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8816号原告：李勇明，男，198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陈超，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福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3301（部位：A部位自编A6）。法定代表人：林伟金。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让军、刘欢，北京市立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领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尚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3301（B部位自编B1）。法定代表人：李月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子程，领尚公司职员。第三人：广州凯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3301房A部位自编A2。法定代表人：张继德。原告诉两被告及第三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被告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让军、刘欢，被告领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子程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撤销两被告之间的转让“湖南裕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525.0495万股股份的行为；二、将目前登记在被告领尚公司名下的2525.0495万股股份恢复登记至被告福达公司名下；三、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律师费用10万元；两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2017年3月7日，原告作为出借人（甲方）、第三人作为借款人（乙方）、案外人万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丙方，以下简称“万惠公司”）共同签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年[借款]字第L0301号}，约定：1、第三人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6644444.44元。2、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7年3月8日起至2018年3月7日止；3、另外，合同对于计息方式、结息方式、违约责任等均有约定。二、同日，福达公司作为甲方（担保人1）、案外人王福亮作为甲方（担保人2）、原告作为乙方（债权人）共同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7年[保证]字第L0301号}，约定：1.被告福达公司、案外人王福亮自愿以担保人的身份向乙方提供唯一的、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2、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须履行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债权人凡因向保证人及借款人行使追索权、实现担保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均在本担保范围之内，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的诉讼费用或仲裁费、财产或证据保全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各项费用。三、前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分别于2017年3月13日、3月17日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合计向第三人支付出借款206644444.44元，第三人分别于2017年3月13日、3月17日向原告出具借款收条、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前述出借款项。四、2018年3月2日，在原告与第三人的债务即将到期之际（两笔借款的到期日分别为2018年3月12日、2018年3月16日），被告福达公司却擅自将其持有的湖南裕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华公司”）2525.0495万股股权转让予被告领尚公司。原告认为，福达公司为第三人的债务向原告提供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在承担如此高额担保责任的情况下，福达公司却在借款期限即将届满之际，恶意转移财产，此举无疑影响了其自身的偿债能力，致使原告的债权难以实现，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另外，据原告获悉，福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福亮与被告领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润褀实为亲属关系。五、基于以上，原告有理由认为两被告为逃避担保责任，恶意串通转移财产，该等股权转让行为应当依法撤销。因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三条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判如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福达公司辩称：一、福达公司认为原告要求撤销福达公司与领尚公司之间转让裕华公司2525.0495万股股份的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涉案《借款合同》和《保证担保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原告主张权利的债权基础不存在，因此，原告并非适格的原告。（一）调查显示，原告存在大量的借款纠纷，属于违法放贷的情况，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其签订的借款合同是无效的。裁判文书网上显示，李勇明在2017-2019年的民间借贷纠纷甚多，仅三年便至少高达24件，且有多件超大标的诉讼。李勇明名下的多个账户银行流水显示其存在大量的、频繁的、大额的放贷业务。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2019年05月17日）第三条规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浙高法〔2018〕192号第二条规定、日照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实施意见》等各地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可知，原告的情况应当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二）按照相关规定及最高院的司法判例，个人从事职业放贷业务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因此，本案《借款合同》应属无效。1、从法律层面上，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09月01日生效）第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可知，原告作为个人从事放贷业务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2、从最高院司法政策层面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十一条写道“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否则即视为非法金融活动。这种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对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从效力上做出否定性评价”（详见第221-222页）。201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七点“关于金钱之债的裁判思路问题”提到“要考虑出借行为是否具有经常性、出借资金是否为自有资金等因素综合认定某一出借人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依法认定以高息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人签订的借贷合同无效。”3、从各地指导意见上来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2019年05月17日）第六条规定，职业放贷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4、从最高院司法判例和中院相关判决来看，根据最高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和广州中院[（2019）粤01民终1303号案]判决可知，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综上，本案《借贷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三）按照《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保证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为无效。且造成合同无效的原因是由于原告职业放贷人的身份，与福达公司无关，福达公司是近期通过查看裁判文书才了解到相关的情况；而且涉案《借款合同》和《担保保证合同》签订于2017年，公开的裁判文书大部分集中在2018年，福达公司无法通过自身能力得知原告职业放贷人的情况。因此，福达公司没有任何过错，原告对福达公司并不享有债权，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二、本案股权转让的价格并非低于合理价格，原告主张撤销没有任何依据。（一）福达公司在股权转让之前已经进行了资产评估，股权转让价格并非低于合理价格。首先，福达公司在转让股权之前已经对裕华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广州同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2018年2月25日出具《资产股评报告》。报告显示，裕华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12776.02万元，评估值为14805.97万元；福达公司所持有的裕华公司股权18.53%，对应的净资产账面值为2367.39651万元，评估值为2743.54641万元。领尚公司以2525.0495万元收购福达公司的18.53%股权，显然是以高于净资产账面值进行的收购，并不属于原告所称的低于合理价。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可知，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福达公司是以超过净资产账面值、市场评估值的92.04%进行的转让，因此，无论是根据哪个价格来计算，本案都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二）原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我方转让的价格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原告的所有主张均是其依据一些报道进行的猜测，并无任何实质证据。首先，原告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其所谓的合理对价。其所有的主张均是依据一些报道进行猜测、臆想，从裕华公司知名度、产量报道等数据来推测公司的实际价值可能超过交易对价，显然原告的猜测没有任何依据，其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次，福达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格超过了净资产值，占评估值的92.04%，远超出合同法司法解释中规定的70%，显然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三）福达公司转让股权的程序合法，且领尚公司已经向福达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根本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况。福达公司于2018年1月4日分别召开了董事会和股东会，就其出让所持有的裕华公司2525.0495万股股份事宜进行表决，董事会和股东会一致通过。目前，福达公司已经将股权变更登记到领尚公司名下，领尚公司也已经支付了全部款项，因此，不存在原告所述的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况。三、据了解，裕华公司另一股东刘常松的转让价格低于福达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因此，更进一步证明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福达公司交易对价低于市场价的情况。在福达公司股权转让之后，即2018年3月16日，刘常松在将裕华公司15.98%的股权以1942.2635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领尚公司，其每股价格为显然低于福达公司的转让价格。因此，原告主张福达价格低于市场价，不能成立。综上，原告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福达公司与领尚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并非“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并不符合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因此，原告李勇明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要求，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被告领尚公司辩称：原告要求撤销福达公司与领尚公司之间转让裕华公司2525.0495万股股份（即18.53%股权）的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领尚公司与福达公司的交易价高于同一时期裕华其他股东（刘常松）的交易价格，根本不属于低于合理价格的情况，原告主张撤销没有任何依据。2018年，领尚公司进行了大量的股权收购，同一时期，不仅从福达公司受让了裕华公司18.53%的股权，还从裕华公司另一股东刘常松处受让了15.98%的股权。2018年3月6日，领尚公司与福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2525.0495万元收购福达公司名下的18.53%裕华公司股权。2018年3月16日，领尚公司又与刘常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942.26359万元的价格受让刘常松名下的裕华公司15.98%股权。显然，福达公司的每股价格高于刘常松的转让价格。因此，原告主张领尚公司与福达公司的交易价低于市场价，显然不能成立。二、领尚公司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的价格进行收购股权，价格合理。原告主张交易价格低于市场价，没有任何证据，均是其依据一些报道进行的猜测，应当予以驳回。1、本案领尚公司是以超过裕华公司18.53%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账面值157.65299万元进行的收购，因此，显然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2、原告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其所谓的合理对价。原告根据一些新闻报道便对裕华公司的资产进行猜测、臆想，从裕华公司知名度、产量报道等数据来推测公司的实际价值可能超过交易对价，显然原告的猜测没有任何依据，其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3、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可知，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领尚公司收购价格超过了净资产值，占相应股权评估值的92.04%，远超出合同法司法解释中规定的70%，显然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4、领尚公司也已经支付了全部款项，因此，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述的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况。三、领尚公司不知道原告与福达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关系或者担保关系，原告、福达公司也未向领尚公司告知过该情况，原告主张领尚公司与福达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显然不能成立。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规定可知，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应当以“受让人知情”为构成要件，但是本案中，领尚公司对原被告之间的债务关系并不知情，且交易价格也是依据《资产评估报告》进行确定，根本不存在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况。而且，原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领尚公司知晓相关情况，因此，原告的全部主张均应被驳回。四、原告恶意冻结领尚公司名下的股权，给领尚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领尚公司保留追究其相关责任的权利。原告无任何依据证明领尚公司属低于市场价收购，仅仅依据其猜测便恶意冻结领尚公司股权，给领尚公司经营融资等各项活动均造成一定的障碍，给领尚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领尚公司保留追究其他相关责任的权利。综上，领尚公司收购股权并非“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收购，领尚公司对原告与福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务关系也并不知情，因此，本案并不符合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原告李勇明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要求，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第三人未答辩。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7日，原告、第三人及案外人万惠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第三人向原告借款206644444.44元，期限十二个月。同日，被告福达公司、案外人“王福亮”作为担保人与原告签订《保证担保合同》。2017年3月13日，原告向第三人指定账户转账103322222.22元，第三人向原告写具《借款收条》；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借款凭证》，载明借款金额103322222.22元，借款期间为2017年3月13日至2018年3月12日。2017年3月17日，原告向第三人指定账户转账103322222.22元，第三人向原告写具《借款收条》；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借款凭证》，载明借款金额103322222.22元，借款期间为2017年3月17日至2018年3月16日。2018年1月4日，股东王福亮、广州安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福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同意公司将持有的裕华公司2525.0495万股股份转让给领尚公司。同日，李润祺、林伟金等三人签订福达公司《董事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同意公司将持有的裕华公司2525.0495万股股份转让给领尚公司。2018年2月25日，广州同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资产评估报告》，载明：项目名称为福达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裕华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为福达公司，被评估单位为裕华公司，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范围净资产账面值为12776.02万元，评估值为14805.97万元。2018年3月6日，福达公司（甲方）与领尚公司（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目标公司裕华公司注册资本为13628.2895万元，目前股东为领尚公司、福达公司、刘常松、杨绿兵，其中领尚公司持股62%、福达公司持股18.53%、刘常松持股15.98%，杨绿兵持股3.49%；甲方拟将18.53%的股份转让给乙方，目标公司中的其他股东已明确放弃对甲方股份的优先购买权，且同意甲方将其在目标公司中的18.53%股份转让给乙方；本合同生效并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后1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25250495元；本协议生效后三日内，甲方应当提供股份转让变更登记所需的资料，配合乙方及目标公司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并与乙方完成所有交接工作，等。原告提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证明其主张的律师费情况。领尚公司提交刘常松与领尚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协议载明刘常松将持有的目标公司裕华公司的15.98%股份转让给领尚公司，转让价款为19422635.9元。裕华公司工商资料显示：2018年4月9日，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2018年3月2日，经股东大会同意，福达公司将其持有的裕华公司2525.0495万股股份转让给领尚公司，刘常松将其持有的裕华公司2177.2555股份转让给领尚公司，本次转让完成后领尚公司持有股份13151.8445万股，持股比例96.51%。2018年6月7日，领尚公司向福达公司转账付款9186995元；2018年6月8日，领尚公司向福达公司转账付款670万元、550万元、780万元；四笔转账均摘要“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29186995元。另查明：两被告工商资料载明的经营范围均包括“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本院认为：两被告为合法商事主体，虽原告主张福达公司对其负有担保之债，但两被告仍具有合法开展经营活动的权利。两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作为目标公司的裕华公司已经办理两被告股权买卖后的章程变更备案手续，领尚公司已向福达公司完全支付股股权转让对价，两被告该协议已履行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原告据此起诉，主张原告为债权人，福达公司为债务人。福达公司以25250495元的价格转让目标公司2525.0495万股股份给领尚公司，结合福达公司所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刘常松与领尚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两被告的股权转让行为可认定为领尚公司对目标公司股权收购的一部分，且价格与评估价格较为接近。福达公司并非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股权，亦未损害原告债权。领尚公司为案涉股权受让人，原告亦无证据足以证明领尚公司明知原告所主张损害的存在。原告诉请撤销股权转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均不能成立，本院对此均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另，原告诉请两被告承担律师费无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勇明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05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李勇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江人民陪审员 马 利人民陪审员 叶碧池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文静书记员郑苗璇吕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