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4民初33845号原告罗霖，女，1976年6月6日出生，香港居民。委托代理人汤启明，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覃华丽，女，土家族，1983年1月26日出生，住址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李伟，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诉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1月21日、2019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原告委托代理人汤启明、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伟两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原告与被告经朋友介绍认识，结识后被告表示其正在准备经营美容会所，并邀请原告进行投资。被告向原告介绍，被告已成立了深圳市南山区阳光科创零度贝比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度贝比公司），并打算以零度贝比公司来设立深圳市零度贝比责任有限公司阳光科创零度贝比会所（以下简称会所），会所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阳光科创中心A座109号商铺，经营范围为光电轻医美。原告在听取被告对准备经营的会所的商业介绍后，决定合作投资经营被告所欲成立的会所，原告于2017年3月25日与零度贝比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投资经营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由被告签名并按手印。协议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7年3月至5月五次共计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的投资款。原告支付投资后初期，由于协议约定会所主要由被告所设立的零度贝比公司负责经营，且原告系香港居民，未能来深圳查看会所的设立和经营情况。2018年初，被告告知原告会所已经严重经营亏损，原告遂向被告要求查询会所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但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拖延和推辞。后原告经查询发现，与原告所签订协议的零度贝比公司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被告也并未设立协议所约定的深圳市零度贝比责任有限公司。鉴于以上，原告认为，被告以并不存在的深圳市南山区阳光科创零度贝比责任有限公司为主体与原告签订关于投资设立会所的协议，协议也未加盖深圳市南山区阳光科创零度贝比责任有限公司公章，属于无效协议。被告在原告支付投资款后也未能按约设立深圳市零度贝比责任有限公司将投资款用于经营会所。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被告没有合法根据获得原告的投资且因此受益而使原告受损，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100万元以及所产生的利息损失54097元（利息自2017年5月15日起暂计至2018年6月29日，以后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承担因本案所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被告辩称：1、被告不是合同纠纷适格被告，涉案合作投资经营协议的当事人是原告和深圳市零度贝比健康咨询有限公司；2、涉案的合作投资经营协议书属于合伙协议，且已经实际履行，原告的投资款已经全部用于合伙经营的成本开支，故原告以涉案协议未实际履行要求解除协议返还投资款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5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署《合作投资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抬头甲方为“深圳市南山区阳光科创零度贝比责任有限公司”，乙方为原告。该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投资经营“南山阳光科创零度贝比会所”，经营范围为“光电、轻医美”，经营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阳光科创中心****商铺。协议约定：甲方以会员资源、品牌、运营、市场营销、系统建立、人才输出、管理作为投资，占总投资额的70%，乙方以资金作为投资，投资额为100万元，占总投资的30%；甲方承诺经营期间如有亏损，乙方不再投资，甲方会用前期店内流动资金填补，在下个月的营业款中补回流动资金，再按各自所持投资份额比例分红；甲方承诺乙方在会所开业后乙方有权委派店内财务或是收银，乙方因提前半个月向甲方提交委派财务和收银人员的个人资料，甲乙双方共同认可后即可通过；全体投资方按占投资总额的比例分享“会所”的利润，分担“会所”的风险及亏损；对外以“会所”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乙方委托甲方代表全体投资方执行“会所”的日常事务；其他投资方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检查、财务审计等），甲方有义务向其他投资方报告“会所”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原告依约定分多笔向指定的被告账户转账100万元。2017年6月2日，深圳市零度贝比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何某，公司住所地为深圳市南山区。被告向本院提供了诸多经营相关的材料，如租赁合同、租金收款收据、施工合同、经营期间的照片等，用以证明双方约定的该美容机构已经依约成立并实际经营。原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且关联性不足，被告负责店铺的经营，但该过程混乱无序。原告主张被告并未实际履行合同，不管是合同约定的企业名称还是店铺经营范围等，被告均未依约履行，构成违约。被告向法庭申请了证人王某、刘某、施某、何某出庭作证，该四名证人均为被告的雇员，分别负责美容院的不同业务。证人何某称其只是为被告代持公司，公司实际的老板系被告，但不清楚原告的投资人身份。根据被告提供的聊天记录，原告与被告以及公司的财务人员组成了一个微信聊天群。财务人员定期会将店铺的经营情况统计完毕后以文字的形式向原被告双方发送。其中2017年12月20日的对话中，原告对业绩的数额差异进行询问，被告回复该业绩额包含了医美业务，该业务属于合作性质，业绩只算一半。后该店铺经营出现问题，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多次沟通经营以及后续店铺处理的事宜。原告在微信中多次提出公司经营的问题，如经营的范围、经营店铺的场所以及被告擅自改变租赁场所的用途等等。被告对原告所称述的相关事实不予否认，但被告认为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等事项原告对此非常清楚且了解，被告亦着实已经开办了公司并经营了店铺。而对于租赁场所等问题，被告称事出有因，被告将部分店面转租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亏损，原告亦对此事早已有所了解，对该情况亦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原告则称其平时都居住在香港，对店铺经营参与比较少，但并非对被告之所为没有任何异议。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作投资经营协议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已经履行。根据协议约定，被告的义务在于依约成立公司，并对公司进行实际的经营和管理。原告作为投资人的义务在于投入资金，并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参与经营管理。通过双方的证据可知，双方所约定的美容院实际上已经开业经营。虽然被告提供的有关经营的证据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综合证人证言、双方的聊天记录以及法庭的陈述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双方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成立了相关的企业并且由该企业开办的美容院亦已实际经营。作为被告而言，其主要的义务已经履行。原告主张被告履行协议过程中存在严重违约的情形，如成立的公司与约定的名称并不相符，且公司经营的范围以及场所用途等均严重违反合同的约定。对此，本院认为，公司系双方投资协议中实际经营的载体，该公司的名称本就不会反映到其所开办的门店当中，该公司最后以什么名称注册，并不会对门店的经营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其次，关于公司经营方面的问题。双方在“轻医美”的定义上各执一词，但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并未对该约定作出何种明确的解释。若原告认为被告经营过程中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的范围，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双方设立的公司所经营的门店系美容机构这一事实是确定无疑的，该经营范围实际上并未如原告所称严重违反了之间的约定。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可知原告其实对门店经营的所谓医美项目实际已有所了解。关于经营场所“货不对板”，且被告擅自转租的问题。原告的该主张实际上涉及被告实际经营中的细节问题，在合同并未对此经营细节作为明确约定之下，被告具体如何落实协议经营店铺，是否违约，应以被告实际的履行情况来综合判定。而不能单纯以此细节来否定被告的履约行为。同时原告对被告的该转租行为是清楚了解的，一直以来并未有过明确的异议。综上，原告以此认为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确认。最后，双方的合作协议中，被告是以其会员资源、品牌、运营、市场营销、系统建立、人才输出、管理作为投资，且原告“授权”被告代表全体投资方执行会所的日常事务。该约定实际上本就赋予了被告在经营上有很大的权利与自由度，被告日常如何经营门店，实际上基本由被告决定。原告作为出资方，合同约定了其有权对经营的各项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有权派出自己的人员参与门店实际的经营。但从公司成立至门店开业直至双方对经营产生纠纷前，原告实际上怠于行使了自己的相关的权利。原告所称的上述问题，实际上均系原告作为投资人在履行协议书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风险。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本身是一名商人，其应能够对与他人合作经营所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一定的预见能力，对自己签署的合同所产生的后果应当有足够的认知。原告作为投资人对盈亏风险应当自行承担，被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后，原告在合同履行以后所获收益的大小不能成为其否认合同效力或以此追究被告根本违约的依据。综上，原告主张被告违约，应退回其所投资的1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霖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4287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涉港澳台和涉外的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智  枫人民陪审员 梁    琴人民陪审员 孙  玉  萍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赖  淑  婷书 记 员 陈洵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