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丹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636民初239号 原告任家义，男，苗族，1971年2月1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 被告文武，男，苗族，1983年3月2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菜场路口处），农民。 被告文忠儒，男，苗族，1953年9月15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菜场路口处），退休干部。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光华，男，贵州洲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任家义诉与被告文武、文忠儒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同年6月28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家义、被告文武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光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10月9日，二被告邀约原告与池明亮合伙投资开发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发公司”或“矿山”），由被告文武作为法定代表人，被告文忠儒办理具体业务。原告以妹夫杨智的名义参与投资，原告初占的股份是15%，投资人民币33万元。2012年12月8日，原告从池明亮处购买5%的股份，原告的股份涨到20%。2013年1月28日，池明亮因为后续资金跟不上，自愿全部退股，原告再从中购得15%，至此，原告在该矿山的股份是35%，实际投资86万元。被告占有65%股份，具体事务由被告打理。 在后续投资中，二被告以支付原矿主李美华购买矿山款、办理采矿证、环评报告、交纳矿山年审费、支付工人工资等理由，多次叫原告出资交给被告，原告后续付款一共95.44万元。前后相加，原告总计投资181.44万元。 2013年7月19日，原告犯罪入监，在矿山的投资经营活动只好停止。同年12月2日，在丹寨县看守所，二被告与原告及原告家人对原告的投资总额进行结算，确定了原告在荣发公司的投资共计181.44万元。双方写下《证明矿山投资情况》予以确认。并约定等到原告获得自由之后再去找被告，被告再拿出矿山的收支明细账及利润分配出来，然后双方再进行总结算。 2017年11月，原告出狱后，多次找二被告进行总结算，但被告拒绝结算。只拿一句话打发原告：“该分给你的已经给你了，没有什么好算的。现在，我差钱多了，已经没有钱了，算了也没有用。”原告多次要求被告结算无果。 据原告了解的情况是：二被告与原告在经营荣发公司期间，已经实际支付李美华矿山购买款320万元（尾款70万元是在被告转让矿山时才支付的）；办理采矿证费用是80万元；支付其他费用是10万元。也就是说，矿山投资总支出410万元。原告投资其中的35%，应该是143.5万元。而实际上原告已经投资181.44万元，多投资37.94万元。多投资的部分，被告理应退还原告。 矿山由二被告于2013年9月私下转让，得转让费610万元，当时从中扣除70万元支付李美华的购买矿山余款后，还剩下540万元。原告按35%的股份比例分配，应该分得189万元。 同时，矿山的财产一辆铲车价值30万元，还有货车、电线等一些值钱的东西均被被告卖掉，原告在此只以20万元计算，原告应当分得7万元。 由于被告曾经拿过191.2088万元给原告家人，在计算退款、分配利润时应该扣除该款。 总之，被告应退还、分配给原告的矿山款是233.94万元，减去被告已经付给原告家人的191.2088万元，被告还应付给原告42.7312万元。 原告是2017年12月初开始找被告结算的，应该有三个月的合理结算期限，被告应该在2018年3月以前结算并支付原告应得之款。由于被告拖延结算，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拖延期间的利息，时间从2018年3月1日起至今，按照国家银行贷款利率4.5%计算，利息应为42.7312万元×4.5%×12个月=23074.848元，原告只主张2万元。 综上，为维护原告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投资款、利润人民币42.7312万元，利息人民币2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在举证期限内，原告提交下列证据材料，证明其主张： 1、身份证。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 2、声明书。用以证明原告是参与合伙投资荣发公司的实际投资人。 3、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用以证明原、被告投资所占股份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文武，管理者是文忠儒。 4、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确认证书。用以证明原告在荣发公司获股份是35%。 5、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确认证书。用以证明原告部分投资矿山的事实。 6、中国信合回单、收条。用以证明原告部分投资矿山的事实；证明被告文忠儒是被告方的实际经营者与投资人。 7、证明矿山投资情况。用以证明原告在矿山的总投资数额是181.44万元，同时证明原告是荣发公司的股东。 二被告的质证意见： 1、对第1号证据无异议。 2、对第2号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同时说明声明书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所以该证据不予认可。 3、对第3号证据章程的三性都予以认可，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章程正好证明文武、池明亮、杨智是该公司的股东，原告并不是该公司股东，且章程里也没有说明文忠儒是管理者。 4、对第4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原告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因为三份股份确认书上面都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在本案当中并没有持有股份35%，刚好和章程构成证据锁链，原告主体不适格。 5、对第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原告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可，原告不是投资确认书上面记载的当事人，上面的股东是文武和杨智，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与上面的两组证据构成证据锁链，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 6、对第6号证据信合回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收条说明文武作为公司负责人收到杨智打款的事实，达不到原告要证明的证明目的。 7、第7号证据是2013年12月2日在看守所作出的，在看守所没有材料核对，只是因为原告当时在坐牢，为了宽慰原告，并没有做实质结算，证明人是原告亲属，证明也是原告写的，该证明也只有原告有一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内容不真实，该证明是在特殊环境、特殊地点下作出的，三性都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 1、二被告对第1号证据无异议，作为认定原告身份的依据。 2、虽然杨智未出庭作证，但第2号证据《声明书》与《证明矿山投资情况》相吻合，杨智声明原告以其名义参与投资经营，二被告认可原告是实际投资人，因此，第2号证据应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二被告的质证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与采纳。 3、二被告对第3号证据公司章程的三性予以认可，该证据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在《声明书》和《证明矿山投资情况》中，杨智声明原告以其名义参与投资经营，二被告认可原告是实际投资人，因此，二被告认为原告不是该公司股东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公司章程中并未载明管理者是文忠儒，故原告的此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4、二被告对第4号和第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基于对第3号证据的认证理由，二被告对原告的证明目的的异议本院也不予采纳。 5、第6号证据是回单和收条，可以证明原告的投资情况，但不能证明被告文忠儒是合伙的实际经营者与投资人。 6、原告与二被告均在《证明矿山投资情况》中签字认可原告的投资金额，因此，二被告对第7号证据的异议不能成立，该证据应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 被告文武辩称：1、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案涉的荣发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24日。2012年10月8日、2012年10月9日，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美华、股东李保华（二人分别持有荣发公司80%和20%的股权）先后与被告文武签订《荣发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和《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荣发公司转让给被告文武，由被告文武经营管理。被告文武为了更好经营荣发公司，与案外人池明亮、杨智经友好协商，达成共同经营荣发公司的合意，并于2012年10月15日共同制定《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约定文武、池明亮、杨智的股份分别为45%、40%、15%，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文武。同日，荣发公司向三名股东签发了股份确认书。2013年1月21日，股东池明亮与被告文武通过退股协议书约定退出其在荣发公司的所有股份，荣发公司仅剩被告文武和杨智两名股东。2013年1月28日，荣发公司通过股份确认形式对被告文武和杨智的股份重新进行确认，两人持有的股份分别为65%和35%。2013年9月28日，被告文武与黄中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将所持有的荣发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案外人黄中才，退出荣发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从未实际参与荣发公司的投资事宜，其诉称自己曾以妹夫杨智的名义作为荣发公司的股东参与投资经营管理，没有事实依据。案外人杨智于2019年3月1日出具的《声明书》，在证据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不能用来证明原告7年前曾以营荣发公司股东的身份参与投资开发案涉矿山。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合伙投资经营荣发公司的投资款、利润等诉求，性质上属于公司股权转让和利润分配纠纷，系股东杨智与荣发公司之间的纠纷，而原告与荣发公司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无权提起诉讼。2、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合伙投资经营荣发公司的投资款、利润等诉求，性质上属于公司股权转让和利润分配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因此，原告将文武和文忠儒列为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3、本案有关股权转让、利润分配而产生的债权债务，被告已与杨智之间结算、兑现完毕。杨智与被告之间关于退出荣发公司股份、分配利润而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双方已于2014年结算并兑现完毕。原告与被告之间也没有任何债务纠纷。4、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股权转让和利润分配纠纷。荣发公司成立至今，一直正常存续，不存在依法或依公司章程解散的事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249条、第254条等规定，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股权转让和利润分配纠纷。 综上所述，本案原、被告诉讼主体均不适格，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举证期限内，被告文武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机动车驾驶证。用以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 2、荣发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用以证明被告文武于2012年10月8日、10月9日从荣发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李美华、股东李保华处通过转让取得荣发公司股东资格和经营管理权。 3、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确认书（两份）。用以证明2012年10月15日，被告文武成为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文武与案外人池明亮、杨智在荣发公司的股份分别为45%、40%、15%，原告不是荣发公司股东。 4、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退股协议书。用以证明2013年1月21日，股东池明亮与被告文武通过退股协议书约定退出其在荣发公司的所有股份，荣发公司仅剩被告文武和杨智两名股东，原告不是荣发公司股东。 5、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确认书。用以证明2013年1月28日，荣发公司签发股份确认书，对文武和杨智的股份重新进行确认，两人持有股份分别为65%和35%，原告不是荣发公司股东。 6、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企业信用信息。用以证明2013年9月28日，被告文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将所持有的荣发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案外人黄中才，退出荣发公司经营管理。荣发公司2004年成立至今没有解散。 原告的质证意见： 1、对第1号和第2号证据无异议。 2、对第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第三项原告不是荣发公司股东不予认可，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形成证据链，2012年10月9日原告转账39万元给被告文忠儒后，2012年10月15日签订的该章程。 3、第4号证据不是真实的，不予认可，池明亮退股是事实，但该份证据，股东杨智没有签字，原告也没有签字，也没有加盖公司法人章，该份证据是伪造的。 4、第5号证据是真实的，杨智占35%的股份是事实，但是原告是隐形投资人，当时总的投资86万，有29万打到文忠儒妻子的卡上，39万打到文忠儒的卡上，剩余的都是现金，都是经原告手的，现金都是交到文忠儒的手上。 5、对第6号证据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原告补充一点，收款人是文忠儒，文忠儒是实际经营者；原告的股份是两被告已经认可，但是工商局没有备案，所以原告只能找被告，因为被告是实际收了原告钱的人。企业信用信息与本案没有关联，所以不质证。 本院认证意见： 1、原告对第1号和第2号证据无异议，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 2、原告对第3号和第5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不是合伙人。 3、对第4号证据，原告认为是伪造的，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该证据应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 4、原告对第6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文忠儒是合伙人。 被告文忠儒辩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合伙投资经营荣发公司的投资款、利润等诉求，性质上属于公司股权转让和利润分配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的规定，该纠纷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而原告既不是荣发公司股东，也与被告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起诉被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文忠儒没有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以上证据、法庭调查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事实认定如下：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5月2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美华、股东为李保华，二人分别持有荣发公司80%和20%的股权。 2012年10月8日、2012年10月9日，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美华先后与被告文武签订《荣发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和《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荣发公司100%的股权转让被告文武，转让款为390万元，被告文武已支付转让款320万元，尚欠70万元。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李保华仍占有20%的股份。 2012年10月15日的《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记载文武、池明亮、杨智的出资额分别为99万元、88万元、33万元，占股比例分别为45%、40%、15%，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文武。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文武系股东，占有股份80%，没有记载池明亮、杨智为股东。 2012年10月15日的《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确认证书》载明，股东杨智出资33万元，占公司股份的15%；2012年12月8日的《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确认证书》载明，股东杨智出资44万元，占公司股份的20%；2012年12月8日的《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确认证书》载明，股东杨智后续投资5.2万元；2013年1月28日的《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确认证书》载明，股东杨智出资85万元，占公司股份的35%；2013年2月6日的《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确认证书》载明，股东杨智后续投资42.16万元。 2013年1月21日，股东池明亮与文武签订《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退股协议书》，约定股东池明亮退出其在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荣发公司仅剩文武和杨智两名合伙人，最终文武的股份比例为65%，杨智的为35%。 2013年9月28日，文武与黄中才签订《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文武将公司的80%的股权转让给黄中才，转让价款为464万元。同日，文武、李保华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黄中才、张永松签订《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由转让方将所持有的荣发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案人黄中才、张永松，转让款为580万元，将其中70万元支付李保华，以补足文武受让荣发公司时应支付的390万元。 2013年7月19日，原告犯罪入监，同年12月2日，在丹寨县看守所，二被告与原告及原告家人对原告的投资总额进行结算，确定了原告在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共计181.44万元，双方并制作《证明矿山投资情况》予以确认。在《证明矿山投资情况》上，结算人任家义、文武签名捺印；证明人陈祖秀、任家琼、文忠儒签名捺印。被告共计向原告家人支付191.2088万元。 在双方经营荣发公司期间，支付办理采矿证费用是80万元、其他费用是10万元，共计90万元。 2019年3月1日，杨智作出《声明书》，声明：2012年10月9日至2013年7月期间，声明人的名字出现在《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及后续的股份确认书、投资确认书、收条等有关该公司事务书中，均是声明人妻哥任家义以声明人的名义与文武、文忠儒合伙投资开发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时所发生的行为；任家义才是该公司的实际合伙投资人，应该由任家义享受与承担投资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声明人同意任家义以声明人的名字参与合伙投资；声明人不享受其中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其中的任何义务。 2019年3月7日，原告以多次要求被告结算无果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在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所交的投资款均系被告文忠儒收取；被告文武陈述，被告文武向李美华支付违约金20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的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争议的焦点是：一、原、被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原告要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多投资的款项、分配利润人民币42.7312万元，支付利息20000元的理由是否成立。 一、关于原告任家义、被告文武和文忠儒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一）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从杨智的《声明书》来看，任家义是以杨智的名义参与合伙经营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任家义原是国家工作人员，以杨智的名义参与合伙经营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符合常理；从《证明矿山投资情况》来看，文武在《证明矿山投资情况》签名认可任家义在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共计181.44万元，证明任家义是本案的实际投资合伙人。因此，任家义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任家义系本案适格的原告。 （二）关于被告文武、文忠儒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从《贵州省丹寨县荣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来看，文武、池明亮（已退伙）、杨智（实为任家义）系本案的合伙人，因此，文武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文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虽然文忠儒曾从事收取任家义投资款项等合伙事务，但在荣发公司章程中，文忠儒不是股东，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文忠儒系本案的实际投资人，因此，被告文忠儒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故驳回原告对被告文忠儒的诉讼请求。 二、关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多投资的款项、分配利润人民币42.7312万元，支付利息2万元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 文武在受让荣发公司时，已支付转让款320万元；在合伙经营荣发公司期间，合伙人支付办理采矿证费用80万元、其他费用10万元。两项共计支出410万元，按原告的股份比例35%计算，原告应投资143.5万元（410万元×35%=143.5万元）。在《证明矿山投资情况》中，被告文武签名认可任家义在荣发公司的投资共计181.44万元，原告多投资37.94万元（181.44万元-143.5万元=37.94万元）。 被告文武于2013年9月将荣发公司转让，获转让费580万元，扣除向李保华支付购买矿山余款70万元后，还剩余盈利510万元，原告按35%的股份比例分配，应该分得178.5万元（510万元×35%=178.5万元）。 原告关于“矿山的财产一辆铲车价值30万元，还有货车、电线等一些值钱的东西均被被告卖掉，原告在此只以20万元计算，原告应当分得7万元”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矿山有价值30万元的一辆铲车以及货车、电线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文武在庭审中关于“其已向李美华支付违约金20万元”的主张，因文武在受让荣发公司时，仅支付320万元，所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李保华仍占有20%的股份，因此，被告文武主张已向李美华支付20万元违约金的理由不能成立，且被告文武没有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文武应向原告退还多投资的款项和分配的利润金额计算为应退还多投资的37.94万元加应该分得利润178.5万元等于216.44万元，扣除被告文武向原告家人支付的191.2088万元，被告文武实际应向原告退还投资和分配的利润金额为25.2312万元。 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已向被告文武要求结算，并给出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因此，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告主张的2万元利息，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文武实际应向原告退还多投资的投资款和分配的利润金额为25.2312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文武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任家义退还多投资的投资款和分配利润共计25.2312万元。 二、驳回原告任家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文武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10元，由被告文武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直接向上诉法院交纳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被告文武拒不履行义务的，原告任家义可以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赵慧萍 审 判 员  赵 巍 人民陪审员  蒋庆平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