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91民初386号 原告：合肥市鑫柯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淠河路98号颐和阳光大厦商110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48808238Y。 法定代表人：刘文翠，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勇，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晓治，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桃园路231号3号仓三层302-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609580。 法定代表人：庄伟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业圣，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高新区习友路1689号深港数字化产业园6#楼A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82096782M。 负责人：庄志仪。 被告：孙明，男，1984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启文，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合肥市鑫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柯公司）与被告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源公司）、被告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以下简称科源合肥分公司）、被告孙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鑫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勇、葛晓治，被告科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业圣、被告孙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启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科源合肥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孙明连带支付货款216905元及利息16513.4元（自2016年11月14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暂计至2018年6月14日，此后息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用由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孙明承担。事实与理由：自2015年3月26日起，合肥市包河区展鹏装饰材料商行（以下简称展鹏商行）开始向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承建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二附院）工程项目供应耐候胶等材料。后因营改增政策影响，改由鑫柯公司继续供货。展鹏商行、鑫柯公司累计供货565042.4元。截至2016年11月14日，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孙明尚欠货款216905元。鑫柯公司多次要求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孙明对账。孙明于2017年9月24日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但之后，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孙明一直未支付上述欠款。2019年1月9日，展鹏商行、鑫柯公司向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邮寄送达了债权转让告知书，展鹏商行自愿将其对货款享有的追索权交由鑫柯公司行使，所有权利、义务由鑫柯公司承继。为此，鑫柯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科源公司辩称：第一，鑫柯公司陈述的内容自相矛盾，其在原案一审起诉时诉称自2015年起，鑫柯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而其刚刚陈述是展鹏商行在2015年履行了供货义务。第二，鑫柯公司主张货款是基于债权转让，但其诉称的事实不成立，故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鑫柯公司和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孙明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我公司未收到相关的债权转让通知。鑫柯公司向法院起诉的时间是2018年6月，但鑫柯公司当庭表述债权的转让时间是2019年1月，显然和鑫柯公司诉称的事实、理由均不一致，鑫柯公司无权主张货款。销售单中记载的购货单位是彭涛（即彭晓勇、彭小勇），并不能证明收货单位是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承建安医二附院工程的单位有七、八家，科源公司仅是其中一家。第三，即使双方买卖关系成立，双方也未约定相关款项支付时间，故鑫柯公司主张的相关利息也不能成立。同时，科源公司了解到实际收货人已支付的相关款项并未在对账单中扣除，相关的金额是错误的。孙明不是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的代表，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也从未委托孙明和鑫柯公司进行结算，孙明的行为对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据此，鑫柯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孙明辩称：我认为我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我曾代彭涛代付过货款。 科源合肥分公司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26日至2016年11月14日间，展鹏商行、鑫柯公司先后向科源公司承建的安医二附院工程供应耐候胶等材料。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8日间，销售单中购买单位栏记载“彭晓勇（安医二附院）”。自2016年1月16日起，销售单中购买单位栏记载“深圳科源（安医二附院）”。孙明自2015年4月2日起开始签收案涉材料。2015年3月至2015年10月间，销售单的名称为“展鹏商行销售单”。自2015年11月5日起，销售单的名称更名为“鑫柯公司展鹏商行销售单”。 2016年1月5日、3月30日、4月13日、5月9日，展鹏商行向科源合肥分公司开具了金额合计122108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上记载的货物名称为“耐候胶”。其中，开具日为2016年1月5日的发票金额为22708元、3月30日的发票金额为49700元、4月13日的发票金额为19880元、5月9日的发票金额为29820元。科源合肥分公司于2016年1月12日转账支付货款22708元、于4月15日转账支付货款46000元，共计68708元。 2016年11月14日，鑫柯公司向科源合肥分公司发出《2016年科源合肥分公司（安医二附院工程）对账单》，该对账单记载“2015年余欠68665元；2016年3月9日至11月14日间，合计供货384240元；截至今日，贵公司欠我方款为：上年余欠：68665元，今年：384240元，总计452905元。截至11月14日回款236000元，还余欠款216905元，请核对确认无误后签字盖章”。2017年9月24日，孙明在“收货单位签字盖章”处签名予以确认。 2018年4月30日14时47分，展鹏商行经营者刘文兵电话联系了孙明。双方谈话内容为：刘文兵问“你好，那边怎么搞呢？现在科源差我20多万怎么搞呢”、孙明回复“现在不还是打官司在吗，只有打官司要钱了，要不然哪有钱呢？”、刘文兵问“但是字是你签的，关键”、孙明回复“我知道，我知道是我签的，这个只有找老板了，我是打工的，你讲是不是？”、刘文兵回复“哎，是的”、孙明回复“这个该承认得承认，但关键是老板不让，我也没办法”、刘文兵回复“……这么多年了，又不是时间短，都好几年了。”、孙明回复“我知道，但这个不是你一家……只有打官司要钱了，他没钱他也没办法。”、刘文兵问“彭老板现在什么态度呢？”、孙明回复“该给的给，但是他手上没钱啊……”。 2019年1月9日，鑫柯公司向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分别邮寄了《债权转让告知书》，告知书内容为“展鹏商行自2015年3月26日起向安医二附院项目提供耐候胶等材料，因‘营改增’政策影响，之后改由鑫柯公司继续供货。截至2016年11月14日，展鹏商行和鑫柯公司总共供货565042.4元……因展鹏商行和鑫柯公司系关联企业……展鹏商行决定将其与贵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依法转让给鑫柯公司，由鑫柯公司进行处理。请贵司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后向鑫柯公司履行全部义务……”。科源合肥分公司、科源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9日、1月10日签收了该告知书。 《合肥市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明细表》记载，科源合肥分公司于2016年5月开始为孙明交纳各项社会保险。科源合肥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在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事实，有鑫柯公司提供的《对账单》、《销售单》、增值税普通发票、社保记录、快递回单、债权转让告知书、电话录音、通话记录单以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科源合肥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抗辩、举证、质证权利，应由其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本院认为：鑫柯公司虽未提供书面购销合同，但因科源公司自认承接了案涉项目（即安医二附院项目），而基于该事实，其客观上具有采购案涉材料“耐候胶”的需求。又因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未举证证明在承建案涉项目过程中向其他第三方采购了足以满足施工需求的“耐侯胶”材料，且鑫柯公司已举证证实展鹏商行曾因科源合肥分公司采购“耐候胶”而向其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虽然科源公司辩称第三人彭涛支付过款项，彭涛是实际采购者，但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以付款行为，不足以推断出彭涛、展鹏商行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展鹏商行是向科源合肥分公司开具收、付款书面证据即发票的，其行为符合“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发票”的交易习惯，又因科源公司、科源合肥分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发票与案涉交易无关，故本院认定科源合肥分公司与展鹏商行自2015年3月26日起因案涉项目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孙明是否需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鑫柯公司提供的社保缴费记录证实，孙明系科源合肥分公司的员工。虽然科源合肥分公司自2016年5月起才为孙明缴纳各项社保费用，但孙明自2015年4月起即开始签收货物，而在此后，科源合肥分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该付款行为表明其认可孙明代为签收材料。因孙明系科源合肥分公司的员工，且鑫柯公司提供的电话录音亦证实鑫柯公司是知晓孙明仅是科源合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而非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故鑫柯公司主张孙明承担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另，科源公司辩称部分销售单（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8日间）记载的购买单位为“彭晓勇”，且电话录音显示，展鹏商行经营者刘文兵亦是询问“彭老板”的意见，故与其无关。但因孙明自2015年4月起即有权代表科源合肥分公司签收材料，且在2017年9月24日对账时，孙明未对2015年度的欠款数以及总欠款数额提出异议。另，电话录音显示，展鹏商行的经营者刘文兵是在询问孙明“现在科源差我20多万怎么搞”后才追问“彭老板”意见的，由于孙明系科源合肥分公司的员工，故本院认为此次通话可证实展鹏商行曾向科源合肥分公司催要过货款。由于公司与公司发生交易时，不可避免是由具体人员经办事务，故不能仅凭询问“彭老板”意见即推定被询问者为合同相对方，在无书面采购协议的情况下，应从交易背景、交易习惯等方面，综合考量认定合同的当事人。据此，科源公司的该部分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鑫柯公司是否是适格原告的问题。首先，对比鑫柯公司提供的销售单发现，自起，销售单的名称由“展鹏商行销售单”更名为“鑫柯公司展鹏商行销售单”，该变化与鑫柯公司诉称的内容（即受“营改增”政策影响，改由鑫柯公司继续供货）相符；其次，依据“展鹏商行销售单”的记载，截至2015年11月5日，展鹏商行合计供货18052.4元，而在之后，展鹏商行却向科源合肥分公司出具了122108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由此可推断，应存在展鹏商行、鑫柯公司共同向科源合肥分公司供货的情形，再次，科源合肥分公司的员工孙明在对账时并未区分供货主体，而是签名确认了汇总的欠款数额（即216905元）。据此，本院认为，科源合肥分公司在采购过程中已知晓由展鹏商行、鑫柯公司共同供货的事实。虽然鑫柯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区分展鹏商行、鑫柯公司各自的供货情况，但展鹏商行、鑫柯公司已于2019年1月9日、10日以书面形式将展鹏商行转让案涉债权给鑫柯公司的事实通知了科源公司以及科源合肥分公司，故鑫柯公司有权作为原告主张货款。 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由于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科源公司应在收货时支付货款。现鑫柯公司仅主张以全部欠款为基数，自末次供货之日（2016年11月14日）起算，属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故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科源合肥分公司作为采购方应当支付欠付的货款216905元，但因科源合肥分公司是科源公司设立的分公司，其不具有法人资格，无相应资产，其须“在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故应由科源公司对外承担相应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合肥市鑫柯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16905元及利息（以216905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合肥市鑫柯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801元，减半收取为2401元，由被告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陶 磊 人民陪审员 孙 静 人民陪审员 王永清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何 郁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