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81民初207号原告：姜丑女，女，193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委托代理人霍振宇，潞城市潞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赵俊玲，女，1954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系原告姜丑女长女。原告：赵燕玲，女，195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系原告姜丑女次女。原告：赵琴玲，女，196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系原告姜丑女三女。被告：赵勤堂，男，195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系原告姜丑女长子。委托代理人申建玲，山西宏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建堂，男，1967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系原告姜丑女次子。委托代理人王云兰，女，1969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系被告赵建堂妻子。被告：赵文堂，男，196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系原告姜丑女三子。委托代理人常霞，女，197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系赵文堂妻子。第三人：赵伟，男，198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系被告赵勤堂长子。第三人：赵斌，男，198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无业。系被告赵勤堂次子。委托代理人：郭玉兰，女，60岁，住长治市，系赵斌母亲。第三人：赵辉，男，198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系被告赵勤堂三子。原告姜丑女等四人与被告赵勤堂等三人、第三人赵伟等三人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晋0481民初64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等不服，提出上诉，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晋04民终28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丑女及其委托代理人霍振宇、原告赵俊玲、赵燕玲、赵琴玲，被告赵勤堂委托代理人申建玲、赵建堂委托代理人王云兰、赵文堂委托代理人常霞、第三人赵伟、赵辉、赵斌委托代理人郭玉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姜丑女与赵玉龙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六个子女（为本案其余原被告）。1969年赵玉龙因病去世遗留与原告姜丑女共有的院落一处，作为姜丑女与子女按份共有房屋使用。2011年赵勤堂出资，其余人出力，将原有房屋拆除进行翻建。2018年长治市潞城区政府开工建设东华路，将原告姜丑女与赵玉龙所有的院落进行征收时，被告赵勤堂向白鹤观社区提供一份《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来主张自己有权签订拆房协议获得征收补偿款。原告等人认为，三被告签订协议的行为不应侵犯原告对房产的共有权，赵勤堂独占行为不应让嫁入赵家70年自己的母亲暮年生活无安身养老之所。对于被告根本无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原告姜丑女保留另案诉讼权利。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如下：一、依法确认三被告签订的《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无效；二、依法确认姜丑女原有院落及现房产的权利归属。被告赵勤堂辩称，1、2003年签订的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合法有效。2、位于长治市××区的所有房产及附属设施系答辩人与妻子、三个儿子赵伟、赵斌、赵辉共同出资出力修建，属于答辩人所有，与其他人无关。3、四原告如主张继承答辩人父亲的遗产，或主张对原有院落的权利，因答辩人父亲1969年因病去世，1981年答辩人依据分家协议取得财产，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时间。被告赵建堂辩称，协议中关于赡养内容一直变更，不清楚具体以哪个内容为准。被告赵文堂辩称，起诉状所称事实错误。关于赡养协议，常签常改，一直在更改。我家是东房，翻修后，赵勤堂承诺我们东房外门面我们想做买卖随时可以来。第三人答辩意见同赵勤堂意见一致。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四原告提供如下证据：1、长治市潞城区潞华办事处白鹤观社区证明及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是因为2018拆迁，提供出《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由于该协议事实不存在，也未履行，故发生争议，请求法院确认无效。2、牛某和收原告六子女赡养费用收据九支，证明对《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赡养行为发生多次更改。3、原有院落情况说明图及原有房屋照片2张。证明姜丑女原有院落70平米的自建住房及14*16的宅基地，东西配房80平米，系姜丑女与三子共建。4、证人姜某21称，我1934年阴历10月25出生，家住堡头，是原告姜丑女弟弟。关于旧院五间瓦房是我姐姜丑女亲手所建，永远是其财产。关于赡养及并房协议，是我让赵勤堂开家庭会议同意后方可生效，母亲及房屋永远存在，不能没有母亲一份。2011年拆旧院盖新房，让赵勤堂承诺盖成后一层是其母亲的房产不得更改，赵勤堂赡养母亲的问题，自其成家至今，未管过母亲、没有赡养过。当庭提交的证人材料是我本人所写。2011年拆旧院盖新房，赵勤堂让其母亲搬出去了，我说赵勤堂翻盖可以，但是赵勤堂必须将第一层留给母亲，其是否执行我不知道。家庭会议我建议其召开，但是否召开不清楚，我没有参加过。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是别人起草，我滕写的，写了几份记不清了，手印是否我的记不清了。这份小的兄弟三人的协议是我写的。2011年翻盖之前姜丑女就在这个院子，和建堂一起，并房我不清楚。2011年翻盖之前兄弟三个都在这个院子里住。建堂和文堂二人除老宅是否还有其他院子记不清，可能是没有。5、证人姜某22称，我1942年阴历7月5日出生，家住黄碾镇魏村，我是姜丑女妹妹。原先老院子是我姐姐二闺女女婿盖的，盖了5间，我姐姐的儿子们不赡养母亲，我姐姐就在闺女家住。我没有参加过姜丑女赡养老母及并房协议的家庭会议，协议上签字和捺印我不知道，我没签过字和捺印。老二老三都在老院子住着到现在。6、证人姜某23称，我1962年5月17日出生，家住检察院小区，工商局职工。姜丑女是我姑姑。我姑姑家老房子当时说是危房不能居住，我姑姑去了老三家住。后来又搬回去老院子，具体那一年不记得。7、证人牛某和称，我是原告赵俊玲丈夫，是姜丑女大女婿，1954年3月14日出生，家住长治市××区，身份证号×××。我证明2006年姜丑女无人赡养，在我家居住，我提出子女6人每家每月出50元，经同意后，都交了三个月，第四个月赵勤堂不出了，我就让子女轮流赡养，他们也没有赡养，还是在我那住的。拆迁时候才知道有协议，协议中提到的面和钱也没出过。我不知道旧院落及新房产是否开过家庭会议对房产进行处分。赵勤堂拆院子时候其母亲拦住他问你拆了老院子还让不让我进了？后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盖新房后我媳妇一直问赵勤堂让不让姜丑女进去，赵勤堂一直找借口不让姜丑女进去，新房姜丑女没进去过。三个儿子三院房屋。老二、老三家以前都在老院子，老二老三盖新房子后都去各自院子居住。被告赵勤堂对证据1无异议，可以证明目前争议房产在2003年4月10日，通过家庭会议已经折并赵勤堂所有，有签字捺印。该协议一式三份，三个儿子一人一份，提供法庭的和赵勤堂的这份内容一样，只是行数顺序不同。证据2不予认可，认为是事后伪造，没有此事。证据3照片不是在老院子照的，说明图不是相关产权部门登记，草图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赵勤堂对证人证明事实均不认可。姜某21出过两次庭，今天其提前写好手稿，并未实事求是作证。本案姜丑女三个儿子三院房产，姜某23和牛某和证言可以证明，但是姜某21说弟兄三个一直在老院子住到2011年不属实，其说其认可赡养老母协议是其书写，但其他事实有不清楚，显然其作为原告姜丑女弟弟其本人在心里倾向于原告，且其又说2011年拆房子时赵勤堂承诺一层是母亲所有，这个无任何效力。2003年老院已经折并赵勤堂，姜丑女可以随时居住但所有权是赵勤堂，赵勤堂没有赡养母亲不是事实，如果赵勤堂未赡养，母亲不可能这么多年未提起诉讼，姜某21针对姜丑女赡养问题也没有召集外甥们开家庭会议，且关于姜丑女赡养问题也未找过社区领导，显然赡养纠纷不存在。关于姜某22证言，其证明原来房子是二女婿所修盖，与本案基本事实不符。牛某和证言，其系女婿，并未说过房子是女婿盖的。姜某23证言，可以证明老房是危房，在赵勤堂拆除旧房子前，老二老三另有住宅，与姜某21、姜某22证明事实不符，姜某22说儿子不管老母亲，但姜某23说其姑姑姜丑女是老三家住过。牛某和作为赵俊玲丈夫，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言可信度低，其证明事实我方不认可。牛某和在本案第一次庭审说2016年姜丑女生病才开始在女子家轮流住，刚才又说2006年开始轮流住，事实出入较大。被告赵建堂认为证人证言是事实。800元和200斤面我们都没出过，我就不知道。2006年50元出过6个月，后来去给大姐夫，大姐夫说其他人没给也不要我的。2015年腊月在我家住，母亲晕倒，我通知子女6个来商量，老大赵勤堂从未来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赵文堂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第三人质证意见同赵勤堂一致。综合原告上述证据，根据要证明的内容分三组：一、证明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协议事实不存在，也未履行。依据为证据1、4、5、7，证据1为协议，从质证来看，原告方提供了协议，又说协议的事实不存在，但提供的协议中有原告姜丑女、原告提供的证人姜某21、姜某24的签字捺印，原告的证人姜某21（系姜丑女弟弟）在质证时表达为“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是别人起草，我滕写的，写了几份记不清了，手印是否我的记不清了”原告的证人姜某24（系姜丑女妹妹）表达为“协议上签字和捺印我不知道，我没签过字和捺印”，均系不知道、记不清的模糊表达，但姜某21认可系其滕写，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该协议为书证和原始证据，原告无足够证据推翻该协议签订的真实性，对证据1，本院确认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的事实存在，对证据4、5、7中证人记不清、不知道，或否认在协议中签字捺印的证言，因表达含糊，互相矛盾，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协议履行和效力问题，本院将在本院认为中综合评述。二、证明协议未实际履行，赡养行为发生多次更改，被告未进行赡养，依据为证据2、4、5、7，其中证据2为牛某和收原告六子女赡养费用收据九支，证据4、5、7是原告方证人的言词证据，说被告未赡养原告姜丑女。因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和确认房屋归属，且关于赡养的纠纷原告姜丑女已经另案起诉，因此对于上述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赡养义务的证据，在本案中不作认定，但对协议中赡养与并房的关系本院将在本院认为中综合评述。三，证明老院子为原告姜丑女所盖，依据为证据3、4、5、7经质证，其中证据3是照片和草图，因照片和草图的内容无法确认为老院子，也无法通过照片和草图证明为原告姜丑女所盖和所有，证据4原告证人姜某21的证言为“旧院五间瓦房是我姐姜丑女亲手所建，永远是其财产”原告证人姜某22的证言为“原先老院子是我姐姐二闺女女婿盖的，盖了5间”均为言词证据，且互相说法不一，又无其他书面或原始证据印证，被告赵勤堂质证中对原告的证据予以否认，提交了1981年分官协议和1982年信用社贷款合同证明老院子为分官协议取得并由自己贷款翻建。对证据3，本院确认照片的存在，但对其要通过照片证明为原告姜丑女所盖和所有的事实不予认可，对证据4、5、7证人证言证明为姜丑女所盖，因无其他书面原始证据佐证，根据证据规则，本院难予采信。被告赵勤堂提供如下证据：1、1981年5月17日分官一份，1996年换契一份。分官协议中关于财产分配表述内容为全家房屋九间，按三股均分，侄子勤堂分得东房三间，东至关道西至前檐滴水北至赵姓南至伙界。该协议最后落款包括村干部等共8位中人，并盖有当时大队管理委员会的公章。1996年换契内容为赵勤堂从赵福堂处换得南边宅基地四米。2、贷款合同一份，信用社借款借据一份。借款和还款人均为赵勤堂，借款用途中写明盖房，并证明1982年被告赵勤堂在信用社借款500元翻建家中房产，新建北房三间，维修东房三间。3、2003年4月10日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一份、补充协议一份。证明一家人在母亲姜丑女、小姨姜某22、大舅姜某21主持下，针对母亲姜丑女养老问题和旧院房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旧院房产作价归赵勤堂所有，赵勤堂支付赵建堂、赵文堂各两千元。三个儿子赵勤堂、赵建堂、赵文堂所居住房屋都有老母一处居住权，每人每年给老母亲面粉200斤、钱800元，旧院房产全部归赵勤堂所有，因房产年久失修，赵勤堂适当时间翻修，返修后赵勤堂以适当价格或租或卖给建堂、文堂各一间。4、2011年6月2日房屋修缮说明一份、2018.10.12证明一份（均加盖村委公章），证明赵勤堂旧院房产即争议房产系危房，面临倒塌危险，急需返修。5、姜丑女民事起诉状一份，证明母亲姜丑女认可全部房产给了赵勤堂。6、赵勤堂2011年修建房屋证据一组：包括支付包工头吴燕斌工程款88500元、支付门窗款、小五金等50955.2元、支付水泥款31223元、支付吊板费2700元、预制板款18900元、支付钢材款21273.65元、支付石子石粉款8000元、购买砖68000块（部分）、皮条、角沿等等建筑材料。7、郭根富证明两份，刘云明、王彩仙、许来胜、李秋义证明各一份，证明赵勤堂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8、赵勤堂支付母亲赡养费票据三支。证明赵勤堂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9、姜丑女起诉赵勤堂2018民1282生效判决书一份。证明在2018年之前原告姜丑女和赵勤堂因赡养问题未发生过纠纷。2018年因拆迁问题，家里其他子女唆使老母提起诉讼才有了纠纷，起了纠纷后姜丑女才没有到赵勤堂家住。2018年前赵勤堂按照2003年协议履行，2011年翻修之前老母一直和赵勤堂居住，开支都由赵勤堂承担。原告认为证据1分关协议恰好说明对赵玉龙代位继承所继承财产应为共同共有。且应结合被告赵勤堂在一审提交的（83）民上字3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赵勤堂仅为家庭代表人并不是继承权所有人，故应认定财产为共同共有。1996年换契不认可，不符合客观性，不具备证据合法性，所换得宅基地的路是赵建堂的不是赵勤堂的，与赵福堂换路一事应由法庭调查核实，不能作为物权分割。认为证据2与本案无关，被告证明1982年赵勤堂在信用社贷款新建北房三间，维修东房三间。本案北房5间为原告1所建，东房为共建。认为证据3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不具合法性，应认定为无效。兄弟三人补充协议不认可，没有原件，从证明内容上讲，没有主持过家庭会议且兄弟三人不得处分他人（姜丑女）财产。证据4无异议。但翻修不仅仅是因为危房，也是因为要作为赵勤堂三个儿子婚房。证据5民事起诉状应结合该起诉事实的判决内容一并认定，认定为被告赵勤堂没有履行赡养义务，所以才提起的诉讼。证据6与本案无关。原告不否认房屋为赵勤堂翻修，但翻修不能表示物权。证据7仅能证明赵勤堂与原告在一起生活，但不能证明赵勤堂履行赡养义务，由于证明时间内容不确定，故与本案无关。事实上，姜丑女与赵勤堂在同院期间是自己独立生活。证据8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条说明因为赵勤堂不履行赡养义务而被诉至法院，判决生效后的执行款。原告认为由判决书可知，与赵勤堂所主张的证明内容不符，是因为原告没有证据，而不是证明被告赵勤堂已经履行赡养义务，本案中诉状已经写明赡养另行起诉另案处理。原告赵燕玲称赵燕玲及其丈夫收条，是2015年母亲生病，我去和老大赵勤堂要钱，是医药费。其余原告代理人意见一致。被告赵勤堂对法院到拆迁办调取的补偿协议等证据无异议。综合被告上述证据和原告质证意见，关于证据7、8、9，此组证据是被告赵勤堂认为自己履行了赡养义务的证据，因关于赡养纠纷原告姜丑女已经另案起诉，判决生效并已履行，对赡养部分证据在本案中本院不再认定。对于证据1、2、3、4、5、6，因原告在质证中并未否认上述证据的真实存在，只是对这些证据要证明的内容、合法性、有效性有争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中综合双方的证据和主张综合论证。经审理查明，原告姜丑女与赵玉龙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六个子女（为本案其余原被告）。1969年赵玉龙因病去世，1981年赵俊玲、赵勤堂等六兄弟姊妹的爷爷奶奶均去世后，在当时大队主持下，签订分官协议对赵家财产进行了分割，关于本案中原告所请求的原有院落部分在协议中写为“侄子勤堂分得东房三间，东至关道西至前檐滴水北至赵姓南至伙界”。2003年，原告姜丑女等主持，被告赵勤堂、赵建堂、赵文堂三兄弟签订《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约定：一是该院落全部房产归被告赵勤堂，赵勤堂分别给赵建堂、赵文堂两千元；二是兄弟三人房屋每处都有母亲一处居住权；三是兄弟三人每年每人给母亲粮面粉二百斤、钱八百元。之后，2011年，因老房变成危房，被告赵勤堂出资将该院落房屋全部予以拆除重建。2018年长治市潞城区政府对该院落进行征收，被告赵勤堂向长治市潞城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提供《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和《分产协议》后，长治市潞城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分别与被告赵勤堂的三个儿子即本案的第三人赵斌、赵伟、赵辉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是请求依法确认三被告签订的《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无效，二是请求确认姜丑女原有院落及现房产的权利归属。三是在案件发还后增加请求确认三被告2003年4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几个诉讼请求的基础为旧院落以及现拆迁房屋权利的归属认定，即如果原告对原有院落及现拆迁房产有共有权，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中并房部分内容就可能存在侵犯原告主张的共有权而无效，因原有院落和现拆迁房屋源自1981年分官协议所分割财产和2003年协议所并房产，并形成于2011年翻建，因此两次协议的性质、效力、之间关系和证明内容的认定是本案讼争的基础。（一）1981年分官协议关于协议的性质问题。分家析产（分官协议）是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分户独立和分开生活，就家庭共有财产或个人财产协商一致进行分割的协议。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而继承是继承人通过法定或遗嘱对被继承人个人的财产继承。原告认为1981年协议恰好说明1981年姜丑女和六子女代位继承了宅基地和其他财产，根据法律规定，代位继承只适用于法定继承，且继承的应当是被继承人个人的财产。从该分官协议内容看，题头写为：立分官文字人家长赵聚龙，然后分户人为叔父赵聚龙，侄子赵福堂，侄子赵勤堂。其中关于财产分配表述内容为全家房屋九间，按三股均分，侄子勤堂分得东房三间，东至关道西至前檐滴水北至赵姓南至伙界。该协议最后落款包括村干部等共8位中人，并盖有当时大队管理委员会的公章。该协议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为一种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无法看出哪部分财产为哪一个人的遗产，各分得财产人取得财产并非依据继承法继承取得而是依据分官协议取得。关于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在1981年签订，并由其他案件在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83）民上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经大队所立分官有法律效力，该协议应为有效协议。关于协议证明内容问题，原告认为1981年分官协议恰好说明对赵玉龙代为继承所继承财产为共同共有，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结合上述关于分官协议性质的阐述，本院认为1981年分官协议中各分得财产权利人取得财产并非由继承更不是由代为继承所取得，而是由大队主持下家庭成员协商分割取得。在排除继承取得该财产后，关于原告主张赵勤堂所分得财产是否属于共有问题，分官协议写为，侄子勤堂分得东房三间，东至关道西至前檐滴水北至赵姓南至伙界。内容中没有关于四原告对该分配得到的财产有共有权的表述，从1981年分官协议签订后、到1982年赵勤堂翻建房屋形成旧院落，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签订对旧院落权属再约定和确认，四原告均未提供对诉争财产拥有共有权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四原告应当对主张诉争财产共有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四原告对1981年所分财产有共有权后的主张权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从分官协议看，协议中写明财产是分配给了赵勤堂，但原告依然可以对认为协议侵犯自己权利或要求确认自己享有权利进行协商、确认或提起诉讼，但在1981年分官协议签订、1982年赵勤堂在信用社贷款翻建房屋（贷款用途写为盖房），1996年和邻居赵福堂置换宅基地，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签订，2011年赵勤堂危房翻盖，在这些连续的房屋从旧状到现状形成变迁的关键节点过程中，直至2018年政府对上述财产征收拆迁前，在长达38年时间里，四原告均未对赵勤堂实际占有、使用、修缮、翻建房屋提出异议，未对诉争财产有共有权提起诉讼，且被告赵勤堂提出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根据法律规定，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对权利不予保护，因此本院对四原告主张拥有对1981年分官协议分给赵勤堂旧院落的权利不予保护。（二）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关于《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的性质问题：同上述理由，分家析产协议是分家析产（分官协议）是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分户独立和分开生活，就家庭共有财产或个人财产协商一致进行分割的协议。同时根据民间习惯，一般还包括对老人赡养义务的约定等。本案中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包括赡养老母与房产分割两部分内容，性质为对老母赡养义务的约定和在1981年分官协议财产分割后对家庭财产的进一步确认。该协议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定。关于《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实际包括赡养老母与房产分割两部分内容，关于赡养老母的效力问题，在协议中关于赡养义务的约定为第二条：“无论家中有何种变更，兄弟三人所居住房屋，每处都有老母一处居住权，老母愿住何处住何处，兄弟三人不得阻拦，老母百年后归各人所有”。第三条为，“现老母年老体弱，兄弟三人每人每年给老母粮面粉二百斤，钱八百元，只能多，不能少，空口无凭，立字为据。”该赡养义务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应为有效。关于房产分割的效力问题，主要一是看该协议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至合同无效的事由和证据，二是看所分割财产是否侵犯其他财产所有人的权益。关于第一点，四原告虽然主张该协议无效，但未提出欺诈、胁迫等主张，该协议真实存在，原告诉求主要在于认为三被告签订的协议侵犯了四原告对房产的共有权。从2003年协议所分割的财产看，所并房屋来源于1981年当时大队主持下的分家析产（分官协议），2003年协议中关于并房的内容表述为：旧院全部房产作价勤堂付给建堂、文堂兄弟二人各两千元，笔下钱齐，旧院所有财产归勤堂所有，永远居住修缮，建堂、文堂不得干涉，另协议落款人写为：主持人姜丑女、姜某22、姜某21，当事人赵勤堂、赵建堂、赵文堂。此中的旧院全部房产即为1981年分官协议所写赵勤堂分得财产部分和1982年赵勤堂在信用社借款翻建房屋修缮添附部分，应为对1981年分配房产和1982年后添附后的财产的再次分割和确认，即认可了赵建堂、赵文堂对该部分房产拥有权利并由赵勤堂作价付给建堂、文堂兄弟二人各两千元补偿后，旧院全部房产归赵勤堂。因原告赵俊玲、赵燕玲、赵琴玲该三名原告在2003年协议签订时，已经超过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在2003年协议并房内容中，对该三名原告对原有房屋所有权利也无新的设定，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所争房屋拥有共有权，故对该三人主张2003年协议侵犯其共有权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和保护。关于所并房屋是否侵犯原告姜丑女权利，在2003年协议签订时，一是其已经超过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最长诉讼失效。二是2003年协议对所并房屋进行进一步的权属确认和分割时，原告姜丑女是和其弟弟姜某21、妹妹姜某22作为主持人，赵勤堂、赵建堂、赵文堂作为当事人落款，从形式和内容上，除设定了其在旧院落有居住权外，未对其在旧院落所有权进行新的设定，其也无法证明其对所并房屋有所有权。综上，因从证据和诉讼时效上都无法对四原告提出的2003年协议侵犯其共有权进行支持和保护，且2003年协议签订后，当事人均已按协议实际履行超过15年，本院确认该协议中房产分割部分内容为有效。关于四原告增加请求确认三被告2003年4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因该诉讼请求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可另案处理。关于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中赡养和并房之间的关系，分家协议（并房协议）关于房产的分割，一种为长辈主持对子女财产的分割，并通过分家协议进行确认；另一种是将父母的财产分配给子女。而后者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赠与型。二是遗嘱型。其中，赠与型分家是指父母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给子女，交付财产后父母不再享有财产权利；而遗嘱型分家则是指父母在分家协议中表达去世后的财产分配意向，涉及的财产在父母生前仍归父母所有，父母生前还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改变遗嘱内容，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如果属于赠与型，是将父母财产分配给子女的，如果同时约定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赡养和房产分配可能存在互为条件的关系，但如果父母只是主持，所分割财产无法证明为父母所有，如果同时约定了赡养义务，赡养和房产分割应当为并列关系，即任何一方未履行协议所确定义务，均可单独对其中一项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本案中，《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中赡养和并房之间的关系应当为并列关系，在实际诉讼中，原告也是就赡养纠纷在2018年向本院另案提起诉讼，我院作出（2018）晋0481民初1282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应当从2018年1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500元，其中一次性支付原告姜丑女2018年赡养费6000元；从2019年1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姜丑女赡养费500元，该判决已经生效，被告赵勤堂也已经主动履行。关于协议中姜丑女居住权的问题，被告赵勤堂表示现房屋被拆除，但随时都欢迎老母回来居住，因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协议无效和确认房屋所有权，原告姜丑女可就居住权另案起诉。综上，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中赡养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应为有效，关于并房的内容，原告主张协议中所分割的房屋侵犯了其共有权，但原告无相应证据支持，且对2003年协议中的房屋主张权利已超过最长诉讼失效，故对2003年《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本院认定为有效。（三）关于原告请求确认姜丑女原有院落及现房产的权利归属问题。关于原有院落，同上述分析，1981年分官协议和2003年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有效，因四原告对其主张的共有权均无证据并超过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对其主张对原有院落有共有权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和保护。关于现房产归属，现所拆迁房产为2011年在原有院落上的翻建，结合对1981年分官协议和2003年赡养与并房协议的认定，因从证据和诉讼时效上都无法支持或保护四原告对原有院落有共有权利的主张，同时经双方举证质证，现拆迁房产为被告赵勤堂出资所盖，原告无证据证明曾对现所拆迁房屋出资或拥有共有权，对原告要求对现所拆迁房产拥有权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2003年三被告所签订的《赡养老母与并房协议》有效；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2020元，由四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邵书君审 判 员 张彦亮人民陪审员 王淑芳 二Ｏ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常晓玉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合同的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区分】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证明责任和职权探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