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行终5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法定代表人姜忠聃，所长。委托代理人常冬冬，该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许辉，辽宁法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顺元，男。委托代理人叶绍云，辽宁昌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因诉被上诉人姚顺元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18）辽72行初3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辽庄渔陆罚〔2017〕0372号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查明原告于2017年8月31日17时20分在（E122°46′00″，N39°25′00″）海域驾驶辽大花渔15127（220千瓦）渔船，使用底拖网一块，被群众举报。经被告执法人员登船检查，船上有底拖网一块，有渔获物虾爬约3公斤。原告违反了《辽宁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根据《辽宁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如下决定：1、没收渔获物虾爬约3公斤；2、取消2017年度50%燃油补贴；3、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2017年8月31日被告在辽大花渔养15070船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并作出《渔业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检查勘验情况记载案涉船舶为“辽大花渔养15070”，主机220kw。船体刷写船名号为“辽大花渔15127”。当事人签字为“孙祥荣”。2017年9月11日，被告对原告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记载原告承认自己被查时称自己是孙祥荣系说谎，但是被询问人拒绝签字。被告庭审后提交的证据，2018年8月17日对孙祥荣的《询问笔录》，记载孙祥荣2016年从倪晓利处购买辽大花渔养15070，该船2017年伏季休渔期间停靠在花园口尖。但是案涉事发生在2017年8月31日，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辽庄渔陆罚〔2017〕0372号渔业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六条第一款和《辽宁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管理工作，县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承担渔业监督管理具体工作。本案被告具有对违反渔业监督管理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需要在行政机关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即行政处罚需要有事实依据。本案原被告对被处罚的主体及事实存在争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本案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时所依据的事实主要为被告提供的2017年8月31日的《渔业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现场照片和2018年9月11日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无证明效力，该院不予认可。现场照片无法证明原告实施了违法捕捞的行为。《渔业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记载的船号为“辽大花渔养15070”，船体刷写船名为“辽大花渔15127”，当事人签字为“孙祥荣”。该《渔业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无法证明案涉船舶为“辽大花渔15127”，也无法证明原告为案涉船舶的所有权人。关于被告对“孙祥荣”的签名是否为姚顺元本人签署所申请的司法鉴定，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渔业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作为处罚依据，当事人签字属于行政机关必须要查明的事实之一，不属于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审查的范畴。据此，对被告申请的司法鉴定不予准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本案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时所依据的上述证据均不能充分有效地证明原告实施了被处罚的违法行为。被告在开庭后向本院提交的补充证据等材料也并非是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所调查取得的。故，被告没有在全面调查、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即对原告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判决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六条第一款、《辽宁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撤销辽庄渔陆罚〔2017〕0372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承担。上诉人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行政处罚证据不足错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其证据是充分的，相关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被上诉人姚顺元在休渔期驾驶“辽大花渔15127”号船舶在案发当日全天候进行违法捕捞的事实客观存在，而上诉人在船舷号15127的“辽大花渔15127”号船舶上进行行政执法的行为是客观真实的。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无视本案证据相互认证的被上诉人在休渔期进行违法捕捞的事实，以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足，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是错误的。2、原审法院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被上诉人姚顺元在现场勘验笔录当中签署他人的姓名“孙祥荣”的行为，上诉人已经通过现场的照片等相关证据认定了勘验现场的人就是被上诉人姚顺元本人，勘验笔录时姚顺元在没有提供身份证的情况下冒充他人签署“孙祥荣”的姓名。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对姚顺元签署的“孙祥荣”的签字予以否认，应由其提出司法鉴定，在其不申请的情况下，上诉人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其目的是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确定签署“孙祥荣”姓名的行为人就是被上诉人姚顺元本人所签署。该申请系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是上诉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体现。原审法院对此不予准许，显然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剥夺。上诉请求：1、撤销大连海事法院（2018）辽72行初38号行政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姚顺元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姚顺元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维持原审判决。1、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错误的，姚顺元没有从事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所称的事实。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对姚顺元作出行政处罚，主要依据是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但该证据中明确载明了检查地点是在辽大花渔养15070船，当事人系孙荣祥，该船舶并非被上诉人所有，而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却处罚姚顺元显然是错误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系行政诉讼特有的证据种类，是对现场执法情况的客观记录，属于实物证据，其效力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并非形成证据链条，而是各自独立的证据，并且其他证据均没有证明力，故原审法院认定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处罚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是正确的。2、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认为原审法院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是错误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辽宁省渔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具有对违反渔业监督管理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行政处罚的全部证据应在行政处罚作出之前存在且被行政主体掌握。本案中，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作出行政处罚时所依据的事实主要为《渔业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现场照片和《询问笔录》，仅凭上述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得出姚顺元在禁渔期内实施了违法捕捞的行为，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予以撤销并无不当。关于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提出原审法院剥夺其诉讼权利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渔业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孙祥荣”的签名是否为姚顺元本人签署，该节事实应由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予以查明，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在一审诉讼中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也应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其在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庭前证据交换后提出，不符合该项法律规定，故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庄河市渔政监督管理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宇庭审判员  蒋华明审判员  李永财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刘进军书记员刘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