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22民初1650号 原告：胡扬忠，男，1965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熙，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启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天马路171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王贤生，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林，浙江论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丽梅，浙江论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衢州冠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天马路167-6号。 法定代表人：杨忠来，职务：经理。 衢州冠科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诉讼代表人）：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负责人：陈信国，职务：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樟鲁，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逸聘，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胡扬忠与被告浙江启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天公司）、第三人衢州冠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冠科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蔡武与人民陪审员杨叶根、王均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0日、2018年11月19日、2019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扬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启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3月26日，本院作出（2019）浙0822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衢州冠科公司破产清算。2019年4月4日，本院作出（2019）浙0822破申4号决定书，指定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担任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2019年5月10日、5月31日、6月21日、8月1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扬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启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扬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被告为申请执行人的（2018）浙0822执保79号案件对位于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西路9号中商广场6幢2、3、4、5、6、7、9、12、13、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室及常山县天马街道柚香路24号商品房（共计34套商品房，以下简称为“34套商铺”）的查封。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4日，原告胡扬忠作为买受人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就“34套商铺”签订了相应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2016年6月20日至2016年6月24日向第三人支付了购房款人民币5000万元。在此之后，因第三人网签系统被政府多次关闭，导致第三人迟迟无法为原告办理网签备案手续。为此，原告多次联系第三人要求其履行相应的出卖人义务，在此情况下，第三人最终于2018年2月10日正式与原告签订网签合同，并为原告就上述房屋办理了相应合同备案登记手续，相应的合同备案号分别为：6幢2室2018330822XS0007379、3室2018330822XS0007380、4室2018330822XS0007417、5室2018330822XS0007381、6室2018330822XS0007382、7室2018330822XS0007383、9室2018330822XS0007384、12室2018330822XS0007385、13室2018330822XS000386、201室2018330822XS0007388、202室2018330822XS0007389、203室2018330822XS0007390、204室2018330822XS0007391、205室201830822XS0007392、206室2018330822XS0007393、207室2018330822XS0007394、208室2018330822XS0007395、209室2018330822XS0007396、212室2018330822XS80007397、213室2018330822XS0007398、214室2018330822XS0007399、215室2018330822XS0007400、216室2018330822XS0007401、217室2018330822XS0007402、218室2018330822XS0007403、219室2018330822XS0007404、220室2018330822XS0007405、221室2018330822X0007406、222室201830822XS0007407、223室2018330822XS0007408、224室2018330822XS0007409、225室2018330822XS0007410、226室2018330822XS0007411，常山县天马街道柚香路24号备案号为2018330822XS0007387。同时，第三人向原告交付房屋，且原告实际控制、占有上述房屋。另外，因第三人存在财务问题，其至今未能向原告提供购房款正规发票，导致原告无法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2018年4月17日，被告启天公司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诉请常山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7日下达（2018）浙0822执保79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本案的标的房产，原告在该执保案件中提出执行异议，2018年5月28日，常山县人民法院下达（2018）浙0822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原告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明确“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是对一般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不动产排除执行的审查标准，《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是为保护未能全额支付房款且仅有一套住宅的弱势商品房买受人而设立的特别条款，在案涉事实出现二十八条和二十九条竞合情形时，本案的法条适用应参照该规定的二十八条执行。原告认为，“34套商铺”虽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但原告在常山县法院查封前已就前述房产签订购房合同、支付完毕购房款并实际占有了“34套商铺”，过户登记系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办理，原告没有任何过错，本案案涉事实符合《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能够排除法院的执行，本案标的房产应予解封。现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诉请如前。 原告胡扬忠补充陈述，1.《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5月4日，购房款的给付时间是2016年6月20日至24日之间。2.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实际上已将房产交付原告。物业费、物业维修基金是因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私下将部分房屋出售给他人，导致存在差价，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同意确认将相应的款项进行抵扣，实际上已经缴纳。3.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已将购房的相关办证资料交付原告，由于购买的是商铺，进行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该批商铺已委托给当地中介进行出租。由于当时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存在一定的债务纠纷，常山县房管处当时停止了电子网签的程序，导致原告在2018年2月10日才办理网签的相关手续。原告胡扬忠虽然是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但原告胡扬忠是有限合伙人，不是该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可能是衢州冠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胡扬忠与广州冠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冠科公司）、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衢州冠科公司之间签订《四方协议书》是因为原告恰好需要购买衢州冠科公司的房屋，而广州冠科公司又需要购买原告胡扬忠股权的情况下签订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被告启天公司辩称，1.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之间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不存在真实合法的买卖合同。原告在诉状中提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6月5日，但在提供的证据中反映签订时间为2016年5月4日，在上一次执行异议的听证过程当中又说是2016年6月20日，原告连如此简单的日期都搞不清楚。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当中标的、价款及数量等均没有，又说合同一式两份共21页，被告发现原告所谓的附件：销售商铺及平面图（共3页）却没计算在21页当中的，难于自圆其说，实际上现在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最起码应当是一式八份。所以启天公司认为，原告与衢州冠科公司之间所谓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本不存在。2.原告胡扬忠在法院查封房产前没有实际控制、占有查封的房产。除两间已租给他人外，其他的房产原告均不存在控制、占有的情况，而且原告物业维修费等也没有交。因此，原告所说的房屋买卖合同实际上就是一个假合同。3.原告胡扬忠也没有证据证明已给付了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购房款。现实中没有人买房会多付房款，原告给付的5000万元与所谓的购房款45423129.21元风马牛不相及。4.原告要主张权利，但原告到现在都未办理房屋过户，房子不在原告名下，而是在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名下，不能排除法院的查封。原告称因网签系统关闭而不能办理过户等等，均不符合实际。中商广场的购房户不止原告胡扬忠一人，大多数购房户都进行了过户登记。所以，法院查封裁定适用法律正确的，原告不能排除法院的执行。《异议复议规定》中的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均应适用，被告启天公司仍然有5000多万元工程款至今还未拿到。原告前几次庭审提出汇款5000万元是购房款，后来又说该款已转回原告胡扬忠，而房屋买卖网签时间与付款时间相差近二年，原告所诉争的房产目前仍然是登记在衢州冠科公司名下，属于衢州冠科公司的房产。原告胡扬忠只是享有债权，而不享有物权。 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述称，管理人正对衢州冠科公司的财产情况进行调查。根据现有材料，管理人认为：1.原告胡扬忠与衢州冠科公司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网签的时间和原告付款的时间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原告付款时间是2016年6月20日至24日，合同办理网签登记的时间是2018年2月10日，其间长达一年半近二年之久，时间过长，不合理。2.管理人查询了衢州冠科公司相关股东信息，原告胡扬忠是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股东，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是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股东，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股东是衢州冠科公司的股东，原告胡扬忠通过两层投资成为衢州冠科公司的投资人，原告胡扬忠对衢州冠科公司有实际控制权。本案中，只有原告胡扬忠五张1000万元打款凭证以及2018年2月10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网签登记是比较客观的，原告胡扬忠是衢州冠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据此，管理人认为衢州冠科公司的账本中关于原告胡扬忠与衢州冠科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原告胡扬忠为支持诉称事实与理由，提供证据如下： （1）（2018）浙0822执保79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34套商铺”被法院查封。（2）（2018）浙0822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原告就法院查封有异议，向常山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执行异议被驳回，原告有权起诉的事实。（3）2016年5月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1份、（4）2018年2月10日网签时签订的3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各1份、（5）房产备案查档记录复印件1份，共同用于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已就“34套商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已于2018年2月10日完成了合同登记备案手续，其中买卖合同附件九《商品房交接书》证明双方已于2018年2月11日完成了房产交付。（6）银行流水复印件1份、（7）购房款收据复印件1份，共同用于证明原告已于2016年6月20日至24日间支付完毕“34套商铺”全部购房款。（8）交房费用清单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第三人已于2018年2月11日将“34套商铺”全部交付给原告，原告已经实际占有“34套商铺”。（9）房管处出具的《关于衢州冠科置业中商广项目网签合同情况的说明》1份、（10）商品房买卖服务指南复印件1份，共同用于证明因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建设进度、政府网签关闭、第三人未能开具购房款发票等原因导致原告迟迟无法办理“34套商铺”过户登记手续。（11）公证书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2016年5月4日原告和第三人已就“34套商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12）衢州冠科公司记账凭证复印件17张，用于证明原告支付给第三人的5000万元款项系购房款的事实。（13）杭州钱塘公证处留存2016年5月4日《商品房买卖合同》查档件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2016年5月4日原告和第三人已就“34套商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14）已交房一次性付款客户办证资料领取表复印件1份、（15）“34套商铺”的《不动产分割登记凭证》复印件1份，共同用于证明原告所购“34套商铺”已于2018年2月11日交付的事实。（16）《四方协议书》1份，用于证明广州冠科公司从原告胡扬忠处受让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股权5000万元，原告胡扬忠购买衢州冠科公司房产的事实。（17）委托付款函、收账通知各1份及银行查询信息打印件2份，用于证明广州冠科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罗海军向原告胡扬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18）《商品房买卖合同》（含附件：销售公寓）1份，用于证明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于2016年5月4日签订合同购买衢州冠科公司7-01、7-02、7-03、7-04、7-05、7-06、7-07、7-08、7-09、7-10、7-11、8-01、8-02、8-04、8-06、8-08、8-09、8-10、8-11、9-03、9-05、9-07、9-08共23套住宅，折后总价1000万元。（19）常山县房地产管理处备案证明1份，用于证明原告胡扬忠购买的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的住宅1幢7-01、7-02、7-03、7-04、7-05、7-06、7-07、7-08、7-09、7-10、7-11于2017年7月16日办理了网签备案登记，住宅1幢8-03、8-04、8-08、8-09、8-10、8-11、9-03、9-05、9-07、9-08于2017年7月19日办理了网签备案登记，共计21套，总价8611024元。（20）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专用打印件1份，用于证明原告胡扬忠（账号62×××88）于2013年9月22日向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账号35×××55）跨行汇款5000万元用于合伙企业出资。（21）结婚证、户口本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原告胡扬忠与於之华是夫妻关系。 被告启天公司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诉争的房产现在仍然登记在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名下，原告胡扬忠并无证据证明5000万元就是本案的购房款。对证据（3）2016年5月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有异议，认为合同中无标的、数量、价款的具体约定，合同组成连同附件共21页，后面补充的清单3页，该清单不是与合同一起的，应当是原告事后补充的，不符合合同签订的要求，而且证据（11）公证委托书，其根本目的不是房屋买卖，而是有其他目的，这份委托书中委托的是解除、注销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之间的合同备案，可见其实质是借款，而不是房屋买卖，很有可能是通过事后补充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用来作担保用的，起一个担保的作用。对证据（4）2018年2月1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34份复印件有异议，认为原告于2018年2月10日进行了合同网签备案，其实是用来抵债并销售，原告真实的意图是逃废债，房屋买卖不是以网签备案为准，而是以房屋过户登记为准。对证据（5）房产备案查档记录复印件有异议，认为房屋没有过户，仍然是属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所有。对证据（6）银行流水复印件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原告自2016年6月20日至24日每天向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汇款了1000万元，而购房总金额在清单中所列是45423129.21元，两者间不能一一对应，不符合客观事实。对证据（7）购房款收据复印件有异议，认为票据连号并且还是崭新的，五天内没有任何其他业务，不合常理，并且2016年正是衢州冠科公司销售的高峰期。对证据（8）交房费用清单复印件有异议，认为谁制作的不清楚，物业费应当交给物业公司、维修基金应交给房管处，原告胡扬忠一分钱未交不合常理，这说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与原告胡扬忠有账目未清算，两者之间存在的不是单纯的房屋买卖关系，而是有其他债务关系。对证据（9）房管处出具的《关于衢州冠科置业中商广项目网签合同情况的说明》有异议，认为内容不完整，没有经办人签名，内容不准确，是矛盾的，关闭网签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对证据（10）商品房买卖服务指南复印件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11）公证书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胡扬忠与朱键签署了该委托书，委托书是随时准备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这反而证实原告的房屋买卖是不真实的。对证据（12）衢州冠科公司记账凭证复印件有异议，认为无人签字盖章，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13）杭州钱塘公证处留存2016年5月4日《商品房买卖合同》查档件复印件有异议，认为只是对委托合同进行了公证，不能证明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行为。对证据（14）已交房一次性付款客户办证资料领取表复印件有异议，认为无衢州冠科公司的盖章。对证据（15）“34套商铺”的《不动产分割登记凭证》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衢州冠科公司已具备了办证手续条件，但恰恰可以证明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之间存在私下勾结的事实。对证据（16）《四方协议书》的三性均异议，认为纸张是老的，但盖章是新的，协议内容上也是虚假的，协议中约定“认缴出资”、“以物抵债”，应以丙方（即广州冠科公司）房子付，协议第二条第1项“甲方（即胡扬忠）应该按照本协议约定自行和丙方（即广州冠科公司）签署房屋买卖合同、按揭合同、办理过户等手续”，另外商铺+住宅抵扣模式与衢州冠科公司约定的价格不一致，明显是风牛马不相及，如果“以物抵债”不能成立，原告胡扬忠只能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证据（17）委托付款函、收账通知及银行查询信息打印件，认为原告未提供函中所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质证；对工行的收账通知予以认可，对银行查询信息因是截屏，是复印件，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8）《商品房买卖合同》（含附件：销售公寓），认为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与“34套商铺”的合同一样是虚假的，因为该合同上没有面积、单价等规定，附件的内容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价格是1000万元，但实际却是8611024元；没有发票、收据等，一般是不给合同备案的，而且购房款的交付也是不真实的。对证据（19）常山县房地产管理处备案证明没有异议。对证据（20）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专用打印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是合伙企业的出资证明，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出资5000万元。应当以《四方协议》中说的认缴5000万元合伙企业出资额为准。对证据（21）结婚证、户口本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原告胡扬忠汇款5000万元给衢州冠科公司无意见，但该款汇款时没有写明用途，说明其用途不是购房，对其余的购房合同等一系列的材料均有异议，因为原告胡扬忠是衢州冠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2018年2月10日网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网签只是一种行为，不能代表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同样在衢州冠科公司购买了一个多亿的房产，但他们已经办理了网签和过户登记，原告胡扬忠说网签滞后的原因是网签系统关闭所造成，明显不合理。对《四方协议书》什么时间签订不清楚，对丁方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在协议上签字有异议，丁方不是衢州冠科公司的投资人，投资人是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无签字处分权，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存疑。即使协议真实，也是约定以物抵债，但这与原告此前的所有举证不一致，进一步佐证原告支付5000万元购买房产存在很多疑点，不真实。对委托付款函的真实性也有疑问，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股权发生变更是在2016年12月，但原告却说广州冠科公司在2016年6月份将股权转让款付给原告，此时股权转让都未发生，没有可能在半年前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是在找理由将5000万元款拿回去。对截图认为如果是真的来自银行，则可以证明广州冠科公司2016年6月21日付给原告1000万元，罗海军2016年6月23日付款1000万元给原告。对证据（18）《商品房买卖合同》（含附件：销售公寓）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是无法办理网签备案的，网签备案要一房一合同，因此不是真正的买卖关系，实际上是“以物抵债”。对证据（19）常山县房地产管理处备案信息无异议，但认为不管是网签还是备案均不发生物权变动的关系。对证据（20）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专用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其证明目的还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证据（21）结婚证、户口本复印件的真实性存疑，认为原告没有提供原件，并且该结婚证时间较长，中间可能有变化，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启天公司为支持所辩称事实与理由，提供证据如下：（1）《浙江省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2份、（2）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2份，共同用于证明在2016年至2018年间并不存在房屋不能网签登记备案、登记过户的情形。（3）（2018）浙08民终74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被告启天公司对位于常山县文峰西路9号的“常山中商广场项目”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诉称购买“34套商铺”，不能对抗被告启天公司的优先受偿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原告胡扬忠对被告启天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证据（2）房产登记证书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只能证明案外人的情况，公证委托朱键，但实际上并没有去解除，之所以委托是考虑到未来有大量的房产需要转让，所以委托朱键代为办理注销手续。对证据（3）（2018）浙08民终746号判决书复印件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判决书并未针对“34套商铺”，争议的焦点是权利的现状能否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能否排除法院执行的4要件与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的适用，在原告胡扬忠支付全部款项时，被告启天公司不能对抗买受人，优先受偿权不能排除原告的权利。 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对被告启天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没有异议。 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为支持述称事实与理由，提供证据如下：（1）衢州冠科置业有限公司债权申报表、（2）债权人联系方式及申报文件清单、（3）冠科置业未出售物业费缴费清单各1份，共同用于证明合肥壹联广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常山分公司向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时，“34套商铺”中的32套因衢州冠科公司没有交纳物业费而申报债权，实际上“34套商铺”并未交付，如果已经交付，则物业费应当由原告胡扬忠交付。 原告胡扬忠对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完整地反映事实，其中有两套商铺是原告租出去了。物业费只是代表交付房屋的方式之一，还有其他的交房方式。原告胡扬忠与衢州冠科公司达成了协议，物业费的交付待事后再行协商。 被告启天公司对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34套商铺”没有真实交付，不能排除法院执行。并且没有申报物业费的两套商铺实际上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早就由衢州冠科公司租给他人。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相关部门调取了相关证据材料：（1）向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调取该公证处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的编号为（2016）浙杭钱证内字第22650-22652号的公证文书。（2）调取了衢州冠科公司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查明衢州冠科公司与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有销售房屋的权利。（3）向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及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查明“34套商铺”系本院查封，信州区人民法院没有查封。（4）向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农商行查询了衢州冠科公司从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止的银行流水，查明衢州冠科公司与原告胡扬忠有九笔往来账。（5）向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调取了其与原告胡扬忠之间的往来账目及相应凭证。（6）向衢州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调取了衢州冠科公司与原告胡扬忠之间的往来账目及相应凭证。（7）衢州冠科公司的股东组成及变更情况，以及原告胡扬忠与衢州冠科公司、广州冠科公司之间在工商登记上的联系。（8）原告胡扬忠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9）合肥壹联广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商广场的物业公司）出具的回函。（10）常山县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信息。（11）常山县房管处出具的冠科中商广场（胡扬忠）房屋销售情况材料。（12）宁波厚道信火股权股资管理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股权转让协议。 原告胡扬忠对法院调取的公证文书无异议，认为可以说明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于2016年6月份签订，购房款在2016年6月份支付。对账本中反映的398492元的房产情况不清楚，对账本中的其他情况无异议，认为账本是衢州冠科公司收到原告购房款后做账处理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原告的购房情况。对衢州冠科公司与广州冠科公司的关系不清楚，但认为原告胡扬忠绝对不可能是衢州冠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物业公司的回函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21套住宅交付物业费的情况，但不能证明“34套商铺”的交付等情况，当时衢州冠科公司与原告胡扬忠约定另行就“34套商铺”的物业费等费用另行进行结算，与物业公司无关。对本院调取的其他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启天公司对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1）公证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内容是否与原告胡扬忠提供的原件相符需要查证，但均不能证明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商品房买卖关系的存在，公证仅是胡扬忠的单方行为，不能通过委托手续来证明房屋买卖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对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及记账凭证中的银行流水无异议，但对衢州冠科公司自行制作的记账凭证有异议，认为涉案流水往来是否存在只是1000万元在中间流转造成5000万元的记账事实，与原告说的“以物抵债”存在矛盾之处，当时衢州冠科公司面临破产，原告作为实际控制人应当知道衢州冠科公司当时的处境。对工商银行提供胡扬忠的历史明细清单银行手写部分有异议，认为该部分并不能证明款项内容用途，银行流水显示於之华付胡扬忠1000万元，胡扬忠款项转了五次最后又回到於之华的手上去了，不能证明原告胡扬忠给付衢州冠科公司5000万元购房款的事实，原告目的是为了逃废债。对物业公司的资料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原告胡扬忠没有交过“34套商铺”的物业费，“34套商铺”实际上没有交付。对不动产信息没有异议，但认为胡扬忠21套住宅的买卖也是虚假的，请求管理人审查并撤销其房屋买卖合同，另外就是21套住宅在2017年7月都网签备案了，为什么“34套商铺”在当时不能网签备案，明显自相矛盾。对股权转让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股权及“以物抵债”的情况。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对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公证的委托书均无异议，但认为从其办理公证的行为来看就是委托朱键解除、注销两项权利，刚好可以印证原告利用房产套现。对调取的银行资金往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记账中明显存在疑点：原告胡扬忠2份合同购买的房屋价款是53635658元，原告前面说是购买了5000万元的房产，但实际起诉的“34套商铺”的价款又是45423127元。对银行流水无异议，但对记账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结合原告“以物抵债”的说法，财务转让款是存有疑问的。对委托罗海军的收款书有异议，认为衢州冠科公司不但要拿出房屋给原告，还要拿出4000万元给罗海军的依据是什么没有作出说明。对物业公司资料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21套住宅的物业费是常山橄榄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交纳的，与原告胡扬忠无关。对股权转让资料无异议，但认为股权转让款与原告胡扬忠的银行流水并无必然的联系。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 综合本案原告的起诉、被告的答辩、当事人的举证与质证等，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综合认证如下： 原告胡扬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2018）浙0822执保79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可以证明“34套商铺”被本院查封。证据（2）（2018）浙0822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可以证明原告对本院查封有异议，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执行异议被驳回，原告有权起诉的事实。证据（3）2016年5月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证据（4）2018年2月10日网签时签订的3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证据（5）房产备案查档记录复印件，结合其他证据共同可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就“34套商铺”于2016年5月4日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3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了网签登记备案。买卖合同附件九《商品房交接书》可以证明双方书面约定于2018年2月11日完成房产交付。证据（6）银行流水复印件、证据（7）购房款收据复印件，可以证明原告于2016年6月20日至24日向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分五次汇款每次1000万元，共计5000万元。证据（8）交房费用清单复印件，可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书面约定于2018年2月11日将“34套商铺”交付给原告。证据（9）房管处出具的《关于衢州冠科置业中商广场项目网签合同情况的说明》、证据（10）商品房买卖服务指南复印件1份，可以证明衢州冠科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网签的相关情况，但不能凭此就证明是因衢州冠科公司建设进度、政府网签关闭、衢州冠科公司未能开具购房款发票等原因导致原告迟迟无法办理“34套商铺”过户登记手续。证据（11）公证书复印件，不能直接证明2016年5月4日原告和第三人已就“34套商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但能证明原告胡扬忠委托朱键办理解除、注销“34套商铺”《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备案登记（预告登记）的相关手续在公证处进行了公证。证据（12）衢州冠科置业有限公司记账凭证复印件17张，可以证明原告分五次每次1000万元向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汇入5000万元款项的事实。证据（13）杭州钱塘公证处留存2016年5月4日《商品房买卖合同》查档件复印件结合证据（3）、证据（4），可以证明2016年5月4日原告和第三人就“34套商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证据（14）已交房一次性付款客户办证资料领取表复印件、证据（15）“34套商铺”的《不动产分割登记凭证》复印件，可以证明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约定于2018年2月11日对所购“34套商铺”进行交付的事实。证据（16）《四方协议书》，可以证明胡扬忠、衢州冠科公司、广州冠科公司、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签订《四方协议书》的事实，但该协议书上没有签署时间。证据（17）委托付款函、收账通知及银行查询信息打印件，其中委托付款函、收账通知可以证明广州冠科公司委托时任法定代表人罗海军向原告胡扬忠付款4000万元，广州冠科公司于2016年6月21日向胡扬忠支付1000万元的事实；但银行查询信息因是截屏打印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证据（18）商品房买卖合同（含附件：销售公寓）与证据（13）相结合，可以证明原告胡扬忠曾于2016年5月4日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签订合同一份，约定23套住宅的买卖事宜。证据（19）常山县房地产管理处备案证明，可以证明原告的21套住宅买卖合同已于2017年7月份办理了网签备案。证据（20）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专用打印件，可以证明2013年9月22日原告胡扬忠汇款5000万元给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证据（21）结婚证、户口本复印件，可以证明原告胡扬忠与於之华是夫妻关系。 被告启天公司提供的证据（1）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2）房产登记证书复印件，可以证明2016年至2018年间，有购房户购买衢州冠科公司的房屋并办理了备案和过户手续，但不能仅据此就否认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证据（3）（2018）浙08民终746号判决书复印件，可以证明被告启天公司对位于常山县文峰西路9号的“常山中商广场项目”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提供的证据（1）衢州冠科置业有限公司债权申报表、证据（2）债权人联系方式及申报文件清单、证据（3）冠科置业未出售物业费缴费清单，可以证明合肥壹联广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常山分公司因“34套商铺”中的32套商铺没有交纳物业费，而向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的事实。 本院调取的相关证据材料，证据（1）（2016）浙杭钱证内字第22650-22652号的公证文书，可以证明原告曾委托朱键处理购买的衢州冠科公司房产解除合同、注销合同登记事宜并办理了公证的事实。证据（2）衢州冠科公司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可以证明衢州冠科公司与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有销售房屋的权利。证据（3）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及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可以证明“34套商铺”系本院裁定查封，信州区人民法院没有查封的事实。证据（4）衢州冠科公司与原告胡扬忠有五笔往来账，可以证明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之间银行往来情况。证据（5）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提供的其与原告胡扬忠之间的往来账目及相应凭证，可以证明衢州冠科公司将原告胡扬忠汇入衢州冠科公司款项入账情况。证据（6）衢州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衢州冠科公司与原告胡扬忠之间的往来账目及相应凭证，可以证明衢州冠科公司将原告胡扬忠汇入衢州冠科公司款项及双方约定入账情况。证据（7）衢州冠科公司的股东组成及变更情况，可以证明原告胡扬忠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是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股东，持有股权5000万元，原告于2016年12月21日退伙，股权转让给广州冠科公司持有的情况；2016年5月4日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是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股东，而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是衢州冠科公司的股东，原告胡扬忠与衢州冠科公司“关联”关系。证据（8）原告胡扬忠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可以证明广州冠科公司于2016年6月21日汇款1000万元给原扬忠，摘要为股权转让款；罗海军于2016年6月22日、23日、24日分别汇款1000万元、2000万元（分两笔，每笔1000万元）、1000万元给原告胡扬忠，摘要为代广州冠科置业支付股权转让款。证据（9）合肥壹联广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商广场的物业公司）出具的回函，可以证明胡扬忠转入原中商广场物业公司-浙江博美物业有限公司常山分公司21套住宅的物业费14047元（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证据（10）常山县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信息，可以证明原告胡扬忠购买衢州冠科公司的房产均未办理产权登记。证据（11）常山县房管处出具的冠科中商广场（胡扬忠）房屋销售情况材料，可以证明原告胡扬忠于2017年7月16日、19日办理了21套住宅房屋的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手续，2018年2月10日办理了“34套商铺”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手续。证据（12）宁波厚道信火股权股资管理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可以证明2016年5月5日宁波厚道信火股权股资管理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胡扬忠将合伙企业99.8004％的财产份额以5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广州冠科公司。2016年5月5日，胡扬忠与广州冠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二、现胡扬忠将99.8004％的股权，以原价计人民币5000万元转让给广州冠科公司。四、广州冠科公司应当在协议生效后按第二条所规定的价款数额支付给胡扬忠，具体支付期限为2016年7月30日之前。” 根据上述证据的分析判断，结合庭审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衢州冠科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20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现有股东为广州冠科公司，占100％股权。2017年3月15日前，衢州冠科公司股东为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管理资合伙企业（1350万元，占27％）、广州冠科公司（3650万元，占73％）。2017年3月15日，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将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广州冠科公司。2017年1月18日，广州冠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由罗海军变更为股东罗东来。 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6年5月6日由宁波厚道信丰投资合伙企业变更而来）在2017年8月3日前股东有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5万元，占1％）。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6年3月24日由宁波厚道信火投资合伙企业变更而来）在2016年12月21日前股东有原告胡扬忠（5000万元，占99.8004％）。 2015年3月24日，衢州冠科公司取得常山县老人民医院中商广场（文峰西路9号）3幢、7幢的商品房预售证，证书号为常售许字（2014）第010号，有效期自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12月15日止。同日，衢州冠科公司取得常山县老人民医院中商广场（文峰西路9号）1-2、4-6幢、地下车库的商品房预售证，证书号为常售许字（2015）第002号，有效期自2015年1月27日至2016年1月26日止。 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3年9月4日。2013年9月22日，合伙人胡扬忠向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账号汇入5000万元。2016年5月5日，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胡扬忠将在合伙企业99.8004％的财产份额以5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广州冠科公司；转让后广州冠科公司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2016年5月5日，原告胡扬忠与广州冠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扬忠将99.8004％的股权，以原价计人民币5000万元转让给广州冠科公司。广州冠科公司应当在协议生效后按5000万元价款数额支付给胡扬忠，具体支付期限为2016年7月30日之前。”，双方就转让股权的价值没有进行过审计，为协商确认的价格。 原告胡扬忠作为甲方与乙方衢州冠科公司、丙方广州冠科公司、丁方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签订《四方协议书》（签署日期未写），主要内容为：甲方胡扬忠为宁波厚道信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共认缴出资人民币伍仟万元，各方商定甲方胡扬忠将该劣后份额全部转让给丙方广州冠科公司，转让价款为人民币伍仟万元，丙方和丁方同意用乙方开发的等金额的房产抵偿。协议附件有抵偿转让价款的商铺和住宅明细即商铺+住宅抵扣模式：商铺（24套）房号为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总价20142698元；商铺（10套）房号为1-09、1-02、1-03、1-04、1-05、1-06、1-07、1-12、1-13、1-24，总价32983769元；住宅房号为3-1-2103、3-1-2203总价1871017元；1#楼7、8两层总价1000万元左右，表单价8825元；赠送1号楼9楼房源一套，9-08，Y2户型。总合计64997484元，按8055折算折后总价为55572849元，商住比为8：2，商铺为6#楼1楼11间2楼24间，住宅为3号楼和1号楼，详细户型情况请看附件图纸。 2016年5月4日，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浙F1-2008-1）二份，合同约定原告胡扬忠购买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所有的位于常山中商广场的商品房，胡扬忠购买的商品房为预售商品房。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计价方式与价款、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均约定见附件。附件一：房屋平面图，附件二：应公摊的共有建筑说明，附件三：其他物业买卖、赠与、租赁协议书，附件四：公寓楼精装明细，附件五：有关购买该商品房预告登记的约定，附件六：保修责任主要条款，附件七：《业主临时管理公约》、《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约定另行签订前期物业合同，附件八：补充协议内容，附件九：商品房交接书，附件：销售商铺。其中附件：一、二、三均为空白，附件五：有关购买该商品房预告登记的约定，合同双方于2016年5月4日盖章或签名。34套商铺合同中有附件：销售商铺，共商铺34套总价为53126467元，折后成交价45423129.21元，有合同双方的盖章或签名，但无日期；其余附件均未有盖章或签名。23套公寓合同中附件：销售公寓23套，折后总价1000万元。2017年7月16日、19日在常山县房地产管理处网签备案时是21套公寓，共计8611024元。 於之华与原告胡扬忠系夫妻关系。2016年6月20日，於之华向原告胡扬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88）转入1000万元，原告胡扬忠通过该账号于2016年6月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分别跨行汇款1000万元（合计5000万元）给衢州冠科公司银行账户（账号33×××88）。衢州冠科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分别向原告胡扬忠出具500万元收款收据2张（合计10张，总金额为5000万元）收据号为：NO1981461—1981470。2016年6月20日，衢州冠科公司电子汇款1000万元给广州冠科公司；2016年6月22日、23日、24日，衢州冠科公司分别汇款10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合计4000万元汇给时任广州冠科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海军。2016年6月20日，广州冠科公司向衢州冠科公司出具委托收款函1份，委托衢州冠科公司将应付至广州冠科公司的4000万元付至罗海军在中国银行广州花都银燕支行32×××60账号内。广州冠科公司于2016年6月21日汇款1000万元给原告胡扬忠，摘要是股权转让款；罗海军于2016年6月22日、23日、24日分别汇款1000万元、2000万元（分两笔）、1000万元给原告胡扬忠，摘要是代广州冠科置业支付股权转让款。 2016年6月21日，广州冠科公司向原告胡扬忠出具《委托付款函》。写明：在2016年4月19日，我公司作为受让方与您共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下称“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您将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的99.8004％的股权转让给我司，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000万元。另该协议还对款项支付、争议管辖、合同生效等进行了约定。现我司已委托罗海军先生（身份证号：3622291980××××××××）代为向您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000万元。 2016年12月21日，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股东变更为广州冠科公司（持股99.90％）、浙江厚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0.1％）。 2016年12月26日，原告胡扬忠向朱键出具三份委托书并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主要内容为：委托朱键代为办理2016年5月4日胡扬忠与衢州冠科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的相关手续、注销合同备案登记（预告登记）的相关手续，委托期限自2016年12月26日至2018年12月25日止。 2017年7月16日、19日，原告胡扬忠购买的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21套住宅在常山县房管处办理了房屋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手续。2018年2月10日，胡扬忠作为买受人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就“34套商铺”分别签订了《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胡扬忠购买的商品房为现售商品房，并于当日在常山县房地产管理处办理了合同网签备案登记，相应的合同备案号与原告胡扬忠在诉状中所陈述的合同号一致。“34套商铺”总价款为45423111元。双方在合同附件九：商品房交接书中约定于2018年2月11日交接“34套商铺”。 2018年3月29日，被告启天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诉请衢州冠科公司支付工程款并确认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018年4月17日，依启天公司申请，本院作出（2018）浙0822执保7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了衢州冠科公司名下中商广场的房产及车位（包含了原告胡扬忠已签订了网签合同的“34套商铺”在内），查封期限为2018年4月24日至2021年4月23日。原告胡扬忠对此提出执行异议，2018年5月28日，本院做出（2018）浙0822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胡扬忠的异议请求。原告胡扬忠据此提起本案诉讼。2018年6月28日，本院就启天公司与衢州冠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8）浙0822民初7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衢州冠科公司支付启天公司工程款4704.1687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3月1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驳回启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启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浙08民终7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8）浙0822民初7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8）浙0822民初7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上诉人启天公司在被上诉人衢州冠科公司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位于常山县文峰西路9号的‘常山中商广场项目’建设工程款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018年10月31日，被告启天公司以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为被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执行（2018）浙08民终74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于当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8）浙0822执1943号。 2018年6月12日，常山县房地产管理处出具《关于衢州冠科置业中商广场项目网签合同情况的说明》一份，写明：衢州冠科置业“中商广场”项目大部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在2016年10月31日前交房，但开发企业因资金链断裂、经营状况恶化等原因，导致不能按期完成商品房竣工验收交付，直到2017年7月1日后才陆续予以交房。2017年7月26日，根据县政府协调会的意见，为了防止出现烂尾楼，确保项目能顺利验收并交付使用，常山县房地产管理局对冠科置业未售的物业做冻结处理，禁止网签房屋销售合同，但购房款用于抵工程款的，经双方单位协商同意并签订协议，县房管处根据协议内容对于抵工程款的房屋予以解冻，可以进行网签。2018年4月2日，衢州冠科公司因债务纠纷，所有未售房屋被多个法院查封。 本院分别向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农商行五家银行逐一查询衢州冠科公司在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4日之间的银行流水，除2016年6月20日至24日间原告胡扬忠与衢州冠科公司间发生的5000万元银行流水外，在建行查询到：2017年3月20日，衢州冠科公司（账户33×××88）电子转账77万元给胡扬忠，注明付3幢1—2203房款；2017年3月23日，衢州冠科公司电子转账674360元给胡扬忠，注明付3幢1—801室房款；2017年10月10日，衢州冠科公司电子转账40万元给胡扬忠，注明退3-1—2103房款。在工行查询到：2017年7月31日，胡扬忠向衢州冠科公司网转83041元。 另衢州冠科公司对与胡扬忠资金往来记账情况如下：2016年6月30日，记字第98号（1/12）收到胡扬忠购房款5000万元；记字第98号（2/12）至记字第98号（12/12）收到胡扬忠购房款53635658元（胡扬忠尚欠3635658元）（其中6幢商铺34套，金额45423127元；一幢公寓20套，金额8212531元）。2017年3月31日，记字第34号（1/1）退还胡扬忠购房款（3-1-2203）770000元（该款于2017年3月20日转账胡扬忠）。2017年3月31日，记字第44号退还胡扬忠购房款（一幢公寓801）674360元（该款于2017年3月23日转账胡扬忠）。2017年7月31日，记字第193号（1/1）收到客户-补面积差价、维修基金、可视电话预存电及办证费83041元。分别用于专项维修基金55741元、可视对讲21000元、预存电费6300元。2017年10月9日，记字第2号（1/1）退胡扬忠购房款（3-1-2103）40000元（该款于2017年10月9日转账胡扬忠）。2017年10月18日，记字第30号（2/2）胡扬忠购房款（一幢公寓7-10层-1公寓907-（客户）胡扬忠）398492元（该款胡扬忠未付）。 2019年5月15日，合肥壹联广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商广场的物业公司）向本院出具回函写明：根据物业公司的资料显示，胡扬忠转入原中商广场物业公司-浙江博美物业有限公司常山分公司1栋701-711、803、804、808-811、903、905、907、908共计21套住宅的物业费14047元（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除此之外未见其他资料。2019年5月27日，合肥壹联广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常山分公司向衢州冠科公司管理人申报了衢州冠科公司未售住宅、商铺、地下车位自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31日的物业费合计417266元，其中包含“34套商铺”中的32套商铺的物业费。 目前为止，未查询到原告胡扬忠在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购买的房产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 本院认为，原告胡扬忠以房屋买卖合同主张自己购买了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的“34套商铺”，要求本院解除对该“34套商铺”的查封，没有事实依据。 第一，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原告胡扬忠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四方协议书》、以及“34套商铺”和“21套住宅”买卖合同时，原告胡扬忠是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股东，而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又是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股东，宁波厚道信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是衢州冠科公司的股东。据此，原告胡扬忠通过股权投资，实际上与衢州冠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第二，原告胡扬忠支付购买“34套商铺”价款5000万元事实依据不足。 原告妻子於之华在2016年6月20日将1000万元汇给原告胡扬忠，原告胡扬忠在同日将该1000万元汇给衢州冠科公司，衢州冠科公司将该1000万元转汇给广州冠科公司，广州冠科公司又将该1000万元汇还给了原告胡扬忠。在此后的4天内，原告4次连续用相同方式将1000万元汇给衢州冠科公司，通过时任广州冠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海军将1000万元汇给原告，原告胡扬忠的1000万元分别转汇5次，形成了一个“闭环”，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银行账户上实际未增加分文。据此，原告胡扬忠诉称支付购买“34套商铺”价款5000万元事实依据不足。 第三，《四方协议书》签订的本意在于“以物抵债”。 原告胡扬忠与衢州冠科公司、广州冠科公司、宁波厚道信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签订《四方协议书》，但无签署日期。《四方协议书》条文的本意在于“以物抵债”。根据《四方协议书》的约定，原告胡扬忠无须向衢州冠科公司支付房屋买卖价款，原告胡扬忠购买“34套商铺”及21套住宅总价是53635658元，比其所称的购房款5000万元超出3635658元。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在原告胡扬忠未支付3635658元的情况下，将三套住宅出售的价款（分别是77万元、67.436万元、40万元）从银行汇给原告胡扬忠，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 综上所述，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受人的基本义务就是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原告胡扬忠虽与衢州冠科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并无支付购房款的客观事实，况且原告胡扬忠从杭州市到常山县出巨资购买价值5300余万元的房屋也与常理不符。据此，原告胡扬忠与第三人衢州冠科公司之间房屋买卖关系本院不予认定。原告胡扬忠主张解除对案涉“34套商铺”保全查封措施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扬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8915.55元，由原告胡扬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武 人民陪审员  杨叶根 人民陪审员  王 均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凌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