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辽01民终67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英，女，196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东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洋，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志国，男，1990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洋，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晓光，男，195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泉，辽宁翼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连河，男，194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曹仲屯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曹仲屯村。负责人：史宝权，该村民委员会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辉，沈阳市东陵区东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英、上诉人孙志国及上诉人杨晓光因与被上诉人高连河、被上诉人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曹仲屯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曹仲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5）沈和民四初字第01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英、孙志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2006年存在土地流转的关系，双方属于转包行为，而非转让行为，且不属于出租行为；2、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高连和转让土地及地上物的行为进行追认，高连和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且杨晓光不适用善意取得。上诉人杨晓光辩称：上诉人张英、孙志国与高连和有姻亲关系，由高连和全权代理，转让该土地行为有效。被上诉人高连和辩称：我不同意原审判决。我将土地转包给上诉人杨晓光，村里同意我转包，不同意我卖。被上诉人曹仲村委会辩称：我方同意一审判决。上诉人张英、孙志国系村集体成员，土地的直补款给上诉人张英、孙志国。答辩人没有与上诉人杨晓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杨晓光上诉请求：1、对一审判决中认定上诉人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撤销或改判；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存在超裁裁判。被上诉人只要求认定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而一审法院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权，虽未写入一审判决内，但却从司法角度对该用益物权进行了确权，完全是超过诉求的裁判；2、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杨晓光必须与原审第三人村委会再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于法无据；3、一审法院不能以相关土地凭证未变更至上诉人杨晓光名下而否认上诉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4、一审法院对该土地转包及向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让的认定有违常识、悖离法律。上诉人张英、孙志国辩称：1、一审法院不存在超裁判决；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与第三人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未建立新的承包关系是正确的；3、本案是无权处分人处分并且没有得到权利人追认的无效合同。被上诉人高连和辩称：当时我提出转包和转让有什么区别，我不明白，村里当年的书记说没有什么不一样，合同也是村里打印的，我签字。当时村里说就是转包。被上诉人曹仲村委会辩称：意见同对上诉人张英、孙志国的答辩意见。张英、孙志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高连河与被告杨晓光及第三人曹仲村委会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2、案件受理费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高连河、被告杨晓光及第三人曹仲村委会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中原告1.8亩土地经营权及地上物转让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第三人曹仲村委员会发包的1.8亩土地，并于2004年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土地股权证。2006年4月15日，被告高连河、被告杨晓光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双方根据各自生产经营需要，依据国家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甲方（被告高连河）自愿将24亩土地的使用权及承包权转让给乙方（被告杨晓光），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自愿将位于曹仲村24亩土地转让给乙方，四至为……。二、土地转让费总计金额为捌拾壹万陆仟元整（816,000元），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土地转让费。三、土地转让后，乙方到村委会办理土地转让手续，乙方自行对该土地进行管理、使用，并可以转让，甲方不得干预。办理土地改变用途时，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办理手续时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四、如在使用期间，遇国家或集体征用土地时，该土地及地上物一切赔偿归乙方所有，农民安置费归甲方所有。五、土地转让前所有关于该土地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土地转让后所有关于该土地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此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及中证方各执一份。双方共同遵守，如有违约，由违约方承担一切后果，并由违约方承担其法律及经济责任。”第三人曹仲村委会在该协议中证方处加盖公章。被告杨晓光已将协议书约定的款项支付给被告高连河。诉争土地目前由被告杨晓光使用经营。原告主张系将承包地出租给被告高连河、口头约定租期为20年、对其承包地已被被告高连河流转给被告杨晓光事宜并不知情。被告高连河对此不予认可，抗辩其与原告并不存在土地租赁关系，而系经原告同意代原告将承包地转让给被告杨晓光。被告高连河主张收到被告杨晓光支付的转让款后，已按照3万元/亩的价格将款项支付给原告。原告认可收到被告高连河给付的款项、收款时间为2006年，但主张该款系与被告高连河之间的土地出租款，且收款的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楚。另查明：二原告及被告高连河均系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曹仲屯村村民，被告杨晓光系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前进村村民。原告张英母亲哈秀莲（另案原告）与被告高连河原系儿女亲家关系。又查明：土地转让协议签订后，第三人未与被告杨晓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土地股权证亦未变更到被告杨晓光名下，国家发放的粮补依然支付给原告。一审法院认为，确定二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需先行厘清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主张与被告高连河系土地租赁关系，但被告高连河予以否认，原告未能就其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同时，被告高连河抗辩系经原告同意代为原告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高连河亦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在此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的规则予以处理。该“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合本案相关证据及案情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原告于2006年收到被告高连河给付的3万元/亩的土地流转款项，被告杨晓光于2006年通过与被告高连河签订协议开始使用经营原告的土地至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备案，而原告未能证明上述事项的存在。其次，从土地流转价格来看，按照原告主张“租赁期限为20年、租赁费为3万元/亩”，则可折算出每年的租赁费为1,500元/年，而根据第三人出具的情况介绍，2006年当地土地租赁价格为每亩300元/年左右，二者差额极其明显，而原告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再次，农村承包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变动涉及农民的根本利益，承包人对土地变动的关注程度可想而知，且诉争土地位于曹仲屯村，原告长期在此居住，被告杨晓光自2006年开始使用经营诉争土地至起诉时已达九年之久，原告主张对此始终不知，直至2015年诉争土地涉及征收时方知晓，与常理不符，应推定原告对2006年被告高连河将其土地流转给被告杨晓光是认可的。另，推定原告对2006年被告高连河将其土地流转给被告杨晓光是认可的，并不必然导致被告杨晓光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上述两条法律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项下，即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但该新的承包方仍应限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户，而被告杨晓光并非曹仲屯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符合法定条件。其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受让方与发包方建立新的承包关系，双方应当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被告杨晓光与被告高连河签订协议后，第三人曹仲村委会并未与被告杨晓光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从而确立新的承包关系，故被告杨晓光未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再次，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土地股权证载明的权利人始终为原告，未变更到被告杨晓光名下，国家发放的粮补仍然支付给原告，亦能佐证承包经营权未变更。而转包与转让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受让方是否取得承包经营权，与发包方建立新的承包关系，如前所述，被告杨晓光并不符合转让条件，因此，原、被告之间的流转应按转包处理，而非转让，二原告依然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二原告要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英、原告孙志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涉案土地系农村家庭承包地，其承担着对农户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维系、养老、医疗等生存权保障，都要依靠家庭承包地来实现。由此，原审仅依据债权法相关规定认定上诉人杨晓光与被上诉人高连河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法律依据不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据该规定可知，基于家庭承包地对于农户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上述法律对农户转让家庭承包地进行了条件性的设置，以确保农户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原审应结合上述法律规定，重新对上诉人杨晓光与被上诉人高连河签订的“协议书”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作出认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原审原告诉讼请求是否应得到法律支持，作出裁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5）沈和民四初字第01200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重审。审 判 长  李 倩审 判 员  王 纪代理审判员  刘建东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杨竣驰本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