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79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翼，男，196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军忠，江西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米迪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毛汉桥。原审第三人：黄申有，女，198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红宇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莫清平。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鑫均，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高翼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米迪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迪公司），原审第三人黄申有、佛山市顺德区红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2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米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翼向米迪公司支付货款43020元以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高翼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高翼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米迪公司支付货款30000元以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8年6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米迪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为875.50元，由米迪公司负担275.50元，高翼负担600元。高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米迪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米迪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高翼为货物买受人无事实根据。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如果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作为买卖合同的双方，出卖人为米迪公司，买受人应为黄申有。以上事实由2013年8月30日黄申有与高翼签订的《承包协议》和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283民初529号民事判决可以证明。本案货物的订货时间和送货时间均在黄申有的承包经营期间，就连米迪公司提交的真伪难辨的出货单，都载明客户及联系电话为黄小姐（即黄申有）189*****588/075******988。一审庭审时，红宇公司代理人并未提及高翼是涉案货物的订货人和收货人，也没提及由高翼支付运费。米迪公司也很清楚与其合作的客户是黄申有，货是黄申有所订，也是由黄申有购买、由其接收，应该由买受人黄申有承担货款给付义务，这一点一审庭审时米迪公司也己经承认，只是如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2016）粤1283民初529号民事判决叙明的事实那样，黄申有己经不知所踪，这也正是米迪公司时隔四年多才向高翼主张权利的原因。一审法院认定高翼即为案涉货物的买受人无事实依据，仅根据米迪公司提供的无收货人签名的自制出货单，以及第三人红宇公司的陈述，就认定高翼是买受人，违背客观事实。首先，出货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出货单中既有打印内容又有手写内容。货物价款内容是格式合同的核心部分，出货前买卖双方合意在先，却未打印上去，故出货单的真伪难以确认。出货单下端有送货人和接货人签收两栏，作为送货人的红宇公司的签章没有一处加盖在送货人一栏处，且公章内容与红宇公司的名称不符，而最重要的是接货人签收栏无人签名。出货单说明中第三条表明，此单经订购方任何人签收（或委托代理人签收）或盖章后生效，具有法律效力。可见此单并未生效，不具有合法性。退一步说，出货单载明的顾客单位是广东肇庆红树湾健威店，反映的是一个登记的经营地址或送货地址，实际经营人并不是高翼，载明客户及联系电话是黄申有189*****588/075******988，说明实际经营人和订货人是黄申有。其次，红宇公司的代理人无任何证据妄称高翼即是买受人，一审法院即予采信，实属牵强。米迪公司为了向实际收货人结算货款，按照交易惯例必然要向红宇公司索要收货人签字的单证，即使当时没有拿到收货人签名的单证，事后也必然找订货人或收货人确认签单。红宇公司送货给收货人必然索要收货人签收的单据并向出货人交单，否则红宇公司即要承担货损的赔偿责任，而红宇公司却以收货人签单仅保存一年为由进行推脱，于法、于理不合。红宇公司代理人的陈述存在瑕疵，该代理人身份系公司员工，其未提供证据材料证明高翼就是实际收货人。再次，一审法院对高翼与黄申有签订的《承包协议》断章取义，片面认定高翼与黄申有是共同经营，无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仅根据《承包协议》中“肇庆红树湾健威店的总投资、货品、饰品等甲方（高翼）全权所有”和“甲方负责整个事务协调，并负责收到财务转账及时转给乙方（黄申有）等事务”，从而认定高翼与黄申有系共同经营，而故意忽略《承包协议》中第三条“乙方（黄申有）承包经营期间成本（厂家货款）、场租、电费、电话费、物流、送货安装等由乙方全额支付，盈亏由乙方全部承担”和第五条“乙方负责日常诚信经营，健威以外所有货物在承包到期时由乙方处理”的约定，可谓断章取义。从整体上理解《承包协议》，肇庆红树湾健威店自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由黄申有负责经营并自负盈亏，原健威店的存货及物品仍归高翼所有。因为属转租经营，高翼要负责有关外部协调事项，若有客户因不知转承包经营事宜将货款转至高翼处，应及时转给黄申有。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283民初529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了《承包协议》的效力及高翼转给黄申有承包经营的事实。退一万步说，本案债务就算是高翼与黄申有共同经营而产生，一审法院仅判令高翼一人承担偿付货款，无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对涉案货款数额认定有违客观事实。首先，一审法院对涉案货款数额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米迪公司主张货款为43020元，一审法院酌定为30000元，无事实依据，也没有予以释明，只是说“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并结合生活常理”。实际上一审法院对米迪公司的出货单的真实性也是持怀疑态度的，并指出“应承担一定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既然米迪公司举证不能就应承担不利后果，而不是一审法院酌定的“一定的”不利后果。其次，综观米迪公司提供的六张出货单和一张对账单，其真实性存在如下瑕疵：1.出货单无订货人、收货人签收或其代理人签收的签名；2.米迪公司提供的六张出货单只有三张有订货日期；3.米迪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上反映有四张出货单系同一天即1月3日订货，有悖常理、违背交易习惯；4.米迪公司在十五天内连续发货六次，与行业交易惯例不符。米迪公司所提交的出货单显示：自2014年1月3日至2014年1月18日期间，米迪公司送货六次，而家具行业送货一般都为每月一次性订货送上门，而米迪公司却在短短15天内，出货单载明如此多次、多数量的货物，每张单都为3-6件货物，每件长度都在3米以上，健威家具店根本不可能放置如此多的货物，与事实、常理均不符。三、一审法院认定红宇公司与米迪公司之间不存在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利害关系背离了本案事实。首先，红宇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也是案涉货物的承运人，是与本案结果处理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红宇公司有义务、有责任提出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去证明案涉货物的接收人是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成为本案的第一被告。换句话说，红宇公司若能帮助米迪公司完成“买受人是谁”的举证责任，其本身就是最大的赢家。其次，红宇公司是一家物流企业，其要拓展业务必然要与各种生产企业打交道，以承接物流业务、赚取营运利润。米迪公司就是其物流经营合作伙伴之一，所以两者之间在货物流通环节存在着商业合作关系不言而喻。米迪公司辩称：一、所谓高翼经营的家具卖场已转让给店员黄申有一说高翼与黄申有所签订的合同并非转让合同，而是承包合同，承包合同与转让合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店铺的所有权属高翼所拥有，责任人也必然是高翼。由于店铺经营管理不善，店员黄申有离职隐匿后，该店铺所欠商城租金和其他各类费税全部都由高翼全额偿付。如果此店法定经营所有权不属高翼所有，那高翼为何要承担黄申有欠下的债务，按理高翼应该拒付。店铺转让给黄申有这一事实并不存在，此为高翼采用转嫁债务的手段。二、所谓卖场合同、出货单无人签名及出货单后期填写金额问题从多次发货、中转、收货及双方结算过程可以看出，米迪公司与高翼已经长期处于实质的交易往来关系。货物是由高翼指定委托第三方（红宇公司）转运至高翼的卖场，每张单据上都有红宇公司签收字迹印件和红宇公司到庭审现场应答记录为证。出货单所标金额后期填写的做法，系米迪公司应高翼的要求，不在所有出货单上打印产品出厂单价，以此确保其商业利益，保证底价不能让其所聘员工和终端用户所知晓，此为行业通行惯例。米迪公司长期没有打印出厂单价，高翼在合作期间从未提出任何异议，这就说明了双方已达成了口头默契。米迪公司所出具的票据真实有效，经得起核实调查，如高翼认为此数额有误差，可以向法院提出相关事实证据。为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米迪公司已将此前部分单据和最后一笔交易单据和银行转账记录明细打印出来，之前的单价与之后的单价是相对应的，后期填写单价并无虚假。红宇公司述称：红宇公司不代收米迪公司的货款。作为运输方，红宇公司已经将货物按质按量交给高翼，红宇公司与本案无关。黄申有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本院二审期间，高翼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卖场货物清单，拟证明黄申有依据《承包协议》，在接手经营红树湾商场前对库存货物进行了清点，以便使高翼所有的家具与自己后期经营的家具得以区分，进一步证明该时间点之后至承包经营终止前的订货、收货及其实际所有人均是黄申有。证据2结算清单，拟证明黄申有单方面终止履行《承包协议》后下落不明，高翼组织员工对商场货物清点后的结算情况，进一步证明涉案货物是黄申有在其承包经营期间所购。证据3为米迪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对账单及出货单，拟证明出货期间是黄申有的承包经营期间。米迪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不予确认，该证据是高翼单方制作的清单，与本案无关。证据2是高翼与黄申有之间的单据，与米迪公司无关。关于证据3，米迪公司不知道高翼已经将店铺转让，不清楚高翼与黄申有之间《承包协议》的签订时间，高翼未告知米迪公司店铺转让的事宜。红宇公司质证认为，高翼提交的全部证据与红宇公司无关。米迪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2013年-2014年肇庆高总出货汇款明细表1份、出货单15张、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出货单没有写价格，是应高翼的要求才没有填写的。高翼称填写的数据不真实，但是银行流水能与已经交货并付款的出货单价相对应，从而证明本案的货物单价。高翼质证认为，其一，米迪公司的出货单与高翼没有关联性。其二，这些出货单中，只有出货日期为2014年4月18日的单据是在高翼承包经营期间形成的，但是这张出货单对应货款已经付清。其他出货单发生在黄申有承包经营期间，所以这些出货单跟高翼不具有关联性。银行的转账明细无法证明这些付款行为跟高翼有存在关联。红宇公司质证认为，对米迪公司的证据没有异议。红宇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黄申有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也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高翼提交的证据1及证据2仅能反映其与黄申有对店内货物的清点情况，证据3可反映米迪公司交付货物的时间，上述证据虽能一定程度反映高翼与黄申有之间的法律关系，但该内部关系不能对抗米迪公司，本院对以上证据不予采信。米迪公司提交的证据中，因高翼认可出货日期为2014年4月18日的单据为其经营期间形成的单据，只是称对应货款已经付清，故本院对该单据上除了手写单价之外的其余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米迪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手写的单价即为双方约定的单价，故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信。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米迪公司于二审提交的2014年4月18日的出货单显示：“顾客单位：广东肇庆红树湾健威店高总”“客户电话：181*****333/程小姐020******088”“送货地址：红宇货运28905865”，该出货单上方加盖红宇公司的货运部专用章。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米迪公司与高翼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首先，米迪公司提交的出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广东肇庆红树湾健威店高总”，上方加盖了承运人红宇公司的货运部专用章，争议出货单的记载格式与2014年4月18日的高翼已履行完毕货款支付义务的出货单样式一致，可初步认定米迪公司所提交的出货单真实可信，再结合红宇公司已依高翼的指示将单据所载货物运输至指定地点的证言，进一步印证米迪公司已履行货物交付义务。其次，高翼上诉称本案实际的买受人为黄申有，因讼争出货单记载有“客户电话：189*****588黄小姐/075******988”的信息。但2014年4月18日高翼为买受人的出货单也记载了“客户电话：181*****333/程小姐020******088”的内容，上述两栏内容可表明米迪公司在主观上理解“黄小姐”“程小姐”为买受人指定的收货人或具体联系人。依据（2016）粤1283号民初529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高翼与黄申有之间订立了《合作协议》及《承包协议》，但即使高翼与黄申有之间就货款的负担存在约定，但此约定并非对协议之外的米迪公司天然地发生效力。本案现有证据未反映在涉案交易发生之前，高翼就黄申有的承包经营行为通知米迪公司，高翼与黄申有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对抗米迪公司，高翼拒绝支付货款无理。至于黄申有与高翼之间关于债务负担的内部约定，如黄申有违反约定，高翼可另行向黄申有主张权利。综合上述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高翼为本案的买受人处理正确。此外，关于货物单价，虽米迪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记载的单价即为双方约定的单价，但客观上其向高翼交付的货物具有财产价值，高翼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酌定减少后的单价数额违反市场规律，本院对高翼的货物单价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高翼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高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黄燕芝书 记 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