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2302民初2号原告(反诉被告)：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法定代表人：杜玉荣，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冠杰，新疆丝绸之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刘维光，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李贵萍，女，196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维荣，男，1952年2月4日出生，汉族，阜康市畜牧局退休干部，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被告(反诉原告)：刘维花，女，195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刘维存，女，196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维萍，女，196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职业中等学校教师，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被告：刘继红，女，1970年2月4日出生,汉族，系阜康市三工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被告：刘维新，男，197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阜康市甘河子镇人大主席，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原告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二道河子村委会)与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刘维萍、刘继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7)新2302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后，原、被告均不服判决，向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新23民终1080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新2302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2019年1月2日，本院受理后，原告二道河子村委会以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荣、刘维花、刘维存、刘维萍、刘继红、刘维新为共同被告，同时变更了原审诉讼请求。2019年3月2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二道河子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杜玉荣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冠杰、被告刘维光、刘维存及与被告李贵萍、刘维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维荣、刘维萍、刘继红、刘维新经本院传票传唤，以声明放弃继承其父、母亲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因原告再次变更诉讼请求，同时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提出反诉，本院受理后，决定并案审理。2019年4月22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二道河子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杜玉荣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冠杰、被告刘维光、刘维存及与被告李贵萍、刘维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维荣、刘维萍、刘继红、刘维新经本院传票传唤，以声明放弃继承其父、母亲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二道河子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1、2给付2016-2019年四年土地承包费合计:812780元；2016年欠款利息:36575.1元(计算至2019年1月1日)，2017年欠款利息24383.4元:2018年欠款利息12191.7元，合计利息73150.2元(利息计算公式:本金×年利率6％/年×欠款时间)共计:885930.2元；2.判令解除与被告1、2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3.判令全部被告立即清理占用机动土地270931.068平方米(406.39亩)上的全部附着物，返还滕让退还占用的土地270931.068平方米(406.39亩)；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从84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方家庭承包了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北庄子片区村庄东侧预留机动土地388亩(实际406.39亩)，一直未缴纳承包费。在承包期内原承包代表病故，被告方继承了土地承包关系。2013年承包期届满(30年)后，承包关系终止，但被告方对土地上的法定义务并未依法履行，对附着物(树)未积极的进行清除，还在即将到期的耕地上新栽植树木，未依法移交返还土地。2014年初原告及驻村工作队就机动地重新发包事宜，召开全村村民大会、对承包的单价进行了公开竞价，最终由被告1、2公开竞价以500元/亩取得继续承包经营权；原告通过民主议定决议同意其500元/亩的竞价条件继续承包。被告1、2参会竞价取得承包经营权后，又拒签书面合同，但认可竞价及民主决议确定的500元/亩承包费。会同原告方代表一起重所测量承包土地面积388亩，除去路、防护林、晒场25.6亩及被告1的责任田44.4亩，商定按318亩缴纳承包费。被告1于2015年1月8日缴纳2014年土地承包费15万元整，欠9000元；2016年6月16日缴纳2014年拖欠土地承包费9000元整及2015年土地承包费15.9万元。2016年3月25日又经村民大会決议，被告的责任田44.4亩依法也从原承包的机动地上迁移。被告实际占用承包的机动土地面积为:406.39亩(270931.068平方米)。2016年4月至10月因被告无故拒交承包费，在经过依法催告追收以后，仍未实现合同目的。原告2017年2月23日向被告1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承包关系。原告认为:自2014年至今，双方明确了承包面积和单价，其与被告1虽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被告通过公开竞价继续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又连续两年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原告也接受，双方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成立，在原告通知解除承包关系后，仍继续占用的土地，收获土地上的收益，现因被告1、2又无故拒交2016年至2019年四年土地承包费，又违法在承包的耕地上栽植树木、改变耕地用途，发生根本违法违约行为，在通知解除合同关系后，仍拒不返还滕让土地、拒交承包费，拒绝清理土地上的附着物，侵占使用土地，引起村民集体不满，村民社员上访，严重影响了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造成经济损失，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依法判决。2019年3月2日，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八被告给付2016-2019年四年土地承包费合计:812780元；2016年欠款利息:36575.1元(计算至2019年1月1日)，2017年欠款利息24383.4元:2018年欠款利息12191.7元，合计利息73150.2元(利息计算公式:本金×年利率6％/年×欠款时间)共计:885930.2元；2.判令解除与八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3.判令八被告立即清理占用机动土地270931.068平方米(406.39亩)上的全部附着物，返还滕让退还占用的土地270931.068平方米(406.39亩)。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辨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告诉称1984年被告家庭承包土地388亩，一直未缴纳承包费，所诉不实。1984年4月，被告的父亲刘康武与原天山公社签订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刘康武承包土地植树造林，年限为50年，以提留方式缴纳承包费，而不是原告所诉的家庭承包，承包期限也不是30年。该土地当时是荒地，权属也不明确，被告的父亲经过改良土地，架设线路，打机井，已经完成了土地的改良，种植了林木。刘康武去世后，被告刘维光、李贵萍继续种植该土地。198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村委会将其44.4亩责任田也划定在该块土地。2014年初，原告对被告刘维光、李贵萍采取断电断水，召开村民会议，强令被告刘维光按照每年每亩500元支付承包费。原告诉称的公开竞价不属实，召开村民大会是为了逼迫被告刘维光、李贵萍按每亩500元支付承包费。为了防止树木被旱死，被告被迫向原告支付了30.9万元的土地承包费。被告刘维光的44.4亩责任田从中迁移也不是事实，至今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仍按照44.4亩责任田种植。原告方在2017年4月提起本案的诉讼，2016--2018平均机动地的承包费是123元，原告要求每亩500元的承包费没有依据。综上所述，被告父亲刘康武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期限没有届满，该土地上的附着物不能移除；该土地上的机井属于被告方，其他人不能使用，继续履行该承包合同，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原告方的众村民也表达过只要承包费合适，谁种都无所谓，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反诉原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对1984年原告父亲刘康武与原天山公社(现名滋泥泉子镇)订立约《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中“以提留方式上缴土地承包费”进行情勢交更，变更为每年每亩200元支付土地承包费。事实和理由：1984年4月13日，反诉原告的父亲刘康武与原天山公社(现名滋泥泉子镇)签订了《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刘康武承包上地400亩用于植树造林，承包期限为50年，以提留方式上缴土地承包费。刘康武去世后，该承包地由反诉原告刘维光、李贵萍种植苗木，并取得林权证。因该土地大部分为反诉被告集体所有，2014年反诉被告以断电断水方式胁迫反诉原告按每年500元/亩的价格缴纳土地承包费。原告无奈，支付了部分土地承包费。因该费用远高于同村200多元/亩的平均标准，反诉原告方无法接受，经多次协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请求支持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二道河子村委会辩称，反诉原告的反诉不能成立，其反诉与本诉既没有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也没有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反诉原告对2017年2月23日已经解除的合同提出“情势变更”要求将500元/亩的承包费变更为200元/亩，本案也不存在情势变更的客观情况，其诉请仅是对本诉的抗辩、反驳。反诉被告认可与反诉原告父亲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反诉原告父亲签订的《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并非与反诉被告签订。根据1984年至2013年期间的土地承包政策，在1984年时没有承包期限为50年的政策依据。反诉原告刘维光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于2014年通过公开竞争价的方式继续取得了第二轮机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反诉原告连续两年履行了主要义务，反诉被告亦接受，双方成立土地承包关系，因其无故拒交2016--2017年的承包费，违法变更土地用途，2017年2月23日，反诉被告已通知解除土地承包关系，而非受胁迫接受500元/亩的承包价格，反诉原告提起反诉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反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本诉部分证据：原告二道河子村委会提供的证据：(一)记帐凭证1份、收款收据2份、进帐单1份。证实原告与八被告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关系。2014年-2015年被告向原告缴纳承包费31.8万元，每年承包费15.9万元，承包费500元/亩，承包面积318亩。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只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刘维光收取了31.8万元的承包费，不能证明其余被告也同意。该土地只有刘维光和李贵萍在经营。因双方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所反映的承包费也是引发本案争议的承包费，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予以确认。(二)(2015)阜民初字第41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上诉状一份，反诉状一份。证实八名被告是共同承包人。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实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除了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之外的其余被告是基于必要诉讼参与人来参与的，是法庭核实后增加的，不是当事人自愿参与的。其余被告已向法庭出示了放弃继承的说明。因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三)视频资料一份，照片4张，证实刘维新在2016年4月16日以承包人的身份阻碍土地发包。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该照片恰好证明了原告以断水断电的方式要求被告刘维光、李贵萍缴纳500元/亩的承包费。刘维新只是作为亲属阻止他人侵犯被告刘维光、李贵萍的权益。因该组证据只能证实刘维新与村民发生争执，不能证实其身份就是承包人。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待证事实不予确认。(四)证明四份，证实2012-2017年在村民代表大会、访惠聚工作组等民主议事会议记录上的签名的村民代表及党代表合法有效。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四份证明均是原告自己出具，党代表签不签字与本案无关。因上述证明虽系原告自己出具，但原告并不否认村民代表及党代表的身份，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五)会议记录六份、土地整合意见表一份、调解会议纪要一份，证实原告村委会对调整被告刘维光、李贵萍的承包地进行商议的过程及对被告刘维光、李贵萍限期交费、商议签订合同的过程。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村委会自己任命的，被告至今不知道村民代表的代表性，村民代表开会就能随意调整承包地的面积和价格，明显违法，被告刘维光在土地整合意见表中签字只代表刘维光到场了，但不代表刘维光认可土地调整。因原、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六)会议记录八份，证实：1、由于被告拒交承包费，党员代表、镇政府一致同意解约分地，全体村民58人表示同意。2、因被告刘维光为承包地与村民发生争执打伤人，党员大会决定给刘维光处分。3、刘维光曾经提出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承包土地。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看不出这些会议是党代会还是村民代表会议，在合同还未解除的情况下就要求分土地不符合法律规定，并且本应该是村民大会讨论的问题，不应该由党员代表会议讨论，土地确权的问题也没有经过刘维光的确认，2016年5月1日、7月16日的会议与本案无关，有些村民的签字也不是本人所签。因原告提交了会议记录原件，经审查确系村委会会议记录，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确认。(七)告知书、2017年2月15日会议记录、公示、通知书各一份，证实村委会决议对被告刘维光进行了承包费催收，因被告刘维光在规定时间内仍未上交承包费，村委会进行了公示并书面通知刘维光清理承包地上的林木。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未经被告同意，村委会无权解除合同，通知书确实签收了，但并不代表认可其内容。因上述行为均系双方就本案诉争承包地发生争议过程中发生，能够反映双方发生争议的过程，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八)照片十二张、视频资料一份，证实被告在基本农田种植林木，是对土地的破坏。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照片没有参照物，被告父亲签订的合同就是林地种植合同，被告经营的也是苗圃，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基本农田种植树木的问题。因被告认可双方诉争的土地上种植林木的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九)证明一份、测绘坐标数据一份、说明一份，证实：原告对本村包括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在内的部分土地进行了调整；被告种植的土地经测量，实际面积为406.55亩。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测绘数据应当由测绘部门来提供，而不是由村委会提供，涉案土地中不仅仅是原告村委会的土地，还有部分是国有、部分是何家湾村，只认可原告具有所有权的部分。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十)证人李成新的证言，证实八被告均参与了土地经营。证人陈述其与被告是同村，知道刘家承包地种树的事儿见过被告刘维荣的妻子在地里干过活，同时刘维荣对承包地的事儿比较关心，平时都是刘维荣主事。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不能证实八名被告都参与了土地的经营。因证人只是陈述了见过被告刘维荣的妻子到地里干过活，但不能证实八名被告均参与了土地经营。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十一)证人宋献民的证言，证实八被告共同参与了经营，并且被告之父签订的承包合同期限不可能是50年。证人陈述：自己是村上的村民，认识被告兄妹，1984年证人家也承包地了，承包期限为30年，不可能是50年。刘维光与村民打架时，刘维新、刘维光的妹妹也都去了，如果不是八名被告都参与经营，他们不会共同打官司。之前开过的两次庭，证人都参加了旁听。因证人已参加了本案原审的庭审，故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一)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生产许可证、证明、情况说明各一份，证实被告父亲于1984年4月13日与原天山公社签订林业承包合同，承包400亩土地用于林业，合同期限50年，截止2013年以提留方式交纳承包费，被告家庭种植林木160亩已在2011年由阜康市林业局颁发苗圃生产许可证。原告对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合同中签字和盖章不是同一时间，合同是伪造的，是复印件，1984年4月天山公社还没有成为乡，不可能加盖乡政府公章。生产许可证与证明与本案无关，原告诉请的是2014年之后的承包费。因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虽为复印件，但其来源于阜康市林检局原始档案，且加盖公章与签字是不是同一时间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上加盖公章说明该合同事后也得到了追认，被告一家自1984年起种植林木直至2015年双方发生争议，原告对此明知并未提出异议，阜康市林业管理部门颁发了生产许可证以及出具的说明也证实了被告在涉案土地上种植林木的行为合法，同时双方对于被告父亲承包土地进行林木种植事实并无争议，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公证书各一份，证实被告刘维光的责任田四至界限与承包地的四至界限一致。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后期村委会集体对土地进行了整合，为被告刘维光重新划分责任田。因双方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三)村民意见调查表六十份，证实村里大部分村民同意由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以合理的价格承包诉争的土地，而不是原告所说的全体村民同意解除合同。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是被告自行制作，不予认可。因原告未提供相反证据来证实上述意见并非村民真实意思表示，况且其提供的会议记录并不能反映全体村民的意思表示，对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支持。(四)(2015)阜民初字第413号民事裁定书、补充合同、民事反诉状各一份，证实原告曾就争议土地的承包权提起过诉讼，认可被告父亲的承包期限是50年。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反诉状中没有原告的签名和公章，补充规定内容前后矛盾，三任队长不可能同时在该份合同上签字。因(2015)阜民初字第413号民事裁定书系本院生效裁判文书，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补充合同因原告不认可，被告也无法提供原件以供核对，民事反诉状上没有反诉人的签字盖章，被告不能证实是原告提供，故对补充合同及民事反诉状本院不予采信。(五)证人徐志雄的证人证言(公证书)，证实被告之父刘康武与原天山公社双河第二生产队签订林业专业承包合同的过程及承包期限为50年。原告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在原审时出庭作证当庭所作的陈述与公证的证言有出入，不认可其证人证言。因证人作为合同的见证人，其对签订合同的过程陈述虽与原审出庭陈述略有不同，并不影响证明合同签订的过程的效力。本院对证人证言予以确认。二、反诉部分证据反诉原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提供的证据：2016-2018年机动地发包情况表一份，证实反诉被告2016年-2018年土地平均发包价格是每年每亩163元。反诉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些土地都是零星小块土地，其承包价格无法与本案诉争的连片土地的承包价格相比。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反诉被告二道河子村委会提供的证据：询问笔录两份、民政局文件一份，证实1984年二道河子村委会的负责人是王玉河，反诉原告之父签订的承包合同上签名的关孝忠、徐志雄无权代表村上签字。1984年11月17日，乡政府才设立，设立之初也没有公章，不可能在刘康武签订的承包合同上加盖公章，公章应该是后期添加的，以此印证《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是伪造的。反诉原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询问笔录中证人侯祯、李万新的证言有异议，认为从1984年到2016年都30多年了，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84年4月13日，被告刘维光的父亲刘康武在原阜康县天山公社发展林业生产的倡导下，与原双河大队二生产队签订《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种植林木，双方签订合同期限为50年，约定：土地承包面积为400亩，土地承包费以刘康武上交提留的方式缴纳，即成材的给队上上交7%木材或上交林木价值的7%。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刘维光与阜康市滋泥泉子镇北庄子村签订承包合同，将其一家六口38.4亩承包地也划分在上述林地面积内。2011年9月11日刘康武去世，2013年至2014年间，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将刘康武生前种植树木全部砍伐，种植其他苗木。2014年11月7日，原告村党员代表及村干部开会讨论商议，决议以每年每亩500元，承包面积318亩收取上述林地的承包费。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于2015年1月8日交纳承包费15万元，于2016年6月16日交纳承包费168000元，即2014年和2015年两年承包费。此后，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以承包费过高为由未予交纳，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八被告承担2016年及2019年四年承包费及利息，并解除与八被告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清理承包土地上的附着物，返还承包土地。另查明，被告刘维光之父刘康武与其母陈秀英生育子女7人，为刘维荣、刘维光、刘维新、刘维花、刘维存、刘维萍、刘继红。刘康武于2011年9月11日去世，陈秀英于2018年8月8日去世。被告刘维光、李贵萍系夫妻。被告刘维荣、刘维萍、刘继红、刘维新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其父、母亲对该地的所有权利。2016年8月10日，为方便农户的生产种植，降低生产成本，原告二道河子村委会向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人民政府申请对原第二轮承包耕地进行互换并地，小块田换大块田，被告刘维光在土地整合意见表上签字同意。2016年二道河子村委会给被告刘维光重新划定了44.4亩的责任田。被告刘维光拒绝耕种，仍在原承包地种植。另查明，原天山公社即现在的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现在包括屯庄子村片区、北庄子村片区、二道河子村片区。1984年屯庄子村片区为双河一组、北庄子村片区为双河二组、二道河子村片区为双河三组。2017年6月21日，阜康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情况说明，对双方争议的土地面积及所有权属性进行了说明：总面积为270931.068平方米，其中国有土地1610.964平方米，集体土地269320.715平方米，共涉及三个村，其中占二道河子村集体水浇地395.742平方米，占何家湾村集体水浇地380.191平方米，占北庄子村270155.746(集体林地103800.309平方米、集体村庄8199.796平方米、集体设施农用地4447.562平方米、集体水浇地152097.115平方米、国有水浇地1610.964平方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父亲刘康武签订的《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的法律效力如何、承包期限是多少年？2、与原告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谁？3、原告能否主张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返还土地？4、被告提出变更合同是否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一、本案的讼争的《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签订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跨越年代久远。被告向本院提交其父与双河大队二生产队签订的《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其真实性，但该证据来源于但其来源于阜康市林检局原始档案，结合证人徐志雄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被告之父刘康武与双河大队二生产队签订了该合同，被告一家自1984年起种植林木直至2014年双方发生争议，原告对此明知并未提出异议，阜康市林业管理部门颁发了生产许可证以及出具的说明也证实了被告刘维光在涉案土地上种植林木的行为合法，被告刘维光之父刘康武自1984年起在该地种植林木是不争的事实，原告虽否认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签订时乡政府尚未成立，不可能加盖带有“乡”的公章，加盖公章与签字是不是同一时间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上加盖公章说明了该合同事后也得到了追认，且《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综合案件审理情况，被告方提供的该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对《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50年，截止2034年4月12日承包期届满。二、随着生产队在农村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演变及其他多种原因，被告之父与双河大队二生产队的合同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管理的状态，合同在履行期间亦发生缔约时双方未能预见的重大变迁，原告对此一直未提出异议。2011年9月11日，被告刘维光的父亲刘康武去世，刘康武的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该林地。2013年、2014年刘维光将其父种植树木砍伐在该地上种植苗木至今，亦是在原告知情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所为。原告主张刘康武去世后，由八被告共同经营该土地，但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及视频资料均只能证明刘维荣的妻子到过地里干活，刘维新阻止村民分地，并不能证实除刘维光夫妇外，其他子女均参与了经营，被告刘维荣、刘维萍、刘继红、刘维新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其父、母亲对该地的所有权利。被告刘维光、李贵萍明确表示该土地由其经营。2015年1月8日、2016年6月16日也是被告刘维光缴纳2014年、2015年承包费31.8万元。以上均说明刘康武去世后，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是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夫妻。2014年，被告刘维光参加村民会议，并同意按318亩面积，每亩500元/年的价格缴纳承包费的行为应认定为是双方对原承包合同中承包面积、承包单价内容的变更，故双方对承包单价及亩数的约定及原合同约定合同期限继续有效。三、2016年4月至10月间，原、被告双方因被告未交2016年承包费及剥离责任田等事由，与原告村干部及村民发生争执，引发村民不满、上访。被告未交清承包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的存在是否必然导致合同的解除？在本案中，被告所负债务为金钱债务，从合同内容及性质看，原告的合同目的就是收取承包费，并无其他根本性合同目的，原告可采取依法追收的方式实现，并不因被告的迟延履行而落空。2017年2月1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通知后于2017年5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期间不足三个月的合理期限，且被告抗辩理由也不同意解除合同，故该通知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自2014年起，原告与被告就318亩承包地进行了约定，每亩每年承包费500元，被告依约缴纳了2014年和2015年的土地承包费，合计31.8万元。2016年起双方就承包单价进行协商，被告以承包单价过高为由要求降低承包费，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引发争议，为此一直进行诉讼，被告未缴纳之后的承包费也是事出有因，故原告以被告未缴纳承包费为由要求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阜康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涉案土地中原告享有权利的土地面积为403.81亩[(269320.715平方米-380.191平方米)÷666]，虽然2016年二道河子村委会给被告刘维光重新划定了44.4亩的责任田，但被告刘维光拒绝耕种，仍在原承包地种植至今。因此，承包面积中应当扣除刘维光一家38.4亩的承包地面积，被告仍应当就365.41亩土地支付承包费。四、对于反诉原告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将承包费变更为200元/亩/年的诉请，首先“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履行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权利受损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就承包费单价已经双方协商变更为每亩每年500元，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反诉原告主张按每亩200元/亩/年的标准缴纳承包费，但反诉被告不同意，且不认同反诉原告提供的承包费标准，而合同变更只能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方能进行变更。故对反诉原告要求变更合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刘维荣、刘维萍、刘继红、刘维新经本院传票传唤，以声明放弃继承其父、母亲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对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对原告请求被告刘维光、李贵萍给付2016年-2019年406.39亩中的365.41亩土地承包费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给付2016年-2019年承包费欠款利息的请求合理合法，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规定，500元/亩×365.41亩×4年×6%＝43849.2元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其余被告承担支付承包费的诉讼请求及要求解除与八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土地承包费730820元；二、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支付逾期付款利息43849.2元；三、驳回原告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2659元，由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590元；由刘维光、李贵萍负担1106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00元，由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云凌审 判 员  李 薛人民陪审员  马秀红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海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