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冀0828行初31号原告：李玉苹，女，1965年9月9日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原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棋盘山镇蓬达淀粉加工厂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景国富，河北德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财政局，住所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行政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8280009770223。法定代表人:申军，职务局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梁玉红，女，1967年10月10日生，满族，该局党组成员。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委托代理人:陈颖,河北冀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玉苹诉请撤销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财政局（以下简称围场财政局）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的围财监（2015）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8日受理后，于2019年8月9日向被告围场财政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玉苹的委托代理人景国富、被告围场财政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梁玉红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围场财政局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围财监（2015）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原告在2012年9月16日申报关闭小企业项目资料存在不实情况，申报卷中《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的花名册》所盖社会保障局（注：实际应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公章（编号1308280003539）已于2011年8月17日作废，并启用了新公章（编号1308280013151），属于虚假申报。据此，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条“（一）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之规定，对原告申报的2013年关闭小企业中央补助资金由县财政局收缴。原告李玉苹诉称，原告系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棋盘山镇蓬达淀粉加工厂的负责人，该厂证照齐全，从开办到关闭效益一直很好。2012年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企业存在污染为由要求关闭，并由县政府主管部门注销了企业的证照，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2012年10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围场工信局）会同围场财政局组织包括原告的淀粉厂在内的14家同样条件的淀粉企业申报补助资金。2013年5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小组对上述14家企业检查验收。2013年12月30日，河北省财政厅将上述14家被关闭的企业补助资金326万元拨付到县财政账户，其中原告的补助资金为208278.00元，但是该补助资金一直没有发放给原告。原告多次信访要求发放，2019年2月21日围场工信局作出答复意见，告知2015年12月21日被告围场财政局以上述包括原告企业在内的14家企业存在虚假申报为由，已经作出处理决定收缴了该补助资金，但原告一直未收到该处理决定书。原告认为，申报的材料都是按照围场工信局以及围场财政局的要求填写的，其中《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的花名册》所加盖的主管部门印章是由主管部门加盖的，至于主管部门是否启用新的公章与原告无关。上述14家企业负责人分别在调查组检查工作底稿上签字认可虚假申报是由于时任围场工信局局长的杨俊杰采取欺骗手段造成的，他欺骗我们说只要我们承认存在虚假申报就可以发放补助金。当时的情况是省里给我们14家企业发放补助金后县里另外19家同样性质的淀粉企业也要求发放补助金，但是当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没有申报成功，为此，围场工信局想用我们14家企业补助资金和其他19家企业应得的补助资金平分使用。根据法律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所以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没有事实依据。该处理决定适用《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且从2012年10月上报材料到2015年12月21日作出处理决定，也违反了行政处罚2年的时效规定，并且被告也没有给原告送达处理决定书，作出处罚决定前也没有依法告知原告违法事实、理由及享有陈述、申辩等权利。原告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在五年之内起诉不存在超期的问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的围财监（2015）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原告自愿将原诉请被告给付补助款、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撤回。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围场工信局的《答复意见书》；2.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答复意见书》，以上两份证据拟证明县政府及主管部门围场工信局想用这14家的企业补助资金跟没通过审核的19家企业平分发放补助资金，但这14家企业不同意，所以一直未给发放该补助资金，直到原告接到上述答复意见才知道该补助资金被收缴；3.高雅凤、高宏梅、魏伟、魏铭茗4人书面证明材料，拟证明原告等14家企业负责人在检查工作底稿上签字是被欺骗而签字的。被告围场财政局辩称，一、对原告所述事实和理由有异议。2013年年底围场财政局收到河北省财政厅以【冀财企（2013）162号】文件拨付的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金326万元，由于2014年初围场工信局接到反映14家小淀粉企业申请资料不实的举报，请示县政府后，做出了暂缓拨付的决定。2015年11月6日由围场工信局和围场财政局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14家关闭小企业申报材料进行了调查核实，发现2012年9月16日包括李玉苹在内的14家小淀粉企业所申报材料中《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的花名册》所盖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公章（编号1308280003539）已于2011年8月17日作废封存，并启用了新公章（编号1308280013151），存在虚假申报情况，为此，2015年12月21日作出了《关于2013年关闭小企业中央补助资金检查的处理决定》【围财监（2015）第6号），并由围场工信局于2013年12月21日至23日向14家小淀粉企业负责人当面口头通知该处理决定，同时14家关闭小企业负责人分别在检查工作底稿上签字认可调查结果。围场财政局按照相关规定将2013年关闭小企业中央补助资金收缴国库；二、对原告认为申报材料所盖作废封存公章与原告无关不认可。2012年9月份，原告填报的申报材料怎么盖上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2011年8月就作废封存公章的呢？对此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2015年12月1日出具证明：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公章（编号1308280003539）已于2011年8月17日作废封存，并于2011年8月18日启用了新公章（编号1308280013151）；三、对原告所述2012年10月上报材料到2015年12月21日作出处理决定违反了行政处罚2年的时效规定不认可。该笔资金是2013年年底上级才拨付到县财政局账户，而且在围场财政局核实下拨该笔资金前有举报申报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请示汇报、联合检查等工作，于2015年12月21日才把14家关闭小企业虚假申报事实调查清楚，并依据相关规定作出了处理决定。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诉请撤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性，提交以下证据：1.河北省财政厅2013年12月24日下发的《关于拨付2013年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通知》【冀财企[2013]162号】,拟证明涉案补助资金326万元是2013年底发放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2.《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的花名册》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公章启用证明”，拟证明该局的旧公章编号为1308280003539，该公章已于2011年8月17日作废封存，编号为1308280013151的新公章是于2011年8月18日启用的，原告职工企业花名册不属实，上面公章为假公章；3.检查工作底稿，拟证明被检查单位违规，有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签名，对检查结果及处理结果当时企业负责人知悉并已经送达，早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明不了被告的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正确，该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对2号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也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关联性。对3号证据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检查工作底稿所盖的公章是错误的，本身就是弄虚作假的，让原告签字是虚假的，没有执法人员的签名，该证据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证据类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在补助金的发放过程中出现其他19家企业要求申报补助金，但因政策变化致使这19家企业没有通过审核，导致有人举报，政府才组织对这14家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所以这14家补助金没有发放。对2号证据，没有公章不予认可。对3号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如有证人应出庭作证，证明材料的证言内容均是听祁俊林本人说的，不真实，不符合证据形式。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1、2号证据系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所作的信访答复意见，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原告3号证据，证明内容均系打印且基本相同，证人亦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真伪，故不予认定；对被告1、2号证据真实性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3号证据，原告虽然认为当时在上面签字系受到欺诈，但原告并未提供其它有效证据证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上述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9月16日，原告开办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棋盘山镇蓬达淀粉加工厂”以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其它13家同类性质的小淀粉企业因高耗能、污染严重被强制关闭，造成这些企业不同程度损失。2012年10月，围场工信局根据2012年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报送2013度关闭小企业计划的通知》【（2012）377号】先后组织上述14家符合申报条件的小淀粉企业申请补助资金。2013年5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审查小组进行了检查验收后，同年12月30日河北省财政厅将补助给包括原告所开办企业在内的14家被关闭的小淀粉企业的补助资金326万元拨付到被告围场财政局账户。后经被告围场财政局和围场工信局调查核实，认为在2012年10月组织上报的材料中，其中《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的花名册》上加盖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公章（编号：1308280003539）为作废公章，该职工花名册存在虚假，遂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条“（一）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之规定，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围财监（2015）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分别决定对包括原告开办的小淀粉企业在内的14家“2013年关闭小企业中央补助资金”予以收缴。但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所作的上述处理决定书一直未给其送达，被告亦未提供已经送达原告的证据。另查明，原告等14人因一直未能获取上述补助资金而进行信访，围场工信局和围场县政府作出了相应的书面答复意见，其中在围场工信局于2019年2月24日给信访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围工信字（2009）02号】中，明确告知对涉案的补助资金款项已经被2015年12月21日作出的围财监（2015）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予以收缴。再查明，经庭审中询问，被告在作出上述处理决定前，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亦未告知原告享有听证等权利和拟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被告在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书尾部告知原告救济途径和期限中，将复议期限和起诉期限分别设定为15日和3个月，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60日复议期限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起诉期限的一般规定。本院认为，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审计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对财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处罚决定”的规定，被告围场财政局虽然具有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但在对相应事项作出处理决定时，应遵循法定程序，赋予行政相对人相应的陈述、申辩以及申请听证等权利，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意见，以便确实保证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通过庭审证实，本案中被告在作出涉案处理决定时并未赋予原告上述权利，并且在原告不予认可收到被告所作的处理决定书情况下，被告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已经向原告送达，属于程序违法；被告作出涉案处理决定所引用的法条为《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条第一项，但根据该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应适用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不适用于企业及其他人员，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在处理决定中将复议期限和起诉期限分别设定为15日和3个月，亦违反了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关于起诉期限问题，因被告并无证据证明何时向原告送达了涉案处理决定书，而围场工信局于2019年2月24日给信访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围工信字（2009）02号】中，载明涉案的补助资金款项已被围财监（2015）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予以收缴，据此，应认定原告此时才知道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因此，原告于2019年8月8日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对被告认为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的辩解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即使被告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认定原告存在虚假申报专项补助资金的事实正确，被告亦应按照法定程序、正确适用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如上所述理由，被告作出的围财监（2015）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原告诉请撤销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财政局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的围财监（2015）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国会人民陪审员  王怀艳人民陪审员  孙淑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