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某19）苏0691行初450号 原告张某，男，1935年3月15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张某1，女，1964年1月7日出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张某2，男，1967年11月某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张某3，男，1969年8月某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张某4，女，1965年12月6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张某、张某3、张某4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某1（系父女兄弟姐妹关系），身份信息同前。 被告南通市崇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南通市崇川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青年中路128号。 法定代表人龚培湘，职务局长。 应诉负责人陈进，职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季翔，江苏紫琅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南通市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法定代表人杨某，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某（系第三人员工），女，1990年4月24日生，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代理人单某（系第三人员工），男，1988年6月9日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原告张某、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诉被告南通市崇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崇川区综合执法局）行政强制一案，五原告于某19年4月4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向被告崇川区综合执法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南通市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该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某19年8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某1（同时作为张某、张某3、张某4的代理人参加庭审）、张某2，被告崇川区综合执法局的应诉负责人陈进及委托代理人季翔，第三人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单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诉称，某19年4月1日下午，被告组织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树木被连根拔起，其他设施被毁坏，致使原告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被告既没有作出任何书面决定，也没有告知原告救济途径，执法程序严重违法。请求：1.确认被告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将毁坏的房屋及其他设施恢复原状；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崇川区综合执法局辩称，1.案涉拆除行为并非被告组织实施。某公司在行使任港路北、景华城东R16031地块土地使用权时多次受到张某户阻挠。某19年4月1日，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设置围墙时，将红线范围内的棚披、树、菜进行拆除或拔除。整个施工从人员到机械都是某公司所雇请。被告既未组织，也未具体实施上述行为。2.城管执法人员到场是非诉行为。按照城管体制改革的要求，原城管执法队人员全部下沉街道，人员关系、工资奖金福利、工作安排全部由街道负责。某19年4月1日，原告阻挠某公司施工时，围观群众达百余人，为防止事态扩大，根据街道安排，由公安和城管配合，稳控某公司施工现场。城管人员并没有侵害原告的合法利益，不具可诉性。 第三人某公司述称，1.某公司依法获取任港路北、景华城东（柴油机厂及周边）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依法建设合法有据。某17年1月19日，上海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碧公司）与南通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月21日，南通市国土资源局、新碧公司、某公司签订《变更协议》，约定将出让合同项下新碧公司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某公司。某公司方依法对案涉地块开发建设并无任何不当。2.某公司并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原告户房屋在案涉地块周边，目前仍未拆除。某公司在对案涉地块施工时，发现案涉地块红线范围内有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棚披影响正常施工，为保护公司自身合法权益，保障正常施工进度和施工安全，某公司即求助政府，在城管及公安等相关部门的见证下，清除了该棚披，该行为属于某公司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排除妨碍行为，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经审理查明，某17年1月9日，南通市国土资源局与新碧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3某601某17CR0008《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坐落于任港路北、景华城东（柴油机厂及周边）编号R16031的宗地73500.021平方米出让给新碧公司。此后，南通市国土资源局、某公司、新碧公司签订了《3某601某17CR0008号变更协议》，约定将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新碧公司设立的合资子公司某公司。之后，某公司在案涉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某18年11月30日，南通市崇川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作出《柴油机厂周边地块项目房屋征收未经登记建筑调查认定和处理告知书》，认定张某户编号S1至S4、S7、S9至S12、S16、S17的房屋均无任何批建手续，不予作为合法建筑补偿。原告当庭陈述案涉被拆除棚披房即S7，亦认可S7在案涉地块工地西南角某公司建设围墙的范围内。某19年4月1日，某公司雇请南通市渝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拆除案涉棚披，铲除树和菜，建设了围墙，并向该公司支付了相关费用。 另，在五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后，某公司于某19年4月15日出具一份《关于4月1日某工地设置围墙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我公司今年3月在某工地西南角设置工地围墙时，屡屡受到任港街道战胜六居某号张某户（战胜村六居均拆完，仅剩此一家）的阻挠，在挖机施工时，张坐在挖机下面，阻挠施工，工地施工人员交涉几次均无果，导致无法打围墙、交房困难，我司求助到任港街道。4月1日我公司的设置围墙行为是我公司的施工行为，因为棚披、树、菜在我们工地红线范围内，所以拆除棚披、铲树、菜都是我公司行使合法规划红线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城管、公安到现场是防止事态扩大，保障秩序的行为”。4月16日，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道办事（以下简称任港街办）出具了《关于4月1日某工地打围墙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某19年3月7日前，任港街办多次接到某开发商代表的投诉，反映在工地西南角设置工地围墙时，屡屡受到任港街道战胜六居某号张夕贵户的阻挠，……街道基于此情况，于3月7日召集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商讨，要求配合某做好设置围墙工作……4月1日，街道再次接到某方的求助，称其施工时张户多人进行阻挠，且某业主、围观群众达百余人，为避免因张户无理取闹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街道决定下午由公安和城管配合，稳控某施工现场。设置围墙的主体是某工地，拆棚披和铲树、菜是某正常行使其合法的规划土地使用权的体现，整个施工从人员到机械都是某自己雇请的……”。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前述规定表明，行政诉讼审理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否则裁定驳回起诉。 本案中，原告提供了现场照片试图证明拆除现场有城管工作人员，故应视为系被告组织实施的拆除行为。但被告极力否认实施了拆除行为，并提供了某公司出具的《关于4月1日某工地设置围墙的情况说明》以及任港街办出具的《关于4月1日某工地打围墙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某公司当庭承认拆除行为系其雇请其他公司所为，而且提供了拆除围墙协议书和支付相关款项的银行汇款凭证。虽然案涉地块土地已经征收为国有，正常情况下，应当按照《国有土地上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征收补偿，如果行政机关简单地以拆违代替征收则不应支持。但从南通市崇川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作出的《柴油机厂周边地块项目房屋征收未经登记建筑调查认定和处理告知书》来看，认定张某户所搭建的违章建设有十余处，如果被告有以拆违代替征收的意图的话，则只会一次性把所有的违章都拆除了事，完全没有必要一次一处的分十余次来拆除，那样只会引发更多的纠纷或诉讼。因为案涉棚披房处于某公司建设围墙的红线范围内，某公司如要及时竣工验收并交付房屋的话，又必须建好围墙才好交付验收，故某公司有拆除案涉棚披房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追求。在某公司承认其实施了拆除行为，也提供了雇请其他公司拆除围墙的协议书和支付相关款项的银行汇款记录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拆除行为系某公司所实施，而某公司作为一个民事主体，自行拆除了案涉棚披房，无论拆除行为是否合法有据，均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原告可以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途径主张相关权利。故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某、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回原告张某、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齐海生 人民陪审员  吴 灿 人民陪审员  曹献忠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顾梦窈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