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2民终33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宁南，男，196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辰，浙江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鸿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北门新村29幢102室。 法定代表人：金海云，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宁波重达金属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甲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胜国，浙江浙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宁南为与被上诉人嵊州市鸿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锐公司）、原审第三人宁波重达金属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6110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宁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裁定本案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一、陈宁南为涉案交易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人。虽然合同、送货单、增值税发票是研判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行为的重要证据，但是重达公司并无实际履行能力，均由陈宁南完成并交付；陈宁南之所以利用重达公司的公章与鸿锐公司签订合同并开具增值税发票，正是基于陈宁南与重达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中发票由重达公司统一开具的约定；重达公司也根本不清楚陈宁南与鸿锐公司之间交易的具体标的、数量、金额，且送货单原件均在陈宁南处。二、鸿锐公司知悉陈宁南与重达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陈宁南以重达公司的名义在泰隆银行开设了尾号为0186的账户，在银行预留的法定代表人章为“陈宁南”，该账户对外作为陈宁南收支款项费用之用，对内作为与重达公司结算承包费之用，系陈宁南的专用账户。鸿锐公司向陈宁南支付的货款均付至该账户，并且鸿锐公司又向重达公司其他账户支付过货款，说明鸿锐公司知悉与其发生涉案交易的是陈宁南。三、陈宁南之所以拖欠案外人货款，是由于重达公司的关联企业拖欠陈宁南近百万元货款，导致陈宁南发生支付困难，一审法院认为“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重达公司在承担因履行《车间承包协议书》而由陈宁南引起的对外付款责任同时，也应享有因履行《车间承包协议书》而由陈宁南引起的对外付款请求权”与事实不符，实属武断。 鸿锐公司二审答辩称：一、鸿锐公司从未与陈宁南签订过任何合同，陈宁南的身份是重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并且鸿锐公司对重达公司与陈宁南之间的承包关系也不知情。二、鸿锐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付清货款，不存在欠款。而陈宁南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主张。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重达公司二审未作陈述。 陈宁南向一审法院起诉称：鸿锐公司从2014年起向陈宁南订购货物，尚欠加工款1811541.05元，催讨无果，请求判令（变更后诉请）鸿锐公司向其支付产品加工款1707141.05元。 鸿锐公司一审答辩称：1.鸿锐公司从2014年起与重达公司存在业务关系，而陈宁南一直是以重达公司的业务代理人身份与鸿锐公司进行对接，鸿锐公司对陈宁南与重达公司内部的承包关系并不知情，且内部关系并不能制约鸿锐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重达公司才是适格的原告，陈宁南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陈宁南的起诉。2.鸿锐公司与重达公司之间发生业务总额为3260689.10元，鸿锐公司实际以转账、现金、承兑汇票方式已支付3408876.07元，故不存在欠款，加上退货、产品质量及陈宁南的借款，重达公司还应当返还鸿锐公司957083.76元。3.陈宁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其现提交的送货单很大一部分均非鸿锐公司员工或负责人签字，且送货单上的款项均已付清。陈宁南声称其现举证的送货单系鸿锐公司尚未付款的部分，已付款的送货单已经交给鸿锐公司，该陈述极其荒谬。2014年，鸿锐公司支付了大量货款，双方也进行对账，陈宁南现举证的送货单大部分未2014年，既然双方已经对过账，不可能还另外存在这么一大部分未经对账的单据。此外，送货单分5联，按照日常交易习惯及财务制度，送货单及开票都需留底做账，不可能存在已付货款的送货单全部交给鸿锐公司的情况。4.鸿锐公司与重达公司自2016年开始就没有大额交易，若存在如此巨额款项，陈宁南不可能不向鸿锐公司催讨。但事实上，陈宁南从未向鸿锐公司催讨过。恰恰相反，陈宁南因自身经济状况，多次向鸿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海云借款，且时间节点是在陈宁南声称的鸿锐公司欠款期间。如鸿锐公司欠款，陈宁南根本不需要向鸿锐公司借款而应直接催讨。综上，陈宁南诉讼主体不适格，且起诉的欠款事实不存在，请求驳回其起诉。 重达公司一审答辩称：1.陈宁南不应作为原告参加诉讼。陈宁南虽承包了重达公司的西车间，但仅是双方内部经营方式，对外的业务往来和账户结算都由重达公司经营。本案鸿锐公司的业务均系其与重达公司之间发生，款项汇入重达公司账户，发票由重达公司开具，而陈宁南仅系车间承包负责人，未经重达公司委托其无权以个人名义对鸿锐公司提起诉讼。生产与供给是两回事，涉案产品由陈宁南生产，但由重达公司供给鸿锐公司。陈宁南以重达公司的名义开设的泰隆银行账户系出于方便开设，但并不表示陈宁南专用，且对鸿锐公司来说，该账户就是重达公司的账户而非陈宁南的账户。陈宁南仅是业务员，对外结算只能由重达公司进行。2.陈宁南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不仅违法，且严重损害了重达公司的合法权益。陈宁南在承包车间期间，欠下很多债，因工资发不出而向重达公司借款，又因其对外欠材料货款，案外供货商起诉重达公司，重达公司为陈宁南垫款110余万元，另陈宁南欠重达公司承包费、水电费、税金、养老金等150余万元，至今陈宁南共欠重达公司260余万元。在此情况下，陈宁南为逃避债务，私自以“车间承包”为借口对鸿锐公司提起诉讼，意欲私吞款项，使得重达公司的债权无法收回。综上，请求驳回陈宁南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30日，陈宁南（乙方）与重达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重达公司将其西车间两套中频承包给陈宁南经营，承包方式为车间实行内部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业务、生产、人员都由乙方承接、安排和招聘，承包期从2014年2月15日至2019年2月14日。协议关于财务结算约定：发票应由甲方统一开具，乙方可以在银行开设账户以便结算；采购原辅材料的款项应由乙方自行支付；乙方设立专门财务人员，把每月抵扣联发票、费用发票、仓库库存账目等所有单据汇总，由乙方签字后专送到甲方财务科以便汇总，双方账面每月结算清楚，互相轧平。 为方便开展业务，陈宁南经重达公司同意以重达公司名义在泰隆银行开设了尾号为0186的账户，在银行预留的法定代表人印章为“陈宁南”。 2015年2月，陈宁南与重达公司协商终止了前述承包协议。 2015年4月8日，陈宁南（乙方）与重达公司（甲方）又签订《车间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重达公司将西车间两套中频承包给陈宁南经营，承包性质为，车间实行内部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业务、生产、人员都由乙方承接安排和招聘，承包期从2015年4月15日至2020年4月15日。协议关于财务结算、费用分摊、人员交接、执行政策法规、环保、卫生、安全达标工作、承包前财产登记和承包结束时清算、违约责任的约定基本与2014年1月30日协议一致。 鸿锐公司自2014年初起陆续委托重达公司进行铸件代加工，2014年下半年起向重达公司定作各种型号折叠柜铰链板座等。双方仅签订过一份《MB5项目铸件代加工合同》和五份《采购合同》（采购合同均为铰链产品），其中《MB5项目铸件代加工合同》抬头被委托方（乙方）栏载明重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栏载明陈宁南，合同落款乙方栏签有“重达金属铸业陈宁南”；另四份《采购合同》抬头供方栏均载明重达公司，合同落款供方栏其中两份合同由重达公司盖章、两份合同由陈宁南以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名。双方之间实际加工、定作产品的种类、数量以及发生业务的期间均超出前述合同约定的范围，相关产品均由陈宁南向重达公司承包的西车间生产加工，送货单抬头均载明重达公司，重达公司作为销货单位向鸿锐公司开具发票，发票中销货单位开户行及账号均注明了重达公司在泰隆银行尾号为0186的账户。 2015年1月13日，鸿锐公司的采购员宋军江代表公司出具对账单一份交陈宁南，其上载明了2014年6月至12月30日止的1#座、1#板、2#座、2#板、3#座、3#板的实收数及退货数，并注明2015年1月13日对账已清。同日，鸿锐公司在前述对账单的对账内容正文的复印件下方注明“2014年账已清”，并交重达公司，重达公司员工陈丽萍在其上签名确认。 陈宁南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了若干送货单，抬头为重达公司，送货单“送货单位及发货人”栏注明字样有“重达西陈”、“重达西戴”、“陈”、“戴”、“重达西叶”、“重达西叶仁菊”等，送货单“收货单位及验货人”栏由不同人员签字。鸿锐公司仅对由法定代表人金海云或采购员宋军江签名的送货单予以认可。 重达公司自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就陈宁南承包的西车间生产的货款合计向鸿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3张，总额为3260689.10元。 根据鸿锐公司提供的证据，其已向重达公司支付货款情况为：2015年1月16日向重达公司农业银行账户转账91905元，2015年5月26日向重达公司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3884.32元，2015年5月23日向重达公司交付两张承兑汇票合计40000元（由重达公司东车间生产厂长朱金方代表重达公司出具收条），2014年7月24日至2015年6月25日期间陆续向重达公司泰隆银行尾号为0186的账户转账合计2581086.75元，2015年2月10日向重达公司交付一张金额82000元的承兑汇票（由陈宁南代表重达公司出具收条），2016年2月2日现金交付300000元（2016年2月2日，陈宁南经手出具300000元的收据，载明现金，并盖具重达公司财务章），2016年5月20日向重达公司交付一张金额100000元的承兑汇票（由陈宁南代表重达公司出具收条）。综上，鸿锐公司已直接支付重达公司货款3408876.07元。 此外，2016年7月31日，鸿锐公司向重达公司提供一份文书，告知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31日止，MB5铸件因质量、模具问题，报废、挑拣、维修产生总费用合计54299.50元。陈宁南在该文书下面确认签名。一审过程中，陈宁南、鸿锐公司均表示可将该笔赔偿款与鸿锐公司应付货款抵消。 陈宁南于2017年4月7日从鸿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海云处借到50000元。一审过程中，陈宁南表示此笔借款可用于抵充鸿锐公司应付款项。 2016年12月1日，鸿锐公司委托案外车辆向重达公司运送部分货品，其开具的退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宁波重达西”，并载明货品名称和数量载明，重达公司员工陈丽萍在收货单位处签名。鸿锐公司向一审法院主张系重达公司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退货，对此，陈宁南予以否认，认为该些部件非陈宁南生产，系鸿锐公司将其库存中的报废铸件以废钢价格卖给陈宁南使用。 2017年9月13日，重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陈宁南，以重达公司代为陈宁南支付承包期间债务为由，要求陈宁南支付垫付款。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在陈宁南承包经营期间，因陈宁南原因导致重达公司涉及三起诉讼，导致重达公司对外向宁波市鄞州惠乾贸易有限公司等承担322000元的付款责任。以及2017年3月21日陈宁南向重达公司申请借款155593元用于工资发放，重达公司同意借款并代为发放工资。判决陈宁南向重达公司支付垫付款477593元。 2017年12月11日，陈宁南为与重达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诉请：1.解除《车间承包协议书》；2.重达公司承担违约金500000元并赔偿损失504690元；3.重达公司支付货款592451元。重达公司提出反诉，反诉诉请：1.陈宁南支付2017年度车间承包费550000元；2.陈宁南支付至2016年年底尚欠付的水电费、税费、天然气费、养老金、承包费等600547.16元；3.陈宁南支付设备赔偿费100000元；4.陈宁南支付重达公司垫付的环保和国税罚款130067.12元；5.陈宁南支付所欠的2017年1-2月各项费用120180.93元。一审法院作出（2017）浙0212民初15696号民事判决，判决：1.解除陈宁南与重达公司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车间承包协议书》；2.陈宁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重达公司支付2017年车间承包费275000元；3.陈宁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重达公司支付截止2016年年底尚欠付的水电费、税费、天然气费、养老金、承包费（2016年8个月）等305543.47元、设备赔偿费24000元、环保罚款80000元、2017年1-2月各项费用120180.93元；4.驳回陈宁南其他本诉诉讼请求；5.驳回重达公司其他反诉诉讼请求。因陈宁南不服该判决而提出上诉，该案目前正在二审审理中。 本案一审过程中，鸿锐公司表示其与重达公司间的所有业务均由陈宁南接洽。陈宁南表示，其此次主张的加工款均由其承包的西车间生产，重达公司东车间另外也与鸿锐公司存在业务关系。重达公司亦表示其未承包出去的东车间也与鸿锐公司存在业务关系，但未提供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陈宁南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陈宁南认为，其并非重达公司员工，双方是平等主体间的承包关系，其仅借用重达公司的西车间进行经营，自负盈亏，西车间设备由陈宁南采购，货物生产、送货由陈宁南完成，收货款账户亦是泰隆银行专用账户，且陈宁南与重达公司案外正进行承包合同诉讼也说明其主体独立，陈宁南系涉案承揽合同中承揽方权利义务的最终承受方，其主体适格。鸿锐公司认为，陈宁南一直以重达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与鸿锐公司接洽业务、签订合同，鸿锐公司收到的发票均由重达公司开具，款项也汇入重达公司账户，陈宁南与重达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关系不能对抗鸿锐公司，其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重达公司认为，涉案产品虽由陈宁南承包的西车间生产，但对外由重达公司签订合同、开具发票、收取货款，陈宁南无权以个人名义起诉。此外，陈宁南在履行承包合同时欠重达公司大额债务，现其单独起诉显将重达公司置于只承担债务不享有权利的不公平境地。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产品确由陈宁南承包的西车间生产，但陈宁南提交的《MB5项目铸件代加工合同》及鸿锐公司提交的《采购合同》均反映，承揽合同双方为鸿锐公司和重达公司，即便鸿锐公司一直与陈宁南接洽业务，从前述合同、涉案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的形式以及鸿锐公司支付货款的对象来看，涉案承揽合同从签订到履行的各个环节，陈宁南均系以重达公司的名义参与其中。现陈宁南并无证据证明其系以个人名义与鸿锐公司展开业务，也无证据证明鸿锐公司对其与重达公司间的承包经营事实明知。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权向鸿锐公司主张定作款的主体应为重达公司。其次，从本案鸿锐公司证据来看，鸿锐公司曾向重达公司多个账户支付过货款，也向除陈宁南以外的其他重达公司员工交付过承兑汇票，但陈宁南仅认可鸿锐公司付到泰隆银行账户内款项以及由陈宁南自己签收的承兑汇票，陈宁南实际系以其与重达公司间内部承包经营关系对抗外部作为承揽合同相对人的鸿锐公司，该对抗缺乏法律支撑。再次，法院不否认陈宁南系本案承揽合同关系中承揽方权利义务后果的最终承受人，但根据《车间承包协议书》约定，陈宁南与重达公司在履行合同期间就双方账面需每月结算清楚，互相轧平。根据另案查明的事实，陈宁南和重达公司在履行《车间承包协议书》期间，因陈宁南向案外人购买生产物资时拖欠货款，导致重达公司被诉进而替陈宁南承担了付款责任。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重达公司在承担因履行《车间承包协议书》而由陈宁南引起的对外付款责任同时，也应享有因履行《车间承包协议书》而由陈宁南引起的对外付款请求权。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陈宁南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裁定如下：驳回陈宁南的起诉。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陈宁南承担。 本院认为：重达公司与陈宁南之间的交易模式，双方设置为重达公司与陈宁南之间的内部承包关系加上重达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外部交易关系，以求得双方合作或者博弈的均衡。内部的承包关系与外部的交易关系各自独立，并行不悖。涉案与鸿锐公司有关交易的合同、送货单、增值税发票、付款对象明确指向重达公司，根据商事外观主义，涉案交易的主体应当为重达公司和鸿锐公司，相应的权利义务也应当由重达公司和鸿锐公司享受或承担。陈宁南若以最终权利义务承受人以及实际交付为由直接向鸿锐公司提出主张，必须穿透重达公司和鸿锐公司的合同关系，必须以重达公司同意为前提。在重达公司未予同意，又兼鸿锐公司否认的情形下，陈宁南不能成为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而从宁波市鄞州惠乾贸易有限公司等起诉重达公司，重达公司代为承担付款责任，再转而向陈宁南主张垫款的事实，也足以印证陈宁南与重达公司之间的交易确实按照外部交易关系加上内部承包关系模式进行。陈宁南之后的行为，自然也不能脱离这种模式，否则将会造成其与重达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的失衡。至于陈宁南所谓其持有实际履行证据，并不阻却重达公司向鸿锐公司提出主张。当然也存在重达公司怠于向鸿锐公司行使权利的可能，对此陈宁南可以根据承包关系敦促重达公司。陈宁南所称鸿锐公司向重达公司泰隆银行尾号0186账户之外的其他账户支付过款项，以此推定鸿锐公司知悉陈宁南为与其发生交易的对方主体问题，因鸿锐公司付款的对方账户均为重达公司开设，并且不同付款账户与确定对方交易主体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本院对陈宁南上述意见不予采信。至于陈宁南所称其拖欠案外人货款原因，更与确定本案原告主体无关。 综上，陈宁南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毛坚儿 审判员  魏金汉 审判员  刘晓丽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李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