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28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香，女，汉族，1955年12月23日出生，居民，住龙口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女，汉族，1948年2月9日出生，居民，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香。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德彬，山东渤海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某，女，194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英秋，女，197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龙口市，系栾某的儿媳。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馀亮，烟台芝罘黄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8，男，197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龙口市。原审原告：王某1，男，汉族，1936年8月11日出生，居民，住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原审原告：王某2，女，汉族，1970年2月9日出生，居民，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原审原告：王某3，女，汉族，1972年2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原审原告：王某4，女，汉族，1962年10月7日出生，住龙口市。原审原告：王某5，女，汉族，1983年8月23日出生，住龙口市。原审原告：王某6，女，汉族，1989年8月28日出生，居民，住龙口市。原审原告：王某7，女，汉族，1949年3月12日出生，居民，住龙口市。以上七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君。原审原告：王力君，女，汉族，1946年11月21日出生，居民，住龙口市。上诉人孙某1、王丽香因与被上诉人栾某、王某8、原审原告王力君、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王某7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1民初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某1、王丽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二上诉人分别取得涉案房屋补偿款9700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王吉海、刘爱英在世时，二上诉人已经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在1972年时，王吉海因身体原因，每年都到王庆润家居住一段时间，直至王吉海去世。1993年春，上诉人孙某1将刘爱英接到青岛居住了两年。1995年春，刘爱英从青岛回来以后，上诉人王丽香将刘爱英接到自己家中居住了9个多月。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将刘爱英送回炉后王家村刘爱英的家中过的春节。此后，上诉人王丽香多次将刘爱英接到家中长时间居住。而一审判决认定“王吉海、刘爱英夫妇曾在王庆润、王丽香家中短期居住过”的表述是不全面的，连续居住两年、九个多月的时间不能说成是短期。1998年7月王庆润自青岛回到龙口，在王庆和家住了20多天，期间订立了《赡养妈妈协议书》。1998年8月份，上诉人王丽香回家见到刘爱英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遂将刘爱英接到自己家中照顾，一直在上诉人王丽香家中居住到1998年农历腊月22日（1999年春节前），才将刘爱英送回王庆德家中。1999年春节过后，刚出农历正月，上诉人王丽香再次将刘爱英接到自己家中一直居住到1999年农历7月，才将刘爱英送回王庆德家中，之后两个多月刘爱英去世。上诉人认为，在订立《赡养妈妈协议书》之后，王庆德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对刘爱英尽到赡养义务，而赡养刘爱英的主要义务由上诉人王丽香完成。一审判决认定“之后，王庆德即按照该协议约定，将刘爱英接回家中独自赡养至去世”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赡养妈妈协议书》是附期限、附义务的赠与协议，上诉人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协议书中所附义务，王庆德并没有全面履行，这期间的赡养义务绝大部分是由上诉人王丽香履行的，一审判决认定“王丽香未尽主要赡养义务”与事实不符。由于王庆德没有全面履行协议书的义务，赠与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认定“王庆德也已按照协议履行了全部义务”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并不否认王庆德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但上诉人同样也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在王吉海、刘爱英在世的时候，其他一审原告也对王吉海、刘爱英尽到了赡养义务，尤其是王某1更是频繁给父母寄送钱物。综合上述情况，一审判决有误，应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栾某答辩称，1.赡养义务主要指的是生养死葬义务。王吉海、刘爱英生前的生活费用、丧失自理能力以后的护理照顾完全是由其儿子承担。即使二位老人生前在闺女家居住，也不会因此改变儿子对父母履行了赡养义务的事实。上诉人称二位老人生前常年在其家中居住与事实不符，更不能推定儿子没有尽赡养义务或者少尽赡养义务。2.上诉人孙某1、王丽香对涉案《赡养妈妈协议书》的制定过程、内容在1998年8月已经知晓，作为母亲的赡养义务人也应当知道，对于涉案房屋最后抵顶或赠与王庆德也是知晓的。她们此时已经同意以自己的赡养义务用老房子抵顶给王庆德的约定。且到本次诉讼之前，没有任何人对该协议提出异议。此后该房屋经王庆德使用并出资维修，近二十多年没有人主张过权利，因此本案诉讼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3.上诉人主张《赡养妈妈协议》不发生效力，理由是王庆德未全面履行《赡养妈妈协议》，其认可王庆德虽然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但又主张其他子女也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按照赡养协议第一条约定，王庆德得到妈妈房子的条件是“妈妈一直住庆德家到死、妈妈由庆德全权照顾”，首先是妈妈的居住由王庆德解决，照顾扶养妈妈的义务由王庆德安排，既可以王庆德自己承担也允许其他亲属照顾，简单地认为母亲的赡养义务完全由王庆德承担而强制排除其他子女对母亲尽孝是违背民俗和道德的，也侵犯了其他子女的权利。假设王庆德之外的其他子女都照顾了母亲，也不能推定王庆德违约不履行义务，况且上诉人也认可王庆德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另外，拆迁补偿的62万元包含拆迁房屋项下宅基地的补偿款，该款不属于遗产继承范围，不应以继承的形式分配。宅基地的所有权归村集体，王吉海、刘爱英去世后宅基地不能发生继承，只有本村集体成员的栾某、王某8能够依法取得。由该宅基地给予的补偿依法只能由栾某、王某8享有，上诉人等非集体成员不能享有。被上诉人王某8答辩称，同意栾某的答辩意见。原审原告王力君、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4、王某6、王某7意见为：不认可一审判决，老人去世之前的三个月都是王力君照顾的。原审原告王某4另称，老人在去世之前都是在王家村住，以前是老人自己在老房住，老太太1999年去世之前都是独立生活；不同意一审判决，其他的继承人也应当分得相应的份额。孙某1、王丽香、王力君、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王某7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合理均等分割原、被告位于龙口市房屋一处（现价值约62万元）的遗产份额的七分之一（庭审中，原告又增加请求，要求分割房屋拆迁补偿款62万元以外的其他费用，其未补交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未予审理）。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被告系被继承人王吉海、刘爱英夫妇的晚辈。王吉海（××××年××月去世）与刘爱英（1999年9月去世）夫妇共生育四男三女，长子王某1、次子王庆德（系被告栾某丈夫，被告王某8父亲，已去世）、三子王庆润（系原告孙某1丈夫，原告王某2、王某3父亲，已去世）、四子王庆和（系原告王某4丈夫，原告王某5、王某6父亲，已去世）、长女王力君、次女王某7、三女王丽香。王吉海、刘爱英夫妇在炉后王家村有老房一处，其身体健康期间在该房居住。1998年，刘爱英患有老年痴呆症，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1998年7月24日，原告王某1兄弟四人为了妥善赡养老人，由原告王某3执笔，共同签订了《赡养妈妈协议书》，原文如下：“第一、妈妈一直住在庆德家到老死，妈妈由庆德全权照顾，妈妈的房子归庆德所有。第二、丧葬费如妈妈在九九年死亡（阴历），丧葬费由兄弟四人负担，如在九九年之前死亡（阴历），则丧葬费由庆德一人负担。第三、医疗费四人平均摊。此协议自订立之日起生效，任何人不得反悔。王某1（签字）王庆德（签字）王庆润（签字）王庆和（签字）”。之后，王庆德即按照该协议约定，将刘爱英接回家中独自赡养至去世。此期间的医疗费和去世时的丧葬费用，由王某1、王庆德、王庆润三人分担，因王庆和有病在身，未承担。根据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该房原系两间瓦房和两间平房。1955年，由王吉海、刘爱英夫妇重新翻建成正房三间、厢房三间。该房屋自1998年7月签订协议后，一直由被告占有、管理。因该房系老房，院墙、壁子均是泥墙，2004年左右，被告三次出资进行修缮，将院墙和壁子换成砖墙，房顶翻新小瓦换成大瓦。2017年，炉后王家村进行新农村建设，对该房屋进行拆迁，被告王某8以其个人名义与炉后王家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按照宅基地面积被告王某8应获房屋补偿金额为625152.00元，附属设施补偿金额282元。其他费用，临时安置费11405元，临时安置费2028元，搬迁补助费1000元，速迁奖10000元，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奖励费31271.70元。另查明：王吉海、刘爱英夫妇在世和患病前的赡养费、医疗费以及丧葬费都是王某1、王庆德、王庆润三人分担，四子王庆和、长女王力君、次女王某7、三女王丽香未承担上述费用。王吉海、刘爱英夫妇曾在王庆润、王丽香家中短期居住过。王力君只是给父母送过饭。2017年12月19日，原告孙某1、王某2、王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其中的60万元进行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到相关拆迁单位依法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其中的60万元进行了财产保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一、《赡养妈妈协议书》是否有效以及该协议中关于“妈妈的房子归庆德所有”的真实含意？二、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有无继承权以及应继承多少份额？一、《赡养妈妈协议书》是原告王某1兄弟四人共同签署的协议，是在刘爱英患病、神志不清、表达能力受限的情况下，继承人（赡养人）之间为了妥善赡养母亲刘爱英，平衡了各自权利义务对各自的继承权作出的处分，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附期限、附义务的协议，对签约主体具有约束力，依法有效。原告方称：“签订协议时，妈妈还在世，不存在遗产继承。在此时，涉案房屋的权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父亲的遗产，父亲去世，产生了一次继承。第二部分是妈妈的份额，所有权是属于妈妈的，对妈妈的份额，四个儿子作出房子归谁所有属无权处分，协议中没有妈妈的签字认可，不能产生物权权利变更，因此，对妈妈的财产处分是无效的”。在《赡养妈妈协议书》中，王某1兄弟四人明确表示“妈妈一直住在庆德家到老死，妈妈由庆德全权照顾，妈妈的房子归庆德所有”，这是其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妈妈的房子归庆德所有”的表述到底指的是被告认为的整栋房子还是原告认为的部分房子（妈妈享有的那部分份额）。这一点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王某1兄弟四人签订协议的目的和本意、协议的履行情况以及刘爱英去世后有关情况分析判断。首先，在民事活动中，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规范和约束签约主体的责任义务和权利，以及明确相关财产权利关系，同时也有效保护守约方的切身利益。王某1兄弟四人都是社会阅历极为丰富的成年人，按照当时的社会传统和风俗习惯，在子女多的家庭，赡养父母的重任主要落在儿子的肩上。特别是在刘爱英患病，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陪护时。而两个儿子在外地，一个儿子常年有病，三人缺乏陪护条件，最具陪护条件的王庆德承担起赡养义务义不容辞。众所周知，照顾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要比照顾一个健康的老人，要付出多大的财力、体力和精力，而不仅仅是付出点财力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兄弟四人按照当地的社会传统和风俗习惯约定，老人由其中最有条件的王庆德来赡养到去世，另外三兄弟将当时价值不足万元的房子的继承份额赠与王庆德，“妈妈的房子”即归王庆德所有，完全在情理之中。王某1、王庆润、王庆和将自己的继承份额赠与王庆德，换来的是将自己赡养和照顾母亲的义务转移给王庆德一个人，并且还约定了时间节点来确定丧葬费和医疗费如何承担。这说明了兄弟四人当时很清楚，房子的价值估算不足万元，而母亲的寿命是无法预测的，王庆德今后的付出也是无法预计的。如果“妈妈的房子”当时指的是一部分房子，为什么还要约定丧葬费承担的时间节点，王庆德为什么不要求是整栋房子，为什么不担心因不是整栋房子以后分割会引出纠纷。丧葬费时间节点的约定，说明了当时兄弟四人都意识到，房子全部给了王庆德，如果母亲在时间节点前去世，王庆德得到的利益大，丧葬费由其一人承担，时间节点后无法预计什么时间去世，王庆德还要付出很多，所以，丧葬费要四人承担，用这个约定来平衡房子上的利益。其次，原告王某1兄弟四人都是普通人，对协议用词不可能表达得非常准确，“妈妈的房子归庆德所有”指的就是妈妈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归王庆德所有，这符合普通人的逻辑思维。如果不是这一所指，而是仅指一部分房子，不符合普通人的逻辑思维，相关利害关系人不会不要求具体写清楚。再次，协议签订后，王庆德已按照协议约定将母亲赡养至去世，丧葬费和医疗费由兄弟三人分担了，王庆德也接管了该房，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刘爱英去世后，被告方几次对房子出资进行修缮，被告方既未要求原告方出资，原告方也无人主动出面参与、干涉和提出过任何异议，说明当事人从内心都认可当初已按照协议将该房全部归王庆德所有。第四、在王某1兄弟四人当时的思维意识中，女儿不用养老，自然不能继承遗产，兄弟四人完全有权处分房子和自己的继承权利，故在签订协议时，未要求女儿签字，并实际履行。这一行为虽然现在表面看起来欠妥，但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和其家庭赡养的实际需求，从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了，原告王某1兄弟姊妹七人自始至终都是按照传统风俗习惯履行赡养义务这一真实意思。第五、涉案房屋分两部分继承份额，即父亲方份额和母亲的份额。签订协议时，父亲的份额已经产生继承，对母亲份额的所有权，兄弟四人无权处分也是正确的。但王某1兄弟四人对各自已产生继承份额和尚未产生继承的继承权利各自均具有处分的权利，可以放弃、转让或赠与。王某1兄弟四人的处分行为，其真实意思是不仅共同处分了所有权，还同时处分了各自的继承份额和继承权。处分了所有权影响到被继承人和其他继承人权益的协议内容是无效的。但各自处分各自权利，并未影响到他人的协议内容，是合法有效的。通过以上分析，法院认为，“妈妈的房子归庆德所有”这一表述，指的是整栋房子归庆德所有，其中内容当然包括原告王某1和王庆润、王庆和所各自继承的全部遗产份额归王庆德所有。该协议是附期限、附义务的赠与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双方当事人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原告王某1、王庆润、王庆和已将继承的父母房子份额赠与给王庆德，所附义务是王庆德独自将母亲赡养至去世，合同义务已履行，合同权利当然随之转移给了王庆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期限，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期限的除外。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至时生效。本案刘爱英去世时既是期限届至时，至此，赠与行为生效，相关权利转移。现房子已拆迁，房屋拆迁补偿价值较当时价值提升巨大，原告王某1、孙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否认赠与行为，重新主张继承份额、均等分割房屋拆迁补偿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法院不予支持。二、原告称，《赡养妈妈协议书》中没有母亲和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的签字，原告王某1兄弟四人作出对房子的处分是无效的，该协议部分条款无效，故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有继承权，应均等继承遗产份额。被告辩称，在当地农村，仍然沿袭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由儿子养老并继承父母遗产是公认的养老、继承方式，是当地已经形成的一种普遍的风俗习惯，从《赡养妈妈协议书》中可以看出，赡养母亲和丧葬费、医疗费都是由王某1兄弟四人承担，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未履行赡养义务，也不应该继承父母遗产。法院认为，男女平等，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与原告王某1兄弟四人同为被继承人王吉海、刘爱英亲生子女，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其未在协议上签字，法院视为其未放弃继承权或未将自己的继承份额一起赠与王庆德，故该协议中有关影响其他继承人权益的内容应属无效，其他内容均有效。问题是其应该继承份额多少。从原告王某1兄弟四人签订《赡养妈妈协议书》和当地风俗习惯分析，原告王某1兄弟四人也是本着由儿子养老并继承遗产，女儿不参与继承也不用养老这一风俗习惯的原则来处理赡养事宜的。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未在协议上签字，虽然其事后知道且十几年来也未提出过异议，但并不能证明其像原告王某1兄弟四人一样将应该继承的遗产份额赠与王庆德或放弃。从原告王某1兄弟姐妹七人所尽的赡养义务多少来看，原、被告均认可赡养费、医疗费和丧葬费都是三个儿子提供、三个女儿未提供，母亲只是在王丽香短期住过，还有的女儿回家送饭这一事实，其也是按照农村风俗习惯实际履行赡养事宜的。据此，法院认定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未尽主要赡养义务这一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均具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但均未尽主要赡养义务，相较其他兄弟所尽义务甚少，现主张均等继承遗产份额，对其他继承人不公平，对尽义务最多的王庆德更不公平。故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应少分。综上所述，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未尽主要赡养义务，现主张各自均等继承遗产620000元的七分之一，请求过高，考虑到本案具体事实经过以及王庆德对涉案房屋的修缮、维护、管理等具体案情，法院酌定其各自继承40000元为宜。其请求过高部分，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王某1现主张均等继承遗产620000元的七分之一，原告孙某1、王某2、王某3现主张代位均等继承遗产620000元的七分之一，原告王某4、王某5、王某6现主张代位均等继承遗产620000元的七分之一，因原告王某1和王庆润、王庆和已通过协议方式将自己的继承份额赠与王庆德，王庆德也已按照协议履行了全部义务，现王某1等原告又不按照协议约定，主张自己的继承份额，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王庆德极为不公平，其请求理由不当，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一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判决：一、驳回原告王某1、孙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的诉讼请求。二、涉案房屋补偿金625152.00元，原告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各自分得40000元，余下部分补偿金505152.00元归被告栾某、王某8。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财产保全费3520元，由原告王某1、孙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承担3020元、被告栾某、王某8承担500元。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王某1、孙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王力君、王某7、王丽香承担8500元、被告栾某、王某8承担1500元。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照片三张、北皂村社区卫生室证明一份以及调查证人乔某、姜某、孙某2形成的调查笔录三份，称三张照片中的两张是1993年到1995年刘爱英在孙某1家居住的生活照，证明这段时间刘爱英在孙某1家居住，第三张照片是1998年刘爱英在北皂村王丽香家中居住的生活照，证明1998年下半年刘爱英在王丽香家中居住；北皂村社区卫生社的证明用于证实刘爱英经常在王丽香家中长期居住，期间刘爱英生病时在该卫生所治疗；三份调查笔录用于证明王丽香将刘爱英接到家中赡养，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赡养的时间在兄弟姐妹中是最长的。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三张照片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其所要证明的情况有异议，该三张照片只能证实刘爱英生前到过外村，而不能证实刘爱英长年或者短期在女儿家居住；对北皂后村卫生室出具的书证形式有异议，该所谓的书证没有法律效力，没有日期；调查笔录与事实不符，与一审以及本次庭审中除上诉人之外其他女儿的陈述矛盾，后者均承认刘爱英到王庆德家居住之前能自立，独自生活，无需特别照顾，要求调查笔录中的被调查人到庭质证。经上诉人申请，证人乔某、姜某、孙某2在本院审理期间出庭作证。证人乔某称，证人在1998年到1999年期间在单位居住，距离王丽香家很近，一个月去王丽香家玩两三次，在此期间老人刘爱英就在王丽香家住；证人姜某称，刘爱英大约在1998年下半年的8月份在王丽香家，一直住到年前；证人孙某2称，证人是王丽香的司机，车是分好几个班次的，有时候班次晚，证人就会在王丽香家吃饭。老人刘爱英在1998年到1999年在王丽香家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1998年刘爱英的身体还可以，1999年就不能走路了。二被上诉人对证人乔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乔某与王丽香有明显利害关系，证人证言没有完全效力，也与事实不符；对证人姜某的证言，认为姜某与王丽香家庭关系不一般，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效力大大缩减，且姜某与乔某提供的调查笔录在格式及陈述形式上基本相同，属于人为复述形成，因此不应认定；对证人孙某2的证言不予认可，孙某2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更与常理不符，1998年8月至1999年10月间，老人刘爱英去世也就1年多1个月，怎么会将近1年住在王丽香家中，该证言也与一审中调查的事实相互矛盾，刘爱英1998年7月已经老年痴呆，作为女儿派一个外人单独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母亲接到自己的家中，不合理，因此该所谓的证人证言无任何效力。二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2019年6月25日由炉后王村两委成员王庆彬、王树杰、王树海、王庆文书写的证明，用以证实刘爱英自1998年7月24日至1999年9月去世时一直居住在王庆德家中。经质证，二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出具证言应到庭接受质询。因出具联名状的四人未到庭，无法确认证据上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签字，手印是否本人所按，故上诉人对该证据不发表意见。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自各当事人的母亲刘爱英1999年去世，诉争房屋于2004年经二被上诉人出资修缮，并由二被上诉人管理使用直至该房屋拆迁是客观事实。二上诉人及原审原告等人在近二十年的时间未对该房屋的归属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对涉案《赡养妈妈协议书》的效力及履行情况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对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并不否认王庆德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一审法院结合涉案赡养协议书以及农村继承方面的风俗习惯，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兼顾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法律赋予继承人的继承权，于理相合，于法有据，裁量适当。综上，上诉人孙某1、王丽香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5元，由上诉人孙某1、王丽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宋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