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991民初781号原告盐城市神鹰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917802508354，住所地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南路53号1幢。法定代表人胡英，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生顺、冯玥奇，江苏鼎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家港市盈丰纱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681619115U，住所地张家港市金港镇南沙柏林村。法定代表人吴惠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康，张家港市港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盐城市神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鹰工贸公司”）与被告张家港市盈丰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丰纱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1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神鹰工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玥奇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神鹰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生顺参加了第二次庭审，被告盈丰纱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康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神鹰工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825619.89元及利息损失（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后于2019年7月8日将第一项诉请变更为“被告支付货款846389.74元及利息损失（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后又于2019年7月18日将第一项诉请中的货款金额变更为“802055.85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3日至2018年11月26日，原告向被告出售纺织原料262345.4kg，原、被告之间签订书面买卖协议，约定了发生诉讼的管辖法院。被告收到纺织原料后，仅支付了部分货款，余款802055.85元尚未支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盈丰纱业公司辩称，原告起诉的事实与实际往来不符，我司与被告之间的账目不清，根据我司的付款记录以及质量赔款金额，我司不结欠原告货款。双方基本结清事实理由如下：第一，双方于2018年3月份开始发生往来共计400万余元，目前已经付款银行打卡360万元，承兑支付31万元，总计391万元。第二，由于原告所供原料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一直要求原告来处理，但原告一直推脱，甚至将我司人员的手机拉入黑名单有意规避，已经给我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三，原告对于货款至今未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请求法院责令原告立即开具所有的增值税发票。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将在裁判说理中予以详细阐述。根据本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8年3月17日，原告神鹰工贸公司（甲方）与被告盈丰纱业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双方约定（摘要）：“一、甲方向乙方提供涤纶丝（简称代号：PBT)，数量按乙方要求，月供应数量约36吨左右，价格随行就市，按双方约定后送货单的单价执行，质量要求甲方按签约前向乙方己供产品质量为准；二、甲方同意并支持乙方流动资金周转要求，垫付货款资金50-60万元，超出50-60万后，乙方须立即支付给甲方。如果到时不及时付款，甲方有权单方面停止供货。乙方同意甲方在多次（五次以上）索要货款未果的情况下有权干预其正常生产，也可以自行拿其固定资产，乙方同时同意以个人资产作为甲方货款的保证；三、乙方保证并承诺年底结清全部货款，来年继续合作；四、如发生债务纠纷，双方自愿约定在甲方所在地法院进行起诉并承担利息日4%或国家法律保护的最高日利息，兹合同签字盖章后生效。”神鹰工贸公司在该份《协议》上加盖了公章，盈丰纱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惠明在该份《协议》上签名。嗣后（合同签订前即已供货两笔），神鹰工贸公司依约向盈丰纱业公司供应涤纶丝产品。每次送货均由神鹰工贸公司制作送货单，并由盈丰纱业公司的相关人员吴惠明、吴明娟以及黄秀芹等签收，或者由盈丰纱业公司的相关人员直接向神鹰工贸公司出具收条作为收货依据。其中，2018年5月22日的收条上有铅笔载明“9477.5kg×17.6”；2018年5月23日的送货单上载明：“实收300件，其中1件毛重为36.1公斤的缺8公斤”；2018年5月26日的送货单上载明：“退PBT净重665.4”；2018年6月2日的送货单上载明：“360箱×11269.8×18.2=319446元”；2018年8月15日的送货单上载明：“实收260件，净重7909.1公斤”；2018年9月1日的收条上载明：“查4件，1件缺10kg，1件缺0.1kg”；2018年9月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8箱，5箱缺0.2，3箱缺0.1”；2018年11月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下，1箱缺1.54，1箱缺0.1，平均缺0.82/箱，实收净重5067.1×17.1=86647”；2018年11月2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5箱每箱差0.1，3箱有的，实收175箱”。另，盈丰纱业公司还于2018年4月11日向神鹰工贸公司出具条据，载明：“3月22日送340箱，皮重少扣0.2公斤，合计68公斤；3月31日退货30箱981.69公斤。”2018年11月24日，盈丰纱业公司统计了其向神鹰工贸公司退货348.4kg。嗣后，双方对于案涉货款进行了整体对账，神鹰工贸公司制作了其与盈丰纱业公司的货款往来明细表。该份明细表载明的货款总数额为4830504.19元，盈丰纱业公司支付货款数额为4004884.3元（包含2018年4月17日退货扣款的18684.30元）。盈丰纱业公司的股东吴明娟在该份明细表上用蓝色圆珠笔载明：“6/2日-114335.64，5/26-8900，5/56退丝0.6654×17900=11910.66，8/31缺1.43×19700=28171，9/6缺0.0585×19800=1158.3，11/24退丝348.4×19=6619.6，结欠654524.69，8/15多开20公斤×19.1=382，654142.69。”吴明娟在该份明细表上签名。因被告盈丰纱业公司未付余款，遂引发本案讼争。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上虽未加盖盈丰纱业公司的印章，但系盈丰纱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惠明以其名义所签订，故该法律后果应当由盈丰纱业公司承受。且原告提交的数份送货单据以及被告向其出具的收条等书证上，亦均载有“盈丰纱业”的字样。因此，可认定盈丰纱业公司系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以及利息损失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神鹰工贸公司依约供货后，被告盈丰纱业公司亦应当依约全面履行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交的数份《送货单》以及就案涉货款对账所形成的《明细表》详细载明了双方发生货物买卖、产生货款往来的详细情况，因该两组书证上均有原、被告公司相关人员的签名，尤其是就案涉货款对账由原告制作并经被告公司股东吴明娟部分确认、部分提出异议的《明细表》，反映了双方绝大部分无争议的货款往来。因此，案涉货款最终数额的确定应当以双方初步对账所形成的往来款明细表为基础，以与双方数次送货形成的送货单据、收条等书证相互印证为原则。第一，关于案涉货款的最终数额问题。（1）关于原告陈述的在其制作的往来款明细表中错误记载的贴息不能作为被告已支付的货款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在向本院提交由其司制作的其与被告公司往来明细表时，明确陈述被告已支付货款398.62万元。盈丰纱业公司相本院提交的银行往来凭证以及承兑汇票等总额虽仅为391万元，但根据神鹰工贸公司制作的原、被告双方的往来账明细表载明的原告向其收入款项为3986200元（不包含2018年4月17日退货扣款的18684.30元），对于超出的76200元部分，案涉往来款明细表上载明为“贴息”。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在审理过程中的陈述的被告公司已支付货款3986200元应当认定为原告对被告支付款项部分的自认，且该自认的事实系基于其所制作的其与被告公司的往来款明细表。原告神鹰工贸公司在诉讼前现被告盈丰纱业公司出具的往来账明细表中关于被告公司已支付款项的记载以及本案审理过程中神鹰工贸公司所作的陈述，均表明了其对于“被告公司已支付货款3986200元”，即使其中包含了76200元的贴息并非盈丰纱业公司实际支付，但亦表明了原告神鹰工贸公司对该款项的认可，且被告盈丰纱业公司无论在对账过程中还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未对该事实予以否认，故应当认定为双方就盈丰纱业公司支付案涉货款3986200元的事实已达成一致。综上，关于原告陈述的在其制作的往来款明细表中错误记载的贴息不能作为被告已支付的货款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2）关于2018年4月11日盈丰纱业公司向神鹰工贸公司出具条据反映缺货、退货的事宜，神鹰工贸公司在其制作的往来对账明细表中予以了确认，明确载明扣减的金额为18684.30元，盈丰纱业公司对该事实亦未有异议，故对该扣款金额18684.30元，本院依法予以确认。（3）关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4月29日向被告公司供应价值51984.24元的货物。对此，神鹰工贸公司并未向本院提交的送货单据仅载明了收货60箱，并未载明具体金额，“2987.6”的数字亦系其他笔色的书写工具所载明。但其在双方的往来款对账明细表中对2018年4月29日发货金额载明为31215.60元，对该事实盈丰纱业公司在对账时未提出异议，故可认定双方于2018年4月29日发生的货款往来金额为31215.60元。（4）2018年5月22日的收条上有铅笔载明“9477.5kg×17.6”，该事实在双方往来款对账明细表中也有载明，并进行了修正，且盈丰纱业公司在对账时亦未提出异议，故对于2018年5月22日双方发生的货款数量应当认定为9477.5kg。（5）2018年5月23日的送货单上载明：“实收300件，其中1件毛重为36.1公斤的缺8公斤”，故该8公斤应当认定为缺货，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亦认可予以扣除，扣除金额为8公斤×17.9元/公斤=143.2元。（6）2018年5月26日的送货单上载明：“退PBT净重665.4”，对于该部分退货，盈丰纱业公司主张退货金额为“0.6654×17900=11910.66元”。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亦认可予以扣除，扣除金额为665.4公斤×17.8元/公斤=11844.12元。双方争议的系退货单价的计算标准问题，根据双方往来款对账明细表，2018年5月26日载明的货物单价为17.8元/公斤，故应当按照改价格计算最终的退货金额，即665.4公斤×17.8元/公斤=11844.12元。（7）2018年6月2日的送货单上载明：“360箱×11269.8×18.2=319446元”，该数据系记载错误，11269.8×18.2=205110.36元。对该事实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对多计算的114335.64元亦认可予以扣除。（8）2018年8月15日的送货单上载明：“实收260件，净重7909.1公斤”，对该事实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亦认可予以扣除，扣除金额为20公斤×19.1元/公斤=382元，与盈丰纱业公司股东吴明娟对账时所记载的“8/15多开20公斤×19.1=382”的事实相吻合。（9）2018年9月1日的收条上载明：“查4件，1件缺10kg，1件缺0.1kg”，对此，盈丰纱业公司认为应当扣减的缺货数额为1.43×19700=28171元。而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认为即应当扣减所载明的缺货数量所对应的货物价款，即10.1公斤×19.7元/公斤=198.97元。对此，被告盈丰纱业公司系基于对全部260件货物抽取4件核查每件货物的数量，该方法在双方交易过程中至少有四次使用（另外三次分别为2018年9月6日、2018年11月6日、2018年11月26日的交易，其中2018年11月6日的送货单上明确载明：“查了下，1箱缺1.54，1箱缺0.1，平均缺0.82/箱，实收净重5067.1×17.1=86647。”即对货物重量抽样检测的方法以及最终数量的计算进行了详细描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双方在本案中数次使用抽样检测的方法确定货物的总重量，可以认定为双方关于货物数量确定的交易习惯，且2018年11月6日的送货单上明确载明了该抽样检测货物重量的具体方法。因此，该次货物缺货数量应当为（10公斤+0.1公斤）/4件×260件=656.5公斤，故该部分缺货金额应当为656.5公斤×19.7元/公斤=12933.05元。盈丰纱业公司在双方往来货款对账明细表上手写载明的“8/31缺1.43×19700=28171”与事实不符，本院依法认定该笔货物的缺货金额为12933.05元。（10）2018年9月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8箱，5箱缺0.2，3箱缺0.1。”同理，根据双方抽样检测货物数量的方法，该批次货物的缺货数量应当为（0.2公斤×5件+0.1公斤×3件）/8件×360件=58.5公斤，所对应的缺货价款即为58.5公斤×19.8元/公斤=1158.3元。与盈丰纱业公司在双方往来货款对账明细表手写载明的“9/6缺0.0585×19800=1158.3”相符。（11）2018年11月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下，1箱缺1.54，1箱缺0.1，平均缺0.82/箱，实收净重5067.1×17.1=86647。”对该事实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认可予以扣除，扣除金额为147.6公斤×17.1元/公斤=2523.96元，本院依法予以认定。（12）盈丰纱业公司统计了其向神鹰工贸公司退货348.4kg。对于该退货348.4kg的事实，神鹰工贸公司予以认可，但其认为该退货金额应当按照2018年11月24日左右的产品价格（15.4元/公斤）计算退货金额，而被告主张按照19元/公斤的单价计算。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协议中“价格随行就市”的约定，对于该笔货物退货价值的计算理应按照退货时间当时或前后的产品价格计算。根据双方的交易往来，2017年11月17日、11月22日以及11月26日案涉产品的单价均为15.4元/公斤，故该笔退货金额应当以15.4元/公斤的单价计算为宜，即348.4公斤×15.4元/公斤=5365.36元。（12）2018年11月2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5箱每箱差0.1，3箱有的，实收175箱”。同理，根据双方抽样检测货物数量的方法，该批次货物的缺货数量应当为（0.1公斤×5件+0公斤×3件）/8件×175件=10.9375公斤，所对应的缺货价款即为10.9375公斤×15.4元/公斤=168.44元。综上，案涉货款的最终数额应当为677146.82元[4830504.19元-3986200元（已付货款）-18684.30元（2018年4月11日退货金额）-143.2元（2018年5月23日缺货金额）-11844.12元（2018年5月26日退货金额）-114336.64元（2018年6月2日错误记账金额）-382元（2018年8月15日缺货金额）-12933.05元（2018年9月1日缺货金额）-1158.3元（2018年9月6日缺货金额）-2523.96元（2018年11月6日缺货金额）-5365.36元（2018年11月24日退货金额）-168.44元（2018年11月26日缺货金额）]。第二，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第三条、第四条明确约定：“乙方（盈丰纱业公司）保证并承诺年底结清全部货款，来年继续合作。保证如发生债务纠纷，双方自愿约定在甲方所在地法院进行起诉并承担利息日4%或国家法律保护的最高日利息。”盈丰纱业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原告自愿将该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的标准降低为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系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且亦不违反双方的合同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照准。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起算点问题。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中虽约定“年底结清全部货款”，根据庭审中，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英陈述案涉货款对账系于2019年度春节前夕，原告公司代理人亦陈述于2019年2月份左右向原告进行对账，故本院认为双方协议中约定的“年底”理解为阴历年底更加符合双方的客观行为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依法认定，案涉逾期利息的起算点为2019年2月5日（己亥年正月初一）。另外，关于被告公司陈述的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英件将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明手机“拉黑”的问题。在庭审中，胡英陈述系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将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手机拉黑。本院认为，金钱债务的履行方式多样，且在电子支付方式应用如此广泛的背景下，且被告公司已在此前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向原告公司支付了近400万元的款项，因此，被告公司履行案涉支付货款的义务并非须要与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且根据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英的陈述，其曾至被告公司对账，亦表明了其向被告公司积极主张货款的意思。因此，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英的该行为并不能作为被告公司依约拒付货款的理由。最后，关于被告辩称的原告公司提供的货物质量存在问题，应赔偿其相应损失的意见。本院认为，盈丰纱业公司主张神鹰工贸公司供应的涤纶丝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给其造成损失，应属于独立的诉请而非抗辩，但盈丰纱业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起反诉，其认为由于神鹰工贸公司提供的问题涤纶丝产品导致其向其上游公司赔偿180000元的损失，与本案处理无涉。另外，关于被告盈丰纱业公司在提出的原告公司未向其开具发票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并未有关于开具发票于支付货款之间先后顺序的约定，且在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卖双方交易的是货物，而不是票据本身，开具发票相对于交付货物是一种从给付义务与主给付义务之间的关系，“付款”所对应的主给付义务不是开具发票，而是交付货物，因此，开具票据不是付款的对待给付义务。本案原告已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故被告不能以原告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而拒付货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家港市盈丰纱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盐城市神鹰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77146.82元，并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方式为以677146.82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盐城市神鹰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06元，保全费4720元，合计16926元，由原告盐城市神鹰工贸有限公司负担3015元，由被告张家港市盈丰纱业有限公司负担1391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员  周琳苒人民陪审员  裴 玲人民陪审员  王 韦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徐冬冬书 记 员  邵志东附录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