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民终37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龙华大道2号，组织机构代码20350762-9。法定代表人曹兴平。委托代理人牟联祥，重庆荣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三建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华大道2号，组织机构代码66640219-6。负责人陈红。委托代理人牟联祥，重庆荣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明惠，女，汉族，1963年1月16日出生，住。委托代理人刘坤勇，重庆市渝北区茨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义平，男，汉族，1966年10月3日出生，住。周明惠与余义平、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三建公司（以下简称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城致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北城致远三公司和北城致远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5)渝北法民初字第03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胥庆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向川、钟慧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案件的审理。书记员姚刚应担任本案记录。本院于2016年6月22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北城致远三公司和北城致远的委托代理人牟联祥，周明惠的委托代理人刘坤勇到庭参加审理。余义平经本院依法送法传票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明惠一审诉称：周明惠与余义平系朋友关系。余义平系北城致远三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北城致远三公司系北城致远的下属企业。2012年，余义平因工程建设，向周明惠借款70万元未还。现周明惠诉至本院并请求判令：判令余义平、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偿还周明惠借款70万元及逾期利息（从借款之日起至2015年3月2日止为487900元，从2015年3月3日起至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至本清时止；本案诉讼费由余义平、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承担。余义平一审辩称：1、根据周明惠的诉称借款发生在2012年，超过法定诉讼时效；2、事实上余义平已将该款归还给周明惠，其中40万元是由余义平的妹夫罗勇于2012年6月7日转账到周明惠账户名下的，同时余义平向周明惠指定的收款人冯建伟还款30万元，同时归还利息13万元，综上周明惠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一审辩称：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未向周明惠借款，周明惠提交的借条加盖的北城致远三公司的印章与北城致远三公司在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备案的印章不一致，周明惠和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借款的法律关系不成立；2、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也没有收到周明惠支付的任何款项，也没有委托周明惠支付款项；3、本案的借款发生在2012年，已超过诉讼时效；4、周明惠从没有向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催收过本案涉及的借款，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是在周明惠起诉后才知晓本案，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周明惠对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16日，余义平向周明惠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周明惠人民币现金70万元整，借用时间至2012年5月24日，固定分红42000元，如双方发生争议，在渝北区法院解决。该款汇入余义平工商银行卡，卡号62×××35”。《借条》上有余义平的签名并加盖有北城致远三公司的印章。同期，周明惠向余义平62×××35账号汇款70万元。2013年10月16日，余义平在《借条》上批注“2012年5月16日借款延长使用一年。”2012年6月7日，余义平通过案外人罗勇向周明惠转款40万元。另根据余义平举示的证据，余义平在2014年2月17日向案外人冯建伟转款13万元，2014年2月19日向案外人冯建伟转款10万元，2014年3月10向案外人冯建伟转款6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归还本案借款），余义平认为转款给案外人冯建伟的33万元系归还周明惠的借款，但周明惠对此不予认可。在庭审中，周明惠与余义平确认《借条》上加盖的北城致远三公司的印章与北城致远三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另查明，余义平在2008年4月3日至2013年6月14日期间担任北城致远三公司负责人。2014年12月，余义平因涉嫌挪用资金及伪造印章被渝北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立案侦查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周明惠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案外人罗勇2012年6月7日转款给周明惠的40万元是否是偿还本案的借款？3、余义平转款给案外人冯建伟33万元是否是偿还本案借款？4、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5、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析如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2013年10月16日，余义平在《借条》上批注“2012年5月16日借款延长使用一年”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余义平请求延期履行的行为其中断效力及于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根据余义平的批注内容，上述债务2013年5月15日到期，周明惠于2015年3月3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余义平未对借条上的签名及落款时间提出异议，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要求对《借条》上余义平书写批注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该批注的形成时间并不影响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故本院对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2、2012年6月7日案外人罗勇转款给周明惠40万元，罗勇证实该款系替余义平偿还给周明惠的借款，周明惠承认收到40万元还款，但辩称该40万元是余义平归还周明惠之前的借款。由于周明惠并未举示证据证明上述40万元系偿还的其他借款。故本院认定该40万元系余义平偿还的本案的借款。3、周明惠与余义平双方在庭审中确认《借条》上北城致远三公司的印章与北城致远三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余义平在出具《借条》时的身份是北城致远三公司的负责人，其行为是代表北城致远三公司的职务行为。周明惠系基于对余义平北城致远三公司的负责人身份的信任向其转款，要求其辨别北城致远三公司印章的真伪已超出了周明惠必要的注意义务。因此北城致远三公司应对余义平加盖印章的行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北城致远三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北城致远承担。4、余义平在2014年2月17日向案外人冯建伟转款13万元，2014年2月19日向案外人冯建伟转款10万元，2014年3月10向案外人冯建伟转款6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归还本案借款），由于余义平未举证证明上述转款系偿还本案的借款，且周明惠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余义平提出的该33万元系还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5、周明惠系与余义平、北城致远三公司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的纠纷属于经济纠纷的范畴，人民法院有权对此进行审理。至于余义平挪用资金及伪造印章属于北城致远三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因此，北城致远三公司、北城致远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余义平、北城致远三公司向周明惠的借款金额为本金70万元，《借条》中约定“固定分红42000元”实质上是对利息的约定，该利息约定（月息6%）超过了国家限制利率的规定，本院予以调减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计算至2012年6月7日余义平还款40万元，该利息为10438元，余义平2012年6月7日的还款40万元首先冲抵债务利息，再冲抵本金。即2012年6月7日余义平、北城致远三公司欠周明惠本金310438元，不欠利息，余义平、北城致远三公司还应支付周明惠2012年6月7日以后的利息（以本金31043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清为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余义平、北城致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周明惠借款310438元元及利息（以本金31043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清为止）；二、驳回周明惠其他诉讼请求。北城致远三公司和北城致远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并请求：一、请求撤销（2015）渝北法民初字第0369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周明惠对北城致远和北城致远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周明惠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北城致远、北城致远三公司与周明惠没有形成借款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北城致远、北城致远三公司与周明惠存在借款关系属于事实调查不清的错误认定。周明惠提交的借条中加盖的北城致远三公司的印章与在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备案的印章不一致，而且本案是余义平和周明惠之间的借贷，并非是余义平代表北城致远三公司的借款，这笔借款打入余义平个人账户，与北城致远三公司无关。二、本案借款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未超过诉讼时效违反了我国基本民事法律制度，违反我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周明惠长达3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对北城致远和北城致远三公司进行催收，已经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余义平在2013年6月25日后不再担任北城转三公司的负责人，其于2013年10月16日在2012年5月16日的借款借条上批注的延长使用壹年，不能代表北城致远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一审法院应依法驳回周明惠的诉讼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公安局侦查处理，而一审法院却违反“先刑后民”的民事审判原则，不准许北城致远和北城致远三公司的正当诉求，一审法院明显违法。周明惠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周明惠是否与北城致远形成借贷法律关系？二、本案借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本案是否应该移交至公安局进行刑事侦查处理？现本院作出如下评述：一、余义平作为北城致远三公司的负责人，以本人和北城致远三公司的名义与周民惠签订借款合同，并且在借条上加盖了北城致远三公司的印章，该行为既代表个人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又有代表北城致远三公司有借款的意思表示。虽然事后查明借条上加盖的印章与北城致远三公司在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备案的印章不一致。由于余义平为北城致远三公司的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北城致远三公司又是北城致远的分公司，故一审法院认定周明惠与北城致远公司形成借贷关系，由北城致远承担还款责任，是正确的。北城致远公司以借条上加盖的公章与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为由，否认与周明惠建立借款法律关系理由不充分。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余义平是北城致远三公司的负责人，其于2013年10月16日在《借条》上进行批注，“2012年5月16日借款延长使用一年”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3年5月24日重新起算。周明惠于2015年3月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并没有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周明惠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三、关于本案是否应当先刑后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是余义平及作为北城致远三公司的负责人向自然人周明惠的借款，是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审理，无须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处理。一审法院将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审理是有理有据的，是合法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胥 庆代理审判员 向 川代理审判员 钟 慧二〇一六年七月四日书 记 员 姚刚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