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02民初6256号 原审原告：刘新文，男，汉族，1987年9月20日出生，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世锦，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锋锋，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赫章县珠市乡青杠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7590782363M。 法定代表人：张善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宏生，福建信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崇德，福建信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庆桃，男，汉族，1972年8月27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现住福州市北二环中路。 原审原告刘新文与原审被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刘庆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5）鼓民初字第871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州市中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2018）闽01民再71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民初字第871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刘新文的委托代理人郭锋锋、颜世锦、原审被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宏生、陈崇德、原审被告刘庆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新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本金人民币400万元（以下均为人民币）。2.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人民币371.0667万元（以200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2月24日起以每月2%暂计至起诉之日，应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以200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3月6日起以每月2%暂计至起诉之日，应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3.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认定事实：2012年2月，原告刘新文与吴某（被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的股东）、被告刘庆桃等人商议成立被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盛公司）一事，并分别于2012年2月24日、2012年3月6日向案外人吴权的银行账户各汇入200万元，合计400万元。2012年3月20日，被告长盛公司成立。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张善坚，股东为张善坚、吴某、郑林兵、刘庆桃，实缴出资额分别为48万元、114万元、54万元、84万元，实缴出资额合计300万元，原告刘新文未被列为股东。在同期启用的被告长盛公司的银行日记账账簿第一册的经营本账簿人员一览表中，案外人吴权的职务登记为出纳。2012年6月17日，被告长盛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款承诺书》，确认其收到原告转账汇入的款项400万元，并承诺于一年内将前述款项向工商部门追加登记为被告刘庆桃占公司股权的注册资本金，否则将400万元退还给原告，同时从收款之日起按月百分之二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另查，截至2015年12月22日，贵州省赫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被告长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被告长盛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仍为300万元，股东情况仍与初始设立登记的股东相同。原审认为，原告刘新文接受被告长盛公司出具的《收款承诺书》，说明双方就原告刘新文支付给被告长盛公司的400万元款项的用途及相应的违约责任达成合意，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长盛公司应按约履行。但被告长盛公司在《收款承诺书》约定的时间期满后未依约将原告支付的400万元投资款作为公司股权注册资本金登记在股东被告刘庆桃名下，已构成违约，应按《收款承诺书》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现原告刘新文要求被告长盛公司返还400万元本金，并主张按每月2%支付资金占用费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关于被告刘庆桃应与被告长盛公司共同偿还上述款项的主张，本院认为《收款承诺书》系原告刘新文与被告长盛公司之间的意思表示，即使被告自认其在原告与被告长盛公司协商时，同意将原告刘新文的投入款项作为公司股权注册资金追加登记在其名下，也不构成其对被告长盛公司违约时共同承担违约责任的承诺，故原告对被告刘庆桃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长盛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抗辩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新文人民币4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371.0667万元（以200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2月24日起以每月2%暂计至起诉之日，实际应计算至还清欠款之日；以200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3月6日起以每月2%暂计至起诉之日，实际应计算至还清欠款之日）。二、驳回原告刘新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8094元，由被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负担。 长盛公司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A1.（2014）闽民终字第295号《民事判决书》，A2.（2015）民申字第68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刘新文投资400万元的纠纷，已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并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作出处理。 A3.刘新文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长盛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清单》，A4.（2014）榕民初字第843《民事裁定书》，共同证明1.刘新文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长盛公司已提交（2012）榕民初字第1442号、（2014）闽民终字第295号《民事判决书》；2.刘新文申请撤诉结案。 A5.（2015）鼓民初字第8710号《民事判决书》，A6.《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明刘新文蓄意制造伪证，在长盛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造成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并已强制执行完毕，执行金额达700多万元。 A7.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A8.证据清单、汇款凭证两份，共同证明在（2012）榕民初字第1442号一案中，刘新文已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400万元投资款的证据，该纠纷已经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并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作出最终处理。 A9.《收款承诺书》，A10.《证明》，A11.《雕刻印章通知书（公安局保留）》，共同证明1.《收款承诺书》落款处明显先盖印章，后打印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字样；2.《收款承诺书》上的印章形成于2012年11月14日前，文字形成于2012年11月14日后；3.《收款承诺书》系伪造的证据，并非长盛公司出具。 Ａ12.吴某、张善坚证人证言，证人吴某证明其没有写过承诺书，承诺书系无中生有，刘庆桃和刘新文投资了1050万元，收条和承诺书都是伪造的。证人张善坚证明长盛公司未作出过承诺书，根本没有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承诺书系伪造的。 经庭审质证、认证，刘新文对证据Ａ1、Ａ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判决书、裁定书是刘庆桃与吴某、长盛公司之间的纠纷，并不是刘新文与长盛公司之间的纠纷。对证据Ａ3、Ａ4真实性、证明对象有异议，刘新文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长盛公司时，因未找到收款承诺书，多次向中院申请延期开庭，找到收款承诺书后向中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中院未采纳，所以刘新文才撤诉。对证据Ａ5、Ａ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存在伪证。对证据Ａ7、Ａ8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已结案件系刘庆桃与吴某、长盛公司的纠纷，与刘新文无关。对证据Ａ9、Ａ10、Ａ1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这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伪造的。对证据Ａ12真实性、证明对象有异议，刘新文质疑吴某、张善坚的证人资格，吴某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时系再审申请人，且吴某曾作过伪证，谎称自己未出具过1050万元收条，但经鉴定系吴某所写。张善坚系长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适合做本案证人。 刘庆桃同意刘新文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刘新文及刘庆桃对证据Ａ1、Ａ2、Ａ5-Ａ11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对证据Ａ3、Ａ4真实性有异议，但无证据推翻，本院予以采纳。对证据Ａ12合法性有异议，因吴某及张善坚与长盛公司有利害关系，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刘新文提交下列证据： B1.转账凭证，证明刘新文于2012年2月24日、2012年3月6日共向吴权转账400万元。 B2.《收款承诺书》，证明2012年6月17日，长盛公司确认收到刘新文上述400万元款项，并将该款项作为刘庆桃名下投资款，承诺将在一年内向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追加刘庆桃所占长盛公司股权注册资本金的变更登记，否则长盛公司应向刘新文返还400万元，并从收款之日起按月百分之二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 B3.账簿，证明1.吴权系被长盛公司出纳。2.刘新文出资未被列入股东投资款。 Ｂ4.长盛公司工商查档资料，证明1.2012年3月20日，长盛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刘庆桃出资84万元，吴某出资114万元，郑林兵出资54万元、张善坚出资48万元。2.长盛公司未依约将刘新文登记为股东，也没有根据《收款承诺书》将刘新文转入款项作为刘庆桃的追加投资款进行变更登记。 经庭审质证、认证，长盛公司对证据B1真实性无异议，这笔款项是要挂在刘庆桃名下。对证据B2真实性、证明对象、关联性有异议，是先盖章后书写内容，向法庭申请对《收款承诺书》印章、文字的形成时间和形成顺序，以及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刘新文陈述400万元是投资款，与（2015）鼓民初字第871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2页中的刘新文起诉状中所称“追加投资款”是相互矛盾的。对证据B3、B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刘新文出资是挂在刘庆桃名下，即使这笔钱是刘新文的，刘新文也是隐名投资，与工商注册是两回事。 刘庆桃对证据B1－B4真实性、内容无异议。 本院认为，长盛公司、刘庆桃对证据B1、B3、B4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长盛公司对证据B2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虽申请对该证据上文字、印章形成时间、顺序进行鉴定，但撤回对该证据上的印章真伪的鉴定申请，说明长盛公司对该证据上的印章是认可的，因此，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 经长盛公司申请，本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长盛公司的第一次申请内容是对《收款承诺书》上印章印文、印刷文字的形成时间和形成顺序以及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之后申请内容变更为对《收款承诺书》上印章印文、印刷文字的形成时间、形成顺序进行鉴定。经庭审质证、认证，三方当事人对华政［2019］物证（文）鉴字第Ｄ－49－2号、华政［2019］物证（文）鉴字第Ｄ－49－1号两份《文检鉴定意见书》发表质证意见。长盛公司对两份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华政［2019］物证（文）鉴字第Ｄ－49－2号《文检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无异议，认为华政［2019］物证（文）鉴字第Ｄ－49－1号《文检鉴定意见书》没有明确的鉴定意见，但吴某本人及长盛公司均表示未出具过该《收款承诺书》，长盛公司依然怀疑收款承诺书是伪造的，请求法院再一次委托备选机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收款承诺书》印章印文、印刷文字形成时间继续鉴定。刘新文对两份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鉴定结论无异议，且从该两份鉴定意见书可以证明长盛公司关于收款承诺书上公章系伪造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长盛公司未按收款承诺书约定执行，一审法院判决长盛公司向刘新文返还投资款是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华政［2019］物证（文）鉴字第Ｄ－49－1号《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过程与分析最后一段说明了检材《承诺书》和两份样材上的共3处印文的油墨成分基本一致，说明没必要再鉴定。刘庆桃对两份意见书真实性、鉴定结论无异议，其他意见同刘新文的质证意见。长盛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公司印章是2012年11月14日盖的，因此再鉴定形成时间没有意义。 本院认为，三方当事人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重审查明，刘新文分别于2012年2月24日、同年3月6日向案外人吴权（系长盛公司出纳）转账500万元（包含本案讼争200万元）、200万元，合计400万元。 2012年3月20日，长盛公司成立。公司基本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张善坚，股东张善坚、吴某、郑林兵、刘庆桃，实缴出资额分别为48万元、114万元、54万元、84万元，实缴出资额合计300万元。 2012年6月10日，吴某向刘庆桃出具一份《收条》，载明：兹收到刘庆桃投资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投资款1050万元人民币（2012年2月24日转账500万元、2012年2月29日转账350万元、2012年3月6日转账200万元），待本人租赁及承包的赫章县龙腾铸造厂珠市分厂进行财务审计或会计结算后，议定投资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各股东的投资额及所占股权比例。 2012年6月17日，长盛公司向刘新文出具《收款承诺书》，内容：收到刘新文汇款400万元整（2012年2月24日200万元、2012年3月6日200万元）。公司同意将此款项记在刘庆桃名下作为公司投资款。公司承诺：今日起，如果一年内没有把此款向工商局追加登记为刘庆桃所占本公司股权的注册资本金，公司将此款400万元退还给刘新文，并从收款之日起按月百分之二向刘新文支付资金占用费。 刘庆桃与吴某、长盛公司、第三人张善坚、郑林兵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月11月20日作出（2012）榕民初字第144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根据刘庆桃提交的《汇款凭证》可见，其在筹备设立长盛公司时已向吴权的农业银行账户汇入投资款1050万元，讼争各方均确认吴权系长盛公司出纳，该账户系由长盛公司使用，而且长盛公司亦出具《收款收据》确认已收到该投资款，故可以认定刘庆桃已向长盛公司缴纳了投资款1050万元。长盛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刘庆桃经工商登记的出资额仅为84万元。根据吴某在2012年6月10日《收条》中关于“待本人租赁及承包的赫章县龙腾铸造厂珠市分厂进行财务审计或会计结算后，议定投资长盛公司各股东的投资额及所占股权比例。”的陈述可见，吴某系欲以珠市分厂的资产作为对长盛公司的增资，刘庆桃已缴纳的、尚未被工商登记为出资额的996万元是否作为增资款，应待珠市分厂财务审计后再行议定。但吴某此后并未对珠市分厂进行财务审计，而且珠市分厂系由他人设立的联营企业，吴某仅是该厂的承包经营者，且该厂的厂房、设备等亦系从其他公司承租而来，因此珠市分厂并非属于吴某的个人财产，其无权以珠市分厂的资产作为对长盛公司的增资。由此可见，刘庆桃与吴某并未就是否增资以及增资数额、比例达成最终的一致意见，而且双方此前就增资问题达成的初步意向客观上也无法履行，在此情形下，刘庆桃有权要求长盛公司返还其多缴纳的投资款996万元。长盛公司辩称珠市分厂的资产及业务已并入长盛公司，吴某不负有对珠市分厂清产核算的义务，但该辩解理由与吴某在《收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而且也混同了长盛公司与珠市分厂各自的独立财产权，因此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长盛公司另辩称讼争款项已被长盛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全部使用，长盛公司无需返还。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经刘庆桃签字审批的支出仅一百余万元，而且在刘庆桃并未明确表示愿意将该款作为长盛公司增资款的情形下，无论长盛公司是否已将该款用于生产经营，长盛公司均应返还，故本院对长盛公司的辩解理由亦不采信。龙腾铸造厂珠市分厂系由吴某个人承包经营，因此该厂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厂租、贷款等费用系应由吴某个人承担的债务，但根据长盛公司提交的证据8-44可见，吴某作为长盛公司的股东，却滥用其股东权利，利用长盛公司的资产偿付本应由其个人承担的上述债务，该行为必然对长盛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利造成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吴某应就长盛公司对刘庆桃所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1、长盛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返还投资款9660000元及利息（以9660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2年11月6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2、吴某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吴某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6日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29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关于刘庆桃主张返还投资款966万元及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2011年4月10日，吴某与案外人薛书义、林建雄签订《合作协议书》，由吴某承包经营珠市分厂。2012年2月，吴某、刘庆桃等人共同筹备设立长盛公司。2012年3月20日，长盛公司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从吴某提供的长盛公司财务凭证表明，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间，经刘庆桃本人亲自确认并同意支出的费用为42954559.19元，刘庆桃在吴某承包珠市分厂之后、长盛公司登记成立之前即已经参见珠市分厂的经营管理，其对珠市分厂的生产经营情况是清楚的。从长盛公司、珠市分厂账册凭证支出明细、财务人员审核签字情况分析，长盛公司自成立以后与珠市分厂的财务人员均为严鸿祥、钟枚生，两者实行并账管理。长盛公司各股东的投资（含刘庆桃在长盛公司成立前转给吴某侄儿、长盛公司出纳吴权的1050万元），主要用途是因珠市分厂生产经营需要购买原材料、支付人员工资等，对此，刘庆桃已经在长盛公司、珠市分厂相关财务凭证上审核签字方式予以认可。长盛公司作为钢铁铸造公司，其自身注册资本仅为300万元，是依托吴某承包经营的珠市分厂铸造钢铁，公司各股东对此情况亦是知情和认可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吴某作为长盛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利用长盛公司的资产偿付本应由其个人承担的上述债务”显属不当。原审法院据此判决由吴某对长盛公司返还投资款承担连带责任亦为不当，应予纠正。2012年6月10日，吴某向刘庆桃出具《收条》，对刘庆桃投资情况予以确认。虽然吴某对该《收条》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没有充分证据推翻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故本院对该《收条》之真实性予以确认。讼争《收条》载明“待本人租赁及承包的赫章县龙腾铸造厂珠市分厂进行财务审计或会计结算后，议定投资长盛公司各股东的投资额及所占股权比例”，从文义上理解，该《收条》仅约定对吴某租赁承包珠市分厂投入情况进行审计或者会计结算后、确定各股东投入长盛公司的款项金额及所占股权比例，即是根据珠市分厂、长盛公司的投入情况来确定长盛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进一步佐证了长盛公司成立后是以珠市分厂作为其生产经营平台的事实。吴某在该《收条》中并未承诺以珠市分厂资产对长盛公司增资扩股。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由股东会决议。长盛公司股东包括吴某、刘庆桃及原审第三人郑林兵、张善坚。在未召开公司股东会的情况下，即使吴某单方承诺公司增资亦不构成长盛公司已经形成增资决议。因此，原审法院将讼争《收条》认定为吴某欲以珠市分厂的资产作为对长盛公司增资，显属认定不当，应予纠正。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期间，长盛公司、珠市分厂生产经营已经支出巨额费用，且上述期间的相关资金使用已经由刘庆桃等人审核同意，因此，刘庆桃以长盛公司未履行增资扩股承诺为由，要求长盛公司返还投资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虽然吴某曾于2012年6月10日向刘庆桃出具《收条》，但该《收条》没有吴某承诺以珠市分厂资产用于长盛公司增资扩股的内容，亦不属于长盛公司增资扩股的决议。刘庆桃在长盛公司成立前参与珠市分厂经营管理的情况下，通过与吴某等人商议设立长盛公司，以珠市分厂作为长盛公司生产经营平台。在各股东经营长盛公司、珠市分厂期间已经支出巨额费用，且已经被刘庆桃审核认可的情况下，刘庆桃关于长盛公司未履行增资扩股承诺及吴某擅自将其缴纳的投资款用于支付个人承包经营珠市分厂的费用的主张不能成立，其要求长盛公司返还投资款以及吴某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审判决错误将讼争《收条》认定为长盛公司及吴某增资扩股承诺，致使案件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1.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榕民初字第1442号民事判决。2.驳回刘庆桃的诉讼请求。 刘庆桃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6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295号民事判决中的本院认为部分一致，裁定驳回刘庆桃的再审申请。 刘新文与长盛公司、吴某、刘庆桃合同纠纷一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4）榕民初字第843号撤诉裁定书，准许原告刘新文撤回本案的起诉。 另查，截至2015年12月22日，贵州省赫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长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长盛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仍为300万元，股东情况仍与初始设立登记的股东相同。 2017年11月14日，赫章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证明一份，内容：兹有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14日在赫章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备案雕刻公司公章及财务章各一枚。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29日出具D-49-2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检材《收款承诺书》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印刷文字与“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的形成先后顺序：“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印刷文字形成在先，“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印章印文形成在后。D-49-1文检鉴定结果：据现有材料以及本中心的技术支持，难以对检材《收款承诺书》上的印刷文字与“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的形成时间提供鉴定意见。 重审认为，该案讼争纠纷系合同纠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闽民终字第295号民事生效判决系股东出资纠纷，两案讼争主体有所不同、案由也不同，因此，本案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经鉴定，《收款承诺书》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印刷文字形成在先，“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印章印文形成在后，因此，不存在先盖章后打印的情况，该《收款承诺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受合同约束。刘新文已向长盛公司于2012年2月24日、2012年3月6日转账400万元，而长盛公司未按《收款承诺书》的约定将上述款项及资金占用费退还给刘新文，已经构成违约。现刘新文要求长盛公司返还本金4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从收款之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刘新文要求刘庆桃与长盛公司共同偿还上述款项的主张，虽该款项《收款承诺书》约定作为公司股权注册资金追加登记刘庆桃名下，但《收款承诺书》仅是长盛公司向刘新文作出关于退款的承诺表示，只对长盛公司产生约束力，故刘新文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长盛公司申请继续对《收款承诺书》中的印章印文、印刷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收款承诺书》上的印章是真实的，至于印章印文、印刷文字形成时间也只能说明长盛公司内部印章管理问题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该申请予以驳回。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审被告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审原告刘新文返还本金人民币4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以2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2月24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3月6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 二、驳回原审原告刘新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5774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31900元，均由贵州省赫章长盛铸造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雨涛 审 判 员  王晓迟 人民陪审员  余文华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晓希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