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28民初1375号原告：曹培海，男，1981年9月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陶治成，男，1971年1月6日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天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鼎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禄劝县屏山街道办事处向阳路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8589617248C。法定代表人：冉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龙云，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向锡全，男，1962年4月2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第三人：王道刚，男，1962年9月29日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第三人：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3717947242J，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76号兴城大厦4层。法定代表人：易海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诉讼代理。原告曹培海、陶治成与被告云南鼎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润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追加向锡全、王道刚、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建工）作为第三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培海、陶治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被告鼎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龙云，第三人向锡全、王道刚、武汉建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18485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中，原告以部分诉讼请求已另案主张为由，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15185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3年3月28日,向锡全与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签订《禄劝滨河广场项目土建工程分包合同》，约定：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将其承建的禄劝滨河广场项目土建工程分包给向锡全施工（该项目的开发商为被告）。后向锡全将粉水、砖砌工程分包给原告施工。后向锡全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查实建筑公司昆明分公司系伪造公章签订的合同。原告在总工期内（400天）进行施工，因被告资金不到位使该工程超期。后被告与原告协商，由被告直接支付原告人工费。2016年8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现场签证单》，确定被告欠原告人工费1848500元未支付。被告鼎润公司辩称，被告未与曹培海、陶治成签订过任何合同，曹培海、陶治成并非独立承包人，而是向锡全的内部施工人员，由向锡全发放工资，其应向向锡全主张权利，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该工程是王道刚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的名义分包给向锡全施工，2014年7月18日，被告向向锡全出具过编号为046号的《现场签证单》，金额为15000元，出具的对象也仅为向锡全。向锡全在另案诉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已审理确认被告应支付向锡全劳务费3053万元，已支付2399万元，剩余应支付向锡全劳务费654万元。至此，被告的义务已履行完毕，无需再次支付。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向锡全述称，我与被告2015年1月9日进行了结算，原告是此前我的劳务班组，此后是原告直接为被告施工，费用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第三人王道刚述称，我是用武汉建工的名义取得了禄劝滨河广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后仅与向锡全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现场签证单》写明的费用是15000元，不清楚现在为什么变成180多万元。第三人武汉建工述称，禄劝滨河广场项目与武汉建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无关，是蔡星彪伪造印章后交给王某使用，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本院确认下列法律事实：2012年9月8日，案外人蔡星彪持武汉建工的公章与王道刚签订《合同书》，约定武汉建工对涉案项目进行总承包，并提供施工资质，王道刚进行自主经营，王道刚向其支付总造价1%的管理费。后蔡星彪将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的印章交由王道刚管理使用。2013年1月，王道刚持武汉建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武汉建工法定代表人刘新刚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的名义与鼎润公司签订《昆明市禄劝县滨河广场项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武汉建工承建禄劝县北片区标准化农贸市场及住宅（滨河广场）建设工程项目，合同总价为9000万元，按照实际为准，合同工期为400天。2013年3月28日，王道刚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的名义与向锡全签订《禄劝滨河广场项目土建工程分包合同》，约定：由向锡全分包禄劝滨河广场项目部分土建工程。合同签订后，向锡全组织曹培海、陶治成等人员进场施工完成了部分工程。2013年5月7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与向锡全签订《补充协议》，对施工内容、付款方式等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2015年1月9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与向锡全形成了《劳务结算书》，载明了合计36315130元，鼎润公司工程部经理张上兴签字确认，并加盖鼎润公司项目部印章。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于2018年2月1日注销。2018年6月26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03刑初70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2013年初，蔡星彪在昆明市官渡区菊花村立交桥下的路边，指使他人伪造了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合同专用章、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等印章，后将以上印章交给王某用于云南禄劝滨河广场工程项目，并将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合同专用章加盖于《禄劝滨河广场项目土建工程分包合同》上。判决：蔡星彪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2017年5月16日，向锡全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7）云01民初8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云南鼎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向锡全支付欠付工程款6540000元，并支付以该款项为本金自2017年5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向锡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向锡全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云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编号为046的《现场签证单》，载明：合计金额1848500元，此部分增加劳务费由甲方直接支付操作班组等内容。被告向本院提交编号为046的《现场签证单》复印件，载明金额共为15000元。被告申请李仕荣出庭作证，李仕荣当庭证言内容为：原告提交的《现场签证单》上建设单位处的印章是自己加盖，“李仕荣”是自己的签名，但当时的内容与被告向本院提交的《现场签证单》复印件内容相同。第三人王道刚向本院提交编号为046的《现场签证单》复印件，内容与被告提交的《现场签证单》相同。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禄劝滨河广场项目土建工程分包合同》、《现场签证单》、《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证实。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直接为被告提供劳务，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被告是否欠原告劳务费，是否应支付原告劳务费1518500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口头协议，由原告直接为被告施工，并形成编号为046的《现场签证单》，应据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主张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向锡全，只与向锡全在2014年7月18日形成《现场签证单》，并将《现场签证单》原件交给向锡全，被告只留存了复印件；未与原告有过任何合同关系，也未与原告形成过《现场签证单》，现原告提交的《现场签证单》是原告伪造的，不应作为定案证据。本院认为，其一、原告虽主张与被告口头协议，由原告直接为被告施工，但合同价格为1848500元，数额巨大，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涉及如此巨大数额的交易而无书面合同有悖常理。其二、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口头协议，原告与被告的什么人、如何订立的口头协议也无清楚的陈述。其三、就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编号为046的《现场签证单》及被告、第三人王道刚提交的《现场签证单》复印件的认定问题。两份书证主要存在以下差别：一是首部：“签证部位”、“签证时间”栏内，复印件记载为“一栋”、“2014年7月18日”，原告提交的《现场签证单》记载为“一栋、五栋”、“2016年7月20日”。二是“签证原因”的主文部分：复印件记载为签证原因下有6行文字，所载金额共为15000元；原告提交的《现场签证单》在上述文字下方多列了15行文字，记载金额合计为1848500元。三是尾部：复印件记载为“施工单位”匡内为向锡全的签名、手印，时间为2014年8月26日，“监理单位”匡内为模糊的印章、“情况属实”的签字，时间为2014年9月20日，“建设单位”匡内为被告的项目部印章、李仕荣的签名，时间为2014年9月13日；原告提交的《现场签证单》在上述内容中的时间均为2016年，“6”字有明显涂改痕迹，向锡全的签名下增加了“情况属实”的签字，下边匡线的下方增加了3行批字、“操作班组曹培海2016、9、14”、“施工班组陶治成2016、9、14”及手印。原告提交的《现场签证单》明显存在以下疑点：一是打印油墨浓度不一，如首部所载“一栋”色浓，“五栋”色淡；二是几处“2016年”的“6”字有明显涂改痕迹，其余手书的月、日时间则与被告及第三人王道刚提供的复印件字迹吻合；三是主文部分中增加部分的首行与上行文字的行间距宽于其他的行间距，与一次性形成的整篇文档排版不符；四是原告主张《现场签证单》是其直接为被告施工而形成的，但该签证单却未设计有原告签字的位置，反而是在下边匡线的下方才有二原告签字，而“施工单位”匡内为向锡全的签名、手印，有违日常生活经验，且增加的3行批字、“操作班组曹培海2016、9、14”、“施工班组陶治成2016、9、14”字迹较新浓；五是原告提交的《现场签证单》的纸张有多处横向折痕，主文部分中增加部分的首行与上行文字间的折痕尤其明显，不能排除系原告为新增其他内容作准备时所留。综上，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编号为046的《现场签证单》虽为“原件”，但不能排除原告对其进行了涂改、添加，为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1518500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对其直接为被告施工、被告欠其劳务费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培海、陶治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436元，减半收取10718元，由原告曹培海、陶治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永川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保 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