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31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新华，女，196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龙口市龙港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洪凯，男，195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以上二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允东，龙口龙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庆贵，男，195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瑞清，女，195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祝平，女，194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正杰，男，196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姝芳，女，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以上五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百琛、张波，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新华、曹洪凯因与被上诉人魏庆贵、徐瑞清、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民终3129号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新华、曹洪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改判各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合伙财产；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按书面协议处理不等同于按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比例分配，合伙协议没有约定“合伙终止时，各合伙人如何进行分配合伙财产的情况”，没有约定时应按各合伙人的实际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如果简单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不考虑各合伙人实际投资情况，那么一旦在实际合伙经营中某一个或若干个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进行投资或不投资却获得超额回报，对实际投资的合伙人显然不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的，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颇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在没有约定合伙协议终止时如何分配合伙财产的，应按照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即按照合伙人实际出资额比例进行分配。本案一审庭审可知各合伙人都是货币出资，没有劳务等非货币出资，完全可以查清各方实际投资比例。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举证证明其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了投资。换言之，被上诉人合伙人地位都没有得到确认，谈不上分配合伙财产。二、黄新华在一审承认合同协议内容的前提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数额投资到位，一审法院却断章取义认定黄新华承认合伙协议的全部内容，认定错误。2004年4月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上没有黄新华的名字，是曹洪凯代签。曹洪凯从未告诉黄新华合伙协议情况，只告诉黄新华二人一起出资养殖海参，曹洪凯在东北雇佣几个人帮他们实际养殖海参，赚了钱由二人分配。黄新华一审虽承认合伙养殖海参，但对分配比例不认可。三、合伙经营中，各合伙人一直按照实际投资比例进行分配，而非约定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退一万步讲，假设当初合伙协议中各合伙人约定的按照投资比例60%、40%进行分配，那么合伙经营中各方实际投资已经发生背离协议约定的比例进行投资和实际收益分配的情况。2009年大洼县交通局占用合伙海域20亩，赔偿120万元，被上诉人分笔汇给上诉人102万元，可以得出，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一直按照实际投资比例102:18来进行分配的，各合伙人以实际行动变更了当初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和收益分配比例。四、合伙人在合伙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第二十一条“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非法人组织解散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本次合伙没有经过清算不能够分配合伙财产。二审过程中，上诉人提出三点补充代理意见。一、一审法院曲解当事人双方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出资并按实际投资比例进行分配的合同本意。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强调的是投资，而非按约定比例分配，仅仅体现约定。一审法院的认定恰恰体现出“约定”二字，曲解该协议本意。因为该合伙协议的前提是共同出资，出资二字仅被认证为除了有技术股份或其他设备及资产投资等非金钱投资外，只剩下金钱投资。既然约定共同出资，则引申为必须出资还得出资到位，否则按投资比例分配并无实际意义。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对合伙终止后的财产进行处理，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合伙协议的总之本意。二、一审法院对涉案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按约定共同出资的事实即主张不予认定错误。一审开过六次庭，第四次庭审转向对双方投资款项进行对账核查。第三次庭审时，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实际投资到位的款项为1028321.26元，五被上诉人声称没有按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比例完成投资。三、合伙协议因失去合伙基础属于无效协议。该合伙协议书是2004年4月8日签订，此时合同所涉用地尚未确定，后来与大洼县榆树农场签订的租地合同，已被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为无效。黄新华未在协议书上签字，后期用地系招商引资，所办理的海域使用证、养殖证均在二上诉人名下，用地性质及使用人名称都变化。四、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徐瑞清、冯正杰、魏淑芳系涉案主体错误。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海事法院都已经表明合伙人的主体为曹洪凯、黄新华、魏庆贵、于祝平，另外三人徐瑞清、冯正杰、魏淑芳不是本案当事人，只是利用家人的名称额外填写及寻求盈利，三人都是公务员身份，从未参与议事及出面行事。被上诉人魏庆贵、徐瑞清、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答辩称，一、对于合伙财产处分的原则，有协议的按照协议处理。五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签订书面协议，约定按照协议投资比例享有权利，进行分配，涉案900万元应按照该协议约定进行分配。二、上诉人对合伙协议不认可，无事实依据。涉案合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双方不仅投资且经营管理，协议应为有效。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并不存在欺诈，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上诉人黄新华主张协议书上黄新华的名字系曹洪凯代签，自己不知情不认可。但从黄新华在合伙经营过程中的参与状况，交通局赔偿120万元的收益和海参池租赁70万元租金收益的分配实施，以及大连海事法院（2016）辽72行赔初1号行政调解书确认的事实足以认定黄新华已经实际履行合伙协议。三、上诉人提出的按实际投资比例进行分配，而非约定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完全是颠倒事实。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前期利益分配汇款证据可以看出，大洼县交通局赔偿合伙人的120万元，合伙人决定扣除20万元周转金，剩余的100万元，按照60%的比例汇给黄新华60万元，魏庆贵、徐瑞清按照20%的比例分得20万元，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按20%的比例分得20万元。收取的租金70万元，黄新华、曹洪凯按60%比例分得42万元，魏庆贵、徐瑞清按照20%的比例分得14万元，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按20%比例分得14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直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履行义务和享受收益。针对上诉人的补充意见，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出资问题是由被上诉人完成的举证，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出资额是多少。于祝平亲自记载的合伙账目中一一列出双方实际出资额，完全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进行出资，一审法院在多次庭审后认定的事实，依法应予支持。二、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实际出资义务，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也按照合伙协议约定进行了之前两次收益的分配。三、合伙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四、徐瑞清与魏庆贵、冯正杰、魏姝芳存在亲属关系系本案适格主体，并且履行了出资和共同经营的义务。故徐瑞清、冯正杰、魏姝芳系本案合法主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庆贵、徐瑞清、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五原告养殖池赔偿款3600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自2017年10月20日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告魏庆贵、徐瑞清系夫妻关系。原告冯正杰与魏姝芳系夫妻关系。原告魏姝芳系于祝平之女。被告曹洪凯系原告冯正杰的舅舅。原告称被告黄新华、曹洪凯事实上也系夫妻关系。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二、2004年4月8日，五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一）合伙人自愿合伙经营辽宁省大洼县二界沟镇两块土地共637亩海域养殖项目，投资比例为魏庆贵、徐瑞清共有20%，于祝平8%，冯正杰、魏姝芳共有12%，黄新华、曹洪凯共有60%。（二）合伙人对两块土地共637亩海域使用权、养殖许可证，按照上述投资比例享有权利，对其取得的全部收益，包括间接收益和派生收益，按照上述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四）合伙人共同经营、付出劳动、各尽其能，重大决策需经各方充分协商。（五）全部债务按照各方投资比例负担。上述合伙协议书落款处黄新华的名字由曹洪凯代签。两被告均认可其二人在合伙过程中共同进行投资、从事合伙事务、获得合伙收益。庭审中，黄新华认可上述合伙协议的内容，称两被告和魏庆贵、于祝平口头约定，合伙养殖的责任承担及收益分配均按实际投资额确定，五原告对此不予认可，黄新华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后，黄新新又改变陈述称其不认可上述合伙协议。三、2004年4月13日，魏庆贵、曹洪凯与大洼县榆树农场签订租用海域修建养殖池合同书一份，约定租期15年，租金每年每亩20元。后，曹洪凯向大洼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用海，经大洼县人民政府批准，曹洪凯、黄新华取得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及海域使用权证书。曹洪凯名下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记载的用海面积为33.8公顷，时间自2005年11月22日至2020年11月21日。黄新华名下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记载的用海面积8.7公顷，时间自2005年6月10日起至2020年6月9日。原、被告在上述海域投资养殖海参。2007年10月11日，大洼县二界沟镇人民政府向各养殖户发出通知，要求“凡在滨海大通道两侧有限范围内经营的养殖户，在接到本通知后，空池不准蓄水，池内有养殖产品的，要在10月30日前全部清理完毕，如果逾期没有清理，所造成的一切个人经济损失及后果自负”。2008年3月26日、10月18日、11月20日，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向有关部门提出损失赔偿问题。2008年11月24日，大洼县海洋与渔业局向魏庆贵、曹洪凯下发通知，要求“收到本通知15日内将修沿海公路占地部分内造礁及海参等所属物清理干净，逾期不清理，我们将视为你清理，进行正常施工作业，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同年11月30日，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向大洼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09年2月12日，大洼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作出大政行复决字【200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大洼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关于占用部分参池的《通知》。2009年4月30日，曹洪凯与大洼县交通局签订了一份滨海公路K49+813---K51+000段养殖池补偿协议书，对征用的20亩养殖池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补偿金额共计1200000元，原、被告就该补偿款已分配完毕。剩余的617亩养殖池由原、被告继续使用。2010年3月25日，大洼县二界沟镇人民政府再次下发征收海域养殖池的通知，要求各养殖户停止养殖并将池内养殖物全部清理完毕，否则后果由养殖户自负。2011年10月，原、被告剩余的617亩养殖池被拆除。四、2010年，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作为原告将大洼县二界沟镇人民政府、大洼县榆树农场诉至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二界沟镇政府赔偿养殖损失800万元。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追加大洼县海洋与渔业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0年6月18日作出（2010）盘中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认为：大洼县榆树农场应该取得海域使用权，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况下，无权对外出租，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双方未履行。二界沟镇人民政府于2007年下发通知行使政府行政职能，与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没有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证明该通知有过错，因此二界沟榆树农场及二界沟镇人民政府均不是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并向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释明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没有向大洼县海洋与渔业局主张权利要求赔偿其损失，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在该案中不审理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与大洼县海洋与渔业局之间的关系，依法驳回了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的起诉。五、2015年3月24日，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甲方）与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一）由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作为甲方海域使用权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五）差旅费、办案经费、诉讼费由乙方承担。法院判决赔偿额20000000元以下的，按赔偿额的百分之五收取律师代理费……，代理权限详见委托书。六、2016年9月19日，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盘锦市人民政府赔偿因强制拆除海参养殖池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62100000元。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在该案中的共同诉讼代理人为山东省崇真律师事务所曲永海律师，黄新华另有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允东。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在该案中称：2005年6月及11月，在大洼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的吸引下，通过该政府及属地的大洼县海洋与渔业局，依法办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滩涂养殖证》，2005年在大洼县下辖的二界沟区域进行了实地养殖，养殖面积在册登记637亩。2007年10月11日及2010年3月25日，大洼县人民政府根据辽宁省政府的沿海区域规划建设意见，两次责令下属机构原二界沟镇人民政府（现更名为二界沟街道办事处）下达征收海域养殖地的书面决定，强令各养殖户停止养殖，并将池内养殖物清理完，否则后果由养殖户自负。就在大洼县人民政府征用涉案养殖地期间，对已先征用部分的用于修建“滨海公路”占地20亩养殖地段，以每亩60000元的价格给予了实际赔偿。剩余617亩的养殖区域的赔偿久拖不决，在涉案海域养殖地征用补偿争议未决的情形下，2011年10月24日，大洼县人民政府下属机构二界沟镇人民政府组织他人采取暴力手段，将原告所有的海参养殖池摧毁填平，不但造成原告无法继续养殖，而且盘锦市人民政府又将涉案海参养殖地非法出让给他人使用，原告找多个部门协商解决赔偿事宜未果。该案在大连海事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1日前一次性赔偿给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9000000元。大连海事法院于2017年9月22日出具（2016）辽72行赔初1号行政调解书予以确认。大连海事法院将该案的赔偿款9000000元分两笔汇至曲永海账户，第一笔5000000元，第二笔4000000元。上述赔偿款到账后，曲永海给付曹洪凯、黄新华4550000元，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费450000元。2017年9月30日，曹洪凯、黄新华向曲永海出具收条一张，同时曹洪凯在该收条中承诺负责处理魏庆贵、于祝平的关系，出现问题本人承担。2017年10月21日，曹洪凯、黄新华向曲永海出具告知函，载明：“因为我们合伙协议存在极大的问题，并且不具有合法效力，需要我们合伙人协商待定，并且我方投资600多万元，曹洪凯、黄新华是涉案海域使用权、养殖权的权力（利）拥有者，所以我们要求将第二笔4000000元全额付给权力（利）拥有人曹洪凯、黄新华。如果你所拒付，将承担法律责任。如果4000000元不全额付给我方，则不得给付魏庆贵等人。”庭审中，被告称，曲永海第二次又给付二被告800000元，曲永海账户尚余3200000元，被告在法院限定的期间内未提交曲永海给付其800000元的证据；魏庆贵、于祝平、曹洪凯、黄新华与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约定在不需要律师费发票的情况下律师费为450000元，现被告要发票，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费500000元，其中50000元是应交纳的税款，已由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垫付，提交增值税发票5张予以证明。原告称，曲永海除给付曹洪凯、黄新华4550000元外，没有再给付二被告800000元，该800000元仍在曲永海处，曲永海账户尚余3200000元属实，已被法院查封；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律师费收费标准，前提是法院进行相应判决，原、被告合伙经营的海域赔偿款是经过法院调解解决，律师费收费标准应由双方再另行协商确定；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费应当出具发票，多收取50000元的税金与合同约定不符，也未经原告同意，不予认可。七、原、被告合伙终止后的合伙财产为涉案赔偿款9000000元。原告称，除了上述合伙财产外，还有曹洪凯于2004年卖海参苗的货款400000元、2009年5月9日卖海参的货款24970.64元没有分配给原告，无证据；2009年5月22日，案外人邹鹏与魏庆贵签订合作养殖海参合同，合伙人将养殖海域出租给邹鹏，租金700000元，该租金按照60%的比例分给两被告420000元，邹鹏因未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返还租金，该700000元系合伙债务，提交租赁合同一份及曹洪凯委托魏庆贵作为代表出租海域的传真件。两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及证据均不认可，称合伙终止后的财产只有涉案赔偿款9000000元，无其他财产及债权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及各自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2004年4月8日的合伙协议书系魏庆贵、徐瑞清、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黄新华、曹洪凯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涉案合伙协议书落款处黄新华的名字虽非本人所签，但黄新华认可合伙协议的内容，并与曹洪凯共同进行了投资，参与了合伙事务，该合伙协议对黄新华具有法律约束力。黄新华后来又改变陈述称其不认可合伙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与两被告在庭审中陈述的合伙协议的履行过程不符，法院不予采信。从合伙协议约定的各合伙人投资、收益分配比例看，魏庆贵与徐瑞清的投资、收益是共同的，冯正杰与魏姝芳的投资、收益是共同的，黄新华与曹洪凯的投资、收益也是共同的，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也能够证明冯正杰、魏姝芳参与了合伙并进行了相应投资，并且魏庆贵与徐瑞清、冯正杰与魏姝芳分别为夫妻关系，于祝平又系魏姝芳之母，合伙人基于上述共同投资及相互间的亲属关系，在经营的海域养殖池被征用产生纠纷后，魏庆贵代表徐瑞清、于祝平代表冯正杰、魏姝芳与黄新华、曹洪凯共同对外主张权利，符合常理，也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案系合伙人之间内部纠纷引发的诉讼，被告以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盘中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及大连海事法院作出的（2016）辽72行赔初1号行政调解书确定的合伙人为曹庆贵、于祝平、黄新华、曹洪凯为由，主张徐瑞清、冯正杰与魏姝芳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与合伙协议的约定不符，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曹洪凯与大洼县榆树农场于2004年4月13日签订的海域养殖承包租赁协议与原、被告于2004年4月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是两个独立的合同，上述海域养殖承包租赁协议被法院认定无效，不必然导致涉案合伙协议无效，并且上述海域养殖承包租赁协议被法院认定无效也没有影响原、被告的合伙经营，被告据此认为原、被告间的合伙协议无效，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合伙终止后的合伙财产为涉案赔偿款9000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予确认。原告主张合伙终止后的合伙财产还有曹洪凯占有未向原告分配的货款共计424970.64元和合伙债务即欠邹鹏700000元，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合伙终止后，除涉案的9000000元外，无其他合伙财产需要处理，被告主张应先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再分割涉案赔偿款，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明确约定合伙人对合伙取得的全部收益包括间接收益和派生收益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原告要求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对合伙终止后的合伙财产进行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原告魏庆贵、于祝平及两被告委托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代理行政赔偿纠纷一案，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也指派曲永海律师参与了诉讼，并已从涉案赔偿款9000000元中收取了律师费450000元，原、被告分配上述合伙财产时应先将已支付的律师费450000元扣除，剩余的8550000元由各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处理。原告魏庆贵、徐瑞清、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明确表示各原告间无需再按比例确定各自应分得的数额，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剩余的赔偿款8550000元由原告魏庆贵、徐瑞清、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分得40%计3420000元，被告黄新华、曹洪凯分得60%计5130000元。黄新华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合伙责任承担及收益分配均按实际投资额确定，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未能从曲永海处领取应得赔偿款系因被告的不当行为所致，无论曲永海是否向被告支付了赔偿款中800000元，均不影响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应分得的赔偿款的诉讼主张成立。涉案赔偿款属于原、被告的共有财产，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其应分得合伙财产的利息，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对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收取的律师费有异议，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法院不予审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判决：一、被告黄新华、曹洪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魏庆贵、徐瑞清、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3420000元；二、驳回原告魏庆贵、徐瑞清、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黄新华、曹洪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2800元，由原告魏庆贵、徐瑞清、于祝平、冯正杰、魏姝芳负担1140元，被告黄新华、曹洪凯负担21660元。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04年4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为有效。一审法院对合伙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说理，所作认定合理合法。上诉人主张合伙协议无效，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据合伙协议约定的各合伙人投资、收益分配比例对涉案争议款项进行分配公平、合理。上诉人主张按实际投资额确定收益分配比例，鉴于合伙各方之前分配合伙收益是按协议约定比例进行的事实，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按实际投资额分配收益的依据，且合伙各方也未对收益分配比例进行过重新约定，被上诉人也不认可上诉人的主张，故上诉人的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从本案查明事实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关系终止后，除涉案的9000000元外，无其他合伙财产需要处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主张应先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再分割涉案赔偿款，理由不当，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徐瑞清、冯正杰、魏淑芳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从合伙协议的订立、履行及相关诉讼法律文书内容看，一审法院确定徐瑞清、冯正杰、魏淑芳为适格诉讼主体，事实清楚，理由充分。上诉人对此所提异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新华、曹洪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60元，由上诉人黄新华、曹洪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