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迪民终字第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甲，女，傈僳族，1981年10月2日生，住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系死者李某丁妻子。委托代理人汪世勇，云南汪世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傈僳族，1999年12月8日生，住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系死者李某丁长女。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傈僳族，2001年4月17日生，住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系死者李某丁次女。上述两上诉人法定代理人李某甲，系李某1、李某2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某，男，白族，1962年2月17日生，住云南省大理市。原审原告罗某某，男，汉族，住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系死者李某丁之父。原审原告李某某，女，傈僳族，1952年3月4日生，住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系死者李某丁之母。原审被告贵州省高某交通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法定代表人潘某某，系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贵州省高某交通建筑有限公司德维二级公路改建工程第某某合同段项目部。负责人宋某某，项目部经理。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赵志，云南迪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某甲、李某1、李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某，原审原告罗某某、李某某，原审被告贵州省高某交通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某建筑公司）、贵州省高某交通建筑有限公司德维二级公路改建工程第某某合同段项目部（以下简称某某项目部）地面施工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维民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汪世勇，被上诉人王某某，原审被告高某建筑公司、某某项目部的委托代理人张赵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事实是：2013年6月24日，李某丁驾驶云Ｒ×××××号轻型货车从白济汛向维西县城方向行驶，13时10分许，当行至德泸线K194+280m处时，与张枝全驾驶的云2XXX**号大中型拖拉机相撞，造成云Ｒ×××××号轻型货车驾驶人李某丁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拖拉机驾驶员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3年7月29日，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该事故作出维公交认字(2013)第000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载明的道路情况为：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位于德泸线K194+280m处，道路呈南北走向，南往维西县城，北往德钦方向，系机非混合道，双向两车道，道路中心线为双黄虚实线，由南往北为实线，由北往南为虚线，线宽各为15cm，两条线间距为20cm，道路东侧有一条干沟，宽120cm，深50cm，底宽70cm，道路西侧为空地，事故车辆在维西县城向德钦方向右侧车道碰撞后冲向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宽325cm，左侧车道宽390cm，由南往北为下坡(i=3％)，视线良好，维西县城向德钦方向左侧车道上有一面积为565cm×3790cm的施工地段，该施工路段南端有“前面施工，车辆慢行”标志，民警到达现场时，该标志倒在事故车辆车头前方，该路段无交通安全防护设施。同时载明的原因分析为：当事人李某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并在借道时未让原车道的车辆先行是造成事故发生主要原因。张枝全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云2XXX**号大中型拖拉机核定载质量750kg，实际载质量为4500kg，超出核定载质量500％，属于严重超载，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载明的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为：李某丁的行为违反了《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在借道或者变道行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让行人和原车道内行驶的车辆先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之规定。张枝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明的最高时速”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认定李某丁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枝全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另查，李某丁系罗某某、李某某之子，与李某1、李某2系父女关系，生前系李某甲丈夫，其有两个姐姐。李某丁生前是香格里拉县东环塑胶迪庆总代理，从事PE管道批发和零售，2013年10月9日经营者变更为李某甲。李某丁发生交通事故后，其亲属领取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迪庆州支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限额范围内赔付的11万元。道路交通事故路段德泸线K194+280m处，属高某建筑公司某某项目部标段，高某建筑公司是该工程的中标单位，某某项目部属高某建筑公司下设部门，目前该工程还未进行竣工验收，处于试通车阶段。在该事故现场旁维西向德钦方向左侧车道上有一面积565cm×3790cm的施工地段。这一工段是王某某受某某项目部委托进行质量缺陷整改修复，就此，高某建筑公司与王某某签订了安全责任合同，安全责任由王某某承担。王某某负责修复的该施工路段为维德二级公路路基七标、路面三标道路缺陷责任修复区，面积为565cm×3790cm，位于白济汛至维西县城方向的公路右侧，在该修复区起点前，王某某借用维西县公路管理段标志牌，南北方向分别设有“路基下沉，车辆慢行”、“前方施工，车辆慢行”标志牌，该修复区内水稳层已经铺设完毕，在事故发生当日，无工人施工，该修复区内有明显的车辆通行痕迹，无深坑及阻碍通行障碍物，交通事故发生在道路缺陷修复区外。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适用的是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而引发的纠纷。即施工人在进行地面施工时必须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并且设置的警示标志和采取的安全措施，必须达到足以使任何人采取通常的注意即可防止损害事故发生的程度。本案中，王某某、高某建筑公司及其项目部是否应当承担地面施工损害赔偿责任的焦点，首先，根据公安交警部门对李某丁、张枝全发生交通事故后所作的技术性认定，可以确认发生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李某丁、张枝全在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过程中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行为所致，该事实系交警部门到现场勘查后得出的结论，应予以确认。对于李某丁与张枝全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李某丁死亡，是否与王某某在施工地段未设置警示标识及采取防范措施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李某甲一方提交的事故现场照片及交通事故认定责任书可以看出，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在中午13时10分许，视线良好，在事发地旁王某某负责修复的面积为565cm×3790cm的路段南、北端分别设有“前方施工，车辆慢行”,“路基下沉，车辆慢行”警示标志，施工工人在该路段已停止施工，在该修复区范围内铺设的水稳层上没有阻碍车辆通行的障碍物，清晰有车辆通行痕迹。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德泸线K194+280米处，已过王某某一方道路缺陷责任修复区。综合以上证据证明情况，李某甲方并不能充分证明，李某丁与张枝全在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与王某某一方的施工路段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亦无相关证据证明，李某丁在通过施工地段时，发现公路异常难以减速或采取有效躲避措施而造成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故对李某甲一方提出王某某作为施工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追加的高某建筑公司、某某项目部，这一施工段是王某某受某某项目部委托进行质量缺陷整改修复，就此，高某建筑公司与王某某认可双方已签订安全责任合同，安全责任由王某某承担，因此本院追加的高某建筑公司、某某项目部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甲一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90。00元，由李某甲承担。原审判决宣告后，李某甲、李某1、李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维民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王某某赔偿李某甲、李某1、李某2各项损失657666.00元；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由王某某承担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一、原审判决书第十一页第七行至第十一行的事实认定明显错误，“路基下沉，车辆慢行”的标志牌经过原审庭审已经查实，是维西县公路养护总段设立的，并非王某某设立的，且该标志牌的设立时间为该路段路基出现下沉时设立的，并非施工标志牌，这一点从标志牌的内容也足以看出，是路基下沉，车辆慢行，而并非前方施工车辆慢行的标志牌；再者认为“道路通行情况在被上诉人施工路段视线良好，无障碍物足以使通行车辆发生事故”经我方实地调查且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足以看出，该路段为明显的弯道出弯口，即属于视距较短的路段，且施工路段占据了所驾驶车辆通行所需的整条道，只留下了维西往德钦方向的单行道可供车辆通行，剩余有效路面仅有2.08米。所以不存在所谓的视线良好无障碍物阻碍通行的情况。其三认为事故发生地距施工地点数十米，数十米到底是几米？如此主观臆断的认定而对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予认定显然是违背证据认定的客观性原则，违背证据的认定规则。原审判决书关于“该修复区内水稳层已经铺设完毕，在事故发生之日，无工人施工”的事实认定为纯粹的主观臆断，与事实不相符，事实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述认定的事实，客观上，也不存在水稳层铺设完毕，无工人施工的事实，当天该路段根本没有铺设水稳层，该施工区的挖掘深度为20厘米，工人一直在施工，所以，该认定严重脱离实际。原审判决书关于“该修复区内有明显的车辆通行痕迹，无深坑及阻碍通行障碍物”的表述严重悖离事实，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确有一条车轮印，但这是施工车辆的车轮印，轮印的纹路清晰可见，试想，如果过往车辆均在该施工区无害通行，那么，轮印还能这样清晰吗?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施工区外延均有禁止通行彩条，车辆如何通行?明显是不可能的。至于“无深坑”的认定，无法理解的是20厘米的坑道不是深坑的话，那要多深才叫深坑?二、本案的事实是王某某违法施工，未依法设置施工警示标志，未设置交通安全防护措施，其行为与李某丁的死亡具有明确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根据“云南省交通厅关于下发《云南省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凡进入我省公路养护工程市场的公路养护工程从业单位应当取得本细则所确定的公路养护工程从业资质，并应遵守本实施细则”，而在本案中，王某某并未取得任何的从业资质，其是导致本案发生的重要原因。2、根据《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第3条第0.2款的规定“警告区的最小长度S(单位：m)：二级公路为80m，即：二级公路施工应在施工前方80m处设置警示标志”，而在本案中，王某某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施工地段只有维西公路管理段在路面出现塌方后设置的位于施工前方2.3m处设置的“路基下沉，车辆慢行”的警示标志，其未设置警示标志及未设置任何的交通安全防护措施是导致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施工作业完毕，应当迅速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消除安全隐患，经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符合通行要求后，方可恢复通行。”，而在本案中，王某某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这是导致了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4、根据《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批准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或者施工作业的，应当在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进行，并遵守下列规定：(一)在距离被占用道路或者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按照交通部《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中道路作业交通安全标志的要求采取警示、安全防护措施；(二)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或者施工作业的人员应当穿戴反光安全警示服装，并注意避让车辆和行人；(三)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或者施工作业完毕，应当迅速清除障碍物，修复损毁路面，消除安全隐患，经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符合通行要求后，方可恢复通行。”而在本案中，王某某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这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在本案中，王某某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并造成了他人死亡，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维民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由王某某赔偿李某甲一方各项损失657666.00元，并由王某某承担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高某建筑公司及某某项目部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本案二审中李某甲一方未对高某建筑公司及某某项目部提起上诉，视为其己放弃要求高某建筑公司及某某项目部进行赔偿的实体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以上规定，上诉人在本案二审中未对原审被告贵州省高某交通建筑有限公司及下设维德二级公路改建工程第某某合同段项目部提起上诉，表明上诉人已放弃或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从而放弃实体权利，这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民事诉讼是以国家公权力中立地解决私权纠纷，在民事上诉程序中则体现为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上诉人提起的上诉请求实际上也是其行使处分权的结果。故此，建议二审法庭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二、某某项目部诉讼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一)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以上规定，某某项目部属高某建筑公司的派出机构，该项目部的权利义务依法由设立项目部的公司承担，并且现在高某建设公司己将该项目部撤销，故此其依法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三、高某建筑公司及某某项目部、王某某依法对2013年6月24日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己明确当事人李某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并在借道时未让原车道的车辆先行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当事人张枝全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属于严重超载，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并认定李某丁承担主要责任，张枝全承担次要责任。2、维德二级公路改建工程路面三标缺陷修复工程施工人王某某己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警示义务，在本案缺陷工程修复路段两端及沿线分别设置了警示标牌及标语。3、维德二级公路改建工程在本案事故发生时未进行竣工验收，属于试通车阶段。本案发生交通事故期间路面三标进行的缺陷工程修复施工属于建设施工范围，并非属于公路管理部门或公路经营部门对己正式通车，正常使用公路的养护维修。综上，恳请法庭依法驳回李某甲、李某乙李某1丙的上诉，维持原判。王某某当庭答辩称，肇事现场与施工现场将近20米，不在施工范围内，如果是在我方施工现场发生事故，我方应当承担责任。根据李某甲一方提交的证据在施工现场有警示标志，并且施工已经完成，在施工完毕的道路边上有车轮痕迹，车辆从白济汛上来的车速就比较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也没有将我方列为事故责任方。我方在施工的每一处都设有警示标志。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原审法院所确认的事实，王某某及高某建筑公司、某某项目部没有异议。李某甲一方提出事故发生当天施工路面没有铺设水稳层，工人也一直在施工。坑道深度为20厘米，而原审法院认定为不是深坑。修复区内确有一条清晰的车轮印，但这是施工车的车轮印，如果施工区内可以无害通行，车轮印不可能这么清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路基下沉，车辆慢行”的标志是维西公路管理段借给王某某，而且该标志与实际不符，实际情况应当是“前方施工，车辆慢行”。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二审庭审查明：施工路段前后都有标志牌，且标志牌都放置在施工区域前后的中间部分，且南北均有拉设彩带线。施工区域属于道路弯道范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路面施工具有因果关系。本院认为，由被上诉人王某某方负责修复的面积为565cm×3790cm的路段南、北端分别设有“前方施工，车辆慢行”,“路基下沉，车辆慢行”警示标志，两块警示牌皆位于修复区域前后的中间部分，且前后两边都拉设有彩带，造成实际上该修复区域道路已无法正常通行。即使借道后转向进入修复区域行驶，驶出该修复路段时，也必须再借道驶出该修复路段，施工行为已改变了车辆的通行状况。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维公交认字［2013］第000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李某丁的行为违反了《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在借道或者变道行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让行人和原车道内行驶的车辆先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之规定，李某丁在驾驶过程中具有超速行驶及违法改装车辆的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其行驶的车道进行施工无法通行，在来车车道无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借用对方车道，通过障碍后，在驶回原车道过程中与来车发生碰撞并导致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的规定，本案中，施工方在施工区域前后分别放置了警示牌，“路基下沉，车辆慢行”这一警示牌离施工区域只有2.3米距离，“前方施工，车辆慢行”这一警示牌倒在事故车辆车头前方。且警示标志摆置于修复区域前后的中间部分，标志牌已经构成通行障碍物，白济汛至维西县城方向的来车必须借道行驶。该施工区域属于道路弯道范围，且该道路为试通车二级公路，施工方只是在施工区域周围放置警示标志，其放置的警示标志离施工区域的距离并不符合该条规定的“安全距离”。施工方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的方式存在瑕疵，不足以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况且，施工方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施工方未依据法律规定履行相应义务的行为与李某丁借道行驶与来车相撞并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的关系，故施工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李某丁本人存在严重的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其行为与事故发生具有主要的因果关系。本院综合考虑李某丁、施工方过错情况及损害后果原因大小，酌情确定施工方承担10%的赔偿责任。某某项目部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故让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于法无据，应当由王某某承担责任，由高某建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李某甲一方并没有对高某建筑公司提起上诉，视为李某甲一方放弃对高某建筑公司的权利，故应由王某某独立承担责任。关于赔偿数额，李某甲一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李某丁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故对其要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的诉求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为464720.00元（23236元／年×2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51560.00元[（15156元／年×3年＋15156／年×5年）÷2＋（15156元／年×18年÷3）]，丧葬费为41386.00元（82772元／年÷12个月×6个月），总计657666.00元。李某甲一方诉请的数额与本院确认的数额一致，本院予以认定。扣除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迪庆州支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付的11万元，王某某应当承担54766.60元[（657666.00元-110000.00元）×10%]。在原审时，原审原告罗某某、李某某书面放弃的赔偿款的分割，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李某甲、李某乙李某1丙的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维民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王某某予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上诉人李某甲、李某乙李某1丙赔偿金共计人民币54766.60元。三、驳回上诉人李某甲、李某乙李某1丙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3390.00元，上诉人李某甲、李某乙李某1丙李某2051.00元，被上诉人王某某承担33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90.00元，上诉人李某甲、李某乙李某1丙承担3051.00元，被上诉人王某某承担33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在本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书的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唐晓冬审判员  松晓芳审判员  和 群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史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