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79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庞朝海，男，198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滨县***********，公民身份号码413************018。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广东本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嘉仕利厨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会外环路110号A座二层之一及三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法定代表人：徐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妃，广东凡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志东，广东凡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庞然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会顺德高新区（容桂）外环路112号首层之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MA4WBB0C1W。法定代表人：郑某1。上诉人庞朝海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嘉仕利厨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仕利公司）、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庞然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21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庞朝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嘉仕利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一）嘉仕利公司的员工姜志东与庞朝海对账时，对双方所有的交易均有进行统计，表明双方的交易到2017年8月终止，双方不存在其它的交易。（二）姜志东与庞朝海对账时，对双方欠款有进行统计，其计算的金额是618101元，与嘉仕利公司提起诉讼的金额是不一致的，也与案涉支票的金额是不一致的。二、一审法院对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双方是买卖合同纠纷，由嘉仕利公司交付货物，庞朝海支付货款，嘉仕利公司的举证责任在于证实其已交付货物，庞朝海的举证责任在于证实其已支付货款。嘉仕利公司所主张的2017年6月及7月货款为752488元，庞朝海在2017年6月后支付的款项为1832686元，已多出1080198元。嘉仕利公司主张双方之间还有其它的交易，但对交易的类型、时间、型号等不能说明，依其主张，该部分交易金额高达100多万元，其不可能没有任何交易记录。（二）嘉仕利公司主张与庞朝海之间还存在其它的交易，但又不能举证证实其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应认定双方没有其它交易。三、一审法院以案涉支票认定欠货款是错误的。（一）嘉仕利公司在一审中陈述，案涉支票所对应的货款为2017年6月、7月的货款，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对账后开具六个月的远期支票。案涉七张支票的出票日期为：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01月31日、2018年01月31日、2018年02月28日、2018年03月31日、2018年04月30日，按嘉仕利公司所述的交易习惯，支票的出票日期应当为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但七张支票中仅有三张支票的出票日期是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因此案涉的支票并不是对应2017年6月、7月的货款。（二）案涉的七张支票中的五张，是庞朝海与嘉仕利公司发生对账纠纷后，因为无法与嘉仕利公司对账，且依其自己的统计已多付货款，为保证自己不受损失才主张进行公示催告。一审法院已对该五张支票作出了无效的认定，却又依据该五张无效支票确定欠款金额，并且要求庞朝海支付货款，明确事实错误。（三）五张无效支票，嘉仕利公司如主张票据权利应当另案主张，在本案中不能作为庞朝海欠款的凭证。（四）案涉的支票，是庞朝海借给嘉仕利公司作资金周转用途的，并非用于支付货款。四、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缺失的、不完整的、错误的。（一）一审判决书第9页最后及第10页开头“本院认为”部分的认定是错误的，双方发生交易，但无法对账目进行有效的核查的情况下，为维持双方的合作关系，庞朝海主动支付货款是符合双方一般商事交易习惯的。（二）庞朝海借给嘉仕利公司的支票是几个月后的远期支票，并且没有任何人的支票帐号内会存放大量的现金，只是在支票到期前才会存入相应的款项用于承兑，必须庞朝海存入款项后支票持有人才能进行承兑。（三）在双方未有效对账前，庞朝海并不清楚真实的欠款情况，且庞朝海一直以为还欠货款，所以才会一直支付货款。（四）双方从2017年8月开始因对账出现纠纷，交易已较前几个月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只是前几个月的零头，8月之后再无交易。（五）一审法院对庞朝海提交的银行流水等付款证据的真实性是确认的，但在事实认定部分未对庞朝海向嘉仕利公司付款的情况予以查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护庞朝海的合法利益，支持庞朝海的上诉请求。庞朝海在上诉补充意见中称：庞朝海提起上诉后，发现新的证据，补充以证明事实。一、双方有进行对账，微信对账的过程能够真实的反映双方的交易情况。具体如下：（一）嘉仕利公司的员工、一审嘉仕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姜志东与庞朝海从2018年4月16日开始至2018年11月10日有通过微信沟通进行对账。（二）微信沟通对账过程中对双方所有的交易明细及付款明细均有进行统计，嘉仕利公司多次向庞朝海发送统计表，对双方的交易明细及付款明细进行了统计。（三）姜志东在微信中于2018年4月23日向庞朝海发送《庞朝海》统计表，统计表中统计了双方自2016年10月5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所有交易明细，表明双方的交易到2017年8月终止，双方不存在其它的交易。（四）姜志东在微信中于2018年4月23日14:39向庞朝海表明欠款的金额为618101元，于2018年6月19日16:13发送一张拍照的对账单，表明欠款为491083元。证实本案的欠款与案涉的支票是没有关联的。（五）姜志东在微信中于2018年6月21日15:08向庞朝海发送《对账数据》。《对账数据》明确截止至2017年7月31日，庞朝海向嘉仕利公司付款金额为2260120元。《对账数椐》中8月1日的付款实为7月31日的付款。（六）《对账数据》统计表中统计了双方自2016年10月5日至2017年7月31日的所有交易明细，总额为2973993元。2018年4月23日的《庞朝海》统计表中有对2017年8月的交易进行统计，金额为170960元。双方自2016年10月5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所有交易总金额为3144953元。（七）《对账数据》中没有统计2017年8月的交易数据，导致庞朝海误认为2017年8月没有交易，所以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对此问题作出过不同的表述。（八）姜志东在微信中于2018年6月25日16:06向庞朝海发送《庞朝海支付宝付款明细》。《庞朝海支付宝付款明细》中明确庞朝海通过支付宝向嘉仕利公司支付1244426元货款。《庞朝海支付宝付款明细》中表明2017年8月1日至9月24日及2017年5月3日、4日合计支付了359440元货款，此部分货款是《对账数椐》中没有的付款记录，但证明庞朝海已支付359440元货款。（九）从双方的微信交易记录中可以明确双方交易总货款金额为3144953元，截止至2017年7月31日，庞朝海向嘉仕利公司付款金额为2260120元，欠款为884833元。庞朝海用支付宝支付359440元货款，嘉仕利公司确认已收到，但其没有统计。二、庞朝海在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20日用银行转帐的方式向嘉仕利公司支付了货款484841元。二审中庞朝海将所有的银行转帐记录作为新的证据交二审法院，但此部分证据嘉仕利公司在一审中也确认收到此部分货款。三、姜志东在微信中于2018年6月19日16:13向庞朝海发送一张拍照的对账单，上面明确显示付款的金额中包括有票据及现金80000元，证实庞朝海以票据及现金支付80000元的事实。嘉仕利公司的财务刘钰芳于2017年5月6日向庞朝海出具《收据》一张，明确收到庞朝海付款80000元。嘉仕利公司的财务刘钰芳于2017年5月3日向庞朝海出具《收据》一张，明确收到庞朝海现金付款10000元。双方的交易仅有此二笔现金，所以嘉仕利公司出具《收据》证明。四、庞朝海曾用一张金额为60000元的支票支付货款，嘉仕利公司在一审也确认收到此货款，但此60000元的款项嘉仕利公司并没有进行统计。五、一审法院以案涉支票认定欠货款是错误的。从双方对账过程可以看出，庞朝海没有将案涉的支票作为付款凭证支付给嘉仕利公司，嘉仕利公司的对账清单中仅仅明确有现金与支票合计为80000元的记录，完全没有用案涉支票支付过货款。综上所述，庞朝海已超额支付货款金额：1.本案交易双方均明确双方交易总货款金额为3144953元；2.截止至2017年7月31日，庞朝海向嘉仕利公司付款金额为2260120元，欠款为884833元；3.2017年8月1日至9月24日及2017年5月3日、4日用支付宝合计支付了359440元货款；4.庞朝海在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20日用银行转帐的方式向嘉仕利公司支付了货款484841元；5.庞朝海用现金支付了90000元；6.庞朝海用支票支付了60000元；7.3144953（总货款）-2260120（7月31日前已付款）-359440（7月31日后支付宝付款）-484841（7月31日后银行付款）-90000（现金付款）-60000（支票付款）=超额付款109448元。嘉仕利公司辩称：嘉仕利公司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地证实了庞朝海拖欠嘉仕利公司2017年6月、7月货款。并且庞朝海在微信以及录音中、一审的第一次庭审中均明确确认了拖欠货款的事实。基于对拖欠货款金额的确认，庞朝海开具了740000元支票（2017年12月）给嘉仕利公司。庞朝海在2018年4月11日的录音即嘉仕利公司在一审的证据六所提交的录音，其中的12分31秒，明确确认了开具给嘉仕利公司支票中的有六张金额为640000元的支票跳票（实际为740000元，当时统计了六张）。这个也印证了庞朝海一审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庭审中关于货款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也与证据是不相符的。事实上庞朝海在开具了合计74万元的支票之后，仅支付过31090元，后续货款支付的是2017年8月1日之后交易的货款。因为嘉仕利公司也没有保留相应的已经支付货款的送货单。所以一审法院在认定应付货款中进行扣减，嘉仕利公司也愿意承担这个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庞朝海拖欠货款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庞朝海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庞然公司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嘉仕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庞朝海、庞然公司连带支付嘉仕利公司货款75244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上述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庞朝海、庞然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嘉仕利公司与庞朝海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自2016年10月起发生多笔交易，嘉仕利公司多次向庞朝海送货，包括油烟机、燃气灶等，并由庞朝海员工及亲戚在出厂单上签名，庞朝海亦多次向嘉仕利公司付款，其中庞朝海在2017年12月20日向嘉仕利公司支付了20120元，在2017年12月28日向嘉仕利公司支付了2020元、1100元，在2018年1月3日向嘉仕利公司支付了1400元，在2018年1月5日向嘉仕利公司支付了6450元。庞朝海向嘉仕利公司交付了庞然公司开出的七张支票，包括：支票号码314**********818、出票日期为2017年11月30日、金额为90000元的支票一张（收款人为郜桂龙），支票号码314**********820、出票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金额为150000元的支票一张（收款人为乐清市强盛弹簧有限公司），支票号码314**********825、出票日期为2018年1月31日、金额为200000元的支票一张（收款人为嘉仕利公司），支票号码314**********821、出票日期为2018年1月31日、金额为50000元的支票一张（收款人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汇玄五金经营部），支票号码314**********822、出票日期为2018年2月28日、金额为50000元的支票一张（收款人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汇玄五金经营部），支票号码314**********823、出票日期为2018年3月31日、金额为100000元的支票一张（收款人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汇玄五金经营部），支票号码314**********824、出票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金额为100000元的支票一张（收款人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汇玄五金经营部）。上述七张支票均向银行申请兑付，其中号码为314**********818的支票于2017年12月8日被银行拒绝付款，其余六张支票均被银行退票。2018年3月19日，郜桂龙出具证明，载明因嘉仕利公司给付的支票号码为314**********818的支票无法入账，嘉仕利公司已向其支付该支票的票面金额，嘉仕利公司取得该支票的所有票据权利；2018年5月25日，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汇玄五金经营部出具证明，载明因嘉仕利公司给付的四张支票（支票号码为314**********821、314**********822、314**********823、314**********824）无法入账，嘉仕利公司已向其支付支票的票面金额，嘉仕利公司取得支票的所有票据权利；2018年9月12日，乐清市强盛弹簧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因嘉仕利公司给付的支票号码为314**********820的支票无法入账，嘉仕利公司已向其支付该支票的票面金额，嘉仕利公司取得该支票的所有票据权利。庞然公司作为申请人向一审法院提起公示催告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并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8）粤0606民催43号、（2018）粤0606民催44号、（2018）粤0606民催45号、（2018）粤0606民催46号、（2018）粤0606民催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申请人庞然公司持有的号码为314**********825、票面金额为200000元的支票无效，号码为314**********824、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的支票无效，号码为314**********823、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的支票无效，号码为314**********822、票面金额为50000元的支票无效，号码为314**********821、票面金额为50000元的支票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嘉仕利公司与庞朝海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嘉仕利公司同时认为其与庞然公司也有买卖合同关系，但庞朝海予以否认，而嘉仕利公司提供的出厂单中写明的客户均为庞朝海，并无庞然公司，因此一审法院仅确认嘉仕利公司与庞朝海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嘉仕利公司主张庞朝海尚欠2017年6月及7月的货款未付，并提供了相应出厂单。庞朝海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交了2017年6月后的银行流水、支付宝截图等证据，认为其已向嘉仕利公司超额支付了货款。对于庞朝海所付款项，嘉仕利公司认为其中123612元系支付案涉货款，但已予以扣除，其他款项并非用于清偿案涉所欠货款，而是支付2017年6月之前及2017年8月之后的货款。嘉仕利公司同时认为庞朝海在2017年8月之后出现信用问题，双方调整交易方式为款到发货，该部分货款已结清，故嘉仕利公司已将大部分的交易单据处理，因此无法提供与庞朝海付款所对应的全部送货凭证。本案中，庞朝海提供的付款凭证数额已超过嘉仕利公司提供的出厂单金额，但第一次庭审时庞朝海却认为其尚欠嘉仕利公司三十几万元的货款，而第二次庭审中嘉仕利公司认为双方在2017年8月之后仍有交易，庞朝海当庭予以否认，但嘉仕利公司在第三次庭审中提交了2017年8月的部分出厂单，庞朝海又确认双方在2017年8月存在交易，因此庞朝海在本案中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虽然嘉仕利公司提供的出厂单并无法确认庞朝海尚欠的货款金额，但嘉仕利公司另提供了庞朝海向其交付的七张支票，并主张上述支票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因此案涉欠款金额应结合上述支票予以认定。嘉仕利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七张支票的原件、退票理由书及支票收款人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证明庞朝海共向嘉仕利公司交付了七张合计金额为740000元的支票，嘉仕利公司提交的上述支票金额与其主张的尚欠货款金额相近，且该七张支票均无法兑现。庞朝海辩称该七张支票是其将空白支票及庞然公司支票章、私章借给嘉仕利公司，由嘉仕利公司自行开具，嘉仕利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庞朝海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庞朝海作为商事主体，理应知晓交付支票的法律后果，庞朝海向嘉仕利公司交付了金额合计740000元的支票，应视为其对相应欠款金额的确认，而案涉七张支票经向银行兑付均被退票（其中五张支票经公示催告程序被判决认定无效），依照一般的商事交易习惯，庞朝海如另通过其他方式向嘉仕利公司付款，理应在提起公示催告程序或支票退票后再予进行，或者在付款前要求嘉仕利公司向其返还相应支票，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庞朝海曾要求嘉仕利公司向其返还支票，庞朝海对此也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由于嘉仕利公司与庞朝海在2017年8月之后仍存在交易，结合嘉仕利公司提供的支票等证据以及双方陈述，嘉仕利公司主张庞朝海在上述支票退票前尚欠货款740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号码为314**********818的支票于2017年12月8日退票后，庞朝海合计向嘉仕利公司支付了31090元，而在其余支票退票后庞朝海没有再向嘉仕利公司还款，因此扣除该31090元，一审法院认定庞朝海尚欠嘉仕利公司的货款为708910元。直至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庞朝海仍未向嘉仕利公司支付尚欠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庞朝海应向嘉仕利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708910元，对于嘉仕利公司主张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未对还款期及利息作出约定，嘉仕利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以尚欠货款708910元为利息的计算基数。嘉仕利公司主张庞然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嘉仕利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庞然公司明确表示愿意承担案涉债务，且一审法院仅确认嘉仕利公司与庞朝海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嘉仕利公司主张庞然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庞朝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嘉仕利公司支付货款708910元及利息（利息以70891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嘉仕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24.48元（已由嘉仕利公司预交），由庞朝海负担10669元，由嘉仕利公司负担655.48元。庞朝海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1.庞朝海与姜志东微信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双方交易总货款金额为3144953元，截止至2017年7月31日付款金额为2260120元，欠款为884833元，庞朝海另用支付宝支付359440元货款；2.支付宝付款统计表3份、支付宝付款记录31份，拟证明庞朝海在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及2017年5月3日、4日支付货款359440元；3.银行付款统计表一份、付款记录17份，拟证明庞朝海在2017年8月至12月支付货款359440元；4.收据复印件2份，收据1记载“庞朝海现金10000元+支付宝40000元”，收据日期为2017年5月3日，收据2记载“庞朝海付款80000元”，收据日期为2017年5月6日，上述收据拟证明庞朝海用现金支付货款90000元；5.光盘一张、统计表三份，为庞朝海与姜志东微信记录中的统计表三份。对于庞朝海提交的上述证据，嘉仕利公司质证认为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新证据的认定，都是在一审中已经发现并且见过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上述的证据不应该在二审中再行质证。对于证据1能与手机聊天记录对照一致的部分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于金额方面，嘉仕利公司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曾经基于调解为前提对货款金额进行过让步，但双方没有达成调解协议，所以欠款金额应按照证据认定。嘉仕利公司能确认截止2017年7月31日，双方交易的总金额是2973993元，由于7月之后部分送货单现在找不到，按找到的送货单再统计的话，截止2017年8月31日双方交易的总金额是3144953元。并且在2017年7月31日之后的所有的付款均为支付2017年7月31日之后的货款，与嘉仕利公司本案主张的货款没有关联性。总之对于证据1、2、3只要有单据的嘉仕利公司都承认。对于证据4，收据两份的真实性是确认的，收据在庞朝海与嘉仕利公司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间也已经出现过了，收据已经在付款金额里面进行了统计，而且并不是像庞朝海所提及的是用现金支付货款90000元，这个是不正确的，对证明内容不确认。5月6日的收据实际上是20000元现金加上60000元支票支付的。双方在微信记录里面也已经对这收据的两笔款项都核对过，不应该重复计算。对于证据5，如果是与相应的付款相符合的部分嘉仕利公司予以承认。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在2018年6月19日16:13有一张拍照的对账单，上面也是明确地显示了付款金额中有票据及现金80000元。庞然公司并未对庞朝海提交的上述证据提交质证意见。对庞朝海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证据5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中的文件中，2018年6月21日嘉仕利公司所发《对账数据》文件中标题为“转账记录”的表格虽然在一审中并未提交打印件，但一审庭审中双方已通过查看电子记录的方式对其进行质证，嘉仕利公司对其并无异议，其它聊天记录及其中的文件在一审期间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1、证据5并非新的证据；证据2和证据3中，支付宝付款统计表及银行付款统计表并非新的证据，只是庞朝海对相关事实的说明，支付宝付款记录中，2017年5月4日付款11000元、2017年5月3日付款40000元的记录相关付款账户信息缺失或难以辨认且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嘉仕利公司未对其予以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以确认，其余29份支付宝付款记录及17份银行付款记录庞朝海在一审期间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并非新的证据；对于证据4的两张收据，嘉仕利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证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的认定，本院会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分析。二审期间，嘉仕利公司、庞然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除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庞朝海在一审第一、二次庭审中均否认双方在2017年8月及此后存在交易，至嘉仕利公司在第三次庭审中提交了2017年8月的部分交易单据后始表示该月确有交易；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表示其尚欠嘉仕利公司30余万元货款；在一审第三次庭审曾有“8月份双方交易比之前少很多，金额不到十万元”的陈述。庞朝海与嘉仕利公司在二审中均确认，双方自2016年10月开始交易以来，截止至2017年7月31日双方的交易金额是2973993元。庞朝海主张2017年8月份交易金额为170960元，双方交易金额合计3144953元；嘉仕利公司主张因庞朝海拖欠2017年6月、7月货款金额较大，因而自2017年8月起改用先付款后发货的方式一直交易至2018年1月5日，但除一审已提交的成品出厂单外，其余单据均未保存，因而不能确定双方交易总额。嘉仕利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七张支票中，号码为314**********825的支票用途栏记载为“货款”。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点为庞朝海是否尚欠嘉仕利公司货款未付及其金额的确定问题。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一、从双方的交易情况来看庞朝海在二审中主张双方交易终止于2017年8月，产生货款合共3144953元；嘉仕利公司认为因庞朝海拖欠2017年6月及7月货款数额较大，因而从2017年8月起双方以款到发货方式一直交易至2018年1月5日，但因款到发货部分的交易单据基本没有保存，因而不能确定交易总额。首先，庞朝海在一审第一、二次庭审中均否认双方在2017年8月及此后存在交易，至嘉仕利公司在第三次庭审中提交了2017年8月的部分交易单据后始表示该月确有交易。庞朝海的诉讼陈述前后矛盾，其行为明显有悖诚信，其主张并不可信。其次，双方在二审中均确认计至2017年7月31日的交易金额合共2973993元，以庞朝海主张的交易总额计算，2017年8月交易金额应为170960元。这一金额远超庞朝海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所表示的“8月份双方交易比之前少很多，金额不到十万元”，进一步反映了庞朝海在诉讼中并未如实陈述交易事实；另外，这一金额亦高于嘉仕利公司在一审提交的2017年8月交易单据金额，反映嘉仕利公司所述其所提交的交易单据并非双方交易的全部单据情况属实。再次，双方曾以微信方式进行对账，聊天记录中既有包含2017年8月交易的对账表，亦有未包含该月交易的对账表，嘉仕利公司主张该月及之后的交易均已即时结清因而未纳入对账中合理可信。因此，虽嘉仕利公司未能提交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的交易单据，但其主张双方在该期间存在交易关系有一定的合理性。二、从庞朝海主张的付款情况来看庞朝海主张其已结清交易货款且存在多付情况，多付金额为109448元。一方面，依庞朝海的主张，双方交易总金额为310余万元，在其主张与嘉仕利公司之间不存在预付货款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其多付金额高达10万元的货款，明显有悖常理。另一方面，以其主张及本案付款凭证相结合，庞朝海的此项主张亦难言可信。理由如下：关于付款构成，庞朝海有除了《对账数据》的记录外用现金支付了90000元的陈述，其以二审证据4的两份收据为证，并主张另用支票支付了60000元货款。首先，庞朝海在上诉补充意见第3页中明确表示收据2中的80000元是以票据和现金一同支付的，其中现金支付的金额理应小于80000元，而收据1记载的现金支付金额为10000元，因此两张收据合计所对应的现金支付的金额理应小于90000元，与庞朝海主张的现金支付了90000元货款相矛盾，本院对庞朝海用现金支付了90000元货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庞朝海仅主张其用一张支票成功支付了60000元货款，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而所有的对账和付款记录中也仅有2018年6月19日嘉仕利公司向庞朝海发的一张拍照的对账单中提及一笔付款记录是用票据和现金支付了80000元，并无其它与支票相关的付款记录，且庞朝海在上诉补充意见第3页中明确该笔付款记录即为收据2所记载的付款，收据2中的80000元的付款记录涵盖了该60000元支票具有高度可能性，与嘉仕利公司的陈述相印证，本院对庞朝海除收据记载的付款外另行用支票支付60000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再次，庞朝海在上诉主张中并未说明收据所对应的付款行为发生的时间，两份收据的出具时间为2017年5月份，所对应的付款行为应当发生于2017年7月31日前，而《对账数据》是对2017年7月31日前付款的统计，按照常理应涵盖收据所对应的付款，微信记录中庞朝海在收到该文件后仅对支付宝的付款记录提出异议，并未对其它记录提出异议，嘉仕利公司答辩称证据4中的收据2所对应的付款已经在《对账数据》中统计并有相关记录印证，庞朝海并没有证据证明该付款并未记录在《对账数据》中，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收据1包含支付宝付款部分，嘉仕利公司承认收据1在《对账数据》中并未统计，本院予以确认。庞朝海在二审中除了《对账数据》的记录外用现金支付了90000元货款，另用支票支付了60000元货款的主张并不可信，其中收据2对应的80000元以及主张另行使用支票支付的60000元属于重复计算。庞朝海在上诉补充意见中认为其已超额支付货款109448元，扣除上述两笔重复计算的款项后，即使按其主张的双方交易总额为3144953元计算，其也仍欠货款30552元。而庞朝海所提供的其他付款记录中，部分付款记录并无原件核对，且相当一部分记录中的款项并非转入嘉仕利公司的公司账户中，嘉仕利公司对上述付款记录中部分记录的真实性或关联性不予以确认，本院对相关记录的真实性或关联性不予以确认。此外，庞朝海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认为其尚欠嘉仕利公司30余万元货款，在一审后续庭审中也并未明确否认其欠款的事实，但在二审中却明确主张其已超额支付货款，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明显缺乏诉讼诚信。三、从嘉仕利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单证来看嘉仕利主张庞朝海向其交付案涉七张支票以支付尚欠的货款；庞朝海则辩称该七张支票为嘉仕利公司借用，与双方交易无关。首先，该七张支票金额合共740000元，与双方聊天记录中《对账数据》所载欠款金额相近，嘉仕利公司的主张合理可信。其次，庞朝海在一审期间主张其将空白支票及庞然公司的支票章、私章借予嘉仕利公司，由嘉仕利公司自行开具；二审中，庞朝海却仅表示支票的出票日期与金额由嘉仕利公司填写。庞朝海对于此项案件关键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明显有违诉讼诚信。另外，该所谓将空白支票出借予他人的主张亦明显有悖现今商业交易习惯，与逻辑不合。再次，号码为314**********825的支票用途栏明确记载为“货款”，且在对账录音中庞朝海对案涉七张支票中的六张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的事实并无异议。由此可见，庞朝海的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综合上述理由，虽嘉仕利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未能直接证实庞朝海尚欠货款情况，但结合案件相关事实，本院确信其主张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判决扣除前述支票退票后庞朝海所支付的31090元后认定其尚欠嘉仕利公司708910元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庞朝海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24.48元，由上诉人庞朝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贾小平审判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