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81民初5543号 原告：徐学忠，男，197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良，浙江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福贵，男，1944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被告：段锡娥，女，194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贵（系被告段锡娥丈夫），住上海市普陀区。 原告徐学忠与被告孙福贵、段锡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孙福贵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裁定驳回孙福贵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孙福贵不服提出上诉，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于2019年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良、被告孙福贵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9年5月14日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1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良、被告孙福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学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孙福贵、段锡娥归还原告徐学忠借款本金220万元及利息(从2018年2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息2%据实计算)；2.被告孙福贵、段锡娥赔偿原告徐学忠律师费损失18000元；3.被告孙福贵、段锡娥以其坐落于上海市普陀区产对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抵押担保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事实与理由：被告孙福贵、段锡娥系夫妻关系。2017年6月27日，被告孙福贵、段锡娥与原告徐学忠、案外人彭某签订《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原告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向二被告提供借款320万元，其中原告徐学忠出借金额220万元，借款自2017年6月27日起至2017年12月26日止共6个月，借款利息为月息0.8%，按月付息到期还本，若逾期归还借款，按照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为确保借款如期归还，合同约定以被告孙福贵、段锡娥所有的坐落于上海市普陀区产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实现抵押权所需的费用等。同日，被告孙福贵、段锡娥向原告岀具2202万元《借据》一份，该借据明确借款期限6个月、月利率0.8%，若违约按2%月息计算借款利息，并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费用。当日，原告应被告的要求，通过原告个人建设银行账户向被告孙福贵工商银行账户转入资金220万元。被告孙福贵收款后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所借款项全额到账。2017年6月30日，原告徐学忠、案外人彭某、被告孙福贵、段锡娥就被告上述房产办理房产抵押证号为沪（2017）普字第07010043号《不动产登记证明》，以证明办理抵押权登记的事实。2017年12月27日，应被告孙福贵、段锡娥要求，原告同意借款期限延长一个月即至2018年1月26日止，双方为此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确认延期及逾期借款利息均按月息2%计息，违约方需承担债权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借款延长期限届满，两被告未及时归还原告借款，仅利息支付至2018年2月27日止。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孙福贵、段锡娥及时归还借款，但两被告以种种理由不予还款，也不履行房产抵押担保责任。原告遂诉至所在地法院，并为此支付律师代理费用18000元。综上，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抵押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原告依约履行借款义务后，被告应按时归还借款。现被告孙福贵、段锡娥未按时还款，也未履行抵押担保义务，已明显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孙福贵、段锡娥辩称，2017年6月，孙福贵因需改善居住条件，意欲将现在居住的房屋置换至环境安静的顾村公园。由于自住房屋不能及时售出，故考虑先至银行借款购买房产。因孙福贵年龄太大不能借款，被宁波银行退回借款材料（证人丁某）。此时，曾经与孙福贵熟悉的案外人沈某得知后，对孙福贵称：其曾经是宁波银行的领导，与宁波银行关系很好，可以帮忙借款。孙福贵信以为真，遂按其要求于2017年6月20日、6月21日分两次向其提供了被宁波银行退回的借款材料。2017年6月27日，沈某通知孙福贵至其开办在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329号301室的公司办公处，与宁波银行派出的工作人员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当时沈某向孙福贵介绍徐学忠和案外人彭某是宁波银行的工作人员。由此，孙福贵对与宁波银行发生借款关系确信无疑。当日在上述办公室内，沈某和徐学忠向孙福贵提供了事先准备好的四份《借款抵押及担保合同》，该四份合同上出借人、月利率、出借人落款处为空白，其余都由沈某事先填好，让孙福贵先签名。该合同借期为2017年6月27日起至2017年12月26日止，借款金额为320万元。孙福贵将自住的坐落于上海市普陀区产为银行借款作为抵押。该合同居间方（丙方）上海俐煜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担保方（丁方）上海灿宏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均盖章，沈某同时在丙方和丁方处亲笔签名。当孙福贵对该合同空白处提出异议时，沈某解释为：你先签上名，宁波银行委派的工作人员彭某、徐学忠拿到银行去审核盖章后，再送给你。然后沈某在月利率处填写了0.8%（现在知道，沈某当时和他们商量好了，背着孙福贵，银行利息是0.8%，另外0.7%沈某付，每月利息1.5%沈某都付了，本金利息全是沈某付给他们），孙福贵便在上述四份合同上签了名，全部交给沈某。然而，就在上述合同签订后的同时、同一地方，沈某又以急需用款做项目投资，以高出上述合同的月利息1.2为诱饵要求孙福贵将320万元转借给其使用，借期与上述合同相同。且沈某同时向孙福贵出具《借条》、《收条》和《承诺书》，并承诺上述合同所产生的利息，由其直接支付给银行。当时孙福贵考虑顾村的房产尚未选择好，就同意了沈某的要求，收下了前述沈某的三份材料。下午沈某便带着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和孙福贵、段锡娥至普陀区房产交易中心办理登记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载明的借款月利息0.8%，逾期违约金划掉了，与孙福贵持有的合同月利息相同）。孙福贵看到房产抵押权人为徐学忠、案外人彭某个人时，提出异议。沈某解释为徐学忠、案外人彭某是银行委托同意登记在他们个人名下的。因当时下午很晚，房产交易中心即将结束办理，孙福贵也没有多想。之后，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在该交易中心将320万元通过几笔银行转账支付给孙福贵。当时，孙福贵因年纪大、头脑反应迟钝，未能细查320万元的来源。办完抵押登记后，沈某马上提出要求将320万元款项打入其银行账户，孙福贵提出时间已经很晚，不能操作，于次日赶在银行一开门，即将账户内的320万元转入沈某银行账户。此时，孙福贵仍然以为320万元是银行贷出的，相关的利息均由沈某直接支付，银行所借的款项沈某接手了，与孙福贵没有关系了，以后也未特别关心此事。然而，当孙福贵收到徐学忠和他老师在上海开的p2p公司发来的短信，才知道孙福贵借的320万元款项不是宁波银行的，而是借徐学忠、案外人彭某的。2017年12月1日下午5:08，徐学忠和他老师在上海开的p2p公司发来短信称：“孙教授，刚派人去沈某公司，已经一个月没上班了，不知您知道吗？要引起重视哦”。2017年12月4日，徐学忠和他老师在上海开的p2p公司发来三则短信。上午8:53称：“孙教授，沈某已不接电话，事情严重，他已违约，请他抓紧给我电话。谢谢”。同日上午8:57，称：“孙教授，请把利息打在毛某账上，月利息是1.5，您借320万元共计4.8万请今天付过来。谢谢！”同日上午10:31，称：“沈某马上回电话给你”。2017年12月5日上午9:40，徐学忠和他老师在上海开的p2p公司发来短信称：“昨晚利息沈某已汇，谢谢孙教授！”此刻孙福贵才恍然大悟，徐学忠、案外人彭某非宁波银行工作人员，感觉受骗准备报案。因沈某无法立刻向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归还借款本金，为阻止孙福贵报案，稳定情绪，沈某称其与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协商好了展期借款一个月，于是2017年12月27日沈某又伙同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向孙福贵炮制了两套四份《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要求孙福贵先签名，该协议书除了出借人、月利率、出借人落款处为空白的外，其余都由沈某事先填好。该协议书将借款展期一个月，借款金额未变（只是将320万元分两份合同出借，彭某出借100万元，徐学忠出借220万元）。沈某为了稳住孙福贵，在前述协议书上签字，向孙福贵又出具一份担保书，承诺届期如孙福贵不能按时归还徐学忠、案外人彭某的本金和利息，则由沈某担保垫付利息和本金，抵押担保的房产归还给孙福贵。孙福贵见此，认为原来借的320万元款项由沈某担保了，抵押的房产没有风险了，便在该协议书签字了。后来原告好多人到被告家逼迫段锡娥签字。嗣后不久，因沈某借期届满后未能按约支付利息和归还本金，且失联，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向沈某催讨利息和本金不着后（他们开始设计好了，当沈某不还本金和余下的利息，孙福贵也不可能还。），于2018年4月23日向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建湖法院”）提起诉讼。徐学忠、案外人彭某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借款抵押及担保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要求孙福贵归还借款320万元及利息，否则通过拍卖程序拍卖孙福贵抵押的房产。看到建湖法院送达的诉状和证据材料时，孙福贵一家人的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震动，感觉大祸临头了，通过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向法院提交的《借款抵押及担保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与报案人孙福贵持有的《借款抵押及担保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相比，发现两份合同均为阴阳合同（假合同）。《借款抵押及担保合同》增加的内容如下：出借人处增加了徐学忠、彭某签名；甲方（签字）处增加了彭某、徐学忠签名，并增加了身份证号码；在乙方联系电话处孙琦签名前面加了“担保人”三字；在；在丁方联系电话处增加了139××××5577。徐学忠的《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增加的内容如下：出借人身份证处增加了身份证号码；在月利率处将原来的0.8%变改为2%；在甲方落款处增加了徐学忠签名；在乙方落款处增加了段锡娥签名（该签名确系段锡娥本人所签，但系徐学忠和彭某带来6-7人到段锡娥家里，强迫段锡娥签字的，不是自愿的）。彭某的《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增加的内容如下：出借人身份证处增加了身份证号码；在月利率处将原来的0.8%变改为2%；在甲方落款处增加了彭某签名；在乙方落款处增加了段锡娥签名（该签名确系段锡娥本人所签，但他们带来67人到段锡娥家里，强迫段锡娥签字的，不是自愿的）。暴露了沈某、彭某和徐学忠背着孙福贵，相互勾结、串通一气，有计划、有预谋实施的一起以民间借贷名义的合同诈骗案，以所谓合法的民间借贷方式骗取孙福贵的房产抵押，再以诱惑的高利息和直接代孙福贵向银行支付利息的承诺，诱骗孙福贵将到手的320万元仅隔一夜就转入沈某的银行账户内。当上述欺骗的事实败露后，为阻止孙福贵报案，沈某又以担保的方式为孙福贵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2018年12月6日，上述建湖法院正在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徐学忠因惧怕合同诈骗的事实败露，可能被依法处理，在案件历时8个月的审理后，没有任何理由的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也未能依法审查，裁定准许其撤诉请求。2018年12月18日，徐学忠又向江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以上事实反映，本案不是简单的借款纠纷案件，是沈某与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的徐学忠、案外人彭某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合法权益，侵吞孙福贵老人房产的诈骗案件。通过案外人沈某全程参与策划本案借款、房产抵押、又同时以高额利率为诱饵骗取被告已经到手的借款和代孙福贵向徐学忠、案外人彭某支付利息等重要事实，以签订的两次假合同起诉，足以证明徐学忠和案外人彭某借款给孙福贵完全系沈某一手策划的圈套。案涉320万元，孙福贵根本没有拿到一分钱，也没有从沈某处拿到一分的利息。根据证据规则，原告应当向法院提供出借款银行账户的银行流水。以查明在孙福贵借款前后，沈某与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和案外人毛某的银行账户（毛某的银行账户是徐学忠和他老师姜某某，在上海开的p2p公司使用的个人账户）内是否有资金往来的事实，以进一步确定本案所涉的相关人员是否存在合谋诈骗被告钱财的事实。查明相关人员的出借款账户的银行流水，是甄别本案是否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还是合伙诈骗被告财富的重要证据。为查明本案重大事实，请求依法追加沈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追加沈某参加本案诉讼，相关的借款过程和上述三名嫌疑人合谋诈骗财产的事实就无法查明。在徐学忠和案外人彭某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孙福贵曾经多次向审理该案的建湖法院发函强调：正在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没有被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作为单独的立案范围，不等于上述三名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共同合谋诈骗孙福贵财产的犯罪嫌疑。沈某因诈骗他人钱财已经公安部门立案侦查，本案所涉220万元和案外人彭某起诉的100万元也已被公安部门作为立案侦查的范围，但该320万元的作案人是否系沈某一人所为，还是与徐学忠和案外人彭某合谋共同所为，尚待公安部门进一步侦查后予以深入查明才能知晓。案涉的320万元如果没有徐学忠、案外人彭某的配合，沈某诈骗孙福贵的320万元能否得逞？徐学忠、案外人彭某的出借款行为与孙福贵被骗存在因果关系。综上，请求遵照先刑后民的相关法律规定，在公安部门尚未明确案涉的320万元作案人时，依法先行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或依法终止案件的审理，或向相关银行调取案涉二名犯罪嫌疑人在相关时间节点上的银行流水，以查明三名犯罪嫌疑人是否相互勾结的事实。 原告徐学忠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复印件，加盖了普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阅章）、《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各一份，证明：2017年6月27日，原、被告签订以房屋作抵押物的220万元借款合同及双方同意延长借款期限1个月。 2.不动产登记证明、房地产权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7年6月30日二被告以其房产做担保并设立抵押权登记。 3.借据、收条、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各一份，证明：2017年6月27日二被告从原告处借到220万元并约定借期、计息标准及违约还款应承担的相关责任。 4.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律师代理费发票各一份，证明：原告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支付律师费。 5.证人彭某的当庭证言，证明：原告与两被告间的借款关系成立，不存在合伙诈骗的事实。 6.撤回上诉申请书（复印件）、和解协议书（复印件）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8）苏0925民初2019号民事判决书（照片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建湖法院审结的案外人彭某诉两被告一案与本案系同类性质的案件，两被告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后，因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上诉人孙福贵已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2018）苏0925民初2019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 7.中国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孙福贵通过工商银行账户于2018年5月7日向案外人沈某账号15×××74汇款10万元的事实(当时案外人彭某已起诉被告孙福贵、段锡娥至江苏建湖法院，这笔款项用于支付给彭某的逾期利息，要彭某撤回起诉)，充分证明被告孙福贵同案外人沈某之间交往已久。 8.沪(2016)普字不动产权第00138号《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孙福贵、段锡娥儿子孙某在《借款抵押及担保合同》中“乙方”一栏中签字，并标注“担保人”，同时提交其位于上海市普陀区不动产权证，显然孙某已知悉父母用涉案房产作抵押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对父母借款行为持支持的态度。 9.孙福贵、彭某的微信聊天截图一份，2017年12月30日，案外人彭某向孙福贵追要利息时，孙福贵回复：“我是借你们钱的孙福贵教授，到期沈某会和你联系好的。”“彭某你好，我打沈某电话了！他讲他会给你打电话的，利息上班2天保证还给你。”证明：孙福贵按协议约定向彭某支付了5个月的利息后，孙福贵还委托沈某帮他代汇利息，孙福贵、沈某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10.孙福贵18121098136号码与姜某某13801951912号码手机短信交流截图四份、孙福贵18930953136号码与姜某某13801951912号码手机短信交流截图一份，证明：案外人姜某某受原告徐学忠委托，通过对案外人沈某的调查，担心案外人沈某“跑路”而提醒被告孙福贵尽快釆取措施，被告孙福贵2018年6月4日自认短期借款给案外人沈某且被骗的事实，并正面评价案外人姜某某，请求帮忙参与调解原、被告借贷纠纷；2018年6月15日，被告孙福贵又主动要求案外人姜某某联系原告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再调解一次。 原告的证据1，《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力予以认定。《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被告虽质证认为抬头处“甲方（出借人）”“身份证”栏、落款处的“甲方（出借人）”栏以及协议正文的“月利率%”均系空白，但对“乙方（借款人）”栏两被告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无异议的内容予以认定。协议中明确载明了借款期限变更为“到2018年1月26日止”，原告的证明对象予以认定。至于借款展期期间的月利率，原告认可被告签字时系空白，其拿到补充协议后自行填写“2”字，应按被告认可的0.8%确定。被告主张段锡系受彭某逼迫签字的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2，被告无异议，证明力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3，系书证原件，被告对真实性也无异议，证明力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4，被告质证时虽表示不清楚，但系书证原件，证明力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5和证据6，被告无异议，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7和证据8，与本案关联性不足，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9，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的证据10，原告的拟证事实与本案处理缺乏关联性，不予采纳。 被告孙福贵、段锡娥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孙福贵分两次向徐学忠的合伙人沈某提供的被宁波银行退回的《借款材料》两份，证明：孙福贵申请到银行贷款，根本不认识徐学忠，也从来没有提出向徐学忠借款，徐学忠的合伙人沈某一开始就找好了伙伴，为合伙诈骗打下基础。 2.孙福贵手中持有的《借款抵押及担保合同》一份，是徐学忠的合伙人沈某送给孙福贵的，证明：双方根本不认识，是徐学忠的合伙人沈某找到了徐学忠共同合伙诈骗，签订的第一份假合同和徐学忠起诉交的合同好多不一样（现在发现有五个地方不一样），以这份假合同到建湖法院起诉的事实。 3.沈某在签订第一份假合同的同时，向孙福贵出具的《借条》《收条》《承诺书》各一份，在签订《借款抵押及担保合同》签订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徐学忠的合伙人沈某又以急需用款做项目投资，以高出上述合同的月利息1.2为诱饵要求上诉人将320万元转借给其使用，借期与上述合同相同。为了让孙福贵放心，沈某同时向孙福贵出具《承诺书》，承诺《借款抵押及担保合同》所产生的利息，由其直接支付给银行。当时孙福贵考虑购买顾村的房产尚未选择好，就同意了沈某的要求，证明：徐学忠的合伙人沈某设计好圈套，想骗到孙福贵人320万元的事实。 4.《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一份，证据2、3所涉的合同签字完毕后，沈某便带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和孙福贵、段锡娥至普陀区房产交易中心办理抵押登记，该《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月利息为0.8%，逾期违约金一栏划掉了，与孙福贵持有的合同月利息相同。证明：徐学忠以银行的放款利率0.8%和不要违约金的事实诱骗孙福贵将房产抵押给他。 5.徐学忠转账交付借款的银行凭证（孙福贵工商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在上述办理抵押登记的同时，徐学忠在该交易中心将220万元通过几笔银行转账支付给孙福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原告徐学忠钱不够，一直接电话从下午2点在房产交易中心即将结束4点10分转入孙福贵账户内。由此，孙福贵怀疑徐学忠出借款来源是否系沈某或沈某上述两个公司提供，曾书面请求建湖法院法官依法调取前述二名犯罪嫌疑人相关时间节点的银行流水，现在知道了另一部分钱是徐学忠的老师上海p2p公司姜某某的），证明：他们合伙出资，徐学忠想得到孙福贵上海房产的目的，共同分赃。 6.孙福贵将320万元转给沈某的银行凭证一份，证明：合伙诈骗，徐学忠的合伙人沈某已经骗到320万元的事实。 7.徐学忠和p2p公司姜某某发给孙福贵的短信内容和截图各一份，徐学忠以合伙人沈某无法联系为由，向孙福贵发出警示短信，孙福贵才知晓所借的320万元款项不是银行的，而是案外人彭某和徐学忠。证明：合伙诈骗，徐学忠的合伙人沈某加倍付给徐学忠利息（合同借条都写的0.8%月利息，而付1.5%的月利息） 8.沈某交给孙福贵持有的《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两份，孙福贵收到徐学忠和他的老师在上海p2p公司姜某某发来的短信后，才知道徐学忠非宁波银行工作人员，感觉受骗准备报案，他们为阻止孙福贵报案，又合伙于2017年12月27日，将原320万元出借合同分为彭某出借100万元、徐学忠出借220万元两份合同，并一式四份要求孙福贵先签名，该协议书除了出借人、月利率、出借人落款处为空白的外，其余均由沈某事先填好。证明：沈某和徐学忠他们又合伙制作了第二个假协议，以这个假的协议在建湖法院起诉8个月后撤诉又到江山法院起诉。 9.沈某向孙福贵出具的《担保书》一份，证明：320万元被徐学忠的合伙人沈某拿去了，本金利息由徐学忠的合伙人沈某来还，沈某已经还了6个月的加倍利息，孙福贵没有拿到320万元中的一分钱，不用孙福贵还款。 10.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向建湖法院提起诉讼的《民事起诉状》、《借款抵押及担保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各一份，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向法院提交的合同和补充协议书增加和变改了好多内容外，在月利率处将原来的0.8%变改为2%。证明：沈某、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的徐学忠和孙福贵签订了两次假合同，达到通过法院的合法程序骗到孙福贵房产的目的。 11.2019年1月2日被告发给建湖法院的函，证明：本案没有被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公安分局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不等于可以排除案外人沈某、案外人彭某、徐学忠共同合谋诈骗被告财产的犯罪嫌疑。 12.孙福贵针对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在建湖法院起诉的《民事答辩状》一份，证明：孙福贵一开始就向建湖法院抗辩徐学忠想通过法院的合法程序骗到老人房产。 13.孙福贵多次要求建湖法院将案件移送到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区分局刑侦大队处理的《信函》四份，证明：孙福贵已经报案，有了案号，作了笔录，但320万元没有单独立案，要求法院将此案移交公安局处理。 14.孙福贵于2019年1月2日给建湖法院法官的《信函》一份，证明：孙福贵已经多次向法院提交《信函》，本案借款系合伙诈骗，沈某已经骗到320万元逃跑了，徐学忠利用法院的合法程序想骗到上海老人的房产。 被告的证据1和证据3，与本案关联性不足，不予采纳。被告的证据2，无法证明原告与沈某合伙诈骗。被告的证据4和证据5，均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对象。被告的证据6，无法证明原告与沈某合伙诈骗，沈某骗到被告320万元的事实与本案处理无关。被告的证据7，无法证明原告与沈某合伙诈骗，涉案借款实际由沈某支付的利息，综合全案认定。被告的证据8，拟证事实与本案处理无关。被告的证据9，系沈某向被告出具的，对原告无约束力。被告的证据10，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对象。被告的证据11、12、13、14，均系被告在另案中的陈述，无其他证据证明，证明力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6月27日，被告孙福贵、段锡娥作为乙方（借款人、抵押人），原告徐学忠、案外人彭某作为甲方（出借人、抵押权人），在上海市普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因经营和生活需要，向乙方借款，甲方向乙方借款金额为320万元，其中徐学忠220万元，彭某100万元；借款利息为月0.8%；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7年6月27日起至2017年12月26日止，到期一次性全额归还；甲方以位于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号为沪房地普字1999第010907号，向乙方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等事项。合同签订后，原告于当日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将220万元借款转账至被告孙福贵工商银行账户。同日，被告孙福贵、段锡娥作为借款人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孙福贵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借据载明“本人孙福贵今向徐学忠借到人民币大写贰佰贰拾万元整，小写￥2200000元整，用途资金周转，借款期限2017年6月27日到2017年12月26日止，共计6个月，月利率0.8%，若有违约，月利率为每月2%计算，另需承担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收条载明“今收到徐学忠人民币大写贰佰贰拾万元整，小写￥2200000元整，（以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为准）。”后原告徐学忠、案外人彭某与两被告就抵押物上海市房产办理了（2017）普字不动产证明第07010043号不动产登记证明。借款期满后被告未归还借款，为此，2017年12月27日，原告作为甲方（出借人），两被告作为乙方（借款人）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借款期限变更为到2018年1月26日止，若有违约，逾期月利率为2%计算，另需承担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本合同变更协议书内容作为主合同的补充，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如发生争议，需要人民法院裁决的，由出借人或借款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主合同的相应条款变更后其他内容不变等事项。延长的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仍未归还借款，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为此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8000元。 另，被告将从原告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处借得的320万元转借给案外人沈某，沈某就两被告的前述320万元借款，于2017年6月28日分别代还了48000元、112000元，于2017年7月26日、8月26日、9月26日、10月26日、12月4日各代还了25600元，于2018年1月8日、1月26日各代还了48000元。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立案决定书，对沈某集资诈骗立案侦查。 本院认为，两被告以上海市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向原告借款220万元事实清楚，双方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被告无异议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借据和收条，均明确载明原告是出借人，被告主张一直以为是向银行借款、借款时不知道是向原告借款，与事实不符。关于被告提出的本案借款系原告徐学忠与案外人沈某合伙诈骗，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抗辩，本院认为，被告自认就此已向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对原告徐学忠、彭某立案侦查，因此，不应该再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从而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沈某涉嫌犯罪的事实，与本案处理无关，被告追加沈某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沈某就原告徐学忠、案外人彭某出借给两被告的320万元，至2018年1月26日止，共计代还了384000元，根据原告的出借金额为220万元，应认定原告至2018年1月26日止共收到还款264000元。264000元还款，扣除至2018年1月26日止按月利率0.8%计算的借款利息123200元，剩余的140800元，应认定为归还借款本金。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059200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借款本金自2018年2月28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因此，原告的第1项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18000元，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双方就涉案借款的抵押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原告要求被告以涉案抵押房产对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抵押担保的范围为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要求被告以涉案抵押房产对其律师代理费损失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孙福贵、段锡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徐学忠借款本金20592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59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2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 二、被告孙福贵、段锡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徐学忠律师代理费损失18000元。 三、被告孙福贵、段锡娥以其所有的坐落于上海市普陀区产对本判决第一项款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四、驳回原告徐学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9400元，由原告徐学忠负担1126元，被告孙福贵、段锡娥负担2827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亿朝 人民陪审员  周开才 人民陪审员  周有祥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朱怡琳 书记员项绿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