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06民初15822号 原告：董蓓蓓，女，198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强，重庆大江律师事务所律。 被告：重庆钟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小新街2号附1-28-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771780818C。 诉讼代表人：张海，重庆钟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丽花，重庆安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超，重庆安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董蓓蓓与被告重庆钟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蓓蓓的诉讼代理人惠强，被告重庆钟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顾丽花、林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蓓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借款及利息共计6125742.47元的破产债权。事实和理由：被告因经营困难，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多次向原告借款，并于2011年5月6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向原告借款400000元，约定2011年9月6日归还；2011年5月23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向原告借款900000元，借期3个月；2011年6月2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向原告借款400000元，约定2011年9月30日归还；2011年12月1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向原告借款200000元；2012年3月26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向原告借款300000元。以上借款本金共计2200000元，有银行转账凭证等作为依据，且均约定按月息3%计息。原告至今未收到任何归还款项。后被告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被裁定破产重整，原告依法申报了债权，但管理人经过审查后对原告的债权不予确认。现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原告对被告的借款是破产债权。 被告重庆钟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第一，原被告之间并无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是借款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了对借贷的数额、利率、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之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交付给借款人，这样借贷关系才算成立。本案中签署于2011年5月6日、5月23日、6月2日、12月1日及2012年3月26日的借条均载明今借到董蓓蓓人民币多少元，借条在明确借条的金额、利率等同时，也明确了款项时间为各份借条对应的落款日期，在原告没有按照借款约定向被告提供借款的情况下，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不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第二，原告出借款项的还款义务人为李红梅，原告诉请债权本金2200000元当中实际款项为1795800元，其中2011年3月23日376000元、2011年5月6日272000元、2011年6月2日400000元、2011年6月9日250000元，共计1298000元的实际收款人为李红梅；另外497800元为原告或者董明杰的取现款，这部分款项仅能证明原告或董明杰从银行提取的资金，不能证明款项的实际交付，因此原告向李红梅提供借款应当视为其与李红梅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还款义务人是李红梅。第三，原告于债权申报过程中向管理人提供了一份签署于2019年4月17日的还款协议，该份还款协议签订在人民法院受理被告破产重整案件并指定管理人之后，其内容涉及将不属于被告的债务承认为被告的负债。此行为属于破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债务的无效行为，还款协议属于无效协议。第四，原告于2011年向李红梅出借的款项，时至2019年才向被告追索，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五，原告在向管理人申报本金为2200000元的债权时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中所举示的证据是不一致的，并且银行回单与借条显示的日期也是不一致的，足以证明原告将董蓓蓓及董明杰相应的取款凭据或者支付给李红梅的款项强行与借条匹配，将李红梅的借款强行论述为被告的借款。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钟昀宏原名钟鸣。 2011年3月22日，原告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三峡广场支行取款49900元。2011年4月29日，原告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取款49900元。2011年5月6日，原告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分两次取款30000元、272000元，其中的272000元取款存入了李红梅的账户，在该张客户回单上书写了“收到借款肆拾万元李红梅”。 2011年5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董蓓蓓人民币现金肆拾万元正，月息3%，于2011年9月6日归还。落款处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并有钟鸣的签字。 2011年3月23日，原告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三峡广场支行取款376000元存入李红梅的账户。2011年3月28日，董明杰在建设银行取款400000元。2011年5月16日，原告在中国银行取款200000元。 2011年5月2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董蓓蓓人民币玖拾万元正，借款期叁月，月息3%。落款处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并有钟鸣的签字。 2011年6月2日，原告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取款400000元存入李红梅的账户。 2011年6月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董蓓蓓人民币肆拾万元正，月息3%，2011年9月30日归还。落款处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并有钟鸣的签字。 2011年11月30日，董明杰在中国银行取款26000元，在建设银行取款70000元，又在工商银行分两次取款50000元、50000元。 2011年12月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董蓓蓓人民币现金贰拾万元正，月息3%计算（每月陆仟元正）。落款处加盖了被告的公章以及钟鸣的印章。 2011年6月9日，原告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取款250000元存入李红梅的账户。2012年1月11日，原告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取款49999元。 2012年3月2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董蓓蓓人民币现金叁拾万元正，月息按3%计算（每月玖仟元正）。落款处加盖了被告的公章以及钟鸣的印章。 上述五份《借条》，在落款的时间下面，又都书写了“李红梅”、“2013年12月23日”。 2019年4月17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钟昀宏作为丙方，签订了《还款协议》。协议内容为：乙丙双方于2011年5月6日向甲方出具借条，载明借到400000元（借款凭证为2011年5月6日的招商银行客户回单，共计302000元，剩余借款为现金支付）；于2011年5月23日出具借条，载明借到900000元（借款凭证为2011年1月4日建行的取款凭条80000元、2011年3月22日、2011年3月23日、2011年4月29日招商银行的客户回单共计475800元，剩余借款为现金支付）；于2011年6月2日出具借条，载明借到400000元（借款凭证为同日招商银行的客户回单）；于2011年12月1日出具借条，载明借到200000元（借款凭证为2011年7月31日建行的取款凭条100000元、2011年11月30日工行的2笔个人业务凭证取款共100000元）；于2012年3月26日出具借条，载明借到300000元（借款凭证为2011年6月9日招商银行的客户回单250000元、2011年12月16日建行的客户回单）；以上借款共计2200000元，均约定月息为3%；以上借款本金以借款凭证为准，利息为自出借之日起，按央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因向乙丙双方出借的款项，全部由乙方使用，鉴于此，三方一致同意，由乙方直接向债权人进行清偿，丙方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协议落款处，甲方有原告的签字，乙方加盖了被告的公章，丙方有钟昀宏的签字。 另查明，2018年12月24日，本院受理了被告的重整申请。2019年3月25日，本院指定了重庆海川资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担任被告管理人。 审理中，原告述称，其举示银行凭证的目的是证实原告具有出借能力以及资金来源，这些取款凭证并不是债权凭证本身，因此有小额的差异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原告也是按照钟鸣的指示才将款项交给钟鸣和李红梅。被告管理人提出，还款协议签订在法院受理被告的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之后，且钟昀宏在2019年4月26日才向管理人移交被告的公章；对被告为何会出具借条，管理人表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并未向管理人作出合理的解释，从破产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被告有大量的借贷行为，但其借款原因、资金走向、借贷日期和还款金额等，管理人均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被告以公司名义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双方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但是，被告抗辩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称被告虽出具了借条但并未收到原告交付的借款。对此，本院认为，在本案的所有证据中，仅有被告举示的还款协议与借款的交付相关联，但是该还款协议是在受理被告的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之后签订的，还款协议上的公章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钟昀宏在向管理人移交公章前私自使用并加盖的。虽然法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在法人进行破产清算或者重整时，其民事行为能力就受到了限制，只能从事与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相关的行为，且是由管理人而非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从事民事行为。据此，在本院裁定受理被告的重整申请后，被告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受到了限制，其行为应受到法院的监督，且只能从事与重整相关的行为。在指定管理人后，被告的相关印鉴应移交管理人掌管并由管理人使用，由管理人代表被告从事民事行为。本案中，还款协议是在受理被告的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之后签订的，此时被告的民事行为能力已经受到限制，被告的行为应由管理人代为履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已不能代表被告履行行为。因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并加盖公章的行为是无效的，故还款协议不能作为被告对向原告借款事实进行确认的证据。除此之外，本案中的其它证据，均没有可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交付借款的直接证据。原告举示的银行凭证均是取款凭证，其中部分凭证上可以看出取出的款项又转入了李红梅的账户，其余凭证并不能看出取出款项的走向，故无法证实这些取出的款项是交付给了被告。原告亦自述其举示取款凭证的目的并不是作为债权凭证而是为证明原告具有出借能力，故原告在本案中举示的银行凭证仅能证明其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并不能证明其已将借款交付给了被告。虽然原告称其是按照钟鸣的指示将借款交付给了钟鸣和李红梅，但是原告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将借款交付给了钟鸣，存入李红梅账户的款项也不能证明就是出借给被告的借款。综上，本案中的证据虽能证明原告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但是并不能证明原告确已将借款交付给被告，故被告的抗辩成立，据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偿还借款，也就不享有对被告的破产债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蓓蓓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4682元，减半收取计27341元，由原告董蓓蓓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辛灵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