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921民初1803号 原告：陈松龙，男，195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刚，舟山市定海区秉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舟山市定海区秉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方跃，男，197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乐，安徽君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平，安徽君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建良，男，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桂梅（被告陈建良妻子），女，197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马国华，男，197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岱山县。 原告陈松龙与被告方跃、陈建良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冻结被告方跃、陈建良在舟山市常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详公司）可得到期债权120万元。本案于2019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松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刚、王佳，被告方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乐、王启平，被告陈建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桂梅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经原告陈松龙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马国华为本案共同被告。本案于2019年3月1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松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刚、王佳，被告方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乐、王启平，被告陈建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马国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经审批延长审限三个月，并于2019年8月7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松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刚，被告方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乐、王启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建良、马国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松龙诉称，2015年4月27日，常详公司与王兆光签订《矿山开采合作生产协议》，约定常详公司将位于浙江省岱山县小衢山部分矿山（第四矿区）2000万吨石子交由王兆光开采（包括爆破、挖运、破碎、生产加工、设备投资）。2015年5月10日，原告与王兆光签订《岱山县衢山镇小巨岛工程挖运项目分包协议》，约定上述工程中的挖掘、运输项目由原告以每吨3元（不含税、不含管理费）的价格承包。2015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方跃、陈建良签订《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三人合伙承包上述工程。该协议书约定工程实际由被告方跃、陈建良负责施工，由原告负责结算工作，并按单价每吨0.15元计算支付给原告，剩余款归被告方跃、陈建良。之后，被告马国华加入合伙。截至起诉日，原告据悉被告方已实际挖石子800万吨，故应按约支付给原告120万元，但被告方未向原告支付分文。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真实有效，被告方未按约支付原告工程款应属违约，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合伙款120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负担。 被告方跃辩称，一、原告陈松龙与被告方跃、陈建良于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名为合伙协议，实为挖运工程的转包协议，因双方并无挖运资质，故合同无效。 二、《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自始至终未实际履行。首先，自该协议书签订日起至被告方跃于2017年4月直接与常详公司签订《矿山开采合作生产协议》止，原、被告合作约定的矿山挖运工程并未实际进行，原、被告协议书并未实际得到履行。本案中，常详公司就四矿区挖运工程先后存在三次分包，三次分包协议确定的开采量均为2000万吨，可见自2015年4月27日至2017年4月期间，四矿区开采量并无变化，故该期间挖运工程未实际施工。此外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9民终632号民事判决书关于“矿山尚在基础建设中”的表述，常详公司2016年8月30日出具的证明，原告陈松龙作为合同约定的结算主体与王兆光无任何结算行为以及原、被告设定的“共管卡”无资金存入等事实，均能证明在2017年4月之前涉案矿山挖运工程并未实际施工，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次，自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4日（被告方跃与常详公司解除四矿区挖运协议日）止，被告方跃从事的矿上挖运工作系被告方跃在履行其与常详公司于2017年4月签订的《矿山开采内部合作生产协议》。本案常详公司就四矿区挖运工程先后三次分包，挖运价格也从3元/吨降至2.9元/吨，爆破价格亦不同程度降低，常详公司作为逐利经济体，在多份合同同时存在的情况下选择价格较低的合同作为履行对象无可厚非，虽然之前签订的合同未解除，但违约责任在于常详公司而非被告方跃。此外，从合同履行过程上看，结算主体系被告方跃而非原告陈松龙，结算单价为2.9元/吨而非3元/吨。之后因发生安全事故，2018年10月4日常详公司与被告方跃签订《合同解除及资产出让、补偿协议》，该协议第一条1.2款明确解除双方于2017年4月签订的《矿山开采内部合作生产协议》。上述事实能够确认，2017年4月之后被告方跃基于其与常详公司签订的合同而从事挖运工作，原告陈松龙与被告方跃签订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自始至终未能实际履行。 三、2016年3月11日沈其伦、朱海雄与王兆光就四矿区爆破工程签订《矿山开采内部合作协议》进一步说明原、被之间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且无实际履行的可能性。从常详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将工程承包给沈其伦、朱海雄，以及沈其伦、朱海雄与王兆光就四矿区爆破工程签订《矿山开采内部合作协议》均可证明，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常详公司与王兆光虽未以书面形式解除双方于2015年4月27日签订的《矿山开采内部合作协议》，但常详公司与王兆光就同一标的物改变承包模式另行达成协议，均以自己的行为对2015年4月27日所签订的《矿山开采内部合作协议》作否定性评价，进一步肯定王兆光与常详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所签订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在前手合同被合同当事人以行为确认不履行的情况下，后手王兆光与陈松龙签订的合同以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均无实际履行的可能性。 四、对于开采量，原告负有举证责任，依法应由原告举证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支付合伙款，结合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第一条“计量方式按实际过磅吨位计算，每月工程量、工程款结算由甲方（原告陈松龙）负责向发包方王兆光结算”的约定，原告作为结算主体，确定开采量并根据开采量确定工程款系原告陈松龙的合同义务。因此对于本案开采量，无论从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角度分析，还是从原、被告双方合同约定的角度分析，原告陈松龙均负有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依法由原告陈松龙负担。此外，通过庭审可知，原告陈松龙认为被告方跃履行的是双方之间的合同，但双方协议中并无每日开采量要求，然而原告代理人又当庭引用被告方跃与常详公司之间合同中关于每日开采量的约定作为计算依据，明显互相矛盾。综上所述，被告方跃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陈建良辩称，对原告诉请的事实无异议，认可本案所涉的四矿区已经开采800万吨。但其认为，原告收取每吨0.15元的前提是原告与王兆光之间按单价每吨3元计算挖运价格，但事实上最后方跃和常详公司签订的合同单价为2.9元/吨，因此原告的主张亦应同比例降低。 被告马国华未作答辩。 原告陈松龙为支持上述诉请，提供如下证据： 1.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8日，甲方为常详公司，乙方为王兆光的《矿山开采内部承包协议》一份以及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6日的《补充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常详公司将四矿区的石子开采（包括爆破、挖运、破碎、生产加工、设备投资）承包给了王兆光。 2.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10日，发包人为王兆光，承包人为陈松龙的《岱山县衢山镇小巨岛工程挖运项目分包协议》一份，用以证明王兆光将其中的挖掘、运输项目分包给原告，约定工程单价为3元/吨。 3.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日，甲方署名为陈松龙，乙方署名为方跃、陈建良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原告分包的挖运工程具体由被告方实际施工，由原告负责结算，原告提取每吨0.15元，剩余款归被告方所有。 4.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902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书、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9民终632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生效判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真实有效。 5.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30日，署名人为被告方跃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在2017年10月30日时被告方跃依旧认可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且被告方跃依旧在履行《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 被告方跃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27日，甲方为常详公司，乙方为王兆光的《矿山开采合作生产协议》一份。 2.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10日，发包方为王兆光，承包方为陈松龙的《岱山县衢山镇小巨岛工程挖运项目分包协议》一份。 3.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日，甲方署名为陈松龙，乙方署名为方跃、陈建良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一份。 4.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常详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 证据1-4用以证明2015年6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但由于前手发包方常详公司与王兆光签订的《矿山开采合作生产协议》未履行，导致王兆光之后签订的各项协议以及原、被告之间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也未能履行。 5.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1日，甲方署名为沈其伦、朱海雄，乙方署名为被告方跃的《矿山开采内部合作生产协议》一份。 6.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1日，甲方署名为沈其伦、朱海雄，乙方署名为王兆光的《矿山开采内部合作生产协议》一份。 证据5-6用以证明由于常详公司与王兆光之间的《矿山开采合作生产协议》未能履行，2016年3月11日常详公司又将四矿区承包给沈其伦、朱海雄。沈其伦、朱海雄将其中的爆破工程分包给王兆光，挖运工程分包给方跃个人，该二份协议能与2016年8月30日常详公司出具的《证明》相互印证，证明常详公司与王兆光签订的合同一直未能履行，因此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未能履行的事实。 7.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902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 8.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9民终63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 证据7-8用以证明二审法院认定常详公司与王兆光之间的协议至今未能履行以及二审期间涉案工程尚未投入生产，未产生收益的事实。 9.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甲方为常详公司，乙方为被告方跃的《矿山开采内部合作生产协议》一份，用以证明2017年4月，被告方跃个人承包常详公司四矿区挖运工程，方跃基于该协议与常详公司合作，被告方跃与陈松龙的协议，以及王兆光与常详公司的协议均未能履行。 被告陈建良、马国华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为查明本案事实，经本院调取，第五矿区岱山县新鑫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鑫公司）向本院出具待查明事实清单一份，该清单涉20问，主要涉及《合同解除及资产出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3300万元的构成、案涉工程分包过程和履行情况以及开采时间和开采量等问题。 对原告陈松龙提供的上述证据，三被告作如下质证：被告陈建良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马国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当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被告方跃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矿山开采内部承包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未实际履行，对证据1中的《补充协议》，因原告未提供证据原件，故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即使真实，也因无各方盖章，亦不具效力；对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协议均未实际履行；对证据5因原告未提供原件，故对真实性有异议，且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待证目的，反而可以证明《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未实际履行。 对被告方跃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马国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原告陈松龙、被告陈建良均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被告方跃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并对证明4中所载明的事实不认可。原告陈松龙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5、6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首先被告方跃未提供沈其伦、朱海雄与常详公司之间的合同，其次即使存在上述合同，但是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也未解除，此外，王兆光与常详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石子开采价（包括爆破、挖运、破碎、生产加工、设备投资）为17.8元/吨，但王兆光与沈其伦、朱海雄签订的协议中爆破单价为5.4元/吨，而被告方跃与沈其伦、朱海雄签订的挖运价格为2.9元/吨，前后价格差别较大，亦可反映本组证据不合理；被告陈建良对证据5、6真实性有异议，四、五矿区统一将挖运工程分包给王兆光，并与王兆光签订了协议，因此四、五矿区又分包给沈其伦、朱海雄明显不合常理，被告方跃并未举证证明该二份协议实际履行。原告陈松龙、被告陈建良对证据7、8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被告方跃主张的待证事实。对证据9，因被告方跃未提供该证据原件，故原告陈松龙、被告陈建良对该证据真实性存在异议，但认可该协议中的价格条款，即使协议真实，被告方跃的缔约行为应代表原、被告。 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原告对该待查明事实清单中与本案有涉部分质证如下：对该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部分陈述未正面回答法院问题，该证据可以证明四矿已开采工程量是明确的，亦能证明沈其伦、朱海雄于2016年3月11日与王兆光、方跃签订《矿山开采内部生产合作协议》不合理，新鑫公司陈述的挖运时间为2016年3月，这与常详公司出具的证明所陈述的时间不一致，可见方跃的开采行为并非履行其与常详公司在2017年4月订立的《矿山开采内部合作生产协议》。此外即使四矿区存在多次发包行为，但常详公司与王兆光，王兆光与原告，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的协议均未解除，应以2015年6月1日之前签订的协议作为生效并履行的协议，方跃对外签订的协议应代表整个合伙体。被告陈建良、马国华对该证据基本无异议，但认为实际挖运时间为2015年6月。被告方跃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仅有新鑫公司公章，未列明被问话人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涉及3300万元款项组成的答复存在异议，对涉及工程开采时间和开采量问题认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认为涉及工程分包过程和履行情况的答复，可印证四、五矿区未履行的事实。 上述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经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陈松龙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确认证据1中的《矿山开采内部承包协议》以及证据2、3、4的真实性，对证据1中的《补充协议》，虽然原告未提供该证据原件，但该证据所载部分事实能与本院依法调取的待查明事实清单一致，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至于内容真实性，本院将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关于证据5，因原告未提供原件，对该证据本院将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对被告方跃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确认证据1-3、7-8的真实性，证据4，本院确认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至于该证明所涉内容真实性，本院将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证据5-6本院将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证据9，因该证据能与（2018）浙0921民初第1853号一案中被告方跃与新鑫公司、常详公司签订的《合同解除及资产出让、补偿协议》相印证，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本院将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5年4月27日，常详公司和王兆光签订《矿山开采合作生产协议》，约定由王兆光负责位于岱山县小衢山部分矿区的石子开采（包括爆破、挖运、生产加工），开采总量为2000万吨，合作期为4年（含设备安装期），自2015年5月1日起至2019年5月1日止，本项目石子开采加工综合价以17.8元/吨，开山总量以原材料过磅为准（不含税）。 同年5月8日，常详公司和王兆光又签订《矿山开采内部承包协议》，约定由王兆光负责位于岱山县小衢山部分矿区的石子开采（包括爆破、挖运、破碎、生产加工、设备投资），开采总量为2000万吨，合作期为6年（含设备安装期），自2015年5月1日起至2021年5月1日止，本项目石子开采加工综合价以17.8元/吨，开山总量以原材料过磅为准（不含税）。 同年5月10日，王兆光与原告陈松龙签订《岱山县衢山镇小巨岛工程挖运项目分包协议》，将第四矿区的挖掘、运输项目分包给原告，约定工程单价为人民币3元/吨（不含税、不含管理费，运距为1公里内，超出1公里单价另议）。 同年6月1日，原告陈松龙与被告陈建良、方跃签订《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并就第四矿区的挖掘、运输项目达成如下协议：1、约定四矿区工程由陈建良、方跃实际施工，每月工程量、工程款结算由陈松龙负责向王兆光结算，陈松龙提取每吨0.15元后，余款归陈建良、方跃所有。2、工程款结算，以陈松龙名义到银行开设工程款专用账户，银行卡由陈建良、方跃保管，密码由陈松龙设置（汇款信息将双方手机号码共同填写），取款时须双方共同到场，当场结清。3、施工机械要求，陈建良、方跃投入施工的挖机须5台以上，车辆成新为七成以上，其中2台须是新挖机，且功率在“360”以上。……6、应缴纳给发包人王兆光的50万元工程押金由陈建良、方跃负责缴纳，因该款已由陈松龙先行垫付，故陈建良、方跃须在本合同签订日将该50万元归还给陈松龙。工程结束或终止，该50万元押金由陈建良、方跃自行向王兆光结算，陈松龙予以协助。 同年6月8日，三被告及王海舟向陈松龙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王海舟欠陈松龙借款150万元，现因王海舟将小巨岛工程介绍给本人承包，故王海舟欠陈松龙的150万元借款由本人自愿归还陈松龙。具体还款日期承诺如下：2015年6月10日前归还75万元，2015年12月31日前归还余款75万元。如逾期归还，陈松龙有权解除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上述合同的权利全部由陈松龙享有……” 同年6月12日，三被告签订《小衢山矿区工程股份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小衢山矿区工程施工由三被告合股施工，工程需200万元启动资金，由三人平摊，每人67万元。前期50万元保证金由陈建良出资，75万元付陈松龙的由马国华出资50万元，方跃出资25万元，年底马国华、陈建良再各出资17万元，其余付陈松龙41万元由方跃出资。工程结束后，50万元保证金由三人共有。每月利润除去支出，90%平均分配，10%开支预留，工程中所有项目利润平均分配。工程中所有开支及机械设备产生的事项平均分配及承担。 三被告均认可前期应出资的200万元款项中，50万元保证金由陈建良支付给陈松龙，马国华于2015年6月13日支付陈松龙50万元，方跃于2016年1月20日支付陈松龙10万元。此外，三被告于2015年6月24日和2015年6月29日分别支付给原告5万元，三被告对这10万元具体来源陈述不一致，陈建良、马国华认为其中5万元系马国华实际出资，剩余5万元系方跃实际出资。方跃认为该10万元均系其实际出资，综合三被告在（2016）浙0902民初2260号一案中关于付款情况的陈述，本院认为被告陈建良、马国华主张的其中5万元为马国华实际出资，另外一笔5万元为被告方跃实际出资更为可信。 2016年7月7日，原告就《承诺书》项下剩余未付款项80万元向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作出（2016）浙0902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三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陈松龙80万元。三被告上诉于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9民终6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4月，常详公司与被告方跃签订《矿山开采内部合作生产协议》，约定由方跃承包第四矿区的石料开采挖运工作，合作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至2000万吨储量开采结束，承包价格为每吨2.9元，并保证每天四、五矿区开采量达到45000吨以上。 （2018）浙0921民初1853号一案中另查明，2018年10月4日，作为甲方的常详公司、新鑫公司和作为乙方的方跃签订《合同解除及资产出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合同解除，自本协议生效之时起，即时解除2016年6月11日新鑫公司与方跃因岱山县衢山镇小衢山五号矿区石料挖运工作所签的《协议》以及2017年4月常详公司与方跃因岱山县衢山镇小衢山四号矿区挖运工作所签的《矿山开采内部合作生产协议》；二、出让及补偿，1、甲方自愿一次性以3300万元的款项受让且补偿给乙方在衢山镇小衢山四、五矿区石料挖运工作期间所现实存在的资产及相关利益，现实存在的资产及相关利益包括但不限于：15台挖掘机、3辆铲车、18辆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及备品备件（详见移交清单）；简易生活、工作用房及相关利益等。 本院认为，2015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方跃、陈建良之间签订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从内容上看，该协议书名为合伙经营协议，但缺乏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基本合伙特征，故本院认为该协议书实质上为挖运工程的转包协议。关于该协议效力，二被告认为协议各方欠缺挖运资质，故应认定为无效。本院认为，该协议书涉及四矿区采矿权项下挖运工程的转让，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未明确将资质问题作为挖运工程转让的效力性强制规范，故《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应为有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评价被告方跃的挖运行为。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1、从形式上看，案涉四矿区挖运工程曾先后三次分包给王兆光，朱海雄二人以及被告方跃，其中与朱海雄二人的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现原、被告对被告方跃的实际挖运行为系履行哪份协议有争议，虽然五矿区新鑫公司出具的待查明事实清单中认为自2016年3月起五矿区开始挖运，而方跃与四矿区签订的挖运协议时间为2017年4月，但本院认为五矿区新鑫公司所作陈述对本案所涉四矿区的挖运时间无证明力，其他现有在案证据亦均不足以证明方跃的开采行为系履行其个人与四矿区订立的挖运协议还是履行原、被告从王兆光处取得的四矿区挖运权，根据民事证明规则，应由承担证明责任的原告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方跃的挖运行为系其履行与常详公司直接签订的挖运协议。2、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原告将其自王兆光处获得的四矿区挖运权让渡给三被告，作为对价向三被告收取每吨0.15元的费用，而从查明的事实上看，原、被告之间的《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与被告方跃和常详公司之间的挖运协议在工程范围、作业内容上均一致，且常详公司与王兆光，王兆光与原告陈松龙，原告陈松龙与三被告之间的协议均未解除，被告方跃的实际挖运行为也证明案涉矿区挖运并无履行障碍，在上述情况下，被告方跃明知三被告与原告存在《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的情况下，依然独自与常详公司订立挖运协议的行为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可视为代表原、被告四人的行为。 根据《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的约定，原告有权根据已挖运量向三被告主张款项。至于已挖运量，考虑到被告陈建良认可四矿区已开采800万吨，且根据方跃与常详公司签订的《矿山内部合作生产协议》中四、五矿区每日开采量需达4.5吨以上，而协议约定的四、五矿区总开采量相同，均为2000万吨，即使按照被告方跃关于其实际开采自2017年4月起至2018年10月4日止的陈述进行已采矿量的推测，本院认为作为后期实际从事四矿区挖运的被告方跃在提出相反证据之前，原告主张的800万吨可作为已挖运的矿产量。但原告可获得的合理款项还应考虑以下两点：首先，根据《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原告负有向王兆光结算的义务，但事实上原告并未履行该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原告可获利益应作相应减扣；其次原告与王兆光之间的挖运价格为3元/吨，但被告方跃最终和常详公司之间的挖运价格为2.9元/吨，故原告陈松龙根据《合伙经营工程协议书》可得0.15元/吨的款项亦应作相应比例的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方跃、陈建良、马国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陈松龙可得款项58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原告陈松龙负担6000元，被告方跃、陈建良、马国华共同负担96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方跃、陈建良、马国华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赵友剑 审判员  张 行 审判员  张向向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邱莺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