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8民初36178号原告：刘国志，男，196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王玉朋，女，196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刘丽，女，198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林树，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敬辉，北京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树茂，男，193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吴秀女（刘树茂之妻，兼被告刘树茂法定代理人），193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玉（刘树茂、吴秀女之女），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云，北京勤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国志、王玉朋、刘丽与被告刘树茂、吴秀女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玉朋、刘丽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林树、张敬辉与被告吴秀女、刘树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玉、祝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志、王玉朋、刘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双方于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2、诉讼费由刘树茂、吴秀女承担。事实与理由：刘树茂与吴秀女系夫妻关系，刘国志系二人之子，刘国志与王玉朋系夫妻关系，刘丽系刘国志和王玉朋之女。2016年5月17日，双方共同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区永丰西玉河村×号院被腾退搬迁。2016年9月13日双方均被作为被安置人，依据客观事实，就该院落腾退搬迁所得利益即补偿款和定向安置房分割事宜，经协商达成一致，并签署《协议书》，约定刘树茂、吴秀女分得西玉河村定向安置房（大牛坊项目）×号楼×单元×号房屋一套，分得所有拆迁安置补偿款、房屋装修费、周转费等共计50万元；我方分得西玉河村定向安置房（大牛坊项目）××号楼××单元××号、×1号楼×2单元×3号、×××号楼×××单元×××号、××××号楼××××单元××××号及西玉河村定向安置房（六里屯项目西区）×××××号楼×××××单元×××××号房屋，分得所有拆迁安置补偿款、房屋装修费、周转费等共计1163496.25元；双方无其他财产纠纷。2017年1月9日，刘树茂、吴秀女起诉我方要求析产，在审理中，我方就双方已经析产分割完毕事实提交了双方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等证据，后刘树茂二人撤诉。现我方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另刘树茂2016年9月13日与我方及吴秀女所签订的协议书，在签订协议书时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2017年10月26日对证人杜某、胡某等人的询问中，二人均明确表示在签订该协议过程中，刘树茂的精神状态正常。其次，在2016年9月13日协议书签订前，刘树茂2016年5月17日以其个人的名义签订了腾退补偿协议，并于5月24日又以其个人名义签订了安置房置换协议，在2016年9月13日协议书签订后，刘树茂于2017年1月，又以其自身名义向法院提起（2017）京0108民初××号民事诉讼，且在此案中，刘树茂以其自身名义委托了律师，该律师也提交了授权委托书，且以代理人名义参加庭审，并代办了撤诉手续，由此可见，无论是在9月13日协议签订之前，还是在该份协议书签订之后，刘树茂本人都曾以其个人名义独立实施过民事行为，现刘树茂的代理人主张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与事实不符。再次，国家卫生计生委权威的医学科普项目网站百科名医中，关于脑萎缩的症状的说明中指出，脑萎缩种类多种，该病存在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处于不同的发病阶段，不同类型的脑萎缩，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并非所有的脑萎缩患者都会丧失辨别自己行为的能力。更何况刘树茂在之前案件中，所提交的医院病历中，只是在印象一栏中注明脑萎缩字样，印象并非是医院的诊断意见，两者存在很大差别。另外，刘树茂所提供的病历材料上也未加盖医院印章，无法核实该病历材料的真实和合法性，因此仅凭病历材料无法推定出刘树茂已丧失辨别的能力，更无法推断出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综合我国民法总则、通则、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公民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通常需要经过法院的特别程序予以认定，刘树茂仅仅依据刘树茂病历资料中记载的脑萎缩印象，未经司法鉴定和法院特别程序认定的情况下，就主张刘树茂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是不负责任的。双方于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证人杜某在10月26日接受法院询问时明确表示，在此过程中，不存在胁迫等情形，当时刘国志还向刘树茂宣读了协议书的全部内容，且刘树茂也是自愿在该协议上按指纹，参与签订本协议书的其他各方都在协议上签名按手印，由此可见，该协议是签约方各方自愿签订的，体现了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协议内容合法，没有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不具有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我国现行法律，允许公民通过协议书的形式来处分个人财产。上述协议主要是对腾退拆迁的安置房权益进行分配，并对安置房的权属进行约定，属于公民合法处分个人财产。协议书签订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趁人之危、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违法行为，也不存在合同法规定无效情况，故双方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签订协议当时，刘树茂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该协议合法有效，应得到各方的尊重，要求法院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刘树茂、吴秀女共同辩称，刘树茂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应该认定为无效。其次，吴秀女也是在受到刘国志三人欺诈的情况之下签字，吴秀女自幼系文盲。该协议书系刘国志自己起草，委托代书人杜某，且起草杜某代书时，并没有当着老人的面书写，而是头一天拿回家抄写完毕，第二天由刘国志带着两位老人去村委会走了一个代写协议书的过程，但并没有对老人进行相关的询问，也没有要求高达八十多岁老人提交相关的证明身体健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证据，可见所谓的代书人见证人全是刘国志一家人一手策划，利用老年人智商比较弱的劣势，欺骗老人，要求老人在协议书上签字，签字时老人根本不知道涉案协议书的相关内容。在签订完协议后老人在刘国志只给一套只有40多平米房屋的时候，去相关部门询问了解，才得知拆迁自己应得的份额，老人是无奈之下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名下拆迁所得房屋及款项，才通过分家析产诉讼收集证据。在庭审过程中，二位老人才得知将属于自己的三套房子及160万左右的拆迁款归于刘国志三人，我方遂将分家析产案件撤回起诉。从以上老人的身体状况及签订协议的整个过程可知，老人根本不具有签订协议的相关民事行为能力，且并不是吴秀女本人的意愿，将自己的三套房子及160万左右的拆迁款归于刘国志等三人，故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再者，通过另外两起案件得知，刘国志在2012年时就明知父亲患有脑萎缩，2015年左右就患有精神疾病并服用精神类药物，且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刘国志曾经也陪同父亲去医院开具精神类药物服用。在刘国志与医生交流的过程中，也是自己主诉父亲精神异常，可知刘国志明知自己父亲患有精神疾病，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依然欺骗老人，通过欺诈手段让老人签订协议书。最后从被拆迁房屋的缘由也能够得出，位于西玉河村×号院经过1991年、1993年、1994年及2010年几次翻修翻建，1993年和1991年翻建时该院落的房屋涉及到第三人的参与翻建，刘金玉和刘金铃均参与，故就协议书的内容来说，也处分了其他第三人的财产，应该认定为无效。刘国志既然在庭审过程中一直认为该协议书为分家协议，那因何不让其他家庭成员到场、见证及签字？可见该协议并不是分家协议，而是在骗取老人，多次称要好好照顾老人，而且告知老人该拆迁过程中老人只分得一套房屋及50万拆迁款情况，欺骗老人，让老人签字。故，通过以上理由，该协议书都应认定为无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刘树茂与吴秀女系夫妻，吴秀女系再婚，吴秀女与前夫生有四个子女，长子温国强、次子刘国有、三子刘国志、女刘金玲，刘树茂与吴秀女婚后生有一女刘金玉，刘国志、刘金玲与刘树茂形成事实抚养关系。刘国志与王玉朋系夫妻，二人生有一女刘丽。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西玉河村×号院系刘树茂祖宅，原被告双方居住在该院。2016年，该院所在西玉河村被整体腾退，刘树茂、刘国志就该院签订两份腾退补偿协议。2016年9月13日，由杜某（大学生村官、西玉河村委会主任助理）代书，由柏润丰（西玉河村委会委员）、胡某（西玉河村委会委员）见证，双方就该院腾退利益的分割达成《协议书》一份，上载明：刘树茂、吴秀女老两口一直与刘国志一家三口共同生活，刘树茂、吴秀女1970年在该院建有北房三间（现为×号）,1980年二人又将北房三间翻建成北房四间，1991年3月，刘国志夫妻出资出力将原北房四间翻扩建成北房五间、新建东房两间，1993年4月，刘国志夫妻又在该院内新建西房两间、南房两间，2010年9月，刘国志夫妻又新建南房三间、又在院外建北房五间，东侧西房四间、西侧西房三间，北房一大间，共计468.86平米，2016年该地区整体，分别以刘树茂、刘国志签订两份拆迁协议，刘树茂安置协议中，安置人为刘树茂、吴秀女，共获得各项补偿款及装修费共计1560522.43元，按1:1置换及购买（10平米）楼房三套，即西玉河村定向安置房（大牛坊项目）××号楼××单元××号（72.01平米）、×2号楼×2单元×2（126.21平米）、西玉河村定向安置房（六里屯项目西区）×××××号楼×××××单元×××××号（81.99平米）各一套，刘国志安置协议中，安置人为刘国志、王玉朋、刘丽，共获得各项补偿款及装修费102973.82元，按1:1置换及购买（9.26平米）楼房三套，即西玉河村定向安置房（大牛坊项目）×号楼×单元×号（45.29平米）、×××号楼×××单元×××号（55.09平米）、××××号楼××××单元××××号（72.01平米）各一套，现就上述拆迁利益，根据谁出资谁受益原则及刘树茂、吴秀女今后生活，现有协议人自愿达成如下分割意见：一、刘树茂、吴秀女分得西玉河村定向安置房（大牛坊项目）×号楼×单元×号（45.29平米）房屋一套，分得所有拆迁安置补偿款、房屋装修费、周转费共计50万元，二、刘国志、王玉朋、刘丽分得西玉河村定向安置房（大牛坊项目）××号楼××单元××号（72.01平米）、×1号楼×2单元×3号（126.21平米）、×××号楼×××单元×××号（55.09平米）、××××号楼××××单元××××号（72.01平米）、西玉河村定向安置房（六里屯项目西区）×××××号楼×××××单元×××××号（81.99平米）共五套，分得所有拆迁安置补偿款、房屋装修费、周转费共计1163496.25元，三、所有协议人无其他财产纠纷，四、本协议一式七份……。2016年11月，刘树茂、吴秀女之女刘金玉将刘树茂、吴秀女从刘国志、王玉朋、刘丽处接走至今。刘树茂、吴秀女已收到协议中（大牛坊项目）×号楼×单元×号房屋及50万元。2017年，刘树茂、吴秀女将刘国志、王玉朋、刘丽诉至本院，要求就西玉河村×号院腾退利益进行分家析产，审理中代书人杜某、见证人柏润丰、胡某到庭证明，证明刘树茂、吴秀女精神正常并知晓协议内容，后刘树茂、吴秀女撤诉。本案，刘国志、王玉朋、刘丽要求确认《协议书》有效。刘树茂、吴秀女则主张签订《协议书》时刘树茂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吴秀女系受刘国志三人欺诈，二人并不清楚协议的内容，故主张协议无效。本案，代书人杜某、见证人胡某、柏润丰到庭陈述了《协议书》签订时的相关情况，刘树茂、吴秀女不予认可。庭审中，刘树茂、吴秀女要求对《协议书》签订时刘树茂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提起本案，因鉴定材料不充分鉴定被退回。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刘树茂的诊断情况，刘树茂2012年3月被诊断为脑梗死、脑供血不足，2016年7月做CT检查时，为多发腔隙性脑梗塞，脑萎缩，2016年9月22月由刘国志陪同门诊就诊，陈述近2年无明显原因出现语乱，发脾气，忘事症状逐渐加重，2016年10月22日再次门诊就诊，精神检查为听力减退、问答不切题，交流困难等；2016年11月18日住院治疗，诊断为老年性阿尔茨海默病；2017年5月再次住院治疗，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另查，刘树茂、吴秀女于2018年起诉刘国志、王玉朋、刘丽，要求撤销涉案《协议书》，理由为显示公平，且涉及刘金玉利益。本案中，刘树茂、吴秀女即主张刘树茂签订协议时无民事行为能力，协议应为无效，又主张吴秀女签订协议显示公平，二人明确诉请为要求撤销《协议书》。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京0108民初×××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刘树茂、吴秀女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民终××××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刘树茂在2016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以及刘树茂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本案的关键问题，该事实的查明直接影响到本案一审程序是否合法及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裁定撤销本院（2018）京0108民初×××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另，2019年2月22日，申请人刘金玉申请认定刘树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要求指定监护人，本院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京0108民特×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审理中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进行鉴定，载明刘树茂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受疾病影响，辨认能力丧失，应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判决刘树茂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吴秀女为刘树茂监护人。另，吴秀女现同刘金玉共同生活，居住于×××××号楼×××××单元×××××号房屋，××号楼××单元××号、×1号楼×2单元×3号房屋由吴秀女对外出租，刘树茂名下拆迁补偿协议中货币款项由刘国志领取，后刘国志给付刘树茂、吴秀女二人50万元；刘树茂自2018年年底住院治疗至今，2019年2月之后的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由刘国志负担。本院认为，本案，就涉案《协议书》的效力及履行，原被告双方之间有多个诉讼，含要求按照协议书履行分割拆迁利益、要求确认协议书有效、要求撤销该协议书，现上述诉讼均未有定论。本案，刘国志三人要求确认协议书有效，刘树茂、吴秀女则主张无效。首先，该协议书性质的确定。根据协议书的内容，系原告三人与被告二人对原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乡西玉河村×号院落房屋建盖情况、2016年腾退协议签订及获得拆迁安置利益情况、刘树茂与刘国志分别签订的补偿协议中获得的拆迁安置利益如何分配进行的约定，性质应为对×号院落安置腾退利益进行析产分割的协议，在刘树茂、吴秀女夫妇二人与刘国志一家三口之间予以分配。就分配之前各利益人应享有的权利未予析清明确。其次，涉案协议效力。确定该协议的效力，需结合我国民法总则及合同法对当事人作出民事法律行为及签订协议效力规定的相关条款。现吴秀女与刘树茂均主张无效，本院结合二被告不同的抗辩分主体一一予以论述。第一，就吴秀女的部分。吴秀女主张受刘国志欺诈而签字，对协议内容不清楚，故主张无效。但综合协议签订的过程，吴秀女就其上述主张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其主张的当事人因受欺诈订立合同要求确认无效的后果系损害国家利益，现吴秀女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协议书有损害国家利益之处，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就刘树茂的部分。刘树茂于2019年经诉讼委托鉴定被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现吴秀女作为其法定代理人主张协议无效，理由为刘树茂2016年签订协议之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不清楚协议内容。涉案协议签订于2016年9月，刘树茂现该项主张能否成立，应以签订协议当时刘树茂的民事行为状态及签约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作为考量的因素。就签订协议之时刘树茂的民事行为能力，刘树茂本案中申请进行鉴定，因鉴定材料不具备，鉴定被退回。故确定协议是否系刘树茂真实意思表示，另需结合刘树茂当时被诊断的精神状态，刘树茂对整个协议签订过程是否清楚了解，对协议内容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全部了解并完全同意。根据当事人提交刘树茂自2012年至今病情诊断情况，2016年9月双方签订协议之后较短的时间内，刘国志即携刘树茂至医院就诊，当时陈述刘树茂的精神状态为语乱，发脾气，忘事症状逐渐加重、问答不切题，交流困难等。综合以上刘树茂2016年精神状态诊断情况及涉案协议签订时刘树茂的精神状态、对协议内容表态等，现刘国志等三人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刘树茂在协议上签字系刘树茂真实意思表示且对协议后果清楚明白，刘国志三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签订协议时吴秀女尚非刘树茂的监护人，且即使现其作为刘树茂的法定代理人，除为刘树茂的利益，亦不得处分刘树茂的权利，故涉案协议中处分刘树茂的利益部分应为无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二Ｏ一六年九月三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涉及处分刘国志、王玉朋、刘丽、吴秀女的利益部分有效。二、二Ｏ一六年九月三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涉及处分刘树茂的利益部分无效；案件受理费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元，由刘国志、王玉朋、刘丽负担四万五千九百六十元，其中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五元已交纳，剩余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由刘树茂、吴秀女负担一万一千四百九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喜辉人民陪审员  沈玉明人民陪审员  胡显蕾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李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