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2民初2029号原告：海城市昌泰针织服装辅料厂，住所地海城市王石镇东艾村。法定代表人：曲洪波，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松，系辽宁得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革，系辽宁得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俊铭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101号曼哈顿大厦4701室。法定代表人：刘军，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杰，系该公司员工。原告海城市昌泰针织服装辅料厂（以下简称“昌泰针织厂”）与被告大连俊铭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铭服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泰昌针织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松律师、被告俊铭服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昌泰针织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拖欠货款人民币101,667.29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款日。事实及理由：原告自2011年10月起与被告合作，长期为其供应服装辅料，截止2016年7月18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01,667.29元。经原告多次索要，被告拒不支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俊铭服装公司辩称：经过对账，我公司目前只欠原告货款20，236.38元。双方存在争议的一笔是2014年12月4日，我公司指示大连俊铭时装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192,778.90元，将该笔款项计算在内，我公司尚欠原告20236.38元。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交通银行记账回执、电子回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被告围绕其抗辩意见提交了买卖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付款通知单、转款协议等证据。本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并依法确认如下案件事实：1.被告俊铭服装公司与案外人大连俊铭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铭时装公司”）系两家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均系刘军。原告昌泰针织厂与该两家公司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8月21日至2013年6月20日期间，原告昌泰针织厂与被告俊铭服装公司累计签订十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总标的额为683928.08元。原告实际向被告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692442.08元。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为：货款在本合同全部货物到齐之日起30日内，凭有效增值税发票及收货凭证结算。原告实际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最后日期为2013年11月10日，被告同意以此日期作为逾期付款利息起算点。2.2011年10月28日、2013年3月1日、2014年6月9日、2014年8月29日、2016年7月18日，被告俊铭服装公司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分别向原告昌泰针织厂交通银行的账户转款2554元、112870.72元、10万元、114002.08元、15万元，五次转款合计479426.8元。3.2014年12月9日，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支付给原告昌泰针织厂192778.9元。原告主张根据其公司的账面记载，原告向该公司出具发票的总额为125464.78元，而原告实际收到该公司货款总额为236812.77元（其中包括了2014年12月9日的192778.9元），原告认为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超付金额111347.99元，可以自被告俊铭服装公司所欠货款中扣除，具体计算为：合同总标的额692442.08元-已付款479426.8元-超付款111347.99元=101667.29元。4.据被告俊铭公司提交的公司会计凭证记载，2013年6月6日申请付款通知单中申请付款金额为292778.9元，所对应的三份合同分别为2013年3月3日签订的编号为：2013JM003-EA、2013JM004-EA、2013JM005-EA，以应的合同标的额分别为：129316.75元、129316.75元和34145.4元，总标的额为292778.9元。该付款通知单右上角标注：6月9日付10万元，余192778.9元。会计凭证中同时附有2015年2月9日的转款协议，并有被告法定代表人刘军的签字。内容为：俊铭时装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付给昌泰针织厂货款192778.9元，由俊铭服装公司转款192778.9元给俊铭时装公司，做为内部账目调整。2015年2月9日，被告已将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的代付款192778.9元转给了该公司，并提交了工商银行网上银行2015年2月9日的转款电子回单。被告据此主张2014年12月9日被告指示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代付给原告的192778.9元是原、被告之间的货款，与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的买卖关系无关，均应当自被告所欠原告货款中扣除。具体计算为：合同总标的额692442.08元-被告已付款479426.8元-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代付款192778.9元=20236.38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被告所欠原告货款余额如何认定；2.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应否支持。根据本案的案情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做出如下判定：1.被告所欠原告货款余额的认定问题关键在于对于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2014年12月9日转款给原告昌泰公司的货款192778.9元如何定性，即该款项是代被告履行所欠原告货款还是案外人所欠原告的货款。本案原、被告当事人对于双方之间因买卖合同关系发生的总标的额692442.08元、对于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实际支付给原告的货款总额479426.8元，以及对于2014年12月9日原告昌泰针织厂收到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的支付的货款192778.9元的基本案件事实均不存在争议。对于双方争议的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给付的货款192778.9元，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系案外人受其指示代为履行所欠原告的货款，该货款在被告俊铭服装公司的会计凭证中有明确记载。当时付款申请书中申请的合同货款总额292778.9元与合同记载的编号、金额完全相符；其上记载被告付款10万元后余款192778.9元，与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向原告付款192778.9元的时间、金额亦无冲突之处；并且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代被告向原告履行后，被告已经将实际履行金额返还给了该公司。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被告指示第三人代为向原告给付，该履行行为应当对合同相对人即被告发生履行的法律后果。况且，从常理推断，即使原告昌泰公司与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可能超出合同标的额进行给付。综上所述，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2014年12月9日支付给原告的192778.9元系被告所欠原告货款，应自被告所欠原告货款总额中予以扣除。如果案外人俊铭时装公司仍欠原告货款，原告可另案主张。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本案被告应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即取得增值税发票之日起向原告给付利息损失。综上，原告对其诉讼主张举证不足，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被告辩称证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俊铭服装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海昌新城市昌泰针织服装辅料厂货款20236.38元；二、被告大连俊铭服装有限公司自2013年11月1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给付原告海昌新城市昌泰针织服装辅料厂利息损失；上列两项被告原文海应偿付原告之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若逾期给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海昌新城市昌泰针织服装辅料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30元，由原告负担2000元、被告负担3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明芬审判员  陆绍宇审判员  迟 橙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渐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