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003民初4243号原告:李枫，女，汉族，居民，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冉，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昆嵛路39号。经营者：林旭东，经理。被告:林旭东，男，汉族，居民，住威海市文登区。上列二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燕，文登小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林登辉，男，汉族，居民，住福州市鼓楼区。被告：李云鹏，男，1960年9月18日生，居民，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李枫与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根据被告林旭东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林登辉、李云鹏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告李枫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冉，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林旭东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燕，被告林登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云鹏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据原告申请对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林旭东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支付房屋租金暂计1432500元（暂计算至2018年9月30日），实际租金金额应计算至判决书作出之日；2、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支付利息暂计95698.66元，具体计算方式见附件；3、被告林旭东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林旭东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11月28日，案外人林登辉（被告林旭东的父亲）、洪启慈使用已通过工商核名的“威海华鼎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酒店）名义与原告、被告林旭东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原告、被告林旭东将位于威海市文登区昆嵛路39号文景大厦第4、5层（其中第5层系原告名下房产）（包含酒店一层大堂）出租，仅用于经营酒店，租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034年12月31日，每五年递增房租5%，支付方式为按季度支付，租金为每年90万元，原告及被告林旭东实收45万元。合同签订后，出租方依约交付了房屋，但“威海华鼎酒店有限公司”未完成设立，而是由被告林旭东用前述《房屋租赁合同》项下全部租赁场所另行设立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个体工商户），并由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承继前述合同项下承租方的全部权利义务，该酒店也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实际支付了租金，原告因此对被告实际承租房屋未持异议。但在合同履行中，被告在支付租金上时有拖延：从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第三季度，原告共收到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支付的租金70.5万元，尚有143.25万元未付。原告多次催讨，该被告拒不支付。该被告为个体工商户，被告林旭东作为其经营者，也应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支付房屋租金1781250元（计算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实际租金金额应计算至判决书作出之日所对应季度的全部租金；2、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支付利息暂计143777.5元，具体计算方式见表格。文登区新喜悦酒店辩称，原告所诉请的租金与其无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林旭东辩称，文登区新喜悦酒店所承租房屋是由其与原告各自的房屋合并出租给了威海华鼎酒店有限公司，房屋实际承租人是林登辉、李云鹏与洪启慈，其作为房屋的实际出租人之一应是收取租金一方而非支付租金一方。案涉房屋出租后未能以华鼎酒店有限公司名义进行实际营业，酒店更名为文登区新喜悦酒店，其应李云鹏要求以自己名义对酒店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但在酒店经营过程中资金支出均需李云鹏签字认可方可入账报销，李云鹏为酒店的实际经营者。故原告诉请的租金与其无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林登辉辩称，2010年其与李云鹏协商买下文景大厦四层五层合伙经营酒店，双方各占50%股份。其以儿子林旭东名义购买了四层。李云鹏以妻子李枫名义购买了五层。2011年3月开始装修筹备酒店，由于资金问题，其又找来洪启慈入伙，三人于2013年11月27日签订了股东协议。协议签订后，三方拟用租金方式解决房屋出资问题，2013年11月28日，三方拟定房屋租赁合同时，洪启慈与李云鹏产生争执，洪启慈口头表示退伙，但未签订书面退伙协议，洪启慈也未参与酒店合伙经营。2016年、2017年11月13日，李云鹏两次就退还洪启慈股金问题出具书面承诺书。现其与李云鹏仍各占酒店50%股份，其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李云鹏未到庭应诉，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2009年，林旭东与格林豪泰酒店（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了酒店加盟协议，在取得格林豪泰的品牌授权后，开始着手酒店的筹备工作。2010年5月左右，在与原告确定租用其房屋经营酒店后，原告将涉案房屋交付，李云鹏负责酒店装修工程管理。筹备初期，拟成立威海华鼎酒店有限公司，并以该酒店名义与原告在2013年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在实际设立过程中未设立华鼎酒店，而以林旭东作为经营者设立了文登区新喜悦酒店，由林旭东全权负责酒店的经营、管理以及与品牌方的沟通工作。对租金的起算时间与计算标准，李云鹏予以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枫与被告李云鹏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6月28日登记离婚。被告林旭东系被告林登辉之子。2010年，李云鹏与林登辉协商以文景大厦四层五层合伙经营酒店。其中，文景大厦第四层即威海市文登区昆嵛路39-17号房屋登记在林旭东名下，文景大厦第五层即昆嵛路39-18号房屋登记在李枫名下。2011年3月20日，林登辉与李云鹏签订合作投资经营“威海市喜悦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悦酒店）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合股投资经营公司名称为‘威海喜悦酒店有限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住所地：威海文登市（部分壹楼做酒店大厅，及四楼、五楼全部——注：与后来准备设立的华鼎酒店位置相同）。”协议第六条约定：“由李云鹏担任董事会执行长，日常公司事务由董事会执行长全权处理，‘公司’借林旭东名义为‘公司’法人代表，借王丽华为股东会董事，林旭东、王丽华不得参与‘公司’经营与分红。”喜悦酒店在向工商部门申请核准名称时，没有通过核准。林登辉与李云鹏又以威海华鼎酒店有限公司的名称申请核准公司名称，并通过了核准。之后，华鼎酒店开始进行装修筹备工作。在筹备设立华鼎酒店过程中，因资金不足，林登辉、李云鹏准备通过吸收外来资金的方式，将公司设立起来。2013年11月22日，林登辉、李云鹏与案外人洪启慈签订股东协议，华鼎酒店由林登辉、李云鹏、洪启慈各持有40%、30%、30%股份，林登辉委托林旭东出任华鼎酒店法定代表人。为用房屋使用权解决出资问题，2013年11月28日，林登辉、李云鹏与洪启慈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李枫、林旭东作为甲方，将文景大厦四、五层（包括酒店一层大堂）出租给乙方华鼎酒店经营使用，租期为两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2月31日止；房屋每年租金林旭东、李枫各实收45万元，总计90万元，支付方式为每季度付清，每五年递增5%房租租金。甲方签章处由林旭东签字，乙方签章处由林登辉、洪启慈签字。合同签订时，洪启慈口头表示退出合伙，未签订书面退伙协议，其未实际参与酒店经营。华鼎酒店最终并未成立。2014年12月22日，喜悦酒店更名为文登区新喜悦酒店（以下简称新喜悦酒店），登记类型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林旭东。在酒店经营过程中，林旭东经常通过微信聊天、发送邮件等方式向李云鹏请示汇报酒店经营状况，酒店报销事宜也由执行长李云鹏审核签字。林旭东每月从新喜悦酒店处领取工资。另，李云鹏还与他人签订借款协议，以其拥有的新喜悦酒店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新喜悦酒店经营期间累计支付租金70.5万元，款项均汇入李云鹏账户。2016年1月25日，林登辉、李云鹏等人签订协议书，将新喜悦酒店全部售出，加盟文景大厦格林豪泰酒店。李云鹏管理格林豪泰酒店财务工作，并日常听取财务人员工作汇报。2017年11月13日，林登辉、李云鹏签订《股东同意书》，约定：“股东林登辉与股东李云鹏均同意洪启慈退股，股金330万元，若酒店卖掉后一次性优先结清，利息依照原协议每月27000元结算。”同日，林登辉、李云鹏向洪玉娇（洪启慈的姐姐）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的内容为：“为尽快退还洪启慈叁佰叁拾万元的酒店退股金的事项，经现股东李云鹏和林登辉协商一致同意，任何股东不得到新喜悦酒店领取钱款，酒店的利润以每月十五日之前汇还给洪启慈，指定汇入林登辉账号，利润为正常营业款扣除正常营销费用，正常营销费用不含股东房租。”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房屋预告登记证明、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被告提交的协议书、股东协议书、股东同意书、股东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借款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工资单复印件、报销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李枫、林旭东与威海华鼎酒店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其一，2011年3月20日林登辉与李云鹏签订合作投资经营“威海市喜悦酒店有限公司”时，林登辉与李云鹏在协议中确定的公司住所地为威海文登市（部分壹楼做酒店大厅，及四楼、五楼全部），在该协议中，二人并没有提起需租赁文景大厦四、五层（包括酒店一层大堂）的问题。自林登辉与李云鹏筹建喜悦酒店开始，至林登辉与李云鹏协议设立华鼎酒店的过程中，直至2013年11月28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之前，酒店早已处于装修阶段，且已临近装修完毕，没有证据表明林登辉、李云鹏就经营场所与李枫、林旭东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其二，通过2017年11月13日，林登辉、李云鹏签订的《股东同意书》和林登辉、李云鹏向洪玉娇出具的《承诺书》中关于“为尽快退还洪启慈叁佰叁拾万元的酒店退股金的事项，经现股东李云鹏和林登辉协商一致同意，任何股东不得到新喜悦酒店领取钱款，酒店的利润以每月十五日之前汇还给洪启慈，指定汇入林登辉账号，利润为正常营业款扣除正常营销费用，正常营销费用不含股东房租”的约定，可以看出林登辉、李云鹏系新喜悦酒店的股东，二人是将房租作为股东的收入，并且没有将房租列为公司的正常营销费用。其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李枫并未参与磋商，也未在合同上签名。所谓酒店租金，也是由酒店股东之一的李云鹏领取。既然原告李枫主张其是案涉文景大厦第五层的所有权人，在其早已与李云鹏离婚的情况下，基于何种关系，却由作为股东之一的李云鹏收取租金。其四，本案中就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实际履行、李枫与李云鹏就文景大厦第五层是否存在借名关系等问题，均需要原告李枫与被告李云鹏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但经本院传唤，两人均未到庭。综上，本院认为，案涉房屋虽登记在李枫、林旭东名下，但基于林登辉与林旭东的父子关系、李云鹏与李枫之间的特殊关系，考虑到本案的诸多疑点，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和事实，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应认定为系林登辉、李云鹏为了应对洪启慈的入股而与洪启慈签订，租赁案涉房屋并非林登辉、李云鹏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林旭东、林登辉与李云鹏之间既存在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同时二人的行为也属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关于新喜悦酒店与林旭东是否应承担支付租金义务的问题。原告李枫主张：华鼎酒店虽未成立，但之后由被告林旭东用前述《房屋租赁合同》项下全部租赁场所另行设立被告文登区新喜悦酒店（个体工商户），并由新喜悦酒店承继前述合同项下承租方的全部权利义务，该酒店也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实际支付了租金，原告因此对被告实际承租房屋未持异议。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有关新喜悦酒店承继了原华鼎酒店《房屋租赁合同》项下全部义务的主张，证据并不充分，在李枫与李云鹏未出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无法查实，对于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基于已查明的事实，无论是原来准备设立但未成立的“喜悦”酒店，还是后来实际成立的“新喜悦”酒店，均是由林登辉、李云鹏作为股东，而林旭东仅是新喜悦酒店的受托管理者，系个体工商户“新喜悦”酒店的挂名经营者。林登辉、李云鹏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酒店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但实际系以二人入股经营的方式进行运作，林旭东系受李云鹏的指示运作经营。因此，林旭东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新喜悦酒店和林旭东支付租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698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梁永强审判员  许文昌审判员  孙灵俊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丛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