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24民初2858号原告：宋予林，男，195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原告：张宏伟，女，196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系原告宋予林之妻。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方钊，河南扬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凤英，女，195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原告宋予林、张宏伟诉被告李凤英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予林、张宏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方钊，被告李凤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予林、张宏伟诉称，原告宋予林和张宏伟系夫妻关系。2014年8月4日，原告与其他三人共同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其中原告宋予林出资120万元，张宏伟出资110万元，其他几人也分别出资，合计本金570万元，由被告李凤英以其个人名义出借给戚趁义、杨景兰。同日，李凤英与戚趁义、杨景兰签订借款合同，并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因戚趁义、杨景兰没有按照约定时间支付本金利息，李凤英申请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并申请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查封了戚趁义、杨景兰的抵押房产。现李凤英不正确履行代理职责，不向申请人披露执行进展情况，存在侵害申请人合法债权的行为。因情况紧急，为防止损失扩大，原告已申请法院作出诉前保全裁定。现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委托其出借的本金230万元及利息。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4年8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判令被告偿还二原告委托其出借的本金23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11月4日开始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按月息1.5%计算）。被告李凤英辩称，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告诉求解除2014年8月4日联合理财协议无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存在。1、2014年8月4日我和宋予林、张宏伟及其他人员共6人签订共同出资联合理财《协议书》后，其他3人将名下的债权转让给了另外19人，现协议书债权由22名债权人享有，原告要求解除协议侵犯了大多数债权人的权益。2、本协议是已经过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为合法有效的协议，现在我们与戚趁义、杨景兰的借贷纠纷一案处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阶段，截至目前借款人还没有按约履行还款。但是我们债权人联合理财的协议4年前已经履行，原告要求解除协议，不符合《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情形。如果按照原告要求解除了协议，那么就意味着否定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定书，所以原告请求解除协议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二、原告诉求“被告偿还委托其出借本金230万元及利息”无事实依据，纯属无中生有。1、原、被告之间是联合理财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2014年8月4日我和宋予林、张宏伟及其他人员通过商丘市海亚担保公司共同向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出借人民币570万元，签订了共同出资联合理财《协议书》，该协议明确了我们全体出资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抵押财产优先受偿权由各出资人按比例享有受偿，我只是借贷纠纷案中的“代表人”，而不是“代理人”。2、已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被告是联合理财的“代表人”。被告在代表全体债权人追讨借款过程中，经历了法院多次审理及执行程序，在此过程中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均认定为：“李凤英及其所代表的张宏伟、宋予林等成员向借款人戚趁义的委托代理人豆德峰指定的账户转款”。【证据1商丘市中院（2017）豫14执异57号民事裁定书、2河南省高院（2018）豫执复36号民事裁定书】上述事实表明原、被告之间是联合理财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原告主张委托关系是错误的，原告将出借款打入了借款人指定的账户，（证据2）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要求被告偿还本息是荒唐的，与法与理都不能成立。三、原告诉称被告“不正确行使代理职责”，纯属歪曲事实，在4年多的各级法院的诉讼过程中，我代表大家写诉状，写答辩状，到各级法院参加诉讼，在向各级部门反映和各级法院庭审时，都是大家共同参与，所有诉讼进展情况我都向所有债权人及时通告和反馈，2018年5月20日至26日绝大多数债权人都在《维权公约》（证据3维权公约）中推举我全权办理追偿借款的一切法律事宜，唯有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让我代表行使追偿权（见证据4录音），即便原告不参加维权活动，但是我们也多次通知原告，原告多次都以有事太忙为由不予参与，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被告所称的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情况。四、现原告的诉请违反了“一事不在理”的民事原则。我们联合理财协议债权人一方，所申请执行的戚趁义、杨景兰民间借贷一案，已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中，该申请执行法律文书标的为570万，现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债务人戚趁义、杨景兰案件的数额也是570万元，已经包含了原告的230万元的债权，原告的权利以被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与保护，原告提起的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有关《协议书》方面的问题不宜再次审理；五、原告属于恶意诉讼，应依法追究其责任。原告与被告之间即无债权债务关系，又无委托代理关系，原告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纯属恶意诉讼，肆意践踏司法资源，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追究原告恶意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4年8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被告偿还两原告委托其出借的借款本金230万元及利息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1、2014年8月4日两原告与被告李凤英签订的协议书；2、转账凭证两份；证明目的为：1、原、被告之间于2014年8月4日签订了委托理财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宋予林出资120万元、原告张宏伟出资110万元，被告李凤英出资90万元，其他案外人出资250万元，由被告李凤英以其名义出借给戚趁义、杨景兰，利率为月息1.5％。2、两原告分别在2014年8月7日和2014年8月14日履行了该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将款汇入了被告李凤英指定的账户，被告应当按法律规定合理理财，保障原告收益。第二组证据：1、借款借据一份；2、商丘市房他证2014字第00068811号他项权利证书一份；证明目的：1、被告李凤英按双方理财协议书约定以其名义将570万元（包含原告的230万元）出借给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约定利率为月息1.5%，借款期限为2014年8月14日至2015年8月13日。2、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以其位于商丘市××区团结路南侧天××大厦××楼××区南××4间门面房为抵押，并为被告李凤英办理了债权数额为570万元的他项权利证书。3、被告李凤英与戚趁义、杨景兰借款合同经睢阳区公证处办理了商睢证民字第6377号公证书。以上综合证明，被告李凤英与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570万元债权合法有效，并且办理了他项权利抵押和公正，债权为可实现债权。第三组证据：1、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4执异57号执行裁定书；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执复36号执行裁定书；证明被告李凤英向法院强制执行，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被告李凤英要求执行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570万元债权及利息合法有据，可执行。第四组证据：1、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4执恢8号执行裁定书；2、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催缴对外委托评估费用通知书；3、转账凭证一份；4、评估报告一份；证明被告李凤英向法院申请执行后，执行过程中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他项权证抵押的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房屋进行评估，要求支付评估费40791元，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将评估费汇入被告指定的账户，评估费缴纳后，河南凯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豫凯估字[2018]080835347B号鉴定估价报告，抵押房产（房他证2014字第00068811号他项权利证）评估价值为712.23万元，房屋价值远远超过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更是证明了被告李凤英对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570万元债权及利息能够实现。第五组证据：微信群聊天记录四页；证明被告李凤英在执行过程中提出如借款人能以现金偿还全部本金，则所有委托理财人放弃利息，两原告作出回应，如能保证本金不受损的前提下，李凤英作出的一切决定两原告认可，此回应与被告李凤英要求并不矛盾，原告没有过错。至今日原告未得到偿还任何本金及利息。可见，被告李凤英提出的借款人戚趁义以现金全部偿还本金的条件不成立，在此情况下，两原告更是没有任何过错。以上第一二三四五组证据能够证明：1、原、被告之间委托理财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及时履行了出资义务。2、以被告名义向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出借570万元债权合法有效，并且经法院执行已对该房产进行了评估，债权完全可以实现。3、维权过程中两原告无过错。4、李凤英是与戚趁义、杨景兰借款合同案件中的唯一合法债权人，只有其可行使权利。5、被告不履行受托义务，对两原告合法债权不予主张，甚至放弃，导致原告自2014年支付230万元出借款至今债权没有实现；被告此种拒不向法院要求执行及回款后不向原告偿还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导致原告委托理财的目的无法实现，故向法院请求解除该合同，并判令被告李凤英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0万元及利息（按合同约定执行）。被告李凤英第一组证据的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协议书上没有一处提到委托二字，况且是六方当场共同同意以我为代表向借款人戚趁义办理借款手续，所以说委托不能成立，不符合法律有关委托的相关法律规定。对第二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转账凭证二原告说是我让他们打给借款人的，根本不存在这事，原告提供的中院和高院的裁定书中都有显示，显示所有的债权人是把出借款打入了借款人的委托代理人的指定账户，而不是打入了我指定的账户，我从来没有指定过账户。对第二组证据的第一份、第二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说是委托我办理借款不能成立。对第三组证据第一份、第二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不符，出借人没有按约履行。原告既然把钱借给了戚趁义，理应向戚趁义进行追偿，我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借款及利息。证据三中两级法院均已认定我是向戚趁义出具借款的所有借款人的代表人，而不是受托人。对第四组证据第一份、第二份、第四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份证据转账的钱不是打给我的，我不知道这件事。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二原告说和大家签订的维权公约没有矛盾，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当时大家签订维权公约时是这样说的，如果戚趁义能用现金偿还本金，可以放弃利息。原告要求签的是在确保借款本金不受损的情况下可以放弃利息，这个我没有能力给他确保。既然原告说他要求的这个公约，跟大家签订的公约没有矛盾，那么前面大家签订的两份公约，原告明确表示不在上面签字，这个我有证人，况且我们也有录音。所以说原告说他们在签订公约方面无过错是不对的。从原告举证的一至五组证据中，也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原告委托我代他们追偿出借款，所以说原告说我不履行受托义务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说我对合法债权不予主张，甚至放弃这一点与事实完全不符，因为我与原告共同提交法庭的证据，商丘市中院和高院的裁定书中已经显示我主张的债权是570万元，包括了原告的债权230万元。原告说我是合同的唯一合法的债权人，也是不精准的，因为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570万元出借款是我们22个的理财人共同出资，包括被告，联合理财协议中也明确显示各自的债权份额，这个借款案件各个债权人是按份共有，各自都有向出借人追偿债权的权利，而不是像原告所说我是唯一合法债权人。被告李凤英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豫14执异57号一份；证明被告是联合理财《协议书》的“代表人”，而不是“代理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豫执复36号一份；证明被告是联合理财《协议书》的代表人。2、原告宋予林、张宏伟出借款时的打款凭证二份；证明原告将钱打入指定的账户，没有打给被告，被告同样也是将自己的出借款打给了同样的账户。3、维权公约；证明债权人都在维权公约上签字，推选李凤英代表大家处理与戚趁义的借款一案的相关事宜，原告没有在公约上签字。4、维权公约签字录音；证明原告不同意在维权协议上签字，不同意让被告代其行使追偿权。原告对上述第一组证据两份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从该两份裁定书查明了被告为其与戚趁义、杨景兰民间借贷案件中唯一合法债权人，两原告并不是权利人，裁定书中的部分表述为代表，不能否认及改变案件的基本事实。对第二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结合第一组证据被告对戚趁义、杨景兰享有合法的债权债务，已经法院认定并且已经进行了执行程序，更能够证明原告已履行委托理财协议出资义务。对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是否在维权公约上签字以及签订维权公约的过程，并不能作为被告放弃或者变向放弃原告债权的条件，维权公约本身内容就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对戚趁义、杨景兰的合法债权，只约束该三人，维权公约的相关人员与被告和戚趁义的民间借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任何人也无权委托或者是限制被告对自己权利（指被告与戚趁义、杨景兰主张债权的权利）的行使，况且两原告表述的维权公约内容和被告表述的维权公约内容并不矛盾。被告李凤英申请证人杨某1、刘某、杨某2出庭作证，证明三位证人是联合理财人中的人，他们共同委托李凤英代表他们去给债务人戚趁义商谈还款事务，李凤英要求写一个维权公约，写了两份，具体内容维权公约上有，二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签字。庭审后，原告向本院提交2018年9月6日被告李凤英与戚趁义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证明被告与债务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对原告的理财款予以放弃，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像这样的“和解书”和“还款承诺”我们与借款人已经签订多次，借款人均没有依约履行。本院确认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及原告提交的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原、被告有异议的其他证据，本院予以综合分析、认证。经审理查明，原告宋予林和张宏伟系夫妻关系。2014年8月4日，原告与其他三人（后变为十九人）共同与被告李凤英签订协议书，其中原告宋予林出资120万元，张宏伟出资110万元，其他几人也分别出资，合计本金570万元，由被告李凤英以其个人名义出借给戚趁义、杨景兰。同日，李凤英与戚趁义、杨景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以其位于商丘市××区团结路南侧天××大厦××楼××区南××4间门面房为抵押，并为被告李凤英办理了债权数额为570万元的他项权利证书，并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因戚趁义、杨景兰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本金利息，李凤英申请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并申请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二原告以被告李凤英不正确履行代理职责，不向申请人披露执行进展情况，存在侵害申请人合法债权的行为；请求解除原、被告于2014年8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被告李凤英归还借款230万元及利息。被告李凤英认为二原告未在维权公约上签字，已经不同意委托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二原告应当自己与债务人戚趁义协商解决。为此，形成纠纷，原告诉讼来院。另查明：2018年9月6日，被告李凤英与债务人戚趁义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为，根据商丘市睢阳区公证处（2015）商睢证执字第080号执行证书，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还款协议：一、对乙方（戚趁义）所欠甲方（李凤英）借款本金中的340万元分期偿还；（1）第一期还款乙方应在2018年9月6日前支付给李凤英60万元，（2）第二期还款乙方应在2018年9月15日之前还80万元；（3）第三期还款乙方应在2018年10月25日之前还200万元；以上340万元本金，由甲方负责分配给对其委托的其他债权人，至此，340万元本金的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不再主张，并同意法院对抵押物暂停拍卖。二、由于下余230万元本金的实际出借人不同意委托李凤英代为其主张追偿欠款，双方均同意，由230万元本金的实际出借人与戚趁义协商解决。三、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如乙方对执行和解协议书不能按约履行，甲方可按商丘市睢阳公证处（2015）商睢证执字第080号执行证书申请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强制执行。四、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向乙方出具执行完毕证明，并向法院出具解除对抵押房产的查封的书面申请。五、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交法院存档一份。六、本协议签字后生效。本院认为，二原告与其他三人（后变为十九人）及被告李凤英签订协议书，原告宋予林出资120万元，张宏伟出资110万元，其他几人出资250万元，被告李凤英出资90万元，合计出资570万元，由被告李凤英以其个人名义出借给戚趁义、杨景兰。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依据该协议，被告李凤英与戚趁义、杨景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以其位于商丘市××区团结路南侧天××大厦××楼××区南××4间门面房为抵押，并为被告李凤英办理了他项权利证书，又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因戚趁义、杨景兰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李凤英申请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并申请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查封了戚趁义、杨景兰的抵押房产。进一步说明了上述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从涉案协议书的签订，到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以及在被告李凤英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时、因债务人戚趁义、杨景兰提出执行异议，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下发的法律文书，均能够表示出只有被告李凤英本人才能对涉案借款570万元进行主张权利，其对于被执行人来说是唯一的合法债权人。虽然涉案协议书表明被告李凤英只是涉案借款570万元涉及人员的代表人，但涉案借款570万元是以被告李凤英个人名义对外出借的，也只有被告李凤英本人才能对涉案借款570万元主张权利，也只有其本人才能向法院对涉案债权申请强制执行。所以被告李凤英在与涉案借款的债务人协商处理还款时，应当征得其所代表的其他涉案债权人的意见，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否则不得擅自进行处分涉案债权。本案中，被告李凤英在处分涉案债权时，自己制定了维权公约（一），内容为，“戚趁义抵押借款570万元纠纷一案，我们全权委托李凤英在法院执行过程中，代表我们处理与本案相关的一切事宜，所做出的一切决定我们认同，无异议，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后又制定了维权公约（二），内容为“关于戚趁义抵押借款570万元一案，现处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在委托李凤英与戚趁义商谈还款的方式中，我们债权人一致同意，如果戚趁义能用现金偿还全部本金，则可放弃追偿利息，凡本人不愿在维权公约（一）和维权公约（二）签字者，视同没有对李凤英委托，可以自找戚趁义追要本息。”被告李凤英并在微信上公布上述维权公约内容，并说明上述内容的维权公约，大家谁同意谁回复，限在5月22日之前回复完毕，并找杨某1在维权书上签字，不回复不签字的视同对李凤英不委托，对没有委托的债权人李凤英将不再负责追偿责任，请自行与戚趁义直接商谈还款事宜。二原告未在两份维权公约上签名，但原告宋予林在微信上回复，“关于戚趁义抵押借款570万元一案，我们全权委托李凤英在法院执行过程中，代表大家处理与本案相关的一切事宜，在确保借款本金不受损失的前提下，所做出的一切决定，我们一致认同，并无异议，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从本案中的两份维权公约的内容上看，部分内容不妥。从涉案协议书中可以看出，涉案借款是以被告李凤英个人的名义对外借出，其有义务代表大家进行追偿，也只有其有权利代表大家进行追偿。但其放弃部分权利时，一定要征得其所代表的每一位债权人同意，只有征得每一位债权人同意后，才能与债务人达成还款协议。而不应当是谁不同意其作出的意见就视为不再委托李凤英向债务人追要借款，由其本人向债务人自行追要。被告在维权公约上这样的规定，显然与当初双方所签订协议书的意思表示是相悖的，也侵犯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因为借款合同是被告李凤英代表大家以个人名义对外所签订的，二原告本人无权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也无权对自己的230万元借款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认为涉案所谓的“维权公约”是涉及到每个债权人的利益，只有在所有债权人都同意并认可的情况下才具有法律效力。且原告宋予林在微信中的回复内容与维权公约（二）的内容基本一致。所以，被告李凤英以所谓的“维权公约”二原告未有签字，视为已经放弃对其的委托，而于2018年9月6日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债务人戚趁义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在该执行和解协议中只对在所谓的“维权公约”上签名的涉案债权人的340万元借款达成还款协议，而对二原告的涉案借款230万元，表述为“由于下余230万元本金的实际出借人不同意委托李凤英代为其主张追偿欠款，双方均同意，由230万元本金的实际出借人与戚趁义协商解决。”而且第四条规定“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李凤英）向乙方（戚趁义）出具执行完毕证明，并向法院出具解除对抵押房产的查封的书面申请。”被告李凤英在该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的意见，明显侵犯了二原告的合法权利，二原告也从没有同意由其本人与戚趁义协商解决，其本人也无权利与戚趁义协商解决，原、被告对此均应当是明知的。而且在该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在债务人戚趁义履行了340万元还款义务后，被告李凤英出具执行完毕证书，并向法院出具解除对抵押房产的查封的书面申请。此举严重侵犯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告李凤英申请强制执行的公证书是570万元的债权，并用债务人的房产进行了抵押登记，办理了他项权证，又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债务人所抵押登记的房产是针对涉案的全部债权570万元的抵押，而被告李凤英与债务人戚趁义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仅要求债务人履行340万元的还款义务，就同意出具该案的执行完毕证书，并向法院出具解除对抵押房产查封的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在债务人向被告李凤英履行了340万元还款义务后，该执行案件就已经执行完毕，那么，二原告的涉案债权230万元还向谁主张，还怎么主张。造成现在二原告的230万元借款无法主张、无处主张，是由于被告李凤英的不当行为所致，被告李凤英应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本院综合考虑涉案债权的执行现状及本案中相关证据，酌定被告李凤英应当对在执行和解协议书上其他债权人应当享受的、被告李凤英放弃的二原告的债权、二原告在同等条件下应当由债务人承担的本金230万元，由被告李凤英负责向二原告进行支付。原、被告的其他诉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凤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向原告宋予林、张宏伟支付现金2300000元；二、驳回原告宋予林、张宏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被告李凤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十份，并不迟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足额直接交纳上诉费25200元（或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户名；商丘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原银行商丘归德支行，账号80×××11），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按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王洪林审判员  李 艳审判员  李广华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