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8民终13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谢路平，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建昌，江苏预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爱东，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鹤良，无业。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爱华，江苏金胜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袁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爱东、张鹤良产品销售者责任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的（2015）金民初字第01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徐爱东、张鹤良承包种植了金湖县塔集镇联合村二联组720.08亩土地。2015年4月19日，徐爱东、张鹤良在金湖金源种业购买了700斤“Y两优900”稻种，价款为35000元，该稻种由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培育，由袁创公司进行独家总经销，于2015年9月2日通过国家级审定，可以在江苏的长江流域稻区种植，××常发区不宜种植。徐爱东、张鹤良用购买的上述稻种育种后在自己720.08亩承包地内进行种植，在水稻结实期间，徐爱东、张鹤良发现田间水稻出现大面积不结实的情况。后徐爱东、张鹤良申请测产鉴定，金湖县农业委员会对原告受损的400亩水稻进行了测产并出具金湖县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测定涉案田块水稻亩产为297.10公斤。原审法院另查明，在金湖县范围内还有其他种植户购买了“Y两优900”稻种育种后进行种植，也出现了水稻大面积不结实的情况，对此，其中的蒋继军等人申请江苏省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对水稻减产与稻种之间的因果关系及造成减产的损失进行了鉴定，江苏省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经过听证、现场勘验及实验检测后确定涉诉水稻平均亩产按608.33公斤/亩为估算依据，××常发区推广种植，且种子标签注有不真实之处，加上技术指导不到位，××严重发生和低温冷害导致水稻严重减产，蒋继军等人种植的“Y两优900”水稻减产与品种及袁创公司推广行为间具有因果关系。徐爱东、张鹤良一审中诉称：2015年2-5月期间共购买了袁创公司生产的“Y两优900”水稻杂交种700袋在金湖县农田上进行种植，在9月结实期间出现大面积不结实情况，给徐爱东、张鹤良带来巨大损失。根据种子法以及相关种子条例规定，由于涉案稻种没有经过国家审定，现徐爱东、张鹤良要求依法判决袁创公司立即赔偿损失845278.40元，其中购种价款35000元，可得利益损失（1026.7公斤-297.1公斤）×2×1.38元/斤×400亩=805478.4元、鉴定费18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000元。袁创公司一审中辩称：徐爱东、张鹤良对自己购买“Y两优900”种子以及种植“Y两优900”种子，自己的损失与涉诉种子之间的因果关系基本案件事实无法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Y两优900”未经审定不是徐爱东、张鹤良种植受损的原因，徐爱东、张鹤良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徐爱东、张鹤良将袁创公司作为本案的销售者属于定位不准，其自身已拿出的证据都能够证明本案销售者不是袁创公司，袁创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由于徐爱东、张鹤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其主张的赔偿数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徐爱东、张鹤良应当对其自身的相应过错如发现了包装袋上没有审定号还进行购买和播种，以及以较小的每亩插秧量主张较大的损失赔偿，其诚信值得怀疑。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徐爱东、张鹤良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种子购销关系，即徐爱东、张鹤良是否购买了袁创公司的“Y两优900”稻种；2、袁创公司对徐爱东、张鹤良造成损害的事实和损害后果以及损失具体数额的确定；3、徐爱东、张鹤良是否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种子经营者销售种子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通过的，不得发布广告，不得经营、推广。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徐爱东、张鹤良提供的由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出具的收据及其水稻种子发货通知单，可以证明徐爱东、张鹤良在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购买了价值35000元的“Y两优900”稻种，而袁创公司系“Y两优900”稻种的独家总经销商，由此可以认定，徐爱东、张鹤良从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购买的“Y两优900”稻种是由袁创公司经营。至于袁创公司是否授权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经营该稻种及“Y两优900”稻种的生产者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是否委托其他单位销售，该举证责任在袁创公司，袁创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认定徐爱东、张鹤良购买了袁创公司总经销的价值35000元的“Y两优900”稻种，袁创公司作为涉案种子的销售者，徐爱东、张鹤良有权向其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对袁创公司追加王正宽、涂元飞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对于争议焦点二，徐爱东、张鹤良在2015年4月19日购买涉案“Y两优900”稻种时，该种子并未通过国家级审定，依法不得对外经营、推广。而种子经营者应对种子质量负责，这里的“负责”直接规定了种子经营者应对出售的种子质量承担法律责任，在出现损害结果后，应对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袁创公司虽申请对徐爱东、张鹤良种植的“Y两优900”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否为由颖壳不闭合造成进行鉴定，以及如果减产主要是由颖壳不闭合造成，则申请徐爱东、张鹤良种植的“Y两优900”颖壳不闭合是否由该品种固有缺陷造成进行鉴定，但相关鉴定人员仅分别有“高级农艺师”、“作物栽培”、“土壤肥料”资格证而并无种子检验员资格证书提交原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配备种子检验员等，农作物种子检验员根据该规定应当经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颁发种子检验员证书，金湖县农业委员会出具的金农鉴[2015]5号鉴定书中的鉴定人员并无种子检验员资格证书，故原审认为相关鉴定人员无鉴定种子质量的法定资质，对上述鉴定意见不予采信。涉案“Y两优900”稻种在2015年9月2日通过国家级审定，而袁创公司在2015年4月19日即将上述品种对外经营，在未通过国家级审定前种子质量处于不稳定状态，袁创公司亦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2015年4月19日徐爱东、张鹤良购买的涉案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存在相关免责事由，故袁创公司应对徐爱东、张鹤良造成的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袁创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已申请过鉴定，对鉴定事项已明确并选择了鉴定机构，现以鉴定结论未明确涉案种子为“Y两优900”及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为由申请重新鉴定，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对于徐爱东、张鹤良申请减产损失鉴定，根据农业部《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的规定，鉴定的专家应当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有相应的专门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五年以上，金湖县农业委员会出具的金农鉴[2015]8号鉴定书的鉴定成员均符合上述规定，且涉案稻谷已收割完毕，再行重新鉴定已无法进行现场勘验。故原审对金湖县农业委员会出具的金农鉴[2015]8号鉴定书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该鉴定书鉴定涉案田块亩产为297.1公斤。袁创公司提交的江苏省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盐农司鉴字[2015]第0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相邻对照法以亩产608.33公斤为估算依据，该数据是根据相关鉴定技术规范得出，且鉴定标的与本案均系同区域同品种农作物，故对袁创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审予以采纳。徐爱东、张鹤良关于仅以“Y两优900”包装袋上的宣传主张涉案田块亩产为1026.7公斤没有事实依据，且徐爱东、张鹤良也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当地近三年相同或类似品种的亩产，对此徐爱东、张鹤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徐爱东、张鹤良主张其受损面积为400亩，根据其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徐爱东、张鹤良在承包种植的700余亩的土地上种植了涉案“Y两优900”水稻，现主张400亩并无不当，同时袁创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推翻徐爱东、张鹤良的主张，故原审认定徐爱东、张鹤良的受损田块为400亩。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销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可得利益损失；农作物种子使用者遭受的可期待利益损失，可以按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单位面积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减去实际产值计算……,有关费用包括购买种子支出的交通费、鉴定费、误工费等。本案中，徐爱东、张鹤良购买了35000元的涉案种子用于700余亩土地的种植，现主张其中400亩土地的损失，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影响其对购买种子价款的主张；可得利益损失因徐爱东、张鹤良未能提供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单位面积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故原审采纳袁创公司关于亩产608.33公斤的意见，按亩产608.33公斤减去实际产值297.1公斤计算。至于徐爱东、张鹤良主张损失按国家保护价1.38元/斤的主张，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关于2015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中2015年生产的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38元，但该价格是国家粮食部门收购价，而非当地的市场价格，应当参照当地今年杂交稻的市场行情计算价格，故对徐爱东、张鹤良主张稻谷按1.38元/斤计算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根据当地市场行情酌定稻谷价格按1.20元/斤计算。徐爱东、张鹤良主张交通费、误工费，因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鉴定费因徐爱东、张鹤良未能提供相应鉴定机构的合法票据，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三，徐爱东、张鹤良购买了涉案“Y两优900”稻种进行培育种植，袁创公司为该品种的独家总经销者，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并对种子质量负责。袁创公司关于徐爱东、张鹤良自身有相应过错，如发现了包装袋上没有审定号还进行购买和播种，以及以较小的每亩插秧量主张较大的损失赔偿，其诚信值得怀疑的辩解，因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袁创公司提交的盐农司鉴字[2015]第0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司法鉴定意见，××常发区推广种植，且种子标签注有不真实之处，加上技术指导不到位，××严重发生和低温冷害导致水稻严重减产，徐爱东、张鹤良等人种植的“Y两优900”水稻减产与品种及袁创公司推广行为间具有因果关系。故对袁创公司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原审依法确定徐爱东、张鹤良的损失为：1、购种款35000元；2、可期待利益损失298780.80[（608.33-297.10）×2×400×1.20]元，合计333780.8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3年修正版）》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五条，《江苏省种子条例》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袁创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徐爱东、张鹤良损失333780.80元；二、驳回徐爱东、张鹤良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53元，由徐爱东、张鹤良负担7415元，袁创公司负担4838元。袁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判决关于本案涉案种子是否为“Y两优900”证据不足，2、一审判决上诉人既要赔偿被上诉人购种损失也要赔偿可期待利益损失，认定事实不清，有违损益相抵原则和公平原则，3、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种植稻种所存在的明显过失未予认定，而且错误计算了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4、“Y两优900”未经审定，不是造成被上诉人损失的原因，“Y两优900”与被上诉人受损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5、本案应当追加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负责人涂元飞为本案被告，共同参加诉讼，6、一审对于上诉人举证义务的判定不合法，7、被上诉人提交的水稻种子发货通知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徐爱东、张鹤良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为了解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与上诉人就“Y两优900”稻种的业务往来情况，本院依职权对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技术总管王正宽进行了调查，形成谈话笔录一份，同时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向本院提供2014年8月20日的汇款单一份，证明王正宽的女儿王樱向上诉人汇款80万的事实。上诉人对谈话笔录以及汇款单均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与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之间就涉案稻种存在购销关系；被上诉人对谈话笔录以及汇款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种子购销关系，即被上诉人是否购买了上诉人的“Y两优900”稻种；二、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对其造成损害的事实及损害后果和损失具体数额的确定；三、被上诉人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关于焦点一。对于涉案稻种是否为“Y两优900”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由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出具的收据、水稻种子发货通知单以及金农鉴[2015]8号鉴定书，均载明涉案稻种为“Y两优900”，且在测产鉴定时，上诉人的员工也到场参与，并未对涉案稻种为“Y两优900”提出异议，二审中本院亦对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进行了调查，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亦向本院提供了汇款给上诉人的银行汇款单，可以证明涉案稻种为“Y两优900”，且上诉人与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种子购销关系。现上诉人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确认涉案稻种为“Y两优900”并无不当。因上诉人是“Y两优900”稻种的独家经销商，故被上诉人有权向其主张损害赔偿。上诉人若认为其未委托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销售“Y两优900”稻种或“Y两优900”稻种的生产者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还委托其他单位销售，应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追加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负责人涂元飞作为本案被告共同参加诉讼，而一审法院未予准许问题，本院认为，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负责人涂元飞并非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其是否参与诉讼对本案并无实质性影响，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对于一审法院不同意上诉人的追加被告申请仅在判决书中进行说明而未以裁定方式驳回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该处理方式虽有不妥，但并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产生影响。对于“水稻种子发货通知单”为复印件，能否作为定案依据问题。本院认为，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在得到对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复印件并且具有高度盖然性的情况下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水稻种子发货通知单”虽然为复印件，但是有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出具的收据、托运凭证、金农鉴[2015]8号鉴定书、本院对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的谈话笔录以及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对上诉人的汇款单等证据相互印证，且上诉人的员工亦并未对涉案稻种为“Y两优900”提出异议，故在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以该“水稻种子发货通知单”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审定制度。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前应当通过审定。申请审定的品种应当符合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购买涉案稻种时，该稻种并未通过国家级审定，依照法律规定，该稻种不得发布广告，不得推广、销售。种子经营者违反该规定将种子对外出售而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害的，种子经营者应该予以赔偿，除非其能够举证证明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有其他免责事由。一审中，上诉人虽提供金农鉴[2015]5号鉴定书证明“颖壳不闭合与Y两优900”无直接关系，但因该鉴定书的鉴定人员无相关资质，故该鉴定意见不应采信。一审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种子品种的审定属于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种子品种未经审定不代表种子质量处于不稳定状态问题，本院认为，种子品种的审定属于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种子经营者将未经审定的品种推广销售的，要承担行政责任。但种子使用者因使用未经审定的种子造成损害的，种子经营者仍应对种子使用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申请审定的品种应当符合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要求，即在未经审定之前，种子质量处于不稳定状态，除非种子经营者能够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种子质量不存在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稻种在未通过审定前的质量处于不稳定状态并无不当。对于损失数额的确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本案中，被上诉人购买了35000元的涉案种子用于700余亩土地的种植，虽然其仅对鉴定前没有收割的400亩水稻的损失主张权利，但是不影响其对购种价款的全额主张。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受损的只是400亩水稻田，还有300余亩的水稻田没有受损，属上诉人理解错误。对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向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主张购种价款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是涉案稻种的独家经销商，被上诉人有权选择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上诉人该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损失应按其投入和产出的实际量比进行确定的主张亦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的购种价款和可期待利益损失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田间万穴/亩的加权平均数为0.6986，而陈长俊等人的田间万穴/亩的加权平均数为1.04，被上诉人的播种量、插秧数量远远没有达到“Y两优900”包装袋上栽培要点3的要求，也明显低于他人的播种数量和插秧数量，能收获的水稻产量肯定就少，被上诉人自身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根据金农鉴[2015]8号和9号鉴定书，陈长俊等人的田间万穴/亩的加权平均数为1.04，实产为266.7公斤/亩，被上诉人田间万穴/亩的加权平均数为0.6986，实产为297.1公斤/亩，虽然被上诉人的播种数量和插秧数量少于陈长俊等人，但是其实际产量却高于陈长俊等人，由此说明，播种量数量在合理限度内的差距对产值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上诉人并未对播种、插秧数量对产值之间的影响力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引用盐农司鉴（2015）第038号司法鉴定书以608.33公斤/亩为基础计算被上诉人的损失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12253元，由上诉人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其文审 判 员  李前兵代理审判员  王 敏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宋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