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6000号原告：熊火根，男，汉族，1973年3月2日出生，住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闻娥、许云龙，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5号楼2层2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FYRP8M。法定代表人：张瑞，系该公司的总经理。被告二：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103室12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409833307。法定代表人：SUNSHU（孙枢），系该公司的总经理。被告三：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九佛建设路333号自编23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L2KT9P。法定代表人：朱泽涛，系该公司的总经理。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倩雯，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熊火根诉被告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7月31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林闻娥、许云龙、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黎倩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火根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连带向原告赔付1068154.37元；2、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3日0时43分许，原告熊火根驾驶粤Ａ×××××小型轿车在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市南路由北往南行驶至石排村小桥路段临时停车，遇到胡广美饮酒后驾驶行驶性能不合格且悬挂粵AR68833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搭载陈惠玲、胡日想（三人均未戴安全头盔)在事发路段由北往南行驶。摩托车与粵A7BOY9小型轿车尾部左侧及车辆左前门内侧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原告熊火根、胡广美、陈惠玲、胡日想受伤及车辆损坏，胡广美、陈惠玲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交警支队勘验后认定原告熊火根承担此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后胡广美、陈惠玲家属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原告支付相应赔偿，后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15民初27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熊火根赔偿陈惠玲家属464814.57元，（2018）粤0115民初30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熊火根赔偿死者胡广美家属555034.55元，确认熊火根因交通事故受伤产生医疗费等损失共8305.25元。由于事故发生在原告正在履行滴滴顺风车平台的顺风车订单任务期间，因此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以原告擅自使用被保险车辆用于营运用途为由免除了其商业险赔付义务。原告认为滴滴顺风车平台由三被告实际运营，并且三被告在滴滴顺风车平台为原告提供保险承诺，原告是根据三被告的指示以及提供的路线进行行驶，三被告也收到了客户的运营费用，因此应该赔偿原告的损失。原告还提出，顺风车车平台/合乘平台属于网约车平台，应遵守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却对没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原告进行准入、接单数量限制，没有对原告进行合乘车规定次数的告知，导致原告没有购买营业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在事故后被原有商业保险拒赔，被告平台管理失职实际上提高了其本身的市场占有率和用户量，赚取了更多利益；按照网约车平台相应法律规定，被告公司应承担承运人责任，滴滴顺风车平台的格式协议属于分流运营逃避承运人责任，不属于居间服务协议，其与私人合乘有明显区别；且原告在注册被告平台时，被告明示提供“顺风出行保障”的服务承诺，被告应予履行。原告目前尚无财产可向两死者家属赔偿，因此三被告需要向原告支付赔偿款项1059849.12元用于赔偿死者陈惠玲和胡广美家属，赔偿熊火根因交通事故产生医疗费等损失8305.25元，以上金额共计1068154.37元。为维护两死者家属及原告的权益，故提起诉讼。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8）粤0115民初305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2018）粤01民终1807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2共同证明了法院认定交通事故发生在原告滴滴顺风车订单期间，原告需向死者胡广美家属赔偿555034.55元，原告自身受伤产生损失8305.25元。证据3.（2018）粤0115民初2719号民事判决书，证据4.（2018）粤01民终18069号民事判决书，证据3-4证明法院认定交通事故发生在原告滴滴顺风车订单期间，原告需向死者陈惠玲家属赔偿464814.57元。以上判决认定原告顺风车导致的交通事故是运营行为，故此判定原告的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因原告的运营行为而拒绝理赔，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证据5.滴滴出行app截图，证明原告作为顺风车司机获赠出行保障，被告承诺为原告驾驶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提供保障。被告一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告的各项费用请求没有法律与事实上的依据，不认可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原因如下：一、其与原告之间为居间合同关系，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合同责任。二、原告诉请主张其承担应由原告承担的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原告因事故产生的损失应由相关侵权方承担，本案为合同纠纷，原告应承担的赔偿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主张由其承担赔偿责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二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三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共同答辩称：1、其不是本案合同相对方，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因为“滴滴出行APP”是一个综合体，涉及到网约车、顺风车、代驾、租车、出租车等各项业务，不同的业务性质不同，也由不同的公司运营。2、其具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不开展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的经营范围，是网约车的运营主体，但不开展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3、根据原告提交的四份生效判决明确认定顺风车的实际运营平台为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滴滴公司不是顺风车运营主体，非合同相对方，非本案适格被告。被告二、被告三提交了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作为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3日00时43分许，本案原告熊火根驾驶粤Ａ×××××小型轿车在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市南路由北往南行驶至石排村小桥路段临时停车，遇胡广美饮酒后驾驶性能不合格且悬挂粤Ａ×××××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搭载陈惠玲、胡日想行驶至该路段，结果，摩托车与小轿车尾部左侧及车辆左前门内侧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胡广美、陈惠玲、胡日想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其中胡广美、陈惠玲经送医抢救住院医治无效后死亡。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案原告熊火根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陈惠玲、胡日想无责任。经胡广美、陈惠玲家属起诉，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依法查明：1、熊火根的粤Ａ×××××小型轿车于2017年3月29日以非营运个人性质向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此后，熊火根使用该车辆注册了滴滴顺风车和滴滴快车。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熊火根于2018年3月3日00：02接受顺风车订单，并于2018年3月3日00：25出发，该订单显示为确认支付状态；2、滴滴顺风车的实际运营平台为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后法院分别作出（2018）粤0115民初27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熊火根赔偿陈惠玲家属464814.57元和（2018）粤0115民初30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熊火根赔偿死者胡广美家属555034.55元，并判决确认熊火根因交通事故受伤产生医疗费等损失共8305.25元。同时，上述判决认定熊火根利用顺风车平台搭载乘客的行为属于营利性的营运行为，并判决相应保险公司免赔商业险。上述判决经上诉后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2017年8月18日，本案被告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了一份《公证书》，对手机登陆和操作“滴滴出行”APP软件过程进行了公证。根据相关操作弹出的《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显示：第1.3条：顺风车平台向你提供获得合乘机会或发布合乘需求的途径。您可以通过注册成为顺风车车主…而获得顺风车平台提供的相应信息服务；第1.5条：顺风车平台提供的并不是出租、用车、驾驶或运输服务，提供的仅仅是平台注册用户之间的信息交互与匹配服务。如果用户的合乘需求被其他用户接受并确认，顺风车平台即在双方之间生成顺风车订单；第3.9条：车主不得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及当地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或进行非法运营；第4.2条：“顺风车平台在收到乘客发送的合乘需求后，根据数据匹配，将乘客的合乘需求送给与乘客有相似出行路线的顺风车车主，并及时将订单达成情况反馈给乘客。顺风车平台将做出合理的努力，帮助乘客与顺风车车主能够达成合乘。不过，这受制于乘客的出行路线是否能够与起始地点附近的顺风车车主的出行路线相匹配；第5.1条：顺风车平台为提高车主与乘客之间的信息撮合效率，在系统中设置有基本的合乘费用分担方式，该费用标准根据各地实际出行成本的区别有所不同；第5.2条：顺风车平台向使用平台服务的用户收取信息服务费。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相应证据和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综合原、被告的诉辩观点可知，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1、原告通过被告一运营的“滴滴出行”APP软件承载乘客的行为与被告一之间法律关系性质；2、被告二、被告三是否属于本案适格的主体；3、原告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否由三被告承担或分担。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可知，被告一运营的“滴滴出行”APP软件的运作模式系由被告一通过搭建一个促成乘客与车主进行出行信息匹配的信息平台，后由乘客通过平台支付一定的出行成本给车主，被告一亦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该出行成本费用远低于相同路线的其他出行手段如出租车等。在本案中，原告通过在滴滴平台上注册成为顺风车司机，根据被告一运营平台设置的注册及登陆步骤，注册成功后，应视为原告同意被告一提供的《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并自愿接受其约束和同意平台收取一定服务费用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的第1.3条、1.5条、4.2条、5.1条、5.2条等分别从顺风车平台提供合乘信息交互服务、以订单形式确认合乘意思、确定和推介车主及乘客的出行路线、收取适度信息服务费等方面约定了车主与顺风车平台之间的协议内容与形式。因此，应认定原告和被告一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居间合同关系。在上述居间合同关系中，原告用于办理注册登记的车辆系原告提供，其在2018年3月3日00：02接受被告一居间提供的顺风车订单，并驾驶登记注册车辆于2018年3月3日00：25出发，相应订单显示为确认支付状态。因此，被告一在本案中仅作为居间合同的相对方，而不是承运人，被告一无需承担承运人责任。关于被告二、被告三是否属于本案适格被告问题。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显示，“滴滴出行”APP软件的运营主体是被告一，而并非被告二或被告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二、被告三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和被告二、被告三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故被告二和被告三与本案无关，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被告一应否对原告基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所导致的损失进行承担或者分担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赔偿责任应基于合同约定、侵权或者过错等要素。原告基于其驾驶车辆过程中的相关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导致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应承担对死者家属的赔偿责任，该责任系基于原告对相应被害人的侵权及原告自身的过错。被告一并非本次交通事故的共同侵权人，也并非案涉车辆的共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故被告一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的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承运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侵权责任，即被告一无需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的受害人承担直接的侵权赔偿责任或合同违约责任。另一方面，尽管原告目前尚未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及其家属作出判决书已经确定的赔偿，即原告的损失尚未实际发生，但相应判决已经依法生效，且受害人的家属依法可向法院申请对原告的相应财产予以强制执行，即原告基于该事故而应付出的赔偿金额已经确定。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可知，原告的相应赔偿损失本可以通过其购买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由保险公司予以全部或部分补偿，但因为原告多次承接顺风车业务违反广州市关于小客车合乘相关规定，导致原告的承接顺风车业务行为被认定为具有营利性的经营行为，而原告又并未购买适用于营运车辆的相关商业保险，亦导致法院判决相应商业保险承保公司免赔商业险。因此，被告一应否对原告基于商业险免赔产生的损失承担责任的关键就在于被告一是否在导致保险公司免赔商业险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被告一在接受车主登记注册顺风车时是否尽到了“营运”或“非营运”性质相关责任的告知义务问题。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成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广州市关于查处道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涉及私人小客车合乘认定问题的意见》第三点（三）规定：分摊部分出行成本的，合乘出行提供者可在全天提供不超过两次合乘出行。被告一提供给注册车主阅读的《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第3.9条注明：车主不得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及当地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或进行非法运营。被告一作为面向互联网客户全面提供“滴滴出行”APP软件的运营主体，其在接受顺风车车主登记注册时审核了车主的个人信息、驾驶证和车辆的行驶证及匹配信息等，并向车主出示了上述协议，明确告知了车主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包括协议的第3.9条），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顺风车的相关管理按照城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鉴于不同城市可能存在关于顺风车管理的不同规定，被告一很难做到将全国范围内所有城市的相关规定全部作为“附件”向车主出示和告知，其在《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第3.9条以概括性方式告知车主应遵守当地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且不得进行非法运营，应视为被告一已经尽到了基本的审核义务和顺风车平台运营者所应尽到的管理及告知义务。原告作为在广州注册和承接顺风车业务的车主，应主动熟悉和查阅、了解广州市政府关于顺风车的相关管理规定、“营运”与“非营运”的法律和政策界定及保险公司关于商业险理赔的相关规定。原告在应当知道而未知道或明知却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多次承接顺风车业务，导致其行为构成非法营运并被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2、被告一对原告未购买营运商业险导致保险公司拒赔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原告将其向保险公司已经投保非营运保险的车辆注册用于经营使用的滴滴车辆时，应当知道其在路面上行驶的频率或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将显著增加，其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履行相应风险增大的告知义务，但原告基于自信能够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为了规避可能增加的投保费，没有向保险公司履行上述告知义务，并最终导致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原告和保险公司作为商业险保险合同的相对人，告知私家车辆用于营运行为将导致商业险拒赔的义务在于保险公司，而选择购买非营运保险或者营运保险的权利在于原告。本案被告一并非案涉车辆保险合同的相对人，其没有要告知原告关于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行为将导致保险公司拒赔的法定义务，故被告一对原告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者未熟知保险法相关规定而导致未购买营运商业险的行为不存在过错。3、被告一是否存在应拒绝派顺风车单给原告的过错问题。根据被告一提供给注册车主阅读的《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第4.2条：顺风车平台在收到乘客发送的合乘需求后，根据数据匹配，将乘客的合乘需求送给与乘客有相似出行路线的顺风车车主，并及时将订单达成情况反馈给乘客。因此，作为提供顺风车平台及居间服务的被告一，将乘客的相应信息在平台推送后，选择接单或者拒绝接单是车主的权利。而车主及车主驾驶的车辆是否符合当地城市颁布的相关顺风车规定，是否可能发生导致该单业务会被认定为非法营运的问题，均属于车主自身应审慎注意的义务。鉴于不同城市可能对顺风车业务的次数被界定为营运或者非营运存在差异，且全国范围内登记注册顺风车业务的车主众多，要求顺风车平台对不同城市的每单顺风车业务派送及接单车主的每笔接单业务是否符合当地城市的规定进行审核未免过于严苛，相关法律及行政规章亦没有对平台公司作出此义务的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就本案而言，原告于2018年3月3日00：02接受本案的顺风车订单，该单属于原告在当日接受的第一单业务，被告一对原告的派单并未违反广州市的相关规定。而原告的商业险被保险公司拒赔系法院基于原告长期的营运行为和拒不举证证实自己系非营利搭乘所导致，被告一在此单派送中并不存在法定过错，故原告主张被告一应禁止原告接单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可知，被告一与案涉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承运合同违约或直接侵权的责任，被告一与原告之间也不存在不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相应过错，故原告针对被告一提出的相应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全部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熊火根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207元，由原告熊火根承担。原告在立案时以经济困难为由向本院申请缓交，本院予以准许，故由原告在本案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补缴上述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夏 科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郑梦晴附一：本案判决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四百二十五条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附二：申请执行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在本判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未按判决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述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执行，逾期申请的，法院将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