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5)一中行终字第04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学强,男,197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代理人高玉芳,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桂林,男,197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委托代理人高玉芳,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南大道8号增1号。法定代表人刘海晏,局长。委托代理人史明亮,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干���。委托代理人姚红梅,北京德恒(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孙洪元,男,195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委托代理人高玉芳,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学强(孙洪元之子),基本情况同前。上诉人孙学强、董桂林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0066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学强、董桂林,原审第三人孙洪元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高玉芳,被上诉人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史明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孙学强、董桂林在第三人孙洪元所有的房屋屋顶搭建鸽舍并合伙饲养信鸽。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饲养信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为��,于2014年6月26日对孙洪元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于2014年7月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4年7月24日对上述鸽舍予以强制拆除,后孙洪元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强制拆除鸽舍的行政行为违法。法院于2014年9月1日受理该案,经审理后认为,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进行强制执行前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对孙洪元作出书面的催告及书面的强制执行决定,其拆除鸽舍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法院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4)南行初字第0076号行政判决书,支持了孙洪元的诉讼请求,后双方均未上诉。2015年1月20日,原告孙学强、董桂林以邮寄方式,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5年1月21日收到二原告行政赔偿申请书。2015年3月24日,法院受理二原告行政赔偿之诉,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因非法强拆鸽舍给二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355018元,截至二原告起诉时,被告未对其赔偿申请作出处理决定。庭审中,被告表示不予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即国家赔偿以行政行为给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前提。二原告所搭建的鸽舍位于本市景观路边上居民住宅楼房屋顶,且未经规划等相关部门批准,不符合城市规划与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要求。因此原告基于鸽舍所享有的权益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合法权益。违法建筑是对建筑材料进行构筑搭建而成,拆除违法建筑必然以损坏建筑材料为手段,否则达不到强制拆除的行政目的,建筑材料作为违法建筑的��物载体以及构筑搭建违法建筑所付出的人工成本便不再是国家赔偿法所要保护的合法财产。故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鸽舍的建造费用34000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且损害结果与行政行为之间应当具有因果关系,即原告的损失系因被告违法的行政行为所造成。二原告提供的关于赛鸽丢失、受伤以及鸽蛋、幼鸽死亡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系因被告强拆鸽舍的行为所致,被告虽对鸽舍进行强制拆除,但并无证据证实在此次强拆行动中对二原告的其他财产进行损坏。二原告虽提供购鸽协议及赔偿协议,但无其他证据能够佐证该协议真实存在并已实际履行。因此,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鸽子丢失、受伤、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106018元以及交易损失共计215000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被告于2014年7月24日进行强制拆除鸽舍前,虽未依法作出书面的催告及强制执行决定,但早在2014年6月26日即对第三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2014年6月29日晚24时之前拆除鸽舍,该通知书由第三人之子即原告孙学强于2014年6月26日签收。行政处罚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因第三人不在家,被告执法队员分别于2014年6月30日、2014年7月2日张贴于其房屋大门上。因此,原告在收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是有充分时间对其饲养的信鸽及幼鸽、鸽蛋等作出妥善安置以避免损失。庭审中,被告亦表示拆除鸽舍过程中对鸽子进行了保护,其拆除行为并未对鸽子造成损害。综上,二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学强、董桂林要求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赔偿因非法强拆原告鸽舍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355018元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孙学强、董桂林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由于被上诉人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进行强制执行前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对上诉人作出书面的催告及书面的强制执行决定,因此被上诉人拆除鸽舍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由于被上诉人的程序违法,没有提前书面通知,导致上诉人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安置大量的鸽子,拆除鸽舍,给上诉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包括鸽子丢失、死亡、受伤而形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6018元,交易损失215000元,鸽舍建造费用34000元,共计355018元。上诉人的损失是由于被上诉人的违法执法所致,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006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天津市��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答辩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赔偿请求,且本案的当事人应为孙洪元,上诉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审第三人孙洪元表示同意上诉人孙学强、董桂林的意见。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及法律依据均已移送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载有2014年7月24日拆除鸽舍过程的录像光盘一张,用于证明被上诉人在拆除鸽舍的过程中采取了保护措施,并未对鸽子造成损害。对此证据,上诉人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认可,这段录像是经过剪切的,基本上是拆除鸽舍的最后阶段,不能反映拆除现场的全部情况,与确认违法之诉提供的光盘不一致,在确认违法之诉的案件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光盘不能证明对鸽子进行了合理的保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一审没有提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第三人表示同意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表示,其提供的录像就是当时对鸽舍进行处理的现场记录,并没有进行剪切。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上诉人在拆除鸽舍当时制作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的规定,被上诉人经本院要求补充其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已收集的证据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并无不当。该证据可以证实,拆除鸽舍前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将鸽子逐一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鸽笼中,将幼鸽及鸽蛋移至鸽舍旁并加以遮挡,在拆除前鸽舍内已被清空的事实。一审判决对其他证据及事实的认定基本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之规定,上诉人孙学强、董桂林作为鸽舍的搭建者及信鸽的饲养人,认为被上诉人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行政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有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本案中,上诉人主张鸽子丢失、死亡、受伤而形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06018元,但上诉人所举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的损失实际存在且是由被上诉人的行为所造成的,且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可以证实其在拆除鸽舍过程中对鸽子、幼鸽及鸽蛋采取了保护措施,上诉人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所主张的交易损失215000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被上诉人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拆除鸽舍的行政行为虽因违反法定程序已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二上诉人所搭建的鸽舍不符合城市规划及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要求,其搭建鸽舍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其要求赔偿鸽舍建造费用34000元的赔偿请求亦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二上诉人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桂英代理审���员王再兴代理审判员  魏 欣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芦一峰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