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25民初1030号原告：王华伟，男，198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花朋，山东宸和宸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鞠红，山东宸和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济阳县孙耿镇爱国家庭农场，住所地济阳区孙耿街道老赵村东临。负责人：朱爱国，男，1957年2月26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天桥区。被告：朱爱国，男，1957年2月26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天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银龙（朱爱国之子），男，1986年1月6日出生，住济南市天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冰清，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王群，男，196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梅，山东建与恒律师事务所置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飞，山东建与恒律师事务所置业律师。原告王华伟与被告济阳县孙耿镇爱国家庭农场（以下简称爱国农场）、被告朱爱国、被告王群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或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华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继续履行与王华伟2018年3月1日签署的《鱼塘合同》；2.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7.5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署《鱼塘合同》。合同约定将位于孙耿镇老赵村面积四十亩承包给原告，承包经营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至2033年2月30日止。现被告无故违约，不履行合同义务。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朱爱国辩称，不认识王华伟，之前农场是在2017年11月份家庭内部出现了问题，朱爱国没有精力经营农场，就口头委托王群进行看管场地，一直到2018年11月份我们想把场地收回自主经营，才第一次见到了王华伟。当时王华伟说与王群签订了租赁合同，要求我们履行合同义务，我们不认同，就将他们驱逐出场地。王群辩称，一是王华伟列王群为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继续履行合同与主张违约金，而王群与王华伟没有合同关系。二是王华伟系通过我介绍与爱国农场签订了鱼池租赁合同，王华伟在该鱼塘进行了投资，其后爱国农场、朱爱国违约属实，我也希望双方能继续履行合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爱国农场系个体工商户，于2017年3月30日成立，经营者为朱爱国，经营范围为：鱼的养殖，藕、玉米、小麦的种植。2018年12月28日爱国农场被注销，注销原因为无力经营。2018年3月1日，爱国农场（甲方）与王华伟（乙方）签订了鱼池租赁合同一份，合同载明主要条款为：鱼塘坐落济阳县孙耿镇老赵村邻砖厂，1、2、3、4、5号鱼池；租赁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至2033年2月30日，共计15年；租金以乙方利润的20%为租金标准，支付方式为现金、银行汇款、网银转账，以天、月、季、年实现利润为支付时间；本出租鱼池为朱爱国所有，无其他关系人，由于本鱼池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及其他纠纷与承租人无关，若有纠纷使乙方不能正常进行养殖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若出租方在承租方没有违反本合同的情况下提前解除合同或租给他人，视为出租方违约，出租方负责赔偿承租方投入成本的两倍违约金。若承租方在没有违反本合同的情况下提前解除合同，视投入和收益情况，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由王华伟签名捺印，爱国农场加盖公章。双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及事实存在较大争议，本院做如下认定：一、爱国农场的主体问题。王华伟列爱国农场为本案被告，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爱国农场系个体工商户，其债权及债务均由经营者享有及承担，且其于2018年12月28日已被注销，故爱国农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相应的民事诉讼权利应由负责人朱爱国行使，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二、鱼池租赁合同是否成立并约束朱爱国。王华伟主张王群接受了朱爱国的委托进行招商，签订了鱼池租赁合同，并加盖了爱国农场的公章，合同订立后，自己接手了诉争的鱼池，并投入了鱼苗、虾苗等，合同已实际履行，朱爱国应受到该鱼池租赁合同的约束。就该主张王华伟向本院提交了鱼池租赁合同、委托书（复印件）及承诺书（复印件）。朱爱国认可鱼池租赁合同的公章系自己单位的公章，不认可委托书及承诺书的真实性,辩称王群在2017年以办理卫生许可证的名义借用了农场公章，该鱼池租赁合同系王群自行加盖，系无权代理，自己对该合同不知情，合同不成立，不能约束自己。就上述主张，朱爱国提交了录音资料一份。王群对王华伟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予认可，对朱爱国提交的录音资料不认可，辩称公章系朱爱国给的，与王华伟洽谈的生意先与朱爱国进行了沟通，并经朱爱国同意后加盖了公章，合同已实际履行。朱爱国提交的录音中自己受到了朱爱国及其子等人的威胁，所做的陈述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己的真实意思。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三方认可鱼池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王华伟提交的委托书及承诺书均为复印件，朱爱国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朱爱国提交的录音资料，其不能说明录音中的参与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证据的采信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王华伟于2018年3月1日与王群签订了鱼池租赁合同，王群加盖家庭农场的公章。王华伟及王群主张王群接受了爱国农场的委托进行招商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期间，一直由王华伟与王群进行协商，故认定该合同是否成立并约束朱爱国应审查王群有无授权或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王华伟提交的加盖爱国农场印章的委托书系复印件，王群认可该委托书的真实性，但王群在诉前与朱爱国等人的协商中，未提及授权委托书事宜，王华伟及王群均不能提供委托书的原件，故本院认定朱爱国未向王群出具过书面委托书授权其代理爱国农场对外招商，王群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朱爱国向其进行过口头授权，故本院认定王群加盖爱国农场公章与王华伟签订鱼池租赁合同属于无权代理。其次，王华伟与无权代理人王群签订合同并履行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此王华伟应举证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王群具有代理权。本案中爱国农场系个体工商户，以个人或家庭财产出资，并由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不具备法人资格，属于自然人范畴，注重经营者个人的人格意志。鱼池及土地系朱爱国的重大财产，其对外出租属于财产处分，根据王华伟的自述，其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未见过朱爱国，王群亦未当着自己的面给朱爱国打过电话，更未要求朱爱国在合同上签字，其单凭王群持有爱国农场的公章相信王群具有代理权存在过失，没有尽到谨慎善意的义务，其不构成表见代理。再次，从鱼池租赁合同条款的利益对等看，鱼池租赁属于市场交易行为，交易的目的在于各方获取利润。王华伟与朱爱国作为承租方与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取养殖收益和租赁收益，鱼池使用的稳定及租金收益的保障系合同的核心条款。双方约定“若出租方在承租方没有违反本合同的情况下提前解除合同或租给他人，视为出租方违约，出租方负责赔偿承租方投入成本的两倍违约金”，以较高的违约金保证了鱼池使用的稳定性；而对于租金的约定为：“租金以乙方利润的20%为租金标准”“支付方式：现金、银行汇款或网银转帐，以天、月、季、年实现利润为支付时间”，租金的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约定含糊，而“以乙方利润的20%为租金标准”，意味着如王华伟无利润或亏损则朱爱国不获租金收益，而如何保障朱爱国对王华伟养殖的利润知情权和经营监管权双方合同中亦无约定，对于租金利益亦无保底条款，甲乙双方在该合同中利益明显失衡，本院认定该租赁合同非朱爱国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鱼池租赁合同于2018年3月1日签订，而王华伟提交的“承诺书”中有如下内容：“王群介绍王华伟在农场投资淡水鱼龙虾养殖项目，投资人王华伟已投入资金前期贰拾伍万元，后期根据情况可追加，自2018年起至2033年12月31日止。约定利润分配方式为：投资者分的利润的80%，农场分利润的20%。如果因农场原因导致投资者不能继续经营，农场承诺赔偿投资者损失投资额五倍的损失，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诉讼法、律师费等相关维权费用”，自合同签订日至承诺书作出日仅两个月的时间，爱国农场在无租金利润保证的情况下确认已投入资金250000元，并允诺因农场的原因导致王华伟经营困难时赔偿5倍投资额的赔偿金，明显有悖公平，该承诺书王华伟与王群均认可其真实存在，从形式上看该承诺书、委托书及鱼池租赁合同均只加盖了爱国农场的公章，无一朱爱国本人的签名，本院认定鱼池租赁合同与委托书、承诺书同样未征得朱爱国本人的同意。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王群与王华伟签订《鱼池租赁合同》，系无权代理，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故该合同对朱爱国不发生效力，产生的相应责任由王群承担。王华伟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王华伟要求损失赔偿，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华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6元，由原告王华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莹审 判 员  李 娜人民陪审员  周玉成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书 记 员  卢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