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7101行初1432号 原告：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负责人：房凯，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邹爱群。 委托代理人：徐卫同。 被告：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惠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040074964910。 法定代表人：刘惠娴，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劼。 委托代理人：刘素芷。 第三人：徐瑞超，男，汉族，1970年2月2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 委托代理人：栾宇新，广东穗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不服被告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越秀区人社局）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9年2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3月4日补齐诉讼资料。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徐瑞超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爱群、徐卫同，被告越秀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李劼、刘素芷，第三人徐瑞超的委托代理人栾宇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2月7日，被告越秀区人社局作出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徐瑞超于2014年12月23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我局调查核实：徐瑞超是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的员工，岗位快递员。2014年3月6日，徐瑞超在工作期间搬运重物不慎扭伤腰部。徐瑞超于2014年5月16日到韶关市浈江区人民医院治疗，诊断结果为腰肌扭伤。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我局认定徐瑞超2014年3月6日在工作期间所受伤害为工伤。”并告知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原告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诉称：被告越秀区人社局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与客观事实不符，程序不合规。2015年1月15日，原告收到越秀区人社局的《工伤案件协助调查通知书》，原告在规定的时限内于2015年12月12日向越秀区人社局递交了《关于徐瑞超不是工伤的情况说明》，清楚阐明了徐瑞超在原告处学习期间没发生工伤的事实情况。但是被告越秀区人社局在没有到事发地进行调查核实，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5年12月7日出具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且原告于2018年8月27日才收到。徐瑞超出具的医疗清单显示其存在旧伤旧病。根据原告收到的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1月9日通过EMS邮寄来的《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通知》资料中有关徐瑞超医疗病历、清单显示，徐瑞超提供的材料中“2014年5月16日住院的病历记录记载已疼痛3个月”，但徐瑞超主张的是在2014年3月6日工作中受伤，时间不一致。徐瑞超表示在2014年3月6日在工作中受伤不符合逻辑。由此我们推定他存在旧伤，且从徐瑞超提供的材料中的药费清单来看，医药费的大部分为治疗肝病、肩周炎等病的费用。综上，原告认为被告越秀区人社局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作出的决定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认定徐瑞超为工伤，且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时隔3年多后于2018年8月27日才寄送原告，程序不合规。特起诉，请求：撤销被告越秀区人社局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被告越秀区人社局辩称：一、被告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系依法作出，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定职权，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二、被告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申请为工伤申请人进行工伤认定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此，被告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申请为工伤申请人进行工伤认定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三、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徐瑞超向被告提出其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诉称：其是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的员工，岗位为快递员，于2014年3月6日在公司华江营业部工作期间卸货时不慎扭伤腰部。徐瑞超认为其所受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事故报告、病历及诊断证明书、中国建设银行特殊业务申请书等材料。被告于2015年1月15日向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发出《工伤案件协助调查通知书》，要求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负责人前来被告处协助调查，如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认为不是工伤，应向被告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委托代理人徐卫同协助调查，徐卫同称其不清楚徐瑞超是否为其公司员工、是否于2014年3月6日发生受伤事故。后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向被告递交《关于徐瑞超不是工伤的情况说明》、公司职工证明、公司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主张徐瑞超属于其单位学习实践人员，并未录用，且没有证据证明徐瑞超在其单位学习期间受伤。因此，认为徐瑞超不是工伤。被告于2015年9月17日向徐瑞超调查了解，徐瑞超表示自己是2014年1月入职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工资由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发放。同时，徐瑞超解释其认为受伤后会自行康复，因此没有到医院治疗直到2014年5月16日。被告再次向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发出《告知书》，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卫同于2015年12月2日在调查中确认徐瑞超于2014年2月21日、2014年3月20日、2014年4月25日收到的工资为其单位所发放，并提交《关于徐瑞超不是工伤的补充说明》，称没有资料补充提供。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被告的调查所得，被告认为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虽称徐瑞超为其单位学习实践人员，并非员工，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反，徐瑞超提供的银行记录上明确载明了徐瑞超2014年1-3月的工资是由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发放，对此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确认为事实。其次，根据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提供的材料，公司安排徐瑞超于2014年3月6日到广州华江网点报到，且徐瑞超于当天下午到岗。同时，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也提到徐瑞超曾于2014年4月向公司提出其在2014年3月6日工作时受伤的情况。《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的，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主张徐瑞超并非其单位员工，也没有在2014年3月6日发生事故，但并未向被告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被告作出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直接送达徐瑞超，邮寄送达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四、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所适用的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徐瑞超作为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的员工，于2014年3月6日在工作期间搬运重物时不慎扭伤腰部，符合上述规定，应当被认定为工伤。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徐瑞超述称：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工伤。原告称第三人有旧伤没有事实依据。第三人的病历记载“2014年5月21日左侧腰疼三个月”，第三人已在被告的调查中解释当时向医生陈述是在3月份受伤。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23日，徐瑞超向越秀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事故报告、门诊病历和疾病诊断证明书、中国建设银行特殊业务申请书等材料，述称其于2014年3月6日在搬卸货物时扭伤腰部。越秀区人社局收到申请材料后，于2015年1月15日向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发出《工伤案件协助调查通知书》，要求单位负责人于2015年1月21日到场协助调查并提交相关案件材料。其后，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向越秀区人社局提交了关于徐瑞超不是工伤的情况说明及7名员工出具的证明、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主张2014年3月6日公司不存在有员工因工作受伤的情况，并表示徐瑞超曾在2014年4月向公司反映其2014年3月6日因工作受伤，但受伤后一个多月才向公司反映不合常理，可能是因公司2014年4月1日起决定不录用徐瑞超而导致其心生不满。2015年9月17日，越秀区人社局对徐瑞超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徐瑞超在调查中陈述其在受伤后第二天向快递营业部负责人毛伟反映过受伤情况，首次就医是在2014年5月16日，当时对医生说的是3月份受伤，不知道医生为什么写“左侧腰疼三个月，加重1周”。2015年11月27日，越秀区人社局向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发出《告知书》，告知要求于2015年12月4日前及时提交意见及相关证明材料，否则视为没有证据、依据，放弃举证权利，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015年12月2日，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提交关于徐瑞超不是工伤的补充说明，认为已于2015年2月12日提供了相关举证材料，暂无补充资料提供。同日，越秀区人社局对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卫同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徐卫同在调查中陈述徐瑞超是来公司学习的，学习后可能会从事快递员岗位，学习内容主要是观察学习工作流程，一般不需要动手干活，并确认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2014年3月20日、2014年4月25日发放工资给徐瑞超。 经上述调查，越秀区人社局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徐瑞超受伤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为工伤。该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8年8月27日通过EMS邮寄送达给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于次日收到该认定决定书后不服，于2019年2月27日诉至本院。 另查明，庭审中，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对与徐瑞超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被告越秀区人社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事故报告、中国建设银行特殊业务申请书、疾病诊断证明及病历材料、工伤案件协助调查通知书、关于徐瑞超不是工伤的情况说明及补充说明、职工证明、员工社会保险费申报明细表、调查笔录、告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被告、第三人亦当庭陈述记录在案。 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本案关于被告越秀区人社局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合法性争议有两点，其一是徐瑞超于2014年3月6日在搬卸货物时受伤的事实依据是否充分；其二是工伤认定程序是否合法。 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职工遭受工伤事故是工伤认定的基础，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在受伤职工是否属于工伤问题上，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但是职工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应就发生伤害及伤情情况的基本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过程中，要结合各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并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以相对占优势的证据认定事实，从而作出工伤认定结论。本案中，徐瑞超主张其于2014年3月6日在搬卸货物时扭伤腰部，并提交了门诊病历与诊断证明。但是，徐瑞超首次就医时间为2014年5月21日，而病历记载患者是“左侧腰疼三个月，加重1周入院”，与其本人陈述的内容不符。虽然徐瑞超陈述其就医时陈述的是3月份受伤，但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病历记载有错漏或记载不实的情况下，应当对病历记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此，越秀区人社局仅凭徐瑞超本人的陈述认定其于2014年3月6日搬卸货物受伤事实依据不足。 其次，《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正材料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第十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认定工伤决定书》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送达参照民事法律有关送达的规定执行。”本案中，越秀区人社局在收到徐瑞超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受理了徐瑞超的工伤认定申请，但未出具受理决定书，存在程序瑕疵。另外，越秀区人社局于2014年12月23日收到徐瑞超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于2018年8月27日送达给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明显不符合上述程序规定，程序违法。 综上，被告越秀区人社局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4〕132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徐瑞超的工伤认定事宜重新作出处理。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汤 倩 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 人民陪审员  梁敏勤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卢宇昕 书记员温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