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6民初12725号原告：朱延文，男，1972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广东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舒然，广东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卫文，男，196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告：陈红萍，女，1975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强华，广东明宜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仪，广东明宜律师事务所。原告朱延文与被告郑卫文、陈红萍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7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延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被告陈红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强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卫文经合法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延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郑卫文立即退还原告1017779元及利息（按照1017779元从2016年10月1日开始，以年息24%计算至实际清偿日），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652494元；2.被告陈红萍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郑卫文及案外人李桂忠于2014年开始合伙经营利宝公司编织袋加工业务，三方于2016年5月18日终止合作，并对相关投资进行盘点，三方签订《关于对利宝公司业务终止合作三方协议》，被告郑卫文承诺于2016年9月前退还原告投资款530000元及利润187779元，合计717779元，并约定被告郑卫文逾期支付的，按每日千分之三支付利息。签订协议后，被告郑卫文一直拒绝履行约定义务，至今分文未付。2019年1月，被告郑卫文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刑。根据2017粤06**民初4407号刑事判决书，原告投入利宝公司业务的资金，以及原告于2014年5月从利宝编织袋项目抽调到君威项目Ⅱ的30万元投资款，均未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因此，被告郑卫文除需要退还原告的投资款53万元及利润187779元外，还应退还未被法院认定为君威项目Ⅱ的投资款30万元，以上合计1017779元。经了解，原告与被告郑卫文合伙经营期间，被告郑卫文与被告陈红萍共同生活居住，且共同生育一个孩子，两人存在事实婚姻关系。另根据2017粤06**刑初4407号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被告郑卫文于2014年8月9日以被告陈红萍的名义购买了小汽车，2016年2月23日以被告陈红萍的名义出资购买了保利中悦花园B区4座402单元的商品房，以及两人在一起的生活费等费用。综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郑卫文退还1017779元款项给原告，被告陈红萍与被告郑卫文形成事实婚姻，双方财产已混同，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陈红萍辩称，1.被告陈红萍在2014年8月9日和2016年2月23日购车和购房中，郑卫文出资首付款是郑卫文偿还陈红萍款项，不是郑卫文的财产赠与。陈红萍与郑卫文2009年认识，2010年生下一个孩子后，于2011年提出向陈红萍借款做生意，陈红萍2011年8月25日将位于顺德区房产转给黄桂林后，让购房人黄桂林将房款19万元汇入被告郑卫文的账户，2014年8月9日和2016年2月23日购车和购房的首付款是偿还陈红萍的借款，在2017年1月郑卫文将陈红萍的一辆小车变卖，所得10万元用于偿还了李桂忠的投资款（详见2017粤06**民初4407号刑事判决书第10页12行），因此，实际上郑卫文还倒欠陈红萍的钱，陈红萍没有持有或获得郑卫文的财产。2.陈红萍与郑卫文不是事实婚姻关系。陈红萍系离异后认识郑卫文的，郑卫文编造自己是离婚单身身份，事实上，直至2016年11月25日才与妻子周少英离婚，郑卫文欺骗陈红萍，导致陈红萍为其生下一子，陈红萍与郑卫文并没有以夫妻名义生活，更不是事实婚姻；2015年郑卫文又编造单身故事，欺骗另一个女士，后来因为公安部门的侦查等原因被该女士识破，陈红萍仅系郑卫文欺骗的受害者，没有义务为郑卫文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朱延文在2016年起诉郑卫文和周少英合伙纠纷案件中，请求判决周少英作为配偶，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该案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人，且刑案审理未结，被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粤06民终12561号）裁定书裁定驳回朱延文的起诉，由此可知，朱延文对于郑卫文的婚姻状况是清楚的，而陈红萍作为被欺骗的单身女性，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陈红萍没有参与郑卫文的诈骗，也没有与郑卫文的财产混同，陈红萍与郑卫文属于身份独立、财产独立的公民主体，陈红萍没有从郑卫文的诈骗中获益，陈红萍对朱延文的财产损失没有任何过错。被告郑卫文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原告提供的有争议证据1-4，虽然被告陈红萍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且原告已提供原件供核实，证据之间可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有争议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被告陈红萍提供的有争议的证据2，虽为复印件，但该组证据互相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明内容须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于被告陈红萍提供的有争议证据3，因无原始载体核对，且为被告陈红萍与他人之间的聊天记录，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10日，郑卫文与朱延文、李桂忠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三人合伙，郑卫文已接获厂家订单和合同，朱延文、李桂忠第一次共投入800000元给郑卫文作为项目的流动资金。郑卫文、朱延文、李桂忠三方的股份分配为：20%、40%、40%。2015年6月1日，郑卫文与朱延文、李桂忠再次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于业务所需，郑卫文接获佛山市顺德区利宝饲料有限公司（下称简称顺德利宝）彩印覆膜编织袋的订单，三方商定共同出资投入生产，于2015年6月30日前一次性投入2430000元（郑卫文900000元，朱延文830000元，李桂忠700000元），作为顺德利宝此次产品订单的投资，三方的股份利润分配为：郑卫文37%、朱延文34%、李桂忠29%。2015年6月30日，郑卫文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朱延文投资款830000元。2015年9月6日，郑卫文、朱延文、李桂忠三方再次签订《三方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因其他业务原因，郑卫文、朱延文各抽掉资金300000元用于其他业务发展，三方的出资金额及所占股份重新确定如下：总投资额：1830000元（郑卫文600000元、33%，朱延文530000元、29%，李桂忠700000元、38%）。2016年5月18日，郑卫文、朱延文、李桂忠签订《关于对利宝公司业务终止合作三方协议》，约定：股本与利润分配为：利润总数为637250元，郑卫文212673元，朱延文187779元，李桂忠236798元，股本利润总数确认如下：郑卫文股利合计812673元，朱延文股利合计717779元，李桂忠股利合计936798元。股本与利润返还日期及期限：郑卫文须在四个月内（2016.6-2016.9）按时返还朱延文、李桂忠双方的所有股本和利润：第一个月内支付总额的15%（朱延文107666.85元，李桂忠140519.7元），第二个月内支付总额的30%（朱延文215333.7元，李桂忠281039.4元），第三个内支付总额的30%（朱延文215333.7元，李桂忠281039.4元），第四个月内支付总额的25%（朱延文179444.75元，李桂忠234199.5元）。如郑卫文无故拖延及逾期支付则按每日千分之三起计息，或由朱延文、李桂忠双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约方应承担因处理本协议项下纠纷所产生的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一切损失。本院于2019年1月7日出具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606刑初440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害人朱延文在2014年“君威项目Ⅰ”投资了40万元，在2015年“君威项目Ⅱ”中投资了50万元（当中，有30万元是从2014年5月合作的利宝（编织袋）项目中抽调过来的，并再出资20万元），共计投资人民币90万元，扣除后来收回的3.2万元，即86.8万元；因公诉机关对于被害人朱延文在“君威项目Ⅱ”中的投入仅以20万元予以指控，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对于被害人朱延文在本案中的损失按56.8万元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郑卫文、朱延文、李桂忠三人于2014年5月签订合作协议，三人之间成立合伙关系。至2016年5月18日三人签订《关于对利宝公司业务终止合作三方协议》，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并确认郑卫文须向朱延文支付股利合计71777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上述《关于对利宝公司业务终止合作三方协议》应为郑卫文与朱延文、李桂忠在合伙终止后各方对于合伙财产的协商处理结果。故本院确认在郑卫文、朱延文、李桂忠三方的合伙终止后，各方经协商确定合伙财产的处理结果为：被告郑卫文应于2016年9月之前向原告朱延文支付款项717779元。但被告郑卫文一直未予支付，故被告郑卫文应向原告朱延文支付款项717779元。又因协议约定：如郑卫文无故拖延及逾期支付则按每日千分之三起计息，现原告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是原告对自有权利的处分，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郑卫文应按金额717779元，从2016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关于未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金额的“君威项目Ⅱ”的30万元投资款，因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606刑初4407号刑事判决书查明，在2015年“君威项目Ⅱ”中投资了50万元（当中，有30万元是从2014年5月合作的利宝（编织袋）项目中抽调过来的，并再出资20万元），共计投资人民币90万元，扣除后来收回的3.2万元，即86.8万元；因公诉机关对于被害人朱延文在“君威项目Ⅱ”中的投入仅以200000元予以指控，故被告郑卫文应向原告退还未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金额的“君威项目Ⅱ”的300000元投资款。关于此部分款项的利息损失，本院支持从起诉之日（2019年6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陈红萍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首先，在郑卫文与朱延文、李桂忠履行合伙协议，直至双方终止合伙关系的期间，郑卫文与案外人周少英一直处于婚姻存续状态，陈红萍与郑卫文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虽然陈红萍与郑卫文于2010年非婚生育了一个儿子，但陈红萍与郑卫文属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并非事实婚姻。其次，郑卫文与朱延文、李桂忠三人合伙经营生产编织袋项目，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陈红萍系该经营项目的合伙人。再次，在（2017）粤0606刑初4407号案件中，黎剑豪陈述其于2013年6月左右将顺德区北滘镇都宁工业区南北片7号的厂房出租给郑卫文，但签合同是陈红萍，租金每月11000元由郑卫文或者陈红萍支付。陈红萍于2013年6月左右帮助郑卫文租赁厂房，而郑卫文与朱延文、李桂忠三人于2014年5月10日才签订协议建立合伙关系，不能据此认定陈红萍有参与经营生产编织袋项目。除此之外，本案亦无其他证据证明陈红萍有参与经营生产编织袋项目。最后，郑卫文以陈红萍名义购买了商品房及小汽车，但郑卫文已将小汽车变卖并将所得款项向李桂忠归还了另案的款项。另外，陈红萍于2011年8月将自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房屋出售给案外人黄桂林，黄桂林将其中的购房款190000元直接转账支付至郑卫文的银行账户，郑卫文于2016年共出资首付款等277794.03元为陈红萍购买商品房亦不违背常理。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主张陈红萍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卫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延文支付717779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717779元为本金，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二、被告郑卫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延文退还投资款3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300000元为本金，从2019年6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朱延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916.23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郑卫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晓辉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冯诗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