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桂12民终58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银海，男，197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吴保英，女，1970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华，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市晨熙加固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415号606房。组织机构代码：77118578-7。。法定代表人：马永量，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贝荣达，广西皓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陆爱米，广西皓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银海、吴保英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晨熙加固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晨熙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初字第1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潘嘉芳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韦艳艳、覃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苏嘉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王银海、吴保英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华，被上诉人广州市晨熙加固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贝荣达、陆爱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银海、吴保英系夫妻关系，二人系王文长的父、母亲。2015年9月初，王文长经人介绍来到广州晨熙公司，在经过公司人事部门的同意后，开始在广州晨熙公司工作。2015年9月底，王文长与赵启兵、罗政、洪元等人经公司安排，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工作，工作内容为对金宜一级公路的龙江大桥进行修补施工，报酬为200元／天，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广州晨熙公司为此收取了王文长等人的身份证投保了雇主责任保险。王文长在金城江工作期间在东江镇的盛缘惠宾馆居住，每天早上7时许从东江镇出发至龙江大桥进行施工，12时许停工，王文长等人可以自由休息，下午13时许继续工作至17时许。2015年10月15日中午，王文长等人在上午施工结束后，在所施工的龙江大桥处吃完公司工作人员送来的午餐后，因天气太热，王文长就下到龙江大桥下的龙江河洗澡，随后被江水冲走导致溺水身亡。事故发生后，王文长家属从贵州省威宁县牛棚镇和上海赶到河池市处理王文长的后事。广州晨熙公司支付了原告家属在河池市居住的部分住宿费和伙食费，并支付了尸体打捞费22600元。事后，广州晨熙公司向王文长家属赔偿了41600元。二原告因与广州晨熙公司就王文长死亡的赔偿未能达成协议，遂向该院提起前述诉讼请求。另查明，王文长生前于2013年起就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打工。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王文长与广州晨熙公司是构成劳动关系还是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关系的问题。提供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者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按照接受劳务者的指挥与安排，为其提供特定或不特定的劳务，接受劳务者接受提供劳务者提供的劳务并依约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所确立的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王文长经人介绍来到广州晨熙公司并经公司人事部门的认可后，开始为广州晨熙公司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报酬为200元／天，其按照公司的安排，来到河池市金城江区从事桥梁的修补施工工作，广州晨熙公司收取了王文长的身份证用于办理雇主责任保险，因此，从双方确立的关系来看，广州晨熙公司与王文长达成协议后，并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除约定王文长的工作内容和报酬外，并未约定有明确的劳动权利和义务，也没有约定劳动期限，且其报酬按照200元／天计算，即出工了才有报酬，不出工没有报酬，广州晨熙公司也没有将王文长纳入本公司具有劳动关系的正式员工的管理范围，相反却收取了王文长的身份证办理了雇主责任保险，而与王文长的关系同性质的赵启兵、洪元、罗政等人，在完成龙江大桥施工、获得约定的200元／天的报酬后，终止了与广州晨熙公司的用工关系，广州晨熙公司对赵启兵、洪元、罗政等人也并未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赵启兵、洪元、罗政等人以劳动关系进行相关终止劳动关系的后续处理。因此，虽然广州晨熙公司主张其与王文长形成劳动关系，但从其与王文长等人的约定的意思表示和用工过程、用工结束后的后续处理等行为来看，王文长与广州晨熙公司形成的应是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二、关于王文长下河洗澡是否属于从事提供劳务活动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王文长等人来到河池市金城江区工作，居住都在东江的盛缘惠宾馆，工作时间为每天早上7时许至12时许，中午可以吃午餐并自由休息，下午13时许继续工作至17时许，因此，中午的休息时间，应属于王文长等人自由支配的时间，该时间段内，王文长并未继续施工或从事与施工相关的工作，广州晨熙公司对该休息时间也未作管理上的限制。王文长在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内吃完午餐后，自行到龙江河边洗澡，虽然广州晨熙公司并未规定休息期间不准下河洗澡，但广州晨熙公司作为接受劳务者，不可能会对提供劳务者在休息期间作出这样的规定，也不可能在现场进行监督，虽然王文长在休息时间进行休整、洗澡是为了下午更好的工作，洗澡的地点也是位于其施工的桥梁的下方，但其在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下河洗澡并不属于其向广州晨熙公司提供劳务的一部分，而王文长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下河洗澡的危险，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且从庭审中证人提供的证言看，王文长并不仅仅是在河边洗澡，而是游泳游到了河中间，由于体力不支、水流太大从而被冲走溺水身亡。因此，王文长在休息时间自行下河洗澡的行为，不属于从事提供劳务的行为，对原告关于王文长下河洗澡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一部分的主张该院不予认可。综上，王文长与广州晨熙公司形成了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关系（雇佣关系），但其在2015年10月15日中午下河洗澡溺亡不属于从事提供劳务活动，王文长应对其死亡自行承担责任，广州晨熙公司在本案中不需要对王文长死亡的损失承担责任，因此，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该院也毋须再行论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银海、吴保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68元，减半收取4634元，由原告王银海、吴保英承担。上诉人王银海、吴保英不服，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其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被上诉人无过错，将一切责任归结在上诉人之子王文长，并将王文长之死简单归结为在休息时段自行下河洗澡的行为，不属于从事提供劳务的行为，该认定严重与事实不符，实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一，被上诉人聘用王文长等四人从事高空作业和高度危险作业，未进行岗前教育培训，存在过错。王文长等四人作为农民工，其从事的工作都是简单的体力工种，根本没有从事高空作业和高度危险作业的专业及技能，作为被上诉人承建的桥梁工程，对用工的专业及技能要求较高，被上诉人应当认识到王文长等四名农民工的专业及技能基础，在被上诉人未进行岗前教育培训的情况下，将其从广东派往广西河池怀远大桥从事高空作业和高度危险作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其二，上诉人之子王文长的死亡与被上诉人的用工直接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将王文长等四人派往广西河池怀远大桥施工，未在施工作业地点设立项目部等简易住所供施工人员生活、居住及休息，为了赶工期，将王文长等四人安排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约30公里以外的东江镇盛缘惠宾馆，不能保障施工人员必要休息的权利。中午午饭时，被上诉人送盒饭到施工作业地点给施工人员吃，吃饭及休整约40分钟的时间段，施工人员处于无组织、指挥、监督和风险的状况下，被上诉人的施工管理人员更是不管不问，听之任之，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对施工人员未进行必要的安全保障提示义务，王文长在被上诉人允许的中午休整时段，在吃午饭处的河岸脱衣服从台阶入水擦洗，从而导致溺水身亡。王文长的溺水身亡与被上诉人未安排合理的休息场所及无组织、指挥、监督和风险防范有着直接关系，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三，鉴于施工场所的特殊性，被上诉人未进行必要的培训及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存在过错。根据一审庭审查明情况，上岗前，被上诉人未对王文长等四人进行相关的知识及技能培训，上岗后，被上诉人没有在施工地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高空水上作业注意防落水及禁止涉水标志，且没有给施工人员配备安全帽及涉水救助工具等，施工安全管理人员更是没有任何管理制度及交代任何安全纪律及防范常识及措施，安全生产的预防、管理防护完全处于无组织、指挥、监督和风险防范的状况。其四，王文长在休息时段在工作场所下河洗澡的行为，属于履行施工工作的准备，与提供劳务行为密切相关。王文长提供劳务在工地、中午休息也在工地上，中午在工地上吃饭与休整组成了继续施工的准备部分及关联部分，王文长等施工人员中午在工地休整包括但不限于坐着打盹、聊天、岸边小憩、饭后洗漱、下河擦洗以及相关准备性、热身性等都与履行劳务职责有着内在的联系，属于提供劳务的范畴。结合施工地的桥梁、河水、河岸构成该提供劳务所密不可分的工作面和工作环境。而一审法院却僵化的将王文长在休息时段在工作场所下河洗澡的行为，理解为不属于从事提供劳务的行为。该解释对本案从事提供劳务的行为进行限缩解释，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实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鉴于以上上诉意见，王文长及被上诉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加公平原则对责任进行划分。被上诉人作为劳务关系中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应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义务，对提供劳务者的职业活动提供必须的保障是接受劳务者的责任，因为只有接受劳务者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和防范这种风险。被上诉人缺乏必要的安全设备，未进行安全教育，接受劳务者的上述过错，是造成伤亡事故的主要因素，接受劳务者承担相对较重的法律责任，符合社会利益平衡原则。因此，针对本案实际情况，在划分责任时，被上诉人一般应承担主要责任（即60%-70%）。上诉人之子王文长作为提供劳务者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死亡，一般情况下，提供劳务者本人存在对自己安全注意不够的过错，应自负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判定提供劳务者的注意义务时，必须考虑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来自农村，注意义务能力较弱等诸多因素，不能让其承担较重的注意义务。只要其尽了一定的注意义务，即可认定提供劳务者没有过错。即使提供劳务者有轻微过失的，一般不作为减轻接受劳务者责任的依据。有些案件中，其本人的过错较明显，甚至是造成其伤亡的主要因素，这时其本人应承担较多的责任，但不宜承担主要责任。此类案件划分责任的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加公平原则。提供劳务者本人受了伤，如让其承担主要责任，就过分强调了过错责任原则而忽略了公平原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所以，针对本案实际情况，在划分责任时，上诉人之子王文长一般应承担次要责任（即30%-40%）。3、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2月18日发布《〈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在第二级案由“三十、侵权责任纠纷”项下增加“345、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删除了“特殊类型的侵权纠纷（包括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由。说明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已变化为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不存在免责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中已经没有了雇佣、雇员等字样，明确了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上诉人之子王文长作为外来务工人员，为被上诉人承建的工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上诉人之子王文长因履行工作发生溺水死亡，本着司法公平、公正原则，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判如所请，还上诉人一个公平、合法的判决。被上诉人广州晨熙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认为“王文长等四人从事高空作业和高度危险作业，未进行岗前培训，存在过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理由是，王文长等人在入职前已明确工作的内容是对空心板等处的裂缝打磨。在一审庭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文长等人的工作区域是在操作臂内，在王文长入职前，公司已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在登记表中可以看到有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安全职责、操作技能、自救、急救方法等事项的记录，即公司已经有针对性地对王文长等人做了入职前的培训。而王文长擅自下河洗澡的行为不属于工作的内容和工作场所的延伸，且王文长作为成年人对擅自下河洗澡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因此被上诉人没有必要对其下河洗澡的行为进行培训和教育。2、上诉人认为王文长的死亡与被上诉人的用工关系存在关联，是错误的。理由是，王文长等人来到河池市金城江工作，居住在东江的盛缘惠宾馆，工作时间为上午的7点至11：30分，下午13点至17时，因此，中午的用餐和休息时间均由王文长个人自由支配，在该时间段内王文长并未继续施工或者从事与施工相关联的工作，被上诉人也没有对中午休息的时间进行其他安排，而作为成年人的王文长，具有完全的辨别能力，应当识别到下河游泳的危险性。为此，上诉人认为在休息时间被上诉人对员工不管不问、听之任之，没有对雇员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是错误的。3、上诉人认为王文长在休息时段下河洗澡的行为属于施工工作的准备，与提供劳务行为密切相关，是错误的。理由是，从上午11：30分到下午13点是用餐和午休时间，应是雇员自由支配的时间，公司不做任何安排。无论如何，王文长擅自下河洗澡的行为均与被上诉人安排的工作和工作场所不存在关联性。因此，王文长在休息时间擅自下河洗澡的行为不属于从事劳务活动，上诉人认为王文长下河洗澡是属于提供劳务的一部分，纯属强词夺理。4、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王文长的死亡应承担60%-70%的法律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是，被上诉人的经营范围为专业技术服务业，在此项过程中，王文长的工作任务是对空心板等处的裂缝打磨、刮胶等，王文长为了贪图凉快而下河游泳，与空心板的加固等活动无关联性。依据《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前款所称的“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从王文长擅自下河游泳行为来看，既没有得到用人单位授权也没有单位的指示，更不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所以，雇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承担60%-70%的法律责任是没有依据的。上诉人依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上诉人忽略了一个字眼“在劳务过程中”，而本案王文长是在休息期间擅自下河洗澡，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雇员王文长在非工作时间到非工作地点，从事与劳动没有任何关联的游泳活动致使溺水身亡，其应自行承担后果。因此，上诉人的各项请求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王银海、吴保英、被上诉人广州晨熙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王文长受害的民事责任如何认定？二、上诉人王银海、吴保英诉求的各项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根据在案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受害者王文长与被上诉人广州晨熙公司存在劳务关系无误，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也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一、关于本案王文长受害的民事责任如何认定问题。上诉人王银海、吴保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主张被上诉人广州晨熙公司承担王文长受到人身损害的主要责任。本案受害者王文长是因为下河游泳溺水身亡，而其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务是桥梁的修补施工工作，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王文长下河游泳溺水身亡不可能是在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的损害，因此，被上诉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由受害者王文长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不需要对王文长死亡的损失承担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上诉人诉求的各项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虽然王文长不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但是，其确实是在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务才从贵州来到广西河池工作，王文长在事发时正处青壮年阶段（19岁），其死亡势必导致其亲属精神痛苦和家庭经济收入减少而产生损失，而被上诉人作为接受王文长劳务一方，也从其接受的劳务中获取一定的利益。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为平衡当事人利益，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王文长的死亡应给予适当补偿为宜。鉴于王文长发生事故后，被上诉人已支付了其家属在河池市居住的部分住宿费、伙食费，并支付了尸体打捞费22600元，还给予上诉人赔偿费41600元，从当地的经济水平及收入情况考虑，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王文长的死亡给予上述补偿费已适当。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的上述费用不作出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68元，由上诉人王银海、吴保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嘉芳代理审判员  韦艳艳代理审判员  覃 阳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苏 嘉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