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云2503行初8号 原告黄金文，男，1955年2月22日生，壮族，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 委托代理人黄新贵，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韦高东，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强制隔离戒毒所。所在地址：个旧市大屯镇团结村委会团山村。 法定代表人黄学平，职务：所长。 出庭负责人李建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杨斌，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司法局。所在地址：蒙自市护国路2号。 法定代表人徐耀坤，职务：局长。 出庭负责人杨洪，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精阳，云南湖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黄金文不服被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强制隔离戒毒所作出的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关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的调查结论告知书》以及被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司法局作出的红司复核〔2018〕1号《复核决定书》一案，于2019年1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后，于2019年1月30日、31日向被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强制隔离戒毒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司法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向本院申请进行调解。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金文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新贵、韦高东，被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州强戒所）的出庭负责人李建昆、委托代理人杨斌，被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司法局（以下简称州司法局）的出庭负责人杨洪、委托代理人刘精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之子黄某在被告州强戒所强制戒毒期间自缢死亡，被告州强戒所向原告作出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关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的调查结论告知书》，告知：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死亡原因属于自缢死亡。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该结论告知书不服向被告州司法局申请复核。被告州司法局作出红司复核〔2018〕1号《复核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州强戒所2018年9月6日所作的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调查结论告知书。 原告黄金文诉称，被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于2018年9月3日即出所前一天自缢死亡于戒毒所宿舍内，2018年9月6日，被告强制隔离戒毒所作出调查结论告知书确认死者系自缢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戒毒所作出的告知书无理由推卸其责任，向被告州司法局申请复核。2018年9月13日，州司法局作出红司复核[2018]第1号复核决定书，维持被告强制戒毒所的调查结论告知书。原告认为，造成黄某自缢死亡严重后果的原因，完全在于戒毒所工作人员对黄某给予特殊照顾，疏于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是管教人员未能及时发现黄某有自缢轻生的思想动态，麻痹大意，自认为黄某即将出所没有危险性，授意或过失使其脱离集体留置宿舍内脱离监管；另一方面是黄某在脱离集体留置宿舍脱离监管的时间内，所内工作人员未能严格按照戒毒所的各种规章制度履行监管职责，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其自缢，且自缢后也未能通过巡查或戒毒所内的监控设备及时发现并施救，以致造成黄某所内直接死亡的严重后果。因强制隔离戒毒所履职违法，对黄某的死亡具有监管失职的严重过错，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和国务院《戒毒条例》第五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属非正常死亡，且戒毒所对黄某的教育和监管上存在严重过错，应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原告作为死者黄某的父亲，依法享有国家赔偿的权利。故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确认被告授意黄某自处且并未安排值班人员值班及工作人员脱岗致使黄某死亡的行政行为违法；撤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司法局红司复核[2018]1号复核决定书；撤销红河州强制隔离戒毒所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调查结论告知书第一项调查；按照云南省2018年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员可支配收入33448元乘以20倍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669760元。 原告黄金文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 欲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2、原告及黄某的户口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 欲证明：原告系黄某的父亲。 3、死亡证明。 欲证明：黄某母亲祝荣已死亡。 4、州强戒所调查结论告知书。 欲证明：州强戒所认定黄某系自缢死亡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5、州司法局复核决定书。 欲证明：州司法局维持州强戒所的调查结论。 被告州强戒所辩称。 一、被告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实施的管理行为合法。 原告之子黄某因吸食毒品海洛因于2000年在云南省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回家后又继续复吸毒品，于2016年12月31日被文山州广南县公安局八宝派出所送红河州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代为执行行政拘留十四日，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4日止；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两年，自2017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14日止。黄某入所查验尿吗啡检测阳性，HIV初筛检测为阳性，××抗体初筛为阳性，入所诊断为：1、毒品依赖戒断综合症；2、HIV初筛阳性。2018年8月1日被告诊断评估办公室召开诊断评估会议对黄某进行诊断评估，根据诊断评估结果，被告向文山州广南县公安局提出于2018年9月4日提前解除黄某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文山州广南县公安局同意于2018年9月4日提前解除黄某强制隔离戒毒。黄某生前床位定置于被告第三强戒大队五××××号床。 事发当天即2018年9月3日上午，黄某照常由警察带领到习艺车间参加习艺劳动，后于11:30时许返回第三强戒大队戒治生活区，第三强戒大队考虑黄某处于回归期管理，将于9月4日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一日；黄某担任小组长以来，工作负责，表现较好，不是重点管理人员的实际情况，出于人性化管理要求，没有让黄某参加下午的习艺劳动，而让其留在戒治生活区休息整理、收拾个人物品，准备第二天出所。 被告对黄某实施的上述管理行为符合《云南省戒毒管理局“三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属于合法的管理行为。被告对黄某的管理行为与黄某的自缢死亡没有因果关系，黄某自缢死亡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 二、被告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作出的自缢死亡调查结论告知书（红司强戒告〔2018〕第11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2018年9月3日15:24许，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在被告第三强戒大队五××××二组用自己的保暖长裤自缢，被告管理人员发现后及时组织抢救，并送往蒙自市人民医院急救。经蒙自市人民医院确认，并出具了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事发后，被告按规定通知黄某的近亲属，报告个旧市公安局和上级机关红河州司法局，同时通报对黄某进行强制隔离戒毒的原决定机关文山州广南县公安局。经个旧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和红河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刑侦技术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行现场勘查、尸表检验、收集证人证言、调取监控录像查看等工作，确定黄某的死因是自缢，非刑事案件。 依据个旧市公安局的调查结论、蒙自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及《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禁毒办通[2015]80号），被告2018年9月6日作出如下调查结论：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死亡原因属于自缢死亡，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根据《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黄某近亲属如家庭确实困难，符合相关救助条件的，近亲属可以按照规定向民政部门申请救助；三、根据《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黄某的近亲属如对本调查结论有异议，可在接到本调查结论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红河州司法局申请复核。2018年9月6日10时26分被告将调查结论告知书送达黄某的近亲属黄福娟签收。 综上，被告认为作出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的调查结论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依法判决驳回其无理诉讼请求，维持被告作出的“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关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的调查结论告知书》。 被告州强戒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欲证明：州强戒所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9.03”事件所内调查资料一套、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检测报告单、送达回执、关于火化死亡戒毒人员黄某尸体的告知书、延长尸体火化申请书及告知书、关于要求对强制隔离戒毒非正常死亡人员黄某进行尸体解剖确定死亡原因的申请书及答复、关于对死亡戒毒人员黄某尸体进行火化处理的请示及批复、关于对死亡戒毒人员黄某尸体进行火化处理的告知书、遗体火化委托书、关于对死亡戒毒人员黄某骨灰领回的告知书、黄某相关物品移交清单、财政授权支付凭证、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云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各一份。 欲证明：州强戒所依法依规处理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事宜；作出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的调查结论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第三组：《戒毒条例》第4章，第25条、第27条、第30条、第33条、《云南省戒毒管理局“三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云司戒毒管【2016】2号）、《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禁毒办通【2015】80号）第4条及第3章、第4章、第5章第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5条第2项。 欲证明：作出调查结论告知书的法律依据。 被告州司法局辩称。 一、被告作出州司法局红司复核〔2018〕1号复核决定书符合法律程序。 原告因对州强戒所的自缢死亡调查结论告知书（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不服，于2018年9月6日向被告提交《复核申请书》，被告接到复核申请书后，组成调查复核组进行复核，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州司法局红司复核〔2018〕1号复核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及州强戒所。被告作出州司法局红司复核〔2018〕1号复核决定书的程序完全符合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民政部联合制定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死亡处理规定》。 二、被告作出维持《红河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关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的调查结论告知书》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的复核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受理原告的复核申请后，组成调查复核组到文山州××南县八宝镇听取原告委托代理人的意见，调取个旧市公安局制作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现场勘验笔录》，以及张立、金寅、黄金文等人的询问笔录，调取2018年9月3日与事故相关的全部监控录像，包括个旧市公安局大屯派出所提供的就黄某死亡一案的出警视频、答复家属视频以及对黄金文和黄福娟的询问视频，实地到州强戒所查看现场情况和值班人员配置、干警值班位置以及视频巡查位置等情况，调取州强戒所提供的所内全部调查资料，包括蒙自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查阅了司法部、云南省戒毒管理局和州强戒所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有关管理规定及工作制度。经审核，确认如下事实：2018年9月3日15时24分许，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在州强戒所第三大队五楼二室用自己的黑色线裤自缢，州强戒所的内管值班人员发现后及时实施抢救，并送往蒙自市人民医院急救，蒙自市人民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原因自缢，死亡地点院外死亡。经个旧市公安局现场勘验及进行法医学尸体检验确认；黄某死因为缢死。同时查明，黄某系提前解除强制戒毒人员，不属重点人员。当天，州强戒所辅警张立及胡耀在岗在位。 据此，被告认为，州强戒所作出黄某自缢死亡的调查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州强戒所开展正常值班和巡查工作，在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过程中没有过错。根据《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维持州强戒所2018年9月6日所作的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调查结论告知书的复核决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三、州强戒所对黄某的管理属于合法管理行为，该管理行为与黄某的自缢死亡没有因果关系，黄某自缢死亡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 经查，2018年9月3日上午，戒毒人员黄某照常由警察带领到习艺车间参加习艺劳动，后于11:30时许返回第三强戒大队戒治生活区，第三强戒大队考虑黄某处于回归期管理，将于9月4日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且担任小组长以来，工作负责，表现较好，已不是重点人员的实际情况，出于人性化管理要求，没有让黄某参加下午的习艺劳动，而是让黄某留在戒治生活区整理、收拾个人物品，准备第二天出所。 州强戒所对黄某的上述管理行为符合云南省戒毒管理局“三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属于合法的管理行为。红河州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管理行为与黄某自缢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的规定，黄某自缢死亡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 综上，被告认为，被告作出的维持《红河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关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的调查结论告知书》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的复核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持被告作出的复核决定书。 被告州司法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欲证明：州司法局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9.03”事故所内调查资料一套、个旧市公安局制作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一份、《现场勘验笔录》一份、张立、金寅、黄金文、黄福娟的询问笔录、2018年9月3日与事故相关的监控录像，包括个旧市公安局大屯派出所提供的就黄某死亡一案的出警视频、答复家属视频以及对黄金文和黄福娟的询问视频。 欲证明：通过充分调查及对第三人的调查等，州司法局作出维持州强戒所2018年9月6日作出的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州强戒所关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的调查结论告知书的复核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第三组：《戒毒条例》、《云南省戒毒管理局“三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死亡处理规定》、《国家赔偿法》。 欲证明：作出复核决定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州强戒所提供的证据中的谈话记录有异议，认为被告在与黄某谈话过程中没有发现黄某有自杀自残的倾向及心理，存在过失；评估诊断报告的相关资料不客观、不完整，诊断评估流于形式，未能诊断出黄某心理存在问题，不合法；调查结论告知书有异议，并不是自缢死亡就不存在责任，自缢有内因和外因；法律规定不是本案证据，只是本案依据；对其余证据无异议。被告州司法局对被告州强戒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州司法局提供的第一、三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中的“9.03”事故所内调查资料与被告州强戒所提供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二组中的询问笔录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张立是被告州强戒所的工作人员，事发时没有在五楼，有脱岗情况；第二组中的其余证据无异议。被告州强戒所对被告州司法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州强戒所、州司法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红司复核[2018]1号复核决定书及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调查结论告知书系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其合法性在“本院认为”部分作出评判。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二被告无异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黄某的父亲；黄某的母亲祝荣已去世；黄某未婚，未生育子女。黄某因吸食毒品于2016年12月31日被文山州广南县公安局八宝派出所送被告州强戒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戒毒期限两年，自2017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14日止。期间，黄某因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无违规违纪、表现良好等，在行为表现量化考核时多次获得不同分值的奖励，并担任管理小组长；黄某拨打的亲情电话都是其父亲即原告，其没有收到、寄出过任何信件，也没有家属和其他人员探访过黄某。被告州强戒所根据对黄某的诊断评估结果，于2018年8月29日向广南县公安局提出提前解除黄某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广南县公安局同意于2018年9月4日提前解除黄某强制隔离戒毒。2018年9月3日下午，黄某在寝室内自缢，经送往蒙自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州强戒所分别向红河州人民检察院、红河州司法局进行报告。个旧市公安局经检验作出《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分析意见为黄某死因为缢死。被告州强戒所于2018年9月6日作出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关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自缢死亡的调查结论告知书》，告知黄某家属：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黄某死亡原因属于自缢死亡。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根据《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黄某近亲属如家庭确实困难、符合相关求助条件的，近亲属可以按照规定向民政部门申请救助。三、根据《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黄某的近亲属如对本调查结论有异议，可在接到本调查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司法局申请复核。原告对该调查结论告知书不服，于2018年9月6日向被告州司法局申请复核。被告州司法局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红司复核〔2018〕1号《复核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州强戒所2018年9月6日所作的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调查结论告知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被决定予以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送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设置、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由国务院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二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一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优良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期满前，经诊断评估，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一年。”《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有严重扰乱所内秩序、私藏或者吸食、注射毒品、预谋或者实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自残等行为以及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其实行单独管理。”本案中，黄某在州强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期间，表现一直正常，未出现预谋或者实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自残等行为，不属于应当实行单独管理的人员。被告州强戒所对黄某的管理、教育、治疗等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故，原告认为被告授意黄某自处且未安排值班人员值班、工作人员脱岗致使黄某死亡的主张无证据证实，其要求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及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州司法局红司复核[2018]1号复核决定书及被告州强戒所红司强戒告[2018]第1号调查结论告知书第一项调查的诉讼请求，不能与要求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及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一并作出处理，经征求意见，原告同意放弃该请求，本院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金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金文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敏 人民陪审员  李继承 人民陪审员  白鸽翔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