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84民初694号 原告：李华斌，男，196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韬，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容，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现代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群众路新**。 法定代表人：范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思，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四川省互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宏业大道北段**。 法定代表人：彭荣富,职务不详。 第三人：成都市互利达实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桂溪街道办事处临江村**/div> 法定代表人：彭荣富,职务不详。 第三人：彭荣富，男，196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现于四川省南充市川中监狱服刑。 第三人：简小勇，女，196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第三人：马昌明，男，196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沐川县。 原告李华斌与被告成都市现代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农担公司）、第三人四川省互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利达生物公司）、成都市互利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简小勇、马昌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后，于2019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华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韬、陈建容，被告现代农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思及第三人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简小勇、马昌明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华斌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蜀都公证处)作出的(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403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131号执行证书；2.确认案涉成农担信(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无效；3.现代农担公司及第三人互利达生物公司、彭荣富赔偿李华斌因执行程序而造成的差旅费、律师费等损失暂300,000元；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现代农担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现代农担公司于2015年向崇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程序，要求李华斌、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简小勇、马昌明等支付其代偿款、违约金及资金占用利息、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执行标的为10,833,784.8元。现代农担公司执行申请书称：2013年12月1日，互利达生物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临港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受互利达生物公司委托，现代农担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马昌明、李华斌则与现代农担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彭荣富、简小勇与农担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对农担公司提供反担保。上述反担保合同经蜀都公证处办理了公正并赋予强制执行力。现因互利达生物公司未偿还银行借款，现代农担公司代为清偿，故提起强制执行程序要求李华斌、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简小勇、马昌明支付其代偿款、违约金、资金占用利息和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李华斌认为现代农担公司所陈述的情况以及其向人民法院所提供的(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403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所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公证文书存在多处违法情形。在公证程序的办理及成农担信字(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的签订中，现代农担公司与互利达生物公司、彭荣富涉嫌恶意串通损害李华斌合法权益等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因而该份担保合同应为无效合同，相应（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403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不应得到执行。故，提起诉讼。 现代农担公司辩称，一、应驳回李华斌不符合确权之诉的诉讼请求。因为李华斌三个诉讼请求涉及了三个法律关系，适用的法律和归责原则各不相同，不应当一并审理，法庭应向李华斌释明后择一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指出：“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不属于主从关系的，则以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中，李华斌的第一个诉请，《公证文书》是公证处作出，应当属于其与公证处的法律关系，现代农担公司并不是适格主体。第三个诉请是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不应当在确认之诉中提出，李华斌诉请现代农担公司及互利达生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没有明确各自的赔偿范围，属于诉请不明确；其次，李华斌主张的损失是执行中产生的，法律规定的赔偿损失应该是确认合同无效后产生的损失，在本案中现代农担公司并没有实际执行李华斌的财产，因此李华斌没有实际损失。本案案由为确权纠纷，对于与确权之诉无关的法律关系诉请应予以驳回。李华斌第三项诉请要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承担责任的主体的诉讼地位应为现代农担公司；其次，李华斌诉请现代农担公司及互利达公司承担责任，没有写明是承担按份责任、补充责任还是连带责任，属于诉请不明。最后，李华斌未能提出损失的法律依据与实际发生的金额证明依据，不应当支持。二、现代农担公司提出的证据足以证明李华斌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农担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委托保证合同以及与李华斌签订的《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证明李华斌具有对互利达生物公司990万元范围内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义务。《最高额信用担保合同》是李华斌本人签名，合法真实有效，对此李华斌在此前的司法程序中予以认可，且其未能提供证明其签名不真实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现代农担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履行代偿通知书、代偿银行凭证、解除担保责任通知，证实现代农担公司对互利达生物公司实际承担了共计9,658,445.85元本息的担保责任。因此，现代农担公司具有根据《最高额担保合同》向李华斌主张反担保责任的事实依据。现代农担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强制执行公证文书及公证复查决定书，证明李华斌自愿赋予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现代农担公司向法院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合法有据。双方在执行异议与复议程序中，已经两级人民法院审查该公证文书的合法性与真实性。现代农担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崇州法院与成都中院针对本案争讼事实与公证程序而出具相关法律文书，证明公证程序的合法性、公证债权文书的真实性以及本案的相关事实已经法院权威认定。三、李华斌提交的彭荣富陈述李华斌未到公证现场的笔录证明，因具有利害关系且为言词孤证，不具有证明力，更无法推翻公证的证明效力。因为：第一，根据担保法及司法解释，担保人为主债务人清偿债务，实际履行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享有对主债务人的追偿权。本案中，李华斌是担保人，彭荣富为主债务人。担保人的财产是否被执行，直接关系到主债务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彭荣富的陈述不应当采信。第二，彭荣富的陈述是言词证明，在没有其他书证或物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公证机关是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其作出的公证文书以及相关事实陈述是公平公正的。公证的证明效力高于其他一切证据形式，除非确有有力证据证明公证的错误性，否则不应当被否定。四、李华斌对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李华斌诉请合同无效的理由为互利达生物公司与彭荣富恶意串通损害李华斌合法权益，但对此李华斌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依据，仅凭主观臆想和非法律逻辑推脱应负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我方认为，李华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辩称，贷款肯定是存在的，反担保抵押合同期限5年的原因是房屋抵押登记费时长且费用高，所以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就签了5年，马昌明、李华斌在再次续贷990万元时就已经不是互利达生物公司股东，李华斌对第一次贷款990万元且已经还贷的这笔金额承担担保合同，但是2012年的反担保合同，因李华斌已经不是互利达生物公司股东，所以2012年反担保合同与李华斌无关。在第一次贷款时会签订最高额反担保合同，且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的签订时间与我办理房产抵押时间一致。 简小勇未到庭发表辩论意见。 马昌明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提交答辩状称，一、互利达生物公司原股东马昌明占股0.3%，李华斌占股3%，两人于2012年4月份实际退出互利达公司。马昌明于2012年4月20日取得跟互利达公司法人代表彭荣富的《厂房出租合同》，开始筹建“成都市山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2年10月12日取得公司“营业执照”。2012年10月9日，马昌明又与彭荣富签了一份退股的“补充协议”。所以，马昌明、李华斌二人不可能在己经退出公司后又于2012年10月17日去参与彭荣富的“贷款”事情，何况二人在互利达生物公司占极为少数的股份，没有任何动机要为互利达生物公司做“5年期”最高额信用反担保。二、互利达生物公司成立于2009年，由于公司一直缺少足够的流动资金，实际生产经营时间只有2年（即：2010年-2011年）。在这期间，马昌明、李华斌作为公司“股东”，多次参与并协助法人代表彭荣富去各家银行办理贷款业务，主要是在彭荣富给我们的贷款资料上签字，多数是空白资料。2012年10月，互利达生物公司向“双流县农商银行”贷款990万元，并于2013年10月到期归还了该笔贷款。2013年11月，互利达生物公司法定代表人彭荣富为了继续取得银行贷款，同担保公司经办人员“刘丛喜”一起，用有“马昌明、李华斌”空白签字页的资料做成了《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再经过蜀都公证处公证员卞某、记录员“假陈某”，违法违规（没有通知马昌明、李华斌到场）进行公证，从而取得了蜀都公证处的（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403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彭荣富也再次获得了“双流县农商银行”第二笔贷款990万元。该笔贷款2014年11月到期后，彭荣富拒绝还贷。2015年，崇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遂冻结了马昌明、李华斌个人名下财产，要求两人承担该笔贷款的赔偿责任。三、关于成农担信字(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甲方是现代农担公司，乙方是互利达生物公司，丙方是马昌明、李华斌等，该合同除了在独立的签字页有马昌明、李华斌的签字外，其他重点内容地方以及骑缝处都没有两人的签名盖章，合同的日期也不是两人所写，合同的甲方、乙方均有骑缝章，唯独没有丙方的骑缝章。由此证明，当初所谓的5年期最高信用反担保这件事情，我们丙方作为单独法律主体，是不知情的。这份价值990万元的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竟然没有我们的骑缝章，只能说明他们不敢让我们知道，否则我们不可能签这份合同，这也与合同法规定的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自愿签定合同的原则相违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40、41条关于格式条款合同的解释，由于该合同没有马昌明、李华斌的骑缝章，再次说明我们对合同内容不知情且该合同只对甲方、乙方有效，对丙方无效。并且，到底是2011年还是2012年，不同单位出据的合同出现不同的日期，明显有被篡改痕迹。反担保合同和公证材料里不止出现一次年份错误。如果说是笔误，我们可以此主张作废，重新签订。多份文件出错，就是假的。由此可见，此合同包括公证材料上的日期问题，是利益方拿之前签订的合同的签字页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拼接而成，严重违法。四、蜀都公证处的《14033号强制执行公证书》的公证程序违法。经过我们多次去蜀都公证处查阅《14033号强制执行公证书》产生的公证材料，发现虽然很多材料上都有“马昌明、李华斌”的“签名”，但是，这些公证材料存在大量的问题：公证材料的产生日期明显不对，《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谈话日期是“2011年10月17日”，《缓出申请》、《公证事项受理通知》及《反担保合同》（公证处版）签署时间均为“2011年10月17日”说明：《14033号强制执行公证书》产生的“公证材料”大部份是用互利达生物公司2011年贷款时的有“马昌明、李华斌”签名的材料拼凑而成的；公证材料的公证目标不明：查阅《14033号强制执行公证书》产生的“公证材料”，通篇没有看到是在针对担保期限长达5年的《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进行“谈话笔录”。不明确到底是在针对什么时间签定的什么合同进行“公证”。就算“马昌明、李华宾”两人签名属实，也不能将过去的“公证材料”用于这份《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的公证。由此说明：“谈话笔录”含糊其词，没有明确指明所要公证的内容就是这份担保期限长达5年的《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被公证的双方主体不明，从《公证申请表》、《缓出申请》、《公证事项受理通知》、《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等公证材料上看出，除了有“马昌明、李华斌”等人的签名外，整个公证过程中，没有担保公司的“委托书”，也没有担保公司的“公章”。而且，担保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刘丛喜”的签名并不是本人所签。因此，这些所谓的“公证材料”就是本案实际受益人“彭荣富”将过去的有“马昌明、李华斌”签名的贷款材料伙同“假刘丛喜”或者受真刘丛喜指派与公证处公证员卞某、记录员“假陈某”勾结，并违法违规进行公证，从而产生了《14033号强制执行公证书》。五、《14033号强制执行公证书》材料中显示，产生于2012年9月10日《股东会决议》的签名，明显不是我们所写。是有人伪造了我们两人的签名。而这份文件上却有“审核人：卞某”的亲笔签名，并盖有条形章，注明内容是“该复印件与原件相附”，日期是2012年10月17日。如果当事人“马昌明、李华斌”当天在场参与公证，这份假的“股东会决议”又怎么会当着我们的面被卞某“确认”为“与原件相附”，这也是我们不在现场“当面公证”的有力证据；根据崇州市法院2018年8月8日向蜀都公证处公证员陈某进行调查询问，陈某向法院证明2012年10月17日，由他和卞某两人亲自到场对“马昌明、李华斌、刘丛喜等”进行公证，我们都出示了身份证明文件等等。但是，从陈某在法院询问笔录上的签名明显看出这个真的“陈某”与“公证谈话笔录”上的“记录员陈某”签名根本不是同一人所签，因此，2012年10月17日，真实“陈某”并没有到现场参与“公证”。如果本人在场，那就不会“当着我们的面”让别人伪造他自己的签名。 李华斌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 一、李华斌、现代农担公司、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简小勇和马昌明的身份信息，拟证明本案当事人各方的主体资格。 现代农担公司对李华斌出示的该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李华斌出示的该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 二、崇州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川0184执异19号裁定书及成都中院执行裁定书（2018）川01执复373号裁定书，拟证明李华斌本次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公证文书当中的基础法律关系和与事实不符的实体问题进行审理。 现代农担公司对李华斌出示的该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成都中院执行裁定书第12页1-5行中，李华斌与马昌明是当庭认可2012年10月17日到现代农担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合同。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 三、1.三份《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该三份合同来源不同，第一份签字处时间2012年10月17日，日期有篡改的痕迹；第二份合同是从公证处调取的，明确显示现代农担公司与互利达公司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第三份合同在签字处明确现代农担公司是2011年10月17日，抵押物清单上现代农担公司公司盖章处也是2011年10月17日；拟证明该份合同的真实签订时间不是在2012年10月17日，2012年李华斌未签订《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真实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10月17日，针对的贷款也是2011年990万元的贷款，三份合同现代农担公司与互利达生物公司均加盖了骑缝章，但李华斌没有加盖骑缝章，且担保合同的核心内容也没有加盖手印，所以合同封面与内容不是匹配的，该份反担保合同是现代农担公司与互利达生物公司恶意串通的结果，所以李华斌不应承担5年期担保。 2.2011年10月17日的公证事项受理通知单送达回执和2011年10月17日《缓出申请》,拟证明李华斌与现代农担公司于2012年10月17日为就《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向蜀都公证处申请过公证事项。同时现代农担公司在申请人处并未加盖公章，也能证明2012年10月17日李华斌与现代农担公司未做过公证申请事项。 3.2011年10月17日的《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谈话日期处是2011年10月17日，当事人签名处是2011年10月17日，现代农担公司未加盖公章。拟证明李华斌与现代农担公司于2012年10月17日未就《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向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过公证事项；谈话笔录中没有关于五年期限最高额担保内容解释，也能证明2012年10月17日李华斌与现代农担公司未做过5年期限的公证事项。陈某的署名是伪造的，没有加盖现代农担公司公司印章，材料中出现的刘丛喜签字是不认可的，并且没有委托材料，没有申请人的签字、盖章、捺印，结合签字日期及公证员的笔录，李华斌没有参与过公证，不是李华斌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陈某表示没有参与整个公证过程，也没有解释清楚公证的注意事项，没有尽到释明义务。 4.2018年8月8日，崇州市人民法院对公证员陈某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询问笔录中陈某的签名与谈话笔录中的字迹明显不同，同时证明根据陈某的陈述未对担保事项、法律后果向担保人释明。 5.2018年8月23日，崇州市人民法院对邓福伟（互利达实业公司的会计）的询问笔录及2018年8月30日，崇州市人民法院对彭荣富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无论从哪份笔录都能反映2012年签订合同时马昌明没有到场，且案涉公证员没有到场，从邓福伟的笔录可以看出两个互利达公司是一年一贷，出现五年期的贷款原因是为了用彭荣富的房子做担保，因为房子做担保是五年期，所以最高额担保合同是五年，体现了现代农担公司与彭荣富的主观恶意。 现代农担公司对李华斌出示的该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1.李华斌主张的第一个理由关于日期的问题，可以在《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第一条最高额信用反担保范围：反担保的债权为2012年10月10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因此，反担保的内容及日期是明确的，至于什么时候签订的并不影响《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的效力，现代农担公司将提供证据证明该日期是笔误。在合同签署页明确了签订的地址为现代农担公司的地址。针对李华斌陈述的签字页是替换的另外的合同，但李华斌没有提供被替换的合同。 2.送达公证书回证李华斌只提交了现代农担公司收到的文书，但没有提交李华斌签收债权文书的回证，但李华斌是签收了的，我方提供的送达回证可以证明，谈话笔录中第一页写明了李华斌在公证处做的担保是最高额信用反担保，且李华斌只签订过一个最高额反担保合同，所以不存在李华斌所说的替换的问题。 3.李华斌提交的彭荣富陈述李华斌未去到公证现场的笔录证明，因具有利害关系且为言词孤证，不具有证明力，更无法推翻公证的证明效力。根据担保法及司法解释，担保人为主债务人清偿债务，实际履行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享有对主债务人的追偿权。本案中，李华斌是担保人，彭荣富为主债务人。担保人的财产是否被执行，直接关系到主债务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彭荣富的陈述不应当采信；彭荣富的陈述是言词证明，在没有其他书证或物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公证机关是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其作出的公证文书以及相关事实陈述是公平公正的。公证的证明效力高于其他一切证据形式，除非确有有力证据证明公证的错误性，否则不应当被否定。邓福伟与彭荣富的笔录有矛盾之处，也不应当采信。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该组证据发标质证意见为：1.对第三组证据，如果是2011年签定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则2012年不会再签最高额反担保合同，我和李华斌是没有一起去签定合同的，应该是2012年第一次贷款，一年期2013年到期归还，2013年续贷，之后就没有归还了。 2.针对公证事项受理通知单、送达回证,这两项我没有收到过。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是打印出来的，手写的地方是空白，我签字是手写的地方是没有填写的，当时是在现代农担公司处签字，可能是和其他人一起去签字的，第一次贷款时签定了5年的担保期限，如果在2011年贷款，则在2012年不会再有李华斌他们签字担保的最高额担保合同，当时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时肯定是跟李华斌他们讲清楚了期限是五年，只有签订了主债务合同，那么肯定是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的，只是记不清签订的具体时间了。 3.针对2018年8月8日的询问笔录公证员可能是没有交代清楚担保事项及法律后果。 4.针对邓福伟的询问笔录及彭荣富的询问笔录，我在还清第一次贷款后续贷，当时李华斌已经不是互利达公司的股东，所以我也没考虑李华斌签字担保的问题。 本院对该组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待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评述。 四、2011年8月25日成都农商银行的电汇凭证及2018年8月30日崇州市人民法院对陈某的询问笔录，拟证明2011年8月25日，互利达生物公司向成都农商银行贷款，且是一年期的贷款，李华斌于2011年办理的手续是为该笔借款作反担保；同时公证员陈某的询问笔录证明2011年是办理有反担保合同，合同中未载明担保期限，51号合同也未存档。 现代农担公司对李华斌出示的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李华斌出示的2011年另外一笔贷款担保的相关手续，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李华斌关于以该组证据中的合同的签字页替换了本案中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的签字页的主张，李华斌未提供被替换材料，且无法进行比对。因此其提出的恶意串通、拼凑均是其主观意断。在本案中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中签署地点是现代农担公司，其举证的农商银行的贷款材料与现代农担公司无关，而本案中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签字页明确载明合同的签订地点是现代农担公司，因此，两份合同不可能存在替换情形也替换不了。因为李华斌与农商银行的贷款是自行进行的，其签订地不可能是在农担公司，因此，李华斌出具的该份担保合同不存在替代或拼凑的可能性。且李华斌主张拼凑，替换合同签署页最起码应该提供替代或拼凑的合同文本。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该组证据发标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为2011年8月25日转款凭证，如果是2012年贷款未还，则最高额担保合同应在2011年签订。 本院对该组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和证明力待本院认为部分加以评述。 互利达实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互利达生物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拟证明李华斌在2012年9月份未签股东会决议，互利达生物公司贷款这笔款根本没有告知马昌明与李华斌，第三人互利达实业公司伪造股东会决议与现代农担公司恶意串通。该份文书是2011年做的，但内容居然是2012年的事件。 现代农担公司对李华斌出示的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李华斌没有提供该证据原件，在事实层面上，李华斌主张其签字的笔迹系伪造，但未提供任何的笔迹鉴定等证据加以证明。且不论李华斌是否签署股东会决议，公司内部的决议并不影响《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的真实合法有效性。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该组证据发标质证意见为：两份股东会决议，对于已还的贷款，李华斌还是股东时，则就有他的签字，李华斌不是股东时就没有他的签字。 本院对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六、2015年2月15日，现代农担公司填写的公证申请表、蜀都公证处公证受理通知单回执、办理公证事项告知书、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和蜀都公证处公证书送达回执，拟证明现代农担公司向公证处申请公证均是加盖现代农担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而2012年所有的申请公证的文件中均无现代农担公司公章，2012年10月17日李华斌与现代农担公司未办理过公证事项。 现代农担公司对李华斌出示的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作为合同主体，法人只需要公司盖章公章即生效，是否有法人章或其他的手续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在2012年的公证文书中没有法人印章并不影响公证书的有效性。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该组证据发标质证意见为：该证据彭荣富并不知情。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关联性和证明力待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评述。 七、委托代理合同，拟证明损失的构成。 现代农担公司对李华斌出示的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请求权基础有问题，因为合同有效，所有该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该组证据表示并不清楚。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 简小勇、马昌明未出庭对李华斌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 现代农担公司为支持辩解理由提供以下证据： 一、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委托保证合同、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拟证明李华斌具有对互利达生物公司990万范围内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义务。最高额信用担保合同是李华斌本人签名，合法、真实有效，对此，李华斌在此前的司法程序中予以认可，且其未能提供证明其签名不真实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李华斌对现代农担公司出示的该组证据认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委托保证合同该三份证据李华斌均没有参与，没有李华斌签字，不能以该证据认定我方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该证据可以看出在马昌明和李华斌签名处日期的明显更改，且现代农担公司对此始终没有合理解释。其对合同签订地的说法，我方认为签订地仅是打印在合同之中，不能当然认定其即为合同真实签订地。该证据恰能证明我方的主张，即合同存在疑点。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现代农担公司出示的证据认为，四份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未还的贷款是2013年借的，最高额抵押时间与房产抵押时间是一致的，最高额反担保是在现代农担公司签的，李华斌的签字我不清楚。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二、借据、代偿凭证、解除担保责任通知书，拟证明现代农担公司对互利达生物公司实际承担了共计9,658,445.85元本息的担保责任。因此，现代农担公司具有根据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向李华斌主张反担保责任的事实依据。 李华斌对现代农担公司出示的该组证据认为，李华斌该组证据的情况不了解，且没有原件，对“三性”不予认可。其与互利达实业公司的担保不能推定李华斌应承担担保责任。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现代农担公司出示的证据认为，对其“三性”无异议。 本院对该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 三、公证执行证书、公证复查决定书、公证处出具的对委托保证合同，最高额信用担保合同、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进行公证的一系列手续，证明李华斌自愿赋予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现代农担公司向法院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合法有据。双方在执行异议与复议程序中，已经两级人民法院审查该公证文书的合法性与真实性。针对公证申请书载明的日期是2012年10月17日，李华斌作为申请人进行签名，且公证事项也为本案所涉及的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在公证事项受理通知回执也是载明申办了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公证事项，李华斌予以签字确认。在公证处公证告知书中告知时间为2012年10月17日，李华斌签字确认。在公证处谈话笔录载明，李华斌对申办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进行公证。对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送达公证书回证李华斌于2013年1月5日进行签字确认收到该公证书。在公证处2012年12月4日对前述公证事项收取2000元公证费用的发票证明，李华斌签署的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的真实性以及办理公证事项的真实性。 李华斌对现代农担公司出示的该组证据认为，1.该证据仅是蜀都公证处做出，不是对相关的事实、问题和法律关系的有效的认定，所以不具有认定事实的法律效力。同时，鉴于本案中蜀都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存在重大瑕疵，其对自身行为的复查显然不应当作为结论使用。关于公证申请表、送达回执、告知书等，与我方证据相同的正好能证明我方观点，且在该证据中，现代农担公司一直不能正面的说明公证文书材料中所出现的2011年的缘由。因此，该份文书本身不能作为李华斌知晓082号信用反担保合同依据。从上述材料中我们能够更加明确看出整个公证材料确实没有申请人无论是公章、法人章或是委托代理人，上述材料中虽然均有刘丛喜的字样出现，但所有刘丛喜签名与材料中的其他人签名规格字样大小及书写方式都有明显的区别，且，其签名往往出现在材料的最角落或非常不显眼处，他是唯一一个签名没有加盖手印的，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该签字明显是在之后完成的，且，通篇材料没有刘丛喜的授权，因此，我们认为2012年的公证，其民事法律行为都不完整，具有重大瑕疵，该行为是否有效，合议庭应当予以重点评判。对方认为在上述材料中均出现了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字样，并据此认定本案082号反担保的真实存现，我方认为公证材料中的最高额信用反担保与本案082号信用反担保并不具有一致性，这从李华斌所列举的多处疑点均可证实。 2.现代农担公司主张在公证申请书中载明有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字样，故李华斌一定签署过最高额信用反担保的主张不成立。因为，现代农担公司与互利达实业公司、互利达生物公司还签订有一份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不能推断申请书中所载明的信用反担保就推定李华斌一定知道案涉信用反担保合同的内容。因为李华斌和马昌明贷过一笔款签过字，因为时间久远他们以为是2012年，但根据调查出的转账凭证，实际贷款时间是2011年8月，李华斌也是2011年去签订的。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现代农担公司出示的证据表示其记不清楚最高额反担保是否做了公证。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四、崇州市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川0184执异19号、成都中院执行裁定书（2018）川01执复373号，证明公证程序合法性、公证债权文书的真实性以及本案的相关事实已经法院权威认定。 李华斌对现代农担公司出示的该组证据的三性无意义。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仅是对本案公证的程序审查，其审查的标准为公证债权文书若干规定的第12条，而本案审查所依据的标准应当为22条所列明的四种情况，因此，这是两个不同的程序。同时，李华斌与马昌明的陈述只是基于回忆所作出，难免存在与事实上的差异，因此，我方认为应当以现有的证据作出评判。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该组证据未发表意见。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马昌明向本院出示以下证据：1.成都市山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2.《关于“马昌明退出互利达生物科技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3.《厂房出租合同》，拟证明马昌明在2012年10月17日前已经不是互利达生物公司的股东，已与互利达生物公司脱离关系。 李华斌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上述三份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该组证据也证明李华斌于2012年8月不再是互利达生物公司股东，在该时间后李华斌不会为互利达生物公司提供担保，同事也证明2012年9月的《股东会决议》上李华斌的签名不是其本人书写。 现代农担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马昌明没有提供上述证据原件，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从证据内容看，与本案诉争事实和李华斌的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 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对上述证据未发表意见。 本院对该组证据中的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补充协议和厂房出租合同，因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现代农担公司与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马昌明、李华斌、简小勇分别于2013年11月15日和2012年10月17日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委托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反担保合同》、《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22544号、第222545号、第14032号、第14033号、第1403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上述合同约定：现代农担公司同意为互利达生物公司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临港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临港支行）申请的贷款人民币990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3年11月15日至2014年11月14日）提供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及期间与现代农担公司和农商银行临港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成农担保字【2010】023、024号）中约定的保证范围及期间一致。为保证农担公司债权的实现……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马昌明、李华斌自愿为互利达生物公司在2012年10月10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向债权人申请的本金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990万元的主债务提供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对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合同中特别约定：合同经公证后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马昌明、李华斌、简小勇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 农商银行临港支行根据2013年11月15日与互利达生物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成农商双临公流借20130099】的约定，于2013年12月1日向互利达生物公司发放了贷款人民币990万元整。贷款到期后，互利达生物公司并未履行还款义务。现代农担公司根据2013年11月15日与农商银行临港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担保公司编号：成农担保字（2013）053号，银行编号：成农商双临公保20130100号】的约定，承担了担保责任，于2015年1月30日为互利达生物公司向农商银行临港支行偿还了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9,658,445.85元。 2015年2月15日，现代农担公司向蜀都公证处申请出具其与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马昌明、李华斌、简小勇签订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委托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反担保合同》《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的执行证书。2015年3月4日，蜀都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131号】，现代农担公司可持本证书及原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代农担公司依据上述执行证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5年8月3日，本院依据具有强制执行力的（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131号执行证书，作出（2015）崇州执字第628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马昌明、李华斌、简小勇收到本通知后三日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本案执行费。否则，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018年6月8日，本院受理李华斌和马昌明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并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川0184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李华斌、马昌明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131号执行证书的申请。李华斌和马昌明不服该裁定，向成都中院提出复议。成都中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川01执复37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李华斌、马昌明复议申请，维持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4执异19号执行裁定。该生效执行裁定关于公证案卷材料内容查明的事实有：《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公证告知书》载明内容，1.当事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略）2.当事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略）。同时在当事人签名处的上方以醒目字体标示：请仔细阅读上述内容，如有不明白之处可要求公证员为你解释；如你不识字可要求公证员为你宣读。如你已全部知悉上述内容并明白其法律意义、法律后果，请签字确认。该告知书共2页，每一页均有生物科技公司、实业公司印章，彭荣富、简小勇、马昌明、李华斌、刘丛喜签名。告知时间：2012年10月17日，即上述《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签订当日。 《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载明内容，谈话日期：2012年10月17日，谈话地点：现代农担公司会议室，谈话人：卞某，记录人：陈某，当事人：委托担保担保人：现代农担公司，债务人：互利达生物公司，反担保人：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简小勇、马昌明、李华斌。涉及本案的谈话内容：申办公证事项及具体理由，签署合同无欺诈、胁迫行为，合同内容是真实意思表示。主债权金额、期限，反担保方式、金额、范围及保证期间，明确了当事人联系、催收、催告方式和地址，补充对出具《执行证书》前公证处核查内容、方式等内容。其中载明，上述借款主债权金额是人民币990万元整，期限是12个月。该笔录共计4页，每一页均有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印章，彭荣富、简小勇、马昌明、李华斌、刘丛喜签名。 《送达公证书回证》载明，收件人：现代农担公司、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彭荣富、简小勇、马昌明、李华斌，案号：2013内经14031—14034，案由：委托保证、最高额信用反担保、最高额抵押反担保，送达文件：公证书12份，收件日期：2013年1月5日，收件人签名或盖章：彭荣富、简小勇、马昌明、李华斌、刘丛喜、互利达生物公司、互利达实业公司。《四川省成都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载明蜀都公证处收款时间为2012年12月4日。 2018年6月20日，李华斌、马昌明向蜀都公证处提出公证复查申请，要求撤销该处（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22544号、第222545号、第14032号、第14033号、第1403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券文书公证书》和（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131号《执行证书》。2018年6月29日，蜀都公证处作出（2018）川成蜀证复字第13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认为维持（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22544号、第222545号、第14032号、第14033号、第1403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券文书公证书》和（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131号《执行证书》。李华斌、马昌明不服，向成都市公证协会提出公证复查争议投诉，成都市公证协会决定不予受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互利达生物公司与现代农担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李华斌利益的行为，从而导致《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无效。本院对该争议焦点评述如下： 一、关于是否准许李华斌提出的鉴定申请的问题 1.关于李华斌提出对公证申请书、公证事项受理通知单送达回执、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中“刘丛喜”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刘丛喜系现代农担公司的工作人员，现代农担公司已对刘丛喜签字的行为予以确认，因此，刘丛喜在公证申请书、公证事项受理通知单送达回执、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上签名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故，本案中没有必要对刘丛喜的笔迹进行鉴定。 2.关于李华斌申请对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中的谈话笔录内容是否是陈某本人书写和是否为“陈某”本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李华斌提出上述鉴定申请的目的系用以证明陈某并未到公证现场，但陈某是否在公证现场并不是李华斌主张《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即是说，并不因为陈某不在公证现场就必然导致《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无效。陈某是否在公证现场的问题实质是审查公证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而该问题已在成都中院作出的生效的（2018）川01执复373号执行裁定书中进行了明确。故，本案中没有必要对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中的谈话笔录内容是否是陈某本人书写和是否为“陈某”本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3.关于李华斌要求对2012年9月10日《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名处“李华斌”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股东会决议系公司内部的决定，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能对抗公司以外的人。另一方面，鉴定该股东会决议上“李华斌”签名真实与否，也无法判断《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是否有效。也即是说，李华斌申请鉴定的股东为决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 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对李华斌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二、关于李华斌庭审中提出调取证据申请的问题 李华斌在庭审中申请调取成农商双彭公流借20110031号借款的相关材料及公证档案和成农担保字（2011）070号信用反担保合同及（2011）051号保证合同的相关材料。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规定，首先，李华斌并未出具任何证据证明其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上述证据；其次，根据李华斌庭审中对调取证据的说明来看，申请调取的证据系李华斌作为合同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文书或公证文书，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最后，李华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在现代农担公司提出质证意见后，庭审中临时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而不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向本院申请调查收集。故，本院对李华斌提出的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 三、关于李华斌提出互利达生物公司、彭荣富与现代农担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李华斌的利益的行为的问题 1.李华斌主张互利达生物公司、彭荣富与现代农担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理由是成农担信字[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签名处日期有修改痕迹，李华斌调取的蜀都公证处成农担信字[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所配套的公证材料中也存在日期的错误以及该配套公证材料中“刘丛喜”的签字系伪造。本院认为，李华斌提出的以上意见均是针对公证程序是否合法而提出的意见，而就公证程序是否合法，本院已作出了（2018）川0184执异19号执行裁定以及成都中院作出了（2018）川01执复373号执行裁定进行了认定，该公证程序问题已有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并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 2.李华斌通过其认为的上述公证程序存在的问题并结合2011年8月25日互利达生物公司曾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彭镇支行借贷一笔990万元贷款，贷款期限为12个月（2011年8月25日至2012年8月24日），认为互利达生物公司、彭荣富和现代农担公司利用该2011年8月25日贷款所签订的各种资料拼凑出案涉成农担信字[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及配套的各种公证材料。但本院认为，李华斌为证明其上述观点，仅出示了成农担信字[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及公证配套材料和2011年8月25日电汇凭证，该组证据无法得出成农担信字[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及配套的各种公证材料是拼凑而来的结论，该结论仅是李华斌推测的结果。因此，上述证据并不能达到李华斌欲证明互利达生物公司、彭荣富和现代农担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李华斌利益的目的。 3.根据已生效的成都中院（2018）川01执复373号执行裁定书已认定，李华斌认可其于2012年10月17日到现代农担公司签署合同，蜀都公证处当日的公证告知书及谈话笔录上均有李华斌的签名。说明李华斌确实在成农担信字[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及配套的各种公证材料上签字予以确认。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案中，李华斌出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互利达生物公司、彭荣富与现代农担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成农担信字[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有效。 因本院认定农担信字[2012]082号《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有效，即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相符，则对李华斌主张的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的(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403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131号执行证书并要求现代农担公司、互利达生物公司、彭荣富承担损失3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李华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李华斌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3,000元，由李华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亚军 人民陪审员  何 英 人民陪审员  廖永忠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龚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