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83民初4800号原告：高良善，男，196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敏、潘虹（实习），浙江大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赛鹿丝绸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桐乡市濮院镇毛衫城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765204929X。法定代表人：姜晓群，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甲骏、王钦，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良善与被告浙江赛鹿丝绸服饰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敏、潘虹，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甲骏、王钦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故于2019年7月22日裁定对被告的财产进行保全。根据本院已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之间讼争的法律关系应为买卖合同纠纷，故原告起诉时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将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民终770号判决书涉及的退货包裹完整退回原告处，双方共同开拆该包裹，并按上述判决确定的比例分配相关货品；若被告不能完整退回包裹、不能共同开拆，则被告应赔偿原告货款2139940.50元；2.被告赔偿原告未按约定履行的18场落地活动损失540000元（18次×30000元/次）；3.被告按照服装代理销售正常折扣返点，赔偿原告合理利润损失1125000元（以7500000元为基数，赔偿15%的合理利润损失，具体金额以司法鉴定为准）；上述暂计3804940.50元。庭审中，原告以其计算错误为由，将第1项诉请变更为：被告将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民终770号判决书涉及的退货包裹完整退回原告处，双方共同开拆该包裹，并按上述判决确定的比例分配相关货品；若被告不能完整退回包裹、不能共同开拆，则被告应赔偿原告货款1445638.5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6日，原、被告签订《代理合同书》1份，约定被告授权原告为湖北省赛鹿品牌省级经销商，由被告向原告提供赛鹿品牌产品。原告分3次向被告支付了代理销售的货款保证金合计3000000元。2017年7月22日，经被告要求，原告作为品牌代理商签署了《货款授信申请》、《货款欠条》，向被告申请货款授信4500000元，以此得到被告承诺给予4500000元价款的赛鹿品牌产品支持。被告向原告提供7500000元货物，承诺给予20场落地活动支持销售，双方形成销售代理的合作关系。2018年7月16日，被告向桐乡市法院起诉要求原告支付货款2413878元。桐乡法院作出（2018）浙0483民初5694号判决，确定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2409818元。原告不服上诉。嘉兴市中级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浙04民终770号判决，撤销桐乡法院（2018）浙0483民初5694号判决，改判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2139940.50元。上述案件审理中，被告自认原告于2018年5月1日的最后一批退货仍在被告处。嘉兴中院判定原告就该部分退货“可自行取回，如要求退货的，可另行主张”。但无论是在下城区还是桐乡市，在被告厂区还是注册地，原告均未发现该批货物。在二审中，原告提出现场调查所退货物现状及货物质量鉴定，但被告自认所退货物确在其处后，嘉兴中院未予准许该申请。按双方口头约定，被告要为原告提供20场落地指导活动，但被告只落实2场。被告所供货物存在诸多质量瑕疵，供货品牌也不符合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发货，导致原告错过销售旺季，损失巨大。双方合同明确为代理销售法律关系，但桐乡法院、嘉兴中院均认定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为此已向浙江省高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通常情况下，品牌商给予代理商销售额15%至30%的折扣返点。被告辩称，1.根据关联案件二审判决，原告丢弃在被告处的货物可以自行取回，被告没有义务配合其开拆包裹，原告也没有必要起诉，即便原告对于是否应当退货有异议，也应先自行取回货物，再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决；2.被告对案涉货物没有保管义务，对其现状不承担责任，并且被告已多次要求原告取回案涉货物，但原告均明确拒绝，故其应就案涉货物现状承担全部后果，而原告在关联案件二审前从未提出过质量问题，可见这是原告为拒付货款编造的理由；3.落地活动并非被告的合同义务，原告既无证据证明被告未按约提供活动支持，也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而无法完成活动系原告自身原因造成；4.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主张的所谓利润损失没有依据，不应支持；5.本案相关事实已经关联案件判决确认，但原告仍恶意提起诉讼，不仅给被告造成巨大损失，也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一、省代经销合同书、代理合同书各1份（均系复印件），证明原、被告自2016年开始就代理事宜达成合作协议，原告代理的仅为赛鹿品牌，不包括被告的其他品牌。二、百格丽大衣订货表格复印件1份，证明2017年5月16日，双方确定的货期为2017年7月15日，数量为11245件。而被告于该日实际只供货3525件，被告通过格式化订货表，在供货货品中掺杂百格丽品牌，与合同约定的赛鹿品牌不一致。三、照片4份、情况说明1份、证明1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份、转账记录2份（均系复印件），证明被告已实际收妥原告所退货物，并未拒收。四、网页截图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拥有赛鹿和百格丽两个品牌。五、网页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各1份（均系复印件），证明被告作为品牌商在网上承诺给予落地支持，并在2016年完成省代经销后，承诺于2017年送20场落地活动。六、（2018）浙0483民初5694号判决书、（2019）浙04民终770号判决书各1份（均系复印件），证明判决确认原告于2018年5月1日已将退货送至被告处，被告延期发货，发货总金额不满7500000元，双方对该批退货享有的比例。被告质证意见：证据一，省代经销合同书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其中约定的合同有效期在本案货物买卖发生之前，与本案无关；对代理合同书无异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原告在关联案件二审前也从未对品牌及法律关系提出过异议。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未发错货。证据三，情况说明没有物流公司盖章，相关经办人也没有到庭接受质询，证明中没有经办人签字，且物流公司不会清点衣服数量，转账记录没有原件，金额与涉案物流费用不一致，故对前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有异议；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已很久未使用；被告确实拥有两个品牌，但本案只涉及一个品牌。证据五，对网页截图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被告无关，且被告网页中从无类似承诺；聊天记录部分真实，被告已说明20场落地活动是赠送，原告已默认。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是否延期发货与原告诉请无关，此前原告从未提出该问题，更未主张被告的相关责任；订单约定的日期是指被告陆续发货的时间，而非最终送达时间，原告补充订货的时间晚，不属于7月15日的货物；发货总金额也是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共同确认的，关联案件二审确认该货物系原告擅自退回。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中，省代经销合同书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要求，且被告亦予否认，本院不予确认；代理合同书虽系复印件，但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被告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证据五中，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均予确认；其余证据，被告所提异议成立，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四，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六，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2017年5月1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代理合同书》1份，其中约定：被告授权原告为湖北省赛鹿品牌省级经销商，原告在上货前回款3000000元，被告给予原告4500000元的授信支持及25%的退货率支持；原告可在2017年12月31日前将滞销款全部换货，原告在返货发出前必须先将返货明细表单传真给被告，得到被告确认回传后方可发出返货，未通知被告的返货，被告有权不受理；发货、返货、调换或途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原告承担；本合同有效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同日，双方当事人在《百格丽大衣订货表格》中共同确认货期为2017年7月15日，货物数量为11245件。2017年7月22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货款授信申请》1份，申请货款授信4500000元，授信有效期至2018年3月31日；同时，原告向被告出具《货款欠条》1份，确认其于2017年7月22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向被告购买双面呢，总货款为4500000元，并承诺于2018年3月31日前还清。后原告陆续将被告发送的部分货物退回。2018年5月1日，原告最后一次向被告退货，被告以原告违约退货为由拒绝收取。2018年7月16日，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剩余货款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一致确认：原告向被告预付了货款合计3000000元；原告实际向被告购买双面呢服饰15609件，共计6853254元；截至2018年4月28日，原告向被告退货合计1443436元。本院后依法作出（2018）浙0483民初5694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该判决并上诉至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主张的货款中，除扣减双方均无异议的退货货款外，还应按约定的退货率扣减原告最后一批退货中的部分货款，故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浙04民终770号民事判决：撤销（2018）浙0483民初5694号民事判决；原告支付被告货款2139940.50元，并赔偿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庭审中，原告自认其从未向被告提出过要求取回其于2018年5月1日退至被告处的货物。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原告诉请被告将原告最后一次退货的包裹退回原告处，并要求双方共同拆开包裹进行分配；若被告不能完整退回包裹、不能共同开拆，则应赔偿原告货款1445638.50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无论是在（2018）浙0483民初5694号一审案件中，还是在（2019）浙04民终770号二审案件中，原告就其最后一次退货的货物具体数量、金额以及款式、颜色等情况均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实；第二，（2019）浙04民终770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清楚载明，对于超出退货率以外的货物，系原告“擅自”退至被告处，故原告“可自行取回”；第三，原告在庭审中已明确陈述，其从未向被告提出过要求取回前述相关退货。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被告并无约定或法定义务保管原告违约退回的货物，更无义务与原告共同拆包并将其再退回原告处，原告该项诉请不仅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亦不具有可执行性；同时，正如被告答辩意见所言，在被告并未阻挠原告取回相关退货的情况下，原告不但不按终审判决之意见自行取回前述退货，反而就此起诉被告，这与生效判决明显相悖，确有滥用诉权之嫌。其次，原告以按双方口头约定，被告要为原告提供20场落地指导活动，但被告只落实2场为由主张被告赔偿未履行的18场落地活动损失540000元（18次×30000元/次）。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在（2018）浙0483民初5694号案件中就已辩称被告未按约提供活动推广支持，而本院在该案判决中也已确认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所谓的活动推广事宜系被告的合同义务，也无相关证据证实被告未按约提供活动推广支持。后该案判决虽被二审法院撤销，但撤销的理由并不涉及该论断。本案中，原告并未就该部分主张提出任何相关的新事实、新证据，故本院仍确认相应活动推广事宜并非被告的合同义务，即使双方曾有口头约定，原告也无证据证实活动推广未落实系被告造成，并且原告主张的损失计算方式同样没有任何凭据。再次，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服装代理销售正常折扣返点，赔偿原告合理利润损失1125000元（以7500000元为基数，赔偿15%的合理利润损失，具体金额以司法鉴定为准）。对此，本院认为，就本案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关系问题，一方面，原告在（2018）浙0483民初5694号案件中已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答辩、举证，在本案中却又否认该法律关系，前后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在（2019）浙04民终770号民事判决书中，针对该问题已有详细的分析及结论，故本院不再赘述，且该判决系终审判决，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原告无视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仍以所谓的“代理销售法律关系”提出上述诉请，这既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也更加表明原告存在滥用诉权之嫌。同时，原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要求的损失情况。综上所述，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均缺乏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关于现场勘查、延期举证及开庭的申请，既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也与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所称其无论是在下城、桐乡、被告厂区及注册地均未发现相关退货相互矛盾，故本院均不予准许。被告的相关答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良善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1686元，减半收取1584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843元，由原告高良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亮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金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