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鲁行赔终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薇，女，195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住青岛市重庆南路60号2号楼1单元102户。委托代理人王君，男，194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系上诉人之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6号。法定代表人高健，区长。委托代理人解爱敏，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树清，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薇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南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2行赔初15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受理案件或者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以及《二审行政案件诉讼要素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王薇诉称，2018年8月23日，赔偿义务机关即被告市南区政府作出的《告知书》首次有政府署名，但加盖公章却是假的，没有出现政府公章的国徽图案，系伪造公章。12年前的拆迁原址如今已经成为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大片土地闲置了12年。因此，原告要求原址重建具备了开工的先决条件。被告12年前开发的烂尾楼群至今成了鬼城、12年前的拆迁土地闲置至今、还有人去楼空应拆未拆的危楼，这些都构成了时任区委书记、区长等人于2007年6月28日对云南路片区旧城改造建设项目实施的行政强制拆迁的暴行，而被拆迁人都是无辜的和平居民。自2007年6月28日被告对原告房屋实施行政强制拆迁已经过去了12年，但原告仍没有得到行政强制拆迁安置和赔偿，不过鉴于拆迁原址现状，恢复原状、原址重建是合情合理的。被告既然称2012年1月19日原告向其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就请出示原件；被告既然称2015年8月14日其所作行政赔偿决定的合法性被人民法院确认，也请出示证据。被告如提供不出相应证据，则上述主张都不成立。实际上，至今没有一个法院作出过司法裁判认定被告2015年8月14日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合法。综上，原告的行政赔偿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的赔偿原则，故请求法院判令恢复原状、原址重建。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薇于2018年7月4日以挂号信形式向被告市南区政府邮寄《重新作出行政赔偿申请书》，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3日发布（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王薇诉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及行政复议案”案例为由，要求被告对其行政强制拆迁青岛市市南区枣庄路12号房屋的行为重新作出行政赔偿，同时鉴于原址属于闲置12年的土地，故原告的具体赔偿请求为：恢复原状，原址重建。被告收到原告上述申请书后，经审查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告知书》，告知原告：经查，你和王某、王君于2012年1月19日已向本机关提交过行政赔偿申请书，本机关已于2015年8月14日作出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并向你们进行了送达，该决定书已对你们的各项赔偿请求依法进行了全面处理，因此对于你针对同一行政行为重复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本机关依法不再进行处理。原告不服该告知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另查明，2007年6月28日，被告市南区政府组织人员对青岛市市南区枣庄路12号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原告王薇和案外人王某、王君提起行政诉讼。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鲁行终字第102、103、10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市南区政府对青岛市市南区枣庄路12号内6户涉案的有证及无证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2012年1月19日，原告王薇、案外人王壮、王君基于市南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的事实，共同作为赔偿请求人向该区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市南区政府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案外人王某不服该赔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了王薇、王君为第三人，并于2014年7月23日作出（2014）潍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市南区政府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并责令市南区政府重新对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作出行政处理，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外人王某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1日作出（2015）鲁行终字第4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2015）鲁行终字第47号生效判决，市南区政府于2015年8月14日重新作出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其主要内容为:一、对于枣庄路12号内房产证号为房权证私字第××号的有证房屋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可选择货币补偿和就地、异地房屋安置三种赔偿方式予以赔偿；二、对于枣庄路12号内七间无证房屋，按照其建筑成本进行赔偿，赔偿价款为18410元；三、对于枣庄路12号房屋内的物品，按照（2008）青市南证民字第349号公证书中的《物品清单》的记载内容予以返还；四、对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人身损害的赔偿请求以及其他的财产损害赔偿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赔偿。原告王薇不服市南区政府所作的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于2015年9月7日向青岛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青岛市人民政府于同年9月9日对王薇作出青政复不字〔2015〕25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认为王薇的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决定不予受理，并于2015年9月11日送达王薇。王薇仍不服，于2015年9月25日以青岛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青行初字第18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王薇的诉讼请求。王薇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鲁行终100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原告王薇、案外人王君不服市南区政府所作的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于2015年9月15日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青行初字第153号《行政裁定书》，以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为由，裁定该案按照王薇、王君撤诉处理。二人遂后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2017）鲁行申字第3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又查明，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案外人王壮诉市南区政府于2012年3月20日所作行政赔偿决定一案的二审审理期间，原告王薇于2015年4月26日再次向市南区政府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书，申请赔偿强拆造成的损失。2015年4月29日，市南区政府作出通知书，告知王薇：“你于2015年4月26日向区政府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已收悉。现答复如下：你与王壮、王君于2012年1月19日向区政府提交过国家赔偿申请书，区政府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后王某对该行政赔偿决定书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7月23日作出（2014）潍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区政府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王壮对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不服，已提起上诉，故（2014）潍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尚未生效。综上，司法机关尚未对行政赔偿决定书作出最终决定，你向区政府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待司法机关就相关赔偿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后，区政府将视判决结果，决定是否重新赔偿。”王薇不服，于2015年5月4日向青岛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青岛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5年6月1日作出青政复决字〔2015〕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该通知书。王薇仍不服，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2012年3月20日，市南区政府已就王某、王薇、王君共同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行政赔偿决定。王某对该决定书不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受理，并追加王薇、王君为该案第三人。2015年4月26日，王薇再次向市南区政府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书时，该案尚处于二审审理过程中。在市南区政府于2012年3月20日所作行政赔偿决定效力未定的情况下，王薇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国家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市南区政府所作通知及青岛市人民政府所作复议决定并无不当，遂作出（2015）青行初字第6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驳回王薇的诉讼请求。王薇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行终42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王薇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予以立案，案号为（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王壮针对市南区政府就王壮、王薇、王君共同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追加王薇、王君为第三人。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显然注意到了王薇、王君的合法权益可能会受到即将作出的裁判的影响，将其追加为第三人，也有利于为其提供法律保护。但是，王薇、王君在该案中真正的诉讼地位不应当是第三人，而应当是共同原告，因为王薇、王君与王某共同构成被诉行政赔偿决定的相对人，在行政赔偿法律关系中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该案的诉讼对象只有在所有的共同原告合一时才能得以确定。设置共同诉讼的目的，固然有诉讼经济的考虑，但同时更是基于法的安定。具体而言，不仅是为了回避对同一事件进行再度审理、判决，也是为了防止因再度审理作出与前次判决相矛盾的判决。正因如此，学理上将诉讼对象的合一确定理解为判决既判力的合一确定，即对于任一共同诉讼人作出的判决，其既判力也及于其他的共同诉讼人。就本案来说，当王某针对行政赔偿决定书提起诉讼，该案的既判力也及于王薇，即使王薇在该案中事实上是被追加为第三人，按照既判力扩张之理论，其亦为判决既判力所拘束。王薇就同一事项再次向市南区政府申请行政赔偿并进而提起行政诉讼，即为法所不许。因此，市南区政府通知其“等司法机关就相关赔偿作出终审判决后，区政府将视判决结果，决定是否重新赔偿”，并无不当。对于王薇的重复起诉，最适当的裁判方式应当是驳回起诉，考虑到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已经作出，且其针对的只是一个并无实体处理内容的告知，因而并无提起再审予以纠正的必要。王薇在向该院提出的再审申请中认为，“一审法院撤销市南区政府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后，没有必要由区政府重新作出赔偿决定，应由法院直接作出赔偿判决”。这一观点值得认真考虑。因为行政赔偿之诉在诉讼类型上属于一种给付之诉，与传统的撤销之诉有着本质不同。行政赔偿之诉的目的是解决赔偿与否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撤销一个违法的赔偿决定。在事证清楚且裁判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首先选择对赔偿问题作出具体裁判，而非一概交由赔偿义务机关重新作出赔偿决定。王薇还提出，“市南区政府于2007年6月28日对再审申请人房屋实施行政强制拆迁行为被法院判决违法后，已经过去十年，依然没有得到赔偿”，该院对这一状况亦深表忧虑，虽然并非通过本案所能解决的问题，该院仍吁请赔偿义务机关尽早作出处理。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遂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王薇的再审申请。原审法院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请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市南区政府于2007年6月28日组织人员强制拆除青岛市市南区枣庄路12号内有证及无证房屋的行为，已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2011）鲁行终字第102、103、104号行政判决确认为违法。因该强制拆除的行为给原告王薇、案外人王某、王君造成的损失，被告已于2015年8月14日重新作出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原告等人。该赔偿决定的内容包括：1、对于枣庄路12号内有证房屋提供货币补偿和就地、异地房屋安置三种赔偿方式以供赔偿请求人选择；2、对于枣庄路12号内七间无证房屋，按照其建筑成本赔偿价款为18410元；3、对于枣庄路12号房屋内的物品……；4、对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其他财产损害赔偿请求……不予赔偿。针对该赔偿决定，原告王薇、案外人王君亦于2015年9月15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后因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被本院所作（2015）青行初字第15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按照王薇、王君撤诉处理。二人针对该裁定书提起的再审申请，亦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在此种情况下，原告再次就被告违法强制拆除青岛市市南区枣庄路12号房屋的行为向其重新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恢复原状、原址重建，显然属于不服被告所作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的申诉行为，因此针对该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的《告知书》属于重复处理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庭审中，原告主张其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所作（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行政裁定书》的认定向被告提出的重新赔偿申请，该再审裁定书赋予了其重新申请赔偿的权利。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该再审裁定明确指出：当王壮针对（市南区政府2012年3月20日所作）行政赔偿决定书提起诉讼，该案的既判力也及于王薇，即使王薇在该案中事实上是被追加为第三人，按照既判力扩张之理论，其亦为判决既判力所拘束。同时，早已生效的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行终字第47号《行政判决书》已判决撤销市南区政府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并责令市南区政府重新对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作出行政处理。且根据上述生效判决，市南区政府于2015年8月14日重新作出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就青岛市市南区枣庄路12号内有证房屋、无证房屋及房屋内物品等作出了具体赔偿，原告王薇、王君不服该赔偿决定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亦因故按其撤诉处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由此启动的再审程序，亦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因此，市南区政府于2015年8月14日重新作出的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现已生效，原告再就青岛市市南区枣庄路12号房屋被违法强拆导致的损失申请市南区政府重新赔偿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所作（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行政裁定书》在裁判理由中称“王薇还提出，‘市南区政府于2007年6月28日对再审申请人房屋实施行政强制拆迁行为被法院判决违法后，已经过去十年，依然没有得到赔偿’的问题，本院对这一状况亦深表忧虑，虽然并非通过本案所能解决的问题,本院仍吁请赔偿义务机关尽早作出处理。”应系最高人民法院在启动（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案件时，尚不掌握市南区政府已根据生效行政判决于2015年8月14日重新作出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的这一事实，在此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强制拆迁行为被法院判决违法后，已经过去十年，依然没有得到赔偿”的问题深表忧虑，并吁请赔偿义务机关尽早作出处理。在市南区政府重新作出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且已经生效的情况下，如何履行该行政赔偿决定的赔偿事项，尚需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依法进行。原告不能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裁判理由视为其在有生效赔偿决定的情况下可以再行申请赔偿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所作（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行政裁定书》在裁判理由中还指出：“王薇在提出的再审申请中认为‘一审法院撤销市南区政府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后，没有必要由区政府重新作出赔偿决定，应由法院直接作出赔偿判决’。这一观点值得认真考虑。”据此，原告于本案中认为涉案被强拆房屋在一直闲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市南区政府恢复原状，原址重建。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行政裁定书》同时还指出“行政赔偿之诉的目的是解决赔偿与否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撤销一个违法的赔偿决定，在事证清楚且裁判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首先选择对赔偿问题作出具体裁判，而非一概交由赔偿义务机关重新作出赔偿决定。”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应旨在表明人民法院首先选择对赔偿问题作出具体裁判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事证清楚且裁判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方可，否则还应由赔偿义务机关重新作出赔偿决定。另外，法院如何具体裁判赔偿的标准、方式等内容还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及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即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等。本案中，原告位于青岛市市南区片区旧城改造工程范围之内，因此被告重新作出的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就枣庄路12号内有证房屋提供货币补偿和就地、异地房屋安置三种方式以供选择、该范围内的七间无证房屋按其建筑成本进行货币赔偿、该范围内的房屋内物品按照公证书中的《物品清单》所载予以返还等进行赔偿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在不知道上述行政赔偿决定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其所作（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行政裁定书》亦未指出法院应当在“事证清楚且裁判时机成熟”时直接判令赔偿义务机关恢复原状，原址重建。综上，原告提出的本案赔偿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薇的赔偿请求。王薇不服原审法院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2018)鲁02行赔初1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2、指定由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事实与理由：(2018)鲁02行赔初1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君、王薇不服该赔偿决定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亦因故按其撤诉处理”，说明法庭在此查明撤诉是有缘故的，这就推翻了（2015）青行初字第153号《行政裁定书》的裁定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二）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行政裁定书》时，尚不知道市南区政府已于2015年8月14日重新作出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而事实是早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就知道了上述行政赔偿决定客观存在，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行申778号和779号《行政裁定书》就是针对王薇、王君对市南区政府作出的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不服提起诉讼启动的再审。被上诉人市南区政府提交答辩意见称，上诉人无权提管辖异议，法院依法不应审查。上诉人不依法参加诉讼，又重复提出赔偿申请，属于不当行使诉权。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卷宗移送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起因是2007年6月28日市南区政府对市南区枣庄路12号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该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就该强制拆除行为给上诉人王薇、案外人王某、王君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已于2015年8月14日作出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并依法送达上诉人。王薇与案外人王君不服该赔偿决定，于2015年9月15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因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被（2015）青行初字第15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按照撤诉处理。二人针对该裁定书提起的再审申请，亦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因此，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已经生效，上诉人再次就市南区政府违法强制拆除青岛市市南区枣庄路12号房屋的行为向其重新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属于对该行政行为的申诉，被上诉人就该赔偿申请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的《告知书》属于重复处理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请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告知书》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无不当。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行政裁定书》时是否知道青南政赔决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已作出的问题，本院认为此问题不影响本案的处理。上诉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指定管辖有三种情况：1、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按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2、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3、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争议双方协商不成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本案不存在指定管辖的上述情形，上诉人诉请指定由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传毅审判员  张晓宁审判员  张汉利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隗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