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1民初16843号原告：陈丽芳，女，197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被告：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主山社区振兴路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1900457228814B。法定代表人：隗伏冰。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雨，广州凡立（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丽芳诉被告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丽芳、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2017）东医民调字第99号调解协议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因一侧外阴肿痛于2017年3月5日入被告住院手术治疗，3月6日被告告知原告检查结果血HCG值为28.7mIu/ml为阳性（即怀孕）。被告在给原告查体后的病历都是注明“患者未婚无性生活史，未行窥疹，”但被告还是给原告排查怀孕，原告表示无性生活史，绝不可能怀孕，之后被告要求原告签了一份知情沟通记录“患者无性生活史，未行窥疹。患者自诉既往无性生活史，3月5日绒毛膜促进腺激素（THCG）：28.7mIu/ml，告知患者HCG阳性，不排除宫内妊娠可能，不排除异位妊娠可能，不排除有相关内分泌疾病如卵巢肿瘤等可能，患者及家属表示理解，并坚持否认既往有性生活史，并表示如宫内妊娠，放弃胎儿，并要求行前庭大腺脓肿造口术。”之后被告给原告抽血复查，被告未待出复查结果就帮原告进行手术。2017年3月12日原告出院当天要求被告复印全部病历未果，在3月21日复查诊当天原告要求复印病历未果。在3月27日复诊时再申请复印病历，被告要求原告按医院规定的模板填写入院记录、化验单、手术同意书的复印病历申请书，原告得到12页复印病历，病历不全，后来知道病历总共是72页。原告在向被告投诉未果的情况下，原告用上述病例与其他资料在2017年4月10日向东莞市卫计局投诉被告在病历中存在籍贯、名字、腹部结扎疤痕的错误问题；无性生活史排查怀孕的过度检查；复查血HCG是1.2mIu/ml，下降了23倍多，孕酮0.38mg/ml，结果在绝经期，不排除是录入错误，换错血液标本、误差等问题；医护人员态度恶劣问题；血常规等血液检测在术前两次检查，重复检查等问题，要求市卫计局对被告进行调查处理。市卫计局于6月9日作出东卫群字[2017]82号信访回复，结论是医患沟通不到位，告知原告如果要求被告赔偿的话去找东莞市医疗争议专业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处理。医调委一名姓陈的工作人员告诉原告她读过医学，认为被告没有过错，包括原告手术复发也是正常，所有育龄期妇女都要排查怀孕，写错病历等很正常，所以原告的要求其赔偿是无理的，看在和原告都是本地人，为了让原告心安可以帮原告尽量说服被告退回检查费，教导原告按其意思写份陈述书只要求退检查费。调解当天医调委的其他懂医的人员解析都这样的，就算某个官太太好不容易怀了二胎，告知医生怀孕了，医生开错了药导致其流产，来到这调解也是谈补偿，不会写医院过错，从来也不可能有书面道歉的。最后达成协议，被告退回原告检查费266元，口头道歉也只就病历错误道歉。原告质疑过协议书的多项条款，包括第四项第3条、“医患双方自愿接受此调解方案，确认本调解协议为双方之间的医疗纠纷的最终解决结果，本医疗纠纷宣告终结，此后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医调委解释称每个前来调解的都是这样的条款。原告要求被告把266元其中属于社保局已经报销部分退还社保局未果。无奈之下原告于2017年7月6日在医调委的主持下签署了（2017）东医民调字第99号调解协议书，把包含属于社保局已经报销部分都退还给原告。因为本案协议只针对检查费，并未对后续损害后果进行调解，且原告当时不懂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掌握的病历不全，该调解协议书显失公平。签订协议后原告觉得不公平，不断向市卫计局行政投诉被告，也向省卫计委投诉，期间多次要求被告撤销协议未果，也曾去市医调委要求撤销，所以未过诉讼时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申请撤销本案起诉的调解协议。被告辩称：一、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案涉《调解协议书》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依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1、根据案涉《调解协议书》第2条约定，在签订协议前，医调委已经告知了双方相关权利、义务和注意事项，双方在无异议、自愿的情形下才签订案涉协议。因此，案涉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2、根据案涉《调解协议书》第4条第1款约定，双方在签订案涉协议之前，就已经了解和同意是在不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及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自愿协商的调解。因此，案涉协议在签订前，原告已经知悉到被告可能（仅假设）存在过错的情形，但原告选择不进行相关鉴定，而是直接与被告进行调解。原告已经完全知悉其权利和义务，根本不存在任何误解或显失公平。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后续的损害后果，根本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其诉讼请求依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三、撤销权应当在一年内行使。原告在诉状中已经自认在2018年1月12日被告作出《处理意见及整改措施》前，已经多次要求撤销合同，亦即视为在该日之前原告已经知道撤销事由。但原告直到2019年5月才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间。且撤销权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存在中断等情形。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并在卷佐证。该部分证据证明如下事实：2017年3月5日，原告因“发现外阴肿物17天”到被告处就诊，后于2017年3月6日在静脉麻下行左侧前庭大腺脓肿造口术，术后于2017年3月12日出院。入院记录记载原告的婚育史为“未婚，既往无性生活史”，月经史为“末次月经2017-02-15”。被告在2017年3月5日16:32时出具的检验报告单显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THCG）结果为28.7mIu/ml,参考值为0-10.0，提示为“↑”。2017年3月6日8:30时原告签署的《知情沟通记录》首部记载患者姓名为陈丽芳，正文内容记载的患者姓名为“陈黎芳”，正文还记载被告据2017年3月5日的检验报告单记载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THCG）结果告知原告“不排除有宫内妊娠可能，不排除异位妊娠可能，不排除有相关内分泌疾病如卵巢肿瘤等可能”，并记载“患者及家属表示理解，并坚持否认有既往有性生活史，并表示如宫内妊娠，放弃胎儿，并要求行前庭大腺脓肿造口术”。谈话医生签名一栏有“陈亮”签名，患者签名一栏有原告签名并手写“了解以上情况及风险，否认有既往性生活史，如宫内妊娠，放弃胎儿，要求行前庭大腺脓肿造口术。”被告在2017年3月6日13:56时出具的检验报告单显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THCG）结果为1.2mIu/ml，孕酮（PRGE）结果为0.38ng/ml，两项指标结果均未提示异常。病程记录显示被告在2017年3月6日14:26时进行了术后首次病程记录，记载了手术经过。原告提交的住院费用明细清单记载的孕酮测定（数量1）、血清人绒毛促性腺激素测定（数量2）的检验费分别为52元、104元，合计156元。2017年3月27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复印病历，申请书记载的申请复印内容包括“入院记录、化验单、手术同意书”。2017年8月16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复印病历，申请书记载的申请复印内容包括“医嘱单、手术麻醉同意书”。2017年10月30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复印病历，申请书记载的申请复印内容包括“手术记录、影像检查资料”。2018年3月30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复印病历，申请书记载的申请复印内容包括“护理记录”。2018年11月9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复印病历，申请书记载的申请复印内容包括“前四次复印之外的余下全部病历”。2018年11月9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共同启封封存病历资料并予以复印，理由是处理医疗纠纷需要。原告提交的一份出院记录显示记载患者籍贯为“江西省九江市”，入院体查内容有“腹平软，见结扎疤痕”。原告提交的另一份出院记录显示籍贯已修改为“广东省东莞市”，但查体内容记载的“见结扎疤痕”仍未订正。原告还提交了第三份出院记录，显示“见结扎疤痕”已订正为“无压痛无反跳痛”。2017年6月9日，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原告提交的信访资料作出《关于群众陈丽芳女士信访的回复》，记载了调查情况、处理意见及建议。调查情况一栏载明了关于HCG检查、关于术前检查、关于手术签字、关于麻醉方式、关于手术缝线、关于隗洪进主任的态度、关于复印病历、关于复诊、关于“籍贯信息错误、入院情况描述腹部见结扎疤痕、知情沟通记录上患者名字为陈黎芳”的情况等九项内容。第1项关于HCG检查记载：“医院检验仪器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定期进行质控，力求做到所有检验标本检测精准，控制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因此，医生根据检测结果，已作出专业解释及履行告知义务，并遵循务实求真的态度，经与您沟通后，于3月6日再次复查血HCG，并查孕酮进一步排除妊娠可能，不存在过度检查，属于合理收费，故需由患者支付。整个诊疗过程中医院并未对您作出‘怀孕’的诊断。”第2项关于术前检查，说明了血常规是术前准备的必要检查项目，对术后治疗有重要指导意义，不存在过度检查。第3项关于手术签字记载：“对于育龄期女性，虽是未婚，否认性生活史，但在实际临床工作中，有少数患者有隐瞒性生活史，您的末次月经2017年2月15日，且月经周期不规则，排卵时间不详，为慎重起见，需您签知情沟通同意书，医生方可行手术治疗。”第4项关于麻醉方式记载：“您术前疼痛难忍，对疼痛耐受力较差，为减轻术中、术后疼痛，酌情选择麻醉方式为静脉全麻。麻醉医师在麻醉前已对您和家属讲明麻醉风险并签署麻醉同意书……对于患者术后出现一过性视力改变，考虑为该药物抗胆碱作用，是与治疗无关的正常副反应，一般不需特殊处理，停药后可自行缓解，副反应程度与各人体质差异相关，并无明确证据证明麻药对患者造成视力永久性损害。”第7项关于复印病历记载：“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根据《广东省病历书写与管理规范》，制定的《东莞市妇幼保健院病案复印规定》，医疗机构受理复印或复印病历资料申请后，检查和化验报告单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在出院当日即可复印，普通病历中其他可复印的资料出院7天后即可复印，因科室需将病历认真检查、整理完毕和完成各级医生的签名等再转交由病案归档管理。”第9项关于“籍贯信息错误、入院情况描述腹部见结扎疤痕、知情沟通记录上患者名字为陈黎芳”的情况记载：“因系统及模板错误，医生失误造成，医生发现错误后在患者出院前已及时修改，并未在公共场合散播错误信息，造成患者人身伤害、诽谤及直接不良后果，并无第三方知情，医院认为不需要作出公开道歉。”处理意见及建议一栏记载：“考虑本例投诉的主要原因是医患沟通不畅。您在妇幼保健院的治疗过程是顺利的，治疗结果是理想的，并未发现医务人员有明显违反相关诊疗规范的地方……”、“如果您认为市妇幼保健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侵害您的权益的地方，根据《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和《东莞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医疗纠纷争议发生后，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处理：1、医患双方协商调解；2、向东莞市医疗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3、向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申请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明晰医疗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再申请调解、行政处理；4、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局为处理纠纷，于2017年5月24日向被告的医师陈亮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2017年6月28日，原告向东莞市医疗争议专业调解委员会（下称“东莞××委”）反映其与被告之间的医疗纠纷，并填写了《调解申请书（患方）》，申请事项为“申请退回过度检查项目的费用，及写错我结扎疤痕、籍贯、名字等问题作道歉，申请医调委调解。”东莞××委受理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签署了《调解告知书》。该《调解告知书》记载了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需要提交的材料、受理调解不影响法律诉讼等内容。据2017年7月6日的调解笔录记载，原告以被告过度检查为由要求被告退还检查费266元，并要求被告就写错病历资料等问题作出道歉；经调解，被告在调解员的见证下作出道歉“陈丽芳，我为我医院工作人员的失误和对你造成的困扰表示真诚的歉意，对不起。”随后双方签署了（2017）东医民调字第99号《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书前文记载了纠纷简要情况，而协议内容为：“1、医、患双方同意在不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及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自愿协商解决争议。2、东莞市妇幼保健院一次性退回患者检查费共计人民币贰佰陆拾陆圆正（小写：266.00元），并在医调委见证下对患者进行当面道歉。3、医、患双方自愿接受此调解方案，确认本调解协议为双方之间的医疗纠纷的最终解决结果，本医疗纠纷宣布终结，此后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3、医、患双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患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方式向医方及其医务人员提出新的主张及请求，不得干扰医方医疗秩序、妨害医方工作人员工作或生活，否则视为违约；双方当事人不得向其他部门发布针对对方当事人的相关信息，对于本协议的具体内容，双方当事人都负有妥善保管、保密，不得向协议外第三人公开的义务，否则视为违约（医方按规定向行政主管部门汇报的除外），任何一方违约，应支付对方违约金伍拾叁圆贰角（小写：53.20元），若患方违约，还应退回院方已经退回的检查费。”该调解协议书还记载有“本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自觉和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调解结束后，原告填写了《调解工作调查表》，对调解员的工作态度及工作方式均表示满意。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已向原告退回检查费用266元。2018年1月12日，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在调查处理原告与被告的医疗争议过程中，向被告发出东卫工建字[2018]第1号《关于市妇幼保健院相关工作的建议》，记载“我局在调查处理你院与陈丽芳医疗争议过程中，发现你院当事医务人员存在违反诊疗规范方面问题。根据《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局建议你院作出如下整改和处理：（一）要认真落实制度，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加强医患沟通和病历书写等，不断提升诊疗水平；（二）加强对全院医务人员（含医生、护士、卫技人员）的提醒教育和监管，严格遵守工作规程，避免出现人为错误，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被告收到该文件后向该局回复《我院关于陈丽芳投诉事件的处理意见及整改措施》，记载有：“1、处理意见：据调查，该事件当事医生陈亮在事件中违反病历书写制度及诊疗流程，违反知情同意原则，与患者沟通不当，导致患者多次到上级部门信访，影响较大。根据《东莞市妇幼保健院质量控制管理实施细则》第四章第10条第一款，并经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给予陈亮医生如下处罚：罚款1000元，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2018年12月29日，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向原告作出东卫信复[2018]52号《行政事项答复意见书》，对其在2018年11月14日受理原告反映被告关于术中《麻醉知情同意书》造假、没有提前充分告知、使用没有执业医师证的医生独立做麻醉手术等问题作出答复，内容包括“经查，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诊疗项目包括妇产科、医学影像科、麻醉科等。在您住院诊疗期间，医生汪志勇、王向东均已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均为外科专业，注册主要执业机构均为该院；见习医生陈庆泽当时尚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经查，2017年3月5日，汪志勇休息，见习医生陈庆泽在医生王向东的带教下实习，王向东与陈庆泽共同完成您的《手术风险评估表》中的‘麻醉分级’和‘手术类别’评估和填写，并分别在相应栏目签名，陈庆泽制作了《麻醉知情同意书》、《麻醉前评估及再评估单》和《麻醉计划单》，在医生签名栏录入了自己的名字，并按照各文书制作时间在相应的日期栏打印上时间。原定由王向东带陈庆泽向您进行麻醉知情告知，但因到病房时您不在场，未能在当天完成。3月6日，汪志勇审核《麻醉前评估及再评估单》和《麻醉计划单》后在相应栏目签名，在发觉患者和家属仍未签署《麻醉知情同意书》后，分别要求患者和家属签署名字，并代填写了相应签名的日期栏，时间填写为‘2017年3月5日16时00分’。据汪志勇称，其在术前有对患者进行麻醉风险等相关内容的告知。根据现时的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现无充分证据证明该院麻醉知情告知的内容与《麻醉知情同意书》的书面记载不一致，也无充分证据证明有其他医生顶替汪志勇为您施行麻醉术。对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在为您的诊疗中存在不准确书写医疗文书的情况，执法人员已按照《广东省卫生厅关于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的试行管理办法》第七条（十二）项的规定给予记分，并要求其整改。”该局在调查过程中向被告的医务人员陈庆泽、王向东、汪志勇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相应的笔录。2019年2月25日，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对原告所反映的医疗纠纷作出了东卫信复[2019]19号《行政事项答复意见书》，记载的投诉内容为“你来访反映市妇幼保健院两次HCG检查结果存在差异没有进行‘复检’等问题”，调查情况记载了如下内容“关于市妇幼保健院两次HCG检验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你已于2018年2月28日在阳光热线问政平台提出，我局已于2018年3月6日在阳光热线问政平台上向你进行解释”、“我局暂未发现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在检验你的血液时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根据我局调取的病历显示，《知情沟通记录》中记载的内容为市妇幼保健院告知你在3月5日HCG检测情况为阳性的情况下进行前庭大腺脓肿造口术的情况以及风险，而非要求你签署知情沟通记录后方可对HCG进行复查。我局暂未发现市妇幼保健院存在你所述的情况”、“关于HCG的复查结果未出具的情况下进行手术是否违反诊疗规范的问题，你已多次就同一事项进行投诉，我局已多次对该问题进行答复，且你已在2018年7月19日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中提出，法院已审理认定，详见（2018）粤1971行初611号《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另，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粤19行终7号行政裁定书的记载，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陈丽芳与东莞市卫生健康局、东莞市妇幼保健院的其他行政纠纷一案中，查明原告于2017年7月11日通过政府网站请求复查，后又通过东莞市12345政府热线投诉东莞市卫生及计划生育局行政不作为，原告再于2017年12月3日向该局提交《关于东莞市妇幼保健院诊疗过程是否符合规范的质疑和投诉》，主要内容包括了排查怀孕（血HCG）、《知情沟通同意书》、病历信息错误等事项。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原告在本案中明确其要求撤销调解协议书的理由是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说明“重大误解”是指东莞××委在组织双方调解前向原告陈述称被告排查怀孕的诊疗行为没有违反医疗常规，原告是因为听信了东莞××委的说法才签署了调解协议书，事后却发现被告的诊疗行为违反医疗常规。原告说明“显失公平”是指调解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的内容要求原告放弃主张其他权利导致原告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行政投诉等途径要求被告的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并导致原告无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第四条第4项的内容仅仅约束原告，属于霸王条款。被告对此不予确认，表示原告在东莞××委明确告知是在未经鉴定的情况下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原告仍自愿同意进行调解并达成案涉调解协议，说明原告并不存在误以为被告没有违反诊疗规范的重大误解情形；被告还抗辩称案涉调解协议第四条第3项约定的“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中的“任何责任”是指除刑事、行政责任以外的任何责任，即双方互不追究民事责任，而原告在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有遭受其他损害且可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原告在签署调解协议书后多次向行政机关投诉被告，被告也已收到有关机关发来的整改建议，说明案涉调解协议书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主张其曾于2018年4月28日到东莞××委要求解除案涉调解协议书，又于2018年5月致电被告的签约代表马景文要求解除案涉调解协议书并向被告退还有关费用，均遭到拒绝。原告称2018年11月9日复印全部病历资料后才知道存在可撤销事由，又称其在2019年4月中旬收到行政裁定书后才知道其享有撤销权，最后称其在行政诉讼案件中于2018年6月16日收到被告提交的证据副本后才知道被告承认存在违反病历书写制度及诊疗流程、违反知情同意原则的错误，原告从此时起才知道可以对案涉调解协议书行使法定权利。另，原告还主张其提交的病历资料显示××五项、××抗体、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甲苯胺血红清试验、××螺旋体特异抗体试验等术前检查项目的检验报告单出具时间为2017年3月6日14：25时，说明这些项目于手术无关，被告的过度检查行为造成原告经济损失。被告则表示若原告有证据证明其还存在其他损失，可以要求被告赔偿。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7月6日签署《调解协议书》的事实清楚，双方之间成立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与被告签署的《调解协议书》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二、原告在本案中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间。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原告基于被告对其进行两次排查怀孕的检验、病历信息错误的事由认为被告存在过错而申请东莞××委进行调解。而双方签署的《调解协议书》约定被告向原告返还检查费266元，被告已在东莞××委的见证下对原告作出当面道歉，可见原告通过该协议实现了其主张的权利。调解笔录记载被告已向原告确认其工作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存在失误，被告在调解过程中并不存在利用优势推脱责任。该《民事调解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记载“本医疗纠纷宣告终结”，亦仅针对原告在调解过程中提出的诉求，并不能扩大解释为涵盖双方因本次诊疗行为发生的其他纠纷。第四条第4项约定原告在该协议生效后不得作出干扰医疗秩序或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行为，这是原告理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并不是因为调解而产生的、加重原告负担的义务；第4项同时还约定被告对该协议负有妥善保管、保密的义务，可见该条款并非仅约束原告。再者，原告在签署该《调解协议书》后还多次向有关行政部门进行信访投诉，有关部门也对被告作出了整改建议、记分处罚等处理。这说明双方签署《调解协议书》并不影响原告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原告述称其对《调解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的理解与其实际行为不一致。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不能成立，案涉《调解协议书》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本院依法认定案涉《调解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假设案涉《调解协议书》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原告在签署《调解协议书》后于2017年7月11日通过政府网站请求复查，后于2017年12月3日向东莞市卫生及计划生育局提交《关于东莞市妇幼保健院诊疗过程是否符合规范的质疑和投诉》，说明原告在2017年12月3日就应当知道存在撤销事由，原告应当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可见，假设存在撤销事由，原告于2019年5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亦已超过法定期间。结合前述两项分析意见可知，原告要求撤销案涉《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调解协议书》未涉及的纠纷，原告可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丽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陈丽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春嫦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艾 童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