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9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重庆南路26号。主要负责人：单正鑫，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斌，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朋，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纬四路。法定代表人：李家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霜，山东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新建路195号二层221室。法定代表人：王志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霜，山东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青岛塑料实验厂，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鞍山路32号。法定代表人：谭希诚，董事长。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四方支行）与上诉人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团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青岛塑料实验厂（以下简称青岛塑料厂）委托监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民初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7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行四方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朋，被上诉人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青岛塑料厂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行四方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建行四方支行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信用证项下货物认定系建行四方支行“自行向青岛塑料厂释放进口货物权属凭证”是错误的，建行四方支行从未将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权属凭证释放给青岛塑料厂。信用证项下的2013年9月10日的《收到质物通知书》项下的货物权属凭证建行四方支行已经交给中海物流公司并举证了中海物流公司收到上述权属凭证的证明，建行四方支行从未指示中海物流公司将上述货权凭证交付给青岛塑料厂，上述货物一直在中海物流公司的监管之下。虽然信托收据贷款流程中《信托收据》约定了建行四方支行将要进口货物的相关权属凭证交付给青岛塑料厂，委托青岛塑料厂处置货物并以处置所得偿还贷款。但是事实上该两笔《信托收据贷款》是信用证项下的信托收据贷款，信托收据所涉及的货物都是信用证项下的《收到质物通知书》中的质押货物，货物的所有权属凭证都已经交付给中海物流公司，上述凭证一直在中海物流公司手中，并没有交付青岛塑料厂。因此，该笔信托收据贷款事实上并没有完成进口货物权属凭证交付青岛塑料厂的程序，建行四方支行从未释放货权凭证给青岛塑料厂，也没有委托该公司处分信用证项下的《收到质物通知书》中的货物。一审法院以建行四方支行在（2017）鲁02民初635号案件（以下简称635号案件）中陈述“进口货物已经处理完毕”得出建行四方支行同意并认可青岛塑料厂处分上述货物并无权再向中海物流公司进行追索是错误的。建行四方支行即便在635号案件中陈述“进口货物已经处理完毕”，也只是在与中海物流公司的多次谈判中听到上述货物已经处理完毕的内容，也只是对货物状态的陈述，也没有标明是谁处置的，如何处置的，该句话更不能得出是“建行四方支行自行处理或授权青岛塑料厂将进口货物处理完毕”的意思，不能据此认定建行四方支行无权主张上述货物。一审法院以建行四方支行在《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纠纷中只主张2014年1月28日的《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没有主张信用证项下的货物，从而推定建行四方支行此次主张与原先的主张相悖是错误的。对于质押清单项下的货物是否主张、什么时候主张是建行四方支行的权利。在原诉讼中建行四方支行并没有得到中海物流公司对2014年1月28日的《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不是青岛塑料厂且货物已经不在的信息。因此认为暂主张该批货物可能就能够实现债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海物流公司否认了后一个《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权属系青岛塑料厂所有并称上述货物已经不存在，在此基础上建行四方支行才增加要求中海物流公司提交前一《收到质物通知书》项下的货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也不得以此认定建行四方支行无权主张上述权利。中海物流公司对《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完成报关报检后进行保管并监管上述货物，承诺没有建行四方支行的放货凭证是不能放货的。建行四方支行从未向中海物流公司提供任何放货通知，该笔货物仍应在其监管之下。因此中海物流公司作为受托监管单位有义务将上述进口货物交付给建行四方支行。二、一审法院对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的来源、仓储、控制等事实认定错误。1.《质物清单》项下货物明细及信息是从中海物流公司发起的，是中海物流公司发给建行四方支行的，并非从青岛塑料厂发起。根据邮件可以看出，自2014年1月10日起，中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刘震就分别于1月10日、20日、22日多次向建行四方支行发送关于“塑料实验厂监管库存”的明细，2014年1月22日中海物流公司向建行四方支行发出的“塑料实验厂监管库存明细清单”扫描件，在此基础上建行四方支行要求对中海物流公司所提供的盖有中海山东物流质押监管业务专用章的“塑料实验厂监管库存明细清单”提出要求进行核库，在中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的人员一并到了库存明细所列仓库中进行核库。而一审法院关于货物来源，对1月22日前中海物流公司多次向建行四方支行发出的“塑料实验厂监管库存明细”置若罔闻，反而从1月22日青岛塑料厂向中海物流公司发出库存明细开始描述，从而认定该批货物的存放等事实是由青岛塑料厂提供的，从而得出错误判决。2.货物在中海物流公司出具《质物清单》前就已经由青岛塑料厂交付了中海物流公司并置于中海物流公司的控制之下，从中海物流公司多次发出的邮件表述“塑料试验厂监管库存明细”中的“监管”、从核库报告书“监管方”、《出质通知书》中“青岛塑料试验厂存放与贵公司仓库的下列货物”、质物清单中关于“监管人保证，非经贵行同意不办理出质人的任何提货申请”。等等充分说明在出具《质物清单》之前上述货物就已经由青岛塑料厂交付给中海物流公司并存放在中海物流公司的仓库中，置于其监管之下。在庭审过程中中海物流公司认可其在青岛并没有自己所有权的仓库，而根据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以前所做的多笔监管业务、海事法院的两份判决，可以看出中海物流公司在青岛范围内承接了多笔仓储监管生意，仓储货物多达数十万吨，因此其所有的监管货物都是存放在别人的仓库里。上述已经说明其在出具《质物清单》前已经将上述货物存放在上述仓库中并在其控制之下，应当认定为存放在其仓库中。《质押监管三方协议》中也约定其可以将货物存放在自有或具有使用权的仓库内。因此，法院认定上述仓库不属于中海物流公司所有，就认定不是其有使用权的仓库，甚至以此减免其监管的责任，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对货物权属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了青岛塑料厂已经交付了质物，质权已经设立；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也都确认核库时货物是存在的。但一审法院却仅仅因为中海物流公司否认质物属于青岛塑料厂所有，建行四方支行没有证据证明上述货物的权属为青岛塑料厂，青岛塑料厂又拒不到庭陈述事实，相关仓库称未存储青岛塑料厂的货物等，认定上述货物不属于青岛塑料厂是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件在《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纠纷案件中((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青岛塑料厂是委托了律师参加了诉讼，认可其将其自有货物出质并交付给中海物流公司监管，对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中货物权属是青岛塑料厂予以认可，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对货物权属不清楚。一审法院对此依另案调查笔录否认青岛塑料厂已经确认货物为其所有的事实，不符合法律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其次，法官自行调查的八家仓库滨杰、东雍、泺亨、上德、怡港、中加实发、中启联合、华腾不能认定没有青岛塑料厂的货，其中泺亨库在一审法院调查时，曾主张青岛塑料厂通过货代在2013年、2014年放过货物，说明青岛塑料厂是放过货的。2018年7月27日再次调查，称其只与“货代公司打交道”，说明青岛塑料厂的货是可以以货代公司的名义存放在其仓库里，仓库只与货代公司进行联系，无法显示青岛塑料厂的名字。因此不能因上述仓储单位出具证明没有存放青岛塑料厂的货就否定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为青岛塑料厂。该案件中，青岛塑料厂对质物的权属没有异议、建行四方支行对质物权属没有异议，只有中海物流公司不承认，但中海物流公司又不能说明这些质物的权属实际所有人，至今也没有其他权利人主张上述质物所有权。因此，在没有其他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否认上述质物为青岛塑料厂所有，相反却可以认定是中海物流公司为其未尽监管开脱责任，甚至不排除其自行处置了上述质物而拒绝交付的可能。四、一审法院认定对质物权属的审查义务属于银行的法定义务不能以合同约定而予以免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非专属于人格身份方面的民事行为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或其他代理人代为完成，本案建行四方支行将对质物的审查和监管责任委托给中海物流公司代为办理。该委托事项非属于人格身份方面的民事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和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因此该委托监管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本案中，针对2013年9月10日的《收到质物通知书》项下的进口货物，各方对权属为青岛塑料厂所有没有异议。对于2014年1月28日的《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是青岛塑料厂已经交付给中海物流公司并在中海物流公司仓库里并在其控制之下的货物。因此，在青岛塑料厂交付给中海物流公司时，中海物流公司就应审查了该货物的权属，后中海物流公司接收了上述货物并存放在其仓库中并在其控制之下。该批货物并非由青岛塑料厂交付给建行四方支行，再由建行四方支行交付给中海物流公司，所以对该批货物的权属审查并非建行四方支行的义务。另，根据《动产质押三方监管协议》第5.3.1条也明确约定了，当质物的实际价值低于质物的最低价值时，青岛塑料厂是可以将存放于中海物流公司的货物补充质押给建行四方支行的。中海物流公司作为建行四方支行的代理人应对其已经控制的青岛塑料厂的货物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作为专业的仓储监管单位，在从青岛塑料厂处接收货物并监管时，首要的责任就是审查货物的权属及数量等。五、一审法院将青岛塑料厂认定为委托监管合同关系当事人，并让其分担中海物流公司的过错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委托监管合同关系当事人只有委托人和受托人。本案中，青岛塑料厂将其进口的货物质押给建行四方支行，建行四方支行和青岛塑料厂之间形成的是借贷、担保法律关系；建行四方支行委托中海物流公司对青岛塑料厂质押给建行四方支行的货物进行监管，没有建行四方支行的书面通知，中海物流公司不得对其监管的货物随意放货，建行四方支行和中海物流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监管合同关系。委托监管和质押担保是两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质押法律关系中的质押人作为委托监管关系中的一方，显然是错误的。六、法院对于证据收集、举证责任分配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一方面接受中海物流公司的全部调查取证申请，而且未经申请自行到税务机关为其取证；另一方面却拒绝建行四方支行的多次调查取证申请，有失公正。对于质物清单中所列“港口”等仓库具体指哪家仓库，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建行四方支行是错误的。对于仓库详情的核实及说明应分配给中海物流公司，而不是建行四方支行。对于信用证项下《质物清单》货物现状或去向，建行四方支行一直要求中海物流公司予以提供或说明，从而证明建行四方支行并没有指示放货，货物应当仍然置于中海物流公司的监管之下，即便货物不存在了，中海物流公司也是违法放货并承担对建行四方支行的赔偿责任。在有证据证明中海物流公司控制和监管该批货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责令中海物流公司对货物现状及去向进行举证或作出说明，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作出了错误判决，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辩称，中海物流、中海集团辩称，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四个系列案实质是本案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工作人员，虚构进口，虚开信用证，恶意骗贷，恶意诉讼。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6）鲁02民初456、457、458、（2017）鲁02民初635号案件，当事人一致，案情互相关联，证据资料共享。青岛塑料厂实际进口货物数量严重少于信用证确定的数额，没有如实进口货物短少的价值差额为120328138元，超过四个案件七份信用证项下货物总额的三分之一，且在这种情况下，建行四方支行通过与青岛塑料厂签订《信托收据贷款合同》方式，由建行四方支行直接向青岛塑料厂发放信用证项下的货物，而青岛塑料厂没有按照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约定向建行四方支行还款。建行四方支行为掩盖上述恶意骗贷事实以及恶意转嫁责任，先是联合青岛塑料厂炮制了“2014年1月28日虚假质物清单”，依据该质物清单提起诉讼。二、建行四方支行上诉状中关于“建行是否自行向青岛塑料厂释放信用证项下货物权属凭证”做了虚假陈述。案涉七份信用证项下以及信用证项下信托收据贷款涉及的质物与质物清单项下质物无关。案涉质物清单以及核库确认书、核库报告，系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骗贷形成，质物清单的货物不存在。青岛塑料厂进口以及销售情况证明2014年1月28日核库确认书虚假。三、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方面确实存在错误，但这些错误体现在漠视本案存在虚开信用证，虚假进行恶意骗贷犯罪行为，偏袒建行四方支行，漠视银行应有的审查义务。中海物流公司及中海集团公司其他答辩意见同其上诉状意见。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上诉请求：1.裁定驳回建行四方支行的起诉，本案移交刑事侦查部门处理；2.或改判判决驳回建行四方支行对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3.或改判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在4088万元范围内乘以0一16%范围内，对(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判定的青岛塑料厂、青岛联社化工塑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负全部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少于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4.改判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不承担责任；5.案件受理费由建行四方支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青岛中院受理四个系列案实质——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工作人员恶意骗贷，恶意诉讼。本案以及其他三个系列案件，均是青岛塑料厂与建设银行四方支行相关人员恶意串通骗贷，虚开信用证、实际进口货物数量严重少于信用证确定的数额，没有如实进口货物短少的价值差额为120328138元，超过四个案件七份信用证项下货物总额的三分之一，且在进口货物严重短少达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建设银行四方支行通过与青岛塑料厂签订《信托收据贷款合同》方式，由建行四方支行直接向青岛塑料厂发放信用证项下的货物，而青岛塑料厂没有按照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约定向建行四方支行还款。建行四方支行为掩盖上述恶意骗贷事实以及恶意转嫁责任，联合青岛塑料厂炮制了“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依据“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提起诉讼。“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存在明显的瑕疵，明显虚假，不能得到支持。二、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相关人员恶意串骗贷，价值高达一亿余元超过信用证约定货物总额三分之一的货物没有实际进口。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海关调取的青岛塑料厂自2013年1月至今的进口货物情况、本案争议涉及的保税仓库的进出口以及仓储货物情况，显示2013年9月至2013年11月29日，青岛塑料厂除了以自己名义独立进口，还委托其他公司进行进口货物。青岛塑料厂以自己名义独立进口的最后一次进口结关时间为2013年11月27日，以其他公司名义进口自己作为收货人的最后一次结关时间为2013年11月29日，此后没有进口货物。进口货物的数量与同时期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重量短少数额为13792.25吨。三、(2016)鲁02民初456、457、458、(2017)鲁02民初635号，涉及七份信用证，每份信用证项下以及信用证项下信托收据贷款涉及的质物与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质物无关，且由建行四方支行通过与青岛塑料厂签订《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的方式直接向青岛塑料厂放货，中海物流公司不具备向建行四方支行交付信用证项下货物的基础。四、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以及核库确认书、核库报告，编号201401的《出质通知书（补充质物适用）》，系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骗贷形成，存在明显漏洞：2014年1月28日质物上33647.45吨的货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4%的货物被仓库否认实际存在。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的形成过程以及相关内容，核库确认书显示仓库共有十一家，货物共计33647.45吨，涉及十一个仓库，分别有滨杰、东雍、泺亨、怡港、上德、中加实发、中启联合、中外运、新东方、王台库、华腾，保留八家即华腾、滨杰、冬雍、泺亨、怡港、上德、中加实发、中启联合，增加一家无法证明存在的仓库。涉案质物清单所涉货物，不但没有仓库方确认实际存货，已经被仓库方明确否认的货物为74%，仅有16%的货物涉及的仓库方尚未作证或接受法院调查明确是否存货。五、建行四方支行关于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与四个系列案件中每个案件涉及的信用证下货物的对应关系，在诉讼中明确否认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与本案系列四个案件七份信用证项下质物的对应关系，且在诉讼中明确表明，对信用证项下的货物处置无争议，依法不得反言。建行四方支行中所以自相矛盾，是为了掩盖与青岛塑料厂恶意共同骗贷，试图通过诉讼向海公司转嫁推脱责任。六、经对比，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与本案涉及的四个案件项下信用证下货物无关联。七、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海关调取的青岛塑料厂自2013年1月至今的进口货物情况、本案争议涉及的保税仓库的进出口以及仓储货物情况，进一步证明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虚假。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青岛塑料厂、中海物流公司、滨杰、东雍、泺享、怡港、上德、中加实发、中启联合、华腾等仓储公司调取的日常经营所开发票，证明青岛塑料厂、中海物流公司、各保税仓之间的业务往来，青岛塑料厂无货物存在本案争议涉及的保税仓库。且质物清单缺乏货物来源。本案争议涉及的保税仓库与中海物流公司以及青岛塑料厂无业务往来，不存在仓储业务。九、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一审判决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恶意骗贷，恶意诉讼，应移交刑事侦查部门处理。涉及价值高达一亿元超过信用证约定货物总额三分之一的货物没有实际进口，相应民事责任应由建行四方支行和青岛塑料厂而非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承担。一审判决关于《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问题认定错误。中海物流公司主张协议无效应予支持。关于质物的最低价值认定问题，一审判决在普通民事审判过程中超越职权，径行认定生效判决系笔误，属于滥用职权。对于《质物清单》，中海物流公司分别承诺质物的最低价值不低于4088万元、31567万元，对此质物的价值不低于4088万元系笔误，应以31567万元为质物最低价值，这属于超越职权以及滥用职权。另判令中海集团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当，因争议协议合同主体系其与建行总行，用于合作框架的概括性合作协议，而非具体的业务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无权起诉中海集团公司承担责任。针对中海物流公司和中海集团公司的上诉，建行四方支行辩称，一、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认为本案系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工作人员恶意骗贷，恶意诉讼,没有事实依据。通过一审审理情况来看，更可能是中海物流恶意放货导致建行四方支行无法实现担保权，目前尚无移交刑事侦查部门的依据，而且是否存在犯罪行为也不影响民事审理。二、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认为超过一亿元、三分之一信用证项下货物没有实际进口，从而认定本案所涉信用证基础虚假，没有确实的事实依据，计算方法和逻辑错误。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并非全部本案的证据材料，还包含青岛塑料厂在中信银行、平安银行所开立的信用证，无法和本案一一对应。因此，数据存在差异是可能的。实践中存在报关报检单位接受委托后不是全部自行报关报检，可以委托其他报关行报关报检或者存在与货物卖方直接开立新的收货凭证给实际购买方的方式。这样从海关中直接显示的是实际购买方进口货物，这样也会导致货物数量与开证数量不一致。本案中，中海物流公司有没有违规操作，不得而知，但不能以简单的数据即证明进口货物虚假。本案中信用证项下的货物凭证都交给中海物流公司报关报检了，中海物流公司全面完成了报关报检，但未就交易不真实、货物不存在提出任何异议，充分说明本案所涉信用证项下的货物是真实的。中海物流公司应当就信用证项下货物的报关报检情况向合议庭提交说明和证据。三、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指称建行四方支行通过《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的方式直接向青岛塑料厂放货，其不具备向建行四方支行交付信用证项下货物的基础与事实不符。信用证项下货物的凭证全部都交给中海物流公司，由其报关报检并保管和监管。如果《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足以清偿建行四方支行的债权，中海物流公司可以不说明货物的去向。但当前中海物流公司已经承认《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不存在了，那么其就必须确保信用证项下的货物完好无缺，如果其处置了，就应当拿出建行四方支行的放货通知书，否则就属于非法处置，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事实上，《信托收据贷款》类似一个普通的融资性贷款，并没有将货权凭证释放给青岛塑料厂，货权凭证都已经全部交付给中海物流公司，建行四方支行从未指示中海物流公司将货权凭证交付给青岛塑料厂，中海物流公司也应该提交出货权凭证、说明货权凭证去向。四、关于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认为2014年1月26日质物清单等文件系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骗贷形成，质物清单货物不存在，质物清单虚假，不能成立。青岛塑料厂质押给建行四方支行的货物明细，都是通过中海物流公司以邮件的名义发给建行四方支行的，并非青岛塑料厂直接发给建行四方支行。中海物流公司多次发给建行四方支行的邮件中，列明“青岛塑料厂存明细”，充分说明其知道明细中的货物权属是青岛塑料厂的，也充分说明上述货物在其仓库中，明细中货物是其“库存”货物。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在出质前青岛塑料厂已经交付给中海物流公司，都已经在中海物流公司的保管下。质物的明细包括库存地点都是中海物流公司发给建行四方支行的，按照监管协议，提供仓库并进行监管是中海物流公司的责任。因此，如果核库只能是中海物流公司带领建行四方支行前往，中海物流公司所言由建行四方支行带领中海物流公司核库不符合逻辑。中海物流公司在本案之前做了大量存放在青岛塑料厂仓库的业务，中海物流公司带建行四方支行到青岛塑料厂仓库中核库，质物是中海物流公司确认存在的，中海物流公司以此为由摆脱保管责任的理由，是不成立的。青岛塑料厂的货都是委托中海物流公司代为报关报检和保管，仓库都是和中海物流公司建立业务关系，青岛塑料厂的货物以中海物流公司的名义存放也是很有可能的，不能以部分仓库否认存放青岛塑料厂的货物就否认青岛塑料厂存货的真实性。信用证项下货物及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均为种类物，而且存在补货。五、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对信用证项下的货物处理无争议的理解错误。对信用证项下的货物已经处置事宜的表述，是听中海物流公司已经将上述质物处置了，并非建行明知，具体处置了没有及如何处置的，建行并不知情。现中海物流公司否认《质物清单》项下质物的权属是青岛塑料厂的，那其监管下的货物存在不能处置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建行要求交付信用证项下的货物也理所当然。六、一审法院认定《三方监管协议》有效正确，认定质物最低价值为31567万元正确，判令中海集团承担连带责任正确。其他意见同建行四方支行上诉状意见。青岛塑料厂未提交书面意见。建行四方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海物流公司向建行四方支行交付编号为87005010012463《质物清单》和编号为87005010012445《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2.判令中海物流公司在31567万元范围内赔偿因违约给建行四方支行造成损失人民币71409229.01元，暂按照(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计算至2016年3月1日，之后的损失按照(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继续计算至中海物流公司实际支付建行四方支行之日。如中海物流公司交付本诉请第一项下的货物，建行四方支行处置上述货物后所得可从该损失价值中抵扣;3.判令中海集团公司就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事项向建行四方支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拍卖费以及建行四方支行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其他费用由中海物流公司、中海集团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3年10月11日，青岛塑料厂（甲方）与建行四方支行（乙方）签订《贸易融资额度合同》，约定为加强双方在进出口贸易融资业务方面的合作，经青岛塑料厂申请，建行四方支行同意为青岛塑料厂提供贸易融资额度。约定建行四方支行同意向青岛塑料厂提供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肆亿叁仟柒佰伍拾万元的贸易融资总额度，额度有效期间自2013年10月11日至2014年10月11日。同日，青岛联社与建行四方支行签订《贸易融资额度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贸易融资额度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2013年10月14日，青岛塑料厂作为出质人与质权人建行四方支行签订《贸易融资额度动产质押合同》，约定为确保上述融资额度合同的履行，保障银行债权实现，青岛塑料厂将质物清单所列之财产设定质押。上述合同签订后，建行四方支行分别于2013年10月29日和10月30日与青岛塑料厂签订《信用证开证合同》，根据青岛塑料厂申请，为青岛塑料厂开立了金额分别为2257200美元和8297395美元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签订合同同日，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签订《信用证开证动产质押合同》，将青岛塑料厂上述两次开证进口的全部货物提供给原告作为质押担保。中海物流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出具编号为87005010012445和87005010012463号《质物清单》，承诺确保质物的实际价值始终不低于质物的最低价值，未经银行同意不办理出质人的任何提货申请。两份《质物清单》均加盖“中海山东物流质押监管业务专用章”。中海物流公司否认出具过上述两份《质物清单》，但对《质物清单》上的印章也不申请鉴定。2013年11月8日中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刘震出具了两份《递交单据清单》，其中一份：信用证号87005010012445，金额USD2257200，单据种类DELIVERYORDER，编号BR-20131028，正本一份；另一份信用证号87005010012463，金额USD8297395，单据种类为DELIVERYORDER14份，单据数量正本14份，并注明不同的编号。中海物流公司在庭审中确认收到上述进口货物项下单据，也办理了货物报关清关手续，但认为始终没有见到货物。因青岛塑料厂无力偿还信用证项下到期款项，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针对87005010012445号信用证，于2014年1月30日签订了XTSJ2014-5号《信托收据贷款合同》，金额为2257200美元，用以偿还上述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其中，《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第五条约定：1.青岛塑料厂有权要求建行四方支行按合同约定发放信托收据贷款。4.青岛塑料厂出具信托收据之日或银行对外承付／付款之日，建行四方支行取得单据及（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所有权。5.青岛塑料厂在向建行四方支行出具信托收据后，建行四方支行应将单据交给青岛塑料厂。6.建行四方支行作为委托人与受益人，享有青岛塑料厂处理信托财产的受益权。7.青岛塑料厂作为受托人，为建行四方支行利益持有本合同所涉信用证／进口代收／进口货到付款项下的单据及（单据所代表的）货物，自主进行卸货、储存、制造、加工、运输、出售。青岛塑料厂销售上述货物取得的货款应用于偿还建行四方支行的信托收据贷款款项，不足部分由青岛塑料厂用其他资金偿还……9.本合同所涉信用证／进口代收／进口货到付款项下的货物出售后，建行四方支行有权向货物买方收取货款，而不必预先通知青岛塑料厂……16.建行四方支行有权检查监督本合同所涉信用证／进口代收／货到付款项下货物的销售收款情况，应建行四方支行要求青岛塑料厂必须随时以书面形式向银行提供有关情况……20.青岛塑料厂未按建行四方支行要求处理信托财产，建行四方支行有权解除信托关系，收回信托财产，自行处理……。签订《信托收据贷款合同》当日青岛塑料厂向建行四方支行出具《信托收据》，约定，一旦银行向青岛塑料厂交付或者同意其公司使用／处置业务编号为87005010012445的信用证／进口代收／进口货到付款项下的货物或该货物的权利凭证、单据等文件，其公司与建行四方支行之间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应根据以下内容确定：1.本公司同意并确认，贵行享有或自本信托收据出具之日起即取得上述文件及代表货物的所有权。同时，本信托收据确立了贵行与本公司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贵行为委托人与受益人，本公司为受托人，上述文件及其代表的货物为信托财产……3.本公司承诺，一俟取得上述款项，将立即存入贵行指定的账户或交付贵行，用以偿还我公司所欠贵行债务。4.在货物出售给买方之前，本公司保证将作为贵行受托人的情况告知买方，并将有关情况通知贵行，出售信托财产的价款结算将在贵行监督下进行。2014年1月29日，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签订了编号为TX87005010012463《信用证开证合同（买方付息贴现业务专用）》，同日，青岛塑料厂提交了信用证修改申请，将原信用证承兑付款期限修改为150天。对于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签订的上述《信用证开证合同》（买方付息贴现业务专用），建行四方支行确认与信托收据贷款合同性质是一样的。二、在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签订《贸易融资额度合同》等一系列合同时，建行四方支行、中海物流公司、青岛塑料厂在2013年10月11日签订《动产质押监管三方协议》，该协议甲方为建行四方支行、乙方为青岛塑料厂、丙方为中海物流公司。协议约定，鉴于：1.甲方是国内先进的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能够为企业提供全面、快捷的金融服务，乙方愿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取得融资谋求更好地发展，丙方为仓储服务公司，有着良好的仓储设施，能够为银行、企业提供安全、便捷的货物仓储服务。2.三方决定开展动产质押信贷业务。乙方为解决资金不足，向甲方申请动产质押信贷业务，并以其自有或第三人合法所有的存放于丙方仓储公司中的货物作为质押担保；丙方接受甲方委托代其保管质押货物，并对质物承担监管责任。一、释义1.1质押货物指乙方存放在丙方、丙方代甲方所占有的甲乙双方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不仅包括动产质押合同签订时质物清单列明的货物，也包括乙方向甲方所不时补充的全部质押货物。1.2单据及货权转移：丙方接收甲方移交的真实有效的海运单据（包括但不限于提单、发票、产地证明、保险等）后，丙方代甲方占有海运提单下的货权。1.3质押监管期间指甲方收到乙丙双方出具的《质物清单》（附式2）起至乙方存放在丙方、丙方代甲方所占有的全部质押动产解除质押时止。1.4动产质押信贷业务指乙方以其存放于丙方的货物作为质押，向甲方申请各类信贷、商业汇票承兑、保证、信用证开证等各类表内、表外信贷业务，丙方承担对质押货物的监管责任。1.7质物的最低价值：是用于确定乙方提货方式的价值限额，如质物的实际价值超过质物最低价值，对于超过的部分，可由乙方直接向丙方办理提货或换货（但乙方用于换货的质物应为甲方认可的品种，即甲方在质押设立时已认可的质物品种或甲方在《质物价格确定／调整通知书》（附式8）认可的质物品种，无需追加或补充保证金。甲方委托丙方对乙方的提货或换货进行控制。如质物的实际价值等于质物最低价值，则对质物的提取应凭甲方发送《提货通知书》进行。二、有关单据2.1在乙方未清偿相关信用证、D/P项下款项前，相关进口业务项下的所有单据正本（包括出口方寄来的正本保险单）均由甲方保管。为便于丙方办理信用证、D/P项下货物报关报验、提货、运输、仓储等事宜，乙方同意甲方将前述单据正本交由丙方代为占有。2.4乙方将装箱单、检验单（包括质量检验单和重量检验单）、发票等报关报验所必需的原件交给甲方，由甲方将正本提单及上述单据一起交付丙方。四、质物4.1乙方提供为甲方所认可的质物，作为甲方所提供信贷业务的质押担保，由丙方按照本合同代甲方进行占有，履行监督职责。4.2质物为乙方或第三人合法所有的货物，乙方应当提供足以证明质物所有权及数量、质量（品质）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报关单、货运单、质量合格证书、商检证明等），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因质物所有权的瑕疵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质物质量瑕疵给甲方和丙方造成损害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3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质物，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无税务、海关、工商、商检以及环保等方面。如质物出现上述瑕疵，甲方有权立即停止对乙方的信贷业务，并要求乙方及担保人立即清偿信贷业务本息及／履行担保责任。五、出质确认、质押货物提取与补充、质押合同的变更5.1质押货物的移交5.1.1甲方、乙方签署信贷合同、动产质押合同后，甲方与乙方共同向丙方签发《出质通知书》含（《质物清单》），丙方应在叁个工作日内与乙方一同签发《质物清单》（《质物清单》即代替出质通知书确认函）交给甲方，同时在通知书所列货物上贴挂动产质押标签。标签统一标注为“建质ZGZ2013-3号《贸易融资额度动产质押合同》项下质物”。5.1.2自甲方收到乙丙双方向其发送的《质物清单》时，质押生效。5.1.3货物《质物清单》由丙方直接交由甲方保管，《质物清单》作为甲乙丙三方认可的质物凭证，构成甲乙双方《贸易融资额度动产质押合同》的补充。六、各方权利义务6.2.1乙方保证对其用于质押的货物享有合法的、充分的、无争议的所有权，该质押货物不存在任何未告知的他项权利、共有或查封等情况。6.2.2乙方以其所有的货物向甲方申请动产质押信贷时，应按照甲方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购销发票、购销合同、材质单、合格证等相关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6.3丙方的权利义务。6.3.1丙方对质押货物进行监管，应按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妥善、谨慎处理监管的质物，独立承担保管及监管责任。6.3.2丙方有义务接受甲方对质押货物的实地查询。6.3.4丙方在收到甲方、乙方签发的《出质通知书》、《出质通知书（补充质物适用）》后应及时对通知书所列货物进行核对，并与乙方一同签发《质押清单》（《质押清单》即视为对通知书做出确认）交付甲方。丙方应对其所出具的《质押清单》、《提货通知单书》（回执）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及合法性负责。如丙方虚开、误开《质押清单》、《提货通知书》（回执）导致甲方经济损失的，丙方须承担一切赔偿责任。6.3.5在对出质通知书作出确认后或乙方补充质押货物后，丙方必须对该批质押货物贴挂动产质押标签。标签统一标注为“建质ZGZ2013-3号《贸易融资额度动产质押合同》项下质物”。标签标号须与出质通知书所列贸易融资额度动产质押合同编号一致。但丙方是否按本条规定对质物设立质押标识，并不影响有关质押的生效。即使丙方没有在质押物上设立质押标识，有关质押仍然生效。如因丙方未及时贴挂或误贴挂标签导致质押瑕疵或质押无效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丙方承担一切赔偿责任。6.3.8丙方未足额收取本协议规定的有权收取的相关费用前，对与监管费货值相当的货物享有留置权。6.3.9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规定向乙方收取监管费等费用。6.3.10在甲方依法或依其与乙方之间的任何约定或依本协议约定要求实现质权、处分质押货物时，丙方有义务予以协助、配合，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6.3.11-12如出现质押货物的安全受到威胁等特殊情况或出现不利于甲方主债权和质押权利安全的情况时，丙方应采取必要、谨慎的措施以保证质押货物的安全、完整和不受损害，且必须及时通知甲方。6.3.13丙方保证《质物清单》的记载与质物相符且质物清单是真实和唯一的。否则，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6.3.19丙方确认对存放监管质物的场地或者仓库拥有完全的、排他的使用权或所有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若由于存放监管质押物的场地或仓库存在法律上的瑕疵造成甲方质押权落空或不利影响的，丙方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6.3.20丙方未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丙方的赔偿责任不受本协议终止的影响。2012年11月30日，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以及中海物流公司也签订过一份《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协议约定青岛塑料厂同意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质押给建行四方支行，建行四方支行和青岛塑料厂均同意将质物由中海物流公司监管，中海物流公司同意接受委托并按照建行四方支行的指示监管质物。协议还约定中海物流公司接受建行四方支行委托代青岛塑料厂办理货物的报关报验事宜，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三、2014年1月22日，青岛塑料厂作为出质人向中海物流公司出具《核库确认书》。致：中海物流公司：根据建行四方支行、青岛塑料厂、中海物流公司签订的编号为DZJSL2013-1《三方监管协议》，我厂所有的、已质押给建行四方支行，并由贵公司监管的质物进行查询确认,现将质物的种类、数量等情况确认如下：《质物查询确认清单》中显示货物分布在滨杰、东雍、泺亨、上德、怡港、中加实发、中启联合、中外运、新东方、王台库、华腾11家仓库。数量合计33647.45吨。出质方青岛塑料厂盖有公章。2014年1月22日，中海物流公司向建行四方支行发送《监管库存明细》扫描件，标题为“塑料实验厂监管库存明细单”，内容与上述《核库确认书》一致。中海物流公司盖有预留印鉴。2014年1月24日，中海物流公司作为监管方与建行四方支行共同出具编号SF-ZH-SLSYC-01-24《中国建设银行核库报告书》，载明：出质人为青岛塑料厂，监管方为中海物流公司，操作方式为动态／质押，仓库名称综合写为华腾、滨杰、冬（东）雍、泺亨、上德、怡港、中加实发、中启联合、港口，质物为聚乙烯、聚丙烯，并列表载明了规格型号及相应的数量，合计数量33647.45吨。建行四方支行的客户经理陈萌和被告中海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刘震在落款处签字。建行四方支行主张收到中海物流公司提供的监管库存明细清单后，在中海物流公司指引下，其工作人员陈萌与中海物流公司核库人员刘震共同签署了核库报告书。在核库报告中，货物的储存仓库由青岛塑料厂核库确认书中载明的11个变更为9个，但货物的数量没有变化。对于为何由11个变更为9个，核库报告中载明的仓库“港口”，是指什么仓库，建行四方支行称不清楚。中海物流公司主张该核库报告书上很清晰记载仓库名称为滨杰、华腾、东雍等，证明建行四方支行在核库时非常清楚地知道上述货物没有存在中海物流公司仓库中，不在其实际控制下，且上述仓库为海关监管库，货物为海关监管货物。建行四方支行、青岛塑料厂向中海物流公司出具了无落款时间,但双方认可签订时间为2014年1月24日的编号201401的《出质通知书（补充质物适用）》。致：中海物流公司（仓储公司）：青岛塑料厂（出质人）存放于贵公司仓库的下列货物（明细见下述“质物清单”）已质押给建行四方支行，请贵公司核实下述动产质物清单所示的各项要素，并确认该清单所列各要素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质物清单以65行显示了质物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但无注明货物储存仓库）。出质通知书表格后附：在监管期间，除收到建行四方支行书面变更质物最低价值的通知，贵公司应保证质物的实际价值始终不能低于质物的最低价值31567万元。敬请贵公司及时对该通知书作出确认，并严格按照编号ＤＺＪＳＬ2013-1的《三方监管协议》（核定库存适用）之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质权人建行四方支行、出质人青岛塑料厂盖章。2014年1月28日，出质人青岛塑料厂、监管方中海物流公司共同向建行四方支行出具《质物清单》：致建行四方支行，出质人（青岛塑料厂）将下表货物质押给贵行，并对质物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监管方已对下表货物进行核查，确保下表货物真实、准确，监管方理解并确认：出质人已将《质物清单》项下全部货物质押给贵行。我公司承诺，确保质物的实际价值始终不低于质物的最低价值4088万元。在质物实际价值等于质物的最低价值时，未经贵行书面同意，我公司不受理出质人对已质押货物的任何提货申请，并严格履行编号为DZJSL2013-1的《三方监管协议》（核定库存适用）项下全部义务。本质物清单为编号为ZGZ2013-3号《贸易融资动产质押担保合同》不可分割的附件，并构成对上述《贸易融资额度动产质押合同》中质押标的的补充。出质人、监管人均保证：在监管期间，质物的实际价值始终不低于质物的最低价值始终不低于31567万元，在质物的实际价值等于质物的最低价值时，出质人保证按照《三方监管协议（核定库存适用）》的约定办理提货手续；监管人保证，非经贵行同意，不办理出质人的任何提货申请。并列表载明质物名称、规格型号及相应的数量，与2014年1月24日的《出质通知书》一致。并写明“本《质物清单》构成对质押的确认。”质物清单落款处加盖有中海物流公司、青岛塑料厂的印章，在（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案件中，青岛塑料厂对其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四、青岛塑料厂出具《信托收据》后，并未偿还建行四方支行款项，2014年6月，建行四方支行作为建行四方支行起诉青岛塑料厂偿还贷款本息，青岛塑料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为(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以下简称467号案）。在467号案中建行四方支行起诉称，其与青岛塑料厂2013年10月11日签订《贸易融资额度合同》，10月14日签订《贸易融资额度动产质押合同》，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014年1月29日，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签订《信用证开证合同》，申请建行四方支行为其办理信用证项下买方付息贴现；2014年1月30日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签订《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申请建行四方支行为其提供信托收据贷款。建行四方支行于2014年1月30履行放款义务，办理8297395.00美元信用证贴现以及发放贷款2257200美元，以上两笔业务到期日为2014年3月31日。一审法院在查清有关事实后遂判决：青岛塑料实验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信用证垫款本金6163704.99美元及利息126420.43美元（已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此后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按《信用证开证合同》的约定计算）；二、青岛塑料实验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借款本1777098.59美元及利息39766.79美元（已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此后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按《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的约定计算）；三、如青岛塑料实验厂未按本判决第一、二项履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有权对青岛塑料实验厂提供的质押物以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的范围内优先受偿；四、青岛联社化工塑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在最高额人民币4375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青岛联社化工塑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青岛塑料实验厂追偿。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3990元，由青岛塑料实验厂、青岛联社化工塑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后因青岛塑料厂、青岛塑料厂未履行467号民事判决，建行四方支行在一审法院申请对青岛塑料厂和青岛塑料厂强制执行，因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可执行的财产，且质押物因与监管单位存在争议而暂不具备处置条件。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10日作出（2015）青执字第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阶段性终结执行程序。五、2013年10月11日，青岛塑料厂向中海物流公司支付了两笔监管费用。中海物流公司对收到该款项没有异议，但认为这是青岛塑料厂支付2012年11月12日《监管费协议》项下款项。中海物流公司确认青岛塑料厂进口货物由其办理货物的清关通关等手续。六、关于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的情况，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均确认，1月24日双方核库时，与监管货物明细单上型号、规格、存放仓库等信息一致的货物存在。但对于货物权属的审查，建行四方支行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监管货物就应该是青岛塑料厂储存在中海物流公司仓库中的货物，中海物流公司称对于货物权属的审查责任应该在于质权人建行四方支行。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均未提交证明质物权属的资料，青岛塑料厂也拒不到庭陈述有关事实，为查明本案事实，对于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及依照职权，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基本事实如下：一是关于货物储存的仓库及货物的性质问题。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在核库报告中最终确定仓库为华腾、滨杰、东雍、泺亨、上德、怡港、中加实发、中启联合、港口。其中“港口”具体是哪家仓库，建行四方支行不能作出说明。关于其他八家仓库，建行四方支行认为滨杰、东雍、泺亨、上德、怡港、中加实发为保税区仓库，其他为非保税区仓库。中海物流公司认为除了华腾外均是保税区仓库。关于货物的性质，建行四方支行认为货物是已经通关的现货，中海物流公司认为货物是在保税区仓库内的海关监管货物。一审法院根据中海物流公司申请，就2013年至2014年期间，青岛滨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滨杰”库）、青岛泺亨物流有限公司（所属“泺亨”库）、青岛上德物流有限公司（所属“上德”库）、青岛保税物流园区怡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怡港”库）、山东华腾兴业有限公司（所属“华腾”库）、青岛中加实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中加实发”库）、青岛裕龙东雍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东雍”库）、青岛保税区中启联合物流有限公司（所属“中启联合”库）等单位是否系从事保税业务的企业、是否系保税仓库，里面存放的货物是否全部系海关监管货物及上述公司若存在保税业务，从事保税业务应履行何种手续到黄岛海关进行了调查，黄岛海关出具了《黄岛海关关于协助核实事项有关情况的复函》，黄岛海关答复如下：一、2013年至2014年期间，来函所涉8家企业除山东华腾兴业有限公司（所属“华腾”库）外，均系从事保税业务的企业。山东华腾兴业有限公司（所属“华腾”库）自2015年5月起开始从事保税仓储业务。二、来函所涉8家企业均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保税仓储企业，其仓库均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存放保税货物的仓库。除山东华腾兴业有限公司（所属“华腾”库）外，其余7家仓库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存放的货物应为海关监管货物。三、上述企业从事保税业务前应向海关注册备案，其保税货物入出区前应向海关报关申报。二是关于货物的权属问题：（1）中加实发库，2016年9月14日，青岛中加实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出具《2013-2016年青岛塑料实验厂库存货物备案清单明细》，栏目有提单号、入库清单号、出库报关单号、出库经营单位、出库报关日期、出库吨数和货物型号等，并注明青岛塑料厂2013年全年出库吨数594吨。所有货物已于2013年12月31日全部出清。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14日在我仓库无存货。并注明了联系人及电话。2017年11月23日，根据中海物流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到该公司调查，见到了联系人及经理，其认可出具了上述明细，最后一批货物出库时间2013年10月31日，主张“入库肯定通关，否则进不了库”，不清楚是否有青岛塑料厂的货物，不直接与中海物流公司联系，是否有中海物流公司及银行工作人员与公司联系“无印象了”。（2）东雍库，2016年9月18日，青岛裕龙东雍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经查询2014年度1月份库存表信息及操作聚乙烯客户单据，在2014年1月份我司与青岛塑料厂无业务往来，未查到青岛塑料厂在我仓库有存货。后附联系人及电话。2017年11月17日，根据中海物流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到该公司进行了调查，见到了情况说明中所附联系人及公司经理，其认可出具了该说明，但拒绝就有关问题再次出具说明或接受调查，拒绝出具说明的依据，但保证出具说明的真实性。（3）中启联合库，2016年9月18日，青岛保税区中启联合物流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经查询2014年度1月份青岛保税区保税仓储货物季度报表（明细表）信息及操作聚乙烯客户单据，在2014年1月份我司与青岛塑料厂无业务往来，未查到青岛塑料厂在我仓库有存货。后附联系人及电话。2017年11月23日，根据中海物流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到该公司进行了调查，公司工作人员主张联系人已辞职，对出具说明情况不清楚，也拒绝调查。（4）泺亨库，2017年11月23日，根据中海物流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到青岛保税区北京路39号青岛泺亨物流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其主张青岛塑料厂通过货代在2013年、2014年放过货物，全出货了，2015年没有放过，并主张看的系货代名下的货物，还涉及其他客户，拒绝让办案人看其详细资料；但与青岛塑料厂无直接交涉，与中海物流公司没有联系，也不在其处设立办公室。2018年7月27日一审法院再次到泺亨库进行调查，其称只和货代公司联系，与青岛塑料厂无联系，从1月28日质物清单中看不出这些货物是否存储在其仓库，而且也无法查清。（5）上德库，2017年11月23日一审法院到保税区调查青岛上德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不存在，被其他公司的标志代替。（6）滨杰库，2018年7月27日，一审法院到青岛滨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进行调查，该公司业务操作张冬平接受了调查，称货物进仓库时保税货物即未清关货物，在储存期间货物的流向有两种，一种流向其他国家，另一种是完成清关手续，由国内客户提走。进口清关后的货物可以储存一段时间，没有强制性的储存时间；其公司没有储存过青岛塑料厂的货物，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只有型号和数量，没有具体提单号或报关单号，看不出这些货物在其处储存过。（7）怡港库，在青岛保税区办证大厅并无青岛保税物流园区怡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办证大厅也无103号。（8）华腾库，2014年3月5日，一审法院在中信银行诉青岛塑料厂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中因保全事宜到华腾仓库调查，华腾仓库称从未储存过青岛塑料厂货物。三是关于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的其他线索，一审法院到海关调取了青岛塑料厂2013年6月至2014年2月期间在青岛关区口岸的报关单号、商品编码、品名、数量等信息，但由于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无对应的具体提单号或报关单号，而货物又是通用的种类物，故一审法院调取的青岛塑料厂进口货物报关单号无法与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发生关联。青岛保税区国税局出具《保税发票存根联明细信息（专用）》称，滨杰等7家经营单位未给青岛塑料厂或中海物流公司开具仓储费发票。建行四方支行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7家经营单位没有储存过青岛塑料厂或中海物流公司的货物。七、根据中海物流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作为建行四方支行诉青岛塑料厂、中海物流公司作为被告的（2014）青金商初字第93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四份调查笔录。其中2014年3月5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到地点“青岛市开发区中海物流公司有限公司新东方仓储办公室”，对被调查人“中海物流公司有限公司也是新东方法律顾问徐玉新”的调查，问“现在建行四方支行提交的货物清单的货物是否在你公司”，答“货物已经提走，我们无法协助（货物提走不能确定）”；问“请提供出库清单”，答“我是马上提供不了”，问“那你带我去新东方库房”，答“好”；问“货物到底放到哪里”,答“可能是放到实验厂了（但是证明不了），华腾库可能有，你们到华腾库看，我监管不了华腾库”。同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到地点“青岛市开发区华腾仓库”，对被调查人“华腾仓库经理崔京旭”调查，问“你公司有无青岛塑料实验厂的聚乙烯货物”，答“没有”；问“这些货物都是哪个公司的”，答“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的”，问“有什么证据”，答“有证据（货物入库通知单）”，问“我们想照个相可以吗”，答“可以”。2014年3月13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到地点“泺亨物流有限公司经理办公室”，对被调查人“薛善文”经理调查，问“你公司的名称是什么，你在公司什么职务”，答“泺亨物流有限公司，经理”；问“据建行四方支行提供的线索和我们了解的情况，青岛塑料实验厂在你公司存放有货物（聚乙烯）”，答“我们和青岛塑料实验厂没有合同，实验厂也不是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客户都是货代公司”，问“我们提供清单，你们确定有无实验厂的货物”，答“不能确定”，问“我们再向你确认一下，的确不能确定有实验厂的货物吗”，答“我确定”。2015年12月10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到青岛市看守所，对青岛塑料厂原法定代表人谭希诚调查，问“（向谭希诚出示建行四方支行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追加被告申请书及建行四方支行在庭审中提交的《进口信用证业务合同》、《进口信用证》、《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进口押汇合同》、借据、押汇通知书及贷（借）记通知、青岛塑料实验厂的担保函、保证金存款入账冻结通知书、《动产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质押清单、欠款本息明细等），对建行四方支行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有无异议”，答“对真实性和证明事项无异议”，问“质物清单中的进口货物是否真实存在”，答“应该是真实的，具体业务是由王斌办理的，具体情况他最清楚”；问“如何办理动产质押通关手续,在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出具质物清单时进口货物是否已办理通关清关手续，相关清关费用是谁缴纳的，货物是如何交给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的”，答“动产质押手续如何办理我记不清了，该业务是由我厂副总经理王斌负责，具体情况王斌清楚；是否已办理通关清关手续我记不清了；相关通关清关费用应该是我厂缴纳的；货物如何交接我不清楚，具体情况王斌清楚”；问“在庭审中，被告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称上述清单中的部分货物不存在，该公司依据提单实际提取的货物与清单中的名称、数量均不一致，你作何解释”，答“具体情况我不清楚”；问“质物清单中的货物现在在何处”，答“我不清楚，因当时我厂的业务量非常大，有些情况我不掌握”；问“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称交给该公司监管的货物已被你公司提走了，你们是如何办理提货手续的，提货是否取得了建行四方支行的书面同意”，答“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分管该业务的王斌清楚；提货是否取得建行四方支行同意我也不清楚，具体情况向王斌核实”；问“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受托监管进口押汇的货物，你厂是否向该公司支付了相关的监管费用”，答“一般情况下一两个月支付一次，相关监管费用是否已付清我不清楚，具体情况我厂财务部经理张宏清楚”。八、中海物流公司提交的网络打印件中国建设银行信贷手册，其中，3.4.4审查质物、质押权利：1、审查出质人对质物、质押权利占有的合法性（1）用动产出质的，应通过审查动产购置发票、财务账薄，确认其是否为出质人所有。2、审查质物、质押权利的合法性（1）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动产，法律规定禁止流通的动产不得作为质物。九、2012年6月19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中海集团公司（乙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一份，约定：第二条，甲乙方一致同意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双方内部规定的前提下开展供应链融资领域的国内、国际业务的全面框架合作，甲方分支行（以下简称甲方业务单位，具体名称见附表1）与乙方的分公司和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业务单位，具体名称见附表2）作为具体的业务单位推动各项合作业务的深入开展。第十四条，乙方承诺，对乙方业务单位在本协议的合作领域内与甲方业务单位开展的具体业务合作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中海物流公司作为乙方业务单位在该协议的附表2中予以列明，青岛市分行作为甲方业务单位在附表1中予以列明，中海集团公司与中海物流公司对于建行四方支行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无异议。十、2014年10月31日，建行四方支行向中海集团公司、中海物流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各邮寄《律师催告函》（德衡（青）律函（2014）第1039号）一份，催告：1.中海物流公司向建行四方支行提供《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2.如所提供的货物少于《质物清单》所列货物，应当对提供质物的变现价值与青岛塑料厂所欠建行四方支行的全部判决债务的差额承担清偿责任。3.如未能提供《质物清单》中的现存货物，则视为《质物清单》中所列货物都被中海物流公司违反监管职责放货，中海物流公司应当对青岛塑料厂的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4.中海集团公司对上述行为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中海集团公司、中海物流公司均认可收到了上述催告函。十一、对于467号案的执行及中止执行后青岛塑料厂偿还款项情况，建行四方支行主张“没有还款”，中海物流公司及集团主张“无法确定，我们对此不清楚”。十二、庭审中，双方认可在（2017）鲁02民初635号案件的意见可以在本案中适用。在635号案2017年9月29日开庭笔录中，建行四方支行称新提交的质物清单与原先信用证项下的进口货物不是一笔货物，对34号案（即建行四方支行起诉的金融借款纠纷）信用证项下的货物处置无争议。十三、刘震是中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是本案所涉监管业务中海物流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刘震使用邮箱ｃｓｌ×××＠163.ｃｏｍ给建行四方支行发送过监管货物明细。一审法院庭审后经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一是《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二是建行四方支行要求返还2013年10月30日87005010012445号和87005010012463号《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应否予以支持；三是《三方监管协议》各方在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责任如何分担；四是中海集团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问题。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及青岛塑料厂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拘束力。中海物流公司认为，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储存在保税区仓库，货物属于未通关的海关监管物，青岛塑料厂将其设定质押违反《海关法》规定，故认为《三方监管协议》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三方监管协议》第1.1条约定，协议所涉监管货物是指存放在中海物流公司、中海物流公司代建行四方支行所占有的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双方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不仅包括动产质押合同签订时质物清单所列明的货物，也包括青岛塑料厂向建行四方支行不时补充的全部质押货物。4.3条约定，青岛塑料厂应保证所提供质物，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无税务、海关、工商等方面。从上述约定看，各方当事人并无约定青岛塑料厂质押、由中海物流公司监管的货物是海关监管货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即使青岛塑料厂将未办理通关的海关监管货物用作质押，也是青岛塑料厂合同履行存在瑕疵，对合同相对人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违反海关监管规定，需要接受行政处罚的问题。也就是说各方当事人并无在合同中约定将海关监管物设定质押，即使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方面存在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也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违约问题，但并不影响当事人之间所订立合同的效力。被告中海物流公司有关《三方监管协议》无效的主张混淆了合同订立与合同履行的关系，在其无证据证明三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主张协议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中海物流公司还称，《三方监管协议》实际是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的从合同，青岛塑料厂并未交付质押物，质权未设立，故《三方监管协议》未成立。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均确认，1月24日核库时货物是存在的，只是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核实了货物权属。在核实货物存在的情况下，建行四方支行向中海物流公司出具了《出质通知书》，中海物流公司随后于1月28日出具《质物清单》。因此，可以认定青岛塑料厂已经交付质物，质权已经设立。青岛塑料厂交付的质物如果存在权属瑕疵也是质权能否实现的问题而不是质押未设立。中海物流公司有关《三方监管协议》是《动产质押合同》的从合同的主张也并不成立，两者之间虽有关联，但约定了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主从合同关系。综上，中海物流公司所主张的《三方监管协议》无效、不成立等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关于中海物流公司主张无偿监管的问题，《三方监管协议》第6.3.9条约定，中海物流公司有权按照本协议规定向乙方即青岛塑料厂收取监管费等费用。并且，三方在签订涉案《三方监管协议》前，在2012年也签订过类似协议，被告中海物流公司确认青岛塑料厂向其支付过监管费用，虽涉案监管协议没有约定监管费支付数额及方式，但在双方有交易惯例且合同也有约定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是无偿监管。中海物流公司的此抗辩主张亦不能成立。关于焦点问题二，2013年10月30日两份《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返还问题。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签订融资额度合同后，银行根据青岛塑料厂申请，为青岛塑料厂进口货物开立了信用证，为保障债权实现，银行要求青岛塑料厂将信用证项下的进口货物设定了质押，中海物流公司出具了《质物清单》。中海物流公司虽对《质物清单》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对《质物清单》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也不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对《质物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后，建行四方支行又与青岛塑料厂签订《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用该贷款偿还了上述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同时根据《信托收据贷款合同》及青岛塑料厂向银行出具的《信托收据》约定，银行将贷款发放后，取得了进口货物的所有权，同时银行将进口货物的相关单证交付给青岛塑料厂，银行作为委托人，青岛塑料厂作为受托人，处分信托财产即进口货物，处分货物所得款项应偿还《信托收据贷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在467号案件中，建行四方支行要求青岛塑料厂偿还《信托收据贷款合同》未偿还的借款，同时依据1月28日《质物清单》主张优先受偿权，并无提及10月30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在建行四方支行2016年提起本案诉讼及多次开庭中也并无提及上述《质物清单》项下的进口货物问题。在635号案庭审中建行四方支行也确认进口货物已经处理完毕，对进口货物处置无异议。建行四方支行在一审法院2018年7月更换合议庭成员再次开庭时，又称其没有向中海物流公司出具放货通知，要求中海物流公司返还货物，该主张与其和青岛塑料厂签订的《信托收据贷款合同》及《信托收据》的约定以及在以前诉讼中的主张及陈述相悖，对其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建行四方支行自行向青岛塑料厂释放进口货物权属凭证，委托青岛塑料厂变卖货物偿还贷款，为进一步保障债权实现，在1月28日青岛塑料厂又另行出具质物清单，将部分货物提供质押。建行四方支行无证据证明中海物流公司对30日两份《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存在监管失职，故其要求中海物流公司返还上述《质物清单》项下货物或要求中海物流公司就此承担监管不力之责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履行《三方监管协议》各方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责任分担问题。前已述及，因建行四方支行为履行《信托收据贷款合同》及买方付息贴现业务将10月30日两份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委托青岛塑料厂处分，为保障债权实现，青岛塑料厂又另行提供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作为质押，并委托中海物流公司进行监管。从本案查明事实看，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至少在出具质物清单时货本身是存在的，但对于货物的权属情况，建行四方支行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监管的货物是青岛塑料厂存放在中海物流公司仓库中的货物，因此中海物流公司应该审查货物权属情况，而中海物流公司则认为建行四方支行作为质权人，对货物负有实质审查义务，中海物流公司只是审查质物清单的货物是否在库里，并无实质审查货物权属的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监管协议是建行四方支行、青岛塑料厂与中海物流公司三方签订，三方在该协议中均享有一定权利并负担相应义务，因此应对三方履约行为综合考量，这样才能正确理清中海物流公司应承担的责任。关于出质人青岛塑料厂，协议中明确约定质物应为青岛塑料厂或第三方合法所有的货物，青岛塑料厂应当提供足以证明货物所有权及数量、质量的资料，青岛塑料厂应保证对其用于质押的货物享有合法的、无争议的所有权，以确保提供的质物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如果因质物所有权的瑕疵给建行四方支行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青岛塑料厂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提供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的权属资料，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去监狱调查青岛塑料厂原法定代表人谭希诚，谭希诚称其并不清楚；本案所涉业务青岛塑料厂经办人王斌各方当事人也未能提供线索，一审法院亦无法向其核实情况；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也均不能提供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的权属资料。在青岛塑料厂不到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为查明质物情况，先后十多次到涉案仓库、海关、税务等部门进行调查，仓库均称未储存青岛塑料厂货物，与青岛塑料厂无联系，而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并无对应的提单或报关单号，且货物属于通用种类物，即使一审法院查找到青岛塑料厂进口货物的一些信息，也无法与1月28日清单项下的货物产生关联，也不能确定青岛塑料厂某些报关单项下的进口货物即是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另外，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现在不知去向，如果这些货物属于青岛塑料厂或与青岛塑料厂有合法合同关系，在货物丢失后，目前尚无证据证明青岛塑料厂采取报案等救济措施。故可以认定青岛塑料厂未按《三方监管协议》约定提供无权利瑕疵的质物，对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质物不知去向建行四方支行质权无法实现负有责任。关于质权人建行四方支行，建行四方支行系款项出借人、货物质押的质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第三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押物权属和价值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中国建设银行信贷业务手册》第3.4.4规定，审查出质人对质物、质押权利占有的合法性，用动产出质的，应通过审查动产购置发票、质物账簿、确认其是否为出质人所有。《三方监管协议》第6.2.2条约定，青岛塑料厂以其所有的货物向建行四方支行申请动产质押信贷时，应按照建行四方支行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购销发票、购销合同、材质单、合格证等相关资料。因此，不管是从商业银行法规定，还是建行内部规定的业务操作流程，抑或根据合同约定，对于出质人提供的质物，银行作为质权人对质物的权属负有法定的审查义务，这种法定的审查义务不能以合同约定而予以免除。况且在《三方监管协议》中也并无约定由中海物流公司替代建行四方支行对质物的权属进行审查。本案中，在青岛塑料厂不到庭的情况，银行不能提供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权属的任何资料，甚至在一审法院询问其是否进行过审查、如何审查等问题时也是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建行四方支行对于青岛塑料厂依据《信托收据贷款合同》如何处理的进口货物即信托财产，为何没有偿还信托贷款，在本案中未作任何解释；对于青岛塑料厂提供的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也无证据证明进行过权属审查，建行四方支行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关于监管人中海物流公司，《三方监管协议》6.3.1条约定，中海物流公司对质押货物进行监管，应谨慎处理监管的质物，独立承担保管及监管职责；6.3.4条约定，中海物流公司在收到银行及青岛塑料厂签发的《出质通知》后应及时对通知书所列事项进行核对；第4.4条约定，青岛塑料厂和中海物流公司应保证质物清单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6.3.16条约定，中海物流公司应当将质押货物与其他客户货物区分货物堆放；6.3.19条约定，中海物流公司确认，中海物流公司对存放监管质物的场地或者仓库拥有完全的，排他的使用权或所有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虽然对于质押物权属的实质审查义务在于银行，但根据合同约定，中海物流公司作为专业监管人，也应本着谨慎、善意之原则，对所监管的质押物权属进行适当审查，但从中海物流公司抗辩看，其对监管物权属并未作任何审查。更为重要的是，《三方监管协议》明确约定，监管物要放置在中海物流公司自有或拥有使用权的仓库内存放监管，但本案所涉及的9个仓库，中海物流公司明确称均与其无关。中海物流公司在货物并未放置在其仓库的情况下，未有证据证明将此告知银行，也没有证据证明催促青岛塑料厂或银行将货物放置在自己仓库中，却于2014年1月28日出具质物清单，承诺对清单项下货物进行监管。由于中海物流公司承诺监管的货物未放置在其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仓库里，导致清单项下货物出现异动时中海物流公司无法及时发现而通知银行采取有效措施，故中海物流公司在监管方面存在违约行为，应该对银行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责任。综上所述，青岛塑料厂作为出质人提供的质物存在权属瑕疵，中海物流公司作为监管方没有将货物按照协议约定放置自己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仓库中，而银行作为质权人，对质物未履行法定的权属审查义务，三方存在混合过错，共同导致建行四方支行无法对1月28日清单所质押的货物行使优先受偿权而造成损失。在本案中，建行四方支行依据《三方监管协议》要求中海物流公司承担监管责任，中海物流公司应对青岛塑料厂及青岛塑料厂未清偿的债务给建行四方支行造成的损失承担其中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关于损失的数额问题。建行四方支行要求判令中海物流公司在31567万元范围内赔偿因违约给其造成损失人民币71409229.01元，暂按(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确定内容计算至2016年3月1日，之后损失按(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继续计算至中海物流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拍卖费以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其他费用由对方承担。而建行四方支行虽提交（2015）青执字第7号执行裁定书证明青岛塑料厂及保证人青岛塑料厂并未履行该判决，但该执行裁定仅是阶段性终结执行程序，并未完全终结，尚不能确定建行四方支行主债权的实际损失的准确数额，故一审法院判令中海物流公司对于(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判定的青岛塑料厂、青岛联社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数额在本案履行或执行过程中结合467号案青岛塑料厂或青岛联社实际履行情况或该案执行情况确定）。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依法按比例承担。拍卖费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其他费用，建行四方支行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关于质物的最低价值问题。在2014年1月28日的《质物清单》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中，中海物流公司分别承诺质物的最低价值不低于人民币4088万元、31567万元，对此，建行四方支行主张质物的价值不低于4088万元系笔误，应以31567万元为质物的最低价值，而中海物流公司则主张最低价值适用408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未提交《三方监管协议》的附式9《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对于质物的最低价值予以确认，而在2014年1月24日，建行四方支行、青岛塑料厂向中海物流公司出具《出质通知书（补充质物适用）》表明在监管期间，除收到建行四方支行书面变更质物最低价值的通知，中海物流公司应保证质物的实际价值始终不能低于质物的最低价值31567万元，《质物清单》中的货物与《出质通知书》一致，故一审法院认定质物最低价值应不低于人民币31567万元。关于焦点问题四，即中海集团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第14条约定，中海集团公司承诺就其下属业务单位在协议约定的合作领域内与建行的业务单位即分支机构的具体业务合作所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而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均属于上述约定所界定的“分支机构”或“下属单位”。因此建行四方支行依据该框架协议的上述约定，要求中海集团公司对中海物流公司的相关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双方框架协议的约定，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建行四方支行申请一审法院再次调查取证的问题，建行四方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于青岛塑料厂2013年1月至2014年2月进口货物报关单号、报关单位、货物去向等向海关调查取证，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建行四方支行不能说明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对应的具体提单或报关单号，因此调取青岛塑料厂在该期间的所有进口货物情况与认定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的情况并无直接关联，况且一审法院已经向海关调取过上述有关证据。建行四方支行还要求调取七个信用证项下货物的去向以及申请调取的其他事项均与本案处理结果无直接关联，故对建行四方支行要求一审法院再次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建行四方支行要求返还10月30的两份《质物清单》项下货物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由于三方在履约过程中共同过错导致建行四方支行损失的发生，中海物流公司应承担由此造成损失的三分之一。建行四方支行要求中海物流公司承担全部责任的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海集团公司应对中海物流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应在31567万元范围内，对(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判定的青岛塑料实验厂、青岛联社化工塑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负全部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二、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对建行四方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履行判决的赔偿责任后可以向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884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03846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负担269230.7元，由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34615.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是否属于无效合同；二、一审法院关于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各方对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质权实现不能的过错及责任承担的认定是否妥当；三、建行四方支行要求返还案涉信用证项下货物的诉求应否予以支持；四、中海集团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五、本案应否移送刑事侦查部门处理。一、关于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及青岛塑料厂三方2013年10月11日签订的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并无不当。中海物流公司和中海集团公司上诉主张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恶意串通、骗取贷款，但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质押监管物的交付和权属问题属于质押监管协议的合同履行问题而非合同效力问题。因此，中海物流公司和中海集团公司以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恶意串通、骗取贷款、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质物未交付为由,上诉主张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法院对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各方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质权实现不能的过错及责任承担的认定是否妥当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和二审中当事人在法庭的陈述来看，建行四方支行和中海物流公司均认可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至少在核库时是存在的。根据本案当事人举证情况和一审法院到案涉仓库、海关、税务等单位部门调查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青岛塑料厂没有提供无权利瑕疵的质物，并无不当；建行四方支行主张案涉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属于青岛塑料厂所有，缺乏证据支持。鉴于青岛塑料厂没有提供无权利瑕疵的质物，不能认定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所有权人是青岛塑料厂，故关于本案建行四方支行质权不能实现而致损的责任应由谁承担以及应如何承担的问题，关键在于对以下问题的分析考量，即：监管物权属审查义务主体是谁？出质人、质权人、监管人在履行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是否存在过错，对建行四方支行质权不能实现的损失是否应承担责任？对此问题，本院分析判断的具体意见如下：1.从致损原因及承担责任的顺位角度来看，出质人青岛塑料厂理应对建行四方支行质权不能实现的全部损失承担首位的赔偿责任；如青岛塑料厂或其担保人无力清偿，则再进一步考虑建行四方支行和中海物流公司是否因存在过错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一方面，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6.2.1.条约定，青岛塑料厂保证对其用于质押的货物享有合法的、充分的、无争议的所有权；另一方面，青岛塑料厂作为债权人建行四方支行的债务人，同时也是质押合同和质押监管合同约定的出质人，无论从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和法律原理角度来说，其均有义务对其用于质押的财产享有合法的、充分的、无争议的所有权，以确保建行四方支行的质权实现不存在风险。然而青岛塑料厂却没有提供合法、合约的质物，违反了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青岛塑料厂该违约行为，是导致建行四方支行质权无法实现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故建行四方支行质权不能实现的全部损失理应首先由青岛塑料厂来承担责任。经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青岛塑料厂及保证人青岛联社化工塑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未能向建行四方支行清偿案涉债权，案涉质权也未能实现，从而导致建行四方支行损失发生。在此情况下，对于该损失的责任承担，须进一步考量建行四方支行和中海物流公司是否存在过错。2.从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及合同履行来看，质权人建行四方支行负有审查核实质物权属的义务，其因未能切实履行该义务而对因质权不能实现所致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第三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押物权属和价值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建行四方支行系该法规范的商业银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其作为款项的出借人、货物的质权人，其负有严格审查质物权属的法定义务。《中国建设银行信贷业务手册》第3.4.4规定，质权人应当审查出质人对质物、质押权利占有的合法性；用动产出质的，应通过审查动产购置发票、质物账簿、确认其是否为出质人所有。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6.2.2条约定，青岛塑料厂以其所有的货物向建行四方支行申请动产质押信贷时，应按照建行四方支行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购销发票、购销合同、材质单、合格证等相关资料。因此，不论是从商业银行法规定，还是建设银行内部规定的业务操作流程，以及合同约定来看，作为债权人和质权人且同时也作为商业银行，建行四方支行理应对用于质押的财产的权属进行严格审查；该权属审查既是其权利，同时也是其义务，而且是其法定审查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审查义务不能予以免除并无不当。另外，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也并未明确约定由中海物流公司完全替代建行四方支行对质物的权属进行审查。因此，建行四方支行以其已将质物权属审查事宜委托给中海物流公司为由，上诉主张质物权属的审查并非其义务，既与法相悖，也缺乏事实依据。鉴于建行四方支行对青岛塑料厂所提供质物的权属未履行严格审查义务，对青岛塑料厂提供质物的权属不符合法定和约定条件的情形疏于防范，对自己质权不能实现的风险问题疏于管控，故一审法院认定建行四方支行存在过错，对质权不能实现的损失应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建行四方支行上诉请求改判中海物流公司在31567万元范围内，对(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判定的青岛塑料厂、青岛联社化工塑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负全部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向建行四方支行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理由不成立，不应得到支持。3.从合同约定、委托合同基本原理和合同履行情况来看，监管人中海物流公司也存在一定过错，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6.3.1条约定，中海物流公司对质押货物进行监管，应妥善谨慎处理监管的质物，独立承担保管及监管职责；第6.3.4条约定，中海物流公司在收到建行四方支行及青岛塑料厂签发的《出质通知》后应及时对通知书所列货物进行核对；中海物流公司应对其出具的质物清单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及合法性负责；第6.3.16条约定，中海物流公司应当将质押货物与其他客户货物区分货物堆放；第6.3.19条约定，中海物流公司确认中海物流公司对存放监管质物的场地或者仓库拥有完全的、排他的使用权或所有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根据以上合同的约定和委托合同的基本原理，虽然对于质物权属的实质审查义务在于质权人建行四方支行，但作为质押监管行业中的专业监管人，作为接受质权人委托对质物进行监管、保管的受托人，中海物流公司也应本着专业监管人和受托人所应具有的勤勉、谨慎、善良、诚信之专业态度和行业理念，对所监管质物的权属进行适当的审查。但是，从中海物流公司一审抗辩主张和二审上诉主张，尤其是中海物流公司关于其出具的案涉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根本不存在的主张，以及本案查明的案情来看，中海物流公司对该质物清单项下监管物的权属并未进行适当的审查。而且，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还明确约定，监管物要放置在中海物流公司自有或拥有使用权的仓库内存放监管，但本案所涉及的十一个仓库，中海物流公司明确称均与其无关。中海物流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货物未放置其仓库中之情形告知建行四方支行，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曾催促青岛塑料厂或建行四方支行把货物放置中海物流公司自己仓库中，其却于2014年1月28日向建行四方支行出具质物清单，声称其已对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进行核查，确保货物真实准确，确认青岛塑料厂已将质物清单项下货物质押给建行四方支行，承诺确保质物的实际价值。由于中海物流公司承诺监管的货物没有放置其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仓库里，导致在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出现异动时中海物流公司无法及时发现而通知建行四方支行采取有效措施。由以上分析可见，中海物流公司作为质物的监管人对建行四方支行质权不能实现而致损失，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中海物流公司应该对建行四方支行的损失承担一定责任，并无不当。另，关于质物的最低价值问题，虽然2014年1月28日的《质物清单》中海物流公司承诺质物最低价值出现两个数值，但在建行四方支行及青岛塑料厂向中海物流公司出具《质物通知书（补充质物适用）》中显示要求监管人保证质物的价值最低不低于31567万元，且两者货物一致，故一审关于质物价值不低于4088万元应为笔误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分析论述，对于建行四方支行无法对案涉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货物行使优先受偿权而造成的损失，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三方出质人青岛塑料厂、质权人建行四方支行和监管人中海物流公司均有过错。其中，青岛塑料厂的过错是主要过错，因为青岛塑料厂的过错是造成建行四方支行损失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其理应对建行四方支行的损失承担第一顺位的、全部的赔偿责任。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一审法院酌定中海物流公司承担赔偿建行四方支行损失的责任比例为三分之一，并判决中海物流公司应在31567万元范围内，对(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判定的青岛塑料厂、青岛联社化工塑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负全部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向建行四方支行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也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中海物流公司上诉请求改判驳回建行四方支行对中海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或改判中海物流在4088万元乘以0-16%范围内对(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青岛塑料厂、青岛联社化工塑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向建行四方支行承担少于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建行四方支行上诉请求改判中海物流公司应在31567万元范围内，对(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判定的青岛塑料厂、青岛联社化工塑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同样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三、关于建行四方支行要求返还案涉信用证项下货物的诉求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未支持建行四方支行返还案涉信用证项下货物的诉求，并无不当。理由：1.本案是委托监管合同纠纷。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5.1条就“质押货物的移交”事项约定，在信贷合同、动产质押合同签署后，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共同向中海物流公司签发出质通知书，中海物流公司在3个工作日内与青岛塑料厂一同向建行四方支行签发质物清单，质押自建行四方支行收到质物清单时生效，质物清单作为出质人、质权人及监管人三方认可的质物凭证。建行四方支行在与青岛塑料厂签订融资额度合同后，根据青岛塑料厂申请，为青岛塑料厂进口货物开立了七笔信用证。但是，建行四方支行没有就该七笔信用证项下的进口货物向中海物流公司签发出质通知书，没有通知中海物流公司监管该七笔信用证项下的进口货物，中海物流公司也没有向建行四方支行出具质物清单。2.因青岛塑料厂无力偿还案涉信用证项下款项，建行四方支行又与青岛塑料厂签订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用该贷款偿还了上述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根据信托收据贷款合同及青岛塑料厂向建行四方支行出具的信托收据的约定，建行四方支行将贷款发放后，取得了进口货物的所有权，同时建行四方支行将进口货物的相关单证交付给青岛塑料厂，信用证项下的进口货物作为信托财产，建行四方支行系信托财产的委托人和受益人，青岛塑料厂作为受托人处分信托财产即进口货物，处分货物所得款项应偿还信托收据贷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在(2014)青金商初字第467号案件中，建行四方支行要求青岛塑料厂偿还信托收据贷款合同中的借款，同时依据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主张优先受偿权，但并没有提及七个信用证项下的进口货物的问题。在建行四方支行2016年提起本案诉讼及多次开庭中也并没有提及上述进口货物问题，且在庭审中建行四方支行还称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已经处理完毕。直到一审法院2018年7月更换合议庭成员再次开庭时，建行四方支行才要求中海物流公司返还信用证项下的货物，该主张与其和青岛塑料厂签订的信托收据贷款合同及信托收据的约定以及在以前诉讼中的主张及陈述相悖。由以上两方面分析可见，建行四方支行要求中海物流公司返还案涉信用证项下货物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该项请求，并无不当。四、关于中海集团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海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6月19日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第14条约定，中海集团公司承诺就其下属业务单位（即分公司和子公司）在协议约定的合作领域内与建行四方支行的下属业务单位（即分支行）的具体业务合作所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而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物流公司均属于上述约定所界定的下属业务单位。因此，建行四方支行依据该框架协议的上述约定，要求中海集团公司对中海物流公司的案涉相关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上述框架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支持建行四方支行该项诉求，并无不当。五、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的问题。本院认为，中海物流公司和中海集团公司以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工作人员恶意骗贷、恶意诉讼为由，上诉主张本案应移交刑事侦查机关处理，该上诉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理由：一方面，民事纠纷中涉嫌犯罪情形，并不必然影响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民事权利，而且中海物流公司和中海集团公司上诉主张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工作人员恶意串通骗贷、恶意诉讼也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通过对上述四个争议问题的分析论述可见，本案系民事纠纷，一审法院将该案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4446元，由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负担279831元，由上诉人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346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成安审判员  左玉勇审判员  邝 斌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周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