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723行初5号 原告邓文华，男，1963年12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代理人邓才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系特别授权）。 被告三台县潼川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三台县北泉路。 法定代表人陈刚，系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敬华平，四川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文华诉被告三台县潼川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潼川镇政府）行政协议纠纷一案，三台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管辖。2019年2月20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7行辖8号行政裁定书，将本案指定本院管辖。2019年3月5日，本院立案受理后，向被告潼川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通知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文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邓才华、被告潼川镇政府负责人副镇长陈明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敬华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潼川镇政府于2017年7月7日与原告邓文华签订《三台县潼川镇成巴高速入口提升改造农房及附属物拆迁协议》（以下简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将原告邓文华一家5口人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纳入天保村城中村改造范围，对原告邓文华的房屋、附属物进行补偿，补偿费、搬家费、临时过渡费、提前签订协议奖、提前拆迁奖等共计人民币184646.51元。同日，双方又签订《三台县潼川镇成巴高速入口提升改造货币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货币安置协议》），按照原告邓文华的书面《承诺书》和要求，对原告邓文华家5口人以货币方式进行安置，安置费计人民币57.6万元。 原告邓文华诉称：三台县大予膨润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予膨润土公司）与浙江三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公司）因建厂占地25.86亩，其中占用原告家的耕地、林地、自留地、生猪养殖场和房屋，均在征地范围内，共计4.352亩。2017年7月，潼川镇政府与原告就搬迁房屋形成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要求原告签字，但未给原告提供协议文本，使原告对补偿标准和补偿项目一直不清楚。原告领到的钱与原告请人计算的补偿金额相差太多，遂多次向被告索要协议文本，以及向市、县、镇政府信访。直到2018年10月17日，被告才向原告提供了2017年7月7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文本，原告才明确知道了没有补偿的项目和补偿标准、补偿类别错误。原告认为该协议：1.协议依据的补偿标准错误。该协议载明：依据《三台县潼川镇成巴高速出入口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的规定，原告的房屋和土地是大予膨润土公司扩建厂房的征地，不在此项目征地范围内，不应适用该细则。其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其补偿安置标准违法。同时，导致原告至今不知晓该《实施细则》的内容，《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与《三台县潼川镇成巴高速出入口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的内容严重不对等。2.少计算了居住房屋楼层和其他房屋面积。《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依据的面积系2012年测算，已经过5年多时间，原告三层楼房的房屋只计算了2层，其他附属房屋也少计算了面积。经原告多次信访和提供的房屋照片，被告在2018年10月17日的回复中，认可“少计算一层房屋98.9平方米”。为此，原告对《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显失公平。3.养猪场未进行补偿。原告经营的养殖场于2008年8月在原来小规模猪圈养殖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经潼川镇畜牧兽医站、国土资源所、村镇规划建设所、镇人民政府批准建设，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存栏母猪30头，年出栏肥猪600头。大予膨润土公司于2012年8月违法占地后，致使原告无法继续养猪致富，其家人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原告向三台县群工局提出信访申诉后，三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12年11月16日在对三台县群工局作出的（2012）彭建邦字第1007号信访件的回复中，承诺对养殖场异地搬迁或赔偿，但潼川镇政府承办人员“不作为”，至今没有兑现，在《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也未按养殖场标准进行补偿。4.原告家正常婚嫁、生育人口共计7人，均是本地户籍，《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只给按5人的标准计算了安置房面积，其行为错误，极不公平。上述四项中，涉及补偿标准错误，漏算房屋楼层面积，少算天燃气安装费，混淆房屋建造类型，以及少计算应补偿安置人口等，至少少给原告支付补偿款87万余元。为此，被告向原告提供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属于合同法意义上的格式合同，并利用其掌握拆迁补偿政策标准的优势，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所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的规定，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是原告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被告对涉及原告切身利益的主要条款未特别说明，致使原告遭受重大损失，合同显失公平。同时，该协议依据的《三台县潼川镇成巴高速出入口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不符合原告房屋位置、类别、面积、结构等实际情况，征收原告房屋、土地的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与原告于2017年7月7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2.判令被告依法依规与原告重新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复印件并在庭审中出示： 第一组证据：身份证。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适格。 第二组证据：《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货币安置协议》、《绵阳市信箱中心网上意见登载》。拟证明：被告与原告的合同关系，以及协议内容、价款和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证明协议征地项目是“成巴高速入口提升改造”。被告对原告的信件编号2018101541的回复，证明原告索要多次于2018年10月17日才取得所签订协议的原件，知晓协议的全部内容，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此日开始计算。 第三组证据：编号为32.33的《土地承包合同》、《常住人口登记卡》、三台县2013年建设用地勘测定界图（大予膨润土公司）。拟证明：原告家一共7人，有原告、原告配偶项术珍、长子邓万平、次子邓万涛、女儿邓明花、女婿江林、外孙女江某某，在天保村（7村）1社承包了土地4.2亩（1.82亩+2.38亩）。邓永户（已去世）系原告父亲，土地承包原则实行“减人不抽，添人不加”。原告全部的承包土地、房屋和部分林地已被大予膨润土公司占用。 第四组证据：房屋、养殖场、水泥路照片、《房屋、附属物清理登记表》、《三台县新（扩）建标准化规模猪场申报表》、三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邓文华信访问题的处理意见书”、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绵府函（2012）200号。拟证明：原告房屋是2楼加顶棚的砖混楼房，中型养殖场是砖瓦结构，水泥地坪和水泥路，面积、体积均超出协议书上的登记数目。登记时间是2012年，“参加人员签字”3人名字是同一人签字，且3人未来现场清理、登记，登记数字与实际不符，“户主签字”不是原告所签。原告2008年扩建养殖场面积360平方米，远远大于协议登记面积。证明养殖场2012年已建成，相关县领导亲自解决过养殖场赔偿问题。在2012年5月以后，市政府规定的三台县集体土地上房屋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见通知附表），案涉协议登记各项明显偏低。 第五组证据：《补偿协议签订告知书》。拟证明：潼川镇政府于2018年10月17日针对原告邓文华房屋拆迁，经核实砖混结构房屋98.9平方米漏算还未作补偿，告知及时到潼川镇广化办事处签订《补偿协议》便于进行补偿的事实。同时证明诉讼时效应从此日开始计算。 被告潼川镇政府辩称：一、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原告依法应当自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7月7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应当于2018年7月6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行使撤销权，而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并且原告已经受领了拆迁安置补偿款，其通过自己的行为也放弃了撤销权。二、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7月7日签订协议，起诉时效期至2018年1月6日止。三、原告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第五项：“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第十一项：“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规定的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首先，从第五项规定看，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原告并不是对征收决定、征用决定、补偿决定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而是对已经履行完毕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提起的诉讼，显然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其次，从第十一项规定看，原告仅能就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四种情形提起行政诉讼，其他情形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协议补偿标准过低、与市场价格不符、未全面进行补偿、显失公平等为由要求解除、变更、撤销协议乃至确认协议无效、违法的，均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次，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批复》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城市房屋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第二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中，原告对已经履行完毕的拆迁安置协议又反悔，根据该解释应当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而不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四、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双方已经完全履行了该协议。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于2008年4月13日发布的川办函（2008）73号文件第五条：“切实保障征地农民的基本居住条件，实施征地拆迁政府提供的基本住房建筑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被拆迁的农民在基本住房建筑面积内不支付购房费用，也不享受原住房拆迁补偿”的规定。为贯彻落实该文件精神，确保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潼川镇政府制定了《天保村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该文件补偿安置标准远高于川办函（2008）73号文件的补偿标准。本案中，原告签字确认的拆迁房屋及附属物：包括修建的砖混楼房面积为126.23平方米、超法律规定的小青瓦房127.69平方米、砖玻房62.54平方米、彩钢房68.85平方米，水泥路、围墙、猪圈等以及搬家和过渡及其奖金都得到了赔付。同时，原告全家5人按照2400元/平方米一次性进行货币补偿，安置补偿费为57.6万元。被告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后，同年9月向原告履行完付款义务，总计付款760646.51元。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潼川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并在庭审中出示： 第一组证据：《信用代码证书》、身份证、《情况说明》。拟证明：潼川镇政府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第二组证据：《关于实施天保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请示》、三府纪要（2017）62号、三台县政府常务会第7次《会议纪要》、《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三府发（2015）8号文件。拟证明：大予鹏润土公司向三台县政府请示对原告的房屋纳入天保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并经县政府同意，三台县宏达公司是天保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业主。三台县政府审议同意《关于实施天保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请示》。原告的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依据《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进行的。天保村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已按照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进行补偿，进一步证明原告的补偿标准高于集体土地征收的标准。 第三组证据：潼川镇政府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承诺书》、《委托书》、《房屋、附属物清理登记表》。拟证明：潼川镇政府与原告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原告明知且自行确认被纳入成巴高速出入口提升改造项目拆迁安置范围。同时，原告委托潼川镇政府向原告女儿邓明华划拨拆迁补偿款14万。原告签字确认的被拆迁房屋面积以及附属物。 第四组证据：转账支票、补偿领款单。拟证明：潼川镇政府完全履行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本院依原告的申请，向被告潼川镇政府调取《三台县潼川镇成巴高速出入口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被告潼川镇政府回复没有《三台县潼川镇成巴高速出入口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只有《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潼川镇政府出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一、对证据1的三性不持异议。 二、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持异议。 三、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对合法性持异议。 四、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对合法性持异议。 被告潼川镇政府对原告邓文华出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一、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 二、对证据2《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三性无异议，对《绵阳市信箱中心网上意见登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 三、对证据3《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关联性持异议；对三台县公安局潼川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三台县2013年建设用地勘测定界图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关联性有异议。 四、对证据4房屋照片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养殖场照片的三性持异议，不予认可；对水泥路照片的三性不持异议；对《房屋、附属物清理登记表》的三性不持异议；对《三台县新（扩）建标准化规模猪场申报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关于邓文华信访问题的处理意见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绵阳市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的三性不持异议。 五、对证据5的三性不持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邓文华出示的第四组证据中房屋、养殖场、水泥路照片、《房屋、附属物清理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三台县新（扩）建标准化规模猪场申报表》、三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邓文华信访问题的处理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原告邓文华出示的其余证据和被告潼川镇政府出示的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经审理查明：被告潼川镇政府系行政机关，三台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18年5月4日颁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原告邓文华与其妻项术珍（生于1961年5月12日，公民身份号码为：××××××××）的户籍为非农业家庭户，共同生育一女两子。女儿邓明花（生于1982年5月1日，公民身份号码为：××××××××）；长子邓万平（生于1984年7月30日，公民身份号码为：××××××××），户籍为农业家庭户；次子邓万涛（生于1987年1月4日，公民身份号码为××××××××，户籍为农业家庭户）。原告邓文华一家五人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前均居住、生活在三台县。1998年9月1日，原告邓文华作为承包方签订了编号为32号《土地承包合同》，填写了《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载明：土地承包面积为2.38亩，承包人口为5人，承包期限从1998年9月1日起至2027年8月31日止。原告邓文华之父邓永户土地承包面积为1.82亩，承包人口为2人（系原告邓文华父母），承包期限与原告邓文华家承包土地期限相同，原告邓文华父亲已死亡。原告邓文华女儿邓明花之夫即原告女婿江林（生于1979年5月27日，公民身份号码为××××××××）于2011年4月6日从三台县潼川镇禾加平渡村迁至。邓明花与江林之女即原告外孙女江某某（生于2004年12月12日，公民身份号码为：××××××××），户籍登记在。2014年7月31日，邓明花与江林在XXX“XXXX”购买住房一套，建筑面积为84.72平方米。原告邓文华在自家从事生猪养殖，系个体养殖户。2008年8月1日，原告邓文华提出新（扩）建标准化规模猪场申请，被相关部门批准。2012年12月5日，赖某某、傅某某、杨某某对原告邓文华家的房屋、附属物进行了清理登记，形成了“房屋、附属物清理登记表”。 大予膨润土公司系三台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企业，与三鼎公司合作开发有机膨润土，生产厂房紧邻原告邓文华家房屋，双方因相邻关系经常发生纠纷。2012年10月23日，因原告邓文华反映大予膨润土公司未经同意占用其使用的土地建设厂房，对其居住造成影响，要求解决。2012年11月16日，三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召集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作出《关于邓文华信访问题的处理意见书》，对损坏的林木、农作物核实后，由大予膨润土公司按规定予以补偿。2017年3月29日，潼川镇政府向三台县政府提出《关于实施天保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请示》，主要载明：成德南高速于2012年12月建成，其出入口位于。今年启动的高速出入口打造涉及天保村1、2、3、5、6组，按照项目规划，经过前期摸底，该项目涉及征地140.4亩，拆迁68户，搬迁企业2户，应拆房屋面积25840.56平方米（其中正在营业门面面积4500.23平方米），安置人口212人，修建安置房10176平方米。房屋征收补偿实行统建还房安置和货币化结算方式安置相结合，安置标准按照三府办（2008）45号文件执行。同时对房屋征收补偿方式、征收补偿方案、需用资金项及资金支付方式和相关审核认定程序进行了说明。同日，三台县政府召开第7次常务会议，审议了潼川镇政府提出的《关于实施天保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请示》，会议议定：一、原则同意该《请示》，由潼川镇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执行；二、所需拆迁费用在“美丽三台二期”项目锁定的1.4亿资金中列支，并形成了《常务会议纪要》。 2012年11月3日，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绵府函（2012）200号“关于印发绵阳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载明：该通知已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于2012年5月15日以后经有权机关批准征收的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一律按照此标准执行。三台县的补偿标准分别为：（1）征收土地青苗补偿费标准：大春1200元，小春（旱地）650元；（2）房屋重置价标准：砖混结构每平方米730元，砖木结构每平方米550元，土木、木结构每平方米430元，简易结构每平方米160元；（3）地上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标准，共计34项；（4）零星林木补偿标准，共计15项；（5）成片材木补偿标准，共计16项；（6）畜禽养殖场补偿标准，共计9项。 2015年4月9日，三台县政府作出三府发（2015）8号《三台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并经三台县政府第34次常务会审议通过，对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征收决定、评估、补偿、补助与奖励、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2017年5月，潼川镇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台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规定，制定了《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主要载明：第一条适用范围，本《实施细则》适用于1社、2社、3社、5社、6社改造范围内房屋的征收安置补偿。第三条征收补偿方式，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按照《三台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三府发（2015）8号］执行；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式采用统建还房安置和货币补偿两种方式，由被拆迁人自愿选择其中一种；（二）货币化结算方式，1.被拆迁的旧房残值、附属物、构筑物补偿标准按本《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附表执行；2.被拆迁人符合安置条件，自愿选择货币化方式进行安置的，以安置人口计算，根据应为其提供的安置房面积，按2400元／平方米一次性支付货币补偿款，拆迁人不再为其提供统建安置住房；3.搬迁补助费，以被拆迁安置人口计算，每人400元，一次性支付；4.过渡补助费，从拆迁之日起按120元／人·月标准发给6个月过渡补助费；5.被拆迁人通过购房的方式进行自主安置的，根据被拆迁人所购房屋位置，以及应为其提供的安置房面积，由拆迁人一次性给予被拆迁人3年的物管费补助。第四条，关于安置人口的认定，一、签订征地协议之日起，在征地拆迁范围内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在本地居住有房屋产权（房屋产权证或集体土地使用证）、履行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义务，按实际人口认定。九、涉及以下情况的安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房产证：有儿有女户，女子户口在本社，并能提供本人的房产证或土地使用证，可纳入安置。第六条，奖励及处罚，一、提前签约奖，在规定时间内签定《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按确认面积，每提前一天奖励4元／平方米，奖励时间最长不超过20天。二、提前搬迁奖，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签约期限内完成搬迁并腾空交付场地的，按房屋补偿价2%—5%给予奖励。三、超过规定时间期限未签定《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或未按规定时间腾空交付场地的，不予任何奖励。四、征收范围内的违章建筑，限期由当事人自行无偿拆除。拒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五、对不按规定接受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被拆迁人拒不拆迁的，由三台县政府征收办公室作出征收决定，对征收决定既不履行又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逾期不搬迁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七条被征收人与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签订了拆迁协议的，按以下规定执行：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其补偿金额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即：被征收房屋预评估价格高于征收评估价格的，按预评佑价格执行；被征收房屋预评估价格低于征收评估价格的，按征收评估价格执行。附《房屋补偿标准》，载明：1.三层及其以上砖混楼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350元至410元，重置面积外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为730元；2.两层及其以下楼房、平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330元至380元，重置面积外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730元；3.两层砖木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310元至370元，重置面积外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550元；4.火砖小青瓦平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290元至350元，重置面积外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550元；5.木穿斗结构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270元至330元，重置面积外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430元；6.土墙瓦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240元至270元，重置面积外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400元；7.砖墙草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225元至275元，重置面积外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390元；8.土墙草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230元至270元，重置面积外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370元；9.石棉瓦房（油毡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220元至260元，重置面积外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200元；10.彩钢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180元至220元，重置面积外不予补偿；11.砖玻房，重置面积内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150元至170元，重置面积外不予补偿。附地上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标准和林木补偿标准。 2017年7月7日，原告邓文华以被拆迁人、乙方的名义与被告潼川镇政府以拆迁人、甲方的名义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主要载明：为加快潼川镇城市基础设施及工业化建设进程，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依据《三台县潼川镇成巴高速出入口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适用错误，未核对，笔误，应为《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拆迁房屋及附属物补偿费，两层及以下砖混楼房126.23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380元，补偿金额为47967.40元；火砖小青瓦平房127.69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340元，补偿金额为43414.60元；砖玻房62.54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170元，补偿金额为10631.80元；彩钢房68.85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220元，补偿金额为15147.00元；房屋重置面积（砖混）13.92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350元，补偿金额为4872.00元；以上合计122032.80元；室内外附属物：1.水泥路7.5立方米，每立方米补偿200元，补偿金额为1500元；2.粪池1口，补偿金额为300元；3.混凝土晒坝159.42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25元，补偿金额为3985.5元；4.三合土晒坝96.25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15元，补偿金额为1443.75元；5.围墙80.10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50元，补偿金额为4005元；6.水缸1个，补偿金额50元；7.洗衣槽1个，补偿金额为40元；8.碗柜1个，补偿金额为30元；9.猪圈8个，每个补偿120元，补偿金额为960元；10.鸡圈7个。每个补偿45元，补偿金额为315元；11.烟门灶2栋，每栋补偿166元，补偿金额为332元；12.机压井1口，补偿金额为400元；13.堡坎53.4立方米，每立方米补偿42元，补偿金额为2242.80元；14.墙砖278.89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12元，补偿金额为3346.68元；15.案板2个，每个补偿40元，补偿金额为80元；16.有线电视拆迁费1户，补偿金额为100元。合计19130.73元。上列拆迁房屋及附属物补偿费总额计人民币141163.53元；三、搬家和过渡补助及其奖励，1.搬家补助，每人补助400元，五人一共补助2000元；2.住房临时过渡费补助，按每人每月120元计发临时过渡补助费，过渡时间为6个月，五人补助金额为3600元；3.提前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奖励费合计30824.80元（385.31平方米×20天×4元／平方米）；4.提前拆迁奖励费7058.18元（141163.53元×5%）；七、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共同遵守，若一方违约，由违约方承担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潼川镇政府在甲方处加盖印章，经办人刘某、王某、刘某某签字；原告邓文华在乙方户主处签字、捺指印，委托代理人刘某某签字。该协议附成巴高速公路出口拆迁测算表，共59项，包括拆迁房屋补偿、附属物补偿和过渡费、协议费、搬迁费、拆迁费共计人民币184646.51元，原告邓文华签名、加盖指印予以确认。同日，原告邓文华向被告潼川镇政府出具一份书面《承诺书》，载明：本人邓文华，男，现年54岁，一组村民，本人一家共五口人。被纳入成巴高速出入口提升改造项目拆迁安置范围内，本人一家五口人均自愿选择货币安置的方式。我承诺：本人及家人永久放弃在的宅基地分配权，不再参与宅基地分配，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及责任，由我自行承担。特此承诺。原告邓文华在承诺人处签名、捺指印。随后，原告邓文华以被拆迁人、乙方的名义与被告潼川镇政府以拆迁人、甲方的名义签订《货币安置协议》，主要载明：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邓文华自主选择统建方式进行住房安置，现已确认安置人口5人，家庭成员：邓文华、项术珍、邓万平、邓万涛、邓明花。应享受安置住房240平方米。现自愿放弃实物安置，自愿选择货币方式安置。根据应为其提供的安置房面积，按2400元／平方米一次性支付货币补偿款，拆迁人不再为其提供统建安置住房。即57.6万元（240平方米×2400元／平方米）。被告潼川镇政府在甲方处加盖印章，经办人刘某、王某、刘某某签字；原告邓文华在乙方户主处签字、捺指印，委托代理人刘某某签名。2017年7月7日，原告邓文华向被告潼川镇政府出具《成巴高速出入口房屋拆迁及附属物补偿领款单》，载明：房屋及附属补偿费，应付、实付金额为141163.53元；提前签约奖，应付、实付金额为30824.80元；搬迁补助奖，应付、实付金额为2000元；临时过渡费，应付、实付金额为3600元；货币拆迁（5人），应付、实付金额为57.6万元，合计金额为753588.33元，原告邓文华在领款人签字处签名、捺指印。2017年9月18日，原告邓文华又向被告潼川镇政府出具《成巴高速出入口房屋拆迁及附属物补偿领款单》，载明：拆除旧房奖，应付、实付金额为7058.18元，原告邓文华在领款人签名处签名、捺指印。上列两次领款单，领款总额为760646.51元。同日，原告邓文华向被告潼川镇政府出具书面《委托书》一份，主要载明：本人是一组村民邓文华，本人全家现被纳入成巴高速出入口提升改造项目拆迁安置范围内，经本人与女儿邓明花协商一致，由我本人自愿委托潼川镇政府由我户拆迁补偿金额中划拨14万元至女儿邓明花（注明身份证号码、开户银行、帐号），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自行负责，与潼川镇政府、天保村村民委员会无关，特此委托。原告邓文华在委托人处签名、捺指印。2017年9月19日，被告潼川镇政府在农村信用社给原告邓文华出具转帐支票，金额为620646.51元，同时给邓明花帐户转款14万元，合计760646.51元。 2018年10月15日14时30分，原告邓文华通过绵阳市信箱中心，以写信人的名义给绵阳市政府市长反映房屋拆迁、土地征收问题，主要载明：一是未给本人送合同原件；二是违反《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用别的项目标准来对本人进行补偿，回复认可本人是“大予膨润土厂用地范围”，而协议名称是“成巴高速出入口工程项目”，至今没有拿到协议；三是回复称“所有补偿项目标准都经过本人核实签字确认，不存在故意漏计应补偿项目、混淆房屋类别”，但又认可“砖混二楼面积未进行补偿，情况属实”。2018年10月16日9时58分，绵阳市政府办公室代表市长给原告邓文华回复：“来信收悉，经领导同意，反映的问题已转三台县政府研究并回复”。2018年11月1日9时49分，被告潼川镇政府代表三台县政府县长给原告邓文华回复：“对你反映的问题，潼川镇受县政府安排调查处理，现回复如下：你向我镇提出要回拆迁合同后，我镇已于2018年10月17日将合同原件送达于你，其余问题之前已回复，在此不再赘述”。 2018年10月17日，被告潼川镇政府向原告邓文华出具《补偿协议签订告知书》，载明：邓文华你好，2017年7月7日你与潼川镇政府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经核实砖混结构房屋98.9平方米漏算未作补偿，现在书面告知你，请及时到潼川镇广化办事处签订补偿协议进行补偿。但原告邓文华至今未与被告潼川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 本院认为，提起行政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履行审判职责，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立案，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由原、被告双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而引发的纠纷。审查的焦点有三点：一、本案被告潼川镇政府与原告邓文华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是否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二、原告邓文华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已超过起诉期限；三、被告潼川镇政府与原告邓文华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一、关于被告潼川镇政府与原告邓文华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是否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的问题，原告邓文华家不仅与大予膨润土公司生产厂房相邻，且与所在的天保村1社、2社、3社、5社、6社与成巴高速出入口相邻。被告潼川镇政府为了加快城中村改造，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提高城市形象，进一步打造成巴高速出入口风貌，顺利推进“美丽三台二期”建设，经三台县政府批准后，制定了《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将原告邓文华家和所在的天保村1社、2社、3社、5社、6社村民的房屋纳入拆迁安置补偿范围。被告潼川镇政府作为行政机关，系天保村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主体，为了达到维护与增进公共利益，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之目的，依据《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制定的补偿标准，于2017年7月7日与原告邓文华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和《货币安置协议》，其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顺利实现，且两份协议均形成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被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之后。为此，被告潼川镇政府作为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原告邓文华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系行政协议，依法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 二、关于原告邓文华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已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本案系原告邓文华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2017年7月7日，被告潼川镇政府与原告邓文华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系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但被告潼川镇政府在2018年10月17日才将协议原件送达给原告邓文华，说明从此时起，原告邓文华才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全部内容。因此，原告邓文华在2019年1月17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范围内。 三、关于被告潼川镇政府与原告邓文华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首先，从形成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内容、范围、方式、标准和履行情况看，被告潼川镇政府与原告邓文华于2017年7月7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涉及房屋、地上构筑物、其他附属设施、林木的拆迁补偿和安置的范围、方式、标准、奖励等内容制定了《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并经三台县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通过，其补偿标准与2012年11月3日绵阳市政府制定的绵府函（2012）200号“绵阳市征改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基本一致，不但涉及原告邓文华家，同时还涉及天保村1社、2社、3社、5社、6社，拆迁房屋达68户，拆迁房屋面积达25840.56平方米，安置人口达212人，该实施细则对全体被拆迁人均具有同等约束力。本案中，涉及原告邓文华拆迁的房屋、地上构筑物、其他附属设施和奖励一共高达59项，已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了补偿，应补偿的金额为184646.51元，并由原告邓文华在拆迁测算表上签名确认，外加货币安置费57.6万元，拆迁安置补偿费总额为760646.51元，且原告邓文华已全部领取，《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货币安置协议》已履行完毕。庭审中，原告邓文华认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房屋依据的面积系2012年测算，已经过5年多时间，其目的是想证明房屋面积不真实。但恰恰相反，足以证明被告潼川镇政府将原告邓文华家在2012年测算前形成的房屋纳入了补偿的范围，2012年测算后是否建造了房屋，原告邓文华未举证证实，且被告在核实财产时将碗柜、墙砖等纳入了补偿的范围。由此可见，原告邓文华所持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为此，被告潼川镇政府已达到了维护公共利益进行行政管理需要的目的，原告邓文华已达到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目的。其次，从本案的法律适用看，本案系行政协议争议，原告邓文华行使撤销权，要求撤销《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依据法律规定，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审理。本案中，虽然原、被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形成的时间是2017年7月7日，但是被告潼川镇政府在《绵阳市信箱中心》网上回复原告邓文华时明确表示在2018年10月17日才向原告邓文华送达合同（指《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原件，证明原告邓文华在2018年10月17日才知晓《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全部内容，而原告邓文华在2019年1月17日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规定，原告邓文华在本案中行使的撤销权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一）项：“因重大误解订立的”、第（二）项：“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三款：“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专门对撤销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庭审中，一是原告邓文华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少计算一层房屋面积98.9平方米，存在重大误解，但所持理由不属于重大误解的范围。被告潼川镇政府在案涉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确实对原告邓文华砖混结构房屋面积98.9平方米未作补偿，其原因是漏算，双方在结算时均存在不仔细、马虎、工作不在状态的行为，不是被告潼川镇政府故意不给原告邓文华补偿的行为，且被告潼川镇政府知晓后已明确表示给予补偿，并向原告邓文华送达了《补偿协议签订告知书》，但原告邓文华将此作为问题拒绝补偿。对此，原告邓文华所持理由的这一行为明显不属于重大误解的情形，原告邓文华应当及时与被告潼川镇政府履行补偿手续，签订《补充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完全能够补救，最终不会给原告邓文华被漏算的房屋面积造成损失。二是原告邓文华认为养猪场未进行补偿，存在显失公平。庭审中，原告邓文华仅提供了2008年7月29日《三台县新（扩）建标准化规模猪场申报表》，虽然相关部门盖章、签字同意上报，但是在2017年7月7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时已时隔9年，养猪场是否存在，是否在养猪，养猪的规模怎样，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院无法采信。为此，原告邓文华所持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缺乏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三是原告邓文华认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只按5人计算了安置房面积，其女婿江林和外孙女江某某未计算安置房面积，存在显失公平。庭审中，原告邓文华提供了《土地承包基本情况登记表》、《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土地承包合同》，记载原告邓文华家的承包人口为5人，证明原告邓文华及其妻子、女儿、长子、次子才拥有土地承包权，属于天保村1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虽然原告邓文华的女婿江林将户籍迁至天保村1社，原告邓文华的外孙女江某某的户籍登记在天保村1社，但两人未取得土地承包权，依法不属于天保村1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天保村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的规定，原告邓文华女婿、外孙女不属于天保村所在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纳入安置，且原告女婿也在三台县城购房居住，不属于房屋拆迁安置的范围。为此，原告邓文华所持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四是原告邓文华认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少支付补偿款87万余元等问题，存在显失公平，但仅有原告邓文华的单方陈述，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且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由此可见，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和《货币安置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 综上所述，法治国家不仅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也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诚实守信。原告邓文华作为被拆迁人，有权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和《货币安置协议》后，交付了被拆迁的房屋，全部领取了补偿款，又享受了各项奖励，且已全部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原告邓文华的安置补偿权益已经依法得到保障。故此，原告邓文华依旧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行为提起诉讼有违诉讼诚信。原告邓文华的这种不诚信行为不仅影响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而且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与国家倡导的普遍让老百姓享受到高效优质司法服务的精神违背，不能为社会道德行为规范所提倡。为此，原告邓文华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要求予以撤销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应依法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邓文华的诉讼请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邓文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文标 人民陪审员  哈 敏 人民陪审员  蒲春太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苏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