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2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场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45号。负责人：董军，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博雯，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小雪，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后革街437号。法定代表人：仇俊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岭岩，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琼，辽宁法大（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简称中外运辽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中外运辽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外运辽宁公司承担。上诉理由：一、中外运辽宁公司在监管期间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短少，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2011年7月14日，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中外运辽宁公司及祺祥公司签订监管协议，该监管协议第5.1条约定:监管期间，中外运辽宁公司应按照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完善、谨慎处理监管的质物，应当根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和祺祥公司的要求，结合质物的特点，选择适宜的保管场所，提供适宜的保管条件，妥善谨慎的保管质物，保证质物的安全，防止质物的损毁或灭失。根据该约定可知，中外运辽宁公司的责任是确保质物的完整、安全，但因其在监管期间存在如下的违约行为，导致质物出现短缺情形，故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中外运辽宁公司未将质物特定化。在（2017）最高法民申1260号民事裁定书“经审查认为”部分可知:中外运公司认可其对案涉钢材仅采取了分类而未特定化的方式进行保管，进而导致案涉钢材在大连鹏拓钢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拓公司）存储期间没有特殊标识，而祺祥公司在鹏拓公司的钢材又被多家法院查封，最终导致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广公司）无法取得钢材，因中外运辽宁公司的违约行为，最终导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承担赔偿责任，该部分损失应当由中外运辽宁公司承担。（二）中外运辽宁公司未能妥善谨慎的保管质物。根据（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祺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俊昌通过鹏拓公司的冷万涛等人，采取私自将钢材出库的方式将已设定抵押权的钢材进行重复抵押，进入到“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从中可以看出，2012年4月前，中外运辽宁公司尚处在监管期间，却未能尽到监管义务，导致马俊昌等人可以从中外运辽宁公司监管的案涉钢材中采取私自出库的方式将钢材转移。2012年6月25日至8月15日为金广公司提取钢材时间，此时案涉钢材已经短少，金广公司无法提取。案涉钢材的短少系中外运辽宁公司未尽监管义务所致，其应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此项上诉理由审理中放弃）（三）即使截止2012年10月祺祥公司在鹏拓公司的钢材存量仍有6.7万吨，并不能说明案涉质押钢材保存完整。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与多家银行签订钢材买卖融资协议，在鹏拓公司存放的钢材并不仅仅是质押给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一家银行，且质押给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案涉钢材并未特定化，因此钢材存量中存在质押给其他银行的可能性，仅以钢材存量大于金广公司提取量认定案涉钢材不存在短少的情形缺乏事实依据，而上述钢材的存量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仅凭祺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俊昌单方陈述并不可作为定案的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中外运辽宁公司在办理完全部质物的提取手续后，监管期间终止，监管责任解除系事实认定错误。2011年7月14日，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中外运辽宁公司及祺祥公司签订案涉JGBC201074000368号质押监管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签订监管协议的目的在于委托中外运辽宁公司对质物进行谨慎保管，以确保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权益。从协议约定的内容可知，中外运辽宁公司的监管责任主要是要确保质物的安全、完整，同时配合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办理提货手续等义务。协议约定的“质物提取手续”涉及与仓储保管方的权利义务，质物出货，中外运辽宁公除签发《出仓作业单》之外，还应履行现场确认清单，签章确认单货相符义务。本案中，中外运辽宁公司确已办理了提货手续，但质物在其监管期间出现了短少而导致提货不能，此时该监管责任的承担，不应当简单的以办理完提货手续而终止和解除，只有完全尽到协议中约定的保管义务，监管责任才可解除。事实上，中外运辽宁公司仅签发了《质物出仓作业单》，并未按照《仓储管理协议》的约定，到场指示仓储人搬运装卸，也并未到场确认实际货物型号、数量，并签章，其“提取质物手续”远远没有完成。一审法院以中外运辽宁公司已经办理提货手续为由认定监管责任解除系对合同条款理解错误。中外运辽宁公司辩称：一、中外运辽宁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监管责任，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中外运辽宁公司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祺祥公司于2011年10月28日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合同约定质权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委托中外运辽宁公司对案涉质押钢材进行监管。同日，中外运辽宁公司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指示下与祺祥公司及鹏拓公司签订了《仓储管理协议》，协议约定，将案涉质押钢材存放于鹏拓公司仓库。依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及《仓储管理协议》的约定，中外运辽宁公司《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项下的主要合同义务包括：第一，派员入驻鹏拓公司实施24小时监管，核查铁路发运到库的数量，根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通知要求核查初始质押时，质押物的规格、型号、厂家、材质、数量等内容，依据货物在库的实际情况向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出具质物清单，开始履行监管职责；第二，签发质物清单后，在库监督鹏拓公司和祺祥公司，在无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指令下，货物不允许进出，确保质押物存放于指定的场地，对质押钢材进行巡查盘点，确保质物在库；第三，祺祥公司归还借款后，依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向中外运辽宁公司出具的提货通知，向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指定的提货人出具质物出仓作业单，鹏拓公司与提货人核实出库货物数量后，在出仓作业单上签章返还中外运辽宁公司，至此《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期间终止。本案一审过程中，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质证情况，能够证明中外运辽宁公司已经严格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关于中外运辽宁公司未将案涉质押钢材特定化的问题，一方面，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并未证明案涉钢材不能提取系因案涉钢材未特定化而导致，另一方面，金广公司并非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提货通知书上准许的提货人，案涉质押钢材被多个法院依法查封等原因系导致案涉质押钢材无法提取的真正原因。因此，案涉钢材是否特定化与其最终无法提取并不具有因果关系，以案涉质押钢材未特定化作为要求中外运辽宁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中外运辽宁公司已尽到妥善保管质押钢材的义务，（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中并未认定“祺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俊昌通过鹏拓公司的冷万涛等人，采取私自将钢材出库的方式将已设定抵押权的钢材进行重复抵押，进入到‘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这事一事实，上述内容系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部分的陈述，并非法院事实认定部分陈述，且该部分的准确表述为：“马俊昌使用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名义与深发展（平安）银行大连分行、中信银行大连分行、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辽宁本钢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启润投资有限公司、中钢钢铁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签订钢材买卖（融资）协议，采取‘厂商银’和‘现货质押’方式进行融资，并将所采购钢材供应金广公司、挪作他用或采取现货质押的方式再次进行融资，进入到‘拆东墙补西墙’的恶行循环”，通过上述指控内容可以看出，一方面，上述指控并不涉及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所述的“重复质押”的问题，另一方面，该指控亦不能证明案涉质押钢材存在重复的情况。且在上述刑事判决的第26页，法院审理查明部分明确认定：“2012年5月至9月，金广公司根据协议提取了46315.8922吨钢材，剩余60915.677吨钢材因祺祥、日昇昌公司的库存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无法提取……”，再一次证明了案涉质押钢材无法提取系法院查封所致，与中外运辽宁公司无关。另外，一审过程中，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也已经认可案涉质押钢材在出质时数量是充足的，由此也能证明案涉质押钢材不存在重复质押的情况。最后，案涉质押钢材在监管期间数量充足，保存完整。关于鹏拓公司库存钢材数量的问题，在（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事实认定部分已经给出了明确结论，即截至2012年10月，鹏拓公司库存钢材数量为6.7万吨，远远大于金广公司未能提取的钢材数量，且祺祥公司在对库存钢材核实无误后在质物出仓作业单上的签章行为亦能够证明此时库存质押钢材数量是充足的。综上所述，中外运辽宁公司已经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金广公司无法提取案涉质押钢材一方面是因为金广公司并非质物出仓作业记载的提货人，另一方面系由于案涉质押钢材被法院依法查封所致。二、一审法院认定的质押监管期间符合合同约定，应当予以维持。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2.6条、第3.1条—第3.4条的约定，本案中，案涉质押钢材的监管期间起始于中外运辽宁公司签发动产质押专用仓单，终止于中外运辽宁公司依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提货通知的指示办理完毕相应质押钢材的提取手续。监管期间终止后，提货人可以依据实际情况选择将质押钢材提取，或与仓储方协商继续放置于仓储方场地。监管期间结束后，提货人是否提取货物、何时提取货物以及是否再将货物转让给第三方均与中外运辽宁公司无关。本案中，上述约定与《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目的并不矛盾，监管期间中外运辽宁公司所履行的合同义务也并非是简单的办理相关单据、手续，监管期间内，中外运辽宁公司已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且其出具质物出仓作业单时提货人祺祥公司亦认可库存数量与作业单记载数量相符并进行了签章，至于之后，祺祥公司是否提货与中外运辽宁公司无关，而其将货物所有权又转让给第三方金广公司则是其双方之间新的法律关系，中外运辽宁公司无权干涉，亦无义务继续对货物进行监管。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中外运辽宁公司赔偿浦发银行辽宁分行损失55880253.6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4日，金广公司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将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和中外运辽宁公司作为被告、将鹏拓公司和祺祥公司作为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赔偿其11178.3917吨钢材等价款4800万元，并赔偿其按日万分之三计算至实际给付日前的经济损失；判令中外运辽宁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4年12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大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金广公司质押钢材损失4800万元，并赔偿金广公司自2012年8月1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后第十日止，以336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其他合理经济损失；驳回金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金广公司、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中外运辽宁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均提起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变更一审法院（2014）大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金广公司质押钢材损失人民币4800万元，并自2014年7月14日起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3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金广公司损失”；撤销一审法院（2014）大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金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是：2011年，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为祺祥公司的钢材贸易提供授信贷款，约定祺祥公司向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交纳货款的30%作为保证金，由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向钢材生产商出具100%货款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购买钢材，钢材发运到鹏拓公司仓储，作为祺祥公司对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还款的质押担保。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委托中外运辽宁公司对质物进行质押监管。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祺祥公司签订了动产质押合同，与中外运辽宁公司及祺祥公司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外运辽宁公司、祺祥公司与鹏拓公司签订了仓储管理协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为保障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祺祥公司签署的质押合同及所担保的主合同的履行，祺祥公司同意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作为质物质押给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双方均同意将质物交由中外运辽宁公司存储监管，中外运辽宁公司同意接受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委托作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代理人按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指示监管质物。本协议项下的监管是指中外运辽宁公司代理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占有质物并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保管、监控质物的责任。中外运辽宁公司应按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妥善、谨慎处理监管的质物，接受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对质物的检查，按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原件办理质物的提取手续，提货通知书是提取质物的唯一有效凭证。仓储管理协议约定，将中外运辽宁公司监管的上述质物储存于鹏拓公司仓库，祺祥公司是质物的所有人；鹏拓公司是质物的仓储人，承担仓储人的全部责任；中外运辽宁公司是质物的监管人，独立负责质物的进出库控制和管理、单证管理和现场对鹏拓公司操作的调度指挥。质物应当存放于监管专区（系由鹏拓公司划定并采取物理隔离措施的专门区域），质物出库必须依据中外运辽宁公司签发的质物出仓作业单办理。案涉钢材存储于鹏拓公司仓库交由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质押，并由中外运辽宁公司进行质押监管。另查明：2012年5月9日，金广公司与祺祥公司、大连日昇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日昇昌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同意由金广公司为其偿还欠付债权人的款项，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债权人处质押的货物所有权、提货权归金广公司。2012年6月25日、8月15日，金广公司按照质押货物价值的70%，分别支付1190万元、140万元至祺祥公司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开立的账户；2012年7月2日，金广公司按照质押货物价值的70%，支付2030万元至祺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大连西岗支行营业部开设的账户，祺祥公司将此款又转入其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开立的账户。祺祥公司给金广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事由一栏载明“钢材货款”。祺祥公司向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偿还了案涉授信贷款。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向中外运辽宁公司出具了提货通知书，中外运辽宁公司据此出具了出质人（提货人）祺祥公司、单号为0001551-1570号、0001574号、0001575号、0004101号的质物出仓作业单二十三份。金广公司没有提取到该二十三份质物出仓作业单项下价值4800万元的11178.3917吨钢材。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中外运辽宁公司对该案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12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外运辽宁公司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经审查认为”部分（第4页）记载：“再审审查过程中，中外运公司认可涉案钢材仅采取了分类而未采取特定化方式进行保管。由于涉案钢材在鹏拓公司存储期间没有特殊标识，且祺祥公司在鹏拓公司的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导致金广公司无法取得涉案钢材”。（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69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金广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依生效判决赔付金广公司执行款55423168.67元、向一审法院交纳执行费用122823元，合计55545991.67元。其在本案中向中外运辽宁公司主张赔偿的除前述款项外，还包括（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69号民事判决判令其承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34262元。另查：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祺祥公司、中外运辽宁公司2011年7月14日签订的案涉JGBC2011071400000368号质押监管协议2.6条约定：中外运辽宁公司签发动产质押专用仓单的时间为质物转移占有的时间，动产质押专用仓单作为质押合同项下的质物清单，监管期间质物发生变化的，以中外运辽宁公司新签发的动产质押专用仓单为准；第3.1条约定：监管期间为中外运辽宁公司根据本协议代理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控制质物并对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承担质物监管责任的时间区段；第3.3条约定：中外运辽宁公司根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办理质物提取手续后，中外运辽宁公司不再承担已提取质物的监管责任；3.4条约定：中外运辽宁公司根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取全部质物的提货通知书办理完毕全部质物的提取手续后，监管期间终止，中外运辽宁公司监管责任解除；5.1条约定：监管期间，中外运辽宁公司应按照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妥善、谨慎处理监管的质物，应当根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和祺祥公司要求，结合质物的属性和特点，选择适宜的保管场所，提供适宜的保管条件，妥善、谨慎的保管质物，保证质物的安全，防止质物毁损或灭失；7.1条约定：质物提取凭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原件办理；7.3条约定：提货人凭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办理质物的提取手续，质物提取后，中外运辽宁公司向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相应的提货通知书（回执）；7.4条约定：提货通知书是提取质物的唯一有效凭证，未有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中外运辽宁公司无权为包括祺祥公司在内的任何人办理质物的提取、变更、转移；15.1条约定：中外运辽宁公司因以下情形给浦发银行大连分行造成损失的，承担质物损失的赔偿责任：15.1.1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中外运辽宁公司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等等。2011年10月28日，鹏拓公司与祺祥公司、中外运辽宁公司签订一份仓储管理协议，约定：鉴于祺祥公司、中外运辽宁公司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JGBC2011071400000368号的质押监管协议，为履行上述协议，祺祥公司愿意将中外运辽宁公司监管质物存入鹏拓公司仓库；鹏拓公司是仓储人，负责质物的装卸、搬运、码垛等具体操作事宜和仓库的安保管理，承担仓储人的全部责任；祺祥公司是质物的所有人，中外运辽宁公司是质物的监管人，享有质物的管理权，负责质物的进出库控制和管理、单证管理和现场对鹏拓公司操作的调度指挥；鹏拓公司在监管专区的操作必须依据中外运辽宁公司签发的单证和中外运辽宁公司的指令进行；货款入库后，鹏拓公司应在第二天前向中外运辽宁公司提供真实有效的运输凭证、入库凭证、重量单及品质检验单，中外运辽宁公司核实无误后据此开出质物进仓作业单；鹏拓公司人员根据中外运辽宁公司现场人员操作指示完成作业后，由中外运辽宁公司人员对货物进行盘点和在质物进仓作业单上签章；中外运辽宁公司按照其业务流程审核祺祥公司货物是否能够满足出库条件，其具有独立的判断和审核权利；祺祥公司货物出库必须依据中外运辽宁公司签发的质物出仓作业单；中外运辽宁公司签发质物出仓作业单后，鹏拓公司根据中外运辽宁公司现场人员操作指示安排装卸、搬运作业；作业完成后，鹏拓公司、祺祥公司、中外运辽宁公司三方确认实际出库货物型号、数量等与质物出仓作业单相符后，应当在单证上签章确认并收存相应联；鹏拓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办理装卸、搬运、进出库操作，如果鹏拓公司拖延、阻碍经中外运辽宁公司签发的质物进仓作业单、质物出仓作业单的货物正常进出，鹏拓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等等。2011年（具体时间未标注）、2012年2月、2012年5月、2012年6月，祺祥公司先后向中外运辽宁公司出具编号为JGBC2011071400000368-01—JGBC2011071400000368-07的七份出质通知书（其中03-06号出质通知书均为2012年5月出具），通知监管人中外运辽宁公司：其将重量分别为2115.002吨（金额1000万元）、4814.776吨（金额2000万元）、3712吨（金额1700万元）、5459吨（金额2500万元）、873吨（金额400万元）、436.6899吨（金额200万元），合计重量为18108.1697吨、合计金额为7800万元的钢材质押给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请中外运辽宁公司根据其与出质人、质权人签署的编号为JGBC2011071400000368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对质押货物进行监管，并严格履行其在监管协议中的义务。质权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在出质通知书上均加盖了印章。中外运辽宁公司于2011年8月16日、2011年11月2日分别出具JGBC2011071400000368-01、02号出质通知书（回执），于2012年5月14日出具JGBC2011071400000368-03、04、05、06号出质通知书（回执），JGBC2011071400000368-07号出质通知书（回执）上未标注时间，七份回执上均确认：经核查，已存入我司货物与上述出质通知书一致，我司已出具动产质押专用仓单，截止本回执签发日，上述质物项下无任何应付未付的仓储费；我方将根据出质人、质权人与我司签署的编号为JGBC2011071400000368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内容，对质押物进行监管，并严格履行我司在监管协议中义务。2012年4月13日、4月18日、5月2日、5月4日、6月25日、7月2日、8月15日，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分别向中外运辽宁公司出具八份提货通知书，通知中外运辽宁公司，该行经审查，同意祺祥公司将其提供质押的2115.002吨、714吨、952吨、3148.776吨、3712吨、5459吨、873吨、1134.3917吨，合计重量为18108.1697吨的钢材办理提货、出库手续，合计金额7800万元。2012年6月25日、7月2日、8月15日，中外运辽宁公司向提货人祺祥公司分别出具0001551-1570号、0001574号、0001575号、0004101号的质物出仓作业单二十三份，合计提货为11178.3917吨钢材，其中2012年6月25日、7月2日、8月15日合计提货分别为3712吨、6332吨、1134.3917吨。又查：2014年9月12日，一审法院曾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国外运天津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出具（2013）大执二字第126号函，其上记载：我院接受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于2013年10月15日立案执行中国外运天津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申请执行鹏拓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0月18日、2014年4月17日对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的钢材进行了续封。……2014年8月4日和8月12日，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哈尔滨市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到本案被执行单位鹏拓公司，强制提取市场内的钢材，……认为我院查封的钢材属其当事人所有并由其承办案件查封在先，最终将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并由我院续封的钢材全部提走，致使本案无财产可供执行。还查：祺祥公司因犯合同诈骗罪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对其两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550万元。该判决书认定：祺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俊昌“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使用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名义分别与深发展（平安）银行大连分行、中信银行大连分行、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等多家单位签订钢材买卖（融资）协议，采取“厂商银”和“现货质押”方式进行融资，并将所采购钢材供应金广公司、挪作他用或采取现货质押的方式再次进行融资，导致财务成本不断上升，……为掩盖资金短缺、供货困难的事实，马俊昌通过鹏拓公司的冷万涛等人，采取私自将钢材出库的方式，将已设定抵押权的钢材进行重复质押，进入到“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截止2012年4月，被告人马俊昌经营的祺祥、日昇昌公司仍欠金广公司1.7亿余元人民币。……马俊昌在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隐瞒真实库存情况，向金广公司作出如能够替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偿还上述四家银行和三家公司的贷款、钢材融资款，就能够获得相应数量的钢材所有权、提货权的虚假承诺。2012年5月9日，金广公司与马俊昌经营的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后金广公司替祺祥、日昇昌公司偿还了上述四家银行、三家企业共计350807774.87元，应获得107231.5699吨钢材的提货权。从2012年5月至9月，金广公司根据协议提取了46315.8922吨钢材，剩余钢材60915.677吨钢材因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的库存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无法提取。2012年10月，马俊昌经营的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被法院查封以及应对履行的钢材数量约为16万余吨，但其在鹏拓市场的钢材存量仅为6.7万余吨。”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祺祥公司、中外运辽宁公司2011年7月14日签订的案涉JGBC2011071400000368号质押监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照履行。现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因案外人金广公司凭中外运辽宁公司出具的提货单未能提取到案涉质押货物，导致其被法院判决赔偿金广公司4800万元及利息损失，并在执行过程中实际赔付执行款55423168.67元并发生执行费用122823.00元，其因此依据案涉质押监管协议在本案中向质物监管人中外运辽宁公司追究相应违约责任。故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因金广公司未能提取到案涉质押货物而给浦发银行大连分行造成的损失是否源于中外运辽宁公司的违约行为，中外运辽宁公司应否承担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所主张的案涉损失。根据案涉JGBC2011071400000368号质押监管协议第7.1条的约定：质物提取凭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原件办理；第7.3条约定：提货人凭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办理质物的提取手续，质物提取后，中外运辽宁公司向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相应的提货通知书（回执）；第7.4条约定：提货通知书是提取质物的唯一有效凭证，未有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中外运辽宁公司无权为包括祺祥公司在内的任何人办理质物的提取、变更、转移；第3.4条约定：中外运辽宁公司根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取全部质物的提货通知书办理完毕全部质物的提取手续后，监管期间终止，中外运辽宁公司监管责任解除。本案中，祺祥公司于2011年、2012年2月、2012年5月、2012年6月，先后向中外运辽宁公司出具编号为JGBC2011071400000368-01—07的七份出质通知书（其上均加盖质权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印章），通知监管人中外运辽宁公司：其将重量分别为2115.002吨（金额1000万元）、4814.776吨（金额2000万元）、3712吨（金额1700万元）、5459吨（金额2500万元）、873吨（金额400万元）、436.6899吨（金额200万元），合计重量为18108.1697吨、合计金额为7800万元的钢材质押给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中外运辽宁公司于2011年8月16日、2011年11月2日、2012年5月14日等先后出具七份出质通知书（回执），均确认：经核查，已存入我司货物与上述出质通知书一致，我司已出具动产质押专用仓单……。为证明上述质押货物的进仓情况，中外运辽宁公司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质物进仓作业单及入库票等相应证据，本案庭审中，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和中外运辽宁公司均认可收到了祺祥公司出质的全部质押钢材，故一审法院确认中外运辽宁公司已按照案涉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代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全部接收了案涉质押货物。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并未述称中外运辽宁公司在金广公司提货之前的质押监管期间存在违约行为导致质押货物产生毁损情形。2012年4月13日至8月15日，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分别向中外运辽宁公司出具八份提货通知书，通知中外运辽宁公司，该行经审查，同意祺祥公司将其提供质押的2115.002吨、714吨、952吨、3148.776吨、3712吨、5459吨、873吨、1134.3917吨，合计重量为18108.1697吨的钢材办理提货、出库手续，合计金额7800万元。2012年6月25日至8月15日，中外运辽宁公司依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提货通知书分别向提货人祺祥公司出具0001551-1570号、0001574号、0001575号、0004101号的质物出仓作业单二十三份，合计提货数量为11178.3917吨钢材，为祺祥公司办理了提货手续。从中外运辽宁公司的上述行为可以看出，其完全是依据案涉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为祺祥公司办理了提取货物手续，其根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取全部质物的提货通知书办理完毕全部质物的提取手续后，监管期间终止，其监管责任解除。虽然金广公司未提取到上述11178.3917吨钢材，但因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提货通知书上准许的提货人为祺祥公司，并非金广公司，中外运辽宁公司只能依约向祺祥公司出具出仓作业单，而仓储方鹏拓公司也必须依约向提货人祺祥公司交付货物，故在办理案涉质押钢材出库手续的过程中，中外运辽宁公司并未违反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在本案中主张中外运辽宁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依据是案涉质押监管协议第15.1.1条的约定，协议第15.1.1的内容是：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中外运辽宁公司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中外运辽宁公司承担质物损失的赔偿责任。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明确中外运辽宁公司在监管期间的具体违约行为，但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未能明确依据质押监管协议第15.1.1条约定，中外运辽宁公司“未尽到保管责任”的具体违约行为是什么，且依据案涉协议第3.4条约定，中外运辽宁公司根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取全部质物的提货通知书办理完毕全部质物的提取手续后，监管期间终止，其监管责任解除，在此之后发生的金广公司能否从祺祥公司手中获得案涉质押货物等事宜，与中外运辽宁公司的合同义务无关。尽管（2017）最高法民申1260号民事裁定书“经审查认为”部分（第4页）记载：“再审审查过程中，中外运公司认可涉案钢材仅采取了分类而未采取特定化方式进行保管。由于涉案钢材在鹏拓公司存储期间没有特殊标识，且祺祥公司在鹏拓公司的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导致金广公司无法取得涉案钢材”，但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在本案中并未主张因中外运辽宁公司对案涉质押钢材仅采取分类而未采取特定化方式进行保管导致金广公司无法提取货物，且结合上述论述，因金广公司非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准许的提货人，无论中外运辽宁公司是否采取特定化方式保管质押货物，金广公司均无法直接提取到案涉质押钢材，况根据（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截至2012年10月，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在鹏拓市场的钢材存量仍有6.7万余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亦未主张并举证证明在中外运辽宁公司办理案涉质押钢材出库手续之前案涉质押钢材存在毁损灭失或短少的情形，故即使中外运辽宁公司未采取特定化方式保管质押货物，一审法院亦不能认定提货人因此无法提取到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系由中外运辽宁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21202元，由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一审法院认定“祺祥公司先后向中外运辽宁公司出具编号为JGBC2011071400000368-01—JGBC2011071400000368-07的七份出质通知书”，“其将重量分别为2115.002吨（金额1000万元）、4814.776吨（金额2000万元）、3712吨（金额1700万元）、5459吨（金额2500万元）、873吨（金额400万元）、436.6899吨（金额200万元），合计重量为18108.1697吨、合计金额为7800万元的钢材质押给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其中漏写了JGBC2011071400000368-07出质通知书记载的钢材重量697.7018吨（金额空白），加上该重量后，合计重量为18108.1697吨。又查：2014年9月12日，一审法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国外运天津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出具（2013）大执二字第126号函，其附录记载：1.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查封时间及案号：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2年9月12日、15日、18日、22日、25日、28日以（2012）哈铁中民商初字第9、10、11、12、13、14号裁定查封。2.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查封时间及案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30日以（2012）大执一字第360、361、362号裁定查封。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本院认为，中外运辽宁公司作为监管人接受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委托，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及祺祥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对出质人祺祥公司向质权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提供的质物钢材进行监管。经审理查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和中外运辽宁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收到祺祥公司出质的全部质押钢材18108.1697吨，双方对实际存入监管仓库的质物数量没有异议，即确认中外运辽宁公司已按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履行了转移占有、监管质物义务。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于2012年4月13日至8月15日分别向中外运辽宁公司出具八份提货通知书，合计钢材重量为18108.1697吨，中外运辽宁公司按约向提货人祺祥公司办理了质物提取手续，部分钢材已被提取，2012年6月25日、7月2日、8月15日共23份质物出仓作业单合计钢材11178.3917吨未被提取。依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3.3条、3.4条约定，截止2012年8月15日，中外运辽宁公司根据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提取全部质物的提货通知书开具了《质物出仓作业单》，已经办理完毕全部质物的提取手续，监管期间终止，中外运辽宁公司监管责任应予解除。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二审提出监管期间终止及监管责任解除所约定的“质物提取手续”，应当为监管人对质物进行实质清点交接完成，而非仅签发完《质物出仓作业单》，其该项解释与质押监管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而中外运辽宁公司办理完质物提取手续之后，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先后对案涉钢材进行查封，京广公司不是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提货通知书上载明的提货人，其因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的库存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无法提取，并非中外运辽宁公司责任或与其对质物没有做特殊标识即未进行特定化管理有关。现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未能举证证明，因中外运辽宁公司未尽到妥善保管质物的监管责任，导致办理案涉质押钢材出库手续之前质押钢材存在变质、短少、受污染的事实存在，具备《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15.1.1条的情形。故依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15.1条约定，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主张中外运辽宁公司违约，应承担质物损失的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1202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维良审判员  郭玉兰审判员  唐云涛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周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