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26民终14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女，畲族，1991年9月24日出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都匀市，系死者滕超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淑，女，汉族，1954年7月9日出生，四川省平山县人，住四川省平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滕某1，男，汉族，2015年5月13日出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都匀市，系死者滕超之长子。法定代理人：唐某，女，畲族，1991年9月24日出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址同上，系滕某1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滕某2，男，汉族，2017年1月2日出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址同上，系死者滕超之次子。法定代理人：唐某，女，畲族，1991年9月24日出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址同上，系滕某2的母亲。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谢传芳、伍海童，贵州行者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正辉，男，汉族，1974年6月17日出生，湖南省新化县人，住湖南省新化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宁，男，汉族，1976年1月29日出生，湖南省新化县人，住湖南省新化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成军，男，侗族，1986年4月10日出生，贵州省三穗县人，住三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武，男，侗族，1992年5月9日出生，贵州省三穗县人，住三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蒸湘区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芙蓉路29号1栋103、201、207室。负责人：成峥，支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穗县支公司，住所地三穗县八弓镇西北环线（盛世家园）5号楼1、2层5-4号门面。负责人：卢锡羿，支公司经理。上诉人唐某、刘永淑、腾健、腾康因与被上诉人曹正辉、罗宁、杨武、杨成军、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蒸湘区支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穗县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578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唐某、刘永淑、腾健、腾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5787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裁定依据与事实不符，“予以驳回”毫无道理。（一）本案中适用先刑后民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关于先刑后民的法律法规有以下几个；《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1998）7号司法解释等，但在这些法律法规中所涉及的均为经济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的才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但本案不属于涉及经济犯罪，故，一审法院以本案部分被告涉及刑事案件先刑后民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二）本案不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1、实行“先刑后民”的实质条件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即“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法院在确定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时，应严格适用其条件，即只有在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前提下，才能采取“先刑后民”的做法，否则，会阻断当事人民事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正当渠道，阻碍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2、一审法院可以依据《事故认定书》对本案进行审理，而不需要等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果才进行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依法审查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审判指导性意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如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无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理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当成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事故认定书己经作出，故，一审法院完全可以依据《事故认定书》对本案进行审理，而不需要等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果才进行审理。（三）如本案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影响原、被告的合法权益。第一、如“先刑后民”，可能涉及当事人得不到及时赔偿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未采取强制措施的，如是人民检察院直接侦查的案件有侦查期限的规定，但对于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则没有侦查期限的规定。交通肇事案件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大多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何时侦查终结决定了刑事案件结案时间，这个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着受害人或者其他当事人该何时提起民事诉讼的问题。且如刑事案件判决后，罪犯被判刑，罪犯及其家属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主动性、积极性大大减少，在今后民事审理中调解或民事判决后执行上都存在一定难度，不利于社会稳定。第二、也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如交通肇事案件的刑事审判超过两年，上诉人待刑事结案后再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如果当事人在侦查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人民法院以先刑后民原则不予受理，是否为诉讼时效中断等都有争议。（四）本案可借鉴案例，先民后刑，让受害人家属及时得到赔偿，能够保障基本生活。2009年扬州的“先民后刑”案例（被评为“全国百优法律援助精品案例”）可以借鉴。2009年10月8日，扬子江路发生一起车祸，俞先生驾二轮摩托车，后搭载13岁的儿子，与一辆小车相撞。俞先生当场身亡，儿子重伤，肇事司机逃逸。经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在肇事司机未归案，刑事部分未定案的情况下，扬州中院以“先民后刑”定赔偿，终审判决赔偿55万元，让伤者得到了及时救治，保住了生命。就本案中上诉人滕某1、腾康系未成年人，上诉人刘永淑系老年人，如不能得到赔偿，3上诉人将无法生存。应当考虑现实问题先进行民事部分审理。（五）如先刑后民，不利于及时有效地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事案件从立案到结案，一般要经过侦查、起诉、审理几个阶段，历时较久。也就是说，如果死者的家属在很短的时期内（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前）未能与肇事方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就必须经历漫长的等待。而在本案中，交通肇事案件的民事赔偿部分，因肇事车辆己投保了交强险及部分商业三者险，车主实际应支付的赔偿款，部分甚至全部都能从保险公司得到赔偿，但其取得理赔的主要依据必须是法院出具的判决书或调解书，而死亡事故的赔偿标的额又相对较高，由车主或肇事司机足额垫付的难度较大。因而，车主或肇事司机更期盼法院及时处理民事赔偿事宜。再者，死者的亲属刚刚失去亲人，也希望尽快获得经济赔偿，以缓解悲痛之情。如果先刑后民，则民事赔偿期限遥遥。但因肇事司机涉嫌刑事犯罪，受先刑后民原则的限制，法院不能对民事赔偿问题先行作出处理，车方未获取法律文书，无法要求保险公司理赔，而受害方也无法及时得到赔偿，精神痛苦无法及时得到安抚。另一方面，在对肇事司机进行审判时，因其未能及时赔偿受害方的损失，悔罪表现较难得到认可。故，如适用先刑后民既不利于受害人家属的生活，也不利于肇事者的量刑。（六）、本案在一审立案以前原告已经向凯里市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已经查封两辆肇事车辆，如果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将可能导致所保全的财产被解封，将直接影响本案的最终执行。二、一审法院办案程序违法。本案是2018年9月28日立案受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而本案在2019年4月12日才作出民事裁定书向原告送达。上诉人认为己经超过法律规定的审限3个月之久，己经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节约诉讼资源。为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请求贵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曹正辉辩称，2018年8月26曰晚上十点多钟，我驾驶湘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湘Ｋ×××××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法定车主均为罗宁）正常行驶在沪昆高速上，当行驶到1660ＫＭ＋300Ｍ处时，该车突然不动了，我采取相应紧急措施想把车辆移至应急车道，但无法起步行走，在这短短的几十秒钟内，我来不及下车摆放警示标志。杨武驾驶的贵Ｈ×××××小客车急速驶来，撞上我驾驶的湘Ｋ×××××号重型仓栅式半挂尾部左端。事故发生后，黔东南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一大队以湘Ｋ×××××号车反光标志老化，车尾无发光板及车辆停驶在行车道内作为要我承担主要责任的理由。但湘Ｋ×××××号半挂车需每年年审，如车尾无发光板和反光标志老化，是如何年审合格的？况且，我只是一个打工人员，法定车主是罗宁，我无权改变车辆的任何部位。其次，我驾驶的湘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是由于机械故障无法起步，而停在行车道上的，这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并且，在事故发生地道路略带上坡，没有弯道，视线良好，是由于贵Ｈ×××××小车驾驶员杨武超速行驶，车况车技才开了四十多分钟不熟练，杨武看到前面有台打双闪的货车，他说不敢踩刹车，把油门当刹车，小车当铲车开。采取措施不当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试想：连这么大的货车都看不到，如果是其他障碍物不是更加看不到了吗？如石头或动物。难道事故主要责任由石头或动物来承担吗？因此，这次事故的责任划分明显不公。本人只是罗宁聘请的驾驶人员，工作职务行为，根据《债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动的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本案的经济损失应由罗宁和其他相应的侵害主体承担。作为贵Ｈ×××××牌号小型客车的法定车主，坐在该肇事车上，把车转借他人驾驶没有管理和监督驾驶人，超速行驶，导致这次事故的发生。在本次发生事故后，对方没有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措施，致使肇事车辆湘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湘Ｋ×××××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没有被依法扣押，导致相应的损失无法即时赔偿到位。应由对方和罗宁承担责任。唐某、刘永淑、腾健、腾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一、被告四承担因滕超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964889.67元。2、判令被告二、被告五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三、被告六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该起交通事故造成滕超死亡的严重后果，本案被告曹正辉涉嫌交通肇事罪，凯里市公安局已于2018年10月15日对该案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侦查过程中，而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直接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和处理结果。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也宜由公安机关先行处理。本案原告可待刑事案件起诉后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案不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裁定：驳回唐某、刘永淑、滕某1、滕某2的起诉。本院查明：2018年8月26日22时30分，杨武驾驶贵Ｈ×××××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沪昆高速公路1160ＫＭ＋300Ｍ处时，该车右前段碰撞由曹正辉驾驶的湘Ｋ×××××重型半挂牵引车及牵引的湘Ｋ×××××号重型仓栅式车的尾部，造成贵Ｈ×××××号乘车人滕超当场死亡。2018年9月黔东南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一大队下发《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曹正辉承担主要责任，杨武承担次要责任，滕超无责任。罗宁是湘Ｋ×××××重型半挂牵引车及牵引的湘Ｋ×××××号重型仓栅式车所有人，杨成军是贵Ｈ×××××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蒸湘区支公司为湘Ｋ×××××重型半挂牵引车的交强险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穗县支公司为贵Ｈ×××××号小型普通客车的交强险、商业险保险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本案是否需要等待刑事案件处理结果？经审理认为，本案一审原告是交通事故受害者近亲属，即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起诉的被告是侵权人、车辆所有人、承保交强险、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具体明确；一审原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本案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因此，原告的起诉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裁定以本案应“先行后民”为由驳回起诉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唐某、刘永淑、腾健、腾康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578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冉定飞审判员  郑厚祥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杨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