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1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启昌，男，汉族，1941年1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文，男，汉族，1930年8月10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系何启昌之表兄。委托诉讼代理人：穆仕银，男，汉族，1976年11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系何启昌之女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黔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原贵州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都司路7号新天地商住楼1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096089027。法定代表人：张晓军，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贵州瀛黔（仁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启昌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黔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原贵州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都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启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并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对拆迁房屋所余之房235.56m2应作安置或补偿；3、判令被上诉人赔偿各种损失费，双方对结由法院确认；4、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财产损害纠纷：（一）上诉人位于贵阳市南明区房屋有相关手续根据。（二）房天开发公司借拆迁改造为由强拆。（三）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房屋共291.36ｍ2，其中含：1、产权房58.8ｍ2。2、认可作补偿自建房12ｍ2。3、大哥何启文以人民币3800元卖给上诉人房屋113.56ｍ2。4、大哥何启文赠送上诉人女儿房屋24ｍ2。5、二哥何启明以人民币800元卖给上诉人房屋32ｍ2。6、上诉人自建木工房11ｍ2及30ｍ2（有罚款证明30ｍ2，无证明11ｍ2。）7、原厨房、厕所、煤棚共10ｍ2（厨房4ｍ2厕所4ｍ2煤棚2ｍ2）。以上1—7项共计291.36ｍ2房屋被折迁，其中安置55.8ｍ2，其余235.56ｍ2未作安置补偿。（四）上诉人被强拆291.36ｍ2中，被上诉人以第一项产权房作安置。其中只安置55.80ｍ2的房屋，少安置3ｍ2。（五）被上诉人对自建房认可12ｍ2作经济补偿未付补偿价款。（六）被上诉人共拆除上诉人房屋291.36ｍ2，其中减去55.8ｍ2，安置房所余235.56ｍ2未作补偿与安置。（七）被上诉人拆迁违反法律规定。依照物权法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八）被上诉人对强折上诉人房屋存在三方面问题。1、拆除产权房58.80ｍ2，安置55.80ｍ2，其中少3ｍ2。2、认定：对自建房12平方米房屋作经济补偿分文未付。3、上诉人总房屋面积共291.36ｍ2，其中安置55.8ｍ2所余房屋面积235.56ｍ2未补偿及安置。4、对安置房过度费未付。5、对本案损失费未付。6、欺骗签订拆迁协议，条件不成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双方当事人共同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损害上诉人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视为无效协议，在上诉中加以诉明诉请撤销。一审法院对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错误。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等之规定错误：（一）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审法院对诉讼案件受理后开庭审理作出判决诉讼时效中断。本案为返还财产不受时限。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二）项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二）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的房屋为事实。该房屋组成：有产权证的产权房、买房有买房证据、赠送房有赠送证明、自建房有罚款证明、厨房、厕所、煤棚，有邻居证明。综上事实，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为错判，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黔都公司二审中答辩称：一、黔都公司与何启昌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2002年2月4日黔都公司经贵阳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黔都物业公司申请用地的批复合法取得小河巷地块。2002年9月16日取得小河巷地块《房屋拆迁许可证》，2003年5月15日取得小河巷地块的《房屋拆迁延期公告》。拆迁过程中委托第三方机构贵州伟元房屋拆迁开发有限公司咨询服务分公司对都司路、小河巷规划范围内的房屋进行拆迁摸底调查，黔都物业公司对该地块合法进行拆迁。2003年5月16日何启昌与黔都公司签订《货币安置协议》，之后何启昌向黔都公司申请将《货币安置协议》作废，于2003年5月29又另行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约定：黔都公司用建筑面积为55.8㎡（最终产权处核定为60.04㎡）对何启昌建筑面积58.8平方米的产权进行调换，并对自建房12㎡进行补助，对何启昌设施拆迁（包括独立电表、独立水表）进行补偿，并支付2次搬迁补助费、18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安置房少于3㎡补偿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结算时，因黔都公司安置房的价格高于何启昌原产权房，扣除黔都公司应当支付给何启昌的自建房补助、设施拆迁补偿费、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安置房少于3㎡补偿费后，何启昌还应当向黔都公司支付30421元，黔都公司考虑到何启昌生活困难，又补助何启昌20421元，即何启昌仅需支付黔都公司10000元。2003年5月30日，何启昌向黔都公司交旧房钥匙，主动搬离小河巷7号的房屋。2005年5月30日，黔都公司通知何启昌收安置房，但何启昌因收新房需要缴纳房屋维修基金、独立电表、煤气等费用，直到2006年1月23日才到黔都公司收房，并且承诺尚欠黔都公司24288.55元。故黔都公司对该地块的房屋合法进行拆迁，并对何启昌的房屋合法拆迁后进行补偿，所以何启昌自愿与黔都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当然合法有效。二、何启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何启昌上诉要求：“对拆迁房屋所余之房235.56平方米应作安置或补偿；并要求赔偿各种损失费”。其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何启昌在原在产权处登记的房屋面积58.8平方米，黔都公司已经合法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并对自建房进行补助。2、何启昌认为的“拆迁房屋所余之房”，何启昌并未提供“拆迁房屋所余之房”的房屋所有权证明，何启昌仅向法院提供送约、卖契、罚款证明、以及何启昌的自述；以上送约定、卖契的真实性无法核实；退一步，假使以上卖契、送约为真，但卖契、送约，均是债权，不具备物权法上的效力。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故本案中何启昌的被拆迁房屋应当以不动产中心登记和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为准，所以何启昌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三、在程序上，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何启昌起诉。何启昌与黔都公司侵权合同纠纷一案，2003年5月29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何启昌若认为黔都公司侵害其权利，应当在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两年内即2005年5月29日前提起诉讼。但何启昌于2017年12月27日才向贵院提起诉讼，并且何启昌提供的信访材料的日期为：2015年10月29日至2017年3月13日，即何启昌是在诉讼时效届满后10年之久才向相关部门反映，故本案在程序上已超过诉讼时效两年。何启昌认为是在2015年才知道权利受到了侵害,严重不符合客观事实，本案中《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何启昌本人签订，并非他人代签，并且何启昌原签订的是货币安置补偿协议，本人又向黔都公司书面申请更换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且何启昌主动将旧房钥匙交给黔都公司，收新房同样是何启昌本人收房，何启昌不可能不知晓，故其于2015年10月29日才向相关部门反映同样超过诉讼时效。另何启昌若认为与黔都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显失公平，应当向法院提起撤销或变更之诉，但上述权利行使的除斥期间是一年，同样该期限早就过了，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确定有效。根据《贵阳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拆除下列建筑物、构筑物不予补偿：（一）“无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的建筑物、构筑物，当事人在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土地管理部门、产权监理部门申请登记，经审查未获有效证件的”；而何启昌同样没有在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土地管理部门、产权监理部门申请登记何启昌认为漏算的部分。故何启昌与黔都公司侵权合同纠纷一案不论是诉讼时效、除斥期间、还是向土地管理部门、产权监理部门反映的时间均已超过。综上，何启昌与黔都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而何启昌所自述的房屋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且本侵权合同纠纷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何启昌的上诉。何启昌向一审法院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原地贵阳市南明区都司路7号新天地大楼一、二层楼223.56㎡房屋并办理相关产权手续；2、判令被告支付因拆迁产生的过渡费50,284.80元（18个月）及超期违约过渡费192,758.40元，共计243,043.20元；3、判令被告赔偿强拆原告土地证房屋内所有物品损失费70,000元，逼迫两次搬家停产停业费20,000元，拆迁补贴费15,470元，共计105,470元；4、判令被告赔偿上述2、3项费用利息损失以及侵占原告279.36㎡房屋及244.68㎡土地使用权开办歌城营业房屋性质利息费用、侵占使用费，共计27,691,008元；5、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800,000元以及信访、上访费用40,000元，共计840,000元；上述2、3、4、5项共计28,531,008元；6、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原告何启昌的二哥何启明1980年以大哥何启文为被告、何启昌为第三人诉至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以贵阳市6号附8号房屋三间及该房院内房屋二间（一楼一底，门牌号为6号附1号、2号）系父母遗产为由，请求法院确定上列房产产权并维持现状。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于1983年9月16日作出（80）民字第130号民事判决，查明：本市小河巷6号附8号木结构房屋三间（楼、底各一间半），68㎡，系何启文于1954年购置自住；同年底在该房院内修建木结构房屋二间（一楼一底）48㎡；1957年自愿让给何启明居住，何启明对该房进行过一般性维修，并于1967在该房右侧扩建一间（12㎡）；1975年，何启明擅自将原何启文房屋左侧一半（24㎡）分给何启昌居住并得其350元；何启昌住房后，于1976年沿该房左侧扩建简易砖混结构房屋二间（一楼一底）26㎡。1979年何启明搬离小河巷6号附1号房屋，准备出卖该房，何启文即行制止并要求收回属于自己之房自住。该院认为，本市小河巷6号附8号房屋三间及该房院内原房屋二间应归何启文所有；何启明诉称上列房产为其父母遗产，没有依据，不能认定；1957年其兄何启文自愿将6号院内二间自建房让给何启明居住，虽经何启明修整，但产权仍属何启文所有；现何启明既已搬离该房，理应归还原属何启文部分房屋（24㎡），何启明扩建部分归其自有，但为何启文收房后，便于使用该房，何启明应将其厨房拆除；1975年，何启明擅自将何启文房屋一半（24㎡）作价处理给何启昌，何启文明知而未干预，双方都有一定责任，现何启昌住房亦有困难，可以再行适当补偿何启文后取得既得房产（24㎡）；审理中南明区人民法院邀请南明房地产管理公司鉴定，何启文在6号院内自建房屋二间（48㎡）总价值为1366.40元。判决：一、本市小河巷6号附8号房屋及该房院内，原由何启文修建之房屋二间（一楼一底，48㎡）归何启文所有；二、何启明退还原属何启文小河巷6号附1号房屋24㎡，并自行拆除该房屋前面厨房，其扩建房屋一间（12㎡）仍归其所有，双方隔墙归何启文所有；三、何启昌补偿何启文683.20元后，小河巷6号附2号原属何启文之房屋（24㎡）即归何启昌所有，双方隔墙为共有。因何启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3年12月12日作出（83）民上字第279号民事判决，认定：贵阳市6号附8号板木结构瓦房三间（楼、底各一间半）系何启文于1954年购买；同年底又在该房院内修建简易板木结构瓦房四间，楼、底各二间，门牌号为6号附1号、附2号，面积48㎡；1957年何启文将附1号、附2号房先后让给其二弟何启明居住，何启明住后，曾对该房进行过维修；1975年何启明擅自将附1号房二间（一楼一底）转让给其三弟何启昌居住，并收款350元，自己仍住附2号；次年，何启明、何启昌在所住房前各修建厨房一间，属违章建筑；1979年何启明搬离小河巷附2号房后，准备出卖该房，何启文知道后即行制止，并提出收回该房。本院认为，小河巷6号附8号房屋及院内何启文自建的四间房屋属何启文所有；何启明是借住何启文的房屋，搬离时理应归还何启文；何启明擅自将附1号房转让他人并收他人之款是错误的；关于何启昌所住的附1号房屋，本应归还何启文，但何启文考虑何启昌住房困难，愿另行协商，应予准许；何启明、何启昌所建厨房系违章建筑，均应先后予以拆除。判决：一、维持原判第一项，变更第二、三项；二、小河巷6号附1号、附2号房屋产权属何启文所有，何启明所住的附2号归还何启文，何启昌所住附1号房屋二间（一楼一底）可仍维持现状；三、何启明、何启昌所搭厨房，系违章建筑，何启明应自行拆除，何启昌今后归还何启文附1号房后，其所搭厨房也应自行拆除。此后何启文订立《送约》，载明：本人自建房一间（一楼一底）24㎡，坐落于本市，本人勿须居住，念及亲弟何启昌无房屋居住，愿将此房赠给何启昌子女何晓蓉、何胜伟、何金丽姊妹三人居住，该房东抵何静萍界、南抵何芝义、何树坪界，西抵何启文界，北抵银行界，四至均属我何启文产业范围。何启昌持上述判决书、送约以及加盖居委会公章的申请报告，于1993年12月申请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申请层数为2层、间数4间，建筑面积56.78㎡，贵阳市房屋管理部门向何启昌核发的贵阳市南明区7号附1号房屋的产权证载明房屋建筑面积为58.8㎡，其中住宅（结构其他）层数2，建筑面积为22㎡；住宅（结构砖木）层数2，建筑面积为28.8㎡；住宅（结构混合）层数平，建筑面积8㎡。2002年被告经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在贵阳市南明区进行开发建设，并于2002年9月16日取得案涉地块的《房屋拆迁许可证》。2003年5月29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被告拆迁原告小河巷7号附8号砖木结构住宅房屋建筑面积58.8㎡，被告以小河巷新建商住楼2单元5楼（住宅3楼）Ｅ号房建筑面积55.8㎡与原告进行产权调换，被告按商品房2595元／㎡与原告房屋价1675元／㎡结算，原告补给被告51336元，被告将调换的房屋交付原告，同时结清房屋差价，被告应负责办理调换房屋产权证交乙方，办证费用按有关规定执行；自建房补助12㎡×300元／㎡＝3600元；被告应支付原告设施拆迁补偿费：独立电表30元、独立水表500元，合计530元；被告应按规定标准支付原告2次搬迁补助费58.8×10元／㎡＝1176元；新房面积以产权处核定为准；原告同意在建设期间自行周转过渡，过渡期为18个月，被告按原告原房屋建筑面积给付原告临时安置补助费10584元（58.8×10元／㎡×18＝10584元）；被告安置房少于原告3㎡按1675元／㎡补偿计5025元；结算原告付被告30421元。同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因生活困难，被告补助原告20421元；注：原告必须在2003年5月30日前将旧房交被告拆除，此补偿协议生效。2003年6月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保证书，载明：因经济困难推迟付款，保证在2003年9月6日前付房款2000元，其余尾款领新房钥匙时付清。2006年1月23日原告出具《收楼保证书》，载明：因原告经济困难，无力付清回迁交房应缴被告款项24288.55元，申请先收楼入住，并保证把余款在房产证办理之前付清。同日原告出具欠被告回迁房应缴款24288.55元的欠条。另查明，何启文于1991年3月22日取得小河巷7号附2号建筑面积23.68㎡房屋的《城镇私房产权证》，该房屋的平面图中西抵何启昌、东抵空地、北抵工商银行、南抵院坝。1992年1月25日小河巷7号附2号房屋经贵阳市危房鉴定办公室查勘：该房年久老朽，原为木结构，翻修因方案和施工不佳，已倒塌。鉴定结论为：此房已经垮塌，没有维修价值，建议整体拆除。何启文于1992年4月9日取得小河巷7号附2号房屋的《建设许可证》。在相关部门的竣工意见中载明经验收检查，该户擅自超面积7㎡，罚款作为违章房予以保留。1992年5月19日何启文将小河巷7号附2号房屋赠送给其孙女何静萍，何静萍于1992年7月15日在贵阳市公证处办理了受赠书。1992年10月10日何静萍取得小河巷7号附2号建筑面积为23.68㎡房屋的《城镇私房产权证》。审理中原告主张该房屋为何启文通过《送约》赠送给其三名子女的房屋。小河巷的门牌号几经变更，南明区人民法院（80）民字第130号民事判决认定何启昌居住的是6号附2号，何启明居住的是6号附1号；本院（83）民上字第279号民事判决认定何启昌居住的是6号附1号，何启明居住的是6号附2号；在办理产权证的部分房屋平面示意图中何启昌居住的部分曾编为7号附2号，后办理产权证又编为7号附1号；而何启明居住的房屋办理产权证的部分图纸中曾编为7号附3号，后来何启文、何静萍办理产权证时又编为7号附2号。1993年12月13日何启文取得贵阳市7号附3号建筑面积29.64㎡房屋的《城镇私房产权证》。1994年1月10日何启文及妻子徐国英通过贵阳市公证处公证将小河巷7号附3号建筑面积29.64㎡房屋赠送给何静萍。何启文因贵阳市小河巷××号房屋权属与贵阳针纺织品批发公司朝阳棉布商店发生纠纷，于1993年诉至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如下协议：一、座落本市小河巷××号房屋产权归何启文所有；二、何启文自愿补偿朝阳棉布店建房投入的工料费用5000元。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于1994年1月4日作出（1993）南民初字第375号民事调解书。1994年2月19日何启文及妻子徐国英通过贵阳市公证处公证将（1993）南民初字第375号民事调解书中明确归何启文所有的小河巷××号房屋赠送给何静萍。何静萍于1994年5月5日取得贵阳市7号附3、4号《城镇私房产权证》，建筑面积分别为57.64㎡、29.64㎡。因小河巷××号房屋有部分属何树坪所有，1995年何静萍与何树坪签订《协议书》，约定何静萍将何树坪部分的产权（1.5米宽、7.39米长）归还何树坪，何树坪补偿何静萍1500元作为从朝阳棉布商店退回该房屋时的费用。1995年9月26日何静萍取得小河巷7号附3、4号房屋《城镇私房产权证》，建筑面积分别为29.64㎡、46.56㎡。审理中原告主张上述小河巷附3、4号房屋即为何启文以3800元出卖给其的房屋。再查明，1982年7月10日何启明、何绍先订立《卖契》，载明：何启明自建房一间，地址在本市都司路小河巷7号附1号，因此房本人不需再住，愿卖给兄弟何启昌，计价800元。审理中原告先称该《卖契》所买卖的房屋为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80）民字第130号民事判决认定由何启明扩建的12㎡房屋的上方以及原告自建的5.5㎡夹缝处的房屋即原告自绘草图的5号32㎡房屋；由何启明扩建的12㎡房屋也未进行补偿。后原告又称该《卖契》所买卖的房屋包括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80）民字第130号民事判决认定由何启明扩建的12㎡房屋以及原告自绘草图的5号房屋，而何启明扩建的12㎡房屋在拆迁时已按照12㎡临时建筑予以补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在贵阳市是否有房屋或土地在拆迁时未获得补偿；二、原告的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焦点，原告主张其所有的房屋建筑面积为279.36㎡、土地面积为244.68㎡，由以下七个部分组成：1、有产权证的58.8㎡房屋，土地使用面积29.4㎡，拆迁时少安置3㎡房屋；2、原告大哥何启文赠送给原告三个子女的房屋24㎡以及原告自己在1963年搭建的11㎡房屋，占地17.5㎡，房屋面积共计35㎡；3、原告大哥何启文以3,800元出卖给原告的房屋一楼一底，占地56.78㎡，房屋面积为113.56㎡；4、原告二哥何启明以800元出售32㎡房屋给原告，占地16㎡；5、1965年修建由办事处罚款保留的30㎡房屋，占地15㎡；6、厨房4㎡、厕所4㎡、煤棚2㎡；7、原告与何树坪、何之义户共用院坝200㎡，其中原告占有100㎡。关于第一部分，原告取得的7号附1号产权证书载明房屋的建筑面积为58.8㎡，2003年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已对其中55.8㎡进行产权调换，少安置的3㎡房屋进行了货币补偿。原告虽称其受胁迫才签订上述协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不予采信。审理中原告认为此部分房屋一部分系其自行修建，另一部分系南明区人民法院（80）民字第130号民事判决判令由何启昌支付何启文683.20元后归其所有的部分，但因该判决已被本院生效的（83）民上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予以改判，并判令小河巷6号附1号、附2号房屋产权属于何启文所有，故对原告关于该房屋另一部分系根据南明区人民法院（80）民字第130号民事判决明确归其所有而取得产权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原告自行提交的其办理小河巷7号附1号房屋的办证资料中已包含了何启文订立的《送约》，根据该《送约》载明的四至为东抵何静萍界、南抵何芝义、何树坪界，西抵何启文界，北抵银行界，故认为原告办理产权证的7号附1号房屋系由其自建的部分加上何启文赠送原告三名子女的部分组成。关于第二部分，前述已查明何启文赠送的部分包含在原告取得产权证的58.8㎡以内，审理中原告主张何静萍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小河巷7号附2号房屋即是何启文赠送给原告三名子女的房屋，根据从贵阳市房地产交易管理中心调取的何启文和何静萍相关办证资料，何启文已于1991年3月22日办理7号附2号房屋的权属证书，建筑面积为23.68㎡。何启文将该房屋赠与何静萍，何静萍于1992年10月办理了房屋的权属证书。虽然审理中原告提交了其对颁发给何静萍的房屋产权证提出房产异议的申请报告，但并没有贵阳市房屋产权监理处对其异议予以处理并将何静萍的房屋产权证注销并重新颁发产权证给原告的证据，故本院对原告关于该房屋应归其所有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其自行修建的11㎡，原告仅提交了用户名为原告，缴纳小河巷7号附2号国有土地使用面积为17.5㎡土地使用费的《缴费通知书》，但该缴费通知书不能代替土地使用证，且根据原告陈述该17.5㎡是由何启文赠送的房屋占地12㎡及其自建房占地5.5㎡组成，而根据查明的事实何启文赠送的部分已包含在原告已办理产权证的58.8㎡中，故原告的陈述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矛盾，而原告并不能提供该房屋的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等能够证明房屋权属的证明文书，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第三部分，审理中原告提交了一份1994年4月12日何启文出具的收到何启昌买小河巷7号附1号房屋现金3,800元的收条复印件以及用户名为何启昌的贵阳市国有土地使用费缴费凭证，拟证明其向何启文购买的房屋占地56.78㎡，建筑面积为113.56㎡。根据原告自行绘制的草图，原告主张的该部分房屋实际是小河巷7号附3、4号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费缴费凭证并不能作为原告享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有效凭据，且仅凭该缴费证并不能确定土地的四至范围，而该证中的面积56.78㎡与原告申领7号附1号房屋的面积56.78㎡一致，故仅凭该证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同时根据原告提交的其办理小河巷7号附1号房屋权属证书的资料中何启文出具的3,800元收条也是申请办证资料之一。而上述房屋何启文及妻子徐国英已赠送给何静萍，何静萍已办理了小河巷7号附3.4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审理中被告提交的拆迁摸底调查报告证明拆迁时何静萍在小河巷有需拆迁的房屋面积为103.39㎡，故对原告关于其有113.56㎡房屋未被拆迁安置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第四部分，原告认为该房屋位于南明区人民法院（80）民字第130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认定的1967年何启明在何启文让给其居住的房屋右侧扩建的12㎡房屋上方即其自行绘制草图的5号房，而不论是南明区人民法院（80）民字第130号民事判决还是本院（83）民上字第279号民事判决，均未载明何启明修建有该房屋，因此原告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何启明是否修建了该房屋。审理中原告提交了用户姓名为何绍先，用地面积为16㎡的《贵阳市国有土地使用费缴费证》，但该证明确载明该证只作为缴纳土地使用费凭证依据，不能代替土地使用证，而原告提交的贵阳市房屋产权监理处的收件凭据及收款凭证可以证明何启明向产权管理部门申领过产权证，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产权管理部门向何启明核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等能够证明房屋权属的证明，故对原告关于何启明出售给其的32㎡房屋未被拆迁安置的主张不予支持。审理中原告先主张何启明800元出卖给其的房屋仅是该32㎡，后又称还包括南明区人民法院（80）民字第130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认定的1967年何启明在何启文让给其居住的房屋右侧扩建12㎡，因南明区人民法院（80）民字第130号民事判决并未生效，而已生效的本院（83）民上字第279号民事判决未认定该事实，即使何启明搭建的12㎡房屋真实存在，但因是与7号附2号房屋共墙，根据何启文申领7号附2号房屋产权证的相关资料，7号附2号房屋在1992年前已垮塌，该房屋在1992年已拆除重建，故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2003年其房屋被拆迁时该12㎡房屋仍存在，且被告拆迁时补偿的12㎡临时建筑即是该房屋。关于第五部分，原告提交了其2014年7月1日自行拟定并由贵阳市南明区市府社区服务中心签署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的证明，但并未提交相应的处罚依据予以佐证，且根据该证明无法确定上述房屋的具体位置，而房屋权属登记应以产权登记为准，原告并未提交相应的房屋所有权证予以佐证，对此不予支持。关于第六部分，原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佐证，且被告在对原告进行拆迁时也对其临时建筑12㎡按照300元/㎡进行补偿，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第七部分，原告主张其拥有院坝100㎡的使用权，但仅提交了其与坪、何之义签订的《协议书》，并未提交国有土地使用证，而案涉土地属于国有划拨土地，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该100㎡国有土地的合法使用权。综上，对原告关于其尚有223.56㎡房屋以及100㎡土地使用权未被补偿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诉请被告归还原告原地贵阳市南明区都司路7号新天地大楼一、二层楼223.56㎡房屋并办理相关产权手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原告基于其尚有223.56㎡房屋未被补偿因此提出的相关过渡费、超期过渡费、停产停业费、拆迁补贴费、利息损失以及营业房屋性质利息费用、侵占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对其已进行补偿的房屋应支付营业房性质利息费用、停产停业损失等主张，因原告与被告已就原告有产权证的58.8㎡房屋的拆迁补偿问题达成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且被告已将安置房屋及约定的补偿费用按约定支付或抵扣相应款项，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审理中原告提出因被告强制搬迁给其照成物品损失70,000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800,000元及上访、信访费用4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原告的房屋在2003年5月30日即被拆迁，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侵权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应在两年内向法院起诉。原告主张其一直向相关部门申诉，审理中原告提交的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社区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何启昌历史遗留问题的告知书》中称，何启昌自2005年反映贵州房天房开公司未按相关法律违规拆迁问题，但该告知书并未附相关的信访登记记录、信访资料等佐证原告确从2005年开始向相关部门反映其拆迁问题，故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在两年诉讼时效内主张了其权利，诉讼时效应中断。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其最早于2015年11月6日向贵阳市南明区信访局去信反映拆迁事宜，此时已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故对被告关于原告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何启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4,455.04元由原告何启昌负担（已免交）。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1、《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否有效？2、何启昌各项上诉请求是否成立？关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何启昌对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诉主张：1、受欺骗签订拆迁协议，条件不成就不发生法律效力；2、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其一方的合法利益，视为无效协议，请求撤销。首先，该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故其主张该安置补偿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其次，因何启昌并无证据证明其受欺骗、胁迫签订合同的客观事实，故其请求撤销协议的理由亦不成立，本院对其主张协议无效和撤销均不予支持。关于何启昌各项上诉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何启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方面，诉讼时效是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如一审所述，本案何启昌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应自其房屋被拆迁之日起二年内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但其二年内并未向法院主张权利。因此，何启昌基于房屋拆迁所主张的安置补偿以及过渡费等费用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黔都公司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另一方面，何启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何启昌主张各项房屋面积补偿来看，针对上诉方所主张的其291.36m2拆迁房屋安置补偿问题，本院作如下认定：1、对于产权安置55.8m2，何启昌主张产权房58.8m2，只安置55.8m2的房屋，少安置3m2。黔都公司主张该产权房屋实际安置面积为60.04m2。从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内容看，该协议载明少安置的3m2房屋应补偿金额为5025元，根据该补偿协议的约定，黔都公司应付何启昌自建房12m2补偿费、电表、水表费、搬迁补助费、周转过渡费、拆迁安置少3m2补偿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0915元，而何启昌房屋安置按55.8m2计算应补偿黔都公司房屋差价为51336元。经扣减，何启昌尚欠黔都公司30421元（51336元-20915元）。因此，少安置的3m2房屋已经作了补偿并进行了扣减，何启昌主张该部分补偿没有事实依据。但考虑该安置房至今未办理得产权证，尚未确定具体安置面积，故待办理产权证后，实际安置面积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55.8m2不一致的，系属于发生新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2、对于认可作补偿的自建房12m2，何启昌主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黔都公司已经认可其自建房12m2但未付补偿价款。同样，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载明自建房12m2补助为3600元，根据该补偿协议的约定，黔都公司应付何启昌自建房12m2补偿费、电表、水表费、搬迁补助费、周转过渡费、拆迁安置少3m2补偿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0915元，而何启昌房屋安置按55.8m2计算应补偿黔都公司房屋差价为51336元，经扣减，何启昌尚欠黔都公司30421元（51336元-20915元）。因此，自建房12m2已经作了补偿并进行了扣减，何启昌主张该部分补偿亦没有事实依据。3、对于何启昌所称的何启文以3800元出卖给其的房屋113.56m2、何启文赠送其女儿的房屋24m2、何启明以800元出卖给其的房屋32m2、自建木工房11m2及30m2、原厨房、厕所、煤棚共10m2等共计235.56m2未作安置补偿问题，因房屋系不动产，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准，而何启昌均无证据证明其对以上面积房屋具有所有权，故其主张对方侵权，损害其利益的事实依据不足，其诉请对方对拆迁房屋所余之房235.56m2应作安置或补偿，本院不予支持。从何启昌主张因拆迁产生的过渡费、超期违约过渡费、物品损失费、搬家停产停业费、拆迁补贴费、利息损失、侵占使用费、精神损失费、信访、上访费看，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载明黔都公司补偿有搬迁补助费及周转过渡费，该款已经与何启昌安置房所补差价进行扣减，并无超期违约行为。因此，何启昌主张因拆迁产生的过渡费、超期违约过渡费、拆迁补贴费、利息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何启昌主张对方赔偿的物品损失费、搬家停产停业费、侵占使用费、精神损失费、信访、上访费，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何启昌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455.04元，由上诉人何启昌负担（已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陆坤审判员  张 文审判员  伍 静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杨胜英书记员  蔡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