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02民初986号 原告（反诉被告）：陈振钢，男，197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琛琛，福建凡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霞，福建凡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余培淳，男，196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被告（反诉原告）：余根营，男，194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上列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象，福建惠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福建惠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养希，男，196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原告陈振钢与被告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被告余培淳、余根营于2019年4月12日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后与本诉合并审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陈振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琛琛、林霞，被告（反诉原告）余培淳、余根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象，被告余养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振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共同返还陈振钢股权转让款112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24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19日，陈振钢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振钢受让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合法持有的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高公司）40%的股权（包括显名及隐名持有）。陈振钢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陈振钢将受让的40%股权委托陈水冬代为持有。《股权转让协议》还约定：公司股份转让之前的所有债务由甲方（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承担，与乙方（陈振钢）无关；若因公司负债致使公司停工停产，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每日按陈振钢投资额的万分之一赔偿陈振钢损失；停工停产超过30天，陈振钢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返还全部投资款，并赔偿投资款20%的违约金。2019年1月17日，古田县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腾高公司土地、房产及所有生产设施设备，强制停水、断电，腾高公司停工停产已逾30天，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已构成违约。陈振钢于2019年2月18日向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合同解除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应向陈振钢返还投资款112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24万元，但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至今分文未还，损害了陈振钢的合法权益。 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辩称，一、本案股权转让人是阮以生、李鸿生、郑圭媚，股权受让人是陈水冬，陈振钢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均非案涉股权转让当事人，陈振钢无权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并非适格的被告主体。根据2017年12月25日经工商部门备案的《腾高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三份《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案涉40%股权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分别为：（1）阮以生将持有的8.4%股权转让给陈水冬，转让价款为52.5万元；（2）李鸿生将持有的23%股权转让给陈水冬，股权转让价款为60万元；（3）郑圭媚将持有的8.6%股权转让给陈水冬，股权转让价款为28.668万元。以上40%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141.168万元。根据以上事实，案涉40%股权转让的依据是2017年12月25日经工商部门备案的《腾高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三份《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而非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案涉40%股权转让人分别是阮以生、李鸿生、郑圭媚，股权受让人是陈水冬，陈振钢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均非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因此，有权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是阮以生、李鸿生、郑圭媚和陈水冬，陈振钢无权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也并非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案件适格的被告主体。二、陈振钢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支持。1.《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1120万元，陈振钢至今为止只支付700万元，尚有420万元款项未支付，其自身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陈振钢无权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2.《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本案不符合合同解除条件，陈振钢系恶意行使合同解除权。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陈振钢为了逃避法院对腾高公司的强制执行，于2018年1月份左右将腾高公司改由福建省百通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通公司）进行生产经营，腾高公司早已停工停产。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若因公司负债致使公司停工停产，……停工停产超过30天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其次，因古田县人民法院查封、强制停水、停电而停工停产的是百通公司而非腾高公司，本案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再次，不论是被执行人腾高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水冬还是陈振钢，在收到法院执行文书后既不履行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也不告知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对此毫不知情。陈振钢系故意隐瞒事实以促成停工停产30天的合同解除条件，达到恶意解除合同的目的，陈振钢系恶意行使合同解除权，依法不应当支持。最后，本案存在被执行人腾高公司恶意转移财产，由百通公司进行生产经营，目的在于逃避法院强制执行，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违法犯罪。综上所述，陈振钢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112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缺乏基本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支持，应依法驳回陈振钢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 余培淳、余根营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决确认陈振钢于2019年2月18日向余培淳、余根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判令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19日，余培淳、余根营与陈振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振钢出资1120万元受让腾高公司40%股份，在协议签订当日支付350万元，股份转让到陈振钢名下时再支付470万元，余下300万元暂作公司流动资金等。2017年12月25日，由陈水冬受让郑圭媚、李鸿翔、阮以生在腾高公司的40%股权。股权转让后，陈振钢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足额支付款项，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2019年2月18日，陈振钢在余培淳、余根营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公司停工停产已逾30天为由，向余培淳、余根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陈振钢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陈振钢并非案涉股权受让人，案涉股权受让人系陈水冬，股权出让人系郑圭媚、李鸿翔、阮以生，陈振钢无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陈振钢恶意行使合同解除权，其解除合同的行为依法应当确认无效。 陈振钢辩称，余培淳、余根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案涉双方诉争的是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代持股人配合双方变更登记而使用的，双方应履行的是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陈振钢已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通过转账方式向指定账户汇入转让款总计700万元，这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均可证实。因合同约定公司股份转让之前的所有债务由余培淳、余根营承担，与陈振钢无关，为偿还公司之前所负税款、贷款及其他应由余培淳、余根营支付的费用，双方同意以由陈振钢代偿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总计支付121万余元，剩余的款项作为公司流动资金，双方也已确认全部到位，故陈振钢已按合同约定全部付清股权转让款，不存在违约行为，余培淳、余根营主张陈振钢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不是事实。3.陈振钢行使的是单方解除权，无需经过余培淳、余根营的同意，只需要达到解除权的约定条件即可行使。因此，陈振钢以公司停工停产已逾30天为由解除合同，依法有据。4.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已解除，按合同及法律规定，就应恢复原状，陈振钢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陈振钢已支付的转让款应予以返还，已登记变更的股权信息，由陈振钢配合变更至合同签订前的状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反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陈振钢与余培淳、余根营均出示的《执行和解协议》，陈振钢出示的腾高公司营业执照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股权转让协议》、银行转账凭证（胡世雪、黄宗霞）、古田县人民法院《停水、断电公告》、《执行裁定书》及查封现场照片、《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快递面单、腾高公司历月电费明细及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电量明细、古田县人民法院《报告财产令》及《执行通知书》、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报告财产令》及《执行通知及相关义务告知书》，以及余培淳、余根营出示的百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厂房照片、余培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7年12月25日《腾高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上述证据来源、形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陈振钢出示的腾高公司日常开支流水并未体现付款方与陈振钢的关系，陈敬华银行账户流水未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振钢关于其代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偿还公司税款、诉讼费等共计121万余元及将剩余股权转让款用作公司流动资金的主张，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陈振钢出示的腾高公司2018年9月15日股东会议记录及附件有陈振钢、余养希、陈水冬等人签字，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应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或经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三人共同确认，现除了已支付至约定账户的70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对于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仅有余养希在上述2018年9月15日股东会议记录及附件中的签字确认，并无余培淳、余根营的确认，亦无其他充分证据予以佐证，该证据与前述腾高公司日常开支流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陈振钢出示的《股份代持协议》能够与腾高公司2018年9月15日股东会议记录及附件所载“全体股东陈太纯、余养希、余根营、余培纯、陈振钢及法人代表陈水东”（签字体现为陈水冬）内容相印证，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余培淳、余根营出示的百通公司销货单未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余培淳、余根营出示的郑圭媚、李鸿翔、阮以生出具的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收款收据及相应转账凭证，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余培淳、余根营出示的其他收款收据、票据、账本未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2017年12月19日，陈振钢（乙方/新股东）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甲方/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系腾高公司的股东，拟向乙方转让部分股权，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将公司所有股权6300万元折价2800万元，乙方出资1120万元受让公司40%股份，甲方负责在2018年1月10日之前将公司40%股份转让到乙方名下；（2）公司股份转让之前的所有债务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若因公司负债致使公司停工停产，甲方每日按乙方投资额的万分之一赔偿乙方损失；停工停产超过30天，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甲方返还乙方全部投资款，并赔偿投资款20%的违约金；（3）公司经营管理：公司人事管理权、经营管理权、决策权由乙方行使，不受持股比例影响，甲方无条件配合；公司利润属于甲方的分红部分，由甲方提供债权人名单，乙方直接支付给债权人；（4）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当日，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350万元，股份转让到乙方名下时再支付470万元，款项直接支付至余培淳账户，余下300万元暂作公司流动资金。 2.2017年12月25日，腾高公司临时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公司原股东阮以生将所持有8.4%股权以52.5万元转让给新股东陈水冬，李鸿翔将所持有23%股权以60万元转让给新股东陈水冬，郑圭媚将所持有8.6%股权以28.668万元转让给新股东陈水冬，郑圭媚将所持有18.4%股权以61.332万元转让给股东余根营；本次股权转让后，现有股东及股东出资比例情况如下：陈水冬认缴出资额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余根营认缴出资额29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9.8%；余养希认缴出资额30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2%。同日，陈水冬与阮以生、李鸿翔、郑圭媚分别签订《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盈亏分担、股权转让的费用负担、协议的变更与解除等事宜。上述《腾高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备案于工商部门。 3.2017年12月26日，经工商变更登记，腾高公司的股东由余养希、郑圭媚、余根营、阮以生、李鸿翔变更为余养希、余根营、陈水冬，法定代表人由余根营变更为陈水冬。 4.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余培淳账户于2017年11月30日收到股权转让款350万元（胡世雪账户转入），于2017年12月25日收到股权转让款130万元（黄宗霞账户转入），于2017年12月27日收到股权转让款70万元（黄宗霞账户转入），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股权转让款150万元（胡世雪账户转入），共计收到股权转让款700万元。余培淳于2017年12月12日、15日分两笔向李鸿翔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60万元，于2017年12月12日、18日分两笔向阮以生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52.5万元，于2017年12月26日分两笔向郑圭媚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90万元。 5.陈振钢（甲方/委托人）与陈水冬（乙方/受托人）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载明：鉴于甲方欲购买腾高公司40%股权，现因甲方个人原因，故委托乙方代为持有该公司全部股份；2017年12月25日，乙方与郑圭媚、李鸿翔、阮以生签订的《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由乙方受让郑圭媚、李鸿翔、阮以生在腾高公司持有的共计40%的股权，对应出资1120万元，甲乙双方确认上述股权转让系乙方根据本协议代甲方持有上述股份。 6.因执行申请人黄宗勇与被执行人腾高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6月27日黄宗勇申请执行），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发出（2017）闽0922执917号《停水、停电公告》，主要内容为：将于2018年12月10日起对被执行人（即腾高公司）的厂房采取停水、停电措施。2019年1月17日，古田县人民法院查封腾高公司土地、房产及生产设备。2019年3月18日，黄宗勇等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腾高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黄宗勇等申请执行人同意恢复腾高公司生产用电，但是和解协议期间对腾高公司的厂房、土地、机器设备的评估拍卖程序继续进行。 7.2019年2月18日，陈振钢向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现公司因负债被古田县人民法院强制停水、断电，停工停产已逾30天，贵方已构成违约，我方有权要求解除协议，返还我方投资款，并支付违约金；自本通知书送达贵方之日起，《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贵方应于收到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返还我方已支付的112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向我方支付224万元违约金，我方将配合做好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已收到上述《解除合同通知书》。 8.百通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胡世雪，股东为陈敬华、福建百瑞投资有限公司，其所在地即为腾高公司所在地，且该地厂房外的标识已改成百通公司。古田县人民法院（2017）闽0922执917号《停水、停电公告》、（2017）闽0922执91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均注明：腾高公司现更名为百通公司。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双方当事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若有效，是否已解除；3.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已支付的数额是多少，陈振钢是否有权要求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予以返还。 对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纠纷而引起的诉讼，陈振钢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系上述协议的两方当事人，故其双方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诉讼主体适格。 对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陈振钢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应确认为合法有效。 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若腾高公司因负债而导致停工停产超过30天，则陈振钢有权行使解除权。根据查明的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查封腾高公司生产设备的事实和腾高公司2019年1月、2月用电量以及2019年3月18日《执行和解协议》所载“恢复其公司生产用电”的内容，可以认定腾高公司确因债务问题而停工停产超过30天。但是，对于腾高公司因债务问题而停工停产超过30天，陈振钢存在一定过错，其以该理由行使解除权应受到限制，理由如下：第一，除已支付至约定账户的70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陈振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足额支付剩余的420万元股权转让款。第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后，腾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决策权由陈振钢行使，并约定公司利润属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的分红部分，由陈振钢根据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提供的债权人名单，直接支付给债权人。然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案涉股权转让之后，却有其他公司即百通公司在腾高公司所在场地上成立，腾高公司厂房外的标识变更为百通公司，陈振钢亦在庭审中确认百通公司确实使用腾高公司的场地进行生产经营并收益，这势必给腾高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降低其偿债能力。对此，对腾高公司具有经营管理权、决策权的陈振钢负有不可懈怠的责任。第三，陈振钢提交的腾高公司日常开支流水票据大多为2018年2月之前的，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出，百通公司成立后，腾高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状态受到不利影响，古田县人民法院《停水、断电公告》《执行裁定书》载明的“腾高公司现更名为百通公司”的内容亦佐证百通公司并未与腾高公司分开经营。综上所述，陈振钢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作为对腾高公司具有经营管理权、决策权的人员，任由百通公司利用腾高公司的厂房等资源进行生产并对外经营，其上述不当行为对于腾高公司因负债而停工停产超过30天之一合同解除条件的成就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以该理由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有违诚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陈振钢在本案中主张的合同解除条件应视为不成就，故陈振钢无权以其主张的理由行使合同解除权，其于2019年2月18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行为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除此之外，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没有其他解除合同的行为，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 对于争议焦点3，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陈振钢无权以协议解除为由要求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返还投资款。且本案中股权转让的完成，不仅仅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因为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仅约定陈振钢受让腾高公司40%股份，并未明确具体的股份转让方；而在工商备案的三份《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对此进行了明确。故而，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应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三份《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共同组成，即使《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因三份《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亦不产生本案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陈振钢以此为由要求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向其返还股权转让款112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24万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陈振钢于2019年2月18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行为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故余培淳、余根营关于确认陈振钢于2019年2月18日向其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发现存在履行不能的情形，因其已成立并生效，且未完全履行完毕，诸如“公司利润属于甲方的分红部分，由甲方提供债权人名单，乙方直接支付给债权人”等属于继续性履行的合同内容，故余培淳、余根营关于继续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陈振钢于2019年2月18日向余培淳、余根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 二、陈振钢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于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继续履行； 三、驳回陈振钢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0244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500元，均由陈振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办法：到本院领取省财政厅印制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缴费通知书，上诉案件受理费至迟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蒋俐兴 审 判 员  黄常凯 人民陪审员  林振功 二〇一九年八月四日 法官助理雷丽娇 书记员陈巧梨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