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4民初5441号原告：王维治，男，1957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被告：大连深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白山路52-4号2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711306196M。法定代表人：李秀，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玲，辽宁海之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维治与被告大连深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海外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维治、被告深海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维治诉称，1996年1月，我与深海外公司确立正式劳动关系，月工资标准2000元，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自1996年至2017年，我的工作岗位为采购部经理。国家法定每周工作时间为5天，但深海外公司法定公休日不让休息，应支付加班费、工资及医疗费。同时，深海外公司克扣我的工资。我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不予受理。我不服，诉至法院，要求：一、深海外公司支付1996年1月至2003年年底双倍工资432000元（月工资2000元）、支付赔偿金108000元（25%）；二、深海外公司支付1996年1月至2003年年底双休日工资178962元（日工资95.60元）、支付赔偿金44740元（25%）；三、深海外公司支付2004年1月至2017年5月公休日（单日）双倍工资144540元、赔偿金36136元（25%）、支付1996年至2017年（22年）年假双倍工资32502元（170天、日工资95.6元）、赔偿金8120元（25%）；四、深海外公司支付1996年至2005年垫付五险一金72000元（600元/月），支付2005年至2011年垫付公积金21600元（300元/月）；五、深海外公司支付2003年工伤工资4000元，医疗费2000元，退休独生子女费2000元；六、深海外公司支付2017年3月、4月双倍工资4000元，支付赔偿金1000元（25%）。被告深海外公司辩称，第一，王维治未履行劳动仲裁前置的法定程序，应当被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应以劳动仲裁为前置程序。而王维治的诉讼请求中增加和变更的部分是没有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其请求不符合劳动争议诉讼的程序，应驳回起诉。第二，王维治的诉讼请求已过仲裁申请时效期间，应当被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与仲裁时效相关联，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寓于劳动仲裁时效之中。王维治的诉讼请求自1996年至2017年跨度为21年，除五险一金外，其余请求属于劳动仲裁的内容，均已超过劳动仲裁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王维治关于五险一金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应驳回起诉。因此王维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应驳回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即王维治提供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劳动合同书》、社会保险缴费证明、个人账户明细账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王维治提供工资表，拟证明其工伤工资。深海外公司不予质证。由于该表没有加盖深海外公司相关印章，本院不予采信。2、王维治庭前提供任职及收入证明，由于当庭表示不作为证据提供，本院不予采信。3、王维治提供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证明，拟证明深海外公司在1996年至2015年未为其缴纳公积金。深海外公司认为系复印件，不予质证。由于该证明并非原件，王维治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4、王维治提供借款单6份、发票1份，拟证明：1996年至2003年其在深海外公司工作，1996年房租是其交纳的。深海外公司表示借款单上系其法定代表人签字，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由于深海外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12日，形成于该日期之前的借款单及发票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之后的借款单，本院予以采信。5、王维治提供证明书，拟证明工伤受伤休息。深海外公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由于该材料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6、孙树利、姜桂芝出庭作证，拟证明深海外公司欠付王维治工资。深海外公司认为二人在2001年、1998年就离开公司，不能证明公司欠王维治工资事宜，且证言与证据不符。虽证人表示系同在深海外公司工作的王维治的同事，但即使是同事两人也表示分别在2001年、1998年离职，其无法证明深海外公司欠付王维治工资的详细情况。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维治出生于1957年5月30日。深海外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12日。2008年7月1日，王维治（乙方）与深海外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采购部岗位、从事经理工作，固定期限自2008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乙方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每周休息日为周日；乙方的工资标准为2000元/月，绩效工资根据乙方实际劳动贡献确定；甲乙双方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乙方负担的部分由甲方代扣代缴。此外，双方还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2009年5月，王维治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5月31日，该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同时载明主要理由为：“经审查，你要求被申请人大连深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支付2017年工资2000元、支付1996年至2003年工资192000元、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67000元、支付因公负伤工资4000元的仲裁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1款之规定，已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支付本人代交五险一金费用72000元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2条规定的劳动人事争议受理范围，故本委不予受理。”王维治提供的个人账户明细账单显示自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的交易信息，其中的入账信息未显示深海外公司名称。王维治提供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显示的为王维治缴纳社会保险缴费单位为：1998年1月至1999年5月为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1999年6月至2001年6月为中山区个人户、2001年7月至2005年4月为中山区个人收缴银行代扣户、2005年5月至2007年7月为大连海外新能源有限公司、2007年8月至2012年11月为深海外公司、2012年12月为深装总装饰工程（大连）有限公司、2013年1月至2013年8月为深海外公司、2013年9月至2017年5月为深装总装饰工程（大连）有限公司。王维治提供的借款单落款时间为1999年3月15日、2000年3月30日、2001年8月15日、2002年3月27日，王维治表示系采购部请款形成，四张单据上均有深海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秀签字。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王维治表示系自1996年至2017年5月退休；深海外公司表示自2007年8月8日至2012年11月1日、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8日。王维治确认：通知书中“2017年工资2000元”对应本案第六项请求“2017年双倍工资4000元”，通知书中“1996年至2003年工资192000元”对应第一项请求“1996年至2003年双倍工资432000元”，通知书中“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67000元”对应第二项请求“1996年至2003年双休日工资178962元”，通知书中“因公负伤工资4000元”对应第五项请求“2003年工伤工资4000元”，通知书中“五险一金费用72000元”对应第四项请求。王维治表示：深海外公司于2017年3月、4月未足额发放工资，每个月差1000元，所以双倍工资4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王维治请求相比向仲裁申请有所增加，其中对于对仲裁申请项目数额增加的部分以及由此主张的赔偿金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本院合并审理。对于第三项请求、第四项请求中的公积金21600元及第五项请求中的医疗费、退休独生子女费，由于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院不予处理。王维治要求深海外公司支付1996年至2003年的双倍工资、赔偿金以及1996年至2005年垫付的五险一金等，其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1996年至2005年存在劳动关系。但是，王维治提供的《劳动合同书》显示双方在自2008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其提供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显示深海外公司在2007年8月至2012年11月、2013年1月至2013年8月为王维治缴纳了保险，结合深海外公司的陈述，可以认定双方自2007年8月至2012年11月、2013年1月至2013年8月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王维治提供的四张借款单载有深海外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秀签字，在深海外公司未提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该单据系王维治在深海外公司工作期间的形成。但是该四份单据只能指明在形成之时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不足以证明自1999年3月至2002年3月期间均存在劳动关系。另外，由于深海外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12日，王维治主张的自1996年开始即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双方劳动合同终止时间为2013年8月，王维治如认为其权利被侵害，至迟应于2014年8月申请仲裁、主张权利。即使按照王维治陈述的2017年5月终止劳动合同，其也至迟应于2018年5月申请仲裁。但是，王维治直至2019年5月才向仲裁部门主张权利，且不存在不可抗力以及其他正当理由的中止事由以及时效中断事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应驳回王维治的诉讼请求。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维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毕春燕人民陪审员  王维华人民陪审员  李淑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柳 桢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