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11刑终185号 抗诉机关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岩，男，1973年3月3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新林区，原籍辽宁省铁岭市，汉族，小学文化，经营个体隆盛搅拌站，住桃城区。1999年9月23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6年11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6日转取保候审，2017年12月16日解除取保候审。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2月1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于同年3月9日转逮捕，现押于衡水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庆豹、赵木然，河北乾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祁迹，男，1988年3月7日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户籍所在地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汉族，初中文化，系衡水市爆Ｄ歌厅服务生，住衡水市桃城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6月30日到公安机关投案，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1日转逮捕，现押于衡水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骏，男，1993年9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汉族，初中文化，住桃城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2月1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9日转逮捕，现押于衡水市看守所。 辩护人曲毅峰，河北维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桃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高岩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原审被告人祁迹、李骏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二0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作出（2018）冀1102刑初422号刑事判决。在法定期间内，桃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三原审被告人均不服，亦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衡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宋鹏程、陈兆禹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高岩及其辩护人王庆豹、赵木然,上诉人祁迹,上诉人李骏及其辩护人曲毅峰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2015年至2017年间，被告人高岩为获取非法利益，受衡水华邦财富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公司”）和李某2、杨某等人雇佣，纠集被告人祁迹、李骏和张李（另案处理）等人，以衡水市和平西路隆盛大厦1512房间为据点，形成专门为他人讨债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多次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向乔某、王某、马某等多名被害人讨要债务，严重影响了被害人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具体事实如下： 1、2016年至2017年，被告人高岩受华邦公司、李某2、杨某等人的雇佣，带领祁迹、李骏等人向被害人乔某讨要债务。以对乔某采取24小时跟踪、威胁、哄闹、聚众造势、人身推搡、扣押车辆及多次到乔某家中、门口滋事，在其家门上刻字、在其门外喊叫等手段对乔某施加精神压力，给乔某及其家人造成了极大心理恐惧，被迫多次更换居住场所。2017年2月份至2017年12月份，被告人高岩在被衡水市公安局桃城分局取保候审期间，以减少对被害人乔某滋扰及给同伙发工资为由，多次向被害人乔某索要人民币共计1.1万元。 2、2015年至2016年，被告人高岩接受华邦公司的雇佣，纠集被告人祁迹、李骏等人多次到武强县庄火头扶贫奶牛养殖基地以滋扰等手段向王某讨要债务。案发后，被害人王某对被告人李骏表示谅解。 3、2015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高岩接受华邦公司的雇佣，纠集被告人祁迹、李骏等人多次到武强县农祥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以滋扰等手段向马某讨要债务。期间，被告人高岩向被害人马某强行索要价值1.3万元人民币的手机一部；又以扣押被害人马某的车辆后赎车的手段勒索其人民币现金5000元。 4、2016年至2017年间，被告人高岩受华邦公司、李某2、杨某等人的雇佣，纠集被告人祁迹、李骏等人多次以滋扰手段向被害人朱某讨要债务。案发后，被害人朱某对被告人李骏表示谅解。 5、2016年至2017年间，被告人高岩受华邦公司、李某2、杨某等人的雇佣，纠集被告人祁迹、李骏等人多次以滋扰手段向被害人魏某讨要债务。并多次到担保人高某家中滋事，造成高某的妻子发病住院，严重影响高某家人的正常生活。 6、2016年，被告人高岩受华邦公司雇佣，纠集被告人祁迹、李骏等人多次到枣强县大营镇以滋扰手段向被害人张某1讨要债务。期间，被告人高岩以索要辛苦费为由，强行索要张某1人民币7万元。 7、2015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高岩受华邦公司雇佣，纠集被告人祁迹等人多次到枣强县大营镇以滋扰手段向被害人姜某讨要债务。期间，被告人高岩向被害人姜某索要两件貂皮大衣。 8、2015年冬天，被告人高岩受华邦公司雇佣，纠集被告人祁迹等人多次以滋扰手段向被害人蔡某、李某1讨要债务。期间，被告人高岩向被害人蔡某、李某1索要两件貂皮大衣。 9、2015年冬天，被告人高岩受华邦公司雇佣，纠集被告人祁迹等人多次到枣强县大营镇以滋扰手段向被害人张某2讨要债务。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的被告人高岩、李骏、祁迹的供述，被害人乔某、郑某、王某、马某、魏某、高某、朱某、张某1、姜某、李某1、蔡某、张某2、张某3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温某、李某2、杨某、李某3、孔某、黄某等人的证言，扣押、发还物品清单，公安机关的办案说明、抓获证明，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根据以上事实及证据，原判认为，被告人高岩为获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祁迹、李骏等人形成专门为他人讨债的恶势力犯罪团伙。被告人高岩为讨要债务，纠集多人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严重影响了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情节恶劣；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要挟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告人祁迹、李骏为讨要债务，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严重影响了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犯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应予支持；指控被告人高岩敲诈被害人马某人民币5000元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应予支持；但指控被告人高岩敲诈被害人马某价值1.3万元的手机一部、被害人乔某人民币1.1万元、被害人张某1人民币7万元、被害人蔡某、李某1两件貂皮大衣、被害人姜某两件貂皮大衣的事实，因被告人高岩索要财物时并未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等手段，不能定性为敲诈勒索，但属强拿硬要，应定性为寻衅滋事；指控被告人高岩敲诈被害人马某另3万元、被害人张某1另3万元、姜某另1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指控被告人高岩敲诈被害人姜某35件貂皮大衣的事实，系双方基于抵账而产生，不能认定为犯罪数额，故该指控不予支持。被告人高岩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寻衅滋事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李骏能如实供述大部分寻衅滋事犯罪事实，且李骏取得部分被害人的谅解，故对该二人所犯寻衅滋事罪依法可予从轻处罚。被告人祁迹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对大部分犯罪事实不予供认，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其主动到案，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岩关于其不是恶势力组织，其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及三被告人的辩护人关于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与事实不符，与法不合，均不予采纳。被告人祁迹关于其仅参与向乔某、王某、张某1要账及被告人李骏关于其未参与向张某1要账的辩护意见，经查，均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第二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五）项，第四条第（一）、（二）项，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项、第八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高岩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祁迹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被告人李骏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令被告人高岩退赔被害人乔某人民币一万一千元、被害人张某1人民币七万元、被害人马某人民币一万八千元。 检察机关抗诉提出：一、桃城区法院对被告人高岩敲诈被害人乔某1.1万元,敲诈被害人马某价值1.3万元手机一部,敲诈被害人张某17万元，敲诈姜某两件貂皮大衣（价值2.6万元），敲诈被害人蔡某两件貂皮大衣（价值3万元）的犯罪事实，认为被告人高岩索要财物时并未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等手段，不能定性为敲诈勒索，但属于强拿硬要，以寻衅滋事定罪；且敲诈姜某、蔡某各两件貂皮大衣不认定犯罪数额，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桃城区法院对指控被告人高岩敲诈被害人马某3万元、敲诈被害人张某13万元、敲诈被害人姜某1万元的犯罪事实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支持，系认定事实错误；三、区法院对指控被告人高岩敲诈被害人姜某价值28万元的35件貂皮大衣的事实，以“系双方基于抵账而产生”为由，不能认定为犯罪数额，系认定事实错误。 高岩上诉称，“本人是华邦公司委任的风控经理，是替该公司要账，为该公司要账的行为是合法的，不应该认定为恶势力犯罪，为李某2、杨某的私人要账行为本人承认是非法行为”。 其辩护人以相同意见为其辩护。 祁迹上诉称，“我没有给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和心理伤害，原判量刑过重。” 李骏上诉称，本人原就在衡水华邦财富公司上班，是受该公司指派，并非是受高岩指派催收债务，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 其辩护人认为，李骏跟随高岩时间较短，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成员。 经审理查明，原判决认定2015年至2017年间，被告人高岩为获取非法利益，受衡水华邦财富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公司”）和李某2、杨某等人雇佣，纠集被告人祁迹、李骏和张李（另案处理）等人，以衡水市和平西路隆盛大厦1512房间为据点，形成专门为他人讨债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多次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向乔某、王某、马某等多名被害人讨要债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敲诈他人钱财的九起犯罪事实清楚，所列举证据已经一审庭审质证核实，本院予以确认。其行为已严重影响了被害人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的特征。故对上诉人高岩、李骏及二人的辩护人所提“上诉人不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之意见，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高岩上诉认为，“其是华邦公司的风控经理，是在华邦公司领取工资的员工，自己的大部分行为是正常的收账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经查，上诉人以上意见，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及一审从未提及，且没有任何证据提供，反而有其手下人员证明是受其招募收账，并由其发放工资，其本人原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与证人李某3证言一致，证明是华邦公司雇佣其收账，并按照一定比例提成。所以，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李骏称，“本人是华邦公司员工，并非受高岩指派。”经查，其在公安机关曾供述，“2016年初到2016年底一直跟着高岩收账来，我们几个都是高岩按月给我们发固定工资，我跟着高岩共拿到了大概3万元左右的工资，都是每个月高岩直接给现金，他给的钱应该是从收回的账里面提成出来的钱给我们发的工资。”一审庭审时当庭供述自己的工资是高岩发的，并且称自己在跟了高岩之后与华邦公司没有关系了。另外，证人李某4证实，李骏开始是华邦公司职工，后续就一直跟着高岩了。虽二审庭审时，李骏的辩护人举出书面证明材料：李骏在2015年底前是华邦公司发工资的部分清单，及李骏代表华邦公司上街宣传的宣传页照片，以证明李骏就是华邦公司员工。但以上书证材料只表明2015年底以前李是华邦公司员工，这与其他供、证并不矛盾。反而证明华邦公司解散后其就跟着高岩非法要账的事实更具有客观真实性。故李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对于检察机关抗诉意见，经审查，原判决根据卷宗证据认定高岩敲诈乔某5000元,其余部分事实，原判认定属寻衅滋事行为中的强拿硬要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关于抗诉书提到没有认定的部分事实，原审经综合卷宗证据进行分析判断，以指控证据不足，不予认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故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岩为获取非法利益，纠集多人多次采取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方法，向他人讨要债务，严重影响了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情节恶劣；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要挟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上诉人祁迹、李骏为讨要债务，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严重影响了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原判综合考虑各原审被告人在整个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自所具有酌定或法定从轻或从重情节，所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祁迹称，“原判量刑过重”之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窦彩霞 审判员  王国江 审判员  王 玉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李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