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5119号原告：广州安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473－4号自编14-1单元。法定代表人：潘柳臻，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凌云，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韬，男，197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原告广州安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朱韬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安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柳臻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凌云，被告朱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安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的工资10667元；2.判决原告无需承担仲裁裁决认定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4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仲裁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与潘柳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均是原告公司股东，被告占49%，潘柳臻占51%。被告与潘柳臻合作运营原告公司时商定，被告在公司担任的角色是公司技术总管，日常全面管理公司，潘柳臻负责筹集资金供公司运营，双方均是公司股东，并非员工与老板的关系。由于被告是技术人员，且从未有资金投入，被告与潘柳臻双方达成的条件之一是公司每个月补助被告生活费每月8000元，并为其购买社保以及支付应被告要求的技术开发所需要的费用。一、即便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被告的工资应是每月8000元而非仲裁委认定的40000元。由于原告每月通过中国银行向被告所支付的8000元款项，备注为“工资”，并为其购买社保具备构成劳动关系的特征，即使被告事实并非员工也无可奈何！但是，天河劳动仲裁委在认定被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确认被告自2016年7月1日起工资调整为40000元，这是违背事实的。原告对于8000元部分可认可为工资，32000元部分是由原告出纳廖淑祎私人账户支付，并未备注为工资，仲裁委不应先入为主认定为是工资，而32000元部分其实是技术研发支出的费用。因为原告是一家科技公司，公司日常运营支出主要以技术研发为主要支出，被告作为公司技术总管，其要求公司每月支付其技术研发费用用于公司技术开发，原告之所以没有被告对该32000元费用的使用明细，是因为被告因其于其技术渠道保密性质，从未向原告或其他人透露过，也可理解为维护其自身的价值所在。二、原告不存在违法解除与被告劳动关系的情形，仲裁委仅依据被告单方面口头陈述就认定原告存在违法解雇被告的情形是错误的。1.被告提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和理由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潘柳臻口头解雇被告，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首先，潘柳臻与被告均是原告公司股东，双方持股相当，均是公司老板之一，谈何解雇？其次，由于被告主张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潘柳臻口头解雇，但其从未提交任何初步证据证明存在潘柳臻口头解雇被告的情形，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证明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是被告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原告对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否则仅凭被告一面之词，原告根本无法证明，仲裁委明显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2.事实上，被告离开公司是由于其私下注册的两家科技公司（“朱雀”、“雏凤”科技公司，且“朱雀”、“雏凤”是原告某个路演项目的产品）被发现之后，与另一股东产生矛盾，协商不成的情况下，被告于2018年3月9日撬开公司门锁偷盗了公司的重要设备（含储存公司主要技术的电脑主机、无人机等），原告报警后，被告迫于压力于2018年4月23日向原告归还所盗设备。原告于2018年6月20日组织员工对所盗设备进行验证，确保设备完好。所以，被告自2018年3月10日后不到公司上班，并非被谁解雇。并且，通过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可知，其在2018年3月10日以后仍然通过微信群的方式向公司员工下达工作任务，履行其作为公司CTO和CEO的职责，这也从说明了被告自己仍然主动履行其工作职责。三、仲裁委认定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数额440000也是错误的。假如原告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而仲裁委认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数额440000元的计算方式也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关于员工工资超出职工工资三倍如何中计算赔偿金的规定。被告朱韬辩称：一、原告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被告于2012年12月1日入职原告，担任CTO一职，任职以来原告一直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鉴于被告按月定时收到原告及其指定个人支付的工资报酬，且原告已为被告在任职期间持续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形，被告与原告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潘柳臻于2018年3月8日通知全体员工带薪休假至3月19日，并于2018年3月21日突然取消被告的公司门禁权限，使被告无法正常进入公司职场，被告出于工作职责，仍然持续为公司服务，联络考察客户，并及时向原告汇报工作进展，沟通纠纷情况。截至2018年6月2日，原告未曾针对被告的工作安排作出任何书面的通知，且于2018年3月开始持续停缴被告的社会保险（截止至2018年6月26日，社保缴费单上被告的单位还是原告），并未按时发放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6月2日的工资报酬。鉴于以上事实，原告已以其行为表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并恶意断缴社保，该行为足以构成违法解除，理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责任。二、被告每月收到的固定款项被认定为工资收入具备合法基础。被告在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每月领取原告及其员工汇入的款项40000元被仲裁委认定为工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并未提供证据否认被告提出的工资数额。原告声称通过私人账户转账的32000元系技术研发费用，但并没有提供相关协议、发票凭证等予以证实，且每月通知私账向个人支付固定金额技术研发费用既不符合正常的交易规则也不符合技术研发费用发生的不规则性。三、被告注册的公司不构成竞业限制，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联。原告声称被告所注册的两家公司未实际经营也未与原告发生任何关联交易，且被告也未曾与原告签订任何形式的竞业限制协议，不构成竞业限制。四、原告声称被告偷盗公司重要设备等情形的阐述与事实不符。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潘柳臻于2018年3月8日在未告知被告的情形下，私自搬走公司重要资产两台服务器，并拒绝向被告透露资产的去向，挑起了公司的股东纠纷，造成公司无法正常运营，在此期间，被告放置于其办公室的两份涉及金额重大的协议文件遗失。以上情况，被告已报警。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注册成立于2012年12月12日，被告和潘柳臻为原告的股东，由潘柳臻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为原告公司的CTO。2018年7月16日，被告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原告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工资160000元；2.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80000元。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天劳人仲案[2018]281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工资52873.56元；2.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40000元。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原告主张被告系原告的股东，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且被告私下注册两家科技公司与原告形成竞争关系，被告偷盗公司电脑主机、无人机等公司资产，自2018年3月开始便处于旷工状态。对此提交了：证据一、原告的公司章程。证据二、朱雀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和广州稚凤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原告aiAero路演项目资料。证据三、2018年3月12日的报警回执（报警人为廖淑祎）。证据四、签收单（其中载明被告于2018年4月23日归还其在2018年3月9日取走属于原告公司的硬件资产6项）、验证事件详细记录（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0日，其上有相关验证人、原告法定代表人潘柳臻以及被告的签名）。证据五、被告、潘柳臻以及徐水源、曲风杰分别于2018年4月23日出具的承诺书。证据六、原告公司的员工梁嘉升、胡枭的证言，梁嘉升陈述：由于公司的两个老板（被告和潘柳臻）发生纠纷后，公司的其他人员被遣散，只留下几个核心人员，在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期间被告很少回公司，只是在微信上下达任务。平时由被告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员工的招聘等，大约在2018年3月8日左右，潘柳臻通知全部员工（被告除外）一起开会，说公司放假，让大家将服务器封存起来，并张贴了封条，潘柳臻将服务器放在公司内部角落。在员工放假后，有让物业更换了门锁并张贴了封条。胡枭陈述：2018年3月8日晚上被告叫开锁的人过来将公司的门打开，拿走一个文件袋（不清楚内装物品情况），3月9日上午被告又叫人打开公司的门锁，将其个人主机、2台控制器、1个机架以及公司研发产品拿走（具体数量现在不记得了）。2018年3月8日潘柳臻让员工放假并封存服务器时，除被告外的其他员工都在场，封存服务器后将服务器放置在公司内部。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一至二均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由于原告通知公司长期放假，故其将个人电脑搬回家继续工作，同时已在公司微信群进行了沟通，反而潘柳臻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取走了公司核心服务器，也没有告知过被告；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中被告以及潘柳臻出具的承诺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承诺书并不清楚；对证据六有异议，认为证人没有说实话，证人胡枭曾打电话给被告说潘柳臻拿走了公司的服务器。被告主张其于2012年12月12日入职原告处，原告一直有向其支付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提交了：证据一、2012年1月至2018年6月中国建设银行流水（显示：对方户名为谭文辉、潘山分别于2012年10月15日至2014年12月19日期间每月依次向被告固定转账16000元、分别于2015年1月27日至2016年7月15日期间每月依次向被告固定转账8000元，对方户名为谭文辉、廖淑祎分别于2016年8月16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每月依次向被告固定转账32000元）。证据二、2015年3月至2018年7月中国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8月17日起至2018年2月7日期间原告每月依次向被告固定转账8000元或7923.8元）。证据三、请款申请单（申请人：廖淑祎，项目：2017年12月份朱韬工资，金额32000元）。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有被告向原告表示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内容）。证据五、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14年6月至2018年2月期间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保）。经质证，原告对证据一有异议，原告确认上述费用是由公司相关人员支付给被告，但认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款项为研发费用，并不具备工资属性；对证据二有异议，认为中国银行转账虽然备注为工资，但实际是口头约定的生活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四有异议，认为是被告单方面陈述的事实；对证据五有异议，认为原告为被告购买社保是双方在成立公司时达成的协议。原、被告均确认原告向被告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1月31日。原告主张被告自2018年3月开始一直处于旷工状态，对此提交了：员工管理制度、被告在2018年3月至2018年7月的考勤统计表。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其2018年3月份之后有上班，但公司将其指纹取消无法打卡。被告主张在原告处的最后工作日为2018年6月2日，此前一直在履行工作职责。对此提交了：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被告在2018年3月9日至2018年4月25日期间有发出工作指示）。证据二、验证事件详细记录。经质证，原告对证据一、二有异议，认为被告是在偷盗公司的相关技术设备后，迫于压力归还相关技术设备，不能证明被告仍在履行工作职责。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3月10日取消了被告的公司门禁权限。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被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知2012年10月15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原告及其工作人员每月向被告转账的款项数额相对固定、转账时间相对确定，符合工资的特有属性，且案涉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亦载明转款性质为“工资”，故本院认定原告及其工作人员向被告支付的转款属于工资。至于原告主张谭文辉、潘山、廖淑祎向被告的转款属于研发费及生活费，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工资系基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并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后，依法从用人单位处领取的劳动报酬。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支付和领取工资的事实及行为，再结合原告2014年6月至2018年2月期间为被告缴纳社保的事实，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原告主张被告系其公司股东并非劳动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劳动关系的建立应以双方是否存在劳动权利义务为基础，被告是否为公司股东并不影响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原告成立于2012年12月12日，故被告主张其于2012年12月12日入职合理，本院对此予以采信。被告主张离职时间为2018年6月2日，但仅凭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验证事件详细记录无法充分证实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查明事实可知被告自2018年3月开始处于非正常上班状态，原告亦于2018年3月8日开始通知员工放长假，原告处于非正常运营状态，并于2018年3月10日取消了被告的门禁，由此本院认定被告的最后工作日为2018年3月10日。根据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被告在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每月领取原告及其工作人员汇入的款项共40000元，故本院认定被告工资自2016年7月1日起工资调整为40000元。原、被告均确认原告向被告支付工资至2018年1月31日，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的工资52873.56元（40000元/月×1个月+40000元/月÷21.75天/月×7天）。被告主张原告以口头形式单方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但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原告主张被告因旷工导致公司无法正常运作，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自2018年3月起被告与原告的另一股东发生了纠纷，原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的离职原因。由于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均无法证实被告离职原因，故可视为由原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被告月均工资40000元明显高于上年度广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7425元的三倍，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22512.5元（7425元/月×3倍×5.5个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原告广州安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朱韬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的工资52873.56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原告广州安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朱韬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2512.5元；三、驳回原告广州安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安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 越人民陪审员  康国安人民陪审员  唐华荣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黄金馨梁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