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12民初6354号 原告：杨某1，男，195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港闸区。 原告：杨某2，女，194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原告：杨某3，女，195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原告：杨某4，女，195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军，江苏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5，男，195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沙豪，上海申浩（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与被告杨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军，被告杨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沙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被告共同继承父母遗产291110.65元，原、被告各继承五分之一份额。因上述遗产已由被告杨某5支取，故被告杨某5应返还四原告每人58222.13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父亲杨锦泉（曾用名杨金泉）与母亲丁勇芹共生育五个子女，即本案原、被告。父母生前居住在杨某1的住房内，由原、被告五人每人一周轮流赡养。父亲杨锦泉于2018年1月29日去世，母亲丁勇芹于2018年5月31日去世。杨锦泉和丁勇芹的父母均先于两人去世。杨锦泉和丁勇芹共留下遗产291110.65元。杨锦泉遗产包含：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186470.60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款807.05元，中国工商银行存款39541.86元（16501元＋23040.86元）；现金7000元。丁勇芹遗产包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款6439.48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单10993.17元，南通农村商业银行存款3670元，南通农村商业银行存单36189.05元。上述父母遗产合计291110.65元，现均在被告处，被告不同意与四原告等额继承父母上述遗产。四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杨某5辩称：原、被告系兄弟姐妹关系，系父母杨锦泉、丁勇芹的全部子女。父母生前居住在父母自己的楼房内，自2014年12月起，由原、被告五人每人一周轮流照顾。第一，2018年1月20日之前，父母仍在世时，原、被告对父母的财产共计12万元进行了分割，杨某5、杨某1各分得金额为1万元的存单3张，均为父亲的工资。杨某3、杨某4各分得父亲名下金额为1万元的存单2张。杨某2因家中盖房需要，拿了2万元现金，该2万元中的15000元是原、被告从母亲橱里翻出来的，是此前杨某5帮母亲从银行取的钱，另5000元是杨某5从为父亲办丧事的7000元中拿出的1000元，以及从2018年1月18日支取的母亲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款本息中拿出的4000元。四原告起诉时，将已经分割完毕的存款作为遗产主张，与事实不符。第二，父亲去世后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186470.60元系汇至母亲银行账户，属于母亲所有，母亲要求被告支取并嘱咐被告用该款为父亲办丧事，待母亲去世后为母亲办丧事，还说被告是唯一继承人，故被告将此款一次性取出。被告实际为父母操办了丧葬事宜和此后的数个“七数”仪式，合计支出154732.50元。第三，父亲去世后，被告应母亲的要求将父亲名下的存款取出并交给母亲，此款不在被告处。第四，母亲在世时，被告应母亲的要求将母亲名下的部分存款取出并交给母亲，此款不在被告处。母亲去世后，被告曾数次从母亲账户内取款。父母去世后，留在被告处的遗产仅有5500元，此款同意依法分割。因被告系残疾人，在父母在世时对父母的照料较多，且为父母操办了丧事，在分割遗产时应对被告予以倾斜照顾。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被告的父亲杨锦泉（曾用名杨金泉，居民身份证号码）与母亲丁勇芹（居民身份证号码）共生育五个子女，即本案原、被告五人。杨锦泉和丁勇芹在世时均未收养子女。杨锦泉于2018年1月29日因病去世，丁勇芹于2018年5月31日因病去世，杨锦泉、丁勇芹均未留下遗嘱。杨锦泉和丁勇芹的父母均已先于两人去世。 杨锦泉去世后，南通市通州区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对杨锦泉的离休人员死亡待遇进行了核算，其中，丧葬费6000元、一次性抚恤金210552元，合计216552元，扣除多支付的离休费30081.40元，最终支付186470.60元。此款于2018年3月19日汇至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内（账号3206243101101001166641）。 审理中，原、被告均认可父母在世时，原、被告对父母的存款进行了分割。原告杨某1和被告杨某5各分得3张金额为1万元的存单，原告杨某4和杨某3各分得2张金额为1万元的存单，原告杨某2分得现金2万元，其中15000元在母亲处拿的现金，其余5000元由被告杨某5给付。对已分割的存款，四原告在审理中未再主张分割。 四原告申请本院对杨锦泉、丁勇芹的银行交易明细进行查询，并据此主张分割。四原告主张分割的遗产及本院查明情况如下： 一、父亲杨锦泉的遗产。 1.杨锦泉的丧葬费、一次性抚恤金186470.60元，四原告主张此款作为父亲的遗产分割。 经本院查询，此款于2018年3月19日汇至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内（账号3206243101101001166641），由被告杨某5经手于2018年3月20日向杨某5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取现50000元、36000元、50000元。 2.杨锦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人民路营业所的账户（账号60×××59），被告杨某5于2018年7月10日支取的807.05元，四原告主张作为父亲的遗产分割。 3.杨锦泉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账号11×××45，工资卡），杨锦泉去世后，该账户于2018年2月9日、3月9日收到工资16440.10元、23040.70元，被告杨某5于2018年3月8日、2018年3月14日支取16501元、23040.86元。四原告要求将被告杨某5支取的16501元、23040.86元作为父亲的遗产分割。 4.杨锦泉的现金7000元。四原告认为杨锦泉去世后，被告杨某5从父亲橱里拿走了该7000元现金，应作为父亲的遗产分割。 5.杨锦泉的抗战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各1枚，四原告认为父亲去世时仍在橱里，后被被告杨某5拿走，应作为遗产，由儿子杨某5、杨某1各分得1枚。 二、母亲丁勇芹的遗产。 1.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通州区支行开户的账户（账号62×××44），被告杨某5于2018年4月18日、5月27日、9月3日分别支取3000元、1000元、1500元，账户至2018年9月4日尚存余额0.56元，合计5500.56元；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刘桥镇营业所的账户（账号62×××58），被告杨某5于2018年7月10日、9月3日分别支取500元、438元，账户至2018年9月4日尚有余额0.92元，合计938.92元。四原告主张作为母亲的遗产分割。 2.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为03×××47的存单，由被告杨某5于2018年4月2日支取本息10993.17元，四原告主张作为母亲的遗产分割。 3.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3206243101109000015855），被告杨某5于2018年4月21日支取2400元，四原告主张作为母亲的遗产分割。该账户截至2018年9月3日尚有余额22.68元，四原告不要求分割。 4.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3206243101101001166641），被告杨某5于2018年7月10日支取1270元，四原告主张作为母亲的遗产分割。该账户截至2018年9月3日尚有余额174.58元，四原告不要求分割。 5.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存单（账号分别为3206240312010001122124、3206240312010001795772、3206240312010000508157、3206240312010000549461）4张，被告杨某5于2018年1月18日全部支取，支取本息分别为10399.88元、10000元、3359.22元、2230.82元；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存单（账号为3206240312010001408423），被告杨某5于2018年3月6日支取本息10199.13元。四原告均主张作为母亲的遗产分割。 此外，经本院查询，杨锦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新联支行的账户（账号60×××65）截至2018年8月31日尚有余额9.80元；杨锦泉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3206240301010000025234），截至2018年9月3日尚有余额107.37元。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新联支行的账户（账号60×××52），截至2018年9月4日尚有余额1.35元；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3206240301010000025252），截至2018年9月3日尚有余额502.25元。以上余额，四原告均不要求分割。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为03×××32存单，由被告杨某5于2018年1月18日支取本息4428.22元，四原告亦不主张作为母亲的遗产分割。 被告杨某5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一、关于父亲杨锦泉的遗产。 1.父亲杨锦泉去世后的丧葬费、一次性抚恤金186470.60元汇至母亲丁勇芹账户，根据相关规定，一次性抚恤金应归死者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所有，即应归母亲丁勇芹所有，该款并非父亲的遗产。母亲在世时，已对该款作出了处分。母亲提出，杨某5是唯一的继承人，此款由杨某5支取，用于操办父亲的丧事，母亲自己去世后的相关丧葬事宜也由杨某5操办。杨某5支取该款之前，银行的工作人员曾到母亲家中进行询问，母亲明确表示该款及遗属补助都归杨某5所有，银行才允许杨某5进行了支取，银行工作人员对该过程进行了录像。此款被告杨某5支取后，已实际用于操办父母的丧葬事宜。其中，父亲去世后的总开销为81153.50元，母亲去世后的总开销为73579元，合计154732.50元，剩余款项仍在被告杨某5处。 2.父亲杨锦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款807.05元、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16501元，确系被告杨某5支取，但支取后交给了母亲，因为母亲说除了丧抚费，其余父亲的钱仍给母亲。父亲在中国工商银行存款23040.86元系被告杨某5支取，因为父亲去世后的开销由杨某5支付。父亲去世后，被告杨某5从橱里拿了7000元现金用于办丧事。庭审中，被告杨某5又否认曾拿取该7000元现金，认为父亲去世后橱上了锁，杨某5无法打开。 3.关于父亲的两枚纪念章，确在被告处，系父亲生前交给被告的，因为被告的女儿、孙女都姓杨，是杨家的后代。 二、关于母亲丁勇芹的遗产。四原告所主张的数笔取款确系被告杨某5支取。母亲在世时，被告杨某5应母亲的要求，先后支取了3000元、1000元，并将存单本息取出，支取的款项均已交给母亲本人，母亲如何处置被告并不清楚。母亲在世时，被告还支取过2400元，用于为母亲购买药物和日常开销所必须的物品。母亲去世之后，被告从母亲的账户内支取了1500元、500元、438元、1270元，用于开销或偿还被告的欠款。母亲去世时，被告因交通事故在住院，杨某1、杨某2、杨某4将母亲的橱撬开，被告原先取给母亲的现金应该在橱里。 审理中，被告杨某5申请本院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联支行调取银行工作人员向丁勇芹确认汇至其账户的丧抚费186470.60元由杨某5支取、归杨某5所有时录制的录像。本院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联支行调取，但经查询，因丧抚费系汇至丁勇芹开设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内，并未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联支行支取，该行并无录像。此后，本院至南通农村商业银行刘桥支行、新联支行调取，该行工作人员反映并无杨某5所称的录像，且5万元以下的取款仅需密码即可支取，被告杨某5于2018年3月20日的转账、取款并非在同一家银行进行。 除上述四原告主张分割的父母遗产外，被告杨某5认为父母尚有以下遗产应当分割： 1.父母生前申请建造的楼房1幢，为此提供了南通县村镇建房用地审批表，证明父母在通州区建造了两层楼房及一间厨房。 2.母亲生前有金板砖1块，洋钱12个，金戒指1枚，金耳环1对，金手镯1只。母亲去世后被原告方拿走。 四原告质证后认为：1.父母原有三间老平房，常年漏雨，父亲提出父母出2000元，由杨某5和杨某1合伙建房，但被告不认可，故由父母申请建房后，实际由杨某1建造，此后经父亲同意，杨某1领取了产权证，为此提供1999年1月颁发的该楼房的所有权证书，登记在杨某1夫妻名下。2.母亲生前已将金戒指1枚交给杨某1，父亲将白金戒指1枚交给了杨某5。母亲去世后，从母亲身上取下金手镯1只、金耳环1对，另有银色戒指1枚，价值大小不明，同意作为遗产分割。被告杨某5对四原告的质证意见及举证发表意见如下：1.杨某1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与杨某5所称的父母楼房并非同一处，楼房系父亲建造，杨某1没有能力建房。2.原告所称的金手镯、金耳环属实，但母亲生前并未将金戒指交给杨某1。父亲去世后，另有一枚银滚珠在被告处。 为核实房产情况，本院至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调查，工作人员反映：因在1990年之前，不区分建房审批表和用地审批表，一般只有用地审批表，没有建房审批表，但有准建证。经查询，案涉房屋仅有建房用地审批表，并无准建证。建房用地审批表中载明“农业2、非农业1”是指申请建房时，符合建房条件的农业人口2人，非农业人口1人。非农业人口一栏备注“县处级干部离休”，应该是指杨锦泉，但农业人口具体是谁并不清楚。审理中，原、被告均认为农业人口应指母亲丁勇芹和原、被告的外婆。审理中，因原、被告对该楼房的产权存在争议，被告表示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该房产的继承，被告将另案诉讼。 被告杨某5为证明其在父母去世后为父母操办丧葬事宜及农村风俗的“三七、五七、百日”等仪式，为父亲支出81153.5元，为母亲支出73579元，合计154732.5元，提供了其自行记录的开销明细单。同时申请证人金某,杨某6、沈某,4、任某1、卢某,4、李某,4、汤某,4、高某,4、付某,4、陈某,4、于某,徐某,4、黄某,4出庭作证，证明其向各位证人购买物资、请证人提供丧葬服务并支付相关费用的情况。庭审中，各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向证人金某,杨某6、沈某,4、任某2、卢某,4、李某,4、汤某,4、高某,4、付某,4、陈某,4、徐某,4、黄某,4调查，各证人反映了被告杨某5在为父母办理丧葬及农村风俗仪式期间向各证人购买所需物资、证人提供服务的情况。各证人所陈述或认可的被告所支付费用为：金某,4烟酒销售8721元，杨某6殡葬物品（冥票、草纸）销售1000元，沈某,4水产、肉食等八鲜销售12940元，任某2肉类销售2725元，卢某,4厨师服务费5840元，李某,4海鲜销售5300元，汤某,4南北干货销售3550元，高某,4水产品销售3300元，付某,4熟食加工、销售2190元，陈某,4水果销售800元，徐某,4农村殡葬仪式（道场、道士）服务15074元，黄某,4农村殡葬仪式（扎库）服务9138元。被告陈述证人于某,4提供殡葬服务队，被告支付于某,4父亲的丧葬服务费用9340元、母亲的费用13300元，是全部的丧葬服务费用（除火化费），包括骨灰盒、墓碑。 四原告质证后认为，被告所列的开销不属实，证人证言不完全属实，证人反映原、被告均为父母丧葬、仪式等有购买物资属实，证人关于具体账目的陈述不属实，双方没有书面手续，时间较长，证人不可能回忆得如此清楚。被告关于支付于某,4的费用的陈述属实。父亲去世后，杨某1为父亲办了“三七”，杨某5为父亲办了“五七”，女儿们为父亲办了“六七”，其余均由杨某5、杨某1兄弟俩合伙办事，由杨某5出面结账。母亲去世后，只办了“初事”、“五七”，由杨某5、杨某1兄弟俩合伙办的，女儿在家里办了“头七”、“三七”，开支很少。母亲“五七”第二天杨某1、杨某5曾在被告家结过账。父亲刚去世时办事（“夜经”）共支出35333元，其中收的人情钱共18380元，剩下7000元是杨某5在父亲去世时从橱里拿的现金，10000元是杨某1于2018年1月16日从父亲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工资卡中支取的12600元，杨某1将其中10000元给了杨某5。母亲“夜经”共支出37058元，其中收的人情钱19940元，剩下的由杨某5支出。母亲“五七”支出21877.50元，收了人情钱22160元，多余282元。结账时，由被告报账，被告的女婿书写了清单。四原告为此提供了被告的女婿书写的清单，清单上有证明人刘金然、金文艺签字。此外，被告在父亲“六七”时包了1000元给杨某1，给姐妹们每人600元，杨某5自己也拿了1000元，都是从父母的钱中拿出来分的。就四原告从被告拿的钱，同意在分割遗产时扣减。 被告认为四原告陈述并非事实。杨某5、杨某1没有合伙操办仪式。杨某1办了父亲的“三七”，女儿们办了父亲的“六七”，其他都由杨某5操办，包括父母的“夜经”、“五七”，母亲的“三七”等。关于清单，确系被告的女婿书写，当天被告躺在家里不能动，书写清单的时候没有想到原告会起诉，当时账没有结算好，有的账目没有翻到。结账时杨某1也没有给杨某510000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财产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未有遗嘱的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原、被告的父亲杨锦泉于2018年1月29日去世，去世时其父母早已去世，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即丁勇芹，子女即原、被告。原、被告的母亲丁勇芹于2018年5月31日去世，去世时其父母、配偶已去世，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子女即原、被告。原、被告作为杨锦泉、丁勇芹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对杨锦泉、丁勇芹的遗产依法继承。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关于本案中应作为杨锦泉、丁勇芹的遗产进行继承的范围，本院认为： 第一，关于杨锦泉的丧葬费、一次性抚恤金。本院认为，丧葬费6000元系在杨锦泉去世后发放，发放目的在于填补死者安葬事宜开销，不属于杨锦泉的遗产范围，由具体承担死者丧葬事宜的利害关系人享有。本案中，根据原、被告的陈述，父亲去世后杨某5实际操办了父亲的丧葬事宜，虽杨某1认为系其与杨某5合伙操办，但亦认为双方已经结算，故本院认为该丧葬费6000元由被告杨某5享有为宜。 关于一次性抚恤金，并非杨锦泉去世时留有的财产，亦非杨锦泉生前可以获得的财产或可得性收益，而是基于杨锦泉死亡这一事实发放，故抚恤金并非遗产，不应作为遗产进行分配。死亡抚恤金是对与死者生前存在紧密关系的亲属的一种精神性抚慰与物质性帮助，兼具精神方面的抚慰与物质方面的补偿，在分配时应综合考虑亲属与死者生前的紧密程度、照顾程度以及该亲属的自主生活能力。杨锦泉系离休人员，其死亡抚恤金的分配方式现行法律中并无明确规定，比照关于军人一次性抚恤金、工亡抚恤金的相关规定，本院认为，抚恤金的分配范围原则上应限于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应考虑该亲属与死者生前的疏密程度，考虑该亲属自身的收入状况，是否需要死者进行物质性帮助及对死者帮助的依赖程度，考虑该亲属对死者是否履行了照顾义务等因素。本案中，杨锦泉去世时，其父母已先于其离世，有权享受抚恤金的人员即为妻子丁勇芹、子女即原、被告。丁勇芹作为妻子与杨锦泉共同生活，相互照料与扶持，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与杨锦泉的依赖程度较高，故应给予丁勇芹较高的分配比例。原、被告系杨锦泉的子女，均已各自成家，不与杨锦泉共同居住生活，经济上不依赖于杨锦泉。杨锦泉生前需子女照料时，原、被告亦轮流照顾。杨某5称其系残疾人，并举证残疾证复印件证明其系肢体残疾，但该残疾证不足以证明杨某5存在全部或部分丧事劳动能力、缺乏生活来源的情形。且杨某5在庭审中陈述其原先有工作，现已退休，领取有退休金，故本院认为不应据此在分配抚恤金时对杨某5倾斜照顾。故原、被告在分配抚恤金时应均分。本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杨锦泉的抚恤金由丁勇芹享有50%，原、被告各享有10%。关于一次性抚恤金的金额，经南通市通州区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核算为210552元，虽在实际发放时扣减了多发的离休费30081.40元，但离休费与一次性抚恤金不属于同一性质，分配方式不同，不宜直接在抚恤金中扣减，故本院在分配一次性抚恤金时仍按210552元计算。一次性抚恤金由丁勇芹享有105276元，由原、被告各享有21055.2元。就扣除的多发离休费30081.40元的处理，本院将在后文予以评判。 发放至丁勇芹账户的抚恤金，在丁勇芹生前已由杨某5支取。杨某5认为系母亲同意由其支取并要求杨某5用于父母的丧葬事宜，应归杨某5所有。本院认为，杨某5所称母亲作出同意此款归其所有的意思表示且有相关录像，但本院依其申请并未能调取，且杨某5取出该款并非其所称一次性，而是同一日分数笔，在不同的银行支取，故本院对其陈述不予采信。即便母亲确曾有该意思表示，但抚恤金并非母亲一人所有，母亲亦无权对属于他人的抚恤金份额作出处分。但杨某5支取该款时母亲在世，根据四原告的陈述，母亲在去世四十余天前摔伤，至去世前两三天意识不清，表明杨某5在2018年3月20日支取该款时母亲仍具备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能力。故抚恤金中属于母亲的份额已在母亲在世时进行了处分，不属于母亲的遗产，四原告要求将该部分作为遗产分割，本院不予支持。属于四原告所有的份额已被杨某5支取，故杨某5应给付四原告各21055.20元。 第二，在父亲杨锦泉去世后，被告杨某5于2018年7月10日从杨锦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人民路营业所的账户（账号60×××59）中支取的807.05元，于2018年3月8日、2018年3月14日从杨锦泉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账号11×××45）中支取的16501元、23040.86元，属于父亲去世时遗留的财产，应作为父母的共同财产分割后，就属于父亲部分由丁勇芹及原、被告继承。被告杨某5认为在父亲去世到母亲去世期间其所取的16501元、23040.86元其已交给母亲，但被告杨某5并无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现母亲亦已去世，此款应作为父母的遗产处理。但被告杨某5所取的16501元、23040.86元款项来源为父亲去世后所发放的工资，故社保机构在发放丧葬费、抚恤金时扣除的多发离休费30081.40元应从此款中扣减，故本院确认该两笔款项以扣减30081.40元后的9460.46元列入父亲遗产范围。上述三笔遗产金额合计10267.51元（9460.46元+807.05元）。 第三，关于被告杨某5在父亲去世后从父亲处所拿现金7000元，被告杨某5在本院审理中曾予以认可，属于自认，后被告杨某5否认，但并无证据推翻其自认，故本院不予采纳。但四原告陈述被告拿取该7000元现金四原告知情，系用作父亲的丧葬事宜，故原、被告作为继承人已对该7000元作出了分配，即由被告使用，现四原告再次主张作为遗产分割，缺乏事实依据。 第四，在母亲丁勇芹去世后，被告杨某5于2018年9月3日从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通州区支行开户的账户（账号62×××44）中支取的1500元，该账户截至2018年9月4日的余额0.56元；被告杨某5于2018年7月10日、9月3日从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刘桥镇营业所的账户（账号62×××58）中支取的500元、438元，该账户截至2018年9月4日的余额0.92元；被告杨某5于2018年7月10日从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3206243101101001166641）中支取的1270元。以上款项均属于母亲去世时遗留的财产，虽大部分被被告杨某5支取，但仍应作为母亲丁勇芹的遗产处理。金额合计3709.48元。 第五，四原告主张作为母亲遗产处理的其余存款，包括被告杨某5于2018年4月18日、5月27日从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通州区支行开户的账户（账号62×××44）中支取的3000元、1000元，被告杨某5于2018年4月2日将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为03×××47的存单支取的本息10993.17元，被告杨某5于2018年4月21日从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3206243101109000015855）支取的2400元，以及被告杨某5于2018年1月18日、2018年3月6日将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五张存单支取的本息10399.88元、10000元、3359.22元、2230.82元、10199.13元。本院认为，上述款项虽由被告杨某5支取，但取款时间发生在母亲在世时，该款项在母亲在世时已经进行了处分，不属于母亲去世时遗留的财产，即不属于遗产范围，四原告要求作为遗产分割，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综上，本院认为，应作为原、被告父母遗产分割的财产范围为：杨某5在父亲去世后支取的父亲的存款10267.51元，杨某5在母亲去世后支取的母亲存款及账户在诉讼期间尚存余额计3709.48元，合计13976.99元。因杨某5陈述父母的银行卡、存折在其处，其亦知晓密码，故余额部分由杨某5支取，由杨某5向四原告给付四原告应得份额。关于遗产的分配比例，原、被告系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如前文所述，杨某5虽存在肢体残疾的情况，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其现领取有退休金，亦有子女赡养，在分配遗产时不应据此倾斜照顾。父母生前由原、被告轮流照顾，原、被告均履行了赡养义务。故上述遗产由原、被告均分即各分得20%为宜，各得2795.40元，杨某5应给付四原告各2795.40元。但在庭审中，四原告认可父亲“六七”时杨某5给付杨某1的1000元，给付杨某2、杨某3、杨某4的各600元应予以扣减，故被告杨某5应给付杨某11795.40元，给付杨某2、杨某3、杨某4各2195.40元。 此外，经本院查询杨锦泉、丁勇芹尚有余额的其余账户内余额，四原告不主张分割，考虑到金额较小，为避免当事人日后为此再起纠纷，增加讼累，本院认为相关账户余额归被告杨某5所有为宜。 关于被告杨某5抗辩称其为父母操办丧葬事宜及农村风俗仪式所支出的费用，本院认为，父母去世后的丧葬费用并非死者生前债务，依法不应在父母的遗产或抚恤金中进行抵扣。杨锦泉去世后其配偶、子女为其操办丧葬事宜，丁勇芹去世后其子女为其操办丧葬事宜，是我国民间习俗、传统，除去世后的出殡、下葬外，操办“三七”、“五七”等纪念仪式亦符合本地区民间风俗。费用的承担亦应依据家庭实际情况和当地风俗确定。本案中，被告杨某5称其支出154732.5元，除其自行记录的账目外并未书面证据佐证，根据本院向各证人调查核实的情况，亦未达到该数额。被告杨某5认为母亲丁勇芹让其支取父亲的抚恤金即用于父亲、母亲的丧葬事宜，表明母亲该处分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指向性，本院对杨某5支取的属于母亲丁勇芹的抚恤金份额未再行分割，亦确定丧葬费6000元归杨某5所有，加上本院查明的四原告在父亲去世后同意由杨某5拿取用于丧葬事宜的7000元现金，此款已超过证人所陈述的费用之和，更高于2018年度所实行的丧葬费标准，本院无需在分配遗产、抚恤金的基础上再行考虑其支出。即便杨某5实际支出确超出上述金额，依据本地区风俗，其作为长子操办父母丧事亦会收取一定的“人情钱”，四原告作为子女亦依风俗操办了父母的部分纪念仪式且并未要求其他子女分担费用。故对杨某5以其支出154732.5元丧葬费用为由拒绝退还其多支取的父母抚恤金、遗产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审理中原、被告所主张的父母的首饰、纪念品。四原告主张的父亲的抗战胜利纪念章，被告杨某5认可由其持有，但认为系父亲生前给予。被告主张母亲去世时遗留有金板砖1块、洋钱12个、金戒指1枚、金耳环1对、金手镯1只，但并无证据佐证，原告杨某1认可其持有金戒指1枚，但系母亲生前赠与，金耳环1对、金手镯1只、银色戒指1枚系母亲去世时遗留，现有杨某1持有。本院认为，现杨某5持有父亲的抗战胜利纪念章2枚以及其庭审中陈述的银滚珠1个，杨某1持有母亲的金戒指1枚、金耳环1对、金手镯1只、银色戒指1枚，上述财产的具体成色、价值均无证据佐证，本院难以判断其财产价值。但上述财产均系父母财产，部分贴身佩戴，在父母去世后，上述财产相较于财产价值，所具备的纪念价值更大。杨某5、杨某1系儿子，由其持有父母的纪念品符合农村的风俗，且本案中原告杨某2、杨某3、杨某4作为女儿亦未主张分割，故本院认为上述财产仍归现持有人所有，本院不再另行分割。 关于被告杨某5所称父母所建楼房，根据其举证的用地审批表，申请人除父母外另有一人，且原告杨某1认为楼房实际系其建造且领取了产权证，故该楼房的权属现存在争议，被告杨某5亦表示不在本案中处理，故本案中不再予以理涉。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某5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应得的一次性抚恤金份额各21055.20元。 二、被告杨某5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杨某1应得的遗产份额1795.40元，返还原告杨某2、杨某3、杨某4应得的遗产份额各2195.40元。 三、被继承人杨锦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新联支行的账户（账号60×××65）内剩余款项（截至2018年8月31日余额9.80元，具体以支取时银行账户实际金额为准），杨锦泉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3206240301010000025234）内剩余款项（截至2018年9月3日余额107.37元，具体以支取时银行账户实际金额为准），均归被告杨某5所有。 四、被继承人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通州区支行的账户（账号62×××44）内剩余款项（截至2018年9月4日余额0.56元，具体以支取时银行账户实际金额为准），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刘桥镇营业所的账户（账号62×××58）内剩余款项（截至2018年9月4日余额0.92元，具体以支取时银行账户实际金额为准），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3206243101109000015855）内剩余款项（截至2018年9月3日余额22.68元，具体以支取时银行账户实际金额为准），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3206243101101001166641）内剩余款项（截至2018年9月3日余额174.58元，具体以支取时银行账户实际金额为准），丁勇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新联支行的账户（账号60×××52）内剩余款项（截至2018年9月4日余额1.35元，具体以支取时银行账户实际金额为准），丁勇芹在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3206240301010000025252）内剩余款项（截至2018年9月3日余额502.25元，具体以支取时银行账户实际金额为准），均归被告杨某5所有。 五、被继承人杨锦泉的抗战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各1枚，银滚珠1个，归被告杨某5所有（已在被告杨某5处）；被继承人丁勇芹的金戒指1枚、金手镯1只、金耳环1对、银色戒指1枚，归原告杨某1所有（已在原告杨某1处）。 六、驳回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667元，保全申请费1520元，合计7187元，由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负担4105元，由被告杨某5负担308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667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 审 判 长  张 尤 人民陪审员  陈桂贤 人民陪审员  韩蓓蓓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康 啸 书 记 员  黄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