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鄂0103行初60号原告王国胜，男，194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原告王素芳，女，194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原告王幼芳，女，195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原告王国强，男，195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原告周新，女，194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北省大冶市东岳路办事处省农电41-148号，现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原告王佳，女，198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北省大冶市东岳路办事处省家电41-148号，现住址武汉市江汉区。上述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国强，身份情况同上。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高雄路166号。法定代表人邓万想，局长。委托代理人王丹，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凯，男，197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系第三人区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被告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13号。法定代表人盛洪涛，局长。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51号。法定代表人李虹，局长。委托代理人王丹，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凯，男，197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系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小区38栋2单元。法定代表人黄升，经理。原告王国胜、王素芳、王幼芳、王国强、周新、王佳（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被告市房管局”）确认房屋登记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8月18日受理，2017年4月26日，本院作出（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9-2号《行政裁定书》。原告不服该裁定，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同年9月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行终412号《行政裁定书》，维持本院的裁定。原告仍不服（2017）鄂01行终412号行政裁定，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2月2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行申87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同年12月27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行再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9-2号行政裁定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行终412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受理本案。在审理期间，经审查，根据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武编[2015]169号《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我市不动产登记职责及设立不动产全市机构的通知》的规定，2016年起，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负责本市的土地、房屋、林地等不动产登记行政职责。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武办文〔2019〕25号《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规定，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设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处（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行使原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关于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的职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本案适格被告，本院依法通知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被告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为被告参加本案的诉讼。原告诉称：原告系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1层7室拆迁还建户，自1992年拆迁还建迄今已有20多年仍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其原因在于被告于2006年12月将同益大厦一楼28户拆迁还建户的1212.41平方米的房产违法转移登记到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城开公司”）名下，2007年1月17日又以还建房产“变更登记”分证登记的方式为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了28套《房屋所有权证》，其中应属原告的房产也包含其中，第三人城开公司将上述28套房屋抵押骗贷2000万元，并开具武房他字第××号他项权证，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具体事实如下：一、关于被告重复产权登记的事实。原告于2001年办理了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1层7室《武汉市房地产交易契纸》（市房契江字第NO:0004136号），按房产登记程序凭此交易契纸即可在登记机关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由于原告等关于法定继承的内部问题尚未解决，一直未去登记机关领证。但被告却于2007年为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了同益大厦1层7室《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江字江2007000459），造成了房产重复登记的违法行为。二、被告违法将原告拆迁还建房产“转移登记”到第三人城开公司名下，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江汉区同益大厦原系第三人变更前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于1994年开发建成，并于1996年由被告办理了房屋初始登记，其权证附图明确记载了同益大厦一层28户还建户相应点位及面积。2004年12月，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改制，江汉区建设局作为主管部门经江汉区国资办授权，作为出让人与武汉联银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为（私企）签定了《产权转让合同》，“授权甲方对该公司国有资产实行挂牌转让，乙方愿出资收购该公司国有资产”。被告于2006年12月以“企业改制房屋登记”方式将同益大厦一楼28户还建户的1212.41平方米的房产，由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房屋初始登记的权属证转移登记到第三人城开公司名下，权证号为武房权证江字第××号。作为申请人的第三人城开公司向被告提交申请登记的内容与有关材料证明的事实截然相反，登记的事项与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房屋权利发生严重冲突，但是被告未尽合理审慎职责，通过了转移登记申请人办证审核。其中：1、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国企）于1996年由被告办理了房屋初始登记，其权证附图明确的记载了同益大厦一层28户还建户相应点位及面积《武汉市房屋土地标准层分户平面图（权证附图）》，与之相对应的是还建户持有的《同益大厦一层拆迁还建平面图》；2、转移登记申请人第三人城开公司向被告提交的《产权转让合同》载明：《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为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该《报告书》中所列“存货一库存商品房清查评估明细表”明确注明：同益大厦一层国有房产面积仅有15.56平方米；3、在《产权转让合同》第二条关于转让标的，明确为《报告书》的评估结论和区审计局2004年6月对该公司的审计文件及区国资管理部门的批文为依据。而在江汉区审计局2004年6月对该公司的审计文件中，明确记载同益大厦一层除15.16平方米面积是国有资产外，其余面积属于还建户。4、被告要求转移登记申请人提交的一份非法定要件的《具结书》。被告作为房屋登记机构仅用了2个工作日就完成这宗企业改制转移登记的申请-受理-审核-记载于登记簿-发证的完整程序，效率如此之高，审核却形同虚设，不难看出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第三人城开公司有恶意串通违法登记之嫌。综上，被告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违反了《武汉市贯彻房屋登记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据建设部《房屋登记办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及《武汉市贯彻房屋登记办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对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作出判决。同时，由于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故原告诉请至法院：1、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办理转移登记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系行政行为违法。2、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办理变更登记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重复登记权属证系行政行为违法。3、请求判决被告予以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4、请求判决撤销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责令被告为原告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被告市房管局辩称：本局办理讼争房屋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且已超过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本局办理讼争房屋变更登记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同益大厦系原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开发建成，并于1996年办理了初始登记。后经国资委、体改办等部门审批同意，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企业整体资产出售的方式进行了改制，承接企业所有的债权债务，并于2005年11月18日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将名称变更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而且，在《企业改制通知书》中明确了该企业的营业执照为存续状态，即从原企业2000年7月5日开始连续计算企业的营业期限。即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改制并非一种新设的方式，对企业债务和资产进行剥离，而是采取资产整体出售，全盘接受企业债权债务的方式来进行。原告等人与城建开发总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由改制后的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上述事实，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了主管部门的改制批复方案、产权转让合同、工商登记档案等相关资料，材料齐全，应当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被告只能依申请将上述房产登记至改制后企业名下，并办理分户登记手续，拆迁人应当在与改制企业协商一致后，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但直到今日，原告与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始终未能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申请，被告也无权直接将相关房产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另外，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武汉分行提供了办理抵押登记所需要的全部材料，被告依法办理抵押手续无任何过错。所以，被告依据申请人提供的全部材料办理相应的房产登记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二、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在办理了交易契约后，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持原《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申请转移登记，并提供协议书和交易契约等材料。另，2002年6月5日，原告因房屋继承纠纷案，经江汉区人民法院判决，对上述房产的部分分割份额作出判决。原告应当据此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从而取得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相关依据。但是，原告既未向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确权，亦未就上述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告不能主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已经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三、原告申请的赔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被告将产权变更登记在同一改制企业名下是办理后一步房屋转移登记的前提，而且被告的登记行为只能是一种依申请的行政行为，而不能依职权自行办理。而原告在具备过户条件时没有及时与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存在明显的过错，无权向被告主张赔偿。被告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辩称：一、我局提交证据及答辩意见与被告市房管局之前提供的证据及答辩意见一致，不在本案中重新提交。依据武编[2015]169号《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我市不动产登记职责及设立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通知》，将被告市房管局的房屋登记职责划转由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承担，由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下属的行政机构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履行职责。原告于2015年8月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一、二审及再审程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继续审理。在该案中被告市房管局已向人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及证据，因此我局不再重复向法院提交相关的证据资料。二、原告诉求房屋中的办理产权登记的相关问题，已通过信访程序得到了妥善解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第三人区房管局”）述称，同意被告市房管局的答辩意见。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城开公司”）未发表参诉意见，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相同的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起诉被告市房管局确认房屋登记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的（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的《行政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认定：被告市房管局及第三人区房管局提供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产交易权属登记的相关证据中，申请材料包含的《产权转让合同》、江汉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相关文件、武汉市江汉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相关文件、《产权交易鉴证书》等，均能证实经相关审批，对江汉区建设局下属国有企业城开总公司的国有资产挂牌进行交易，联银公司为本次国有产权转让的受让方。在城开总公司企业改制过程中，由江汉区国资办确认的评估报告核准了城开总公司的整体资产总额，该评估报告第三部分《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关于《库存商品房清查评估明细表》序号1：同益大厦总建筑面积为7198.33平方米，其中1层的建筑面积为15.56平方米，故该评估报告属于被告市房管局办理权属登记的审查内容。同时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权属登记中还提交的经审批不征或减免营业税、减免契税、减免土地收益金的申报表也均针对的是同益大厦1层-17层7198.33平方米同意减免。故在城开总公司整体国有资产企业改制中同益大厦1层国有资产仅为15.56平方米。而被诉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是将城开总公司同益大厦1层建筑面积1212.41平方米的房屋登记于第三人城开公司。因被告市房管局未对房屋权属变更登记的申请材料尽审慎的审查义务，导致其办理登记转移中的同益大厦1层房屋面积与实际申请的交件材料房屋面积明显不一致，故被诉房屋登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被告市房管局已于2007年1月17日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予以注销，其中一层分证办理为权证编号分别为：武房权证江字第2007000456号-××号的28套《房屋所有权证》，且第三人城开公司将上述28套房屋抵押至案外人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综上，被告市房管局在办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权属登记中未尽到合理审慎职责，但该房屋所有权证已被被告市房管局注销，故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四十九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市房管局于2006年12月31日登记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及被告市房管局不服上述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4月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1行终866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不是本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遂裁定驳回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的起诉，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行申411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8年3月2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行再7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该院（2016）鄂01行终866号行政裁定；二、维持本院（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本院认为，原告所提本案被诉中请求确认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行政行为违法与本院（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案件所审理的系同一行政行为，该案的行政判决书已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予以维持，系生效的法律文书，故原告提起的本次诉讼相应请求应当依法适用该判决。另，关于原告还提出撤销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责令被告市房管局为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请求，因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系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且系原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注销分户后28套其中之一，因该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中所涉房屋无法印证其中哪一套应由原告所享有，故原告针对其中一项转移登记行为提起的诉讼与原告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所提针对该房屋登记行为的诉请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本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十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原告王国胜、王素芳、王幼芳、王国强、周新、王佳的第一项诉讼即“确认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理转移登记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系行政行为违法”的审理适用本院（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原告王国胜、王素芳、王幼芳、王国强、周新、王佳的第二项诉讼即“确认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重复登记权属证系行政行为违法”、第三项诉讼即“判决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予以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第四项诉讼即“撤销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责令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为原告王国胜、王素芳、王幼芳、王国强、周新、王佳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其他诉讼费用人民币80元，合计130元由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此款原告已预付，由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鄂焕斌人民陪审员  方 毅人民陪审员  熊昌全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徐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