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33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巴本波，男，197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本刚，山东文康（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美英，女，197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系巴本波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连玉，女，1962年2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逢祥，男，196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女，196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传宁，男，196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云飞，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巴本波因与被上诉人刘连玉、赵逢祥、王传宁、张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1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巴本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四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费用46005.25元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土地不属于被征用的范畴，系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征用的特征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用主体为“国家”，征用本身的法律后果是“原使用权人丧失使用权”，同时征用土地应给予补偿。本案中所涉及的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原因，是国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限制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不能进行大棚种植，相当于上诉人作为原土地使用权人丧失了部分土地使用权，被上诉人作为承包人，其承包土地的用途也相应受到限制，政府也因此按照拆迁补偿的标准给予了相应补偿。因此，涉案土地无论从目的、主体、法律后果来讲，均符合土地征用的特征。2.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国家征用集体土地使用权必须是征用土地的全部权能和权利，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征用部分土地使用权不属于土地征用。本案土地被限制使用用途，从征用主体、征用目的、补偿形式、征用结果来看，均符合土地征用的特征。3.国家对集体土地在行政层面上的处置，无非就是“征收”和“征用”两种形式。对农民来讲，大棚种植是土地使用的一项最主要用途，本案土地被限制使用用途后，上诉人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对原来的土地使用已经丧失了主要用途，却得不到任何补偿，显失公平。4.被上诉人领取补偿费用的单据明确载明“地上附着补偿费发放表”，而“地上附着物补偿”也只发生在土地被征收或者征用的情况下，这也充分证明本案所涉的各项补偿费用的性质就是土地征用所取得的补偿。二、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足以证明，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次占用土地符合合同约定条件，并且同意“对相关补偿平均分配”。一审法院认为录音内容中“一审被告主张按照合同办”，同时又认为本案所涉争议不属于土地征用，但实际上，该录音中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是“本案符合合同约定的平均分配补偿费用的条件”，同意按照合同约定对补偿费用进行分配，而且在录音最后的内容中双方已就土地补偿费用如何“一家一半进行分配”达成明确的、一致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该录音中可以证明本案事实的关键内容未予采用，而对于证据内容进行曲解认定，致使判决不公正。1.在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各被上诉人均明确认可了其所取得的补偿款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而且不仅同意“按照合同走”，对补偿费用也同意“一家一半”进行平均分配（详见录音材料）。2.从录音内容可以看出，各被上诉人在涉案土地被征用后，均作出了“补偿款应按合同约定平均分配”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总则第136条和第13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同意将补偿款平均分配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述意思表示未经上诉人同意也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三、事实上，即使涉案土地不属于土地征用，被上诉人在录音中同意将土地补偿款平均分配的意思表示，也属于对原合同的补充约定，该约定同样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应当按照补充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将其取得的补偿款与上诉人平均分配。被上诉人刘连玉、赵逢祥、王传宁、张伟答辩称，本案诉争的土地没有被征收或征用，只是因为寿光水灾的教训，福山区人民政府规定在河道80米范围内不能从事大棚种植，防止塑料或其他杂物阻塞河道，本案诉讼的补偿款就是拆除被上诉人三家在80米范围内部分大棚的补偿，不在80米范围内的土地现在仍由被上诉人三家继续大棚种植，在80米范围内土地也仍由被上诉人三家种植其他农作物，因此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巴本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补偿费用46005.2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被告均系同村村民，被告赵逢祥、刘连玉系夫妻关系。2017年5月3日，原告（合同甲方）和被告赵逢祥、王传宁、张伟（合同乙方）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乙方承包甲方土地（位于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从双方共同遵守：一、承包土地四至：东至张香德承包地、西至东西长50米、南至三米道边、北至三米道边，面积约为3.75亩。二、承包期限：承包期限为5年半，自2017年10月10日至2022年10月10日。三、承包费用：土地承包费为每年3750元（大写：叁仟柒佰伍拾元），乙方应于每年4月10日前支付本年度承包费。如乙方逾期支付承包费，则甲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承包地范围内的作物及其他附着物甲方有权处置。四、本合同履行期间，如遇村集体收回承包地或者国家征收、征用承包地，本合同自实际收回、征收、征用承包地时即自行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责任，承包费用按实际承包期限结算。村集体收回或者国家征收、征用承包地时，所支付的土地补偿费用归甲方所有，基于该土地支付的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补偿费由甲乙双方平均分配，双方各得50％。五、本合同到期后，乙方应在合同到期后3日内将承包地交还甲方，并将乙方在承包地范围内遗留的作物、垃圾废弃物及其他附着物等清理完毕。六、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一条约定，均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一万元。七、乙方三人对本合同项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八、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合同有原告和被告刘连玉的签名、捺手印。同日，张香德（合同甲方）和被告赵逢祥、王传宁、张伟（合同乙方）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乙方承包甲方土地（位于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一、承包土地四至：东至巴礼江承包地、西至巴本波承包地、南至三米道边、北至三米道边，面积约为3.15亩。二、承包期限：承包期限为5年半，自2017年10月10日至2022年10月10日。三、承包费用：土地承包费为每年2835元（大写：贰仟捌佰叁拾伍元），乙方应于每年4月10日前支付本年度承包费。如乙方逾期支付承包费，则甲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承包地范围内的作物及其他附着物甲方有权处置。四、本合同履行期间，如遇村集体收回承包地或者国家征收、征用承包地，本合同自实际收回、征收、征用承包地时即自行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责任，承包费用按实际承包期限结算。村集体收回或者国家征收、征用承包地时，所支付的土地补偿费用归甲方所有，基于该土地支付的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补偿费由甲乙双方平均分配，双方各得50％。五、位于承包地中部北头现有小房一座为甲方所有，乙方在承包期间内可以合理使用并负责维护，但不得损坏。如遇村集体收回或者国家征收、征用承包地时，就该小房所支付的补偿费归甲方所有。六、本合同到期后，乙方应在合同到期后3日内将承包地交还甲方，并将乙方在承包地范围内遗留的作物、垃圾废弃物及其他附着物等清理完毕。七、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一条约定，均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一万元。八、乙方三人对本合同项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九、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合同有张香德和被告刘连玉的签名、捺手印。原告主张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地点均是张香德家，时间均是2017年5月3日。被告对此无异议，主张因为王传宁、张伟没有时间，所以由被告刘连玉代签。原告主张经与张香德协商一致，张香德将其和四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合同权利全部转让给原告；2018年8月15日，张香德向四被告邮寄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赵逢祥及刘连玉、王传宁、张伟：经与巴本波协商一致，本人已将本人与你方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项下的所有合同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合同第四条约定的青苗费、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补偿费用的分配和取得权）转让给巴本波（身份证号：）。请你方在接到本通知后，向巴本波履行上述《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了债权转让通知书、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和回执查询单。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此无异议，主张已收到特快专递。原告主张2018年8月初，被告张伟、王传宁、刘连玉在签字并领取了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合计92010.50元，其中张伟23876元（大棚18690元、菜2950元、滴灌236元、棉被1000元、卷帘机1000元）、王传宁21387.50元（大棚13650元、菜5312.50元、滴灌425元、棉被1000元、卷帘机1000元）、赵逢祥46747元（大棚15120元、菜4925元、滴灌394元、棉被2000元、卷帘机2000元；大棚18690元、菜3350元、滴灌268元）。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了有被告张伟、王传宁、刘连玉签名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发放表为证。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此无异议。原告主张原、被告就本次征用土地的性质符合合同约定达成共识，双方同意按照合同约定平均分配补偿费。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了赵美英、张香德与王传宁、王传宁的妻子、赵逢祥、刘连玉、张伟于2018年8月4日的通话录音和书面材料。原告主张在场人还有巴本志、巴本刚，第一段录音在王传宁家中，第二段和第三段录音在刘连玉、赵逢祥家中。经庭审质证，被告对通话录音及书面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主张原告的代理律师及其妻子赵美英、张香德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包括四被告在内的老百姓均认为所领取的补偿款就是征用土地的补偿，被告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虽然对合同内容不满意仍然签订合同，被告经村委工作人员及村民提醒才知道所领取补偿费并不是征用土地补偿，而是自身投资大棚补偿；原告按照合同应得50%补偿的前提条件是承包土地被征用，从录音中可知原告知道土地没有被征用，原告没有领取征用土地所得补偿款，原告在明知情况下，原告代理人和亲属仍逼迫被告按照合同履行，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此，录音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原告主张两份承包合同约定的土地被政府限制使用方式，原先可以烤大棚，现在不能烤大棚，属于征用部分土地使用权，也属于征用土地的一种形式；该两块土地现在还由被告管理使用，有些地方不能烤大棚。被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承包土地没有被村集体收回，也没有被国家征用，国家征用土地有一套完整程序，前提条件是集体土地改为国家用地，在事实和法律上没有部分征用概念，或者限制土地用途或者被征用。被告认可该两块土地现在仍由被告管理使用。被告主张两份承包合同约定的土地没有被村集体收回，也没有被国家征收、征用。为证明其主张成立，被告提供了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8年7月2日印发的《福山区大沽夹河河道管理范围内环境突出问题整治实施方案》。被告主张为了阻止阻碍污染物进入河道，在河道两边的一定范围内不允许烤大棚，也是为了避免大棚的塑料物、杂物阻碍水道，因此2018年7月份由福山区水利局牵头与被告协商拆除大棚，这才有了补偿内容，并不是土地征用；到河边约80米范围内不允许烤大棚，可以种别的庄稼物。经庭审质证，原告主张对该文件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清楚；从该文件内容看恰恰证明原告主张的本次征用属于土地征用的一种形式；从内容看征用目的是公共利益，征用主体为国家，征用部分土地使用权，补偿标准及程序也是按照国家现行的拆迁政策及程序执行，完全符合土地征用的条件。被告主张赵逢祥、刘连玉系夫妻关系，原告只能选择其中之一作为被告。原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被告刘连玉在两份合同的乙方处签名，该签名不仅是代表其他被告，也是其自身意思表示；因被告刘连玉、赵逢祥系夫妻关系，签署承包土地合同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共同经营所产生的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承担相应责任，故二人应当成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张香德和被告分别签订的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体现，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且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故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主张其和张香德协商一致将张香德和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权利全部转让给原告，因原告提供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能够证明其主张成立，且原告提供的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和回执查询单能够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履行通知义务，被告对此也无异议，故对原告的此主张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所承包土地被政府限制使用，部分土地不能建设大棚，属于征用部分土地使用权，因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地方性法规可知：土地征收是指为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行为，是土地所有权的根本改变；土地征用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征用条件结束以后，仍需要将土地交还给农民集体，不发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根据《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关于福山区大沽夹河河道管理范围内环境突出问题整治实施方案》可知：大沽夹河河道两侧的大棚建筑物等统一被拆除，不得在该范围内的土地上修建看护房、农业大棚、养殖大棚等建筑物。被告所承包土地属于被整治范围，部分土地被限制建设大棚，土地仍由被告管理使用，既未转为国有土地，也未被国家征用，被告所承包的土地不属于被国家征收、征用的范畴，原告对其主张也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故对原告的此主张不支持。虽然原告、张香德和被告签订的两份土地承包合同均约定“村集体收回或者国家征收、征用承包地时，基于该土地支付的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补偿费由双方平均分配，双方各得50%”，因被告所承包的土地既未被国家征收，转为国有土地，也未被国家征用或村集体收回，该承包地仍由被告管理使用，且被告在通话录音中均主张按照合同办，原告主张被告应返还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费用46005.25元不符合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平均分配条件，故对原告的此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第四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判决：驳回原告巴本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0元，减半收取475元，由原告巴本波负担。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巴本波提交由房绍坤、王洪平著作的《公益征收法研究》中部分内容，证明本案所涉补偿款属于管制型征收；提交法制日报2017年1月3日登载的文章一篇，其内容所涉事实与本案类似，但当事人也被给予合理补偿，政府与有关专家进行研究均认为责令拆除决定实际上属于管制型征收。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两份文章属于学术研究范畴。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是，涉案46005.25元是否属于征收征用补偿款，应否给予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土地征收是指为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行为，是土地所有权的根本改变；土地征用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征用条件结束以后，仍需要将土地交还给农民集体，不发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本案诉争的土地虽然被政府部门限制建设大棚，但土地仍由被上诉人管理使用，既未转为国有土地，也未被国家征用，故不属于被国家征收、征用的范畴。上诉人认为涉案土地被国家征收或征用，理由不当，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从一审期间的录音证据来看，各被上诉人均主张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因政府对涉案土地的处置不属于国家对土地的征收、征用，即不符合“村集体收回或者国家征收、征用承包地时……”的条件，上诉人要求双方平均分配涉案款项，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巴本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0元，由上诉人巴本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