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42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远发，男，汉族，1968年8月29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苏勇，男，汉族，1972年6月6日出生，浙江省青田县人，住浙江省青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发建，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品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587279652N,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海鸿楼1层1号。法定代表人：周宇，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宇，男，汉族，1986年9月1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建安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2073893997J。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都司路中天商务港10层6号（市府社区）。负责人：龙明虎，总经理。上诉人李远发因与被上诉人陈苏勇、遵义市品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品源商贸公司）、广东建安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建安消防贵州公司）、周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3民初2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远发上诉请求：1、撤销汇川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3民初248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本案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之规定认定上诉人为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不符，一审中陈苏勇提供的《销售清单》、《送货单》的客户名称主要是“周总”，两张客户名称为韩军的单据庭审中陈苏勇认为韩军是自己的客户己支付了货款放弃了对韩军的诉求。结合陈苏勇的陈述上诉人的签字是签在单据中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在没有该栏时上诉人的签名签在单据空白处，上诉人认为在《销售清单》《送货单》上的签名就像在借条上的签名一样，客户名称栏签名与借款人签名一样是合同的相对方地位的体现应签在与自己地位一致的位置，这才是符合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在被上诉人撤回了有“王义”、“张国友”签名的单据则表明代表“周总”收货的人不止上诉人一人。而上诉人作为一个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的打工者，被上诉人与谁进行买卖合同交易上诉人确实不知情，上诉人只是几个经手人之一，不应当承担买受人的责任。另外，确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不是交易方，被上诉人就同一事由在2016年对周宇提起买卖合同之诉，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表明该诉求与上诉人无关。其次，为了查明此案，上诉人申请将长沙路航天风华苑的产权人遵义四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加为本案被告。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用于长沙路航天风华苑项目，该公司作为消防器材的使用人项目受益人，也是长沙路航天风华苑消防合同的相对方，通过追加被告可以明确责任主体，而不是要一个打工者来承担举证责任。最后，被上诉人提供的《销售清单》、《送货单》是2014年左右的交易清单，被上诉人在此前也未向上诉人主张债权。依照法律关于诉讼时效规定，本案己经经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已丧失胜诉权，上诉人主张陈苏勇的请求本案已过诉讼时效，陈苏勇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三、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撤销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陈苏勇口头辩称，1、该销售清单和送货单均是上诉人提供，因此，上诉人不知情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销售清单和送货单上签字，符合交易习惯和交易方式；2、被上诉人一直在主张权利，只是因上诉人提供的信息导致被上诉人产生了不适当的诉讼，也增加额外的费用，并未超过诉讼时效。3、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是为案外人打工，本案与项目受益人无关，因为工程都是层层分包，基本不存在与项目受益人有关，因此不应追加当事人。陈苏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李远发、品源商贸公司、周宇、建安消防贵州公司立即支付货款240571元；2.本案诉讼费由李远发、品源商贸公司、周宇、建安消防贵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品源商贸公司登记成立于2011年12月30日，经营范围包括批零兼营预包装食品（瓶装酒、饮料）、日用百货、服装服饰、化妆品、摄影器材、办公用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机电设备及配件等。周宇系该公司唯一的登记股东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建安消防贵州公司登记成立于2013年7月26日，经营范围包括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消防设施的维修保养；水电、空调、招牌灯箱的技术服务等。李远发在13张以陈苏勇为供货单位名义出具的《送货单》（2014年、2015年）“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或空白处签名予以确认。《送货单》载明的具体供货时间及金额情况包括2014年：7月24日100017元、7月24日13950元、7月29日12256元、7月29日1365元、8月2日4270元、8月13日3200元、8月13日2210元、8月13日2072.5元、8月14日344元、8月15日8400元、8月16日173元、8月25日12920元；2015年：1月14日2700元。李远发在11张以陈苏勇为供货单位名义出具的《销货清单》（2014年、2015年）“制单处”或空白处签名予以确认。《销货清单》载明的具体供货时间及金额情况包括2014年：9月4日450元、9月6日4461.8元、9月12日28277.5元、9月14日3148元、11月24日202元、12月26日8715元、12月26日1902元、12月26日24874元；2015年：1月3日500元、1月4日3694元、1月8日1795元。另外，2014年6月4日，“张国友”以供货单位名义向“韩军”出具《销货清单》1张，金额合计251元。李远发在空白处签名予以确认。2014年6月24日，陈苏勇以供货单位名义向“韩军”出具《销货清单》1张，金额合计65元。李远发、“张国友”在清单空白处处签名予以确认。2014年8月10日，陈苏勇以供货单位名义向“周总”出具《送货单》1张，金额合计10370元。李远发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予以确认，“王义”在空白处签名予以确认。2014年10月13日，陈苏勇以供货单位名义向“周总”出具《销货清单》1张，金额合计360元。李远发、“张国友”在空白处签名予以确认。2014年11月21日，陈苏勇以供货单位名义向“周总”出具《销货清单》1张，金额合计644元。李远发、“张国友”在清单空白处签名予以确认。经一审法院询问，陈苏勇表示对于购货单位为“韩军”或有“王义”、“张国友”签名的《销货清单》、《送货单》均不在本案中主张，自愿放弃在本案中对该部分款项的主张。2016年8月9日，陈苏勇以买卖合同为由将李远发、周宇起诉至法院。2016年9月14日，根据陈苏勇的撤诉申请以（2016）黔0303民初40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陈苏勇撤回起诉。在诉讼过程中，品源商贸公司、周宇认可李远发曾为其工作一段时间。李远发表示其于2014年11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获得工资3650元，于2015年1月13日获得工资2650元，后于2015年1月或2月离开品源商贸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经询问，李远发表示系代表建安消防贵州公司在前述《销货清单》、《送货单》中签名予以确认。在诉讼过程中，陈苏勇表示《销货清单》、《送货单》中的“周总”系根据李远发的陈述而由陈苏勇一方书写，而周宇否认委托或直接要求陈苏勇供货。一审法院认为，陈苏勇主张基于14张《销货清单》、15张《送货单》产生买卖合同关系而要求李远发、品源商贸公司、周宇、建安消防贵州公司承担责任。对此，前述29张单据载明的金额合计253586.8元，陈苏勇仅主张金额为253586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准许。在诉讼过程中，陈苏勇表示扣除退货部分的货款，尚欠款项240571元。即陈苏勇认可前述单据中有13015.8元（253586.8元-240571元）属于已退货部分的货款。另外，陈苏勇表示本案中放弃对《销货清单》、《送货单》中购货单位为“韩军”或有“王义”或“张国友”签名的货款主张，其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准许。该部分货款金额合计11690元（251元+65元+10370元+360元+644元）。本案中，陈苏勇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放弃主张的部分包括有已退货部分，故视为该放弃部分并不包括已退货部分。因此，本案中，陈苏勇实际主张的尚欠货款金额为228881元（240571元-11690元）。关于买卖合同关系。李远发对于在《销货清单》、《送货单》上签名并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关于陈苏勇与李远发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远发辩称其仅仅是签收人，并非买方，其系代表建安消防贵州公司签收前述货物。对此，李远发签收的货物金额较大，一般情况作为签收人应明知自己是否有权签收货物，是否有人授权签收货物以及实际的买方。而本案中，李远发并不能证明谁让其签收货物，其称不清楚买方也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李远发又认为系代表建安消防贵州公司，却又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抗辩。因此，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根据陈苏勇的主张，并结合李远发签字确认的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之规定，陈苏勇与李远发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尚欠货款。李远发签收货物，就应依法支付相应的货款。而李远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货款的情况，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李远发依法应向陈苏勇支付尚欠的货款228881元。如果李远发认为陈苏勇存在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犯罪，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相关规定，向有权机关报案处理。关于周宇、品源商贸公司、建安消防贵州公司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虽然李远发曾为周宇、品源商贸公司工作过，也获得一定的报酬，但周宇及品源商贸公司并不认可李远发代表其签收本案争议货物，而陈苏勇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李远发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或职务行为。另外，虽然《销货清单》、《送货单》客户名称处载明有“周总”字样，但此“周总”是否为周宇并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再有，在诉讼过程中，李远发又表示系代表建安消防贵州公司签收货物，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陈苏勇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周宇、品源商贸公司、建安消防贵州公司应承担责任。故陈苏勇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周宇、品源商贸公司、建安消防贵州公司不应对本案承担责任。建安消防贵州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依法缺席裁决。综上所述，对于陈苏勇其他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到庭李远发、品源商贸公司、周宇其他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远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苏勇货款228881元；二、驳回原告陈苏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公告费400元，合计5300元，由原告陈苏勇负担1300元，被告李远发负担4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李远发与被上诉人陈苏勇是否具有买卖合同关系。陈苏勇为证明与上诉人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上诉人签字的《销货清单》、《送货单》，上诉人认可《销货清单》、《送货单》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仅以自己只是经办人，且有的签名并非签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其不是买受人提起上诉，但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除自己之外谁是买受人，受谁委托签字，相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其将出售的货物交与上诉人，多笔交易均是与上诉人进行的，上诉人又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其系受他人委托代收货物的情况下，认为上诉人即为买卖合同相对人符合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亦陈述其他收货人系受上诉人委托收货，就此部分，被上诉人已放弃权利，上诉人不能以此推断其也是其中一名经办人。对于涉案工程的产权单位是谁与本案买卖合同无直接联系，该产权单位不是本案需要追加的当事人。此外，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其系代表广东建安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被上诉人陈述所写收货人“周总”系按上诉人要求所写，在被上诉人起诉前一案中，被上诉人亦将上诉人列为当事人一并起诉，并未认为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因此，上诉人在不能举证证明系受他人安排接受货物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曾在2016年8月9日以上诉人及周宇为被告就本案的买卖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后撤诉，现被上诉人再次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李远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李远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滔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艳丽书记员 饶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