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52544号原告：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XXX号XXX楼。法定代表人：于业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欣，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丽，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轶，男，1973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义，上海同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刘轶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和被告均不服仲裁裁决，先后向我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以先起诉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原告、以后起诉的刘轶为被告，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日、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欣和王黎丽、被告刘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不予支付被告2017年度年终奖差额人民币90,000元；2、不予支付被告2018年度第13薪33,780.82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6年5月3日入职原告处，双方签订期限为2016年5月3日至2019年5月2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担任督察长，每月工资90,000元等。原告在每年的年终发放员工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钱款，该款项是预付性质的年终绩效奖金的保底金额，将合并计入奖金总额；次年，待奖金总额确定后，该款项在奖金总额中抵扣，再行发放奖金余额。此外，每年年终奖金的发放需由董事会确定奖金池，再行具体发放。2017年度被告的奖金为税前51万元，原告已经足额履行了支付义务，如果再行支付所谓的差额90,000元，属于重复履行支付义务。原告无第13薪的机制，不需按比例支付被告2018年度第13薪。被告刘轶辩称，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浮动奖金是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2016年度被告获得年终奖金为1,440,000元，其中递延部分金额为576,000元，应于2017年和2018年各应发放50%，但原告无理由克扣被告该部分递延奖金。2017年度被告在原告处正常履职，2018年6月5日原告发放被告2017年度年终奖316,005元。经被告询问得知，该金额扣除了已发放被告2017年度第13个月固定薪酬90,000元。因此被告要求原告参照2016年度浮动薪酬1,440,000元标准，扣除已发放金额后，支付2017年度年终奖差额。同时参照2016年度浮动薪酬1,440,000元标准，折算被告于2018年度工作期间的浮动薪酬及第13个月工资，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原告：1、支付2016年年终奖递延部分576,000元和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的延迟利息14,616元；2、支付2017年年终奖差额1,020,000元；3、支付2018年浮动薪酬660,000元；4、按照实际履职期间支付2018年度第13个月固定薪酬41,250元；5、支付2018年5月18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的竞业限制补偿金237,531.06元；6、支付律师费用5,000元。原告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此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奖金支付协议及原告的递延奖金支付制度规定，如果员工在奖金发放前离职的，不能取得相关递延奖金，且被告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存在失职行为，原告不需支付被告2016年度的递延奖金；由于被告在履职过程中存在不能胜任工作行为并受到监管部门处分，不能获得绩效奖金，且2018年被告任职期间极短，未达到奖金发放条件，原告不需支付被告2017年度年终奖差额和2018年度浮动薪酬；原告没有第13个月薪酬的制度，只有托底的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绩效奖金，且根据绩效表现发放，由于被告绩效表现不符合发放条件，原告不需发放被告2018年度第13个月固定薪酬；双方没有约定竞业限制，被告不需支付原告竞业限制补偿金；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律师费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原告不同意支付该费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原告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员工手册》(2009版)、员工手册签收声明书，证明原告有绩效奖金约定而无第13薪的约定；2、《公司绩效考核办法》、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离任审查报告书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证明绩效考核结果为绩效奖金发放依据，结合被告于2017年工作表现，原告已足额支付被告2017年度年终奖金，不存在差额，对于2018年部分的绩效奖金，由于不符合奖金发放条件，故不需支付；3、裁决书，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4、《年终奖金递延管理制度》、《2016年度年终奖金递延部分发放协议》，证明员工辞职不再享有递延奖金；5、仲裁庭审笔录、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原件)，证明被告在仲裁时认可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的真实性；6、公证书2份，证明员工手册、年终奖金递延管理制度、公司绩效考核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已经在网上公示；7、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证明2016年的奖金按照60%当期发放，另40%分两年发放，递延部分各20%。被告刘轶提供如下证据：1、裁决书，证明本案纠纷经过仲裁前置程序；2、2015年度独立董事王鸿嫔女士履职报告，证明原告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中批准拟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等；3、《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通知书约定被告的工作岗位为督察长，及劳动报酬由固定薪酬、浮动奖金、第13薪组成；4、《劳动合同》，证明合同中约定了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5、2016年6月25日、2018年3月30日的公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二份，证明被告自2016年6月25日起担任原告的督察长，对原告董事会负责，自2018年3月28日起不再担任督察长；6、离职手续单，证明原告于2018年5月17日为被告办理离职手续；7、2016年5月至2018年4月工资单，证明原告发放被告工资情况，其中包括原告发放被告2016年度第13薪60,000元和2017年度第13薪90,000元；8、2018年5月银行账户查询结果，证明原告发放被告2018年5月工资34,184.63元；9、《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证明原告制定有对全体员工进行考核的相关规章制度，但从未遵守其中的规定；10、《公司章程》(2013年4月修订版)，证明督察长由董事会聘任，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组织对督察长的考核、评议及奖惩事项的决定；11、2017年2月21日被告发送给原告人力资源部的电子邮件；12、被告递交的2016年度述职报告；13、被告递交的2016年度绩效考核评估表；证据11至证据13，证明被告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规定，向原告提交2016年度述职报告、2016年度绩效考核评估表，但原告违反考核程序，侵犯被告的知情权、异议权；1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979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一贯不遵守其设定的考核程序；15、《2016年度年终奖金递延部分发放协议》，证明原告总经理秘密操控督察长的奖金发放，在未经董事会授权或审批的情况下，欺骗被告签订该协议；该协议系原告单方面提供的格式合同，未经双方充分协商，且随意设置不予发放的条件，该协议应属无效；16、2017年度独立董事王鸿嫔女士履职报告，证明原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未与劳动者协商，单方面作出“2016年度高管及员工奖金递延方案分别与2015年高管及员工递延方案保持一致”；17、原告董事会审议的2015年度奖金递延方案，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的2016年度年终奖金递延部分发放协议，与该方案的规定明显不符；18、《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19、《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规范》；证据18和证据19，证明相关文件规定合规负责人、督察长的年度薪酬收入总额排名不低于中位数，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于2017年度的收入是否不低于中位数；20、2018年2月28日被告发送给原告人力资源部的电子邮件；21、被告提交的2017年度督察长述职报告；22、被告提交的2017年度绩效考核评估表；证据20至证据22，证明被告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规定，向原告提交2017年度述职报告、2017年度绩效考核评估表，但原告违反考核程序，侵犯被告的知情权、异议权；23、原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证明2018年3月28日原告董事会召开会议，对《2017年度整体薪酬决算方案》作出决议，确定高管奖金包为458万元，及解聘被告的督察长职务；24、《公司章程》(2013年4月修订版)，证明公司章程第46条规定，董事会应有3名独立董事，但原告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仅有2名独立董事，该次会议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25、《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证明该办法第42条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独立但是人数不得少于3人，且不得少于董事会人数的1/3；26、《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则》，证明原告董事会人员的组成，以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提出对督察长年度绩效完成情况的考评建议，并对督察长的年度薪酬及福利待遇向董事会提出建议；27、原告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原告于2018年4月27日办理工商登记信息前后的董事人员组成；28、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名单及简历，证明原告第四届董事会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及王鸿嫔为该委员会主席；29、《股东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证明2018年3月21日该次会议同意独立董事王鸿嫔辞任，王鸿嫔的辞任导致原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的人数不足3人，最终导致该次会议决议无效；30、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安排，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27日召开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不符合原告的相关制度的规定，会议作出的决议无效；3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安排，证明2017年7月25日至26日原告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奖金总额、组成、决策流程管理办法》；32、《奖金总额、组成、决策流程管理办法》，证明该办法第4条规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对督察长提出年度考评建议，并对督察长的年度奖金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董事会应批准高管奖金池，高管奖金池分配到高管个人；但原告的《2017年度整体薪酬决算方案》中，仅明确高管奖金包为458万元，未将高管奖金池分配到高管个人；33、《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3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规范》；证据33和证据34，证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制定合规负责人、合规部门及专职合规管理人员的考核管理部门，不得采取其他部门评价、以及业务部门的经营业绩为依据等不利于合规独立性的考核方式；35、2019年2月2日被告寄送原告的特快专递回单、邮件查询结果；36、被告提交的2018年度督察长述职报告；证据35和证据36，证明被告向原告邮寄送达了2018年度督察长述职报告；37、离任审查报告书；38、被告于2018年4月发送原告董事会邮件；39、被告2018年5月发送原告监察稽核部的邮件；40、被告于2018年5月18日发送原告董事会邮件；证据37至证据40，证明自2018年3月28日原告董事会解聘被告督察长职务至2018年5月15日期间，被告配合原告工作，指导原告依法依规开展离任审查，并向董事会报告总经理克扣督察长等高管工资的违规事项，充分履职；41、《关于对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通知》及基金公司现场检查所需材料清单；42、《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6份；证据41和证据42，证明上海证监局于2017年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检查覆盖期间为2015年至2017年6月，及证明原告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43、《奖金总额、组成、决策流程管理办法》，证明该部分第五条规定的相关内容；44、2016年12月、2017年12月被告的工资单，证明原告发放被告2016年度第13薪60,000元和2017年度第13薪90,000元；45、原告董事会审议的《关于2017年度整体薪酬预算的议案》，证明根据该议案，年度浮动薪酬的项目包括第13薪、绩效奖金等；46、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安排；47、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2016年度固定薪酬调整方案的议案；48、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决议；证据46至证据48，证明2016年12月原告因被告表现优秀，提议将被告的自2016年5月起由每月90,000元调整为105,000元；后原告股权转让原因，董事会未批准调薪；被告的固定薪酬在全体高管中最低，未达到行政规章规定的中位数；49、《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管理办法》，证明原告制定的《年终奖金递延管理制度》未经监察部的合规性审核，未报董事会审议，违反了原告的规章制度的规定；50、国联安公司公文处理单；51、国泰君安《关于全面推进2015年内控体系建设暨内控评价工作的通知》；52、规章制度清理工作表；证据50至证据52，证明《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管理办法》系原告于2011年6月制定，2015年7月原告将该制度列入清理清单中；53、《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54、《2016年度公司绩效管理指标完成情况及高管薪酬决算方案》；证据53和证据54，证明被告的固定薪酬和年终奖金在全体高管中最低，持续至2018年5月，原告未履行法定的合规负责人履职保障义务；55、《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记录》，2017年3月13日原告第四届董事会听取了被告对2016年工作情况的述职报告；56、《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日程安排》；57、《管理层风控委工作规则(修订草案)》及其修订说明；证据56和证据57，证明2017年7月27日董事会听取了被告关于管理层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人选的建议；58、《2017年度风险控制委员会工作报告》，证明原告于2017年3月、7月、12月召开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会议，其中7月会议中明确由被告担任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59、《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日程安排》；60、《2017年度合规管理报告》；61、《2017年度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估报告》证据59至证据61，证明该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估报告》，即证明了被告切实履行了合规负责人的法定职责；62、上海证监局通知(沪证监机构字[2017]443号)；63、《合规有效性自评估项目表1：合规管理环境工作底稿》(系《2017年度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估报告》附表)；证据62和证据63，证明被告的固定薪酬和年终奖金在全体高管中最低，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上海证监局的相关规定；64、《国联安公司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证明2017年9月1日原告的总经理由谭晓雨变更为孟朝霞；65、《关于现场检查问题整改提高工作的报告》；66、关于落实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证据65和证据66，证明原告先后于2017年10月30日、2018年2月28日向上海证监局报送整改报告，整改报告均由被告负责完成；67、《2017年全面现场检查问题反馈表》，证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覆盖的期间为2015年至2017年6月，相关不合规问题大都发生于被告担任督察长前，被告已经在现场检查前对相当一部分问题进行整改；68、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被告支付上海同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费5,000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员工手册签收声明书、证据2中的离任审查报告书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证据3、证据4中的2016年度年终奖金递延部分发放协议、证据5至证据7的真实性，以及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39、证据40至证据68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员工手册》，表示该手册未加盖原告的公章，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交了该份员工手册，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的《公司绩效考核办法》、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证据4中的年终奖金递延管理制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其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员工手册》、证据2中的《公司绩效考核办法》、证据4中的年终奖金递延管理制度的质证意见，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基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其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的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0、证据12至证据14、证据26至证据31、证据38、证据46、证据48、证据53、证据54、证据56至证据59、证据64、证据65的关联性以及对证据40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因被告提供的证据10、证据12至证据14、证据26至证据31、证据38、证据40、证据46、证据48、证据53、证据54、证据56至证据59、证据64、证据65与本案争议无关，本院采信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该部分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40系电子邮件，因未经公证，本院采信原告的整合在一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30日原告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刘轶签订《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书载明经公司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被告担任督察长职务；原告的员工手册、公司守则、个人行为规章和行为准则应当被视为聘任条款及条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司将由董事会定期对被告所任职的岗位/职位履行情况进行绩效考核，并由董事会评定被告所达成的业绩结果；被告的薪酬待遇分为固定部分和浮动奖金，其中固定部分薪酬包括每日历月90,000元(税前)，每年12月公司将一并支付第13个月工资，浮动奖金根据公司董事会对被告业绩考核结果及公司财务状况确定并支付；本确认书将作为聘用合同的附件，本确认书与劳动合同有冲突之处，以劳动合同为准等。2016年5月3日双方签订期限为2016年5月3日至2019年5月2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在督察长岗位任职；被告工作报酬的具体金额在《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约定，通知书为本合同的附件；原告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被告的工作表现，按照公司薪酬制度的规定，另行发放绩效奖金；此外，劳动合同中第七条“竞业限制”的第5款约定，原告与被告签订本劳动合同时，如原告没有要求被告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但是，随着被告为原告提供劳动时间的增长，或者被告的工作岗位、职位或者职责发生变动，或者被告在工作过程中接触或者获得了原告的技术、经营管理等秘密信息，需要签订新的竞业限制协议的，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另行签署《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该协议应作为本合同的附件。2016年6月25日原告发出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公示被告担任督察长的入职日期为2016年6月25日。2018年1月2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向原告和包括被告在内的高管人员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其中对原告出具的《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载明：“你公司在业务开展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内部监控体系不健全，债券及投顾类产品管理薄弱，异常交易风险控制不严；二是股票库构建与维护不完善，未有效执行公司制度和基金合同约定；三是存在员工利用未公开披露基金分红信息开展销售活动的情形；四是对通信工具的管理松懈，缺乏有效监督；五是基金宣传推介材料未及时向我局备案”；其中对被告出具的《关于对刘轶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载明：“经查，你(刘轶，身份证号……)任职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业务开展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内部监控体系不健全，债券异常交易管理不严；二是存在员工利用未公开披露基金分红信息开展销售活动的情形；三是对通信工具的管理松懈，缺乏有效监督；四是基金宣传推介材料未及时向我局备案”。2018年2月5日被告基于个人原因向原告提出辞职和辞去督察长职务的申请。3月28日被告在原告董事会第四届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完成2017年度述职报告，同一天该次会议上批准了被告辞去督察长的申请。5月15日被告签收原告出具的离任审查报告，并同意报告内容。5月27日被告办理离职手续，6月5日原告发放被告2017年度年终奖(即浮动奖金)税后316,005元。2019年1月29日被告向上海浦东新区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被告要求原告：1、支付2016年年终奖递延部分576,000元、延迟利息14,616元(该利息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2、支付2017年年终奖差额660,165元；3、支付2018年浮动薪酬660,000元；4、按实际履职期间折算支付2018年度第13个月固定薪酬41,250元；5、支付2018年5月18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竞业限制补偿金237,531.06元。2019年5月5日该委作出裁决，原告应支付被告2017年度年终奖差额90,000元、2018年度第13个月固定薪酬33,780.82元，对被告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另查明，2016年6月被告制定并实施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度奖金递延方案》规定，2015年度奖金递延发放对象主要包括公司高管、中层管理人员、投资研究、市场销售等关键岗位人员；奖金递延发放比例与发放形式为对于2015年度奖金需要递延发放的员工，个人奖金的25%实行延期2年发放(第二年发放15%，第三年发放10%)，递延奖金分两年发放的时间分别与以后两个年度奖金发放同步；递延奖金发放相关约定为对于2015年度个人奖金递延部分，递延期间若员工主动离职，递延发放部分则不再发放等。2017年3月13日原告召开的董事会第四届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决定2016年度高管及员工奖金递延方案分别与2015年高管及员工递延方案保持一致。原告与被告签有《2016年度年终奖金递延部分发放协议》，协议约定：被告为原告高级管理人员，经评定，被告2016年度当年发放的年终奖金金额为864,000元，2016年度年终奖金递延部分预计发放额为576,000元，就递延部分的发放时间和条件，双方同意并达成协议如下：一、在满足本协议约定条件的前提下，递延奖金在后续分两笔发放，发放比例分别为递延奖金的50%与50%；二、除本协议第三条另有约定外，两笔递延奖金的发放与原告2017年度、2018年度的年终奖金发放同步进行；三、递延奖金全部发放完毕前，出现下列期限之一的，递延奖金不再发放：(1)被告辞职或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八、争议解决等本协议未涉及条款，适用法律法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以及原告制定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年终奖递延管理制度》。原告于2017年4月24日制定并实施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年终奖递延管理制度》规定，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为所有在编且年终奖需要递延发放的正式员工，主要指公司中高层及核心岗位员工；在当年度年终奖金发放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发放当年度年终奖及当年发放的上年度或以前年度年终奖递延部分：员工辞职或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2017年12月25日原告支付被告90,000元，该笔款项性质载明为双薪。原告与被告未另行签订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2018年3月28日原告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33次会议，并通过决议，确定2017年度公司高管奖金包为458万元、高管及员工奖金发放及递延方案分别与2016年高管及员工奖金发放及递延发难保持一致。后经原告确定被告的2017年度年终奖为510,000元。审理中，原告与被告确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5月17日解除。原告表示根据董事会决议2017年度被告的年终奖金为510,000元，其中包括一个月保底奖金即2017年年底发放的90,000元；对此被告确认收到2017年年底发放的90,000元，但认为该款项系第13薪，而非2017年度年终奖金。被告对于要求原告支付2017年年终奖差额1,020,000元的请求，解释为系参照2016年度获得的年终奖金1,440,000元，扣减原告已发2017年度年终奖420,000元后计算；要求原告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金660,000元，同样系参照2016年度所获得的年终奖金标准按履职期限5.5个月的相应比例计算的。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与被告订立的《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及《劳动合同》，其中的内容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自应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为劳动合同的附件以及被告工作报酬的具体金额在《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约定，该通知书约定了被告的薪酬待遇分为固定部分和浮动奖金，其中固定部分薪酬包括每日历月90,000元，每年12月公司将一并支付第13个月工资，浮动奖金根据公司董事会对被告业绩考核结果及公司财务状况确定并支付。可见，固定部分薪酬中另行支付的第13个月工资与浮动奖金系两个不同性质的报酬，固定部分薪酬中的第13个月工资(金额应为90,000元)并不包含在浮动奖金之内。原告认为其于2017年12月25日支付被告2017年度第13个月工资系2017年度年终奖金一部分的主张，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相左，本院不予采信。因原告于2017年12月25日支付被告的90,000元系第13薪，而非2017年度年终奖金，故原告存在未足额支付被告2017年度年终奖90,000元的事实，该部分差额应予补足。因此原告要求不予支付被告2017年度年终奖差额9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薪酬待遇中的固定部分包括每日历月90,000元和每年12月另行支付的第13个月工资。被告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5月17日解除，原告应当按照被告于2018年度实际履职期限按相应日历比例计发被告2018年度第13个月工资33,780.82元。原告要求不予支付被告2018年度第13薪33,780.82元的诉讼请求，以及被告要求原告按照实际履职期间支付2018年度第13个月固定薪酬41,25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016年度年终奖金递延部分发放协议》系原告与被告就2016年度年终奖递延方法作出的特别约定，该特别约定的效力高于原告董事会第四届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中作出“2016年度高管及员工奖金递延方案分别与2015年高管及员工递延方案保持一致”的决定和《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度奖金递延方案》的规定，且协议的相关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双方自应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履行。被告于2018年2月5日基于个人原因向原告提出辞职，双方的劳动关系于同年5月17日解除，原告于6月5日发放被告2017年度年终奖，故原告按照《2016年度年终奖金递延部分发放协议》约定的内容，决定不予发放被告本应于2017年度、2018年度的年终奖金同步发放的2016年度年终奖金递延部分576,000元，并无不当。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6年度年终奖递延部分576,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6年度年终奖递延部分576,000元的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延迟利息14,616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根据劳动合同中关于原告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被告的工作表现，按照公司薪酬制度的规定，另行发放绩效奖金的约定，确定了高管人员的2017年度奖金包为4,580,000元，并确定了被告的2017年度年终奖为510,000元。在本院已经支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9年度年终奖差额90,000元的情形下，原告再要求参照2016年度其获得的年终奖金1,440,000元标准，扣除原告已发年终奖420,000元，要求原告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差额1,02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前述之理由，由于原告和被告于2018年1月25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且从发给原告的《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和发给被告的《关于对刘轶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内容来看，被告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占了原告在业务开展中存在的需要整改的五项问题中的四项，可见被告作为原告的督察长，在履职期间未能有效履行监督公司整改措施的制定和落实的职责；结合被告于2018年2月5日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于3月28日辞去督察长职务以及双方于5月17日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原告决定不予发放被告2018年度年终奖金，与《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和《劳动合同》中约定浮动奖金发放条件相符，亦符合《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年终奖递延管理制度》的关于“在当年度年终奖金发放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发放当年度年终奖及当年发放的上年度或以前年度年终奖递延部分：员工辞职或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原告要求被告参照2016年度年终奖金的标准，支付其2018年度年终奖66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劳动合同中关于“竞业限制”的条款约定，“如……，需要签订薪的竞业限制协议的，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另行签署《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该协议应作为本合同的附件”，该劳动合同实际未约定竞业限制。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原告未与被告另行签署竞业限制协议，即双方并无竞业限制的约定。因此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8年5月18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的竞业限制补偿金237,531.06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律师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因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刘轶2017年度年终奖差额90,000元；二、原告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刘轶2018年度第13薪33,780.82元；三、驳回被告刘轶要求原告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16年年终奖递延部分576,000元和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的延迟利息14,616元、2017年年终奖差额1,020,000元、2018年浮动薪酬660,000元、2018年度第13个月固定薪酬41,250元、2018年5月18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的竞业限制补偿金237,531.06元的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力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周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