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2民终10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文杰。委托代理人鞠星，泰兴市三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国荣。委托代理人叶碧波，泰兴市延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陶文杰与被上诉人戴国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泰兴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6日作出（2016）苏1283民初37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陶文杰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1月5日，戴国荣、陶文杰双方签订代购机床协议1份，协议约定甲方（陶文杰）委托乙方（戴国荣）购买兰州星火机床有限公司生产的6150数控车床1台，机床安装的广数系统，孔轴80，价格为不含税价76000元/台，预付订金10000元，运费乙方承担，余款其中16000元在此后加工费中慢慢扣除，机床保修期为1年，其间遇到问题由乙方负责联系厂方解决，造成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签订当日陶文杰支付订金10000元。2014年11月20日，戴国荣将机床交付陶文杰，陶文杰支付戴国荣10000元，双方商定减少6000元，余款以50000元结账，陶文杰于2014年11月26日向戴国荣出具借条1份，具明今借到戴国荣人民币伍万元整，其中16000元在以后的加工费中扣除，余款34000元于2015年底结清。此条出具后，陶文杰未能按约偿还34000元，戴国荣遂提起诉讼要求陶文杰返还借款34000元，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陶文杰偿还欠款34000元。陶文杰一审辩称，陶文杰欠戴国荣34000元是事实，这个钱是车床款，戴国荣没有提供车床的保修卡和合格证，导致生产厂家对该车床不予保修，让陶文杰找戴国荣，但戴国荣一直没有给陶文杰保修，现在这个车床保修不了，也维修不了，陶文杰现在的意见是戴国荣把车床拉走，把36000元退给陶文杰。本案在一审审理中，陶文杰提供在使用机床期间修理改装机床3940元的清单，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亦未能提供向戴国荣提出质量异议的证据。上述事实，有戴国荣提供的借条、陶文杰提供的代购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原审法院认为，戴国荣、陶文杰虽然签订了代购协议，但从双方确定机床生产厂家、型号并商定机床价格、运费由戴国荣承担来看，双方之间系买卖关系，陶文杰向戴国荣出具借条系因买卖机床行为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戴国荣作为债权人，依法有权要求陶文杰按约履行债务。虽然双方约定戴国荣对机床具有质量保证的义务，但陶文杰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以证明在保修期内机床存在质量问题并在保修期内向戴国荣提出质量异议，故对陶文杰提出机床存在质量问题并产生维修费用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如陶文杰取得证据能够证明机床存在质量问题，可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第第二款、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陶文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戴国荣人民币34000元，并自2016年1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0元，减半收取325元，由陶文杰负担（此款戴国荣已垫付，陶文杰于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加付给戴国荣）。上诉人陶文杰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戴国荣一审时未向法庭反映争议款项的真实意思，本身就存在虚假故意，该款项实为货款，陶文杰收到设备时戴国荣提供不出保修卡及合格证，该设备属于“三无产品”，生产出的产品达不到行业标准，严重影响了企业生产，给陶文杰带来了经济损失，该设备因不能正常生产多次找相关技术人员维修更换部件发生较大费用，陶文杰多次将上述情况告知戴国荣并要求其承担相关损失，戴国荣不闻不问，致使陶文杰生产瘫痪；2、陶文杰一审时曾举出证据证明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但一审法院未认真审查核实，不采纳陶文杰的举证导致错误判决；3、虽然陶文杰向戴国荣出具了一份书面的债权凭证，但陶文杰是泰兴市兴业机械配件加工中心的工作人员，陶文杰出具书面的借条是该加工中心授权，是职务行为，该部分的款项应由加工中心对戴国荣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戴国荣对陶文杰的诉讼主张。被上诉人戴国荣答辩称：陶文杰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陶文杰与戴国荣之间有关机床的欠款已于2014年11月26日结算清楚，陶文杰出具了借条，因此双方的债权债务是明确的；陶文杰所称的设备质量问题没有事实依据；陶文杰在一审答辩期间以及庭审辩论结束，包括与戴国荣订立代购协议以及结账书写借条的时候，都是以其个人的身份进行操作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文杰为证明其主张，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陶文杰所在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用以证明陶文杰所在的单位是经过工商部门合法登记的企业，该企业经营范围是机械配件加工等，该企业副本的经营者信息是陈莉；2、陶文杰与陈莉的结婚登记，用以证明陶文杰在陈莉企业工作；3、两份销货清单和一份供货单，两份销货清单用以证明戴国荣提供的机床存在质量问题，陶文杰找相关的技术人员对车床进行维修以及更换配件，供货单用以证明因为案涉机床编码器坏了，他人委托陶文杰加工的东西被弄坏了，这是陶文杰赔给他人的材料；4、两张照片，用以证明案涉机床存在质量问题；5、销售合同和购销合同各一份，是陶文杰的企业与江苏金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购销合同采购的车床与戴国荣销售给陶文杰的机床的型号是一致的，戴国荣应按照这两份合同第二款的质量要求技术标准向陶文杰承担相应保修义务、提供给陶文杰应该提供的相关材料，事实上，戴国荣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其至今也未将相关材料提供给陶文杰；6、证人郭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车床有问题，因为车床一直都是他帮陶文杰维修的；7、证人张某和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案涉机床的编码器出现问题，这是车床第二次出现问题，第一次出现问题时戴国荣帮陶文杰找人修了，第二次编码器坏了之后是戴国荣购买了一个编码器给陶文杰，为编码器改装的费用问题双方发生了争执，张某和本人在场。戴国荣质证称：1、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副本、结婚登记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结婚登记证上的名字与陶文杰不是同一人，不能证明陶文杰和陈莉是夫妻关系，税务登记证真实性不清楚，但营业执照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是陶文杰与戴国荣个人之间发生的往来，企业的性质是个体工商户，根据法律规定如果陶文杰要以个体工商户承担责任，就应该以字号与戴国荣签订合同，故陶文杰是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打的借条，综上，陶文杰提供的证据一、二与本案无关；2、销货清单与供货单都不具有真实性，陶文杰应当提供正式的发票，销货清单连公章都没有，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供货单不能证明陶文杰所欲证明的内容，两张照片不属于新证据；3、陶文杰提交的两份协议系复印件，并非其与戴国荣所签，与本案无关；4、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车床有质量问题，郭某没有维修数控机床这一精密设备的资质，其根本不具有评判的能力，张某和向法庭陈述的都是他道听途说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证人道听途说的证言不可信，另，两位证人与陶文杰有紧密的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可信度，陶文杰要证明机床有质量问题，应提供相关有资质的部门的证明材料，本案所涉机床正常使用中的损害与质量问题无关，所产生的维修费四千多元左右，而戴国荣在双方结算时就已通过扣6000元的方式补贴给了陶文杰。庭后陶文杰邮寄了其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用以证明其曾用名为“陶文建”。戴国荣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债务应当清偿。案涉借条及代购机床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一审中戴国荣提交了陶文杰以其本人名义出具的案涉借条用以主张陶文杰应偿还欠款34000元，陶文杰对欠款数额并无异议，一审法院据此判定由陶文杰承担偿还义务，符合法律规定。陶文杰二审中主张其出具借条行为系泰兴市兴业机械配件加工中心的职务行为，应由泰兴市兴业机械配件加工中心承担相应偿还义务，一方面，陶文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该加工中心工作以及在该加工中心的职务或权限，另一方面，案涉借条及代购机床协议均是陶文杰以其本人名义所签，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以自己名义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有明确的认知，综上，本院对陶文杰所持的应由泰兴市兴业机械配件加工中心承担偿还义务的主张不予采信。陶文杰抗辩案涉机床存在质量问题及由此产生的损失，应有相关鉴定、评估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告知其若取得有效证据能够证明机床存在质量问题可另行主张，已释明了其相关权益保障途径。依据现有证据材料本院对其上述抗辩亦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陶文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0元，由上诉人陶文杰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云审 判 员  刘春生代理审判员  郑本香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周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