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002民初910号 原告：江的的，女，汉族，1938年9月4日出生，住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原告：杨俊英，女，汉族，1956年11月14日出生，住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原告：江晨，女，汉族，1985年2月27日出生，住上海市闵行区。 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建辉，安徽哲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樟泉，安徽一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7号友邦大厦3-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X072033450。 主要负责人：郭杰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波，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伟，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与被告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友邦保险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建辉、王樟泉，被告友邦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波、张燕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友邦保险公司支付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保险金520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友邦保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保险人江某多年连续向友邦保险公司投保《守御神重大疾病保险》、《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安益意外伤害保险》，其中意外保险金额合计为520万元。合同签订后，江某依约交纳了保费。江的的系江某母亲，杨俊英系其配偶、江晨系其女儿，均为上述保险金的法定受益人。2018年10月26日，被保险人江某坠亡，经黄山市公安局屯溪分局（以下简称屯溪公安局）出警并经刑警和法医现场勘查，确认江某系意外坠亡，排除他杀。依据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身故的，友邦保险公司应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给法定受益人。作为自然人死亡只有两种，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正常死亡应当是由医疗卫生机构来确定，非正常死亡只能由公安机关依法判定。本案中，江某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并且身体一直健康，除了患有老年性常见疾病以外，也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江某没有任何自杀的诱因或者可能性。通过双方的举证可以证明江某是高空坠亡，江某的死亡应当属于非正常死亡，现公安机关已经排除了他杀，保险人也排除了自杀。如果保险人认为江某是自杀，对江某名下其他险种也应当拒赔。事实上保险人已经对其他两个险种予以赔偿，说明保险人已经排除了江某自杀及他杀，那江某死亡的原因就是意外。保险人于2019年1月3日拒赔函明确认为，屯溪公安局记录，现场勘查及法医查验被保险人江某确实为东方丽景小区中间的观景平台坠亡身故，排除他杀。但是保险人拒赔的理由是该平台护栏高达1.3米，实际上只有1.2米，在非主动翻越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意外坠落情形，认为出现意外事故不足而拒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本案举证义务在于保险人。作为受益人只要举出相当的证据就行，就本案而言保险人未举出证据证明江某有自杀的可能性，仅仅以平台高度1.3米来推定，显然是一种主观臆断和猜测。江某本人身高实际上是超过1.75米，事发当天下雨，路面湿滑，事发地点没有路灯视线不佳，江某失足坠落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所谓自杀的推测。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及相关的证据证明，江某系观景平台五楼坠亡是能够确定的，公安机关得出的结论是排除他杀，系意外死亡。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的家属已经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对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经调查后作出了认定，并不影响保险人对保险事故的认定。受益人没看到客户回单，也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对保险条款亦不知晓。保险人理赔通知明确江某属于高坠身故，庭审中保险人说不能肯定，应以书面答复为准。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而保险人没有证据证明江某属于自杀或者不属于保险事故，应当支付保险金。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友邦保险公司辩称，《安益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和《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条款均约定,合同有效期内,如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身故的(不包括猝死),则保险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条款将“意外事故”定义为“因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的原因而直接且单独地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事故”。《附加加惠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约定,意外事故的保险范围为被保险人于合同有效期内遭遇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所导致的意外事故,并以此意外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其身体伤害、残疾或身故。但凡被保险人自身故意或过失行为或疾病原因导致或引起被保险人身故的(或与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的原因共同导致或引起被保险人身故的),不属于案涉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江的的、杨俊英、江晨诉称被保险人江某系“意外坠亡”,并据此要求保险人在案涉保险合同项下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应当对江某身故属于保险事故(即属于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承担举证责任。若江的的、杨俊英、江晨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的原因直接且单独地导致了江某的身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江的的、杨俊英、江晨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江某身故属于保险事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江的的、杨俊英、江晨提交的“屯溪公安局屯公函字(2018)第30号函”(以下简称公安函)，而其未提供公安函的原件,且人民法院也仅调取该证据的复印件,无原件，故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公安函系屯溪公安局向黄山市殡仪馆出具的,种类为函，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其限于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不能用作有关自然人死亡性质或死亡原因的证明。根据公安部及相关部委《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规定,经公安部门依法处置的非正常死亡案（事）件（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除外）,需要开具证明的,应由公安派出所依据相关公安部门调查和检验鉴定结果出具。根据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已撤销)和安徽省公安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公安机关签发的《居民非正常死亡证明》应采用省公安厅制作的统一制式,且该证明应统一录入安徽省公安机关非正常死亡人员死亡证签发系统并打印签章。而公安函系由屯溪公安局签章,为手写文件,也不符合安徽省公安厅的统一制式，公安函显然不是公安部门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保险人申请法院调取公安机关有关江某死亡案件材料,并不包括公安函。有关江某死亡事件的调查工作由屯溪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公安函系由屯溪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出具,且是在不了解江某事件的情况下出具的。公安函既非公安部门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亦非公安部门调查和检验鉴定结论性文件,不能用作确定江某死因的依据。 公安函上记载“经刑大和法医现场勘查,死者系意外坠亡”,但是黄山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记录”只对江某尸体表面状况和尸表检验场所状况进行了描述。屯溪公安局刑侦大队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只有关于现场勘验情况的记录。从“询问笔录”和“接处警情况登记表”来看,公安部门也只是作出了“排除他杀”的结论，其他证据均没有关于“意外坠亡”的表述。因此,公安函上记载的“死者系意外坠亡”无依据的。“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的落款日期是2018年10月29日,而公安函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26日。假设公安函形式上是真实的,该函也是在“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尚未制作完成的情况下出具的。因此,退一万步而言,即便认为该函具有公安部门《非正常死亡证明》的性质和功能,根据上述《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规定,类似函件也应当严格依据公安部门调查和检验鉴定结果出具。屯溪公安局在“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出具前就签发公安函,函中有关“死者系意外坠亡”的表述显然是没有依据的。 江的的、杨俊英、江晨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并主张其已提供证据证明了江某系“意外坠亡”,应由保险人举证证明江某系属自杀。保险人在本案中未主张江某系自杀,而是依据本案证据认为江某的死因存在多种可能性,且导致其身故的死因都不属于保险事故，不能排除江某死于自杀的可能性。江某生前健康状况很差,又身陷多起刑事案件,而且财务状况不佳；结合事发时间、事发时江某的身体状况、事发地点的环境、在事发现场发现的物品、痕迹等,江某自杀的可能性较大。江的的、杨俊英、江晨曾告知屯溪区昱中街道前园社区居委会(以下简称前园居委会)和黄山市屯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江某系死于心脏病突发；其补充提交的更正证明再次确认在事发后仍告知相关单位江某系因心脏病突发而死。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作为江某的家属,对江某的情况应当清楚,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进一步说明了公安函上记载的“意外坠亡”是不足为信的。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在2018年12月3日提出保险金给付申请时陈述的死因是“摔倒死亡”,并未提及“意外坠亡”。故江某的死因存在多种可能性,且现有证据材料所反映的可能导致其身故的死因都不属于保险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保险人。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于2018年10月26日即得知江某身故,当天公安部门出警,于2018年10月29日尸体火化，但直至2018年12月3日才将江某身故一事通知保险人,致使保险人无法要求进行尸体检验、调取小区监控录像，从而丧失了查证事故发生经过和判断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和死亡性质的条件。因此,保险人根据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无需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及其家属擅自移动尸体,破坏了事故现场,干扰了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即使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通知了保险人,也无法查明事故的性质和原因，保险人亦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江某生前居住的别墅外墙装有监控设备,但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并未提供事发当晚及次日清晨的录像，应作不利于其推定。 根据司法实践中的观点,起诉时被保险人已死亡的,不宜适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由保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即使以江某生前住所地确定管辖,鉴于江某生前住所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虹许路555弄47号,本案也应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管辖。综上,保险人认为江的的、杨俊英、江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后驳回其诉讼请求。 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 1.江的的、杨俊英、江晨身份证，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 2.友邦保险公司营业执照，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 3.黄山市恒平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证明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与被保险人江某为直系亲属，属于人身保险金的法定受益人； 4.保险合同、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保险信息电脑截图，证明江某向友邦保险公司投保《安益意外伤害保险》、《守御神重大疾病保险》、《安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被保险人为江某，其中意外保险金总额为520万元，合同约定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且合同中约定的保费已经缴纳； 5.公安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殡葬证，证明江某于2018年10月26日在家中坠亡，经屯溪公安局出警并经刑警和法医现场勘查，确认江某系意外坠亡，排除他杀； 6.拒赔通知书，证明因江某意外身亡，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作为法定受益人向友邦保险公司理赔时遭拒，该通知陈述事实存有错误，且友邦保险公司确认江某系坠亡身故，其拒赔的理由是认为江某系自杀； 7.前园居民会更正证明、疾控中心更正证明，证明前园居委会、疾控中心原出具的死亡证明中载明的死因系根据江某家属口述办理，不具有真实性，江某系非正常死亡，死因依法由公安机关认定。 友邦保险公司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 1.《安益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保险单》、《客户回执》，证明江某向友邦保险公司投保《安益意外伤害保险》和附加险，约定了权利义务，且江某签字确认其收到保险合同正本,已阅读并理解内容所述事项,理解保险责任和自身承担的风险,知晓其权利和义务。 2.《附加加惠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人身保险投保单》、《保险单》、《客户回执》，证明江某向友邦保险公司投保《守御神重大疾病保险》、《附加加惠意外伤害保险》，约定了权利义务，且江某签字确认其收到保险合同正本,已阅读并理解内容所述事项,理解保险责任和自身承担的风险,知晓其权利和义务。 3.《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附加全佑一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保险单》、《客户回执》，证明江某向友邦保险公司投保《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和《附加全佑一生意外伤害保险》，约定了权利义务，且江某签字确认其收到保险合同正本,已阅读并理解内容所述事项,理解保险责任和自身承担的风险,知晓其权利和义务。 4.《接处警登记情况表》，证明黄山市公安局黄口派出所(从下简称黄口派出所）就江某死亡事故的出警记录为“出警现场,经法医现场勘查,排除他杀”，并未作出江某系意外坠亡的结论。 5.《法医学尸体检验记录》，证明黄山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江某的尸体进行了检验，尸检记录显示,尸体已被移动，且鉴定中心没有作出江某系意外坠亡的结论。 6.《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证明屯溪公安局刑侦大队刑事科学技术室对事发现场进行了勘验，笔录显示现场已被变动,变动原因为“报案人进入”，且公安刑侦大队没有作出江某系意外坠亡的结论。 7.杨俊英《询问笔录》，证明黄口派出所对杨俊英进行了询问，杨俊英陈述其喊人挪动过尸体。 8.保险人代理人与东方丽景小区值班保安谈话视频资料、录音文字稿，证明江某死亡事故发生的经过。 9.保险人代理人与前园居委会党委书记、主任胡来顺谈话录音资料、录音文字稿、前园居委会《村（居）民死亡通知书》，证明江某身故后,其家属告知社区人员江某系晨练时心脏病发作倒地而死亡；《村（居）民死亡通知书》载明江某死亡原因为“病故”，江晨在通知书上签字确认。 10.疾控中心《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和《死亡调查记录》、前园居委会《村（居）民死亡通知书》，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注明的江某直接死亡原因为“摔倒”，其它促进死亡的疾病为“高血压性心脏病”，江晨在死亡调查记录上签字确认。 11.从黄山市殡仪馆调取的《公安函》、《火化证存根》、江某身份证和付院生身份证，证明江某尸体于2018年10月29日火化，江某家属为办理火化手续向从殡仪馆提供的是《公安函》复印件。 12.《保险金给付申请书》，证明江晨于2018年12月3日向友邦保险公司提出保险金给付申请,申请书注明江某死因是“摔倒死亡”，在此之前，受益人并没有将江某身故一事通知友邦保险公司。 13.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调查报告》，证明友邦保险公司获悉江某身故一事后即委托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进行了调查。 1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特需门诊病史卡》、《九舍特需病房出院小结》、《保险金给付申请书》、《理赔结果通知书》，证明2015年4月初江某曾因肺部感染、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入院治疗的事实。 15.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人民医院《出院小结》、《门急诊病历》，证明2015年4月下旬江某入院治疗,医院诊断江某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左心增大、心律失常、频发室早、短阵室速(射频消融术后)、慢性心功能不全等疾病。 16.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出院小结》、《病历-病案首页》、《保险金给付申请书》、《理赔结果通知书》，证明2018年1月江某入院治疗,医院诊断江某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室性心律失常、颈椎病、高血压、频发性室性期外收缩射频消融术后、血管性痴呆、二期糖尿病、肺大泡、肺小结节病等疾病。 17.黄山市中医医院《出院记录》、《门诊病历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理赔结果通知书》，2018年6月江某入院治疗,医院诊断江某患有心律失常、高血压、慢性心功能不全、高尿酸血症、射频消融术后等疾病。 18.黄山市中医医院《出院记录》、《门诊病历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理赔结果通知书》，证明2018年9月江某入院治疗,医院诊断江某患有周围神经炎、颈椎病、椎动脉狭窄、高血压病等疾病。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友邦保险公司对江的的、杨俊英、江晨提交的证据1、2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据3三性有异议，认为公证处无权对江某的死因进行确认，其确认“江某系意外坠亡”依据不足；友邦保险公司对证据5、7有异议，认为均无法证明江某系“意外坠亡”；友邦保险公司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江的的、杨俊英、江晨负有举证证明江某因“意外事故”死亡，而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对抗友邦保险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据此友邦保险公司有权拒赔；江某作为被保险人，指定身故保险金为法定继承，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作为江某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就江某身故保险金提起诉讼，对证据3予以采信，对证据5、7予以部分采信，对证据6予以采信。友邦保险公司对证据4中保险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他证据三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中的部分材料模糊不清，内容不完整，应以保险人提交的证据为准。本院认为，江某在友邦保险公司投保并支付保费，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鉴于江的的、杨俊英、江晨未提交该份证据原件，江某投保的具体险种、保险金额、保险条款应以友邦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为准，对证据4不予以采信。 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对友邦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1-3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保单未收到，保险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部分意外险没有约定具体的出险通知时间；江某身高是1.75米，平台是1.2米。本院认为，双方之间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友邦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应以保险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为准，对证据1-3予以采信。对证据4-7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出警记录能够证明死者的家属在发现事故后第一时间进行了报警，不影响公安机关对事故的调查和认定，可以证明江某系坠亡，不是路面上摔倒死亡，排除他杀，应以公安机关最终的意见为准，江某坠亡时头部着地，高塔的扶手高度是1.2米，且江某将雨伞遗留在高塔上。本院认为，江某系非正常死亡，按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定应由公安机关根据调查和检验鉴定结果出具非正常死亡证明；而公安机关在调查和检验中均未确认江某死因是“意外身故”，对证据4-7予以采信。对证据8-9有异议，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该证据系偷录偷拍形成的；江某的死因应当以更正的意见为准。本院认为，值班保安和胡来顺所述内容系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证人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对证据8、9不予采信。对证据10-11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江某的死因应当以更正的意见为准。本院认为，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作为受益人负有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提交有关部门出具的意外事故证明，而江某相关死亡证明载明死因未能证明其是死于“意外事故”，对证据10、11予以采信。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申请书中的“摔倒死亡”仅是受益人一种表述，实质上是意外死亡。本院认为，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作为受益人，有权向友邦保险公司主张江某的身故保险金，对证据12予以采信。对证据13部分认可，认为部分内容，排除了江某患有精神类疾病，这种存在已经排除了；通过走访不能作为江某非正常死亡的证明。本院认为，友邦保险公司收到受益人主张保险金的申请后，委托公估公司对被保险人死因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应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应以本案查明的事实为准，对证据13予以部分采信。对证据14-18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江某无精神类疾病，没有自杀的可能性。本院认为，江某生前有疾病史，但无证据证明其患有精神类疾病，或因精神类疾病而自杀，对证据14-18除关联性外其他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4年12月2日,江某向友邦保险公司投保《守御神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合同编号为C520080788），约定主保险金额为15万元，附加加惠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10万元，附加加惠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等；被保险人江某，合同生效日为2004年12月3日，合同满期日为2045年12月3日，合计十二个月保险费为10196元；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之后友邦保险公司向江某签发保险单。《附加加惠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约定，意外事故的保险范围为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因遭遇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所导致的意外事故,并以此意外事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其身体伤害、残疾或身故。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遭遇意外事故且自发生之日起180天内身故者，本公司按投保单上所载的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任何在下列期间发生的或由下列原因造成的被保险人的伤害以致身故、残疾或烧伤,本公司不负任何赔偿责任:(1)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的伤害或被保险人自致伤害;…(8)被保险人因疾病…导致的伤害。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后,索赔申请人应尽速通知本公司。若因索赔申请人自身延误通知本公司,而导致无法证明意外事故的发生,本公司将不负赔偿责任。若被保险人身故，申请人提供医院、公安部门或本公司认可的死亡证明或验尸证明书。2004年12月31日,江某签署《客户回执》,确认其收到保险合同正本,已阅读并理解其内容所述事项,理解保险责任和自身承担的风险,知晓其权利和义务。 2010年1月14日,江某向友邦保险公司投保《安益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合同编号为A345500362），约定主合同保险金额为500万元，附加A款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金额100万元；被保险人为江某，合计十二个月保险费为13500元，合同生效日为2010年1月29日；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之后友邦保险公司向江某签发保险单。《安益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身故的（不包括猝死），则本公司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该意外身故保险金等于该事故发生时本合同的保险金额。意外事故是指因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的原因而直接且单独地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事故。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的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烧伤的,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4）被保险人故意自伤;…（9）被保险人因疾病…导致的伤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本公司。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本公司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本公司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本公司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在申请意外事故保险金时，提供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医疗机构、公安机关或其他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2010年2月3日,江某签署《客户回执》,确认其收到保险合同正本,已阅读并理解其内容所述事项,理解保险责任和自身承担的风险,知晓其权利和义务。 2012年3月15日,江某向友邦保险公司投保《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保险合同编号为C900392313），约定主保险金额为10万元，附加全佑一生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10万元；被保险人为江某，合同生效日为2012年3月19日，合计十二个月保险费为7240元。投保单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其他住址为上海市闵行区虹许路555弄47号。《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条款约定，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身故，则本公司将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其金额等于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自杀…。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本公司。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本公司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本公司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本公司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附加全佑一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约定，主合同的条款(即《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与主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条款为准。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身故的(不包括猝死),则本公司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其金额等于该事故发生时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意外事故是指因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的原因而直接且单独地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事故。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烧伤的,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4）被保险人故意自伤;…（9）被保险人因疾病…导致的伤害。申请意外事故保险金，申请人提供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2012年3月28日,江某签署《客户回执》,确认其收到保险合同正本,已阅读并理解其内容所述事项,理解保险责任和自身承担的风险,并特别阅读和了解了有关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及解除合同条款等,知晓其权利和义务。 上述各保险合同订立后，江某均依约支付了保险费。 2018年10月26日7时49分，江观宝拨打110报警电话，称江某摔跤导致死亡，现本人在车库里面。随即黄口派出所派警员前往现场。经现场查看，黄口派出所作出《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载明“出警现场，经法医现场勘查，排除他杀”。同时，屯溪公安局刑侦大队刑事科学技术室受110指挥中心的指派派员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东方丽景小区35栋车库对江某的尸体进行现场勘验，形成了勘验笔录。黄山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根据屯溪公安局的委托作出编号为34100120181026001的《法医学尸体检验记录》，记载“检验时间2018年10月26日8时5分至2018年10月26日9时19分；案情摘要为2018年10月26日7时48分，江观宝报案称其外甥江某死亡，现在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东方丽景小区35栋车库内。现场尸体与血迹概况：移动尸体。”此外，该记录还详细载明了尸表检验情况及尸体衣着、饰物、随身物品情况。2018年10月29日，屯溪公安局刑侦大队刑事科学技术室作出编号为黄屯公（刑）勘[2019]040018号的《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记载“现场地点：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东方丽景小区35栋车库。现场情况：变动现场。变动原因：报案人进入。”此外，该记录还详细载明了现场勘验情况，并附现场勘验制图2张及照相23张。 2018年10月26日，屯溪公安局向殡仪馆出具屯公函字（2018）第30号函，载明2018年10月26日7时54分，黄口所接110指令，称在东方丽景斜大门对着黄口桥35栋楼下，有人摔跤导致死亡，我所民警出警现场，经刑大和法医现场勘查，死者（江某）系意外坠亡，排除他杀，死者家属对死因无异议，要求对江某的遗体进行火化。 2018年12月3日，江晨向友邦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其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载明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10月26日，诊断结果为“摔倒死亡”。友邦保险公司经审查后，就《守御神重大疾病保险》及《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向受益人支付了保险金。同时，友邦保险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委托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对江某死亡事件进行了调查。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自2018年12月6日至2018年12月14日期间通过上海市武警医院、上海市瑞金医院、屯溪公安局、黄口派出所、东方丽景小区、黄山市急救指挥中心等走访和调查，向友邦保险公司出具了调查报告，结论为屯溪公安局表示江某是在小区5层的观景台上坠落，到场时已死亡，排除他杀；小区周边商户及住家走访，有人述跳楼自杀，有人述突发疾病摔倒死亡；疾控中心及前园居委会表示根据家属所述江某是疾病身故。友邦保险公司于2019年1月3日就案涉险种向江某的家属发出拒赔通知，认为江某系在东方丽景小区观景平台五层坠亡身故，排除他杀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因该平台护栏高达1.3米，正常人在非主动翻越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意外坠落之情况的。江某出险意外依据不足，不符合本公司意外伤害条款中“意外事故”的定义。经本公司理赔审核，歉难赔付《附加加惠意外伤害保险》、《安益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全佑一生意外伤害保险》的意外伤害保险。 另查明：黄口派出所于2018年10月26日13时15分向杨俊英进行了询问，杨俊英称：昨天夜里我丈夫和我一起在他妈妈家吃晚饭，我们吃过饭一起散步回了家，回家之后我们一起看了会电视，看电视的时候我还聊到我母亲身体不好，我丈夫就说过两天我们带她去医院检查。后来到了晚上10时左右的时候，我说我有点困了，我丈夫就和我一起到房间里上床睡觉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我起床后也沿着他晨练的路线散步，走了一会我看到他躺在花圃旁边的路上，头上还有血迹，我当时就吓坏了，过去叫了他两声没答应，后来我就叫了他的弟弟和妹妹一起过来把他抬到了车库里。 2018年10月29日，前园居委会出具《村（居）民死亡通知》，载明死者为江某，死亡原因为“病故”，死亡日期为2018年10月26日，江晨在家属签名处签名。2018年10月29日，疾控中心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者江某，死亡原因“摔倒”，江晨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签名。 2019年6月13日，前园居委会出具证明，称其于2018年10月29日出具的《村（居）民死亡死亡通知书》中江某死亡原因系根据江某家属口诉办理，现依据屯溪公安局出具的函，更正江某的死亡原因为“意外坠亡”。2019年6月14日，疾控中心出具证明，称2018年10月29日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江某死亡原因系根据江某家属口诉办理，现依据屯溪公安局出具的函，更正江某的死亡原因为“意外坠亡”。 再查明：江某户籍地为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上塘新村15幢308室。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于2019年1月11日向黄山市恒平公证处对江某继承权申请公证，公证书载明江某的父亲为李文明，已于2008年1月29日死亡；江某的母亲为江的的，江某的配偶为杨俊英，江某的女儿为江晨；江的的、杨俊英、江晨称江某生前无遗嘱，也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经公证部门查询未发现江某有公证遗嘱；江的的放弃友邦保险公司赔偿金额20万元（保单编号为C900392313、C520080788)的继承。 本院认为，江某向友邦保险公司投保并支付了保费，友邦保险公司签发了保险单，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因江某死亡后其法定受益人依照保险合同请求友邦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遭拒，遂成本诉。受益人以被保险人意外身故为由申请保险金时,对意外身故有一般的证明责任,若保险人提供的反证足以认定被保险身故不属于意外死亡,则属于保险免责范围,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本院对本案有无管辖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可以由友邦保险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被保险人江某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被保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是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本案属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江某在投保时仅将其另一住址确认为上海市闵行区虹许路555弄47号，且投保时间均在2012年3月15日以前，但江某户籍地及生前居住地均在黄山市屯溪区；友邦保险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江某长期生活在上海，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另外，友邦保险公司在开庭审理时才提出管辖权异议，并非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内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视为本院有管辖权。因此，友邦保险公司关于管辖权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江某的死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条确立了民事诉讼上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即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就产生该权利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意外伤害保险所承保的是“意外事故所导致的死亡”，受益人作为保险金请求权人向保险人主张给付意外伤害保险金，必须就权利产生的要件事实，包括意外事故的存在或死亡等损害后果及意外事故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保险人则要就诸如事故属于除外责任等存在妨碍该权利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本案中，江某在友邦保险公司投保险种中涉及意外伤害的分别为《安益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加惠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全佑一生意外伤害保险》，以上三个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均约定被保险人即江某因遭受意外身故，且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身故的（不包括猝死），则友邦保险公司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同时，条款对意外事故进行了释义，是指因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的原因而直接且单独地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事故。本案中，江的的、杨俊英、江晨以江某“摔倒死亡”为由要求友邦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并在本案中提供公安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为证，证明江某于2018年10月26日在家中坠亡，经公安机构确认江某排除他杀，系意外坠亡，友邦保险公司依约应将江某意外身故保险金给付法定受益人。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完成了请求友邦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的一般证明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本案中，友邦保险公司接到受益人给付保险金请求后，委托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对江某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友邦保险公司在调查后以江某出险意外依据不足，不符合本公司意外伤害条款中“意外事故”的定义为由作出拒赔的通知。友邦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抗辩公安机关没有确认被保险人江某死亡的确切原因，请求驳回受益人的诉讼请求。从友邦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反映，江某家属在其死亡后拨打110报警，110指派黄口派出所及屯溪公安局出警，黄口派出所出警记录仅为“经法医现场勘查，排除他杀”，屯溪公安局经过现场勘验后形成笔录，并委托黄山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法医学尸体检验记录》。江的的、杨俊英、江晨虽在第一时间报警，但公安机关的勘验笔录及《法医学尸体检验记录》仅对江某尸表进行检验，既未最终确定江某的死因，也未明确江某系意外坠亡。尸检无疑成为判断江某死因的有效手段，而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在向友邦保险公司报案之前将尸体火化导致无法进行尸检，造成江某的死因难以确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由此可见，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事故的发生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法定义务。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投保人、受益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以便保险人及时调查确定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等情况。本案中，江某于2018年10月26日身故，于2018年10月29日被火化，其家属直至2018年12月3日才通知友邦保险公司。《安益意外伤害保险》、《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条款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本公司；《附加加惠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后,索赔申请人应尽速通知本公司。然而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在保险事故发生至通知友邦保险公司期间均超过保险条款约定的通知时间，且本案中友邦保险公司不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但书”情形。 依据《殡葬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项、《公安部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安徽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火化遗体必须凭公安机关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派出所应当依据相关公安部门调查和检验鉴定结果出具非正常死亡证明；由公安机关签发的《居民非正常死亡证明》，统一录入安徽省公安机关非正常死亡人员死亡证签发系统并打印签章。江某系非正常死亡，其死亡证明应由公安机关依据其调查和检验鉴定结果在公安机关非正常死亡人员死亡证签发系统打印签章。屯溪公安局于2018年10月26日向黄山市殡仪馆出具江某系“意外坠亡”的函，称民警出警现场，经刑警和法医现场勘查，死者（江某）系意外坠亡，排除他杀。实际上屯溪公安局出具江某“意外坠亡”函时公安机关的勘验笔录既未形成，也未就江某的死亡原因出具鉴定结果，显然屯溪公安局的函不能作为江某“意外死亡”的证据。非正常死亡包括自然灾难致死、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为致死。现双方仅排除江某他杀，若江某系自杀，而自杀并不属于“意外”，案涉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将被保险人自杀死亡明确列为除外责任，无论被保险人何时自杀，保险人均不赔付。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在友邦保险公司提交证据后就前园居委会、疾控中心原出具的死亡证明中江某的死因进行了更正，认为系根据江某家属口述办理，不具有真实性，江某死因依法由公安机关认定。从公安函、杨俊英的询问笔录反映，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应当知晓江某的死因，即使不清楚，也可以通过公安机关调查和检验确定江某的死因，而其未要求对江某进行尸检，并在公安函中表示对江某的死因无异议。在此情形下江晨却向公安机关、疾控中心、前园居委会、友邦保险公司称江某死因为“意外坠亡”、“病故”、“摔倒”，有违常理。 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友邦保险公司提交了一系列反证,其中有公安机关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法医学尸体检验记录》、《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等证据,江的的、杨俊英、江晨虽在友邦保险公司提交证据后补充部分证据，但其提供证据仍不能证明被保险人江某的死亡符合本案所涉意外伤害保险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本院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以优势证据原则确认友邦保险公司提交的一系列反证具有证据的证明力。鉴于江的的、杨俊英、江晨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致使友邦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难以确定，本院结合友邦保险公司提供的反证认定江某身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意外事故,属于保险免责范围,友邦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应予以支持。江的的、杨俊英、江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江的的、杨俊英、江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的的、杨俊英、江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8200元，由原告江的的、杨俊英、江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程巧云 审判员  罗 昱 审判员  张 怡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 倩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 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