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粤7101行初1485号 原告：黄安达，男，汉族，1953年6月12日出生，住广州市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刘木坚，国信信扬（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原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黄埔区分局），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水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12007511591Q。 法定代表人：钱澄青，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英。 委托代理人：林勋华，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安达不服被告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于2019年3月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查发现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不应列为本案被告，并书面告知原告。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黄安达的委托代理人刘木坚，被告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孙英、林勋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安达诉称，一、被告作出穗综埔强拆字［2017］第27-00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被告已作出涉案决定书，但我方一直不知道被告已将我方联和街迁岗泗水西街××号的房屋认定为违法建筑,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提前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但被告并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保障我方陈述、申辩的权利。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涉案决定书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被告作出涉案决定书所适用的法律错误。首先，我方房屋1993年之前已经建成，1993年涉案房产所在地（暹岗村）属于农村，并非《城市规划法》第三条规定的城市，对当时的农村建设，法律并未规定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因此，被告适用《城市规划法》进行处罚是错误的。其次，涉案决定书的处罚依据《城乡规划法》以及《广州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分别于2008年1月1日和2009年9月1日才施行，被告适用2008年以后施行的法律对1993年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处罚，违反《立法法》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三、涉案房产属于历史遗留的合法建筑。涉案房产及土地1953年已经存在，后经我方加建改造而成。涉案房产于1985年3月10日取得《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穗郊萝字第301873号），于1992年11月27日获得广州市白云区萝岗镇暹岗村民委员会批准同意扩建。现任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暹岗社区居民委员会也确认该房产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因此，被告认定涉案房产是违法建设是错误的。四、涉案房产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穗府办［2015］20号）第五条规定，我方一家可分为三户，依法应获得三宅，因此被告查处我方两套房将无法满足我方一家的居住需要。五、涉案房产依法并不需要拆除。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第二条规定，对于已经纳入城中村改造范围的宅基地和房屋，按照“三旧”改造有关规定执行。《关于广州市推进“城中村”（旧村）整治改造的实施意见》也规定，暹岗村属于城中村改造范围。因此涉案房产应当按照“三旧”改造的有关规定执行，不需要被拆除。而且我方认为被告在《关于黄超华来访事项办理告知书》中也是认同这一点的。五、被告选择性执法，执法不公平、不合理。暹岗村全村的房屋性质都与涉案房产一样，被告却仅查处我方房产，这样选择性执法的行为明显不公平、不合理。综上，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被告作出的穗综埔违建处字［2017］第27-003号《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辩称，我局2017年9月6日依法作出穗综埔违建处字[2017]第27-003号《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涉案行政决定书）后，当日以邮寄及现场送达的方式送达原告。涉案行政决定书中有告知原告如不服该决定的救济途径、方式以及期限。涉案行政决定书作出前，我局于2017年8月30日对原告发出穗综埔告字[2017]第27-003号《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告知书》，并于当日以邮寄和现场送达的方式送达原告。该告知书中有告知我局拟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原告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有权申请听证。综上，原告请求撤销我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决定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法院审查后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广州市黄埔区迁岗（亦作“暹岗”）xxxxx街35号房屋、39号之二房屋、39号之三房屋是三座相邻的房屋，位于一个大院内。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暹岗社区居民委员会曾于2017年8月15日出具《证明》，证明xxx街35号和39号之三（围墙外张贴门牌号为39号）权属人为原告，39号之二（围墙外张贴门牌号为39号）权属人为黄元达，均在此居住超过一年。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暹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后于2018年9月29日出具《证明》，证明xxxxx街39号之三现门牌号为xxxxx街35号之一。 2017年3月14日，被告派员到广州市黄埔区（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检查并制作笔录，笔录记载：现场发现一栋两层的房屋，框架结构，产权人为原告，占地11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48平方米，现场发出《询问通知书》，等等。该笔录下方记载“当事人在现场，拒签”，并有两名执法人员和两名见证人签名。当日，被告的执法人员亦对原告进行询问，笔录中原告确认涉案地址的房屋是其所有，于1993年之前建成，有农村宅基地使用证，黄超华系其儿子，等等，但笔录无原告的签名。根据当日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执法人员在迁岗泗水西街××号向原告现场宣读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的内容。 2017年6月14日，广州市黄埔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广州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向被告发出穗埔开国规［2017］1230号《关于协助提供黄安达（迁岗泗水西街××号）建设房屋征求规划意见的复函》，记载：来函涉及原告的房屋，未向该局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应由被告明确上述建设工程是否违法建设及违法建设的具体范围；核查到原告名下有1个《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房屋地址为“迁岗乡观音庙巷2号”，建议进一步核查上述违法建设的实际建设地址是否与上述宅基地证所载信息一致，如一致，则建议对超出宅基地证范围的部分按照相关规定直接依法查处。 2017年8月30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穗综埔告字[2017]第27-003号《告知书》，告知拟对原告作出责令在规定时间内限期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权。被告于同日在涉案房屋的墙上张贴上述《告知书》，并拍照为证，之后又邮寄送达《告知书》，被拒收退回。 2017年9月6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穗综埔违建处字[2017]第27-00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记载：涉案房屋产权人为原告，框架结构一栋两层，占地面积11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48平方米，于1993年之前已经建成，已投入使用，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报建手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上述建筑属于违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该违法建设依法应当予以拆除，责令原告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本案违法建设，逾期不自行拆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并告知原告可在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被告于当日在涉案房屋门牌下方张贴上述决定书并拍照为证，同时向原告涉案房屋地址邮寄送达（联系电话填的是原告儿子的），被拒收退回。 2018年12月26日，原告不服上述《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向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穗城管行复[2018]第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提起行政复议超出法定期限，不符合复议受理条件，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被告名称已由原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黄埔区分局变更为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以上事实，有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关于协助提供黄安达（迁岗泗水西街××号）建设房屋征求规划意见的复函》《告知书》、送达回证、邮寄单据、《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9月6日对原告作出穗综埔违建处字[2017]第27-00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当日将上述决定书张贴在涉案房屋门牌下方张贴，同时亦向原告邮寄送达，因原告拒收而退回，因此原告应当于2017年9月知晓上述《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却于2019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黄安达的起诉。 本案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黄安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钱秀娟 人民陪审员  刘立平 人民陪审员  刘雪容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刘静 书记员陈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