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07民初24847号原告：尹凤英，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飞亚，重庆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尹太乐，男。被告：王燕，女，汉族，公民身份号码5102821979********。被告：重庆弘仕通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上马台村滴水坝上马台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568743149F。法定代表人：尹太乐，该公司执行董事。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祖锋，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尹凤英与被告尹太乐、王燕、重庆弘仕通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仕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凤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飞亚，被告尹太乐、王燕及弘仕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祖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尹凤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与三被告于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对账协议；2.被告尹太乐偿还原告借款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利随本清）；3.被告王燕、弘仕通公司对上述第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原为重庆路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被告尹太乐系姐弟关系。2012年起，三被告因经营弘仕通公司多次向原告借款，原告通过转账陆续向被告支付借款9887010元。2012年3月起，被告陆续还款2701000元，尚欠7186910元未还。2018年初，原告经济发生困难，因拖欠信用卡贷款被银行催收，原告与银行工作人员前往弘仕通公司办公室要求被告偿还借款，但被告尹太乐等乘人之危，以代原告归还信用卡欠款40000元为条件，要求原告出具债务免除材料。原告迫于银行催收，出具了债务免除材料。原告出具的债务免除材料是被告乘人之危、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下要求原告出具，原告有权撤销并先行要求被告偿还部分借款，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尹太乐和王燕共同辩称，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尹太乐与原告系姐弟关系。二被告与原告在2017年12月19日前存在大量经济往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7年12月19日双方对账时，二被告通过银行或微信向原告付款达23193576元，金额远远超过原告支付给二被告的金额。原告与二被告早期在经营各自企业期间互相存在借款的情形，且双方存在业务往来。因被告尹太乐与原告系姐弟，双方并未严格履行有关手续。为明确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于2017年12月19日签署了对账协议，确认原告将其对林道禄享有的200000元债权转让给被告尹太乐后双方的债权债务了清。在签署对账协议时，原告与二被告就林道禄200000元债权转让事宜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原告当场将借条原件和应向林道禄送达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交付给了二被告，故对账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撤销。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弘仕通公司辩称，同意被告尹太乐、王燕的答辩意见。弘仕通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要求弘仕通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弘仕通公司从成立起到2014年1月10日，原告一直持有公司51%的股权，是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弘仕通公司参与签订了前述对账协议，几方债权债务已结清，被告弘仕通公司不欠原告款项。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弘仕通公司于2011年2月14日设立，设立时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尹凤英，股东为原告应凤英和被告尹太乐。2013年4月21日，被告弘仕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尹太乐。2014年1月6日，原告与被告尹太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被告弘仕通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尹太乐，转让价款2550000元。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弘仕通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对前述股权变更事实办理了变更登记。2017年12月19日，原告（转让人、甲方）与被告尹太乐（受让人、乙方）签订了《二方债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约定：1.2012年12月24日，林道禄曾向原告出具金额为200000元的借条，原告委托被告尹太乐向林道禄汇入了该笔借款。为解决原告与被告尹太乐的债权债务问题，达成如下债权转让协议；2.双方确认，原告出借给林道禄并委托被告尹太乐代为支付的200000元，系被告尹太乐提供给原告的借款；3.双方一致同意，原告将其对林道禄享有的前述债权200000元，全部转让给被告尹太乐行使，由林道禄直接付款给被告尹太乐。转让的债权用于抵偿原告欠被告尹太乐的等额债务款。同日，原告（乙方）与三被告（甲方）签订了《对账协议》，主要载明：鉴于原、被告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存在大量业务往来和资金往来，现双方对业务开展过程中发生的相关债权债务问题经过对账，共同确认如下事实：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互不相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2017年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尹太乐出具了借条一份，主要载明：借款人尹凤英于2017年12月20日向出借人尹太乐借款40000元，愿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另查明，原告与三被告之间长期存在大量付款往来。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原告与三被告之间互相转账付款均2000余万元。其中，原告向三被告转账付款的部分交易明细备注的用途为“货款”。原告称系转账时未修改款项性质，三被告则称与原告长期存在交易往来，原告支付的多数款项是交易的货款。庭审中，原告陈述三被告向其支付的款项中有2660000元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偿还借款。另原告举示了载明为被告弘仕通公司向重庆路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高公司）出具的共计金额3000000元借条。原告陈述该3000000元是原告以路高公司名义出借给三被告的款项，加上原告转账支付的借款，抵扣还款后三被告尚欠500余万元，本案中原告仅主张1000000元。原告还申请证人文胤策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系趁人之危要求原告签订的对账协议，该协议显失公平。文胤策到庭陈述因原告差欠光大银行信用卡款项1000000元，原告与文胤策于2017年12月一同前往被告尹太乐处协商，原、被告在协商中发生了纠纷，原告在被告王燕出具的书面材料上签字后，被告尹太乐支付了原告40000元。因距离较远，证人并未看清原告签字的材料内容。三被告辩称未胁迫原告签订《对账协议》，被告于2014年3月3日支付的2660000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该金额与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不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对账协议》是否系被告利用原告处于危困状态订立的显失公平的协议而可撤销存在争议。对此，本院作如下评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对账协议》系三被告趁人之危签订，但原告申请的证人到庭陈述其与原告前往被告处协商时未见到被告尹太乐、王燕有暴力胁迫行为，证人也未看清被告王燕交付给原告签字材料的内容，则不能认定证人陪同原告签订的材料为涉案《对账协议》。即使当时原告签订的系《对账协议》，证人陈述也未见到被告尹太乐和王燕存在暴力、胁迫等行为，故不能通过证人证言证明被告尹太乐、王燕利用原告处于危困状态逼迫其签订《对账协议》。另原告主张数年间向三被告转账出借了2000余万元，冲抵三被告的还款后，三被告尚欠借款500余万元，故原告不可能签订双方债权债务结清的《对账协议》，据此可以认定该协议是三被告趁人之危与原告签订的。本院认为，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向被告的转账中大量款项备注为“货款”，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该款项实际为其所称的借款，且原告与被告尹太乐还存在股权转让款支付关系。则对于双方长期发生的金额上千万元的资金往来不能简单从数字上进行冲抵认定三被告欠付原告大额借款并进而认定三被告趁人之危与原告签订了显失公平的《对账协议》。并且，涉案《对账协议》签订当日，原告还另行与被告尹太乐签订了《二方债权转让协议》，向其转让债权。而《对账协议》签订次日，原告向被告尹太乐借款也单独出具了借条。从原告在《对账协议》之外单独向被告尹太乐转让债权，以及《对账协议》签订后对新发生的借款原告向被告尹太乐出具借条的行为，可以看出双方签订的《对账协议》结算的债权债务范围和期间是有明确限定的，即该《对账协议》系双方对债权债务经核算后签订的，而非原告所称因其处于危困状态未核实内容的情况下签订。综上，原告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三被告在涉案《对账协议》签订时存在趁人之危的行为，也未证明该协议成立时显示公平，故原告请求撤销《对账协议》于法无据。对原告请求撤销《对账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签订的《对账协议》确认截止2017年12月19日的债权债务已了清，原告要求三被告偿还《对账协议》签订前发生的1000000元借款并支付利息于法无据。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尹凤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900元，由原告尹凤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判员  王超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秦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