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1039号 原告：康福德高汽车租赁（成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 法定代表人：杨万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媛，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春华，男，汉族，1957年1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广水市。 原告康福德高汽车租赁（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福德高公司”）诉被告李春华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福德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媛、被告李春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康福德高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书；2、被告归还车钥匙；3、被告支付2018年9月租金2617.1元；4、被告赔偿原告实际损失72391.37元；5、被告承担原告支出律师费5000元，收车费2000元；6、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5月21日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书》，约定被告向原告租赁别克英朗轿车一辆，租期48期，每期租金4240元。原告于2018年8月15日将租赁车辆交付给被告。被告在与原告的联系过程中，告知原告其被经销商欺骗的情况，原告遂在2018年9月3日将车辆收回。但也遭受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被告李春华辩称，17年8月我到蜀创集团（当时在东大街东方广场）找一个叫邓涛的人办贷款，这个人说可以帮我办贷款，喊我交了300元，过了一个多星期，他又找我要了500元钱要帮我包装征信，17年9月他又跟我说审批已经过了，可以放18万余元的款，并要求我付3000元作为首期利息，然后我又给了他3000，但之后又拖了几个月，他又给我说没有钱借给我但要帮我换一个渠道借款。这个时候，大概是17年12月份，他们又搬到东大街××楼××办公室，我去找他们，他们又叫我交300元定金通过另外的渠道借贷，他又说过了年给我办。但是一直等到2018年4月份，他们办公室又搬到35楼，我又去找邓涛，邓涛就找不到了，直到2018年7月份，我又去他们办公室找邓涛，并威胁他们要报警，他们才派了一个什么经理谢元琴，他又说他给我找个渠道给我把贷款弄下来，又过了1个多星期，他说帮我办个车子，然后让我拿车子办贷款，所有费用大概需要我再给他22000元左右的钱。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他说把我之前交的钱抵消了，然后我再给他17000，我说我还是给不出来，他说那就交15000给他就帮我办。然后他就给了一堆合同给我签，然后我没有看合同就签字了。我当时只问了一下大概月供多少钱，他们说大概4000多。合同签了，我只给了他们800元。18年8月10日，他们说车子回来了，让我去看车，让我去金府路88号附29-31号的信美达汽车销售公司看车，我就过去了然后那边就有个人给了我个车，给我照了个照片，让我交钱，我说我没有钱，然后我就给谢元琴打了个电话，谢叫我弄到钱再去提车。信美达的人就叫我签了一个单子，我也没咋看就签了。然后8月15日，我把钱准备好了15000元，我就又去信美达提车，然后他们又拿了个单子给我让我签字，我要求对方出示车的行驶证，并要求对方把月供的事情说清楚。对方说必须先交钱签字才看得到行驶证。我一看行驶证不是我的，我就和谢元琴打电话问月供的事，他说4000多一个月。我觉得这个数字不对，我就说我不提车了。然后第二天我又去了蜀创公司，但在公司又找不到人了，我要求公司退钱给我，并威胁公司要报警，公司最终退了我1100元，并收走了当时我交定金的一些手续。我连那个车子我都没有碰过。现在我也找不到邓涛了。之后我就跟这个车子再也没有关系了，我也没找过康福德高公司。 原告康福德高公司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当事人身份信息、《汽车租赁合同》、银行业务回单、发票、车辆登记证、车辆交接单、照片、民事委托合同及发票，以及车辆销售合同等证据。被告未到庭，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真实、有效、客观，本院予以采信，而根据上述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8年，原被告双方签订了《租车服务协议》,协议载明：被告承租原告别克英朗轿车一款，车辆指导价126900元，而该车辆系被告要求原告购买。因租赁该车辆，原告收到保证金5000元，但被告明确该保证金并非自己支付。而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当从收领租赁车辆起，每月向原告支付4240元的租金，租赁期限为48个月,租赁期满后，如果被告全额支付了租金,租赁车辆所有权归被告所有。被告应当自行承担租赁车辆在租赁期间的所有责任。虽然租赁车辆的相关保险由原告办理，但是相关保费应当由被告承担。而如果被告出现逾期支付租金，且经催告长期不予支付的情形，原告可以收回租赁车辆，并按照剩余租金的万分之五/日收取罚息，并按月租金的5%至10%收取违约金，直至合同解除为止，而一旦因被告违约导致原告解除合同，原告还可以向被告按剩余全部租金的15%收取违约金。该合同还强调，如果被告违约造成的损失大于违约金金额，原告有权主张被告对损失进行赔偿，而该合同的违约金带有补偿性和惩罚性双重性质。 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按照被告的要求购买了被告指定的租赁车辆，车牌号为川Ａ×××××。而为购买该租赁车辆原告支付了购车款119900元，购置税10336.21元，并在车辆上加装了ＧＰＳ花费688元。同时原告还为车辆办理了保险及缴纳车船费，共计花费3323.56元。 而在2018年8月21日，被告被通知接受车辆，虽然被告在收车单据上签字，并拍摄了照片，但是被告因认为被骗，拒绝接受诉争车辆。后原告将诉争车辆收回。2018年11月，原告委托律师进行相关诉讼的准备，并于之后向法院起诉。原告为本次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5000元。 另查明，被告之所以与原告签订本案诉争协议的原因并非承租车辆，而是希望通过取得车辆获得融资。而在这一过程中，原告收到的被告的个人信用证明及银行流水等材料均非被告本人的材料。而被告则主张上述材料系他人提供，并提供通信记录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本案中，被告本无承租车辆的意思，虽然其与原告签订了合同，但在交车之时便通过行动明确了自己意图。而根据被告的陈述，以及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来看，被告签订相关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换取融资。但是，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合同之时理应对合同的性质，合同的内容，合同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不能以自己未仔细阅读合同，而作为不接受合同约束的理由。综上，本院认定在原告未请求撤销合同的情况下，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仍然对双方产生约束力，而原告已经依约提供租赁车辆，被告拒绝接受车辆，拒绝交付租金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而在此情况下，被告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请求解除租赁合同，本案中，原告关于解除合同的意思，通过调解的形式，于2019年1月21日被被告知晓，故本院认定，本案诉争的合同于2019年1月21日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在合同解除后，原告有权请求被告赔偿其相应损失。首先，由于被告不履行合同，原告在收回租赁车辆前，本应当获得的租金收入2617.1元，因被告未支付，造成了原告的租金收入损失。其次，原告是基于与被告形成合同关系采取购买了诉争车辆，并因购买车辆支付税费，为车辆支付保险、车船税，购置车载相关系统，上述支出系原告为履行合同产生的直接成本，共计134247.77元，而因被告不履行合同，导致本案诉争车辆成为二手车辆继而车辆价值贬值，原告通过竞价出买的方式，也只能得到68001元的弥补，因此，车辆贬值损失达66247.77元。另外，原告为本次起诉还支付律师费5000元，该费用也系原告的损失。但另一方面，当被告拒绝接受车辆的时间，距离原告购买诉争车辆的时间非常短暂，原告一方完全有能力减少其相应损失，但现未见原告作出任何措施来防止其自身损失扩大。因此，原告的损失不应当由被告全部赔偿。综合考虑到原告为履行诉争合同所做的准备而产生的实际支出和收入，以及被告的过错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应当向原告赔偿55000元的损失。 由于本院在考虑被告应赔偿原告的损失过程中，已经充分考虑了被告未付的租赁费用以及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用，因此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车辆钥匙，以及支付收车费用，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在本案中，被告为自己的利益涉嫌与他人串通损害原告利益，但是，由于本案系合同纠纷，合同的当事人只有原告和被告，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仅确定合同解除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确存在案外人侵权的情况，被告可以在承担相应责任后向案外人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春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康福德高汽车租赁（成都）有限公司赔偿损失共计55000元； 二、驳回康福德高汽车租赁（成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李春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9元,由李春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康宁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邓 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