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鲁行赔终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君，男，194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现住青岛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11号。法定代表人孟凡利，市长。上诉人王君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2行赔初1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受理案件或者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以及《二审行政案件诉讼要素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王君诉称，行政赔偿义务机关青岛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的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违法，故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而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青岛市人民政府显然没有履行职责，是因为：1、2018年8月16日原告用国内挂号XA62082591337号邮件向青岛市市长办公室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但作出决定的机关却是青岛市人民政府的一机构，即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该机构作出的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没有加盖该机构公章，也没有署名，因此系伪造的文书，不具真实性，且程序违法。2、作出决定的机关主体不适格，原告向青岛市人民政府的责任主体市长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而本案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却没有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署名和公章。3、作出决定的机关是行政复议部门，没有履行国家赔偿的行政职责，属于滥用职权，越权无效。综上所述，原告在提起（2018）鲁02行初79号行政诉讼的同时对该案的共同被告青岛市人民政府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规定。现任青岛市市长自上任以来从未在重大、复杂的案件中出庭应诉，原告认为市长应提高法治意识，使依法治国得以实现。为此，原告提起本案赔偿之诉，请求判令行政赔偿义务主体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依法作出赔偿决定。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君于2018年8月16日以挂号信形式向被告青岛市人民政府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赔偿事项：1、原告父亲王某2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青岛标准件厂书记、厂长及多个红卫兵殴打致残的医药费报销；2、原告父亲王某2从1966年至1978年期间扣发的工伤工资；3、原告父亲王某2从1978年至2003年辞世期间扣发的退休金；4、返还或者赔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岛标准件厂红卫兵查抄的财物；5、依据195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经过1956年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后，原告父亲王某2遗留下来的私有土地和房屋的财产安全不受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2007年行政强制拆迁的侵犯。该赔偿申请书载明的赔偿理由为：在（2018）鲁02行初79号案件中，共同被告山东省人民政府作出了鲁政复办受字（2018）63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而被告青岛市人民政府却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两级政府针对同一案件，却作出截然不同的、相互抵触的结论，故青岛市人民政府属于乱作为，具体理由为：1、被告青岛市人民政府委派的出庭人员向法庭提交的自行搜集的、伪造的间接证据1-4号全部被法院否决，应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赔偿责任；2、该出庭人员在法庭上的错误辩解导致其提交的全部间接证据被否，两级政府的依法治国理念相差悬殊。2018年8月20日，被告收到原告的上述赔偿申请，经审查被告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告知原告：其以相关行政诉讼案件中市长未到庭为由，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行政赔偿的规定。同日，被告将该告知书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另查明，原告依据相关生效的行政文书和法律文书向青岛市人民政府提交《行政调查处理申请书》，申请：1、原青岛市机械局青岛标准件厂返还或者赔偿文化大革命期间厂红卫兵查抄的财物；2、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岛标准件厂扣发父亲王某2的工资和退休金。青岛市人民政府收到该申请书后，已转至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办理。原告以在法定期限内未收到答复为由向山东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责令青岛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经审查，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鲁政复驳字〔2018〕63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主要理由为：青岛市人民政府收到《行政调查处理申请书》后，将其作为信访事项转交青岛市委市政府信访局处理，已履行了相关职责，不构成行政不作为，遂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不服，以青岛市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即（2018）鲁02行初79号案，经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鲁02行初79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于2018年8月8日签收该行政裁定书后不服，提起上诉，现该案在二审审理中。原审法院认为，一、原告在诉状中主张，其系在提起（2018）鲁02行初79号行政诉讼的同时对被告青岛市人民政府提出的行政赔偿，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规定，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申请的时间是2018年8月16日，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鲁02行初79号《行政裁定书》，并依法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于2018年8月8日予以签收。由此可见，原告是在（2018）鲁02行初79号案结案以后向被告青岛市人民政府提出的涉案行政赔偿申请，且其申请赔偿的理由与（2018）鲁02行初79号案的起诉理由亦不同，因此不属于“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情形。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在行政赔偿起诉状中表述的理由是：其系向市长办公室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但作出决定的是青岛市人民政府的一个机构，即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属于作出主体不适格，同时该机构所作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没有署名，亦没有加盖公章，系伪造，再者该机构没有履行国家赔偿的行政职责，属于滥用职权。原审法院认为，不论是原告在行政赔偿申请书中载明的理由，还是在本案行政赔偿起诉状中载明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在本案庭审中陈述的理由和所交相关证据，均不是原告在其行政赔偿申请书中所要求赔偿事项的直接原因和事实根据。因此，根据上述规定，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认定原告“以相关行政诉讼案件中市长未到庭为由，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行政赔偿的规定”，并作出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结果并无不当。三、根据青政字〔2017〕59号《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工作规则的通知》可知，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行政复议委员会）是青岛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指导监督全市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工作，研究制定有关行政复议工作重大决策、重大制度的议事协调机构，其下设办公室，承担市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政府法制办，履行的职责包括：（一）统一受理、审理向市政府申请的行政复议案件；（二）办理行政应诉、被复议、行政赔偿事项；（三）综合协调、指导监督全市复议应诉工作；……（七）办理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相关案件形成审查意见后，需逐级报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同意并签发，并加盖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然后依法送达当事人。本案中，原告虽系向青岛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室邮寄的挂号信，但明确将“青岛市人民政府”列为被申请人要求赔偿，因此作为青岛市人民政府成立的负责办理行政应诉、被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的机构，市行政复议委员会有权针对青岛市人民政府交办的行政赔偿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办理，并在作出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后，加盖上“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然后将该行政文书依法送达给原告。同时，原告对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不服，有权以青岛市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并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此，原告主张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的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未署名、未加盖该机构公章、主体不适格、属于伪造的行政文书等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原告提出本案赔偿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君的赔偿请求。王君不服原审法院判决，上诉请求：撤销(2018)鲁02行赔初1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事实与理由：1、本案是与（2018）鲁02行初79号案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2、被上诉人在（2018）鲁02行初79号案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均为自行收集的间接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待查证。3、一审法院拒绝实体审理，作出裁驳错误。4、被上诉人青岛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出庭应诉。5、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称，将《行政调查处理申请书》作为信访事项转交青岛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处理，却当庭未出具处理结果，也未向当事人送达处理决定。被上诉人青岛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上诉人以相关行政诉讼案件中市长未到庭为由，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行政赔偿的规定。被上诉人依法作出《告知书》并邮寄送达原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某无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卷宗移送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上诉人认为本案是与（2018）鲁02行初79号案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依法不能成立。经查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行政赔偿的时间是2018年8月16日，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鲁02行初79号《行政裁定书》，并依法向上诉人送达，上诉人于2018年8月8日签收，即上诉人是在（2018）鲁02行初79号案结案以后向被上诉人青岛市人民政府提出的涉案行政赔偿申请，且其申请赔偿的理由是以市长未到庭参加诉讼，与（2018）鲁02行初79号案的起诉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的起诉理由亦不相同，因此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之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没有认定一并提起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根据上诉人在行政赔偿申请书中赔偿请求的表述，被上诉人作出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认定上诉人“以相关行政诉讼案件中市长未到庭为由，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行政赔偿的规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拒绝实体审理，作出裁驳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没有出庭应诉，出庭人员不适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被上诉人青岛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因故不能出庭，委托其法制办工作人员出庭，符合上述规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出庭人员的异议于某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四、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青政复办告字〔2018〕28号《告知书》，上诉人质疑被上诉人在（2018）鲁02行初79号案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等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传毅审判员  张晓宁审判员  张汉利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隗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