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3民初1484号 原告：蒋安达，男，194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小兰，浙江齐蓝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曾煜，女，197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王平，男，196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被告：陈东初，男，196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上述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胜南，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爽，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张伟良，男，199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被告：周少波，男，198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原告蒋安达与被告曾煜、王平、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蒋安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小兰、被告王平、陈东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胜南、应爽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曾煜、张伟良、周少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安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五被告赔偿原告因被殴打事件造成的损失计62746.54元；2.依法判令五被告对原告作出书面赔礼道歉。事实和理由：被告曾煜与配偶蒋松林（现已离婚）因感情破裂发生纠纷，故欲从其公公（即本案原告）处带走由蒋松林托付原告照顾的儿子蒋天灏。2017年2月14日16时左右，被告曾煜伙同被告王平、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等人前来抢夺孩子，五被告在电线杆附近）守候原告与蒋天灏出现。待原告携孙子蒋天灏路经上述地点时，王平、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四人突然从墙角窜出，一哄而上抢夺孩子，抢走孩子后直接将他带入等候在旁的轿车内。同时，该四被告还抓住原告的头发，将其按倒在地，并对其进行殴打、恐吓，造成原告身体严重受伤，精神极度恐惧，最终导致原告负伤住院。原告认为，五被告经事前商议，共同对原告实施突然袭击，并抢夺孩子、殴打原告身体之行为，不仅造成原告身体受伤，而且给原告造成了极度的精神创伤，故五被告不仅需要赔偿原告因此事件所支出的所有经济损失，还应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本次事件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包括：①医疗费：6633.54元；②误工费：154.5×28=4326元；③护理费：154.5×6=927元；④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6=180元；⑤营养费30元/天×6=180元；⑥交通费：500元；⑦后续治疗费30000元；⑧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上述合计62746.54元。 曾煜提交书面答辩状称：第一、原告诉状中所谓对其孙蒋天灏的“照顾”，实质是拿孩子做离婚诉讼中的筹码，进而对孩子实施的违法侵权行为。在离婚诉讼期间，蒋松林采取欺骗手段将儿子带到浙江嵊州藏匿，导致孩子作为适龄儿童但无法接受义务教育。其行为对孩子造成了不可逆损失，严重侵犯孩子的受教育权利。事实上，原告一家在离婚诉讼中尽管已经明确放弃对蒋天灏的抚养，但是为了在离婚诉讼中居于主动地位，达到其多分财产的自私目的，原告一家不惜损害孩子利益，将孩子作为与本人进行诉讼博弈的筹码。第二，本人为找回被藏匿的孩子曾作过多种尝试与努力，但都无济于事，因此在朋友的帮助下抱回孩子是唯一的办法，是拯救孩子的正义之举，此举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自2016年7月1日孩子被带走后，本人无数次哭着恳求原告一家，让孩子在开学时回到学校。但均被蒋松林及原告一家拒绝。本人向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寻求帮助，警察、法院、单位领导都对蒋松林作出了批评教育，但蒋松林都拒不答复孩子下落。儿子生存状态毫无音信的八个月，也是本人不顾一切寻找孩子的八个月，对本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是无人能体会的炼狱。本人不惜一切代价，耗费巨大资源，终于在2017年2月在崇仁镇幼儿园找到孩子。为结束原告及蒋松林对蒋天灏的违法侵权行为，让孩子回到其正常生活环境，回归校园生活，本人请朋友帮助直接将孩子抱回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而“营救孩子”的过程中，所有被告没有伤害任何人，诸被告一直都很有礼貌且不断地向原告解释并安慰原告。其行为是拯救孩子的正义之举。对终止原告违法行为的行为法律应当鼓励。孩子回到北京，北京市昌平法院为了保护孩子，紧急给孩子裁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是法院对被告行为的肯定。第三，本人接走孩子的过程中没有殴打过原告，经过公安机关审查确定是合理合法的。当日蒋安达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孩子被陌生人绑架，却对自己被殴打之事只字未提，说明原告当日并未被殴打。原告两天后再报警，称身上有伤，既有可能被仇家所伤，也有可能为栽赃而自残。嵊州市公安局经过长达半年的缜密侦查、调查，均没有发现被告抱小孩时有殴打蒋安达的违法行为，并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布了上述调查结果，因此对有关参与人作出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第四，蒋安达、蒋松林父子劣迹斑斑，在家庭纠纷中作出了一系列不理智、无底线的违法行为，不仅对本人及孩子蒋天灏造成巨大伤害，也浪费了大量司法资源。2016年蒋松林就曾多次诬告本人涉黑打人，三次在北京市昌平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均被法院驳回。2016年12月原告蒋安达和蒋松林到本人单位给本人贴大字报，蒋松林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蒋安达逃回老家。后起诉北京市公安局，被终审驳回。2015年蒋松林在网络上散布不当言论：“昌平法院滥用人身保护令，十四年夫妻强拆散”，极力诽谤主审法官、本人律师及本人。近三年来，北京市的司法系统，包括朝阳分局、朝阳法院、昌平法院等已经办理了多个蒋松林的案件，办案人员对蒋松林习惯性虚假陈述的行为，已经渐渐形成共识。 综上，希望法院考虑诸被告的正义之举应当获得鼓励，而原告的违法侵权行为应当得到惩戒。 王平、陈东初共同答辩称：1.本案各被告的行为具有正当性。被告曾煜的儿子于2016年下半年达到义务教育年龄，母亲已经在北京为其办理了入学手续，因此曾煜要求王平等被告从原告处领回儿子的行为具有正当性，该正当行为也得到了北京法院的支持。2.各被告未对原告实施过任何殴打行为，原告当日并没有受伤。事发地点附近刚好装有监控录像，公安机关调取了该监控录像，发现没有任何殴打行为，只有阻拦原告追赶蒋天灏的行为。原告当天向公安机关报案理由是孙子被他人抢走，并没有陈述被殴打，当天又未去医院就诊。退一步讲，即使原告存在伤情，也是其因为孙子被领走以后在地上打滚造成的。3.原告存在过度医疗问题。按照伤情根本不需要住院治疗，在住院期间又同时治疗双肾囊肿疾病，根据原告的年龄和本案实际，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后期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不应列入赔偿范围。4.原告自称有10来人殴打自己，说明原告的伤情还存在着被其他人打伤的可能，本案的五个被告没有必要为其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应当由原告承担。由于原告撤诉后又起诉，导致浪费资源，故应该由原告承担诉讼费。 张伟良、周少波未应诉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有关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书面报案材料一份，证实原告在2017年2月14日下午遭遇五被告突然袭击，不仅被抢走了孙子，还遭到了多名被告殴打。 2.门诊病历（包括嵊州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和天华中医门诊部）三本，医疗费发票若干，证实原告因本次被殴打事件产生的伤情及医疗费损失6633.54元，误工时间28天。 3.嵊州市公安局崇仁派出所对本次事件的调查取证材料，证实多名被告与原告有身体接触，包括对原告进行推、拉等肢体接触，又有将原告推向铁丝网等行为，导致原告身体受伤。 4.视频资料一份，证实事发现场的具体情景。 王平、陈东初对上述4组证据共同质证认为：嵊州市人民医院病历记录中没有脑震荡的诊断，中医院病历中记载了对肾囊肿的治疗，这些显然与本案无关。关于调查笔录，可以证明原告明显有自己躺在地上“颠”的过程，原告在笔录中的陈述明显与视频录像不符。 5.嵊州市公安局崇仁派出所对蒋安达的调查笔录，证实曾煜请朋友帮忙接孩子，是结束原告对孩子实施侵权行为的唯一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这些朋友劝阻原告，孩子无法恢复其受教育权，母亲也无法恢复对儿子的监护权和亲近权。 6.“浙江政务服务网”对原告投诉所作公开回复，证实2017年2月14日被告接儿子回家的过程中不存在殴打原告的行为。 7.“事情经过”一份，北京学前班老师何曼曼于2016年7月1日出具，证明蒋松林用欺骗手段带走蒋天灏的事实。 8.离婚诉讼主审法官杨帆致蒋松林工作单位领导的一封信，证实蒋松林被离婚诉讼主审法官和单位领导批评教育后仍一意孤行，藏匿孩子导致孩子失学。 9.询问笔录二份，证实离婚诉讼主审法官询问蒋松林孩子的下落，但蒋松林均拒绝回答。由于孩子下落不明，致其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失学留守”状态。 10.民事裁定书一份，北京市昌平法院于2017年3月对蒋天灏裁定人身保护令，禁止蒋松林在未经曾煜允许的情况下带走蒋天灏，证明孩子在2016年7月1日被蒋松林带走并藏匿于嵊州市崇仁镇系违法侵权行为，诸被告接孩子回到母亲身边、回到学校学习是正义之举。 11.民事裁定书一份，北京市昌平法院于2016年4月对曾煜裁定人身保护令，禁止蒋松林对曾煜实施家庭暴力，证实2015年5月发生离婚诉讼的原因是蒋松林实施家庭暴力。 12.民事裁定书一份，北京市昌平法院于2016年10月驳回蒋松林提出的人身保护令人申请，证实蒋松林说谎成性、有习惯性诬告行为。 13.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蒋松林行政拘留5日；朝阳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蒋松林要求撤销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证实蒋松林、蒋安达诽谤他人、行事暴力，违法行为层出不穷。 14.朝阳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法院认定因蒋松林“曾经有擅自将孩子带离北京造成孩子失学的情况，不适合单独抚养孩子”。 15.网络文章一份，题目为“昌平法院滥用人保令，十四年夫妻强拆散”，证实蒋松林栽赃、诬告成性，行为不计后果，习惯性违法。 蒋安达质证认为：被告曾煜提供的上述证据根本不是事实，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政务公开网的内容并不客观，从被告主张的证据，不予行政处罚是由于证据不够充分，并不是殴打不成立。北京市昌平法院对蒋天灏作出的人身保护令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保护措施。证据11的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无关联性，蒋松林其实没有家暴行为，只是因为妻子有外遇，与第三者怀孕生孩子，蒋松林或许会有过激行为。 王平、陈东初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予以认可，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证据6着重反映了不存在各被告殴打原告的行为。证据10明确强调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原告的儿子蒋松林阻碍蒋天灏入学，本案的几名被告帮助曾煜抱回儿子。 16.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四份，证实各被告有阻拦行为，但没有殴打行为。蒋安达质证认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仅仅是针对行政处罚的范畴，民事案件的证明力与行政处罚证明力是不同的，不能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拿到民事案件中作为主要证据使用。 17.嵊州市公安局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针对“有案不立、不作为”的投诉所作出的官方回复，证实经公安机关调查，2017年2月14日被告接孩子的过程中不存在殴打原告的行为。蒋安达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前面相同。 18.北京市昌平法院于2017年3月对蒋天灏裁定人身保护令，禁止蒋松林在未经曾煜允许的情况下带走蒋天灏，证实孩子于2016年7月1日被带走后，被原告藏匿于嵊州市崇仁镇的违法侵权事实，诸被告接孩子回到母亲身边，回归学校是正义之举。蒋安达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前面相同。 19.北京市昌平法院于2016年4月裁定人保令“禁止蒋松林对曾煜家暴”证明起诉时间2015年5月离婚，离婚原因为蒋松林行为暴力无底线。蒋安达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前面相同。 本院认证认为：（一）原告提供的证据1、3、4以及被告曾煜提供的证据5均来源于公安机关，对其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至于能否实现双方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它证据在下文中另行分析阐述。（二）原告提供的证据2即医疗资料，经被告质证未对其本身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被告质证时对原告有脑震荡之伤情提出质疑，对此本院认为医生初次诊断时未作脑震荡诊断，并不能证明原告没有脑震荡之伤情。被告又提出原告对自己的双肾囊肿疾病在嵊州市中医院住院期间一并治疗，对此本院认为，在中医院的病历资料对原告有双肾囊肿疾病确有诊断，但只记载在西医诊断一栏里，中医诊断一栏并未记载，原告在中医院治疗过程是否一并治疗双肾囊肿疾病是个专业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被告提出鉴定申请，由鉴定机构作出认定，本案中被告未提出鉴定申请，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对被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三）被告曾煜提供的证据6以及被告王平、陈东初提供的证据16、17即公安机关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所作的回复和不处罚决定书，原告对其本身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但由于存在行政处罚法与侵权行为法证明标准的差异，被告的举证目的不能实现，具体理由在下文中另行分析阐述。（四）被告曾煜提供的证据7、8、9、11、12、13、15，尽管原告质证认为根本不是事实，但从证据本身载明的内容看，主要反映被告曾煜与原告的儿子蒋松林在离婚诉讼中争夺儿子蒋天灏抚养权的事实，争夺蒋天灏抚养权是本案的起因，上述证据至少在这一点上具有真实性，对真实性能够确认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定。从证据本身载明的时间看均发生在本案之前，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所反映的除本案起因之外的其它事实不作认定。（五）被告曾煜提供的证据10、14均发生在本案之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作认定。（六）被告王平、陈东初提供的证据18、19与被告曾煜的证据10、11相同，本院的认证意见与前述一致。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14日下午，原告蒋安达从幼儿园接孙子蒋天灏回家，16时许途经电线杆附近）时，突然被一群人围住，孙子被人抱走。公安机关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距离太远只能看到人的身形）：画面远处当出现一高一矮（明显是小孩）两个身形时，路两侧墙边各有三四个身形迅速冲向这一高一矮两个身形，然后在画面左侧出现一辆轿车的前半部分，有身形迅速靠近轿车，约半分钟后，轿车往接近监控器方向驶离现场，与此同时，其他七八个身形围在一起向路边移动，看上去似有推搡动作，接着，除三个身形仍在路边互动外，其他身形朝着轿车驶离方向走动，然后往左右两边分散离开现场，此时已看不到小孩的身形。仍在路边互动的三个身形，两个拦住一个不让其行动，一个倒地，起来后又被两个阻拦，看上去似把一人向路边推，并将其按压在路边的铁丝网护栏上，接着，这两个身形朝着轿车驶离方向跑步离开现场，另一个身形画面上没有显示。从一高一矮两个身形出现到最后两人跑步离开画面，前后不到2分钟时间。 2月16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嵊州市公安局崇仁派出所介入调查。现已查明：突然将原告围住的这群人中的其中四人就是本案被告王平、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目的是帮助被告曾煜抱走儿子蒋天灏。2016年6月曾煜在北京已为儿子办理了小学入学手续，但因自2015年初起曾煜与其丈夫即原告蒋安达的儿子蒋松林之间发生离婚诉讼，对小孩的抚养权问题意见分歧严重，蒋松林遂将其儿子蒋天灏从北京送到老家交给其父亲蒋安达照料，蒋安达将孙子送入崇仁镇一家幼儿园学习，并每天亲自接送。曾煜获悉儿子蒋天灏的上述信息后，请求王平帮助其夺回儿子。于是，王平召集了被告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等人参与夺子行动，并对他们作了分工：到时由王平负责抱小孩，其他人负责控制住原告。事发时原告看到曾煜就站在车边。根据公安机关制作的调查笔录及视频录像，当爷孙俩出现时，王平首先冲上去将蒋天灏抱起，并送给已从车上下来的曾煜，其他人则负责围住原告不让他接近孙子。因原告奋力反抗、试图靠近轿车夺回孙子，在场的其他人合力将原告围住，并将其推向路边；与此同时，曾煜从王平手里接过儿子后马上进入轿车，王平也随即上车，轿车迅速驶离现场。轿车驶离现场后，除陈东初、周少波留下继续限制原告行动外，其他人也随轿车驶离方向快速撤离；原告欲追轿车，被陈东初、周少波推向路边，此过程中原告倒地，原告起来后又被陈东初、周少波往路边推，他们还将原告按压在路边的铁丝网围栏上。因其他人均已走远，陈东初、周少波便放开原告跑步离开了现场，此时有目击证人看到原告倒在地上“颠”。 第二天，原告到嵊州市人民医院就医，后来又门诊两次，累计产生医疗费1951.12元。自2017年2月21日起，原告到嵊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6天，产生医疗费2484.65元。自2017年3月20日起，原告到嵊州天华中医门诊部门诊多次，累计产生医疗费2197.77元。上述医疗费合计6633.54元。 2017年7月26日，嵊州市公安局以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王平、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有殴打蒋安达的违法行为为由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王平、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不予行政处罚。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公民人身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按照一般法学理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本案中，原告身体受到损害的事实真实存在，不容置疑。下面着重分析因果关系和过错这两个构成要件。 关于因果关系。从监控录像看，存在首先有七八个人把原告推向一边的情节，然后又有两个人不停地阻拦原告靠近轿车，原告身体失去平衡倒在地上，爬起来后又被两个人按压的路边的铁丝网围栏上的情节。从公安机关制作的调查笔录上看，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等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与原告身体接触，对原告身体做出拉、推等动作；后阶段陈东初、周少波用推人的方式阻拦原告时，还导致原告倒在地上，待原告从地上站起来后，又把他推向路边并按压在铁丝网围栏上。如果没有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等人合力对原告实施推、拉、按压等行为，原告不会跌倒在地，也不会导致身体受伤。原告是一个快70岁的老人，经不起被这么多人如此折腾。据此，本院认定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等人合力对原告实施推、拉、按压等行为与原告身体受伤具有因果关系。 公安机关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政处罚法的核心要件是违法行为，侵权行为法的核心要件是因果关系，两种法律体系所采用的证明标准不同，前者必须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行为方可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后者只要证明存在因果关系就可确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主张原告的伤情是原告自己在地上打滚造成的。有目击证人证实在所有人离开现场之后，原告躺在地上“颠”。“颠”在本地方言中的涵义是，某人（多指小孩）受到委屈等情绪刺激后躺或坐在地上，四肢或者身体的其他部位不规则地拍打地面或者身体在地上打滚，嘴上用哭腔诉说心中的不平。本案中，原告因朝夕相处的孙子突然被人抢走，心里产生了愤怒、委屈、无助等情绪，因此躺在地上“颠”，即使在此过程中损伤了自己的身体，也仅是原告精神受到刺激后发泄情绪所产生的后果，而不是侵权法意义上的自伤。 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过错。蒋天灏的抚养权纠纷是被告曾煜与其丈夫蒋松林之间的家庭矛盾，应当由夫妻两人通过谈判或者诉讼等适当的方式予以解决，外人无须参与。如果那天仅有曾煜一人实施抢夺儿子的行为，应该说无可厚非，但被告王平召集了那么多外人参与其中，对王平等外人来说毫无正当性可言。好在那天原告看到蒋天灏的母亲在场，心里明白原来是孙子的母亲来抢夺她儿子，要不然孙子突然被陌生人抢走的打击对70岁的老人还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总之，本院认定被告王平、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存在过错。 综上，被告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的行为符合侵权责任的三个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侵权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被告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应当对该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从查明的事实看，被告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不仅在相互间有意思联络，而且具有共同的过错，又实施了共同的侵权行为，因而他们须对其行为后果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被告曾煜是此次抢人行动的指使者，被告王平是此次抢人行动的组织者，均应对此次抢人行动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关于原告的经济损失。因原告系退休职工，不存在误工费用。原告未提供后续治疗费的依据，亦未提供交通费的依据，故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调查笔录，在孙子被人抱走的那一刻，原告看到了站在车边的曾煜和孙子的外公，因此他心里明白孙子被其母亲抱走了，孙子的安全不用担心。如果那天原告没有看到曾煜等人在场，光天化日之下突然遭遇一伙不明身份人抢走其孙子，这对原告将产生严重的精神损害。本案中原告孙子被人抢走的时候，尽管对原告的精神产生了刺激，但持续时间较短，程度也不是很严重，尚不足以发生精神损害赔偿。综上，本案中可列入赔偿范围的经济损失如下：医疗费6633.54元；护理费154.5元/天×6天=92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6天=180元；营养费30元/天×6天=180元。上述各项合计7920.54元。 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列举了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八种方式，并且规定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一般来说，一种侵权行为承担一种相对应的侵权责任，但当承担一种侵权责任不足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时，可以合并适用其它方式。是单独适用还是合并适用主要取决于能否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如果适用一种方式已经足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那就不必在适用其它方式，以免给行为人强加不适当的责任。本案中原告的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损失上，若经济损失得到了弥补，原告的利益也就得到了保护。前面本院确认了各被告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已经足以保护原告的利益，因此无须再要求各被告承担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被告张伟良、周少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曾煜、王平、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共同赔偿蒋安达医疗费、护理费等经济损失合计7920.54元。款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蒋安达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8元，由蒋安达负担328元，曾煜、王平、陈东初、张伟良、周少波负担200元（款限被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付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商红军 人民陪审员  张银飞 人民陪审员  韩 红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马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