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8民初1519号原告：袁某2，男，生于1967年12月3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下岗工人，住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前，云南意衡（彝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仙（袁某2之妻），女，生于1969年4月18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被告：杨某，女，生于1947年1月25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现住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焕，云南悟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某3，男，生于1962年3月23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现住彝良县。被告：袁某4，男，生于1969年7月23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下岗职工，住彝良县，现住彝良县。被告：袁某5，女，生于1974年4月15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现住彝良县奎镇大河社区车站路。被告：袁某6，男，生于1972年1月7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现住彝良县。被告：刘某，女，生于1968年9月4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现住彝良县。被告：袁某7，男，生于1992年2月1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被告：袁某1，女，生于2002年10月16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现住彝良县。法定代理人：刘某（被告袁某1之母），女，生于1968年9月4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现住彝良县。原告袁某2与被告杨某、袁某3、袁某4、袁某6、袁某5、袁某7、刘某、袁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前、王美仙，被告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焕，被告袁某3、袁某4、袁某5、袁某7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袁某6、刘某和被告袁某1的法定代理人刘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杨某将原告之父袁祖德（已故）与被告杨某位于彝良县振兴街30号附10号房屋被征收后所得房屋拆迁补偿款约1884041元中的一半由原、被告平均分割，其中原告应分得其中1／7，即134574元支付给原告；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杨某将原告之父袁祖德角奎镇综合社职工改制款547847元中的1／7，即78264元支付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之父袁祖德与原告之母杨某系夫妻，两人共同生育子女6人，分别是长子袁某3，次子袁思龙（已故），三子袁某2，四子袁某4，五子袁某6，长女袁某5。后原告之父袁祖德于2001年7月9日死亡。袁思龙与前妻周开琴生育一子袁某7，后袁思龙离婚后娶妻刘贵英，两人共同生育一女袁某1，袁思龙于2012年死亡。原告之父袁祖德于2000年组织我们弟兄5人一起商议，共同集资在原老宅基地上修建商住房经营宾馆，因此原告集资10000元给原告之父袁祖德一起修建了位于彝良县房屋，后共同集资款由袁祖德和被告杨某用旅社的经营所得支付，该栋房屋及空坝于2010年9月28日被政府征收，房屋征收后所得补偿款共计约1884041元，此款全部由被告杨某在彝良县旧城改造指挥部签字领取，被告杨某领取后分文未进行分配。该拆迁房屋系原告之父袁祖德与原告之母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原告袁某2主张其父袁祖德与其母杨某位于彝良县房屋拆迁补偿款的一半属于原告之父袁祖德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原、被告继承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之父袁祖德系彝良县综合社职工，后彝良县综合社进行改制，被告杨某共领到土地股1个股金额49414元，股金1个36093元，三年没分红36个月95472元，工龄41年366868元四项合计547847元。该笔款项属于原告之父袁祖德的遗产，应该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综上所述，原、被告作为袁祖德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其遗产依法享有继承权，且袁祖德生前未留有任何遗嘱。因此，原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提起诉讼。被告杨某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遗产的，即视为其已接受继承。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在本案中有几个清晰的时间界定充分证明原告之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继承人袁祖德于2001年7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死亡，2010年7月对2000年修建的房屋进行征收，2012年10月彝良县综合社进行集体企业内部改制，对四项分配即土地股金、入股股金、利润分红、工龄工资由职工即股东签字领取同时改制全部结束。在房屋补偿费领取的时间上，从2010年7月9日起至2014年7月23日在彝良县旧城改造指挥部分19次领取搬迁费停业费等十余项费用。2015年4月10日，被告杨某与原告签订的最后一份房产赠予协议在彝良县公证处以（2015）彝云证字第84号公证书予以公证，至此，财产全部处理完毕。2019年5月23日原告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此时距原告主张的两类财产（或遗产）领取并最后处理已超过四年之久，依法已超过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原告要求分割遗产的诉求依法不能成立。原告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诉告的被告有杨某等八人，要求分割的财产为两类：一是房屋拆迁补偿款1884041元的1／7，即134574元，二是其父在综合社的职工改制款547847元的1／7，即78264元，原告诉请分割的上列款项并不全是遗产。而且原告在已经分得返迁门面和住房的情况下，在后来分多次通过威胁，向被告杨某索要133400元。关于被征收房产的来源，十九年前，被告杨某丈夫袁祖德在世时，为一大家人的生计着想，想修建一个酒店。之后，以自己的积蓄不到十万元和通过向银行、向亲朋、包括向子女借钱来建造房屋，房子刚修到第三层还未竣工时，袁祖德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留下的不是唾手可得的遗产，不是真金白银，而是难以承受之债。就这样，杨某一方面要在昆明昼夜陪护丈夫，一方面又担心尚未竣工的房屋，由袁某3、袁某4两个儿子继续招呼修建房子。经过百般的努力，房子终于建成，到被政府征收的十年间，杨某靠熬更守夜经营着所建造房屋的旅店，为挣到15元一个床位的收益，均熬夜至凌晨三点，因为债务的压力压得杨某喘不过气来，十年间在除原告的其他子女的帮助下，从经营收入中还了银行借贷的本息，还了向子女借的每人一万元的借款，而不是原告诉称的“共同集资”，因为一万元的集资仅是杯水车薪。偿还亲朋好友的借款，都是靠十年的旅馆经营收益而逐渐清偿的债务。数十万元的债务就是杨某和原告之外的子女们帮助经营的成果偿还的，而不是袁祖德病逝时，就有180余万元的真金白银摆在那里等着大家来分割。而且，180余万元组成的补偿款，分别是由搬迁费、搬家费、临时安置费、停业补偿费、签订协议奖、水、电、电话、宽带、公安宽带户头、商业用地空坝、住宅用地巷道等八大项组成，其中，补偿费占了较大比例。对照分析应分三个部分：1.这些补偿项目与原告诉称的遗产有关联的，仅有商业用地空坝、住宅用地巷道两项补偿款，即金额为199891元。2.搬家搬迁、临时安置的实际支付费用。3.旅馆停业的损失和对经营期间为经营需要安装的宽带、电话、包括为治安需要公安的宽带户头等等。除土地相关财产的补偿与遗产有关外其余的两大项如停业补偿等与遗产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与旅馆的经营有关。关于企业内部改制补偿款，这笔款原告也无权分配，因为从改制的“四项分配”表中看到它是以土地、入股、分红、工龄四项构成。从领取的人员及金额看，袁祖德、杨某夫妻二人依当年的政策以土地、股金形式入股综合社这个集体企业后，把一生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这个能养家糊口的赖以生存的企业，直到企业因市场经济原因的不景气，袁祖德病逝十年后，生前所在企业进行内部改制，在2012年10月改制结束时，确实领到了547847元四项分配款。其中土地、入股、分红即与生活相关的项目和费用，属夫妻共同财产，工龄由于与人身权益相关，可作为袁祖德个人财产。但需向法庭表明的是，袁祖德因病医治期间，因做肠癌手术和病逝后处理善后丧葬事宜，共花费二十余万元，当时因修房的借债，家里己无钱，同样靠借款治病和处理善后。这些借债从后来得到的补偿款中的个人权益部分已进行清偿。现已无钱可分。而且，原告在2015年4月进行公证赠予财产前已经获得了与兄弟、姐妹基本相同的财产份额，但原告仍嫌少，通过对其母杨某装修房屋的施工阻止再次索要了5万元，将按赠予协议约定的附带条件，即每年度从房屋、门面租金中的收益拿出15000元给母亲杨某作养老费用，拿了三年共45000元，但也被索要回去，从2018年3月11日杨某从农业银行转给原告的45000元证明了这一事实。杨某还为原告之女给予生活费38400元，三项费用共计133400元。如果说，杨某在处理财产上有不公平，那么，原告多余拿走的133400元，对其余兄弟、妹妹、侄男侄女才是不公平。袁祖德老人作为家庭的顶梁柱，他因病医治无效离世时，他留给杨某的是巨大的债务，靠借债建造的房屋，以十余年的努力，用经营收入还清了巨大债务，她含辛茹苦，将子女抚养成人，奔波劳累数十年，年逾古稀还在为儿孙操劳，她即使比本案的其他人多得一点财产，也是为养老做准备，也是为减轻儿女负担做准备，榨干母亲应该不是本案原告或其他人的本意，考虑到杨某己过七十古稀之年，对有生之年更应该有经济上的保障。综上，原告之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且主张分割的财产在性质上、在数额上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袁某3、袁某4、袁某5、袁某7辩称：被继承人的财产早已分完，放弃请求分割遗产的权利，完全同意被告杨某的答辩意见。被告袁某6、刘某、袁某1未作答辩。原告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蚕桑林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袁祖德与原告是父子关系；3.常（寄）住人口登记表2页，证明本案的原、被告同时属于袁祖德的法定继承人的事实；4.彝良县综合社职工（内改）“四项分配”表，证明袁祖德属于原综合社的职工，袁祖德死亡后分得的款项是547848元；5.腾空奖户头费领款单，证明2016年9月28日被告杨某领取了24042元的事实；6.拆迁补偿款领款单，证明2010年9月10日被告杨某领取了356441.60元的事实；7.巷道、空坝补偿费领款单，证明2010年4月24日领取199891元的事实；8.领款单（共11张），证明诉争的房屋被征收后被被告杨某领取相关款项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杨某对证据1-3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彝良县四项分配表中原告主张的数额无异议，这个表中分成了四项，关于土地股、股金、三年没分红等补偿金额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工龄工资才属于个人遗产；对证据5-8领款依据无意见，房屋补偿款的领取时间界定为2010年到2014年，根据原告举证的领款通知书，要明确的是第65号通知书，时间是2010年9月28日，在加盖了相关部门的印章，有七项项目，24042元分为七项的领款通知单里面，我们要明确的是这七项的性质不是遗产，是属于应该划为易损耗的，是袁祖德还没有死亡的时候还没有产生，与遗产毫无关联；另外一份领款通知单里面列出了六项，要说明的有金额部分的只有五项，这五项在性质上不属于遗产，都与袁祖德无关，因为袁祖德死亡时房子还没有竣工，有关安置等等也与袁祖德无关，这五项351641.60元与原告主张的遗产毫无关联，通知书第13号，记载的商业空坝两项费用中，合计199891元，这个在房屋拆迁的补偿中，与原告主张中稍微有点牵连。被告袁某3、袁某4、袁某5、袁某7均同意被告杨某的质证意见。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如下三份证据：9.彝良县西正街片区旧城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10.西正街下排街房屋移交验收确认书；11.彝良县旧城改造指挥部领款通知书。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9-11没有意见。被告杨某认为置换的住房是7套，杨某住一套，六个子女一人一套，门市、商铺都是平分的，两个子女一个门市、一个商铺，原告与袁某4共有的门面有40.69平方米。被告杨某、袁某3、袁某4、袁某5、袁某7对证据9-11均没有意见。被告杨某针对其答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2.杨某与子女关于房产、商铺、门市的两份公证书，证明对拆迁返还的房子所有的子女都得到了他们应得到的部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房屋补偿分为两部分，产权置换和款项补偿。被告袁某3、袁某4、袁某5、袁某7对证据12均无异议。被告袁某3、袁某4、袁某6、袁某5、袁某7、刘某、袁某1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认为，原、被告对证据1-11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2能证明原告受赠房屋情况，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通过庭审陈述和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原告之父袁祖德与被告杨某系夫妻，袁祖德与杨某原是彝良县综合社职工，夫妻二人先后共育子女六人，分别是长子袁某3，次子袁思龙，三子袁某2，四子袁某4，五子袁某6和女儿袁某5。次子袁思龙与其前妻生育一子袁某7，后袁思龙与其前妻离婚后与刘某结婚，二人共同生育一女袁某1。2000年1月至2001年2月期间，袁祖德与杨某夫妻二人向亲属、朋友、银行筹借资金，在原地基上修建了一栋建筑面积为824.2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四层楼房，用于居住和经营旅馆。袁祖德因病于2001年7月9日死亡。袁思龙于2012年死亡。袁祖德死亡后，被告杨某用经营旅馆的收入陆续偿还了向银行及其他个人的借款。2010年7月29日，彝良县旧城改造指挥部与被告杨某签订了《彝良县西正街片区旧城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签订后，政府将被告杨某在的商住楼房拆除，在西正街置换给被告杨某七套类型为110－125平方米的住房和2间门面、5个商铺。在拆迁安置过程中，政府给付了被告杨某房屋装修装饰补偿费100000元、商业用地空坝补偿费160800元、住宅用地巷道补偿费39091元和其他搬家费、临时安置费、停业补偿费、签订协议奖、房屋腾空奖、水表、电表、电视、电话、宽带等户头补偿费，各项费用合计1884041元，由被告杨某在2010年9月至2014年7月期间陆续领取。另外，2012年，彝良县综合社改制完毕，2012年10月，被告杨某共领取袁祖德的内改四项分配金额合计547847元（包括土地股1个，金额49414元；股金1个，金额36093元；三年没分红，金额95472元；工龄41年，金额366868元）。2014年12月16日，被告杨某与被告袁某4、袁某7签订了一份房产赠予协议，并经彝良县公证处公证；2015年4月10日，被告杨某与原告袁某2签订了一份房产赠予协议，也经彝良县公证处公证，并作出（2015）彝云证字第84号公证书，经公证的协议内容为：“赠予人杨某因彝良县西正街旧城改造返迁安置后选取的：1.门面（房号：1区Ｂ1-18号，面积：40.69平方米）所有权赠予袁某2和袁某4共同所有（各占一半），产权办至袁某2、袁某4名下；2.商铺（1区三单元2楼8号商铺，面积：34.88平方米）所有权赠予袁某2和袁某7共同共有（受赠人袁某2占比21.43平方米、袁某7占比13.45平方米），该商铺产权办至袁某2、袁某7名下；3.住房（1区3单元4楼1号房屋，建筑面积：116.95平方米）所有权赠予袁某2个人所有，产权办至袁某2个人名下。赠予人杨某附加条件：1.袁某2每年给赠予人15000.00元（即从一楼门面房租中提取）做养老生活之用，给付日期同意约定为：每年的6月1号以前，若不按时兑现，赠予人有权收回自行使用。2.赠予人（有生之年）要求受赠人袁某2不能出卖自己名下的房产，若要转让需经赠予人同意，且优先满足赠予人其他子女的购房需求，受赠房产系受赠人个人财产，受赠人配偶无权处分该房屋产权。”针对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一）本案遗产的确定。原告袁某2诉称认可原的房屋属于其父袁祖德与被告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方认可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彝良县的房屋属于袁祖德与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和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的规定，袁祖德于2001年7月9日死亡时，的房屋属于袁祖德与被告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同时，夫妻二人也有部分债务未偿还。2010年政府对的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后，置换至间门面、5个商铺和政府支付给被告杨某的房屋装饰装修补偿费（100000元）、商业用地空坝补偿费（160800元）、住宅用地巷道补偿费（39091元）属于袁祖德与被告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为被继承人袁祖德的遗产。其余各项补偿费用是用于拆迁安置过渡期间的物资损耗补偿及积极配合政府拆迁安置活动的奖金等，与死者袁祖德无关，不能认定是袁祖德与被告杨某的共同财产，更不能认定为是袁祖德的个人遗产。2012年10月被告杨某领取袁祖德的综合社职工内改四项分配金额547847元中，袁祖德41年工龄补偿金额366868元与袁祖德有着严格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属袁祖德的个人财产即遗产；另外三项是土地股、股金和三年没分红的补偿金额合计180979元，是对袁祖德在生时的一种生产经营性收益的补偿，依法应属袁祖德与被告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即90489.50元属于袁祖德的遗产。（二）原告袁某2所享有其父袁祖德的财产足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原告袁某2未在被继承人袁祖德死亡之后，角奎镇原振兴街30号附10号房屋拆迁前主张继承权利，没有为被继承人袁祖德偿还债务，致使被告杨某多年为其与袁祖德的夫妻债务履行偿还义务。在被继承人的债务由他人偿清、该房屋被搬迁置换后，才来主张继承权利而不承担偿债义务，对被告杨某来说有失公平。撇开袁祖德死亡时的债务不提，也暂且不论诉讼时效的问题，就算当初袁祖德与被告杨某夫妻二人的角奎镇原振兴街30号附10号房屋置换的西正街7套住房、2间门面、5个商铺和政府对被告杨某的房屋装饰装修补偿费100000元、商业用地空坝补偿费160800元和住宅用地巷道补偿费39091元及综合社企业改制中的土地股、股金和三年没分红的补偿金额3项合计180979元，认定为袁祖德与被告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将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除被告杨某享有的一半外，属袁祖德的遗产应为：3.5套住房、1间门面、2.5个商铺及各项补偿款480870÷2＝240435元，再加上袁祖德41年工龄补偿金366868元，总共607303元。按此遗产数量，7名法定继承人平均分配，每人应得住房0.5套、门面1／7间、商铺2.5／7个、人民币607303元÷7＝86757.57元。然而，原告袁某2现在享有住房1套、门面20.345平方米和商铺21.43平方米。由此可见，原告袁某2已足额享有自己应得的被继承人袁祖德的遗产。（三）原告袁某2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被继承人袁祖德于2001年7月9日死亡后，双方未对被继承人袁祖德位于彝良县的房屋遗产进行继承分割，在该房屋搬迁置换至西正街后的2014年、2015年，被告杨某陆续与其他继承人签订房屋赠予协议，原告袁某2便知道被告杨某是在分配其与袁祖德的共同财产，特别是2015年4月10日，被告杨某与原告袁某2签订赠予协议时，原告袁某2就明确知道被告杨某在处分其与袁祖德的共同财产，其要对被继承人袁祖德的遗产主张继承权利，依法应在2017年4月10日前行使。当初角奎镇综合社企业改制，在彝良县城是众所周知的，何况原告袁某2之妻王美仙也是该企业职工，也得到了相应改制补偿，被告杨某于2012年10月领取袁祖德和她自己的企业改制职工补偿款，原告袁某2是应当知道的，其要对被继承人袁祖德的企业改制职工补偿款主张继承权利，依法应在2014年10月前行使。因此，原告袁某2于2019年6月3日起诉本案法定继承纠纷确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原告袁某2起诉请求继承其父袁祖德遗产的时间为2019年6月3日，被告方提出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进行抗辩，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有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原告袁某2的起诉确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主张的民事权利，人民法院依法不予保护，因此，原告袁某2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92元，由原告袁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平华人民陪审员  张 佳人民陪审员  潘忠芬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伟书记员吴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