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402民初1348号 原告：杨涛涛，男，198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印刷厂员工，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山东信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启兰，山东信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枣庄忠義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中义合村。 法定代表人：刘会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威，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会明，男，198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现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 被告：梁涛涛（又名梁峰），男，198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 被告：中工美（江苏）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江苏省南京市湖南路****。 法定代表人：宋建根，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怡，女，1984年2月12日出生，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同，江苏金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枣庄盛茂服饰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张庄村**div> 法定代表人：梁涛涛，执行董事兼经理。 原告杨涛涛与被告枣庄忠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義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受理[案号：（2018）鲁0402民初2411号]，本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鲁0402民初241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杨涛涛的诉讼请求。原告杨涛涛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立案后[案号：（2018）鲁04民终2920号]，依法进行了审理，认为：“根据庭审查明事实，上诉人杨涛涛虽然履行了加工服装印花业务，但与定作人之间并无书面的加工合同，其要求被上诉人忠義公司承担支付加工费的义务，提交的主要证据为证明交付工作成果及曾经付款的事实，不能直接作为证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重审时可要求涉及加工印花业务的案外人中工美公司或者梁峰参加诉讼以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明确杨涛涛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依据”，据此，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裁定：“一、撤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402民初241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重审”。案件发回重审后，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受理，并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据原告杨涛涛的申请，通知刘会明、梁涛涛、中工美（江苏）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工美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根据忠義公司的申请，通知枣庄盛茂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茂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杨涛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郭启兰，被告忠義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会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威，被告刘会明，被告中工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怡、朱玉同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梁涛涛、第三人盛茂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涛涛在原一审时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忠義公司支付原告加工费用195884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初，被告与原告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约定由原告为被告加工服饰印花业务，具体加工数量和加工费以实际加工数量为准。原告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为被告加工完毕并交付于被告，但被告只支付了合同项下的55000元，下欠195884元尚未支付，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支付，被告均拒绝支付。综上所述，原告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被告应当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加工费，被告拖欠原告加工费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故此，原告特起诉至贵院，恳请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告杨涛涛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依法判令被告忠義公司、刘会明、梁涛涛、中工美公司共同支付原告加工费用195884元及利息[以195884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6日（交付完货物应付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忠義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由贵院受理，经查询被告为一人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会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申请人梁涛涛在欠款明细中签字确认；被申请人中工美公司未结清加工费。现申请追加三被申请人为被告参加诉讼，承担连带责任。恳请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被告忠義公司辩称，一、首先陈述本案的形成过程，盛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涛涛联系案外人黄怡，并从黄怡处接单，指定各个加工环节的价格、核算利润，如果梁涛涛有利润可赚，就将面料、织布、染色、印花和缝纫分别分配给不同的主体来做。其中被答辩人负责印花、答辩人负责最后的环节缝纫，并将成品衣服交给梁涛涛和黄怡指定的质检公司，质检公司去掉不合格的衣服后，黄怡对合格衣服的加工费按照和梁涛涛商定好的定价方式以中工美公司的名义将钱统一打入答辩人的账户，再由答辩人按照梁涛涛的通知将每个人应得的加工费分配给其本人。之所以将钱打入答辩人的账户，是因为被答辩人以及其他加工人因各种原因没有独立的账户，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处领取各自的加工费，这种情形，很多证人可以出庭作证。二、被答辩人起诉的主体错误：1、答辩人和被答辩人没有任何关于加工的口头协议、书面协议，更没有答辩人委托被答辩人加工的事实；2、加工服装的印花是服装的程序，需要款式、图案、颜色、材料、尺寸等相当精确的图纸方可加工，并且每批衣服需要不同的格式要求，被答辩人陈述根据口头协议来做复杂的印花，根本无法实现，况且如果印花出现误差和错误，没有图案、尺寸标准对比将各方难辨，这种口头印花协议不会存在，属于业内常理，不攻自破；3、相反，答辩人有证据证明盛茂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涛涛错误的向答辩人通过发邮件的方式发送了印花的各种要求，之所以说其发送错误，是因为答辩人没有印花的业务，答辩人也没有义务向其他人转发其邮件；4、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让其加工印花，那么需要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让其印花的图案、颜色、款式、数量等证据，现被答辩人提供梁涛涛签字认可答辩人欠其具体数额，属于故意歪曲事实，隐瞒真相；5、被答辩人提出具体加工数量和加工费以实际为准，那么需要提供答辩人认可的证据，现提供他人认可的证据，只能说明该证据的虚假。三、现被答辩人没有领取到加工费并非答辩人的原因，而是黄怡所称梁涛涛出货的衣服不合格，黄怡要扣除的是梁涛涛的加工费，与答辩人无关，现被答辩人没有领到其加工费是梁涛涛让黄怡支付而黄怡没有支付的原因，被答辩人反过来向答辩人要求支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于情于理于法均不容。综上，被答辩人起诉答辩人与其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属于和案外人共谋，歪曲事实，隐瞒真相，被答辩人明知向谁索要加工费，却将答辩人的好心帮助转化为恶意诉讼。请求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刘会明辩称，同被告忠義公司的答辩意见。 被告中工美公司辩称，一、原告杨涛涛给被告忠義公司加工印花这一事实属实。在2018年3月到5月，我方业务员黄怡与被告忠義公司交涉服装货物出货事宜的期间，原告多次至被告忠義公司要求其支付印花费用，被告忠義公司的刘会明和王静也承诺支付印花费。二、我方是于2017年7月与被告忠義公司开始业务往来的，我方发报价资料给被告忠義公司，其业务员是梁涛涛，被告忠義公司报成品价格给我方，从而按照成品价格制定合同，由被告忠義公司完成棉纱购买、面料制造、面料染色和面料定型、裁剪、印花、缝制、商标吊牌采购、包装、包装袋的采购、装箱及纸箱采购，经检品后送至码头仓库，在被告忠義公司生产货物期间，我方会对各环节的品质给出指示、进行确认，并且对交期进度进行跟踪，我方在订立合同以后，先将销售合同中货款的30%到50%预付给被告忠義公司，在货物出货两周内，按实际出货数量付清全部货款。被告忠義公司和我方签订的服装销售合同，其销售价格包括了服装离岸前所有材料、加工、印花、缝制、运费等费用。我公司与被告忠義公司先后定立了5份购销合同，实际货款金额为2687410.81元，而我方实际支付货款为2996574.41元，同时我方业务员黄怡以案外人舜天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被告忠義公司签订了合同，实际出货的货款金额为1198561.63元，舜天工贸有限公司实际支付货款为1313461.4元。综上，我方不欠被告忠義公司任何货款，同时也没有与原告发生任何业务往来，也未指使第三人与原告合作，因此，原告产生的印花费与我方无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梁涛涛及第三人盛茂公司庭前提交书面答辩状共同辩称，一、答辩人与本案的原告、被告没有产生任何法律关系，且没有利害关系，追加二答辩人作为本案被告属于主体不适格，请求法庭予以驳回对二答辩人的诉讼。在本案一审中，答辩人梁涛涛应原告的请求，作为证人出庭，参与审理，并对知道的情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陈述。本案原、被告发生业务期间，答辩人梁涛涛一直在忠義公司上班，是忠義公司的员工，为忠義公司办理业务方面的事情，所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期间具体业务的发生、协议的达成均是原、被告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与答辩人梁涛涛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追加梁涛涛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不能成立。二、被告忠義公司在2017年便开始委托答辩人从中工美公司接单，接单后由忠義公司和中工美公司签订协议，与中工美公司进行生产合作。答辩人作为忠義公司的职工，为忠義公司工作，帮助忠義公司处理生产过程中的正常业务。且忠義公司与中工美公司合作的模式是：双方核价确认无误后，签订正规的购销合同并约定合同价格，忠義公司在给中工美公司出货后开具正规的增值税专票，中工美公司付款。梁涛涛作为忠義公司的业务员，由于忠義公司刚开始没有申请163邮箱，中工美公司便通过盛茂公司的邮箱转发给忠義公司进行生产指示，到了中后期都是忠義公司与中工美公司单独联系，账目来往一直都是双方单独联系。在该案中，忠義公司故意混淆视听，不顾事实，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扰乱法官判断。因此，答辩人在该案中只是知情人，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三、本案追加的被告中工美公司所提交的正规购销合同、发票明细、汇款明细清楚的证明了合同签订及履行的双方为忠義公司和中工美公司。合同里所涉及的服装款号与原告杨涛涛的诉讼请求相符。而追加答辩人为被告，只是为了证明答辩人在忠義公司上班期间，对原告杨涛涛及被告忠義公司双方业务产生的单价进行确认。因此追加梁涛涛为本案被告，其主体不适格，且不能成立。忠義公司在毫无事实基础，没有任何证据的条件下，恶意追加答辩人为被告，没有任何法律支撑，属于故意污蔑，答辩人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综上所述，二答辩人与本案的原告、被告没有产生任何法律关系，且没有利害关系，追加二答辩人作为本案被告属于主体不适格，且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庭依法查明事实，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忠義公司与中工美公司之间存在购销合同关系，自2017年6月30日起，忠義公司作为供方、中工美公司作为需方，双方先后签订多份《购销合同》，中工美公司先后向忠義公司支付货款2996527.41元，忠義公司向中工美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此期间中工美公司工作人员黄怡也以江苏舜天信兴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忠義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以江苏舜天信兴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忠義公司支付货款数额为1198561.63元。对于双方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中工美公司称：中工美公司与忠義公司2017年7月开始业务往来，中工美公司发报价给忠義公司业务员梁涛涛，忠義公司的梁涛涛报成品价格给中工美公司，从而按照成品价格制定购销合同，该购销价格包括了服装离岸（港）前的所有材料、加工、印花、运费等费用（第一次服装检品、检测费除外）；中工美公司在订立合同后，先将销售合同中货款的30%-50%的预付款付给忠義公司，而忠義公司需完成棉纱购买、面料织造、面料染色、面料定型、裁剪、印花、缝制、商标吊牌辅料采购、包装（包装袋采购）、装箱（纸箱采购）、检品、服装送至码头；在服装货物出运（离岸）后两周内，中工美公司与忠義公司签订实际交付服装数量的开票合同后，付清开票合同的全部货款；中工美公司与忠義公司先后订立了5份购销合同，实际货款金额是2687410.81元，而中工美公司实际支付的货款金额是2996527.41元。忠義公司称：盛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涛涛联系案外人黄怡，并从黄怡处接单，指定各个加工环节的价格、核算利润，如果梁涛涛有利润可赚，就将面料、织布、染色、印花和缝纫分别分配给不同的主体来做，其中杨涛涛负责印花、忠義公司负责最后的环节缝纫，并将成品衣服交给梁涛涛和黄怡指定的质检公司，质检公司去掉不合格的衣服后，黄怡对合格衣服的加工费按照和梁涛涛商定好的定价方式以中工美公司的名义将钱统一打入忠義公司的账户，再由忠義公司按照梁涛涛的通知将每个人应得的加工费分配给其本人；之所以将钱打入忠義公司的账户，是因为杨涛涛以及其他加工人因各种原因没有独立的账户；购销合同是中工美公司为了走账开发票，在货物完成后签订的成品货物合同，再根据合同打款到忠義公司账户，再由忠義公司根据梁涛涛的指示分发给各个加工环节，签订合同的前提是梁涛涛从中工美公司接到订单，将各个环节分配给不同的加工人，最后的一个环节是忠義公司缝纫完毕在梁涛涛的指示下送至检品公司，中工美公司与梁涛涛结账，因为梁涛涛当时没有自己的公司，而中工美公司员工黄怡说必须公对公，梁涛涛让忠義公司接收中工美公司的付款，忠義公司再根据梁涛涛的指示将各个环节的加工款支付给不同的加工人，中工美公司支付完款项后需要合同才能开发票，所以忠義公司为了配合中工美公司开发票退税，才签订的虚假的开票合同；中工美公司先后向忠義公司支付货款2996527.41元属实，但中工美公司尚欠忠義公司缝纫加工费用。 2018年7月2日，杨涛涛以忠義公司欠其加工费195884元为由诉至本院。杨涛涛未能提供书面的加工合同，称双方系口头协议。杨涛涛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枣庄忠義服饰有限公司欠款明细”一份，该欠款明细中列明了款号、计划数、裁剪数、价格及合计费用，欠款明细记载的总计费用为195884元。该欠款明细由梁峰（即梁涛涛）签字，并确认“以上忠義订单价格属实”；2、忠義公司工作人员郑丽（即郑晓丽）书写的“计划数和裁剪数明细”一份、杨涛涛与郑丽的谈话录音一份，用以证明加工数量以及欠款的事实；3、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忠義公司、刘会明、梁涛涛、中工美公司在加工服装的过程中对杨涛涛提出完成服装加工的时间以及质量上的要求；4、原一审庭审时郑晓丽的证言一份，用以证明杨涛涛在忠義公司拉走需要印花的服装，完成服装加工后交付给忠義公司，并且所有印花的服装的计划数都是梁涛涛安排的；5、忠義公司向杨涛涛的账户转款10000元的转账凭证一份，附言为印花费，刘会明及其妻子王静的微信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杨涛涛为忠義公司开具的发票一份，用以证明忠義公司向杨涛涛支付了部分印花费，以及要求杨涛涛开具发票的事实；6、忠義公司的企业信息一份，用以证明忠義公司是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身份与公司混同，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7、黄怡与刘会明、王静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杨涛涛交付了加工服装后，由忠義公司交付到中工美公司，并且中工美公司向忠義公司支付了部分加工费；8、梁涛涛与刘会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2018年4月29日忠義公司支付梁涛涛工资款12000元，汇款附言为工资，从而证明欠款明细梁涛涛签字是代表忠義公司；9、（2018）鲁0406民初162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与杨涛涛相同的委托加工行为由加工人丰泽加工印染公司起诉，其过程与本案完全相同，法院判决忠義公司与法定代表人刘会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0、电子邮件一份，用以证明在服装印花过程中，梁涛涛与中工美公司在质量和数量上对杨涛涛的要求，从而证明他们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忠義公司及刘会明对于杨涛涛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针对证据1梁峰签字确认，该证据是虚假的，因为梁峰想逃避其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证据2看不出杨涛涛与忠義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以及计划数和裁剪数的数量；对证据3微信记录一份，该记录残缺不全，有删减部分，并且该记录无法反映杨涛涛与忠義公司、刘会明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也没有忠義公司、刘会明指示对于印花的数量、质量、款式、价格等具体要求；对证据4，原一审庭审中忠義公司员工证言能够说明杨涛涛与忠義公司、刘会明不存在印花合同关系，也证明了印花服装的计划数是由梁涛涛安排的；对证据5能够证明杨涛涛是一个个人，没有公司，只是其与中工美公司完成加工行为，中工美公司通过忠義公司账户向杨涛涛打款，忠義公司向杨涛涛转款10000元，忠義公司的行为是走自己的账，帮助杨涛涛从中工美公司获得印花加工费的行为；对证据6企业信息是真实的，但是想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与公司混同，证据不足；对证据7微信会话，证明忠義公司按照中工美公司的指示收到杨涛涛的印花，忠義公司进行缝纫，缝纫后再按照中工美公司的指示将服装交付检品公司，因为杨涛涛地址在税郭镇，如果将印花后的服装再交中工美公司，中工美公司再将印好的服装裁片交忠義公司所在地，这样属于浪费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因此杨涛涛将印好的服装裁片直接交给忠義公司进行缝纫，这也印证了杨涛涛所说的将印好的服装交由忠義公司这样的流程；对证据8打款属实，当时梁涛涛对象有病，钱不够了，梁涛涛向我借的款，我通过公司账户转到梁涛涛对象账户12000元，因为公户转账必须写用途，不能写借款，所以写的工资。另外梁涛涛说自己在忠義公司上班，按照其所说的应当是忠義公司向梁涛涛个人账户支付工资，而不是向梁涛涛的妻子支付工资款，从而印证了梁涛涛所说的在忠義公司处上班是虚假的；对证据9因为本案我方正在上诉，并且准备了充足的证据，该判决属于梁涛涛与丰泽印染公司恶意串通，将欠款歪曲到忠義公司身上；对证据10恰恰能够证明杨涛涛所说的梁涛涛与中工美公司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其提出的要求，与忠義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该证据也与原一审的起诉状冲突，因为在一审起诉状中杨涛涛陈述“2018年初被告1与杨涛涛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约定杨涛涛与被告1存在加工印花业务，具体数量、加工费等以实际加工数量为准”，而该组证据又说梁涛涛与中工美公司对其在数量和质量上要求，因此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忠義公司、刘会明与杨涛涛不存在印花合同关系。中工美公司对于杨涛涛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因为是忠義公司给我报的成品价格，对于各款印花的价格我方是不清楚的；对证据2我方不清楚不了解；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是在工作组聊天群里讲到的事情，我方对于货物的交期、质量进行跟踪和要求；对证据4我方没有参加原一审，我方不清楚；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忠義公司主张是受我方指使向杨涛涛付的印花费不属实，不予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是我方付货款给忠義公司属实，对于刚才忠義公司说的证明目的是由我方指使付印花厂的费用不予认可，因为印花费没有这么高，这个是付的忠義公司的货款，对忠義公司说法不予认可；对证据8不了解不清楚，但是在我方与忠義公司合作期间，梁涛涛确实以忠義公司业务员身份与我方签订订单。我公司业务员黄怡在忠義公司期间，多次听王静提到有付比较高的工资给梁涛涛这一事实；对证据9跟我方无关，但是可以证明忠義公司在生产服装过程中都是以个人名义独自完成加工的；对证据10梁涛涛在任忠義公司员工期间对杨涛涛的印花指示和修正意见的邮件是真实的，但是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我方没有与杨涛涛产生业务上的往来，仅对交期和质量进行把控。根据杨涛涛提交的上述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可以确认：“枣庄忠義服饰有限公司欠款明细”记载的“AB半袖”、“OE文化衫”、“AB背心”等计划数、裁剪数与忠義公司工作人员郑晓丽确认从杨涛涛处接收的印花后的裁片数量相一致；2018年2月2日，忠義公司根据梁涛涛提供的账户信息，向刘建账户转款12000元，“汇款方附言：工资”；2018年5月6日忠義公司通过其账户向杨涛涛账户转款10000元，“汇款方附言：印花费”；2018年5月16日，杨涛涛通过枣庄康曼尔服饰有限公司向忠義公司开具了价税金额为5025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记载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劳务印花加工费；忠義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4月20日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发起人）为刘会明，持股比例100%，经营范围包括服装生产、加工、销售。2018年，山东丰泽印染有限公司以忠義公司欠其染色加工费115852.24元为由诉至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案号：（2018）鲁0406民初1628号]。忠義公司在该案中辩称，与山东丰泽印染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是梁涛涛将印染好的布匹交给忠義公司裁剪、缝纫，并让忠義公司代其向山东丰泽印染有限公司支付印染费。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忠義公司与山东丰泽印染有限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应履行给付加工费的义务，忠義公司作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刘会明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刘会明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鲁0406民初1628号民事判决，判决忠義公司向山东丰泽印染有限公司支付染色加工款115852.24元及利息，刘会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忠義公司及刘会明主张该案已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忠義公司、刘会明为证明其答辩意见，提交以下证据：1、盛茂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用以证明梁涛涛与杨涛涛、中工美公司在洽谈涉案印花时有自己公司，不是其公司员工；2、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梁涛涛向中工美公司员工黄怡说付款付到忠義公司的账户，因为梁涛涛当时还没有自己的公司，通过忠義公司走自己的账；3、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杨涛涛与中工美公司和梁涛涛之间就印花达成协议，而且中工美公司的黄怡也明确印花是黄怡让杨涛涛印制，关于印花合同的款式、颜色、图案、价格均是中工美公司和梁涛涛与杨涛涛协商，忠義公司只是就杨涛涛印完的服装裁片进行缝纫，将缝纫完的服装交给检品公司，因此印花加工合同与忠義公司、刘会明无关；4、扣款协议一份，用以证明中工美公司安排舜天工贸公司就杨涛涛印花出现质量问题扣除其30000元印花费，杨涛涛签字确认，忠義公司、刘会明通过走账对此也没有异议；5、视频证据一份，用以证明中工美公司与忠義公司签订的合同是虚假的，只能证明两公司是为了中工美公司开票走账抵税，对话内容里面的人员是中工美公司的员工黄怡和中工美公司的陆经理以及梁涛涛和梁涛涛老婆，是在南京的湖南路派出所里面关于合同争议的现场录像，因为我们三方对于合同的履行签订有争议，所以一起去派出所说明这个事情；6、工资发放表一份，用以证明忠義公司在2018年1-4月期间，员工领取工资的签字、按印中没有梁涛涛的名字，同时也印证了梁涛涛在原一审中陈述大概2017年10月-2018年4月在忠義公司工作的时间是错误的，刚才黄怡也说2017年7月以后梁涛涛是忠義公司的员工，但是梁涛涛说2017年10月是忠義公司的员工，其二人说法矛盾，均不是事实；7、梁涛涛与中工美公司黄怡的聊天记录一份，其中梁涛涛问打私人账户可以吗，黄怡说不可以，只能对公，梁涛涛向黄怡提供了忠義公司的开票信息，并拍照发给黄怡，用以证明杨涛涛起诉的价款是梁涛涛从中工美公司接单，安排杨涛涛印染，该结算时，中工美公司想付账，因梁涛涛没有公户，让黄怡将款打到忠義公司的公户，于是中工美公司将款打到后，梁涛涛安排刘会明将款打给杨涛涛，就形成了杨涛涛所谓已经向其付款的证据；8、忠義公司向中工美公司开票的信息统计7张，来源于（2019）鲁0402民初1348号案件中工美公司提交的证据，用以证明忠義公司配合梁涛涛的货款向中工美公司开票，其中黄怡与刘会明、梁涛涛之间达成的补偿协议，黄怡两次提到安排忠義公司开票，三次梁涛涛与中工美公司的购销合同内容，并且在另一份证据中，黄怡要求舜天公司开票，按照忠義公司三份开票信息，在另一微信聊天记录中，黄怡要求梁涛涛提供五张空白的忠義公司盖好公章的白纸，已备后来使用，梁涛涛说好的，同样在该案件中，中工美公司向忠義公司返还了两张忠義公司盖好公章并且刘会明签字的白纸，也说明另外三张被中工美公司已经使用，以上证据能够证明梁涛涛与中工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黄怡多次安排忠義公司开票，也能证明中工美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是虚假的，是忠義公司为了配合其开票出口退税。杨涛涛对于忠義公司及刘会明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登记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杨涛涛确实是与忠義公司的业务员梁涛涛实际履行了加工合同；对证据2是忠義公司与梁涛涛之间存在的关系，与杨涛涛没有关系；对证据3证据形式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是杨涛涛与忠義公司建立的合同关系，中工美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实际的指示和要求，该证据能够证实忠義公司已经接收杨涛涛印制完的服装裁片，在此基础上由忠義公司进行缝纫，并将缝纫完的服装交给检品公司；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从证明内容上合同主体也是忠義公司与舜天工贸公司，证明舜天工贸公司结算的主体是忠義公司，能够证明忠義公司对本案承担支付责任；对证据5不知情；对证据6形式不予认可，是忠義公司单方制作，记载的内容也不具有真实性，也不符合工资发放的基本要求，领取人并没有签字认可，都是按印，无法确认真实性，其证明内容是不包含梁涛涛在内，我们注意到原一审中郑晓丽是忠義公司的员工，在工资发放单中也没有郑晓丽的名字，由此我们认为该份工资发放单是不真实的，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用；对证据7的真实性我们无法确认，因为是梁涛涛与忠義公司之间发生的事情，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忠義公司提交了梁涛涛所设立的盛茂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该公司合法注册，注册后的公司必然要设立公户，这是法律规定最基本的，用该证据证明梁涛涛没有公户、无法接收款项，与之前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杨涛涛是将所有的加工产品交给了忠義公司，该证据对此起不到否认的作用；对证据8，关于开票信息是与中工美公司、舜天工贸公司之间相关数据的情况反映，对于真实性及客观性不予认可，对购销合同所记载的产品名称包括了杨涛涛加工所有的产品项目，证实了杨涛涛的请求合法有据，该证据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忠義公司所称的中工美公司或者黄怡与忠義公司或者梁涛涛，他们之间对于本案已经形成的购销合同，无论是忠義公司所说的开票合同还是中工美公司说的加工结算合同，有一个事实是应当确定的，双方签订了合同无可否认，忠義公司所提出的辩解理由明显具有违法性，如果是帮助别人开具发票，也违反了国家规定，涉嫌借用账户和账号，对于本案也应当承担支付加工费用的法律责任。中工美公司对于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梁涛涛是2017年6月份成立的公司，2017年10月份到2018年4、5月份在忠義公司任职属实，同时忠義公司刘会明、王静是知情的，他们也是在知情的情况下雇佣的梁涛涛作为公司员工，我方认为忠義公司是在逃避梁涛涛任职期间行为产生的责任，最终合同的签订、开票、付款都是我方和忠義公司完成的；对证据2，忠義公司提到的梁涛涛借用其公司走账这一事实是真实的，但时间点是在盛茂公司成立前2017年6月之前的事情，而本案涉及的是2017年7月以后由忠義公司生产加工部分的印花费；对证据3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在2019年4月8日忠義公司的王静将群名从忠義印花变更为中工美印花，在业务发生期间从2017年7月开始到2018年5月群里讨论的内容均是以忠義公司为主体的工作内容，记录中也明确显示了我方跟杨涛涛没有任何价格上的往来，仅对印花的交期、质量进行跟踪和把控，我方也明确提出关于印花的价格由忠義公司的员工梁涛涛和杨涛涛指定，我方不参与；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签订协议的时候中工美公司员工黄怡在场，其原因是由于杨涛涛在印花的过程中产生了质量问题导致了我方的索赔，时间是2018年3月，舜天工贸公司在跟忠義公司签订的订单中，忠義公司委托杨涛涛印花的加工，在加工过程中由于印花的质量产生问题导致损失30000元，因为我方跟杨涛涛并没有直接业务往来，所以在跟杨涛涛协商过程中，杨涛涛同意担负我方的损失30000元，但杨涛涛还未从忠義公司收到印花款，所以在忠義公司未支付的印花款中扣除这30000元偿还给我方，但实际杨涛涛并未偿还；对证据5，视频是真实的，视频中提出的虚假合同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公司在下订单确认价格之后就会有购销合同，包括订单的单价、数量和金额总数。我方也是根据购销合同的金额总数给忠義公司安排30-50%预付款。在实际出货的过程中，由于客户会要求检品这一环节，同时工厂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也是会有多出或者少出的现象，所以在出货之后，我方会根据忠義公司实际出货的检品之后的数量，根据检品工厂的装箱单的数量给忠義公司安排开票合同，同时减去在码头产生的港杂费，并将所有剩下的货款全部支付给忠義公司。忠義公司在收到我公司的开票联系单确认无误以后，会给我公司的开票合同盖章并安排开票，我公司根据合同原件和发票原件给忠義公司进行付款。我们的合同是梁涛涛以忠義公司的名义跟我方进行业务洽谈的同时，我方将报价发给梁涛涛，梁涛涛确认价格无误后我方将购销合同发邮件给梁涛涛并由忠義公司安排生产；对证据6，质证意见同原告意见，郑晓丽我公司不清楚，作为忠義公司员工的王静、刘会明的名字都没有体现；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当时是公司业务员黄怡与梁涛涛的对话，形成时间是2017年6月份之前，而盛茂公司是2017年6月下旬成立的，因此该证据所讲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9）鲁0402民初1348号案件中我们当时的证明目的是在盛茂公司没有成立之前，是其法人梁涛涛指示付款的，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中工美公司与忠義公司是2017年7月25日开始建立的合作关系，也能证明在此之前中工美公司与忠義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忠義公司收到中工美公司支付的款项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对证据8，2018年5月19日形成的三方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五张空白盖章的问题我们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忠義公司、刘会明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可以确认：盛茂公司系成立于2017年6月12日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发起人）为梁涛涛，持股比例100%，经营范围包括服装加工、销售等。2018年4月28日，杨涛涛与刘会明签订扣款协议一份，约定“同意在忠义服饰与舜天工贸扣除X光检测费30000元”，刘会明签字确认“忠義并无异议”，杨涛涛也签字认可，该款项并未实际扣除。2018年5月19日，梁峰（梁涛涛）、刘会明、黄怡签订协议一份，主要约定：“1、梁峰5月20日出AB童装T恤4款，走26日船，黄怡安排忠义开票，并在5月28日之前将忠义损失的27万元（梁峰和黄怡各承担一半）付给忠义13万工厂。2、梁峰在5月28日将提花面料4款和裤子出完，送检品工厂，于6月2日从顺和检品出货走船。黄怡安排忠义开票，并在6月4日之前将所有面料和损失部分全部付给忠义。3、梁峰也配合在6月11日之前将手上短裤所有货物出齐全。以上无异议，并承诺按照协议完成。梁峰方不允许带款提货”。 杨涛涛主张“枣庄忠義服饰有限公司欠款明细”记载的是忠義公司尚欠的加工费数额，忠義公司已支付的加工费数额为55000元，该部分裁剪数的确认单在忠義公司付款时已返还给忠義公司，杨涛涛为此提交了其自己列明的交付给忠義公司的裁剪数清单一份。忠義公司对其工作人员郑晓丽接收杨涛涛印花的裁剪数无异议，但主张忠義公司是负责裁剪和缝纫的，是黄怡和梁涛涛让忠義公司裁剪后交给杨涛涛的；对于接收杨涛涛的裁剪数，除了本案中郑晓丽书写的确认单中记载的数量之外，还有交付的其他裁剪数，对于杨涛涛提交的清单申请庭后核实，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反馈核实结果；向杨涛涛付款总计数额为55000元，是黄怡或梁涛涛让付给杨涛涛的，除了忠義公司账户转款10000元，还有一次是杨涛涛没钱交电费了，向黄怡要钱，黄怡打电话给刘会明妻子王静，让先付给杨涛涛，王静就取了10000元给杨涛涛了。杨涛涛对于该10000元的支付无异议，认可属于加工费，但称系直接向王静要的，加上刘会明支付的现金、王静微信转账、忠義公司账户转款，共计是55000元。在原一审庭审时，杨涛涛申请梁涛涛出庭作证，梁涛涛称大概2017年10月份至2018年4月份在忠義公司上班，没有固定的业务，什么都干，只参与协商价格，杨涛涛的裁剪数和合计费用不清楚；欠款明细中签字的日期大约是2018年6月份；其在忠義公司工作之前与忠義公司合作过，有过业务上的往来。中工美公司称在2017年7月之前与梁涛涛有过加工合同关系，2017年7月之后和梁涛涛的盛茂公司也有加工合同关系，盛茂公司和忠義公司的合同是分开的，现在和梁涛涛还有诉讼。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杨涛涛主张与忠義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为此杨涛涛提交了忠義公司接收其印花后的裁片明细、附言为“印花费”的转账凭证、微信转款记录、梁涛涛签字认可的“欠款明细”等，杨涛涛已经对其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履行了举证义务。忠義公司虽然辩称系梁涛涛联系的加工业务，梁涛涛再将不同环节分配给不同的加工户进行加工，在中工美公司支付货款后，忠義公司再根据梁涛涛的指示将加工费支付给其他加工户，但对此忠義公司并未能提交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而《购销合同》系以忠義公司名义与中工美公司签订，中工美公司也是将货款支付至忠義公司账户内，忠義公司以其名义向中工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杨涛涛加工服装出现质量问题时也是由忠義公司确认扣款30000元，至于双方是达成协议之初签订的购销合同，还是在履行了协议内容后签订的“开票合同”，均不影响这些证据所直接证明的忠義公司与中工美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杨涛涛从忠義公司处接收服装裁片进行印花，完成印花后将服装裁片再交付给忠義公司，在此期间忠義公司向杨涛涛支付过“印花费”，达成过“扣款协议”，杨涛涛向忠義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忠義公司与杨涛涛之间的印花加工合同关系也足以确认。至于忠義公司辩称系梁涛涛借用忠義公司名义与中工美公司达成购销合同，因梁涛涛没有公户，所以中工美公司将货款转入忠義公司账户，对此，忠義公司也未能提交直接证据予以证明，而且梁涛涛在2017年6月12日注册成立了盛茂公司，忠義公司称梁涛涛没有公户借用其公司账户收款也与事实不符。而刘会明、梁涛涛、黄怡达成的三方协议，因中工美公司与忠義公司、盛茂公司均有合同关系，而该三方协议并不能否定上述证据所证明的忠義公司与中工美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忠義公司与杨涛涛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据此，本院对于杨涛涛与忠義公司之间的印花加工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对于杨涛涛要求忠義公司支付剩余加工费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加工费的数额，双方对于已付加工费数额55000元无异议，这一主张也与杨涛涛通过枣庄康曼尔服饰有限公司向忠義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相互佐证。对于尚欠加工费数额，有梁涛涛签字确认的“欠款明细”予以证明。忠義公司虽然对于梁涛涛系其工作人员身份有异议，但根据庭审调查，双方对于梁涛涛系忠義公司与中工美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忠義公司与杨涛涛之间的加工合同的经办人或参与人并无异议。在忠義公司工作人员郑晓丽书写的明细单记载接收杨涛涛印花的裁剪数与“欠款明细”相互印证，而忠義公司对于杨涛涛主张的已付款部分的裁剪数及印花价格未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本院对于“欠款明细”记载的欠款数额予以采信。对于杨涛涛要求忠義公司支付的欠款数额195884元，本院认为，忠義公司提交的“扣款协议”双方均予以认可，而双方在扣款协议中约定的扣除杨涛涛加工费30000元尚未实际履行，本案中杨涛涛对扣款一事也未提出异议，因此，忠義公司向杨涛涛支付的剩余加工费应扣除双方约定的扣款30000元，即忠義公司应向杨涛涛支付剩余加工费165884元。忠義公司未及时支付加工费，应向杨涛涛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欠款明细”中并未注明付款日期，杨涛涛主张自应付款之日即2018年5月6日起支付利息损失，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因此，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自杨涛涛主张权利之日（本案应自杨涛涛起诉之日）起计算。对于杨涛涛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忠義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刘会明作为公司股东，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刘会明应当对忠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涛涛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以“被申请人梁涛涛在欠款明细中签字确认，被申请人中工美公司未结清加工费”为由，在庭审中以“在服装印花过程中梁涛涛及中工美公司在质量和数量上对其提出要求”为由，要求梁涛涛及中工美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均未能提供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涛涛及盛茂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相关权利的放弃，不影响本案依法缺席审理与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枣庄忠義服饰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杨涛涛剩余加工费16588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65884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刘会明对于上述第一项给付内容及本案诉讼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杨涛涛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18元，由原告杨涛涛负担600元，由被告枣庄忠義服饰有限公司负担361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启磊 人民陪审员  鹿秀林 人民陪审员  杨位真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扈骁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