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吉2403民初1500号原告：崔伟飞，男，196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敦林职工，住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仁，敦化市渤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高立君，男，196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君梅（高立君妻子），汉族，1962年10月30日出生，住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仁，敦化市渤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许崇任，男，196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仁，敦化市渤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尹士平，男，1970年9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敦化市。(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仁，敦化市渤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对面。法定代表人：段文虎，总经理。被告：段文虎，男，196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敦林职工，住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新，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艳，女，1968年8月2日出生，汉族，敦林医院办公室职员，住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文虎（李艳丈夫），男，196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敦林职工，住敦化市。原告崔伟飞、高立君、许崇任、尹士平与被告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程新能源公司）、段文虎、李艳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崔伟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仁，高立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君梅、冯义仁，许崇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仁，尹士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仁；启程新能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段文虎，段文虎（本人），李艳委的托诉讼代理人段文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伟飞、高立君、许崇任、尹士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段文虎、李艳一次性返还占有股东资金（暂定）610078.42元；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6日，段文虎、李艳（系夫妻关系）自己收购松籽在吉林省敦化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货款400万元，在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叫高立君、孙波签字，用敦化市伟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给段文虎、李艳的借款提供担保。段文虎利用自己是法定代表人权利，用公司及股东资金给予支付段文虎、李艳贷款利息暂定610078.42元，段文虎严重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原告方（崔伟飞、高立君、许崇任、尹士平）得知后，多次让段文虎、李艳偿还公司已经支付的个人贷款利息，但未果。故诉至到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公判。启程新能源公司辩称，同段文虎答辩意见一致。段文虎辩称，1、关于本案适用法律和诉讼主体。从本案原告方起诉状中无法确认本案被告主体，原告方起诉将启程新能源公司、李艳列为被告，主体错误。因起诉状中仅提到了段文虎严重违反公司章程及《公司法》。根据《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不应当包含所列的启程新能源公司。本案原告方将李艳列为被告，理由是段文虎与李艳系夫妻关系；但李艳既不是本案所涉及启程新能源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职员，但无论依据《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还是公司章程，都无法作为认定李艳成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的依据。2、本案原告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原告方主体是否合法也比较含糊，现仍然无法确定。根据《公司法》152条规定，而本案四原告，是否是启程新能源公司的合法股东仍存在争议，特别是原告方在本案诉讼之前，已经对启程新能源公司股东会决议履行事宜向本院提起了诉讼。在该案件中，段文虎以及启程新能源公司，均对四原告主体资格及股东身份提出了质疑。四原告对自身是否在启程新能源公司进行了出资，在另案当中举出了相应的证据，但所举证据同时又证明了自己是对敦化市伟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业建材公司）进行的出资，因此原告主体身份是否是启程新能源公司的股东，是否具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均没有依法确定。四原告对段文虎提起本案诉讼没有根据，错误。3、段文虎根本没有侵害公司利益，更没有损害四原告利益，本案四原告在诉状当中诉称：“段文虎在2016年9月6日以收购松籽的名义在敦化农村商业银行贷款400万元，侵害了其利益”，与事实严重不符。因段文虎当时到目前为止，担任启程新能源公司以及伟业建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6年时，启程新能源公司刚刚设立不久，以自身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不符合条件，因此段文虎以自己的名义向敦化农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400万元，并由伟业建材公司的相应资产提供抵押担保，该贷款完全用于了启程新能源公司的建设中，采购和安装光伏发电设备，而且在此期间，本案原告方对该事实知道，并且愿意对该笔贷款以股份比例的形式承担本金和利息。不存在损害原告方股东利益。因此，原告方诉讼的事实和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审：启程新能源公司和伟业建材公司是什么关系？原代：名义上是两个公司，我们四原告是伟业建材的股东，也是启程新能源公司的股东。审：启程新能源公司的股东共有几个人，伟业建材呢？原代：都是四原告和被告段文虎5个人，股份的比例也是一样的。审：原告为什么不起诉伟业建材公司？原代：因为是个人贷款，因为有敦化市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是段文虎个人贷款，非伟业建材贷款，我们依据《公司法》第152条及公司章程21条。被2代：因《公司法》152条已经表明清楚，本案原告在诉讼主体上将启程新能源公司列为被告，没有讲明为什么列，本案四原告在诉状上将自己确认为伟业建材公司的股东，在事实与理由中认为“被告侵害其合法权益是在股东不知情,让高立君和孙波签字，用伟业建材相应的资产提供担保”，所以我方不能理解：原告是以伟业建材的股东因伟业建材为段文虎提供担保而损害其股东权益，那么和启程新能源公司有何种关系，所以列”启程新能源公司”错误。同时李艳不是伟业建材公司股东，也不是公司职员，不具备产生损害公司利益的条件，不符合《公司法》第152条。本案原告同样因伟业建材公司做出的股东决议对本案被告段文虎提起诉讼，该诉讼经过两次开庭尚无结论，原告是否能成为伟业公司股东尚不清楚，原告在法庭做出的询问和说明是错误的。审：孙波是什么身份？被2代：孙波是伟业建材公司和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的股东，后期将股东转让出去，已经不是股东，当时签字是以伟业建材公司股东的身份。2018年5月22日孙波将所持有的伟业建材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段文虎5%，转让给崔伟飞5%。原崔：属实。两个公司账目是一起的，资产是独立的，税务登记是两个，企业登记是两个。原代：因本案四原告是两个公司的股东，他们的账目是一笔账，并非是两个公司两个账目，所以5个股东是两个公司的股东。被2代：涉案两家公司是分别独立的两个公司，账目独立，资产独立，不是原告所说那样。被3代：辩论意见、质证意见、辩论发言均同被2代。【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被告李艳是否是本案的诉讼主体；二、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本院应否支持；三、被告方的抗辩是否成立。原告举证证据：1、四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四原告身份信息。被全：对于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身份证复印件只能证明原告个人的自然信息，其他不能证明其他问题。2、伟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及该公司企业信息，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的章程修正案和企业信息，证明：1）、公司章程修改后实际股东是5人，其中有段文虎、高立君、崔伟飞、许崇任、尹世平。2）、5个股东的资格均由5个股东签字确认，足以证明该四原告：具备股东资格，同时也能够说明都一次性足额缴纳了股资。3、根据公司章程第21条有明确规定，依照公司法第152条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4、该公司章程作为该公司伟业建材的公司章程和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的章程修正案足以能够证明四原告是两个公司的适格股东。企业信息欲证明伟业建材公司登记的股东包括四原告和段文虎，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股东的名单也是本案的四原告和被告段文虎。此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原告主体资格适格，是两个公司股东。被告质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1、该公司章程仅表明涉案公司股东发展变化历程，但作为本案四原告是不是涉案两家公司的股东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确认，《公司法》明确规定，成为股东必须向公司投入出资或者购买股权，本案四原告对于两家公司仅投入了一次出资，并分别主张出资是对两家公司同时出资，是错误的。其出资数额自身都无法确定，对伟业建材公司案件时称出资是对该公司的出资，对启程新能源公司起诉时又说对启程新能源公司进行了出资，上述四原告对谁出资都不清楚，无法确定四原告是伟业公司的实际股东，与本案存在关联的另案中均出现此种问题，所以原告用章程确认本身对公司出资没有依据，公司章程所列股东，并不一定符合法律规定或对公司章程作出实际出资，原告若对伟业未出资，则不具备一定的条件。3、敦化农村商业银行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书一份、吉林省农村信用社抵押合同一份，证明：抵押合同欲证明段文虎用伟业建材公司为个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合同书欲证明借款人是段文虎，借款用途是收购松子用款，贷款时间为2016年9月6日。被全：对于借款合同以及抵押合同真实性无异议，所反映内容也无异议，但是要说明：该借款合同实际借款的使用人为启程新能源发电公司，该借款并不是段文虎个人所使用，借款时仅因启程新能源公司在主体上不符借款资质，因此才以段文虎自然人借款，该借款由伟业公司提供担保并加盖公章，并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行为，段文虎有证据能够证明伟业股东对该笔贷款并无异议，这组合同证明不了被告损害原告股东利益的事实行为。4、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民初358号调解书一份，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存款卡一份。调解书证明：另案当中由敦化农商行起诉段文虎、李艳、被告伟业建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笔贷款系段文虎和李艳夫妻股东贷款。段文虎、李艳认可在2019年6月1日前一次性偿还该笔贷款和利息，至今利息均由抵押担保的伟业建材公司支付，贷款个人使用。从该调解书本身看，足以说明实际借款人系段文虎，所以说四原告起诉段文虎、李艳。因侵害股东利益要求段文虎、李艳给付替代偿还的利息，有法律依据，该调解书已经实际履行并生效。存款卡证明400万元贷款直接支付给段文虎个人提供的卡内，并不是入了公司的财务账，公司应该有财务和账目，为什么贷款打入个人账户内，所以四原告起诉段文虎被告主体适格。被全：民事调解书和银行卡本身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民事调解书表明贷款人是段文虎个人，从合同和抵押合同来看是一致的，段文虎以自然人的名义进行贷款实际是由启程新能源公司进行使用，并不违反相关法律，并不能认定该笔贷款用于自身或家庭支出。信用卡已经向法庭出示了原件，该卡能证明本案原告方进行持有，原告方在启程新能源公司做财务工作，该卡交到原告方说明该款项是公司贷款，以个人名义进行借贷，否则该卡不应该在原告处保管，所以证明不了原告欲证明的问题。审：原告在公司做财务工作指的什么？原崔：当时我是后进入公司的，当时委托崔伟飞进行管理账目。我拿到公司卡时，卡里已经没有钱了，段文虎给我卡时，是说该卡是以公司名义贷款，让我还利息。所涉案款项并没有入公司账目。卡是2017年大概1月份段文虎交给我的，卡里没有钱，让我以公司的名义换利息。被全：不属实，2018年2月8日前启程新能源公司是我独立法人，个人独资，后来我用公司名义贷款不给批，公司没有流水账目，所以我以个人名义贷款用在公司，四原告也知情。入公司账目了，入了295万元。5、公司明细账一份，汇款个人储蓄小票2张。证明：2016年9月份至2016年12月份的贷款利息，做到我们四股东的股金里了，总金额为95355.54元。公司为被告个人贷款偿还的利息，总共为24笔，合计金额为610078.42元，每笔支付均由段文虎亲自签字，足以说明该公司为被告个人贷款所偿还的利息段文虎本人予以认可，因此四原告要求追回公司股东的共同利益。审：还利息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原代：一部分是我们个人掏钱，一部分启程新能源公司的销售利润。每个人交多少都有详细账目。被全：标明为发电安装费用真实性我方认可，但发电安装费用表只能说明段文虎在启程新能源公司独资时投入的费用，与本案原告无关，并与本案的纠纷，该贷款相应的费用已经投入到启程新能源公司，证明不了原告想要证明事项。对于原告方提供的一组明细账，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只是流水账，在明细账目当中附有一张公司利息账，段文虎并不清楚，该账目没有段文虎的签字，但是结合原告所提供的公司利息账和该组证据当中的段文虎个人储蓄凭证两张，能够说明段文虎个人借款实际是公司使用借款，本案原告明知，因在交利息时使用的是段文虎个人卡交利息，如果按照原告说是个人借款，那应以公司账户缴纳，所以本案原告对段文虎个人贷款用于公司是明知的。被2：由我签字的我都认，没有我签字的我不认可。6、中国农业银行汇款和敦化农商行汇款4份、收据4份，证明：2016年10月期间原告许崇任175万和崔伟飞121万元注入的股金总共是296万，被告贷款400万元买光伏板本身就是错误的。款项是2016年注入的，但是是2017年开的收据。收据都有被告段文虎签字认可。被全：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最早汇款时间是2016年9月28日，其次2016年10月21日，我方向法庭提供明细当中，最早是在2016年9月3日转账，所以根本没有关联性。因上述款项均发生在2017年，我们向法庭提供的都是2016年的票子，伟业公司段文虎生成共投入一千多万元，而原告说是启程公司的，请法院查阅（2019）民初1号案件，所以这些款项于本案没有关联性。审：原告你方主张的60万元的来源明细。原崔：个人支付4次，第一次股东六人集资128000元，74656元电费收入，407422.42元是伟业建材出的。被全：不属实。8、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两份，证明：本案四原告的主体资格和股东资格，另一份判决书证明：本案四原告是启程新能源的股东身份，两份判决书已经确认。被2代：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书论述的过程均是因为各原告在工商登记中已经成为公司的股东，因此确认其股东资格。但该判决书已经明确阐述了股东资格的取得并不代表法定项下股权利益的取得，在该论述当中引用了公司法相应的司法解释，可以说明的是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六条明确表明是对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利益分配请求权的限制。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司红利分配是按照出资实缴比例分配的。次两份判决书不能证明原告的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9、股东决议书一份、场地使用权及房屋转让合同一份。证明：本案四原告享有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公司股东资格和股权份额，时间为2017年1月26日，股东六人，各股东签字由本案被告段文虎按的名章和书写的名字，不是独资的。转让方是高立君和于君梅，乙方是段文虎，丙方是孙波。证明甲乙丙三方转让后共同做光伏发电。场地建设是三方共同出资建设，其中有各自比例。形成时间是2016年6月16日，并不是说本案被告段文虎个人独资的。被2代：股东决议真实性有异议，该股东决议当时是个费决议，后期形成的另一份股东决议。签字属实。启程新能源公司在被告方向法庭第一次提供证据时，能够看出公司以增资扩股形式进行注册时发生在2018年，而2017年本案各原告并不是启程新能源公司股东，作为原告提供的股东会决议标明段文虎原有6股，对外转让，各原告没有向段文虎支付转让股资。另一份股东会决议应当是2018年即本案涉及到的股权转让登记时而产生，当时在其他案件当中本案本稿段文虎持有的股东会决议在日期上标明的是2018年元月。当时本案原告没有进入增资扩股阶段，不存在这一事实。场地转让权及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表明事项根本没有实现，当时签订合同时仅有段文虎、高立君、孙波，与其他当事人没有关系，这一份转让合同设定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原告方认可该协议的话，该协议当中太阳能发电由该地块贷款投资，是不是认可启程新能源对段文虎贷款的认可。被告举证证据：1、敦化市伟业建筑材料公司章程一组，证明：1、伟业建材公司在2016年7月21日时，股东为3人，即段文虎、高立君、孙波。在2018年2月时，公司经增资扩股，股东又增加了崔伟飞、许崇任、尹世平。在2018年5月22日，公司章程体现的股东为5人，在原6人基础上，孙波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段文虎和崔伟飞。能够证明伟业建材公司在本案所涉及的贷款2016年9月6日期间公司股东仅为3人，即段文虎、高立君和孙波。原告质证：章程本身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部分有意见，本案被告证明的问题恰恰证明了本案被告自认四原告是该公司的股东身份，对证明2016年贷款，段文虎、高立君、孙波四原告不认可，工商登记的时候四原告已经登记，已经足额缴纳了两公司的股金。审：有一个日期是2018年3月22日，被告方认为是2018年5月22日，你们什么意见？原代：记不清了。2、股东决议两份，一份为伟业建材公司2018年8月25日作出的股东决议，证明：伟业建材公司为段文虎贷款400万元提供资产担保，是全体股东通过、认可，股东知情。从该股东会决议看，参加人员即段文虎、孙波、高立君，结合第一组证据，均是当时的全部股东，作为本案的其他原告没有参与也是客观情况，因他们是伟业建材公司在后期增资扩股进来的，原告方诉称“伟业公司对段文虎借款提供担保不知情”是错误的。2017年1月26日作出的股东决议，该股东决议名头是记载的伟业公司和启程公司，决议的内容当中体现该笔贷款是启程公司的实际贷款，该股东决议已经表明：因启程公司在农商行贷款400万元，每月利息约28630元，本息应由股东按股分担，该证据足以表明：本案各原告对段文虎400万元贷款是明知的、而且是用于启程能源公司，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事由，该股东决议都是由本人签字，但并不代表本案原告就是涉案公司的实际股东。原代质证：对股东会决议和两份决议书的本身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证明问题有异议。1、股东会决议第一份股东签字一栏有三名股东，说明三名股东其中有两名股东认为就是公司贷款才签的字，这个股东会议签订完以后，被告个人贷款，这里不难看出：段文虎利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便存在欺诈之嫌。因此对该股东会议决议的第一份对被告要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也不清楚。2、第二份决议书该股东决议第6项第一点与第一份决议相悖，不一致，对本案被告想要证明公司贷款四原告均不认可。因该决议当中写的很清楚是公司贷款，恰恰该款400万元并没有打入公司贷款，该款用途为本案被告个人用了。3、决议中说明本息应由股东按股份按份，说明用钱时是股东，不需要钱时不是股东，恰恰能证明段文虎对四原告股东身份从来没有质疑。3、2016年存款明细表一张，后附银行票据六张、2016年回款明细表一张、后附银行汇款凭证六张、1.5兆瓦光伏电站安装合同一份和启程最终结算书一张、相应票据九张。证明：1、段文虎在2016年9月6日向农商行贷款400元后于2016年9到12月份分别六笔总计为2952468元转入启程新能源公司，证明所贷款项并非是个人收购松子所使用。2、证明启程公司在收到段文虎上述转款之后从2016年9月到2016年12月分六笔将上述款项转入到吉林省德润电器公司，上海伏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熊猫北京国际信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汇出的款项为2952400元，证明上述款项购买了相应的电器设备和材料。3、安装合同等能证明启程公司与敦化市晴阳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签订了安装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20日，2017年3月1日启程公司和该公司进行结算，总共安装费和设备费400万元，其中应支付安装费用94万余元，后附的票据体现的金额为140余万元，上述款项均由本案被告段文虎账户支出。段文虎还个人垫资几十万元。段文虎并没有向原告主张的用于个人使用，损害股东利益。原代：对改组证据本身真实性有意见。对证明问题有意见。因改组证据证明不了400万用在光伏板上。2、本案原告曾在2016年9月以后期间注入了股金175万，我方有票据，因为整个公司的支出均由段文虎一人说的算，财务账目非常混乱，我想要求本案被告提供该公司账本和传票，我方逐一对峙，否则原告不予认可。作为公司就应该财务健全，公司法人不可以背着公司的财务章和法人章。此组证据证明不了400万元的用途，2016年许崇任一人就注入股金175万元。原尹：股东已经早就成立了，但是和晴阳公司签的合同只有段文虎自己签字，而且后面的签字和前面的字严重不符。原崔：我负责公司账目，既然有公司账户，那么为甚用段文虎的个人账户与别的公司结算，我们不清楚。审：启程公司的账本和传票在哪？被2：在会计手里。审：你往启程公司汇款的2952468元是什么性质。被2：公司向我借款。原代：不认可也不知道。被全：关于公司的账目和传票我方可以提供。4：第一次开庭向法庭提交了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2016年存款明细及相应账目；今天向法庭提交2017年1-12月的会计凭证，2016年存款明细体现相应的票证均由会计下账到2017年1-12月。证明问题没有发生变化，仅证明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段文虎并没有侵害公司利益，更谈不上侵害股东利益。原告质证。崔：账本是我们股东第一次看到，什么时间做的我不清楚。里面有一部分钱是我们买段文虎股份的钱，作为我们原告方，我们想问以公司名义贷款400万元去向去哪了。原代：1、该会计凭证当中，各项票据无法证实被告索要证明的问题。2、会计凭证当中的记载并未通过公司财物人员核实签字盖章认可。3、该会计凭证当中所反映的金额与本案被告在银行贷款的400万元没有任何关联性，同时也反映不出来400万贷款的去向和合法有效的凭证。4、因该笔贷款系本案被告段文虎和妻子李艳共同在敦化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并由敦化市伟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其抵押担保，该贷款的用于个人收购松籽用款，非公司用款。这笔款的批贷也是本案被告段文虎利用公司法人之便操作形成。5、此会计凭证，作为公司的主管财务人员并不清楚什么时间形成的会计凭证，对于里面的内容无法确定真实性合法性，同时我们要求本案被告向法庭举出合法有效的400万贷款去向的凭证。被2代：此组证据是对第一次开庭时，提供的2016年财务明细的补充。该财务明细已经列举了相应银行借款400万元用于购买光伏发电等设备和设施的去向。而且该组证据在结合被告方第一次开庭时向法庭提供的1.5MW光伏电站安装合同及其结算和收据能够证明当时以段文虎个人名义所贷出的400万元均实际用作了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设备购置的支出。在这点之上，通过今天相应的票据可以看到公司收到段文虎提供的该笔贷款和以公司名义对外支付款项的流向，如果上述设备材料等不是用该笔款项支出，那么原告方应当提供上述款项设备支出的来源。实物存在，实物是以价值体现的，购买款项就是价值的反应。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被告公司所利用的段文虎个人名义的贷款并没有体现出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事项。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原告方对于该笔贷款的事实都是十分清楚和明了的，在本案各原告无论是增资扩股还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成为启程新能源公司股东时，在2017年1月26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其中用小阿拉伯数字第一项标明体现出启程公司在农商行贷款400万元，该400万既是本案原告所称额以段文虎名义所贷出的400万元。否则此400万元在股东协议书中无处安排，去掉此400万元就不存在完整性。因此被告方提供今天原始凭证加以佐证第一次开庭想要证明的问题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在证据上形成链条关系，能够证明被告方的抗辩主张。原代：1、被告以会计凭证证明被告没有侵害股东利益，不能成立。该笔贷款400万元在会计科目当中款项贷完了公司的账目没有体现，如何证明400万贷款入了公司的帐，应由本案被告举证。2、本案被告在会计凭证票据当中反映出的是手术写字样，作为银行都是机打形成。这不难看出该会计凭证并不是原始的会计凭证。因为几次开庭作为本案被告均没有提交，同时作为公司的监视和出纳等人员对此均不清楚。说明了本案被告个人所形成的账本，真伪不论。3、无论是400万元的支出必须有会计凭证，如果没有是不允许的。以此作为400万去向太牵强，此中还包含股东的股份款。请法庭调取400万元公司记账凭证和用途去向。审：关于你方提到2016年11月30日存款155768元，原始票据在哪？被2：在银行可以调取。被2代：当时没有找到，但是通过银行可以调取。审:你公司账本呢？被2：我们公司开发票的走会计，不开发票的在崔伟飞那。审：新能源公司总资产是多少？被2：净资产800万元，以物存在。审：你在新能源公司按照最后的公司章程你出资多少？被2:应出资320万元。我实际出资580万。5、2018年2月份会计报表一份及相应票据（复印件）。证明：出资目前具有票据或者合同能够体现的在建工程款项为4021920元。而且还有存货341931元。为了能够说明情况，本案被告方向法庭一并补充一份证据，即启程新能源公司2018年2月份的会计报表，从该会计报表当中能够看到在2018年2月28日的资产负债表当中总投资额为4363851元。因此从这些证据当中能证明本案被告方法定代笔人段文虎对公司的实际出资情况，而且尚有一百多万元因没有票据未能够计入到该财务账目当中。原代：对本案被告提交的此份证据，首先对报表本身真实性有异议，证明问题有意见。这份报表说明不了本案被告要证明的问题。本案的案由是都清楚的，通过证据反应从2017年1月26日就形成了6个股东，有股东决议书为证。本案被告说投资了580多万元，不够又贷款400万元是与事实相悖的。2017年1月26日段文虎持有3.5股，当时股东6人，现经过公司章程修改变为5人了。本案关键解决的是是否侵害股东利益。本案被告在2019年相关案件调解书当中能够体现出夫妻共同贷款，贷款用途有收松籽用款，此款并没有打到公司账号。此案件本身再纠结出资多少没有实际意义，应查明400万贷款的来龙去脉。案件非常清晰，无论怎么对账都是烂账，不能利用法人的特别身份随意性特别强。原2代：贷款时是以伟业建材的房子贷款的。伟业建材原始是我家的厂房。审：400万元贷款的用途是什么？被2：投入启程新能源公司，全部投入。当时伟业建材不干了，我租赁厂房。审：你们公司的账本？被2：我已经交上去了，我们公司就这样，没有具体账本。审：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其他应付款4363851元指的是什么？被2：整体启程有效的投资。审：2018年2月末的时候启程公司总资产是多少？被2:800万元。所有的钱都是我投入的。我投入580万元，入账436万，有150万当时我是独立法人。审：你出资相关证据能否提供？被2代：启程新能源公司最初为一人自然人公司，该一人股东为本案被告段文虎，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注册之时已经全部进行出资完毕，出资来源既为本案贷款的一部分，其他个人投资一部分。2018年时本案四原告投入到该公司资金要成为该公司股东，但当时经评价现有段文虎出资的资产折合市场价值为800万元，即在工商登记时以增资扩股形式由扩股之后的五位股东进行分割。虽然公司章程是增资扩股，实际是股权转让，对于原200万按照800万进行折股，本案四原告当时都没有向该公司缴纳自己的出资，因此在入股之前股东会决议体现出了启程贷款400万元按比例来进行分担偿还，其目的是说400万按比例偿还后顶抵股东缴纳出资的部分款项，因此出现了本案实际的状况。本案出资不能按照公司法严格要求的事实去做，否则无法查明真相。所以所体现的四百三十余万元，全是本按被告段文虎作为一人企业时出资。还有一百余万元没有票据会计无法入账。当时本案各原告没有形成书面协议，仅是公司章程标明扩股800万元。审：启程公司按照公司章程你应出资多少？被2：我是320万元，我投入五百八十余万，后来我自己钱不够用，后来出现5个股东。后来我又出资一百多万元，我总共出资六百多万元，436万元是我独立法人时的投资，我总共投资580万其中包含400万元贷款。400万贷款当时算我个人投入，因为启程公司当时是我独立法人。6、敦化市伟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2012年12月份会计报表一份以及2016年12月6日由本案除尹士平之外三原告和被告段文虎及原股东孙波对于伟业建材公司实际出资额。证明：本案原告所声称的对本案被告启程公司的出资实际是对启程建材的出资，伟业建材的出资数额为1168万元。通过这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原告对于启程公司没有进行出资。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以及参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六条能够证明本案现原告人对于启程公司未能够出资，因此依据公司法三十四条规定，红利和股利的分红应按实际出资比例划分，各原告对启程公司没有实际出资，对于诉讼请求当中的61万元，按原告说是分得的利润，该利润与原告无关。此方面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六条规定未实际出资的股东利润分配权受到限制。本案原告主张的61万利益，并不属于原告的利益，并不存在对原告侵权的事实。原告质证：对本案被告提价的此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对于证明问题有异议。1、本案关于另两案当中四原告的诉请变更之诉当中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24民终发生法律效力足以证明原告的股东资格。是无可否认的。2、对于本案被告提出关于两个公司的股东身份问题，基于原有的伟业建材和房上的光伏发电需要等级两个。原告对公司的出资是对两个公司的出资，并非是单一哪一个的出资。所以被告提出原告没有出资，这是不客观的。另案当中两份判决确认原告已近实际投资，原告已经足额投资，有原被告的签字认可。通过一系列证据具有盖然性，也说明了原告的主张是侵害了股东的利益。所以原告的主张，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7、（2019）吉2403民初3228号调解书一份，证明：1、该调解书原告为本案的四原告。被告为本案被告段文虎，第三人为启程公司。上述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内容可以认定被告向法庭今天出具的第二组证据是对伟业建材的出资而并不是原告所讲的对两个公司的出资。2、该民事调解书查明事实确定相关资产各原告均认可是对伟业建材出资，并调解对相应不动产变更为伟业建材公司，进一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对建材伟业和启程公司共同出资是错误的。原代：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当时原被告之间协商，当时段文虎将不动产落到自己名下，四股东经调解之后落到伟业公司名下，并不是说落到伟业公司名下就说明四原告就不是启程公司的股东。以本调解书证明本案四原告不具有启程公司的出资是错误的。8、产权证复印件4张。证明：该土地和房屋所有权均属于敦化市伟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述资产已经计入到法庭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即伟业2017年2月份会计报表明细，证明原告出资的事项均是对伟业出资，没有对启程出资。原代：土地使用权为敦化市伟业建材证明不了本案四原告就不是启程的股东，方才我已经阐述了。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9、场地租赁合同一份，证明：该租赁合同发生在2016年5月30日，租赁主体为甲方出租方、乙方出租方、高立君和伟业建材、丙方为承租方是段文虎。成立了启程新能源，启程新能源根本就不是原告所说众原告和被告投资的。原代：合同是假的，没有我们人签字。当时是为了办执照，也没有租金。不是高立君签字。章也不对，与本案没关系。审：你什么时候出资的启程新能源？被2:2016年9月份到2016年12月份。出资580万元。一【审：各方当事人做辩论发言。原代：通过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被告段文虎贷款系个人用款，贷款明确用途是收松子，贷款注入个人账号不是公司账号。另案调解书足以说明段文虎夫妻个人贷款。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四原告是公司股东，本案被告认可四原告是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法152条公司章程21条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股东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段文虎说400万元用于购买光伏板，这很牵强，段文虎没有说明400万元的去向，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请法庭依法判令被告给付义务。被全：坚持答辩意见和质证意见1、本案原告方在伟业建材的股东身份和启程的身份均存在瑕疵或股东身份不真实，所以原告无权告诉，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毫无关系，也不承担所谓的任何责任。2即便是按照原告所称，本案四原告是所谓的伟业股东，那么根据原告自身的诉请，我们可以确认本案所涉及的贷款发生在2016年9月，此时除高立君之外，其他原告均不是公司股东，那么如何参加股东会对段文虎的贷款提供担保，恰恰是贷款期间，伟业建材的三位股东同意为段文虎贷款抵押。即便是段文虎贷款收松子了，那也是股东同意，股东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原告诉称垫付利息是对股东的损害，无论本案原告是否是股东，仅从股东决议中体现股东是知晓的，而且后期支付利息时也都是本案原告之一，还用的是段文虎个人的卡，说明原告是知情的。3、原告所称的该款项是段文虎个人行为，完全是错误的，原告仅凭股东协议和商业银行起诉个人就是个人贷款，从法律角度来言是没有问题的，是个人贷款，这是银行观点。但是段文虎本案贷款是用于公司经营，建设安装光伏发电使用。均不构成对伟业和启程股东的利益损害。本案原告方向法庭所出具的抗辩贷款不是用于启程公司发展需要，抗辩的证据上来看时间大部分是2017年的，时间对不上，不能作为抗辩证据。4、本案涉及的启程公司最初设立时是本案被告段文虎独资公司，很显然发生贷款和购置相应的设备安装之时只能由段文虎个人履行，其他原告还不是股东，因此导致光伏合同上和结算款项上没有四原告的签字。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审：由当事人做最后陈述。原代：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全：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请。审：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被全：案情复杂，无法调解。】二【审：最后询问各方当事人是否提请新证人到庭，调取新证据，申请鉴定或者勘验？原代:我们要求做账，财物到场核实情况。被2代：我方请求法院到现场实际勘察。审：法庭调查阶段结束，进行法庭辩论。原代：焦点1、2019吉2403民初358号调解书写的是贷款人为段文虎和妻子李艳，担保单位是伟业建材公司，这份调解书说明段文虎是个人贷款，个人使用，用公司做了担保。如果是公司贷款应将款项打到公司账户。恰恰贷款打到了段文虎个人账户。2.本案大量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诉请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2代：1、关于是否侵害各原告的利益问题，我们坚持第一次开庭和本庭被告方提交的证据证明问题和质证意见。无论是公司还是段文虎，没有侵害原告利益。2、通过原告诉状，看出各原告认为本案被告侵害了原告61万元要求返还，返还给的是各股东。就起而言，是违反公司法规定。即便是个别股东侵害利益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也应当返还给公司所有，所以原告方不具备主体资格。审：各方做最后陈述。原代：请法院支持诉讼请求。被2代：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现在宣布休庭。】经审理查明：启程公司的企业信息载明“公司名称: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段文虎，注册资本（资金数额):8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6年5月31日，股东(发起人)名单:崔伟飞、段文虎、许崇任、尹士平、高立君”。启程公司章程载明“段文虎认缴出资320万元、高立君认缴出资160万元、崔伟飞认缴出资120万元、许崇任认缴出资120万元、尹士平认缴出资80万元”,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可以修改章程,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8年11月22日，崔伟飞召集段文虎、高立君、尹士平、许崇任召开股东会议,会议中崔伟飞、高立君、尹士平、许崇任同意罢免段文虎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由高立君担任法定代表人，崔伟飞、高立君、尹士平、许崇任在决议中签字，段文虎拒绝签字。现段文虎认可启程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营业执照由段文虎持有。……。【上诉人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崔伟飞、尹士平、许崇任、高立君及原审被告段文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的（2019）吉2403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启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四被上诉人的出资在启程公司工商档案中虽显示是“一次性出资”，但四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能够证实已实际出资。段文虎也曾召集股东开会,向四被上诉人催缴股金，但四人至今未能履行给付股金义务。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缴足出资是股东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为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其出资设立的公司之间自行协商免除或者未经法定程序而变更。股东资格可以依法认定，但是认定股东资格并非等于股东可以完全行使股东权利。一审在没有查明股东出资的情况下,片面的只认定股东资格，脱离事实基础和法律前提。2.一审仅认定股东资格而不考虑股东出资的实际情况有误，未出资的股东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应当受到限制。所谓股东资格，是出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虽然从《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当向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等规定，可以推断股东资格的取得并不以股东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为必要条件，股东出资不到位所应承担的是因违反公司章程和设立公司合同的约定产生的违约责任,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但取得股东身份并不等于能够享有股东的全部权利。“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利益与风险的一致是民商法永恒的原则与精髓”，股东对股东权利的享有与行使应当以履行股东义务为前提。虽然《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但对可以行使权利的内容，需区别不同情况做具体分析。股东权包括专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自益权，也包括既为自己利益也为公司利益行使的共益权。《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从公司法的规定看,股权分红的权利和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均依据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行使。《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因此参照《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此处也应是指实缴的出资比例。虽然股东出资不到位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但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应当是对等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的前提是承担股东义务，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股东权利只能按照实际出资比例来行使。因此，从《公司法》的立法精神看，对于出资存在瑕疵的股东，其股东权利应当受到限制。本案中，四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崔伟飞、尹士平、许崇任、高立君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公司成立以来，因法人段文虎不履行职责，导致公司不能正常经营。2018年11月22日，由公司监事崔伟飞依照公司法的规定，组织召开了股东大会，免除了段文虎的法定代表人身份，选举了新的法定代表人，并作出股东会决议。段文虎对股东会决议并没有在法律规定的60日内提出异议，证明其已经同意并认可股东会决议的内容。2.股东资格的确认应以股东名册记载和章程为准，上诉人主张四被上诉人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应当受到限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段文虎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崔伟飞、尹士平、许崇任、高立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启程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由段文虎变更为高立君,段文虎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交回启程公司公章、财物专用章、法人名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22日,启程公司监事崔伟飞在公司二楼主持召开公司股东会议,公司股东工商注册登记5人,实际到会4人。股东许崇任委托崔伟飞表决，并在股东会议电话沟通确认,股东会议决议免除启程公司段文虎法定代表人身份,选举股东高立君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5人中4人表决签字同意股东决议，段文虎一人反对，股东会议全程录音、录像。股东会决议作出六十日内，段文虎就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均未提出异议。股东会决议未被撤销，也未被宣告无效，对公司、公司股东均产生法律约束力，即具有法律效力。故四原告依据2018年11月22日股东决议要求启程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段文虎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未予履行，故四原告诉至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启程公司的企业信息载明“公司名称: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段文虎，注册资本（资金数额):8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6年5月31日，股东(发起人)名单:崔伟飞、段文虎、许崇任、尹士平、高立君”。启程公司章程载明“段文虎认缴出资320万元、高立君认缴出资160万元、崔伟飞认缴出资120万元、许崇任认缴出资120万元、尹士平认缴出资80万元”,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可以修改章程,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8年11月22日，崔伟飞召集段文虎、高立君、尹士平、许崇任召开股东会议,会议中崔伟飞、高立君、尹士平、许崇任同意罢免段文虎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由高立君担任法定代表人，崔伟飞、高立君、尹士平、许崇任在决议中签字，段文虎拒绝签字。现段文虎认可启程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营业执照由段文虎持有。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18年11月22日的决议是否是针对启程公司所作出的问题,因四原告与段文虎共同参加的股东会会议录像中,参会人员讨论的内容涉及启程公司相关事务,并且参会人员代表的均是启程公司的股东,故可以认定该次股东会讨论内容包括启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问题。股东会系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依据法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对股东具有拘束力。2018年11月22日召开的股东会已形成股东会决议,除段文虎以外的四名股东均同意将启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段文虎变更为高立君。启程公司及段文虎辩称，四原告未向启程公司实际交纳认缴的出资，四原告的权利应当受到限制，本院认为,股东权利的取得是以是否记载于股东名册为依据,即股东资格的依据不以出资为前提条件，而是取决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以及工商行政部门的注册登记,四原告是否按照认缴出资实际交纳出资以及交纳多少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故对启程公司及段文虎的抗辩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启程公司应将其法定代表人由段文虎变更为高立君,段文虎应协助配合启程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是体现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标志,故段文虎不再担任启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应依据股东会议决议将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交给四原告，四原告要求段文虎交回启程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将其法定代表人由段文虎变更为高立君的公司变更登记手续;二、段文虎在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申请办理上述变更登记过程中承担协助配合责任,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交付给崔伟飞、高立君、许崇任、尹士平。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段文虎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股东会系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依据法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对股东具有约束力。启程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利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第十四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每项决议需代表多少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规定如下：（1）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公司可以修改章程，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3）股东会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除上述股东或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4）股东会的其他决议必须经代表2人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根据上述规定，2018年11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由启程公司的全体股东参加，除段文虎拒绝在决议内容上签字外，其他四名股东均表决同意股东会的决议内容。段文虎作为启程公司的股东虽拒绝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但并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规定，依法行使撤销权，故应认定该股东会决议对其具有约束力。启程公司主张崔伟飞四人未实际出资，故其股东权利包括表决权应受到一定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有限公司成立过程中关于公司资本应当满足的条件，是以认缴制为原则，以实缴制为例外。在无法律、行规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情形下，出资人取得公司股东资本不以实缴资本为条件，只有要认缴资本即可。本案中，崔伟飞四人是否实际向启程公司出资不影响其作为启程公司股东的资格。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后，根据其享有股东权利的内容及目的，可将股东权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自益权是股东为获得自身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共益权是股东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为目的或以个人利益为目的兼有为公司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临时股东会召集请求权、表决权、质询权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自益权原则上应受到是否实缴出资的限制，表决权等共益权原则上不应受到是否实缴出资的限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也赋予公司可通过章程等形式作出另行不同规定。本案中，启程公司公司章程关于表决权行使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一致的，并无例外。因此启程公司主张崔伟飞四人未实际出资，其股东权包括表决权应当受到限制，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启程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提交的伟业建材公司的公司章程和伟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和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的章程修正案和企业信息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结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对四原告的各项诉讼主张评判如下：一、四原告所举证据不能够说明：四原告都一次性足额缴纳了股资。因此，诉讼请求不成立。二、原告方诉称“伟业建材公司对段文虎借款提供担保不知情”不属实，伟业建材公司对段文虎借款提供担保不知情。股东决议两份，一份为伟业建材公司2018年8月25日作出的股东决议，证明：伟业建材公司为段文虎贷款400万元提供资产担保，是全体股东通过、认可，股东知情。从该股东会决议看，参加人员即段文虎、孙波、高立君，结合第一组证据，均是当时的全部股东，作为本案的其他原告没有参与也是客观情况，因他们是伟业建材公司在后期增资扩股进来的，原告方诉称“伟业公司对段文虎借款提供担保不知情”是错误的。2017年1月26日作出的股东决议，该股东决议名头是记载的伟业公司和启程公司，决议的内容当中体现该笔贷款是启程公司的实际贷款，该股东决议已经表明：因启程公司在农商行贷款400万元，每月利息约28630元，本息应由股东按股分担，该证据足以表明：本案各原告对段文虎400万元贷款是明知的、而且是用于启程能源公司，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事由，该股东决议都是由本人签字，但并不代表本案原告就是涉案公司的实际股东。原代质证：对股东会决议和两份决议书的本身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证明问题有异议。1、股东会决议第一份股东签字一栏有三名股东，说明三名股东其中有两名股东认为就是公司贷款才签的字，这个股东会议签订完以后，被告个人贷款，这里不难看出：段文虎利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便存在欺诈之嫌。因此对该股东会议决议的第一份对被告要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也不清楚。2、第二份决议书该股东决议第6项第一点与第一份决议相悖，不一致，对本案被告想要证明公司贷款四原告均不认可。因该决议当中写的很清楚是公司贷款，恰恰该款400万元并没有打入公司贷款，该款用途为本案被告个人用了。3、决议中说明本息应由股东按股份按份，说明用钱时是股东，不需要钱时不是股东，恰恰能证明段文虎对四原告股东身份从来没有质疑。三、在崔伟飞、高立君、许崇任、尹士平与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段文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的（2019）吉2403民初1573号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24民终1742号民事判决书，启程公司的企业信息载明“公司名称：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段文虎，注册资本（资金数额）：8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6年5月31日，股东（发起人）名单：崔伟飞、段文虎、许崇任、尹士平、高立君”。启程公司章程载明“段文虎认缴出资320万元、高立君认缴出资160万元、崔伟飞认缴出资120万元、许崇任认缴出资120万元、尹士平认缴出资80万元”，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可以修改章程，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8年11月22日，崔伟飞召集段文虎、高立君、尹士平、许崇任召开股东会议，会议中崔伟飞、高立君、尹士平、许崇任同意罢免段文虎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由高立君担任法定代表人，崔伟飞、高立君、尹士平、许崇任等在决议中签字，段文虎拒绝签字。现段文虎认可启程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营业执照由段文虎持有。【本院作出（2015）敦民初字第820号民事判决，及二审（2016）吉24民终1115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已生效的判决结论为滕纯生享有城市公汽公司的股东资格，并在城市公汽公司的股东名册中记载。滕纯生为城市公汽公司股东，原始出资额为人民币5万元，城市公汽公司将滕纯生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但认为“至于其出资额在城市公共公司所占比例问题，因现城市公共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且并不含有其股份，故在城市公共公司现有注册资本数不尽明确的情况下，无法查明其出资额在城市公共公司所占的实际比例，故其可在城市公共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后，按照现有股东所持股本重新划分比例后再行记载于股东名册”；即已生效的判决结论中，并未对其所主张的其在城市公汽公司所拥有的股权份额作出明确判决。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第三十九条关于“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规定，第四十一条关于“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做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2、依照城市公汽公司章程中第17条规定“公司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所做出的决议,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会议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做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滕纯生等人所提议召开临时会议并提交了股东会决议等相关证据，经审查由于滕纯生股权份额在城市公汽公司中所占的实际股权比例至今并不尽明确、具体，无法认定滕纯生等人是否已经达到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有权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法定条件，不能确定为表决权股东；况且公司的股权已经经过多次转让，故滕纯生所提交的证据在程序方面与实体方面均存在瑕疵，不予采信。综上，滕纯生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崔伟飞、高立君、许崇任、尹士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崔伟飞、高立君、许崇任、尹士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01.0元，由崔伟飞、高立君、许崇任、尹士平/敦化市启程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段文虎、李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姜华伟人民陪审员 张 利人民陪审员 姜先华 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张家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二百零六条【借款的返还期限】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五条【利息的支付】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四十四条【合同的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四十八条【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一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一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四）保全和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本法所称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第一百五十二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一百五十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职权。】【袁泽雁与张银龙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上诉案上海市一中院判决书(2014)沪一中(商)终字第13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泽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银龙，上诉人袁泽雁因与被上诉人张银龙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4）闵民二（商）初字第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4月，原告袁泽雁以张银龙为被告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双方均为上海爱配思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配思公司）的股东，张银龙在公司存续期间擅自从爱配思公司账上划转500，193．80元至上海承程家电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程公司）作为其投资款。由于张银龙擅自划转公司财产，导致公司丧失偿债能力，最终致使袁泽雁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请求判令张银龙偿还其500，000元。张银龙在原审中辩称，不同意袁泽雁的诉请。爱配思公司的股东均未出资，设立时的500，000元出资是由私营经济区代验资的，另外50％注册资本一直未到位，全体股东对此均认可。由于500，000元垫资款是他人凑钱以私营经济区名义垫资，因张银龙与他人有经济往来，后来这些钱被认为是张银龙所有，故张银龙转走的是自己的钱，不是公司的钱。原审法院查明，爱配思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12日，注册资金1，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张银龙。工商登记的股东为金亮、沈岚、袁泽雁、张银龙，分别认缴出资额150，000元、200，000元、500，000元、150，000元。2009年4月17日，爱配思公司向承程公司汇款500，193．80元，用途为铃木投资款。2009年4月21日，袁泽雁签收爱配思公司资料转移清单，签收内容包括：证书类：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份，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份，组织机构代码卡一张，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一份，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一本，名录卡一张，外汇核销单领取证一本，公司章程一份，验资报告一份；收据发票类：爱配思公司办证费（上海明源实业有限公司）4，000元，交通银行开户费1，000元，外汇管理等办证费819元；印章类：公章一枚，报关专用章一枚，发票专用章一枚，公司财务印鉴章一枚，张银龙印鉴章一枚，袁泽雁印章一枚。2009年5月15日，爱配思公司在工商银行预留了袁泽雁的印鉴，并开立了新的银行账户。2011年3月2日，苏州福聚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聚公司）向爱配思公司提起诉讼，称福聚公司与上海龙达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公司）于2011年2月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龙达公司将其对爱配思公司享有的应收款债权946，465．95元转让给福聚公司。之后，龙达公司向爱配思公司发出债权债务转让通知。福聚公司请求法院判令爱配思公司偿付福聚公司受让债权946，465．95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于2011年4月1日作出（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判令爱配思公司偿付福聚公司欠款946，465．95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946，465．95元为基数，自2011年3月15日起算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1年7月25日，爱配思公司被注销。2011年10月24日，福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金亮、沈岚、张银龙、袁泽雁对（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原审法院认定，爱配思公司工商登记实缴的出资额500，000元系由经济小区完成的代验资，其余500，000元认缴的出资额未能完成实际出资，故爱配思公司的四名股东均未出资。2011年12月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1）松民二（商）初字第1794号民事判决，判决袁泽雁在500，000元范围内对（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确定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袁泽雁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2年2月20日，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本院的庭审中，袁泽雁确认其以未拿报销款作为冲抵出资，另外250，000元投资款也未出。2013年11月21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松民二（商）初字第1372号民事判决，查明张银龙为承程公司的股东。2014年3月17日，本院确认一审查明事实正确。原审法院另查明，福聚公司与爱配思公司及其股东的诉讼期间，福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喆，目前的法定代表人为张银龙。爱配思公司章程约定：袁泽雁在爱配思公司的出资额为5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0％，第一次实缴250，000元，于公司成立日之前一次缴足。其余部分自公司成立起二年内缴足，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公司的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审中，张银龙确认爱配思公司2009年4月17日向承程公司的汇款系张银龙个人向承程公司的投资款。袁泽雁称，其在爱配思公司以劳务出资。原审法院认为，由于本案系侵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银龙的行为是否满足侵权的构成要件。袁泽雁认为，张银龙从爱配思公司划走500，193．80元，直接导致公司丧失偿债能力，最终由袁泽雁承担了补充赔偿责任。张银龙对此不予认可。原审认为，由于侵权行为应满足以下四个要件：一是加害人有侵权的故意；二是有加害的行为；三是要有损害结果发生；四是加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爱配思公司的公司章程约定，袁泽雁在爱配思公司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作为股东袁泽雁应当在法律规定以及章程约定的期限内实缴出资。而根据生效判决的认定，以及袁泽雁在庭审中的陈述，袁泽雁对爱配思公司从未实际出资。故袁泽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直接原因系其没有出资，袁泽雁对爱配思公司对外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张银龙划走验资账户中500，000元资金的行为与袁泽雁承担出资不实赔偿责任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故袁泽雁主张张银龙侵权，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双方对于爱配思公司成立时验资账户中的500，000元注册资金的性质应如何认定存在争议。袁泽雁认为，生效判决认定爱配思公司成立时500，000元注册资金系垫资款，垫资行为应理解为爱配思公司对外的借款，爱配思公司对外债务应由公司另行偿还。由于在爱配思公司账户上的钱即是公司财产，张银龙抽逃该款项的行为导致袁泽雁在爱配思公司注销后以股东身份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损害了袁泽雁的利益。张银龙认为，根据惯例，垫资款在验资后均会被抽走，垫资款不是公司的财产，也不是公司的借款。袁泽雁从未履行出资义务，抽走垫资款也与袁泽雁无关。原审法院认为，由于一、二审法院判决已认定爱配思公司工商登记实缴的出资额500，000元系由经济小区完成的代验资。“代验资”究其本意，即是为了应付验资而由经济小区代为提供的临时性资金。因此，可以明确该款项的所有权人不是爱配思公司，一、二审法院也正是基于此认为爱配思公司全体股东均未实际出资，故判令全体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虽然，有证据表明该款项自验资后就直接从验资帐户被划转至承程公司，而张银龙也认可向承程公司的划款系其个人对该公司的投资款。但由于该款项的所有权人并非爱配思公司，故张银龙的行为并未侵害爱配思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再则，垫资款属于临时性的资金，爱配思公司于2009年进行验资，至今已有五年时间，期间系争款项所有权人从未向爱配思公司主张归还亦不符合常理。目前，也没有线索显示该款项尚未归还经济小区，也无证据证明款项所有权人追究张银龙的个人责任。并且，上海润民经济区也表示与爱配思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张银龙所称，其与垫资款所有权人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结算后明确该款项为张银龙所有的解释则更为合理。袁泽雁在庭审中还称张银龙存在制造虚假诉讼、恶意注销爱配思公司的行为。对于前者，虽有证据证明张银龙目前系福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原审法院确定福聚公司与爱配思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判决已生效。判决生效之时，福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喆，而非张银龙。即使目前张银龙系福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能排除当时福聚公司与爱配思公司之间存在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于袁泽雁主张的张银龙恶意注销，袁泽雁未能提供确实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张银龙已于2009年4月21日将公司公章、重要证件原件等移交袁泽雁，袁泽雁对此也予以签收。故袁泽雁的主张，缺乏确实证据支撑，法院均不予采纳。据此，袁泽雁的诉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25日判决：驳回袁泽雁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袁泽雁负担。袁泽雁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袁泽雁被判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张银龙将爱配思公司的50万元私自划转，直接导致该公司丧失偿还能力，两者存在因果关系。2、爱配思公司账户上的50万元是私营经济区的垫资款，即公司对私营经济区负有50万元的债务，此时公司对该50万元享有所有权，现张银龙私自划转、占有，理应用于赔偿。爱配思公司对外产生的债务本身源自虚假、杜撰的恶意诉讼，袁泽雁作为公司股东均不知情，不管如何，均不影响本案张银龙侵权事实的成立。被上诉人张银龙答辩称，袁泽雁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银龙划转的50万元是垫资款，袁泽雁也认可。当时张银龙委托张海红办理代垫资金验资事宜，张海红筹集50万元完成验资后，将该50万元划至承程公司账户，后张银龙将部分资金转至龙达公司取现后归还，部分由其及家人归还。故该50万元无论如何并非公司资产，与袁泽雁无关，也与公司无关。二审期间，袁泽雁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关于企业情况的说明函，证明50万元系私营经济区垫资，其所有人为爱配思公司；2、关于苏州福聚管理的协议，证明福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银龙；3、朱建国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张银龙虚构债务，目的是侵害袁泽雁的权利；4、银行转账凭证5份，证明张银龙在擅自注销爱配思公司前后均有转移公司财产行为；5、李烈华签收的收据、供货意见函及法院庭审笔录，证明张银龙擅自恶意注销爱配思公司；6、申诉材料，证明袁泽雁已对（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提起申诉；7、执行凭证8份，证明袁泽雁正在履行补充赔偿责任；8、与李烈华往来电子邮件及李烈华签字的文件，证明李烈华为张银龙工作。张银龙经质证认为：关于证据1，张银龙并未否认50万元是私营经济区垫资；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关于证据3，张银龙与朱建国之间有纠纷，两者具有利害关系，且其本人未到庭，故不予认可；关于证据4，印鉴章是袁泽雁的，应视为袁泽雁付款；关于证据5，没有张银龙签字，也未委托李烈华向袁泽雁收取公司证照等材料；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证据8，李烈华是龙达公司的副总经理，不是爱配思公司的员工。本院的认证意见是：关于证据1，因双方对50万元系私营经济区代垫资金均无异议，故无需采纳；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3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难以证明其真实性，证据4即便真实，也不足以证明张银龙存在擅自转移公司财产的行为，证据5、8不足以证明张银龙擅自恶意注销爱配思公司，证据6仅是申诉材料，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证据7仅表明袁泽雁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与本案亦无直接关联，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张银龙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08年9月8日，张银龙与袁泽雁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欲在上海合作成立一家公司，公司注册资本全部由张银龙支付。张银龙为袁泽雁垫付注册资本金，袁泽雁在年利润分配中分摊至三年归还张银龙。爱配思公司工商登记的实收资本50万元系由张银龙经办，张银龙通过案外人代垫资金进行验资，验资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3月6日止，爱配思公司（筹）收到袁泽雁、张银龙、沈岚、金亮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分别为25万元、7．5万元、10万元、7．5万元，合计50万元。本院认为，综合袁泽雁的上诉请求及张银龙的答辩意见，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现分述如下：一、张银龙划走涉案50万元是否侵害了爱配思公司财产，并由此造成袁泽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首先，现有证据表明爱配思公司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50万元系通过案外人代垫资金来完成验资，爱配思公司的各股东均未实际出资，至于是私营经济区还是个人代垫资金来完成验资，已无关紧要。其次，对于案外人提供爱配思公司设立所需缴纳的出资款后，是否已抽回。袁泽雁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该出资款被抽回，张银龙则认为完成验资后已通过经承程公司转至龙达公司账户取现以及其个人还款方式全部归还了50万元代垫资金。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50万元系代垫资金，而代垫资金按常理在完成验资、公司设立后一般均即时抽回。爱配思公司自2009年3月设立至今已逾五年，如果张银龙未归还案外人的代垫资金，该出借资金的案外人早已向其主张权利，而目前没有任何人向张银龙等主张返还代垫资金。因此，在爱配思公司设立时客观存在50万元代垫资金的情况下，张银龙关于代垫资金由其通过转账取现及个人还款方式已全部归还的辩解应为合理，本院予以采信。因张银龙从爱配思公司划至承程公司的50万元即为代垫资金款，现张银龙已归还了全部代垫资金，不论张银龙对该款项如何处理，都没有损害爱配思公司的利益。即使张银龙确实损害了公司利益，袁泽雁作为公司股东只能代表公司进行诉讼，而通过诉讼所获得的利益只能归于公司，并不能直接用于赔偿其因未出资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所支付的赔偿款。最后，袁泽雁在（2011）松民二（商）初字第1794号民事判决中确定其在50万元范围内对（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要原因系其作为股东在爱配思公司设立时没有实际出资，该判决于法有据。综上，袁泽雁未能举证证明张银龙损害了爱配思公司的利益，张银龙的涉案行为与袁泽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袁泽雁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爱配思公司对外产生的债务是否源自虚假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举证的，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袁泽雁对其该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张银龙亦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袁泽雁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袁泽雁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由上诉人袁泽雁负担。】(2012)一中民终字第11335号匡某某与廖某某等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上诉案判决书(2012)一中民终字第11335号当事人上诉人（原审原告）匡某某。委托代理人田承祖，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某某。委托代理人赵岩，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某。委托代理人赵岩，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讼记录上诉人匡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廖某某、田某某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9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8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张印龙担任审判长，法官肖伟、法官杨力参加的合议庭，于同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匡某某的委托代理人田承祖，被上诉人廖某某、田某某的委托代理人赵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基本情况匡某某在一审中起诉称：北京环球亮点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系一家研发、生产和销售新型出租车广告顶灯的企业，该公司核心产品为“环球亮点”滚动变画出租车广告顶灯。匡某某及廖某某、田某某均为环球公司股东。2009年11月20日，环球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由匡某某、廖某某及田某某担任该公司董事，并由廖某某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修改后的环球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职员不得从事任何与公司有竞争的业务。2010年10月28日，廖某某和田某某设立北京顶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点公司），该公司利用环球公司的专利技术生产、销售滚动变画出租车广告顶灯。顶点公司与环球公司具有完全相同的业务，与环球公司处于相互竞争的地位。廖某某和田某某设立顶点公司开展与环球公司相互竞争的业务，违反环球公司章程中关于法定代表人和董事不得从事与环球公司相互竞争的业务的规定，致使环球公司业务经营停顿。廖某某与田某某的行为损害了匡某某作为环球公司股东的合法权利，给匡某某造成了损失。现匡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廖某某及田某某停止侵害匡某某的股东权益。2、廖某某及田某某共同向匡某某赔偿利益损失1万元。廖某某、田某某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第一，廖某某与田某某的行为并未侵害匡某某的股东权益，也未给匡某某个人造成经济损失，匡某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顶点公司开展滚动变画出租车广告顶灯业务的行为，系经环球公司股东会同意并由该公司授权顶点公司进行。廖某某与田某某虽于2010年10月28日设立顶点公司，但在此之前，环球公司已于2010年7月即停止运营，原因为该公司经营管理不善，流动资金严重缺乏，已经无力自行开展其滚动变画出租车顶灯的主营业务。2010年7月27日，环球公司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签署了关于中关村创业大厦入驻协议解除合同，环球公司即失去了办公场地，不能再安排员工上班。环球公司面临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三无人员的窘境，实际上已经停止运行和经营，可谓名存实亡。第二，顶点公司开展滚动变画出租车广告顶灯经营业务的行为，系经环球公司股东会同意，并由环球公司授权顶点公司进行，该行为并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环球亮点公司于2010年11月5日召开股东会，决议许可顶点公司开展上述出租车顶灯业务，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对环球公司所拥有专利技术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顶点公司的人力和财力开拓市场，为环球公司谋求进一步发展，该行为并没有损害环球公司的利益。第三，廖某某与田某某的行为并未侵害匡某某的股东权益，也未给匡某某个人造成任何损失。本案中，匡某某依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要求廖某某及田某某赔偿对其股东个人利益所造成的损失。对此，廖某某及田某某认为，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以及环球亮点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义务，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所负的义务。可见，即便廖某某及田某某投资设立顶点公司，并开展滚动变画出租车广告顶灯经营业务的行为违反了其对公司的竞业禁止义务，被侵害的对象也只可能是环球公司而非匡某某个人，匡某某个人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失。第四，顶点公司虽被授权开展上述滚动变画出租车广告顶灯经营业务，但该公司就该项业务一直处于前期艰难的市场推广投入阶段，尚未取得盈利。同时，廖某某与田某某也并未取得任何收入。因此，无论自事实上还是法律上，匡某某主张由廖某某及田某某赔偿其股东利益损失，均没有依据。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19日，环球公司形成一份该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记载，环球公司注册资本为260万元，注册资本全部由股东投资。公司由以下股东出资设立：甲方：廖某某；乙方：田某某；丙方：匡某某。公司股东出资方式和出资额情况为：股东廖某某以货币方式出资117万元；股东田某某以货币方式出资91万元；股东匡某某以货币方式出资52万元。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职员必须按公司赋予的权力行使职权，不得利用在公司地位和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职员不得从事任何与公司有竞争的业务。上述公司章程落款处，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廖某某的签名字样，并加盖有环球公司的印章。同年11月20日，环球公司形成一份该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根据该决议记载，当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紫竹桥三虎桥豪柏公寓B1座605室召开了环球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应到3人，实到3人，参加会议的股东在人数和资格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由田某某、廖某某、匡某某组成新的股东会；2、选举田某某、廖某某、匡某某为董事。上述股东会决议落款处，分别有股东匡某某、廖某某及田某某的签名字样。2010年10月28日，田某某与廖某某共同签订一份顶点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记载，顶点公司注册资本为80万元，其中，股东田某某以货币方式出资40万元，股东廖某某以货币方式出资40万元。公司的营业期限三十年，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上述章程落款处，有田某某及廖某某的签名字样。同年11月5日，环球公司形成一份该公司第一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根据该决议记载，当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6号一层召开了环球公司第一届第四次股东会，出席会议股东2人，会议形成决议如下：一、因公司经营管理不善，流动资金缺乏，已无力开展该公司“带有卷动广告画面的出租车顶灯”的经营业务，现经该次股东会全体出席会议股东表决通过，同意许可顶点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前述出租车顶灯产品的研制、宣传、生产、销售等相关业务。二、许可经营期限为二年，自2010年11月6日起至2012年11月5日止。上述决议落款处，有股东廖某某及股东田某某的签名字样。同年11月6日，环球公司（授权方）向顶点公司（被授权方）出具一份许可经营授权书。根据该授权书记载，授权方因经营管理不善，流动资金缺乏，无力开展公司“带有卷动广告画面的出租车顶灯”产品经营业务，现同意许可被授权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上述出租车顶灯产品的研制、宣传、生产、销售等经营业务。许可经营期限为二年，自2010年11月6日起至2012年11月5日止。被授权方无权再转授权第三方开展上述经营业务。上述授权书落款处，同时加盖有授权方环球公司的印章及被授权方顶点公司的印章。一审诉讼中，匡某某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0）京中信内民证字第18370号公证书、（2010）京中信内民证字第18369号公证书、（2011）京国信民证字第00124号公证书的部分内容，均用于证明顶点公司开展与环球公司相互竞争的业务。廖某某与田某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匡某某主张的证明目的。此外，匡某某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三份网页打印件以及两份环球公司经营状况文件，均用于证明顶点公司通过开展上述竞争业务所获收益的情况。廖某某与田某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主张顶点公司自成立以来，目前尚处于市场推广阶段，故该公司目前并无经营收入。一审诉讼中，廖某某与田某某均称，环球公司目前的股东为廖某某、匡某某与赵玉梅三方，田某某系于2012年4月退出该公司。对此，匡某某表示予以认可。同时，廖某某与田某某均称，顶点公司成立后，确已从事了环球公司授权该公司开展的“带有卷动广告画面的出租车顶灯”产品经营业务。此外，廖某某与田某某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专利费收据以及解除合同协议两份证据。其中，均用于证明环球公司缺乏经营资金和经营场所，且该公司经营已陷入停滞状态，故顶点公司的业务经营并未对环球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匡某某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一审诉讼中，匡某某称，其系依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同时，匡某某称，其在本案中向廖某某及田某某主张的利益损失，具体系指因廖某某与田某某成立顶点公司从事与环球公司相互竞争的业务，导致环球公司无法正常开展该业务，使其作为环球公司股东遭受红利分配方面的利益损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中，匡某某主张廖某某与田某某违反环球公司章程规定，开展与环球公司有竞争的业务，导致匡某某作为环球公司股东遭受红利分配方面的利益损失。同时，匡某某主张其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系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对此，该院认为，首先，环球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不得从事任何与公司有竞争的业务的规定内容，属于公司法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所负忠实义务的范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此项义务的直接损害对象系公司而非该公司股东。按照侵权责任法的一般原理，如果上述公司利益损失确已发生，应由公司作为受损主体提出权利主张。第二，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该项法律条款的内容分析，其适用情形应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损害股东利益的场合。然而，如上所述，匡某某所主张廖某某与田某某从事的违反环球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为，其直接损害对象应系环球公司。第三，根据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权利。结合上述法律规定，股权虽系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而享有的权利，但公司的法人财产与股东财产明显有别。虽然股东通过股权的行使可以获得公司财产的经营收益，但两者毕竟分属不同法律范畴。因公司具备独立法人格及相应财产权利，股东并无权以将公司财产的减损直接主张为股东自有利益的损失。结合上述三方面内容，匡某某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匡某某的诉讼请求。匡某某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起诉。“损害股东利益的”规定意味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论是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股东利益，股东都有权利起诉。廖某某、田某某以环球公司授权顶点公司开展业务的方式进行经营，实际上是廖某某、田某某通过顶点公司从事与环球公司相互竞争的业务。廖某某、田某某违背了对环球公司所负忠实义务，同时也侵害了环球公司股东匡某某的工资收入及红利分配的权益，因而一审法院以“直接损害股东利益”为由作出判决，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二、环球公司之所以没有任何收入，不能给股东分配红利的原因就是在于，廖某某、田某某通过设立公司并将环球公司的业务转移给其新设的公司，使环球公司不能正常经营并获得收益。廖某某、田某某成立的顶点公司在成立后在全国各地签订合同并获取巨额利益，这些巨额利益应当属于环球公司，作为股东的匡某某行使股权也应当获得相应的红利，所以说，环球公司的损失也意味着股东的个人利益也受到损害。这种损害就是廖某某、田某某造成的。三、一审法院应对顶点公司获取利益的事实进行查明，以确定环球公司损失以及匡某某的诉讼请求数额，在廖某某、田某某不提交顶点公司获取利益的证据的情形下，廖某某、田某某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匡某某的诉讼请求，全部案件受理费由廖某某、田某某承担。匡某某就其上诉请求和理由未提交新的证据。廖某某、田某某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匡某某的上诉共同答辩称：一、环球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不得从事任何与公司有竞争业务的约定，属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所负的忠实义务，如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上述约定，损害对象是公司而非公司的股东，匡某某对此没有异议。二、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中损害股东利益应指的是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为侵害的对象是公司而非股东个人，根据上述规定取得的财产也应由公司所有。公司股东是否进行红利分配取决于公司是否亏损、提取各项公积金等情形。公司是否受到损失与公司股东是否进行红利分配并无因果法律关系。股东在公司的工资收入是否存在损失则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畴，与公司是否受到损失也无直接的因果法律关系。公司的财产权与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权是不同的法律范畴，公司的股东无权将应属于公司取得的财产作为股东自有的利益进行主张并用以弥补公司某个股东的个人利益损失，所以匡某某的上诉理由是不正确的。三、由于公司的损失与公司股东个人的损失存在本质的区别，匡某某上诉要求一审法院查明的顶点公司给环球公司造成损失的事实与匡某某基于其个人利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必然联系，也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匡某某的上述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四、事实上，环球公司在2010年7月已经因公司缺乏资金无力开展业务而停止经营。环球公司在同期也与中关村创业大厦解除了租赁合同。环球公司没有了办公场地，也不能安排员工上班，为了避免环球公司所拥有的专利资源浪费，在此情形下，廖某某、田某某在2010年10月出资成立顶点公司。2010年11月环球公司的股东会决定许可顶点公司开展环球公司的出租车顶灯业务，目的也是为环球公司谋求进一步发展，匡某某上诉所述顶点公司开展业务与环球公司同业竞争原因导致环球公司不能正常获取公司收益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请求驳回匡某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廖某某与田某某就其答辩意见未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匡某某提交的环球公司章程、环球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顶点公司章程，廖某某及田某某共同提交的环球公司第一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许可经营授权书等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到庭陈述等在案佐证。裁判分析过程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应当对股东承担损害责任而与股东发生的纠纷，目的是防止发生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侵害公司股东的利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侵害股东利益是一种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承担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前提。本案中，环球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廖某某、田某某通过股东会决议方式同意许可顶点公司开展环球公司“带有卷动广告画面的出租车顶灯”的研制、宣传、生产、销售等业务后，匡某某以廖某某、田某某作为环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提出的“廖某某、田某某停止侵害匡某某的股东权益并赔偿工资收入、红利分配损失1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匡某某有关“廖某某、田某某违背了对环球公司所负忠实义务侵害了匡某某从环球公司获取工资收入及红利分配的权益，侵害后果是廖某某、田某某造成的，一审法院应对顶点公司获取利益的事实进行查明并正确分配举证责任，判决廖某某、田某某停止侵害匡某某的股东权益并赔偿工资收入、红利分配损失1万元”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决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十五元由匡某某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匡某某负担（已交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