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1民初2626号 原告：项智魁，男，198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原告：章超，男，198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告：刘韡，男，198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峰，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羽强，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追加）：邬洋洋，男，198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被告：郭久煊，男，197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从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宏，浙江元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项智魁、章超、刘韡与被告郭久煊、第三人邬洋洋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受理。2019年5月17日，被告郭久煊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要求将本案移送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或者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处理。2019年6月4日，本院裁定驳回被告郭久煊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依法由审判员戚利尧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7月12日，本院追加邬洋洋为原告参加诉讼。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项智魁、章超、刘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峰、潘羽强，被告郭久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郭久煊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邬洋洋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项智魁、章超、刘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及《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2年1月10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公司股份协议书》，形成原、被告及第三人五人共同合伙运营包括杭州塞沃斯贸易有限公司、杭州牧野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杭州牧加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杭州犸凯奴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犸凯奴公司）、广州久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迪公司）在内的五家公司的个人合伙联营体。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既未向联营公司提供出资，也未按照承诺给联营公司提供融资帮助，更未与原告及第三人等其他合伙人承担风险、共负盈亏，仅在被告与关联公司犸凯奴公司的货款账期上给予了一定的延缓。2015年5月底，被告以犸凯奴公司结欠被告的16000000元的账款为要挟，要求原告等人按照其提出的退伙补偿方案在《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以及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23日的《协议书》上签字，要求其他四个合伙人补偿其所谓的“补偿款”10659000元。事实上，被告提出退伙当时作为补偿依据的“合伙利润”根本是错误的。而原告及第三人等四名合伙人除了上述迫不得已之外，也基于被告的错误引导形成了对合伙利润的错误理解并做出了非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被告未尽到合伙人应尽的合伙义务，其要求得到巨额退伙补偿存在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显失公平；案涉两份协议系基于被告利用其优势地位及对合伙利润做出错误引导下订立，存在法定可撤销的情形。为维护原告等合伙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引导和确定个人合伙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维护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等民事法律原则。恳请法院依法撤销案涉协议，由合伙人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后予以处理。 郭久煊辩称，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原告及第三人共同签订的《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及《协议书》，与事实不符，并无法律依据。一、被告、原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及《协议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5年，经过平等协商，被告与原告及第三人签订了《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在签订过程中被告没有任何欺骗和隐瞒，没有提供虚假信息，没有利用任何优势来强迫原告及第三人签订该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原告未按照约定支付补偿款，便可以看出原告不愿意履行该协议约定的义务。后被告与原告又于2017年4月签订《协议书》，重新约定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上述签订二份协议的过错均是在其自愿的情形下作出的意思表示。事实上，被告从未胁迫过原告及第三人。案涉的公司即主体公司犸凯奴公司实际经营与控制人为原告与第三人，被告从未管理与控制过上述主体公司，上述主体公司营收与开支均由原告及第三人管理和控制，原告与第三人对主体的经营内在情况（具体的经营情况）是清晰明确的，且原告作为受过一定高等教育的人员在签订上述案涉协议过程中，对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带来的法律后果均是清晰明了的。被告在上述过程中不存在有任何隐瞒、欺骗、胁迫的行为，其作出的意思表示应当合法有效。二、原告并未提出被告有任何欺骗、欺诈、胁迫行为的证据。本案中，作为主体公司运营与管理的实际控制人，在整个主体公司管理层面上，原告均是该主体公司的实际管理人与控制人，而被告均是被动的接受原告对该主体公司的有关经营数据的汇报。被告对主体公司未有任何的管理权限，事实上也不可能以主体公司或其他情形来胁迫原告，从而使原告作出与其真实意思不一致的表示。三、从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的角度来讲，原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但在开庭前，原告与第三人均未对其主张其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存在被胁迫的相关证据，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本案争议焦点为补偿款是否支付，其关键词为补偿款，并非对合伙财产的分配。补偿款的性质有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对目标主体公司的整体溢价的补偿。且不论原告在作出意思表示时主体公司的经营实际情况如何，都可以以其自我意愿对被告作出补偿，该补偿并未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是合法有效的。五、原告与第三人所主张的撤销权系形成权，该权利的行使受除斥期限的约束。根据我国法律对形成权的相关除斥期限的规定，本案原告的撤销权的行使应当是在签订完上述协议后的一年内行使。案涉协议的签署时间在2015年，原告有权行使撤销权的期限最晚在2016年。而事实上，原告却在2019年4月以撤销案涉协议的方式来拖延义务，原告的撤销权提起明显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在法律上其撤销权归于消灭。六、在客观事实上，签订上述协议时，案涉的主体公司犸凯奴公司内部经营是盈利的，且在签订上述协议之前，原告向被告出示公司的经营数据且该数据均显示案涉公司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均是盈利的。同时，正是因为被告对主体公司整体营运方向与原告产生了分歧，原告为了能更好地引入投资人，就与被告签订了案涉协议，并在此后，对案涉主体公司进行的增资与引入资本投资方。综合上述意见，被告认为，原告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其没提供其在签订案涉协议时被胁迫的证据的情况下，主张撤销上述协议明显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原告以自身提供的经营数据来抗辩其签署过的合法有效的协议，拒不支付补偿款的行为，明显是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也是严重违约的行为，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据此，被告认为原告的诉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全部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项智魁、章超、刘韡提供的证据1、《公司股份协议书》和《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及《协议书》，以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基于个人合伙以及被告单方退伙的事实曾经先后签订过三份协议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是否为合伙性质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原告提供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待证事实，证据具有证明效力。证据2、合伙联营体五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证明在被告退伙时，合伙联营体的经营状况。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是有原告单方提供，事实上五家公司均由原告及第三人控制。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五家联营体自行制作，未经第三方确认，真实性无法认定，不具有证明效力。证据3、《货款结清协议》，以证明被告在退伙时与合伙联营体中的犸凯奴公司存在巨额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企业之间的债务与个人之间的债务不同。本院认为被告对证据提出的异议成立，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 被告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证明犸凯奴公司进行了增资并引入了三个投资方的事实。原告项智魁、章超、刘韡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邬洋洋未到庭质证。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提出的异议成立，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 根据庭审认定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1月10日，项智魁、章超、刘韡与郭久煊签订《公司股份协议书》，约定：经团队股东共同商议，对公司股份做如下分配：1、涉及公司：团队涉及公司共5家：杭州塞沃斯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智武；杭州牧野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智魁；杭州牧加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智魁；杭州犸凯奴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智魁；广州久迪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久煊。2、涉及品牌：5家公司现有品牌为：犸凯奴（makino）、迪高，包括今后在公司名下注册品牌。3、涉及销售义务和渠道：淘宝**奴户外旗舰店、牧野户外c店、京东牧野户外店、当当**奴店（5969）、当当风雪店（5993）、当当牧野户外店（4100）、当当入住联营、拍拍牧野店、拍拍**奴店、以及亚马逊、国美、走秀等旗下品牌产品入住平台业务。4、股东股份分配：团队股东共5人：项智魁38%、郭久煊30%、章超12%、邬洋洋12%、刘伟（刘韡）8%。5、年限协议：协议规定：股东不得随意私自退股。退股需经5股东共同商议决定。1年内退出，不享受股东分配协议，股份自动取消，不得任何回报，属无偿退出。1-3年内退出，不享受股东分配协议，股份自动取消，一次性补偿10万元人民币。3-5年内退出，不享受股东分配协议，股份自动取消，一次性补偿15万元人民币。5年之后退出，需经5位股东共同协商，不得随意转让股份。经股东协商，方可转让股份。项智魁、章超、刘韡、郭久煊签字确认。 2015年底，项智魁、章超、刘韡、邬洋洋、郭久煊签订《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载明：依据2012年1月10日由项智魁等五人共同签署的《公司股份协议书》，鉴于目前业务发展实际及该五人的一致友好协商，共同约定如下条款：1、郭久煊自愿退出原五人共同经营业务合作，主动放弃原初步分配的公司业务股权份额及相关的一切权利及利益，在完成久迪公司股份转让后，由其他人共同补偿其人民币10659000元。具体支付方式：为在完成协议相关内容后，在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郭久煊共计300万元整，在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郭久煊共计400万元，在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郭久煊365.9万元。2、郭久煊自愿放弃原《公司股份协议书》所提及的久迪公司以及旗下的所有品牌和郭久煊个人名下deeko的商标所有权及其相关一切收益，并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0工作日内协助办理久迪公司的股份转让事宜，受让方由原五人中的除郭久煊之外的其他四人指定章超代理。3、在本协议签署之前郭久煊与原《公司股份协议书》所涉及的相关公司主体的正常业务往来所形成的货款按照相关公司主体的财务规则如期结算。4、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原于2012年1月10日由项智魁等五人共同签署的《公司股份协议书》即告废止，即原《公司股份协议书》终止执行。郭久煊同意并确保久迪公司所有股份（包含另外一个代持股东的股份）成功转让到章超名下，且股份转让过程中涉及的一切费用由郭久煊承担。股份转让款包含在上述补偿款当中。5、本协议一经签署生效，各方需严格按照协议内容履行相应义务或职责，未经他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以第三方或其他任何事由对抗本协议中他方主体对本协议内容的实施。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事项的，视为主动放弃本协议中的所有权利。6、本协议涉及各方需对原《公司股份协议书》及本协议涉及所有内容严格保密，若任何一方有泄漏相关内容或恣意诋毁相关方主体利益的，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及其他损失赔偿责任。7、本协议一式五份，每人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项智魁、章超、刘韡、邬洋洋、郭久煊签字确认。 2017年4月23日，郭久煊为甲方，项智魁为乙方、章超为丙方、邬洋洋为丁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关于《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约定的向甲方支付股权补偿款1065.9万元，一直未履行支付，现经甲、乙、丙、丁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如下：第一条、《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约定的债务1065.9万元由乙方、丙方、丁方三人共同承担，并在乙方、丙方、丁方按本协议如期履行支付全部债务后，甲方不再追究刘伟的相关法律责任。第二条、上述债务的付款方式：2017年4月至2017年8月（共计5个月）期间的每月10日前，由乙方、丙方、丁方三人共同向甲方支付5万元；自2017年9月开始，每月10日前由乙方、丙方、丁方三人共同向甲方支付25万元，直至该债务付清为止。第三条、若乙方、丙方、丁方三人未按上述约定的付款期限及付款金额履行的，甲方有权按25万元每天收取250元的标准计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若乙方、丙方、丁方连续2个月未按上述约定期限履行的，甲方有权以上述债务的剩余部分向乙方、丙方、丁方主张支付，并可以要求自主张之日起按月息3分的标准向乙方、丙方、丁方收取违约金。若乙方、丙方、丁方存在上述违约之情形，甲方有权向乙方、丙方、丁方中任何一方或二方或三方主张全部权利。因乙方、丙方、丁方的违约导致甲方为此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的，则乙方、丙方、丁方还应承担甲方为此支付相关代理费、差旅费等。《协议书》还约定其他相关条款。郭久煊、项智魁、章超、邬洋洋签字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原告以案涉两份协议权利义务不对等、显失公平；系基于被告利用其优势地位及对合伙利润做出错误引导下订立，存在可撤销情形为由，请求依法撤销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及《协议书》。其请求权基础为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一方或者第三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签订《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及《协议书》时，原告存在重大误解；被告采取欺诈手段；被告采取胁迫手段；被告利用原告等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原告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原告主张的上述情形存在，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胁迫行为自《关于终止相关股份协商分配的协议》及《协议书》签订之后仍然延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原告现起诉行使撤销权，超过上述法定除斥期限。 综上，原告自之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于法不符，缺乏正当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项智魁、章超、刘韡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项智魁、章超、刘韡负担。 原告项智魁、章超、刘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戚利尧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李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