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72民初85号 原告（反诉被告）：朱幼彬，男，1969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忠，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海南澳飞游艇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银湖路7号珊瑚海精品酒店10楼。 法定代表人：孙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诤，海南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幼彬与被告海南澳飞游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飞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同年12月17日作出（2018）川0184民初字第13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受理。案件审理过程中，澳飞公司于同年5月27日提出反诉，本院予以受理，并将其与本诉合并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5月27日、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幼彬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忠、澳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朱幼彬向本院提出本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澳飞游艇销售合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2.判令澳飞公司立即向朱幼彬退还购买游艇的价款人民币（下同）190万元和订金5000元，并从2015年1月1日起以190.5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直至付清为止。事实和理由：双方于2013年12月29日签订《澳飞游艇销售合同》，约定澳飞公司向朱幼彬出售Monterey295游艇一艘，价款为200万元，澳飞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办理该船的中国国籍登记证书，朱幼彬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订金5000元；次日，双方签订《澳飞游艇补充协议》，约定朱幼彬在交船当日支付190万元，剩余10万元在办理该船的中国国籍登记证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澳飞公司承诺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办理该船的中国国籍登记证书，否则全额退还购船款项。朱幼彬于同年12月29日、12月31日分别支付订金5000元和购船款190万元。但上述《澳飞游艇销售合同》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签订至今己经5年有余，澳飞公司一直未向朱幼彬交付涉案游艇，也未办理该船的中国国籍登记证书，造成朱幼彬无法使用该游艇。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和合同约定，朱幼彬有权解除《澳飞游艇销售合同》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要求澳飞公司退还已付价款并赔偿损失。 本诉被告澳飞公司答辩称:第一，涉案游艇已经实际交付。涉案游艇已于2014年1月3日交付给朱幼彬，该游艇所有权自交付时起已归其所有。此后，朱幼彬将该游艇托管于澳飞公司，在这几年中，澳飞公司一直在代朱幼彬支付该游艇的泊位费、维修保养费、人员工资等。第二，未能办证不构成解除涉案游艇买卖合同的约定或法定事由。双方并未在合同中作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无法办理游艇国籍证书即解除合同”的约定，即使有该约定，朱幼彬在2016年12月8日澳飞公司向其提出配合办证请求后作出确认船名的回复，也应视为朱幼彬同意延期办证。其逾期办证是因为政策原因导致，并非澳飞公司拖延。目前，涉案游艇国籍证书正在办理过程中，合同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综上，请求驳回朱幼彬的全部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澳飞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朱幼彬向澳飞公司支付Monterey295游艇各项管护费用656461.12元（差旅费10863元、办公费54061.82元、汽油费45778元、人员工资188549.03元、社保费82646.46元、维护费800元、游览费20000元、摊销费7387.81元、停泊费246375元，以上费用暂计至2019年6月3日，应计至最终交付之日止）；2.判令朱幼彬承担反诉费用。事实与理由：朱幼彬于2013年12月29日向澳飞公司购买Monterey295游艇，本应于2014年1月1日完成该船交付，但因朱幼彬方面的原因至今未能完成船舶交付（庭审过程中，澳飞公司改称游艇已于2014年1月3日交付朱幼彬，但因朱幼彬不在海南，澳飞公司代为管护）。因此，澳飞公司一直对该船进行看护管理至今。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日，澳飞公司为该船雇佣船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支出人工工资188549.03元、社保费82646.46元，往返三亚、海口及前往北京办证等支出差旅费10863元，因该船支出日常维修保养费用800元、停泊费246375元、分摊的游艇会会籍费用7387.81元、分摊的三亚分公司办公费54061.82元，朱幼彬使用游艇产生的汽油费45778元以及涉案游艇手续不全无法出海时为保障朱幼彬用艇需求而为其租赁其他公司游艇产生的游艇游览费20000元。上述费用合计656461.12元，应由朱幼彬承担。 反诉被告朱幼彬答辩称：第一，澳飞公司关于涉案游艇是否已经实际交付陈述前后矛盾，有违诚信。第二，涉案游艇因澳飞公司原因一直未能办理船舶登记，且至今未实际交付，导致朱幼彬一直无法使用该游艇，其不应承担与该游艇有关的管护费用。第三，涉案《澳飞游艇销售合同》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已于2014年12月31日解除，澳飞公司所请求的游艇管护费用与朱幼彬无关。第四，澳飞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为朱幼彬提供过游艇相关服务，也未举证证明朱幼彬使用过涉案游艇。综上，请求驳回反诉原告澳飞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本诉原告朱幼彬为支持其本诉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澳飞游艇销售合同》，证据2.《澳飞游艇补充协议》，证据3.金额为5000元的游艇订金收据及金额为190万元的银行付款信息。澳飞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2中手写条款“如果甲方在一年内未能完成Monterey295的中国国籍，甲方承诺退还购船全额给予乙方”未经澳飞公司确认，非合同约定内容。本院对该三份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双方于2013年12月29日签订Monterey295游艇买卖合同的事实；澳飞公司虽否认证据2中手写条款的真实性，但其当庭提交给法庭的、由其持有的《澳飞游艇补充协议》文本中亦有相同条款，故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双方于2013年12月30日签订Monterey295游艇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事实；本院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朱幼彬于2013年12月29日向澳飞公司支付订金5000元，同年12月31日支付购艇款190万元。 本诉被告澳飞公司为支持其本诉抗辩意见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船舶交接协议书，证据2.朱幼彬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3.船舶名称核定申请书，证据4.《澳飞游艇销售合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朱幼彬质证认为：仅有证据2中朱幼彬身份证复印件的签名为本人所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至证据3中的其他证据中朱幼彬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故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该四份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该交接协议无原件核对，且该协议上朱幼彬的签名与同时期朱幼彬在《澳飞游艇销售合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上的签名明显不同，澳飞公司对游艇是否交接这一事实的陈述多次反复，故本院对该交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结合双方在《澳飞游艇补充协议》中“朱幼彬在游艇交付当日支付190万元购艇款”的约定以及朱幼彬已于2013年12月31日支付190万元购艇款的事实，本院认定双方已于前述190万元购船款支付前进行了涉案游艇交接；本院对证据2中朱幼彬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澳飞公司亦表示授权委托书中朱幼彬签名是其公司员工与朱幼彬电话沟通后代签的，故本院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澳飞公司表示证据3中朱幼彬的签名亦是其公司员工与朱幼彬电话沟通后代签的，故本院对船舶名称核定申请书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朱幼彬在2016年12月8日作出了同意延期办证的表示；证据4与朱幼彬提交的证据1、证据2内容一致，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证明双方签订《澳飞游艇销售合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的事实。 反诉原告澳飞公司为支持其反诉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7-2018年澳飞公司费用清单，证据2.2016年澳飞公司费用清单，证据3.2015年澳飞公司费用清单，证据4.2014年澳飞公司费用清单；证据5.泊位费催缴通知函及发票。朱幼彬质证认为：证据1至证据4均为澳飞公司单方制作，是其公司内部的费用票据，且不论有无涉案游艇或涉案游艇是否交付，这些费用均会产生，故对这四份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泊位费催缴通知函和发票落款名称不同，该份证据恰好证明涉案游艇所有人为澳飞公司，且涉案游艇不能进行国籍登记的责任在澳飞公司，即使产生停泊费，亦应由澳飞公司承担。本院对该5份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至证据4中的费用涵盖了员工工资、社保、工会费、税费、水电费、通讯费、培训费、车辆保险费、汽油费、餐饮费、差旅费、住宿费、摊销费、游艇游览费等，但这些费用为澳飞公司在三亚设立分公司正常经营必然产生的费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这些费用与涉案游艇有关，尤其是其中有些费用，如保险费、部分汽油费明显是因机动车辆所产生，部分保养费所标注的船名也并非Monterey295游艇，部分费用仅作记账，无法判断是否实际支出，游艇游览费发生于2015年，此时尚处于澳飞公司承诺的免费使用期内，且该项费用仅有发票，无法判断是否因朱幼彬使用游艇所产生，故本院对该4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澳飞公司已为涉案Monterey295游艇支出各项管理费410086.12元；证据5中泊位费催缴通知函的落款虽为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码头管理中心，但其所附的收款账户为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有限公司，与发票的开票人信息一致，且该份证据与原件一致，故本院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澳飞公司已向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2日的停泊费38880元，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日发函催收涉案游艇2016年2月13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停泊费155970元。 反诉被告朱幼彬除在本诉中提交的证据外，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反诉抗辩意见。 根据上述证据认证和庭审调查，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澳飞公司（甲方）和朱幼彬（乙方）于2013年12月29日签订《澳飞游艇销售合同》，约定朱幼彬向澳飞公司购买Monterey295游艇一艘，含中国国籍证书和税费的价款为200万元，朱幼彬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将船款付至澳飞公司账户或其法定代表人孙品账户，游艇交接地点为鸿洲码头，交船时一并交付船舶CE证书和完税单等办理国籍证书的资料，同时约定澳飞公司负责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办理完该船的中国国籍登记证书。合同签订当日，朱幼彬支付订金5000元。次日，双方签订《澳飞游艇补充协议》，约定朱幼彬在交船当日支付190万元至澳飞公司账户或其法定代表人孙品账户，剩余10万元在办理完该船的中国国籍登记证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澳飞公司再次承诺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办理该船的中国国籍登记证书，否则全额退还购船款项给朱幼彬。同年12月31日，朱幼彬向澳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品账户转账190万元。在前述190万元购船款付款前，双方在三亚鸿洲游艇码头办理了涉案Monterey295游艇交接手续，但此后该游艇仍一直由澳飞公司管理、控制。该游艇现停泊于三亚鸿洲游艇会码头，至今未能获发船舶国籍证书（中国籍）。澳飞公司已向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2日的停泊费38880元，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日发函催收涉案游艇2016年2月13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停泊费155970元。 另，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8年4月23日受理本案后，澳飞公司于同年5月1日签收了该院邮寄送达的起诉状副本。 澳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庭审中陈述称：在涉案Monterey295游艇交付朱幼彬后，朱幼彬又将其托管给澳飞公司，约定2014年、2015年为免费托管期，免费托管期内朱幼彬可无偿使用游艇；此后因未能办完涉案游艇国籍证书，又将免费使用期延长两年至2017年底。 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朱幼彬与澳飞公司签订的《澳飞游艇销售合同》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澳飞游艇销售合同》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是否解除？2.朱幼彬是否应当向澳飞公司支付涉案游艇各项管护费用656461.12元？ （1）关于涉案《澳飞游艇销售合同》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 船舶国籍证书是船舶登记机关签发的用以证明船舶国籍、船籍港和所有权人的一种证书，办理该证书需以船舶检验合格和完成所有权登记为前提，该证书是船舶得以合法出航的重要证书，无此证书，船舶无法合法出海航行。双方在《澳飞游艇销售合同》《澳飞游艇补充协议》中约定，澳飞公司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办理完成涉案游艇的中国籍船舶国籍证书，如不能如期办证，则向朱幼彬退还全部购船款。前述两份合同分别签订于2013年12月29日和12月30日，故澳飞公司至迟应在2014年12月30日前办理好涉案游艇的中国籍船舶国籍证书，但澳飞公司至今未能完成该项约定义务，使得朱幼彬购买的涉案游艇无法正常出海航行，故本院认定澳飞公司已构成根本违约并由此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朱幼彬有权主张解除前述两份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并在通知到达对方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本案中，朱幼彬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起诉前何时通知澳飞公司解除合同，故本院以澳飞公司签收本案起诉状的时间即2018年5月1日为解除合同通知到达时间，并以此时间作为合同解除时间。朱幼彬主张前述两份合同已于2014年12月31日解除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不论是从合同解除角度还是从合同约定角度，澳飞公司均应退还朱幼彬已经支付的购船款190.5万元。但从合同约定角度，澳飞公司在2014年12月30日仍未完成涉案游艇船舶国籍证书办理的，就已达到退还全部购船款的条件。故朱幼彬关于该190.5万元购船款应从2015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的主张，应予支持。因涉案游艇现仍由澳飞公司实际控制，故朱幼彬无需返还涉案游艇。 （2）关于朱幼彬是否应当向澳飞公司支付涉案游艇各项管护费用656461.12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澳飞公司关于朱幼彬应向其支付656461.12元游艇管护费用的主张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如本院对澳飞公司反诉证据1至证据4的认证意见，其中410086.12元费用均为澳飞公司在三亚设立的分公司日常经营产生的费用，澳飞公司未能证明该部分费用与涉案游艇有关；第二，澳飞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称其在涉案游艇交接后免费对该游艇托管两年，故其关于该游艇2014年、2015年各项管理费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如前所述，澳飞公司未能如期办理涉案游艇的中国国籍证书，由此导致该船无法合法出航，即使产生如澳飞公司所主张的各项管理费和停泊费，澳飞公司作为违约方和过错方，亦无权向朱幼彬主张该部分费用。综上，澳飞公司反诉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1解除海南澳飞游艇实业有限公司与朱幼彬于2013年12月29日签订《澳飞游艇销售合同》和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澳飞游艇补充协议》； 2海南澳飞游艇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幼彬退还购船款190.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月1日起，以实际欠款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3驳回海南澳飞游艇实业有限公司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21900元及反诉案件受理费5182元，均由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海南澳飞游艇实业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永林 审 判 员  王 艳 人民陪审员  纪鹏飞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钰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