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4民初18317号原告曹圳，男，汉族，1998年5月1日出生，住址安徽省界首市。委托代理人何平，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远妞妞，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统一社会性用代码12440300455755610A。法定代表人聂国辉，系该医院院长。委托代理人庹明生，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吉永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圳诉被告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9月19日、2019年3月20日、2019年7月30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何平，被告委托代理人吉永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一、简要陈述原告在被告处的诊治概要。2016年3月3日，原告因“反复癫痫发作1年余”入被告处神经外科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左颞叶蛛网膜囊肿、继发癫痫。3月8日19时至23时，被告在全麻下为原告行“左侧颞叶入路脑室镜下蛛网膜囊肿造瘘术”。术后原告即出现右侧肢体肌力下降，言语不清，视力下降等情况，术后CT提示左侧内囊脑梗塞，被告考虑该术后并发症是由于血管痉挛所致，经术后长期康复治疗，目前原告右侧上下肢肌力仍较差，右侧视力下降，右侧面瘫，言语仍欠清，癫痫发作。二、根据以上事实，原告认为被告在对原告的诊治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1、被告术前告知严重不足，没有告知替代医疗方案。根据病历记载，2016年3月8日，原告的父亲曹年贺签署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手术知情同意书》，该知情同意书手术方案为神经内镜蛛网膜囊肿脑池造瘘术，知情同意书以勾选方式罗列了该手术方案的医疗风险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根据第二版《实用外科学》第五十六章《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第十节《颅内囊肿》中颅内蛛网膜囊肿的记载，该疾病的治疗原则是尽可能切除囊壁和使囊肿与蛛网膜下腔（周围脑池）交通，手术方式有多种，包括囊肿全切除或部分切除，囊肿脑池或脑室引流，囊肿腹腔或心房分流，囊肿立体定向穿刺吸引等。因此，可以明确，对原告的手术治疗方案，除了被告选用的脑室镜造瘘微创手术，还有传统的开颅囊肿切除术、分流术等，其他手术方案与脑室镜微创手术互为替代医疗方案，各有利弊，手术风险与患者受益也不尽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因此，被告在手术前应当根据原告的疾病制定手术方案，有替代医疗方案的，在术前告知时，应当向原告及其监护人明确告知，告知内容包括替代医疗方案的方式、患者受益、医疗风险，但在该案件中，被告仅简单的告知了脑室镜造痿术的手术风险，没有告知其他替代医疗方案，让原告及其监护人丧失了选择的权利，侵犯了原告的知情同意权，存在明显过错。2、被告在为原告进行“脑室镜蛛网膜囊肿造瘘术”时，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手术方案选择不当，手术操作不当，不仅没有达到治疗效果，还直接导致原告术后出现右侧肢体偏瘫、失语、视力下降、面瘫等的严重后果。根据原告的术前CT、MRI检查，被告术前预估原告的蛛网膜囊肿体积为67*47*47mm，如此大体积的囊肿形成时间应该比较长，邻近脑组织血管受压也比较长且程度重，因此，在手术过程中，应当充分的预估到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困难，另外在手术过程中，如果发现与术前对疾病的评估不一致，应当及时更改手术方案，治疗原则应当以最有利于患者的病情为准。根据被告的手术记录记载：“颅骨钻洞，穿刺囊肿腔，见清亮脑脊液流出，压力很高”，可以明确，原告的蛛网膜囊肿体积大且压力高，但是在六行的手术记录中，被告没有详尽描述手术操作过程，对于术中关键步骤以及术中出现的异常情况没有如实的进行披露，隐瞒了真实的情况。根据术后被告处黄国栋主任曾向原告父母解释为什么原告术后出现脑梗塞，其表述为术中手术操作器械碳棒在术中操作导致热灼伤，灼伤了血管，导致损伤血管闭塞，从而使其血供部分脑组织缺血、梗塞。对于被告病历记载中认为原告术后出现“三偏”症状是由于“脑血管痉挛”所致，原告认为，被告的这种表述与事实完全不相符合，经咨询相关的神经外科专家，均认为原告术后囊肿壁没有减小，因此其对周围脑组织血管的压迫并没有在术后解除，因此术后出现“脑血管痉挛”的可能性很小，且“脑血管痉挛”也无法解释原告随后出现的脑功能障碍、脑缺血的临床表现，被告如此表述其目的就是为了规避自己应当承担的损害责任，且没有任何的客观依据来支持其“脑血管痉挛”的诊断。我方认为，被告手术操作存在如下过错：（1）被告手术方案选择不当，没有根据原告病情及时调整手术方案，导致手术没有达到应有的治疗效果，存在过错。根据被告的手术记录，原告的囊肿壁很厚，且经比对术前术后影像学资料，原告的术后囊肿并没有明显的减小，并且原告术后仍然存在癫痫发作的情形，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为其进行的脑室镜手术并不是对原告疾病的最佳治疗方案，被告在术中发现原告的囊肿壁厚，就应当及时调整手术方案，因此，被告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存在过错，被告的脑室镜手术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治疗效果。（2）被告手术操作存在过错，误伤原告的脑血管，导致脑血管闭塞、脑梗塞，存在明显过错。被告在手术中，对于血管封闭密集的区域应当禁止使用过热手术操作器械，但是被告违反手术原则，在原告血管分布密集区域使用过热手术器械，操作失误导致手术区域脑血管热灼伤损伤闭塞，从而使其支配的脑组织发生缺血、脑梗塞并发症，被告手术操作存在明显过错。（3）被告隐瞒手术中重要事实，从手术记录看，该手术的手术者为“黄国栋”，第一助手为“王海东”，但是3月8日23时手术结束，从手术室出来后原告父亲询问送病人的医生手术由谁实施，该医生回答“管床医生王海东做的”，随后原告父亲询问陪同出来的王海东医生“其对原告实施的手术是否顺利”，但王海东医生“哼”了一声，并未否定其并非手术者。在手术后，原告父母也反复向被告询问手术是否为“黄国栋”医生实施的，被告处黄国栋医生从来没有明确承认其为手术者，一贯表述为“我在现场”，因此，原告有理由质疑，黄国栋医生没有作为手术者参与手术，其手术记录存在“伪造”手术者的情形。3、被告对原告术后并发症的处置存在过错，延误了其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时机。首先，原告3月8日23时手术结束，3月9日0时20分护理记录记载“患者蛛网膜囊肿脑池造瘘术，术毕返回监护室，患者失语，左侧肢体肌力Ⅲ级，右侧肢体肌力Ⅰ级”，医生的临时医嘱也在3月9日0时30分告病重，治疗上给予了“白眉蛇毒血凝酶注射剂静推、甘露醇降颅压”外，无其他治疗方案，并且在病程记录中，对于原告术后即出现的“失语、偏瘫”，没有任何的分析，没有抢救治疗方案记载，没有上级医师组织的抢救治疗记录，这对于一个术后并发症的患者，是否已经尽到了充分的抢救治疗义务？且如果被告评估原告出现并发症的原因为“脑血管痉挛”，为何直至3月10日18时术后40个小时后，才使用“尼莫地平”抗血管痉挛治疗？因此，被告在原告术后即发现并发症的情况下，没有积极进行抢救治疗，没有对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原因进行积极查找，存在延误对术后并发症的治疗时机的过错。其次，原告术后3月9日7时术后复查CT提示：“左颞叶可见低密度灶，大小约4.9*4.8cm”，3月10日复查CT提示：“左颞叶可见低密度灶，大小约4.9*4.8cm，左侧丘脑区见片状低密度灶，大小约1.1*1.6cm，考虑梗塞的可能性大”，3月15日头颅MRI提示:“左侧丘脑片状异常信号灶，考虑亚急性脑梗塞可能”。因此，根据原告术后临床表现、影像学所见，原告术后出现的并发症应当是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目前对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治疗方案较多，除了传统的溶栓，还有“脑血管介入治疗”等内科综合治疗方案，但是，被告在患者术后发生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并发症后，没有及时进行脑血管造影，没有请相关专科进行会诊协助治疗，治疗方案单一，使得原告失去了对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治疗的最佳时机，存在过错。三、原告认为，由于被告的以上过错，直接导致了原告择期手术后右侧肢体偏瘫、言语不清、视力下降等严重损害后果，原有的癫痫发作也没有解决，即手术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治疗效果，反而导致了原告永久的损伤，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由于被告在对原告术前评估存在不足，对原告巨大蛛网膜囊肿手术的风险认识不足，术前对替代医疗方案没有认知且未告知，以至于手术过程中操作存在失误，导致原告术后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癫痫发作，还出现并发症，且被告对于术后出现的并发症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没有积极给予治疗，延误了原告术后并发症的抢救治疗时机，导致原告目前不可逆的脑功能障碍，正值青年，今后生活无法自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综上所述，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在对原告的诊治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错，直接导致原告右侧肢体偏瘫、视力下降、视野缺失、言语障碍等损害后果，使得患者和其家人承受着巨大的身心痛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的以上过错与患者曹圳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1、赔偿原告款项258069.81元（包括已发生医疗费74000元、住宿费3万元、交通费2万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900元、护理费168771.16元、营养费3万元，后续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待伤残等级鉴定结论出具后再进行变更，按照被告承担70%的过错参与度计算）；2、承担本案诉讼费、司法鉴定费等费用。待鉴定结论出具后，原告变更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费用合计2605777.99元（包括医疗费81418.43元、住院期间护理费434228.63元、出院后护理费103479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400元、在深圳住院期间陪护人员伙食费200800元、交通费35000元、营养费5万元、在深圳就医期间陪护人员住宿费68866.62元、在北京就医期间住宿费6300元、在北京就医期间伙食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679019.2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元、鉴定费2480元，按被告承担90%的赔偿责任计算）。被告答辩称，一、事实经过。2016年3月3日，原告因“反复癫痫发作一年余”入住被告神经外科，诊断：1、左颞叶蛛网膜囊肿；2、继发癫痫。完善相关检查后于3月8日在全麻下行左侧颞上回入路脑室镜下蛛网膜囊肿造瘘术，术后原告右侧肌力较前下降，右眼视物模糊，头颅MRI见左侧内囊缺血灶，考虑血管痉挛所致，予抗癫痫、营养神经、高压氧及抗炎等对症支持治疗。目前原告伤口已痊愈，癫痫发作药物控制良好，无失语及视力障碍，继续予康复治疗。二、被告的诊疗过程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原告患巨大蛛网膜囊肿，蛛网膜囊肿手术普遍采用的手术治疗有两种方式：造瘘和分流。由于囊肿腹腔分流手术属于异物置入性手术，不符合生理要求，常常并发分流管堵塞，感染，折断等并发症，有些病人会形成分流管依赖，致使病人痛苦指数高，手术预后不佳。而内镜手术近年来逐渐成为主流，替代了传统分流方式，符合生理要求，不需要长期带管。造瘘手术难度较高，需要神经内镜高档医疗设备，目前被告开展该项手术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原告术前检查及症状，诊断明确，经全科病例讨论，具备手术指征，决定行内镜下蛛网膜囊肿造瘘手术，相对微创，如造瘘手术效果不佳，还可进行脑室腹腔分流手术补救，术前已向原告详细交代病情及风险等，原告表示理解并签字同意手术。开颅手术必定存在一定的风险，难以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原告提出的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溶栓和脑血管介入治疗是神经内科治疗脑梗塞的常用方法，但是其有效性主要为Ⅱ级血管分支，如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等。没有证据表明对于Ⅲ级血管或者脑血管痉挛临床治疗有效。从影像学判断该病例是小的缺血灶，不是脑血管的主干梗塞，导管不可能到达该部位，因此无脑血管造影以及溶栓的指征。原告术后并发症系其疾病本身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所致，蛛网膜囊肿周边血管的移位，压力变化等也会造成术后偏瘫。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不存在过错，原告目前的损害后果与被告无因果关系。被告为妥善处理纠纷，积极配合原告参与医疗损害鉴定并按时足额缴纳鉴定费，鉴定机构亦由原告慎重考虑后选定，鉴定程序合理合法，在鉴定程序完成，等待鉴定结果之际，原告无故取消鉴定，严重浪费司法资源，且损害了被告的利益。三、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的医疗费、护理费、后续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的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且退一步说，即使本案最终认定被告存在医疗过错且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也不应超过法定的、合理的范围，本案被告所主张的各项费用及数额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或超过了合理赔偿范围。如原告主张的医药费，应按原告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该笔费用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关于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的费用请求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关于交通费、护理费，后续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费用，原告无法提供证据以佐证以上费用实际发生，其请求应于驳回。关于住宿费，原告主张的该笔费用超出合理范围，应当予以驳回。综上，原告诉被告医疗损害应负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对于诊疗过程均无异议。原告因反复无明显诱癫痫发作1年于2016年3月3日前往被告脑科中心住院治疗，头颅影像学检查示左侧颞叶可见一卵圆形囊性影，境界清楚，大小约67*47*47mm，内信号均匀，增强扫描未见强化，邻近脑组织受压推移改变周围未见脑水肿，考虑左侧颞叶囊性占位，神经上皮囊肿可能。初步诊断为：1、左颞叶蛛网膜囊肿；2、继发癫痫。2016年3月8日左侧颞叶入路脑室镜下蛛网膜囊肿造瘘术。因术后原告出现右侧肢体肌力下降、言语不清、视力下降等情况，头颅CT提示脑梗死，且之后治疗均未好转，现仍发癫痫，走路时右下肢容易提到其他物体，双眼同侧偏盲。原告认为，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双方协商一致共同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等问题进行鉴定，后原告向鉴定机构申请撤回鉴定，并诉至我院，被告为此支付鉴定费用5750元。经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开庭审理、于2017年10月18日组织双方共同选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就被告对原告的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程度、伤残等级进行法医学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11月3日出具司鉴院【2018】临鉴字第21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原告以癫痫症状为主诉入院，但被告未对其癫痫行药物治疗，此外，行手术治疗后癫痫的控制效果术前亦评估不足，对手术与癫痫疗效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存在告知不足。原告术后癫痫仍发作。原告术后蛛网膜囊肿未见减小，术后脑梗死与手术时间关系密切，无法排除手术操作不当造成血管损伤，引起不良后果。另一方面，被告在未发现手术禁忌症的情况下选择行内镜造瘘术未违反诊疗原则，蛛网膜囊肿手术治疗可能产生较难预料的不良后果，属疾病本身特点及目前医疗水平难以避免的风险。故认定被告在对原告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与原告不良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主要作用（参与度拟为60%-70%）。原告右手全肌瘫伴右腕功能障碍、右侧肢体偏瘫、双眼偏盲、右侧不完全面瘫分别评定为六级、七级、七级、十级伤残。被告预付鉴定费用15000元。被告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被告认为，原告左颞叶蛛网膜囊肿诊断成立，也符合继发癫痫，且整个手术过程顺利，术中没有血管神经损伤，鉴定机构认为被告手术存在过失并判定参与度比例为60%-70%，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鉴定机构认为术前必须进行癫痫药物治疗没有依据，对于原告应当采取何种治疗方式系被告根据当时情况进行判断的。同时，被告对于手术前后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及疗效进行了评估及充分的告知。另外，被告对手术进行全程录像，脑梗死本身就是脑手术的并发症，鉴定机构从时间关系推断被告存在手术操作不当的可能，没有依据；鉴定意见对于右侧肢体偏瘫，右手肌瘫和右腕关节功能分别予以鉴定，属于重复鉴定。对于被告提出的异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函复称，蛛网膜囊肿的最佳治疗方案仍有很多争议，术前对手术利弊的评估非常重要，但提供的病历资料中未见显示，且被告未对原告行药物治疗，而术后原告囊肿及癫痫发作仍存，并出现了其他严重的不良后果。故被告术前对蛛网膜囊肿手术治疗效果评估不足，对术后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亦存在预见不足，术前对手术的风险告知及风险预估不足。经原告申请，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依法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6月19日出具粤中一鉴【2019】临鉴字第29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原告护理依赖程度总评分为60分，为部分护理依赖。原告支付鉴定费用2480元。原告主张其于2016年3月3日至2018年12月2日期间在被告处住院诊治，共住院1004天，出院医嘱为：1、不适随诊，神经外科随诊；2、癫痫门诊随诊调整抗癫痫药物用法、用量，定期复诊肝功能；3、继续康复治疗。原告住院期间共产生医疗费581905.65元，其中原告实际支出医疗费79843.43元、欠被告医疗费430738.65元、医保报销医疗费71324.13元。被告予以确认。原告于2017年2月15日在北京同仁堂星辰药店购买再造丸10袋，支出160元；于2017年3月23日在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深圳分店购买血栓心脉宁片3盒，支出135元；于2017年8月3日在深州市广安利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龙岗前进分店购买药品支出320元；于2017年9月4日在深圳民心大药房港中旅花园分店购买华佗再造丸8袋，支出64元，以上共计679元。原告于2017年6月13日、15日分别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诊治，发生诊疗费共计280元；分别于2017年2月3日、2018年4月2日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诊治，发生挂号及检查费共计500元。被告于2016年3月23日出具《病情介绍》称，被告住院期间留陪两人，暂休学3个月，具体时间视疾病情况而定。原告系农村户口，在被告处诊疗时系界首中学学生，该学校于2017年5月8日出具《证明》称，原告系该校2014级在校学生，因病于2016年3月住院治疗，从2016年3月至今因病休学，未能到校正常学习。原告主张，其因本次事故再未能回校上学。原告主张其因原告父亲曹年贺在深圳工作，考虑到深圳医疗水平高于老家而前来深圳就医，原告在被告处住院诊治期间，为方便照顾原告，原告父母就近租住在罗湖区蔡屋围69栋201房，并与房东刘秋月签订有《房屋租赁合同》，其中约定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房租为1600元/月，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房租为1800元/月，该期间产生的水电费及租金，均以现金形式支付，房东开具有收据。原告主张其在其父亲陪同下，于2017年6月11日至18日期间前往北京就诊，提供有车票予以佐证，其在北京就诊期间发生住宿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收据等证据均不予确认。以上事实有，病历、票据、证明、鉴定意见书、《房屋租赁合同》、收据、发票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应该根据医疗机构的过错大小、医疗过错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以及损害后果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根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的医疗过错在造成原告受伤的因果关系中参与度的比例为60%-70%，被告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鉴定机构已经予以函复，被告申请重新鉴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被告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没有必要，本院不予准许。本院认定该鉴定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本院结合实际情况以及案情，认定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65％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损失的认定，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1、关于医疗费。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治疗期间共发生医疗费581905.65元，原告自行支出的费用为79843.43元，所欠被告医疗费430738.65元，双方对该部分费用无异议，本院对该项事实予以采信。原告因涉案疾病发生的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共计780元，均有相应票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因涉案疾病购买药物支出费用，有相应票据予以佐证的部分679元，本院予以采信。2、关于陪护人员伙食费。原告主张其住院期间陪护人员的伙食费、原告及陪护人员前往北京就医期间的伙食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导致原告受伤，原告因身体受伤而遭受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本院依据本案案情及实际情况，酌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9000元。4、关于残疾赔偿金（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中，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评定原告构成一个六级、两个七级、一个十级伤残，本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原告系农村户口，按照2018年深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544元/年，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其残疾赔偿金为679019.2元（57544元/年×20年×59%）。5、关于伙食补助费。原告在被告处住院1004天。参照深圳市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100元/天.人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100400元（100元/天×1004天）。6、关于营养费。原告受伤后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必然要加强营养，结合原告实际伤情及医嘱，本院酌定营养费为5000元。7、关于住宿费。原告在被告处就医期间，原告家属为陪护原告，租住房屋产生住宿费62400元（1600元/月×12月+1800元/月×24月），系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发生的水电费，并非系涉案事故产生的原告损失，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在北京就医期间产生的住宿费，没有住宿费票据等证据予以佐证，且无被告开具的转院证明，该期间原告仍应在被告处住院，故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8、关于护理费。原告住院期间必然需要进行陪护，根据被告出具的《病情介绍》，原告住院期间留陪两人，参照2018年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居民服务业）年平均工资标准78931元/年，计算原告的护理费用为434228.63元（78931元/年÷365天×1004天×2人）。原告出院后仍部分护理依赖，本院根据本案案情及原告受伤的实际情况，参照2018年深圳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9309元计算10年护理期，为335124元（9309元/月×10年×12月×30%）。9、关于交通费。原告发生涉案交通事故后前往医院就诊，必然需要支出交通费，原告提交了部分交通费发票为证，结合原告伤情和本案案情，本院酌定交通费为30120元（30元/天×1004天）。10、关于鉴定费。原告因本案纠纷先行垫付鉴定费2480元，有相应鉴定意见及票据予以佐证。以上费用共计2291136.48元（581905.65+780+679+59000+679019.2+100400+5000+62400+434228.63+335124+30120+2480），原告主张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故被告应赔偿原告1489238.7元（2291136.48×65％）。由于原告欠付被告医疗费430738.65元，应当予以扣减。同时，被告为原告向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垫付鉴定费用15000元，其中35%即5250元（15000元×35%）应由原告负担，故被告应赔付原告款项1053250元（1489238.7元-430738.65元-525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曹圳1053250元；二、驳回原告曹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343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1396元，被告负担9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周  显  榕人民陪审员 肖  晓  璐人民陪审员 罗  祝  红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梁  裕  梅书 记 员 莫睿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