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9民终56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新，男，1959年3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盐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马云龙，河北馨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恩强，男，197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盐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秀珍，女，197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盐山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朔之，河北东方伟业（孟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立新因与被上诉人赵秀珍、邢恩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2018）冀0925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立新上诉请求：一、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撤销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2018）冀0925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存在严重错误。一是，一审法院认定“自2011年6月29日至2015年1月15日张立新共向邢恩强转账55笔，计款1516.83万元”是错误的，实际上张立新支付给邢恩强款项60笔，数额为1584.33万元，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另外5笔计款65.5万元是错误的。二是，一审法院认定“自2010年8月4日至2015年9月22日邢恩强共向张立新转账123笔，计款1726.7072万元”更是严重的计算错误，首先被上诉人自己计算的转款数额为1475.8822万元，然而一审法院计算的转款数额比被上诉人自己计算的转款数额还要高出约250万元；即便是被上诉人自己计算的转款数额也仍然高出实际数额，经过上诉人多次详细的计算，被上诉人邢恩强转账给张立新的款项总额仅为1425.8822万元。而一审法院计算的转款数额高出实际转款数额约300万元。究其原因，因为邢恩强支付给张立新的款项中有众多笔转款不成功的情况（因为即使转款不成功，在银行流水中也会有体现，看起来就好像转款成功一样，实际上和自己的银行余额或者对方账户的银行余额一比较就能看出来了），而一审法院均计算在内并进行了重复计算。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款项数额，上诉人张立新转账给被上诉人邢恩强的款项总额，竟然还要低于被上诉人邢恩强转账给上诉人张立新的款项总额，要低209.8772万元；但实际上上诉人张立新转账给被上诉人邢恩强的款项总额，要高于被上诉人邢恩强转账给上诉人张立新的款项总额，高出100余万元以上。那为什么被上诉人邢恩强要给上诉人出具了两张借条，共计490万元？这样岂不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实际？这是因为被上诉人邢恩强转账给张立新的款项中有大量的煤款、利息和代为承兑的款项在内。关于煤款和利息，一审法院对此也予以了认定。虽然具体数额无法核实，但是煤款大多都带有零头，当然也有积攒后先给付一部分整数的情况，对此从银行流水中清晰可见，约有200万元以上的煤款；对于利息，借款产生利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么大量的借款，谁会无偿提供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相加少说会有一百几十万元以上。如果将上述款项扣除以后，上诉人张立新支付给被上诉人邢恩强的款项与被上诉人邢恩强支付给上诉人张立新的款项差额将达到400多万以上，近500万元，与被上诉人邢恩强总共为上诉人出具两张借条共计490万元的情况是吻合的，可以形成统一的封闭的证据链条，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将本案借款款项实际给付被上诉人，至少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正是因为一审法院在计算上出现的严重错误，最终导致一审法院作出了一连串错误的认定，并继而认为上诉人张立新未完成实际交付的证明责任，并错误地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是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错误“认为”。1、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长期的、大量的、相互频繁的资金转账关系，前已述及，上诉人张立新与邢恩强之间不仅仅存在借贷关系。还存在买卖关系、代为承兑的关系，虽然双方存在着长期大量频繁资金转账关系，但通过银行流水和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不难发现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款项包含有大量煤款、利息等，从相互转款的总额相差400多万元以上来看，已经足以说明本案200万元的借款就是之前2013年9月10日，2014年4月21日各转账100万元、65万元及利息结算而来，如果只是认定290万的借条，那剩余的一百几十万元的差额又怎么解释？难道是上诉人白白送给被上诉人的吗？显然，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双方转账总额的基础上，以双方存在长期、大量、频繁的转账关系而否定借款的真实性，同样是错误的。2、关于借条的内容“今借”现金2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借”与“欠”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实际上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借”与“欠”大概一个意思，除非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一审法院以此否定本案借款未实际发生，显然未考虑客观实际。3、关于本案借款理由前后是否矛盾的问题，本案200万元是由2013年9月10日、2014年4月21日的两次转账100万元、65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而来，并由邢恩强出具借条。最开始借款的时候，被上诉人邢恩强说是让上诉人张立新借给他的亲戚，但最终上诉人张立新考虑再三还是把钱打给被上诉人邢恩强。并让邢恩强出具借条，至于邢恩强再借给谁，张立新不管。从法律关系上来讲，两笔借款都是邢恩强所借，但是从上诉人的客观内心上来讲，上诉人在内心上以为这两笔款项用于了被上诉人的亲戚，邢恩强只是“担保”，并寄希望于他的亲戚偿还被上诉人以后，被上诉人能主动偿还上诉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上诉人所说的“担保”并非法律关系上的担保，只是上诉人的一个主观认为。在原一审时，并未专门审查该两笔转款与另案290万元的关系问题，上诉人当然没有任何必要将两笔转款的背景状况及上诉人的心理状况说出来，但在之后被上诉人专门提到本案200万元与另案290万元相关问题的时候，上诉人才专门将本案200万元与另案290万元的一个区别情况和上诉人的心理状况说出来，以做解释，但从法律关系角度上来看，其仍然是邢恩强借款，这又何来的矛盾之说？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前后说法矛盾显然不能成立。3、关于本案200万元与另案290万元及担保相关问题，前已述及，上诉人当时在心理上、内心上以为本案200万元相关款项由被上诉人的亲戚使用，而且在出具担保凭证的时候，被上诉人还一直在陆续偿还款项，甚至在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以后被上诉人还偿还了一笔（当时邢恩强应该还不知道起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在内心上是寄希望于他的亲戚偿还他以后，能够主动偿还上诉人的。后，为了能够让被上诉人赶紧还钱，又考虑到减少诉讼费、而且两者被告也不尽一致、并希望被上诉人能够主动偿还全部款项等原因，暂以其中290万元借条起诉，希望被上诉人能主动偿还全部款项，而且在290万元案件开庭时，被上诉人也确实是认账的。进入执行程序以后，被上诉人多次承诺一并将本案200万元全部偿还（虽然在执行笔录中没有体现，但是当时的执行法官都是知道此事的），上诉人一直寄希望于被上诉人能够主动偿还全部款项，直到本案借条快要超过诉讼时效，才被逼无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在被上诉人未能按期偿还290万欠条欠款的前提下，未能在担保凭证中提及本案200万元有违常理，但是其忽略了被上诉人当时是在陆续偿还的现实情况，也未考虑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一审法院的上述“认为”完全是主观的、片面的、错误的，根本未考虑当时的客观实际。三、本案被上诉人赵秀珍应当与邢恩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邢恩强经营沧州汇昌管件制造有限公司，系沧州汇昌管件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也是汇昌公司最大的股东，占比96%邢恩强借款用于公司经营，而其经营的公司所得收益大部分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一系列主观的错误认为，忽略了客观实际，错误地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客观事实相悖，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还原事实真相，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邢恩强、赵秀珍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答辩人邢恩强与被答辩人张立新相互转账的情形，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根据张立新与邢恩强双方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对各方转出、转入款项账户、时间、数额核对，双方资金相互转账往来期间发生在2010年至2015年间，在该期间：张立新自2011年6月29日至2015年1月15共向邢恩强转账55笔，计款1516.83万元；邢恩强自2010年8月4日至2015年9月22日共向张立新转账123笔，计款1726.7072万元；前述双方转账由双方转账明细、银行存取款单、账户收款明细相互对应予以证实，应予认定。上述内容中对转账数额、次数、时间等所作出的认定，具有客观的证据予以支持证实，符合实际情况。被答辩人不服一审判决认定的结果，认为张立新支付给邢恩强款项60笔，数额为158403300元，没有确实的证据予以证实，其认为另有五笔655000元张立新以取现的形式支付给邢恩强，更无客观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答辩人提出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邢恩强一方的转账数额高于邢恩强在原来诉讼中陈述的数额，进而认为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存在错误，该项理由是以静止的、片面的眼光来认识不断发展的、全面的民事诉讼程序，因而是完全错误的。因双方当事人相互转账时间长、数额大、次数多，具有相对复杂性，故此，案件诉讼之初，限于客观条件，邢恩强一方不能全面的查找到所有双方的银行转账记录，导致在陈述转账数额方面不能做到安全准确无误。故此，在本案诉讼的书面答辩状和代理意见中，均有“需要支出：以上数据是初步数据，双方银行转账记录的详细情况尚在进一步调查中，被告方已经在另案中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双方银行转账的情况进行审计，以便于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公平正义！”等相关表述内容，表明所陈述数据的暂时不确定性，并且在另案中书面申请对银行转账记录予以司法审计。随着诉讼的不断发展和当事人多方努力，邢恩强已经找到掌握近乎全部的银行转账记录，作为诉讼证据予以提交，一审判决书依据邢恩强所提交的最新时段、最全面的银行转账记录，对邢恩强向张立新银行转账的情形作出客观的认定，不受邢恩强一方单方的、暂不确定的表述所影响，符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显然违背客观实施和法律规定根本上不能成立。二、本案中答辩人邢恩强转账给张立新的款项全部是拆借的资金，不存在被答辩人所主张的煤款、利息款、票据承兑款。一审判决书根据邢恩强向张立新转账时间和数额等情况，进而认定邢恩强对张立新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存在。原（2015）盐民初第2073号民事判决书中借贷事实真实，所转款项中存在偿还借款和借款利息的情形，但具体偿还借款或利息无法区分确定。以上认定内容是主观的推断，并无客观的证据予以证实，当事人双方在原审诉讼中，未就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陈述和举证质证，对于（2015）盐民初字第2073号民事判决书中借条的形成过程和诉讼情况，也未进行法庭调查。故此，一审判决书在上述内容方面所作认定，未经调查核实，未有客观依据。一审判决书，根据张立新提供的单方记录，结合银行转账情况，认定银行转账记录中的款项存在性邢恩强向张立新支付的煤款，不符合客观事实。张立新是本案当事人，知悉案件情况，其所提供的单方记录，是根据案件客观证据的情形，为达到其诉讼目的而制作形成，不具有真实性。一审判决书不考虑案件当事人的利害关系，采取当事人单方制作的记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存在明确疏漏。一审判决书根据当事人双方相互转账是整钱数额还是有整有零的数额，判断款项性质，进而认为邢恩强向张立新所转款中必然包括偿还借款、借款利息和支付煤款，属于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断。转账数额是当事人、事前议定，与款项性质并无必然联系，因借贷关系所转账的资金，根据用款需要，存在有整有零的情形，因买卖关系或支付利息所转款项，现实中抹去零头，仅付整钱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故依据所转款项是整是零判断款项性质，既无事实依据，更不符合交易习惯。实际上，邢恩强与张立新是相互拆借资金使用，并不涉及利息支付问题。工厂生产所需煤炭，自有工厂购买，不是由邢恩强个人购买，邢恩强个人与张立新之间并无煤炭买卖关系，从未向其支付煤款。至于被答辩人所主张票据承兑款，并无任何证据证实，纯属肆意虚假陈述。一审判决书不予认定完全正确，二审中该项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三，本案中无任何有效证据证实，被答辩人张立新向答辩人邢恩强提供过借款200万元，一审判决书张立新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答辩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关于借款200万元的提供，张立新主张2013年9月提供100万元，2014年4月30日提供65万元，合计165万元，并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作为证据支持其主张。但从客观上分析，张立新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已在借条形成之前提供借款的诉讼主张。首先，从数额方面讲，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是200万元，张立新两份转账记录的合计金额是165万元，二者不符，故从数额看银行转账记录与与借条之间无客观联系。其次，从时间方面看，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5年7月29日，银行转账记录的时间分别是2013年9月10日和2014年4月21日，三者时间相差较远，相关性难以认定；而借条中描述“今借张立新现金200万元……”，“今”表示当前，“借”则表示借贷关系设立，并无借款到账之意，借条意在表明借贷发生于当前，而不是以前，借款尚未提供，而不是已经交付，更无张立新所主张的借款本金和所计算的利息结算后形成200万元借款的意思。借条的客观内容足以否定张立新关于借款在借条形成前已经提供的诉讼主张。从借条内容看，“今借现金200万元”，但并不能提供借款交付的收据和银行取款的凭证，足以证实借条内容并未实际履行。反而言之，如张立新的主张成立，借条中应当有“截至……”、“今已借到……”等表意词。故，综合分析时间间隔和借条表意，张立新提供的两份银行转账记录与借条之间并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张立新已经向邢恩强提供借条中的借款200万元的诉讼主张。再次，张立新主张借条中金额200万元，是在本金165万的基础上计算利息，借条形成时将利息金额包含在内而得到的200万元的数额。但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当初张立新两次转账给邢恩强的165万元在性质上是借款，也无证据证明当初双方具有利息方面的约定，故此，张立新的关于200万元借贷关系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依法不能成立。“借条”、“欠条”性质分明，为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所熟知并广泛运用，张立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二者的区别应当了然于胸，本案客观事实已经表明：张立新所主张的200万元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一审判决书根据债权凭证表意和性质，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显然符合客观事实。综上，张立新所提供的借条、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不能证明张立新已向邢恩强提供借条中的借款200万元，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一审判决书分析认定是正确的。四、根据被答辩人的客观行为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的相关内容分析，被答辩人张立新起诉的200万元借款根本不存在，一审驳回张立新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案一审诉讼中，张立新自述称：2013年9月10日、2014年4月21日的两次转账100万元、65万元系基于直接借与邢恩强的亲戚偿还能力问题而同意向邢恩强出借并由邢恩强出具借条；在2015年7月20日左右，张立新陈述看到有人到邢恩强汇昌公司堵门要账而担心后怕，后让邢恩强将前述两次转账及利息结算形成200万元借条。而2015年8月12日邢恩强为张立新书写的用汇昌公司进行担保的担保凭证中，仅是对原2015年6月10日290万元欠款的担保，担保中未提及200万元借条中的借款。事实上，邢恩强在为张立新书写200万元借条时已经不能按期偿还290万元欠条的欠款，在邢恩强丧失偿还能力情况下，在后来的担保中未能对此前200万元借条予以提及，不符合社会常理；且与张立新前述此200万元借款系邢恩强实为他人担保所借，最终应由实际借款人偿还，同时又称基于担心直接借给邢恩强的亲戚偿还能力问题，而只同意向邢恩强出借并由邢恩强出借借条的理由相互矛盾。关于邢恩强、沧州汇昌管件制造有限公司与张立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的（2015）盐民初字207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其第二页认定事实部分明确表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原告张立新、被告邢恩强自2012年12月24日起一直保持借贷关系，截止2015年6月10日，被告邢恩强共计欠原告张立新本金290万元……。”。在该判决书第一页张立新诉称部分，张立新自认“二被告将上述利息付清后，于2015年6月10日被告共计欠原告借款290万元，……。”本案中张立新主张借款200万元，实际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9月10日和2014年4月21日，这两个时间均在2015年6月10日之前。张立新在上述案件的诉状和开庭笔录中自认截止2015年6月10日，邢恩强共计欠张立新借款本金290万元，则排除邢恩强另外欠张立新借款200万元的可能性。（2015）盐民初字第2073号民事判决书在张立新陈述的基础上对案件事实作出以上认定，张立新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服从判决认定的事实，则进一步证实本案中的借款200万元根本不存在。五、事实上被答辩人张立新所持有的借条，是用欺骗手段取得，张立新与邢恩强不存在借贷方面的合意。在诉讼过程中，经邢恩强回忆及辨认，对于借条的内容是其本人书写，名字和手印记的形成已经记不清楚，无法还原真实情况。客观事实是：2015年夏天某日，具体已经记不清，张立新在邢恩强厂子里玩，中午邀请邢恩强吃饭，并积极劝邢恩强饮酒（张立新素来知道邢恩强强饮一瓶啤酒就意识模糊的情况）。在张立新强劝之下，邢恩强饮啤酒两瓶，离开酒店时已经意识模糊，回去途中由张立新驾车，邢恩强恶心难受，下车买可乐解酒。张立新与邢恩强在路边坐下休息，就借机要求邢恩强帮忙，声称因对外贷款有数笔出现差错不能收回造成损失，其妻子与他吵闹，请邢恩强出具一个借条，回去应付妻子。邢恩强轻信张立新所言，因饮酒意识不清未考虑行为后果，便接过张立欣从其车上取出的纸笔，按张立新要求为他书写了借条。但是，邢恩强从未收到过张立新提供的借款200万元，在起诉之前，张立新也从未依据该借条向邢恩强主张过权利。以上事实表明，张立新以欺骗方式要求邢恩强为其出具借条，但双方并未有实际的依据该借条形成借贷关系的合意。六、答辩人赵秀珍与本案无关。被答辩人张立新起诉赵秀珍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涉及数额达200万元，已经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被答辩人无任何证据证实涉案的200万元借款存在并用于答辩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故此，张立新起诉赵秀珍毫无事实依据，是在滥用诉权，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被答辩人该方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张立新所主张的200万元的借贷关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 张立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邢恩强偿还原告张立新借款200万元及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5年7月29日至偿还完毕之日利息，赵秀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诉讼费及一切费用由被告邢恩强、赵秀珍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分析如下：一、根据张立新与邢恩强双方提供的银行转帐明细，对各方转出、转入款项的帐户、时间、数额核对，双方资金相互转帐往来期间发生于2010年至2015年间。在该期间：张立新自2011年6月29日至2015年1月15日共向邢恩强转帐55笔，计款1516.83万元；邢恩强自2010年8月4日至2015年9月22日共向张立新转帐123笔，计款1726.7072万元；前述双方转帐有双方转帐明细、银行存取款单、账户收款明细相互对应予以证实，应予认定。在前述相互转账明细中连续存在自2013年9月10日张立新向邢恩强转账6笔100万元、2014年2月6日转账60万元、4月8日转账40万元、100万元、2014年4月21日转帐65万元；2014年5月、7月、10月、12月及2015年1月先后又共发生转账16笔计款622万元。邢恩强连续存在于2013年11月22日向张立新转账10万元、2014年1月24日转账二笔各10万元、1月26日转账三笔各20万元、4月28日转账二笔各20万元、4月29日转账四笔其中三笔各20万元、一笔2.1万元；2014年5月、7月、8月、9月、10月、12月及2015年1月、3月、4月、5月、6月、8月、9月先后又共发生转账54笔计款590.7659万元。截止2015年6月10日邢恩强为张立新书写290万元欠条时，张立新为邢恩强转账55笔计款1516.83万元，邢恩强为张立新转帐110笔计款1643.0772万元；两者转帐差额为126.2472万元，此时邢恩强仍为张立新书写欠条290万元且在此案的诉讼中邢恩强也自认欠该款290万元，只是辩称在书写该290万元欠条后又陆续通过银行向张立新偿还过借款，具体数额记不清，应由银行流水予以确定。在邢恩强向张立新转帐数额多于张立新向邢恩强转帐数额的情况下，邢恩强仍然向张立新出具290万元的欠条并在欠条后又陆续还款，证明邢恩强向张立新借款的事实存在，之前向张立新转帐中存在向张立新支付的借款和利息款，但具体哪笔转帐为偿还借款或利息无法确定。另张立新陈述称于沧州银行取现金付邢恩强5笔计款65.5万元，分别为：2011年4月13日20万元、7月30日13万元、2012年1月8日10万元、2月11日14万元、3月31日8.5万元，也是向邢恩强出借，但未能提供向邢恩强出借或邢恩强收到相应款的证据，对此不予认定。张立新诉称2013年9月10日张立新向邢恩强转账6笔100万元、2014年2月6日转账65万元系由邢恩强为其舅子或其姐姐的妹妹的兄弟担保所借，邢恩强予以否认，但张立新自述借款原因与其原在本案一审时的陈述为邢恩强所借相互矛盾，张立新也未能提供此几笔借款为邢恩强为他人所借的证据，对此几笔出借借款的理由不能认定。二、张立新提供的记帐本一页所记载显示“邢恩强2014年欠38700+91700付91690打卡2015年4月3号去年煤款付38700打卡2015年1月5号39.485月20号欠39.34×880=34690付34690（6月5号打卡）9月17号欠38.87×860=334009月18号付3400现金、9月22号付30000打卡”；前述煤款与邢恩强向张立新相应转账的时间、数额一致，具有客观性，结合证人证言及邢恩强自认前期也有向张立新购买少量煤的事实，及邢恩强向张立新转账中具有不规则数字的款项，符合交易的习惯，能够证实张立新向邢恩强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供应煤及在邢恩强向张立新转账中有部分为支付煤款的事实，结合记帐页及邢恩强向张立新的转账，能够认定2015年3月19日的转账91690元、4月3号转帐38710元、6月5日转帐34619元、9月22日转帐30000元为邢恩强向张立新偿还2014年、2015年所欠煤款，但至2015年3月19日前转账中具体那笔转账为支付煤款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确定。根据前述双方相互频繁进行资金互转的交易记录分析，张立新向邢恩强所转账款数均为几万、十万元、十几万元、二十万元、一百万元、一百五十万元等整数，明显符合向外出借资金的交易习惯。邢恩强向张立新转帐中除具有几万、十万元、十几万元、二十万元整数外，还有很多数字不规范的转账款数，结合邢恩强认可欠张立新2**万元借款的事实及证人证言证实张立新向邢恩强供煤的事实，借款利息可能会因借款数额及利率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利息，煤款可能因不同的吨数与不同时间的价格而出现价款不同，此情况完全符合民间借贷与双方实际的交易习惯。邢恩强向张立新转账中必然包括向张立新偿还借款、借款利息和向张立新支付的煤款。三、张立新诉称邢恩强向其转帐中存在有通过汇昌公司承兑汇票后由邢恩强通过其账户向张立新转账支付承兑汇票款的事实，因张立新仅提供了其向其他公司售煤结算时给部分承兑汇票，但无法证实该汇票如何通过汇昌公司进行承兑、承兑数额及邢恩强那笔转帐系支付汇票承兑款的事实，故对张立新诉称邢恩强转帐中存在支付承兑汇票款大几十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四、2015年6月10日邢恩强为张立新书写290万元欠条一张，欠条内容明确记载了欠款数额、利息与还款时间，在张立新于2015年9月23日起诉邢恩强、汇昌公司一案中，邢恩强出庭时陈述时对该290万元的欠条无异议，对向张立新存在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辩称在出具欠条后陆续偿还了张立新部分款项，具体多少记不清，有银行流水为证，结合邢恩强于2015年6月10日后的转账及已生效的（2015）盐民初字第2073号民事判决，可以认定张立新与邢恩强之间的资金往来中多笔转帐存在邢恩强向张立新借款的事实，结合双方长期频繁的资金转帐交易及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应予认定邢恩强向张立新转帐中存在为支付利息款而进行的转帐，但具体哪些转帐属支付利息无法予以确定。针对该案的2017年6月3日的执行记录、及邢恩强自书还款计划，进一步证实邢恩强存在向张立新借款的事实。但该执行记录与还款计划均为针对290万元欠条案件，此记录与计划均发生于2017年8月9日张立新依据200万元欠条起诉邢恩强之前，当时张立新并未依据200万元的借条对邢恩强提起诉讼，不能据此认定邢恩强对存在向张立新借款20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五、对于2015年7月29日200万元的借条，经庭审举、质证，邢恩强认可该借条系自己书写，仅辩称签字与手印是否系其签字与摁印记不清，也未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鉴定申请，应该认定该借条系邢恩强所写。但对借条的形成过程，邢恩强自述系在酒后受张立新哄骗所写，张立新予以否认，邢恩强未能提供证据；张立新自述2013年9月10日借款100万元系邢恩强为其舅子借款，但自己对邢恩强的舅子有没有偿还能力不了解，而将款转到邢恩强帐户由邢恩强写借条才借出。后通过电话转帐向邢恩强转帐6笔100万元，转帐后到邢恩强汇昌公司，当天写了借条，约定利息1分5，一年还清；2014年9月10日借款到期后张立新找邢恩强要帐，9月25日邢恩强偿还利息151400元，将原欠条撕毁重新书写2014年9月10日借款100万元、借款一年利息一分五的借条。2014年4月21日借款65万元系邢恩强以他姐姐的妹夫的兄弟在外面开门市钱不够想贷款为由向张立新所借，4月21日在邢恩强办公室由邢恩强写的借条，并约定利息二分，一年付清，后到银行向邢恩强转的帐。2015年4月21日借款到期后未能结息。至同年7月20日左右，因多次向邢恩强要帐看到有人到邢恩强汇昌公司堵门要帐后怕，2014年4月21日、9月10日借款又系通过邢恩强担保向他人出借，2015年7月29日遂将该两张欠条交给邢恩强，邢恩强计算后连本带息为2007500元，并称给写个200万元欠条，10日内还清，其中7500元给了5000元现金利息，将前述借款利息计入本金由邢恩强重新写了一张200万元的总借条，原两张欠条由邢恩强撕毁。邢恩强对此不予认可，张立新对上述借款出借经过、原100万元、65万元借条的存在、利息的约定、邢恩强偿还利息5000元的陈述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张立新、邢恩强对该200万元借条的形成过程陈述不一致、相互矛盾，均系其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进行证实，据此不能认定200万元借条系原张立新向邢恩强于2013年9月10日转帐6笔100万元、2014年4月21日转帐65万元，在双方对利息进行结算后形成。对张立新陈述邢恩强于2014年9月25日偿还利息151400元的事实结合双方的转账，在同日及前后邢恩强向张立新有多笔转账，无法证实此款为邢恩强偿还前述100万元借款的利息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张立新与邢恩强自2010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相互有资金转帐往来。自2011年6月29日至2015年1月15日张立新共向邢恩强转帐55笔，计款1516.83万元；其中有张立新于2012年12月24日向邢恩强转账60万元、2013年9月10日向邢恩强转帐6笔100万元、2014年4月21日向邢恩强转帐65万元、2014年5月5日向邢恩强转账80万元、2015年1月7日向邢恩强转账150万元。自2010年8月4日至2015年9月22日邢恩强共向张立新转帐123笔，计款1726.7072万元；2015年6月10日邢恩强为张立新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借条今欠张立新现金290万元（贰佰玖拾万元）利息2分月一个月内付款邢恩强2015.6.10号”。2015年7月29日邢恩强为张立新书写借条一份，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张立新现金200万元（贰佰万元整）到8月10号之前还清邢恩强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12号邢恩强以沧州汇昌管件制造有限公司法人名义，出具担保凭证，内容为“以上6月10号借张立新2**万元现有沧州汇昌管件制造有限公司做担保抵押，之本月底还清150万元，余款令行商议还款日期法人：邢恩强沧州汇昌管件制造有限公司盖章”。张立新依据2010至2015年转帐中于2012年12月24日向邢恩强转账60万元、2014年5月5日转账80万元、2015年1月7日转账150万元，及邢恩强在2015年6月10日为张立新出具的借条“借条今欠张立新现金290万元（贰佰玖拾万元）利息2分月一个月内付款邢恩强2015.6.10号”、沧州汇昌管件制造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出具的担保凭证，于2015年9月3日以邢恩强、沧州汇昌管件制造有限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庭审中张立新认可邢恩强分别于2015年8月12日还6000元、9月2日还10000元、9月5日还44000元、9月10日还200000元、9月17日还60000元、9月18日还90000元共计410000元、请求二被告偿还借款余款2687160元及利息。邢恩强在此案出庭时也对向张立新借款290万元借据及欠款290万元事实予以认可，但辩称：“一、在为张立新书写290万元借条后又偿还了一部分，但偿还具体数额记不清，需要提供银行流水。二、担保凭证系在张立新威逼下书写。”，但邢恩强未能向法庭提供证据。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2015）盐民初字第2073号民事判决，判决邢恩强偿还张立新借款本金2678977元及利息，沧州汇昌管件制造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驳回张立新的其他请求。判决书送达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现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8月9日张立新依据2013年9月10向邢恩强6笔转帐100万元、2014年4月21日向邢恩强转帐65万元，及邢恩强于2015年7月29日所写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张立新现金200万元（贰佰万元整）到8月10号之前还清邢恩强2015年7月29日”提起诉讼，请求邢恩强偿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赵秀珍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2017）冀0925民初2278号民事判决，判决邢恩强、赵秀珍偿还张立新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邢恩强、赵秀珍均不服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2018)冀09民终1859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事实认定不清为由裁定撤销(2017)冀0925民初227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 另查明，邢恩强与赵秀珍系夫妻关系。2010年至2015年期间张立新存在向邢恩强供应煤及邢恩强向张立新转帐中存在支付煤款的事实。同时邢恩强向张立新转帐中存在偿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事实。但无法确定各笔转帐的具体性质及相应的数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为：1、张立新与邢恩强之间是否存在借款的合意，如存在借款的合意，涉案借款200万元张立新是否已向邢恩强实际交付；2、200万元借条如何形成的，张立新原向邢恩强转帐：2013年9月10日向邢恩强6笔转帐100万元、2014年4月21日向邢恩强转帐65万元与此借条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是否系原转帐结算本息后形成；3、赵秀珍是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对于本案的第一个焦点，张立新与邢恩强之间是否存在借款的合意：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与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张立新对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有邢恩强署名的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张立新现金200万元（贰佰万元整）到8月10号之前还清邢恩强2015年7月29日”，该借条经庭审调查，邢恩强对此借条内容予以认可，承认确系自己为张立新所书写。故对此借条存在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应予以认定，由此可认定张立新与邢恩强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对于涉案借款张立新是否已向邢恩强实际交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张立新主张其与邢恩强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其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及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张立新已经提供了邢恩强为其书写的借条以证实其与邢恩强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关于借款的交付问题，张立新仍应继续负举证证明的责任。对此张立新主张此借条系于2013年9月10日向邢恩强6笔转帐100万元、2014年4月21日向邢恩强转帐65万元，系邢恩强为他人所借，当时均约定有利息及分别写有借条，系在邢恩强结算部分利息后将原条收回撕掉重新写的总借200万元的借条形成。邢恩强对此予以否认，并明确否认涉案借款的真实性，并称该200万元借条系在酒后受张立新哄骗所写，张立新也根本未实际出借此借款。经查张立新关于上述借款对外出借理由与原审时不一致，双方对借条形成过程的陈述各执一词，各方对对方的陈述均予以否认，但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各自对借条形成过程的陈述的真实性。 对于本案的第二个焦点问题：200万元借条与原2013年9月10日、2014年4月21日各转账100万元、65万元的关联性及是否系原转帐结算本息后形成问题。1、虽然邢恩强于2015年7月29日为张立新书写的200万元的借条属实，该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张立新现金200万元（贰佰万元整）到8月10号之前还清邢恩强2015年7月29日”。从借条内容显示双方约定了借款数额、还款期限，但仅凭此借条难以得出该借条中200万元与原张立新分别于2013年9月10日向邢恩强转帐6笔100万元、2014年4月21日向邢恩强转帐65万元的关联性。2、张立新凭此前100万元、65万元的转帐以证明200万元借条的借款已经向邢恩强出借，结合本案查明双方在2013年9月10日、2014年4月21日各转账100万元、65万元的前后及期间均发生数笔转账资金往来的事实，张立新虽然主张此200万元借条系在前述转帐基础上与邢恩强结算利息后邢恩强将原借条收回撕掉形成，但邢恩强予以否认，张立新未能提供证据，无法确定该100万元、65万元转账与200万元借条具有对应的关联性。3、本案中张立新与邢恩强之间自2010年至2015年间存在长期的、大量的、相互频繁的资金转帐关系，张立新向邢恩强转账的最后日期为2015年1月15日，之后邢恩强又陆续向张立新转账数笔至2015年9月22日。期间2015年6月10日邢恩强为张立新书写290万借条一张，内容为“借条今欠张立新现金290万元（贰佰玖拾万元）利息2分月一个月内付款邢恩强2015.6.10号”。从该借条内容显示“今欠张立新现金290万元”实为欠条，而欠条通常是由于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因自身原因未能按期偿还而向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结算结果。结合双方之前大量资金相互转帐及邢恩强对此290万元欠款存在予以认可的事实，可以确定此借条系2015年6月10日双方对尚欠债务金额的确认。本案中200万元借条系邢恩强于2015年7月29日为张立新书写，该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张立新现金200万元（贰佰万元整）到8月10号之前还清邢恩强2015年7月29日”。从此借条内容分析，“今借”通常可理解为对现在或未来生效的借款合同的约定，仅凭此借条难以得出200万元是邢恩强尚欠张立新2**万元债务数额的确认。同时张立新据以主张向邢恩强履行出借借款的2013年9月10日、2014年4月21日的两次转账100万元、65万元发生于290万元的欠条形成之前，而邢恩强于2015年7月29日为张立新所写200万元借条发生于290万元欠条形成之后，无法确定2013年9月10日、2014年4月21日的两次转账100万元、65万元与本案200万元借条的关联性。张立新以其发生于结算前的几笔转账，作为履行向邢恩强出借200万元借款的证据不足。4、张立新自述称：2013年9月10日、2014年4月21日的两次转账100万元、65万元系基于担心直接借与邢恩强的亲戚偿还能力问题而只同意向邢恩强出借并由邢恩强出具借条；在2015年7月20日左右张立新陈述看到有人到邢恩强汇昌公司堵门要帐而担心后怕后，让邢恩强将前述两次转帐及利息结算形成200万元借条。而2015年8月12日邢恩强为张立新书写的用汇昌公司进行担保的担保凭证中，仅是对原2015年6月10日290万元欠款的担保，担保中未提及200万元借条借款。事实上邢恩强在为张立新书写200万元借条时已经不能按期偿还290万元欠条的欠款，在邢恩强丧失偿还能力情况下，在后来的担保中未能对此前200万元借条予以提及，有违常理；且与张立新前述此200万元借款系邢恩强实为他人担保所借最终应由实际借款人偿还，同时又称基于担心直接借与邢恩强的亲戚偿还能力问题而只同意向邢恩强出借并由邢恩强出具借条的理由不符。对于本案的第三个焦点问题：赵秀珍是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赵秀珍与邢恩强虽系夫妻关系。但邢恩强为张立新所写本案200万元借条上没有赵秀珍签字，非基于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形成；同时张立新主张本案200万借款系邢恩强为他人所借，可见该借款如果真实存在，也非用于邢恩强、赵秀珍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张立新也没有提供应由赵秀珍承担偿还责任的其他证据。故依据《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张立新主张由赵秀珍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民诉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同时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张立新作为贷款人主张由借款人邢恩强承担偿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有责任举证证明其已向借款人邢恩强提供借款，张立新对此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但如前所述张立新提供的证据不足，不能形成统一的封闭的证据链条，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来证实其已经向邢恩强实际交付200万元借款及2013年9月10日、2014年4月21日的两次转账100万元、65万元与200万元借条形成的关联性，张立新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张立新主张由赵秀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对张立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张立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张立新负担。 二审审理查明：根据张立新与邢恩强双方提供的银行转帐明细，对各方转出、转入款项的帐户、时间、数额核对，双方资金相互转帐往来期间发生于2010年至2015年间。在该期间：张立新自2011年6月29日至2015年1月15日共向邢恩强转帐55笔，计款1518.83万元；邢恩强自2010年8月4日至2015年9月22日共向张立新转帐123笔，计款1726.7072万元；对该事实双方在二审庭审中均认可。只是上诉人张立新认为期间其还向被上诉人邢恩强支付过六笔款项共计251万元，该六笔均是从张立新账户中取出款项直接在银行存入邢恩强的银行卡中，即：第一笔是2010.7.31张立新盐山农业分行柜台折子支付给邢恩强款项40万元（有序号为62ｃｊ0096，张立新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山县支行账号50×××49取款40万元,；序号62ｃｊ0097,邢恩强在该行卡号62×××17银行卡存款40万元凭条为证），第二笔2010.8.15张立新在盐山农业分行柜台折子支付给邢恩强款项20万元（（有序号为62ｃｏ0055，张立新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山县支行账号50×××49取款20万元,；序号62ｃｏ0056,邢恩强在该行卡号62×××17银行卡存款20万元凭条为证）），第三笔2011.4.20张立新盐山农业分行柜台折子支付给邢恩强款项50万元（有序号为62ｃｊ0065，张立新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山县支行账号50×××49取款50万元,序号62ｃｊ0066,邢恩强在该行卡号62×××17银行卡存款50万元凭条为证），第四笔2011.7.19张立新盐山农业分行柜台折子支付给邢恩强款项30万元（有序号为62ｃｚ0085，张立新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山县支行账号50×××49取款30万元,序号62ｃｚ0086,邢恩强在该行卡号62×××17银行卡存款30万元凭条为证），第五笔2011.7.24张立新盐山农业分行柜台折子支付给邢恩强款项90万元（有序号为62ｃｊ0128，张立新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山县支行账号50×××91取款90万元,序号62ｃｊ0129,邢恩强在该行卡号62×××17银行卡存款90万元凭条为证），第六笔2012.4.18张立新盐山农业分行柜台折子支付给邢恩强款项21万元（有序号为62ｃｊ0104，张立新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山县支行账号50×××49取款21万元,序号62ｃｊ0105,邢恩强在该行卡号62×××17银行卡存款21万元凭条为证）。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200万元借条系邢恩强于2015年7月29日为张立新书写，该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张立新现金200万元（贰佰万元整）到8月10号之前还清邢恩强2015年7月29日”。从此借条内容分析，“今借”通常可理解为对现在或未来生效的借款合同的约定,同时张立新据以主张向邢恩强履行出借借款的2013年9月10日、2014年4月21日的两次转账100万元、65万元发生于290万元的欠条形成之前，其主张也与欠条上注明的“现金”二字的字面意思相悖。并且，本案案涉借条形成于2015年7月29日,而290万元欠款的欠条形成于2015年6月10日，而已经生效的盐山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的（2015）盐民初字2073号民事判决书，在其第二页认定事实部分明确表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原告张立新、被告邢恩强自2012年12月24日起一直保持借贷关系，截止2015年6月10日，被告邢恩强共计欠原告张立新本金290万元……。”;在该判决书第一页张立新诉称部分，张立新自认“二被告将上述利息付清后，于2015年6月10日被告共计欠原告借款290万元，……。”也就是说，已生效的法院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截止到2015年6月10日，邢恩强共欠张立新2**万元，而从2015年6月10日后至2015年7月29日止，张立新并没有向邢恩强转过款项。故此，本院认为，张立新与邢恩强虽有借200万元款项的合意，但张立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已向邢恩强支付了该款项，故此一审法院驳回张立新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张立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常秀良 审判员  李 霞 审判员  付 毅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