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702民初635号原告：郭鹏飞，男，蒙古族，1990年5月17日生，现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委托代理人：许铭仁，云南云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艾童，女，汉族，1982年6月1日生，现住甘肃省临夏市。被告：黄静怡，女，汉族，1991年1月9日生，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代理人：李羿，湖北维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原告郭鹏飞与被告艾童、黄静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鹏飞及委托代理人许铭仁、被告黄静怡的委托代理人李羿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艾童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4月2日签订的《客栈承包合同》；二、依法判令两被告退还原告己经支付的承包费用及交纳的押金共计人民币35万元；三、依法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5.6万元；四、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原告为主张合法权益而聘请代理律师所支出的一审代理费人民币1.55万元；五、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该案的案件受理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2日，原告郭鹏飞与被告艾童、黄静怡经协商后，签订了由两被告将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七一街崇仁巷35号普闲居客栈和经营业务全部承包给原告的《客栈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时间为2年，自2018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1日，承包价格为每年贰拾陆万元整（￥260000.00元），承包期间押金为伍万元整(￥50000.00元)，同时明确约定：两被告违约，应按合同约定的交易总金额的3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且合同约定客栈承包期间使用权归原告所有，两被告需退还原告己经支付的承包费用。原告违约，合同约定客栈承包期间使用权归两被告所有，原告已支付承包费不予退还，合同自动终止。违约方承担非违约方维权的相关费用等内容。合同签订后，原告便按照合同的约定向两被告支付承包费及押金共计支付了人民币350000.00元，两被告也按约定将客栈交付原告经营和管理。但没有想到的是，原告经营管理了一段时间后，原来承包给两被告的发包人曹某英找到原告，声称被告艾童没有按约定在2018年9月底前按时交付普闲居客栈下一年的租金，因而曹某英要收回该客栈，让原告搬离该客栈，为此，原告将该情况告知两被告，请求两被告及时妥善处理，然而遗憾的是，两被告却置之不理，导致原告承包的普闲居客栈于2018年10月被曹某英收回，并于2018年10月30日委托韩某将该客栈承包给马腾，致使原告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无奈，原告只好找两被告协商处理后续事宜，但两被告一直不出来，很显然，两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综上，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对两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望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主张，确保原告的合法权益免遭两被告的继续侵害！被告艾童提交书面意见辨称，我从曹某英手中承包了普闲居客栈，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共5年零8个月，租金第一年、第二年（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为每年30万元，往后3年零8个月为每年33万元。随后，我投入了将近40万元用于装修、更换设备、购买客栈用品。经营到2017年10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里，客栈收入完全无力支撑开支。到了2017年年底我产生了再把客栈承包出去的想法。经人介绍与本案另一被告黄静怡的丈夫罗二（原名不详）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期限为2017年12月22日至2019年12月21日，年租金为35万元。但与罗二签订合同时不知是何原因，他并未用自己的名字签订合同，而是用其弟罗某元的名字签订了合同，自始至终我未见到罗某元本人。到2018年3月，黄静怡表达他们不想做了，想终止合同。因为我承诺房东在2018年5月1日前付下半年租金，而我已没有能力去交付，所以一时情急，在对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的情况下，答应了黄静怡与郭鹏飞之间的承包合同。黄静怡与郭鹏飞之间协商的租金为年租金26万元，在2018年4月5日前应我的要求郭鹏飞付了租金加押金共计35万元，其中24.5万元因我与黄静怡方解除合同退给了他们，余下的10.5万元我用于交付房东2018年5月至10月31日的租金。等到2018年10月需要交付下一年租金时，我无力承担，导致房东强行收回客栈致使郭鹏飞不能正常经营，产生经济损失。截止到2018年10月底，郭鹏飞实际经营客栈有半年时间，我应退还其半年租金11万元，押金5万元，另有开始多付的4万元共计20万元。本人对于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没有抵赖的想法，只是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较大，且原告实际经营客栈有半年时间，所以对于原告要求退还35万元租金以及违约金15.56万元本人无法接受，请法院依法裁决。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我与房东签订合同前我并不知道最初与房东签订合同的并非是韩某1，也不是与我签订合同的韩某1之母曹某英，而是韩某1之姐韩某；第二，黄静怡的丈夫与我签订承包合同时用了其弟罗某元的名字，我并未与罗某元本人见过面，之后在解除合同时由我跟罗某元本人签订，解除合同只有签名，且合同时间有出入；第三，黄静怡在整个事件里只是一个执行人，只是因为她与郭鹏飞联系促成了承包事宜，所以郭鹏飞要求黄静怡也要签字，但实际上黄静怡从头到尾并没有任何签字的权限，此事与黄静怡并无太多联系，但郭鹏飞在付租金时，先将我与罗某元解除合同要退的24.5万元退到黄静怡的账户。被告黄静怡的代理人辨称，一、黄静怡与郭鹏飞之间并无合同关系，黄静怡对诉争的客栈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其次黄静怡对郭鹏飞与艾童之间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并不知情，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二、郭鹏飞明知黄静怡不是合同当事人，仍然将黄静怡列为被告属于恶意诉讼，黄静怡保留追究其相关责任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告提交的：1、郭鹏飞《居民身份证》，2、《客栈承包合同》，3、《转账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4、《情况说明》、《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曹某英《居民身份证》、韩某《居民身份证》，5、《代理费收费协议》、《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被告黄静怡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合同甲方仅指艾童，从合同内容看，合同从未提到原、被告两人，合同第十三条提出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本合同只有两份，但是有三人签字，很明显黄静怡是区别于甲乙双方以外的合同证明人。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请法庭注意三笔转账有两笔是转给黄静怡的，有几笔是转给艾童的，郭鹏飞明知艾童与黄静怡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代替艾童支付解除合同后的租金。对第4组证据，因为我们对曹某英本人没有接触，所以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对第5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原告方起诉可以向被告方主张律师费。对于被告艾童提交的：1、杨某秀、李某章与韩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曹某英与艾童在2016年10月29日签订的《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3、艾童与罗某元在2017年12月22日签订的《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4、艾童与罗某元在2018年4月3日签订的《解除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协议书》,5、艾童、黄静怡与郭鹏飞在2018年4月2日签订的《客栈承包合同》；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前四份合同是被告艾童与其他出租方或者发包方的合同，而且没有见到合同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过有一点可以反映出来，那就是曹某英、韩某跟本案涉案的诉争客栈有关联，而且曹某英给原告出具的证明也能够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是真实的。对第五份合同，因与原告所提交的一致，对其三性没有异议。而且着重说明一点，该份合同被告艾童在其答辩状中明确强调是同意被告黄静怡与原告郭鹏飞签订的这份合同。被告黄静怡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为：对前两份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发表质证意见；对合同三、合同四，该两份合同也是黄静怡提交的，于2018年3月20日解除了该合同，黄静怡仅仅以代理人身份进行了与艾童的协商、谈判，并非该两份合同的当事人。对于合同五，同前述质证意见。被告黄静怡的代理人当庭提交了：1、《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解除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协议书》，2、《招商银行交易流水》、黄静怡与艾童通话记录、《微信转账凭证》，3、《中国移动通信客户详单》。原告的质证意见为：第1组证据中的两份合同跟本案没有关联，从合同的签订时间上看，乙方的签订时间在前，发包方在后，故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内容也不予以认可。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没有关联，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对招商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判断是否真实。因第3组证据来源不合法，故不予质证。经过到庭原告及被告黄静怡代理人的上述质证，同时结合被告艾童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原告及两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原告及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予以确认并采信。综合到庭当事人陈述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0月29日，被告艾童与案外人曹某英签订《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承包了该客栈，承包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承包金第一年、第二年为每年30万元，第三年开始为每年33万元。随后，被告艾童对客栈进行了装修。2017年12月22日，被告黄静怡之夫罗二以自己的弟弟罗某元的名义与被告艾童签订《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承包了该客栈，承包金每年35万元，承包期限自2017年12月22日至2019年12月21日。2018年3月，罗某元欲解除与艾童之间的承包合同，便委托黄静怡与艾童协商。经黄静怡介绍，原告郭鹏飞准备承包普闲居客栈，艾童亦同意解除与罗某元签订的《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罗某元便将自己已签字（签字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的《解除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协议书》邮寄给黄静怡。2018年4月2日，原告郭鹏飞与被告艾童签订《客栈承包合同》，双方约定承包金为每年26万元，承包期限自2018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1日，承包期间押金为5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郭鹏飞将被告艾童应退还罗某元的24.5万元直接支付给被告黄静怡，黄静怡便在原告郭鹏飞与被告艾童的《客栈承包合同》上签字。次日，被告艾童在罗某元已签字的《解除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协议书》上签字。2018年10月，因被告艾童未按与曹某英在《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中的约定交纳承包金，曹某英便将普闲居客栈收回，原告郭鹏飞遂与被告产生纠纷。本院认为，原告郭鹏飞与被告艾童签订的《客栈承包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被告艾童未按与曹某英在《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中的约定交纳承包金，以致客栈被曹某英收回，致使原告郭鹏飞与被告艾童签订的《客栈承包合同》无法履行，故郭鹏飞与被告艾童签订的《客栈承包合同》应予解除。鉴于原告郭鹏飞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所以，被告艾童应当向原告郭鹏飞返还客栈被曹某英收回后不能经营时段的承包金，并按双方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原告郭鹏飞已实际经营六个月，故被告艾童应当返还原告郭鹏飞年承包金26万元的50%即13万元及押金5万元，对于多收的4万元，被告艾童愿意返还，应一并返还。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按交易总额的30%支付过高，根据双方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本院确定为按承包金26万元的10%支付，即2.6万元。对于原告郭鹏飞要求被告承担一审代理费1.55万元的诉请，本院认为，原、被告对此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故原告郭鹏飞的此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黄静怡是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争议，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在罗某元欲与艾童解除双方签订的《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后，通过被告黄静怡介绍，原告郭鹏飞与被告艾童经协商一致后在2018年4月2日签订了《客栈承包合同》，原告郭鹏飞明知罗某元与艾童之间的合同即将解除，在向被告艾童支付承包金时，才会先将应该由艾童退还给罗某元的款项支付给黄静怡；所以，被告黄静怡在本案中起的作用只是居间介绍，其身份只是罗某元的代理人而已，其在原告郭鹏飞与被告艾童签订的《客栈承包合同》上签名仅起证明作用，故被告黄静怡不是该合同的相对人；艾童基于已与郭鹏飞签订《客栈承包合同》的事实，才于次日在罗某元已签字的《解除普闲居客栈承包合同协议书》上签字。所以，黄静怡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郭鹏飞与被告艾童签订的《客栈承包合同》；二、由被告艾童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返还原告郭鹏飞承包金13万元、押金5万元、多收款4万元，并承担违约金2.6万元，以上共计24.6万元；三、驳回原告郭鹏飞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15元，由被告艾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邱卫东人民陪审员  陈冬梅人民陪审员  和煜琴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张 晋【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