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初194号原告: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1346号。法定代表人：刘晓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珊，北京市鼎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子丹，北京市鼎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中金投典当行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98号。法定代表人：罗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建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司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京奥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鼎城路9号裙房。法定代表人：王子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蓉，女，1981年6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宇光，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银行）与被告北京中金投典当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投公司）、第三人北京京奥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奥港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润银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珊、宋子丹，被告中金投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建伟、王司法，第三人京奥港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宇光、王蓉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润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北京市朝阳区鼎成路9号裙房2层1-6,1层1-2,3层1-6的房产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京房权证朝其字第XXXX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京朝国用（2001出）第0227号](以下简称案涉不动产)的执行；2.判决确认中金投公司对案涉不动产的抵押行为无效,对案涉不动产不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及因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金投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享有抵押权，案涉不动产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本金数额为3.5亿元，华润银行的债权、抵押权真实、合法、有效。2016年12月20日，华润银行与被执行人京奥港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华润银行向京奥港公司提供授信额度叁亿伍仟万元，京奥港公司以其名下案涉不动产向华润银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于2016年12月6日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100319号。2017年12月，华润银行向京奥港公司发放7笔贷款，每笔贷款5000万元，共计3.5亿元，华润银行已实际履行合同约定。华润银行的债权、抵押权真实、合法、有效。二、中金投公司的抵押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应认定为无效，不应当作为执行依据。首先，案涉不动产存在二套不动产单元号，华润银行抵押登记所对应的不动产单元号形成在先且真实、合法、有效，中金投公司抵押登记因对应的不动产单元号违法而无效。案涉不动产有二套不动产单元号：华润银行的抵押权对应的不动产单元号分别为110105025001GB00469F00010006、110105025001GB00469F00010007、110105025001GB00469F00010008（以下简称6、7、8号），中金投公司的抵押权[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031656号]对应的不动产单元号分别为110105025001GB00469F00010003、110105025001GB00469F00010004、110105025001GB00469F00010005（以下简称3、4、5号），且6、7、8号形成在先。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八条的规定，不动产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不动产单元具有唯一编码，故3、4、5号不具有合法性。另，6、7、8号上除了有华润银行抵押登记、中金投公司以往抵押登记、第三方抵押登记外，还包含了所有法院的司法查封登记；而3、4、5号上仅登记了中金投公司抵押登记，除此无他。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遵循严格管理、稳定连续、方便群众的原则。中金投公司在3、4、5号的抵押登记不符合“统一登记”、“稳定连续”的规定，抵押行为无效。其次，中金投公司抵押登记未能通过法定渠道进行查询，缺乏合法性，应为无效。华润银行与京奥港公司办理抵押登记后，曾多次前往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查询案涉不动产抵押及查封等信息，2018年12月19日、2018年12月26日查询的不动产登记簿上均显示：除华润银行本次抵押登记外，案涉不动产上无任何其他有效的抵押登记，即其他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均已在华润银行办理抵押登记前注销，其中就包括中金投公司办理的抵押登记，注销原因为本金已结清。可见，中金投公司抵押登记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依此享有优先受偿权，无法成为合法的执行依据。三、被执行人京奥港公司已大量涉诉，且部分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京奥港公司已资不抵债，本案案涉不动产是华润银行实现债权的主要来源，中金投公司及京奥港公司涉嫌虚构在先债权及抵押权，损害华润银行合法权益，华润银行有权提起本诉。四、我国《物权法》不承认物权无因性原则，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涉嫌通过签订虚假合同、虚设费用、虚构合同履行情况、预收典当综合费等方式，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华润银行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及2份《补充协议》因违法无效，抵押行为自然无效。该《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及2份《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存在当期不明确，中金投公司超当期收取高额的典当综合费的问题。中金投公司主张315万元为其关联企业北京融信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嘉公司)的融资服务费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常理。中金投公司分别超额收取2份《补充协议》约定的当金为5000万元的典当综合费用，无法律依据。中金投公司预收典当综合费，也无法律依据。五、北京市精诚公证处做出的（2018）京精诚执字第00006号《执行证书》中关于典当本金余额认定错误，即中金投公司的执行依据存在错误，侵犯包括华润银行在内的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北京市精诚公证处未依法核查合同约定内容、合同履行情况，未在典当本金中扣除上述相应金额，且扣除后的月典当综合费用未以最新的当金余额为基数计算。该执行依据错误，侵犯包括华润银行在内的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综上，华润银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被告中金投公司答辩称：一、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依法驳回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金投公司系案涉不动产的第一顺位抵押权人，该最高额抵押权合法、有效，已明确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中。华润银行作为劣后顺位抵押权人，无权排除本案强制执行。2016年4月12日，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签订了《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双方约定：京奥港公司作为债务人、抵押人，以其名下案涉不动产为抵押权人中金投公司设立最高额抵押，被担保最高债权金额为人民币4.58亿元。2016年4月19日，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共同向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申请办理了上述案涉不动产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就此核发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031656号《不动产登记证明》，前述最高额抵押登记事项均已明确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同时，案涉不动产之《国有土地使用证》附记页面亦加盖“已设立抵押登记2016年4月19日”印章。因此，中金投公司对案涉不动产之最高额抵押权合法、有效，于2016年4月19日依法设立并生效。华润银行于起诉状内认可其不动产抵押登记系2016年12月6日办理，明显晚于中金投公司的抵押登记时间。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一）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因此，中金投公司系案涉不动产的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依法享有第一顺位优先受偿的权利。上述事实，已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执异143号执行裁定书明确查明并认定：“中金投公司与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均有抵押权，中金投公司抵押登记时间早于华润银行，华润银行称其为案涉不动产唯一抵押权人，不予采信”以及“华润银行对该案涉不动产不享有实体权利，不能排除法院执行”。华润银行对执行标的的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金额应为零，华润银行主张的优先受偿权不具有排除本案强制执行的效力。我国《物权法》针对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债权的确定事由，于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四）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一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不包括抵押物因财产保全或者执行程序被查封后或债务人、抵押人破产后发生的债权”。本案中，如华润银行于起诉状内自认，其系2017年12月（据悉为2017年12月20日至22日期间）向京奥港公司发放合计金额为3.5亿元的7笔贷款，但根据华润银行自身提交的证据二不动产登记簿显示，案涉不动产于2017年12月15日被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查封，该次查封前并无债权发生。因此，华润银行所主张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金额应为零，华润银行所涉3.5亿元为普通债权，不具有优先受偿效力。华润银行系基于抵押权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而担保物权本身不能排斥法院执行行为，仅是具有优先受偿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依据上述规定可知，抵押权本质上不能排斥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拍卖等执行行为不受其阻却影响，抵押权人仅在对被执行财产分配时，与一般债权相比，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二、华润银行于本案中请求确认中金投公司的抵押行为无效及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无法律依据，完全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依法驳回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依据上述规定，案外人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仅能请求确认自身权利，无权否定他人权利。华润银行该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明显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应依法驳回其第二项诉讼请求。同时，华润银行所称不动产单元号、抵押登记查询事宜，均无法否定抵押权登记的效力。如前所述，中金投公司对案涉不动产之最高额抵押权合法、有效，已依法登记设立并生效，华润银行无权否定。因华润银行之诉讼请求完全不能成立，故应由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综上，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且其否定中金投公司抵押权利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诉讼请求完全不能成立。第三人京奥港公司述称,同意华润银行的诉讼请求，京奥港公司认为应对案涉不动产停止强制执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华润银行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11份如下：证据1.华银（2016）珠综字（北京）第042号《综合授信协议》；证据2.华银（2016）珠额抵字（北京）第01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据3.华银（2017）珠流贷字（北京）第031号、032号、033号、034号、035号、036号、037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借款借据。以上三份证据综合证明2016年12月20日，华润银行与京奥港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华润银行向京奥港公司分7笔发放3.5亿元贷款；证据4.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100319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证明京奥港公司以案涉不动产向华润银行提供抵押担保；证据5.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查询之《不动产登记簿》，证明华润银行抵押为首抵，享有第一顺位抵押权；证据6.京奥港公司与融信嘉公司转账凭证（复印件）、证据7.企业信用信息报告，证据6、7综合证明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存在通过预扣典当综合费用、中金投指定融信嘉公司收取款项等方式恶意串通、虚构债权，中金投公司执行依据有误；证据8.京奥港公司涉执行案件汇总，证明京奥港公司已资不抵债；证据9.（2018）京03执异136号执行裁定书，证明中金投公司执行依据有错误；证据10.（2019）京03执异143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华润银行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符合法律规定；证据11.（2018）京民初20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法律文书已确定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中金投公司对华润银行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中金投公司对华润银行提交的证据除对证据6转账凭证真实性不认可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中金投公司认为全部证据均无法证明华润银行享有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中金投公司是案涉不动产的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的抵押时间晚于中金投公司，无权排除本案强制执行。华润银行的债权为普通债权，不具有优先受偿效力。京奥港公司对华润银行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5、9-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6、7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京奥港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债权的行为；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但京奥港公司是否已经资不抵债需要进行清算认定。中金投公司围绕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28份如下：证据1.《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明双方就案涉不动产办理抵押登记，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4.58亿人民币；证据2.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031656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证据3.不动产登记薄、证据4.京朝国用（2001出）字第022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据2、3、4综合证明最高额抵押权权利人为中金投公司，义务人为京奥港公司，抵押物为案涉不动产，最高债权数额为人民币4.58亿元，中金投公司对案涉不动产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中金投公司作为案涉不动产之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依法应当享有第一顺位优先受偿的权利；证据5.（2019）京03执异143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驳回案外人华润银行执行异议请求；证据6-11，（2016）京精诚内经证字第00724号、00725号、02733号、02734号、00833号、00834号《公证书》6份，证明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补充协议》、《保证担保合同》均进行了强制执行公证；证据12.案涉债权的当票及续当凭证，证明中金投公司向京奥港公司出具了当票及续当凭证的情况；证据13.案涉债权的付款凭证、回款凭证，证明中金投公司依约向京奥港公司发放当金共计人民币1.4亿元；证据14.（2018）京精诚执字第00006号《执行证书》，证明公证处根据案涉公证书确认了中金投公司的案涉债权，并出具了执行证书，被申请人为京奥港公司及王子华，执行标的为典当本金人民币1.4亿元、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可供执行财产为包括案涉不动产在内的京奥港公司及王子华名下的全部财产；证据15.（2018）京03执266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中金投公司的强制执行申请，裁定对京奥港公司及王子华实施强制执行；证据16.（2018）京03执异136号执行裁定书，证明京奥港公司曾提出执行异议，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被依法驳回，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签订的案涉典当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证据17-18.《融资咨询服务协议》，证明融信嘉公司向京奥港公司提供融资咨询服务，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其收取的融资咨询服务费系京奥港公司依约支付；证据19-26，公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交通银行记账回执、结清通知单。以上证据证明2015年1月12日，京奥港公司与中金投公司签订《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该笔典当业务的当金总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2015年3月5日，京奥港公司与中金投公司签订《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该笔典当业务的当金总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华润银行提交的不动产登记簿中记载的上述2项中金投公司对案涉不动产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为担保案外2项对京奥港公司的债权，且案外2项最高额抵押权登记已办理注销登记，均与本案债权无关；证据27.京房权证朝其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中金投公司是案涉不动产第一顺位抵押权人；证据28.案涉债权的付款回单原件，证明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典当关系，与融信嘉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咨询法律关系，不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债权情形。华润银行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中的三份执行裁定书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京奥港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中金投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三人京奥港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京奥港公司对于华润银行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中金投公司除对华润银行提交的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外，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华润银行提交的证据1-5、7-11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中金投公司对华润银行提交的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京奥港公司对于该证据6真实性认可。本院认为，京奥港公司系证据6当事人一方，其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中金投公司虽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华润公司提交的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中金投公司提交的证据，华润银行除对其中的证据5、15、16三份执行裁定书真实性予以认可外，其余证据均不予认可，京奥港公司对全部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中金投公司提交的证据1-4、27为有权部门颁发存档的相关文件及产权证书；证据6-11、14为公证书，证据12、13、28为公证书所确认的债权付款凭证且银行转账凭证均加盖了银行印鉴。华润银行与京奥港公司虽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中金投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证据19-26为案外债权的相关公证书、产权证明及记账凭证，本院认为与本案债权无关，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17、18为京奥港公司与融信嘉公司签订的合同，在京奥港公司对其真实性不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案情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在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9日，京奥港公司就案涉不动产办理抵押登记，该不动产对应单元号为：3、4、5号，抵押权利人为中金投公司，抵押权种类为最高额担保，被担保数额为人民币4.58亿元，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为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031656号。2016年4月25日，京奥港公司与中金投公司签订2016D字第0360411号《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向中金投公司申请最高额抵押典当借款，双方约定以案涉不动产为当物办理抵押登记，当物的评估价值等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度4.58亿元。同日，京奥港公司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王子华与中金投公司签订2016D字第0360411-1号《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王子华对京奥港公司在《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12月15日，京奥港公司与中金投公司签订2016D字第0360411-3号《补充协议》，将《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项下京奥港公司可申请的当金总额变更至9000万元。同日，中金投公司与王子华签订2016D字第0360411-2号《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王子华对京奥港公司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2017年3月6日，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签订2016D字第0360411-4号《补充协议》，将京奥港公司可申请的当金总额变更至14000万元。同日，中金投公司与王子华签订2016D字第0360411-5号《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王子华对京奥港公司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当金额度14000万元）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各方就上述合同均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公证书字号分别为（2016）京精诚内经证字第00724号、第00725号、第02733号、第02734号、第00833号、第00834号。2016年4月27日、2016年12月15日、2017年3月8日，中金投公司向京奥港公司出具当票，中金投公司依约向京奥港公司发放当金共计14000万元。北京市精诚公证处根据案涉公证书中金投公司的案涉债权，出具（2018）京精诚执字第00006号《执行证书》：一、被申请执行人：京奥港公司、王子华；二、执行标的：1.典当本金人民币14000万元；2.违约金：自2017年12月3日起直至实际清偿之日，以所欠当金总额人民币14000万元为基数计算，每日计收千分之二的违约金；违约金以受法律保护的为限，并扣除已支付的其余部分款项人民币97万元；3.申请执行人处置当物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以及所有其他应付款项），以实际发生额及票据为依据，以受法律保护的为限；三、被申请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被申请执行人京奥港公司名下包括当物在内的全部财产，被申请执行人王子华名下的全部财产；四、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中金投公司依据北京市精诚公证处出具的（2016）京精诚内经证字第00724号、第00725号、第02733号、第02734号、第00833号、第00834号公证书所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保证担保合同》、《补充协议》及（2018）京精诚执字第00006号《执行证书》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8年2月11日依法立案执行。2018年2月12日，本院作出（2018）京03执26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京奥港公司、王子华的银行存款人民币一亿四千万元；二、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京奥港公司、王子华应支付的违约金（以本金一亿四千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每日计收千分之二违约金）；违约金以受法律保护的为限，并扣除已支付的其余部分款项人民币九十七万元；三、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京奥港公司、王子华应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京奥港公司、王子华应负担的执行费人民币二十二万五千四百七十七元及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五、采取上述措施后仍不足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则依法扣留、提取京奥港公司、王子华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或查封、冻结、扣押、拍卖、变卖其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其他财产。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8年2月13日轮候查封被执行人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鼎城路9号裙房1层1-2，2层1-6,3层1-6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京房权证朝其字第XXXX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京朝国用（2001出）第0227号]。本案执行过程中，京奥港公司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2018）京精诚执字第00006号《执行证书》，本院经审查，作出(2018)京03执异13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京奥港公司不予执行北京市精诚公证处（2018）京精诚执字第00006号《执行证书》的异议请求。案外人华润银行对执行北京市朝阳区鼎城路9号裙房2层1-6,1层1-2，3层1-6的房产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不服，提出书面异议。本院经审查，作出(2019)京03执异14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华润银行的异议请求。华润银行不服上述裁定，向本院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因京奥港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京奥港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6年12月6日,京奥港公司就上述案涉不动产办理抵押登记，该不动产对应单元号为：6、7、8号，抵押权利人为华润银行，抵押权种类为最高额担保，被担保数额为人民币3.5亿元，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为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100319号。2016年12月20日，京奥港公司作为甲方，华润银行作为乙方签订了华银（2016）珠综字（北京）第042号《综合授信协议》，约定该协议项下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授信额度为3.5亿元整。同日，京奥港公司作为抵押人，华润银行作为抵押权人签订了华银（2016）珠额抵字（北京）第01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京奥港公司以案涉不动产担保华润银行与京奥港公司在2016年12月20日至2019年6月20日止期间内已经或者将要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包括不限于华银（2016）珠综字（北京）第042号《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全部债权，最高不超过等值3.5亿元。同日，华润银行作为债权人，王子华作为保证人签订了华银（2016）珠额保字（北京）第0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王子华对京奥港公司包括不限于华银（2016）珠综字（北京）第042号《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全部债权，最高不超过3.5亿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2017年12月20日至22日期间，依京奥港公司的贷款资金提款申请，华润银行与京奥港公司签订了华银（2017）珠流贷字（北京）第031号、032号、033号、034号、035号、036号、037号共计七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共向京奥港公司发放贷款3.5亿元。自2018年3月21日开始，京奥港公司未依约按时足额偿还贷款利息，还款开始出现逾期。2018年，华润银行起诉京奥港公司、王子华、奥亚德公司金融借款合同一案，提出京奥港公司偿还华润银行借款本金3.5亿元及利息、华润银行就案涉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等诉讼请求。2019年4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民初204号民事判决，判令京奥港公司向华润银行偿还贷款本金3.5亿元及利息、律师费，并有权就京奥港公司向其抵押的案涉不动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确认的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现该判决已生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就华润银行与中金投公司就上述案涉不动产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向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进行走访。该单位工作人员回复本院称，华润银行与中金投公司就上述案涉不动产均办理了抵押登记，华润银行与中金投公司的不动产抵押权登记证书真实性均属实。关于该不动产对应单元号不同的问题，该单位工作人员解释称系因多年前技术问题及系统登记等原因造成，上述抵押登记不动产为同一不动产。另查，案涉不动产由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首轮查封，由于在六十日内尚未启动拍卖、变卖程序，经本院与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商请，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回函同意将涉案不动产移交本院执行。后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评估机构，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委托北京建亚恒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不动产进行价格评估。上述事实，有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100319号《不动产登记证明》、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031656号《不动产登记证明》、（2016）京精诚内经证字第00724号、00725号、02733号、02734号、00833号、00834号公证书、（2018）京03执异136号执行裁定书、（2018）京03执266号执行裁定书、（2019）京03执异143号执行裁定书、（2018）京精诚执字第00006号《执行证书》、（2018）京民初204号民事判决书及本院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案外人对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主张自己享有实体上的权益，而请求法院对该实体上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阻止法院对执行标的进行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的主张能否成立，首先应依据案外人认为法院的执行侵害了其所有权或其他实体权益，案外人应当是基于对执行标的物的实体权益提出异议，案外人所主张的实体权益必须是依法可以阻止该标的物执行的实体权益，而并非所有的实体权益；其次，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益是否可以阻止法院对特定财产的执行。对此，应当在认定案外人对于执行标的主张的实体权益的性质、效力并结合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执行目的、方法等强制执行状态的基础上，综合判断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本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举证质证情况，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二、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应否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进行审查。本院对以上焦点问题分述如下：一、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可依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人三大主体与执行标的权益关系进行判断。具体而言，首先，应判断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享有何种权益。若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不享有实体权益，则应判决不得强制执行该执行标的。其次，判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如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则要判断案外人对该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权益对于申请执行人依据执行依据所享有的债权是否具有优先效力。如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权益在效力上并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则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第三，如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权利在效力上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则要判断申请执行人实现债权的行为是否会妨害案外人对该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权利。具体到本案，本院就华润银行是否对涉案不动产享有足以对抗执行的实体权益分述如下：1.被执行人京奥港公司对案涉执行标的享有所有权，所有权系绝对权、对世权，当然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故该标的可作为其被执行财产。2.从华润银行对执行标的权益性质看，华润银行对执行标的享有的实体权益为抵押权，该抵押权不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首先，华润银行对执行标的享有抵押权。本案中，2016年12月20日，华润银行与京奥港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华润银行向京奥港公司提供授信额度3.5亿元，京奥港公司以其名下案涉不动产向华润银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2016年12月6日，京奥港公司就案涉不动产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利人为华润银行，抵押权种类为最高额担保，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为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证明第0100319号，被担保数额为人民币3.5亿元。2017年12月20日至22日期间，华润银行向京奥港公司发放合计金额为3.5亿元贷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204号民事案件亦判决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享有抵押权，华润银行有权在判决确认的债务范围内对案涉不动产优先受偿，故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享有抵押权。其次，从优先顺位看，中金投公司对案涉不动产亦享有抵押权，且华润银行相较中金投公司并不享有优先顺位的权益。《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一）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不动产存在二套不动产单元号，中金投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在3、4、5号单元号上办理抵押登记，华润银行于2016年12月6日在6、7、8号单元号上办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现双方均已取得不动产登记证明，故虽双方持有之不动产登记证明中载明的单元号不同，但经各方当事人及有权机关均确认双方抵押之房产具有同一性。现无证据表明案涉中金投公司设立抵押之不动产单元号存在违法性，无证据表明该不动产单元号设立在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有关不动产登记应遵循稳定连续等原则的规定，并非有关抵押登记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故华润银行有关中金投公司抵押登记之单元号虚假、不合法等意见，无法否定中金投公司抵押登记效力。华润银行关于中金投公司就案涉不动产抵押权登记无法查询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中金投公司与华润银行对案涉不动产均享有抵押权。关于抵押权设立顺序，如上述法律规定，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中金投公司抵押登记时间为2016年4月，华润银行抵押登记时间为2016年12月，故中金投公司抵押登记时间早于华润银行，华润银行主张其为案涉不动产的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华润银行所享有的抵押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当事人设立抵押权等担保物权的目的，是以担保财产的交换价值担保债权的实现，在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支配担保财产的交换价值，自担保物折价或者自该担保物的变价款中优先于一般债权人优先受偿。而案外人认为法院的执行侵害其实体权利，是基于执行标的物的实体权利提出的异议，其所主张的实体权利必须是依法可以阻止该标的物的执行的实体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由此可见，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与人民法院采取的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不存在冲突，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有助于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利的实现。抵押权的成立不以标的物的占有为要件，不能阻止抵押物所有人让与抵押物，抵押权人仅能主张就抵押物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在只对标的物的一部分为执行，将毁损整个标的物的担保价值的情形下，抵押权人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针对涉案执行标的的法院强制执行行为，并不会导致该不动产价值的减损，进而妨害华润银行对执行标的享有的实体权益的实现。综上，华润银行有关立即停止对案涉不动产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执行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是否应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予以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一般表述为“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并请求对执行标的停止执行。”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围绕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民事权益进行审理，焦点在于该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而申请执行人的执行依据是否存在与事实不符的问题，不应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进行审查。首先，从立法目的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制度设立的目的，与审判监督程序及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设计不同，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均指向纠正已生效裁判文书，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仅审查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旨在解决因错误的执行行为导致执行标的错误的问题，而不涉及对执行依据的审理，亦不涉及对申请执行人权利的审理；其次，从强制执行原理看，强制执行行为的效力源于执行依据，执行依据未被撤销的前提下，其强制执行效力始终存在。除非该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否则债权人、利害关系人均不能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提起诉讼。第三，从法律解释的方法看，案外人认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错误的，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救济程序解决执行依据的效力问题。固然，案外人的诉权不应因为债权人和债务人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予以限制，但案外人对于执行依据存在异议的，应通过基础关系诉讼进行。本案执行依据为公证债权文书，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8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处诉讼应指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基础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诉讼，而不包含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综上，华润银行有关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之间恶意串通，通过典当合同虚构债权、公证债权文书存在错误的意见，本质是要求本院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因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关于中金投公司与京奥港公司之间执行依据即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华润银行在本案中要求确认中金投公司的抵押行为无效及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亦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华润银行的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妍审 判 员 杨路审 判 员 薛妍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弘法官助理 仵霞法官助理 吴琳书 记 员 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