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41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长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矿大科技园C6栋7楼。法定代表人：王长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希虎，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爱平，男，汉族，1980年5月5日生，住徐州市铜山区。上诉人徐州长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长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薛爱平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州长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希虎，被上诉人薛爱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州长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系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提交的辞职申请、离职审批表、离职交接清单均有被上诉人的亲笔签名，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也无任何异议，其中被上诉人在辞职申请上清楚的写明是“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申请”，这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被上诉人主动辞职，而非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其次，被上诉人自述其是在上诉人停产停业的情况下根据上诉人的要求书写的辞职申请，但其并未对该主张提交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未对其主张提交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的一面之词以及“薛爱平提出辞职当天即由徐州长龙公司各部门填写意见且完成交接的事实”，就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而不是被上诉人主动辞职解除劳动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成立于2007年11月7日，由王长龙单独出资并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从事专业技术服务业；而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6日，法定代表人为刘金豹，从事仪器仪表制造业。从工商登记资料上完全无法确定上诉人与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次，上述两公司在人员、业务、财务上也各自独立，并不混同，两公司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证明效力较弱的照片打印件《股份期权授予书》以及一份没有注明具体用途的银行交易清单就判定双方存在关联关系，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薛爱平辩称，2012年5月2日到2018年5月2日期间被上诉人一直在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班，老板叫王长龙，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了在社保部门调取的社保明细，可以清楚地看到2017年5月到2018年5月期间缴纳社保的用人单位有很多变更，被上诉人并不知情。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股权授予书有王长龙的签字，被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到2017年的工资明细记录都有王长龙的签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中确定被上诉人的工作时间是从2012年5月2日到2018年5月2日是事实。一审时上诉人在法庭陈述被上诉人的工作地点在矿大科技园，实际上被上诉人的工作地点一直在铜山区经纬路9号，那是厂区。上诉人也说不清被上诉人的工种，上诉人只认可被上诉人在长龙公司工作一年，这与事实不符。徐州长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徐州长龙公司与薛爱平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爱平于2012年5月2日与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试用协议书，约定薛爱平自2012年5月2日至2012年6月2日在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立车工岗位试用。其后薛爱平与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7日签订了期限自2012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止的劳动合同书，薛爱平仍从事立车工工作。上述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向薛爱平签发《股份期权授予书》，确定特授予薛爱平股份期权拾万股。徐州长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长龙以授予人的身份在该《股份期权授予书》中签名。2017年8月21日，徐州长龙公司与薛爱平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31日，薛爱平从事普工工作，工资报酬按照内部工资分配办法确定，其月工资不低于徐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薛爱平自述其自2012年5月至2018年5月一直在铜山新区从事车床操作工作。2018年5月2日，薛爱平书写并向徐州长龙公司提交辞职申请，其中载明其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申请。同日，薛爱平在离职申请表中填写了“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申请”的离职理由，王伟、刘龙秀、孙玉侠分别在该审批表中的部门意见及部门主管、人力资源部意见及部门主管、分管领导意见及分管领导栏内签署“同意”并签名。随后薛爱平与徐州长龙公司各部门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薛爱平在上述工作期间的工资报酬通过银行发放，其中发放至薛爱平名下卡号为62×××17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中的工资分别由周燕于2012年6月11日汇入2195元、7月10日汇入2671.6元、8月14日汇入3104.9元、9月10日汇入2826.9元、10月11日汇入2774.9元、11月13日汇入2969.9元、12月10日汇入3352.9元、2013年1月10日汇入2651.9元、1月25日汇入1000元、2月1日汇入3353.9元、3月15日汇入3400.9元、4月10日汇入2804.9元、5月10日汇入2589.9元、6月12日汇入2599.9元、7月10日汇入2574元、8月13日汇入2685.7元、9月14日汇入2569元、10月10日汇入3074元、11月12日汇入3244.3元、12月11日汇入2787元、2014年1月10日汇入3007.2元，由韩淑梅于2014年2月11日汇入2671.5元、3月12日汇入2579.5元、4月14日汇入2835.3元、5月30日汇入1364.65元、6月12日汇入1364.65元、6月25日汇入1318.9元、8月11日汇入1318.9元、8月29日汇入2555.4元、9月30日汇入2451.7元、10月27日汇入2555.4元、11月28日汇入2963.4元，由苏红于2014年12月5日汇入2652.4元；发放至薛爱平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62×××06的银行卡中的工资分别由王长龙于2015年1月27日汇入2555.4元、2826.4元、2月12日汇入2819.4元、3月10日汇入2749.4元、4月10日汇入2819.4元、5月11日汇入2812.4元、6月10日汇入2805.4元、7月10日汇入2819元、8月10日汇入2833元、9月10日汇入2819元、10月10日汇入2819元、11月10日汇入2798元，由苏红于2015年12月10日汇入2819元、2016年1月13日汇入2833元，由王长龙于2016年2月19日汇入2812元、4月6日汇入2749元、5月26日汇入2863元、6月12日汇入2842元、9月7日汇入2849元、1536元、9月30日汇入2886元、2893元、10月14日汇入2879元、11月10日汇入2858元、12月21日汇入2886元、2017年1月11日汇入2886元、2月15日汇入2823元、3月10日汇入2865元，由赵慧敏于2017年4月10日汇入2893元、5月10日汇入2865元，由王长龙于6月9日汇入3084元、7月10日汇入3105.25元、8月10日汇入3093.25元、9月8日汇入3117.25元、10月10日汇入3105.25元、11月10日汇入3045.25元、12月8日汇入3105.25元，发放至薛爱平名下农业银行卡号为62×××74的银行卡中的工资自账号为10×××92的账户转入，分别为2018年1月10日3093.25元、3月12日2961.25元、4月10日3105.25元、5月11日2740.25元。上述期间内，薛爱平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单位分别为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6月至2017年4月）、徐州恒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2017年5月至2017年8月）、徐州长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徐州市外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月至2018年5月）。2018年8月16日，徐州长龙公司作为甲方与薛爱平（乙方）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一份，载明：甲乙双方于2012年5月2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因公司生产经营转型，经双方共同友好协商，就解除该劳动合同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本协议，约定事项如下：一、双方同意从2018年5月2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终止；二、甲方依法支付给乙方因“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金共计20052.5元，在乙方完成相应的工作交接后甲方于2018年11月15日前支付完毕；三、甲方从2018年5月终止为乙方缴纳各项基本社会保险；四、甲方依照法律、法规为乙方办理相关终止劳动合同手续……七、甲乙双方确认，本协议生效时双方劳动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等均已厘清，无任何争议。随后徐州长龙公司填写了薛爱平的《用工（退工）人员登记表》，其中载明对薛爱平的录用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合同终止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后徐州长龙公司未按上述协议向薛爱平支付经济补偿金，而是于2019年1月8日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其入职不久对各项人力资源工作还不熟悉的人力资源部经理何嘉在不清楚薛爱平劳动合同签订日期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为由向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撤销与薛爱平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15日以徐州长龙公司的申请请求事项不具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的受理条件为由作出劳人仲不字[2019]第1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徐州长龙公司诉薛爱平劳动争议案不予受理。2019年1月16日，徐州长龙公司以诉称理由提起本案诉讼，薛爱平应诉后以其辩称理由不同意徐州长龙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或终止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且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可以将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本案中，徐州长龙公司以其与薛爱平签订于2018年8月16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意思表达错误构成重大误解为由请求予以撤销，薛爱平则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重大误解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主张。法院认为，首先，薛爱平提交的其与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5月2日签订的试用协议书、2012年6月7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可以证明其自2012年5月入职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徐州长龙公司2017年8月21日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可以证明其继续在原告徐州长龙公司工作，且薛爱平主张其一直在铜山新区从事车床操作工作、徐州长龙公司提交的离职申请表中载明的薛爱平的工作岗位与薛爱平和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试用协议书、劳动合同书中载明的工作岗位均为立车工，可以印证薛爱平无论是在履行与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期间还是履行与徐州长龙公司的劳动合同期间均在原工作场所和原工作岗位工作；而其提交的获取劳动报酬的银行流水及签发人为王长龙的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期权授予书》所显示的内容则能够证明徐州长龙公司与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因此应当认为薛爱平属于劳动者非因个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在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如符合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情形下，其在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徐州长龙公司的工作年限可以合并计算，即自薛爱平2012年5月2日入职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至2018年5月2日填写辞职申请其工作年限为六年。其次，虽然徐州长龙公司提交的证据表明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系基于薛爱平“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申请”，但依薛爱平自述其系在徐州长龙公司停产停业的情况下根据徐州长龙公司的要求书写的辞职申请；虽然薛爱平未对其该主张提交充分的证据，但从徐州长龙公司提出辞职当天即由徐州长龙公司各部门填写意见且完成交接的事实看，双方更符合双方协议一致而非薛爱平单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而徐州长龙公司于三个月后的2018年8月16日通知薛爱平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行为则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系双方协商一致的可能。故法院认定涉案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系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最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依薛爱平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显示的其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前12月的工资标准，按薛爱平在原告处工作满六年的工作年限计算，双方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确定的徐州长龙公司应向薛爱平支付经济补偿20052.5元的计算方式和金额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涉案《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由徐州长龙公司制作并通知薛爱平签署，徐州长龙公司虽然主张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由其入职不久且不清楚薛爱平劳动合同签订日期的人力资源部经理何嘉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并提交证据表明其后不久即与何嘉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涉案《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仅加盖了徐州长龙公司的印章而并无何嘉的签字，且即便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确系何嘉负责签署，时任人力资源部经理的何嘉所从事的亦是其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其行为后果亦应由徐州长龙公司承受；依法院查明的事实及上述认定，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确定计算薛爱平经济补偿的起始时间为2012年5月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双方的劳动关系虽然形式上是因薛爱平主动申请辞职而解除但实际上应为双方协商解除，因此涉案《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以薛爱平提交辞职申请的2018年5月2日作为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时点并以此计算薛爱平应获得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符合法律规定，而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确定的经济补偿标准亦是双方根据薛爱平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得出。故双方签署的涉案《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法院对徐州长龙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徐州长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徐州长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根据诉辩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要求撤销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主张能否成立。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要求撤销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相关经济补偿金达成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应认定为有效。上诉人诉请撤销该协议，其主张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对此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后果。首先，被上诉人虽提交了辞职申请，但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等达成了协议，二者并不矛盾。上诉人主张因重大误解签订涉案协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主张。其次，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故不应将被上诉人在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年限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股份期权授予书》可知，该授予书是在被上诉人与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劳动合同期间由徐州长龙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王长龙向被上诉人签发，该授予书加盖了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且薛爱平在该期间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工资）主要来自于王长龙，作为劳动者的薛爱平已经提供了证据初步证明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徐州长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而徐州长龙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薛爱平提供的证据，故一审认定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徐州长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并无不当。最后，在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未向薛爱平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计算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应当合并将被上诉人在徐州力盛泵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的年限与在上诉人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故一审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请求撤销《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于法无据，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徐州长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全民审判员  胡元静审判员  苏 团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孙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