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粤7101行赔初13号 原告：杜毅薇，女，汉族，1964年8月11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罗伟超，广东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5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04MB2D03151W。 法定代表人：黄智明，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陈少波，该局总经济师。 委托代理人：高雅，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许永盛，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毅薇诉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杜毅薇及其委托代理人罗伟超，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以下简称越秀区税务局）的总经济师陈少波作为负责人及该局委托代理人高雅、许永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毅薇诉称：原告于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通过黄埔造船厂组织部门考核，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机械工业部正式批准转为国家干部，1993年通过干部调动到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行)工作。广州银行与原告于2001年12月签订了第一份劳动合同，之后至2006年12月10日又续签4份劳动合同，并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做了备案登记，“社会保险信息系统”显示原告身份均为“企业管理人员”(系统升级前“企业管理人员”只显示为“干部”)，法定退休日期为2019年8月11日(原告55周岁)。2008年11月30日广州银行与原告签订了最后一份无固定期限(从2008年12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的劳动合同，并根据《关于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的通知》(劳社部发[2006]46号)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了劳动合同备案登记，再次确定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原告的身份为“企业管理人员”，法定退休日期为2019年8月11日。原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编号为GR-2017-06-0227的个人社保信息明确告知原告:广州银行在2009年11月至2008年8月(被被告违法变更身份止)为原告以“干部”身份参保，广州银行在2009年11月至2013年8月为原告以“干部”身份参保。2013年8月26日，广州银行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原广州市越秀区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原越秀区地税局）单方面提出将原告在广州市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中的身份由“企业管理人员”变更为“工人”，并于2014年8月18日在原越秀区地税局为原告办理了减员业务。原告就此提出行政诉讼，要求原越秀区地税局撤销该违法行为。2014年5月5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越法行初字第206号判决书，认定原越秀区地税局于2013年8月26日在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将原告杜毅薇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4年10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798号判决书，判决撤销原越秀区地税局于2013年8月26日在社会系统中将杜毅薇的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原越秀区地税局根据上述判决撤销其违法行为，于2014年10月30日撤销将原告的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的具体行政行为。2014年11月3日，广州银行再次在原越秀区地税局为原告办理了减员业务。但是在2014年8月11日，广州银行根据原越秀区地税局于2013年8月26日作出的将原告由“干部”身份变更为“工人”身份的行政行为，在原告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就以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单方终止了劳动合同，并自行在地税部门办理了减员手续、停缴了作为用人单位应依法为原告缴纳的各项社保费用。而原越秀区地税局在2014年10月30日才正式将原告的身份变更回“干部”身份，但此时原告已经被终止了劳动合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原告于2014年12月15日对广州银行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广州银行赔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造成损失。但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原告上述请求。原告不服劳动仲裁裁决，就与广州银行之间的劳动争议提起民事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及再审程序，原告诉求均未得到法院支持。原告后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2月6日决定不支持原告的监督申请。因此原告无法得到因广州银行违法解除原告劳动合同造成原告损失的赔偿。至此，原告才知道不能从劳动纠纷法律途径追讨因被告错误变更原告社保信息的行为导致的损失。因此，2018年11月22日，原告就原越秀区地税局错误变更原告社保信息的行政行为，向被告越秀区税务局申请行政赔偿。2019年1月1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穗税越赔决[2018]0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以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已超过法定时限，以及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与被告无任何关联，该赔偿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为由，决定不予赔偿。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的理由是错误的，原因如下：一、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79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越秀区税务局于2013年8月26日在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将原告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撤销上述“干部”变更为“工人”的行政行为应追溯到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并且确认原告的身份应当为“干部”。因此，被告越秀区税务局将原告的身份变更为“工人”。且之后也没有于2014年8月11日原告满50周岁前将原告的身份变更回“干部”的身份，导致广州银行于2014年8月11日违法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所以被告越秀区税务局对原告因广州银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造成的损失必然存在过错。综上所述，《不予赔偿决定书》中认为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与被告无任何关联，该赔偿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的说法不成立。被告越秀区税务局因错误变更原告社保信息，且未及时更正的行政行为，存在过错，属于其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并且被告错误变更原告社保信息的行政行为导致广州银行于2014年8月11日违法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因此被告的行政行为对于原告所损失的1833625.98元存在关联性，原告申请的行政赔偿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二、2014年8月11日，广州银行在原告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就以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单方终止了劳动合同并自行在地税部门办理了减员手续、停缴了作为用人单位应依法为原告缴纳的各项社保费用。原告后就与广州银行之间的劳动争议提起民事诉讼，原告直到2018年2月6日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不支持原告的监督申请之日，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行为造成财产损失，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原告申请国家赔偿期限截止至2020年2月5日。因此，原告对被告错误变更原告社保信息的行政行为，申请行政赔偿并未超过法定时限。被告越秀区税务局以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已超过法定时限的说法并不成立，原告申请行政赔偿还处于法定时限内。综上所述，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不得以其行政行为与原告要求赔偿的损失无任何关联，并超过法定时限为由，对原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的决定。综上所述，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越秀区税务局作出的穗税越赔决[2018]0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2.判令被告越秀区税务局赔偿因错误变更原告社保信息的行为导致的原告损失共计1833625.98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越秀区税务局辩称：一、被告作为涉案税务行政机关，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受理国家赔偿申请，并依法作出是否赔偿决定的职权。原告认为原越秀区地税局变更其社保信息的行政行为导致其损失，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2018年第1号）明确，被告自2018年7月20日开始承继原越秀区地税局行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的规定，被告有权受理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并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二、根据本案证据，案外人系与原告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诉称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损失的情形实际并不存在，无需赔偿。原告提供的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780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原告与案外人广州银行于2008年11月30日签订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工作内容为操作工人”；2014年8月11日，广州银行向原告发出《员工退休通知书》，以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要求其办理退休手续。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是否符合退休条件，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岗位来确认；由于原告与广州银行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为操作工人类，原告的退休年龄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应为50周岁，社保部门及社保费征收信息系统登记的身份类型不足以推翻劳动合同的约定。法院最终判决：广州银行以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双方的劳动合同未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驳回原告要求广州银行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损失的诉讼请求。上述民事判决已证实，广州银行系合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原告关于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与民事判决确立的事实并不相符。其所主张的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损失实际并不存在，无需给予赔偿。三、原告所称劳动合同被解除与原越秀区地税局的社保登记行政行为并无关联，无论其因劳动合同解除是否存在损失，均不属于依法应给予国家赔偿的事项，不应赔偿。原越秀区地税局于2013年8月26日在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将原告的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以（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798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上述行政行为；原越秀区地税局于2014年11月5日发文通知原告已执行行政判决。尽管原越秀区地税局的上述行政行为被人民法院撤销，但根据前述民事判决的认定，广州银行系根据劳动合同约定的“技术工人类”岗位身份，以原告达到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与其终止劳动关系。可见，原告被解除劳动合同是因其劳动合同约定及自身年龄状况所致，与原越秀区地税局社会保险登记行政行为并无关联。因此，原告关于原越秀区地税局社会保险信息登记错误导致其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遭受损失的理由，与生效判决的认定以及本案客观事实并不相符，其理据不能成立。其赔偿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给予国家赔偿的事项，依法不应给予赔偿。四、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已超过法定时效，依法不应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行政判决所载明的判决时间为2014年10月16日，原告于2018年11月22日才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已明显超过两年的时效，依法不应赔偿。五、被告依法受理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送达原告，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原告于2018年11月22日向被告递交《赔偿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被告受理、审查后，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于2019年1月21日送达原告，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26日，广州银行向原越秀区地税局递交申请，申请将公司职工杜毅薇等3人的社保信息中的干部身份修改为工人身份。同日，原越秀区地税局在社保费征收管理信息系统将杜毅薇的身份由“干部”变为“工人”。原告对此不服，向原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经复议审查，原广州市地方税务局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穗地税复决字[2013]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越秀区地税局的变更行为。杜毅薇对此不服，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5日作出（2014）穗越法行初字第206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越秀区地税局作出的将杜毅薇的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属于超越职权，遂判决确认原越秀区地税局于2013年8月26日在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将杜毅薇的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杜毅薇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79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越秀区地税局作出的将杜毅薇的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属于超越职权，但不属于应当被确认违法的情形，遂判决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越法行初字第206号行政判决并撤销原越秀区地税局于2013年8月26日在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将杜毅薇的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的具体行政行为。2014年10月30日，原越秀区地税局撤销此前作出的变更行为，杜毅薇在社保费征收管理信息系统中的身份显示为“干部”。 因税务机构改革，原越秀区地税局的职权由越秀区税务局承接。2018年11月22日，杜毅薇向越秀区税务局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越秀区税务局赔偿因错误变更杜毅薇社保信息的行为导致的损失1833625.98元，包括广州银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939169.98元及广州银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造成的应发工资损失894456元，应发工资损失计算期间从2014年8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1日止。 2019年1月16日，越秀区税务局作出穗税越赔决[2018]0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经本机关审理，认为：1.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请求人于2018年11月22日向我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已超过法定时限。2.请求人所述损失为其与原用人单位劳动纠纷导致，与我局的行政行为无任何关联，其赔偿申请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赔偿。”杜毅薇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4年8月11日，广州银行向杜毅薇发出《员工退休通知书》，通知由于其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应于当日前移交工作，并告知在规定期限内办理退休手续。2014年12月15日，杜毅薇就与广州银行之间的劳动争议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依法裁决：1.赔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101317.49元；2.赔付2014年未休年假12天折算工资28934.28元；3.赔付计划生育奖损失14262元；4.赔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造成的应发工资损失1048873.8元；5.赔付每年体检费用损失6500元。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15）第48号裁决书，裁决广州银行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杜毅薇2014年1月1日至8月1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1008.1元并驳回杜毅薇的其他请求。杜毅薇对该裁决不服，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月7日作出（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2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广州银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杜毅薇2014年1月1日至8月1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6449.61元并驳回杜毅薇的其他诉讼请求。杜毅薇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2016）粤01民终78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毅薇仍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2017）粤民申404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杜毅薇的再审申请。之后，杜毅薇又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穗检民（行）监[2017]4401000038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杜毅薇的监督申请。 以上事实，有被告越秀区税务局提交的（2014）穗越法行初字第206号行政判决书、（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798号行政判决书、社保费事项通知书、员工退休通知书、（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272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01民终7808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申4046号民事裁定书、穗检民（行）监[2017]4401000038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国家赔偿申请书、不予赔偿决定书等证据证实，原、被告亦当庭陈述记录在案。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行政赔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本案系原告杜毅薇起诉被告越秀区税务局予以国家赔偿的单独赔偿诉讼，请求赔偿的时效为两年。原越秀区地税局于2013年8月26日在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将杜毅薇的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79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原越秀区地税局作出的将杜毅薇的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属于超越职权，并判决撤销原越秀区地税局于2013年8月26日在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中将杜毅薇的身份由“干部”变更为“工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杜毅薇认为原越秀区地税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之日起两年内提出单独赔偿申请。本案中，杜毅薇于2018年11月22日向越秀区税务局申请国家赔偿，明显已超过赔偿时效。杜毅薇主张其至2018年2月6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支持其监督申请时才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本院不予认可。此外，杜毅薇主张的损失与原越秀区地税局错误变更社保信息的行为并无因果关系。因此，杜毅薇请求撤销越秀区税务局作出的穗税越赔决[2018]0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并要求赔偿损失共计1833625.98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毅薇的诉讼请求。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汤 倩 人民陪审员  林转好 人民陪审员  卫瑞湘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法官助理卢宇昕 书记员温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