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4018号原告（反诉被告）：沈阳日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法定代表人：彭秀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辉勇、张柳青，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广州迪敖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2701-2711自编**iv>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智、张海圆，广东保得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阳日尚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迪敖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被告提出反诉，经审查反诉成立，本院予以受理，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辉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智、张海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0万元；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6年6月14日签订《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辽宁省、吉林省两省的“ASOKA（阿索卡）”品牌总经销商，依法经营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男装系列服饰，并全权拓展和管控所辖区域的经销网络。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拓吉林省和辽宁省市场。在原告积极开拓市场之际，被告于2018年12月4日致函原告，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均被被告无理拒绝。经调查，原告在开拓吉林、辽宁市场之际，被告就违反《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约定，授权辽宁盘锦客户张月、任玉东、辽宁凤城客户卢成、辽宁海城客户解宁、吉林珲春客户程锡玲及丁元红、吉林长春客户李明泉、吉林长春客户徐春雨等销售“ASOKA（阿索卡）”服饰。此外，被告还授权辽宁海城市环城西路15-1-521档口“富商男仕商务会馆”、丹东市振兴区七经街的“弘轩.国际服装店”、庄河市昌盛街千盛百货隔壁“欧汇名店”等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经统计，上述客户在订货时均是按照当年度订货额的30%支付定金，被告的上述部分客户2016年秋冬及2017年春夏、秋冬两次订货量分别为：丁元红2016年秋冬订货合计341350元，2017年春夏订货合计116667元，2017年秋冬订货合计306891.20元；李明泉2016年秋冬订货合计71833元；张月2016年秋冬订货合计66667元，2017年秋冬订货合计139999元；卢成2016年秋冬订货合计173333元，2017年春夏订货合计156667元，2017年秋冬订货合计129999元；徐春雨2016年秋冬订货合计106100元，2017年春夏订货合计26667元，任玉东2018年秋冬订货合计246309.80元。原告上述客户订货量总额合共1882483元。按照每个客户平均每年春夏、秋冬两次订货共计30万元计算，上述11个可查实的客户从2016年至2018年度共向被告订货30万元/年/人*11人*3年=990万元，销售利润按10%计算，原告每年因上述11个客户抢占市场而减少的收益至少为90万元。从2015年4月8日开始，原告累计支出订货会议费用共计96.592250万元。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被告另行授权他人经营“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导致上述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应赔偿原告损失，损失具体包括被告至少应承担原告开拓市场的30%费用即28.977675万元、原告销售收益损失90万元及被告提前3年解除合同给原告造成的预期收益损失100万元，共计218.977675万元。为节省诉讼费用，原告仅请求法院判令损失合共60万元。被告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被告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已于2018年9月6日解除。因原告不履行召开2018年秋冬货品及2019年春夏货品订货会义务，也不支付2018年春夏货品的货款，被告依据法律规定于2018年9月6日向原告发出终止（解除）合同的通知，原告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故上述合同已于2018年9月6日解除。二、原告陈述每年组织召开春夏、秋冬订货会与事实不符，原告未履行召开“ASOKA（阿索卡）”服饰2018年秋冬及2019年春夏货品订货会的义务。三、原告停止2018年秋冬货品的订货，未履行开展产品宣传义务及合理开发区域分销商销售网络，并拒不支付货款，在被告通知终止（解除）合同后，原告既未提出异议，亦未与被告协商，原告诉称多次与被告协商，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明显与事实不符。四、本案因原告违约产生，被告单方面通知原告解除合同不构成违约。五、在原、被告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并未授权原告诉称的11个客户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故原告以此主张损失依据不足。另外，原告陈述其支出的订货会议费965922.50元费用发生在2017年1月1日之前，与本案无关，且根据合同约定，原告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即使2017年1月后的费用支出属实，也应由原告自行负担。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期间，原、被告预测到原告的预期利润，且本案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于原告，故原告主张预期利润损失依据不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告向本院提起反诉，反诉请求为：一、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292952元及利息（以292952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7日起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二、原告赔偿被告损失122900元；三、本案的反诉费用全部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14日，原、被告签署《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授权原告为辽宁××**省“ASOKA（阿索卡）”品牌总经销商，由原告组织召开辽宁××**省每年春夏、秋冬“ASOKA（阿索卡）”订货会，维护和巩固“ASOKA（阿索卡）”品牌形象，开展产品宣传义务，确保“ASOKA（阿索卡）”品牌合法权益不受任何方式的侵害，双方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独立承担经营中的法律责任，合同期限从2016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双方还对订货方式、付款方式及期限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仅举办了2017年秋冬及2018年春夏货品订货会。合同存续期间内，原告向被告订购价值492158元的2017年春夏货物，订购价值1229615元的2017年秋冬货物、订购价值447714元的2018年春夏货物。经双方结算，原告尚欠被告2017年秋冬货款698元。原告仅支付2018年春夏货品货款150000元，扣除部分退货，原告至今尚欠2018年春夏货品货款292952元。被告自2018年3月开始，多次催促原告支付货款，但原告置之不理，因原告未召开2018年秋冬货品订货会，且也拒绝订货及召开订货会，被告于2018年8月25日向原告发送《关于ASOKA品牌沈阳市场合作现状业务洽谈商函》，要求原告先支付50%货款，余款作还款计划，并邀请原告参加DG品鉴会等，但原告不予理睬。鉴于原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ASOKA（阿索卡）”品牌在辽宁××**省的影响力，致使被告无法实现合同利益，故被告于2018年9月6日向原告送达《关于终止ASOKA品牌辽宁、吉林市场合作的通知函》，原告收到该函件后，未作任何回应。2018年12月6日，被告再次委托律师向原告发送《律师函》，告知原告涉案合同已于2018年9月6日解除，原告无权再使用ASOKA品牌从事任何民事活动，并要求原告在2018年12月15日前支付拖欠的货款292952元及违约金，但原告仍未支付货款。原告对被告的反诉辩称，请求法院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已超额向被告支付货款，未拖欠被告的货款。从2016年6月28日起至2018年1月止，原告累计向被告支付货款4115695元，远远超过被告自认的供货金额2169487元，不存在拖欠被告货款的事实。二、被告提起的反诉与原告的本诉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被告提起反诉不当。三、被告单方解除《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的理据不足，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原告损失。上述合同未约定拖欠货款是合同解除的理由，故被告依据上述合同第九条第二点的约定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应承担因解除合同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14日，原告（乙方、代理方）与被告（甲方、授权方）签订《授权销售代理合同》，订明：甲方特许乙方为辽宁××**省的“ASOKA（阿索卡）”品牌总经销商，依法经营、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男装系列服饰，并全权拓展和管控所辖区域的经销网络；有效期限为2016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原有辽、吉地区的直接和甲方签订订购合同的经销商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转为乙方的客户，即统一参加乙方召开的2017年春夏季货品订货会）。甲方责任：甲方负责提供“ASOKA（阿索卡）”品牌男装系列服饰，并保证质量，提供合法有效的运营该品牌产品的证件、授权书以及相关的形象宣传资料等；甲方统一制定产品价格，如吊牌价、订货价、结算价等，指导乙方制定订货会的订货折扣，甲乙双方结算价格为产品订货吊牌价的1.8折；协助乙方召开每年的春夏、秋冬两季“ASOKA（阿索卡）”订货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不得在授权乙方代理区域内，另授权其他经营组织或个人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乙方责任：乙方有维护、巩固“ASOKA（阿索卡）”品牌形象，开展产品宣传的义务，确保“ASOKA（阿索卡）”品牌合法权益不受任何方式的侵害；乙方在所负责的区域内发现有假冒“ASOKA（阿索卡）”商品时，应立刻报告甲方及当地工商执法部门，以便配合一致打击售假侵权行为，维护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甲乙双方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独立承担经营中的法律责任。订货方式：甲方将样板寄给乙方，乙方定期召集客户举办商品订货会，会后乙方确定欲购商品，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确认订单，订单货品一经甲乙双方确认后，不可中途更改，更不可随意取消。货款结算方式：每季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确定订购合同后，乙方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甲方以传真方式通知乙方提货，并附货品数量、单价、金额等明细，乙方在接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该批货品金额的30%，甲方发货；该批货品的其余10%、10%、20%货款分别于乙方收到货后的次月、第三月、第四月的对应日由乙方支付给甲方。违约责任：乙方如冒用“ASOKA（阿索卡）”商标生产销售同类产品，或有其他严重损害甲方品牌声誉和形象的行为，甲方有权立即取消乙方的总经销权，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向乙方追赔损失的权利等。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只对2017年春夏服装订购签订《2017年春夏新品订单确认书》，之后订购货物，未再签订订单确认书，也未签订订购合同。2018年4月27日，原告最后一次签收被告交付的货物。2018年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最后一次支付货款。2018年4月8日、同年4月18日、同年5月4日、同年5月15日、同年6月7日，被告工作人员均向“AS蔡霖杜鹃”发送微信，要求原告支付货款。“AS蔡霖杜鹃”在2018年5月16日回复被告的工作人员，说“……钱的事，我没办法回复你，我也没有答案。”另外，被告工作人员在2018年8月23日向“蔡总”发送微信内容为：“蔡总，乙方你因18春夏欠款，导致18秋冬订货会没开，现在秋冬现货已经出来了，是否需要发版过去给你那边选，还有就是我们公司19春夏订货会已经开了，你那边是安排几号开19春夏订货会，合同期还有两年的，你看看怎么安排好。”“蔡总”语音回复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提交的转换为汉字的内容为“……这事你管不了，我跟你装懂的啊”“一八年秋冬订货会是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不开了，跟货款就没有关系啊，这事儿你都不知道，就别管了。”2018年8月25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原告工作人员蔡霖发送《关于ASOKA品牌沈阳市场合作现状业务洽商函》，允许原告先支付所欠货款的50%，余下的做一份还款时间计划书，并邀请原告参加9月中旬举行的轻奢时尚品牌DG品鉴会，为ASOKA2019春夏货品订货，分析交流目前辽、吉市场拓展现状。原告的工作人员蔡霖未对此作出回应。2018年9月6日，被告的工作人员又通过微信向原告的工作人员蔡霖发送《关于终止ASOKA品牌辽宁、吉林市场合作的通知函》，提出终止《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并向原告追讨货款。原告不确认上述微信内容，但确认杜鹃为其工作人员，蔡霖为其实际控制人，也确认“蔡总”的微信头像为蔡霖的微信。被告提交的与原告工作人员杜鹃、蔡霖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双方补货、发货的情况。其中，2018年1月31日，被告工作人员向原告发送2018年春夏订单明细，并询问对方是否提货。微信中来往记录中的订单明细与被告提交的载有原告工作人员蔡霖签名的订单明细格式基本一致。2018年12月4日，被告作出《关于解除及立即支付货款的律师函》，告知原告，双方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已于2018年9月6日解除，并要求原告支付货款292952元及违约金。2018年12月6日，被告又通过微信将上述律师函发送给原告的工作人员蔡霖。原告确认2018年12月6日收到被告发送的上述律师函。2019年1月15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的起诉。被告在收到本院的应诉材料后，提出反诉，本院合并审理本、反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认为，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合同约定，在原告代理区域内，授权他人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原告为此提交了徐春雨、程锡灵、张月、*延坤等人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庄孝定付款的凭证、辽宁省沈阳市恒信公证处作出的（2018）辽沈恒证民字第393号、394号、395号《公证书》。另外，原告还提交了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拟证明在合同履行期间，原告为“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拓展市场所支付的费用。原告明确其损失实际包括前期开拓市场费用96.592250万元、被告在原告的经营区域范围内发展其他客户造成的市场收益损失90万元及被告提前解除合同造成原告预期收益损失100万元，但鉴于诉讼成本考虑，原告仅主张被告赔偿损失合共60万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还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在2016年4月至2018年6月任职于被告处，担任被告的副总经理，负责客户拓展和销售管理，但原告并非是证人拓展的客户，证人每次均参与被告与原告有关合同违约的谈话；被告除了经营“ASOKA（阿索卡）”品牌服装外，还经营DIGARIAGRDEIA（中文名大卫）品牌服饰。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证据质证后表示：确认其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收到了徐春雨、李明泉、任玉东、卢成支付的款项，但上述人员的付款均为其购买被告经营的DIGARIAGRDEIA（中文名大卫）品牌服饰的款项,其他人支付的款项均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庄孝定经营的其他公司的款项。被告为此提交了卢成、李明泉、徐春雨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打印件。卢成、李明泉、徐春雨均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表示其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庄孝定的转款均为经营DIGARIAGRDEIA（中文名大卫）品牌服饰的货款。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打印件显示，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服装批发、服装零售等，庄孝定是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的股东。被告反诉称其解除与原告签订的案涉合同的原因是原告在收取货物后，拒付货款。被告为证明原告拖欠货款，提交了2016春夏账单-蔡霖、2016秋冬账单、2017春夏账单及2017春夏日销售明细表-蔡霖、2017秋冬销售明细表-蔡霖、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蔡霖的表格、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4月27日的出库单、入库单及其工作人员与AS蔡霖杜鹃、蔡总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账单、明细表、表格中详细载明时间、货品名称、货号、尺码、总数、吊牌价、订货价、总金额等内容，其中最后一页均有手写字体“沈阳蔡霖”签名字样及对应的落款日期，还载明“上期欠款金额”“本期货款金额”“回款金额”“本期欠款金额”等类似内容。另外，部分表格中的汇款明细一栏还载明汇款时间、金额、银行名称及“蔡霖”签名字样，有的是在打印字体旁边用手写字体标注汇款金额、银行名称或日期等。上述表格中载明的汇款金额、时间与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及其自行制作的付款表格一一对应。上述明细表中，2017秋冬销售明细表-蔡霖显示，本期合计-624，承上期欠401322，12/26回款-100000,12/11回款-100000，本期应收200698，下方有手写字体“沈阳蔡霖2018.1.9”。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蔡霖表格第四页载明：出货合计431496元，付款合计-150000元，承上季698元，应收合计277186元（打印字体“282194”已用斜线划去，并用手写字体改为277186，该数额下方载明“应付277186，沈阳蔡霖，2018年4月28日”）。此外，上述表格载明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8年4月11日，该表格的第四页下方有五行手写字体，载明：1月11日返……-178、-286，未做冲账；1月17日返……-350，未做冲账；4月4日返……-710、-160，未做冲账；4月12日返……-232、-960，未做冲账；4月19日返……-2744，未做冲账。被告陈述，原告工作人员蔡霖确认上述欠款金额后，被告又在2018年4月25日至同年4月27日，向原告发送价值21276元（按吊牌价1.8折折后的金额）的货物，但之后原告又退货5510元，故原告实际欠款金额为292952元（277186元+21276元-5510元）。被告还提交了2018年4月24日、同年4月27日的入库单及配货单。上述证据中，除出库单、入库单及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当庭出示手机外，其他证据均为打印件。原告确认收到被告交付的全部货物，但认为其并不拖欠被告货款，且表示其已超额向被告支付货款。原告提交了其向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支付款项的凭证及其自行制作的付款表格。付款凭证显示，2016年5月4日至2018年1月29日，原告累计向被告支付款项合计4676247元，其中2018年1月29日，原告及蔡霖分别向被告及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支付100000元，合计200000元。被告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对原告自行制作表格中的款项支出进行一一说明，并表示上述期间的款项中仅有2017年11月24日的85000元及同年11月27日的65000元合计150000元为2018年春夏货物订金，其他款项为2016、2017年度的货款，与本案争议的款项无关。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付款凭证、公证书、增值税专用发票、律师函等证据，被告提交的对账单、销售明细表、入库单、配货单、微信来往记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意思表示清楚，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综合各方举证、质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构成违约及应否赔偿原告损失60万元。二、被告反诉主张货款292952元及赔偿损失1229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三、原告主张解除合同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本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约定2016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不得在辽宁××**省内授权其他经营组织或个人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原有辽宁、吉林地区的直接和被告签订订购合同的经销商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转为原告的客户，即统一参加原告召开的2017年春夏季货品订货会。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上述约定，并提交了相关人员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支付款项的凭证及公证书。但根据被告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庄孝定作为股东的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可知，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也经营服装业务，故仅凭向被告法定代表人转款的凭证不能证明该等人员与被告存在“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的交易往来。另外，被告除了经营“ASOKA（阿索卡）”品牌货品外，还经营DIGARIAGRDEIA（中文名大卫）品牌货品，即使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载明的人员是与被告存在交易往来，也不足以证明该等交易是有关“ASOKA（阿索卡）”品牌货品的交易，况且原告提交的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支付款项的李明泉、任玉东、卢成也出具了证明，均表示其向庄孝定支付款项的用途是支付DIGARIAGRDEIA（中文名大卫）品牌产品的货款，而不是有关“ASOKA（阿索卡）”品牌货品的货款。综上所述，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案涉合同履行期限内，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授权他人经营“ASOKA（阿索卡）”品牌的货品，故原告认为被告违约在先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据此要求被告赔偿损失60万元的诉讼请求，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292952元主要是发生在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的2018年春夏服装的货款，2017年的货款只包含698元。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签订订货合同后先付30%预付款，被告以传真方式通知原告提货，并附货品数量、单价、金额等明细，原告接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该批货品金额的30%，被告发货，该批货品的其余10%、10%、20%货款，原告收到货后的次月、第三月、第四月的对应日支付。原告自认收到被告在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交付的全部货物，而原告又自认最后一次向被告支付货款的时间发生在2018年1月29日，且原告自行提交的付款凭证也显示付款时间绝大部分发生在2018年之前，故原告辩称已向被告支付全部货款且超额支付货款的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虽然双方确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针对每次订购货物签订订购合同，但结合被告提交的2016春夏及秋冬账单、2017春夏日销售明细表、2017秋冬销售明细表、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表格复印件及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工作人员杜鹃、蔡霖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被告向原告发送包含货品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的明细，且双方均进行对账，并有原告的工作人员蔡霖确认欠款金额的事实。另外，从原告向被告支付高达几百万元款项的事实可见，如果不进行对账，原告也不可能向被告支付上述款项，故原告陈述被告交货时未提交发货明细、未对账的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再者，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及其自行制作的付款表格中载明的付款时间、金额均能与被告提交的2016春夏及秋冬账单、2017春夏日销售明细表、2017秋冬销售明细表、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表格复印件中载明的款项支付时间、金额一一对应，相互印证。原告虽不确认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复印件，但并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表格可以作为其主张剩余货款的依据。依据原告工作人员蔡霖2018年4月28日签名的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表格载明应付“277186”、被告提交的与原告工作人员蔡霖及杜鹃的微信来往记录中2018年4月24日之后有关补货的来往记录、被告在2018年4月24日之后向原告发送货物的单据及被告自认的应扣除次品5510元的陈述，本院认定原告尚欠被告货款292952元，故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货款292952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依据合同约定，按照最后一次送货时间后推三个月即从2018年7月27日开始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主张赔偿损失122900元的诉讼请求。虽然原告在履行合同中未依约支付货款，构成违约，但由于市场经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被告仅凭原告在2017年的进货量主张赔偿损失122900元的诉讼请求，明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被告的工作人员于2018年9月6日通过微信向与被告一直就案涉合同履行进行沟通的原告工作人员蔡霖发送《关于终止ASOKA品牌辽宁、吉林市场合作的通知函》，原告对此未作出回应。之后，被告又通过书面形式向原告发送《关于解除及立即支付货款的律师函》，原告确认于2018年12月6日收到律师函。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就算原告未收到被告于2018年9月6日发出的终止案涉合同履行的通知，原告于2018年12月6日收到被告解除合同通知后，如果认为被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无效，应当提出确认解除合同效力的诉讼，但原告在本案中并未要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反而提出解除合同，其行为已表明同意解除案涉合同。如前所述，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反而是原告拖欠被告货款，且未履行召开2018年秋冬订货会义务，被告据此提出解除合同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案涉《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已于2018年12月6日解除，原告再次要求解除案涉合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沈阳日尚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原告沈阳日尚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广州迪敖贸易有限公司向支付货款292952元；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原告沈阳日尚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广州迪敖贸易有限公司向支付利息（以292952元为本金，从2018年7月27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四、驳回被告州迪敖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98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881元，合共13681元，均由原告沈阳日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邵巧玲人民陪审员  赖建忠人民陪审员  罗洁玲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 记 员  严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