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101民初477号原告：深圳市继泰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周水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维，上海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徐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绍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同虎。原告深圳市继泰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深圳市继泰电子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维，被告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邵锋、朱同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市继泰电子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8,196元。事实及理由如下：2018年9月26日，原告为履行与案外人上海佰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微公司)的合同，委托被告将该合同项下的货物运输并交付给佰微公司。同日上午9时55分，被告从原告法定代表人住所上海市宝山区虎林路XXX弄XXX号XXX室取走价值28,196元的货物，但于运输途中将货物丢失，致使原告不能按期交货。该批货物是佰微公司的定制品，原告不能立即使用其他货品取代，由此导致原告延期交货，原告赔偿佰微公司20,000元。之后，原、被告之间经协商对赔偿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辩称：该批货物的寄出方为上海敖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敖泰公司)，敖泰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和被告签订合同，其中第4.1条以及附件一对违约责任作出了明确约定，依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在运费的9倍以内赔偿托寄物的实际损失。原告与敖泰公司就本案运输事宜存在委托关系，敖泰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合同约定对原告具有约束力。此外，该运输业务系通过被告平台扫码下单，在扫码过程中，显示了被告的电子运单契约条款。按照该条款规定，未保价的货物如果发生丢失或损坏，按照运费倍数进行赔偿。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22日，敖泰公司(合同甲方)与被告(合同乙方)签订1份《收派服务合同》，由被告为敖泰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合同第4.1条约定(用黑体字标注)“因乙方造成甲方托寄物丢失、破损、延误的，乙方应按照本合同附件《快递产品服务条款》的约定采取救济措施，向甲方进行赔偿，乙方赔偿金额不超过乙方在收件时所能预见的损失金额……”。合同“附件一：快递产品服务条款”第2.1.1条约定(用下划线标注)“未保价托寄物品赔偿标准：若因乙方错误造成托寄物毁损、灭失的，乙方将免除本次运费，并在九倍运费的限额内赔偿托寄物的实际损失”。《收派服务合同》附件五为客户信息表。该表载明客户常用发件地址为“上海市宝山区虎林路XXX弄XXX号202”，联系人一栏“周水元为快递决策人”。2018年9月26日，原告委托敖泰公司运输一批货物，敖泰公司通过被告平台扫码下单，被告接单并出具快递单，快递单载明：寄方为上海市宝山区虎林路XXX号7A仓库陈小姐，收方为上海市松江区望东中路XXX号A上海佰微电子有限公司李健，托寄物信息为芯片，付款方式为寄付XXXXXXXXXX，运费为19元。因被告在运输过程中丢失涉案货物，原告于2018年9月30日向公安机关报警。2018年11月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2018年12月10日，本院作出(2018)沪7101民初1028号民事裁定，认定涉案运输合同系敖泰公司与被告订立，原告并非合同相对方，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因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裁定，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提供的寄送凭证上未明确披露寄件方是原告还是敖泰公司，实际寄件决策人周水元既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又是敖泰公司收派件合同客户信息表中的快递决策人，实际取件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虎林路XXX弄XXX号XXX室既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水元的住址，又是敖泰公司在收派件合同客户信息表中所列快递决策人地址。故基于周水元的双重身份，不能仅依据寄件联中月结账号归属于敖泰公司而得出本案合同相对方为敖泰公司的结论，而需根据货物实际归属、原告与敖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来综合判断。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与案外人的合同、处罚通知及银行电子回单可以认定，涉案托运物品所有权应归属于原告；其次，敖泰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函表明，涉案物品系由原告委托敖泰公司办理托运，为便于结算，登记了敖泰公司快递月结账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后，委托人可以选择是否行使介入权：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则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委托人可以要求第三人向其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作为本案实际托运人可直接要求被告承担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责任。2019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3民终19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沪7101民初1028号民事裁定，本案指令本院审理。另查明：2018年9月18日，原告与佰微公司签订1份合同，由原告向佰微公司提供IC芯片，数量14,098，单价2元，货款共计28,196元，合同约定“本产品为定制品交期12周，买方须无条件按时提完货，卖方延误交期每小时支付买方200元”。2018年10月12日，佰微公司书面通知原告，由于原告未能按约于2018年9月27日交付货物，所以要求原告赔偿其20,000元作为补偿。2018年10月1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水元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对方李健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20,000元，备注信息为赔偿款。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快件详情单、情况说明、上海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合同、通知、转账汇款电子回单、电话录音、装箱照片，被告提供的收派服务合同、快递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为证。本院认为：敖泰公司与被告签订《收派服务合同》，由被告为敖泰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原告于2018年9月26日委托敖泰公司运输涉案货物，敖泰公司通知被告实际承运，但被告运输途中发生货物灭失。敖泰公司作为受托人因被告的原因对委托人原告不履行义务，敖泰公司向原告披露了被告情况后，现原告选择行使介入权，直接要求被告承担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责任，原告应当受到《收派服务合同》的约束。《收派服务合同》第4.1条约定(用黑体字标注)“因乙方造成甲方托寄物丢失、破损、延误的，乙方应按照本合同附件《快递产品服务条款》的约定采取救济措施，向甲方进行赔偿，乙方赔偿金额不超过乙方在收件时所能预见的损失金额……”。合同“附件一：快递产品服务条款”第2.1.1条约定(用下划线标注)“未保价托寄物品赔偿标准：若因乙方错误造成托寄物毁损、灭失的，乙方将免除本次运费，并在九倍运费的限额内赔偿托寄物的实际损失”。根据法律规定，格式条款并不等同于无效条款。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订立合同时，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相关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该格式条款即为有效条款，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而且法律规定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就应认定已采取合理的方式。本案中，上述合同条款采用了有别于其他文字的字体或引起注意的符号，表明被告已以“合理、显著”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故上述合同条款虽为格式条款，但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有关未保价赔偿的约定对原、被告均有约束力。因原告未选择保价服务，故被告应根据合同约定，按运费的9倍进行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深圳市继泰电子有限公司损失171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5元，由原告负担955元，由被告负担50元，被告负担之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斌人民陪审员  胡官友人民陪审员  祁汉萍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张徽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