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初133号原告：国开中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成街4号院1号楼1108室。法定代表人：王定林，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开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尘，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运时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22号楼811室。法定代表人:王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海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荩，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88-96号（双号）华龙国际大厦1-A楼1层102室。法定代表人:苏伟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海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荩，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鑫世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新产业园区稻香路9号创业大厦。法定代表人：张维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坪霞，女，安徽鑫世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柏懿婧，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37号3-16号。法定代表人：尹春艳，执行董事、经理。原告国开中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中融公司）与被告北京运时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运时公司）、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公司）、安徽鑫世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世界公司）、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泽信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26日、2019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开中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开国、陈子尘，被告运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海英、俞荩，被告维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海英、俞荩，被告鑫世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坪霞、柏懿婧，中泽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尹春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开中融公司起诉请求：1.判令运时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2025.72万元，及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违约金。2.判令维科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1224万元，及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违约金。3.判令鑫世界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1530万元，及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违约金。4.判令中泽信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2080.8万元，及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违约金。5.判令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对上述服务费、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与中兴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茂公司）、安徽省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公司）是原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稀土）的企业法人股东。2015年5月，运时公司等多家甘肃稀土小股东就转让甘肃稀土股权达成一致行动意见，全权授权中泽信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代表处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包括委托专业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中泽信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代表委托国开中融公司介绍买受人。国开中融公司向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稀土）推荐重组甘肃稀土以收购小股东股份，并告知一致行动人代表中泽信公司。2015年5月30日，中泽信公司以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中兴茂公司、服装公司（统一简称6家公司）一致行动人代表的身份与国开中融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委托国开中融公司为6家公司转让所持甘肃稀土股权提供服务。约定转让成功时，按照转让成交价的20%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2015年11月20日，中泽信公司将所持甘肃稀土股份以股权转让形式委托安徽汇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洋公司）代持。中泽信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承诺，汇洋公司代持的甘肃稀土股份的实际权利义务仍由其享有和承担，并继续按照《服务合同》委托国开中融公司为出让汇洋公司代持的甘肃稀土股份提供服务。国开中融公司按照《服务合同》约定为6家公司所持甘肃稀土股份转让进行了工作。2018年3月30日，北方稀土分别与6家公司签署《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6.12元/股受让6家公司所持甘肃稀土股权。2018年4月8日，北方稀土分别向6家公司支付第一笔60%的转让款。国开中融公司服务义务完成，获取服务费条件成就。《服务合同》约定，6家公司收到转让款时，就应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2018年4月8日，国开中融公司经6家公司一致行动人代表中泽信公司向6家公司发出要求支付已收到转让款对应服务费的通知。中兴茂公司和服装公司同意与国开中融公司结算。中泽信公司表示愿意支付，但又表明转让款在代持人汇洋公司账上，而一直未予支付。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3家公司对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的要求未予理睬。综上，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未按《服务合同》约定支付国开中融公司服务费，构成违约，应支付违约金。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均拒付服务费，应当对服务费、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运时公司、维科公司主要答辩意见如下：一、国开中融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王定林、中泽信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尹春艳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居间服务法律关系，恶意诉讼，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恳请法院将本案移交公安部门处理（一）本案关键证据之一《服务合同》涉嫌伪造1.《服务合同》所载内容在其签署的时间尚未发生，《服务合同》系国开中融公司与中泽信公司事后伪造。（1）国开中融公司与中泽信公司称其于2015年5月30日签署《服务合同》，该合同的鉴于条款明确载明“国开中融公司提供上市公司北方稀土为买受人”，尹春艳和王定林在庭审时称自2015年年初便已开始与北方稀土沟通，而北方稀土给法院的回函中却明确称：“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国开中融（王定林）参与其中”，也就是说王定林与北方稀土就甘肃稀土项目进行沟通是在2016年下半年，本案所涉《服务合同》不可能在2015年上半年便已经签署，故尹春艳与王定林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服务合同》应系其事后伪造。（2）尹春艳在庭审时还反复声称其在合同签订后还联系过其他买方，而根据《服务合同》第六条特别约定、第七条违约责任的约定，若中泽信公司将股份转让给北方稀土以外的买家而放弃向北方稀土出售，中泽信公司需向国开中融支付补偿金并承担巨额违约金，如果当时真有这份《服务合同》存在，尹春艳不可能冒着这样大的风险联系其他买家，这也充分说明当时根本没有确定北方稀土作为买方。（3）国开中融公司在其提交的反驳证据第2组中，即其称发给周秉利董事长的《关于收购甘肃稀土公司的报告》，其在证据目录的“要证明的事实”中称“自2015年5月8日就已经开始履行合同、进行居间服务工作”，该时间与其主张的《服务合同》签署时间矛盾，也与王定林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在签订合同之前不可能开展工作的说法自相矛盾。2.国开中融公司提交的由服装公司、中兴茂公司、汇洋公司出具的协议和函件以证明《服务合同》真实存在，而根据我方提交法庭的调查笔录，上述三公司明确表示上述文件是在2018年3月19日，尹春艳前往三公司提供了事先拟好的文件，以无需支付服务费为条件、以影响股份转让款支付为威胁，要求三公司配合签署的，三公司也是第一次知道《服务合同》及20%服务费的存在，但为了确保资金回款安全才配合尹春艳签署了不实文件。3.中泽信公司提交的公证书、鑫世界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证明，中泽信公司尹春艳曾以同样条件联系鑫世界，要求其配合签署承认存在《服务合同》、同意支付服务费的不实文件，并承诺只要配合签署就可以不用实际支付服务费；在鑫世界公司拒绝配合并提出报案后，尹春艳还曾以国开中融公司撤回其民事诉讼为交换，与鑫世界公司商谈要求其撤回刑事控告。4.中泽信公司与国开中融公司签署如此巨额的《服务合同》，无论是中泽信公司、还是国开中融公司，自2015年5月30日建立委托关系起，至2018年3月24日运时公司、维科公司收到中泽信函件第一次知道国开中融，这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都从未告知过运时公司、维科公司。本案除《服务合同》涉嫌造假外，国开中融公司提交的《承诺书》《回执》及其他多份证据材料都涉嫌伪造。（二）国开中融公司与中泽信公司涉嫌恶意串通、虚构事实1.本案国开中融公司的王定林与中泽信公司尹春艳系夫妻关系，存在共同利益关系；即便其所述离婚的情况属实，尹春艳代表国开中融公司前往北方稀土要求其出具函件、前往安徽要求三公司配合签署不实文件、与鑫世界公司沟通要求出具函件以及撤回刑事控告的行为，都充分说明其在身份和利益上与王定林存在高度关联。2.在向运时公司、维科公司主张服务费的前后两次诉讼过程中，国开中融公司没有对中泽信公司提出服务费请求，或虽然提出却没有进行财产保全，而是以承担连带责任为由将本应对中泽信保全的款项分摊给了其他被告。3.中泽信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对于各小股东授权的背景和内容、《服务合同》的真实性、签署情况、履行情况，对国开中融公司的主张与表述完全认同、未提任何疑义。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国开中融公司王定林与中泽信公司尹春艳存在身份和共同利益关系的高度关联，国开中融公司将中泽信公司列为被告，不是为了主张所谓的服务费，而是为了能够通过紧密配合由中泽信公司在本案中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自认，从而形成对其有利的证据链，实现其要求其他被告承担服务费的目的。二、即便本案《服务合同》真实存在，根据中泽信公司曾获得的各小股东的授权，其无权与国开中融签署《服务合同》，因而其行为对运时公司、维科公司不发生效力，运时公司、维科公司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一）各小股东出具授权文件给中泽信公司时，并没有明确的收购方，更没有限定北方稀土作为收购方，授权文件对委托第三方专业财务顾问机构等具体条件均未列明《一致行动人承诺函》是各小股东出具给甘肃稀土股东会的，全权委托中泽信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代表从事股权转让事项，未涉及转委托第三方事项，充分说明该授权只能用于甘肃稀土在小股东股权转让时的内部表决程序。《授权委托书》是为了便于中泽信公司寻求股权转让机会，以及为完成股权转让需要配套服务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而进行的授权，并无“全权委托”字样，也未对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名称、代理事项、权限、期间、报酬等条件予以列明。（二）中泽信与国开中融签署《服务合同》，转委托国开中融进行居间服务、并约定巨额服务费的行为属于超越代理权行为；中泽信公司从未就此事征求运时公司、维科公司的意见，亦未取得运时公司、维科公司追认根据该份授权书，中泽信公司应当亲自处理股权转让相关委托事务，若因完成股权转让需要协助配套服务时转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中泽信公司需就机构的名称、代理事项、权限期限、报酬等情况征得委托人同意或追认，若转委托第三方处理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相关工作事宜，更需要就上述委托关系事项经过委托人的同意或追认。中泽信公司未经委托人同意，没有权利选择国开中融公司这一非专业财务顾问公司作为受托方。（三）国开中融公司明知中泽信公司与其签署《服务合同》属无权代理，仍与其签订《服务合同》、给运时公司、维科公司设定巨额支付及赔偿等义务，却从未向运时公司、维科公司确认《服务合同》、汇报所谓委托工作事项1.授权文件上明确载明可转委托给“专业财务顾问”（而不是转委托给任何性质的中介机构），且完全没有对于转托第三方的代理人、代理事项、权限期限以及报酬的记载，国开中融公司明知自己并非“专业财务顾问”，也知道中泽信公司未就上述事项获得委托人授权，仍与其签订所谓的《服务合同》。2.国开中融公司在其2018年3月13日发给中泽信公司的函件中，明确要求“中泽信公司通知维科公司就服务费数额及支付方式给国开中融公司以书面确认”，并自认“国开中融公司至今未收到浙江维科的确认文件”，说明国开中融公司明知中泽信公司转委托行为未经委托人同意，也明知其接受转委托的行为未经委托人追认。3.2018年1月31日，国开中融公司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请求中要求法院确认《服务合同》对委托人发生效力，说明国开中融公司清楚知道中泽信公司转委托行为未取得委托人的同意，也明知未经委托人同意的行为对委托人不产生效力的法律后果。4.2015年11月20日，中泽信公司将其持有的甘肃稀土股份转让给了汇洋公司，不再具备与各小股东一致行动转让股份的意向和基础，相应的授权委托文件失去效力。综上，国开中融公司明知中泽信公司无权代理，在未取得委托人的同意或追认下，仍接受委托实施代理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应当由其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三、即便《服务合同》真实存在，国开中融公司从未代表小股东利益参与北方稀土收购甘肃稀土股份事宜，未能促成北方稀土收购小股东股份，无权要求运时公司、维科公司支付巨额服务费（一）国开中融公司从未代表小股东参与北方稀土收购甘肃稀土股份事宜1.2017年11月24日的甘肃稀土股东座谈会上，小股东询问北方稀土收购甘肃稀土国有股东股份却不收购小股东股份的原因，北方稀土明确表示因与各小股东不熟、所以没有收购各小股东股份的意向。只能说明国开中融公司没有代表小股东与北方稀土进行接洽。2.即便国开中融提交的部分工作底稿属实，工作底稿出具的方案也都是站在北方稀土和包钢集团的立场制定的，而不是为了各小股东的利益设定的。（二）国开中融公司从未促成北方稀土收购小股东股份，其作为受托人有义务证明其充分履行了居间义务1.2017年7月26日，北方稀土公告仅收购甘肃稀土国有股东的股份，说明国开中融公司并未促成北方稀土收购小股东的股份。2.2017年12月30日，北方稀土公告调整原收购方案、增加收购各小股东股份，是经小股东向甘肃稀土、甘肃省国资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强烈反映，最后在甘肃省国资委的协调下才得以实现的，公告内容也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国开中融作为本案居间合同纠纷项下的居间人，必须充分证明其履行了居间义务、达成了合同约定的居间目的，而国开中融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北方稀土拒绝收购小股东股份后都做过哪些工作。（三）国开中融公司无法证明其履行了居间义务、达成了居间目的，无权要求运时公司、维科公司支付巨额服务费即便国开中融公司对北方稀土收购甘肃稀土重组项目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但只有在国开中融公司代表小股东并促成北方稀土收购小股东股份这一事实发生时，国开中融公司才有权向小股东主张相关服务费。本案的证据只能说明国开中融公司参与北方稀土收购甘肃稀土重组项目，而非代表小股东促成了北方稀土收购小股东股份。四、国开中融公司主张利息、违约金及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都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即便国开中融公司主张中泽信公司转委托行为真实存在并有效，且各被告单独出具的授权材料也用于国开中融公司主张的“委托关系”，但各被告单独出具的授权材料没有约定各被告之间存在连带责任关系，各被告也是单独与北方稀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中泽信代表6家小股东与原告建立的“委托关系”，也应当分别独立存在于每一家小股东与原告之间；即便本案所涉《服务合同》真实存在且有效，《服务合同》也没有约定各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各被告也没有另行同意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案各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连带责任关系，原告主张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对于国开中融公司所主张的利息、违约金，在所谓的《服务合同》中根本没有任何约定，国开中融在接受法庭调查时临时提出利息和违约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主张，计算结果也远远低于国开中融在诉讼请求和财产保全中主张的金额。鑫世界公司的主要答辩意见如下：国开中融公司要求鑫世界公司支付服务费153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服务合同》的约定缺乏真实存在的合理性（一）在所谓《服务合同》中早已经确定买受人为“北方稀土”，但此后国开中融公司所谓工作却并没有以北方稀土为买受人，而是以国开中融稀土产业基金为小股东的买受人，国开中融此举不符合买受人确定为北方稀土的约定，属于违约行为。同时，所谓《服务合同》却没有任何规制国开中融公司的违约责任，所有违约责任均约束小股东，前后之矛盾，合同之刻意，充分证明《服务合同》在2015年5月30日时并不存在。所谓《服务合同》确立的第一条“服务事项”，国开中融公司举证中欲证明的服务工作没有一项符合约定的服务事项内容，证明服务合同在2015年5月30日时并不存在。合同中约定的项目推介与咨询、促成买受人购买意向的服务，国开中融公司无一成就。合同中约定的商务谈判与促成交易，国开中融公司并未履行。(二)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转股成功完全是小股东推动甘肃省国资委要求北方稀土调整重组方案的结果，从中也可证实《服务合同》并非真实存在，转股成功与国开中融公司无任何关系。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的举证全部集中在北方稀土第一次公告后与第二次调整重组方案的公告之间所做工作的证据，足以证明转股成功完全是被告自身为出让股权作出的努力，与国开中融公司毫无关系。反观国开中融公司举证了履约《服务合同》的7项工作，时间跨度从2015年8月21日到2017年2月25日，北方稀土的第一次重整公告是在2017年的7月26日，证明了原告所有工作都是无关《服务合同》约定且完全失败的，从北方稀土第一次出公告之后，国开中融公司没有举证任何材料。小股东多次赴甘肃与甘肃省国资委和甘肃稀土协商沟通，小股东群策群力自身努力促成了转股，从中也可看出《服务合同》并非真实存在。2017年9月14日，小股东们纷纷赶往甘肃为自身转股作出努力，甘肃省国资委与小股东座谈会会议纪要记载：尹春艳提出“小股东对此次重组情况不知情”，甘肃省国资委企业改组处处长李勇提出“工信部是将甘肃稀土划分到北方稀土板块”。如果《服务合同》真实存在，依据《服务合同》5.3条的约定，国开中融公司有义务以便利方式向委托方通报工作进展，如实披露项目服务的有关情况，不会出现中泽信公司的尹春艳不知情重组，事实证明服务合同在此时都并不存在。2017年11月24日，甘肃稀土召开股东座谈会，北方稀土参会。北方稀土董秘李金玲指出：1.“双方重组合并是基于政策需要及行业趋势要求……初期北稀方案中并未将甘肃稀土纳入重组名单，但工信部鉴于北稀与甘稀的历史渊源，要求将甘稀纳入北稀整合序列”充分说明北方稀土作为甘肃稀土股权的受让方一事是工信部的要求；2.“鉴于中小股东股权相对分散，对于其他股东并不了解，为将不确定因素降为最低，北稀决定此次重组并不考虑收购其他中小股东股份。”“重组完成后……选择适当时机收购部分中小股东股权。”充分证明北方稀土根本没有意向收购小股东股份。小股东们除了积极联系北方稀土之外，还在不断给甘肃稀土董事会以及甘肃省国资委发函，并抄送了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强烈要求中止北方稀土和甘肃稀土不合法合规的重组程序并要求出让自己的股权。充分说明小股东为自己转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努力推动甘肃省国资委和甘肃稀土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从北方稀土第二次重组方案调整公告的结果来看，也能够看出转股成功是小股东自身努力的结果，与国开中融公司无关。2017年12月30日北稀第二次重组公告称：“近期，在甘肃省国资委履行（对第一次方案）审批程序期间，甘肃稀土中小股东提出分别转让其各自所持的甘肃稀土股份诉求，甘肃省国资委与各方股东协商后，对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进行了调整，即在原有3家出让方基础上，增加14家……公司拟按照甘肃省国资委调整后的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对甘肃稀土实施整合”。中泽信公司的尹春艳在庭前会议陈述在《服务合同》签订后曾经找过北方稀土之外的其他买受人，如果《服务合同》真实，则依据合同约定，中泽信公司需要承担1000万元违约金，因此，该陈述反而证明服务合同并非真实存在。二、即便存在《服务合同》，也属于国开中融公司与中泽信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依法无效（一）国开中融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定林与中泽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春艳曾存在夫妻关系，双方恶意串通制作了《服务合同》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通知，与常理不符。(二)首次起诉时将中泽信公司作为被告却未让其承担责任，证明国开中融公司与中泽信公司恶意虚假诉讼，《服务合同》为恶意串通。（三）国开中融公司两次起诉恶意将诉讼标的从5000万以下提高到5000万以上，后采取了错误的保全，足以证明其恶意侵害被告合法财产。国开中融公司增加了莫须有的违约金和利息费用高达1045万元，违约金和利息在《服务合同》中找不到任何出处也并非法定，国开中融公司在第一次诉讼中提出了保全后立刻主动撤诉，3个月后先是采取了诉前保全措施，冻结了三被告7900万元的财产，后再次诉讼提高了一倍多的诉讼标的，不合常理。2019年5月13日，国开中融公司申请延续保全措施并没有保全中泽信公司的任何财产，然而国开中融公司诉求中泽信公司应当支付2400.8万元服务费及违约金和利息，国开中融公司将中泽信公司应当被保全的金额分摊给了其他被告。国开中融公司对《服务合同》无法自圆其说，此次诉讼完全是国开中融公司和中泽信公司的恶意串通，属于恶意诉讼。三、即便《服务合同》真实存在，国开中融公司与中泽信公司没有恶意串通，该合同仍然属于无权转委托的合同，且鑫世界公司拒绝追认，由行为人中泽信公司自担责任依照法律规定，转委托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二是委托人必须事前或事后同意，不同意的由代理人向转托人负民事责任。（一）中泽信公司转委托国开中融公司并非是为了委托人利益，反而损害了委托人利益，不符合法定的转委托条件中泽信公司在取得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和授权委托书之时并没有告知此函件和委托书是为了与国开中融签订代理合同使用，所有的小股东委托人也对其转委托选择的第三人并不知情，所有出具函件和委托书的小股东给予了中泽信公司此中权限完全是基于投资人命运共同体的善意信赖，但中泽信拿到授权后却并没有为了被代理人即所有小股东的利益考虑，反而超越代理权限，对外以各被代理人的名义承担高达转股价款20%的天价服务费，损害了被代理人的利益。（二）中泽信公司转委托国开中融公司事前并未取得委托人同意，事后也并没有告知委托人，属于无权转委托，委托人事后并未追认，因此由中泽信自担责任被代理人即所有小股东事先并没有同意中泽信公司将其受托事务转委托给国开中融公司，中泽信公司擅自与国开中融公司签订合同后也并没有通知被代理人，被代理人事后也从未进行过追认。转股一事在本案中涉及到6家公司的8155万股，转股款项近5亿元（49908.6万元），20%的服务费近1亿元（9981.72万元）。抛开恶意串通不说，中泽信公司在拿到授权后对外签订如此天价中介合同也应当书面通知各位被代理人，征求被代理人对服务费义务承担的意见，各小股东给予中泽信公司对外代理股权转让一事的授权，但并没有给予其对外以小股东名义承担义务的授权，给出的仅仅是一般授权，中泽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春艳利用这一授权和6家小股东的信赖与国开中融公司在转股胜利在望之际人为制造出这一份《服务合同》，中泽信公司应当对国开中融公司自负其责。（三）中泽信公司在2015年11月20日将其所持甘肃稀土股份转让给了汇洋公司，即丧失了甘肃稀土股东身份和一致行动人代表的身份，“授权委托书”和“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因为中泽信公司失去股东身份无法行使代理一事而就此失效，对于此事国开中融公司是知情的，所谓《服务合同》是否能够继续履行，并不是丧失了股东身份的中泽信公司一纸函件说可以继续履行就可以继续履行的，国开中融公司应当因受托人丧失代理权限而询问委托人是否继续履行合同，然而国开中融并没有询问，证明其主观恶意和心虚，也证明其与中泽信公司恶意串通，故意不与委托人进行任何联系。四、国开中融公司诉鑫世界公司支付利息和违约金23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所谓《服务合同》并没有约定服务费延迟支付的利息和违约金；此中服务费相关的违约金和利息在法律上并没有法律规定；国开中融此次诉讼加入违约金和利息意在提高诉讼标的提高一审审级，方便其超标的额保全被告人全部未被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存在严重恶意。五、国开中融公司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和伪证嫌疑，依法不应当予以认可，请求法庭查明国开中融公司伙同代理律师作伪证的事实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国开中融公司提交证据存在前后矛盾以及内容和时间上的多次篡改。国开中融公司提交证据期间更换了代理律师，两任代理律师均在证据清单上签字认可，因此国开中融公司与两任律师均存在作伪证的嫌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中泽信公司辩称，认可国开中融公司起诉的事实，但不同意支付服务费，因为中泽信公司深度参与其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有异议的，且与本案无关联性的证据，本院不予认证；对有异议的，但与本案有关联性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不认可《服务合同》和《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认为该证据虚假。因国开中融公司提供了该证据的原件，且合同相对人中泽信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服务合同》对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本院将在下文予以详细论述。2.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不认可北方稀土出具的三份告知函的真实性，认为该证据并非原件。因北方稀土已确认该函件的真实性，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3.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不认可国开中融公司提供的部分工作底稿的真实性，认为该证据系国开中融公司自行制作。国开中融公司提供该证据的目的系为了证明其所作的具体工作，因北方稀土已对国开中融公司所作的部分工作予以认可，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4.国开中融公司不认可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提供的访问笔录的真实性，认为该证据虚假。因该证据的内容与中兴茂公司、服装公司、国开中融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相悖，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5.国开中融公司不认可鑫世界公司提供的张维平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因该证据仅是案外人的陈述，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6.国开中融公司不认可鑫世界公司提供的机票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因鑫世界公司提供了该证据的原件，且中泽信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7.国开中融公司不认可鑫世界公司提供的短信、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因该证据的相对方尹春艳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认证，本院认定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如下：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兴茂公司、服装公司、中泽信公司曾系甘肃稀土股东。2015年5月18日，运时公司向甘肃稀土股东会出具《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一致行动人承诺函》,载明：我司拟转让所持有甘肃稀土的全部股权，经与有意向转让股权的其他股东沟通，公司董事会同意，与中泽信公司达成一致行动人意见，在此，全权授权并委托中泽信公司作为我方一致行动人代表，行使在股权转让交易过程中的各项权利，请甘肃稀土支持理解，并积极配合股权转让相关工作。作为股权转让事宜的一致行动人之一，特此就上述事宜承诺并告知。同日，运时公司与中泽信公司签订《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授权委托书》,载明：根据我公司战略发展要求，经公司董事会同意，拟转让我司持有的甘肃稀土全部股权。为保证小股东权益的最大化，我司经研究决定，同意与中泽信公司等其他小股东作为一致行动人，对此事项的转让同意中泽信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代表，并授权一致行动人代表中泽信公司履行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相关事宜（包括委托专业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的事宜等）。授权委托期限自授权签字生效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工作完成之日止。特此授权并委托。2015年5月25日，鑫世界公司、中兴茂公司、服装公司向甘肃稀土股东会出具了《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一致行动人承诺函》。2015年5月28日，维科公司向甘肃稀土股东会出具了《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一致行动人承诺函》。鑫世界公司、中兴茂公司、服装公司、维科公司在出具《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一致行动人承诺函》的当日，均与中泽信公司签订了《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授权委托书》。鑫世界公司、中兴茂公司、服装公司、维科公司出具的《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及签订的《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与运时公司出具的《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及签订的《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一致。2015年5月30日，中泽信公司作为甲方与国开中融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服务合同》，主要约定：甲方系甘肃稀土股东，已经获得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兴茂公司、服装公司的授权，甲方为自己及委托股东的共同利益，以一致行动人代表身份，策划、运作、实施有关出售/转让所持有的甘肃稀土股份事宜。甲方作为委托方的代表，同意按照本合同条件委托乙方提供上市公司北方稀土作为买受人，促成买受人针对甘肃稀土进行重组，与买受人进行谈判并促成目标股份的成交等工作，乙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条件为甲方及甲方所代表的委托股东利益开展本合同所述的项目服务。委托方完全认可和接受乙方身份，希望借助乙方多年积累的社会网络资源及资本运作能力等，为委托方出售目标股份事项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项目服务，并促成买受人最终同意出资购买委托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相应股份。乙方的服务事项包括项目推介和咨询、促成买受人购买意向、商务谈判和促成交易。双方同意，各方为履行本合同目的，应当及时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保持沟通。双方同意采取成功取酬方式，即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只要乙方推荐的买受人同意出资购买目标股份且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交易协议，乙方即有权按照本合同获得服务费。为鼓励乙方促成股份转让交易，委托方同意，按照目标股份转让成交价的20%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报酬。若本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内，乙方未促成转股事项，委托方无需向乙方支付报酬。双方同意，委托方在收到买受人支付的股份出售/转让价款的同时或不迟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根据本合同3.2款计算的服务费。若买受人分期向委托方支付价款，委托方按收到股份转让款的比例向乙方支付相应比例的服务费。双方同意，委托方在收到买受人支付的股份转让款的同时或不迟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根据本合同3.2款计算的服务费。本合同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36个月内有效，如果乙方开始与买受人进行磋商，则本合同有效期自动延续至相关交易完成之日止。同日，中泽信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出具《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授权委托书》,载明：6家公司就出让甘肃稀土股权采取一致行动，并授权中泽信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代表。中泽信公司根据一致行动人6家公司授权，委托国开中融公司为6家公司转让股权推荐收购方，提供股权转让的居间服务。授权国开中融公为6家公司转让股权进行推荐买受人、协助谈判等，（除签署转让协议外）为股权转让进行的居间行为后果由6家股东承担。授权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签字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工作完成之日止。2015年12月5日，中泽信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出具承诺函，载明：2015年5月30日，我司就出让甘肃稀土股份一事，与贵司签署《服务合同》。11月20日，我司将甘肃稀土股份委托汇洋公司代持，我司向贵司承诺：汇洋公司代持的甘肃稀土股份的实际权利义务仍由我司享有和承担，我司继续对外转让该股权；我司继续委托贵司为出让汇洋公司代持的甘肃稀土股份提供服务，并按照《服务合同》向贵司支付服务费；出让甘肃稀土股份需要汇洋公司签署、出具的文件由我司负责协调和解决。2018年3月15日，北方稀土向国开中融公司回函，主要内容为：贵司对我司完成甘肃稀土重组的祝贺，我司表示感谢！这是我司落实国家稀土产业政策所作的努力，是各级政府关心和支持的结果，也是我们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贵司向我司推荐收购甘肃稀土股权并进行重组。重组过程中，贵司作为6家公司的委托人，协助我们与各方进行充分沟通，对我司重组甘肃稀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我司对贵司推荐和为重组所作的工作表示感谢！《股权转让协议》尚未最终签署，故暂时不能向贵司确定股权转让最终结果。2018年4月2日，北方稀土向国开中融公司出具告知函，主要内容为：我司与贵司委托人（6家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已签署并开始付款程序，如有新的进展，我司向贵司告知。2018年4月11日，北方稀土向国开中融公司出具告知函，主要内容为：2018年3月30日，我司与贵司委托人（6家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4月8日，我司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了首笔转让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在甘肃稀土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5日内支付剩余转让款。2017年7月，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服装公司、汇洋公司、中兴茂公司出具了《股权转让意向函》。国开中融公司主张其为促成北方稀土收购6家公司股权，从事了大量工作，具体包括：1.向包钢集团董事长提交《关于收购甘肃稀土公司的报告》，建议北方稀土收购小股东股权；2.2016年7月，国开中融董事长王定林拜访甘肃省人民政府黄强副省长，进一步促成甘肃稀土与北方稀土重组；3.2016年9月14日，国开中融公司向包钢集团提交草拟的《北方稀土重组甘肃稀土方案》，建议北方稀土发行股份收购甘肃稀土95%的股份，发行对象为除北方稀土外的甘肃稀土的其他全部股东，包含所有本案被告。4.2016年12月30日，国开中融董事长王定林出席包钢集团“北方稀土50亿元定向增发融资及收购甘肃稀土方案”讨论，与会人员经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国开中融参与定增认购，并同时协助安排包钢集团、北方稀土与证监会高层进行沟通，并推动收购方案获甘肃国资委支持等工作。5、2017年2月28日，国开中融公司协助包头市委市政府拜访中国证监会时任主席。2017年7月26日，北方稀土发布《北方稀土关于整合甘肃稀土的公告》，载明：北方稀土以自有资金收购甘肃稀土集团金熊猫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及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分别持有的甘肃稀土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甘肃稀土49.35%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及第一大股东，实现合并报表。2017年12月30日，北方稀土发布《北方稀土关于调整整合甘肃稀土方案的公告》，载明：近期，在甘肃省国资委履行审批程序期间，甘肃稀土中小股东提出拟分别转让其各自持有的甘肃稀土股份诉求。甘肃省国资委与各方股东协商后，对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进行了调整，即在原有3家出让方基础上增加14家。本次调整后，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增至14家，包括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服装公司、中兴茂公司、汇洋公司等。2018年3月14日，中兴茂公司、中泽信公司、服装公司分别向国开中融公司出具函件，主要内容为：2015年5月30日，我司就出让甘肃稀土股份一事，委托中泽信公司以一致行动人代表身份与贵司签订《服务合同》。贵司为我司推荐受让人北方稀土公司，并协助我司进行谈判。感谢贵司为我司出让甘肃稀土公司股权提供服务，请贵司继续协调北方稀土，尽快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并支付股权转让款，我司将在收到股权转让款之日起5日内，按照《服务合同》向贵司支付收到股权转让款20%的服务费。2018年3月16日，国开中融公司作为甲方，服装公司、中兴茂公司作为乙方，与中泽信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已完成《服务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应按照股权转让款的20%支付甲方服务费3121.20万元。甲方同意上述款项在丙方对中兴茂公司未结债务中优先进行抵扣，乙方无需再向甲方另外支付服务费。2018年3月30日，运时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北方稀土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转让标的股权为转让方持有甘肃稀土公司1665万股，每股价格为6.12元，股权转让总价款为101286000元，本协议签订后，受让方分两次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首次支付转让总价款的60%，即60771600元，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剩余款项计40514400元，于甘肃稀土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5日内支付。同日，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汇洋公司亦与北方稀土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除维科公司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6120万元、鑫世界公司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7650万元、汇洋公司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10404万元外，该协议的内容与运时公司和北方稀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北方稀土于2018年4月8日向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汇洋公司支付了首笔转让款，金额分别为6077.16万元、3672万元、4590万元、6242.4万元。甘肃稀土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2018年4月28日。因国开中融公司提起本案之诉，并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查封了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对北方稀土的应收账款，致使北方稀土未能向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各方认可北方稀土已依约向汇洋公司支付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主张北方稀土最终同意收购小股东股权，系其自身努力的结果，与国开中融公司无关，并提交了《甘肃稀土部分股东座谈会会议记录》、《甘肃稀土2017年度股东座谈会会议记录》、致甘肃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要求转让甘肃稀土股份的函》及《关于强烈要求撤销对北方稀土与甘肃稀土整合交易的批准、终止整合交易并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申请函》等证据予以佐证。另查：王定林系国开中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与尹春艳于2015年9月9日结婚，于2016年4月22日离婚。本院审理本案的过程中，为了查清相关事实，公平合理处理纠纷，向北方稀土发送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协助调查函》,北方稀土于2019年6月18日向本院回函，该回函主要内容为：1.关于三份告知函。2018年3月15日，国开中融公司委派律师到我公司，送达国开中融公司来函及运时公司等六家原甘肃稀土股东相关的委托函，并望北方稀土能够告知股权转让进度。根据来函情况，我司先后出具了三份告知函。国开中融公司向我司出具的委托函有原小股东与中泽信公司《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授权委托书》《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及中泽信公司与国开中融公司《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授权委托书》。2.国开中融公司曾参与北方稀土与甘肃省政府、甘肃省国资委、中介机构协调及设计收购方案等。3.2016年12月30日包钢（集团）公司、北方稀土、国开中融公司及中介机构在包钢集团会议室就北方稀土50亿定向增发及收购甘肃稀土方案进行了研讨，国开中融公司形成会议纪要并组织签署。4.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北方稀土拟开展与甘肃稀土的深度合作，国开中融（王定林）参与其中，期间王定林口头说过一致行动人事项。5.我公司未委托国开中融公司提供服务。本院同时向证券机构、上市公司相关从业人员询问涉案服务一般的收费标准，得到以下答复：股权转让或融资中介收费一般为股权转让款或融资款的1%至3%，5%也属正常，融资特别困难情况下，可能达到10%，20%的收费标准非常罕见。再查：中泽信公司的股东为尹春艳和邢玉香，尹春艳持股比例为51%，邢玉香持股比例为49%。本院认为，本案中，国开中融公司系依据其与中泽信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的约定，向各被告主张服务费及迟延支付的损失。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国开中融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需要对以下问题予以考量：一是中泽信公司是否有权代理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对外签署相关股权转让的服务合同。二是王定林与尹春艳曾为夫妻关系是否影响涉案《服务合同》的效力。三是国开中融公司是否为完成委托事项实际开展了工作。四是涉案《服务合同》条款对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就以上问题，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中泽信公司是否有权代理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对外签署相关股权转让的服务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本案中，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欲转让其持有的甘肃稀土的全部股权，委托中泽信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代表，并授权中泽信公司履行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相关工作事宜，且特别指明“包括委托专业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的事宜”等均属于“相关工作事宜”的范围，该事实表明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已事先同意中泽信公司可以将受托事务转委托他人，故中泽信公司在履行受托事务过程中有权代理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对外签署相关股权转让的服务合同，将受托事务转委托他人处理。二、王定林与尹春艳曾为夫妻关系是否影响涉案《服务合同》的效力王定林系国开中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尹春艳系中泽信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人之间曾系夫妻关系。因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明令禁止此种情形下两公司之间开展交易，故不能仅以此为由认定涉案《服务合同》当然无效。但毕竟二人之间的夫妻关系导致国开中融公司与中泽信公司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既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便利，也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合理怀疑，故两公司在开展交易涉及他人利益时，应当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避免争议的发生。具体到涉案《服务合同》是否有效，需要考量双方签约的目的、合同权利义务的设定是否公平、委托人是否明确同意等因素。三、国开中融公司是否为完成委托事项实际开展了工作因国开中融公司提供了其履行《服务合同》项下义务的部分证据，且股权收购方在向本院的回函中明确称国开中融公司参与了北方稀土收购甘肃稀土有关沟通协调、设计收购方案等事宜；另，北方稀土明确表示其未委托国开中融提供服务，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国开中融公司系基于何种原因参与北方稀土收购甘肃稀土股权事宜，故本院认定国开中融公司为了完成《服务合同》约定的目标，实际开展了具体的工作。四、关于涉案《服务合同》条款对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服务合同》系中泽信公司基于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的事先授权委托，为了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的合法利益，代表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签订，原则上对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合同条款显失公平。本院注意到涉案《服务合同》的签订具有以下特殊情形：一是尽管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授权中泽信公司对外签署股权转让的服务合同，但双方就对外签署合同的重要事项之一服务费的标准未作出任何约定，作为受托方的中泽信公司为了避免纠纷，应当勤勉尽责，告知委托方服务合同的重要事项，但中泽信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签订涉案《服务合同》的前后，及时将该合同的重要事项告知委托方。二是涉案《服务合同》载明的委托方为中泽信公司，受托方为国开中融公司，根据查明的事实，中泽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尹春艳与国开中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定林曾系夫妻。中泽信公司将股权转让相关服务事项委托给与其有特殊关系，且会令人产生合理怀疑的国开中融公司，更应将涉案《服务合同》中的重要事项，即收费标准及时告知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三是国开中融公司作为涉案《服务合同》的受托方，明知其与中泽信公司具有特殊关系，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可能对收费标准产生疑问，为了避免纠纷，亦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向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披露该特殊关系，征询委托方关于收费标准的意见，但未有证据显示国开中融公司从事了该行为。四是涉案《服务合同》中的收费标准，国开中融公司称符合行业惯例，该种业务行业内一般收取5%管理费，成功后再收取标的的20%作为服务费，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经本院了解，并非如此，涉案《服务合同》中的收费标准明显畸高。此种情形下，国开中融公司更应就收费标准征得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的同意。基于上述情形，且依据公平原则考量涉案《服务合同》的条款，本院认为，涉案《服务合同》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20%的服务费”对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他条款合法有效。基于上述相关问题分析，尽管本院认定涉案《服务合同》中“支付股权转让款20%的服务费”条款对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不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但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确曾委托中泽信公司对外签署股权转让的相关合同，国开中融公司亦为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利益依据《服务合同》的约定实际开展了工作，且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股权已成功转让，故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应当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服务费。关于服务费的具体数额，本院综合各方对纠纷产生的过错、国开中融公司的所做的工作量及贡献、行业一般标准等情况予以酌定，为股权转让款的5%。尽管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未收到北方稀土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但该情形系因国开中融公司在本案中申请财产保全所致，北方稀土支付第二笔转让款的条件已经具备，故国开中融公司现要求支付全部服务费，本院予以支持。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主张股份转让系其自身努力的结果，与国开中融公司无关。诚然，在股份转让过程中，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为了成功转让股份，自身积极努力，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国开中融公司所作工作的价值。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主张中泽信公司与国开中融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是否应当向国开中融公司赔偿延迟支付服务费的利息损失。涉案《服务合同》约定，买受人分期付款的情形下，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不迟于5个工作日支付服务费。因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系2018年4月8日收到首笔股权转让款，该部分转让款对应的服务费应于2018年4月13日前支付，但其未支付，属违约行为。尽管涉案《服务合同》未约定违约金计算方式，但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应当向国开中融公司赔偿延迟支付服务费的损失。国开中融公司所主张的利息损失标准，尚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因国开中融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导致北方稀土未向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故国开中融公司的其他损失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中泽信公司是否应当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及赔偿延迟支付的损失。依据中泽信公司于2015年12月5日及2018年3月14日向国开中融公司出具的函件，汇洋公司名下的股权成功转让，中泽信公司依据《服务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现汇洋公司已成功转让股权，并且实际收到股权转让款，故中泽信公司应当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因涉案《服务合同》约定服务费畸高，且中泽信公司的股东并非尹春艳一人，中泽信公司与国开中融公司亦存在特殊关系，故中泽信公司支付的服务费数额，本院亦酌定为股权转让款的5%。依据涉案《服务合同》的约定，中泽信公司应当最迟在2018年4月13日及2018年5月10日前支付两笔转让款对应的服务费，中泽信公司未按时支付，应当向国开中融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中泽信公司以其付出巨大努力为由拒绝支付服务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国开中融公司主张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对所欠的服务费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缺乏法律依据，又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运时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国开中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费506.43万元及利息损失（以303.85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国开中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费306万元及利息损失（以183.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安徽鑫世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国开中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费382.5万元及利息损失（以229.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国开中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费520.2万元及利息损失（以312.1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208.0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五、驳回国开中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7076元，由国开中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72932元(已交纳)，由北京运时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72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128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安徽鑫世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7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负担4821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北京运时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鑫世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韩耀斌审 判 员  种仁辉人民陪审员  秦金玲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陈碧玉书 记 员  朱 迪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