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02民初1490号原告：张富芝，女，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毅，襄阳市襄城区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襄城区尹集乡姚庵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吴兴兰，系村委会主任。被告：古超，男，198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被告：古赛，女，199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被告古超、古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成，湖北米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古超、古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德国，男，196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系被告古超、古赛的父亲。第三人：襄城区尹集乡姚庵村1组。负责人：董富贵，组长。原告张富芝与被告襄城区尹集乡姚庵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姚庵村委会）、古超、古赛，第三人襄城区尹集乡姚庵村1组（以下简称姚庵村1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富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毅，被告古超、古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成、古德国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姚庵村委会、第三人姚庵村1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富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襄城农仲字（2018）第012号仲裁裁决，依法确认姚庵村委会与古超家庭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并将合同项下的土地确权到原告名下，该土地的流转收益应由原告获得；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徐明与古勇在2014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2001年，第三人姚庵村1组对农村土地进行调整，原告家庭获得了2.4亩（现实测登记为7.1亩）家庭承包地。2005年，姚庵村委会将该土地发包给被告古超、古赛。2016年又将上述土地中的3亩发包给原告家庭，将4.1亩发包给被告古超、古赛家庭。原告认为其与被告古超、古赛之间没有任何流转关系，姚庵村委会将上述土地发包给被告古超、古赛是错误的。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原告向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故提起诉讼。被告古超、古赛辩称：1.本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起诉。本案诉争的土地由被告古超、古赛承包经营，并由政府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原告并未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2.原告主体不适格，应由其家庭户主徐中国作为原告主张权利，故应驳回起诉。3.原告提起仲裁时已超过申请仲裁的时效。4.本案诉争的土地在2003年已通过协议转让给被告古超、古赛，原告诉请没有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富芝系姚庵村1组居民，与案外人徐中国（曾用名徐明）系夫妻关系。被告古超、古赛原系襄阳市襄城区泥咀镇闻畈村2组居民，2004年户口迁入姚庵村委会1组，系案外人古德国（曾用名古勇）的子女。2003年农历11月初8，徐明与古勇签订《买卖房屋合同协议书》，约定：一、徐明的义务，1.办理有关房屋出售经村组同意、过户的手续；2.必须协助古办理户口迁移姚庵村委会1组的手续（所有费用古勇承担）；3.一切税收由徐办理……；4.要确权划界①同村组领导指清地界，②通过村组丈量房屋前后左右多少米，用文字记清；5.照明电户……；6.责任田按生产队徐保持两人土地转交古，必须在2004年阴历5月前由古插秧，古种地提留按生产队标准算清，否则欠房款不付；7.保持预看与交匙完全一样，否则重新调价；8.因国家政策造成房屋拆迁的，搬迁费等补偿一切归古领取……；9.本合同不因乡、村、组干部变动及徐明家庭变动而变更；10.通过中介人杨群，古与徐房屋成交价为48000元，在交款时，首先徐交清建房时原始证件及门锁，后古付现金40000元（付款时间2003年阴历11月8日），剩余8000元在2004年阴历五月三十付清。二、古的义务，按时付款，逾期按国家标准算滞纳金及罚息。组长董富贵，监证人王某、吴兴兰、温某、徐某，中介人杨群，卖主徐明、徐和举，买主古勇在该合同上签字。诉讼过程中，古德国称上述协议中房屋及责任田系为其子女古超、古勇购买。2005年1月9日，姚庵村委会与被告古超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案涉2.4亩土地发包给被告古超、古赛承包经营，并为被告古超、古赛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证书编号：07010201084）。案涉土地原合同面积为2.4亩，后实测面积为7.1亩。双方对案涉土地的处置方式有争议，原告张富芝称案涉土地原属于其家庭承包地，按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只是由古德国实际耕种。被告古超、古赛则称按当时“买房搭地”的习俗，实际是对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并进行转让。2014年8月姚庵村开展土地流转时，双方因流转费发生争议，经村组调解，徐中国（徐明）与古德国（古勇）于2014年12月28日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调解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至2028年9月31日止共14年的土地流转费，由古勇将其中17000元支付给徐中国。按年支付，每年支付1215元，由村监督从古应得流转费中扣拨到徐账户。从此，双方不得再为土地发生任何纠纷。2016年4月13日，姚庵村委会根据上述《调解协议书》中流转款的分配比例对诉争的7.1亩土地的承包权进行了分割，其中原告家庭分得3亩，被告古超家庭分得4.1亩。同日，姚庵村委会与被告古超（家庭承包方代表）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4.1亩土地发包给被告古超家庭承包经营。原告丈夫徐中国作为发包方负责人在发包方处签字。2018年11月28日张富芝向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姚庵村委会与古超家庭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并将合同项下土地发包给张富芝家庭。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01年姚庵村1组对土地进行了调整，张富芝家庭分得了2.4亩（实测为7.1亩）土地。2003年11月8日，徐中国与古德国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协议）书》，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徐中国家庭将其承包的土地交给古德国耕种。2004年4月6日，古超、古赛将户口由闻畈村2组迁入姚庵村1组，向姚庵村委会交纳了2200元的迁入管理费。2005年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姚庵村委会与古超、古赛家庭签订了争议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14年古超家庭将该争议土地流转给姚庵村委会，由村委会对外进行租赁，2014年12月28日，古德国与徐中国签订《调解协议书》，双方对争议土地的流转款分配进行了约定。2016年4月13日，姚庵村委会根据双方《调解协议书》中对流转款比例约定，按比例对争议土地的家庭承包权进行了分割，其中张富芝家庭分得3亩，古超家庭分得4.1亩，并分别与两个家庭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庭审中，各方对于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上述事实未提出异议。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襄城农仲字（2018）第012号仲裁裁决书，裁定驳回张富芝的仲裁请求。原告对于仲裁裁决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由农村房屋买卖引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双方2003年签订《买卖房屋合同协议书》，对案涉土地是代耕还是转让约定不明确。2014年古超家庭将该争议土地流转给姚庵村委会，由村委会对外进行租赁，双方为流转款的归属发生争议。后经村组调解，双方对流转款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并约定双方不得再发生纠纷。2016年姚庵村委会根据双方《调解协议书》中流转款的分配比例，对争议土地的家庭承包权进行了分割，其中张富芝家庭分得3亩，古超家庭分得4.1亩，并分别与两个家庭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徐中国作为发包方负责人在该承包合同上签字。可见，双方虽然对案涉土地是代耕还是转让存在争议，但后经村组调解达成协商意见，并且姚庵村委会根据协商意见对案涉土地重新进行分配确权时，徐中国作为发包方负责人亦在承包合同签字，应视为双方家庭对争议土地变更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现原告张富芝仍因该纠纷提出诉请，与双方之间的协议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富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0元，由原告张富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钱 丽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娄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