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01民初1771号原告：方艳，女，1986年11月8日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初中文化，现住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廷彪，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春苹，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326215577661265，住所地：文山市新平街道红旗社区花桥村小组。法定代表人：李兴福，经理。被告：唐升忠，男，1966年9月3日生，壮族，云南省文山市人，大专文化，现住文山市。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翔，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农定玻，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方艳与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富民合作社）、唐升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廷彪、鲁春苹，被告富民合作社、唐升忠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翔、农定玻，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方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双方2018年6月20日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收购原告种植的红薯；2.判决被告按照协议约定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支付原告差价108720元；3.法判决被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每吨100元的水费，共计176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作为第四项请求：判决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8000元，并赔偿原告成本损失54000元，第五项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6月20日，原、被告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种植44亩地的红薯，全部由被告提供核心红薯苗，被告按照每亩380元的价格收取红薯苗款。被告负责提供技术指导、监督施肥、中耕管理等种植技术。红薯成熟后被告负责回收红薯，并保证每亩收入不低于2500元，如低于2500元，被告将按照每亩2500元的收入价格补足原告的差价。同时被告承诺每吨红薯补助水费1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了6600元红薯苗钱给被告。在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之前，被告向原告宣传种植被告提供的红薯苗，亩产可达4吨至8吨。原告相信了被告的宣传，按照被告的技术指导种植红薯，红薯苗长势很好。原告于2018年8月20日开始挖红薯，但挖出的却是紫薯亩产才0.5吨，产量达不到被告宣传的亩产4吨至8吨标准。现紫薯已经挖完，但是被告却一直怠于收购紫薯，紫薯全部堆放在地里，已开始出芽，腐烂。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用紫薯苗代替红薯苗存在欺诈行为。紫薯的产量没有达到签订合同前被告承诺的产量标准，合同目的未能实现，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当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补足原告差价。原告方艳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合作协议，证明①2018年6月20日，原、被告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约定：原告种植被告提供核心红薯苗44亩，被告负责全部回收，并保证每亩收入不低于2500元，如低于部分由被告负责补足差价给原告。②在原告栽种红薯苗期间，被告按照每吨100元的标准补助原告的浇水费；2.宣传画报，证明被告向原告宣传并保证原告种植被告提供的核心红薯，被告保证每亩亩产达4吨—8吨；3．律师函，证明①2018年10月红薯成熟，但是红薯的产量大幅减少，根本无法达到承诺的亩产最少4吨—8吨的标准，故被告推脱拒绝收购红薯。②原告聘请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在收到《律师函》的3日与原告联系协商收购红薯事宜，否则视为被告违约，届时原告可自行处理红薯，每亩收入低于2500元的，被告将同时承担补足差价及赔偿原告损失；4．欠条，证明被告收购了原告的26亩红薯，共1280元，被告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计算，26亩共计65000元的红薯款，扣除已支付的1280元的红薯款后，被告应支付原告63720元红薯款，故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证明被告欠原告63720元红薯款；5.承诺书，证明被告于2018年10月21日向原告承诺将于2018年11月30日前收购红薯，否则原告可自行处置红薯。如原告处置红薯后，每亩收入不足2500元的，被告应向原告补足部分的差价及赔偿损失；6.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证明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适格。经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协议中并没有原告所证明的内容，没有相关条款的约定。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理由是1.宣传画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宣传画报属于宣传广告中的一种要约邀请，只是希望并邀约的意思表示，不含有当事人愿意受拘束的意思表示，其要约邀请本身无任何法律意义，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其不具有保证的性质；2.该要约邀请是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宣传的，并不是只是向原告宣传。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理由是律师函是原告方委托代理人单方制作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本案的实际情况，也无我方对该律师函的回应或答复，对被告方无相应的约束力。证据4、5的三性及证明观点均不予认可，理由是该欠条和承诺书是原告方胁迫被告方，被告方在无奈下所签字确认的，有被告方报警记录为证，欠条和承诺书都是被告方原法定代表人唐升忠履行职务时做出的，无论其真实性、合法性法院是否认可，被告唐升忠都不应承担责任。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两被告答辩称，一、唐升忠不应列为本案被告。理由如下：1.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的合同主体是原告方艳和被告富民合作社，被告富民合作社是依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告唐升忠为法定代表人，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登记后具有法人资格，应以合作社的名义和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因此，被告唐升忠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2.被告富民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现已合法变更为李兴福，请法院依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审理和判决。二、原告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庭支持，理由如下：1.原告与被告富民合作社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合作期限是2018年6月20日至2019年2月28日，合作期限现已届满，无法再继续履行下去，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是虚假不客观的陈述。2.本案系原告违约在先，双方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中第二条第（二）款第（4）项约定：乙方（原告）保证所有种植的商品苗、红薯全部收回交售给甲方（被告富民合作社）……，负责运输到大车能去拉运的地方，并负责装车。根据前述约定，原告负有交售红薯商品苗和红薯、负责搬运装车的义务，原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前述义务，最终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不仅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也给被告富民合作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原告所诉的经济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于给被告富民合作社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富民合作社保留追诉的权利。三、关于原告赔偿款额部分。原告计算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赔偿款额被告富民合作社不知道如何计算而来；第三项诉讼请求被告富民合作社认为不完全是客观真实的，有部分水费并非合作期间的全部水费，应由原告人提供证据证明区别开来。四、被告富民合作社不应承担法律责任。1.原告陈述被告富民合作社提供虚假的宣传，应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另本案中原告在提供种苗的过程中，是经双方友好协商，原告决定栽种部分紫薯苗，因此被告富民合作社才提供了部分紫薯苗给原告，并非被告富民合作社恶意违约，存在欺诈行为，但紫薯苗只要管理好，更容易生长，淀粉含量更高，价钱比红薯更高，亩产不应该只有0.5吨，除非原告未能按照被告富民合作社技术要求种植、监督，未能按时施肥、施农药、耕种等，才会出现亩产值低的情况。紫薯苗和红薯苗是能够严格区分开的，原告在栽种时是能完全区分开的。2.双方在合同第五条约定：必须是乙方（原告）按照甲方（被告）技术要求做好育苗工作，通过出售红薯苗、红薯给甲方，最后两项相加，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收入的，甲方负责补足不足2500元的部分给乙方，根据前述合同约定必须是两项相加不足2500元才补足，并且这条是针对红薯的约定，并非是针对紫薯的约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原告强行用对红薯的约定来套用紫薯的约定，是不客观真实，是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法庭支持的，恳请法庭注意。两被告针对其答辩，提交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唐升忠身份证，证明①证明两被告的身份信息，被告唐升忠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②被告富民合作社原法定代表人唐升忠因涉案涉诉，征信受到质疑，影响整个合作社运作、招标，于2019年6月10日变更为李兴福；2.红薯种植合作补充协议，证明①本案系方艳前期未能按照被告富民合作社方式种植红薯，原告栽种方法不对，造成成活率太差，应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②本案系原告违约在先，无理诉讼在后，并非被告富民合作社薯苗质量有问题或者提供虚假宣传。③原告诉讼差额补助、水费与客观事实极不相符，是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的。④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唐升忠不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原告起诉唐升忠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3.报警记录，证明原告出具的《欠条》、《承诺书》是被告被胁迫，在无奈之下作出的，故《欠条》、《承诺书》是无效的。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观点不予认可，唐升忠不是适格主体，该份证据同时也证明了被告方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该份协议不是原告方所签；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观点有异议，理由是证明了唐升忠与农户签订协议后没有按时收购红薯，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农户胁迫唐升忠写下欠条、承诺书。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6客观、真实，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是被告富民合作社与第三人达成的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作为本案依据予以采信；证据3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查明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方艳与被告富民合作社2018年6月20日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约定：“合作项目种植红薯核心苗与回收商品苗、红薯，合作期限2018年5月10日至2019年2月28日。甲方（被告富民合作社）按商品苗的价格提供核心苗给乙方（原告方艳）种植；甲方负责收购乙方用核心苗种植出来的商品苗和鲜红薯；甲方组织农户种植核心苗，在技术上做好指导和监督。甲方按商品苗每吨收购价400元，每吨补助200元，合计每吨收购价600元；优质红薯每吨收购价以第一季为准，次品按每吨400元收购。”被告富民合作社委派余凯霞对原告的种植过程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并收取原告方艳预付红薯苗款6600元。原告种植有红薯苗、紫薯苗。2018年10月21日，被告唐升忠出具红薯收购承诺书，承诺：“方艳种植核心苗44亩，由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以每吨1000元收购，如亩产量不足2500元的，由文山富民红薯种植合作社补足2500元，收购时不在扣除剩余苗钱。承诺收购时间在2018年11月30日，如逾期不来收购就由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按违约金每亩1000元的补偿给方艳。并赔偿在栽种期间所产生的成本费用包括（地租600/亩，人工费、农药费、地膜、滴灌、犁地费、挖工费）等每亩3000元赔偿给方艳。如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按以上条列承担赔偿，费用就由法定代表人唐升忠一人承担赔偿。”同时被告唐升忠于当日出具了欠条：“现欠方艳红薯款补足费63720元。挖完方艳红薯后在11月30日给清。总红薯款65000元，已付1280元。”之后方艳出售26亩的紫薯给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总薯款65000元，已付1280元，尚欠63720元至今未支付。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余下的18亩紫薯未收购，方艳将18亩紫薯土地归还给了农户，紫薯由农户自行处理。另查明，2019年6月10日，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由唐升忠变更为李兴福。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被告富民合作社是否应按合同约定补足差价；2.原告要求支付17600元水费是否有依据；3.被告富民合作社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8000元，并赔偿原告成本损失54000元;4.被告唐升忠是否应与被告富民合作社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原、被告2018年6月20日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针对焦点1，本院认为，2018年10月21日，被告唐升忠出具红薯收购承诺书，承诺：“方艳种植核心苗44亩，由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以每吨1000元收购，如亩产量不足2500元的，由文山富民红薯种植合作社补足2500元。”原告按被告富民合作社技术要求和指导种植红薯、紫薯，收入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数额，原告种植44亩，44亩总计挖了26亩卖得红薯款1280元，被告未按协议履行收购的红薯亩数为44亩-26亩=18亩，按照被告向原告承诺的每亩收入不足2500元的，被告将向原告补足差价，未收购部分的赔偿金额为45000元（18亩×2500元/亩），按每亩收入不足2500元计算，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尚欠26亩的差价为63720元，故44亩补足差价108720元（45000元+63720元）应由被告补偿给原告。因被告富民合作社未协议约定及时收购商品苗，原告商品苗未有收成，其损失应由被告富民合作社负担。被告辩解，协议约定种植的是红薯，且应是红薯和红薯苗两项收入，而非紫薯，原告种植了部分紫薯，不适用该约定。本院认为，按协议约定种植苗是被告提供，被告提供的种苗有红薯苗也由紫薯苗，原告是按被告提供的技术要求进行种植，种植过程由被告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监督施肥等，种植的是红薯或是紫薯，被告是明知的，双方未提出异议，应适用合同对差额应由被告补足的约定，对被告的辩解，不予采纳。原告种植的红薯、紫薯已销售、处理完毕，原告主张被告富民合作社继续履行合作协议，收购原告种植红薯，不予支持。针对焦点2，本院认为，原告未有证据提交证实，不予支持。针对焦点3，被告承诺18亩的收购时间在2018年11月30日，如逾期不来收购就由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按违约金每亩1000元的补偿给方艳，被告已违约，故被告应承担18亩未挖红薯的违约金18000元（18亩×1000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成本损失54000元，因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印证，不予支持。针对焦点4，本院认为，被告唐升忠承诺：“如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按以上条列承担赔偿，费用就由法定代表人唐升忠一人承担赔偿。”唐升忠出具承诺时，仍为富民合作社法定代表，即代表富民合作社以每吨1000元收购原告红薯和紫薯，如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由合作社补足2500元的意思表示，是本人对富民合作社未按承诺履行义务时提供一般保证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务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故本案债务未经强制执行不能履行债务前，被告唐升忠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方艳红薯、紫薯销售差价108720元；二、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方艳违约金18000元；三、驳回原告方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30元，减半收取1415元，由原告方艳负担283元，由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113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先志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李伦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