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10889号原告：耿德先，男，196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高，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XXX号。法定代表人：杨德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逾，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胜，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耿德先与被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高，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逾、张建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耿德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多扣收原告的金额人民币8,402,825.58元；2.被告承担延期解除2,827,715股“坚瑞沃能”股票质押手续导致的损失1,046,254.55元，并即时解除质押手续；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1.被告返还多扣收的金额8,323,174.35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9月9日签署《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2015年12月版)(以下简称《交易业务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45,834,900股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坚瑞沃能，证券代码：300116)股票(以下简称涉案证券)质押给被告，向被告融资16,000万元，并在约定期限内返还资金，解除质押。2018年4月4日起，被告多次处置原告证券账户内的涉案证券，并强行扣划款项。但是，对于每一笔被动扣款，被告却从来没有提供交易清单告知以下信息：(1)每一交易日被处置的股票总数及成交总金额；(2)当期应扣之佣金、印花税；(3)当期还款或被扣款中应付或欠付的利息及其计算过程；(4)当期还款或被扣款中被抵扣本金的数额及其计算过程；(5)当期被扣款中被当作违约金处理的具体金额及其计算过程。2018年6月，被告将原告起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案号：(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原告才得以获悉部分信息。这些延迟传递的信息，也多处被被告故意扭曲，以实现其多扣收款项之非法目的。以2017年4月4日为例，被告处置了13,210,487股涉案证券，扣减佣金税费后净额73,746,956.66元，此款于当日被被告扣尽。但是，为实现多收利息、多计罚息、多收违约金的非法目的，被告却将该款项的扣划日期推迟5天到4月9日。以2017年4月9日为例，被告处置了11,114,753股涉案证券，扣减佣金税费后净额55,702,713.66元，此款于当日被被告扣尽，但被告却将该款项的扣划日期推迟到4月10日。以2018年9月11日至14日为例，被告拒不说清每一交易日具体成交的股票数，却径直给出利息、违约金、罚息等各项金额。被告处置质押物，却拒不履行义务告知每一宗处置的具体数据，侵害了原告的知情权，客观上也为其多划扣款项创造了条件。2018年10月，被告工作人员姚国海向原告发送了《和解协议书》和《股票质押合约违约处置结果通知》，并称：(1)因16,000万元融资项目，被告共处置原告41,316,040股涉案证券，已收讫16,000万元融资款项本息及违约金等各项费用；(2)如果原告同意签署，对被扣划的违约金、罚息及被告追索费用共计8,402,825.58元予以确认，则其将向上级领导汇报，考虑撤诉。2018年10月16日14时，原告［作为(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一案被告］按传票规定的日期来开庭，却发现被告(作为该案原告)没有到庭，法院遂以(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作出裁定，该案按被告(作为该案原告)撤诉处理。原告本拟提起反诉，现只能另案起诉。原告认为，第一，《交易业务协议》系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四条明显加重了原告责任，减轻了被告责任，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就该等条款在签署时对原告做了提示、说明和解释，限制了原告在签约前充分理解合同条款真实内涵的知情权，故该等格式条款应属无效，不能成为被告扣款的依据。特别是第四十四条约定，被告违约时计算违约金的最高期限为7天，不会超过25万元，但对比第四十八条的约定，若原告未按期购回，无论届时原告欠付多少本金，都应以初始交易金额16,000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明显存在不公平。第二，被告作为专业证券机构，核算体系与财务处理方法不规范、不及时、不透明，其向原告发出的多份通知中所扣款项的具体项目和金额多次出现不一致的情形。例如被告在(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一案中主张，截至2018年4月10日原告欠付的本金为30,584,876.09元，但在被告向原告发送的《股票质押合约违约处置结果通知》中却显示，截至2018年4月10日原告欠付的本金为29,562,477元；又如被告在(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一案中主张，2018年4月9日、4月10日被告分别扣收违约金996,646.5753元、35,594.5205元，但在被告向原告发送的《股票质押合约违约处置结果通知》中却显示，该两日被告并未扣收违约金，而是于9月11日、9月12日共扣收违约金6,584,986.30元。因此，对被告无法解释清楚而违法扣收的违约金，应予退还。第三，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3月13日以实际履行及签订《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以下简称《交易协议书》)(部分现金偿还-逾期)的形式变更了《交易业务协议》的约定。因《交易业务协议》约定原告的还款应按罚息、违约金、利息及本金的顺序进行抵充，但对原告于当日归还的1,499,284.60元，被告仅抵充了利息19,284.60元和本金148万元，并没有扣收罚息和违约金，可以认定双方已用实际履行行为将之后每一笔还款的抵充方式都变更为先抵利息，再抵本金，被告不能再依据原有条款主张罚息、违约金等款项，故对被告违约扣收的违约金8,323,174.35元，应予退还。第四，被告称《交易协议书》(部分现金偿还-逾期)系《交易业务协议》第二十七条第四款所指的现金还款计算方式，但原告2018年3月13日的还款行为并不是该协议约定期限内的现金还款，此时因原告逾期未支付利息及到期未回购已构成违约，属于逾期还款，故不应适用该款的计算公式。第五，被告在具备处置条件的情况下本可通过“集合竞价”“协议大宗交易”或“盘后大宗交易”等方式处置质押股票，但却未充分、足额、及时地进行处置，故意延长违约周期，故对被告就扩大损失部分扣收原告的款项，应予退回。被告向原告提起诉讼的(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一案所产生的诉讼费和律师费也应由被告自行承担。第六，被告扣收的违约金已超出因原告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与合同履行后被告可获得的预期利益。因涉案证券于2017年12月18日起停牌，于2018年4月2日复牌，被告于当日有权平仓来受偿其债权，但被告未及时处置，导致原告违约期限延长，故自2018年3月21日至2018年4月2日共计12天对应的利息302,273.75元(158,520,000元×5.8%/365×12=302,273.75元)由原告承担，而2018年4月2日以后对应的利息应由被告自行承担。被告处置涉案证券所获总价款167,145,448.10元扣除原告欠付本金158,520,000元和应付利息302,273.75元后，余额8,323,174.35元应退还原告。据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原、被告双方签署的《交易业务协议》《交易协议书》等文件系出于双方合意，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应予遵循。被告在《交易业务协议》签署页用加粗字体提醒原告注意其中条款及相关权利义务内容，原告亦已在签署页确认全面理解并接受协议全部条款内容，故原告关于被告未采取合理方式提醒其注意合同内容的主张与事实情况不符。第二，被告通过违约处置或现金偿还方式所收取或扣减的款项系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进行，不存在任何违约或违法行为。首先，被告对原告质押股票进行历次违约处置的方式、时间、数量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已根据证券交易所及登记结算公司的要求在事先申报的基础上操作，不存在延迟处置导致原告损失的情形；其次，被告对违约处置所得款项进行扣款的时间符合证券交易所及登记结算公司相关的交易及登记规则，不存在延迟扣款或额外计收利息等情形；再次，被告将原告主动偿还的1,499,284.60元用于抵充部分欠款本金及其利息的行为符合双方协议约定，且并未因此变更任何协议约定；最后，被告向原告收取涉案交易项下各款项符合合同约定，于法有据。第三，被告在并无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仍然在违约处置后通过双方约定的业务专用邮箱告知原告处置结果，不存在原告所称的侵犯其知情权的情形。同时，原告亦可通过被告交易系统自行查询相关股票交易信息，且相关协议已明确载明各款项的计算公式，原告可自行计算了解违约处置的扣款等情况。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交易业务协议》(2017年9月签订)，证明原、被告双方就涉案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达成合意；证据2、《交易业务协议》(2017年5月签订)，证明2017年5月和9月原、被告双方签订两份不同的《交易业务协议》，该两份协议涉及两宗不同的交易；证据3、《交易协议书》(初始交易)、《交易协议书》(部分现金偿还-逾期)，证明《交易协议书》(初始交易)系2017年9月签订，载明涉案证券为流通股，初始交易金额为16,000万元，并载明到期应支付的利息；《交易协议书》(部分现金偿还-逾期)系双方于2018年3月13日原告还款1,499,284.60元后达成的协议，双方确认该款中19,284.60元抵作利息，148万元抵作本金，而在原告于3月12日已经违约的情况下，被告没有先行抵扣违约金，说明双方对罚息、违约金等约定重新达成了一致，被告不能再依据原有条款主张罚息、违约金等款项；证据4、(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一案《民事起诉状》及其附表，证明2018年4月4日处置资金实际到账，被告却于4月9日才做财务处理，人为拉长了违约金的计算期间，导致少抵扣了本金，且该附表中关于违约金、利息等具体数据也与被告后续通知中存在矛盾之处，可见被告的业务核算体系并不健全；证据5、《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传票》，证明(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一案本应于2018年10月16日开庭；证据6、原告资金账户对账单(原告登陆交易系统从证券账户中导出)，与证据7中的《耿德先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款项及股份表合约(XXXXXXXXX)》共同证明被告所扣款项的数额，包括累计扣款净额和所扣违约金；证据7、《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2018深版协电证固字第1690号)，内容为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姚国海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1)《股票质押合约违约处置结果通知》证明被告共处置涉案证券41,316,040股；(2)《耿德先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款项及股份表合约(XXXXXXXXX)》与证据6共同证明被告所扣款项的数额，包括累计扣款净额和所扣违约金；(3)《和解协议书》附表载明2018年4月10日原告欠付本金29,562,477元，该金额与原告在2018年6月起诉时附表所载明的金额有明显减少，可见被告的核算体系和财务处理方法不确定、不固定、存在随意性；附表还载明被告在2018年9月12日和9月13日扣收了两笔违约金，在9月11日前并没有扣收违约金，但被告在起诉时确认于4月9日扣收了违约金996,646.5753元，并以起诉的方式向原告通知了该内容，后被告在试图与原告达成和解时又通知了互相矛盾的内容，说明被告格式合同复杂，原、被告均无法准确理解；被告已确认扣收完所有费用，却引诱原告签署被告随意制作的和解协议，并称不和解就不撤诉，表明了被告非法占用客户资金并试图以和解协议的方式将其合法化的主观故意；证据8、《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2018深版协电证固字第1691号)，内容为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杨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涉案证券2,827,715股仍质押予被告；(2)《耿德先-坚瑞沃能处置后应付明细》载明2018年9月被告将涉案证券处置后，将其中9,621,488.12元用于清偿原告另一宗融资项目(即证据2)所欠款项；证据9、被告于2018年10月16日在法院提供给原告的扣款记录，证明(1)被告自认扣收原告的款项，处置后剩余金额175,709.84元，剩余股份4,518,860股；(2)被告当时认为2018年9月10日前不必扣收原告违约金，这与被告在6月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存在矛盾；证据10、《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融入方风险揭示书》，证明原告在待购回质押证券期间无权处分质押标的；证据11、涉案证券停牌公告、复牌公告，证明涉案证券自2017年12月18日起停牌，自2018年4月2日起复牌，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3章“证券买卖”第6节“大宗交易”的规定，涉案证券恢复交易后可以“协议大宗交易”和“盘后定价大宗交易”两种方式来进行大宗交易，故本案具备大宗交易的条件；证据12、涉案证券股价信息，证明2018年4月2日-4日、4月9日、7月2日-5日、9月3日-7日、9月10日-13日期间涉案证券部分时段股价信息及上市公司的总股本243,300万股，即被告可以进行集合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处置涉案证券的依据。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3因无原件，故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双方在《交易业务协议》和《交易协议书》中对利息、违约金、罚息等款项的计算均有明确约定，也未约定被告在原告违约的情形下需原告同意才能处置涉案证券，被告严格按照协议约定计算并扣除相关款项合法有据，该等证据不能体现其证明目的；其中，证据1为框架性大协议，证据3为涉及费率明细等具体交易要素的小协议，证据2为原、被告与资管公司的三方协议，其中金额计算等与本案无关；证据1《交易业务协议》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对于现金还款情形下的扣款顺序有明确约定，对于原告根据证据3在2018年3月13日所还的款项，被告按照协议约定只需抵扣利息和本金，没有义务或约定抵扣违约金；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对原告曾提起的诉讼是基于原告经被告屡次催收仍怠于履行还款义务而为之，此后案件以撤诉结案系因开庭前被告与原告积极沟通和解事宜，也减少了原告的诉讼费负担，因此前案撤诉是被告基于对原告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对证据6-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据6恰能证明被告是按约对原告资金进行扣划；证据7、8是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和解的沟通过程，涉及的金额也是谈判过程，最后双方未达成和解协议，故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内容，被告当时系出于和解考虑向原告提供了该参考资料，但未经被告盖章，故不产生法律效力；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在质押期间无权处分质押标的符合质押回购的交易规则，但该规则本身不能用于证明被告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大宗交易因其数额巨大而不同于集中竞价方式，在实践操作中通常存在卖方和买方的磋商过程，本案中考虑到违约处置时期涉案证券的市场状态，当时无法找到以大宗交易方式接受该股票的买受方，且原告也未向被告提供买受方的候选人，因此以大宗交易方式处置涉案证券不具有可操作性，故该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任何不当行为。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交易业务协议》(2015年12月版)，证明原告与被告就开展涉案交易达成合意，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并约定原告的业务专用电子邮箱；证据2、《交易协议书》(初始交易)、《交易协议书》(部分现金偿还-逾期)，证明原告与被告就涉案交易的购回金额、利息、还款金额等具体交易要素进行约定；证据3、《违约通知函》邮件及相关内容，证明被告于2018年3月12日通过邮件告知原告其已违约并敦促其购回涉案证券并足额支付利息；证据4、《股票质押合约违约处置结果通知》邮件及相关内容，证明被告于2018年4月4日、4月9日、9月10日至9月13日期间对涉案证券进行数次违约处置，并已将相关处置结果告知原告；证据5、《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订)》，证明被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相关交易及登记结算规则对涉案证券进行违约处置所得的金额进行账务处理，处置方式及结果合法合规；证据6、原告账户的相关交易流水，证明被告按约对涉案证券进行违约处置，并依法进行账务处理；证据7、《交易业务协议》(2014年1月版B)，证明原、被告及案外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资管公司)就原告与国泰君安资管公司开展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达成合意，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证据8、《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三方)》，证明原、被告与国泰君安资管公司就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购回金额、利息、还款金额等具体交易要素进行约定；证据9、《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被告系国泰君安资管公司的唯一股东，两者具有关联关系；证据10、《还款承诺函》，证明原告承诺在清偿完对被告的股票质押回购债务后将剩余股份及现金第一时间优先用于补充质押、或由被告代为处理后偿还其对国泰君安资管公司的负债；证据11、《红冲告知函》，证明国泰君安资管公司按照《还款承诺函》的内容完成部分股票处置后向原告告知相关股票处置结果，原告对此已签字确认。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中有关条款的合法性不确认，具体意见同原告在事实与理由部分的陈述；同时认为，证据2中的《交易协议书》(部分现金偿还-逾期)已经对证据1《交易业务协议》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内容认为：2018年4月16日的通知载明被告承认于2018年4月9日前收到129,449,673.30元，但该通知中并未明确告知本金、利息、违约金和罚息的具体金额，9月17日的通知载明被告自认9月13日其债权已全部受偿，被告应自行撤诉前案，在该通知中被告笼统告知原告受偿违约金为6,584,936.30元，该数据与原告证据7(第20页)载明的4月9日、10日的违约金计算金额之和吻合，表明原告证据7不是被告普通员工对原告的告知，而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规定第五十条第二款表明质押登记办理后涉案证券的状态为质押不可卖出，除违约处置外，原告不得将质押登记的涉案证券申报卖出或另作他用，即从2017年9月9日起原告就失去了处置涉案证券的权利，被告可单方决定违约后处置涉案证券的周期，可以拉长原告的违约天数，让被告扣收违约金的目的得逞，因此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存在违法性；根据该规定第七十一条，被告作为专业机构有义务、有条件及时处置涉案证券，尽可能缩短原告不能还款的违约天数，但被告拉长了处置周期，导致多收取了原告违约金；证据6由被告单方出具，且曾出具过多份，原告作为普通投资者无法分辨，所以应以原告证据6的数据为准；对证据7-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7中资金的融出方是国泰君安资管公司，原告应向国泰君安资管公司还本付息，被告没有理由在自己的债权实现后继续质押涉案证券；证据9说明被告及其资管公司具有不同营业范围，各自独立，在证据7中的权利义务也不相同，被告根据协议应向其资管公司承担责任，并不向原告承担责任；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对国泰君安资管公司的承诺，而非对被告的承诺；对证据11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即使系真实，也是原告与国泰君安资管公司之间的关系。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涉案《交易业务协议》，后双方又签订《交易协议书》(初始交易)，约定原告为向被告融资，将原告持有的45,834,900股涉案证券(证券简称：坚瑞沃能，证券代码：300116)质押给被告，该业务的初始交易金额为16,000万元，购回交易金额为164,601,863.01元，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9月12日，购回交易日为2018年3月12日，购回年利率为5.8%，罚息率为0.05%/日。《交易业务协议》第二十五条约定被告自初始交易日当日开始计收利息，至购回交易日或者清偿负债之日止，购回交易日或者清偿负债当日不予计收，即算头不算尾；第二十六条约定利息支付方式为每年3月、6月、9月、12月的21日计算并支付，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如原告逾期未向被告偿付利息，被告有权自结算支付日起开始按日计收罚息，罚息金额=原告逾期利息×罚息率×逾期自然日天数，罚息率在《交易协议书》中约定；第四十五条约定原告在购回日未按约定购回涉案证券，且双方未就延期购回达成一致的，按原告违约处理；第四十六条约定发生原告违约情形的，被告有权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卖出全部或部分涉案证券，以抵偿原告负债；被告有权选择其认为最有利于成交的价格、数量、方式进行处置；第四十八条约定违约金=违约天数×初始交易金额×购回利率×1.4/365；第五十条约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中质押标的证券及相应孳息的担保范围为该协议项下原告应缴税款及原告对被告所负的全部负债，包括但不限于原告应缴税款、应付质押登记费及交易佣金等费用、应付购回金额、应付罚息、应付违约金以及被告为实现质权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保全费、拍卖费等违约处置费用；第五十一条约定违约处置以最有利于成交为首要原则，被告有权选择其认为最有利于成交的价格处置；违约处置所得偿还顺序为：应缴税款、应付交易佣金等费用、违约处置费用、应付罚息、应付违约金、应付购回金额(按照先息后本原则)；第五十四条约定违约处置是被告的权利……被告选择部分违约处置或者放弃违约处置，不能视为被告违约或弃权，该等行为不妨碍被告进一步行使包括违约处置在内的一切相关权利。2018年3月12日，原告未能在购回交易日购回涉案证券。2018年3月1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交易协议书》(部分现金偿还-逾期)，原告偿还本金148万元及对应利息19,284.60元。2018年3月21日，原告付清截至2018年3月20日的利息，剩余未偿本金158,520,000元。后被告对涉案证券进行违约处置如下：(1)2018年4月4日，被告卖出涉案证券13,210,487股，经2018年4月5日至4月8日非交易日后，处置资金73,839,257.11元于2018年4月9日到账。被告依次扣除佣金18,459.82元、印花税73,840.63元、利息478,600.11元、本金73,268,356.55元后，剩余未偿本金85,251,643.45元，剩余涉案证券32,624,413股。(2)2018年4月9日，被告卖出涉案证券11,114,753股，处置资金55,772,429.49元于2018年4月10日到账。被告依次扣除佣金13,943.11元、印花税55,772.72元、利息13,546.84元、本金55,689,166.82元后，剩余未偿本金29,562,476.63元，剩余涉案证券21,509,660股。(3)2018年9月10日，被告卖出涉案证券9,409,800股，处置资金21,594,179元于2018年9月11日到账。被告依次扣除佣金5,399.80元、印花税21,595.28元、罚息13,867.31元、利息723,430.25元、本金20,829,886.36元后，剩余未偿本金8,732,590.27元，剩余涉案证券12,099,860股。(4)2018年9月11日，被告卖出涉案证券2,500,000股，处置资金5,305,000元于2018年9月12日到账。被告依次扣除佣金1,326.25元、印花税5,305.07元、违约金5,298,368.68元后，剩余未偿本金8,732,590.27元，剩余涉案证券9,599,860股。(5)2018年9月12日，被告卖出涉案证券2,171,000股，处置资金4,722,780元于2018年9月13日到账。被告依次扣除佣金1,180.69元、印花税4,722.82元、司法费用631,588.76元、违约金1,286,617.62元、利息2,775.28元、本金2,795,894.83元后，剩余未偿本金5,936,695.44元，剩余涉案证券7,428,860股。(6)2018年9月13日，被告卖出涉案证券2,910,000股，处置资金6,121,000元于2018年9月14日到账。被告依次扣除佣金1,530.25元、印花税6,121.10元、利息943.37元、本金5,936,695.44元后，原告就涉案交易的全部债务清偿完毕。综上，原告就涉案交易共向被告归还融资本金16,000万元，支付利息6,048,099.35元、罚息13,867.31元、违约金6,584,986.30元、司法费用631,588.76元、佣金41,839.92元及印花税167,357.62元。处置后剩余金额175,709.84元，剩余涉案证券4,518,860股。被告根据原告在《还款承诺函》中的承诺：“本人质押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坚瑞沃能股票在清偿完毕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债务后，剩余股份及现金第一时间优先用于补充质押、或者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为处理后偿还本人在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负债”，将上述剩余涉案证券进行处置后用于偿还原告对国泰君安资管公司的负债。另查明，被告为实现涉案债权曾于2018年6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截至2018年4月10日的本金30,594,876.0932元及相应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其中，被告对2018年4月9日、4月10日的到账资金，分别主张扣除违约金996,646.5753元、35,594.5205元。后该案按撤诉处理。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交易业务协议》和两份《交易协议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法无悖，故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恪守。被告依约支付了股票质押融资款，原告在涉案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到期日未依约履行回购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被告有权根据《交易业务协议》的约定主张原告支付所欠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被告对涉案证券进行违约处置的方式是否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第二，被告向原告收取罚息、违约金的方式和金额是否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首先，原告认为被告在违约处置过程中人为延后交易时点导致违约金增加，对多收取部分应予退回。对此本院认为，《交易业务协议》约定原告出现违约情形时，被告有权选择其认为最有利于成交的价格、数量、方式进行处置，因此，被告在综合考虑涉案证券的市场状况、证券数量、可处置额度和时间等因素后进行相应交易并无不妥，在案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未选择大宗交易等方式进行处置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合同约定，故对原告的该项理由，本院难以采信。其次，原告认为被告在违约处置时人为延长资金入账时点导致扣款时间延后，对多收取的违约金应予退回。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对涉案证券进行违约处置，应当遵循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的交易及登记规则，在综合考量涉案交易的清算交收、资金划转及到账时间等因素的情况下，被告在每笔违约处置申报的下一日(除2018年4月4日这笔因涉节假日故为节假日后第一个交易日)即完成资金抵扣并无不妥，故对原告的该项理由，本院亦难采信。最后，在涉案债务清偿完毕后，被告处置剩余涉案证券用于清偿原告对国泰君安资管公司负债的做法，有原告签署的《还款承诺函》为依据，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该部分资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首先，原告认为《交易业务协议》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四条系格式条款，被告未作明确提示和说明，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合同条款虽系格式条款，但并未免除被告责任、加重原告责任或排除其主要权利，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或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故应属有效。其次，原告认为双方在2018年3月13日的《交易协议书》(部分现金偿还-逾期)中以仅抵扣本金和利息，放弃抵扣罚息、违约金的方式，变更了《交易业务协议》的约定，从而免除了原告后续支付罚息、违约金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交易业务协议》约定被告有权在原告违约时收取罚息、违约金，同时约定违约处置资金的偿还顺序为“……罚息、违约金、利息、本金”，因此，在原告于2018年3月13日还款1,499,284.60元时，被告以此优先抵充利息19,284.60元和本金148万元，系被告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无悖，且较之优先抵充罚息、违约金亦更有利于原告对其债务的清偿。但同时，被告该行为并非表明其放弃后续收取罚息、违约金的权利，双方在庭外和解过程中关于减免违约金的说辞亦未形成书面协议，故对原告的该项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原告认为被告在(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一案中主张的金额与实际扣款金额不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在前案中虽主张优先抵充截至2018年4月9日、4月10日所产生的违约金，但因该案事实未经法院审查确认，而被告在本案中主张优先抵充利息和本金的方式，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无悖，且较之优先抵充违约金亦更有利于原告对其债务的清偿，故本院予以确认。但同时，被告该行为并非表明其放弃后续收取违约金的权利，其仍然有权收取原告违约期间(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2018年9月13日止共185天)所产生的违约金，故对原告关于被告应将违法扣收的违约金予以退还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被告收取违约金的金额问题，因违约金具有违约惩罚性质，故一般可高于正常贷款利息，而被告在本案中收取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金额之和，并未超过以原告未偿融资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的利息金额，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关于被告扣收违约金超出违约损失与可预期利益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资金8,323,174.35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耿德先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062元，由原告耿德先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黄 婧审 判 员  贾 丹审 判 员  黄宗琴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丁 祎书 记 员  顾 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