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晋1081行初22号原告襄汾县景毛城新汽车修理部，经营场所襄汾县景毛乡吉村路口加油站东侧路北。经营者周春山，男，汉族，1966年3月8日生，现住襄汾县景毛乡吉村，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梅，山西韩红旗律师事务律师。被告山西省襄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襄汾县大运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张文平，大队长。参与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丁会民，该大队副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威，山西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强，山西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襄汾县景毛城新汽车修理部（以下简称城新修理部）诉被告山西省襄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襄汾交警队）不履行行政合同义务一案，本院立案后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晋1081行初27号行政判决书，被告襄汾交警队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11月28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10行终77号行政裁决书，撤销本院（2018）晋1081行初27号行政判决书，发回重审。后我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9）晋1081行初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城新修理部起诉，城新修理部不服，再次提起上诉。2019年5月9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10行终55号行政裁定书，撤销本院（2019）晋1081行初2号行政裁定书并指令我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城新修理部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梅、被告襄汾交警队副大队长丁会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威、史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城新修理部诉称，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停车、看车保管费、拖车施救服务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061410元；2、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4月25日，被告下属事故处理中队与襄汾县景毛吉村城兴汽车修理部（以下简称城兴汽修部）签订了“停车看车协议”，约定将襄汾县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全部停放于城兴汽修部，由城兴汽修部负责看管，并负责事故车辆的拖移，费用由车辆所有人按照存放天数及襄汾县物价局核准的标准由城兴汽修部收取。城兴汽修部登记的经营人是周小红，实际由周小红的弟弟周春山经营。2014年6月27日，城兴汽修部改变营业执照为城新修理部，由周春山继续经营，经营范围及地址均未改变，被告下属事故处理中队与原告继续履行原“停车看车协议”，但自2015年5月1日起，原告按事故处理中队的要求，不再对放行车辆收取任何费用。2015年7月1日，事故处理中队单方解除协议，原告按照事故处理中队要求，将所有停放在原告处未收取费用的车辆迁移至襄汾县新城滨河停车场，并垫付了拖车费。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停车、看车保管费及拖车施救服务费，事故处理中队及被告却总是推脱。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2、2010年4月25日的“停车看车协议”1份；3、事故处理中队的情况说明2份；4、事故车辆停放登记表18页；5、车辆存放单（已放车辆）6页；6、车辆存放单（未放车辆）27页；7、襄汾县人民法院（2015）襄民初字第01181号民事裁定书1份；8、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0民终字第109号民事裁定书1份；9、襄汾县人民法院（2015）襄民初字第0118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1份；10、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0民终2302号民事裁定书1份。被告襄汾交警队辩称，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看管费及拖车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双方多年来合同履行习惯该笔费用也不应当由答辩人支付。1、原告是基于答辩人与城兴汽修部《停车看车协议》及襄汾县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要求答辩人支付停车费、看管费及拖车费。但原协议并未约定由答辩人支付该笔费用，而原协议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一直是由车主直接支付给城兴汽修部的，答辩人并未支付过任何费用，根据合同交易习惯该笔费用也不应当由交警大队支付。2、答辩人是在2015年5月1日通知城新汽修部停止向车辆所有人收取费用的，同时不再在原告处停放新的事故车辆。2015年7月1日经双方协商，原告将所有车辆包括多年来无人认领的车辆迁移至襄汾县新城滨河停车场。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2015年5月1日之前的停车费、看管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答辩人与原告及城兴汽修部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针对长时间停放无人认领车辆处理，是无偿交由答辩人进行评估变卖，将所得价款上交财政。对于这部分车辆，答辩人并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费用，同时原告也未要求答辩人支付过任何费用。4、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停车费、拖车费1927287元，无法律依据。原告依据评估结论向答辩人主张拖车费和停车费，但该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已失去效用。该评估报告有效期为2016年10月18日至2017年10月17日，现早已超过有效期，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其次该评估报告并不合理，没有相关项目的价格、具体计算方式以及价格来源，估价过于笼统。评估报告中委托事项简介严重不属实，2014年6月27日原告与答辩人事故处理中队未签订看车协议，更未约定由答辩人支付停车看车费、拖车费及其他费用。所采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故车辆是基于交警强制性司机将车开进指定停车场，是建立在行政强制命令之下的，并非市场行为。并且该评估所依据的价格标准是高速公路拖车、停车收费标准，而非双方都认可的物价局核定的普通公路交通事故车辆施救费收费标准。在评估报告中对于停车费、拖车费远远超出车辆本身价值的车辆，也未说明如何计算。所以，该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原告主张的依据。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看管费及拖车费无理无据，根据双方多年来合同履行习惯该笔费用也不应当由答辩人支付，恳请法院驳回原告起诉。被告襄汾交警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2010年4月25日的“停车看车协议”1份；2、停车费、施救拖车费收费标准1份；3、襄价认字（2014）第32号襄汾县价格认证中心文件及附件1份；4、临汾拥军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接受襄汾县财政局国有资产处置汇总表及襄汾县财政局“一般缴款书（回执）”各1份；5、襄价认字[2016]第2号襄汾县价格认证中心文件及附件1份；6、2015年4月30日被告与襄汾县新城滨河停车场签订的车辆保管、拖车施救项目合同1份；7、2018年4月25日被告与襄汾县鑫华停车场签订的车辆保管项目合同1份；8、2015年7月1日已迁移车辆评估拍卖与停车费对照表1份。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依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依据均予以认定。经本院审理查明，城兴汽修部系原告城新修理部的经营者周春山的姐姐周小红作为经营者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由周春山实际经营。2010年4月25日，为了保证交通事故的处理顺利进行，保证人民群众财产不受损失，保证交通事故车辆的存放保管完好不发生意外，被告襄汾交警队下属事故处理中队与城兴汽修部签订了一份“停车看车协议”，协议约定：1、乙方（即城兴汽修部）要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出据有效票据将交通事故车辆停放在乙方院内，由其派专人负责看管。2、乙方负责检查事故车辆情况并登记造册保管，给事故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开具车辆存放凭证。3、事故车辆在乙方保管期间如发生车辆、电瓶、轮胎等物品丢失由其负责赔偿，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乙方负全部责任，造成经济损失乙方全部承担。4、所有停放的事故车辆必须由甲方（即襄汾交警队事故处理中队）开据事故车辆放行通知单方可放行，否则一律不准驶出停车场院，如果乙方将没有事故车辆放行通知单的车辆放出厂外，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承担全部责任。5、未及事宜必须请示甲方，经双方协商后再行解决。6、本协议一式两份，签字生效。该协议未对停放在城兴汽修部停车场的事故车辆的停车费及拖回事故车辆的施救费的计价方式、支付方式进行约定，双方在协议的实际履行中一直由城兴汽修部的实际经营者周春山按照存放天数及襄汾县物价局核准的停车费、施救拖车费收费标准直接对放行车辆向车主收取停车费、施救拖车费。2014年6月27日，城兴汽修部改变营业执照，名称改为原告城新修理部，经营者为周春山，经营范围及地址均未改变，由原告与被告下属事故处理中队继续履行上述“停车看车协议”。2015年5月1日，被告襄汾交警队通知原告城新修理部停止向车辆所有人收取费用。2015年7月1日，经双方协商解除了上述“停车看车协议”，原告将停放在其停车场的所有事故车辆（包括多年来无人认领的车辆）按被告要求迁移至襄汾县新城滨河停车场。双方对2015年5月4日至2015年7月2日已放行车辆及迁移至襄汾县新城滨河停车场的未放行车辆均制作了“车辆存放单”，并由被告下属事故处理中队签章确认。其中:已放行车辆“车辆存放单”中,双方对放行车辆的存车时间、车牌号（发动机号或车架号）、事故地点、车辆型号、施救情况、放车日期、施救公里、施救费、停车天数、停车费、计价方式等情况均做了详细记载。双方在已放行车辆“车辆存放单”中确认的计价方式为：（一）施救费：1、大型车辆：起步价500元+50元/公里；2、其他车辆（包括普通货车、小型客车、三轮机动车）：起步价400元+20元/公里。（二）停车费：1、大型车辆：60元/天；2、普通货车：40元/天；3、小型客车：20元/天；4、三轮机动车：15元/天；5、两轮摩托、电动车：8元/天；已放行车辆总计施救费：13230元，停车费139400元。在未放行车辆“车辆存放单”中，双方仅对未放行车辆的存车时间、车牌号（发动机号或车架号）、事故地点、车辆型号、施救情况、施救公里、放车日期、停车天数等情况做了详细记载，但未列明施救费、停车费及计价方式。同时查明，2015年，原告曾就被告拖欠施救费、停车费一事向襄汾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襄汾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2015）襄民初字第01181号民事裁定，以原告诉讼并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驳回其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6）晋10民终字第109号民事裁定：一、撤销襄汾县人民法院（2015）襄民初字第01181号民事裁定；二、指令襄汾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襄汾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5）襄民初字第01181号之一民事裁定，以该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其起诉。原告不服再次提起上诉，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晋10民终2302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7月13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晋1081行初27号行政判决书：一、被告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施救费、停车费共计106141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被告襄汾交警队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11月28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10行终77号行政裁决书,认为一审法院应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停车看车协议》是行政协议，还是民事协议；对事故车辆的相关费用应由谁支付及计算标准及支付具体数额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一、撤销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2018）晋1081行初27号行政判决书；二、发回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重审。后我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9）晋1081行初2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停车看车协议》双方是平等主体间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行政诉讼范畴，裁定驳回城新修理部起诉。城新修理部不服，再次提起上诉。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9）晋10行终55号行政裁决书，认为该院作出并已生效的（2017）晋10民终2302号民事裁定书确定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该生效的法律文书对当事人就同一事实起诉具有法律约束力，侯马市人民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为由驳回上诉人起诉不当。裁定撤销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2019）晋1081行初2号行政裁定并指令我院继续审理。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可以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被告襄汾交警队具有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被告为履行其法定职责、实现其行政管理目标，与原告签订的“停车看车协议”依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2015年5月1日，被告襄汾交警队通知原告城新修理部停止向车辆所有人收取费用，但原告已经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被告理应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施救费、停车费。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机关是否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解除协议是否合法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本案中，双方在协议中未对停放在原告处的事故车辆的停车费及拖回事故车辆的施救费的计价方式、支付方式进行约定，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可以协议补充。原、被告双方在已放行车辆“车辆存放单”中确定的对施救费、停车费的计价方式及数额均予以认可，视为对该部分车辆的费用达成了补充协议，故已放行车辆总计施救费13230元、停车费139400元，本院予以认定。在我院2018年8月7日对原、被告双方不履行行政合同义务一案庭审中，原告、被告双方对未放行车辆“车辆存放单”中停放时间超过一年的未放行车辆的停车费计价方式进行了协商，共同确定为：1、两轮摩托、电动车：按65元/辆计算；2、三轮机动车：按700元/辆计算；3、其他车辆（包括大型车辆、普通货车、小型客车）均按一年时间计算停车费。并根据双方在已放行车辆“车辆存放单”中确认的施救费、停车费（大型车辆、普通货车、小型客车）的计价方式进行计算，确定未放行车辆总计施救费：58090元，停车费850690元。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施救费、停车费共计106141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山西省襄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襄汾县景毛城新汽车修理部施救费、停车费共计1061410元。案件受理费14353元，由被告襄汾交警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安 娜人民陪审员 王晓生人民陪审员 郝红萍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赵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