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1民初3616号 原告：刘关华，男，197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程伟，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道根，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贺春秀，女，197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程伟，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道根，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陈江荣，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 被告：沈武川，男，198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荣，福建闽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涂群东，男，198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被告：唐培宏，男，198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 被告：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三忠村5号。 法定代表人：沈学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宝果，福建中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培，福建中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刘关华、贺春秀与被告陈江荣、沈武川、涂群东、唐培宏、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顺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关华、贺春秀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程伟、张道根，被告沈武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荣，被告涂群东、唐培宏，被告厦门升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宝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江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诉讼请求 原告刘关华、贺春秀请求判令：1、被告陈江荣、沈武川、涂群东、唐培宏共同赔偿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443338元，被告升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五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案件事实 事故发生概况：2019年1月11日23时10分，刘清军驾驶无牌两轮摩托车（事发时尾部悬挂闽Ｅ×××××号牌）沿海翔大道南侧辅道由东往西逆行至事故路口，与沿潮瑶村路右转弯进入海翔大道辅道的，由陈江荣驾驶的闽Ｄ×××××号轻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碾压，造成两车损坏及刘清军当场死亡的损害后果。 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结果：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集美大队认定，刘清军负事故主要责任，陈江荣负事故次要责任。 三、受害人概况：刘清军1997年2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射洪县，在本起交通事故中当场死亡。 四、赔偿权利人及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刘关华系受害人刘清军的父亲、贺春秀系受害人刘清军的母亲。 五、受害方已获得赔偿情况：讼争事故发生后，被告沈武川已向原告刘关华、贺春秀支付款项20000元。 六、保险投保情况：讼争事故发生时，被告陈江荣驾驶的闽Ｄ×××××号轻型自卸货车未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 七、机动车使用人与其他赔偿义务主体：闽Ｄ×××××号轻型自卸货车登记所有人为被告升顺公司。讼争事故发生时被告沈武川是闽Ｄ×××××号轻型自卸货车的实际所有人。被告沈武川陈述，讼争事故发生时被告陈江荣义务帮工为其驾驶车辆。被告陈江荣陈述，讼争事故发生时被告沈武川临时叫其驾驶车辆的，被告沈武川说每天给其200元。 八、机动车使用人之外的其他赔偿义务主体之间的关系：2016年5月15日被告唐培宏与被告升顺公司签订挂靠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唐培宏将车牌号为闽Ｄ×××××号车辆挂靠升顺公司名下从事营运业务，唐培宏接受升顺公司的管理，挂靠经营手续由升顺公司协助唐培宏办理，所需费用由唐培宏承担；挂靠期限从2016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5月14日止；车辆保险由升顺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唐培宏支付保险费用，唐培宏不得自行投保；唐培宏应每年向升顺公司缴纳服务费，并承担从事营运业务发生的各项规税费用（升顺公司代收代缴，代为办理相关手续）；唐培宏擅自转让、转租、转借车辆或升顺公司提供的证照的，视为唐培宏违约。2017年4月唐培宏将闽Ｄ×××××号车辆卖给涂群东，双方未签订买卖协议。2018年6月涂群东将闽Ｄ×××××号车辆卖给沈武川，双方未签订买卖协议。升顺公司的工作人员苏婕雯在集美交警大队对其询问时陈述，唐培宏与升顺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后，车辆管理的事均是与郑泗强联系，2018年10月其电话通知郑泗强闽Ｄ×××××号车辆保险过期没续保，郑泗强说车卖给沈武川了，已通知沈武川。 争点分析 赔偿项目的争议： 2.死亡赔偿金：448200元。 原告主张及依据：死亡赔偿金1088026元，按照2018年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401.3元/年，计算20年，死者刘清军的经常居住地在厦门。提交居住证明、刘关华居住证、贺春秀居住证、户口本，拟证明受害人刘清军经常居住地为厦门，赔偿标准应适用城镇标准。 被告沈武川、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抗辩意见：沈武川对原告提交的居住证明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负责人和盖章人的签名，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沈武川、升顺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刘关华居住证、贺春秀居住证的客观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受害人刘清军的居住情况。沈武川、升顺公司对原告提交的户口本没有异议。被告涂群东、唐培宏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升顺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居住证明客观性没有异议，认为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被告沈武川、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认为， 原告提交的户口本证明受害人刘清军生前户口为农村户口，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受害人刘清军生前在厦门居住工作满1年。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8年厦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计算20年，死亡赔偿金为448196元。 被告陈江荣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未提出抗辩意见。 法院的认定及理由：原告提交的居住证明系由房东陈某出具，并由集美区杏滨街道马銮社区居委会加盖印章确认所填内容属实，该证据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陈某未出庭作证，且居委会未有相应人员签名，原告又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刘关华居住证、贺春秀居住证具有客观性、合法性，该证据与受害人刘清军的生前居住、工作情况无关，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户口本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受害人刘清军生前居住地是农村，死亡赔偿金应按2018年度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22410元计算20年。故，死亡赔偿金为448200元（22410元／年×20年）。 2.丧葬费：37728元。 原告主张及依据：丧葬费37728元，标准按2017年厦门市社平工资6288元/月计算6个月。 被告沈武川、升顺公司、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抗辩意见：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厦门市平均工资计算，应为37325元。 被告陈江荣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未提出抗辩意见。 法院的认定及理由：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总额计算。厦门市2017年职工月平均工资为每月6288元。故，本院确认丧葬费为37728元。 3.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3321.4元。 原告主张及依据：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700元，按10人7天，每人每天10元计算。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4672元，按10人7天，误工费标准按2017年度厦门社平工资每月6288元计算。提交火化证，拟证明火化时间为2019年1月25日。 被告沈武川、升顺公司、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抗辩意见：对原告提交的火化证没有异议。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为150元，按5人3天，每人每天10元计算。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为2085元，误工费标准按2017年度厦门市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收入50901元计算，误工人数按5人计算，误工时间按3天计算。 被告陈江荣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未提出抗辩意见。 法院的认定及理由：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合理交通费、误工费。原告虽未提供证据证明产生的上述费用，受害人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交通费、误工费，根据受害人刘清军亲属户籍地在四川省射洪县，本院酌定交通费为700元。酌定误工费为2621.4元，按照3人5天计算，误工费标准按照厦门市2017年度农林牧渔业工资收入每天174.76元计算。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共计3321.4元。 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原告主张及依据：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受害人刘清军是二原告的独子，且二原告已经45岁了，独子的死亡对二原告精神上造成的损害非常巨大。 被告沈武川、升顺公司、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抗辩意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事故主要原因是受害人刘清军引起的。 被告陈江荣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未提出抗辩意见。 法院的认定及理由：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讼争的交通事故造成刘清军死亡，根据本案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及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 二、责任认定的争议： 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的合理损失，被告沈武川应先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10000元，超过交强险部分，被告沈武川承担30%的责任。被告陈江荣应对沈武川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陈江荣系沈武川的雇员，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涂群东应当根据其过错与沈武川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涂群东转让肇事车辆没有与沈武川去被告升顺公司办理过户交接手续。被告唐培宏转让肇事车辆没有与沈武川去被告升顺公司办理过户交接手续。被告升顺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6年被告升顺公司与唐培宏签订挂靠协议，协议约定挂靠期限为2016年5月15日到2019年5月14日，事故发生在2019年1月11日，事故发生时，被告升顺公司还是肇事车辆的挂靠单位。肇事车辆经过多次转让，但该车辆使用性质是货运，必须挂靠有资质的公司才能经营，转让货车所有权时必须同时将与被告升顺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被告升顺公司依然是该车的被挂靠单位。双方签订挂靠协议只约束协议的双方，对外的公示效力应当取决于车辆登记。实际车主虽已变更，被告升顺公司作为被挂靠人，行驶证上的登记车主，其对挂靠车辆有管理和缴纳保险的义务，其在2018年10月就知道肇事车辆已经转让他人，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变更车辆登记，默认了转让行为及对应的挂靠关系，其对外展现的挂靠关系并未消除。被告升顺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的合理损失，超过交强险部分，由原告承担70%的责任。本起事故，死者刘清军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提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印证。 被告沈武川抗辩意见及证据：对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原告的合理损失，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110000元由被告升顺公司承担，被告升顺公司是肇事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原告的合理损失超出交强险部分由被告陈江荣和被告升顺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陈江荣作为实际侵权人，应对本事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陈江荣被告沈武川存在义务帮工的关系，被告陈江荣在本事故存在重大过错。被告升顺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且为被挂靠人，在2018年10月就已知晓实际车主是沈武川，虽然被告升顺公司与唐培宏签订挂靠协议，被告升顺公司在知晓车辆转让后，没有解除挂靠合同，也没有将车辆所有权登记在沈武川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三条，被告升顺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国家对道路运输经营设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明确禁止道路运输许可证的出租、出借行为，被挂靠人明知行为违法仍然为之，存在明显过错。被告涂群东、唐培宏对被告陈江荣、升顺公司应承担得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涂群东在车辆转让的时候，没有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和告知保险情况，导致车辆脱保，被告唐培宏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唐培宏与被告升顺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其保险应由挂靠公司来完成，被告唐培宏没有尽保险告知的义务，导致车辆保险脱保，因此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沈武川是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根据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陈江荣具有相应的驾驶资格。被告沈武川在事故发生之后向原告垫付20000元。 被告涂群东抗辩意见：对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原告的合理损失应该由被告沈武川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被告沈武川是实际车主，具有经营权和收益权。原告经济损失中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的部分由被告沈武川承担。原告经济损失超过交强险的部分，由被告沈武川承担赔偿责任，其他当事人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唐培宏抗辩意见：对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原告的合理损失，原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被告沈武川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其余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升顺公司抗辩意见：对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原告的合理损失，被告沈武川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合理损失超过交强险部分，由被告沈武川承担30%责任。被告陈江荣是直接侵权人，被告沈武川是陈江荣的雇主，被告沈武川应当承担30%赔偿责任。被告陈江荣作为被告沈武川的雇员，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涂群东、唐培宏作为连环买卖的车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升顺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提交挂靠协议，拟证明被告升顺公司与唐培宏在2016年5月15日就涉案车辆成立挂靠协议关系，当时的实际车主是唐培宏。事故发生之时，实际车主是被告沈武川，被告升顺公司与事故发生之时的实际车主沈武川并未就涉案车辆达成挂靠合意，事故发生之时被告升顺公司并非涉案车辆的被挂靠单位。二原告对挂靠协议的客观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挂靠协议是升顺公司与唐培宏之间的协议，该协议只约束双方，对外的公示效力应当取决于车辆登记。被告沈武川对挂靠协议没有异议，认为事故发生在挂靠协议期限内，按照协议约定，车辆的保险只能由被告升顺公司进购买，肇事车辆脱保，被告升顺公司具有过错。被告涂群东、唐培宏对挂靠协议没有异议。 被告陈江荣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未提出抗辩意见。 法院的认定及理由：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被告升顺公司提交的挂靠协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刘清军负事故主要责任，陈江荣负事故次要责任，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升顺公司提交的挂靠协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九条的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车牌号为闽Ｄ×××××号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被告升顺公司，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闽Ｄ×××××号车辆保险由被告升顺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不得自行投保。本院确认被告升顺公司为闽Ｄ×××××号车辆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闽Ｄ×××××号肇事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被告升顺公司作为投保义务人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的经济损失。被告沈武川主张被告陈江荣义务帮工为其驾驶车辆，被告陈江荣主张被告沈武川雇佣其驾驶车辆。如被告陈江荣与被告沈武川系雇佣关系，被告陈江荣为雇工，被告沈武川为雇主，被告陈江荣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刘清军死亡，雇主沈武川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被告陈江荣无偿为被告沈武川帮工，被告沈武川为被帮工人，被告陈江荣为帮工人，被告陈江荣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刘清军死亡，被帮工人沈武川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被告刘清军、陈江荣的过错，本院确认刘清军自己承担其经济损失中超过交强险部分70%的民事责任，被告沈武川承担刘清军经济损失中超过交强险部分30%的民事责任。原告刘关华、贺春秀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没有经济损失。原告刘关华、贺春秀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损失为丧葬费37728元，死亡赔偿金为448200元，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33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539249.4元，超过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赔偿限额110000元。被告升顺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110000元限额内赔偿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110000元。原告刘关华、贺春秀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项下没有经济损失。故，被告升顺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110000元。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中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被告沈武川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告沈武川赔偿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的经济损失中超过交强险限额的数额应为刘关华、贺春秀的合理损失539249.4元先扣除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应赔偿的110000元，再乘以被告沈武川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30%，即128774.82元〔（原告刘关华、贺春秀合理损失539249.4元-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数额110000元）×30%〕，扣除被告沈武川已向原告刘关华、贺春秀支付的款项20000元，被告沈武川应再赔偿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共计108774.82元。2016年5月15日被告升顺公司与被告唐培宏签订挂靠协议，被告唐培宏将其实际所有的闽Ｄ×××××号车辆挂靠被告升顺公司从事运营业务，双方形成挂靠关系。被告沈武川购买闽Ｄ×××××号车辆后，虽未与被告升顺公司重新签订挂靠协议，但被告升顺公司仍是闽Ｄ×××××号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闽Ｄ×××××号车辆的相关营运手续仍登记为升顺公司，且升顺公司2018年10月知道闽Ｄ×××××号车辆已卖给被告沈武川。故，本院认定被告沈武川与被告升顺公司形成挂靠关系。被告升顺公司对被告沈武川承担的赔偿责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升顺公司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110000元。被告沈武川应再赔偿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共计108774.82元。被告升顺公司对被告沈武川承担的赔偿责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沈武川、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的其他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陈江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经开庭审理，现已查明事实，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共计110000元； 被告沈武川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再赔偿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共计108774.82元； 三、被告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对被告沈武川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原告刘关华、贺春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567元，减半收取1284元，由原告刘关华、贺春秀负担650元，由被告沈武川、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负担63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牛守启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杜雅鹏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