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7101行初1398号 原告：江仲民，男，汉族，1952年11月1日出生，住址江西省九江市。 原告：叶学珍，女，汉族，1954年1月22日出生，住址江西省九江市。 原告：聚卡惠（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负责人：李函。 三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应贵，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人才园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6955832485。 法定代表人：孙福金，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成林。 委托代理人：叶文浩，广东中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粤财大厦信用代码11440000553612461J。 法定代表人：陈奕威，该厅厅长。 委托代理人：魏小兵。 委托代理人：傅建伟。 原告江仲民、叶学珍、聚卡惠（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卡惠公司）不服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深圳市人社局）作出的深人社工不认决字〔2018〕050000006号《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作出的粤人社行复〔2018〕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2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江仲民、叶学珍及其与聚卡惠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应贵，被告深圳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成林、叶文浩，被告省人社厅的委托代理人魏小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0月31日，深圳市人社局作出深人社工不认决字〔2018〕050000006号《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申请人称：江历于2018年8月14日在嘉麟豪庭天台高坠死亡。据申请人提供的诊断书（或病历本）诊断为高坠致颅脑损伤，受伤部位是全身多处。申请人于2018年9月11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调查核实，职工的上述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因此，作出如下决定：不予认定该职工受到的伤害（或患病）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并告知救济途径。原告收到该工伤认定决定书之后不服，向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省人社厅经复议审查，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粤人社行复〔2018〕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深圳市人社局作出的深人社工不认决字〔2018〕050000006号《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江仲民、叶学珍、聚卡惠公司诉称：江历，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在聚卡惠公司工作，原是公司总经理。江历在2018年8月14日工作时死亡，死亡经过如下：在2018年8月14日下午14时左右，该公司副总经理李函和陈建忠约江历一起到办公室谈上海投资方收购公司的有关工作。大家一起谈到下午16时左右，并约好晚上一起与上海投资方吃晚饭，并详谈投资细节。李函、陈建忠与江历相谈后离开，各自处理，考虑公司的事务及与上海方面合作的准备。江历继续处理、考虑公司事务，为了公司事务在公司办公地方嘉麟豪庭B座1803室上班与几个领导开会后，一直在思考、考虑公司的事务及与上海方面合作的准备，在为公司的事情思考而上了嘉麟豪庭28层顶楼，后高空坠地死亡。后来从物业公司了解到江历是在当天下午17时30分左右高坠身亡的。两被告对江历的死亡不予认定为工伤，理由不充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一、两被告认定江历死亡原因系自杀行为所致，有悖事实真相。（一）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江历自杀。认定自杀身亡，最直接、最客观的证据应当是事发时的现场视频或直接目击证人或现场遗留死者的遗书或事后发现死者的遗书。但本案从事发到现在为止均未发现有上述证据存在，两被告也亦未提供上述证据证明本案案件事实。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被告对江历的死亡原因认定均是推定而来。（二）公安办案机关之间对江历死亡定性自相矛盾，不能作为江历死亡系自杀的关键证据。江历死亡后，尽管原告江仲民在福田派出所《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中签字认可自杀。但当原告江仲民去福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理火化等相关手续时，该队有关人员告知江历死亡定性为自杀是不正确的，只能定性为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后存放在福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该表系原件，福田派出所存放的是复印件，且被告调取的该表系复印件）中认定江历死亡结论是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而非自杀。同时福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根据《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原件）向原告江仲民开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诊断）书上确认的江历死亡原因是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换言之，到目前为止，对江历死亡原因的认定，福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与福田派出所的结论是不一致的，但两被告并未向福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调取有关证据亦或可以隐瞒了该份对原告有利的证据。（三）原告自始至终对福田派出所出具的自杀认定存有质疑，并提出重新调查、认定申请。江历死亡事件发生后，原告江仲民到福田派出所要求见江历遗体，但被福田派出所办案民警告知，除非原告在《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中签字按手印后，才可以见。从事发到一周后，原告一直没有见到江历遗体。原告多次找福田派出所提出要求见江历遗体的要求，均被福田派出所以签字按手印为条件予以拒绝。原告江仲民在背痛绝望之际，被迫接受了福田派出所的条件，无奈签字按手印。事后原告江仲民得知福田公安局刑警大队对江历的死亡认定为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的结论后，两原告遂向福田派出所针对江历死亡原因多次提出质疑，本案的办案民警拒不接见原告，也未告知认定江历死亡认定为自杀的理由和依据。（四）原告江仲民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原告叶学珍及江历的儿子江川也认可福田派出所关于江历死亡系自杀的定性。尽管原告江仲民在《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中签字认可了江历死亡原因系自杀，但原告江仲民事后已向福田派出所证实提出了要求重新调查江历死亡原因的申请。即表明原告江仲民已否认了福田派出所事先对江历死亡原因的定性。同时作为江历的直系亲属，除了江仲民外，还有其母叶学珍、儿子江川。后两位均未在《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签字认可。且原告江仲民在福田派出所办理江历死亡相关手续事宜时，原告江仲民并未持有代表叶学珍、江川的书面授权。二、按照两被被告认定江历不构成工伤的理由是江历身前患有抑郁症，导致其自杀。原告认为上述认定不符合逻辑，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一）两被告认定江历身前患有抑郁症的事实，证据不充分。原告认为，认定江历身前是否患有抑郁症的最权威、最直接、最客观的证据应当是有关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书。江历身前如患有抑郁症，他应当身前在有关医疗机构进行过诊断、治疗。故作为办案单位的福田派出所、福田公安局刑警大队以及两被告，在作出江历身前是否患有抑郁症的事实认定前，应当向有关医疗单位调取相关证据。倘若江历身前患有抑郁症，亦未在有关医疗单位进行过诊断、治疗。那么作为与江历身前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原告应当知晓江历是否患有抑郁症。则作为办案单位的福田派出所、福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应当就这一案件基本事实对两原告进行调查，形成笔录入卷。纵观本案证据材料，两被告认定江历身前患有抑郁症的事实，证据不充分。（二）即使江历身前患有抑郁症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也应当认定为工伤。即使江历身前患有抑郁症，但导致其患病的原因也是因为江历作为总经理，工作压力大，才是其患病的根本、唯一原因。同时，江历是公司总经理，事发当天是履行职责开会，为公司工作，为公司思考事项，工作的地点因思考而延伸至公司的楼顶。江历在工作的时间死亡，依法应当是工伤。特起诉，请求：1.撤销被告深圳市人社局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的深人社工不认决字〔2018〕050000006号《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撤销被告省人社厅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的粤人社行复〔2018〕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责令被告深圳市人社局对江历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认定。 被告深圳市人社局辩称：一、涉案的事实及法律依据。2018年9月11日，聚卡惠公司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时称，江历系其公司员工，任职总经理。2018年8月14日14时，江历与同事一同在办公室谈论工作，直至当日16时谈论结束后相约晚上与上海投资方一道就餐。2018年8月14日17时30分许，江历在办公楼楼顶高坠身亡。对于上述情形，职工家属签名予以确认。工伤申报人的申报材料包括：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户口簿、劳动合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书、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家属自述、关于我司职工江历死亡的报告、不打卡说明、亲属关系证明、房屋租赁合约、房屋租赁凭证、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根据案情需要，被告依职权前往公安部门并调取了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多份询问笔录、监控视频资料；另依职权前往事发办公楼顶进行实地勘察并拍照取证。综合上述证据材料后，被告作出《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江历是聚卡惠公司的员工，该员工高坠死亡之情形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二、原告主张不成立。首先，本案的争议焦点确为江历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而坠楼死亡。根据用人单位的申报，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展开了调查取证的工作。被告依职权向公安部门调取了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多份询问笔录，证明了江历患有抑郁症，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为江历属于自杀。此外，依照被告在事发现场的勘察情况，足以排除工作因素导致江历意外高坠的可能性。原告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江历是由于工作原因高坠。因此，被告依法认定江历高坠死亡之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认定其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省人社厅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被告于2018年12月28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原告于2月14日签收，程序合法。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一）故意犯罪；（二）醉酒或者吸毒；（三）自残或者自杀；（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公安机关已认定江历为自杀，深圳市人社局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符合有关规定。被告依法维持深圳市人社局作出的《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妥。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11日，聚卡惠公司作为申请人向被告深圳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劳动合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书、公司员工的证言证词等，述称公司原总经理江历于2018年8月14日14时左右与同事一同在办公室谈论上海投资方收购公司的相关工作直至当日16时，并相约晚上与上海投资方一道就餐。之后江历继续处理公司事务，后于当日17时30分左右在办公楼楼顶高坠身亡。其中，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诊断）书记载死亡原因为高坠致颅脑损伤。2018年10月18日，在深圳市人社局的要求下，聚卡惠公司补充提交了相关材料，包括家属自述、事故报告、上班不用考勤的说明、茶山街道东湖社区出具的证明、房屋租赁合约、租赁凭证。2018年10月22日，深圳市人社局决定受理聚卡惠公司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日出具深人社工认受告字〔2018〕050000235号《深圳市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告知书》。深圳市人社局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后，前往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福田派出所（以下简称福田派出所）调查并复印了接警单、《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及嘉麟豪庭物业的员工宋亮、聚卡惠公司的员工李函、江历的妻子刘婷的询问笔录和监控视频。其中，接警单显示2018年8月14日18时47分，有居民报警看到嘉麟豪庭平台上有人躺在地上，外面在下雨，疑似从楼上摔下。福田派出所民警到场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18时49分。《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记载的办案单位意见为“自杀，按程序开具死亡证明。”嘉麟豪庭物业的员工宋亮在福田派出所案发当天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无人目击死者死亡过程，天台上发现摆放整齐的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现场没有发现其他异常情况。”聚卡惠公司的员工李函在福田派出所案发当天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8月14日11时许，我打电话给江历，跟他说今天有合作伙伴来公司，有空来公司聊一下。14时许，江历来到公司，我们在办公室喝茶聊天，16时许，我们有事办事去了，江历还在办公室。大约16时30分许，我就发现江历不在办公室，但他的包还在。17时许，我打他电话，江历接了，我叫他晚上一起吃饭，他同意了，并说在楼下散一下步。之后我大约打了五次电话给他，但一直没人接。18时许，我就离开公司去吃饭。大约19时许，我接到江历老婆的电话，说出事了，来派出所一下，我就过来了……今天见他时，他的精神状况正常。但我在五月份（具体日期不详）在电话上听他说过他患了抑郁症，有在吃药……股东基本上都知道……应该是因为今年三月份有一单合同没有签成，他一直都很自责。”江历的妻子刘婷在福田派出所案发当天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江历在2018年5月在康宁医院确诊轻微抑郁，药物治疗，现在治疗中，病情好转，近期没有发现江历有异常表现。”之后，深圳市人社局前往嘉麟豪庭对江历坠落地点进行了实地查看并拍照。经核查，被告深圳市人社局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深人社工不认决字〔2018〕050000006号《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江历的死亡不予认定为工伤。聚卡惠公司、江仲民、叶学珍收到该决定后不服，于2018年12月28日向被告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省人社厅受理聚卡惠公司、江仲民、叶学珍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复议审查，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粤人社行复〔2018〕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深圳市人社局作出的深人社工不认决字〔2018〕050000006号《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聚卡惠公司、江仲民、叶学珍于2019年2月14日收到该复议决定书后仍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经原告申请，本院于2019年7月3日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发函调取江历死亡一案的案件材料。2019年7月7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向本院出具书面意见，记载“综合现场勘验检查、法医尸表检验记录、事发现场监控录像、证人证言，排除死者他杀可能，江历死因详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诊断）书。” 以上事实，有被告深圳市人社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书、公司员工证词、补齐材料告知书及收文回执、家属自述、事故报告、考勤说明、社区亲属关系证明、房屋租赁合同及租赁凭证、深圳市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告知书、深圳市公安局接警单、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询问笔录、实地调查照片、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材料，被告省人社厅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材料，以及本院依法调取的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书面调查经过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两被告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江历的死亡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本案中，被告深圳市人社局在受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进行调查，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证据资料，并进行实地查看，确认江历于2018年8月14日从嘉麟豪庭天台高坠死亡的事实清楚。从现场情况及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来看，足以排除因工作原因导致江历意外高坠的可能性，江历死亡的情形明显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应当认定为工伤及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规定情形。被告深圳市人社局据此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深人社工不认决字〔2018〕050000006号《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虽然《深圳市公安局涉尸案（事）件调查表》记载的办案单位意见为“自杀，按程序开具死亡证明。”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公安机关出具的书面意见对自杀的认定进行了否定，但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是在职工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情形下作出的排除性规定，是指在员工受伤或死亡的情形符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条件下，将存在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三种情形排除在外。由于江历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应当认定为工伤及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原告认为江历不属于自杀，故应当认定为工伤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省人社厅于2018年12月28日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粤人社行复〔2018〕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行政复议办理程序合法。被告省人社厅对被告深圳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予以维持，处理适当。原告请求撤销该复议决定书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仲民、叶学珍、聚卡惠（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江仲民、叶学珍、聚卡惠（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汤 倩 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 人民陪审员  李月桂 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 法官助理卢宇昕 书记员温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