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云0111行赔初1号原告:郭晓斌，男，1988年3月24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被告：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3号楼4楼、6楼。法定代表人（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罗春元，局长。委托代理人：杨中，云南全鑫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表人：周浩，男，1969年4月20日，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郭晓斌诉被告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监督行政管理行政赔偿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郭晓斌，被告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罗春元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杨中、周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晓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对原告3.5元过期红米辣货款以及1000元惩罚性进行赔偿；2.赔偿医疗费1102.34元、十天误工费2847.4元、伤情鉴定费725元、手机赔偿费800元、公交卡50元、眼镜130元、路费462.2元、住宿费1080元以及精神损失费5000元，总计13200.44元。原告诉称：原告于2017年7月5日在喜马特银海店超市购买了两袋火腿，发现两袋火腿均已过期，我在与喜马特超市工作人员协商的时候，喜玛特工作人员趁我不注意把涉案过期商品进行调包，对此我很生气，就向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也向官渡派出所报警，派出所的人说这是买卖纠纷，让我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看我们没有过期火腿，对我的投诉不予理睬，并态度不好。于是我向党办进行了举报，官渡监管所相关人员对此怀恨在心。2017年8月22日，我和朋友在家家福超市买了零食，发现有一瓶金鑫红米辣，单价为3.5元，生产日期是2016年3月2日，保质期12个月。第二天我要求退货赔偿，与超市协商未果，于是拨打12315进行投诉，官渡监管所相关负责人在我投诉不到半小时内给我电话，让我第二天早上到所里进行协商。第二天九点我和我朋友来到××菜市场办公室××楼，一共有三名监管员穿着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服，一名男监管员看到我就生气地说：你们这些人在我们这一片活动，你还曾经投诉过喜玛特，另一名把家家福店长胡余志喊过来，胡余志只承认购物小票是他们店的，不承认实物是他们出售的。监督管理员唆使店长去叫人，我以为是叫人协商质证，我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让我们继续提供证据。后来店长走了，我们就离开了，我离开时回头看见店长一边打电话一边对我进行跟踪，当我和朋友走到家家福购物广场店前，就被店长叫了一帮人从后面进行袭击，购物小票和实物还有手机全部被抢走，毁灭了被投诉人违法经营的证据，我的眼镜和公交卡被打时丢失，我们2人逃跑后报警，等了半小时，警察到了现场，抢劫的那一帮人早已经不在了。警察把我俩带到派出所，值班警察说你们买了过期产品，投诉超市被人家打了，你还曾经举报过喜玛特，我记得你。后来我先去看病了，警察说案发现场监控没有监控到打人的情况。我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不予赔偿，认为自己的工作人员不存在不作为、乱作为、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以处理投诉协商的名义唆使、放纵他人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原告身体伤害以及财产损失，其开展工作均是按照法定职责、法定程序进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但是被告并没有叙述自己在履行职责的详细情况和全面过程，更没有向原告提供自己合法履行职责的任何证据，对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的行政行为没有作出描述，更没有向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性，只是用概括的几句话来敷衍，难以让原告信服；二、被告回避了案发时自己工作人员与原告通话的记录，该通话记录可以证明是被告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处理投诉协商名义把原告约到案发现场，只有被告工作人员知道受害人原告来到案发现场。行凶的不法分子想要对原告进行殴打，又能保证安然无恙，必须具备四个条件：①要知道被打对象与原告的长相和衣着打扮；②要知道殴打对象原告所处的位置；③要有足够时间以约更多的人一起殴打，并做好一切思想行动准备；④行凶之后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不管会不会被警察抓住，都要保证自己安然无恙。行凶的不法分子为多个人并且在受害人原告背后偷袭，由此可见他们具有自我安全保护意识。一帮具有自我保护意识的行凶者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无天，那么在公安等政府部门一定有人撑腰壮胆，二该案件的结果被公安局官渡派出所不了了之，也证明了这一点。原告在被告工作人员预约之前并没有和家家福店长胡余志见过面，他也不知道原告来到。这四个条件当中前三个，只有被告工作人员能够为行凶者提供便利。第四个条件只有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能够为其撑腰壮胆，提供便利；三、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人体损伤法医鉴定委托书可以证明原告是在2017年8月24日报警，昆明市官渡区社会医疗机构收费凭证可以证明原告实在2017年8月24日11:53在官渡大森门诊部就诊治疗。通话记录可以证明被告工作人员把原告约到案发现场，并在2018年8月24日9:35以后见面，同时也可以证明原告在2018年8月24日10:55之前被打，手机被抢。这三个证据从时间上与被告工作人员处理原告投诉单号530100000201708230304相符合，从地点上来说，只要被告工作人员指使原告来到案发现场所在位置，就算有人对受害人原告实施殴打，那也得从被告工作人员那里去获知原告所在位置。被告工作人员把原告约到官渡监管所处理投诉，导致原告被打，怎么可能和被告工作人员没有关联性呢？故此，原告认为原告被打与被告有关联性，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就本案而言，原告诉请被伤害的行为并非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某项具体行政行为；其次，被告针对原告行政赔偿申请所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也未被法院确认违法，原告仅凭主客观臆断就断定被加害的行为系被告造成，于法不明、于理不通；二、针对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依法于9月10日向原告送达了《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诉状中所陈述的的事实理由部分均为无端揣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起诉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的赔偿范围，被告并非赔偿义务机关。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行政赔偿申请书；2.（1）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2）送达回证。欲证明：原告申请的赔偿事项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依法应当不予赔偿。原告诉请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对原告的赔偿事项不予赔偿；3.法律文件依据：（1）《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勘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欲证明：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被告不是赔偿义务机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1项证据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是原告向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了国家赔偿，送达回证只能证明被告接受了申请书，不能证明原告被打的合法性。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欲证明：原告2017年8月22日在官渡区家家福超市购买了过期食品；2.金兴食品照片，欲证明：商家销售过期金兴红米辣；3.案发时通话记录，欲证明：监管所约原告到案发现场；4.被约现场照片，欲证明：监管所向商家提供打人条件；5.案发现场照片，欲证明：在商家门前被打；6.可监控案发现场照片，欲证明：公安局不作为；7.大森门诊收费凭证，欲证明：原告遭到暴力袭击后治疗；8.宾馆收费凭证，欲证明：原告被打后在那里住宿；9.云南省医疗收费凭证，欲证明：原告被打后到官渡区步治疗；10.鉴定发票，欲证明：原告被打后去进行了鉴定，鉴定费725元；11.诊断证明书，欲证明：医院建议原告休息十天；休息十天应支付误工费；12.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欲证明：伤情鉴定为轻微伤；13.路费凭证，欲证明原告维权产生的费用；14.望城旅馆的收据，欲证明原告住宿时间是2018年7月14日至2018年8月14日；15.通话录音，欲证明133××××0403这个号码就是处理原告投诉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建行交易流水的真实性；对鉴定意见不予质证，收到过行政赔偿申请书，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申请追加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为共同被告，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官渡分局与本案的关联性，未予准许追加。原告向本院申请调取相应证据，本院到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官渡派出所调取了原告郭晓斌的报案报告，派出所所做的郭晓斌、胡余志的笔录、人民调解记录；对家家福超市二店负责人胡余志进行询问的笔录；在对非遗文化中心走访时，非遗文化中心负责人称店门口录像仅能保留一周，故无法调取。本院根据案件需要及实际情况对原告提出的调取通话录音，ＱＱ聊天记录等申请进行释明。原告对调取笔录的情况及本院释明均无异议，被告认可本院调取材料的真实性，但认为是治安案件，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被告所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要求，予以采信；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有票据支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结合案件事实予以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23日，原告郭晓斌向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其于当日在官渡区家家福超市购买了一瓶辣椒，发现已过期，要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次日，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通知郭晓斌及家家福超市店长到官渡××市场监管所协商处理投诉，但双方未能协商达成处理意见，双方随即离开，郭晓斌离开市场监管所后，走到家家福门口附近遭遇不明身份人员殴打，造成头部外伤及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郭晓斌报案处理，官渡公安分局官渡派出所对原告及家家福超市负责人进行询问。经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郭晓斌的伤情损伤程度为轻微伤。郭晓斌认为其被打是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唆使他人所为。2018年7月20日，其向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被告赔偿其过期货物损失及医疗费、误工费、伤情鉴定费、手机赔偿费等费用共计13200.44元。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审查后认为，不能证实官渡区市场监管所相关人员有唆使、放纵相关人员殴打申请人的行为，认为工作人员在处理申请人投诉事宜过程中，一直按照工作职责开展工作，不存在不作为、乱作为，不存在故意偏袒商家，刁难消费者和偏离法定职责的行为，更不存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处理投诉协商名义唆使、放纵他人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赔偿请求人身体伤害以及财产损失,故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官市监不行赔（2018）01号），决定对申请人郭晓斌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行政赔偿，该决定于2018年9月10日向郭晓斌送达。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应否对原告进行国家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须满足以下要件：主体要件，行为要件，结果要件和因果要件。具体到本案中，郭晓斌认为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指使他人对其进行殴打，造成郭晓斌人身、财产损害，赔偿请求人应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即郭晓斌应对违法行政事实行为的存在，该行为致使其人身、财产损害以及损害后果与违法行政事实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经审理查明，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接到原告投诉后组织原告郭晓斌与家家福超市负责人到官渡××市场监管所进行协商系行使行政职权行为，原告郭晓斌离开官渡市场监管所后被不明人员殴打，其所提交的证据及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其殴打或者指使他人对其进行殴打，即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殴打行为与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其工作人员有何种关系，故此，原告郭晓斌诉请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赔偿其被他人殴打而产生的人身、财产损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就原告的赔偿请求而言，其诉请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赔偿其购买3.5元过期红米辣货款以及1000元惩罚性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如其认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向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提出赔偿请求，而非向被告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赔偿请求。综上，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8月24日处理原告郭晓斌食品质量投诉事项行为并未违法；二、驳回原告郭晓斌的赔偿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晓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孙 华人民陪审员  付铁艳人民陪审员  黄 文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书 记 员  付 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