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47034号原告：杨某1，男，1969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芳霞，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2，男，1960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平（杨某2之妻），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尚发，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某1与被告杨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1之委托代理人任芳霞、被告杨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平和刘尚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诉称，要求：1.现登记在张某名下、位于海淀区二里沟学校宿舍楼×门×号的房屋全部由杨某1继承；2.杨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杨某5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长子杨某2和次子杨某1。杨某5于2007年4月21日去世，张某于2018年3月29日去世，二人遗产有位于海淀区二里沟学校宿舍楼×门×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一套。被继承人杨某5生前未立遗嘱，在其去世后，张某与杨某1放弃继承杨某5部分遗产，但杨某2仍然不满，自此拒不看望、赡养张某，直至张某病危去世。期间，张某由杨某1赡养、与杨某1共同居住在102号房屋。2014年12月24日，张某自书遗嘱并由律师进行见证，指定其名下财产份额全部由杨某1继承。现因杨某2拒不配合办理继承相关手续且到杨某1家中闹事，双方多次沟通均未果，故提起本次诉讼。杨某2辩称，认可102号房屋中杨某5的遗产份额适用法定继承；房山区良乡地区鸿顺园东区×号楼×层×2号房屋（以下简称×2号房屋）和经济合作社股权在本案中应一并处理，其中，×2号房屋由张某与杨某2各50%份额；杨某5去世后，张某和杨某1、杨某2确曾达成过一致，商定就×2号房屋杨某1放弃继承、张某的份额赠与杨某2，×号房屋归杨某1所有，但在办理继承公证时，公证员说只能做杨某5份额的继承公证，建议张某的份额另行做赠与公证，而当时张某身体状况好，没有急于办理，故×2号房屋没有继续做继承公证；张某病重时也强调过杨某1与杨某2一人一套房，故虽认可张某所立遗嘱系其本人书写，但可能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依据上述证据可以确认以下事实：杨某5与张某系夫妻关系，共育有二子，长子杨某2、次子杨某1。杨某5于2007年4月21日死亡销户；张某于2018年3月29日去世。张某、杨某5生前有房屋两套，即本案×2号房屋和×号房屋。杨某5去世后，张某、杨某2、杨某1共同于2009年7月30日向北京市恒信公证处就×2号房屋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该公证处于2009年8月4日作出（2009）京恒信内民证字第×号公证书，证明因杨某5的父母均先于杨某5死亡，张某、杨某1均自愿表示放弃对×2号房屋的继承权，故杨某5的上述遗产由杨某2一人继承。依据该公证书，张某、杨某2就×2号房屋分别领取了房产证号为X京房权证房字第XX**和X京房房权证房字第XX**屋所有权证，各享有50%的份额。此后，由杨某2占有使用×2号房屋。2014年12月24日，张某在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刘某律师、张某1律师的见证下自书遗嘱一份（以下称《自书遗嘱》）；刘某、张某1分别出具《声明》并共同为张某制作《谈话笔录》、共同出具《律师见证书》；张某另书写《情况说明》。其中，《自书遗嘱》的内容为：“立遗嘱人张某在神智清醒、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情况下自愿订立如下遗嘱，以下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百年后，我名下的财产份额全部由杨某1（我的二儿子）继承，我以前所立的遗嘱及所作的赠与全部废除。以上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见证人：刘某、张某1与我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此遗嘱由杨某1保管”。该遗嘱落款处除有张某签名及日期，刘某、张某1分别在见证人处签名。《声明》的主要内容均为“本人是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是立遗嘱人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立遗嘱人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谈话笔录》中张某自述出生日期为1938年4月20日。《律师见证书》的主要内容为：“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接受张某老人的委托，指派刘某律师、张某1律师就其订立遗嘱的行为进行现场见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见证律师查阅了委托人提供的相应文件并对委托人订立遗嘱的行为进行了现场见证。兹证明：张某老人在我们面前自书遗嘱一份，并且在自书遗嘱和谈话笔录上签字并加印指纹，其意思表示真实”。《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本人张某，实际出生日期为1938年4月20日。身份证上登记出生日期为1938年4月10日。一旦发生继承，办理所有继承所需手续均以身份证所登记的日期为准”。现×号房屋仍登记于张某名下、由杨某1占有使用；就杨某5所享有的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一街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以下称杨某5股权）及其继承问题，该合作社确认如下：“依据产权制度改革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股份分配和管理办法，个人股权中‘基本股、老龄股’，可以继承（凡在2000年5月31日后死亡的股东）其股份继承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自愿的原则，现进行分配签定本协议，所有继承人签字后生效。2018年已故股东杨某5股份分红情况：姓名：杨某5，基本股：1，老龄股：19，基本股：每股1261.56元；老龄股：每股51.98元*19股=987.62元；基本股和老龄股共计2249.18元。”本案中，杨某1坚持要求取得×号房屋，同意给杨某2一定折价补偿；杨某2坚持要求取得×2号房屋，并提交其与杨某1录音以证明杨某1认可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2号房屋归杨某2、×号房屋归杨某1。对于该录音，杨某1虽认可真实性，但认为仅为继承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张某的意思表示，故对张某遗产的处理应以《自书遗嘱》为准。双方无法就×2号房屋和×号房屋现值达成一致意见，且杨某2坚持要求按份共有，不同意折价分割，杨某1同意在本案中仅分割上述二房屋的份额。对于杨某5股权的继承份额，杨某1主张继承六分之五；杨某2主张均由其继承且不同意给杨某1折价补偿。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某5去世后，因其生前未订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故其遗产应由张某、杨某1、杨某2继承所有。其中，因张某、杨某1放弃对×2号房屋中杨某5的遗产份额，故×2号房屋由张某与杨某2按份共有，各享有50%的份额；×号房屋中，张某享有三分之二的份额，杨某1和杨某2各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杨某5股权中，张某享有三分之二的份额，杨某1和杨某2各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此后，张某去世，其生前立有《自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为合法有效，并作为处理其遗产的依据。至于杨某2提交的、其与杨某1之间的录音，仅能证明杨某5去世后，杨某5的法定继承人曾提出过×2号房屋归杨某2、×号房屋归杨某1的方案，且如杨某2自述，仅办理了张某、杨某1放弃继承×2号房屋的继承公证，就张某将自己所持的×2号房屋的份额赠与给杨某2、杨某2和张某放弃继承×号房屋中杨某5的遗产份额并且张某将其所持有的×号房屋的份额赠与杨某1等，均未达成书面协议或进行相应公证，可见，上述协商过程不足以认定《自书遗嘱》不是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能认定张某事后改变了《自书遗嘱》内容。相应地，上述×2号房屋、×号房屋和杨某5股权中属于张某的份额均归杨某1继承所有。即×2号房屋，由杨某1继承所有50%份额，由杨某2继承所有50%份额；×号房屋，由杨某1继承所有六分之五份额，由杨某2继承所有六分之一份额；杨某5股权，由杨某1继承所有六分之五份额，由杨某2继承所有六分之一份额。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下：一、现由张某和杨某2按份共有（各享有50%份额）、位于房山区良乡地区鸿顺园**×号楼×层×-×**房屋中张某所享有的50%份额由杨某1继承所有；二、现在张某名下、位于海淀区二里沟学校宿舍楼×门×号房屋，由杨某1继承所有六分之五的份额，由杨某2继承所有六分之一的份额；三、杨某5所享有的、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一街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个人股权，其中，基本股由杨某1继承所有六分之五份额，由杨某2继承所有六分之一份额；老龄股由杨某1继承所有六分之五份额，由杨某2继承所有六分之一份额。案件受理费42000元，由杨某1负担26400元，已交纳22800元，剩余36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杨某2负担156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佟 冰人民陪审员  郭春燕人民陪审员  翟 彦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蒙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