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5民终9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红，男，1977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古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杰，四川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付华，四川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毅，男，197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祖贵，古蔺县乐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苓成，男，1991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古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金，古蔺县龙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辉绪，男，196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古蔺县。 上诉人罗红因与被上诉人熊毅、罗苓成、杨辉绪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2018）川0525民初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9年8月12日组织双方进行了听证，上诉人罗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杰，被上诉人熊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祖贵，被上诉人罗苓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金到庭参加听证，被上诉人杨辉绪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红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8）川0525民初779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挖机租赁费119625元；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杨辉绪签订合同时身份不明，其与上诉人签订的《挖机租用合同》没有约束力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合同有古蔺县洪盛采石场的印章，上诉人罗红在2015年向江阳区人民法院起诉时，被上诉人熊毅在答辩状中也称，采石场是承包给杨辉绪经营管理，企业收取承包金，因此杨辉绪有权代表古蔺县洪盛采石场与上诉人罗红签订《挖机租用合同》；2、《挖机租用合同》系被上诉人杨辉绪提供，上诉人罗红也仅有一台挖机，挖机型号等并非合同的必要组成部分；3、除签订《挖机租用合同》外，杨辉绪还与上诉人办理了结算手续；4、鱼化乡洪盛采石场的其他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那么上诉人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应当得到支持，另外，本案也并非必须要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案件，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亲自参加诉讼为由让上诉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5、被上诉人熊毅应当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鱼化乡洪盛采石场从注册到注销的投资人均为熊毅，该厂作为独资企业，现已注销，因该采石场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应当由熊毅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熊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罗红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罗苓成辩称：上诉人罗红诉讼请求虚假，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杨辉绪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罗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熊毅支付罗红挖机租用费11962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熊毅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古蔺县洪盛采石厂是熊毅于2006年3月1日注册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熊毅于2008年8月21日与罗舟利（罗苓成父亲）签订转让协议，将采石厂全部转让给罗舟利，但双方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该采石厂注销时仍登记在熊毅名下。2011年2月，罗苓成父亲罗舟利去世，其继承人有罗舟利之妻宋贤芬、罗苓成、罗苓然，宋贤芬与罗苓然自愿放弃该厂继承权，该采石厂由罗苓成负责经营管理。2011年3月17日，罗红与杨辉旭签订《挖机租用合同》，杨辉旭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古蔺县洪盛采石厂印章。2011年12月，杨辉旭出具其签名确认“2011年挖机款总计”对挖机总租赁费进行了结算，但未加盖古蔺县洪盛采石厂印章。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杨辉旭”即杨辉绪。 另查明，罗红与熊毅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罗红于2015年向江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熊毅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江阳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由古蔺县人民法院审理。古蔺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6）川0525民初3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罗红的诉讼请求。罗红上诉至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2016）川05民终9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川0525民初389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古蔺县人民法院重审。该案发回后于2017年2月14日立案，并定于2017年6月14日9时在古蔺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因罗红经古蔺县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也未在开庭时间按时到庭，古蔺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525民初3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撤诉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罗红提交的“2011年挖机款总计”材料，上面并未约定履行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张涛起诉主张其权利之日起算，故本案罗红的诉讼请求未过法定诉讼时效。二、罗红主张的熊毅应支付119625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罗红主张该笔款项的真实性，并提交了《挖机租赁合同》、“2011年挖机款总计”材料复印件（原件存于（2016）川0525民初389号案卷中）等证据予以证明。但上述证据但经开庭后全面、客观地审查，存在以下问题：1、杨辉绪签订身份不明。古蔺县洪盛采石厂为个人独资企业，罗红主张“杨辉旭”作为采石厂代表与其签订《挖机租用合同》，虽然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杨辉旭”即杨辉绪，但罗红在杨辉旭作为代表时的具体身份未予以说明，起诉后双方对于杨辉绪在古蔺县洪盛采石厂的身份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公证书及2017年1月25日调查笔录，杨辉绪本人也未正面回答是谁交付公章，仅回答是“股东”给的、“股东”决定租赁挖机，杨辉绪在笔录中陈述其有10%股份，但案件审理至今，杨辉绪一直无法联系，经公告后亦未到庭，无法查明其在采石厂的身份。2、合同内容不符合常理、结算不合理。《挖机租赁合同》租赁的物品为挖机，因挖机分大小、型号等，型号不同市场价格不同且部分挖机租赁价格相差较大。但本案中，合同中未对租赁标的物明确约定。对于罗红提交的“2011年挖机款总计”材料，杨辉绪在该材料上签名“杨辉旭”，但未加盖古蔺县洪盛采石厂公章，亦无采石厂其他工作人员或管理人员在场对该笔债务的结算进行签字认可。且该材料载明，2011年3月至8月租用，2011年12月才进行结算，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且经杨辉绪签字后的该结算清单，无其他材料佐证其金额的真实性。合同和结算清单显示发生交易时间为2011年期间，结算后罗红即可主张债权。古蔺县洪盛采石厂登记的代表人熊毅、实际管理人罗苓成均居住在罗红同村，本案中，采石厂的其他债权人张杰、刘勇、杨梅等人均已结清债务。但2011年12月结算后至2015年7月29日（第一次起诉诉状载明的时间），罗红均未向熊毅、罗苓成主张过债权，亦未提供主张过债权的证据。该结算材料，熊毅、罗苓成在庭审中均不予认可，罗红亦并无其他证据与该结算材料相互印证。且经一审法院明确告知罗红拒不到庭将可能承担不利后果后，罗红仍拒不到庭接受询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对罗红主张的熊毅应支付119625元的诉讼请求，因本案存在诸多违反常理之处，且罗红不能到庭作出合理解释，故罗红的此项诉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罗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92元，减半收取计1346元，罗红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罗红虽然提供了盖有在古蔺县洪盛采石厂公章的合同，但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该采石场工商登记的负责人熊毅于2008年8月21日与罗舟利签订转让协议，罗舟利于2011年2月去世后该采石场实际由其继承人罗苓成在负责经营，而《挖机租用合同》显示签订的时间为2011年3月7日，在签订合同的时，被上诉人杨辉绪是否有权代表该采石场签订合同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在签订合同的双方自然人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罗红对包括结算依据在内的证据材料未能作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罗红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罗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恰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92元，由上诉人罗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钟 洁 审判员 曹天全 审判员 李 平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毛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