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62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大商智能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东联劳边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某1。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8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斐，广东泽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兴，广东泽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区金沙西联新美联五金灯饰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投资人：徐亮洲。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善国，广东永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大商智能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公司)、李某1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金沙西联新美联五金灯饰厂（以下简称新美联厂）因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26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美联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商公司向新美联厂支付票据款188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李某1对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大商公司、李某1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新美联厂从他人处取得并持有由大商公司签发的中国工商银行支票一张，票号为10204430/67228264、出票日期为2018年11月22日、票面金额为188000元。新美联厂持上述支票向南海农商银行提示付款，2018年11月30日，南海农商银行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退票。大商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李某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争议的焦点和审查的重点为：1.案涉票据是否有效；2.新美联厂取得票据是否合法，是否享有票据权利；3.大商公司是否负有向新美联厂支付票据款的义务。本案支票记载要素齐备，是有效支票，产生票据权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只适用于直接前后手的存在基础关系的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之情形，即在持票人与出票人属直接前后手的情形下，持票人依有效支票向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时，只有出票人与持票人皆认可双方存在基础交易关系时，票据债务人才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否则，应从票据的无因性出发，依法保护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本案中，新美联厂与大商公司非属直接前后手关系，不适用票据基础关系抗辩。大商公司、李某1亦无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新美联厂存在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因此，法院对大商公司、李某1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大商公司作为出票人，应按照签发的支票金额承担保证向持票人付款的责任。本案支票因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被银行退票，新美联厂作为持票人，有权行使票据追索权，请求大商公司支付票据款并支付从退票之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李某1系大商公司唯一股东，其无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因此，李某1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新美联厂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七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大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新美联厂支付支票款188000元以及以该款从2018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李某1对上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30元、财产保全费1460元，合共3490元，由大商公司、李某1按上述判决主文确定之责任方式负担。大商公司、李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新美联厂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新美联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为证明新美联厂投资人徐亮洲从案外人曾某处取得案涉支票具有对价给付事实，新美联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明承诺协议》与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两张，但两组证据关于给付金额、时间及款项性质均不一致，不具有证明力，因此新美联厂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过分强调“票据无因性原则”，却忽视了票据法当中关于持票人持有票据须具备合法性的事实要求规定。一审法院在没有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况下，主观狭隘地缩小限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适用情形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当中所约束的“票据的取得”从未只限定于出票人与持票人之间，新美联厂从曾某处取得该未填写收款单位的空头支票，其取得的过程同样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新美联厂取得该空头支票的过程不存在转让的事实要素，故大商公司、李某1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进行抗辩时，一审法院应当支持，应针对新美联厂从曾某处取得案涉支票是否给付对价进行事实审查。在新美联厂明显不能证明其取得案涉支票具有对价给付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视大商公司、李某1对此的抗辩主张，径直认定新美联厂享有票据权利，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二、新美联厂从案外人曾某处取得案涉支票的过程既存在互相串通损害出票人利益的主观恶意，又违反我国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关于禁止无资格人等违规贴现票据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新美联厂不具有票据权利。首先，案外人曾某以销售货物名义骗取案外人蒋某信任，获取其用自己或亲友名义开出的多张巨额空头远期支票，然后与徐亮洲以签订《证明承诺协议》形式对换成现金，仅就大商公司所知其二者之间至少对换了七单以上的支票，对此大商公司已予以举证。新美联厂应当知道曾某对换如此众多的至少两三个月后才能到期的支票，存在明显的非法套现支票欺诈开票人获利的可能，但新美联厂对此置之不理，并与曾某紧密配合，伪造已就案涉支票完成对价给付事实的假象。即使《证明承诺协议》中明确约定“对此支票出现的任何不能兑付情况，承诺三十天内按此支票金额全额支付给乙方”，但新美联厂未曾向曾某作出追讨，只向出票人主张权利。徐亮洲获取案涉支票的上述行为存在显而易见的不正当因素及主观恶意，意图以非法获取的案涉支票不当获利。同时，鉴于案外人曾某以货物买卖为由骗取蒋某以自己企业或亲友企业名义开具多张远期空头支票，涉及金额巨大，现案外人蒋某已组织证据就曾某涉嫌诈骗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案件正在积极处理进行。其次，徐亮洲与曾某之间就相关远期空头支票在短期内发生所谓“对换现金”的行为事实上属于票据贴现，根据我国国务院在2011年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规定，该票据贴现行为是非法金融业务，不具有合法性，不应受到法律保护。退一步讲，不论徐亮洲与曾某对换支票的行为是否属于票据贴现性质，鉴于支票不是普通货品，不是一般交易对象，相关交易或关联行为必须受我国金融法律法规管制，徐亮洲多次大量购买取得曾某持有远期支票的行为事实，无论其是否获利，均对我国金融管理制度的健康有序产生严重危害，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存在过错行为，应当受到纠正及处罚，不应获得法律保护，因此，新美联厂对案涉支票不享有票据权利。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新美联厂的全部诉讼请求。新美联厂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大商公司、李某1称原审法院过分强调“票据无因性原则”，忽视持票人取得涉案支票是否具有给付对价的事实，其观点是错误的。在支票的特征上，支票是见票即付的即期票据，是无条件支付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所陈述的票据交付的基础关系，是适用于直接前后手的存在基础关系的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的情形。大商公司、李某1无权审查支票几经转让后，各持票人与前手是否支付对价，并以此作为抗辩。本案的支票是合法有效的，大商公司、李某1应承担付款责任。2.大商公司、李某1认为支票虽几经转让，但所有转让过程中均没有背书，因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之规定，其观点是脱离事实的曲解。大商公司、李某1作为出票人在一审庭审中以及上诉状中均已承认先将该票据交给第三人蒋某，然后再由蒋某交付给曾某，曾某再交付给新美联厂。在连串的支票转让过程中，虽然没有背书转让，但可从各项证据中容易看出转让的事实。由于案涉支票为可转让的支票，是否有背书行为并不影响出票人应承担的票据责任，也不能因在转让过程中没有背书即直接认定最后持票人与出票人为直接发生基础关系的前后手关系。二、新美联厂是合法取得涉案支票，不存在任何的主观恶意，是本案的受害者。1.新美联厂与曾某存在多年的生意往来，既是客户也是朋友。曾某以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持案涉支票向新美联厂提出借款性质的兑换，新美联厂在朋友角度予以帮助是合理之举。新美联厂已按照双方的约定将资金汇入曾某的指定账号。新美联厂与上一手之间的生意往来关系，并不影响大商公司、李某1应承担其对所出具支票需负的责任。2.大商公司、李某1认为新美联厂与曾某存在串通，是没有依据的。因信任出票人所开具的支票是可承兑的合法票据，才将票据记载的金额支付给上一手的持票人曾某，但却因大商公司银行支票账号余额不足而遭到退票。到目前为止，损失资金的是新美联厂。3.新美联厂先后从曾某处获得7张支票，全部都是退票，且全部支票均由蒋某交付给曾某，据了解蒋某与蒋某2是兄弟关系，蒋某与李某1是同在一大楼经营的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蒋某与何某是亲戚关系，在这一连串的出票人中，存在着紧密的人际关系。他们集中票据交由曾某向新美联厂兑换现金后，抽逃资金，令全部支票因余额不足而被退票，这些支票涉及几个企业、不同日期，但全部都是退票，存在各出票人串通，企图骗取新美联厂金钱的嫌疑。4.作为出票人的大商公司逃避陈述出票人与第一持票人的关系和出票原因，企图不提及其出具支票时的合法有效性，妄图逃避其应承担的付款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商公司、李某1在二审期间提交一份由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丹灶派出所出具的《受案回执》，拟证明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丹灶派出所已于2019年7月3日受理蒋某控告曾某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案涉讼争的支票也在其中，且新美联厂无法证实其从曾某处取得该支票存在对价给付等事实，因此，新美联厂对讼争支票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经质证，新美联厂对大商公司、李某1所提供《受案回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首先，该《受案回执》的报案人为蒋某，并非大商公司、李某1，大商公司、李某1所举示的《受案回执》显然不能替代大商公司、李某1的报案行为。其次，《受案回执》只是报警的凭证，并非公安刑事立案的凭据。最后，假如出票人有被第一持票人诈骗才开出支票的犯罪事实，应向公安机关陈述其被第一持票人所诈骗，而不能胡乱称最后持票人诈骗其支票。因此，大商公司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其作为出票人的支付票据款项责任。经审核，大商公司、李某1提供的《受案回执》显示公安部门仅受理了报案人的报案情况，且该报案人蒋某并非本案当事人，故本院对大商公司、李某1所要证明的内容不予采纳。新美联厂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中李某1作为大商公司唯一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认定内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此，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大商公司、李某1应否向新美联厂支付案涉票据款及利息。经审查，新美联厂诉称其从案外人处取得案涉支票，因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故请求出票人支付票据款及利息，并为此举示了支票及退票理由书、承诺协议书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其支付了合理对价从前手中通过直接交付方式取得了案涉支票及其前手取得案涉支票的情形。且，案涉支票记载要素齐备。因此，一审认定案涉支票是有效支票，出票人大商公司及其股东李某1应向持票人支付案涉票据款及从退票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大商公司、李某1上诉认为新美联厂未支付对价取得案涉支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大商公司、李某1上诉称诉争支票的开具乃因曾某实施欺诈及曾某与徐亮洲之间大量购买票据的行为违反贴现规定。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大商公司、李某1应就其主张的欺诈及持票人以贴现为业之主张举证证明，且举证需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现大商公司、李某1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大商公司、李某1上述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6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大商智能照明有限公司、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梁碧姬书 记 员  邓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