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民再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言珍，女，194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住温州市鹿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爱玲，女，195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住温州市鹿城区。 上列俩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强，福建人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振光，男，1976年2月17日出生，回族，户籍地福建省福安市，住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惠坤，福建正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曼曼，女，198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瑞安市，住福建省福安市。 原审原告丁言珍、叶爱玲诉原审被告郭振光、邵曼曼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原经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8日作出(2016）闽0981民初288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此后，经福安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闽0981民监5号民事裁定，对本案提起再审，并于2019年4月4日作出(2019）闽0981民再2号民事判决，原审原告丁言珍、叶爱玲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爱玲及其与丁言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强、被上诉人郭振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惠坤和被上诉人邵曼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丁言珍、叶爱玲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审被告郭振光、邵曼曼返还购房款人民币98万元，并支付占用资金的利息（自2010年4月9日起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原审法院认定：丁言珍、叶爱玲与邵曼曼系浙江温州老乡，郭振光与邵曼曼系夫妻。经邵曼曼介绍，丁言珍、叶爱玲愿以98万元价格购买位于福安市房屋，遂委托郭振光、邵曼曼代为购买。丁言珍、叶爱玲于2009年12月17日、18日通过汪安霞建行账户分三笔、以每笔49990元转账至郭振光银行账户，并委托郭振光将15万元作为定金交付给炉头村15号房屋的“房东”。2009年12月18日，郭振光出具一张《收条》交给丁言珍、叶爱玲，载明郭振光已收到叶爱玲、丁言珍“购买老屋壹幢约300平方米”的定金15万元。2009年12月17日，丁言珍通过建行账户向郭振光账户转入30万元。2010年2月2日、25日，叶爱玲两次通过其女叶以利的招商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至邵曼曼、郭振光的银行账户10万元、25.2万元。庭审时，丁言珍、叶爱玲自述剩余购房款17.8万元系其于2010年1-2月期间多次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郭振光。2010年4月9日，邵曼曼补写一张收款总额98万元的《收条》交给丁言珍、叶爱玲，载明“收叶爱玲、丁言珍购炉头村15号房屋购房款合计玖拾捌万元整（980000.00元），收款人：邵曼曼，补2010年4月9日。”郭振光、邵曼曼收款后，未能按委托事项的要求将炉头村15号房屋交付给丁言珍、叶爱玲，也未将98万元的购房款退还给丁言珍、叶爱玲。为此，丁言珍、叶爱玲于2016年3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丁言珍、叶爱玲提供郭振光、邵曼曼分别出具的《收条》，可以综合证明丁言珍、叶爱玲委托郭振光、邵曼曼共同办理福安市房屋的购买事宜，并已将委托购房款98万元交付给郭振光、邵曼曼，但郭振光、邵曼曼在收取购房款后至今长达5年多的时间未能按照丁言珍、叶爱玲的要求购得炉头村15号房屋，也未及时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明显怠于履行办理委托事项的义务。因此，丁言珍、叶爱玲提出解除委托关系，由郭振光、邵曼曼返还代为收取的98万元购房款，并偿付占用资金期间利息损失的诉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作出（2016）闽0981民初2882号民事判决：郭振光、邵曼曼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丁言珍、叶爱玲购房款98万元及利息损失（从2010年4月9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郭振光、邵曼曼共同负担。 原审被告郭振光提出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丁言珍、叶爱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再审法院认定：1.2009年期间，丁言珍、叶爱玲委托郭振光以98万元价格向彭振隆购买坐落于福安市房屋。2009年10月16日，在郭振光及李清春、林飞龙的见证下，丁言珍、叶爱玲与彭振隆签订一份《立房屋卖断契》，由丁言珍、叶爱玲取得并持有该《立房屋卖断契》原件，实际购得炉头村15号房屋。2.2009年12月17日、18日，丁言珍通过汪安霞建行账户分三笔、以每笔49990元转账至郭振光银行账户，并委托郭振光将该15万元以定金的形式交付给彭振隆。2009年12月18日，由郭振光出具一张收到定金15万元的《收条》交给丁言珍、叶爱玲收执。2009年12月17日，丁言珍通过建行账户向郭振光银行账户转入30万元。2010年2月2日、25日，叶爱玲两次通过其女叶以利的招商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至邵曼曼、郭振光的银行账户10万元、25.2万元。对剩余购房款17.8万元，丁言珍、叶爱玲自述系其于2010年1-2月期间多次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郭振光。2010年2月28日，彭振隆出具一张《收条》，载明：“收到福安市城阳乡中村炉头15号房屋款980000.00元大写：玖拾捌万元整。”2010年4月9日，邵曼曼补写一张《收条》交给丁言珍、叶爱玲收执，载明：“收叶爱玲、丁言珍购炉头村15号房屋购房款合计玖拾捌万元整（980000.00元），收款人：邵曼曼，补2010年4月9日。”3.原审判决于2017年1月2日生效后，叶爱玲、丁言珍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原审判决执行期间，丁言珍、叶爱玲将炉头村15号房屋以90万元价格转卖给吴木生，双方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第一期付款70万元、第二期付款20万元。2017年6月15日、21日，吴木生通过建行分别向丁言珍、叶爱玲转账40万元、30万元，履行了第一期付款70万元的义务。4.郭振光与邵曼曼于2009年2月13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1月8日经原审法院判决准予离婚。 再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成立后，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存在两个委托合同关系，分别为委托购房合同关系及委托办理产权证件合同关系。但在双方未订立书面委托合同，未对委托生效作出详尽约定，也未约定违约责任的情况下，系属委托事项约定不明，且均属无偿委托。1.关于委托购房合同关系，丁言珍、叶爱玲负有将购房款98万元交付给郭振光、邵曼曼的基本义务，郭振光、邵曼曼则负有及时完成丁言珍、叶爱玲所委托的购买炉头村15号房屋（无原始产权证）的基本义务。根据本地民间交易习惯，买卖无产权证的房屋，仅凭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对房屋进行占有、使用、管理或转让来认定是否实际购得房屋。邵曼曼、彭振隆分别出具的《收条》，可以确认丁言珍、叶爱玲已交付购房款98万元，且丁言珍、叶爱玲亦确认其已取得彭振隆出具的《立房屋卖断契》原件，能够体现彭振隆已将炉头村15号房屋作价98万元出卖给丁言珍、叶爱玲。丁言珍、叶爱玲于2017年5月18日能够将涉案房屋又以90万元价格转卖给吴木生，并已实际将该房屋交付给吴木生，且已依约收取第一期房价款70万元，说明丁言珍、叶爱玲对涉案房屋已经享有处分权。可见，双方均已履行了各自在委托购房合同中的基本义务，丁言珍、叶爱玲已实际购得并予转卖涉案房屋。因此，郭振光、邵曼曼在委托购房合同关系中已依约完成其应尽义务，并无违约行为。在本阶段委托事项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丁言珍、叶爱玲要求解除双方委托关系已无请求权基础。2.关于委托办理产权证件合同关系，郭振光于2011年5月20日出具《声明》，承诺为丁言珍、叶爱玲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但其并未对受托办理产权证的结果作出承诺，亦未对不能办成产权证的后果予以说明。该《声明》中的代为办理产权证系无偿受托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无偿委托的情形下,受托人仅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才对委托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丁言珍、叶爱玲并未举证证明郭振光在办理产权证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导致未能完成委托义务的情形，故其要求郭振光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综上，丁言珍、叶爱玲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理由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郭振光提出的再审请求合法有理，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注：应将“第一款”纠正为“第二款”）的规定，再审法院作出(2019）闽0981民再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2016）安民初字第882号〔注：应将“（2016）安民初字第882号”纠正为“(2016）闽0981民初288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丁言珍、叶爱玲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丁言珍、邵曼曼（注：应将“邵曼曼”纠正为“叶爱玲”）共同负担。 上诉人丁言珍、叶爱玲及其代理人诉称：1.原审法院再审认定被上诉人郭振光、邵曼曼已经基本完成委托事项，属于认定主要事实有误。①本案涉及不动产买卖，委托事项包括代订购房契约并提供原始权属证明、代向卖主交付购房款、代办房屋交付及产权过户。但在上诉人依约向被上诉人交付购房款98万元之后，仅于2010年5月、2011年5月收到彭振隆、郭振光分别出具的房屋《卖断契》和代办产权手续的《声明》，而对房屋的最初买卖契约及原始权属证明均未提供，也未收到房屋钥匙，根本无法行使入住等相关权利。可见，对于委托购房事项，被上诉人仅完成交付买卖契约这一项，剩下的大部分事项均未完成，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怠于履行委托职责，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②在原审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阶段，上诉人迫于无奈而与案外人吴木生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将涉案房屋作价90万元贱卖，迄今只收回第一期房价款70万元。对此，被上诉人应予偿付从邵曼曼于2010年4月9日出具98万元购房款《收条》开始至2017年5月该房屋出卖这期间的利息损失及房价款差额损失8万元。2.原审法院再审对涉案购房款98万元的交付情况没有进一步核实。上诉人于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已向被上诉人累计交付购房款98万元，被上诉人本应在收到购房款后及时向卖主转交，并向上诉人报告相关情况，但被上诉人却对购房款的交付避而不谈，直至再审开庭前才提交所谓的卖主“收条”，该收条中卖主彭振隆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原审在未予核实的情况下就认定该收条真实有效，值得质疑。3.上诉人委托郭振光、邵曼曼共同代为购房办证，而邵曼曼在原审判决后未提出申诉，说明其已认可未履行代理职责，原审法院再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对邵曼曼的诉求，实属不当。因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再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求。 被上诉人郭振光及其代理人辩称：1.其已完成受托购房义务。①郭振光出于姻亲关系而无偿受托帮助上诉人向彭振隆购买炉头村15号房屋（无产权证），彭振隆已于2009年10月16日在郭振光及李清春、林飞龙的见证下出具《立房屋卖断契》，并已收取郭振光代为支付的购房款98万元，由上诉人取得并持有该契约（原件），实际购得该房屋。②上诉人于2017年5月18日已将涉案房屋作价90万元予以转卖，已收取吴木生支付的第一期购房款70万元，说明丁言珍、叶爱玲在此之前已经取得对该房屋的处分权。2.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上诉人诉称的诸多委托事项与无偿委托的房屋买卖民间交易习惯明显不符。①郭振光虽于2011年5月20日出具《声明》，承诺愿意为丁言珍、叶爱玲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但并未对无偿受托办证的结果及未能办成的后果作出承诺。②因涉案房屋原本没有产权证，故在当时难以办理产权过户给外地人，对此不能归责于郭振光。3.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郭振光在无偿受托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招致其购房利益受到损害。①上诉人从温州前往福安购房，目的是投资炒房，其投资风险应自负。②上诉人既已取得涉案房屋的第一期转卖款70万元，加上可得第二期购房款20万元，又诉求返还其本应交付的购房款98万元，系属不当得利，故其诉求于理不合、于法无据。因此，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丁言珍、叶爱玲的上诉。 被上诉人邵曼曼辩称：其完全赞同郭振光及其代理人对本案提出的全部抗辩意见，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除上诉人丁言珍、叶爱玲对彭振隆出具的《立房屋卖断契》的交付时间有异议及主张被上诉人郭振光、邵曼曼系共同受托人之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再审查明并认定的本案其他主要事实均无异议，可予确认。另补充查明：1.坐落于福安市涉案房屋，原为彭振隆向周忠全等人买受，该房屋宅基地系属农村集体土地；2.上诉人丁言珍、叶爱玲虽主张郭振光系于2010年5月向其交付彭振隆出具的《立房屋卖断契》，但对该契约的形式要件及内容的真实性并无异议；3.阮崇奇于2017年4月26日向吴木生出具《委托书》，委托吴木生向上诉人丁言珍、叶爱玲购买涉案房屋，授权吴木生代为签署买卖协议书、代为支付购房款；4.上诉人丁言珍、叶爱玲于2017年5月18日与吴木生签订《协议书》，将涉案房屋作价90万元予以转卖，并于2017年6月15日、21日各自出具《收条》，分别载明各自收取吴木生支付的第一期购房款40万元、30万元（合计70万元），同时依约将彭振隆出具的《立房屋卖断契》交付给吴木生、阮崇奇持有，该房屋现由阮崇奇占有使用。上述事实，有相关书证及有关当事人陈述相互印证，亦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郭振光、邵曼曼应否向上诉人丁言珍、叶爱玲返还购房款98万元，并偿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其中，涉及到郭振光、邵曼曼是否基本完成委托事项）。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四）项、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一款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一、二、三款、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三）、（四）项、第七十八条的规定，遵循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予以综合分析并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各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或者虽有异议但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丁言珍、叶爱玲主张其与被上诉人郭振光、邵曼曼之间系属涉及不动产买卖的无偿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范围包括代订买房契约、代交购房款、代办交房及产权证等事项，但因双方未订立书面委托合同，对委托具体事项、双方权利与义务及相关违约责任等问题均约定不明，故只能依照当地房屋买卖的民间交易习惯进行分析认定。1.郭振光、邵曼曼接受委托后经其交涉，出卖人彭振隆已出具《立房屋卖断契》，该契约载明彭振隆愿将坐落于福安市房屋作价98万元出卖给丁言珍、叶爱玲，且郭振光已将该契约交付给丁言珍、叶爱玲，该契约即为涉案房屋权属发生变更的重要依据，系属办理产权登记的必备要件，故可认定郭振光已经履行受托代为购房的主要义务。2.郭振光已将彭振隆出具的《收条》交付给丁言珍、叶爱玲，该收条载明彭振隆已收到卖房款98万元，丁言珍、叶爱玲虽对该收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彭振隆本人并未对其是否全额收到卖房款提出异议，且丁言珍、叶爱玲亦未超额支付购房款，故该收条中出卖人彭振隆的签名不论是否系其本人所签，与能否招致买受人丁言珍、叶爱玲的利益受损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仅凭异议质疑不足以认定郭振光、邵曼曼未及时向彭振隆如数转交购房款。3.郭振光虽在《声明》中声称可由其代办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但其并未承诺办证不成应承担何种责任；涉案房屋宅基地系属农村集体土地，尚未办理原始产权审批登记颁证手续，能否直接办理权属转让登记受诸多因素影响，且丁言珍、叶爱玲至今均未举证证明办证不成系因郭振光怠于履行接受委托义务所致，故仅凭郭振光“承诺”由其代为办证，就将办证不成的相关责任归咎于郭振光，有违公平合理之原则。4.丁言珍、叶爱玲已将涉案房屋作价90万元对外转卖，且已依约收取买受人阮崇奇的委托代理人吴木生交付的第一期购房款70万元，亦依约将彭振隆出具的《立房屋卖断契》交付给吴木生、阮崇奇持有，说明丁言珍、叶爱玲对涉案房屋已经拥有转卖处分权，若彭振隆未收到卖房款或者未依约交付房屋，丁言珍、叶爱玲对涉案房屋的转卖处分权必然受其阻止，阮崇奇及其委托人吴木生向丁言珍、叶爱玲买受该房屋后亦无法占有使用。5.丁言珍、叶爱玲主张其将涉案房屋转卖后造成房价款差额损失8万元及炒房投资98万元的利息损失，系其对炒房风险评估不足与操控不当所致，炒房盈亏，实属正常，无可厚非，其后果理应自负，将此损失归责于没有故意不当代理或存在重大过失的无偿受托人，于理不合、于法无据。6.本案系原审法院接受检察机关监督与建议而依职权提起再审，本着实事求是、依法纠错之原则，对原审判决确有存在的主要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这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必然要求；邵曼曼虽在原审期间未到庭应诉，且在原审判决后未提出申诉，但对其在再审中提出的合理抗辩意见，依法应予采纳；邵曼曼曾有代收购房款10万元，并由其向丁言珍、叶爱玲出具代收购房款98万元的“总收条”，虽可认定其与郭振光属于共同受托人，但丁言珍、叶爱玲主张邵曼曼在原审判决后未提出申诉，应视为其认可未履行代理职责的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无偿的委托合同，只有在“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委托人才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由于上诉人丁言珍、叶爱玲并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郭振光、叶爱玲在无偿受托代购房屋及代办产权证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导致委托人利益遭受损害，故上诉人诉求被上诉人返还购房款98万元，并偿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没有事实理由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本案再审后认定郭振光、邵曼曼在委托购房合同关系中已依约完成其应尽义务，并无违约行为，是正确的。丁言珍、叶爱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全部诉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作出的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理程序合法，但在适用司法解释和判决主文及案件受理费方面均存在文字笔误之处，应予指明，并予更正：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应将该条“第一款”纠正为“第二款”；②再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中撤销（2016）安民初字第882号民事判决，应将“（2016）安民初字第882号”纠正为“(2016）闽0981民初2882号”；③原审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丁言珍、邵曼曼共同负担，应将“邵曼曼”纠正为“叶爱玲”。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丁言珍、叶爱玲的上诉，维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981民再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审原告丁言珍、叶爱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变更福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981民再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撤销（2016）安民初字第882号民事判决〕为撤销福安市人民法院(2016）闽0981民初2882号民事判决。 一审（原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3600元，均由丁言珍、叶爱玲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钟相坤 审判员  林本春 审判员  崔龙生 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桂 附录：本案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二）众所周知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分关系的案件除外。 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 第六十五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第七十八条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