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新2301民初963号   原告：白剑波，男，满族，1949年12月27日出生，现住新疆昌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彦兴，新疆金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系昌吉州司法局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永华，男，汉族，1962年5月11日出生，现住新疆昌吉市。   被告：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住所地新疆昌吉北京北路**。   法定代表人：周振宇，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黎辉，该局调研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敏，新疆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白剑波与被告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剑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彦兴，被告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黎辉、张文敏均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期间原告通知本院解除对朱彦兴的委托，另行委托万永华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剑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永华，被告被告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黎辉、张文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白剑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原告安置一套面积150㎡的房屋，如不能安置，则赔偿原告房屋被损的损失675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其他损失144160元（包括2001年1月至2017年12月租房租金119400元，房屋内财物损失12000元，误工费7260元，交通打印费5500元，精神损害费20000元）。合计81916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经向原告释明，原告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被告按照1:1.3的比例为其安置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屋。事实与理由：1991年12月23日，原告从原昌吉州乡镇企业局购置了带院子的房改房一套，价值6000元。后原告又在该院自建了部分平房，面积约150㎡。2001年，原告在监狱服刑期间，原昌吉州乡镇企业局未经原告同意，将上述房屋及所占用的土地出让给他人改建为楼房用于安置他人和出售，原告2005年出狱得知此事后，一直找相关部门寻求解决此纠纷，均未解决。2015年，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经昌吉市人民法院、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三级法院审理，均被驳回。根据（2016）新行申56号行政裁决书最终认定，涉及安置补偿争议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应按民事诉讼解决。为此原告以民事纠纷主张权利。经查，原昌吉州乡镇企业局于2011年10月归并昌吉州农业局，债权债务亦划转为昌吉州农业局承接和继受。   被告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辩称，第一、本案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第二、被告对原告持有的房产协议存有质疑，被告机构改革几次，原告起诉的事实需要核实，接到该案后，被告几方查找，未查到原告将原告所持有的房款6000元交给州乡镇企业局的相关资料。原告并非原昌吉州乡镇企业局在职人员，按照房改政策，也不符合将该房产出售给原告的情形。第三、假如，原告诉称的房产转让协议是真实的，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存疑的，据被告了解，该房产之前是原告的父母在居住，白玉玲是昌吉州乡镇企业局原在职人员，之后，该两位老人去世之后，该房产一直由原告的前妻宋文兰带原告与宋文兰的孩子在房屋中居住，直至拆迁前，宋文兰和孩子一直在居住，原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该房屋属于原告所有。第四、本案系拆迁补偿案纠纷，原告将被告昌吉州农业局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因为原昌吉州乡镇企业局不是拆迁人，不具有对安置拆迁人有补偿的义务，由于原昌吉州乡镇企业局不属于拆迁人，所以昌吉州农业农村局也不具备被告资格。第五、该土地系原来昌吉市人民政府划拨给昌吉州乡镇企业局，上面的这个房子是州乡镇企业局自建房，是平房，2000年左右，昌吉市人民政府将该土地给原来的屯河集团，由屯河集团修建职工住宅小区，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由乡镇企业局建设、出售的事实。该宗土地的所有权及地上建筑物均不属于昌吉州乡镇企业局。综上，原告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本案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对原告提交的房产转让书一份，被告质证后认为系复印件，对真实性认可。本院向当时在该协议中签字的昌吉州乡镇企业局经办人密军核实，密军证实了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交的2015年1月12日被告出具的答复意见书一份、2016年10月25日州住建局出具的答复一份、2016年10月26日被告出具的答复意见书一份、2017年3月14日被告出具的信访答复函一份、2013年4月11日房产档案查询登记表一份、（2015）昌行立字第00005号行政裁定书一份、（2015）昌中立终字第86号行政裁定书一份、（2016）新行申56号行政裁定书一份、昌吉州检察院通知书两份、中止审查决定书一份、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一份，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交的原告本人人事档案五份，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对原告提交的黄凤莲书面的证明及黄凤莲出庭作证的证言，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不认可。本院对其陈述真实性及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对原告提交的住房协议一份、房屋租赁证一份、杨新贵书写的证明一份、马成秀书写的证明一份，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对被告提交的照片两张，原告质证后对真实性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密军制作询问笔录一份，原、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认可。   本院依原告口头申请从昌吉市房地产管理局调去了马成秀、马治海、王学军在屯河小区房屋的相关资料，经质证，原、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原告白剑波的父亲为白玉麟，母亲为安维清。原告父亲白玉麟在原昌吉州乡镇企业局工作。后白玉麟去世后，原告与其母亲一起居住。1991年12月23日，原告母亲安维清与原昌吉州乡镇企业局签订《房产转让书》一份，载明：根据国家有关住房改革政策，经87年局务会议研究，决定将家属房作价转让给住户，但各购房户房款至今尚未交清，现依照昌吉市有关房产规定，在一次性交清房款的前提下，特补立此房产转让书，自1991年12月23日期，我局绿洲北路5号房产权以6000元转让给白剑波（原白玉麟住房）。   二、原告2005年出狱得知，其房屋在2001年被拆除，遂一直找相关部门寻求解决此纠纷。2015年1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关于对白剑波上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载明：你父亲白玉麟（1984年去世）在世时，单位分得一套平房，1991年12月23日，按照当时住房改革政策，以其母亲安维清（1995年去世）的名义向州乡镇企业局交了6000元，将此房转于安维清名下，购房人签字为你母亲安维清。2001年因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改变，原乡镇企业局要推到平房盖楼房，因你正在服刑，你的长子白永星代签的协议领取6000元，收回了房屋。   三、2015年7月2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被告，本院经审查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2015）昌行立字第00005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该案系实施公房政策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理范围，裁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2015）昌中立终字第8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2016）新行申56号行政裁定书，认定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对房屋拆迁实施监督管理行政职能的只能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原昌吉州乡镇企业局没有拆迁的行政职能，其“推到平房盖楼房”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原告对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于法无据。原告与被告就安置补偿的争议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相关纠纷应提起民事诉讼解决。遂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2017年1月16日，原告向昌吉州检察院申请监督，昌吉州检察院出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该案不符合监督条件，决定不支持原告的监督申请。   四、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原、被告均确认原告原房屋在现昌吉市××屯院内。本院与原告一同查看现场，原告指认其老房屋即在××屯所在位置，原告陈述当时与其在一排平房上拥有同样房屋的人有马成秀和马治海。本院遂与原告一同至屯河小区昌吉市××区的居民资料，查询到了××楼马成秀的资料。并依据上述信息在昌吉市城建档案馆房地产管理局档案分管调取了王学军、马成秀、马治海三人在当年办理房产证时所提交的相关资料。其中马成秀的档案资料中有以下文件：1、2001年8月16日昌吉州乡镇企业局给昌吉市房管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兹位于昌吉市××路，该楼修建于1985年，产权归属州乡镇企业局，楼房产权一直未分割每家每户，现该楼二楼东侧三室一厅房屋一套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证，产权人马成秀。2/2011年8月29日昌吉州乡镇企业局（甲方）与马成秀（乙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一份，载明：经甲乙双方介意达成如下拆迁补偿协议，乙方自愿自签署本协议之日起一周内搬出昌吉市绿洲路两套房屋，其中一套是原购平房，另一套是乙方自盖二层住宅；甲方向乙方补偿位于昌吉市××路一厅房屋，同时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一次性付给乙方搬迁补偿费22000元另加4200元；补偿房屋房产证由甲方负责办理；甲方在乙方入住前将补偿房屋粉刷好交给乙方；乙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交出原拆迁两套房屋产权证。3、私有房屋现状调查表载明，马成秀房屋面积为77平方米，产权来历为拆迁补偿。   五、在诉讼中，本院两次要求原告明确系按拆迁安置补偿来主张权利还是按照侵权损害赔偿来主张权利，原告均明确要按拆迁安置补偿来主张权利，原告要求被告为其在屯河小区位置上按照150平方米、1:1.3的比例安置一套新房，并要求被告赔偿房屋被拆除后的租金损失。本院向原告释明对屯河小区现在的房屋市场均价进行评估，原告亦同意，并提交了申请，后本院委托后，原告又认为按照马成秀现在所住1号楼的市场价进行评估会导致价格太低，不同意继续进行评估，本院遂通知鉴定机构退回了鉴定。   本院认为，原告的房屋在事实上已被拆除，虽然没有充足的证明表明是谁拆除的，但不论是2015年1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关于对白剑波上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载明的“2001年因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改变，原乡镇企业局要推到平房盖楼房”，还是本院调取到的马成秀与原昌吉州乡镇企业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均可以反映出当时昌吉州乡镇企业局确实对平房进行过拆除行为。虽然昌吉州乡镇企业局当时在拆除时是否经过授权亦或是是否履行了合法的征收行为程序，现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考证，但就目前的证据来看，昌吉州乡镇企业局对原告的老平房进行过拆除具有高度可能性。在不能确定昌吉州乡镇企业局当时的拆除行为是否履行了合法的程序的情况下，昌吉州乡镇企业局拆除原告老房屋的行为就存在侵权的可能性。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该侵权行为的侵权行为人可以确定为昌吉州乡镇企业局。   本案中原告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安置一套房屋并赔偿租金、误工费、精神损害费等等，从原告的诉讼请求内容来看，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是基于两种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即其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不同，其请求安置房屋是基于征收补偿的合同法律关系，而请求赔偿是基于侵权法律关系。对此，原告应当作出选择，同时法律对此设定了不同的解决程序。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表示按照拆迁安置补偿主张权利。庭审后，本院再次向原告释明，而原告仍然坚持认为当时发生过拆迁行为，不能因为被告不认可，就不认可是拆迁安置行为，所以坚持按照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主张权利，要求被告给原告安置一套房屋居住。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请求要求补偿安置房一套，其选择的是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已废止的征收条例及现行有效的《城市房屋征收条例》，均设定的程序为，在征收行为发生后，被征收人享有的一项权利，即选择权，其即可选择货币安置，亦可选择安置补偿（实物安置），该结果的发生是在征收过程中被征收人提出确定的请求后，由征收人根据征收用途，双方达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不能达成协议时，由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裁决，人民法院仅是对其裁决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包括其选择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而并非可以在两种补偿方式中作出选择，而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补偿安置房，明显超出人民法院的裁判范畴，故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安置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而原告要求赔偿其损失是基于侵权法律关系而产生，在本院两次释明后，其坚持不予选择侵权，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白剑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992元，由原告白剑波负担（受理费原告已申请缓交，由原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天红   审 判 员 王 涛   人民陪审员 潘 军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徐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