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296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赵红，女，197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英海，北京市智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文广，男，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妍静，女，197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崇武、姜丹丹，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全雄，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朝鲜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上诉人赵红因与被上诉人李文广、刘妍静及一审被告全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红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依法不承担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民间借贷合同为无效合同。上诉人、一审被告全雄与二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虽名为民间借贷，但究其实质系为被上诉人李文广利用职务之便以营利为目的违规、违法向其所在工作单位的被监管企业烟台雄达服饰有限公司长期、多次提供资金的行为，该出借行为具有经常性、反复性，借款目的具有营利性。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本案中，李文广、全雄（烟台雄达服饰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自2008年一直持续到2015年，期间往来次数异常频繁，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涉案借款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当属无效。李文广通过收取违约金、砍头息（从被上诉人提供的三张借条对应的流水看，2014年8月22日一审被告全雄借条金额为1250000元，实际收款1000000元，2014年11月21日借条金额为750000元，实际收款600000元，2015年1月29日借条金额为1320000元，当天无收款记录）等违法方式签订虚高债务合同（《还款协议书》），并强行平账引诱不断借新还旧恶意垒高借款金额。然后采用恐吓、欺诈等手段（虚构黑社会老王、砸房卖锅帮助等）软硬兼施索债。利用其制造的“证据”向法院起诉，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设圈套达到他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目的，是典型的套路贷。2、一审认定借款数额、利率错误。一审中，上诉人、一审被告全雄均对出借数额及利息的计算提出异议，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此种情况下法院应依法对被上诉人的出借能力、出借时间、出借实际金额、利息约定、资金来源等情况进行查明。而一审法院并未对上述内容进行实际查明。从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全雄的银行往来看，2008年1月至2017年11月止一审被告全雄向二被上诉人实际转款数额6305062.50元，而被上诉人向一审被告全雄转款5850000.00元，烟台雄达服饰有限公司企业账户2009年8月向被上诉人转款60000元。一审法院仅依据还款协议和被上诉人提供的部分要素不全的银行流水对出借款和利率进行了认定，但从被上诉人提供的三张借条看，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未约定借款利息，但一审法院却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推定借款利息为年25%。上述事实，一审法院未进行查明，而是主观地采信了还款协议的内容。3、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债务的理由错误。一审法院凭借一份被解除的还款协议强判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实属站在了被上诉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了签订这份还款协议时候的录音证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采取了欺骗、恐吓、利诱的手段，让上诉人陷入其设计的圈套中，不情愿地在还款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名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的欺诈行为济南海关也有相应确认，而一审法院确认为被上诉人欺诈、恐吓、利诱上诉人签字的行为是保护其债权的正当行为，实在是犯了逻辑错误。被上诉人保护自己的债权难道是以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为前提？签名后，被上诉人仅在2015年的那笔还款到期之前给上诉人打过电话，而这笔到期债务已经清偿完毕，之后未再联系过上诉人。在2017年底，李文广突然用短信的方式给上诉人发了一次侮辱性的文字讨要借款，现在来看，这只不过是被上诉人为起诉准备的又一个套路而已。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依据那份已被解除还款协议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多次催告还款，作为支持其余未到期债务的依据，实难令人信服。4、还款协议是一份可撤销的合同。对于上诉人来说，还款协议的签订带有明显欺诈、胁迫、利诱因素，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可撤销合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行使撤销权之前已经通知上诉人解除该协议，因此该还款协议对上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性。5、一份缺乏正义的判决，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极差，有悖于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一审法院在双方争议极大的情况下，不对借款性质、借款用途、实际借款使用人、资金来源、利息约定等进行查明，而是简单地认可还款协议载明的签名、借款数额、利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了判决，孰不知上诉人因一审被告全雄的擅自借款给公司使用，并未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而导致感情破裂，全雄在离婚后不知所踪，上诉人一个人带着即将面临高考的儿子艰难度日，上诉费、诉讼费借遍了亲朋好友，每每说起此案结果，无人能够信服，都认为是李文广关系硬、有手腕。再次，我诚恳地说，该是我担的责任，决不推托，不该我担的，即使丢掉工作，我也会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一个公道。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李文广、刘妍静辩称，一、涉案民间借贷合同合法有效。一审被告全雄向被上诉人借款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虽然全雄自2008年左右开始多次向被上诉人借款，但被上诉人是因与全雄间的朋友关系才陆续出借款项，被上诉人从未向不特定的第三人进行经常性、反复性的借款，更不存在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的情况。我国法律保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及利息约定，被上诉人在出借款项时约定利息，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海关是国家进出关境的监督管理机关，并非专门监管某个/类企业的部门，上诉人也从未利用过职务之便谋取任何利益，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工作性质与双方间的借款关系进行生拉硬扯、肆意编造和扭曲事实，意图不过是为了逃避还款义务。二、双方间签署的《还款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的金额、利率无误。被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是以实际出借本金为基础，对于借条中的约定的包含利息部分的借款金额单独作为利息进行主张，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砍头息”的情况。2015年8月23日，各方在进行对账的基础上，确定款金额为3760000元，即使该金额中利息约定过高，上诉人和全雄可以要求法院依法审查，不影响该《还款协议书》的效力。在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本金也已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进行了降低，放弃了其他本金的要求。三、被上诉人并未对上诉人进行欺诈、胁迫，上诉人也从未行使撤销权。上诉人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在签署该协议时对欠款事实是明知并认可的，按还款协议的约定偿还所欠款项亦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上诉人及全雄长期未能归还欠款，被上诉人以“老王”给自己施加压力为由希望上诉人及全雄能够在体谅自己难处的情况下，明确还款计划、签署还款协议书，及时归还欠款，该行为并不构成对上诉人的欺诈或胁迫。若如上诉人所称，签署《还款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则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被欺诈或胁迫签署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而依法行使撤销权。但在该协议签署后，上诉人及全雄前期均按期归还了欠款，也未在法定的一年期限内向法院要求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如有）早已消灭，因其未履行后期还款义务导致被上诉人催要款项时，才提出该抗辩理由，明显不成立。四、因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还款协议书》解除，上诉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因经被上诉人多次催告后，上诉人及全雄迟迟未偿还到期欠款，属于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还款义务。对已到期的还款计划构成实际违约，对未到期的还款计划构成预期违约。因此，在上诉人及全雄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有权解除《还款协议书》。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其后果应为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守约方损失。而非上诉人所称合同解除对上诉人不再具有约束力。本案中，还款协议解除后，上诉人及全雄应立即偿还所欠被上诉人的全部款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所称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的问题，虽然不是本案审查的事实，但是在一审过程中通过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上诉人与全雄间存在着几十万元的款项往来，全雄所经营的公司每月在发放工资时双方的银行卡都会出现固定的资金往来。我方认可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二条中所称的全雄以及雄达公司向李文广支付的款项是用于还款，但是这些款项虽然大于李文广出借的本金，但并未完全偿还被上诉人出借本息。一审原告李文广、刘妍静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被告全雄、赵红偿还借款本金3357300元；2、被告全雄、赵红支付自2015年8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33573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3、被告全雄、赵红赔偿原告担保保险费5356元；4、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全雄、赵红负担。一审法院确认事实如下：两原告系夫妻关系，两被告原系夫妻关系，于2017年6月7日离婚。2018年1月16日，原告具状至一审法院请求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300000元、借款利息822800元（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并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年利率24%向原告支付利息；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为申请财产保全支出的保险费5356元；两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两原告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出具了诉讼保全保函，两原告为此向该保险公司交纳了担保保险费5356元。法院依据两原告财产保全的申请书面裁定冻结两被告在银行其帐户内的存款4120000元（实际冻结5706.87元）；查封了登记在被告赵红名下坐落在烟台市芝罘区房屋一套。被告全雄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将本案移送至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日作出（2018）民辖初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全雄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全雄不服裁定，上诉至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2018）鲁06民辖终2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明确为：1、被告全雄、赵红偿还借款本金3357300元；2、被告全雄、赵红支付自2015年8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33573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3、被告全雄、赵红赔偿原告担保保险费5356元；3、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全雄、赵红负担。被告全雄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予到庭，在法院限期内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针对其上述主张，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被告全雄出具的借据三张，其中2014年8月23日借据载明“今从李文广处借现金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整（1250000元），定于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前一次性还清。借款人：全雄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2014年11月21日借据载明“今从李文广处借现金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整（750000元），定于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前一次性还清。借款人：全雄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2015年1月29日借据载明“今从李文广处借现金人民币壹佰叁拾贰万元整（1320000元），定于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前一次性还清。借款人：全雄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原告称，（1）其于2013年12月26日向被告全雄借款1000000元，约定利息为年息25%，借期至2015年3月26日。实际借期共计15个月，本金为1000000元，按年息25%计算至2015年3月26日，本息共计1312500元，因此双方直接约定了借款金额为1320000元，被告全雄出具了2015年1月29日1320000元的借据。（2）2014年8月22日原告向被告全雄转账出借1000000元，被告全雄于当日出具借据，借期至2015年8月22日。实际借期为12个月，本金为1000000元，按年息25%计算至2015年8月22日，本息共计1250000元，因此双方直接约定了借款金额为1250000元，被告全雄出具了2014年8月23日1250000元的借据。（3）2014年11月21日原告向被告全雄转账出借600000元，被告全雄于当日出具借据，借期至2015年11月21日。实际借期为12个月，本金为600000元，按年息25%计算至2015年11月21日，本息共计750000元，因此双方直接约定了借款金额为750000元，被告全雄出具了2014年11月21日750000元的借据。因被告此前的借款均已偿还完毕，相关借据均已退还，目前仅剩上述三张借据中的借款尚未偿还。证明被告全雄欠款3320000元。被告赵红对借据真实性对该借据的真实性表示不知情，认为该借据不等于双方间发生了真实的借款往来。2、双方间银行账户往来流水一份，载明原告于2013年12月26日1000000元、2014年8月22日1000000元、2014年11月21日600000元共计2600000元。证明原告向被告全雄借款2600000元。被告赵红认为该款项系被告全雄向原告出借的款项，但在法院限期内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3、2015年8月23日，两原告作为甲方与两被告作为乙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一份，内容为：“1、乙方须将全部本金款项即3760000元，不迟于2020年底之前全部还清。具体还款时间节点如下：2015年12月31日还100000元；2016年6月30日还160000元，12月31日还300000元；2017年6月30日还200000元，12月31日还300000元；2018年6月30日还400000元，12月31日还400000元；2019年6月30日还450000元，12月31日还450000元；2020年6月30日还550000元，12月31日还550000元。2、借款年利率按照10%计算，计算利息的本金基数，将根据本金偿还情况核减，以剩余本金余额按年利率10%计息，利息逐年累加数额为全部利息。3、乙方须将全部利息在本金还清后，最晚不迟于2022年春节，即2022年2月19日之前全部还清，具体为：2021年4月30日、8月31日、11月30日和2022年2月18日，分4次，每次偿还全部利息的四分之一数额，直至全部还清。逾期不还的部分，将自动恢复计征25%的正常年度利息。4、若乙方经营状况好转，乙方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早于上述时间节点偿还相应款项。5、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两原告与两被告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中签字并捺印。证明在上述三笔借款到期本息应为3320000元。因上述三笔借款中部分款项已经逾期，经双方重新协商并确定本息后，2015年8月23日两原告及两被告共同签署《还款协议书》，确认两被告所欠原告本息共计3760000元，并约定以3760000元为欠款本金，按年利率10%的标准支付利息。该《还款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全雄于2015年12月30日还款100000元、2016年7月1日还款160000元、2016年12月30日还款90000元、2016年12月31日还款110000元、2017年11月8日还款2000元，共计462000元。被告赵红对《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表示不认可《还款协议书》中确认的3760000元的欠款金额；该协议是在原告的威逼利诱下签订的，原告李文广在录音过程中所称其与被告全雄发生的资金往来是原告李文广从案外人“老王”处为被告全雄的借款，“老王”多次威胁李文广还款，导致被告赵红在心里惧怕的情况下签署了《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数额没有异议。4、2018年1月13日，原告以邮寄方式向两被告发出通知，通知载明“全雄、赵红先生/女士：本人于2015年8月23日与您签订《还款协议书》，对您所欠本人借款3760000元及利息的具体还款时间节点进行约定。鉴于本人多次催告后，您至今未能支付2017年6月30日及2017年12月31日的到期欠款。现正式通知您，请于收到本通知后两日内向本人偿还上述欠款，若您未按时偿还，则自您逾期后第二日，我方解除2015年8月23日《还款协议书》，要求您立即偿还全部欠款本息。”。原告称，该通知的邮件单据查询信息显示，该邮件于2018年1月15日向被告进行投递，被告要求自取，但最终该邮件因被告未签收导致2018年1月25日退回原告处。被告赵红表示已收到该通知，同意解除该《还款协议书》。被告赵红提供了以下证据：1、被告全雄建设银行卡流水明细及自行整理的汇总表一份，证明被告全雄转给原告款项如下：2009年8月28日240000元（分两笔支付，每笔120000元）、2011年1月28日684000元（分两笔支付，分别为500000元、184000元）、2012年9月7日20000元、2012年12月24日640000元、2013年8月14日1125000元（分两笔支付，从全雄账户支付625000元、从全雄公司会计王艳丽账户支付500000元）、2013年12月25日770000元（分两笔支付，分别为450000元、320000元）、2014年1月8日150000元、2014年4月12日100000元、2014年5月4日100000元、2014年8月20日1050000元、2014年9月1日750000元、2015年3月3日520000元、2015年6月15日214000元、2015年12月30日100000元、2016年6月30日160000元、2016年12月30日90000元（分两笔支付，每笔45000元）、2016年12月31日110000元（分三笔支付，分别为40000元、45000元、25000元）、2017年11月8日2000元，上述共计为6827000元。证明被告全雄向原告汇款金额已超过原告向被告全雄汇款的金额。两原告对银行流水及被告赵红整理的汇总表真实性没有异议，表示两原告与被告全雄之间的借款始于2008年1月9日，双方存在多笔借款业务，在签订《还款协议书》之前双方已经对帐，之前的款项均系被告偿还此前的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在签订《还款协议书》之后的还款、即2015年12月30日100000元、2016年6月30日160000元、2016年12月30日90000元、2016年12月31日110000元、2017年11月8日2000元共计462000元，系两被告归还《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利息。2、在《还款协议书》签订过程的录音材料及整理的书面材料各一份，内容大致为：原告李文广在签订过程中称其与被告全雄发生的资金往来是原告李文广从案外人“老王”处为被告全雄的借款，“老王”多次威胁原告李文广还款，故原告李文广也要求两被告还款。证明被告赵红在心里惧怕的情况下签署了《还款协议书》。原告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录音资料可以看出，整个交流过程中原告不存在对欠款事实的欺诈或胁迫被告签署还款协议的行为。对于录音中出现的“老王”实际是原告在出借款项时为了避免将来因催要借款而伤及朋友情分，才称上述款项来源是“老王”出借的。因两被告长期未能归还欠款，原告以“老王”给自己施加压力为由希望两被告能够在体谅自己难处的情况下，明确还款计划、签署还款协议书，并及时归还欠款，该行为并不构成对被告的欺诈或胁迫。两被告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在《还款协议书》中签字说明两被告对欠款事实是明知并认可的，共同偿还上述欠款亦是两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该协议签订后，两被告前期已按期归还了欠款，亦未在法定的撤销期限内向法院要求行使撤销权。上述事实，有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借据、《还款协议书》等为证，还有原告与被告庭审陈述笔录等在案为证。一审法院认为，（一）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借据本身的意义就在于确认债权债务关系，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也有防止反悔、避免长时间后举证困难的意义。原告分别于2013年12月26日、2014年8月22日、2014年11月21日通过转账方式共计向被告全雄支付借款2600000元的事实清楚，被告全雄于2015年1月29日出具1320000元的借据、2014年8月23日出具1250000元的借据、2014年11月21日出具750000元的借据的证据充分。至此可以认定被告全雄已取得了两原告的借款本金2600000元以及双方间约定的年利率应为25%。2015年8月23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还款协议书》，是两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两原告主张两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依法予以支持。两被告以其受威逼利诱而被迫签署订《还款协议书》的抗辩理由，因其在法院限期内未能提供确凿有效的证据，依法不予采纳。被告赵红以上述借款未用于家庭生活、《还款协议书》已解除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因其已在《还款协议书》中签字说明其对上述欠款事实是明知并同意与被告全雄共同承担还款，故对其此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截至2015年8月23日签订《还款协议书》时，按被告全雄举借两原告借款本金2600000元、年利率按24%分段计算利息应为757300元，本息共计应为3357300元，而双方在《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本金之和为3760000元，其前期利率已超过年利率24%，故其超过部分应为无效，依法不予支持。故两被告应自2015年8月23日起，以借款本息之和3357300元作为后期的借款本金，按双方在《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年利率10%计算利息支付给两原告，但最终利息不应超过以借款本金2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标准。2015年8月23日签订《还款协议书》后，两被告分次归还原告462000元应作为利息予以扣减。（三）因两被告未能按《还款协议书》约定的时间还款，对已到期的还款计划构成实际违约，对未到期的还款计划构成预期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或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两原告于2018年1月13日书面通知两被告解除《还款协议书》于法有据，该通知在到达两被告时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解除。现两原告主张两被告共同归还借款本金3357300元并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的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两被告的此项抗辩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四）两原告主张其为确保债权的实现，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时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纳了担保保险费5356元系合理必要费用，应由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两被告的此项抗辩由，不予采信。被告全雄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放弃，鉴于本案事实清楚，依法可予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判决：一、被告全雄、赵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李文广、刘妍静借款本金3357300元及利息653369.67元（2015年8月23日起至2018年12月19止、按年利率10%计算，减去利息462000元）共计4010669.67元，同时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33573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给原告李文广、刘妍静。二、被告全雄、赵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李文广、刘妍静担保保险费5356元。如果被告全雄、赵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82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李文广、刘妍静负担940元，被告全雄、赵红共同负担38885元，限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17年10月22日营业执照，载明全雄所经营的烟台雄达服饰有限公司是韩国人全永福独自出资7万美元成立的责任有限公司，主张全雄不是股东，是法定代表人，是该公司雇佣全雄做总经理。因全雄已经失踪，无法提供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营业执照没有异议，对于上诉人所称的工商登记情况也没有异议，但是据我们了解，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全雄，韩国人只是借用的投资人名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分别于2013年12月26日、2014年8月22日、2014年11月21日通过转账方式共计向一审被告全雄支付2600000元，一审被告全雄于2015年1月29日出具1320000元的借据、2014年8月23日出具1250000元的借据、2014年11月21日出具750000元的借据，2015年8月23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一审被告全雄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一审被告全雄发出限期履行还款协议和解除还款协议书通知，诉至法院要求立即偿还欠款本息。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收到通知并同意解除还款协议，主张一审被告全雄并不欠付被上诉人的款项，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全雄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关系起始于2008年1月18日，经查询双方之间的银行往来自2008年1月18日至2017年11月8日止，被上诉人向一审被告全雄账户汇款5850000元，一审被告全雄通过其账户向二被上诉人账户内汇款6305062.50元，远远超过了被上诉人向一审被告全雄账户汇款。被上诉人认可双方间的借贷关系时间已经达10年之久，而且存在部分现金借还的情况，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提供银行往来中一审被告全雄的每一笔款项的出借、还款情况进行了举证说明，主张在签订《还款协议书》之前双方已经对帐，之前的款项均系一审被告偿还此前的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一审被告全雄尚欠被上诉人本案诉争的款项。上诉人赵红2016年12月31日向一审被告全雄转款100000元用以偿还当天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剩余110000元（40000+45000+25000）。2015年6月15日上诉人向一审被告转款200000元用于归还了欠被上诉人的21.40000元，由此可证明上诉人赵红对于全雄的公司经营是知情并参与的，且双方的银行资金是混同的，还款协议签订前后，上诉人赵红均知情并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上诉人所提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也没有证据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付款及一审被告出具的借条认定一审被告全雄取得了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2600000元以及双方间约定的年利率为25%的事实清楚，结合还款协议的签订及上诉人、一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判决上诉人赵红与一审被告全雄共同偿付被上诉人李文广、刘妍静借款本金3357300元及利息653369.67元证据充分。二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上诉主张上诉人、一审被告全雄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为无效，上诉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825元，由上诉人赵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刘 腾审判员  付景波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