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16民初64号原告刘元发,男,1968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工业区葛万公路1703号。法定代表人张洪起,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鹏,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琳琳,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元发与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元发,被告委托代理人张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98年9月14日,经天津市政府批准,由248名自然人出资发起设立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27日被告上市,很多股东领了几十万不等的股款,身为被告股东的原告,却分文未得,2014年5月原告到天津工商局查询后发现,2002年被告伪造了两次股东大会决议,将原告股份克扣。两次股东大会在2002年并未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和股东签到表全是伪造。第一股东大会决议说,将两项挂账共计1077.8410万元全部返还给全体股东,事实根本没有此事。股东们从未收到返还的钱。另外,股东签到表是假冒股东签名,最后一页签到表明显看出,有多处挨在一起的签名,出自一人手笔。第二次股东大会,更明显是伪造,股东签到表是用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的股东签到表,经剪接后复印而成,就连1998年、2001年分别去世的蔡宝明、蔡宝平的名字都写在第二次股东签名表上。被告通过伪造第一次股东大会,将已经登记在股东股权证上的股份进行克扣,使股东的股份减少为1998年发起设立时登记注册的股份,并把克扣的股东的股份1077.8410万元,全都转给北京鹏翎。被告又通过伪造第二次股东大会,对股东股份进一步实施侵占,使股东的股份减少为被告所谓的折算股本,又将克扣的股份转给北京鹏翎。两次伪造的股东大会,全都是被告董事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对股东的股份进行侵占,违反《刑法》的规定,犯职务侵占罪,侵占他人财物罪,又违反《公司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是明显侵害股东利益的违法行为,属于《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两次股东大会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北京鹏翎是由张洪起控股的公司,转到北京鹏翎的股份,最终又转到董事会七大股东名下。成立北京鹏翎,就是被告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应属无效行为。现起诉诉请: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伪造的2002年3月10日股东大会决议无效,被告伪造的2002年6月25日股东大会决议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出示和宣读了如下证据:证据一、验资报告,证明1998年9月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股东投资持股数。证据二、被告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证明2001年董事会七人的持股数,张忠发的持股数。2001年刘元发的持股数为120139股,2001年杜文霞或王志田的持股数为109418股,经2002年两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七人持股数成倍增加,侵占没收其他股东的股份转到这七人名下,张忠发的持股数下降约30%左右。证据三、变更登记申请书及注册资本变更前后明细表,证明股东持股数由2001年下降到1998年9月份发起设立时的持股数,股东的股份被被告伪造的第一次股东大会非法侵占没收。证据四、变更登记申请书及股东名录,证明股东股份由1998年9月股东持股数下降到所谓的折算股本,股东的股份进一步被侵占没收。证据五、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股东签到表,证明该次大会是伪造的,没有召开过,原告的签名是被告假冒伪造的。证据六、2002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及股东签到表,证明该次大会是伪造的,没有召开过,原告的签名是被告假冒伪造的。证据七、1998年3月4日股东大会决议及股东签到表,证明2002年第二次股东大会签到表是伪造的。第二次股东大会的签到表是1998年3月4日的签到表,经剪接复印作为2002年大会的股东签到表。证据八、蔡宝明死亡证明及转股协议,证明2002年股东大会没有召开,是伪造的,去世的人不可能参加会议,也不可能会签字。证明九、蔡宝平死亡证明及转股协议,证明2002年股东大会没有召开,是伪造的,去世的人不可能参加会议,也不可能会签字。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已经处分了其在被告处的股权,其行为履行了诉争的公司决议与方案,原告刘元发在2002年股权清理和规范时选择了放弃夯实股本,保留折算股本,2005年原告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他人,并在2007年统一进行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自2014年开始本案原告以股东资格确认和返还被侵占股权向贵院提出过诉讼,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主要争议是在这些诉讼中均得到了审理,相应的法律文书中对原告处分股权的行为也予以了确认。原告起诉公司决议效力,起诉方案,起诉转股协议,均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起诉的公司决议或者股权清理方案都发生在2002年,根据以前的庭审情况和法律文书,可以看出当时原告对此均是知悉且认可的。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起诉已经超过了决议60日,更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持股数额不足以推翻股东会决议,就本批次在贵院起诉的40多个案件计算,就2001年底公司账册记载,本次40个多原告持有公司的股份不足10%,即使各原告在股东会决议时表示不同意,由于持股不足,股东会决议仍然有效的。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出示和宣读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4)滨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二、(2015)二中速民终字第0862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三、(2015)津高民申字第1562号民事裁定书。证据四、(2015)滨民初字第1793号民事裁定书;证据五、(2016)津02民终1766号民事裁定书。证据一至五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主要诉争事实已经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原告知晓清理和规范方案,已经处置了自己的股权。原告的行为与诉争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一致。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经审理查明,已经生效的(2014)滨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记载如下内容:1988年,由天津市大港区中塘乡中塘村委会投入资金45万元成立了集体企业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1994年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塘村委会和数名村民共同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份合作制企业。199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起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变更为现被告名称,即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原系股份合作制企业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在1998年2月中塘村《关于村办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有偿转让的规定(草案)》中载明:村委会将根据大港区的有关规定,将净权益的20%量化给企业的干部和所有职工(中层以上干部执行1:1配股,以量化总额为限),其中将量化总额20%量化给企业的法人代表。凡享受量化股本的干部和所有职工只有分红、扩股的权利,没有所有权,转让权和继承权。在《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中记载:1998年量化给全体股东的集体权益数额1458827.03元,原告刘元发的集体资产量化股份数额为4977.52元。在2002年被告公司股权清理和规范的过程中,公司制定了《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清理和规范的方案》,主要内容是成立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鹏翎)来控制公司的股份,以账册股本为基础,将股东持股数量分为两部分:一是“原始投资部分”,二是量化部分(包括改制评估基准日后股东现金增资时公司按1:1配股和1998年2月中塘村委会量化给职工股东的集体量化股部分),股东原始投资部分和量化部分的40%正式归股东所有,股东享有完全的权利(简称折算股本),量化股份的60%,所有股东要用现金补足,之后股东将享有完全的权利(简称夯实股本)。股东可以进行四种选择:一是用现金补足夯实股本,之后享有全部账册股本;二是不履行夯实股本义务,则只能持有折算股本,夯实股本被视为放弃,统一由北京鹏翎来负责夯实;三是不履行夯实股本义务,可以转让所持股份(即折算股本);四是成为北京鹏翎的股东。针对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股东领取关于夯实公司股本规定的签字表、证据同意缩水不同意转让的股东登记表等证据上签字不属实的主张,在原告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确认函载明原告刘元发将其持有的被告公司股份83922股转让,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股东转让股本明细表中记载及原告自认于2005年领取了151059.6元股款等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在2002年股权清理和规范过程中,原告知悉股权清理和规范的相关事宜,原告刘元发未就夯实股本进行夯实。股东转让股本明细表中显示转让金额151059.6对应的股份数量为83922,《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中记载原告的折算股本数为83922。原告提交的证据上显示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为2002年3月10日,决议事项有两项:一是关于增加公司股本的议案(内容为同意向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定向增发1077.8410万元);二是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于2002年6月25日,决议事项有两项:一是关于部分股东相互转让股份的议案;二是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涉案的公司决议作出时间为2002年,关于公司决议效力的问题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但是1999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没有关于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相关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的规定,可参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这里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而对于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范性规定及有违反公司章程内容的决议,不应当然地被认定为无效。本案涉及的被告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在2002年股权清理和规范的过程中,原告知悉股权清理和规范的相关事宜,对其自身权利进行了合法的处置,系其真实自愿的行为。原告2005年领取股款等事实能够认定其以自身行为实际上认可了历次股东会的决议内容,现其要求确认两次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不能够得到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如果决议内容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则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主张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故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至于被告抗辩的60日法定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60日法定期间系股东等提起撤销之诉的法定期间,而本案原告提起的为效力确认之诉,故不适用上述规定。原告申请对于2002年第一、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签到表进行笔迹鉴定,对此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原告对其股份的处置与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相一致,故再申请鉴定没有必要性,故依法不予准许。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元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刘元发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恩生代理审判员  杨西虎人民陪审员  张永芝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书 记 员  于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