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2民初1871号原告：袁秀兰，女，1964年8月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杭海，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海燕，女，1983年4月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告袁秀兰与被告潘海燕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秀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杭海，被告潘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秀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袁秀兰与被告潘海燕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无效；2.被告潘海燕向原告袁秀兰返还代理费11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袁秀兰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发生侵权纠纷。2018年初，经朋友介绍，袁秀兰认识了自称是“北京培仁律师事务所广东分所律师”的潘海燕。2018年3月26日，袁秀兰与潘海燕就前述案件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收费方式为风险代理。2018年6月20日，潘海燕以案情需要为由，向袁秀兰索取了110万元的前期费用。前述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因潘海燕无法应对法官的庭审调查，袁秀兰对潘海燕的身份产生质疑。后经过查询，得知潘海燕并没有律师资格。袁秀兰又向北京培仁律师事务所求证，该所称其并没有在广东设立所谓“分所”。而且，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此后，袁秀兰要求潘海燕返还其所收取的前期代理费用110万元，均遭到潘海燕的拒绝。潘海燕辩称，请求法院确认袁秀兰与潘海燕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同时按照潘海燕为袁秀兰处理委托事务的时间周期（2018.03.26至2019.03.09），结合事务的处理结果，依据潘海燕前一年度（2017.03至2018.03）的年收入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同时袁秀兰向潘海燕支付潘海燕在处理袁秀兰委托事务时支付的相关费用；袁秀兰向潘海燕支付解约经济赔偿金；承担诬告陷害潘海燕的责任。潘海燕与袁秀兰双方在2018年3月20日经朋友介绍认识。3月22日，潘海燕与袁秀兰在袁秀兰的门市见面相互添加联系方式（当时添加了袁秀兰“君子兰”微信号：×××的微信，还有她的司机陈盛祥名称为“祥”微信号：×××的微信）并初步了解了袁秀兰涉及的案件的部分情况。在了解案情的过程中，袁秀兰告知潘海燕在2015年案件发生之后一直都是其原来的助理张聪涛协助袁秀兰聘请的律师配合处理，因此她自己对案件的情况以及进度等不是很清楚，其助理张聪涛于2018年年初离职了，她自己涉及的刑事案件的律师已经不再为她代理了，民事案件的代理律师田俊君（以下简称：田律师）又是北京的律师，很多案件的事务无法及时处理，所以她想找个人帮助她。之后在3月22日至3月25日期间，潘海燕查看了袁秀兰发送的资料与田律师也进行了多次电话沟通了解案情，田律师碰巧此期间在广东有案件处理。于是袁秀兰约潘海燕与田律师在其门市见面谈，见面后田律师指出潘海燕不是律师，潘海燕承认自己不是律师同时也明确自己不能以律师身份代理袁秀兰出庭，同时与田律师、袁秀兰商定潘海燕与田律师两人的工作内容分工问题：田律师继续作为袁秀兰的代理律师处理他自己应该负责的事务，潘海燕负责案件材料、证据的整理收集；将案件情况向相关部门反映、上访、投诉等潘海燕可以处理的其他事务。3月26日，潘海燕按照三人的协商的情况起草了协议发给袁秀兰，袁秀兰将内容发给田律师确认之后于当天与潘海燕签订了涉案《委托代理协议》。3月28日，袁秀兰与潘海燕去了江海公证处对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进行了公证，同日潘海燕将整理修改好的第一份上访材料《关于袁秀兰与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情况说明》递交给中共中山市纪委中山市监委。3月29日，袁秀兰致电潘海燕叫潘海燕将正在处理的另外一件事务暂停【张聪涛职务侵占案件证据的收集、材料的整理（此事务为非协议约定事务）】。4月份，潘海燕继续处理袁秀兰委托的协议事务。查看相关材料后，潘海燕在4月7日去到袁秀兰门市将案件的所有材料拷贝回来进行详细的查阅分析以及合理的分类。之后潘海燕在4月12日与袁秀兰来到广州黄浦区的民生银行营业部进行新证据的收集，查询、打印袁秀兰在民生银行的所有理财账户（其中多个非袁秀兰自己开具的账户），同时还查询、打印了这些账户内的资金流向情况【此份证据在袁秀兰的民事案件（2018）粤01民终15079号案件中是作为证据13使用】。5月份具体工作日期：1、2、3、4、5、6、7、9、14、15、17、18、19、23、24、25、26、27、28、30、31。微信：讨论案情书写上访材料（2-5）；接到袁秀兰的非协议约定事务的委托，接替田俊君位置处理田俊君遗留下来的事务，看材料准备资料递交和应对法院庭询（6-7）；去广东省信访部门递交上访材料（9）；详细整理民事案件部分材料，联系田律师、法院书记员问询之前的案情，递交庭询授权委托书等等事务（15、17、19、23-26）；袁秀兰要求潘海燕处理非协议约定事务：她的司机（张聪涛）职务侵占的事情（27）；补充上访材料（28、30）；处理非委托事务袁秀兰店铺装修款纠纷（31）。工作笔记：加深了解刑事案件中的非案件事情，接到恐吓、相关案件办理人员接到贿赂电话，整理材料；整理书写递交纪委的第二份材料，上传至网络投诉平台（1、3）；接到袁秀兰的非协议约定事务的委托：接替田俊君位置处理田俊君遗留下来的事务，看材料准备资料递交和应对法院庭询（7）；去广东省信访部门递交上访材料（9）；书写并且邮寄上访材料给信访部门和纪委以及银监会（14）；详细整理民事案件部分材料，联系田律师、法院书记员问询之前的案情，递交庭询授权委托书等事务（25）；处理非委托事务袁秀兰店铺装修款纠纷（31）。电话：接到袁秀兰的非协议约定事务的委托：接替田俊君位置处理田俊君遗留下来的事务，看材料准备资料递交和应对法院庭询（7、9、18、23、28）。6月份具体工作日期：1、5、6、8、9、11、12、14、15、16、18、19、20、21、22、23、24、25、26、28、29。微信：广东省信访局回复查询（1）；讨论刑事案件案情（5）；委托非委托事务袁秀兰的亲戚魏学恩案件（5）；讨论案情（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告知天河法院庭询通知（8、9、11、12）；告知天河法院书记员和法官电话以及名字（15、16）；讨论处理非委托事务田俊君不代理事宜（18-21）；补充公证处做魏伟清朋友圈公证的资料，准备收集其他相关材料（22-24）；写民事案件材料、刑事案件材料（24-25、29）；非委托事务帮助袁秀兰的侄子找适合报考的学校（25、26）；准备刑事案件材料（26）。工作笔记：整理资料，书写材料，收集证据等事务（6、8、9、11、24）；与兰姐去打印交通银行、工商银行的流水（12）；袁秀兰转了100万、现金10万（20）；去天河法院庭询、质证（14、21）；去公证处做魏伟清朋友圈公证，交公证费（22、25）；去天河法院拍庭审笔录（26）。电话：讨论案情（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告知天河法院庭询通知（11、12）；告知田律师庭询情况（14）；问田律师应对法院庭询以及质证的回复情况（18）；与天河区法院书记员联系并去法院质证（21、22）；与袁秀兰讨论民事案件材料、刑事案件（24）；与书记员约定去天河法院拍庭审笔录，去法院拍庭询笔录（25-26）；与袁秀兰约定去北京找律师（28、30）。7月份具体工作日期：1、2、3、4、5、6、7、8、9、10、11、12、13、14、16、17、18、19、20、23、24、25、26、30、31。微信：收到民事案件判决书（16222），去北京带袁秀兰找律师代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讨论处理非委托事务，诉田俊君事宜（2-5）；讨论刑事案件参加庭审事宜，讨论、查询民事案件（10-12）；帮助袁秀兰找刑事案件的代理律师谢律师准备案件材料同时和律师一起参加刑事案件发回重审庭审（13）；非委托事务帮助袁秀兰的侄子找适合报考的学校（13、18、23）；与李钊律师、杨振平律师见面详细讨论案情，将上访的回复发给袁秀兰共同讨论应对（16-19）；与李钊律师、杨振平律师见面详细讨论案情，非委托事务袁秀兰的亲戚魏学恩案件讨论（23-26、31）；袁秀兰将公安其相熟工作人员“顕禧”的微信推荐给我，同时将电话号码、姓什么告诉我（30）。工作笔记：去北京为袁秀兰找律师代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讨论处理非委托事务，诉田俊君事宜（1-3）；帮助袁秀兰找刑事案件的代理律师谢律师准备案件材料，同时和律师一起参加刑事案件发回重审庭审（12、13）；与李钊律师、杨振平律师见面详细讨论案情（17）；去广州天河区法院递交上诉状（18）；非委托事务袁秀兰的亲戚魏学恩案件讨论、写材料、参加庭审（24-26、31）；电话：去北京为袁秀兰找律师代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讨论处理非委托事务，诉田俊君事宜（1-8）；帮助袁秀兰找刑事案件的代理律师谢律师准备案件材料，同时和律师一起参加刑事案件发回重审庭审（9-14、30）；去广州天河区法院递交上诉状（18）；与李钊律师、杨振平律师见面详细讨论案情，将上访的回复发给袁秀兰共同讨论应对，非委托事务袁秀兰的亲戚魏学恩案件讨论（20、23、24、）。8月份具体工作日期：1、7、8、12、13、14、15、16、17、18、19、20、24、27、28、29。微信：将中山中院梁书记员电话号码给我（1）；接到天河区法院签笔录通知去法院签笔录（8）；与李钊律师、杨振平律师等人见面、电话详细讨论案情（13、14）。工作笔记：接到天河区法院签笔录通知去法院签笔录（8）；处理广州中院开庭事务；与李钊律师、杨振平律师等人见面、电话详细讨论案情、参加广州中院民事案件二审庭询（12-14、16、19、23-24、29）；取平安银行的证据（21）；去中山中院阅卷（27）。9月份具体工作日期：2、3、4、5、6、7、8、10、12、13、14、15、18、19、21、25、26、27、28。整理广州中院开庭资料；参加兰姐案件广州中院庭询；与李钊律师、杨振平律师分析上次庭询确定下次庭询资料；参加兰姐案件广州中院二次庭询；处理庭询的后续工作。10月份具体工作日期：3、8、9、11、15、16、17、18、19、23、26、27、28。梳理整理案件材料；谈代理事务结算事宜；收到广州中院二审裁定；袁秀兰来取回材料。11月份具体工作日期：13、14、16、18、20。袁秀兰到中山市公安局曹步派出所诬告我诈骗，我因此被留置问询10个小时，在此期间公安部门人员问询我两次并且每次都不超过1小时，第一次17点至18点，第二次1点至2点，在两次问询期间公安局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干预我与袁秀兰代理事务结算事宜，通过中间人告知我：“我会坐牢”。在我向中间人表明：我不想不清不楚的结算，我要账目笔笔结清的情况下公安办案民警还进行录像（整个过程我均有录音资料）。2019年3月份具体工作日期：5、8、9。邮寄传票给袁秀兰。以上为具体的工作内容、工作周期与微信、通话录音均能一一对应。根据《律师法》第13条“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合同法》第21章第396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397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规定，袁秀兰在与潘海燕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前，潘海燕已经告知袁秀兰自己不是律师，同时潘海燕也向袁秀兰明确表示自己不能以律师身份代理袁秀兰出庭，同时还与袁秀兰以及其代理律师田律师约定潘海燕与田律师两人的工作内容分工问题：田律师继续作为袁秀兰的代理律师处理他自己应该负责的事务，潘海燕负责案件材料、证据的整理收集；将案件情况向相关部门反映、上访、投诉等潘海燕可以处理的其他事务（事实情况证据为录音资料：2018年5月7日；2018年7月20日）在两份录音里袁秀兰明确表明知道潘海燕不是律师也知道潘海燕与其自己的代理律师两人的工作内容以及在潘海燕接受袁秀兰委托后都处理了哪些事务，同时还说明了这100万元以及10万元是如何使用的。因此潘海燕从没有以律师的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潘海燕也没有以律师的身份欺骗袁秀兰与自己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袁秀兰与潘海燕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袁秀兰与潘海燕之间委托合同关系成立，袁秀兰应该依据《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的规定按照其在与潘海燕通话过程中的口头约定以潘海燕为袁秀兰处理委托事务的时间周期（2018.03.26至2019.03.09），结合事务的处理结果，依据潘海燕前一年度（2017.03至2018.03）的年收入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同时袁秀兰向潘海燕支付潘海燕在处理袁秀兰委托事务时支付的相关费用；潘海燕多次向潘海燕表示要结算相关报酬和费用，袁秀兰均不予理睬。在2018年9月28日，袁秀兰告知潘海燕其已经去公证处解除了与潘海燕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袁秀兰在不与潘海燕结算的情况下单方与潘海燕解除协议，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应该向潘海燕支付解约赔偿金，袁秀兰通过去公安机关报案利用办案人员意欲不与潘海燕结算令潘海燕无故滞留在公安机关长达十几个小时直至深夜，在此潘海燕要求其承担自己诬告陷害的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6日，袁秀兰（甲方）与潘海燕（乙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载明：袁秀兰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2017）粤0106民初字第16220-16235号]，委托潘海燕作为代理人，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为甲方的代理人；二、乙方必须认真负责维护甲方合法权益，并处理相关事务及按时出庭；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乙方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本案的全部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终止代理；四、甲方收到传票或者其他诉讼文书，应尽快通知乙方，如甲方不及时通知乙方，即自行决定参加开庭审理或调解，视为甲方无故终止协议；五、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授权委托书中授予的权限；六、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代理费用支付情况如下：1.如若仅收回案件的本金7800万元，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代理费为7800万元的百分之四即312万元；2.如若收回案件的本金7800万元的同时还收到了利息，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代理费为收到的利息的百分之九十五；3.甲方在与案件被告协商的过程中，必须有乙方陪同去协商；如若甲方私自与案件被告协商和解的，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代理费为甲方收到的所有和解金总额的百分之十五。甲方不依协议支付代理费的，乙方可拒绝继续代理同时提起相关的诉讼。七、本协议有限期限：自签订之日至本案终结（包括案外和解、调解、撤诉）止。2018年6月20日，袁秀兰分别向潘海燕支付前期费用10万元、100万元，潘海燕对此分别出具《收条》予以确认。其中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袁秀兰支付的（2017）粤0106民初16220-16235号案件的前期费用10万元现金，案件胜诉后折抵潘海燕的代理费。另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袁秀兰支付的（2017）粤0106民初16220-16235号案件的前期费用100万元，案件胜诉后折抵潘海燕的代理费，如败诉其中10万元不予退还，剩余90万元用多少扣减多少。袁秀兰提交了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的（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显示原、被告主体信息中，潘海燕被列明为原告袁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该案因原告袁秀兰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粤01民终15079号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书显示潘海燕被列明为上诉人袁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秀兰称前述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因潘海燕无法应对法官的庭审调查，袁秀兰对潘海燕的身份产生质疑。后经过查询，得知潘海燕并没有律师资格。袁秀兰又向北京培仁律师事务所求证，该所称其并没有在广东设立所谓“分所”。而且，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2019年2月11日，袁秀兰以潘海燕未取得律师资格与其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属无效合同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前述诉求。诉讼中，潘海燕称其在签订协议时已告知袁秀兰其不是律师身份，也向袁秀兰明确表示自己不能以律师身份代理袁秀兰出庭，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袁秀兰应按照潘海燕为袁秀兰处理委托事务的时间周期（2018.03.26至2019.03.09），结合事务的处理结果，依据潘海燕前一年度（2017.03至2018.03）的年收入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同时袁秀兰向潘海燕支付潘海燕在处理袁秀兰委托事务时支付的相关费用。潘海燕对其收取的前期费用110万元具体开支主张如下：1.其中10万元用于支付袁秀兰委托律师谢继强的律师代理费，但是谢继强没有出具发票，袁秀兰知晓这笔钱支付给谢继强，潘海燕已经出具收据给袁秀兰；2.潘海燕代袁秀兰缴纳（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案件上诉案件受理费14332元；3．其余款项用于支付为袁秀兰办理委托事项中经过高速时的高速费，经潘海燕统计，高速过路费2859.51元，路程公里数5960公里，根据车辆油耗，高速费及油费总计8819.51元；4.2018年7月1日至7月5日期间的住宿费，计算4天，按相应的北京市的出差标准，按300元一天，合计1200元；5.2018年3月26日至2019年3月期间，路费及其他支出，大概15000元；6.其他开支没有收据。另外，潘海燕对其处理委托事务的具体内容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投诉、上访、传票、判决书等资料予以证明。而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袁秀兰于2018年9月28日要取消合同，之后双方对委托代理费用的结算发生争议，并在微信中互相进行语言评击。袁秀兰对上诉案件受理费14332元予以确认，仅认可潘海燕往返于相关法院发生的合理交通费用（仅限开庭当日，且有发票）。袁秀兰对于谢继强收取的律师代理费10万元、住宿费等不予确认，其主张其并没有委托谢继强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从来没有与谢继强律师就诉讼代理事宜达成书面或口头约定。袁秀兰对委托事务内容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确认，只认可潘海燕在诉讼代理活动中付出了一定的时间来整理，熟悉证据，检索案例；潘海燕参与了部分诉讼工作，信访工作，但是资料并非由潘海燕起草。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首先，关于袁秀兰与潘海燕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本案中，潘海燕与袁秀兰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明确约定潘海燕作为（2017）粤0106民初字第16220-16235号案的代理人，并约定了具体代理费用的收费标准。潘海燕在签订协议后，以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参与了（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案件及该案的上诉案（2018）粤01民终15079号案件的民事诉讼活动。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而潘海燕并不具备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从业条件，也与袁秀兰不存在近亲属关系，也无相关基层组织向法院推荐为诉讼代理人，潘海燕明显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委托代理协议》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袁秀兰起诉要求确认其与潘海燕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无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其次，虽然合同无效，但潘海燕在履行《委托代理协议》期间，确实为袁秀兰的委托事务及其他事务提供了一定的劳动服务，也直接参与了民事委托诉讼代理工作，根据公平原则，袁秀兰应当向潘海燕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对于劳务报酬的数额认定问题，潘海燕主张应按其为袁秀兰处理委托事务的时间周期（2018.03.26至2019.03.09），结合事务的处理结果，依据其前一年度（2017.03至2018.03）的年收入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对此，本院认为，从潘海燕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知，双方于2018年9月28日开始就涉案委托代理事宜就已经发生争议，故双方关于处理委托事务的时间应认定从2018年3月26日起至2018年9月28日止，合计六个月。因合同无效，劳务报酬的标准，本院酌定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关于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其他服务业89449元的标准计算，六个月的劳务报酬为44724.5元。潘海燕主张的劳务报酬计算方式和标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关于潘海燕处理袁秀兰委托事务的开支问题。潘海燕主张其中10万元用于支付袁秀兰委托律师谢继强的律师代理费，其提交了一份谢继强出具的收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从潘海燕提交的（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及（2018）粤01民终15079号裁判文书来看，并没有谢继强作为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其虽提交了一份由谢继强出具的收据，但谢继强没有出庭作证，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袁秀兰又表示其没有委托过谢继强作为诉讼代理人，更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对该支出不予确认。故潘海燕关于该律师费10万元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潘海燕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的开支用途、时间不能作出具体合理的说明，也没有相应的发票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考虑到上述认定的劳务报酬已经按月计算给潘海燕，故本院对潘海燕该部分主张不予采纳。鉴于袁秀兰认可潘海燕往返于相关法院发生的合理交通费用，本院按潘海燕从中山去广州的往返路程计算出庭两次，上诉递交资料一次，酌情认定每次交通费300元，三次合计900元。潘海燕主张代袁秀兰缴纳（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案件上诉案件受理费14332元。袁秀兰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潘海燕主张的其他开支，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潘海燕处理袁秀兰委托事务产生合理开支费用合计15232元（900元＋14332元）。综上所述，合同无效后，潘海燕所收取的款项在扣除处理委托代理事务合理开支费用及劳务报酬后，剩余的费用应向袁秀兰返还。袁秀兰已经向潘海燕提前支付了前期费用110万元，扣除劳务报酬44724.5元及合理开支费用15232元后，潘海燕应向袁秀兰返还代理费1040043.5元，袁秀兰该部分诉请，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该部分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袁秀兰与被告潘海燕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无效；二、被告潘海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秀兰退还代理费1040043.5元；三、驳回原告袁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原告袁秀兰负担800元，被告潘海燕负担13900元（该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潘海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黎 妙审判员 何文璋审判员 姚红波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石光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