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04民初278号原告：沈凌，女，汉族，1968年6月24日生，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伟，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忠，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州常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47186389005，住所地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晋陵中路354号长兴大厦六楼。法定代表人：荣幸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震宇，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时玉亭，男，汉族，1967年11月19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鼐锋，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光鼐，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凌诉被告常州常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申公司）、第三人时玉亭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2月21日、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伟、杜文忠，被告常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震宇及第三人时玉亭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鼐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为被告股东，出资额为6万元，占被告注册资本的7%；2、被告和第三人协助将第三人代持原告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与第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设立于1999年12月28日，原告是被告的原始股东，出资额为6万元，持股比例为4%。2006年2月8日，原告分别与被告和第三人签订委托出资协议书，约定原告为委托方（甲方），第三人为受委托方（乙方），被告为见证方。两份协议均载明“为使事务所的业务发展不因外部政策而受到重大影响，并且能稳定发展，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常申公司的股权名义上转让给乙方，即委托乙方代为出资”。同时协议约定“2、委托乙方出资后，甲方在常申公司享有的所有权利及应承担的责任不变。3、甲方有权在事务所规定时间内向乙方赎回股权，乙方应予以协助办理相关手续……5、事务所作为保证人，为此事项见证并提供保证”。被告在该协议落款处盖章。2006年2月15日，经工商变更登记，被告工商资料里不再显示吴美琴为公司股东（以上事实由2018苏04民终1853号裁定书第5页查明认定）。后原告因和被告发生股东知情权纠纷而起诉至钟楼区人民法院，并上诉至常州中院，该案一审审理中，被告提出因政策原因，当时2006年3月份新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出台，规定甲级工程造价企业，必须达到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比例不低于出资人总数60%，因原告当时没有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被告为了企业生存，召开会议决定调整股权。让原告退出注册股东身份，仅作为隐名股东。被告一直按照原告名义转让前的股权比例给其分红。（以上事实由2018苏04民终1853号裁定书第6页查明认定）原告作为被告的发起人、最初的显名股东、后转为隐名股东的事实及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的股权代持股关系一直为被告及其他股东所知晓并认可，被告自设立至今一直直接给原告分红。现原告要求将股东身份显明化，但被告迟迟不予确认并配合。综上，被告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利益，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其第1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为被告股东，出资额为6万元，占被告注册资本的4%。原告为支持起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1999年9月28日被告公司章程复印件（调取自工商局），证明原告作为原始显名股东在被告章程签字的事实，从1999年至今有部分股东股权被公司收回，原告大致计算下来，空置出来的股份由公司按比例分配。2、委托出资协议书，证明原告将股权名义转让给第三人的政策背景是：被告为了能申报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满足《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149号令第九条第二款的双60%规定，即：公司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60%，且出资额不低于资本总额的60%。被告经开会研究决定，由原告将所持股权形式上转让给第三人时玉亭代持。根据协议第二条，原告在被告处享有的所有权利及承担的所有义务不变。被告在协议书落款处见证方盖章的事实，证明被告对原告形式上把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是十分清楚并支持的。根据协议第五条，被告作为保证人，有义务保证原告股东权利的行使，但被告拒不配合原告办理相应手续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合同约定。3、（2018）苏04民终185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的事实、协议内容均有裁定书予以确认。原告为被告发起人、隐名股东的事实已经由裁定书予以确认。4、2016年税收完税证明，证明被告长期以来一直按照股东身份对原告进行分红并扣缴原告个人所得税的事实。5、被告2006、2007年出资人大会签名，证明原告在退出显名股东身份之后依然参与被告出资人大会参与公司经营的事实。进而证明原告实际股东的权利一直被被告及其他股东认可的事实。6、2019年2月14日被告现有工商登记股东中4位股东出具的确认吴美琴、沈凌、彭敏股东身份和股东资格的说明，4位股东登记的持股比例均为2%，该说明讲明了1、证明该三人是被告创始股东，并由第三人代持股权；2、该四人同意吴美琴、沈凌、彭敏3名隐名股东显名并工商机关进行显名登记。7、2019年2月20日由被告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原告提交股东大会的录音以及文字整理资料以及召开股东大会的函件复印件（复印自另外四名工商登记的股东）。可以看出审议事项是关于吴美琴、沈凌、彭敏变更为公司显名股东的议案，在股东大会中，公司法定代表人荣幸华以及公司其他股东都承认该三人包括原告是公司的隐名股东，股权由第三人代持，大多数股东同意该三人在工商进行显名登记，达到公司法解释三规定的人数。8、2018年9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及第三人发出的告知函，告知函内容是要求被告、第三人在收件后5日内将第三人代持的股份恢复到原告名下，并办理工商显名登记。被告辩称：1、原告主张确认股东资格无事实依据。事实上，原告于2006年1月15日与第三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被告公司股权（出资额6万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而根据被告1999年9月28日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约定，股东退出和加入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原告主张确认股东资格无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本案中原告至今尚未满足“实际出资额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之法定条件，故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另，原告诉请中所述的原有持股比例是错误的，原告出资6万元，持股比例为4%，而非7%。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1份，证明原告自2006年1月15日将其持有被告常申公司股权（出资额）6万元全部转让给时玉亭。2、公司变更核准通知书，证明原告自2006年1月15日将其持有的被告常申公司股权（出资额）6万元全部转让给时玉亭的变更登记事项于2006年2月15日已做登记。3、公示报告（常申公司），证明被告现在股东登记情况，原告不是公司股东。4、2015-2018年度时玉亭应付利润分配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汇总、电子缴税（费）凭证，证明本案第三人时玉亭在2015-2018年按其持股比例依法合规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5、委托付款书，证明原告委托时玉亭代持股权的分红，由时玉亭指定被告常申公司直接汇入原告指定的银行卡。6、2006年6月30日常申公司章程及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此后五次章程修正案及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章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约定股权对外转让须经股东会决议过半数同意。7、2006年1月15日-2013年3月26日期间股东会决议，证明股东会是公司权力机构，其合法地位未被出资人大会取代。8、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证明被告公司为甲级工程造价咨询资质。9、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均规定：企业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的60%，且其出资额不低于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60%。由于常申公司为通过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详见被告补充提供证据2】，故常申公司股东人数需通过股权转让调减公司股东人数以满足《办法》第九条中有关甲级资质标准要求，否则，企业将无法继续开展经营活动。原告并不具备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原告选择转让股权的原因之一，且因上述规章规定，原告转让出去的股权不可能发生回购，原告的原股东资格也不可能回转恢复。10、陈情函1份、申请函7份，证明股权代持协议是在政策背景双60的出台之下所做的部分显名股东转为隐名股东的整体性安排，是为了整体利益的考量，既能够保证包括原告在内的注册会计师在以后的几年中能够到更加优秀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执业，目前原告在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执业，也说明这一点。这种显名股东转为隐名股东的过程，是从整体利益到个人利益高度统一的共进退的利益安排，这种共进退的安排主要是基于常申所是常州国资所改制而来，兼顾所有出资人的既得利益，这种背景与调整不是为了某个个人的利益来计算得失问题。原告只顾个人利益不顾整体利益，打破了平衡。由于原告抢发，主张显名化，其他7位隐名股东也已向公司提出自己的显名诉求。显名的过程必然导致公司因不能够符合资质条件，公司利益受损。第三人时玉亭陈述，第三人与原告有书面的委托出资协议，但是该协议对解除有明确的条件，且原告的赎回权利是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在双方履行该协议没有任何违约的情况下，原告没有任何理由解除该协议。第三人未提供证据。经查明，被告系由江苏省财政厅审批设立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荣幸华，案外人徐良民、李德标、马建妹及本案第三人时玉亭等五人为被告的发起出资人，原告等二十一人为被告的一般出资人。被告1999年9月28日的公司章程载明：本所注册资本为150万元，本所股东分为发起股东和一般股东。本所发起股东为荣幸华、徐良民、李德标、马建妹、时玉亭五人，时玉亭出资额为12万元，持股比例为8%。本所一般股东为原告等二十一人。原告的出资额为6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39000元、工资量化21000元，出资比例为4%。股东个人认缴的现金出资额应在全体股东签定本章程后15日内缴资足额。本所在股东缴清其认缴的出资额，委托其他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领取法人营业执照后发给股东出资证明，同时备置股东名册予以记录。对于以下事项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四）股东退出和加入……1999年12月28日，被告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为荣幸华。2006年1月15日，原告与时玉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在常申公司的出资额6万元转让给时玉亭，受让方应支付给转让方的款额按股权自前述转让之日在常申公司的实际值计算，以现金形式一次支付完结，转让方在本协议规定的股权转让实施之日起，不再以其转让的股权对原公司承担责任。同年2月8日，原告与时玉亭及常申公司签订委托出资协议书，约定原告为委托方（甲方），时玉亭为受托方（乙方），常申公司为见证方，协议载明“为使事务所的业务发展不因外部政策而受到重大影响，并且能稳定发展，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常申公司的股权名义上转让给乙方，即委托乙方代为出资，为切实维护和保障好全体出资人的合法权益，避免股权纠纷，就有关事项协议如下：1、委托出资额为6万元，形式上由甲乙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委托乙方出资后，甲方在常申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利及应承担的责任不变，乙方因事务所要求以股东名义在相关文件上签名及表决事项仅限于形式上的要求，无实质性的权利，否则为无效行为；3、甲方有权在事务所规定时间内向乙方赎回股权，乙方应予以协助办理相关手续；4、乙方因公司事务已经对外承担了股东责任，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但乙方未按甲方授权或表决意见行使权利所致的损失除外。5、事务所作为保证人，为此事项见证并提供保证。常申公司在该协议落款处见证方处盖章。同年2月15日，经工商登记变更，工商登记资料中不再显示原告为常申公司股东。2007年6月1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委托付款书》一份，载明：为使事务所工程造价资质不受国家政策变化影响，本人受托进行出资，根据委托方与本人签订的委托出资协议书，现对每年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扣除缴纳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后，由本人委托公司按照委托人委托出资比例，汇至其指定的银行卡（工资卡）。特此委托！2011年6月17日，被告变更其经营范围，在一般经营项目中增加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咨询。被告2013年3月22日、2013年3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均载明应到股东6人，实到股东6人，代表100%表决权。全体股东签名处显示6股东为荣幸华、章洪英、封玉祥、周宁、徐学清及第三人。2018年9月10日，原告通过EMS向被告及第三人发送《关于解除代持协议恢复股东身份的告知函》一份，告知函载明2006年2月起，被告为使公司获取甲级工程造价审计资质，逐步开展了股东会员股权结构的对外形式调整，本人吴美琴、沈凌、彭敏分别与时玉亭签订《委托出资协议》和形式附件《股权转让协议》，将本人拥有的被告全部股权转让给时玉亭代持。上述《委托出资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规定，吴美琴、沈凌、彭敏在被告享有的权利及责任不变，时玉亭仅限于形式上的要求，无实质性权利，被告也予以保证并见证了吴美琴、沈凌、彭敏原股东权利义务均不变。现因时玉亭及被告在股权代持期间未能依约履行上述《委托出资协议》规定的义务，使吴美琴、沈凌、彭敏的股东权利受到严重侵害。本人吴美琴、沈凌、彭敏在此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解除上述《委托出资协议》及形式附件《股权转让协议》，时玉亭和被告应在5日内将由时玉亭代持的股权分别恢复到吴美琴、沈凌、彭敏名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被告及第三人于次日收取上述告知函。2019年2月14日，章洪英、徐学清、周宁、封玉祥出具《确认吴美琴、沈凌、彭敏股东身份和股东资格的说明》，载明：本人章洪英、徐学清、周宁、封玉祥系被告的股东，现就吴美琴、沈凌、彭敏股东身份和股东资格事宜作如下说明：1、吴美琴、沈凌、彭敏均系被告的创始股东，后公司召开会议明确因公司业务所需，在确保该3人股东权利义务不变的情况下，公司安排该3人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将自己的股权交由公司其他股东时玉亭代持，并在公司的保证和见证下与时玉亭签订了《委托出资协议》。按照《委托出资协议》的约定，公司以及全体股东仍然始终确认吴美琴、沈凌、彭敏在被告的股东身份和股东资格，确认应当保证该3人原股东权利义务不变。2、鉴于吴美琴、沈凌、彭敏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要求公司进行相关股东变更，向该3人签发出资证明书、载于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并到工商机关进行显名登记，本人认为该3人的要求合理合法，本人表示同意，没有异议。相关股东应当予以配合，公司应该予以立即办理。特此说明。2019年6月3日，被告公司名称由常州常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变更为常州常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另查明，被告具有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该资质证书显示资质有效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被告法定代表人荣幸华为高级审计师，第三人为高级工程师，同时为被告的技术负责人。2006年3月22日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部令第149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九条载明甲级工程造价企业资质标准包括企业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的60%，且其出资额不低于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60%。第十九条载明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造价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第三十三条载明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资质许可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撤回其资质。第三十六条载明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资质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2015年5月4日，上述内容中“注册资本总额”被修改为“认缴出资总额”。2017年11月20日，吴美琴、沈凌持其与时玉亭签订的《委托出资协议书》诉至本院，主张对被告行使股东知情权，即（2017）苏0404民初6401号案件。被告在该案中辩称吴美琴、沈凌不具备被告股东资格，不是适格的原告，应驳回起诉。被告并认为委托出资协议签订的背景是因为政策原因，2006年3月新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出台，规定甲级工程造价企业必须达到出资人中注册造价工程师比例不低于出资人总数的60%，且其出资额不低于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60%，原告未取得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常申公司为了企业生存，召开会议决定调整股权，让原告退出注册股东身份，仅作为隐名股东，并与时玉亭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原告不放心，故又签订了委托出资协议，委托出资协议签订后，常申公司一直按照原告转让前的股权比例给其分红。原告认为委托出资协议签订时确实存在被告所陈述的上述政策背景，但上述政策原因并不必然导致原告的股权要做形式上的转让，比如法定代表人荣幸华也未取得工程造价资质，但仍然是显名股东；委托出资协议上载明的“甲方在常申公司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的责任不变”，是指常申公司确认保留两原告的股东权利，时玉亭仅是形式上受让股权，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所有权利是指股东的所有权利，包括知情权、处置权、分配权、表决权等，并且常申公司对原告股东权利的行使提供保证。后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作为常申公司的隐名股东，在常申公司内部享有一定的权利，但其不能以其名义对外独立行使股东权利。本院于2018年4月14日作出驳回吴美琴、沈凌起诉的民事裁定。后吴美琴、沈凌不服上述裁定，上诉至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即（2018）苏04民终1853号案件，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要求享有知情权权利首先要解决与常申公司的股东身份争议，原告在该案中尚不具备直接享有常申公司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遂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裁定。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向章洪英、徐学清、周宁、封玉祥调查，四人陈述本案原告提交的《确认吴美琴、沈凌、彭敏股东身份和股东资格的说明》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被告一共有11位隐名股东，当时是为了资质的问题，被告安排他们隐名的。吴美琴、沈凌、彭敏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及公司进行变更登记，不会影响公司现有的资质。四人没有考虑其他隐名股东提出同样要求的情况，其他8位隐名股东若提起诉讼要求显名应该会影响公司资质，四人不同意他们显名。本院另对被告的6位隐名股东李德标、徐良民、马建妹、沈金涛、方宁、黄静玉进行调查，六人陈述如果维持现状，他们能接受，如果要显名，他们要求同步，要不显名大家都不显名。吴美琴、沈凌、彭敏称在其登记为被告股东后，对被告其余隐名股东要求显名不持异议。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再次另案起诉被告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后经本院调解，双方对原告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范围、时间等事项达成一致，本院制作了民事调解书。但在双方履行过程中，因缺乏信任、矛盾较大，无法自主进行调解确认的事项，原告遂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该案仍在执行过程中。庭审中，原告称即使不符合双60%的规定，其影响的仅是被告资质高低，不会导致被告无法继续开展正常的经营从而影响公司和员工的利益。第三人称委托出资协议是双方平等协商达成的合同，对于解除、赎回有明确的限定条件，且该代持协议有一定的背景，第三人及被告依照约定支付了相应的收益，没有任何违约的地方，到现在为止，法律法规并未发生变化，故委托代持协议理应继续约束双方，第三人要求继续履行代持协议，原告要求解除代持协议进而要求将其股东身份显明条件还不具备。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委托出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及被告订立的委托出资协议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本院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该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委托合同。原告将自己在被告处的股权委托给第三人代为持有，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形成委托持股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此，原告作为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至于第三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并非原告行使解除权的前提。因原告已于2018年9月10日向被告及第三人发送了《关于解除代持协议恢复股东身份的告知函》，被告及第三人于次日收取上述告知函，故案涉委托代持协议书于2018年9月11日解除。其次，关于能否确认原告系被告股东的问题。本院认为，可以确认原告系享有被告4%股权的股东，理由如下：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被告公司章程、委托出资协议书等证据及被告、第三人庭审陈述，可以确认原告系被告设立时登记的股东之一，原告已向被告履行出资义务，原告确为被告的实际出资人。对于该事实，被告股东均知情且无异议。此外，原告提供的税收完税证明及被告提供的第三人出具的委托付款书可以证明原告行使了被告股东权利，按时收取被告支付的股权分红款。再者，原告主张确认其为被告股东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被告辩称的若原告登记为被告股东，会导致其余隐名股东纷纷主张显名进而影响被告甲级工程造价资质。本院认为，原告登记为被告的股东并不会对被告目前的资质造成影响，即使对原告资质造成影响，被告也应据实进行调整，被告为获取甲级资质而对股东持股情况作出安排属于隐瞒事实、虚报申请材料。第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和第三人协助办理将代持股权变更到原告名下的相关手续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原告此前即为被告的股东，原告名下的股权变更至第三人名下是被告安排的集体行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被告全体股东均知晓该事实，被告作为见证人及保证人在委托出资协议书上盖章确认，视为被告股东会认可，现原告主张被告进行变更登记属于被告原股东主张恢复登记的情形，与前述法律规定情形并不一致，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且因被告现在登记的六位股东中已有四位股东同意被告变更登记原告为股东，故即使本案应适用前述法律规定，也已符合法律规定的实际出资人登记为股东的法定条件，即经过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原告主张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的请求应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沈凌系被告常州常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股东，出资额为60000元，占被告常州常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4%。二、被告常州常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第三人时玉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时玉亭代持原告沈凌的股权（即第一项内容）变更至原告沈凌名下。本案案件受理费6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常州常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刘永丽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韩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