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凌新西北种业有限公司与大荔县盛丰农资经营部、田会芳、王培秀侵犯植物新品种纠纷三案   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民终2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法定代表人：范振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巨黎江，陕西XX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优杰，陕西XX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法定代表人：樊崇钧，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丹，上海市XX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亚强，上海市XX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原审被告：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第：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定代表人：袁若水，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袁若水，住咸阳市。上诉人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纺织集团）与被上诉人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文投公司），原审被告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建设公司）、袁若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咸阳纺织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巨黎江、陆优杰，被上诉人曲江文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丹、田亚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袁若水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咸阳纺织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698号民事判决书第六项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不清，应予撤销。（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可能影响保证合同效力的重要事实未查明，应予纠正。一审期间，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曲江文投涉嫌与本案债务人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建设”）以及曲江文投的关联企业陕西大唐航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以下简称“大唐航空”）串通，骗取上诉人提供担保；且在华中建设的财务状况明显恶化，偿债能力骤降的情况下，仍予债务展期，蓄意套牢担保人；在合同履行期内，放任债务人状况恶化而不采取措施，致损失扩大。故上诉人认为应免除上诉人的保证责任。然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述可能影响保证合同效力的重要事实未予以核查，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对此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而是只字未提。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应予撤销。涉案借款及保证合同发生争议后，上诉人经调查得知： 1、本案债务人华中建设的大股东及法人代表袁若水与被上诉人曲江文投在涉案合同签订之前就存在关联关系，即袁若水实际控制的陕西大道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与曲江文投同为另一债权人大唐航空的合伙人。但在涉案保证合同签订之前，曲江文投和袁若水始终向上诉人隐瞒了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2、涉案保证合同签订前，上诉人已陆续向华中建设提供担保2200万元，华中建设请求上诉人为其向曲江文投借款3000万元提供担保时，因超出咸阳市XX委对上诉人的批复限额（担保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上诉人不能提供担保。为了让上诉人同意担保，大唐航空和债务人华中建设分别向上诉人出具证明称，华中建设已向大唐航空还款250万元，上诉人的担保总额仍在5000万元限额内，上诉人这才同意为曲江文投提供担保。2017年11月，曲江文投的贷款展期时，大唐航空和华中建设再次向纺织集团出具说明称，华中建设已向大唐航空还款300万元，上诉人的担保总额仍在5000万元限额内，诱使上诉人再次向曲江文投提供担保。2018年7月，大唐航空为华中建设借款逾期问题前来纺织集团处协商时，上述虚假证明的事实才得以暴露。鉴于曲江文投与大唐航空以及债务人华中建设之间的关联关系，上诉人认为，华中建设与大唐航空联合作假，使曲江文投受益的做法是三方共同商量的结果，三方恶意串通，采取欺诈手段骗取担保合同应属无效，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3、华中建设从2017年初开始就出现财务状况恶化，涉诉案件激增，偿债能力骤降。然曲江文投与华中建设均向纺织集团隐瞒了债务人的真实情况，合同到期前即合力推动债务展期，说服纺织集团续保。债务展期并续保的补充协议签订后，华中建设即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华中建设也再未向曲江文投支付过投资收益。显然，曲江文投的真实意愿并不在向债务人追索债务而是意在套牢担保人。4、《纺织工业园项目投资合同》履行期间，曲江文投放弃投资后监管的职责和权利，放任债务人状况恶化而不采取措施，坐等事态恶化，人为扩大了损失。因此，上诉人认为，曲江文投涉嫌与华中建设、袁若水恶意串通，骗取纺织集团提供担保，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免除担保人的保证责任。（二）一审被告“袁若水”使用虚假身份签订涉案合同并参与诉讼，一审法院无视这一重要事实，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应予撤销。一审期间，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反映，经上诉人调查发现，早在涉案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签订之前，“袁若水”的身份已被注销，经公安系统比对发现，袁若水曾经使用过袁野、袁应甫等名字，但均被注销，截止目前，原审被告“袁若水”的真实身份仍然成谜。然一审法院对此重要事实未予理会，仍在一审判决中列“袁若水”为诉讼主体并判决承担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明显错误且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1、基于“袁若水”与曲江文投之间的关联关系，上诉人认为，曲江文投应对袁若水的身份情况知情，曲江文投与“袁若水”签订保证合同的目的在于诱使上诉人提供担保，故应免除纺织集团的保证责任。2、一审法院在明知“袁若水”身份虚假的情况下，执意将一个法律上不存在的人列为被告且判决承担责任，明显错误。3、如果上诉人依据一审判决承担保证责任后，再向华中建设追偿时，由于华中建设已成为空壳公司，在事实上无法实现；再向“袁若水”追偿时，由于“袁若水”不存在，在法律上无法实现。因此，一审判决无视“袁若水”身份虚假这一重要事实，将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二、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据与结果及被上诉人诉求互相矛盾、结果错误。被上诉人依据《纺织工业园项目投资合同》第十三条第2.2款提出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根据该款约定，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应为合同解除次日。一审判决的第一项为判决曲江文投与华中建设签订的《纺织工业园项目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予以解除（并非确认被上诉人解除有效）；但第四项判决的违约金起算时间却为2018年1月8日，这明显是错误的。首先，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四项在解除合同和违约金起算时间上是相互矛盾的；其次，按照一审判决计算的违约金已经超出原告诉讼请求的数额，属严重错误。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曲江文投公司答辩称：一、涉案的《保证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被答辩人应当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履行连带保证责任。1、被答辩人纺织集团作为连带保证责任人签订保证合同及展期的补充合同均完成了其内部的决策程序，保证合同及展期保证合同均是经三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且加盖公章后生效。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答辩人应当履行担保合同约定的义务。2、原审被告华中建设在投资合同履行期间，前三季度均按照投资合同约定向答辩人支付了投资收益，履行能力良好，第四季度投资收益应于2018年1月8日前支付，故原审被告于2017年11月1日，即投资合同到期前向答辩人申请展期时，充分说明了展期的理由，并且按照被答辩人的要求，在展期时，答辩人继续为其提供保证担保，故被答辩人在经过公司评估后同意展期，继而与原审被告签订了展期的补充投资合同，并且与被答辩人签订了展期的保证合同。3、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不存在关联关系，更不存在“恶意串通、骗取担保”的嫌疑。首先，被答辩人提供的案外人工商登记资料，只显示答辩人系另一有限合伙组织的合伙人，且该合伙组织与原审被告无任何关系，何来答辩人与原审被告存在关联关系之说？即便该合伙组织穿透到最后也无法认定答辩人同原审被告华中建设、袁若水存在关联关系，更无法认定恶意串通骗取担保合同的嫌疑。其次，退一步讲，有关联关系，不代表就存在“恶意串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答辩人应当对其主张的风投公司与华中建设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保证承担举证责任，但被答辩人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仅凭其提供的与本案不相关案外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就认为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无事实依据。二、答辩人积极主张债权，不存在放任损失扩大的情形。根据投资合同约定，华中建设应于2018年1月8日前支付第四季度投资收益，2018年3月20日答辩人向华中建设发出催收函督促其履行债务，2018年5月2日答辩人向华中建设发出律师函督促其履行债务。2018年5月31日答辩人向纺织集团发送律师函，告知其华中建设逾期支付收益的违约行为，并要求其履行保证责任。被答辩人在2018年6月15日才向答辩人发送了告知函。随后答辩人于2018年7月16日根据合同第十三条约定行使单方解除权，解除同原审被告华中建设签订的原定于2018年11月22日到期的补充投资协议，要求原审被告提前偿还投资款及收益，履行截止2018年7月17日的所有债务。2018年7月17日，答辩人便将这一事实书面告知被答辩人，并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自2018年1月至2018年7月共计6个月的时间内，答辩人先后向华中建设送达催收函2份、律师函2份、解除合同的函1份；先后向纺织集团送达律师函1份，催收函1份。在华中建设和纺织集团拒不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后，于2018年7月24日起诉，答辩人一直在积极主张债权，不存在放任损失扩大的情形。三、原审被告袁若水身份真实，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本案适格原审被告。1、袁若水的身份证是真实存在的，仅因为袁若水与袁野存在户籍登记重户现象而被注销，并不能证明袁若水的身份证系伪造，更不能证明其以虚假身份签订了涉案合同。2、2018年，华中建设向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了华中建设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由惠云生变更为袁若水，并于2018年2月5日完成办理并公示，故袁若水本人身份证被注销后仍然能够有效使用，不存在使用虚假身份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参加诉讼的情形。3、被答辩人纺织集团与答辩人签订的是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答辩人风投公司，即债权人可要求连带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义务。四、一审判决第四项违约金计算结果是正确的，只是判项后的起算时间为2018年1月8日系笔误。违约金的起算是根据合同约定，以合同解除日暂时计算至起诉日，即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7月24日计算，违约天数为7天。根据合同约定的计算公式为：违约金=总投资额 3000 万年化利率11.7%违约天数7 天全年 360 天=68250元。原审法院的该判项数额计算正确，起算时间的笔误对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综上所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维持一审判决，依法维护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曲江文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曲江文投公司与被告华中建设公司之间签订的《纺织工业园项目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已于2018年7月17日解除。2.判令被告华中建设公司向原告曲江文投公司偿还投资本金3000万元。3.判令被告华中建设公司向原告曲江文投公司支付资金的时间成本315.9万元（暂计算至起诉日）直至实际付款日。4.判令被告华中建设公司向原告曲江文投公司支付违约金68250元（暂计算至起诉日）直至实际付款日。5.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曲江文投公司已付律师费49.55万元。6.判令被告华中建设公司承担原告曲江文投公司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包含诉讼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7.判令被告咸阳纺织集团、被告袁若水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1日，曲江文投公司与华中建设公司签订纺织工业园项目投资合同，约定，曲江文投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华中建设公司提供投资3000万元，投资期限12个月，自资金到达华中建设公司账户之日起计算起始日。投资收益率为年化11.7%。并约定华中建设公司延期支付投资收益10个工作日以上，拒不改正的，曲江文投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华中建设公司应在合同解除后7个工作日内返还曲江文投公司所投入全部款项，同时支付资金的时间成本，并按投入款项的11.7%（年化）支付违约金，赔偿相应损失。合同还就相关条款进行了约定。同日，曲江文投公司与咸阳纺织集团签订纺织工业园项目保证合同，约定，由咸阳纺织集团向曲江文投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投资资金3000万元及对应投资收益。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违约金、损害赔偿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等）。保证期限为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主合同债务提起到期之日起两年。同时，曲江文投公司与袁若水签订纺织工业项目保证合同，约定，袁若水为主债权的实现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人用于履行本合同的财产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其名下或其与配偶共同所有的资产和财产性权益，其他条款同上。上述合同签订后，曲江文投公司于2016年11月23日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2017年11月22日，曲江文投公司与华中建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延长投资期限至2018年11月22日，其他条款不变。同日，曲江文投公司分别与咸阳纺织集团、袁若水签订了保证合同的补充合同，约定保证期间自2018年11月22日起或主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其他条款不变。华中建设公司于2017年1月9日，4月5日，6月21日，9月21日，10月25日向曲江文投公司支付投资收益：37.05万元、87.75万元、87.75万元、89万元、7000元，共计302.25万元，之后未按约支付收益。曲江文投公司向华中建设公司发函催交后，仍未支付。2018年5月31日，曲江文投公司以快递方式向咸阳纺织集团邮寄《关于通知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的函》，要求咸阳纺织集团在10个工作日内代为履行付款责任 ，咸阳纺织集团未向曲江文投公司支付任何款项。曲江文投公司分别于2018年7月16日、7月17日向华中建设公司邮寄解除合同的函，华中建设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向曲江文投公司回函，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并承诺8月21日前付清所欠收益，但华中建设公司仍未付款。袁若水于2018年7月27日确认收到曲江文投公司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的通知，但未向曲江文投公司支付任何款项。截止2018年7月24日，华中建设公司尚欠曲江文投公司借款本金3000万元、利息315.9万元以及违约金68250元。 曲江文投公司多次向华中建设公司、袁若水、咸阳纺织集团索要未果，诉至法院。2018年7月20日，曲江文投公司与上海市XX城（西安）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该所律师代为处理上述投资合同、保证合同纠纷。2018年7月25日，曲江文投公司向上海市XX城（西安）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49.55元。7月26日，上海市XX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出具发票，发票数额共计49.55万元。上述事实，有纺织工业园项目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纺织工业园项目保证合同及补充合同（保证人：咸阳纺织集团）、纺织工业园项目保证合同》及补充合同（保证人：袁若水）、承诺书（袁若水）、展期申请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借记通知、华夏银行电子回单、华中建设付款回单汇总表及支付业务回单、时间成本及违约金计算表、催收函及回执、律师函及快递单、项目投资收益计算表、关于《纺织工业园项目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合同的函及快递单、关于通知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的函及快递单、关于通知袁若水先生履行保证责任的函及快递单、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文件签收确认单、关于贵公司《纺织工业园项目投资合同》补充协议解除合同的函的回函、委托代理协议、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发票、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曲江文投公司与华中建设公司、袁若水、咸阳纺织集团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保证合同及补充合同等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曲江文投公司依约向华中建设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华中建设公司未按约定归还所欠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对所欠款项应予清偿。保证人咸阳纺织集团、袁若水对该笔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曲江文投公司请求解除华中建设公司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偿还所欠款项，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主张，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如下：一、原告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纺织工业园项目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有效，予以解除；二、被告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款3000万元；三、被告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时间占用成本损失315.9万元（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自2018年1月8日计算至2018年7月24日），之后的时间占用成本损失，仍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四、被告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违约金68250元（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自2018年1月8日计算至2018年7月24日），之后的违约金，仍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五、被告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清偿原告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律师费49.55万元；六、被告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袁若水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袁若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追偿；七、驳回原告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其余之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414元（原告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该款应与本判决给付款一并结清，被告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袁若水对该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咸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于2018年12月21日对袁若水的《询问笔录》一份、2019年1月18日对袁若水的《讯问笔录》一份、2019年2月19日对惠云生的《讯问笔录》一份。欲证明事实：1.袁若水承认其系陕西大道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陕西大唐航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袁若水参股企业；2.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向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借款时，因该笔借款超出了咸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5000万元担保限额，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不应为其提供担保，为了骗取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向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企业陕西大唐航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袁若水合伙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骗取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担保。意欲证明：1.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陕西大唐航空航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袁之间存在关联关系；2.债权人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和债务人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袁若水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上诉人提供担保的嫌疑，应免除保证人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保证责任。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质证称，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理由：1.袁若水、惠云生本人签名部分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2.上诉人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其和债务人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并不存在关联关系，更无法证明被上诉人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和债务人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骗取担保的事实，上诉人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应当根据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若涉嫌或构成犯罪，也不能认定民间借贷合同当然无效。案涉投资合同及保证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本院认为，因该份证据是咸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袁若水、惠云生的询问和讯问笔录，且有咸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盖章确认，故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再查明，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1日，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股东为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28日，注册资本4亿元人民币，企业类型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咸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6日，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袁若水。陕西大道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5日，注册资本1018万元，法定代表人袁康，2016年6月2日投资人（股权）备案栏显示“变更前：雏军出资额10.18万元，百分比1；陈博出资额488.64万元，百分比48；袁若水出资额519.18万元，百分比51。变更后：雏军出资额101.8万元，百分比10；袁康出资额916.2万元，百分比90。上诉人主张袁康系袁若水侄子，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印证。陕西大唐航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6年5月25日，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合伙期限自2016年5月25日起至2023年5月20日止；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陕西大唐航空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为：刘婷、许爱军、杜密齐、李晓燕、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陕西大唐航空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陕西鑫利华实业有限公司、西安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陕西大道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陕西大唐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7月22日投资人（股权）变更栏显示：陕西大唐航空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450万元，百分比15；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1000万元，百分比33.3333；刘婷出资额1550万元，百分比51.6667。变更后，刘婷出资100万元，百分比3.3333；许爱军300万元，百分比10；杜密齐出资额200万元，百分比6.6667；李晓燕出资额100万元，百分比3.3333；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1000万元，百分比33.3333；陕西大唐航空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450万元，百分比15；陕西鑫利华实业有限公司出资额300万元，百分比10；西安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资额100万元，百分比3.3333；陕西大道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出资额200万元，百分比6.6667；陕西大唐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50万元，百分比8.3333。还查明，2016年9月5日，甲方（债权人）陕西大唐航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乙方（债务人）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丙方（保证人）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一份，保证范围为700万元主债权及债务人应付的违约金、合同解除后产生的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2017年8月30日，三方又续签订内容与前述保证合同除保证期间不同的另一份保证合同。另，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甲方）与债权人张胜利（乙方）签订主债权为借款金额1500万元及固定年利率为7%，主合同履行期限为12个月，自2016年8月起至2017年8月，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合同》一份，该合同有保证人印章及负责人签名，债权人“张胜利“签名。2017年8月30日，双方又签订了将前述保证合同中主合同履行期间变更为2017年至2018年8月，其他内容不变的《保证合同》一份。2016年9月30日、2017年9月26日，咸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咸国资发（2016）182号、（2017）243号两份批复文件。咸国资发（2016）182号记载“……原则同意你公司为陕西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止在陕西大唐航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张胜利等法人企业人民币0.5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请你公司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严密的操作规程、管理措施、内控制度与监管措施等加强担保等融资事项的风险防范，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咸国资发（2017）243号文件记载：“……一、原则同意你公司为陕西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在陕西大唐航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张胜利等法人企业人民币0.5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二、请你公司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严密的操作规程、管理措施、内控制度与监管措施等加强担保等融资事项的风险防范，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再查明，上诉人在一审期间还提交了两份《还款证明》、两份情况说明》一份《工作联系函》。意欲证明：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陕西大唐管理合伙企业对咸阳市XX委批复上诉人对外担保有5000万元限额的情况知情；2.为诱使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投资提供担保，陕西大唐管理合伙企业与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虚构分别还款250万、300万元的事实，造成担保总额不超过XX委批复限额的假象，骗取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为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但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质证称，该组证据与其无关，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原审法院对该组证亦未认定。二审期间，上诉人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一份《询问笔录》、两份《讯问笔录》内容显示，“袁若水认可，1.其是陕西大道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前述两份《还款证明》、《两份情况说明》均是其向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且《还款证明》、《两份情况说明》中的已还投资款250万元、300万元不是真实的。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并经双方确认，本案的焦点问题：1.上诉人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对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3000万元债务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原审对违约金计算是否有误。关于焦点问题1.就此，上诉人咸阳纺织集团认为，被上诉人曲江文投公司涉嫌与华中建设、袁若水恶意串通，骗取其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免除其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上诉人作为案涉保证合同的保证人，应当对《保证合同》中的债权人曲江风投公司与债务人华中建设公司串通，骗取其提供担保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虽然其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债务人华中建设公司向陕西大唐管理合伙企业已还250万及300万元为虚假事实，但因曲江风投公司仅是陕西大唐管理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而非该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人，由此，曲江风投公司就陕西大唐管理合伙企业对外出具案涉《还款证明》事宜并非必然知悉，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曲江风投公司参与制作前述《还款证明》的情形下，仅凭曲江风投公司为陕西大唐管理合伙企业合伙人这一事实，尚不足以证明曲江风投公司与华中建设、袁若水有串通的事实。加之，咸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限额的规定为其内部管理性规定，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据上，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原审依据合同约定，判决其承当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关于焦点问题2.因案涉主合同《纺织工业项目投资合同》第十三条合同解除条款中，对资金时间成本及违约金的计算公式均为“资金额X11.7%X资金实际占用天数/360天”，而两项的利率合计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故原审依据合同约定计算违约金并无不当。又因曲江风投公司请求的违约金为“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68250元（暂计至起诉日）直至实际付款日”，而起诉状的落款日为2018年7月24日，主张主合同于2018年7月17日已解除，故原审有关违约金的判项结果正确，仅是将68250元违约金的起算时间确定为2018年1月8日应属笔误，应更正为“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违约金68250元（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自2018年7月17日计算至2018年7月24日），之后的违约金，仍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综上所述，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对原审判决存在的笔误部分予以纠正，对其他部分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698号判决第一、二、三、五、六、七项；二、变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698号判决第四项为：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违约金68250元（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自2018年7月17日计算至2018年7月24日），之后的违约金，仍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95371元，由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文军  审  判  员     刘立革审  判  员     张润民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  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