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32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国祥，男，195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海娇，女，198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凯，男，199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 郑国祥、郑海娇、郑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其春，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黔西县中医院，住所黔西县原城关镇城法院路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423736615956Ｂ。 法定代表人：颜君。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漆琴琴，黔西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国祥、郑海娇、郑凯因与上诉人黔西县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的(2017)黔0522民初4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9年8月27日进行了庭审询问，上诉人郑国祥、郑海娇、郑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其春、上诉人黔西县中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漆琴琴到庭参加了庭审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国祥、郑海娇、郑凯向本院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在维持一审判决金额116383.88元的基础上，增加赔偿金额140620.32元。事实及理由：关于一审判决25%的赔偿比例依法应增加15%，调整为40%的问题。在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中，一审判决就黔西县中医院的医疗过错责任应采信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还是应采信昆明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的问题上，认为“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特别是其过错参与度建议为10%的责任比例，在司法实践中客观上不具有参考性，而昆明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过错参与度为20%-40%的鉴定意见，结合该鉴定机构所作的分析意见，而作出本案采信昆明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的判决理由，原告方认同。但对一审判决将黔西县中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确定为25%的理由，原告方不认同，因为：鉴定人出具的过错参与度的比例建议，虽然不是人民法院认定黔西县中医院侵权赔偿责任的唯一依据，但却是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案中，鉴定人出具的鉴定意见，已经从医疗专业的角度，将黔西县中医院医疗过错责任的参与度建议为20%-40%的范围内，那人民法院在此范围内，确定多少比例判决黔西县中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就应当综合考虑：本案的损害后果、黔西县中医院医疗过错的侵权故意等因素，确定黔西县中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才能真正体现其判决结论的公平合理。本案中，一审判决确定黔西县中医院25%的侵权赔偿责任的理由，主要考虑的就是死亡患者熊朝碧自身的疾病因素，而不是考虑黔西县中医院的医疗不作为，所致的患者损害后果的因素，所以，一审判决的理由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就患者熊朝碧所患疾病来讲，虽然凶险，但这决不是其死亡的唯一原因，他还涉及到黔西县中医院对患者疾病已经确诊，而不作为的原因，因此，在此情况下，不管黔西县中医院的医疗技术条件如何，作为一家专业医疗机构，首选的医疗义务，就是尽其所能积极救治患者疾病，而不是放任不管，所以，一审判决在其判决理由中，以黔西县中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疾病认识不足、疾病处理未按流程、检查不完善、抢救不规范”的过错，替代黔西县中医院对患者疾病主观不作为的过错，确定其只承担25%的侵权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让人信服；本案黔西县中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无论从鉴定意见给出的过错参与度的责任建议，还是从医疗过错所致患者的损害后果，结合其对患者的疾病已经确诊，而不实施相应医疗行为的主观不作为，一审判决确定的25%的侵权赔偿责任，均不能证明其判决结论公平合理，能够有效化解本案的医患矛盾，所以，按40%的比例赔偿，有利于本案纠纷的和谐化解。 关于精神抚慰金能否按照责任比例赔偿的问题。本案患者死亡后果所造成精神损害的对象是原告方，而非死亡患者本人，因此，本案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对象，就是原告方，而非死亡患者本人，所以，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确定的精神抚慰金是否还应按照责任比例来赔偿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已经明确是确定赔偿，而非责任比例赔偿，因此，一审判决将本案黔西县中医院应当赔偿原告方的精神抚慰金按其对死亡患者的赔偿责任比例给予赔偿的判决，有违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应予纠正，一审判决确定黔西县中医院赔偿原告方30000元精神抚慰金，依法应当由黔西县中医院全额赔偿。 关于医疗事故鉴定费是否应按责任比例承担的问题。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事故鉴定费由医疗机构承担，本案原告方与黔西县中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经毕节市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鉴定，已经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故根据上述《条例》规定，本案医疗事故鉴定费，依法应由黔西县中医院承担，一审判决黔西县中医院按责任比例赔偿的结论有错，依法应按上述《条例》的规定予以纠正。 关于原告方办理死亡患者丧葬事宜支某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方办理死亡患者丧葬事宜支某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只要是属于合理的费用，无论有无票据，黔西县中医院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一审判决认中，已经明确可能实际发生，但却以原告方没有票据而不支持的结论已经违反上述《解释》的规定。因此，原告方根据黔西县办理丧葬事宜所需费用的实际，向一审法院主张黔西县中医院赔偿30000元的请求，虽然未提供票据，但却符合黔西县办理丧葬事宜的客观实际，对此费用，一审判决应当给予合理的酌情支持，而不应全部驳回，所以，一审判决的结果有错，依法应予纠正。 关于鉴定人专家劳务费的问题。本案鉴定机构支付给鉴定专家的劳务费，是在鉴定机构确定受理本案鉴定时，向委托法院，即一审法院明确释明的收费项目，是原告方已经支某费用，其票具亦是鉴定人直接交付给一审法院的发票，所以，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如对此有任何异议，应由其向鉴定人核实，而不应将此发票不是鉴定机构所开的责任归咎到原告方身上，如果该发票不为一审法院认可，那么，同样黔西县中医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尸检鉴定人支某4000元的交通费收据，也不是尸检鉴定人所开的发票，也不应该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可，而在黔西县中医院应该赔偿原告方的赔偿金中扣除，所以，一审判决在原告方和黔西县中医院所支某同一性质的费用中，有选择的支持黔西县中医院支付费用的行为，有失公平，依法应予纠正。 关于原告方的代理人张其春律师代理原告方参加鉴定会发生的交通费问题。根据鉴定机构向一审法院所发会议通知，已经明确要求原告方出席本案的鉴定会，原告方如亲往参加鉴定会，发生的交通费，依法应由黔西县中医院按责任比例承担，现在的事实是原告方应该参加的鉴定会，已经委托给原告方的代理人张其春律师一人前往参加，原告方就没有参加，而代理人代理原告方参加的鉴定会，并没有发生多人参加的事实，所以，一审判决将此费用不予支持的理由，对原告方不公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方的合法权利，得到法律的公平保护，根据法律规定，特向二审法院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原告方的上诉请求。 黔西县中医院辩称，一、赔偿比例的承担：本案总共经过三次鉴定，其中第一次为毕节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第二次为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第三次是昆明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前两次鉴定机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均为：院方承担该事故的轻微责任，两个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相一致且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与毕节市医学会均是省内的司法鉴定机构，对于省内的医疗技术水准更了解，以至于更有发言权。故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更有采信的说服力和实际价值。答辩人据此也向贵院提请上诉，答辩人应承担此次事故的轻微责任。精神抚慰金：本案患者的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该疾病是在患者心脏病处于病情稳定阶段突发的急性加重，即使是在国内最顶尖的医疗机构，也没任何医疗机构可以保证一定可以逆转病情，在现有的医疗技术和条件下不具备阻却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更何况是在黔西县中医院，答辩人已尽到积极和充分的诊疗及救助义务，法不强人所难。故，精神抚慰金，应按比例承担更符合过错程度与赔偿相一致的原则。鉴定费：昆明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为：医疗过错参与度鉴定，并非医疗事故鉴定，故，应按答辩人的过错比例承担鉴定费用。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被答辩人并未提供票据，被答辩人为黔西本地人，对于主张的住宿费，没有事实依据，请人民法院结合本案综合考量。鉴定人专家劳务费：鉴定需要给付的仅鉴定机构的鉴定费，至于其他费用，答辩人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且该劳务费用的发票是中国邮政代开，并非鉴定中心出具的正式发票，答辩人不予认可该费用。代理人张其春律师参加鉴定发生的交通费：张其春律师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因履行职务行为而产生的交通费应由所在单位承担。本案若支持被答辩人代理律师的诉请，那所有以侵权为由提起的民事案件，原告的代理律师的交通费均为合理费用，那就成了被答辩人代理律师的费用由答辩人来买单，法律无此规定，故不应予以支持。院方在患者无胸痛及心前区压榨感，在其毫无心脏疾病临床表现的情况下，医嘱已予辅酶Q10注射液营养心肌，钾镁合剂营养心肌、消心痛，螺内酯口服减轻患者心脏负担（病历中医嘱及诊疗计划已予以记录），并非患方所诉院方未采取任何治疗心脏疾病的措施。本例患者的发生，过于突然和棘手，既已尽所能，虽无法逆转，是因现有的医疗技术对于心源性心脏病的突发几乎阻却不了最终死亡的发生。综上所述，为了给奋战在一线，尽所能的救治患者的医护人员一个公正且合理的答复，让医者敢医，更为了医疗环境能健康有序的发展，请贵院依法判决。 黔西县中医院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民初47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郑国祥、郑海娇、郑凯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郑国祥、郑海娇、郑凯承担。事实及理由：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民初47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黔西县中医院过错参与度为10%的确定性责任划分，在司法实践中客观上不具有参考性”的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该案的受委托人，是双方当事人的合议选择，是一审法院经审查后出具的委托手续，该鉴定所资质合法，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也按原告方的申请，通知鉴定人员出席法庭接受了质询。质询程序中，并没有证据证明该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违反了法律和法规及相关医疗规程。据此，该鉴定意见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存在瑕疵的前提下，同意原告方重新鉴定申请，并未经黔西县中医院选择，擅自指定了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昆明鉴定中心）作为重新鉴定的机构，该昆明鉴定中心作出的“20%-40%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采信了25%，同样没有事实根据。医疗过错鉴定，作为一项专业知识极强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市一医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的前提下启动昆明鉴定并剥夺黔西县中医院的选择权的行为，是法院自由裁判权的滥用。该权力的行使，直接损害了黔西县中医院的合法权益，故提起上诉。其次，一审判决书适用标准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35条规定的“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院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上年度是指每年五月一日到次年四月三十日。一审判决书辩论终结前是2019年3月，故应适用2017年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29080元计算，但一审判决书错误适用2018年4月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5月1日以后才能使用的标准31592元，据此，一审判决书适用标准错误。根据《解释》第17条和第35条及市一医鉴定，黔西县中医院应承担赔偿责任为：1.医疗费100元（1000×10%）；2.丧葬费3313.95元（33139.5×10%）；3.死亡赔偿金58164元（29080×20年×10%）；4.鉴定费510元（5100元×10%）；5.黔西县中医院10%的过错，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上列合计人民币62087.93元，扣除黔西县中医院已付63200元，黔西县中医院不应再承担给付责任，故上诉贵院，请依法判决。 郑国祥、郑海娇、郑凯辩称，根据院方的第一点上诉理由，主要是讲本案中两家鉴定机构应该采集哪一家的鉴定意见书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在本案原审诉讼中，确实发生了两次鉴定的事实，第一次鉴定是贵阳市一医做的鉴定，第二次是昆明医科大学做的鉴定，对两次鉴定为发生的问题，在一审诉讼中，患方根据市一医的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依法提出了质疑，并申请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鉴定人在回答患方所提质疑意见时，市一医蝮蛇珍不能对其作出的鉴定意见作出符合医疗原则的解释，由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决定，本案启动重新鉴定，在重新鉴定的时候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出来后也经过医患双方庭审举证和质证，医方在质证过程中并未对该鉴定书提出任何异议，或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申请重新鉴定，鉴于本案中的事实，一审法院采信昆明医科大学的鉴定意见作为本案医方医疗过错的依据符合法律的规定，医方的该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的适用标准问题，2019年贵州省人民政府1月19日就已公布了2018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的公告，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是2019年3月20日，已经在该公告向社会公布之后，医方就此标准的适用问题所提出的5月1日之后才能使用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理由不能成立。 郑国祥、郑海娇、郑凯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黔西县中医院对原告承担医疗损害的民事侵权责任，按医疗过错鉴定意见赔偿各项经济损失571037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郑国祥、郑凯、郑海娇的亲属熊朝碧（郑国祥之妻，郑凯、郑海娇之母）于2017年4月6日因胸闷、胸痛、心慌气促不适，于当日中午12时许到黔西县中医院就诊，黔西县中医院以疑似“冠心病、肺部感染”将其收治于急诊科。患者熊朝碧入院后，门诊诊断为：1.冠心病？2.肺部感染。15时38分左右熊朝碧突发呼吸困难并昏倒在床，经抢救无效于16时53分宣告临床死亡。熊朝碧死亡后，其家属即原告方与黔西县中医院发生医患纠纷，经黔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2017年4月7日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受理对熊朝碧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于2017年5月2日作出了贵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7）病鉴字第119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熊朝碧系因自身心脏疾病（冠心病、高心病）导致心源性猝死。经黔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贵州省毕节市医学会于2017年6月26日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熊朝碧的死亡事故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17年7月4日毕节市医学会作出了毕节医鉴［2017］1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因原告方不认可该鉴定意见，于是向原审法院起诉并递交“医疗过错鉴定申请书”，申请对黔西县中医院对熊朝碧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该过错与熊朝碧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关联程度进行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3月15日受理，2018年5月10日，作出了贵阳市一医司鉴所（2018）临医鉴字第009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综述认为黔西县中医院的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治疗不规范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黔西县中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熊朝碧死亡间具有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10%。2018年6月13日，经原告方申请，原审法院通知了该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出庭接受了原告方的质询后，原告方以该鉴定书存在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为由，向原审法院书面申请进行重新鉴定，黔西县中医院认为不应重新鉴定并提出异议，根据本案实际，原审法院准许重新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2018年9月19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予以受理，2019年2月20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24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根据送检病历资料、尸体解剖检验所见综合分析认为，被鉴定人熊朝碧自身罹患严重的冠心病，病情严重，其死亡主要是自身疾病发生发展的结果，黔西县中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熊朝碧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对被鉴定人病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未按冠心病的处理流程规范处理，相关检验不完善，抢救措施不规范。客观上使其丧失了经过积极救治而获得生存机会的可能性。黔西县中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熊朝碧的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与被鉴定人熊朝碧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黔西县中医院在为被鉴定人熊朝碧提供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熊朝碧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黔西县中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20%-40%。根据该鉴定意见，审理中原告方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决黔西县中医院对原告承担医疗损害的民事侵权责任，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41824.2元［（医疗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1295.5元＋鉴定交通费425元＋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30000元）×40%＋医疗事故鉴定费2500元＋医疗过错鉴定费115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另查明，死者熊朝碧生于1961年5月7日，生前居住于黔西县水西社区，其与原告郑国祥共生育了原告郑凯、郑海娇两个子女，熊朝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原告郑国祥、郑海娇、郑凯。还查明，死者熊朝碧到黔西县中医院治疗检查时预交了费用1000元，原告方支付了贵州省毕节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2500元、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费5100元、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8500元；黔西县中医院支付了熊朝碧死亡后进行尸检的费用9000元、现场勘验、出诊、加班、差旅费等4000元，支付殡仪馆费用200元，向原告方预支付了50000元。 另根据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公布的相关数据，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592元、201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924元。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郑国祥、郑凯、郑海娇因其亲属熊朝碧在黔西县中医院就诊死亡，因此与黔西县中医院之间产生的纠纷属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的调整。根据查明的事实，三原告的亲属熊朝碧因身体不适在黔西县中医院就诊的过程中，因自身心脏疾病（冠心病、高心病）导致心源性猝死。但是，本案几次鉴定均认为黔西县中医院在为熊朝碧治疗的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治疗不规范的过错，均作出了黔西县中医院为熊朝碧提供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熊朝碧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三原告的亲属熊朝碧死亡所造成的损失，黔西县中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应采信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还是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该两个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均认为黔西县中医院在为熊朝碧提供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熊朝碧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两个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意见的主要区别是对责任的划分，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黔西县中医院过错参与度为10%的确定性责任划分，在司法实践中客观上不具有参考性，而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过错参与度为20%-40%的鉴定意见，结合该鉴定机构所作的分析意见，其所作出的过错参与度范围客观上具备参考性，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采信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承担责任的比例是多少的问题，根据死者熊朝碧自身罹患严重的冠心病，病情严重，其死亡主要是自身疾病发生发展所导致。但是黔西县中医院在对熊朝碧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对病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未按冠心病的处理流程规范处理，相关检查不完善，抢救措施不规范的过错，由黔西县中医院承担25%责任较为公平合理。对三原告的亲属熊朝碧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公布的相关数据，结合本案证据，对三原告所主张的费用，原审法院作如下认定：1.医疗费1000元；2.丧葬费31295.5元（62591元／年÷12个月／年×6个月）（三原告所主张的金额未超出标准，故按三原告主张的计算）；3.死亡赔偿金631840元（31592元／年×20年）；4.鉴定费11000元（2500元＋8500元），（原告未主张在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交纳的5100元）；5.精神抚慰金酌情考虑30000元，以上合计：705135.5元。对黔西县中医院称已支某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收取的尸检费9000元及费用4000元、黔西县灵云殡仪馆收取的200元，共计13200元，应一并予以计算扣除的抗辩理由，因该13200元确系黔西县中医院为此事实际支付，故原审法院采纳黔西县中医院的抗辩主张，予以确认一并计算。综上，原告方的亲属熊朝碧死亡所产生的共计费用为718335.5元（705135.5元＋13200元）。关于三原告所主张的办理死者丧葬事宜支某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共计30000元的主张，其所主张的费用虽可能实际发生，但因其不能提供正式票据证明，故不予支持；其主张的专家会诊费3000元因提供的票据虽载明为“熊朝碧案专家鉴定劳务费”，但该发票却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昆明市五华区分公司代开，因本次鉴定的机构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具备开发票资质，因此原告方提交的票据不能证明是此次鉴定所必须产生的相应鉴定机构专家会诊的费用，故不予支持；其主张的鉴定交通费的依据“高铁票”所载乘车人为张其春，因张其春系原告方代理人，该费用不属于医疗损害赔偿的内容，也不予支持。黔西县中医院已经支付给原告方的50000元，原告方亦认可，应予以扣除。为此，原告方的亲属熊朝碧死亡所产生的费用共计：718335.5元，应由黔西县中医院承担赔偿25%即179583.88元（718335.50×25%），扣除黔西县中医院已经支某63200元，尚应赔偿三原告116383.8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判决：黔西县中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郑国祥、郑凯、郑海娇因其亲属熊朝碧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16383.88元（已扣除黔西县中医院已支某6320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9510元，由郑国祥、郑凯、郑海娇负担3510元，由黔西县中医院负担6000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案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双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原审查明的事实和法律适用，本院分别对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裁判如下。 针对患方的上诉主张。患方按40%比例承担责任的要求，原审判决结合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24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建议的过错参与度为20-40%，死者熊朝碧自身罹患严重的冠心病，病情严重，其死亡主要是自身疾病发生发展所导致，原审法院裁量按25%来划分责任，系原审法院结合损害后果依法行使裁量权后作出的行为，已经考量了院方的过错参与度，未按照建议的最低参与度20%，也未按照建议的最高参与度40%，符合裁量权的行使，患方要求按40%计算不予支持，患方将院方的不当作为当作不作为、放任不管，系对事实认识错误。患方提出精神抚慰金不能按照责任比例赔偿的要求，原审判决的计算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为确定总数30000元后依25%比例算出具体金额，该计算方式得出的具体数额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即“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侵权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原判裁量为25%，符合法律规定，患方主张不按责任比例赔偿的要求与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患方对医疗事故鉴定费不按责任比例承担的要求，即患方要求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11000元鉴定费全部由院方负担的主张，《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翻译、评估、拍卖、变卖、仓储、保管、运输、船舶监管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院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均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制定在后，依法律适用规则，本案11000元的鉴定费用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处理，原审判决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按照过错参与程度作出裁判，符合法律规定，11000元全部由院方负担不符合法律规定。患方主张办理死亡患者丧葬事宜支某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按30000元由院方负担的要求，但患方未提供票据，要求按照黔西县办理丧葬事宜所需费用的实际酌情判决，认为原审全部驳回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原审判决依照前司法解释第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裁判了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患方未主张原审法院未裁判，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患方即未提供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和住宿费的票据，也未提供具体参与办理丧葬事宜的人数，原审法院认可可能产生相关费用，但没有依据裁判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就患方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主张的权利，已经裁判了其中有裁判的部分，即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就患方主张的鉴定人专家劳务费的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对本决定第二条所规定的鉴定事项发生争议，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鉴定人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由所在的鉴定机构统一接受委托”，本案患方为此向法院提交了编号为ＮＯ.25511322的《云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该票据应税的名称为“熊朝碧案”专家会鉴劳务费，购买方为郑国强，销售方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昆明市五华区分公司，因本案鉴定人为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的义务人为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原审法院已对支付给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证咨询服务费8500元作了裁判，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就是经该中心专家法医师任莉和副教授洪仕君完成并由该中心签署印章制作，本案当事人与会鉴专家无委托等民事法律关系，参与会鉴专家应当由鉴定人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委托、指派或者组织，因专家会鉴系司法鉴定工作方法之一，该3000元专家会鉴劳务费的支付义务主体应当是会鉴委托人，可以另案主张权利；患方上诉主张的尸检鉴定人支某4000元，因本案民事主体与尸检鉴定人之间存在委托法律关系，法院裁判该4000元并无不当。患方提出由院方负担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其春参加鉴定会交通费的要求，因该费用系张其春本人履行与患方代理合同产生的费用，即律师履行其代理行为支出的费用，应依双方之间的代理法律关系处理，患方要求由院方按照责任比例承担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如该笔费用为熊朝碧近亲属所支出，依法应由院方按责任比例承担，同理，院方律师履行其代理合同所产生的费用亦不列入赔偿费用之列。 针对院方的上诉主张。院方提出的应当依10%计算其承担赔偿金额的要求。本案原审诉讼中发生两次鉴定，并依法行使裁量权采25%过错参与度作出裁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院方主张依2017年年度贵州省国民经济统计年报公布的标准采用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一上统计年度”，本案原审判决法庭辩论终结于2019年3月20日，采用2018年贵州省国民经济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裁判并无不当。院方不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郑国祥、郑海娇、郑凯和黔西县中医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国祥、郑海娇、郑凯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12元，由郑国祥、郑海娇、郑凯负担。黔西县中医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12元，由黔西县中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川 审 判 员  张 雄 审 判 员  刘光全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成 梅 书 记 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