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1971民初19192号 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江南工业区东区振南路2号-3。 经营者：毛小勇。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芝，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富波，男，汉族，1978年12月23日出生。 被告：黄婵，女，壮族，1980年7月13日出生。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友波，四川良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覃春艳，女，壮族，1983年4月8日出生。 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以下简称金恒厂）诉被告黄富波、黄婵、第三人覃春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恒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芝、被告黄富波、被告黄婵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友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覃春艳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恒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黄富波、被告黄婵向原告支付货款468082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8年12月23日起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2、被告黄富波、被告黄婵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以及财产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向原告购买牛仔服装，第三人为被告的跟单员。2018年11月11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货物，被告却迟迟未向原告支付货款合计538082元。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分别于2018年12月4日、12月17日、12月23日向原告支付了20000元、30000元、20000元，合计70000元，被告至今仍欠原告货款468082元，原告再三催促无果后于2018年12月30日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东泊派出所报警。 被告黄富波辩称，1、对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无异议，但合同的相对人是原告及黄富波，黄婵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同时黄婵是在哺乳期，没有参与原告与黄富波之间的交易，不应当作为被告承担责任；2、双方买卖合同中单价、品种、数量等与原告起诉状中陈述不一致，黄富波收货后已按约定足额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的货款，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黄婵的诉请。 被告黄婵辩称，我方并没有参与本次的买卖合同，对买卖合同事宜均不知晓，不应作为本案适宜的被告，请求驳回原告对黄婵的诉请。 第三人覃春艳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我是被告黄富波雇请的工作人员，原告与被告黄富波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从事被告黄富波与原告等制衣厂之间的生产信息传达的工作，将相关的样板的版型、样板发送给原告等生产厂家。我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任何义务。同时我从事的是职务行为，不存在重大过错，更不存在与被告黄富波合谋的任何行为。二、原告与被告黄富波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在我在职时洽谈的，但不清楚合同具体形成时间，只知道是在被告黄婵哺乳期；也不清楚合同的具体内容、签订。2018年8月，被告黄富波安排我将版型、款式发给毛小勇，及跟踪货物的制作情况，这批货物确定交货的时间应该是在2018年9月25日前，但最终交货是在2018年11月11日。三、我仅清楚一些关于原告与被告以往交易的基本流程和基本要求，具体如下：我入职前并不清楚金恒厂与被告黄富波的往来情况。入职后，我仅了解一些合同履行流程，就是被告黄富波有需求时，就找毛小勇等制衣厂或其他私人个体洽谈相关的事宜，谈好后，我就按照被告黄富波安排发送信息给制作方制作，制作好后交给被告黄富波。货物交货后结算按照送货单确定的单价数量给付货款。四、我无法确认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原告证据所显示的交易流程也与以往不符，没有经过被告黄富波签收确认，货物的单价、数量与实际存在出入，该批次货物存在残次品和延迟交付的情形，我不清楚应付款及已付款情况，该证据的真实性我无法核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是个体工商户，毛小勇是其经营者，被告黄富波与被告黄婵是夫妻关系。 原告主张，两被告于2017年初开始，以其共同经营、未经工商登记的“金叶松制衣厂”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由原告向两被告出售牛仔裤，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仅口头约定货款的结算方式为货到后20天内付款，但两被告实际上并未严格按照该约定期限付款。其中原告于2018年11月11日向两被告交付牛仔裤产生货款合计538082元，被告黄富波仅分别于2018年12月4日、2018年12月17日、2018年12月23日、2019年2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货款合计90000元，余下货款448082元至今未付。两被告则主张，被告黄富波从2017年开始与原告发生交易，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一般是被告黄富波收到客户的需货信息后提供给原告组织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原告的要求不定时向原告支付货款，尾款则待被告黄富波收到买家的款项后再支付给原告，但若被告黄富波资金宽裕则在收货后一两个月内将尾款支付给原告，案涉货款是被告黄富波于2018年8月21日向原告下单后，由原告于2018年11月11日交货产生的，总货款金额是283168元，不清楚该金额的具体计算的依据，但被告黄富波已向原告付清全部货款。 原告提供如下证据拟证实其主张：1、送货单、装箱单、生产图纸，拟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原告于2018年11月11日向两被告交付货值538082元的牛仔裤；两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称该组证据均没有被告签名确认，是原告单方制作的。2、个人明细对账单，拟证明两被告分别于2018年12月4日、2018年12月17日、2018年12月23日、2019年2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合计90000元；两被告对个人明细对账单没有异议。3、报警回执，拟证明原告曾因两被告的恶意拖欠货款行为报警处理；两被告对该报警回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报警回执无法显示与本案的纠纷有关。4、人口信息证明等户籍材料，拟证明两被告是夫妻关系；两被告对该户籍资料均无异议。5、原告经营者毛小勇与被告黄富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黄富波于2018年8月向原告下订单生产案涉牛仔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黄富波催款未果，其中原告向被告黄富波发送信息“怎么就转2万元，还欠468082元什么时候给我”，被告黄富波未就此作出任何回应，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在原告的再次催促下，被告黄富波于2018年12月30日回复信息称“今年你先想办法吧，我现在收不回来”，被告黄富波还是没有对原告主张的欠款提出异议；两被告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原告仅提供了双方的部分聊天记录，实际上原告在生产过程中因为自身资金周转问题多次向被告黄富波提出要求先行支付货款，同时双方对于货款是否清偿以及是否还需要支付均存在争议，从原告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还欠468082元，但被告黄富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黄富波实际向原告支付的货款不止468082元，且被告黄富波并没有怠于回应原告，而是在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形下要求原告提起诉讼。6、覃春艳与毛小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第三人覃春艳自2018年8月始参与了双方交易的全过程，其对被告欠原告案涉货款的事实是知悉的，其中第三人覃春艳于2018年10月29日要求向原告向其发送装箱单，原告当天向其发送了案涉装箱单；两被告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原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称从原告给第三人的备注名称可以看出，第三人覃春艳只是一个跟单员，负责向原告提供生产信息，但对货物的数量、质量以及货款的结算并不清楚。7、名片，拟证明两被告以“金叶松制衣厂”的名义对外经营，但该厂并未经工商登记；两被告称对该名片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称若确实存在该厂，也只是被告黄富波对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方式，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8、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两被告与原告交易期间，被告黄婵多次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事实；两被告对该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无异议，但称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付款记录只能说明被告黄富波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的渠道，不能说明该笔债务是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9、生产单，拟证明两被告向原告订货以及该生产单与原告提交的牛仔服装生产图纸一致的事实；两被告称对该生产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称即使该生产单是真实的，也只能说明是被告黄富波需要生产的尺码、型号、颜色的生产单，不代表送货单，也不代表双方最后的结算。 两被告提供如下证据拟证实其主张：1、送货单复印件，拟证明被告黄富波与原告的交易习惯是由被告黄富波的工作人员将加工信息提供给原告，原告加工后与被告黄富波就货物的数量、种类、价格进行结算，后被告黄富波根据货物品质对货款进行确认；原告确认该送货单的真实性，但称该送货单不能说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仅是某一次、某一批货物的处理方式。2、外贸销售合同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在同一时间段不同型号服装对外的销售价格，侧面印证了原告的加工价格不可能高于同期被告的销售价格；原告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称该合同也可以反映牛仔裤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元以上。3、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微信支付交易明细，拟证明被告黄富波通过自己以及黄婵的银行卡、微信账户、poss机等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合计283168元，被告黄富波印象中已经不拖欠原告货款。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称2018年11月25日之前的付款均是支付原告与两被告其他交易产生的货款，并称被告黄富波称其印象中不欠原告货款，说明其对是否欠原告货款及欠款多少并不明确。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被告黄富波与原告曾对货物的数量、质量、交货方式等存在争议，以及双方未就相关情况进行最终核实；原告对该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聊天记录中并没有关于数量、质量以及交货方式的争议。 另查明，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黄富波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显示，原告曾于2018年12月16日将其制作的案涉金额合计为538082元的送货单发送给被告黄富波核对，但被告黄富波没有就该送货单向原告回复任何意见。原告于2018年12月21日又向被告黄富波催款，被告黄富波还是没有向原告回复任何意见。原告于2018年12月23日向原告发送如下内容：“怎么就转2万，加工费都不够，我还有信用卡的钱都没有还，还欠468082元，你什么时候给我？”，被告黄富波于2018年12月30日才向原告回复如下内容：“今年你想办法吧，我现在收不回来，现在我叫他爹都没有用，你不知道情况”。 两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记录等显示，被告黄婵于2018年9月8日向毛小勇银行转账100000元，于2018年9月30日向毛小勇银行转账20000元，于2018年10月6日向毛小勇微信转账10000元，于2018年10月15日向毛小勇银行转账10000元，于2018年10月26日向毛小勇银行转账10000元。被告黄富波于2018年10月14日通过银行卡刷卡的方式向毛小勇银行支付13168元，于2018年11月2日向毛小勇微信转账10000元，于2018年11月6日向毛小勇微信转账10000元，于2018年11月25日向毛小勇银行转账10000元，于2018年12月4日向毛小勇银行转账20000元，于2018年12月17日向毛小勇银行转账30000元，于2018年12月23日向毛小勇银行转账20000元，于2019年2月4日向毛小勇银行转账20000元，上述付款合计283168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金恒厂提供的送货单、个人明细对账单、报警回执、人口信息证明、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育龄妇女登记卡、聊天记录截图、名片、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单、生产单、被告黄富波、黄婵提供的送货单打印件、外贸合同复印件、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以及本案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黄富波是否存在拖欠原告货款的行为以及具体金额多少；二、被告黄婵应否对被告黄富波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的责任。 关于焦点一。被告黄富波确认案涉货款是其于2018年8月21日向原告下订单后，由原告于2018年11月11日向其交货产生的应付货款，但主张其已向原告付清该货款。但经查，首先，被告黄富波主张其与原告案涉交易产生的货款金额为283168元，但其并未能就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亦未能该金额的构成进行说明，被告黄富波的该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对被告黄富波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采信；其次，虽然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并未经被告黄富波签名确认，但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原告已于2018年12月16日将送货单发送给被告黄富波进行核对，但被告黄富波一直未对该送货单提出异议，且被告黄富波其后仍陆续有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黄富波的该行为应视为其对该送货单载明的货款金额并无异议；再者，根据被告黄富波提供的付款记录可知，被告黄富波主张的付款是发生在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但仅有90000元是发生在原告向被告黄富波交付案涉货物后即2018年11月11日之后，而双方已于2017年开始多次发生交易往来，双方亦未就付款期限及方式形成书面的协议，故在被告黄富波未能就其存在预付款的行为进一步举证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其主张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付款均是支付案涉交易产生的货款明显依据不足；最后，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原告于2018年12月23日明确向被告黄富波主张欠款金额为468082元，但被告黄富波一直未对欠款金额提出异议，仅于2018年12月30日回复原告称今年没办法继续付款了，其后又于2019年2月4日向原告付款20000元，被告黄富波的该行为应视为其对原告主张的欠款金额并无异议。综上，本院依法认定双方案涉交易产生的货款金额合计为538082元，扣减被告黄富波已付款的合计90000元，被告黄富波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为448082元，被告黄富波依法应向原告支付该货款。至于原告诉请的逾期付款利息，由于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故本院认为逾期付款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8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较为合理，原告该项诉请超出的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首先，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无法直接认定被告黄富波是以何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但原告已提供一张抬头为“金叶松制衣厂”的名片佐证被告黄富波是以该厂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而被告黄富波并未明确否认该名片的真实性，且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黄富波发送的送货单亦明确载明客户名称为“金叶松制衣厂”，故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黄富波是以“金叶松制衣厂”的名义与其交易的主张依法予以采信。其次，由于被告黄婵有多次通过银行转账以及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行为，而付款是交易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且“金叶松制衣厂”未经工商登记，两被告又是夫妻关系，故在被告黄富波未能就其存在委托被告黄婵付款的行为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原告关于“金叶松制衣厂”是由两被告共同经营的主张较为可信，本院予以采信。综上，原告主张被告黄婵应对被告黄富波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黄富波、黄婵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支付货款合计4480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448082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9年5月28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 二、驳回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472.78元、保全费3092.78元（原告均已预交），由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负担977.46元，由被告黄富波、黄婵负担6588.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昭君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黎晓明 钟雪梅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