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10民初253号原告：ＶｉｋｔｏｒｉｙａＺｅｚｅｋａｌｏ，女，1983年5月11日出生，国籍：乌克兰共和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昱，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湘南学院。法定代表人：王晓萍，该学院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湖南天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东方英伦国际教育信息技术研究院。法定代表人：汪叔平，该研究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定，男，该研究院工作人员。原告ViktoriyaZezekalo与被告湘南学院、北京东方英伦国际教育信息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北京东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立案，后以此案系涉外案件为由向本院申请提级管辖，本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湘10民辖20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一审。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昱、被告湘南学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北京东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令湘南学院、北京东方共同支付原告自2018年1月至6月期间的工资67,410元（暂定），律师费7000元；2、判令湘南学院、北京东方支付原告违约金5000元及机票津贴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湘南学院、北京东方承担。事实和理由：因原告具有预防医学方面的教育资质，原告与北京东方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一份合同，北京东方聘请原告到湘南学院教授医学课程，时间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15日，月工资为人民币12,600元，机票津贴5000元，并约定违约金5000元。原告与湘南学院于2017年6月2日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服务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但自2018年1月起，北京东方即拒付工资，并发邮件告知原告要求终止合同，而湘南学院并未终止原告的教学工作，直至2018年6月双方合同到期。另外，应湘南学院的要求，原告除了教授药学以外，还为湘南学院提供了英语课的教学服务，双方签订了相关合同，但是合同由湘南学院收走，原告不记得具体报酬约定，湘南学院为此支付了报酬22,305元。经查，湘南学院、北京东方未给原告办理《外国人就业证》等相关证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双方纠纷属于劳务纠纷，原告作为外国人不懂中国法律，也不懂中国文字，特聘请中国律师维权。湘南学院辩称，一、原告系北京东方劳务派遣至湘南学院处工作，三方明确约定原告工资由北京东方支付，教学期间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但自2018年1月起，北京东方与原告解除了聘用合同，北京东方未再支付原告劳务报酬。2018年3月，原告与湘南学院就继续任教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按照与湘南学院签订的聘用合同约定继续授课，但是对劳务报酬的支付方式、支付金额予以变更，即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湘南学院直接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月工资标准为7700元。后原告完成了2018年3月至6月的教学任务，湘南学院依约支付了原告2018年1月至6月的全部工资，税后合计43,900元，并报销了交通费用4064.69元。原告诉请湘南学院再支付2018年1月至6月工资67,41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湘南学院从未与原告签订有偿教授英语课的相关合同，医学专科课程与英语课程均在聘用合同授课范围内。湘南学院不需要另行向原告支付英语课报酬。三、原告诉请湘南学院承担律师费用7000元，却并未提供有效凭证证明律师费用已全额支付，且未提供律师费用由湘南学院承担的合同及法律依据。四、原告诉请的违约金及机票津贴与湘南学院无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湘南学院的诉讼请求。北京东方辩称，本案事实与原告起诉状有较大出入，事实如下：1.原告与北京东方2016年8月4日签订了的第一份聘用合同，该份合同到期后，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于2017年4月8日签订了第二份聘用合同。2.2017年末北京东方与原告协商终止聘用合同事宜，原告也同意提前终止合同。3.国家外专局对外国人来华工作有严格规定，不允许外国人同时从事两份工作，说明原告与湘南学院签署任教合同时，同时终止了与北京东方的第二份聘用合同。4.诉状称“经查，北京东方与湘南学院未给原告办理《外国人就业证》有关证件”，与事实不符。5.原告诉称自己不懂中国语言文字和法律，北京东方在与原告聘用前、聘用中及聘用后的沟通联系及聘用合同全部使用英文，原告提交的中文版本合同不是北京东方与原告签署的。6.原告先后两次同意终止与北京东方的聘用合同，而在2018年6月与湘南学院的聘用合同即将到期时，却不同意解除与北京东方的聘用合同，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愿，是原告律师的误导所致。7.原告在与湘南学院的合同到期回国后，一直与北京东方保持着高度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的护照、签证及居留许可证，拟证明原告主体适格。证据二：1.北京东方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中英文对照版本）；2.湘南学院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中英文对照版本）；3.湘南学院2016年9月1日向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出具的邀请原告及其丈夫来华的邀请函；4.北京东方2017年6月16日出具的推荐信。以上四份证据拟共同证明原告受湘南学院、北京东方的邀请，为湘南学院提供预防医学的教学服务，三方为此签订了合同。证据三：1.湘南学院的的两封推荐信（经手人王岩、江萍）；2.原告在湘南学院任教的部分课表。拟共同证明原告为湘南学院提供了预防医学课程和英语口语课程教学服务，并且服务优良，无任何违约情况。证据四：1.委托代理协议，2.律师费发票，3.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证明，拟共同证明原告支付了律师费7000元。湘南学院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证据二第1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该协议是原告与北京东方签订的，约定了原告工作时间及教学任务，即每周不超过20小时的授课时间，包括了教学大纲和课外教学，原告应当按照学校的课程表上课。对于证据二中第2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原告是湘南学院与北京东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合作方北京东方派往湘南学院任教的外籍教师，即湘南学院是用工单位，北京东方是用人单位。聘用合同约定原告工资、机票和交通费用由北京东方支付，聘用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而客观情况是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因原告陈述解除了北京东方的聘用合同，湘南学院与原告就聘用合同中的用工方式、劳务报酬支付方式、具体数额达成了一致的变更意见，即2018年1月至6月30日期间的工资由湘南学院按照7700/月的标准直接支付给原告，合同到期后，湘南学院支付了原告合同期间的劳动报酬，并报销了原告的交通费用。对于证据二中第3份和第4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三的第1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第2份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该课程表是湘南学院安排给原告的教学任务，在该学期内原告的总授课任务并没有超过360节，原告主张的英语课教学报酬无事实依据。对于证据四，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律师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并未约定维权费用由对方承担。北京东方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证据三无异议。对于证据二，北京东方与原告签订的教师聘用合同，英文版本是北京东方和原告签订的，北京东方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中文版本的协议，原告代理人提交的中文版本的证据，北京东方不予认可。对于证据四，委托代理协议是2018年6月25日签订的，庭审时提交的是2019年6月11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证明的内容为原告2018年8月8日通过现金交纳律师费，律师费发票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6月12日，这几个时间均不一致，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湘南学院为反驳原告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五：记账凭证及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凭证，拟证明湘南学院支付原告2018年4月到6月的工资，税后合计21,595元。证据六：机票报销凭证，拟证明在原告聘用期限到期前湘南学院据实报销了原告的机票往来费用4064.69元。证据五和证据六可以证明原告与湘南学院就劳务报酬的支付方式、支付金额达成了一致意见，且湘南学院在原告聘期到期后就相关费用进行了结算。证据七:课程表，拟证明根据原告与湘南学院签订的聘用合同，原告在一学期内的授课课时超过360节才有超课时津贴，根据该课程表，原告从2018年3月到6月共完成课时206节，其中医学专业课78节，英语课128节，不存在湘南学院需向原告另行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证据八：转账凭证两张，拟证明湘南学院支付了原告2018年1-3月工资，共计22,305元。证据九：湘南学院与原告签订的聘用合同及学校课程表，拟证明2017年签订的合同与2018年签订的合同内容是一致的，在合同中双方没有就医学专业课或英语课需要分开支付劳务报酬有过任何约定，原告按照湘南学院安排的课程表授课，只要授课总课时没有超过360节，湘南学院就无需另行支付报酬。证据十：请示报告，拟证明2018年3月份原告和湘南学院就工资支付标准变更以及支付方式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1-6月工资按7700元/月发放，虽然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协议予以明确，从双方的行为可以认定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原告对于湘南学院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五、六：就交通银行的两份电子回单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湘南学院确实向原告支付了这两笔款项，但是这两笔款项是原告提供英语课教学服务的报酬。其他证据均是湘南学院单方的内部凭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机票费用是实际发生的，但是不能证明是由湘南学院支付的。对于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方提供的英语课教学服务不包含在三方约定的教学内容中，属于额外提供的服务。证据八无异议。证据九的合法性有异议，聘用合同是中文版，原告看不懂中文，该合同是长期合同，湘南学院主张已按照7700元/月支付了2018年1-6月的工资，合同和7700元一个月不是对应关系。2016年、2017年的课程安排表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达到湘南学院的证明目的，原告没有说两份教育服务只支付一份工资。证据十是湘南学院单方的意思表示，不能说明原告认可。北京东方对湘南学院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北京东方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十一：1.2016年8月4日北京东方与原告签订的第一份合同（全英文版本），合同期限从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2.2017年4月8日北京东方与原告签订的第二份教师聘用合同（全英文版），合同期限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15日。该组证据拟证明北京东方和原告的合同期间是两年，三方的合作非常愉快。证据十二：1.2018年2月27日北京东方微信发给原告的解约信，拟证明北京东方依据与原告合同规定，商议解约事宜；2.2018年3月5日原告回复同意解约的邮件和微信截图，拟证明原告同意与北京东方解除合同；3.2018年6月24日原告与北京东方工作人员微信截图，拟证明原告与北京东方已解除合同的事实，原告出尔反尔；4.2019年1月北京东方与原告的往来邮件，拟证明北京东方与外教的合作一直是愉快的，双方均是通过英文交流，原告受到了原告律师的诱惑或是误导。原告对于北京东方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十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正好证明了原告从2016年起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由北京东方派往湘南学院提供服务，被告方没有合法理由，不能单方解除，同时合同是格式合同，两份合同的内容基本一致。格式合同对于合同另一方有明显不利的，应按无效处理。服务期限截止2018年7月15日，与被告湘南学院的2018年6月30日的截止时间不一致，证明原告与湘南学院、北京东方签订的合同内容是不同的。对于证据十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双方确实有沟通，北京东方想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但是未达到原告的条件，原告不同意解除与北京东方的合同，6月24日的微信截图原告是坚决不同意解除合同，原告按湘南学院的邀请继续提供教学服务，合同事实上一直在履行，并未终止。对于微信记录，因原告不确定这笔钱是由湘南学院还是北京东方支付，即便原告与北京东方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微信沟通并不能证明原告放弃了向北京东方主张权利的意思。湘南学院对北京东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系北京东方派往湘南学院任教的外籍教师。对于证据十二真实性、合法性以合议庭意见为准，对于证明方向，原告与北京东方解除了聘用合同，原告向湘南学院阐述情况后，原告与湘南学院就两方之间的聘用合同相关条款达成了变更意见。对于北京东方与原告邮件沟通，与湘南学院无关，不予质证。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系原告的护照、签证、居留许可证，各方均无异议，可以证实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予以认可。证据二，1.北京东方与原告签订的聘用合同，英文版本聘用合同加盖有北京东方的公章和骑缝章，原告在合同上签字，可以证明双方存在聘用关系，本院予以认可。中文版本聘用合同无双方盖章或签字，只是原告一方为方便庭审阅读对照英文版合同翻译而来的，北京东方虽对中文版合同内容提出质疑，但未指出哪些内容翻译有误，本院将其作为参考；2.湘南学院与原告签订的中文、英文版本聘用合同，均有双方签字及盖章，合同内容是对聘用事宜的约定，本院予以认可；3.湘南学院向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出具的邀请函及北京东方出具的推荐信，内容是邀请原告来湘南学院担任专业教师和对原告在湘南学院任教期间的肯定评价，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4.湘南学院的两封推荐信，证实原告在湘南学院教学期间表现良好，本院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据三，湘南学院综合教务管理系统显示的原告2018年春季学期的课程安排，证明原告在湘南学院担任英语口语和医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证据四，原告与律师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律师事务所公函、律师费发票及律师事务所证明，以证明律师费用真实发生。因三方均未在聘用合同中约定原告的律师费用需由湘南学院和北京东方承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可。证据五，湘南学院记账凭证和交通银行电子回单，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凭证显示一笔金额为21,595元的转账汇款，汇款时间2018年6月25日。湘南学院的记账凭证为内部资料，其记载的付款日期、付款金额等信息与交通银行电子回单一致，上述两份证据虽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但两份证据的内容相互印证，同时原告方在庭审中也自认湘南学院已向原告支付过此笔款项，结合湘南学院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可湘南学院向原告支付了款项21,595元。证据六，机票报销凭证，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凭证显示户名“ZEZEKALOVIKTORIYA”的账户收到湘南学院金额4064.69元转账汇款，汇款附加信息为“外籍老师飞机票”；湘南学院的记账凭证、报账审批单及差旅费报销单为内部资料，其记载的付款日期、付款金额、收款人等信息与交通银行电子回单一致，作为电子回单凭证的辅助证据共同证明湘南学院已向原告支付了机票款，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可。证据七，湘南学院2018年春季学期课程表，课程表加盖“湘南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印章，根据课表计算得出，湘南学院在2018年春季学期共为原告安排206个课时的教学任务，其中英语口语128个课时，医学课程78个课时。本院对该课程表予以认可。证据八，转账凭证两张，显示户名为“ZEZEKALOVIKTORIYA”的银行账号收到款项，原告在起诉状及庭审中自认湘南学院已支付了22,305元，本院认可湘南学院已向原告支付了22,305元。证据九，2016年8月23日湘南学院与原告签订的聘用合同及2016-2017学年、2017年秋季学期学校课表及原告的课表，说明原告自2016年秋季学期与湘南学院签订了聘用合同，在湘南学院任教后，一直有英语口语的教学课程。合同均有双方签字，课表盖有“湘南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印章，本院均予以认可。证据十，湘南学院关于原告工资发放的报告，该报告系湘南学院内部对原告工资发放的请示报告，内容为原告自2018年1月起工资按照7700元/月发放。说明湘南学院对原告2018年1月起工资按照7700元/月的标准发放，有内部依据，本院予以认可。证据十一，原告与北京东方2016年8月、2017年4月签订的两份聘用合同，均是全英文版本，合同均由双方盖章或签字，2017年英文版本合同与原告提交的合同完全一致，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可。证据十二，北京东方发给原告的解约信以及原告2018年3月5日发给北京东方的同意解约回复邮件和同意解约微信截图。可以证明北京东方在2018年3月5日前与原告沟通过解约事宜，双方在2018年3月5日达成解除合同一致意见，原告发给北京东方的同意解约邮件和微信截图相互印证，双方合同于2018年3月5日解除；2018年6月24日原告不同意解除与北京东方合同的微信截图，因双方的合同已于2018年3月5日解除，之后原告与湘南学院成立劳务关系，原告2018年6月告知北京东方不同意解除合同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北京东方与原告在2019年1月份的往来邮件，内容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ViktoriyaZezekalo系乌克兰籍人士，2016年8月4日，北京东方与原告签订聘用合同（全英文版本），将原告派遣至其中外办学合作方湘南学院担任外籍教师，合同期限自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月工资标准12,000/月。2016年8月30日，原告与湘南学院签订聘用合同（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约定工资由北京东方支付，原告需完成每周不超过20个课时的教学任务，合同期限自2016年9月11日至2017年7月10日。上述两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原告、北京东方及湘南学院对上述两份合同履行均无争议。2017年4月18日北京东方与原告又签订一份聘用合同（全英文版本），继续将原告派往湘南学院任教。合同第Ⅱ款约定了聘用时间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15日；第Ⅲ款对工资发放进行了具体约定，工资为税前人民币12,600/月，包括基本工资4410元，绩效工资8190元，寒、暑假工资为基本工资，节假日安排以湖南学院校历为准，北京东方在每个月15号发放上个月工资，如果工作不满一个月，绩效工资按照每个月30天为基数来计算实际的工作日发放，直接将工资发放到乙方中国银行的账户；第Ⅵ款第2.1条规定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按照学校的课程表安排上课，2.2条规定每周20小时的授课时间（每段50分钟），包括教学大纲和课外教学（辅助教学），第3.2机票，原告按照合约完成一学年的授课工作，北京东方负责报销原告机票费用，实报实销，但总金额不超过8000元人民币，机票将在原告完成合约后与工资一起由北京东方支付给原告；第VII款规定通过双方协商并一致同意本协议可以修改、取消或终止。2017年6月2日湘南学院与原告又签订一份聘用合同（中文版本及英文版本），合同期限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合同第4条约定原告的工资由北京东方支付，原告需完成周课时不超过20节的教学任务，如因原告方个人原因拒绝接受指定的教学任务，湘南学院将要求北京东方扣减相应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第10条约定湘南学院在每周一至周五安排不超过20节课，原告每学期需完成工作量不超过360节课。原告与北京东方、原告与湘南学院聘用合同履行过程中，2018年3月5日前，北京东方发给原告解约信，商议解除双方的聘用合同，2018年3月5日原告邮件回复同意解除与北京东方的聘用合同，原告与北京东方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中也表示愿意解除双方的合同。之后，2018年春季学期原告继续在湘南学院任教，承担医生专业和英语口语课的教学任务。2018年春季学期，原告共完成湘南学院安排的206个课时的教学任务，其中英语口语128个课时，医学课程78个课时。2018年6月24日，原告通过微信告知北京东方工作人员由于湘南学院未按照承诺支付工资，原告不同意解除与北京东方的合同。自2018年1月1日起，北京东方未再支付原告工资，湘南学院按照学院外籍教师的工资标准7700元/月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1-6月的工资。为此，湘南学院共支付原告两笔税后金额分别为22,305元和21,595元的款项，并报销了原告的机票费用4064.69元。原告认为英语口语课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教学任务，应当额外付费，湘南学院支付的上述两笔款项是原告英语课教学服务的报酬，遂诉至法院，请求北京东方和湘南学院共同支付原告2018年1月至6月的工资。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原告ViktoriyaZezekalo系乌克兰籍居民，但涉案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中国大陆，故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当适用中国大陆的法律。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实行就业许可制度。《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须为该外国人申请就业许可，经获准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后方可聘用。”《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四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应持有就业证，才能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本案中，原告主张湘南学院、北京东方未为其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湘南学院及北京东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为原告办理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故原告与北京东方、湘南学院形成民事劳务关系，民事劳务关系是双务合同关系，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湘南学院是否存在合同约定的欠付原告劳动报酬的情形；二、北京东方是否存在欠付原告劳动报酬的情形，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和机票津贴；三、湘南学院、北京东方是否应当支付原告诉求的律师费用。关于争议焦点一。2017年4月18日，北京东方与原告签订聘用合同，将原告派遣至湘南学院任教。2017年6月2日，湘南学院与原告签订聘用合同。两份合同对原告的工作内容、工资支付、违约责任等均有明确约定，系北京东方、湘南学院与原告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从湘南学院与原告、北京东方与原告的聘用合同内容可以看出，三方在合同中均未对原告需要教授的具体课程名称做出约定，仅约定每周授课时间20个小时（每段50分钟），包括教学大纲和课外教学，每周一至周五不超过20节课，每学期需完成工作量不超过360节课等；对原告工资约定为，工资的组成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说明两被告计算和支付原告工资的依据是原告的授课课时，而非原告教授的不同课程。原告只有在周课时超过20节或学期课时超过360节时才可主张额外支付报酬。原告自2016年9月被北京东方派遣至湘南学院担任外籍教师后，湘南学院在2017年春季学期、2017年秋季学期、2018年春季学期均安排原告每周英语口语的教学课程，在2017年春季学期和2017年秋季学期中，原告并未对工资发放金额提出异议，也未主张英语口语课教学需额外支付报酬，说明原告认可北京东方依照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也认可湘南学院安排的教学课程，包括对英语口语课的教学安排。2018年1月起北京东方不再支付原告工资，湘南学院按照7700/月的标准支付原告工资，原告主张湘南学院支付的工资仅是对英语课教学的劳动报酬，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湘南学院之间就英语课报酬做出了专门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要求两被告额外支付英语课教学报酬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原告与北京东方的聘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北京东方向原告提出解除合同，与原告商议合同解除事宜。从北京东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在2018年3月5日通过邮件以及与北京东方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内容，均同意解除与北京东方之间的聘用合同，双方对合同解除达成一致意见。双方聘用合同第VII条约定，通过双方协商并一致同意本协议可以修改、取消或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故双方的合同自2018年3月5日经协商一致解除。因北京东方与原告解除聘用合同，湘南学院与原告签订的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聘用合同因无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方而失去存在的基础，故2018年3月6日起原告与湘南学院形成新的劳务关系，湘南学院应当按照原告提供的劳务向其支付报酬。湘南学院与原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新的劳务关系的工资标准进行了约定，湘南学院主张其按照学院外籍教师的统一工资标准7700元/月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并无不妥。湘南学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按照7700/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1-6月工资，本院对此工资支付予以认可，故湘南学院不存在欠付原告劳动报酬的情形，原告要求湘南学院支付2018年1月至6月工资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2018年3月5日北京东方与原告解除了聘用合同，在合同解除之前，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应当按照湘南学院安排的课表开展教学活动，北京东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原告诉称，北京东方自2018年1月起未再支付原告工资，北京东方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支付了原告2018年1月1日之后的工资，故北京东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2018年1月1日-3月5日期间的工资。北京东方与原告的聘用合同第III规定，原告月薪为税前人民币12,600元，包括基本工资4410元和绩效工资8190元；寒假和暑假的薪水为基本工资，节假日的安排以湘南学院校历为准，如果工作不满一个月，绩效工资按照每个月30天为基数来计算实际的工作日发放。根据湘南学院官方网站查询校历，湘南学院2017学年度第一学期校历显示，2017-2018学年湘南学院寒假时间为2018年1月22日-3月2日，共40天。按照原告与北京东方的合同约定，北京东方应支付原告2018年1月工资金额为10,290元（1月1日至1月21日工资为12,600元/30天×21天=8820元，1月22日至1月31日假期工资为4410元/30天×10天=1470元）；北京东方应支付原告2018年2月假期工资金额为4410元；北京东方应支付原告2018年3月1日至3月5日工资金额为1554元（3月1日至2日假期工资为4410元/30天×2天=294元，3月3日至3月5日工资为12,600/30×3=1260元）。故北京东方应支付原告2018年1月1日至3月5日期间的工资合计16,254元。因湘南学院已按照7700/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1月1日至3月5日期间报酬16,683.33元（1月份7700元，2月份7700元，3月1日至3月5日1283.33元）。湘南学院支付原告2018年1月1日至3月5日期间劳务报酬已经超过了北京东方应向原告支付的数额，原告在2018年1月1日至3月5日期间提供的教学服务已足额获得了聘用合同约定的劳务报酬，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在原告已足额获得劳动报酬的情况下，对原告要求北京东方支付工资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已足额获得2018年1月至3月合同期间的工资，北京东方在与原告的合同履行中无其他违约行为，故原告对北京东方支付违约金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机票津贴。北京东方与原告的合同约定，原告按照合约完成一学年的授课工作，北京东方负责报销原告的机票费用，实报实销，但总金额不能超过8000元人民币；如原告产生机票费用，北京东方将支付机票津贴5000元人民币给原告，机票费用将在原告完成合约后与工资一起由北京东方支付给原告。因双方的合同于2018年3月5日解除，此时原告尚未完成一学年的课程，故北京东方不负担支付5000元机票津贴的义务。同时，湘南学院提供的证据显示，湘南学院于2018年6月25日已报销原告机票费用4064.69元，故对原告要求北京东方支付机票津贴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湘南学院与原告的聘用合同、北京东方与原告的聘用合同中均未对发生争议时律师费用的承担问题进行约定，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律师费7000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五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ViktoriyaZezekalo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910元，由原告ViktoriyaZezekalo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原告ViktoriyaZezekalo在三十日内，被告湘南学院、北京东方英伦国际教育信息技术研究院在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刘 军审判员 许素萍审判员 黄**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龙旭力书记员何佳娴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四条外国人、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持有《外国专家证》并取得《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