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3民初4450号 原告：于大鹏，男，197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芳，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哈曼智联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383号14层1401-1410号、15层1501-1510号。 法定代表人：黎建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阳鸽，四川蜀锦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四川蜀锦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大鹏与被告哈曼智联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曼（成都）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大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沈芳，被告哈曼（成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阳鸽、姚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大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从2016年4月2日起至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判决解除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3.判决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经济补偿金217537.7元；4.判决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至今的双倍工资（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金额为629179.82元）；5.判决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3641元；6.判决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2790元；7.判决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应涨而未涨工资差额33600元。原告于大鹏在庭审中当庭撤回第7项诉请，将第5项诉请变更为“判决哈曼（成都）公司向于大鹏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工作日期间的加班工资31963元”，并增加一项诉请“请求判令成都（哈曼）公司向于大鹏支付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7月4日期间的工资6557元以及未休年假工资1457元”。事实与理由：于大鹏于2009年4月8日进入泰立嘉（成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该公司为哈曼（成都）公司的前身。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签订了三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三次合同到期时间为2016年4月1日。合同到期后，于大鹏继续在公司工作，根据法律规定，哈曼（成都）公司应当与于大鹏签订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但其至今未与于大鹏签订。此外，于大鹏在职期间，公司多次安排于大鹏在非工作时间出差加班，但没有支付任何加班费，并且公司制定的管理制度侵害了于大鹏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哈曼（成都）公司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于大鹏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特诉来本院，请求依法判决。 哈曼（成都）公司辩称，1.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在2019年6月4日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应当视为于大鹏已经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6月4日已经解除；2.于大鹏要求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于大鹏要求支付自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本案中2016年4月1日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于大鹏一直在公司工作，且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应当视为自2017年4月1日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认可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的双倍工资按规定应当支付，但是该费用属于惩罚性赔偿，于大鹏的请求已经超过时效；4.于大鹏要求支付加班工资无事实依据，公司没有安排于大鹏加班，也不存在未支付加班费的事实。于大鹏混淆了劳动报酬和加班费，其主张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5.于大鹏增加的诉请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依法应不予处理。 经审理查明，2007年8月3日，泰立嘉（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21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哈曼智联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于大鹏于2009年4月8日、2012年4月9日、2014年3月21日分别与泰立嘉（成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三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到期日分别为2012年3月31日、2014年3月31日、2016年4月1日。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于大鹏入职时间为2009年4月8日。关于离职时间，于大鹏提出其于2019年7月4日通过邮件向公司发送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9年7月4日。公司主张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收到法院依法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之日（2019年6月4日）。 另查明，哈曼（成都）公司《Attendance》（考勤）制度第4条第1项规定：“工作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整，中午一小时午餐时间。允许上班时间前后半小时的弹性，则下班时间相应调整，但须保证每天八小时工作时间”。 又查明，2019年1月8日，于大鹏向成都高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因仲裁庭审时要求变更仲裁请求未予同意，便撤回该仲裁申请，之后于2019年5月12日就本案所涉仲裁事项重新向高新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5月22日出具逾期未受理证明，因此，于大鹏起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的企业工商信息、哈曼（成都）公司《Attendance》（考勤）制度、三份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及逾期未受理证明、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EMS邮寄单及签收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及质证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及解除方式；2.哈曼（成都）公司是否应当向于大鹏支付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金额；3.哈曼（成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于大鹏加班工资；4.哈曼（成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于大鹏经济补偿金。 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及解除方式。本案中，尽管双方于2016年4月1日之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均认可2016年4月1日之后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及解除方式问题，公司主张因劳动者诉请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故在公司收到法院依法送达的原告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双方劳动关系便予解除，即2019年6月4日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于大鹏主张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2019年7月4日，系于大鹏通过邮件向哈曼（成都）公司发送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合同解除权的法定行使方式为通知，生效方式为通知到达对方。首先，于大鹏在起诉状中明确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劳动合同，充分反映出其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其次，法院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可以有效将劳动者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单方意思表示有效传达给被告。因此，本院确认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从2016年4月2日至2019年6月3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于被告哈曼（成都）公司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2019年6月4日）解除。 关于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和第八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连读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于大鹏与哈曼（成都）公司连续三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第三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2016年4月1日）后，公司应当与于大鹏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大鹏主张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承接关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不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最大惩罚限度是支付十二个月的二倍工资，故哈曼（成都）公司应当支付自2016年4月2日至2017年4月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但哈曼（成都）公司主张于大鹏的双倍工资诉请已经超过时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由上述法条可见，只有拖欠劳动报酬的仲裁时效期间才是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算，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系惩罚性赔偿金，并非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而应得的劳动报酬，故应当适用上述法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计算一年仲裁时效时，因双倍工资是按月累计形成，属个别债权，应当对月独立计算，即在计算一年仲裁时效时，前一段时间期间可能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但不影响后一段期间的计算。本案中，对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应为用人单位未履行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行为的发生之日，2016年4月2日，哈曼（成都）公司未与于大鹏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大鹏也应于此时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故于大鹏若要主张哈曼（成都）公司支付未与其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权利，应在2017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1日期间提出仲裁申请，但其直至2019年1月8日才向成都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且其未能举证证明这期间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哈曼（成都）公司的时效抗辩成立。综上，本院对于大鹏要求哈曼（成都）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加班工资。于大鹏主张其在职期间存在加班事实，要求哈曼（成都）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工作日每天延时加班1小时的加班工资31963元和因公司安排出差存在的休息日在途时间的加班工资2790元。本院认为，关于延时加班工资，哈曼（成都）公司的考勤制度规定每周一至周五的上班时间为9时至18时，中午1小时午餐时间，每天须保证8小时工作时间。现于大鹏以公司上述规定为依据，主张其工作日每天延时加班1小时的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休息日出差在途时间的加班工资，本院认为，加班并非单纯的时间经过，而是需要以特定的工作作为内容支撑。于大鹏为完成外地工作任务而出差，但在途时间并无实际工作内容，未从事加班行为。且于大鹏对哈曼（成都）公司的加班政策规定“到达和离开公司的时间以及出差时自出发地到目的地的途中时间将不视为支付加班费的工作时间”一直知悉，亦未举证证明其向公司提出过异议，现主张出差在途时间的加班工资，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经济补偿金。于大鹏以哈曼（成都）公司未支付加班费、公司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项的规定要求哈曼（成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首先，如前述所分析，于大鹏主张哈曼（成都）公司未支付其加班费的事实不能成立；其次，关于哈曼（成都）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其一，于大鹏主张公司制定的休假政策中“员工可预支当年年假，但离职时员工已使用的年假天数超出规定的标准时，超出天数的工资将在最后工资中扣除”以及“员工离职时未休年假将不以现金形式折算，因公司原因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除外”的规定违反了《企业职工带薪年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哈曼（成都）公司辩称公司休假制度中规定的公司年假包含了国家规定的带薪年假以及企业给予员工的公司年假，在休假规定中明确了最低工资年假标准为10天，最高为22天，于大鹏陈述的预支年假以及扣除年假系公司年假，而非国家法定年假。从公司的休假政策显示，公司已经充分保障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法律、法规”，特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而《企业职工带薪年假实施办法》系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部门规章，不属于上述法律、法规。其二，于大鹏主张公司的考勤政策规定“工作时间每周一至周五9点至18点”以及“如发生迟到或早退，罚款10元，从次月工资中扣除”违反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且公司没有罚款的权利。如前所述，哈曼（成都）公司规定“工作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整，中午一小时午餐时间。允许上班时间前后半小时的弹性，则下班时间相应调整，但须保证每天八小时工作时间”，该规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至于迟到罚款，属于公司正常的考勤管理制度，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其三，于大鹏主张公司的加班政策第33条规定“到达和离开公司的时间以及出差时自出发地到目的地的途中时间将不视为支付加班费的工作时间”系公司单方制定的排除其支付加班费义务的规定。如前述关于加班费的分析，因在途时间并未提供实际工作，不能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哈曼（成都）公司的该项规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其四，于大鹏主张上述休假政策、考勤政策、加班政策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等民主程序，制定程序违法。本院认为，虽然上述规章制度未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但其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且依法向全体劳动者进行了公示。于大鹏在2015年-2017年的三份政策学习表上签字确认，表明其已了解了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且于大鹏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职期间有向公司针对上述制度提出过异议。综上所述，哈曼（成都）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不存在侵害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情形。因此，本院对于大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项的规定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于大鹏当庭增加的诉请“请求判令成都（哈曼）公司向于大鹏支付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7月4日期间的工资6557元以及未休年假工资1457元”，因该诉请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且哈曼（成都）公司提出异议，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大鹏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由原告于大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晓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张馨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