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2民初7444号原告：李敬辉，男，195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曾亿，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莉媛，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就源，男，1965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顺驱，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焕仪，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敬辉与被告杨就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敬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曾亿、被告杨就源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顺驱、黎焕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敬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畜禽禁养补偿款400000元并赔偿原告损失（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30日起按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逾期还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7月份，原告向案外人珠海市斗门宝中园生态农业公司承租位于珠海狮山脚下靠近西北面的20亩果园山地（以下简称猪场）用于发展饲养业（畜牧）。宝中园公司将猪场转给案外人杨贤富后，原告与杨贤富于2015年3月3日签订《协议书》，确认原告新的承租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共五年。双方又于2016年12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同意将前述《协议书》中约定的租赁期限延长3年至2022年12月30日止。为促进猪场的发展，被告于2012年7、8月份加入原告，与原告共同投资经营上述猪场。2017年3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猪场、鱼塘转租协议书》，约定原告因身体原因将猪场转给被告，由被告代原告履行原告与杨贤富所签协议的责任及义务；在租赁合同期内，如有国家、集体征用猪场的，补偿（猪只补偿归被告所有）原告与被告各百分之五十。2018年4月，珠海相关部门通知要征收上述猪场，并于2019年3月29日向被告支付畜禽禁养补偿款1039456元。2019年4月7日，被告通过短信的方式告知原告其已收到前述补偿款。据了解，前述补偿款1039456元中包含猪只补偿款约230000元。根据约定，扣除猪只补偿款约230000元之后，被告应至少分配畜禽禁养补偿款400000元给原告。经原告多次催讨，无果。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本院。诉讼过程，原告变更上述诉求中的400000元为383673.63元。被告答辩称，一、原告诉称先由原告向案外人承租猪场后再由被告在2012年7、8月份加入原告共同经营案涉猪场不是事实，实际上本案的合伙关系是由被告出资198多万元，原告不出资但提供劳务的方式合伙养猪，并以原告的名义向案外人承租猪场，所以猪场的原始投入以及后续运营所需的全部资金均是由被告所提供；二、双方是相识几十年的同村朋友，出于对合作伙伴的信任，被告出资后，案涉猪场实际交由原告运营，但原告利用全权运营猪场的便利条件，弄虚作假并与交易商户串通侵吞猪场的经营收益。双方合伙养猪期间，被告作为实际出资人，投入巨资四年多不但没有收到任何利润分红，还亏损本金100多万元，这才是双方拆伙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原告所称因其身体原因导致拆伙；三、案涉猪场在2016年不正常严重亏损后，双方无法继续合伙并签订《猪场、鱼塘转租协议》约定原告将猪场转给被告养猪。事后，被告为避免日后在猪场上与原告纠缠不清，其向原告支付了退伙款18万元买断猪场，原告彻底退出猪场经营。2018年10月29日，原告也签订《猪场产权确认书》确认了已收取退伙款18万元以及确认猪场的猪舍产权、场地的经营权、肉猪的所有权等物权均归被告所有；四、原告诉称政府征收案涉猪场不是事实，案涉补助款是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政府及其下属部门基于畜禽禁养以及非洲猪瘟防疫需要，在养殖户自愿清理养殖场时发放给养殖户个人的养殖经营损失补助款。按照当地的禁养政策，只要养殖户承诺不再养殖相关畜禽，便可以将原有的棚舍改作其他农业用途，棚舍拆与不拆，养殖户有自主决定权，且即便拆除了猪场的棚舍，对应的土地认可正常承包和使用，该土地并非由政府征用，亦非征地拆迁。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国家、集体征用猪场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原告在《猪场产权确认书》中确认其收取被告支付的18万元后，猪场内所有的合伙财产份额均全部转让给被告，被告已享有猪场全部的产权和处分权。珠海相关部门发放给被告的相关补助款正是基于原告自行拆除清理其享有物权的猪场而向发放补助，即相关补助款是猪场财产的形态转化。原告现提起本案诉讼，对相关补助款的所有权提出主张，其实质是对猪场的物权提出主张，这与其之前确认猪场产权属于被告所有明显相矛盾，法庭应禁止反言，不应支持原告不诚信的主张；六、原告在合伙经营猪场期间不讲诚信、弄虚作假，并与外人恶意串通，获取了非法利益，被告却为此承担了猪场100多万元的亏损，导致被告投资猪场血本无归。原告收取退伙款退出猪场经营后仍然不讲诚信，其看到地方政府对生猪养殖户有政策红利时，对早已事实变更的协议恶意曲解提起本案诉讼，企图又再非法获利，法院不应支持这种因不讲诚信而获利的行为。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合伙经营位于珠海狮山脚下靠近西北面20亩果园山地的养猪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所经营的养猪场并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双方各占50%的份额。原告称被告现金出资不足5000000元，其现金出资500000元及劳务出资，共同经营养猪场，其负责记账，被告负责审核；被告则称其现金出资1980000元，原告没有现金出资仅为劳务出资，养猪场实际由原告全权负责。2015年3月3日，原告（作为乙方）与案外人杨贤富（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狮山脚下靠西北面的20亩果园山地租给李敬辉发展饲养业（畜牧）；时间从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租金每年40000元。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宜。2016年12月24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同意以2015年3月3日签订的猪场协议书的条款不变延续多3年期限，即到2022年12月30日止。2017年3月29日，原、被告双方合伙关系解除并签订《猪场、鱼塘转租协议》，约定：一、现有中山市三角镇光明村李敬辉因身体原因将把与斗门区白蕉镇大托村杨贤富租赁的20亩果园山地所搭建猪场转给本村杨就源养猪，以后委托杨就源代履行李敬辉与杨贤富所签订的协议责任及义务；二、李敬辉与黄永照所租赁的鱼塘，现已转给杨贤富养鱼，以后杨就源代处理与杨贤富的签订的协议责任；三、在租赁合同期限内，如有国家、集体征用以上猪场地及鱼塘地或环保拆迁所有补偿（猪只补偿归杨就源所有）李敬辉与杨就源各百分之五十，中途如有转给第三方必须经由李敬辉同意方可。以上所牵连的三份合同、协议各保管一份，正副本双方同意具有同样法律效力，签订即日起的一切经济债务与李敬辉无关。2018年6月13日，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人民政府向杨就源养殖场发出《关于清理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违法畜禽养殖场的通告》，该通告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广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主要污染物减排技术指南》等有关规定：一、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定点屠宰企业等的选址、建设和管理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二、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根据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需要，建设相应的畜禽粪便、污水与雨水分流设施，畜禽粪便、污水的贮存设施，粪污厌氧消化和堆沤、有机肥加工、制取沼气、沼渣沼液分离和输送、污水处理、畜禽尸体处理等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已经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代为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可以不自行建设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或者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自行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的，应当确保其正常运行；三、从事畜禽养殖活动，应当采取科学的饲养方式和废弃物处理工艺等有效措施，减少畜禽养殖废弃物的产生量和向环境的排放量；四、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或者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畜禽养殖废弃物未经处理，不得直接向环境排放。经查，你养殖场已违反上述有关规定且所在位置属于禁养区，你自收到通知日三十天内自行关闭养殖场、搬迁畜禽和清拆栏舍，逾期不搬迁畜禽和清拆栏舍的，镇政府将依法强行搬迁和拆除。2018年10月2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猪场产权确认书》，载明：位于珠海市××区白蕉镇××村狮山脚下靠西北面的20亩果园山地，由珠海市斗门区宝中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中园公司）承租后部分改造成猪场，后宝中园公司于2012年7月1日将大托山腰的六栋猪舍（建筑物面积约2000平方米）及相关的场地出租给李敬辉养猪使用，李敬辉承租上述场地后，为了扩大养殖规模，与合作伙伴杨就源共同扩建了原有的猪舍，扩建后的建筑物面积约5180平方米。2015年，宝中园公司由于经营不善拟退出上述山地经营，宝中园公司在2015年2月8日将其建设的六栋猪舍产权无偿转给李敬辉，并由李敬辉全权处理上述猪舍。宝中园公司退出上述山地经营后，上述20亩果园山地转由杨贤富承租，并由杨贤富与李敬辉于2015年3月3日签订协议将上述20亩果园山地出租给李敬辉和杨就源继续合作饲养生猪，并又增建了猪舍面积约820平方米。2017年3月29日，李敬辉由于身体原因需退出上述猪场的经营，故李敬辉将上述猪舍（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及场地全部转让给杨就源养猪，杨就源已向李敬辉支付了退出猪场经营投资款18万元。因此，李敬辉确认自2017年3月29日起，上述猪舍（建筑物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产权、相关场地的经营权、肉猪的所有权均归杨就源所有，并由杨就源代表李敬辉履行与杨贤富所签订的协议。李敬辉特此声明和授权杨就源在参与处理与上述猪场禁养拆迁相关事宜时，有权代表李敬辉全权作出处理决定，并签署相关文件，签收相关款项。2018年11月15日，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畜牧兽医站向杨就源发出《关于限期清理存栏猪只的通知》，该通知载明：根据广东省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应急指挥部《关于进一步持续实施Ⅰ级响应措施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粤动防指[2018]2号）文件精神，结合斗门区防控非洲猪瘟工作会议的要求，针对我镇的实际，为切实做好我镇的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严防死守，决绝杜绝非洲猪瘟进入我镇，特通知如下：1.各养殖场的存栏必须在11月25日前上市完毕，猪栏不得存留猪只；2、11月25日后镇畜牧兽医站不再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3、对不执行本通知的猪场，11月25日后镇将组织相关部门强制清理。2018年11月18日，原、被告双方就《猪场产权确认书》再签订补充协议一事进行沟通，通过双方的沟通内容反映：1.李敬辉知悉其签订《猪场产权确认书》时就知道签订该确认书对其不利，后来到猪场与“牛根”沟通后预料可能产生问题，要求再与杨就源签订补充协议，拆养猪场的事情完成后其不再参与猪场的事；2.李敬辉当时系为了工作便利，让杨就源处理好与杨贤富之间的纠纷才签订确认书；3.杨就源表示其到猪场与杨贤富商讨后，如顺利处理的就把确认书撕毁了结事情；4.李敬辉确认杨就源给钱其经营猪场，猪场以其名义经营。2019年4月7日，杨就源向李敬辉手机发送短信：“转自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你尾号3975账户03月29日15:00完成畜禽禁养交易人民币1039456.00，余额1049621.69，”2019年4月15日，李敬辉向杨就源手机发送短信要求杨就源将补偿款转入至其银行账户。李敬辉认为，杨就源收取补偿款后不依约定向其支付一半的补偿款已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李敬辉遂于2019年5月28日诉至本院，主张前述请求。另查，双方确认涉案猪场杨就源于2018年12月14日自行拆除完毕后，被告收取政府部分发放的补助款合计1036077.25元，其中按猪只补助的款项为268730元，按棚舍面积补助的款项为767347.25元。珠海相关部门发放时由于核算有误，杨就源在收到补助款后向有关部门退回3378.75元，故李敬辉提交的短信证据载明的金额与实际收取的金额不一致。李敬辉认为杨就源所收取的补偿款应属于转租协议上所约定的“国家、集体征用猪场地或环保拆迁”所指定的款项，该款项系根据《关于清理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违法畜禽养殖场的通告》所作出的补偿，猪场拆除属于环保拆迁，杨就源的经营损失只是猪只损失；杨就源则认为其所收取的补偿款不属于约定的款项，该款项是政府部门为了畜禽禁养，在养殖户自愿清理养殖场时发放的经营损失补助，实际上是猪场财产的形态转化，不属于强制拆迁，亦不属于因排污不合格而被环保部门责令拆除的情形。杨就源另称补助款中的按棚舍面积补助的部分是有前提的，就是在杨就源自行拆除和清理养猪的棚舍后，相关部门根据所拆掉的棚舍面积进行补助，相关部门要求拆除棚舍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养殖户不在该区域继续养猪，并不是强行要求必须要拆，该款是政府引导养殖户拆除棚舍的补助款，属于政府与养殖户达成的协议性的拆除。棚舍拆除后无法继续养猪，故该补助就是补助杨就源养猪的经营损失，而杨就源与相关部门签订的协议书对该款项描述为畜禽禁养补助款。又查，李敬辉认为其所签订的确认书是为了配合杨就源与政府及出租方协商拆迁补偿事宜而出具的文件，该文件的性质属于对外的授权，不影响李敬辉按照《猪场、鱼塘转租协议》的分配补偿款，杨就源在2018年11月18日的电话沟通中多次确认签订确认书的目的是为了协商拆迁并承诺拆迁后将确认书撕毁；杨就源则认为李敬辉签订确认书已确认猪场的猪舍产权、场地的经营权、肉猪的所有权等物权均归杨就源所有，双方事实上已变更《猪场、鱼塘转租协议》原来关于补偿的约定，而关于2018年11月18日电话沟通中所提到取得确认书系由于珠海政府部门与杨就源核算相关农业补助款时，政府部门了解到承包合同系以李敬辉名义签署的，故要求杨就源与李敬辉明确猪场产权归属，因此杨就源向李敬辉提出签订确认书以明确产权，李敬辉签订确认书后担心对其造成影响故要求前述补充协议。后杨就源提出猪场现已与“牛根”合伙经营，其无权单方面对外签订任何的补充协议且杨就源与李敬辉说如担心的话，等猪场拆完之后就撕毁产权确认书。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猪场、鱼塘转租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前述协议约定李敬辉将案涉猪场转给杨就源养猪，实质系将案涉猪场的猪舍产权、场地的经营权、肉猪的所有权等全部转给杨就源所有，但该协议同时亦约定李敬辉仍享有相关补偿款50%的分配权。而双方签订的《猪场产权确认书》中约定：“李敬辉确认自2017年3月29日起，上述猪舍（建筑物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产权、相关场地的经营权、肉猪的所有权均归杨就源所有，并由杨就源代表李敬辉履行与杨贤富所签订的协议。”该约定实质系对前述协议约定的再次确认，并不产生变更前述协议约定的法律后果，而结合政府部门发出的通告或通知的时间点、确认书签订的时间及约定的内容、双方的沟通情况来看，李敬辉签订前述确认书目的系为了其退出合伙后便于杨就源办理案涉猪场拆迁补偿事宜，且确认书中李敬辉并未表示明确放弃前述协议中约定相关补偿款的分配权，故前述协议的约定仍对杨就源具有约束力。而前述协议约定：“在租赁合同期限内，如有国家、集体征用以上猪场地及鱼塘地或环保拆迁所有补偿（猪只补偿归杨就源所有）李敬辉与杨就源各百分之五十。”故杨就源在取得符合前述协议约定的补偿款后应按约定与李敬辉各占50%。双方确认涉案猪场杨就源于2018年12月14日自行拆除完毕后，杨就源收取政府发放的补助款合计1036077.25元，其中按猪只补助的款项为268730元，按棚舍面积补助的款项为767347.25元。杨就源主张前述补助款为不属于前述协议约定的款项，而是政府部门为了畜禽禁养，在养殖户自愿清理养殖场时发放的经营损失补助，实际上是猪场财产的形态转化。李敬辉对此不予确认。本院认为，结合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人民政府向杨就源养殖场发出《关于清理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违法畜禽养殖场的通告》的内容认为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广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主要污染物减排技术指南》等有关规定，且案涉猪场属于禁养区要求其自行关闭养殖场、搬迁畜禽及清拆栏舍，而杨就源收取的补助款包含了猪只补助、棚舍补助等款项合计1036077.25元，被告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上述款项仅系其经营损失的补助，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杨就源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其所收取的补助款性质应属环保拆迁补偿款之列。因此，李敬辉有权依约定要求杨就源向其支付除猪只补偿外其他补偿款项的50%，即杨就源应向李敬辉支付畜禽禁养补偿款383673.63元（767347.25元×50%，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杨就源至今未向李敬辉支付该款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双方未就款项的支付时间进行明确约定，李敬辉有权要求杨就源支付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计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李敬辉诉请利息超出上述认定部分，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就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向原告李敬辉支付畜禽补助款383673.63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实欠款项为基数，从2019年5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敬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原告李敬辉负担150元，被告杨就源负担3500元（该款原告已预付，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迳付给原告，本院不另收退）。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觉天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黎素霞庞增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