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33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亚宸，男，汉族，1975年10月1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吴瑛，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兰，女，汉族，1982年1月1日生，住四川省宜宾县。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李植毅，云南入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亚宸因与被上诉人刘小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3民初8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9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报请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亚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一审申请刘小兰到庭，一审法院同意后并未通知其到庭。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无故不按规定的时间到庭，迟到十几分钟，一审法院未做任何处理和说明，明显偏袒对方。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双方庭审举证质证，但判决时只字未提。本是合并审理的两件案子，前后两次转款相互联系更能查清事实。但一审法官不让上诉人讲两次转款的关系，直接打断上诉人陈述。本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证明所谓的“不当”是原告的责任，然而被上诉人一审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不当”。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账号转款只是证明了一个资金流向。该款项是被上诉人替其“丈夫”陈松根支付的合伙投资款，上诉人提交了武定法院的生效判决加以证明，同时提交了昆明某小学的学籍证明，证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合伙人陈松根是“家庭关系”。一审原告亦承认，两次转款是在与陈松根同居期间，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转款是陈松根安排的。同居期间的关系是参照婚姻法处理的，也就是说，刘小兰的转款行为等同于陈松根转款，属于“家庭行为”。在转款时间上，与武定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合伙出资时间一致，属于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被上诉人刘小兰答辩称：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小兰与陈松根之间并非婚姻关系，二人系独立的主体，吴亚宸与陈松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当然的产生刘小兰与吴亚宸之间不当得利之债混同的法律后果。本案系基于借贷给付行为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吴亚宸找陈松根借钱周转几天，在陈松根无钱可借的情况下，刘小兰为了帮助吴亚宸资金周转，先后分两次共转账8万元给吴亚宸，是基于与吴亚宸建立借贷关系的目的而为的给付行为，因吴亚宸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借贷合意不予认可，故刘小兰给付目的不能实现，刘小兰基于给付目的不达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基础条件成就，相应的举证责任完成。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小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3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4日，被告吴亚宸收到来自原告刘小兰账号的转款人民币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现象。被告吴亚宸确认收到刘小兰的转款3万元，但是其否认是民间借贷、也不能说明是什么性质的转款并以证据加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原告主张被告返还5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吴亚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小兰返还人民币3万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由被告吴亚宸承担。二审中，吴亚宸及刘小兰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因刘小兰对吴亚宸提交的学籍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故本院予以采信。但因现行法律规定已排除了事实婚姻关系，故吴亚宸提交的学籍信息欲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吴亚宸提交的云南省武定县人民法院（2017）云2329民初804号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短信聊天记录，因刘小兰对真实性、合法性不持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吴亚宸提交的欠条、录音资料与本案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刘小兰提交的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2）甬余民初字第1469号民事调解书，因吴亚宸对真实性、合法性不持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2012年7月12日，案外人陈松根与案外人陈娟丽离婚。昆明市官渡区关上实验学校的学籍信息显示，陈松根作为父亲、刘小兰作为母亲所留现住址均为盘龙区云山社区巨和美术小区8幢16层1607室。云南省武定县人民法院（2017）云2329民初8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陈松根、陈思军、杨彩芬、吴亚宸系合伙关系。2016年11月15日，吴亚宸收到刘小兰账号（62×××89）的转款人民币5万元。2016年12月24日，吴亚宸收到刘小兰账号（62×××89）的转款人民币3万元。陈松根与吴亚宸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如下：陈：发送图片一张（内容为2016年12月6日陈松根向吴亚宸账户转款3万元）陈：您尾号6489的理财卡12月24日8时20分向吴亚宸转账支取出人民币30000元，活期余额5188.83元。【建设银行】吴：收到。还有前面你转账的记录也发给我一下陈：后面有还有二个伍万的陈：还要去银行打吴：好的陈：你把流水打出来不就知道了吗陈：你们去大理前伍万，到了大理又打了伍万，前后没几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吴亚宸收取被上诉人刘小兰转账的3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双方对款项的交付不持有异议，故本案的争议在于上诉人收取款项是否有法律根据。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应当由主张“刘小兰代陈松根交付投资款”构成“法律根据”的一方当事人，即本案上诉人吴亚宸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而言，上诉人吴亚宸的举证证明过程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证明存在“法律根据”的相关事实。第二步则需要证明该相关事实构成“法律根据”，从而阻却不当得利的成立。具体到本案而言，上诉人首先提交了云南省武定县人民法院（2017）云2329民初804号民事判决书证实了其与案外人陈松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其次，上诉人提交了昆明市官渡区关上实验学校的学籍信息，证实案外人陈松根与被上诉人刘小兰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最后，上诉人提交了其与案外人陈松根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表明“尾号6489的理财卡12月24日8时20分向吴亚宸转账支取出人民币30000元”与陈松根之间密切关联，而尾号6489的理财卡与刘小兰向吴亚宸转款使用的账号后四位一致，转账时间亦相符合。该短信记录还显示：“陈：你们去大理前伍万，到了大理又打了伍万，前后没几天”亦与本案刘小兰所转的金额相符。综上，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形成了证据锁链，足以证实其收取本案款项是基于其与案外人陈松根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而被上诉人答辩称“吴亚宸找陈松根借钱周转几天，在陈松根无钱可借的情况下，刘小兰为了帮助吴亚宸资金周转，先后分两次共转账8万元给吴亚宸，是基于与吴亚宸建立借贷关系的目的而为的给付行为”显然与上诉人提交的短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不符。故本案中上诉人吴亚宸收取被上诉人刘小兰转账的3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另，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问题，但并无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主张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3民初865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刘小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0元，由被上诉人刘小兰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判长  杨茜审判员  姚丹审判员  薛艳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龙俊秀书记员刘怡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