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民初373号 原告：西安亨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绿地领海第1幢1单元13层11301室。 法定代表人：张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茂，陕西乐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鹏，陕西乐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28号627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西安亨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顿公司）与被告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鲸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10日、4月24日、5月27日进行了质证，于2019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亨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鹏，被告浩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王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亨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13173975.99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731796.07元（以应付合同款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1月1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要求支付至上述款项全部付清之日）；3.判讼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6日，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约定协议期限、合作内容、保密等内容。同年9月30日，双方再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合作范围及合作内容作出较为详细的约定，主要在智慧政务领域展开方案、技术、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全方位优势合作，协议有效期为三年，具体项目另行签订正式合同，正式项目合同与本协议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双方合作的法律文件。后双方陆续签订了12345政府便民服务热线平台项目（以下简称平台项目）技术开发协议、金寨县智慧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技术开发协议、红河州智慧政务项目技术开发协议等一系列协议，约定了双方在具体项目开发中的权利义务。上述协议签订后，其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陆续完成各个具体项目的开发工作，向被告交付了工作成果，最终客户对开发项目亦实际投入使用。被告未按时向其支付合同款项。2018年1月，经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7年12月31日，被告应付账款为13173975.99元。 案件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315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应付合同款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1月1日暂计算至上述款项全部付清之日；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补充的事实和理由为：其先就银川的平台项目向被告主张剩余合同款项，其余9个子项目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及合同款，其将另行主张。 被告浩鲸公司辩称，1.原告提交的询证函并未明确应付款项金额对应于哪些合同，原告应当具体说明其主张的平台项目合同项下相应的未付款金额及与询证函之间的关联性。2.即便平台项目合同中的未付款金额包含在询证函中，询证函上所记载的应付款金额是会计师事务所根据被告财务会计上记录的应付款信息，出于审计需要发送给原告的。被告财务会计上之所以会记录这一应付款金额，是原告勾结被告时任董事和案涉项目所属的智慧城市事业部负责人尚军及其下属田庆业共同损害被告利益的结果，不能根据这一不合法的证据要求被告付款。3.会计上已经入账的应付款金额未必符合法律上到期债务的履行条件和履行期限。该询证函发出后，原告始终没有向被告方返还，所以不存在双方对账确认的情况。就原告主张的平台项目的合同履行情况及合同约定而言，该合同明确约定付款方式采取“背靠背”的付款方式，即被告收到客户回款后同比例向原告付款。目前被告从客户处合计收到款项1669163.75元，占合同款总额的25%，被告也已经向原告付款1050000元，同样占合同款总额的25%。所以，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目前在平台项目的合同项下被告不需要向原告继续付款。4.就平台项目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而言，目前原告尚未向被告交付完整准确的源代码和所有的文档资料，而该项目属于政府的政务系统项目，关系政府相关公共事务的运行和社会民生事业的正常运作，属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软件业务系统。如果原告不提交完整准确的源代码和完整的文档资料，将导致后续维护得不到保障，影响政府公共事务和民生事务的正常运行。此外，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还擅自将案涉项目转包给深圳市深海捷科技有限公司，违反合同第一部分第22.2条的约定；业主方反馈的信息反映目前项目还存在很多缺陷，原告未能依约履行相应的补救和维护义务，且合同第二部分工作说明书第四条约定的需要开发的相关内容也没有全部完成，导致业主方回款缓慢，所以至今被告只收到合同总额的25%。综上，恳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 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份，证明双方的合作范围主要在智慧政务领域方案、技术、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深化合作，合作期间权益分配在战略框架协议精神下结合具体项目确定。 2.平台项目技术开发协议，证明双方约定由原告就涉案项目进行开发，合同金额为4200000元，验收标准约定在应用后进行验收，被告按照项目进度、原告提交的可交付软件，在原告提供合法、等额的发票后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 3.智慧银川APP与12345热线系统情况对接应运场景说明、初验意见、初步验收意见表、智慧银川项目总结报告，证明原告已完成涉案项目手机APP系统开发义务，涉案项目于2016年9月开始系统软件需求调研工作，至11月底完成系统的开发测试工作，12月4日完成软、硬件的安装、调试及部署工作，进入试运行阶段，12月期间对银川智慧城市管理智慧中心人员进行培训，12月30日系统正式上线运行，截至2017年10月30日，系统运行正常，被告及建设单位于2017年11月2日出具验收意见表，载明原告开发设备符合合同约定，按照设计需求完成了开发内容，工程质量良好，被告、监理单位以及建设方相关负责人对该意见表签字后盖章确认，原告依约完成了涉案项目全部开发义务。 4.应付款项询证函、EMS邮寄单（原告收到的邮寄单），证明被告进行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就双方10份合同应付原告合同款项进行了财务报表审计，被告审核后向原告邮寄应付款项询证函，载明截至2017年12月31日被告应付原告包括涉案项目合同款在内的账款余额为13173975.99元。 5.往来邮件记录，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6日向被告交付乌兰察布项目源代码及相关清单资料，被告并未提出异议；被告告知原告将按比例向原告支付款项，要求原告开具相应发票；原告开具相应发票寄送被告后，被告并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原告负责人于2018年9月7日明确回复被告项目负责人程剑锋，被告已确认截至2017年12月31日应付原告的合同款，并明确已经履行所有项目源代码和所需文档的交付义务；因被告屡次拒绝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原告依法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后续服务义务。 证据6.政府网站截图，证明2019年3月25日银川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转发银川新闻网标题为“银川12345一号通”平台受理市民诉求突破百万件的新闻；“银川12345一号通”自2016年12月4日至2019年3月23日期间一直正常运行，且已受理市民诉求超过百万件；平台运行良好，为各级各部门解决问题提供了决策依据，说明原告开发的涉案软件无任何缺陷，实现政府基本需求，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开发义务。 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的签订时间在平台项目之后，与平台项目无关，且该两份协议是尚军在被告担任董事和智慧城市事业部负责人期间，安排下属绕开被告内部正常的采购流程，通过指定供应商的方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中的智慧银川APP与12345热线系统情况对接应运场景说明无原件，对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初验意见、初步验收意见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平台项目总结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总结报告仅是原告单方面的陈述，不代表通过了被告的验收，也不代表通过了业主方的验收，在总结报告中出现的冯晓东、易灿不是中兴通讯的员工、不是被告的员工，也不是原告的员工，是深圳市深海捷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反而证明原告非法转包，且该总结报告中第5点遗留需求及解决方案也说明项目还有多处需要改进，系统对接方面有多处工作没有开展，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完成，恰恰证明该项目没有最终全部完成。关于证据4，询证函上记载的数据来源于被告会计上的记载，财务上之所以记载的原因已经在答辩时说明，询证函的内容是矛盾的；该份询证函未返还被告，其也向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解，会计师事务所称也多次与原告电话联系，但原告始终没有返还，实际上已经过了有效期，没有返还说明没有得到原告的认可。关于证据5，乌兰察布项目付款申请和开票方面的邮件，与本案平台项目无关；对第四份邮件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邮件载明的“因此按约交付了作为项目的源代码和所有项目的文档”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从该邮件可以看出原告通过非法途径取得询证函后，以询证函上面载明的金额存疑、组成方式不明确的内容向被告主张权利，但却不通过行使债权人代位权的正当方式主张权利；2018年3月8日孙永辉发给桑松松的邮件，邮件名称为集宁审批项目源码交付，与平台项目无关，虽然有交付清单，但是无法看出包含哪些内容。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平台已经上线，但是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案涉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尤其是交付源代码和相关文档资料的关键义务，也不能证明该项目在运行中不存在其他的缺陷和瑕疵问题。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 1-1.南京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证据1-2.公开转让说明书，证据1-3.关于政企业务运营中心人员任免的决定，共同证明尚军从2013年起是被告的董事，2016年起继续担任智慧城市部事业总经理，兼任商务技术管理总监和交付管理总监，田庆业是智慧城市事业部的副总经理，吴正大是尚军的下属。 1-4.被告人事管理系统中关于田庆业离职的记录及离职证明，证明田庆业于2016年11月从被告离职。 1-5.被告人事管理系统中关于尚军离职的记录及离职证明，证明尚军于2018年1月16日提出申请，于1月31日从被告离职。 1-6.被告人事管理系统中关于吴正大离职的记录及离职证明，证明吴正大于2018年1月从被告离职。 1-13.人事管理系统中关于付超贤离职的记录和离职证明，证明付超贤于2018年3月底离职。 上述四份证据共同证明上述四人离职的情况，从其在公司期间任职的时间来看，案涉平台项目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履行时间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还没有全部履行完毕，履行过程是尚军在职期间；尚军在2017年时具备向财务部门报送项目履行交付信息的权利，虚假的交付信息也是尚军在职期间安排相关人员报送给财务部门。 1-7.原告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为张勇；田庆业从被告离职后就到原告任职，并且在2017年5月31日通过受让40%股权成为原告的股东，6月8日成为原告执行董事；尚军从被告离职后，也到原告工作，并在2018年9月3日受让田庆业持有的40%公司股权成为原告的股东；两人先后离职，并且均到原告担任股东，双方之间还有股权转让的事实，能够反映田庆业在2017年5月底持有原告股权本质上是为尚军代持；2017年尚军通过田庆业的持股和担任执行董事实际上经营管理原告，或者与原告之间建立权益关系。 1-8.企查查网站关于张勇合作伙伴的大数据信息，证明张勇的合作伙伴有田庆业和尚军，张勇作为股东的的西安训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及其他几个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1-9.西安训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商资料、1-10.被告与西安训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2015年至2016年签订的三份采购合同，共同证明尚军和张勇不仅仅在本案一系列的合同中存在联系，与张勇持股90%的西安训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一直有密切的业务往来，而张勇在该公司担任总经理，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之间存在利益关联的情况，且与西安训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也不是通过被告采购部门招投标，而是直接指定采购。 1-11.田志勇、徐辉、尚军之间有关海口项目部按照“背靠背”付款方式与原告签订合同的相关往来邮件，证明一般都是采取“背靠背”付款方式，并且在海口项目之前绝大部分也是采取“背靠背”付款方式，但是海口项目最终是按照4：3：3的比例签订合同，说明尚军是最高负责人，经过尚军同意才会这样签订合同。1-12.2017年10月17日对乌兰察布项目不按照合同约定的“背靠背”付款比例向原告付款的邮件，在该邮件中明确写明客户向被告付款比例只有25.58%，但是准备按照45%向原告付款，并且明确告诉尚军付款方式不符合合同约定，但是尚军仍然同意按照超比例支付。证据1-11、1-12共同证明尚军在职期间，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公司正常的做法为其他公司或原告谋取超出合同约定或者超出正常范围的利益。 2-1.平台项目技术开发协议。 2-2、2-3．2018年7月13日上午和下午被告将银川客户发来的2封系统问题邮件及附件（自查报告）转发给原告，要求对系统进行优化、完善，应于当月底前完成修复，但原告未反馈和响应。 2-4、2-5．被告项目经理程剑峰与原告的邮件往来、工作联络函及邮寄记录。被告在邮件及函中向原告表明，原告于2017年末便停止了一系列相关的维护服务，且至今未交付源代码，导致被告无法进行维护，存在重大的违约行为，因此向原告提出异议；而原告认为被告拖欠原告款项因此不履行相关合同义务；被告在工作联络函中特别向原告提示合同的付款方式为“背靠背”，但原告一直不予理会，严重干扰被告正常工作。 2-6和2-7.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采购合同及回款凭证，合同金额为6676655元，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25%的合同款项，共计1669164元，被告已经依同比例按照“背靠背”付款方式向原告支付同等比例的合同款项1050000元，履行了合同义务。 2-8.代码分析，被告没有收到平台项目的源代码，只收到一个名称为银川项目的文件，并且原告也没有依照约定交付其他的必要文档资料。 2-9和2-10.向原告付款的凭证及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的付款说明，该两份证据与证据2-6、2-7共同证明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作为被告的上家，向被告支付了合同款的25%，其也向原告支付了合同款的25%，履行了合同义务。 3-1.告知函及邮寄凭证，证明其于2018年4月17日向被告书面催促按合同约定及时提供源代码等文件，且原告总经理来南京沟通时曾同意提供源代码，之后又以各种理由推脱。 3-2.2018年3月5日的会议纪要，证明其要求原告尽快提供应用软件、源代码和系统文档，并要求保质保量。 3-3、3-4.源代码比对说明及分析，证明原告虽然提供了一些代码，但不同系统除背景图片不同外，代码相同，同名系统会报完全相同的错误，原告未能提供完整准确的有效代码。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1至1-3是被告正常的经营发展及内部人事任免决定，与本案合同无直接的关联性，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1-4至1-6、1-13是被告员工的正常离职，且被告主张尚军提交虚假交付信息，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四份证据只能显示上述人员的离职情况，与案涉合同的履行内容无直接关联性，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7、1-8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的实际经营管理及控制人为法定代表人张勇，张勇与尚军的亲戚关系不属实，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只是基于相关大数据的猜测。对证据1-9、1-10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但对被告主张系尚军直接指定供应商，没有证据证实。对证据1-11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邮件载明案涉项目是PPP项目，原告作为项目的开发商在与被告协商的过程中提出按照相应比例付款，最终双方签订的合同被告也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关于证据1-12，虽然合同约定的是“背靠背”付款，但是原告在与被告合作的十个项目中基本上完成了前期的软件开发，因为被告没有及时的回款，原告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向被告申请付款并不直接证明原告与尚军存在不正当利益的沟通、串通损害被告利益的情形；且对于乌兰察布项目，被告在向原告提出付款的通知后，也没有进行后续的付款。对证据2-1、2-2、2-3的真实性认可，确实收到邮件，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自查报告中涉及的缺陷问题均可以通过后期维护解决，自2017年年底到2018年7月，被告一直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原告因为前期十个项目的连续开发导致资金不足，至2018年5月后，原告的现场维护人员不再履行维护义务。关于证据2-4、2-5，双方的协议对软件交付、上线、测试、验收均有约定，其已依约向被告交付终验之前的可交付软件，并上线运行，但被告一直没有组织验收；原告从2016年12月30日上线之后一直维护到2018年5月份，免费维护的时间已经超过17个月；因被告不向原告支付进度款也不组织验收，原告对被告提出的涉案软件的系统问题已明确回复不再履行后续的维护义务，依法行使合同抗辩权；对程剑峰的邮件的真实性认可；没有收到工作联络函，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2-6、2-7、2-9和2-10只能证明被告与上级分包单位之间的付款情况，并不能直接证明最终客户向其支付款项的事实，且被告与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关于证据2-8代码分析，因为银川平台项目不单单是靠一套源代码运行，还需要借助外部的服务器以及防火墙等一系列设备，所以被告单纯依照代码分析不能证明原告的软件不符合合同约定；银川平台项目现在一直正常运行；源代码是开发的核心，在被告没有对平台项目终验之前，原告有理由暂时不向被告提供源代码。没有收到证据3-1告知函，被告没有提供告知函的签收凭证，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2会议纪要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其法定代表人确实与被告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当时都是口头陈述，没有签字，会议纪要内容与其法定代表人陈述的事实不一致；会议内容是原告向被告提交乌兰察布项目的源代码之后，被告应立刻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在被告支付合同款后，原告将后续的源代码一并提交给被告；但原告开具了发票之后被告并没有付款，所以原告就没有向被告按时提供源代码，直到2018年4月28日，向被告提供了全部的源代码。关于证据3-3、3-4源代码的运行解析，因为涉案的银川平台项目需要大量的硬件支撑系统运行，而实际上平台项目是正常运行的，所以对被告认为软件无法正常运行的理由不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双方签订、履行案涉协议的情况 2015年9月25日，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亨顿公司签订平台项目技术开发协议。协议分为第一部分标准条款和第二部分工作说明书两部分，第一部分标准条款约定：可交付软件指乙方按本协议的规定为甲方或客户准备或提供的各种物品，包括开发作品、程序作品、已有材料和第三方开发工具；开发作品指在本协议实施过程中按本协议的规定开发的所有工作成果，包括软件及其模块、源代码与目标代码以及所需的技术资料；工作说明书是指在本协议第二部分中对可交付软件及服务进行描述的条款，包括任何要求、规格或时间表；乙方应确保按时交付各阶段应当提供的可交付软件（其中开发作品应当提供源代码与目标代码），乙方应当提供与软件相关且必要的技术资料，只有在乙方提供了上述技术资料之后，甲方才认可乙方已交付，方可进行可交付软件的测试、上线及验收；乙方可交付软件经甲方或其客户测试满足上线要求，并且可交付软件在甲方客户系统上线应用后，甲方对乙方交付软件进行验收；可交付软件的技术要求、验收标准由工作说明书予以规定；因乙方原因导致可交付软件不能按照工作说明书规定的时间表进行测试、试运行、初验和终验条件的，乙方应当承担延迟交付可交付软件的违约责任；因乙方原因导致可交付软件不能满足工作说明书的技术要求从而导致测试、试运行、初验或终验延迟的，乙方应当承担延迟交付可交付软件的违约责任；付款并不意味着对软件的接受，可交付软件应按订单中规定的“接受或完成标准”接受测试及验收，由甲方决定接受或拒收；可交付软件经甲方及其客户终验合格并由甲方发放验收合格证书后，甲方正式接受乙方可交付软件，乙方可交付软件的交付义务在获得甲方的验收合格证书后最终完成；甲乙双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支付协议款项，即使有上述约定，协议金额的支付尚需满足如下条件：乙方必须在甲方付款前15日将开票金额与付款金额相当的发票正本送达甲方，可交付软件在测试、试运行、上线时满足工作说明书列明的技术要求，乙方没有其他违反协议的行为发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将通过电子方式传送或接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类协议，文件上应当具有该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甲方委托乙方开发的软件（不只限于最终软件，也包含制作中的一切项目）的所有权与知识产权归属于甲方所有。第二部分工作说明书约定：可交付软件（根据实际可修改）包括程序源代码以及相关文档，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项目所有的功能设计书、详细设计书、应用程序等；系统交付时间节点为2015年12月20日完成需求调研；2015年12月30日系统安装部署完成并开始内部试运行三个月、2016年3月31日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系统上线后30天内由甲方组织初验，初验合格后30天内由甲方组织系统终验；2015年12月20日提交需求确认单，2016年3月30日系统正式上线后提交功能设计书、操作说明书、进度记录书、应用程序；甲方按本合同约定的验收方法对乙方的软件成果进行检验，并将检验结果通知乙方，检验合格作为验收完毕；甲方的检验结果不合格的情况下，乙方应承担责任及其费用，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完成并再次接受甲方的验收；甲方验收后12个月内发现缺陷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乙方修补，乙方承担责任及其费用修补该缺陷；本合同金额为4200000元，甲方将按照项目进度、乙方各阶段提交的可交付软件，在收到乙方提供的合法、等额的发票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以“背靠背”的付款方式，甲方收到客户合同款是给乙方付款的先行条件；工作说明书中以表格方式列举了项目的技术内容、范围、形式和要求。 案涉平台项目自2016年9月1日开始实施，系统于2016年12月30日上线。在平台项目初验意见中，系统后期维护意见及建议是：根据银川智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的需求及建议，积极完善12345政府全民服务热线平台的相关功能，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保证其安全及稳定性。上线结论为：2016年12月30日银川智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领导上会决定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迄今为止，系统运行正常，具备初步验收条件。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剑峰在承建单位栏签字并加盖该公司智慧银川项目专用章，银川市智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在使用单位栏签字盖章。 2017年10月30日，平台项目进行初步验收，验收意见为：验收组听取了承建单位汇报以及现场演示，由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智慧银川平台项目软、硬件设备运行正常，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还需以下改进：1.完善与平台城市视频对接功能，2.继续与银川智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沟通提升完善满意率回访功能。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中兴（银川）智慧产业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共同在该初步验收意见表上签字、盖章。 2018年1月，被告向原告寄送应付款项询证函一份，载明：截至2017年12月31日，被告应付原告账款余额为13173975.99元。原告在收到该询证函后在询证函上盖章，但未将询证函寄回。 原告主张其于2018年4月2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被告的指定接收人交付了全部的源代码及所需文档。被告认可确实收到了相关邮件，但对于收到的内容不予认可。庭审中，原告确认其仅向被告提供了案涉平台项目的部分源代码。 2018年7月13日，被告两次将客户发来的关于平台项目系统缺陷的自查报告转发给原告，原告收到该电子邮件。客户在自查报告中提出了9个问题。原告认为，自查报告中所涉问题均可在后期维护中解决；因被告一直未向其支付任何款项，故自平台项目开发完成并试运行至2018年5月后，其现场维护人员不再履行维护义务。 2018年9月7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称：被告欠付其13173975.99元，严重影响其资金安全和正常经营；其已按约交付了所有项目的源代码和所有需要的文档；在被告没有付款前，其停止一切服务。 2018年9月20日，被告向原告邮寄工作联络函，提出5个方面的问题，要求尽快处理，其中关于项目回款问题，直接截取了合同中的付款方式条款。被告提供了工作联络函及查询打印的邮寄记录，未能提供邮寄详情单。目前仍可查询到该封邮件的投递记录，结果显示为“在西安本人签收”。 “银川12345一号通”平台自2016年12月4日运行，至2019年3月23日一直正常运行，且已受理市民诉求超过百万件。原告据此认为涉案的“12345一号通”平台运行良好，为各级各部门解决问题提供了决策依据，其开发的涉案软件亦无任何缺陷，实现了政府基本需求，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开发义务。 关于案涉平台项目系统软件上线运行后存在的问题，双方均同意根据原告提供的录屏进行比对。比对后，被告认为，原告未能依约履行相应的补救及维护义务，在公告栏、效能监察子系统、绩效考核子系统、数据整合平台、数据交换平台、运维管理等项目中存在缺陷及功能缺失；原告认为，其交付的软件系统中存在相关功能项，即完成了约定的功能开发。 被告提供其与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签订的采购合同及附表、核算项目明细表、记账凭证、结算凭证，证明案涉平台项目系其从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承接，其合同金额为6676655元；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依照合同条款向其支付了25%的合同款项，共计1669164元，其已经依约按照“背靠背”付款方式向原告支付25%的合同款项1050000元，履行了合同义务。 二、双方签订的其他协议的情况 2016年6月6日，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亨顿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一份，约定：通过相互合作，双方共同开拓市场，实现双赢的目标，协议有效期为一年，除非一方提出终止，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一年；在协议期限内，针对乙方负责地区的项目，如果项目未能中标，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费用，如果项目中标，甲方将项目部分建设内容或者运营维护内容交给乙方进行，双方根据项目实际要求，洽谈签订分包协议；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的，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吴正大代表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协议上签字。 2016年9月30日，双方又签订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甲方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乙方亨顿公司展开合作，甲方保证在其运作的智慧政务相关应用系统平台或智慧政务解决方案的项目中，优先选择乙方作为合作单位共同推进项目落地；本协议为双方合作依据，具体项目另行签订正式合同，本协议与正式项目合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双方合作的法律文件；本协议有效期三年。付超贤代表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协议上签字。 除案涉平台项目技术开发协议外，双方还签订有涉及辽源、海口、乌兰察布等地的9个技术开发协议。 三、与原、被告有关的其他事实 根据网络查询结果，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勇亦是西安训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90%的股东并担任该公司经理，其合作伙伴包括田庆业和尚军。2015年和2016年，西安训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3份技术开发协议，其中包括银川政务系统APP项目技术开发协议。 2013年1月18日起，尚军成为被告的董事。2016年，被告任命尚军为其智慧城市事业部总经理、商务技术支持团队商务技术总监、交付管理团队交付管理总监，田庆业为其智慧城市事业部副总经理及BG总经理、宁夏BU总经理，吴正大为其甘肃和河南区域的BU总经理。2016年11月，田庆业从被告离职。2018年1月，尚军、吴正大从被告离职。2018年3月底，付超贤从被告离职。 2017年5月31日，田庆业受让原告40%的股权成为原告的股东，于同年6月8日成为原告的执行董事。2018年9月3日，尚军受让田庆业持有的原告40%股权原告的股东。 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变更为现名。 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原告是否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关的义务；二、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的价款支付款项。 本院认为： 双方签订的案涉平台项目技术开发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协议约定，原告应当交付的内容包括应用程序、上线系统、功能设计书、详细设计书、操作说明书、进度记录书和源代码；系统功能验收应当以技术开发协议第二部分工作说明书中关于技术内容、范围、形式和要求的约定为依据；付款条件为背靠背，即被告收到客户合同款是其向原告付款的先行条件。 一、原告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其义务 技术开发协议约定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的时间是2016年3月31日，系统上线后30天内由甲方组织初验，初验合格后30天内由甲方组织系统终验。实际履行中，系统上线时间为2016年12月30日，超过了协议约定的系统上线运行的期限，原告交付软件系统的时间迟延。由此，被告组织初步验收的时间亦相应推迟。 在被告组织的初步验收中，虽然提出了需要改进的2点意见，但验收小组同时亦肯定了软件基本按照设计需求完成了开发内容、工程质量良好，表明案涉平台项目已通过初步验收，并已实际上线运行。但是，对于初步验收意见表中提出的需改进内容及客户在自查报告中提出的系统缺陷，原告均已收悉，但未能改进、纠正。 对被告在诉讼中提出的系统缺陷，双方存在不同认识，究其原因，双方对于若干子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未作明确约定。技术开发协议第二部分工作说明书中关于技术内容、范围、形式和要求的表格，仅列明了要求的功能名称，未详细描述功能项下需要开发的具体内容，双方也未提供更加详细的方案设计或详细设计文档说明其观点，双方对此均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从协议双方的地位而言，原告是从事技术开发的一方，其对于与技术开发有关的事项、内容，相较于被告更为专业。若因协议对技术内容及要求约定不明或理解产生歧义，原告的责任应大于被告。 根据协议中关于交付的约定，乙方应确保按时交付各阶段应当提供的可交付软件（其中开发作品应当提供源代码与目标代码）；乙方应当提供与软件相关且必要的技术资料，只有在乙方提供了上述技术资料之后，甲方才认可乙方已交付，方可进行可交付软件的测试、上线及验收。可见，源代码的交付时间应当在验收之前。案涉平台项目软件已经初步验收，但原告未向被告交付完整的源代码。 原告主张其未交付完整的源代码、未再履行维护服务义务系行使顺序履行抗辩权。顺序履行抗辩权，又称为先履行抗辩权，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原告交付可交付软件的时间应在被告支付款项之前，即先交付可交付软件，后支付协议约定款项；在原告交付可交付软件之前，被告并不存在应当先履行的义务且未履行。故原告主张其未履行交付义务及维护义务系行使顺序履行抗辩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原告履行义务不符合协议约定。 二、原告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的依据不足 技术开发协议约定，双方按照约定的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支付协议款项；甲方按照项目进度、乙方各阶段提交的可交付软件，在收到乙方提供的等额发票后向乙方付款，甲方收到客户合同款是向乙方付款的先行条件。本案中，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交其应当交付的可交付软件，即软件源程序，其履约行为不符合协议约定，其要求被告支付合同款项缺乏合同依据；现无证据证明除第一笔款项外，被告还从客户获得技术开发协议项下的款项且未向原告支付，故原告在此情况下要求被告付款缺乏事实依据，亦与协议约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平台项目技术开发协议的签订时间早于2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时间，2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从签订时间、形式和内容均不能看出与本案的关联，故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原告提供的智慧银川APP与12345热线系统情况对接应运场景说明系手机APP截屏，截屏打印件上有平台项目验收小组成员杜国蕾签名；智慧银川项目总结报告没有落款，不能反映报告的出具方，仅在报告封面有冯晓东、易灿2人于2017年6月7日的签名，该报告中亦列出了遗留需求及解决方案，结论是具备初验条件。原告未能提供该2份证据的原件，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且从内容和时间看，系在平台项目初验之前形成，其内容和证明目的已被初验的相关证据所涵盖。 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应付款项询证函，所涉款项涉及双方间的10份合同或协议，但询证函上的应付款额与每一合同未付款的总额并不一致，双方均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该函不能直接作为证明双方在案涉协议中欠付款项的依据。被告认为尚军等人与原告勾结损害其利益，并无充分证据证实，且被告主张的相关事实亦与本案纠纷无直接关联，故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主张其于2018年4月17日向原告邮寄书面的告知函，要求原告提供平台项目软件源代码等文件。原告否认收到该告知函，被告不能提供其邮寄且原告已收到该告知函的证据，而该邮件的邮寄记录无法查询到，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西安亨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000元，由原告西安亨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长 张 斌 审判员 谢慧岚 审判员 柯胥宁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技术调查官赵瑞琪 书记员 付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