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0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翎惠，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通江县XX乡XX村XX组XX号，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公路XX弄XX号XX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丹瑞，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XX镇XX庄XX村XX庄XX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甲，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XX镇XX庄XX村XX庄XX号。法定代理人刘某甲（系张甲之母），住同张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乙，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XX镇XX庄XX村XX庄XX号。法定代理人刘某甲（系张某乙之母），住同张某乙。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传德，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XX镇XX村XX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桂勇，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XX镇XX村XX队。上列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岳云，北京君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姚远，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寿春镇民主街道幸福选区XX组XX号。原审被告刘缘，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桃江县XX镇XX街。上诉人袁翎惠因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30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翎惠，被上诉人刘丹瑞、张甲、张某乙、张传德、吴桂勇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岳云及被上诉人刘丹瑞（兼张甲和张某乙的法定代理人），原审被告姚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刘缘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死者张某丁出生于XX年XX月XX日，系农业家庭户。刘丹瑞、张甲、张某乙、张传德、吴桂勇均为农业家庭户。刘丹瑞与张某丁于2013年8月21日登记结婚，于XX年XX月XX日生育女儿张甲，于XX年XX月XX日生育儿子张某乙。张传德、吴桂勇分别是张某丁的父母。袁翎惠居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公路XX弄XX号XX室（以下简称802室），姚远、刘缘事发时租住在（以下简称803室），系袁翎惠的邻居。2014年7月20日中午，张某丁和袁翎惠及另外两位朋友在一起吃饭，席间，张某丁有饮酒，餐后张某丁开车送袁翎惠回家。当日袁翎惠出门时将802室房屋的钥匙遗忘在房间内。当日14时许，张某丁和袁翎惠到了8楼后，敲了803室的门，姚远开门，张某丁告知姚远“我是你们的隔壁邻居，我的钥匙忘在家里了，现在进不了家，你能不能让我从你们的阳台上翻过去拿一下钥匙？”姚远当场拒绝了张某丁的要求，并告知门上有专门开锁的电话，可联系开锁的事情。当日15时许，刘缘打开803室房门准备去11楼收衣服时，刘缘饲养的狗从室内窜出，刘缘马上去控制狗，张某丁和袁翎惠走过来，张某丁跟刘缘说“让我进去看看”后就直接走进803室并到了南面的阳台，袁翎惠也跟着进入803室并到了南面的阳台。后张某丁在攀爬803室的阳台到袁翎惠的802室去取钥匙时，不慎从8楼阳台处当场跌落到地面，当即被送至上海市浦东医院抢救，后因创伤性休克于当日死亡。原审又查明，张某丁死亡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尸体体表检验，通过体表检验，未发现有他杀迹象。另外还进行了毒物检验，检验测出乙醇（酒精）含量为0.21mg/ml。2014年7月26日，刘丹瑞签署了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非正常死亡（案）事件告知单》，确认对检验结论无异议，不同意尸体解剖等司法鉴定。一审审理中，经刘丹瑞方申请，原审法院向袁翎惠居住的小区A管理中心的物业部门调取了事发当天袁翎惠802室房屋所在的227号楼底楼入口处的监控录像资料。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双方对该监控录像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并一致确认如下事实：2014年7月20日14时14分06秒，张某丁出现在227号楼的底楼，并拉开了电子门，还用一旁的一辆自行车将该电子门卡住，保持供他人可自由进出的开门状态，后又走出该楼。当日14时23分12秒，袁翎惠出现在227号楼的底楼并走出该楼。当日14时29分59秒，张某丁和袁翎惠同时走进227号楼的底楼。当日14时30分06秒，张某丁和袁翎惠同时进入227号楼底楼的电梯内。当日14时34分39秒，张某丁走出电梯并走出227号楼的底楼。当日14时50分14秒，张某丁手拿两瓶水进入227号楼并进入电梯。当日14时54分41秒，姚远走出227号楼底楼（姚远称此时张某丁已经坠楼，已经报110和120,故其冲下楼等候）。当日14时56分09秒，有一身穿黄衣服手提工具包的男子进入227号楼底楼，同时，刘缘的男友冲出该楼，与穿黄衣服手提工具包的男子擦肩而过。当日14时56分11秒，袁翎惠出现在227号楼底楼，与穿黄衣服手提工具包的男子擦肩而过，并回头看了一下穿黄衣服手提工具包的男子后走出该楼（袁翎惠称其与刘缘的男友是同时乘电梯下楼的，前后也就相差2秒时间走出电梯）。当日15时02分30秒，身穿黄衣服手提工具包的男子走出227号楼底楼。当日15时07分13秒，小区保安将227号楼道卡住电子门的自行车搬移，并将电子门关上。一审审理中，对姚远在公安部门的笔录中称其拒绝张某丁进门并告知可打开锁电话联系后，听到袁翎惠劝张某丁说“不要爬过去了，那样太危险了，还是打个电话给专门开锁的人让他们来开锁。”刘丹瑞方对此不予认可，袁翎惠对此无异议，并认为当时其在旁边也让姚远不要让张某丁进去爬窗，刘缘对此无异议。一审审理中，对刘缘在公安部门的笔录中称张某丁未经其同意就进803室后，在阳台时袁翎惠劝张某丁说“不要跳，太危险了，打不开的。”刘丹瑞方对此不予认可，袁翎惠、姚远无异议。2014年8月，刘丹瑞、张甲、张某乙、张传德、吴桂勇共同诉至法院称，事发当日，张某丁送袁翎惠回家，因袁翎惠将钥匙遗忘在屋内无法开门，张某丁为帮助袁翎惠取钥匙，欲从袁翎惠的邻居即姚远、刘缘居住处的阳台上翻越至袁翎惠屋内，翻越过程中空调架脱落致坠楼，经抢救无效死亡。故请求袁翎惠赔偿医疗费17,215.14元（人民币，下同）、死亡赔偿金877,0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00,265元、丧葬费30,21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6,000元、护理费300元、交通费4,000元、住宿费700元，共计1,485,716.14元，姚远、刘缘应与袁翎惠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袁翎惠辩称，其与张某丁原根本不认识。2014年7月8日，其在网上与张某丁结识，因双方年龄接近，有共同语言，双方互留了电话。期间，张某丁要袁翎惠替他在网上找工作。同月16日，张某丁到其住处，两人一起在网上搜索招工信息。同月19日，其在网上看到招聘驾驶员工作信息，并帮助张某丁发了求职信息，第二天即20日上午9点16分，其打电话给张某丁告知相关信息和情况，张某丁表示要来接其一起吃饭。20日上午10时许，张某丁开车来接其，因其走的急将钥匙忘记在屋里，其下楼就对张某丁说将钥匙忘记在屋里了，等回来后打电话给开锁的人，叫开锁的人帮忙开门。张某丁将其带到附近的XX饭店吃饭，一起吃饭的还有张某丁的一男一女两个朋友。期间，张某丁喝了一些白酒和啤酒，但没有喝多，行动自如。吃完饭后，张某丁执意要送袁翎惠回家。当天下午14时，其与张某丁一起来到其住处，其在电梯里就开始打张贴在电梯的开锁电话15800****XX,请开锁人上门帮助开锁，但开锁人说有事不来了。到了802室门口处，其打电话给小区物业（XXXXXXXX）,请物业来帮忙开锁，物业给了其一个开锁电话。14时19分，其打电话13044****XX给开锁人，开锁人答应马上过来。在其等开锁人时，张某丁自作主张去敲隔壁803室的门，该邻居即姚远开门后，张某丁就对姚远说“我是你们的隔壁邻居，我的钥匙忘在家里了，现在进不了家，你能不能让我从你们的阳台上翻过去拿一下钥匙？”姚远说“我们这里是8楼，你翻过去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门上不是有开锁电话吗？公安机关备案的，你可以跟他们联系开锁的事情。”其在旁听到张某丁说要翻阳台，就对张某丁说很危险不要翻阳台，还是等开锁的人来开门。14时23分，其与张某丁先后下楼等开锁人。14时30分，其与张某丁一起回大楼等。14时34分，其对张某丁说今天很热，劝张某丁先回去，由其一人等开锁的，据此，张某丁开车走了。14时50分许，借住在803室的刘缘开门出来，准备到11楼收衣服，她家的一条狗也跟了出来。因其喜欢就上前抚摸狗的头。此时，张某丁突然出现在803室门口，张某丁对刘缘说“让我进去看看。”没等刘缘同意，张某丁就擅自闯了进去，其见状也跟了进去，劝张某丁不要翻阳台，说太危险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刘缘及刘缘的男友张某丙。张某丁不听其及房主等3人的劝阻，执意从803室的阳台跳到802室的窗口处，结果脚一滑掉了下去。此时是14点54分，张某丙即打120和110。14时56分其在楼下碰到开锁的人进大楼。14点59分，其打110。张某丁被送到上海市浦东医院抢救，后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其在上海打工，已有几年失业，无生活来源，靠父亲经济接济，对张某丁的去世，其只能表示同情，请家属节哀。张某丁没有高空作业资质证书，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攀爬高楼属违法，张某丁听不进袁翎惠和邻居的竭力劝阻，在未征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强闯民宅，既不合法，又不属于善良风俗范围。案发时，其生命和财产没有面临实际危险，没有处在危急或急迫的情况下，不需要张某丁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显然张某丁违法的鲁莽行为不应鼓励和倡导，故刘丹瑞方诉请没有任何法律与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其诉求。姚远辩称，2014年7月20日下午14时左右，其和女友刘某的妹妹刘缘及刘缘的男友张某丙在XXXX小区暂住地休息，听见敲门声就去开门，当时看到袁翎惠和另一陌生男人（即张某丁），男子先开口说“我是你们隔壁邻居，我的钥匙忘在家里了，进不了家，你能不能让我从你们的阳台翻过去拿一下钥匙？”其当场拒绝男子，并让他打电话给专门开锁人员，对方也答应了。袁翎惠听其这么一说，就劝那个男子“不要爬过去了，那样太危险了，还是打个电话给专门开锁的人请他们来开锁。”之后，那个男子不说话了，于是其就把门关上了。大约过了40至50分钟，其听到外面很吵，就从卧室走到客厅，结果看到客厅里没人，南阳台上站着袁翎惠、刘缘及刘缘的男友张某丙，当时其没有看到那个要翻阳台去拿钥匙的男子，当其正要走去阳台处的门口时，突然听到袁翎惠大叫起来，其马上往阳台下的草坪看，看见男子俯伏趴在草坪上，其第一反应感觉此人是从8楼掉下去了。其没有给张某丁开过门，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其在事发后第一时间打了120。对于本起事故，其认为张某丁第一次要求进入其家中阳台察看时，已遭到其拒绝，第二次未经过同意私自进入，张某丁的死亡与其没有因果关系，故其不应该对张某丁的死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不存在任何赔偿。刘缘辩称，姚远是其姐夫。2014年7月20日下午其和姚远各自在803室房间休息。当天约15时许，其午觉起来要到11楼去收衣服，刚开门，其家的狗也一起出了门，其正在注意狗的时候，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走过来。因为那女子是其家隔壁802室的邻居，认识其家的狗就跟其说“你家狗狗长这么大啦。”就摸了两下，其家狗就去扒她，其家狗是只萨摩，力气比较大，其怕挠伤她，就去抱住狗，然后袁翎惠就朝其家走进去，这时候其才发现那男子（即张某丁）没经过其同意已经进了其家，当其拉着狗进门时，那名男子已经在其家的阳台，袁翎惠在说“不要爬，太危险了，打不开的。”那名男子说“可以的。”然后他就开始爬，由于那个男子人高马大，其和袁翎惠拉不住他，只能言语相劝，劝他不要去爬。当时阳台上就那个男子、袁翎惠和其，之前袁翎惠一直拉着男子的手让他不要翻，袁翎惠拉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阳台的栏杆上了，踩上去后袁翎惠就不拉了，男子翻过去后，感觉是想要直接跳过去。在此期间，其男友张某丙听到劝阻声就从房间里面出来，这个时候那个男子还是执意要爬，并且已经爬到了阳台外面的空调架上，其男友看到后马上走过来想阻止，刚走到阳台，那个男子就掉下去了。其男友立即拨打了120急救，时间是当天14点54分，从男子闯入803室到掉下去，前后大概2分钟左右。死者张某丁是在其护狗和与袁翎惠谈话间隙私自进入其家房屋阳台，张某丁的死亡与其没有因果关系，其不存在任何赔偿责任，事情还造成其方的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希望法庭依法判决，驳回刘丹瑞方的诉求。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张某丁因袁翎惠将钥匙遗忘在屋内而帮助取钥匙的行为系出于好意帮助，属于帮工的行为。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帮工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被帮工人的责任。本案中，首先，张某丁在午餐饮酒后开车送袁翎惠回家，在姚远明确拒绝其要求翻爬803室的阳台去取钥匙的情况下，事隔半小时左右其在刘缘刚好打开803室门后直接进入803室的阳台翻爬，张某丁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身的生命安全具有高度的谨慎注意义务，其理应预见到在8楼的阳台徒手翻爬行为的高度危险性，况且张某丁当时系午餐饮酒后，其并非居住在该小区的业主对房屋结构并不熟悉，其亦不是专业从事高空作业的人员，没有高空作业的经验和能力，没有使用足够的防护措施等情况，而张某丁在提出翻爬阳台的要求被姚远阻止后，仍过于自信或轻信能够避免，最终导致了危险后果的发生，故张某丁对自身的安全存在重大过失，且与死亡结果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可以减轻被帮工人的责任。其次，虽然姚远、刘缘陈述袁翎惠有劝说张某丁不要爬阳台等言语规劝，袁翎惠亦抗辩认为其劝阻张某丁不要翻窗，并打电话给开锁人来开锁，可见袁翎惠在事发时有规劝并跟随张某丁到阳台，但仍未能阻止危险事件的发生，而袁翎惠的规劝及跟随等行为并不能等同于其明确拒绝张某丁的帮助，现袁翎惠亦未提供证据表明其明确拒绝了张某丁的帮助，故袁翎惠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再次，事发当天，姚远拒绝张某丁要求翻爬阳台去取钥匙并关门的行为可以认定姚远已阻止张某丁要求翻爬阳台的行为，而刘缘与张某丁并不相识，其在开门时无法预料张某丁会直接进门到阳台发生翻爬的行为，姚远、刘缘对张某丁并无加害行为，张某丁死亡的结果与姚远、刘缘亦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刘丹瑞方要求姚远、刘缘对张某丁的死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袁翎惠对张某丁因翻爬阳台为其取钥匙而死亡的事件中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对刘丹瑞方的合理损失，原审法院确认如下：1、医疗费，刘丹瑞方主张17,215.14元并提供相应发票，袁翎惠、刘缘无异议，予以确认。2、死亡赔偿金，刘丹瑞方主张死者张某丁生前在上海长期居住要求按城镇居民标准43,851元/年计算为877,020元，并提供死者缴纳车辆保险、人寿保险材料、2014年8月15日刘丹瑞与案外人的二手车转让协议、收据，刘丹瑞称死者2000年就来上海，一直做点小生意，没有固定单位，以前是做液化气，后来从事屠宰，都是为私人做的。袁翎惠认为对死者是农村户籍无异议，刘丹瑞方的证据无法证明死者可以适用城镇标准，对死者工作情况不清楚，刘缘不认可适用上海城镇标准。原审法院认为，现刘丹瑞方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事故发生前张某丁的主要收入来源地及经常居住地均为城镇的事实，其要求按照本市城镇居民相关标准计算该损失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按照本市农村居民的标准19,208元/年，法院确认死亡赔偿金为384,160元。另刘丹瑞方主张死者女儿张甲和儿子张某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155元/年标准计算17年为478,635元（未考虑配偶因素），死者的父亲张传德（离婚后未再婚，生育死者和张多华两个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3,425元/年计算3年除以2人为20,137.50元，死者的母亲吴桂勇（离婚后再婚，生育包括死者3个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3,425元/年计算3年除以3人为13,425元，考虑被抚养人有数人，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合计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500,265元，并提供寿县XX镇XX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加盖寿县公安局保义派出所公章的证明、户籍证明、户口本、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袁翎惠、刘缘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刘丹瑞方的计算方式。原审法院认为，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现刘丹瑞方提供的证据尚不能充分证明张传德、吴桂勇属于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况，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张甲、张某乙系死者张某丁的子女，均尚未成年，可以确定属于被抚养人，故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3,425元/年的标准，支持张甲、张某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81,237.50元，故死亡赔偿金合计为565,397.50元。3、丧葬费，刘丹瑞方主张30,218元，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确认。4、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侵权后果和事故当事人过错程度等涉案因素，法院酌情确定为10,000元。5、误工费，刘丹瑞方主张家属误工按照1,500元/月计算2人、每人2个月为6,000元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考虑家属为处理本起事件产生误工尚属合理损失，酌情确认为2,000元。6、护理费，刘丹瑞方主张300元，袁翎惠、刘缘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照准。7、交通费，刘丹瑞方主张家属处理丧事产生的交通费按1,000元/人计算4人为4,000元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考虑本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1,000元。8、住宿费，刘丹瑞方主张700元，袁翎惠、刘缘无异议，予以照准。综上，刘丹瑞方的各项合理损失共计为626,830.64元，由袁翎惠按20%承担赔偿责任为133,366.13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全额赔偿）。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二○一五年四月二十日作出判决：一、袁翎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丹瑞、张甲、张某乙、张传德、吴桂勇133,366.13元；二、驳回刘丹瑞、张甲、张某乙、张传德、吴桂勇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85元，由刘丹瑞、张甲、张某乙、张传德、吴桂勇共同负担6,118元，袁翎惠负担2,967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丹瑞、张甲、张某乙、张传德、吴桂勇共同负担4,000元,袁翎惠负担1,000元。原审判决后，袁翎惠不服，上诉至本院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选择性的，遗漏了上诉人已经联系好开锁人的重要情节；一审判决认定姚远、刘缘对张某丁的行为已阻止，与其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的情形与此相同，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不予认定，导致本案认定的事实有误，进而导致适用法律不当。故其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丹瑞、张甲、张某乙、张传德、吴桂勇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丹瑞方则不接受上诉人袁翎惠的上诉主张，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原审被告姚远表示服从法院依法判决。原审被告刘缘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袁翎惠是否应当对张某丁坠楼身亡所发生的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对于责任承担的判定，其前提在于对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准确的界定，本案中，原审法院认为张某丁因袁翎惠将钥匙遗忘在屋内而帮助取钥匙的行为系出于好意帮助，属于帮工的行为，也即认定袁翎惠和张某丁构成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定性准确，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其次，在帮工关系成立的基础上，上诉人所称“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能否适用，本院认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是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而“明确拒绝”能否成立则需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形而作出认定，也许在其他一些案件中，仅仅言语上的劝阻就能认定“明确拒绝”，但在本案中，情况较为特殊，在高楼阳台翻爬毕竟存在坠楼身亡的可能性，涉及到人最为宝贵的生命，生死攸关，不容儿戏，如果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则应当作出坚决的、强烈的阻止行为，而不仅是言语上的规劝，更应体现在竭力避免和阻止可能发生不幸事故的行动上，然而从被帮工人袁翎惠提供的证据来看，其言行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拒绝帮工的性质，但在本案当时的情境下，袁翎惠的言行距离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所要求的“明确拒绝帮工”尚有一定差距，当然本起不幸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在张某丁自身，故原审确定袁翎惠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尚属合理，本院也予认同。另外，本院还要特别向上诉人袁翎惠说明的是，原审法院确定上诉人承担20%赔偿责任（人民币约13万余元），也许在上诉人看来是金额过高而不尽公平合理的，上诉人内心也可能存在委屈和不服，但本院真心希望上诉人能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张某丁毕竟因为上诉人的事情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对于失去亲人而遭受莫大痛苦的张某丁家属而言，原审法院确定的赔偿金额也只是对生者的些许安慰和补偿，而绝不是对上诉人的惩罚。毕竟千金散尽可以再来，人死却不能复生，毕竟张某丁生前也还是上诉人的朋友，如果原审确定的赔偿金额能够换来对张某丁家属的抚慰，能够换来上诉人对朋友意外离世的心安，相信上诉人袁翎惠也能接受和尊重法院的判决。对于本起不幸事故，死者的家属已经选择逐渐放下，希望上诉人也能不再纠结，回归正常生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难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原审被告刘缘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67元，由上诉人袁翎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毛海波代理审判员  沈卫兵代理审判员  胡起达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程剑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