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23民初153号原告：查应超，男，1972年4月2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屏边县人，城镇居民，户籍地屏边县，现住屏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林，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良，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马伟，男，1977年8月14日生，彝族，初中文化，云南省屏边县人，农民，户籍地及住所屏边县。原告查应超与被告马伟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4月22日、7月8日公开开庭与原告查应超与被告马梅土地租赁合同纠纷等十四案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查应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林、张子良，被告马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查应超诉称：2017年1月30日，原、被告签订《土地租用合同》，约定被告自愿将位于屏边县亩土地租给原告使用；租用期限为五年零两个月，即2017年1月30日至2022年3月30日；租金每年每亩4000元。另约定，如涉案地块被国家征用，则原告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50%给被告，土地补偿费归被告所有。至2018年3月8日，原告种植石斛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经相关部门实地测量，被告出租给原告种植石斛的土地面积为2.235亩，但被告收到土地征收补偿款后，以其享有迁苗费的50%为由，对原告享有每亩80000元的石斛征收补偿款提出争议，致使原告至今未能领取石斛征收补偿费89400元（2.235亩×80000元/亩×50%）。原告认为，石斛征收补偿款依法应归原告所有，被告以其享有迁苗费的份额为由，对原告所有的石斛征收补偿款提出争议，其行为已构成侵权，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一、原、被告争议的石斛征收补偿款89400元（2.235亩×80000元/亩×50%）归原告所有；二、本案涉及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查应超增加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马伟返还剩余租期（2019年1月30日至2020年1月30日）的土地租金人民币25332元”；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原、被告争议的石斛征收补偿款93468元（2.3367亩×80000元/亩×50%）归原告所有”。被告马伟辩称：一、2017年1月30日原告查应超在没有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打电话叫被告的妻子李在萍去其他地方签订了这份租地合同，合同租期为五年零两个月，2亩田的五年零两个月的租金一次性付清，租期从2017年1月30日至2022年3月30日。在签订合同的前晚原告到原告家说要租用原告的土地，如果被国家征用，土地款归原告所有，原告在被征收的土地上种植的黄草按国家赔偿给他的黄草款按6：4分成，被告没有同意，最后双方谈成不管国家一亩补偿一百元还是十万元都是按5：5分成。李在萍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发现“迁”字有问题，叫他改成“青”或者地上附着物，但是原告说租地给他的其他农户的合同都是一样的，不管合同上是“迁”还是“青”只要到时候国家征用地都是按照国家补偿的补偿款5：5分成，由于李在萍在原告的黄草地里做长工，在查应超的解释下，李在萍签订了合同。二、2018年3月8日，原告种石斛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经政府相关部门测量，被告租给原告的土地面积为2.235亩，政府对石斛补偿款为每亩80000元，石斛补偿款总额为178800元。原告是对被告布置好陷阱，利用文字字意误导对方，咬文嚼字获取对方该享有的钱财。政法委和司法局组织调解时，原告同意每亩给我们8000元。三、原告哄骗被告签下颠倒黑白是非的合同，请求法官明察，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请求法院合并审理系列案件。五、签合同时，我不在家，是我妻子李在萍签的，她签了我的名字，手印是她按的，当时我妻子与我闹离婚，她把合同签了我都不知道。原告说的25332元是一次性拿的，李在萍在签合同之前就去原告大哥的地方拿黄草苗，拿了30000余元，租地的钱是40000余元，租地的钱就抵了黄草苗的钱，剩余的几千元原告是否拿给李在萍我不知道。2017年7月我与李在萍离婚，租地的钱都被她拿走了。原告要求的钱，我一分钱都没有见到，我不承认这些钱，也不同意给原告这些钱。原告查应超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及身份情况；2.《土地租用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被告双方租地的事实，被告享有分配比例的前提是迁苗费，而不是石斛征收补偿款；3.《关于屏边县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的批复》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征收补偿款80000元/亩含土地租用费、人工、化肥、农药等费用，不含约定的迁苗费；4.补偿兑款明细表一份，欲证明原、被告双方没有争议的补偿款金额、争议的土地面积及争议金额；5．收据复印件一份，欲证明2017年1月30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土地租金41322元。经质证，被告马伟对证据1、3、4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内容有意见，土地总面积我们认可，合同面积和实测面积不一致。证据5，我没有收着钱，不知道是多少钱，只知道抵苗钱是39000元，我不知道租金是多少钱，但我认可李在萍收过这笔钱。被告马伟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的基本身份情况；2.《土地租用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签订土地租用合同；3.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的《租田合同》复印件一份、李炳云与杨红萍签订的《租田协议》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租田合同，李应超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土地补偿款的50%给保德发，李炳云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将征收补偿款的40%给杨红萍，所以查应超、查应明与其他人签订的合同也应该按合同约定比例给各被告。经质证，原告查应超对被告马伟提供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是“迁苗费”不是“青苗费”；对第三组证据有意见，认为李应超、李炳云的合同与本案无关，这两个合同同时证实原、被告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知道搬迁费的，合同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来签订的。庭审结束后，法庭依职权到屏边县人民政府调取了其他栽种石斛人员与农户签订的租地合同25份及玉屏镇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屏边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征收三家湾片区土地，该片土地涉及石斛种植人员15人、石斛土地承包户58户，石斛种植人员都与土地承包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合同对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进行约定，合同（协议）约定如果租用期间土地被征用，对地上附着物进行分成，对分成款项有写成青苗补偿费、农作物补偿费、附件物（石斛）、迁苗费等多种方式。在征地过程中，石斛种植人员除了查应超、查应明二人以外，其他13人的征收补偿款均已按约定比例与43户土地承包户进行分成兑款。经质证，原告查应超对调取的合同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认为签订合同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是可以处分的。地上附着物是归投资人的，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愿意把补偿款给农户，投资人是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个处分权不影响本案。被告马伟对合同及情况说明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原告及被告提交的《土地租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被告提交的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的租田合同、李炳云与杨红萍签订的租田协议，与本案无关，但可以确认合同对征收补偿款、土地款等进行了约定。结合原、被告的诉辨主张及庭审举证质证，确认如下事实：2017年1月30日，被告马伟的妻子李在萍电话与马伟联系后，马伟口头委托李在萍与查应超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合同对租地地名、四至界限、租期、租金、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其中第六条约定：“租用期间，如国家补助迁苗费由甲方占50%，乙方占50％需继续租用，双方另行协商”。2018年3月，因屏边特色小镇建设，该土地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2018年3月8日，屏边县人民政府对屏边县国土资源局的《屏边县县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进行批复，该方案对执行时间、征地补偿标准等进行细化，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进行了分类详细列明。其中3.各类中草药材及猕猴桃等补偿标准：下列补偿中，分搬迁与征收补偿两种方式：以搬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后，种苗、基础设施由农户自行处理；以征收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后，种苗、基础设施由征用部门自行处理。石斛：1.搬迁补偿：农户同意搬迁的，铁皮石解和紫皮石斛都按一次性补偿搬迁费20000元/亩（含石斛苗迁移、地面基础当年农药化肥的费用、人工费等补偿）；2.征收补偿：（1）铁皮石斛。钢架钢棚一次性补偿80000元/亩、钢架木棚一次性补偿78000元/亩、木架木棚一次性补偿76000元/亩（含土地租用费，石斛苗、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人工、化肥、农药等费用）。（2）紫皮石斜……。原告查应超所栽种的石斛系铁皮石斛，钢架钢棚，其选择征收补偿方式。经政府相关部门测量，该地上的石斛面积为2.3367亩，每亩80000元，总额为186936元。土地被征收后，被告马伟领取了土地补偿款，原、被告双方对石斛补偿款的50%（93468）发生争议。经屏边县人民政府、司法所等部门组织调解，未能达成协议，屏边县人民政府也未让领取该款。2019年2月20日，原告查应超起诉来院，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争议的补偿款归原告所有。审理期间，因被告不同意调解，未能进行调解。庭审中，被告承认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如果土地被国家征收，所补费用是否单独有搬迁费。另查明：一、查应超租马伟、李保明等9户农户的地（田），其兄查应明租赵家陆、尚明伟等3户农户的地（田），其姐查应萍租吴丽静、吴丽仙等3户农户的地（田），都用于栽种石斛，都签订了租地合同。2015年5月的一天，查应超电话联系租地农户李保明召集其他租地农户在李保明家协商续租地事宜。当天晚上，李保明接电话后召集了杨家安、吴利波、吴丽才、吴丽仙、吴丽祥妻子黄梅、马伟的妻子杨红丽到自己家里，查应超夫妇和查应明的妻子三人到李保明家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农户提出来所租地可能会被政府征收，不想续租，如果要续租，要求增加租金，经过协商，租金由原来的每亩1000元增加到每亩4000元；同时吴利波提出来，在苗城建设征地的时候，如果农户与石斛种植人员约定着分成的，补给石斛种植人员的相关费用农户得分成，没有约定分成的农户不得补偿费用，要求查应超等人给农户分成，查应超等人答应了分成的要求。协商几天后，2015年5月15日晚上，查应超夫妇拿着《土地租用合同》到李保明家让农户签订，当天晚上签订了一部分合同，有部分农户的合同是后来签订的，都用的是同一个合同范本。原告查应超所提供的合同范本系其及其哥哥查应明与其他12户农户签订租地（田）所用的合同范本，约定分成的条款都是写的“迁苗费”。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说知道苗城建设征地有搬迁费，第二次开庭说不知道有搬迁费。二、同一个项目征地过程中，所征土地涉及石斛种植人员15人、石斛土地承包户58户，石斛种植人员都与土地承包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合同对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进行约定，合同（协议）约定如果租用期间土地被征收，对地上附着物进行分成，对分成款项有写成青苗补偿费、农作物补偿费、附件物（石斛）、迁苗费等多种方式。在征地过程中，石斛种植人员除了查应超、查应明二人以外，其他13人的征收补偿款均已按约定比例与土地承包户43户进行分成兑款。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一、依法签订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被告马伟与查应超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在土地被征收后，双方对第六条约定：“租用期间，如国家补助迁苗费由甲方占50%，乙方占50％需继续租用，双方另行协商。”中的“迁苗费”是指什么费用产生争议。在同一个项目的征地过程中，虽然其他种植石斛人员13人与土地承包户43户各自签订的合同（协议）也未准确表述分成的款项为征收补偿款，但是都已经按约定实际进行兑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本案中，原告认为合同中所写的“迁苗费”是搬迁费，被告认为是青苗费或附着物补偿费，且原告也承认搬迁苗的费用应该叫搬迁费，而合同中并未写搬迁费。在征地事实发生之前，当事人是无法得知是否有搬迁费的，且征地发生后原告的石斛被征收，也不存在搬迁费问题，双方签订分成条款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原告认为合同中的“迁苗费”是指“搬迁费”的意见，不符合合同的目的，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合同的有关条款、交易习惯及合同的目的，原、被告双方对《土地租用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迁苗费”应该是指石斛被国家征收后乙方得到的征收补偿款。因此，被告认为《土地租用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费用是指国家补偿给原告的所有费用的意见更符合签订合同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补偿方案》中有搬迁和征收两种的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关于搬迁苗的费用就是迁苗费，迁苗费与青苗费不是同一费用，其享有的是石斛征收补偿款，与被告主张的迁苗费不是同一费用的主张，无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原、被告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第七条约定：“……租用期内，如因政府征用该地使乙方（查应超）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庭审中，原告认可该条款中的“因政府征用该地使乙方造成的损失”包括租金，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向其返还剩余租期租金，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查应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70元，由原告查应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有茹审判员  邹凌琳审判员  杨 驹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