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72民初223号原告：大连新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九里村。法定代表人：信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峰，男，1981年7月1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兆志，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世捷（青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608B室。法定代表人：杨淑颖，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辽宁拓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连新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源公司）与被告海世捷（青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海世捷大连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峰、周兆志，被告海世捷大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海世捷大连公司赔偿损失431749.47元人民币（62158美元）及该款项自2018年1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新源公司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为其货物安排运输，双方由此形成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协议达成后，海世捷大连公司代为办理了涉案盐渍鳕鱼片经海路由大窑湾港至波多黎各圣胡安港的运输，涉案货物海上货物运输的提单号为APLU062245393。双方约定海世捷大连公司为新源公司办理电放，但货物运抵目的港时海世捷大连公司拒不配合办理电放。新源公司在多次催促无果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向收货人邮寄提单正本。该票货物因此滞港超过10天，收货人于2018年1月25日以其需向当地超市承担违约金为由向新源公司索赔62158美元。海世捷大连公司收取了新源公司电放费，配合新源公司电放涉案货物是其应尽的义务，但海世捷大连公司未能提供相关海上货运代理服务给新源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其作为专业的货运代理公司应当预见到拒绝办理电放造成的后果。涉案索赔发生在国外客户与新源公司之间，不适用违约金明显高于违约损失应当减少违约金的合同法规则，海世捷大连公司应当按照新源公司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海世捷大连公司辩称，请求法院驳回新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海世捷大连公司接受委托后办理了涉案货物的订舱，在涉案货物装船后海世捷大连公司将全套正本提单交付新源公司。此时，海世捷大连公司已完成涉案海上货物代理合同项下的全部事项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过错。2.提单签发后，新源公司如变更目的港提货方式，其应向承运人交回提单正本并出具电放保函，承运人自行决定是否办理电放，海世捷大连公司对此没有决定权。新源公司从未与海世捷大连公司沟通电放事宜，新源公司主张海世捷大连公司不配合办理电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新源公司诉称收货人迟延提货损失系新源公司迟延邮寄提单造成的。涉案提单于2017年11月19日签发，海世捷大连公司立即将提单正本交予新源公司，新源公司有足够的时间向收货人交付提单，但其于2018年1月3日才邮寄提单。4.即使海世捷大连公司造成迟延，新源公司亦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诉称损失的真实性及合理性。新源公司未证明其与收货人之间存在迟延提货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金的约定，以及其已向收货人支付了诉称的违约金。新源公司对收货人的索赔具有审查义务，对不合理索赔亦应进行抗辩。收货人的索赔函中载明收货人的交易下手即当地超市以货物价值的3%计算日迟延违约金，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明显不合理。涉案货物盐渍鳕鱼片并非时令食品或特殊节日专用食品，迟延提货并不会导致任何损失。新源公司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告知涉案货物未在特定期限内交付将产生高额违约金，其诉称的损失是不可预见的。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新源公司的委托事项是否包含办理电放；2.海世捷大连公司是否拒绝办理电放；3.新源公司诉称的损失是否真实、是否与货物未电放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围绕争议焦点1，新源公司提交了（2018）辽72民初627号民事判决书、对账单并申请证人海世捷大连公司的销售人员王某出庭作证。海世捷大连公司称：对账单中出现电放费是因为在以往业务中新源公司多次委托办理电放，海世捷大连公司的账单系统自动生成了电放费，且新源公司在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中才支付了上述费用，因此收取电放费并不能当然证明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包含办理电放的委托事项；王某于2017年12月自海世捷大连公司离职，对其证言不予认可。就该争议焦点，海世捷大连公司亦提交了新源公司李洋与海世捷大连公司赵丽莹之间2017年10月12日及10月22日的QQ聊天记录，以证明新源公司在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进行订舱时并未委托办理涉案货物电放。新源公司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聊天记录中附件的订舱委托书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王某在海世捷大连公司任销售并实际参与了涉案海上货运代理业务，其就新源公司曾在涉案提单签发时委托办理电放的陈述与（2018）辽72民初627号民事判决书、对账单两证据中显示的海世捷大连公司收取了新源公司电放费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且新源公司委托订舱的聊天记录发生在涉案提单签之前，该聊天记录对新源公司在提单签发后增加办理电放委托事项并不矛盾，故本院认定在涉案提单签发后新源公司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的事项中包含办理电放。围绕争议焦点2，新源公司提供了2018年4月22日新源公司向海世捷大连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并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海世捷大连公司称未收到该邮件，以证人已离职为由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新源公司在该电子邮件中称其“执正本提单到康宁电放，遭到贵司（海世捷大连公司）阻拦”，该电子邮件系新源公司的单方陈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规定，就争议事实本院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如下：本院在法庭调查中询问新源公司其要求海世捷大连公司办理电放、海世捷大连公司拒绝办理的具体时间及经过。新源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24日、2019年8月6日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及《提单电放经过说明》。《情况说明》对上述过程的陈述为：在涉案航次开船（2017年11月19日）后几天新源公司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办理电放但电放时间另行指定（“电放日期滞后”）；2017年12月30日涉案船舶到港，海世捷大连公司拒绝办理电放。在新源公司多次催促王某后，王某称自己已经离职且海世捷大连公司以代理费未结清为由不予办理电放，随后王某陪同新源公司到船舶代理“大连康宁国际物流”要求办理电放，“大连康宁国际物流”以海世捷大连公司不同意为由拒绝办理。《提单电放经过说明》对该过程的表述为：2017年12月末，王某应新源公司的要求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李京宝到新源公司领取了涉案提单正本及电放保函并办理电放，随后李京宝向新源公司回复称APL船公司（承运人）以海世捷大连公司不同意为由拒绝电放。由此可见，新源公司在两份书面说明中关于海世捷大连公司拒绝办理电放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仅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并未提供其他证据。王某在书面证言中称新源公司的电放指示被海世捷大连公司拒绝后才要求其协助办理电放，且在法庭调查期间经询问称在协助新源公司过程中并未联系海世捷大连公司，其从新源公司处得知海世捷大连公司拒绝电放指示亦不清楚原因。本院对证人证言与新源公司陈述相互矛盾的部分不予采信，即新源公司通过王某指示海世捷大连公司李京宝办理电放的陈述。新源公司称其在双方以往货运代理业务中，新源公司通过电话或微信直接指示海世捷大连公司王某办理电放并于货物到港前两至三天将提单正本返还即可办理电放，王某代表海世捷大连公司与新源公司进行联系。就此海世捷大连公司提供了2017年8月至11月期间关于委托办理电放的QQ聊天记录，以证明在双方以往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履行中新源公司均由其公司员工李洋向海世捷大连公司员工赵丽莹通过QQ委托电放，而涉案货物新源公司未向海世捷大连公司指示电放。新源公司对该QQ聊天记录的收发方无异议但主张该聊天记录并非发生在涉案货运代理的办理期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申请庭后5日内对该证据真实性进行核实。新源公司于庭后提交的《提单电放经过说明中》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未发表意见。本院结合新源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以及证人王某有关电放操作的流程的证言，对海世捷大连公司主张的电放操作流程予以采信。围绕争议焦点3，新源公司提供了涉案提单、快递单、涉案货物报关单、商业发票、汇款凭证、月结单以及索赔函，以证明：新源公司于2018年1月3日向收货人邮寄提单正本；提单收货人向新源公司索赔62158美元，称因新源公司未完成电放致使涉案货物滞港超过10天，且当地超市依据与收货人之间的约定向收货人索赔62158美元违约金（按每天发票金额3%计算15天）；收货人在应付货款中扣除上述62158美元仅向新源公司支付了货款78776美元。海世捷大连公司对涉案提单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并称即便收货人向新源公司的索赔是真实存在的新源公司亦应依据其与收货人之间合同约定进行赔付，上述证据未能证明新源公司诉称的损失与涉案货物未电放之间的关联性。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提单予以认可，新源公司未提供涉案货物报关单的原件，本院对该证据不予以采信。新源公司提供了快递单原件且该快递单载明了邮寄文件包含提单，本院对快递单予以采信。新源公司提供的商业发票系单方制作视为其对涉案货物基本情况的陈述，并不能以此认定其实际损失。新源公司提交的汇款凭证及索赔函系境外形成未进行公证认证，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该证据不予审查认定。上述证据即便真实可信亦仅可证明境外收货人的索赔主张，该索赔主张并非认定新源公司因涉案货物未电放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且未形成完整证据链不能作为确定其损失数额的依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至11月，新源公司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为其办理海上货物运输，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7年10月11日，海世捷大连公司接受新源公司委托代为办理了1640箱盐渍鳕鱼片的海上货物运输：起运港中国大连港，目的港波多黎各圣胡安港，船名航次APLLEHAVER247GEW，提单编号APLU062245393，装船日2017年11月19日。随后，海世捷大连公司将涉案提单交付新源公司，新源公司向海世捷大连公司委托办理涉案货物电放，并告知电放时间另行指定。2017年12月10日，王某自海世捷大连公司离职。2017年12月30日，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2018年1月3日，新源公司向涉案提单记载的收货人邮寄提单。新源公司在2019年5月24日向本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称：因海世捷大连公司不予办理涉案货物电放，所以新源公司催促王某办理涉案货物电放。但王某告知其已自海世捷大连公司离职。此后，王某陪同新源公司到“大连康宁国际物流”办理电放被拒绝。以往货运代理业务中，新源公司的委托电放的指示由新源公司李洋通过QQ发送给海世捷大连公司赵丽莹。本院认为，海世捷大连公司受新源公司委托代为办理涉案货物的海上运输，双方之间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新源公司已举证证明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项下委托事项包含办理电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的规定，海世捷大连公司负有按照委托人新源公司的指示办理电放的义务。新源公司自认在委托办理电放时确定由其指定电放时间，在此情况下海世捷大连公司需等待新源公司的指定具体电放时间，且作为委托人的新源公司应当向受托人提供办理电放所需的提单正本、电放保函相关文件，但新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遵照以往交易习惯通过QQ或以其他方式向受托人海世捷大连公司指定了电放时间，亦未举证证明其向海世捷大连公司提供了涉案提单正本、电放保函以便海世捷大连公司代为办理电放。虽然新源公司主张其于2017年12月末要求王某办理涉案货物电放，但在其已明知王某已从海世捷大连公司离职的情况下，该指示不能视为新源公司向海世捷大连公司提出电放指示。新源公司提出的其只能通过王某向海世捷大连公司指示电放主张，与双方以往的电放操作流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的规定，海世捷大连公司在未接到新源公司指定电放时间情况下未办理电放不构成违约。新源公司主张涉案货物未电放致使其遭受的损失系指其向收货人逾期交付提货凭证而向收货人给付的违约金。新源公司主张的逾期交付应当依据新源公司与收货人之间的国际贸易合同予以认定，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收货人之间约定了交付提货凭证的期限，仅以涉案货物到港日2017年12月30日作为起算逾期的起算日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新源公司虽主张涉案货物未电放致使该货物滞留目的港（堆场）超过10天，但经本院询问其回复既不清楚正本提单送抵收货人时间亦不清楚涉案货物实际提货的日期，缺少货物提货日则无法计算新源公司诉称的货物滞留目的港的时间。且即使存在货物滞留目的港而致其向收货人赔偿的情形，其亦应提供证据证明此种赔偿具有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新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称向收货人支付赔偿金额的合理性，故本院对新源公司以收货人向其索赔的违约金数额作为其因涉案货物未电放而遭受的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对新源公司要求海世捷大连公司赔偿其损失431749.47元人民币（62158美元）及该款项自2018年1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大连新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76元人民币，由新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正宇人民陪审员  任新颖人民陪审员  王 霞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卞鑫书记员魏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