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21民初573号 原告：何萍，女，汉族，1962年4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思琪，四川金援律师事务律师。 被告：成都宜比利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文武路42号18楼J号。 法定代表人：叶前波。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滔，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小波，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金堂泓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310号。 法定代表人：陈雁。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平，男，汉族，1983年10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富顺县，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何萍与被告成都宜比利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宜比利德公司）、第三人金堂泓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泓大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134416元及违约金26883.6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30日，何萍与宜比利德公司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何萍将其购买的位于金堂县三星镇鹭洲城邦项目13栋1层21号商铺委托给宜比利德公司经营管理，合同期限为2015年11月31日至2018年11月31日止，宜比利德公司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给原告。然而何萍至今未收到任何租金。宜比利德公司的违约行为已严重损害了何萍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何萍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宜比利德公司答辩称，案涉商铺系售后返租，三年售后返租的租金已用于抵扣购买商铺的房款，何萍已出具现金收条。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何萍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泓大公司陈述称，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在泓大公司曾通过售后返租的形式对其开发的商铺进行优惠出售，泓大公司委托宜比利德公司具体操作该项业务，返租的租金直接在抵扣购房款，泓大公司在销售商铺时已向购房者进行了说明。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8月30日，何萍与泓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房屋买卖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主要内容约定：1.何萍购买泓大公司开发的位于金堂县三星镇鹭洲城邦项目13栋1层21号商铺，建筑面积36.86平方米，合同总价款45万元。2.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买受人应在2015年8月30日前支付全部款项。3.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9月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铺。同日，何萍向泓大公司交齐了全部购房款45万元。 2015年8月30日，何萍与宜比利德公司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1.何萍将案涉商铺委托给宜比利德公司经营管理，合同期限从2015年11月31日起至2018年11月31日止。2.案涉商铺宜比利德公司全面负责招商、招租及经营管理，并向何萍支付相应的租金收益，租金收益标准为：第一年度40910元，第二年度46753元，第三年度46753元，在2015年11月31日前支付第一个半年租金20455元，2016年5月1日前支付第二个半年度租金，以后每半年的租金收益支付以此类推。3.宜比利德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何萍支付相关租金收益（合同中关于收取租金账户开户行、户名及账号信息为空白）。当日，何萍与宜比利德公司又签订《关于的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宜比利德公司应向何萍支付的第1-3年度的租金收益134416元，宜比利德公司同意在何萍与开发商金堂泓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后1个工作日内将第1-3年度的租金收益以现金方式提前支付给何萍。同日，何萍在一份打印的《现金收条》上签名，现金收条的主要内容为：今收到宜比利德公司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提前支付的商铺2015年11月31日-2018年11月31日的租金收益现金134416元，后续租金收益的支付仍按《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约定执行。但宜比利德公司未向何萍支付上述款项。 另查明，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7148号案件中，法官对何萍购买案涉商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询问，在该案调查笔录中何萍陈述，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其朋友刘寿清也在现场。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在调查询问时当场拨打了刘寿清的电话，刘寿清陈述：“卖方给我们讲的是租金是和房款一起算在内的，房屋出租三年，三年后到期时来收房……租金加到房款里，就不再支付租金”。 庭审中，宜比利德公司还提交了金堂县三星镇鹭洲城邦项目其他商铺业主的《关于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情况说明》《现金收条》《商品房买卖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关于的补充协议》，上述证据显示，金堂县三星镇鹭洲城邦项目的其他业主也存在售后返租，并通过现金收条方式以租金折抵房款的情形，即：商铺原价较高，买受人与开发商签订价格较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较低价格买入商铺，但买受人购买后须将商铺委托给宜比利德公司经营并向宜比利德公司出具收到租金的现金收条（租金并未实际支付），而以此种方式抵扣商铺原价与合同价之间的价差。 再查明，何萍除2015年到过鹭洲城邦售楼部外，在其未收到房屋租金的2016年及2017年，均未到过鹭洲城邦售楼部索要租金，亦未现场查看商铺租赁状况。委托租赁期限届满后，何萍收回案涉商铺。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何萍与宜比利德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关于的补充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原告的起诉和被告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宜比利德公司是否应当向何萍支付商铺租金收益134416元。对此，本院评议如下： 首先，从合同签署的文义来看，何萍在购买案涉商铺当日即签署了《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关于的补充协议》及《现金收条》，《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中约定宜比利德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何萍支付相关租金收益，但在合同中关于收取租金账户开户行、户名及账号信息均为空白，何萍未在合同中填写其租金收取账户信息，此为疑点一；补充协议中又将每半年支付房款的付款方式变更为一次性支付，宜比利德公司采取增加其资金压力的方式变更合同条款，明显对其不利，此为疑点二；何萍在未收到134416元租金的情况下，即向宜比利德公司出具现金收条，此为疑点三。若按照何萍的主张，不存在商铺租金抵扣房款的事项，宜比利德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租金而未支付，那么上述三个疑点明显解释不通；相反，宜比利德公司关于商铺租金抵扣房款，签署现金收条的目的防止购房者在抵扣房款后再索要租金的解释，则更符合常理和逻辑。 其次，从合同签署的过程来看，何萍签署合同时有其朋友刘寿清陪同，刘寿清知晓租金未实际支付、以租金抵扣房款的情况。购买了与何萍临近位置商铺的其他业主也知晓该情况，说明此种交易方式在鹭洲城邦商铺销售中普遍存在。故何萍本人陈述其购买时不知晓以租金抵扣商铺购房款的真实性存疑。 第三，从合同履行的过程来看，何萍在其未收到商铺租金的2016年及2017年，并未向宜比利德公司索要过租金。按照常理，若业主未收到租金，将会及时采取解除合同、收回租赁房产、报案或者起诉的方式行使权利。何萍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 综上，宜比利德公司关于案涉商铺委托租赁的租金实际上是以租金抵扣房款的解释更符合证据优势原则。何萍虽没有实际收取案涉商铺的租金，但其享受了较低的价格购买商铺，租金收益已转化为购买商铺的优惠款。故何萍再行主张商铺租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萍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26元，由原告何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泽海 人民陪审员  张俊勇 人民陪审员  贺灿红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叶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