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321民初4627号 原告：何锐,男,196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伟，四川建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某，女，198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重庆万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小燕，重庆万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来春，女，1961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原告何锐与被告何某、第三人陈来春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作出（2017）川1321民初12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何某不服该判决，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2017）川13民终1811号民事裁定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7）川1321民初479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何某不服该判决，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2018）川13民终1303号民事裁定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伟，被告何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秦小燕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来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下列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何锐所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原告何锐享有。坐落在在南部县，益祥阁5﹟1-1、1-2、1-3、1-4、1-5、1-6、1-7、1-8、1-9、1-10、1-11、1-12、2-1、2-2、2-3、2-4、2-5、2-6、2-7、2-8、2-9、2-10、2-11、2-12、2-13、2-14号营业房，益禄阁1-2层1-1、1-2、1-3、1-4、1-5、1-6、1-7、1-8、1-9、1-10、1-11、1-12、1-13号营业房，益福阁1-6、1-7、1-8号营业房，益德阁1-1、1-2、1-3、1-4、1-5、1-6、1-7、1-8、1-9、1-10、1-11、1-12、1-13、1-14、1-15号营业房，瑞安路4幢6号1层营业房；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事实与理由：以上房屋都是原告在2002年至2005年挂靠四川省南部县蜀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兴房产公司）、四川省恒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汇建设工程公司）开发、兴建的未售商品房。当年之所以以商品房买卖的形式将这些营业房产权登记在年仅十几岁尚在学校读书的被告名下，是鉴于原告的在职国家干部身份不便将大量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以及为了避免挂靠风险，不留下权属遗留问题等原因。同时，原告还以其他亲戚之名办理了益民广场的其他营业房的产权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原告将如此价值巨大的房产赠与给被告。从这些营业房产权登记到被告名下之日直到现在，原告从没有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赠与给被告的意思，且原告无论从当时考量还是从长远考虑，也不可能将如此价值巨大的营业房赠与给被告。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原告将其购买的坐落在南部县南隆镇瑞安路的4幢6号1层营业房假以被告的名字办理了产权登记。从上述营业房办证至今，实际上都是原告在管理、维护维修、出租这些营业房。现因家庭纠纷，被告阻却原告行使房屋所有权，为此，原告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何某辩称，1、何某系讼争房屋的产权人，并办理了不动产权属登记，合法拥有讼争房屋的所有权。2、讼争房屋系原告与陈来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赠与给被告，并依法办理了权属登记手续，被告当时作为二人唯一的子女，赠与行为符合实际情况和原告的意思表示。3、原告何锐与陈来春在2017年协议离婚时，已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进行了分割，原告并未主张分割讼争房屋，也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原告认可自己非讼争房屋的权利人。 陈来春述称，案涉房屋系陈来春与原告何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是二人协商一致赠与给何某，并办理了物权登记，根本不存在借名买房。实际上，何锐与陈来春对房屋分配都是商量好的，登记在陈来春和何锐名下的房屋是打算养老用的，登记在何某名下的，就是赠与给何某的。陈来春与何锐离婚时，已经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案涉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属于何某的个人财产。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何锐于1978年12月参加工作，2009年2月退休，退休前系重庆市国家安全局副调研员。 2002年6月14日，原告何锐（乙方）与蜀兴房产公司、恒汇建设工程公司（甲方）签订一份《承包协议》，载明：甲方将益民广场开发项目承包给乙方，由乙方出任此项目部主要负责人；乙方全权履行甲方与县建委签订的益民广场开发建设协议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代表甲方享受南府发（2002）63号文件的政策，履行该文件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负责向甲方包干交纳房产公司和恒汇建设公司两块牌子的管理费共计40万元；开发和修建的资金由乙方自行组织，独立经营，所涉及的税金及费由乙方与有关单位独立协商后承担等。 2003年7月1日，南部县建设局致函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关于益民广场办理的函》（南建发〔2003〕63号）载明：根据南府发〔2002〕63号文件“在益民广场用地面积中，安排开发性用地10亩，并确权给开发业主”的规定，益民广场建设由我局负责组织实施。经过近一年的工作，与广场相关的单位及个人的拆迁和土地结算均告一段落，开发业主也向我局缴清了土地款及“一费制”规定的费用，余款由开发业主配合我局，完成益民广场的公益设施、道路、桥梁和渠化改造工程。为了促进广场建设和完善相关手续，请贵局根据南府发〔2002〕63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给南部县蜀兴房地产开发公司项目业主何锐同志办理益民广场的开发用地手续。 2004年12月31日，原告（乙方）与蜀兴房产公司、恒汇建设工程公司（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原益民广场项目部公章签发的欠条、借条、股金、赊欠的物资，预售房合同、售房合同和售房款等均由乙方负责支付、清退，并承担出现风险应负的经济法律责任；乙方应向甲方交纳管理费48万元，已由乙方在2004年12月付清，甲方不得再向乙方收取任何费用；益民广场的房屋由乙方负责销售，销售款归乙方所有，由乙方收取等。 之后，原告何锐与蜀兴房产公司、恒汇建设工程公司均按照《承包协议》及《协议书》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 2005年期间，被告何某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蜀兴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何某购买案涉益民广场房屋，原告何锐在该合同尾部出卖人处签名，并加盖了蜀兴房产公司印章。2007年8月，案涉益民广场70间营业房产权全部登记在被告何某名下。原告何锐以蜀兴房产公司名义开发建设了案涉益民广场的房屋后，将案涉益民广场部分房屋的水、电、气上户在自己名下，另一部分上户在租房户名下，并从2005年起对案涉部分房屋以其名义对外出租，并进行管理、维修、维护以及支付水电费用。部分房屋由何锐、陈来春以何某的名义对外出租，被告何某从2012年开始以自己的名义向案涉部分房屋的承租户收取租金。 2000年12月30日，原告何锐通过竞买，从南部县供销社综合贸易公司破产清算组处购买房屋。2001年7月18日，何锐与陈来春将该房屋登记在被告何某名下。审理中，原告何锐举出两份与租房户王永芳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明房屋登记在被告何某名下后原告何锐仍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出租该房屋。 陈来春与原告何锐于1984年8月22日登记结婚，1988年1月30日生育被告何某。2017年2月24日，经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调解，陈来春与何锐自愿离婚，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但分割的财产中不包含案涉房屋。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协议书、南部县建设局（2003）63号文件、本院（2016）川1321民初3913号民事判决书、房屋租赁合同、收据、完税凭证、水电气费发票、房屋所有权证、销售不动产发票、银行交易明细表、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等主要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由于各方当事人对案涉房屋产权在登记在被告何某名下之前，系原告何锐与第三人陈来春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一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仅对原告就案涉益民广场70间营业房的取得方式存疑。对此，原告何锐提交了其与蜀兴房产公司、恒汇建设工程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协议书》和南部县建设局致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关于益民广场办理的函》各一份，以及南部县建设局出具的收取益民广场建设费发票，蜀兴房产公司收取何锐投资款及管理费收据等证据，证明该房屋系其挂靠蜀兴房产公司、恒汇建设工程公司开发而取得。且第三人陈来春也认可该房屋系其与何锐共同投资开发取得。因此，本院认为原告何锐提交的上列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应当认定案涉益民广场70间营业房系原告何锐与第三人陈来春投资挂靠蜀兴房产公司、恒汇建设工程公司开发而取得。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登记在被告何某名下的讼争房屋，是共有人何锐、陈来春将其赠与给被告何某所有，还是借名登记在被告何某名下；2、讼争房屋归谁所有。 本院就上述争议焦点评析如下： 关于焦点1，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不动产物权需经登记始发生物权效力，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的法定公示手段，不动产物权登记分为对外效力和对内效力，对外效力是指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登记的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在法律上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以便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对内效力是指应当审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真正的权利人。现实生活中，夫妻将共同出资取得的房产，产权登记在未成年或者尚未独立生活的子女名下，可能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只要没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并不意味着该房产的真实产权人就是子女。当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时，应当如何确定不动产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可以看出，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当真实权利状态与登记状态不一致时，应当按照不动产的真实权利状态予以确认。虽然事实物权人缺少登记的公示形式，但只要事实物权人能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法律应当尊重客观事实，支持事实物权人的诉讼请求。 为什么二原告要将购买的瑞安路4幢6号1层营业房以及开发的益民广场70间营业房所有权登记在何某名下。其一，原告何锐对此诉称，一是因为其在职国家干部身份不便将大量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二是因为县建设局、地税局、房管局、国土局等部门为了检查该项目完成情况，要求其和其挂靠的开发公司尽快办完产权手续。三是其和被挂靠公司都想尽快办理完所有开发的商品房的产权登记，以便了结双方的挂靠关系，不留下权属遗留问题，避免挂靠风险。四是其为了防备被挂靠的开发公司当时众多的债务纠纷损及其实际开发未售的商品房利益，更想办完产权登记。结合本院认定的事实以及原告的身份、挂靠开发房地产的实际，本院认为，原告何锐的陈述具有合理性。其二，2005年虽然被告何某与蜀兴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并将该房所有权登记在其名下，但签订合同时何某尚未成年，系在校学生，并无购买案涉房屋的经济能力。二原告2001年通过竞买取得案涉瑞安路房屋，并将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被告何某名下时，被告何某年仅13岁。其三，虽然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被告名下，但部分房屋的水、电、气均是以原告何锐之名上户，原告何锐举出了从2007年至2014年的部分《房屋租赁合同》33份，以及2015年至2017年缴纳水、电、气费的发票等，证明案涉房屋产权虽办理在被告何某名下，但原告何锐一直在以其名义对外出租并进行管理、维护，并缴纳水电气费。被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仅能证明其从2012年开始对部分案涉房屋行使出租权。综上，从房屋的取得、房价款的支付、房屋的管理维护、租赁权的行使等情况综合分析，能够认定案涉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系“借名登记”，借名人何锐、陈来春系该房的真正权利人。由于，原告何锐与第三人陈来春离婚时未对案涉房屋进行分割，故该房屋属原告与陈来春的夫妻共同财产。 被告何某抗辩，案涉房屋虽系原告与陈来春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已赠与自己，且办理了权属登记，其享有所有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换言之，赠与需要赠与人与受赠人有赠与、接受赠与的合意。就本案而言，财产共有人何锐与陈来春的意思表示尤为重要，由于原告何锐否认赠与关系的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被告何某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有将案涉房屋赠与其的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建立了赠与法律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属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的规定，法律将赠与事实的证明提高了证明标准，规定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根据本案审理情况，除了第三人陈来春陈述案涉房屋已赠与给被告何某外，被告何某既未举出书面赠与合同，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原告何锐与陈来春有共同赠与的意思表示，更谈不上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更高证明标准。由于被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赠与法律关系存在，依法应当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本院不能认定原告何锐将案涉房屋赠与给被告何某的事实。 虽然陈来春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将房屋赠与何某，但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因夫妻关系的存在而产生，在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对共同财产形成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双方无法对共同财产划分个人份额，也无权在共有期间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半数的份额，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才可以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确定各自份额。因此，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赠与行为应当无效。就本案而言，由于何锐与陈来春离婚时未分割案涉房屋，各自的份额至今尚未确定，因此，陈来春一方的赠与行为无效。综上，对被告何某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2，据前述，案涉房屋属于何锐与陈来春的夫妻共同财产，系“借名登记”在被告何某名下，审理中，陈来春未明确表示放弃自己的财产权。由于原告与陈来春离婚时并未分割案涉房屋，且原告与陈来春在本案又未能达成财产分割协议，加之，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陈来春也未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主张离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因此，本院不能超出当事人的诉求处理原告与陈来春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纠纷。审理中，虽然原告何锐鉴于陈来春表示将其房屋赠与了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与被告分配案涉房屋方案，但陈来春与何某对该方案并未认可，因此，本院不能按照何锐提出的方案，分割其与陈来春共有的案涉房屋，当事人应当另行协商或提起诉讼另案处理共有财产分割事宜。如前述，由于原告与陈来春的夫妻共同财产未分割，陈来春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被告的赠与行为应当无效，故案涉房屋仍属原告与陈来春的夫妻共同财产。 关于陈来春诉讼地位问题。审理中，因各方当事人均认为陈来春不具有共同原告的地位，应当属于第三人。本院认为，陈来春作为案涉房屋的共同共有人，审理中未明确放弃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仅认为房产已赠与给被告。但如前述，因该赠与关系无效，陈来春仍为案涉房屋的共同共有人，因此，陈来春应为具有原告性质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综上所述，案涉房屋属于原告何锐与第三人陈来春的夫妻共同财产，系“借名登记”在被告何某名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位于南部县，益祥阁（5﹟）1-1、1-2、1-3、1-4、1-5、1-6、1-7、1-8、1-9、1-10、1-11、1-12、2-1、2-2、2-3、2-4、2-5、2-6、2-7、2-8、2-9、2-10、2-11、2-12、2-13、2-14号营业房，益禄阁1-2层1-1、1-2、1-3、1-4、1-5、1-6、1-7、1-8、1-9、1-10、1-11、1-12、1-13号营业房，益福阁1-6、1-7、1-8号营业房，益德阁1-1、1-2、1-3、1-4、1-5、1-6、1-7、1-8、1-9、1-10、1-11、1-12、1-13、1-14、1-15号营业房和南部县南隆镇瑞安路4幢6号1层营业房属原告何锐与第三人陈来春共同所有； 二、被告何某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协助原告何锐、第三人陈来春将第一项所列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原告何锐、第三人陈来春名下。 案件受理费2839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8960元，由原告何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斌 审判员  文涵 审判员  董毅 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杨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