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巴中民终字第6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中支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斌文，系该分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魏从文，男，生于1985年10月7日，汉族，大学文化，该公司职工，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兵，男，生于1977年2月1日，汉族，初中文化，居民，现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泓静（曾用名张桂华），女，生于1978年2月6日，汉族，初中文化，居民，现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系李兵之妹。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马绍金，四川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龙，男，生于1972年8月10日，汉族，大学文化，居民，现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委托代理人李杰，男，生于1971年2月13日，汉族，大学文化，医生，住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系陈龙之表哥。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中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巴中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兵、何鸿静、陈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5)巴州民初字第1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二原告何泓静和李兵系兄妹关系，陈龙与何泓静系夫妻关系，生育了两女陈妹霖和陈思羽。何秀珍系何泓静和李兵的生母，早已离异。2014年8月22日13时许（雨天），陈龙驾驶川YJ00**号小型轿车（车主为成超），搭乘何秀珍、何泓静、陈姝霖、陈思羽从成都往巴中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巴南高速（巴中方向）214公里+700米处，何秀珍接完一个电话后，情绪激动，吵着要下车，被告陈龙没有停车，何秀珍就伸手抓方向盘，加之雨天路滑，车速较快导致车辆失控撞上右侧防护桩，原告何泓静被夹在车内，何秀珍、陈龙、陈姝霖、陈思羽被甩出车外，车辆因惯性冲上缓坡后翻落至车道将何秀珍当场压死。2014年8月22日，南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此次交通事故出具了交通事故证明。同时查明：被告陈龙取得了B1型驾驶证。川YJ00**号小型轿车的车主成超在巴中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122000元，第三者责任险500000元及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限额为20000／座。4座且均投了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为2014年8月9日至2015年8月8日。另查明：何秀珍、何泓静、李兵户籍性质均为城镇居民。仪陇县人民医院出具了死者何秀珍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二原告于2014年9月3日在巴中市殡仪馆对何秀珍遗体进行了火化并安葬。原审认为：2014年8月22日，被告陈龙驾驶川YJ00**号小型轿车搭乘原告何泓静、何秀珍及陈姝霖、陈思羽行驶至巴南高速（巴中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何秀珍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事故车辆川YJ00**导小型轿车系案外人成超所有，事故时系成超借给被告陈龙使用，陈龙具备驾驶资格，原、被告双方均未向本院举证车辆所有人成超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故成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事故车辆川YJ00**号车在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上的人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条款》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在被保险机动车上的自然人。”据此可以认定，“车上人员”仅指发生保险事故时身处保险车辆之上的人员。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交通事故而受害的人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车上人员”，应当以在交通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即为“车上人员”，在车下即为“第三者”。机动车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第三者”与“车上人员”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本案中，死者何秀珍是被川YJ00**号轿车甩出车外，被该车压死的，交通事故发生时，何秀珍不是在保险车辆之上，而是在该车辆之下。如果何秀珍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是保险车辆车上人员，则根本不可能被该车压住身体死亡。故何秀珍的身份已由被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转化为车外“第三者”，被告巴中保险公司抗辩应在车上人员险限额内赔偿的理由不成立，本案交通事故责任属于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包括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理赔范围，被告巴中保险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入、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入、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入、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对于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死者何秀珍有无过错的问题。此次交通事故后，南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原告何泓静、被告陈龙、陈姝霖做的询问笔录；南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南公交证字【2014】第01-2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庭审中，被告巴中保险公司对原告何泓静笼录内容真实性提出质疑（南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两次询问何泓静，何泓静对事故发生前何秀珍有无手抓方向盘的行为称述不一致），但何泓静的第二次陈述（事故前其母亲情绪激动有手抓方向盘的行为）与当庭陈述一致，且与其他两个事发当事人陈龙、陈姝霖（事发时已年满14周岁）的陈述基本一致。被告巴中保险公司虽提出质疑但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故对于南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南公交证字【2014】第01-2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和南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陈龙、陈妹霖、何泓静（第二次）的询问笔录，本院予以采信。据此，可以认定事故发生当天雨天路滑，车辆行驶速度较快，何秀珍接电话后情绪激动伸手抓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撞上右侧防护桩，车辆因惯性冲上缓坡后翻落至车道将何秀珍当场压死。对于此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问题。南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未对此次交通事故责任作出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死者何秀珍情绪激动在高速公路上要求下车，未被许可后手抓方向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六条：“乘车人……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行为”之规定，显然有过错，应当减轻驾驶人陈龙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本案案情和原告方的主张，本院认为对于造成何秀珍死亡的损害赔偿责任由被告陈龙承担50%赔偿比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故对于何秀珍死亡产生的赔偿责任应首先由巴中保险公司在川YJ00**号轿车投保的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其次应当由巴中保险公司在川YJ00**号轿车投保的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承担；不足部分或不应由被告巴中保险公司承担的部分由被告陈龙承担。关于原告主张的具体费用认定问题：1、死亡赔偿金：死者何秀珍系城镇居民，死亡时62周岁，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15年6月24日，参照2014年度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81元，原告主张24381元×18=438858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参照2014年度全省职工平均工资45697元计算，即为22848.5元（45697元／年÷12×6）。3、误工费：原告主张20人于法无据，本院确定3人3次，原告主张80元／天，符合法律规定，即应为80元／天×9=720元。4、交通费：原告主张从盐亭包车运送尸体费3000元，虽未向本院提供票据，考虑到原告方实际支出的需要，本院酌定1000元。5、精神抚慰金：本案系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其数额应当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生活水平等各种因素，综合予以确定。故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可酌定确定为30000元。综上，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因何秀珍死亡产生的丧葬费22848.5元、死亡赔偿金438858元、误工费72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463426.5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中支公司在川YJ00**号车投保的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原告李兵、何泓静80000元后，余下383426.5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中支公司在川YJ00**号车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原告李兵、何泓静191713.25元，其余由原告李兵、何泓静自行负担。二、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中支公司在川YJ00**号车投保的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原告李兵、何泓静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宣判后，上诉人人保财险巴中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的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其驾驶员陈龙不应承担事故的责任。（一）车辆事故时不存在超速的情形。（二）该事故是由于受害人何秀珍的故意行为而造成的，受害人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及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及驾驶人以外的其他车上人员的故意、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的自身伤亡属于上诉人责任免除的范围。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就交强险设立的目的是以保险保障道路交通事故中的第三者合法利益，即保障被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车下人员，或严格意义上讲叫车下的路面行人被侵害后得到及时救济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原审法院依据的所谓的“身份转换理论”并依此判决，明显有悖于我国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设立的目的以及保险合同约定。（二）身份转换理论的逻辑错误。“身份转换理论”就本质上讲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三）1、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专家李明义认为：第一、从解释论立场考虑。第三者的范围法院不宜做扩展性解释。第二、从法律的适用的统一性和事实认定的可操作性上考虑。本车人员的概念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概念或空间概念，更是一个评价概念。2、2012年12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奚晓明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明确指出：车上的司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时先摔出车外，后被车碾压致死的情况，“车上人员”与“车外人员”的区别是比较固定的，因交通事故的撞击等原因导致车上人员脱离本车的，不存在“转化”为第三人的问题，上述人员仍属于“车上人员”，不应由交强险予以赔偿。本案死者在事故发生前，乘坐于川YJ00**车上，属于该车车上人员。南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询问笔录和庭审的陈述，可以确定受害人是在抢夺方向盘这一故意行为之后导致的交通事故并飞出车外被本车碾压致死，不存在受害人身份转化的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的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次交通事故死者何秀珍的身份是否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的问题。机动车车辆系交通工具，“车上人员”与“第三者”并不是永久固定不变的身份，而是一种临时身份，在特定情形下可以相互转化，本案中，死者何秀珍在事故发生时被甩出车外，然后被压在车下致死，其在甩出车外时是车上人员，但其被压于车辆之下，其身份已经转化处于车下，已瞬间转化为“第三者”。《机动车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按照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原则，应解释何秀珍已从“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关于何秀珍手抓方向盘的行为是否属于“受害人故意”的免责行为。上诉人人保财险认为何秀珍手抓方向盘属于受害者故意行为，受害人应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何秀珍手抓方向盘的行为系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但是其并无促成交通事故发生的故意，交通事故的发生并非因此而不可避免，原审判决受害人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应该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原审判决精神抚慰金过高，二审予以变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巴州区人民法院（2015）巴州民初字第15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巴州区人民法院（2015）巴州民初字第15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中支公司在川YJ00**号车投保的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原告李兵、何泓静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为“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中支公司在川YJ00**号车投保的交强险限额内赔付被上诉人李兵、何泓静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6620.00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中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黎 明代理审判员  陈长育代理审判员  杨璐菥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