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12民初5025号 原告：刘天生（曾用名吴天生），男，197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梅芳，厦门市新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荣榴、黄妙青，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天生与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汪前村）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天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梅芳，汪前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荣榴、黄妙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天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将址于厦门市同安区汪前村面积共60平方米的房屋（暂估损价值123600元）恢复原状并返还给原告；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36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的父亲吴福器、祖母吴莲花于1952年在汪前村（东至棹坐、西至后沟、南至空地、北至厕所）修建了面积共计60平方米的房屋，后一直由吴福器一家居住使用。吴莲花及其丈夫吴文心生育了吴福器、吴葡萄、吴秀恋三个子女。吴福器与妻子卓浮秦生育了刘丽琼、吴秀丽及原告三个子女。吴文心、吴莲花、吴福器、卓浮秦均已去世。吴葡萄、吴秀恋、刘丽琼、吴秀丽均放弃上述房屋的继承权，原告是上述房屋的唯一继承人。原告长期生活在外，2017年4月才知晓上述房屋被被告拆除，并由被告在该土地上建设了村部办公楼。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未果，故提起诉讼。 汪前村辩称：1.原告未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吴莲花、吴福器的法定继承人信息，无法确定原告是否吴莲花、吴福器的法定继承人，以及是否与吴天生为同一人，原告不具有起诉资格；2.吴福器的案涉房屋1958年就已倒塌，物权已消灭，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都归被告集体经济组织，1967年、1968年汪前生产队、汪前大队分别在该旧址上修建了猪舍、蘑菇房，系处分自身所有的宅基地，未侵犯原告或吴福器的权益，且当时吴莲花、吴福器一家住在距吴福器房屋百米远的另一处房屋中，均未提出异议，原告现在才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3.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建设村部大楼时拆除了吴福器的房屋，被告建设该村部大楼时，原告也未提出权利主张，且原告诉称的房屋四至与其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四至并不一致，原告诉请将该房屋归其所有依据不足；4.原告不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能享受被告宅基地的处分权。综上，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刘天生围绕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1952）同字第117718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汪前村委会证明、户籍关系证明、户口迁移情况证明、户口注销证明、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关于刘天生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信访事项复查受理情况告知单》、《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调整我市房屋征收补偿重置价格意见的通知》、《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规定的通知》、《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征地拆迁有关政策的意见》、户口本。汪前村向本院提交了原村长陈彬翁的证明。经质证，汪前村提出，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四至与原告诉称的房屋四至不一致；村委会无权出具户籍证明，且证明中记载的是吴天生不是刘天生；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是否本人签订不清楚，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案涉房屋登记在吴福器名下，且在1958年已倒塌，不是被被告拆除，信访件称原告有产权的房子不属实；政府征地拆迁、征收补偿的文件与本案没有关联。刘天生提出，陈彬翁未出庭作证，且其当时属于未成年人，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本院针对当事人的争议对相关证人及刘天生进行了调查询问，并调取了刘天生等人的户籍信息。现结合以上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52年6月30日，汪前村户主吴福器（人口2人）登记在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房产有坐落在汪前的平房2间、坐落在新厝的平房2间。其中，汪前的2间平房面积分别为零亩零六、零亩零叁（共折合59.94平方米，以下简称案涉房），四至分别为东至埕、西至后沟、南至空地、北至所；东至吴生、西至吴心、南至埕、北至棹坐。吴福器当时与其母亲吴莲花共同生活，其父亲已去世。后吴福器娶妻卓浮秦，并于1969年11月25日生育刘丽琼；1972年1月26日生育吴秀丽、1974年11月8日生育刘天生三个子女。刘天生出生后不久，吴福器去世。1975年10月4日，卓浮秦在吴福器去世后改嫁同安区汀溪镇隘头村坤泽洋的刘清溪为妻，并携带刘丽琼、吴秀丽、刘天生到隘头村坤泽洋与刘清溪共同生活。在诉讼过程中，刘天生陈述卓浮秦大概于1981年去世，吴莲花大概于1993年去世，并称其于2007年左右从他人处听说汪前村拆除了吴福器的上述汪前2间房屋建了村部大楼，后其于2017年查到吴福器的产权证后开始向汪前村主张权利并信访，未果后才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刘天生系以吴福器该2间房屋继承人的身份提起本案侵权之诉。因此，刘天生是否为吴福器该2间房屋的继承人以及汪前村是否对其实施了侵权行为是本案关键焦点。关于刘天生是否为吴福器该2间房屋的继承人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要分析案涉的2间房屋是否属于吴福器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了公民的房屋。本案中，刘天生并未举证吴福器何时死亡，但根据吴福器与卓浮秦共同生育刘天生等三个子女的时间，以及卓浮秦在吴福器死后于1975年10月4日改嫁刘清溪的情况，结合日常经验法则，可以判断吴福器是在1974年11月8日刘天生出生后至卓浮秦于1975年10月4日改嫁前已死亡。而案涉的2间房屋根据证人陈某称，1950年代末已倒塌并杂草丛生，1960年代末被汪前生产队和汪前生产大队分别建了猪圈和蘑菇房；根据汀溪镇政府对刘天生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亦是1970年代前已没有了厝顶（指屋顶），汪前生产大队利用旧墙建成了蘑菇房，后在2006年汪前村再把蘑菇房拆除建了村部。因此可以认定，在吴福器去世前，吴福器房屋产权证上登记的汪前2间房屋已经坍塌（至少屋顶坍塌），无人居住，已不具有可供人居住使用的房屋功能，并被当时的汪前生产队及汪前生产大队在旧址上建成了猪圈及蘑菇房，原2间房屋客观上已经灭失，无法成为吴福器死亡时的遗产。故刘天生称其系吴福器该2间房屋的继承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汪前村是否对刘天生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如前所述，吴福器房屋产权证上登记的汪前2间房屋在吴福器死亡时已经灭失，不可能成为刘天生能继承的遗产，而且汪前村2006年是在拆除自己所建的蘑菇房基础建设村部大楼，并没有侵害到刘天生的权利。刘天生称汪前村拆除吴福器的房屋建村部大楼与事实不符，其亦未对该主张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即使汪前生产大队在1960年代末利用吴福器的案涉房旧墙建蘑菇房，侵害了吴福器的权利，吴福器当时并未死亡，亦应由吴福器本人主张权利，刘天生未举证吴福器在生前有主张该权利，故可推定吴福器当时已默认汪前生产大队可以在其房屋旧址上建设蘑菇房。事实上，刘天生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亦称吴福器和吴莲花在汪前村还有另外一处约200平方米的房屋，因此，本院更相信吴福器生前已默认汪前生产大队在其房屋旧址上建设蘑菇房。现事发已四十余年，刘天生再主张汪前村侵权，证据和理由明显不足，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天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772元，由刘天生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昌明 人民陪审员  张碧卿 人民陪审员  张美丽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陈炳杰 书记员洪晓燕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 （一）公民的收入； （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 （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