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02民初5763号原告：李杨，女，1982年9月2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党兵，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飞飞，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锁金村8号。法定代表人：李声。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兆杰，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吉雷，该公司员工。原告李杨诉被告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享购物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党兵、沈飞飞，被告好享购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兆杰、吉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作出的《关于解除李杨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违法并撤销，恢复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判令被告按照原工资标准支付原告工资，工资标准为12893.72元/月，支付工资的期限从2018年12月13日起至判决之日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8年11月24日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是被告美妆工作室的负责人，2016年12月5日，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2018年12月3日上午10时左右，被告财务总监戚某受总经理郭某委托，突然带原告坐车至本市汉庭酒店鼓楼店，后原告随三男一女进入到该酒店房间内，四人并未出示任何证件，仅口头称是被告监察室的人员，在酒店房间内，房间内人员对原告就有关陌生人员用陌生账号汇款至原告支付宝账户的情况进行讯问，原告多次向房间内人员解释不认识该陌生人，不知道汇款的事由，但房间内人员多次利用诱导、恐吓、威胁等手段要求原告按照他们的意思修改本人书面材料，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房间内人员利用上述非法手段要求原告在他们打印的笔录上签名。2018年12月3日，被告即告知原告不要上班。2018年12月4日上午8时左右，原告主动找到被告总经理郭某，原告严肃地向郭某反映了上述人员所作行为的违法性，且郑重声明房间内人员要求原告多次按照他们的要求和意思修改书面材料的内容并签名，并非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12月12日，被告以原告违反《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以下简称《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奖惩制度（2018年修订版）》（以下简称《奖惩制度》）为由，单方面作出了《关于解除李杨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原告拒绝签收，仅用手机拍下了该通知。原告在工作期间一直严格遵守被告的规章制度，未出现违法违纪现象，且多次获得优秀员工等荣誉。被告及其个别人员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没有查清汇款人身份、汇款用途及目的，以及原告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钱款等相关事实的情况下，编造事实，栽赃陷害原告，对陌生人汇款至原告支付宝账户上的问题作出违背事实的错误认定，被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证据不足且无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解除，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就相同诉请，原告于2019年2月1日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19年5月5日决定终结审理。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好享购物公司辩称，2018年11月19日，被告接到员工实名举报，举报内容为原告涉嫌在工作中按照销售额比例收受供应商现金回扣。举报人提供了微信截图，截图显示供应商向原告的支付宝账户分五次打款，共计32446元，其中一张截图中原告与对方的聊天记录表明，按照在被告处的发票（即销售额）的2%向原告打款，其中2018年8月的销售额为133220.33元，2018年9月的销售额为103657.17元，通过支付宝账户以原告手机号进行实名认证，确认该支付宝账户为原告所有。被告经过核查发现，截图中提到的8月与9月的销售额与供应××（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的数据相符，上海××公司于2018年4月起在被告处产生销售额，该公司将2018年4月、5月、6月、7月、8月、9月销售额的2%打款到原告支付宝账户，共计32446元。被告就前述举报内容报告被告上级主管单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监察室，监察室代表及被告代表在征求原告同意后，依据监察调查程序，于2018年12月3日上午在汉庭酒店鼓楼店与原告进行了约谈和询问。根据与原告的约谈，形成原告签署的谈话笔录，原告表示上海××公司通过支付宝给原告打过钱，共计三万多，原告提供的自述材料中也对上海××公司向原告打款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原告明知钱款为供应商转入，既未退回供应商，也未依据公司制度或者《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相关要求向被告报告，原告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供应商钱款，为供应商提供销售帮助的事实清晰，严重违反公司制度，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奖惩制度》的相关规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2018年12月6日，被告向公司工会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告知书》，就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事宜征询工会意见，工会表示无异议；2018年12月12日，被告向原告当面送达《关于解除李杨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原告拒绝签收；2018年12月13日，被告通过微信及快递形式向原告送达劳动合同解除通知，原告拒收快递；2018年12月14日，被告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再次通知原告劳动合同解除，要求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原告于当日微信回复将于次周一到被告处办理交接手续。被告上述行为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作出，被告所依据的内部规章制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向原告在内的全体员工进行了告知，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合规。原告的各项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劳动合同、《关于解除李杨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荣誉证书、银行流水、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原告自述材料、谈话录音、仲裁决定书、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快递单、《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原告签字版、谈话笔录、转账截图打印件、好享购物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奖惩制度》、公示截图打印件、工会主席签署的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的告知书、好享购物公司工会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原告签署的关于公司相关奖惩制度的表决表等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1月24日，原告入职被告处，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于2016年12月5日签订，约定：2017年1月1日起双方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是被告美妆品类运营工作室负责人。《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主文规定：“二、与供应商、客户及其他人员间的关系……A、任何员工都不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收下述人员提供的财物或者其他形式的贿赂，以为他人谋取利益：……（ii）其他寻求与公司合作、和公司有业务往来或与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六、合规和处罚……员工违反本守则将对其处以处罚，包括停职、解雇、移交刑事起诉……公司保留员工违反本守则而即时解雇该员工的权利。”该守则员工陈述中写明：“本人确认已经收到公司的《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本人已经全文阅读并且理解该守则的规定适用于本人。本人同意将完全遵守该守则的规定及其公司可能不时对其所作的修订。本人已向相关部门部长及分管领导或法务部完全披露了根据守则要求需披露的全部事项。”2016年7月21日，原告在该守则员工陈述部分下方签名确认。《奖惩制度》第六章第九条第五项规定：“对以下行为，给予辞退惩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的；有贪污、索贿、受贿等行为的；被依法追究形式责任的。”2018年12月12日，被告以原告违反《奖惩制度》、《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为由，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2019年2月1日，原告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同本案诉讼请求。2019年5月5日，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宁劳人仲案字（2019）第610号仲裁决定书，决定终结审理。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原告主张解除违法，并提供如下证据证明：1、《关于解除李杨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照片打印件，证明2018年12月12日，被告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未注明解除劳动合同经过工会的讨论决定，被告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是被告的人事部长当面送达给原告，原告拒收，并当场用手机拍摄照片而形成，被告于2019年12月13日，通过微信和手机短信两种方式再次通知原告因严重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12月14日，原告微信表示已经知道公司单方面解除，被告又向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时留的送达地址邮寄书面解除通知书，被退回。2、原告与被告经理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及谈话录音、原告交给郭某的自述材料复印件，证明2018年12月3日，被告监察部门人员在未出示证件的情况下，在本市汉庭酒店鼓楼店非法拘禁原告，并扣留手机，以威胁、恐吓的方式要求原告按照他们的意思写下自述材料和谈话笔录并签字，当时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同年12月4日，原告找到被告经理郭某反映情况，并手写了一份书面自述材料，恳请公司监察部门查清相关情况，郭某扣留原告自述材料导致监察部门未收到原告自述材料。被告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但是关联性不认可，原告提供的自述材料为其自述内容，不符合证据要件，录音内容显示郭某表示，因其不在监察部门取证的现场，对原告自述情况与原告所认为的不当之处并不了解，所以与本案无关。3、吴某与上海××公司佩某的通话录音两份、微信截图打印件三张，证明原告丈夫吴某与上海××公司总监佩某通话的事实，原告认为支付宝转账显示的龙飞即为王某，佩某确认王某并不是上海××公司的员工，上海××公司从未打钱给原告，公司任何一名员工也未曾通过支付宝给原告转账，故原告在接受调查时写的谈话笔录与自述材料的内容与实际并不相符。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于录音证据的完整性、发生的时间无法确认，缺少上海××公司出具的佩某的员工证明，且佩某本人未到庭，无法确认其真实身份，被告对于录音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于截图，无法确认佩某真实身份，其只能代表个人不能代表公司，且上海××公司也完全可以委托第三人向原告打款，该第三人就是支付宝截图中的人。被告主张解除合法，并提供如下证据证明：1、谈话笔录、原告自述材料、转账截图打印件、举报材料等，证明原告自2018年5月起至2018年11月，原告支付宝账户共收到账户名为“小石头”的支付宝账户转账（转账备注为龙飞转-小石头），共5笔，每笔按照月发票金额的2%计算，转账总金额为32446元。2018年12月3日，被告在本市汉庭酒店鼓楼店与原告就上述转账情况进行询问，并形成有原告签名及加盖指纹的谈话笔录和自述材料，在谈话笔录和自述材料中，原告承认接收上海××公司转账，共计32446元的事实，同时也表露出悔改之意。因原告利用职务之便接收他人财物，已违反公司相关规定，被告因此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原告的质证意见为，相关谈话笔录与自述材料是在宾馆形成的，且调查人员在调查前并未表明身份，调查程序本身不符合相关规定；谈话笔录中关于原告收受回扣的内容是在调查人员要求、诱导和威胁下所写，自述材料也是根据调查人员的要求所写，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转账截图中，原告没有作出任何收受相关款项的答复，且有关发票金额按2%计算回扣金额也与实际打款金额不符；被告亦未查清汇款人的身份、姓名、汇款的目的及事由、与原告是否存在业务上的往来关系等，即认定汇款是上海××公司打款给原告的回扣，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对于原告提出谈话笔录及自述材料是在威胁和引诱下所写，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2、《关于解除李杨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原件及快递单复印件，证明双方劳动关系自2018年12月12日起终止，并就该通知书向原告送达。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该份通知书与原告最初看到的通知书并不一致，原告亦提交了一份《关于解除李杨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照片打印件，原告提供的通知书中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而被告提供的通知书中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原告的通知书中注明“本通知发放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的离职手续”，而被告的通知书注明的时间是“在2018年12月19日前到公司办理相关离职手续”；原告提供的通知书下方注明“本通知送本公司工会委员会”，被告提供的通知书下方注明“本通知已征询公司工会意见，工会无异议”，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是伪造的，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被告解释称，因第一次当面送达通知书，原告未予签收，被告遂用快递的方式邮寄给原告通知书，考虑到原告签收时间以及后续的劳动纠纷，所以修改了办理离职时间的要求，并加盖了公司印章，为了真实表现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在第二次通知书中列明工会的意见。3、《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奖惩制度》、《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公示截图打印件，证明公司的奖惩制度是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且原告作为职工代表大会的参会代表，投票并认可了公司相关的奖惩制度，被告亦将《奖惩制度》发送给了原告本人在内的公司全体员工；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是公司董事会通过的，且原告本人确认并签署，承诺遵守该守则并接受违反守则的相关处罚措施，公司依据《奖惩制度》和《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有权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奖惩制度》制定的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职工大会签到表并不是原告本人签字；《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注明该守则是经董事会讨论通过，而法律规定应是根据职工大会讨论才能通过。4、关于工会主席签署的解除李杨劳动关系的告知书、《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证明2018年12月6日，由工会主席及工会委员召开会议，通报了李杨违反公司制度的行为及解除劳动关系，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符合公司的程序及法律规定。原告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真实性，认为是被告为了应付诉讼伪造的。审理中，原告申请本院调取2018年12月3日本市汉庭酒店鼓楼店的监控资料，经本院与该店联系，该店表示监控资料只会保留一个月，且只在酒店大厅和走廊的范围内有监控。原告向本院申请对《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关于解除李杨劳动关系的告知书》的字迹与盖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二条的规定：“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故对原告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原告向本院申请证人王某、黄某出庭作证，本院向两人送达出庭通知书，通知两人于2019年7月19时14时30分出庭作证，但两人并未到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本案中，《奖惩制度》由被告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原告作为职工代表在“表决票”上对包括《奖惩制度》在内的文件表示同意，并签字确认，《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由被告董事会通过，原告在该守则上签名确认，被告以原告已经知晓的相关规章制度，作为处理双方劳动争议的依据，并无不当，原告称相关规章制度制定的程序不合法，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对于原告的陈述，本院不予认定。原告在接受被告监察部门调查时，在谈话笔录和自述材料上签字并加盖手印，确认接受上海××公司打款的事实，并提供了转账截图，截图上显示的转账金额与原告陈述一致，现原告称被告的调查程序不符合规定，相关的内容都是在被告人员威胁、恐吓下所写，内容并非本人真实意思，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对于原告的陈述，本院不予认定。被告依据经民主程序制定且原告知晓的《奖惩制度》、《商业行为及道德守则》，以原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将该决定在2018年12月6日告知工会，同日，被告工会委员会会议决议同意公司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决定，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称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不合法，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对于原告的陈述，本院不予认定。故原告以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撤销《关于解除李杨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恢复双方劳动关系，并据此要求被告支付自2018年12月13日至判决之日的工资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李杨负担，本院决定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查宣东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邹宇扬见习书记员  孙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