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长民一(民)初字第6993号原告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负责人廖锋，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文娟，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妙雯，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保田，男，1962年5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原告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晖律所”)与被告陈保田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晖律所的委托代理人王文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保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诉称，其与陈保田于2010年10月22就陈保田与案外人王某某、王新孔、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商丘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以下简称“陈保田交通事故案件”)签订委托合同，详细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律师费，双方约定为陈保田实际可获得的全部赔偿款的百分之拾伍，在实际获得赔偿款的当天以现金支付全部律师费。原告接受委托后，依约代理陈保田进行诉前准备、联系鉴定、提起诉讼等。2014年5月12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令平安财保商丘支公司赔偿陈保田人民币110,000元；王某某赔偿陈保田141,596.70元。之后，陈保田领取了平安财保商丘支公司的赔偿款110,000元，但仅于同年8月28日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0,000元。原告认为，对于陈保田已获得的赔偿，按照双方约定的律师费比例，其应付律师费为16,500元，扣除其已支付的10,000元，还应向原告支付6,500元。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陈保田支付律师费人民币6,500元。被告陈保田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22，案外人王某某驾驶机动车与陈保田相撞，致陈保田受伤。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某与陈保田负事故同等责任。同年10月20，陈保田就其与王某某、平安财保商丘支公司之间的上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委托国晖律所代为办理诉讼相关事宜。双方签订《民事委托合同》，载明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律师费收取标准为实际获得的全部赔偿额的百分之拾伍，如律师费不足六千元按六千元收取；本合同实行风险代理，除上述律师费以外不再收取任何费用。关于律师费的支付时间，合同约定陈保田应在实际获得赔偿款的当天，以现金支付全部律师费，否则需支付拖欠律师费每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以及原告为收取律师费支出的合理费用。合同另约定其有效期至案件终结之日止，包含调解、一审、二审、执行等阶段。后国晖律所代理陈保田进行诉前准备，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陈保田多发交通伤，分别构成XXX伤残。2013年6月26日，国晖律所代理陈保田起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该案中，王某某及平安财保商丘支公司均未到庭应诉。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陈保田曾对其因伤治疗的医疗费进行诉讼，法院判令平安财保商丘支公司在交强险项下赔偿10,000元，王某某赔偿77,336.90元(已给付21,200元，尚未给付56,136.90元)；嗣后，陈保田因继续治疗又支出医疗费106,361元等费用。在对陈保田在交通事故中遭受合理损失进行认定的基础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2日做出一审判决，判令平安财保商丘支公司赔偿陈保田110,000元；王某某赔偿陈保田141,596.70元。判决生效后，陈保田领取了平安财保商丘支公司支付的赔偿款110,000元，但王某某未能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同年8月28日，陈保田向国晖律所支付律师费10,000元。国晖律所主张陈保田还应支付其余律师费，故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有《民事委托合同》、《司法鉴定意见书》、(2013)浦民一(民)初字第21322号《民事判决书》、律师服务费发票以及原告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足以认定。被告对上述证据依法享有质证权利，但其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因被告未到庭，致本案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民事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标准为被告在其交通事故案件中实际获得赔偿金额的15%。关于律师费的支付时间，双方在《民事委托合同》中约定被告应在“实际获得赔偿款的当天，以现金支付全部律师费”。现被告仅获得保险公司的交通事故赔款，事故肇事方王某某现无力向被告履行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因此，被告支付“全部律师费”的条件显然尚未成就。对于被告仅获得部分赔偿款的情况下律师费如何结算，双方对此并未做出约定。现原告主张，双方之间是风险代理合同，按照双方约定15%的比例自被告实际获赔款项中提取律师费，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应有之义。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双方约定的律师费标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律师服务收费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等。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也即风险代理收费以保障委托人的知情权为前提。后国家发展改革委虽发出《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虽扩大了可以适用风险代理收费的案件类型，但仍未免除律师事务所的上述告知义务。本案中，就委托事项及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而言，双方对律师收费标准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称，原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在缔结风险代理合同前，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被告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且被告明知双方约定的律师费标准高于政府指导价而仍然同意。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风险代理费的条件并未成就，本案律师费应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应因素以及《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2009)及《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确定合理的律师费。根据本市相应规定，按标的额比例收费的，10万元以下部分收费比例为8%-12%；1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部分收费比例为5%-7%。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15%的收费比例显然已超出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范围。并且，就被告已取得的110,000元赔偿款，其已向原告支付了1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上述政府指导价，结合被告交通事故的具体案情，被告就其获赔的110,000元部分已经支付了合理而充分的律师费。原告要求按照15%的收费比例，补足至165,000元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本院注意到，被告在其交通事故案件实际支出的医药费已将近二十余万元，但从判决执行情况而言，其获得的全部理赔款远不足以涵盖其医疗费。另一方面，原告作为代理多起交通事故案件的律师事务所，显然知晓在交通事故案件中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基本不存在无法执行到位的风险。也即原告就其代理活动并未承担一般意义上的全部风险，本案双方当事人就风险的负担并不对等。此种情况下，若从被告仅有的保险公司理赔款中提取高比例的律师费，显然将造成双方权利义务的明显不公平。据此而言，原告要求被告继续支付6,500元律师费，亦缺乏合理性。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要求被告陈保田支付律师费6,500元的诉讼请求。公告费600元，由原告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负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其成审 判 员  陈婷婷人民陪审员  李静萍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季 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