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83民初4494号原告：朱春霞，女，汉族，1970年1月16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卫峰，河南德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永超，女，汉族，1965年3月2日出生，住新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惠丽，河南昊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春霞与被告王永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经过新郑市人民法院一审、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再审。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的提请抗诉前的审查、审核，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后，发回新郑市人民法院重审，新郑市人民法院申请回避，经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春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卫峰，被告王永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惠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春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返还原告朱春霞的借款115万元；2.承担原告朱春霞借款的利息以及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份，原被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时不时给原告讲高投入高回报的九鼎公司，原告初期对该公司不感兴趣。被告一直说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准备上市，现在是原始股，保证本金，每月利息三分，一年后可以选择入股，也可以选择撤回本金。原告对该公司一无所知，不想参加，被告天天打电话给其洗脑，见原告没动静，以手头比较紧为由，于2014年11月份向原告借了10万元。随后，王永超给其做工作，让把这10万元投入九鼎公司，原告在被告多次劝说下，也同意了该决定。被告于2014年11月23日给原告说以原告的名义已经在公司注册了十万元。几天后，被告又打电话给原告称，很多人在抢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原始股票，她和她儿子入了几百万，绝对没有问题，并且马上就要打利息了。见原告不信，就说：“这样吧，你想入在谁的上面，把他的资料发来，我先给他入上，看我是否骗你”，当时原告认为不靠谱，没放在心上，谁知在2014年11月27日，被告真的以原告老公的名义在九鼎公司入了100万元。接着开始一次一次给原告打电话，说已给原告入上了，有钱的话赶快打过来，此时，变成了原告欠人100万元，别人在一次次催要，迫使原告在2014年12月1号给被告打款28万元，2014年12月5日给被告打款20万元。此时原告没钱没有再打款，此时被告说：“你还是不信吧，公司5号就开始打利息了，要不你等利息打给你之后再还我钱吧”，随后在2014年12月8日原告丈夫的银行卡上收到2.4万元的利息。此时被告又开始催要说：“我说的不错吧，公司是有诚信的，没有诚信就不会给你打利息”。万般无奈下，2014年12月11日原告又给被告打了50万元。原告于2014年12月12日收到利息2400元。一次次的洗脑加上利息彻底打消了原告的顾虑，后原告又分两次给被告打款5万元和7万元。款打过去后一个月时间，公司的诈骗行为已经显示出来，原告才如梦初醒，向被告催促如何办，被告一直安慰原告，说她会设法向公司要钱，但随着时间的延伸，事情的经过越来越清晰，原告怀疑被告没有将原告的款打给九鼎福源科技公司。几次电话追问，被告迫不得已承认原告的钱没有打给九鼎福源科技公司，而是自己使用了（有录音为证）。原告认为，被告一步步设计圈套，骗原告钱，实际是为了她自己还账，所有的福源公司的合同及公司的付息都是被告做的假手脚。合同不是原告签的，也没有原告的其他任何手续，被告的目的就是原告的115万元。综上所述，被告采用和原告逐步拉感情的方式，利用福源科技公司IPO项目的高息回报为噱头，刻意套取原告现金115万元，给原告造成很大损失，故诉至法院。被告王永超辩称，本案已经经过多次审理，本案的事实非常明显，根据原告所陈述的诉请，一、朱春霞付给王永超的115万元并非借款，是委托代买九鼎IPO股权支付的款项，是委托还是转让，被告认为是转让。朱春霞购买到IPO股权且并从中得到收益，王永超提供的证据中可以证实。九鼎公司的IPO是先打款再给各个股权人签订股权合同。朱春霞的三份合同确实是王永超代为签订，后九鼎公司以其工作人员的银行卡向三个账号转入不同的利息及佣金，表明朱春霞、宋国伟等三人已经成为九鼎公司的客户并获得收益。以上事实由被告申请调查令调查该刑事案件的判决书以及朱春霞、宋国伟在九鼎非吸案件中受害人名单里，足以印证被告已经完成了朱春霞的委托购买IPO股权的行为，朱春霞在本案中一直做虚假陈述，不承认自己报案，一事两诉，是不容改变的事实，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朱春霞败诉，并返还已经执行走的115万元及相应利息，依法追究朱春霞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原告朱春霞为支持其诉请向本庭提交的证据：证据1-3银行对账单、查询单共3份各1页，证明通过原告和宋国玮银行账户先后于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5日、2014年12月11日、2014年12月22日向被告银行账户转款共计105万元。证据4录音光盘1张（附录音转抄记录1份8页），证明被告于2015年6月2日在电话中向原告承认其并未将原告付给被告的资金转付给IPO投资的相关公司。证据5原告于2019年7月1日和宋国玮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请书手机照片打印件1份2页，证明原告和宋国玮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撤回原告和宋国玮作为被害人在王悦福、陈某、苏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案号为（2016）京0105刑初868号】中就IPO投资损失进行的报案并放弃原告和宋国玮在该案中作为IPO投资项目“被害人”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经签收的事实。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3没有异议，证明转账的事实。对证据四被告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其认为录音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从录音整个对话明显看出是朱春霞是蓄谋，有威胁的话也有认为被告是犯罪的话。本案中被告在事发时无法辨认自己和九鼎、朱春霞是什么法律关系，这种混乱状态下凭着老百姓本能的回答。判决书已经认定了他们的法律关系。打50万给刘进杰购买IPO的这个事实不否认。除这个事实之外，其他不能作为这个案件的认定。自始至终原告没有说过这100万是被告借她的钱。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无法判断。内容有异议，这是朱春霞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权，与本案没有关系。但可以说明朱春霞已经报案了。原告对被告的质证意见辩论意见为：针对被告对证据4发表的质证意见，从录音的内容看，被告并不存在神志不清或表达能力受到局限的情况。二是被告在面对原告的责问的时候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开封那个人的真实身份，即此人与案情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这个人真实存在并把IPO转给朱春霞，被告不可能以录音中的这种方式来回答原告的责问，原告在电话中虽然情绪激动、措辞激烈，但是在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作为正常人的正常反应，情有可原。构不成恐吓、威胁，直到今天被告才提到“开封这个人”叫刘进杰，按照被告的说法是从刘进杰手上转让了50万的IPO，但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和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款项共115万，从金额上被告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被告也从来没有向原告提起过被告所说的有刘进杰转让给原告的IPO。被告关于录音的质证意见也与被告在此前的历次诉讼中关于被告是以刷卡的方式直接代原告购买IPO的说法相互矛盾，被告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对证据5，朝阳区法院的执行局的法官张亚军已经签收了这份材料，且张亚军表示这份材料法院要存档，因此原告和宋国玮才以拍照的方式留存证据。因此在本案中可以证明原告在得知被告没有将原告用于购买IPO的资金转给IPO投资的相关公司之后，以及原有的报案内容存在重大失实的情况下，对本案的事实已经向朝阳区人民法院进行了澄清。为支持其答辩意见被告向法庭提交证据有：1.被告王永超于2014年11月6日分2次，11月8日分1次向九鼎旗下公司打款的转账凭证三张。证明其订购了IPO股权，当时公司并没有出股权手续或合同，而是先交钱。2.聊天记录截屏。证明根据原告的要求，被告在自己订购理财产品的同时，帮原告也预购了IPO股权。约定先由被告交款，她们随后把钱再转给被告。3.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刑事判决书一份，（1）判决书第41、42页王悦福供述。证明目的，首先IPO是九鼎福源公司的行为，整个理财项目不是被告虚构的，是真实的。其次招股时间是11月份，印证了被告2014年11月份的三次打款的用途。（2）判决书第17页，沙俊、郭凯敏的证言。证明九鼎公司利用工作人员银行账户向投资人支付佣金和利息。其中就用了崔霞和郭凯敏的银行卡。而崔霞和郭凯敏就是九鼎公司财务人员，负责向朱春霞、宋国玮支付IPO佣金及利息的人。4.郑州市中院调取的朱春霞、宋国玮在北京的报案记录。5.公安机关的立案通知。证明本案一审原告原告明知打给被告的款购买了股权，明知自己是被九鼎集团骗了，并已经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了报案，而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6.申请郑州市检察院调取的原告夫妻及其儿子的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12月8日、2014年12月12日，原告夫妻及儿子分别收到九鼎的转账款，刚好符合理财合同约定分红时间，以及股息、佣金计算方式。按月分红，月息三分，推荐人享受被推荐人12%的佣金。证明目的，进一步证明IPO股权被告已经帮原告、宋国玮、宋书行购买成功，并如约获利。7、诉讼代理人于2019年4月4号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调取的九鼎非吸案受害人名单，以及朝阳法院执行局出具的朱春霞、宋国玮在非吸案件受害人名单里的说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进一步确定九鼎公司认可朱春霞、宋国玮购买了他们的理财产品，并确定他们的投资总金额。8.执行完毕通知。证明本案原告涉嫌虚假诉讼，给当事人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被告保留依法追究其虚假诉讼刑事责任的权利。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份打款记录因被告没有提供原件，本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提请法庭责令被告提供原件，如不能提供原件，应当认为被告没有提供该证据，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该打印件的内容也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这三份打款记录不能证明是由何人刷卡，并且收款人商户名称是北京九鼎金银街珠宝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不能证明该公司与其主张的IPO投资有何关联。这三份证据无法识别持卡人实际是谁，卡号也不完整。对证据2聊天记录截屏不完整，被告应当提供完整的聊天截屏，且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相反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委托关系，也就是原告委托被告购买IPO。IPO投资相关的合同是由被告在2015年1月31日以后才交付给原告，原告账户到账的部分款项属于利息的说法原告自己曾经表示质疑，关于款项属于利息的说法是出自被告的解释，被告在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过程中没有向原告声明向原告转让过IPO，也没有提到原告的款项是付给开封的那个人，更没有提到刘进杰这个名字。证据3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从判决的内容看，判决只是对被告人的整个涉案金额进行认定，没有对人数众多的被害人的实际损失金额逐一加以认定。从判决的内容可以看出北京九鼎金银街珠宝有限公司是从事该刑事案件涉案金银投资业务，不能证明与IPO股权投资有关。关于沙俊、郭凯敏的证言，不能证明其与原告账号到账的款项的具体性质有关联。证据4原告和宋国玮的报案记录，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这两份报案记录是在原告和宋国玮尚不知道被告没有将原告的115万元资金转付给IPO投资公司的情况下，且在对被告提供的IPO合同的真实性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出于一个投资人急于挽回损失的心理进行报案。报案所依据的合同，根据被告提交的聊天记录截屏可以证明是由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该报案内容明显失实，原告已经向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且宋国玮报案后从未收到过朝阳区公安分局受理报案的通知书，也没有得到检察机关和法院任何参与诉讼的通知。并且结合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屏可以证明报案所用的合同是被告2015年1月30号之后提供给原告的。原告在向被告打款时并没有得到任何合同。且合同的日期也明显与原告向被告转账的时间相矛盾。被告在此前的诉讼过程中也承认合同上都是她本人的笔迹，因此合同不真实。证据5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从未委托被告以原告名义向朝阳公安分局报案。且在告知书的签收时间之前，原告和宋国玮已经向朝阳公安分局报案。这份立案通知上居然有原告的名字，内容显然不实，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证据6因被告现没有提供该证据，不予质证。对证据7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其目的，从判决书内容看，判决书并没有也无法对人数众多的被害人的具体受害金额进行核实，并且该名单中所列朱春霞和宋国玮所报案的损失金额也没有相应的计算依据。证据8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辩论意见为：本案的纠纷到目前来看认为是IPO股权转让纠纷或者委托代为理财纠纷，原告是否最终实现了购买九鼎IPO股权。本案所有资料中，被告提供的证据1、2是原审中当事人提供的，本案历时数年，后来提供的证据覆盖了原有证据，本案关键证据是九鼎集团是否涉嫌非法集资，从原告去北京报案，到北京公安予以立案，最终审理到判决后执行，刑事案件分阶段出现了不同的新的情况，本案复杂的原因是原告没有如实陈述她刑事报案的事实，最终导致本案一审、二审错误的判决。就案件证据而言，不能以单一的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应该全面综合所有证据是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就本案，九鼎总公司下属十几个分公司或者子公司，这些公司成立的目的都是为了总公司非法集资，在刑事案件中显示，九鼎所有公司出现的问题最终都是由九鼎总公司负责。对于证据4原告认可报案记录中的签名是朱春霞、宋国玮的签名，对真实的东西过度否认是虚假、谎言。原告陈述中说没有接到立案通知和公检法的通知，这不符合现有的法律规定，且这与被告没有关系。本案证据中完全可以显示，朱春霞、宋国玮用115万购买了九鼎IPO产品，且和九鼎形成三份IPO理财合同，同时收到按照合约给付的利息和佣金，王永超完成了她的应该做的行为，此事应当由原告、宋国玮与九鼎公司结算，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本庭经原告申请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九鼎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报案材料等相关证据，原告朱春霞发表意见如下：对鉴定意见、鉴定意见补正书，从其内容看鉴定单位只是将相关数据进行汇总，特别是关于被害人的投资金额和返利金额，鉴定单位都只是根据公安机关移送的报案材料进行汇总，并没有针对每一个报案人的实际投资金额和实际返利金额逐一进行鉴定得出相应结论。由此可以看出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关于被害人的受害金额的认定明显依据不足。对报案材料，卷宗中报案实际投资金额一共是354万，其中有王永超100万及另外十几名受害人，作为报案依据的pos机转账单共有四份，总金额是310万，其中用于被告本人报案的pos签购单是100万，用于郝中琴报案的pos签购单也是100万元，这两张单子除日期不一致，其余内容均完全吻合，用于郝忠琴报案的pos签购单的时间是2014年11月6日，除了“6”的日期与“8”的区别，其他均一致，除此之外的其他三张签购单又与被告从本案原一审到本次庭审所提供的证明其用于购买IPO出资的三张pos签购单内容完全吻合。如果按照被告在原一审提交的说法，她是代原告向九鼎公司支付IPO股权投资款，这一说法与原告实际向被告付款的时间相矛盾，又与被告向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提交的报案材料相矛盾。根据这个报案材料，这三张刷卡单都已经作为被告本人和其他人的报案材料使用，被告所主张的为本案原告购买IPO的资金从何而来？原告投入的资金去向何处？如果按照被告本次当庭的陈述，其是将其名下的IPO转让给原告，而不是代原告购买，被告购买的IPO是100万，且2015年8月份又以被告的名义向北京市公安分局报案，报案金额也是100万，用的同一张pos签购单，被告所述转让给原告的IPO是从何而来？关于被告向原告转让IPO，并让刘进杰转给原告一部分的这种说法也与被告此前在诉讼过程中关于本案所涉及IPO的来源相互矛盾。关于郝忠琴报案材料中的签购单和被告报案材料中的签购单除了日期不一致，其他内容完全吻合，这就表面其中至少有一份是伪造的，提请法庭予以查明。这部分报案材料已充分证明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所进行的抗辩和否认不能成立。原告在去北京报案时还不知道被告没有将原告付的款转付给与IPO投资有关的公司。在得知被告没有将款打给相关公司之后才提起诉讼，原告不认可买到了115万的IPO产品。被告王永超发表意见如下：本案材料是已经在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且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都有详细的记录，比如九鼎公司转款所用的公司账号、个人账户都有罗列。在补充意见中原告、宋国玮的受害金额也做了明确罗列，显示在了受害人名单中，宋国玮是1191号、朱春霞1202号，这个确认是公安机关经过核实向鉴定机构提供的，现原告纠结公安的办案程序，对证据的认定，这个不在本案的考虑范围。如果原告有充足的证据来推翻鉴定意见书和刑事判决书，被告认可，现只是口头意见，不予认可。关于被告向九鼎打款的pos刷卡记录，对被告是否向九鼎购买了IPO产品问题，认为这是明显的本末倒置。同时原告只认可其只买了一个115万的产品，如果不是被告给她的，没有其他途径获得。同时该证据是原告方申请法院调取的，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庭根据被告王永超申请调取的银行账户明细一份。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因为银行流水是属于间接证据，受证据本身所记录的内容的局限，无法根据银行流水来具体判断某一转账金额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款项，是由谁转账过来的。被告王永超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无异议，说明了我们强调的宋国玮2014.12.8收到28000元，2014.12.14收到30000元，朱春霞2014.12.12号收到2400元，2015.1.14日收到3400元、12000元的两笔转账记录，收到的款项均是由九鼎公司工作人员崔霞、郭凯敏的账号向这两个账号进行的转款。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10月底在“九鼎公司”相关投资会上相识。公司宣传称，九鼎福源公司向社会募集“IPO项目”。被告王永超于2014年11月6日用吴广智的账户转账到北京九鼎金银街珠宝贸易有限公司30万元、用李玉红的账户转账到北京九鼎金银街珠宝有限公司75万元，11月8日向北京九鼎金银街珠宝贸易有限公司转账100万。2014年11月15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0万元。2014年12月1日、12月5日两次转款给被告48万元，12月11日转款给被告50万元，12月22日转款给被告7万元，原告给被告共计115万元。双方协商该115万元为“IPO项目”款。后，案外人宋国玮的工商银行尾号为0126的账户上于2015年1月14日收到“跨行”款3万元。原告工商银行尾号为8359的账户上分别于2014年12月12日他行汇入2400元，2015年1月14日他行汇入3400元和12000元。被告自称该“IPO项目”的利息是三分。被告曾于2015年1月7日给原告发微信称“朱春霞账户已于6日成功提现15400元，宋国玮提30000元，宋书行提1000元，请查收！”，原告回复“好的，姐。怎么又可以多提了”，被告回复为：“九鼎想要发展，必须是一言九鼎，按规矩办事，不能糊弄客户。”原告及案外人宋国玮此前在九鼎公司投资有外汇项目。原被告在2015年初发现九鼎公司经营不正常。北京九鼎公司及相关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17年11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追究了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2015年6月2日，原告曾与被告通电话，原告向被告催要款项，电话中被告多次称，原告转给被告的IPO项目款给了开封一个人。诉讼中，被告称IPO项目为先向公司打款，然后再签合同。因原告要求的IPO股份较多，自己的股份不够，其从开封一个叫刘进杰（音）的转让50万元股份给了原告。从本院前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刑事案卷中显示，被告王永超共为18人报案，涉及金额共354万元（其中包括被告本人的100万元），报案所用的转账凭证共四份（复印件）金额共计310万元，其中2014年11月8日一张用于被告报案的100万元转账凭证，与郝忠琴用于报案的2014年11月6日（从复印件中能看清的日期）100万元转账凭证除日期不一致外，其他完全一致。除去此张存疑100万转账凭证外，实际能证实的被告向北京九鼎金银街珠宝贸易有限公司转账金额为210万元，与被告在案件原一审新郑人民法院审理时，被告提供的证明原告给被告的款项已转给九鼎公司用于购买IPO项目的三张转账凭证一致（其中100万元的转账凭证日期为2014年11月8日）。庭审时，本院要求被告提供该三份转账凭证的原件，被告以原件因时间久凭单上的内容已不显示为由拒不提交。审理中，被告多次称，前期IPO项目的款项为替原告垫付，待签订合同时，被告可以将不同的份额计入到包括原告的每个人名下。另查明，原告朱春霞及其丈夫宋国玮曾向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进行了报案，报案的金额为宋国玮300万，已返还金额为3万元，原告朱春霞为218万元，已返还金额为3400元。其中包含原告诉被告的110万元IPO项目款。宋书行的5万元，因合同在被告处而没有报案（此合同庭审时被告已提交法庭）。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进行审计时，审计报告依据的是全国各地上万名受害人的报案材料。从对刑事案件的承办法官询问中得知，审计报告仅对全部九鼎公司涉案账户的进出总金额进行了审计调查，无法调查清楚都是从谁的账户转入涉案资金账户的。该刑事案件退赔款项判项已移交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2019年7月1日，原告朱春霞及宋国玮向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放弃110万元的IPO项目退赔款的执行申请。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因共同投资九鼎公司于2014年10月底相识，在没有相互了解的情况下，于2014年11月初被告为原告垫资购买IPO项目股份，不合常理。而被告称的先向“九鼎公司”就IPO项目转款后，再签订合同，此时将部分股份转让给其他人的陈述较为合理。本案的原告为购买该IPO项目，支付给被告115万元，被告对款项数额没有异议，但对该款项是否已经转为原告购买IPO项目双方有不同意见。在原被告发现九鼎公司涉嫌犯罪的行为后，原告同被告的通话记录中，清楚得出，被告多次自述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给了开封的一个人，此款项没有转给九鼎公司，并一再表示要向开封这个人催要。在原告向被告催要无果的情况下，原告将被告诉至新郑市人民法院。此诉讼中被告辩称，原告转给被告的款已经转给九鼎公司，为原告成功购买IPO项目，且原告已在此后收到了九鼎公司支付给原告的利息及佣金。对此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用于为18人（包括被告本人）报案的三张转账凭证同样用来证明原告的款项已转给九鼎公司，而18人的报案金额已达354万元，如加上原告的115万元，总金额达469万元，而原告提交的能认定的三张转账凭证总金额为210万元，两者间相差259万元，对此被告没有做出合理解释。被告虽称有一部分现金支付购买IPO，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此事实。另，被告辩称的从开封叫刘进杰（音）那里转来50万元股份，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此事实。被告提供给原告的《股权认购协议书》，因九鼎公司为非吸的犯罪公司，对合同签订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存疑，加之被告自认由其为原告代为签字，故本院对认购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被告辩称的已向原告支付利息和佣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转款给被告购买IPO项目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12月5日、12月11日、12月22日。而原告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2014年12月12日就收到汇入款2400元，不合常理。而在2015年1月14日收到“跨行”款3万元和他行汇入3400元和12000元，又与被告陈述的月息3分，佣金12%，时间和数额均不符。且从汇款记录中看不出汇款人及汇款用途，无法证明被告的辩称意见。关于本案所诉纠纷为委托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打款给被告时目的很明确，原告是在委托被告代为购买IPO股份，这点双方都认可，故双方应为委托关系。在委托购买过程中，通过上述查明情况，被告没有完成代为委托事项。在九鼎公司非吸案件案发后，被告也不可能再完成委托事项，故被告应当退还原告的IPO购买款。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问题，本院认为，因双方没有对此进行约定，故利息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永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朱春霞款项1150000元；二、驳回原告朱春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被告王永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耀强审 判 员  王玉萍人民陪审员  吴若尘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王一帆书记员张盟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