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21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106号（湖里创业大厦）第5层502-1、502-2（01）单元。 法定代表人：向靖，经理。 委托诉讼地阿里人：柯志恒，福建亚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地阿里人：陈巧贞，福建亚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厦门市益信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有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湖里大道6号北方商务大厦401A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亚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明辉，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艳，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福建鼎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五星社区巷西五里1-105号。 法定代表人：陈树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利，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伟，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厦门智融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西坂村西亭自然村“金包银”D3幢402室。 法定代表人：苏坚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利，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伟，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苏坚固，男，汉族1975年4月17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利，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伟，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厦门市益信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信公司）、原审被告福建省鼎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坚公司）、厦门智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融公司）、苏坚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终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申请再审称：一、2010年12月至2011年10月期间，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与益信公司分别签订了7份不同的《钢材购销合同》，向益信公司购买线材、螺纹钢等各种钢材。益信公司总计向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供应钢材4001.1695吨，价值20092250.5元。目前，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含厦门融智投资有限公司）累计支付的货款总额为23112539.07元，已经超额付清全部钢材货款，不存在拖欠。原判决判令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再次向益信公司支付货款3926452.79元、加价款4560303.64元并自2015年6月16起还要以955.788吨为基数按每天每吨加价4元计算加价款，对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明显不公。二、本案钢材单价是固定的，并不存在加价款。原判决判令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向益信公司支付加价款，违背客观事实及合同约定，曲解了购销合同的条款内容。三、原判决以购销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内容来认定本案存在加价款，属于对合同条款的曲解。本案的违约金明显偏高，应依法予以调低。四、原判决认定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及融智公司支付的款项应先扣除加价款，剩余部分扣除货款，且加价款应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是错误的。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及融智公司支付的款项均是按照货款性质支付的，益信公司也是按照货款的形式收款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已支付的款项中并不存在加价款。五、原判决认定“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最后一次向益信公司付款的时间是2015年3月25日，其主动履行债务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益信公司于2015年6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益信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律保护。1、根据各份购销合同第七条约定：“供方把每单钢材送到需方的项目土地，当天验收，需方在2天内将货款全部付清给供方。”也就是说，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本案的主债务履行期限是两天，而最后一批货的付款时间应为2011年9月10日前，而从该日期起算诉讼时效，诉讼时效至2013年9月9日就到期，益信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限。2、原判决将本案2015年3月25日最后支付一笔货款的行为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断是错误的。债务人偿还部分自然债务的行为不能认为是对全部剩余自然债务的认可。3、本案各份购销合同均是独立的合同，每个购销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单独计算。根据原审判决书的计算及其附表认定的货款金额显示，2015年3月25日支付的货款系支付编号YX20110706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编号YX20110719、YX20110825、YX20110908三份购销合同的货款至今分文未付，因此，该三份购销合同也就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该三份购销合同项下货款或加价款的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六、原判决违背法定程序。1、原判决将7份独立的《钢材购销合同》在同一个案件中统一合并审理，缺乏法律依据。2、原审法院判超所诉，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益信公司在原审诉讼请求一直是主张货款本金和违约金，从来没有诉求加价款，但原审判决却判令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支付货款和加价款，超越了益信公司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另，益信公司诉请违约金的计算截止到2015年6月16日，而原审判决却认定了自2015年6月16日起的加价款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也超越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二）项的情形，应当再审。 益信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加价款具有合同依据，两审法院未违背不告不理及处分原则。（一）两审法院未违反不告不理原则。本案讼争的七份《钢材购销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中三次出现了“加价”二字。鉴于合同双方将该条款命名为“违约责任”，则两审法院在判决时，将益信公司诉求中的“违约金”具体化、明确化为“加价款”，并非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二）两审法院未违背处分原则。益信公司根据违约责任条款向一审法院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诉请判令申请人按合同约定标准向被申请人支付违约金（……按每天每吨加价4元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合同依据在违约责任条款中约定的“直到款项全部结清为止”。一审法院判决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支付加价款“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是根据益信公司的诉求、合同约定并结合判决确定的付款时间作出的明确、合法的判决，两审法院的判决与益信公司的诉求本意一致，并未超越益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违背益信公司的处分原则。二、加价款兼具违约金与价格条款双重属性，两审法院的认定符合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以维持。三、根据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加价金额，两审法院认定加价款按每天每吨4元计算，符合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签订时双方约定的钢材单价为5000元每吨，按加价款每天每吨4元计算，则利息为每日万分之八，折合月息2.4%。合同如此约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年利率24%-36%相近，也与讼争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被申请人已为申请人垫资多年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两审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在深入调查钢贸市场的交易惯例后行使上述裁量权，具有合同依据与法律依据。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在调查庭中提出请求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调低违约金，既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前提是益信公司能够从容地在银行贷到款项，恰恰相反，从当前的营商环境看，益信公司作为民营贸易企业在银行是没有任何授信额度的，益信公司只能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融资。对一个资金密集型的钢贸企业而言，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未依约付款给益信公司造成的巨大违约损失，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并不足以弥补，这对益信公司也显失公平。两审法院判决按照每天每吨4元的加价款计算，系尊重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的体现。四、两审法院未违背法定程序。（一）益信公司提起一审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双方依次签订七份钢材购销合同，益信公司依约分批向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供货，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出现逾期支付货款后，益信公司便不断催讨，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亦有陆续付款。在益信公司的催讨下，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最后一次的付款时间为2015年3月25日，益信公司一审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5年6月26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讼争七份合同的签订主体、履行方式完全一致，两审法院合并审理未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程序正确，请求驳回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从案涉七份《钢材购销合同》的内容看，双方约定的钢材价格系“以双方每次签定的‘供货确认单价格’为准，并以此按实际数量结算”。有关加价的内容均体现在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当中，即当需方逾期付款时，供方可根据需方逾期的天数，对所供应的钢材计算每天每吨1.5元到5元不等的加价款。益信公司起诉时，亦是依据该条款要求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因此，上述加价条款应属违约责任的范畴，而非价格构成条款。（二）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偏高，要求予以调低。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种违约金的计算方式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众所周知，钢材价格随市场行情波动较大，因此，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就对因需方逾期支付货款给供方造成的垫资成本（资金占用损失）进行了评估和预判，并确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法。该种违约金计算方式的确定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在该条款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应遵照执行；其次，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要求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予以调低依据不足。如前所述，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就对需方迟延付款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虽赋予当事人调整违约金的权利，但前提必须是要有证据证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而本案中，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益信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仅能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或其遭受的实际损失要远低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因此，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要求调低违约金的主张应不予支持。又由于益信公司在收到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支付的款项后所出具的绝大部分增值税发票均未明确款项性质系钢材款本金还是加价款（违约金、利息），因此，原判决在计算尚欠货款时将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所付款项先行用于抵扣加价违约金，再行抵扣货款本金，亦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三）案涉七份《钢材购销合同》签订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9月，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从2011年5月开始陆续向益信公司支付货款直至2015年3月，上述行为表明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对尚欠益信公司货款的事实是予以认可的，也一直在主动履行债务，上述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益信公司于2015年6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四）程序方面，1、案涉七份《钢材购销合同》虽系益信公司与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分别签订，但系双方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签约主体、履行方式、权利义务内容均高度一致，原审法院将七份合同合并审理，程序并无不当。2、原审法院对合同第八条加价条款性质的理解虽有不当，但从判决所附的“益信公司诉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案逾期加价款（违约金）计算一览表”上看，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加价款与益信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是一致的，并没有超出益信公司诉讼请求范围。3、益信公司在2016年2月17日的庭审笔录中，已经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偿付逾期付款加价（违约金），按合同约定标准计付，截止2015年6月15日违约金暂计4560303.64元，2015年6月16起的违约金应以955.788吨为基数，按每天每吨4元计算加价款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原判决据此判令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向益信公司支付2015年6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加价款，亦不存在违反不告不理、判超所诉的情形。 综上，长春建工厦门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二）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炳荣 审 判 员  汤仲捷 代理审判员  蔡素洁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陈汉文 书记员王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