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72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东富井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YAMADATAKAYOSHI（山田隆羲），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许俭希，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三锁委托代理人：蒋秀丽，广东国晖（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东富井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富井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5）穗萝法民一初字第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广州东富井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郑三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4662元；二、驳回郑三锁的其他诉讼请求。广州东富井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东富井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判后，上诉人东富井公司不服，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东富井公司无须向郑三锁一次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4662元；2、判令郑三锁承担本案全部受理费。上诉主要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未对郑三锁违纪的关键证据《工会证明》作出法律评价和予以采纳，且未加以区分郑三锁与一般工人职责的不同，导致判决错误和不公，二审法院应依法改判，理由具体如下：一、郑三锁在忘年会前酗酒，并迟到出席忘年会。郑三锁在到达会场后继续酗酒，藉此带头集体离场，导致忘年会被迫终止。郑三锁的行为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已构成严重失职，东富井公司是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东富井公司举办的忘年会并非工作时间内和工作场所内进行，且无证据证明郑三锁带头离场，据此不予确认东富井公司所主张的违纪和失职事实。但东富井公司认为，原审法院的认定是片面的，且对忘年会的性质及郑三锁当时所担负的职责存在重大认识错误，导致判决错误。2014年1月18日下午，东富井公司租赁黄埔华苑酒店举行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俗称忘年会（日本的称谓）。忘年会是日本企业工作文化的重要一环，既是企业对员工年度工作的总结，也是代表企业对员工工作和生活的关心，体现了日本企业对员工关怀的重要性。况且，在忘年会上，东富井公司公布员工的年度考核情况及发放相关的年终奖金，而郑三锁就是负责考核和评定员工工作的重要一员，及负责发放奖金的重要一员。可见，郑三锁作为两部门之首长，对忘年会的组织安排工作负有重大职责，并非一般员工只是参与而已。而忘年会也非一般的娱乐性活动，对郑三锁而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根据东富井公司的工作制度，即总务部的工作职责，忘年会是总务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总务部具体负责忘年会的策划、组织及活动涉及的一切人力物力的统筹安排工作，是具体负责实施的责任部门。而总务部长，作为首长，对活动的顺利开展负全责，并承担活动的一切安排任务。东富井公司提交的证据八《总务部岗位职责说明书》第一点规定，总务部长的岗位职责第3点及第4点，已清楚规定，总务部长负责重大会议、活动的组织统筹工作。可见，总务部长负责忘年会的组织工作为其本应之职责。在忘年会举行当日的中午，郑三锁在同一场地为其儿子弥月举行酒宴。由于郑三锁忙于儿子的酒宴私事，竟然无暇兼顾公司忘年会的组织工作，导致忘年会的组织工作临时由总经理安排其他人员代理，使忘年会不能有序进行。郑三锁事前并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东富井公司仍一直坚信郑三锁对忘年会组织统筹工作负领导责任。但在下午举办忘年会时，郑三锁并未准时出席。根据过往惯例，郑三锁会以工会出席身份在会议中发言。在总经理及其他管理层均已发言后，郑三锁仍未达到会场，东富井公司无奈只好临时安排工会其他会员代替其发言，这为公司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在会议开始30分钟后，郑三锁才姗姗来迟，到达会场之时，其已酩酊大醉。显然，郑三锁在其儿子的弥月酒宴中已经酗酒。郑三锁达到会场后，引起了部分员工的骚动，部分员工借此提出对所谓年终奖金分配不公问题，郑三锁此时不但未有积极疏导员工情绪，反而是以醉酒之名带头离场，令到忘年会的现场陷入一片狼藉混乱中。至此，忘年会被迫终止，而其后的抽奖及其他晚宴活动被迫中断，继而导致整个忘年会中途流产。关于酗酒一事，郑三锁庭审中已承认喝醉，而郑三锁提交的证据四《工会证明》也证实了郑三锁酗酒并带头离场的事实。但原审法院却罔顾该证据，不对该证据进行任何的法律评价，避重就轻故意淡化郑三锁的违纪事实，明显是为郑三锁的违纪行为进行开脱，未查明事实，造成认定错误。在此事件中，郑三锁作为总务部长原本是会议的组织和实施责任者，但因其私事而放弃职责。在放弃职责后，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弥补其自身过错，反而继续变本加厉做出了危及公司的行为。东富井公司认为，郑三锁的身份有别于一般员工，其本身是公司高管，身兼数职。其应比一般工人具有高度义务，职责决定了其本身的行为。在一般人酗酒不造成公司利益受损时，公司可采取较为容忍态度，但郑三锁作为两部之首，不但没履行职责，而且在活动前后酗酒，并带头离场，对出现的纠纷不进行协调处理，是严重失职的表现。可想而知，如不对其行为作出处理，其属下数百名员工难于管理，就会出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恶劣后果，危及公司的有效管治。本案中，忘年会并非一般的娱乐性活动，与一般的娱乐活动有所区别，忘年会是一般工作的延伸，仍属于工作的一部分，郑三锁仍负有重大职责，有义务维持活动的有序进行，即使其个人原因未参与前期的筹办工作，但会议进行后，如出现突发情况时，郑三锁应有义务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维持现场秩序，而非消极对待，甚至是带头离场，这明显是有违其自身职责，与其职务不相符。庭审中，郑三锁一直辩称年会酗酒是十分平常，无违纪及失职。但郑三锁却忘记了自身的职务和职责，活动仍进行中，其一直仍处于工作状态，一刻不能放松，直到会议活动顺利结束。在证据八《总务部岗位职责说明书》第一条第7点规定，总务部长负责协调公司系统间的合作关系，先期调解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可见，如员工真的对年终奖不满的，郑三锁作为总务部长有责任先调解处理，或协调其他部门处理。但郑三锁并未履行职责，反而是采取了对抗性的行为，明显构成重大失职。况且，总务部管辖人力资源，如员工对考核不满，理应由其先行处理，但其未处理，且未向公司作出汇报，亦是失职之重要表现。本案中，郑三锁的行为已违反了《就业规则》第11-2-1的第（6）、（7）点之规定，而第（6）点规定，员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实际为该点下面事例中所列举的第（8）点，在公司内酗酒。忘年会为工作的一部分，郑三锁在年会前已经酗酒，进入会场后继续，这是郑三锁庭审中承认的事实。由于其有别于一般工人，具有高度责任和义务维持活动现场的安全及统筹活动有序进行，据此其酗酒已严重违纪。至于第（7）规定的，严重失职，对公司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时，郑三锁未及时处理突发纠纷，进而酗酒带头离场，显然是严重失职，而公司的重大利益受损，不能仅局限于所谓的经济利益，该重大利益应作广义理解，包括公司非经济利益，例如公司的管治利益，高层不作为及乱作为所带来的是对员工的负面影响。带头离场及酗酒明显是危及公司的管治利益，甚至远比所谓的经济利益受损更大，更具有危害性。二、郑三锁在罢工事件中，怠于履行职责，未积极采取措施化解纠纷，任由纠纷扩大化，甚至消极对待公司的指令，公然对抗公司，使公司利益受损，其行为同样构成失职，据此东富井公司是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郑三锁存在一定的失职，但另一方面认为罢工员工次日恢复生产，且经公司和工会协商贴出了公告，可见郑三锁也有参与处理罢工事件，故不认定郑三锁严重失职。但东富井公司认为，原审法院的认定是自相矛盾的，且缺乏事实依据。2014年3月6日上午8时30分，除郑三锁外，生产部的全体员工进行集体罢工，事件发生当日，郑三锁知悉事件后并未第一时间向上汇报及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纠纷，而是一直坐在办公室，任由员工罢工，继而扩大化。当日，公司需向客户林某公司出货，营业部主管得知负责出货的生产部员工罢工，立即向公司总经理汇报事件。此时，公司最高管理层才得知罢工事件。事件发生两个小时内，公司的生产经营秩序被打乱，郑三锁作为生产部部长不但没积极采取应变措施或提出解决方案，反而是静坐办公室内充耳不闻，明显是怠于履行职责。庭审中，郑三锁承认生产部负责生产和出货，可见郑三锁明知当天需要向客户林某公司出货的情况下仍不作为，明显其有重大失职行为。事件发生两个小时后，由于罢工事件继续扩大化，进而影响了区内稳定，公司总经理决定向区有关职能部门寻求解决，指令人事课长通知区、街两级劳动监察部门及区工会人员前来调处。此时，郑三锁作为两部之首，也未积极与区部门人员联系沟通，共商解决方案，继续坐等其他人员来处理。郑三锁作为生产部长，理应及时掌握员工动态，事前应了解纠纷的苗头，如出现任何纠纷隐患应积极向上汇报，制定应对方案。退一万步而言，即使其不能掌握纠纷隐患，也应在纠纷发生后积极采取措施疏导员工情绪，说服员工先行复工，对于员工的合理要求积极向上反映，绝非充耳不闻。罢工事件的发生，正好说明了郑三锁未尽忠职守，未克尽己职，未能在事前将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而郑三锁作为总务部长，在事件发生后，采取消极态度任由矛盾纠纷恶化，也是严重失职的重要表现。证据八《总务部岗位职责说明书》第一点条的第7点规定了总务部长处理纠纷的具体职责，郑三锁的行为明显与其职责不符。庭审中，郑三锁承认在罢工事件中，其一直未到罢工现场。在上午8时30分至下午16时期间，长达8个小时内，郑三锁一直怠于履行职责，可见其行为十分恶劣。作为两部门之首，在罢工的8个小时内公然不但没主动介入调处，在区劳动监察部门人员前来调处时也未给予足够的协助和配合，其行为等同放弃职责，严重危及公司的管治。在法院向区劳动监察大队队长胡某的询问笔录中，胡队长对于郑三锁是否参与调处工作并未有印象，可见郑三锁失职的事实是证据确凿，不容否认。而在仲裁阶段，郑三锁对于区部门具体是何人来调处均不知情，其在一审中所辩称与工会人员一道，是在仲裁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得悉，并非客观的真实情况反映，其辩解不足以采信。郑三锁最为严重的失职行为体现在出货事件中。客户林某公司得知公司员工罢工，十分关心货物是否能及时交付，专门派员到场视察。此时，总经理为避免因延迟交货导致客户的高额索赔，要求郑三锁协调一部分人员先行出货。但对于总经理的指示，郑三锁不但未及时落实，更是听之任之，在总经理再三要求交出叉车钥匙后，郑三锁仍旧是高高在上的态度公然消极对抗。据此，总经理临时亲自驾驶叉车出货，并外聘临时运输工人进行出货，才能赶及时限内出货，否则对客户构成违约，按照东富井公司提交的证据十三《采购基本合同》的5.3条、9.2条、9.3条之规定，东富井公司需要向客户作出赔偿。由于东富井公司对出货采取了临时紧急措施才避免损失扩大化，否则高额索赔损失必然存在。而东富井公司在此事件中外聘人员出货，为此支付了一定的劳务费，也是损失的一种。庭审中，郑三锁辩解其行为未造成东富井公司的重大损失，即使有经济损失两者不具备因果关系。但东富井公司认为，首先，就业规则规定的重大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及非经济利益损失，例如危及公司管治，造成管治危机的，也构成损失。本案中，郑三锁当庭承认生产部负责出货，当日参与罢工的大部分是生产部员工，而郑三锁作为部长，对于罢工事前不知情事后也未采取积极措施处理，明显是失职表现。至于所谓的经济损失，只是东富井公司总经理当时临时采取应变措施得当才避免损失的扩大，但也有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而更重要的是郑三锁采取的消极态度对罢工的员工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罢工工人有见及此令纠纷扩大化，两者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否则东富井公司的管治将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公司的管理将陷入混乱，无人可管的状态。郑三锁作为两部之首，其职责高于一般人，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要求，理应更严格要求自己，否则权利与义务不一致，无法体现其作为高管之重要性。然而，原审法院仅凭一份所谓的公告就认定郑三锁不存在严重违纪是十分荒谬的。该份公告虽然记载了公司与工会协商的字眼，虽然郑三锁当时是工会主席，但郑三锁绝不能就此代表工会。员工的复工与其工会主席身份无关，即使是公司与工会协商，也与郑三锁无关，郑三锁不能就此窃取了区政府职能部门及公司为平息罢工所作出的一切努力成果。事实上，郑三锁已经承认罢工过程中无参与区劳监的协调工作。他作为两部之首，也未采取其他措施化解纠纷，甚至消极对抗公司指令，已明显严重失职。郑三锁也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参与了复工谈判，原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与事实严重不符，明显是强行为郑三锁开脱责任，实属不公。综上，郑三锁的行为构成严重失职，损害了公司的重大利益，已符合就业规则中规定的解除之条件，东富井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东富井公司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郑三锁答辩称：1、关于郑三锁因为儿子满月酒耽误工作的问题，郑三锁的辞职通告中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2、郑三锁的儿子的满月酒是在中午举行，年会是在晚上进行，为了方便所以安排在同一酒店，同一包间。3、东富井公司上诉主张我迟到30分钟到达年会现场不正确，其一审主张我是迟到10分钟，两次说法有矛盾。4、东富井公司说我大醉不正确，参与的同事可以证明。5、东富井公司说年会没有人组织不正确。在很早之前郑三锁就安排两个人员负责年会工作，但跟总经理安排的人员的意见不合，故总经理另安排两人进行组织，两名组织人员直接对总经理负责，东富井公司称郑三锁因为私事导致总经理临时负责年会是错误的。6、东富井公司称由于郑三锁的原因导致年会终止不正确，员工是因为对于年终奖分配不公平才离场，与郑三锁无关。7、东富井公司称年会的开始和结束都没有做好组织管理工作，郑三锁对年会的开始和结束都向总经理提出了方案，但总经理不同意郑三锁的方案。8、关于郑三锁在罢工事件的行为的问题。由于郑三锁是总务部长又是生产部负责人，还是工会主席，在多重身份下，郑三锁的精力是有限的。东富井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司没有及时出货导致了损失。郑三锁在区劳监部门、工会部门及公司参与协调情况下，郑三锁出了工会的公告，并在晚上与罢工员工进行沟通，帮助平息罢工事件。在出货上，郑三锁没有导致公司的损失。罢工导致的损失是罢工工人导致的，郑三锁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另，郑三锁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答辩状，该答辩状的内容与其二审庭审答辩意见及一审起诉意见基本相同。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一致。二审期间，东富井公司、郑三锁均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东富井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07年-2012年的广州市开发区、广州市萝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诚信企业A级荣誉复印件，欲证明东富井公司在劳动关系保障方面取得A级荣誉；2、足立和彦于2015年11月16日出具的证人证言，欲证明郑三锁存在严重违纪行为。东富井公司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说明：1、证据1有原件，但由于是装裱悬挂的，无法提供原件进行核对，该证据由于疏忽在一审未提交，在二审中是针对一审判决进行提交的。2、证据2原本有米某与足立和彦两人的证言，由于米某的证言无签名且其本人在日本无法到庭，故撤回其证人证言，本案只提交足立和彦的证言，足立和彦的证言有其签名，一审中由于米某与足立和彦均在日本比较忙，故没有提交两人的证人证言。针对东富井公司提交的证据，郑三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证据2是证人证言，我方要求证人出庭后再质证。郑三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郑三锁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10日的《经济补偿申请》复印件，欲证明郑三锁应东富井公司的调解要求，曾向东富井公司提交《经济补偿要求》的事实经过。2、广州东富井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12日的《关于郑三锁在2013年东富井忘年会和2014年员工罢工事件中的情况证明》复印件，欲证明：1、郑三锁在年会上未带头离场，年会如期举行，员工离场是因为年终奖分配严重不公造成，与郑三锁没有直接关系。2、2014年罢工的原因是公司的分配制度不公平，郑三锁积极参与调解，并取得在第二天复工的成果，没有任何不妥。经审核，郑三锁提交的两份证据均有原件，郑三锁对其提交的上述证据作出如下说明：1、证据1我方在仲裁没有提交，在一审提交了，但没有经过质证，该证据也证明仲裁前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调解。2、证据2是在一审庭审后形成的。针对郑三锁提交的证据，东富井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这些证据是郑三锁的个人单方陈述，东富井公司不存在任何违法解雇的行为，证据1也无法证明东富井公司有违法解雇行为。证据2虽然是一审庭审后形成，但签名的人员没有出庭作证，且同一份证据多人签名也违背了证人独立作证的原则，故该证据是郑三锁单方制作的，东富井公司对证据2不予认可。二审期间，东富井公司向本院申请证人米某、足立和彦出庭作证，欲证明郑三锁怠于履行职责，有严重失职行为；郑三锁向本院申请证人冉某出庭作证，欲证明郑三锁被违法辞退的相关事实。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准许双方的证人出庭作证。但二审庭审前东富井公司表示米某无法到庭，郑三锁表示冉某无法到庭，双方均表示不再申请二审庭审时无法到庭的证人出庭，本院对此予以准许。东富井公司申请的证人足立和彦出庭作证，足立和彦二审出庭陈述其在2012年1月至2015年3月在东富井公司工作，任职总经理，在2015年3月19日调回日本工作，东富井公司提交的有足立和彦署名的书面证言是其本人所写，其出庭欲证明：2014年3月6日员工罢工事件中，郑三锁作为生产部长和总务部长在罢工当天没有尽到职责，影响了公司的运作。针对证人足立和彦出庭陈述的事实及书面证言，郑三锁发表如下意见：1、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年会中员工中途离场是因为总经理年终奖严重分配不公。2、在年会后，员工将总经理处事不公，任人唯亲，年终奖分配不公等情况写联名信向公司反映，但公司没有处理，故才发生罢工。3、足立和彦的证言也表明郑三锁参与了处理罢工的事情。4、在辞退通告中写到足立和彦在中午1点钟找郑三锁谈话，而现在足立和彦在二审出庭作证时又说是上午9点，其陈述前后矛盾。5、东富井公司称年会最终都是总经理安排人员进行，但足立和彦在二审出庭作证时已经明确承认年会的主持人不是其安排的，可见东富井公司的说法自相矛盾。本院认为，对于东富井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足立和彦的出庭陈述，证据1形成于本案一审庭审结束以前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人足立和彦在2013年忘年会期间及2014年3月6日员工罢工期间任职东富井公司的总经理，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对于郑三锁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证据1是郑三锁对于本案的书面调解意见，该证据形成于本案一审庭审结束以前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2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纳。根据东富井公司的上诉及郑三锁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东富井公司解除郑三锁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及应否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问题。本院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郑三锁在2013年忘年会及2014年3月6日员工的罢工事件中虽然存在一定的失职行为，但如原审所述，郑三锁的上述失职行为并未达到严重程度，且东富井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郑三锁的上述行为给东富井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害，东富井公司解除郑三锁的劳动合同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上诉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及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及所作出的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本院审理期间，东富井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其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东富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东富井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 群审 判 员  杨玉芬代理审判员  李 婷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