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初1683号 原告（反诉被告）：河北常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井陉县秀林镇李家庄。 法定代表人：张大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凌，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天明，河北冀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卓杏生，男，196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告：卓友才，男，197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告：卓友米，男，197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告：山西富卓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南内环街98-2号财富大厦2515号。 法定代表人：卓高明，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山西昔阳安顺三都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昔阳县三都乡三都村。 法定代表人：卓友米，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述各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霞、左柄强，山西神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侯永红，男，196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阳泉市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长林、杜江，河北中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卓高明，男，198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原告河北常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青实业集团）与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山西富卓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卓能源公司）、山西昔阳安顺三都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煤业公司）、侯永红、卓高明合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被告侯永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常青实业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凌、赵天明，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霞、左柄强，被告侯永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路长林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卓高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常青实业集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共同赔偿原告800万元合作投资款（已退还）的利息损失4996000元；2、判令被告侯永红、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合作投资款2200万元及利息（以22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对前述利息侯永红在以22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损失范围内与其他被告承担共同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卓高明以其持有的准格尔旗景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对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2010年1月29日原告与被告卓友才、卓杏生、安顺煤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经营煤矿。原告依约向卓杏生支付合作款及工程费共计2.5亿元。但因卓杏生不能履行协议，2011年10月9日卓杏生、卓友米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归还原告2.5亿元合作款，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2011年10月9日，原告与卓杏生、富卓能源公司、卓友米签订《协议书》，约定将被告卓杏生、富卓能源公司拥有的山西阳泉盂县清城煤业有限公司（下称“清城煤业公司”）15.33%的股权转让给原告，以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3亿元。基于该协议，2012年10月26日原告与侯永红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原告承接富卓能源公司与侯永红2011年4月30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书》，合作开发清城煤矿。2012年11月5日原告与富卓能源公司、卓杏生、卓友米签订《合作协议书》，2012年11月12日原告与富卓能源公司、卓杏生、卓友米、卓友才、安顺煤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原告、富卓能源公司、卓杏生、卓友米与山西清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清城工业公司”）、侯永红合作开采煤矿，原告负责分别向清城工业公司、侯永红支付合作款1.7亿元和0.3亿元；若清城煤矿合作经营不能实现，原告有权终止与清城工业公司、侯永红的合作，由被告富卓能源公司、卓杏生、卓友米、卓友才、安顺煤业公司向原告退还2亿元投资款及费用从出资之日起按月息2%支付利息，赔偿原告的一切经济损失。2012年11月13日原告依约向侯永红支付合作款3000万元。但清城煤矿合作因卓杏生等被告未依约办理清城煤矿露天开采变更手续而不能继续。2015年5月11日原告与侯永红签订《协议书》，解除清城煤矿合作经营，约定侯永红退还原告合作款3000万元，协议签订之日起二日内退还600万元，余款在退还首期600万元后12个月内每月200万元陆续退还原告；如超过12个月退款，按照剩余未退额按月息一分支付利息。协议签订后，侯永红向原告分别于2015年5月13日退款600万元、2015年8月20日退款200万元，尚欠2200万元合作款未退还原告。2017年7月28日，被告卓高明等向原告出具《保证承诺书》，卓高明承诺以其拥有的准格尔旗景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对其他被告应归还原告的投资款及损失赔偿提供保证担保。综上所述，被告富卓能源公司、卓杏生、卓友米、卓友才、安顺煤业公司、侯永红应共同退还原告尚欠的2200万元合作款；被告富卓能源公司、卓杏生、卓友米、卓友才、安顺煤业公司应共同赔偿原告3000万元合作款从出资之日起至实际退还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侯永红应在以22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损失范围内对利息损失与其他被告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被告卓高明应承担相应的保证担保责任。 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辩称，鉴于本案被告侯永红提出反诉，本案合同无效，如被告侯永红反诉成立，原告应返还本金，则各被告无需承担还款义务，如果合作解除合同是成立的，各被告也无需对侯永红的欠款承担连带的偿还义务。理由如下：1、被告已经将被告与常青实业集团的债权债务转移到青城公司的股权，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之间的关于煤矿开采履行情况及风险收益情况，应当由常青实业集团自行承担，其煤矿开采的风险与收益与各被告无关，2016年10月26日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书》被告已经将履行主体从富卓公司变更为常青实业集团，由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共同合作开发煤矿资源。合同第三条第2款明确约定，由常青实业集团负责办理项目的全部手续。合同第三条第7款约定常青实业集团2013年1月30日之前不能将露天证办下来，甲乙双方就以井供开采的方式进行开采，为此2012年11月18日、11月21日侯永红及青城集团已经授权了原告办理了煤矿开采手续，应由常青实业集团负责，煤矿不能办理露天开采，仍然可以开采，无法办理露天开采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政策原因导致，无法变更的后果原告是知情和认可的。2、侯永红与常青实业集团解除合同的原因，是原告方担心投资风险单方违约的，与各被告无关，无权要求承担连带责任。3、各被告与原告已经就投资项目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双方之间的投资债权债务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无权要求各被告承担责任，本案常青实业集团与被告之间的合作，常青实业集团仅实际投资本金是2.5亿元。后被告陆续偿还了2.09亿元，经原被告协商，被告另行偿付原告2亿元，常青实业集团已经从原被告合作的过程中享有共计4.09亿元的款项，各被告已经进行了赔偿，双方之间的投资债权债务问题已经全部结清，再无纠葛，常青实业集团无权要求各被告承担责任。4、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的解除协议书，是被告卓杏生在羁押期间，常青实业集团作为签约主体，单方要求解除合同，且仅要求侯永红退款3000万元，并未包括了全部的投资款，其中还有富卓能源公司投资的2800万元，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应当就富卓能源公司的投资款项予以退还。5、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达成的解除协议中明确说明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履行，双方达成的一致解除协议，并非被告原因导致，且协议中约定了双方不再履行相关的合同义务、互不追究，故原告诉求被告从出资之日起到还款之日的还款利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关于约定的解除后的逾期月息1%，应当由被告侯永红来承担，各被告并未在协议上签字进行担保，不应承担还款义务。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各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侯永红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二项本金2200万元，数额清楚，但利息没有具体数额，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请求不明确的应当予以驳回，所以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利息部分。二、案涉的协议书和催款函，因原告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已经达到解除合同法定条件，应当予以解除，详细理由见反诉状。 被告（反诉原告）侯永红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协议书和催款函及被反诉人返还800万元；2、判决被反诉人支付以8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被反诉人承担本案的反诉费用。事实与理由：1、协议书无效。2014年，常青实业集团以反诉人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石家庄市公安局报案。案件在侦查期间，常青实业集团与反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常青实业集团启动撤销控告程序，保证取得免于反诉人刑事追责的司法书；反诉人分数次退还3000万元。协议书签订后，反诉人分别于2015年5月13日、8月20日向常青实业集团退款600万元、200万元。反诉人在刑事案件侦查期间，为了免于刑事追究，出于非本意与常青实业集团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常青实业集团保证反诉人不受刑事追究。常青实业集团是经营性法人，他无权决定刑事案件侦查、诉讼和判决。显然，常青实业集团的承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而且，违反了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4款、第5款的规定，参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认定《协议书》无效。据此，常青实业集团应当返还已经收取的800万元。2、依法解除协议书。2014年，常青实业集团以反诉人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石家庄市公安局报案。案件在侦查期间，常青实业集团与反诉人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方收到乙方返还的首期合作款600万元后，立即启动与司法机关（公检法）沟通协调，启动撤销控告程序。并且保证任何司法机关（包括：石家庄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中队、石家庄市检察院、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再对本案乙方进行任何形式的侦查等强制措施。同时保证在合适的时间向司法机关出具谅解书并保证取得石家庄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中队、石家庄市检察院、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能够使乙方司法追诉程序终结免于刑事责任的法律文书”。协议书签订后，常青实业集团不仅未履行向司法机关提供谅解书和保证反诉人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义务，反而请求人民检察院对反诉人无罪的刑事判决书提出抗诉，以达到追究反诉人刑事责任的目的。常青实业集团未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主要义务，存在严重违约行为，且导致反诉人签订协议书的目的不能实现。特别是常青实业集团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行为，足以表明常青实业集团不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主要义务。常青实业集团的行为，已经达到《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2款、第4款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因而，协议书应当依法予以解除，据此常青实业集团应当返还已经收取的800万元。反诉人提出协议书无效的主张，和依法解除协议书的主张。如果，贵院认定协议书无效，反诉人选择无效返还财产的主张。如果贵院认定协议书有效，反诉人选择解除合同返还财产的主张。请求贵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行使法官释明权，以便反诉人选择诉讼请求。无论协议书有效，还是协议书被解除，常青实业集团都具有返还财产的义务。为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出反诉，请求依法支持反诉请求。 原告（反诉被告）常青实业集团针对反诉辩称，1、2015年5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的约定违反了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常青实业集团不能保证侯永红不受刑事追究，依法应属无效条款。2、《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无效不影响协议书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首先，协议书签订的目的是解决《合作经营合同书》的解除事宜，合同目的合法。除协议第三条第一款外，协议的其他约定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的签订是在合作经营已经无法正常履行，且常青实业集团已与清城工业公司解除合作协议在前的情况下，双方协商一致后的结果。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的约定内容并不是其他约定内容的前置条件，不是协议成立生效的必要条件。协议约定退还的3000万元并不是常青实业集团保证不追究侯永红刑事责任的对价，而是合作解除后，侯永红理应即时退还收取的常青实业集团的合作款，协议约定的解除合作、分期退还合作款的内容公平合理。其次，生效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刑初字第00057号《刑事判决书》，对协议书关于双方约定的合作的解除及合作款的退还的事实已予确认，但对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的内容未予认定。可见，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的内容仅表明常青实业集团对刑事处罚的态度，该部分内容违法无效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对该协议书有关解除合作及退还合作款的约定的认定。综上，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六条、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的无效，并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协议约定内容依法仍然有效。3、侯永红主张解除协议书的诉求依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属无效条款，常青实业集团无法履行有关约定，侯永红以常青实业集团未履行该无效条款约定为由主张解除协议书没有依据。常青实业集团对刑事判决书提出抗诉申请是在2017年侯永红不依约按期退还合作款的情况下提出的，是侯永红违约在先。且2017年3月26日侯永红还在常青实业集团向其出具的催款函上签字确认认可按解除协议的约定履行退还合作款义务。因此，侯永红解除协议书的主张依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侯永红在合作协议解除后理应依约返还常青实业集团合作款，其反诉请求于法无据，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 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针对被告侯永红反诉述称，关于解除的协议尊重法院依法裁判，无论协议是否解除，各被告均无需承担还款义务。 被告卓高明未到庭进行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告（反诉被告）常青实业集团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合作协议书，证明2010年1月29日原告与卓有才、卓杏生、昔阳三都煤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经营煤矿。 2、还款协议，证明2011年10月9日原告与卓杏生、卓有米签订《还款协议》，确认因被告方的原因，煤矿未能开采，约定归还原告2.5亿元，并用煤矿股权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3、协议书，证明2011年10月9日，原告与卓杏生、富卓公司、卓杏米签订《协议书》，约定以被告卓杏生、富卓公司拥有的清城煤业公司15.33%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让原告参与清城煤业公司煤矿的合作经营，以赔偿前述合作煤矿未能开采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3亿元。 4、合作经营合同书，证明2012年10月26日原告与侯永红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原告承接富卓公司与侯永红2011年4月30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书》，合作开发清城煤业公司煤矿。 5、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证明2012年11月5日原告与富卓公司、卓杏生、卓有米签订《合作协议书》，2012年11月12日原告与富卓公司、卓杏生、卓有米、卓有才、三都煤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原告、富卓公司、卓杏生、卓友米与清城煤业公司、侯永红合作开采煤矿，原告负责分别向清城工业公司、侯永红支付合作款1.7亿元和0.3亿元，若清城煤矿合作经营不能实现，原告有权终止与清城工业公司、侯永红的合作，由被告富卓公司、卓杏生、卓友米、卓友才、三都煤业公司向原告退还2亿元投资款及费用从出资之日起按月息2%支付利息，赔偿原告的一切经济损失。 6、付款凭证，证明2012年11月13日原告依约向侯永红支付合作款3000万元。 7、协议书，证明2015年5月11日原告与侯永红签订《协议书》，解除清城煤矿合作经营，约定侯永红退还原告合作款3000万元，协议签订之日起二日内退还600万元，余款在退还首期600万元后12个月内每月200万元陆续退还原告；如超过12个月退款，按照剩余未退额按月息一分支付利息。 8、刑事判决书，已生效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刑初字第0005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印证了前述证据证明的事实。 9、保证承诺书，证明2017年7月28日，卓杏生、卓高明、富卓公司、三都煤业公司为原告出具还款的保证承诺书，其中卓高明承诺以其拥有的准格尔旗景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对其他被告应归还原告的合作款及损失赔偿提供保证担保。 10、催款函，证明2017年3月26日侯永红还在原告向其出具的催款函上签字确认认可按解除协议的约定履行退还合作款义务。 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称，1、对证据1到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卓杏生是南裕煤矿和西沟煤矿的实际控制人，煤矿无法正常开采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政府政策的相关因素导致的，并非被告单方原因导致的，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仍然有继续合作的基础，但由于原告想单方变更煤矿无果后，通过公安机关，逼迫卓杏生将清城煤矿的股份变更为原告的名下，常青实业集团逼迫卓杏生退还其2.5亿元投资款本金，且将清城煤业公司15.33％的股权无偿转给了常青实业集团，常青实业集团已经从中获利。2、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各被告已经将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转为了清城煤业的股份，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之间关于煤矿开采履行及风险收益情况应当共同承担，与各被告无关。3、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作协议第六条第四款约定的内容的前提是，由于乙方原因导致无法接矿，正常生产，但实际情况是原告已经实际接矿并生产经营，并非被告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原告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自行签订了解除协议，双方对解除的数额进行了约定，但其中并未要求各被告承担保证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从出资之日起承担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依据的。4、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款是原告向被告侯永红支付，其原告要求返还应当向被告侯永红主张，与各被告无关。5、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由于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单方签订的解除协议书，是被告卓杏生在羁押期间，原被告双方自行达成的协议，原告仅要求侯永红退款3000万元但并未包括全部的投资款，对于富卓能源公司投资的2800万元双方并未协商退款。6、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刑事判决并不能证明煤矿经营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是由被告导致的。7、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保证承诺书中对于主债权的金额并未明确约定，双方也没有签订补充协议，且对于保证书的内容原被告在河北省高院已经达成了调解书并已经生效，被告已经履行了保证承诺书的保证义务，该保证承诺书与本案是无关的。8、证据10系原告常青实业集团与被告侯永红之间的催款事宜，与各被告无关。 被告（反诉原告）侯永红对上述证据质证称，1、证据1、2、3、5、9均是原告与其他被告签订的，签订协议时被告侯永红不知情，上述证据对原告起诉被告侯永红的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2、证据4合同已经履行，2012年11月23日原告已经接管煤矿进行生产经营，根据协议的约定第三条第七款第五项有明确约定，办理煤矿将井工开采改为露天开采的义务是原告，如果原告不能办理转采，双方继续井工开采，合同的第六条第八款也有同样的表述，所以原告以煤矿不能转采不能继续生产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真证不能合作的原因是原告违约所致，根据合同的约定原告应当向被告共计支付9500万元，首期是5000万元已经支付，根据合同第九条第三款的约定，原告应当在2013年1月30日前支付4500万元，但是随着煤炭市场价格的滑坡，原告以合同诈骗为由进行报案，随后就发生了立案侦查，签订解除合同的事实，所以说原告该证据的证明对象错误。3、证据6付款凭证3000万元没有异议。4、证据7以我们反诉意见为主，我与常青实业集团签订协议书第三条前半部分是无效的，在常青实业集团、富卓能源公司2011年10月9日协议书第11条中有约定。在2011年10月9日是还款协议第5条中有约定。在2015年1月22日签订的解除合同书中的第8条中有明确约定。2015年5月11日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签订的协议书的第三条有明确约定。我与常青实业集团签署解除协议的前提是解除刑事报案。常青实业集团在2012年10月26日及10月27日签订合同后，同年的日期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又与富卓能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原告与其他公司签订的所有合同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5、证据8我们认为这组证据当中对解除合同的协议书确实进行了表述，但是该协议书并不是不追究被告侯永红刑事责任的依据，刑事判决当中并没有要求被告侯永红退还3000万元的主文，因此该判决书与本案民事案件没有关系。6、证据十我们认为原告于2017年3月26日在掩盖其2017年2月24日向石家庄市检察院提起抗诉申请，拒绝履行调解义务的情况下提出的函件，应依法解除。 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2年11月18日授权人侯永红与被受托人常青实业集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 2、2012年11月21日授权人山西清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授权人常青实业集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 以上两组证据证明该授权系甲方山西清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侯永红授权乙方常青实业集团组建项目部并负责具体实施。原告常青实业集团负责将山西阳泉盂县清城煤业有限公司60万吨煤矿按照政策变更为露天煤矿并实施开发，原告需要办理露天开采许可证。 (2017）冀民初21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卓杏生等人与原告之间的合作经营纠纷已经了结，原告投资2.5亿元，被告除已退还1.6亿元投资款外，原被告还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偿付2亿元，第三人的4900万元的借款本息抵顶原告借款本息。被告实际已经获得4.09亿元，原告无权再要求各被告承担责任。 原告（反诉被告）常青实业集团对上述证据质证称，1、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得出变更煤矿开采手续的义务由原告来承担。原告是基于与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被告来负责变更相关变更手续的前提下，才在与侯永红签订的协议书中承接了办理相关变更手续的义务。2、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调解书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及被告侯永红之间的相关合作款合作纠纷已经履行完毕。只能说明通过调解书的形式对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的问题达成一致，调解书调解协议中的第四条最后一句话，但不包括后期清城煤业公司与原告2亿元投资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该协议仅仅是解决的原告出示的证据一、二、三中所涉及的原告与被告卓杏生等进行煤矿投资合作有关的赔偿问题。同时该调解书也恰恰证明卓杏生等被告是认可前期合作不能成功是因为该方原因所导致的。 被告（反诉原告）侯永红对上述证据质证称，证明内容是同意的，说明一点本案是原告与被告侯永红解除的协议，该协议不应对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及被告侯永红产生效力，原告将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及被告侯永红共同起诉，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被告（反诉原告）侯永红为证明其反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合作经营合同书。证明：常青实业集团未依约支付9500万元，已经构成违约。常青实业集团应当承担支付30%，即4.65亿元乘以30％等于1.395亿元违约金。 2、承诺书，证明：常青实业集团应当向侯永红支付9500万元。常青实业集团委托第三人支付4500万元。富卓能源公司承担2013年6月500万元的利息。 3、协议书。证明：常青实业集团负有保证侯永红不受刑事追究的义务。常青实业集团负有出具谅解书的义务。 4、两份收据。证明：侯永红履行退还800万元返还款的合同义务。 5、申诉书。证明：常青实业集团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协议书》的主要义务，已经达到法定解除条件。协议书解除后，应当恢复原状，即返还800万元。 原告（反诉被告）常青实业集团对上述证据质证称，1、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方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后续的投资款，是因为当时已经发现合作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并且原告在当时发现被告方有涉嫌诈骗的行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也证明了当时实际合作无法履行的情况。原告与侯永红已经签订了解除合作的协议，现在再提原协议的履行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有关合作协议解除以后遗留事项的解决，应该按照解除协议进行解决。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内容，质证意见同对证据一的质证意见。3、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反诉答辩意见。4、对证据4没有异议，但第二笔200万元的退款，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履行。5、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同反诉答辩意见。 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称，1、对证据1、2、3的意见同之前的质证意见。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于余款4500万元应当由常青实业集团支付给侯永红，依据原告常青实业集团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若被告不支付4500万元则由原告支付4500万元，并将被告所有的股权归原告所有，实际情况为原告常青实业集团已经实际接管了煤矿开采，各被告已经被迫退出，原告应当向被告侯永红支付4500万元。3、对证据4、5无异议。 被告卓高明未到庭，对上述证据均未予质证，亦未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29日，原告与被告卓友才、卓杏生、安顺煤业有限公司四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卓友才、卓杏生将位于原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公司南安峪煤矿的600亩和原山西忻州神达朝凯煤业有限公司西沟煤矿300亩（或昔阳三都煤业400亩）土地范围内的采矿权交由原告常青实业集团，常青实业集团向卓友才、卓杏生支付人民币2.5亿元。协议签订后，原告陆续向卓杏生共计支付了2.4亿元，并支付一千万余元工程费用。后因煤矿无法继续开采，原告与被告卓杏生于2011年10月9日签订《还款协议》，约定被告卓杏生分三次向原告返还已付款项，如逾期，每逾期一日向原告支付应还款额的千分之二的违约金。被告卓友米在协议“担保人”处签字并加盖安顺煤业公司的公章。同日，原告与被告富卓能源公司、卓杏生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为弥补原告的损失，在签订《还款协议》的同时，被告卓杏生将山西清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阳泉盂县清城煤业有限公司15.33%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原告，作为对原告原协议经济损失的赔偿。 2012年10月26日，原告常青实业集团与侯永红及富卓能源公司就合作开发山西阳泉盂县清城煤业有限公司的煤炭资源事宜签订一份《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该合同书生效后被告侯永红和富卓能源公司于2011年4月30日在太原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书》的有关约定由原告常青实业集团承接。 2012年11月5日，原告常青实业集团与被告卓杏生、卓友米及富卓能源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就原告接替被告卓杏生一方与侯永红进行清城煤业公司煤炭资源开发事宜以及原告与卓杏生等关于该煤炭开发合作事宜进行了协商，其中约定原告常青实业集团应向清城工业公司支付1.7亿元、向侯永红支付0.3亿元；如卓杏生、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本矿露天煤矿的申报工作及审批或因其原因导致常青实业集团无法正常接矿、正常生产的其他违约情形出现的，常青实业集团有权终止与清城工业公司、侯永红的合作，卓杏生等一方应于常青实业集团提出终止要求之日起七日内将2.3亿元和0.9亿元及“原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一次性退给原告，将原告出资的2亿元及费用从出资之日起按月息2%支付利息，连本带利一次性退还，并向清城工业公司、侯永红承担违约责任。 2012年11月12日，原告常青实业集团与被告卓杏生、卓友米、卓友才、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再次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各方就11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进行补充，就合作开发事宜进行了相关约定。 上述相关合作协议签订后，合作各方组建了项目部，原告按约定分别向清城工业公司支付1.7亿元、向被告侯永红支付0.3亿元，但之后合同未能正常履行。2015年5月11日，原告常青实业集团与被告侯永红签订一份《协议书》，就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书》解除事宜进行了协商。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解除于2012年10月26日在石家庄签订的煤矿合作的《合作经营合同书》，自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双方将不再履行相关合同义务，互不追究；侯永红从原告处收取的合作款3000万元分期退还，协议签订之日起二日内首期返还600万元，剩余的2400万元可在12个月内每月200万陆续退还给原告，超过12个月剩余的实际未退款额要按照实际剩余的未退额按月息1%支付利息；其中协议第三条约定“原告收到侯永红返还的首期合作款600万元后，立即与司法机关（公检法）沟通协调，启动撤销控告程序。并且保证任何司法机关（包括：石家庄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中队、石家庄市检察院、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再对侯永红进行任何形式的侦查等强制错误。同时保证在合适的时间向司法机关出具谅解书并保证取得石家庄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中队、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或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能够使侯永红司法追诉程序终结免予刑事追究的司法文书。 被告侯永红分别于2015年5月13日、8月20日向原告退款600万元和200万元，共计800万元，尚欠2200万元未予退还。 2017年7月28日，被告卓杏生、卓高明、富卓能源公司及安顺煤业公司向原告常青实业集团出具一份《保证承诺书》，被告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承诺继续对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富卓能源公司基于前述协议产生的应归还常青实业集团的投资款及赔偿损失的全部债务清偿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同时被告卓高明承诺以其拥有的准格尔旗景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对卓杏生等应归还常青实业集团的投资款及损失赔偿提供保证担保。 2017年10月8日，常青实业集团以卓友才、卓友米、卓高明、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卓杏生为被告起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判令解除2011年10月9日常青实业集团与卓杏生、富卓能源公司、卓有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有米、富卓能源公司、安顺煤业公司返还投资款4100万元并赔偿投资款利息损失；卓高明以持有的准格尔旗景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审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常青实业集团按照2012年11月5日、11月12日的《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支付新的投资款2亿元。但最终因卓杏生等一方的原因，原告在延家底一区煤矿、南安驿煤矿及清城煤业公司均未能实现煤矿开采”。2018年4月12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民初213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其中第四条约定“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原、被告之间就原告2010年2月1日至2010年3月4日为合作经营煤矿投入的2.5亿元有关的债权债务清结，但不包括后期清城煤业公司与常青公司合作2亿元新投资款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被告各方对签订的多份《合同经营合同书》、《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协议书》、《保证承诺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 首先，关于原告常青实业集团与被告侯永红签订的《协议书》效力问题。 被告侯永红辩称该协议书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且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根据原告与侯永红签订的《协议书》，其中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约定常青实业集团保证任何司法机关不再对侯永红采取强制措施且保证取得司法机关能够使侯永红免予刑事追究的司法文书。根据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我国司法机关依法对法律所赋予的公权力的行使，任何个人、政府机关、社会团体都不得进行违法干预。因此，该约定条款显然违反了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条款。但根据协议书内容显示，该条款并不是协议其他条款内容的前置条件，亦非协议生效的必备条件。根据查明事实，原告按合同约定已向侯永红支付3000万元，被告侯永红对收到该笔款项事实亦无异议。而双方在该协议书中已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双方之前签的的合作协议书，因此，合作协议解除后，被告侯永红理应返还常青实业集团支付的合作款项。故该协议书其他关于双方合作解除事宜的约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无效，并不影响协议其他约定内容的效力，协议书应为部分无效。 其次，关于《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 被告侯永红认为原告常青实业集团违反《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的约定，未履行该约定义务，故反诉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但如上所述，该条款约定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条款，原告无权保证司法机关免予追究被告侯永红的刑事责任，原告无法也无权履行该条款约定。因此，被告侯永红主张常青实业集团严重违约导致协议书根本目的无法实现，而要求解除该《协议书》，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与被告侯永红签订的《协议书》除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之外，合法有效，被告侯永红应按约定返还原告已付合作款项。根据双方认可事实，被告侯永红已返还共计800万元，尚欠2200万元未予返还。故原告要求被告侯永红返还该笔款项，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协议书》约定，被告侯永红退还首期600万元后，剩余款项在12个月内每月退还200万元；逾期退还的，对未退还款项按月息1%支付利息。2015年5月13日，被告侯永红给付原告600万元。故原告现主张被告侯永红应自2016年5月13日起，以欠付款项2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支付利息，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最后，关于被告卓杏生、卓友米、卓友才、卓高明、安顺煤业公司、富卓能源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 根据被告卓杏生、卓友米、卓友才、富卓能源公司及安顺煤业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如因卓杏生等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能完成清城煤矿露天煤矿的申报、审批等致使原告无法正常接矿、开采的，被告卓杏生等应一次性退还原告新出资的2亿元，并从出资之日起按月息2%支付利息。而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调解书中查明事实，是卓杏生等一方的原因致使原告对清城煤业公司未能实现煤矿开采。故根据上述合同约定，被告卓杏生等应按约定承担返还责任。被告卓杏生等抗辩称其与原告的纠纷已达成调解协议，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纠纷已全部解决，原告不应再要求各被告承担责任；但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民初213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在该调解书中明确约定双方协商解决的债权、债务并不包括后期清城煤业公司与常青公司合作2亿元新投资款的问题。因此，本院对被告卓杏生等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责任承担方式，考虑到本案原告所诉款项实际收款人系被告侯永红，原告于本案中已一并主张返还责任，且被告卓杏生等出具的《保证承诺书》对所欠款项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约定，故本院认为被告卓杏生等对投资款本金2200万元款项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宜。但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卓杏生等对于约定的自出资之日起的利息应承担给付责任，其中侯永红应支付的利息包括在该部分利息范围之内。 根据被告卓杏生、卓高明出具的《保证承诺书》，其应在持有的准格尔旗景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49%的股权范围内对应退还常青实业集团的合作款项及利息损失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反诉原告）侯永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反诉被告）河北常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煤矿合作款2200万元； 二、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山西富卓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昔阳安顺三都煤业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卓友米、山西富卓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昔阳安顺三都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河北常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3000万元合作款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24%标准，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13日起至2015年5月13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13日起至2015年8月20日止；以22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被告（反诉原告）侯永红以2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自2016年5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范围内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四、被告卓高明以其持有的准格尔旗景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对本判决第二、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侯永红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332247元，由各被告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侯永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缴纳，收款单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石家庄桥西支行；账号：13×××59），并将缴费票据交至本院。逾期未缴亦未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王秀华 审判员  张国顺 审判员  刘连续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谷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