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56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根球，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海燕，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程根球，基本情况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雷，住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莉，住广州市越秀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伟斌，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敏燕，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程某、崔某因与被上诉人程雷、李莉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三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程某、崔某是夫妻关系，程雷是程某、崔某之子，其与李莉原是夫妻关系。据程某、崔某提供的粤房地证字第C5091867、5086180、50××65号《房地产权证》记载，广州市越秀区正南路锦荣街16号501房、502房、503房的权属人均登记为程雷，登记时间为2006年11月29日。后程雷重新领取粤房地权证穗字第××、01××29、01××42号《房地产权证》，上述房屋权属人仍登记为程雷，登记时间分别为2013年1月24日和2013年1月25日。上述房屋一直由程某、崔某作出租使用至今。2010年4月27日，程雷签署委托书，委托潘雪莹及程某代表其在广州市执行和处理越秀区正南路锦荣街16号501、502、503房等房屋出售、管理、修缮、出租等事项；该委托书在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2010）粤穗广证内字第10661号]。2012年10月18日，程雷签署《声明书》，表示自愿撤销（2010）粤穗广证内字第10661号公证书，该《声明书》亦在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2012）粤广广州第279929号]。2013年6月20日，程雷（借款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贷款人）签订《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自2013年6月20日至2018年6月19日止，借款人可以在3800000元借款本金额度内向贷款人申请借款，其同意以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五套房产提供担保等。程雷于2013年6月26日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抵押权登记手续，于2015年2月5日办理涂销抵押登记手续。程某、崔某、程雷均确认程雷已还清上述借款。另查，根据广州市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显示，广州市淘金北路13号802房、803房、603A房及天寿路25号1112房均登记在崔某名下，使用性质均为住宅，前三套房屋所有权来历均为：1999年向中国北方工业湛江公司购买；天河区广州大道中900号2308房登记在程某名下，使用性质为居住用房，登记时间2010年2月23日。2014年,程某、崔某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547号民事判决。判后，程某、崔某不服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228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发回重审。重审中，程某、崔某诉称：涉案房屋由程某、崔某全资购买，全部购房文件包括购房合同在内均由程某签署，全部房产证原件和票据在内的有关文件原件均由程某保管，涉案房屋也由程某、崔某使用、管理至今；程某、崔某令程雷于2000年8月16日和2010年4月27日分别签署两份公证委托书，确认程某、崔某拥有买卖和处分房产的全部权利，在购房涉案房屋时，程雷与李莉已结婚，程某、崔某要求程雷、李莉签署一份声明，确认该房屋属程某、崔某所有，不属于程雷、李莉所有。约2012年10月之前，程雷、李莉乘程某、崔某不备，潜入程某办公室窃取涉案房屋文件，由于其中一份2010年4月27日的公证委托书未放好，由程雷、李莉窃取，并于2012年10月18日以“慎重考虑”为由到广州市公证处撤销了该公证委托书，又于2013年2月1日以丢失房产证为由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重新领取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后又以涉案房屋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从以上事实可知，涉案房屋均为程某、崔某的财产，程雷、李莉未经程某、崔某同意另行领取房产证用于贷款，实为抢夺程某、崔某的财产，严重侵犯程某、崔某的合法权益。本案纠纷是“借名买房”，不是“赠与房屋”，程某、崔某从购房之日至今八年从无“赠与房屋”的意思表示，程某、崔某是涉案房屋事实的房产权利人，有以下八大事实为证：1、程某、崔某出资购买本案房屋的目的是用于出租和经营，以用于“以房养老”；2、借程雷、李莉名义购房是为了方便房屋的出租和经营活动；3、购买活动由程某一人完成，程雷、李莉从未参与；4、全部购买文件由程某一人签署，程雷、李莉未在任何文件签字；5、从购房之日起至今，全部购房文件原件、复印件均由程某、崔某保管，程雷、李莉一份复印件都没有；6、通过公证委托书将房屋的全部权利还原给程某、崔某；7、从购房之日起至今，本案房屋的租金收益和卖房收益均由程某、崔某收取，本案房屋的使用、占有、收益、处分、管理、交纳各种费用均由程某、崔某行使；8、特别是程雷、李莉签名的《声明》，完全清楚表明本案房屋是程某、崔某财产。《声明》复制件与原始件是一致的，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它进一步证实了程某、崔某是本案房屋的事实权利人。程雷、李莉从购房之日起至今，未受赠到一分财物和房产文件，完全是“空头业主”。依据民诉法和物权法的规定，本案房屋应确权为程某、崔某所有，并过户到程某、崔某名下。为此，请求判令：1、确认广州市越秀区正南路锦荣街16号501、502、503房归程某、崔某所有；2、程雷、李莉协助程某、崔某办理广州市越秀区正南路锦荣街16号501、502、503房产权过户登记至程某、崔某名下的手续。程雷、李莉重审辩称：不同意程某、崔某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不动产所有权产生、变更均以登记而生效。程雷是涉案房屋登记在册的所有权人，已取得房产证，且该房地产权证与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内容一致，程雷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2、程某、崔某出资帮助程雷、李莉购买涉案房屋的行为是其向程雷、李莉的赠与行为，而且该赠与行为的标的是购房款，并非涉案房屋。在购买房屋的过程中，不管是程某、崔某、程雷、李莉还是涉案房屋的出卖人均清楚知道买受人是程雷，至于买卖房屋的流程由谁负责，并不影响涉案房屋为程雷、李莉所有的事实。3、程雷曾授权程某代管涉案房屋，以及此后程雷撤销对程某代管房屋的授权，均是程雷作为合法的所有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4、程某、崔某根本不需要程雷、李莉代持房屋，程某、崔某拥有大量的房产，其在买卖房屋时完全可以以自己名义进行购买，但其没有这么做。程雷出具委托书授权程某代管是因为其经常不在广州，并不存在程某、崔某所述“方便出租、买卖房屋”的理由。5、程某、崔某即使不认可其将购房款赠与给程雷、李莉，也只能通过向程雷、李莉追讨购房款以保护债权，而非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原审及重审过程中，程某、崔某提交了如下证据：1、程雷（乙方）与案外人陈让荣、陈某甲等（甲方）及担保人陈某乙于2006年10月30日签订的《购房合同书》，约定乙方购买甲方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正南路锦荣街16号501、502、503房，建筑面积193.89平方米，总房款1260285元等。2、收款人陈某乙分别于2006年10月30日、10月31日、11月17日、11月21日及11月27日出具的房款收据5份，记载收到程雷交来购房款3000元、249000元、160000元、80000元、768228元。3、程某分别于2006年10月31日、11月17日、11月21日及11月27日向陈某乙支付房款249000元、160000元、80000元、768228元的转账、支付凭证6份。4、广州市越秀区正南路锦荣街16号501、502、503房印花税、契税、所有权登记费、交易手续费等税费支付凭证15份。5、广州市房管部门向程雷核发的涉案房屋房地产权证。6、程雷、李莉于2006年10月31日出具的《声明》（复制件），内容为：“广州市正南路锦荣街16号501、502、503房屋产权虽然登记在程雷名下，但上述房屋属父母程某、崔某全额出资购买，并拥有该房屋的全部房屋所有权，上述房屋不属于我们所有。声明人：程雷李莉二OO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程某、崔某称上述证据原件均由程某、崔某保管，涉案房屋由程某、崔某实际出资购买并使用，证据1《购房合同书》是由程某代程雷签名，证据6的《声明》主文是程某所写，由程雷、李莉看后在落款处签名、捺指印，足以证明程某、崔某是涉案房屋的真正权利人。程雷、李莉对证据1-5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程某、崔某是以向程雷赠与购房款的方式资助程雷购买房产，房屋的所有权属于程雷；对证据6，程雷、李莉称其从来没有签署过该《声明》，认为该《声明》是程某、崔某伪造、变造形成的，对该《声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重审过程中，根据程某、崔某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声明》中程雷、李莉签名笔迹是否出自本人书写以及《声明》中程雷、李莉的指印是否出自本人指印进行鉴定。该中心经检验作出粤天正司鉴中心[2015]文某甲第056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检材为复制件；检验过程：依据《笔迹鉴定规范》，利用实体显微镜（编号A2020）进行显微检验发现：检材塑封已被部分拆封，其上全文字迹均为手写体字迹，且正文字迹及需鉴定的“程雷”、“李莉”签名均为黑色墨料印制形成；检材需鉴定的“程雷”、“李莉”签名运笔基本自然，笔画关系清晰；委托人提交的“程雷”、“李莉”供比对签名样本，运笔基本自然，符合比较检验的基本要求。将检材需鉴定的“程雷”签名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程雷”签名进行比较检验发现：两者在书写风貌和字间组合特征上呈现符合，在单字“程、雷”多数笔画起收笔方向与形态、连笔的形式、行笔的弧度、转折的角度等运笔特征上呈现符合，在单字“程、雷”多数笔画之间和偏旁部首之间的搭配比例特征上也呈现符合。将检材需鉴定的“李莉”签名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李莉”签名进行比较检验发现：两者在书写风貌和字间组合特征上呈现符合，在单字“李、莉”多数笔画起收笔方向与形态、连笔的形式、行笔的弧度、转折的角度以及笔力的分布等运笔特征上呈现符合，在单字“李、莉”多数笔画之间和偏旁部首之间的搭配比例特征上也呈现符合。鉴定意见：检材《声明》落款声明人处的“程雷”签名笔迹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程雷”签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检材《声明》落款声明人处的“李莉”签名笔迹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李莉”签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程某、崔某、程雷、李莉均表示同意上述鉴定意见。但程雷、李莉认为用作检材的《声明》仅为复制件，不是原件，无法明确《声明》中的主文部分与签名部分同在一份原件上，该鉴定意见仅仅明确《声明》上的“程雷”“李莉”出自程雷笔迹，而对于该签名如何形成在检材上、签名是否为程雷亲自签署、签名与主文形成时间、主文形成时间等问题均无法鉴定、判断，因此该鉴定意见仍无法明确程雷、李莉是否曾经签署过该《声明》并且声明内容未经任何篡改或添加，在程某、崔某提供的证据没有原件且该《声明》复制件存在诸多瑕疵及不确定性的时候，原审法院不应采纳该证据。程某、崔某则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是《声明》是否真实，而不是原件与复印件之争，程雷、李莉对《声明》的辩解违反了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的全部事实证据表明，程雷、李莉在《声明》中的签名不存在“移植”的问题。另，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委托编号为粤天正司鉴中心（2015）痕申字第030号《文某乙审查结果通知》，告知原审法院委托该中心对“程雷”、“李莉”指印进行的司法鉴定，经文某乙审查，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特征点数量不足），本次委托自本通知之日自行终止。另查明：在（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547号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依法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上述《声明》进行鉴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穗司鉴字201406008001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分析说明：根据以上检验结果，经综合分析，检验发现的检材JC01-1主文内容与检材JC01-2声明人“程雷”、“李莉”签名，两者笔迹由多色液态墨点组成，点阵排列组合，墨点色泽、光反射强度等特征反映符合，符合特征总和反映了两者是同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具一次打印形成，是在同一原稿页面上经扫描，彩色喷墨打印形成；鉴定意见：1、检材落款日期为“二OO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声明》是彩色喷墨打印机具打印形成。2、检材落款日期为“二OO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声明》主文内容及声明人“程雷”和“李莉”的签名是同一纸上形成等。鉴定人出庭陈述，该份声明虽然是复制件，但必须存在一份原稿才能通过彩打具一次打印形成，根据鉴定意见分析说明中记载的声明复制件特征，该原稿主文与落款不存在拼凑、合并的痕迹，遂作出第2点鉴定意见。原审法院向该鉴定所发函，要求鉴定所对以下问题进行补充、说明：1、检材是否是复制件、原稿是否是原件，2、是否存在与检材一致的原稿，3、鉴定意见第2点是否是指，声明原稿的主文内容与声明人签名是在同一纸上形成，且都是手写，4、从检材推断，能否排除原稿被篡改、变造的可能，5、原稿是否真实、客观、且唯一等。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补充说明，说明如下：一、针对“检材是否是复制件、原稿是否是原件”，“是否存在与检材一致的原稿”的问题，就本案鉴定而言，1、检材声明主文内容、签名等个人的书写字迹，不是打印体文字，而是出自于个人的书写字迹才能形成。因此从这点来说，形成检材的书写字迹必须复制各人书写字迹的原件才能形成；2、形成检材的书写字迹必须以各人书写的原稿页面字迹转印才能形成；3、对于检材是否是原件的复制件，原稿是否是原件，是否存在与检材一致的原稿的问题，由于没有另一方的原件、原稿样本进行比对，对上述问题，在鉴定中无法作出明确判断，这是因为：（1）对检材声明这一方是否为原件进行鉴定，经过鉴定，检材声明是彩色喷墨打印机具打印形成的，从检材声明制作手段上作出的检验，说明了该检材是经原稿同一页面转印形成的机制文件，但在检验技术上，无法判断检材是否从原始文件的完整复制，无法判断检材是否从最初形成原稿页面图文信息的完整转印；（2）检材声明是机制件，其是否能全部反映或是包含了原始文件、最初原稿页面的全部信息，鉴定中不能确定，因为原始文件的完整形态，原稿页面的图文信息没有看到，没有比对条件，在检验技术上，无法判断该检材声明与原件、原稿是否相一致的；（3）作为原始文件、或原稿页面图文信息，应当是由各书写人直接书写的工具、墨水色料；各行书写内容、签名、日期、指引的笔痕、印油的连贯书写、捺印，以及承载物等各要素相关信息组成，但由于检材是机制件，在检验技术上，无法作出对检材声明是否与原件、原稿一致的判断，在法庭上，鉴定人对质证方提出的检材是否原件的问题，已从检材的制作手段上给予了回答，对质证方提出的检材是否复制形成、是否与原件一致，鉴定人回答的是形成检材的个人字迹必须出自于个人书写字迹的原件，必须与各人手写字迹的原件符合，但质证方提出的原件含义，与鉴定人回答的原件含义不一样，鉴定人说的是从检材字迹部分的来源、出处，必须与原件相符，而不是说与原件完整性、原稿最初形成的图文信息是否相符，由于质证问题有的超出了检验范围，且涉及鉴定专业术语，恐各方难以理解，因此，在这里进行补正说明。二、针对“鉴定意见第2点是否指声明原稿的主文内容与声明人签名是在同一纸上形成，且都是手写”的问题，1、检材声明上的书写字迹，在此检材上不是直接手写形成，是印制形成；2、检材声明主文内容、签名、日期字迹、指印是一次印制形成。但在检验技术上，无法判断检材声明是否从最初形成原稿页面图文信息的完整转印。三、针对“从检材推断，能否排除原稿被篡改、变造的可能”，“原稿是否真实、客观、且唯一”的问题，在检验技术上目前无法判断。在本案重审庭审中，程某、崔某表示（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547号案中的鉴定结论可以保留，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程雷、李莉表示（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547号案中的鉴定结论、鉴定人员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对法院询问函的回复是有效的，可以保留。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因此，利害关系人对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房屋请求确认物权的，如果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约定房屋物权归属且该约定合法有效的，则应根据约定内容确认房屋的权利主体。本案中，程某、崔某主张涉案房屋是其出资购买，其以程雷名义进行登记实际上是借名登记，并提交了一份《声明》的复制件作为证据，拟证明程某、崔某、程雷、李莉双方就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另有约定。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该《声明》是否真实有效？该《声明》虽经鉴定确定落款声明人处的“程雷”“李莉”签名笔迹分别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程雷”“李莉”签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但由于该《声明》是复制件，经鉴定是彩色喷墨打印机具打印形成的，程某、崔某未能提交原件供核对，现程雷、李莉均否认曾签署该《声明》，而鉴定机构表示在检验技术上，无法判断该检材《声明》与原件、原稿是否相一致，无法判断检材《声明》是否从最初形成原稿页面图文信息的完整转印，以及无法判断“能否排除原稿被篡改、变造的可能”、“原稿是否真实、客观、且唯一”的问题。故上述《声明》的真实性存疑，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关键事实的依据。由于上述《声明》存在瑕疵，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程某、崔某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不能据此认定程某、崔某、程雷、李莉之间就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另有约定。无论是程某、崔某保管的旧房地产权证或程雷、李莉持有的新房地产权证，涉案房屋权属人均登记为程雷，购房至今登记权利人未发生变化。如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的事实确实与实际情况不符，程某、崔某应及时向相关行政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但程某、崔某在房管部门核发上述房地产权证后将近十年时间一直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且在购买涉案房屋时，程某、崔某不存在限购或需按揭贷款等交易限制问题，程某、崔某所称的以房养老及用于经营等目的完全不妨碍程某、崔某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其自身名下，如程某、崔某要成为真正权利人，实无必要以程雷名义购买房屋。故根据物权公某甲、公某乙原则，程雷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2010年4月27日程雷签署的委托书亦明确载明程雷作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委托案外人潘雪莹及程某代表其在广州市执行和处理涉案房屋出售、管理、修缮、出租等事项。综上，程某、崔某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第（四）项、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于2015年11月25日作出判决：驳回程某、崔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鉴定费60260元（37740元＋22520元），由程某、崔某共同负担。判后，程某、崔某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声明》明确案涉房屋属程某、崔某所有。（一）《声明》虽是复印件，但司法鉴定结论查明两点事实，一是主文与程雷、李莉签名在同一张纸上形成；二是《声明》中的签名是程雷、李莉所为。程某、崔某及程雷、李莉均认可上述鉴定结论，原审法院不认可上述事实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七十九条的规定；（二）《声明》是复印件和两份鉴定意见组成的事实证据，而非单独证据。原审法院认定《声明》是单独证据与事实不符。（三）原审判决关于“……图文信息的完整转印……”等质疑违背了法律规定，违背了事实。1、程雷、李莉提出“无法判断原件与原稿是否相一致”，“无法判断声明是否从最初形成原稿页面图文信息的完整转印”，均是凭空质疑，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原则；2、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程雷、李莉没有举证证明其对《声明》提出的异议；3、程雷、李莉的质疑违反了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程雷、李莉既然主张《声明》签名是伪造的，但又不申请笔迹鉴定，原审时程雷、李莉主张其签名是伪造的，现在又主张是“移植的”，第二次鉴定尚未有结论，程雷、李莉在鉴定笔录中即预测鉴定结论是程雷、李莉所为，等等，可以证明程雷、李莉在《声明》的真实性上说了假话。（四）原审判决隐瞒了2014年6月17日庭审质证笔录中关于“声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结论，违反程序，滥用职权。（五）鉴定意见书和庭审质证已清楚回答了“声明书复制件与原件一致”的问题，不存在任何疑点，原审法院发出《询问函》目的是诱导鉴定单位推翻鉴定意见及庭审质证的结论。《询问函》和《补充说明》两项证据来源和形式均不符合法律规定，违反法定程序，法院不应采纳“无法确认该复制件与原件一致”的观点。二、程某、崔某是借名登记，案涉房屋依法应属程某、崔某所有。（一）原审法院对案涉房屋基本事实除房产证和委托书编号，未有一件查明。（二）原审法院判定程某、崔某对案涉房屋的权利来源于委托书与事实不符，涉案房屋是在1996年分别购买，第一份委托书是2000年8月16日签订，中间相隔4年，在这四年里，选购房屋、签订购房合同、支付房款、签订贷款合同、管理出租收取房屋租金、支付房屋各项费用、领取保管房产证及全部票据均是程某、崔某自主决定，表明在没有委托书的四年里，程某、崔某依然有房屋的全部权利，因此程某、崔某的权力不是来自委托书，而是为了明确程某、崔某是事实权利人，委托书是解决与第三人的授权关系，而不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授权问题。（三）原审法院适用《物权法》第十四、十七条的法律错误。借名登记是程某、崔某为了经营而为之，程雷是程某、崔某的独子，是唯一的继承人，节省税费由其继承是程某、崔某购房时的本意，只是后来程雷、李莉偷窃委托书、重新领取房产证贷款挥霍，才使程某、崔某不得不提起诉讼，否则这些财产会被挥霍殆尽。（四）原审判决认为“由于房产证和其他票据均是程雷的名字，因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违反了《物权法》、《民诉法》的规定。1、《物权法》、《民诉法》中有关房屋产权的登记是科学、完整的，不能片面理解。物权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可推出，物权登记并非不能否定，本案中程某、崔某是借名登记，是事实上的权利人，案涉房屋依法应属于程某、崔某所有。2、权威判例对物权登记的法律适用也不仅仅以“房产证”为依据。（五）原审判决认定的“未有证据证明房屋的所有权另有约定”违背事实。1、委托书是双方关于房屋所有权的约定。从委托书内容上，涉案房屋的权利由程某行使，从委托时间上，直到房屋产权卖出转移后才能结束委托，可见在双方内部，程某行使房屋的全部权利，且该委托是不能收回，程雷此后也不能再行使该房屋的任何权利；2、购房时，双方之间签订的名为“产权约定协议”有违本案的血缘关系和人伦常理。（六）原审判决认为“双方之间是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依据，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1、本案双方都不认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却按债权债务纠纷处理。2、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的约定，原审法院按债权债务纠纷处理缺乏依据。（七）原审以“且在购买涉案房屋时，程某、崔某不存在限购或需按揭贷款等交易限制问题”为由否定借名登记的事实，违反了证据“关联性”的规定，“不存在限购”、“按揭贷款”和程某、崔某“借名登记”没有关联性，即使“限购”、“贷款限制”有可能成为“借名登记”的理由，但不能成为唯一必须的理由。（八）本案是借名登记而非债权债务或赠与房屋、赠与财产。1、程某、崔某购买本案房屋的目的是用于出租和经营，以用于“以房养老”，2、借程雷的名义购房是为了方便房屋的出租和经营活动，为了方便处理出租屋的治安问题，也为了方便程雷继承及少交部分继承税收，为了保证产权的安全性只能借妻子或儿子的名义购买，还为了不愿意露富；3、借名登记是民事法律行为，应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认定，即要弄清楚“意思表示”，程某、崔某的意思表示是借名登记，不是债权债务或赠与房款，具体体现在：购房资金全部由程某、崔某支付、购买活动由程某一人完成、程雷从未参与、全部购房文件由程某一人签署，程雷从未在任何文件签字、购房至今的全部购房文件原件、复印件由程某、崔某保管，程雷、李莉一份复印件都没有、通过公证委托书将房屋全部权利还原给程某、从购房至今的租金受理卖房收益均由程某一人收取和支配使用、房屋的使用自有收益处分管理交纳费用均由程某、崔某行使、程雷、李莉从未对房屋行使任何权力、购房至今近20年房屋由程某、崔某掌控，这七方面的证据就是《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的证据，就是否认本案产权证书名字的相反证据，依法应当以“借名登记”的事实为依据确认权利人。（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6】5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明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与真实物权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程某、崔某已举证五十余份事实证据，证明对涉案房屋出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房屋的真实权利人。综上所述，程某、崔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程某、崔某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程雷、李莉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程某、崔某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针对声明书的问题。1、程雷、李莉从未签署过该声明书；2、程某、崔某提供的声明书是复制件，不是原件；3、两次鉴定的鉴定意见只能说明声明书上的签名出自同一人的笔迹，但对于签名是如何形成在声明书上，该签名是否为程雷、李莉亲自签署、签名与主文形成时间等问题均无法鉴定予以确认；4、正因为程某、崔某提供的是复制件而不是原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多种可能可以说明声明书上的签名出自同一人笔迹的结果；5、程某、崔某说鉴定机构作出声明书复制件与原件一致的结论其实是偷换概念，在鉴定人回复一审法院的补充说明中已经明确说明无法判断声明书复制件与原件原稿是否相一致，无法判断声明是否从最初形成原稿的主文的完整转印，以及无法判断原稿有无被篡改、变造的可能。二、关于上诉理由的第二点。1、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不动产所有权产生变更以登记为准，程雷为涉案房屋登记在册的合法所有权人，而且一直没有变更过。根据物权登记的原则，程雷、李莉成为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程某、崔某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借名登记没有提出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程某、崔某与程雷、李莉之间并没有任何关于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其他约定。程某、崔某的一系列使用管理房屋的行为是基于程雷的授权而行使。3、并未存在任何限制因素导致程某、崔某需要将涉案房屋登记在程雷名下。经二审审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程某、崔某述称无法提供声明书原件，并推断程雷、李莉将声明原件偷走后复制了一份放回程某办公室。程雷、李莉则坚称从未签署过声明；程某、崔某在本案推断程雷、李莉偷取了所谓原件又复制一份放回去，仅是推断和猜测，根本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同样，程雷、李莉也推断和猜测程某、崔某为了让本案增加胜诉的几率而自行伪造了该声明。另，程某、崔某述称其主张涉案房屋的借名登记在出借人与借名人之间没有约定借名的期限，购房当时的想法就是一直放在程雷名下，因为程雷是其唯一继承人；后来由于程雷、李莉想要不劳而获，占有涉案房屋，因此程某、崔某现在想要把涉案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程雷、李莉则述称购房当时双方约定产权归程雷所有，并约定由程某支付购房款；涉案房屋一直出租使用，由程某代为收取租金，由于之前程雷、李莉及女儿与程某、崔某是一起居住的，基于家庭生活的原因没有要求程某交付租金的收入。另，程某认为2006年10月30日《购房合同书》是程某借程雷的名义签署，并非程某代程雷签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程某、崔某主张以借用程雷的名义签署《购房合同书》，对外作出以程雷为购买人的意思表示，此后涉案房屋登记至程雷名下，程雷依登记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程某、崔某并无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作出购房的意思表示，亦无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物权登记，故依法不发生取得涉房屋所有权的效果。程某、崔某上诉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事实上存在出资、出租管理、使用收益等事实，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的其他取得物权的方式，故其主张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程某、崔某依《声明》及涉案房屋购买、出资、出租管理、使用收益等事实主张其与程雷、李莉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事实。首先，《声明》为复制件，无法与原件核对，程雷、李莉均否认其真实性。其次，依据鉴定单位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书》及《补充说明》，反映《声明》复制件上程雷、李莉笔迹相符、复制件属一次打印形成，是在同一原稿页面上经扫描彩色喷墨打印形成，但鉴定单位亦说明原稿是否是原件、是否存在与检材一致的原稿无法做出明确判断、无法判断检材声明是否从最初形成原稿页面图文信息的完整转来、在检验技术上目前无法判断能否排除原稿被篡改、变造的可能。再次，程某、崔某称《声明》原件被程雷、李莉窃取后替换为复制件，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证明。鉴于《声明》为复制件，鉴定意见亦表明无法确定是否存在与该《声明》复制件一致的原件，程某、崔某就无法提供原件核对所作出的原件被程雷、李莉窃取后替换为复制件的说法缺乏证据证实，亦有悖常理。由此导致《声明》复制件形式证明力上存在瑕疵，该证据真伪不明，此不利后果应由程某、崔某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上述《声明》复制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院应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声明》复制件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鉴于程某、崔某提供的《委托书》亦以程雷作为产权人名义作出的授权，并非对产权归属的约定或对借名事实的确认；此外程某、崔某并无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与程雷、李莉作出过涉案房屋产权归属的约定；另据程某、崔某的自认，在购房当时其真实意思是涉案房屋一直登记在程雷名下，并无约定借名的期限；现无证据显示双方就借名事实作出过确认或就产权过户登记至程某、崔某名下达成过一致意见，因此上述种种均不足以印证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事实。至于涉案房屋购买、出资、出租管理、使用收益等实际情况，因双方之间存在直系亲属关系、程雷曾就涉案房屋的管理、使用收益向程某、潘某出具过《委托书》、双方曾共同居住生活开支等背景情况，故并非与借名登记存在必然对应关系。综上，程某、崔某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登记，事实依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在双方未就借名登记事实作出确认，及协商一致同意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程某、崔某名下的情况下，程某、崔某单方主张由程雷、李莉协助程某、崔某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缺乏约定或法定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程某、崔某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程某、崔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培娟审判员  谭红玉审判员  黄 嵩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杨银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