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02民初1673号原告：王琼，女，197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襄阳祯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工人，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剑、钱良坤，均系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环城东路6号。法定代表人：罗志勇，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亚林，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科主任，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民，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王琼与被告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对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的起诉，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良坤、被告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亚林、张爱民到庭参加了诉讼。其间，依法进行了司法鉴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后）：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137820元（34455元/年×20年×20%）、被扶养人生活费57590.40元（23996元/年×12年×20%）、后期治疗费210000元（70000元×3次）、护理费34421.18元（38897元/年÷365天×323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6150元（50元/天×323天）、医疗费3122元、误工费45752元（1204元/月×38月）、交通费2000元，共计506855.58元的40%，即202742.23元，以及鉴定费35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216282.23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6月22日16时左右受伤。于当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行左股骨颈内固定术，2014年7月9日出院。术后左股骨颈骨行走不利1年，于2015年6月17日至10月19日在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124天。其后分别于2016年11月3日至2017年1月12日在襄阳天和医院住院治疗71天，于2017年1月14日至2月4日在襄阳中医医院住院治疗21天，进行左髋关节置换手术治疗，于2017年2月16日至5月17日在襄阳天和医院住院治疗90天，前后共住院治疗323天。后来的治疗检查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的医疗过错（行左股骨颈内固定手术时3枚空心钉存有瑕疵且放置部位不佳）是导致原告左股骨头坏死行髋关节置换手术的主要原因；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在原告骨折尚未稳定愈合的情况下，进行康复训练对原告的康复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在医疗过程中未尽到医疗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被告的上述过错导致原告股骨头坏死，使原告长期行走不利，多次入院治疗并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造成原告九级伤残。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人民法院。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辩称：1.原告在车间干活不慎摔倒，应依法认定为工伤；2.原告外伤为其自身损伤，与其术后发生股骨头坏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答辩人在对原告的诊疗活动中，医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失或损害，原告发生的股骨头坏死与答辩人之间的诊疗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4.原告诉请的赔偿明细，绝大部分应在工伤赔偿下解决，在工伤解决赔偿的情况下再起诉属于重复赔偿主张，重复的部分依法应不予保护；5.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鉴定产生的鉴定费12000元，原、被告应按过错比例分别承担。综上，请求法院依法作出裁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22日下午4时左右，原告王琼在工作期间不慎摔倒，被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住院治疗17天，后于2014年7月9日出院。住院期间于2014年6月23日局麻下行左胫骨结节牵引术，后于6月25日在椎管内麻醉下行左股骨颈骨折复位内固定术（3枚空心钉）。入院及出院诊断均为：左股骨颈骨折-头下型。出院医嘱：1.全休半年；2.至少1年内不得负重及从事重体力劳动；3.院外可继续行促进骨质生长及对症治疗；4.在医生指导下行患肢功能锻炼；5.定期复查，根据复查拍片结果决定拆除内固定物及患肢功能锻炼时间；6.若出现股骨头坏死则需二次手术行左髋关节置换术；7.不适随诊。2015年6月17日，原告王琼入住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入院及出院诊断均为：左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术后）。王琼在该院住院124天，后于2015年10月19日出院。出院医嘱：建议转入综合医院进一步治疗。2015年9月15日，原告在博爱医院髋关节前后位检查的DR检查报告单示：1.左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术后；2.左股骨头缺血性坏死。2015年9月16日，原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的骨盆DR片示：左侧股骨头变扁。2016年11月3日，原告王琼入住襄阳天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入院诊断为：1.左股骨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2.左侧股骨头坏死？原告在该院住院治疗71天，后于2017年1月13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左股骨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2.左侧股骨头坏死。出院医嘱：1.适当运动，注意休息；2.尽早行髋关节置换手术；3.不适随诊。2017年1月14日至2月4日，原告在襄阳中医医院住院治疗21天，花住院医疗费共计58363.68元，其中王琼个人自付费用为816.60元，其余部分已由工伤统筹支付。入院及出院诊断均为（西医）：左（L）侧股骨颈骨折术后股骨头坏死。住院期间于2017年1月17日行左侧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原告为此支付麻醉科治疗费306元。出院医嘱：1.出院后继续门诊康复治疗；2.术后3周内部分负重，指导功能锻炼；3.避免过劳、深蹲等活动，加强肢体康复锻炼；4.每月定期门诊复查，不适随诊。2017年2月5日，襄阳中医医院为原告出具病情证明一份，建议：1.减少负重；2.避免屈髋屈膝；3.休息贰月，复查。2017年2月16日至5月17日，原告再次入住襄阳天和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90天。入院及出院诊断均为：1.左侧股骨颈骨折术后股骨头坏死；2.左侧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出院医嘱：1.适当运动，注意休息；2.避免二次损伤。王琼认为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对其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曾诉至本院，后又于2017年8月24日撤回了起诉，本院依法裁定予以了准许。在前次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5年12月21日申请对被告的诊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的参与度等进行鉴定。被告于次日申请对2015年6月17日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中“王琼”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后经依法移送鉴定，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接受本院委托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鄂诚信[2016]文鉴字第6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2015年6月17日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中“王琼”的签名字迹与提供的样本字迹（被告提交的病历资料中2015年6月17日入院记录陈述者王琼的签名字迹、住院病人外出风险告知书患者本人签名处王琼的签名字迹、职工工伤（医疗）保险住院须知患者签字处王琼的签名字迹、患者住院须知患者签字处王琼的签名字迹、医患道德责任书中患者或家属签字处王琼的签名字迹、患者住院须知（补充）患者签字处王琼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后原告王琼撤回了医疗过错鉴定申请。2016年12月7日，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向本院申请对其院对王琼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行为或过失行为？如存在，过错行为或过失行为与王琼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比例如何？进行司法鉴定。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接受本院委托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鄂中司鉴2017临医鉴字第23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分析认为，原告股骨颈头下型骨折，由于其解剖学上的特殊性（仅有圆韧带动脉血供营养），股骨头血供损伤严重，这类骨折愈合困难，故其股骨头发生缺血坏死发生率高，预后差；加之术后X片显示空心钉放置部位不佳，均是造成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但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在王琼骨折未稳定愈合的情况下，进行康复训练对其康复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在医疗过程中则未尽到医疗注意义务。综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在对王琼的医疗行为中存在一定的医疗过失（过错），该医疗过失（过错）与王琼的损害后果存有因果关系，但是，王琼外伤后所致左股骨颈骨折为头下型，临床上此类骨折继发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概率亦比较高，襄阳职业病防治院的不当康复训练只可促进该病情发生或发展。加之王琼入该院前所行左股骨骨折复位内固定术（3枚空心钉）亦存有一定瑕疵，因此，襄阳职业病防治院的医疗过失在王琼左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损害后果中只能起次要作用。依据湖北省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办理医疗过失司法鉴定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建议其医疗过失参与度系数值可为20%-40%。鉴定意见为：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在对王琼的医疗行为中存在一定的医疗过失（过错），该医疗过失（过错）与王琼的损害后果存有因果关系，建议其医疗过失参与度系数值可为20%-40%。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为此支付鉴定费12200元。后王琼于2017年5月2日向本院申请对其伤残程度、伤残与被告的医疗过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告的后期治疗及康复费用进行鉴定。襄阳中立法医司法鉴定所接受本院委托于2017年7月8日作出襄中立司鉴所[2017]法医初鉴字第0145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王琼左髋关节全髋置换术后，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规定评定为九级伤残；与其在襄阳职业病防治院的康复训练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其参与度约为20%-40%之间；2.王琼后续治疗中的拍片复查费用约需2000元；其后左髋关节假体置换尚需更换一次，建议参照王琼所作的左髋关节置换时的费用计算。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2700元。原告本次诉讼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对原告的手术存在过错，且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在原告骨折尚未稳定愈合的情况下进行康复训练存在过错，共同导致原告股骨头坏死，多次入院治疗并行左髋关节置换术，并诉至本院要求该二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在诉前调解阶段，原告申请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对王琼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则对其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重新鉴定。本院依法移送鉴定，先委托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8年7月5日向本院出具退案说明一份，以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无法顺利完成委托的鉴定事项为由不予受理，并退回送鉴资料。后本院又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接受本院委托并于2019年4月19日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57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如下：（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以下简称医方）的医疗行为评估1.医方对患者王琼的诊断明确，具有手术指针，手术方式选择合理。王琼于2014年6月22日下午4点左右在车间干活时不慎摔倒，致左髋部疼痛、活动受限。伤后到医方医院就诊，入院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头下型。鉴定时复查医方医院2014.6.22X（51298）、2014.6.23CT（45215），其左股骨颈骨折-头下型的诊断明确。对于股骨颈骨折，除非年龄过大，全身情况差，合并有严重心、肺、肾、肝等功能障碍不能耐受手术者等情形，原则上需手术治疗，故具有手术指针。股骨颈骨折手术方法有闭合复位内固定术、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人工关节置换术方案，医方选择“行左股骨颈骨折复位内固定术”治疗，应认为手术方式选择合理。2.医方术前准备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患者入院后，医方完善相关检查。医方于2014年6月22日病情告知书就治疗方案及各治疗方案优缺点、愈合状况向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有患者方代表签字。患者出院时，医方出院医嘱就不得负重及从事体力劳动、院外可继续行促进骨质生长及对症治疗、在医生指导下行患肢功能锻炼、定期复查、若出现股骨头坏死则需二次手术行左髋关节置换术等事宜进行了充分告知。故认为医方术前准备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3.医方手术操作无明显瑕疵。医方于2014年6月25日为患者行左股骨颈骨折复位内固定术，术中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切开阔筋膜，纵行分开股外侧肌，切开并剥离骨膜，显露出股骨上段。反复在“C”臂机透视下行牵引复位，以不同角度观察见骨折对位对线良好后，于大转子下缘2.0cm处将定位器敷贴于股骨，选择合适进针点及进针方向，倒“品”字形钻入3枚克氏针。最终C型臂X光机透视见3枚克氏针均位于股骨颈，位置理想。测量进针深度，用空心钻沿克氏针方向扩孔，并选择长度分别为7.5cm、8.5cm、9.5cm的3枚空心钉（2枚垫片）拧入固定骨折断端。再次C型臂X光机透视见左股骨颈骨折复位理想，内固定位置适中。鉴定时临床专家复阅术后影像学片，示内固定物位置可，不存在患者所述位置不佳的情形。故认为医方对患者的手术操作无明显瑕疵。（二）因果关系及过错责任分析。股骨头坏死为股骨颈骨折的转归之一。股骨头坏死的发生与许多因素有关，主要包括年龄、损伤机制、骨折类型和移位程度、复位是否满意、内固定的有效性以及下肢不负重时间等有关。1.患者王琼外伤致左股骨颈骨折-头下型，为其自身损伤，与其术后发生股骨头坏死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医方在对患者王琼的诊疗过程中无过错，与患者王琼术后发生股骨头坏死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患者王琼发生股骨头坏死与其自身损伤（左股骨颈骨折）存在因果关系。医方在对患者王琼的诊疗过程中无过错，与其术后发生股骨头坏死间无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在对王琼的诊疗过程中无过错，与王琼术后发生股骨头坏死间无因果关系。原告同时还向本院申请对其后期治疗费用进行鉴定，本院依法移送鉴定。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本院委托并于2018年5月10日出具编号：同济司法鉴定[2018]法医临床L04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认为：1.根据法医学检查所见、送检病历记载伤情及影像学资料显示征象，认为王琼2014年6月22日所受损伤主要为左股骨颈骨折（头下型）；2.王琼左股骨颈骨折程度较重，临床已行切开复位空心钉内固定术及对症康复治疗，伤后一年余（2015年5月7日）复查X线片提示存在早期股骨头坏死征象，于2016年12月30日复查X线片提示左股骨头呈缺血性坏死（Ⅳ期）表现，于2017年7月17日行左侧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人工髋关节的使用年限一般为10-15年左右，后期如需行人工全髋翻修术治疗，其医疗费原则上按实际发生额赔付，如需提前结案，建议以国产中等价格水平评估，手术费用约7万元。鉴定意见为：王琼的人工髋关节使用年限一般为10-15年，每次翻修费用约7万元或据实赔付。原告为此向该鉴定机构支付鉴定费84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9年6月20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的起诉。原告王琼系襄阳祯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在工作期间不慎摔伤。襄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8月12日出具襄人社工伤认[2014]5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琼2014年6月22日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王琼受伤前三个月月均工资为2394.33元，自2014年7月起至2017年7月，月均工资为1286.77元，每月减少1107.56元。原告王琼之母卢祥惠出生于1947年2月7日，原告定残时其已年满70周岁。原告之夫所在单位武汉铁路局襄阳电务段襄阳电务车间与原告居住地社区襄阳襄城区四季青社区居民委员会共同出具证明一份，证实原告之母卢祥惠跟随原告一家居住，无其他收入，无生活自理能力，需要照顾，且卢祥惠只有唯一女儿王琼。本院认为：原告王琼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行左股骨颈骨折复位内固定手术治疗，后在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进行康复治疗，出现左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在多家医院治疗并行左侧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的事实成立，原告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及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之间形成医疗关系。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对原告王琼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王琼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的大小问题。原告主张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在原告骨折尚未稳定愈合的情况下，进行康复训练对原告康复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在医疗过程中未尽到医疗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并以此主张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依法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诉讼过程中，王琼对被告提交的住院病历中的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中患者（代理人）签名处“王琼”的签名不认可，认为是被告伪造的，不是其本人所签，被告认为是原告本人所签，并申请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经本院委托鉴定，鉴定意见认为，送检的被告医院2015年6月17日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中“王琼”的签名字迹与提供的样本字迹（被告提交的病历资料中2015年6月17日入院记录陈述者王琼的签名字迹、住院病人外出风险告知书患者本人签名处王琼的签名字迹、职工工伤（医疗）保险住院须知患者签字处王琼的签名字迹、患者住院须知患者签字处王琼的签名字迹、医患道德责任书中患者或家属签字处王琼的签名字迹、患者住院须知（补充）患者签字处王琼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原告据此认为被告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并撤回了医疗过错鉴定申请。虽经鉴定，上述“王琼”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被告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中患者（代理人）签名处“王琼”的签名不是王琼本人书写，被告确存在过错，但并不能证明被告的该过错与原告左股骨头坏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的大小。后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向本院申请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移送鉴定，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接受本院委托进行了司法鉴定，认为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在原告骨折尚未稳定愈合的情况下，进行康复训练对其康复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在医疗过程中未尽到医疗注意义务，与王琼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同时认为，王琼外伤后所致左股骨颈骨折为头下型，临床上此类骨折继发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概率亦比较高，被告的不当康复训练只可促进该病情发生或发展。加之，王琼入该院前所行左股骨骨折复位内固定术（3枚空心钉）亦存有一定瑕疵。故认为被告的医疗过错在原告左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损害后果中只能起次要作用，建议医疗过失参与度系数值可为20-40%。在本次诉讼诉前调解阶段，本院依原告申请依法移送鉴定机构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对其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重新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本院委托经鉴定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与原告王琼术后发生股骨头坏死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的起诉，本院依法予以了准许。上述三鉴定意见系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所涉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均具有相应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依据充分，双方当事人已就该鉴定意见书充分质证，从质证的情况看，鉴定意见书并不存在经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故对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关于送检的2015年6月17日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中“王琼”的签名字迹与提供的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意见、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关于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对原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在原告左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损害后果中起次要作用的意见，以及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与原告王琼术后发生股骨头坏死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意见，本院均予以采信并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故参考上述三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综合考虑本案侵权行为发生的原因、造成的损害后果及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对原告王琼遭受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137820元（2019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4455元×20年×20%）符合规定，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其母卢祥惠）生活费57590.40元（2019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23996元×12年×20%），原告定残时其母卢祥惠已年满70周岁，还需扶养10年，且卢祥惠只有原告一个女儿，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本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47992元（2019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23996元×10年×20%）；关于原告主张的后期治疗费210000元（70000元×3次），原告于2017年1月17日行左侧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襄阳中立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认为王琼左髋关节假体置换尚需更换一次，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经鉴定认为王琼的人工髋关节使用年限一般为10-15年，每次翻修费用约需7万元或据实赔付，故参照鉴定机构的上述意见，考虑原告的手术时间、年龄、人工髋关节的使用年限等因素，本院暂支持后期行一次人工全髋翻修术治疗的费用，即暂支持后期治疗费（人工全髋翻修术手术费用）70000元，若之后原告确还需进行人工全髋翻修术治疗，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告伤后共住院治疗323天，但原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住院17天期间系为治疗自身外伤，与被告之间并无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对原告主张的该17天期间的相关损失依法应予扣除，故关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34421.18元（2019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38897元÷365天/年×323天），考虑原告伤情，其住院期间确需他人护理，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本院支持护理期为306天，即认定护理费32609.54元（2019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38897元÷365天/年×306天）；关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6150元（50元/天×323天），本院依规认定15300元（50元/天×306天）；关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3122元，其中包括在襄阳中医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自付的住院医疗费816.60元、门诊医疗费306元，以及鉴定机构鉴定的后续治疗费中的拍片复查费用2000元，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45752元（1204元/月×38月），原告伤后自2015年6月17日起在被告处康复治疗，后间断持续治疗至2017年5月17日，于2017年7月8日经鉴定构成伤残，故结合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本院认定因被告过错诊疗行为造成的原告的误工期为318天，认定误工费11740.14元（月均减少收入1107.56元÷30天/月×318天）；原告主张交通费2000元，结合原告提供的相关票据，综合考虑原告治疗的时间、地点、次数等因素，本院酌定予以支持；原告主张鉴定费3540元，有正规票据证实，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支持5000元。综上，本院依法认定原告因本案遭受的合理、合法损失为：残疾赔偿金1378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7992元、后期治疗费70000元、护理费32609.5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300元、医疗费3122元、误工费11740.14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35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329123.68元。依法应由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赔偿134649.47元（324123.68元×4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支付的医疗过错鉴定费12200元，因被告只主张12000元由原告按责任比例分担，故扣减原告应承担的鉴定费7200元后，被告襄阳职业病防治院依法还应赔偿原告王琼损失共计127449.47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琼各项损失共计127449.47元；三、驳回原告王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1元，由原告王琼负担284元，被告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负担40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春辉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陈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