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5084号 原告：李福彬，男，195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池花兰，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伟文，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陆龙裕，男，195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薇（系陆龙裕之女），女，197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李福彬与被告陆龙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福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池花兰、蔡伟文，被告陆龙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福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陆龙裕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60万元及利息（以260万为基数，自2015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扣除已还利息107万元）；2.判令陆龙裕支付李福彬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8000元；3.判令陆龙裕承担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12427.38元。事实和理由：李福彬于2008年4月将位于湖南省永顺县的矿山资产作价300万元转让给陆龙裕，陆龙裕因此向李福彬出具了300万元的借款字据。后陆龙裕支付40万元，尚欠260万元未归还。2015年3月1日，双方签订《借贷合同》，约定：陆龙裕所欠的260万元借款延期至2015年4月30日止，若未按时还款，则自2015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利息应于每月5号前支付；李福彬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均由陆龙裕承担。借款期限届满后，李福彬多次催讨，陆龙裕仅在2015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归还了部分利息，2018年10月、11月，2019年1月又归还部分利息，累计付息107万元，其余利息及本金至今未归还。 陆龙裕辩称，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本案属于投资款纠纷，请求驳回李福彬的全部诉求。首先，《借贷合同》第一条表述可看出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所谓的资产转让，即便属实也属于资产转让或买卖合同关系；李福彬仅于2007年3月份向陆龙裕转账100万用于投资位于湖南永顺县的湘西自治州凌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公司”），因双方存在信任基础【陆龙裕担任李福彬湖南省吉首市福盛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福盛公司”）的总经理，并合伙投资其他项目】，故该投资关系仅存在口头约定，又因其他股东不同意李福彬入股，故李福彬未实际取得凌云公司的股份，更不持有任何矿山资产。因此，所谓的矿山资产作价转让系凭空虚构。其次，《借贷合同》为李福彬单方制作，未经过陆龙裕的共同对账及清算确认。2008年双方共同投资的凌云公司遭遇金融危机，投资项目失败，李福彬要求陆龙裕偿还100万元投资款及资金占用费，当时陆龙裕仍为福盛公司员工，双方关系极好，故口头同意李福彬退出且不用承担亏损，但并未就资金占用费如何计算达成一致。因陆龙裕陆续投入大量资金运作凌云公司，无力返还李福彬的投资款。至2010年、2011年、2014年、2015年，陆龙裕陆续转给李福彬98万元、40万元、20万元、20万元合计178万元用于返还投资款及占用费。2015年3月1日，李福彬自行制作《借贷合同》要求陆龙裕签字，陆龙裕虽然明确表示投资款实际只有100万元且已陆续转款归还，但因无法提供凭证，在李福彬口头表示之后可再行对账多退少补的承诺下，陆龙裕签署了《借贷合同》。此后，陆龙裕多次要求李福彬全面对账清算，因双方之间还另有江西九江项目、齐心公司项目、借款等互负债务的情形。但是李福彬本人不再出面，反而委托社会人士张国明向陆龙裕催债。迫于张国明的辱骂、恐吓、威胁等压力，陆龙裕只能陆续向李福彬继续转账107万元。2017年2月16日，张国明持《借款补充协议书》一式两份逼迫陆龙裕签字，陆龙裕签字并备注“其中本金部分需再核对后扣减收回周小华欠款”字样，可直接证明陆龙裕要求核查本金的事实。 李福彬反驳称，双方已通过《借贷合同》将投资款转化成借款关系，故坚持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陆龙裕抗辩未经过结算被迫签订《借贷合同》，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陆龙裕作为李福彬聘请的管理人员，经手和管理李福彬的投资、收益等款项，对资金往来非常清楚，不可能未经确认或结算而被迫签订字据。陆龙裕确认李福彬于2007年3月30日投资100万元入股凌云公司，实际李福彬共向凌云公司投资300万元做隐名股东，占股30%；剩余200万元系李福彬通过配偶白卫红转给陆龙裕的侄子陆涛，因时间久远无法提供转账记录。2015年3月1日的《借贷合同》表明双方已将资产作价转让款转化为借款，即便李福彬入股时仅投资100万元，但在股权转让时陆龙裕愿意以300万元受让该股权，完全系双方自主协商的结果，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亦合法有效。2017年2月16日陆龙裕再次以《借款补充协议书》的书面形式对借款事实予以确认，且《借款补充协议书》中确认已偿还的利息数额35万元与转账记录一致。此后，陆龙裕又陆续支付利息，截至起诉前共付息107万元。2010年5月17日的98万元，系案外人龙爱民购买福盛公司股权的转让款，因陆龙裕系李福彬聘用的管理人员，故转让款由陆龙裕转给李福彬。2011年1月28日的40万元，系李福彬投资保靖齐心化工厂的分红款，该工厂的分红款均系转给陆龙裕、再由陆龙裕转给李福彬。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07年3月29日，李福彬向陆龙裕转账100万元。 2007年5月17日，《湘西自治州凌云矿业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确认经全体股东会议一致通过，陆龙裕成为该公司股东，出资35万元占股70%。 2010年5月17日，陆龙裕向李福彬转账98万元。 2011年1月28日，陆龙裕向李福彬信用卡账户存入现金40万元。 2011年9月21日，福盛公司发生股权变更记录，由陈福来出资490万元、李福彬出资510万元变更为龙爱民出资490万元、李福彬出资510万元。 2014年12月31日与2015年2月16日，陆龙裕分别向李福彬转账两笔各20万元，共计40万元。 2015年3月1日，李福彬与陆龙裕共同签署一份《借贷合同》，第一条约定：李福彬于2008年4月将位于湖南省永顺县的矿山资产作价300万元转让给陆龙裕，陆龙裕因无法立即付款，向李福彬出具借款字据。后陆龙裕支付40万元，尚欠260万元未支付。现将还款时间延期至2015年4月30日止，若未按时还款，则自2015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利息应于每月5号前支付。第三条约定：李福彬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均由陆龙裕承担。 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陆龙裕陆续向李福彬转账合计35万元。 2017年2月16日，陆龙裕单方签署一份《借款补充协议书》，重述了《借贷合同》的约定内容，并增加约定：确认截至2017年1月31日，陆龙裕所欠借款本金260万元未还，应付利息109万元已支付35万元，未付利息74.2万元；偿还本息的最后期限为2017年5月31日，逾期应按借款本金支付日千分之一违约金。陆龙裕另于落款处手写备注“还款日期延至2017年12月31日，其中本金部分需再核对后扣减收回周小华欠款”字样。 2017年4月至今，陆龙裕陆续向李福彬转账合计72万元。 2019年2月22日，李福彬提起本案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为此支出律师费8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12427.38元。 以上事实，有李福彬提交的《借贷合同》、银行账单明细、诉讼代理合同、发票、陆龙裕提供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借款补充协议书、转账凭证、银行卡事故查询清单、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取款存款凭证及本案庭审笔录、民事裁定书（保全）为证，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李福彬与陆龙裕签订的《借贷合同》表明双方之间的股权投资转让关系已经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故本案依法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陆龙裕辩称《借贷合同》系被迫签署，应对该事实主张承担证明责任，但陆龙裕不但未能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反而时隔两年再次确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抗辩的事实不予采信，认定《借贷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应共同遵守。《借贷合同》明确载明300万元系矿山资产作价款并确认已偿还40万元，证明双方对该笔债务的形成并无异议且在签署合同时进行了对账和结算，故双方之间发生于合同签订时间2015年3月1日之前的款项往来均无法对抗合同的书面确认内容。陆龙裕确认其曾经受雇于李福彬且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多项合作及债权债务关系，故陆龙裕应对其以发生于该日期之前的付款作为偿还该合同项下债务的抗辩意见承担证明责任。陆龙裕拟推翻双方共同签署的《借贷合同》所载明的事实，但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其答辩意见所主张的事实亦与常理相悖，故本院认为陆龙裕未能尽到证明责任，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李福彬在反驳意见中主张的事实，虽然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但更加符合逻辑和在案证据所反映的基础事实，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在陆龙裕未能就答辩事实完成证明责任的情况下，李福彬依法不必就其反驳事实承担证明责任。陆龙裕另辩称李福彬并非凌云公司股东，无权转让矿山资产，但又确认李福彬仅于2007年5月17日向其转账100万元用于投资凌云公司，转让的资产价值不足《借贷合同》所载的300万元。李福彬主张其向凌云公司投资300万元后成为隐名股东，除陆龙裕确认收到的100万元以外，虽然双方对剩余200万元是否有支付以及如何支付存在争议，但陆龙裕同时参与经营李福彬的多家企业，即便李福彬入股时仅投资100万元，但时隔多年，在股权转让时陆龙裕完全有可能愿意以300万元作价受让该股权。相应转让行为属于双方的意思自治，也是合法有效的。本院认为，陆龙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借贷合同》载明的内容具有充分的认识能力，理应清楚签署债务确认文件的法律后果。鉴于双方均确认李福彬向凌云公司投资100万元的事实，在没有其他书面协议的情况下，该《借贷合同》作为对凌云公司所涉“矿山资产”进行后续处置的书面约定，应视为双方对事实的共同确认。无论李福彬投资凌云公司投入的金额是100万元还是300万元，均不影响陆龙裕自愿以300万元的价格受让相关资产的行为效力。陆龙裕虽然辩称李福彬委托案外人张国明对其实施违法催债行为并强迫其签署《借款补充协议书》，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福彬亦不予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在没有充分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借贷合同》应视为双方自主协商的结果，且意思表示真实。陆龙裕提供《借款补充协议书》拟证明260万元本金存在争议，但该补充协议未经李福彬签字确认，备注的内容是陆龙裕自行书写，李福彬亦不认可，故无法证明本金部分“需再核对后扣减收回周小华欠款”。综上，本院认定《借贷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遵照履行。陆龙裕欠李福彬借款本金260万元且已届履行期限，应立即偿还本金并自2015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应扣除已还利息107万元）。双方确认2015年5月1日之后陆龙裕陆续付款107万元，在没有约定还款性质的情况下，应按先息后本的顺序予以抵扣。按照每月5.2万元利息的标准，104万元可抵扣20.5769个月（约等于20个月又17.3天，本院按20个月又18天计）的利息，扣除后陆龙裕应自2017年1月19日起继续支付利息。《借贷合同》约定了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应由陆龙裕承担，现因陆龙裕逾期还款，致李福彬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8000元、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12427.38元，应由陆龙裕向李福彬偿付。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陆龙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福彬支付借款本金260万元，并自2017年1月19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 二、陆龙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福彬偿付律师费8000元、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12427.3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440元，减半收取计20720元，由陆龙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林鸿）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洪德君）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