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3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纪爱忠，男，196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奇，江西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秋林，江西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新辉，男，197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荣，江西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家友，男，197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春，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纪爱忠因与被上诉人彭新辉、刘家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4民初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纪爱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奇、杨秋林，彭新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荣，刘家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纪爱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彭新辉、刘家友2017年4月18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德安县凤凰桥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凤凰桥公司）的部分无效，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凤凰桥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其中纪爱忠占股87.78%，彭新辉占股12.22%，因纪爱忠定居珠海，不便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由彭新辉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当地政府文件精神要求，凤凰桥公司与案外人德安县林泉乡宝山采石场（以下简称宝山采石场）进行整合，彭新辉在纪爱忠同意的情况下，于2017年3月13日与宝山采石场订立《采石场整合协议书》，约定双方整合成立德安县宝山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山公司）。因公司整合后需颁发统一的采矿权证，需收回两家公司原有的采矿权证并颁发新证，故要求将两家企业办理工商注销登记，由新成立的宝山公司作为新的采矿权证持证人。在凤凰桥公司注销后，宝山公司的股东应记名为纪爱忠、彭新辉及张绪林（注销的宝山采石场全资股东）。2017年4月18日彭新辉与刘家友在明知纪爱忠不知情的情况下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将凤凰桥公司在宝山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刘家友。彭新辉虽为凤凰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在未取得纪爱忠授权或形成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的行为，属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纪爱忠得知其股权被转让后，即告知彭新辉、刘家友其不同意该股权转让行为，故彭新辉无权处分纪爱忠在宝山公司的股权。凤凰桥公司在与宝山采石场整合前，可采矿总量为112.12万吨，对应的价值为2041万元，而在《采石场整合协议书》签订后，新增矿区可开采总量为796万吨，凤凰桥公司股权占新公司股权是78.5%，可见凤凰桥公司因整合实现了价值增值，而刘家友仅以2041万元的价款受让凤凰桥公司的股权，不合常理。刘家友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知人彭新辉仅占凤凰桥公司12.22%的股权，且明知彭新辉无权转让凤凰桥公司100%股权的情况下，放任彭新辉侵害纪爱忠的权益，并将纪爱忠的损失转嫁由彭新辉承担。可见，彭新辉、刘家友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双方恶意串通的结果，以低价转让达到彭新辉、刘家友双赢的目的。彭新辉以原始出资220万元获得2041万元，刘家友以2041万元获得数倍价值的凤凰桥公司股权，而纪爱忠仅能在2041万元中向彭新辉主张权利。故刘家友在未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取得凤凰桥公司100%股权，并非善意取得。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在整合过程中，纪爱忠得知该整合系政府行为，且整合后政府将新增矿区548.49万吨可采矿产由新公司开采，故支持公司整合，并同意清算注销凤凰桥公司，彭新辉以股东个人的名义进入新公司，与刘家友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表见代理，且刘家友亦未主张彭新辉构成对纪爱忠的表见代理，一审法院主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有故意偏袒彭新辉和刘家友之嫌。彭新辉辩称，彭新辉没有告知纪爱忠，其与刘家友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及将凤凰桥公司股权转让给刘家友的事实，是因为刘家友没有提出要求纪爱忠参与股权转让，也没有要求其出具相关的股东会决议或纪爱忠的授权书。因彭新辉没有企业经营的经验，不知股权转让的相关法律规定及所要办理的手续，故没有将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实告知纪爱忠。因刘家友没有一次性支付转让款，彭新辉在收到部分转让款后，将该款项用于了其他方面的投资，而该投资没能及时返回，造成没有支付给纪爱忠的后果。如刘家友全额一次性付款，彭新辉则会告知并将相应的款项支付给纪爱忠。刘家友没有要求出示纪爱忠的授权书或股东会决议的要求，也是没有告知纪爱忠事实的原因之一。彭新辉在股权转让后仍留有6%的股份，是基于刘家友的转让款未付清的原因，不存在彭新辉与刘家友恶意串通的情况。刘家友辩称，刘家友有理由相信彭新辉有权利处分宝山公司的股权及凤凰桥公司的资产。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的整合，是将凤凰桥公司和宝山采石场的资产转移至宝山公司名下，再将宝山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刘家友的。在实际办理过程中，虽然各步骤同时进行，但不影响凤凰桥公司是先将其资产转至宝山公司名下，再将其在宝山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刘家友的事实。刘家友、彭新辉及张绪林成立宝山公司后，股东之间无论如何转让股权，对纪爱忠的权益均没有影响。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在于彭新辉将凤凰桥公司的资产转移至宝山公司名下是否有效。彭新辉系凤凰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印章及相关证照，有权代表公司处置公司的资产，在本案股权转让过程中，均是其代表凤凰桥公司参与协商重大事项、订定协议条款、办理相关手续。纪爱忠在宝山公司成立后，同意解散凤凰桥公司，因其与彭新辉系表亲关系，将公司注销及清算事务交彭新辉办理，对凤凰桥公司的资产放任不管。彭新辉及纪爱忠的行为，足以让刘家友相信，彭新辉处置凤凰桥公司资产的行为，是得到了纪爱忠的授权，彭新辉与纪爱忠之间构成表见代理关系。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订立的《采石场整合协议书》，约定新公司资产总额为2600万元，其中凤凰桥公司的资产总值为2041万元，宝山采石场为559万元。纪爱忠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在庭审中确认了该协议的效力。刘家友、彭新辉及张绪林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新公司股权转让对价为2680万元，其中凤凰桥公司股权对价为2121万元。该对价高出《采石场整合协议书》中凤凰桥公司资产价值，故不存在低价转让股权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订立时，凤凰桥公司名下可开采量为112.12万吨，评估价值为110.77万元，在宝山公司总矿区范围中占14.09%；宝山采石场名下可开采量为135.3万吨，评估价值为133.77万元，在宝山公司总矿区范围中占17.01%,二者合计总评估价为244.54万元，低于刘家友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680万元。可见，刘家友已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宝山公司整合后，新增加的矿区可开采量为548.49万吨，评估价值为541.91万元，在宝山公司总矿区范围中占68.91%，即该新增矿区评估价值占宝山公司总矿产评估价值三分之二，且该新增矿区不包含在该2680万元转让款中，而是由刘家友另行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697万元矿产资源费后获得。刘家友出资3377万元（2680万元+697万元）后方取得宝山公司名下的所有矿区资源，并在后期投入了3400余万元建设厂房、购买设备等，方使宝山公司正常营运。纪爱忠根据宝山公司的矿产总量，认为公司总收入可达上亿元，其可获7000余万元收入远高于2121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得出刘家友与彭新辉恶意串通的结论。刘家友在与凤凰桥公司资产交接单中，除凤凰桥公司名下可开采量112.12万吨的矿区资产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资产，纪爱忠将刘家友对宝山公司的后期投资与凤凰桥公司名下的资产混同，以达到侵占刘家友资产的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纪爱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彭新辉、刘家友2017年4月18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凤凰桥公司的股权转让部分无效。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18日纪爱忠与彭新辉共同设立凤凰桥公司，注册资本为1800万元，其中纪爱忠投资1580万元，占87.78%，彭新辉投资220万元，占12.22%。因纪爱忠长住珠海，不便参与公司日常事务，故该公司由彭新辉担任法定代表人，保管公司公章并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及对外事务，公司自2013年上半年开始处于停产歇业状态。后德安县人民政府根据《江西省安监局、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印发江西省露天采石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对德安县境内矿产资源进行整合。2016年11月14日德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德安县矿产资源管理局发出德安监字（2016）65号《关于德安县凤凰桥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和德安县林泉乡宝山采石场整合整治的方案》，提出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要求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整合为一家企业，在依法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后，重新进行采矿等生产经营活动。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在收到该文件后，于2017年3月13日订立《采石场整合协议书》，约定：二家企业整合成立新的宝山公司，凤凰桥公司的资产总值作价为2041万元，占宝山公司股权的78.5%，宝山采石场的资产总值作价为559万元，占宝山公司股权的21.5%，彭新辉任公司董事长；整合前各自的债权债务归各自享有和承担，整合后统一经营管理，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并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等手续；经各方企业全体股东签名后生效；及其他相关内容。彭新辉和张绪林均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企业公章，纪爱忠未签字，但其在事后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可。2017年4月18日彭新辉以凤凰桥公司股东身份、张绪林以宝山采石场股东身份与刘家友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彭新辉、张绪林将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整合的新公司，名称暂定为江西锦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新公司成立后，彭新辉、张绪林将其拥有的新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刘家友；刘家友支付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20%后，彭新辉、张绪林全权委托刘家友办理新公司成立的相关事项并提供企业所有资料，新公司的证照办理、变更手续及新增矿产资源的价款等一切费用由刘家友承担；彭新辉、张绪林在签订本协议时，需向刘家友移交凤凰桥公司和宝山采石场的资产，并制作《财产移交单》；新公司成立后，由刘家友负责保管公司相关证照及印章，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转让标的为彭新辉、张绪林合法持有的新公司股权（以工商登记为准），彭新辉、张绪林将其合法持有新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刘家友；纪爱忠系原凤凰桥公司股东，因其原因导致股权转让不能按合同节点进行，而张绪林又完成其名下股权转让的，则由彭新辉对纪爱忠的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彭新辉、张绪林作为新公司的股东并持有100%的股权，应积极配合刘家友办理采矿证法人变更手续；股权转让价格为2680万元，其中凤凰桥公司为2121万元，宝山采石场为559万元，刘家友在协议签订后3日内支付总价款的20%，新公司成立后3日内，变更20%的股权至刘家友名下，协议签订后三个半月内支付总价款的40%，彭新辉、张绪林在三日内变更40%的股权至刘家友名下，剩余40%转让款在2017年11月18日前付清，该款项付清后3日内彭新辉、张绪林将40%股权变更至刘家友名下；及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相关内容。彭新辉、张绪林及刘家友在协议上签字并按捺手印。后彭新辉、张绪林分别将凤凰桥公司及宝山采石场的资产及公司文件材料移交给了刘家友，并制作移交清单。2017年4月21日刘家友向彭新辉、张绪林支付了20%的股权转让款，其中向彭新辉支付了为424.2万元。在注册成立新公司时，因之前《采石场整合协议书》约定的公司名称为宝山公司，且已作了预报备，《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公司名称未能通过，新公司登记注册为宝山公司。2017年5月3日登记彭新辉、张绪林、刘家友为宝山公司股东，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彭新辉1256万元，占62.8%，张绪林344万元，占17.2%，刘家友400万元，占20%。刘家友受彭新辉、张绪林的委托，办理了宝山公司注册登记的相关手续。2017年6月1日凤凰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解散凤凰桥公司，并成立以彭新辉为组长，纪爱忠为成员的清算组。2017年11月16日凤凰桥公司股东会决议，确认通过公司清算报告，同意公司注销。2017年11月20日凤凰桥公司向德安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递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申请注销凤凰桥公司，但因凤凰桥公司还有其他债务未清偿，该申请仅被同意注销备案，凤凰桥公司未能注销。以上决定公司清算及股东会决议等，纪爱忠均参与并签字。宝山采石场在2017年8月2日完成注销程序，企业已被注销。2017年4月21日起至2017年11月24日止，刘家友陆续向彭新辉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986.47万元，向张绪林付清了股权转让款559万元，张绪林已将其在宝山公司的股权全部出让完毕。2017年10月9日宝山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案外人刘家明以股权转让形式，受让刘家友、彭新辉、张绪林在宝山公司的股份，成为公司股东之一，刘家友不再是该公司股东，公司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为：彭新辉出资628万元，占31.4%，张绪林出资172万元，占8.6%，刘家明出资1200万元，占60%。2018年1月8日宝山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案外人胡循淼以股权转让形式，受让宝山公司股份，成为该公司股东之一，张绪林不再是该公司股东，公司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为：彭新辉出资120万元，占6%，胡循淼出资380万元，占19%，刘家明出资1500万元，占75%。宝山公司成立后，刘家友及公司后续进入的股东投入了大量资金，支付新增矿产资源价款、购买生产设备、修建厂房等。2018年1月宝山公司取得矿区采矿许可证。另查明，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均为采石企业法人，必须有采矿许可证方可对矿山进行开采。两家企业如不整合成立达到生产安全标准和相应开采规模的新公司，两家企业均面临关停。故在两家企业整合过程中，原企业采矿许可证均已被德安县矿产资源管理局收回。两家企业整合达标后，新公司须重新办理采矿许可证，新公司即宝山公司取得的矿产范围由三部分组成：1、原凤凰桥公司名下的可开采112.12万吨的矿区，占总矿区的14.09%,对应的采矿权评估价值为110.77万元;2、原宝山采石场名下的可开采135.39万吨的矿区，占总矿区的17.01%,对应的采矿权评估价值为133.77万元;3、政府为整合两企业新增的可开采548.49万吨的新矿区，占总矿区的68.91%，对应的采矿权评估价值为541.91万元。以上矿产可采总储量为796万吨，对应采矿权评估价值为786.45万元（以上数据来源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湖南华信有限公司的《江西省德安县林泉乡宝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再查明，本案矿区整合前，凤凰桥公司与政府部门洽谈、签订协议及办理相关手续等事项，均是由彭新辉进行。彭新辉在庭审中表示，其将矿区整合事宜告知了纪爱忠，并经纪爱忠同意后方代表凤凰桥公司办理公司整合事项。纪爱忠亦表示其对凤凰桥公司的整合和清算知情，并对有关文件签字确认，但整合后宝山公司的股东是凤凰桥公司还是原公司股东，其并不知情。彭新辉自认其与刘家友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未告知纪爱忠，未将转让款1986.47万元支付给纪爱忠。另彭新辉与纪爱忠系表亲关系，刘家友与案外人刘家明系兄弟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纪爱忠为凤凰桥公司股东之一，现凤凰桥公司名下资产被彭新辉在公司整合工程中，以股权转让方式出让给他人，纪爱忠与《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纪爱忠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刘家友关于纪爱忠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其原告主体不适格无权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家友与彭新辉之间是否恶意串通，侵害纪爱忠的利益，彭新辉、张绪林与刘家友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因此，本案能否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应满足的条件是刘家友与彭新辉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凤凰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彭新辉，并由彭新辉管理公司公章及公司日常事务。纪爱忠作为凤凰桥公司股东，在知道该公司必须与宝山采石场整合成立新公司，否则凤凰桥公司必须关停的情况下，一直让彭新辉代表凤凰桥公司就该公司的整合与政府洽谈，与宝山采石场签订整合协议，以及办理公司整合相关手续等各项事务。德安县政府对于两家企业整合工作原则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严格程序，依法行政”，故该两家企业是以凤凰桥公司、宝山采石场企业法人名义入股，还是以企业股东个人名义入股整合后的宝山公司，取决于该两企业及股东意思自治。该两家企业在2017年3月13日订立的《采石场整合协议书》，确定了新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600万元，其中凤凰桥公司为2041万元，宝山采石场为559万元，并对各自所占股权份额及权利义务作了约定。两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彭新辉、张绪林均签字并加盖公章。纪爱忠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其事后表示知道并认可该协议，故该协议是两家企业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7年4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刘家友与凤凰桥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彭新辉、宝山采石场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张绪林，约定新公司股权转让对价为2680万元，其中凤凰桥公司转让价为2121万元，较《采石场整合协议书》约定的凤凰桥公司资产总值2041万元高出80万元，宝山采石场的股权转让价仍为559万元，并约定新公司新增的矿产资源价款由刘家友承担。两家企业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将新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刘家友，并将该两家企业全部资产交付给了刘家友。同年6月1日纪爱忠、彭新辉召开股东会同意解散凤凰桥公司，并由彭新辉办理公司清算及注销手续。综合上述事实可知，彭新辉作为凤凰桥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凤凰桥公司的公章管理、公司事务及该公司在整合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事项，订定协议条款、协议签字等均是由彭新辉代表凤凰桥公司全权处理。纪爱忠作为凤凰桥公司占股87.78%的大股东，在凤凰桥公司名下资产及整个公司面临关停、整合重大事项时，对凤凰桥公司及拟成立的新公司股权如何分配、原公司资产如何处理等均不予管理及关注，而是任由彭新辉全权处理，并在宝山公司成立后，同意解散凤凰桥公司，交由彭新辉办理凤凰桥公司的清算及注销手续。纪爱忠对其在凤凰桥公司注册登记价值为1580万元的股权，采取放任不管的行为，足以让相对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彭新辉有权代理纪爱忠全权处理凤凰桥公司的股权、资产及公司整合等所有事项，彭新辉与纪爱忠之间构成表见代理关系。另彭新辉作为凤凰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是代表凤凰桥公司与刘家友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属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刘家友作为整合后宝山公司的股权购买者，即《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人，刘家友完全有理由相信，彭新辉作为凤凰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另一股东纪爱忠已经授权给其全权处理凤凰桥公司的事务及整合的所有事项，双方之间为代理关系；彭新辉作为凤凰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有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有权就凤凰桥公司在宝山公司中所占的股权进行出售、转让并处置公司资产，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其职务行为，该行为有效。故刘家友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其作为相对人主观上是善意且无过失，不存在与彭新辉恶意串通侵占纪爱忠股权的主观恶意。宝山公司成立后，其名下的矿区包括三部分，按照纪爱忠提供的《江西省德安县林泉乡宝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原凤凰桥公司的矿区，可采储量为112.12万吨，占总矿区14.09%,对应的采矿权评估价值为110.77万元，且该企业在整合前一直处于停产停业状态，未有任何生产和收益。刘家友从彭新辉处取得凤凰桥公司在新公司中的股权所约定的对价为2121万元，高于凤凰桥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1800万元，亦比《采石场整合协议书》中约定的凤凰桥公司总资产价格2041万元高出80万元，并未低于市场价。纪爱忠主张宝山公司的矿产总量为796万吨，结合市场销售价，在扣除成本后总收入可达上亿元，依据其在凤凰桥公司股权的份额，其在宝山公司的股权份额为78.5%，可获得7961.149万元的收入，该收入远高于刘家友支付的凤凰桥公司所占宝山公司股权转让款2121万元，刘家友属于恶意低价取得该股权。纪爱忠的该主张，与凤凰桥公司矿产总量仅有112.12万吨，在宝山公司总矿区仅占14.09%，宝山公司成立后支付了相应对价后取得新增矿区总量548.49万吨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因彭新辉为凤凰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与另一股东纪爱忠之间构成表见代理关系，彭新辉在该协议上签字，代表了凤凰桥公司和纪爱忠，该签字作为职务行为和代理行为均有效。刘家友购买宝山公司的股权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其取得宝山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属于善意取得，且无过失，故其与彭新辉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侵害纪爱忠利益的行为。《股权转让协议》为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纪爱忠提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刘家友、彭新辉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恶意串通，在纪爱忠毫不知情，也无授权的情形下所签订，并恶意转让纪爱忠的公司股权，要求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请，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恶意串通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构成要件，不予支持。刘家友提出其未与彭新辉恶意串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其未侵犯纪爱忠股权及合法权益的抗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纪爱忠作为凤凰桥公司股东，其股权或股东合法利益因彭新辉转让凤凰桥公司资产或公司股权所致的损害，可另行解决。据此判决：驳回纪爱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850元，由纪爱忠负担。二审中，刘家友围绕争议焦点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2017年9月30日宝山公司向财政部门缴纳的两张《缴款书（收据）》；证明公司整合后刘家友用670多万元购买了新划入的矿区资源，该款项不包含在《股权转让协议》的2680万元款项中。证据二、银行转账凭证九份；证明后续股东投入款项达3400多万元，用于宝山公司矿区内的厂房、设备等建设。纪爱忠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由于整合后政府划拨的新矿区资源所交纳的690万元款项，并非是新矿区资源的价值，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宝山公司成立后，纪爱忠对宝山公司的后期投资情况并不知情。彭新辉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新矿区资源不是有钱就能购买的，是整合后的公司资产，该费用是由刘家友支付的。证据二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本院认为：证据一是对一审相关证据的补强证据，纪爱忠、彭新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是关于新矿区权属及价值认定的问题，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二是对宝山公司设立后相关款项往来的凭证，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纪爱忠主张彭新辉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刘家友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凤凰桥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刘家友，该转让行为无效。经查，凤凰桥公司的股东为纪爱忠（占股87.78%）和彭新辉（占股12.22%）二人，因纪爱忠长住广东省珠海市，公司由彭新辉担任法定代表人，并处理公司日常事务（包括管理公司公章、证照等）。本案中，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张绪林根据当地政府意见整合成立新公司（即宝山公司），在整合过程中，彭新辉代表凤凰桥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与宝山采石场张绪林签订了《采石场整合协议书》，确定了新公司的总资产为2600万元，其中凤凰桥公司资产为2041万元，占78.5%[（2041万元÷2600万元）×100%]，宝山采石场张绪林资产为559万元，占21.5%[（559万元÷2600万元）×100%]。纪爱忠虽未在该整合协议上签字，但其事后表示知情并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并召开凤凰桥公司股东会，决定解散本公司，以便由公司股东入股新公司。但因凤凰桥公司存在其他对外债务，未能在登记部门办理公司注销手续。可见，整合后的宝山公司，其股东应为凤凰桥公司（法人股，占78.5%）和张绪林（个人股，占21.5%）。但在新公司（宝山公司）成立前，作为凤凰桥公司股东之一的彭新辉，与张绪林、刘家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凤凰桥公司在宝山公司的全部股权，以212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刘家友，并办理了部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根据纪爱忠未在该协议上签字的事实及彭新辉的陈述，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可以认定纪爱忠对彭新辉与张绪林、刘家友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凤凰桥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凤凰桥公司的股东，对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享有排他的所有权（包括处分权），即公司股东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权时，应由该股权持有人或其委托人在授权范围内行使出让权。故凤凰桥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宝山公司股权，应由凤凰桥公司全体股东同意，该股权出让的主体应是纪爱忠和彭新辉。彭新辉作为凤凰桥公司的股东之一，除有权出让自己在公司的股权外，对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无权出让，更不能因其是凤凰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将公司的股权出让给他人。彭新辉将凤凰桥公司纪爱忠的股权出让给刘家友，是无权处分的行为，其与刘家友所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对纪爱忠股权转让的部分属效力待定，即股权持有人是否同意将其持有的股权进行出让，是该协议是否有效的依据。现纪爱忠不同意彭新辉将其持有的凤凰桥公司股权出让给刘家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纪爱忠在凤凰桥公司的股权转让部分，应当无效。一审法院以彭新辉与纪爱忠之间系表见代理关系，认定彭新辉与刘家友、张绪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不当，应予纠正。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及刘家友的陈述，可以认定刘家友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凤凰桥公司的股东除彭新辉外还有纪爱忠的事实是明知的，其在受让凤凰桥公司在宝山公司的股权时，应从凤凰桥公司全体股东处受让公司股权。但其在没有获得凤凰桥公司股东会议关于股权转让的决定或授权彭新辉转让公司股权的情况下，与彭新辉签订转让协议，且在纪爱忠不予认可该协议效力的情况下，没有与纪爱忠达成关于纪爱忠股权转让的协议。可见，刘家友受让纪爱忠持有的凤凰桥公司股权时，不仅没有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亦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其对《股权转让协议》中纪爱忠股权转让的部分无效，存在过错责任，刘家友应当向纪爱忠返还凤凰桥公司在宝山公司中纪爱忠所持有的股权。由于纪爱忠在本案中未要求确认其在宝山公司的股权份额，本院对此不予审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宝山公司整合期间，政府相关部门核准了新增矿区的开采权，该开采权应为凤凰桥公司和张绪林所有，刘家友主张其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了690万元的开采费，该缴纳的款项可在确认宝山公司股东持有股权份额后，按比例分摊。另刘家友向彭新辉支付了1986.47万元股权转让款，因彭新辉并不否认《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其转让股权部分应当有效，刘家友向其支付的上述款项，可作为向彭新辉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如有超过，刘家友对超过部分可向彭新辉另行主张。综上所述，纪爱忠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4民初200号民事判决；二、彭新辉、张绪林、刘家友于2017年4月18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纪爱忠在德安县凤凰桥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478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7850元，合计295700元，由彭新辉、刘家友各负担1478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郭卫斌审判员  肖童亮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陈慧书记员张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