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7466号 原告：夏国生承包经营户（户内成员：夏国生、俞满芹、夏佳峰、杨根宝）。 诉讼代表人：夏国生，男，1971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户主。 被告：杭州萧山所前山联股份经济联合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882530452，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山联村。 法定代表人：金建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江，杭州市萧山区方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夏国生承包经营户诉被告杭州萧山所前山联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山联经联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预立案后，依法进行了法庭调查。本案于同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诉讼代表人夏国生以及被告山联经联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江到庭参加诉讼。双方申请本案审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经批准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夏国生承包经营户向本院提出经明确后的诉讼请求：1.因土地使用证变更，由被告按新确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面积计算承包款项并补足使用13年（自200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自2019年开始的费用之后再说）的多余面积款项计1638.52元（0.092亩×1370元/年×13年）；2.解除双方之间的流转协议；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 2006年，原告承包经营地流转给被告，现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土地面积已变更 ，被告理应按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支付款项，经交涉其不予支付，还无故拖欠，本来约定于当年的12月30日前支付，但被告每年都要到农历年底甚至次年的1、2月份才支付，已构成违约。 综上，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山联经联社辩称。 一、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系行政协议，如原告认为其权益受侵害，应通过行政诉讼或其他方式获得救济。首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在承包土地由村集体所有、在法律授权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的情况下，为实现国家管理目的而签订，符合行政合同的特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农业领域的管理方式上，行政合同已占据主导地位，合同归入行政合同的范畴已成为共识。其次，农村集体与内部成员之间签订具有责任制性质的土地承包合同，双方主体具有管理与被管理这一不平等的隶属性。再者，行政协议更注重合同签订前的基础关系，更具真实合法性。二、关于本案事实。1.本案中，被告并未拖欠原告任何土地承包收益，更不存在应补足其款项的说法。1996年10月20日，原、被告签订《萧山市人口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面积合计1.52亩，即原告人口4人，每人0.38亩，地理位置为外畈，承包期限从1996年12月1日至2026年11月30日等内容。嗣后，双方又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以下简称“流转协议”），约定原告将上述1.524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被告发包，期限自2007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0日，补偿办法为被告每年按每亩500市斤省内地产标一晚米折价补偿给原告等内容。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补偿义务。2016年，萧山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同年12月27日，双方确认案涉土地现状面积为1.616亩，合同面积为1.524亩。2017年7、8月，被告经合法程序先后通过《所前镇山联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实施方案》和村民代表会议，明确案涉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以第二轮即1996年土地承包为基础，在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土地确权事宜”，明确“现有承包地块实测面积大于原承包面积的，在确权登记颁证时按实测面积填写。同时，在登记簿备注栏中注明原权证面积和溢余面积数量，并明确新权证颁发后，溢余面积可由农户种植，但在征地、流转等过程中不作为依据，仍按1996年分地时的应得面积作为计算依据”等。2018年7月5日，双方签订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但该合同未记载承包合同面积。2018年9月22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浙（2018）萧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03135号证书，其中载明原告承包土地面积为1.616亩。2018年12月，被告通知原告领取2019年度土地经营权补偿款，但原告以应按面积1.616亩计算补偿款为由拒绝受领，并于2019年初起诉来院。2.案涉土地承包的合同面积应以1.524亩为准。（1）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系家庭承包责任制，具有国家管理性质及公信力，签订协议前大量的前置性工作并未形成相关资料。本案中，萧山区于2016年开启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双方于2016年12月27日在《萧山区所前镇山联村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基本信息调查摸底表》中约定案涉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为1.524亩，该摸底表系新承包合同的基础及组成部分，故虽然新的承包合同仅记载现状面积1.616亩，而未记载合同面积1.524亩，但不影响案涉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为1.524亩的事实。（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双方于1996年10月20日所签订的旧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且至今仍在承包期内，且该合同客观反映双方之间的基础关系和约定内容，这也是新承包合同的基础。（3）案涉承包合同按农村人口签订，每户承包面积均按0.38亩/人计算，不仅仅针对原告。（4）自1996年10月至今，案涉土地并无法定事由增加或减少面积，仍为1.524亩。（5）2012年8月，案涉流转协议明确按1.524亩计算。（6）原告自2007-2017年间均按承包面积1.524亩计算并领取流转款项，且从未提出异议。（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村民代表会议在村自治组织内具有最高效力。具体到本案，2017年8月的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明确案涉土地承包的确权面积应按1996年分地时的面积为准，该决议合法有效且对原告具有约束力。3.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面积，应以土地承包合同所记载面积为准。（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系依据土地承包合同创设，且不采登记生效主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仅是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凭证，并非设立权利依据。因此，当土地承包合同与经营权证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情形下，应以合同为准。（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的规定，说明是否取得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非合同生效的要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不是物权设立的公示方法，对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并无影响，应属备案性质。（3）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的规定，不难看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基于合同依法成立而产生，属于国家对承包经营权的事后确认，而非直接赋予承包方的许可证书，其颁发、变更及作废完全依附合同，不是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变动而变动，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当然无法对抗合同的效力。三、退一万步来讲，假设原告的理由成立，即按面积1.616亩计算，其诉请也已超过合同法关于分期付款及诉讼时效为一年的规定，被告也无须补足相关款项。四、关于原告的解除主张，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案涉流转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未违背法律关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也不符合法定或约定解除的情形，当然依法有效且不能随意解除。 综上，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有原告提供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被告提供的所前镇夏山埭村1996年人口田分布情况、《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201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山联村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基本信息调查摸底表、所前镇山联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实施方案、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土地流转款项的记账凭证、领取清单工资表及证明，当事人对证据予以认可，且系双方认可的无争议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部分，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供的新旧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夏月昌出具的说明及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其中说明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应为证人证言，故不予认定；就其余证据，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以及新的权证与承包合同及案涉流转协议所涉面积的差异为原告所主张0.092亩的事实，结合庭审中被告方就面积差异所产生原因的陈述，可知现在原告的承包土地面积应为1.616亩。对被告提供的《萧山市人口田承包合同》，原告对自身合同无异议，故予以确认；其余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旧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中载明其承包土地面积为1.52亩。1996年10月20日，原、被告签订《萧山市人口田承包合同》，约定原告承包人口4人，每人0.38亩，共1.52亩，地理位置为外畈。承包期限从1996年12月1日至2026年11月30日等内容。后双方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约定原告自愿将其承包的人口田1.524亩的经营权委托给被告发包，期限自2007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0日，补偿办法为被告每年按每亩500市斤省内地产标一晚米折价补偿给原告，委托期内米价折价低于750元按750元补偿给原告，米价折价款高于750元时按实支付给原告。被告将折算的补偿金提前一年支付，付款时间为每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付给原告，原告原应交纳的承包款不再向被告交纳。原告方在办理农转非人员养老安置后，本协议终止等内容。之后，除双方争议的2010年度基础费用外，被告支付了截至2018年底的其余合同补偿费用。后萧山区开展新一轮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2016年12月27日，原告承包地经调查摸底确认合同面积为1.524亩，现状面积为1.616亩。2017年8月，所前镇山联村经民主程序表决通过《所前镇山联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实施方案》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前述方案中明确：以1996年以来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确定的承包关系为依据，结合本村实际情况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口粮田”按原承包关系经实测后的承包面积确权确地到户，“责任田”以确权确面的方式到户。前述决议所涉“土地确权事宜”中明确：（1）现有承包地块实测面积大于原承包权证面积的，在确权登记颁证时按实测面积填写。同时，在登记簿备注栏中注明原权证面积和溢余面积数量。（2）新权证颁发后，溢余面积可由农户种植，但在征地、流转等过程中，不作为依据，仍然按96年分地时的应得面积作为计算依据等。2018年7月5日，双方签订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土地面积1.616亩，期限自1996年11月30日至2026年11月29日等内容。2018年9月22日，原告土地经确权登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其承包地总面积为1.616亩，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后原告未领取2019年度土地经营权补偿款，并起诉来院，案经调解无效。 另查明，所前镇夏山埭村1996年人口田档案中载明“原告人口4人，结算人口田面积1066.7平方米，扣除超建房面积50.4平方米后尚可得部分为1016.9平方米，实际丈量面积1016.9平方米，备注栏注明‘1.524亩’”等。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点，一、案涉流转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系行政合同抑或民事合同。庭审中，被告主张前述承包合同系行政协议，与本案争议的流转协议性质并不相关，不能以承包合同性质类推流转协议性质。案涉流转协议明确乙方自愿将其家庭承包地的经营权委托给甲方发包，系有偿流转，并由甲方支付相应补偿费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平等、自愿及有偿原则，显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处分行为及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 二、关于原告所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原告主张的是新承包经营权证与流转协议之间差异土地面积按流转协议约定计算的补偿费用，而新权证登记时间为2018年9月22日，应视为原告方自此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主张前述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的相应辩称缺乏法律依据，故不予采信。 三、 原告所主张权利的合法依据、流转协议的解除问题及责任认定。本案中，原告依据新的承包经营权证等主张被告实际多用土地，应支付该差异土地面积0.092亩的补偿款。根据所前镇山联村于2017年8月经民主程序表决通过的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其中明确“新权证颁发后，溢余面积可由农户种植，但在征地、流转等过程中，不作为依据，仍然按96年分地时的应得面积作为计算依据”等，应对本集体组织成员具有约束力。而按1996年该村分地时的原告应得面积1016.9平方米，与流转协议所涉1.524亩相一致，故原告的补偿费用仍应按案涉流转协议面积及标准计算，其前述主张缺乏相应依据，故不予支持。被告的相应合理辩称，具有事实依据，故予以采信。至于原告主张的解除协议诉请，因合同可继续履行，且其提出的逾期支付主张，依据尚不充分，故亦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夏国生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夏国生承包经营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卜训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富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