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2民初1721号原告：中山市东升镇鑫立达塑料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主要负责人：叶添胜，系该厂投资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设，系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山，系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法定代表人：刘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告中山市东升镇鑫立达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鑫立达厂)与被告东莞市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圣志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鑫立达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设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东莞圣志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鑫立达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东莞圣志达公司立即向原告鑫立达厂支付货款4980263.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货款4980263.4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计至被告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素有业务往来，被告多次向原告购买产品，但未按时付款，经原告多次催告，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拖欠原告货款4980263.45元。被告拖欠货款还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给原告。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东莞圣志达公司未作答辩。根据原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东莞圣志达公司是深圳市圣志达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圣志达公司)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3月2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红，住所地为广东省××市××村；佛山市圣志达环境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圣志达公司)是深圳圣志达公司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4月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红，住所地为广东省××市××号。原告鑫立达厂与被告东莞圣志达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鑫立达厂向东莞圣志达公司供应海绵或绒布等包装材料。原告提供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7日的往来对账确认表显示：经原、被告双方对账核实，从2014年3月14日至2015年10月31日，列明双方交易供货明细、付款明细及小计金额，最后双方共同确认，截止至2015年10月31日，东莞圣志达公司欠鑫立达厂货款共计4305469.3元。落款处加盖有东莞圣志达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刘莹莹(鑫立达厂称是东莞圣志达公司的员工)等签名。之后双方继续交易，鑫立达厂为证明其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向东莞圣志达公司送货价值，向本院提供了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鑫立达厂向东莞圣志达公司供货的销售出货单、对账单及发票等凭证，具体情况如下：1.2015年11月份的销售出货单显示：客户名称为“圣志达塑料公司”，送货地点为“东莞××镇××道”，列有出货单号、物料编码、物料名称、图号及规格、单位、数量，“收货人签名”处有“梁伟和”或“罗加坤”或“李福元”(鑫立达厂称收货人均为东莞圣志达公司的员工)等签名；对账单显示供方名称为“鑫立达厂”，需方名称为“东莞圣志达公司”，列有送货日期、单号、代号、品名、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与送货单所列的送货日期、单号、代号、品名、规格、单位、数量相一致，本月合计货款金额为172681.59元，对账单“需方盖章”和“对账人签名”处加盖有“东莞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对账专用章”，专用章上刻有“本次对账金额经双方财务人员核对无误”字样并有经办人“刘莹莹”签名；广东增值税发票2张，购买方名称为东莞圣志达公司，销售方名称为鑫立达厂，金额分别为91065.51元和81616.08元，合计172681.59元，与对账单的货款金额一致；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的销售出货单、对账单和发票记载的内容与上述2015年11月所记载的内容相类似，对账单与发票的金额一致，分别为414060.74元和395789.55元；2.2016年2月、2016年3月、2016年5月、2016年6月的销售出货单的“收货人签名”处加盖有“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仓库专用章”和“徐炜红”(鑫立达厂称为东莞圣志达公司的员工)等签名，其他记载的内容与上述第1点销售出货单、对账单和发票的内容相类似，对账单与发票的货款金额一致，对应各月的货款金额分别为186855.23元、369922.56元、287676.95元、261293.97元；3.2016年4月、2016年8月、2016年9月、2016年10月、2016年11月、2016年12月、2017年1月、2017年2月、2017年3月、2017年4月、2017年8月的销售出货单记载的内容与上述第1点销售出货单记载的内容相类似，每月对账单显示本月货款的合计金额分别为544020.52元、275705.69元、279100.05元、156134.89元、435656.86元、371874.12元、280014.15元、314535.50元、495376.71元、403474.03元、288855.68元，对账单上所列物料的单价与其他已经对账月份的对账单中物料编号和物料名称相对应的物料单价相一致，但对账单没有任何签章或签字，也没有对应的发票；4.2016年7月、2017年5月、2017年6月、2017年7月的销售出货单其中有部分“收货人签名”处加盖有“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仓库专用章”并有“徐炜红”或“陆秋月”等签名，其余销售出货单“收货人签名”处则有“王健”或“杨玲”等签名，其他内容与上述第1点的销售出货单记载的内容相类似；对账单上“需方名称”为东莞圣志达公司，“需方盖章”和“对账人签名”处加盖有“佛山圣志达公司对账专用章”，对账专用章上刻有“本次对账金额经双方财务人员核对无误”字样并有经办人“马丽芬”签名及日期“2018年7月9日”或“2018年8月29日”，其中2016年7月货款为351825.97元，2017年5月货款合计为363269.47元(不含税)和421392.58元(含16%税)，2017年6月货款合计为300738.3元(不含税)和348856.43元(含16%税)，2017年7月货款合计为184383.37元(不含税)和182807.45元(含16%税)，其中2017年7月的货款还有2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方名称为东莞圣志达公司，销售方名称为鑫立达厂，金额分别为93837.02元和88969.22元，合计182806.24元，与2017年7月对账单合计货款的含税价金额182807.45元基本一致(鑫立达厂称差额1.21元是统计时四舍五入所致)，其他销售出货单、对账单的其他记载的内容与上述第3点销售出货单、对账单的内容相类似，2017年5月、2017年6月没有对应的广东增值税发票；5.2017年9月的销售出货单其中出货日期为2017年9月17日以后的26张销售出货单显示：客户名称为“顺德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送货地点为顺德区××道××号，该26张销售出货单的金额合计为102495.58元；其他销售出货单所记载的内容与上述第4点销售出货单的内容相类似；2017年9月对账单合计金额为250574.4元(不含税)和290666.31元(含16%税)，“需方盖章”和“对账人签名”处加盖有“佛山圣志达公司对账专用章”，专用章上并刻有“本次对账金额经双方财务人员核对无误”字样并有经办人“马丽芬”签名及日期2018年8月16日，对账单其他内容与上述第4点的对账单的内容相类似。原告鑫立达厂述称，东莞圣志达公司与佛山圣志达公司实际是关联公司，一套班子，两个牌子，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刘红，股东均为深圳圣志达模具公司。鑫立达厂开始是直接向东莞圣志达公司送货，后来东莞圣志达公司将全套班子成员转移到佛山，因东莞圣志达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导致部分对账单所盖印章为佛山圣志达公司，但收货单位均为东莞圣志达公司，收货单上也有东莞圣志达公司的仓管徐炜红签名盖章，相应的对账单盖章却为佛山圣志达公司。没有对账单的月份的货物单价是按有盖章的月份的对账单的单价计算货款金额的，有盖章的对账单的合计货款金额均是增加了16%税点后的含税价，只是没有将不含税的货款金额列在对账单中，后面有几个月份对账单有两种合计金额，均是按税后金额结算。鑫立达厂称其于2014年3月至2017年9月向东莞圣志达公司供货价值合计11834046.83元(4305469.3元+172681.59元+414060.74元+395789.55元+186855.23元369922.56元+544020.52元+287676.95元+261293.97元+351825.97元+275705.69元+279100.05元+156134.89元+435656.86元+371874.12元+280014.15元+314535.50元+495376.71元+403474.03元+421392.58元+348856.43元+182807.45元+288855.68元+290666.31元)，扣减东莞圣志达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6932681.03元，尚欠鑫立达厂货款4901365.80元未支付；鑫立达厂为此向本院提起诉讼。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往来对账确认表、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的对账单、销售出货单和发票及原告的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据原告鑫立达厂陈述及其提供的销售出货单、对账单和发票等，本院认定原告鑫立达厂与被告东莞圣志达公司之间成立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佛山圣志达公司与东莞圣志达公司是否关联公司及东莞圣志达公司所欠的货款金额是多少。关于佛山圣志达公司与东莞圣志达公司是否关联公司的问题。由于东莞圣志达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27日，佛山圣志达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日，虽然两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相同，但两公司存续的时间有先后之分，两公司只存在人员的重合，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两公司财务等高度混同，原告主张被告东莞圣志达公司与佛山圣志达公司是关联公司，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东莞圣志达公司所欠货款金额是多少的问题。因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体现双方进行交易的主要凭证是销售出货单，据销售出货单所记载的内容，本院认定销售出货单显示客户名称为东莞圣志达公司的交易均是原告与东莞圣志达公司之间的交易；对账单是双方交易后的结算凭证，有部分交易双方至今仍未结算，有部分客户名称为东莞圣志达公司的销售出货单相对应的对账单加盖的是“佛山圣志达公司”财务专用章，本院认为只是两公司人员重合而发生的错盖印章行为，交易相对方应是销售出货单的客户东莞圣志达公司；同理，2017年9月份有26份销售出货单的客户名称为“顺德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本院认定交易相对方不是东莞圣志达公司，也因此对原告向东莞圣志达公司主张该26份销售出货单的货款金额102495.58元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东莞圣志达公司收到其货物的事实，提供了有东莞圣志达公司签章确认的往来对账确认表、及被告员工签名确认收货的销售出货单、对账单、发票等为凭，上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虽然有部分销售出货单的货款未经对账结算，但原告能够提供已经被告对账确认相对应的物料单价进行结算，本院采纳原告计算货款的单价及其向被告主张供货的价值合计为11834046.83元，鑫立达厂自认东莞圣志达公司已支付货款6932681.03元，在东莞圣志达公司对以上事实未提供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再扣减上述本院不予支持的102495.58元货款，本院认定东莞圣志达公司尚欠鑫立达厂货款金额为4798870.22元(11834046.83元-102495.58元-6932681.03元)。东莞圣志达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占用资金造成原告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双方未约定付款的期限及违约责任，鑫立达厂诉请东莞圣志达公司支付货款4799870.42元并自其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清偿之日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超出上述部分，本院予以驳回。被告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对原告诉讼请求的抗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东莞市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中山市东升镇鑫立达塑料制品厂支付货款4798870.2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4798870.22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清偿之日止)；驳回原告中山市东升镇鑫立达塑料制品厂超出上述判项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642元，由原告中山市东升镇鑫立达塑料制品厂负担1699元，被告东莞市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4943元（该款原告已向本院预交，被告负担部分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迳付原告，本院不再另行收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登烽审判员  梁 瑜审判员  吴柏强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康秋实郑安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