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9民终4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星，男，汉族，1965年6月10日出生，住茂名市电白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57。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雪世，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海红，女，汉族，1980年11月9日出生，住茂名市电白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28。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雄，广东承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舒舒，广东承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凌星因与被上诉人梁海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8）粤0904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凌星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8)粤0904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二、判决梁海红偿还借款本金945000元及支付利息给凌星(利息以945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至还清本金之日止)。三、一、二审诉讼费由梁海红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凌星主张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理据不充分。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也规定：以银行转账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为借款合同生效要件。凌星提供了银行交易记录，证明借款945000元已经到达梁海红银行账户，且梁海红庭上确认收到。因此，凌星已充分举证证明借贷合同的成立，完成举证。一审判决认为凌星举证不足，显然错误。二、梁海红主张凌星支付的资金是合伙经营品雅轩餐饮店的投资款，理据不足。首先，品雅轩餐饮店的工商登记为梁海红个人投资，且梁海红没有证据证明登记其个人投资是经凌星同意或者双方有约定。如果是合伙，为什么梁海红擅自申请登记为其个人投资。其次，凌星从没有参与品雅轩餐饮店的经营决策，梁海红有关经营决策的事情也从没有更无需与凌星商量或者向凌星报告。凌星没有参与盈余分配或者分担亏损；梁海红也没有向凌星报告过盈亏情况。第三，以凌星在梁海红单方面制作的记账簿上有签名就认定凌星为合伙人，理由不能成立。除了凌星签名外，记账簿还有其他人签名。难道其他人也是合伙人？因为之前梁海红曾经帮过凌星的忙，凌星作为朋友和采购，并根据梁海红的指示，帮助梁海红购买物品和处理品雅轩餐饮店的一些事务，合乎情理。凡是参与品雅轩餐饮店事务的人，都认为是合伙人，显然无理。总之，凌星已就借款支付的事实充分举证，且梁海红也确认收到款，凌星已完成举证。梁海红提出反驳主张，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梁海红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争议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一审判决未查明合伙人的事实、合伙投资的比例、投资的金额等，在没有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凭梁海红的抗辩，就采信梁海红的说法，显然错误。梁海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凌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凌星的上诉，维持原判。1.凌星以《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的规定，认为一经银行转账，借贷关系就成立是对法律的误解，不符合逻辑，因为该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借款合同，在经转账后借贷关系才能成立，否则，成立的并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其他资金往来关系。反过来说，并不是所有的银行转账关系、资金往来关系都是借贷关系。因此凌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一审判决并没有对凌星、梁海红的合伙关系进行认定，仅是对梁海红、凌星的合伙关系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该法律关系仅是梁海红在一审提出的抗辩依据，我方提出的该抗辩依据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予以支持。在该基础上，梁海红所抗辩的内容仅是指出该笔银行转账并非是借贷关系，达到该证明目的就足够。至于合伙关系的具体内容、具体履行，凌星是应当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包括凌星刚才所补充的内容中所提及的本案的没有合伙协议等，该内容都是另一个法律关系需要查明的事实，并非是本案民间借贷中所要查明的事实。因此凌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凌星的上诉，维持原判。凌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海红偿还借款本金945000元及支付利息给凌星（利息以945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至还清本金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梁海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凌星通过梁海红提供的银行账号，将人民币转账入梁海红的银行账户。凌星分别通过其在平安银行账户（账号为623*************748)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1*************061)，将人民币分别转账到梁海红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1*************239和621*************458)。其中：2017年4月1日转账500000元；2017年8月10日转账5000元；2017年8月11日转账10000元；2017年9月4日转账50000元；2017年9月5日转账50000元；2017年9月6日转账50000元；2017年9月7日转账50000元；2017年9月18日转账20000元；2017年9月25日转账两笔共100000元（一笔50000元，一笔50000元）；2017年9月26日转账40000元；2017年9月28日转账20000元；2017年10月27日转账两笔共40000元（一笔20000元，一笔20000元）；2017年10月31日转账10000元。综上，凌星共向梁海红转账人民币945000元。梁海红通过其银行账户（账号为622************3623），将人民币转账到凌星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1*************061)。其中:2017年10月12日转账两笔共80000元（一笔60000元，一笔20000元；2017年10月13日转账70000元。梁海红共向凌星转账人民币150000元。凌星、梁海红均确认，该150000元转账款项是梁海红转账给凌星到佛山购买品雅轩餐饮店厨房设备设施的款项。该厨房设备设施已实际购买到。凌星主张：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期间，梁海红由于经营需要，陆续向凌星借款共计945000元，凌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借款给梁海红。凌星与梁海红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凌星与梁海红没有其他生意上的往来。梁海红没有向凌星出具借据。凌星在庭审中主张：凌星是梁海红请去品雅轩餐饮店当采购的，当时约定每月支付5000元给凌星，但梁海红后来没有按约定支付凌星工资。梁海红称：凌星转账汇款给梁海红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凌星出资与梁海红共同合伙经营品雅轩餐饮店的出资款，本案应是合伙关系。梁海红与凌星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梁海红与凌星除了合伙，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梁海红提供经营品雅轩餐饮店的记账凭证（两本记账簿），记载：其中：在员工工资部分，凌星、梁海红双方确认“11月28日凌星手交12000元”中的“凌星”是凌星本人所签；凌星主张该12000元是凌星作为经手人代为转交给前台发工资，至于该12000元是如何来的委托代理人不清楚；梁海红称是凌星本人交款给主管及收银员代发员工工资。双方确认在12月3日，12月6日，12月8日是凌星签名购货。在交款部分，双方确认“2017年11月7日.8500元.李绮琳.凌星”中的“凌星”是凌星本人签名；凌星称无法确定是谁人交款谁人收款，就算将这8500元交给凌星，也不能够证明凌星就是与梁海红合伙经营品雅轩；梁海红称该款是当日营业额的收入，收银员收到钱之后交给凌星，李绮琳作为收银员签名。双方确认12月17日记录中“凌星”是凌星本人签名，凌星称是作为开支的经知人签名；梁海红称是凌星本人支出员工一天的伙食费。证人周丽萍出庭作证，周丽萍称：其自2017年11月3日在品雅轩餐饮店当收银员至今，其在品雅轩餐饮店上班做收银时，凌星有时取钱去购货，凌星也有在记账薄上签名。一审法院认为：凌星主张梁海红由于经营需要向凌星借款，凌星向梁海红账户转账945000元，凌星与梁海红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凌星仅向法庭提供银行转账凭证，未能向法庭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存在的证据。梁海红抗辩称与凌星之间是合伙关系，凌星转账至梁海红账户共945000元是凌星合伙的出资款，并提供了品雅轩餐饮店的记账簿作为证据，记账簿中记载：凌星有交款12000元给前台支付员工工资、有在收银处取款购买货物、有在交款8500元处签名等；凌星、梁海红也确认梁海红有转款给凌星到佛山购买品雅轩餐饮店的厨房设备设施等。故可认定凌星也参与了品雅轩餐饮店的经营过程。凌星主张其在品雅轩餐饮店的记账簿上签名只是作为经手人、经知人，凌星是品雅轩餐饮店的采购；凌星称梁海红请凌星为餐饮店当采购，但凌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领取过梁海红发放的工资以及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为何没有领取工资。凌星、梁海红双方的账户往来款项是多次，且是在品雅轩餐饮店开张营业之前期间。凌星主张转账汇款给梁海红是借款，因是多次转账，数额比较大，凌星也没有要求梁海红出具借据等借款凭证，不符合常理。梁海红不认可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凌星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凌星只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但未能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其他能够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存在的证据，因此，凌星主张与梁海红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凌星要求梁海红偿还借款945000元及利息，虽然凌星在2017年4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945000元给梁海红，但凌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所转账给梁海红的款项就是借款，故凌星的该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至于凌星从其账户转账945000元给梁海红的行为属另一法律关系，凌星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梁海红辩称，梁海红与凌星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是合伙关系，至于凌星、梁海红的法律关系，双方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梁海红辩称驳回凌星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凌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50元，由凌星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凌星转账给梁海红的多笔款项共945000元是否属于借款。本案中，凌星上诉主张其转账给梁海红的945000元是出借给梁海红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梁海红抗辩称凌星转账的945000元是凌星与梁海红合伙经营品雅轩餐饮店的款项，并提供了品雅轩餐饮店的记账簿以及申请证人周丽萍出庭作证，以证明凌星参与该餐饮店的经营。本院认为，首先，涉案款项945000元是凌星在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分多笔转账交付给梁海红的，数额比较大，凌星主张涉案款项是借款，但其未要求梁海红出具借据也未在转账中备注用途；其次，凌星、梁海红也确认梁海红于2017年10月12日、2017年10月13日共转款150000元给凌星到佛山购买品雅轩餐饮店的厨房设备设施等，且品雅轩餐饮店的记账簿中载明凌星在2017年11月、12月期间有交款12000元支付员工工资、有在收银处取款购买货物等，可以认定凌星参与了品雅轩餐饮店的经营；再次，凌星在二审中主张其是帮工，是为了保证借款的安全而在品雅轩餐饮店帮忙，顺便进行监督，与常理不符。综上，在梁海红否认涉案945000元是借款，并提供了初步证据予以证明其与凌星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凌星与梁海红之间均有转账往来的情况下，凌星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梁海红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但凌星未能完成此举证责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凌星主张涉案的945000元是借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凌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50元，由上诉人凌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琪奕审 判 员  赖慧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梁 哲速 录 员  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