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内0402行初66号原告:刘春，男，1943年3月2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退休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告:刘淑娟，女，1966年12月3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告:刘淑辉，女，1973年11月1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告:刘福荣，女，1975年8月2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赤峰市红山区西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钢铁街中段。法定代表人:贺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光，系该单位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津津，内蒙古奥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赤峰市红山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1号红山区政府5楼。法定代表人:刘金波，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金宝，系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志刚，内蒙古善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宝占，男，1968年12月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华（系刘宝占之妻），女，公民身份号码×××，蒙古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平，内蒙古百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春、刘淑娟、刘淑辉、刘福荣诉被告赤峰市红山区西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城办事处）、赤峰市红山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办）行政合同确认一案，于2019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春、刘淑娟、刘淑辉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被告西城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光、于津津，被告征收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金宝、陶志刚，第三人刘宝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华、田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西城办事处、征收办与第三人刘宝占于2018年6月19日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编号352号）。被告西城办事处、征收办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被诉行政合同签订的征收工作档案。征收工作档案主要有：1、征地工作实施方案20页（证据来源：红山区政府），证明西城办事处为西城片区征收工作实施单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具备主体资格。2、王素霞土地使用证1份，证明土地使用权人为王素霞，登记日期为1991年8月7日，四邻包括刘振权(其中第3组证据已证明刘振权与刘宝占为同一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份，证明公证书中赠与房屋(赤房权字第XXXX号)申请翻建并许可；王素霞房屋所有权证1份，证明公证书中赠与房屋(赤房权字第XXXX号)申请翻建并许可，重新登记并颁发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公证书1份，证明刘春、王素霞将房屋(赤房权字第XXXX号)及土地使用权赠与给刘宝占，刘宝占具备签订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证明1份，证明土地使用权证登记人王素侠与房产证登记人王素霞为同一人；拆迁补偿评估明细表1页，证明案涉房屋及附属物补偿价格；征收补偿协议1页，证明案涉房屋已与刘宝占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另证明征收补偿数额。3、刘宝占土地使用证1份，证明土地使用权人为刘振权，登记日期为1991年8月9日，四邻包括王素霞，土地证备注栏证明刘振权与刘宝占为同一人；证明1页，证明刘振权与刘宝占为同一人（村委会证明）；刘宝占房屋所有权证1份，证明赤房权字第XXXX号登记人为刘宝占；征收补偿协议1页，证明刘宝占本人所有房屋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另证明征收补偿数额。两份土地证能明确体现出王素霞和刘宝占分别为两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的颁发时间均为1991年8月，公证书为2000年4月19日。刘宝占的前院已不具备赠与的基础，而后院王素霞具备赠予基础，从时间逻辑上看该份赠与书所指向的赠与物应为王素霞的土地及房屋，即后院。以此证据证实所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二被告与第三人刘宝占于2018年6月19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编号352号）无效，并确认四原告与第三人刘宝占均为被征收人、共同享有房屋征收补偿款1714686元的财产权利。事实与理由：刘春、王素霞夫妇系赤峰市红山区西城街道办事处大三家村5组(原赤峰市红山区城郊乡大三家村5组)村民。先后育有长女刘淑娟、长子刘宝占、次女刘淑辉、三女刘福荣。刘春、王素霞夫妇在本村拥有房地产。其中2001年登记于王素霞名下的房屋一处，宅基地面积272.20m、建筑面积170.15m、附属房屋建筑面积82.34m、棚厦建筑面积19.71m3、房屋所有权证号为：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2003年3月7日，王素霞病故。2018年，上述房地产被列入棚户区改造征占征收范围。2018年6月19日，刘宝占就前述房屋背着原告，采用移花接木等欺骗手段,与征收办、西城办事处签订了《房屋征占补偿协议》，以实现刘宝占私自侵吞依法应当属于四原告与刘宝占共有的全部征收补偿款之目的,严重损害了四原告合法的财产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之情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受案范围。被告西城办事处辩称，其单位依据《国有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赤红政发(2016)111号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红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西城片区征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及赤红政征告字(2016)43号《征地告知书》，在《红山区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勘测定界图》范围内，其单位作为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主体刘宝占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具备主体资格。其单位与刘宝占签订的352号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案涉房屋土地使用证登记权利人虽为王素霞，在2000年4月19日王素霞与其夫刘春以公证的方式已将案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赠与给儿子刘宝占。2000年5月22日，案涉房屋经规划部门审批翻建，并于2001年3月9日颁发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书。西城街道办事处作为西城片区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的实施单位，依据征收补偿方案与受赠人刘宝占签订的352号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征收办答辩意见同上。另辩称，原告所诉内容应为民事诉讼调整范围，非行政诉讼调整范围。第三人刘宝占述称，四原告起诉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与二被告于2018年6月19日订立的《项目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四原告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四原告对征收决定、补偿决定无异议,对征收补偿款数额1714686元也无异议，本案也不存在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或者违反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情况，因此四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定的受案范围。2、四原告在起诉第三人继承纠纷一案尚未作出判决之前，四原告以享有继承权为由，要求法院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的行政诉讼请求属于程序倒置，只有民事继承纠纷一案判决下发后，才能确定四原告是否享有继承权，才能确定四原告是否是被征收人，在民事继承权纠纷开庭审理期间，法院并未要求四原告对案涉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效力问题提出行政诉讼，所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问题不是继承纠纷案件审理的前提,是四原告自己要求提起行政诉讼，导致四原告提出的继承权纠纷被中止诉讼。3、四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案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案涉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确定的补偿数额四原告无异议，其作为被征收主体与二被告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完全合法有效的。关于案涉的赤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房产证下登记的房屋，建筑面积为170.15平米，其来源是其父母刘春和王素霞通过红山区公证处于2000年4月19日出具的(2000)赤红证民字第317号赠与公证书，将登记在刘春名下的53.63平米的老房子连同登记在王素霞名下的9101343号宅基地(土地使用面积272.20平米)使用权一并赠给其,其通过红山区公证处于2000年4月19日出具的(2000)赤红证民字第318号公证书，接受了其父母对上述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赠与，因其父母赠与给其房屋及院落有公证书并且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发生的赠与，所以才未办理过户手续。但因老房子年久失修无法正常居住，其在办理规划扩建手续时，以王素霞的名义办理了2000-13006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其出资出力进行了扩建,最后建成了建筑面积为170.15平米的房屋。因规划手续是王素霞的名字，所以其便以母亲王素霞的名义办理了赤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房产证，因此王素霞只是名义上的产权人和宅基地使用权人，其才是扩建后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另外其还出资新建了建筑面积为82.34平米的无证附属房屋和建筑面积为19.71平米的棚厦。以上房屋所有权人及宅基地使用权人均是其，其便与二被告订立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上房屋因被征收现已经全部被拆扒，因此获得的征收补偿款以及装修、奖励、搬迁、团签奖等共计1714686元依法应归其所有。四原告主张该补偿款系原被告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四原告提出其作为被征收主体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在四原告继承纠纷诉讼生效判决未作出，之前四原告不能证明自己是被征收主体。其与二被告在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时，向二被告提供了2000年4月19日红山区公证处出具的(2000)赤红证民字第317号赠与公证书，二被告才与其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根本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其背着原告，采用移花接木等欺骗手段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问题，其与二被告订立的征收补偿协议并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规定，四原告引用该条法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自国土部门调取的刘宗和（刘春之父）、刘春的宅基地使用证2份2页，证明在赤峰市××区涉案地块，刘春名下原有宅基地430.10㎡，该宅基地上有房屋三间。刘春自父亲刘宗和处继承的宅基地144.50㎡（289㎡÷2），合计574.60㎡，该宅基地上有房屋三间。2、原告自赤峰市红山区公证处调取的（2000）赤红证民字第317号《赠与公证书》、第318号《受赠公证书》档案1份11页，证明2000年4月19日刘春、王素霞欲将夫妻共有房地产的整个院子南部，即前院房屋三间及宅基地赠与给长子刘宝占。同时刘宝占接受了刘春、王素霞的赠与。3、红山区法院自赤峰市房屋交易中心调取的刘宝占的《房地产权属登记档案》1份13页，证明刘宝占接受了刘春、王素霞赠与的前院房地产后，持（2000）赤红证民字第318号《受赠公证书》，于2000年5月22日在赤峰市城市规划管理处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2000-130059号）》，对房屋进行了扩建，批建73.35㎡，实建99.6㎡；于2001年2月22日在原红山区房地产管理处办理了房地产权属登记；于2001年3月9日，取得了（赤峰市）房权红山区字第019D10311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产建筑面积99.6㎡。进而证明，刘宝占受赠的是刘春、王素霞夫妻共有的前院三间房屋及宅基地，不是刘春、王素霞的北院。4、红山区法院自西城办事处调取的《西城棚户区新地一期项目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编号361号）》等文件1份8页，证明2018年6月27日，刘宝占将受赠的前院房地产扩建后已形成新的房产，取得征收补偿款1678592元。5、红山区法院自赤峰市房屋交易中心调取的王素霞、刘春的《房地产权属登记档案》1份29页，证明1952年刘春即在××乡涉案地块有宅基地622.28㎡，并建有房屋53.63㎡。该房屋位于整个院子的北院。1992年5月10日刘春经批准将老房子翻建，建房屋63.8㎡、占地面积430.1㎡，并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1993年8月13日，刘春取得了赤房权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建筑面积是53.63㎡。2000年4月19日，刘春、王素霞办理了《赠与公证书》，刘宝占办理了《受赠公证书》，将南院赠与给刘宝占后，因北院房证是刘春的名，土地证是妻子王素霞名字，为了能办理扩建北院手续，2000年4月25日刘春在赤峰市红山区公证处做了（2000）赤红证民字第337号《公证声明书》，声明将赤房权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名字变更为王素霞。2000年4月28日，王素霞取得了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2000年5月22日，王素霞在赤峰市城市规划管理处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2000-130060号）》，批建130.4㎡，实建了170.15㎡。刘宝占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为2000-130059号，说明母子是一起办的规划手续。2001年3月5日，王素霞在原红山区房地产管理处办理了房地产权属登记。2001年3月9日，王素霞取得了（赤峰市）房权红山区字第019D06421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产建筑面积170.15㎡。与刘宝占是同一天。赠与和受赠，不可分割，一方要给，另一方同意，才可以赠。一方要给，另一方不要，谈不上赠。如果2000年4月19日刘春、王素霞赠与、刘宝占受赠的是后院，那么为什么刘宝占用《受赠公证书》办理的前院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如果前院的三间房屋开始就是刘宝占的，为什么刘宝占必须用《受赠公证书》才能办理的前院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如果赠与和受赠的是后院，为什么办理完赠与、受赠公证后，没有把后院房屋变更到刘宝占名下，反而是由刘春办理到王素霞名下，王素霞办理的扩建手续，扩建完毕后，又登记在王素霞名下？2000年4月19日同一天，双方一同到公证处，同一位公证员贾连君为刘春、王素霞办理了赠与公证，为刘宝占办理了受赠公证。两个公证书编号一个是317，一个是318。2000年5月22日同一天，刘宝占用《受赠公证书》取得了前院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为2000-130059号）》，王素霞用刘春更换成她自己名字的新房产证，也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2000-130060号）》，刘宝占的编号是59，王素霞的编号是60。2001年3月9日，又是同一天，双方都领取了房产证。由此证明，前院的三间房是刘春继承父亲刘宗和的，前院的房屋是刘春、王素霞的，不是刘宝占的，不办理赠与和受赠，办不了扩建手续，必须用《受赠公证书》才能办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否则，扩建后的99.6㎡房屋也办不到刘宝占名下，2018年政府征收时刘宝占也拿不到1678592元征收补偿款。正是因为2000年4月19日赠与和受赠的是前院，所以在此后，因为后院的土地登记是王素霞，房屋登记的是刘春，为了办理扩建手续，刘春将房屋更名为王素霞，王素霞申办的扩建手续，至2001年3月9日，与刘宝占同时取得了扩建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145（原试行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应以赠与物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赠与关系的成立，必须以赠与物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必须办理产权变更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退一万步讲，假如王素霞、刘春开始有意将后院赠与给刘宝占，但是2000年4月19日进行赠与公证后，王素霞、刘春始终没有将后院房地产变更过户转移给刘宝占，反而是刘春将房屋公证声明变更过户给了王素霞，办理了扩建手续，拆毁了赠与物，建成了新的更大的房屋，再次登记在王素霞名下，由刘春、王素霞居住使用，该行为足以证明王素霞、刘春在赠与物灭失前，就决定不再赠与给刘宝占了。同时，随着《赠与公证书》《受赠公证书》所载的赠与物即原建筑面积53.63㎡房屋的被拆除，赠与物已经化为瓦砾，瓦砾也早已化为乌有，赠与和受赠彻底丧失物质载体，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和生活意义。故此，2000年4月19日进行赠与和受赠公证时，赠与和受赠的是前院，不是后院。即前院给长子刘宝占，后院刘春、王素霞留下养老。6、王素霞火化证明1页1份、死亡注销证明1份1页、身份证复印件1枚，证明王素霞2003年3月5日因患脑淤血亡故，2003年3月7日火化安葬，2010年8月20日死亡注销。其生前财产成为遗产。7、红山区法院自西城办事处调取的《西城棚户区新地一期项目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编号352号）》等文件1份16页，证明赠与关系的成立，必须以赠与物交付为准，对于房屋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房主亡故，则房屋不能交付，赠与关系当然不成立，遗留的房地产就是遗产。在涉案房屋征收过程中，虽然刘宝占向二被告提交了赤峰市红山区公证处的2000年4月19日（2000）赤红证民字第317号《赠与公证书》、王素霞的赤峰市房权红山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王素霞的死亡证明。但是，（赤峰市）房权红山区字第019D06421号《房屋所有权证》以及土地证的房主是王素霞，即使有赠与公证书，房屋土地没有过户，赠与物没有交付，赠与关系不成立；公证书中记载的赠与的房证编号是019D25636号、面积是53.63㎡，刘宝占提供给二被告的是019D06421号、面积是170.15㎡，证号不同，面积不同，不是同一物；王素霞已经亡故，其丈夫刘春还健在，王素霞还有其他子女，有多个继承人。因此，面对以上情况，征收机关有责任、有义务，查清王素霞配偶、子女状况，查清赠与房地产与刘宝占提交的房产证号、面积等为什么不同，联系通知王素霞配偶和其他子女到场，确认王素霞名下财产的共有人，区分共有人的财产和遗产，确定实际被征收人，取得相应委托或者放弃声明，最后与全部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本案征收机关，从政府做出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到委托评估鉴定，最终签订征收补偿协议，都没有联系通知过四原告。而是故意隐瞒忽视上述法律规定和重大事实，没有履行房屋征收的基本责任和义务。明知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与刘宝占恶意串通合谋，在2018年6月19日，采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手段，用赤峰市红山区公证处的（2000）赤红证民字第317号《赠与公证书》。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帮助刘宝占将王素霞、刘春共有的王素霞名下建筑面积170.15㎡的房屋（证号：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272.20㎡的宅基地面积（证号：红集建【91】字第01343号），和与赠与毫无牵连的82.34㎡的无证房屋、19.71㎡的棚厦等应得征收补偿款1714686元据为己有。未经涉案财产共有人和继承人同意处置他们的财产，直接剥夺了涉案财产共有人和继承人的财产权利，把刘宝占年近耄耋的老父亲逼入一无所有流落街头悲惨境地，该行为符合我国合同第52条、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54条规定的情形，既违法，又违背公序良俗，还违背人性，该征收补偿协议所代表的行政征收行为当然是违法的无效的。二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质证称，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的目的有异议。原告所举证据证实案涉房屋土地使用证登记权利人虽为王素霞，在2000年4月19日王素霞与其夫刘春以公证的方式已将案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赠与给儿子刘宝占。2000年5月22日案涉房屋经规划部门审批翻建,并于2001年3月9日颁发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书。西城办事处作为西城片区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的实施单位,依据征收补偿方案与受赠人刘宝占签订的352号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第三人对原告所举证据质证称，其质证意见同二被告。另认为原告所举证据和主张系民事诉讼调整范围，四原告已就相关事项提起民事诉讼，就应按民事诉讼调整。第三人就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民事起诉书复印件2页，证明四原告已经对第三人刘宝占提起继承纠纷诉讼，在该案判决书未下发之前,既不能确定四原告对案涉的征收补偿款享有继承权，也不能确定四原告属于被征收人，因此四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主体不适格。2、红山区公证处(2000)赤红证民字第317号赠与公证书复印件3页，证明第三人父母刘春和王素霞于2000年4月19日通过该赠与公证书,将夫妻共有的坐落于赤峰市××区其它结构平房三间(建筑面积为53.63平米、登记在刘春名下、产权证号为赤房权字第XXXX号)赠给了刘宝占,随房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也一并赠给了刘宝占。3、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产权证登记档案复印件14页，证明王素霞和刘春赠给第三人刘宝占的53.63平米房屋坐落于王素霞名下的第91-01343号土地证上(土地使用面积为272.2平米)。档案中的2000年4月27日申请书和第019D06421号产权证(建筑面积为53.63平米),证明刘宝占因受赠房屋与受赠的宅基地分别登记在刘春和王素霞的名下,为办理扩建规划手续，又将受赠的房屋产权人由刘春变更至王素霞名下。档案中的2001年3月5日申请书和土地使用情况以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明刘宝占在出资扩建完毕后又以王素霞的名义办理了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产权证(建筑面积为171.15平米)。4、刘宝占名下的2000-13005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产权证、红集建(91)第0134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01年2月22日的办证申请书及2018年6月27日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复印件，证明刘宝占1991年8月取得的土地证上没有房屋,刘宝占于2000年5月22日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批准新建的房屋面积为73.35平米,后又超建了26.25平米,最后办证面积为99.60平米。刘宝占的房屋及院落已经被征收完毕,与本案无关。5、收款收据两枚，发票一枚，证明王素霞没有参与此事。6、（2018）内0402民初5855号庭审笔录一份，证明刘春认可扩建房屋是刘宝占买的，准建手续是刘宝占办的，刘宝占翻建房屋时，刘春没有在此房居住。原告就第三人所举证据质证称：1、其认为第1份证据属于行政协议，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被告的陈述没有法律依据。2、对第2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王素霞赠与给刘宝占的房屋与刘宝占实际上出示给二被告的房屋产权证的证号、房屋面积不一致。房屋赠与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二被告明知此规定，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的情况下把涉案被征收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给了刘宝占。3、对第3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三人只提交了其中的一部分。此证据证明2000年4月19日刘春、王素霞与刘宝占办理赠予受赠公证后，刘宝占办理了前院的手续，而王素霞、刘春办理了公证声明。刘春把涉案土地办在王素霞名下，后又办理了扩建手续及后院的产权手续，刘春、王素霞赠与刘宝占的是前院不是后院。假如说刘春、王素霞要把后院赠与刘宝占的话，为什么扩建完后刘宝占没有要求把后院办在其名下，赠与关系到现在不成立，赠与不生效。假如说土地1991年就办在刘宝占名下，但是那个地肯定不是平白无故取得的。地是刘宗和留给刘春的，刘宗和是有房子的，虽然把地办在刘宝占名下，但是房子也没办在刘宝占名下。4、第4份证据恰恰证明刘宝占是拿着受赠公证书才办理的前院手续，说明刘春、王素霞赠予刘宝占的是前院不是后院。5、对第5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票据原由刘春保管，后被刘宝占偷走，我方也有收据，这些费用都是刘春、王素霞出资的。6、对第6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没有证据来源，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前院后院的宅基地面积一致，是错误的。二被告对第三人所举证据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被告对原告所举以上文件真实性无异议，对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这两份文件恰恰都证实了涉案两块土地为同一宗土地的事实，不能达到原告所主张的被告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目的。根据上述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被告西城办事处、征收办与刘宝占于2018年6月19日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编号352号）。被告西城办事处、征收办提供的被诉行政合同签订的征收工作档案记载：被告西城办事处为西城片区征收工作实施单位，王素霞为土地使用权人，登记日期为1991年8月7日，土地使用权人为王素霞的土地使用权证（四邻包括刘振权）。公证书记载刘春、王素霞将房屋(赤房权字第XXXX号)及土地使用权赠与给刘宝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反映公证书中赠与房屋(赤房权字第XXXX号)申请翻建并许可。证明公证书中赠与房屋(赤房权字第XXXX号)重新登记并颁发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公证书记载刘春、王素霞将房屋(赤房权字第XXXX号)及土地使用权赠与给刘宝占。村委会证明土地使用权证登记人王素侠与房产证登记人王素霞为同一人。拆迁补偿评估明细表记载案涉房屋及附属物补偿价格。征收补偿协议记载案涉房屋已与刘宝占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及征收补偿数额。刘宝占的土地使用证记载土地使用权人为刘振权，登记日期为1991年8月9日，四邻包括王素霞，土地证备注栏证明刘振权与刘宝占为同一人。村委会证明刘振权与刘宝占为同一人。刘宝占房屋所有权证赤房权字第XXXX号登记人为刘宝占。王素霞和刘宝占土地使用权证的颁发时间均为1991年8月，公证书时间为2000年4月19日。2018年9月13日，四原告以刘宝占为被告就涉案房产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共有纠纷），形成本院（2018）内0402民初5855号民事案件，后四原告撤回起诉。四原告又于2019年1月4日以刘宝占为被告就案涉房产提起民事诉讼（继承纠纷），形成本院（2019）内0402民初112号民事案件。在该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四原告就案涉补偿协议的效力问题提起行政诉讼，形成本案。在民事诉讼中，四原告申请对补偿款进行了冻结。在本案诉讼中，四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在涉案房屋征收过程中，虽然刘宝占向二被告提交了赤峰市红山区公证处的2000年4月19日（2000）赤红证民字第317号《赠与公证书》、王素霞的赤峰市房权红山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王素霞的死亡证明。但是刘春、王素霞赠与刘宝占的是前院，不是后院。赠与关系的成立，必须以赠与物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必须办理产权变更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公证书中记载的赠与房证编号是019D25636号、面积是53.63㎡，刘宝占提供给二被告的是019D06421号、面积是170.15㎡，证号不同，面积不同，不是同一物。2018年6月19日，二被告与刘宝占签订的352号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刘春、刘淑娟、刘淑辉、刘福荣财产权利的无效协议。刘宝占应当返还已经受赠财产，刘宝占存在欺骗虐待被继承人，抢夺遗产的行为，其已经丧失涉案遗产的继承权，应当少分或者不分遗产。诉讼中，四原告认可，在第三人与二被告签订案涉补偿协议时，相关房产由第三人控制。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本案中，二被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6月19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编号352号）具有行政协议的性质。依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确定为确定行政协议效力。根据相关法律精神，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规范。据此，并依原告主张确定合同效力的请求，在确定本案合同效力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四原告主张，第三人对被征收房屋不享有完全所有权，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房屋征收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属于无效协议。经查，被告西城办事处、征收办提供的被诉行政合同签订的征收工作档案中记载，被告在与第三人签订案涉合同时，第三人向被告提供了王素霞（系刘春之妻，刘淑娟、刘淑辉、刘福荣、刘宝占之母）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公证书中赠与房屋申请翻建并许可）、王素霞房屋所有权证、公证书、证明土地使用权证登记人王素侠与房产证登记人王素霞为同一人的证明、刘宝占土地使用证、证明刘振权与刘宝占为同一人的村委会证明，以上证据反映第三人控制征收房屋，享有对案涉房产一定的处置权。本案《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中所涉补偿价款是对征收房屋的财产价值的货币补偿金，原告对该补偿价款无异议，则意味着，原告认可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未造成第三人控制的财产价值受损。故该协议的签订未造成第三人控制的案涉相关财产价值的损害和损失。该协议的签订改变的仅是第三人控制财产形式从实物转变为金钱。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补偿协议，并非对被补偿财产所有权的确定，亦不产生排除利害关系人对该被补偿财产主张相应民事权利的效力。被告据此辩称，依第三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可确定第三人对补偿财产享有完全所有权欠妥。综合本案情况，被告据第三人提供的相关材料，认定第三人控制着相关补偿财产，有权与其签订补偿协议并无不当四。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财产利益证据不足。对于四原告关于第三人不享有完全所有权，其方享有部分所有权的主张，涉及到相关房屋与土地权属的确权，相关协议、赠与、继承、公证等民事行为的效力、履行等事项和情形的确认，该部分事项非本案调整范围。且，就相关事项，四原告已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现案涉补偿款依四原告申请已在相关诉讼案件中被全额冻结。故对于被告及第三人提出的，原告部分主张属于民事调整范围的意见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春、刘淑娟、刘淑辉、刘福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四原告已预交），由四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褚 华人民陪审员 赵丽萍人民陪审员 闫 岩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宋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