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404行初188号原告：司徒文君，男，198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62号。法定代表人：林粤海，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志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新，工作人员。原告司徒文君诉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市交通局）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司徒文君，被告市交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志斌、何庆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诉行政行为被告市交通局于2019年5月13作出粤珠交罚〔2019〕03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司徒文君于2019年5月6日在珠海机场二楼出发大厅门前，实施利用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从事收费载客业务行为，依据《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司徒文君的诉请、理由及证据原告司徒文君的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粤珠交罚〔2019〕03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归还已交罚款10000元。其理由如下：2019年5月6日，一名女性乘客通过滴滴打车软件与原告取得联系，约定原告驾车将该乘客从江门市新会区雍翠峰送去珠海金湾机场。其后，原告驾驶自己的车将该女性乘客搭至目的地珠海金湾机场时，被被告执法人员发现该车涉嫌违章，对其进行调查。在差不多到达珠海金湾机场的时候，原告在滴滴软件的司机端只点击了“到达目的地”，没有点击“发起收款”，也没有发生金钱来往。在执法过程中，被告下属的执法人员对原告的手机进行录像拍照取证的时候，在原告不知情也没授权的情况下，在原告手机里的滴滴软件里点击“发起收款”，然后再叫乘客微信付款，最后原告的滴滴软件里显示“已支付258.46元”，被告以此作为依据，对原告进行处罚。原告认为：第一，被告作为行政机关，下属的执法人员的执法权力不得超越法律的授权或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被告以侵犯原告的人权和隐私权来取证，根据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法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网络预约出租车是传统的出租汽车行业与“互联网+”相融合的新的商业模式，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行为是个体与网约车平台共同实施的行为。原告以自己的私家车加入“滴滴打车”平台，原告的经营行为由“滴滴打车”平台和作为驾驶员的原告两个主体共同完成，“滴滴打车”平台是运输服务的提供者，应该承担承运人责任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对“滴滴打车”平台与原告共同实施和完成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时，完全忽视了对“滴滴打车”平台的调查和处理，将违法经营行为的责任和后果全部归咎于原告一方，既事实不清，又显失公平。原告司徒文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违法行为通知书；2.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3.行政处罚决定书；4.确认账单界面截图。被告市交通局的答辩意见及证据被告市交通局辩称，一、原告利用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从事收费载客业务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9年5月6日10时13分许，被告的执法人员在珠海机场二楼出发大厅门口前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粤Ｊ×××××车辆在路边停靠，一名女乘客下车。执法人员怀疑该车涉嫌非法营运，遂表明身份对司乘双方询问调查。女乘客述称，她不认识该车驾驶员，当天她通过“滴滴”软件联系该车，从江门市到达珠海机场。乘客现场向执法人员出示了手机订单信息，显示所乘车辆号牌为粤Ｊ×××××，出发地是雍翠峰小区，行程已结束，待付车资为308.2元。该车驾驶员即本案原告，其在接受询问调查时述称，他不认识乘客，对方通过“滴滴”快车软件联系，从江门新会雍翠峰前往珠海机场，待收车资为258.46元。原告出示手机订单，显示出发地为雍翠峰，目的地为金湾机场，待付车资为258.46元，车辆未办理道路运输证。上述事实，有现场笔录、驾驶员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综上，原告使用无道路运输证车辆从事收费运输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其未取得营运牌照和车辆道路运输证，其行为应定性为利用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从事收费载客业务。原告所述执法介入后，执法人员故意点击发起收款并让乘客付款不是事实。车费是否到达原告账户，并不影响违法事实的成立。本案司乘双方自网约车订单达成时，运输合同即告成立，不论合同权利义务是否履行完毕，并不改变双方已达成收费运输合意的基本事实。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不得从事收费载客业务。依照《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利用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从事收费载客业务，首次违反规定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行为人处以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十二个月内两次违反规定的，处以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综上，被告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查处原告的违法行为，并作出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合理、适当。被告在衡量本案违法情节时，因本案不存在从重处罚的情节，故以最低限作出从轻处罚的决定，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合理、适当。四、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始终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执法，执法人员依法调查取证，制作了询问笔录、现场笔录、视频资料等。初步认定原告违法事实成立后，被告于2019年5月6日制作并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依法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原告依法享有的救济权利。2019年5月13日，被告作出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上，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市交通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现场笔录；2.驾驶员询问笔录；3.驾驶员手机订单信息；4.乘客手机订单信息；5.视听资料光盘附清单；6.违法行为通知书；7.行政处罚决定书；8.送达回证；9.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超过举证期限，不应作为本案的证据。该界面看不出是滴滴公司出具，这个界面无法看出是滴滴后台出具的东西。该界面显示的金额与本案司机收取的车资258.46元也不一致。本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经庭审质证，原告及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证据形式要求且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根据上述证据，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9年5月6日，原告司徒文君驾驶车牌号为粤Ｊ×××××小型机动客车，通过“滴滴出行“软件拉载1名女性乘客，从江门雍翠峰小区到达珠海机场，车资为308.2元。被告的执法人员在珠海机场二楼出发大厅门口前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原告涉嫌擅自从事收费载客业务的违法行为，故对司乘双方进行询问调查。当日，原告在询问笔录中认可其通过“滴滴出行”软件与乘客取得联系，其与乘客并不认识；乘客自江门雍翠峰小区乘车前往珠海机场；原告知道注册经营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需要办理网络预约出租车道路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资格证，但其驾驶的车辆没有办理网络预约出租车道路运输证，其本人已经通过了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资格证考试，但还没有领取该证；到达珠海机场后，原告点击了到达目的地的确认。同时，原告出示手机订单显示，乘客待支付车资为258.46元。通过当日执法记录视频，乘客在接受调查询问时述称，其是通过“滴滴出行”软件与原告联系；其自江门雍翠峰小区乘车前往珠海机场。同时，该名乘客手机订单显示，行程已结束，代付车资为308.2元。被告根据上述调查形成的现场笔录、乘客证言、司机询问笔录以及执法记录等证据，被告认定原告使用无道路运输证车辆从事收费运输行为的事实清楚，拟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2019年5月6日，被告作出No.Z0000213《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原告存在的违法事实、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以及申请听证的权利。2019年5月13日，被告作出并送达粤珠交罚〔2019〕03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的行为违反了《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该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10000元的处罚决定，同时告知其权利救济的途径。2019年5月21日，原告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判案理由及结果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市交通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事实认定问题。具体评判如下：《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不得从事收费载客业务。”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等七部委联合于2016年7月27日发布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审核后，对符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城市人民政府对网约车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服务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驾驶员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核查并按规定考核后，为符合条件且考核合格的驾驶员，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可以看出，《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均规定，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应当具备合法营运资质，对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驾驶员实行从业资格制度。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供的现场笔录、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按案涉乘客的询问调查执法录像等主要证据以及原告在2019年6月25日《行政开庭笔录》中“没有网络运输出租车运输证”的自认，足以证明以下事实：原告在与乘客通过网络约车软件“滴滴打车”取得联系后，利用未取得运输证的车辆将乘客从江门雍翠峰小区送至珠海机场，并按约定通过网约车平台结算费用。故，被告认定原告在2019年5月6日无运输证擅自从事收费载客业务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诉称“被告在执法过程中未经原告同意，在其手机页面点击发起收款，再叫乘客付款，并以此为依据对原告进行处罚。”本院认为，原告想表达的意思是其还未实际收取乘客车费，是被告进行的收费操作，再以其收取了费用为依据对其进行处罚，因此其行为不构成擅自从事出租车经营业务。对此，《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出租汽车，是指按照乘客和用户意愿提供客运服务或者车辆租赁服务的客车。客运服务是指按照乘客意愿提供运送服务，并且按照里程和时间收费的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出租车，是指依法取得营运牌照，按照乘客意愿提供客运服务，按照行驶里程、时间计价收费的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机动客车。”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询问笔录、司乘双方手机订单信息以及“滴滴打车”软件使用方式说明，“滴滴打车”网络平台是根据司乘双方提供的行车路线、人数等信息，依照该网络平台自定的计价规则提示价格；司乘双方以网络平台为媒介，根据提示价格议定车费、路程等搭乘事宜；司机根据乘客意愿提供运送服务，网络平台提供车费结算服务。本案原告称其被查处时虽还未点击收款没有实际收取费用，但其已确认将乘客送达至目的地，网络平台已根据车辆移动路线和自定计价规则自动结算车费，原告可以根据网络平台的结算规则取得车费，故原告是否实际进行收费操作，不影响对其收费行为的认定。被告亦不是以款项是否到达原告账户为标准来认定原告的收费行为。因此，原告主张未操作收取费用不构成无运输证擅自从事收费载客业务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仅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而未对滴滴打车平台公司进行调查处理，事实不清，显失公平。”本院认为，被告是否对“滴滴打车”平台进行调查处理并不影响对原告实施了违法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鉴于原告对被告市交通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法律适用和程序没有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对前述部分的合法性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被告市交通局作出的粤珠交罚〔2019〕03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职权依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请撤销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司徒文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司徒文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怡人民陪审员  肖晓丽人民陪审员  戴丽霞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龚靖媛书记员徐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