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15603号原告：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松柏东街13号鸿丰商贸城607房。法定代表人：刘丹婷。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达贤，男，196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该司出资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亮，男，199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该司员工。被告：王辰，男，198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国栋，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龙科技公司）与被告王辰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达贤、段亮，被告王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国栋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称，虽然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白云劳动仲裁委）对我司与被告王辰间的劳动争议作出了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920号裁决，但我司不同意上述仲裁裁决。首先，被告王辰作为我司的股东，与我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被告王辰向白云劳动仲裁委提交的《股东合作协议》，可以证实被告王辰是我司的股东（其通过沈宝玉持股7.48%）；而按《股东合作协议》的约定，被告王辰是以自主研发的综合性棋牌游戏平台及技术作价入股的，即被告王辰向我司提供符合约定的游戏平台及技术是属于其履行股东义务；且《股东合作协议》亦明确约定有诸如：被告王辰在入股我司时为深圳市冠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领公司）的员工，王辰与冠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有关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15日，以及2017年12月31日注销冠领公司等内容，但实际上冠领公司至今均未注销，王辰也未将劳动关系转入我司；可见，在开办我司时，包括被告王辰在内的股东对于王辰的劳动关系已作出过约定。其次，在我司与被告王辰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被告王辰是无权要求我司支付所谓的工资、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加班费、未休年假等费用的。综上所述，我司认为，白云劳动仲裁委作出的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920号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请求法院判令我司不需向被告王辰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的工资差额42873元以及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余额72873元。被告王辰辩称，我不同意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首先，我与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迅龙科技公司的总经理沈宝玉曾代表原告方向我支付过劳动报酬。其次，原告迅龙科技公司提供的《股东合作协议》确实约定了包含我在内的五人拟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等事宜，但该合同的主体仅为包含我在内的七个自然人，协议内容不直接适用于当时仍未成立的迅龙科技公司；而该份《股东合作协议》也并非迅龙科技公司的发起人协议，迅龙科技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名册及公司章程中亦均无我的股东登记信息及签名；同时，原告也未能就沈宝玉代持我的股份一事提供充分的证据，可见，我并非迅龙科技公司的股东（既非显名股东也非隐名股东），根本没有所谓出资义务。最后，我在入职迅龙科技公司前已解除了与原用人单位冠领公司的劳动关系。综上所述，我与原告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白云劳动仲裁委作出的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920号裁决无误，请法院驳回原告方所有诉讼请求。另，根据〔2018〕粤0111民初15837号民事判决显示，与我的情形基本相同的王海桥也已被人民法院认定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29日，王辰（即本案被告王辰）向白云劳动仲裁委提请劳动争议仲裁（案号：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920号），并表示：王辰曾于2017年10月24日与迅龙科技公司（即本案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王辰以技术入股迅龙科技公司，约定占股份份额为280万元的7.48％（即20.944万元）；迅龙科技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注册成立后，王辰即正式入职迅龙科技公司处，任职技术总监，约定月薪为20000元；工作期间，迅龙科技公司存在未与王辰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为王辰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拖欠工资42873元（未支付2017年12月的工资20000元及2018年3月份14个工作日的工资且2018年1月份及2月份的工资也仅是分别支付了15000元）等情形，故王辰于2018年3月21日解除了与迅龙科技公司的劳动关系等；同时，迅龙科技公司也没有向王辰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及年休假工资等。为此，王辰要求迅龙科技公司按照每月20000元的工资标准向其支付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2873元、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的工资余额42873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000元、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36780元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3494.1元等。2018年9月29日，白云劳动仲裁委对该案作出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920号非终局裁决，以王辰与迅龙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裁决迅龙科技公司向王辰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的工资差额42873元以及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2873元，并驳回王辰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对该裁决不服，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而被告王辰方并没有就上述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迅龙科技公司表示，迅龙科技公司与被告王辰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王辰仅是迅龙科技公司的股东（股份比例为7.48％，有关股份由沈宝玉代持，王辰至今仍是迅龙科技公司的股东）；当时王辰是以技术成果入股到迅龙科技公司，在相关技术成果完成之前迅龙科技公司与王辰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只有在相关技术成果交接完成（即王辰将其在冠领公司的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并完全移交给迅龙科技公司）并履行签订劳动合同法律程序之后，迅龙科技公司才会与王辰建立劳动关系；由于王辰至今均没有完成有关技术成果的交接手续，且王辰在2018年3月21日离开迅龙科技公司时既没有将有关技术成果交付交给公司投资者，更直接带走了所有的代码，由此王辰至今尚未与迅龙科技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另，根据当事人于2017年10月24日签署的《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当事人在入股时已明确王辰是与冠领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并由冠领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的，冠领公司应于2017年12月31日注销，后王辰则需要在一个月内与迅龙科技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冠领公司至今尚未注销，王辰也未实际入职迅龙科技公司，故迅龙科技公司与王辰之间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迅龙科技公司更不存在故意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主观恶意；至于沈宝玉（迅龙科技公司的股东）于2017年12月20日向王辰转账支付的20000元也仅是其与王辰的私人资金往来，不属于迅龙科技公司发放的工资；基于迅龙科技公司与王辰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迅龙科技公司根本不存在需要与王辰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向王辰发放工资等情形。为此，原告迅龙科技公司提交了《劳动合同书》、《股东合作协议》、《代持股说明》及《情况说明》等材料。查，上述《劳动合同书》涉及的用工双方当事人分别为冠领公司及被告王辰，合同签署日期为2017年4月15日，约定的合同期限为12个月（自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15日止）、王辰受聘在冠领公司“游戏事业部门担任后端主程”职务、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每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20000元等；上述《股东合作协议》（签署日期为2017年10月24日）显示，协议甲方为朱达贤（身份证号码）、周胜荣（身份证号码），乙方为沈宝玉（身份证号码）、王辰（身份证号码）、陈凌琛（身份证号码）、王海桥（身份证号码）、段亮（身份证号码），协议条款包括“A.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的其他相关法律、法令和法规，甲方和乙方依照平等互利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兹同意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共同投资成立广州迅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B.乙方研发团队共有五人，分别为：沈宝玉、王辰、陈凌琛、王海桥、段亮，目前研发团队在臧承××××深圳市冠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冠领公司’，臧承志为自然人独资股东）工作，乙方均在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保，乙方研发团队一直以来自主研发和完全掌握综合性棋牌游戏平台的技术，该平台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并具备初步运营能力”，“2.2公司应成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每个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责任以其出资资本的份额为限……”，“3.1由各方共同出资在广州市注册成立广州迅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名称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法定代表人为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3.2公司的业务初定为：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软件开发及产品运营等……”，“4.1公司的总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捌佰万元，其中：﹙a﹚甲方应缴纳人民币520万元（按实际出资为准），出资方式为现金，作为公司成立及运作之用占注册资本的65％（其中：朱达贤占55％，周胜荣占10％）；甲方分六期缴付注册资本，第一期缴付金额为60万元，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七天内缴付，第二期缴付金额为92万元，在游戏平台各项功能完备、经测试可推向市场具备正常运营能力上线之日起七天内缴付；……第六期缴付金额为92万元，在公司月流水达到300万元之日起缴付……﹙b﹚乙方应缴纳人民币2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其中：沈宝玉占16.32％、王辰7.48％、陈凌琛5.1％、王海桥5.1％、段亮1％），出资方式为知识产权作价入股；该知识产权具体为乙方研发团队一直以来自主研发的综合性棋牌游戏平台及技术（包括冠领公司所掌握的技术及产品），甲乙双方初步同意该游戏平台入股作价为280万元，最终以评估报告评估金额为准，评估公司由双方协商确定。如评估金额低于280万，则公司注册资本、乙方入股金额以及所占注册资本比例则跟随调整。﹙c﹚该游戏平台目前尚未申请著作权，应以公司作为著作权的申请主体，著作权属于公司，并应在2017年11月30日前申请著作权”，“7.3公司设总经理一名，总经理由沈宝玉担任”，“8.9如各方违反上述各条约定，若有发现，即视为根本性违约，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退出合作或向公司赔偿违约金肆佰万元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违约方承诺全部应收工资、一切可以分配的利润及已投入的资金（不包括向甲方受让股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均作为赔偿公司及守约方损失的款项”，“8.10任一方若因疏忽、管理不善、失职等行为……对于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工资收入或利润分红中直接扣划……”，“10.1冠领公司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如需推迟办理需经股东会决议表决通过；乙方最迟应在公司工商登记设立后一个月内，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承诺在公司任职时间不得少于6年。如乙方团队任何一人在前述约定6年内离职公司，如公司营业处于亏损状态，则离职人员应无条件无偿将所持股份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并且按照注册资本比例弥补亏损，并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如沈宝玉或王辰提前离职，应支付的违约金为200万，乙方团队其他人员提前离职，应支付的违约金为其当年年薪）……”，“10.5冠领公司的债权债务与甲方、公司无关”，“10.7乙方应在签订本协议时提供冠领公司以及臧承志同意沈宝玉、王辰、陈凌琛、王海桥、段亮五人以本协议约定的知识产权入股迅龙公司，以及沈宝玉、王辰、陈凌琛、王海桥、段亮与冠领公司不存在竞业禁止、侵犯商业秘密情形、作价入股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乙方任职于冠领公司时的职务作品等的书面说明”等；上述《代持股说明》（说明落款处“说明人：”处有“沈宝玉”字样的签名并注明有“2018.5.6”字样及捺有一指印）的内容为“本人沈宝玉（身份证号码：）持有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5％的股份，其中属于本人的股份比例是16.32％，其余股份是本人代王辰（身份证号码：）持股7.48％，代王海桥（身份证号码：）持股5.1％，代陈凌琛（身份证号码：）持股5.1％，代段亮（身份证号码：）持股1％”；上述《情况说明》（证明落款处“说明人：”处有“沈宝玉”字样的签名并注明有“2018.3.15”字样及捺有一指印）的内容则为“本人沈宝玉（身份证号码：）于2017年12月20日通过本人在招商银行开设的账号……向王辰（身份证号码：）在招商银行开设的账号为62×××66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20000元，该款项是本人与王辰之间的私人资金往来，与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无关，并非本人代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王辰支付工资。本人沈宝玉与王辰均为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无需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任何工资及款项。……”对此，被告王辰表示，其于2017年10月31日经人介绍入职到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处工作，任职技术总监，负责迅龙科技公司的手机游戏开发项目，入职时没有办理具体的入职手续，用工双方也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只是在口头约定：劳动期限为无固定期，王辰的每天工作时间为早上9时至晚上21时、每周工作6天，每月工资待遇为月薪2万元（没有具体工资构成）等；入职前，王辰确曾在冠领公司处任职并与冠领公司签订了上述《劳动合同书》，入职时迅龙科技公司对于上述情况是完全知晓及认可的，而实际上在上述《股东合作协议》签订前的一周，王辰就已与冠领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虽然《股东合作协议》中已约定王辰以技术入股，但王辰却从未被登记为迅龙科技公司的股东，且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的实际注册资本金额也与涉讼《股东合作协议》中的约定不相符；同时，涉讼《股东合作协议》不但约定了有空股权事宜，更明确约定原告迅龙科技公司最迟应在公司工商登记设立后一个月内与王辰签订劳动合同，以及王辰在公司任职时间不得少于6年；另，上述《股东合作协议》乙方中的王海桥在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任职期间就是王辰的下属，王海桥离职时的工作交接手续也是与王辰办理的，现法院作出的〔2018〕粤0111民初15837号民事判决已认定王海桥与原告迅龙科技公司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可见，王辰与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也应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同时，王辰虽并不认可涉讼《代持股说明》、《情况说明》所述的内容，但上述《代持股说明》、《情况说明》却能证明沈宝玉在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处的任职情况，而沈宝玉于2017年12月20日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王辰名下在招商银行银行账户（账号为62×××66）转账支付的20000元就是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向王辰发放的2017年11月份工资。为证明己方曾与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王辰提交了其名下在招商银行银行账户（账号为62×××66）的交易明细（涉及2017年11月4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手机应用程序截图（涉及应用程序“和合麻将”）、《律师函》（涉及王辰委托的律师将王辰于2018年3月21日起与迅龙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等事宜函告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及快递单（涉及王辰委托的律师于2018年3月22日将上述《律师函》向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寄送的情况）、《收入证明》（内容为“兹有王海桥〔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为我公司正式员工。任cocos前端开发主管职务。其本人月收入为人民币17000元。特此证明”，该证明落款处“负责人”处有“沈宝玉”字样的签名、“单位公章”处盖有“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并注明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工作交接表截图（涉及的交接人为王海桥、部门负责人为王辰、交接时间为2018年3月15日）、微信聊天截图、《通知》（涉及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通知王海桥〔身份证号码：〕回公司报到上班等事宜）及〔2018〕粤0111民初15837号民事判决书等材料。王辰并表示，上述手机应用程序截图所提及的应用程序“和合麻将”就是王辰在劳动关系持续期间为迅龙科技公司开发创建的工作成果；因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存在未与王辰签订劳动合同、拖欠王辰部分工资等情形，王辰这才委托律师向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发出上述《律师函》并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王辰最后一天上班是在2018年3月20日）；而上述《收入证明》、工作交接表截图及微信聊天截图等资料正反映了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与王海桥存在劳动关系及王海桥离职时有关工作交接等客观情况。经查，2018年3月29日，王海桥〔身份证号码：〕向白云劳动仲裁委提请劳动争议仲裁（案号：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921号），并表示：王海桥曾于2017年10月24日与迅龙科技公司（即本案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王海桥以技术入股迅龙科技公司，约定占股份份额为280万元中的5.2％（即14.28万元）；迅龙科技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注册成立后，王海桥即正式入职迅龙科技公司处，任职cocos2dx前端开发主程，约定月薪为17000元；工作期间，迅龙科技公司存在未与王海桥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为王海桥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拖欠未支付工资59500元等情形，故王海桥于2018年3月15日解除了与迅龙科技公司的劳动关系。为此，王海桥要求迅龙科技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9500元、工资余额5950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500元、加班费29716元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2971.6元等。白云劳动仲裁委对该案作出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921号非终局裁决后，迅龙科技公司因对该裁决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2018〕粤0111民初15837号），而王海桥并没有因不服仲裁裁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在该案起诉时主张：王海桥是迅龙科技公司的股东，与迅龙科技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王海桥提交的《股东合作协议》，王海桥通过沈宝玉持股5.1%，《股东合作协议》并约定王海桥以自主研发的综合性棋牌游戏平台及技术作价入股，即王海桥向迅龙科技公司提供符合约定的游戏平台及技术是属于股东义务；同时，王海桥系冠领公司的员工，其与冠领公司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15日，即在王海桥作为冠领公司员工期间，原告迅龙科技公司是不可能与王海桥建立劳动关系的；基于迅龙科技公司与王海桥不存在劳动关系，故王海桥无权要求迅龙科技公司向其支付所谓的工资、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加班费、未休年假等费用。2019年1月7日，本院经审理后对上述案件作出〔2018〕粤0111民初15837号民事判决，以王海桥与迅龙科技公司在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等为由，裁决迅龙科技公司向王海桥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15日的工资59500元、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9500元，并驳回王海桥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因不服该判决而提出上诉，上述〔2018〕粤0111民初15837号民事判决业已生效。另，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在本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亮也即涉讼《股东合作协议》乙方中提及的段亮；2018年4月20日，段亮与迅龙科技公司曾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段亮入职迅龙科技公司并在研发部门从事产品经理工作，劳动期限为2018年4月20日起至2019年4月20日止，劳动报酬为月薪17000元，执行不定时工作制等。举证期限内，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对于出现上述其与王海桥及段亮均存在劳动关系，而王海桥及段亮与王辰同为涉讼《股东合作协议》中提及的具有股东身份之乙方当事人，但迅龙科技公司却仍以王辰仅是迅龙科技公司的股东为由主张迅龙科技公司与王辰不存在劳动关系等一系列情形并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庭审中，被告王辰表示，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迅龙科技公司除前述通过沈宝玉的银行账户向王辰转账发放了2017年11月份工资20000元以外，还曾向王辰发放了2018年1月份工资中的15000元及2018年2月份工资中的15000元，而2018年12月份的工资、2018年1月份工资中余下的5000元、2018年2月份工资中余下的5000元以及2018年3月份（即2018年3月1日至3月20日期间共14个工作日）的工资却并没有发放。另查，原告迅龙科技公司是于2017年10月31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公司股东为朱达贤（认缴出资额为975万元、持股比例为65％）及沈宝玉（认缴出资额为525万元、持股比例为35％），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丹婷，公司经营范围为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冠领公司则是于2017年3月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为臧承志，法定代表人亦为臧承志，该司现仍存续。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书》、《股东合作协议》、《代持股说明》、《情况说明》、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920号裁决书、仲裁申请书、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档案资料、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手机应用程序截图、《律师函》、快递单、《收入证明》、工作交接表截图、微信聊天截图、《通知》、〔2018〕粤0111民初15837号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作为依法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从2017年10月31日成立之日起即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与被告王辰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对此各执一词。根据法律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可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等材料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等的有关材料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一再否认与被告王辰存在劳动关系，认为王辰仅是迅龙科技公司的股东（股份比例为7.48％，有关股份由沈宝玉代持），并以当事人于2017年10月24日签订的涉讼《股东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有王辰以技术成果入股迅龙科技公司，以及王辰当时是与冠领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并由冠领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等内容为由，主张迅龙科技公司与王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王辰向迅龙科技公司提供相关游戏平台及技术的情形属于王辰履行股东义务，迅龙科技公司为此并不需要与王辰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向王辰发放工资；而被告王辰则主张其从2017年10月31日起已入职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处任职技术总监，负责迅龙科技公司的手机游戏开发项目，双方已口头约定王辰的每天工作时间为早上9时至晚上21时、每周工作6天，每月工资待遇为月薪2万元（没有具体工资构成）等，并主张王辰在迅龙科技公司处实际工作至2018年3月20日，其后便于2018年3月21日以迅龙科技公司存在未签订劳动合同、拖欠部分工资等情形为由，发出涉讼《律师函》解除了涉讼劳动关系。虽然，涉讼《股东合作协议》记载有“B.乙方研发团队共有五人，分别为：沈宝玉、王辰、陈凌琛、王海桥、段亮，目前研发团队在臧承××××深圳市冠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冠领公司’，臧承志为自然人独资股东）工作，乙方均在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保……”，但由于各方当事人协商合作的内容本就是由一方当事人（即合作甲方）提供现金出资，由合作乙方当事人（即沈宝玉、陈凌琛、王海桥、段亮及被告王辰等五人）则以其自主研发的综合性棋牌游戏平台及技术（包括冠领公司所掌握的技术及产品）作价出资入股，甲已双方当事人据此合作成立迅龙科技公司（即本案原告迅龙科技公司）进行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软件开发及产品运营等，故上述协议条款“B.乙方研发团队共有五人……”应是仅反映出涉讼《股东合作协议》签订时当事人所知晓及认可的一种情形而已。通过涉讼《股东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可知，合作各方当事人实际上并不排斥作为合作乙方的当事人与迅龙科技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之合法事由；在《股东合作协议》的协议条款中也多处涉及合作乙方当事人与迅龙科技公司间存在“工资”这一因素，明确约定合作乙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是与其年薪、工资等挂钩的，如协议条款“8.9如各方违反上述各条约定……，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退出合作或向公司赔偿违约金肆佰万元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违约方承诺全部应收工资、一切可以分配的利润及已投入的资金（不包括向甲方受让股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均作为赔偿公司及守约方损失的款项”，“8.10任一方若因疏忽、管理不善、失职等行为……对于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工资收入或利润分红中直接扣划……”；甚至，合作双方当事人在涉讼《股东合作协议》的“10.1”中更明确约定有“冠领公司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手续，……乙方最迟应在公司工商登记设立后一个月内，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承诺在公司任职时间不得少于6年。如乙方团队任何一人在前述约定6年内离职公司，如公司营业处于亏损状态，则离职人员应无条件无偿将所持股份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并且按照注册资本比例弥补亏损，并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如沈宝玉或王辰提前离职，应支付的违约金为200万，乙方团队其他人员提前离职，应支付的违约金为其当年年薪）……”等内容；而结合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亮在参与本案诉讼时所持《劳动合同书》及涉讼〔2018〕粤0111民初15837号民事判决等案件现有证据已显示，作为涉讼《股东合作协议》中合作乙方的王海桥、段亮等二人在原告迅龙科技公司成立后确实均已与迅龙科技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由此可见，即使合作乙方当事人（即沈宝玉、陈凌琛、王海桥、段亮及被告王辰等五人）系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的股东，这与当事人另存在劳动关系也并不矛盾和抵触；同时，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对于上述一系列情形的出现也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发生经过的陈述意见，特别是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在上述情形下仍以王辰仅是其股东为由否认迅龙科技公司与王辰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被告王辰确实已在争议发生后的2018年3月29日及时提起涉讼劳动仲裁等情形进行分析，从公平、诚信原则出发并考虑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的举证能力，被告王辰所主张的其于2017年10月31日入职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处任职技术总监，双方自此建立劳动关系，后王辰于2018年3月21日发函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等意见，明显较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的主张更为合理可信，故本院对被告王辰的上述意见予以采纳；通过案件现有证据可以确认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与被告王辰在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基于前述理由，由于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坚持否认与王辰存在劳动关系，进而主张其根本不需要与王辰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向王辰发放工资；而被告王辰亦明确表示其与迅龙科技公司对于劳动条件是存在口头约定情形的，即约定王辰的每天工作时间为早上9时至晚上21时、每周工作6天，每月工资待遇为月薪2万元（没有具体工资构成）等；且被告王辰上述陈述意见与案件现有证据所反映出的王辰此前与冠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时所约定的工资标准，与被告王辰同为涉讼《股东合作协议》合作乙方的王海桥、段亮等两人在入职迅龙科技公司后的月工资标准，各当事人的任职差异，以及涉讼《股东合作协议》所反映出对王海桥、段亮与被告王辰在出现违约行为时各人所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差异约定等情形是可以相互合理印证的；因此，对于被告王辰主张的上述用工双方对劳动条件之具体约定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由此可见，被告王辰在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处每月工资待遇为月薪2万元这一劳动报酬标准所对应的工作情况应为王辰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日的工作制度；结合被告王辰任职原告迅龙科技公司技术总监（负责迅龙科技公司的手机游戏开发项目）一职本身所具备的岗位特性与工作性质、本地同行业正常收入水平、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的行业性质等因素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意见综合分析，可以认定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与被告王辰实行了不同于标准工作时间的固定工时制度且劳动报酬固定的用工模式，即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给予被告王辰的劳动报酬（每月工资待遇2万元）是对应王辰基于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日所提供的劳动，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给予王辰的上述月劳动报酬中已包含标准工作时间内的标准工资及一定加班工作时间内的加班工资，该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且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没有违反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强制性规定，故被告王辰与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作为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基于前述对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与被告王辰之间劳动关系以及劳动权利义务约定情况的认定，由于涉讼劳动关系的终结时间为2018年3月21日，而被告王辰已表明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仅向其支付2017年11月份工资20000元以及2018年1月份工资中的15000元、2018年2月份工资中的15000元，并进而主张原告迅龙科技公司没有向其发放2018年12月份的工资、2018年1月份工资中余下的5000元、2018年2月份工资中余下的5000元以及2018年3月份（即2018年3月1日至3月20日期间）的工资；且原告迅龙科技公司本就否认与被告王辰存在劳动关系并进而主张其根本不需要向被告王辰发放工资，甚至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就其曾就向被告王辰发放工资或款项的情况提供任何证据；因此，现被告王辰要求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的余下工资差额款这一诉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参照被告王辰前述主张的工作时间与工资标准及已收取工资情况计算，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仍应向被告王辰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应以40967.74元（20000元＋5000元＋5000元＋20000元/月÷31天/月×17天）为宜；由此，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现要求无须向被告王辰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工资差额之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则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由于被告王辰是于2017年10月31日入职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处工作的，而迅龙科技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并没有与王辰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且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现坚持否认其与被告王辰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举证期限内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完全在于作为劳动者的被告王辰一方及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对此无责任，故原告迅龙科技公司依法应从实际用工满一个月之次日（即2017年12月1日）开始至涉讼劳动关系解除之日（即2018年3月20日）止向被告王辰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由此，被告王辰要求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之诉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基于前述对被告王辰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具体工资收入情况的处理意见，参照被告王辰实际主张的工作时间与工资标准（即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日、每月工资待遇20000元等）计算，原告迅龙科技公司向被告王辰计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应以70967.74元（20000元/月×3个月＋20000元/月÷31天/月×17天）为宜。因此，原告迅龙科技公司现主张无须向被告王辰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这一诉讼请求，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王辰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40967.74元；二、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王辰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0967.74元；三、驳回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迅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邓金兰人民陪审员  卢丽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