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703行初92号 原告：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梓潼县经技开发区成都路。 法定代表人：王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仁明，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绵兴东路98号。 法定代表人：元方，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绵阳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敏，绵阳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南河路26号。 法定代表人：张斯恩，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倩，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雍枝坪，梓潼县文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白如湘，女，汉族，生于1986年1月18日，住四川省梓潼县，公民身份号码：×××5728。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兴安，四川法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不服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8]70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和复议机关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绵府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向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9年5月30日向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仁明、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熊敏、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倩、雍枝坪、第三人白如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兴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绵人社工伤［2018］70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死者蒲志英生于1963年4月20日，家住梓潼县，于2017年10月29日进入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上班。2018年3月2日下午6时左右下班骑电动回家的途中，行至梓潼县境内国道108线2057ＫＭ＋650Ｍ处被唐彬驾驶川Ｂ5779（学）小型教练车撞伤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3月20日，梓潼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梓公交认字【2018】第47号）认定蒲志英在此案中不承担责任。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蒲志英2018年3月2日下午6时左右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时虽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但其未办理退休手续未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二、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规定，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应当承担蒲志英的工伤保险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规定，认定蒲志英因工受伤。原告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不服，向绵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绵阳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5日作出绵府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招用蒲志英为员工，蒲志英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未享受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故应认定原告与蒲志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蒲志英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因工受伤，故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但认为蒲志英系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才到申请人处上班，不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规定的情形，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据此认定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应当承担蒲志英的工伤保险责任，属于适用依据错误。考虑到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前述依据适用错误并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故无责令其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之必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2目之规定，决定：确认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8］70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的行为违法。 原告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诉称，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8]70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认为蒲志英在来原告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上班前就已达退休年龄，其退休手续不应由原告办理，原告也不是蒲志英的原用人单位，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原告没有举出蒲志英已办理退休手续或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由，认定原告应当承担蒲志英的工伤保险责任错误，加上原告和蒲志英之间是劳务关系，蒲志英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不应被认定为工伤。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绵府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缺乏法律依据。故请求撤销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8]70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和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绵府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梓潼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事故认定书》；2.工伤认定申请表；3.绵人社工伤[2018]7047-1号工伤认定受理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4.宁瑞临时工信息登记表；5.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6.绵人社工伤[2018]7047《认定工伤决定书》；7.绵府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以上证据共同证明：1.死者在到原告处上班时已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原告与死者是用雇佣关系，原告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应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绵府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里没有引用具体的法律规定。 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被告作出的［2018］7047号《认定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虽适用依据错误，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其依据适用错误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产生实质的影响。原告的诉请依法不能得到支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依据：第一组：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三款；2.《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证明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工伤认定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规定负责工伤认定的法定部门、其行政行为具有合法的权利来源。第二组：1.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2.工伤认定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3.绵阳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书》（绵人社工伤［2018］7047号）及送达回执。证明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程序合法。第三组：1.工伤认定提交材料清单；2.工伤认定申请表；3.申请人、受害人身份证明、户口簿、用人单位注册登记资料；4.用人单位证明、银行明细；5.梓潼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绵公交认定［2018］第47号）、梓潼法院（2018）川0725刑初7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6.死亡证明及殡葬证、户籍注销证明；7.证人谢某、黄某、蒲某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8.用人单位提交的材料清单；9.宁瑞公司临时工信息登记表、户口簿、户籍注销证明；10.用人单位提交的情况说明；11.安菊英、张武琼证明；12.绵阳人社局证人调查证人谢某、黄某、蒲某的调查笔录；13.交通路线图；其中第1-4小组证明工伤认定申请人依法向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证明申请人主体资格合法、时限合法、受伤害职工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第5小组证明，该事故唐斌负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受害人蒲志英在该事故中不承担责任。第6小组证明，受伤职工蒲志英在该事故中死亡的事实。第7小组证明，蒲志英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第8-9小组，系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拟证实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第10-11小组，系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拟证实蒲志英与宁瑞公司不存劳动关系，其发生的交通事故不是工伤。第12小组证明，蒲志英是在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发生在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致死亡。第四组：1.《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六）项。证明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绵人社工伤［2018］7047号）行政确认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辩称，绵阳市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受理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绵府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 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依据：第一组：1.原告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受理审批表》；证明原告对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8]70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3月15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收悉申请后对原告的申请依法予以受理。第二组：1.《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邮寄凭证；证明绵阳市人民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期限内向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第三组：1.《行政复议决定书》（绵府复决字[2019]7号）；2.邮寄凭证；证明绵阳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绵府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进行了送达。第四组：1.原告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交的证据；2.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复议程序中提交的证据；3.梓潼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证明两份。证明：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及死者没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没有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第三人白如湘述称，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8）70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认定结果正确。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绵府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合法有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中的第5、6、8、9、10、11小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中的1-4小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7小组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12小组认为只有一人签字。对第四组证据不予认可。绵阳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对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第三人认为其中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中提交的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原告对绵阳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第二组均无异议；对第三组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送达情况无异议；对第四组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的证明目的。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双方没有劳动关系。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所举证据能证明死者与原告系劳动关系。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为：同意二被告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所举证的证据来证明第三人是劳务关系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绵阳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来源和取得方式合法，可以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对其效力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死者蒲志英生于1963年4月20日，家住梓潼县，于2017年10月29日进入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上班，蒲志英在进入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上班时已超过退休年龄。2018年3月2日下午6时左右，蒲志英下班后骑电动自行车回家的途中，行至梓潼县境内国道108线2057ＫＭ＋650Ｍ处时，与唐彬驾驶的川Ｂ5779（学）小型教练车发生碰撞，造成蒲志英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3月20日，梓潼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梓公交认字【2018】第47号），认定蒲志英在此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2018年11月19日，第三人向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报表及相关材料，要求认定蒲志英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属工伤。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后认为：蒲志英2018年3月2日下午6时左右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时虽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但其未办理退休手续，未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二、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规定，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应当承担蒲志英的工伤保险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规定，认定蒲志英因工受伤。原告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不服，向绵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绵阳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5日作出绵府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招用蒲志英为员工，蒲志英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未享受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故应认定原告与蒲志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蒲志英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因工受伤，故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但认为蒲志英系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才到申请人处上班，不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规定的情形，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据此认定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应当承担蒲志英的工伤保险责任，属于适用依据错误。考虑到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前述依据适用错误并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故无责令其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之必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2目之规定，决定：确认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8］70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的行为违法。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了诉讼。 另查明，死者蒲志英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的职业记载为粮农，蒲志英生前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未领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从2012年7月参加梓潼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未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第三人白如湘与死者蒲志英系母女关系。 本院认为，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其具有依法进行工伤行政确认的法定职责。本案当事人对蒲志英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到原告处上班，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均予以认可。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死者蒲志英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到原告处上班，其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在其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 201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终止的确定标准问题的答复（【2015】民一他字第6号）中，明确了对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终止应当以劳动者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为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本案中，死者蒲志英系农村居民，在原告处上班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不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依据上述规定，不能按劳务关系处理，仍应按劳动关系认定。故蒲志英在原告单位工作期间，虽未与原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蒲志英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规定，故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蒲志英因工受伤的处理并无不当。关于《认定工伤决定书》中适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的问题，该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蒲志英是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才到原告处上班，不符合该条规定的情形，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据此认定原告应承担蒲志英的工伤保险责任，属引述依据不当，存在瑕疵，本院对此予以指正。但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作出的实体处理正确，故原告请求撤销绵阳市《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依法具有作出涉诉行政复议的职权，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审查核实后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予以送达，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请求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请求撤销绵阳市《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请求撤销绵阳市《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本案应征收案件受理50元，由原告绵阳宁瑞电子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礼华 人民陪审员  刘晓燕 人民陪审员  叶英华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