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23民初154号原告：查应超，男，1972年4月2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屏边县人，城镇居民，户籍地屏边县，现住屏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林，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良，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吴丽静，女，1975年10月25日生，彝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及住址屏边县。被告王连发，男，1974年9月5日生，彝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及住址屏边县。第三人：陶玉英，女，1963年3月30日生，苗族，云南省屏边县人，农民，户籍地蒙自市，现住蒙自市。原告查应超与被告吴丽静、王连发、第三人陶玉英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4月22日、7月8日公开开庭与原告查应超与被告马梅土地租赁合同纠纷等十四案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查应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林、张子良，被告吴丽静、王连发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陶玉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故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查应超诉称：2015年7月26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土地租用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自己位于弯田的2.5亩地租给乙方使用，四至界限东至老么寨田、西至吴田万田、南至吴丽全田、北至老么寨田；租用期限六年，即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租金前三年（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单价为每亩每年4000元，三年一次性付清，以收据为证，后三年（2019年至2021年12月30日）随着市场价涨幅高低来定价，甲方不得抬高市场价；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等条款。同年10月7日，经被告及其他出租土地的农户同意，第三人（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石斛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位于弯田8.9亩的石斛和地面上的一切设施转让给乙方，地租从2016年1月1日起由乙方支付给租地方（第三方），甲方已付给租地方的6800元定金由乙方付给甲方；转让价款为400000元，在签订协议时支付100000元给甲方，300000元尾款2015年12月底全部付清给甲方，如逾期加罚20%罚金；甲方转让给乙方后，乙方自己向租地者（第三方）自行交付租金，在乙方栽种过程中与租地者（第三方）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全部由乙方自行负责协商处理，甲方不负任何责任”等条款。2016年1月6日，原告将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三年的地租一次性支付给被告及其他出租土地的农户，被告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原告交来三年地租30000元。2018年3月8日，原告种植石斛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经政府相关部门实地测量，被告出租给原告种植石斛的土地面积为2.2931亩，但被告收到土地征收补偿款后，以其享有迁苗费的40%为由，对原告所有每亩80000元的石斛征收补偿款提出争议，致使原告至今未能领取石斛征收补偿费73379.20元（2.2931亩×80000元/亩×40%）。综上所述，石斛征收补偿款依法应归原告所有，被告以其享有迁苗费的份额为由，对原告所有的石斛征收补偿款提出争议，其行为已构成侵权，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为此，特向你院起诉，望判如所请，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一、原、被告争议的石斛征收补偿款73379.20元（2.2931亩×80000元/亩×40%）归原告所有；二、本案涉及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吴丽静、王连发辩称：一、2015年7月26日，二被告把田租给陶玉英种植石斛，租期六年，即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在陶玉英租用之前该地是原告的亲姐姐查应萍租用，该土地一直是被原告的亲友轮流转租。二、陶玉英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中第四条写到：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征用，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合同是陶玉英打印好来找答辩人签订的，同时该合同与原告和其他农户签订的合同一模一样。被告与陶玉英未签订合同之前，被告看了陶玉英打印来的合同，发现“迁”字有问题，强烈要求对方把“迁”改成“青或地上附着物”，如果不改这个“迁”字被告就不签订这份合同。陶玉英对被告说“这个迁字不用改了，从三家湾下面跑到街去改一个迁字岂不是又废时间又费钱？其他老板也是租田，也是这样签的。迁苗费中抽40%给甲方，意思就是对石斛补偿费，政府每亩补100000元，我有60000元你们有40000元，我在你们田里做事，望的是在你们地里发财，还要打多年交道呢，我不会赖你们的钱，放下心来和我交朋友”等一番话。在陶玉英解释下，被告签订了合同。三、2018年3月8日，原告种的石斛及地上附着物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经政府相关部门测量，被告租给原告的土地面积为2.2931亩，政府对石斛补偿款为每亩80000元，石斛补偿款总额为183448元。原告是对被告布置好陷阱，利用文字字意误导对方，咬文嚼字获取对方该享有的钱财。政法委和司法局组织调解时，被答辩人同意每亩给我们8000元。四、原告哄骗被告签下颠倒黑白是非的合同，请求法官明察，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陶玉英未作答辩亦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原告查应超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及身份情况；2.《土地租用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享有的是迁苗费的40%，而非石斛征收补偿款的40%；3.石斛转让协议书一份，欲证明经被告同意，第三人陶玉英将土地和地上附着物转让给原告；4.收据一份，欲证明原告已按约定支付前三年地租共计30000元给被告的事实；5.关于屏边县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的批复复印件一份，欲证明石斛征收补偿80000元/亩含土地租用费、石斛苗、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人工、化肥、农药等费用，不含约定应分配的迁苗费；6.赔偿对款明细表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没有争议的60%补偿款金额、争议的土地面积及争议金额。经质证，被告吴丽静、王连发对证据2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当时说的是补偿款的40%归被告，60%归原告；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吴丽静、王连发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的基本身份情况；2.《土地租用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签订土地租用合同时我们要求写的不是搬迁的“迁”，是指地上附着物；3.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的《租田合同》复印件一份、李炳云与杨红萍签订的《租田协议》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查应超与保红发签订租田合同，查应超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补偿款的50%给包红发，李炳云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将补偿款的40%给杨红萍，所以查应超与其他人签订的合同也应该按约定比例给各被告。经质证，原告查应超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该二份合同与本案无关，该证据同时证实原、被告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知道搬迁费的，合同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来签订的。因为第三人陶玉英未出庭，法庭直接将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带给陶玉英进行质证，其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同时说明其与被告吴丽静、王连发签订的合同是双方亲自签订的，合同是查应超提供范本并和其一起去找被告吴丽静、王连发签的。陶玉英还述称，自己的石斛是从查应超的姐姐手里转过来的，到2015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查应超告诉自己合同要到期了，要求重新签订合同。在签订合同之前自己没有与被告吴丽静、王连发协商过合同内容，现在已经记不得合同内容，合同中的“迁苗费”应该是指搬迁费，不过自己已经记不清楚具体情况，也记不得被告吴丽静、王连发是否要求将“迁”改为“青”，也记不得合同中约定的“40%”具体指什么，应该是指搬迁费。与被告吴丽静、王连发签订合同没多长时间石斛就转让给查应超了，土地租金付了零头，其他都是查应超付的。庭审结束后，法院依职权到屏边县人民政府调取了其他栽种石斛人员与农户签订的租地合同25份及玉屏镇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屏边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征收三家湾片区土地，该片土地涉及石斛种植人员15人、石斛土地承包户58户，石斛种植人员都与土地承包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合同对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进行约定，合同（协议）约定如果租用期间土地被征用，对地上附着物进行分成，对分成款项有写成青苗补偿费、农作物补偿费、附着物（石斛）、迁苗费等多种方式。在征地过程中，石斛种植人员除了查应超、查应明二人以外，其他13人的征收补偿款均已按约定比例与43户土地承包户进行分成兑款。经质证，原告查应超对调取的合同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认为签订合同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是可以处分的。地上附着物是归投资人的，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愿意把补偿款给农户，投资人是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个处分权不影响本案。被告吴丽静、王连发对合同及情况说明均无异议。第三人陶玉英对合同及情况说明均无异议，但认为每个人签订的合同是各自签订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结合原、被告的诉辨主张及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2年，原告查应超的姐姐查应萍租原告吴丽静位于弯田的土地栽种石斛，双方签订租地合同。查应萍栽种石斛一段时间后，将该石斛转让给第三人陶玉英。2015年的一天，查应超告诉第三人陶玉英合同租期即将到期，需要重新签订合同。查应超与吴丽静联系后，于2015年7月26日提供合同范本给第三人陶玉英，并与第三人陶玉英一起去找吴丽静、王连发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合同对租地地名、四至界限、租期、租金、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其中第四条约定：“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2015年10月7日，第三人陶玉英将该石斛转让给原告查应超，并签订《石斛转让协议》，协议对石斛面积（该面积为8.9亩，包含第三人陶玉英与其他人租的面积）、地上设施、价格、租金、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其中第三条约定：“甲方转让给乙方后，乙方自己向租地者（第三方）交付租金，在乙方栽种过程中与租地者（第三方）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全部由乙方自行负责协商处理，甲方不负任何责任”。签订协议时未经过被告吴丽静、王连发同意，但吴丽静、王连发知道后对转让行为予以认可，并于2016年1月6日收取查应超交付的土地租金30000元。2018年3月，因屏边县城规划，该土地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用。2018年3月8日，屏边县人民政府对屏边县国土资源局的《屏边县县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进行批复，方案对执行时间、征地补偿标准等进行细化，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进行了分类详细列明。其中3.各类中草药材及猕猴桃等补偿标准：下列补偿中，分搬迁与征收补偿两种方式：以搬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后，种苗、基础设施由农户自行处理；以征收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后，种苗、基础设施由征用部门自行处理。石斛：1.搬迁补偿：农户同意搬迁的，铁皮石解和紫皮石斛都按一次性补偿搬迁费20000元/亩（含石斛苗迁移、地面基础当年农药化肥的费用、人工费等补偿）；2.征收补偿：（1）铁皮石斛。钢架钢棚一次性补偿80000元/亩、钢架木棚一次性补偿78000元/亩、木架木棚一次性补偿76000元/亩（含土地租用费，石斛苗、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人工、化肥、农药等费用）。（2）紫皮石斛……。查应超所栽石斛是铁皮石斛，钢架钢棚，其选择征收补偿方式。经政府相关部门测量，该地上的石斛面积为2.2931亩，每亩80000元，总额为73379.20元。土地被征用后，被告吴丽静领取了土地补偿款，原、被告双方对石斛补偿款的40%（140041.60元）发生争议。经屏边县、司法所等部门组织调解，未能达成协议，屏边县征地拆迁办公室也未让领取该款。2019年2月20日，原告查应超起诉来院，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争议的补偿款归原告所有。审理期间，因被告不同意调解，未能进行调解。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因第三人陶玉英与原告查应超签订《石斛转让协议》，被告吴丽静与第三人陶玉英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已转给原告查应超。庭审中，被告吴丽静、王连发陈述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如果土地被国家征用，所补费用是否单独有搬迁费。另查明:一、原告查应超租马坤、李保明等9户农户的地（田），其兄查应明租赵家陆、尚明伟等3户农户的地（田），其姐查应萍租吴丽林、吴丽仙等3户农户的地（田），均用于栽种石斛，并签订了租地合同。2015年5月的一天，查应超电话联系租地农户李保明召集其他租地农户在李保民家协商续租地事宜。当天晚上，李保明接电话后召集了杨家安、吴丽波、吴丽才、吴丽静、吴丽祥妻子黄梅、吴丽林的妻子杨红丽到自己家里，查应超夫妇和查应明的妻子三人到李保明家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农户提出来所租地可能会被政府征用，要求增加租金，经过协商，租金由原来的每亩每年1000元增加到每亩每年4000元；同时吴丽波提出来，在苗城建设征地的时候，如果农户与石斛老板约定着分成的，补给老板的费用农户得分成，没有约定分成的农户不得补偿费用，要求查应超他们给农户分成，查应超他们答应了分成的要求。协商几天后，2015年5月15日晚上，查应超夫妇拿着《土地租用合同》去李保明家让农户签订，当天晚上签订了一部分合同，有部分农户的合同是后来签订的，用的都是同一个合同范本。原告查应超所提供给第三人陶玉英的合同范本系其及其哥哥查应明与其他农户签订租地（田）所用的合同范本，约定分成的条款写的均是“迁苗费”。原告查应超在第一次开庭时候说知道苗城建设征地有搬迁费，第二次开庭说不知道有搬迁费。二、同一个项目征地过程中，所征土地涉及石斛种植人员15人、石斛土地承包户58户，石斛种植人员都与土地承包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合同对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进行约定，合同（协议）约定如果租用期间土地被征收，对地上附着物进行分成，对分成款项有写成青苗补偿费、农作物补偿费、附件物（石斛）、迁苗费等多种方式。在征地过程中，石斛种植人员除了查应明、查应超二人以外，其他13人的征收补偿款均已按约定比例与土地承包户43户进行分成兑款。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依法签订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被告吴丽静、王连发与原告查应超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在土地被征收后，双方对第四条约定：“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中的“迁苗费”是指什么费用产生争议。在同一个项目的征地过程中，虽然其他种植石斛人员13人与土地承包户43户各自签订的合同（协议）也未准确表述分成的款项为征收补偿款，但均已按约定实际进行兑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本案中，原告认为合同中所写的“迁苗费”是搬迁费，被告认为是青苗费或附着物补偿费，且原告也承认搬迁苗的费用应该叫搬迁费，而合同中并未写搬迁费。在征地事实发生之前，当事人是无法得知是否有搬迁费的，且征地发生后原告的石斛被征收，也不存在搬迁费问题，双方签订分成条款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原告认为合同中的“迁苗费”是指“搬迁费”的意见，不符合合同的目的，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合同的有关条款、交易习惯及合同的目的，原、被告双方对《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迁苗费”应该是指石斛被国家征收后乙方得到的征收补偿款。因此，被告认为《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费用是指国家补偿给原告的所有费用的意见更符合签订合同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补偿方案》中有搬迁和征收两种的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关于搬迁苗的费用就是迁苗费，迁苗费与青苗费不是同一费用，其享有的是石斛征收补偿款，与被告主张的迁苗费不是同一费用的主张，无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查应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30元，由原告查应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有茹审判员  邹凌琳审判员  杨 驹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