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沪0112行初593号原告毛仙花，女，197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代理人孙倩，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奇，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负责人邢培毅。委托代理人朱佳欢，男。委托代理人邱静韬，男。第三人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谢峰。委托代理人姚国源，男。委托代理人章炜，男。原告毛仙花诉被告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以下简称：市交警总队)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本院经审查于2018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于同年10月16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交通委)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依法追加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毛仙花的委托代理人孙倩、刘奇，被告市交警总队的委托代理人朱佳欢、邱静韬，第三人市交通委的委托代理人姚国源、章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毛仙花诉称，其于2018年8月14日至被告市交警总队下辖的车辆管理所浦东分所，申请为其购买的长江牌边三轮摩托车办理注册登记，并提交了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销售发票、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等材料以及第三人市交通委审核通过的机动车额度单。车管所的工作人员以审核额度性质是郊区二轮私摩为由故意刁难，不给原告验车。原告认为无论是三轮还是二轮都属于摩托车种类，原告通过合法途径在正规厂家购买该摩托车，相关技术标准符合国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之规定，原告已经提交了申请机动车登记的必要证明、凭证，被告不予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构成行政不作为。据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履行机动车登记的法定职责，为原告办理该边三轮摩托车上牌登记事宜。原告毛仙花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粘贴有额度审核二维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查验登记受理凭证，证明原告于2018年8月14日至被告市交警总队下辖的浦东车管所为其购买的长江牌边三轮摩托车办理上牌登记，并提供了相应的申请材料和市交通委出具的额度审核证明，浦东车管所受理后，又口头告知不准予注册登记。被告市交警总队辩称，不同意原告毛仙花的诉讼请求。根据《上海市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拍卖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额度管理规定》)，机动车办理注册登记的，由市交通委在车辆购置税场所设置额度审核窗口，对前来办结车辆购置税的申请人进行非营业性小型客车额度审核，审核通过的，市交通委将在车辆购置税完税凭证上粘贴额度信息二维条形码，申请人持完税凭证至车管所办理机动车登记业务，车管所扫描该二维码读取车辆额度信息，核实无误后办理机动车登记。原告申请注册登记的边三轮摩托车参照适用上述非营运小客车的额度审核规定。2018年8月14日，原告至被告下辖的车管所申请对其购买的边三轮摩托车进行注册登记，并提供了市交通委粘贴有二维条形码的完税凭证等材料。被告工作人员扫描该二维码显示的信息系二轮摩托车信息，与现场要求登记的三轮摩托车不匹配，不符合办理注册登记的条件。后车管所接到市交通委的电话，称因窗口工作人员疏忽误将原告的额度审核通过，已通知车主到市交通委服务中心重新审核额度，并出具了相关情况说明。被告不能依据错误的额度审核信息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故口头告知原告无法办理。综上，被告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交警总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依据和证据：一、职权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二、法律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三、事实证据：市交通委服务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8年8月13日，原告代理人至该服务中心办理摩托车上牌审核，工作人员误将该边三轮摩托车当作二轮摩托车审核通过。后发现审核有误，于同年10月26日电话通知原告代理人和经销商负责人，告知将撤销该审核记录，但原告未至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第三人市交通委述称，不同意原告毛仙花的诉讼请求。根据《额度管理规定》，第三人主要负责本市非营业性客车的额度拍卖管理工作，下属的服务中心接受第三人委托开展具体的额度审核工作。而原告申请注册登记的边三轮摩托车并不属于上述规定所指的非营业性客车，市交通委服务中心仅是对该机动车属性进行分类，并将相关信息通过粘贴二维码以及额度数据库后台同步等方式告知被告市交警总队，帮助其开展车辆注册登记等相关工作。第三人实施的车辆属性分类工作应属非终局性的内部协助行为，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服务中心在为原告的边三轮摩托车进行属性分类时，误将其确认为二轮摩托车，被告在收到原告注册登记申请后发现该车辆信息分类错误，与服务中心沟通，服务中心确认了该分类结果错误的事实，故电话联系原告，要求其返回服务中心进行重新分类确认，但原告未予配合。第三人市交通委向本院提供了原告毛仙花的车辆二维码扫描信息，证明经第三人确认原告名下的机动车额度种类为摩托车，额度性质为郊区私摩(二轮)。经庭审质证，被告市交警总队对原告毛仙花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交书面的登记申请表，虽然被告出具了查验登记受理凭证，但这仅是原告进入车辆查验流程的材料，并非被告正式受理原告的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第三人市交通委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职权依据无异议，对其他证据、依据均不认可，认为摩托车不应适用额度管理规定，第三人对车辆属性的分类并非被告办理注册登记的依据。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同其证明目的，认为摩托车上牌不应区分二轮或三轮。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原告持有的机动车额度为二轮摩托车额度，不能作为边三轮摩托车注册登记的依据。对上述当事人不持异议的证据、依据，经质证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各方就证明目的的争议，本院将结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毛仙花于2018年8月14日至被告市交警总队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第三分所，就其购买的长江牌边(侧)三轮摩托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LVJBDVLA5JXXXXXXX)申请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并提交了原告身份证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附有第三人市交通委粘贴的二维条形码)等相关材料。被告开具《查验登记受理凭证》，经现场验车，被告认为原告申请注册登记的是非营运性边(侧)三轮摩托车，而完税证明上的二维码显示原告持有的机动车额度性质为郊区私摩(二轮)，与注册登记车型不一致，故口头告知原告不予办理该车辆的注册登记。原告不服，遂以诉请事项起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毛仙花于2018年8月13日至第三人市交通委所属的服务中心进行机动车额度审查，第三人经审查确认，将原告名下的机动车额度信息以二维条形码的形式粘贴于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经扫描该二维码显示的信息为：个人/单位名称：毛仙花，额度序号：BXXXXXXXXXXXXXX，额度种类：摩托车，额度性质：郊区私摩(二轮)，购置税编号/旧车牌照号：XXXXXXXXXXX，车辆识别代号：LVJBDVLA5JXXXXXXX。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市交警总队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本市辖区内的机动车登记管理工作负有行政职责。本案中，原告毛仙花申请为其购买的边三轮摩托车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应当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及上海市关于机动车注册登记的相关条件，并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被告市交警总队经审核申请文件并查验车辆，认为原告提供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的二维码信息为二轮摩托车额度信息，与其申请注册登记的边三轮摩托车车型不相符合，不能证明该边三轮摩托车已取得相应的额度，故不能作为该车辆注册登记的有效证明材料。被告据此认定原告的申请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条件，当即口头告知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并就无法办理的原因进行解释，该处理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毛仙花认为摩托车注册登记无需进行额度审核的观点，本院认为，根据《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本市对车辆号牌的发放实行总量调控。对于非营业性机动车进行额度管理是本市破解城市交通管理工作难题、加强机动车总量控制、降低行政管理成本的重要举措。被告市交警总队针对原告的登记申请，要求原告就该车辆取得相应有效的机动车额度，契合我市机动车总量调控的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原告在未取得边三轮摩托车额度的情况下要求被告为其办理该车辆的注册登记，不符合本市机动车号牌管理和注册登记的相关规定。综上，针对原告毛仙花提交的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被告市交警总队已尽到初步审查并解释告知的义务，原告诉请要求为其购置的边(侧)三轮摩托车办理上牌登记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毛仙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毛仙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秋萍审 判 员  徐寨华人民陪审员  史嘉安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法官 助理  吴国超书 记 员  吴国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