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06民初796号 原告：王涛，男，197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河北省保定市，现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新月，河北杜新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女，无固定职业，住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现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被告：李利达，男，1981年3月6日出生，汉族，陆军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住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现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绍勇，重庆兴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瑞明，重庆兴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涛与被告李利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杜新月，被告李利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绍勇、骆瑞明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双方申请和解期160天，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李利达与其妻子赵乾青返还收取的代购车款1764000元，并支付给付日止的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李利达同学关系，被告李利达与赵乾青系夫妻关系。二人声称自己能买到低于4S店价格的正规手续各种车辆，类似于奔驰、奥迪、进口大众、路虎等多类车型，原告认为，通过此种渠道购买车辆再进行销售可赚取利润，自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5月17日，原告给被告李利达打款总额共2581000元，用于购买车辆，在此期间，被告向原告交付了两台奔驰SMART和一台3.0T路虎揽胜运动版。原告、被告商定的价格为两门SMART5.5万元，四门SMART7.2万元，3.0T路虎揽胜运动版69万元。到目前，被告再无其他车源，拖延向原告返还剩余的购车款1764000元，被告让原告继续等待新的车源，原告无奈，故依法起诉，望法院依法判决。因为与原告建立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李利达，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原告自愿撤回对赵乾青的起诉，并自愿放弃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且因为被告在代理购车过程中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就是原告支付的1764000元购车款，故原告最终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李利达赔偿原告购车款1764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被告李利达辩称，原告与被告确实是同学关系，被告收到原告2581000元款项是事实，被告交付了两台奔驰SMART和一台3.0T路虎揽胜运动版车辆给原告也是事实，现在还余购车款1764000元也是事实，但是全部款项已经转给第三方，所以剩余款项也没有在被告处。原被告双方之间不是委托合同关系，而是合伙关系，根据双方之间的微信记录、收款凭据、转款凭证等，可以说明双方是合伙关系。2018年10月原告方以不当得利的案由向贵院起诉，起诉后撤诉，现在原告又以委托合同关系起诉，原告的法律关系不清，涉嫌恶意诉讼。即使原被告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396条、406条的规定，原告向被告主张返还购车款，缺乏法律依据，无偿委托合同要求受托人承担的法律责任是赔偿责任，并且必须是受托人有重大过失或故意行为造成委托人的损失。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赵乾青不是合同当事人，所以赵乾青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双方的钱款被第三方诈骗，沙坪坝公安局已经立案侦查，相关证据或者结果可能成为本案判决的依据，所以建议本案中止审理。我方申请追加钟诚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以便查明事实，便于法院公正裁决。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委托关系不成立，原告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举证如下： 证据一、两台奔驰车的行驶证复印件、一台路虎车辆行驶证复印件、三台车辆的发票、购置税发票。 拟证明被告李利达向原告交付了三台车辆，而且车辆发票的价格远远高于卖给本案原告的价格，原告以发票载明的价格卖出，从中获利。根据双方所实施的车辆交付行为，被告李利达向原告交付3辆车，足以说明原告是委托被告代购车辆，李利达向王涛交付的车辆，车辆跟随大票，大票的价格均是全国4S店的价格，而原告以低于大票的价格拿到车辆再对外销售，从中获利，这是原告委托被告购车的真正目的。 证据二、原告给李利达多次转账记录。 拟证明原告给被告李利达转款总金额为2581000元，在转账过程中注明的性质是购车。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中2018年5月3日王涛给李利达转款两笔共计60万元，备注了款项性质为“车款”，该款项打入了李利达中国银行重庆凤天路支行的账户中，账号为621660320000312****，从款项性质可以证明本案的委托合同关系。 证据三、公安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份。 拟证明被告李利达向原告交付一辆奥迪车辆，该车辆涉嫌违法，说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被告一直在欺骗原告，不存在有足够的车源，收取原告的货款后一拖再拖，不给付车辆也不退还款项。 证据四、原告与被告李利达之间的通话录音。 拟证明原告要求被告李利达交付车辆，李利达无法交付，找各种理由搪塞。 被告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两台奔驰车的行驶证复印件、一台路虎车辆行驶证复印件、三台车辆的发票、购置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 对证据二原告给李利达多次转账记录及金额2581000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转款中并无款项性质的说明。2018年5月3日这两笔确实是注明的“车款”，但是全部的转款中只有这两笔注明了“车款”，注明“车款”并不一定是委托合同，也可能是合伙关系，也可能是买卖关系和不当得利，原告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者概然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 对证据三公安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份真实性无异议，扣押物品清单上的车辆是原被告双方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而向第三方主张权利的具体表现，是李利达到西安从第三方薛相鹏处扣押的车辆，车辆扣押后一直在保定公司保管，原告一直向被告要这辆车，被告并没有交给原告，后来原告自己到被告处开走了这辆车，被告并没有说要把这辆车卖给原告。后原告自己把该车辆开到西安市未央公安分局。 对证据四原告与被告李利达之间的通话录音的内容我方已经听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 被告针对抗辩意见举证如下： 证据一、王涛、李利达、钟诚微信群聊天记录。 拟证明三方之间一开始就是合伙关系。 证据二、购车资源表。 拟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共同经营。 证据三、中国银行交易明细、2018年5月3日王涛、李利达、钟诚共同偿还利息12000元的银行交易明细、2018年10月31日原告起诉被告不当得利纠纷案的庭审笔录。 拟证明原被告是合伙关系，被告李利达将从原告处以及三方共同筹集的款项全部转付至第三方用于购车，李利达、王涛、钟诚共同支付了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要偿还的利息12000元。庭审笔录再次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 证据四、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的立案决定书。 拟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沙坪坝公安分局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薛相鹏立案侦查。 原告对被告举示证据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王涛、李利达、钟诚微信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经核对，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原告持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是一致的，但证明不了双方是合伙关系。王涛虽然在群中，但是王涛没有说过一个字，更不能涉及合伙问题。 对证据二购车资源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些车辆信息与本案被告的主张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所说的合伙和共同经营。 对证据三中国银行交易明细、2018年5月3日王涛、李利达、钟诚共同偿还利息12000元的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王涛、李利达、钟诚也没有共同借款60万元，该款项是王涛为了委托被告购车而打给被告李利达的，被告既没有交车也没有返还款项，才要求李利达暂时给付王涛借款60万元的利息，直到车辆给付止停止给付利息。2018年4月18日原告给被告分两次打款共40万元，当时被告是向原告借款，但并未偿还，而是折抵原告委托被告购车款项。对2018年10月31日原告起诉被告不当得利纠纷案的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不了双方是合伙关系。 对证据四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的立案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我方没有见到沙坪坝区公安分局的立案决定书，而且该沙坪坝区公安分局的立案决定书与本案没有关系，我方是委托被告买车，法律关系是建立在原被告之间，而并非建立在原告与他人之间。 根据原被告举示的证据和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并结合双方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王涛与被告李利达系同学。2018年初，李利达告诉王涛自己可以买到低于4S店价格的正规手续各种车辆，王涛得知后认为有利可图，如果以低于4S店的价格购买车辆后再以发票价格出售可赚取利润，于是委托被告代为购买奔驰、奥迪、进口大众、路虎等各型车辆，并于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多次转款给李利达，总转款金额2581000元，其中2018年5月3日王涛给李利达转款两笔共计600000元，备注了款项性质为“车款”，该款项打入了李利达中国银行重庆凤天路支行的账户中，账号为621660320000312****。李利达收到王涛的转款后，全部转到案外人薛相鹏指定的账户用于为原告购车，且通过薛相鹏先后从汽车经销商处为原告王涛购买了三台车，第一台车为精灵WMEFJ4DA奔驰轿车，发票显示价税合计106000元，购车人王娜，上牌号码冀F6****，注册日期2018年5月16日，原告王涛实际支付购车款72000元，以发票价出售给购车人；第二台车为揽胜运动SALWA2BV，发票显示价税合计930000元，购车人王涛，上牌号码冀FD****，注册日期2018年7月5日，原告王涛实际支付购车款690000元，此车现尚未出售；第三台车为精灵WMEFF4DB奔驰轿车，发票显示价税合计97800元，缴纳车辆购置税9900元，车价87900元，购车人王娜，上牌号码冀F1****，注册日期2018年8月16日，原告王涛实际支付购车款55000元，以发票价出售给购车人；前述三台车原告实际支付购车款共计817000元，原告转给被告的购车款扣减已购三台车的价款后尚余1764000元。后因案外人薛相鹏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被告未再向原告交付车辆，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剩余购车款未果，双方发生纠纷，原告先后以不当得利纠纷、委托合同纠纷诉至本院，本案审理中原告明确自己与被告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李利达依法赔偿原告购车款1764000元”。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且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本案原被告之间究竟建立的什么合同关系，原被告各执一词，被告辩称双方是合伙关系，但被告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自己与原告及其他人之间就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合伙利润分配及亏损分担方式、合伙事务的执行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因此，对被告关于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因无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既然原告以委托合同关系提起诉讼，则应受委托合同法律规定的约束，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庭审中，原告承认双方本来是同学，建立的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那么，原告首先得举证证明被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次，即使被告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得原告的损失实际产生并确定后才能向被告主张权力，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后，已将原告支付的全部购车款转付至案外人，本拟通过该案外人为原告购得满意的车辆，且也实际为原告购买了三台车，现在因案外人并非车辆经营者且已涉嫌犯罪，他将原告的购车款交给了何人尚不清楚，对方能否继续向原告交付车辆亦不确定，并非被告占有了原告的购车款，也不是被告未将原告的购车款交付给卖车人，现在原告的购车款究竟交付至哪个车辆经营者、该车辆经营者能否交车、能否返还原告的款项和返还多少均不确定，不管是作为委托人的原告还是作为受托人的被告，均有向车辆出售方主张交付车辆或返还购车款的权力，只有当车辆出售方既不能交付车辆又不能返还购车款时，原告的损失才实际产生和确定，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佰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676元，减半收取10338元，由原告王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徐 敏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郑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