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6民初3160号 原告：朱洪昭，男，197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 原告：朱蓉昭，男，197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 原告：斯永东，男，196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 原告：陈国栋，男，1978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四川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挺，四川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体昭，男，196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松，四川领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壮，四川领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清南，女，198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第三人：江良友，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第三人：易伟，男，1992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原告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与被告朱体昭及第三人黄清南、江良友、易伟合伙企业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被告朱体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壮、第三人黄清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江良友、易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与朱体昭于2017年3月2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2.判令朱体昭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赔偿经济损失80000元（共计320000元）；3.判令朱体昭承担因欺诈行为给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造成的差旅费及误工费合计5000元，律师费20000元。事实和理由：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与朱体昭系亲戚关系。2013年7月5日，五人合伙在成都市双流区登记注册开办普通合伙企业“成都市XX大酒店”（以下简称“XX酒店”），推举朱洪昭为合伙事务执行人，但酒店的实际经营管理皆由朱体昭及其子朱林具体负责。2016年底，朱体昭向其他合伙人提出继续经营将面临亏损，建议将酒店转让。此后合伙人经商议，同意在合理价位转让。2017年3月中旬，朱体昭声称找到了买家愿意出资400000元收购，鉴于价位较低，合伙人不同意转让。同年3月21日，朱体昭又提出有人愿意出600000元收购，如果再不转让他将不再管理酒店。鉴于当时其他合伙人也都没有精力管理酒店，故大多数合伙人同意转让。随后，朱体昭拟定《转让合同》，要其他合伙人签字，并说卖方提出：只认可从朱体昭的手中接手该酒店，避免因合伙人过多，签字转账手续办理麻烦。合伙人中朱蓉昭就价格有意见，大多数的意见要买卖双方面谈，朱体昭再三说只能这样了，对方也是合伙买，不要把事情弄砸了，无赖之下，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才同意签字。商谈中，朱蓉昭持保留意见离开，朱体昭就去找到朱蓉昭的爱人签了朱蓉昭的名。当天朱体昭给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分发了4000元的现金,声称这是对方交的定金。次日，朱体昭召集大家，按照对外转让600000元的价格制定了分配计划，随即给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自办理了转账116000元。2018年12月份，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应邀为第三人办理酒店工商变更登记。2019年3月26日，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在应第三人的要求，办理治安特业许可换证时才得知，酒店转让费实际为1000000元(含房租)，朱体昭在与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协商时，已经和第三人方谈妥并收取转让费，后隐瞒酒店转让真相，欺骗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刻意制造酒店转让费为600000元，需要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将酒店先转让与他，由他再行转让给第三人方的事实。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知道这个情况后，第一时间找到朱体昭追问，但朱体昭一口咬定转让协议就是600000元，并且拿出他与第三人合伙人之一的易伟于2017年3月23日所签《成都市XX大酒店转让协议》，但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就此与第三人合伙事务执行人黄清南质对，发现这纯粹是朱体昭自导自演且虚构的事实。朱体昭刻意隐瞒事实，欺诈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使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了《转让合同》，依法属于可以撤销的情形。鉴于目前酒店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物权已经实际发生转移，亦不可能撤销该合同后实际返还财产，故朱体昭应就此给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第三人知晓事情经过，参与诉讼有利查清案件事实。综上，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为维护其合法权利，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朱体昭辩称，一、XX酒店转让的基本事实。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与朱体昭系亲戚关系。2013年7月，合伙开设了案涉酒店，2016年底，各合伙人经商议后，决定在合理价位上转让各自在XX酒店享有的合伙份额。此后,便在网上发布了XX酒店的转让信息。易伟通过网络渠道了解到转让信息后,便联系朱体昭告知其愿意受让的意向。但在此之前,朱体昭与第三人完全不认识。后来,第三人易伟与被告沟通过程中,了解到XX酒店有多名合伙人。朱体昭经过多次与易伟协商后,转让价格由400000元谈到了600000元。后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为了尽快将XX酒店转出去,与朱体昭商定并签署《转让合同》,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将其在XX酒店中的合伙份额(包括朱体昭的份额在内)整体按600000元转让给朱体昭，由朱体昭进行经营管理，并进行后续的有关转让和交易事宜。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基于当时酒店经营不佳的情况，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在获悉可以600000元价格转让后,担心价格再行下降，一致要求先行转给朱体昭，如果后期价格下调的话，都由朱体昭兜底承担600000元的转让费用；其二,XX酒店各合伙人此前与酒店房屋出租方签署的租赁合同约定,若中途变更经营主体,则需要向出租方支付20%的违约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为避免承担该20%的违约金，决定先行转给朱体昭，保证XX酒店经营主体不变，此可以由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提交的证据《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方为“朱体昭、易伟”及第十五条约定内容相互印证；其三，亦是为减少与多个合伙人逐一沟通协商的成本，便于及时有效传达协商情况。2017年3月19日，易伟作为中间人先与朱体昭签署了《协议》，确定XX酒店经营权益的转让价格为600000元。同日，易伟又告知朱体昭需要配合其及其他第三人黄清南、江良友(易伟的舅舅)再行签署一份协议—《酒店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格为850000元，酒店房租另算。2017年3月21日，第三人通过黄清南的账户以网银转账方式向朱体昭付款550000元；2017年3月22日，第三人又通过黄清南账户以转存方式向朱体昭付款49000元，并因转账限额的原因以现金付款1000元，据此朱体昭累计收到转让款600000元。2017年3月23日，为再次明确朱体昭与第三人易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再次确认实际转让情况，易伟与朱体昭再次签署《成都市XX大酒店转让协议》，明确转让价格为600000元，酒店房屋租金由乙方(即易伟)负担、履行租赁合同。同时，易伟在3月19日签署的《酒店转让协议》右上角备注“此合同作废。易伟2017.3.23”，避免届时朱体昭按照《酒店转让协议》向第三人主张支付850000元的转让款。二、针对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诉请第一项、第二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诉请撤销《转让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结合本案基本事实，朱体昭与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方签署的《转让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任何欺诈之情形。原被告各方系亲戚关系，一直相互信任并合伙开设了XX酒店。在决定转让XX酒店时，各方已经决定，价位合适即可进行转让。朱体昭为便于管理后续转让事宜，与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方商定，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方将其在XX酒店中享有的合伙份额(包括朱体昭的份额在内)整体作价600000元进行转让给朱体昭。因此，就XX酒店600000元的转让价格及其转让事项，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是进行了充分商议的。因此，该转让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欺诈的情形。其次，原被告各方已经实际收取并分配了XX酒店转让款。2017年3月22日，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明确，XX酒店以600000元转让后各股应分方式进行了分配，且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也在《民事起诉状》中明确己收到转让款的事实，已经表明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方是认可了转让事实及转让价格的。再次，本案《转让合同》已无撤销之现实可能。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签《转让合同》后，将其在XX酒店的合伙份额转让给了朱体昭，朱体昭再行与第三人签署协议，已将XX酒店的经营权益一并转让给了第三人。2018年12月20日，原、被告各方协助第三人办理了XX酒店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即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将其在XX酒店中的合伙份额分别转让并登记给第三人黄清南、江良友，有关XX酒店的系列交易事项已经办理完毕。法律的功能在于维护和保障交易的稳定性，本案中相关交易程序已经完成，不宜将《转让合同》予以撤销。(二)XX酒店的系列转让事宜，并未给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造成任何损失，诉请经济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朱体昭与第三人之间系按照600000元进行协商确定转让事宜的。根据黄清南的陈述及XX酒店转让的基本事实，易伟是整个转让交易过程的中间人，有关交易事项是由易伟与朱体昭进行的，包括协商确定转让价格、转让前后责任承担等事宜，且易伟亦见证了大部分转让价款550000元的支付过程。由此可知，第三人各方是知晓亦认可易伟就转让事宜的有关协商及承诺等决策的，即朱体昭与第三人之间的转让价格是600000元。其次，现有协议约定转让价格为600000元。朱体昭与易伟于2017年3月19日签署了《协议》，以及2017年3月23日签署《成都市XX大酒店转让协议》，均明确转让价格为600000元。易伟作为整个交易过程的中间人，朱体昭基于易伟的要求配合签署《酒店转让协议》并约定转让价格为850000元，并非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与实际不符，而这也是易伟特别注明“此合同作废”的原因。否则，朱体昭将可根据该850000元的转让协议向第三人主张，明显将对包括易伟在内的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再次，朱体昭实际收取的转让款为600000元。2017年3月21日，第三人通过黄清南的账户以网银转账方式向朱体昭付款550000元，次日又通过黄清南账户以转存方式向朱体昭付款49000元，并因转账限额的原因以现金付款1000元。据此，朱体昭累计收到转让款600000元。黄清南亦认可了其支付600000元的事实，且与朱体昭银行账户流水相互印证。因此，朱体昭与第三人之间，通过易伟就XX酒店转让事宜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转让价格为600000元，有关转酒店租合同关系由受让方自行承担和履行。同时，朱体昭亦实际仅收取了600000元转让价款，与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之间并无欺诈的情形，朱体昭亦无损害原告各方合法权益的事实。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诉请朱体昭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诉请朱体昭承担律师费等25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聘请律师协助处理本案，并非是其必须和唯一的选择方式，且由此产生的费用支出系基于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的自我决策，并非朱体昭原因所必须产生的，故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诉请由被告承担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依法予以驳回。 黄清南述称，我给了朱体昭700000元，其中包括银行转账599000元，同时在银行支取了100000元，另加我包里的1000元现金，一起付给了朱体昭。但100000元当时没有叫朱体昭出具收条，但是在银行取款是易伟、朱体昭陪同我一起去办理的，给朱体昭钱的时候易伟也在场。我与易伟、江良友、朱体昭签订的《酒店转让协议》并没有作废。我们与朱体昭谈的酒店转让价就是1000000元，包括转让费850000元加转让期间的房租150000元。而我与易伟、江良友签订的《酒店合伙经营协议》约定我出资70%、江良友、易伟各出资15%，我付给朱体昭就是700000元，剩余的300000元由易伟、江良友直接向朱体昭支付。 易伟未到庭，也未发表书面陈述意见。 江良友未到庭，也未发表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根据当事人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对本案案件事实认定如下： 2012年8月28日，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合伙出资经营XX酒店。在《合伙合同》中未载明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金额。2017年3月，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作为甲方，朱体昭作为乙方，签订了《转让合同》约定：“今由XX酒店股东协商，将XX酒店转让给朱体昭经营，转让费六十万，XX酒店收到房租不退，交给房东房租不退，转让前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转让后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营业执照过户，甲方只协助乙方，不产生任何经济费用，房东收取转让费与甲方无关”。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表示因朱体昭告诉他们，XX酒店以600000元转让出去，但卖方提出只认可从朱体昭的手中接手该酒店，避免因合伙人过多，签字转账手续办理麻烦，故先由朱体昭与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方签订转让合同，再由朱体昭与卖家签订转让协议。朱体昭陈述系因为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在获悉可以600000元价格转让后,担心价格再行下降,一致要求先行转给朱体昭,如果后期价格下调的话,都由朱体昭兜底承担600000元的转让费用。 该合同未载明签订时间，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主张签订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朱体昭主张签订时间在2017年3月19日前，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朱洪昭、朱蓉昭、朱体昭系亲生兄弟关系，庭审中，本院通知朱洪昭、朱蓉昭、朱体昭亲姐朱琼召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朱琼召作证表示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在酒店谈转让合同的时候，自己就在旁边泡茶，所以知道，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签订《转让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 2017年3月22日，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就XX酒店以600000元转让后应分配金额进行商量，确定：“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每人分120000元（各合伙人后面的隐名股东分配金额在每个合伙人应分金额中扣除同时载明），酒店汽车以3万元卖出，再按此比例分配，因此事朱蓉昭辛苦，特提2000元奖励，剩余28000元按五等份，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均分5600元（各合伙人后面的隐名股东分配金额在每个合伙人应分金额中扣除同时载明）。余下尾款（网上的6240元、前台备用金3000、9193卡余60元，合计9300元，按投资比例分配如下，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分得1860元（各合伙人后面的隐名股东分配金额在每个合伙人应分金额中扣除同时载明）”。同日，朱体昭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支付116000元，包括之前收取定金朱体昭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支付4000元，总计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收取120000元。 2017年3月19日，易伟向朱体昭出具《协议》载明：“XX大酒店转让于易伟（身份证:5110231992××××××××）,转让费60万（六十万元整），XX大酒店所有债权债务与朱体昭无关，包括员工工资、房费等，XX大酒店所有出租房按照原合同执行，XX大酒店所有的安全、责任、事故与朱体昭无关”。同日，朱体昭（甲方）与易伟、黄清南、江良友（乙方）又签订《酒店转让协议》约定：“一、成都双流区XX大酒店甲乙双方同意按酒店现状进行转让及移交；二、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以总价85万元整（大写捌拾伍万圆整）房租另算；三、甲方同意在签订本转让协议前，将XX大酒店所有的债权债务结算完毕；……六、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若后期有条款增加、变更可追加签订协议，甲乙双方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朱体昭提交的《酒店转让协议》右上角载明“此合同作废，易伟，2017.3.23”。庭审中，黄清南表示该份协议并未作废，并向法庭提交相同内容但未写有作废字样的转让协议。该协议签订后，黄清南通过其6228XXX5178的账户于2017年3月21日、2017年3月22日向朱体昭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50000元、49000元。黄清南该账户于2017年3月22日分五笔共计取款100000元，黄清南陈述该100000元系朱体昭要求要现金好分给其他合伙人，故由易伟、朱体昭陪同一起在银行取款，连同黄清南包里的1000元，共计交给朱体昭现金101000元。黄清南无收条予以印证。朱体昭认可收到转账支付的599000元及1000元现金，但否认收到现金100000元。黄清南同时提交《酒店合伙经营协议》载明：“易伟、黄清南、江良友三方就共同经营双流区XX大酒店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合伙经营项目为XX大酒店；各合伙人占有合伙组织财产份额为黄清南百分之七十、易伟百分之十五、江良友百分之十五”。黄清南陈述，前期系易伟与朱体昭就酒店转让事宜协商，2017年3月17日，易伟、黄清南、江良友在双流区一茶楼向朱体昭预交定金20000元，易伟与朱体昭协商转让金额为850000元，另行向朱体昭补缴房租150000元，共计1000000元。定金支付后，于2017年2月19日签订转让协议。因合伙协议约定由黄清南出资70%，故黄清南向朱体昭支付了700000元，另外300000元由易伟、江良友向朱体昭支付。没有看到易伟向朱体昭付款，但看到江良友向朱体昭付款，但付款金额自己未清点不清楚。黄清南以为既然合伙协议已经约定了各自的出资范围，自己也向朱体昭付款了，易伟、江良友就各自向朱体昭付款就行了，三人没有就实际付款情况再行确认、核对。XX酒店目前尚在经营，黄清南系执行合伙事务的负责人，并按月通过微信向其他合伙人支付盈利利润。 2017年3月21日，易伟、朱体昭作为乙方与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出租方租给易伟、朱体昭作宾馆使用的房屋……租赁时间2017年9月20日至2027年9月19日，租金55万/年”。 朱体昭（甲方）与易伟（乙方）又签订《成都市XX大酒店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成都市XX大酒店转让于乙方，转让费共计六十万元整，经营权由乙方所有；成都市XX大酒店所有债权债务、安全责任、法律责任及事故由乙方承担负责，甲方不承担责任；成都市XX大酒店所有出租房按照原合同执行,如发生违约由乙方全部负责；乙方必须按时交租金，履行租赁合同，如发生违约乙方全部负责”。协议载明签订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朱体昭（甲方）与易伟（乙方）还签订《协议》约定：“现朱体昭由于无经济实力，自愿退出，成都市XX大酒店租房合同由易伟独自履行，如易伟发生违约行为，由易伟负全部责任，与朱体昭无关。”协议载明签订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 XX酒店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2018年12月20日，XX酒店工商登记信息合伙人由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变更为黄清南、江良友，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黄清南，转让后第三人在实际经营XX酒店。 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为本案纠纷，于2019年4月10日与四川西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四川西华律师事务所指派张龙律师作为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与朱体昭合伙纠纷代理人，律师费20000元。2019年4月19日，四川西华律师事务所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出具了支付20000元代理费的发票。 为查明本案朱体昭签订合同、收取款项具体金额等事实，本院多次通知江良友、易伟到庭应诉，但江良友、易伟拒不到庭应诉，面对法庭电话询问合同真实情况、给付具体金额，均拒绝回答、闪烁其词。黄清南二次庭审均到庭，坚称给付朱体昭的金额为70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因案涉的关键人物易伟拒不到庭应诉，导致本案中朱体昭收取的具体金额、签订合同的真实性等事实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易伟、江良友经法庭释明拒不到庭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转让合同》的真实意思是合伙份额转让给朱体昭还是合伙财产整体转让；二、朱体昭签订转让合同时是否存在隐瞒事实真相，欺诈的问题；三、朱体昭向易伟、黄清南、江良友实际转让XX酒店的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四、案涉转让合同是否应当撤销；五、朱体昭是否应当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赔偿，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针对争议焦点分别评议如下： 一、《转让合同》的真实意思是合伙份额转让给朱体昭还是合伙财产整体转让。本院认为，对于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合同》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存在截然相反的表述。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主张在朱体昭已经和易伟谈好了转让价格的前提下，朱体昭恶意主张因合伙人较多，对方只认可与朱体昭签订转让协议双方才签订转让合同，但真实意思是全部合伙人约定将XX酒店以6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转让合同签订时间为3月21日即2017年3月19日朱体昭与易伟签订转让协议以后。朱体昭主张签订时间在2017年3月19日与易伟签订转让协议以前，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各方是将在XX酒店中的合伙份额整体转让给自己，以避免后期转让价格再行下降，也免承担转让向出租方支付的违约金。本院认为，虽然转让合同的内容为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将XX酒店转让给朱体昭经营，但从实际双方履行合同内容来看，朱体昭收取的转让费预付款20000元、转让费600000元、合伙财产汽车处置收入均是按照合伙人的合伙份额进行分配，若是合伙份额转让给朱体昭，应当由朱体昭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支付受让合伙份额的对价款，而非参与分配。故该转让合同双方真实意思应当为合伙人协商一致以600000元转让XX酒店。 二、朱体昭签订转让合同时是否存在隐瞒事实真相，欺诈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关于签订合同的具体时间，虽然合同中未明确载明，但朱体昭与朱洪昭、朱蓉昭均为亲生兄弟，三人的同胞姐姐朱琼召亦到庭作证证明合同签订时间为3月21日，证人与原、被告皆有同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较为可信，故本院采信合同签订时间在与易伟签订转让协议以后即2017年3月21日。第二，朱体昭主张真实转让价格为600000元，应易伟要求为配合易伟又签订了“85万、房租另算”的《酒店转让协议》，此后易伟在该协议中注明此合同作废。本院认为，首先按照常理，《酒店转让协议》为朱体昭与易伟、黄清南、江良友四人签订，若该协议作废，应当由四人签字确认，而并非由易伟一人签字。其次在庭审中，黄清南辅助提交三人的合伙协议表明易伟、黄清南、江良友的出资也是按照该协议约定的转让价“85万、房租另算”来分配的、辅助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表明现在合伙人按月按合伙协议分红，表明《酒店转让协议》并未作废，黄清南作为受让XX酒店方合伙人的具体执行人，二次到庭陈述并举证，而易伟作为本案查清事实的关键当事人，在本院通过电话、传票等方式通知其到庭并告知其利害关系和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仍拒不到庭，对本院通过电话询问相关案涉事实闪烁其词，刻意回避，本院有理由认为黄清南作为与朱体昭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陈述值得采信，而结合易伟其拒不到庭的事实，易伟签署“此合同作废”不应予以采信。最后若朱体昭确实以非真实转让价格与第三人签订了协议，于公应当及时告知合伙人；按照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这种近亲属关系，于私亦应当及时告知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以免引起误会，但朱体昭一直未告知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除了“60万元协议”以外还有这样一份转让协议，直到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事后才知晓。综合全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有理由认为朱体昭在与易伟、黄清南、江良友签订《酒店转让协议》后，刻意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隐瞒相关事实，存在欺诈的行为，造成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四人误以为XX酒店系以600000元的价格转让，从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三、朱体昭向易伟、黄清南、江良友实际转让XX酒店的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第一，关于黄清南实际向朱体昭支付的金额，朱体昭仅认可银行转账的590000元加现金1000元，黄清南主张还交付有现金100000元但没有收条。本院认为结合黄清南的银行明细，在向朱体昭银行转账49000元的同一天，黄清南从同一银行账户取款100000元，黄清南到庭能够详细明确说明其交付该100000元的具体时间、地点及交付时的在场人员，黄清南陈述其给付700000元的缘由亦能够自圆其说。签订600000元转让协议的易伟却故意逃避法院查明事实，综合庭审查明的情况以及承办法官通过相关证据材料、陈述形成的自由心证，本院有理由认为黄清南的陈述更可信，朱体昭收取黄清南的金额应当为700000元更符合客观事实。第二，关于江良友、易伟向朱体昭支付的金额。虽然易伟、黄清南、江良友的合伙协议约定黄清南占出资份额的70%、易伟、江良友各占15%，按照黄清南给付的金额，易伟、江良友应当各自向朱体昭给付150000元才算履行完毕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但黄清南以为各方都已各自向朱体昭支付了相应金额，此后易伟、黄清南、江良友三人也并未再次对各方出资金额予以确认。黄清南虽然陈述看到江良友向朱体昭给付钱款，但并未清点具体金额，其也未亲眼看到易伟是否向朱体昭转款，故朱体昭除已收取黄清南的700000元、收取第三人的定金20000元以外，易伟、江良友是否向朱体昭有过付款行为，无证据印证，易伟、江良友拒不到庭的行为也导致本院无法确认最终事实。 四、案涉转让合同是否应当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朱体昭存在恶意欺诈行为，导致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主张撤销《转让合同》，本院予以支持。 五、朱体昭是否应当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赔偿，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因XX酒店实际上已经转让给第三人，工商信息已经进行了变更并且第三人已经在实际经营XX酒店，故《转让合同》被撤销后，XX酒店也不具有再返还给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经营的现实条件和意义，故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朱体昭各方基于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已经没有再返还或者折价补偿的必要。但朱体昭作为恶意欺诈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因受到欺诈所产生的损失。 关于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转让XX酒店后实际本应分得的金额扣减实际已领取的金额为四人受欺诈产生的具体损失，《转让协议》约定的850000元属于朱体昭代表全部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本应收到的转让款，朱体昭的恶意欺诈行为导致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四人未足额收到实际转让款项，故不管朱体昭实际上是否收到该850000元，不影响合伙人的损失主张。若除本院已查明的款项外，朱体昭实际并未收到江良友、易伟足额给付的部分，应由朱体昭自行向易伟、江良友主张。虽然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与黄清南均主张案涉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金额为“85万+剩余租期房租15万”，但本院认为，首先就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仅是“房租另算”，并未明确房租另算的具体金额，其次虽然转让时出租人处尚剩余的租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与黄清南主张为150000元，但仅是口头陈述，出租人处租金不退，因易伟、江良友拒不到庭无法查明，朱体昭与第三人约定应当收取的租金金额到底是多少无法确定，也无相应书面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就“房租另算”的具体金额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850000元的转让款原、被告按照合伙份额应当各分得170000元，减去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每人已分得的120000元，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每人的损失为50000元，应当由朱体昭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赔偿。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因案涉争议，产生相应律师费，属于因朱体昭的欺诈造成的损失，故朱体昭应当赔偿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因此支付的律师费用。但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主张的差旅费、误工费无证据证明实际发生，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与朱体昭签订的《转让合同》； 二、朱体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朱洪昭赔偿损失50000元； 三、朱体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朱蓉昭赔偿损失50000元； 四、朱体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斯永东赔偿损失50000元； 五、朱体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陈国栋赔偿损失50000元； 六、朱体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支付律师费损失20000元； 七、驳回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238元，由朱体昭负担2072元、朱洪昭、朱蓉昭、斯永东、陈国栋负担116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蔡俐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张学十 书记员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