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248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邱旭东，男，1979年9月2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磊，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吕世伟，男，1980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烟台市莱山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宋晓艳，女，198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令娟，青岛李沧鼎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邱旭东因与被上诉人吕世伟，宋晓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7）鲁0602民初1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旭东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明确提交了被上诉人吕世伟署名的借条。其次，上诉人提交了给被上诉人吕世伟、被上诉人宋晓艳、二被上诉人共同经营的烟台市芝罘区伟林干海产品店转帐的转帐记录。再次，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中，被上诉人宋晓艳的父亲明确认可二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钱。最后，上诉人还申请了两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二被上诉人借上诉人钱的事实。以上证据已经很明显的形成了完整的借贷关系的证据链，但是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不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本案的借款事实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宋晓艳抗辩上诉人的转账行为系向其购买海参款，一审法院限定其两个工作日提供证据，但是被上诉人宋晓艳没有提供，应视为没有证据，也就是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转账行为系其他债务关系，应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成立且生效。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依据《山东省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处理的会议纪要》第（三）条第二款：民间借贷的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明确的履行了上述举证责任，但是一审法院还以上诉人不能以充分的证据证实借款事实，明显超越了法律规定给上诉人的举证责任。2、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吕世伟签署的借条，被上诉人宋晓艳不予以认可，也不申请鉴定，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宋晓艳不予认可借条的真实性，应申请鉴定，但其不申请鉴定，视为其不予认可借条的真实性的主张举证不能，应该依法认定该借条真实有效。三、被上诉人宋晓艳在一审庭审中多次虚假陈述，掩盖事实真相，应该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1、宋晓艳陈述其与吕世伟婚内财产有约定，各自的银行卡归各自使用，财产归个人。但是上诉人的转账确系分别向两被上诉人的银行卡转账，且还向其二人共同经营的烟台市芝罘区伟林干海产品店转账，明显与其说法相悖。2、宋晓艳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说不认识上诉人，但是第二次庭审中确说，知道吕世伟跟上诉人关系良好，且上诉人给其转账行为系向其购买海参的款项，明显与其说法相悖。3、宋晓艳陈述烟台市芝罘区伟林干海产品店成立于2013年10月系其个人投资，所有收入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可是经过工商登记查询，烟台市芝罘区伟林干海产品店成立于2009年12月16日，系二被上诉人婚后成立，且共同经营，与上诉人的转账记录相互印证，明显与其说法相悖。而上述情况，一审法院都没有予以考虑采信，并依法认定被上诉人的不利责任。上诉人提交的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宋晓艳实际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烟台市芝罘区伟林干海产品店和被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总计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支付二被上诉人借款1612240元（本次庭审证据一可以证实）。二被上诉人存在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偿还上诉人借款行为（本次庭审证据二可以证实）。鉴于被上诉人宋晓艳不能举证证明上诉人向其经营的店铺的转账行为系向其购买海参，且被上诉人宋晓艳与被上诉人吕世伟系夫妻关系，其否认《借条》上的吕世伟的亲自的真实性，其应当承担举证及申请鉴定的义务。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行为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上诉人是有权限从其名下的62×××50信用卡中预借现金（本次庭审证据四可以证实），而再转借给二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供给二被上诉人借款也未收取高额利息。本案中上诉人也未向被上诉人主张利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遗漏重要事实，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诉请，二被上诉人有义务返还上诉人217000元借款。被上诉人宋晓艳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吕世伟之间是否存在借款被上诉人宋晓艳不清楚，且借条中没有被上诉人宋晓艳的签字确认，宋晓艳也没有收到该借款。若上诉人与吕世伟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也与被上诉人宋晓艳无关，二被上诉人在2009年就开始长期分居，也没有用于家庭开支，故宋晓艳不应承担该债务。若上诉人能够证实该笔借款用于家庭开支，共同生活，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诉人所称将转账转给被上诉人宋晓艳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烟台市芝罘区伟林干海产品店和被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首先该笔转款系被上诉人宋晓艳与上诉人之间的业务往来，所转账系货款，根据一审法院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所陈述的指定的收款人是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原告邱旭东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17000元。一审法院确认事实如下：原告邱旭东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17000元。事实和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3年，二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偿还部分款项后尚欠217000元，后被告吕世伟于2013年5月1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证明其尚借原告217000元款项未还，原告多次向二被告索要借款，但均未果；二被告为逃避债务于2015年4月28日协议离婚；因该债务系二被告于婚内共同所借，故二被告应承担连带偿还义务。被告吕世伟未作答辩。被告宋晓艳辩称，原告与被告吕世伟系恶意串通虚构债务，即使有此债务，该债务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家庭生活；原告向被告主张借贷法律关系，除了借条以外还应当提供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宋晓艳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吕世伟、宋晓艳于2006年3月20日登记结婚，后于2015年4月28日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庭审中，原告提交了署名为吕世伟的借条1份，内容为“今借邱旭东人民币贰拾壹万染仟元整（￥217000）。借款人：吕世伟身份证：借款日期：2013年5月1日”。现原告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借款217000元。关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及借款经过。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述称，原告与被告吕世伟系朋友关系，2009年二被告经营烟台市芝罘区伟林干海产品店，原告于2010年辞职经营化肥业务，起步非常困难，被告吕世伟经常借钱帮助原告，两家关系非常好；2013年，被告吕世伟因扩大经营需要资金，遂邀原告共同到民生银行互相担保贷取1000000元款项，因被告吕世伟有其他互相担保的贷款，故贷款未获批准，后慧聪网联系被告吕世伟和原告，在每人各缴纳13000元后分别给原告和被告吕世伟经营的公司做了两个网站，并分别赠送最高限额250000元的民生银行信用卡，但被告吕世伟的信用卡没有办成，原告办理的信用卡卡号为62×××50；2013年3-4月份，原告与二被告共同商定上述信用卡由二被告使用，因信用卡贷款套现为按日计息，故提现额度最高不能超过约220000元，当时二被告讲本息由二被告负责偿还，被告吕世伟就直接出具了金额为217000元的借条；2013年5月份之后，二被告多次借用原告的上述信用卡套现用于生产经营，截至本案起诉之日，扣除二被告已经偿还的款项，二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息金额高于217000元，但原告苦于没有证据只能按照借条载明的金额向二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宋晓艳述称，被告吕世伟确实曾经常借钱帮助原告，对原告上述关于原告与被告吕世伟之间的经济交往，其完全不知情。被告宋晓艳还称，原告关于他苦于没有证据只能按照借条载明的金额向二被告主张权利的陈述也说明了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关于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借款经过与本案起诉状中载明的借款经过不一致的情况（起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2013年，两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偿还部分款项后尚欠217000元，后第一被告于2013年5月1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证明其尚借原告上述款项未归还”，原告解释称，起诉状只是简单的陈述，第一次庭审的陈述是与原告本人详细了解后如实陈述的，如存有不一致的地方以第一次开庭陈述为准。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述称，被告吕世伟先行出具涉案借条，后由被告持信用卡套现。关于如何确认被告拖欠的借款金额为217000元，原告述称，根据原告名下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原告从2013年8月9日至2015年4月中下旬，原告向二被告借款本金共计1018800元，二被告累计偿还本息801800元，原告现无法讲明该801800元包含的本金和利息各是多少，但原告主张偿还的801800元均系本金，抵扣后二被告尚欠借款本金217000元。原告还称，该1018800元是原告名下民生银行信用卡（信用卡号62×××50）陆续透支提取的款项，该信用卡平时由原告持有，二被告需要用钱时从原告处将该卡拿走使用套现，套现的款项存入原告在民生银行借记卡（卡号为62×××47）账户内，该借记卡平时也是由原告持有，二被告需要用钱时将借记卡拿走使用；二被告有时以现金的方式偿还借款，有时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存入上述借记卡偿还借款，有时直接存入到上述信用卡偿还借款。被告宋晓艳对原告的上述陈述均不予认可，并述称，原告称二被告将原告的借记卡和信用卡拿走并使用，但原告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银行对账单显示的转账方式为手机银行转账，故原告关于二被告从原告处拿走信用卡和借记卡使用的陈述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被告宋晓艳从未使用过原告的信用卡和借记卡；即便是有转账给被告宋晓艳的款项，也是原告用于购买海参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上述借条1份。被告宋晓艳质证称，其不清楚该借条中“吕世伟”的签字是否是被告吕世伟本人所签，仅凭该证据不能足以证实原告主张的借款217000元。原告对上述借条的真实性不能进一步举证，亦不申请相关司法鉴定。2、原告名下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7页（卡号为62×××47）。该对账单显示自2013年8月至2016年3月，该账户与对方户名为零售宋晓艳、宋晓艳、王世伟存有二十余笔收付款转账往来，其中大多数为手机银行转账。原告以此证明自2013年6月起至2016年6月止，原告分多笔向二被告转账借款，并证明被告宋晓艳知道借贷关系的存在，借款用于二被告夫妻家庭共同生活。被告宋晓艳质证称，原告在本案起诉状中主张二被告于2013年多次向原告借款，在偿还部分款项后，截至2013年5月1日止尚欠217000元，上述证据载明原告最早向被告吕世伟转账付款的交易日期为2013年6月23日，该日期系在被告吕世伟出具借条之后，故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若原告与被告吕世伟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原告应提交2013年5月之前原告向被告支付借款的银行转账等证据；虽原告提交的借条载明的时间是在2013年5月1日，且该时间系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从上述证据来看，二被告离婚后原告与被告吕世伟存有多笔银行转账交易，故原告显然是虚构债务、虚假诉讼、恶意串通达到让被告宋晓艳承担债务的目的。原告述称，其并未陈述说是截至2013年5月1日止尚欠217000元，其陈述的是自2013年起二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3、谈话录音1份。原告述称，该录音系原告及原告妻子王翠萍、被告宋晓艳的父亲于2017年5月21日在位于烟台市芝罘区苗颖竹荪鹅楼下停车场的谈话录音，该录音证明被告宋晓艳对涉案借贷事实的发生是明知的，被告宋晓艳及被告宋晓艳父亲对原告借款得不到偿还的事实表示同情。在录音中，王翠萍讲是邱旭东帮忙（指帮吕世伟）借这200000元，从去年五一到济南找他（指吕世伟）要钱（未果），宋晓艳的父亲称我知道，我和我闺女（指宋晓艳）都议论这个事，她知道，宋晓艳的确是没有办法，吕世伟找不到了；吕世伟称，不光是欠我自己，肯定还欠别人的，这一离婚（指二被告离婚），宋晓艳也跟着遭罪，宋晓艳父亲讲他这一跑，把闺女折腾了；王翠萍讲，我也不要求多，每个月帮我们还，去年给了他（指吕世伟）好多机会，结果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他们夫妻一起的时候借的钱，俩人不在一块了就说不还了，他们俩现在承诺一下给个期限，什么时候还也行，但谁也没有给答复，宋晓艳父亲讲，我们都经常议论这个事，都知道这个事，我和闺女说过要是和吕世伟联系上，挣多少还多少，欠人家钱不能不还；王翠萍讲，如果是现钱借给吕世伟，借给宋晓艳，我可以说不要了，这是套了20多万啊，邱旭东讲这是刷信用卡的，宋晓艳的父亲讲事已经弄到这么样，我和闺女讲哪怕一个月还人家一百贰百，咱有这么个心。被告宋晓艳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录音内容有异议，并质证称，其父亲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其父亲对原告与被告吕世伟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知情，该录音中原告与妻子王翠萍自认涉案款项是以信用卡套取的，并不是本案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宋晓艳还称，原告在2015年冬天到其处购买海参时曾问其是否知道被告吕世伟欠他的钱，其答复说不知道，原告称被告吕世伟使用原告的信用卡，到现在已经170000元。4、申请证人陈某、杨某出庭作证。证人陈某述称，其与原告及被告吕世伟曾系同事关系，其认识宋晓艳；其经常到原告经营的烟台源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玩，其记得在2014年有两三次看见吕世伟、宋晓艳也在原告公司，其听到吕世伟、宋晓艳与原告谈论信用卡的事，大体内容是吕世伟用原告的信用卡套现还债，还听到吕世伟做生意做的挺大的，需要用钱，但不清楚他们之间有无借款。证人杨某述称，邱旭东系其老板，在2014年4月后认识了吕世伟、宋晓艳，在2014年8月至11、12月份，其有三四次见到吕世伟、宋晓艳开车到其公司玩，第一次是在2014年8月份的一天上午，吕世伟、宋晓艳进了邱旭东的办公室，他们说了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其只看见原告拿了他的身份证和一张类似于银行卡的东西放在茶几上，后来其离开了，第二次是在10月份左右，情况和第一次差不多，他们在那说话的时候其离开，谈话内容没有听见；事后其听原告讲吕世伟是他哥们，关系相当好，吕世伟要用他的信用卡做买卖；其经常听到邱旭东给吕世伟打电话催促还钱，其不清楚吕世伟与邱旭东之间是否有过借款。被告宋晓艳质证称，本案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二证人的证言均不能证明原告借给被告吕世伟217000元借款事实，且证人杨某和原告之间存有利害关系，故二证人证言不应被采纳。被告宋晓艳为证实其不应偿还涉案款项的辩解意见，提交其与被告吕世伟的离婚协议书1份。该协议书关于子女安排载明“儿子吕泽林由女方抚养，男方承担每月抚养费5000元，生病及上学费用由男方承担”；关于财产处理部分载明“芝罘区盛尧街32-6号房产权归儿子所有；夫妻名下所欠平安银行信用卡贷款70万光大银行信用卡100000元由男方偿还，光大银行贷款1000000元由男方偿还”。被告宋晓艳述称，原告主张的涉案借款在离婚协议中并未体现，故被告宋晓艳不应偿还该款。原告对离婚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质证称，上述离婚协议可以看出，二被告的财产归被告宋晓艳及孩子所有，高额债务由被告吕世伟负担，同时被告吕世伟还要承担每月5000元抚养费，不符合正常的客观规律，属于虚假离婚、恶意逃避债务。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户籍证明、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等证据为证，以及庭审笔录中记载的原告及被告宋晓艳的陈述在案为凭。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在起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的内容从文义来看，应理解为原告在2013年5月1日前向被告支付借款，截至2013年5月1日尚欠借款217000元。原告虽在庭审中主张先是由被告吕世伟出具的借条，后由被告持信用卡套现获取借款，但原告对此应负有举证义务，且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因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原告应对双方存有借贷的合意及款项支付、金额等事实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虽提交了借条为证，但被告宋晓艳对借条中“吕世伟”的签字是否是被告吕世伟本人所签表示不清楚，原告又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该借条的真实性，故对该借条的证明力，无法认定。原告提交的谈话录音能够间接证实被告吕世伟拖欠原告款项未还，但不能证实欠款的金额，在此情况下原告仍应对款项的支付经过及金额等事实主张负有举证义务。根据原告陈述，二被告是持原告名下民生银行信用卡陆续透支套现，套现的款项存入原告的民生银行借记卡内，上述信用卡和借记卡均由原告持有，二被告在借款时从原告处取得上述银行卡并提取借款使用。为此原告提供其上述借记卡即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为证，并申请证人陈某、杨某出庭作证，但经法院审核，上述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足以证实原告关于借款支付经过的陈述，亦无法对原告主张的涉案每笔款项的交易往来进行核实，且原告关于向被告支付借款总金额的陈述与上述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的交易记录不符。综上，因原告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本案借款事实主张，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诉讼中，被告吕世伟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鉴于本案事实清楚，依法可予缺席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判决：驳回原告邱旭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55元，保全费1605元，公告费860元，共计7020元，由原告邱旭东负担（已交纳）。二审中，上诉人称2013年5月1日先由被上诉人吕世伟向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之后通过上诉人的中国民生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出具的信用卡，将信用借款提现至上诉人的民生银行借记卡中，而通过上诉人的借记卡，在转至二被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宋晓艳经营的伟林干海产品店和二被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的账户。之后二被上诉人通过其二人的账户，向上诉人账户转账和偿还部分现金，剩余217000元未还。上诉人民生银行信用卡予借现金额度为225000元，也就是说如果上诉人从其信用卡中以信用额度提取现金，不能超过225000元，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吕世伟、宋晓艳以此商议以217000元为借款金额。二被上诉人实际借上诉人款项是超过217000元的，但是鉴于被上诉人吕世伟给上诉人出具了217000元的借条，在本案中以此为诉讼的依据。上诉人2016年10月底联系不到吕世伟的，一审起诉之后二被上诉人就彻底没有联系过了，最后一笔转给被上诉人款是在2016年3月29日，被上诉人最后一笔还款是2016年3月28日。因为双方之间是持续的提供借款和持续的还款，结合2013年5月1日吕世伟向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所以双方之间就没有对账。上诉人主张信用卡的额度的225000元的款项是由二被上诉人使用的，一审提供证人证言，银行有吕世伟、宋晓艳去银行柜台签字取款的签字及身份证复印件。时间为2013年10月14日，收款人为刘重光，借款金额为180000元，2014年5月26日借款金额为50000元，收款人为朱延龙，2014年5月27日，借款金额为50000元，收款人为朱延龙，2014年12月2日，借款金额为80000元，收款人为吴继科，2015年2月15日，借款金额为20000元，收款人为赵连保，2015年9月30人，借款金额为44000元，收款人为马起超。以上的借款均由吕世伟本人到银行柜台或者吕世伟在手机操作支付，银行柜台均有吕世伟办理的签字和身份证复印件。上诉人对借款的来源、借条的形成主张反复多次、先后不一，一审、二审又主张不一，最终上诉人表达为一审时上诉人主张所办的信用卡借给二被上诉人使用，因上诉人信用卡总提现额度225000元，有日利息，按日计息提款额度220000元，为防止爆卡出具了217000元的借条。二被上诉人通过4008108008民生银行电话支取现金到上诉人的借记卡中，信用卡和借记卡都在被上诉人手里，一审中二证人已证实。现在信用卡不欠款，最后还款是222399.66元，其中本金199399.66元。二被上诉人拨打信用卡银行电话将现金转至上诉人的借记卡中，再由二被上诉人提现或转账，提交证据一中国民生银行烟台芝罘分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明是从2013年6月23日到2016年6月21日每一笔提现的金额，共计26笔。提交的汇总表中所记载的时间在前一天均有新e贷业务，该业务即为上诉人的信用卡支付到上诉人的借记卡中。2013年8月20日从上诉人的信用中提现170000元，21日到账，转至烟台市伟林干海产品店，2013年11月27日吕世伟还款60000元，2013年12月27日还款50000元，对于未还的款项自动转入下一期，而以最低额度还款为还款方式，依此类推最终滚到最后剩余本金利息合计222399.66元。提交证据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卡账单，证实8月19日新e贷按日计款170000元。提交证据一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证实8月21日转至伟林干海产品店。对应的第二笔借款是2013年10月13日180000元，证据一证明2013年10月14日转款180000元，2013年11月29日新e贷按日计息110000元。证据二上划红线的证明被上诉人还款的数额，证据一上划红线的是转账至被上诉人的款项。最终最后一批借款是2016年3月29日24000元，共计26笔。提交民生银行为上诉人出具的信用卡也即本案的信用卡，证明上诉人的信用卡予借现金额度为225000元。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无业务往来。对二被上诉人直接持有、使用借记卡和信用卡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被上诉人通过银行柜台办理将相应的款项转到其他的收款人名下，有被上诉人吕世伟的签名和身份证复印件留存。对被上诉人称与吕世伟2009年分居的事实有异议，如因感情不和二被上诉人离婚时怎么可能把债务全部由吕世伟负担，而且每个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房产由宋晓艳接收。由此可见二被上诉人在逃避债务，做不道德的行为。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二审不应当给予质证。该证据系上诉人在一审中能够取得的证据，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交，视为放弃权利。通过该证据内容来看，无法证实上诉人所主张的事项，也看不出新e贷系信用卡提现，结合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民生银行账户对账单中能够看出，在2013年8月9日转账零售宋晓艳，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宋晓艳与上诉人之间有其他业务来往，并不是上诉人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上诉人所主张二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的信用卡及借记卡进行操作，上诉人一再强调被上诉人宋晓艳参与使用，但没有证据证明，且在借条中也没有被上诉人宋晓艳的签字确认，该债务对被上诉人宋晓艳无关，对自己所主张宋晓艳使用操作该信用卡或该笔借款提交相应的证据，否则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对于上诉人以上所讲有异议，上诉人所讲是通过信用卡提现到借记卡中，通过证据无法证实，在一审法院起诉状中，上诉人已经自认2013年多次借款偿还部分后剩余217000元，后在2013年5月1日出具借条，而在庭审中上诉人又称先出具借条后通过信用卡提现来完成借款的交付，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在一审法院被上诉人曾提交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诉人经营的芝罘区康寿干海产品店的相关信息，能够证实上诉人也从事干海产品生意，被上诉人宋晓艳也经营干海产品，双方相互来回转账系货款，并不是上诉人所称的借款。若真实存在借款，在出具借条时应当由被上诉人宋晓艳的签字确认，而本案恰恰没有签字确认，只是单凭上诉人口述被上诉人宋晓艳参与操作，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宋晓艳与吕世伟长期分居，感情不和，并不知道吕世伟与上诉人之间发生什么，且本案系二审，若需要取证调查，应在一审中完成，一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交视为放弃权利。通过一审上诉人提交的民生银行个人账单对账单中第1页即本案所提交的证据一显示，2013年8月9日转账给被上诉人360000元，显示对方注明零售宋晓艳及2013年8月21日170000元，乐收银收款烟台市芝罘区伟林干海产品店，POS刷170000元，该内容能够显示双方有业务往来，有宋晓艳转账给上诉人的款项，也有上诉人通过POS机在被上诉人经营的干海产品店POS刷卡的记录，能够证实双方有业务往来，并非借款关系。对上诉人信用卡额度无异议，对使用有异议，该证据进一步能够证明上诉人转让给被上诉人的款项360000元系货款，双方有业务往来。本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到中国民生银行烟台芝罘支行对上诉人名下的62×××47账户的2013年10月14日、2014年5月26日、27日、12月2日、2015年2月15日、9月30日的6笔款项进行查询，无被上诉人操作使用的记录。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邱旭东虽提交了署名为吕世伟“今借邱旭东人民币贰拾壹万染仟元整（￥217000）。借款人：吕世伟身份证：借款日期：2013年5月1日”的借条，但被上诉人宋晓艳对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吕世伟在出具了2013年5月1日的217000元的借条之后，上诉人并没有实际给付217000元的款项，主张是由二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的民生银行信用卡陆续透支套现，转账到上诉人的借记卡，之后在双方账户之间发生了多笔业务借款，双方至今没有对账，最终由上诉人偿还了民生银行信用卡滚到最后剩余的本金利息合计222399.66元，现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按借条217000元予以偿还。因被上诉人宋晓艳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认可，否认持有、使用过上诉人民生银行的借记卡、信用卡，主张双方账户之间发生的款项是业务往来，且上诉人对其名下的民生银行的借记卡、信用卡是自己持有还是被上诉人持有前后陈述不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规定，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现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持有、使用过上诉人民生银行的信用卡与借记卡，也没有证据证明民生银行信用卡所套现及消费的款项系被上诉人所用，对上诉人民生银行信用卡所产生的套现及消费款项理应由上诉人自己偿还。上诉人在吕世伟出具欠条而没有实际付款的情况下，要求被上诉人按借条付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55元，由上诉人邱旭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刘 腾审判员  付景波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