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民终75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炳跃，男，194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霞，重庆长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明，重庆理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玉兰，女，194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霞，重庆长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明，重庆理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舒建容，女，196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霞，重庆长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明，重庆理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云逸，男，199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霞，重庆长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明，重庆理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女，200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法定代理人：舒建容，系谭某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霞，重庆长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明，重庆理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黎，男，197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福，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宗茜，女，198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福，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文生，男，196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王，男，系被上诉人公司推荐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建英，女，1966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王，男，系被上诉人公司推荐员工。上诉人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与被上诉人张黎、吴宗茜、潘文生、罗建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6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先后于2018年4月12日、9月14日、2019年8月9日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谭炳跃、胡玉兰、谭云逸及上诉人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霞、李建明，被上诉人张黎、吴宗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福，被上诉人潘文生、罗建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6332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合伙利润95万元及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举示谭志常出资情况的证据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把出资举证责任归责于上诉人不公平；2、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张黎与谭志常存在合伙关系错误，（2015）渝北少民初字第143号案件庭审笔录第8页潘文生明确说到张黎是本案合伙人股东之一；3、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第一次庭审笔录第6页张黎明确承认了参与了合伙；4、谭志常死亡后，一审法院没有采纳谭志常父亲谭炳跃代谭志常与张黎、潘文生之间谈合伙关系之间利润251万元的录音，是错误的；5、一审法院认定谭志常合伙期间出资比例是10%是错误的，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谭志常出资比例是10%，法律规定在无法证明出资的情况下，应该均分，就应该是33.33%。被上诉人张黎、吴宗茜在二审庭审中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理由及法律适用均合法，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具体答辩如下：1、上诉人的亲属谭志常与被上诉人潘文生就本案涉案的足浴中心是没有合伙关系，双方的合伙是在之前的前一个足浴中心，不是本案案涉足浴中心，因此谭志常不应享有后一个足浴中心的合伙人身份；2、被上诉人吴宗茜曾经在前一个足浴中心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和普通行政管理工作，在谭志常病逝之后，新足浴中心成立之后，吴宗茜才花了30余万元加入了新足浴中心的股东，才享有合伙份额，但因吴宗茜于2012年生小孩没有继续入伙的意愿，加之足浴中心生意不好，就选择了退伙，因此后一新的足浴中心吴宗茜担任合伙人的时间段也仅仅是2011年至201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合伙的事实，张黎也不是合伙人；3、上诉人上诉请求要求支付合伙利润及利息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且即便认为前后两个足浴中心实为一家，但在谭志常病逝后，其他合伙人并没有同意谭志常的继承人继承其合伙份额，故上诉人没有取得合伙的份额；4、即使上诉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但是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5、即使被上诉人潘文生应当承担退还或者返还合伙利润的责任，也与被上诉人张黎和吴宗茜没有关系，因为吴宗茜也选择了退伙，并没有分得任何合伙利润。被上诉人潘文生、罗建英上在二审中辩称，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请求驳回全部请求，维持原判。谭志常和潘文生有合伙关系是在2010年之前，在志常足浴保健中心有合伙，在2011年10月25日之后罗建英注册的洗浴保健中心没有他的股份，谭志常在2010年已经死亡，死亡后由潘文生向其支付40万购买股份，一审法院判决的是返还借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判决书提到，上诉人只能继承谭志常的未分割财产，不能继承其股份，即使上诉人提供了出资，财产利润分配的合同，或者依据证据也只能分得谭志常死亡之前的股份，谭志常死亡后形成当然退伙，之后的都与他无关。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终止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2、请求判决张黎、吴宗茜、潘文生、罗建英共同支付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合伙利润95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方式：以95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3、诉讼费由张黎、吴宗茜、潘文生、罗建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6月21日，谭志常与汪海彬、黄文凤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谭志常租赁汪海彬、黄文凤所有的位于重庆市渝北区门面用于经营洗浴中心。2007年11月29日，谭志常经重庆市工商局渝北区分局核准注册成立重庆市渝北区志常保健足浴中心，经营场所为渝北区龙溪街道松石支路317号附2号南开苑裙楼幢317-2，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资金数额为50万元，载明的经营者为谭志常。2008年10月5日，以重庆市家富富侨保健服务公司为甲方、罗建英为乙方，双方签订《加盟协议》，约定内容为：“甲方与乙方签定约定，加盟期限：2008年10月至2013年，加盟费为50万元整，加盟时间为5年，超过一年加盟费为10万元，这5年内甲方不得在南开苑裙楼1千米内开设第二家家富富侨店。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09年9月16日,谭志常将其银行卡交潘文生，委托潘文生取款20万元，10月13日,谭志常通过银行向潘文生转款20万元。2010年8月23日，潘文生向谭志常转账支付10万元；9月29日，潘文生向谭志常银行账户存现10万元；10月5日，潘文生向谭志常转账支付10万元；10月6日，潘文生向谭志常转账支付10万元。2010年10月22日，谭志常因病死亡。2011年9月19日，重庆市渝北区志常足浴保健中心经重庆市渝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渝北区分局作出龙溪工商个准字（2011）第02278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了重庆市渝北区志常足浴保健中心的注销登记。2015年9月17日，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以重庆市渝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渝北区分局为被告，提起（2015）渝北法行初字第00537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龙溪工商个准字（2011）第02278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后经渝北区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龙溪工商个准字（2011）第02278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2011年10月25日，罗建英经重庆市工商局渝北区分局核准注册成立渝北区志常保健足浴中心，经营场所为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松石支路327号附1号南开苑裙楼幢327-1，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为罗建英。另查明，谭炳跃系谭志常父亲，胡玉兰系谭志常母亲，舒建容系谭志常妻子，谭云逸系谭志常儿子，谭某系谭志常女儿。庭审中，潘文生庭审陈述，渝北区志常保健足浴中心系潘文生投资开设，谭志常生前系案涉足浴中心管理人员，以管理技术入股，拥有案涉足浴中心10%的股份，双方口头约定按照利润分红，2010年，谭志常生病期间，双方就10%的股份予以了处理，即潘文生支付谭志常40万元了结10%的股份。潘文生分别于2010年8月23日、9月29日、10月5日、10月6日向谭志常合计支付了40万元。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庭审陈述，谭志常2009年9月16日将其银行卡交潘文生，由潘文生取款20万元，10月13日再次向潘文生转款20万元，以上合计40万元，是潘文生向谭志常借款40万元，潘文生于2010年8月23日、9月29日、10月5日、10月6日合计向谭志常支付的40万元是归还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主张谭志常与张黎、潘文生合伙投资经营重庆市渝北区志常保健足浴中心，虽然渝北区志常保健足浴中心个体工商户载明的业主为谭志常，但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还应对合伙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应举证证明合伙人对主要事项即投资金额、出资形式、出资比例、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等合伙实质要件达成一致，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既未举示谭志常与张黎、潘文生合伙的书面协议，也未举示证据证明谭志常的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故依法应由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潘文生庭审认可谭志常以管理技术出资入伙，占有重庆市渝北区志常保健足浴中心10%的份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对潘文生认可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故本院依法认定谭志常、潘文生合伙经营重庆市渝北区志常保健足浴中心，谭志常占有10%份额的事实。二、本案诉讼中，潘文生举示了向谭志常转款40万元，辩称该40万元系双方协商一致受让了谭志常10%的份额，但因谭志常与潘文生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也予以了举证证明，潘文生没有举示其他证据证明上述40万元系双方对10%合伙份额的清算处理，故对潘文生该辩称不予采信。三、因合伙本质是合同性质，人合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本案中，根据谭志常系以管理技术参与合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当然退伙”的规定，谭志常在2010年10月22日死亡后，其已当然退伙。当然退伙后，应由其继承人即本案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享有分割合伙财产的权利。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诉请主张退伙结算并分割合伙利润应对双方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举示的录音证据并非合伙当事人之间的通话，录音内容并不明确，且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该录音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合伙期间的利润或合伙期间的合伙财产。同时，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也未能举证证明在合伙期间双方约定由潘文生负责合伙日常事务及账目管理，且根据潘文生的陈述，谭志常以管理技术入伙，负责日常管理，潘文生也没有义务对合伙期间经营的盈亏提供证据证实，综上，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请求退伙结算并分配合伙期间利润，其既不能证明可分割的合伙财产又未能向本院提交与合伙期间相关的财务会计账簿，理应由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诉请的判决终止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应谭志常在死亡后，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已当然解除，故其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诉请的要求张黎、吴宗茜、潘文生、罗建英支付合伙利润95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举示了以下证据材料：1、《委托书》两份，拟证明上诉人委托侄儿唐开银与张黎、潘文生恰谈协商谭志常、张黎、潘文生足浴中心合伙期间经营相关事宜。张黎、吴宗茜质证认为，该证据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形式，证据形成时间是2014年1月20日，即使与本案有关，上诉人也应当在一审中举示，因该证据不是新证据，故我们不予质证。如作为二审新证据采纳，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授权委托书应当要送达谈判对象，被上诉人张黎从来没有收到甚至是看到过该委托书，不能证明张黎就是足浴中心的合伙人。潘文生、罗建英质证认为，同意张黎、吴宗茜代理人的意见，另对真实性有异议，签字和手印很新，同时，委托书是委托他自己的侄儿找张黎和潘文生办事，潘文生之前并没有见过委托书，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件，对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虽然委托书时间与张黎和唐开银通话记录形成时间不一致，但因谭炳跃事后追认，亦不影响委托效力；2、张黎与唐开银的电话录音光盘一份（2015年5月19日17点43分），拟证明张黎、潘文生与谭志常存在合伙关系，共同经营足浴中心，利润是按照平均分配，总利润有200多万。张黎、吴宗茜、潘文生、罗建英质证认为，该证据未当庭播放原始载体，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张黎认可合伙利润有251万，但潘文生并未认可，不能做为认定合伙利润的依据。本院认为，该录音证据虽未在本案中用原始载体播放，但在渝北区法院另案中进行播放，并将刻录光盘交法院保存，经本院调取渝北区法院刻录光盘进行核对，两份录音内容一致，故本院对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3、2009年1月14日至2010年4月18日中国银行合川分行谭晓文（谭志常的妹妹）银行流水，还有一份罗建英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在合伙期间，吴宗茜打给谭志常合伙期间应分得的利益。张黎、吴宗茜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是属于被上诉人吴宗茜与案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也不是二审的新证据。潘文生、罗建英质证认为，证据取得时间不符合关于新证据的规定，吴宗茜与案外人谭晓文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其中，罗建英的这次是出于人道主义和情感照顾支付的小额钱款，与本案无关。本院认可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4、张黎给上诉人合伙经营的富桥龙湖店日报表、罗建英中国银行存款单11张、2010年8月至2013年7月利率统计表一份、员工工作排表、费用报销单。拟证明在2010年8月至2013年7月，张黎统计的合伙利润为1048952元，张黎对店进行管理，谭云逸和潘黎的签字，证明合伙期间我方参与了经营管理。潘文生、罗建英质证认为：日报表是上诉人在另案中自行提交的，年份是自己自行填写的，月、日是详细的，而且是在上一个案件中举示的，举示的也不是原件，再去复印过来不代表是原件，龙湖店与本案涉案地址不一样、没有关系，同时，上面也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潘”既不是潘文生、“罗”也不是罗建英，对本证据证据三性均不认可。银行存单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是被上诉人自己到银行存款的流水，不论存多少均是被上诉人的自由、权利。利润统计表在一审中已经举示，一审判决第5页第2段已经说到了。费用报销单上面无法看出与被上诉人有任何关系，有的费用报销单有个“谭”有的有个“潘”，在一审中已经查明，庭审中也已经讲过，谭云逸曾经在案件争议地（志常足浴中心）上过班，得到这些东西很正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张黎、吴宗茜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日报表与本案争议的志常足浴中心无关联，是家富富桥龙湖店。存款单上诉人取得形式不符合常理和法律规定，上诉人不应当取得被上诉人罗建英自有的银行存款客户回单。利润统计因没有当事人各方任何人员的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利润统计没有问题，但利润总计金额1048952元也与上诉人提出诉讼请求的95万元及一审认定的谭志常所享有的10%管理份额有差异，同时，该利润也是谭志常病逝之后所形成，上诉人不应当享有分配权利。费用报销单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享有的合伙份额及应当获得的合伙收益。本院认可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5、曾经在案涉洗浴城工作的职工罗旭和王方秀的公证证言各一份，该证言明确陈述了张黎、潘文生和谭志常合伙开办案涉洗浴城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公证书是对证人证言进行公证，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当庭接受质询，同时，从证言内容来看，没有证据证明罗旭、王方秀是洗脚城的员工，公证内容只公证了签名、按指印两个事项，该证据并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规则，对公证书本身的真实性认可，证言的内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认可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6、谭志常与张黎、潘文生在案涉洗浴城的开业时法师为其的开关照片5张，从该照片可以看出在案涉洗浴城开业时，谭志常与张黎、潘文生三位聘请了法师为其合伙经营的洗浴城开关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照片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从照片上看不出证明目的，看得出张黎和潘文生在，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人，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照片，不能证明合伙关系，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知道照片是谁照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申请鉴定。本院认为，照片为原件，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仅凭照片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7、2016年12月25日渝北区法院少审庭的庭审笔录，在该第一次庭审笔录中第七页、第八页，被上诉人代理人邹王明确表述了张黎也是股东之一，没有签订合伙协议的事实，而且表示了谭志常去世前和罗建英的家属是合伙人，第三次庭审笔录第三页明确陈述了张黎的老婆合伙管账的事实。证明谭志常与张黎、潘文生合伙开办案涉洗浴城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少审庭的庭审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由于上诉人撤诉，法院没有认定相关事实，上面所陈述的内容，时间、合伙人、分配利润都是不清晰的，在另案中没有起诉张黎，张黎并没有认可自己是合伙人，张黎也有短期合伙，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可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根据上诉人举示的证据，本院补充查明事实如下：2015年5月19日，张黎打电话给唐开银，张黎主动提出，其与潘文生协商后，让唐开银通知谭家参与协商将足浴中心转让一事。当唐开银提到“实际上老潘把我二舅这一份是拿起走了的”，张黎回答“拿走了也很正常，因为是按照他们之前的说法的话，要投入到之前和向阳做的果园去”。另，2015年2月2，张黎打电话给谭炳跃，2015年5月27日，谭炳跃打电话给张黎，在两次通话记录中，张黎都明确确认谭志常去世后的合伙利润为251万元。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本案涉及的合伙关系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以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经营地址相同的足浴中心先后存在两个合伙关系，第一个合伙即谭志常注册的足浴中心，基于合伙关系的人合性，该合伙随着谭志的去世而自然终止。第二个合伙关系即罗建英注册的足浴中心，因双方都认可该足浴中心已于2015年6月停业，合伙事务已终止，故上诉人关于判决合伙关系终止的诉讼请求已无必要。二是两个合伙关系的合伙人的问题。潘文生虽然在派出所和庭审中多次陈述合伙人为三人，但张黎和吴宗茜一直未予认可，上诉人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张黎是第一个合伙的合伙人，故一审法院认定第一个合伙关系的合伙人为谭志常与潘文生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合伙，张黎在一审中陈述“我只负责投钱，具体份额不清楚”，表明其是合伙人之一。从张黎与唐开银的通话录音可以看出，在谭志常去世后，张黎、潘文生与谭家存在合伙关系，不然仅是张黎跟潘文生合伙，就没有必要通知谭家参与协商足浴中心的转让事宜。而根据潘文生的陈述，谭志常死后，其子谭云逸仍在足浴中心上班，故可认定，谭云逸代表谭家参与合伙事务。故本院认定，第二个合伙关系的合伙人为张黎、潘文生、谭云逸。三是第二个合伙关系的合伙利润问题。在张黎与谭炳跃的两次通话录音中，均认可自谭志常去世后，足浴中心的利润为251万元。基于张黎的妻子吴宗茜在该足浴中心担任行政主管及财务负责人，本院认为张黎的两次相同的陈述较为客观可信。潘文生亦陈述在谭志常去世后，足浴中心的账目由吴宗茜管理，吴宗茜生小孩离职后未记账，且因时间久远已销毁。本院认为，潘文生虽未直接认可合伙利润的具体金额，但其作为合伙经营账目的最终管理者，未能举示证据推翻另一个合伙人张黎的陈述，故应当认定第二个合伙利润为251万元。四是上诉人能否参与第二个合伙利润分配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第二个合伙关系存在可分配利润，但上诉人是作为谭志常的继承人参与诉讼，其只能要求分配谭志常参与的第一个合伙关系的利润，而上诉人未能举示证据证明张黎是第一个合伙关系的合伙人，并且有利润可分配，故其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谭炳跃、胡玉兰、舒建容、谭云逸、谭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章兴东审 判 员 向 川审 判 员 汪 骞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周睿琪书 记 员 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