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718号原告（反诉被告）：湖南便利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迎新路1号401房。法定代表人：李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嘉，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广州甘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22层自编房号2201-13室。法定代表人：铉伟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辉，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便利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便利仓公司）诉被告广州甘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甘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便利仓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代收款111812.33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收款滞纳金（滞纳金按5000元/天的标准计算,从2018年2月10日起计至被告将全部自动售货机搬离原告承租仓库之日止）;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维修费为45164.30元;4.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自动售货机的仓储费（月租金为36000元，即日租金为1200元，从2018年2月13日起计至被告将全部自动售货机搬离原告承租仓库之日止）;5.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在2017年11月29日至30日期间的营运损失为30316.67元；6.判决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曾于2017年3月15日签订《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根据《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的约定：（1）被告为原告提供技术管理服务，包括维护售货机后台管理系统，远程监控售货机终端控制系统，微信端和电脑端管理账户和密码、远程维护售货机硬件故障。（2）被告须提供必备的机器的核心零部件。如原告提出更换，被告须在3天内提供或安排厂家人员到场维修，或更换新的机器。（3）被告在每周分三次把原告机器收到移动支付的销售款全部转移到原告账户（公众假期顺延），即每周一下午5点前将上周五零点到本周日24点的款项、每周三下午5点前将本周周一零点到周二24点的款项、每周五下午5点前将本周三零点到本周四24点的款项支付到原告账户。（4）被告需按合同规定把代收款转账给原告，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误。如有延误，被告需赔偿原告每日5000元滞纳金；如延误达到3天时，则视作被告恶意违约，原告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由被告承担全部责任。（5）协议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2017年11月29日11点45分起，被告负责的售货机电信流量卡开始发生故障，导致原告运营的机器不能收取移动支付部分功能。原告约有300多台机器大面积瘫痪，不能提供正常服务，消费者投诉大幅增加，导致了原告的重大损失。原告于2017年12月8日向被告发送《关于索赔的联络函》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相关损失。原协议期限到期之后，原、被告仍然按照原来的《合作协议》继续履行至2018年2月5日，双方商定2018年1月1日至2月5日的租金和管理费为173700元。根据双方的财务数据显示，被告应向原告返还2月2日至2月8日期间的代收款为285512.33元，扣除上述租金和管理费之后，被告尚有111812.33元移动支付的销售款未转至原告账户。原告于2018年2月9日发送《告知函》函告被告即日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并要求被告于收到函件之日起三个日历日内将机器接管并运走，如未能按时完成接收的，原告将对机器的安全性不再负责。原告又于2018年2月11日发送《催款函》要求被告支付相关应付未付款项。但被告对两份函件均未予回应，且一直未将全部自动售货机搬回被告处，导致了原告被迫将全部的自动售货机搬移到承租的仓库，并垫付了大额的仓储费用。综上，被告行为已经严重违约，被告须及时支付原告上述相关的款项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滞纳金。但直至起诉之日，被告对原告的合理请求一直置之不理。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仍拒不支付原告移动支付的销售款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约。原告起诉至本院。被告甘来公司辩称：一、根据被告计算所得，原告拖欠被告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平台服务费31276.44元，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2月8日的代扣退款2144.20元、代扣手续费1992.77元、平台服务费5510.61元、设备租金49628.57元（合计：90552.59元），以及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垫付的费用196280.83元。因此，被告无须向原告返还代收款，而是原告须向被告返还费用。二、根据上述第一点意见，由于原告拖欠被告费用在先，因此被告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在原告未清缴欠款前，有权扣留应当返还的代收款，故被告根本不存在迟延付款的行为，无须计付滞纳金。即使确实需要计付滞纳金，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滞纳金计算标准明显过高，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依照原告起诉金额111812.33元计算，滞纳金亦不应当超过本金的30%，即33000余元，与原告起诉的1575000元差距很大，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应当支持。三、对于2017年12月31日前的维修费用不予以认可，因为原、被告双方每三天就会进行一次对数，原告在协议期内从未向被告提出曾经产生维修费用，可见该部分费用是原告杜撰的，而且每次维修都只开据收据而未有发票，对于收据的真实性被告表示质疑。四、《厂房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未进行租赁登记，而且原告亦无法证明租赁该厂房是用于放置本应返还给被告的全部机器设备。且根据2018年5月被告进行的证据保全公证可见，原告一直在继续使用机器设备，根本不是如其所述，将全部机器设备放置在该厂房。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约定，返还机器设备的义务在原告方，故在双方终止合作后，原告应当主动联系被告返还机器设备，而不应继续使用，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仓储费，并应当计付机器设备的非法占用使用费。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11月29日至30日确实发生了所谓的机器大面积瘫痪，也无法证明发生故障的责任在被告方。且原告所谓的营运损失未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原告2017年12月8日《关于索赔的联络函》，原告的全部索赔请求只是原告的推断和预期利益计算，没有实质证据予以支持其计算标准，故该项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被告甘来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参照合作协议约定标准向被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平台服务费31276.44元，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2月8日的代扣退款2144.20元、代扣手续费1992.77元、平台服务费5510.61元、设备租金49628.57元。2.判令原告向被告返还因双方合作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内放置智能售货机而须由原告分摊而已由被告全额垫付的费用196280.83元。3.判令原告偿还被告自2018年2月9日至实际返还全部机器设备之日止的机器设备非法占用使用费（按每月173700元计算）。4.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反诉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与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协议》，取得了若干台自动售货机的使用权。2017年3月15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就部分自动售货机合作事宜签订了《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下称“协议”），约定：乙方负责寻找和支付场地方，负责场地租金、电费、维护和安排补货，甲方投放设备并运送至指定位置；甲方为乙方提供技术管理服务，包含维护售货机后台管理系统、远程维护售货机终端控制系统、负责向乙方开通机器的后台管理账户；如果乙方撤机，乙方提前一周通知甲方，乙方负责将机器搬回并运输到甲方仓库；乙方按机器每月销售额的1.5%支付甲方综合管理费；乙方自行负责机器的日常运营及维护，需要保证维持机器网络正常；甲方在每月初3号前给出财务对账单，内容包括乙方需按月结算上月的机器租金费用和综合服务费，及甲方客服上月代退给消费者的无线支付款项和移动支付手续费（微信手续费0.6%，支付宝手续费0.5%、银联手续费0.78%、京东支付手续费0.6%），乙方在甲方给出财务对账单，并双方确认后，第二天一次性支付完毕；双方约定合同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等。上述协议签订后，在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2017年12月31日）内，双方均有按照协议内容进行友好合作，除了反诉请求第二项所涉及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租金费用分摊存在196280.83元争议外，其余费用均已结算完毕，而负责代表原告与被告进行财务对账确认的均是夏晓东、吴晓刚和韩谦。2017年12月31日后，双方均表示在短期内另行协商新的合作方式，在未达成最终协议前，原告继续按照2017年12月8日《机器租赁汇总表》列明的数量租用机器设备，原告亦通过2018年2月9日的《告知函》确认，临时运营期所产生的租金为每月173700元，对账结算方式不变。2018年2月3日，被告按照惯例向原告发送了财务对账单，但原告并未签字确认，只是要求被告立即返还代收款，而拒绝支付2018年1月设备租金和其他应付费用，被告只能告知原告将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待原告确认对账单后，才同意扣减全部欠款后把余额（若有）退回原告。2018年2月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告知函》，述明：即日起终止双方的临时合作关系，停止使用协议约定的机器，被告须在三个日历日内接管并运走所有机器等。但实际上，原告在当日即在未得到被告同意的情况下，自行更换了全部机器内部的终端控制系统，导致被告的服务器失去对机器的远程控制，无法在自己的系统内定位机器的实际位置。而且除了部分公共区域外，大部分的机器均由原告设置在全国各地的大型厂房内部区域，如没有原告的协助，被告是根本无法进入厂区寻找并自行回收机器设备的。被告一直向原告提出让其立即按照协议的约定，将机器设备恢复原状后搬回并运输到甲方仓库，但原告对此没有回应。2018年5月，被告发现原告一直有在使用机器设备，除了自行更换机器终端控制系统进行收款外，还将部分机器贴上了佛山东戈食品有限公司的LOGO贴纸，为此，被告委托广州市南粤公证处对于能知悉确定摆放位置、设置在公共区域的23台自动售货机点位进行调查，对现场状况、自动售货机外观状况、屏幕显示状况进行拍照。通过一系列相关操作可以证实，原告并非如其2月8日《告知函》所述当日即停止使用协议涉及的机器设备，而是通过更换机器终端控制系统，使消费者向该批自动售货机下单购置商品后，收款方为“佛山市东戈食品有限公司”，即本应流向被告后台系统的相应数据流量和支付货款均流入佛山市东戈食品有限公司。经查，佛山市东戈食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晓刚，而吴晓刚曾经作为原告的授权代表在2017年11月与被告进行财务对账工作，即佛山东戈公司是原告的关联公司，原告非法使用本案诉争机器设备获得的货款可视为是由原告自行全额收取。综上所述，合作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并应根据每月实际产生的费用进行财务对账和结算。另外，虽然协议于2017年12月31日届满终止，但双方均以自身实际行为表示继续保持该种临时合作关系，故原告仍应依据协议约定支付机器设备租金和其他应付费用，而不仅是有权要求反诉人返还代收款，从而导致双方合作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原告在决定终止合作后，本应提前一周通知被告，并将机器设备搬回被告的指定仓库。2018年2月8日，原告通过《告知函》的形式明确表示终止该种临时合作关系后，亦应按照协议约定进行费用结算后，主动将全部机器设备搬回被告指定仓库，原告不但没有这样处理，还在未经被告许可的前提下，自行更换全部机器的终端控制系统后，以佛山市东戈食品有限公司为收款方继续非法占用和使用协议所涉全部机器设备，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现应当立即停止侵害，将协议所涉全部机器设备更换回原来的终端控制系统、恢复原状外观后，搬回被告的指定仓库，并须参照双方最后一次确认的机器租金标准（即每月173700元）计付2018年2月9日至实际返还全部机器之日止的机器设备占用使用费。原告便利仓公司对反诉请求辩称，被告可以随时到原告仓库拉走机器或被告可以指定地点，原告再把机器送回。原告认为被告反诉状中提及的诉请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应当予以全部驳回。一、被告反诉请求一中所涉及的机器设备根本不存在更换终端设备以及更换外观的事实，该设备在原告发函终止双方合作之后已经全部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高村新二期工业区三路19号之二的厂房内保管。原告在2018年2月10日送达的《告知函》中明确通知被告在终止双方合作后应当拉走所有机器，但是被告在收到原告的函件后既不将该机器拉走，也没有指定仓库让原告送回。原告在此表态，在结清原告垫付的保管费用后，被告可以随时将机器取回。二、被告所主张的2018年1月31日平台服务费31276.44元，2月1日-8日的设备租金49628.57元属于双方临时运营时产生的租金以及费用部分，该费用已经包含在原告支付的173700元（代收款抵扣）以内，原告无需再次支付。其次被告所主张的2018年2月1日-2月8日的代扣退款2144.20元，代扣手续费1992.77元，平台服务费5510.61元，由于原告与被告在发函终止合作后并没有详细对账，被告的对账单内金额系被告自己单方提供的，原告没有对真实性以及明细进行后台对账。在双方终止合作后，被告并没有让原告查阅其后台进而对相关数据进行对账。在此情况下，并不能支持其单方的主张便是原告应当支付的费用。三、关于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内放置智能售货机而产生的费用，原告并非是合同的当事人，原告与被告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协议约定原告有义务承担该垫付的费用，因此被告无权要求原告承担该笔垫付的费用。四、原告并不存在非法占用使用被告机器的情形，如上所述，本案争议涉及的机器全部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高村新二期工业区三路19号之二的厂房内保管，并且直至今日保管机器产生的保管费用还是由原告垫付。在不存在非法占用机器的前提下，被告要求原告支付非法占用使用费的请求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提供的公证证明与原告无关。综上所述，被告反诉状中提及的诉请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全部驳回。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15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以下称合作协议），约定，就自动售货机合作事宜达成协议；乙方负责寻找和支付场地方，负责场地租金、电费、维护和安排补货；甲方投放设备并运送到指定位置；协议项下的标的物指自动售货机（下称“机器”）；根据情况的不同，甲方收取一定机器租金，G2型号每月每台租金400元，G3型号每月每台租金250元，G5型号每月每台租金400元，G6型号每月每台租金400元，食品机每月每台租金100元；具体机器名称和位置为上海G5-1（12台），合肥G3（3台）、G3-1（2台）、G5-1（5台）、G6（19台）、G6-1（9台），无锡G5（11台）、G5-1（13台），长沙G5-1（35台），芜湖G3-1（3台）、G5（9台）、G5-1（5台）、G6（3台）、G6-1（3台），苏州G3-1（1台）、G6-1（6台），广州G2（3台）、G3（1台）、G3-1（1台）、G5（7台）、G5-1（10台）、G6（7台），杭州G5（15台）、G5-1（5台），佛山G2（128台）、G5（15台）、G5-1（15台）、G6（104台）、G6-1（16台），总计饮料机526台，食品机201台；双方尽快结清款项，所有款项双方在3日内结清；甲方为乙方提供技术管理服务，包含维护售货机后台管理系统、远程维护售货机终端控制系统、微信端和电脑端管理账户和密码、远程监控售货机硬件故障；甲方负责向乙方开通机器的后台管理账户，使乙方对机器实现实时信息管理；甲方须给予乙方4个调配后台系统的最高权限；甲方须提供必备的机器的核心零部件；如乙方提出更换，甲方须在3天内提供或安排厂家人员到场维修，或更换新的机器；如果甲方超过3天无法维修，乙方不负该机器的月租；甲方在每周分三次把乙方机器收到移动支付的销售款全部转移到乙方账户（公众假期顺延），即每周一下午5点前把上周五零点至本周日24点的款项、每周三下午5点前将本周周一零点到周二24点的款项、每周五下午5点前将本周三零点至本周四24点的款项支付到乙方账户；甲方需按合同规定把乙方机器移动支付部分的代收款转账给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误；如有延误，甲方需赔偿乙方滞纳金每天5000元，如延误达到3天时，则视作甲方恶意违约，乙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由甲方负全部责任；如果乙方需要布设新的机器，乙方提前一周通知甲方，甲方负责提供机器并运输到指定位置；如果乙方撤机，乙方提前一周通知甲方，乙方负责将机器撤回并运输到甲方仓库；乙方自行安排仓库及补货、客服、维护等事务；乙方按机器每月销售额的1.5%支付甲方综合管理费,计算方式为:(销售总额-客服退赔款-无线支付手续费）*1.5%）；乙方自行负责机器的日常运营及维护的，需要保证维持机器网络正常、屏幕开启，支付宝、微信等电子支付功能畅通，机器处于正常售卖状态；甲方在每月初3号前（公众假日顺延）给出财务对账单，内容包括乙方需按月结算上月的机器租金费用和综合服务费，及甲方客服上月代退给消费者的无线支付款项和移动支付的手续费（微信手续费0.6%，支付宝手续费0.5%、银联手续费0.78%、京东支付手续费0.6%）；乙方在甲方给出财务对账单，并双方确认后，第二天一次性支付完毕；双方约定合同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后，被告将自动售货机交付原告。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后，原告继续使用自动售货机。根据双方确认，所交付的机器每月均有变化，最终交付的自动售货机为主机391台、辅机142台。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设备租赁汇总表，记载饮料机391台、辅机142台，并详细记载了区域及信号，1月租金明细，合计173700元。双方还确认，被告代收了属于原告所有的2018年2月2日至2月8日的货款285512.33元，原告则拖欠被告2018年1月1日至2月5日的租金及管理费。对于2018年1月1日至2月8日的租金及管理费，原告主张金额为173700元；被告则认为173700元为2018年1月1日至1月31日的租金及管理费，按照1月的标准，原告还需支付2月1日至2月8日的租金49628.57元。此外，被告还主张原告需支付2018年1月的平台服务费31276.44元、2018年2月1日-8日的代扣退款2144.20元、2018年2月1日-8日的代扣手续费1992.77元、2018年2月1日-8日平台服务费5510.61元。被告为此提交了其制作的计算附表，但该附表未经原告确认。原告所提交的证明其主张的2018年2月《收款对账单、退款、平台服务费》记载，代扣退款为2167.20元，实际结算平台服务费为5970.99元。2018年2月8日，原告向被告作出《告知函》，函件记载：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3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即日起终止目前原、被告双方的临时合作关系；原告从即日开始停止使用被告依据《合作协议》所提供的机器；被告应于收到本函之日起三个日历日内接管并运走所有机器，原告将尽可能予以协助；被告未能按时完成接收的，原告对机器设备的安全性不再负责；原、被告就临时运营期（即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5日）期间所产生机器租金和费用已协商达成一致，并已在2018年2月5日和2月7日的代收货款中扣除完毕。EMS快递底单显示收件人是铉伟英，收件地址是广州甘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22层自编房号2201-13室。妥投证明显示该邮件于2018年2月10日妥投，签收人为同事。2018年2月9日，原告向被告作出《告知函》，函件记载：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3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即日起终止目前原、被告双方的临时合作关系；原告从即日起停止使用被告依据《合作协议》所提供的机器；被告应于收到本函之日起三个日历日内接管并运走所有机器，原告将尽可能予以协助；被告未能按时完成接收的，原告对机器的安全性将不再负责；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原告愿意就临时运营期（2018年1月1日起至2月5日）期间所产生的租金和费用已协商达成一致确定为173700元；该费用已在2018年2月5日和2月7日被告从代收货款中扣除完毕（2月5日扣除168832.71元，2月7日扣除4867.29元）。被告称告知函是原告通过EMS邮寄给被告的，被告2018年2月10日收到。2018年2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催款函》，该函件记载，原告已于2018年2月9日就原、被告双方关于终止《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下称“《合作协议》”）的相关事宜向被告发函；经结算，截至2018年2月9日被告尚欠原告款项合计306977.63元；具体如下：一、被告应返还的代收货款扣除相应费用后计111812.33元；根据《合作协议》第2条第4款的约定，被告应于2018年2月5日向原告返还售货机器于2月2日至2月4日期间收到移动支付的销售款168832.71元；应于2月7日向原告返还售货机器于2月5日至2月6日期间收到移动支付的销售款88047.22元；应于2月9日向原告返还售货机器于2月8日收到移动支付的销售款28632.40元；扣除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临时运营期（2018年1月1日起至2月5日）期间所产生的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租金和费用173700元后，被告仍需向原告返还的代收货款为111812.33元。二、被告应赔付原告的其他费用合计195164.3元；在双方于2017年3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有效期内，被告所提供的机器设备屡次发生系统瘫痪、压缩机不工作，屏幕闪退、触屏不灵等各种故障，关键零部件（压缩机、屏幕等）多次发生损坏，且多次整改无效；由于被告未能按合同的约定及时地提供备用零部件，造成原告被迫自行购买相关零部件，并进行维修和更换，有关费用合计为45164.30元（具体清单见本函附件）；原告购买物料所花费的人工成本、停机损失、场地费损失、后期维护等费用约计5万元；2017年11月29日11点45分至21点，被告负责的网络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原告的300多台机器无法营业，机器租金和场地租金浪费，投诉大幅增加，后续维修、启动，及与场地方关系维护费用增加，导致原告直接损失超过8万元、间接损失超过2万元，综上，被告应赔偿原告以上损失共计195164.3元；请被告于收到本函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以上所有款项共计306977.63元，如被告逾期支付，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承担每日5000元滞纳金的赔偿责任。EMS快递底单显示收件人是铉伟英，收件地址是广州甘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22层自编号2201-13室；妥投证明显示该邮件于2018年2月12日妥投，签收人为同事。2019年1月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为证明其主张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索赔的联络函》，载明：被告负责的售货机电信流量卡在2017年11月29日11点45分开始发生故障，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8万元。证明2017年11月29日11点45分起，被告负责的售货机电信流量卡开始发生故障，导致原告运营的机器不能收取移动支付部分功能，导致了原告停运损失。2.原告（承租方，乙方）与案外人邓安民（出租方、甲方）于2018年1月3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记载，乙方租赁甲方的厂房；厂房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高村新二期工业区三路19号之二；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三年，由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第一年（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租金每月按照30元/平方米（包括电费、水费、物业管理费）共计36000元；第二年和第三年（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租金每月按照35元/平方（包括电费、水费、物业管理费）共计42000元。2018年的租金收据，载明原告共计支付租金432000元。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垫付的存放自动售货机的仓储费。3.《购买物料清单》及单据，证明原告垫付的维修费为45164.3元。4.《自动售货机场地安装合同》及《罚款通知》，证明由于原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产生罚款金额为18800元。5.微信聊天记录及2017年11月3-5日、2017年11月6-7日的《收款对账单》，证明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两天无法正常营运的场地租金金额为11516.67元。7.收货通知单，入仓时间为2018年2月10日至3月8日，证明案涉机器存入仓库。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融资租赁合同》，证明被告通过该合同，从中恒公司处合法取得本案所涉设备的使用权。2.被告（乙方）与案外人广州交易会三千尺贸易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称三千尺公司）2016年3月签订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智能售货机合作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合作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场所安置智能售货机。被告向三千尺公司支付会展款70万元的《付款回单》。《上海区域点位费用分摊一览表》记载：广州交易会三千尺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会展（旺旺项目）便利仓公司（夏晓东）承担的费用为296280.83元。证明被告已全额支付了协议约定的租金70万元，原告须向被告返还因放置智能售货机而须由原告承担的租金196280.83元，被告不认可夏晓东自行扣减的没有依据的工资、奖金数额。3.公证书，证明原告在2018年2月8日发出《告知函》终止合作后，没有立即将协议所涉机器原状返还被告，还未经许可擅自更换全部机器终端控制系统，令被告丧失对全部机器的远程控制权。原告继续非法占有和使用协议所涉机器至今，并通过佛山市东戈食品有限公司收取机器售货款。原告行为严重侵害被告合法权益，应当立即停止侵害原状返还机器，并计付2018年2月9日至实际返还全部机器之日止的设备占用使用费。4.仓库堆放机器现场照片若干，证明原、被告双方在法庭指定期限内共同到仓库对涉案机器设备进行检测验收当日仓库的现状，发现仓库大部分位置用于存放原告自己的物品，目测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面积用于堆放被告的机器，而且机器全部均是分上下层堆放，被告的机器每台占地面积约为0.8平方米，因此计算用于堆放机器的总面积（加上通道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即使需要被告承担仓储费，也仅应按实际使用面积计算，不应由被告承担整个仓库的租金费用。庭审中，关于案涉自动售卖机的存放，原告称存放于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高村新二期工业区三路19号之二的仓库，存进仓库前已口头通知过被告，原告愿意将机器返还被告。被告称，原告提出终止合同后，被告要求结算费用后再接收机器，被告也提出了原告把机器运到被告仓库，但当时因为被告需要租赁仓库，故仓库地址没有确定；后来被告发现原告私自换了终端并要求原告恢复，但是原告一直没有恢复原状，所以被告没有接收更换之后的设备，被告也没有告知原告返还设备的时间以及地点；机器存进仓库前被告没有接到原告的通知。原告对被告所称更换终端的说法不予确认。庭审中被告表示同意接收机器，本院组织双方对案涉自动售卖机进行交接，双方确认案涉机器于2019年4月30日完成交接返还被告。被告提交《机器资产管理登记表》、《设备验收汇总表》证明交接时的机器现状。对有原告人员签名的《机器资产管理登记表》、《设备验收汇总表》，原告予以确认，但对于无原告人员签名的不予确认；原告称租赁的仓库确实存放有其他物品，当时在得知法院要求交接机器后，原告认为仓库另有用途，因此在第一次庭审后陆续将物品拉进仓库。关于原告主张的机器维修费用，原告称是在2017年5月至12月陆续出现硬件问题，发现后通过电话联系被告进行维修，但没有通知的证据；被告称机器的软件故障、信号问题由被告负责，被告没有收到原告通知的机器故障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约定由被告提供自动售货机，双方对自动售货机的运营进行合作。现双方合作已经终止，但因费用结算发生争议。双方对于被告应向原告返还2018年2月2日至2月8日的代收货款285512.33元无异议，对于原告拖欠被告2018年1月1日至2月8日的租金及管理费亦无异议，但是对于代收货款应抵扣的费用明细存在争议。本院对此评析认为：首先，关于2018年1月1日至2月8日的租金及管理费，原告主张该期间的费用为173700元，被告则主张173700元仅为2018年1月的费用，对此被告提交了设备租赁汇总表，对机器型号、区域及1月租金173700元的明细进行了详细说明，汇总表记载的机器数量与双方陈述一致，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而原告并无证据证明173700元包含了2018年2月1日至8日的租金及管理费，《告知函》所称双方协商2018年1月1日至2月8日的租金及管理费为173700元仅为原告单方陈述，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双方进行了协商约定。故原告需向被告支付2018年2月1日至8日的租金及管理费44825.81元（173700元÷31×8）。其次，关于被告主张的需扣减2018年1月的平台服务费31276.44元、2018年2月1日-8日的代扣退款2144.20元、2018年2月1日-8日的代扣手续费1992.77元、2018年2月1日-8日平台服务费5510.61元。虽然被告为此提交了其制作的计算附表，但该附表为被告单方制作，未经原告确认，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计算的依据及费用发生，故对被告主张扣减上述费用，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原告所提交并用于证明其主张的2018年2月《收款对账单、退款、平台服务费》记载，代扣退款为2167.20元，实际结算平台服务费为5970.99元，上述费用属原告自认费用，依据合同约定应予以扣减。故在扣除2018年1月1日至2月1日的租金及管理费、代扣退款2167.20元、平台服务费5970.99元后，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代收货款58848.33元（285512.33元-173700元-44825.81元-2167.20元-5970.99元）。被告拖欠货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滞纳金本院予以支持。协议约定的滞纳金为每日5000元，该标准明显过高，本院采纳被告意见予以调整。滞纳金从2018年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止。关于原告主张的维修费，根据《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约定，原告自行负责机器的日常运营及维护的，故机器维修属于原告的义务范围，且原告所提交的《购买物料清单》及单据无法证明系用于案涉机器，故对原告主张的维修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仓储租金，《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约定，如果原告撤机，原告提前一周通知被告，原告负责将机器撤回并运输到被告仓库。由于原告在纠纷发生时已通过《告知函》限期要求被告接收机器，但被告并未提供接收地址，未履行配合义务，导致原告因此另寻仓库存放案涉机器，依据《厂房租赁合同》及租金收据仓租已发生，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仓租，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所提交的仓库照片显示，仓库仅有部分系用于存放案涉机器，而其余均存放原告物品，故本院采纳被告意见按300平方米面积计算被告应付2018年2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租金为136821.43元【（36000元/月×10个月+36000元/月÷28天×15天+42000元/月×4个月）÷4】。关于原告主张的营运损失，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损失实际发生，对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主张的机器占用使用费，从原告提交的入仓单及《告知函》可见，纠纷发生后案涉机器已陆续存入仓库，被告所提交的公证书无法证明公证的设备为案涉机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继续使用被告的机器设备，故对被告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内放置智能售货机而须由原告分摊的费用，本案系原告与被告履行《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而发生的纠纷，而根据被告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显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内放置智能售货机项目属《自动售货机合作协议》之外的合作，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及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处，被告可另寻其他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广州甘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湖南便利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返还代收款58848.33元并支付滞纳金（滞纳金从2018年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止）；二、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广州甘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湖南便利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租金136821.43元；三、驳回原告湖南便利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广州甘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受理费23893.50元，由原告湖南便利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1357.25元，由被告广州甘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536.25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12686.42元由被告广州甘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湖南便利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4469.26元，由被告广州甘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530.74元。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在上诉状中明确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次日起7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伟清人民陪审员  罗洁玲人民陪审员  朱穗芳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郭嘉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