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7103民初14号原告：海拉尔区龙哥吉祥旅游策划工作室，经营场所：海拉尔区万家惠农贸批发市场12-0-124号。经营者：邹春龙，男，197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哈克镇哈克村5付86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内蒙古大兴安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振敏，内蒙古大兴安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呼伦贝尔晨都旅行社有限公司（曾用名称：呼伦贝尔蓝色故乡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海拉尔区健康办海桥家园高层3号楼1单元602室。法定代表人：张棋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冠乔，男，呼伦贝尔晨都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梅芬，内蒙古英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原告海拉尔区龙哥吉祥旅游策划工作室（以下简称龙哥工作室）与被告呼伦贝尔晨都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都旅行社）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8日、2019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于2019年5月7日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苏都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陈春香、人民陪审员魏劲超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龙哥工作室的经营者邹春龙、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邢振敏，被告晨都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冠乔、徐梅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龙哥工作室诉称，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租车款203790.00元，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年6%从2018年8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暂计起诉之日6113.70元，共计209903.70元。本案诉讼费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一家旅游车队，被告是一家旅行社。被告在2018年6月至8月间，租用原告的车辆经营旅游。被告拖欠原告租车费用共计203790.00元，延期付款损失6113.70元，共计209903.70元。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总是推拖，无奈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晨都旅行社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的陈述均不属实，原告并非一家旅游车队，被告也未在2018年6月至8月期间与原告成立租赁关系，并租用原告的车辆经营旅游，原告主张的租车费用及延期付款损失没有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有原告提交的：1.原告与名为“呼伦贝尔璐璐【蓝色故乡】”微信用户的聊天记录及该微信号朋友圈上传的张棋涵的照片，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实际上的租赁合同及被告欠付原告租车费。原告称该微信号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张棋涵的微信号。经被告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告提交的该份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联系人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假如该份聊天记录属实，也只能够证明原告曾经给被告介绍过几个出车司机，然后相关的出车司机通过原告向被告主张出车费用。被告委托原告向出车司机支付车费，已经结算了相关费用。故该份证据不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也不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的租车费用。本院认证，庭审中本院已向双方当事人释明租赁合同纠纷不属于本院管辖范围，本案实为运输合同纠纷案件。该份聊天记录中提及，对方联系人向原告支付过车费。经原告自认，被告向其支付过35000.00元，该款项应从诉讼请求203790.00元中扣除。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语音、文字、视频，内容涉及张棋涵个人、家庭、旅行社出团安排等相关情况，从聊天内容可以判断双方的身份情况。同时，该聊天记录时间跨度长，内容完整，具有连续性，可以确认该电子数据的有效性。对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2.原告与出车司机之间的出团保证书，证明原告与蓝色故乡有运输合同关系。经被告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上述司机未出庭作证，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其次，即便是真实的，也是原告与司机之间的相关法律关系，与被告无关。原告曾自认司机通过其向被告联系旅游工作，然后原告从司机的身上抽取管理费，所以原告主张雇佣司机与事实不符，被告不予认可。本院认证，出团保证书系原告与司机之间签署，仅能证明原告与司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该保证书仅在原告与司机之间适用。该保证书上没有被告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名，未得到被告认可，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3.附有“呼伦贝尔蓝色故乡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1）”字样圆形印章图案的“2018年蓝色故乡旅行社用车统计表（吉祥爱心车队）”，证明原、被告存在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为被告提供服务的多名司机是原告车队雇佣的职员，被告拖欠原告运输费用共计186770.00元的事实。经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根据法律规定该份证据属于含有电子印章的打印件，在法律上属于复印件，不属于电子文档的原始件，所以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仅从内容上看，没有负责人和出具人员的签字，也没有签署落款时间。尤其是第二页和第三页没有用车的相关具体内容，不符合一般书面材料应具备的形式要件。同时，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被告是于2018年6月至8月期间租用其车辆经营旅游，并主张自2018年8月1日起计算利息。根据原告的主张来理解，原告主张的出车时间应从2018年的6月截止到2018年的8月1日。而该统计表上绝大部分统计数据均是2018年8月1日以后的数据，甚至出现了9月份的统计数字，由此可见，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上体现的时间与其在诉状中主张的用车时间互相矛盾，不能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针对电子签章的问题，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从未有这个电子印章，原在被告处工作的李惠也从未加盖电子章，原告所主张的统计表不属实。同时，通过原告在庭前提交的该份彩色证据与原告当庭提交的复印件金额不一致，可证明原告是随意主张其诉讼请求，由此可见，原告根据其诉讼主张随意制作伪造证据达到其诉讼目的，其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够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被告拖欠运输费用金额是186770.00元也与统计表上显示的金额不符。该用车统计表也与原告提交的刘某1出具的证明及出示的旅游合同上用车时间相矛盾，由此可见原告提供的证据之间互相存在着矛盾，证明了原告出示的证据并不真实。本院认证，对标注计调为李惠的用车统计表（运费总计138940.00元），有邹春龙与李惠聊天记录、部分出车司机证人证言相互佐证，且该份统计表与李惠发给邹春龙的签有李惠姓名的手写版统计表内容高度一致，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因其余两张用车统计表（运费总计30070.00元、34780.00元）来源及制作人无法查实，本院不予采信。4.旅客与蓝色故乡旅行社团队境内旅游合同及司机刘某1书面证言，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旅游合同盖有蓝色故乡旅行社印章及旅客签名，在空白处手写司机姓名及电话。经被告质证，对合同上手写的“司机刘某1”不予认可。该合同是旅游者和被告旅行社之间签订，通常不应该在原告手中持有，而且在合同上并不会出现司机姓名等内容，明显是后写的。现在该合同由原告出示，因此上面手写的“司机刘某1”被告有合理理由相信是原告为了本次诉讼后补写的。对刘某1的证言，被告不予认可。首先因本人未出庭作证，因此对证明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该证明上注明的时间为2018年8月29日，到2018年9月3日，为时6天结束，在统计表上显示5天，时间不一致。因此可证明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关系。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主张双方系租赁合同关系，原告方主张上述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关系，与其诉讼主张相悖。因此，被告不予认可。本院认证，“团队境内旅游合同”除格式条款外的其他信息均为手写，刘某1作为司机持有旅客与旅行社之间的旅游合同具有合理性，因司机与龙哥工作室具有营运业务关联性，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5.原告的账本，证明原告为被告旅行社出车明细以及出车的费用。经被告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账本只是原告单方自行统计，没有被告的任何签字确认。本院认证，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名，未得到被告认可，本院不予采纳。6.网上转账记录截图，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及被告拖欠原告运输费的事实。原告收到来自“张璐璐”的支付宝转账10000.00元、收到来自“李惠妹妹”四笔微信转账共计14340.00元。原告称“张璐璐”为张棋涵，“李惠妹妹”为被告公司计调员李惠，该二人共向其转账24340.00元，该款项包含在原告自认被告已向其给付的35000.00元之中。经被告质证，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着运输合同关系。该份证据是因为有部分司机是由原告介绍给被告的，部分费用是被告与司机直接结算，部分费用是被告委托原告向司机给付。所以由被告的工作人员及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转账给原告，由原告再向司机给付。同时该份证据可证明，李惠的微信转账金额共计是14340.00元，加上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所认可的被告法定代表人以转账及其他支付方式已向其支付的35000.00元，被告方共向其支付了49340.00元。本院认证，原、被告对被告已向原告支付350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出李惠向原告给付的14340.00元不在上述35000.00元中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信。7.邹春龙与名为“呼伦贝尔王美辰”、“呼伦贝尔张宇157XXXXXXXX”微信号的聊天记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将运输任务交给原告来完成，双方商定了运输费用等事宜。原告称该两个微信用户身份为被告公司计调员王美辰、张宇。经被告质证，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与王美辰的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确认微信聊天的对方是王美辰。假设该聊天是真实的，在2018年7月13日发送的信息中有一条内容为“16号六台25个人”的聊天记录，而查看原告向法院提交的用车统计表显示7月16号是用了7台车。由此可见原告提供的用车统计表上，仅在内容上就是不真实的，因此不能够证明实际出车的费用。对于与张宇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因为原告向被告介绍了几名出车司机，被告通过原告与司机确定出行安排，由此证明了原告只是出车司机的领头人。还可证明，在聊天中张宇明确告知，原告的司机需要至被告处取行程单，以便确定行程也是与被告进行结算出车费用的依据。本院认证，无法确认“呼伦贝尔王美辰”微信用户真实身份，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对原告与张宇的聊天记录予以采信。可以证明被告通过该公司计调员张宇，向原告派发旅客运输工作，司机王成义2018年8月17起为被告进行过为期四天的旅客运输工作，每日出车费用500元。8.出团行程单复印件两张，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运输。经被告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原告并未提交原件。但是被告认可被告向出车司机派发行程单这一事实，在出车司机为被告完成出车任务的时候，需要到被告处取一张行程单，以确定行程安排，并且需司机持该行程单与被告进行出车费用的结算。但对于原告所提交的两张行程单复印件被告不认可。本院认证，该两份行程单为复印件，并无证人证言或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9.附有“呼伦贝尔蓝色故乡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1）”字样图案的文件。原告称证据来源为被告公司网站下载的宣传广告。证明，该份证据与被告公司计调员李惠为原告提供的蓝色故乡用车统计表中的电子印章完全一致，2018蓝色故乡用车统计表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被告不认可。被告并没有这样的宣传广告，且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是含电子印章的打印件，属于复印件，不属于原始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所以该项证据不能够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与被告存在运输合同的诉讼主张。其次，原告主张是由李惠为其加盖的电子印章，原告应提供李惠出庭作证，证明其客观真实性。本院认证，根据电子签名法，原告应就电子签章文件的来源及可靠性进行证明，且该份证据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未能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本院不予采信。10.邹春龙与名为“李惠”的微信用户的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原告提交的2018年蓝色故乡用车统计表，是被告公司计调员李惠代表被告公司向原告提供的，李惠不能出庭作证，因为是受到被告的威胁而不敢出庭作证。经被告质证，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够证明聊天的对方就是李惠。即便是真实的，该聊天内容也不能够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恰恰证明原告存在诱导、收买等行为。所以说，我们认为原告方存在诱导证人作伪证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本院认证，该份证据所记载的双方对话内容涉及李惠个人、家庭、工作等相关情况，从聊天内容可以判断双方的身份为李惠与邹春龙。同时，该聊天记录时间跨度长，内容完整，具有连续性，且有李惠通过该微信号发送给邹春龙的附有其签名的用车统计表、该微信号转账记录相互佐证。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11.海拉尔区龙哥吉祥旅游策划工作室营业执照副本。证明，原告主体适格，原告有会议用车、商务用车接待的经营范围。经被告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的名称为“海拉尔区龙哥吉祥旅游策划工作室”其经营范围为会议用车商务接待。原告在其起诉状中主张是一家旅游车队。原告应该提供其是旅游车队的相关合法的营运手续及营运资质，故原告该份营业执照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原告所举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载明“入境旅游国内旅游户外旅游旅游产品会议用车商务接待”，可以证明原告有用车资质，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12.情况说明10张。其上载有“时间、路线、车辆台次、蓝色故乡对接人、天数、运输总费用”，部分项目有司机签名及手印，部分司机签名标明为“代签”。证明，原告指派司机为被告提供运输服务，双方之间存在运输法律关系，被告共欠原告运输费用204340.00元。经被告质证，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只是原告出具的出车情况说明，没有被告的签字或盖章予以认可，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其次，原告主张被告是租用的车辆经营旅游，而且要求被告付租车款。原告提交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为：与被告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由此可见，原告的证据与其主张自相矛盾。其三，通过该组证据，恰恰可证明原告存在虚假诉讼。诉讼标的由203790.00元变为186770.00元，在该份情况说明中又明确表明204340.00元。原告并不清楚被告欠其多少钱。原告对于自己的基础主张都无法说清楚可见其主张的事实是不存在的。而且上述情况说明中也无法说明是签名人本人真实签名，因此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该证据系原告与司机单方制作，没有被告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名，未得到被告认可，本院不予采纳。13.书面证人证言20份，附有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原告指派司机为被告提供运输服务，共产生运输费用204340.00元。经被告质证，认为对于书面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根据民诉法第73条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证言产生法律效力的前置条件，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因违反直接言辞原则不具有证明效力。其次，通过查阅该20份书面证人证言，可见其版本完全一样，均是书面打印，只是中间留出括号手写，由此可见上述书面证人证言是由原告按照统一的格式打印出来，并不能代表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仅从形式上看上述书面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其三，书面证人证言中所写的时间、车次及费用与原告所提交的用车统计表及情况说明均不相符，由此可见原告的证据之间互相矛盾，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本院认证，王成义2018年8月17日出车4天每日500元的书面证言，有原被告单位计调张宇聊天记录加以佐证；张祖峰2018年8月10日出车4天每日550元的书面证言，有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张棋涵聊天记录、李惠署名的统计表加以佐证，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之规定，对原告提交的未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14.微信用户“李惠”发送给邹春龙的附有李惠签名的手写版用车统计表图片三张。经被告质证，认为首先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该微信用户为李惠。其次，邹春龙接收到该份证据的时间是2018年8月24日，但是该证据上出现了8月24日之后的用车行程。第三，该份证据上的行程详情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互相矛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四，并且没有提供该手写用车统计表的原件，故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证，通过前述证据可证实，该微信用户为曾在被告处任职的李惠。李惠于2018年8月24日向邹春龙发送手写统计表照片后，分别于2018年8月27、8月28、8月29代表被告向邹春龙有三次转款，表明李惠是在其在职期间向邹春龙发送的该手写统计表。该份证据上有李惠手写签名，且统计表内容有部分出车司机的证人证言加以佐证。故对该份证据中两张可以显示图片来源的统计表予以采信。对无法证明证据来源的统计表不予采信。有被告提交的：1.赵文学、姜海沣、沈妙丰、侯永权为被告出具的出团车费收条，证明被告是与出车司机直接结算出车费用。由此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与被告存在租赁关系不属实。经原告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四人是其车队队员，被告如不欠车费不会向该四人支付出车费用。原告自认该四人的出车费用包含在“用车统计表”内。本院认证，对被告证明已向上述四名出车司机直接结算运输费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经与原告提供的用车统计表核对，姜海沣（结清运输费1600.00元）、侯永权（结清运输费1600.00元）包含在标注计调为李惠的用车统计表内。2.被告出具的出团行程单3张。证明，被告用车均需向司机派发该行程单以确认行程，同时该行程单也是被告与出车司机进行结算的依据。所以，如果司机想与被告进行结算，需向被告出示出团行程单。经原告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行程单中的杨彩云是原告为被告提供的司机。证明了原被告之间有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本院认证，对被告提交的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3.被告出具的推荐函及对账单各一张。证明，被告在业务中所使用的电子印章样式与原告提交的用车统计表中有明确的不同。被告方的电子印章明确标明数字为“2”，因为被告方还有一个实体的业务专用章，所以该电子印章标为“2”。由此可见，原告是自己制作的电子印章，并冒充是被告所使用的电子印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经原告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公司使用的电子印章，有的显示“1”，有的显示“2”，都是被告对外往来的所采用的印章。在原告公司的电脑中都有体现。被告与南昌薛总之间的对账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份对账单上盖有被告公司显示“2”的电子印章，证明了被告公司分别使用“1”和“2”两种电子印章对外进行业务往来。原告证明了被告向原告提供的2018年蓝色故乡用车统计表所盖的电子印章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本院认证，被告所举证据仅能证明其有采用电子章“2”样式进行对外工作往来的情形，但并不必然否认原告所举电子章“1”样式的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电子章“1”是伪造的，故对该份证据得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4.被告法定代表人与名为“呼伦贝尔张宇157XXXXXXXX”微信用户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原告存在以贿买等方法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2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制裁。同时也可证明，不排除原告所提交的其他证据，也存在以贿买的方法所获得的。包括本来不应当由原告持有的旅游合同等证据。因此请求人民法院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来源予以核实，并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经原告质证，认可该份证据是张宇与张棋涵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不能证明被告待证事实。被告偷换概念、违反诚信原则逃避与原告之间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本院认证，被告该份证据证明目的属于其单方推论，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5.被告从原告处翻拍的，原告第一次庭审中提交后又撤回的证据“用车统计表”。证明,原告依据该份证据主张拖欠的租车费用，该证据上同样加盖了所谓的电子印章，但是却与原告在庭前向人民法院提交的用车统计表金额不一致。相同名称、相同内容，证明同一事实的证据却出现了金额不一样的重大问题，而且均加盖了所谓的电子印章。被告不可能为原告出具两份这样的用车统计表。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原告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即根据其主张随意制作证据，由此可见其证据的虚假性，由此也可见其诉讼请求的虚假性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经原告质证，认为这些证据都是对方计调员发给我方。因为双方在核对账目时，是与被告公司3名计调员进行核实账目。核对中产生两份不一样的统计单。提交给法庭的，是最后的结论，双方都认可的。本院认证，被告的证明目的属其单方推测，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经原告申请，本院准许证人邱某、杨森、芦海龙、沈俊峰、于明刚、刘某1、邹玉峰、刘月瑜、刘某2、李旭池，就原、被告运输合同关系及出车的具体情况进行出庭作证。以上证人，就进行旅客运输工作的具体时间、行程经过、旅客信息、同行司机、出车费用等事项出具了详细的证人证言。其中，邱某、杨森、于明刚、刘某1、邹玉峰、刘月瑜、刘某2、李旭池的证人证言与李惠签名的统计表相互佐证。证人刘某1所述其2018年8月30日至9月3日的运输行程，有“团队境内旅游合同”（原告提交的证据4）佐证。刘某1所述2018年8月21日至8月24日运输行程共四辆车同行，每车每日450元，有元一明出具的书面证言、李惠签名的统计表佐证。证人刘某2、李旭池所述2018年8月13日起，为期七天，共四辆车同行，每车每日500元的运输行程，有元一明、谢国庆出具的书面证言、李惠签名的统计表佐证。对以上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呼伦贝尔蓝色故乡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更名为呼伦贝尔晨都旅行社有限公司。另查明，被告向原告派发旅客运输工作，原告派司机为被告完成了双方约定的工作。被告的工作人员李惠为原告出具了盖有被告电子印章的用车统计表。被告已直接向该统计表内所载出车司机姜海沣、侯永权直接支付运输费用每人1600.00元。此外，原告已收取被告给付的运输费用共35000.00元。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二、若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成立，用车统计表是否可以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及被告应向原告给付运输费的具体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的运输合同,但原告提交的证据，可证明被告向原告派发了旅客运输工作，原告按照约定完成了旅客运输工作，被告已经向原告结算了部分运输费用，通过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构成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李惠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其任职期间为邹春龙出具盖有被告电子印章的用车统计表，并且该统计表与附李惠本人签名的手写用车统计表内容高度一致、相互印证，并有本案所涉及的多名出车司机就其完成的旅客运输工作出具了详细的证人证言。可以确认盖有电子印章的用车统计表内容真实可信。关于用车统计表上被告电子印章的真伪问题，经本院释明，被告拒绝就电子章的真伪进行鉴定。故本院认为，标注计调为李惠的用车统计表可以作为原、被告双方的结算依据。除该统计表记载的运输工作产生运费138940.00元外，计调员张宇聊天记录记载产生运费2000.00元，共计产生运费140940.00元。被告已向统计表内所载两名司机姜海沣、侯永权支付3200.00元运输费，已向原告经营者邹春龙支付35000.00元运输费，尚有102740.00元被告未向原告给付。关于未结款项所产生的利息，原、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按照约定履行了其运输义务，被告应向其支付相应的运输费用。被告逾期未向原告给付运输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计算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违约金及违约金计算方法,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利息计算标准。被告应给付原告运输费102740.00元及自原告完成所有运输工作次日（2018年9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所产生的利息。综上所述，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运输费10274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呼伦贝尔晨都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海拉尔区龙哥吉祥旅游策划工作室运输费10274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9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部分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48.00元，由原告负担2271.00元，由被告负担2177.00元，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都审 判 员 陈 春 香人民陪审员 魏 劲 超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法官 助理 乌仁图雅书 记 员 郭  婧附：本案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