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民终31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华强织布厂（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唐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珍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春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杨。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韬。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用强，重庆至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谭彦，重庆至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市华强织布厂（以下简称华强厂）与被上诉人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劳动争议一案，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2日作出（2015）沙法民初字第1353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华强厂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毅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刘润荔、赵文建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对案件的审理，并于2016年5月31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华强厂的投资人唐建和被上诉人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的委托代理人谭彦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9月3日，梁仕勇因游泳不幸溺水死亡。张珍翠系梁仕勇的母亲，邓春蓉系梁仕勇的妻子，梁杨、梁韬分别系梁仕勇的女儿和儿子。除四原告以外，梁仕勇没有其他直系亲属。审理中，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陈述2007年4月梁仕勇到华强厂工作，期间曾离职，后又于2010年4月重新到华强厂从事纺织机维修工作，月工资8228元，华强厂未为梁仕勇缴纳社会保险。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举示了2015年3月至8月发货人为黎卫华的送货单十六张，送货单系顾客联，送货单载明的货物名称有“刀片、大链条、6306轴承、19-22叉子”等，并对每项货物的发货时间、单位、数量、单价、金额进行了明确，其中2015年5月23日送货单显示的送货日期有5月27日、28日、30日、31日、6月3日和4日，分别由梁仕勇、“霍”、唐建或江茂群对货物签收确认。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称维修纺织机需要购置零配件，华强厂负责人指定了一家配件供货商，需要时就到该供货商处签字领取，该送货单即由供货商出具给梁仕勇的。而送货单上签字的唐建即本案华强厂的法定代表人，江茂群系唐建的妻子、“霍”即与梁仕勇一同负责机修的霍某。华强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质证称虽然本案华强厂的老板和老板娘分别叫唐建和江茂群，但否认送货单上的签名系本案华强厂负责人所签，也拒绝对笔迹申请鉴定。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还申请了证人王某甲、王某乙、张某、霍某出庭作证。证人霍某陈述，他是梁仕勇的妹夫，2010年4月与梁仕勇一起到华强厂做机修工，虽然华强厂未挂厂名厂牌，但羊角（注：沙浆时用的配件）上标识有华强厂名称，每月工资按照所负责维修的机器数量计算，梁仕勇负责36台，他负责34台，按照228.5元/台/月发放工资，在老板娘处签字领取现金。华强厂认为，霍某与四原告存在亲属关系，请求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纳。证人王某甲陈述，她经营结经（结经又称穿结经，纺织术语，是经纱准备工程的最后一道工序）业务，与华强厂有业务往来。证人王某甲提供了记事本一个，并介绍该记事本实际为其记账本，记载了与华强厂在内的各个厂家的业务情况。每次结经完后，由厂里经手人在该记事本上对工作量签字确认，每月据此与华强厂进行结算。记事本较破旧，记载的厂家包括“唐建厂”“刘明钟厂”“杨二娃厂”等，主要按时间先后记载，所以“唐建厂”的业务情况虽然分别记载在记事本的不同页，但时间上可以前后衔接，较为连续地记载了4至8月份的业务情况。对“唐建厂”业务量签字确认的有“王”、“梁”、“张”等，4月和5月记录后有“已结”字样。证人王某甲称，“唐建厂”即为华强厂，“王”、“梁”、“张”分别指华强厂的员工王某乙、梁凤琼和张某，“已结”就是华强厂老板娘签字确认的。证人王某甲还证实，梁仕勇是华强厂的机修工，结经时经常帮她推轴头。证人王某乙、张某陈述他们是2015年3月到华强厂做纺织工，后因华强厂停止经营于2015年11月离职。他们均陈述证人王某甲做厂里的结经业务，梁仕勇是华强厂的机修工，同时张某称证人王某甲记事本上的“张”便是其本人书写。当被问到梁仕勇的工资标准，他们答到“梁仕勇负责35台机器的维修，据我所知是220-230元/台”或“只知道按照台数计算，具体多少钱一台不清楚，大概每月200多元一台”，工资领取方式为在老板娘处签字领取现金，关于签字的载体，证人王某乙称是在红梅笔记本上签字，最后两个月改为工资表，证人张某称是在一张纸上签字。华强厂认为，证人王某甲仅凭其自书的记事本不能证明王某乙、张某系华强厂员工，也不能仅凭记事本上自书的“唐建厂”就认定是华强厂，且证人王某乙、张某关于签领工资的载体陈述不一致，请求对上述三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一审诉称：张珍翠系梁仕勇的母亲，邓春蓉系梁仕勇的妻子，梁杨、梁韬系梁仕勇的女儿和儿子。2007年4月，梁仕勇到华强厂从事维修纺织机工作，月工资为8828元，华强厂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2015年9月3日，梁仕勇因意外溺水死亡。现四原告起诉要求华强厂支付丧葬费2000元、一次性救济金123420元（8228元/月×15个月）。华强厂一审辩称：该厂没有梁仕勇这一员工。华强厂从2015年1月已经停产，也没有员工，请求驳回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梁仕勇与华强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举示的2015年5月23日送货单显示，梁仕勇、“霍”、唐建、江茂群四人在同一张送货单上签收货物，且从货品名称看，这些货物与四原告陈述的梁仕勇从事的机修工作相关，也属于华强厂业务的组成部分，说明梁仕勇、“霍”、唐建、江茂群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又因唐建、江茂群分别系华强厂的老板和老板娘，可以更进一步说明梁仕勇、“霍”与华强厂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四原告主张该种关系为劳动关系，华强厂予以否认，且对唐建、江茂群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则华强厂应提出反证。华强厂对唐建、江茂群的签名既不申请鉴定，也未就其与梁仕勇、“霍”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仅以言辞直接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无法达到推翻四原告主张的效果。另，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关于证人王某甲、王某乙、张某及霍某的证言，首先，证人王某甲提供的记事本较破旧，也与记载内容所反应的时间跨度基本相符，其中关于“唐建厂”的业务情况分别记载在记事本的不同页，时间上也可以前后衔接，该记事本的真实性可以认可。其次，证人王某甲证实记事本上记载的“唐建厂”即为华强厂，“张”、“王”分别为华强厂的员工张某和王某乙，“已结”就是华强厂老板娘签字确认的。证人张某也证实王某甲记事本上的“张”便是其本人书写。同样的，针对记事本所体现的张某与华强厂之间的关系，华强厂仅言辞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未作出合理解释也未就笔迹提出鉴定申请，华强厂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然后，证人王某甲、张某关于工资签字载体的陈述，证人王某乙称先是红梅笔记本而后改为工资表，证人张某称是一张纸，工资表和一张纸并非不能等同，二人对此陈述角度不一致并不能说明其证言的虚假。二证人均证实梁仕勇为华强厂的员工，证人王某甲与证人张某的证言相互吻合。最后，证人霍某陈述其为华强厂机修工，其身份以及工作内容均与四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所显示的内容相符，同时他亦证实他与梁仕勇同为华强厂的机修工。虽然该证人与四原告存在亲属关系，但结合四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和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其证言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就梁仕勇与华强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四原告提供的供货单、证人王某甲、王某乙、张某及霍某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一审法院认定梁仕勇与华强厂存在劳动关系。《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企业职工一次性救济金标准的通知》（渝府发〔2008〕97号）第一条“调整范围及对象”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与企业建立或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工和退休（职）人员（以下统称企业职工）非因公死亡后，其丧葬费和一次性救济金标准按本通知规定执行。”第二条“调整办法及标准”规定：“企业职工非因工死亡，发给丧葬费2000元；死者死亡时有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的，其一次性救济金计发月数从7个月调整为15个月。一次性救济金计发基数为死者生前最后一个月工资或养老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待遇人员为统筹项目内的月基本养老金）。”第三条“资金列支渠道”规定：“（一）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其死亡后的丧葬费、一次性救济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二）企业在职职工及未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待遇范围人员的丧葬费、一次性救济金由所在企业支付。”依据上述通知的规定，企业在职职工非因工死亡的，所在企业应支付其直系家属丧葬费2000元和15个月工资的一次性救济金。《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领取养老金前因病或非因工死亡人员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发〔2014〕110号）仅针对已经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未领取养老金前因病或非因工死亡人员待遇支付的问题，该通知不能排除渝府发〔2008〕97号通知的适用。因华强厂没有为梁仕勇缴纳社会保险，按照渝府发〔2008〕97号通知第三条的规定，华强厂应当支付四原告丧葬费2000元及15个月工资的一次性救济金。关于梁仕勇生前最后一个月工资金额，因工资支付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的事项，依法应由华强厂承担举证责任，华强厂未提供证据的，按照四原告的合理主张予以确认。证人王某乙和张某关于梁仕勇工资的陈述是“据我所知”“具体不清楚，大概”，证人霍某与其有亲属关系，三证人关于四梁仕勇工资的陈述，均不予采信。结合梁仕勇的岗位和市场工资水平，四原告主张的8228元过高，故一审法院依照我市社平工资标准确定梁仕勇的月工资为4738元，华强厂应当支付四原告丧葬费2000元和一次性救济金71070元（4738元/月×15个月）。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企业职工一次性救济金标准的通知》（渝府发〔2008〕97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重庆市华强织布厂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非因工死亡待遇73070元；二、驳回原告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一审法院予以免收。华强厂不服一审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1、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应当由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2、本案的证人均非华强厂的员工，各证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华强厂的员工，故证人证言依法不应当予以采信；3、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举示的送货单和笔记本不能证明死者与华强厂存在劳动关系，正如一审法院所述送货单只能证明死者与华强厂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一审法院推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不当。1、一审法院认定死者生前的月平均工资为社平工资4738元，不符合事实。2、即使法院认为应当主张一次性救济金，也只能根据死者的工作年限按照最多15个月计算，不能直接按照15个月计算。张珍翠、邓春蓉、梁杨、梁韬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综合审理情况，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上诉焦点主要在于：第一，梁仕勇与华强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第二，一审法院计算主张一次性救济金的月工资标准和时间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上诉焦点,首先,从四原告举示的送货单载明的内容来看，梁仕勇与华强厂的投资人唐建在同一张送货单上签收货物，且签收的货物与四原告诉称梁仕勇从事的机修工作相符，也与华强厂的业务组成密切相关，能够证明梁仕勇与华强厂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其次，证人王某甲、王某乙、张某、霍某的证言相互印证，且有王某甲举示的记事本和四原告举示的送货单予以佐证，能够进一步证明梁仕勇系华强厂的机修工。再次，华强厂否认与梁仕勇存在劳动关系，但并未对其投资人唐建与梁仕勇在同一送货单上签名的事实以及双方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因此，四原告举示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华强厂与梁仕勇存在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华强厂应当对梁仕勇的工资标准承担举证责任。因华强厂并未举示相关证据证实梁仕勇的工资标准，故一审法院结合梁仕勇的工作岗位和市场工资水平，认定四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过高，并参照我市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认定梁仕勇的月工资为4738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同时，一审法院计算主张梁仕勇15个月工资的一次性救济金符合法律规定，具体法律规定见一审判决，本院不再赘述；华强厂认为应当按照梁仕勇的工作年限计算一次性救济金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华强厂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重庆市华强织布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毅审 判 长  刘 毅代理审判员  刘润荔代理审判员  赵文建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刘力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