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内2921行初21号 原告：曹明晓，女，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 负责人：张宏业，该局局长。 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谢永伟，男，汉族,吉兰泰派出所教导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斌，男，汉族，该局法制大队队长。 原告曹明晓诉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请求确认行政处罚违法一案，于2019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6月12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曹明晓,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谢永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于2019年3月3日作出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原告曹明晓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曹明晓诉称，一、被告认定事实错误。被告《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为：“2019年3月2日16时许，曹明晓不听劝阻，订购银川至北京的火车票，伙同张月琴到北京进行越级上访”。真实事实为：2019年3月2日，原告准备到最高人民法院就原告父亲的行政诉讼案件，申请复查、提交相关材料。在去往北京的路上，即乌海火车站被内蒙古阿拉善盟阿左旗公安局吉兰泰派出所截回，之后，对原告处以15日的行政拘留，原告在阿左旗拘留所。因此，原告去往北京并不是去越级上访，更不是寻衅滋事。二、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因原告去往北京，只是为了进行正常的诉讼活动，并不是为了上访。退一步讲，原告越级上访也不应该处以行政拘留，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收到信访事项，应当予以登记，并区分情况，在15日内分别按下列方式处理：（三）信访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因此，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寻衅滋事”对原告处以15日的行政拘留，适用法律错误。三、被告程序不合法。2019年3月3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当天承办该案警官谢永伟又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错误，收回该决定书。2019年3月4日，被告将被告作出的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拿给原告让原告签字并按手印，原告签字之后，向被告要求留下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是被告拒绝了原告，之后，原告在拘留期间据理力争，被告迫于无奈，于2019年3月12日向原告送达原告签字的决定书。为此，被告程序违法。综上，原告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作出的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据一、最高人民法院发给原告的信息（原件在手机），编号1069015460482476（1），2016年10月24日12点42分发过来的，证明：2019年3月2日，原告是就该行政案子去提交相关证据。证据二、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证据三、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是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去的。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申请收取材料清单，证明这个案子最高院是在2016年10月24日给原告发的通知，当时原告还在看守所。证据五、最高院裁定书一份，原告2018年10月份去了最高院，然后给原告裁定书，因为最高院送达的时候没人接收。2019年1月份自然资源厅给原告出的信息公开，是原告起诉土地请求的案件，我在2月25日收到的信息公开，我拿上以后就想赶紧去最高院提交。 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辩称，一、原告在起诉书中叙述称自己是去北京是提交父亲行政诉讼案件的申请复查和相关证据材料，不是越级上访，更不是寻衅滋事。我局认为该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经公安机关查明：2019年3月2日16时许，曹明晓乘坐银川至北京的K1178次列车，准备到北京进行越级上访，途经乌海火车站时被我局指派人员劝阻并依法传唤到阿左旗公安局。以上事实由一张曹明晓去往北京的火车票复印件（3月2日16时05分）、随身携带着三份训诫书复印件、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两份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复印件、一份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复印件、一份申请复查不予受理告知书、两份登记回执复印件等证据证明。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认定曹明晓的行为构成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曹明晓从2013年10月-2016年10月期间因与华西牙科纠纷、和丈夫草场划分纠纷、其父亲草场占地补偿纠纷多次到北京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以非访行为多次下达训诫书，被阿左旗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多次治安拘留。2017年因多次非访后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被阿左旗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后刑满释放，被我局依法列为重点人员进行管控。曹明晓明知3月2日正是两会召开敏感期，自己故意避开管控人员的视线，携带相关材料到北京进行非访。为了两会的正常开展，政府是严禁非法上访人员，尤其是像曹明晓这样的重点非访人员到北京上访的。而曹明晓公然挑衅社会秩序的管理，毅然到北京上访，扰乱社会秩序。显然，曹明晓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寻衅滋事行为。而曹明晓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过程中，自己陈述要到北京上访的。（由2019年3月3日对曹明晓询问笔录第二页可以印证）而现在又辩称去往北京不是去越级上访，这纯粹是在狡辩。因此，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定性是准确的。二、原告称对被告实施治安处罚适用法律错误，也就是说使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处罚错误。我局认为该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完全正确。曹明晓进行越级上访，就是非法上访，曹明晓去北京目的就是非法上访。自己说是进行正常的诉讼活动，那你是进行哪一项具体诉讼行为，你能说明情况吗？因为曹明晓曾经因多次去北京非法上访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刑罚执行完毕后，仍然进行非法上访活动，挑衅国家社会管理秩序，本应当定罪处罚，考虑到曹明晓正在去北京上访的路程上，也是在实施寻衅滋事的预备阶段，使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寻衅滋事行为处罚是正确的、恰当的。三、原告称被告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程序不合法。我局做出该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完全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9年3月2日16时吉兰泰派出所工作中发现曹明晓购买到北京的列车票去非访，立即向分管局领导汇报，由分管局长交办任务后，随即对曹明晓传唤到阿左旗公安局办案区进行调查取证，制作了询问笔录。同日在处罚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对原告曹明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可能受到的行政处罚的情况依法予以告知，履行了告知义务，也听取了原告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称2019年3月3日被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后，2019年3月4日又送达了一次。因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违法事实的认定、引用法律依据、处罚幅度没有改变，只是行政处罚期限计算错误，应当是3月3日至3月18日，而3月3日的处罚决定书到期时间为3月17日错误，故2019年重新更换处罚决定文书，不是送达程序，不属于程序违法情况。所以阿左旗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对原告曹明晓作出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2019年3月3日依法送达了此行政处罚决定书。综上所述：2019年3月3日做出的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决定书于2019年3月3日向曹明晓本人送达，同时将执行情况通知了家属张玉花。2、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行政处罚决定是依照法定程序通过逐级审批最后由阿左旗公安局负责人批准决定的。3、受案登记表一份，证明案件3月2日工作中发现的，来源的合法性。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一份，证明公安机关在处罚前履行了告知程序。5、执行回执一份，证明对曹明晓依法执行了行政拘留。6、传唤证，证明从行为发生地至公安机关是通过传唤而来，程序合法。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证明询问曹明晓时告知了其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义务。8、对曹明晓的询问笔录一份四页，证明曹明晓去北京目的就是要上访的事实。9、银川至北京K1178火车票复印件一张，证明曹明晓正在乘火车至北京的路程上的事实。10、身份证明一份，证明曹明晓是已满十八周岁的具有责任能力的正常公民。11、证据保全决定书一份，证明依法对曹明晓自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扣押。12、证据保全清单一份，证明当时曹明晓身上确实携带文书材料。13、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二份（复印件）。14、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书一份（复印件）。15、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16、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登记回执2份，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2份。17、内蒙古自然资源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一份。18、申请复查不予受理告知书一份，证明曹明晓的请求信访部门不受理。证明当时曹明晓身上携带的具体书证。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我在这个后面写上了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给我送达。阿左公（润）行罚决字[2019]114号，这个是真实的，但是是错误的，既然这个决定书是错误的，3月4日就不能对我实行行政处罚。对审批表没有什么异议，但认为是后面补制的，当时在3月3日晚上1点，那个时候让哪个领导签字请示呢。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是指令，是哪位领导指令的，请予以说明。阿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这个是真实的，当时给我告知了，当时我也提出我要陈述和申辩，但是对方拒绝听我的陈述和申辩。执行回执没有异议。阿左旗公安局传唤证，这个是假的，是后来补制的，我是被公安机关强制截回阿左旗新华街派出所的。权利义务告知书，没有向我宣读，我不知道这回事。询问笔录，我对该份笔录不予认可，当时笔录是在我长达五个小时的长途旅行之后，头昏脑涨血压高达180度的情况下签的，现对该询问笔录不予认可。证据保全决定书，这个是真实的。身份证明也无异议。违法犯罪查询证明也无异议。2013年、2015年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这两份是虚假的，有登记回执、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这两份训诫书是虚假的。证明2014年6月21日阿左旗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错误。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书，2016年10月9日，这份训诫书中登记回执天公2018第339号，天公2018第225号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阿左公执刑罚决字2016-3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错误。这些证据证明阿左旗公安局两次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且阿左旗人民法院对曹明晓寻衅判处两年有期徒刑错误。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政府信息公开无异议。申请复查不予受理告知书是真实的。银川到北京火车票是真实的。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份决定书于2019年3月12日由拘留所所长送达与原告曹明晓，所有这些证据，哪份证据能够证明是我的上访材料，只有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是我要提交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证据。所有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曹明晓越级上访。 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为对高院的信息，不能说明是与曹明晓的案件有关，是与什么案件有关。2016年10月24日，与你有关，即使你在看守所，你出来以后及时联系过没有，给你什么答复了吗？所以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信息公开申请、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收取材料清单只能证明你去送了，按照信息公开上的提示，你可以网站查询，并不用去北京，而且这是2016年的，并不能证明你2019年去是为了这个。对最高院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既然驳回再审申请，还去最高院干什么，与本案没有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及被告提供的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认定，对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日16时许，原告曹明晓乘坐K1178号列车从银川前往北京，当列车行驶至乌海火车站时，原告曹明晓因涉嫌寻衅滋事被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新华街派出所传唤至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被告办案人员向原告曹明晓宣读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于同日20时45分对原告曹明晓进行询问，在询问笔录中原告曹明晓自述其去北京是去上访。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中的证据材料及对原告曹明晓的询问，证实原告曹明晓准备到北京越级上访。经核对违法犯罪记录，原告曹明晓2016年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2014年6月、2016年10月因越级上访被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行政拘留。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拟对原告曹明晓给予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于2019年3月3日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原告曹明晓，并于同日作出阿左公（润）刑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通知原告曹明晓家属张玉花，后因处罚决定到期日期错误，于2019年3月4日向原告曹明晓重新作出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3月3日将原告曹明晓送交阿拉善左旗治安拘留所执行，执行期限15日，自2019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8日止。现原告曹明晓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作出的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本案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属于其法定职责。被告依法传唤原告曹明晓后，进行了询问、取证，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了原告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也依法向原告送达。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符合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被告依据传唤原告曹明晓时证据保全清单中的证据材料及对原告曹明晓的询问，经核对违法犯罪记录，认定原告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且属于情节较重的，故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原告曹明晓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曹明晓诉称被告程序不合法，认为被告2019年3月3日向原告送达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当天因该《行政处罚决定书》错误，收回该决定书，并于第二日将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拿给原告让原告签字并按手印属于程序不合法。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对原告曹明晓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为行政拘留十五日，被告作出的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及处罚幅度没有改变，只是对拘留期限及文书文号的更正,被告重新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补正，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不属于程序违法，故原告请求撤销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阿拉善左旗公安局作出的阿左公（吉）行罚决字[2019]1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曹明晓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曹明晓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 华 人民陪审员  司俊峰 人民陪审员  张 栋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马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