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2民初7821号原告：珠海万家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67073（集中办公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701509673。法定代表人：张金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珠海市先烈路2号-1C区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77927744Y。法定代表人：蒋丽兴，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学彬，广东益诺众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暘，广东益诺众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珠海万家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行公司）诉被告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赖伟莲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家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被告同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学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家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及2份《补充协议》，并由被告将其经营的所有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全部归还原告；二、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所欠管理费718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12月通过招投标获得了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经营权，并与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签订了《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协议期限为三年。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12月6日签订《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在上述原告享有独家经营权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经营电信运营商业务、热食品、甜品及饮品销售、网络推广营销；被告应利用自有资源与有关电信运营商企业签署业务代理协议并开展电信运营商业务经营活动，原告免费提供拱北口岸服务亭及每个服务亭三分之一场地和空间用于被告电信运营商产品的陈列和销售；双方在原告享有服务亭经营权的期限内开展合作。原被告签署合作协议后双方即开展合作，由于被告未能取得相关电信运营商授权许可，迟迟无法经营电信业务代理服务，导致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模式无法正常开展，双方于2016年8月22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被告经营管理上述服务亭，并向原告支付固定额度管理费的方式继续合作。2017年8月，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以合同到期及国有资产经营权出让须经公开招标为理由，不同意与原告签订的《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续约，经原告多次与该司协商未果，双方于2017年12月11日签署协议解除了该协议，原告遂于2018年2月6日发函给被告要求解除双方签署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并尽快安排交接。2017年12月11日，原告通过招投标再次获得了珠海市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并与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签订了《珠海市一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合同》，合同第五条规定：为加强管理，除服务亭广告及单个服务亭招租外，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租及与其他单位合作经营。鉴于原告与被告签署《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的前提是原告与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签订的《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并取得了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该经营权已到期，因此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解除合作协议并安排交接，但被告不但不支付应支付的管理费，还以各种借口推拖拒不安排交接，导致原告承担了可能被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解除新签署的《珠海市一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合同》的重大风险。原告万家行公司为支持其诉称，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2.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3.补充协议；4.关于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续约的函；5.城建公共自行车公司关于一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续约事宜的复函；6.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解除租赁协议；7.珠海市一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合同；8.关于废除本公司与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6日所签订《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的函；9.关于要求拱北车站公共服务亭整改的函及关于落实公共服务亭规范管理事项的函；10.关于催缴2018年第四季度和2019年第一季度管理费函及复函11.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商事登记簿、珠海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商事登记簿;12.74个服务亭经营权招租公告;13.中标通知书;14.通知;15.2019年第一、二季度的发票及发票邮寄单。被告同恩公司辩称如下：第一，关于案件基础事实的简述。原告万家行公司设立于2011年3月。在2013年开始，被告同恩公司经过与原告万家行公司共同的积极工作，在配合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下称城建公司)推动申报下，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3年11月26日向城建公司做出珠归建管[2013]34号《关于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服务亭的意见》的批复，同意城建公司在本市中心城区设立公共自行车系统服务亭项目(首期为74个亭位)。2014年3月7日，被告受让原告股东珠海聪科打印耗材制造公司部分股份。经过增资扩股，现原告万家行公司注册资金为1200万元，共有六名股东，其中被告同恩公司占股7%。根据原告万家行公司和被告同恩公司前期达成的协议，如原告获得上述服务亭的承租权，应与被告合作统一将全部建成的服务亭授权被告经营管理并分享相关盈利。2013年12月6日，在提前获知原告将获得经营权后原告和被告依据前述协议签订了《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约定将全部服务亭授权被告经营管理(后经2014年6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变更经营模式及盈利分享的内容)。2013年12月30日，原告与城建公司签订《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约定由原告统一承租服务亭进行经营，租赁期为三年，到期后自动续约四次至15年。随后，被告依据与原告的协议接手经营管理项下全部服务亭并依约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在往后的经营中，由于被告与原告主要管理人员之间产生矛盾，原告在未提前征询全体股东的意见之下在2017年12月11日与城建公司就上述同样服务亭项目签订新的经营权合同，该合同内容明显有重大贬损权益的内容。由于是针对与前份租赁协议指向的同样服务亭的经营合同，在和原告协商后，被告依照此前与原告签订的协议继续经营。很遗憾，原告在日常合作中多次对被告提出无理要求，在被告依理拒绝后遂提起本次诉讼。第二，原告万家行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应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原告万家行公司与被告同恩公司签订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1.纵观双方签订的全部协议、补充协议，在具体履行中不存在发生“政策或规划变化”的情况，也未发生任何不可抗力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合同情形，合同关系双方应继续切实履行约定协议。特别指明的是，依据双方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四)项关于经营期限的明确约定:“乙方(被告)作为服务亭独家经营人经营期限终止的唯一条件是因为不可抗力或政府统一规划导致甲方(原告)对服务亭不再拥有所有权、经营权的。除此之外，甲方不得解除或终止或撤销乙方作为本合同项下项目的独家经营人。”截至答辩状提交之日止，并未发生约定的合同终止事项，原告仍享有经营权。2.被告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原告主张的违约事实没有依据，其无权单方解除合同。被告从未发生不足额不按时支付费用的情形。由于原告没有遵守合作协议约定第九条违约责任第(三)项:如甲方(原告)单独或与第三方合作从事与双方合作项目相竞争的业务，甲方除赔偿乙方(被告)损失外，甲方的相关经营收益归乙方所有。原告擅自对外出租了烈士陵园门口、十四村小雨天门口、跨境工业区等服务亭，在被告多次交涉后双方达成共识，原告的总经理喻凤娟同志同意自2018年第二季度开始调整管理费为每季度人民币68200元并于2018年8月27日开具了对应数额的第二季度管理费增值税发票，后被告也一直依据约定调整的金额向原告交付管理费。被告在第三季度受收到原告开取7万元管理费的发票后，再次与公司总经理喻凤娟沟通，双方依然同意对由原告自行出租的服务亭费用进行核算并在第四季度的管理费中抵扣，被告便本着真诚合作的良好意愿，还是支付了该季度发票数额的管理费7万元(根据约定此时已多支付了管理费1800元)。在收到2018年第四季度的管理费发票后，被告按照约定将第三季度多付的1800元在第四季度的管理费用68200元中扣除，并在2019年5月14日将该季度应付款66400元支付至原告账户。因此，被告并无拖欠原告2018年第四季度任何管理费用。另外，根据双方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被告应在收到原告开具的管理费用增值税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将约定的管理费转至原告指定账户，但原告仅在2019年4月29日发函单方表示2019年第一季度管理费款到开票，被告并未同意。截至答辩状提交之日止，被告仍未收到原告开具的管理费用增值税发票，因此无法履行支付相关款项的义务。3.原告主张被告未取得电信业务代理授权而导致原合作模式无法开展的情况没有依据。实际上，被告一直享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授权的相关代理经营资格。依据双方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载明，变更经营合作模式的原因为“经营管理模式在实际营运中存在弊端，不能保证长期持续发展”。该变更是合同双方在总结实际营运状况后双方达成的变更协议，因此原告的主张毫无依据。4.原告主张依据其与城建公司2017年12月11日签订的经营权合同第五条的限制内容解除与被告的合作关系没有依据。在对比原告与城建公司前后两份合同的内容我们可以明确得知，除了所谓的“租赁”和“经营权出让”、费用数额等少数内容不一致以外，无论是合同的指向标的载体、数目、模式等基础的内容完全一致。两份合同都是以原告已支付一定费用的条件自行对服务亭进行经营管理方式作为基础，虽有合同表述的差异，但是其合同目的是一致的，没有变化。即便原告需要依约履行新的合同，但是基于其与被告有合作关系在前，在合作标的未变化的情形下，被告有权继续享有合作合同载明的权利，不得单方解除。至于原告与城建公司合同关系履行问题，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该履约风险与被告无关。退一步说，如果原告解除合同，需要依照与被告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综上，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其陈述的关于被告违约的情形更非客观事实。被告至今切实履行合作合同义务，双方签订的协议等文件合法有效且不存在任何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同恩公司为支持其辩称，提交以下证据：1.《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及附件珠海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点位分布明细表；2.被告负责人李敏思与原告总经理喻凤娟的聊天记录截图及原告股东微信聊天群的记录；3.原告开具的2018年第二季度管理费增值税发票；4.原告2018年2月7日及2019年4月29日的发函、被告2019年3月6日的复函；5.相关转账记录；6.《媒体广告发布合同》《渠道代理协议》；7.原告2018年2月5日及6日的函、被告2018年3月8日复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2月30日，原告万家行公司与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签订一份《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承租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招标文件及合同中包含的74个服务亭，期限三年（自2013年2月30日至2016年12月30日止）。2013年12月6日，原告万家行公司（甲方）与被告同恩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万家行公司与被告同恩公司合作经营原告万家行公司享有独家经营权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经营电信运营商业务、热食品、甜品及饮品销售、网络推广营销等；预计总数约150个，已经投入使用的为74个，设置在香洲区内；被告同恩公司利用自有资源与有关电信运营商企业签署业务代理协议，取得有关电信运营商企业授权，在服务亭内与原告万家行公司开展电信运营商业务经营活动；双方在原告万家行公司享有服务亭经营权的期限内开展长期合作，非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政策原因，原告万家行公司不得放弃服务亭经营权。2014年6月20日，原告万家行公司与被告同恩公司签订一份《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书》，约定：鉴于服务亭目前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弊端，甲、乙双方在主合同基础上，就部分合同条款内容的变更和增加，订立补充协议；原告万家行公司将其建设的服务亭授权被告同恩公司独家经营，被告同恩公司作为独家经营人可以就每个服务亭分别对外再承包或再授权经营，但是不可将本合同项下的项目整体转交第三方经营，否则原告万家行公司将无条件收回所有经营管理权限；被告同恩公司在收到原告万家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之5个工作日内，将归属原告的管理费转至原告指定的账户。2016年8月22日，原被告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2016年7月至12月期间每季度管理费65000元，2017年每季度管理费70000元，被告应向原告缴纳2016年全年保底费用26万元、2017年全年保底费用28万元；除修改条款外，主合同其余部分继续有效。2017年7月12日，原告万家行公司向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发出《关于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续约的函》，认为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在报纸上公开招租不合理，要求续租。2017年8月3日，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向原告万家行公司复函称，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租赁协议已于2016年12月30日履约完毕；根据《珠海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第十条规定，拟出让经营权评估价值在10万元（含）以上的，应当进入市企业国有资产公开交易平台公开交易，因此服务亭经营权出让必须通过公开招投标产生。2017年11月13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一期项目74个服务亭（含广告）经营权招租》公告，刊登交易方式为网络竞价。2017年11月30日，原告万家行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2017年12月11日，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与原告万家行公司签订了《珠海市一期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经营权合同》，约定：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向原告出让74个公共自行车服务亭（数量可根据城市规划或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的经营权，经营期限五年，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止，每年经营承包费用392200元；为加强管理，除服务亭广告及单个服务亭招租外，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租及与其他单位合作经营。同时，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与原告万家行公司签订了《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解除租赁协议》，约定2017年11月30日解除双方于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珠海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项目站点服务亭租赁协议》，双方互不负违约责任。2018年2月6日，原告万家行公司向被告同恩公司发函，称因珠海市国资委文件和审计局等原因，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单方面废除了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租赁协议，并在2017年6月19日在公共服务中心进行了服务亭的招标……并通知被告同恩公司终止双方于2013年12月6日所签订《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并尽快安排交接。原被告双方确认，自2017年以来，合同约定每季度的管理费为70000元。2018年8月，原告万家行公司向被告同恩公司开出了第二季度的管理费发票，开票金额为68200元。此后，被告同恩公司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第二季度管理费68200元、2018年第三季度管理费70000元。2019年4月29日，原告万家行公司向被告同恩公司发函，向被告催收2018年第四季度及2019年第一季度管理费共计14万元。2019年5月13日，被告同恩公司向原告万家行公司复函。次日，被告同恩公司向原告万家行公司汇款66400元，用来支付2018年第四季度的管理费。2019年8月14日，原告万家行公司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同恩公司发出催收2019年第一、二季度的管理费共计140000元的通知及相应发票。2019年8月19日，被告同恩公司向原告万家行公司汇款支付了2019年第一、二季度的管理费136400元。2018年12月，被告同恩公司以“有几个自行车服务亭没有移交”为由与原告万家行公司的副总经理喻凤娟交涉管理费问题，后喻凤娟同意每月适当减少部分管理费。2019年1月23日，喻凤娟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被告的工作人员称：“之前是我自己做主弄的，现在张总和梁小姐他们说根据合同那些亭不属于你们，不能给你们一半，我也没有办法……他认为70000元不多，最好还是先交了，到时候别的股东有意见。”原告万家行公司主张，因为多收了被告同恩公司的电费1800元，所以在2018年第二季度少收管理费1800元及开出68200元发票；被告提出未移交的3个自行车服务亭属于新建的服务亭，不在租赁合同范围之内，由于喻凤娟此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答应减少部分管理费，原告不再追究2018年第三季度之前的管理费，故现只要求被告同恩公司支付2018年第四季度的管理费差额1800元及2019年第一季度的全部管理费70000元。被告同恩公司辩称，双方约定自2018年第二季度开始每季度管理费减少为68200元，因被告2018年第三季度多交了1800元，故2018年第四季度只需交纳管理费66400元。本院认为，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标的自行车服务亭属于公共资源，原告万家行公司并非涉案的自行车服务亭所有权人，仅是从案外人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承租了涉案的自行车服务亭，仅是承租人。在原告获得涉案自行车服务亭的承租经营权后，再通过转租或者合作方式将经营权交给了被告同恩公司。由此可见，被告同恩公司作为第二承租人与原告万家行公司签订的合同必须不得违反原告万家行公司与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否则必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履行不能。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双方在原告万家行公司享有服务亭经营权的期限内开展长期合作，非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政策原因，原告万家行公司不得放弃服务亭经营权”“被告同恩公司作为独家经营人可以就每个服务亭分别对外再承包或再授权经营，但是不可将本合同项下的项目整体转交第三方经营，否则原告万家行公司将无条件收回所有经营管理权限”。而在原告2013年12月与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获得涉案自行车服务亭的承租经营权后，在2016年12月30日已经合同期满，且因政府及政策要求，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需要对服务亭的经营权进行公开招投标，在此情况下，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也与原告签订协议解除了原租赁合同。尽管原告万家行公司又于2017年12月11日与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签订了新的经营权合同，但新的合同约定“为加强管理，除服务亭广告及单个服务亭招租外，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租及与其他单位合作经营”，该约定明显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相冲突。根据原告与珠海城建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新签订的合同，原告万家行公司作为承租人已经丧失了转租及与其他单位合作经营的权利，属于因政府政策原因导致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已经处于事实上无法继续履行的状态。根据原被告的合同约定“双方在原告万家行公司享有服务亭经营权的期限内开展长期合作，非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政策原因”，现因政府政策原因，双方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属于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因此，原告万家行诉请解除与被告同恩公司之间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双方的合同已经依法解除，原告诉请被告同恩公司将合同中涉案的74个公共自行车服务亭予以归还，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辩称原告万家行公司没有将合同中的74个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全部移交，但并未提及证据证明，其依法应等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尽管原告万家行公司开具2018年第二季度的发票金额为68200元，但被告同恩公司在缴纳2018年第三季度的管理费时仍按原合同约定的金额70000元缴纳，因此，原告万家行公司开具2018年第二季度的发票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双方约定变更了每季度的管理费金额。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仅能证明原告的管理人员曾经同意减少被告同恩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的管理费，故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就2018年第四季度的管理费为68200元达成了合意。原告的管理人员在2019年1月23日已通过微信通知被告同恩公司仍须按照每季度70000元的标准缴纳管理费，可见双方并未就此后的管理费减少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据此，被告同恩公司辩称双方已经口头约定自2018年第二季度起每季度的管理费由原来的70000元减少至682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同恩公司至今仍在使用涉案的自行车服务亭，故被告同恩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万家行公司支付该期间的管理费。因被告同恩公司仅向原告万家行公司支付了2018年第四季度的管理费66400元及2019年第一、二季度的管理费136400元，故其仍拖欠原告万家行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及2019年第一、二季度的管理费各1800元，共计5400元（1800+1800+180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二、被告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其经营的所有公共自行车服务亭全部归还原告珠海万家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被告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珠海万家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第四季度及2019年第一、二季度的管理费共计5400元。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59元，由原告珠海万家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1059元，由被告珠海同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3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赖伟莲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廖晓仪赖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