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23民初156号原告查应超，男，1972年4月2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屏边县人，居民，户籍地云南省屏边县，现住云南省屏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林，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良，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吴永林，男，1965年6月28日生，彝族，初中文化，云南省屏边县人，农民，户籍地及住址云南省屏边县。原告查应超与被告吴永林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4月22日、7月8日公开开庭与查应超诉李保明土地租赁合同纠纷等十四案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查应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林、张子良，被告吴永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查应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被告争议的石斛征收补偿款47241.6元（计算方式：1.4763亩×80000元/亩×40%）归原告所有；2、判决本案涉及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15日，原、被告签订《土地租用合同》，约定被告自愿将位于屏边县亩土地租给原告使用，四至界限东至吴丽祥，西至李保明，南至吴丽云，北至吴利才；租用期限为六年，即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租金前三年（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单价为每年每亩4000元，三年一次性付清，后三年随着市场价涨幅高低来定价。另约定，如涉案地块被国家征用，则乙方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被告，土地补偿费归被告所有。至2018年3月8日，原告种植石斛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经相关部门实地测量，被告出租给原告种植石斛的土地面积为1.4763亩，但被告收到土地征收补偿款后，以其享有迁苗费的40%为由，对原告享有每亩80000元的石斛征收补偿款提出争议，致使原告至今未能领取石斛征收补偿费47241.6元（1.4763亩×80000元/亩×40%）。综上，原告认为石斛征收补偿款依法应归原告所有，被告以其享有迁苗费的份额为由，对原告所有的石斛征收补偿款提出争议，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侵权，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为此，特依法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吴永林辩称：1、2015年5月15日将其位于屏边县家湾的承包土地租给原告种植石斛，租期六年，即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2、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四条写到：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用归甲方所有。该合同是原告打印好以后，找被告一家一家签的。签合同时，被告发现合同的第四条中“迁”字不对，要求原告把“迁”改为“青”或“地面上的附着物”，若不改就不签合同，这时原告夫妇就对被告说“不怕不怕，这个迁字就不用去改了，从白泥田跑到屏边街上去改一个小小的迁字不是耽搁时间又麻烦吗？还有其他老板也租田，大家和他们一样就行了。”，还说“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解释给你们听，石斛补偿款，政府每亩补10万元中我有6万元，你们有4万，在你们田里做事，望的是在你们田里发财，还要打多年的交道呢，我不会赖你们的钱，放下心来和我交朋友”等等一番话。在原告夫妇的劝说下，被告签订了合同；3、2018年6月6日，原告种石斛的土地及地面上的附着物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经政府相关部门实地测量，被告租给原告种植的土地面积为1.4763亩。原告是对被告布置好陷阱，利用文字字意误导对方，咬文嚼字骗取对方该享有的合理合法的补偿款。2019年1月17日，政法委和司法局组织调解时，原告同意给农户石斛补偿款每亩8000元；4、原告哄骗被告签下颠倒黑白是非的合同，请求法官明察，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及身份情况；2.《土地租用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租地的事实，被告享有分配比例的前提是迁苗费，而不是石斛征收补偿款；3.《关于屏边县县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的批复》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石斛征收补偿80000元/亩含土地租用费、人工、化肥、农药等费用，不含约定分配的迁苗费；4.补偿兑款明细表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土地面积、争议的金额及没有争议的60%补偿款的金额。经质证，被告对第二组证据证明的内容有意见；对其他证据没有意见。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及身份情况；2.《土地租用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当时签合同时，被告要求写的不是搬迁的“迁”，是指地上附着物，叫原告改，原告不改；3.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的《租田合同》复印件一份、李炳云与杨红萍签订的《租田协议》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当时原告说按照其他家的合同来跟被告等人签合同，其他老板家的40%都已经兑给农户了。经质证，原告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有意见，认为李应超、李炳云的合同与本案无关，这两个合同同时可以证实原、被告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知道搬迁费的，合同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来签订的。庭审结束后，本院依职权向屏边县人民政府调取了其他石斛种植人员与农户签订的租地合同二十五份、玉屏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屏边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征用三家湾片区土地，该片土地涉及石斛种植人员15人、石斛土地承包户58户，石斛种植人员都与土地承包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合同（协议）对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进行了约定，合同（协议）约定如果租用期间土地被征用，对地上附着物进行分成，对分成款项有写成青苗补偿费、农作物补偿费、附件物（石斛）、迁苗费等等多种方式。在征地过程中，除了查应超、查应明二人以外，其余13名石斛种植人员的征收补偿款均已按约定比例各自与43户土地承包户进行分成兑款。经质证，原告对调取的合同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认为签订合同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是可以处分的。地上附着物是归投资人的，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愿意把补偿款给农户，投资人是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个处分权不影响本案；被告对合同及情况说明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土地租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被告提交的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的租田合同、李炳云与杨红萍签订的租田协议，与本案无关，但可以确认合同对征收补偿款、土地款等进行约定。根据庭审及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查应超（乙方）租被告吴永林（甲方）位于屏边县白泥田的土地栽种石斛，双方于2015年5月15日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该合同对租地地名、四至界限、租期、租金、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四条约定“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2018年3月，因屏边特色小镇建设，该土地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2018年3月8日，屏边县人民政府对屏边县国土资源局的《屏边县县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进行了批复。该方案对执行时间、征地补偿标准等进行细化，对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也进行了分类详细列明，其中“3.各类中草药材及猕猴桃等补偿标准。下列补偿中，分搬迁与征收补偿两种方式：以搬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后，种苗、基础设施由农户自行处理；以征收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后，种苗、基础设施由征用部门自行处理。石斛：1.搬迁补偿：农户同意搬迁的，铁皮石解和紫皮石斛都按一次性补偿搬迁费20000元/亩（含石斛苗迁移、地面基础设施迁移、当年地租费、当年农药化肥的费用、人工费等补偿）；2.征收补偿：（1）铁皮石斛。钢架钢棚一次性补偿80000元/亩、钢架木棚一次性补偿78000元/亩、木架木棚一次性补偿76000元/亩（含土地租用费，石斛苗、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人工、化肥、农药等费用）。（2）紫皮石斛……”。原告栽种的石斛是铁皮石斛、钢架钢棚，其选择了征收补偿方式。经政府相关部门测量，该地上的石斛面积为1.4763亩，每亩补偿80000元，总额为118104元。土地被征收后，被告领取了土地补偿款，原、被告对石斛补偿款的40%，即47241.60元发生争议，经屏边县人民政府、司法所等部门组织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屏边县人民政府也未让领取该款。2019年2月20日，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争议的石斛征收补偿款归原告所有。审理期间，因被告不同意调解，未能进行调解。庭审中，被告承认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如果土地被国家征用，所补费用是否单独含有搬迁费。另查明：1、原告租马坤、李保明等9户农户的地（田），其哥哥查应明租赵家陆、尚明韦等3户农户的地（田），其姐姐查应萍租吴丽林、吴丽仙等3户农户的地（田），均用于栽种石斛，均签订了租地合同。2015年5月的一天，原告电话联系租地农户李保明召集其他租地农户在李保明家协商续租地的相关事宜。当天晚上，李保明接电话后召集了杨家安、吴利波、吴利才、吴丽仙、吴丽祥妻子黄梅、吴丽林的妻子杨红丽到自己家里，原告夫妇和查应明的妻子等三人到李保明家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农户提出所租地（田）可能会被政府征收，不想续租，如果要续租，要求增加租金。经过协商，租金由原来的每亩1000元增加到每亩4000元；同时，吴利波提出来，在苗城建设征地的时候，如果农户与石斛种植人员约定着分成的，补给石斛种植人员的相关费用农户得分成，没有约定分成的农户不得补偿费用，要求原告等人给农户分成，原告等人答应了分成的要求。协商几天后，原告夫妇于2015年5月15日晚上，拿着《土地租用合同》去李保明家让农户签订，当天晚上签订了一部分合同，有部分农户的合同是之后签订的，所签订的合同使用的都是同一个合同范本。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称其知道苗城建设征地有搬迁费，第二次开庭时称不知道有搬迁费。2、同一个项目征地过程中，所征土地涉及石斛种植人员15人、石斛土地承包户58户，石斛种植人员都与土地承包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合同对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进行了约定。合同（协议）约定如果租用期间土地被征收，对地上附着物进行分成，对分成款项有写成青苗补偿费、农作物补偿费、附件物（石斛）、迁苗费等多种方式。征地过程中，石斛种植人员除了查应超、查应明二人以外，其余13人的征收补偿款均已按签订的租地（田）合同（协议）的约定比例各自与土地承包户43户进行了分成兑款。本院认为，依法签订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该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已对合同约定的租金等规定实际履行。在土地被征收后，双方对合同第四条“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中的“迁苗费”是指什么费用产生了争议。在同一个项目的征地过程中，除原告及其哥哥查应明之外的其余13名石斛种植人员也与土地承包户43户各自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虽然这些合同（协议）也未准确表述合同双方分成的款项为征收补偿款，但是都已经按约定实际进行了兑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原、被告对双方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中所写的“迁苗费”的理解产生了争议，原告认为合同中所写的“迁苗费”是搬迁费，同时其也承认搬迁苗的费用应该叫搬迁费，而合同中并未写搬迁费；被告认为是青苗费或附着物补偿费。在征地事实发生之前，当事人是无法得知是否会有搬迁费的，且征地发生后原告的石斛实际上是被征收，也不存在搬迁费的问题，双方签订分成条款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根据合同的有关条款、交易习惯及合同的目的，原、被告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迁苗费”应该是指石斛被国家征收后乙方得到的征收补偿款。据此，被告认为《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费用是指国家补偿给原告的所有费用的意见更符合签订合同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认为合同中的“迁苗费”是指“搬迁费”的意见，不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原告主张的《补偿方案》中有搬迁和征收两种的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搬迁苗的费用就是迁苗费，迁苗费与青苗费不是同一费用，其享有的是石斛征收补偿款，与被告主张的迁苗费不是同一费用，该主张无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查应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元，由原告查应超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有茹审判员  邹凌琳审判员  杨 驹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