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1127号原告:龙科，男，198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莹，女，198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系原告配偶。被告：谢伟川，男，197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俊，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237号601A单元。法定代表人：龙科。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淮锴，该公司员工。原告龙科与被告谢伟川、第三人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货柜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龙科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莹、被告谢伟川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俊、第三人运货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淮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龙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于2018年11月1日签署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2、确认被告为第三人的公司隐名股东；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9日，原被告双方就被告受让原告持有的运货柜公司0.5%股权，并委托原告代持所受让股权的相关事宜签订了《隐名股东协议》。协议签订后，被告依约向原告支付了未加税部分股权转让款480万，成为持有运货柜公司0.5%股权权益的隐名股东。2018年11月4日原告收到被告发出的落款为2018年11月1日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原告认为涉案合同未发生法定或约定解除的情况，被告无权单方解除合同。对此，原告于2018年11月17日向被告发出《关于的异议及通知》明确提出异议，并告知其单方违法行使解除权的行为依法自始无效。其后被告未提出任何异议。基于上述事实，原告根据《合同法》第96条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被告《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被告的合同解除行为无效，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被告谢伟川辩称：原被告签订协议后，被告依约向原告支付了480万元，但原告并未履行《隐名股东协议》第4条和第8条的约定，既没有出具书面确认函，也没有让被告通过合伙企业持有运货柜公司的股权。2017年3月24日，运货柜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在该临时股东会上，原告否认被告是运货柜公司的隐名股东，认为被告是运货柜公司的股东之一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鹏合物流）的隐名股东。原告在该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第二页上特意亲笔添加了上述观点并签名。2017年3月30日，原告发函要求被告成为鹏合物流的合伙人，由此履行《隐名股东协议》第8条的约定，但此时，因鹏合物流的合伙人一直以来的内部纠纷，该合伙企业事实上已无法正常增加合伙人，且其他合伙人已要求解散。原告故意隐瞒该重大事项，试图用这种方式掩盖其长期违约行为。2017年4月10日，原告要求鹏合物流增加11名新合伙人，因其他合伙人拒绝而无法办理工商变更手续。4月27日，鹏合物流合伙人临时会议通过决议解散该合伙企业。11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清终4号民事裁定，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鹏合物流清算一案。2018年1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了清算组。由此可见，案涉协议第8条已无法履行，被告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被告依法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隐名股东协议》。第三人运货柜公司称其对原告的起诉没有意见。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隐名股东协议》、运货柜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解除合同通知书》、《关于的异议及通知》及签收资料、《股权回购权确认》、鹏合物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收款回单、语音通话清单、有关《隐名股东协议》相关事项告知函及邮寄送达资料、（2017）粤01清申71号《民事裁定书》、（2017）粤清终4号《民事裁定书》、《指定清算组决定书》、微信聊天截图、《关于行使股权回购权的通知》、《不予立案通知书》、《复议材料回执》、受理案件通知书等作为证据。被告提交了《隐名股东协议》、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有关《隐名股东协议》相关事项告知函、鹏合物流增加有限合伙人同意书、关于新增有限合伙人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与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公证书、鹏合物流临时合伙人会议通知函与表决结果、（2017）粤清终4号《民事裁定书》、（2018）粤01强清1-1号指定清算组决定书、（2018）粤0112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书》、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快递单、运货柜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专项审计报告、广州广投投资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民事诉状等作为证据。第三人运货柜公司提交了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股东会决议作为证据。本院经核实予以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运货柜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3日，龙科为其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鹏合物流成立于2014年12月30日，龙科于2015年12月17日登记成为其合伙人，鹏合物流于2015年12月25日成为运货柜公司的股东之一。2015年12月9日，龙科(甲方)与谢伟川（乙方）签订《隐名股东协议》，载明鉴于运货柜公司（协议中简称为“公司”）是于2015年2月3日设立的具有独立资格的法人，公司有两名股东，分别为甲方和广州广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广投公司），甲方持有公司78%的股份。经甲乙协商，就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投资公司相关事宜，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甲方合法持有的公司0.5%的股权，具体受让价格按照每股作价1200万的价格转让，乙方应支付人民币600万元。鉴于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暂不进行工商登记，甲方应缴纳税金（按照每股240万元计）部分暂不支付，乙方应先向甲方支付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480万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的30%，于2015年12月31日支付剩余70%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第四条约定，甲方收到上述全部转让价款视为本合同交易完成，甲方应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书面确认函，乙方收到确认函即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以甲方的名义对公司持有上述股权，若乙方逾期未付齐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的，乙方未支付部分股权认购自动失效，不发生法律效力，乙方按照其实际支付比例持股。第五条约定，如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期间，因任何原因主动或被动披露股东身份，甲方有补缴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相关税金的必要，乙方同意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补齐上述税款。第七条约定，投资入股后，乙方作为公司隐名股东，以其持股比例为依据，享受股东红利分配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乙方认可，其持股比例的股东表决权、决策权及其他与公司经营管理相关的股东权利永久的授权甲方代为享有，该授权在乙方持有上述股份期间永久生效，不得撤销。第八条约定，乙方投资入股后，甲方将与公司高管成立合伙企业，并将该合伙企业作为公司股东及进行工商登记。甲乙双方认可，以乙方成为该合伙企业工商登记股东的方式实现乙方对该公司上述转让股权的显名持有，乙方需协助甲方办理成为合伙企业股东所需手续，无需另行缴纳合伙企业入股费用。上述合伙企业股东工商登记生效之日起，乙方不再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乙方作为合伙企业股东。仍以其上述受让股权比例享受公司股东红利分配，承担相应义务。此时本协议有效期结束，双方终止履行。同日，龙科(甲方)与谢伟川（乙方）签署一份《股权回购权确认》，约定乙方有权在2016年12月期间向甲方提出按照乙方实际支付给甲方的金额作为回购价格对甲方名下乙方所持有的运货柜股份（或与甲方相关的合伙企业股权）进行回购，甲方在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30个工作日内实现对乙方所持上述股份的原价回购。乙方上述要求回购的权利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逾期自动失效。签订协议后，谢伟川于2015年12月11日向龙科转账支付144万元，于2015年12月16日转账支付336万元，共计480万元。2017年3月24日，运货柜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谢伟川列席会议。会议中，谢伟川披露了其与龙科签订代持协议的情况，明确是对运货柜公司的投资，要求根据协议变更工商登记，龙科表示谢伟川是鹏合物流的隐名股东，不是运货柜的股东，但其愿意配合办理显名股东等事宜的工商登记。2017年3月30日，龙科通过EMS向谢伟川寄送《有关相关事项告知函》，该告知函载明，龙科已收到谢伟川要求成为显名股东的申请，现将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告知：一、如贵方所知，龙科已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成立合伙企业鹏合物流，并已完成该合伙企业对运货柜公司的显名持股，持股比例为38.42%。二、龙科同意谢伟川成为显名股东的申请，现按照原合同约定通知谢伟川，收到本函之后，可提前七个工作日与龙科（助理）约定时间，办理谢伟川成为鹏合物流显名股东（合伙人）的工商登记，双方书面确认办理手续时间。若谢伟川无书面确认，视为谢伟川暂不要求办理成为合伙企业股东（合伙人）的工商登记手续。同时，按照合同约定，上述手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需要，请谢伟川书面确认办理后３个工作日付清。三、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回购权确认》，谢伟川要求回购的权利已经于2016年12月31日逾期，自动失效，特此再次书面告知。谢伟川收到该函，并未书面回复确认。2017年，鹏合物流合伙人孟泉忠等七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申请对鹏合物流进行强制清算。广州中院作出（2017）粤01清申71号民事裁定，裁定不予受理孟泉忠等七人对鹏合物流的强制清算申请。申请人不服上诉。2017年11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清终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粤01清申71号民事裁定，并指令广州中院立案受理申请人孟泉忠等七人对鹏合物流的强制清算申请。广州中院受理后依法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为鹏合物流清算组。2018年3月19日，谢伟川认为龙科涉嫌集资诈骗向黄埔公安局报案。黄埔公安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谢伟川向黄埔公安局提起复议申请，黄埔区公安局于2018年7月20日维持原决定。2018年5月7日，龙科在本院起诉谢伟川，案号为（2018）粤0112民初2370号。龙科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隐名股东协议》合法有效，并判令谢伟川向龙科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2018年7月2日，因龙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裁定按龙科撤诉处理。2018年11月1日，谢伟川向龙科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称因龙科种种违法及违约行为，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谢伟川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隐名股东协议》即日解除，要求龙科返还960万元。龙科于2018年11月17日向谢伟川回复《关于的异议及通知》，称谢伟川无权单方解除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内容不予认可，《隐名股东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法继续履行。原被告于庭审中确认在签订《隐名股东协议》时，并未确定将鹏合物流作为协议第八条所指的合伙企业。龙科称其成为鹏合物流的合伙人后，拟将鹏合物流作为协议所指的合伙企业，但因为鹏合物流内部有争议，现已进入清算程序，故不可能将被告登记为鹏合物流的股东，如果被告配合，可以另行成立合伙企业，继续履行《隐名股东协议》。谢伟川则表示如果原告有诚意履行协议，早就应另行成立合伙企业办理工商登记，但至今已过去三年多时间，现被告不同意另行成立合伙企业，要求解除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中，龙科所诉争的主要事实是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而龙科对该解除通知行为提出异议并诉至本院，故案涉纠纷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龙科与谢伟川签订的《隐名股东协议》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谢伟川对于案涉《隐名股东协议》是否依法享有解除权。解除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案涉《隐名股东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合同解除条件，原被告也未对此协商一致，则谢伟川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根据案涉《隐名股东协议》第8条，龙科负有与公司高管成立合伙企业，并将该合伙企业作为公司股东进行工商登记，登记谢伟川为合伙企业股东实现对公司转让股权的显名持有的合同义务。从该协议内容来看，谢伟川的合同目的也是以成为合伙企业股东的方式实现对运货柜公司股权的显名持有。龙科确认在签订案涉协议后未成立合伙企业，拟将鹏合物流作为协议第八条所指的合伙企业，但鹏合物流现已经进入强制清算程序，无法将谢伟川登记为鹏合物流的股东，谢伟川已不可能通过成为鹏合物流的股东的方式实现对运货柜公司股权的显名持有。虽然庭审时龙科称可以通过成立其他合伙企业来履行协议第八条的约定，但谢伟川明确表示拒绝，可见原被告已经失去了信任基础，无法再协商一致，也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无法实现谢伟川的合同目的。另外，对于龙科称其于2017年3月30日向谢伟川寄送《有关相关事项告知函》，要求谢伟川配合办理成为鹏合物流股东的工商登记手续，谢伟川未书面确认，应视为谢伟川暂不要求办理的意见。本院认为，龙科在明知鹏合物流的合伙人之间已就鹏合物流的解散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形下，仍发函告知谢伟川办理鹏合物流的显名登记，其主观意图有违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龙科的该项意见不能成为其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合理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分析，在双方签订《隐名股东协议》后，龙科迟延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谢伟川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解除行为有效。龙科诉请要求确认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至于龙科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属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龙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龙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娜人民陪审员 黄 英人民陪审员 吴玉兰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王春梅书记员廖茜茹附：本案判决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