，请律师对柯某提起仲裁、申请法院进行财产保全，如果只是为了帮助梁科才追讨柯某，自己的借款本金都没拿回来，还会主动另外出资帮忙打官司？不合常理！4、证人张某自始至终都承认自己与梁科及张锡湛是松散型的合作关系，其资金用于投资过桥业务，并按每笔业务的不同收益分配利润。至于梁科在与范毓昆的电话中称“张某连这单都不知道，现在追我还钱”，与张某出具的“2014年11月底，梁科告知我有10万元投资款投入柯某，但至今仍未收回”的证词并不矛盾。事实上张某作于行外人，事前的确不知道具体投入的是哪一单过桥业务，如果长期没有任何回款，当然会追问梁科。而张某在得知此次投资失败后，接受“需等到柯某案件执行完毕后再由大家按投资比例分配”的方案，亦愿意实事求是的出庭表明自己真实情况，其证言是合法有效的，应作为定案的证据。三、梁科只能按照自有资金30万元的投资比例享受收益分配，却被众人要求承担300万元的投资风险，违反公平合理原则。在过桥业务中，梁科的可得利益与其他参与者相同，都是对每笔业务扣除费用成本后的利润按各自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按照大家平时操作惯例，谁找来的贷款业务资源就以谁的名义对外签过桥借款合同，以张锡湛与梁科名义对外签的合同最多。过桥业务一般贷款期限为5-7天，利率1%左右，如果成功，所得利息收入，扣除共同的开支，剩余部分才可进行利润分配，实际在0.6%-0.8%之间。以本案所涉过桥业务而言，梁科出资30万元，预期收益只能按30万元本金分配利润，但过桥失败，各上诉人就要梁科对300万元投资额承担全部还款风险，权利与义务显然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双方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的性质是否为借款。本案上诉人主张向被上诉人转款为借款；被上诉人确认收到转款，但主张不是借款，而是用于投资过桥业务，大家是按出资比例共享利润和共担风险的合作关系。在上诉人提交的电话录音中，被上诉人表示“我不是不认这条数”，会“还”，同时还表示“没可能全赔”，联系上下文，被上诉人承认自己在办理业务中存在一定过错并愿意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没有最后确认转款是借款。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证实与张锡湛、江俊彬、丘嘉辉、黄绍坤存在多次短期贷款业务，被上诉人在之前的拆借中均能及时归还借款，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不用签署借款合同的相互信赖关系。本院认为，银行流水记录只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资金往来及资金去向，在上诉人未能提交其他证据情况下，不能认定银行流水记录中的资金为贷款。故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具有不用签署借款合同的相互信赖关系只是其单方意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严格按照业务规程操作就一定能够按时收回借款，业务操作都是被上诉人在负责的，上诉人均没有参与，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追讨欠款是为了避免被上诉人将来承担全部损失。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转款前没有书面约定，转款后亦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业务操作由谁负责不能作为认定转款性质的依据，至于被上诉人没有严格按照业务规程操作，上诉人可另行追究被上诉人的过错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的转款性质是借款依据不足处理恰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808元，由上诉人张锡湛、丘嘉辉、范毓昆、吴广华、江俊彬、黄绍坤、李要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永军审判员  曲卫东审判员  江闽松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苏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