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1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安鸿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法定代表人：刘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宁，广东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清洋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方水红，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嘉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法定代表人：何军平，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胡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澄，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骁，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珠海市安鸿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清洋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洋公司）、上海嘉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嘉冠公司）、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桥梁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7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安鸿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清洋公司、上海嘉冠公司、公路桥梁公司向安鸿公司支付62,062元及利息1686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或发回重审；三、判决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清洋公司、上海嘉冠公司、公路桥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一、虽然安鸿公司一审提交的结算单记载的施工单位为刘知礼，但刘知礼本人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结算表中的结算金额62,062元属安鸿公司所有。一审开庭当天刘知礼本人到达了庭审现场，庭审前安鸿公司告知法庭刘知礼到庭的情况，并征求法庭意见刘知礼是否需要回避庭审。由于刘知礼在本案中出具了《情况说明》，其身份属于证人，故未旁听庭审，而是一直在外等候。一审法院知道刘知礼在庭外等候的情况下，未向刘知礼本人核实情况，而是以安鸿公司未申请刘知礼出庭作证为由，否定安鸿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明显存在错误。二、《劳务（机械）作业结算表》由清洋公司的设备部经理平卫华进行了确认，安鸿公司还申请了平卫华出庭作证，可以证明安鸿公司向清洋公司提供三合料运输的事实。平卫华的证言清楚地表明其了解清洋公司的经营、施工等情况，平卫华亦明确表示其是清洋公司的员工，清洋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平卫华在作证前其签署了《出庭作证保证书》并进行了当庭宣读，说明其对于所陈述的真实性进行了保证。一审法院在清洋公司未提出抗辩及反驳证据的情形下即否认平卫华的证人证言，明显是加重了安鸿公司的举证责任。三、安鸿公司在一审中除提交了《劳务（机械）作业结算表》、《情况说明》、申请了平卫华出庭作证外，还向法庭提交了安鸿公司为清洋公司提供三合料运输的《收款收据》。从平卫华出庭作证的证言可以反映，刘建毅、朱从新、江先科等人均是清洋公司的施工人员，《收款收据》由刘建毅、朱从新、江先科等人代表清洋公司进行了确认。虽《收款收据》未载明运输单位，但从安鸿公司存有的所有《收款收据》的原件，可以反映安鸿公司为运输单位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收款收据》未载明运输单位为安鸿公司，无清洋公司的确认为由，否认安鸿公司向清洋公司提供三合料运输的事实，存在错误。同时，安鸿公司还向一审法庭提交了清洋公司要求安鸿公司向上海嘉冠公司为购买方开具的发票，该发票的销售方即为安鸿公司，发票中备注栏明确注明了“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V标段市政及市政配套工程”，该工程名称与《劳动（机械）作业结算表》一致，公路桥梁公司亦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V标段市政及市政配套工程即是其交由清洋公司施工的工程，且由证人平卫华确认该发票已经交给清洋公司，也就是说发票已由清洋公司收取，清洋公司已确认安鸿公司为其提供了三合料运输以及应付费用为62,062元的事实。综上，安鸿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证明安鸿公司向清洋公司提供三合料运输的事实。一审法院未结合安鸿公司提交的各项证据，整体的考虑案件事实，明显存在错误。上海嘉冠公司是清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公司间存在财务混同，上海嘉冠公司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V标段）市政及市政配套工程是由公路桥梁公司承建，公路桥梁公司因此实际收益，且公路桥梁公司将该工程违法分包给清洋公司，存在违约，并非单纯的劳务分包，其应对上述欠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公路桥梁公司辩称，安鸿公司要求公路桥梁公司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公路桥梁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的劳务分包关系合法有效，并且公路桥梁公司也未拖欠清洋公司的款项。因此，对安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清洋公司、上海嘉冠公司没有发表答辩意见。安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清洋公司、上海嘉冠公司、公路桥梁公司向安鸿公司支付62,062元；二、判令清洋公司、上海嘉冠公司、公路桥梁公司向安鸿公司支付利息1686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鸿公司为证明其曾向清洋公司运输三合料，提供其证据1结算表、证据2情况说明、补充证据1，并申请证人平卫华出庭作证。安鸿公司的证据1结算表共有两份表格。其中一张名称为《人工岛刘知礼（三合料运输）结算表》，其内容为2017年7月份所运输三合料的数量及价格，“项目名称”一栏载明“刘知礼”，“计量员”一栏有“平卫华”字样的签名，签名时间为2018年2月6日，无载明承运人和托运人，也无安鸿公司和清洋公司的盖章。另一张名称为《劳务（机械）作业结算表》，其内容中载明“施工单位：刘知礼”，“审批意见”中“物资设备部意见”一栏有平卫华签名，签名时间为2018年2月6日，同样无安鸿公司和清洋公司的盖章。安鸿公司的证据2《情况说明》的内容为“本人代表珠海市安鸿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V标段）市政及市政配套工程提供三合料运输，虽《劳务（机械）作业结算表》记载施工单位为本人，但《劳务（机械）作业结算表》结算金额62,062元均应属珠海市安鸿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所有”，“说明人”一栏有“刘知礼”字样的签名，签名时间为2018年8月6日。安鸿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知礼为其员工或有相应代理权的代理人，也没有申请刘知礼出庭作证。安鸿公司的补充证据1收款收据多份，“客户名称”一栏均载明“广东清洋公司”，但无清洋公司盖章，也没有反映承运人是安鸿公司。证人平卫华出庭进行作证，其自称为清洋公司的设备部经理，但未能证明其与清洋公司的劳动关系。另查明，安鸿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向上海嘉冠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为62,062元。再查明，公路桥梁公司承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V标段）市政及市政配套工程，其与清洋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清洋公司分包范围为“市政道路、匝道桥梁的劳务分包”。2018年5月17日，公路桥梁公司作出《集中讨债事件的处置方案》，声明其对材料供应商、机械租赁单位不负付款义务，但自愿代清洋公司支付债权债务关系清晰的欠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现有证据及庭审情况，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上海嘉冠公司与公路桥梁公司是否为适格被告；二、安鸿公司和清洋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一、上海嘉冠公司与公路桥梁公司是否为适格被告。首先，安鸿公司诉讼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安鸿公司主张的其与清洋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而安鸿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上海嘉冠公司与公路桥梁公司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其次，安鸿公司主张上海嘉冠公司为清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者存在财务混同，但安鸿公司为此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不能直接证明两者确有存在财产混同情形，再者，我国现存法律无子公司须负担母公司债务的相关规定，安鸿公司列上海嘉冠公司为被告缺乏法律依据。最后，安鸿公司主张公路桥梁公司违法分包且为涉案交易的最终受益人，应当对其主张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查明，公路桥梁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为劳务分包合同法律关系，仅约定清洋公司分包劳务工作，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安鸿公司列公路桥梁公司为被告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分析，上海嘉冠公司和公路桥梁公司不是安鸿公司主张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安鸿公司无任何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法律依据，故上海嘉冠公司和公路桥梁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安鸿公司与清洋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安鸿公司提交的结算单显示合同一方为“刘知礼”，虽然刘知礼作出其代表安鸿公司运输三合料，结算单所列的结算金额属安鸿公司所有的情况说明，但安鸿公司未申请刘知礼出庭作证，无法查明其说明内容的真实性。同时，该结算单无载明托运人为清洋公司，也没有清洋公司的盖章，仅有平卫华的签名。虽然安鸿公司已申请平卫华出庭作证，平卫华自称其为清洋公司的设备部经理，但未能证明其与清洋公司的劳动关系。故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安鸿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另外，安鸿公司提交的收款收据未载明运输单位为安鸿公司，又无清洋公司确认，亦无法直接证明安鸿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存在运输三合料的事实。因此，安鸿公司要求清洋公司支付运输款和利息，缺乏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安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94元，由安鸿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安鸿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平卫华的银行记录；二、证人刘知礼出庭作证。公路桥梁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一、清洋公司盖章确认的分包结算确认单；二、清洋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经审理，本院查明：二审期间，证人刘知礼出庭作证，称安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钧是其弟弟，《结算表》中的运费当属安鸿公司享有，因为机械是安鸿公司的，刘知礼只是负责现场管理。上海嘉冠公司是清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审法庭调查中，公路桥梁公司表示三合料运输是清洋公司完成分包事项所需。2018年5月17日，公路桥梁公司向珠海市人民政府出具《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清洋公司实际控制人失联所引起集中讨债事件的处置方案》，其中有关机械租赁款项的处理方案为：公路桥梁公司在法律层面并无向材料供应商、机械租赁单位先行支付的义务，但是作为国有企业，切实考虑到港珠澳大桥、金湾一中项目的政治影响，及珠海市、区政府的维稳要求，公路桥梁公司愿意在法定责任之外，通过有条件受让合格债权的方式，分期向材料供应商、机械租赁单位支付款项。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算表》记载的权利主体刘知礼出庭作证称运输费应当由安鸿公司享有，属于其自行处分民事权利。安鸿公司有权依《结算表》向有关相对方主张权利。一审期间，《结算表》的计量人员平卫华出庭作证称，其系清洋公司的员工，代表清洋公司进行结算。虽然本案中，平卫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清洋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但结合下列证据和事实，本院认为安鸿公司的主张真实可信。一、安鸿公司提供的收据记载的收货单位商号为“清洋”；二、安鸿公司向清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嘉冠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2,06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总包方公路桥梁公司亦认可清洋公司为完成其分包事项需进行三合料运输。综上，本院认为，安鸿公司主张属实的可能性很大，在清洋公司未作任何答辩且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形下，本院对安鸿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确认安鸿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就三合料的运输建立的运输合同关系，清洋公司应当向安鸿公司支付运费62,062元。《结算表》未载明运费的支付时间，安鸿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诉讼前曾经向清洋公司主张权利，因此，对于安鸿公司有关支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海嘉冠公司虽系清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但其与清洋公司仍属相互独立的法人。本案中，仅凭安鸿公司向上海嘉冠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不能证明上海嘉冠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存在财务混同。安鸿公司请求上海嘉冠公司对其全资母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不足，本院予以驳回。本案中，安鸿公司系与清洋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与工程总承包方公路桥梁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公路桥梁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向珠海市人民政府出具《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清洋公司实际控制人失联所引起集中讨债事件的处置方案》中作出了对机械租赁单位的款项，通过有条件受让合格债权的方式，分期支付的意思表示。但是，就本案涉及的运输款项的支付问题，安鸿公司未与公路桥梁公司达成合意，安鸿公司无权直接根据上述处置方案向公路桥梁公司主张权利。鉴于安鸿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形成的是运输合同关系，无论公路桥梁公司与清洋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效力如何，安鸿公司均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公路桥梁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综上，安鸿公司请求公路桥梁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安鸿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7816号民事判决；二、上海清洋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珠海市安鸿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运费62,062元；三、驳回珠海市安鸿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394元，均由上海清洋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52元，珠海市安鸿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烽娟审判员  马翠平审判员  张榕华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书记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