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31298号原告：刘在兴，男，1975年6月4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倪静，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悦，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志华，男，1964年5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泉，上海市为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马雄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欣，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在兴与被告沈志华、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了(2017)沪0115民初43718号民事判决。刘在兴对该判决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1民终14002号之二民事裁定，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了本院(2017)沪0115民初4371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在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静、被告沈志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泉及被告宝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在兴原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宝钢公司向原告刘在兴支付劳务费人民币50万元(以下币种相同)。在本院重审期间，其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沈志华向原告刘在兴支付工程补偿款50万元；2.判令被告宝钢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承接上海临港新城主城区WNW-C1限价房五标段街坊3B、街坊5B工程(以下简称系争工程)的劳务。系争工程的发包方虽为被告宝钢公司，但工程的实际经营人为被告沈志华，被告沈志华在承接工程后，挂靠在被告宝钢公司处。原告从被告沈志华处承接系争工程劳务，双方是劳务分包关系，原告根据要求签订相关的劳务分包合同，一份是在2013年4月20日，虽合同抬头为宝钢公司(承包人)与上海益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发公司，劳务分包人)，但合同尾页承包人处签有瞿连官姓名，原告在劳务分包人处签字，瞿连官与沈志华都是系争工程的实际经营人；2013年8月2日，以上一份合同相同内容，由益发公司作为发包单位与原告刘在兴作为承包单位订立《内部承包协议》。原告施工，2014年2月11日，被告所属的项目部终止了与原告的劳务合同，就工程量与原告进行结算。2014年3月9日，原告与被告沈志华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沈志华所属项目部在2014年9月底支付原告150万元，原告与被告沈志华在协议书上签字，沈志华表示只要原告配合退场，会额外对原告个人补偿50万元。然而至2014年9月底被告沈志华并未支付原告上述款项，原告无奈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宝钢公司支付原告15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原告支付的保证金)，宝山区法院作出(2014)宝民三(民)初字第153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宝钢公司返还原告工程保证金100万元，未支持原告50万元的诉请。原告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2016)沪02民终282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但二审法院认为原告可另行向瞿连官、瞿良君、沈志华主张，因为协议书是沈志华签署，故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沈志华支付原告工程补偿款50万元，被告宝钢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沈志华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沈志华不同意。原告与被告沈志华间并无劳务合同关系，原告与益发公司就系争工程签订劳务内部承包合同。2014年10月原告向宝山法院起诉要求宝钢公司支付150万元，就其中50万元未得到支持，二审也予以驳回。随后原告向浦东法院又提出50万元劳务费的主张，被告沈志华签署协议书是代表公司项目部的，并非代表个人，不存在以一个人名义承担补偿款的事实，当时在协议书中所书写的50万元，也是基于尚未完成工程款的计算，先行作为工程款的一部分支付扣除，但实际上劳务承包方所获得的款项已经高于工程实际造价，亦不存在继续支付。被告宝钢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沈志华及被告宝钢公司均不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业主将系争工程分包给益发公司，益发公司再分包给原告，原告的相关费用由益发公司支付，原告与益发公司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原告只能依据与益发公司的合同起诉益发公司，与两被告无关。2014年3月9日的协议书是被告沈志华以被告宝钢公司的名义签署的代付协议，其中并无对刘在兴个人补偿50万元的意思表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而且根据原告之前诉讼表述，一直认为50万元是工程款，被告宝钢公司对款项性质为工程款也不持异议，只是对支付主体及支付义务存有异议。本案所涉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之前生效判决已认定合同关系无效，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基础的合同认定无效，那么以基础合同而衍生的协议书，原告无权主张补偿。根据益发公司起诉原告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审理，通过鉴定单位对原告施工的工程进行审价为20,874,745元，原告实际已收到益发公司支付的劳务款24,033,850.05元，在不考虑原告应承担的税金等，原告已多收款项315.90万元，不存在发包单位另行再付款的问题。现原告将工程款转变为补偿款主张，就是为了规避败诉的风险，因而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9日，原告刘在兴与被告沈志华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临港项目部于2014年9月底支付给刘在兴15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刘在兴在2013年工程开工时缴纳给项目部的保证金)。项目部瞿良君、瞿连官、沈志华同意此款由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从甲方支付给临港项目部工程款中扣除。”2014年10月，原告刘在兴依此协议书，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对被告宝钢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欠款15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原告缴纳的保证金，50万元为被告宝钢公司应支付给原告的劳务费)。宝山法院在审理中查明，2013年1月1日，被告宝钢公司(甲方、发包单位)与益发公司(乙方、承包单位)就系争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系争工程工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0日，工程总价暂估2,800万元，按实际完成的建筑面积，固定综合单价为330元(闭口单价包干不作调整)。2013年8月2日，益发公司(甲方、发包单位)与原告刘在兴(乙方、承包单位)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其中约定系争工程总价暂估2,800万元(管理费2%、印花税0.03%)；地下室开始施工三个月内人工费由乙方负责，第四个月起按双方认可工作量的60%支付，主体结构验收合格后按单位面积的70%乘以6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进行正式结算，甲方与建设方的结算审计结束，收到建设方的结算款后7天内支付到结算价的95%，5%为保修金，一年保修期内因乙方施工质量原因造成的返工由乙方负责。2014年2月11日，益发公司与被告宝钢公司系争工程项目部发出决定书，终止与刘在兴的劳务合同，对于劳务清包队伍的工程量，根据劳务合同各项规定在不影响项目部正常施工情况下由刘在兴与系争工程项目部决算。2014年2月17日，被告宝钢公司系争工程项目部、益发公司与原告刘在兴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双方组织人员对原告刘在兴劳务队的工作量进行清点，并进行核价，编制工程结算书，各方签字确认，协商工程款的支付方案。2014年3月9日，沈志华与刘在兴签署上述协议书。刘在兴为证明其支付的100万元保证金，提供了向瞿良君转账50万元银行凭条及瞿连官确认的收条，向潘菊华账户转账50万元的银行凭条及沈志华确认的收条。宝山法院审查后认定，根据相关证据及履行，可以证明沈志华及瞿良君均为被告宝钢公司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刘在兴有理由相信瞿良君、瞿连官、沈志华的收款行为代表了被告宝钢公司，由此判令被告宝钢公司向原告刘在兴返还100万元，对劳务费50万元，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决定合同提前终止时，刘在兴、宝钢公司及益发公司曾共同召开会议，形成会议纪要，确定应对刘在兴的工程量进行结算，事后宝钢公司与益发公司也对工程量进行核对并对刘在兴下属工人结算工程款，在此前提下，沈志华确认需再向原告刘在兴支付工程款50万元，与会议纪要内容不符，因而协议书该内容不能认定为被告宝钢公司的意思表示，故对该50万元部分予以驳回。宝山法院判决后，刘在兴与宝钢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下认为，原审法院作出沈志华系宝钢公司在系争工程项目部工作人员的认定，并无不当，刘在兴已实际履行保证金义务，宝钢公司应承担返还保证金的义务。鉴于刘在兴所施工的工程目前是否已经竣工，双方是否已经结算完毕，就系争工程是否存在其他争议等事实，刘在兴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故刘在兴仅以其与沈志华签署的2014年3月9日协议书，认为该协议书即系根据有关会议纪要，再次协商的结果，证据尚不充分，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妥，刘在兴亦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6月，刘在兴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1.判令被告沈志华支付劳务费50万元；2.判令被告宝钢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宝钢公司支付劳务费50万元。刘在兴方表述，2014年2月11日，被告宝钢公司发出撤换劳务队的通知，后召开退场清算会，会议结束后被告宝钢公司要求原告退场，原告提出由被告宝钢公司支付50万元劳务费后即退场，由被告宝钢公司就涉案工程款直接与施工班组结算。被告沈志华代表被告宝钢公司予以同意，并与原告签订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9日的协议书，该份协议书就是原告与被告宝钢公司的结算。两被告则表示，被告沈志华系被告宝钢公司的施工代表，由其进行管理，由于原告拖欠工人工资引起罢工，被告遂要求原告及时向工人支付工资，被告宝钢公司要求原告退场，2014年3月9日原告坚持不退场，工人也坚持要求支付工资，被告沈志华迫于无奈与原告签订协议书，表示先行支付50万元，但实际应根据工程量进行结算。原告认为2014年3月9日与被告沈志华的协议书即为结算材料，并不要求对系争工程审价评估。另查，2017年8月，益发公司向本院对刘在兴就系争工程提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在案件审理期间，由益发公司申请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WNM-C1限价房五标段3B及5B地块上刘在兴完成工程施工内容进行造价鉴定，相关鉴定单位经鉴定后出具鉴定意见为：1.可确定的刘在兴完成的施工造价为20,874,745元；2.双方存在争议的工程人工费为904,947元，主要内容为地下室顶板土方回填配合费及大临设施施工费两项。本案重审中，原告刘在兴再次变更诉讼请求，诉如所请，并明确其主张的50万元并不属于刘在兴与益发公司就系争工程结算部分，而是沈志华对刘在兴个人另行的补偿款。再查，2015年7月，宝钢公司曾以刘在兴克扣民工工资，多报劳务费等，起诉要求判令刘在兴退还截留、多报、多领的劳务费及相关费用。法院审理后认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宝钢公司应依据其与益发公司签订的合同，与益发公司间进行结算，益发公司则应依据其与刘在兴间签订的协议，与刘在兴进行结算。据此，宝钢公司直接向刘在兴主张返还劳务费、管理费及支付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合同的约定，故不予支持，该判决已生效。以上事实，由经庭审质证的协议书、(2014)宝民三(民)初字第1535号民事判决书、(2016)沪02民终2825号民事判决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之前相关诉讼及生效判决，认定刘在兴与益发公司就系争工程建立合同关系，益发公司与宝钢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在实际支付中，确实存在宝钢公司直接向刘在兴下属相关施工人员直接支付的情形，但不影响原先建立合同的相对性，因原告刘在兴系无施工资质的个人，其签订的有关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认定无效，但就无效的后果也应根据合同向其相对人进行处理。原告曾以协议书向宝钢公司予以主张，法院基于沈志华等为宝钢公司的工作人员身份，认定原告向相关个人交付100万元保证金为系争工程保证金，并确认由宝钢公司予以返还，但涉及协议书中的50万元，以刘在兴所施工的工程目前是否已经竣工，双方是否已经结算完毕，就系争工程是否存在其他争议等，不能认定为协商的结果，故未予支持，说明基于原告的认识及法院的判断，该款性质均应属刘在兴关于系争工程的工程结算款一部分，而款项是否构成支付条件应当是进行工程结算后并得到刘在兴与其相对方益发公司的共同确认。现益发公司虽在另案中申请审价鉴定，但原告并不认同协议书中的50万元为系争工程的工程结算款部分，而仍坚持以协议书要求沈志华个人对其进行50万元补偿，与其所作出的“沈志华是代表被告宝钢公司名义出具协议书”表述并不一致，且协议书内容的本身也无法判断，沈志华是以个人名义向其作出补偿的承诺一节，故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由此对原告依据协议书要求沈志华支付50万元补偿款，并由宝钢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在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刘在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政审 判 员  张 盈人民陪审员  梅丽华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杨 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