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56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茌平县红大储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茌平县公交路122号。法定代表人：成其红，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利，山东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住所地聊城市柳园南路62号。主要负责人：姚志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培凤，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曹某，女，197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沂南县。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某1，男，200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沂南县。法定代理人:曹某（孙某1之母），女，197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沂南县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乃芬，女，194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沂南县。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成其金，男，196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茌平县。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谢可伟，男，197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茌平县。再审申请人茌平县红大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大储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财险聊城公司），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曹某、孙某1、胡乃芬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成其金、谢可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5民终1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2018）鲁民申406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大储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根据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司机谢可伟不构成肇事逃逸。认定肇事逃逸，肇事者需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动机。事发当时，谢可伟先是告知车主成其金并让其拨打122报警电话，后又自己拨打了122报警电话，并于第二天到交警队接受调查，谢可伟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动机和行为。事发后，谢可伟并未逃离现场，因惧怕受害人亲属侵害，离开车辆，隐匿在现场附近，直到现场处理完毕，交警队拖车时方敢现身，该事实有交警拖车人员初士勇、范某在该案重审时出庭笔录证实。在本事故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两证人因出事故现场拖车，未能到庭。二、原二审判决认定财险聊城公司在红大储运公司投保时对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的免责部分已尽到提示义务，与实际不符。财险聊城公司工作人员张某1在本案原审开庭时，出庭作证证实，其在办理涉案商业三者险投保时，是带着相关材料到红大储运公司，让公司工作人员盖章或者干脆自己盖章了事，对相关免责条款未作特别提醒或其他任何交代。综上，红大储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二项和第三项，本案诉讼费由财险聊城公司承担。财险聊城公司辩称，谢可伟肇事逃逸的事实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即（2015）茌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所确认；谢可伟的逃逸行为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保险公司对法律法规禁止性行为仅有提示义务；财险聊城公司不仅尽到了提示义务，通过不同字体、加黑、加粗等方式作出特别提示，还履行了解释说明义务，红大储运公司在声明栏处加盖了公章。因此，原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再审申请。曹某、孙某1、胡乃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红大储运公司、成其金、谢可伟和财险聊城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致孙某2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724798.1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27日13时20分许，谢可伟驾驶鲁Ｐ×××××-T445挂号重型货车，沿茌大路由东向西行驶至茌平县茌大路与郝姚路交叉路口处时，与沿郝姚路由北向南孙某2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造成孙某2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谢可伟弃车逃离现场。该事故经茌平县交警大队现场勘查、分析，认定鲁Ｐ×××××-T445挂号重型货车驾驶人谢可伟：1、驾驶机动车观察操作不当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2、驾驶机动车违法装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3、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认定谢可伟存有观察操作不当、违法装载、不按规定让行的违法行为，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孙某2对此事故不负责任。谢可伟驾驶鲁Ｐ×××××-T445挂号重型货车在财险聊城公司投保交强险一份及保额为105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一份且有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谢可伟系鲁Ｐ×××××-T445挂号重型货车驾驶员，该车的实际车主为成其金，该车挂靠在红大储运公司。鲁Ｐ×××××重型半挂牵引车整备质量7990KG,准牵引总质量40000KG，鲁Ｐ×××××号重型厢式半挂总质量39540KG,核定载质量31190KG，鲁Ｐ×××××-T445挂号重型货车过磅毛重74.69T。曹某、孙某1、胡乃芬主张在城镇居住，提供出租人为李玉香、承租人为孙某2、盖有“沂南县界湖街道西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及“沂南县公安局界湖派出所”公章、落款日期为2011年2月17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盖有“沂南县公安局界湖派出所”公章的内容为“孙某2于2012年2月份在我辖区沂南县界湖镇西村租房居住至今”、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2日的证明（打印）一份；盖有“沂南县润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现金收讫”章的交纳水、电、管理费收据7张。但经一审法院调查，以上证据均为假证。曹某、孙某1、胡乃芬另提供盖有“沂南县公安局界湖派出所”公章的内容为“孙某2于2012年2月份在我辖区沂南县界湖镇西村租房居住至今”、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2日的证明（手写）一份；曹某、孙某1、胡乃芬家庭情况：母亲胡乃芬1946年4月4日出生，妻子曹某，儿子孙某12004年5月22日出生；孙某2父母共生育四个子女：长女孙桂英、次女孙桂美、长子孙桂国（已死亡）、次子孙某2。曹某、孙某1、胡乃芬主张孙某22014年4月份之前在沂南县华松汽贸有限公司上班、月工资3300元，2014年5月份后在山东欣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上班，并提供沂南县华松汽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盖有“沂南县华松汽贸有限公司”公章的孙某2个人2013年7月-2014年4月的工资表、盖有“山东欣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公章、孙某2月薪6800元的证明、盖有“山东欣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公章的孙某2个人2014年5月至2014年8月的工资表、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茌平县郝集营业所的交易明细，该明细显示2014年6月23日孙某2账户来款5264.52元、2014年8月12日来款6575元、9月5日来款6575元、9月30日来款5785元。经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医学鉴定，孙某2死于交通事故。曹某、孙某1、胡乃芬支出检验鉴定费1000元。谢可伟主张当时在现场并未逃逸、只是害怕挨揍才离开车辆，并申请证人张某1、范某出庭作证，范某证明谢可伟交警部门处理事故时在现场。除去财险聊城公司对证人证言有异议外，本案其他当事人均无异议。红大储运公司并提供聊城市公安局122接警单两份，一份接警单记载内容为：“报警时间2014年8月27日13:29:21，报警人程先生，报警电话187××××7596，事发地址：郝集彭庄路口，主要情节：一拉电池的货车与一行人相撞，人已死亡。通知120（肇事车司机电话138××××7022，车牌号75052）。”另一份接警单记载内容为：“报警时间2014年8月27日14:38:22，报警人谢可伟，报警电话138××××7022，主要情节：其货车车牌号75052。”事故发生后，红大储运公司已经赔偿300000元给曹某、孙某1、胡乃芬，红大储运公司、成其金称发生事故后谢可伟并非未采取措施，而是积极主动的报案，而且事故现场没有改变，未造成损失扩大，保险公司不能免责，曹某、孙某1、胡乃芬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565280元、丧葬费269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18288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2330.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1000元，扣除红大储运公司已经赔偿的300000元，诉讼请求为424798.16元。事故发生后，红大储运公司已赔偿曹某、孙某1、胡乃芬死亡赔偿金30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1.财险聊城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曹某、孙某1、胡乃芬受害人死亡赔偿金110000元；2.财险聊城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曹某、孙某1、胡乃芬受害人死亡赔偿金169260.44元；3.成其金赔偿曹某、孙某1、胡乃芬19806.72元，谢可伟、红大储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曹某、孙某1、胡乃芬返还红大储运公司300000元；5.驳回曹某、孙某1、胡乃芬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至四项均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通过一审法院过付（账户xx户名：茌平县人民法院汇款行：茌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注明案号、办案人员，并及时通知办案人员）。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曹某、孙某1、胡乃芬负担3200元，成其金负担4100元。谢可伟、红大储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曹某、孙某1、胡乃芬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红大储运公司、财险聊城公司、成其金、谢可伟承担。财险聊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财险聊城公司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7日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茌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谢可伟肇事逃逸，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谢可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其他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判决受害人孙某2死亡赔偿金应按何种标准计算，是否应当赔偿曹某一方精神损害抚慰金；2.财险聊城公司是否应承担商业第三者险赔偿责任。关于焦点1，受害人孙某2生前为农村户籍，曹某一方提供的沂南县公安局界湖派出所证明及沂南县界湖街道南村村民居委证明均未有经办人签名，所提交的受害人在城镇居住的多份材料经法院调查均系伪造，不能证明其事故发生前一年居住在城镇。其虽提交沂南县华松汽贸有限公司2013年7月-2014年4月孙某2的工资表，但并未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工资实际发放证明，因此，曹某一方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孙某2生前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一年居住在城镇、收入来源于城镇。故曹某、孙某1、胡乃芬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孙某2因系受到犯罪侵犯死亡，可伟因犯交通肇事罪已被判处刑罚，因此，曹某、孙某1、胡乃芬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赔偿范围，故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谢可伟因本案交通肇事且逃逸已构成犯罪，已由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茌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虽然投保人红大储运公司只是在投保单显示签名栏处盖有公章，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中投保人已缴纳保险费，且保险合同中对免责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应视为其采取显著标志。投保人加盖公章的行为应视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做了确认表示，财险聊城公司对于免责条款已尽到提示义务。鲁Ｐ×××××-T445挂号重型货车虽投保商业险，但因谢可伟肇事逃逸，故超出第三者责任强制险限额的部分，财险聊城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对涉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免于承担赔偿责任。车主成其金作为侵权人，对超出第三者责任强制险范围的部分，应承担赔偿责任，并由谢可伟、红大储运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财险聊城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曹某、孙某1、胡乃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二审法院判决：1.维持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2015）茌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一、四、五项。即：财险聊城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曹某、孙某1、胡乃芬受害人死亡赔偿金110000元。曹某、孙某1、胡乃芬返还红大储运公司300000元。财险聊城公司驳回曹某、孙某1、胡乃芬其他诉讼请求。2.撤销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2015）茌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财险聊城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曹某、孙某1、胡乃芬受害人死亡赔偿金169260.44元。成其金赔偿曹某、孙某1、胡乃芬19806.72元，谢可伟、红大储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成其金赔偿曹某、孙某1、胡乃芬经济损失189067.16元。谢可伟、红大储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第一项、第三项确定的款项限于该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过付。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曹某、孙某1、胡乃芬负担3200元，成其金负担4100元，谢可伟、红大储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曹某、孙某1、胡乃芬负担。红大储运公司申请再审时，提交了张某2的书面证言一份，内容为，张某2于2013年3月至2014年底在红大储运公司工作，负责车辆投保事宜。涉案车辆2013年是在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投保的。2014年元月份，财险聊城公司的员工张某1到红大储运公司拿了涉案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回到保险公司算好保费数额就通知张某2打款。打款后，张某1就带着保费发票、投保单和保险单又到了红大储运公司，当时张某2在忙别的事，就让张某1自己在投保单上盖上了红大储运公司的印章，后张某1把发票和保险单留下，就离开了公司，没有让张某2看保险单上的条款。红大储运公司还提交了涉案车辆2012年和2013年的保险费发票，用以证明涉案车辆是第一次在财险聊城公司投保，并非张某1所说的红大储运公司是老客户。财险聊城公司认为，证人张某2是红大储运公司的员工，与该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张某2也未出庭作证，因此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两份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发票中显示承保险种为交强险，且没有记载被保险车辆为本案所涉车辆，不能证明红大储运公司商业险的投保情况，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即使2012年和2013年涉案车辆未在财险聊城公司投保，但因红大储运公司其他车辆是在财险聊城公司投保的，所以称红大储运公司是老客户并没有错误。本院认为，张某2为红大储运公司员工，其受公司指派办理涉案车辆的投保事宜，张某2指示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在投保单上加盖红大储运公司的公章，应当视为张某2加盖了该公章，因此，即使张某2在书面证言中的陈述属实，也应当认定红大储运公司在投保单上盖章，投保单的内容约束红大储运公司。涉案车辆2012年和2013年是否在财险聊城公司处投保，与财险聊城公司是否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没有直接关系。：本案所涉保险条款第六条记载：“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本案所涉投保单记载：“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以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红大储运公司在投保单“投保人签名／盖章”处盖章。谢可伟谢可伟在2014年8月28日和8月29日接受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茌平大队询问时均称：“我下车看电动三轮车驾驶人已经死亡了，我就离开现场走了。”公安民警问：“你去什么地方？”谢可伟答：“我去了聊城。”公安民警问：“昨天下午办案民警给你打电话，让你来茌平县交警大队，你为什么不来？”谢可伟答：“我光害怕了，不敢来。”公安民警问：“从事故发生到现在，这段时间你在什么地方？”谢可伟答：“我一直在聊城网吧里。”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茌平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一栏记载：“事故发生后，谢可伟弃车离开现场。”证人范某在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称，其为茌平县交警队拖车驾驶员，到现场的时候车上没有驾驶员，当时没有人，过了一个小时左右谢可伟来车上找钥匙。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2015）茌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谢可伟肇事后弃车逃逸，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谢可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该判决认为：“关于被告人谢可伟所持其一直在现场人群中等候，没有逃逸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谢可伟案发后虽然拨打报警电话，但在办案人员到场处理的情况下，并没有及时到案，其为逃避法律责任逃离的行为应予认定，该行为属逃逸，被告人谢可伟所持上述辩护意见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红大储运公司与财险聊城公司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财险聊城公司是否有权依据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拒绝赔付保险金。保险条款第六条记载：“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茌平大队对谢可伟的两份询问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2015）茌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能够证实谢可伟肇事逃逸。即使拖车驾驶员范某在本范某在本案一审中的证言能够证实谢可伟曾到车上拿过东西，也没有证据证明在事故发生后的一个小时内谢可伟在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后，办案民警给谢可伟打电话，让其去交警大队，但其没有去，在第二天才去交警大队，因此，红大储运公司关于谢可伟没有肇事逃逸的主张并不成立。综上，本案存在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规定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情形。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有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为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保险人将该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即可，被保险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不应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保险条款第六条内容进行了加黑，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另外，投保单记载：“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以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红大储运公司在投保单上盖章，投保单的上述内容约束红大储运公司。根据以上事实，应当认定财险聊城公司就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的免责条款作出了提示，红大储运公司无权以财险聊城公司未尽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综上，综上，红大储运公司关于谢可伟不构成肇事逃逸以及财险聊城公司就免责条款未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5民终101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兵审判员 宫恩全审判员 王 磊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刘福贵书记员刘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