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583民初7782号 原告：洪伟斌，男，198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天津安久百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琪，天津安久百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洪江明，男，197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洪绿珍，女，1976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洪志共，男，197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洪明东，男，196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洪明茹，女，198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被告洪江明、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多，福建衡兴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洪江明、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多强，福建衡兴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洪伟斌诉与被告洪江明、洪绿珍、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7日受理后，被告洪江明于2018年4月17日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裁定：被告洪江明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处理。2018年7月25日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制作移送函，将案件移送本院。本院接收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移送的案卷后于2018年8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8年10月23日，本院将本案的案由更正为合同纠纷。本院分别于2018年10月16日、11月15日和2019年3月29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被告洪江明、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多、苏多强到庭参加诉讼。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被告洪江明、洪明茹和被告洪江明、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多、苏多强到庭参加诉讼。在第三次开庭审理时，原告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被告洪江明和被告洪江明、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多、苏多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洪绿珍在三次开庭审理时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都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洪伟斌在起诉时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洪伟斌与被告洪江明、洪绿珍签订的《协议书》及与被告洪明东签订的《借条》无效；2．被告洪江明、洪绿珍返还原告洪伟斌199990元，被告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负连带返还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洪伟斌因其父与洪江明的妻子即洪绿珍存在不正当关系而遭洪江明索要赔偿及封口费，原告因无奈同意给付，原告于2017年8月1日以其父代理人身份同洪江明签订了《协议书》，答应赔偿洪江明250000元，同时应洪江明要求，与洪明东又签订了虚假的借条。同日，原告通过银行及支付宝转账方式将199990元转到洪江明指定的账户（即洪志共的账户），后据洪志共称，洪志共已将钱款转移给了洪江明的妹妹洪明茹。综上，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借条》及给付钱款的一系列行为虽系出于替父解决问题的目的，但该系列行为客观上受到被告的胁迫，同时该协议书内容违背了公序良俗，影响了社会公共道德秩序，违反了社会公德，应属无效，被告应将其所收受的原告的钱款返还原告。 被告洪江明辩称，1.本案的案由适用不当，返还原物纠纷是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不动产返还占有的物权纠纷，本案中，洪江明取得的是货币，是基于双方协议产生的。2.本案的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属于表见代理，原告不属于本案适格诉讼主体。3.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从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来看，洪绿珍与原告父亲洪顺意发生不正当关系，洪江明发现后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并遭到原告父亲的人身攻击，致使洪江明遭受严重的人身损害，同时事件发生后，洪江明、洪绿珍于2017年8月15日因为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事件发生以后，原告的父亲与洪江明在中间人的见证下，就人身损害以及相关的事项达成协议，协议书约定原告父亲于2017月8月1日支付赔偿金250000元，同时要求洪江明及其家人必须于协议书签订后三天内离开天津。原告代其父亲按照双方预定支付了赔偿款199990元，因为支付能力有限无法支付250000元，所以另行签订了1份50000元的借条，同时洪江明在协议签订后和他的家人按照协议的约定及时返回福建老家并入院接受治疗。根据双方的履行情况来看，原告代其父亲签订了协议书并积极履行了付款义务，上述签订协议及付款的行为，均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4.洪江明接受货币具有合法的基础，是基于协议书产生的合法的协议，不存在返还的事实和相关的法律依据。洪江明作为受害人，身体和精神方面均受到了原告父亲的侵害，其基于双方的约定及法律规定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告及其父亲应当基于诚实的原则及双方的约定及时履行付款的义务。原告父亲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破坏他人家庭幸福，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其恶人先告状，说洪江明违反社会良俗违反公共秩序，明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5.针对原告的诉状，洪江明从没有进行过对原告及其原告父亲的胁迫行为，洪江明自始至终均是受害者也是弱势群体。6.原告及其父亲尚未履行50010元的支付义务，洪江明保留另案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并赔偿洪江明的损失的权利。 被告洪绿珍辩称，一、本案中洪绿珍作为第二被告的主体不适格，因洪绿珍自始至终未占有原告所请求的199990元。1.洪绿珍未收到原告支付的199990元，更未收到原告支付的任何一分钱，自然也不清楚原告是否有支付过钱，是否是支付199990元，哪怕有支付那支付给谁，现如今钱在谁的手上，关于这些事实洪绿珍一概不知情、不了解，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洪绿珍从未占有过原告所述的199990元。2.洪绿珍与原告的父亲发生不正当关系，被前夫洪江明发现后，前夫洪江明与原告的父亲发生争吵，遭受原告父亲人身伤害，前夫心里和身体双重受到伤害，洪绿珍自知理亏深感惭愧，深知洪绿珍的所作所为对二十年来的夫妻感情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洪绿珍与前夫洪江明发生此事后感情完全破裂，根本没有和好的可能，于2017年8月15日也就是离开天津回福建后的十几天时间，洪绿珍与前夫洪江明办理离婚手续，洪绿珍现如今的身份仍为离异状态，因此哪怕原告确实有支付伤害前夫洪江明的赔偿款，也不可能落在洪绿珍的手上。3.返还原物请求权基于的是占有人对原物的非法占有，而洪绿珍根本就不存在对原物的占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洪绿珍对原物的非法占有，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而不举证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上述三点意见，原告要求洪绿珍返还原物的主张根本不能成立。二、《协议》与《借条》基于上述的答辩意见，在此不发表看法。至于原告请求确认《协议》和《借条》无效的情形，洪绿珍是知晓几方签订该份《协议》和《借条》，也确认该《协议》是在洪绿珍认可的情况下签订的，至于《协议》和《借条》有效与否，毕竟如上文所述洪绿珍未占有该笔钱款，对洪绿珍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也不关乎洪绿珍的切身利益，在此就不做具体答辩意见。综上所述，洪绿珍未占有原物，理应不能作为本案的被告之一，故恳请法院依法裁判，驳回原告关于要求洪绿珍返还原物的诉讼请求。 被告洪志共辩称，洪志共仅仅是钱款199990元的接收者，接收完毕后立马转给洪明茹，原因是洪志共所处于天津市，同时原告及原告父亲与洪江明、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都是堂亲关系，所以洪志共的身份仅仅是见证者，也不存在占有该笔钱款的事实。因为洪江明在厦门住院，洪江明的妹妹洪明茹当时住在厦门，洪志共按照洪江明的指示将199990元转给洪明茹。因此，洪志共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 被告洪明东辩称，1.洪明东的身份是见证人，主要的目的是参与本案的协调工作，并不收取199990元，因此不存在返还钱款的连带责任。2.洪明东与洪伟斌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条的签署是基于协议书所述的250000元，其中原告及其父亲仅支付了199990元，尚欠50000元，所以是基于这个事实才签署了这个借条，借条上的款项是基于协议产生的欠款。借条是有效的，借条上的债权人是洪江明，洪明东是代理行为。洪明东不需要承担返还欠款的责任，也不属于本案的被告。 被告洪明茹辩称，洪明茹仅仅是199990元的接收者，钱是洪志共转给洪明茹的，洪明茹是代洪江明收款，当时洪江明要住院不方便接收这笔款项。这笔钱款主要目的是洪江明的住院治疗，以及离开天津的交通费的支出，在洪江明住院治疗完毕后，剩余的款项均已支付给洪江明，洪明茹已不再占有上述款项，因此洪明茹不应该承担返还199990元的责任，也不属于本案的被告。 在审理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陈述，洪江明已经确认收到199990元，故原告对洪志共、洪明茹的诉求不再主张，也不要求洪明东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因当时接收钱款的时候洪江明、洪绿珍仍是夫妻关系，故保留对洪绿珍的诉求；因原告并未向洪明东借款，原告出具给洪明东的借条是无效的。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原告与洪江明、洪绿珍签订的《协议书》及与洪明东签订的《借条》无效；2．洪江明、洪绿珍返还原告199990元；3．本案诉讼费由洪江明、洪绿珍承担。 在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没有异议，并有洪伟斌提供的户主为洪顺意的户口本复印件、协议书复印件、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复印件、借条照片打印件、洪江明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向洪伟斌催讨50000元的通话录音光盘为证，本院予以确认： 洪顺意是洪伟斌的儿子，洪绿珍是洪江明前妻，洪明东是洪江明大哥，洪明艺是洪江明二哥，洪明茹是洪江明妹妹，洪顺意与洪明东、洪明艺、洪江明、洪明茹是同一曾祖父，洪志共是洪江明的堂姐夫，周金祯是洪伟斌妻子的舅舅。洪顺意平时在天津经商。2017年7月30日洪顺意与洪绿珍在天津发生不正当关系时被洪江明发现，洪江明当场拿手机拍照，并与洪顺意发生纠纷。事发时，洪江明、洪绿珍是夫妻，他们是洪顺意的雇员。事发后，洪明艺、洪明东、洪明茹从各自工作地点赶到天津。2017年7月31日中午洪伟斌开始与洪明东、洪明艺、洪明茹、洪志共协商因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而引起的纠纷。2017年8月1日在洪志共、周金祯的见证下，洪江明与洪伟斌签订1份协议书，该份协议的甲方为洪江明、洪绿珍，乙方为洪顺意，内容为“乙方于2017年7月30日与甲方洪绿珍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在公证人的主持调解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和解协议：1、事后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乙方于8月1日全额支付给甲方夫妻所有方面的赔偿金共计贰拾伍万圆整。2、自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甲方收乙方支付的赔偿金之日起，此纠纷最终了结。今后甲方及家人不得向乙方提出任何要求及任何方面的诉讼。从此以后甲方及家人的任何问题都与乙方无任何关系。3、甲方必须删除与此事件相关的所有照片，并且不能恢复。4、甲方及家人在协议签订后三天内离开天津。”在签订协议时洪绿珍、洪顺意都没有在场。洪江明在落款处甲方位置上签名，洪绿珍的名字由他人代签，洪伟斌在落款处乙方位置上代洪顺意签名，并在乙方代理人位置上签写自己的姓名。洪志共、周金祯在见证人位置上签名并盖手印。同日，为履行协议书，洪伟斌汇款199990元到洪志共的账户。因当日洪伟斌未能付清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款250000元，在签订协议书后，洪伟斌应洪江明的要求随即向洪明东出具1份内容为“兹向洪明东借现金伍万元整，本人同意于2017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还清”的借条，洪伟斌与洪明东之间并没有存在借贷关系。当日晚上，洪江明、洪绿珍、洪明艺、洪明东、洪明茹乘坐飞机离开天津。2017年8月2日洪伟斌在确认洪江明等人离开天津后让洪志共将199990元转账给洪江明，洪志共根据洪江明的指示将这199990元转账到洪明茹的账户，洪明茹再将这199990元交给洪江明。2017年8月15日洪江明与洪绿珍离婚。洪江明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曾多次向洪伟斌催讨洪伟斌出具给洪明东借条中涉及的50000元，但洪伟斌没有支付。2018年3月7日，洪伟斌以其与洪江明、洪绿珍签订的协议书及与洪明东签订的借条无效为由，诉至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协议书和借条无效，并要求洪江明、洪绿珍返还199990元，由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负连带返还责任。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洪伟斌曾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该院于2018年3月27日裁定，冻结洪江明、洪绿珍名下199990元的银行存款或等值财产的所有权转移手续。案件申请费1519元，由洪伟斌交给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洪江明提出管辖权异议，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裁定本案移送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处理。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洪江明右手掌受伤的原因？二、洪伟斌与洪江明签订的协议书和洪伟斌出具给洪明东的借条是否有效？ 一、关于洪江明右手掌受伤的原因。 洪江明主张，2017年7月30日发现原告的父亲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后，其与洪顺意先吵架，在拿手机拍照时，洪顺意就打洪江明，洪顺意的右手掌大拇指被打致粉碎性骨折。为证明其主张，洪江明提供以下证据：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以下简称一七四医院）病人费用明细表、病人费用清单、门诊收费票据、住院收费票据、出院记录（出院记录共2份，其中第1份出院记录显示洪江明于2017年8月2日在一七四医院住院治疗，于2017年8月3日行患手第1掌骨基底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于2017年8月10日出院，住院8天，出院诊断：右手第1掌骨基底部骨折，出院医嘱：1.给病人建议：伤口换药；循序行康复锻炼；定期拍片，观察骨折及内固定情况，术后4-6周拔除克氏针，待骨折愈合后，入院取出内固定；加强营养，适量补钙，等。2.复诊时间：每周门诊复诊。第2份出院记录显示洪江明于2017年9月9日在一七四医院住院治疗，于2017年9月12日行患手第1掌骨克氏针取出术，于2017年9月13日出院，住院4天，出院诊断：右手第1掌骨骨折取克氏针，出院医嘱：伤口换药；循序行康复锻炼；定期拍片，观察骨折及内固定情况，待骨折愈合后，入院取出内固定；加强营养，适量补钙，每周门诊复诊，等）的复印件（这些证据的复印件都与原件核对无异，这些证据以下简称洪江明证据1），证明洪江明被洪伟斌父亲洪顺意伤害，造成右手第1掌骨基底部骨折，前后共住院2次，花费医疗费35511.25元。同时，因为内固定物尚未取出，后续还需高昂的费用用于内固定取出的手术治疗。2.DR影像片（以下简称洪江明证据2），证明洪江明被洪顺意伤害后，在天津医院就医拍片的事实。3.厦门一七四医院就医拍片的DR影像片3张（以下简称洪江明证据3），证明洪江明右手掌骨基底部有打钢钉，洪江明伤残是相当严重。4.2017年7月31日洪伟斌、洪明艺、洪明茹、洪明东、洪志共谈话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该证据以下简称洪江明证据4，洪江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录音文字资料最后一行有两个字“晚伤”是笔误，应更正为“晚上”。这个谈话录音证据反映的主要内容为：2017年7月31日洪伟斌、洪明艺、洪明茹、洪明东、洪志共协商赔偿事宜时，洪伟斌说等下有钱了先转20万给志共那，这些钱是贷款的，有钱了回家先治疗手。洪明艺、洪明茹、洪明东则说洪江明的家庭都废了，回家后洪江明要请律师办理离婚，要治疗手，要调养身体，不能去上班，损失项目多费用大，不同意洪伟斌以20万元解决该纠纷，并提议以300000元作为赔偿款，把事情做个全部了断。洪志共说，这种丑事是不能传出去，这名声几代人都买不来。洪伟斌表示同意以300000元解决纠纷，并说到时候写一张协议，他要去借钱。洪志共当时问洪伟斌这样解决要不要让洪顺意知道，洪伟斌以“哎”进行回答。洪明茹随后问洪伟斌“这件事你解决可以吗？你做得了主吗？”洪伟斌回答：“我做主……”），洪江明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主张，在谈话中洪伟斌说“等下有钱了先转20万……有钱了回家先治疗手”（见文字整理资料的第三行），可说明洪顺意伤害洪江明的事实。5.2017年7月31日洪明茹、洪明艺、洪顺意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该证据以下简称洪江明证据5，该谈话录音反映的主要内容：洪顺意对洪明茹、洪明艺说，手(指洪江明的手)不要再拖了，该去医院治疗就要去医院治疗，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洪顺意就不爱多说话了，也不爱去伤害某一个人，事情已经发生完了。洪明艺随后问洪顺意要怎么表态(处理)，洪顺意回答说事情也发生了，多说也没谱，多说也没必要。］，证明洪顺意承认洪江明手受伤，且要求立刻带洪江明去治疗的事实。 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对洪江明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洪伟斌对洪江明证据1、2、3、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洪江明证据1、2、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虽然洪江明有受伤入院治疗的行为，但是该受伤所形成的原因不能证实是因洪顺意的行为所造成的，没有相关的证据内容可证实洪江明的主张；洪江明证据4是发生在签订协议之前，其认可洪江明提供的该录音的文字整理资料，但对洪江明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洪江明证据5不能证实洪江明的手所受的伤是由洪顺意造成的，洪顺意在谈话中既没有表示洪江明的伤是洪顺意造成的，更没有表示要承担洪江明的医疗费用，洪顺意与洪江明既存在亲属关系，又存在雇佣关系，同时洪顺意又具有一定的生活作风的过错，在洪顺意得知洪江明受伤后，劝他去积极治疗也是符合常理的，但洪顺意认为自身对于洪江明的伤是没有过错的。 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对洪江明提供的证据及证明对象没有异议。 原告洪伟斌主张，2017年7月30日，洪江明发现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后非常愤怒，洪江明殴打洪绿珍时洪顺意有阻拦，洪江明与洪顺意就有一些肢体接触，但是洪顺意没有跟洪江明互打，洪江明把洪顺意的脑袋打了一下，洪顺意没有打洪江明。洪江明身上没有任何其他伤，如果双方互殴的话洪江明身体会有受伤，不可能只有手受伤。洪江明右手掌所受的伤害是典型的击打伤，是打洪绿珍时受伤，不是被打时受伤。因此洪江明右手掌受伤与洪顺意无关。为证明其主张，洪伟斌提供洪顺意与洪绿珍之间的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在举证时陈述该录音是洪伟斌起诉后，陈绿珍在2018年4月12日晚上用她妹妹手机给洪顺意打电话，请求洪顺意让洪伟斌不要再打这个官司时的通话录音，该录音简称洪伟斌证据1），在通话中洪绿珍对洪顺意说“……钱拿给你(指洪顺意），他（指洪江明）那些钱反正手骨那不手骨你也要给他出一些，是呢?”通过对这句话的理解可以看出洪伟斌支付的钱不包括洪江明手的治疗费用，这可证明洪江明手受伤与洪顺意无关。 对洪伟斌提供的洪伟斌证据1，洪江明认可录音中的声音是洪顺意与洪绿珍的谈话，洪江明、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质证时对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洪绿珍是本案的当事人，应当到庭说明情况，洪绿珍的录音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洪绿珍说的话没办法证明钱是治疗手骨的，但是恰恰能说明洪江明的受伤跟洪顺意有关联。洪绿珍说完后洪顺意也没有对这个事实进行否认，可证明洪江明受伤是因为洪顺意造成的。 对洪伟斌、洪江明提供的证据，洪绿珍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洪伟斌对洪江明证据4、5的真实性都无异议，从洪江明证据4的内容可以看出洪伟斌在2017年7月31日中午就与洪明艺、洪明东、洪明茹等人协商处理其父亲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被洪江明发现后产生的纠纷，从洪江明证据5的内容可以看出在2017年7月31日洪明艺、洪明茹也有与洪顺意协商善后事宜；从洪伟斌提供的户口簿复印件以及洪伟斌在起诉时提交的诉状注明的地址可以看出洪伟斌作为洪顺意的儿子，与洪顺意居住在同一住所。因洪伟斌与洪顺意居住在同一住所，且在纠纷产生后的次日洪伟斌就与洪明艺、洪明东、洪明茹等人进行协商解决，故可以推断洪伟斌在与洪明艺、洪明东、洪明茹等人进行协商时应该知道纠纷的经过。洪江明证据4中洪伟斌的谈话内容有涉及到洪江明受伤的手的治疗问题，洪江明证据5中洪顺意谈话内容也有涉及到洪江明受伤的手的治疗问题，而且洪伟斌对2017年7月30日洪顺意与洪绿珍在天津发生不正当关系时被洪江明发现，洪江明当场拿手机拍照，并与洪顺意发生纠纷的事实没有异议，洪伟斌对洪江明的手在纠纷现场受伤也无异议。因此应认定洪江明的手是在2017年7月30日洪江明发现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现场受伤的。当时纠纷现场只有洪顺意、洪绿珍、洪江明三人，洪江明主张其右手第1掌骨基底部骨折是被洪顺意殴打导致的，洪绿珍作为在场人在答辩状中陈述“答辩人（指洪绿珍）与被答辩人（指洪伟斌）的父亲发生不正当关系，被前夫洪江明发现后，前夫洪江明与被答辩人的父亲发生争吵，遭受被答辩人父亲人身伤害，前夫心里和身体双重受到伤害”，可见洪绿珍认为洪江明受伤是洪顺意的行为造成的。洪伟斌证据1中有关洪绿珍对洪顺意说的这句话“……钱拿给你(指洪顺意），他（指洪江明）那些钱反正手骨那不手骨你也要给他出一些，是呢?”，按通常的理解，洪绿珍这句话的意思是洪江明手受伤，洪顺意最起码要负担一定的费用，而不能理解成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所说的“洪伟斌支付的钱不包括洪江明手的治疗费用”，所以洪绿珍对洪顺意所说的这句话显然不能证明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所主张的证明对象。洪江明证据4、5与洪绿珍答辩状中有关洪江明受伤的陈述结合在一起可以证明洪江明于2017年7月30日在发现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后与洪顺意发生冲突时，洪江明右手第1掌骨基底部发生骨折是洪顺意的行为造成的。洪伟斌主张洪江明右手第1掌骨基底部骨折与洪顺意无关，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洪江明提供的证据以及作为洪江明、洪顺意之外的唯一目击者洪绿珍在答辩状中有关洪江明受伤的陈述的证明力，故对洪伟斌的主张不予采信。洪江明证据1、2、3体现了洪江明受伤后先后到天津医院、一七四医院治疗的情况和花费的医疗费，与本案有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二、关于洪伟斌与洪江明签订的协议书以及洪伟斌出具给洪明东的借条是否有效的问题。 洪伟斌主张，因其父洪顺意与洪江明的妻子洪绿珍存在不正当关系而遭洪江明索要赔偿及封口费，洪伟斌因无奈同意给付，洪伟斌于2017年8月1日以其父代理人身份同洪江明签订了《协议书》，答应赔偿洪江明250000元，这250000元是为了弥补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这个行为的赔偿款，并不包括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当日洪伟斌转账199990元到见证人、也是双方信任的人即洪志共的帐户。因其余赔偿款没有支付，洪伟斌于同日应洪江明要求向洪明东出具借款金额为50000元的虚假借条。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确实有违社会公德，但洪伟斌对洪江明、洪绿珍不存在赔偿义务。洪伟斌与洪江明签订协议书、支付199990元赔偿款并向洪明东出具借条虽系出于替洪顺意解决问题的目的，但客观上受到被告的胁迫，洪伟斌的这些行为没有经过洪顺意的认可，同时签订协议书洪顺意、洪绿珍没有在场，协议书的内容违背了公序良俗，影响了社会公共道德秩序，违反了社会公德，应属无效；洪明东不是签订协议书的当事人，洪伟斌向洪明东出具借条的原因是洪伟斌没有付清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款，才应洪江明的要求出具借条给洪明东，但洪伟斌并无向洪明东借款，洪伟斌之所以向洪明东出具借条仅是为了解决纠纷，因此该份借条也是无效的。为证明其主张，洪伟斌提供以下证据：1.协议书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以下简称洪伟斌证据2），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陈述在签订协议书时洪绿珍、洪顺意的名字都是他人代签的，两人不在场，同时洪绿珍及洪顺意对协议的内容均不清楚，洪伟斌是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被迫签署协议，从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多次强调洪江明及其家人不得再向洪伟斌提出其他要求，说明当时的氛围对洪伟斌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才迫使洪伟斌与洪江明签订协议书，且协议书也未征得洪顺意的认可。2.借条的照片打印件（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陈述，洪伟斌出具借条给洪明东时有进行拍照，洪伟斌没有借条原件，以下简称洪伟斌证据3），证明除了签订的协议书之外，洪伟斌应洪江明要求向洪明东出具了一张借条，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款是250000元，因洪伟斌当时只支付了199990元，没有付清，所以洪江明要求洪伟斌出具这张借条，从该借条可以看出，洪伟斌在处理该纠纷时的心态及地位应当是非常被动的，洪伟斌之所以向协议书之外的人洪明东出具借条，也说明洪伟斌在写借条的时候不是自愿，仅仅是为了解决纠纷。3.洪顺意与洪绿珍之间的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该份证据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洪伟斌证据1），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在庭审中陈述，在通话中洪顺意对洪绿珍说：“他们把伟斌叫出去恐吓，叫出去干嘛这些我都不知道，回来伟斌也没敢和我说”，洪绿珍回答洪顺意：“这我也是不知道。”洪顺意又说：“伟斌连敢和我说都不敢和我说，到底情况怎么样，包括他们兄弟到店里一声也没说，什么事情也没说，根本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俩到底怎样威胁他？”洪绿珍回答：“也没啦，你有想说害来害去不是害我吗？”等通话内容，可以证明洪顺意不知道洪伟斌跟被告方协商赔偿问题，缔结协议洪顺意和洪绿珍都不知道；在通话中洪顺意说：“当天的事情那天在屋里处理，他们兄弟在恐吓威胁什么等等的事，我有说一句什么吗？我也给他们说这个事情既然是发生了，这个问题可以适当的道理互相谈谈，他们就没有放过我，这个事情刀子拿出来，你在屋里也见到了。”洪绿珍回答：“谁啊？”洪顺意接着说：“他们兄弟都没有阻拦，那还有谁，江明厨房刀子拿出来，明东和明艺都没有阻拦，刀子若不是被志共抢起来，他甚至当场就会让我出问题。”洪绿珍回答：“气头上，你都晓得气头上，那你有想着钱拿去，那我离婚都离婚了，什么也没啦。气头上，你都晓得你理解气头上，那有想着说啦。我呢？什么也没，离婚就离婚，那你说我要怎么样，你想着你要怎样对待我没，啊你有想着要怎样对待我。”洪顺意又接着说：“所有的事情我也给你妹妹说了，不是说一些问题是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的，曾经有交待你妹妹一些问题，在气头上咱也可以理解，但事情越闹越大。”的通话内容，可以证明在2017年7月31日洪江明有持刀威胁洪顺意，洪伟斌当时虽没有在场，但是洪伟斌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基于对家人的安全，所以才会背着洪顺意去和洪江明写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协议书。 洪江明、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洪伟斌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洪志斌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协议书的双方主体并不包括洪伟斌，洪伟斌仅是其父亲洪顺意的代理人，所以洪伟斌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协议书见证人洪志共是双方的亲属，周金祯是洪伟斌的亲属，所以不存在洪江明胁迫洪伟斌签协议的事实，双方是在见证人的主持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同时协议内容约定了洪江明及其家人不得向洪顺意提起这个方面的诉讼，可以理解为，双方之间就洪江明人身损害的后果达成了和解，并对和解之后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的内容并没有任何一条可以体现出洪伟斌是在胁迫之下与洪江明、洪绿珍达成的和解协议。因为纠纷产生的原因比较特殊，是基于人身损害以及双方的两性关系，洪顺意当时的情况是不便亲自出面协商，双方当事人尤其是洪江明以及见证人基于洪伟斌与其父亲特殊的亲属关系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洪伟斌已经取得了其父亲合法的授权，同时在协议书的履行过程中，洪伟斌作为代理人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大部分的付款义务，协议签订至今超过一年，洪顺意作为被代理人，从来没有反对，其长期的沉默行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追认。对洪伟斌证据3的真实性无意见，但是与本案无关联。对洪伟斌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洪顺意在通话中一直在自言自语，没有证明任何东西。洪绿珍是本案的当事人，应当到庭说明情况，洪绿珍的录音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在协商过程中，洪顺意与洪绿珍确实没有在场，私底下是否有协商此事不清楚。而有关洪江明持刀威胁洪顺意之事都是洪顺意自己在描述，没有得到洪绿珍的认可，不存在洪江明持刀威胁的事实。对洪伟斌提供的证据，洪江明进行补充质证如下：对洪伟斌证据1，洪江明表示其没有持刀威胁洪顺意；对洪伟斌证据2，洪江明表示签订协议时，洪绿珍及洪顺意没有在场，洪伟斌没有拿洪顺意的授权书，洪绿珍没有授权给洪江明，但当时洪江明与洪绿珍还是夫妻关系，洪江明有权代表洪绿珍。洪明东也提出如下补充质证意见：当时协商的时候被告方有问洪伟斌，洪顺意知道吗，洪伟斌回答的语气被告方认为洪顺意是知道的。 洪江明主张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洪绿珍与原告父亲洪顺意发生不正当关系，洪江明发现后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并遭到原告父亲的人身攻击，致使洪江明遭受严重的人身损害，同时事件发生后，洪江明、洪绿珍于2017年8月15日因为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原告代其父亲与洪江明在中间人的见证下，就人身损害以及相关的事项达成协议，原告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款250000元包括：1.洪顺意破坏洪江明、洪绿珍夫妻感情的损失；2.洪江明手掌受伤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误工费、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赔偿费、精神损害费、交通费等所有费用。洪江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洪江明的手受伤一定是达到伤残等级）；3.被告方离开天津的交通费用，当时被告方是坐飞机离开天津的。在协商过程中洪江明从没有进行过对原告及其原告父亲的胁迫行为。原告代其父亲已支付了赔偿款199990元，余款因支付能力有限而未支付，故按洪江明要求另行出具1份向洪明东借款50000元的借条。洪明东主张，借条的签署是基于协议书所涉及的250000元赔偿款，因原告及其父亲仅支付了199990元，尚欠50000元，原告才签署了这个借条。洪伟斌与洪明东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条的实际债权人是洪江明，洪明东是代理行为，借条涉及的50000元是原告及其父亲应赔偿洪江明的款项，所以该份借条是有效的。为证明其主张，洪江明提供了洪江明证据4，洪江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在谈话中，洪志共问洪伟斌“这样解决要不要让你父亲知道？”洪伟斌回答“哎”体现可以做主。 洪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对洪江明证据4质证如下：洪志共问“这样解决要不要让你父亲知道？”洪伟斌回答的语气词“哎”是无奈的表示，也就是说原告的父亲都不知道调解的方案，原告父亲就不可能作出是否同意的表述，原告与洪明东等人最初协商付300000元，因为原告无能力支付，所以再协商调整为250000元，该证据证实了原告的无奈，也证实了原告签署该协议，其父亲并不知情更谈不上同意。而且在该录音当中洪志共说这种丑事不能传出去，也证明原告是无奈为了维护家族名声，被告及其家属不能再对原告进行主张。 对洪江明提供的证据及证明对象，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没有异议。洪绿珍对洪伟斌、洪江明提供的证据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洪伟斌提供洪伟斌证据1欲证明洪顺意不知道洪伟斌跟被告方协商赔偿问题，缔结协议洪顺意和洪绿珍都不知道，以及在2017年7月31日洪江明有持刀威胁洪顺意的情况；洪江明、洪志共、洪明东、洪明茹虽对洪伟斌证据1是洪顺意与洪绿珍的通话录音无异议，但对洪伟斌主张的证明对象不认可。本院认为，洪伟斌证据1体现洪顺意不知道洪伟斌与被告方协商赔偿问题的内容都是洪顺意单方陈述，而洪顺意陈述该项内容与事实不符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洪伟斌如果没有与其父亲洪顺意沟通，根本不可能随便确认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真实性，不可能知道洪江明受伤的经过，也不可能预判洪顺意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更不可能与洪明东、洪江明等人进行协商解决。本案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被洪江明发现以及洪江明与洪顺意发生纠纷、洪江明的手受伤的时间都在2017年7月30日，洪伟斌与洪明东等人协商时间是2017年7月31日，洪伟斌与洪江明签订协议书的时间是2017年8月1日，因洪伟斌与洪顺意都居住在天津市且在同一住所，洪伟斌有时间、也有条件与其父亲洪顺意了解涉案事件的经过，有时间、也有条件与其父亲沟通赔偿方案，而且涉案赔偿金额较大，根据常理洪伟斌也会征询其父亲的意见。洪江明证据4体现的谈话录音内容，洪伟斌无异议，从该证据可以认定洪伟斌在2017年7月31日已经答应赔偿洪江明300000元，洪志共当时问洪伟斌这样解决要不要让洪顺意知道，洪伟斌以“哎”进行回答，但从当时洪伟斌回答“哎”的语调进行判断，洪伟斌应该是对其父亲洪顺意发生的这些事不满，洪伟斌并无正面回答是否让洪顺意知道赔偿方案。洪明茹随后问洪伟斌“这件事你解决可以吗？你做得了主吗？”洪伟斌回答：“我做主……”从这句回答可以推断洪伟斌应该是得到其父亲同意才与洪明东等人协商解决的。因洪伟斌对洪江明证据4中洪伟斌与洪明东等人谈话内容无异议，该份证据反映的事实与本案有关联，可以采信。在2017年8月1日洪伟斌又提出将原来已经答应的赔偿金额由300000元调整为250000元，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较大的可能性是洪伟斌在与洪明东等人协商后又与其父亲进行沟通才调整赔偿方案。由此可见，洪伟斌证据1不足以证明洪顺意不知道洪伟斌与被告方协商赔偿问题这一事实。洪伟斌证据1体现洪江明持力威胁的内容都是洪顺意说的，洪绿珍并没有明确予以确认，而且洪江明、洪明东、洪明茹、洪志共否认洪伟斌的主张，因此洪伟斌证据1不足以证明洪江明在2017年7月31日持刀威胁洪顺意，故对洪伟斌主张的该项证明对象本院不予采纳。洪伟斌证据1也不能证明洪绿珍不知道缔结协议的情况，因为在洪伟斌证据1洪顺意与洪绿珍的谈话中洪绿珍没有说过或确认过该情况，而且洪绿珍在答辩状中明确表示“……答辩人（指洪绿珍）是知晓几方签订该份《协议》和《借条》，也确认该《协议》是在洪绿珍认可的情况下签订的……”，故对洪伟斌主张的该项证明对象也不予采纳。从洪伟斌证据2可以看出，协议书约定赔偿金250000元明确载明包括洪江明、洪绿珍夫妻所有方面的赔偿金，按通常的理解应该包括洪江明主张的以下损失：1.洪顺意破坏洪江明、洪绿珍夫妻感情的损失，2.洪江明手掌受伤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赔偿费（若有实际发生)、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所有费用］，3.洪江明、洪绿珍、洪明东、洪明艺、洪明茹在协议书签订后离开天津而产生的交通费以及依法应赔偿洪江明的其他损失；而不是仅指洪伟斌所主张的为了弥补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个行为的赔偿款。鉴于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造成洪江明与洪绿珍夫妻感情破裂，洪顺意的行为致使洪江明右手第1掌骨基底部骨折，导致洪江明遭受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损失，还使洪江明遭受精神损害，甚至会使洪江明因伤致残，而且洪江明在治疗尚未终结就已经花费医疗费35511.25元，故双方当事人达成赔偿金250000元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除了赔偿金条款外，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其他协议条款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的情形，因此洪伟斌提出协议书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洪伟斌还以协议书的内容要证明其是被迫签订协议的，是受胁迫的。但从协议书的内容并不能证明洪伟斌的主张，洪伟斌又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受到洪江明等人非法胁迫行为的影响而与洪江明签订协议书的。而该份协议书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信任的见证人洪志共以及另1个见证人洪伟斌妻子的舅舅周金祯的见证下签署的，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故对洪伟斌有关其是受胁迫与洪江明签订协议书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和以上分析，可认定洪伟斌自2017年7月31日至2017年8月1日与洪明东、洪明茹、洪江明等人协商赔偿事宜，洪江明代表洪绿珍签订协议得到洪绿珍的认可，在2017年7月31日洪志共已提醒洪伟斌相关赔偿方案要不要让洪顺意知道，洪明茹也询问洪伟斌是否有权解决，洪伟斌回答其可以做主，故在2017年8月1日洪江明与洪伟斌签订协议书时洪伟斌虽没有持洪顺意的授权委托书，但洪江明完全有理由相信洪伟斌具有代理权，洪伟斌有权以其父亲洪顺意的代理人身份与洪江明签订协议书，洪江明在签订协议书时是善意的，而且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可认定洪伟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洪伟斌以其父亲洪顺意代理人的身份与洪江明（洪江明以其本人和洪绿珍代理人的身份）签订的协议书是有效的。假使洪伟斌的行为是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洪顺意对洪伟斌的行为不予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洪伟斌自愿替其父亲洪顺意解决问题而与洪江明签订协议书并支付赔偿款给洪江明的行为只是不对洪顺意发生效力，而不是无效，洪伟斌作为行为人也要承担该民事责任。所以也不能认定洪伟斌与洪江明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对于借条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洪江明、洪明东与洪伟斌都认可洪明东并无出借50000元给洪伟斌，洪江明与洪伟斌签署的协议书约定赔偿款250000元，但洪伟斌在当日仅支付199990元，剩余款项未支付，洪伟斌应洪江明的要求才出具借条给洪明东，由此可见洪明东与洪伟斌并无存在借贷关系，洪伟斌出具借条的行为从表面上看虽是合法的民事行为，但实施该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支付赔偿款这一真实的民事行为，洪伟斌出具借条给洪明东的行为是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伪装的民事行为，故应当认定洪伟斌出具给洪明东的借条无效。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在原来已经确认事实的基础上，再认定如下事实： 2017年7月30日，洪江明在发现洪顺意与洪绿珍发生不正当关系后与洪顺意发生冲突时，洪顺意的行为造成洪江明右手第1掌骨基底部发生骨折。洪江明受伤后先到天津1家医院检查，后于2017年8月2日在一七四医院住院治疗，于2017年8月3日行患手第1掌骨基底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于2017年8月10日出院，住院8天，出院诊断：右手第1掌骨基底部骨折，出院医嘱：1.给病人建议：伤口换药；循序行康复锻炼；定期拍片，观察骨折及内固定情况，术后4-6周拔除克氏针，待骨折愈合后，入院取出内固定；加强营养，适量补钙，等。2.复诊时间：每周门诊复诊。洪江明于2017年9月9日又到一七四医院住院治疗，于2017年9月12日行患手第1掌骨克氏针取出术，于2017年9月13日出院，住院4天，出院诊断：右手第1掌骨骨折取克氏针，出院医嘱：伤口换药；循序行康复锻炼；定期拍片，观察骨折及内固定情况，待骨折愈合后，入院取出内固定；加强营养，适量补钙，每周门诊复诊。洪江明已在一七四医院住院2次，共花费医疗费35511.25元。2017年8月1日，洪伟斌以其父亲洪顺意的代理人的身份与洪江明签订1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款250000元包括以下损失：1.洪顺意破坏洪江明、洪绿珍夫妻感情的损失，2.洪江明手掌受伤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赔偿费(若有产生)、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所有费用］，3.洪江明、洪绿珍、洪明东、洪明艺、洪明茹在协议书签订后离开天津而产生的交通费以及依法应赔偿洪江明的其他损失。洪伟斌与洪江明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存在无效的情形，应确认为有效的协议。同日，洪伟斌出具给洪明东的借条是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而实施的伪装民事行为，洪伟斌与洪明东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洪伟斌出具给洪明东的借条是无效的。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因洪伟斌与洪江明签订的协议书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洪伟斌要求确认其与洪江明、洪绿珍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洪伟斌代其父亲洪顺意支付给洪江明的199990元属于表见代理，洪伟斌无法要求洪江明、洪绿珍返还。即使洪伟斌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不构成表见代理，且洪顺意不予追认，但洪伟斌自愿替其父亲洪顺意解决因洪顺意实施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问题而与洪江明签订协议书产生的支付赔偿款的民事责任仍应由洪伟斌承担。因此洪伟斌要求洪江明、洪绿珍返还赔偿款199990元，于法无据，本院也不予支持。洪伟斌与洪明东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洪伟斌出具借条给洪明东是一种伪装行为，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故该份借条是无效的。洪伟斌要求确认其与洪明东签订的借条无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可以支持。洪绿珍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洪伟斌出具给洪明东的借条无效； 二、驳回原告洪伟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洪伟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志刚 人民陪审员  洪田兴 人民陪审员  洪景生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黄柳君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2- -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