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民终10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昌邑市汇海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昌邑市交通街506号1幢。 法定代表人：刘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东，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泽亮，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立峰，男，196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忠，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杰，山东文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昌邑市汇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立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7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东、于泽亮，被上诉人郭立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忠、张梅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汇海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鲁07民初206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两次作为原告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均主张其支付给上诉人的全部款项为借款并要求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也承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具体借款数额及利息应当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进行认定。是否明确约定借款利息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一审法院仅以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便主观臆断借款为被上诉人的合资合作开发投资，显系错误。2015年10月26日的三方补充协议及2015年12月10日的三方协议已明确约定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200万元为借款，并非合资合作开发投资。此后，被上诉人支付与上诉人的款项均载明为借款。被告提交的调查笔录、庭审笔录、三方补充协议及三方协议不能证明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的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均未主张双方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足以说明双方不存在成立该法律关系的合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显系错误。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关系。因上诉人无法按时偿还被上诉人民间借贷，且涉案项目原施工单位江西国利公司中途退场导致项目停滞无法销售回款，为保证被上诉人能收回借款，经双方协商同意继续进行合作，故签订了2015年10月26日的三方补充协议及2015年12月10日的三方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寻找的施工队伍进行后续建设并向上诉人提供所需借款。三方协议所言及的合作开发，实际上就是将涉案项目委托被上诉人寻找施工队伍进行后续建设并由上诉人提供便利由被上诉人销售并控制销售款项，用于偿还被上诉人借款并用所建房屋抵顶工程款。被上诉人实际上也接受了委托寻找施工单位进行后续建设并对所建房屋进行销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未达成就涉案项目合资合作开发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合意，涉案项目所有权人为上诉人，销售款项应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交由被上诉人寻找施工单位进行后续建设、销售、控款仅仅是为了保证顺利进行工程建设、顺利销售回款，进而能保障被上诉人收回其所提供的借款。现被上诉人己在法院起诉上诉人归还借款，双方也从来没有就涉案工程达成合资开发或转让项目的协议，一审法院己经查明被上诉人主张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不成立，也已查明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支付销售款项的侵权事实，因此应判令被上诉人归还涉案项目房产销售款。上诉人己明确向被上诉人表示不再合作，要求结算，并登报作废。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获得的空白收据、转账支票，上述票据其应返还。三、一审法院认定涉案9#、21#楼由被上诉人对外发包施工错误，上诉人为上述项目的发包人，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一方。被上诉人在项目所在地昌邑市建筑领域具备一定的资源，其本身也是昌邑市利丰置业有限公司的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因资金困难及原施工方退出，故而由被上诉人代为寻找施工单位对涉案项目进行后续建设，上诉人经审核同意后与施工单位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诉人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方、履行一方，而非被上诉人。涉案项目实际履行的也是上诉人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山东新嘉公司卢保国项目部与昌邑鑫达公司一审中出具的证明与事实严重不符，违反国家相关规定，不应采信。如施工单位对工程施工、工程造价等有异议，应由施工单位与上诉人交涉，被上诉人在无上诉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没有权利与任何人签订与涉案工程有关的任何协议，其与任何人签订的无上诉人明确授权的任何协议均为无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为错误，一审判决依法应予撤销，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返还房屋销售款及收据、票据的法律责任。 郭立峰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词不是委托关系，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2015年12月10日汇海公司（甲方）、山东新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乙方）和答辩人（丙方）三万签订的《公园道壹号10#楼未完成工程施工承揽协议》（以下简称《1210协议》）第八部分“三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第7条“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协调乙方与江西国利建设集团进行和平交接，丙方借给甲方的资金从甲、丙方合作开发的1号楼、9号楼、21号楼甲万应缴纳税款中扣除”中“合作开发”的理解是片面的。被答辩人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固有土地使用权解释）第十四条“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关于合作开发的概念是知晓的。被答辩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是对法律概念的一种曲解。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是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第一、根据《1210协议》第八部分第7条规定，能够确定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法律关系，案涉1、9、21号楼被答辩人应缴纳的税款从答辩人出借给被答辩人的款项中扣除。第八部分第7条中“丙方借给甲方的资金”应当就是2015年10月26日汇海公司（甲方）、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利公司）及答辩人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及《1210协议》第八部分第3条所出借的200万元。双方作为商事主体，从相关税款由答辩人自己负担而不是双方按比例分担，就可以反推，所谓“合作开发”只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一个通俗用语而已。第二、被答辩人提供的答辩人2016年7月12日书写的承诺书可以看出，因销售1、9、21号楼产生的纠纷与被答辩人无关，全部由答辩人承担。假若按被答辩人的陈述，合作开发仅仅是为了控制款项，被答辩人不会要求答辩人出具这样的承诺书，可以证明因1、9、21号楼的销售行为被答辩人不承担风险，也不分配利润。被答辩人起诉状“原告委托被告对有关项目进行后续施工建设及销售”及证据清单“该工程款应当由被告支付给承包方”，说明被答辩人对于1、9、21号楼的工程建设也不承担风险，该承诺书是书证原件，是被答辩人提供的，双方对此证据证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七十七条“（三）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的规定，该承诺书是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其证明力大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假若是委托代建的话，因1#楼占用的土地有两户平房没有拆迁，双方不可能对1#楼进行委托代建，但被答辩人提供的答辩人书写的承诺书载明因销售1#楼产生的纠纷也与被答辩人无关，这与被答辩人陈述的委托代建相矛盾。第三、在国利公司起诉汇海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2016）鲁07民初190号]，2017年4月19日承办法官尹义、张敏对答辩人做了调查笔录，答辩人说：“当初汇海置业借了我的钱，到期还不上，就协商把涉案工程9、21、1号楼的开发权给我。”这里明确了1、9、21号楼的开发权给了答辩人，被答辩人对该笔录没有异议。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的规定，答辩人对于被答辩人将1、9、21号楼的开发权转给答辩人的事实无需举证。另案证人成了本案当事人，这也许就是轮回，虽然涉案房地产的有关土地、建设手续均以汇海公司名义办理，这是答辩人借用汇海公司名义开发的必然行为[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166号徐永新等与山东环能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民事判决书]。第四、双方之间的“合作开发”第一次出现是在《1210协议》中，2015年10月26日汇海公司、国利公司及答辩人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答辩人同意出借给被答辩人200万元用于国利公司退场，可以推断在2015年10月26日之前双方己就1、9、21号楼的开发权转给答辩人达成了合意。根据被答辩人对“合作开发”的理解，合作开发是因被答辩人无力偿还答辩人借款而为之，2016年4月19日答辩人又转给被答辩人1100万元（见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十六，答辩人从被答辩人领取收据是2016年7月12日，9、21号楼取得预售许可证是2016年12月23日），说明在未销售涉案房屋、获得销售款之前，答辩人不但没有收到被答辩人的还款，还又支付给被答辩人巨额款项，其他小数额款项不再提及，这与被答辩人陈述的答辩人合作开发的初衷相矛盾。2016年4月19日，答辩人转给被答辩人1100万元，也就是1号、9号、21号楼所占地块交土地出让金的日子，形式上1号、9号、21号楼的土地出让金是被答辩人缴纳的，但实质上是答辩人缴纳的。第五、答辩人在销售9、21号楼时，被答辩人也在销售其他楼房，根据被答辩人的陈述，答辩人合作开发的初衷是为了控制款项，从答辩人自身考虑，只要是被答辩人账户内的款项都可以控制，不区分销售的是哪个楼号。9、21号楼销售款除了贷款由银行打入被答辩人公户外，其他销售款都由答辩人控制，不进被答辩人公户。根据统计，9、21号楼进入被答辩人公户的款项为7740000元，转回答辩人款项为7440000元，这不是巧合。答辩人为什么不控制其他销售款而仅控制9、21楼销售款呢？因为9、21楼销售款属于答辩人，不属于被答辩人。为了销售9、21号楼，当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昌邑市农商银行专门开立了一个账号，用于房贷回款，被答辩人出会计，答辩人出出纳，没有答辩人出纳的印章，被答辩人不能支付该账号内的款项，答辩人一方的出纳是杨俊峰。销售9、21号楼时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处整本领取收据，用完后存根退回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独立销售9、21号楼是明知的。第六、答辩人在昌邑市人民法院按民间借贷起诉与本案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并不矛盾。答辩人支付给被答辩人款项3150万元，被答辩人没有将案涉1号楼所占有的土地交付给答辩人，答辩人认为案涉9、21号楼占有的土地支付给被答辩人1200万元固定收益就足矣。剩余款项按借贷起诉并无不当。第七、一审判决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有失偏颇。根据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双方之间是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自2016年下半年答辩人开始销售至被答辩人起诉，被答辩人对房屋建设及销售情况没有过问，假若是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话，被答辩人不可能这样做。《1210协议》中被答辩人与山东新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关于房屋抵顶工程款的条款是非常详细的，说明被答辩人对合同签订持谨慎态度，对所谓近7000万元款项不过问也是不正常的，除非不签订协议不会损害被答辩人的利益或者其利益得到满足，答辩人支付给被答辩人的款项已经满足被答辩人将1、9、21号楼开发权转给答辩人独立开发双方合意的数额。一审判决将法律关系认定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不利于问题解决，会陷入无休止的诉讼当中去，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会牵涉近百户购房人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稳定。三、答辩人是9、21号楼的发包人。根据被答辩人的起诉状以及证据清单中的内容，可以得出答辩人是9、21号楼的发包人。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施工单位为昌邑市鑫达建筑有限公司、山东新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项目负贵人是卢清志、李洪春，两个单位出具的证明是真实可信的。被答辩人一面称全部施工款以房屋抵顶（见一审判决第7页），又在证据清单中陈述该工程款应当由被告支付给承包方，自相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法院认定答辩人为发包人是正确的。四、双方没有签订协议的原因。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被答辩人需要在合同签订后45日内向答辩人交付无纠纷的土地，因1号楼有两户平房没有拆迁，被答辩人就拖着不签协议。2015年10月26日，汇海公司、国利公司及答辩人三方签订《补充协议》后，答辩人就把9号楼接过来了。为了赶工期，2016年4月10日答辩人和山东新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9号楼施工协议，没等与被答辩人签协议就干开了。协议至今未签。根据协议内容，住宅销售总额的13.5%、商业销售总额的15.5%税金由答辩人负担，也可以看出是答辩人独立开发。五、被答辩人起诉的原因。根据被答辩人的起诉状及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陈述，被答辩人是按委托代建法律关系起诉的，按此推理，涉案的9、21号的所有权就应当是被答辩人的。答辩人付出的建筑成本3000多万元，回款还不到3000万元，地下车位基本没有卖，近30%楼房因国利公司的案件被法院查封，按此推断，答辩人不但没有收益，还倒赔近5000万元（被答辩人起诉数额），卖不出的楼房及被法院查封的房产均算到答辩人头上，对于被答辩人来讲世上真有这样的“好事”，与法与情与理都讲不通，委托代建法律关系不能成立。被答辩人因拖欠答辩人巨额借款，答辩人2018年1月25日在昌邑市人民法院起诉，被答辩人为拖延还款于2018年4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1210协议》、承诺书三份证据均为直接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案件事实，是答辩人单独开发。被答辩人没有一个直接证据来证明其陈述的事实及诉求，基本都是推断。可以认定，答辩人2014年10月29日借给汇海公司200万元、12月16日借给汇海公司400万元、2015年1月17日借给汇海公司600万元，因汇海公司不能按期还款，经协商，汇海公司同意将1、9、21号楼由答辩人独立开发，汇海公司收取一定的固定收益。固定收益数额不能达成一致不影响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一审判决第14页“但笔录中对对价支付、收益归属、盈亏负担等与独立开发的其他要素未予涉及，仅靠该笔录不足以确定9号楼与21号楼由郭立峰独立开发并自负盈亏，也不足以证实土地使用权由郭立峰享有……”，在国利公司起诉汇海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6）鲁07民初190号]中，答辩人是作为证人身份出现，对价支付、收益归属、盈亏负担也与那个案件无关，关键是被答辩人对“开发权给我”这一事实没有异议，“开发权给我”这五个字就足以证明本案的法律关系是答辩人单独开发，只要确认了是答辩人单独开发，其他问题都是细节，都可迎刃而解，不能因为个别细节暂时不清，就影响主流的方向，好比长江黄河，不论支流有多少、流向如何，但主流向东是确定不变的，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认定事实个别部分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纠正有误事实，查明事实真相，维持原判。 汇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郭立峰返还房屋销售款49118612.58元；2、判令被告返还收款收据102份、转账支票7份；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昌邑市利民街以北解放路以东公园道一号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为汇海公司，其土地不动产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均办理在汇海公司名下。2015年1月17日及之前，汇海公司为郭立峰出具三份借款收据，载明2014年10月29日借款200万元、2014年12月16日借款400万元、2015年1月17日借款600万元，郭立峰对上述借款持有相应的银行支付凭证予以佐证。其中第一笔200万元及第三笔600万元郭立峰还持有汇海公司工作人员胡晓辉出具的借条，借条载明胡晓辉为借款人，月利率为3%，汇海公司为担保人。郭立峰另提交多份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约定汇海公司将其多套房屋出卖给郭立峰，郭立峰主张汇海公司以该方式对借款提供担保。汇海公司对上述借款收据以及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真实性未予否认。公园道一号部分工程原由江西国利公司承包施工。2015年10月26日汇海公司、江西国利公司、郭立峰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三方补充协议主要约定如下内容：江西国利公司承建的公园道一号项目，因为汇海公司资金拨付不到位，项目自2015年1月5日一直停工，现为项目能够顺利推进，汇海公司要求江西国利公司同意退场由郭立峰继续施工；9#、10#房的活动板房、临时水电、钢筋调直机、高压泵及水井、现场模板方木等物资折价80万元转给郭立峰，郭立峰接管9#、10#房需借款200万元给汇海公司，汇海公司此款用于江西国利公司工程款的支付；郭立峰需支付280万元现金支票给江西国利公司，如未支付该款，本协议整体作废，江西国利公司收到此款后7日内将其他物资清现出场；江西国利公司收到郭立峰支付的上述款项后将全部施工资料交给汇海公司，汇海公司接收资料视为对施工质量没有异议。三方补充协议签订后，郭立峰于2015年11月2日向汇海公司支付借款200万元，郭立峰需向江西国利公司支付的80万元物资折价款，两者经另行诉讼已和解解决。2015年12月10日，汇海公司、山东新嘉公司、郭立峰签订公园道一号10#楼未完成工程施工承揽协议，该三方协议主要约定以下内容：公园道一号10#楼原由汇海公司委托江西国利公司承建，目前汇海公司已与江西国利公司终止合同，三方就后续工程建设达成如下协议：山东新嘉公司施工范围为-2层至17层室内外装饰及水电暖安装工程，18层至封顶主体、室内外装饰及水电暖安装工程，合同固定价款为2343.58万元，汇海公司以房屋抵顶工程款；本协议签订时郭立峰借给汇海公司200万元（该200万元即2015年10月26日三方补充协议中的200万元）用于支付江西国利公司项目清场费；本协议签订后，汇海公司协调山东新嘉公司与江西国利公司进行和平交接；协议第八条第7项约定，郭立峰借给汇海公司的资金从汇海公司与郭立峰合作开发的1#、9#、21#楼汇海公司应缴税款中扣除；协议第八条第9项约定，郭立峰负责协调汇海公司按时把抵顶工程款的房屋交付山东新嘉公司进行销售，汇海公司对山东新嘉公司的债务郭立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三方协议卢宝国同时作为山东新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后公园道一号9#楼工程由山东新嘉公司承包施工，21#楼工程由昌邑鑫达公司承包施工，但本案双方均主张自己是9#楼与21#楼工程的实际发包人。汇海公司主张其是工程的实际发包人，其就9#楼提交了与山东新嘉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载明的合同价款为1600万元、签订时间为2016年1月5日，山东新嘉公司一方同时由卢宝国之子卢清志签字；就21#楼提交了与昌邑鑫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载明合同价款固定，总价款为4289370元，签订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昌邑鑫达公司同时由法定代表人付克东签字。郭立峰主张其是工程的实际发包人，其就9#楼提交了与山东新嘉公司卢宝国项目部签订的协议书一份，约定9#楼由山东新嘉公司卢宝国项目部承包施工，合同单价固定，总价款暂定1600万元，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10日，该合同加盖了山东新嘉公司卢宝国项目部印章，同时由卢宝国签字；就21#楼及地下车库提交了与昌邑鑫达公司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一份，约定21#楼及地下车库由昌邑鑫达公司施工，工程单价包干，21#楼1350元每平方米、车库1700元每平方米，合同总价约805.4万元，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该合同昌邑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付克东同时签字。郭立峰主张，汇海公司提交的前述两份施工合同仅为备案使用，并未实际履行，为此提交山东新嘉公司卢宝国项目部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公园道一号9#楼由郭立峰发包给山东新嘉公司卢宝国项目部建设，工程款由郭立峰支付，汇海公司与山东新嘉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是为了工程验收备案而签订，并未实际履行，实际履行的是与郭立峰签订的合同。该证明由经办人卢宝国签字。郭立峰还提交了昌邑鑫达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公园道一号21#楼及对应的车库等工程由郭立峰发包给昌邑鑫达公司建设，工程款由郭立峰支付，汇海公司与昌邑鑫达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是为了工程验收备案签订，并未实际履行，实际履行的是与郭立峰签订的合同。该证明由经办人昌邑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付克东签字。汇海公司对郭立峰提交的该两份证明不予认可。郭立峰为证实其系公园道一号9#楼、21#楼工程的实际发包人，工程施工中实际履行的是其对外签订的施工合同，还提交银行转账凭条、承兑汇票复印件、卢清志出具的借条、卢清志以房抵款收据、昌邑鑫达公司以房抵款收据、兴昌商混公司以房抵款收据等证据，用以证实郭立峰以现金或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工程款并以房屋抵顶工程款的事实。郭立峰依以上证据，主张其包括以房抵款数额在内，因9#楼施工支付卢宝国等施工款合计27154685.13元，因21#楼施工支付昌邑鑫达公司施工款合计6413793.90元，9#与21#楼共支付33568479.03元。汇海公司对郭立峰主张的支付施工款事实不予认可，称9#与21#楼的全部施工款均以房屋抵顶，抵款事宜由汇海公司与山东新嘉公司、昌邑鑫达公司、兴昌商混公司协商，抵款手续郭立峰代表汇海公司办理，抵款总额为20283754.90元。2016年7月12日，郭立峰向汇海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的主要内容为：郭立峰从汇海公司支取已加盖汇海公司财务章的空白收据，此收据只作为郭立峰在公园道一号项目销售1#、9#、21#楼住宅、附房、车库及商铺的记账单据，并指派郭立峰财务人员杨俊峰前来支领，由此收据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及法律纠纷均与汇海公司无关，全部由郭立峰承担。2016年7月12日及之后，郭立峰与杨俊峰自汇海公司支取加盖汇海公司印章手续的空白收据22本零2份、转账支票20份。公园道一号9#、21#楼房屋由郭立峰与金泰美营销公司签订销售代理合同并支付销售费用，郭立峰以汇海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购房户的房款向郭立峰一方交付，郭立峰能够控制汇海公司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汇海公司该账户收取的房款也转给郭立峰一方。根据郭立峰退回汇海公司的17本收据计算，郭立峰连同网签在自己名下房屋在内，已销售88套，共收款房款、交易费、登记费、车位费、太阳能款等共计69407982.58元。汇海公司本案请求返还的销售款额，为销售总收款额69407982.58元，减去其提交的两份施工合同载明的应付工程款额20289370元（16000000元+4289370元＝20289370元，但在本案庭审结束后汇海公司称，应付工程款即以房抵款总额为20283754.9元），剩余49118612.58元即为郭立峰应当返还的房款。涉案的20份转账支票中，郭立峰已将13份支票存根退回汇海公司，另外的7份未予退回。故汇海公司请求郭立峰返还5本零2份计102份空白收据，以及转账支票7份。对于102份空白收据，汇海公司已于2017年10月17日在齐鲁晚报发出公告，声明作废。郭立峰为证实其主张的法律关系，还提交了两份合作开发协议草稿，称该草稿为汇海公司拟出并交给郭立峰。两份协议草稿的主要意思为：公园道一号1#、9#、21#楼的前期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由汇海公司承担，由郭立峰支付汇海公司一定补偿和收益后，郭立峰享有独立的开发权和收益权，项目的全部收益归郭立峰所有并自负盈亏。该两份协议草稿中，其中一份载明汇海公司补偿和收益总额为3400万元，并载有与原来借款予以抵销的内容，另一份载明汇海公司补偿和收益总额为2500万元，未载有与原来借款抵销的内容。该两份协议草稿本案双方均未签字盖章，汇海公司对两份协议草稿均予否认。郭立峰为证实其主张的法律关系，还提交了在江西国利公司诉汇海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对郭立峰的调查笔录及该案庭审笔录。法院对郭立峰调查笔录中涉及到了2015年10月26日的三方补充协议，郭立峰认可三方补充协议中的签字为其所签，三方补充协议签订的原因是汇海公司借了郭立峰的钱还不上，协商把公园道一号1#、9#、21#楼的开发权给郭立峰，由郭立峰将200万元打到汇海公司账上，由汇海公司转付给江西国利公司作为工人工资；郭立峰承接了9#、10#、21#楼的后续施工，9#楼-2层已建好，但没有用上，10#楼已建到17层封好，21#楼还没有建。该案的庭审笔录载明，汇海公司对郭立峰的上述调查笔录没有异议。另查明，郭立峰于2017年6月26日在昌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汇海公司支付借款2850万元及利息103万余元，昌邑市人民法院以（2017）鲁0786民初2133号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受理，后因级别管辖被移送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因郭立峰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4日以（2018）鲁07民初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撤诉处理。2018年1月25日，郭立峰又以民间借贷为由向昌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汇海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275余万元利息629万余元，利息按每月2%计算，昌邑市人民法院以（2018）鲁0786民初382号立案受理。郭立峰起诉状中事实和理由载明：汇海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至2016年12月19日多次向郭立峰借款，累计借款共计315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3%，汇海公司支付利息至2015年4月27日，已偿还本金700万元。2015年10月30日双方达成合作开发协议，汇海公司开发的公园道一号小区的1#、9#、21#三幢楼由郭立峰出资建设和收益，由郭立峰支付汇海公司土地补偿和开发收益，因汇海公司只提供了9#和21#楼房建设需要的土地，郭立峰应支付汇海公司补偿和收益款1500万元，以该款抵顶借款本息后，汇海公司至起诉之日还应偿付借款本金1275余万元及利息629万余元。昌邑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6民初382号民间借贷案于2018年3月21日开庭审理，按照庭审笔录的记载，郭立峰主张的借款除前述2015年1月17日及之前的3笔外还有8笔，分别为2015年11月2日200万元（即2015年10月26日三方补充协议中涉及的200万元）、2015年11月5日50万元、2015年11月27日100万元、2015年11月19日250万元、2016年3月25日200万元、2016年4月19日1100万元、2016年12月19日20万元、2016年9月28日垫付的施工图审查费30万元，全部11笔款项的往来凭证载明的款额共计3150万元，郭立峰并提交对应的银行支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11笔款项中的后8笔在往来凭证中未约定利息。郭立峰主张的11笔借款中，除2016年9月28日垫付的施工图审查费30万元汇海公司没有异议外，其他10笔汇海公司均提出异议，并对郭立峰主张的借款利息不予认可。郭立峰认可2015年4月27日之前的借款利息已经结清，并认可汇海公司已归还本金700万元（2016年5月5日100万元、2016年6月24日600万元）。汇海公司对其归还借款本金70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工程款之外剩余销售款的归属问题。汇海公司虽不认可郭立峰主张的2015年1月17日及之前的借贷事实，但郭立峰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提交的借款收据、银行支付凭证以及商品房预售合同等证据，能够证实汇海公司在2015年1月17日之前对郭立峰负有大额的借款债务。汇海公司系公园道一号项目的开发商，按照2015年10月26日的三方补充协议内容，公园道一号项目因汇海公司资金困难而停工，三方补充协议的目的是让原施工方江西国利公司退场，由郭立峰承接继续施工，使公园道一号项目顺利推进，而依该三方补充协议约定郭立峰需负有的义务为向江西国利公司支付物资折价款80万元、借给汇海公司200万元用于支付江西国利公司的工程款，即按照2015年10月26日的三方补充协议，郭立峰需再负有支付280万元款项的义务，但三方补充协议中对郭立峰享有的权利没有作出约定。按照2015年12月10日10#楼未完工程的三方协议，原施工方江西国利公司对未完成的10#楼由山东新嘉公司承接继续施工，合同价款2300余万元，依该协议第八条第9项的约定，郭立峰需对汇海公司因该继续施工形成的2300余万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该三方协议因10#楼的继续施工对郭立峰额外设定2300余万元的连带之债，但该三方协议中也未明确约定郭立峰享有的权利。对于9#楼、21#楼工程的实际发包人，双方均提交了施工合同予以证明，其中9#楼汇海公司施工合同载明的施工人为山东新嘉公司，郭立峰施工合同载明的施工人山东新嘉公司卢宝国项目部，21#楼双方施工合同载明的施工人均为昌邑鑫达公司，双方施工合同并不矛盾。郭立峰除施工合同之外，提交了山东新嘉公司卢宝国项目部的证明以及昌邑鑫达公司的证明，还提交了银行转账凭条、承兑汇票复印件、卢清志的借条、以房抵款收据等一系列证据，主张其对外签订的施工合同已实际履行，汇海公司对此虽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反驳，郭立峰提交的证据具有明显的证明优势，汇海公司在其起诉状中也明确陈述有关项目委托郭立峰进行建设，应当认定9#楼、21#楼由郭立峰对外发包施工。郭立峰主张汇海公司提交的与山东新嘉公司及昌邑鑫达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为备案使用，其该主张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9#、21#楼的销售，销售代理合同由郭立峰与金泰美公司签订，销售代理费用由郭立峰支付，销售房款等款项由郭立峰收取，郭立峰可以控制汇海公司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汇海公司以该银行账户收取的房款也全部转给了郭立峰。该事实表明，9#、21#楼的房屋销售虽以汇海公司的名义进行，但由郭立峰负责，销售款由郭立峰占有控制，如果没有汇海公司的协助配合，郭立峰不可能做到。汇海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就9#、21#楼为委托建设和委托销售关系，工程款之外的房屋销售款应归汇海公司所有。因2015年10月26日三方补充协议之前汇海公司对郭立峰负有大额借款债务，该三方补充协议及2015年12月10日的三方协议签订之后，又为郭立峰增加了280万元款项支付义务和2300余万元的连带债务，上述三方补充协议和三方协议均未明确约定郭立峰应享有的权利，汇海公司也未就其主张的委托关系作出单方的支付委托对价的意思表示，郭立峰除上述义务外，还作为工程发包人对外发包施工并额外支付相当的施工费用，再对外签订销售代理合同并支付一定销售代理费用，此与通常的委托关系有本质区别，汇海公司主张其与郭立峰之间为委托关系，既无充分证据证明，亦与常理相悖，还与郭立峰收取占有控制售房款以及汇海公司将已收房款转付给郭立峰事实存在矛盾。因此，汇海公司主张双方为委托关系，并依据委托合同请求郭立峰归还工程款之外的剩余销售款，事实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郭立峰主张双方之间就9#、21#楼事实上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工程款之外的销售款归郭立峰所有。因汇海公司系9#、21#楼的开发商，相关开发手续登记在汇海公司名下，如汇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郭立峰并由郭立峰独立开发，则郭立峰应向汇海公司支付相应的前期开发对价，后期开发也由郭立峰自负盈亏。郭立峰提交的合作开发协议底稿，双方当事人没有签字盖章，汇海公司也否认由其拟定并交付给郭立峰，该底稿不能证实双方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以及郭立峰支付前期开发对价并自负盈亏的意思表示。2015年10月26日三方补充协议签订之后，郭立峰向汇海公司支付的多笔款项，均以借款形式出现，并未载明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也未载明是汇海公司应得的前期开发收益，该款项并非郭立峰支付的转让对价或汇海公司前期开发收益。郭立峰提交的江西国利公司与汇海公司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的调查笔录及庭审笔录，虽有将开发权转让给郭立峰的说法，但笔录中对对价支付、收益归属、盈亏负担等与独立开发的其他要素未予涉及，仅靠该笔录不足以确定9#、21#楼由郭立峰独立开发并自负盈亏，也不足以证实土地使用权由郭立峰享有、双方之间实质成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2015年10月26日的三方补充协议虽有税款由郭立峰负担的约定，但不能以独自负担税款来反推郭立峰独立开发独享利益自负盈亏的事实。尽管9#、21#楼的售房款由郭立峰收取占有并控制，但其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该款归郭立峰所有。因此，郭立峰主张9#、21#楼由其独立开发并自负盈亏、工程款之外的销售收益归其所有、双方事实上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郭立峰的该项主张事实依据不足，亦不予支持。鉴于汇海公司前期自行办理开发手续并使9#、21#楼具备开发条件，郭立峰具备资金实力，向原施工方付款促其退场，向汇海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负责工程施工建设和房屋销售并支付必要的建设销售费用，正是双方的密切合作，才使项目顺利推进完成开发，两者缺一不可。双方在2015年12月10日的三方协议第八条第7项也体现出了合作开发的意思表示，按合作开发关系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工程款之外的开发收益由双方享有，才能更公平更合理，也更符合本案实际，因此，双方之间应认定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2015年10月26日之前，三方补充协议尚未签订，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合作开发没有必然的关联，应按民间借贷关系处理。该三方补充协议签订之后，双方之间成立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因合作主体之间对内的款项往来通常记作借贷往来，以用于将来的内部结算，事实上郭立峰后来支付汇海公司的多笔款项也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此有别于通常的民间借贷，郭立峰已对双方全部款项往来以民间借贷关系起诉的行为，不能当然地否定合作开发关系的存在，也不能当然地否定郭立峰在合作开发关系中的投入，汇海公司以郭立峰曾就全部款项以民间借贷起诉为由排斥双方之间的合作开发与合作投入，其该主张与理不符，不予支持。至于双方合作开发关系中各自的投入和收益等，因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应在合作开发关系中结合具体实际，综合处理。对于汇海公司诉请返还的剩余空白收据及转账支票，亦应在双方合作开发关系中一并解决，其现依委托合同请求返还，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汇海公司的本案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判决：驳回原告昌邑市汇海置业有限公司的本案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740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昌邑市汇海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汇海公司提交支付9#、21#楼款明细表一份，后附相关付款证明材料，包括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1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图1份、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2份、图审费协议书1份、银行存折1份、山东鼎实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工程量1份、付款申请单13份、付款凭证24份、收据1份、收到条3份、税收完税证明14份，证明上诉人在2015.10.26签订三方补充协议后，上诉人为涉案9#、21#楼支付相关款项，包括土地出让金、工程款、商混款、房管中心保证金、图审费、设计费、鉴定费、维修费、税款等款项，上诉人是涉案工程的开发主体、发包主体及建设主体，并非被上诉人陈述的将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独立开发，被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及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关系。 郭立峰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列举的付款明细没有一笔是支付9、21#楼工程款的，昌邑市亿方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21#楼附属沿街和地下车库土建工程款这部分款项与9#、21#楼无关，21#楼是鑫达公司承建的，上诉人对此也无异议，所涉及的沿街是在21#楼南面建的一部分沿街商铺，是汇海公司建的，是不是亿方公司被上诉人不清楚，与被上诉人无关，不应列在表中。涉及的9#楼支付江西国利公司工程款的问题，江西国利公司起诉过汇海公司，是江西国利公司与汇海公司之间的纠纷，该款项与郭立峰无关，是汇海公司欠江西国利公司款项，9#楼以前设计的是商务楼，郭立峰接手后变更为住宅楼，江西国利公司施工了9#的基础。针对上诉人提供的第7项，是被上诉人郭立峰的会计杨俊峰支付给上诉人的，证据在一审时已经提供。19至22项，涉及9#、21#的税款由被上诉人负担，由上诉人交纳，在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款项中扣除，这在三方协议中已经明确。24至33项意见同上，9#广场是汇海公司自己干的，不属于9#工程范围，与被上诉人无关。41、45项是附属沿街，这部分不是被上诉人开发的。47项，电梯维修费不属于工程款，与工程款无关。48、50、51、53、55、57、58项都是21#附属沿街工程，这部分不是被上诉人单独开发的，与被上诉人无关。关于第7项2016.12.19保证金20万元，在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6最后一页可以看出是被上诉人一方转给上诉人的。 本院认为汇海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2015年10月26日以后汇海公司为涉案楼盘支付的相关费用中包括9#、21#楼的费用，但具体金额不详。 郭立峰提交如下证据：1、两份银行打款凭证，2017.1.21支付20万元，2016.4.18支付100万元。2、两份承兑汇票。两份银行打款凭证、承兑汇票都是支付给鑫达公司的。3、支付新嘉公司2015.11.19日100万元，2015.12.23日10万元，2016.1.18日90万元，2016.5.6日50万元，2016.6.5日50万元，2016.12.9日20万元，2017.1.18日70万元，2017.7.10日10万元，2018.6.30日2万元，2016.8.27日60万元，2016.9.12日130万，总共现金为592万元，另外还有一辆奔驰车抵顶工程款948468.75元，用自用楼房两套的车库分别抵顶工程款933465.4元、1002929.6元，以上共计8804863.75元。 汇海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除了2019.3.30收据以外，其他证据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上诉人也已经发表过质证意见，上诉人再次质证如下：1、2016.4.18收款收据及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1#工程款全部是使用的上诉人的房屋抵顶及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也不是正式的电子回单，付款人及收款人也不是被上诉人及鑫达公司，与本案无关。2、2017.1.21收款收据及承兑汇票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1#工程款全部是使用的上诉人的房屋抵顶及上诉人支付，该承兑汇票系复印件，也无法看出经被上诉人背书转让给了鑫达公司，与本案无关。3、2015.11.19、2015.12.23、2016.1.18、2016.5.6、2016.6.5、2016.12.9、2017.1.18、2017.7.10、2018.6.30的收款收据均未加盖新嘉公司的印章，真实性不予认可，相关银行转账记录不是正式的电子回单，没有加盖银行印章，付款人及收款人也不是被上诉人及新嘉公司，与本案无关。相关汇票均为复印件，无法看出经被上诉人背书转让给了新嘉公司，其关联性不予认可。9#的工程款都是使用上诉人的房屋抵顶支付，及上诉人支付，另外，2016.8.27、2016.9.12的款项是卢清志和宋述远的借款，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借条的原件及借款凭证，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对于被上诉人主张使用车辆及房屋抵顶9#工程款，我方不予认可，2018.10.9使用奔驰车抵顶工程款，该收据没有新嘉公司盖章，真实性不予认可，也没有相关车辆过户、交付的证据予以佐证。2018.10.17使用房屋抵顶工程款，该收据没有新嘉公司盖章，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该收据表述为“公园道工程款用于抵顶祥和居5#-3-302”，该表述没有抵顶工程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相关房屋变更所有权登记的证明材料，2019.3.30使用房屋抵顶工程款，该收据没有新嘉公司盖章，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该收据表述为公园道工程款9#用于抵顶祥和居6#3-102，该表述没有抵顶工程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相关房屋变更所有权登记的证明材料，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我方进行综合质证，涉案9#、21#的工程款全部是由上诉人的房屋抵顶支付及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 本院认为，郭立峰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在2015年10月26日后曾为涉案楼盘的建设支付过工程款，但借款转工程款和以车、房抵顶工程款的相关证据未在本院规定的庭后五个工作日内提交，郭立峰对该部分工程款的支付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法院将双方的法律关系界定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中，双方之间就涉案的9#、21#楼仅签订了2015年10月26日的《补充协议》，除此之外双方没有提交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一审法院有鉴于此，从双方围绕9#、21#楼开发建设和销售等所实施的一系列具体民事法律行为综合分析，将双方的法律关系界定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因双方在2015年10月26日签订《补充协议》后，没有就合作开发中各自的投入和收益分配等相关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约定，一审法院对合作收入分配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但鉴于郭立峰已将汇海公司对其的借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诉至昌邑市人民法院，所诉金额中包括2015年10月26日之后发生于2015年11月2日的200万元、2015年11月5日的50万元、2015年11月19日的250万元、2015年11月27日的100万元、2016年3月25日的200万元、2016年4月19日的1100万元、2016年9月28日的30万元、2016年12月19日的20万元，以上共计1950万元。该宗款项在相关手续上表现为借款，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该宗款项为郭立峰的投资款且双方当事人亦均不认可为投资款的情况下，作出“合作主体之间对内的款项往来通常记作借贷往来，以用于将来的内部结算”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双方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投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至于汇海公司关于郭立峰应返还剩余空白收据及转账支票的主张，汇海公司可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亦可在双方就合资合作关系相关权利义务协商过程中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汇海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7408元，由上诉人昌邑市汇海置业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娄勇军 审判员  岳彩林 审判员  曹 毅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 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