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15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女，197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载明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兴财，男，197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系张丽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安志，男，1965年1月19日出生，汉族，系张丽表哥。上诉人（原审被告）：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定代表人：张玮，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忠，男，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力，湖北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丽因与上诉人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5）鄂枣阳民一初字第00610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丽上诉请求：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增加判决12000元，（15000元+25000元）×30%=12000元。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在村卫生室实际支出远远不止15000元，村卫生室没有正规票据，一审判决酌定15000元，再减去30%，法官在同一事件上两次使用自由裁量权，对上诉人不公平。对尿不湿费用没有全额支持，其上诉理由如上。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二审口头答辩称，张丽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丽的上诉请求。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5）鄂枣阳民一初字第0061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丽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张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2018年7月10日，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从枣阳市人民法院收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复医［2018］医鉴字第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2018年7月16日，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向一审人民法院依法提交了《重新鉴定申请书》和《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一审人民法院对重新鉴定和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两份申请，不理睬，未作出裁定。2、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伍某、鲁某等人的调查笔录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十六条、十七条、十八条的规定不相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本案中涉及的证人，无《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形。该调查笔录，直接导致法院认定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主要责任，剥夺了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质证的权利，从而得出不利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不利后果。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一）一审判决认定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复医［2018］医鉴字第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理由如下:1、对张丽的子宫全切手术治疗不属于过度治疗。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为:“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张丽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①张丽宫颈活检CINⅡ-Ⅲ累及腺体情况下，医方在具有阴道镜及Leep刀的条件下，未采用该治疗方法，却直接进行全子宫切除术，属于过度治疗；②术中右侧卵巢黄体血肿及囊状滤泡，可以不切除右侧卵巢，行右卵巢切除术，仍属于过度治疗。（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复医［2018］医鉴字第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P7～8）”。根据权威教科书，张丽医疗行为无过错，不属于过度治疗的理由：⑴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intraepithelialneoplasia，CIN）是与子宫颈浸润癌密切相关的一组癌前病变。CINⅡ和所有CINⅢ采用子宫颈锥切术，包括宫颈环形电切术（LEEP）和冷刀锥切术。经宫颈锥切确诊年龄大的、无生育要求、合并有其他手术指征的妇科良性疾病的CINⅢ患者也可直接行子宫切除术（茅清、李丽琼主编.妇产科学.第7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4,189-191）。⑵患者入院后，经医生综合分析患者CINⅡ-Ⅲ累及腺体病情，建议患者先行宫颈锥形切除术，待病检结果后再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但患者及家属充分了解病情后，不同意行宫颈进一步锥切后病理检查，强烈要求直接行子宫全切除术。针对患者及家属意见，医生反复和病人及家属沟通，讲明手术风险及并发症，患者和家属仍坚持要求行子宫全切除术，有患者丈夫程兴财亲笔签字。（详见张丽原始病历住院号201109260,2011年4月3日病程记录）。⑶张丽手术中发现右侧卵巢囊肿，建议行囊肿剥除，以保留卵巢功能，但患者及家属了解病情后强烈要求行右侧附件切除术，讲明如切除右侧附件，术后可能因对侧卵巢功能不良发生内分泌失调，更年期症状明显，需药物替代治疗，患者家属了解手术风险及预后后，仍签字要求切除右侧附件，不同意保留正常卵巢组织（详见张丽住院号201109260,2011年4月3日手术知情同意书第2页，有患者丈夫程兴财亲笔签字）。⑷2011年4月4日，患者手术前诊断“宫颈上皮内瘤变（CIN）Ⅱ-Ⅲ级累及腺体”明确，手术指征明确，临床治疗符合诊疗规范，手术顺利，手术后未诉双下肢乏力、红肿、疼痛及行走困难等不适，出院时完全能正常自行行走。单纯性子宫切除手术，属妇科盆腔手术，未触及下肢神经，故不会引起双下肢功能障碍，双下肢站立不稳应与此次手术无任何关系。2、张丽瘫痪与我院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神经根损伤、脊髓损伤、脊神经损伤行肌电图及MRI检查是金标准。以下事实可以证实张丽瘫痪与我院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⑴2011年9月27日，襄阳市中心医院对张丽双下肢肌电图检查示，未见明显异常（此材料系患者家属程兴财提供）。⑵2011年9月27日，襄阳市中心医院对张丽腰椎MRI示骶管蛛网膜囊肿。⑶2012年2月29日，十堰市太和医院对张丽肌电图检查报告示双侧胫神经、腓总神经运动传导速度正常，波幅降低；右侧股直肌、胫骨前肌、腓肠肌均未见明显纤颤、正锐波。提示神经功能正常，考虑肌源性瘫痪可能（此材料系患者家属程兴财提供）。⑷2012年5月2日，西安市中心医院出院记录（住院号：371446）记载，肌电图检查示左前腓神经，右前腓神经，左腓直肌未见病理性自发性电位运动单位（此材料系患者家属程兴财提供）。3、张丽在我院术后半年多时间未发生瘫痪情况：(1)众所周知，瘫痪病人大小便失常。张丽在我院手术后于2011年4月11日出院（住院号：201109260），出院记录中出院情况为患者一般情况好，未诉不适，体查无发热，BP120/80mmhg，心肺听诊无异常，腹平、软，无明显压痛，腹部切口愈合好，无红肿及渗液，阴道无出血，大小便正常。出院记录上有患者家属程兴财亲笔签字。（2）张丽在我院于2011年5月17日第二次出院，距2011年4月11日出院36天（住院号：201114554），出院记录中出院情况为未诉不适，体查无发热，BP120/80mmhg，心肺听诊无异常，腹平、轻压痛，四肢活动自如，无浮肿，阴道无出血，大小便正常。出院记录上有患者家属程兴财亲笔签字。（3）据原告提供的病历资料，张丽2011年9月26日在襄阳中心医院入院，2011年10月28日出院，距2011年4月11日出院6个月17天（住院号：0000574734），出院记录中出院情况为患者诉双下肢关节以上皮肤浅感觉渐恢复，双下肢乏力较前好转，精神、食欲、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查体：心肺腹未及明显异常；专家检查，双小腿浅感觉减退，双下肢近端肌力Ⅳ-级，远端肌力Ⅲ+级，病理征未引出。（4）患者病情复杂，患者在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号：0574734）接受过两次椎管内注射治疗共26天（此材料系患者家属程兴财提供）。（5）2012年4月24日，患者在西安市中心医院（住院号：371446）接受腰椎穿刺术（此材料系患者家属程兴财提供的出院记录、4月24日15:07临时医嘱）。（6）患者病情复杂，是否在我院出院后患病或受损伤？患者双下肢瘫痪，既非上运动神经元损伤，也非下运动神经元损伤导致，且病情有反复。除考虑肌源性瘫痪可能外，是否患有目前尚未发现的疾病？4、手术麻醉未造成神经根或脊髓的损伤。张丽穿刺时无不良反应，术后一天可活动（扶床站立），未见不良反应，故可以排除神经根或脊髓的损伤。如果麻醉造成神经根或脊髓的损伤，患者能在术后一周出院吗？2011年10月3日，襄阳市中心医院MRI报告单表现:胸椎曲度正常，各椎体形态及信号未见异常，各椎间盘未见明显膨出或突出征象，胸椎信号未见异常。增强扫描胸段脊柱及脊髓未见明显异常强化。诊断结论:胸椎MR扫描未见明显异常，(MRI编号40092)。5、张丽与我院终止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后发生的任何损害，均与我院无任何关系。自张丽2011年05月17日出院后，患者未再来我院就诊疗，张丽与我院终止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张丽在外院接受过多次椎管内注射治疗和多次腰椎穿刺术。6、一审原告方在听证会后干扰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书（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复医［2018］医鉴字第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P7）。2018年1月19日，召开张丽案件法医学司法鉴定听证会。理应在30天内出具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但却在2018年5月10日才完成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打印，明显存在顺应一审原告方鉴定。7、鉴定人在鉴定意见书中适用未经法院质证的虚假病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复医［2018］医鉴字第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P6显示:2011年5月17日出院时下肢无力，2011年6月1日再次入院，该院的出院记录显示张丽双下肢肌力已是0级，肌张力减弱。经认真核查：(1)根本不存在张丽2011年6月1日在我院再次入院的事实。(2)若存在这一事实，为什么不向法院提交证据？(3)2012年2月21日、2012年3月5日在襄樊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何不提交此病历？为何不陈述这一事实？除此之外，鉴定人在鉴定意见书中还多处适用了未经法院质证的虚假事实陈述。8、2012年3月5日，襄阳市医学会襄阳医鉴【2012】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分析意见如下：上述证据表明患者双下肢瘫痪，既非上运动神经元损伤，也非下运动神经元损伤导致，且病情有反复，故患者目前症状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是麻醉导致的脊髓、脊神经损伤，症状是先重后轻，而张丽实际情况是先轻后重逐步发展，只能用多发性硬化、脊髓炎、肌源性瘫痪等内科疾病解释。我院医疗行为无过错，张丽瘫痪与我院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上海复旦大学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二）一审判决认定张丽手术后出现下肢乏力，不能行走，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采信对伍某、鲁某等人的调查笔录，前文已述该调查笔录程序违法不应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之规定，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证人证言。一审判决却对枣阳市人民医院及襄阳市中心医院的病历资料记载，视而不见，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对相关费用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1、未查清张丽的医药费331555.18元，哪些是治疗其原发性疾病，哪些是治疗其自身疾病，哪些是治疗下肢瘫痪。张丽自身患有CINII-III及累及腺体，慢性子宫颈炎，子宫腺肌症，右侧卵巢黄体血肿及囊状滤泡，右侧慢性输卵管炎，高血压病，急性胃肠炎，肠痉挛，肠梗阻，脊神经炎，多发疼痛。一审判决把所有治疗费用混为一谈，要求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于法无据。2、住宿费28631元、交通费23492元，没有具体的支出时间、地点、理由及合理性。3、残疾赔偿金627192元，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请残疾赔偿金48790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3190元，两项相加为541091元。一审判决多出当事人诉请86101元。4、张丽的户籍地为湖北省××镇长××村，证人黄某、伍某、鲁某、张某均在一审法院调查时证实，张丽从丹江口市移民到长堰居住。一审判决却根据其提供的六年前在武当山做生意的相关证据，以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费用，于法无据。计算标准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张丽二审中书面答辩称：请求驳回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上诉。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司法鉴定意见客观公正，具有权威。曾委托十堰市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张丽的伤情进行了鉴定，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有异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9日组织双方协商选择鉴定机构，双方协商一致选择国内权威鉴定机构之一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专门召集医患双方听证，充分听取医患双方的陈述，现场询问有关情况，结合临床专业意见，查阅相关的病史资料等，经过公开、公正的程序，做出了客观真实的鉴定结论。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鉴定意见不提出异议，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该鉴定结论有什么问题。鉴定结论是在综合所有病例及相关资料后做出的。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异议，没有依据。2、人民法院依法行使职权调查、收集证据。3、张丽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一次出院时，是在两个人搀扶下出院的，张丽要求调取监控，院方声称监控坏了，医院作为公共场所，为什么偏偏在张丽出院时监控坏了？4、一审判决残疾赔偿金574002元，没有超过张丽的诉求。张丽的诉求487901元，是按原基数80%计算的，一审判决支持数额401801元（574002乘以70%）。5、张丽在伤残前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其各项损失按居民标准赔偿并无不当。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认为赔偿标准不当，其变相认可了自己的医疗失误。张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16120.51元；伤残赔偿金455232元；误工费80000元；护理费6425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8800元，鉴定费2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9623元，住宿费23195元，以上共计：1738190.5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3月30日，张丽因病入住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史及出院记录（住院号：201109260）记载:张丽的病情诊断为:CINII－III级累及腺体，伴偏平湿疣,于2011年4月4日9时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行“子宫全切除＋右侧附件切除术”。手术记录：开始时间:2011年4月4日11时15分，结束时间：2011年4月4日14时00分。2011－04－05病程记录：患者自诉昨晚腹部切口疼痛，心慌，胸闷，立即给予吸氧处理，并心电图检查排除心脏疾患，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考虑患者手术耐受性差，腹部切口疼痛引起所致，给予止痛药物治疗后好转。2011年4月6日、7日病程记录：腹部切口疼痛较昨减轻并下床适当活动促进肠动，小便自解，大便未解。8日病程记录：术后4天，患者未诉明显不适，小便自解，大便未解。9日病程记录：患者未诉明显不适，腹部切口无红肿及疼痛，阴道无出血，大小便正常。2011年4月11日病程记录：今日腹部切口拆线后，见切口II／甲愈合，于今日“治愈”出院。出院情况：患者一般情况好，未诉不适，腹部切口愈合好，无红肿及渗液，阴道无出血，大小便正常。张丽本次住院治疗12天，支付医疗费8564.20元。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史及出院记录（住院号：201114554），记载：张丽，2011年5月13日入院，2011年5月17日出院。主诉：全宫术后1月余，全身乏力1月。患者于2011年04月04日在我科行“子宫全切除＋侧附件切除术”，术后一般情况可，4月11日治愈出院。近1月来患者感全身乏力，排便时腹痛，排便后腹痛有所缓解，当地给予输液治疗（具体用药及量不详），效果欠佳，现要求住院治疗。入院检查：阴道通畅，壁光滑，可见少量淡黄色分泌物，阴道残端愈合好，盆腔空虚未触及明显异常，轻压痛。入院后完善检查，对症支持治疗；2011年5月16日，患者诉仍感有乏力，较前无明显改变，腹平软，轻压痛，四肢活动自如，无浮肿。请内4会诊协助诊断治疗。2011年5月17日患者因生活不便，强烈要求出院。讲明出院风险及注意事项，签字后“自动”出院。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病史（病案号：0574734）记录：张丽，女，2011年9月26日入院，2011年10月28日出院。主诉：腰部及双下肢疼痛三月、乏力半年，加重一月。患者今年4月在外院行“子宫＋右侧附件切除”，行硬膜外穿刺时，患者感腰部及双下肢剧烈疼痛，持续约5分钟，术后患者感明显腰部及双下肢疼痛，疼痛剧烈，持续存在，于体位改变时为甚，平卧位休息时翻身困难，伴双下肢乏力，以双下肢远端为甚，疼痛持续约三月后好转，但仍有间断发作，双下肢乏力症状持续存在，自主行走困难。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遂来我院就诊。门诊以“腰部脊神经损伤”收入院。起病以来，患者精神、饮食可，睡眠欠佳，大小便正常。专科检查：腰部活动受限，双下肢感觉明显减退，双下肢肌力III+级，双侧腱反射灵敏，病理征未引出。初步诊断：腰部脊神经损伤。2011年9月27日腰椎MR扫描：诊断结论：1、腰4/5椎间盘突出；2、骶管蛛网膜囊肿。胸椎MR扫描未见明显异常。肌电图报告：结论1、左右侧腓总神经运动神经传导远端潜伏期及传导速度均正常，波幅正常。2、左侧胫神经运动神经传导远端潜伏期及传导速度均正常，波幅正常。3、右侧腓肠神经感觉传导速度正常，波幅正常。4、左侧、右侧胫前肌、腓肠肌、股二头肌、L4、L5脊旁肌未见失神经电位，强收缩时呈干扰相。患者入院后予以改善循环、营养神经、椎管内连续阻滞、康复治疗等对症支持治疗，现患者双下肢乏力及浅感觉明显好转，治疗有效，要求出院。出院诊断：腰部脊神经损伤。出院情况：腰部活动受限，双小腿浅感觉减退，双下肢近端肌力IV－级，远端肌力III＋级，双侧腱反射灵敏，病理征未引出。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病史（病案号：0579887）记录：张丽，2011年10日28日入院，2011年11月10日出院。主诉：腰部及双下肢疼痛三月、乏力半年余。患者于2011．9－2011．10在我科住院治疗，经对症治疗后，双下肢疼痛消失，乏力明显好转，浅感觉渐恢复，但双下肢远端肌力仍较差。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再次来我院就诊，门诊以“腰部脊神损伤”收入院。入院专科检查：腰部活动受限，双小腿浅感觉减退，双下肢近端肌力IV-级，远端肌力III＋级，双侧腱反射灵敏，病理征未引出。入院后予以改善循环、营养神经、康复锻炼等对症治疗，并行腰椎硬膜外阻滞治疗等，出院情况：患者诉双下肢乏力好转，双下肢浅感觉渐恢复。出院诊断：腰部脊神经损伤。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加强康复锻炼；2、不适随诊西安市中心医院出院记录（住院号371446）：张丽，女，39岁，2012年4月23日入院，2012年5月2日出院。入院时情况：患者以“双下肢活动不能13月，发作性腹痛1月”之主诉入院，门诊以“脊髓病变待查？”收入，PE：双上肢肌力V级，肌张力正常，双下肢肌力0级（髖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趾关节0级）肌张力减低，胸11平面以下感觉消失，深感觉消失。入院后予以心电图检查，腹部B超，腹部CT检查，胸腰椎MRI检查示：腰4－5椎间盘变性伴膨出，腰椎骨质增生，胸12及腰1椎体血管瘤。先后请普通外科、消化科、妇产科等会诊，考虑器质性疾病可能性小，现给予抗焦虑，止痛等治疗后有所好转。出院诊断：1、脊髓损伤，2、子宫切除术后。西安市中心医院出院记录（住院号377014）张丽，女，39岁，2012年6月24日入院，2012年7月6日出院。患者双下肢肌力0级，肌张力减退，跟膝胫试验均不能，Romberg征不能。对症治疗。出院诊断：1、脊髓损伤，2、白细胞减少待查，3、低白蛋白血症，4、低钾血症。湖北十堰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张丽，年龄：39岁，女，住院号：526942；神经内科；2012年7月8日入院，2012年7月13日出院。出院诊断：1、脊髓损伤，2、粒细胞减少症，3、低钾血症。因张丽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张丽的下肢瘫痪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双方存在因果关系发生纠纷，枣阳市卫生局委托襄阳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12年3月5日襄阳市医学会襄阳医鉴［2012］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分析为：患者张丽双下肢瘫痪，既非上运动神经元损伤，也非下运动神经元损伤导致，且病情有反复。故患者目前症状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鉴定结论为:综上分析，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本医疗事故争议不属于医疗事故。张丽支付鉴定费2000元。经张丽的丈夫程兴财委托，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张丽的伤情的残疾程度、护理依赖程度进行了鉴定，于2012年7月25日出具（2012）临鉴字第16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张丽双下肢瘫痪评定为叁级伤残；双下肢瘫痪其日常生活需依赖他人护理；评定护理人数为一人护理。张丽支付鉴定费700元。张丽另外在十堰市太和医院、武当山特区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枣阳北关医院、枣阳市琚湾中心卫生院、北京积水潭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就诊治疗，其病情诊断除为“脊髓损伤、子宫切除术后”外，还诊断有其他多种病症。2015年11月12日，张丽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其下肢瘫痪系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所致，要求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予以赔偿。对以下事项需要进行鉴定：1、一医院对张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张丽人身损害有无因果关系？若有，参与度为多少；2、张丽的伤残程度、护理依赖程度。经双方协商选择一致同意由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西安交大司法鉴定中心为被选机构。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0日向同济鉴定中心办理了委托手续。同济鉴定中心于2016年10月31日以鉴定案件超出其技术条件及能力为由，退回了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又于2016年11月21日向西安交大鉴定中心办理了委托手续。西安交大鉴定中心于2016年12月15日以鉴定案件超出其技术业务能力为由，退回了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又于2017年1月9日组织双方协商选择鉴定机构，双方一致同意由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我院于2017年1月10日委托该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2018年5月10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复医（2018）医鉴字第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载明：分析说明：患者张丽，女，2011年3月30日入住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方诊断为CINII－III级累及腺体，于2011年4月4日对张丽实施腰硬联合麻醉下行子宫切除＋右侧附件切除术；术后病程记录患者诉腹部切口疼痛，小便自解，大便未解，患者一般情况好，未诉不适，2011年4月11日出院。2011年5月13日因全宫术后1月余，全身乏力1月，排便时腹痛,要求住院治疗入院，予以对症支持治疗，患者因生活不便，签字自动出院。患者于2011年9月26日、2011年10月28日两次入住襄阳市中心医院治疗，诊断腰部脊神经损伤。患者张丽于2012年4月23日、2012年7月8日因双下肢活动不能13月、15月，发作性腹痛1月、4月等多次入院治疗，入院主诉患者外院行子宫切除术时突然出现全身疼痛、下肢抖动，第二天渐出现双下肢活动不能，行走不能，大小便失禁等，予以对症治疗，出院诊断为脊髓损伤，粒细胞减少症，低钾血症。MRI检查提示L4－5椎间盘轻度突出；肌电图检查提示双下肢神经源性损害。对症治疗，双下肢肌力、肌张力及脐平面以下感觉消失均无改善。目前患者双下肢肌力0级，远端肌肉萎缩，双足遮屈，皮肤干燥，病理征（－），双下肢深、浅感觉消失，胸11水平以下痛觉减退，臀部示褥疮一处。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张丽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①张丽宫颈活检CINII-III累及腺体情况下，医方在具有阴道镜及Leep刀的条件下，未采用该治疗方法，却直接进行全子官切除术属于过度治疗；②术中右侧卵巢黄体血肿及囊状滤泡，可以不切除右侧卵巢，行右卵巢切除术仍属于过度治疗。患方的陈述治疗经过及恢复过程，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史记录存在很大差异，患方陈述2011年4月4日行子宫切除术后双下肢肌力恢复不佳，排尿依靠导尿管，手术时间长达6个多小时，出院时自己不能行走，靠两人搀扶拖拽下出院，回家休养双下肢肌力不能恢复，不能着地行走，大小便不正常，后村镇干部及邻居看望张丽后让她再就诊治疗，2011年5月13日再入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主诉全身乏力1月，治疗效果不好，患者于2011年9月26日等多次外院住院治疗。2011年9月26日现病史记录：患者诉称手术行硬膜外穿刺时，感到腰部及双下肢剧烈疼痛，术后患者明显感到腰部及双下肢疼痛；2012年4月23日入外院主诉手术时突然出现全身疼痛，下肢抖动，休息后不能缓解，此后第二天出现双下肢活动不能；患者的治疗效果不好，一直不能行走，依靠尿不湿、开塞露；有村里医生、邻居等多人证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史（住院号：201109260）记录手术中未记录异常情况，术后尿管通畅，后小便自解，大便未解，未记录患者双下肢异常情况。出院时情况：患者一般情况好，未诉不适，大、小便正常。2011年5月13日入院记录（住院号：201114554）：主诉：全宫术后1月余，全身乏力1月，排便时腹痛，在当地给予输液治疗，效果欠佳，要求住院治疗。患者2011年5月17日自愿出院，自愿出（转）院声明术记录：有再次出现全身乏力可能，加重，行动困难等建议患者急性症状，排除其他导致全身乏力等不适原因，医嘱其注意休息等，建议到上级医院诊治。出院情况：患者一般情况好，未诉不适，四肢活动自如。患者2011年9月26日等多次外院诊断：腰部脊神经损伤。双下肢肌力III+级，双下肢前感觉明显减退等。患者的脊神经损伤原因较复杂，目前不能单纯用其自身性疾病如L4－5椎间盘轻度突出、骶管蛛网膜囊肿、T12及L1椎体血管瘤解释其目前双下肢瘫痪情况。患者的病情复杂，曾接受过椎管内注射治疗。外院病史曾记录：患者述称手术行硬膜外穿刺时，感到腰部及双下肢剧烈疼痛；若该情况是如实的，且患者术后双下肢无力，大小便不正常，出院回家后一直不能行走等情况属实，患者目前出现的脊神经损伤表现与手术麻醉直接有关。建议法庭调查患者出院后在家一月余是否存在双下肢不能行走及大小便不正常情况。鉴于患者的病情复杂，本次手术治疗（属于过度治疗），若能明确患者张丽手术后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情况，则患者目前双下肢瘫痪情况与手术麻醉操作有关，建议医方的医疗行为对张丽目前身体状况参与度为主要责任。若不能明确患者手术后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情况，患者则可能系自身存在的疾病，本次手术麻醉可能系诱发因素，时间上还是紧密相关，故不能完全排除手术麻醉的关系，建议医方的诊疗行为参与度为次要责任。鉴定意见：1、若能明确患者张丽手术后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情况属实，则患者目前双下肢瘫痪情况与手术麻醉操作有关，建议医方的医疗行为对张丽目前身体状况参与度为主要责任。2、若不能明确患者张丽手术后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情况，则目前张丽双下肢瘫痪情况并非手术麻醉操作直接造成的，但不能完全排除手术麻醉的关系，建议医方的诊疗行为参与度为次要责任。2018年5月25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复医（2018）伤鉴字第1336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载明：分析说明：根据案情、病史资料及检查结果，被鉴定人张丽于2011年3月30日因接触性出血伴腹痛半年入院，2011年4月4日行子宫切除术＋右侧附件切除术；术后出现双下肢乏力，经过多家医院治疗，诊断脊随损伤。目前双下肢肌力0级，两脐以下感觉减退消失，肌电图示双下肢神经源性损害；两足蹠屈固定；患者诉排便、排尿障碍（程度无法准确判断）。参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第5.2.1.4）项之规定，张丽目前双下肢截瘫（肌力0级）构成二级伤残。参照《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B/T31147－2014）》相关规定，张丽躯体伤残日常生活活动能力10项评分分值40分，张丽存在大部分护理依赖。鉴定意见：1、张丽目前双下肢截瘫（肌力0级）构成二级伤残；2、张丽存在大部分护理依赖。以上张丽支付鉴定费13739元。按照原告张丽提交的医疗费用票据、诊断证明、出院小结等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张丽病情的治疗情况以及医疗费等进行了查明。2011年3月30日，张丽因病入住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2天，支付医疗费8564.20元；2011年5月13日至5月17日再次入该医院治疗4天，支付医疗费791.20元；2012年6月1日-6月3日住院治疗2天，支付医疗费880.60元；2015年6月张丽在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检查治疗共支付医疗费418.80元。以上张丽共住院治疗18天。支付医疗费10654.80元。2011年9月9月26日-11月9日入襄阳市中心医院治疗44天，支付医疗费18474.16元。2012年2月15日-3月8日入十堰市太和医院治疗22天，支付医疗费46971.04元；2012年3月14日-3月26日再次住院12天，支付医疗费16409.01元；2015年10月10日在该医院做磁共振支付720元；以上共住院34天，医疗费共64100.05元。2012年3月在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医院住院两次共3天，共支付医疗费2705.67元。2012年3月30日-4月8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住院治疗10天，支付医疗费14098.32元。2012年4月、6月两次入西安市中心医院住院两次计21天，共支付医疗费19476.06元。2012年7月8日-7月13日入十堰市人民医院住院5天，支付医疗费4502.29元。2015年3月24日-4月16日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治疗34天，支付医疗费36108.44元。张丽另提交其2012年8月至2015年6月期间其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空军总医院的门诊医疗票据若干张，计医疗费121054.39元。2014年8月、2015年10月，张丽两次在枣阳市××镇卫生院住院治疗22天，支付医疗费4566.50元。2015年7月18日张丽入枣阳北关医院住院治疗11天，支付医疗费2226.40元。张丽自患病以来在其他药店购药2152.30元，购买轮椅一辆付款400元，其因病治疗支付交通费23492元，支付住宿费28631元。以上除2011年3月30日张丽因病入住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2天，支付医疗费8564.20元外，张丽支付的医疗费共计291555.18元，住院治疗190天。张丽与其丈夫程兴财系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镇闵家沟村人，二人婚后于1997年9月9日生育一子程俊伟，于2005年10月19日生育一女程思霞。张丽、程兴财夫妻于2005年6月至2011年3月在十堰市武当山××经济特区三丰市场从事门店销售、宰杀家禽生意，此后由于张丽患病久治不愈，二人停止该生意。因丹江口市移民搬迁，张丽全家于2011年2月22日将户口迁入湖北省××镇长××村十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丽因病伤于2011年3月30日入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双方形成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诊疗过程中，因过错或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侵犯患者依法享有的生命健康权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张丽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该过错与张丽的损伤有无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经双方当事人选择，一审法院委托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为：“1、若能明确患者张丽手术后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情况属实，则患者目前双下肢瘫痪情况与手术麻醉操作有关，建议医方的医疗行为对张丽目前身体状况参与度为主要责任。2、若不能明确患者张丽手术后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情况，则目前张丽双下肢瘫痪情况并非手术麻醉操作直接造成的，但不能完全排除手术麻醉的关系，建议医方的诊疗行为参与度为次要责任。”对张丽2011年4月在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后是否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的情况，一审法院对张丽在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麻醉医师何家保、手术医师张雪梅、琚湾镇长堰卫生室医生伍某（女，公民身份号码）以及张丽的邻居鲁某（女，公民身份号码）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伍某及张丽的邻居均陈述，他们看到张丽2011年4月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回到家中后就不能行走，均劝张丽及时再就诊治疗。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史及出院记录（住院号：201114554），记载：张丽，2011年5月13日入院，2011年5月17日出院。主诉：全宫术后1月余，全身乏力1月。患者于2011年04月04日在我科行“子宫全切除＋侧附件切除术”，术后一般情况可，4月11日治愈出院。近1月来患者感全身乏力，排便时腹痛，排便后腹痛有所缓解，当地给予输液治疗（具体用药及量不详），效果欠佳，现要求住院治疗。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张丽出具本次住院的住院证载明张丽的运送方法为“扶行”。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病史（病案号：0574734）记录：张丽，女，2011年9月26日入院，2011年10月28日出院。主诉：腰部及双下肢疼痛三月、乏力半年，加重一月。患者今年4月在外院行“子宫＋右侧附件切除”，行硬膜外穿刺时，患者感腰部及双下肢剧烈疼痛，持续约5分钟，术后患者明显感觉腰部及双下肢疼痛，疼痛剧烈，持续存在，于体位改变时为甚，平卧位休息时翻身困难，伴双下肢乏力，以双下肢远端为甚，疼痛持续约三月后好转，但仍有间断发作，双下肢乏力症状持续存在，自主行走困难。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遂来我院就诊。此后张丽因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病症入多家医疗机构就诊治疗无效，病情逐渐恶化。2012年7月25日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张丽的伤情的残疾程度进行了鉴定，出具（2012）临鉴字第16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张丽双下肢瘫痪评定为叁级伤残。以上证据能够表明张丽在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后就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情况的病症是客观存在的。通常理解，患者在行“子宫＋右侧附件切除”手术后出院回家一般情况下应当进行一定时间的全休，假如患者张丽不存在手术后双下肢乏力，疼痛剧烈不能行走的情况，其不会再手术后一月又住院治疗，通常患者在病情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才会住院治疗。张丽在手术后出院后不久又多次主诉“双下肢疼痛，不能行走”而住院治疗，时间衔接紧促，特别是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住院证（住院号：201114554）载明张丽的运送方法为“扶行”，亦说明张丽在2011年5月13日再次入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时不能行走；虽然张丽在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时的麻醉医师何家保、手术医师张雪梅陈述称张丽的麻醉术、手术都很顺利，在术后两三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了，出院时基本上可以自己行走，但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住院证（住院号：201114554）载明张丽的运送方法为“扶行”的情况不相符。综上张丽于2011年4月在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后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情况既有证据证实，并且张丽确已在术后瘫痪在床多年，故一审法院对确认患者张丽手术后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情况属实。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的第1项鉴定意见，一审法院确定对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对张丽的损伤之间的因果关系参与度为主要责任，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张丽的损伤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张丽、程兴财夫妻于2005年6月至2011年3月在十堰市武当山××经济特区三丰市场从事门店销售、宰杀家禽生意，此后由于张丽患病久治不愈，二人停止该生意。因丹江口市移民搬迁，张丽全家于2011年2月22日将户口迁入湖北省××镇长××村十组，其在本案所涉的医疗事件所发生前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其各项损失赔偿标准应当按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结合张丽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其损伤的各项损失核定如下：一、医疗费331555.18元。2011年3月30日张丽因病入住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2天，支付医疗费8564.20元，该医疗费系治疗张丽自身原发病的支出费用，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关，不应计入张丽医疗损伤的医疗费损失。张丽因其伤情久治不愈，其长期在居住地××镇长××村卫生室治疗，根据张丽在该村卫生室的医疗费条据，结合实际，一审法院对张丽在该村卫生室的医疗费酌定保护15000元。根据枣阳市××镇卫生院及长堰卫生室的诊断证明，张丽从其行“子宫＋右侧附件切除”手术后需要使用“尿不湿”，参照上述医疗机构诊断证明的意见，结合实际，一审法院酌定张丽使用“尿不湿”的支出费用按照10元/天，使用时间7年左右计算，酌定保护其使用“尿不湿”的支出费25000元。此外张丽因病在其他医疗机构治疗合计支付医疗费291555.18元。以上张丽共计支付医疗费331555.18元。二、住院伙食补助费15200元（190天×80元）；三、护理费567077元。张丽目前双下肢截瘫（肌力0级）构成二级伤残，存在大部分护理依赖。按照法律规定，护理期限最长不超过20年，根据张丽的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一审法院确定按20年期限保护张丽的护理费，护理人员为一人。张丽住院期间护理费为18330.57元（35214元/年÷365天×190天），院外护理期限为19.479年，院外护理费为548746.8元（35214元/年×19.479年×80%）。四、残疾赔偿金627192元。1、张丽的残疾赔偿金574002元。张丽的残疾程度构成二级伤残，其残疾赔偿金为31889元/年×20年×90%=574002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53190元。张丽诉请要求赔偿其被扶养人女儿程思霞5年的生活费53190元，未超出有关法律规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保护。按照法律规定上述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张丽的残疾赔偿金。五、误工费294092.87元。张丽在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行“全子宫切除术＋右侧附件切除术”手术后于2011年4月11日出院。张丽出院后发生双下肢乏力，不能自主行走现象。张丽因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致其双下肢瘫痪，不能从事劳动。2018年5月25日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伤情构成二级伤残，其误工时间应自2011年4月11日至2018年5月24日，计2599天。张丽不能举证其有固定收入，亦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其受伤前从事零售业业，其误工费可以参照2018年度湖北省零售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为294092.87元（41302元/年÷365天×2599天=294092.87元）。六、鉴定费16439元。七、住宿费28631元。张丽因病多次到外地治疗，必然支付相应的住宿费，一审法院根据其治疗的实际情况，结合其提交的住宿费票据，予以保护住宿费28631元。八、残疾辅助器具费400元。张丽因瘫痪购买轮椅费一辆，确属必要，其支付价款400元，依法予以保护。九、交通费23492元。张丽因病多次到外地治疗，必然支付相应的交通费，一审法院根据其治疗的实际情况，结合其提交的交通费票据，予以保护交通费23492元。十、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张丽的残疾程度为二级，必然给造成一定的精神痛苦，一审法院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后果及当地经济状况、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其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张丽上述一至九项损失共计1904079.05元，由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70%即1332855.33元；另赔偿原告张丽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1362855.3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张丽各项损1362855.3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张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148元，由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8148元，张丽负担500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二审中，张丽提交了光盘，其中有张丽卧床的照片和视频及翻拍的枣阳琚湾电视媒体采访视频，欲证明在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后，张丽就出现了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经质证。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有异议，认为该证据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张丽于2011年4月4日经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治疗，该证据显示枣阳琚湾电视媒体采访时间系2013年1月6日，手术与采访时间间隔长，不能证明张丽的主张；且与经张丽之夫程兴财签字的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记录和襄阳市中心医院出院记录载明的张丽情况不符；新闻报道的目的是为了筹集医疗费，不能证明存在医疗过错、医疗损害后果，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对本案处理结果相关的是张丽在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后多长时间内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光盘未反映照片拍摄时间，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光盘中翻拍的枣阳琚湾电视媒体采访视频，显示2013年采访，2013年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时间相隔一年多，与待证事实关联性不足;故本院不采信该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张丽的各项损失后，按责任比例划分，由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70%。因不能提供有效票据，一审判决将村卫生室的医疗费及残疾用具中尿不湿的费用酌定后亦按责任比例划分，由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70%，与其它损失判赔的规则相同，并无不当。张丽上诉称实际支出不止一审判决酌定的金额，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复医［2018］医鉴字第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病史摘要，载明了张丽于2011年3月30日入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2011年4月11日出院的病历资料，其中有“术中见：右侧卵巢囊肿，建议行剥除术，术后有复发可能，如切除右附件，可能卵巢功能不良、早衰，发生内分泌失调，需药物治疗。其了解病情，要求切除右附件，并签字”。病史摘要还载明了张丽于2011年5月13日入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同月17日出院的病历资料；张丽于2011年9月26日入襄阳市中心医院、2011年10月28日出院的病历资料；张丽于2011年10月28日入襄阳市中心医院，2011年11月10日出院的病历资料；张丽于2012年4月23日入西安市中心医院，2012年5月2日出院的病历资料；张丽于2012年6月24日入西安市中心医院，2012年7月6日出院的病历资料；张丽于2012年7月8日入湖北十堰市人民医院，同月13日出院的病历资料；2012年3月5日襄阳市医学会襄阳医鉴［2012］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结论；2012年7月25日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鉴定意见。复医［2018］医鉴字第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在听证中，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表陈述了2011年3月30日张丽入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次月4日行手术，治疗及出院情况；2011年5月13日张丽入住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及出院情况；2011年9月26日入襄阳市中心医院治疗及出院情况;医方的观点。对于患方张丽在听证会上所述张丽于2011年6月1日入住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未采信。对于作出司法鉴定书的过程，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也进行了说明，听证会上医患双方陈述意见、患方张丽陈述情况与病史记录相差很大，听证会后患方来电要求报告暂不出，患方会提供相应的资料，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向法院书面出函，要求就有关患方张丽术后及出院的情况作调查，却未收到相关材料。2018年7月10日，一审法院庭审时，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复医［2018］医鉴字第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并于2018年7月16日，向一审人民法院依法提交了《重新鉴定申请书》和《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本院认为，对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重新鉴定申请书》、《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和上诉状中阐述的意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在作出司法鉴定时早已有考虑，且排除了张丽关于2011年6月1日入住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不实陈述影响；从鉴定过程来看亦未受患方的不良影响。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重新鉴定情形，也无需鉴定人出庭。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关于手术后张丽是否存在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再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自行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存在客观困难，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村民张某、鲁某、村卫生室工作人员伍某、黄某、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师何家保、张雪梅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笔录均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从被调查的身份及与双方当事人关系分析，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是比较全面、客观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上诉称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剥夺了质证权。本院认为，前述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采信了调查笔录中关于张丽2011年4月11日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后存在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及拔掉尿管后大小便失禁的内容，采信了复医［2018］医鉴字第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事实正确。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了本院的病历资料，其病历资料载明的张丽出院情况，不能推翻张丽出院回到家出现双下肢乏力，不能行走，拔掉尿管后大小便失禁的情况，毕竟时间不同、场合不同。且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的2011年5月13日张丽又入住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历资料，载明张丽主诉全身乏力1月，2011年5月16日主诉仍感乏力，较前无明显改变。襄阳市医学会襄阳医鉴【2012】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载明“患者双下肢瘫痪，既非上运动神经元损伤，也非下运动神经元损伤导致，且病情有反复，故患者目前症状与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分析说明不足。且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委托人是枣阳市卫生局，委托事项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非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该过错与张丽人身损害有无因果关系，鉴定人系襄阳市医学会而非中立的鉴定机构。一审判决未采信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具有正当理由。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上诉称一审判决把所有治疗费用混为一谈，判决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于法无据，却未申请鉴定以区分医疗费，且张丽手术后多次住院、门诊均因全身乏力或腰部及双下肢疼痛、乏力或双下肢活动不能或子宫切除术后不适要求治疗，至于检查治疗其它病症亦非张丽过错，故一审判决认定张丽的医药费331555.18元，并无不当。对张丽主张的住宿费、交通费及提交的相关证据，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一审中已提出了异议。在二审中，对住宿费28631元、交通费23492元，张丽书面说明了具体的支出时间、地点、理由。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住宿费28631元、交通费23492元，有证据证明，且与诊疗情况比较相符，认定事实正确。张丽、程兴财的户口簿载明其户口于2011年2月22日由湖北丹江口迁入湖北省××镇长××村，2005年6月至2011年3月二人在十堰市武当山××经济特区三丰市场从事门店销售、宰杀家禽生意，一审判决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费用，与张丽的户籍变迁情况相符，具有依据。张丽要求赔偿残疾赔偿金48790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3190元，一审判决认定张丽的残疾赔偿金574002元、被扶养人程思霞5年的生活费53190元后，判决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70%，并未超过原告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张丽、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双方当事人的上诉主张均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48元，由上诉人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8148元，由上诉人张丽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涂晶晶审判员  江 涛审判员  柳 莉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汪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