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50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1，女，1957年2月23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2，女，1962年4月24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3，女，1973年3月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4，女，1974年3月25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5，女，1981年10月29日出生。上列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宋崧，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6，男，1945年2月2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7，男，1952年10月2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刘昆（刘×7之子），1978年9月27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女，1963年9月7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8，男，1985年8月2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9，女，1993年3月13日出生。上列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程明珠，北京谦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1、刘×2、刘×3、刘×4、刘×5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2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8月，刘×1、刘×2、刘×3、刘×4、刘×5诉至原审法院称：被继承人刘×10、张×2夫妇于1943年结婚，婚后共生育7名子女，分别为长子刘×6、次子刘×11、三子刘×7、四子刘×12、五子刘×13、长女刘×1、次女刘×2；1961年，刘×10、张×2夫妇携全家搬至北京市大兴区×××33号，在院落内兴建北房6间；1987年，刘×5之父刘×12去世；1991年，刘×3之父刘×11去世；张×2、刘×10夫妇分别于2000年、2001年去世；2007年，刘×8之父刘×13去世；现被继承人刘×10、张×2夫妇留下遗产，即北京市大兴区×××33号院落1处。为更好的解决家庭矛盾，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刘×10、张×2夫妇在北京市大兴区×××33号院落1处（正房6间），确定各法定继承人应得份额。刘×6、刘×7、张×、刘×8、刘×9辩称：第一，刘×1等5人起诉法定继承已过诉讼时效；被继承人张×2于1998年12月死亡，距今已经17年之久，被继承人刘×10于2001年3月死亡，距今已经14年之久，均超过法定2年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刘×1等5人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且无时效中断的情况发生，因此其诉权不受法律保护。第二，在刘×10、张×2陆续死亡后，所留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在刘×10死亡后，所留物品经各继承人一致同意，谁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没人要的东西，就处理了，其中遗产小三轮车由刘×2继承，遗产缝纫机由刘×2继承，对此所有继承人没有异议。第三，刘×1等人请求分割的刘×10、张×2夫妇所留遗产“位于北京市大兴区×××33号院正房6间”不存在；根据刘×1等人提供的红星派出所户籍证明，刘×10、张×2夫妇的户籍地址均不是×××33号；因历史沿革，门牌号虽有变化，但是从来没有过33号院，因此其诉讼请求所指向标的物并无不存。第四，刘×1等5人在起诉时未提供诉讼主体适格的证据；对于其5人作为继承人的主体资格没有证据证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第五，刘×10名下的房产早在生前的1995年3月20日就进行了处理；刘×10、张×2夫妇死亡时没有房屋遗产；在1995年3月20日，在队干部李×、李×1、柴×的主持下，刘×10、张×2夫妇将属于自己的6间房屋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分割（有分房证明）；刘×10和刘×6、刘×7、刘×13在分房证明上签字并摁手印，队干部李×、李×1、柴×签名；刘×10、张×2夫妇将自己的6间房屋分给刘×6、刘×7、刘×133人每人2间系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由队干部在场证明，未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同意，这个分房意见直至起诉时已经生效并执行了20年，没有任何争议；在房屋分割以后，全家人就按照分家单履行，刘×6、刘×7、刘×13对于刘×10、张×2夫妇尽了全部赡养义务；2001年3月，在刘×10已死亡后，刘×6、刘×7、刘×13根据分房证明的内容，把各自分得的房子进行了装修，打了隔断，更换了门窗，调整了窗户位置，3个人的房屋单独开门，单独成院，并在院内加盖了房屋；刘×7对分得房屋进行翻建，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2007年11月，国家统一给每户安装了智能电表，村里将分户证明的内容转给了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之后按照“居民客户用电登记表”分3户安装了电表；刘×13的“居民客户用电登记表”的户号为000××1号，刘×7的户号是000×5号，刘×6的户号是000×8号，这也证明村里认可了刘×10名下的房屋已经分割成3户，刘×10名下已无房屋，至此分房证明所涉及的全部条款均已履行完毕，直至现在，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刘×1参加了分家会议，对于父母的分房意见没有异议，但是提出在院内盖2间小房，对此大家均同意，此情况也写进了分房证明；刘×6在自己分得的房屋院内加建房屋时始终给刘×1预留2间房的地方，但是她始终没有建房的意思表示，至今已经过20年，实际上放弃了建房权利；因此，起诉状中所称的6间房屋属于遗产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诉讼主体不适格，刘×10、张×2夫妇死亡时没有留下6间房屋的遗产；刘×10、张×2夫妇生前处理房产的意思表示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刘×1等5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刘×10、张×2生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7名子女，分别为长子刘×6、次子刘×11、三子刘×12、四子刘×7、长女刘×1、五子刘×13、次女刘×2；张×2于1998年12月死亡，于2000年12月21日注销户口，至张×2死亡时其父母均已过世；刘×10于2001年3月死亡，于2001年3月13日注销户口，至刘×10死亡时其父母均已过世；刘×11于1991年死亡，于1991年8月28日注销户口，其先于被继承人刘×10、张×2夫妇死亡，刘×11生育刘×3、刘×42名子女；刘×12于1987年死亡，其先于被继承人刘×10、张×2夫妇死亡，刘×12与妻子侯×共生育刘×51名子女；刘×13于2007年11月28日死亡，于2007年12月6日注销户口，其后于被继承人刘×10、张×2夫妇死亡，刘×13生前与张×系夫妇关系，二人于1984年2月25日登记结婚，二人共生育刘×8、刘×92名子女。刘×10、张×2夫妇生前未订立遗嘱及遗赠抚养协议。因搬迁，被继承人刘×10、张×2夫妇生前在北京市大兴区×××西路北四条11号（以下简称：11号院）内取得北房6间；该11号院内北房6间即刘×1等人所称的“北京市大兴区×××33号院”内北房6间；刘×6等人主张在1995年3月20日，在当时生产队干部的见证下，经刘×10、张×2夫妇同意，已对11号院内北房6间进行分家析产，并提交“分家证明”予以证明；该分家证明载明：“经全家人和队干部同意，现将刘×10的陆间房，现分给三个儿子，每人二间。刘×6东头二间，刘×7西头二间，刘×13中间二间。（1）经全家人商议，院内不准打院墙。（2）分房以后，老人还有权支配原有6间房。（3）老人不在以后，房子归本人所有。（4）院内东头允许大妹妹（刘×1）盖两间小房”；分家证明的“队干部”、“证明人”处有“李×”、“李×1”、“柴×”的签字，落款时间为1995年3月20日，刘×6等人主张分房证明的正文由张×书写，刘×10的签字由张×签写，由刘×10摁印确认，由刘×6、刘×7、刘×13签字并摁印确认。为证明分家证明的真实性，刘×6等人提交与李×对话的视听资料，李×主张其系当时生产队的队长，李×1、柴×系副队长，当时系刘×13要求李×对分家进行见证，刘×10、张×2夫妇均在场，3个儿子及1个女儿（刘×1）亦在场；为补强上述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刘×6等人提交由李×书写的证明，该证明载明：“先念了分房证明，都说没意见，家里人签完后摁完手印后，干部签，我先签的名字，我签名后叫李×1、柴×签字，当时他们俩已经开始吃饭了，懒的起来，都说你就替签名吧。是李×1、柴×看着我签上他们的名字的”；刘×10的居民户口簿载明刘×10的文化程度系文盲，为否认分房证明，刘×1等人提交与柴×对话的视听资料，柴×主张分房证明上的“柴×”签字并非其签写。虽经装修改造、翻建，现11号院内北房仍为6间，其自东向西数第1间、第2间由刘×6占有使用，第3间、第4间由张×、刘×8、刘×9占有使用，第5间、第6间由刘×7占有使用，上述6间房屋均独立开门，每2间均装有独立的电表。2015年，就11号院北房6间的房产纠纷事宜，刘×1等5人将刘×6等5人诉至法院，即（2015）大民初字第4301号法定继承纠纷民事案件，在该案庭审过程中，针对分家一节，各方陈述称：“刘×2：不知道，我不在场，也没有人通知我。分家是1996年分的，但是写的是1995年”、“刘×1：我在场，我去我妈那，但是到那个院看见他们在。我要房，但是他们当时没有同意……写我在那盖，我没有盖”、“问：当时见证的这3个人在场吗？刘×1：在场”；之后刘×1等人撤诉，后又再次起诉，即（2015）大民初字第7875号法定继承纠纷民事案件，后又撤诉，后又再次起诉，即本案。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刘×10、张×2夫妇生前未订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故应按法定继承办理；根据上述法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根据上述法律第十一条：“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至被继承人张×2死亡时，其法定继承人为刘×10（配偶）、刘×6（子女）、刘×3及刘×4（刘×11的子女，代位继承人）、刘×5（刘×12的子女，代位继承人）、刘×7（子女）、刘×1（子女）、张×与刘×8、刘×9（刘×13的配偶及子女，转继承人）、刘×2（子女）；至被继承人刘×10死亡时，其法定继承人为上述除刘×10之外的全部当事人。据此，被继承人刘×10、张×2夫妇的法定继承人均已参加本案诉讼。根据上述法律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至本案审理时，距离刘×10、张×2夫妇死亡不足20年，且刘×1等5人多次通过诉讼主张权利，故对其5人主张本案继承纠纷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1等5人主张11号院内6间房屋系遗产，而刘×6等5人则主张上述房屋已分给子女所有，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1号院内北房6间是否系被继承人刘×10、张×2夫妇的遗产。通过审核分房证明、双方当事人所提交视听资料、（2015）大民初字第4301号民事案件的庭审笔录、诉争房屋的占有使用状况可以认定，虽然并非全部证明人均亲笔在分房证明上签字确认，但此并不影响刘×10、张×2夫妇依法对自己所有的房产对子女进行分配，该分家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且事后已按协议实际履行，即诉争房屋至被继承人刘×10、张×2夫妇死亡时已经处分完毕，已不属于遗产，故对5名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判决：驳回刘×1、刘×2、刘×3、刘×4、刘×5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刘×1、刘×2、刘×3、刘×4、刘×5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分割刘×10、张×2夫妇在北京市大兴区×××33号院落1处（正房6间）并确定各人应继承的份额。理由：1、分家不是刘×10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符合遗嘱的法定要件，更不应产生遗嘱继承的法律效果，刘×6、刘×7、刘×13三人不应依据“遗嘱”继承取得涉案房屋；2、分家证明本身并未将涉案六间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给刘×6、刘×7、刘×13三人；3、涉案房屋为刘×10、张×2的夫妻共同财产，刘×10单方处分张×2所有权部分财产的行为是无效的。刘×6、刘×7、张×、刘×8、刘×9同意原判并答辩称：1、刘×10、张×2在世时把在世的儿女通知来，把房子分了，把刘×1的意见也写进来了，还叫来村干部参加，写了书面分家单，就是他们的真实意见。分房证明是分家单，不是代书遗嘱，上诉人认为是代书遗嘱是错误的。2、关于房屋所有权的转移问题，在张×2、刘×10去世后，从2001年3月开始，刘×6、刘×7、刘×13按照分房证明行使自己房屋所有权人权利义务，每人两间，各自收拾自己的房子，打院墙、翻建、加建、出租、收益。刘×10去世后至起诉已经14年之久，各上诉人明知而无任何异议。3、张×2参加了分房的全过程，同意分房内容，生前未提异议，其与刘×10共同生活，分房是他们的共同意愿。本院审理中，李×到庭作证称，其参与了刘×10家的分家，当时他是村长兼队长，认可当时和律师谈话的内容是其所述，当时一起去刘×10家的还有柴×、李×1。李×认可“分房证明”上李×、柴×、李×1三位证明人的名字系其一人所签，原因是在刘×10家正准备吃饭，另外二人遂让其代签。刘×1等人亦提供柴×的视频光盘，视频中柴×称为分家去过刘×10家，但具体细节想不起来了，不记得有“分房证明”，也否认“分房证明”上柴×的名字是其本人所签。经本院通知以及刘×1等人告知，柴×未出庭接受质证。另一证人李×1现已去世。经本院现场勘验，诉争房屋已被分成三个院落，并由实际占有人分别对房屋进行了翻建或在院内增建了其他房屋。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开庭笔录、视听资料、照片、分房证明、证明、居民客户用电登记表、收据、居民户口簿、户籍证明、北京市死亡医学证明书、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诉争房屋是否在刘×10、张×2在世时已分割完毕。亦即“分房证明”是否有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诉争房屋系刘×10、张×2生前共有的房屋。1995年3月20日，由时任村长的李×等人作为证明人，参与了刘×10一家的分房过程并在“分房证明”上签了字。刘×10在“分房证明”上摁了手印，张×2亦在分家现场并未提异议，且张×2、刘×10去世后，诉争房屋的占有使用一直按此“分房证明”履行并分别改扩建或增建了房屋，期间他人并未提出异议。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分房证明”有效。柴×虽在视频中称不记得有分房证明，但其未能出庭接受质证，本院对其证词不予采信。“分房证明”的内容实质上属于分家的性质，而非遗嘱或遗赠，对于证明人的人数并无法律上的要求，证明人李×称柴×、李×1二人让其代签姓名，因李×1已死亡，柴×未到庭接受质证，且本院考虑到在分家过程中，李×作为村长兼队长，以及农村分家的习惯做法及不规范性，并不完全排除李×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故证明人签字虽有瑕疵，但不能由此否定“分房证明”的效力。李×已认可“分房证明”上三位证明人的名字均系由其一人所签，故刘×1等人申请对三位证明人的签字的真实性以及是否为李×所签进行鉴定已无意义，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在刘×10家分家时，李×、柴×、李×1均到场并在刘×10家吃了饭，上诉人刘×1当时亦在场，其应清楚当时的情形，但其在原审法院对于“分房证明”质证时，并未对刘×10的指纹提出过异议，且刘×10已死亡多年，刘×1等人在二审提出申请要求对刘×10在“分房证明”中的指纹进行鉴定，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张×2未签字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分家当天张×2本人亦在现场，针对分房协议其并未提出异议。其虽未签字，但本院综合证人证言、诉争房屋实际占有使用的现状以及我国当时农村的历史及习惯做法等，认定分房协议有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1、刘×2、刘×3、刘×4、刘×5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1、刘×2、刘×3、刘×4、刘×5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保河审判员  王云安审判员  李 倩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史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