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81民初750号 原告：陈建松，男，196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原告：朱小媚，女，1965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盛瑞，瑞安市瑞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加安，瑞安市瑞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永平，男，197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现住瑞安市。 被告：倪玉土，男，195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被告：李永林，男，196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被告：叶正德，男，196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以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圣翰，浙江司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道经，男，197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小云，女，197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系其妻子。 第三人：余小云，女，197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原告陈建松、朱小媚与被告李永平、倪玉土、李永林、叶正德和第三人张道经、余小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以简易程序立案，被告倪玉土向本院申请追加张道经、余小云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根据案件需要于同年3月12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建松、朱小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家安、苏盛瑞和被告倪玉土、叶正德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圣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余小云、张道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建松、朱小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向二原告归还股份分红款（投资款）130万元及利息（以13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2月16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判令四被告与二原告重新结算阳光服饰合伙体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诉讼中，二原告撤回上述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09年二原告陆续投资瑞安市阳光服饰有限公司名下的合伙体（简称阳光服饰合伙体）286万元，原告陈建松与被告李永平、李永林、倪玉土系阳光服饰合伙体实名股东，被告叶正德为李永平名下的记名股东并担任阳光服饰合伙体出纳，且阳光服饰合伙体的合伙账号系以被告叶正德名义开户。2010年6月5日、2010年9月15日二原告分别收到阳光服饰合伙体以股份分红名义退回的投资款130万元、26万元，合计156万元，二原告一直以为尚有130万元投资款在阳光服饰合伙体。直至（2015）温瑞商初字第4619号(以下简称2015-461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办法官于2017年7月向阳光服饰合伙体会计调取证据后原告方才知晓阳光服饰合伙体所谓的结算账上的2011年2月6日以股份分红退回该笔投资款。但所谓的结算账上的2011年2月16日阳光服饰合伙体以股份分红名义退回二原告的投资款130万元收款收据上朱小媚签字根本不是原告朱小媚本人书写，且2011年2月16日当时四被告所谓的结算二原告均不在场。故此二原告于2018年9月4日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8)浙0381民初12126号］(以下简称2018-12126号)，在该案中被告叶正德承认自己利用阳光服饰合伙体财务人员（出纳）的职务之便，伪造了第二原告签名，出具了2011年2月16日将阳光服饰合伙体以股份分红名义退回二原告投资款130万元的收款收据，并将该收据做入账内，但拒绝承认该130万元系其占有，被告叶正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原告已经收到涉案的130万元，由此可见该130万元系被四被告共同占有。同时2018-1212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查明2011年2月16日阳光服饰合伙体所谓的结算，当时二原告均未在结算现场，阳光服饰合伙体平时结算均需要原告陈建松到场，该案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叶正德需要对2011年2月16日收款收据载明的130万元负责，其所侵害的也是阳光服饰合伙体的权益，应当向阳光服饰合伙体负责。二原告若无收到该130万元，仍可与阳光服饰合伙体重新结算。综上，被告李永平、李永林、倪玉土利用被告叶正德担任阳光服饰合伙体出纳的职务便利将二原告的股份分红款（投资款）占有及趁原告陈建松不在国内的情况下擅自对阳光服饰合伙体期间债权债务进行结算之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二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李永平、倪玉土、李永林、叶正德辩称，1、阳光服饰合伙体总入股金额900万元,分为45股,陈建松夫妻占13股,张道经搭股在陈建松名下(以下简称小合伙体)。实际上陈建松夫妻占8股,张道经占5股;2、合伙期间，费用由各股东的实际需要都发生预支，经股东一致同意后,对收入的货款进行分配,但分配时都会对各股东已经预支的款项进行扣除。本案里面原告之所以在决定分配450万元后没有收到相应的130万元,就是因为原告此前预支的金额大于或等于130万元,扣除预支款项后就没有多余分配款了。其他股东也是一样,实际到手的款项与相应比例的分配款项也是不一致的。3、叶正德因为做账的时候原告方的人没有过来,经电话询问朱小媚,朱小媚指示叶正德代签。其他股东若没有在场的,也有指示叶正德代签的情况。原告现以叶正德代签为由,认为叶正德占有该130万元,明显扭曲客观事实,并以此推论该130万元为各被告共同占有更是颠倒黑白;4、2018-12126号案件中,根本没有认定2011年2月16日阳光服饰合伙体结算时原告不在场,也没有认定平时结算需要谁在场,更没有认定叶正德需要对该130万元负责。原告的起诉完全是断章取义扭曲是非;5、实际上,合伙体的账目早已结算完毕,且阳光服饰合伙体结算后,原告和张道经又进行过结算。原告在阳光服饰合伙体结算后,对其儿子工资12000元的差额都能发现并向合伙体主张调整,若真的有130万元的差额,原告和张道经也会发现;2015-4619号案民事判决书第9页有记载双方对合伙体结算后分给合伙体的金额无异议。6、本案中张道经也作了答辩,认为该130万元已经结算清楚,更是可以还原本案的客观事实。若该130万元真的属于差错,那么张道经也是受益者,不会放弃这样的利益。综上,原告的主张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庭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余小云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陈述，原告诉称事实与客观不符，所诉争的130万元股份分红款早已被原告在合伙体存续期间陆续支取完毕，不存在需要各被告再行归还的事实，更不需要再重新结算阳光服饰合伙体的债权债务。具体经过如下：关于合伙体日常运营，1、阳光服饰合伙体股份共分45股，其中原告陈建松占13股，被告李永平占10股，倪玉土占15股，李永林占7股。陈建松占的13股中，我和张道经占5股，陈建松夫妻实际占8股；2、阳光服饰合伙体具体分工如下，原告陈建松在俄罗斯负责销售，张道经和我在乌苏里工厂负责生产，原告朱小媚和被告倪玉土在国内负责生产。由于被告方存在亲戚关系，为了相互制约，合伙体的会计由原告陈建松和朱小媚聘请，出纳由被告叶正德担任；3、由于国外的经营活动是用卢布结算，加之平时也需要用卢布进行交易，所以陈建松与张道经在国外时会进行卢布的预支。而国内的生产活动及合伙股东的日常需要，原告朱小媚和被告方也会发生预支。若发生预支的，由合伙股东出具预支条，作为结算依据。国外的卢布预支先进行登记，等回国后再按预支时的汇率结算成人民币出具预支条。2010年下半年，陈建松又和他人创办了田鼠鞋业、一路顺拖鞋、宏泰箱包三家厂，该三家厂中张道经都有搭暗股，为了这三家厂的经营需要，陈建松和张道经在阳光服饰合伙体的预支也更加频繁；4、阳光服饰合伙体经营过程中有过几次分红，都是按照合伙体股东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是分配的时候要扣除合伙股东已经预支的款项，多退少补。而结算的依据之一就是股东平时出具的预支条，已被抵扣的预支条会交还股东；关于原告的诉请，1、涉案的130万元的分红款也是要先扣除平时归陈建松结算的预支款，多退少补。当时都是依据预支条，由股东直接参与结算的，不会有差错。原告之所以账户上没有收到130万元，是因为扣除了平时的预支。事实上，其他股东即使有实际收到分红款，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比例分配，因为还要扣除平时的预支；2、阳光服饰合伙体终止时，账目就经过多次结算。阳光服饰合伙体结算后，又进行陈建松和我们两个人的小合伙体的结算。在小合伙体结算过程中，陈建松又提出其儿子陈进伟的工资有差额12000元，故又在阳光服饰合伙体进行补正。12000元的差额都能及时发现，若真的存在130万元的差额就不会经过这么多年才提起了。且我作为实际股东，对该130万元也享有利益，若真的存在该差额我们也会主张；3、本案中，无论是阳光服饰的合伙体还是陈建松与张道经的小合伙体，其实都已经结算完毕，没有重新结算的必要。且合伙体结算后，全部的账目和原始凭证都在原告处，无法确保账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没有重新结算的可能。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张道经没有答辩陈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举证如下：1、原告身份证、结婚证2、四被告户籍证明，拟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3、收款收据(原件在2015-4619号案卷宗第五卷中第135页)，拟证明130万元的条子二原告不知晓,从前两次的投资款分配来看,叶正德只是出具收款收据的开票人而不是收款人,在前两张的收款收据上均有收款人朱小媚签字确认,而诉争的收款收据没有朱小媚签字,而是叶正德以朱小媚名义伪造朱小媚签字的事实;4、2015-4619号案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4338号(以下简称2017-4338号)案民事判决书、2018-12126号案民事判决书，倪玉土在2015-4619号案件第14页中陈述到合伙体结算是和陈建松结算,账款也是打到朱小媚卡上,张道经没有资格,出庭作证的时候也说到钱都只打给朱小媚,打条子只认陈建松，且条子是一年一次结的,条子的钱是叶正德和朱小媚算的,必须要有他们两个签字,同时还讲到分红的钱有通过叶正德的卡支付,拟证明此前的案件中张道经明确他没有领到该130万元,原告也未领到。前几次案件的诉讼中都无法确定该130万元的事实，直到2018-12126号案诉讼中被告叶正德承认收款收据的代签行为。四被告举证如下：5、账册复印件(原件在2015-4619号案件中)，拟证明合伙体账目已经结算完毕，账册第38页之前的部分都是阳光服饰合伙体的账目,而从第38页开始是陈建松和张道经小合伙体的后续结算过程,从该结算行为反应阳光服饰合伙体已经结算完毕。该账册当时的制作人叫张瑞,张瑞由原告方聘请担任会计,被告方聘请叶正德担任出纳。在张道经和原告结算的过程中,账册的第41页反映陈进伟的工资差额,原告要求阳光服饰合伙体进行调整,由此可见原告对阳光服饰合伙体的结算不仅是结算还核对过,若真的存在130万元的差额,当时肯定会发现并提出；6、账页,第4行的文字注明“24615-17409元”，17409元和之前大合伙体的金额是一致的,由此可反映原告和第三人对大合伙体的结算是认可的。原告诉争的这笔反映在账册的第26页,支出450万元,摘要写的是分投资款,原告按比例分是130万元，其他股东也是这样的收款收据；7、2015-4619号案第一次开庭庭审录音誊录第8页、第五次开庭庭审录音第22页，拟证明原告自认在合伙期间各合伙人急着用钱，存在频繁的预支，预支款在退股里抵扣的事实；8、领款凭证，拟证明原告除有频繁大额预支外，还存在多笔小额生活费预支；9、银行交易记录，拟证明在涉案130万元发生之前2010年3月29日至2011年1月7日期间原告有银行交易记录的预支款项至少232.03万元，尚未包括现金预支的部分，现金金额现在无法统计。原告与叶正德的不当得利案中原告自己承认的156万元预支款第一笔130万，第二笔26万元。合伙体的预支是陆续发生的。该130万元不是涉案的这笔，是另外的。2011年2月16日之前原告陆续预支款项通过银行记录反映出来的是232.03万元，之前两笔预支款项已经以分红形式折抵156万元，至少还有76.03万元的预支未折抵，涉案130万元包括该笔76.03万元。涉案130万元应先减去76.03万元，再减去其他预支款项。原告还有笔50多万元款项直接由合伙体支付给第三方，被告至今未整理出来，先保留意见。另还有一笔在国外发生的卢布预支，在另案中审理过的，原告也是认可的，系现金预支。该部分多少目前无法明确，但远远超出54万元，这些预支条已经返还给原告。10、领款凭证（2010年12月7日、2011年2月7日、2011年2月21日）、账册，该证据来源于张道经，拟证明因原告在2011年2月22日退投资款前的预支条已经超过130万元，所以有部分预支条留在最后结算的时候与分配款抵扣，涉案原告提供的领款凭证日期是2011年2月16日，这日期和记账的2月22日日期有时间差，因为会计记账时间在后出纳开具收据时间在前，可从2010年12月7日和2011年2月7日这两笔款项形成日期在2011年5月之前，但是记账时间是2011月5月，账册第33页预支明细中反映这事实，在2011年2月原告实际预支款项已经超出130万元，所以会有预支条留下来在之后分配款中抵扣的事实。11、叶正德、倪玉土银行账户记录(该3个账户均用于合伙体经营期间)，拟证明阳光服饰合伙体在2010年2月22日银行账户余额加起来只有103515.91元，不可能存在450万元现金给股东分红的可能性，可以证明2011年2月22日的450万元的分红(账册第26页)，就是预支款来折抵的，其他股东也都没有实际现金分红，都是通过预支条折抵，叶正德记账的股东预支条就是作现金使用的，账册上登记余额是包括预支条金额部分，所以银行卡里的余额没有那么多现金。叶正德提供的三栏分类账本(现金账记账本)供法庭作参考。 四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2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2018-12126号案中我们明确认可该收款收据是叶正德签字的,对收款人栏的签字是承认的。2018-12126号案民事判决书第三页对收款收据的证据效力已经做了认定,朱小媚签字是叶正德所写但不能认为叶正德领取该130万元。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法院都做了认定。若原告仍以该组收款收据主张的话,我们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未收到分红款只是原告的自述并没有其他证据,三份判决书均没有对原告有无收到款项作出认定。2015-4619号案民事判决书第9页第一段内容提到原告与张道经对总合伙体分给小合伙体的金额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与张道经在此前对合伙体的结算是认可的,之所以引发本案与叶正德的诉讼是因为原告和张道经的纠纷没有理清,该判决书第15页第三行内容及倒数第八行内容,在此前的诉讼中张道经一直没有提到预支款进行结算的事实,但是通过判决书可以看出当事人对此有所反映,第6页倒数第六行的内容可以反映当时原告自己有申请审计,提供的依据是账册及领款凭证,领款凭证也包括预支条等收款收据,故从后续事实可以反映这些收款收据都在原告处。温州中院2017-4338号案民事判决书第50页第三行内容提到对双方共同预支了1895580元无争议。原告对四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5,该账册没有原告签字并未经原告认可,且该账册没有反映涉案130万元的去向,只反映了原告应分到130万元,但如何组成分配的方式都没有,原告今天要追究的就是该130万元去哪了,故该账册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证据6是张道经和陈建松个人款项的结算,不能反映该130万元的来龙去脉,更何况张道经和陈建松在之前诉讼案的庭审中从未承认自己收到过130万元；证据7，无法从被告代理人陈述的逻辑中得出被告证明130万从预支款抵扣，根据被告叶正德记录的三栏分类账，为何该账本上几乎没有预支款的记录，大额的经审计部门审计的预支金额达到189万元多，涉案的该130万元现金到哪里去了？唯一可以解释应当是另有一本预支款账本。另外，被告代理人所说的所谓领款凭证系原告提供并不是事实，这是会计账提供给审计部门的，会计账是保存最完整的；证据8，领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提供的领款凭证全部包括在180万元的审计报告的预支款里，与本案无关。庭审笔录的所有内容已经法庭质证，2015-4619号案的第171页内容，被告断章取义提取信息，该案涉及的156万元与预支款无关，全部汇到朱小媚账户，而不是所谓的预支款，可以在叶正德制作的三栏分类账的第36、37页找到，该笔26万元于6月24日直接汇到朱小媚账户，6月5日的450万元中原告分到的130万元已全部通过银行分几次打到朱小媚账户，9月15日也有一笔26万元汇到朱小媚账户，唯独没有收到的就是2月16日的叶正德自己签字的领款凭证上的130万元，原告现要求归还的便是该笔款；证据9银行交易记录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均没有证据证明汇给陈光弟和朱小红的钱是原告的预支款；证据10，原告与被告的阳光服饰合伙体，第三人张道经是搭暗股在陈建松名下，合伙体的收支均由负责人倪玉土和出纳叶正德经办，张道经用钱要通过两原告，预支款均汇到原告朱小媚卡上，证据10及证据7、8、9均在证据5账册第33页预支明细记载的道经1496170元部分，均体现在证据5账册第36页中，均在前案中认定的预支款1895580元之内，与本案诉争的130万元无关；证据11被告欲证明的目的不清楚，证明目的也无关联性，2011年2月22日的分红被告并没有说明清楚，原告要求被告证明其所主张系130万元的预支条在何处？由哪几笔组成？现原告可断定该130万元的领款凭证系叶正德伪造，叶正德的签名没有任何人的授权。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原、被告双方诉辩及第三人陈述和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两原告系夫妻关系。2009年5月间，原告陈建松与被告倪玉土、李永平、李永林合伙办厂(简称为阳光服饰合伙体)，约定共45股，陈建松13股、倪玉土15股、李永平10股、李永林7股，共入股金额900万元。第三人张道经搭股在原告陈建松名下，13股中占股5股，被告叶正德搭股在李永平名下10股中占股2股。倪玉土为合伙体负责人，叶正德担任合伙体出纳，原告朱小媚和第三人张道经及余小云均参与合伙体经营。合伙体外聘一名会计。经营期间，倪玉土和叶正德的银行卡供合伙体款项收支使用。另外，第三人张道经除本案中涉及的“阳光服饰”搭股在陈建松名下形成合伙关系之外，还搭股陈建松与案外人合伙投资“田鼠鞋业”、“一路顺”、“宏泰箱包”的经营体，形成合伙关系，搭股的占股比例各有所不同。 阳光服饰合伙体协商解散和结算，2011年5月12日合伙体进行结账，当日陈建松和朱小媚未在场，被告张道经参与结算。陈建松、朱小媚与张道经、余小云因搭股不同合伙体，投资盈亏分担及从各总合伙体分账给搭股的小合伙体后双方分账引起了纷争，2012年10月、2015年11月张道经、余小云与陈建松、朱小媚之间小合伙体引起诉讼。与本案关联的是2015-4619号陈建松、朱小媚起诉张道经、余小云合伙协议纠纷案中双方争议之一的阳光服饰合伙体2011年2月16日收款收据记载应当分给陈建松的股份分红款(应退回的投资款)130万元是否已领取。陈建松和朱小媚在2015-4619号案中主张该笔2011年2月16日收款收据记载的股份分红款由张道经和余小云领取。2015-4619号案经审理，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表述：“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在案证据，无法证实该130万元由被告或已由原告实际领取。”并表述“若双方当事人今后有新证据证明原告主张的2011年2月16日应分配投资款130万元去向，且仍有纠纷的，可依法另行主张”。二审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4月25日作出的2017-4338号案对该130万元事实的认定维持一审的认定。二审维持原判决后，陈建松和朱小媚向省高院申请再审。2019年2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8)浙民申44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陈建松、朱小媚的再审申请。裁定书中对涉及本案诉争的130万元股份分红款部分作如下表述“阳光服饰大合伙体账本显示，记账日期2011年2月22日阳光服饰大合伙体分投资款450万元。同年2月16日的收款收据记载股份分红130万元，收款人朱小媚。根据前述账本及收款收据的记载，可以确认阳光服饰大合伙体2011年2月分红给陈建松和张道经的小合伙体130万元这一事实，但是，账本和收款收据均没有张道经的签字，也没有款项由张道经领取的任何记载，因此仅凭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张道经收取了该130万元的分红款。”2018年9月4日陈建松、朱小媚以被告叶正德利用担任合伙体“阳光服饰”出纳的职务之便伪造2011年2月16日收款收据的“朱小媚”签名，将原告的股份分红款领取为由起诉叶正德不当得利即2018-12126号案。该案经审理认定原告没有收到该130万元股份分红款，同时认定2011年2月16日收款收据为叶正德所写，但认定叶正德没有领取了该130万元，驳回原告对叶正德不当得利130万元的请求。二原告于2019年1月9日向本院起诉，酿成本诉。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2011年2月16日收款收据的股份分红款130万元款项去向的举证责任？从2015-4619号案的一、二审和再审及2018-12126号案的审理中对2011年2月16日收款收据股份分红款130万元事实的认定和处理看，涉案的该笔收款收据记载的股份分红款去向不明，且没有作出认定和处理。被告叶正德抗辩称该笔分红款130万元是以被告陈建松和朱小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的预支款相抵扣，其在2011年2月16日开具收款收据的收款人栏签上“朱小媚”名字是受朱小媚的委托而签，130万元预支款的预支条交给会计了。本院认为，朱小媚对涉案收款收据上“朱小媚”三字委托叶正德代为签名不予确认，阳光服饰合伙体分给陈建松的股份分红(投资款)的其他类似收款收据也没有出现陈建松、朱小媚委托叶正德签字的情形，被告叶正德没有证据证明朱小媚委托其签名或分红款已由朱小媚领取的事实，故本院对叶正德该抗辩意见不予确认。对130万元是否有预支款和预支条是否如叶正德所说的交给会计问题？被告以证据5主**光服饰合伙体的账目结算完毕后开始了陈建松与张道经之间后续的小合伙体结账，小合伙体结账中陈建松发现了需总合伙体对陈进伟(陈建松儿子)工资调整差额的情形而没有对该笔130万元提出异议，从而推断陈建松对总合伙体结算是经过核对并对诉争的该股份分红款130万元无异议，不存在差额。本院认为，阳光服饰总合伙体于2011年5月12日进行结账，当日陈建松和朱小媚未在场，被告张道经参与结算。总合伙体结账时分给陈建松后，陈建松与张道经进行小合伙体结账产生纷争，引发2015-4619号案，诉争的该130万元股份分红款的去向未认定，在后的2018-12126号案即证据4中对该笔130万元也未作认定和处理，上述本院认定事实部分对引起本案诉讼原因已作表述。被告上述的推断涉案股份分红款130万元不存在误差的观点，无事实可支撑，缺乏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5不能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证据6系张道经搭股在陈建松名下2011年9月各小合伙体内之间算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证据5阳光服饰账册第26页会计记录的“2011年2月22日分投资款450万元”，按股份比例陈建松13股应分得130万元即涉案股份分红130万元，结合证据3阳光服饰合伙体应当分红给陈建松和张道经的小合伙体130万元。二原告和张道经均没有收到该笔股份分红款，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中也没有反映该笔款项被领取的事实和款项的下落。被告叶正德系阳光服饰合伙体的出纳，开具涉案的收款收据并在收款人栏签名(签上朱小媚三字)，并作已支付130万元款项记账，该笔款项如何支付或被领取的去向，被告叶正德应当负举证责任。被告叶正德抗辩该130万元已经由陈建松的预支款相抵扣，无款项可支付，预支条已交给会计。二原告对叶正德的抗辩不认可。本院认为，证据5账册的第26页的记账日期2011年2月22日，账册中该日期之前的记录没有反映叶正德所称的陈建松或张道经的预支款130万元或组合金额为130万元的预支款内容，且原、被告也确认诉争的130万元与证据5账册中记载原告与张道经的总预支款1895580元无关联。该原告与张道经的总预支款1895580元双方无争议，在证据4的2017-4338号案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对于阳光服饰合伙体股东预支款之事，根据负责人倪玉土在前案中的陈述，合伙体认陈建松，张道经用钱要陈建松过去拿，张道经除了生活费，没有暂支大额比如几十万元。从这点看，若存在2011年2月22日之前130万元预支款，其预支条也应当是二原告向叶正德出具，也应该有该部分预支款发生的汇款记录或会计账册的记录或在出纳对股东预支款登记记录中反映，被告叶正德的预支条交给会计的抗辩陈述，系其推脱责任之说。更何况叶正德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各股东的预支条我作为出纳当作现金(库存现金)，也就是说出纳账本上记录的现金余额包括预支条的金额”。本院认为，该笔款项金额大，若有预支款抵扣股份分红款，分红款收款收据的收款人栏应当由收款人签名，就叶正德所讲当时朱小媚或陈建松不在场，但在交还预支条时也应当由收款人在收款收据上补签或办理收款手续，同时从叶正德提供参考证据三栏分类账看，其称第65页记载的“……2月16日股份分红(阿媚)130万元……”是记录四合伙人的股份分红其中阿媚(朱小媚)130万元，说明阳光服饰合伙体2月16日应分给朱小媚股份分红款的事实，叶正德并作已支付的账本记录，但该记录没有任何凭证和材料记载反映朱小媚已收到该笔分红款或预支款抵扣的事实。三栏分类账为出纳叶正德的记账本，本院审阅了账本中没有反映合伙体股东发生预支款的记账内容。证据7、8、9、10的内容仅是证明阳光服饰合伙体经营中各股东预支费用的事实，该事实双方并无争议，原告和第三人前案中涉及的预支款1895580元也证明了该事实，且证据9中的叶正德汇给案外人的款项原告不认可是汇给原告的预支款，款项用途不明，该部分证据没有反映被告主张的2011年2月22日之前原告的预支款130万元产生的内容，证据7、8、9、10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综观上述，本院认为，阳光服饰合伙体2011年2月分股份分红450万元，陈建松应分得130万元，而陈建松实际没有领到该130万元的股份分红款。被告叶正德搭股在阳光服饰合伙人李永平名下与其他合伙人形成了实质合伙关系，作为阳光服饰出纳，不管是从会计法财务制度角度还是阳光服饰合伙经营现金管理制度，对涉案股份分红款的下落应当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2、被告叶正德履行出纳职务过程中的过错行为导致原告应当分得的股份分红款没有得到，侵害原告的权益，二原告以侵权之诉主张四被告赔偿，应否支持？由谁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阳光服饰合伙体在2011年2月分投资款450万元，会计账册2011年2月22日记录(证据5账册第26页)分投资款450万元，按各股东的股份比例原告陈建松应当分得股份分红款130万元，被告叶正德在2011年2月16日开具股份分红收款收据的收款人栏处自行签上了“朱小媚”名字，原告陈建松和朱小媚并没有实际收到该笔130万元，但被告叶正德作为合伙体的出纳没有证据证明二原告已经取得该股份分红款，也没有证据证明该笔130万元款项的下落，被告叶正德的行为存在过错，造成原告应当分得股份分红款130万元损失，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归还原告股份分红款。本案纠纷虽然产生于原、被告的合伙关系中，但在本院释明后，原告选择侵权之诉，并无不妥。原告请求被告倪玉土、李永平、李永林承担共同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叶正德担任阳光服饰合伙体出纳期间，因履行出纳职责存在过错，致使原告应当分得的2011年2月股份分红款130万元未能取得，且叶正德又没有交待该笔130万元的下落，造成二原告的财产损失，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给付原告股份分红款130万元。原告请求赔偿利息，因利息损失属于间接损失范畴，本案二原告主张的为侵权赔偿，要求赔偿利息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请求其他合伙人被告李永平、倪玉土、李永林承担共同归还责任，因阳光服饰合伙体账务已经结算完毕，其他合伙人即被告李永平、倪玉土、李永林对各自的股份分红款没有异议，被告叶正德又是阳光服饰合伙体的实质合伙人之一，造成原告涉案分红款没到位是被告叶正德的过错行为，故被告李永平、倪玉土、李永林依法不应承担共同归还的责任。原告陈建松与被告形成的合伙关系系其与朱小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朱小媚也参与阳光服饰合伙经营活动，涉案的股份红款属于二原告夫妻共同财产，朱小媚作为共同原告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抗辩第三人张道经享有涉案利益分配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张道经和余小云在本案中没有主张，本案不作处理。被告抗辩涉案分红款已由陈建松预支款抵扣和叶正德抗辩其受朱小媚委托在收款收据的收款人栏签名，均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叶正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陈建松、朱小媚股份分红款130万元。款交本院转付。 二、驳回原告陈建松、朱小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叶正德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3120元，由二原告负担6620元，被告叶正德负担16500元。被告叶正德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缴纳；原告应当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来本院退回预交的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葛建敏 人民陪审员  蔡国龙 人民陪审员  潘孝东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章 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