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1行终4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琪芬，女，196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高珊珊,山东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赵锋，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燕敏，该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庆峰，山东鲁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薛英，女，197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徐国红，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琪芬因诉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以下简称莱芜公安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6行初1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任琪芬及其委托代理人高珊珊，被上诉人莱芜公安分局的负责人徐希强及委托代理人王燕敏、王庆峰，原审第三人薛英的委托代理人徐国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1日18时许,薛英、薛燕等人因为停车问题到柳加斌家中理论，薛英等人与本案原告任琪芬发生争吵、厮打，被告接到报案后，于6月2日委托济南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原告之伤情进行鉴定，6月10日出具鉴定报告，原告之损伤构成轻微伤；6月19日被告向双方当事人送达，6月25日原告方正式拒绝签收。2019年7月1日被告通过审批延长办案期限30日。2019年8月6日对本案第三人薛英作出了莱芜公（官寺）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49号处罚决定），内容为：2019年6月1日18时许，薛英、薛燕等人因为停车问题到柳加斌家中理论，薛英等人与柳加斌家理论，薛英等人与柳加斌妻子任琪芬发生争吵，薛英对任琪芬进行殴打，经法医鉴定，任琪芬之损伤构成轻微伤。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出警录像，伤情鉴定等事实依据。综上，薛英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薛英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2019年8月9日被告向原告送达该处罚决定书，原告方拒绝领取，原告不服，于2019年11月11日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的处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是否得当，是否应予撤销。 2019年6月1日18时许,薛英、薛燕等人因为停车问题到柳加斌家中理论，薛英等人与本案原告任琪芬发生争吵，薛英对任琪芬进行了殴打，经法医鉴定，任琪芬之损伤构成轻微伤。关于原告诉称薛燕、薛英、薛莉以及陈义尚系故意合谋打人，应该处罚四人的观点，第三人不承认，被告没有收集到相关的有力证据，原告也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四人的事前合谋以及薛莉和陈义尚的违法行为成立；原告提供的照片和录像仅能证实涉案行为发生时四人在场，但是无法证实四人合谋并参与了违法殴打的行为，故原告的观点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耳膜穿孔的问题，因事情发生在2019年6月1日，原告的耳膜穿孔问题最早出现在6月20日的报告单中，在6月20日之前的调查询问以及住院治疗等过程中，均未提及这方面的不适或问题，医生也无法判断耳膜穿孔的形成时间和原因，没有足够证据证实此问题与6月1日的事件相关联，被告在处罚时未将此问题作为考虑的情节并无不当，故原告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无法支持。 关于原告提出的出警时间问题，被告辩称“报案人系田京坤，一开始报案时说听到有人打仗，后来打电话说不用来，没事了，所以出警时间晚”，结合2019年6月25日对田京坤询问笔录的内容“回去以后我报警，派出所联系我时楼下没声音了，我就和派出所说先不用来了，后来又报警让警察来的”，可以认定被告在出警时间上没有违法。 关于原告诉称的被告故意拖延办案时间的问题，被告作出说明鉴定书要到济南进行盖章，虽然系2019年6月10日得出结论，但真正盖章和通知派出所领取时间为6月18日，该说明符合实际情况，被告辩称理由成立。另外被告方认为案情复杂，于2019年7月1日依法履行了相关的办案期限延长手续，由此可以认定被告并非故意拖延办案期限，已经依法履行了相关程序。 关于原告提出的派出所没有及时介入调查的问题，派出所辩称小区物业部门已经介入调解，毕竟系邻里纠纷，而且尚未得出鉴定结论，所以没有正式介入调查，该辩称有事实根据，予以采信。 综上，第三人薛英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被告莱芜公安分局对薛英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任琪芬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任琪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任琪芬负担。 上诉人任琪芬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及249号处罚决定并责令莱芜公安分局依法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薛英、薛燕等人是因为停车问题到柳加斌家中理论的事实错误。四名违法人是在与薛振联系沟通后，共谋到上诉人家中泄愤示威。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6月25日正式拒绝签收鉴定报告以及8月6日拒绝领取处罚决定书错误。在两文书送达期间，上诉人一直在医院住院治疗，并没有收到被上诉人方工作人员现场送达文件或者邮寄送达任何文件。关于鉴定报告，上诉人之子曾经到派出所领取，但是看到只处罚了两个人，所以在签字的同时也注明不认可该处罚，派出所工作人员当场撕毁已经签字的文件。在出警时间问题上，原审判决认定出警时间拖延一个多小时是因为报案人田京坤报警后又电话通知说不用来。但是被上诉人“受案登记表”明确表明其在2019年6月1日接到上诉人方电话报案，而不是接到田京坤的报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证明上诉人之夫在2019年6月1日18时31分拨打110并通话1分6秒。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田京坤存在两次拨打110的通话记录。并且上诉人之夫的报案可信度远大于案外人田京坤。被上诉人在接到上诉人方的报警电话一个多小时后出警属于刻意拖延出警。在案证据能够证实三名女子拉扯倒地的上诉人，陈义尚为三人把守，不仅不劝阻三名女子打人，并说“别多管闲事”来阻止恐吓前来劝解的邻居。关于耳膜穿孔的伤情确实存在，关于派出所是否拖延办案以及不及时介入调查问题，从事发到6月25日上诉人之子去派出所签字，期间没有任何人员或者物业部门介入调解。在上诉人一家及证人均不认识另外两名违法人情况下，上诉人对派出所不履行辨认程序违法提出异议；派出所在尚未传唤四名侵权人情况下，却在“受案登记表”中记载“薛燕”名字。上诉人对违法行为人在传唤证记载时间之前就一起到派出所接受询问以及为何出现一份传唤证却有多次询问笔录问题有异议。原审庭审过程中没有将上诉人提交的物业录像资料和被上诉人提交的录像当庭播放不符合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莱芜公安分局辩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薛英、薛燕等人到柳加斌家中去系蓄意打架或者报复，二人之所以与被上诉人发生了厮打，也是因为与上诉人之间发生了口角。被上诉人在法律规定的60日期限内完成了本案的调查取证及处罚工作，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之所以延长办案期限主要是因为上诉人提出了新的伤情主张，被上诉人需要对该伤情是否与本案有关进行调查核实。并且按照法律规定，鉴定时间不计入办案期限。被上诉人在案发当天处警时，先到案发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查和询问，确定了上诉人一方当事人的身份，然后又在物业经理的带领下到原审第三人薛英母亲家，见到当时还在此的薛莉、薛英、薛燕，并对其进行了初步询问，确定了该方当事人的身份和基本事实经过。6月4日，又在涉案派出所办公室接待了到此反映情况的薛英、薛燕，并对其受伤部位进行了拍照取证。经过前期的初步调查，被上诉人才确定受理本案。办案人员并非私下会见过被处罚人，不存在上诉人怀疑的徇私枉法的情况。被上诉人初次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是证人田京坤，但之后不久其又来电称没事了不用出警了，所以才出现出警延迟的问题。另外外，出警延迟并未对本案的调查和处罚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出警也是行政案件受理之前的行为，并不属于行政处罚程序范畴。 关于法律文书的送达问题。因为当时上诉人正在住院治疗，而且上诉人在本案调查处理过程中，均是由其子柳杨当家作主，柳杨说让收才能收，他说不能收，一个电话就可以让柳加斌将已经签字的文书中的名字划去。所以办案民警通知上诉人一方到派出所领取文书并不违法。其次，虽然上诉人一方拒绝签收相关法律文书，但是办案民警已经履行了向其送达和告知权利的义务。上诉人一方也得知了鉴定书和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并告知了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即使上诉人拒绝签收，也没有影响其实体权利。虽然鉴定书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0日，但是由于莱芜划归济南后，鉴定部门没有印章，所有出具的鉴定书须统一到济南盖章，被上诉人实际收到该鉴定书是在2019年6月18日。次日，被上诉人就通知双方当事人到派出所领取鉴定书。原审第三人薛英等人按照通知及时到派出所领取了鉴定书，但是上诉人则一直借故拖延，直到2019年6月25日柳杨才到派出所领取该鉴定书。柳杨在通知书上注明“现在没有意见，以后有了意见再说”，办案民警告知其这样写不符合规定，要么写有意见，要么写没有意见。民警撕掉了该份通知书并重新打印出一份让柳杨签名或写明意见，但柳杨拒不签字。办案民警在该意见上写明了该情况。虽然上诉人对鉴定意见不服，但是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上诉人直到案发后二十天才提出耳膜穿孔的伤情，经办案人员调查，在上诉人6月20日前的病历及诊断证明中均没有上诉人提出耳部有任何不适症状的记录，证人李帅、万京明及柳加斌均证实上诉人在此之前没有提出过耳鸣或耳内疼痛的情况。因此，对上诉人耳膜穿孔的结果，无法查证与本案有关，无法作为本案行政处罚考量的情节，是否补充鉴定，都对本案行政处罚没有影响。原审法院所采纳的证据均经过三方庭审质证。物业录像是否全部当庭播放并不影响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因为该录像是由上诉人一方提供给被上诉人的，所以对录像内容双方均清楚，对此证据双方均当庭发表了质证意见，均对录像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所以法院是否当庭播放录像并不影响诉讼各方的实体权利，更不影响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薛英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249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对原审第三人既实施了“拘留”处罚又进行“罚款”处罚明显偏重，249号处罚决定没有考虑上诉人侮辱谩骂原审第三人的情节，没有考虑上诉人之夫对原审第三人家人的车辆乱写乱画的情节，没有对上诉人夫妻依法处罚，对原审第三人处罚偏重。上诉人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是同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之前没有任何矛盾和纠纷，本次矛盾的发生就是因为“小区停车问题”。本案除了已经受拘留、罚款的原审第三人及其妹妹外，没有其他任何参与者。上诉人在事发19天后自述的所谓“耳膜穿孔”问题与事实不符，更与本案原审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本案属于情节特别轻微，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属于轻微的拉扯行为，上诉人系轻微伤，上诉人住院主要是治疗自身疾病“脑梗塞”“颈椎退行性变”。案卷中上诉人病历中医嘱显示，医院从2019年6月17日开始先后5次要求上诉人出院，但上诉人无故拒不出院。截至2019年7月8日，医院不再记录《病程记录》，之后至今没有相应病历。上诉人至今不出院，属于恶意扩大矛盾和损失。事情发生后，原审第三人及家人多次探望上诉人，前后达11次，花费2600元，并为其垫付医疗费6000元。期间，原审第三人找多位中间人进行调解，中间人电话联系、亲自前往10次左右，均未果。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第二条第一项第二目规定，行政案件受案审查期限原则上不超过24小时，疑难复杂案件受案审查期限不超过3日。本案中，涉案派出所于2019年6月1日接到110处警指令后处警，其迟至2019年6月6日才受案，明显不符合受案审查期限的规定，程序违法。 关于原审第三人薛英是否构成“结伙殴打、伤害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关于结伙的构成要件，从客观上，结合《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关于结伙是指两人（含两人）以上的规定，应是两人以上共同实施违法行为；从主观上，应具有共同的故意。该共同故意可以形成于实施违法行为之前即事前共谋，也可以形成于具体实施违法行为过程中即事中共谋。对共同故意的认定应综合分析客观情景来判断，不能局限在事前有无共同预谋。根据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原审第三人薛英与薛燕因为停车问题共同到柳加斌家中理论并在期间与上诉人任琪芬发生冲突，薛英、薛燕均对上诉人任琪芬实施了殴打行为。被上诉人莱芜公安分局未能进一步查明二人是否构成结伙，迳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薛英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关于上诉人任琪芬的耳膜穿孔问题，根据在案证据，原审判认定没有足够证据证实该问题与6月1日的事件相关联并无不当。关于被上诉人莱芜公安分局是否存在延迟出警等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被上诉人莱芜公安分局作出的249号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任琪芬的诉讼请求不当亦应一并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6行初133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于2019年8月6日作出的莱芜公（官寺）行罚决字[2019]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责令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四、驳回上诉人任琪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宝林 审 判 员 胡一帆 审 判 员 陈 伟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孙辉妮 书 记 员 常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