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鄂武汉中民外初字第00005号原告：赵秀焕，美籍华人。委托代理人：张仁清，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纯，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伟。委托代理人：曾繁旺，湖北光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夏威，湖北光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陶新，美籍华人。原告赵秀焕与被告周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原告赵秀焕的申请，追加陶新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于2015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秀焕的委托代理人张仁清，被告周伟的委托代理人曾繁旺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陶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秀焕诉称：2005年5月，赵秀焕因其不便在武汉购置房屋，经赵秀焕儿女亲家陶新的推荐，并协商后，委托陶新代购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885号盈安公寓的房屋。嗣后，赵秀焕向陶新汇至购房首付款24万元和房款的其余部分。陶新收款后，以其子周伟的名义购房，并进行了房产登记。因陶新出国，其便要求赵秀焕将购房款、装修费和物业费汇付给周伟。2005年5月31日至2011年10月21日期间，赵秀焕共汇款75.2万元，其中42万元和23.2万元分别汇至陶新和周伟的账户内。2012年8月，赵秀焕决定出售涉案房屋，并要求周伟予以配合，然周伟以更改联系方式的行为，拒绝交出房屋，致使赵秀焕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现特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885号盈安公寓1栋2单元702室房屋交付给原告，并配合过户至原告赵秀焕的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周伟口头辩称：本案所涉房屋系周伟购买，并不存在由陶新委托其购买房屋的事实。赵秀焕向陶新所汇的款项与周伟无关，陶新向周伟所支付的款项亦与购房无关。第三人陶新未陈述意见。原告赵秀焕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十份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原告支付购房款的事实。2、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证明房产权属、价值及被告违约的事实。原告赵秀焕向本院提交的补充证据有：1、2011年10月21日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证明资金走向。2、夏某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委托夏某汇款的事实。3、银行转款凭证；证明原告向夏某转款15.7万元的事实。4、武汉市房屋抵押记载信息；证明房产抵押情况。5、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房产购买事实。6、照片；证明原告居住事实。被告周伟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武汉市转让（销售）不动产无形资产发票；证明被告支付房款的事实。2、《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证明涉案房产的权利主体。经质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2及补充证据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原告向第三人付款与被告没有关联，且其中存在生活费的备注，说明原告并非系委托第三人购房。再者，原告向被告所支付的款项应为生活费，而不是购房款。且原告委托夏某付款，未有证据证实，原告向夏某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补充证据2应为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应被采纳。对补充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部分证据正好说明被告系涉案房产的权利人。对补充证据6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诉争房屋无关联。原告对被告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房屋的购房款正是原告所支付，其购房时间与原告支付首付款的时间相吻合。审理期间，经原告申请，本院在汉口银行武昌支行、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招商银行循礼门支行、汉口银行循礼门支行等相关银行调取了被告周伟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及其与第三人陶新的银行资金流水查询清单和付款凭证，并就原告赵秀焕申请的证人夏某、冷某分别撰写一份2015年4月8日《调查笔录》和一份2016年5月10日《质证笔录》。经质证，原、被告对证人证言、《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及银行流水查询清单、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被告认为虽然付款情况属实，却不能表明该部分资金是购房款或是还贷款，也不能证明原告委托购房的事实。依各方当事人举证及质证情况，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原告证据1、2及补充证据1、3-5，被告的证据1、2，以及本院调取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被告与第三人的银行资金流水查询清单和付款凭证，因质证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补充证据2，因被告对出庭证人夏某所作出陈述的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补充证据6，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本院不予采纳。对证人冷某表明原告曾在涉案房屋居住过的事实，因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陶新与周莉、周伟系母女、母子关系，周莉原是赵秀焕的儿媳，现已与赵秀焕的儿子解除了婚姻关系。2005年5月17日，周伟与武汉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港公司）签订一份《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周伟购买长港公司开发的房屋，建筑面积173.55平方米，房屋总价62.3686万元。首期付款32.3686万元，余款30万元办理银行按揭等。该合同经签约双方签章确认后，陶新亦在该合同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并拓上指纹。同年9月26日，周伟与武汉市商业银行大东门支行签订一份《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约定，周伟向武汉市商业银行大东门支行借款38.003万元，用于购买长港公司开发的房屋。贷款期限120个月，自2006年6月13日至2016年6月13日，贷款利率为月利率4.79%等。该合同经签约双方签章后，长港公司在该合同见证人签章处盖章确认。在上述合同履行期间，赵秀焕于2005年5月31日至2010年12月31日间分别向陶新、周伟汇款共计59.5万元。其中，赵秀焕向陶新汇款42万元的具体付款情况为：2005年5月31日汇款24万元，汇款用途为购房；2006年3月31日汇款16万元，汇款用途为贷款，2006年8月16日汇款2万元，汇款用途为生活费。赵秀焕向周伟汇款17.5万元的具体付款情况为：2007年11月1日汇款2万元，汇款用途注明为房款；2008年3月13日汇款2.5万元，汇款用途注明为房款；2008年10月15日汇款4万元，汇款用途为个人；2010年1月26日汇款5万元，汇款用途为房款；2010年12月31日汇款4万元，汇款用途为房款。2011年10月21日，赵秀焕向夏某转入15.7025万元后，夏某分四笔将15.7万元汇入周伟的银行账户中。经夏某证实，该款项系其受赵秀焕的委托向周伟支付的购房款。据此，赵秀焕向陶新、周伟共计汇款75.2万元。经查，该部分资金的流水情况为：2005年5月31日24万元，陶新于同年6月7日转出193686元，余款随后陆续转出；2006年3月31日和同年8月16日两笔汇款合计18万元，于2006年4月1日至2007年1月15日悉数支出。周伟于2007年11月1日收款2万元后，于同年12月2日转出；2008年3月13日2.5万元，于当月15日转出；2008年10月15日4万元，于2009年1月19日转出；2010年12月31日4万元，于2011年2月6日转出；周伟于2011年10月21日收夏某转入的15.7万元后，以该款用于偿还了购房贷款。2006年4月17日和同年5月9日，武汉市江岸区房产管理局及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分别向周伟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其中，房产证记载该房产于2006年5月24日抵押于武汉市商业银行大东门支行，权利价值30万元，约定抵押期间自2006年5月24日至2030年5月24日，该抵押注销日期为2011年11月17日。2006年5月30日，长港公司向周伟开具一份《武汉市转让（销售）不动产无形资产发票》载明：受让销售方周伟已缴纳盈安大厦第1幢2单元7层2号房屋的购房款62.3686万元。审理期间，经冷某证实，其曾在赵秀焕来汉时，到过赵秀焕居住的房屋内，但不清楚该房产的权属。庭审中，赵秀焕、周伟均承认购房期间，赵秀焕及其儿子、前儿媳在国外生活，陶新生活在国内。本院认为，因赵秀焕、陶新均系美国公民，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属涉外民事案件，应依据我国的法律进行审理。在财产权体系中，物权规范财产的归属和利用关系，债权规范财产的流转关系。人们往往通过财产关系的运作过程，以债权作为获得和实现物权的桥梁与手段，从而达到取得完全物权之目的。因此，两种权利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我国物权法采取物权法定原则和物权登记公示制度，即作为支配权的物权具有排他性，除法律的限制外，经公示登记的物权，非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妨碍其行使物权义务。而债权是请求权，是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因此，债权是相对权，具有相容性，债权人只得向特定的债务人请求给付，他人无需受其债权的约束。简言之，债权并未赋予权利人可以直接对物进行支配，仅仅配备权利人以针对特定人的请求权，但这种请求权也仅应限定为债的履行。本案中，赵秀焕通过向陶新及周伟汇款，其间形成债的关系。虽然作为两家人的赵秀焕与陶新，因儿女的婚姻关系，导致其间存在一定的特殊关联，但作为陶新之子的周伟并未认可其与赵秀焕之间存在委托购房的事宜，赵秀焕单方陈述其间所形成的委托法律关系，并无实质证据印证，故而无法依其该项陈述据以认定双方间的委托关系成立，亦无从判定周伟所认购的房屋与赵秀焕委托其所购买房屋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即便根据赵秀焕在向陶新及周伟的汇款凭证中写有“购房款”或“房款”等内容，本院结合赵秀焕及其儿子、前儿媳在购房期间生活在国外之情形，依常情事理，可以推定赵秀焕口头委托陶新及周伟购房的事实可能存在，然周伟以自己的名义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并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凭证后，依其间所形成的委托购房关系，受托人陶新、周伟未按委托人赵秀焕的指示完成委托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陶新、周伟因其违约行为给赵秀焕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但我国法律并未规定赵秀焕可就物上关系直接提出请求。再者，通过赵秀焕的申请，本院对其向陶新、周伟所汇资金的走向进行了调查，除其中周伟将赵秀焕委托夏某所支付的15.7万元用于偿还了银行贷款外，其余部分的资金均与周伟的购房行为无直接关联，并无实质证据证实周伟系以赵秀焕的款项履行了代购房产的义务。且债务人并非债权人的支配客体，债权也未给予债权人对财产的支配权。这也即是说，在赵秀焕支付完购房款后，陶新、周伟如何支配该笔款项，赵秀焕无从干涉。即便周伟以该款所购房屋的事实成立，在陶新、周伟以其实际行为不履行委托义务后，赵秀焕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以及该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之规定，有权主张违约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故，基于周伟否认涉案房产系按赵秀焕的意图所购买，且双方就购房事宜各持一词，综合赵秀焕在周伟于2006年间实际取得涉案房产相关权利凭证，至今未有证据证实其曾就该房产权属提出过异议的事实，结合债权与物权的法律属性，赵秀焕主张周伟交付涉案房产并配合过户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秀焕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赵秀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赵秀焕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周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户名：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052101040000369-1，并在银行凭据用途栏内简要注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单位编码“103001”。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赵电波审 判 员  胡 劲人民陪审员  张爱珍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