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27民终7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昕达，男，生于1992年10月13日，壮族，高中文化，贵州省都匀市人，住都匀市，委托代理人：石玉辉，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瓮安黔山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瓮安县瓮水办事处文峰南路364号，组织机构代码32223653-4。法定代表人：施开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潘徽，贵州子为律师事���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怡，女，生于1971年12月31日，汉族，高中文化，广西武鸣县人，住广东省深圳市，上诉人蔡昕达与被上诉人贵州瓮安黔山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都匀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5日作出（2015）都民初商字第337号民事判决后，蔡昕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审理查明：2015年7月10日，原告瓮安黔山置业公司（乙方）与瓮安县政府（甲方）签订《瓮安县汽车商贸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框架协议书》，其中双方约定：一、由乙方投资建设该县汽车商贸城基础建设项目，土地面积约600亩，工程总造价1.25亿元，建设周期为一年，项目建设分两期，一期工程完工后经双方协商再适时启动第二期建设项目。二、由乙方全额垫资建设。一期工程完工���付瓮安县政府“招、拍、挂”后，由县政府以土地使用权出让所得县级留存部分支付乙方借款和第一期工程款，第二期工程依此方式履行。三、乙方借款1000万元给甲方作为前期征地拆迁费用。在签订框架协议10日内，乙方先借款500万元给甲方，打入甲方指定账户，作为第一笔前期征地拆迁费用，第二笔借款500万元在第一笔款到账后10日内打入甲方指定账户。借款按年利率10%支付借款利息，最长还款期限不得超过壹年。如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每日0.5%的违约金。四、附则。本协议为项目投资建设合作框架性文件。本协议项目实施时，在县土地资源储备中心设立专管账户，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管。甲方与乙方在本框架协议书规范内就具体投资建设事宜另行签订《项目施工合同》。原告与瓮安县政府签订瓮安县汽车商贸城投资建设框架协议后，经朋友介绍，遂与被告张怡商谈借款投资上述项目事宜。双方约定，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施开荣将其个人在公司股份50%（原告系施开荣与其妻潘徽开办，施开荣占股份90%，潘徽占10%）转让给被告蔡昕达，其作为原告股东之一后，由被告张怡筹集借款1000万元，借给原告投资建设瓮安县汽车商贸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15年7月27日，经原告股东会决议，由原告法定代表人施开荣将其在公司50%股份转让给被告蔡昕达，并经过工商部门股权变更登记。同年8月3日，原告（甲方）与被告蔡昕达（乙方）签订《合作协议》，其中约定：1、共同投资人的投资额和投资方式：（1）甲乙双方同意，以瓮安县黔山置业公司为项目投资主体；（2）乙方承诺为投资项目的启动向甲方注入资金1000万元。该款于打入指定账户后6个月内，以借款方式一次性返还乙方，该1000万元投资款融资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记入公司经营成本。2、利润分享及风险分担。（1）甲方全体股东会决议同意将股东施开荣名下50%的股份转入乙方名下，本合同签订后一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共同投资人基于对公司持有的股份份额承担项目风险，享有项目收益。（2）本投资项目前期投入资金1000万元所涉工程款到账后，如乙方有意继续合作，在返还乙方投资款后，共同投资人对前期收益进行清算，预留后期工程所需资金后，双方可就剩余收益进行分红。后续工程按上述方式进行利润分享及风险分担。3、事务执行。（1）乙方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乙方派一名财务人员共同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报告共同投资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2）甲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共同投资人，所产生的亏损或民事责任，由共同投资人承担。4、违约责任。（1）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按合同约定及时注入资金，所投入款项汇入以下账户为完成支付义务。账户名称：贵州瓮安黔山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账号：23×××60。（2）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于10日内将合同约定投入资金打入指定账户，如因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投入资金造成项目无法及时启动及运行，乙方应赔偿甲方损失；损失无法计算的，则乙方按其投入资金总额的20%承担违约责任。（3）甲方应尽职履行项目管理义务，并按合同约定及时返还乙方投资款，保证乙方份额内的收益权。如因甲方过错造成乙方不能及时收回投资款或使其收益权受到损害的，甲方应赔偿乙方损失；损失无法计算的，则甲方按乙方投入资金总额的20%承担违约责任。（4）如因客观原因导致投入资金无法及时返还并支付利息的，共同投资人应友好协商解决资金返还事宜。如项目确实不能��时结算的，由共同投资人按各自所占股份份额承担资金返还义务。合作协议签订后，由于被告张怡未能在深圳筹集到资金，导致被告蔡昕达不能依合作协议向原告出借1000万元，造成原告无法启动瓮安县汽车商贸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工作。同年8月29日之后，原告向二被告发出书面信函、手机短信，要求二被告履行合作协议，向原告方出借1000万元，用于启动上述投资建设项目，但两被告以未筹集到资金为由拒不履行协议。2015年11月25日，原告遂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另查明，2015年9月2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蔡昕达协商后，被告蔡昕达将其在原告所占的50%股份返还给原告法定代表人施开荣，并已经过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原审原告瓮安黔山置业公司一审诉称：原告经深圳驰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骆剑飞介绍，与被告张怡就��同投资瓮安县汽车商贸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达成合作意向。经协商确定合作条件后，张怡委托其儿子蔡昕达到原告处办理了相关合作事宜。原告与被告蔡昕达根据合作意向首先于2015年7月27日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将原告股东施开荣名下50%的股份转入蔡昕达名下，并于2015年8月3日在瓮安原告与蔡昕达签订正式合作协议。根据合作意向，被告张怡承诺为投资项目的启动向原告注入1000万元，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将资金打入指定账户。但协议签订至今，张怡未按约定履行投资义务。在此期间，原告一再向二被告进行催告，但二被告均以种种理由进行推诿，原告与被告蔡昕达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如被告方未按合同约定投入资金，造成项目无法启动及运行，被告应赔偿损失或按应投资总额的20%承担违约责任。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与瓮安县���民政府签订的瓮安县汽车商贸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协议无法履行，原告遭受重大损失。所以，向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蔡昕达签订的合作协议；2、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0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被告蔡昕达一审辩称：自己从没有签订过协议，但合作协议上的签名又像自己的字迹，应该是原告方将合作协议混杂在其他文书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字。所以，原告的作法系欺诈行为，应为无效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张怡一审辩称：首先，原告起诉被告张怡没有道理。被告张怡和原告法定代表人施开荣之间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过去没有接触过，被告对于在瓮安投资也曾考虑过，双方对此也进行过磋商。后来由于被告张怡在深圳的业务出了点情况暂时抽不出资金，便告诉���开荣，要么推迟，要么通过被告在都匀的姐姐和弟媳介绍其他朋友帮他融资，但他不同意。后来双方在电话上说好，同意将他转给儿子蔡昕达的50%公司股份还给他，双方就此了结。施开荣同意后，被告张怡就叫儿子蔡昕达将股份还给了他。所以，原告起诉没有一点道理。其次，原告法定代表人施开荣欺骗被告儿子蔡昕达在合同上签字，是欺诈行为，合同无效。在原告法定代表人施开荣与被告张怡商议融资事项期间，给过被告一份合作协议样本，要被告汇1000万元到他公司账户，被告不同意随便汇款，如要合作的话只能汇到瓮安县政府账户，政府相对有保障；如按合同样本汇到公司账户，要求提供担保或抵押，否则资金安全没有保障。原告方现在拿出来的合作协议，有蔡昕达的签字，这纯粹是骗蔡昕达签的字。被告张怡不可能同意儿子蔡昕达签合作投资合同，他��娃娃什么都不懂，上千万的投资合同被告随便叫他签吗？被告是同意蔡昕达签股份转让手续，其他合同必须有被告张怡在场看清楚后才能签。原告法定代表人施开荣肯定在灌蔡昕达酒后或者签股份转让时哄骗他签的字。这种采取欺骗手段签订的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是无效的。第三，原告想假借合同套取200万违约金，法律不容。原告法定代表人施开荣在与被告张怡投资不如意后，就一心设计套取违约金，不择手段哄骗蔡昕达签假合同。所以，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蔡昕达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有效；2、二被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依约支付200万元违约金。关于合作协议效力问题。原告与两被告经协商一致后，原告与被告蔡昕达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投资建设瓮安县汽车商贸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先由原告方法定代表人将其所占股份的50%转让给被告蔡昕达，其作为原告股东之一后，再由其借款1000万元给原告，作为原告投资建设上述项目的启动资金，并约定了双方在投资建设项目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以及双方对1000万元借款的管理使用、偿还期限、利息均作了约定。该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被告张怡未能筹集到资金，致使被告蔡昕达不能履行向原告出借投资1000万元的义务，造成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所以原告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予以支持。诉讼中，两被告辩称合作协议上的签名是受原告哄骗签的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但是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属无效合同；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事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两被告主张被欺骗签订的合同属于可变更或者撤销的合同，所以，两被告的辩称意见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第二、关于两被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200万元违约金问题。根据原告与被告蔡昕达签订的合作协议，原告方依约将法定代表人在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了被告蔡昕达，并依法作了工商变更登记，履行了约定的义务。但被告蔡昕达因其母（被告张怡）因故未能在深圳筹集到资金，使其不能依约履行向原告出借1000万元义务，致使原告不能启动投资建设项目，被告蔡昕达作为合作协议一方当事人，应承担违约责任，依约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0万元。根据本案事实，被告蔡昕达依协议约定投资出借给原告的1000万元，实际是由被告张怡筹集后出借，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被告张怡不属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不享有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不承担协议约定的义务。所以，原告主张被告张怡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九十四条第、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贵州瓮安黔山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蔡昕达于2015年8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二、被告蔡昕达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贵州瓮安黔山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00万元；三、驳回原告贵州瓮安黔山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被告蔡昕达负担。一审判决宣判后，蔡昕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其上诉主要理由为：一、《合作协议》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上诉人作为一名仅二十三岁的年轻人，高中毕业，才开始在深圳打工，月收入数千元，并没有被上诉人所需要的资金实力。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的母亲张怡有相应的资金实力，但上诉人并无权处分上诉人母亲张怡的资金。所以，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合作协议》签字，实际上是要求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上诉人签字前没有得到张怡的授权委托，事后也没有得到张怡的追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论《合作协议》的签名是否是上诉人实际签名，因上诉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合作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二、如果《合作协议》有效，则其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人民法院依法调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合作协议》第五条第2项约定的违约责任过高。因为，根据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乙方（指上诉人）承诺为投资项目的启动向甲方（指被上诉人）注入资金共计壹千万元整。上述投入资金于资金打入指定账户后6个月内以借款方式一次性返还乙方。壹千万元投资款融资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记入公司经营成本”。此份合作协议名为投资协议，实际为民间借贷协议，实际上被上诉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瓮安县汽车��贸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框架协议书》进行分析，该协议书仅为框架条款，在没有签订补充协议的情况下是无法操作和实施的，该框架协议第四、（一）、6条最后规定：“甲方与乙方在本框架协议书范围内就具体投资建设事宜另行签订《项目施工合同》”，但被上诉人最后并没有与瓮安县政府另签订《项目施工合同》，所以，被上诉人与瓮安县政府之间的协议并不具备履行条件，被上诉人不可能受到什么损失。更为关键的是，被上诉人贵州瓮安黔山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与瓮安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10日签署的《瓮安县汽车商贸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框架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在2015年7月20日前向瓮安县人民政府汇款500万元，在7月30日前再向瓮安县人民政府汇款500万元。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8月3日签署的《合作协议》第五、2条规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日期是8月10日。由于被上诉人并未在7月30日前向瓮安县人民政府支付此两笔款项，因此，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署《合作协议》的8月3日前已经对瓮安县人民政府构成违约。所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违约与被上诉人对瓮安县人民政府的违约没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不是因为上诉人的违约而对瓮安县人民政府违约，无论其违反《瓮安县汽车商贸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框架协议书》是否有损失，均不是上诉人造成，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因此，一审判决计算的违约金200万元明显过高。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被上诉人在二审答辩期内未作书面答辩。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综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诉辩请求与理由，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蔡昕达与被上诉人贵州瓮安黔山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2、该《合作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本院认为：关于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上诉人蔡昕达与被上诉人贵州瓮安黔山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上诉人蔡昕达上诉主张其无资金实力，及其签约行为因未得到其母张怡的授权和追认，故该《合作协议》为无效合同。本院对此认为，上诉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了解其签订民事合同的后果，而该合同上诉人是以其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之后其也受让了被上诉人50%的股份，且合同内容并未明确上诉人应投资的1千万元为其母张怡的资金，故上诉人主张其签约行为系无权处分及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合作协议》实为借款合同，并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本院对此认为，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共同投资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共同投资人承担”的内容看，该《合作协议》不属于借款合同，上诉人主张该合同为借款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从本案合同来看，双方选择了以违约金方式作为计算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至于合同在约定违约金标准方面，由于双方没有选择其他计算方法来计算违约责任造成的损失赔偿额，而损失赔偿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因此双方约定违约金数额为按上诉人投入资金总额的20%计算，与本案合同作为商业投资的目的，以及���及投资项目的规模等因素相适，亦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该违约金过高，但对此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亦没有提出合理的计算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采信。此外，上诉人在二审审理期间，请求本院向瓮安县人民政府调取被上诉人是否在2015年7月30日前向其汇款1000万元的相关证据，但由于该申请未在一���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且该申请的相关证据与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并无关联性，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蔡昕达对其上诉理由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蔡昕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 斌审 判 员  王 锦代理审判员  陆良艳二〇一六年七月六日书 记 员  黄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