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鲁01民终33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玲，女，198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寇占峰，男，1980年8月7日出生，汉族，济南市奔腾物流有限公司驾驶员，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赵希旺（系赵玲之父），男，196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济南市历城区卓源电器有限公司厨师，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赵连香，女，196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历城区临港街道新码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赵本国，村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历城区临港街道新码头村第六村民小组，住所地济南市。代表人钱曰广，组长。以上两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亓东星，男，196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济南历城君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济南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黄立芹，女，198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济南历城君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济南市。上诉人赵玲、寇占峰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历城区临港街道新码头村民委员会（简称新码头村委会）、济南市历城区临港街道新码头村第六村民小组（简称新码头村第六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5）历城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裁定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玲、寇占峰诉称，2008年9月，赵玲、寇占峰登记结婚。随后，寇占峰将户口从原籍山东冠县迁至现居住地济南市历城区临港街道新码头村（简称新码头村）。当时，新码头村委会确认寇占峰为村集体组织成员，并分给了承包地。但新码头村却于2011年收回了寇占峰的承包地，于2014年又收回了赵玲的承包地。新码头村非法剥夺我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严重侵害了我们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恢复每人0.8亩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2、赔偿被非法剥夺承包地期间的经济损失15120元；3、诉讼费用由新码头村承担。新码头村委会辩称，1、起诉新码头村委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涉诉承包地不属于新码头村委会所有，而是属于新码头村第六小组全体村民所有。新码头村历来对承包地实行村小组自治，各小组的分配情况也是由各小组全体村民表决决定，本案中是否分给承包地也是新码头村第六小组全体村民表决的，新码头村委会无权决定，故新码头村委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寇占峰的承包地于2011年被收回，且未就此事找过新码头村委会，故寇占峰的诉讼请求已超诉讼时效；3、新码头村委会实行各小组自治，小组长也是各小组全体村民自行选举推荐，并非新码头村委会任命。综上，请求驳回诉讼请求。新码头村第六小组辩称，1、其不应作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新码头村第六小组所有的承包地属于该小组全体村民所有，承包地按人数具体分到每户，由每户所控制，是否分给承包地，也是第六小组全体村民以户为单位进行表决的；2、新码头村第六小组不是独立个体，无独立财产、无办公场所，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应承担民事责任；3、寇占峰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新码头村委会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就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分设了若干村民小组，赵玲系新码头村第六小组村民，该小组每隔三年就对该小组区域内的承包地进行一次调整。寇占峰于2008年9月27日与赵玲登记结婚后，将其本人户口迁至新码头村，新码头村第六小组在2008年调整土地时，在赵玲家庭户原有承包地（含赵玲父亲赵希旺、母亲赵连香、祖母冯秀兰、妹妹赵鸣辰及赵玲共5人，0.8亩/人）的基础上，又分配给寇占峰0.8亩承包地。之后，新码头村第六小组以赵希旺夫妇于2011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将其子赵铭亮的户口迁入新码头村、赵铭亮已分配土地、出嫁女不分配土地等理由，经该小组村民投票，先后于2011年、2014年调整土地时，相继取消了寇占峰、赵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地调整后，赵玲、寇占峰与新码头村产生纠纷，原审法院认为该纠纷系新码头村委会、新码头村第六小组在履行村民自治行为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赵玲、寇占峰在调整土地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赵玲、寇占峰的起诉。上诉人赵玲、寇占峰不服上诉称，请求撤销原裁定，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首先，本案是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两字之差，区别巨大!前者，是指当事人本来已经依法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又被收回，因其原有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后者，是当事人从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因其要争取该项权利而产生的纠纷。前者有权利主体，有侵害的客体，具有可诉性;后者无”权”可”侵”，缺乏可诉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前者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之内，而后者则在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之外。本案一审呈现的事实是:二上诉人本来都依法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在2011年和2014年先后被被上诉人非法收回，是明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其次，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收回上诉人的承包地，经“村民投票”，是“在履行村民自治行为，这更是与相关的法律相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2款规定，村民自治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而被上诉人收回上诉人承包地的行为恰恰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第26条第2款严格设定了可收回承包地情形（也是唯一的法定情形）：“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也就是说，是这种情形的可以收回承包地，不是这种情形的，谁收回谁违法！上诉人显然不属此种情形，被上诉人收回其承包地的所谓“村民自治行为”实质是一种侵权行为！“村民投票”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更是荒唐可笑！多数人恃强凌弱任意掠夺少数人的财产，那是人类还在茹毛饮血时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今是法治社会，公民的任何一项财产权益都必须是依法取得，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村民要取得该项权利或者被收回该项权利，必须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村民自治”不得逾越法律的红线，“村民投票”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没有法律依据，是多数人侵害少数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基于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认定的事实错误，其所适用法律也就必然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一审法院之所以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其最主要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的第1条。不知主审法官是懵懂不解，还是故意曲解该法条，竟作出了与该法条本意背道而驰的裁定。早在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不可因人废言），在公布《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就“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内涵作了明晰的解读和说明，权利人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产生的侵权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范围，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由此可知，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从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是指取得后又被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上诉人原本依法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被非法剥夺，遂产生了与被上诉人的侵权纠纷，这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完全契合，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而不应驳回起诉。其实，审理本案最最适用的法律，应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因为综合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虽结婚但并没有“出嫁”，而是娶进了女婿来自家落户，结果却受到了性别歧视，其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合法权益被严重侵害。该法第33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这里法律没有给权利主体设定任何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男方到女方落户的应无条件地享受与所在地其他村民平等的权益。至于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如何维权，这部法律也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55条：”违反本法规定，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的，或者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侵害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集体组织成员平等权益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调解；受害人也可以向农村土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这也是上诉人一审起诉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不知何种原因，一审法院却绕开了最应适用的上位法，选择适用了易生歧义的准法律[2005]法释6号的条款，令人费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不仅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而且与情理也不通，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家女，只因招了女婿落户，竟遭如此歧视，虽有户口，但没有与其他村民平等的待遇，不是黑人黑户，却等同黑人黑户。毋庸置疑，这是个人悲剧，也是社会悲剧！现在又有了孩子，一家三口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怎么活？几年来，上诉人无数次地找过政府的相关部门，他们让找法院，可法院又不给立案，幸遇司法改革，立案审查改为立案登记，一审法院给立案了。但是如此简单明了的案子在拖延了九个月之后，还是被驳回了。这让百姓去哪里感受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民法院应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审防线已溃，但愿二审的防线有人坚守！被上诉人新码头村委会辩称请求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新码头村第六小组辩称请求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赵玲为被上诉人新码头村第六小组的村民，上诉人寇占峰于2008年9月27日与赵玲结婚后将其本人户口迁至被上诉人新码头村。被上诉人新码头村委会系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被上诉人新码头村第六小组为其中的一个村民小组，该村民小组每隔三年就该小组区域内的承包地进行调整。2011年、2014年经该小组村民投票相继取消了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双方因此发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系因被上诉人新码头村委会、被上诉人新码头村第六小组在履行村民自治行为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上诉人赵玲、寇占峰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徐冷卓审判员  诸葛艳审判员  王云春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