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国辉、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赣民一终字第2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危国辉，男，1969年出生，汉族，江西省东乡县人，自由职业，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东乡县，现住江西省东乡县。委托代理人李荣华，江西汝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乐方进，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张圣莹，江西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阮子龙，江西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危国辉、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成公司）因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抚民一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危国辉的委托代理人李荣华，上诉人义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圣莹、阮子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3日，江西华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公司，该公司股东为吴细文和毕火凤）委托其员工危国辉以危国辉的名义办理购买义成公司开发的天亿商业广场第1、2、3号店铺。2012年12月10日，危国辉与义成公司签订了《世贸广场钻石VIP客户确权书》，约定危国辉购买零壹、零贰号店面总金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危国辉还与义成公司签订了两份《商品房认购书》，其中一份约定危国辉认购第1号、第2号店面，面积178.71平方米，金额为500万元，销售总价500万元，订约定金为500万元，并约定：1、认购人于2012年12月29日向江西天冉投资有限公司缴纳了该标的物认购定金500万元整；2、缴足认购定金后，认购人应按约定日期签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缴付应缴之款项。如在约定日期内未签订合同及支付房款者，不另行催告，本认购书即自动解除，已缴之订约定金不予退还；3、认购人于2013年1月4日前签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付清首期房款伍佰万元整；4、认购书需义成公司盖章方能生效……。另一份《商品房认购书》约定危国辉认购第3号店面，面积109.7平方米，金额为300万元，销售总价为300万元，订约定金为25万元，并约定：1、认购人于2012年12月29日向江西天冉投资有限公司缴纳了该标的物认购定金25万元整；2、缴足认购定金后，认购人应按约定日期签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缴付应缴之款项。如在约定日期内未签订合同及支付房款者，不另行催告，本认购书即自动解除，已缴之订约定金不予退还；3、认购人于2013年1月4日前签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付清首期房款叁佰万元整；4、认购书需义成公司盖章方能生效……。上述两份认购书落款处的“年月日”均为空白，其中第1号、第2号店面的《商品房认购书》在涂改处和收款人处均加盖了义成公司的公章，另一份在涂改处加盖了义成公司的公章。义成公司开发的天亿商业广场于2012年12月27日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认购书》签订后，双方未能在约定的期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对未签订的原因双方存在异议，危国辉主张其到签订，但是义成公司以各种理由推托，而且当时购买的店面打算拆了做通道，就没有签合同。而义成公司提出直到起诉之前，危国辉从来没有提出要签订合同。危国辉自2012年12月10日起至2013年4月22日共支付了625万元，具体付款情况如下：1、2012年12月10日，毕火凤从其本人账户中转入傅旭旦的农业银行账户200万元，因之前毕火凤还于2011年5月5日分两次汇入傅华义建设银行账户各430万元，2011年5月5日汇入傅华义工商银行账户160万元，2011年5月6日汇入傅华义建设银行账户100万元，2011年5月9日汇入傅华义工商银行账户100万元。2012年12月10日义成公司向危国辉出具了500万元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危国辉、收款方式为转账、收款事由为：“定金（1、2号店铺），12月10日汇款贰佰万元整，之前已汇入叁佰万元入傅华义账户”，并加盖了义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2012年12月29日，华阳公司的员工毕彩花从其上饶银行账户中取现金20万元，毕火凤从其中国银行账户取现金5万元交由义成公司。义成公司于当日向危国辉出具了25万元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危国辉、收款方式为现金、收款事由为“诚意金转定金”，并加盖了义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3、2013年2月4日，吴细文从其农村信用社账户中取款30万元，并由危国辉存入傅旭旦农村信用社账户中。义成公司于当日向危国辉出具了30万元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危国辉，收款方式为转账，金额为30万元，收款事由为定金，并加盖了义成公司的印章。4、2013年2月5日毕火凤从农村信用社取款20万元，并由毕彩花将该款存入傅旭旦农村信用社账户中。义成公司于当日向危国辉出具了20万元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危国辉、收款方式为转账、金额为20万元、收款事由为3号店铺定金，并加盖了义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5、2013年4月22日，危国辉从吴细文农村信用社账户中取款50万元，并于同日将该款存入傅旭旦农村信用社账户中。义成公司于当日向危国辉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危国辉、收款方式为转账、金额为50万元、收款事由为3号店铺款，并加盖了义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4年5月29日，义成公司将天亿商业广场一楼办理了在建工程抵押，其中包含了危国辉认购的第1、2、3号店铺。另查明，义成公司系2011年5月18日成立，股东为傅华义（股份71%）和傅国潮（股份29%），法定代表人为傅华义。2014年1月16日，傅华义将持有义成公司71%的股权转让给了王志勇，傅国潮将持有义成公司28%的股权转让给了王志勇，将持有义成公司1%的股权转让给了乐方进，并将义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乐方进。原审法院还查明，傅旭旦农村信用社2012年12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的交易明细中，除了有2013年2月4日吴细文存入30万元、2013年2月5日毕火凤存入20万元、2013年4月22日吴细文存入50万元的交易记录外，还有2013年4月22日由该账户转账40万元给傅华义、转账10万元给义成公司，2013年6月7日、6月18日、9月6日分别转账给义成公司100万元、105万元和30万元等交易记录。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一、危国辉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二、双方是否签订了《商品房认购书》；三、义成公司是否收到危国辉交纳的购房款695万元；四、双方未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过错在于哪一方，即危国辉请求判令义成公司返还购房款及双倍返还定金160万元能否得到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危国辉签订合同虽然是受华阳公司委托签订的，但危国辉是以自己的名义与义成公司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危国辉可以作为本案的原告起诉。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审法院认为，义成公司主张签订《商品房认购书》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傅华义的个人行为，不是公司行为，但确权书和商品房认购书均盖有义成公司的印章，且危国辉购买的店铺也系义成公司所开发，应当认定本案签订确权书和商品房认购书是义成公司的行为，而非傅华义的个人行为。虽然认购书约定向江西天冉投资有限公司缴纳了该标的物认购金，但从义成公司在认购书上加盖印章以及之后出具的收据来看，危国辉是与义成公司签订的认购书，款项也是支付给义成公司，与江西天冉投资有限公司并没有关系，应当认定本案系危国辉、义成公司之间签订了《商品房认购书》。对于争议焦点三，原审法院认为，义成公司出具的收据和危国辉方出具的相应银行汇款凭证可以相互印证，虽然其中325万元存入了傅旭旦的账户中，另300万元系在义成公司成立之前支付给傅华义，但义成公司均以出具收据的方式对上述款项系危国辉支付的购房款予以了认可，应当认定义成公司收到了危国辉支付的购房款625万元。至于危国辉称，义成公司尚欠华阳公司70万元，该70万元双方同意抵充购房款，但危国辉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该70万元不应认定为本案的购房款。对于争议焦点四，原审法院认为，危国辉、义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书》是为将来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订立的协议，在性质上属于预约合同。《商品房认购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按照该认购书的约定，在约定时间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双方约定的标的物虽已被义成公司方用于借款抵押，但义成公司是于2014年5月进行抵押，认购书约定的签订买卖合同时间为2013年1月4日，期间双方有足够的时间协商签订买卖合同，不能以义成公司的抵押行为推定系义成公司的原因导致未能签订买卖合同。而且在认购书约定的签订合同时间过后，危国辉、义成公司并未解除该认购书，而是继续履行，危国辉仍然继续付款至2013年4月22日止，义成公司也予以接收并出具收据。现双方均无证据证明未能在约定时间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对方的原因造成的，应当认定双方最终未能签订正式合同的责任不能归责于一方当事人。对危国辉请求解除该《商品房认购书》应予支持，对危国辉请求判令义成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60万元不予支持，但对危国辉已经支付的625万元应由义成公司予以返还。综上，危国辉诉请义成公司返还购房款625万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危国辉与义成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认购书》；二、义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危国辉625万元；三、驳回危国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650元，由危国辉负担19274元，义成公司负担523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义成公司负担。危国辉上诉称，（一）义成公司在未能订立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方面存在重大过错。其一，2012年12月10日，危国辉与义成公司签订了《世贸广场钻石VIP客户确权书》，约定危国辉认购第1、2号店面，总价款为500万元。随后危国辉便向义成公司交付了500万元的认购款项。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两份《商品房认购书》，分别约定危国辉认购第1、2号店面和第3号店面。但义成公司没有按确权书关于在项目开盘7天前以电话或短信方式通知会员开盘信息的约定，向危国辉履行通知义务。其二，义成公司在收取了危国辉625万元的购房款之后，于2014年5月27日擅自将危国辉认购的店铺设定在建工程抵押，最终导致危国辉认购店铺之目的落空。这也说明义成公司根本无意与危国辉签订并履行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二）原判将《商品房认购书》定性为预约合同明显错误。双方于2012年12月10日签订的第1、2号店面《商品房认购书》中，已明确了这两个店铺的总价款为500万元，面积178.71平米，认购人为危国辉等主要内容，且危国辉也依照认购书的约定足额缴纳了500万元，为此，该《商品房认购书》应视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不应当认定为预约合同。（三）一审判决义成公司仅返还625万元购房款，属适用法律错误。2012年12月10日的《商品房认购书》依法应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义成公司已收受了全部认购款500万元，并擅自将包括危国辉认购的第1、2、3号店铺在内的一楼店铺设定了在建工程抵押，直接导致危国辉无法取得所认购的店铺。为此，法院除判令双方解除合同、义成公司返还购房款外，还应当支持危国辉要求偿付利息、赔偿损失的诉请。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由义成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亦为利息、损失费用）160万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义成公司承担。义成公司答辨称，（一）危国辉关于双倍返还定金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一，不能认定华阳公司委托其员工危国辉以危国辉的名义与义成公司签订了两份《商品房认购书》，购买了义成公司开发的天亿商业广场第1、2、3号店铺。其二，不能认定危国辉向义成公司支付了625万元购房款。其三，危国辉无权向义成公司主张归还本案争议的款项。依据认购书第2条及第3条的约定，危国辉应当在2013年1月4日之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否则认购书自动解除，所交定金不予退还。其四，本案没有委托依据、没有付款事实、没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傅华义父子转让公司时及之后也从未告知过义成公司有危国辉认购店铺之事。（二）义成公司不承认《商品房认购书》的效力。两份认购书上并未对第1、2、3号店面的具体位置进行描述，不能指向本案所涉的天亿商业广场第1、2、3号店铺，故本案中所谓的商品房预约买卖是虚假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危国辉的诉讼请求。义成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华阳公司委托其员工危国辉以危国辉的名义与义成公司签订了两份《商品房认购书》，购买义成公司开发的天亿商业广场第1、2、3号店铺，这一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其一，危国辉虽然出示了一份华阳公司2012年12月3日的《委托购房协议》，但其2014年10月16日提交的诉状中并没有涉及受委托购房事宜，同一时期提交的证据目录及证据中也没有该份《委托购房协议》，而是义成公司在答辩状中提出其从未与危国辉签订《商品房认购书》及危国辉从未向其支付过购房款后，危国辉才在2014年12月3日补充的证据目录中列举提交了该《委托购房协议》，并称危国辉是代理华阳公司购房。据此，义成公司对这份《委托购房协议》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提出质疑，该份《委托购房协议》不能证明危国辉受托购房的事实。其二，危国辉所提两份《商品房认购书》的签约时间均是2012年12月29日，而此时义成公司的经营者是傅华义和傅国潮俩父子。傅家父子在2014年1月16日将公司股权转让给现任股东王志勇和乐方进时，并未告知与危国辉签订了上述两份认购书之事，移交公司的档案材料中也没有这两份认购书。因此，义成公司该两份《商品房认购书》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提出质疑。（二）一审判决认定危国辉向义成公司支付了625万元购房款，无事实依据。其一，危国辉出示的五份盖有义成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虽然载明收到危国辉625万元，但这些收款收据上一概注明转账，也就是说上述款项应当已经转入义成公司的账户，但是危国辉却未能提交向义成公司转款的银行凭证，傅华义、傅国潮移交的义成公司财务账户上也没有反映收到危国辉购房款的记账。其二，华阳公司与由傅华义担任负责人的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早在2011年3月之前就有着业务往来。在东乡中央购物公园住宅小区一期项目中，华阳公司是开发商，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是建筑承包商，傅旭旦那个时期即在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工作。华阳公司2013年7月5日的一份《证明》载明：由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员工傅旭旦借给东乡中央购物公园项目原负责人杜炜华的20万元人民币，确实用于支付原钢筋班组的工资，及傅华义汇入东乡中央购物公园项目部账户的50万元，已被项目部用于工程中。该证据充分证明傅旭旦、傅华义代表着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成公司）与华阳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由于傅旭旦、傅华义与华阳公司之间有着众多的资金往来，不能张冠李戴用此来证明危国辉支付了购房款。其三，即使华阳公司的股东吴细文、毕火凤向傅旭旦农村信用社账户陆续汇入过款项，也不能代表义成公司收到危国辉的购房款。危国辉称华阳公司在2011年5月5日、5月6日、5月9日转给傅华义的款项中多出300万元，此款转为购房款。而此时义成公司尚未成立，天亿商业广场尚未开发。况且这几份付款凭证上注明有“鹰潭项目款”的字样，这些凭证反映的只是华阳公司与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或者与傅华义个人之间其他业务的资金往来情况，不能据此证明危国辉向义成公司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其四，据认购书反映，危国辉在2012年12月29日向江西天冉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交纳定金款500万元和25万元，危国辉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江西天冉投资有限公司与义成公司存在关联，无法解释为何江西天冉投资有限公司收定金却由义成公司供房。这足以证明本案所涉两份《商品房认购书》不具真实性。再者，认购书上没有载明危国辉所购房屋的名称、地址，不能据此证明危国辉与义成公司签订了天亿商业广场第1、2、3号店铺的认购协议。此外，危国辉出示的500万元收据开具日期是2012年12月10日，而认购书签订日期是2012年12月29日，即危国辉尚未签订认购书，就提前20日足额交纳了店铺全款，并将全款称之为定金，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常理。其五，关于傅旭旦自称是义成公司员工的问题，由于其没能到庭接受质证，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华阳公司2013年7月5日的证明、2013年8月4日华阳公司与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的会谈纪要以及2013年12月12日执行和解协议等材料反映，傅旭旦这一时期是在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工作，是代表该公司履职而不是义成公司的员工。所以，傅旭旦与华阳公司之间的钱款往来，不能证明是义成公司与危国辉之间的钱款往来。（三）危国辉无权向义成公司主张归还本案争议的款项。危国辉出示的两份《商品房认购书》签订日期是2012年12月29日，退一万步说，就算双方当事人签订过这两份认购书，依据该认购书的约定，危国辉应当在2013年1月4日之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否则，认购书自动解除，所交定金不予退还。时至今日双方仍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危国辉不能证明未签订合同是义成公司的原因造成的，而危国辉在起诉书中明确其向义成公司缴纳了625万元定金，因此，即使该认购书真实存在过，也已解除，故义成公司无返还该款的义务。（四）本案涉嫌恶意诉讼。其一，义成公司于2011年5月18日成立，原股东为傅华义、傅国潮。2016年1月16日，傅华义父子将股权转让给王志勇、乐方进时，傅华义父子并没有向新股东移交该《商品房认购书》及收款收据。而按照《商品房认购书》的约定，危国辉如未在2013年1月4日前与义成公司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定金将没收。但这之后双方并没有正式签约，也即危国辉交完625万元巨款给义成公司后不闻不问，这有违正常的交易原则，进而说明签订认购书的事实不存在。其二，由于傅华义与华阳公司之间存在经济纠葛，义成公司认为这起诉讼是傅华义父子与华阳公司、危国辉合谋而虚构的诉讼，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危国辉的诉讼请求。危国辉答辨称，（一）危国辉受托购房，毋庸置疑。其一，《世贸广场钻石VIP客户确权书》、《商品房认购书》已载明危国辉的信息，且均已加盖义成公司印章，说明义成公司对购房事实已认可。其二，华阳公司委托危国辉购房，不论是书面、口头还是其他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即本案的《委托购房协议》可以在任一时间点签订，这个签订或补签的时间点均与义成公司无关，对义成公司也不产生任何权利义务的影响。（二）危国辉已缴纳625万元购房款，义成公司向危国辉出具了总金额为625万元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且购房款也已按照义成公司的指示汇入其指定（认可）的收款账户，说明义成公司对收款事实已经认可。（三）义成公司所提危国辉无权要求归还本案争议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商品房认购书》上虽有认购人应于2013年1月4日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记载，但危国辉仍继续付款至2013年4月22日，义成公司也已收款并出具收据，说明双方均未解除《商品房认购书》，而是继续履行。义成公司擅自将包括危国辉认购的第1、2、3号店铺在内的一楼店铺设定在建工程抵押，直接导致危国辉无法取得认购店铺。为此，义成公司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购房款，并偿付利息、赔偿损失的责任。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义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中，义成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傅华义、傅国潮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申请对《委托购房协议》（含印章）、《商品房认购书》的形成时间及该两份文件是否相近时间形成进行鉴定；对《商品房认购书》及收据上加盖的义成公司印章与该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进行同一性鉴定。义成公司还申请本院调取傅华义与华阳公司投资资金往来、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与华阳公司关于东乡中央购物公园工程款资金结算等相关账目。本院二审第三次开庭前，义成公司以傅华义涉嫌在天亿商业广场的相关文件上伪造印章，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为由，向本院提出了中止审理申请。二审中，危国辉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傅旭旦农业银行账户、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记录，以及天亿商业广场楼盘设计图纸，以证明其以下主张：客户缴纳的天亿商业广场购房款均由傅旭旦上述账户收取；天亿商业广场楼盘设计图纸上一、二楼的面积与危国辉认购店面的面积是一致的。二审期间，义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2014年3月6日傅国潮、傅华义与义成公司签订的《挂靠开发协议》一份、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抚民一初字第15号判决书一份、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赣民一终字第143号判决书一份、江西省东乡县中央购物公园工程项目相关材料一组、账目往来票据一组、宏成公司所属分公司内部项目《经济责任承包合同》一份，证明：1、傅华义在2010年起至2014年初，分别以个人及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与华阳公司有业务往来，主要是投资款和承建华阳公司的东乡中央购物公园工程项目，双方资金往来频繁。因此，危国辉向义成公司支付625万元款项的主张不能成立。2、危国辉主张的625万元款项中，有325万元系由傅旭旦收款，而傅旭旦实际上是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派驻东乡中央购物公园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与义成公司没有关联，因此其收取的款项不能认为进入了义成公司账户。3、至2013年底，华阳公司一直欠傅华义个人投资款及欠付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在东乡中央购物公园工程项目中的工程款，傅华义不可能欠华阳公司300万元。第二组证据是：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鹰民一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江西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鉴定文书》两份、东乡县房产管理局《立案告知书》一份、东乡县公安局立案材料四份，用于证明：傅华义有私刻义成公司印章与他人签订在建工程抵押合同的先例，为此本案中与义成公司有关的材料及印章存在伪造可能，义成公司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应予得到准许。对义成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危国辉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中《挂靠开发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该组证据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义成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危国辉质证认为，义成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就此类问题提出申请鉴定，应视为放弃了鉴定要求，二审中其已丧失了该权利。本案二审第二次开庭后，鉴于义成公司就危国辉的一审代理人向傅旭旦所作调查笔录的证明力提出异议，本院对傅旭旦进行了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傅旭旦陈述的主要内容是：傅旭旦系傅华义父子的同乡，其于2011年至2013年受聘于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负责东乡中央购物公园项目的管理。东乡中央购物公园项目结束后，其在义成公司担任天亿商业广场项目负责人。2012年12月10日及2013年2月4日、2013年2月5日、2013年4月22日，毕火凤、吴细文先后共向傅旭旦两个账户（指农业银行账户、农村信用社账户）转款300万元一事属实，其中2013年的三笔共计100万元是经傅华义同意转到其账户的。其上述两个账户放在义成公司售楼部，由义成公司掌控，其不清楚该两个账户里的款项用于何处。危国辉将该份询问笔录作为其一方的证据提交，用以证明傅旭旦系义成公司的员工，傅华义借用其名义开设账户用以收取天亿商业广场购房款。义成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傅旭旦作为傅华义长期雇佣的职员，与傅华义关系密切，对其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现有证据证实傅旭旦2011年至2013在宏成公司江西分公司工作，而本案所涉大部分购房款的支付时间是在2012年，傅旭旦当时并非义成公司的员工，何以能代义成公司收款。此外，傅旭旦虽自称东乡中央购物公园项目结束后便到义成公司任职，但因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对其义成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有异议。此外，危国辉自认以下事实：一是2012年12月10日义成公司虽向危国辉出具了500万元的收据，但其中300万元华阳公司及其股东吴细文、毕火凤并未实际给付。具体缘由是：吴细文、毕火凤与傅华义另外有合作项目（合作项目内容未明说），双方经结算，傅华义在该合作项目中尚差吴细文、毕火凤500万元。后在傅华义的要求下，吴细文、毕火凤同意将该金额减为300万，由吴细文、毕火凤用于在傅华义开发的楼盘里购房。之后，华阳公司就委托危国辉去购买天亿商业广场的店铺，并将傅华义尚差吴细文、毕火凤的300万元作为已付购房款。二是其与义成公司所签两份《商品房认购书》及义成公司出具的五份收据，所指向的标的物系天亿商业广场第1、2、3号店面的一二楼两层，且该三间店面二楼的面积及价钱与一楼相同，《商品房认购书》所载明的1、2、3号店面面积是将两层叠加起来计算的。三是华阳公司与危国辉签订《委托购房协议》的时间，是否和危国辉所签《商品房认购书》的时间相近，与义成公司没有关系。华阳公司与危国辉之间既可以书面委托也可以口头委托，只要双方认可确实是进行了委托，即使是事后认可，双方的委托关系也确实存在。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危国辉与义成公司是否签订了《商品房认购书》？2、义成公司是否收到危国辉交纳的购房款625万元？3、如危国辉交纳625万元的事实成立，义成公司是否具有返还的义务？4、危国辉请求义成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60万元能否得到支持？关于危国辉与义成公司是否签订了《商品房认购书》的问题。经查，2012年12月3日，危国辉与华阳公司签订一份《委托购房协议》，《委托购房协议》载明：华阳公司需购买义成公司开发的天亿商业广场第1、2、3号店铺，现华阳公司委托危国辉以危国辉的名义办理有关的购买手续，所有的购房款均由华阳公司及华阳公司股东吴细文、毕火凤支付，具体的付款手续由危国辉办理。房屋购买后的权益归华阳公司所有。从该委托协议内容看，虽然危国辉以自己名义与义成公司签订了本案所涉《商品房认购书》，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的规定，危国辉签订的合同直接约束华阳公司与义成公司。且《商品房认购书》约定的应付购房款也是由华阳公司或其股东支付的。因此，鉴于本案所涉《商品房认购书》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华阳公司和义成公司承担，危国辉作为华阳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书》的受托人，在本案中不享有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故其诉请解除该两份《商品房认购书》，由义成公司返还购房款695万元及定金16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基于此，对双方在二审提供的证据，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二审不作评判。因危国辉在本案中并不享有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故对双方争议的其他问题不再评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抚民一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危国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650元，由危国辉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4750元，由危国辉承担19200元，由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承担555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段亦枫代理审判员  李 平代理审判员  胡佳佳二〇一六年二月二日书 记 员  张 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