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11民终2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山西省太原市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来平，山西天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又名王德湖），山西省汾阳市粮食局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寒冰，山西文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汾阳市晋源煤焦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汾阳市栗家庄乡牧庄村02号。法定代表人米特勇，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郑某，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教育局工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虎，山西联合中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太原市捷信达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法定代表人闫三巴，总经理。上诉人姚某因与上诉人王某、被上诉人汾阳市晋源煤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源公司）、原审第三人郑某、太原市捷信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信达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14）汾民初字第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姚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来平，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代理人任寒冰，原审第三人郑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耀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晋源公司，原审第三人捷信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按期。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姚某是第三人郑某的内弟，郑某与第三人捷信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三巴商定合作经营精煤加工，2009年9月12日郑某为姚某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声明“因本人另有要事，现委托姚某代表本人负责与闫三巴合作的精煤洗选加工以及和中太原钜和洁煤公司运销的业务”。第三人捷信达公司，是由闫三巴、张明开两个股东投资设立，于2008年7月29日成立的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2010年6月8日因为不按照规定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捷信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三巴经安大海介绍与第三人郑某相识，双方于2009年9月12日订立协议书，约定2009年9月13日至2010年9月13日期间共同在晋源公司洗煤厂加工洗精煤，纯利润郑某得60%，闫三巴得40%，由郑某负责资金整体运作以及洗煤厂收料验收入库和精煤（含中煤、煤泥）的出库，并安排会计、出纳负责货物结算；闫三巴按郑某要求同意负责原煤购进，保证洗煤厂正常生产以及原材料的正常进出，其质量、数量达到用户的合同要求，并且负责协调与太化集团的各方关系，保证供销合同的正常履行。被告晋源公司是2004年8月11日成立的，有独立洗煤企业煤炭经营资格证，经营焦炭分选加工、精煤经销以及货运服务的,由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9月13日捷信达公司与晋源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晋源公司为捷信达公司加工生产精煤，以实际加工精煤的数量计算（以出厂过磅计数为准）加工费，每吨精煤加工费35元，加工期限至2010年9月13日止。合同约定本协议生效后捷信达公司预交晋源公司精煤加工费150000元，此款在本月结算时扣除，以后每月的1-5日对票结算上月精煤加工费；晋源公司不得再与其它厂商进行精煤加工相关协议或合同。捷信达公司负责原煤的购进、入库、计量、验收和精煤（中煤、煤泥）的销售及运输等，并对厂内的生产过程、化验进行指导性的监督，对生产过程中所进原煤的指标书面通知晋源公司，由晋源公司按原煤情况进行配煤生产，并可用晋源公司手续签订购销合同，所产生的国税、地税一切税费由捷信达公司承担。协议同时约定晋源公司要按捷信达公司对精煤成份的要求进行生产加工，确保化验的指标准确无误，对所进原煤全部进行化验登记，对出库精煤每天都有随车化验单，生产过程严格把关不造成浪费，并保证捷信达公司正常进出车辆不受地方、村民干扰；协议执行中如遇市场影响不能正常生产时暂时终止合同，晋源公司不得干扰捷信达公司精煤（中煤、煤泥）、原煤的移动拉走。该协议书最后约定双方签字盖章即日起合同生效，晋源公司由王某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捷信达公司由闫三巴和郑某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捷信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三巴在与晋源公司订立上述协议书当日，为第三人郑某出具一份委托书，写明“兹有我公司与汾阳市晋源煤焦有限公司签定的精煤加工协议，因本人（法人）另有按排现委托郑某全权负责我公司的经营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望有关单位部门周知。特此委托。被委托人郑某（身份证××,委托人太原市捷信达运输有限公司法人：闫三巴，二〇〇九.九.十三日”。闫三巴在其落款处加盖手印，郑某在其落款后签名按手印。闫三巴将其个人名章除外的公司手续，包括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公司的印章和财务章等，全部交给郑某用于合作加工精煤有关事宜。捷信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三巴在与晋源公司签订上述协议书当日，还与晋源公司另外达成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捷信达公司在晋源公司的开户行，以晋源公司名称设立临时账户，以便捷信达公司将经营中产生的税费及时地转入晋源公司账户，晋源公司要准确无误完成税费的上缴任务。闫三巴以晋源公司要占户费为名向郑某索取现金200000元。在捷信达公司与晋源公司所签订协议书履行中，资金的投入、原煤的购进和精煤的销售，全由原告姚某一手经营运作。原告姚某因为经营中出现困难决定终止精煤加工，被告王某于2010年1月28日为原告姚某出具一份欠条，写明“今收到姚某经手原煤、精煤、中煤总合款为玖拾壹万元正，已于元月25日预付壹拾万正。下欠捌拾壹万元正。贰零壹零年叁月底将於款陆续付清。从此无下文。经手人王某，2010年元月28日”。2010年3月5日，郑某、姚某等3人在闫三巴的住处找到闫三巴，在商议合作洗煤协议纠纷过程中闫三巴报警称以上3人要将其带走，于是公安部门出警，而郑某称闫三巴诈骗，并已经向刑警队报案，闫三巴于是被公安部门羁押。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以闫三巴于2009年9月13日虚构晋源公司要占户费从郑某处骗走200000元，其中10000元给了晋源公司王经理的事实，判决确认闫三巴构成诈骗罪。2010年10月12日，被告王某在2010年1月28日给姚某出具的欠条之后续写“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在以上欠煤捌拾壹万元的基数上加上2009年9月13日予付汾阳市晋源煤焦有限公司壹拾伍万元的洗煤款共计玖拾陆万元正，在玖拾陆万元的总数上减去2009年9月13日至2010年1月28日姚某与汾阳市晋源煤焦有限公司洗煤合同终止姚某应给晋源公司洗煤加工费壹拾万元及期间的补偿费贰拾万元的合同终结费共计叁拾万元正。汾阳晋源公司（王某经手）还欠姚某煤款陆拾陆万元正。此款于2011年3月份陆续偿还至2011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无下文王某2010年10月12日”。2010年10月25日被告晋源公司股东王某、马力伟、吕逢春、蔡忠民作为合同甲方与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米特勇达成一份企业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企业全部财产、设施、股权转让给乙方米特勇，转让前企业的债权、债务、税费及相关法律责任归甲方所有，由甲方承担。之后，被告晋源公司变更了相关的登记事项。闫三巴亲自确认以上郑某与闫三巴订立的协议书、闫三巴授权郑某全权负责捷信达公司经营委托书、捷信达公司与晋源公司订立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并确认整个业务过程中都是姚某实际经营，资金也全由姚某投资，而闫三巴与郑某均未参与投资和经营，闫三巴只提供了业务咨询和指导。原审认为，原告姚某与第三人郑某合作，作为投资方共同加入了第三人捷信达公司与被告晋源公司的精煤加工合作经营项目，承载第三人捷信达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上述当事人实际为合同型联营，法律关系的性质依据所订立合同应当属于加工合同纠纷。在捷信达公司与晋源公司加工合同中双方有两个方面的约定：一是精煤加工与加工费，二是捷信达公司可以使用晋源公司名义对外订立合同，承担加工经营中的一切税费，并可使用晋源公司的临时账户完成税费的缴纳。对于加工费捷信达公司并未拖欠晋源公司，晋源公司对捷信达公司委托加工的原煤、生产出的精煤、中煤依法不享有留置权，因此被告王某收到原告姚某经手的原煤、精煤、中煤（总价值约定为910000元）不是基于捷信达公司与晋源公司加工合同而获得（相反依照该加工合同协议履行终止时晋源公司不得干扰捷信达公司精煤、中煤、煤泥、原煤的移动拉走），而是基于姚某对王某的委托或出卖。被告王某已经在欠条中明确了910000元煤款的给付方式和时间，应当按照欠条上的承诺履行剩余煤款660000元的给付义务。关于原告姚某对660000元欠款有无请求权的问题，捷信达公司闫三巴、郑某已经确认委托晋源公司加工的投资均来源于原告姚某，即形成原告姚某委托捷信达公司、捷信达公司转委托晋源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捷信达公司仅就晋源公司的选任和对晋源公司的指示承担责任，故姚某作为精煤加工的委托人依法享有要求返还委托加工财产的请求权。关于被告王某和晋源公司应当由谁承担返还委托方财产的问题，王某虽然是晋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行为是属于个人行为还是代表公司的行为，应当根据行为对象的具体性质来确定。被告王某收到原告姚某经手的原煤、精煤、中煤，但这些煤或煤款王某未以晋源公司名义进行管理，而是据为己有，所以收煤和付姚某煤款属于其个人行为，不属于代表晋源公司的经营活动，与晋源公司无关。2010年10月12日王某第二次为姚某出具欠条，结算与捷信达公司加工费和终止加工合同后的赔偿，属于代表晋源公司进行经营活动的行为，王某就收到捷信达公司加工费与赔偿款对晋源公司负责，但明确欠姚某煤款660000元，则是其个人收姚某煤和付姚某煤款活动的继续，与晋源公司的经营无关，与晋源公司股权转让是否清算无关。因此被告王某应当承担转交委托方煤款的责任；被告晋源公司在加工合同终止后没有参与收姚某煤和付姚某煤款的任何活动，依法不承担转交委托人财产的责任。对于捷信达公司可以使用晋源公司名义对外订立合同，承担加工经营中的一切税费，原告姚某实际使用晋源公司名义对外订立合同并上缴税费，由此在加工合同终止时形成部分由其缴费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票据未能使用的结果，之后晋源公司使用该票据即形成晋源公司无须再缴费购买而获利的事实，如晋源公司不使用该票据则不会由此获利：晋源公司获利是因为姚某已经缴费购买了煤炭基金票据，属于不是通过订立合同而经营获利。因原告姚某在捷信达公司与晋源公司加工合同终止后，其已不能再使用晋源公司名下已经缴费购买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票据，该票据对于原告姚某已不再具有财产性质；被告晋源公司使用其名下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票据不违反有关票据管理规定，获得相应利益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违反与捷信达公司加工合同的约定。所以原告姚某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精煤可持续发展基金款185847.6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第三人郑某与捷信达公司均不对660000元煤款主张权利，原告姚某主张该煤款属其所有并要求被告支付，本院支持由被告王某给付此款，被告晋源公司依法不承担给付责任；原告姚某要求支付所垫付精煤基金款的诉讼请求，因为精煤基金票据的缴费、管理、使用不属人民法院主管，故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告姚某可以申请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理。此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判决：被告王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姚某欠款660000元；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59元，由被告王某负担10400元，剩余诉讼费1859元退回原告姚某。判后，原审被告姚某对上述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14)汾民初字第789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被被上诉人晋源公司返还上诉人精煤款660000元整；3、判令被上诉人晋源公司返还上诉人为其垫付的精煤基金款185847.6元；4、判令被上诉人王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晋源公司应该承担返还上诉人精煤款660000元的义务。1、本案之债属于上诉人姚某与被上诉人晋公司之间的合同之债。2009年9月13日第三人捷信达公司与被上诉人晋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加工洗精煤的业务。该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姚某取代了第三人捷信达公司，作为实际投资人参与并履行了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因此履行该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应为上诉人姚某和被上诉人晋源公司；2、2010年10月12日被上诉人王某代表晋源公司所出具的欠条实为上诉人姚某和被上诉人晋源公司签订终止合同的协议。该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在以上欠煤捌拾壹万元的基数上加上2009年9月13日预付晋源煤公司壹拾伍万元的洗煤款共计96万元整，在66万元的总数上减去2009年9月13日至2010年1月28日姚某与晋源公司洗煤合同终止姚某应给晋源公司洗煤加工费10万元及期间补偿费20万元的合同终结费共计30万元整。晋源公司（王某经手）还欠姚某煤款66万元整。此款于2011年3月份陆续偿还至2011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无下文，王某2010年10月12日。”该协议明确被上诉人晋源公司应付给上诉人姚某煤款为96万元整，上诉人姚某应给被上诉人晋源公司洗煤加工费10万元及合同终结补偿费20万元共计30万元整，协议的权利义务双方分别为上诉人姚某和被上诉人晋源公司，被上诉人王某实为晋源公司的代办经手人。根据该协议，向上诉人姚某支付陆66万元煤款义务的只能是被上诉人晋源公司；3、一审判决在加工洗精煤业务的合同之外，杜撰了上诉人姚某委托被上诉人王某收煤或卖煤这一子虚乌有的协议，从而免除了被上诉人汾阳市晋源煤焦有限公司的责任。被上诉人王某收到上诉人姚某经手的原煤、精煤、中煤是源于协议书中项下的权利义务之延续，被上诉人王某的收煤或卖煤这一行为仍应属于被上诉人晋源公司所实施的行为。一审将上诉人姚某与被上诉人晋源公司协商处理原煤、精煤、中煤的善后事宜认定为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王某个人处理的行为，从而将理应由被上诉人晋源公司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卸给被上诉人王某个人。二、被上诉人晋源公司作为基金票的使用者和既得利益享有者，应向上诉人返还基金款185847.6元。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晋源公司合作过程中，曾以被上诉人晋源公司的名义向山西联合煤焦股份有限公司和山西大远煤业有限公司购进共计8202.5吨原煤时垫付了基金款328100元（8202.5吨40元／吨）。依据《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地税机关和税务人员必须依法征收，不得多征、少征或不征基金，可见在购进原煤时已经垫付基金票款的，待加工成精煤出售时不需要再付基金票款。在与被上诉人晋源公司合作过程中，上诉人姚某出售精煤1333.77吨用掉基金票款80026.2元（1333.77吨40元／吨*1.5），因此理论上被上诉人晋源公司用掉的基金票款数额为248073.8元（328100元-80026.2元），但鉴于上诉人在一审中从汾阳市税务局调取的证据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晋源公司用掉的基金票款数额为185847.6元，故被上诉人晋源公司获得的利益185847.6元理应以货币形式返还给上诉人。三、被上诉人王某应对被上诉人晋源公司返还上诉人姚某欠款660000元和基金款185847.6元，共计845847.6元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王某作为汾阳市晋源煤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对自身的职务行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王某个人因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即本案上诉入姚某的利益。被上诉人王某作为晋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未清偿债权人姚某的债务之前即将公司转让给米特勇，且转让时并未进行清算，这显然是在恶意逃避债务：力之其在2010年股权转让之后又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将剩余原煤私自处理，并将卖得的煤款据为己有而未入公司账目，这显然属于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混同，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刊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被上诉人王某，应对被上诉人晋源公司返还上诉人姚某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原审被告王某对上述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并答辩，一、诉称：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责任。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第三人郑某、被上诉人姚某共同加入晋源公司与捷信达公司的精煤加工合作经营项目是错误的；2、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以下事实不持异议，上诉人原为晋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捷信达公司无经营煤炭的资格；2009年9月13日，晋源公司与捷信达公司签订加工生产精煤协议书约定晋源公司为捷信达公司加工生产精煤；同日，捷信达公司委托郑某全权负责履行与晋源公司的加工精煤协议。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上诉人认为，第一，晋源公司与捷信达公司2009年9月13日签订的加工生产精煤的协议书因捷信达公司不具备经营资格，应当认定无效；第二，郑某受捷信达公司委托，负责协议书的具体履行，郑某就捷信达公司的委托事宜转委托给姚某，因协议书的无效，该委托也归为无效；第三，根据合同法关于承揽合同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协议符合承揽关系的构成要件，晋源公司与捷信达公司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约定，捷信达公司负责提供原煤，指示晋源公司按照其要求的标准、数量进行加工，晋源公司按照捷信达公司要求生产精煤，晋源公司为承揽人；第四，1、洗煤需要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流动资金，但一审判决仅仅根据被上诉人姚某、郑某、捷信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闫三巴的陈述，没有考究被上诉人姚某用于洗煤的资金来源，就认定姚某是实际投资人，明显证据不足；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虽然捷信达公司不欠晋源公司加工费，但加工精煤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因转委托的存在而产生履行合同主体的转移，也就是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姚某之间不存在结算煤款的纠纷，上诉人更不应当支付姚某煤款；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给姚某出具66万元的欠据系上诉人收姚某煤和付姚某煤款活动是错误的。上诉人是以经手人名义出具欠据，该责任应由公司承担。2010年1月28日，上诉人以经手人名义向姚某出具81万元的欠据一份；2010年10月12日，上诉人再次以经手人名义与被上诉人姚某结算煤款等，金额为66万元。根据《民法通则》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作为晋源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且上诉人在欠据上也注明上诉人是经手人，一审判决也认定了这一事实，因此，出具欠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该后果应由晋源公司承担。二、辩称：1、原审判决姚某具有诉权是错误的，原审庭审中姚某没有出具任何合法有效的委托书，也未出具在晋源公司投资的来源，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由晋源与捷信达进行结算；2、要求晋源与我返还基金的请求不属于受案范围，应由行政部门另行处理；3、上诉人姚某不存在恶意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四个股东共同的行为，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姚某针对上诉人王某的上诉口头辩称,1、王某提出的加工协议无效依法不能成立，考察加工协议是否有效是在晋源公司；2、合同不管是否有效，并不影响各方最后承担的责任；3、关于姚某的资金手续是否合法，晋源与姚某合作的时候都审查委托手续，既然收钱的时候不说，现在承担责任结算的时候才说委托手续无效，其实晋源公司一开始就知道合作对象是姚某；4、郑某、捷信达、闫三巴均未出资，真正受损的是姚某，所以只可能是姚某主张自己的权利；5、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王某所述的66万元债务应由晋源承担，上诉人姚某无异议，但是王某应当对全部债款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晋源公司针对二上诉人的诉请辩称,原来接收晋源公司的时候，转让协议中明确规定以前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负责，以后的债权债务由新股东负责，原审对此予以确认。故新企业不知道此事，现在公司账目也无法看出以前的债权债务。姚某所述让晋源公司赔偿66万元，晋源公司没有出具任何欠款凭据，且晋源公司与捷信达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应当由两公司去结算业务，而不是委托其他方清算办理，姚某只是捷信达公司委托到晋源公司的会计。现在既然捷信达委托郑某以及姚某出面，那么，郑某的委托手续又有哪些？原审第三人郑某针对二上诉人的诉请辩称,第三人郑某作为履行监督协议的一方，郑某是经闫三巴介绍，晋源公司说要监护费20万元，闫三巴也骗取了郑某的20万元。晋源公司要加工精煤，但是不出钱，和闫三巴要钱，闫三巴又和郑某要钱，郑某没钱，就和姚某要。故认为晋源公司应当对姚某负责，在王某打的条子是打给姚某的，但是王某是晋源公司的代表；同时再债权产生后，急忙把公司转让。因此，晋源公司在没有清算的情况下把公司转让，应对姚某承担主要责任；王某作为晋源公司的经手人及法定代表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审第三人捷信达公司未到庭也未提供书面答辩状。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认定的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首先，涉案各方当事人除现任被上诉人晋源公司的法人米特勇不知情外，其余均对王某欠条中载明的66万元精煤加工合同欠款无异议。其次，关于上诉人姚某对66万元欠款有无请求权的问题，也就是上诉人姚某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原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很清楚，况且，欠款66万元的合同相对人又是上诉人姚某，所以，姚某作为精煤加工的委托人依法享有要求返还委托加工财产的请求权，本院对上诉人姚某的该项诉求予以支持。第三，针对上诉人王某66万元的欠款条，其行为是属于公司行为还是上诉人王某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应该由谁来承担该笔欠款？从2010年10月12日王某第二次为姚某出具欠条以及2010年10月25日原审被告晋源公司股东王某、马力伟、吕逢春、蔡忠民作为合同甲方与晋源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米特签订的企业转让协议分析，从出具欠据的形式看，其一，该欠据的书写、落款签名均为王某，无公司盖章；其二，从欠据的内容上，明确载明欠姚某煤款66万元，则是其个人收姚某煤和付姚某煤款活动的继续，与晋源公司的经营无关，而且是该加工合同终止的结算费用；其三，该企业转让协议约定甲方（王某等4人）自愿将企业全部财产、设施、股权转让给乙方米特勇，转让前企业的债权、债务、税费及相关法律责任归甲方所有，由甲方承担。上述情况，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晋源公司在加工合同终止后，没有参与收姚某煤和付姚某煤款的任何活动，且姚某欠条在前，企业转让协议在后，该转让协议对转让前后的债权债务约定明确。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晋公司，依法不承担转让前的任何债权债务是正确的，本院予以支持。第四，关于被上诉晋源公司是否应返还上诉人姚某为其垫付的精煤基金款185847.6元的问题？因上诉人姚某仅有口头陈述，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原审判决确认精煤基金票据的缴费、管理、使用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是正确的，故，本院对上诉人姚某的该项诉求不予以支持。二上诉人的其他诉求，因双方均未无相应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0元，由上诉人王某支付；二审案件受理费4017元，由上诉人姚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一璠审 判 员  高美平代理审判员  刘 昊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薛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