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21民初982号原告：刘根庭，男，195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井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袛俊生，河北省井陉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告：高玉兵（又名高黄文），男，1963年2月27日生，汉族，住井陉县，住本村。被告：刘海云，女，196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井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自鹏，石家庄市井陉兴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增光，男，1969年2月18日，汉族，住井陉县。系被告刘海云丈夫。被告：井陉县微水镇栾家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井陉县微水镇栾家窑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130121059446664F。法定代表人：刘海军，系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旭，河北佳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根庭与被告高玉兵、刘海云、井陉县微水镇栾家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栾家窑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根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袛俊生、被告高玉兵、被告刘海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自鹏、马增光、被告栾家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刘海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根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对栾家窑村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事实与理由：1996年本村二轮土地承包后，为就近耕种，1996年3月28日，原告与本村栾某1、栾社贵签订土地互换耕种协议，将本人承包经营的杨树沟1.52亩土地与栾某1、栾社贵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土地互换耕种，同时约定其他收益以原村委登记归原地主所有。协议签订后，2002年，原告因身体不好等原因无暇经营，将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土地交由被告刘海云之父刘雨庭暂时代耕。后刘雨庭未经原告许可又将前头坡1.46亩土地交由被告刘海云耕种，柿子树洼1.21亩土地交给被告高玉兵耕种。2015年刘雨庭因病去世后，原告多次找到二被告要求其返还早年交由刘雨庭代耕的土地。但二被告均拒绝。2016年平赞高速施工占用了原告换出去的杨树沟1.52亩土地，原告依照1996年3月28日协议“收益归原地主所有”的约定主张取得该征用土地补偿款时遭拒，遂诉至井陉县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井陉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1民初1669号民事判决书判定：原告与栾某1、栾社贵互换土地后，各自取得了所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提起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终201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原告持上述两份生效判决书要求被告村委按照判决书确定的原告对互换后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判决进行权属登记，被告栾家窑村委会拒绝。原告与栾某1、栾社贵签订的协议，本意并非《土地承包法》第40条规定的经营权互换。但一二审法院均认可了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则原告丧失了原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取得了互换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高玉兵、刘海云二被告未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拒绝腾出土地，被告栾家窑村委会面对生效判决却拒绝为原告进行权属登记均侵犯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依据《土地承包法》和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诉至贵院要求依法审理，判如所请。被告高玉兵辩称，2012年村委会动过一回地，本案争议的柿子树洼1.21亩土地是村委补给我的。被告刘海云辩称，1、原告与答辩人诉争的1.46亩土地不存在，原告所诉没有事实根据。1996年土地承包时，村委会将前头坡三处共计3.13亩土地发包给了答辩人，之后一直由答辩人耕种。原告诉称的1.46亩土地没有根据，他所谓的“将争议地交给我父亲刘雨庭代耕”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情。答辩人一直耕种和管理前头坡的3.13亩土地，20多年来一直没有任何争议，就是原告上一次起诉，也并未将答辩人列为被告来主张权利。由此可见，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2、法院两审判决并非对争议地最终的权属确认，对本案并无约束力。原告上次起诉的对象为栾某1、栾社贵，主张争议地是他用其他地换回来的。而本次起诉又称争议地是自己的，到底是自己的还是换来的，原告自己也说不清楚。无论是原告固有的还是换来的，改变不了村委会的地亩账，改变不了答辩人一直耕种的事实。由此可见，原告争议与答辩人并无关系。生效的一审判决认定“以维持现状为宜”，但何为现状判决上并未明确，更未明确争议地的具体地块和亩数。二审判决虽然维持，但仍然没有明确这些内容。既然这些关键要素不明确，那么他对本案就没有任何约束力，法院自然也不应以这两份判决作为处理本案的根据。3、争议地已被征用铲除，原告主张确认权利已经丧失客观基础。争议地在2017年被高速公路征用并已铲除，诉讼的标的已经灭失，原告现在主张权利已经没有意义。综上，法院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栾家窑村委会辩称，1、本案是因土地权属发生的争议，依法应当先经行政机关处理，否则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故贵院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2、本案原告并未出具承包经营权合同和承包经营权证书，故原告属于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3、栾家窑村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后，于2012年依法进行了微调，并在2015年新一轮确权时经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按照2012年微调后的权属确权，故按照实际情况，原告对争议土地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所述，原告起诉争议土地权属并不明确，且与他人有争议，依法应承担驳回起诉，由有关政府部门裁决。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第一组证据：1、1996年3月28日原告与栾某1签订的土地互换耕种协议，证明原告与栾某1进行土地互换。在二轮土地承包后、互换之前，争议土地的初始承包经营权人为栾某1、栾社贵并非被告刘海云和高玉兵。2、井陉人民法院（2017）冀0121民初1669号民事判决书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终2017号民事判决书，该两份生效判决书对互换事实进行了查明且包括被告村委在内的当事人均认可，法院对互换事实予以采信，并且基于互换事实和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判明原告取得了互换后的本案争议土地前头坡1.46亩土地和柿子树洼1.21亩的承包经营权；3、上述案件井陉县人民法院2017年11月21日庭审笔录一份，证明原告将互换后的前头坡3块、柿子树洼1块土地交给刘雨庭代耕，也证明村委对前头坡1.46亩土地耕种现状的认可，村委认定1.46亩土地由刘海云耕种，1.21亩土地被告高玉兵自认耕种，不再提供证据。被告高玉兵对原告第一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无异议，提交的证据与我没有关系，我的地是村委补给我的。被告刘海云对原告第一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土地互换协议对刘海云没有约束力，原告提交的互换协议中的前头坡1.46亩土地是栾某1换的，但刘海云所耕种的前头坡1.36亩土地，面积不符。刘海云耕种的1.36亩土地是1996年以后承包村委会，而且承包后一直由自己耕种，与栾某1、栾社贵毫无关系。按原告称述，土地是栾某1、栾社贵两个人共同的，但这份互换协议上只有栾某1一人签字，而且本案的争议地并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就是栾某1、栾社贵二人承包的，因此这份互换耕种协议不具有合法性，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井陉县法院判决书的结果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至于双方互换的具体情况并没有详细的进行审查，特别是1.46亩土地是不是栾某1、栾社贵承包的，所涉及的1.46亩土地的具体坐落的当时的耕种情况，在判决书上均无显示，结合最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情况。这份判决不能证实原告所主张的证明内容，所以不具有证明效力。3、关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终2017号民事判决书，仍然没有审查本案争议土地的具体坐落、土地来源、经营状况，而且中院的判决是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另说明，中院判决驳回的主要观点是土地已经被征用，已经无法耕种，上诉人（原告）要求确认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实现耕种的目的，因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两份判决最重要的一条，均没有提起对1.4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均没有把刘海云作为案件当事人主张权利，说明在当时1.46亩土地并无任何争议，而且刘海云与原告也并不存在任何土地经营权纠纷。因此原告提供的两份判决对刘海云没有任何约束力。4、关于庭审笔录第17页，原告将互换的4块地都给了刘雨庭（刘海云父亲）代耕，只是原告当庭的陈述，并不是法庭审查后确认的事实，而且前头坡的1.36亩土地一直由刘海云耕种，根本不存在为他人代耕的情况。因此庭审笔录仍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栾家窑村委会对原告第一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互换协议，栾某1的签名有误，并且在本案中也未出庭作证，真实性不认可。关于井陉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不能证实对于原告与栾某1之间互换协议的效力的认定。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刘海云的质证意见。关于庭审笔录，可以证实在立案的一审中并未对本案争议土地的位置及承包合同、承包经营权证书等权属依据进行审查，故争议土地的权属不能明确。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证明关于诉争土地的权属及2012年栾家窑村是否进行过土地调整。1、原告在2015年后处理与被告高玉兵、刘海云土地纠纷时，现任村主任刘海军签字确认的地亩册复印件一份，该证据显示诉争的柿子树洼1.21亩土地仍然登记在栾某1、栾社贵名下，并非被告高玉兵辩称的诉争土地通过2012年微调调整到被告高玉兵名下。也证明了原告在栾某1、栾社贵互换时，栾某1、栾社贵拥有诉争土地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初始承包经营权。2、井陉县人民法院2018年8月28日对刘桂堂的询问笔录，案情是刘海云与栾双楼的土地经营权确认纠纷，该笔录证明了2012年栾家村虽然有土地调整的意向，但是因为不符合上级政策被叫停。在二轮承包时，被告刘海云作为刘雨庭家庭成员之一和其父亲一起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并非以户主形式单独取得承包经营权。刘桂堂卸任后向村委会移交的是土地地亩账的草稿，该草稿有不正确不完整的记录，后期整理的正本在其手中没有移交。3、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194号的生效判决书，该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有证人栾某1和村民代表张某当庭做过证，栾家村未在2012年进行过土地调整。村书记刘桂堂移交土地地亩账的草稿，正本未移交。村委会的几次会议记录并未明确载明将某一块土地承包给某某任何一个村民。4、2017年11月23日，栾家村50余户村民向上级部门反映栾家窑村委胡乱登记土地有违反乱纪现象的请愿书。被告高玉兵对原告第二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看这没有用，大队是2012年给我的地。被告刘海云对原告第二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关于原告提交的第一份证明，与被告刘海云没有关系，不再发表质证意见。关于刘桂堂的询问笔录，刘桂堂是栾家窑村2012年调整土地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因为刘桂堂当时是村支部书记，2012年的土地调整是在刘桂堂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时调整结束后，由刘桂堂执笔形成了承包地亩账并通过微水镇政府移交给了下一届村委会，现村主任刘海军保存的地亩账是刘桂堂移交下来的。因为栾家窑村1996年发包土地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和同，没有约定承包期限，因此根据2012年人地矛盾突出的情况，刘桂堂组织实施了全村的土地调整。刘桂堂卸任后不可能重新整理地亩账形成正本，也不可能在移交村委会地亩账上有丢三落四的发生，刘桂堂的询问笔录在当时开庭时，我们就提出了异议，认为刘桂堂所反映的情况严重不实。特别是村委会的地亩账具有物权确定和登记的效力，原审法院却采信了刘桂堂的个人的询问笔录导致案件处理不公。刘桂堂的询问笔录显然与事实不符，且刘桂堂是针对刘海云与栾双楼之间的纠纷而言，与本案无关联性，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关于中级法院的判决，因为该案处理的仍为刘海云与栾双楼之间的纠纷，并没有涉及到本案所争议的1.46亩土地的权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不能约束本案。关于调整土地上访证明，我方认为当时土地没有确定承包期限，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应当属于不定期的承包，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于2012年进行土地调整，且已调整结束，村委会正是按照2012年村委会所保存的地亩账进行本次的土地确权。现土地确权的相关资料均已上报，因此上访的证明材料与事实不符，其这份材料与本案的争议无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栾家窑村委会对原告第二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地亩账的复印件真实性认可，但该复印件系上届书记刘桂堂移交的地亩账中的一页，并不能充分反映2012年栾家窑村调整土地后的承包经营状况。关于询问笔录首先刘桂堂的陈述与其向村委签字移交的目录不一致，其次该笔录中虽然陈述地亩账存在草稿和正本，但草稿和正本除了是否有总数外，其他都一样。即使其向下一届移交的是草稿，对土地的承包情况也能进行说明，并且其陈述2012年只是调整了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没有调整成，也证实了2012年村里进行了土地微调。关于中级法院的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原告所述的栾某1等人的庭审证言在判决书中不能显示，并且判决书是确权纠纷，因没有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2017年10月23日的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签字人员未出庭作证，且签字人员大都系夫妻关系，并且该证明从侧面证实了栾家窑村因往届村干部工作不规范导致了栾家窑村土地权属不明确而引发的请愿和上访。原告提交第三组证据：栾家窑村2016年12月土地确权公示表照片打印件2张，该表显示被告刘海云名下有前头坡1.49亩土地及其他土地共7.95亩，该公示表与被告刘海云及被告村委提供的地亩账也不相符，而且刘海云次子马志伟及2016年刚出生的孙女马依娜根本就没有参与过二轮分地，该公示表显示均参与了二轮分地与事实不符。而且马依娜2016年刚出生名下就有了土地，可见栾家窑村土地乱象。被告高玉兵对原告第三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我没有意见。我的地是2012年给我分的地。被告刘海云对原告第三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我的次子马志伟参与二轮土地承包了，关于我的土地承包经营到现在一直耕种，有证人证实。原告方原告提交的表不知道是什么表，没有题头，不能说明是土地确权公示表。表上的刘海云家庭成员与土地承包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不能说明马志伟与马依娜确实分到了土地。根据原告提交表上的记载前头坡恰恰没有本案争议的1.46亩土地。这个表作为证据提交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而且这张表没有有关人员的签字与核实。特别是表上不能说明出处，所以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两张表明显不是出自一处，不能说明两张表之间的关系。被告栾家窑村委会对原告第三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是村委的公示，村委一共公示3次。被告刘海云提交第一组证据：大队地亩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2年大队补给我的土地。原告对被告刘海云第一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被告刘海云提交的复印件没有证据效力；被告刘海云提交第二组证据：1、证人王某，出庭证明2012年动地，1996年我嫁到栾家窑村，没有地。2012年村委给我补的地，村里补地的人多。原告对证人王某证言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关于2012年栾家窑村是否调整过土地在其他案件中、生效判决中确认未调整过土地。证人在地亩账上没有签字确认，涉及的原地主没有签字确认，本人手里也没有证明其享有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证书的权利凭证，不能证实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法对土地调整进行了土地的限制，30年不变的大政策，除非有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才能调整，而且规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程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报经县、乡人民政府批准方可证明。栾家窑村没有经过村民的开会讨论记录、没有调整土地方案、没有县、乡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村民手里仍然没有承包合同，涉及土地村民均没有签字确认。所谓的土地调整只不过是村干部违反法律规定，把30年承包期内不能收回的土地强行写到其他村民名下，这既不是土地调整也不能产生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效果。证人王某未向法庭称明其为被告刘海云儿媳的亲姨妈，刻意回避双方的利害关系，证言不能采信。而且其名下代耕的土地为案外人王彦青承包经营，王彦青与被告村委有其他诉讼争议。被告刘海云对证人王某的证言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人证实2012年有刘桂堂书记调整过土地。当时调整的范围不是个别调整的。栾家窑村的土地确权是根据2012年土地调整的结果进行的，说明栾家窑村在96年没有土地承包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土地承包期限的情况下属于土地的不定期承包，2012年土地调整是有其合法基础的。被告栾家窑村委会对证人王某的证言无异议。2、证人陈某出庭证明，证实从1993年到现在我给前头坡最高处的地浇地，我给刘海云的丈夫马牛小（马增光）帮忙浇地，那块地大概20多亩，是个果园，从2012年个别动地，当时书记是刘桂堂。原告对证人陈某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证言不具有法律效力，不予采信，浇的是果园，不是诉争土地，与本案无关。被告刘海云对证人陈某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浇地包括诉争地，证人说已经耕种20多年了。被告栾家窑村委会对证人陈某证言无异议。3、证人栾某2（被告刘海云的亲姑父）出庭证明给刘海云丈夫的地前头坡的地干过活，前头坡有三块地，多少亩不清楚。原告对证人栾某2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与被告刘海云具有亲属关系，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不应采信。其证言不能证实被告刘海云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恰恰印证了原告与刘雨庭的代耕关系。被告刘海云对证人栾某2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已经证实刘海云耕种前头坡的土地至少有15年以上，此说明前头坡的土地，刘海云享有初始承包经营权与栾某1、栾社贵无关系。被告栾家窑村委会对证人栾某2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无异议。被告刘海云提交第三组证据：1、征地合同和村委会的证明证实土地在征用前后土地相关的手续一直由刘海云办理，原告并没有主张过任何权利。2、陈某、刘国辉、高三明的书面证言证实前头坡的土地自1996年以来一直由刘海云耕种。原告对被告刘海云的第三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在栾双楼与被告刘海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中，刘桂堂提供了刘雨庭家承包经营底账，在二轮承包时刘海云属于未婚妇女，没有取得单独承包经营权，其家庭承包的土地没有一块在前头坡。其主张的前头坡另案的因未提供享有初始承包经营权而败诉。地亩账不具有物权效力不具有承包经营权。对拆迁协议无异议，证明刘海云冒领征地补偿款的事实。村委证明有异议，刘海军系刘海云的亲弟弟，双方具有亲属关系。对三份证人证言不质证，因为证人未到庭。被告高玉兵对被告刘海云提交第三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栾家窑村委会对被告刘海云提交第三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关于地亩账应以原件为准。对拆迁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村委会的证明不包括本案争议的1.46亩土地。对三份证明证言未到庭不予质证。被告栾家窑村委会提交第一组证据：地亩账原件。原告对被告栾家窑村委会第一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村委提供的地亩账有黏贴的痕迹，明显造假，不具有真实性，而且该地亩账通过质证是草稿，和我们提交的刘海军签字的证据是一致的，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并没有登记在被告高玉兵名下，仍登记在栾某1、栾社贵名下。我们提交的证据是2017年处理栾某1、栾社贵案件案后调解时村委提供的，应以这个为准，也证明2012年没有调整过土地。被告高玉兵对被告栾家窑村委会第一组证据无异议。被告刘海云对被告栾家窑村委会第一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村委会的地亩账证实刘海云在前头坡承包的3处土地，其中一处1.36亩、1.4亩、0.37亩合计3.13亩，其中没有原告主张的1.46亩土地。征地合同和村委会的证明证实土地在征用前后土地相关的手续一直由刘海云办理，原告并没有主张过任何权利。被告栾家窑村委会提交第二组证据：1、提交2015.3.16支部党员大会记录证实上届书记刘桂堂将地亩账移交给本届书记刘海军。2、提交刘桂堂移交的地亩账一份证实2012年经刘桂堂组织并亲笔记录的调整土地后土地承包情况，并且证实原告提交的地亩账1页在村委会提交地亩账中，但是其画圈的部分的柿洼与地亩账中高玉兵的柿子树洼地名不符。3、提交支部党员大会记录和村民委员会记录共三份证实2015年新一轮的确权登记，以2012年调整后的地承包经营状况为准。原告对被告栾家窑村委会第二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刘桂堂移交的是草稿，有很多错误，与刘海军签字确认的地亩账复印件相矛盾，正本并未提交，地亩账涉嫌造假。支部党员记录并没有证实移交的是地亩账正本。2015年和2016年的会议记录真实性有异议，在栾双楼一案中，张某是村民代表，否认参加过这样的会议。如果涉及土地调整应该在2012年调整之前召开会议，后面开的会议不能证明进行过土地调整，更没有将诉争土地调整给被告高玉兵和被告刘海云。被告高玉兵对被告栾家窑村委会第二组证据无异议。被告刘海云对被告栾家窑村委会第二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经审理查明，l996年左右，原告将承包本村“杨树沟”土地1.52亩与栾某1、栾润贵“柿子树洼”1.2l亩、“前头坡”1.46亩土地互换耕种，双方签订互换协议。2017年10月26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本村“杨树沟”l.5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享有。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冀0121民初1669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告与被告栾某1、栾社贵互换土地后，各自取得所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冀01民终2017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协议属于土地承包权互换协议，故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了互换之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丧失了原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维持了一审判决。2012年被告栾家窑村委会欲将全村土地进行小调整，因种种原因土地小调整也未完成。涉案的“柿子树洼”1.2l亩土地现在由被告高玉兵耕种。“前头坡”1.46亩土地由被告刘海云耕种，其中部分土地被平赞高速公路征用，补偿款因原告申请已被冻结。原告于2019年5月27日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告对栾家窑村“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原告是否取得涉案“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土地的初始承包经营权。由已生效的井陉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1民初1669号民事判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终2017号民事判决确定：原告与栾某1、栾社贵互换土地后，各自取得了所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对互换后“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土地享有初始承包经营权。二、涉案的“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土地现在是否由被告高玉兵、刘海云耕种。被告高玉兵对耕种涉案的“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在庭审中已自认。关于被告刘海云耕种涉案的“前头坡”1.46亩土地，在（2017）冀0121民初1669号案件民事审判笔录中，被告栾家窑村委会陈述涉案的“前头坡”1.46亩土地在被告刘海云名下，有上届村委地亩册为证。故对被告刘海云耕种涉案的“前头坡”1.46亩土地的事实予以确认。三、关于被告栾家窑村委会是否在2012年进行土地调整。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作了严格的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2012年被告栾家窑村委会欲将全村土地进行小调整，因种种原因土地小调整也未完成。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194号民事判决对此事实予以确认，由此可认定，被告栾家窑村委会在2012年未进行土地调整。四、原告是否仍对涉案“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法律对土地流转方式中的转让及承包方交回土地的情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原告家庭不属“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承包方”，且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作为承包方亦未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村委）自愿交回承包地，故被告高玉兵、刘海云耕种涉案土地的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要件，不属土地流转方式中的转让方式，也不属于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告对涉案“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该土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坐落于井陉县微水镇栾家窑村“柿子树洼”1.21亩土地和“前头坡”1.4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刘根庭享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高玉兵、刘海云各负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驭坤审 判 员  杨艳芬人民陪审员  付春丽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梁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