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9民终2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城熙，男，汉族，1991年4月2日出生，高州市人，现住茂名市***************，公民身份号码：440************25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维钊，男，汉族，1992年5月12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58。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清、梁丹馨，均系广东粤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城熙因与被上诉人彭维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8）粤0902民初3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城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实际是双方对合作期间的财产、债务进行的最终结算，具有合同性质，双方的合作关系由此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该借条系原、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是错误的。事实上，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是被上诉人通过软硬暴力威胁的方式迫使上诉人在上面签字的，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再者，《借条》亦不是双方对合作期间的财产、债务进行的最终结算，双方合作期间还有其他数目未进行结算，对此上诉人已提供了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借条》所反映的内容并不真实，亦不是双方最终结算的结果，原审判决作出的上述认定是错误的。二、本案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而是由赠与法律关系、合作关系等基础法律关系引起的，并且上诉人亦提供了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了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应按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而不能适用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进行审理。原审判决既已认定“原告于被告曾是合作关系”即是认可了本案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但却继续适用民间借贷的法律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彭维钊辩称：一、本案所涉及的欠款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合作经营期间的财产进行最终结算产生的结果，被答辩人出具《借条》、《收据》并签字确认后，已经形成了新的欠款确认关系，已经转化为新的债权，被答辩人应当对该结果承担还款义务。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曾是合作关系，因无法继续合作经营，双方遂进行财务结算，结算结果显示被答辩人需向答辩人支付68381元，被答辩人遂于2018年8月23日向答辩人出具《借条》及《收据》，被答辩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亦证明了这一点。被答辩人在明悉财产结算结果的情况下出具《借条》及《收据》，又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向答辩人偿还了本金20000元，即是对该笔债务的认可，双方已经形成了新的欠款确认关系，已经转化为完全的“欠款”债权，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且《借条》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因此，被答辩人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向答辩人支付剩余的48381元欠款。二、《借条》及《收据》系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赠与法律关系及软硬暴力威胁。被答辩人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并没有证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赠与法律关系，答辩人从来没有赠送价值6000元的电视给被答辩人。而且，根据微信聊天截图可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因为合作经营及结算事宜发生纠纷，偶尔会有一些过激的言论，但是并不构成软硬暴力威胁。假如答辩人确实存在暴力威胁被答辩人出具《借条》的情形，被答辩人作为有一定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未欠下款项而写下《借条》的后果，却仍然向答辩人出具《借条》，事后又没有报警，反而仍然长期与答辩人保持频繁的微信联系，实在不符合常理。可见，《借条》及《收据》是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应受法律保护。恳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彭维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张城熙偿还借款本金68381元及利息(按约定的月利率3%计算，从2018年8月23日起暂计至2018年10月18日止为3416元，从2018年10月19日起至还清本金时止的按约定的月利率3%另计)给原告彭维钊；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张城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与原告曾是合作关系，后原告与被告对双方在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确认，被告出具了《借条》给原告。《借条》中双方约定“...借款期限自2018年8月23日至2018年8月27日止...利息为月利率2%，到期本息一次性偿还完毕，如不能按期足额偿还，除每逾期一日，按伍佰元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外......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偿还了借款本金20000元，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8381元。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至今仍未履行剩余还款付息义务。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前所述。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书证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曾是合作关系。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实质是双方对合作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的最终结算，具有合同性质，双方的合作关系由此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该借条系原、被告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双方将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转为借贷款项，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且《借条》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剩余借款本金48381元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借条》中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2%，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8年8月23日起计至还清借款本金48381元之日止，对原告主张利息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城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48381元给原告彭维钊。二、被告张城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借款本金48381元的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8年8月23日起计至还清借款本金48381元之日止)给原告彭维钊。三、驳回原告彭维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8元(原告彭维钊已预交)，由被告张城熙负担505元，由原告彭维钊负担293元。被告张城熙应负担之金额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一并迳付原告彭维钊，本院不作另行退收。二审中，张城熙提交一组银行流水作为新证据，以证明其共转了188500元给彭维钊，应抵对本案本金48381元。彭维钊质证认为：转账发生在涉案欠条之前，因此是结算之前产生的费用，被上诉人转给张城熙的数值不少于上诉人举证的转账数目，因此过去合作清算之前产生的材料与本案无关，双方实际已经进行对数，最终结果就是涉案欠款。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经本院审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城熙是否应当偿还48381元及利息给彭维钊。首先，张城熙称本案借条是其在彭维钊的威逼下出具的。经查，张城熙出具借条的地点是在张城熙的公司，当时也有公司其他员工在场，且张城熙其时及至今均未就此报警。故张城熙称其是受威逼所写，不符合常理，也无证据证实，本院无法采信。其次，从涉案借条的出具原因上看，是双方对曾合作形成的邻趣软件平台应收款、转卖一部车辆的价款、公司未报销款及一部电视机差价款这四项款项进行结算后，张城熙出具给彭维钊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虽然本案债权纠纷是因双方的合伙关系而引起，但双方已经就特定的合伙事项进行了结算，故本案无需再按照其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而是直接按照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第三，张城熙称已转账了188500元给彭维钊、应对抵本案的48381元。但该转账发生在出具本案《借条》之前，借条中也未提及可以转账对抵借款，且写下借条后张城熙又偿还了20000元给彭维钊。故本案不能认定上述转账款项可以抵对借条中就特定合伙事项所形成的债权。张城熙可就该转账另行主张相应的权利。综上，张城熙仍应偿还48381元及利息给彭维钊。综上所述，张城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6元，由上诉人张城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琪奕审 判 员  赖慧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哲朱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