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422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碧燕，女，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茂，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华章，男，汉族，1963年12月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上诉人（一审被告）：劳位忠，男，1973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庆，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德秋，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被告：张小勤，女，197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杨碧燕、劳位忠因与一审被告张小勤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民一初字第1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碧燕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劳位忠向杨碧燕双倍返还398775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劳位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劳位忠返还本金3987750元及利息（以3987750元为本金从2014年6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予以杨碧燕违反了当事人的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劳位忠于2014年2月书写还款承诺书，承诺“于2014年4月30日前还人民币2000000元整，于2014年5月31日还齐余款人民币1987750元。如超过5月31日后，未还清金额按双倍返还”。该承诺系杨碧燕与劳位忠关于违约金计算方式的约定。该约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以支持。二、一审法院认为杨碧燕的损失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所计算的利息损失，进而根据劳位忠之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之规定，将违约金调整为“从2014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不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首先，杨碧燕的损失绝非仅仅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所计算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这就要求应先确定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以实际损失为基础，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等多项因素予以综合权衡。众所周知，一贯以来，民间融资成本为月利率2%左右。2015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正是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充分调研，基于民间融资实际情况作出的规定。其次，请求法院予以调整的基础是“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前面已论述杨碧燕之损失，即便是计算利息损失，按民间融资成本年利率24%计算，劳位忠违约并占用杨碧燕资金长达四年半（至一审判决时），单利息损失一项已超过本金，即杨碧燕请求的违约金低于实际损失。按照前述司法解释，只有在超过实际损失的30%。才能认定违约金约定过高，杨碧燕诉请劳位忠支付3987750元违约金明显不属于违约金约定过分高于实际损失，一审径行调整不当。且劳位忠违约并占用杨碧燕资金长达5年之久，杨碧燕为维护权益进行的诉讼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加之货币贬值、投资的逾期收益之损失，这些亦是杨碧燕之损失。一审法院将违约金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有失公平。第三、违约金本身亦带有一定的“惩罚性”，违约金略高于实际损失是法律所容许的，若是违约只需支付极低的违约成本，不足以达到促使合同当事人诚信履行合同之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杨碧燕之诉请。针对杨碧燕的上诉，劳位忠辩称：整个案件最核心是不应人为地将还款事情和在柬埔寨买地投资割裂开来。为何会出现300万的还款，原因是双方在柬埔寨合伙买地。如果将该300万无条件退给杨碧燕，那么在当地的土地杨碧燕还是有份的，而且杨碧燕也不会配合处理柬埔寨的土地。为此劳位忠在东莞法院就该土地的处理起诉杨碧燕，因此劳位忠申请等该土地争议案件处理完毕后再处理本案。劳位忠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碧燕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杨碧燕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依据柬埔寨国家法律，外国人必须设立公司方可在该国投资土地，劳位忠与杨碧燕在柬埔寨国家已实际设立公司开展土地投资开发活动，双方依法为公司股东关系，并非合伙关系，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为合伙纠纷，认定案由及法律关系明显错误。劳位忠与杨碧燕之间投入的土地投资款属于公司财产，而非任一方的个人财产，有关投资款的结算、处理等问题均应当依据公司法处理。在土地买卖合同有关问题处理完毕且将该公司清算之前，杨碧燕无权要求劳位忠退还该公司土地投资款。而且，杨碧燕是柬埔寨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和土地合同签约人，本案必须由杨碧燕本人在柬埔寨办理相关手续，才能处理涉案土地问题，而杨碧燕至今始终拒绝前往柬埔寨处理该问题，回避其自身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杨碧燕应当对其自身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在柬埔寨国家土地投资问题处理完毕前迳行判决劳位忠向杨碧燕退款将严重违背公平正义。杨碧燕拒不处理柬埔寨土地投资事宜，拒不承担任何投资责任，径行要求劳位忠向其退还所有投资款的请求违背法律和常理，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日向劳位忠送达的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有误，应予纠正。一、一审法院认定“杨碧燕与劳位忠有合伙意向……本院确认双方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并以合伙协议纠纷作为本案案由，对本案法律关系及案由认定明显错误，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亦明显错误。(一）外国人不得拥有柬埔寨国家土地，投资购买土地必须通过设立柬埔寨公司实施，杨碧燕、劳位忠决定在柬埔寨国家投资土地，即已经明确其共同设立公司开展投资活动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明显不属于合伙关系。根据柬埔寨王国《投资法》等公开的成文法规定，外国人不得拥有柬埔寨国家土地所有权。如果外国人希望投资柬埔寨国家土地并享有所有权的，必须设立由柬埔寨籍自然人登记持股51%的公司，通过该公司间接拥有土地。柬埔寨国家有关土地所有权投资的限制规定系通过公开的成文法规定，且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公开网站上公示发布。杨碧燕、劳位忠在开展本案投资活动时，均明确知悉上述规定，并基于此而成立后续开设的柬埔寨宏某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某强公司），委托柬籍自然人PRUMSARIM挂名代持股权。因此，杨碧燕、劳位忠有着明确的成立公司、建立公司股东关系的一致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明显不存在合伙的合意，亦不应成立合伙关系。(二）杨碧燕、劳位忠已经实际在柬埔寨国家设立了开展涉案土地投资活动的公司，杨碧燕、劳位忠的行为系公司股东投资行为，双方为公司股东关系而非合伙关系。杨碧燕、劳位忠共同通过PRUMSARIM代持51%股权，于2014年2月28日设立了以杨碧燕为法定代表人的柬埔寨HONGYONGQIANGCO.,LTD(宏某强有限公司）。该公司已经取得了柬埔寨国家有关机关的确认并领取执照。且该公司经营范围明确为“商业经营买卖、出租及典押的房屋及土地”。如果涉案的土地买卖合同继续履行，涉案土地将登记在该公司名下。劳位忠在本案诉讼一开始即已经提交宏某强公司的有关资料，且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有关该公司营业执照、章程等公证、见证、翻译文书，该等资料已经充分反映了本案当事人就涉案土地投资事宜已经依据柬埔寨王国法律在当地开设公司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该等证据真实性虽予以采纳，但在事实认定时却完全予以忽视。对于杨碧燕、劳位忠共同通过PRUMSARIM代持51%股权一事，劳位忠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经柬埔寨国家有关机构认证的由杨碧燕、劳位忠与PRUMSARIM共同签署的有关协议，但是一审法院完全不考虑柬埔寨国家和外交部门对于认证事宜的规定，仍然以该文件未经认证为由直接不予采纳，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因此，劳位忠与杨碧燕根据柬埔寨国家有关土地投资法律的规定，在柬埔寨设立公司用于投资涉案土地是明确的事实，在本案审理时必须充分考虑柬埔寨国家法律的特殊规定，据实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公司股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为合伙关系并将本案案由认定为合伙协议纠纷明显有误,理当纠正。二、一审法院作出“柬埔寨国家的涉案土地……尚未登记在宏某强公司的名下，并未成为宏某强公司的资产”的认定，属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基于柬埔寨国家有关土地所有权的特殊规定，外国投资者不能拥有土地，因此，土地虽然尚未登记在宏某强公司名下，但必然应属于该公司而无法属于杨碧燕、劳位忠二人。一审法院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法有关规定推定“涉案土地尚未登记在宏某强公司的名下，并未成为宏某强公司的资产”，并以此认定通过对宏某强公司的清算不能解决杨碧燕、劳位忠基于合伙关系所产生的债权债务，明显是一审法院极其简单地以中国国内法推定柬埔寨国家关于财产、公司的规定，完全无视本案事实。很显然，本案无论土地权益归属、公司清算均必然要依据柬埔寨国家法律来处理，中国法律、中国法院均根本不可能解决该等问题，这正是本案应当适用柬埔寨王国法律为准据法的原因。基于柬埔寨国家法律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规定，外国人投资柬埔寨土地必须通过设立柬埔寨公民持股51%以上的公司实施，故杨碧燕、劳位忠在柬埔寨设立公司，并且由RUMSARIM代持双方在该公司的51%股权。以上杨碧燕、劳位忠在柬埔寨依据该国法律设立公司用以投资经营涉案土地的行为，充分反映了双方之间自始即为公司股东关系，而非其他合伙、合作关系，根据柬埔寨国家法律，杨碧燕、劳位忠投资的涉案的土地等资产以及双方为公司购置土地而投入的款项也均属于公司资产而非合伙财产。一审法院拒绝适用正确的准据法，在判决中处处以中国国内法推定柬埔寨国家有关土地、公司的规定，没有任何的合法依据。三、一审法院认为“劳位忠……应该知道可能会出现退款的障碍，但其仍然出具还款承诺表示同意先返还款项予杨碧燕，应认定劳位忠甘愿自担相关风险”，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土地资产为公司财产，未经公司清算，杨碧燕、劳位忠均无权对该等财产进行处分。杨碧燕、劳位忠之间作为公司股东，在依据柬埔寨国家法律确定涉案土地将必须登记在公司名下、由公司进行运营的情况下，双方就该土地支付的款项，应当属于对公司的投资款。在双方已经设立公司、已经接收土地并进行开发的情况下，该土地资产（土地款或者土地所有权）均相应成为该公司的财产，杨碧燕、劳位忠均无权单独进行处分。（二）杨碧燕就涉案投资事宜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但杨碧燕明显一直逃避承担任何责任，杨碧燕的行为是导致涉案土地投资问题至今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杨碧燕理当对此承担相应的后果。1.根据柬埔寨国家法律的规定，涉案土地合同的解除必须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但杨碧燕从未配合办理。根据柬埔寨大使馆网页提供的柬埔寨国家关于不动产所有权转让的规定，在柬埔寨销售、交换和或赠予合同在地籍处登记后，方可实施排除第三方的所有权转让（土地法第六十五、七十和八十一条）。投资者结束在柬埔寨王国境内的投资活动，必须有投资者本人亲自书面通知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因此，在柬埔寨终止有关不动产投资关系的，必须依法由投资者本人或者全权代表依法办理有关终结投资手续，注销原合同，方可终结投资。在相关手续办妥之前，柬埔寨国内土地方也不能与第三方再签订土地买卖合同，否则可能违反其国内法规定。这也正是柬埔寨土地方一直通过公告催促杨碧燕、劳位忠与其接洽办理相关合同解除手续的原因（见劳位忠提交的证据中2015年10月6日、2018年5月9日的星洲日报声明）。但是，由于杨碧燕一直拒绝面对柬埔寨土地所有人方，拒绝在柬埔寨依法解决投资后续问题，双方在柬埔寨的土地投资合同一直仍未处理，柬埔寨土地所有人方反复通过各种方式催告，而杨碧燕至今未配合土地方办理合同解除手续，也因此土地所有人方至今未向杨碧燕、劳位忠退还任何款项。2.根据柬埔寨国家法律，解散和清算投资公司必须依法办理手续，但杨碧燕也从未配合办理。根据柬埔寨国家法律规定，公司股东必须向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提供债主、起诉人和经济财政的证明文件，以证明一切问题均已全部解决才能解散公司。而目前，双方成立公司经营柬埔寨土地，委托柬埔寨财会代理机构代为报税、制作报表等，该等代理费用尚未缴交结清；双方接手土地后，已经进行了初期开发，雇佣柬埔寨劳动力在土地上进行施工，并且购买了水泥、钢筋、砂石等建筑材料，现场挖了坑洞并且建起了部分水泥墩，但该等材料、人工费用均未支付。3.只有在杨碧燕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的前提下，柬埔寨土地投资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杨碧燕是柬埔寨土地合同的当事方、签约人，同时杨碧燕是宏某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登记在册的显名股东。因此，要解决本案原被告双方在柬埔寨土地投资问题,杨碧燕是必不可少的参与人。杨碧燕不参与，该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而正是由于杨碧燕自身的原因，才造成了柬埔寨土地投资问题一直不能解决。杨碧燕不能回避其依法必须承担的责任，本案中双方股东投资款项的处理，必须以杨碧燕处理完毕柬埔寨土地问题为前提。4.杨碧燕拒不处理柬埔寨土地问题、否认设立公司投资土地投资事实、恶意编造虚假民间诉讼，是双方无法取回并结算投资款的根本原因。杨碧燕应当对其严重违约、违背诚信的行为承担责任。杨碧燕在2014年3月28日拿到劳位忠所写的有关退还款项问题的文件后，第二天就立即飞回中国国内，并随即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劳位忠。该民间借贷诉讼内容完全虚假，且其编造所谓“劳位忠与妻子因资金周转要求借款”等事实，对本案实际为杨碧燕、劳位忠双方在柬埔寨设立公司投资土地问题只字不提，显然是恶意回避真实事实，故意提起虚假诉讼。而且，从该民间借贷诉讼开始，杨碧燕一直拒不承认投资关系，拒不承认和拒不承担在土地投资方面的责任，拒绝再前往柬埔寨也拒不配合办理任何手续。杨碧燕的行为是导致涉案争议至今不能解决、柬埔寨土地所有人方至今未能清退投资款、柬埔寨公司至今不能清算的根本原因。杨碧燕本人对此理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因此，本案进行处理时，不能脱离该背景情况进行处理，不能对杨碧燕该等严重违背诚信的行为予以默许，不能回避杨碧燕依法必须承担的责任，本案中双方股东投资款项的处理，必须以杨碧燕处理完毕柬埔寨土地问题为前提。（三）劳位忠书写的有关款项的文件在处理双方柬埔寨土地投资问题中形成，必须在柬埔寨土地问题处理的整体中进行认定，而不应将该文件与土地投资整体情况割裂处理，否则必然造成极其不公正的结果。1.对劳位忠书写的有关款项的文件必须在柬埔寨土地问题处理的整体中进行认定，不应将该文件与土地投资整体情况割裂处理。本案中，对于双方争议的核心文件即劳位忠手写的所谓款项处理文件，是在杨碧燕当时仍积极配合处理柬埔寨土地问题的前提和背景下形成的。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了该文件形成于柬埔寨，事实上，该文件形成前，杨碧燕本人在柬埔寨与劳位忠一同与柬埔寨土地方进行了洽谈，并且达成了解除合同的初步意向。然后双方才再就取回款项的后续处理问题也进行了内部磋商，并形成了本案中由劳位忠手写的文字内容。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劳位忠手写文字形成的该份文件并未标明标题为“还款计划”，也并不能定义为劳位忠无条件向杨碧燕“还款”的文件。该文件形成于上述特殊的背景之下，明显是以土地问题处理完毕、土地方归还购地款、公司清算为前提的。该文件明显并非借还款文件，在上述前提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能据此文件直接认定款项支付义务。对这份劳位忠手写文件必须结合当时的背景进行考察，绝不能孤立的、简单的对其进行认定。2.一审法院以“劳位忠甘愿自担相关风险”为由拒绝对本案进行整体考虑明显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劳位忠、杨碧燕都确认涉案的手写文件系为土地投资问题处理而在柬埔寨国家形成的，在此情况下，不能不考虑土地投资问题的处理而简单以此文件的表面记载进行定案处理。本案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投资争议，投资人必须承担其风险和损失，绝对不是出资人旱涝保收的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任何一种投资关系都包含了承担风险的内涵，任何投资者都理当承担相应的风险。退一步说，不存在无论杨碧燕与劳位忠之间为合伙关系或是股东关系，根据我国法律均规定了杨碧燕作为投资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亏损和风险，更规定了不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投资属于违法无效。如果强行将劳位忠手写的全额返还款项的文件单独割裂出来使用，违背上述基本的投资法律原则规定。事实上，劳位忠手写的该文件是根本不能脱离双方投资的大背景单独使用的，因为劳位忠本人根本无法自行在柬埔寨处理涉案土地问题，必须由杨碧燕配合方可能解除土地合同和取回款项，因此涉案文件的形成必须是以土地问题的解决为基础，而且杨碧燕承担处理土地投资事务的有关责任、配合办理有关解除土地合同手续是其最基本的责任，也是彻底处理本案争议最根本的方式。无论如何，均根本不能从该文件推断劳位忠“甘愿自担相关风险”。一审法院不考虑争议的彻底解决，不考虑柬埔寨土地问题上劳位忠根本没有自行解决途径、无法获得任何救济，简单以一句推断即将一切变成劳位忠的自愿，免除杨碧燕的所有义务而将所有责任加诸劳位忠个人之上，该认定根本毫无依据，完全置事实与公平于不顾，依法必须予以纠正。四、一审法院作出“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涉案款项履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与本案争议具有最密切联系，故本案应适用中国内地的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的认定，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涉案款项履行地应为柬埔寨而非中国境内。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杨碧燕、劳位忠与2013年12月25日与柬埔寨第三方签订《地皮买卖合同》，而杨碧燕分别于2013年12月24日、12月25日通过平安银行转账涉案款项到劳位忠的账户。杨碧燕既然在柬埔寨本人亲自完成签约行为，2013年12月25日前后杨碧燕本人必然在柬埔寨，其在该日期前后进行转账亦必然是在柬埔寨，涉案款项的转款行为明显发生在柬埔寨而非中国。而该款项收取后，杨碧燕、劳位忠向柬埔寨土地方付款，涉案款项向第三方支付，对该款项的后续处理等亦均发生在柬埔寨而非中国。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履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明显违背事实，认定明显有误。（二）本案涉案法律关系的产生与变更、争议发生原因与地点、主要证据文件形成地点均为柬埔寨，本案与柬埔寨具有最密切联系。1.本案争议基础原因发生于柬埔寨。杨碧燕自己在本案起诉状中明确陈述本案系因“被告一邀原告共同到柬埔寨投资买地”而发生，涉案所有款项均围绕该柬埔寨土地买卖展开，柬埔寨的土地买卖是本案一切法律关系发生的基础原因。2.本案双方投资设立的公司位于柬埔寨。劳位忠、杨碧燕在柬埔寨范围内依据《柬埔寨王国投资法》开展该项土地投资活动，依法设立了由柬埔寨籍自然人代持51%，由杨碧燕担任负责人的柬埔寨人"。宏某强公司。如果合同继续履行，土地证将办理至该公司名下。3.本案双方资金使用、土地开发、退款协商均发生于柬埔寨。双方向柬埔寨土地方交付了首期款，已经实际接收柬埔寨土地并且土地进行了开发。因杨碧燕提出终止投资，双方在柬埔寨与土地方协商解除土地买卖合同、退还款项问题。在达成初步意向后，劳位忠根据杨碧燕要求，按照土地方承诺的退款条件向杨碧燕出具涉案有关退款计划的文件，该文件形成于柬埔寨。（三）本案应当适用柬埔寨法律为准据法，且对本案的审理必须充分考虑柬埔寨法律对土地投资的特殊规定。1.本案除了双方为中国公民外，与我国并无实际连结。本案核心是柬埔寨不动产投资问题，双方并因此在柬埔寨设立公司开展投资活动，与柬埔寨具有最密切联系，故本案应当适用柬埔寨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审理。2.对本案的审理必须充分考虑柬埔寨法律对土地投资的特殊规定，否则必然导致对案件错误的认定。柬埔寨国家对于外国人投资作出了明确的限制规定，尤其对于土地买卖明确规定只能由柬埔寨人购买，或者只能由柬埔寨公民持股51%以上的公司购买。这正是杨碧燕、劳位忠双方共同在柬埔寨实施投资行为的基础，双方合作必须在柬埔寨法律规定基础上实施，因此，并不能简单以中国内地法律认定双方为“合伙”关系,而必须充分考虑柬埔寨法律规定来认定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一审法院对柬埔寨有关法律规定完全不予考虑，对本案实际履行情况完全忽视，直接导致对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错误认定，依法理当予以纠正。五、本案必须充分考虑杨碧燕、劳位忠投资柬埔寨土地的整体情况和后续处理问题，如果允许杨碧燕在处理完柬埔寨土地问题之前,径行先从劳位忠处取回投资款，必将留下大量严重的争议问题，并将导致极其严重的不公平后果。（一）一审判决支持杨碧燕在履行其义务之前取回全部投资款，将纵容杨碧燕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导致严重的不公平后果。如果本案直接简单地判决支持杨碧燕的诉讼请求，判令劳位忠向杨碧燕支付款项，则不但将放任杨碧燕违反约定、毫无诚信的行为，而且必将导致严重的不公平：一方面，由于杨碧燕仍然控制宏某强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且土地合同至今尚未解除，杨碧燕向劳位忠拿到款项之后，仍然可以随时继续在柬埔寨获得土地和进行经营，获得双倍收益。杨碧燕在本案从其2014年7月提起民间借贷的虚假诉讼之日起至本案法庭辩论结束共计超过四年的时间内，对柬埔寨土地和公司问题从来没有做出任何主动处理，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处理方案。杨碧燕是一个成年人，她决定在柬埔寨与劳位忠共同设立公司、投资土地，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一审判决劳位忠直接承担返还款项义务，将使劳位忠处于无法获得任何救济的境地，且将使柬埔寨土地投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必将导致后续大量争议，根本有悖法律定纷止争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杨碧燕、劳位忠之间的一切争议都是基于柬埔寨土地投资而发生。但在柬埔寨土地投资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始终离不开杨碧燕的参与。杨碧燕是合同签约人，根据柬埔寨法律规定，必须由其本人办理有关合同解除手续，杨碧燕不参与、不配合即无法解除土地合同及办理退款；杨碧燕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显名股东，如果杨碧燕不参与、不配合即无法办理公司注销和清算手续。因此，如果没有杨碧燕配合，劳位忠本人根本无法自行解决柬埔寨土地和公司问题。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将明显使得劳位忠处于无法获得任何救济的境地。杨碧燕四年来一直拒绝处理柬埔寨土地问题，拒不配合办理任何手续；而一旦一审判决支持其请求，杨碧燕不承担任何损失的取回全部投资款之后，劳位忠无法取回其投资款。劳位忠可能在柬埔寨和国内均将无法获得任何救济。而且，即使劳位忠试图采取任何方式减少自己的损失，都必将通过国内外大量的诉讼进行处理，劳位忠和杨碧燕以及柬埔寨土地所有人方等多方此后多年都将可能一直处在无尽的诸多诉讼之中。一审判决割裂案件整体情况，无视杨碧燕自身义务与责任，将劳位忠置于无路可走无可救济的境地，明显不公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三）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在柬埔寨土地问题处理完毕前不应支持杨碧燕的诉讼请求，并且对本案争议应以通过柬埔寨法院或有关争议解决机制整体解决为宜。劳位忠、杨碧燕均确认涉案一切法律关系和行为均紧密围绕柬埔寨土地投资展开，也涉及柬埔寨国内公司，而且本案涉及的基础法律问题涉及柬埔寨土地所有人等第三方，必须在柬埔寨国内方可能解决，在此之前不应当支持杨碧燕绕开基础法律问题，不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基于以上实际情况，从彻底解决争议的角度考虑，本案由柬埔寨争议解决机构处理更为适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本案应当适用柬埔寨法律为准据法进行处理；杨碧燕、劳位忠在柬埔寨根据该国有关土地投资的法律规定而成立公司、投资购买土地，双方之间为公司股东关系而非合伙关系；公司土地投资款在公司清算之前，任何一方均无权主张和分配。杨碧燕作为在柬埔寨投资土地的投资人，理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以及承担相应的风险和损失，而杨碧燕拒不配合在柬埔寨办理土地、公司有关后续处理手续存在明显过错，已经造成损失不断扩大，其绕开柬埔寨土地问题的处理直接在国内起诉要求劳位忠返还款项，并且采取虚构和编造民间借贷事实等恶劣手段提起诉讼，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如支持其请求更将造成严重不公平的后果。因此，一审判决明显有误，本案不应判决支持杨碧燕的诉讼请求，在柬埔寨土地投资问题处理完毕、公司清算完毕之前，劳位忠依法不应向杨碧燕返还款项，更无须支付利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适用柬埔寨法律作为本案准据法，依法驳回杨碧燕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劳位忠的上诉，杨碧燕辩称：一、关于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一审第三次开庭时杨碧燕、劳位忠已一致同意适用中国法律。另外，一审根据最密切原则确定中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符合法律规定。二、本案是合伙纠纷，与宏某强公司无关，除一审判决论述的理由外，本案的财产也不是宏某强公司所有。三、杨碧燕退出合伙后，假如像劳位忠所言确有合同其人，确有其地。劳位忠去处理合同事宜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因为在柬埔寨，尤其是在金边市，随着中国一带一路鼓励对外投资政策的推行，很多中国人在当地投资买地。这几年当地地价涨升，无论合同甲方重新将该地转让还是劳位忠自己一人受让该地都肯定稳赚不赔。张小勤没有发表意见。杨碧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劳位忠、张小勤连带双倍退还杨碧燕合伙投资款7975500元（本金3987750元×2倍）。一审法院查明：劳位忠与张小勤于1999年1月18日登记结婚。2013年12月，杨碧燕与劳位忠协商共同出资在柬埔寨王国购买土地并建设厂房后用于出租，杨碧燕及其丈夫与劳位忠曾到柬埔寨王国现场察看。2013年12月25日，劳位忠、杨碧燕共同作为乙方与甲方签订了《地皮买卖合同书》，约定：1.甲方将位于柬埔寨王国约10公里处、太某龙旁土地卖给乙方……总面积约叁万平方米（30000㎡），土地价格每平方米单价捌拾美金（80USD），按实际面积计算，南面道路面积分摊一半计算，过户和办证费用按总地价4%由乙方负责。2.付款方式，本合同签订时乙方付款壹佰叁拾万美金（130万美金）作为定金和首期款项，余款在土地证办好10天内付清……4.在收到订金后，乙方即可动工建设。（但报建费由乙方付）在施工中如有土地纷争由甲方处理，费用由甲方支付、负责等。杨碧燕分别于2013年12月24日、2013年12月25日通过平安银行转账1211344元（其中1200000元为投资款，11344元为劳位忠代垫款项）、2787750元到劳位忠的农业银行账户。2014年1月2日，劳位忠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杨碧燕2013年12月24日支付的1200000元以及2013年12月25日支付的2787750元。2014年1月22日，宏某强有限公司（HONGYONGQIANGCo.,Ltd）领取了柬埔寨王国的商业注册证。2014年2月28日，宏某强有限公司在柬埔寨王国领取了执照，企业主管人为杨碧燕，营业项目为商业经营买卖、出租及典押的房屋及土地。2014年2月，杨碧燕与劳位忠协商退出上述投资经营项目，劳位忠予以同意。劳位忠于2014年3月28日在柬埔寨王国书写还款承诺并交予杨碧燕，内容为“于2014年4月30日前还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于2014年5月31日还齐余款人民币（￥1987750元）（壹佰玖拾捌万柒仟柒佰伍拾元整）。如果超过5月31日后，未还清金额按双倍返还。”2014年5月27日，柬埔寨王国洪某洋公司领取了商业注册证，有效期限至2017年5月20日。杨碧燕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劳位忠、张小勤，后于2014年10月22日撤诉。诉讼过程中，杨碧燕主张其与劳位忠形成合伙关系，双方各出资50%用于买地建厂并出租；劳位忠主张其与杨碧燕合资买地设立公司，经营土地、房屋买卖、出租、典押，双方形成的法律关系为公司股东关系，而非合伙关系。劳位忠主张不应向杨碧燕返还3987750元，即使要还，也只是返还投资本金，并扣减涉及柬埔寨王国投资土地的费用和损失，但劳位忠不清楚费用、损失的情况，而且杨碧燕要求双倍返还明显高于原告的实际损失，要求法院予以调整。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杨碧燕、劳位忠共同出资在柬埔寨王国购买土地经营，涉案的还款承诺形成于柬埔寨王国，该案具有涉外因素。因双方当事人对该案适用法律未作出约定，故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该案适用的准据法。该案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涉案款项履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与该案争议具有最密切联系，故该案应适用中国内地的法律作为解决该案争议的准据法。对于双方的争议，一审法院逐一分析如下：一、杨碧燕与劳位忠之间是否形成合伙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杨碧燕与劳位忠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应从两人的行为来综合认定。首先，杨碧燕与劳位忠曾协商共同出资在柬埔寨王国买地开发经营，两人于2013年12月25日共同作为土地购买方与柬埔寨王国的土地出让方签订了《地皮买卖合同书》，其后杨碧燕向劳位忠转账支付了3987750元，该款大约占《地皮买卖合同书》约定首期购地款的50%。可见，杨碧燕与劳位忠有合伙的意向，两人共同以双方名义对外签订了买地协议，杨碧燕亦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故两人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之间形成合伙关系。杨碧燕、劳位忠的合伙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劳位忠主张与杨碧燕不存在合伙关系的辩解，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劳位忠主张应通过对宏某强公司进行清算的途径处理双方债权债务的问题。首先，《地皮买卖合同书》是杨碧燕、劳位忠的以个人名义与土地出让方签订，并非是以宏某强公司名义签订。其次，涉案土地尚未登记在宏某强公司的名下，并未成为宏某强公司的资产，目前也无证据表明劳位忠是宏某强公司的隐名股东，因此通过对宏某强公司的清算，并不能解决杨碧燕、劳位忠基于合伙关系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双方的债权债务问题应按合伙关系处理。一审法院对劳位忠的相关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三、关于合伙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合伙终止，依法应对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合伙期间的积累财产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分割。杨碧燕要求退出合伙，劳位忠予以同意并于2014年3月28日书写还款承诺，同意分期返还投资款予杨碧燕。可见，双方的合伙关系已经解除，并双方已就合伙财产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故还款承诺是劳位忠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劳位忠应按照约定返还投资款共3987750元予杨碧燕。劳位忠抗辩其是在柬埔寨王国土地出让方口头同意退款、为保证其不会截留款项才向杨碧燕出具上述还款承诺，对此，劳位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明知土地出让方尚未退回款项，应该知道可能会出现退款的障碍，但其仍然出具还款承诺表示同意先返还款项予杨碧燕，应认定劳位忠甘愿自担相关风险，故一审法院对劳位忠的辩解不予采纳。四、关于劳位忠应否双倍返还投资款的问题。杨碧燕主张劳位忠应双倍返还投资款，劳位忠主张只应返还投资款，且双倍返还明显高于实际损失并要求法院予以调整。按照还款承诺的约定，劳位忠应于2014年4月30日前向杨碧燕返还2000000元，于2014年5月31日前返还1987750元，否则超过5月31日后未还清金额按双倍返还。但劳位忠至今未依约返还投资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劳位忠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对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予以适当减少。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因劳位忠应履行的是金钱债务，对于杨碧燕未收到投资款所形成的损失应相当于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所计算的利息损失，故一审法院对劳位忠的意见予以采纳，劳位忠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逾期之日即2014年6月1日起计付利息予杨碧燕。五、关于张小勤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杨碧燕主张本案债务产生于张小勤、劳位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小勤应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首先，虽然该案债务发生在张小勤、劳位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张小勤并未在劳位忠书写的还款承诺上签字确认，杨碧燕也无证据证明张小勤对于该欠款存在事后追认的事实。其次，杨碧燕并未举证证明该债务已用于张小勤、劳位忠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产生，亦没有证据证明张小勤因此享受了涉案款项带来的利益。综上，张小勤不应对该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碧燕主张张小勤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劳位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3987750元及利息（以3987750元为本金从2014年6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予杨碧燕；二、驳回杨碧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149.06元，由劳位忠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碧燕、劳位忠在柬埔寨共同投资经营，发生投资款返还纠纷并引起本案诉讼。本案部分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国领域外。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属于涉外民商事纠纷。关于案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杨碧燕在中国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根据中国法律确定杨碧燕、劳位忠之间涉外民事关系的性质。劳位忠在二审庭审中确认其与杨碧燕共同前往柬埔寨买地建厂房出租或出售，各自出资65万美元并按50%的比例分配共同经营所得利润。杨碧燕主张其与劳位忠是合伙关系，确认劳位忠所述的上述合作形式、合作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规定，杨碧燕、劳位忠各自出资，共同经营并按照口头约定分配利润。双方当事人就此合作事项没有订立合同。杨碧燕、劳位忠的上述共同经营民事关系依法应认定为个人合伙关系。劳位忠上诉主张其与杨碧燕在柬埔寨设立公司开展土地投资业务，其与杨碧燕之间是公司股东关系，而非合伙关系。当事人根据外国法律规定设立公司从事特定的商事活动是该当事人根据外国法律规定的商事外观要求而进行的逐利活动。杨碧燕、劳位忠均是中国人。该两当事人在中国国内达成共同经营的合意，但并没有就该合意在中国依法设立公司。即使杨碧燕、劳位忠将其间共同经营的合意按照柬埔寨法律外化为在该国设立公司开展购地建房经营活动，其两人之间的上述涉外民事关系，对照法院地法——中国法律的规定，仍然符合中国法律所规定的“个人合伙”特征，而非公司股东关系。双方当事人就其间的共同经营行为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应当尊重中国法律对其间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基于以上分析，杨碧燕、劳位忠之间的涉外民事关系应该定性为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杨碧燕根据劳位忠单方出具的书面承诺要求其双倍返还投资款。该请求属于债权性质的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杨碧燕、劳位忠对案涉承诺书的准据法选择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应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本案的准据法。杨碧燕、劳位忠前往柬埔寨共同经营的合意形成于中国。杨碧燕、劳位忠均是中国人。案涉承诺书以中国汉语为载体，其中所约定的债务客体以人民币计付。杨碧燕作为案涉承诺书的债权人在中国法院起诉要求劳位忠清偿其中所涉债务。虽然与案涉承诺书相关的经营活动部分发生在国外，相关的证明文件也形成于国外，但是，劳位忠是履行案涉还款义务的债务人，其住所在中国领域内。劳位忠未能举证证明其经常居所地在国外。与案涉承诺书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是中国法律。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根据杨碧燕的诉讼请求分析，本案是债权纠纷，不是不动产物权纠纷，也不是围绕外国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所产生的纠纷，劳位忠上诉请求适用外国法律审理本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劳位忠应否全额退回投资款给杨碧燕的问题，劳位忠在2014年3月28日向杨碧燕出具还款承诺。该承诺书明确规定劳位忠分期归还杨碧燕投资款的期限以及违约责任。根据承诺书的内容分析，其根本义务是劳位忠向杨碧燕履行还款义务。该承诺书既没有提及外国公司的财产清算问题，也没有为劳位忠设定还款的前置条件。劳位忠在本案中提出拒绝退还投资款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若劳位忠认为杨碧燕存在违约行为损害其利益，可另案向杨碧燕主张权利。劳位忠在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粤1971民初16965号案]，要求杨碧燕履行处置土地交易合同的义务。如前所述，本案还款义务的确定无须以杨碧燕履行一定义务为前提。劳位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要以(2019)粤1971民初16965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本院对劳位忠中止本案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判令劳位忠向杨碧燕返还投资款正确，应予维持。关于杨碧燕主张的违约金问题，杨碧燕在本案中请求劳位忠返还双方合伙期间己方的投资款。该款并非借款，不应当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标准来确定资金占用损失。杨碧燕请求劳位忠返还投资款的前提是双方协商解除合伙关系，劳位忠自愿返还杨碧燕对合伙体的投入。虽然劳位忠存在逾期还款的情形，但是，对该违约行为，杨碧燕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失大小。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的履约行为、合伙关系中止的原因等因素，一审法院按照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损失并调整违约金数额恰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碧燕、劳位忠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404元，由上诉人杨碧燕负担38702元，由上诉人劳位忠负担3870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审 判 员 谢达辉审 判 员 梁亦民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庞玮明书 记 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