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01民初1768号原告：王献文，男，壮族，1984年2月27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廷彪，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春苹，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326215577661265，住所地：文山市新平街道红旗社区花桥村小组。法定代表人：李兴福，经理。被告：唐升忠，男，壮族，1966年9月3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大专文化，现住文山市。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翔，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农定玻，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王献文与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富民合作社）、唐升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献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廷彪、鲁春苹，被告富民合作社、唐升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翔、农定玻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献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双方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收购原告种植的红薯；2.判决被告按照协议约定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支付原告差价266239元；3.判决被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每吨100元的水费，共计42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种植115亩地的红薯，全部由被告提供核心红薯苗，被告按照每亩380元的价格收取红薯苗款。被告负责提供技术指导、监督施肥、中耕管理等种植技术。红薯成熟后被告负责回收红薯，并保证每亩收入不低于2500元，如低于2500元，被告将按照每亩2500元的收入价格补足原告的差价”。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了17400元红薯苗钱给被告。在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之前，被告向原告宣传种植被告提供的红薯苗，亩产可达4吨至8吨。原告相信了被告的宣传，按照被告的技术指导种植红薯，红薯苗长势很好。原告于2018年8月20日开始挖红薯，但挖出的却是紫薯亩产才0.5吨，产量达不到被告宣传的亩产4吨至8吨标准。现紫薯已经挖完，但是被告却一直怠于收购紫薯，紫薯全部堆放在地里，已开始出芽，腐烂。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用紫薯苗代替红薯苗存在欺诈行为。紫薯的产量没有达到签订合同前被告承诺的产量标准，合同目的未能实现，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当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补足原告差价。原告王献文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2018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种植被告提供核心红薯苗115亩，被告负责全部回收，并保证每亩收入不低于2500元，如低于部分由被告负责补足差价给原告，在原告栽种红薯苗期间，被告按照每吨100元的标准补助原告浇水费。2.《宣传画报》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宣传，原告种植被告提供的核心红薯，被告保证每亩亩产达4吨—8吨。3.收条一份，证明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预先支付了每亩150的苗款，原告栽种了115亩红薯，共支付17400元苗款。4.《律师函》一份、快递单一份，证明2018年10月红薯成熟，但是红薯的产量大幅减少，根本达不到承诺的亩产至少4吨-8吨的产量，故被告拒绝收购红薯，原告聘请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在收到《律师函》的3日与原告联系协商收购红薯事宜，否则视为被告违约，届时原告可自行处理红薯，每亩收入低于2500元的，被告将承担补足差价及赔偿原告损失的事实。5.《红薯收购承诺书》二份，证明被告于2018年10月21日向原告承诺所种植的红薯每亩收入不低于2500元，如低于2500元的按每亩2500元的差价补足支付给原告，并承诺于2018年11月30日前收购红薯，如逾期不收购红薯，将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每亩1000元的违约金，并按每亩3000元的标准赔偿原告成本损失。6.《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适格。7.照片三张，证明被告交付给原告的种苗市紫薯苗，被告不按约定收购红薯，被告存在违约。经质证，被告富民合作社、唐升忠对原告王献文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协议中并没有原告所证明的内容，没有相关条款的约定；对第2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理由是：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宣传画报属于宣传广告中的一种，属于邀约邀请，只是希望邀约的意思表示，不含有当事人意愿受拘束的意思表示，其邀约邀请本身无任何法律意义，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其不具有保证的性质，该邀约邀请是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宣传的，并不只是向原告宣传；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中没有被告合作社的公章；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理由是：律师函是原告方委托代理人单方制作，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本案的实际情况，也无被告对该律师函的回应或答复，对被告无相应的约束力；对第5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该承诺书是原告胁迫被告，被告在无奈的情况下所签字确认的，有被告报警记录为证，承诺书是富民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唐升忠履行职务时作出的，无论其真实性、合法性法院是否认可，被告唐升忠都不应承担责任；对第6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系原告单方自作，且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拍摄，也无法证实拍摄的种植基地。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第1组证据客观、真实，且能证明原告与富民合作社签订了《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双方对合作期限、双方责任、回收标准、规格质量、价格等进行了约定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虽客观、真实，但该证据仅属于被告富民合作社的宣传画报，并不能作为被告保证原告所种植的红薯亩产4吨-8吨的承诺，原告的待证观点，本院不予采纳；第3组证据虽客观、真实，但出具该收条的收款人是余凯霞，原告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印证，余凯霞收取王献文苗款的行为属被告富民合作社委托代收苗款的行为，且被告富民合作社不予认可，原告的待证观点，本院不予采纳；第4组证据系原告委托律师事务所单方制作的律师函，因未能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与之印证，属孤证，本院不予采信；第5、6组证据客观、真实，且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7组证据，因未能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与之印证，属孤证，且被告不予认可，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富民合作社、唐升忠答辩称，一、唐升忠不应列为本案被告。理由如下：1.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的合同主体是原告和富民合作社，富民合作社是依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唐升忠是富民合作社的原法定代表人，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登记后具有法人资格，应以合作社的名义和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因此，唐升忠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2.富民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现已合法变更为李兴福，请法院依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审理和判决。二、原告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庭支持，理由如下：1.原告与富民合作社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合作期限是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作期限现已届满，无法再继续履行下去，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是虚假不客观的陈述。2.本案系原告违约在先，双方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中第二条第（二）款第（4）项约定：乙方（原告）保证所有种植的商品苗、红薯全部收回交售给甲方（富民合作社）……，负责运输到大车能去拉运的地方，并负责装车。根据前述约定，原告负有交售红薯商品苗和红薯、负责搬运装车的义务，但原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前述义务，最终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不仅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也给富民合作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原告所诉的经济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于给富民合作社造成的经济损失，富民合作社保留追诉的权利。三、关于原告赔偿款额部分。原告计算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赔偿款额不知道如何计算而来，即使按照合作协议的72亩，按照每亩2500元，补足的差价是180000元以下，并非266239元。第三项诉讼请求认为不完全是客观真实的，有部分水费并非合作期间的全部水费，应由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区别开来。四、富民合作社不应承担法律责任。1.原告陈述被告提供虚假宣传，应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另本案中富民合作社提供种苗的过程中，是经双方友好协商，原告决定栽种部分紫薯苗，因此富民合作社才提供了部分紫薯苗给原告，并非富民合作社恶意违约，存在欺诈行为，但紫薯苗只要管理好，更容易生长，淀粉含量更高，价钱比红薯更高，亩产不应该只有0.5吨，除非原告未能按照富民合作社技术要求种植、监督，未能按时施肥、施农药、耕种等，才会出现亩产值低的情况，紫薯苗和红薯苗是能严格区分开的，原告在栽种时是能完全区分开的。2.双方在合同第五条约定：必须是乙方（原告）按照甲方（富民合作社）技术要求做好育苗工作，通过出售红薯苗、红薯给甲方，最后两项相加，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收入的，甲方负责补足不足2500元的部分给乙方，根据前述合同约定必须是两项相加不足2500元才补足，并且这条是针对红薯的约定，并非是针对紫薯的约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原告强行用对红薯的约定来套用紫薯的约定，是不客观真实，是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的。被告富民合作社、唐升忠针对其答辩，提交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唐升忠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两被告的身份信息，被告唐升忠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被告富民合作社原法定代表人唐升忠因涉案涉诉，征信受到质疑，影响整个合作社运作、招标，于2019年6月10日变更为李兴福。2.《红薯种植合作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本案系王献文夫妻前期未能按照被告方式种植红薯，未能正常施肥、做好除草工作导致其薯苗成活率低，造成经济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本案系原告违约在先，无理诉讼在后，并非被告薯苗质量有问题或者提供虚假宣传，原告诉讼差额补助、水费与客观事实极不相符，是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唐升忠不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原告起诉唐升忠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3.《接处警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2018年10月21日被告系被原告胁迫，被逼无奈之下向原告作出的承诺，系无效承诺。经质证，原告对富民合作社、唐升忠提交的第1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唐升忠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证明观点不予认可，且认为该组证据证明了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第2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证明观点也不予认可，该份协议不是与原告签订的；对第3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农户胁迫唐升忠写下欠条、承诺书。本院认为，被告富民合作社、唐升忠向本院提交的第1组证据，客观、真实，且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因系被告富民合作社与他人达成的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3组证据虽客观、真实，但被告认为其向原告出具的二份《红薯收购承诺书》是在原告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待证观点，因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王献文与被告富民合作社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约定：合作项目为种植红薯核心苗与回收商品苗、红薯；合作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甲方（被告富民合作社）按商品苗的价格提供核心苗、化肥、农药、地膜、滴灌袋给乙方（原告王献文）种植核心苗使用；甲方每吨补助100元浇水费给乙方；乙方在育苗基地种植商品苗免费；红薯收购价1两以上800元每吨；甲方负责收购乙方用核心苗种植出来的商品苗和鲜红薯，甲方组织农户种植核心苗，在技术上做好指导和监督；商品苗每吨收购价400元，每吨补助200元的人工费，合计每吨收购价600元；优质红薯收购价每吨800元，次品红薯收购价每吨400元收购；乙方种植核心苗72亩；凡是乙方按甲方技术要求做好育苗工作，通过出售红薯苗、红薯给甲方，最后两项相加，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收入的，甲方负责补足2500元给乙方；并对其他合同权利义务内容进行了约定。2018年10月21日，被告唐升忠出具《红薯收购承诺书》二份，承诺：王献文种植核心苗72亩，由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以每吨1000元收购，如亩产量不足2500元的，由文山富民红薯种植合作社补足每亩2500元，收购时不再扣除剩余苗钱；王献文种植商品苗44亩，由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以每吨1000元收购，如亩产量不足1500元的，由文山富民红薯种植合作社补足每亩1500元，收购时不再扣除剩余苗钱；承诺收购时间在2018年11月30日前收完，如逾期不来收购，就由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按违约金每亩1000元的补偿给王献文并赔偿在栽种期间所产生的成本费用，包括（地租、人工费、农药费、地膜费、滴灌费、犁地费、挖工费）等，每亩3000元赔偿给王献文；如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按以上条例承担赔偿费用，就由法定代表人唐升忠一人承担赔偿。另查明，2019年6月10日，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由唐升忠变更为李兴福。另查明，王献文与富民合作社在履行《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的过程中，富民合作社指派余凯霞对王献文的种植进行过技术指导。本院认为，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中，王献文与富民合作社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代表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的种植收购合作合同，双方应诚信履行。虽然王献文与富民合作社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凡是乙方（王献文）按甲方（富民合作社）技术要求做好育苗工作，通过出售红薯苗、红薯给甲方，最后两项相加，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收入的，甲方负责补足不足2500元的部分给乙方”及被告出具的二份《红薯收购承诺书》明确承诺“种植户王献文种植核心苗72亩，由富民合作社收购，以每吨1000元收购，如每亩产量不足2500元的，由富民合作社补足每亩2500元；种植户王献文种植商品苗44亩，由富民合作社收购，以每吨1000元收购，如每亩产量不足1500元的，由富民合作社补足每亩1500元”，但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作为原告的王献文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按《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约定实际种植了72亩核心苗及43亩商品苗，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且富民合作社、唐升忠对王献文所述种植薯苗的亩积不予认可，而王献文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种植的紫薯及被告逾期未收购的紫薯是否已因腐烂而灭失，故此，王献文要求富民合作社、唐升忠按照《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约定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支付原告差价26623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献文要求判决富民合作社、唐升忠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每吨100元的水费，共计42000元的诉讼请求，虽然协议约定富民合作社补助王献文每吨红薯100元的浇水费，但因王献文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在履行《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中种植的紫薯具体产量，王献文主张以富民合作社宣传画上载明的4吨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献文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双方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收购王献文种植的红薯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未能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献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20元，减半收取2960元，由原告王献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景景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书记员  盘诗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