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皖0191行初77号 原告屈华柱，男，195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 原告岳甫芝，女，196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屈华柱配偶。 原告屈某2，男，198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屈华柱与岳甫芝长子。 原告吴玉华，女，198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屈某2配偶。 原告屈某1，男，2008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屈某2与吴玉华之子。 法定代理人屈某2，男，198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屈某1之父。 原告岳某3，男，198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屈华柱与岳甫芝次子。 原告何小帆，女，198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岳某3配偶。 原告岳某1，女，201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岳某3与何小帆之女。 法定代理人岳某3，男，198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岳某1之父。 原告岳某2，女，2015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岳某3与何小帆次女。 法定代理人岳某4，198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岳某2之父。 原告屈丽丽，女，1987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屈华柱与岳甫芝之女。 原告杜峰，男，198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系屈丽丽配偶。 原告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屈正华，男，198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高新区。 被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合肥市望江西路860号，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11340100MBOW11366U。 法定代表人宋道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许华才，该委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兵，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 原告屈华柱、岳甫芝、屈某2、吴玉华、屈某1、岳某3、何小帆、岳某1、岳某2、屈丽丽、杜峰不服被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称合肥高新区管委会）房屋拆迁行政管理，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屈正华，被告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许华才、刘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4月14日，原告屈华柱向被告出具《提前安置领房申请》，同意将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屈华柱于同日领取了125平方米和90平方米安置房各一套。2018年1月6日，原告屈华柱就房屋征收补偿、拆迁人口安置与南岗社区居民委员会筹备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同日，屈华柱与合肥佳惠高新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2018年1月8日，屈华柱户向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缴纳购房款86898元。 原告诉称，2013年5月3日，原告房屋所在的高新区南岗段被纳入轨道交通2号线拆迁范围。同年5月18日前后，被告在拆除原告相邻房屋时，打坏了原告的房屋，因原告与被告协商赔偿未果，原告房屋拆迁的事情就一直耽搁下来。直至2017年4月，在未做任何评估、未签署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原告房屋被被告拆除（此行为涉嫌违法）。2018年1月6日，原告屈华柱在高新区管委会被被告哄骗签署了《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与《轨道交通2号线（高新段）项目建设征收补偿协议书》，并于1天后按这两份协议书付清了产权调换差价款86898元。被告的违法行为如下：1.房屋征收决定超过有效期；2.未对原告房产出具分户评估报告，未签署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就拆了原告的房产。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第27条明确，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3.侵犯原告补偿选择权违法：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原告可以自由选择产权调换或是货币化补偿，但被告只给产权调换不可以选择货币化补偿。4.补偿过低违法：原告原有房产面积329,5时，补偿协议算帐按120时算帐，共补偿215时〈含增购面积，实际应该只有套内170时左右，材料不齐全，办不了房产证，原告将在获得货币化补偿后把房退还给被告〕，相关补偿款全部被抵消后，还要付款86898元给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成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举例说明，征一补一或是补偿更多，就是《物权法》所说的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就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所说的公平补偿，反之就是违法（另：同一地段西街的补偿标准是征一补二）；5.未在征收范围内对被拆迁人公布分户补偿情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的调查结果成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第二十九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成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6.征收集体土地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作出征地批复，征收行为违法。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集体土地被合法征收的关键在于是否取得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作出的征地批复。以上是被告的行政违法情况，请予核实。因原告屈华柱在签订《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与《轨道交通2号线（高新段）项目建设征收补偿协议书》这两份协议书时并未获得本户其他成员的授权，事后本户其他成员也未对屈华柱签署协议的行为追加授权或予以认可，故屈华柱与被告签订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现依法要求撤销该《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与《轨道交通2号线（高新段）项目建设征收补偿协议书》。另：两份协议书中的补偿过低显失公平。被告以哄骗的授权让屈华柱签订显失公平的合同，以及将国有土地上房屋按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亦属于可撤销的合同范畴，原告据此也可以要求撤销这两份协议。出于历史原因（附件证据群众诉求书说明的比较清楚〕，原告的房产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只打国有土地才有土地出让金这一说法〕但是未办出房产证，虽未取得房产证，但涉案房产确系在我国城市规划法施行前建造的历史老房〔被告的专题会议纪要也确认了在1986年前后，实际应该在1989年〕，应该认定为合法建筑。被告拆除原告的房屋应对原告按政策给予足额补偿。未取得房产证并不影响原告房屋属于合法建筑的事实，被告的房屋应当与取得房产证的建筑享受同样的补偿标准。即使原告的房产位于集体土地上，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条：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补偿不能直接适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但山于房屋所在的土地已经城市化，如果按照农村集体土地补偿，会无法保障农民的权益。因此，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原告建房时南岗镇是肥西县的辖区，现在划拨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属于典型的土地己经城市化。被告对于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不区分房屋实际用于居住还是实际用于生产经营，不区分征收集体土地和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是一并进行的还是先后分别进行的，不区分被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在补偿安置时是否己纳入城市规划区，一律按照重置成新价、重置价或者建筑成本造价予以补偿，不仅无法维持被征收入的生活水平，而且根本无法保障被征收人的长远生计，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的，是对被征收人合法利益的严重侵犯。原告11人中己有10人享受人口安置，未安置的原告屈某1，系屈某2与吴玉华的独生子，并且是合肥本地农业户口，自2008年出生始至2017年拆迁时-直生活在被拆迁房屋中。在外地和本地均未享受过拆迁安置，按政策应该享受世居人口加独生子女照顾政策，在支付人口安置房款人民币24000元后获得60平方米安置房。被告对此应当予以认可并给予安置。 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被告拆迁原告位于高新区××路××国道路××号房屋的行为程序违法，被告按照过低补偿标准给予原告补偿的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违法与原告签署的《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与《轨道交通2号线（高新段）项建设征收补偿协议书》;3,责令被告对原告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做出合法足额补偿人民币陆佰万元整;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征收补偿决定书【2017】2号；2.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3.征收补偿协议书；4.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收据；5.群众诉求；6.合高征【2013】1号；7、2013年会议纪要；8.2017年会议纪要；9.房屋拆迁作价补偿计算表；10.关于限期缴纳土地出让金通知；11.关于土地出让实施意见的通知；12.合政办【2012】16号文；13.皖（2018）5489号民事裁定书；14.（2019）3062号民事裁定书；15.合肥市城管局询问调查通知书；16.合肥高新区合六路出城口道路改建工程拆违拆迁实施工作手册；17.屈某1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被告合肥高新区管委会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4月5日作出《合肥高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高征偿字[2017]2号)并送达被征收人屈华柱户。2017年4月14日，屈华柱出具《提前安置领房申请》，同意将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屈华柱户房屋被有关部门组织拆除。因此，可以认定原告至迟应于2017年4月14日即已知道房屋拆拆迁行为，若认为房屋拆迁行为违法最迟应当于2017年10月14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于2019年6月1日起诉，显然已超过法定起诉时效期限，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二、原告位于合肥轨道交通××线（××）的房屋系合法征收，原告自愿将房屋交付拆除，并且已经获得房屋征收补偿，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违法拆迁其房屋没有事实依据。因公共利益需要，2013年5月3日，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发布《关于轨道交通××线××新区××段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合高管［2013］86号，以下简称“《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决定依法对轨道交通××线××新区××段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征收。房屋征收补偿方式和标准按照公布的《轨道交通××线××新区××段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合高征［2013］1号，以下简称“《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执行。其中，在集体土地上购地皮建房户，凡购地建房一间的，可优惠价购买建筑面积60平方米，购地建房两间的，可优惠价购买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以此类推，优惠价购房价格按照1200元／平方米计算。确因家庭住房困难的，经批准，被征收人可在享受上述优惠价购房面积基础上，每间增购不超过15平方米建筑面积，增购价格按照1200元／平方米计算。原告屈华柱户高新区南岗街道合六路南的房屋，位于轨道交通××线××新区××段项目红线范围内，被依法征收。因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合肥高新区管委于2017年4月5日作出《合肥高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高征偿字［2017］2号）丙送达被征收人屈华柱户。2017年4月14日，屈华柱出具《提前安置领房申请》，同意将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经批准后于同日领取了125平方米和90平方米安置房各一套，房屋征收补偿完毕。综上，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拆迁其位于高新区××国道路××号房屋的行为违法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征收补偿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并且原告获得了超出统一补偿政策的房屋征收补偿待遇，不存在补偿标准过低且违法的问题。2018年1月6日，原告屈华柱户分别就房屋征收补偿、拆迁人口安置与南岗社区居民委员会筹备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与合肥佳惠高新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确定的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及安置人口界定，均充分保障了原告依据合高征[2013]1号《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和高新区相关政策可以获得的房屋征收补偿及拆迁人口安置待遇，不违法法律法规的规定，协议合法有效。按照《房屋征收补偿方案》，除购地退款、预留房屋面积货币化补偿款、残值与搬家费、房租费等补偿款外，屈华柱户只能获得以12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120平方米优惠房的征收补偿待遇，经本人申请、搬迁专项工作组同意后，最多可增购致150平方米。合肥高新区通过《专题会议纪要》的形式，给予屈华柱户特殊照顾，允许其以3400元/平方米的成本价，增购65平方米，使该户在本次房屋征收中获得的优惠房达到215平方米，已经超出统一房屋征收补偿政策的标准，屈华柱户获得了额外的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此外，案涉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原告要求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原告诉称的被告按照过低标准给予原告征收补偿的行为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并且，《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和《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均已履行完毕，各原告也以接受履行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领取补偿款、房屋租金、安置房等)认可了相关协议的效力，其接受履行后要求撤销协议，没有法律依据。 四、本案原告无权就拆迁人口安置提起行政诉讼。经合肥高新区管委会核查，本案11名原告拆迁人口安置具体情况如下：原告杜锋、何诗伊等2人符合轨道交通2号线高新南岗段项目拆迁人口安置条件，并且在本次拆迁中已经安置完毕，其中杜锋享受世居人口安置待遇，岳某2享受新增人口安置政策，已于2018年1月21日分别由屈华柱代为领取安置房45平方米。原告屈华柱、岳甫芝、岳某3、屈丽丽、屈某2、何小帆、岳某1等7人在2009年高新区复兴村吴岗村民组拆迁时，已经享受过拆迁安置待遇。其中，屈华柱、岳甫芝、岳某3、屈丽丽、屈某2等5人享受世居人口安置待遇，何小帆、岳某1等2人享受新增人口安置政策，共计享受回迁分房面积315平方米，于2014年8月在复兴家园小区领取90平方米回迁房4套（包括从他户调入面积45平方米）。并且，在本次拆迁中，合肥高新区以专题会议纪要的形式，将已经安置完毕的何小帆、岳某1转为享受世居人口安置待遇，给予二人统一安置政策外利益48000元（新增人口与世居户安置待遇差额：30平方米／人＊800元／平方米＊2人＝48000元），属于对屈华柱户的额外照顾。原告吴玉华、屈洪睿等2人不属于高新区户籍人口，不符合合肥高新区人口安置政策规定，无权要求高新区予以拆迁人口安置。综上，原告吴玉华、屈洪睿不属于高新区户籍人口，无权要求高新区予以拆迁人口安置，符合高新区拆迁人口安置政策的原告均已经按政策甚至超政策安置完毕，本案原告无权就拆迁人口安置向合肥高新区管委会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轨道交通××线××新区××段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合高管［2013］86号）；证据2.《关于印发的通知》（合高征［2013］1号）；证据3.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及高新区农村工作局网站截图；证据4.屈华柱户《房屋拆迁登记表》《房屋拆迁附着物登记表》；证据5.高新区征地搬迁复建安置领导组办公室《关于明确轨道交通2号线（高新南岗段）征迁工作处理意见的专题会议纪要》；证据6.《合肥高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高征偿字［2017］2号）；证据7.《提前安置领房申请》；证据8.《交房通知》《永和家园三期业主钥匙领用表》;证据9.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专题会议纪要》；证据10.《轨道交通2号线（高新段）项目建设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证据11.《合肥高新区新农村建设回迁安置户型申请确认书》（编号：1602067）；证据12.《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证据十13.屈华柱户《房屋拆迁作价补偿计算表》；证据14.《高新区新农村建设回迁安置户型申请确认书》（编号：1801007、1801008）、《情况说明》等领房人口安置手续；证据15.《关于轨道交通2号线项目涉及南岗街道屈华柱户拆迁补偿与安置的情况说明》；证据16.《关于屈华柱户拆迁补偿与安置的情况说明》；证据17.《高新区新农村建设安置人口界定二榜公示表》；证据18《复兴村42村民组新增人口界定三榜公示表》。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4、证据6-9、证据13-17，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5，既无签名也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10-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认定。被告合肥高新区管委会提交的证据1-18，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因合肥市城市轨道2号线建设需要，2013年5月3日，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发布合高管［2013］86号《关于轨道交通××线××新区××段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下称《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决定依法对轨道交通××线××新区××段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征收。房屋征收补偿方式和标准按照公布的合高征［2013］1号《轨道交通××线××新区××段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下称《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执行。《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规定，在集体土地上购地皮建房户，凡购地建房一间的，可优惠价购买建筑面积60平方米，购地建房两间的，可优惠价购买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以此类推，优惠价购房价格按照1200元／平方米计算。确因家庭住房困难的，经批准，被征收人可在享受上述优惠价购房面积基础上，每间增购不超过15平方米建筑面积，增购价格按照1200元／平方米计算。 原告屈华柱户位于高新区南岗街道合六路南的房屋在轨道交通××线××新区××段项目红线范围内，依法应予征收。根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屈华柱户因房屋拆迁可以获得以1200元／平方米的优惠价格购买120平方米房屋，并以1200元／平方米再申请优惠价购买30平方米房屋拆迁安置待遇。由于原告屈华柱户与房屋征收部门就原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达成协议，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于2017年4月5日作出了《合肥高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高征偿字［2017］2号）。根据该征收补偿决定书：屈华柱户可优惠价购买面积120平方米；该户购地退款、搬家费等应得款与优惠价购买房屋应交款两比，原告需缴纳81000元，安置地点在永和家园三期。 2017年4月14日，屈华柱向被告出具《提前安置领房申请》，同意将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鉴于屈华柱主动将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被告同意给予原告优惠价购买150平方米，综合成本价增购65平方米房屋，合计215平方米，比征收补偿决定书给予征收补偿安置的面积多95平方米。该户房屋补偿、附属物、房租费等应得款与优惠价购买及成本价增购房屋应交款两比：该户实际缴纳86898元。屈华柱于同日领取了125平方米和90平方米安置房各一套。2018年1月6日，原告屈华柱户分别就房屋征收补偿、拆迁人口安置与南岗社区居民委员会筹备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与合肥佳惠高新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2018年1月8日，屈华柱户向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缴款86898元。原告认为，屈华柱无权代表其家庭其他成员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签字以及被告未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补偿政策对原告进行安置不符合法律规定。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1、根据高新区的拆迁人口安置政策，屈华柱的女婿杜锋、孙女岳某2符合拆迁安置人口条件，其中杜锋享受45平方米安置，岳某2享受45平方米安置，合计90平方米。2018年1月21日，屈华柱代表杜峰、岳某2领取拆迁人口安置房各45平方米。 2、2009年高新区复兴村吴岗村民组拆迁时，原告岳甫芝户的户主系岳甫芝，家庭成员屈华柱、岳甫芝、岳某3、屈丽丽、屈某2、何小帆、岳某1共七人，其中，岳甫芝、屈华柱、岳某3、屈丽丽、屈某2等五人享受世居人口安置待遇，何小帆、岳某1等二人享受新增人口安置政策，共计享受回迁分房面积315平方米，于2014年8月在复兴家园小区领取90平方米回迁房4套（包括从他户调入面积45平方米）。2014年8月19日，岳甫芝在《高新区新农村建设户型申请确认书》上签字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一、被告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对屈华柱户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一、被告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对原告屈华柱户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因合肥市城市轨道2号线建设需要，原告屈华柱户位于高新区南岗街道合六路南的房屋在轨道交通××线××新区××段项目红线范围内，依法应予征收。2017年4月14日，屈华柱出具《提前安置领房申请》，同意将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屈华柱于同日从被告处领取了125平方米和90平方米安置房各一套。2018年1月6日，原告屈华柱户的代表屈华柱就房屋征收补偿、拆迁人口安置与南岗社区居民委员会筹备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同日，屈华柱与合肥佳惠高新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2018年1月8日，屈华柱户向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缴纳购房款86898元。2018年1月21日，屈华柱代表杜峰、岳某2领取拆迁人口安置房各45平方米。因此，被告对原告的征收补偿安置，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称，屈华柱无权代表其家庭其他成员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签字以及被告应当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补偿政策对原告进行安置。本院认为，被告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的征收补偿安置方式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房屋的登记丈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签订、房型的确认、缴纳房款及房屋领取等不可能要求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到场签字确认。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屈华柱是案涉房屋的户主；从原告提供的“合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通知书”可以看出，屈华柱也是案涉房屋的户主，屈华柱有权代表该户就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等活动对外行使权力。屈华柱作为被拆迁人屈华柱户的代表在案涉合同上签字，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称其房屋是在南岗镇购买土地建造的，应当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政策对原告进行安置。由于原告没有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地产权证，且原告屈华柱已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同时原告已获得了房屋与附属物等补偿并实际领取了安置的房屋，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 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屈华柱户的代表屈华柱于2017年4月14日向被告出具《提前安置领房申请》，将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并于同日领取了125平方米和90平方米安置房各一套。2018年1月6日，原告屈华柱分别就房屋征收补偿、拆迁人口安置与南岗社区居民委员会筹备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同日，屈华柱与合肥佳惠高新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2018年1月8日，屈华柱户向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缴款86898元。原告如果认为被告的房屋拆迁行为违法或对征收补偿协议有异议，应当在法定6个月的期限内提起诉讼提起行政诉讼，然原告直至2019年7月5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屈华柱、岳甫芝、屈某2、吴玉华、屈某1、岳某3、何小帆、岳某1、岳某2、屈丽丽、杜峰被告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毕守国 人 名 陪 审 员崇椿 人 民 陪 审 员  张广珍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谢 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