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34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芳，女，197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雨洁，福建品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先英，女，197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海，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文顿，男，196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清沙，福建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芳、王先英因与被上诉人蔡文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2018）闽0581民初3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芳、王先英上诉请求：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黄芳、王先英是本案适格主体错误。黄芳、王先英并不知道意大利铭家車（香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和法国猛狼国际服饰发展有限公司在黄芳出具欠条前已经解散，是在起诉后才知道该事实。欠条的客户一栏注明是“战尔”，下面有小字载明工行账户名为蔡文顿，最多证明蔡文顿和上述两家公司有某种关系，但并未注明欠的是蔡文顿的款项，无法推断蔡文顿持有欠条具有合理性。蔡文顿一直是以“猛狼公司”的名义给青岛战尔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战尔公司）发货，战尔公司在财务明细上也多处记载与“猛狼公司”往来结算的事实。蔡文顿还成立了另外一家猛狼（福建）服饰有限公司，这些只能说明蔡文顿和两家“猛狼公司”有某种特殊关系，蔡文顿和两家“猛狼公司”是三个不同的主体。蔡文顿提供的和王先英之间的微信、通话记录和还款计划只能证明有欠款1857091元的事实，蔡文顿还需要说明他与两家“猛狼公司”的关系，同时说明取得该欠条的合法理由。蔡文顿每次都是发货到青岛战尔公司仓库和战尔公司合肥直营店仓库。黄芳自2004年至2014年期间一直担任战尔公司男装部经理，王先英该期间在战尔公司分管财务，因为是家族企业，两人代表公司和蔡文顿进行结算是正常的。案涉款项是多年的累计欠款，十几年来公司支付给蔡文顿7000多万元的货款一直是由战尔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先伟或王先伟安排其他人从个人账户支付给蔡文顿。黄芳和王先英提供的战尔公司股东及其安排其他人转账给蔡文顿的个人账户记录，可证明蔡文顿要求黄芳、王先英还款错误。蔡文顿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无权要求该笔货款，也不能据此认定战尔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黄芳在二审调查时补充意见：案涉买卖合同实际发生于蔡文顿100%控股的猛狼（福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猛狼公司）与战尔公司之间。因猛狼公司是蔡文顿控制的一人公司，二者财务上混同，导致对账时，未对猛狼公司和蔡文顿作严格区分，但财务上的混同并不导致猛狼公司的主体资格灭失，蔡文顿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黄芳是战尔公司的男装部经理，王先英是战尔公司商品部负责人，二人与猛狼公司及蔡文顿之间的订货、对账、出具欠款凭证的行为，均是履行职务行为。蔡文顿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或其控制的猛狼公司履行了发货义务，未提供证据证明猛狼公司与战尔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黄芳与王先英系履行职务行为，不存在共同经营行为，也无证据证明黄芳与王先英有共同的意思表示并共同实施了与蔡文顿或猛狼公司之间的买卖行为，一审认定黄芳与王先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错误。 蔡文顿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对黄芳和王先英的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反驳，本案系个人之间的买卖关系。 蔡文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黄芳、王先英共同支付尚欠货款185709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2日，黄芳出具“欠款凭证”一份交蔡文顿收执，欠款凭证载明：“意大利铭家車（香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法国猛狼国际服饰发展有限公司”、“电话：0595-888××××9传真：88885339工行账号：53098541********户名：蔡文顿”、“客户：战尔上单累：21／5结欠4112393”、“余欠4098284”、“欠款人：黄芳”等内容。2017年11月14日上午11：51，王先英通过微信向蔡文顿发送还款计划一份，还款计划载明：“本人于2008年起从石狮蔡文顿处进服装，现经双方对账，尚欠蔡文顿货款1857091元，现由本人作还款计划如下：……”当天下午3：47，蔡文顿发送“王总、你怎么微信不回、电话不接、你下午把中午你传过来的还款计划打一张出来、签上名字后寄顺风快递来给我”；王先英发送“好的”。后，王先英未寄送该份还款计划，亦未偿还任何款项。2018年5月23日，蔡文顿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黄芳、王先英主张蔡文顿提供的“欠款凭证”上的抬头为铭家車公司和猛狼公司，故蔡文顿非本案适格主体，首先，王先英、黄芳在答辩意见中明确说明该两家公司均为香港企业，且出具本案“欠款凭证”前均已解散，故该两家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亦无法证明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该两家公司；其次，蔡文顿提供的“欠款凭证”中明确用打印字体载明了“户名：蔡文顿”，故蔡文顿持有该份“欠款凭证”有其合理性；第三，黄芳、王先英答辩中认为其系代表战尔公司与蔡文顿对账，且在王先英出具的还款计划中亦明确载明“从蔡文顿处进服装”、“尚欠蔡文顿货款1857091元”等内容；综上，蔡文顿系本案合法的债权人，故蔡文顿的主体资格适格，对黄芳、王先英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王先英、黄芳主张黄芳出具欠款凭证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其系以战尔公司的名义与蔡文顿进行业务往来，蔡文顿对此予以否认，王先英、黄芳对欠款凭证及还款计划中所欠的款项为同一个买卖关系中所欠的款项未予否认，还款计划中“本人于2008年起从石狮蔡文顿处进服装”属于王先英对交易双方的确认；其次，虽然黄芳出具的欠款凭证上的客户处写有“战尔”，但黄芳个人在欠款凭证的“欠款人”处签字，且在王先英之后的微信聊天及语音聊天记录中，均未提及本案欠款系战尔公司所欠，相反其以个人名义承诺还款，故欠款凭证上的“战尔”，蔡文顿主张是黄芳要求将货物送至“战尔”的店有其合理性，且黄芳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有向蔡文顿披露过其系代表战尔公司及本案买卖关系发生于蔡文顿与战尔公司之间；故对王先英、黄芳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蔡文顿主张黄芳与王先英存在共同购买行为，由于王先英、黄芳对欠款凭证及还款计划中所欠的款项为同一个买卖关系中所欠的款项未予否认，且明确承认结欠的4098284元已偿还部分货款，至今尚欠1857091元，故蔡文顿主张的王先英、黄芳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予以支持。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为蔡文顿与王先英、黄芳。蔡文顿主张王先英、黄芳尚欠其货款1857091元，有欠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还款计划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为据，王先英、黄芳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王先英、黄芳应偿还蔡文顿货款1857091元。王先英、黄芳未能支付尚欠款项，蔡文顿有权要求其偿还全部尚欠货款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5月2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王先英、黄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蔡文顿货款1857091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8年5月2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黄芳提供证据1.收货收据、证明、张书春身份证复印件及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欲证明张书春系战尔公司员工，曾作为猛狼公司向战尔公司发货的收货对接人，黄芳系战尔公司男装部经理，负责对接战尔公司向猛狼公司的采购事宜，王先英在战尔公司商品部任职；证据2.差旅费报销单、顺丰速运快递单、证明、李爱红身份证复印件及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欲证明李爱红系战尔公司员工，曾作为战尔公司的对接人向猛狼公司寄送、接收衣物等，黄芳系战尔公司男装部经理，负责对接战尔公司向猛狼公司的采购事宜，王先英在战尔公司商品部任职，黄芳在对账单上签字系按照猛狼公司老板蔡文顿要求，履行战尔公司职务而实施；证据3.证明、初燕、张军燕、刘娜娜身份证复印件及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欲证明初燕、张军燕、刘娜娜系战尔公司员工，黄芳系战尔公司男装部经理，王先英系战尔公司商品部负责人；证据4.证明、于秀萍身份证复印件及社会保险证明，欲证明于秀萍系战尔公司员工，黄芳系战尔公司男装部经理，王先英系战尔公司商品部经理，主要负责公司男装的样品采购、订货；证据5.黄芳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战尔公司证明、货源部岗位职责、战尔公司营业执照，欲证明黄芳系战尔公司员工，战尔公司确认黄芳系其男装部经理，负责从猛狼公司进货及往来账单核对，黄芳向猛狼公司订货及与猛狼公司对账的行为，系战尔公司货源部（商品部）的职责，黄芳实施上述行为，系履行战尔公司的职务行为；证据6.顺丰速运快递单、物流收货收据，证明战尔公司与猛狼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货物运送往来；证据7.企业公示信息，证明蔡文顿系猛狼公司的唯一股东，持有猛狼公司100%的股权；证据8.银行账户明细账、历史交易查询、网银电子回单、证明、王先伟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战尔公司通过其对公账户向猛狼公司及蔡文顿支付货款，战尔公司通过其员工王先伟的账户向蔡文顿支付货款。王先英未提交新证据，但于二审调查中表示其以黄芳的证据为准。蔡文顿质证认为，证据1中的收货收据、证据2中的差旅费报销单、顺丰速运快递单、证据6顺丰快递单、物流收货收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应予以采纳；证据2、证据3、证据4的相关人员身份证、参保证明、相关人员出具的证明，因相关人员未出庭作证，且与黄芳、王先英存在利害关系，均不应采纳；证据5的参保证明真实性没有意见，从参保证明可以体现黄芳在2011年入职战尔公司，本案诉争款项是在2008年开始，可以说明黄芳与蔡文顿的款项争议已经发生，与战尔公司没有关系，对战尔公司证明的印章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在诉讼中出具的，是为了黄芳逃脱责任而出具，且黄芳未披露过是代表战尔公司，对战尔公司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中企业公示信息真实性没有意见，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蔡文顿是猛狼（福建）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股东，蔡文顿是在2016年才成为股东，本案货款在2013年已经存在，所以本案款项与猛狼公司无关；证据8，转账记录有盖电子章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对没有加盖银行电子章的单据不予认可，对战尔公司对公账号银行流水表面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两笔转账给猛狼公司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即使黄芳、王先英通过战尔公司的账户支付款项，也不能以此认定黄芳、王先英代表战尔公司进行交易，现实交易也可能存在黄芳、王先英采购服装但通过其他账户付款，王先伟的汇款凭证，因为是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对王先伟出具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系其单方陈述，不能成立。本院经审查认为，黄芳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4及证据6的收货收据、差旅费报销单、快递单无法体现与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关联性，张书春等人未出庭作证，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证据5虽可体现黄芳系战尔公司的员工，但其战尔员工的身份及负责从猛狼公司进货、对账的职责并不排除其以自己名义再同蔡文顿发生个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可能性，仅凭战尔公司的证明不足以证明黄芳在欠款凭证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证据7的企业公示信息可证实猛狼公司的基本情况，证据8中的证明，因王先伟未出庭作证，其证明不予采纳，银行账户明细无法体现与本案买卖合同的关联性，不予采纳。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蔡文顿持有黄芳出具的欠款凭证，蔡文顿于2017年10月23日通过电话向王先英催讨，要求其与黄芳共同承担付款责任时，王先英未表示异议，并表示“你不用管我们能还多少，我们自己会商量一下”，蔡文顿主张其是与黄芳、王先英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要求黄芳与王先英共同承担付款责任，有事实依据。双方均确认未签订书面合同，欠款凭证上载明欠款数额为4098284元，黄芳、王先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的货款，现蔡文顿主张尚欠货款为1857091元，予以确认。黄芳、王先英主张二人是代表战尔公司与蔡文顿任法定代表人的猛狼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分析认定如下：首先，黄芳、王先英作为战尔公司员工的身份并不排除其再以个人名义与其他主体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其次，欠款凭证上蔡文顿注明客户为“战尔”，该“战尔”二字含义不明，并不必然代表战尔公司，在欠款凭证的货号一栏有体现“合肥”，双方均确认货物系发往青岛和安徽，战尔公司注册住所地为青岛，黄芳、王先英主张青岛和安徽均是战尔公司的主要经营地，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战尔公司在合肥尚有其他分支机构或经营场所，黄芳提供的有关收货人为“战尔裤业”、“战尔裤业公司”、“青岛战尔服饰”的快递单无法体现是本案买卖的货物，收货地址为青岛的收货收据也未体现与战尔公司有关，本案欠款凭证上也无战尔公司的盖章，故黄芳、王先英主张“战尔”即代表战尔公司，理据不足，不予采纳，蔡文顿主张是黄芳于2013年5月22日订了一批货物，指定发往安徽合肥一家“战尔”店，故在客户处注明“战尔”，具有合理性，予以采信；再次，经查询，蔡文顿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公司名称为猛狼（福建）服饰有限公司，欠款凭证上抬头标注的两家公司名称并非猛狼（福建）服饰有限公司，也无证据证明两家公司与蔡文顿设立的猛狼公司有关联性，欠款凭证上也无猛狼公司印章，在欠款凭证上注明的银行账户名称为蔡文顿，现蔡文顿持有该债权凭证，结合蔡文顿诉前电话催讨货款，王先英未予否认的事实，足以认定蔡文顿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债权人，黄芳、王先英主张蔡文顿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缺乏依据，不予采纳。综上分析，蔡文顿主张其与黄芳、王先英发生买卖合同关系，黄芳、王先英尚欠其货款1857091元，事实清楚，足以认定，蔡文顿要求黄芳、王先英共同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 综上所述，黄芳、王先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514元，由黄芳、王先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海峰 审 判 员 陈庆辉 审 判 员 傅嘉钦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吴一凡 书 记 员 陈文能 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