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青01刑初4号公诉机关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蒋银虎，男，1956年5月10日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初中文化，案发前系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住本市。因涉嫌犯贪污罪、行贿罪于2018年7月17日被西宁市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同年9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青海省湟中县看守所。辩护人慈永刚，青海君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于福亮，男，1986年8月12日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满族，公民身份号码×××，大专文化，案发前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工作人员。户籍所在地本市，住本市。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8年7月11日被西宁市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同年9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一看守所。指定辩护人赵宇海，青海泰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郑梅娟，女，1975年10月13日出生于湖北省通山县，汉族，公民身份号码×××，高中文化，案发前系个体工商户，户籍所在地湖北省通山县，住本市。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9月13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8年9月19日被西宁市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当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毛尊超，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胡义明，男，1977年4月21日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大专文化，案发前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副局长。住本市。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8年7月17日被西宁市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同年9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李志强，青海启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陈文琴，女，1967年3月5日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大学文化，案发前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住本市。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8年9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董博俊，青海立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单位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森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西宁市城中区。法定代表人赵力峰。诉讼代表人马某，女，1990年10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博森公司工作人员。被告人赵力峰，男，1961年12月5日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大学文化，案发前系博森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本市。因涉嫌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于2018年10月10日被西宁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辩护人马福祥，青海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检察院以宁检公诉刑诉[2019]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蒋银虎犯贪污罪、行贿罪，郑梅娟犯贪污罪，于福亮、胡义明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陈文琴犯滥用职权罪，被告单位博森公司及被告人赵力峰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于2019年1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西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杰、刘宁慧、季金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蒋银虎及辩护人慈永刚，被告人郑梅娟及辩护人毛尊超，被告人于福亮及辩护人赵宇海，被告人胡义明及辩护人李志强，被告人陈文琴及辩护人董博俊，被告单位博森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马某、被告人赵力峰及辩护人马福祥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西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负责实施机场高速（西宁城北段）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并组成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时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局长黄某（已死亡）任组长、副局长胡义明任副组长、工作人员于福亮任组员，并委托博森公司为房产评估公司，时任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蒋银虎作为党委、村委两委工作人员，负责协助拆迁组开展拆迁工作。在拆迁工作中，被告人及被告单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利益输送等违法犯罪活动。（一）2013年7月，被告人蒋银虎担任村委会书记、主任，利用协助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的职务便利，以其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过低为由，多次向黄某、被告人胡义明、于福亮等人提出虚增房屋补偿面积。经某同意并安排被告人胡义明、于福亮将被告人蒋银虎宅基地房屋面积虚增一层，并将院心、过道及相邻钢窗厂部分厂房也计入到被告人蒋银虎拆迁补偿面积中。在黄某的协调下，由被告单位博森公司及被告人赵力峰安排工作人员肖某出具拆迁补偿评价表，蒋银虎获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551.78922万元，其中虚增补偿面积1351.86m2，套取补偿款人民币175.7418万元，并占为已有。为表示感谢，被告人蒋银虎于2013年8、9月，分两次给予被告人于福亮人民币共计7万元，于2013年8月给予被告人胡义明人民币4万元。同年8、9月，被告人于福亮先后两次收受被告人蒋银虎给予的人民币共计7万元。同年8月，被告人胡义明收受被告人蒋银虎给予的人民币4万元。（二）2013年9月，被告人蒋银虎担任村委会书记、主任，利用协助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的职务便利，在北山市场西北侧石材市场拆迁过程中，经黄某同意并协调，通过被告人胡义明、于福亮、被告单位博森公司及被告人赵力峰安排该公司工作人员肖某出具虚假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虚假房屋拆迁补偿评价表，确定房屋拆迁补偿款为人民币484.8388万元，其中虚增面积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为356.226874万元，被告人蒋银虎将虚增套取的款项占为已有。为表示感谢，被告人蒋银虎于2013年10月，给予被告人于福亮人民币10万元，给予被告人胡义明人民币10万元。同年10月，被告人于福亮收受被告人蒋银虎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胡义明收受人民币10万元后，将此款及时退还给被告人蒋银虎。（三）2013年9月，被告人蒋银虎担任村委会书记、主任，利用协助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的职务便利，以宅基地拆迁补偿款较低为由，虚构妻子星某在寺台子村24号、大儿媳张某1在寺台子村24-3号有拆迁房屋，通过黄某协调，由被告单位博森公司及被告人赵力峰安排工作人员肖某出具虚假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表、被告人于福亮与被告人蒋银虎签订了虚假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套取拆迁补偿款人民币739.336万元，并据为己有。为表示感谢，被告人蒋银虎于2013年10、11月，分两次给予被告人于福亮人民币共计15万元。同年10、11月，被告人于福亮两次收受被告人蒋银虎给予的人民币15万元。（四）2013年12月，黄某利用担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局长、寺台子拆迁安置工作组组长的职务便利，指使被告人蒋银虎提供可靠人员身份信息，虚构一处拆迁房屋，并要求编造补偿金额在人民币1200万元至1500万元之间的补偿协议，由被告单位博森公司及被告人赵力峰安排公司工作人员肖某根据被告人蒋银虎提供的亲属刘某2等7人身份信息伪造了7份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被告人于福亮按照黄某的指示与被告人蒋银虎签订了7份虚假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后经黄某同意，被告人于福亮将上述7份虚假资料报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审批通过。2014年3月，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支付刘某2等7人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247.779万元。被告人蒋银虎签字代领7人存折和存单。后被告人蒋银虎将此款转入本人及其家人银行账户中。被告人蒋银虎多次欲将此款交给黄某，黄某表示此款暂时由被告人蒋银虎保管。（五）2013年11月，被告人于福亮利用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组员的职务便利，在寺台子村拆迁过程中，帮助村民岳某虚增拆迁房屋面积、提高补偿标准，使岳某获得拆迁补偿款134.4044万元，2014年3月，被告人于福亮索取岳某人民币10万元。（六）2014年12月，被告人蒋银虎担任村委会书记、主任，利用协助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的职务便利，为被告人郑梅娟在寺台子村农科站被强行拆除的违法建筑，向被告人陈文琴请托予以拆迁补偿。被告人陈文琴利用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在明知被告人蒋银虎、郑梅娟所提拆迁补偿不符合补偿规定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对已强拆的违法建筑进行拆迁补偿，协调被告单位博森公司及被告人赵力峰安排公司工作人员肖某出具了2份虚假房屋拆迁补偿评价表，被告人胡义明安排建设局工作人员与被告人蒋银虎签订了2份虚假拆迁补偿协议，致使被告人蒋银虎、郑梅娟套取拆迁补偿款人民币398.9874万元，其中被告人蒋银虎分得138.9874万元，被告人郑梅娟分得260万元。为表示感谢，被告人蒋银虎于2015年春节前给予被告人陈文琴人民币10万元。同年春节前，被告人陈文琴收受人民币10万元后，当日将此款退还给被告人蒋银虎。（七）2014年12月，被告人陈文琴在担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局长，被告人胡义明在担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副局长、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组长期间，在岳某被强拆不符合补偿规定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对已强拆的违法建筑进行拆迁补偿，协调被告单位博森公司及被告人赵力峰安排公司工作人员肖某出具了虚假房屋拆迁补偿评价表，被告人胡义明安排建设局工作人员与岳某签订了虚假拆迁补偿协议，致使岳某获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70.3836万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干部任免文件、身份证明、宅基地测量评估底稿、拆迁补偿协议、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房屋补偿评估表、拆迁款发放表、记账凭证、银行转帐凭证、司法鉴定意见书、证人证言、扣押清单、情况说明、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以证实指控的犯罪事实。该院认为，被告人蒋银虎身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黄某、被告人郑梅娟，采取骗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国家拆迁补偿款，其中，被告人蒋银虎伙同他人贪污共计人民币2918.071074万元；被告人郑梅娟伙同他人贪污共计人民币398.9874万元。其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当分别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蒋银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时，给予三名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人民币56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又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于福亮身为受委托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被告人胡义明、陈文琴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从事公务时，滥用职权，导致他人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数额分别达人民币2519.083674万元、1001.33967万元、469.371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分别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于福亮身为受委托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又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胡义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4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单位博森公司、被告人赵力峰在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委托其进行房产评估工作时，多次为他人提供虚假房屋拆迁补偿评价表，数额达人民币2988.454674万元，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应当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蒋银虎、于福亮、胡义明犯数罪，应对其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法惩处。庭审中，被告人蒋银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对公诉机关所指控的蒋银虎行贿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但提出指控的第一、二、三、六起的犯罪中，蒋银虎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蒋银虎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也未与他人共谋进行贪污犯罪，故不构成贪污罪。提出第四起犯罪中蒋银虎帮助黄某共同进行贪污犯罪，属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被告人郑梅娟辩解没有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的故意，也没有实施骗取的行为，不应构成犯罪。其辩护人提出，郑梅娟和蒋银虎都不具有贪污罪所要求的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务便利的主体身份，郑梅娟在建筑被拆除后要求获得补偿，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与蒋银虎没有共谋，不具有共同犯罪故意，故不构成贪污罪。被告人于福亮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犯罪不持异议，辩解其没有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的故意，以建设局的名义与拆迁户签订补偿协议是按领导安排进行的，不应构成滥用职权罪。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第四起犯罪是在时任建设局局长的安排下进行的，于福亮不应承担此起的刑事责任。被告人胡义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供认不讳，但辩解所参与的工作项目中是盲目服从，故希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其辩护人提出，胡义明在所实施的受贿犯罪中有自首情节；其是拆迁小组的副组长，没有处置权、处分权，只是一般的渎职行为，不应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陈文琴辩解对违章建筑先拆后补在拆迁工作中有先例，区政府有明文规定和会议纪要，其仅是未仔细审查后签了字，不应构成滥用职权罪。其辩护人提出，陈文琴在补偿文件上签字是正常的履职行为，政府对违章建筑列支了专项经费，通过会议集体讨论决定予以补偿，并有会议纪要，类似的违章建筑也给予补偿是有先例的，陈文琴的行为与造成的损失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指控滥用职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违章建筑补偿是为了加快拆迁进度，争取蒋银虎对之后拆迁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在量刑时希望法庭考虑。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被告人赵力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不持异议，但赵力峰辩解其公司作出的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是按时任城北区建设局局长的要求所提供的。被告人赵力峰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赵力峰提供虚假《拆迁补偿评价表》，致使蒋银虎等被告人套取补偿款的金额来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拆迁补偿评价表》与造成的损失间无直接因果关系；赵力峰具有自首情节。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间，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在负责实施机场高速（西宁城北段）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时，针对该区寺台子村拆迁工作成立拆迁安置工作组，时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局长黄某（已死亡）任组长，城北区防汛办主任胡义明任副组长，于福亮等人为组员，委托博森公司对拆迁房产进行估价，由于福亮具体负责与寺台子村村民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时任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蒋银虎作为党委和村委的工作人员，负责协助拆迁组开展拆迁工作。2014年3月，黄某被免去城北区建设局局长的职务。同月，陈文琴担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局长，继续负责寺台子村拆迁工作。在该村的拆迁工作中各被告人及被告单位利用职务和工作上的便利，进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利益输送等违法犯罪活动。案发后，监察机关从蒋银虎处追缴赃款30000000元；从郑梅娟处追缴赃款1000000元；从胡义明处追缴赃款40000元。一、2013年7月，被告人蒋银虎在担任西宁市××区党支部书记期间，在协助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过程中，以其宅基地上房屋拆迁补偿过低为由，多次向黄某及被告人胡义明、于福亮等人提出虚增房屋补偿面积。后黄某安排胡义明、于福亮将蒋银虎宅基地上房屋面积虚增一层，并将院心、过道及相邻钢窗厂部分厂房计入到蒋银虎家拆迁补偿面积中。黄某又安排被告单位博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力峰出具虚假的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随后蒋银虎分别以其及蒋某1、蒋某2、刘某3的名义与城北区建设局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获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5517892.5元，其中虚增补偿面积1351.86m2，套取补偿款人民币1757418元。2013年8月、9月，于福亮分两次收受蒋银虎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共计60000元，胡义明收受蒋银虎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40000元。上述事实，有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至2014年，黄某任城北区建设局局长期间，没有向其请示汇报关于为了配合拆迁，需要对蒋银虎家宅基地拆迁中虚增面积提高补偿，城北区政府没有就这件事情开过专题会议或者讨论下发会议纪要，也没有研究过这个事情。2.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7月，去寺台子村进行测量评估工作时，多次去蒋银虎家，但是并未进行测量。2014年春节，我才对蒋银虎家宅基地进行测量，也就测量过这一次。当时公司的赵力峰说，建设局的领导黄某要求把蒋银虎家两层的面积增加到三层，这也是城北区政府领导同意的。同时建设局副局长、寺台子村拆迁组副组长胡义明也给我说这是区上领导安排的把蒋银虎家的所有面积都是两层增加到三层，我就把蒋银虎家宅基地院心和他承租的部分、钢窗厂的面积实际测量完以后，全部按照两层增加到三层算的，算出的总面积是4232.29平方米。是按照建设局提供的蒋银虎、蒋某1、蒋某2、刘某3四人的名字，每人1055.565平方米出具的评估表。3.证人刘某3、蒋某2的证言证实，二人对以其身份签订的宅基地拆迁补偿协议并不知情，也没有领取过拆迁款。4.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收条证实，2013年8月，蒋银虎、蒋某2、蒋某1、刘某3分别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1379473.125元。5.拆迁款发放表、银行转帐凭证证实，蒋银虎、蒋某2、蒋某1、刘某3分别领取拆迁款1379473.125元；2013年11月16日，蒋某2、蒋某1、刘某3帐户内资金全部转入蒋银虎的帐户。6.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蒋银虎家宅基地测量底稿证实，该测量的底稿为博森公司工作人员肖某所制作，经向其出示底稿记录内容：东楼675.65、北楼309.78、西楼762.17、南楼245.78、库房19.74、院心104.6和南楼前17.66，其确认以上是蒋银虎家宅基地主楼及附属建筑物；记录内容：南楼前24.75、北楼外866.88、后北楼759.68、院心435.6，其确认以上是蒋银虎承租的部分钢窗厂的附属物加院心，底稿上标注了“一、二、三”都是按照两层虚加三层。肖某确认该份底稿计算出蒋银虎家宅基地上房屋及钢窗厂拆迁补偿的实际面积和虚增的面积。具体为东楼评估表面积675.65，实际面积是450.43，虚增面积为225.22；北楼评估面积为309.78，实际面积是206.52，虚增面积为103.26；西楼评估表面积762.17，实际面积是508.11，虚增面积为254.06；南楼评估表面积245.78，实际面积是163.85，虚增面积为81.93；除北楼外评估表面积866.88，实际面积是577.92，虚增面积为288.96；后北楼评估表面积759.68，实际面积是506.45，虚增面积为253.23；院心评估表面积435.6，实际面积是290.4，虚增面积为145.2，以上共计虚增面积1351.86，均是按照每平方米1300元进行的补偿。7.帐户查询信息证实，蒋银虎、蒋某1、蒋某2等人银行帐户内资金交易的情况。8.被告人于福亮的供述：2013年7月，黄某带领拆迁小组与蒋银虎商议拆迁工作，蒋银虎提出他为了配合工作不能带头抢搭抢建，希望政府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他多补偿一些，两层上面加一层，按照三层算，最后黄某同意了。几天后，胡义明打电话让我去蒋银虎家签拆迁协议，面积大概是1600平方米，是二层变三层后的面积，补偿标准是1300元。签了合同、收条后，蒋银虎拿出一万元现金给我。第二天我把蒋银虎拆迁协议拿到胡义明的办公室，又去给黄某说了蒋银虎给钱的事情，把1万元钱放在了他办公桌上。过了两天胡义明把协议拿回来说先别上报，等黄某安排的时候再报。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黄某叫我到他办公室，拿出一张蒋银虎家宅基地的评估表，让我按照这个评估表去找蒋银虎签协议。下午，我到蒋银虎家，我告诉他黄某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签了协议、收条，面积好像是2400至2500平方米左右，这是加了院心和过道的面积。院心和过道在评估表附着物那一栏里面，补偿标准还是1300元，合同签到了蒋银虎的名下。签完后，蒋银虎从布袋子里拿出5万元现金给我。9月份，胡义明让我多拿几份协议和收条去黄某办公室。当时有黄某、蒋银虎、胡义明，黄某将一张补偿标注1300元，总共4000多平方米的评估表给我，并让我按照东楼、西房、南房、北房，把增加了的宅基地面积分成四份协议和蒋银虎签拆迁补偿合同。蒋银虎提供蒋银虎、蒋某1、蒋某2、刘某3的身份证复印件，所有的手续和签字是蒋银虎一个人办的，合同日期全部提前到8月份。之后我把所有的协议和评估表拿到评估公司出正式的评估表，按照程序上报。整个宅基地拆迁补偿过程中也是黄某和胡义明指示我这么做的。至于黄某怎么跟区上领导协调沟通请示的我不清楚。9.被告人胡义明的供述：当时蒋银虎对只多加一层的面积不满意，不配合工作，拆迁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和蒋银虎谈了几次也都达不成协议。为了尽快开展工作，对蒋银虎提出的院心、过道都算上的要求，我也就默认同意了，按照宅基地三层和院心、过道三层面积的总和，于福亮和蒋银虎把这份协议签了。2013年8月的一天中午，在和蒋银虎签完宅基地的最终补偿协议后，蒋银虎把报纸包着的一包钱塞给我，里面装着4万元。因为我给他家宅基地增加了面积，多套取了国家的补偿款，他为了感谢，给我这笔钱。我作为拆迁小组的副组长，最终同意把蒋银虎家院心和过道的面积也算上了，虽然这件事上我做不了主，但是如果我不同意的话，这些面积也不能算在蒋银虎名下，这样他就不能多套取国家的拆迁补偿金额。10.被告人赵力峰的供述：2013年，寺台子村拆迁工作刚开始，黄某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说蒋银虎家是仿古建筑，造价比较高，另外也未突击抢建，为了以后签土地征地协议方便，他向城北区委、市领导汇报后，同意将宅基地上的房子院心、巷道全部都算上，在二层的面积上增加一层，按照三层算。我按照黄某的要求，安排肖某，由于福亮、肖某两人具体负责蒋银虎宅基地的丈量评估补偿工作。记得以前量的底子是我让肖某和于福亮按照面积测算的，最终面积出来是4200平方米左右，分成四份签的协议。11.被告人蒋银虎的供述：2013年7月，寺台子村开始拆迁，我配合城北区建设局拆迁工作小组，带头拆迁我的房子。当时拆迁组组长黄某、副组长胡义明，还有于福亮和刘某4等人参与了拆迁工作。按照我家宅基地面积丈量之后是1600平方米，我签了协议。后我觉得我没有抢搭抢建，这样亏得比较多，就找黄某、胡义明和于福亮，想让他们帮忙增加面积，他们把我宅基地和我承包的寺台子村一社部分钢窗厂的面积算了进去，把面积提高到2000多平方米。但我还是觉得有点少，又找黄某说这个事。黄某说他要请示一下，过了一段时间，黄某说区上的领导同意把我家宅基地多加一层按照三层面积补偿，后又把我家宅基地的院心、过道等面积都算上，补偿面积增加到4200平方米，以我、蒋某2、蒋某1和刘某3的名义签了四份协议，在宅基地拆迁的事情上我给于福亮送了两次钱。第一次是为了让他在签协议的过程中照顾我，送了2万元现金。第二次是我家宅基地的协议顺利签订后，送了他5万元现金。2013年8月，我家宅基地增加面积的拆迁协议顺利签订后，为了感谢胡义明的帮忙，我约胡义明在天俊桥底下的市场或是在家门口附近，给了他5万元现金。二、2013年9月，被告人蒋银虎在担任西宁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利用协助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的工作便利，在北山市场西北侧的石材市场拆迁过程中，经黄某同意后，将该石材市场房屋拆迁补偿金额由原来的1286119.26元虚增至4848388元，蒋银虎以其母曹某的名义与城北区建设局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之后胡义明通过被告单位博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力峰按虚增后的面积出具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致使蒋银虎获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848388元。其中套取房屋拆迁补偿款3562268.74元，并占为已有。2013年10月，蒋银虎给予于福亮好处费人民币100000元，给予胡义明好处费人民币100000元，随后胡义明将此款全部退回。上述事实，有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至2014年，黄某任城北区建设局局长期间，没有向其汇报过关于为了配合拆迁，需要对蒋银虎的北山市场后面石材市场虚增面积或增加经营性损失来提高补偿的事情。2.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我最初出具的表格上价格是101万元，因为里面有些项目价格太低，经过重新计算，我又出具了一份128万元的评估表。但最后怎么变成484万元我不清楚。3.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银行转帐凭证、拆迁款发放表、收条证实，西宁博森公司对寺台子村北山市场进行评估，第一次评估价格是1010461.26元，第二次评估价格是1286119.26元，且该二份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经肖某、于福亮、胡义明辨认，三人均予以确认。同时证实蒋银虎之母曹某与城北区建设局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面积是9714.2平方米，金额为4848388元。2013年11月14日，该笔补偿款转入到曹某帐户；当月16日，曹某帐户内的资金分两次全部转入蒋银虎的帐户。4.被告人于福亮的供述：2013年9月，在拆迁过程中，北山市场后面的石材市场原来不在拆迁的红线范围内，后黄某说这一块地也要纳入拆迁范围，让我带人去评估、丈量。我、肖某、小年、刘某4，还有区司法局姓王的一个人在现场丈量。石材市场正规房子也就二十几间，剩余的是拿石膏板、彩钢铁皮临时搭建的。我们问了一下北山市场管理处的人，石材市场里面的房子好像是一个南方老板盖的，水泥地坪是北山市场打的。评估表底稿出来后，我们去了北山市场管理处，在会议室和南方老板签的合同，金额是101万元左右。之后不久，蒋银虎请胡义明和我吃饭时，蒋银虎提出石材市场是他们租给北山市场的，希望把补偿协议签到他的名下。胡义明说这个补偿协议已经签完了，他也做不了主，需要请示黄某。没过多久，胡义明在他办公室拿出“蒋银虎市场评估表”，让我把这个评估表价格提高一点，把彩钢房价格提到800元左右，地坪面积从900多平方米增加到1700平方米左右。胡义明给评估公司赵力峰打电话后，告诉我价格总额是484万元左右。价格定下来，胡义明去黄某办公室汇报的。当时蒋银虎也在，黄某说按照这个签协议，还问蒋银虎签到谁名下，蒋银虎说签到他母亲曹某名下。身份证是蒋银虎提供的，做好协议以后我在合同上签了字，蒋银虎也签了字、捺了手印。胡义明让我在评估表上签了字，后我把协议和评估表底稿交给了肖某，肖某出的正式的评估表，我按照程序汇总表上报财务了。这份协议签后不久，2013年9月，蒋银虎约我在秀水路的一家茶餐厅见面，给我了一个装有10万元现金的袋子。5.被告人胡义明的供述：蒋银虎承包了寺台子村一社闲置土地后转包给了其他商户。2013年8、9月，在拆迁过程中，按正常程序是我们和商户按照地上附着物，把商铺面积补偿给商户。但是蒋银虎找到我，让我们把这块地上商铺房屋补偿到他名下，他再和商户们协商分配问题，我就同意了。但是在丈量这些商铺面积和补偿时，蒋银虎又不满意，他来找我说补的太少了，他亏损比较大，让我再想办法加点钱。我向黄某汇报了这个情况，黄某到村上现场看了后，说把这块面积增加一些。黄某说他到时候给博森公司的赵力峰说这个事，具体工作让我和赵力峰联系来办。我联系了赵力峰，看能不能以经营损失、增加面积或提高补偿标准一类的，把价格提高一些。博森公司以这种方式计算了500万元的价格，出具了一份评估表，我觉得有的价格太高了，就划掉了一些比较偏高的价格。最后我和蒋银虎在黄某办公室按照400余万元的价格签订了协议。协议签订以后，蒋银虎约我见面并给了我10万元钱，一两天后我将这10万元还给了蒋银虎。6.被告人赵力峰供述：2013年9月，肖某去丈量北山市场里面的一个石材市场，根据房屋附着物评估的约是101万元左右，建设局于福亮和蒋银虎因为补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于福亮找黄某汇报。之后根据漏报的项，经过二次复评，肖某又出了一张128万元的评估表底稿，这应该是最终出具的评估表。评估表交给了于福亮，建设局和蒋银虎又没有达成协议，于福亮和蒋银虎定了一个480万元左右的补偿价格，后来于福亮拿着签好的484万元的协议找我，我让他找肖某，肖某就造了相应的评估表。7.被告人蒋银虎供述：北山市场后面那个市场是村一社的土地。最早是一个叫张纪清租赁的，他没干下去，后转租给我，我又租给北山市场。铭城公司打的地坪，租户自己盖的房子，北山市场每年给我11万元左右的租金，我每年给一社6万元左右。拆迁办的人找我谈拆迁补偿，我和北山市场的人说好了，给他们105余万元，剩下的补偿费归我。第一次评估出来的补偿费用是100万元左右，我找黄某要求增加补偿面积，并将商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签到我名下，再由我给市场的商铺分配。黄某同意后，安排胡义明、于福亮将拆迁补偿费从128万余元提高到480万余元。2013年9月，以我母亲的名义把市场拆迁补偿协议签完后，我约于福亮在秀水路香邑湖茶餐厅见面，将10万元现金给了于福亮。给胡义明的10万元感谢费，在一、两天后胡义明又退还给了我。三、2013年9月，被告人蒋银虎在担任西宁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利用协助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的工作便利，以宅基地拆迁补偿款较低为由，经黄某同意后虚构其妻子星某、大儿媳张某1在寺台子村有拆迁房屋面积共计5687.2平方米的事实，由黄某授意被告人于福亮以城北区建设局名义与蒋银虎以星某、张某1名义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黄某又安排被告单位博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力峰出具虚假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最终蒋银虎套取拆迁补偿款人民币7393360元，并据为己有。2013年11月左右，蒋银虎分两次给予于福亮好处费人民币共计150000元。上述事实，有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至2014年，黄某任城北区建设局长期间，没有向我请示汇报过关于为了配合拆迁，需要编造虚假征地拆迁协议对蒋银虎作出补偿的事。2.证人星某、张某1的证言证实，二人对以其本人身份签订的机场高速路以北危岩体综合治理项目北区段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不知情的事实。3.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银行转帐凭证、拆迁款发放表、收条证实，蒋银虎之妻星某与城北区建设局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面积是2893.6平方米，领取拆迁款3761680元，蒋银虎之儿媳张某1与城北区建设局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面积是2793.6平方米，领取拆迁款3631680元；2013年11月16日，星某、张某1帐户内的资金全部转入蒋银虎的帐户。4.被告人于福亮的供述：2013年9月，蒋银虎家宅基地的协议签完不久，蒋银虎约我吃饭时，问黄某给我打电话了没有？我问蒋银虎到底咋回事？蒋银虎说黄某安排他来找我把两份协议签掉。我给黄某打电话问：“是不是安排蒋银虎过来和我签协议”。黄某让我把协议签了，还说一个人不能超过两千平方米。蒋银虎拿出了星某、张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蒋银虎还说协议中房屋位置在“女儿村”。拆迁期间我去过“女儿村”，这个位置根本没有蒋银虎家的房子。但是黄某安排了，我就和蒋银虎签了协议。我提出面积不能超过2000平方米，蒋银虎说面积的事情他再过去找黄某说，最终面积是蒋银虎一加再加，第一份协议是2700平方米，签到张某1名下。签第二份协议时，我的意思是同样的面积，蒋银虎说再加一些，签成了2800多平方米，签到星某的名下。这两份协议和收条上的签字都是蒋银虎自己签名和捺的手印，时间签到了8月份。签完协议后，蒋银虎从麻将桌下拿出一个纸袋子，里面是10万块钱，我就收下了。我将两份协议夹在其他协议里面一起送到评估公司，肖某发现后问我为什么这两份协议没有评估表底稿，也没有实际丈量过，还说他出不了这两张表。在赵力峰的办公室，我给黄某打了个电话，电话里黄某让赵力峰直接出具评估表，让我把材料报财务审批，赵力峰接完电话后就同意出评估表。补偿款下来后，蒋银虎约我到秀水路的茶餐厅见面，我把补偿款的存折给了他，他又给了我5万元现金。5.被告人赵力峰供述：2013年8月，于福亮拿着星某和张某1的补偿协议来找我，于福亮说是胡义明同意的。于是我让肖某在复印的协议上记载：胡义明同意，无表。我问于福亮这个事情黄某知不知道，于福亮给黄某拨通电话，电话里黄某说他是同意的，让我们按照协议的金额出具评估表，评估表连过渡费都造进去。最后评估表制作出来，签字盖章之后交给于福亮。当初让肖某写“胡义明同意，无表”类似的话，主要是肖某说这块地没有实地丈量。6.被告人蒋银虎供述：2013年9月底10月初，我约于福亮在长江路对面的小城华宴餐厅见面，我告诉于福亮我还有两块地需要签协议，地址签到我父亲的宅基地那里。这件事我事先和黄某说了，他也同意了。黄某说让我直接找于福亮经办，他会给于福亮交代好。我分别以我妻子星某和大儿媳张某1名义与于福亮签订了两份虚构的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协议后，我给于福亮10万元感谢费。2013年11月，我把于福亮约到秀水路的香邑湖茶餐厅，于福亮把我家宅基地、市场和虚构的两块地共七人的补偿款存单都给了我，我给了于福亮5万元现金。四、2013年12月，在黄某担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局长、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组长期间，与被告人蒋银虎经预谋，由蒋银虎以刘某2等七人的名义虚构了在寺台子村祁连路夹角地有拆迁房屋共计9598.3平方米的事实，后黄某安排被告单位博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力峰出具七份虚假的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并授意被告人于福亮、蒋银虎以上述七人名义和城北区建设局签订虚假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最后由蒋银虎领取上述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2477790元。上述事实，有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赵力峰拿来城北建设局已经拟好的七个人的拆迁补偿协议，要求我依据拆迁补偿协议出具评估表，拆迁补偿协议上的内容及总金额是建设局工作人员于福亮写好的。当时赵立峰让我尽快做出评估表，我从电脑上随机找了一户“寺台子村159-1村”的门牌号，将这七个人的评估表都放在这个同一坐标地址。当时补偿标准的计价系统是1050元，但是城北区政府实际补偿标准是1300元，我就将补偿协议中总金额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拆迁补偿金额，一部分为附属物金额（包括：地下室，石膏线条过渡费30个月，搬家费及中小学补助）。这样才能按照1300元的补偿标准出具评估表，并且才能和城北建设局提供的补偿协议中的总金额相符。2.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至2014年，黄某任城北区建设局长期间，没有向我请示汇报过关于以前期补偿过低为由，为了配合拆迁，需要在祁连路夹角地中签订协议对蒋银虎做出补偿的事。3.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2005年，我把自己和女儿的户口迁到城**寺台子村刘某5的户籍名下，我在寺台子村没任何宅基地或者其他用地。祁连路夹角地（储备用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乙方为刘某2，房屋面积为2340平米，补偿金额为3042000元，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协议书、领条上的签字也不是我签的。蒋银虎曾有一次叫我到浦发银行签过字，后来蒋某1让我去浦发银行城东支行签过一次名字，这次办理了我名下账户的销户手续。4.证人刘某5的证言证实：我家在城北区寺台子村没有宅基地或者其他用地。祁连路夹角地（储备用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乙方为刘某5，房屋面积为2150.7平方米，补偿金额为2795910元，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协议书、领条上不是我签的名字。2014年，蒋银虎曾让我到五四大街微波巷口的浦发银行去签字，我不清楚办理的是什么业务。5.证人蒋某3的证言证实：我在城北区寺台子村没有宅基地或者其他用地。祁连路夹角地（储备用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乙方为蒋某3，房屋面积为928.6平米，补偿金额为1207180元，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协议书、领条上的名字都不是我签的。2013年底，蒋银虎曾借用过我的身份证。6.证人蒋某4的证言证实：我的户口一直在寺台子村，祁连路夹角地（储备用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乙方为蒋某4，房屋面积为926平方米，补偿金额为1203800元及所附评估表上签字不是我的字体，手印也不是我捺的，我没有签过这份协议，我们家在这也没有房子。2013年底，蒋银虎曾借用过我的身份证。7.证人蒋某5的证言证实：祁连路夹角地（储备用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乙方为蒋某5，房屋面积为1570平方米，补偿金额为2041000元，我没有签过这份协议，签的字不是我的字体，手印也不是我捺的，我们家在这儿没有房子。西宁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开户存款凭条，金额为2041000元，客户签名为蒋某5的银行凭证不是我本人签字。蒋银虎曾借用过我的身份证。8.证人蒋某6的证言证实：祁连路夹角地（储备用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乙方为蒋某6，房屋面积为843平米，补偿金额为1095900元，协议书、领条上不是我签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个事情。2014年3月10日，由我名下将1096099.24元转到蒋某1卡号为×××的名下，这张银行业务凭证不是我本人转的，“蒋某6”的签名也不是我本人签的。2014年3月，蒋某1打电话让我到浦发银行，并让我和蒋某4在银行单上签字。9.证人蒋某7的证言证实：祁连路夹角地（储备用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乙方为蒋某7，房屋面积为840平方米，补偿金额为1092000元，协议不是我签的。我们家在祁连路夹角地这个地方没有房屋，也没有领过这笔补偿款。2013年底，蒋银虎曾借用过我的身份证。10.证人蒋某1的证言证实：蒋银虎给我一张刘某2名下中信银行卡，里面大概有2000多万元。当时我父亲让我把这张卡放好，不要动。后来我父亲曾给我提过，这卡里有黄某的钱，并说到时候要给黄某。11.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国家基本建设拆迁补偿评价表、拆迁款发放表证实，城北区建设局与蒋某6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房屋面积为843平米，补偿金额为1095900元；与蒋某4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房屋面积为926平方米，补偿金额为1203800元；与蒋某3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房屋面积为928.6平方米，补偿金额为1207180元；与蒋某7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房屋面积为840平方米，补偿金额为1092000元；与蒋某5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房屋面积为1570平方米，补偿金额为2041000元；与刘某2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房屋面积为2340平米，补偿金额为3042000元；与刘某5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房屋面积为2150.7平方米，补偿金额为2795910元。上述七份拆迁补偿协议所涉地址均为祁连路夹角地（储备用地）房屋，补偿总金额12477790元。七份拆迁补偿协议及评估表经肖某辨认，其确认没有去实地进行丈量，是按补偿协议制作了评估表。经蒋银虎辨认，确认七份补偿协议书均是由其代签。12.银行转帐凭证证实，2014年3月24日，蒋某3名下帐户内1207180元及利息180余元转入蒋银虎名下帐户；2014年3月27日，蒋某6名下帐户内1095900元及利息199余元、蒋某4名下帐户内1203800元及利息218余元转入蒋某1名下帐户；2014年3月17日，刘某5名下帐户内2795910元及利息209余元转入蒋银虎名下帐户；2014年3月22日，刘某2名下帐户内3042000元及利息390余元转入蒋银虎名下帐户；2014年4月3日，蒋某5名下帐户内2041000元转入蒋某2名下帐户；2014年4月3日，蒋某7名下帐户内1092000元转入蒋某2名下帐户。13.被告人赵力峰的供述：2013年底，寺台子村拆迁进入尾声，黄某打电话说，经给姜区长汇报，对已拆除的蒋银虎的违法建筑和石材市场补偿过低，要给予另外的补偿，资金从夹角地里面出。我告诉他必须要见协议才能出具评估表，黄某同意了。后于福亮将协议拿到我办公室，我安排工作人员依据协议的面积和总价出具的评估表。这七份协议是假的，所以我的表也是假的。14.被告人于福亮的供述：2013年底，黄某叫我到他办公室，说蒋银虎家还有几个人的协议没签，还说他已经跟蒋银虎说好了，蒋银虎会来找我，到时候尽快把协议签掉。之后蒋银虎让我到秀水路鲁青公园对面的茶餐厅，蒋银虎说还有七个人的协议需要签，并拿出蒋某7等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因为之前他本人签过补偿协议，我就随口问还有哪儿没补？蒋银虎说夹角（海北干休所旁边）那块地，他和黄某已经说好了，让我再别多问。我按照蒋银虎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背面记载的面积，以每平方米1300元的补偿标准制作了七份拆迁补偿协议书，补偿费用总计不低于1200万元，协议书、收条是蒋银虎代签的字和捺的手印。这七份协议上的拆迁补偿地点是黄某告诉我的，说在祁连路夹角地那里，补偿金额说别超过一千五百万就行，我按照补偿金额分配到蒋银虎提供的七个人的名下，算出来的补偿面积。这七个人的被拆迁房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协议签完之后第二天，我告诉黄某，蒋银虎家的七份协议已经签了，黄某问我评估表做出来了没有。后他让我去评估公司找赵力峰，他已经跟赵力锋联系好了。我跟赵力峰说这七份拆迁补偿协议是黄某安排的，需要作出评估表，赵力峰看了一下之后没说话，就安排他们公司的人去做评估表。第二天，我告诉黄某协议和评估表都做好了，黄某说直接报财务，我将这七个人的拆迁补偿协议连同寺台子村其他二十几户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议一起报到了财务。大概过了一星期左右，拆迁补偿款就下来了，是蒋银虎来领的这七个人的拆迁补偿款。15.被告人蒋银虎供述：2013年左右，我家那四块地补偿结束后，黄某到村上检查拆迁收尾工作，他在现场单独告诉我，让我找几个可靠人的身份证拿给于福亮。我找了刘某5、刘某2、蒋某7、蒋某5、蒋某3、蒋某6、蒋某4七人的身份证。我告诉于福亮，按照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左右的价格，以这七人的名义制作协议书，于福亮算了面积，制作了七份拆迁补偿协议书，钱数最后是一千二百多万元，我签了这七份协议书。这个钱数是黄某给我说的，让我不要超过一千五百万元，我也没和于福亮说这是黄某的意思。当时黄某给我提供的范围就在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元，于福亮把面积算好钱数刚好在这个范围，我想着反正这笔钱不是我自己拿，是要给黄某的，我也就再没给黄某说。第二天，黄某到村上检查拆迁工作时，我给他说，你给我安排的事情做好了，一共是1200多万元，我又说等钱下来了拿给他，他说等下来了再说。2014年初，这七笔拆迁款下来了，有七张折子，我先后将这七张折子上的钱存在我两个儿子蒋某2、蒋某1及堂妹刘某2和我个人的名下，我问过黄某这些钱怎么办。2015年底或2016年初，我又问黄某钱怎么处理，他说到时候会给我一个卡号，让我把钱转过去。我就把这些拆迁补偿款和我家的所有的拆迁补偿款一起转到了刘某2名下，去浦发银行购买了理财产品。黄某一直没给我提供过要转款的卡号，这些钱我也就一直放在银行理财。后我又把刘某2名下的钱从浦发银行转到了中信银行购买理财。在我家拆迁过程中，当时我准备要给黄某送50万元，也曾经给黄某表示过要感谢他。他说不用了，以后有事要找我帮忙。后来过了一个月左右，黄某到村上检查拆迁工作，他就让我帮他找几个可靠的人，帮他套取不超过1500万元的补偿款，让我和于福亮联系制作协议等材料。五、2013年11月，在西宁市××区拆迁过程中，被告人于福亮利用其拆迁安置工作组成员的职务便利，帮助该村村民岳某虚增拆迁房屋面积、提高补偿标准，并向岳某多次索要好处费。岳某在获得拆迁补偿款1344044元后，于2014年3月向于福亮转款人民币100000元。上述事实，有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岳某证言证实：2013年底至2014年初，城北区建设局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于福亮说，我家的房子按照规定只能拿将近110万左右的补偿费用。后趁周围没人时，我给于福亮说能不能提高补偿费用，于福亮说要给他10万块钱，我当时就同意了，但是我告诉他要等到补偿款到账以后才能给他。后来于福亮给我打电话到祁连路的花之林二楼餐厅去签合同和收条。拆迁合同和评估表上补偿费用是134万左右，我就签字了。补偿款下来以后，于福亮几次打电话催要10万块钱，我到中国银行给他转了10万元。2.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收条、拆迁款发放表证实，2013年11月14日，岳某的拆迁房屋面积1033.88平方米，领取拆迁款1344044元。3.转帐凭证证实，2014年3月7日，岳某的中国银行帐户向于福亮的帐户转款100000元。4.被告人赵力峰的供述：岳某家宅基地是于福亮带我去测量的，我测量完后出具了草表，于福亮拿着草表就去和岳某签了协议。5.被告人于福亮的供述：2013年10月底11月初，评估公司的人去丈量岳某家的面积，出具评估表，我去岳某家谈拆迁协议。面积大概是1033平方米，总价是100多万元，岳某说太少了，能不能让我帮忙给他在面积上再加一点。我告诉他如果能增加上面积，他要给10万元的好处费，他说等拆迁款下来之后再给我这笔钱。之后我让评估公司的肖某增加点面积，过了一天，肖某打电话说评估表做好了。我约岳某到祁连路的一家茶餐厅见面，我把新的评估表给他看，当时的价格是130多万元，我俩就把协议签了。2013年12月，我知道拆迁款已经拨下了，我问岳某那笔钱什么时候能给，他说等几天。2014年3月，我给岳某发了条短信，问他什么时候能给钱，他回复让我把银行卡号发给他，我就把我中国银行的卡号发了过去，当天下午岳某将10万元钱转到我银行卡。六、2014年12月，被告人蒋银虎在担任西宁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在协助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的过程中，为了被告人郑梅娟在寺台子村农科站被强拆的违章建筑获得国家补偿，多次向时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局长的被告人陈文琴请托。陈文琴在明知该建筑为违法建筑且已被依法强拆的情况下，仍决定给蒋银虎、郑梅娟予以补偿，并安排被告单位博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力峰出具虚假房屋拆迁补偿评价表。后陈文琴收到蒋银虎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100000元，并于当日将此款全部退回。被告人胡义明明知上述违规补偿的情形下，安排该局工作人员与蒋银虎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最终蒋银虎、郑梅娟获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3989874元。其中，被告人蒋银虎分得1389874元，郑梅娟分得2600000元。同月，被告人陈文琴、胡义明在给予蒋银虎、郑梅娟的违章建筑补偿时，通过被告单位博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力峰出具虚假房屋拆迁补偿评价表，向该建筑旁已被强拆的违章建筑所有人岳某一并发放补偿款人民币703836元。上述事实，有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许某、景某、张某2、许某1证言证实：2013年底，在巡查中发现了寺台子村原农科站的两处违法建筑，一处是外号叫“老幺”的村民的，另一处是一外来户，是一半彩钢一半砖混结构的违法建筑，面积比较大。当时对这两块地的户主下发了违法建筑限期拆除通知书，期限到后，这两块违法建筑没有自行拆除。2014年初，监察大队就对这两块地进行了拆除。2.证人岳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底，听说农科站要征地拆迁，看到旁边有人在突击抢建，我也抢建了一千平方米。房子盖好不到一个月就被城北区建设局当作违章建筑强拆了。我在去城北区建设局理论时，被建设局一个姓徐的工作人员打伤住了院。后来征地拆迁、丈量评估时，我去了现场。过了一年，城北区建设局的刘女士打电话让我去建设局签协议，按照700元左右的价格给我补偿。3.证人陈某证言证实：2013年底，我开始修建库房，后一个外号叫“老幺”的人也开始在我的库房旁边修建了一处房屋。我修建的库房有一些还没有装房门，就听村上的说建设局不让盖了。2014年初，修建的库房被建设局强拆了。我妻子郑梅娟找蒋银虎帮忙要回修建库房的钱，蒋银虎说建设局对外地人是不可能赔的，他以别人的名义去找建设局要补偿款，给我们把本钱拿回来。后郑梅娟先向蒋银虎借了100万元，后蒋银虎给郑梅娟转了100多万元。4.证人刘某6的证言证实：2014年下半年的一天，陈文琴拿出一个档案袋，说这是寺台子村村委书记蒋银虎委托她办事后送给她的。陈文琴让我把袋子退还给蒋银虎，我联系了蒋银虎，把这个档案袋给了他，我感觉袋子里是钱。5.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大概在2014年2月，我根据被强拆房屋的地基进行了测量，面积是5700平方米左右。当时建设局的陈文琴、胡义明、刘某4及蒋银虎等人在场，测量完后赵力峰说不要给他们出具评估表，并让我写个情况说明，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将情况说明交给了胡义明，但建设局一直没有给我们答复，也没向我们催要评估表，我们公司也没有出具相关的评估表。2014年12月，建设局的刘某1联系我，说农科站被强拆的房屋要进行补偿，他问我之前是否测量过，我告诉他当时测量的面积是5700平方米。后刘某1给我提供了包某和段某1两个名字，让我以这两个名字出具评估表，我根据之前留下的测量草稿，做好了评估表并交给了刘某1。刘某1制作好补偿协议，把补偿协议和评估表给我们公司给了一份。我记忆中在赵力峰办公室见过建设局的一份内容是针对寺台子村农科站强拆房屋给予基本补偿700元的文件。6.证人蒋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12月，我父亲蒋银虎因眼睛花有时候看不清字，就带我去城北区建设局签协议，包某和段某1这两份协议是我代签的，手印也是我捺的。7.证人包某的××路段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乙方为包某，拆迁房屋面积为1809.02平米，补偿金额为1266314元，这份协议书、评估表我没签过，领条上的名字也不是我签的。8.证人段某1的××路段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乙方为段某1，拆迁房屋面积为3890.8平米，补偿金额为2723560元，这份协议我没签过，领条上的名字也不是我签的，我不知道这个事情。9.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至2015年，陈文琴任城北区建设局局长期间，没有向我请示汇报过关于为了配合拆迁进度，需要对寺台子村原农科站已经依法强拆的违法建筑签订协议作出补偿的事情，她也没有给过我书面的会议纪要。10.证人刘某4的证言证实：2013年底，房屋被强拆后，于福亮找我去针对这块强拆的地进行丈量。当时于福亮说这是建设局安排的，去现场丈量的人有我和于福亮，蒋银虎和他儿子，评估公司的是一个姓年的人和肖某。11.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4、5月份，建设局领导安排我接手寺台子村扫尾工作，胡义明说给区上领导汇报后，同意给蒋银虎在农科站强拆的房屋进行拆迁补偿。由我去和评估公司联系，按照每平方米700元进行补偿。我问肖某农科站强拆房屋的基本情况，肖某说2013年强拆完成后对基本面积进行了丈量，大概有5千多平方米。我告诉蒋银虎这块地面积太大，要放在两个人的名下。蒋银虎给我提供了段某1、包某两个人的名字，我让肖某将这个强拆的房屋分在了段某1、包某两户名下，并让肖某按1809平方米、3890平方米出了两份评估表。后我按照蒋银虎提供的包某、段某1名字和身份信息制作了补偿协议和收条。12.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银行转帐凭证、拆迁款发放表、收条证实，段某1领取拆迁款2723560元，包某领取拆迁款1266314元。2014年5月23日-2015年7月30日，蒋银虎分三次向郑梅娟转款260万元。2014年12月31日，岳某领取拆迁款703836元。13.被告人郑梅娟的供述：2013年底至2014年初，在寺台子村原农科站修建了一个大概6000平方米左右的仓库。2014年春节后，这处仓库被城北区建设局以违法建筑进行了强拆。我找胡义明和于福亮要求获得补偿，他们告诉我这处仓库是违法建筑，被强拆了，不能补偿。因为蒋银虎是寺台子村的书记，应该可以替我要上强拆补偿的钱。我就找蒋银虎商量，由蒋银虎去想办法要补偿款。后我听刘某4说被强拆的仓库蒋银虎和他儿子与建设局的人去丈量过了，我觉得能获得补偿，就以借款的名义向蒋银虎分两次要了200万元，并告诉蒋银虎从补偿款里扣除本金和利息，后我多次向蒋银虎要补偿款，蒋银虎给了我60万元。14.被告人于福亮的供述：2014年春节后，郑梅娟问我强拆的房子是怎么补偿的，当时我明确的告诉她强拆的房屋没有补偿，也不会去丈量面积。15.被告人胡义明供述：寺台子村农科站刚开始并不在拆迁范围内，后来规划时又把农科站纳入了拆迁范围。蒋银虎知道农科站纳入拆迁范围后，就开始在农科站内抢搭抢建了部分违法建筑，但被区建设局拆除了。2015年，在和寺台子村委商谈农科站拆迁时，蒋银虎不配合工作，说他在农科站内的房屋被拆除，损失严重，要求我给他补偿一些，我让他去找领导商量。后建设局局长陈文琴让我按照每平方米700元的价格给蒋银虎补偿，我安排工作组的刘某1根据评估公司对蒋银虎之前出具的评估表签订了补偿协议。我是拆迁小组副组长，知道这是违规的，但还是默许了这种行为，造成了国家的损失。16.被告人陈文琴的供述：2014年12月，寺台子村农科站有一块面积上的附着物属于违法建筑，在我上任城北区建设局局长前，已经被建设局侦查大队强拆了。被强拆的人来找我要求补偿，我没有同意。她又通过蒋银虎来找我说这件事，刚开始我也没有同意。后来蒋银虎多次找我，因为蒋银虎是寺台子村的书记，我在今后的工作中还需要他的鼎力相助。另外，市上也多次要求尽快拆迁完毕进行绿化，我就答应给蒋银虎以每平方米700元进行补偿，我让胡义明去办理的。2014年底，我给赵力峰说这个事，他说评估公司有丈量的底子。我让赵力峰按照每平米700元的价格出了评估表，蒋银虎找胡义明、刘某1他们签了协议。后蒋银虎因为我同意给这块地拆迁补偿，来我办公室放了一个档案袋。知道里面装的是现金，我没有打开看，让建设局刘某6将这袋子退还给了蒋银虎。这件事情，我没有向区主管领导请示汇报，也没有相应的会议纪要。关于岳某的这份补偿协议没有人找过我说情，应该是胡义明、刘某1根据我决定给蒋银虎的政策参照执行了，我稀里糊涂签字了。17.被告人赵力峰的供述：2014年8、9月，胡义明说寺台子村有一块地上房屋让我们去测量一下，出具相关的评估表。我安排肖某去现场测量，肖某回来说那块地上的房屋已经不存在了，他没办法测量。10月左右，胡义明又让我把这块强拆的房屋量一下，我告诉他这块地上已经没有建筑物，我们没有依据出具房屋的相关数据。又过了一周左右，建设局局长陈文琴要求我们对这块地进行测量，我提出这块地上什么都没有，看不出楼层数、房屋结构等，没有办法量。陈文琴让我们派个人去现场，按照被拆除房屋的基础，把面积测量出来。我派肖某去现场进行测量，并让肖某对这块地的测量情况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交给建设局。12月，建设局提供了对强拆房屋的两份补偿协议书，让我们根据这两份协议出具相关的评估表。18.被告人蒋银虎的供述：2013年3、4月，我代表寺台子村和陈某签的土地租赁合同，地址在寺台子村原农科站附近。2013年底至2014年初，陈某、郑梅娟在库房的北边突击搭建了一片砖混结构房屋，后被城北区建设局监察大队认定为违法建筑强拆了。因为我是寺台子村的村支书，跟建设局的人比较熟，郑梅娟让我出面估计能要来补偿。她说这块强拆的补偿款下来的话，她和我各拿一部分，我就答应她试一试。我先后两次找胡义明，胡义明说这一块强拆的补偿不了，建议我去找建设局局长陈文琴。我又找陈文琴说想要补偿，陈文琴就答应以每平方米按照700元的价格进行补偿。是陈文琴协调评估公司的人去丈量评估的。2014年11月，评估公司的人用尺子量的地基，评估面积好像是5700平方米左右，我以包某、段某1的名义和胡义明、刘某1签的协议。拆迁补偿款下拨前，郑梅娟分两次向我借款200万元，利息是一分五，她说等补偿款下拨后直接扣除，我就答应了。拆迁款下拨后，我扣除前面借款的利息，给了郑梅娟60万元。认定上述犯罪事实，还有下列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及移送案件通知书证实，2017年8月21日，公安机关对蒋银虎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2018年7月11日至9月18日，监察机关将本案立案侦查，并相继对于福亮、蒋银虎、郑梅娟、胡义明、陈文琴采取留置措施。2018年9月29日，公安机关将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一案立案侦查。2.到案经过证实，2018年7月11日，于福亮被监察机关依法采取留置措施。于福亮归案后供述其收受岳某10万元和收受蒋银虎47万元的事实。同时又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郑梅娟在寺台子村原农科站被强拆的违法建筑进行补偿的线索。7月14日，胡义明在监察机关谈话时主动交代组织尚未掌握的其收受蒋银虎4万元好处费，以及蒋银虎向其行贿10万后被其退回的事实。7月17日胡义明被监察机关依法采取留置措施。胡义明在被留置期间，向监察机关供述组织尚未掌握的蒋银虎、郑梅娟从已强拆的违法建筑获得国家补偿的事实。同日，蒋银虎被监察机关依法采取留置措施。蒋银虎在被留置审查期间，除供述监察机关已掌握的犯罪事实外，还供述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编造虚假地址伪造星某和张某1的拆迁补偿协议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的事实，其帮助城北区建设局原局长黄某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12477790元的事实。9月13日，郑梅娟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郑梅娟到案后供述其通过蒋银虎协助，从其被依法强拆的违章建筑中获得国家补偿款260万元的事实。8月30日，陈文琴向监察机关交代其向蒋银虎将已强拆违法建筑进行补偿的事实。10月9日，赵力峰被传唤至公安机关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情况说明证实，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机构性质是机关。2012年6月，于福亮被借调至城北区建设局工作。4.任职文件、工作人员名单、死亡证明、辞去代表资格资料证实，2010年4月，黄某被任命为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局长。2013年11月任命为城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2014年3月，黄某被免去城北区建设局局长职务。2017年8月12日，黄某被确认非正常死亡。2014年3月，陈文琴被任命为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局长，2016年9月，被免去该职务。2013年4月，胡义明担任西宁市城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2015年1月，担任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副局长。2018年10月，胡义明辞去城北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2013年3月，于福亮由西宁市城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借调至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工作，负责北川河综合治理拆迁项目、高速路以北危岩体综合治理项目，具体负责核实房屋面积、签订拆迁协议并发放拆迁补偿款等工作，2014年6月，于福亮回到原单位工作。2011年3月25日开始，蒋银虎担任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工作委员会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5.查封、扣押物品清单及暂予扣留通知证实，2018年8月8日，监察机关从蒋银虎处扣押涉案款人民币12540000元；9月11日，从刘某2、蒋某1处扣押涉案款人民币17460000元；9月27日，从陈某处扣押涉案款人民币1000000元；同日，从赵小春处扣押胡义明受贿款人民币40000元。6.青海大正会计师事务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蒋银虎贪污、行贿一案涉案资金26580710.74元中2424588.23元是涉案资金所取得的收益。7.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成立拆迁安置工作组的通知、征地拆迁通告、会议纪要证实，2013年7月，西宁市机场高速（西宁段）沿线环境整治工程启动，并成立以城北区建设局为责任单位的寺台子村拆迁安置工作组，组长黄某，副组长为胡义明等4人，成员为拆迁办4人、评估公司2人。将征地拆迁的有关事项进行了通告，确定了拆迁补偿的标准。8.房屋估价委托协议书证实，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委托西宁博森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寺台子村等进行估价的事实。9.公司营业执照证实，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力峰，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住所地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30100100056394。10.会议记录证实，2013年7月至11月，蒋银虎多次主持召开关于寺台子村拆迁问题的会议。11.证人段某2、张某3、严某、张某4、周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11月至2017年11月间，两届寺台子村村支书是蒋银虎，2011届村主任是张某6，干了半年就辞职了，当时没有村主任，都是蒋银虎全盘负责村委工作的，2014年开始村主任是段某2。12.证人王某、张某5、郭某、贾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机场高速（西宁城北段）沿线环境整治拆迁安置项目中，城北区建设局的黄某、胡义明等人来我村开展拆迁工作时，蒋银虎也给我们各社长具体分配了协助任务。协助配合拆迁工作组在村上开展拆迁工作，向村民传达拆迁标准，过渡费安置等相关问题。13.证人刘某4的证言证实：城北区寺台子村拆迁成立了拆迁小组，组长是黄某，副组长是胡义明，组员是于福亮和刘某4及评估公司的两个工作人员。拆迁工作组在寺台子村召开村两委成员和各社社长的工作会议，在会上寺台子村的书记蒋银虎给各社的社长安排了拆迁工作，要求各社社长协助配合政府工作拆迁工作。14.证人唐某的证言证实：其没有参与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2013年期间的机场高速沿线景观整治拆迁项目，只是将注册房地产评估师的证挂在了西宁博森公司。15.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7月，其在博森公司办公室工作期间，机场高速沿线景观整治拆迁项目是肖某负责，公司注册房地产评估师的证章由张某7在保管，其在项目中一般盖的是赵力峰、唐某的章，签字也是由其代签的。16.被告人于福亮的供述：2013年3月，我从城北区城管局借调到建设局工作。2013年3月至8月，我负责北川河综合治理拆迁项目。2013年8月，具体负责寺台子村机场高速路以北危岩体综合治理项目。当时我在寺台子村项目上的拆迁组组长是建设局局长黄某，副组长是胡义明，组员是刘某4和我。在这两个项目上我主要职责是核实被拆迁户的房屋面积等基本信息，和评估公司一起制作评估表、拆迁协议，和村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上报建设局财务，财务核准之后，报建设局局长核准无误后签字，我通知村民领取补偿款和存折。寺台子村委是协助配合拆迁组工作，也就是蒋银虎和另外两个社的社长在协助配合。17．被告人胡义明的供述：我任城北区建设局防汛办主任期间，抽调组成了寺台子村的拆迁组，负责机场高速沿线（北段）综合整治项目的拆迁工作，组长是黄某、副组长是苗德和我、组员有于福亮、刘某4、王苏、刘佑和评估公司的工作人员。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蒋银虎组织村委会召开会议，安排各社社长，配合我们进行拆迁工作。18.被告人陈文琴的供述：我在城北区建设局担任局长负责拆迁工作期间，主要负责拆迁协议审核、把关、拆迁过程中协调等相关工作，还有负责拆迁补偿的具体工作。19.被告人蒋银虎的供述：2013年6月中旬，城北区主管城建的区长姜某在城北区建设局召集寺台子村、朝阳村、祁家城村的村委书记、村长等人召开了一次拆迁动员大会，会议由城建局局长黄某主持，会上要求我们各被拆迁村的村书记、村主任等干部，要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尽快配合政府完成拆迁工作。我回到村上主持召开了村两委会议，让各社社长通知全体拆迁户开会。关于被告人蒋银虎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二、三、六起的犯罪中，蒋银虎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蒋银虎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也未与他人共谋进行贪污犯罪，故不构成贪污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所指控第一、二、三起犯罪中，蒋银虎在担任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在协助拆迁组开展拆迁工作过程中，向时任城北区建设局局长黄某提出虚增、虚构房屋拆迁补偿面积，黄某利用职务之便，安排该局工作人员与蒋银虎签订虚假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后黄某又安排他人出具虚假的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最终由蒋银虎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上述行为为蒋银虎勾结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应以贪污共犯论处。故此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提出第四起犯罪中蒋银虎帮助黄某共同进行贪污犯罪，属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现有证据证实蒋银虎提供七份城北区寺台子村村民名单、虚构在该村祁连路夹角地带有拆迁房屋，黄某安排他人出具七份虚假的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后又授意于福亮与蒋银虎签订虚假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最终由蒋银虎领取拆迁补偿款12477790元。上述行为中二人作用、、地位相当故其关于从犯的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提出指控的第六起犯罪中蒋银虎不构成贪污罪的辩护意见，及被告人郑梅娟、辩护人提出郑梅娟不具有贪污罪所要求的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务便利的主体身份，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与蒋银虎没有共谋，不具有共同犯罪故意，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经查，郑梅娟所建的违章建筑被城北区建设局强拆后，在要求获得补偿款未果的情形下，郑梅娟向蒋银虎提出利用其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向时任城北区建设局局长陈文琴请托，蒋银虎、郑梅娟主观上有向国家工作人员请托，从被强拆的违章建筑中获得补偿款的共同故意，且蒋银虎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又利用协助拆迁工作及寺台子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所形成的方便条件，伙同郑梅娟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3989874元，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故上述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于福亮辩解其没有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的故意，以建设局的名义与拆迁户签订补偿协议是按领导安排进行的，不应构成滥用职权罪的理由，及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第四起犯罪是在建设局局长的安排下进行的，不应承担此起的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于福亮虽然是按领导要求履行职务，但是其明知他人虚增房屋面积、虚构拆迁房屋，仍然与他人签订虚假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上报建设局财务核准，最终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属不正确履行职责，故此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胡义明辩解在其所参与的工作项目中盲目服从，希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的理由，及辩护人提出其是拆迁小组的副组长，没有处置权、处分权，只是一般的渎职行为，不应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胡义明在担任拆迁安置工作组副组长期间，在城北区寺台子村拆迁工作的过程中，明知是虚增拆迁房屋面积、违章建筑等情形，仍同意给予补偿，不能正确履行职责，并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此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陈文琴辩解对违章建筑先拆后补在拆迁工作中有先例，区政府有明文规定和会议纪要，其仅是未仔细审查后签了字，不应构成滥用职权罪的理由，及辩护人提出陈文琴在补偿文件上签字是正常的履职行为，政府对违章建筑列支了专项经费，通过会议集体讨论决定予以补偿，并有会议纪要，类似的违章建筑也给予补偿是有先例的，陈文琴的行为与造成的损失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指控滥用职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陈文琴在监察机关的供述、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对违章建筑的补偿决定未向区主管领导汇报，也未开会讨论，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补偿决定是经集体讨论作出，且对违章建筑补偿无任何法律依据。陈文琴明知是已被强拆的违章建筑，受他人请托后仍决定予以补偿，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故上述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提出陈文琴对违章建筑补偿是为了加快拆迁进度，争取蒋银虎对之后拆迁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在量刑时希望法庭考虑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故不予采纳。被告人赵力峰辩解其公司作出的《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是按时任城北区建设局局长的要求所提供的理由，及辩护人提出该《拆迁补偿评价表》与造成的损失间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单位博森公司接受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的委托对寺台子村的拆迁房产等进行估价，估价时需到实地勘察、丈量，但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中，博森公司及赵力峰明知是虚增面积、提高补偿标准、虚构拆迁房屋或已被强拆的违章建筑，仍作出虚假的《拆迁补偿评价表》，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故此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赵力峰提供虚假《拆迁补偿评价表》，致使蒋银虎等被告人套取补偿款的金额来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查，蒋银虎等被告人对所套取补偿款的金额均无异议，且有博森公司工作人员肖某的证言、各被告人供述等证据相互印证，故此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提出赵力峰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2018年9月29日，公安机关将博森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一案立案侦查，同年10月9日将赵力峰传唤至公安机关，故此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亦不能成立。本院认为，被告人蒋银虎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国家资金共计29180710.74元，其中与被告人郑梅娟勾结，伙同骗取国有资金3989874元，以共犯论处，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蒋银虎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给予三名国家工作人员及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财物共计550000元，其行为又构成行贿罪（其中200000元属犯罪未遂），属情节严重。应对其数罪并罚。被告人于福亮在受委托从事公务期间，被告人胡义明、陈文琴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期间，均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滥用职权，违规发放国家拆迁补偿款，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中于福亮致使国家资金25190836.74元被他人骗取；胡义明致使国家资金10013396.74元被他人骗取；陈文琴致使国家资金4693710元被他人领取，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于福亮又在受委托从事公务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410000元，其行为又构成受贿罪，应从重处罚，对其数罪并罚。被告人胡义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40000元，其行为又构成受贿罪，应对其数罪并罚。被告单位博森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赵力峰在受委托进行房产评估工作时，多次出具虚假的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数额达29884546.74元，属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及被告单位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蒋银虎归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编造虚假地址，以星某和张某1的名义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及伙同他人贪污12477790元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郑梅娟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属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依法应对其减轻处罚；胡义明归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本人受贿40000元的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同时于福亮、胡义明到案后均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寺台子村原农科站被强拆违法建筑中获得补偿的线索，具有坦白情节，可从轻处罚。上述被告人及辩护人据此所提上述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另外，蒋银虎伙同他人贪污的拆迁补偿款已被全部被追回，于福亮、胡义明、陈文琴滥用职权，被告单位及赵力峰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已被追回，胡义明亲属又代为退赃款40000元，故对上述被告人及被告单位均可酌情从轻处罚。考虑到被告人陈文琴、赵力峰的犯罪事实、情节和庭审中的认罪态度，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对二被告人宣告缓刑。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蒋银虎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的，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7日至2036年7月16日止。）被告人于福亮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的，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1日至2026年7月10日止。）被告人郑梅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的，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3日至2024年9月12日止。）被告人胡义明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的，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7日至2022年7月16日止。）被告人陈文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被告单位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被告人赵力峰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已缴纳）（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从被告人蒋银虎处追缴的30000000元，其中违法所得29180710.74元予以没收，剩余819289.26元折抵罚金；从被告人郑梅娟处追缴的违法所得1000000元予以没收；从被告人胡义明处追缴的违法所得40000元予以没收；上述款项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对被告人郑梅娟尚未追缴到案的违法所得1600000元、对被告人于福亮尚未追缴到案的违法所得410000元继续追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长 何彦邦审判员 汪克君审判员 刘 萍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马 萍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过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第七十三条第二款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第三款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三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七条第二款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第八条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三）其他严重的情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第九条第二款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第十五条第一款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第十七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