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42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波，男，1974年3月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栾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波，河南公和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洛阳市民政局，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凯旋东路**。法定代表人：巴永山，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承，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玉波因与被上诉人洛阳市民政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3民初3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玉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依法驳回洛阳市民政局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洛阳市民政局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产权转让合同》第五条规定的两项是并列的，孙玉波认为第五条是一个整体条款，第一款是对不愿意孙玉波安置的职工安置费标准，第二款是规定所有职工安置、改制费用不超过1,300万元的由孙玉波承担，如果超过就由洛阳市民政局承担，该两款规定并不是对立的。2、一审法院认为《产权转让合同》第五条规定的“职工安置等改制费用不超出1,300万元”是指职工安置中产生的费用，而“5万元补偿金”是职工与孙玉波新公司之间的约定。孙玉波认为一审法院对条款的解释完全违反了合同的本意，合同条款明明写的是“对不愿意由乙方安置的职工，乙方一次性支付5万元/人安置费”，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中叙述为“5万元补偿金”，故意曲解5万元的性质，从而达到把5万元安置费从职工安置费用里面分离出去的目的，5万元安置费并不是职工与孙玉波新公司的约定，64名职工并不是该合同的主体，合同的主体依然是洛阳市民政局，64名职工的安置费只是该合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3、一审法院认为“职工安置等改制费用不超出1,300万元”是孙玉波向军转站或者洛阳市民政局支付，“5万元补偿金”是孙玉波向64名职工支付，主体不一致。孙玉波认为5万元是安置费，每人5万元安置费包含在1,399万元之内，64名职工也是军转站或者洛阳市民政局的职工，是一个整体，合同的主体依然是洛阳市民政局，主体是一致的。综上，对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当全面分析合同产生的前提、过程和前期文件，前期的《合同框架协议》约定的企业改制费数额是1,000万元，是非常明确的固定数额，另外的300万元是履约保证金，然而在签订《产权转让合同》的时候职工安置和企业改制数额是不超过1,300万元部分就由孙玉波承担，说明数额是不确定的，并且增加的300万元正好与63名职工的安置费数额基本相符，那么这1,300万元可能产生数额变动的只是64名职工安置的事情，按照协议约定只有不接受孙玉波安置的职工才给付5万元，如果接受孙玉波安置就不需要给付5万元，说明1,300万元是包括64名职工的安置费，因此，一审法院对合同条款及内容的解释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洛阳市民政局辩称，1、孙玉波应当支付64名不愿意由其安置的原洛阳市复员退伍军人转运站职工每人5万元再就业补偿费，共计320万元。2012年2月16日，军转站与孙玉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约定，军转站组织职工与孙玉波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孙玉波自愿向军转站提供改制资金1,000万元，用于军转站未列入职工安置方案职工合理费用支出，并缴纳履约保证金300万元。《产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二款对上述1,300万元的用途作出了明确约定，军转站职工安置等改制费不足部分的不超出1,300万元由孙玉波承担，改制费用不足部分的支付主体应当是军转站，该1,300万元是军转站应当支付的改制费用不足部分资金。依据《产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一款，孙玉波承诺对不愿意与新公司重新签订合同的职工，在该职工作出书面承诺后，由孙玉波向其支付5万元作为补偿。64名职工已于2014年1月21日前全部签订了经孙玉波审核同意的《职工安置协议》，该协议明确了签字职工不愿意由孙玉波安置，孙玉波应当一次性支付每人5万元再就业安置补偿费，共计320万元。2、孙玉波主张1,300万元包括64名职工320万元的安置费是错误的。孙玉波与军转站洽谈参与改制事宜时，军转站改制费不足部分远大于1,300万元，军转站提出不应少于1,300万元，为避免孙玉波违约造成职工安置困难，孙玉波同意将1,300万元分解为1,000万元改制费用不足部分和300万元履约保证金，《合作框架协议》并不排斥300万元履约保证金用于改制费用不足部分，孙玉波自愿支付军转站改制费用不足部分资金1,000万元。《产权转让公告》明确了标的单位职工安置等改制费用不足部分由受让方负责落实。改制单位的改制费用支付截至与职工解除人事（劳动）关系。所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孙玉波对不愿意与新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在职工作出书面承诺后，由孙玉波向其支付5万元作为补偿。该补偿与军转站应当承担的改制费用不足部分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款项，支付的主体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孙玉波向不愿意与新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支付5万元补偿不属于军转站应当承担的改制费用不足部分。2012年7月11日，洛阳市民政局与孙玉波双方签订的《产权转让合同》第五条再次明确约定了，对不愿意由孙玉波安置的职工，孙玉波一次性支付5万元/安置费，同时，与其并列还约定了，洛阳市复原退伍军人转运站职工安置等改制费用不足部分不超出1,300万元由孙玉波承担。《关于军转站职工暂借解除共同补偿金的请示》和《党组（扩大）会会议记录》均证实，军转站职工和洛阳市民政局向孙玉波催讨64名需安置职工每人5万元共计320万元的职工安置补偿费未果。洛阳市民政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玉波向市民政局支付不愿意由孙玉波安置的洛阳市复员退伍军人转运站64名职工每人5万元再就业安置补偿费，共计320万元，利息849,031.11元，本息合计4,072,355.55元（自2014年1月22日起至2018年6月6日，此后利息计算至就业安置补偿费付清时止）；2．判令孙玉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军转站于1971年成立，是财政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隶属于市民政局。2011年，军转站根据国家、省、市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和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关于市属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进行改制。2011年12月1日军转站职代会决议通过《职工安置方案》，载明：军转站净资产1496.85万元，改制基准日为2011年3月31日，职工安置思路是撤销事业单位建制，整体转制企业，国有资本全部退出，职工解除人事（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建立起员工和外来投资共同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新公司全员接收原职工，在平等自愿双向选择基础上由新公司与职工重新签订不少于5年的劳动合同；经测算，各项安置费用总计1,376万元，由军转站国有资产处置收益中列支；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经市政府批准后，与职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补偿安置协议》，自新公司注册登记之日起30日内，新公司与职工重新签订不低于5年的劳动合同，对愿意自谋职业，不与新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支付经济补偿金，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后，办理相关手续，享受失业保险待遇。2、2012年3月28日，洛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在河南日报上刊登《军转站国有产权转让公告》，载明的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资质和商业信誉；受让方必须按照审议通过的《军转站改制实施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内容，全员安置标的单位在职职工，签订不低于5年的劳动合同，接管全部离退休职工、接续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必须承继标的单位的全部债权、债务及相关法律责任，履行原单位已签订的全部合同或协议；标的单位职工安置等改制费用不足部分由受让方负责落实承担；受让方必须书面提出改制后新公司3-5年的企业发展规划。3、2012年2月16日，军转站与孙玉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一份，约定：军转站原则同意与孙玉波合作，待军转站改制相关法律条件成熟时，组织职工与孙玉波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孙玉波愿意帮助军转站做好职工的安置工作，除向产权交易机构缴付正常竞购款外，自愿向军转站提供改制资金1,000万元，用于军转站未列入职工安置方案以外的职工合理费用；本协议签订后，孙玉波根据军转站安排，在接到军转站通知后三日内，将提供的改制资金一次性汇入指定银行账户；孙玉波为体现诚意，愿意缴纳履约保证金3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一次性汇入军转站指定银行账户；新公司原则上全员接收原军转站职工，接管全部离退休人员、接续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险；如最终合作不成，此协议解除，军转站应在协议解除后三日内，一次性全额无息返还孙玉波提供的改制资金1,000万元及履约保证金300万元；除提前退休人员外，军转站共有在职职工65名，孙玉波承诺对不愿意与新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在该职工作出书面承诺后由孙玉波向其支付5万元作为补偿等。市民政局认可军转站于2012年2月20日收到以上载明的1,300万元。4、2012年7月11日，洛阳市民政局与孙玉波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洛阳市民政局将所拥有的军转站全部国有产权有偿转让给孙玉波，转让价格为1644.48万，价款确定依据为洛阳明诚资产评估事务所以2011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产权进行评估确定的价值，签订转让合同五个工作日一次性付清；双方约定职工安置按照《产权转让公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内容执行，对不愿意由孙玉波安置的职工，孙玉波一次性支付5万元/人安置费，该职工自谋职业或孙玉波为其办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另外，军转站职工安置费等改制费用不足部分（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超出1,300万元由孙玉波承担等。5、2014年3月24日，洛阳市民政局作出洛民〔2014〕9号文件《关于解除军转站64名职工人事关系（劳动合同）的决定》，载明：军转站转企改制工作已基本完成，按照市事业单位改制的相关要求，决定与该单位64名职工（其中在编在职职工28名，编外全民制合同工36名）解除人事关系（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6、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64名职工分别在《职工安置协议》上签字捺指印，安置协议甲方为孙玉波，乙方为职工，内容为乙方不愿意由甲方安置，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5万元安置补偿费。孙玉波未在以上《职工安置协议》上签字。2013年6月27日，因职工反映5万元补偿金未到位，为稳定职工情绪，军转站向洛阳市民政局请求暂借32万元费用给每人职工先支付5,000元，2013年7月1日洛阳市民政局拨付款项向职工予以发放；2014年1月23日洛阳市民政局又向职工先行支付每人45,000元共计28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职工安置方案》、《产权转让公告》、《合作框架协议》、《产权转让合同》，军转站进行改制的主要内容为：孙玉波以《产权转让合同》约定价值取得军转站全部国有产权，洛阳市民政局从国有资产处置收益中列支向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解除军转站与职工存在的人事关系或劳动关系；孙玉波另向洛阳市民政局支付职工安置费等改制费用不足部分（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费用不超出1,300万元；孙玉波取得转让标的后应成立新公司与64名职工签订不低于5年的劳动合同，如职工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孙玉波另向职工每人支付5万元补偿金。本案争议焦点为64名职工不与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孙玉波应向每名职工支付5万元补偿金，该补偿金是否包含在孙玉波应承担的职工安置费等改制费用不足部分1,300万元范围内。首先，《产权转让合同》中第五条“职工的安置方案”中关于“5万元补偿金”与“职工安置等改制费用不足部分1,300万元”是并列的；其次，“职工安置等改制费用不足部分1,300万元”是指职工安置中产生的费用，而“5万元补偿金”是指职工与孙玉波接收军转站资产后成立的新公司之间的约定；最后，“职工安置等改制费用不足部分1,300万元”是孙玉波向军转站或市民政局支付，“5万元补偿金”是由孙玉波向64名职工支付，主体不一致。综合以上理由，该院认定“5万元补偿金”不在“职工安置等改制费用不足部分1,300万元”之内。洛阳市民政局提交的甲乙双方为孙玉波与职工的《职工安置协议》上孙玉波虽未签名，但该协议明确表达出64名职工均不愿意与孙玉波新成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孙玉波应向64名职工支付每人5万元的补偿金。因孙玉波未支付上述款项，洛阳市民政局代其向64名职工支付，孙玉波构成不当得利，洛阳市民政局享有向孙玉波追偿的权利，故对洛阳市民政局的该项主张320万元该院予以支持。洛阳市民政局主张的代付款项的利息从2014年1月22日起计算，但洛阳市民政局未举证证明64名职工已签名的不愿意由孙玉波安置的协议其向孙玉波出示过，而孙玉波又不同意支付，故利息应从洛阳市民政局向该院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即2018年7月26日。洛阳市民政局未明确利息的利率计算标准，该院酌定参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按年利率6%予以计算。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孙玉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洛阳市民政局代付款项32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2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2018年7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洛阳市民政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孙玉波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378元，由洛阳市民政局负担6,888元，由孙玉波负担32,49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2年7月11日孙玉波与洛阳市民政局签订的《产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一款是关于不愿因由孙玉波安置的职工的补偿费用的约定，该约定费用是每人5万元。此时，本案所涉及的64名职工是否愿意让孙玉波进行安置尚不清楚，故，此时该64名职工尚不属于军转站需要安置的职工之列，因此，孙玉波向洛阳市民政局支付的军转站改制资金1,300万元与军转站资产转让费1644.48万元并不包含该64名职工的一次性安置费。而之后由洛阳市民政局替代孙玉波向64名职工支付的320万元安置费用，该费用应当孙玉波向洛阳市民政局支付。孙玉波上诉理由与实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玉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由孙玉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晓明审判员  周艺军审判员  邱平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