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1302行初32号 原告刘洪粉，女，1958年5月17日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系死者张桂振之妻。 委托代理人李振龙,山东元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元超，系刘洪粉、张桂振之子。 原告张元超,男,1983年9月30日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 原告张华，女，1985年10月1日生，汉族，住临沂市河东区，系死者张桂振之女。 委托代理人张元超，身份同上。 被告临沂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原临沂市园林局）,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北京路13号9楼。 法定代表人任广云,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胜利,该单位法规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王鲁涛，沂蒙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被告临沂市渔业发展保护中心,住所地：临沂市北城新区北京路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13000044484863。 法定代表人冯凡华,主任。 委托代理人韩笑,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闫正刚,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洪粉、张元超、张华与被告临沂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临沂市城管中心）其他行政行为及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临沂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于2019年6月12日向本院申请追加临沂市渔业发展保护中心为被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原告及委托代理人李振龙，被告临沂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委托代理人王胜利、王鲁涛，被告临沂市渔业发展保护中心委托代理人韩笑、闫正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8年2月27日,原告张元超与本案受害人张桂振在被告原临沂市园林局下属滨河景区捕鱼,后被告工作人员在没有执法权,没有出示相关执法证件、手续,没有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对原告张元超及其父亲受害者张桂振进行执法,导致张桂振在执法过程中发生事故死亡。事故发生后,三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被告非但不予解决还对三原告进行人身伤害及辱骂。受害人张桂振的死亡给三原告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和精神上的巨大痛楚,而被告的执法行为违法及人身攻击已经严重侵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为维护三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1、确认被告对原告张元超及受害者张桂振的行政执法行为违法;2、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780432.5元;3、因本案产生的诉讼、保全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2、火化证明、居民死亡殡葬证,证明受害人的死亡属城镇户籍性质。证据3、张元超、杜强、王鲁涛的询问笔录,证明本案案发经过,并且证明了王鲁涛、杜强对受害人张桂振进行执法,并且其明确知道张桂振与电鱼人张元超之间的关系，这也反驳了被告1陈述的其工作人员对张桂振与非法捕鱼人之间的关系毫不知情这一观点。证据4、由原告张元超在2019年7月22日录制的录像一份,证明本案被告1执法的地点及受害人死亡的地点的现场情况。 被告临沂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辩称：一、被告依职权参与执法的行为合法正当,原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与案件真实情况不符。二、张桂振的死亡与被告的职务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被告对张桂振的死亡不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在依法履行职责,会同临沂市渔业发展保护中心(原临沂市渔业局)、兰山公安局执法过程中内容、程序合法正当。张桂振的死亡是其驾驶电动三轮车时操作不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与被告履行职责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被告对张桂振的死亡不承担任何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临沂市委、市政府关于临沂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临发[2019]2号)一份。证据2、临沂市政府《关于印发临沂市园林局(滨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临沂市编办《关于印发(滨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临沂市政府《关于加强滨河景区管理的意见》各一份。证据3、《临沂市滨河景区管理办法》(临政发[201176号)一份。证据4、临沂市政府《关于公布市级行政执法主体的通知》一份。证据5、原临沂市滨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参与查处张元超非法捕鱼的两名管理人员的行政执法证。证据6、视频资料(光盘)一个、彩印照片5张。证据7、向北京路派出所调取的对张元超、王鲁涛、杜强、蔡晓东、朱晓明、马景锋、杨明远、韩笑的询问笔录。 被告临沂市渔业发展保护中心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体、不明确,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依法予以驳回。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包括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多种行为,并且,同一行政主体可根据其行政职权依法作出不同的行政执法行为。本案中,原告提起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贵院依法确认被告对原告张元超及受害人张桂振的行政执法行为违法”,该请求包含“确认被告对原告张元超的行政执法行为违法”和“确认被告对张桂振的行政执法行为违法”的两项请求,但该请求并未明确具体指出答辩人对一人作出的是哪一具体行政执法行为,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不明确,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依法予以驳回。二、答辩人未承继原临沂市渔业局的行政职能,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沂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临发(2019)2号)、《关于明确部分市委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编制事项的通知》(临编(2019)3号)的规定,原临沂市渔业局的行政职能由临沂市农业农村局继续行使,仅保留公益服务职能。因此,答辩人不承继原临沂市渔业局的渔政执法相关职能,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依法应当驳回对答辩人的起诉。三、执法过程中,原临沂市渔业局仅依法扣押张元超的违法渔具,未对张桂振作出任何行政执法行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原临沂市渔业局对张桂振作出过行政执法行为并导致其死亡的事实,因此,原告请求确认答辩人对张桂振的行政执法行为违法,并要求答辩人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且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当驳回。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查封(扣押)通知书》,证明原临沂市渔业局依法扣押张元超的违法渔具等。证据2、《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沂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临发(2019)2号)文件中的第12页第四项，证据3、《关于明确部分市委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编制事项的通知》(临编[2019]3号)文件中第4页第十三项,证据2、3共同证明原临沂市渔业局的行政职能由临沂市农业农村局继续行使,被告主体不适格。 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27日下午，原告张元超与其父张桂振驾驶三轮车前往滨河景区捕鱼。二人到达北京路桥南橡胶坝南侧河边后，张元超驾驶铁皮船下河捕鱼，其父张桂振在河边等待。原临沂市园林局（临沂市滨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18时左右接群众举报，组织六名工作人员前往查处并通知原临沂市渔业局联合执法。原临沂市园林局两名工作人员王鲁涛、杜强驾驶车辆到达现场后，发现在河边等待的张桂振，遂询问其是否认识河中驾船电鱼之人，张桂振称不认识，后驾驶三轮车离开。另外四名工作人员驾驶巡逻艇发现在河中非法电鱼的原告张元超并让其靠岸等待渔政工作人员处置。19时10分左右，原临沂市渔业局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对原告张元超的鱼获、铁皮船、电杆网等物予以扣押，并向其送达《查封（扣押）通知书》。待上述执法人员离开后原告电话联系其父张桂振，后被接听电话的公安人员告知其父驾驶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原告认为被告的执法行为造成其父死亡的后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赔偿数额变更为1924066元。 另查明，张桂振系驾驶机动三轮车行驶中与静止物碰撞导致死亡，事故地点距被告执法现场约计500米。 又查明，根据《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沂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临发【2019】2号）、《关于明确部分市委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临编[2019]3号）文件规定，原临沂市园林局（市滨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更名为临沂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原临沂市渔业局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入临沂市农业农村局，应诉本案的被告临沂市渔业发展保护中心不再具有渔政执法职能。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放弃追加临沂市农业农村局为本案被告。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临沂市渔业发展保护中心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原临沂市园林局及原临沂市渔业局执法行为是否违法；三、张桂振的死亡后果与二被告的执法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四、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因落实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原临沂市渔业局的行政职能已划入临沂市农业农村局，原临沂市渔业局仅保留公益服务职能，且与其他部门组建为渔业发展中心，故临沂市渔业发展保护中心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根据上述规定，临沂市农业农村局继续行使原临沂市渔业局的职能，因原告在庭审中明确放弃追加临沂市农业农村局为本案被告，理应由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结合案情实际，原临沂市渔业局到达现场时，张桂振已离开，原临沂市渔业局并未对死者有执法行为。且原告在庭审过程中，亦未对原临沂市渔业局的执法行为提出异议，而主要是针对其父亲张桂振的死亡后果提出的确认行为违法及赔偿，即使追加临沂市农业农村局参加诉讼，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实质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不再通知临沂市农业农村局参加诉讼。 对于争议焦点二，原临沂市园林局及原临沂市渔业发展保护中心是否存在违法执法行为，根据原临沂市园林局(临沂市滨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三定方案”(临政办发([2010]118号)、《临沂市滨河景区管理办法》和《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级行政执法主体的通知》(临政发([2011]6号),原临沂市园林局(临沂市滨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管理保护景区内的渔业资源,对景区内渔业捕捞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会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部门做好景区的相关执法管理工作。原临沂市园林局在接到举报后，会同原临沂市渔业局前往查处。原临沂市园林局执法人员先到达现场后，发现在河中电鱼的原告张元超，告知其到岸边接受处理，原临沂市渔业局工作人员到达后，对张元超作出《查封（扣押）通知书》。在此过程中，对原告张元超执法行为并无不当。 对于争议焦点三，原告主张原临沂市园林局工作人员对其父亲张桂振进行执法导致其父发生事故死亡。本案中，原告张元超下河电鱼，其父亲张桂振在河边等待。原临沂市园林局共组织六名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查处，其中四名工作人员驾驶巡逻艇在河中查找原告张元超，并未接触张桂振。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发现在岸边等待的张桂振，遂对其进行了询问，张桂振称其并不认识电鱼的张元超后便驾驶三轮车离开，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原告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称“我父亲看着有汽艇亮着灯来追我，当时我离河边只有几米远，我就看着我父亲骑着三轮车往北跑了”，“在我在河中被开汽艇的工作人员控制时,我就发现我父亲在岸边骑三轮车往北去了,但是具体怎么走的,岸上的情况我不知道。”原告虽主张被告对其父亲进行了追击，但仅是其猜测，并无相关证据证实被告实施了上追击行为。原临沂市园林局的两名工作人员虽对张桂振进行过询问，该行为并不能导致死亡的后果，且事故现场与执法现场相距约计500米，故张桂振的死亡与被告执法行为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行为。本案中，张桂振系驾驶机动车撞到静物上导致其死亡，其死亡后果与被告的执法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洪粉、张元超、张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洪粉、张元超、张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方 人民陪审员  解成军 人民陪审员  杨 晓 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朱启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