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再43号抗诉机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敬华，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莹莹，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强，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宝丰，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莹莹，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强，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宁，女。申诉人李敬华、张宝丰因与被申诉人刘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1民终64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辽检民（行）监［2018］21000000193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辽民抗8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田旭、宋丹出庭。申诉人李敬华、张宝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莹莹、徐强，被申诉人刘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1民终64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判决认定李敬华于2014年3月24日至2015年4月10日先后向刘宁转款3,970,740元，这期间李敬华向刘宁借款共计3，726,907元，差额为243,833元。双方对2014年3月24日340万元借款口头约定了利息，上述差额243,833元应认定为李敬华向刘宁偿还的利息。双方在2015年4月23日对该利息进行了书面结算，并形成利息欠据，数额为89万元，加上李敬华之前已经偿还的243,833元，合计1,133,833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尚未施行）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双方于2015年4月23日对借款利息的约定超出了法律规定的限度，对超出部分应予以扣除。综上，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1民终64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李敬华、张宝丰称，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原审应审查后《借据》替换前《借据》时，是否包含高额利息。即，应查明实际出借款数额。本案在原告不能证明实际出借款数额，又前后矛盾不能合理解释取得《借据》、支付借款的过程的情况下，即以《借据》《欠条》所约定的数额判定应还款数额，实际是错误的支持了高额利息。在本案原告刘宁与被告李敬华、张宝丰借贷整个纠纷案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2014年3月25日”这个时间节点，该时间节点的重要性体现在，原告刘宁提起诉讼时提交了2014年3月25日《借据》作为证据，主张该340万元借据是双方算账之后收回其他原欠条，统一换的总借据。原一审、二审法院对此均予以认定。本案是高息借贷纠纷，李敬华自2014年3月25日至2015年4月10日一年期间陆续还款97笔，金额共计4,914,940元，虽未能满足出借人高息要求，但已达到了法律保护的最高借款利息24%计算的本息数额。关于89万元、200万元、100万元、36.5万元、21万元的《借据》问题，即使借贷双方形成了《借据》，但法院亦应依职权审查，是否发生了真实的转款行为、是否存在“砍头息”的情况。本案李敬华还款金额超出340万元及其法定最高利息以外的部分，不论李敬华出具的是89万元利息条还是连续5张的《借据》，皆属于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的利滚利利息。关于2015年4月10日同时产生的4张《借据》。刘宁作为原告无法提供该4张《借据》所发生的转款凭证。本案原审在仅有借条，没有实际出借证据的情况下，不应判令借款关系成立。店铺转让协议的相对方在2014年4月2日店铺及货品交接完毕后，形成的转让价格。原审法院认定在2014年3月25日前就已抵债处置完毕，显然错误。另外，原审程序错误，原审法院将案外人的财产权益认定冲抵刘宁、李敬华的债权债务，程序明显违法应予以纠正。综上，请求依法纠正原审错误判决。刘宁辩称，2008年至2014年，李敬华因代理品牌生意和建加气站、购买商网、汽车等事由，数次向我借款。2014年3月25日，李敬华用货品抵账684万元，双方共同清算后，李敬华还欠我340万元（若干条累计）。2008年以来，为帮助李敬华，我用四个房照为李敬华银行贷款抵押524万元，至今还剩91万元银行贷款没有还上。关于2015年4月10日形成的100万元、200万元、2万元、36.5万元四份借据的情况。这四份借据与我2014年几份借据不同。该四份借据都是我为李敬华以自己的名义和人格向他人所借，为区分开借款人以及借款事实，因此在同一天分别出具了四份借据，这四份借据也均是先有借款事实，而借据的时间又是超过两年期限。所以李敬华、张宝丰重新给我打了四张借据，同时写上“立此为据，证明借款业务真实性”，还在100万元的借据写上泰和燃气站作为担保，又写上李敬华、张宝丰两人的身份证号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自己的手印。关于李敬华抗诉397万元的情况，2014年3月25日之后，李敬华每月陆续向我卡号打入3,970,740元。其中是：1．我给李敬华担保的200万元、100万元、36.5万元、21万元、15万元、14万元和刘先生的200万元的部分利息（这200万元李敬华也用货品抵账了）。当时出借人与李敬华不认识，又都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李敬华求我做担保人，李敬华又同意她所借的款额和利息都由我来转交。具体情况在一审、二审和十来次庭审中都有表述及明细。2.2014年3月27日，李敬华的副经理腾达为李敬华担保在我这借款50万元，在2014年4月29日腾达还回50万元打入我的卡号上。3.2014年11月份左右，李敬华借本金230万元中还30万元，打入我的卡号上。4.2014年8月8日，当时给李敬华做现金工作的武丽娜给我打错20万元，我在当天从我卡上打回20万元。5.2014年4月份，李敬华还我本金4.8万元，打入我的卡上。6．李敬华银行贷款用我房产做抵押的本金和利息。7．省高检民事抗诉书认定李敬华2014年3月24日至2015年4月10日先后向刘宁转账3,970,740元，这期间李敬华向刘宁借款共3,726,907元，差额为243,833元。但实际情况是：在2014年3月24日至2015年4月10日之间，刘宁再没有借过已经失信的李敬华任何款项。而在2014年3月24日至2015年4月10日期间，李敬华给我所转入的款项都是2015年4月10日之前借据部分利息和本金。根本不存在李敬华已偿还过的243,833元的差额。而89万元的利息是340万元从2014年3月25日至2015年4月份的利息，李敬华又在2014年4月30日还我利息18万元，还剩71万元利息。以上就是我与李敬华多年来多次的债务往来，又经过多次反反复复对账，双方都已经确认，并在2014年4月23日李敬华还给我写了一份还款计划923万元，李敬华还给我立下保证书一份。多年来，李敬华又用手机信息为我做过若干次保证和借款数额的确认（有信息记录和李敬华通话认账的录音）。李敬华类似借贷这样的案件，在我们盘锦就有几十起，并且也都有立案和判决。综上，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刘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二被告（反诉原告）张宝丰、李敬华偿还原告（反诉被告）借款本金7,302,798.00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23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利息2分支付）；2、二被告（反诉原告）支付原告（反诉被告）2015年4月23日之前的借款利息71万元；3、二被告（反诉原告）偿还原告（反诉被告）房产抵押借款91万元，以上合计8,922,798.00元。张宝丰、李敬华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要求判令原告（反诉被告）刘宁返还被告（反诉原告）张宝丰、李敬华不当得利款15,670,64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反诉被告）刘宁与被告（反诉原告）李敬华、张宝丰自2008年起多次发生经济往来。2008年和2009年，刘宁分两次为李敬华、张宝丰的儿子张静轩垫付房屋维修基金费用共计36,907.00元，李敬华、张宝丰认可该费用为其向刘宁的借款。2014年3月25日，李敬华出具借款340万元的借据一张。借据中未约定利息，在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盘中民终字第00385号案件庭审笔录中，被告（反诉原告）曾承认双方口头约定利息8分。2014年7月3日，李敬华向刘宁借款15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2015年3月14日，李敬华向刘宁借款14万元，并出具借据一张。2015年4月10日，李敬华、张宝丰共同出具借据四张，借款金额分别为200万元、100万元、36.5万元、21万元。2015年4月10日，李敬华、张宝丰共同出具借据一张，写明“李敬华借用刘宁房屋所有权证，用途为银行贷款抵押物，其中公积金贷款余额为91万元，原子豪肥牛南侧门市贷款余额10万元，惠丰一区东侧门市贷款余额49万元，立据证明借用房证业务真实性。”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主张借款剩余91万元。2015年4月23日，李敬华出具欠利息89万元的欠据一张。原告（反诉被告）自认已偿还18万元。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认可被告（反诉原告）通过银行汇款以及品牌转让抵款的方式共计打款17,544,040.00元，包括2014年3月20日被告（反诉原告）以品牌转让抵款方式偿还原告（反诉被告）的684万元，在2014年3月24日之后转账共计3,970,740.00元，在2015年4月10日后，被告（反诉原告）分两次向原告（反诉被告）转账4.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借款是否实际发生；2、若存在借贷关系，本诉原告诉请的借款数额有无相关依据，3、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有无依据。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对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偿还借款本金7,302,798.00元的诉讼请求，其中维修基金借款36,907.00元、2014年3月25日借款340万元、2014年7月3日借款15万元、2015年3月14日借款14万元，被告（反诉原告）对上述借款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均已偿还完毕，并提供了银行转账流水和银行回单等证据，且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认可被告（反诉原告）在2014年3月24日之后转账共计3,970,740.00元，结合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原告（反诉被告）的自认，对还款事实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本案被告（反诉原告）已经举证证明还款的事实，虽原告（反诉被告）抗辩称被告（反诉原告）所偿还款项均与本案无关，但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对上述四笔借款不予支持。关于2015年4月10日的四笔借款，其中金额为100万元和200万元的借款，原告（反诉被告）提交了由二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出具的借据，被告（反诉原告）提出借据是真实的，但借款没有实际发生，并未拿到借款的抗辩理由，但其对为何出具借据未作出合理说明，且被告（反诉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以其所从事的职业、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特别是双方借款数额300万元来看，被告（反诉原告）对借据的真实意思和法律后果应具有足够的认识，其抗辩理由与生活常识相悖，亦不符合交易习惯，结合本案证据对借款30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同日出具的21万元、36.5万元的借款，被告（反诉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被告（反诉原告）对上述四笔借款应承担偿还责任。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对21万元和36.5万元已经偿还完毕，但根据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流水和银行回单等证据仅能认定被告（反诉原告）在2015年4月10日之后还款4.8万元，对剩余的352.7万元被告（反诉原告）应予偿还。对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房屋抵押借款91万元，被告（反诉原告）承认借款事实，故对该笔借款予以确认，被告（反诉原告）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其已偿还完毕，但双方争议的91万元的借据书写时间为2015年4月10日，被告（反诉原告）并未提供该日期后偿还该笔借款的证据，故对被告（反诉原告）的辩解不予采信。对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被告欠利息71万元，原告（反诉被告）提供了被告（反诉原告）李敬华于2015年4月23日出具的欠利息89万元的欠据予以证明，原告（反诉被告）自认被告（反诉原告）已给付利息18万元，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双方在340万元的借条中未约定利息，故不同意支付利息，但该案在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庭审笔录中被告（反诉原告）陈述双方口头约定利息8分，根据多次开庭笔录中原、被告的陈述，可以确定双方对340万元借款曾口头约定利息，但双方约定的利息过高，对超出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不予支持，结合被告（反诉原告）出具借据和出具利息欠据的时间，原告（反诉被告）所主张的利息71万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原告（反诉被告）主张从2015年4月23日开始按月2分支付利息的请求，因原、被告在借据上未约定还款日期及利息，故自原告（反诉被告）主张权利即起诉之日2015年5月4日起支付利息为宜，原告（反诉被告）主张按月2分支付利息没有依据，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关于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15,670,646.00元的反诉请求，被告（反诉原告）在2014年3月20日以品牌转让抵款684万元，随即在2014年3月25日双方结算后被告（反诉原告）出具了340万元的借据，可见原、被告之间存在多次经济往来，上述款项不能排除系双方其他经济往来的账目数额，且被告（反诉原告）以还款还多了为理由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返还，该理由与生活常识相悖，与客观情理不通，故对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该案件在原审审理时产生保全费5,000.00元，依法由被告（反诉原告）张宝丰、李敬华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李敬华、张宝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反诉被告）刘宁房屋抵押借款91万元；二、被告（反诉原告）李敬华、张宝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反诉被告）刘宁借款本金352.7万元（100万元＋200万元＋36.5万元＋21万元-4.8万元），并从2015年5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利息；三、被告（反诉原告）李敬华、张宝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刘宁利息款71万元；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张宝丰、李敬华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74,260.00元（原审时原告已预交82,357.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刘宁承担26,431.00元，被告张宝丰、李敬华（反诉原告）承担47,829.00元。反诉费57,912.00元（反诉原告已预交115,824.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张宝丰、李敬华承担。保全费5,00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张宝丰、李敬华承担。李敬华、张宝丰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反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刘宁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1、判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增加偿还借款本金3,774,907元；借款本金7,301,907元的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自2015年4月23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原审判决利率过低；2、由被上诉人承担涉诉费用。二审法院审理查明，李敬华、张宝丰虽主张已给付刘宁1,907万元，但刘宁承认收到1,745万元。2014年3月25日至2015年4月10日期间给付刘宁3,970,740元；2015年4月10日以后给付刘宁利息18万元，本金4.8万元。有借据的款项包括：2014年3月25日出具借据340万元，2014年7月3日借款15万元，2015年3月14日借款14万元，2015年4月10日借款200万元、100万元、36.5万元、21万元，抵押借款91万元，2015年4月23日利息89万元（偿还18万元，剩71万元），以上有据款项总计为906.5万元，此外在2015年4月23日，李敬华、张宝丰为刘宁写还款计划，承认欠刘宁借款923万元。2015年5月4日刘宁提起诉讼。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二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上诉人刘宁称原判认定李敬华、张宝丰偿还36,907元、340万元、15万元、14万元本金是错误的，经查，后三笔款项系2014年3月25日至2015年3月14日期间发生，36,907元系刘宁之前为李敬华、张宝丰垫付的维修基金借款，而2014年3月24日之后李敬华、张宝丰给刘宁付款3,970,740元，刘宁虽认为是偿还的利息和其他往来账款，但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综合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和自认，对刘宁的该项上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刘宁提出原判利率过低应按月息2分并自2015年4月23日起计付的主张，因双方当事人未有书面约定还款日期及利息，虽刘宁主张口头约定了利息，但李敬华、张宝丰不予认可，刘宁亦不能提供证据佐证，原审判决从主张权利即起诉之日2015年5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并无不当，对刘宁该项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敬华、张宝丰反诉费收取问题，依据国务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第十八条“被告提起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决定合并审理的，分别减半缴纳案件受理费”，原审减半收取反诉费57,912元并无不当，对刘宁该项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刘宁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敬华、张宝丰主张刘宁应返还1,567万余元的不当得利的上诉请求。刘宁辩称，在2014年3月25日之前，双方多次借款和多次偿还款项，偿还的本金借据都让李敬华、张宝丰抽回并撕毁，在2014年3月25日之前的往来借款、还款都是经双方核对、对账清理完毕的，对账还款之后，李敬华、张宝丰以品牌兑店方式偿还了刘宁684万元，此外尚有340万元借款，形成了借据，在双方对账录音中，李敬华、张宝丰均认可以上债务。经审查，2014年3月25日之后刘宁有据款项总计为906.5万元，本案诉前李敬华、张宝丰还写下还款计划923万元，庭审中双方曾承认有利息约定，所以给付款中存在利息。该院认为，刘宁辩称的2014年3月25日之前偿还的借款本金借据等依据，都让李敬华、张宝丰抽回撕毁；偿还的如为利息，就不抽回本金借据的理由，符合日常生活规则和交易习惯。李敬华、张宝丰认为多偿还了借款，经审查，在2014年3月25日至2015年4月10日期间多次偿还借款共计397万元，但其在2015年4月10日之后仍偿还借款利息18万元及本金4.8万元，在2015年4月23日又为刘宁写下还款计划923万元，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民事行为承担责任。虽提出在胁迫下签写了还款计划，其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现以不存在借据等书面证据为由主张返还，应由李敬华、张宝丰承担举证责任，但李敬华、张宝丰一审、二审中均未提出足以推翻该还款计划的证据。张宝丰、李敬华多次付款及诉前签写的还款计划的行为，与其多偿还1,567万元并要求返还的主张相矛盾，与其具有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符，亦不符合日常生活规则及习惯，又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对上诉人李敬华、张宝丰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李敬华、张宝丰称原审法院审理严重超审限，经审查，原审法院有扣除审限的审批手续，故对上诉人李敬华、张宝丰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李敬华、张宝丰称原审法院超期超值查封，应向原审法院提出复议，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对上诉人李敬华、张宝丰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李敬华、张宝丰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宁及李敬华、张宝丰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其中上诉人刘宁预交37,000元，由刘宁负担37,000元；上诉人李敬华、张宝丰预交74,260元，由李敬华、张宝丰负担74,260元。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审、二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李敬华、张宝丰所出具的借据所载明的借款是否真实发生以及案涉借款是否存在高额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当中李敬华、张宝丰提出上述申诉理由，应有充分证据证明，否则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结果。关于李敬华、张宝丰所出具的借据所载明的借款是否真实发生，2015年4月10日李敬华、张宝丰为刘宁出具了四张借据，该四张借据李敬华、张宝丰均亲笔签名并写下身份证号码，并写明“立据证明业务真实”的字样，在100万元的借据上还写明“2013年8月10日从银行取出”的字样，具有一定可信度。原审法院审理当中李敬华、张宝丰仅对金额为100万元和200万元的借款予以否认，对金额较小的另两笔借款认可真实发生。原审法院还查明，双方曾发生多笔借款和还款，借款事实比较复杂，李敬华、张宝丰在2014年3月20日以品牌转让抵款684万元，随即在2014年3月25日双方结算后李敬华、张宝丰又出具了340万元的借据，可见双方之间存在多次经济往来，不能排除争议借款系由双方之前经济往来的账目产生，李敬华、张宝丰以还款还多了为理由与生活常识相悖，与客观情理不通。此外，原审法院还查明2014年3月25日之后刘宁有据款项总计为906.5万元，诉前李敬华、张宝丰还写下还款计划923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当中李敬华、张宝丰出具的借据真实、完整，结合其他事实和双方当事人陈述基本可以确定借款事实的真实性，李敬华、张宝丰提出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刘宁未提供相应的转款凭证不影响借款事实的成立，李敬华、张宝丰此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是否存在高额借贷利息的问题，李敬华、张宝丰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后形成的借据是由以前的借款利息或高额利息构成，虽提出相应的事实理由，但仍不明确具体高额利息的事实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他申诉理由，亦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1民终64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云波审判员  张云涌审判员  王 双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黄雪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