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536号原告：黄世玉，女，197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荣昌县。委托代理人：吉万根，男，系原告黄世玉的丈夫。委托代理人：陈启光，系广州市番禺区法律援助处指派律师。被告：广州志健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29号。法定代表人：蔡格兴。委托代理人：曾韵莹，系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谭亮，系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黄世玉诉被告广州志健服装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世玉及其委托代理人吉万根、陈启光，被告广州志健服装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韵莹、谭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事实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为第四、五、六项，其他事项双方无争议。一、建立劳动关系情况：2018年5月7日，包括原告在内的28人因确认劳动关系等问题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6月19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番劳人仲案字[2018]第1685-1714号仲裁裁决，确认黄世玉在2007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与案外人原广州小健儿童服装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5月12日注销，以下简称“小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7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并查明原告从入职小健公司之日起就一直在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29号的工厂工作，即小健公司与被告的工厂地址。原、被告均确认上述仲裁裁决已经生效。原告主张，2018年6月其因补缴社保问题向政府部门申诉，广州市番禺区社会保险基金办公室经调查后，责令被告为上述在小健公司工作的员工补缴全部社会保险费用，原告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被告已为原告缴纳了2007年1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被告主张其与小健公司系两个独立的主体，虽然两公司经营地址相同，但只是两个公司使用了同一厂房。二、工作岗位：生产部员工。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0月15日，合同约定原告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为1895元/月，加班工资基数为10.89元/小时。四、劳动者的工资情况：原告主张其月平均工资为4500元/月，被告从2018年6月起扣发其工资，2018年7月、8月的工资至今未支付，被告应向其支付2018年6月工资差额2605元、7月工资4500元、8月1日至15日工资2250元。被告向本院提交了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工资表以证明原告的工资发放情况，该表显示了原告的应发工资由基本工资1895元/月和加班工资组成，其中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工资表中显示有原告的签名，2018年6月至8月期间原告没有加班工资的发放记录。原告对上述工资表中的签名予以确认，对实发工资数额予以确认，但主张因签名时看不到被折叠起来的工资构成部分，故对工资构成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原告对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工资表已予以签名确认，其未能举证证明其关于签收工资条时看不到工资构成的主张，亦没有证据显示其签收工资条后曾对工资数额及构成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上述工资表中反映的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工资情况予以采信，原告关于应以4500元/月为标准计算该月工资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2018年6月的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7月、8月工资，双方确认被告已于庭后向原告转账支付了2018年7月至8月期间的工资共计1935元，但原告主张被告仍未足额支付该期间的工资，应予以补足。双方对仲裁裁决中查明原告在2018年7月请假1.5天的事实不持异议，本案中亦没有证据显示原告在2018年7月至8月15日期间存在加班情形，结合前文查明的原告的工资构成以及被告已为原告缴纳上述期间内的社保费用的情况，本院按正常工作时间工资2100元/月的标准、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346元的标准进行核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8年7月至8月1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269.17－1935＝334.17元。另，被告主张根据其提供的工资表进行核算，原告离职前的月平均应发工资为2626.4元，经对双方确认的工资表中载明的工资情况进行核算，被告的上述主张合理有据，本院予以采纳。五、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原告主张，其和其他员工因补缴社保问题于2018年3月向工会投诉，并于2018年4月因确认劳动关系问题申请仲裁，2018年6月19日后包括其在内共28名劳动者因要求被告补缴社保向政府部门申诉，自原告等28人进行合法维权起，被告便将要求补缴社保的员工进行隔离，将原本分属不同部门的员工全部安排在一起，不安排工作，每月只发放最低工资。此后，被告在政府部门的责令下于2018年7月25日为原告补缴了社保，但于2018年7月30日注销了原告的打卡信息，2018年8月15日起不允许原告进厂上班。被告违法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99000元。本案庭审中，原告并申请了证人郑某出庭作证，该证人陈述：在2018年7月中旬，被告因补缴社保问题，将包括其与原告在内的三十几名员工从大车间安排到用层板隔出来的几平方米的小车间工作，仅提供废品给这些员工查货，完成后的产品直至其离职被告也未拿走；被告的管理人员在2018年7月27日告知上述员工，被告已经为其补缴了社保，要求上述员工或自己辞职，或一直在小车间待着，其承受不了压力就填了辞工单走了。被告认为该证人与其之间曾存在劳动纠纷，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确认。被告主张，原告在2018年4月至8月15日期间消极怠工、无故停工、不服从工作安排，被告对其批评教育后仍多次违反规章制度，且其长期违规、违法行为在上述期间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到被告的日常经营及管理，故被告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属于合法行为，无需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为了证明其上述主张，被告并提交了2018年6月至8月期间的监控视频截图、规章制度、《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提醒信》、《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退件单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其中：1、监控视频截图反映了原告在2018年6月至8月期间的工作情况，其中2018年6月期间原告等人在车间内一张空白的工作台上工作，旁边的工作台未见其他员工，证人称这是在大车间的时候，因被告没有拿货给他们做，所以台面上是空的；2018年7月期间原告等人被安排在一间用木板拼搭的房间内工作，房间内摆放两张小桌子，桌面上摆满货物，员工均不在工作状态中，证人表示这就是其所称的小车间，被告提供了牛仔裤让他们剪线，但未提供剪线的工具，故其无法工作；2018年8月期间原告等人的工作场所再次发生变化，证人称这是工厂的饭堂。2、被告提供了三份规章制度，仅有《规章制度（补充协议）》显示有原告的签名，该文件规定了员工在工作时间禁止网上购物、收看及下载视频、玩游戏等，有上述行为者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处理，被告将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经济补偿，落款日期显示为2014年8月28日。3、《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提醒信》显示了被告就原告自2018年4月16日起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无故停工、聊天、玩手机、来回不正常走动等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行为，要求原告进行规章制度再学习，该提醒信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24日，未显示原告的签名确认。4、《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显示被告以原告自2018年4月起长时间无故停工、工作时间内看手机、聊天、睡觉、来回不正常走动、擅离岗位、多次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为由，根据《规章制度》第七章第一节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从2018年8月15日起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并将该通知书邮寄至原告重庆老家的地址，后邮件被退件。原告对上述监控视频截图、《规章制度（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自从被告对其进行工作地点隔离后，其就进入了非正常工作状态，显示了其签名的《规章制度（补充协议）》只对正常工作下的情况作出了规定；原告对其他规章制度、《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提醒信》、《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退件单均不予确认，表示其在2018年8月15日仍到被告处上班，但被告却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寄至原告老家，原告无法接收该邮件。本院认为，被告是否合法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本案中，首先，被告主张原告在2018年4月至8月15日期间存在消极怠工、无故停工、不服从工作安排、多次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依据被告提供的监控视频截图以及庭后补充提交的监控视频片段反映，原告在该期间内的工作过程中的确存在玩手机、睡觉、聊天等行为，但视频截图亦反映了原告的工作场所在该期间内不断发生变化，工作场所简陋，未见专业生产工具，除了原告等20余名劳动者以外未见被告的其他员工一起工作，被告庭后提供的2018年8月份的监控视频片段中并显示了“饭堂03”的系统标识，与原告及证人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被告提出了因原告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影响了公司的生产进度及其他员工的管理、工作量存在差异以及需要赶工时会安排员工到饭堂后面的一个车间工作等意见作为回应，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结合双方确认真实性的视频监控截图反映了原告在2018年6月至8月期间的工作环境与正常的生产状况明显不符，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对其进行工作地点隔离、该期间为非正常工作状态的主张予以采信。其次，被告主张原告多次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原告的违规行为及时作出处理或对原告进行沟通教育，亦未能就原告仍正常到厂上班的情况下向原告的老家地址寄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所依据的《规章制度》亦未显示原告的确认签名。综上，原告虽确认《规章制度（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但在被告未正常合理为原告安排工作、提供工作环境及工作条件的前提下，原告关于在双方发生争议过程中的上述非正常工作状态不应受《规章制度（补充协议）》约束的意见有理，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不仅依据不足而且程序不当，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属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以及被告应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主张予以支持。六、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上文查明，原告在2007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与案外人小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7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而小健公司与本案被告经营地址一致，原告自入职小健公司后工作地点未曾发生变化，两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为服装加工及销售，被告在本案中亦确认小健公司的股东罗某鸿曾经担任被告的股东直至2018年4月12日，结合被告对于原告先后且无间断与小健公司及被告建立劳动关系、被告为原告补缴原告与小健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保费用等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或举证的情况，本院认为小健公司与本案被告应属关联企业，原告与小健公司、被告无间断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应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非因本人原因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在计算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应当合并计算原告在小健公司的工作年限，故结合上文查明的原告离职前月平均工资及原告入职小健公司的时间进行核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57780.8元，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诉求在上述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七、仲裁请求：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9000元；2、2018年6月1日至8月15日的工资差额9355元。八、仲裁结果：穗番劳人仲案字〔2018〕第3888-3890号《仲裁裁决书》作出的终局裁决：1、支付2018年6月1日至8月15日的工资差额266.17元；2、驳回其他仲裁请求。九、原告的诉讼请求：1、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9000元；2、2018年6月工资差额2605元、2018年7月工资4500元、2018年8月1日至15日工资2250元；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裁判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原、被告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权益均受法律保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等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志健服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黄世玉支付工资差额334.17元。二、被告广州志健服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黄世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57780.8元。三、驳回原告黄世玉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志健服装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蒋 起人民陪审员  王小敏人民陪审员  谢海明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书 记 员  刘韵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