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鄂0691行初10号原告：向晋华，男，汉族，1963年5月15日出生，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臣、戴金花，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襄阳市行政审批局，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长虹北路5号。法定代表人：王新来，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福平，该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玉俊，该局城建城管科科长。第三人：襄阳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运动路88号。法定代表人：郑玉清，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涛、潘娜，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向晋华诉被告襄阳市行政审批局、第三人襄阳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以下简称襄阳市文体局）撤销项目施工许可证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向晋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戴金花、王玉臣，被告襄阳市行政审批局的委托代理人宋福平、靳玉俊，第三人襄阳市文体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的房屋位于襄城区××街，2013年4月，襄城区岘山风景区改造征收工作指挥部启动“市博物馆建设征收项目”，原告的房屋位于此次征收的范围之内，但是至今并没有达成安置补偿协议。为了解自身房屋征收相关情况，原告向襄阳行政审批局申请市博物馆建设征收项目施工许可证的政府信息公开。襄阳行政审批局于2018年4月4日作出答复，并公开了被告于2018年3月26日核发的襄阳博物馆新馆项目施工许可证（证书编号为420602201707100201）。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及《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原告认为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涉案施工许可证并不具备上述法律规定的条件，且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襄阳行政审批局于2018年3月26日核发的襄阳博物馆新馆项目施工许可证（证书编号为420602201707100201），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襄阳行政审批局辩称，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襄阳市博物馆新馆属于市政府投资的重点公共文化事业项目，是惠及全市人民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该项目土地征迁依法由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政府实施，由襄阳国土资源局发放不动产权利证明书。原告主张其通过拍卖取得的襄城区××街岘山路十间门面房及土地使用权与该项目施工许可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第三人襄阳文体局辩称，被告襄阳行政审批局作出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符合法律规定，本案项目施工许可证与原告无任何关系，更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2、拍卖成交确认书；3、户口本；4、收据；5、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湖北省襄樊市青山化工厂破产清算组处置财产的批复》；6、2018年4月4日襄阳行政审批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7、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606行初36号《行政裁定书》；8、(2017)鄂06执142号受理执行通知书；9、《关于岘山风景区博物馆及观音阁征迁扫尾工作的方案》；10、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6行初70号《行政判决书》。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襄阳行政审批局与第三人襄阳文体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编号为鄂（2018）襄城区不动产权第0015220及0015221号不动产权利证明书，以证明第三人襄阳文体局依法持有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该地块面积为110708.3平方米，附件宗地图上明确标注其红线图以外的蓝线范围内989.8平方米的土地至今未完成拆迁工作，等拆迁工作完成后另行出具图纸。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附图部分的印章与证明书的印章不符，宗地图可能根本不是该证明书的附图。其次，土地划拨决定系该证明书的核心，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认定襄阳市人民政府的划拨决定违法。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该宗地图并非该不动产权证的附图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2018年3月19日编号为建字第JSGC2018030014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证明第三人襄阳文体局取得襄阳博物馆新馆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范围和面积来看原告的房屋恰好在规划范围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双方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向晋华系襄阳襄城区金蟾大酒店(以下简称金蟾大酒店)经营者，该酒店位于襄阳市××街岘山路。金蟾大酒店使用的房屋及所占用的土地，系原告向晋华于2010年1月在人民法院××襄樊市青山化工厂破产财产时，通过拍卖取得。向晋华通过拍卖取得的土地使用面积为572.3平方米。该十间门面房及所占用土地，至今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2012年5月15日，襄阳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襄阳发改委)根据襄阳文体局的申请，作出《关于襄阳博物馆新馆立项的批复》(襄发改社会〔2012〕237号)，批复同意该项目立项。2014年5月28日，襄阳发改委对襄阳文体局作出《关于襄阳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襄发改审批〔2014〕11号)，对襄阳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投资及资金筹措、工程招投标等方面作出了批复。批复确认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襄阳古城东南的凤凰山冲，南靠习家池，东南临岘首山，北望襄阳城。2014年12月3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据襄阳市人民政府的请示，作出批复，同意襄阳市人民政府为襄阳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呈报的《征收土地方案》、《使用国有土地方案》，同意襄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和使用相应的集体土地、国有土地。2015年11月10日，襄阳国土资源局根据襄阳文体局的申请，作出《关于襄阳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2017年12月14日襄阳文体局向襄阳国土资源局提出《关于襄阳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用地申请》。2017年12月27日，根据上述批复、批准文件，襄阳城乡规划局为博物馆用地出具了《规划条件》。2018年1月25日，襄阳国土资源局根据襄阳城乡规划局出具的《规划条件》，向襄阳市人民政府提出《关于划拔襄阳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请示》。襄阳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8日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同意使用土地。同日，襄阳市人民政府签发编号为鄂XYXC(2018)003号、建设项目名称为博物馆新馆建设、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襄阳文体局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批准用地面积为117893.5平方米。该决定书最后附有两张宗地图，一份载明宗地面积为6195.4平方米，另一份载明宗地面积为111698.1平方米，合计117893.5平方米。2018年3月5日，襄阳国土资源局为第三人襄阳文体局颁发了鄂(2018)襄城区不动产权第0015220号、第0015221号不动产权证书，面积分别为6195.4平方米、110708.30平方米，合计116903.7平方米。经对比，原告向晋华所经营的酒店在划拨决定书载明的宗地范围内，但不在两份不动产权证书载明的宗地红线范围内。该酒店在蓝线范围内，备注“蓝线范围内土地面积989.8平方米，至今未完成拆迁工作，等拆迁工作完成后另行出具图纸。”2018年3月19日，襄阳城乡规划局为第三人襄阳文体局颁发了建字第JSGC201803001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年3月26日，被告襄阳行政审批局根据襄阳文体局的申请、上述两份不动产权证明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他施工设计文件等，为第三人襄阳文体局核发编号为420602201707100201的襄阳博物馆新馆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原告向晋华认为自己所经营的酒店在襄阳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征收范围内，襄阳市人民政府在未与其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作出划拨决定将其酒店所在土地划拨给襄阳文体局违法，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鄂XYXC(2018)003号《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2018年7月27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确认襄阳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8日签发的编号为鄂XYXC(2018)003号《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违法。现原告向晋华认为被告襄阳行政审批局向第三人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该施工许可证。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被诉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作出的依据是不动产权证明书，而不动产权证明书的附图中明确将原告的酒店划在蓝线范围内，并载明蓝线范围内土地未完成拆迁工作，等拆迁工作完成后另行出具图纸，蓝线范围内的土地亦没有纳入施工范围内。故原告与被诉的行政行为并无利害关系。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规定，对其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向晋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予以免收。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艳审 判 员  董 啸人民陪审员  张翼弓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孙心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