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7101行初1198号 原告：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猎德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海文路**。 负责人：李炽煐，该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海燕，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欣然，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猎德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海清路**誉城苑** 法定代表人：林穗炜，该街道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雷艳萍、叶慧怡，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梁惠卿，女，196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第三人：余伟雄，男，196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第三人：余紫容，女，199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水平，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猎德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以下简称猎德经济联社)不服被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猎德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猎德街道办）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于2019年2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猎德经济联社的委托代理人唐海燕，被告猎德街道办的法定代表人林穗炜，委托代理人雷艳萍、叶慧怡，三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郑水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猎德经济联社诉称，一、“股份分红”、“股东资格”事项属于村民内部自治范畴，如需修订之前的规定，需要通过全体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表决通过，被告无权越过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进行实质性干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被告作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拥有相应的行政职权，可以对村民及村委的事务进行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无权对村民委员会内部事宜作出实质性的干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村民的“股份分红”、“股东资格确认”是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均属于村民内部自治范畴，如果需要对有关于村民利益的事项作出变更，只有村民有权利经过合法的村民会议程序作出，被告无权对村民内部事宜进行实质决策。被告的决定明显已经超越权限，越过村民表决，既推翻了经过村民表决的章程，也实质性的对村民事务作出了决定，实属明显不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应予撤销的情形。二、原告的自治章程系通过合法程序制定的，若因少数人的私利予以推翻，将侵害大部分遵守计划生育国策之人的合法权益，且所有已经依据章程规定办理的事项被推翻，整个村民自治体制将不复存在。1、于1992年11月28日、2002年7月25日修订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夫妻双方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实行计划生育是违法行为。”“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制定计划生育自治章程，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备案。”2、1995年1月23日，原告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制订了《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猎德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以下简称“95年章程”），并经沙河镇政府审批通过；1997年1月31日，原告村股东代表大会决议修改《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猎德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以下简称“97年章程”），并经沙河镇政府1997年8月19日出具《关于猎德村修改股份章程的批复》审批通过；2005年1月20日，原告村股东代表大会修改并通过了《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猎德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以下简称“2005年章程”）、《猎德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社区管理规定》，并经天河区农林水利局出具的穗天农[2005]28号文批复通过。3、可见约束原告与第三人的所有自治章程程序规范、有法有据，并未与制订时的法律法规及国策相抵触。而95年章程第二章第七条第5款第2项、97年章程第二章第六条第5款第2项、2005年章程第三章第七条第3项均有规定：“1992年1月1日后超生的第三胎夫妇，只能配劳动股的50%，第三胎小孩不计入劳动力安置股、福利股之内。”4、因此原告是按照相应的章程规定执行，响应各个阶段的国策实行计划生育，对违法行为主体予以相应规制，同时保护遵纪守法的公民，倘若针对违法行为的主体不予区别对待、给予应有的规制实则是对大多数遵纪守法公民的一种不公平，而相关法律的存在也将显得没有任何意义。5、第三人出生时属于原告村章程管制的范围，其违反计划生育应当遵守章程规定接受相应法律后果及责任。若根据现有法律或国策推翻已经生效且执行的章程，将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将导致整个广州市城中村的治理出现混乱，甚至产生不良重大影响、导致社会动乱。三、猎德经济联社的《章程》中对于1992年1月1日后超生的第三胎小孩“股份分红”、“股东资格”事宜的规定并没有与上位法相冲突。被告在《决定书》认定：《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和《广州市实施办法》中仅规定了违反计划生育人员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分红及其他集体福利进行限制或取消股东资格，并无规定对违反计划生育人员所生的子女股份分红作出限制或取消股东资格，据此，如被告认为猎德经济联社的《章程》与上位法相冲突，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原告对此不服：正如《决定书》中所述，《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和《广州市实施办法》中并未对违反计划生育人员所生的子女股份分红作出限制或取消股东资格的规定，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原告有权在上位法没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内部决策机制进行细化规定，即原告有权对违反计划生育人员所生的子女通过《章程》作出符合村民意愿的规定，而股份分红限制或取消股东资格的规定正是村民意愿的体现，这既不与上位法冲突，相反恰恰反映了村民的意愿，充分体现了村民对于自我权利的行使和处分。四、被告重新作出的《决定书》违反二审判决书内容。《决定书》第一项决定：“被申请人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猎德股份合作经济联社本决定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紫容支付二0一五年度至二0一七年度福利股20股、劳动力安置股80股的股份分红款，共计126000元；”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的二审《行政判决书》相违背，《行政判决书》第20页关于股份分红处理：“但对于被诉决定要求猎德经济联社支付从1995年起至2016年止相对应的股份分红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如果余紫容作为社区股东参与补分配之前二十余年的分红，将稀释原每股分红金额，猎德街道办简单根据其他社区股东之前相对应的股份分红作出处理错误。”而猎德街道办重新作出《决定书》中，针对股份分红的处理仍然简单参考其他社区股东之前的股份分红金额，既与二审判决内容相违背，也与事实不符。五、被告决定根本无法执行。《决定书》第二项决定：“被申请人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猎德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从2018年度开始及之后每年度按时按标准向余紫容发放相应的社区股股东年度股份分红款”根本无法执行。如恢复超生子女的股东资格并补发之前已经分配给其他村民的分红，势必造成全体村民返还已经分配完毕的股红。同时，被告要求“按标准”向余紫容发放股份分红款，但并未写明分红标准，该标准亦非原告单方可以为之，具体如下：根据原告的《章程》（2005年1月20日）第五章第十七、十八条“本章程……确有必要修改的，应循序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经研究批准后再进行修改……修改后，须经股东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区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在章程的执行过程中，如涉及到下列内容则必须通过95%以上的所有股东按‘一股一票’的方式，经95%以上票数同意才能形成决议：（1）调整1997年章程已经确定了的股东及各股东之间所占股份份额；（2）增加或减少1997年章程已经确定了的本组织的股份份额。”由此可见，股东及股份份额的调整须经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且报区政府批准通过，并非必然能够调整。六、本案判决意义深远。如支持被告的决定，意味着现行广州市甚至全国的集体经济组织对于类似超生作出的“处罚”决定均需予以撤销，并对已经分配完成了长达十几年的财产予以重新分配，这涉及到全体村民如何执行回转的问题，必将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同时以政府决定取缔村民自治，破坏了我国“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集体资产的自治权；同时对于《决定书》的支持，意味着以前被界定为“超生”或其他违法行为的所有人员均有权要求享有股份分红等权利并重新执行之前已经分配完成了十几年的分红，那么当时为了响应国家政策被强行实行计划生育的其他村民权利又如何保障？这必将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影响深远。综上，被告作出的本案《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第二项决定无论从内容、法律依据还是形式上均与《行政判决书》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更与原告“村民自治”的原则相违背，请求法院判决撤销穗天猎字[2018]4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处理。 被告猎德街道办辩称，一、我方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中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理由如下：第三人余紫容于2016年11月向我方提出申请，要求我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责令原告猎德经济联社支付自1995年至今扣除的第三人余伟雄、梁惠卿的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要求确认第三人余紫容的股东资格并责令要求原告猎德经济联社支付第三人余紫容自出生之后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本街道办事处收到申请书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第（六）款、第六十八条，《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九款规定，本街道办事处对第三人提出的申请进行立案审查处理，并经调查后，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穗天猎字[2017]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1、确认余紫容享有猎德经济联社社区股东资格；2、猎德经济联社于本决定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紫容支付1995年起至2016年止的福利股20股、劳动力安置股80股相对应的股份分红；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请求。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依法送达给了余伟雄、梁惠卿、余紫容和猎德经济联社。第三人余伟雄、梁惠卿、余紫容和猎德经济联社对本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分别诉至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7）粤7101行初2689号《行政判决书》。猎德经济联社和本街道办事处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作出的（2017）粤7101行初2689号行政判决书，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粤71行终125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猎德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的穗天猎字[2017]16号行政处理决定第二项决定、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猎德街道办事处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对2016年11月4日《行政处理申请书》第二项中“责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余紫容）自出生之后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分红”的请求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街道办事处在重新处理期间，于2018年12月5日和2018年12月12日，向余紫容和猎德经济联社送达了《举证告知书》，分别告知余紫容和猎德经济联社在收到告知书三个工作日内到本街道办事处配合调查取证。2018年12月5日，本街道办事处依法对余紫容的委托代理人余伟雄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8年12月18日，本街道办事处依法对猎德经济联社副董事长李曼成和妇女主任李笑芳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同时收集了相关资料。经我方查明，余伟雄，男，1961年12月16日出生，梁惠卿，女，1963年3月8日出生，两人是夫妻关系，原均为猎德村村民，余伟雄、梁惠卿于1992年12月4日生育了婚生第三个孩子余紫容，并为余紫容办理了入户登记手续。1995年1月23日，原告猎德经济联社制定和颁布的《章程》第五条规定“劳动股坚持多劳多得的原则，从一九六六年开始至一九九三年底，此期间年满十六周岁至男六十周岁、女五十五周岁的村民（包括已满十六周岁后仍在校读书的学生、已招工离村、外嫁的原村民），参加本村集体劳动者，均有权享受劳动股股权待遇，按当年劳动满一年为一股计算，最高股数为28股。”第六条规定“人口股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属我村农业户口社员，包括在职劳动力、非劳动力、退休社员、在校读书的学生、现役军人以及目前判有期徒刑和在押人员，均每人享有人口股。”第七条规定“……凡违反计划生育的股东，除按镇计划生育工作若干规定处罚条例外，同时按我村计划生育工作对劳动股及人口股处罚规定执行。……（2）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后超生第三胎的夫妇，只能配劳动股权的50%，第三胎小孩不计入人口股范围之内……。”原告猎德经济联社按照1995年制定的《章程》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对第三人余伟雄属于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后超生第三胎的夫妇，只能配劳动股权的50%，只配了劳动股8股，并分配了全部人口股100股，总共108股；对第三人梁惠卿属于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后超生第三胎的夫妇，只能配劳动股权的50%，只配了劳动股4股，并分配了全部人口股100股，总共104股；对第三人余紫容不符合劳动股配股规定，未分配劳动股，对第三人余紫容属于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后超生的第三胎小孩，未确认股东资格，未计入人口股范围之内。1997年1月31日，原告猎德经济联社修改通过了《章程》，1997年《章程》将原人口股修改为劳动力安置股、福利股，1997年《章程》中关于对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后超生第三胎的夫妇、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后超生的第三胎小孩的配股原则和配股方法与1995年《章程》规定一致。原告猎德经济联社在1997年给第三人余伟雄、梁惠卿发放了股权证，股权证显示第三人余伟雄共持有劳动股8股、福利股20股、劳动力安置股80股，总共108股；第三人梁惠卿共持有劳动股4股、福利股20股、劳动力安置股80股，总共104股；原告猎德经济联社未给第三人余紫容发放股权证。2005年1月20日，原告猎德经济联社又修改通过了新的《章程》，2005年《章程》增加了股东身份确认和权利义务，但关于原告猎德经济联社组织内各股东身份和股权配置，重申了1997年《章程》确定的配股原则和配股方法。第三人余紫容自出生后，落户在猎德经济联社，入户时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户口一直保留在猎德经济联社，享受村集体合作医疗待遇，期间，余紫容未签署放弃社员权利和福利的任何协议和书面承诺。原告猎德经济联社一直按照股份证上确认的股权份额进行股份分红，第三人余紫容自出生以后未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分红。再查明，猎德经济联社未向余紫容发放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的股份分红，2018年度的股份分红截止本决定书作出之日还未发放。猎德经济联社《2015年股红分配方案》显示劳动股、劳动力安置股、福利股的股份分红按300元/股的标准进行分配、历年公司劳动股、劳动力安置股、福利股累计未分配收益按300元/股分配；《2016年股红分配方案》显示劳动股、劳动力安置股、福利股的股份分红按280元/股的标准进行分配、历年公司劳动股、劳动力安置股、福利股累计未分配收益按80元/股进行分配；《2017年股红分配方案》显示劳动股、劳动力安置股、福利股的股份分红按300元/股的标准进行分配。余紫容2015年至2017年福利股20股、劳动力安置股80股的股份分红累计应为126000元。第三人余紫容曾于2015年5月29日向我方提出书面行政处理申请，要求原告支付其出生之后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本街道办事处认为：一、根据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粤71行终1250号《行政判决书》、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猎德街道办事处穗天猎字[2017]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裁决内容，余紫容享有猎德经济联社社区股东资格，应享有社区股股东同等福利待遇。二、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余紫容作为猎德经济联社的股东，有权享受猎德经济联社的集体经济资产的经营收益。但是对于余紫容要求猎德经济联社支付自出生之后享受股份分红的问题，将余紫容作为社区股股东个参与补分配之前二十余年的股份分红，将稀释原每股分红金额，如根据其他社区股东之前相对应的股份分红进行处理将出现错误，且余紫容于2015年5月29日就是否享有股东资格及股权分红福利待遇向本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故对2015年5月29日向本街道办事处提出行政处理申请之前，猎德经济联社已经实际发放完毕的股份分红，我方不再处理。综上，我方认为，我方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正当。二、我方对第三人余紫容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股份分配、分红事宜作出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原告主张我方对第三人“股份分红”、“股东资格”认定属于超越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对村民自治进行实质性干预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九款的规定，我方作为天河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天河区政府领导下负责辖区内行政管理工作，有权对辖区居民要求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股份分配、分红事宜作出决定。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遵循的是“户口加义务”原则，本案第三人余紫容自出生后，落户在猎德经济联社，入户时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户口一直保留在猎德经济联社，享受村集体合作医疗待遇，期间，余紫容未签署放弃社员权利和福利的任何协议和书面承诺。原告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第三人余紫容未履行集体经济成员应当履行的义务。由此可知，我方确认第三人享有猎德经济联社社区股东资格，并享受股份分红等并无不妥。三、我方认为，原告在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陈述中关于对第三人不应当享受股份分配及分红的相关主张实际上是对（2018）粤71行终125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不服，对（2018）粤71行终1250号行政判决书已经查明认定的内容，本案不应当重复审查，且该判决目前尚在生效期间，故应当对原告的诉请予以驳回。综上，我方认为，我方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正当，故原告诉请依据不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余伟雄、梁惠卿、余紫容述称，一、村民自治范畴要在不违背宪法、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本案“股东资格”事项，关系到余紫容是否享有与联社成员同等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原告制定的《章程》剥夺第三孩股东资格之规定，违反宪法人人平等原则，与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上位法相抵触。1.余紫容应当享有社区股东资格和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原告《章程》与我国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抵触，侵犯了余紫容的合法权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余紫容自出生即落户在原告联社处，且入户时属农业户口，期间户口一直保留、未曾迁出猎德经济联社处，也未签署放弃联社社员权利和福利待遇的任何协议和书面承诺，应当具有猎德经济联社的社区股东资格和享有同等村民股份分红福利待遇。2.原告联社《章程》规定限制或取消超生子女股东资格，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等上位法法律规定。《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和《广州市实施办法》（1993年）第四十三条，只规定了针对超生夫妇进行的处罚，并未规定对超生子女限制或取消股东资格，原告处罚及于剥夺超生子女股东资格和股份权利，明显违法。同时，根据行政法中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的原则，原告剥夺余紫容的社区股东资格，制定的《章程》对超生第三胎子女不配置劳动力安置股、福利股，超越自治范畴，违反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位法法律规定，剥夺余紫容的股东资格行为违法。3.原告行使村民自治权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不得作出有违法律的行为。首先，原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亦应当遵照法律，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依法行使村民自治权，不得作出有违法律的行为，显然，原告《章程》限制或取消超生子女股东资格，超越自治范畴，与上位法相抵触。其次，原告以剥夺超生子女社区股东资格和福利待遇已实施多年为由，认为《章程》合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非“存在即合法合理”，《章程》如违反法律，应当予以撤销或改正。且联社作出的处罚仍继续减损我方的合法权益，至今对我方的权益仍造成实质影响，并不属于不再处理的历史问题。最后，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内容明确具体，具有可执行性，原告以被告处理决定无法执行作为理由，理据不足。二、被告猎德街办具有作出诉争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职权，作出的行政处理行为，不属于干预村民内部自治，原告事实依据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我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猎德街道办具有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的法定职权，有权对我方的行政事项作出处理决定。根据《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九）项的规定，被告作为政府派出机关，依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和六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对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负有法定职责，具有对本案我方要求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股份分红、福利待遇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2.原告《章程》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位法法律，被告依职权进行监督和纠正，确认余紫容的社区股东资格，并未干预原告村民内部自治权，作出行政处理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若干意见》（穗府[2014]34号）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章程》规定剥夺第三孩的股东资格和福利待遇，对超生子女未给予与其他村民的同等待遇，违反法律规定，被告监督并作出纠正，确认余紫容的社区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干预村民自治。三、猎德经济联社自1995年起，扣除余伟雄、梁惠卿的50%劳动股至今，违反法律规定。猎德经济联社自1995年起，扣除余伟雄、梁惠卿的股份至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未规定对超生夫妇扣除股份终身，猎德街办扣除余伟雄、梁惠卿50%劳动股至今，行为违法。且猎德经济联社对余伟雄、梁惠卿的处罚畸重，不具有公平合理性，已明显超过处罚限度，处罚手段与目的不相当，达不到处罚目的和效果。四、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要求原告向余紫容支付自2015年至2017年的股份，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方在2015年，已向被告提出行政处理申请，请求被告对我方股东资格及股份分红、福利待遇作出处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以我方提出行政处理申请时间作为认定时点，未违反二审行政判决的内容。综上，我方认为，原告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余伟雄与梁惠卿为夫妻关系，二人均为原告猎德经济联社成员。余伟雄与梁惠卿于1992年12月4日生育第三个孩子余紫容，余紫容出生后于1993年1月13日入户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此后户口未迁出原告处。 原告相关章程规定，至1994年12月31日享受猎德村福利待遇的在生村民均可享受劳动力安置股80股和福利股20股，1992年1月1日后超生第三胎的夫妇，只能配劳动股的50％，1992年1月1日后超生的第三胎小孩不配置劳动力安置股、福利股。依照章程规定，原告分别扣除余伟雄与梁惠卿各50％劳动股，即扣除余伟雄劳动股8股、扣除梁惠卿劳动股4股，向余伟雄配置劳动股8股，福利股20股，劳动力安置股80股，向梁惠卿配置劳动股4股，福利股20股，劳动力安置股80股。原告未确认余紫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未予余紫容配股分红。 2015年6月29日，三第三人向被告猎德街道办提交行政处理申请，请求事项为：1.责令原告支付自1995年至今扣除的余伟雄、梁惠卿的所有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2.请求确认余紫容依法享有原告股东资格，并责令原告支付余紫容自出生之后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被告对此未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2016年11月4日，三第三人再次向被告提交行政处理申请书，请求事项与2015年6月29日行政处理申请的申请事项一致。2017年4月14日，被告作出穗天猎字[2017]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如下：（一）确认余紫容享有原告社区股股东资格；（二）原告于本决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紫容支付1995年起至2016年止的福利股20股、劳动力安置股80股相对应的股份分红；（三）驳回三第三人的其他请求。三第三人不服该处理决定中第（三）项内容，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府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猎德街道办作出的前述行政处理决定中“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请求”的决定。原告不服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三第三人不服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与行政复议决定，均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7）粤7101行初268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猎德街道办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的穗天猎字[2017]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的第二、第三项决定；二、猎德街道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2016年11月4日行政处理申请书第一项、第二项中“责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余紫容）自出生之后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的请求事项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三、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的天河府行复[2017]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四、驳回余伟雄、梁惠卿、余紫容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猎德经济联社的其他诉讼请求。猎德经济联社与猎德街道办均不服，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下简称广铁中院），广铁中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粤71行终1250号行政判决，该判决认为：“二审的审查焦点系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第一项针对余紫容确认其依法享有猎德经济联社股东资格的请求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经审查，余紫容的父母余伟雄、梁惠卿系猎德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余紫容出生即入户猎德经济联社，户口一直在该社，猎德经济联社亦无证据证明余紫容未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猎德街道办确认余紫容享有猎德经济联社社区股东资格，符合《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第二项针对余紫容要求支付自出生之后所有股份分红的请求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如前所述，余紫容作为猎德经济联社的股东，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享受猎德经济联社的集体经济资产的经营收益。但对于被诉决定要求猎德经济联社支付从1995年起至2016年止相对应的股份分红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如果余紫容作为社区股东参与补分配之前二十余年的分红，将稀释原每股分红金额，猎德街道办简单根据其他社区股东之前相对应的股份分红作出处理错误。第二，并无证据显示，余紫容在2016年11月4日向猎德街道办提起本次行政处理之前，已就其是否享有股东资格及股份分红等福利待遇事项向有权主管机关提出过申请。因此，在余紫容申请本次行政处理之前，猎德经济联社已实际发放完毕的股份分红，猎德街道办不应再作出处理。据此，猎德街道办未查清情况，即责令猎德经济联社为余紫容支付1995年至2016年止的福利股20股、劳动力安置股80股相对应的股份分红欠妥，原审法院撤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中的第二项决定，理由虽然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第三项针对余伟雄、梁惠卿要求猎德经济联社支付自1995年至今扣除的所有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余紫容要求猎德经济联社支付出生之后应当享受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福利待遇（除股份分红外）的请求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中，余伟雄、梁惠卿是猎德经济联社的社员，其1992年12月4日违法生育三孩余紫容，猎德经济联社按照章程的规定，对余伟雄、梁惠卿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作出处理，从1995年起扣除了其50％的劳动股。根据余伟雄、梁惠卿超生余紫容时施行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1986年），并未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夫妇不得享受集体福利待遇。即使根据《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1999年修订）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农业人口超计划生育的，也是七年以上十四年以下不得享受农村股份合作制分红及其他集体福利，而不能终身扣除股份并停止福利待遇。经审查，余伟雄、梁惠卿要求猎德经济联社支付从1995年至今扣除的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应指的是截止其本次行政处理申请之日止扣除的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鉴于上述第二点阐述的理由，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处理应从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之日起算，故猎德街道办不予支持余伟雄、梁惠卿要求猎德经济联社支付自1995年至今扣除的所有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请求的理由虽然不妥，但处理并无不当。余紫容要求猎德经济联社支付其出生之后应当享受的集体经济组织其他福利待遇（除股份分红外），但其在行政处理期间并未明确其他福利待遇的具体内容，猎德街道办依职权调查时，猎德经济联社亦未就其他福利待遇的具体内容提出主张和证据，在此情况下，猎德街道办不予支持余紫容要求其他福利待遇的请求，亦无不妥。因此，原审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第三项决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天河区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职权依据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即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原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指出。天河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决定因遗漏审査余伟雄、梁惠卿、余紫容的申请复议事项，原审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部分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广铁中院遂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7）粤7101行初2689号行政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7）粤7101行初2689号行政判决第一、二、四、五项；三、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猎德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的穗天猎字[2017]16号行政处理决定第二项决定；四、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猎德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对2016年11月4日行政处理申请书第二项中“责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余紫容）自出生之后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分红”的请求事项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上述判决作出后，被告分别向余紫容与原告发出举证告知书，分别对双方进行调查询问并收集了原告方股份分红的相关材料。原告相关分配方案显示，2015年度劳动力安置股与福利股分红为300元/股，2016年劳动力安置股与福利股分红为280元/股，2017年劳动力安置股与福利股分红为300元/股。 2018年12月21日，被告作出穗天猎字[2018]4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依照法院生效判决，余紫容具有原告社区股股东资格，应享有社区股股东同等福利待遇，有权享受原告的集体经济资产的经营收益。余紫容于2015年6月29日才就是否享有股东资格及股权分红福利待遇向被告提出申请，故对该时间之前原告已经实际发放完毕的股份分红不再处理。被告遂决定如下：（一）原告自本决定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紫容支付2015年度至2017年度福利股20股、劳动力安置股80股的股份分红款，共计126000元；（二）原告从2018年度开始及之后每年度按时按标准向余紫容发放相应的社区股股东年度股份分红款。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户口本、猎德经济联社历年章程与相关批复及决议、行政处理申请书、受理通知书、行政处理事项通知书、收件证明、送达回执、穗天猎字[2017]1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17）粤7101行初2689号行政判决书、（2018）粤71行终1250号行政判决书、举证告知书、委托书、询问笔录、说明、股份证、股份分红流水、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度工作总结大会决议、穗天猎字[2018]4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等证据予以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关于余紫容的股东资格、补发其他福利待遇及余伟雄、梁惠卿补发股份分红与其他福利待遇问题，广铁中院生效判决已作出认定与处理，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案中，被告依照生效判决对“责令猎德经济联社支付余紫容自出生之后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分红”的请求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决定原告向余紫容发放相应股份分红款是否合法的问题。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第十六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以下权利：……（二）享有集体资产产权、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确定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经营收益；……”本案中，余紫容经生效判决确认具有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依法具有获得原告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分红的权利。如生效判决所述，在余紫容申请本次行政处理之前，原告已实际发放完毕的股份分红，被告不应再作出处理。经审查，余紫容最早于2015年6月向被告提出行政处理申请，故被告对于该时点之后余紫容应得的股份分红予以支持并决定原告向余紫容发放该时间之后的股份分红款并无不当。本案被告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福利待遇的处理职权以及原告章程的适用等问题，实质已经相关生效判决予以审查确认，本院对此不予重复审查。被告关于余紫容提出行政处理申请之后股份分红的处理与生效判决关于提出行政处理申请之前的股份分红处理的意见并不冲突。原告要求撤销涉案处理决定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猎德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猎德股份合作经济联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唐知莹 审 判 员  徐 星 人民陪审员  尹春生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曹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