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26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立鸿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玉树路***号*号楼****室。法定代表人陈传武，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代理人秦锋、叶连友，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晓飚，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福云，男，196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代理人王国栋，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立鸿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鸿企业）因与被上诉人朱晓飚、周福云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商初字第1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朱晓飚系浙ＸＸ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迅公司）的原股东。周福云系华迅公司的股东，同时任华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1月19日，朱晓飚作为出让方（乙方）、周福云作为受让方（甲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鉴于甲、乙双方均是华迅公司的股东，乙方拥有华迅公司5.78%的股份，通过华迅公司持有拟上市企业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灿公司）的股份计1720990股（以2011年12月31日华灿公司股本计算），双方签订协议，甲方承诺其受让华迅公司股份的行为，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被胁迫之情况，保证按规定支付股份转让款，且用于支付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合法；乙方承诺其转让华迅公司股份的行为，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被胁迫之情况，乙方为华迅公司的合法出资人，且乙方出资已按照华迅公司章程规定全部到位，乙方承诺在甲方办理股份变更手续时对其拥有的华迅公司的股份享有合法、完整、排他的权益（不附带任何担保和任何第三者的权利）等；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甲方以10元每股（对应武汉华灿的股份）的价格受让乙方持有的华迅公司全部股份，转让股份总价款为1700万元整；甲方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分两次支付，二日内将转让款1000万元整以转账方式支付给乙方，余款在2012年2月底前支付，乙方账户资料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自股份转让款交付完毕之日起7个工作日后，甲方有权选择股份交割的时间。乙方应协助甲方与义乌华迅公司相关人员一同办理有关股份变更的工商登记等法律手续；股份转让所需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定手续办理完成之日为股份交割日；《股份转让协议》签订，甲方在支付了转让款之后，乙方将不再是华迅公司的股东，不再享受和承担华迅公司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甲方享受并承担华迅公司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双方并约定了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的相关条款，同时约定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如有涉及相关审批手续的则在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审批同意后生效。朱晓飚及周福云均在协议上签字并加按手印。该协议签订后，周福云向案外人朱某、陈某1、陈某2、马某等告知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内容。2012年1月20日，案外人朱某汇款300万元、陈某1汇款100万元、陈某2汇款100万元、马某汇款500万元至朱晓飚账户，汇款用途均注明为股份转让款或投资款。2012年3月2日，周福云通过其子周某账户汇款100万元至朱晓飚账户。2012年3月5日，周福云通过其子周某账户汇款600万元至朱晓飚账户。至此，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全数付至朱晓飚账户。2014年5月15日，朱晓飚与周福云签订《华迅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晓飚将其拥有的华迅公司1734000元的股权转让给周福云，转让总价款为1734000元；转让股权后，转让方不再享受股东权利，不再承担股东义务；受让方在享受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双方并根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工商核准登记时间为2014年6月16日。2013年9月4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立鸿企业诉浙江中宙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宙公司）、杭州中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宙公司）、朱晓飚、王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立鸿企业诉称，2010年6月，立鸿企业与浙江中宙公司、杭州中宙公司、朱晓飚、王某签订《浙江中宙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约定立鸿企业以现金1152万元认购浙江中宙公司新增股份160万股，占投资后投资比例的3.702%。还约定，立鸿企业增资入股后，浙江中宙公司2011年净利润须高于2010年且不低于2300万元，如达不到此要求或浙江中宙公司在2013年底未通过上市审核，则立鸿企业有权退出浙江中宙公司，由浙江中宙公司、杭州中宙公司、朱晓飚、王某限期收购立鸿企业持有的股份；如不履行上述回购义务，则浙江中宙公司、杭州中宙公司、朱晓飚、王某承担违约连带责任。浙江中宙公司、杭州中宙公司、朱晓飚、王某还书面承诺，若立鸿企业行使退出权，将按增资额加8%的年利率进行回购。立鸿企业增资后，浙江中宙公司因经营不善陷入亏损，上市无望。立鸿企业遂于2012年8月发函要求杭州中宙公司、朱晓飚、王某立即安排收购立鸿企业股份，但一直未果。故诉请法院判令：1、朱晓飚以现金方式收购立鸿企业持有的浙江中宙公司的3.702%的股份，支付股权转让款14284800元（以1152万元为基数，按8%年利率计算3年）；2、朱晓飚向立鸿企业支付迟延回购股份违约金；3、浙江中宙公司、杭州中宙公司、王某对朱晓飚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案经过一、二审审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朱晓飚收购立鸿企业所持有的浙江中宙公司股份520万股，支付价款14284800元；朱晓飚偿付立鸿企业延期利息等内容。判决生效后，朱晓飚未能履行，立鸿企业于2014年12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现案件尚未执毕。案件执行中，立鸿企业发现朱晓飚与周福云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有《华迅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认为朱晓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股份，对立鸿企业造成损害，并且周福云知道该情形，遂于2015年5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朱晓飚与周福云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朱晓飚、周福云承担本案立鸿企业支付的律师费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朱晓飚承担。另查明，朱晓飚、王某系杭州中宙公司股东。杭州中宙公司系浙江中宙公司股东。审理中，立鸿企业、朱晓飚均确认浙江中宙公司目前处于破产重整中。原审法院认为：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立鸿企业诉请撤销朱晓飚与周福云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案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立鸿企业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是否符合条件。该争议焦点集中于一个问题，即朱晓飚与周福云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性。从立鸿企业与朱晓飚提供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极为简单，仅约定了朱晓飚将其拥有的华迅公司1734000元的股权转让给周福云，转让总价款为1734000元；转让股权后，转让方不再享受股东权利，不再承担股东义务；受让方在享受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而朱晓飚及周福云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1月19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则详细约定了股份转让的价格、支付方式、股份交割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内容。结合周福云提供的股权转让款付款凭证及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朱晓飚已经实际取得了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故朱晓飚及周福云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1月19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应当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股权转让协议并不以办理工商登记为生效要件，如未经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得到实际履行，即便未办理工商登记也不影响其成立和生效。同时，根据立鸿企业提供的华迅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等证据显示，华迅公司2011年度处于盈利状态，经营状况良好。在此基础上，朱晓飚以1700万元向周福云转让案涉股权未存在明显不合理。基于上述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应为2012年1月19日的《股份转让协议》。朱晓飚与周福云在工商部门留档的签订于2014年5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不具有可撤销性。故立鸿企业要求撤销朱晓飚与周福云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要求朱晓飚、周福云承担本案立鸿企业支付的律师费1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撑，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立鸿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306元，由上海立鸿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负担。宣判后，立鸿企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书认为“本院认定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应为2012年1月19日的《股份转让协议》。朱晓飚与周福云在工商部门留档的签订于2014年5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不具有可撤销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双方于2012年1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虚假的，系被上诉人朱晓飚为逃避债务而恶意与被上诉人周福云签订的。（一）该《股权转让协议》与《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存在矛盾。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补充证据《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截止2012年5月22日，被上诉人周福云持有浙ＸＸ讯投资有限公司22.8%的股权，被上诉人朱晓飚持有华讯公司5.78%的股权，且被上诉人周福云于2012年5月20日在该招股说明书上签字确认上述持股情况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而现在二被上诉人却称双方于2012年1月19日已经于就涉案华讯公司5.78%的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并已履行完毕，显然与该《招股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存在矛盾。上诉人认为，招股说明书系上市公司为了社会公众提供了解发起人和将要设立公司的情况，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批后，由发起人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公告，指导公众购买股份的规范性文件，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8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证监会公告[2009]17号）第7条规定，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所有信息应真实、准确、完整。《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作为一份向社会公众介绍公司经营情况、发起人信息等重要情况的文件，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准确性，且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被上诉人周福云在该招股说明书上确认其持有华讯公司22.8%的股权的信息是真实客观的，即截至2012年5月22日，被上诉人周福云并未与被上诉人朱晓飚就涉案股权达成转让协议并实际履行，否则与被上诉人周福云自行承认的其持有华讯公司22.8%的股权的情形自相矛盾。（二）本案亦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周福云向被上诉人朱晓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证人朱某的证言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应当不予采纳。证人朱某在庭审中声称其与周福云系一般朋友关系，该300万元系其帮周福云转账给朱晓飚，系周福云向其借款。然而证人朱某却至今未要求周福云偿还该300万，双方亦从未对该借款的期限、利息作出过任何约定，周福云亦从未向其出具过借条，此种说法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2、证人陈某1的证言真实性存有异议，应当不予采纳。证人陈某1在庭审中无法说清该100万元款项的性质，究竟是属于投资款、借款还是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是其与朱晓飚之间的投资款还是其与周福云之间的投资款，证人陈某1均无法确认。究竟其是否与朱晓飚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因此，证人陈某1的说法存有异议，应当不予采纳。3、证人陈某2的证言存有异议，应当不予采纳。证人陈某2在庭审中声称其转给朱晓飚的10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但是是哪个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其并不知晓，此外该100万元款项是其代周福云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还是其自己向朱晓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并未明确，若是其代周福云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则其与周福云之间系借贷关系，理应对该借款的期限、利率加以明确，并要求周福云出具借条，但证人陈某2至今未采取任何行为，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若该100万元款项系其向朱晓飚受让华讯公司的股权，那么其应当与朱晓飚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明确相关约定，但其亦没有任何表示。因此，其是否与朱晓飚尚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我们不得而知。故其证言亦存有异议，应当不予采纳。4、证人周某的证言亦不可信，应当不予采纳。第一，证人周某与周福云系父子关系，系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可信度低；第二，证人周某称该700万系其向朱晓飚购买华讯公司的股权，那么其应当与朱晓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不是其父周福云与朱晓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根据该700万元的银行凭证显示，该款项用途均为“货款”，若系支付股权转让价格为何不在备注里表明为“股权转让款”呢？第四，周福云经营的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与朱晓飚经营的浙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存在相似，双方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的可能，该700万元很有可能是双方之间业务往来的支付凭证。二、本案实际履行的系双方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1、该《股权转让协议》具备合同成立生效的主要要件。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二被上诉人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对转让的标的、价格、双方主体等主要条款均已作出了明确的约定，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成立生效的主要条件。2、二被上诉人实际履行的亦是该《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后，判断双方是否实际履行，不仅仅单从受让方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去考虑，还应当注意到受让方是否实际享有目标公司的股东权利。即在股权转让后，对内受让方是否取得相应的股东权利；对外，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结合本案，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实际履行的是2014年5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公司内部登记来讲，2014年5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当天由各股东签字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上，被上诉人周福云所占的股权为28.58%，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其所占的股份为22.8%。即被上诉人周福云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便行使了28.58%的表决权。第二，从股权外部登记来讲，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华讯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将被上诉人朱晓飚持有的涉案股权变更登记为被上诉人周福云名下。3、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外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是股权交付的直接证据。4、2014年5月19日，被上诉人周福云以同样的价格将同等比例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叶某，从这一点，亦能证明二被上诉人实际履行的是2014年5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上诉人提供证据5变更登记情况，被上诉人周福云于2014年5月15日以173.4万元的价格受让被上诉人朱晓飚涉案5.78%的股权后，随即于2014年5月19日与同为华讯公司的股东叶某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将同等比例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叶某，并于同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据上诉人调查发现，被上诉人周福云以同样的价格（即173.4万元）将华讯公司5.78%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叶某，若如原审判决认定的，双方实际履行的2012年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那么被上诉人周福云怎么会将价值1700多万的股权以如此低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叶某呢？很显然，涉案股权在转让时，二被上诉人认定的价格就是173.4万元。综上，二被上诉人实际履行的是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三、二被上诉人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立鸿企业在二审中提交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登记申请书，欲证明双方实际履行了2014年5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周福云辩称：一、对于上诉请求部分：一审法院判决和适用法律正确。二、对于事实和理由部分：1、朱晓飚、周福云的股份转让协议自签订后，按协议的约定双方已履行。周福云支付了1700万元款项之后，上诉人与朱晓飚之间的纠纷一年后才发生，三年后才经相关法院作出判决。尤其要注意的是，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每股10元，当时每股价格的远远高于华讯公司股份的市场价格。2、关于支付方式。经一审法院开庭查明，1700万元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数额都与转让协议的约定是相符的，并且已实际支付1700万元转让款。3、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认为周福云只需要承担转让合同申报不实而产生的10万元律师费，即其已认可了转让协议的效力，只是认为应承担10万元的律师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周福云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朱晓飚在二审中未作答辩，也未提交新的证据。立鸿企业提交的证据，周福云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申请书说明了相关股权的转让情况，并不能证明股权的实际转让价格是多少，因为转让到高管周福云名下可能存在转让行为的不合法情形，故当天即转让到代持人名下。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立鸿企业所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立鸿企业认为周福云在明知朱晓飚为逃避债务的情形下与朱晓飚进行股权交易，造成朱晓飚债务不能履行，要求撤销朱晓飚、周福云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从查明的事实看，朱晓飚与周福云早在2012年1月19日就案涉股权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详细约定了股份转让的价格、支付方式、股份交割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内容，根据周福云提交的付款凭证结合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朱晓飚已经在协议签订后不久即实际取得了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虽然该股权转让协议未办理工商登记，但并不影响其成立和生效，且该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也未存在明显不合理，因此可以认定2012年1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真实有效并得到了实际履行。立鸿企业认为2012年1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虚假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而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又将2012年1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转让的股份重新进行转让，且其内容极其简单，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5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无实际履行，并无不当之处。立鸿企业认为朱晓飚、周福云实际履行2014年5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06元，由上海立鸿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志军审 判 员  韩 昱代理审判员  王 超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