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1民终6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荣，女，1947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张志诚，系李桂荣丈夫，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北市一街***号4-7-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武，男，194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上诉人李桂荣为与被上诉人陈玉武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2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关长春主审并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赵卫、代理审判员王骞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桂荣原审诉称：2009年6月，陈玉武为得到李桂荣的投资，签署“责任担保书”一份。李桂荣根据“责任担保书”的保证，向陈玉武指定的账户（就职企业的账户）存入人民币10万元。随后陈玉武又带领李桂荣来到其就职的公司，又与该公司签代理投资合同一份。但是到2010年12月30日约定期限届满时，李桂荣不但没拿到合同约定的投资利息，连10万元本金都得不到返还。此时陈玉武就职公司的老板因犯罪被逮捕，那个公司已经消失。根据陈玉武的责任担保书，李桂荣多次找陈玉武要求其兑现当初的保证，履行担保责任。但是，陈玉武虽然在口头上感谢李桂荣对他提供的帮助，却总是以种种理由推托回避，拒绝兑现。本来李桂荣是应陈玉武的反复请求，为了帮助其完成岗位集资指标，确保其岗位薪金收入，尤其是在得到陈玉武的书面保证后，才拿出10万元存款，实现对其帮助的。因为我们是最要好的老同学、老同事、好朋友。如今，陈玉武的行为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李桂荣无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陈玉武承担担保责任，偿付李桂荣人民币本息人民币118,000元及期满后的利息。陈玉武原审辩称：我也是受害人之一，该案件的发生我也很遗憾，我也是受到了精神打击，曾患过脑梗、心梗。首先，我与李桂荣所订立的责任担保书，系担保合同、副合同，其所担保的主合同为李桂荣与辽宁富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诚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投资合同（合同编号FCH091234），依法李桂荣应首先向主合同义务人主张权利，在主合同义务人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由担保合同义务人履行补充责任，因此李桂荣无权向其独立请求合同义务；第二，本案中陈玉武作为案件一方的担保人，也是受害方，在富诚公司刑事案件中处于不知情的受害方，该观点已经在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2）沈河刑初第195号判决书中明确表述，由此可见，李桂荣与富诚公司订立的主合同是无效，陈玉武与李桂荣订立的从合同当然无效；李桂荣在区、市、省三级法院已经对富诚公司进行了告诉，三级人民法院均不支持其诉请，李桂荣在此对陈玉武再行重复告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桂荣与辽宁富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诚公司）于2009年6月30日签订合同一份，约定李桂荣向富诚公司交付认购金人民币10万元，约定回报率17-19%。李桂荣于当日向富诚公司交付认购金人民币10万元。2009年6月30日陈玉武针对李桂荣的出资，给李桂荣出具《责任担保书》一份，写明：人民币10万元投入陈玉武之辽宁富诚创业投资公司，从2009年6月30日至2010年12月30日止，利息为18%，最终结算不少于本金118,000元。如有违约或其他无能兑现问题，由担保人陈玉武全额赔付。富诚公司现已在工商部门吊销。该公司在2008年2月至2010年4月间，利用创业投资的相关项目，采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向社会336名不特定人募集资金大3116.5万元。其总经理张天羽因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2012]沈河刑初字第195号）；副总经理张国栋因虚报注册资本罪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伍拾万元；总经理助理冷海峰因虚报注册资本罪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伍拾万元；办公室主任张剑因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五万元（沈河区人民法院[2012]沈河刑初字第171号）。陈玉武系富诚公司的员工，其对富诚公司也有投资，其投资已计入犯罪金额之中。李桂荣投入的款项亦被计入犯罪金额之中。现李桂荣投入资金未能取回，李桂荣诉至该院，请求陈玉武承担保证责任。另查，李桂荣曾于2011年3月22日向该院提起对富诚公司、陈玉武的诉讼，案号为（2011）沈河民三初字第395号，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该院认为该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驳回李桂荣的起诉。李桂荣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已经就投资公司张天羽等人立案侦查，案件尚未审结为理由，维持本院一审裁定。2013年1月18日李桂荣以富诚公司、陈玉武为被告，以借款合同纠纷为案由，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认为该案事实涉及刑事犯罪，故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于2013年3月14日作出（2013）沈河民三初字第13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起诉。李桂荣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沈中民一终字第1171号民事裁定书，维持本院一审裁定。李桂荣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4月1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审一民申字第34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事实涉及刑事犯罪，故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原裁定驳回李桂荣起诉并无不当，驳回李桂荣的再审申请。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李桂荣提供的责任担保书、合同、交款单、客户资料卡，陈玉武提供的（2011）沈河民三初第395号民事裁定书、（2012）沈中民三终字第236号民事判决书、（2014）辽审一民申字第348号、（2012）沈河刑初第195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该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李桂荣陈述及陈玉武答辩，案件争议焦点为李桂荣的起诉是否应被受理，陈玉武为李桂荣出具《责任担保书》的性质，以及陈玉武是否应承担偿还义务。关于李桂荣的起诉是否应被受理及陈玉武出具《责任担保书》的性质问题。陈玉武出具的《责任担保书》，签章真实，系陈玉武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从该保证书的内容能够确认陈玉武与李桂荣之间系保证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李桂荣作为出借人起诉要求担保人陈玉武承担保证责任，法院应予受理。关于陈玉武是否应承担偿还义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富诚公司吸收李桂荣投资的行为经生效刑事判决确认构成犯罪，李桂荣与富诚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归于无效。现李桂荣投入本金数额人民币10万元，因主合同无效其对于投资回报的约定亦应无效，故就李桂荣所主张的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款项交付之日起计算。现陈玉武作为保证人，其在李桂荣出资当日向李桂荣出具《责任担保书》的行为，对于李桂荣向富诚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判断确实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现李桂荣投入富诚公司的本金10万元及利息在刑事判决生效之后至今仍未获得偿还，但考虑到陈玉武同样也是富诚公司所涉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其所投入资金亦未能取回的情况，结合上述各方面原因考虑，该院认为陈玉武应在李桂荣投资本金及利息范围的20%承担责任，即偿还李桂荣人民币20,000元及利息（自2009年6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陈玉武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李桂荣人民币20,000元及利息（自2009年6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李桂荣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6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1330元，由被告陈玉武承担。宣判后，李桂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中“本案富诚公司吸收原告的投资行为经生效刑事判决确认构成犯罪，原告与富诚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归于无效”的判决是错的。在签订合同的当时，富诚公司是一个经国家批准、在沈阳市发改委备案，省市媒体广泛宣传的正规企业。该公司总经理张天羽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刑，是个人犯罪，法院并没有认定富诚公司犯罪，而且上诉人与张天羽没有合同关系；刑事犯罪行为与民事合同行为归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刑民互为交叉时，判定民事合同的效力要根据所涉及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种类来确定。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两种情形合同无效。上诉人与富诚公司订立借贷合同时，是基于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富诚公司经理张天羽被判刑不等于借贷合同违反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上诉人与富诚公司的合同关系是一种正当的民间借贷关系，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受法律保护，且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应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因此，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出发，应该认定上诉人与富诚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二、原审判决中关于“现陈玉武作为担保人，其在原告出资当日向原告出具《责任担保书》的行为，对于原告向富诚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判断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被上诉人陈玉武有求于上诉人，虽然投资存在风险但是出于老同学情谊，有被上诉人的担保，故上诉人为其出资。责任担保书是独立合同有别于投资借款合同，且陈玉武签订担保书在前，上诉人“付款”及签投资合同在后，陈玉武签署《责任担保书》是上诉人同意向他提供投资支持的先决条件，《责任担保书》的结尾原文是“如有违约或其他不能兑现的问题，概由担保人陈玉武全额赔付”。三、原审判决中认定陈玉武应在上诉人投资本金以及利息范围的20%承担责任，令人无法理解。被上诉人陈玉武应依法兑现“保证”的法律责任问题，而陈玉武是不是富诚公司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是另一个法律问题，不应混为一谈。陈玉武没有向法庭提交自己也向富诚公司投资证据的情况下，法庭认定陈玉武也是受害者判决减轻应负的保证责任的依据不足。综上，原审判决缺乏事实以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担保责任。被上诉人陈玉武辩称：一、上诉人李桂荣是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将担保风险推到我方不正确，且该刑事判决的款项没有提及民事责任的赔偿，为此被上诉人向有关纪检机关说明情况，但是现在没有处理结果。被上诉人签订《责任担保书》时认为是老同学，一旦出了责任也不会对我追究，投资是向公司投资，与我无关。因为富诚公司涉嫌犯罪，故上诉人每次起诉陈玉武均被驳回。上诉人与富诚公司签完合同之后将钱交到银行了，银行告知李桂荣有风险才让被上诉人出具了《责任担保书》。被上诉人不否认出于友情同意担保，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应当知道投资有风险，用担保方式将风险推给老同学不道德，上诉人投资款项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犯罪数额而量刑，因此，被上诉人没有义务为其承担还款义务，也无需赔偿上诉人的资金损失。二、2011年3月22日上诉人以委托合同纠纷先将富诚公司，被上诉人列为被告诉至沈河法院，驳回诉至中院，维持原判又申诉至高院，仍未胜诉，本次上诉人同一案情，不同案由多次诉讼，浪费审判资源，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三级法院均有明确结论的前提下，案情、事实、标的均未变，不管上诉人以什么案由为题，沈河法院应不予立案。三、本案被上诉人也是受害人，其被骗金额比上诉人还大，财产损失和身心健康均受到极大伤害。不能将上诉人与富诚公司签订的合同与《责任担保书》分割开，断章取义的方式割裂二者的必然联系，因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本院经审理查明与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相一致。另查明：被上诉人陈玉武就富诚公司案件出具担保书的只有李桂荣一人。本院认为：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二审诉争焦点为：案涉《责任担保书》的法律性质应如何认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全额给付10万元投资款有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应否支持。案外人富诚公司在2008年2月至2010年4月间，利用创业投资的相关项目，采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向社会不特定人募集资金，其总经理张天羽等因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定罪量刑，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2009年6月30日李桂荣与富诚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一款：“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之规定，本案李桂荣与陈玉武签订的《责任担保书》属于从合同，因主合同无效，应属无效合同。而一审法院作出的“陈玉武出具的《责任担保书》，签章真实，系陈玉武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从该保证书的内容能够确认陈玉武与李桂荣之间系保证合同关系”这一事实认定，与担保法相关规定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二款之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也规定：“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陈玉武作为富诚公司的经理，其对外开展业务的经营业绩与富诚公司就其业务业绩给予提成报酬相关联，故陈玉武作为担保人向李桂荣出具《责任担保书》以吸引李桂荣投资的行为，其主观具有过错，客观上导致李桂荣作出错误投资的意思判断，因此陈玉武应在李桂荣受损本金数额10万元的三分之一范围之内承担过错责任，而一审法院仅认定陈玉武承担2万元的赔偿责任，对李桂荣而言有失公平，综合本案事实，本院酌定陈玉武向李桂荣承担赔偿的数额为人民币3万元整。关于陈玉武抗辩主张李桂荣曾于2011年3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对富诚公司、陈玉武的诉讼，曾就案件上诉甚至申诉至省高法同样被驳回再审申请，在三级法院均有明确结论的前提下，本案案情、事实和标的均未变，不管上诉人以什么案由为题，沈河法院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予再予立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现李桂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李桂荣作为出借人起诉要求担保人陈玉武承担保证责任，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原审法院受理案件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24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24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陈玉武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上诉人李桂荣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自2009年6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被上诉人陈玉武逾期未按照上述判决内容给付，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上诉人李桂荣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6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1330元，由陈玉武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60元，由上诉人李桂荣承担1330元，由被上诉人陈玉武承担13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关长春审 判 员  赵 卫代理审判员  王 骞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伟娜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