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02民初5967号原告：温州市莎度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嵇师利源路78弄58号1幢3楼。法定代表人：吴开信。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策，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知远，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红英，男，197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云梦县，住浙江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定国，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声亮，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代红艳，女，197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原告温州市莎度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度公司）与被告刘红英、代红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2日、2019年7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莎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开信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策、张知远，被告刘红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定国、季声亮均到庭参加二次庭审，被告代红艳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莎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偿付原告货款44756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44756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与两被告存在业务往来，原告按两被告要求陆续向其供应成品鞋。经原告核算，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47567元。原告多次催讨，但两被告一直未偿还。被告刘红英辩称，1.其与代红艳分居多年，私下没有交集，原告仅与代红艳有业务往来，与其无关。2.货款计算依据缺少证据，原告起诉其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对其的起诉。3.本案所涉货款，其没有经手，开始其确实与代红艳一起与原告有业务往来，后两被告夫妻关系破裂，前面的账已经结清了，2016年，其提醒原告与代红艳做生意要小心，且代红艳赚的钱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本案与其无关。被告代红艳辩称，所欠货款还没有核对，目前生意已经不做了；生意亏损，有库存，要么减钱，要么退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转账记录，证明两被告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被告刘红英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认为只能证明代红艳欠货款的事实。被告代红艳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代红艳通过网银、微信转账等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提供的发货明细对账单、物流运输单，证明两被告拖欠货款447567元的事实。被告刘红英对发货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其对交易情况不知情，且对账单系原告单方制作，未经被告签字，金额无法确认；对物流运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判断，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货物的具体数量。被告代红艳认为发货与收货是事实，但货款金额447567元不是事实，双方未经结算。本院认为，上述发货明细对账单与原告2019年1月16日通过微信发给代红艳的2017年下半年、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对账单相对比，2017年下半年发货明细表去除了“货号D2682，数量90双，金额6120元”两笔货物；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表增加了“2018年3月5日，型号7267，数量60双，金额3480元”两笔货物。其余批次货物的单号、件数、数量、单价、金额均一致，且载明的运单号、发货时间、件数与物流运输单的记载亦一致，被告代红艳对收货的事实无异议，对2017年下半年、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对账单中除“牛强”的账有异议外，其他亦无意见，故本院对发货明细对账单、物流运输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3.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明两被告拖欠货款的事实。被告刘红英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在录音前未告知录音情况，系非法取证，且录音内容并未证明刘红英愿意承担对原告的欠款。被告代红艳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根据录音显示：2019年3月2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吴开信问刘红英“我这个账的事情，你是怎么说的？我这个45万多块钱。”刘红英回答“我就跟她说嘛，没钱就卖房，该给的钱就给啊。”吴开信又问“那我这个45万多块钱是你出啊，还是你老婆出啊。”刘红英回答“这个肯定是共同的。”2019年3月26日，吴开信问代红艳“现在你欠我工厂45万多这个账，当时叫你确认，你为什么不确认呢？”代红艳回答“我那天不是跟他确认了嘛。”吴开信又问“怎么确认了呢？这个45万多块钱你不承认的吗，你说一下。”代红艳回答“我上次跟小雪对账，……，这个账是对的。”本院认为，两被告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录音可以证明被告刘红英知晓涉案的货物买卖并表示愿意与代红艳共同偿还该笔货款；被告代红艳确认其与原告方就涉案货款进行对账并对货款金额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4.原告提供的微信账号截图、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欠货款的事实。被告刘红英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其无关。被告代红艳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两被告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向原告订货及双方通过微信对货款进行核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5.被告刘红英提供的（2018）鄂0105民初5276号民事判决书、工商登记信息、暂住信息，证明两被告感情破裂，双方分居，没有共同经营。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涉案货款发生在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期间，而判决书载明于2018年11月12日立案，且只认定两被告登记结婚和生子的事实，未对双方分居、共同经营及原告货物往来作出认定。被告代红艳对判决书、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暂住信息表示不清楚。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刘红英没有共同经营的待证事实，但可以证明刘红英于2018年11月12日起诉离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刘红英与被告代红艳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1年3月16日登记结婚。原告与两被告存在业务往来，由两被告向原告订购成品鞋用于销售。期间，原告供应的货物通过物流发送，并由被告代红艳签收。2019年1月17日，原告通过微信将2017年下半年、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对账单发给被告代红艳。被告代红艳收到上述发货明细对账单后，向原告表示其中“牛强”那笔1万多元的账要减掉，对其他内容未提出异议。此后，原告对上述两份发货明细对账单进行修正，2017年下半年的表格中去除了“货号D2682，数量90双，金额6120元”两笔货物；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表增加了“2018年3月5日，型号7267，数量60双，金额3480元”两笔货物。上述明细表合计内容：1-5月发货总数量4080，发货金额258660元，退货金额30545元、2017直发新疆768款6件货款12420元，2017年欠款381872元，汇款15万元，实际应付款447567元。此后，两被告未向原告偿还货款，原告催讨未果，遂引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刘红英于2018年11月12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该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鄂0105民初52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予刘红英与代红艳离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的货款金额；二、被告刘红英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现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代红艳辩称涉案货款未经结算，但对原告通过物流发送的货物及由其签收的事实无异议。2019年3月26日的通话录音中，被告代红艳表示已与原告员工“小雪”对货款进行确认，并表示账是对，故其表示未对账，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小雪”与代红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月16日，“小雪”向被告代红艳发送“目前我们账上还欠462627元，请确认。”代红艳回复“明细发一个”。次日，“小雪”将2017年下半年、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表发给代红艳，该两份发货明细载明的总发货金额为462627元。由于2017年下半年发货明细表中“型号D2682，数量90双，金额6120元”两批货物未发货，“小雪”于2019年1月22日又向代红艳发微信“那个2682减了之后账面是456507元”，代红艳在回复中提出“牛强的账，要减那个1万多块，不能算到我里面”，而对其他账目未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将2017年下半年发货明细中的两笔货款6120元扣除，对被告并无不利，本院予以确认；而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中增加的3480元，虽有物流托运单能印证已发送该两笔货物，但物流单上仅载明件数，未有货物单价或总金额，且该笔货物未经被告确认，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代红艳提出“牛强”那笔货款1万多要扣减，但无法明确具体金额，原告以12420元予以扣除，本院予以确认。故本案的货款金额为444087元（462627元-6120元-1242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刘红英辩称其与代红艳于2017年下半年开始分居，对本案货款不知晓，故其不应当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刘红英在2019年3月22日与吴开信的通话录音中，提到其与代红艳就偿还货款一事与进行过商量，并表示货款肯定是其与代红艳共同的。故被告刘红英对涉案的货物买卖及欠货款的事实系知晓的，而即使如刘红英所称的其未参与代红艳与原告之间的货物买卖，但其表示与代红艳共同还款，系事后对该笔货款进行了追认。故原告请求被告刘红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与两被告虽未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原告向两被告供应货物后，双方通过微信对货款进行确认，故双方之间买卖关系事实清楚，应予以确认。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44087元，应予以偿还。被告代红艳辩称生意亏损，还有大量库存，要么减钱，要么退货的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被告双方未对逾期付款利息作出约定，原告主张两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红英、代红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温州市莎度鞋业有限公司货款44408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所欠货款44408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5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温州市莎度鞋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14元，减半收取4007元，由原告温州市莎度鞋业有限公司负担31元，被告刘红英、代红艳负担397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叶爱武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孙艺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