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2民初196号原告：张红宾，女，汉族，1970年10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郑州市正光路9号王鼎国贸大厦2号楼15层。诉讼代表人：关宪法，任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宪法，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伟，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红宾与被告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可简称千业律师事务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本案必须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可简称河南高院)对张红宾等人申请复议案的终审结果为依据，本院依法作出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因河南高院对该申请复议案作出终审裁定，本案恢复审理，于2019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霏，被告诉讼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宪法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红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在2016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的履职行为违法；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实际损失（包括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1063293元；3.请求依法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以上系原告对原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10日，刘萍向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可简称“开封中院”）分别申请河南金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可简称“金瓯公司”）和开封市金耀置业有限公司（可简称“金耀公司”）破产重整。2016年8月12日，开封中院作出（2016）豫02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刘萍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的重整申请。同日，开封中院指定被告担任金瓯公司与金耀公司的管理人。被告作为金瓯公司与金耀公司的管理人，在法院并未启动合并重整程序的情况下，在2016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采取合并重整行为。该行为是违法行为，损害了原告作为金耀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一、被告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作出实质合并重整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一）开封中院作出受理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重整的裁定，该裁定并非实质合并重整。根据（2016）豫02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可以看出：1.法院裁定主文“受理刘萍对河南金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封市金耀置业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已经明确了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的重整案件程序不是合并重整，即不是实质合并重整。2.在本院认为部分，法院裁定没有实施实质合并重整的结论。3.在本院认为部分，也并未作出关于金瓯公司、金耀公司是否合并重整的任何事实认定。（二）被告违反开封中院的重整裁定，擅自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实施实质合并重整行为，该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具体表现为：1.2016年11月8日，在法院作出重整裁定后，被告制作执行职务工作报告，并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提交该工作报告。根据工作报告的内容，被告自行决定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2.2016年12月29日、2017年9月7日、2018年3月22日，被告分别在《大河报》《汴梁晚报》《东方今报》发布“河南金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封市金耀置业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在开封中院没有作出实质合并重整裁定的前提下，被告擅自做出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进行合并重整的行为。根据上述三个公告内容：（1）被告公然改变开封中院2016年8月12日裁定结论，声称该案系合并重整。（2）在主要资产介绍中，被告公开的审计数据是两公司合并资产和合并负债的数据，并且对申报债权的数据也是使用的两公司合并后的数据。（3）被告以公告的方式公开明确，按照实质合并的方式招募重整投资人。3.2017年3月1日，被告向案外人河南通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可简称“通利公司”）出具《入围通知书》。通知书的内容明确以合并重整的方式招募投资人，并确定通利公司为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合并重整的入围投资人。4.2017年4月10日，被告与通利公司签订《投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内容，被告明确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进行合并重整，选定通利公司作为投资人，并明确将按照合并重整的方式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原告认为，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法院并未裁定合并重整的情况下，被告实施了合并重整行为，擅自更改法院裁定内容，擅自变更案件所适用的法律程序，明显违法。虽然开封中院在之后的2018年8月3日作出包括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在内的4家公司的合并重整裁定，但自2016年8月12日起至2018年8月3日止的时间内，被告作为管理人所持续实施的违法行为已达2年之久。本案中，法院应当判决认定被告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二、重整计划草案表决不通过，应当依法进行破产清算。被告却仍然继续实施重整，明显违反《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告不仅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反而是在之后的一年中，继续进行合并重整程序，并且被告于2017年8月26日、2018年3月19日分别召开债权人会议，对招募合并重整投资人进行表决，以及被告两次发布招募合并重整投资人的公告。被告违反《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滥用管理人的权利，违反勤勉尽责的义务，将本应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案件，继续进行合并重整，致使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的债务至今均未得到解决。被告的违法行为，损害了原告作为金耀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三、被告明知开封中院并未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作出实质合并重整的裁定，擅自决定对两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其主观具有恶意。1.被告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即通过委托审计、出具分析报告的方式明确其要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进行合并重整的计划，在法院未作出实质合并重整裁定的情况下，被告继续擅自实施其该计划，故意违法。2016年7月15日，被告委托河南众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可简称“众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金瓯公司作出专项审计报告。2016年7月29日，被告依据上述审计报告出具《合并重整可行性法律分析报告》，提出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合并重整的必要性。以上事实说明：（1）众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作出主体混同的结论是违法的，并且该会计师事务所无权作出该结论。审计报告最后一页没有没有注册会计师签名，不具有合法性。（2）被告明知审计报告不具有合法性，仍将该审计报告的数据及结论作为其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合并重整的依据，具有主观故意。（3）审计报告与分析报告是在开封中院决定重整并指定被告为管理人之前作出的，证明被告在法院受理重整前，就计划将两公司进行合并重整。在法院作出重整裁定后，被告未按照法院的裁定进行分别重整，而是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进行合并重整，主观具有故意。（4）开封中院在知道被告提出合并重整设计的情况下，依然作出了不进行合并重整的裁定。证明被告作为管理人，对于法院没有批准实质合并重整是明知的，不存在对重整裁定理解错误的情况。其主观存在恶意。2.被告明知在2016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的破产程序不是实质合并重整，其故意违法实施实质合并重整。直至案件受理后2年，即2018年4月20日，被告才向开封中院提交合并重整申请书。根据该申请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被告认为这次合并重整是从金瓯公司、金耀公司两个独立公司的重整，申请为金瓯公司、金耀公司、河南东建置业有限公司（可简称东建公司）及河南雅乐颂置业有限公司（可简称雅乐颂公司）的合并重整。证明：（1）在被告申请本次合并重整前，无论是法院裁定所明确的，还是被告在合并重整申请书中所认为的，都是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分别重整。即在此之前，金瓯公司、金耀公司不应进行合并重整。（2）申请书的内容进一步证明，在此之前开封中院没有作出合并重整的裁定，被告对此也是明知。但是在重整过程中，被告违法按照合并重整的方式操作，损害债权人利益，具有恶意。四、被告故意将金瓯公司、金耀公司进行合并重整的违法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在维权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及其他损失，被告应当予以赔偿。综上所述，被告在2016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擅自将金耀公司、金瓯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的操作没有法律依据，也无事实基础，违反了忠实、勤勉义务，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千业律师事务所辩称：1.对金瓯、金耀公司申请重整的申请人刘萍，是基于生效的调解书，金瓯公司还款、金耀公司担保，申请两个公司一并进入重整。2.开封中院（2016）豫02民破1号裁定，将金瓯、金耀公司一并进入重整程序。3.这是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广大债权人多次上访，有政法委牵头，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在公安刑事立案后，法院民事立案进入破产程序，解决背后3000多债权人的社会矛盾，公安侦查期间，将两个公司一并侦查。杨海港是实际控制人。故此，原告说管理人违法合并重整不是事实，合并重整的前提是破产的裁定。原告的起诉理由之一称超期违法重整，但有债权人大会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延长了重整期间。继续盖楼房，债权人的权益得到最大的实现，不是管理人可以决定的。4.金瓯、金耀两个公司成立了债权人委员会，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开封中院准许成立债权人委员会，并且指定了债权人会议的主席，代表债权人做了很多有意义并且往前推进的工作。5.对东建公司、雅乐颂公司合并重整，涉及刑事民事不同分工，管理人负责把民事部分、工程债权、抵押债权等，由管理人登记审核，债权人大会核查通过，同时管理人依据审计报告作出四公司合并重整，这也是债权人委员会作出的将四公司作出一并重整的，不留后遗症。所以对原告指控管理人一切违法操作的合并重整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依据。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2015）郑民二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是金耀公司的债权人，原告有权提起诉讼。第二组证据：证据2，破产申请书。证据3，（2016）豫02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证据4，（2016）豫02民破1号决定书。拟证明：1.2016年7月20日，债权人刘萍向开封中院申请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重整。开封中院于2018年8月12日受理刘萍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被告担任金瓯公司与金耀公司管理人。2.开封中院作出的受理重整裁定，并非是实质合并重整。被告实施的实质合并重整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行为。第三组证据：证据5，管理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证据6，被告在《大河报》《汴梁晚报》《东方今报》发布“河南金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封市金耀职业有险公司合并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证据7，被告向通利公司出具的入围通知书。证据8，被告与通利公司签订的《投资框架协议》。拟证明：1.被告在工作报告中、发布招募投资人公告、出具入围通知书及签订投资框架协议等行为中，均明确表述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实施的是合并重整。2.2017年4月12日，在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情况下，被告继续实施重整，分别在《汴梁晚报》、《东方今报》发布招募合合并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其行为违反了《企业破产法》第88条的规定。第四组证据：证据9，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专家意见书。拟证明：开封中院2016年8月12日作出的重整裁定，并非是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的裁定。被告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进行合并重整的操作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行为。第五组证据：证据10，金方专审字【2017】第210号审计报告书。拟证明：1.河南金方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金耀公司作出的审计报告。报告中没有提出金耀公司与其他公司存在财务、财产混同的情况。证明金耀公司是可以进行单独重整的，被告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行为。2.金耀公司的资产状况好于金瓯公司，被告擅自合并重整，导致原告的债权清偿金额减少，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第六组证据：证据11，金瓯公司2015年末资产负债情况专项审计报告。证据12，金瓯、金耀公司合并重整可行性法律分析报告。拟证明：1.2016年7月15日被告委托河南众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金瓯公司作出的审计报告。被告依据该审计报告出具合并重整可行性分析报告，提出合并重整的必要性。2.审计报告没有注册会计师签名，不具有合法性。被告仍以审计报告为依据，作出合并重整的分析报告，主观具有故意。3.两份材料出具的时间早于法院作出受理重整裁定的时间，证明被告计划将两公司进行合并重整。在被告明知法院作出的不是合并重整的裁定后，仍然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作出合并重整，被告存在不依法履职的行为，主观具有恶意。第七组证据：证据13，合并重整申请书。证据14，（2016）豫02民破1号之五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被告于2018年4月20日向开封中院提交合并重整申请书，开封中院于2018年8月3日作出实质合并重整的裁定书。2.证明被告明知在2016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的破产程序不是实质合并重整，仍然故意违法实施合并重整，被告主观具有故意。第八组证据：证据15，委托代理合同、律师用发票、差旅费发票、审计费用发票。拟证明：因被告在2016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存在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合并重整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支出的费用。以上八组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申请证人张某、黄某出庭作证。张某证明主要内容为，四个公司均在同一场所办公，法人为同一人杨海港，杨海港安排四公司工作。黄某证明主要内容为，其去金瓯公司集资时看到金瓯、金耀、东建、雅乐颂几个牌子都在公司一楼墙上挂着，财务人员、接待人员也都是一批人，四公司均在同一场所办公，法人为杨海港。上述书面证据、证人证言均经过当庭质证。结合庭审情况、整体案情，对双方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可其真实性。但是否能够实现当事人的拟证明事项，则视证据内容、特点与案情等因素综合衡量。另,本院调取本院（2016）豫02民破1号之五民事裁定书（复印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副本），并当庭进行了说明。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查明本案事实如下：本院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2016）豫02民破1号民事裁定，受理刘萍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的重整申请。同日，制作（2016）豫02民破1号决定书，指定千业律师事务所担任金瓯公司与金耀公司的管理人。金瓯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杨海港，注册资金6000万元，该公司股权经多次变更，现登记股东为杨海港、耿金生，出资比例分别占90%和10%。东建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杨海港，注册资金1000万元。该公司股权经过多次变更，现登记股东为陶立建、杨海港、胡九明，出资比例分别为股权90%、7%、3%。雅乐颂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21日，法定代表人为杨海港，注册资本金800万元，登记股东为杨海港、耿金生，出资比例分别为70%、30%。金耀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杨海港，注册资金800万元，该公司经过多次变更，现登记股东为陈岩松，股权100%。金瓯公司的主要资产为位于开封市晋安路南侧、黄河大街东侧的18.921亩商业住宅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金耀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五大街××、××大道以北××108.478亩商业用地使用权。东建公司、雅乐颂公司为空壳公司名下无资产。金耀公司原为雅乐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雅乐颂公司向张红宾借1.1亿元时，雅乐颂公司持有的金耀公司的100股权作为借款担保变更至张红宾指定的陈岩松名下。金耀公司名下108.478亩商业金融用地使用权购买资金来源分两部分：一是金瓯公司吸收储户的资金。2014年6月5日至2014年12月15日期间储户转入杨海港及其控制的公司内部财务融资人员名下账户共计2.4279036916亿元。二是金瓯公司吸收河南中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可简称中悦基金）资金，2014年11月17日至2014年12月22日中悦基金向杨海港控制的雅乐颂公司账户及杨海港个人账户汇入共计8053.24666万元，其中的800万元用于购地。以上两项共计2.5079036916亿元，杨海港以无偿调拨的方式将上述款项汇入锦豪公司、马朝阳、柴玉、东方今典公司等处，用于购买108.478亩土地和该地块的配套业务支出。因杨海港涉嫌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开封市公安局梁苑分局立案侦查并侦查终结，由市金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市金明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之中。2017年9月22日，陈岩松代表金耀公司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该合同尾部“代表：”字样及冒号后，是陈岩松的签名），委托律师参加听证会，支出律师费20万元。该支出发票为一张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购买方”栏中“名称”为“开封市金耀置业有限公司”，“销售方”栏中“名称”为“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2018年5月，张红宾、通利公司与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签订《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协议》，委托律师处理与被告管理人责任纠纷的诉讼案件（即本案），支出律师费10万元。该支出发票为一张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购买方”栏中“名称”为“河南通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方”栏中“名称”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2018年6月，通利公司、陈岩松、张红宾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委托律师参加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合并重整案件听证会，支出律师费20万元。该支出发票为二张价税金额均为10万元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购买方”栏中“名称”均为“河南通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方”栏中“名称”均为“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2019年4月，张红宾与通利公司委托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处理听证会后续咨询服务，支出律师费5.6万元。该支出发票为一张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购买方”栏中“名称”为“河南通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方”栏中“名称”为“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以上事项过程中支出律师差旅费7293元。通利公司委托河南金方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金耀公司的资产、负债、净资产进行专项审计，2017年9月18日出具审计报告，费用为50万元，共5张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日期均为2018年9月3日。发票“购买方”栏中“名称”为“河南通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方”栏中“名称”为“河南金方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上共计1063293元。本案所有发票证据、银行转账或付款凭证证据中，均无张红宾的名字。千业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后，制作《管理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并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提交了该报告；在2016年12月、2017年9月、2018年3月分别在大河报、汴梁晚报、东方今报刊登金耀、金瓯公司合并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2017年3月1日制作《入围通知书》确定通利公司为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入围投资人；2017年4月10日千业律师事务所作为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管理人与通利公司签订投资框架协议。上述各材料中均有表明金耀、金瓯公司系合并重整的内容。张红宾认为这四个行为是千业律师事务所实施对两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的行为，是违法行为，给张红宾造成1063293元的实际损失。2018年4月20日，千业律师事务所作为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交申请，以金瓯公司、金耀公司、东建公司、雅乐颂公司（可简称为四公司）人格高度混同为由申请合并重整。本院于2018年6月8日召开听证会，管理人及包括张红宾在内的部分债权人与会并发表了意见。本院于2018年8月3日依法作出（2016）豫02民破1号之五民事裁定：对金瓯公司、金耀公司、东建公司、雅乐颂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债权人张红宾、陈岩松、崔三民不服，向河南高院申请复议。河南高院于2019年3月20日依法作出（2018）豫破申1号终审民事裁定：驳回张红宾、陈岩松、崔三民的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其裁定理由主要有，金瓯公司、金耀公司、东建公司、雅乐颂公司为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杨海港。金耀公司的股东由杨海港变更为陈岩松，系雅乐颂公司向张红宾借款1.1亿元时，金耀公司以其100%的股权作为借款担保变更至张红宾指定的陈岩松名下，并非转让公司的行为。张红宾于2015年2月12日与雅乐颂公司发生1.1亿元借款，同日张红宾接管了金耀公司的印鉴证照，说明接管印鉴证照的行为与借贷行为有关，并非公司控制权的转让行为，张红宾保管金耀公司印鉴证照并不能得出其是金耀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结论。中悦基金与雅乐颂公司也存在借贷关系，同时约定了股权质押协议，中悦基金保管雅乐颂公司印鉴证照，也不能得出其就是雅乐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结论。杨海港作为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安机关对杨海港的讯问笔录及管理人对杨海港的调查笔录中均自认能够实际控制四公司并支配其资金往来，会计李新敏的证言与杨海港的自认相印证，故原审法院认定杨海港能够实际控制四公司并无不当。关联企业财产混同是人格混同的体现，是指企业收益一体化，企业之间债务任意转移，资金拆借与担保频繁往来，表征人格的因素如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情形。四公司关联往来金额巨大且复杂，存在企业之间资金任意调配、相互借贷、互相担保等情形。杨海港能够调配四公司的资金往来，且四公司存在内外账的情形，资金往来大量使用杨海港及公司会计个人账户进行交易，导致难以区分各公司的财产。且四公司的管理、财务等人员均系一套人马，实际也在同一地点办公，其财务、人员等高度的混同使四公司明显丧失了独立法人应有的意志独立性和资产独立性，已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符合实质合并重整条件。针对关联企业滥用股东权利、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肆意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现象，传统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和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撤销权和破产无效制度已经不足以规制关联关系的不当利用行为，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需要运用实质合并破产制度来弥补相关制度的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18﹞53号《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的规定，在关联企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公司财产成本太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为保障全体债权人得到公平清偿，可以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四公司符合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特征，存在各自财产无法区分的情形，符合实质合并重整的适用条件，应当运用实质合并破产制度来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最大利益。目前，上述重整程序正在依法进行之中。本院认为，金瓯公司、金耀公司、东建公司、雅乐颂公司人格高度混同，既有四公司之间资金任意调配、相互借贷、互相担保等多方面的内在情形，又有四公司的管理、财务等人员均系一套人马、实际在同一地点办公等外在表现。杨海港同时是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金耀公司共同为张红宾向雅乐颂公司借款进行担保。四公司人格高度混同、各自财产无法区分的情形并非只在2018年8月3日之后存在，其在本院受理金瓯公司、金耀公司重整的2016年8月12日之前就已经存在。千业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的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破产重整案，因金瓯公司、金耀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海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涉及刑民交叉，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储户众多而涉及社会稳定，涉及公安刑事侦查，情况复杂，耗费时间长。千业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在发现四公司人格高度混同、各自财产无法区分的情形后，进行相关合并重整的程序性工作，并非实质性进行财产分配与债务清偿的行为，未对张红宾造成实际经济损失。其效果在于两个公司的整体重整工作有序推进，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因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分别重整而导致不当的后果与对全体债权人的不公，切实维护债权人、债务人、企业出资人的正当权益，尽力实现债务清偿、企业拯救目标。由于2016年8月12日之前就已经存在四公司出现人格高度混同、各自的财产无法区分的情形，所以2018年8月3日本院依法裁定四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后河南高院依法作出终审裁定维持该裁定，不仅说明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应当实质合并重整，也说明在2016年8月12日法院受理重整后至2018年8月3日本院作出裁定前的期间里，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已经符合实质合并重整条件。所以，千业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在2018年8月3日本院依法裁定四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之前，进行一些程序性合并重整，具有实际的合理性。这也说明千业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没有违反我国破产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要求。关于原告张红宾起诉称“重整计划草案表决不通过，应当依法进行破产清算。被告却仍然继续实施重整，明显违反《企业破产法》规定”，该问题系整个重整程序的问题，涉及许多重整程序具体情况，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重整程序违法。在重整程序中，法院作为程序主导者，对管理人处于指导、监督地位。在千业律师事务所作为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管理人进行的履职活动中，本院作为指导、监督者，并未指出其有违法行为。而且在上述申请四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的一审及终审中，两级法院并未指出重整程序违法。目前，重整程序正依法进行。张红宾认为千业律师事务所的履职行为违法且给其造成实际损失，与事实不符。张红宾诉求千业律师事务所赔偿其实际损失，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从另一方面讲，千业律师事务所2016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进行的上述合并重整工作不必然导致下列事项，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陈岩松代表金耀公司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后，支出律师费20万元；张红宾和通利公司与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签订《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协议》后，支出律师费10万元；通利公司及陈岩松和张红宾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后，支出律师费20万元；张红宾与通利公司委托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后，因受托律师处理听证会后续咨询服务支出律师费5.6万元；以上事项过程中支出律师差旅费7293元；通利公司委托河南金方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金耀公司的资产、负债、净资产进行专项审计支出费用为50万元。这些支出共计1063293元，与千业律师事务所的履职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其中的支出律师费10万元系用于委托律师参加本案诉讼，之后支出的律师费20万元系委托律师参加金瓯公司、金耀公司管理人申请四公司合并重整案的听证会，支出律师费5.6万元系委托律师处理该听证会后续咨询服务，均属于委托律师参加正常的诉讼程序。对于本案及申请四公司合并重整案来说，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无强制当事人或债权人聘请律师参加诉讼及进行相关法律程序的规定，也无聘请律师一方的律师费用由对方或他方承担的规定。张红宾诉求让被告千业律师事务所承担，于法无据。而且，张红宾的主要主张“不同意四公司实质合并破产”，并未得到法院生效裁定的支持，因而诉求让千业律师事务所承担其聘请律师支出的费用亦不符合逻辑。另外，本案所有发票证据、银行转账或付款凭证证据中，均无张红宾的名字。这也说明张红宾诉求让千业律师事务所赔偿1063293元损失，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因为此款包含的通利公司、金耀公司支出费用无证据证明是张红宾的损失，律师差旅费7293元同样无法说明是张红宾的损失。除此之外，上述金耀公司的支出费用属于无权支出。因为金耀公司进入重整，其各项事务应由管理人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履行职责。根据该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在重整期间，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但要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已进入重整的金瓯公司、金耀公司均没有提出申请，更没有经法院批准，因而不能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故，金耀公司不能自行与外界签订合同。2017年9月22日，陈岩松代表金耀公司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支出律师费20万元属于无权行为。金耀公司本身尚不能自行与外界签订合同，陈岩松仅是金耀公司登记股东，而不是其法定代表人，在无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更无权以金耀公司的名义与外界签订合同。因为公司与股东人格上是分离的，股东不能以自身名义直接作为公司对外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关于通利公司委托河南金方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金耀公司的资产、负债、净资产进行专项审计支出50万元费用，通利公司不仅不是本案诉讼主体，而且该审计无管理人授权委托，无法律依据，属于私自委托审计，支出费用与本案无关。关于原告张红宾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千业律师事务所在2016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的履职行为违法，本案中，原告已经直接提出给付请求，因而原告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履职行为违法已不具有确认利益，对该抽象的确认请求既无须也不应单独提出，本案可以不予单独评价。不过，前面论述其给付之诉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时，实际上已经给予了回应。原告此项确认被告履职违法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总之，张红宾诉称的各项理由均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红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70元，由原告张红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出5份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根喜审判员  张 洁审判员  张燕喃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陈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