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9行终1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杰夫，男，汉族，2000年12月31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委托代理人李孟阳，女，汉族，1970年1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系余杰夫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茂名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负责人黄钊文，大队长。委托代理人林朝东，茂名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罗泽茂，茂名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郭凌志，男，汉族，1992年2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余杰夫因诉被上诉人茂名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以下简称交警一大队）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8）粤0902行初27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4日16时15分，在茂名市茂南区****广汽三凌4S店前路段，郭凌志驾驶粤K*****号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时，遇余杰夫骑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二车相碰，造成余杰夫受伤、二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发生后，郭凌志驾车逃逸。2017年4月12日，交警一大队对该起交通事故作出茂公交认字[2017]第**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郭凌志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余杰夫无责任。对郭凌志上述交通事故发生后的逃逸行为，交警一大队认为属于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遂于2017年4月24日向郭凌志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郭凌志实施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收集证据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拟对郭凌志作出警告的处罚；郭凌志实施持有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以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以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拟对郭凌志作出罚款2000元的处罚；并告知郭凌志对拟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郭凌志在该告知笔录中表示不陈述和申辩及不要求听证。同日，交警一大队向郭凌志作出茂公交决字[2017]第44090*******5405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规定，对郭凌志处以警告、罚款2000元的处罚，并记12分。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7年4月24日送达给郭凌志，于2018年3月8日送达给余杰夫。余杰夫认为交警一大队作出的上述《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郭凌志的处罚程度过轻，没有及时告知余杰夫及其父母，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遂于2018年9月6日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7月16日，交警一大队作出《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如下：因本案涉案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法律依据一栏因系统设置问题无法详细显示清楚，现将法律依据系统内原文复制如下：“对你持有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2000元的处罚；对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收集证据的违法行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警告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决定给予：”。在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落款盖章处打印有“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的内容。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两方面：一、余杰夫是否具有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交警一大队对郭凌志作出的涉案《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关于余杰夫是否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本案中，余杰夫作为涉案交通事故无责的一方，以交警一大队作出的涉案《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郭凌志的处罚程度过轻为由，请求撤销交警一大队对郭凌志（交通事故全责方）作出的涉案《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请求交警一大队依法依规重新对郭凌志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余杰夫与交警一大队作出的涉案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有利害关系，依法具有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关于交警一大队作出的涉案《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交通警察调查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以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并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本案中，交警一大队对郭凌志造成涉案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需要收集证据的违法行为，决定对郭凌志处以警告的处罚，并无不当。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及第二款“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规定，交警一大队对郭凌志造成涉案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决定处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一次记分的分值为：12分、6分、3分、2分、1分五种。”及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与记分同时执行”的规定，郭凌志造成涉案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虽未构成犯罪行为，但违法行为程度严重，交警一大队对郭凌志的交通事故违法行为在作出处罚的同时并记12分，于法有据。交警一大队在对郭凌志作出警告和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前，已依法告知郭凌志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郭凌志在告知笔录中表示不陈述和申辩及不要求听证，且郭凌志对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及处罚决定也无异议。可见，交警一大队对郭凌志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也符合法定程序。因此，余杰夫请求撤销交警一大队对郭凌志作出的涉案《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责令交警一大队依法依规重新对郭凌志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余杰夫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余杰夫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交警一大队作出涉案行政处罚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交警一大队作出被诉行政处罚时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处罚和享有的权利。而交警一大队对郭凌志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三种处罚，包括罚款2000元、警告、记12分，但其提供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显示，交警一大队仅告知郭凌志拟作出罚款2000元的处罚，对拟作出的警告和记12分的处罚并未明确告知。可见，交警一大队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前并没有如实完整告知处罚内容，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知情、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应属程序违法。而且，从交警一大队提供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可见，被处罚人郭凌志不仅存在逃逸的违法行为，同时还有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交警一大队只对逃逸行为作出处罚，而不对违法超速行为进行处罚，与其所告知、载明的法律依据、处罚不相一致，且无法对应，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亦属程序违法。二、交警一大队所作的涉案行政处罚与郭凌志的违法行为明显不当，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对肇事后逃逸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公安机关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十五日拘留。而本案郭凌志不仅存在交通肇事逃逸违法行为，同时还存在超速危险驾驶的违法行为，违法性质极其严重，理应进行顶格处罚。但交警一大队仅对郭凌志处以“罚款2000元、警告、记12分”的处罚，却不依法对其予以行政拘留和对违法超速行为进行处罚，其由此所作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明显过轻，与郭凌志违法行为的恶劣性、严重性不相当，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的规定不符。综上，交警一大队对郭凌志所作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且处理结果明显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和被诉行政行为，并责令交警一大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交警一大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庭审称：我队根据郭凌志交通肇事后逃逸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的规定对郭凌志处以2000元罚款、警告和记12分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且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但我队基于郭凌志主动回来投案和到医院转账给受害方的态度，从轻或减轻对其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况且，上述“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规定，只是“可以”而并不是“应当”，我队根据被处罚人的态度及违法情节，对郭凌志的逃逸行为不予拘留，并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我队所作的行政处罚过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至于未对郭凌志超速行为予以处罚的问题，因我队已对郭凌志的违法行为定性为逃逸行为，就没有必要再作超速鉴定，况且也没有证据证明郭凌志存在超速行为，故我队无法对其超速行为再作处罚。上诉人认为我队遗漏对郭凌志的超速行为进行处罚，没有事实根据。综上，我队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维持我队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经审查，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的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据此规定，对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人，是否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其事后的态度等综合评判并作出决定，而不是一律必须给予行政拘留。本案中，郭凌志于2017年3月24日16时15分，在茂名市茂南区****广汽三凌4S店前路段，驾驶粤K*****号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郭凌志逃逸后在当天晚上就到交警一大队投案反映情况，主动配合交警部门处理，并到医院垫付受害方的住院压金和用微信转帐3000元给受害方。鉴于该事实，交警一大队认为郭凌志能主动承担责任，且认错态度较好，可以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经向郭凌志依法告知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郭凌志表示不陈述和申辩及不要求听证后，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郭凌志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和警告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程序合法，本院应当予以支持。上诉人余杰夫提出交警一大队所作的行政处罚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郭凌志处以行政拘留，其处罚明显过轻的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关于“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规定，并非应当执行的强制性规定，而是执法者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被处罚人的认错态度和表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决定是否适用拘留的授权性规定。交警一大队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以及郭凌志的事后表现和认错态度对其逃逸行为处以2000元的顶格罚款，而不对其予以拘留，并未超出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处罚范围，不存在处罚明显过轻的情形，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余杰夫认为交警一大队未对郭凌志的超速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属于遗漏处罚的问题。从本案所附的证据反映，没有证据证明郭凌志存在超速行驶的行为，对此上诉人余杰夫也无法举证证明，其仅凭交警一大在告知笔录中适用了《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条文，就认定郭凌志存在超速行驶行为。但2011年3月30日修订的《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犯罪的”的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内容完全相同，且该内容在2014年9月25日重新修订的《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被保留在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该条第（四）项内容则变更为“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一百以上，或者运输剧毒化学品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内容。由此可见，交警一大队在告知笔录中适用《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应当属于笔误或延用了旧法的款项，上诉人余杰夫以此认为交警一大没有对郭凌志的超速行为给予处罚，缺乏事实根据，对此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余杰夫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及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杰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平审判员  封桢莉审判员  黄志平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邹君萍速录员  车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