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行终6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祥军，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公望街**。 法定代表人戴爱良，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路**/div> 法定代表人吴玉凤，区长。 委托代理人盛平、郎晓军。 原审第三人应亚东，男，196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俞祥军因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浙8601行初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2018年8月16日，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富阳区市监局）向俞祥军作出《关于俞祥军省政务平台投诉举报答复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经查：杭州富阳区新登镇亚东养殖场在未租给来利松、赵英等人之前,养殖场内猪仔、饲料采购、成猪销售等均由应亚东负责,故实际经营者为应亚东与营业执照负责人一致。2、俞祥军虽然后来以杭州富阳区新登镇亚东养殖场名义与来利松、赵英等签订了猪场租赁合同,但租金是应亚东、俞祥军各收一半,来利松、赵英等人是因为应亚东欠俞祥军钱经应亚东同意才给俞祥军一半的,并且应亚东已经收取了2019年的租金。所以实际上来利松、赵英等人均认为该处营业执照、经营使用权是应亚东的,不存在应亚东出借、出租和转让营业执照给俞祥军的情况，只是承包给他人而已。经营者应亚东登报声明营业执照遗失后补办营业执照是其权利，整个过程中,应亚东的行为并未构成《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的‘个体工南户提交虚假材料骗取注册登记，或者伪造、涂改、出租出信.转让营业执照’的行为。应亚东与俞祥军的协议，属于他们之间对债权债务的私下约定与营业执照无关，至于应亚东配不配合俞样军办理相关手续，这是应亚东自己的选择和权利……”。俞祥军不服，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富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12月17日，富阳区政府作出富政复决[2018]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维持富阳区市监局作出的《情况说明》。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4日，俞祥军在浙江省××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上反映，其就应亚东涉嫌违法行为向新登市场监督管理所举报，但新登市场监督管理所不予处理，故申请新登市场监督管理所的上级机关履行监督职责，责令新登市场监督管理所对应亚东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同年7月9日，富阳区市监局通过投诉举报平台告知俞祥军该事项不属于信访受理范围，依法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解决，并将俞祥军提交的材料转入其下属的新登市监所处理。同年8月1日，富阳区市监局作出补充答复，对俞祥军反映的问题展开实质性调查，向俞祥军告知应亚东的行为不构成《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新登市监所不予处理的答复正确。同年8月16日，富阳区市监局作出《情况说明》，再次将先前调查结论告知俞祥军。同年8月21日，俞祥军向富阳区市监局申请履行法定职责，要求查处亚东养殖场违法转让《营业执照》行为。同年9月4日，富阳区市监局做出《回复》，称此前的书面答复中已经告知调查处理结果。俞祥军不服，于同月11日向富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补正，富阳区政府于同月20日受理，并于同月25日通知富阳区市监局在收到书面申请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同年11月13日，富阳区政府决定延长行政复议期限30日。同年12月17日，富阳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邮寄送达复议各方当事人。俞祥军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判令：1.撤销富阳区政府作出的富政复决［2018］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富阳区市监局作出的《情况说明》；3.责令富阳区市监局限期重新作出处理。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12月1日，应亚东与俞祥军签订《协议书》，将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的土地、房产及生猪折价抵债。2015年10月21日、2016年6月11日，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与案外人班彦波、来利松、赵英分别签订《猪场租赁合同》将养殖场出租。2017年12月29日，应亚东持富阳日报遗失公告等材料申请变更登记并于当日换发了名称为“杭州富阳区新登镇亚东养殖场”的营业执照。 原审法院认为：俞祥军于2018年7月4日在投诉举报平台上反映的内容，实质是向新登市监所的上级机关申请履行行政层级监督职责，责令新登市监所对应亚东的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而非直接申请查处应亚东的涉嫌违法行为。行政机关的内部层级监督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不论富阳区市监局的调查回复是否合法，不进入行政诉讼实体评判范围。况且，富阳区市监局在作出《情况说明》前，已在投诉举报平台上作出补充答复，向俞祥军告知具体调查处理结果，而《情况说明》实际是重复告知调查处理结果，未对俞祥军和应亚东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在收到《情况说明》后，俞祥军又向富阳区市监局申请查处应亚东的涉嫌违法行为，富阳区市监局针对这个法定履职申请，在《回复》中告知俞祥军以先前查处告知内容为准，这并非重复告知，而是对正式法定履职申请的初次告知。该《回复》具有可诉性，但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俞祥军可以另行依法寻求救济途径。综上，俞祥军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俞祥军的起诉。 俞祥军不服，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为2018年7月4日在投诉举报平台上反映的内容，系行政机关的内部层级监督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错误的。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区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职权管辖本辖区发生的案件。因此，本案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为被上诉人富阳区市监局，而不是新登市监所。上诉人于2018年7月4日在举报平台上反映的新登市监所不履行查处应亚东转让营业执照的法定职责，要求督促其立即纠正，实质上是被上诉人富阳区市监局不履行法定查处职责所致，并不存在行政层级监督问题。因新登市监所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所履行的行政管理职责仍属被上诉人富阳区市监局，原审认为是内部层级监督错误。二、本案系被上诉人富阳区市监局通过投诉举报平台途径发现转让营业执照的违法行为，却以《情况说明》的信访形式答复，原审法院认为未对俞祥军和应亚东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上诉人认为是错误的。三、《情况说明》的内容已经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具有可诉性，且《情况说明》是被上诉人正式向上诉人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被上诉人富阳区市监局已经拒绝了上诉人要求其履行查处转让营业执照及骗取变更登记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具有可诉性。在上诉人提起履行法定职责申请后，被上诉人富阳区市监局作出《回复》告知以先前查处告知内容为准，而原审法院认为该《回复》具有可诉性，但非本案审理范围，告知可另行依法寻求救济途径，确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指令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本案或裁定异地管辖。 被上诉人富阳区市监局二审中未发表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富阳区政府二审辩称：一、被上诉人富阳区政府已经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履行了法定职责。二、被上诉人富阳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三、上诉人于2018年7月4日在投诉举报平台上反映的内容，实质上是向新登市监所的上级机关申请履行行政层级监督内容，系行政机关内部监督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况且，《情况说明》实际是重复告知调查处理结果，未对上诉人和应亚东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应亚东未提交二审书面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俞祥军在投诉举报平台反映情况时一并明确，“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登所将应亚东已实际转让营业执照由俞祥军长期经营的行为，辩称俞祥军实际经营的富阳市新登镇亚东养殖场未改变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不属于《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为由，不予处理”。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陈述可以确认，在俞祥军2018年7月4日投诉举报前，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登所已作为该局的派出机构，就俞祥军举报的相关事项作出过“不属于《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不予处理”的结论。富阳市监局于2018年8月1日、8月16日作出的案涉《情况说明》回复，再次认可了该处理结论，实质上已是一个重复处理行为。俞祥军对该行为不服提起复议、诉讼，于法无据。据此，原审裁定驳回起诉的结果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宇龙 审判员  刘 斌 审判员  廖珍珠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