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23民初165号原告查某某，男，1972年4月2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屏边县人，居民，户籍地屏边县，现住屏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林，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良，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吴某，男，1973年5月12日生，彝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屏边县，现住屏边县。第三人陶某，女，1963年3月30日生，苗族，云南省屏边县人，户籍地蒙自市，现住蒙自市。原告查某某与被告吴某、第三人陶某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4月22日、7月8日两次与查某某诉马坤土地租赁合同纠纷等14案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查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林、张子良，被告吴某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陶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故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查某某诉称：2015年7月25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土地租用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自己位于弯田的1.4亩地租给乙方使用，四至界限东至吴丽仙、西至牛伟、南至吴丽全，北至牛伟；租用期限六年，即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租金前三年（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单价为每年每亩4000元，三年一次性付清，以收据为证，后三年（2019年-2021年12月30日）随着市场价涨幅高低来定价，甲方不得抬高市场价；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等条款。同年10月7日，经被告及其他出租土地的农户同意，第三人（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石斛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位于弯田8.9亩的石斛和地面上的一切设施转让给乙方，地租从2016年1月1日起由乙方支付给租地方（第三方），甲方已付给租地方的6800元定金由乙方付给甲方；转让价款为400000元，在签订协议时支付100000元给甲方，300000元尾款2015年12月底全部付清给甲方，如逾期加罚20%罚金；甲方转让给乙方后，乙方自己向租地者（第三方）自行交付租金，在乙方栽种过程中与租地者（第三方）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全部由乙方自行负责协商处理，甲方不负任何责任”等条款。2016年1月6日，原告将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三年的地租一次性支付给被告及其他出租土地的农户，被告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原告交来三年地租16800元。2018年3月8日，原告种植石斛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经政府相关部门实地测量，被告出租给原告种植石斛的土地面积为1.3526亩，但被告收到土地征收补偿款后，以其享有迁苗费的40%为由，对原告所有每亩80000元的石斛征收补偿款提出争议，致使原告至今未能领取石斛征收补偿费43283.20元（1.3526亩×80000元/亩×40%）。综上所述，石斛征收补偿款依法应归原告所有，被告以其享有迁苗费的份额为由，对原告所有的石斛征收补偿款提出争议，其行为已构成侵权，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一、原、被告争议的石斛征收补偿款43283.20元（1.3526亩×80000元/亩×40%）归原告所有；二、本案涉及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吴某辩称：1.2015年7月25日吴某及妻子杨某把田租给陶某种植石斛，租期六年。在陶某租该地之前是被答辩人的姐姐查应萍租；2.陶某与答辩人签订合同的第四条写：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征用，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合同是陶某打印好来找答辩人签订，答辩人看合同发现“迁”字有问题，就叫被答辩人把“迁”改成“青或地上附着物”。陶某说：“不用改了，其他人的也是这样签的，迁苗费中抽40%给甲方，就是政府每亩补10万元，我有6万你们有4万”，陶某还把别人的合同拿给我看。在陶某解释下，签订了合同；3.2018年3月8日，被答辩人种石斛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经政府相关部门测量，答辩人租给被答辩人的土地面积为1.3526亩，政府对石斛补偿款为每亩80000元，石斛补偿款总额为108208元。被答辩人是对答辩人布置好陷阱，利用文字字意误导对方，咬文嚼字获取对方该享有的钱财。政法委和司法局组织调解时，被答辩人同意每亩给我们8000元；4.被答辩人哄骗答辩人签下颠倒黑白是非的合同，请求法官明察，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陶某未作答辩且未提交任何证据。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及身份情况；2.《土地租用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租地的事实，被告享有分配比例的前提是迁苗费，而不是石斛征收补偿款；3.石斛转让协议书一份，用于证明被告同意，第三人陶某将土地转让给原告；4.收据一份，用于证明原告支付前三年地租的事实；5.《关于屏边县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的批复》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征收补偿款80000元/亩含土地租用费、人工、化肥、农药等费用，不含约定的迁苗费；6.补偿兑款明细表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没有争议的60%补偿款金额、争议的土地面积及争议金额。经质证，被告吴某对第二组证据证明的内容有意见，认为当时说的是补偿款的40%归被告，60%归原告；对其他证据没有意见。被告吴某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的基本身份情况；2.《土地租用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吴某与第三人陶某签订《土地租用合同》，实际土地是原告查某某使用；3.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的《租田合同》复印件一份、李炳云与杨红萍签订的《租田协议》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租田合同，李应超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土地补偿款的50%给保德发，李炳云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将征收补偿款的40%给杨红萍，所以查某某、查某１与其他人签订的合同也应该按合同约定比例给各被告。经质证，原告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有意见，认为李应超、李炳云的合同与本案无关，这两个合同同时证实原、被告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知道搬迁费的，合同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来签订的。因为第三人陶某未出庭，法院直接将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带给陶某进行质证，其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同时说明其与被告吴某签订的合同是双方亲自签订的，合同是查某某提供范本并和其一起去找吴某签的。陶某还述称，自己的石斛是从查某某的姐姐手里转过来的，到2015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查某某告诉自己合同要到期了，要求重新签订合同。在签订合同之前自己没有与吴某协商过合同内容，现在已经记不得合同内容，合同中的“迁苗费”应该是指搬迁费，不过自己已经记不清楚具体情况，也记不得吴某是否要求将“迁”改为“青”，也记不得合同中约定的“40%”具体是指什么，应该是指搬迁费。与吴某签订合同没多长时间石斛就转让给查某某了，土地租金付了零头，其他都是查某某付的。庭审结束后，法院依职权到屏边县玉屏镇人民政府调取了其他栽种石斛人员与农户签订的租地合同二十五份及玉屏镇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屏边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征收三家湾片区土地，该片土地涉及石斛种植人员15人、石斛土地承包户58户，石斛种植人员都与土地承包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合同对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进行约定，合同（协议）约定如果租用期间土地被征用，对地上附着物进行分成，对分成款项有写成青苗补偿费、农作物补偿费、附件物（石斛）、迁苗费等等多种方式。在征地过程中，石斛种植人员除了查某某、查某１二人以外，其他13人的征收补偿款均已按约定比例各自与43户土地承包户进行分成兑款。经质证，原告对调取的合同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认为签订合同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是可以处分的。地上附着物是归投资人的，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愿意把补偿款给农户，投资人是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个处分权不影响本案。被告对合同及情况说明均无异议。第三人对合同及情况说明均无异议，但认为每个人签订的合同是各签各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原告及被告提交的《土地租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被告提交的李应超与保德发签订的租田合同、李炳云与杨红萍签订的租田协议，与本案无关，但可以确认合同对征收补偿款、土地款等进行了约定。结合原、被告的诉辨主张及庭审举证质证，确认如下事实：2012年，原告查某某的姐姐查应萍租吴某位于弯田的土地栽种石斛，双方签订租地合同。查应萍栽种石斛一段时间后，将该石斛转让给第三人陶某。2015年7月的一天，查某某告诉陶某合同租期将到期，需要重新签订合同。查某某与吴某联系后，于2015年7月25日提供合同范本给陶某，并与陶某一起去找吴某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合同对租地地名、四至界限、租期、租金、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其中第四条约定：“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苗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2015年10月7日，陶某将该石斛转让给原告查某某，并签订《石斛转让协议》，协议对石斛面积（该面积为8.9亩，包含陶某与其他人租的面积）、地上设施、价格、租金、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其中第三条约定：“甲方转让给乙方后，乙方自己向租地者（第三方）交付租金，在乙方栽种过程中与租地者（第三方）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全部由乙方自行负责协商处理，甲方不负任何责任”。签订协议时未经过被告吴某同意，但吴某知道后对转让行为予以认可，并于2016年1月6日收取查某某交付的土地租金16800元。2018年3月，因屏边特色小镇建设，该土地被屏边县人民政府征收。2018年3月8日，屏边县人民政府对屏边县国土资源局的《屏边县县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案》进行批复，该方案对执行时间、征地补偿标准等进行细化，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进行了分类详细列明。其中“3.各类中草药材及猕猴桃等补偿标准：下列补偿中，分搬迁与征收补偿两种方式：以搬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后，种苗、基础设施由农户自行处理；以征收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后，种苗、基础设施由征用部门自行处理。石斛：1.搬迁补偿：农户同意搬迁的，铁皮石解和紫皮石斛都按一次性补偿搬迁费20000元/亩（含石斛苗迁移、地面基础当年农药化肥的费用、人工费等补偿）；2.征收补偿：（1）铁皮石斛。钢架钢棚一次性补偿80000元/亩、钢架木棚一次性补偿78000元/亩、木架木棚一次性补偿76000元/亩（含土地租用费，石斛苗、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人工、化肥、农药等费用）。（2）紫皮石斛……”。查某某所栽种的石斛系铁皮石斛，钢架钢棚，其选择征收补偿方式。经政府相关部门测量，该地上的石斛面积为1.3526亩，每亩80000元，总额为108208元。土地被征收后，被告吴某领取了土地补偿款，原、被告双方对石斛补偿款的40%（43283.20元）发生争议。经屏边县玉屏镇人民政府、司法所等部门组织调解，未能达成协议，屏边县玉屏镇人民政府也未让领取该款。2019年2月20日，原告查某某起诉来院，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争议的补偿款归原告所有。审理期间，因被告不同意调解，未能进行调解。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因第三人陶某与原告查某某签订《石斛转让协议》，被告吴某与第三人陶某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已转给原告查某某。庭审中，被告承认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如果土地被国家征收，所补费用是否单独有搬迁费。另查明：1.查某某租马坤、李保明等9户农户的地（田），其哥哥查某１租赵家陆、尚明韦等3户农户的地（田），其姐姐查应萍租吴某、吴丽仙等3户农户的地（田），都用于栽种石斛，都签订了租地合同。2015年5月的一天，查某某电话联系租地农户李保明召集其他租地农户在李保明家协商续租地事宜。当天晚上，李保明接电话后召集了杨家安、吴利波、吴利才、吴丽仙、吴丽祥妻子黄梅、吴某的妻子杨红丽到自己家里，查某某夫妇和查某１的妻子三人到李保明家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农户提出来所租地可能会被政府征收，不想续租，如果要续租，要求增加租金，经过协商，租金由原来的每亩1000元增加到每亩4000元；同时吴利波提出来，在苗城建设征地的时候，如果农户与石斛种植人员约定着分成的，补给石斛种植人员的相关费用农户得分成，没有约定分成的农户不得补偿费用，要求查某某等人给农户分成，查某某等人答应了分成的要求。协商几天后，2015年5月15日晚上，查某某夫妇拿着《土地租用合同》到李保明家让农户签订，当天晚上签订了一部分合同，有部分农户的合同是后来签订的，都用的是同一个合同范本。原告查某某所提供给第三人陶某的合同范本系其及其哥哥查某１与其他12户农户租地（田）所用的合同范本，约定分成的条款都是写的“迁苗费”。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说知道苗城建设征地有搬迁费，第二次开庭说不知道有搬迁费。2.同一个项目征地过程中，所征土地涉及石斛种植人员15人、石斛土地承包户58户，石斛种植人员都与土地承包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合同对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等进行约定，合同（协议）约定如果租用期间土地被征收，对地上附着物进行分成，对分成款项有写成青苗补偿费、农作物补偿费、附件物（石斛）、迁苗费等等多种方式。在征地过程中，石斛种植人员除了查某某、查某１二人以外，其他13人的征收补偿款均已按约定比例各自与土地承包户43户进行分成兑款。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依法签订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被告吴某与第三人陶某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之后第三人陶某与原告查某某签订《石斛转让协议》，该协议对地租等进行约定，被告对该约定予以认可，且原、被告均认可被告吴某与第三人陶某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已转给原告查某某，《石斛转让协议》签订后，《土地租用合同》由原、被告相互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承受人已由原来的第三人陶某变为原告查某某。该行为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土地租用合同》虽然不是原、被告所签，但对原、被告具有约束力。原、被告双方已对合同约定的租金等规定实际履行，在土地被征收后，双方对合同第四条“如果在租用期间，国家依法征用时，乙方应在得到国家补偿的迁亩费中抽出40%给甲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中的“迁苗费”是指什么费用产生争议。在同一个项目的征地过程中，除原告及其哥哥查某１之外的其余13名石斛种植人员也与农户签订了租地（田）合同（协议），虽然这些合同（协议）也未准确表述分成的款项为征收补偿款，但是都已经按约定实际进行兑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对双方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中所写的“迁苗费”的理解产生了争议，原告认为合同中所写的“迁苗费”是搬迁费，同时其也承认搬迁苗的费用应该叫搬迁费，而合同中并未写搬迁费；被告认为是青苗费或附着物补偿费，且原告也承认搬迁苗的费用应该叫搬迁费，而合同中并未写搬迁费。在征地事实发生之前，当事人是无法得知是否有搬迁费的，且征地发生后原告的石斛被征收，也不存在搬迁费问题，双方签订分成条款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根据合同的有关条款、交易习惯及合同的目的，原、被告双方对《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迁苗费”应该是指石斛被国家征收后乙方得到的征收补偿款。因此，被告认为《土地租用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费用是指国家补偿给原告的所有费用的意见更符合签订合同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认为合同中的“迁苗费”是指“搬迁费”的意见，不符合合同的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原告主张的《补偿方案》中有搬迁和征收两种的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关于搬迁苗的费用就是迁苗费，迁苗费与青苗费不是同一费用，其享有的是石斛征收补偿款，与被告主张的迁苗费不是同一费用的主张，无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查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元，由原告查某某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有茹审判员  邹凌琳审判员  杨 驹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