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2民初10788号原告：牛亚东，男，汉族，1959年5月18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黎，春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站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16522502W。法定代表人：熊传辉，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富，男，该公司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卫星，男，该公司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牛亚东与被告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牛亚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黎，被告交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富、曾卫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牛亚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交运公司于1994年5月30日作出的云大运司（1994）022号《关于给牛亚东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2.原告牛亚东与被告交运公司1977年10月20日至2019年5月18日存在劳动关系；3.被告交运公司缴纳自1977年10月至2019年5月单位应缴纳的相关社会保险；4.解除原告牛亚东与被告交运公司2019年5月18日后的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原告牛亚东于1977年8月从原昆三中毕业后，1977年9月为响应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务农两年，即1977年10月至1979年10月下乡到西山区知青，1979年10月至1980年10月在原云南省交通局汽车驾驶技工学校学习，毕业后于1980年10月21日被分配介绍到被告交运公司处（原昆明汽车运输总站一车队），从事货物运输工作。从1980年11月到1993年11月由被告交运公司（原昆明汽车运输总站）发放工资给原告牛亚东。1993年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等原因企业情况不好，大量人员下岗，人员富余，难以安排原告牛亚东的工作，被告交运公司为了减轻负担就让原告牛亚东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下岗自谋生活出路，在“停薪留职”后原告牛亚东在社会上谋生打短工经常找不到工作难以维持生活，就回被告交运公司处要求上班安排工作，但被告交运公司告知原告牛亚东无法安排，让原告牛亚东继续回家等待。然而，2019年5月原告牛亚东因为年满60周岁去西山区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时，被告知原告牛亚东在1977年至1994年这17年期间的工龄作废不予承认，原因是原告牛亚东在1977年至1994年这17年期间的工龄作废不予承认，原告牛亚东的人事档案中有被告交运公司（原云南省大型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的“自动离职”文件，在1994年5月30日被告交运公司按“自动离职”除名了，理由是原告牛亚东没有按规定交“停薪留职”费给被告交运公司，所以不能享受视同缴费年限的退休待遇。在此期间，原告牛亚东从未收到过被告交运公司关于原告牛亚东的任何文件及邮函，也没有拿到过被告交运公司解除原告牛亚东的工作应给原告牛亚东的经济补偿金，在从未与被告交运公司办理过任何离职手续的情况下就被除名了。被告交运公司（原名昆明汽车运输总站，1993年更名为云南省昆明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2009年改制后更名为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从1977年10月至2019年5月未与原告牛亚东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经原告牛亚东多次与被告交运公司协商，但被告交运公司总是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截至2019年4月1日被告交运公司才明确告知原告牛亚东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甚至拒绝解除与原告牛亚东的劳动关系。原告牛亚东于2019年5月29日向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院于2019年6月4日作出云劳人仲案不字〔2019〕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主要理由是原告牛亚东已年满60周岁，主体不适格。原告牛亚东不服该仲裁院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故提起诉讼。被告交运公司辩称，1.云大运司（1994）022号《关于给牛亚东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是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职工奖惩条例》和被告交运公司与原告牛亚东所签订的协议作出的，而且已经于1994年7月29日送达本人。2007年10月16日，原告牛亚东前来被告交运公司要求出具证明办理失业证、优惠证，也有登记，也可证实其早已知悉被除名的事实。原告牛亚东要求撤销该决定没有法律依据。2.原告牛亚东被除名后即与被告交运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其要求确认其被除名后至2019年5月18日与被告交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告牛亚东要求被告交运公司为其缴纳1977年10月至2019年5月的社保费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国养老制度建立之前，原告牛亚东的工龄是否视同缴费年限，是由社保部门按政策规定认定的，被告交运公司无权认定。其被除名后，被告交运公司没有义务为其缴纳社保费。4.原告牛亚东与被告交运公司的劳动争议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牛亚东于1977年10月参加工作，于1980年10月进入昆明汽车运输总站工作，后昆明汽车运输总站更名为云南省大型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1993年2月12日，原告牛亚东申请“停薪留职”。1993年5月25日，原告牛亚东与云南省大型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牛亚东停薪留职叁年（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停薪留职期间原告牛亚东的工龄可以连续计算。原告牛亚东停薪留职期间向云南省大型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缴纳劳动保险金，叁年共计应缴纳4212元，办理协议时一次缴纳936元，余款分别按以下的金额和期限缴纳（第二次缴费702元于93年10月底，第三次交费702元于94年4月底，第四次交费936元于94年10月底，第五次交费936元于95年4月底）逾月不交则按自动离职处理。1994年5月20日，云南省大型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作出云大运司（1994）022号《关于给牛亚东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内容为“牛亚东于1993年11月至今已半年不按协议规定交纳管理费手续，按照协议规定给予牛亚东自动离职处理”。1994年7月29日，上述文件送达给原告牛亚东。2001年，云南省昆明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兼并了云南省大型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2007年10月，原告牛亚东到云南省昆明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办理失业证、优惠证。2007年10月30日，云南省昆明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将原告牛亚东的档案移交给昆明市五华区龙翔街道办事处。2009年，云南省昆明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改制后变更为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5月29日，原告牛亚东以被告交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起劳动仲裁，该院于2019年6月4日作出云劳人仲案不字〔2019〕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牛亚东于2019年6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牛亚东于1993年2月12日申请“停薪留职”，并与云南省大型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签订《协议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书》约定了原告牛亚东具有交纳劳动保险金的义务，逾期不交将按自动离职处理。云南省大型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于1994年5月20日作出云大运司（1994）022号《关于给牛亚东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的原因为原告牛亚东“自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至今已半年不按协议规定交纳管理费”，上述处理决定于1994年7月29日送交给原告牛亚东。现原告牛亚东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向云南省大型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交纳了管理费，也没有在收到上述处理决定后提出异议，故原告牛亚东请求撤销云大运司（1994）022号《关于给牛亚东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原告牛亚东于1977年10月参加工作，但其系1980年10月进入昆明汽车运输总站工作，《关于给牛亚东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于1994年7月29日送交给原告牛亚东，故原告牛亚东与被告交运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自1980年10月至1994年7月29日，原告牛亚东请求解除与被告交运公司2019年5月18日后的劳动关系本院不予支持。第三，至于原告牛亚东请求被告交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因其不能缴纳社会保险的原因不是被告交运公司造成的，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牛亚东与被告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自1980年10月至1994年7月29日；二、驳回原告牛亚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萌萌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蒲跃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