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0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隆路21号。负责人：刘庆，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劳星星，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雁，辽宁众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后革街437号。法定代表人：仇俊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琼，辽宁法大（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了（2018）辽02民初231号民事判决。平安银行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日公开进行了审理，平安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劳星星、王洪雁，中外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银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中外运公司赔偿全部损失人民币58,507,300.60元，并自2017年6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8年2月25日为1,696,711.72元)。事实和理由：2011年6月，平安银行为大连祺祥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祥公司”)、大连日昇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昇昌公司”)的钢材贸易提供授信贷款，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将存储于大连鹏拓钢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拓公司”)的钢材作为质物，办理质押担保。2011年6月1日，平安银行(甲方)就质押的钢材与祺祥公司(乙方)和中外运公司(丙方)签订《仓储监管协议》。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了中外运公司的“监管责任”：按照《合同法》和仓储合同的规定妥善、谨慎保管被监管的货物；丙方应将乙方的货物与其他委托人的货物分开堆放，将乙方出质的货物与乙方未出质的货物分开堆放，务必做到质押给甲方的货物货位清楚、区别明显、易于识别；丙方在乙方质押物办理入库后，应在相应的质押物上粘贴质押标签。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由丙方进行出质的确认，即“查询时，丙方应当核实甲方指定人员的身份，按照表面审查原则查验出质货物，向甲方签发《查复及出质确认书》，对该《查复及出质确认书》上所列的质押标的依照本协议约定履行监管职责”。随后，中外运公司、祺祥公司与鹏拓公司签订了《仓储管理协议》约定由中外运公司监管的祺祥公司的质物存放于鹏拓公司仓库。2012年4月13日，日昇昌公司就质押的钢材与平安银行和中外运公司签订《仓储监管协议》，协议第三条、第四条同样明确约定了中外运公司的“监管责任”和出质确认义务。随后，中外运公司、日昇昌公司与鹏拓公司签订了《仓储管理协议》约定中外运公司监管的日昇昌公司的质物存放于鹏拓公司仓库。2012年5月9日，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广公司”)与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签署《协议书》约定，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同意由金广公司为其偿还欠付债权人款项；金广公司从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及其债权人处取得的相应货物。于2012年5月9日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又分别向平安银行出具了《承诺函》称：我司欠付平安银行的款项由金广公司予以偿还，平安银行解除质押的货物提货权归金广公司。2012年5月10日起，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直接向平安银行归还了全部贷款款项，平安银行向祺祥公司和日昇昌公司发出《解除质押通知》，并根据祺祥公司和日昇昌公司的还款额及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的《提货申请书》，平安银行和中外运公司向祺祥公司和金广公司开具《提货通知书》和《质物出仓作业单》。但随后，金广公司提出上述0002105、06、08、09和0002451-2460号《质物出仓作业单》项下的价值3605万元的12,020.4吨钢材不能提取，并中外运公司向提出索赔。2014年7月，金广公司以物权保护纠纷作为案由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平安银行返还其代付款项3605万元，并请求平安银行和中外运公司赔偿因未交付钢材给其造成的差价损失1545万元。该案业经一审、二审程序审理完毕，二审判决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0号民事判决书最终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判决：平安银行需赔偿金广公司质押钢材损失人民币5150万元并自2014年7月14日起以360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金广公司损失。平安银行不服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19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因中外运公司认可涉案钢材仅采取了分类而未采取特定化方式进行保管”，同时“由于涉案钢材在鹏拓公司存储期间没有特殊标识，且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鹏拓公司的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导致金广公司无法取得涉案钢材”，因此认定原告应当对金广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最终裁定驳回平安银行的再审申请。金广公司已依据上述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平安银行被执行款项总计58,507,300.60元。平安银行认为，根据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平安银行对金广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系因保管行为不当，而保管行为不当的表现为中外运公司未履行监管义务。中外运公司应当履行的监管义务及监管措施在平安银行与中外运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该协议中均有明确约定，现因中外运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监管责任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平安银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因此中外运公司应当赔偿平安银行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平安银行于2017年6月26日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款项总计58,507,300.60元。中外运公司除应赔偿平安银行上述被执行款项外，还应自2017年6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平安银行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为维护平安银行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中外运公司一审辩称，不同意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理由为：一、质押监管流程中中外运公司应当履行的义务。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银行主导的“厂商银”贷款模式引起的平安银行与中外运公司之间质押监管合同纠纷，简述各方权利义务如下：1.平安银行根据《银企商合作协议》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代借款人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向工厂方支付货款后，由工厂方将货物发送至平安银行指定仓储方鹏拓公司场地；2.平安银行与储运公司、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签订《仓储监管协议》，委托中外运公司在鹏拓公司仓库监督管理质物；3.中外运公司根据平安银行要求并以其受托人身份与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鹏拓公司签订《仓储管理协议》，约定由仓储方鹏拓公司进行占有、保管质押物，中外运公司对到库的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质押给平安银行的货物进出进行监督和管理，并将《仓储管理协议》交平安银行备案；4.中外运公司派员进驻鹏拓公司实施现场监管前期核查工作，对到库(或在库)的货物的品种、规格、数量等进行核查，在核实鹏拓公司开具的《入库票》无误后，根据到入库实际情况与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共同签署《质物进仓作业单》；5.当入库数量满足质押需要时，平安银行和出质人向中外运公司发出《查询及出质通知书》，要求中外运公司对质押物进行最终核查确认；6.中外运公司依据鹏拓公司实际收到入库的货物以及平安银行的《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向平安银行出具《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或《查复及出质确认书》)，正式履行监管职责；7.出质人向平安银行偿还欠款后，平安银行向中外运公司发出《提货通知》；中外运公司依据平安银行的通知，并根据协议和平安银行安排向鹏拓公司明确提货人，同时开具相应数量的《质物出仓作业单》，并将该单据交给平安银行指定的出质人(或出质人指导的提货人)，该提货人与鹏拓公司核实货物在库数量无误后盖章返回中外运公司一联。至此，中外运公司在《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项下的全部监管义务履行完毕；8.在《质物出仓作业单》各方确认后及《仓储管理协议》履行完毕，提货人可实际提取货物，亦可与鹏拓公司另行签订仓储合同并货物续继存于该仓库。根据上述流程及案涉《仓储监管监管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案中中外运公司作为监管人应当履行的主要义务包括：1.派员入驻鹏拓公司实施24小时监管，核查铁路发运到库的数量或已经在库德钢材数量，根据平安银行通知要求核查初始质押时，质押物的规格、型号、数量等内容，依据货物在库的实际情况向原告平安银行出具《查复及出质确认书》或《质物清单》，开始履行监管职责；2.签发《查复及出质确认书》或《质物清单》后，监督鹏拓公司和出质人，在无平安银行的指令下，货物不允许进出，确保质押物存放于指定的场地；3.出质人归还借款后，依据平安银行向中外运公司出具的《提货通知书》，中外运公司向鹏拓公司发出解除质押《通知函》，并向平安银行指定的提货人出具《质物出仓作业单》，鹏拓公司与提货人核实出库货物数量后，并在《质物出仓作业单》上签章返还中外运公司。二、中外运公司严格履行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不应对平安银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向平安银行偿还欠款后(还款资金来源于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与平安银行之间的债务消灭，作为主债权从权利的质权亦消灭，平安银行签发了提货通知书，双方之间的借款质押法律关系已经解除。中外运公司再给提货人及仓储方鹏拓公司签发质物出仓作业单并经双方确认后，中外运公司已经完成监管义务，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又把提货权让渡给金广公司，金广公司在与鹏拓公司确认货物后应立即提货或与鹏拓公司另行签订仓储合同，其未提到货物应向鹏拓公司主张提货。依据《仓储监管协议》(动态质押监管，与日昇昌公司签订)第二条第6款约定：“丙方(中外运公司)占有、监管质物的存续期间自丙方签发《质物清单》之日开始计算，至甲方(平安银行)书面通知丙方解除全部货物质押时终止。”《仓储监管协议》(静态质押监管，与祺祥公司签订)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丙方(中外运公司)的监管责任自丙方出具《查复及出质确认书》开始至被监管的货物按本协议的规定解除监管时终止。”本案中，中外运公司对案涉质押钢材的监管期间起于签发《质物清单》或《查复及出质确认书》，止于平安银行通知中外运公司全部质物解除质押，并非以将质物实际交付给提货人作为监管责任终止的节点，上述约定也能够证明，本案中在平安银行向中外运公司出具《提货通知》，中外运公司依据该通知出具相应质物出仓作业单后，监管期间已经终止，中外运公司的监管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且金广公司、鹏拓公司均已确认钢材出库情况。至于金广公司后期不能出货，属于金广公司和鹏拓公司之间的关系，与中外运公司无关。因金广公司提货不能产生的损失，金广公司应向实际仓储方鹏拓公司或出卖人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主张。至于平安银行因他案败诉而导致的损失，与中外运公司无关，即便追偿，平安银行亦应向鹏拓公司直接主张；(二)中外运公司主要义务是受平安银行的委托占有、监督和管理质物。本案中，中外运公司根据平安银行的要求又与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鹏拓公司签订了《仓储管理协议》，占有、保管质物的责任实际由鹏拓公司承担。这种合同安排是业务模式的需要，亦是平安银行的指定。因此，中外运公司的义务实际为监督管理，不承担质物保管责任。从中外运公司仅开具《质物清单》或《查复及出质确认书》、鹏拓公司实际开具《入库单》、中外运公司收取监管费而非保管费(该业务实际未能收到任何费用)可清晰看出中外运公司与平安银行之间的主要义务为监督管理货物进出。(三)本案中，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系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将质押钢材的所有权转移给了金广公司，由于中外运公司已经履行了监管义务，并出具了以金广公司作为提货人的质物出仓作业单，质物监管法律关系已经终止，金广公司作为质押钢材的所有权人，如无法提取质物应当向转让人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或保管人鹏拓公司主张相应权利，平安银行因此而产生的损失亦应当由鹏拓公司承担。三、本案金广公司与鹏拓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平安银行出具以金广公司作为提货人的提货通知，导致案涉部分钢材无法提取。在金广公司代替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偿还欠款后，平安银行与日昇昌公司之间的部分债权已经消灭，与之相关的质押权也随之消灭，此时，根据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平安银行应当将相应数量的质押钢材返还给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再由日昇昌公司祺祥公司将钢材交付给金广公司。但实际上，平安银行并未按照上述流程操作，而是直接将金广公司指定为提货人，并要求中外运公司出具以金广公司作为提货人的出仓作业单，中外运公司在平安银行的要求下，出具了以金广公司作为提货人的出仓作业单，并将相关单据及时交付给了金广公司，同时也向仓储方鹏拓公司出具了通知函，但由于金广公司并非《仓储管理合同》的当事人，故鹏拓公司拒绝金广公司提货，进而导致金广公司不能及时提货，造成损失，平安银行应对错误开单行为自行承担责任。四、金广公司和鹏拓公司均已确认案涉质押钢材数量是充足的，金广公司最终无法提取案涉钢材系由于案涉钢材被法院查封并强制执行所致。在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2号民事裁定的事实认定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确定，截止2012年10月份，鹏拓公司的库存钢材量多于金广公司未能取得的案涉钢材数量。本案中，储运公司向金广公司出具的最后一份质物出仓作业单的时间是2012年8月7日，因此，金广公司完全能够提取相应数量的质押钢材，且根据(2012)大立一特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及货物查封清单，截止2012年10月8日之前，鹏拓公司库存的案涉质押钢材数量至少为9295.8563吨。另外，金广公司在出仓作业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能够证明，金广公司也认可其所提取质物的数量是充足的，其最终无法实际提取质物并非被告监管不当所致。金广公司在2012年有1万余吨案涉质押钢材未能提取的根本原因在于案涉钢材被法院查封并强制执行，中外运公司在履行完监管协议后已经撤出仓库，监管过程并无过错。首先，在(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书中第43页日昇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俊昌的陈述中，马俊昌已经认可2012年8月份开始，鹏拓公司储存的6万余吨案涉质押钢材已经全部被法院查封。其次，在(2013)大执二字第126号函中，大连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函件的方式告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中国外运天津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存放于鹏拓公司的案涉质押钢材，被辽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提取”。因此，金广公司最终无法提取案涉钢材系因钢材被法院查封并强制执行所致，非中外运公司监管期间，亦非中外运公司所能对抗，中外运公司不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五、平安银行主张赔偿数额不应超过(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0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平安银行承担的赔偿金额。在起诉状中，平安银行指出其是在履行了对金广公司的赔偿责任后，对中外运公司提出了诉讼请求。而平安银行向金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为上述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故退一步而言，即使认定中外运公司对原平安银行承担赔偿责任，赔偿的数额亦应以上述民事判决中确定的平安银行的赔偿数额作为上限，(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0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平安银行的赔偿金额总计为56,040,197.09元，而并非平安银行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的58,507,300.60元。至于平安银行主张的利息损失，因缺少法律及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一审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大连分行(甲方、质权人，现已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祺祥公司、中外运公司(丙方、监管方)签订《仓储监管协议》(适用于静态质押监管业务，编号为深发银连港仓监字第20110410001号)，协议约定：为保障甲方与乙方签署的深发银连港综字第20110410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该额度项下的单笔授信业务合同及其相对应的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或单笔质押担保合同的履行，乙方愿以自己所有、存放于丙方仓库中的货物向甲方申请以上授信，丙方作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甲方占有上述出质货物，并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监管义务，各方签订本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与甲方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给乙方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三亿元，乙方在使用本授信额度时按照甲方的要求提供了质押担保并按甲方要求签订了相应的质押担保合同。第二条质物内容约定，乙方以存放于丙方仓库的货物向甲方提供质押担保，甲方和乙方将共同向丙方签发《查询及出质通知书》(见附件2-1)，丙方向甲方签发《查复及出质确认书》(见附件2-1)进行质押确认后质押生效，质押的货物以《查复及出质确认书》项下货物为准。第三条监管责任约定，一、质押期间，丙方对上述交由丙方保管的货物(以下简称被监管的货物)承担监管责任，包括：1、按照《合同法》和仓储合同的规定妥善、谨慎保管被监管的货物。2、接受甲方对货物出质状况的查询，接受甲方对被监管的货物的检查。3、按照丙方向甲方出具的货位标示图存放、保管被监管的货物，并悬挂相关识别标记。丙方应对乙方的货物与其他委托人的货物分开堆放，将乙方出质的货物与乙方未出质的货物分开堆放，并且将乙方出质给甲方的货物与出质给第三人的货物分开堆放，务必做到质押给甲方的货物货位清楚，区别明显，易于识别，丙方对被监管的货物变动货位时应事先取得甲方书面同意。4、按照甲方签发的《提货通知书》(见附件2-4)办理被监管货物的提货、出库手续。5、不受理乙方就提货单、质押物清单或其他证明丙方已保管质押物的书面凭证进行挂失手续。6、受理甲方对被监管的货物的提货、出库手续。7、未得到甲方签发的书面提货通知书并核实其真实、有效性的前提下，丙方不得受理乙方对被监管的货物提货或出库手续。8、在被监管的货物不利于甲方授信安全的情况时，及时通知甲方。9、丙方在乙方质押物办理入库后，应在相应的质押物上黏贴质押标签(见附件2)。质押标签中质权人甲方以深圳发展银行大连分行监管质押货物作为标识。10、依照合同法和本协议的约定以及行业惯例，丙方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与责任。二、丙方的监管责任自丙方出具《查复及出质确认书》(见附件2-1)开始至被监管的货物按本协议的规定解除监管时终止。第四条出质的查询、通知及确认约定，甲方欲接受乙方存放于丙方的货物作为质押物时，甲方和乙方将共同向丙方签发《查询及出质通知书》，丙方有义务接受甲方对货物提货单、质押物清单或货物保管的其他书面凭证的实地查询，并对查询属实的上述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责任；查询时，丙方应核实甲方指定的人员的身份，按照表面审查原则查询出质货物，向甲方签发《查复及出质确认书》，对该《查复及出质确认书》上所列的质押标的依照本协议约定履行监管职责。第六条质物的提货出库手续约定，一、被监管的货物的提取与出库，乙方应先向甲方提交《提货申请书》(见附件2-3)，得到甲方同意后，凭甲方签发的《提货通知书》(见附件2-4)办理。二、《提货通知书》为甲方许可被监管的货物的提取、出库的唯一有效手续。七、乙方提货后，丙方应给予甲方《提货通知书回执》(见附件2-4)。2012年4月13日，深圳发展银行大连分行(甲方、质权人，现已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日昇昌公司、中外运公司(丙方，监管方)签订《仓储监管协议》【适用于动态质押监管业务(核定库存)，编号为深发银连港仓监字第20120412100-2号】一份，合同约定：保障甲方与乙方签订的深发银连港综字第20120412100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该额度项下单笔授信业务合同及其对应的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或者质押担保合同的履行，乙方愿以自己所有、存放于丙方仓库中的货物向甲方申请以上授信。丙方作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甲方占有上述出质货物，并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监管义务，甲、乙、丙三方经平等协商，依法订立本协议。合同第一条约定：1、乙方提供为甲方所认可的质物，作为甲方所提供授信的质押担保，由丙方按照本合同进行占有，履行保管和监管责任。2、质物为乙方合法所有的货物，乙方应当提供足以证明质物所有权及数量、质量(品质)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报关单、货运单、质量合格证书、商检证明等)，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若因质物所有权的瑕疵，给甲方或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质物隐蔽瑕疵造成甲方即其代理人损害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质物以《质物清单》列明的为准，如授信及质押担保协议或《质物清单》中对质物的约定不明，或者约定的质物与实际移交的质物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质物为准。该协议第二条约定，1、乙方同意将交由丙方保管的货物质押给甲方，丙方同意在其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仓库或者场地对货物进行保管，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保管和监管责任；2、甲方采用间接占有的方式监管质物，委托丙方直接占有质物，丙方签发《质物清单》时，占有转移至甲方，质押监管开始，乙方须保证配合丙方对质物的占有、监管；3、丙方确认，丙方对存放监管质物的场地或者仓库拥有完全的、排他的使用权或者所有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若由于存放监管质物的场地或者仓库存在法律上的瑕疵造成甲方的质押权落空或者不利影响的，丙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4、在监管期间，丙方承担如下监管义务与责任：(1)按照合同法和保管合同妥善、谨慎地处理质物，在质物出现不利于甲方授信安全的情况时，及时通知甲方；(2)接受甲方对质物的勘验、检查、查询，签章确认《质物清单》；(3)按照向甲方出具的货位标示图保管监管的商品，将乙方质押商品与乙方未质押商品及其他客户商品区分货位堆放，将乙方质押货物转移货位时应取得甲方书面同意，并及时更新货物标示图；(4)按照甲方的书面指示和本协议的约定给予乙方提货或换货，办理甲方对质物的提货；(5)。6、丙方占有、监管质物的存续期间自丙方签发《质物清单》之日起开始计算，至甲方书面通知丙方解除全部货物质押时终止；第四条提货规定约定，2、质物的实际价值等于甲方要求的最低价值时，乙方应当事先向甲方出具《提货通知书》，并追加或补充保证金(即打款赎货)或者向甲方事先提供与《库存质押物最低要求通知书》要求相符的质物交付丙方占有、监管(即以货换货)，经甲方同意后凭甲方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向丙方办理提货。2012年5月16日，中外运公司出具《深圳发展银行大连分行货押业务巡库报告书》，确认当前查库钢材16,668.4307吨。2012年5月25日，中外运公司向原告出具《查复及出质确认书》，确认其收到平安银行与祺祥公司共同签发的编号为祺祥2012052501的《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并确认货物为16,668.4307吨钢材，仓库名称为大连中革储运仓库/鹏拓库，授信敞口8000万元，现场巡查记录指标均正常。2012年4月13日，平安银行、日昇昌公司共同向中外运公司出具《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其记载质押货物为钢材10,020吨。同日，日昇昌公司向平安银行出具《质物清单》，确认出质人日昇昌公司将钢材10,020吨质押给平安银行。同日，中外运公司确认其已收到上述钢材，上述钢材已在中外运公司占有、保管、监管之下。另查明，金广公司作为原告曾起诉平安银行(该案被告)、中外运公司(该案被告)、鹏拓公司(该案第三人)、祺祥公司(该案第三人)、日昇昌公司(该案第三人)物权保护纠纷一案，金广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平安银行返还金广公司代付款3605万元，并赔偿金广公司钢材差价款损失1545万元及其他损失(按钢材总价款日万分之三自钢材款给付日暂计至2014年6月30日为10,854,549元)；2.中外运公司对平安银行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平安银行、中外运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2014年12月3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大民一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金广公司、平安银行、中外运公司均不服，均提出上诉。2016年11月8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查明：“2011年，平安银行为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的钢材贸易提供授信贷款，约定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向平安银行交纳货物的30%作为保证金，由平安银行向钢材生产商出具100%货款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购买钢材，钢材发运到大连鹏拓钢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拓公司)仓储，作为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对平安银行还款的质押担保。平安银行委托中外运公司对质物进行质押监管，平安银行、中外运公司与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签订《仓储监管协议》，中外运公司、鹏拓公司分别与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签订《仓储管理协议》。其中，《仓储监管协议》约定。案涉钢材存储于鹏拓公司仓库交由平安银行质押，并由中外运公司进行质押监管。2012年5月9日，金广公司与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同意由金广公司为其偿还欠付债权人的款项(详见承诺函)，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债权人处质押的货物所有权、提货权归金广公司。2012年5月10日-8月7日，金广公司按照质押货物价值的70%，分6次将10,097万元款项支付至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平安银行开设的账户。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向金广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事由一栏记载钢材货款。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向平安银行偿还了案涉授信贷款。平安银行向中外运公司出具了《提货通知书》，中外运公司据此出具了出质人(提货人)分别为金广公司、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单号为0002101-2110和0002451-2460号的《质物出仓作业单》，金广公司在鹏拓公司提取了部分钢材。其主张至今尚有0002105、06、08、09和0002451-2460号《质物出仓作业单》项下的价值3605万元的12,020.4吨钢材未予提取。”该判决书判令：一、平安银行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金广公司质押钢材损失5150万元，并自2014年7月14日起至该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60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金广公司损失；二、驳回金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平安银行、中外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192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经审查认为，“再审审查过程中，中外运公司认可涉案钢材仅采取了分类而未采取特定化方式进行保管。由于涉案钢材在鹏拓公司存储期间没有特殊标识，且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鹏拓公司的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导致金广公司无法取得涉案钢材。虽然中外运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后，又将涉案钢材交由鹏拓公司实际占有，但不影响平安银行作为质权人在法律上系涉案钢材占有人的事实，不能免除平安银行依法应承担的返还质物的义务。因此，平安银行、中外运公司关于平安银行出具相关手续后即履行了返还质物义务，鹏拓公司负有仓储保管和交付质物义务，平安银行对金广公司不存在直接交付质物的义务等申请再审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裁定书裁定驳回平安银行、中外运公司的再审申请。2017年3月9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执831号执行裁定书，其记载，因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送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金广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9日依法立案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平安银行在银行的存款人民币5700万元。平安银行因履行上述民事判决书，给付金广公司执行款合计58,507,300.6元。再查明，案涉钢材在监管期间实际存储于鹏拓公司仓库内。平安银行原名称为深圳发展银行大连分行。又查明，平安银行、中外运公司均认可，平安银行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赔偿款所对应的钢材【即已生效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一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法提取的钢材，以下简称案涉钢材】已实际存入到鹏拓公司仓库内；案涉钢材所涉及的提货通知书、质物出仓作业单所记载的提货人均为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案涉钢材所对应的提货通知书编号分别为祺祥20120605001、RSC20120807001。中外运公司称案涉钢材的实际仓储于为鹏拓公司仓库。平安银行称其知道鹏拓公司为实际仓储方。平安银行称，金广公司提取案涉钢材时，钢材数量充足。关于中外运公司监管的钢材是否足以覆盖包括平安银行在内的所有质权人的债权，平安银行称其不清楚，中外运公司称跟中外运公司合作的四家银行(包括本案原告)足以覆盖，其他银行因无合作关系，中外运公司不清楚。关于是否存在同一笔钢材重复质押的情况，平安银行称不了解，中外运公司称在其监管的钢材中不存在。上述《提货通知书》均由平安银行签发给中外运公司，编号为祺祥20120605001的《提货通知书》记载签发时间为2012年6月5日，钢材4860吨；编号为RSC20120807001的《提货通知书》记载签发时间为2012年8月7日，钢材10,020.4吨。案涉钢材所对应的《质物出仓作业单》为0002105、06、08、09和0002451-2460号，数量为12,020.4吨。上述《质物出仓作业单》记载的提货人均为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外运公司均在监管方处盖章。0002105、06、08、09号《质物出仓作业单》日期均为2012年6月5日，0002451-2460号《质物出仓作业单》日期均为2012年8月7日。平安银行认可上述《质物出仓作业单》均系中外运公司根据其签发的《提货通知书》所出具。还查明，祺祥公司因犯合同诈骗罪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对其两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550万元。该判决书认定：祺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俊昌“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使用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名义分别与深发展(平安)银行大连分行、中信银行大连分行、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等多家单位签订钢材买卖(融资)协议，采取‘厂商银’和‘现货质押’方式进行融资，并将所采购钢材供应金广公司、挪作他用或采取现货质押的方式再次进行融资，导致财务成本不断上升，……为掩盖资金短缺、供货困难的事实，马俊昌通过大连鹏拓钢材市场有限公司的冷万涛等人，采取私自将钢材出库的方式，将已设定抵押权的钢材进行重复质押，进入到‘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截止2012年4月，被告人马俊昌经营的祺祥、日昇昌公司仍欠金广公司1.7亿余元人民币。马俊昌在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隐瞒真实库存情况，向金广公司作出如能够替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偿还上述四家银行和三家公司的贷款、钢材融资款，就能够获得相应数量的钢材所有权、提货权的虚假承诺。2012年5月9日，金广公司与马俊昌经营的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后金广公司替祺祥、日昇昌公司偿还了上述四家银行、三家企业共计350,807,774.87元，应获得107,231.5699吨钢材的提货权。从2012年5月至9月，金广公司根据协议提取了46，315.8922吨钢材，剩余钢材60,915.677吨钢材因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的库存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无法提取。2012年10月，马俊昌经营的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被法院查封以及应对履行的钢材数量约为16万余吨，但其在鹏拓市场的钢材存量仅为6.7万余吨。”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与中外运公司、祺祥公司，与中外运公司、日昇昌公司分别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均为有效。平安银行主张其对金广公司承担案涉钢材的损失赔偿责任系因保管行为不当，而保管行为表现为中外运公司履行监管义务，中外运公司未履行《仓储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义务直接导致平安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平安银行主张中外运公司违反《仓储监管协议》(与中外运公司及祺祥公司签订)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及第四条约定，违反《仓储监管协议》(与中外运公司及日昇昌公司签订)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3点约定，主要表现为未将案涉钢材进行特定化保管。故本案争议焦点是中外运公司是否完全履行案涉《仓储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义务，平安银行诉请的损失与中外运公司违反《仓储监管协议》的约定有无因果关系。在平安银行与中外运公司及祺祥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中，中外运公司的监管责任主要包括妥善保管被监管的货物，接受平安银行对货物出质的查询、检查，按照中外运公司向平安银行出具的货位标示图存放、保管货物，将货物与其他委托人的货物分开堆放，做到货位清楚、区别明显、易于识别，按照平安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办理货物提货、出库手续。质物的提货出库手续是祺祥公司向平安银行提交《提货申请书》，得到同意后，凭平安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办理，《提货通知书》为平安银行许可被监管的货物的提取、出库的唯一有效手续。在平安银行与中外运公司及日昇昌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中，中外运公司的监管责任主要包括妥善处理质物，在质物出现不利于平安银行授信安全的情况时及时通知平安银行，按照向平安银行出具的货位标示图保管兼顾的商品，将质押物与未质押物及其他客户商品区分货位堆放，将质物转移货位时应取得平安银行书面同意，按照平安银行的书面指示和本协议约定给与日昇昌公司提货或换货，办理平安银行对质物的提货。该协议约定，质物的实际价值等于平安银行要求的最低价值时，日昇昌公司应事先向平安银行出具《提货通知书》，并追加或补充保证金或者向平安银行事先提供与《库存质押物最低要求通知书》相符的质物交付中外运公司占有、监管，经平安银行同意后凭平安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向中外运公司办理提货上述《仓储监管协议》开篇还均约定，出质人以自己所有、存放于被告仓库中的货物向平安银行申请授信，中外运公司作为平安银行的代理人，代理平安银行占有出质货物，按《仓储监管协议》承担监管义务。结合案涉《仓储监管协议》约定的质物内容、监管责任、出质的查询、通知及确认、质物的提货出库手续，质物规定、占有和监管、提货规定等内容来看，出质人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以钢材向平安银行提供质押担保，平安银行系质权人，中外运公司系监管人；中外运公司系作为平安银行的代理人，代理平安银行占有案涉钢材，中外运公司间接占有质物；案涉钢材的提货出库手续必须经过平安银行同意，平安银行签发《提货通知书》后方可提货，质物的出库必须经过平安银行同意。平安银行已认可中外运公司签发的《质物出仓作业单》均系中外运公司根据平安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所出具；而《质物出仓作业单》均记载提货人为金广公司，平安银行在2012年6月5日、8月7日出具了《提货通知书》，中外运公司在2012年6月5日、8月7日据此开具了《质物出仓作业单》，二者时间对应一致。故可以说明，金广公司作为提货人已经过了平安银行的认可及同意，平安银行作为质权人，在其出具《提货通知书》时，其已确认或者应当确认案涉钢材实际存在于监管仓库内，且数量不少于《提货通知书》记载的数量。因此，中外运公司经平安银行同意，依据《提货通知书》开具《质物出仓作业单》，其并未迟延履行义务，也未违反《仓储监管协议》的约定。平安银行与被告及祺祥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中外运公司的监管责任自中外运公司出具《查复及出质确认书》开始至被监管的货物按本协议的规定解除监管时终止。平安银行与中外运公司及日昇昌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第二条第6款约定，中外运公司占有、监管质物的存续期间自中外运公司签发《质物清单》之日起开始计算，至平安银行书面通知中外运公司解除全部货物质押时终止。平安银行在本案起诉状中陈述，2012年5月10日起，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直接向平安银行归还了全部贷款款项，平安银行向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发出《解除质押通知》，并根据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的还款额及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的《提货申请书》，平安银行与中外运公司向祺祥公司、金广公司开具《提货通知书》和《质物出仓作业单》，但随后，金广公司提出上述0002105、06、08、09及0002451-2460号《质物出仓作业单》项下价值3605万元的12,020.4吨钢材不能提取，向平安银行提出索赔。据此可以看出，平安银行向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发出了《解除质押通知》，在平安银行开具《提货通知书》、中外运公司依据该《提货通知书》开具相应《质物出仓作业单》之时，中外运公司的监管期间已经终止。此后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取得案涉钢材，已非中外运公司监管义务所及。因此，平安银行在中外运公司监管期间之外因金广公司不能提取钢材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并非中外运公司在监管期间违反监管义务所导致，依法不应由中外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平安银行主张中外运公司未将案涉钢材特定化保管，未履行监管义务，中外运公司构成违约，应赔偿平安银行在金广公司一案中所承担的赔偿款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依据《仓储监管协议》之约定，平安银行在开具《提货通知书》时，其作为质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钢材的存在、位置及数量。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可知，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该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本案中，案涉钢材的质权人为平安银行，在享有质权期间，其依法负有审查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其应当对出质人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交付的质押财产进行严格审查。但平安银行未亲自监管质物、未实际占有质物，而是将该质物的监管通过《仓储监管协议》委托给中外运公司履行，其对其享有的质权权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漠视。平安银行作为质权人，其依法应知道案涉钢材在质押期间的存在、位及数量。再次，虽位置及数量。然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案涉钢材在鹏拓公司存储期间没有特殊标识，且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鹏拓公司的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导致金广公司无法取得案涉钢材，中外运公司亦在该案中认可案涉钢材仅采取了分类而未采取特定化方式进行保管，但该裁定同时认为，虽然中外运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后，又将案涉钢材交由鹏拓公司实际占有，但不影响平安银行作为质权人在法律上系案涉钢材占有人的事实，不能免除平安银行依法应承担的返还质物的义务。该裁定并未改变原判决认定的平安银行对金广公司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认定，亦未认定中外运公司应对金广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而减轻平安银行的赔偿责任。最后，从现有证据看，不足以证明仅因中外运公司未将案涉钢材特定化保管即直接导致了金广公司无法取得案涉钢材，况根据(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截至2012年10月，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鹏拓市场的钢材存量仍有6.7万余吨。平安银行对其该主张提交的证据不充分，不能证明其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与中外运公司不履行分类化监管质物之义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综上，对平安银行的该节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2,878元，保全费5000元，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平安银行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仓储监管协议》对监管人未尽监管职责的损失赔偿责任有明确的约定，原审判决违反合同约定，驳回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与中外运公司、日昇昌签署的《仓储监管协议》第二条第5项明确约定：“丙方（即中外运公司）违反上述约定造成甲方（即平安银行）质权落空或质物价值不足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与中外运公司、祺祥公司签署的《仓储监管协议》虽然对中外运公司违约的赔偿责任没有明确约定，但《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平安银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有权要求中外运公司就违约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违背上述合同约定、法律规定驳回平安银行的索赔请求没有任何依据。原审判决前后自相矛盾，且从根本上质疑质押监管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已经认定平安银行与中外运公司、祺祥公司，与日昇昌公司分别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均为有效，却在后面又提出“原告平安银行未亲自监管质物、未实际占有质物，而是将该质物的监管通过《仓储监管协议》委托给被告中外运公司履行，其对其享有的质权权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漠视。”按照上述逻辑阐述，质押监管合同签订本身，平安银行就存在了过错，这完全违反了《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的基本原则。银行质押监管制度，是银行质押业务中普遍存在的质押形式，受委托方收据监管费用，代银行履行监管义务、行使监管职责，是质押权人、质押人和监管方三方自由、平等达成的一致协议，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审判决竟然认为，质押权人必须亲自履行监管职责，否则质押权人就存在过错，是严重违反了“合同自由”原则而，也违背了三方一致签署的合法有效的监管协议的约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对已经审理查明的监管人应当履行的监管职责视而不见，却片面强调平安银行“作为质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钢材的存在、位置及数量”，认为平安银行应当自行负担“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明显违反了监管协议的明确约定和“合同等价、有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根据三方签署的监管协议，平安银行和中外运公司、质押人已经书面约定由中外运公司作为监管方承担按照《合同法》和仓储合同的规定妥善、谨慎保管被监管的货物和进行出质物的确认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平安银行作为质权人和监管合同中的委托方，是按照中外运公司出具的书面《确认书》、《巡库报告》等确认质物的具体情况。作为合同对价，监管人相应收取监管费用。所有的监管协议是对等、有偿的。因此，如果中外运公司出具的《确认书》、《巡库报告》存在错误，监管协议明确要求的监管措施未履行或存在瑕疵，中外运公司应当按照监管协议约定和合同法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判决认为平安银行应当自行承担上述责任，是要求平安银行为中外运公司的违约行为和过错买单，完全违反了监管协议的约定和《合同法》规定。直接导致，中外运公司违约不履行协议约定监管职责，却无需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这一荒谬的结论。原审判决片面曲解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19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因中外运公司认可涉案钢材仅采取了分类而未采取特定化方式进行保管”，同时“由于涉案钢材在鹏拓公司存储期间没有特殊标识，且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鹏拓公司的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导致金广公司无法取得涉案钢材”，因此认定上诉应当对金广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已经对该案中平安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说的非常清楚，就是中外运公司监管措施瑕疵问题从而认为平安银行作为委托监管方有过错，但原审判决仅以该裁定“最终未改变原判决认定的平安银行对金广公司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亦未认定中外运公司应对金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为由，否认中外运公司未尽到合同约定的监管措施的行为与平安银行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完全不合逻辑，是片面曲解了最高院的裁定。在上述案件中，未直接认定中外运公司的赔偿责任的唯一原因是，中外运公司与金广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原审判决认为“截至2012年10月，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鹏拓市场的钢材存量仍有6.7万余吨”。但正因为中外运公司未按照监管协议约定采取特定化的保管措施，因此面对法院查封、其他债权人执行，金广公司持有签发的《质物出仓作业单》却因无法确定相关钢材属于银行质物而无法提取。这一结果是由中外运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实际原审判决已经认定中外运公司未按照监管协议约定采取监管措施，存在违约行为，却以平安银行不能证明“其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与被告中外运公司不履行分类化监管质物之义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是错误适用《合同法》规定。本案不是侵权法律关系，不需要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原审已经查明，中外运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监管职责按照合同要求采取监管措施，因此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平安银行因质物损失向第三方承担的赔偿款项，业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并执行完毕，中外运公司应当全额承担平安银行的全部损失。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前后矛盾、片面理解最高院的生效裁定、错误适用法律规定，违背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予以改判。中外运公司二审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中外运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监管责任，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中外运公司与平安银行、祺祥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及中外运公司与平安银行、日昇昌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中虽然均对监管人的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但适用上述约定的前提之一为监管人存在违约行为，而本案中，中外运公司作为监管人已经严格履行了监管义务，在质押监管期间结束时，案涉质押钢材数量充足，不存在违约行为，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两份《仓储监管协议》的相关约定，中外运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包括：第一，派员入驻鹏拓公司实施24小时监管，核查铁路发运到库的数量，根据平安银行通知要求核查初始质押时，质押物的规格、型号、厂家、材质、数量等内容，依据货物在库的实际情况向平安银行出具质物清单，开始履行监管职责；第二，签发质物清单后，在库监督鹏拓公司和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无平安银行的指令下，货物不允许进出，确保质押物存放于指定的场地，对质押钢材进行巡查盘点，确保质物在库；第三，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归还借款后，依据平安银行向中外运公司出具的提货通知，向平安银行指定的提货人出具质物出仓作业单，鹏拓公司与提货人核实出库货物数量后，在出仓作业单上签章返还储运公司，至此《仓储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期间终止。本案一审过程中，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平安银行的质证情况，能够证明中外运公司已经严格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中外运公司已经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金广公司无法提取案涉质押钢材系由于金广公司并非仓储管理合同当事人，且案涉质押钢材被法院依法查封所致。一审判决对案涉法律关系的认定清楚、正确。本案中，中外运公司与平安银行、祺祥公司及中外运公司与平安银行、日昇昌公司所签订的两份《仓储监管协议》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但上述协议的合法有效并不能免除《物权法》所赋予的质权人应当承担义务，另外，《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亦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在作为质权人时，负有对质押物进行严格审查的义务。上述法律规定，并未侵害平安银行的合同自由，只是平安银行在作为质权人及商业银行时被法律要求的所应当履行的相应义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申192号民事裁定书不能作为判决中外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及依据。（2017）最高法民申19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平安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系由于平安银行作为质权人，在案外人金广公司取得案涉质押钢材所有权后，无法交付质押钢材而产生的，与中外运公司并无直接关系，且该案件为物权保护纠纷，中外运与金广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直接法律关系并不影响责任的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对（2017）最高法民申192号民事裁定书的理解与分析是正确的，上述案件的裁判结果并不能作为要求中外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与依据。本案中，在质押监管期间内，中外运公司已经履行了监管义务，且监管期间内案涉质押钢材不存在短缺的情况。依据《仓储监管协议》（动态质押监管，与日昇昌公司签订）第二条第6款约定：“丙方（中外运公司）占有、监管质物的存续期间自丙方签发《质物清单》之日开始计算，至甲方（平安银行）书面通知丙方解除全部货物质押时终止。”《仓储监管协议》（静态质押监管，与祺祥签订）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丙方（中外运公司）的监管责任自丙方出具《查复及出质确认书》开始至被监管的货物按本协议的规定解除监管时终止。”本案中，中外运公司对案涉质押钢材的监管期间起于签发《质物清单》或《查复及出质确认书》，止于平安银行通知储运公司全部质物解除质押，并非以将质物实际交付给提货人作为监管责任终止的节点，上述约定也能够证明，本案中在平安银行向储运公司出具《提货通知》，储运公司依据该通知出具相应质物出仓作业单后，监管期间已经终止，中外运公司的监管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且金广公司、鹏拓公司均已确认钢材出库情况。至于金广公司后期不能出货，属于金广公司和鹏拓公司之间的关系，与储运公司无关。案涉钢材无法提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案涉质押钢材未被特定化，而系由于被法院查封所致。本案中，案涉质押钢材是否被特定化与金广公司能否提取案涉质押钢材并不具有因果关系，根据现有证据证明，金广公司无法提取案涉质押钢材的根本原因在于质押钢材被法院查封所致。依据（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截至2012年10月，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鹏拓公司的钢材存量至少有6.7万余吨，远远超过了本案中金广公司不能提取的钢材数量，故本案中平安银行的损失与中外运公司不履行分类化监管的义务之间根本不具有因果关系。另外，本案虽然为合同之诉，但违约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是违约责任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在无法确认平安银行的损失与中外运公司未将质押钢材进行特定化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不能据此判决中外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综合以上内容，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能够维持原判，驳回平安银行的上诉请求，维护储中外运公司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另查明,2014年9月12日，一审法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国外运天津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出具（2013）大执二字第126号函，其附录记载：1.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查封时间及案号：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2年9月12日、15日、18日、22日、25日、28日以（2012）哈铁中民商初字第9、10、11、12、13、14号裁定查封。2.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查封时间及案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30日以（2012）大执一字第360、361、362号裁定查封。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本院认为，金广公司作为提货人得到了平安银行的认可及同意，平安银行作为质权人，向其出具《提货通知书》,对于质押物(钢材)实际存在于监管仓库内的数量没有异议。中外运公司依据平安银行开具的《提货通知书》,开具了《质物出仓作业单》。金广公司于2012年6月5日、7月12日、7月16日、8月7日提取了部分钢材。2012年9月12日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锦州中级人民法院等法院先后对钢材进行了查封。金广公司因此无法继续提货，故并非中外运公司责任。平安银行在一审起诉状中陈述，“2012年5月10日起，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直接向平安银行归还了全部贷款款项，平安银行向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发出《解除质押通知》，并根据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的还款额及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的《提货申请书》，平安银行与中外运公司向祺祥公司、金广公司开具《提货通知书》和《质物出仓作业单》。”据此认定，平安银行在未向金广公司全部交付质物的情况下，向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发出了《解除质押通知》。平安银行、祺祥钢铁、中外运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第三条监管责任明确了监管责任的期间为“质押期间”，故中外运公司的监管责任在平安银行发出《解除质押通知》后已经终止。平安银行、日昇昌公司、中外运公司签订的《仓储监管协议》明确“丙方占有、监管质物的存续期间自丙方签发《质物清单》之日起开始计算，至甲方书面通知丙方解除全部货物质押时止”，故中外运公司的质物监管责任在平安银行发出《解除质押通知》后已经终止。综上，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能提货造成的损失，不应由中外运公司承担责任。平安银行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2,878.00元，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学峰审判员  黄海洋审判员  倪立新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周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