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初1567号 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场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9号一方大厦20层A、B、C、D、E号21层C号。 负责人：梁晓，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男，该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凡，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通焕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哲林北园63号1－3－1号。 法定代表人：刘迎冬，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大连衡逸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新港小学。 法定代表人：琚德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辽宁骁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靖宗，辽宁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迎冬，女，198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 被告：王英杰，男，198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 被告：王洋，男，197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辽宁健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海，男，197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简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诉被告大连通焕贸易有限公司（简称通焕公司）、大连衡逸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衡逸公司）、大连船舶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刘迎冬、王英杰、王洋、高爽、王海、宋医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4日作出（2017）辽02民初24号民事判决。衡逸公司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辽民终166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滕凡、被告衡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和许靖宗、被告王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当庭申请撤回对被告大连船舶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高爽、宋医春的起诉，本院已予准许。被告通焕公司、刘迎冬、王英杰、王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通焕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全部剩余贷款本金人民币17799990.23元及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欠付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6年11月20日的利息为637485.75元、罚息为3945368.60元、复利为572712.70元）；2.确认原告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原告有权以被告衡逸公司的全部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3.判令被告刘迎冬、王英杰、王洋、王海对被告通焕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已预付的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30日，原告与包括被告通焕公司在内的6户企业签订了一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约定总授信额度108500000元，授信期限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6月29日。同日，被告衡逸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最高额抵押字第002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衡逸公司同意以其所有的位于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共计十七处公建，为包括被告通焕公司在内的6户企业向原告的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同日，原告与被告衡逸公司办理了抵押登记，原告收到了衡逸公司享有的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2014年7月1日，被告通焕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7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通焕公司向原告借款17800000元人民币，借款用途为采购原材料，借款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1月9日止，借款年利率7.8%（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且在本合同签订日使用的年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同日，被告刘迎冬、王英杰与原告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26号《保证合同》，为被告通焕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7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被告王洋、高爽与原告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23号《保证合同》，为被告通焕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7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被告王海、宋医春与原告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24号《保证合同》，为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7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被告通焕公司授权原告将17800000.00元款项划入其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账户（账户名称：大连通焕贸易有限公司；账号10×××01），并按照双方签订的支付委托书中的约定，将上述款项划转至被告交易对家的工行庄河支行（账户名称：庄河市宏发轻工有限公司；账号34×××78），原告已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被告通焕公司自2015年1月9日发生本息逾期，虽经原告催要，仍未归还。截至2016年11月20日，被告通焕公司欠贷款本金17799990.23元，产生利息637485.75元、罚息3945368.60元、复利572712.70元、总计22955557.28元人民币。案涉《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第一条约定：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向借款人发放借款；合同第七条约定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以借款利率为基础上浮50%。对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贷款到期日（含当日）前按照借款利率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案涉《保证合同》第四条约定：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保证人不得以此抗辩债权人。债权人即可以就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本合同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二条约定：最高额债务之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正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衡逸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衡逸公司并不是真实的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而是基于原告的请求为配合其解决不良贷款完善手续而借用房屋，该行为不符合担保行为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担保成立的主观条件。2.基于原告出具的承诺函，原告应该在2014年12月31日前解除衡逸公司提供的房产抵押并归还抵押物，但原告未按其承诺履行义务，故应按衡逸公司提供房屋所抵押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作为房屋价款，将该款项支付给衡逸公司，原告要求衡逸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被告王洋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虽然王洋在保证合同中签字，但是当时是原告带着一份空白合同让王洋签字的，王洋当时也不了解情况就签字了，根据该银行的管理规定，原告应当对签订合同的过程进行录音、拍照视频资料进行留存，原告应当提供全部的签字现场相关留存证据，以证明合同当时签订的时候是否空白，如原告不能提供，应视为举证不能，该保证合同应当无效。 被告通焕公司、刘迎冬、王英杰、王海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30日，原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包括被告通焕公司在内的6家企业签订了一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约定总授信额度为108500000.00元，授信期限为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6月29日。同日，被告衡逸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最高额抵押字第002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被告衡逸公司同意以其所有的位于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共计十七处公建，为包括被告通焕公司在内的6家企业向原告的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6月29日期间抵押权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依据与通焕公司等六户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等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额为217332200元；在本合同确定的主债权期间届满之日内发生的最高额债务之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在担保责任发生后，抵押权人有权与抵押人协议将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清偿主债权；主债权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抵押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抵押人不得以此抗辩抵押权人；本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主合同无效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如果主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则抵押人对于借款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债务仍然承担担保责任；抵押人声明与承诺：抵押人完全了解主合同的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系基于抵押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按照其章程或者其它内部管理文件的要求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抵押人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及时履行担保责任、抵押人在本合同所做的声明不真实或违反其在本合同中所做的承诺、抵押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本合同等即构成违约；等等。上述合同中约定的抵押物于同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收到了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长兴岛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 2014年7月1日，被告通焕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7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通焕公司向原告借款17800000.00元人民币，借款用途为采购原材料，借款的支付方式为贷款人受托支付；借款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1月9日止，还款方式为到期日一次还本；借款年利率7.8%（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且在本合同签订日使用的年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以借款利率为基础上浮50%；对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贷款到期日（含当日）前按照借款利率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本合同签订后，如遇人民银行调整上述基准利率，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利率不随之调整；本合同属于担保人衡逸公司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最高额抵押字第002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主合同、属于担保人刘迎冬、王海、王洋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26、0224、0223号《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对贷款人的清偿义务即构成违约；等等。 同日，被告刘迎冬与原告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26号《保证合同》；被告王海与原告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24号《保证合同》；被告王洋与原告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23号《保证合同》。前述三份《保证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主要约定：为保证通焕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7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保证人刘迎冬、王海、王洋愿意向债权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提供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保证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保证人不得以此抗辩债权人；债权人即可以就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本合同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及时承担保证责任或违反本合同中关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其他规定等均构成违约；刘迎冬、王海、王洋均在保证合同尾部保证人处签字确认并按手印。王英杰在刘迎冬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26号《保证合同》的尾部“保证人财产共有人”处签字并捺印。 2014年7月1日，被告通焕公司向原告出具《流动资金贷款提款通知书》和《支付委托书》，请求提取借款1780万元，划入其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账户（账户名称：大连通焕贸易有限公司；账号10×××01）；根据借款合同和支付委托书的约定，该笔借款采取贷款人受托支付，在划入通焕公司账户后，支付给庄河市宏发轻工有限公司（账号34×××78，工行庄河支行）。 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2014年7月1日依约将借款1780万元如数划入通焕公司账户后，以电汇方式受托支付到庄河市宏发轻工有限公司指定账户。通焕公司自2014年8月21日开始欠息未还，至2015年1月9日借款到期，亦未按期清偿本息。截至2016年11月20日，通焕公司欠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贷款本金17799990.23元、欠付利息637485.75元、罚息3945368.60元、复利572712.70元。 另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曾向衡逸公司出具一份承诺函，该承诺函上加盖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公章及其原法定代表人梁岩个人印章，但并未填写出具日期，内容为：“贵公司将位于长兴岛经济区的自有房产（明细详见附件）借给我行用于第三人在我行的借款抵押担保，我行与贵公司所签订的抵押合同已在房屋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我行承诺于2014年12月31日前一周内与贵公司共同到抵押部门办理撤销抵押登记手续，并保证在撤销抵押登记后一周内将全部房屋所有权证返还给贵公司。我行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则我行将按房屋抵押担保债权本息额为成交价，从贵公司处购买上述房产”。该份承诺函所附的抵押物明细中记载的房产即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最高额抵押字第002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的衡逸公司用以提供抵押的上述十七处公建。梁岩于2017年2月13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并在本院（2017）辽02民初18号案件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上述承诺函的内容予以确认并进一步说明抵押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借用，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2014年6月因业务需要向衡逸公司借用17套房产，衡逸公司为配合该行，应该行要求签订了担保合同。 衡逸公司基于上述承诺函于2016年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诉至本院，请求判令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依据承诺函向该公司支付房屋买卖价款112731500元，并赔偿该公司逾期付款损失（自2015年1月1日起，以1127315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衡逸公司购房款112731500元；二、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衡逸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1127315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同期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给付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确定的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衡逸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衡逸公司和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均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辽民终3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衡逸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1127315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同期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给付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事实，有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提交《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他项权利证书、《保证合同》（三份）、流动资金贷款提款通知书、支付对象和账户清单、流动资金贷款支付委托、借款凭证、欠息明细，有衡逸公司提交的承诺函、情况说明、房屋登记信息记录、（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民终315号民事判决书、律师函等在卷为凭，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在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进行审核后，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来源和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被告通焕公司签订的案涉《授信额度协议》和《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与被告刘迎冬、王洋、王海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涉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述协议及合同均合法有效，对签约各方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遵照履行。通焕公司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依约向其履行放款义务后，没有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刘迎冬、王洋、王海亦未按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均系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要求通焕公司偿还借款本息、要求刘迎冬、王洋、王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王洋辩称其是在空白的保证合同上签字，保证合同应当无效。本院认为，王洋对其主张的前述事实未能举证证明，即使确如其所述，其作为正常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空白合同上签字，意味着其对合同中填写的任何内容的认可，该情形并非认定保证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本院对其相应抗辩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王英杰应否对通焕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在刘迎冬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的案涉《保证合同》中，王英杰系作为“保证人财产共有人”在合同中签字并捺印，并未以保证人身份签字，合同内容中也未能体现王英杰愿意为通焕公司的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基于刘迎冬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要求王英杰为通焕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能否对衡逸公司提供抵押的案涉十七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从衡逸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该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可以看出，提供抵押担保并非衡逸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衡逸公司系将其所有的案涉十七处房产借给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用于第三人通焕公司在该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以达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开展业务需求的目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承诺于2014年12月31日前一周内办理撤销抵押登记手续，并保证将全部房屋所有权证返还给衡逸公司，若未履行承诺则从衡逸公司购买上述房产。该承诺函中并未含有借款人不能偿还借款时由衡逸公司履行偿还义务或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原法定代表人梁岩也出庭作证，说明抵押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借用，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是衡逸公司为配合该行办理借款需要而签订。衡逸公司基于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承诺的信赖向该行提供了房屋相关手续并配合办理了抵押登记备案，其行为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或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的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据此办理的抵押登记均系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据此主张对案涉十七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终315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上述承诺函的法律效力，判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给付衡逸公司案涉十七处房产的购房款1127315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根据上述判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已成为案涉十七处房产的所有权人，其要求对自已所有的房产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亦缺乏法律依据。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经本院依法行使释明权后，未变更对衡逸公司的诉讼请求，故对该行针对衡逸公司的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通焕公司、刘迎冬、王英杰、王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在本案中的抗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连通焕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7799990.23元人民币； 二、被告大连通焕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偿还因上述借款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16年11月20日，欠付的利息为637485.75元、罚息为3945368.60元、复利为572712.70元；自2016年11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7.8%上浮50%的标准计付罚息、复利）； 三、被告刘迎冬、王洋、王海对被告大连通焕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向被告大连通焕贸易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对被告大连衡逸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对被告王英杰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56578元、公告费1400元，合计157978（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连通焕贸易有限公司、刘迎冬、王洋、王海共同负担（由被告在给付原告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薛 辉 审判员 周欣宇 审判员 孙文英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