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7101民初216号 原告：广州三铁铁路专用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迎宾路大石段179号自编C301房。 法定代表人：臧京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达金，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天生锚固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龙潭工业园成佳路11号。 法定代表人：李青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轶超，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子彬，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三铁铁路专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铁公司）与被告成都天生锚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三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达金，被告成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轶超、卢子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三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货款人民币13,669,691.3元及利息（以13,669,691.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5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人民币2,478,315.03元）；2.被告支付原告不能交货部分货款10%的违约金人民币1,366,969.13元；3.被告在7天内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7,379,134.61元，否则，赔偿原告不能抵扣增值税额的损失人民币1,072,181.95元（7,379,134.61元÷（1+17%）×17%）；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原、被告签订《脚手架采购合同》，原告向被告采购一批碗扣式脚手架用于广州市地铁工程建设，合同约定暂定数量15000吨，单价人民币3,830元/吨，合计人民币57,450,000元，原告可根据实际需要减少数量且不属于违约，每批次交货时间以原告通知为准，由被告负责运输至指定地点交货，计量单位和方法以工地实际签收数量为准等。合同签订后，原告至2015年5月21日共支付货款人民币45,960,000元，折合货物量12000吨，而被告至2016年8月8日才交付货物8430.89吨，货款人民币32,290,308.7元，此后无货可供。上述货款中，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911,174.09元，尚未开具金额7,379,134.61元，造成原告不能抵扣增值税额损失人民币1,072,181.95元。2018年8月，原告按合同约定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后该案移送至原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因被告答辩称原告未提出供货请求或提出停止供货，且其表示可以继续履行合同供货，原告遂撤回起诉。2018年12月18日，原告按被告的要求发出《催货函》，该函件在被退件后通过被告原代理律师转达至被告。被告回函表示无任何交货意思，且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已于2018年9月26日变更，而被告在2018年12月5日的庭审中并未告知法庭，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因被告拒不供货，应返还原告多支付的货款人民币13,669,691.3元，赔偿占用原告上述资金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5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货款止；因被告不能供货，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10%的违约金人民币1,366,969.13元；被告如不能提供剩余货款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应承担原告不能抵扣税款的损失。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请。 被告成都公司辩称，1.在原告未解除合同前，合同是否继续履行处于待定状态，原告要求被告退还预付款没有事实依据，且根据被告实际供货8598.14吨，合计人民币32,930,876.2元，原告主张多支付的预付款金额与被告实际供货情况不符。2.被告不应支付违约金及利息等。合同第四条第1项约定，被告交货时间以原告通知为准，原告未通知被告就剩余货物发货，被告没有发货义务，且根据合同第六条第4项及第八条第3项约定，被告已按合同约定供应大部分货物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911,174.09元，原告并未按该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7%结算对应货款人民币4,234,899.6元，故被告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停止发货。因原告违约在先，合同违约责任和利息损失应由原告承担。3.原告称已支付货款人民币45,960,000元是预付款，原告应支付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7%的货款不包含在上述预付款中。4.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于法院审理范畴，增值税额亦未确定，因原告未按约支付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7%的货款，故被告未开具剩余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违约，且原告计算增值税的抵扣算法有误，应是销项税减进项税而非仅进项税。5.被告为向原告履行供货义务，与案外人成都裕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东公司）建立供应关系，三家公司是一个供应关系，被告已向裕东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43,813,100元。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原告三铁公司（甲方）为向广州市地铁工程建设相关项目经理部提供建设物资与被告成都公司（乙方）签订《脚手架采购合同》，约定：第一条名称、品种、规格、单价和质量：1.物资名称脚手架，规格型号碗扣式，数量15000吨，单价人民币3,830元，金额人民币57,450,000元。2.质量：按照《建筑施工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66-2008标准执行。……。第二条数量、规格型号和计量单位、计量方法：1.数量15000吨。该数量为暂定数量，甲方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数量增减。甲方减少数量的，不属于违约；……。3.计量单位和方法：工地实际签收数量为准。第三条合同履行期限：本合同履行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该期限为暂定期限，甲方有权根据施工需要单方调整合同履行期限，但应提前10日通知乙方。第四条运输方式和交货地点：1.交货时间：每批次交货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第六条价格与货款支付：1.单价3,830元；暂定总价：57,450,000元，此单价在合同履行期限内不可以调整。本合同价格为乙方将货物运送至甲方指定地点的综合价格，包含乙方成本、税费等为履行本合同义务所需的一切费用及承担的风险。2.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乙方50%的保证金。3.合同物出厂前甲方再支付乙方30%的货款。4.每月的25日为当月的结算截止日期，根据甲方检验合格及双方共同签认的凭证计算当月实际收货数量，且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支付本数量的17%货款。5.剩下3%作为质量保证金。……。第八条甲方违约责任：……3.由于甲方无故结算货款不及时，乙方有权停止供货，因此影响甲方工程进度的，乙方不负任何责任。第九条乙方违约责任：1.乙方不能交货的，向甲方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10%的违约金。……。第十二条其它事项：……3.双方来往函件，按照合同规定的地址或传真号码以书面方式送达对方。如一方地址、电话、传真号码有变更，应在变更后的7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应承担相应责任等。 合同签订后，三铁公司按约向成都公司转账支付人民币45,960,000元。成都公司向三铁公司陆续供货，并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向三铁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21张，金额合计24,911,174.09元。 对于供货量，成都公司出具发货汇总表，载明：截至2016年8月，成都公司供货合计8598.14吨，其中：9号线82.53吨；14号线176.96吨；21号线1018.3吨；白云湖线7320.35吨。三铁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成都公司实际供货8430.89吨，除对21号线1018.3吨无异议外，其他三线均有异议，认为9号线82.64吨；14号线176.66吨；白云湖线7153.29吨，其中9号线和14号线的供货量，有广州市地铁工程建设9号线和14号线项目经理部的工程物资对账单予以确认。 因三铁公司与成都公司就上述供货量及货款等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三铁公司于2018年8月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成都公司提出管辖异议，该院依法裁定将案件移送至本院。本院审理过程中，三铁公司以成都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可以继续履行供货义务为由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依法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粤7101民初103号民事裁定，准予其撤诉。 2018年12月18日，三铁公司向成都公司出具《催货函》，函告成都公司根据合同及实际需要将物资量减少为12000吨，合计人民币45,960,000元；截至2016年8月，三铁公司累计收货8430.89吨，成都公司统计数量8598.14吨有误，请成都公司一周内核对，并按合同要求于2019年1月15日前完成剩余供货；请成都公司在收函三日内书面回复供货事宜，如未启动供货，三铁公司将依法解除合同，成都公司应退还货款人民币13,669,691.3元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另，成都公司在已供货中尚有金额7,494,734.63元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成都公司一周之内开具，否则承担其不能抵扣税款的损失。该函附《交货通知书》，三铁公司通知成都公司继续供货3569.11吨及具体要求等。三铁公司通过中国邮政将上述函件邮寄至成都公司住所地，因“收件人迁移新址、原址无此人”等事由，邮件被退回。后三铁公司通过成都公司原诉讼代理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向成都公司送达函件。2019年1月2日，成都公司回函，称其供货量8598.14吨已经前诉庭审确认，双方无需再核对；根据合同第六条第2、3项约定，三铁公司已支付人民币45,960,000元的性质是保证金和预付款，无论三铁公司是否调整供货总量，均不改变该款项性质，该款项应在合同终止时结算；三铁公司应按合同第六条第4项约定支付其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911,174.09元的17%货款，即人民币4,234,900元，否则，其有权依据合同第八条第3项约定停止供货，若三铁公司拒绝支付上述货款要求解除合同，成都公司原则同意解除合同，但该违约责任应由三铁公司承担等。因双方就上述问题未能协商一致，遂酿至本案纠纷。 另查明，在本院审理（2018）粤7101民初103号三铁公司诉成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中，对成都公司主张供货量8598.14吨，三铁公司表示“为了减少双方核对数量的工作量，我方愿意自认收到8598.14吨货物。但若本案我方诉请被驳回，实际数目应以双方核对为准”。 成都公司还提交其与案外人裕东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和情况说明等，主张其为履行涉案合同向案外人采购涉案物资。三铁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证据系成都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亦无法证实其实际供货量。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三铁公司与成都公司均表示愿意调解，因双方未能在法庭给予的调解期限内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依法作出判决。 以上事实，有原告三铁公司提交的《脚手架采购合同》、银行业务凭证、发货汇总表、收货汇总表、工程物资对账单、发票汇总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催货函和交货通知书及其EMS快递送达信封、关于《催货函》的回函、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1110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本院（2018）粤7101民初103号《民事裁定书》，被告成都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情况说明及账目往来等证据，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予以佐证，并经法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三铁公司与被告成都公司签订的《脚手架采购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三铁公司作为采购方，已依约向成都公司支付部分货款，成都公司作为供货方，理应按约完成相应货款的供货义务。现双方对三铁公司支付人民币45,960,000元及成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911,174.09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三铁公司支付人民币45,960,000元的性质、成都公司的实际供货量及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三铁公司支付人民币45,960,000元的性质。三铁公司主张上述款项为预付款，在预付款不足的情况下，三铁公司才需支付成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7%的货款，成都公司抗辩上述款项为保证金和预付款，应在合同终止时结算，并认为三铁公司一直未向其支付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7%的货款违约在先。经查，《脚手架采购合同》约定“暂定总价57,450,000元”“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乙方50%的保证金。合同物出厂前甲方再支付乙方30%的货款”，同时还约定“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支付本数量的17%货款。剩下3%作为质量保证金”，结合合同上下文义，上述“50%的保证金”和“再支付30%的货款”实为合同预付款，三铁公司已按约完全支付人民币45,960,000元；其次，从成都公司开具22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实际情况来看，三铁公司此后未再向成都公司支付任何款项，成都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曾向三铁公司主张支付上述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7%的货款，现成都公司以此为由抗辩三铁公司支付人民币45,960,000元为保证金和预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铁公司的上述主张，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成都公司的实际供货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成都公司主张其实际供货8598.14吨，负有举证责任。成都公司以三铁公司曾在（2018）粤7101民初103号案的庭审中确认供货量为8598.14吨，及发货汇总表和其与案外人裕东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等，主张实际供货8598.14吨。三铁公司认为成都公司实际供货量8430.89吨，并提交收货汇总表、工程物资对账单、催货函及其回函、本院（2018）粤7101民初103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对此，本院认为，成都公司关于三铁公司曾在（2018）粤7101民初103号案的庭审中确认供货量为8598.14吨的主张，经查，三铁公司庭审中表示“愿意自认收到8598.14吨货物。但若本案我方诉请被驳回，实际数目应以双方核对为准”，系以调解为前提的自认，并明确若诉请被驳回，实际数目应以双方核对为准，事实上，三铁公司也是基于成都公司表示愿意继续履行供货义务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该案亦以撤诉结案，现因成都公司未能依约履行继续供货义务，三铁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规定，三铁公司的上述自认，不得作为本案诉讼对其不利的证据。 成都公司以发货汇总表主张供货8598.14吨。庭审中，三铁公司对发货汇总表中21号线供货1018.3吨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9号线、14号线的供货量，三铁公司提交收货汇总表及广州市地铁工程建设9号线和14号线项目经理部确认的工程物资对账单，证实9号线实际供货82.64吨；14号线实际供货176.66吨，成都公司对此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对三铁公司主张9号线82.64吨；14号线176.66吨，本院予以确认。对白云湖线的供货量，成都公司和三铁公司分别提交发货汇总表和收货汇总表，但均未能进一步举证以否定对方证据，根据合同履行举证责任的分配，成都公司对其供货量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铁公司提交的收货汇总表等证据具有可采性，本院予以采信。白云湖线供货7153.29吨，本院予以确认。 成都公司关于其与案外人裕东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等，三铁公司不予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亦无法证明其实际供货量，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成都公司主张供货8598.14吨，但其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本院不予支持。三铁公司主张成都公司实际供货8430.89吨，提交的上述证据客观真实，且相互印证，再结合本案庭审查明事实，对三铁公司主张实际供货8430.89吨，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脚手架采购合同》约定，三铁公司已支付成都公司货款人民币45,960,000元，折合供货量12000吨，现成都公司仅完成供货8430.89吨，三铁公司主张成都公司返还人民币13,669,691.3元［（12000吨-8430.89吨）×3,830元/吨）］，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违约责任承担。根据《脚手架采购合同》第九条“乙方不能交货的，向甲方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10%的违约金”的约定，本案成都公司前期完成供货8430.89吨,三铁公司函告成都公司，根据合同及实际需要将物资量减少为12000吨，要求成都公司完成12000吨的剩余供货量，并在收函三日内书面回复供货事宜。成都公司收函后未作交货表示。三铁公司主张成都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额。“不能交货部分货款10%的违约金”，即人民币1,366,969.13元［（12000吨-8430.89吨）×3,830元/吨×10%］，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利息。如前所述，《脚手架采购合同》约定成都公司不能交货的违约责任，支付相应违约金，该违约金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本院已予以支持，现三铁公司再主张利息，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损失大于违约金，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三铁公司主张成都公司开具金额7,379,134.6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赔偿其不能抵扣增值税额的损失人民币1,072,181.95元。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处理，但对其因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产生不能抵扣增值税额损失的诉请，本院依法受理。三铁公司主张成都公司赔偿其不能抵扣增值税额的损失人民币1,072,181.95元，其未就该损失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其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天生锚固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广州三铁铁路专用设备有限公司多支付货款13669691.3元； 二、被告成都天生锚固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广州三铁铁路专用设备有限公司违约金1366969.13元； 三、驳回原告广州三铁铁路专用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6661.47元，由原告广州三铁铁路专用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2733.6元，被告成都天生锚固材料有限公司负担53927.8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员 虞 慧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陈晓倩 附引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