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84民初873号原告：蓬莱市德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蓬莱市富民路98号。法定代表人：王莲云，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玉萍，山东同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波，山东同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蓬莱市南环路130号。法定代表人：周纪明，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文臣，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于厚海，男，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蓬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南福海，山东宸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蓬莱市德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丰公司”）与被告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龙公司”）、第三人于厚海债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作出了（2016）鲁0684民初755号民事判决。被告建龙公司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经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13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织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庭审原告德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玉萍、冯波，被告健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文臣，第三人于厚海委托诉讼代理人南福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德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健龙公司偿还原告1000万元；2.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于厚海、张如凯系被告股东，原持有被告100%股权，2012年4月26日，于厚海、张如凯与湖南人健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健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于厚海、张如凯将70%股权转让给人健公司，同时约定于厚海、张如凯共同享有被告合计1000万元的债权。2013年1月27日，张如凯、于厚海签订《协议书》，将共同享有的上述债权转让给于厚海单独享有。2016年3月15日于厚海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1000万元债权自2016年3月15日起转让给原告，于厚海将该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到被告，原告合法享有被告1000万元债权，被告应当向原告偿还。被告健龙公司辩称，1.被答辩人并非适格主体，张如凯、于厚海转让债权的目的在于规避法院执行，涉案债权在经法院查封后，任何人没有权利对债权进行转移或者处分，其转让债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本案争议的债权体现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张如凯持有上诉人70%股权，于厚海持有30%的债权。两人之间所谓的债权比例分割，与张如凯、于厚海所持股份数额不吻合，持股数额多的张如凯比持有少量股权的于厚海分得债权数额反而少，不合常理；3.《股权转让协议书》虽未明确各自具体债权数额，但根据第三条第7项的约定，张如凯、于厚海应按照股权转让时对健龙公司占有的股份比例对债权进行分割，即张如凯对答辩人享有700万债权，于厚海享有300万债权。我公司已协助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南高新区法院”）采取执行措施，偿还了欠付张如凯的债务。即使《债权转让协议》有效，则被答辩人也仅是享有于厚海对答辩人享有的部分债权，该债务答辩人已偿还2400026元，答辩人欠付被答辩人的债务金额也应只是599974元；4.即使被答辩人对答辩人享有债权，但该债权清偿期限尚未届满。涉案债权的形成发生在股权转让时，《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第7项明确规定：该项目销售回款后，应优先支付项目开发建设费用及偿还债务，之后再由股东按股权比例分红。因此，涉案债权的偿还已经明确约定应依据项目销售回款进行，因此本案债权尚未至清偿期限。第三人于厚海述称，同意原告诉请，济南高新区法院查封张如凯的债权，第三人不知情，在二审被告主张第三人以房抵债，第三人并没有自认，只是对自己出具的凭证复印件认可，并没有承认房子是用来抵顶债权的，其实际房子是用来抵顶股权分红款的。至于转让通知当中载明的张如凯的债权500万元，是因为该通知是小额贷款公司单独起草的，起草完毕后让第三人过来签字，因为当时转让已经完成第三人并没有注意具体金额，就把字签了。也就是说转让通知中的金额并不代表第三人和张如凯享有的具体数额，应该以双方具体协议为准。关于债权比例的问题，债权的形成是因为第三人和张如凯对公司的额外投资，当时并不是按照股权比例进行投资的，因而不能按照股权比例来判断双方对债权的享有比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和拟证事实：（一）1.张如凯、于厚海于2013年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2013）蓬登民初字第34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张如凯将其享有的被告公司债权全部转让给于厚海，判决书证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2.张如凯、于厚海于2016年3月8日签订的《确认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对被告享有的1000万元债权中，张如凯享有200万元，于厚海享有800万元；3.于厚海与德丰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一份以及于厚海寄送给被告的《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回执，于厚海出具给原告的收条一份。拟证明于厚海将其对被告享有的1000万元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支付对价以及被告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事实。被告对民事判决书及《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有相应的签字或盖章确认，且被告未提供上述证据存在虚假的证明，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针对上述证据，被告辩称张如凯、于厚海两人签订《协议书》进行债权转让的行为发生在济南高新区法院冻结张如凯债权之后应属无效。在债权被法院查封后张如凯与于厚海企图通过签订《确认协议书》的方式分割自己享有的债权规避法院执行，该份《确认协议书》从法律上讲属于无效合同。在济南高新区法院查封债权后张如凯无权将债权转让给于厚海，于厚海更没有权利将全部的1000万元债权转让给原告；在邮寄给被告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明确载明张如凯、于厚海的债权比例均为50%，同2016年3月8日的《确认协议书》载明的比例相矛盾。被告在本案发生时银行中有存款1200万元，具有明显的偿还债务能力，但第三人同原告约定的债权转让对价仅为200万元，与常理不符，可见《债权转让协议》系第三人与原告恶意串通所形成。第三人对《债权转让通知书》则述称，当中载明的张如凯的债权500万元，是因为该通知是德丰公司单独起草，第三人签字时没有注意具体金额，债权比例应以双方具体协议为准。经查，2013年1月25日济南高新区法院向被告健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中扬送达（2012）高商初字第209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暂停支付被告张如凯、李晓燕在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995万元”。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左上角标注唐总收（应系健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中扬），协议书打印内容“本人张如凯同意将……张如凯、于厚海共同享有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的1000万的债权转给于厚海享有……”打印落款时间为“2013-1-26”。打印落款时间下方手写添加内容“若张如凯、于厚海二人的30%股权转让给湖南人健企业集团，则该协议作废。”“张如凯”签名并填写时间“2013年1月27日”。该《协议书》经本院（2013）蓬登民初字第34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有效，可见张如凯最早于2013年1月27日完成了债权转让《协议书》。2016年3月8日，张如凯与第三人于厚海签订《确认协议书》，约定于厚海享有其中80%（即800万元）的债权，张如凯享有其中的20%（即200万元）的债权。2016年3月15日，于厚海同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于厚海将其享有的健龙公司1000万元债权转让给原告，转让对价为200万元。同日，于厚海向德丰公司出具收条，证明收到债权转让对价200万元。2016年5月13日，第三人于厚海向被告公司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被告公司于5月13日收到通知书。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已经被查封的债权债权人无权处分。在债权被查封后，张如凯、于厚海及德丰公司之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书》、《确认协议书》、《债权转让协议》均是履行不能的协议，这与本院（2013）蓬登民初字第34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协议书》有效并不冲突，但上述协议均不产生将已查封的995万元债权转让的实际效果。（二）第三人于厚海向济南高新区法院提交的申请书及快递回单，拟证明于厚海于2017年8月26日申请济南高新区法院在执行裁定书以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明确冻结张如凯的债权金额为200万元，该申请书济南高新区法院已经收到。被告对快递回单真实性无异议，申请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辩称快递回单仅能证明第三人于厚海写了一份申请书，无法证明邮寄材料的内容，第三人并未向法院提起诉讼来救济自身权利。经查，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快递回单，可见于厚海于2017年9月7日向济南高新区法院邮寄申请书一份，在快递单“内件品名”处于厚海明确表述“确认冻结张如凯的债权金额为200万元”，该邮件于2017年9月11日签收，根据上述证据本院对原告拟证的向济南高新区法院提出过申请的事实予以确认。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拟证事实：（一）济南高新区法院（2013）高执字第317号执行裁定书两份，（2013）高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书1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3份。拟证明张如凯对被告享有的700万债权已被济南高新区法院全额司法扣划。原告述称，3份执行裁定书中的查封金额均空白，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也无法实际执行。专用回单、扣划单据以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说明济南高新法院对张如凯在被告处债权的查封已经解除，不影响张如凯、于厚海之间债权转让的效力。第三人述称，于厚海并不知道济南高新区法院对张如凯债权的查封事宜，属于善意第三人，于厚海和张如凯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济南高新区法院执行错误侵害了于厚海的合法权益。经查，济南高新区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3）高执字第317号、（2013）高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书，其在“裁定如下”部分均表述如下“冻结、划拨协助义务人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名下银行内存款元”，而后手写填入“6万”、“200万”、“494万”字样，因此裁定书查封金额并非空白而系手写。根据建行回单可知济南高新区法院通过被告公司账户进行司法扣划，于2018年8月2日扣划6万元，2019年4月3日扣划494万元和200万元，合计700万元。故本院对被告拟证的济南高新区法院共计执行张如凯债权70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辩称被告提交的专用回单、济南法院扣划单据以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说明济南高新法院对张如凯在被告处债权的查封已经解除，此说法没有逻辑合理性也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可。关于原告及第三人所称济南高新区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执行错误等事项，应当向济南高新区法院或有关机关反映解决。（二）于厚海向被告提交的以房抵账申请三份，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及第三人于厚海收款收据5份，拟证明被告已经向债权人于厚海偿还了债务2400026元，该款项于厚海已经收到。原告及第三人虽称证据系复印件不予认可，但根据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1369号民事裁定书所载“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于厚海以房抵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以证明上诉人已向于厚海偿付240余万元的事实。于厚海对该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本院对被告拟证的已向债权人于厚海还款2400026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三）《债权转让通知书》、本院（2017）鲁0684民初541号传票、起诉状、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拟证明第三人与原告所签字形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系恶意串通，根本的目的在于规避济南法院对于张如凯债权的执行。原告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债权转让通知书》所述张如凯对被告享有的债权500万元系笔误，关于（2017）鲁0684民初541号案于厚海申请撤诉系自己的权利。经查，2016年5月13日，第三人于厚海向被告公司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被告公司于5月13日收到通知书。通知书载明“张如凯将对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自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起转让给于厚海”，虽与原告和第三人主张的被告欠付的1000万元债权中张如凯占20%，于厚海占80%不一致，但不能仅以此即断定《债权转让协议》系恶意串通，于厚海在（2017）鲁0684民初541号案中撤诉也证明不了恶意串通的存在，本院对被告的拟证事实不予认可。三、原、被告均提交的证据：（一）张如凯、于厚海与人健公司于2012年4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告拟证明张如凯、于厚海共同享有对健龙公司的合计1000万元债权的事实。被告认可欠付张如凯、于厚海共计1000万元债务，但辩称根据协议书第三条第7项约定张如凯、于厚海两人对被告享有的债权比例应当与变更前的股权比例相同为70%、30%。被告拟证明1.该协议书签订时三方明确约定债权的比例按照股权比例进行；2.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第7项明确载明该1000万债务的清偿资金来源是项目销售回款，并且是在偿还了全部债务之后才能由股东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红，于厚海所述向其支付的240万元是股权分红与事实不符；3.在股权转让后于厚海对被告仍享有10%的股权，并担任被告的副总经理，是被告的控制人之一，明确知晓公司的运行及收到的各项材料。原告及第三人述称被告拟证明的第1点协议中没有约定，系被告单方理解错误；被告拟证明的第2点协议第三条第7项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被告拟证明的第3点，于厚海虽仍享有10%的股权并担任被告公司副总经理，但并不经常上班，济南高新法院的协助通知并没有直接送在被告公司处，而是送到了湖南长沙市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唐中扬手中，因而于厚海对张如凯的债权已经被查封的事实并不知晓。经查，《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第7项约定“该项目销售回款后，应优先支付项目开发建设费用及偿还债务，之后再由股东按股权比例分红”。该约定是关于按照股权比例分红的约定，该条款并不能够证实被告所主张的1000万元债权中张如凯和于厚海各占70%和30%份额；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及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1369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定被告向第三人于厚海支付的系所欠于厚海的债务而非分红；根据被告证据及原告与第三人陈述均无法证实于厚海在债权转让时是否知晓济南高新区法院查封张如凯债权一事，但于厚海是否知晓债权已被查封，均不影响已经查封的债权不可转让的法律事实。（二）济南高新区法院调查笔录、（2012）高商初字第209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各一份，原告拟证明1.裁定书没有明确列明查封冻结的财产，也没有查封冻结的清单，没有明确的银行账号，张如凯并未收到该份裁定，因此该裁定对张如凯不发生法律效力；2.按照实践惯例协助执行通知书必须和民事裁定书同时送达，而两者时间相差甚远，明确不符合常理。而且协助执行通知书所载明的日期与张如凯、于厚海进行债权转让的时间仅差一天，据原告及第三人了解协助执行通知书上签名的法院人员在2013年1月25日前后并无出差记录。调查笔录表明执行人员在长沙给被告法定代表人做了书面的调查笔录，但据原告及第三人了解调查笔录中的记录人之一高荧秀当时出差成都并没有前往长沙的出行记录，因此调查笔录以及2013年1月25日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上面载明的日期是济南高新区法院在得知张如凯、于厚海已将债权转让的情况下倒签的日期。被告拟证明张如凯对被告所享有的债权已经于2013年1月25日被查封冻结。经查，济南高新区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2）高商初字第209号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张如凯、李晓燕、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995万元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财产。”2013年1月25日向健龙公司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暂停支付被告张如凯、李晓燕在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995万元”。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于2013年1月25日签收，签收人系健龙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唐中扬。调查笔录中标明的时间为2013年1月25日11时，唐中扬在调查笔录中签字，落款时间为“2013.元.25”。原告虽怀疑上述司法文书存在日期倒签的嫌疑，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关于被告及第三人所述裁定内容不规范、裁定书与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日期相差时间很长以及是否向张如凯进行送达等问题，应当向济南高新区法院或有关有权机关反映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本院确认被告公司于2013年1月25日收到济南高新区法院的上述冻结法律文书，1000万元债权中的995万元即时被查封。第三人于厚海对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4月26日，被告健龙公司两股东张如凯、于厚海（持股比例为张如凯70%、于厚海30%）与人健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张如凯、于厚海为转让方，乙方人健公司为受让方，甲方持有健龙公司100%股权，甲方同意将其所持项目7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转让的70%股权，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中的张如凯持有公司20%股权，于厚海持有10%股权，乙方持有公司70%股权。……鉴于在本协议第二条第二款中甲、乙双方已一致认可项目公司前期已支出项目费用为人民币2000万元，故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后，甲方中的张如凯继续享有项目公司200万元股权（占股20%），于厚海继续享有项目公司100万元股权（占股10%），张如凯、于厚海还共同享有对项目公司的合计1000万元债权……因程寿惠诉张如凯、李晓燕、健龙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3年1月25日，济南高新区法院通过健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中扬向被告送达2012年9月24日作出的（2012）高商初字第209号民事裁定书以及2013年1月25日作出的（2012）高商初字第2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健龙公司“暂停支付被告张如凯、李晓燕在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995万元”。2013年1月27日，张如凯出具《协议书》一份，《协议书》左上角标注唐总收（应系健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中扬），《协议书》打印内容“本人张如凯同意将2012年4月26日与湖南人健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张如凯、于厚海共同享有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的1000万的债权转给于厚海享有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1000万元债权。”打印落款时间为“2013-1-26”。打印落款时间下方手写添加“若张如凯、于厚海二人的30%股权转让给湖南人健企业集团，则该协议作废。”“张如凯”签名并填写时间“2013年1月27日”。该《协议书》是否送达被告公司以及何时送达被告公司，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2013年4月26日，第三人于厚海针对上述协议以张如凯为被告，向本院提起确认合同效力之诉。2016年3月17日，本院作出（2013）蓬登民初字第3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协议书》有效。2016年3月8日，张如凯与第三人于厚海签订《确认协议书》，甲方为张如凯、乙方为于厚海。内容为：“一、2012年4月26日甲乙双方与湖南人健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甲乙双方享有对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的合计1000万元债权。甲乙双方根据事先约定，现书面确认2012年4月26日股权转让时各自持有份额：于厚海享有其中80%（即800万元）的债权，张如凯享有其中的20%（即200万元）的债权。二、2013年1月26日，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名下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取得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甲乙双方在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的1000万元债权归乙方所有。……”2016年3月15日，第三人于厚海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第三人于厚海为甲方，本案原告为乙方。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其享有的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的有效债权金额共计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自本协议签订日起转让给蓬莱市德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的对价款人民币200万元，乙方应本协议签订之日将上述款项支付给甲方。……”同日，于厚海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证实收到原告200万元。2016年5月13日，于厚海将《债权转让通知书》以快递形式邮寄给健龙公司，被告于当日收到该通知书。通知书载明“张如凯将对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自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起转让给于厚海……于厚海将对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自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起转让给蓬莱市德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7年2月10日，第三于厚海针对2016年3月8日同张如凯签订的《确认协议书》，以张如凯为被告在本院提起确认之诉，诉讼中追加本案被告为第三人，2017年7月26日于厚海撤回起诉。2017年9月7日，第三人于厚海于向济南高新区法院邮寄申请书一份，在快递单“内件品名”处可见于厚海明确表示“确认冻结张如凯的债权金额为200万元”，该邮件于2017年9月11日签收，但济南高新区法院并未作出相应裁定。2018年7月30日，济南高新区法院作出（2013）高执字第317号、（2013）高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书，冻结、划拨协助义务人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名下银行内存款6万元、200万元、494万元，合计冻结700万元，冻结期限一年。2018年8月2日，济南高新区法院通过健龙公司的账户划拨6万元，2019年4月3日划拨494万元和200万元，合计700万元，冻结存款全部划拨完毕。另查，自2014年11月2日至2016年4月29日，被告健龙公司共向于厚海支付2012年4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所欠的债务2400026元。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观点及第三人的陈述，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张如凯同第三人于厚海所享有的1000万元债权被查封后，其后续转让行为是否有效，原告享有被告公司多少债权。根据2012年4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可知于厚海、张如凯共享有健龙公司1000万元债权。对于该债权两人并不具有法定的共同共有基础，但两人在获得债权后至该债权中的995万元被查封前，一直未明确各自应当占有的份额。2013年1月25日，济南高新区法院查封了该笔债权中的995万元。不论查封裁定是否送达张如凯，此后张如凯、于厚海进行的债权转让，以及于厚海将案涉1000万元债权全部转让给本案原告德丰公司，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已查封的995万元债权均不发生债权转让效果。原告及第三人陈述，济南高新区法院在债权查封过程中存在不合理、不规范行为，应当向济南高新区法院或有关机关寻求解决。因张如凯、于厚海所享有的本案被告健龙公司的1000万元债权在被查封之前一直未确定各自份额，故在2013年1月25日济南高新区法院查封张如凯的995万元债权时，健龙公司履行协助义务不存在过错。2018年7月30日，济南高新区法院作出（2013）高执字第317号、（2013）高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书，冻结协助义务人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名下银行内存款700万元，冻结期限一年。此时，被查封的995万元债权中的295万元债权解除查封。原涉及该295万元债权的转让发生溯及既往的法律效力。2016年5月13日，于厚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到达健龙公司，于厚海同德丰公司的300万元（未被查封的5万元债权的转让自始有效）债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但在2016年4月29日前，被告健龙公司已向于厚海履行2400026元债务，故健龙公司尚欠本案原告德丰公司599974元。健龙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第七项抗辩债务未届清偿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8月2日，济南高新区法院通过健龙公司的账户划拨6万元，2019年4月3日划拨494万元和200万元，即原由张如凯、于厚海享有的1000万元债权被划拨700万元，该划拨的700万元即使侵占到了于厚海/德丰公司的债权份额，其也应该向济南高新区法院或有关机关主张权利，而非向健龙公司主张权利。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被济南高新区法院司法划拨的700万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蓬莱市德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欠款599974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被告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负担4908元，由原告蓬莱市德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7689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烟台健龙置业有限公司负担300元，由原告蓬莱市德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47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武 斌人民陪审员 侯 琳人民陪审员 孙修林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马振书记员朱顺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