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25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尚旭光，男，1966年1月7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科飞，河南成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莎莉，河南成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长乐，男，196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执业医师，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阳，河南牧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振兴，河南牧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尚旭光因与被上诉人李长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民初5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尚旭光上诉请求：1、撤销该案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协议系资产转让而非医疗执业许可证的转让，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转让协议书中并非仅有资产转让，还有医疗执业许可证及其他证件，以及双方权利义务等的转让，不能单独只看协议某一条，而忽略协议本身所签订的背景和目的，一审判决仅因协议中一条就确定协议系资产转让协议，未免以偏概全。从协议的履行和实际后果看，被上诉人通过转让协议，实际上已经完全退出了门诊部的经营，而上诉人继续使用天津路长安门诊部的名称，把门诊部的经营管理权在一定期限内交由上诉人全权使用，属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转让。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单位或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方可向有关部门办理其他手续”，第十五条规定：“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执业许可证》”。可见，医疗执业许可证系门诊部的出生证明，是其赖以存在和维系的前提，没有医疗执业许可证，就不可能有此门诊部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转让门诊部，就是转让医疗执业许可证。其次，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该条规定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合同均被认定为无效，本案转让协议显然应认定为无效。作为设置医疗机构设立根本规定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没有涉及任何医疗机构所有权、收益转让的法律规定。从这样的规定内容来看，在我国医疗机构领域，实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所有权、收益转让问题，本案的转让属于医疗领域法律所禁止的。因此，不管从转让协议的形式来看，还是从其内容和履行情况来看，被上诉人不仅非法出卖、转让医疗机构，还非法出卖、转让医疗机构名称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依据《合同法》应属无效协议，而并非一审认定的该协议为有效协议。请二审查明案件真实背景及法律关系，予以正确认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李长乐辩称，一、《转让协议》系资产转让而非医疗执业许可证转让，一审对此事实认定正确，理由在于：1、双方在《转让协议》第4条“转让资产细目（见附录）”中明确约定，协议约定转让的是包括设备、药品库存、各类设施等共计13类实物资产。“转让资产范围”、“转让价格”均不涉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相反，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约定“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合法经营，及时办理变更”，而没有被答辩人所称的“转让《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相关内容。2、《转让协议》明确了“及时办理门诊部变更手续”的义务主体是尚旭光，也就是说尚旭光受让门诊部资产后应当及时办理《许可证的变更》，取得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在乙方办理门诊部变更登记时给予手续、资料上的协助”只是李长乐交付转让资产这一主合同义务的附随义务。《协议》第8条第一款、第四款中特别约定被答辩人在接收转让资产后“出现问题”（如不及时办理变更、擅自经营等）产生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医疗纠纷由其全权负责”，其目的就是规制被答辩人“在没有变更以前任何时候，使用甲方公章、私章、财务章及身份证等复印件形式的任何手续、工作、证明”时的法律责任、经济责任。该条特别要求“变更后甲方（李长乐）的私章等应及时返还”。这些条款反映出答辩人并无“授权”被答辩人使用“未经变更的”门诊部《医疗机构许可证》的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并不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错误，理由如下：1、个人可以设置医疗机构已是不言而喻。“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在《条例》中仅是被限制“在医疗机构中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对此不能给予扩大解释为“被禁止担任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12条“不得设置医疗机构”的人员和七种法定情形中也未见“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被法律法规禁止担任医疗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具有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而言，设立时同时需要在卫生行政部门登记备案的除了法定代表人外还有业务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和业务负责人可以由一人兼任，这种情况下法定代表人必须具有卫生技术专业资格；法定代表人也可以是“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的个人”，但这种情况下其业务负责人则按照规定必须具有卫生技术专业资格。尚旭光不但可以设置医疗机构，而且可以担任医疗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其购买医疗机构资产也不为法律法规所禁止，只要尚旭光聘任具有资质的业务负责人并按规定申报提交材料即可获得许可。2、天津路长安门诊部不是个体诊所，而是设立有多个科室的综合性门诊部。门诊部的设立和存续不同于个体诊所，也不依赖于被答辩人的专业资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0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并按规定提交材料。这说明双方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约定办理变更登记，符合行政法规的合法变更行为，医疗机构的所有权不等同于管理权，所有制形式也不影响其存续。至于尚旭光在之后疏于管理办理不能影响“协议的合法效力”，更不是李长乐之错。3、尚旭光关于“转让门诊部，就是转让医疗执业许可证”的观点属于偷换概念。双方在《转让协议》中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办理变更登记的约定，包括了办理主体、及时办理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这种医疗机构资产转让中附随的医疗机构证照的“变更”，已要求受让人必须依法进行相关的变更登记。受让人应当按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提供相关的材料，符合相关的规定，达到相关的要求，向职能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至于是否核准变更登记，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3条中规定的禁止“转让”行为，显然不包括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形，所以本案《转让协议》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的“转让许可证”有明显区别。尚旭光也未能就其诉状中所言“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根本无法变更”以及其《上诉状》中所称“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变更实质就是医疗机构许可证转让的行为”提供证据。4、不仅仅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即使在其他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中，也没有禁止医疗机构转让或者禁止医疗机构资产转让的规定。相反，答辩人作为门诊部资产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对其案涉转让资产的处分权是受《宪法》和《物权法》所保护的法定权利。尚旭光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作为设置医疗机构设立根本规定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没有涉及任何医疗机构所有权、收益转让的法律规定。从这样的规定内容来看，在我国医疗机构领域，实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所有权、收益转让问题，本案的转让也是属于医疗领域法律所禁止的”观点和理由，是对公法、司法范畴的混淆视听和对物权的侵害。5、《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3条亦仅为医疗行政部门作出的管理性规范，而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综上，尚旭光以《转让协议》是转让《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关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买卖或转让的禁止性规定，主张双方所签《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尚旭光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尚旭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14年10月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返还转让费30万元及利息27万元（利息自2014年10月10日按年利率24%暂计算至2018年7月10日，剩余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暂为36.1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8日，原告尚旭光作为乙方与被告李长乐作为甲方签订《转让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被告李长乐将位于洛阳市涧西区天津路南段妙味多市场门面的“天津路长安门诊部”转让给原告尚旭光，转让价格为300000元，转让资产包括设备、药品库存、各类设施等共计13类。该协议还约定，被告李长乐有责任向原告尚旭光交付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原件，协助原告办理门诊部变更手续等；原告尚旭光有责任按照相关法规合法经营门诊部，及时办理门诊部年检、变更手续等。协议签订后，原告尚旭光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分五次向被告李长乐共计转款349997元。被告李长乐也将该门诊部交付原告尚旭光至今。原告尚旭光接收该门诊部后，一直以被告李长乐的名义进行经营。2017年8月，该门诊部被注销。现原告尚旭光以上述转让协议无效为由，要求被告李长乐返还转让费及相应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014年10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事实双方均不持异议，应为有效协议，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严格履行义务或主张权利。从双方协议第四条转让资产细目显示，该转让协议所转让的资产包括设备、药品库存、各类设施等共计13类以及包括位于洛阳市涧西区天津路南段妙味多市场门面房在内，从转让资产性质来看，该协议约定的转让应当属于资产转让而并非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转让。原告尚旭光主张该转让协议实际转让的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在双方协议中多次提到的原告应当及时办理门诊部的变更手续，该“变更”应当理解为门诊部医疗机构许可证的变更、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的变更，与原告尚旭光所谓的转让医疗机构许可证的主张不相符，该转让协议属于资产转让。原告尚旭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被告李长乐返还转让费、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其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尚旭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110元由原告尚旭光承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纸质版及二人的谈话录音纸质版，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医疗机构转让协议时的合同目的是转让被上诉人持有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非转让资产，且被上诉人在录音中明确了其转让的资产价值为8万元，远低于合同约定的35万元的转让价款。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进行了3年的经营，这说明双方之间的转让协议是医疗机构许可证的转让协议，该协议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是：根据尚旭光所提供的录音资料，该录音资料中除了李长乐和尚旭光还有案外人，无法直接证明案涉医疗机构如尚旭光所说是转让资格证的行为，另外尚旭光所提供的录音资料显示的形成日期是2017年11月和12月份，距离二人签订书面转让协议的时间已经三年多，更无法印证该证据以及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更不能印证尚旭光的证明方向。根据尚旭光的录音资料，其内容不完整，不能系统全面的反映当时在场人员的谈话情况，综上，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尚旭光的证明方向。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建设银行个人存款明细查询单一份，拟证明针对案涉资产的转让款，2014年10月10日尚旭光仅向李长乐支付了一笔10万元，但一审中尚旭光存在虚假陈述，且存在涉嫌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尚旭光将实际在当日仅有的一笔10万元，捏造为两笔10万元，恳请二审法院对虚假诉讼者给予惩戒。上诉人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该银行查询单显示2014年10月8日上诉人分3笔向被上诉人转款15万元，因此被上诉人称的仅在2014年10月10日转款10万元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不存在虚假诉讼，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35万元转账流水，且在上诉人提交的双方通话录音及谈话录音中，被上诉人也认可收到了上诉人35万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李长乐与尚旭光签订的案涉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该协议第四条转让资产细目来看，该转让协议所转让的资产包括设备、药品库存、各类设施等共计13类以及包括位于洛阳市涧西区天津路南段妙味多市场门面房在内。该协议同时约定乙方(尚旭光)责任按照国家规定、行业规范合法经营本门诊部，及时办理门诊部变更手续，甲方（李长乐）责任协助乙方办理门诊部变更所需的手续、资料。该“变更”应当理解为医疗机构门诊部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变更，此协议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约定的是变更，而非转让，事实上当事人也曾到卫生管理部门进行变更未成。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0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30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必须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并按规定提交材料。说明本案协议约定及时办理门诊部变更手续，符合行政法规的规定。上述协议约定的转让应当属于资产转让而非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转让，综上，该协议应为有效协议。尚旭光上诉提出该转让协议实际是转让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驳回尚旭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尚旭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10元，由上诉人尚旭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晓明审判员  周艺军审判员  邱平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