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62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女，193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现租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寿亭，湖北圣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国，男，198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某1，女，195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啟文，湖北圣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国，男，198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某2，男，195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丽，湖北扬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翔，湖北扬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某3，男，196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丽，湖北扬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翔，湖北扬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某4，女，1969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丽，湖北扬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翔，湖北扬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某、夏某1因与被上诉人夏某2、夏某3、夏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7民初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寿亭、王顺国，上诉人夏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啟文、王顺国，被上诉人夏某2、夏某3、夏某4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丽、付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某、夏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夏某2、夏某3、夏某4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夏某2、夏某3、夏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夏某2、夏某3、夏某4。1.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夏英仁在去世前已实际取得了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的部分产权，一审法院却认定夏英仁享有房屋部分产权且认定产权比例为23%。2.一审法院将沈某向夏某1出售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的行为错误认定为“被告沈某是将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赠与给了被告夏某1”。3.就算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存在夏英仁的遗产，夏某2、夏某3、夏某4享有继承夏英仁的遗产份额，也应在售房款13.3万元中予以分割，一审法院错误将夏某1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含东方雅园经济适用房购房指标100000元现金价值）313562.44元予以分割。4.一审法院认定东方雅园经济适用房指标100000元现金价值并且予以分割是错误的。5.东方雅园的房产是经济适用房性质，该房屋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五年内不能流通交易，出售后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其价值和流通性不能等同于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国家政策密切相关，随时会变动，一审判决全然不顾这些因素，在没有请专业机构评估的情况下，就认定该房屋的市场价值为15000元／平方米，毫无依据。6.沈某、夏某1不属于故意隐匿、侵吞或争夺遗产的情形，一审法院以此来减少沈某和夏某1的继承份额是错误的。7.本案已过诉讼时效。2012年8月，夏某1领取了拆迁款，两年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8.夏某2、夏某3、夏某4在本案中基于同一诉争房屋提出了三个诉讼请求，既要分割诉争房屋中的遗产，又要分拆迁款，还要分上诉人名下自己出资购买的新房产，是属于同时主张债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等多项权利，法院不应受理夏某2、夏某3、夏某4同时提起的这三种诉讼请求，增加沈某、夏某1的诉累。二、基于上述事实认定的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也是错误的，导致该案不能以理服众。三、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一审法院故意拖延办案，审限严重超时，一审法官弄虚作假，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故意偏袒夏某2、夏某3、夏某4，一案多诉，夏某2、夏某3、夏某4没有足额缴纳诉讼费。四、一审违背证据规则，非法取证，隐匿证据，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夏某2、夏某3、夏某4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夏英仁在世时已交纳了3072.3元，后沈某补交了3606元，在诉争房屋房改时核算了夏英仁的工龄29年。诉争房屋的性质应根据房屋的历史来源、出资情况等认定。一审认定夏英仁享有诉争房屋23%的产权，夏某2、夏某3、夏某4无异议。夏某2、夏某3、夏某4根本就不知道诉争房屋已变更至夏某1名下，在赡养案件中没有就房屋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和辩论，因此夏某2、夏某3、夏某4在赡养案件的陈述并非对诉争房屋事实的认定。诉争买卖合同并非沈某、夏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买卖合同只是为了方便过户，为了掩盖侵吞房产而作出的行为。关于东方雅园房屋的指标款系诉争房屋的拆迁利益，该利益应属于真实房屋产权人所有，即沈某、夏某1与夏某2、夏某3、夏某4所有。一审根据东方雅园房屋的价值，自由裁量购房指标款100000元并无不当。本案中并没有按东方雅园房屋的价值进行分配，而是按照被拆迁房屋价值进行分配。本案中分割夏英仁的遗产，夏英仁生前并未与夏某1共同居住，不符合多分的情形。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夏某2、夏某3、夏某4在赡养案件中才知道诉争房屋由沈某变更成了夏某1，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中，夏某2、夏某3、夏某4只提起了一个诉讼请求，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才知晓诉争房屋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在法院多次释明下，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侵害房屋拆迁补偿利益，不存在诉讼请求不明确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某2、夏某3、夏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夏英仁的遗产，主要是价值600000元的房屋；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沈某、夏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夏英仁与沈某婚后生育四个子女，即夏某2、夏某3、夏某4和夏某1。双方婚后由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业炉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一冶公司）分配了一套位于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的房屋。1993年12月30日，被继承人夏英仁和沈某参加房改，共同出资3072.3元，取得了该房屋的部分产权。1998年10月7日，被继承人夏英仁去世，因其生前患重大疾病，支付了大额的医疗费用，其死亡后无其他遗产，也未留有遗嘱。1999年11月30日，沈某个人出资3606元，取得了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全部产权，并办理了房屋两证。2010年2月24日，沈某与夏某1协商一致，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沈某将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门5号房屋以133600元的价格出售，夏某1一次性付款，但夏某1并未支付相应的购房款，2010年3月3日，夏某1办理了房屋的权属证书。2010年10月23日，夏某1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武汉市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写明乙方夏某1同意按货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根据协议书约定补偿款由以下项目组成：1、被拆迁房屋补偿费用按照4797元的单价计算，共计213562.44元；2、搬迁补助费600元；3、临时安置补助534.24元；4、附属设施补偿含水表400元、电表480元、有线电视280元、管道煤气2400元和空调移机450元，共计4010元；5、其他补偿及奖励含残疾补助20000元、进步奖4800元、奖励5000元等，共计84957.48元。总计补偿3036664.16元。此外，该协议书在其他约定部分写明，甲方提供乙方夏某1东方雅园（三）、（四）期经济适用房购买权一个。随后，夏某1据此协议，购买位于武汉市青山区东方雅园三期B-12-2-5-1号房屋。2015年11月3日，夏某1办理了交房手续。2016年1月28日，武汉统建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购房款发票，B-12-2-5-1号房屋面积为88.68平方米，单价为3592元，总价为318539元。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夏英仁和沈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1993年12月30日共同出资3072.3元，取得了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的部分产权。1998年10月7日被继承人夏英仁去世后，沈某出资3606元，取得了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全部产权，并办理了房屋两证。根据该房屋两次支付购房款的金额计算，被继承人夏英仁个人享有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的产权比例为23%。本案应按此比例计算其遗产的价值。2010年沈某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将房屋赠与给夏某1，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夏某1成为该房屋的产权人，并最终享受了该房屋拆迁带来的诸多利益。2010年10月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拆迁，夏某1获得的拆迁利益为：拆迁补偿款3036664.16元及武汉市青山区东方雅园三期房屋的购房指标，夏某1以较低的价格，仅支付14000多元，就取得了面积为88.68平方米、武汉市青山区东方雅园三期的房屋，并且现该房屋的市场价值为15000元/平方米左右。一审法院酌情考虑武汉市青山区东方雅园三期房屋的购房指标的现金价值为100000元。综上，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的拆迁补偿费213562.44元、附属设施补偿4010元，购房指标的价值为100000元，共计313562.44元，属于房屋的拆迁利益，其中23%即72119.36元为被继承人夏英仁遗产。本案中夏某2、夏某3、夏某4和沈某、夏某1均为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一般应当均分，但本案中沈某和夏某1的行为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因此应减少沈某和夏某1继承的遗产。沈某将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赠与给夏某1的行为表明，其已将自己应继承的遗产及个人财产赠与给了夏某1。夏某1是遗产的实际占有人和受益人，故夏某1实际应支付夏某2、夏某3、夏某4每人20000元。夏某1取得武汉市青山区东方雅园三期的房屋，是自己支付了部分购房款后取得，并非原房屋拆迁直接取得，故夏某2、夏某3、夏某4要求夏某1按武汉市青山区东方雅园三期房屋目前的市场价值支付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夏某1认为其取得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所有权是在支付了合同价款后取得的，没有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沈某、夏某1认为夏某2、夏某3、夏某4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夏某1支付夏某2、夏某3、夏某4每人各20000元，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夏某2、夏某3、夏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夏某2、夏某3、夏某4各承担300元，夏某1承担4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沈某、夏某1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一冶房产交易中心在1998年11月20日出具的改户通知书一份，证明沈某在夏英仁去世后，一冶房产交易中心在1998年11月20日出具了改户通知书，将户主改为沈某，并对原有房产进行了扩建和维修改造，重新规划勘测后，房屋面积为44平方米，房屋面积和内部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改户后，单位又更改了产权房款的付款人，单位退回3072元到沈某名下，沈某个人又出资3606元，合计6678元，以个人的名义和自己单位签订了正式的购房合同，买断了这套扩建和维修改造之后的44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该合同已在房管局备案，登记产权人是沈某，沈某拥有该房屋100%产权。单位于1999年12月7日给沈某开具了6678元的产权房款的收款收据。证据二、警方的证明一份、夏某2、夏某3、夏某4组织涉黑涉恶人员上门勒索和滋事的现场人员和车牌号照片一组，证明夏某2、夏某3、夏某4对诉争房屋的过户早已知情，过了侵犯继承权的诉讼时效。三份报警记录都清楚地记载着夏某2、夏某3、夏某4过往争抢财产的行为。即便是有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夏某2、夏某3、夏某4多次组织社会上的涉黑涉恶人员前往沈某和夏某1的住所敲诈勒索和滋生事端，威胁逼迫夏某1在事先准备好的欠条上签字。警方出具的证明上记录了涉黑涉恶人员的车牌号以及现场涉黑人员的照片。夏某2、夏某3、夏某4还多次去沈某的基督教会造谣滋事，声称教会借捐款之名骗取了沈某的财产，使沈某不能正常去教会学习和祷告，用卑劣的手段通过教会向沈某施压，扰乱其正常生活，教会相关负责人全部都可以佐证以上事实。证据三、沈某从2009年至今每月的退休金收入明细一组，证明：1.沈某唯一的家庭财产就是42街那套住房，沈某一直和夏某1居住，处警记录所记载的夏某1因家庭财产和兄妹发生纠纷中的家庭财产实际就是这套房产。间接证明夏某2、夏某3、夏某4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早已知道房产过户的事实，并上门和夏某1、沈某发生过争执，已经超过了侵犯继承权的诉讼时效。2.2009年沈某的退休金尚不能维持日常基本生活支出，没有结余，不够支付护理费和房租，2009年沈某处置房产的动机是因日常生活所需，退休收入不能满足生活需求，房屋漏水不能住人，迫于改善生活，解决居住和护理的需求才选择卖房。庭审笔录中沈某陈述，因为楼上楼下两年前都卖了，房屋在中介挂着没人问，为了快速脱手，所以选择按市场评估价卖给夏某1。间接证明房产不是赠与关系，而是买卖关系。证据四、夏某2、夏某3、夏某4在（2017）鄂0107民初2783号赡养案提交的答辩状一份，证明：夏某2、夏某3、夏某4自己早已承认房产是买卖关系，且还声称曾和夏某1协商过房产处置和赡养问题，同时证明夏某2、夏某3、夏某4早已知道房产过户的事实。证据五、（2017）鄂0107民初2783号赡养案庭审笔录一份，证明沈某出售房产后，住在夏某1家近十年，期间经历了诉争房产和夏某2、夏某3、夏某4的房产同时拆迁，而且夏某2、夏某3、夏某4声称和沈某、夏某1一直有往来，问过房产过户的情况，产生过协商和争执。夏某2、夏某3、夏某4对房产过户不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三人早已知情。夏某2、夏某3、夏某4主张自己是房产的权利人，该房屋被拆，拆迁办会通知房屋权利人商谈拆迁协议，然而长达十年没有通知他们三人，他们也应当知道房屋已经被处置，已经超过了侵犯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证据六、夏某1之子出售商品房的交易合同一份，证明夏某1在购买沈某的房产前一个月，夏某1之子卖掉了一套四室两厅的商品房给夏某1用来付购房款，夏某1购房款来源于儿子卖房所得。加上夏某1之子的取款记录，取款时间就是夏某1购房合同签订的当月2009年2月12日，购房合同签订日期为2009年2月24日，支取现金金额为200000元整，当时银行大额取现需提前预约，取款日期自然比购房合同签订日期稍微提前，取款时间和金额都符合常理。证据七、夏某1的拆迁款发放存折一份、经济适用房购房合同一份，证明：1.42街20门5号的房屋拆迁补偿款303664.16元是2012年8月22日打款给夏某1，由夏某1自由支配，夏某1已于2012年8月24日全部支取使用。东方雅园的房产是夏某1于2016年另行出资购买，并不是在拆迁补偿款的基础上支付了部分购房款后取得，该房产与原被拆迁房屋没有任何关联。一审法院故意违背事实，认定事实错误，别有用心。2.东方雅园房产是经济适用房性质，该房屋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五年内不能流通，出售后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其价值和流通性不能等同于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国家政策密切相关，随时会变动。一审判决中全然不顾这些因素，在没有请专业机构评估的情况下，肆意认定该房屋的市场价值为15000元/平方米，毫无依据，和本案一审赋予夏某1购房指标100000元现金价值并予以分割一样，同属于一审法官依仗手中司法权力，任性裁判。证据八、上诉费交纳通知书一份，证明夏某2、夏某3、夏某4没有依法足额缴纳诉讼费，应当补缴，一审故意偏袒夏某2、夏某3、夏某4。证据九、历史明细清单三份、储蓄历史数据查询二份，证明夏某1购买东方雅园房屋的购房款并不是在拆迁款基础上加10000元购买，东方雅园房屋的购房款与拆迁款在法律上是没有关联的。经质证，夏某2、夏某3、夏某4对于沈某、夏某1提交证据的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沈某第二次补交的房款是3606元，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中的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所述内容中的亲戚没有明确是谁。证据二中的照片与证明的时间不一致，对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008年沈某的收入超过2800元，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夏某2、夏某3、夏某4是在赡养案件中才知晓房屋过户的事实，该案中对房屋是买卖还是赠与未举证、质证，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东方雅园房屋属于动迁安置房，而非商品房，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九中的加盖公章的历史明细清单一份、储蓄历史数据查询二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完整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夏某1支付东方雅园房屋的购房款虽不是使用原收到拆迁款的账户，但是使用拆迁款支付了购房款，从储蓄历史数据查询二份可以清楚表明这一点。沈某、夏某1提交的尾号为2472的储蓄卡的流水并不完整，不能证明东方雅园房屋的购房款并非用拆迁款支付。虽然货币并非特定物，但购买东方雅园房屋是基于拆迁房屋的权益，并根据合同约定及拆迁安置补偿的相关规定购置与原拆迁房屋拆迁款价值相当的房屋，货币的流通性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于东方雅园房屋购房款的认定。本院认为，对于沈某、夏某1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一，该证据不能证明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本院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沈某、夏某1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二，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系夏某2、夏某3、夏某4组织人员前往沈某和夏某1的住所敲诈勒索和滋生事端，本院对于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沈某、夏某1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三，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夏某2、夏某3、夏某4早已知道诉争房屋过户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沈某按市场评估价将诉争房屋出售给夏某1，本院对于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沈某、夏某1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四、证据五，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夏某2、夏某3、夏某4早已知道诉争房屋过户的事实，本院对于该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沈某、夏某1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六，因该证据结合夏某1之子王顺国的取款记录，仅能证明王顺国出售过房屋，而王顺国的取款日期、取款金额与沈某与夏某1于2010年2月24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日期以及约定的购房款金额均不相符，故本院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沈某、夏某1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七、证据九，因夏某1与武汉市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房屋总计补偿303664.16元，该协议还约定武汉市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提供夏某1东方雅园（三）、（四）期经济适用房购买权一个。之后，夏某1根据该协议，购买位于武汉市青山区东方雅园三期B-12-2-5-1号房屋，故本院对于该两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沈某、夏某1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八，因该证据载明的金额系沈某、夏某1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金额，而沈某、夏某1向本院申请司法救助，本院已准予沈某、夏某1免交诉讼费用，故本院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2010年2月24日，沈某与夏某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沈某将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门5号房屋以133600元的价格出售给夏某1。”以及“2010年10月23日，夏某1与武汉市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房屋总计补偿3036664.16元。”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0年2月24日，沈某与夏某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沈某将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以133600元的价格出售给夏某1。二审还查明，2010年10月23日，夏某1与武汉市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房屋总计补偿303664.16元。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在房改时计算了夏英仁、沈某两人的工龄合计44年，其中计算夏英仁的工龄29年，计算沈某的工龄15年。本院认为，位于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系一冶公司分配给夏英仁、沈某居住的自管公房，该房屋在夏英仁、沈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购得部分产权，房改时也计算了夏英仁、沈某夫妻合计的工龄，故该房屋应认定为夏英仁、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50%的所有权份额应认定为夏英仁的遗产。一审认定夏英仁个人享有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的产权比例为23%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沈某在第二次房改时对于该房屋的出资可作为其享有的债权。2010年10月23日，夏某1与武汉市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就位于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第三条第1项约定被拆除房屋补偿费用为213562.44元。即使不考虑该协议中关于武汉市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向夏某1提供东方雅园（三）、（四）期经济适用房购买权一个的约定，仅按照该协议第三条第1项约定的补偿费用213562.44元来认定位于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被拆迁的价值，其中的50%即106781.22元也应认定为夏英仁的遗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沈某、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应按法定继承方式继承夏英仁的遗产，故夏某2、夏某3、夏某4各自继承的款项应为21356.24元。2010年2月24日，沈某与夏某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沈某将位于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以133600元的价格出售给夏某1，但夏某1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向沈某足额支付了购房款。之后，夏某1与武汉市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就位于武汉市青山区42街坊20门5号房屋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该房屋的拆迁利益由夏某1取得，故夏某2、夏某3、夏某4各自继承的款项21356.24元应由夏某1支付。沈某、夏某1上诉认为2012年8月，夏某1领取了拆迁款，两年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故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因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夏某2、夏某3、夏某4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沈某、夏某1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2012年8月夏某1领取拆迁款时，夏某2、夏某3、夏某4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沈某、夏某1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虽然一审判决夏某1支付夏某2、夏某3、夏某4每人各20000元不当，但因夏某2、夏某3、夏某4并未上诉，视为服从一审判决。经过审查，一审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沈某、夏某1关于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沈某、夏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薇审判员 李 瑜审判员 胡丹丹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赖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