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5154号 原告：刘卫琴，女，1948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法顶，上海市光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金凌，女，1971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丹，北京中伦文德（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刘卫琴与被告金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卫琴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法顶、被告金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卫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金凌承担保证责任，向刘卫琴支付3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19日，刘卫琴经金凌的推广、介绍、承诺担保，与上海梵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梵能公司”）签订了《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买卖协议》与《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租赁协议》，甲方即刘卫琴为买受人、出租方，乙方即梵能公司为出卖方、承租方。甲方向乙方购买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30台，每台10×××××元，共计30万元；甲方购买后将该一体机租赁给乙方，租期自2017年5月19日起至2018年5月18日；租赁期满，乙方保证按照回购价款（1万元／台＊本协议项下出租一体机台数）回购甲方出租的全部一体机，回购款支付日为租赁期满日后次月15号。金凌在该合同签订当日出具担保函，担保函明确如果回购担保无法保证，相应对价由担保人负责兑付。然而，租赁期、回购款支付日届满后直至今日，梵能公司既没有把租赁物返还给刘卫琴，也没有履行回购、按约支付回购款义务，金凌也未履行担保义务。刘卫琴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金凌辩称，一、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刘卫琴的起诉应当被驳回。根据其他法院生效民事裁定书已查明认定的事实，已有多名受害人和刘卫琴一样，与梵能公司签订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的买卖协议和租赁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受害人以每台10×××××元的价格向梵能公司购买不同数量的一体机，再由梵能公司按购买价的固定年化收益向受害人支付一体机的租金，一年租期届满后由梵能公司以购买原价向受害人回购全部机器。双方的真实意思并不在于受害人以购买价取得梵能公司一体机的所有权，而是受害人将所谓的购买价款交给梵能公司一定期限，从梵能公司处取得固定收益并在期限届满后收回全部款项。上海市多个法院都曾受理多起以梵能公司、上海镭驰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镭驰公司”）、北京华信电子企业集团（以下简称“华信集团”）为被告的相似案件，并了解到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局已就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相同的情况对镭驰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立案侦查，故相关受案法院均以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为由，裁定驳回受害人的起诉。刘卫琴与梵能公司签订的买卖协议、租赁协议的内容与上述案件中的买卖协议、租赁协议中的约定相同，案情相同，区别仅在于一体机的数量以及固定年化收益的比例，因此，刘卫琴与梵能公司之间的纠纷亦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刘卫琴与金凌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从属于作为主合同的买卖协议、租赁协议，也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不应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处理。刘卫琴的起诉应当被驳回。况且，因涉嫌刑事犯罪，刘卫琴与梵能公司所签署的买卖协议、租赁协议并不能被当然推定为有效合同。而主合同的效力直接影响保证合同的效力。在尚无生效裁判文书对主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刘卫琴直接要求确认保证合同的效力并要求金凌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90年作出《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复函》，在该复函中，最高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被认定为诈骗犯罪，受害人追索所“借”款项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追赃问题，因此，对于受害人要求担保人代偿“借款”的纠纷，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上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虽不是诈骗犯罪，但若相关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刘卫琴与梵能公司之间关于30万元的问题亦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追赃问题，刘卫琴要求金凌承担保证责任的纠纷，也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刘卫琴的起诉应当被驳回。二、假设本案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且主合同为有效合同的情况下，金凌亦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1、刘卫琴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30万元。根据起诉状，刘卫琴以30万元的价格向梵能公司购买30台一体机，然后再出租给梵能公司。刘卫琴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买卖合同，向梵能公司支付了30万元。在不能证明主合同已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刘卫琴所谓的梵能公司未履行回购义务的说法缺乏依据。2、保证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件未成就，保证合同尚未生效。金凌在《担保函》中已表示“产品到期将先行由华信电子集团承担回购担保。如果回购担保无法保证，相应对价由担保人负责兑付”。根据这一表述，金凌在提供担保时已附加了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条件，即刘卫琴应先向华信集团主张承担保证责任，若华信集团无法保证的，金凌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刘卫琴与金凌之间的保证合同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所附条件就是华信集团的回购担保无法保证。刘卫琴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向华信集团主张担保责任且华信集团无法保证，故生效条件未成就，保证合同尚未生效。3、金凌为一般保证人，刘卫琴应先向债务人梵能公司以及第一保证人华信集团主张债权。根据华信集团出具的《回购担保函》，华信集团承诺在梵能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条件履行一体机回购时，由华信集团承担回购保证责任，向相关用户支付合同约定回购对价。因此，华信集团的《回购担保函》属于一般保证。金凌在《担保函》中也表示如果华信集团无法保证的，金凌才承担保证责任。所以金凌也属于一般保证人，且在华信集团之后承担保证责任。现刘卫琴既未向债务人梵能集团主张债权，也未向华信集团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刘卫琴不能向金凌主张承担保证责任。4、刘卫琴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梵能集团提起诉讼，金凌免除保证责任。根据刘卫琴与梵能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第二条及第七条的约定，租赁期满日为2018年5月18日，梵能公司应在租赁期满日后次月15号，即2018年6月15日支付回购款。因此，刘卫琴应当在2018年6月15日之后的六个月内，即2018年12月15日之前对梵能公司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而刘卫琴并未进行相关诉讼，因此应免除金凌的保证责任。综上，刘卫琴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敬请贵院依法驳回刘卫琴的起诉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19日，刘卫琴与梵能公司签订《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买卖协议》，约定：刘卫琴购买梵能公司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30台；单价为1万元，总价为30万元；产品无须实际交付，由梵能公司直接根据与刘卫琴签署的《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租赁协议》进行发送/安装即视为产品物权已经转移。同日，刘卫琴与梵能公司签订《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租赁协议》，约定刘卫琴将拥有所有权的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租给梵能公司，每台一体机的价值为1万元；租赁数量为30台；固定租金收益率为年化9.5%；租赁期间为12个月，自2017年5月19日至2018年5月18日；租赁期满，刘卫琴必须保证梵能公司回购全部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梵能公司保证按照回购价款（1万元/台*本协议项下出租一体机台数）回购刘卫琴出租的全部一体机；回购款支付日为租赁期满日后次月15号。同日，梵能公司、刘卫琴、镭驰公司还签订《代收代付协议》，约定镭驰公司平台为梵能公司、刘卫琴提供平台代收代付服务，包括梵能公司、刘卫琴之间货款以及固定租金、到期设备回购款等的代收代付。 另查明，2016年10月17日，华信集团出具《回购担保函》，载明：“鉴于梵能公司授权镭驰公司向其注册用户推广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相关业务。本公司华信集团承诺为镭驰公司所有签署《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买卖协议》、《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租赁协议》、《代收代付协议》、《所有权、出租人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用户提供上述合同到期时的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回购担保保证。本司承诺在梵能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条件履行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回购时，由本司承担回购保证责任，向相关用户支付合同约定回购对价。本担保一经做出，即时生效”。2017年5月19日，金凌向刘卫琴出具《担保函》，载明：“兹有刘卫琴女士于2017年5月19日购买梵能稳赢二期融资租赁产品（金额叁拾万元），产品到期将先行由华信电子集团承担回购担保。如果回购担保无法保证，相应对价由担保人负责兑付。特此担保”。 另，2017年5月18日，案外人吴佳益从其名下尾号为2776的账户转出30万元。吴佳益向本院声明，上述款项系其代刘卫琴支付至镭驰公司名下。2017年9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决定对镭驰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刘卫琴在该案投资人名单中，并注明“梵能稳赢二期、30万元”。上海市数个法院对受理的以梵能公司、镭驰公司为被告的相似案件，均以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就案件相同情况对镭驰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为由驳回起诉。 庭审中，刘卫琴与金凌均陈述，刘卫琴系通过金凌介绍，方与梵能公司签订前述合同。 以上事实，有《回购担保函》、《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买卖协议》、《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租赁协议》、《代收代付协议》、《担保函》、《立案决定书》及电子档材料、交易明细清单、《情况说明》、《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为证，足以认定。 本案审理过程中，刘卫琴述称，其从未见过购买的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实物，也从未收过“租金”。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为人民法院是否应适用民事审判程序受理本案。鉴于此，本院有必要考察本案原告刘卫琴与涉及的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作如下分析。 一、刘卫琴与梵能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其履行 从合同条款考察，以同一批30台空气净化一体机为名义标的物，刘卫琴与梵能公司之间存在两个书面合同，包括《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买卖协议》、《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租赁协议》。上述两个书面合同应当拆分为三个外在的意思表示：一是以梵能为卖方、刘卫琴为买方，有关名义标的物所有权转让及价款支付的买卖合同；二是以刘卫琴为出租人、梵能为承租人，有关名义标的物租赁及租金支付的租赁合同；三是以刘卫琴为卖方，梵能为买方，有关名义标的物回购（即所有权转让）及价款支付的买卖合同。而上述外在意思表示是否是缔约双方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还需进一步考察。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名义标的物的客观存在且特定化，对于有关名义标的物的占有、占有转移，也缺乏任何实体过程或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应当认定该标的物并非客观存在且特定化，基于虚假的名义标的物所构建的前述三个外在意思表示同样是虚假意思表示。缔约双方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通过对上述合同构成的交易全过程进行考察：刘卫琴的交易目的系以暂时性放弃30万款项一年的所有权为对价，换取一年期满后重新收回30万款项所有权并取得相当于交易金额年化9.5%的固定收益；梵能公司的交易目的系以支付相当于交易金额年化9.5%的固定成本以及到期返还30万为对价，换取30万款项一年的所有权。该等交易目的及实质性交易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应认定为借款合同，贷款人为刘卫琴，梵能公司为借款人。因贷款方属于自然人，故双方之间实际成立的合同为民间借贷合同，借款本金为30万，借款期限从2017年5月19日至2018年5月18日，还款期限届满日为2018年6月15日，年利率为9.5%。梵能公司已经通过《代收代付协议》授权镭驰公司代为受领上述30万借款本金，刘卫琴主张通过案外人吴佳益支付，其提供的银行流水虽未载明收款户名，但从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以及公安机关电子档材料列明的投资人名单及情况来看，刘卫琴关于已支付相应款项至镭驰公司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 二、刘卫琴与华信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 华信集团出具《回购担保函》承诺在“在梵能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条件履行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回购时，由本司承担回购保证责任，向相关用户支付合同约定回购对价”，根据该记载内容，华信集团对于刘卫琴与梵能公司通过《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买卖协议》、《智媒体空气净化一体机租赁协议》实施的交易设计及其全过程是充分知悉的，应当认定华信集团知道名义上的买卖合同项下的回购价款请求权，法律上实质是民间借贷合同项下的本金返还请求权，华信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民间借贷提供保证担保，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回购担保函》明确华信集团仅在梵能公司不能按合同支付时，才承担保证责任，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该保证属于一般保证担保。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期间，故保证期间依法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从2018年6月16日至2018年12月15日。 三、刘卫琴与金凌之间的法律关系 2017年5月19日，金凌向刘卫琴出具《担保函》，载明：“……先行由华信电子集团承担回购担保。如果回购担保无法保证，相应对价由担保人负责兑付”。根据该载明内容，以及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确认的刘卫琴购买案涉“产品”系通过金凌介绍，足以认定金凌对刘卫琴与梵能公司、华信集团之间的交易是知悉的，因此同样应当认定金凌可以判断华信集团系对实质为民间借贷合同项下的本金返还请求权提供一般保证，换言之，金凌出具的该《担保函》所担保的主债权系基于民间借贷的一般保证债权。金凌的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合法有效。至此，本案形成了三级债权结构：第一级债权为刘卫琴对梵能公司基于民间借贷的本金返还请求权；第二级债权系第一级主债权的一般保证债权，即刘卫琴对华信集团的一般保证债权请求权；第三级为刘卫琴对金凌基于该《担保函》产生的债权。其中一级债权系二级债权的主债权，二级债权系三级债权的主债权，存在主债权与从债权的关系。本案中，刘卫琴并未主张或举证其已在对华信集团二级债权的保证期间内要求债务人承担责任，华信集团依法免除保证责任，该二级债权即保证债权因此消灭。由于该二级债权系三级债权即刘卫琴对金凌债权的主债权，主债权消灭，从债权相应消灭，故刘卫琴对金凌曾经享有的保证债权，因该保证债权的上位主债权消灭，法律上亦归于消灭。 4、本案是否应予受理及其他程序问题 金凌主张上海市多个法院就以梵能公司、镭驰公司为被告的相似案件，均以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本案案情相似，亦应当驳回起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目前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的为镭驰公司（或牵涉梵能公司），而本案中刘卫琴起诉金凌，系基于金凌出具《担保函》产生的三级债权，因此刘卫琴要求担保人金凌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另，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即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因此，非因法律特殊规定，除非主债务人已被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强制执行不能履行，否则起诉一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将主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但是，先诉抗辩权的规范目的在于确保一般保证人所负担保证债务相对于被担保主债务的劣后清偿权益。本案中，由于金凌一般保证所担保的主债务，即华信集团对刘卫琴的保证债务，已因超过保证期间为主张而消灭，金凌所负担的保证债务随同消灭。作为一般保证人的金凌，已无通过先诉抗辩权取得劣后清偿权益保护的必要性，因此本案无须追加华信集团为本案被告。 综上，本院认为，刘卫琴起诉要求金凌履行担保责任，支付3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卫琴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刘卫琴负担。上述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曾臻）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张莉芬）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 （一）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 （二）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 （三）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前款规定的权利的。 第二十五条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