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5行初228号原告王英，女，197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重庆市江津区。委托代理人何代贵（原告丈夫），男，1968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重庆市江津区。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法定代表人唐良智，市长。委托代理人周忠，该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何周阳，重庆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大西门转盘房地产交易大楼6楼。法定代表人夏昭禄，局长。委托代理人尹燕，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朝阳，重庆津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英不服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起诉来院。本院于2019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以及应诉通知书、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等法律文书。因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因公未能出庭应诉，但函告本院。原告王英的委托代理人何代贵，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周忠、何周阳，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尹燕、刘朝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5日作出渝府地裁〔2019〕68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简称渝府地裁〔2019〕68号《裁决书》），针对原告的行政裁决请求，即：1、重新对原告进行住房安置；2、重新对原告进行人员安置。认为：1、江津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该宗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符合征地实施时补偿安置政策的有关规定。2、《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王达中（原告王英父亲）户2005年（当时原告与其父母为同一户）另选址建房后，其旧房（和爱字第XX号）所占宅基地理应退出。且王达中户已与德感工业园区拆迁办达成协议，同意对该应拆除而未拆除的旧房按临时房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原告认为该旧房产权属原告本人，并要求据此对原告进行住房安置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原告属王达中户申请建新房时的家庭成员，征地实施时，第三人将符合住房安置条件的申请建房时所有家庭成员（含原告父母王达中、吴胜昌及原告王英）一并进行安置符合征地实施时的政策规定。原告提出的第1项裁决申请，即重新对原告进行住房安置不符合征地实施时征地补偿安置政策规定。3、原告属渝府地【2008】625号征地批复人员安置对象，其《人员货币安置协议书》及安置补助费用虽系原告父亲王达中代为签订、领取，但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已为原告办理了人员安置和征地基本养老保险手续，江津区社保局也已为其建立了征地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第三人对原告的人员安置及代为办理养老保险的事实行为至今已逾7年，且代签代领人为原告直系亲属，应当视为第三人已履行人员安置义务。若原告父亲王达中拒绝向原告支付代为领取的安置补助费，原告可依法向司法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原告提出的第2项裁决请求，即重新对其进行人员安置，不符合征地补偿安置政策规定。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等有关规定，裁决：对原告提出的第1、2项裁决请求不予支持。原告王英诉称，1978年原告父亲王达中在原江津区德感和爱乡蔗坝村王家湾组修建有房屋一处（下称“旧房”），并于1991年7月4日取得《乡村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所有权人为王达中，共有权人为吴胜昌。原告1978年出生后一直生活于此。1999年，德感镇草坝村委会组织修建草坝新村，建有20余套房屋，2000年原告父母购买了其中一套房屋（下称“新房”），面积192.73平方米砖混结构，其中原告资助4万元。2004年原告结婚。2005年父母将老房书面协议转让给原告，约定新房取得产权证后再办理过户手续，但后来新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2009年7月16日原告和父母分户为独立的农村家庭户。2010年因征地需要拆迁新屋，德感拆迁办未取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于2010年9月20日与原告父亲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将原告的名字加入拆迁安置对象内，以房屋产权面积货币安置并定向购买住房方式，将原有的两处房屋拆迁，补偿了两套安居房，该协议将已经转让给原告的老房，按临时棚房以4057元赔偿。2011年，原告户口农转非。原告认为，德感拆迁办2010年新房拆迁时，只能与新房所有权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不应将原告纳入该安置协议；原告是老房的实际所有人且独立成户，老房拆迁后，原告应当单独作为住房安置对象进行安置，且无论是住房安置还是人员安置，德感拆迁办均应当找原告协商办理，与王达中签订有关涉及原告权利义务的拆迁安置协议均无效；各级人民法院就原告2017年提出的拆迁安置行政裁定，均是认为原告超过起诉期限，这并不是德感拆迁办对原告拆迁安置正确的证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所作渝府地裁[2019]68号裁决书，重新裁决。原告王英提交证据中因部分同被告举示证据一致未重复举示，原告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1、《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和爱字第XX号，所有权人王达中），拟证明王英、王庆户口虽然和王达中一户，但未享受宅基地建房，同户不同权；2、新房的购买收据4张，拟证明新房系王达中现金购买，非自建，花了近6万元；3、王庆户口变动证明，拟证明王庆2003年8月至2006年7月期间户口不在江津区，2005年不能以其户口申请农村宅基地建房，相关证照上载明申请宅基地4人是错误的；4、《农村宅基地房屋转让协议书》，拟证明2005年王达中和王英达成协议父亲将旧房转让给女儿，王英结婚可以分立户口、申请宅基地上旧房过户合法；5、《江津市房地产登记申请审批表》，拟证明新房申请人签字为王达中夫妻二人，没有将王英作为共权人；6、王英户口页，拟证明王英为独立的农村家庭户，为户主，涉及王英权利义务事项均应由王英签名同意才产生法律效力；7、案外人王达兴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拟证明本案裁决所涉旧房，王达兴居住了三年，王达兴还取得了补偿安置，分了一套房子，违反公平原则；8、王达中、吴胜昌《声明书》，拟证明新房是王英2000年购买，从2001年开始王达中、吴胜昌夫妻和儿子王庆三人一起居住、生活至拆迁，王庆为共权人。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辨称，被告具有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责，作出裁决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内容及适用法律适当、裁决结果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依据：1、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渝府地裁【2019】68号）及EMS回单、裁决申请书和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材料收件单（2份），拟证明被告依法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2、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江津府行协【2018】4号）、行政协调申请书，拟证明江津区政府依法行政协调；3、征地批文（渝府地【2008】625号）、征地公告（江津府布（2008）24号）、补偿安置方案的通告（江津国土房管公【2008】78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江津府地【2008】192号），拟证明本案裁决所涉新房在渝府地【2008】625号征地批文范围内，征地行为合法，原告王英在此次征地中予以了住房安置和人员安置；4、征地批文（渝府地【2014】1680号）、征地公告（江津府布（2015）28号）、补偿安置方案的通告（江津国土房管公【2015】33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江津府地【2015】114号），拟证明本案裁决所涉的旧房在渝府地【2014】1680号征地范围，已进行补偿；5、渝府地【2009】73号征地批文、公安机关的人员农转非的批复，拟证明原告的父母王达中、吴胜昌在该次征地中进行农转非；6、2010年9月30日王达中与征地实施部门对新房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房屋产权面积货币安置并定向购买住房方式）》及附件档案（含《放弃残值承诺书》、《宅基地交地备忘录》、户口页、《建设用地审批许可证》、《重庆市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德感工业园钢铁物流项目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补偿费发放明细表》、《德感工业园钢铁物流项目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补偿发放汇总表》），拟证明原告王英与王达中、吴胜昌作为一户进行了住房安置，以及证明在建新房时提交的审批的材料。7、2010年8月30日王达中、吴胜昌与征地实施部门对旧房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分户明细表》、房屋清理丈量表（2010.4.11；2010.8.31）、《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和爱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津集建1991字第XX号）、《粮油食品园土地流转项目房屋拆迁补偿费发放明细表》、《粮油食品园土地流转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发放汇总表》），拟证明王达中旧房已经作为临时房予以了补偿；8、公安局关于王英户口的查询情况及说明，拟证明王英一直与其父亲王达中户口在一起，王达中、吴胜昌于2009年农转非后才将户口迁出，王英在2011年农转非前均在原户籍上，王英与王达中、吴胜昌应作为一户进行住房安置；9、（2017）渝0116行初37号行政裁定书、（2017）渝05行终270号行政裁定书、（2018）渝行申18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王英与王达中、吴胜昌的住房安置经法院裁判维持；10、《国家建设征收土地“农转城”人员货币安置协议书》、参保证明、安置人员的情况表、安置人员安置补助费剩余部分费用发放表、江津公安函（2011）9号批复，拟证明王英已经进行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述称，同意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未向本院举示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证据1-2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合法；对证据3-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合法，原告对新房没有所有权，不能基于新房享受住房安置，且旧房在渝府地【2014】1680号征地批复范围却于2010年即拆除亦不合法；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合法，不应当将王英纳入该协议进行住房安置；对证据7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协议是胁迫王达中签订的，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从2005年起就是事实上的独立户，且2009年原告户口是独立成户；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人民法院仅是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原告起诉，不能证明原告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已农转非并参保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并未委托王达中签字领取相关款项。被告对原告举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论是村民自建还是购买建好后的农村房屋，村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均只能享受一份宅基地；对证据3认为与本案无关联，认为新房修建时原告与其父母为一户；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原告与王达中民事行为未得到行政机关的认定，不能证明王英据此取得旧房产权；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且没有行政机关的审批意见仅是申请；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7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且认为不具有法律效力亦未在行政裁决程序中提交。第三人对被告举示证据均无异议；对原告举示证据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举示的证据1-10均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3、7、8因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2、4、5、6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8年9月2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以渝府地〔2008〕625号文件批准征收德感街道草坝村草坝经济合作社、蔗坝经济合作社部分集体土地。2008年10月21日，江津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征收土地通告》（江津府布〔2008〕24号）。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3号、55号，渝府发〔2008〕45号，江津府发〔2008〕56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拟订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于2008年10月22日予以公告（江津国土房管公〔2008〕78号）。2008年12月1日，江津区人民政府以江津府地﹝2008﹞192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批准实施该补偿安置方案。原告王英的父亲王达中原在原和爱乡蔗坝村王家塆社有房屋，即“旧房”，办理有1991年《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和爱字第XX号），载明：所有权人王达中，共有权人吴胜昌，土瓦结构1层6间103.5平方米、砖瓦结构1层2间58.6平方米。该“旧房”还办理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津集建（1991）字第XX号）。2005年，王达中户申请在德感街道草坝新村点建设房屋（即“新房”），办理了农村村民建设用地审批许可证（NO.0009256号，发证日期：2005年8月16日）、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证号：渝村建江津20050000958号，审批时间：2005年8月16日）。新房农村村民建设用地审批许可证（NO.0009256号）载明户籍人口4人；其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载明“原房拆除后办理产权手续”、“原房拆除还耕”，但旧房至2010年未拆除。王达中户“新房”位于在渝府地〔2008〕625号征地批复范围内，征地实施单位于2010年9月20日与王达中就新房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对王达中户3名家庭人口（王达中、吴胜昌及原告王英）以“房屋产权面积货币安置并定向购买住房方式”进行住房安置，王达中户选购了安置房2套（各110.7㎡）。涉及有关房屋补偿、搬家补助等费用与所选安置房款相抵后，征地实施单位应支付王达中户的2.9268万元，王达中已签字领取。2010年8月30日，德感工业园拆迁办与王达中、吴胜昌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就“旧房”拆迁补偿达成协议：因王达中、吴胜昌申请建有“新房”，王达中、吴胜昌同意拆除应拆除而未拆除的“旧房”并交出土地；对“旧房”按临时房进行补偿5046.4元、其它构筑物包括堡坎、粪池、围墙、临建等补偿12775.37元，合计17821.77元；王达中自愿将旧房（126.16㎡）交拆迁办拆除还耕等。2014年12月2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以渝府地〔2014〕1680号批复批准征收王达中户“旧房”所在土地。原告王英及其父母王达中、吴胜昌原为一户（户号：000006849），均为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草坝村5组的村民。2009年1月24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以渝府地〔2009〕73号批复批准征收了德感街道草坝村草坝经济合作社、蔗坝经济合作社等村社部分集体土地。王达中、吴胜昌属该批复的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对象。王达中、吴胜昌人员安置后，户籍与王英分离，成城镇居民户（户号：000044497）。王英属渝府地〔2008〕625号征地批复人员安置对象，2011年6月10日，江津区公安局以江津公安函〔2011〕9号批准渝府地〔2008〕625号征地批复涉及人员“农转非”。原告父亲王达中代原告王英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了《人员货币安置协议书》，并代为领取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剩余的安置补助费13468元。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为王英办理了征地养老保险手续。原告王英于2017年2月向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王达中于2010年9月20日与征地实施单位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对原告的拆迁补偿安置行为无效。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行政裁定书》[（2017）渝0116行初37号]，认为原告父母王达中、吴胜昌因征地农转非与原告户口发生变化，并非客观事实上的二户；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在拆迁王达中户新房进行住房安置时，将原告父母王达中、吴胜昌与原告视为一户进行住房安置并无不妥；原告起诉应当受到起诉期限的限制，原告于2012年12月底前就知道了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内容，原告起诉超过法定2年起诉期限，遂裁定驳回原告王英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7）渝05行终27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仍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渝行申18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王英的再审申请。原告王英对征地补偿安置有异议，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协调。经协调不成，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江津府行协【2018】4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告知可依法申请行政裁决。原告遂于2019年1月先后向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制办、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邮寄1份《裁决申请书》，均请求：1、重新对原告王英进行住房安置；2、重新对原告王英进行人员安置。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分别于2019年1月11日、1月25日收到。因原告两次提出的裁决申请事项一致，被告遂合并办理，经审查，于2019年3月5日作出渝府地裁〔2019〕68号《裁决书》，裁决对对原告提出的第1项申请事项“重新对申请人进行住房安置”和第2项申请事项“重新对申请人进行人员安置”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起诉来院。另查明，2005年4月9日，原告王英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王达中、吴胜昌签订《农村宅基地转让协议书》，载明因乙方出资4万元给甲方购买“新房”，故“旧房”转让给乙方；待甲方“新房”的产权证办理完毕后，再协助乙方办理宅基地过户手续等内容。再查明，“新房”至征地拆迁时止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据此，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在原告经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具有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裁决申请进行裁决的法定职权和职责。被告于2019年1月11日收到原告邮寄的第一份行政裁决申请，经审查后于2019年3月5日作出本案被诉渝府地裁〔2019〕68号《裁决书》，并依法邮寄送达原告，程序合法。本案中，“旧房”的房屋产权登记上，王达中为所有权人、吴胜昌为共有权人，原告王英虽提交《农村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但该协议仅是原告家庭内部的民事约定，并不能据此证明原告王英享有在征地实施中，直接以“旧房”所有权人身份补偿安置的权利；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等规定，本案中“旧房”属于王达中户2005年另选址建“新房”后应当退出宅基地予以拆除的房屋，王达中、吴胜昌亦于2010年8月30日与征地实施部门就“旧房”补偿事宜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就旧房拆除、补偿等达成一致意见。此外，原告王英属王达中户申请建“新房”时的家庭成员，征地实施部门对“新房”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时，将王达中户符合住房安置对象的人员，包括王达中、吴胜昌及原告王英一并安置，并与王达中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王英已经得到征地补偿住房安置。故被告裁决对原告提出第1项裁决请求，即重新对其进行住房安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原告王英属于渝府地〔2008〕625号征地批复人员安置对象，其《人员货币安置协议书》及安置补助费用虽系其父亲王达中代为签订、领取，但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已为申请人办理了人员安置和征地基本养老保险手续，江津区社保局也已为其建立了征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原告的人员安置及办理养老保险的事实行为至今超过7年，且代为签订协议代为领取安置补助费为原告直系亲属，应当认定第三人已依法履行对原告进行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的义务。故被告裁决对原告提出第2项裁决请求，即重新对其进行人员安置不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5日作出本案被诉渝府地裁〔2019〕68号《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王英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封 莎人民陪审员 张 燕人民陪审员 谢树珍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俞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