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27民初2037号 原告：刘金来男，197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永生，淳安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邵立堂男，197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淳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苏华，淳安县威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杭州百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淳安分公司，住所地淳安县千岛湖镇景湖花园****。 负责人：钱一建。 被告：杭州百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直戒坛寺巷**新延安饭店**v> 法定代表人：钱一加。 原告刘金来诉被告邵立堂、杭州百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淳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分公司）、杭州百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金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永生、被告邵立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苏华、被告百川公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百川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金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邵立堂、百川分公司返还原告租金1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0月29日起至还清为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万元；3.判令被告百川分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变更上述诉讼请求为：1.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租金1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0月29日起至还清为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后，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租金1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为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百川分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签订一份场地租赁协议，协议约定：1、邵立堂、百川分公司将淳安县千岛湖镇时光心宇公寓1#楼一层租赁给原告，租赁期限：2018年11月15日至2019年2月25日；2、租赁费10万元，包含3万元水电押金；3、约定违约责任及其他。原告按照约定交付10万元房租及押金，邵立堂、百川分公司未按照约定将房屋交付给原告使用，邵立堂以城管没有审批为由不能交付给原告，导致原告从义乌运输来的货物没有办法在租赁的场所销售，为此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百川公司作为百川分公司的总公司为其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刘金来当庭认可租金为10万元，无需支付水电押金，前期，被告确实通知原告进场，原告因事忙暂无法进场，需三五天后再进场。后原告想进场，被告电话称因城管审批通不过，场地不能交付给原告。原告到千岛湖后，发现案涉房屋已经租给他人，因原告租赁场地的目的是在春节前销售完日常用品，被告留给原告销售时间太短，原告无法完成租赁目的，故原告告诉被告说不做了，被告让原告帮其找有无其他人需要租赁场地的，原告找过，但没有找到承租对象。被告同意在元旦后三五天退还租金，但元旦后原告找被告退钱，被告却称外出不在千岛湖，至今未退钱。 被告邵立堂辩称，原告主张租赁费10万元包含3万元水电押金的理解不正确，应为双方约定租金10万元，在协议签订日立即付清，3万元水电押金也应在协议签订日立即付清，而不是3万元水电押金包含在10万元租金内。原告错误理解后，至今未向被告交付过3万元水电押金。后续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以城管未审批为由未向原告交付租赁房屋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原告因自身原因迟迟未进场，被告考虑场地闲置损失，经口头通知且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将租赁场地另行转租给杭州分利会展公司（以下简称分利公司），租期2018年12月13日至2018年12月30日。原告租期届满前，邵立堂多次催促原告进场，但原告一直未进场。2018年11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15日期间，邵立堂多次催原告进场，原告以事忙为由未进场。邵立堂将场地转租给分利公司之前也是经过原告同意的。2018年12月25日后，原告告诉邵立堂说已经找到转租人并把联系方式告诉邵立堂，邵立堂联系转租人，转租人告知已经另外找到场地，不承租邵立堂的场地。后原告找不到新的承租人，就联系邵立堂退还租金。邵立堂没有承诺过退还他10万元租金一事，即使退还，也应扣除原告空置的那段时间的租金。租期内空置期间，原告既不进场，也未联系邵立堂解除合同，且即使2018年12月25日进场，也是租赁市场的旺季，原告借口来不及不进场，应当承担相应损失。另外，邵立堂并非本案适格主体，而是代表百川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租赁合同。 被告百川公司、百川分公司共同答辩称，1、邵立堂代表百川分公司与原告在2018年10月18日签订《场地租赁协议》，并于2018年10月27日向原告收取租赁费10万元属实，但原告并未按约在合同签订之日付清水电押金3万元。《场地租赁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开始至约定的租期届满期间，被告从未拒绝向原告交付租赁场地，而且，被告方代表邵立堂在租赁期间曾多次主动要求原告尽快进场使用租赁场地，但原告因自身原因始终没有使用租赁场地。2、原告在诉状中称《租赁协议》约定租赁费10万元，包含3万元水电押金，属于对协议内容的故意曲解，并非双方约定的真实含义，《租赁协议》明确约定“租赁费为人民币10万元，款项协议签订日立即付清”，后续按照口语习惯陈述“包含缴纳水电押金人民币3万元”是指要求原告同样应该在协议签订日立即付清水电押金的意思。因而，原告在迟延9日后向被告支付了10万元的租赁费，水电押金至今未付。3、《场地租赁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间，约定场地一直处于等待原告进场使用的闲置状态，被告方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基于上述事实，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合法有效。根据该协议第三条第4项的约定“在没有发生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不能以任何理由要求对方终止本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付租赁费换取的并非是有形财物，而是被告拥有管理权的场地在一个固定期限范围的使用权，属于无形财产的范畴，目前该合同标的已经随着租赁期限的届满而灭失、已经无法继续交付履行。导致该合同标的灭失而无法继续履行，是由于原告没有按时进场所造成的，被告没有任何过错、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因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租金和利息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另外，租期可分3个阶段：一是2018年11月15日-2018年12月12日，28天；二是转租期间2018年12月13日-2018年12月30日，历时18天；三是转租后2018年12月31日-2019年2月25日，历时56天。转租前28天及转租后56天闲置的时间应由原告承担责任。合同期限内，合同未解除，且中途转租也是经过原告同意的，原告也知情的。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场地租赁协议（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被告签订该协议并约定租赁期限、租金、 2、支付凭据（打印件）3份，拟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 3、照片（打印件），拟证明2018年12月15日-2018年12月30日案涉租赁场地被被告租给案外人使用的事实。 4、录音光盘（刻录件），拟证明邵立堂同意将10万元租金返还给原告的事实。 被告邵立堂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原告与邵立堂通话记录汇总表（打印件）、通话记录查询单（原件），拟证明在约定租赁期间开始的前期，邵立堂通过手机多次主叫原告手机催促原告尽快进场经营，邵立堂并不存在拒绝交付租赁场地的违约行为的事实。结合被告将场地转租给分利公司的时间来看，邵立堂将场地转租给分利公司前与原告多次沟通，经过原告同意才转租的。 2、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提交原件核对）3份，拟证明案涉房屋根据租赁季节和租赁期限不同，日租金在500元至2000元之间不等，结合本案原告租赁的黄金季节及其租期，原告向被告承租案涉房屋的日租金为1000元、租金总额为10万元符合市场行情的事实。最后一份合同明确约定，办理有关审批手续是由承租人负责的。 被告百川分公司、百川公司均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的证据，被告邵立堂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于协议内容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一致；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10万元款项是租金不含水电费押金。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违约，转租给案外人是经过原告同意的。对证据4的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确定是否完整，且内容不能体现原告欲证明的内容。被告百川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证据没有意见，但原告通话的时间节点为2018年12月，通话之前的租期还是原告享有，对于转租后的56天的租金也无法退，因为双方并未解除租赁合同。被告百川分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二被告对原告4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 对被告邵立堂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通讯记录汇总表是邵立堂自制，是无效证据，不能证明邵立堂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邵立堂要证明的内容。原告与邵立堂联系一直用两个号码，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号码的通话记录。被告百川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邵立堂的证据没有意见。对证据2，可以证明办理有关审批手续是由承租人负责的，不存在原告所说邵立堂告诉原告因城管审批不通过所以原告不能进场的问题。虽然被告与原告的协议没有明确约定过这个问题，但是这已经是惯例了。被告百川分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对被告邵立堂证据1中的通话记录查询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通讯记录汇总表系对通话记录查询单中邵立堂与原告之间的通话记录的单独汇总，经本院核对无误，本院也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邵立堂系经原告同意将案涉房屋转租给分利公司的事实；对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10月18日，原告与被告百川分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协议一份，约定：1、百川分公司将淳安县千岛湖镇时光心宇公寓1#楼一层租赁给原告，租赁期限：2018年11月15日至2019年2月25日；2、租赁费10万元，包含3万元水电押金；3、约定违约责任及其他。邵立堂在协议“代表签名”处签字。协议签订后，原告向邵立堂交付租金10万元。2018年11月19日左右，邵立堂通知原告进场，原告因自身原因未进场。2018年12月1日，邵立堂、百川分公司将案涉房屋出租给案外人分利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2018年12月13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2018年12月1日至17日期间及2019年1月22日至1月31日期间，原、被告有过多次通话。自2019年12月14日起，原告多次与邵立堂协商处理案涉房屋租赁事宜，并主张退还租金，2019年12月25日邵立堂称暂时无钱支付，让原告元旦后找他拿钱，但至今未付。 本院认为，案涉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出租人有义务将房屋交付给承租人使用，同时享有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权利，承租人有权请求出租人提供房屋给自己使用，同时有按期支付租金的义务。本案原告已经履行交付租金的义务。2018年11月19日左右，邵立堂通知原告进场，原告未进场，该行为属于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构成违约。2018年12月1日，邵立堂、百川分公司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案涉房屋出租给分利公司，被告辩称该行为系经原告同意的转租行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将案涉房屋交由分利公司占有使用，造成原告的租赁目的无法实现，嗣后，双方对案涉租赁合同继续履行或解除进行协商。2018年12月25日，原告要求退租金，邵立堂同意，要求原告元旦过后再去拿钱，由此推定，双方已于2018年12月25日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案涉租赁合同于2018年12月25日已经解除，被告应当及时退还原告已付的租金。另，邵立堂并非百川公司、百川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但百川公司、百川分公司均认可邵立堂代表百川分公司与原告签订案涉租赁合同，且邵立堂在“代表签名”处签字，原告有理由相信邵立堂有代理权，邵立堂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百川分公司承担，而百川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百川公司承担。故，对原告主张要求百川分公司返还10万元租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邵立堂不承担责任的辩解，本院予以采纳。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赔偿1万元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百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淳安分公司、杭州百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金来租金1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4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原告刘金来其他部分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00元，减半收取1250元，由原告刘金来负担100元，被告杭州百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淳安分公司、杭州百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1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蒋烟明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方 娉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二百一十六条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 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