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26刑初75号公诉机关保康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杜金龙，男，1970年12月9日出生于枣阳市，汉族，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原系枣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庭长（副科级），住枣阳市。因涉嫌犯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2016年7月22日被襄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被逮捕。经本院决定，2017年7月21日、2018年7月20日对杜金龙取保候审。辩护人梅光辉、张坤，湖北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黄树国，男，1956年8月14日出生于枣阳市，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原系枣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法官（正科级），现已退休，住枣阳市。因涉嫌犯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2016年7月7日被襄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襄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当月22日对其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2017年7月19日、2018年7月20日对黄树国取保候审。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6日以〔2016〕鄂襄阳中刑指字第90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本院审判被告人杜金龙、黄树国涉嫌犯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一案。保康县人民检察院以鄂保检刑诉〔2017〕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杜金龙、黄树国犯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于2017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后经审理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7）鄂0626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宣判后，杜金龙不服提起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9）鄂06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7）鄂0626刑初11号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判。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保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德全、陶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杜金龙及其辩护人梅光辉、张坤，被告人黄树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保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5至7月，被告人杜金龙、黄树国在共同执行曾某等６人申请强制执行襄阳晴川盛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晴川公司）、颜某8宗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以及王某1申请强制执行颜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滥用职权致使当事人及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及恶劣社会影响。具体事实如下：（一）在执行案件过程中滥用职权，造成襄阳晴川公司财产损失6024500元和第三人高某财产损失1885461元。同时杜金龙收受贿赂4万元，黄树国收受贿赂3000元。2014年3月19日，王某1向枣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枣阳法院）起诉颜某偿还借款400万元。4月4日，王某1以曾某、赵某、邢某、王某2、李某1、陈某1６人名义分成8个案子向枣阳法院起诉颜某、襄阳晴川公司偿还借款共计2300万元。曾某等6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某及其助理李某2。5月8日，枣阳法院做出9份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2014年5月22日，经唐某与时任枣阳法院执行二庭庭长杜金龙联系后，王某1、颜某、李某2向该院执行二庭申请执行。杜金龙安排执行二庭法官黄树国具体承办上述案件。王某1、颜某、李某2、唐某告知杜金龙，实际是襄阳晴川公司欠王某1的钱，王某1是以曾某等6人名义起诉的，欲将襄阳晴川公司紫园小区相关房产和颜某所有的2套房产抵偿给王某1。杜金龙提出以房抵债的房产必须进行评估。王某1、颜某、曾某等人遂委托襄阳中兴达资产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兴达评估事务所）于2014年5月23日立案当天对襄阳晴川公司紫园小区相关房产出具了结论为22956939元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杜金龙、黄树国未对该报告进行认真审查。5月25日，黄树国向合议庭成员虚假陈述王某1是涉及襄阳晴川公司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合议庭随即同意查封襄阳晴川公司所有的紫园小区一期相关房产。王某1为逃避国家房产税收，达到以房抵债的目的，让唐某就上述9宗执行案件起草一个执行和解协议，将襄阳晴川公司房产不抵偿到曾某等6人名下而是直接抵偿给王某1所有。5月27日，王某1、李某4、颜某达成以房抵债执行和解协议。后杜金龙告诉黄树国已向分管领导陈某3请示，可以出具以房抵债执行裁定。5月29日，黄树国隐瞒颜某两套以房抵债住房没有评估，王某1是涉及晴川公司案件的案外人事实，导致合议庭同意将查封的上述相关房产抵偿给王某1。随后黄树国起草了（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一、将涉案的襄阳晴川公司所有的紫园小区相关房产作价2453万元；将涉案的颜某所有的武汉中央文化区和襄阳盛特区共两套房屋作价500万元，上述房地产交付王某1抵偿债务2953万元。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王某1时起转移。二、王某1可持本裁定书到有关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杜金龙在明知颜某两套住房未经评估，明知王某1是涉及襄阳晴川公司执行案件案外人的情况下，签署审核同意意见。6月6日和6月7日，黄树国对上述9宗案件先后做出执行结案报告。事后，杜金龙和黄树国向武汉市和襄阳市房管部门送达了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年10月22日，襄阳市人民检察院对上述行为以事立案。10月27日，枣阳法院针对上述9宗执行案件的错误执行，下发（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原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涉案的抵债房屋权属恢复到抵债之前状态。后经再审、二审程序，两级人民法院均认定王某1、曾某等6人与颜某的债务纠纷为虚假诉讼。案发后，襄阳市人民检察院委托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涉案的襄阳晴川公司紫园小区相关房产进行鉴定，鉴定房产价格30354500元。襄阳晴川公司为挽回损失，聘请律师维权，支付律师代理费20万元。另指控，在上述9宗案件执行过程中，黄树国向唐某索要人民币3000元留作私用。2014年六、七月间，杜金龙收受唐某贿赂人民币4万元留作私用。2015年11月初，在枣阳法院决定对曾某等6人案件再审后，杜金龙担心出事，将4万元退还给唐某。案发后黄树国将3000元现金上交枣阳法院监察室。同时指控，2015年1月3日，王某1通过房产中介将涉案的襄阳盛特区房屋以125万元的价格卖给第三人高某。高某已支付房款122万元并进行了装修。案发后，经鉴定装修价值665461元。（二）在执行案件过程中滥用职权，诱发紫园小区业主集体游行到襄州区、襄阳市政府上访，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2014年4月，因资金紧张，襄阳晴川公司开发建设的紫园小区停工。按照合同约定，应于6月1日交房，但当时小区内的配套服务设施尚未完工。小区业主开始到襄州区政府和信访局上访。襄阳晴川公司负责人颜某、翟某、张某等人多次向业主表态，紫园小区尚有门面和车位等资产，出售后回笼资金可保障继续建设。5月30日，业主们见仍未复工便上街堵路。当晚襄州区区长等政府工作人员与业主代表谈判，颜某继续表态，紫园小区尚有土地、门面等资产，可保障建设并承诺2014年10月1日前交房。但次日，业主们获悉襄阳晴川公司的土地已抵押给交通银行，十几间门面未经正规评估已经抵偿给王某1等人。为此，引发了6月1日几百名紫园小区业主游行到襄阳市政府上访事件，在当地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枣阳法院执行卷宗、执行裁定书、再审判决书、信访资料、委托代理合同等书证，证人颜某、王某1、唐某、张某、曾某等人证言，鉴定意见及被告人杜金龙、黄树国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杜金龙、黄树国在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定活动中，滥用职权致使当事人及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四款、第二十五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追究二被告人刑事责任。被告人杜金龙辩称，我坚持原审中的辩护意见和上诉意见，但与本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以本意见为准。在接到原审判决前，我不知道9个案件是虚假诉讼。执行人员没有审查虚假诉讼的义务，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不应由执行法官承担，但因虚假诉讼而产生的执行后果，虚假诉讼的相关人员应该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没有生效调解书，执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不会产生执行，更不会出现执行人员的法律责任。现以不存在虚假诉讼为前提，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对我和执行法官均不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重审辩护意见如下：《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法条规定构成本罪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第一、行为违法性，即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的行为、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共四种法定违法行为；第二、属结果犯，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第三、主体特殊，仅指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负有法定执行职责的执行人员。否则，不构成本罪。一、客观方面，我和承办人没有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依照罪刑法定原则，上述四种法定违法行为之外的其他任何行为都不构成本罪。起诉书中，检方没有指明本人和承办人违反的是四种违法行为中的哪种行为，具体的违反了什么法律规定。庭审中，检方列举了当事人找我、立案审批、不审查评估报告、签批法律文书、部分文书送达等事实，均不是构成本罪的法定违法行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即使列举再多，只要不属构成本罪的法定违法事实，就不构成本罪。事实上，本被告人、承办人均没有法定违法行为，均不构成本罪。争议的焦点是：将晴川公司房产抵偿给案外人王某1是否违法？颜某的自有房产未经评估抵偿给王某1是否违法？评估、逃税等问题是否违法？晴川公司的房产抵偿给王某1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符合相关司法解释，是合法的。司法解释规定申请执行和被执行人之间可以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允许案外人参加，包括以物抵债。也规定了权利受让人即案外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理由和法律依据如下：1、王某1接受晴川公司房产抵债的和解协议，是9个调解书履行义务的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的变更。符合《执行规定》第86条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的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在2014年5月27日的执行和解中，当事人协议变更了9个调解书履行义务的主体、标的物、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等，即（2014）鄂枣阳民二初字第170号民事调解书履行义务的主体由被执行人颜某变更为晴川公司、颜某，而其它8个调解书履行义务的主体即被执行人均由晴川公司、颜某变更为王某1。调解书由原来的金钱给付变更为以物抵债，且每个调解书履行方式等均发生了变更。在9个调解书履行义务的主体、标的物等变更后，调解书中原、被告间对应的履行关系已不复存在，再去分析调解书中谁是案外人已没有法律意义。和解执行协议没有增加晴川公司的义务，并达到利于9个案件都能执结的最佳效果。2、和解协议是晴川公司等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进行处分的具体表现，符合法律规定。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以物抵债等内容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9个案件当事人自行合并一起协商，达成执行和解是对自己诉讼权利（包括执行程序权利）的处分。3、从债权转让角度看，王某1在和解协议中是其他8个案件的债权受让人，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他可以作为其它8个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理由是：和解协议实质是其他8个案件的原告即债权人将其在调解书中对晴川公司、颜某享有的受偿权转让给了王某1，同时约定王某1代晴川公司、颜某履行8个调解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符合《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依照《执行规定》)第18条、第20条的规定，权利承受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作为申请执行人。调解书中确定的债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民事权利，债权受让方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请求强制执行，符合最高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第21号）第九条“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该规定，王某1可以作为另外8个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王某1接受晴川公司房产抵债的和解协议，不仅符合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也符合之后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的。（二）颜某自有房产议价抵给王某1符合司法解释规定，颜某自有房产未经评估自愿按高于购房发票价抵偿，对方认可，这种作价方式实质是当事人自行议价。理由是：1、以物抵债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是财产“作价”而不是“评估”，1992年《最高法适用意见》第301条“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2015年修订的《最高法关于适用的解释》第491条“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是对92年的301条的保留。前后条文中均规定的是“作价”，财产作价显然包括双方当事人按市场购房价进行议价的作价方式；2、作价包括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等方式。《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号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可以采取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等方式。”可见双方当事人议价符合司法解释规定；3、执行中的财产变价，评估不是必经程序。最高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拍卖、变价财产的规定》第四条“对于财产价值较低或者依照通常方法容易确定的，可以不进行评估。当事人双方及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不进行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依照罪刑法定中的法允许作有利于行为人的解释的理念，足以说明被执行人的财产处理，评估并非前置和必须。《一院两部通知》第26条“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协商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可以直接裁定评估作价抵偿债务，并办理相关变更过户手续。”从效力等级来说该通知是司法解释的下位法，通知中使用的是“可以”，不是必须，不能排除适用上位司法解释关于抵偿的规定；4、法院能否直接裁定“以房抵债”？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成都青华路支行与成都市春熙大厦房屋开发公司金融借贷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172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不经拍卖、变卖程序直接裁定以物抵债的法定要件是“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综上，晴川公司的房产抵偿给王某1和颜某的房产议价抵偿给王某1，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和程序权利的自行处分，既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有最高法院自行处理类似案件的具体司法实践。部分司法解释虽在之后出台，但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刑法适用原则，即行为时没有解释，审理时有新解释认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应当适用新解释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理念是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允许利于行为人的类推。故这两个抵偿行为都符合法律规定，是司法实务中的通常作法。（三）评估报告审查、税收问题：1、评估报告审查问题，评估报告是专业评估人员作出的，执行人员不是评估专业人员，无法审查评估价格的高低。评估报告的审查没有法定的标准，实务中执行人员只需审查评估机构、评估人员是否具有资质，如有资质，就已尽了审查义务。评估价格的高低应由评估专业人员负责。如对评估价格高低有异议，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由承办合议庭决定是否重新评估。案件执行中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评估报告属于证据，依照《加强合议庭职责规定》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是否采用由合议庭决定，那种认为由庭长负责审查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不管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什么身份，都是个人主观臆断，不能代表法律；2、税收不是构成本罪的法定违法行为。二、没有危害后果，刑法399条第三款规定的危害后果是：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起诉指控的危害后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损失，二是信访等社会影响。（一）信访等社会影响不是法定的危害后果。刑法条文对危害后果规定的非常清楚，即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1、危害后果是法定的，按罪刑法定原则，不容人为的增加，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故将信访等社会影响作为危害后果没有法律依据；2、社会影响与执行没有因果关系，晴川公司房产在审理中已查封，抵偿房产不是上访业主所购房产，与业主没有关系，且上访中业主从没有提到法院或法院的执行行为；3、业主上访的根本原因是晴川公司不能按期交房。（二）指控所称损失不存在或不是本案的危害后果。起诉称晴川公司经济损失602.45万元（含房屋鉴定差额582.45万元、律师费20万元）、第三人高某财产损失188.5461万元。相关指控不构成本案危害后果。1、关于晴川公司损失问题。首先，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即被害人承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刑法只保护值得保护的利益，如果法益主体因同意或许可而放弃了自己的法益，就不存在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行为人损害被放弃法益的行为，就没有侵犯法益，因而没有违法，不算犯罪。这是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的基本法理。晴川公司在执行中是被执行人，刑事案件中相当于被害人。晴川公司与王某1等于2014年5月27日签订了和解协议，并加盖了公章，如果晴川公司自己的行为造成了自己的损失，其签订的协议，在民事上属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后果自负，是合法的；在刑事上属被害人的承诺（包括同意、允许、请求等），系违法阻却事由。即使有损失，也属自己放弃的法益，对放弃的法益实施执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国家的法律具有统一性，即民法上是合法的行为，在刑法上也是合法的，没有民法上认为合法的，在刑法上却认为是违法犯罪的。否则，就破坏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其次、晴川公司的房产没有损失，即使有损失也该后果自负。对王某1来说，收到裁定时享有应然的房产所有权，不是实然的所有权。这种权利是取得权利客体即房屋的前提和基础，不等于收到裁定就取得了权利客体房屋，只有房屋过户到王某1名下时，才实现了权利的主体、客体的统一。没过户前，依照《物权法》第31条，王某1对房屋无权处分，王某1没有占有，无处分权，更谈不上使用权和收益权，王没有享有房屋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其享有的是应然的所有权，不是实然的。对晴川公司而言，客观上裁定书在房产没有过户前已被撤销，抵债房屋没有过户给王某1，一直登记在晴川公司名下，没有交付，仍由晴川公司占有，既没有毁损，也没有减少。在房屋这个物本身没变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对房屋做了不同的估价参考，这是外在的人为的评价，房产的价值不会因不同的评估行为而发生损毁、减少，故未产生损失。检方将两份评估报告估价差额认定为损失，既没有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晴川公司委托评估后，对评估价没有异议，最终在高于评估价之上双方议价抵债，本质上属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如有损失，晴川公司应当自负后果；整个评估、抵偿过程，没有法官介入，没有法官的强迫等行为和意思表示，执行法官没有改变当事人抵偿的议价，只是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对执行和解的认可，执行法官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检方所谓的差价如是损失，晴川公司自愿作价抵偿的行为是直接原因，一切后果应当自负。2、指控中20万元律师费损失，与案件的执行毫无关联。3、高某付出的购房款和装修费不存在损失，即使有损失与法官也无直接因果关系。截止到现在，晴川公司、颜某、王某1等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并自愿履行后，从没有当事人或第三人向法院主张过存在损失或提出执行异议。晴川公司主张的是相关当事人提起诉讼错误，实际债务数额有误和债权人对象有误。高某也没有主张过损失。检方虽指出还有集资等，但不代表有损失，且没有证据证明其他人的利益因执行遭受损失。故本案不存在法定的危害后果。三、本被告人不是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犯罪主体，不属共犯。（一）如何界定该罪的主体，案件的执行中，常有承办人、合议庭成员、庭长、局长、分管院长、院长、书记员、协助送达人、其他辅助工作人员等参与，是不是这些参与人都是适格的犯罪主体呢？显然不是，因为这些人员不一定享有法定的执行职权。没有法定的执行职权就不存在滥用职权。从法条看，该主体的特殊在于他是特指在承办案件中，依法享有法定执行职权、负有法定执行义务的执行人员。即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执行程序、裁判结果等问题负有法定职责的执行人员。《加强合议庭职责规定》第一条“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合议庭全体成员平等参与案件的审理、评议和裁判，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第三条规定了承办法官应履行的职责；第六条合议庭全体成员均应当参加案件评议，评议案件时，合议庭成员应当针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结果以及诉讼程序等问题充分发表意见；第七条除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外，合议庭对评议意见一致或者形成多数意见的案件，依法作出判决或裁定；第十一条执行工作中依法需要组成合议庭的，参照本规定执行。执行案件像审判案件一样，常常面临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执行程序等重要事项进行决定，同样需要组成合议庭，并根据合议意见进行裁决等。上述规定表明，只有执行承办人、合议庭成员在合议时，才有权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执行程序等发表意见，对评议意见一致或者形成多数意见的案件，依法作出裁定。合议的过程行使的是执行职能，决定着案件走向。可见，执行承办人、合议庭成员是适格的犯罪主体。庭长 、局长、分管院长是一种行政管理职务，不是一种履行审判或执行职能的职务。庭长的行政职能主要是：组织干警完成院里工作安排、负责庭员绩效考核、办案进度管理、参加各种会议、上传下达、组织庭务会议、信访接待、庭里用车管理等事务性工作。当然，庭长在自己承办案件时，就不再是庭长，而称为承办人，参加合议庭时，依照法律规定是当然的审判长。执行庭长只有作为案件承办人或审判长这两种情况下，才履行的是执行职能，享有法定的执行职权。执行庭长如果不是案件的承办人或合议庭成员，就不具有法定的执行职能，显然不能构成犯罪主体；同样书记员、协助送达人员等也不构成犯罪主体。本被告人不是案件承办人，不是合议庭成员，没有干涉合议庭的合议，不构成犯罪主体。被告人在此特别提醒的是：检方证据卷第2卷第24页笔录上部中：“虽然9起案件登记的承办人是黄树国，实际上是我和黄树国在一起办案，整个案件除合议外其余我都基本参加了。在办案过程中黄树国每走一个程序都给其汇报过，有些事情是二人在一起商定的”，是侦查人员的总结并记录，不是被告人的陈述，有同步录音录像可以证实，提请合议庭依照刑诉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予以审查。那种认为当事人找我，我就是承办人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作为庭长，我的办公室在一楼，单位没有采取任何遮挡措施，当事人可以随便进出。当事人找我是常有的事，针对当事人的咨询，我会按照法律规定去作释法止纷解答，这是接待工作中的正常现象和正常做法。如立案时，当事人就向我咨询过评估问题，我依照相关规定予以了解答。我想每个庭长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这种接待并不违法。有时当事人会找局长、分管院长、院长，甚至经常缠着他们，按此逻辑，他们就该推定为案件承办人或共同承办人，这种观点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有悖法律常识，是错误的。承办人、合议庭概念法定、组成人员法定，案件执行中都有明确指定，不容人为推定。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以是否享有法定执行职权这一法律特征来判断确定，不是凭当事人找没找谁的外在现象去主观臆断确定。（二）本被告人不构成共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合议庭的审判活动由审判长主持，全体成员平等参与案件的审理、评议、裁判，共同对案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负责”。《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合议庭的职责规定（内容见前述）；第七条除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外，合议庭对评议意见一致或者形成多数意见的案件，依法作出判决或裁定。审判长提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组织相关审判人员共同讨论的，合议庭成员应当参加，讨论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不影响合议庭依法作出裁判。规定表明案件质量及程序把关是承办人和合议庭的法定职责，不是庭长的法定职责，庭长负责制于法无据。检方认为9个执行案件是重大案件，整个执行环节我全程参与、决定案件走向等认为我是共同承办人、是共犯，应承担主要责任观点是错误的，不能采纳。理由是：1、执行卷宗反映了当时的整个执行过程，是否构罪，应当以执行案卷反映的执行行为为准去审查、去判断，而不能按证人片面的证言去分析判断。执行案件的执行卷宗载明案件承办人是黄树国，合议庭成员是李某3、陈某2、黄树国和案卷的执行过程。那些证人证言都是外在的不知法律规定的片面的认知或主观臆断，其证据效力大大低于没有人为因素的原始书证即9个执行案件卷宗，这是最准确、最客观、最原始的能反映案件的承办人、合议庭及案件执行过程的书面证据。这些书证所反映的事实才是判断是否构罪的客观事实。再多的证人证言都是效力较低的传来证据，不能推翻书证（9个执行案卷）所反映的客观事实。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如沈某证言“2014年3月19日上午杜金龙给我打电话，说唐某有个借款案子，比较简单你给办一下，我到他办公室看到唐某及其助手李某2都在场”、唐某证言“枣阳法院不立案，我就给枣阳法官沈某打电话。”、李某2证言“通过咨询我得知民庭沈某是该案的主审法官”，沈的证言与唐、李证言相矛盾。唐、沈多年的关系，需要我介绍吗？避开或不从执行卷宗所记载的执行过程、执行行为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却从片面的主观证言去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有不重书证轻口供之嫌，难免有失偏颇，定性不准。2、检方认为整个执行环节我全程参与、决定案件走向是共犯、主犯的观点，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刑事诉讼原则，不能成立。依照刑诉法第六条“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检方却背离法律规定这个准绳，即背离了合议庭决定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案件程序，按多数意见制作法律文书等法律规定这个法律准绳，人为推定庭长决定案件走向，于法无据。执行中的合议决定案件质量、决定案件走向，是案件执行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刑诉法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中的事实是指影响案件定性的法律规定的事实，即法定事实。具体到执行案件中，是指是否参加合议庭合议时发表的意见、干涉合议庭等与履行执行职能相关的事实，不是与履行执行职能无关的事实。我没有参加执行合议，没有让黄向合议庭虚假汇报，没向合议庭打过招呼，没有强迫或硬性要求过承办人黄树国及合议庭应该怎么办，不应该怎么办。黄对相关问题没有提请合议庭认真讨论的责任显然不能由我承担。检方背离这些影响定性的法定事实，偏信证人证言主观臆断与定性无关的事实，推定我参加整个执行环节，决定案件走向，是主犯的观点，背离了法定事实和法律准绳，是错误的。3、检方凭某些事实直接得出我是共同承办人、共犯、主犯的结论，违背了定罪方法三段论推理逻辑。庭长立案初审、法律文书核签是法院多年沿袭下来的内部流程和习惯做法，仅庭长核签，法律文书并不能发出，还需要分管院长或执行局长最终签发才能加盖法院公章发文。这个工作流程不是庭长负责制的规定，更不能无视相关法律规定以此推定案件质量把关由庭长负责。认为庭长应对案件质量把关负责的观点于法无据，是错误的。执行实务中，经常遇到承办人就法律适用等问题向其他法官或者本院领导或上级法院法官、领导进行请教、业务交流、理论探讨等情况。如果探讨意见合法合理，可能会被承办人采纳，而变成承办人的承办意见，这种情况下，参与案件讨论的法官或领导是不是本罪的共犯呢？本被告人认为，不构成共犯。理由是：1、《加强合议庭职责规定》第七条规定讨论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不影响合议庭依法作出裁判；2、参与讨论的法官或领导是从专业知识角度对相关问题发表的个人见解，不能等同案件的合议意见，承办人合议时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3、参与探讨的法官或领导的相关讨论行为不是行使执行职权行为，不属本罪犯罪适格主体。故不构成共犯。如果因为承办人和我讨论过案情，就认为我是共犯，那么就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我也向分管院长汇报请示过，分管院长是否也是共犯呢？显然不是，因为这是对法律适用等问题的探讨，不属履行执行职权。又如，遇到法律问题，我们可能会通过网络查找相关的理论或法律依据，认为合理合法时就会变成承办意见，按上述逻辑，网络意见提供者也属共犯，向这样去认定共犯就非常荒唐了。那种认为谁业务熟谁就要承担责任，谁就是共犯主犯的观点是无视法律的主观臆断，是错误的。四、关于4万元钱，唐某在法院当过陪审员，知道业务庭经费困难，案件执行完毕后，唐给我庭的四万元办案经费，我收了，也退了。钱收后我的确找过财务科仁科长，想开票入账，用于庭里支出，仁没有同意，我就放在办公室，想用于解决庭里的办公经费不足。笔录中关于四万元钱留作私用的记录，不是我的陈述，有录音录像可以证实。收这4万元钱肯定是不对的，怎么认定处理，我都没得意见。辩护人梅光辉、张坤的辩护意见：一、所涉9宗案件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没有违法行为存在。1、执行立案是合法的。2014年5月23日，对申请执行人王某1与被申请人颜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曾某、李某1等6人与被执行人晴川公司、颜某民间借贷纠纷8案，共计9宗案件的执行立案，被告人杜金龙签署同意，并分配执行二庭黄树国具体承办。按照杜金龙当时工作的枣阳市人民法院内部规定，执行案件的立案由执行庭庭长负责立案初审。2、在执行活动中，无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执行法官将涉案9宗案件合并执行，一是所涉9宗案件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二是基于各方当事人的意愿，因此合并执行并无不当，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在执行中依执行职权分别作出了两个裁定，即（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1号和第00357-2号执行裁定，这两份裁定都不违法。争议的焦点是，2号裁定确认执行和解协议中的事实法律关系和相关房产可变更过户登记是否合法？控辩是否各执己见。控方至今没有明确指出本案的违法行为何在？相反，辩护人认为案涉裁定执行行为于法有据。其一，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申请人王某1与被申请人颜某一案是一个法律关系，执行过程中颜某自愿以其所有的房屋作价抵偿王某1债务，符合《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焦点是晴川公司的房产能否被案外人王某1受让，辩护人认为，王某1受让晴川公司的房产不违背法律规定，晴川公司涉案房产在诉讼过程中已采取保全查封措施，王某1受让晴川公司房地产，是为了化解曾某、李某1等6人与晴川公司的债务，执行和解协议有各方当事人签字并加盖了晴川公司的公章，并且晴川公司与王某1自行协商的价格与评估价高出158万元。评估价只是当事人的参考价，是否客观评估已毫无意义。依据《最高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第15号）第18条、第86条规定和《最高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第21号）第9条的规定，辩护人认为，和解协议不仅存在晴川公司自行变卖其房产的行为，同时存在变更义务主体和履行方式的行为，还存在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变更行为。整个和解协议充分体现了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王某1受让晴川公司房地产符合上述规定，不存在违法性。3、执行中变价处理被执行人财产依法并不是必须经过评估。依照最高院、国土部、建设部《关于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26条的规定，经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协商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可以直接裁定评估作价抵偿债务，并办理相关变更过户手续。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足以说明变卖被执行的财产，并非评估前置。二、被告人杜金龙没有滥用职权，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违法采取执行措施的事实存在。1、杜金龙不是9宗案件的共同执行人，也不是案件的共同承办人。根据《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等规定，执行程序办案人员的设定参照审判程序规定组成，即独任制或合议庭制。本案没有证据证实杜金龙是承办人或是合议庭成员，更无共同执行之说。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杜金龙虽有与黄树国一起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的事实，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文书由书记员或司法警察送达，也有由法官送达，本案中就有法官杨某1、杨某2参与送达工作，不能都认定为案件承办人。案件承办人是法律概念，其构成法定、职责法定。2、涉案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构成，不依是否给国家利益造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为要件。就案件事实来看，没有发现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实存在，涉案的是民事执行，与公权益毫无关系。辩护人指控“王某1为逃避国家房产税收，达到以房抵债的目的”，即或是王某1有逃税的意图或行为，应有相关部门追究责任，执行法官没有审查逃税的法定职责和义务，归责执行法官于法无据，况且交易未完成，何来纳税和逃税之说。3、指控杜金龙、黄树国未对评估报告进行认真审查于法无据。既没有认真审查的衡量标准，也无没有认真审查的证据。2014年5月23日中兴达评估事务所的评估报告是各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并非是执行法官以职权委托评估，该事务所具备评估资质，各方当事人对评估报告无任何异议。即或评估价值不实也仅是价格参考。事实是襄阳晴川公司与王某1自行作价，其他债权人未提出异议，且成交价还高出评估价158万元。4、认定杜金龙明知颜某两套房屋没有评估、明知王某1是襄阳晴川公司执行案件案外人的情况下，签署审核同意意见没有事实依据。认定杜金龙当时就明知王某1是襄阳晴川公司案外人没有证据证实，即或是明知，其行为亦无不当。三、本案没有经济损失存在。起诉书指控襄阳晴川公司经济损失6024500元和高某损失1885461元不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三附则第（四）的规定，依法不能成立。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房屋产权是登记备案公示制，由登记机构颁发产权证书之日才发生法律意义上的权属拥有或分离。涉案襄阳晴川公司房地产没有实际交付，一直为其实际占有掌控。执行中虽送达了产权过户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但因涉案房产不具备办证条件而并未办理权属证书，未发生法律意义上的权属分离。且通过后来的裁定，房产已恢复到执行前状态，没有造成“财产毁损、减少”的直接经济损失，更无间接经济损失存在。2、公诉机关将两份评估报告的差额认定为财产毁损、减少的实际价值，理据不足，不能成立。所谓评估，即说明不是实际价值，其数据均是参考。3、对涉案财产作价处分，是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虽然高某付出了购房款和装修费用，但颜某和其均未主张损失存在。相反有证据表明，高某已实际占有并居住在涉案房屋中，该房屋虽变更购房合同备案登记在王某1名下，但双方签订的过户协议已约定由王某1代持产权，颜某毫无异议，因此没有损失。同时晴川公司也没有主张因财产处分价格过低抑或造成损失，而是主张相关当事人提起诉讼错误、实际债务数额有误和债权人主体有误。即或造成损失，也应有各方当事人承担，而不能归责于执行法院或法官。4、20万元律师费损失是襄阳晴川公司就再审中一审、二审代理而产生，且发生在撤销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后。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是为了撤销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与执行活动毫无关联。5、依照执行和解取得抵债房产的权利人，对抵债房产的转移及其他权利人依相关协议对房屋处分，均属当事人意思自治，其法律责任应由当事人依法承担，将非因违法执行而造成的损失归咎于执行法院或法官于法无据。四、诱发紫园小区业主集体游行、上访事件，与涉案执行活动毫无因果关系。其根本原因是晴川公司财务账目混乱、股权混乱、非法融资、银行账户冻结、资金链断裂等因素而致工程停工，业主担心不能依约交房而引发集体上访。同时小区工程从2014年1月就开始停工，此时涉案9宗案件尚未发生诉讼。五、起诉书指控适用法律错误。指控本案涉嫌犯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和第四款定罪科刑，适用的是重罪吸收轻罪的规定。同时起诉书指控了杜金龙、黄树国有受贿的事实，但又未作有罪认定。综上，公诉机关指控杜金龙犯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依法不能成立，依法驳回对被告人杜金龙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指控。被告人黄树国辩称：一、关于滥用职权问题，一是立案环节，这九个执行案件都不是当事人直接到执行局、立案庭办理登记的，这不符合法律规定。立案前几天，杜金龙对我说“表哥，这几天有九件民间借贷的案子，你搞一下，好搞，当事人商量好了，合并执行，以房抵债，一共标的额近3000万元”，我说“案子大，办案经验少，又合并执行，以房抵债，难度大，我不行，还是你搞吧”，杜金龙当时没说什么，过了几天，案子他拿来了，杜金龙安排我搞，我还是不愿意，杜说“怕什么，我搞，你跟我一起整个卷，现在你把材料一起拿去立案”，就这样，我去办的。立案登记表上有承办人这一栏，要是自己联系的案子，自己去签名自己办，可是这九件案件的承办人不是我签的，案子又不是立案庭、执行局分的，他说他搞，怎么不签自己的名字？为什么要签我的名字？这样的案件庭长没有分配案件的权利；二是具体操作问题，我跟杜金龙到过武汉，去过襄阳，每次都是他叫我，我从来没有为办这几件案件向他提出过要求，当事人从来没有与我联系过，案子的事都是杜金龙做主，一切活动都是他安排的；三是合并执行环节，我在立案环节上已说，是杜金龙把这些案子拉过来的，他的初心就是搞合并执行，以房抵债；四是抵偿准备环节，为了以房抵债，当事人一共搞了三个材料，我没有向当事人提出搞这些材料，也没有向杜金龙提出过，这些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材料，是为抵偿债务打基础的。如果不是出于一个有经验的谋划之手，当事人不可能搞得那么完美；五是查封裁定，查封裁定是依据审理中九个保全裁定转过来，因合并执行，按杜金龙要求制作了查封裁定书，把九个保全裁定的内容合到一起，可能有些关系没说清楚，只能说我工作不细致，不存在故意搞虚假陈述，再说杜金龙安排这样做的，他也修改、审核过，查封裁定书不是随便发出的；六是关于评估环节，本案的评估报告书是执行立案当天就出来了，这不符合正常执行程序，我不清楚评估是怎么搞成的。杜金龙提出过“以房抵债的房屋必须经过评估”，但他没有对我讲过，当事人从来没有就评估房屋事项向我提出过要求，我也从来没有给当事人表过态，两套私房不经过评估是谁同意的，本案证据材料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七是抵偿裁定，在杜金龙安排我起草裁定书前，我对他讲过“晴川公司的房子评估了，颜某的房子还没评估”，他说“现在评估要花时间，还要送达，民诉法的司法解释301条规定，房子作价抵偿也可以，他们商量好了就行，我给陈院长汇报了合并执行，以房抵债，他都同意了，你把抵偿裁定书搞出来”。在合议庭讨论案件时，只想到有法律规定，庭长叫搞的，还向领导汇报过，是没问题的。两个合议庭成员对部分房屋没有评估是清楚的，但他们没有提出异议，退一步讲隐瞒了合议庭成员，隐瞒得住杜金龙吗？杜金龙对裁定书修改了几遍进行了审核。总之，是杜金龙以我的名义在执行，每一项实质性的决策都不是我做的，我与当事人没有谈过案件的事。二、关于共同作案的问题，从本案起诉书中可以看出，这个事是一个不该出现而应该执行的九个调解书和保全裁定书起的祸，说他“不该出现”，是因为后来才知道是虚假诉讼，说他“该执行”是因当时他是生效的法律文书。我当时参与执行，只知道是生效的调解书、保全裁定书，有领导的安排、要求，实际上做的是书记员的工作，不存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我与虚假诉讼不沾边，没有共同作案，是他人共同作案。对于起诉书说执行后果，引起了群众上访，造成恶劣影响，当时我不知道有不稳定的苗头，执行中我没有获悉过这样的信息，事后细心想一想也是的，为什么不到襄州到枣阳搞案子？无非是人熟关系好，图一个快字。说明他们早闻到了风声，是里应外合，快审快结，快执快结，以免后患，这更清楚是谁在共同犯罪。三、关于责任问题，负刑事责任不应由一个不知道虚假诉讼内幕，只知道生效的法律文书应该执行的工作人员承担，而应该是密谋策划、提供伪证、以假乱真、制造虚假诉讼，谋取私利，危害社会稳定的当事人承担。他们妨碍法院公务，破坏法院工作秩序，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构成徇私枉法罪，应承担刑事责任和赔偿全部经济损失。关于我的责任，我承认接受了当事人3000元的加油费不对，这个事我给杜金龙说过，这些案子到武汉、襄阳，经费可能不够，杜金龙说协调，跟他几次出差他用油卡，没有让我出钱，但他安排我和别的同志出差我也拿钱加油了。搞这几件案子，我没有报销过差旅费、拿补助，本质是解决经费问题，不是中饱私囊，也没有办金钱案的交易行为，只是违纪。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一、被告人杜金龙原系枣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庭长，负责执行二庭的全面工作，对庭内的行政管理、案件质量的把关指导、法律文书的审核签发等，同时承办执行案件；被告人黄树国在执行二庭负责具体执行案件。二、2011年6月，时任襄阳晴川公司法定代表人雷某授权颜某、翟某、张某三人管理公司，颜某为实际负责人。因工程建设需要资金，颜某等人对外大量借款，致襄阳晴川公司外欠债务达数亿元。三人管理公司期间，为公司经营所需，颜某、翟某与王某1协商，向王借款。王某1于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先后多次向翟某账户、襄阳晴川公司账户转款合计2213万元。后襄阳晴川公司先后按月利率45‰或50‰偿还了王某1部分款项，另用开发的部分商品房还款，并在房管部门办理了20套商品房的网签手续。颜某为了公司盘活资金，还拟向王某1借款1000万元，王某1同意借款，但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要求颜某提供相应的房产进行抵押，然后再放款1000万元给颜某。二人商议签订虚假借款合同，由颜某配合王某1以虚假合同到法院起诉，先保全襄阳晴川公司的房地产。后王某1让曾某、赵某、邢某、王某2、李某1、陈某1等６人分别以各自的名义与颜某、襄阳晴川公司签订虚假借款合同共计8份，总金额2300万元，颜某为借款人，襄阳晴川公司为担保人。2014年春，颜某提出其个人向王某1借450万元，王某1同意但要求颜某用其在襄阳民发·盛特区商品房和武汉中央文化区的一套商品房作抵押。二人商议签订2份虚假合同，由颜某配合王某1以虚假合同到法院起诉，先保全颜某房产。随后双方签订了2份金额均为200万元的虚假借款合同，签署落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2月17日、3月10日。同年3月20日颜某、王某1又签订了450万元的借款合同。2014年3月19日，王某1持两份虚假的借款合同向枣阳法院起诉，要求颜某偿还借款400万元，同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次日，枣阳法院作出〔2014〕鄂枣阳民二初字第00170-1号民事裁定，将颜某购买的武汉万达东湖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武汉中央文化区K4地块一期商品房第K4-1-1幢2单元29层1号房屋及民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襄阳民发盛特公园第9-1-31-3号商品房的处分权予以冻结，并办理了查封登记。同年5月6日，枣阳法院作出〔2014〕鄂枣阳民二初字第00170号民事调解书，由颜某偿还王某1借款400万元，于2014年5月21日前一次性付清。2014年4月4日，王某1以曾某、赵某、邢某、王某2、李某1、陈某1等６人的名义持8份虚假合同作8个案件向枣阳法院起诉，要求颜某、襄阳晴川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共计2300万元，同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当日，枣阳法院分别作出〔2014〕鄂枣阳民二初字第00187-1号至00194-1号共8份民事裁定，将襄阳晴川公司开发的位于襄阳市襄州区工程面积为278至556.5平方米不等的配套服务设施用房予以查封，并办理了查封登记。曾某等6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某的助理李某2。5月8日，枣阳法院分别作出〔2014〕鄂枣阳民二初字第00187号至00194号共8份民事调解书。由襄阳晴川公司偿还曾某、李某1等6人借款本金共计2300万元及利息，均定于2014年5月21日前一次性付清，由颜某对襄阳晴川公司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5月，唐某找到被告人杜金龙，说过几天有几个案子想请他执行，并向杜金龙介绍了基本案情及想法。上述9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颜某、襄阳晴川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王某1分别以本人及李某1、曾某等6人名义向枣阳法院申请执行。同年5月22日，李某2和王某1、颜某按唐某的授意到枣阳法院找杜金龙，王某1等人向杜金龙表达了以保全的房产直接抵债的意图，杜金龙答复以房抵债必须要经过评估程序。当日，杜金龙在立案审批表上签署“同意报批”的意见，并将上述9案分配给被告人黄树国办理，黄树国于次日按程序办理了立案手续。因王某1、颜某均不愿意走评估程序，唐某于5月23日赶到枣阳法院给杜金龙做工作，并告诉杜金龙双方当事人都想尽快执行，襄阳晴川公司的实际借款人均是王某1，王某1想把房产办到他的名下。杜金龙同意把案子搞快，不再要求评估颜某的两套住房，其他房产让当事人自己找一家评估公司评估。当日，黄树国给双方当事人送达了受理、执行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唐某提议资产评估交由中兴达评估事务所做，并安排李某2当天中午即带王某1和颜某找到中兴达事务所主任谢某，当天该所即出具了襄中兴达评报字[2014]124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22956939元。同年5月25日，黄树国向合议庭汇报案情，合议庭评议后，黄树国草拟法律文书，经杜金龙和执行局长孙某核稿、签发，于次日作出〔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1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所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是9份民事调解书，却以申请执行人李某1一人名义作出，裁定对襄阳晴川公司紫园小区一期1号、2号、3号楼第一层的所有房屋予以查封。因王某1提出若法院在执行中将房产抵付给曾某等6人，再过户到自己名下要多交一道税款。唐某对王某1讲，在执行中可以直接把曾某等6人的债权买过来，让法院裁定把房子抵偿在王某1名下。唐某于同年5月27日拟好一份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为王某1、李某1、曾某等共7人、被执行人为颜某、襄阳晴川公司。协议主要约定:1、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经核算一致，被执行人应付借款本息总额为2953万元。2、颜某所有的武汉中央文化区第K4-1-1(幢)2单元29层1号房屋与襄阳民发盛特公园第9-1-31-3号房屋，购房价为495万元作价500万元，襄阳晴川公司所有的紫园小区一期1号楼一层所有房屋（101室—122室）、1号楼二层（205室、206室、207室）及2号楼一层所有房屋（101室—117室）【房屋预售证号：鄂襄房售证字第（2012）074号】，经申请执行人王某1、李某1、赵某、陈某1、邢某、王某2、曾某与被执行人襄阳晴川公司、颜某共同委托评估，评估价为22956939元，作价2453万元，上述房地产按2953万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王某1所有。3、被执行人襄阳晴川公司、颜某应付申请执行人李某1、赵某、陈某1、邢某、王某2、曾某借款本息共计2553万元，由王某1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分别向李某1、曾某等6人付清。和解协议达成后，当日王某1即分别向李某1、曾某等6人如数转付了款项。次日，李某1、曾某等6人分别给枣阳法院出具了执行完结证明。后李某1、曾某等6人又将王某1转付的款项退回王某1指定的账号。2014年5月29日，黄树国再次向合议庭汇报案情，称王某1等人与襄阳晴川公司、颜某协商，用查封襄阳晴川公司的部分房屋及颜某在武汉、襄阳的两套房地产抵偿全部借款及利息，双方聘请了评估公司进行了评估，各位申请执行人提交了执行意见书和执行协议书。依照《“一高两部”通知》文件精神可以抵偿，抵偿后王某1负责还清另8案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所有抵偿的房地产归王某1所有。合议庭评议后，同意了黄树国的意见，黄树国随后草拟法律文书，经杜金龙和孙某核稿、签发，当日作出〔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一、将襄阳晴川公司所有的紫园小区一期1号一层所有房屋和二层的205、206、207号房屋、2号楼第一层的所有房屋〔房屋预售证号：鄂襄房售证字第（2012）074号〕作价2453万元；将被执行人颜某所有的武汉中央文化区第K4-1-1（幢）2单元29层1号房屋和襄阳民发盛特公园第9-1-31-3号房屋，共两套房屋作价500万元，上述房地产交付王某1抵偿债务2953万元。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王某1时起转移。二、王某1可持本裁定书到有关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2014年6月4日、6月12日、7月3日，枣阳法院分别向有关房管部门送达了协助过户的通知书。2014年5月30日，王某1与襄阳晴川公司、颜某签订一份“还款协议”，约定：王某1出借给襄阳晴川公司1000万元，于同年5月30日出借300万元、6月6日出借700万元，利率40‰，还款时间为同年10月30日，由颜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按枣阳法院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内容，颜某应付王某1借款400万元，于同年6月30日还清并按40‰利率付息，王某1代襄阳晴川公司、颜某偿还李某1等六人借款2553万元，襄阳晴川公司、颜某于2015年1月20日前付清；如襄阳晴川公司、颜某按上述约定如期足额付清借款本息，王某1将已抵偿房屋的财产权分别转移给襄阳晴川公司、颜某，否则王某1按枣阳法院执行裁定书的规定，将抵押房屋过户登记至王某1名下。经枣阳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该院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该院（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2号执行裁定和协助过户执行通知，涉案的抵债房屋权属恢复到抵债之前状态。后枣阳法院对王某1、李某1等7人分别为原告的9案提起再审，均以虚假诉讼判决撤销原民事调解书并驳回王某1、李某1等人的诉讼请求。再审中，襄阳晴川公司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20万元。案发后，经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的襄阳晴川公司相关房产价格为30354500元；涉案的武汉中央文化区房产价格为3814850元。三、在上述9宗案件执行过程中，黄树国向唐某索要人民币3000元私用。2014年6、7月间，杜金龙收受唐某贿赂人民币4万元。2015年11月初，在枣阳法院决定对王某1、曾某等7人案件再审后，杜金龙担心出事，将4万元退还给唐某。案发后，黄树国于2016年5月25日将3000元现金上交枣阳法院监察室。四、2015年1月3日，王某1通过房产中介将涉案的襄阳盛特区房屋以125万元的价格卖给第三人高某。高某已支付房款122万元并进行了装修。案发后，经鉴定该房产价格1253825元，装修价值665461元。五、2014年初，襄阳晴川公司资金紧张，4月份该公司开发建设的紫园小区停工。按照合同约定，襄阳晴川公司应于6月1日向小区业主交房，但小区内的配套服务设施尚未完工，业主串联到襄阳晴川公司讨要说法，并开始到襄州区和信访局上访。襄州区政府为此成立工作小组以便应对突发群体事件。襄阳晴川公司负责人颜某、翟某、张某等人多次向业主表态，紫园小区尚有十几间门面和几百个车位，等出售后回笼资金继续建设紫园小区。5月30日，业主们见小区内仍无复工迹象便上街堵路。当晚襄州区区长等政府工作人员与业主代表谈判，颜某在会上继续表态，紫园小区尚有土地、门面和车位等很多资产，待出售后回笼资金继续建设紫园小区，并承诺2014年10月1日前交房同时赔偿业主损失。但在第二天，业主们获悉紫园小区十几间门面及部分商品房已经枣阳法院裁定抵偿给了王某1。为此，业主们对襄阳晴川公司彻底失去信心，引发了6月1日几百名紫园小区业主到襄阳市政府游行的事件，在当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六、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8日发出法明传[2013]359号《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各类虚假诉讼的紧急通知》。枣阳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印发枣法〔2013〕89号《枣阳市人民法院集中开展对以房抵债类虚假案件自查清理活动的实施方案》。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主体身份：杜金龙常住人口信息、基本情况表、任职文件，证明杜金龙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系国家司法工作人员，2011年5月被枣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枣阳法院执行二庭庭长。黄树国身份信息、工作简历、任职文件、通知书，证明黄树国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系国家司法工作人员，2011年7月工作调整为枣阳法院执行二庭审判员。（2）归案经过，证明2016年5月24日，黄树国在枣阳市人民检察院证人讯问室接受襄阳市人民检察院讯问；同年7月21日，襄阳市人民检察院电话通知枣阳法院执行局长孙某将杜金龙带至枣阳市人民检察院。襄阳市人民检察院法警持传唤证将杜金龙传唤到案。（3）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及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为案件再审，襄阳晴川公司委托律师代理，已支付代理费20万元的事实。（4）襄阳市襄州区房产档案馆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解除协议、枣阳法院〔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2号执行裁定书、（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6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公务证、发票及转账凭证等，证明颜某于2012年8月6日以1220555元的价格自民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购得民发·盛特区房屋一套；枣阳法院执行人员黄树国、杨某2于2014年7月3日依据〔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2号执行裁定向襄阳市房管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颜某在民发·盛特区的该套房屋更名至王某1名下；2014年8月20日颜某与民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由王某1取代颜某执行原房屋买卖合同；2015年1月3日，王某1将民发·盛特区房屋以125万元出售给高某，高某于同年3月31日付王某1122万元。（5）中兴达公司评估档案，证明2014年5月23日，颜某、襄阳晴川公司、王某1、王某2、邢某、曾某、陈某1、李某1、赵某委托中兴达公司对襄州区奔驰大道紫园小区房地产进行评估。（6）王某1与襄阳晴川公司、颜某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还款协议，证明王某1与颜某协商，由王某1出借襄阳晴川公司1000万元，约定款项的出借、还款时间及借款利率等情况。（7）襄阳市襄州区信访局每周信访通报、文件处理笺、信访事项办理回告表、信访事项办结审理报告等，证明紫园小区业主张超通过“省长信箱”反映紫园小区楼盘停工，无法按时交房等问题，相关部门对该信访事项的处理情况及该小区15名业主为此曾到襄州区集体上访等情况。（8）枣阳法院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等，证明枣阳法院先后对王某1、李某1等7人诉颜某、襄阳晴川公司民间借贷纠纷9案提起再审及裁定对涉案抵债房屋权属恢复到抵债之前状态等情况。（9）枣阳法院监察室隗某、方某1出具的说明，证明黄树国于2016年5月25日向该院监察室退缴人民币3000元。（10）枣阳法院（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号、第00358号、第00359号、第00360号、第00361号、第00362号、第00363号、第00364号、第00365号关于申请执行人李某1、陈某1、王某2、曾某、赵某、邢某、王某1与被执行人颜某、襄阳晴川公司民间借贷执行案卷宗，证明上述案件的执行情况。2、证人证言：（1）证人颜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其跟武汉晴川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雷某合作搞紫园项目开发，并成立襄阳晴川公司，雷某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雷某委托其全权处理紫园小区项目所有事宜。其不认识曾某、赵某、邢某、王某2、李某1、陈某1，没有经济往来。2011年至2013年间，襄阳晴川公司向王某1借款2300万元，每份合同金额几百万元不等，这些合同有其签的字，也有翟某签的字，也有其和翟某等几个人一起签的，约定的利息是月息5分或4.5分。2013年底至2014年初，襄阳晴川公司资金开始紧张，王某1为了保障他的债权，其也为了公司运转还要向王某1借款。二人约定其配合王某1到枣阳法院打官司，王再借给襄阳晴川公司1000万元。2014年春，其以个人名义找王某1借钱，王某1同意借给其450万元，但要让其抵押房产。为了借到钱，其就同意把襄阳盛特区商品房和武汉中央文化区的一套商品房抵押给他。王某1说要保证他的利益，让其配合他到枣阳法院起诉，先保全上述房产。王某1和其分别于2014年2月17日、3月10日签署了两份借款合同，金额都是200万元。同年3月19日，王某1用这两份合同到枣阳法院起诉，查封了其两套房产。3月20日，法院给其送达了法律文书。当天，王某1又和其签订了一份借款450万元的合同后，付给其100万元承兑汇票，次日通过银行转账又付350万元。三份合同，只有2014年3月20日的是真实的，另外两份是虚假合同。同时王某1找了曾某等6个人，其按照王的要求与曾某等6人签订了8份借款合同。其和王一起到枣阳法院，王某1以曾某等6人的名义起诉其和襄阳晴川公司，同时查封了襄阳晴川公司的房产。法院将襄阳晴川公司紫园小区一期的配套商业用房执行结束后，2014年5月30日，其代表襄阳晴川公司与王某1签订了借款1000万元的合同。当天王某1先期支付其200万元，之前他还给了其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剩余700万元还没有支付，其就被抓了。襄阳晴川公司之所以同意执行和解协议，是因为这些房产只是作为抵押不能过户，其和王某1有过口头协议；同时襄阳晴川公司为了正常运转找王某1借款，还要和王某1签订1000万元的借款协议。襄阳晴川公司把紫园小区门面房抵付给王某1时是7000多元一个平方，明显低于市场价。执行过程中是王某1找好了中兴达评估事务所，事后让其在评估委托函上签字盖章的，其不知道执行还要走评估程序，其和曾某等6人不是一起签的字。（2）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自2011年，翟某和颜某陆续向其借款2300万元用于襄阳晴川公司开发紫园小区，双方约定利息为4.5至5分。到2013年11月，襄阳晴川公司没有向其支付利息了，其决定向法院起诉颜某和襄阳晴川公司。通过咨询唐某，以颜某户籍在枣阳的理由，到枣阳法院起诉，同时颜某个人也向其借款400万元，准备一并起诉。其聘请了唐某的学生李某2全权代理起诉事宜。2014年3月19日，李某2到枣阳法院起诉颜某所欠的400万元。同年4月4日，李某2到枣阳法院起诉颜某和襄阳晴川公司所欠8笔借款2300万元。5月6日，接枣阳法院通知，其和李某2去调解400万元的案子。民二庭的沈某和两个法官对案件进行了调解，同时对2300万元的案件一起进行调解，当天颜某与其达成了9份调解协议。2014年5月22日，其与李某2到枣阳法院申请执行，李某2直接把其和颜某带到杜金龙办公室，李某2对双方进行了介绍并提交了执行申请书，杜金龙询问了执行能力情况，颜某说没有钱，可以用他个人在武汉中央文化区和襄阳盛特区的两套房子抵偿借款，同时代表襄阳晴川公司同意用紫园小区的门面房抵偿借款。杜金龙说用房子抵偿需要评估，其就给唐某打电话让他给杜金龙说一下，房子能否不评估。后唐某回复说已与杜金龙沟通，房子评估是法律程序。其考虑到颜某在武汉的房产评估比较麻烦，又耽误时间，再次通过唐某与杜金龙沟通，杜同意颜某个人的房子不予评估，按照500万元作价。之后其就与中兴达评估事务所的谢某联系，让李某2找谢评估紫园的房产。当日，中兴达评估事务所对紫园小区一期1号楼一层所有房屋及二层（205、206、207室）、2号楼一层的所有房屋进行评估，得出评估价为2295余万元。因其以曾某等6人的名义起诉，若法院把房产执行给曾某等6人，其再过户到自己的名下，需要交税。唐某说由其给曾某等6人支付一笔钱把债权买过来，就可以把房产直接执行到其名下。后由唐某、李某2起草了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书。5月27日上午，其和李某2、颜某到枣阳法院，当着杜金龙的面，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颜某还带有襄阳晴川公司的印章，黄树国是否在场其不记得了。下午其通过网上银行，分别给曾某等人按执行和解协议上的金额转账，他们分别给其出具了收款确认书。最后颜某个人的两套房产执行到了其名下，但襄阳晴川公司的房产因不具备办证条件，办理不了过户手续，没有完全执行到位。襄阳盛特区的这套住房其通过房产中介机构于2015年1月3日卖给了高某，高已支付房款122万元，余款待办理过户后付清。（3）证人唐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王某1找其说要起诉颜某偿还借款400万元，其安排助手李某2具体办理。3月底王某1又说要起诉襄阳晴川公司偿还借款2300万元，其仍然安排李某2办理，起诉状是李某2起草的。王某1和颜某都和其谈了襄阳晴川公司资金周转非常困难，随时有崩盘的可能。颜某想向王某1再借1000万元盘活资金，救活公司。王某1同意借款，但为了保障他的利益，要求颜某提供相应的房产进行抵押。王某1是以曾某等6人名义放贷的，所以王和颜某商量，以曾某等6人的名义起诉襄阳晴川公司和颜某，将该公司的房产和颜某的房子抵偿给王某1，就能保障王某1的利益，然后王某1再放1000万元给颜某，所以有了这9件诉讼。开始到襄州法院立案，襄州法院说涉及紫园小区的案子不受理。因颜某的户籍地是枣阳，其就让李某4到枣阳法院去立案。后李某2打电话说枣阳法院不立案，其就给沈某打电话，请他沟通立案并采取保全措施。因襄阳晴川公司的经营状况越来越不利，很多债权人找该公司要账。王某1急需把房子执行到位，通过法院的执行裁定将襄阳晴川公司和颜某房产所有权变更到自己名下。房产物权变更后，王某1才会同意放款给颜某，颜某也想尽快执行到位。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其曾找过杜金龙，向杜介绍案件的基本情况及以房抵债的想法。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第二天，其让李某4和王某1、颜某找杜金龙申请执行上述案件。当天，王某1打电话说杜金龙要求抵债的房产必须经过评估程序，王某1和颜某都不想评估，怕耽误时间，而且还要支付评估费。王某1让其和杜金龙沟通一下不评估算了。杜金龙明确讲依法必须评估。王某1让其再给杜金龙做工作，说他和颜某都想尽快执行，如果评估颜某房产的话，还要请评估公司到武汉，花费的时间长，颜某个人的两套房子买的时间不长，有发票，同时颜某也同意不评估，愿意作价500万元。次日其到枣阳法院找杜金龙咨询，杜给其翻看了相关法条，其给杜金龙转述了王某1的意见，杜金龙最后同意对这两个商品房不做评估。其还将襄阳晴川公司快崩盘了，王某1急于执行到位，以保障自己的权利，颜某也想尽快执行，好再向王某1借1000万元都对杜金龙说了，还把这些民间借贷案件的前因后果也给杜金龙谈了。杜金龙同意把案子搞快，让其自己找一家评估公司评估，后其提议由中兴达评估事务所搞，颜某和王某1商量评估的价格要和借款本金2300万元相当就行。后来评估的价格是2290万元，至于颜某和王某1怎么和评估公司人员商量的其不是很清楚。评估前其要求襄阳晴川公司、颜某、王某1和曾某等6人本人必须在评估申请表上签名，这个事具体是李某2办理的。评估报告递交法院时，杜金龙没再要求评估颜某的两套住房。王某1向其提出如果法院在执行中把房子抵偿给曾某等6人的话，再把房产过户给王某1，就要多交一道税钱，王某1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少交税。其对王某1讲，在执行中可以直接把曾某等6人的债权买过来，让枣阳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把房子抵偿在王的名下。其按照王某1的要求给颜某和王某1拟好了执行和解协议后，他们拿着执行和解协议和李某4一起找杜金龙，并在枣阳法院把执行和解协议签了，王某1按照协议要求，通过网银给曾某等6人转了款。其考虑到协议并不发生物权变更的效力，就申请法院制作以房抵债的执行裁定书。其对杜金龙说这2300万元的实际出借人是王某1，王想把襄阳晴川公司的房产办到他名下，颜某也表示同意。杜金龙同意后就按程序出具了法律文书。案件执行过程中，在杜金龙办公室，黄树国直接提出办案没有经费，让其拿点差旅费。其从包里拿了3000元现金交给黄树国。杜金龙在作出（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2号执行裁定书以后，向其提出执行二庭的费用不好处理，让其拿点钱帮着处理一下。其从家里拿了4万元现金，用一个大档案袋装好后，开车去枣阳，在枣阳法院附近的建设路碰了面。其上杜金龙丰田车后，就把装有4万元现金的档案袋放到他车上副驾驶储物箱里。其对杜金龙讲，这9宗案件当事人催的比较急，看能不能把产权转籍登记和房产交付工作抓紧时间做完。杜说他安排黄树国尽快搞。2015年10月底、11月初，枣阳法院通过其联系曾某等6人询问关于涉及襄阳晴川公司相关案件事宜之后，一天上午，杜金龙打电话让其到枣阳去，在法院附近吃饭后，杜金龙上其奥迪车副驾驶座位上，递给其一个大塑料袋，杜金龙说把4万元现金退还给其，这样心里比较踏实。其收下后放在自己车上。（4）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王某1找到唐某说有个案子想找他代理，唐律师就让其先把案子接下。约2014年3月，王某1找其谈关于起诉颜某400万元借款的事，并让其写一份保全申请，要求保全颜某在武汉万达和襄阳民发盛特区的两套商品房。3月中旬的一天，其请示唐某后就到枣阳法院立案，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过了几天，其又到枣阳法院立案庭询问案件进展情况，后得知沈某是该案的主审法官，就找到沈法官催促他尽早去武汉保全。4月初，王某1又找其，说手里还有8笔借款2300万元要起诉颜某和襄阳晴川公司。邢某、陈某1、王某2、曾某、赵某、李某1是王某1介绍来的，其将委托书起草后，由王某1拿去找他们签字，这6个人的案子诉讼过程中其直接跟王某1沟通。王某1还向其提供了襄阳晴川公司门面房的一套图纸及相关预售许可证复印件，要求申请保全。其将材料看后又请示了唐某，唐让其先把案子拿到襄州法院立案，结果襄州法院不立案。唐律师说搞不成就去枣阳法院立案。4月3日其到枣阳，4日上午去法院立案，下午联系沈某尽快出个裁定，沈同意后，当天下午其和沈某等一行三人赶到襄州房管局办理了查封手续。5月5日或者6日上午，枣阳法院通知其和王某1、颜某到法院调解，因双方都没有异议，沈某就出具了9份调解书，约定5月21日为还款日期。调解书还款日期到后，5月22日其又到枣阳法院，唐某打电话让其直接去执行庭找杜金龙，其把执行申请书及相关手续交给杜金龙，他拿去办理的受案登记。杜金龙询问双方当事人现在的情况，其说王某1和颜某及襄阳晴川公司已经初步达成抵偿意向，颜某和襄阳晴川公司同意将公司的房产及颜某个人名下的两处房产作为还款抵偿给王某1和邢某、李某1等6人。杜金龙说既然都同意了，就通知他们过来达成一个执行和解协议，抵偿还要有房产评估，再由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和房产评估出具执行裁定。其向王某1传达了杜金龙的意思。5月23日上午，其和王某1、颜某、唐某在枣阳法院碰头，杜金龙直接把大家带到执行庭黄树国的办公室。杜金龙问双方是否有将房产抵偿借款的意向，双方都同意后，杜金龙告知双方用房产抵偿可以，但还有一些必要程序，一是相关房产要进行评估，二是达成一个执行和解协议并双方签字确认。中午唐某让其带王某1和颜某到领秀中原楼上的中兴达评估事务所找谢某，该所当天就对襄阳晴川公司房产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为2295万余元。几天后,其和王某1、颜某又到枣阳法院找杜金龙，说评估报告出来了，双方来签执行和解协议。杜金龙、黄树国、王某1、颜某和其在黄树国办公室，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把评估报告和执行和解协议都交给了杜金龙和黄树国。又过了两天，枣阳法院电话通知其执行裁定书下来了，让其在办公室等待送达，其代表邢某等六名当事人签收了。因颜某的两套房子法院和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要进行评估拍卖，同时这两套房子都有购房发票就省去评估环节。以房抵债的协议书是唐某起草的。（5）证人沈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3月19日上午，杜金龙给其打电话，说唐某有个借款合同的案子比较简单，让其给办一下。其到他办公室后，见唐某和李某2都在，唐某把相关材料给其看了一下，原告是王某1，被告是颜某，形式上符合立案条件。因借款合同案件由民二庭审理，其让他们直接到立案庭办理立案手续，立案后由其自己承办。其应原告方的请求，3月20日裁定保全查封了颜某在襄阳盛特区住房和武汉万达的一套住房，武汉的房产是其和一个同事、李某2一起去查封的。过了四、五天，唐某打电话说还有8个相同的案子准备起诉。又过了两天，唐某打电话说李某2在枣阳法院立案庭办理立案手续，立案庭想把8个案子分到民三庭，让其帮忙协调。其过去后，说想把这8个案子立在民二庭，当时立案庭没有同意，说要给领导汇报。4月4日，立案庭通知去拿这8个案子，其决定自己承办。立案庭交给其的起诉状材料里有原告方的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有担保。当天其就制作了保全裁定书，查封了襄阳晴川公司的相关房产。其通知李某2和颜某来枣阳法院，在民二庭办公室给他们送达了受案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以及财产保全裁定书。因颜某说他是襄阳晴川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可以一并领取该公司的诉讼文书，并出示了武汉晴川公司于2011年3月给颜某的授权委托书，其就把襄阳晴川公司的相关诉讼文书给颜某送达了。给他们送达法律文书的时候，双方当事人都表示同意调解。后来其通知双方当事人于5月6日来法院办理调解事宜，李某2、王某1、颜某都来了。当天其在办公室组织庭前调解，李某2提出襄阳晴川公司的案子实际上是公司借款，应由该公司偿还，颜某承担连带责任，颜某表示同意，其按他们的意见制作了调解协议和民事调解书，简单地将案情向庭长和分管院长汇报后，报他们审批。（6）证人陈某2、李某3的证言，证明第一次合议是关于查封襄阳晴川公司房地产的事，黄树国介绍案情，说这9宗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都是襄阳晴川公司，9宗案件的申请人分别要求襄阳晴川公司偿还民间借贷的债务共2950余万元，都要求查封、评估、拍卖该公司的有关房屋，为了保证执行顺利到位，建议对上述房地产进行查封。其二人同意他的意见，并在合议庭笔录上签字。第二次合议是关于王某1等9宗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与襄阳晴川公司、颜某以房抵债的事宜。黄树国介绍案情，说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用襄阳晴川公司已经被查封的房产和颜某在武汉、襄阳的两套住房抵付全部借款本息，即执行申请人与被执行方某2执行和解，双方同意以房抵债并对用于抵偿的房产都进行了评估，根据最高法院的文件精神可以抵偿，抵偿后王某1负责偿还另外8个案件申请执行人的所有债权，所有抵偿的房产归王某1所有，王某1已经付清了另外8案的标的款。其二人就同意抵偿，并在合议庭笔录上签字。黄树国没有说过是杜金龙的意见，也没有说过是其他领导的意见。杜金龙从未给其二人打过招呼。这9宗执行案件登记承办人是黄树国。因案件标的额大，重大案件杜金龙也全程参与办理。（7）证人曾某、王某2、邢某、李某1、陈某1的证言，均证明不认识颜某，和颜某以及襄阳晴川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应王某1的要求各人分别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该借款合同出借人是各人自己，借款人是颜某，担保人是襄阳晴川公司，因看到是别人欠自己的款，对自己没有损失就签了字。均没有去过枣阳法院，王某1先后让各人在起诉书、财产保全申请书、执行申请书、授权委托书、评估委托函、执行意见书、收款确认书、执行完结证明上签字，均觉得与自己没什么关系就签了。均没有和王某1、颜某以及襄阳晴川公司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王某1分别向各人转了款，各人均在收款确认书上注明王某1已经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书的付款义务，后各人均又把这笔钱又转回给王某1。（8）证人翟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11年进入襄阳晴川公司，公司成立时法定代表人是雷某，但实际上由其和张某、颜某在管理，颜某是负责人。襄阳晴川公司没有向曾某、李某1等6人借款，也没有为颜某提供担保，不认识曾某等6人。8份借款合同是颜某背着公司搞的，其不知道曾某等6人向法院起诉颜某和襄阳晴川公司的事。公司公章在2014年3月底4月初之前一直由颜某保管和掌控。襄阳晴川公司六次向王某1借款共计2300万元。有的款是以公司名义借的，有的是以其个人名义借，公司做的担保，实际都是公司借的款。其根本不知道中兴达评估事务所对襄阳晴川公司所做的资产评估报告，其认为该资产评估价格太低。（9）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襄阳晴川公司是2011年6月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雷某，从成立时起一直由颜某任负责人。襄阳晴川公司没有为颜某向曾某等6人借款提供担保，其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认识曾某等6人，在借款合同上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印章是颜某的个人行为，公章一直由颜某掌控。襄阳晴川公司所有账户上从未收到曾某等6人的汇款或现金。襄阳晴川公司实际六次向王某1借款共计2300万元，其中四次以公司名义借款，两次以翟某名义借款，公司做的担保。公司办公室所有人员都没有收到枣阳法院相关法律文书。襄阳晴川公司没有委托颜某代表公司参加诉讼，颜某把案子搞好后枣阳法院执行人员才通知公司协助配合王某1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要求公司将紫园小区一期一号楼1-1至1-16号商铺、二号楼2-1至2-17号商铺，所有一楼门面过户王某1名下。2014年5月底听朋友说公司的门面房和商品房，包括颜某个人的一部分房产都抵给王某1了，其通过私人关系到房管局查了一下，发现枣阳法院确实把上述房产裁定抵给王某1了。2014年5月，业主们经常来问能否按期交房，其知道房产被枣阳法院查封并抵给王某1后，就给业主委员会的几个代表讲了，业主们都比较激动，指责公司故意把商品房和门面抵给别人。如果把门面房出售及时回笼资金，用于小区后续建设，就不会出现业主集体游行上访事件，枣阳法院查封了门面和商品房彻底断了公司盘活资金的念想，是业主游行上访的重要诱因。因公司不认可曾某等6人的诉讼，对于门面房其还和王某1发生过争执。其根本不知道中兴达评估事务所对襄阳晴川公司所做的资产评估报告，该资产评估价格太低。2015年4月枣阳法院执行局的人曾找过其，让其配合把公司的门面和商品房抵给王某1。因紫园小区一期工程未经验收，没有办理房产证，所以未办理房产过户,但门面房已在房管局办理预登记在王某1名下，实际由王某1占有。2014年6月1日8时许，六、七百名业主聚集在公司售楼部讨要说法，其安抚业主们的情绪，根本不起作用。9时许，业主们开始往市政府方向游行，11时许，业主游行队伍到达市政府，后来襄州区的主要领导出面协调无果，公安机关出警抓了十几个人，事态才慢慢平息。（10）证人陈某3的证言，证明枣阳法院执行局由协调督办科、执行一庭、执行二庭组成，执行案件的受理工作由协调督办科负责，由科长签字报执行局长或分管院长签字审批，督办科随机分案。有当事人直接找到执行法官，法官愿意承办的，只补办立案程序，督办科不再分案。案件分配到具体承办人后，要采取处分措施先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合议，合议后由承办法官起草执行裁决文书，报到执行庭庭长审核、签字把关，再报到执行局长或分管院长签字审核、把关。杜金龙主持执行二庭的全面工作，对庭里进行行政管理、法律文书的审核签发、案件质量把关，同时他也承办一些执行案件，也协助其他人办案，如送达法律文书等。该9个执行案件的立案审批表“局长”一栏是其签的“同意立案”，记不清楚是黄树国还是杜金龙拿来签的字，印象中杜金龙向其汇报过，主要是探讨能不能以房抵债、这类案件是否可以下裁决文书，其说要找到法律依据才行。后来杜金龙说已经找到法律依据可以搞，但是以房抵债需要评估，其就没有说什么了。9个案件登记承办人是黄树国，杜金龙是否为实际承办人其不清楚。以房抵债只限于当事人之间即执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必须要对抵偿债务的房屋开展价值评估，对案外人以房抵债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案件拍卖程序是法院启动的，由法院负责委托评估，当事人自行和解的也可以自己委托评估。（11）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执行案件立案时先由协调督办科审查，再报执行局长或分管院长签字立案，到立案庭登记案号并随机分配给执行一庭或执行二庭，由庭长确定承办人。也有执行员自己收案后到督办科办理立案手续，再把案子分到自己名下。一天，黄树国让其审批王某1、曾某等9件执行案件的查封裁定，其才知道执行局受理了这9件案子。黄树国说杜金龙给陈某3副院长汇报过，双方当事人同意用房产抵偿，陈院长也同意进入抵偿程序，其就签发了法律文书。过了几天，黄树国又拿来抵偿裁定法律文书让其签批，其看了合议庭笔录和法律文书，就签发了。当时在合议庭笔录中写明王某1是襄阳晴川公司的申请执行人，颜某的房产经过评估了。法律文书把关是庭长杜金龙的职责，其只做形式审查。从立案登记上看9件案子的承办人是黄树国，但实际承办人是谁，其不清楚。按照法律规定，不能把被执行人的财产抵偿给案外人，房产必须经过评估才能抵偿。（12）证人谢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五、六月，王某1打电话问其公司有没有房产评估资质，其说有，因其在外地出差就让他直接到公司找人办理。具体经办的是何某和王舒，评估报告要两名以上评估师资格的人签字盖章才有效力，因其有评估师资质，又是法定代表人，所以评估师落名是其和何某。其公司人员与委托方认识，比较熟悉，在价格上可能就低不就高。（13）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其为中兴达评估事务所注册资产评估师，其执业印章交由公司统一保管。2014年谢某让其牵头做襄阳晴川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其要到外地出差，就安排公司评估助理王舒做。其回来后，评估报告已经交给客户了，评估报告不是其本人签的字，执业章不知是谁加盖的，其也没有委托任何人。（14）证人高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底，其想买襄阳盛特区的房子，通过中介，看中了9号楼1单元3103室。当时约定房款是125万元，中介公司让其先在合同上签字。几天后，中介通知其拿合同，其按合同约定付了10万元定金。2015年3月31日，其通过建行卡向王某1建行账户转账112万元。因为延迟付款，112万元里面有2万元的违约金。2015年三、四月，其和王某1在房产中介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办理过户手续后，其再付清王某1余下的5万元房款。房子是毛坯房，其进行了装修，所有费用约60万元。没有人对其说过，这套商品房被法院查封了。（15）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明2013年10月，其购买了紫园小区的一套商品房，并与襄阳晴川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同年12月交清了房款。合同约定2014年6月1日交房。2014年四、五月，业主们见小区工程停了，就和开发商交涉过多次。5月25日以后，业主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襄阳晴川公司的资金链好像断了，资产也没有了，找襄阳晴川公司理论也没有明确说法。5月30日，业主们就上街堵路，警察也来维持秩序，区政府派人出面协调并做了担保。第二天，业主们了解到，襄阳晴川公司的门面、车库和土地都已经抵出去了，门面房抵给了一个叫王某1的人，公司已经没有资金，都认为颜某等人的承诺是假话。业主想让政府监管紫园小区，制作了条幅。6月1日是约定交房的时间，大家发现紫园小区不能按期交房，又没有资金，所有的资产都抵给别人了，都很激动，三、四百人就打着条幅游行去找市政府，后来警察介入了。如果襄阳晴川公司不把门面等资产抵给他人，公司还能盘活资金，无非就是晚点交房，业主们也不会去游行。（16）证人董某、龚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其在紫园小区选了一套商品房，交了定金和首付，也签订了购房合同、开始付了房贷。2014年四、五月份，业主们见小区工程一直都不动工，多次派出代表向区政府、信访办反映，也和开发商交涉过多次，均无明确答复。5月30日谈判无果，业主们情绪激动就上街堵路，警察来维持秩序，区政府派人出面协调并在书面意见上签字担保。第二天，业主们听说紫园小区已经是一个空架子，资金链断了，门面和车位都已抵付给他人，建筑商无法继续开工，不能如期交房，原来还指望襄阳晴川公司盘活门面等资产，回笼资金复工建设，感觉没有希望了，就准备到市政府讨说法，让政府监管紫园小区，还制作了一些条幅。6月1日是合同约定交房时间，在紫园小区售楼部聚集了三、四百人，大家游行到市政府解决，路上来了大批警察。3、鉴定意见:（1）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襄价认字［2016］006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紫园小区一期1＃楼一层1_01号_17号和售楼处一层大厅及二层205、206、207号配套商业用房，于2014年5月23日的认定价格为30354500元。（2）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襄价认字［2016］007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武汉中央文化区K4地块一期K4-1-1栋2单元29层1室住宅房于2014年5月29日的认定价格为3814850元。（3）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襄价认字［2016］01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民发盛特公园小区9幢1单元31层3号房产于2014年5月29日的认定价格为1253825元；房产室内装修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的认定价格为665461元。4、被告人的供述：（1）被告人杜金龙的供述，枣阳法院执行局下设执行一庭、执行二庭和协调督办科。协调督办科负责执行异议案件处理，同时给执行一庭、执行二庭立案登记分配执行案件。执行一庭和执行二庭负责执行生效案件，没有具体分工。执行案件由当事人直接找执行一庭或执行二庭庭长审查立案初核并确定案件承办人，符合立案条件的再经协调督办科科长审核，报院领导审批，由协调督办科报到立案庭领取案号后分案确定案件承办人。2015年以前，也存在当事人直接找熟悉的执行员办理立案手续情况。其主持执行二庭的全面工作，主要是进行行政管理，处理信访案件、立案初审、法律文书的审核签发，同时自己也承办一些执行案件，参与庭内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执行庭实行主办法官及合议庭负责制，庭长提出的意见可作参考。法官先起草法律文书，报庭长审核，再报局长或分管副院长审批，最后到院办公室加盖印章。2014年5月的一天，律师唐某给其打电话，说过几天有几个案子想交执行二庭执行。5月22日，唐某带着李某2和申请执行人王某1、被执行人颜某到办公室找其，唐某说李某2代表了6个申请执行人，王某1也是申请执行人，颜某和襄阳晴川公司是被执行人，并说实际上王某1以股东的名义把钱借给襄阳晴川公司，王某1是以李某1、赵某等人名义起诉的，当时就提交了执行申请书和法律文书生效证明。唐某和王某1向其简介了案情，说是9件案子，申请执行标的合计2000多万元，并表示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执行和解，用房产抵偿债务。其只是审查形式要件，没看生效的调解书内容。考虑到这9件案子有执行能力，而且当事人愿意执行，出于照顾老同志的原因，其准备把这9件案子一起交给黄树国办理。其把黄树国喊到办公室并向黄介绍了案情，后在9份立案审批表上签字，把案子分给黄树国承办，将案件材料交给黄树国，对黄说当事人要求案子快点执行。同时，其当着黄树国的面对双方当事人说用房产抵偿按法律规定需要评估，双方当事人也同意评估，这个规定是《“一高两部”通知》第二十六条。在案件执行过程中，黄树国对案件的办理情况向其报告，其给予了相应的指导，也参与过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其曾向分管执行的副院长陈某3汇报这9个案子，向陈院长请示能不能以房抵债，能不能出具执行裁定。其找到相关法律依据拿给陈院长看后，陈说可以出具抵偿裁定，但是需要评估，后其将该意见传达给了黄树国。具体评估事宜是双方当事人办理的。案件在审理期间，法院保全查封了房产，实践中如果法院不出具执行裁定书，房管部门一般不予办理过户相关手续。唐某带当事人找其联系执行这9个案件，就是想让法院出具法律文书。执行中当事人未履行的，法院一般都要查封、冻结被执行人的相关财产。评估报告和执行和解协议出来后，黄树国给其汇报过，并将评估报告和执行和解协议随卷报送给其，让其审核并修改抵偿裁定书原稿。在校对修改过程中，其看了房产评估报告结论，校对了评估金额，还修改了错误引用的法条等，后将修改的文稿签批交给了黄树国，并告知黄树国，这个案子给陈院长汇报过，还要找陈院长把关。裁定书在申请执行人处只写李某1一个人的名字，确实是错误的，应该把赵某、曾某等人名字都写上，其作为文书的审核人有责任。同时，其在修改裁定书时，认为是可以将房产抵偿给案外人王某1的。实际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各类虚假诉讼的紧急通知》的文件精神，法院在执行中不应该出具以房抵债裁定书或者要求登记机构办理过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因黄树国说颜某的两套房子双方当事人都觉得评估比较麻烦还要花钱，都不愿意评估，这是私人房产，双方都愿意以购置价相抵，其同意了黄树国的意见。未评估颜某的房产，如果实际价格和抵偿价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会损害当事人或其他权利人的利益，这是其的责任。虽然9起案件登记的承办人是黄树国，实际上整个案件除进行合议外，其基本都参加了，但其没有给合议庭成员做出具体指示。在办案过程中黄树国每走一个程序都给其汇报过，有些事情是二人在一起商量定的。因为他们有和解协议，其就同意将襄阳晴川公司房产抵偿给王某1，这个情况其没有向分管领导汇报过。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的一天，其看到唐某在黄树国办公室门口向黄送钱，黄树国收下了，不知道是多少。2016年5月底，检察机关找黄树国谈话后，黄树国才给其说唐某给他3000元的办案经费，已经上交了。2015年10月，枣阳法院准备纠正这几起案件时，其认真看了调解书，才知道王某1不是襄阳晴川公司的申请执行人。2014年7月左右，执行完上述9件案件后的一天晚上，其和唐某、王某1等在枣阳建设路吃饭后，准备离开时，唐某上了其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他为了感谢其，递给其一个袋子，说给其搞点经费，把袋子放到副驾驶储物箱里就离开了。后经清点是4万元现金，其一直放在办公桌抽屉里。其心里比较矛盾，收下自己用觉得数额大，怕出问题，退了又不甘心，想留到自己用，之后自己陆续消费了部分。2015年10月，枣阳法院发现9件案子可能搞错了，准备再审并撤销执行案件，其担心收的4万元出问题，感觉不退不行，就给唐某打电话让他到枣阳来。11月上旬的一天，其在唐某开的奥迪车上把4万元现金退还给了他。（2）被告人黄树国的供述，其所在的执行庭，一般是庭长杜金龙给执行人员分配案件，也有协调督办科随机分配少量的执行案件。其在办案中需要出具法律文书时，都要向杜金龙汇报，执行员按照杜金龙的意见合议，再起草法律文书层报庭长和执行局长审批。因其长期在综合部门工作，执行业务不是很熟，为了把案件办得更有把握一些，就先和杜金龙汇报后再合议。王某1、李某1等9宗执行案件其是具体承办人，案件是杜金龙交给其执行的。在立案之前，杜金龙讲，过几天有几个案子，标的额比较大，合并执行，交给其他人办不放心，要交给其办。其说这么大的案子，没有办过，怕搞不了。杜金龙说是民间借贷案子，双方调解结案，案子简单，让其先拿着，他带其办理。几天后，他就把上述9宗执行案件的相关材料交给其，杜在立案审批表审查人意见栏签署姓名后，让其到协调督办科办理相关立案手续。立案后王某1、颜某和唐某、李某2到执行二庭办公室，其给他们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杜金龙对其说这些案子当事人商量好了，襄阳晴川公司和颜某用相关房产抵偿给王某1，杜还说要找一下法律依据，向陈某3副院长汇报，看能不能抵偿。后来杜金龙让其先制作执行裁定书，查封襄阳晴川公司的资产，其制作了（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1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襄阳晴川公司的资产。杜金龙让其在裁定书上只写李某1一个人的名字，说是合并执行，还对其说颜某的私人房产，颜已和王某1协商直接抵债，如果查封的话还要往武汉跑，执行时间长，当事人不满意，不用查封了。文书制作后，杜金龙带其到襄阳万达写字楼王某1办公室给李某2和颜某送达。当天，在万达写字楼，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曾某等6人在场，他们当着其和杜金龙的面在事先打印好的执行意见书上签字，王某1和唐某也在场。其问杜金龙后续程序咋搞，杜说要走评估程序，随后通知王某1、颜某和唐某要求评估，评估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的。后杜金龙说李某2近几天要把房产评估报告送来，让其收到。第二天，李某2把评估报告和双方的执行和解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收款确认书拿来，其收下并直接采纳了。其问李某2为什么没有颜某房产的评估报告，李某2说评估时间太长了，又是颜某私人房产，他愿意抵偿，同时杜金龙又催促其把案子搞快一点，其就没有要求他们评估。执行中评估房产，必须先对房产进行查封，因没有查封颜某的两套住房，其问杜金龙这两套房屋没有查封咋办，杜说那是颜某的个人财产，当事人都协商好了，愿意抵偿，而且颜某武汉的房产在销售部买的有价格，这个售价与王某1和颜某协商抵偿的价格没有多少差距。其理解的意思就是不评估了，其就没有要求当事人继续评估。当事人自行协商执行和解过程其没有参与，协商后起草了执行和解协议并签字。后杜金龙说陈院长同意抵偿，可以出具“以房抵债”执行裁定书。其组织合议庭合议，先简单地汇报了案情，说可以做出“以房抵债”的执行裁定书，李某3、陈某2表示同意，合议没有安排书记员，由本人记录的。其觉得领导都已同意抵偿了，合议只是走个程序，没有将王某1是案外人及颜某两套住房没有评估的事实如实向合议庭陈述。合议后其草拟了法律文书，把所有卷宗材料报给杜金龙审核，其层报领导审批后出具了（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2号执行裁定书，并向双方当事人及房管部门送达。杜金龙让其在裁定书中引用《民诉法解释》第三百零一条。结案后过了一段时间，杜金龙又安排其和执行局杨霞一起到襄阳晴川公司送达（2014）鄂枣阳执字第00357-2号执行裁定书，该公司负责人拒绝签字。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其向唐某提出搞点加油费，唐给了其3000元，但其没用来加油，自己零花了。2016年5月25日，其将3000元退交给枣阳法院监察室。上述证据，均由侦查机关依法获取，并经庭审质证，各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杜金龙、黄树国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定活动中，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致使群众上访、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均已构成执行裁定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作为执行庭长的杜金龙，在具体指导、参与执行活动中不正当行使职权；黄树国身为案件承办人，在具体执行案件过程中，未如实向合议庭报告被执行人颜某的房产未经评估的事实，致使合议庭作出同意以房抵债的错误决定；根据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黄树国罪责相对较轻。公诉机关指控在执行案件过程中滥用职权，造成襄阳晴川公司财产损失6024500元和高某财产损失1885461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杜金龙及其辩护人提出杜金龙不是案件承办人，没有参加合议庭，无执行裁定滥用职权行为的意见，证人陈某3、孙某均证实杜金龙作为庭长负责对庭内行政管理、案件质量把关指导、法律文书的审核签发等；证人王某1、唐某、李某2等证实多次到枣阳法院接洽执行事宜均是与杜金龙取得联系，杜金龙参与了所涉9宗执行案件的相关程序；作为执行庭庭长的杜金龙和案件承办人黄树国，在执行案件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各类虚假诉讼的紧急通知》履行职责，在执行曾某等6人的8个案件中，将裁定查封的被执行人襄阳晴川公司的房屋抵偿给案外人王某1；在执行王某1与颜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未依法对被执行人颜某的2套房屋进行评估，直接交付申请执行人王某1抵债，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索要贿赂4万元，因此上述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杜金龙及其辩护人提出紫园小区业主群体游行、上访与涉案执行活动无因果关系的意见，虽然襄阳晴川公司管理混乱、资金链断裂等多种因素致紫园小区建设工程停工，不能按时交房，但证人张某、王某3、董某、龚某均证实枣阳法院在执行活动中查封紫园小区的门面和商品房，将房屋抵偿给王某1是诱发小区业主游行、上访的重要诱因，故上述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杜金龙提出收受唐某4万元没有据为己有，支出部分系解决了单位招待费及黄树国提出其与杜金龙不属共同作案，所收3000元贿赂用于执行工作中燃油开支，均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杜金龙、黄树国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定活动中，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致使群众上访、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均已构成执行裁定滥用职权罪，黄树国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杜金龙犯执行裁定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被告人黄树国犯执行裁定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吕刚惠审判员韩兆锦审判员**青二Ｏ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