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91刑初141号公诉机关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郭红娟，女，1980年3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市，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团山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户籍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住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团山镇吉泉供水公司5号楼一单元502室。2017年10月10日，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向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投案，同日被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辩护人刘明然、陈俊飞，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鄂襄高新检刑诉〔2018〕1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红娟犯玩忽职守罪，于2018年8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被告人郭红娟不认罪，于同月29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因需补充侦查，公诉机关分别于2018年11月29日、2019年3月22日两次建议本案延期审理，并分别于2018年12月27日、2019年4月15日提请本院恢复法庭审理。后又因需调取新的证据，辩护人分别于2019年7月16日、2019年8月16日两次申请本院延期审理，本院同意后，又分别于2019年8月16日、2019年8月22日恢复法庭审理。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耿晓飞及焦领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郭红娟及其辩护人刘明然、陈俊飞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11月19日，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团山镇人民政府（下称高新区团山镇政府）发布拆迁公告，成立拆迁指挥部，镇委书记王某1任指挥长，镇长许某任副指挥长，被告人郭红娟等人担任成员，根据指挥长王某1的安排，被告人郭红娟负责房屋拆迁后需还建的面积及补偿款的核算工作。此次拆迁过程中，高新区团山镇派出所指导员王某2将妻子张某2春、儿子王某3的户口转入，张某2春妹妹张某1、妹夫武新年、儿子武某一家三口户口都挂在魏某1名下，两家各享受了120平方米的还建房一套和拆迁安置补偿；团山镇派出所民警杨某1将妻子徐某、儿子杨某3的户口转入，挂在名下，享受了拆迁安置补偿及120平方米的还建房一套；东风车桥有限公司襄阳工厂职工高某2、妻子李某2、女儿高某3子一家三口将户口挂在邓城居委会三组魏某3波名下，享受了拆迁安置补偿及90平方米还建房一套（王某2、武新年、杨某1、高某2、高某3子户口均未转入拆迁范围）。另外，王某2的母亲候瑞英，于2013年9月27日去世，在本次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享受了拆迁安置补偿及房屋还建抵扣面积。经查，王某2、武新年、杨某1、高某2在襄阳市均已享受房改房一套，而及拆迁指挥部分别于2013年12月21日、2014年1月6日，为王某2、杨某1、武新年、高某2出具了无还建房和无福利分房的证明。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9月25日、2017年11月29日先后委托襄阳市政府投资审计局进行审计，审计结论是张某2春、张某1两户不应享受还房政策，造成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723774.53元，徐某一户不应享受还房政策，造成经济损失共计369588.6元，高某2不应享受还房政策，造成经济损失共计282862元。综上，因上述虚假证明材料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376225.13元。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并出示了证人证言、各类书证、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郭红娟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应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郭红娟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持异议，并辩称其在拆迁指挥部工作中已尽到其应尽的职责，故起诉书指控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责任不应由其承担，而应由提供虚假材料的人负责，另徐某一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是其签订的。辩护人提出，1.拆迁指挥部是违法设立，且没有法定权力的行政机构，其职责无法律或政府文件明文规定，征收集体土地亦不是拆迁指挥部的职权。2.三、四组拆迁指挥部成员的具体职责没有明文规定，各成员在具体工作中的权责不清。是否已享受福利房属于房屋原始登记信息，被告人郭红娟无法进行该项事由核查，拆迁指挥部根据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认定王某2、杨某1、武新年等人并未享受福利房政策并无不当之处，据此出具未享受福利房政策证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后果，应由出具不实查询结果的房管部门承担。3.现有证据除证人鲍某证言外，无直接证据证实无福利房证明为被告人郭红娟所出具，亦无证据证实被告人郭红娟有管理拆迁指挥部印章的职责。4.本案认定造成1376225.13元国家经济损失的审计意见计算有误，损失金额仅为享受过福利房的本人不能再享受征迁补偿，其配偶、子女按照拆迁安置办法仍可以享受拆迁补偿，故应从造成的损失金额中剔除，另政府投资审计局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公诉机关仅以政府投资审计局复函认定本案损失数存在程序问题。5.本案造成国家损失是多因一果，包括拆迁指挥部职能及成员职责不明、管理制度缺失，房管部门出具不实查询结果，审计部门未进行核实等因素，不能将责任归咎于被告人郭红娟。综上，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宣告被告人郭红娟无罪。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19日，高新区团山镇政府依据襄阳市城市规划，为推进内环路及邓城大道改扩建项目，成立拆迁安置指挥部，由镇委书记王某1任指挥长，镇长许某任副指挥长，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的被告人郭红娟等人担任指挥部成员。同日，高新区团山镇政府印发《房屋征收和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并发布征收公告，对征收范围、征收补偿程序、征收补偿标准、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其中，《实施方案》对还房对象的认定为拆迁公告发布之日前，户籍登记在本村组的人员。户籍不在本村组，但与本村组村民依法登记结婚，在本市范围内未享受还房或福利分房的配偶或子女，经指挥部认定后可计入拆迁家庭人口统计范围。另规定，指挥部工作人员逐户宣传征收补偿安置政策，组织评估机构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告知被征收方，由被征收方携带身份证等证件原件到拆迁指挥部办公室，先由指挥部专班人员审核确定征收安置对象，然后按照方案中的补偿方法与拆迁指挥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在拆迁安置工作中，根据指挥部指挥长王某1的安排，具体审核把关工作由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鲍某协助被告人郭红娟工作，并由鲍某负责保管“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公章。在拆迁公告发布前，团山派出所指导员王某2的母亲候瑞英的户口于2007年5月18日由襄阳市长征东路160号迁入，王某2的妻儿张燕春、王聪的户口于2012年8月1日由襄阳市中原路67号迁入，均挂在四组村民魏某1名下，其中候瑞英于2013年9月27日死亡；张艳春妹妹张某1及侄子武威于2012年9月29日将户口由襄阳市襄城区永安街7号迁入，挂在四组村民魏某1名下；团山派出所民警杨某1的妻子徐晓梅于2011年9月13日将户口由襄阳市樊城区七里河路13号迁入，挂在四组村民魏某1名下；东风车桥有限公司襄阳工厂职工高永忠妻子李某2于2012年12月25日将户口由襄阳市樊城区汉江路43号迁入邓城居委会三组，挂在三组村民魏某3波名下。2013年12月21日、2014年1月6日，邓城三、四组拆迁指挥部先后依据襄阳市房屋产权与市场管理处档案室出具的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未注明房改房性质），向襄阳市投资审计局出具了王某2、武新年、杨某1、高某2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可以参与拆迁还建的书面证明。经检察机关到襄阳市房屋产权与市场管理处档案室进一步核实，王某2、武新年、张某1、徐某、高某2的房屋性质均为房改房，均在拆迁安置前享受过房改福利房政策，另候瑞英于拆迁公告发布前死亡，但公安机关尚未注销其户籍，从而使上述不属拆迁安置对象的人员均享受了拆迁安置补偿。2017年9月25日，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委托襄阳市政府投资审计局对魏某1一家五户重新进行审计。同月27日决定就本案立案侦查。同年11月29日，再次委托襄阳市政府投资审计局对魏某2东一家四户、魏某3波一家三户重新进行审计。同年12月20日，襄阳市政府投资审计局复函说明，魏某1一家扣除张某2春、张某1不应享受还房面积240平方米后，补偿资金合计应减少723774.53元；魏某2东一家扣除徐某不应享受还房面积120平方米后，补偿资金合计应减少369588.6元；魏某3波一家扣除高某2不应享受还房面积90平方米后，补偿资金合计应减少282862元。上述金额共计1376225.13元。上述事实，有控辩双方出示，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王某1（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证实，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于2013年11月成立，其任指挥长，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郭红娟负责具体算账、相关证件的审核、补偿、签订协议等工作。2013年11月19日，团山镇拆迁动员会在团山镇政府六楼会议室召开，该会议包括邓城和陆寨两个拆迁点，参会人员有指挥部全体成员、邓城居委会全体村组干部等人。其在会上明确了指挥部工作人员的分工并提出了具体要求，但没有具体文件，其亦未在笔记本上记载。拆迁安置指挥部下设工作专班，由郭红娟牵头对各专班工作人员进行征收安置补偿政策及对拆迁实施方案的培训。专班人员属于镇政府委派的拆迁工作人员，有村组两委干部和各组组长，专班内人员具体分工其不清楚。拆迁安置补偿具体程序是，成立拆迁安置指挥部后研究制定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确定评估公司后召开动员会并发布公告，冻结户口、结婚离婚证等，评估公司对每户房屋进行测量评估并出具初步结果，拆迁户提供相关证件进行初审及初步算账并签订协议，由拆迁指挥部将上述材料报审计局审核，审计局审核通过后，按照签订的协议进行安置补偿，若审计局审核变化就要重新审核签订协议。审核证件和签订协议均由郭红娟负责，审核的内容主要是户口簿、婚姻状况证明、村组提供的证明、房屋证明等。房屋证明是看在襄阳市范围内是否享受过房屋还建及政策性分房。本次拆迁中被拆迁的均是集体土地，大部分没有土地证和房产证，房屋和地上附着物由评估公司、村组干部及当事人现场核定。魏某1当时既是支部委员也是专班成员，其对魏家的情况并不了解，亦不清楚魏某1、魏某2东、张某2春、张某1、候瑞英、徐某等几户拆迁安置补偿的具体情况。拆迁指挥部出具的杨某1、武新年、王某2、高某2的“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证明情况其不清楚，拆迁安置指挥部的印章是由郭红娟和鲍某保管，鲍某主要协助郭红娟的工作，其没有具体管理这方面的程序性工作，其只是要求由郭红娟审核把关后加盖印章，加盖指挥部印章的行为就代表指挥部的行为，其作为指挥部指挥长，主要负责资金协调和每批发放签字，其和副指挥长许某均不审核每户拆迁安置补偿金额及明细，这些具体事务均由郭红娟审核把关。2.证人许某（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城办公室副主任）证实，2013年11月，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成立，其担任副指挥长，团山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郭红娟是指挥部成员之一。其具体负责指挥部的日常工作，有关拆迁安置补偿的相关证件、材料的收集审核均是由郭红娟、鲍某负责，工作以郭红娟为主,鲍某协助，其不看与被拆迁户所签订的协议、安置补偿金额、房屋还建面积等材料，亦不审核被拆迁户是否符合安置补偿房屋还建条件的相关资料。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的具体分工是王某1书记在召开第一次拆迁会议安排的，但没有具体文件。指挥部另设工作专班，人员包括村组干部及区土地储备中心人员等。工作专班主要负责做被拆迁户思想工作，带领评估公司入户，组织被拆迁户签订安置协议等工作。拆迁程序是发布公告后，镇上委托评估公司入户评估，按照实施方案收集证件资料，包括房产证明、户口簿、在襄阳市范围内是否享受过房屋还建和福利分房等相关证明，若证件完备就算账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然后送市政府投资审计局审计，根据审计的结果确定补偿金额和还房套数。村组干部负责证明房屋权属关系，并带领评估公司对被拆迁房屋进行评估。拆迁户提供的证件由郭红娟、鲍某先审核把关，由二人对被拆迁户是否符合安置补偿、房屋还建等相关资质进行初审，然后再将相关证件送审计局审核把关。根据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户口不在本地但配偶户籍在，且在襄阳市范围内未享受房屋还建和福利分房的人也可享受还建政策，具体工作中，工作人员审核户籍只看户口簿，村里人员若不告知，工作人员也无法分辨该人是否在拆迁公告发布之前已死亡。拆迁安置指挥部的印章是由鲍某保管，只用于安置补偿协议的签订等，拆迁指挥部并未对公章使用审批及登记作出相应的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上只有指挥部印章，没有甲方和经办人的签字是因该协议只是送审，审计结果出来后，若出入较大，变更协议由其签字。拆迁指挥部出具的杨某1、武新年、王某2、高某2这四份“无还建及福利分房”证明的情况其不清楚，也没有人向其汇报过，其也不知道出具证明的依据，因镇上人员短缺，亦没有规定由谁负责复核有无福利分房。3.证人鲍某证实，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期间，其兼任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负责档案收集、整理、完善和送审，并保管“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印章，但其并不知道印章使用的程序及审批人，需要送审的材料都是由其向郭红娟汇报后送审计机关，其参与拆迁工作时并没有参加相关业务培训和拆迁指挥部的例行会议，都是由郭红娟指导安排其日常工作。与被拆迁户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主要是郭红娟负责，忙不过来的时候其就按郭的计算草稿誊抄。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是被拆迁对象提供的，郭红娟未要其核查被拆迁户是否享受过福利分房、房改房等政策性分房信息。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送审后，审计局要求指挥部对户籍不在拆迁还建辖区的子女、父母及配偶出具“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证明，其向郭红娟汇报后，郭红娟以U盘的形式给其一个还建人员的汇总表，让其据此开具“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证明，但该表格只能查出在襄阳市内是否有还建房，查不出是否有福利房，其当时也不明白福利分房和还建房的区别，证明内容是郭红娟口述其用电脑输出的，套用的是郭红娟口述的“某某，经核查，无还建及福利分房，根据拆迁方案规定，可以参与此次拆迁还建”的模板，然后郭红娟就要其按照审计局的要求盖章、落款、送审。出具上述证明的事其是直接给郭红娟汇报的，其不知道郭红娟是否向指挥长、副指挥长汇报过此事，指挥部也没有登记。魏某1、魏某3波二家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是郭红娟计算签订的，档案里武新年、王某2、高某2的“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证明均是郭红娟让其出具的。魏某2东一家的算账、签订协议是其跟着郭红娟学着做的，档案内杨某1的“无还建及福利分房”证明是其根据郭红娟以前开具的证明直接套改出具的。4.证人李某1（襄阳市樊城区审计局政府投资审计中心员工）证实，2013年，其和孙付林受襄阳市审计局的委托，对拆迁工作进行补偿审计，审计主要是对评估公司出具的拆迁户的房屋、物品价值的评估报告以及还房对象的认定进行审计，对象审计主要是看户口是否在拆迁地区、是否符合方案规定的还房政策和标准。根据拆迁方案的规定，若在襄阳市范围内已享受了还建及福利分房，就不能再享受还建分房了，审计过程中就要将这类人剔除掉。2013年以前，房产信息和是否享受福利分房均是审计部门查询。但2013年12月，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府投资审计工作联席会并形成会议纪要，把拆迁征收对象的身份信息、户籍信息、房产信息、婚姻信息和“四房一金”信息规定为各个拆迁指挥部负责审核后提供给审计部门审计，各指挥部对提供的信息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此后，审查房产信息和是否享受福利分房工作就由各拆迁指挥部负责。各指挥部自行按照要求收集资料后报送审计。拆迁指挥部当时与其联系较多的是一位郭姓女同志和一位鲍姓女同志，报送资料的是鲍姓女同志，拆迁指挥部出具的“无还建及福利分房”证明亦是在报送资料时提供其的，但具体是谁出具的其不知道。在审计过程中，其不审核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只要有房管局出具的房产查询结果和指挥部出具盖有公章的“无福利房和还建房”证明就予以认可。按照市政府规定，福利房包括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和还建房。5.证人魏某1证实，其在团山镇当联防队员时认识了时任七里河派出所民警的王某2，王称母亲候瑞英想在农村盖房，其就主动提出可以将其家空闲的房子卖给候瑞英，候看房后以十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其两层旧房子，并让其帮忙简单装修了一下，候瑞英有时在这里居住，有时会在儿子家住。2007年，其打算在旧房子旁找人合伙再盖一栋房子居住，候瑞英儿媳张某2春的妹妹张某1愿意共同出资建房，其遂与张某1达成口头协议，张某1出资后其给张一套房。张某1陆续出资约十一万元，和其建了一栋四层的房子，房屋三楼归张某1，但张某1没有来居住过。2010年左右，其见周边在拆迁，经和候瑞英商议同意后，其就在老房子上加盖了一层房子并搭了隔热层，候瑞英出了一万多元的材料钱。2013年，拆迁时，指挥部成员有团山镇党委书记王某1、镇长许某、镇上干部郭红娟和鲍某等人，郭红娟和鲍某负责资料收集，邓城居委会的两委干部全部配合指挥部拆迁工作，期间，其和孟某负责邓城居委会三组的拆迁工作，拆迁指挥部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其家，拆迁指挥部的人和其熟悉，其家庭情况指挥部的人也清楚。因其拆迁的房子中有张某1和候瑞英的，其就找到张某1和候瑞英儿媳张某2春，提出二人只要所需证件资料交给其，一切由其来办，候瑞英年纪大了，其就没有和候说这件事。其对张某2春和张某1说过享受过福利房的人不能再享受拆迁还房的政策，并让二人提供房管局出具的房产资料，张某1、张某2春提交的资料其均交给了郭红娟审核。入户评估、审计以及郭红娟与拆迁户计算拆迁补偿时，均是其代表张某1、张某2春二家办理。其代表候瑞英、张某1与郭红娟算账时，将其宅基地上两栋房子里有候瑞英、张某1的一部分情况告知了郭红娟，因房子建在其宅基地上，故补偿给候瑞英、张某1的房子要算在其名下。张某1、张某2春二家对补偿房产面积的结果均表示同意后，其就通知张某1、张某2春来跟郭红娟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候瑞英、张某1、张某2春等人的户口不是通过其迁入邓城居委会的，拆迁补偿是按户口来定的，死亡后户口还没有注销的是否可以参与拆迁补偿其不知道，但注销了就不能参与拆迁安置补偿。6.证人王某2证实，2003年左右，其任七里河派出所民警时认识了魏某1，后因其母候瑞英想住农村房子，其和母亲遂以十万元的价格买下了魏某1家房子中的两层共计十间房，其将房屋简单装修后供母亲居住。2007年，其又将母亲户口转至邓城居委会，在母亲居住期间，魏某1又独自出钱将房屋加盖两层，这次加盖的部分和其无关。2012年，其又想让儿子王某3搞家庭合作社，遂将妻子张某2春和儿子王某3的户口均转到邓城居委会母亲候瑞英名下，但妻儿均未在邓城居委会居住。2013年，魏某1称可能要拆迁，母亲的房子也在拆迁范围内，因其工作较忙就让魏某1找母亲商议，但拆迁直到2013年11月19日才开始，母亲已于2013年9月27日去世，是否应属于拆迁安置补偿对象其不清楚，其也不了解具体政策。母亲去世后，其就将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资料等材料交给魏某1委托魏帮忙办理拆迁事宜。整个拆迁和安置补偿其和家人均未参与，需要签字的时候均是魏某1代签，房屋评估勘察表签字时间是2013年11月20日，当时母亲已去世，表上“候瑞英”的名字应该是魏某1代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上“张某2春”的名字也不像其妻的字。后魏某1称以母亲候瑞英的名义分得了位于邓城新市民公寓的一套120平方米的还建房，并将代领的房屋钥匙交给其。房子其只看过一次，因该房屋涉及遗产分配，其一直未居住也未装修。张某1、武新年分别是其妻妹、妹夫，母亲房子的拆迁安置和张某1家无关，但其听说张某1和武新年与魏某1合伙建了房子，具体情况其不清楚，母亲原系襄阳县印刷厂职工，工作期间未享受福利分房。1988年，其在高新公安分局购买过一套房改房，2015年因购买景苑小区住房时其将该旧房卖了。7.证人张某1证实，其曾在2008年朋友魏某1家盖新房时，出资约十二万购买了魏家三楼100多平方米的简装房，当时双方仅作口头约定，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也没有办理有关房屋土地的手续，但魏某1承诺以后会办手续，并称户口转到邓城居委会手续好办一些，其就将其和儿子武某的户口转至邓城居委会，接收的派出所是魏某1做的工作，丈夫武新年的户口没有转。邓城居委会拆迁时，其家还建了一套120平方米房屋，房屋钥匙由魏某1代领后交给其，房屋其没有居住也没有装修。具体拆迁方案和还建抵扣政策其不清楚,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上的“张某1”是其委托魏某1代签的。丈夫武新年早年曾在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享受一套房改房,2007年该房屋被卖给了武新年的老乡。8.证人杨某1证实，岳父徐应德在其和妻子徐某婚后不久将襄阳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一套约70平方米的旧单元房卖给其。后岳父又以妻子的名义在襄阳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购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单元房，购房款是由岳父支付，房子虽在妻子名下但由岳父一家人在居住。后其想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就打算在团山派出所周边买一块土地建房。其托魏某1打听时，魏提出其可出钱在魏某1的哥哥魏某2东建房时加盖一层。其遂和魏某2东达成口头协议，购买魏某2东所建房屋的第四层，并按魏某2东报价出资约十四五万元钱。因当时孩子要上学，故房子建好后就一直闲置未装修。2011年左右，其听说团山周边可能要拆迁，若户口不在本地就没赔偿，遂将妻子徐某的户口转到了邓城居委会。2013年下半年，拆迁时，其口头委托魏某1帮忙处理拆迁赔偿事宜，并授权魏在其不在时代为签字，后其将拆迁所需资料均交给魏某1代为上交。按照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其一家三口只能分到90平方米的房子，其就让魏某1找魏某2东商量将魏某2东的面积分给其一些，具体魏某1如何操作的其不清楚，最后魏某2东给了其一套120平方米的还建房。拆迁补偿也是以魏某2东为主体发放的，按照拆迁补偿政策，其家还应享受相关货币补偿和拆迁奖励，但魏某2东要给其钱时其没要。魏某1对其说过享受过福利房政策的人不能再在拆迁中享受还房政策，并问其有无享受过福利分房，其称没有并在襄阳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的上级单位外经委开具了证明。岳父以妻子徐某名义购买的房屋不是福利房，是以市场价购买的。整个拆迁过程中，其只在入户查勘时去过现场，与拆迁指挥部的人见过面，当时镇上干部里有个姓郭的女同志，当时其看了下就走了，并让魏某1代其妻签字。在拆迁过程中，其妻从没去过，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安置协议书上徐某的名字是其签的。2014年，为购买景苑小区房屋，其把襄阳市食品粮油进出口公司的旧房子卖了。9.证人李某2证实，2010年，其投资十万元在魏某3波的宅基地上和魏共同建房，当时没有签订协议，房子具体有多大面积其也不知道。拆迁中，魏某3波给了其一套90平方米的房屋和三十万元赔偿款，其已入住该还建房。丈夫高某2及女儿高某3子的户口均不在拆迁范围且丈夫已在襄阳市范围内享受政策性分房，但又参与拆迁安置补偿的情况其不清楚。10.证人卞某（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团山镇邓城居委会三组组长）证实，时拆迁时成立了拆迁指挥部，王某1任指挥长，许某是副指挥长，但王很少去指挥部，指挥部的事主要是许某负责，其记得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还有郭红娟、鲍某等人。指挥部下设两个拆迁工作专班，三、四组各一个专班，三组专班成员有其和魏某1等人，专班成员接受镇指挥部工作人员的领导，其主要工作职责是配合指挥部工作人员把十八户户主喊到位，由户主和镇上工作人员谈协议、评估、算账。被拆迁户是否符合安置补偿及房屋还建条件由指挥部郭红娟和鲍某负责，村里的郭某、魏某1、孟某负责配合。魏某1一家共三口人，有几栋房子其不清楚。魏某2东是人，家里有四口人。其不熟悉候瑞英、王某2、张某2春、张某1、武新年、杨某1、徐某等人，被拆迁户的房屋均没有土地证、房产证等相关手续，但村民和村小组长都知道哪家房子是哪一户的，具体由评估公司对被拆迁户的安置补偿金额及被拆迁户房屋还建面积进行评估，房屋还建面积由郭红娟和鲍某进行确认。11.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证实，2017年9月27日，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本案立案侦查；同年10月10日，被告人郭红娟经办案人员传唤到案。12.身份证复印件证实被告人郭红娟的户籍、身份情况。13.团山镇政府证明证实，被告人郭红娟2010年3月至今担任团山镇社会事务办主任及该职务主要工作职责。14.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关于清理规范领导干部多占政策性住房的通知证实，政策性住房包括房改房、集资房、经济适用房、省直机关统建职工住宅、省直单位统建统分限价商品房、公共租赁房、未售公房（含省直机关公务员周转房）及其他经地方政府批准，限定供地方式、销售价格、销售对象的住房。15.襄阳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2012】79号会议文件证实，襄阳市市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上建筑物等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范围、标准等管理办法，实行实物还房应依据被征收房家庭常住人口（以当地派出所户籍证明为准，确属祖居情况，且在本市内无其他住宅的，可以计入常住人口予以还房）。16.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第一次政府投资审计工作联席会议纪要证实，2013年11月14日下午，襄阳市召开政府投资审计工作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各职能部门向各城区及项目指挥部提供征收补偿项目的违建信息、征收对象的身份信息、户籍信息、房产登记信息、婚姻登记信息和“四房一金”信息等。提供的信息要加盖公章，各城区及项目指挥部审核并加盖公章后报审计部门复核。各城区、各项目指挥部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对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该会议纪要于同年12月5日印发。17.团山镇人民政府关于成立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的通知、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组织部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及证明证实，2013年11月19日，襄阳高新区团山镇政府成立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并公布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及成员，时任团山镇社会事务办主任的被告人郭红娟系指挥部成员之一。18.团山镇陆寨十组拆迁指挥部证明证实，2013年11月9日，团山镇陆寨村十组和项目同时召开动员大会，大会要求指挥部成员严格按照拆迁方案完成拆迁任务，对人员具体分工和环节均未做强调和要求，在实际拆迁工作中，指挥部对本村户籍、结婚证、独生子女证予以核查，非本组户籍人员，由本人自行提供无福利性房产证明，指挥部未要求对个人提供的无福利房证明到相关部门进一步核查。19.房屋征收和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征收公告及居民名单证实，2013年11月19日，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团山镇人民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和补偿安置方案，团山镇人民政府受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委托，于2013年11月20日至同年12月20日负责对居民住房及村庄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及附着物的征收工作的事实及具体征收补偿程序、标准、安置方式等，候瑞英及其儿媳张某2春、孙子王某3，张某1及其子武某，徐某，李某2均在居民名单中。20.魏某1、魏某2东、魏某3波的户籍信息证实，魏某1一家共计三口人,分别为魏某1及其妻儿袁某、魏某4；魏某2东一家共计三口人，分别为魏某2东及其妻儿骆全某、魏某5；魏某3波一家共计四口人，分别为魏某3波及妻儿朱红云、魏某6、魏某7。21.候瑞英、张某2春、张某1、徐某、李某2的户籍信息、结婚证、独生子女证、候瑞英的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证实，候瑞英户口于2007年5月18日由襄阳市长征东路160号迁至襄阳高新区团山镇，死亡日期为2013年9月27日；张燕春及其子王聪户口于2012年8月1日由襄阳市中原路67号迁至襄阳高新区团山镇，丈夫为王某2；张某1及其子武威户口于2012年9月29日由襄阳市襄城区永安街7号迁至襄阳高新区，丈夫为武新年；徐晓梅户口于2011年9月13日由襄阳市樊城区七里河路13号迁至襄阳高新区，丈夫为杨某1，儿子为杨某3；李某2户口于2012年12月25日由襄阳市樊城区汉江路43号迁至襄阳高新区团山镇邓城居委会三组，丈夫为高某2，女儿为高某3子。22.襄阳市市区单位自管公有住房出售办法、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购房合同及购买凭证证实，武新年所有的位于襄阳市樊东区长征东路131号二幢一单元五层152室的房屋产权类别为私有房产，房屋性质为房改房，共有人为张某1；王某2所有的位于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原路（高新公安分局）一幢一（原二）单元三层1室的房屋产权类别为私有房产，房屋性质为房改房，共有人为张某2春；徐晓梅所有的位于襄阳市七里河路14号（襄阳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五幢一单元二层2室的房屋为私有房产，房屋性质为房改房，共有人为杨某1；高永忠所有的位于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虹桥小区二幢一单元一层105室的房屋产权类别为私有房产，房屋性质为房改房，共有人为李某2。23.房屋评估勘察表证实，2013年11月20日，襄阳西点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分别对魏某1、候瑞英、张某1家位于4号的房屋进行实地勘察，各勘察表上所有权人代表一栏分别签有“魏某1”、“候瑞英”、“张某1”的姓名，征收方代表一栏签名均为“郭红娟”，第三方代表签名“魏其洪”；同月21日，西点评估公司分别对魏某2东、徐某家位于2号的房屋进行实地勘察，魏某2东的勘察表上所有权人代表一栏未签名，徐某的勘察表上所有权人代表一栏签有“徐某”的姓名，征收方代表一栏签名均为“郭红娟”，第三方代表签名“魏其洪”；同月30日，西点评估公司分别对魏某3波家位于的房屋进行实地勘察，魏某3波的勘察表上所有权人代表签有“魏某3波”的姓名，征收方代表一栏签名均为“郭红娟”，第三方代表签名“魏其洪”。24.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证实，2013年12月8日，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与魏某1、张某1、张某3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共计843.75平方米，补偿方式为实物还房，协议书甲方盖有指挥部公章，乙方签名为“魏某1”、“张某1”、“张某3”；同月9日，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与魏某2东、杨某2、徐某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326.33平方米，补偿方式为实物还房，协议书甲方盖有指挥部公章，乙方签名为“魏某2东”、“杨某2”、“徐某”。2014年2月26日，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与魏某3波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067.89平方米，补偿方式为实物还房，协议书甲方盖有指挥部公章，乙方签名为“魏某3波”。25.拆迁指挥部证明证实，2013年12月21日，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出具证明，载明王某2“1984年9月4日与邓城四组张某2春结婚，经核查，王某2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根据拆迁方案规定，可以参与此次拆迁还建”；武新年“1984年4月17日与邓城四组张某1结婚，经核查，武新年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根据拆迁方案规定，可以参与此次拆迁还建”；杨某1“与邓城四组徐某是合法夫妻，经核查，武新年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根据拆迁方案规定，可以参与此次拆迁还建”；2014年1月6日，拆迁指挥部又出具证明，载明高某2“1996年11月22日与邓城三组李某2结婚，经核查，高某2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根据拆迁方案规定，可以参与此次拆迁还建”，上述四份证明均加盖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公章。26.襄阳市投资审计局复函证实，2017年12月20日，襄阳市政府投资审计局函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襄阳市政府投资审计局出具审核结果的主要依据为《邓城居委会三、四组房屋征收和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襄阳市房屋产权与市场管理处档案室出具的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邓城居委会三、四组拆迁指挥部出具的未享受福利分房及还建房证明、襄阳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3年第183期《关于全市第一次政府投资审计工作联席会议纪要》等四个方面。魏某1一家扣除张某2春、张某1不应享受还房面积240平方米后，补偿资金合计应减少723774.53元；魏某2东一家扣除徐某不应享受还房面积120平方米后，补偿资金合计应减少369588.6元；魏某3波一家扣除高某2不应享受还房面积90平方米后，补偿资金合计应减少282862元。上述金额共计1376225.13元。27.房屋拆迁基本情况及还房名单证实，张某1及其丈夫武新年、儿子武某；张某2春及其丈夫王某2、儿子王某3；候瑞英；徐某及其丈夫杨某1、儿子杨某3；李某2及其丈夫高某2、女儿高某3子均参与了房屋还建。28.被告人郭红娟供述，2013年下半年，团山镇成立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指挥长王某1主要负责总协调，副指挥长许某负责拆迁指挥部的具体工作，其作为指挥部成员之一，负责宣传拆迁补偿及还建政策、被征收对象证件审核、算账及签订初步协议。其工作职责是指挥长王某1在团山镇三、四组拆迁工作第一次动员大会上安排的，大会上王某1要求其在拆迁工作中负责对征收对象户口本、结婚证、离婚证、独生子女证进行审核，然后根据补偿标准计算补偿价款，并签订拆迁征收补偿协议，实际工作中，在拆迁指挥部参与具体工作的还有镇上的干部鲍某、高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的人及魏某1、卞某等部分邓城居委会干部。拆迁工作的流程是，拆迁指挥部安排村干部入户宣传、带领评估公司入户对房屋进行测评，若群众对评估无异议，再由村干部通知群众准备相关资料并带群众到拆迁指挥部上交，由其和鲍某负责核对信息、计算价款、签订拆迁征收补偿协议。这项工作的执行依据主要是团山镇政府印发的《房屋征收和补偿安置方案》、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及群众提交的相关资料证明。计算补偿价款后再送市政府投资审计局，由该局进行全面审核。村民需要提供的证件资料主要有户口本、结婚证、离婚证、独生子女证、夫妻一方其中有一方户口不在本村的另外需要提供无福利房证明。其核实资料时，将户口本与团山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花名册核对，结婚证、离婚证在区婚姻登记处核实、独生子女证在团山社会事务办核实，有无福利房因属个人信息无法查询，故指挥部要求群众自行去房管局开具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并向群众讲明必须是没有享受福利房待遇的才能享受这项拆迁政策。只要户口登记在的都可以享受拆迁安置补偿和房屋还建，不再查验是否有福利分房，本村组的人已经拆迁还建不能再享受还建，审查房产信息主要是为了审查户口不在本村组的，例如与本村组居民结婚的、服兵役等。其未安排鲍某到相关部门复核过相关证件，指挥部要求对群众讲明有一方户口不在本村的，必须到房管部门开具“无福利房证明”，具体是什么样的证明没有具体要求，按照惯例，只要被拆迁对象提供了房管局出具的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即可。在拆迁工作前后，其参与过的所有拆迁工作，领导均未安排对还房对象是否享受福利分房进行实质审核，且其亦无法到房管部门查询到公民个人房产信息。因很多拆迁对象其不认识，故拆迁工作涉及到被拆迁对象的户籍、房产等确认问题，都是由村干部来做，村民提供的相关证件大部分亦都是村干部收集之后拿过来的。另因邓城居委会很早就不批宅基地了，所以在当地购买他人宅基地建房或合伙建房比较普遍，为便于工作，拆迁指挥部只认宅基地户主。魏某1是邓城居委会的干部，也是被拆迁对象和拆迁专班人员，拆迁指挥部就设在魏家办公。魏某1一户拆迁档案中候瑞英、王某2、张某2春及王某3一家三口，及武新年、张某1及武某一家三口，都是在魏某1名下享受的拆迁安置补偿及房屋还建。魏某1当时向其称，魏家房屋的一部分卖给了同村的其他村民，因这几家人均不在村里，故均授权由魏某1代为签字，后经指挥部许某同意后，魏某1将上述人员的资料交给其，其当时还向魏核实过王某2、武新年房屋产权产籍查询表上的房子是不是福利房，但魏某1坚称不是。之后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其与魏某1、张某2春、张某1签订的，但因魏某1是户主，房子也在魏的宅基地上，故只要有魏某1签字就可以认可。魏某3波一户是其计算并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高某2及妻子李某2、女儿高某3子一家三口在魏某3波户头下享受了拆迁安置补偿和房屋还建。魏某2东这一户是鲍某算账并签协议的。按照拆迁方案，与本村组居民依法登记结婚，户口不在本村组只要在本市范围内没有享受福利分房，配偶及子女可以参与拆迁还建，享受了房改房不能享受拆迁还房政策，其并不知道魏某1一户中王某2及妻子张某2春、武新年及妻子张某1，魏某2东一户中杨某1及其妻子徐某，魏某3波一户中高某2及妻子李某2在襄阳市范围内已经享受房改房政策，又因指挥部并未有文件或领导要求对上述证明文件进一步核实，故其未对这几户的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进一步核实，所有指挥部收集来的房屋产权资料均是这样操作的，另外，其也没有去查房产是否为福利房的权限，且审计局还要对指挥部所提交的资料进行审计复核，指挥部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仅为初步协议，最终还是以审计局的审计结果作为赔偿标准。拆迁指挥部出具“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证明过程其并不知情，该证明均不是其出具的，具体是谁出具且要具备何条件其均不知道。“房屋拆迁安置指挥部”公章是由鲍某保管，鲍某也没有向其报告过需要开具“无还建房及福利房”证明。其和鲍某签订协议后均由鲍某先保管审计资料，达到一定数量后由鲍某集中报送。按照拆迁安置政策，死亡后不能参与拆迁补偿，其在核实确定征收对象时，主要是依靠派出所提供的户籍信息表进行比对，没要求安置对象必须当面审核，具体情况的核实一般是由村干部进行的。其依据村民自行提供的户口本和团山派出所提供的户籍信息表审核时均有候瑞英，故其据此将候瑞英审核通过。另拆迁档案中的“关于候瑞英房屋评估勘察表及附表”上征收方代表处郭红娟的签名不是其笔迹，其亦不知道是谁签的字。本院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构成本罪需具备三个重要条件，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有玩忽职守行为；二是具有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客观结果；三是行为人的玩忽职守行为与上述客观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人郭红娟身为团山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被镇政府派驻邓城三、四组拆迁指挥部工作，其在拆迁指挥部的具体工作职责没有相关文件进行细化规定，公诉机关依据时任拆迁指挥部正、副指挥长的证人王某1、许某的证言，证实被告人郭红娟的职责范围是负责收集和审核相关材料，并据此指控被告人郭红娟不认真审核房管、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向政府投资审计局出具不负责任的证明，导致王某2、武新年、杨某1、高某2骗取国家拆迁安置补偿1376225.13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依据证人证言认定被告人郭红娟的审核职责范围过于宽泛，其范围的内涵、外延难以厘清。拆迁指挥部内由鲍某协助被告人郭红娟工作并保管拆迁指挥部公章，两人的审核把关职责的具体内容不清，审核形式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无法证明。其次，拆迁指挥部系依据襄阳市房管、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向襄阳市投资审计局出具“王某2、武新年、杨某1、高某2无还建房及福利分房，可以参与拆迁还建”的书面证明，在相关证明文件出具真实、相互之间又无矛盾的情况下，拆迁指挥部据此向政府投资审计局出具证明文件并无工作上的不当行为，被告人郭红娟亦不存在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工作职责的行为。再次，公诉机关指控本案给国家遭受重大损失1376225.13元的依据是襄阳市投资审计局的复函，该复函在形式上不属于司法鉴定意见的范畴，且审计部门亦未就损失总金额是否包含依据拆迁安置政策应享受补偿人员的部分进行说明，导致实际给国家造成损失的具体数额难以确定。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郭红娟犯玩忽职守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之规定，《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郭红娟无罪。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马洪斌审 判 员  王 旻人民陪审员  信国良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陈诗梦书记员袁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