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5民终8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石油吉林通化销售分公司辉南经营处，住所：辉南县朝阳镇爱民大街36号。负责人：杜德才，该经营处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战先，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宝库，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通化销售分公司，住所：通化市新站路206号。负责人：杜德才，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战先，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宝库，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世伟，男，198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搭连街道青年路东段9号楼2单元307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吉林兴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石油吉林通化销售分公司辉南经营处（以下简称辉南经营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通化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通化销售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世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2019）吉0523民初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辉南经营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战先、郑宝库，通化销售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战先、郑宝库，被上诉人刘世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辉南经营处、通化销售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吉0523民初33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2、请求依法判令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李宏波为案件关联人为由，认定该询问笔录不具备证据属性，系错误认定。首先，本案的涉案款项与李宏波刑事犯罪并无关联，刘世伟在辉南县公安局报案时的询问笔录中对该笔款项并未报案，（2016）吉05刑初5号李宏波刑事判决书中也并未涉及本案的任何款项及事实。因此，李宏波在本案中并不具有利害关系，本案的判决和认定不会对李宏波产生任何法定关联关系。其次，李宏波对本案的油品买卖过程最为了解，通过李宏波询问笔录中所述事实可知，对于刘世伟提走涉诉款项对应的柴油及相应的提油时间、提油车号等事实，通过我公司提供的提油票据以及部分刘世伟签名的油品配送单足以认证李宏波笔录中所述内容的真实性，该询问笔录真实、合法、有效，并不属于无效的证据种类范畴，该笔录是作为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应依法予以认定。二、一审法院认定“刘世伟就本案纠纷一直在寻求救济”的事实缺少证据支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在转款后一直就本案款项寻求救济的事实。其提供的无法与上诉人关联的刘世伟个人就医诊疗病历和既无拍摄时间又无被上诉人在场的所谓维权照片，以及无具体年份的并且并非刘世伟本人的宾馆订单复印件和齐海波结婚证复印件，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因本案款项在法定时效内向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事实。证人齐海波虽称在2016年8、9月间一同前往“讨要说法”的受害人中有刘世伟，但其并未提供任何可以佐证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齐海波称对于这次“拉横幅”讨要说法是针对李宏波刑事犯罪的相关案件，而本案并不牵涉李宏波刑事犯罪，无论是刘世伟还是齐海波并未提供任何能够证明“拉横幅”讨要说法的行为发生在2016年8、9月份这个重要的时间点。齐海波与刘世伟是十多年的好朋友，并且在齐海波因油品买卖起诉我公司的案件中{案号为（2016）吉0581民初1272号及（2017）吉05民终1128号}刘世伟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通过这一事实可知，其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对于齐海波的证言因上述原因存在极大的不真实性，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前提下，齐海波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在法定时效内就本案纠纷一直在寻求救济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为“因李宏波犯罪所涉系列案件直到2016年9月刑事案件方审结”因此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该认定系对本案与李宏波刑事案件之间关系的错误认定。一审中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解释未将本案款项一并在公安机关报案是因为被上诉人认为该款项是汇入到对公账户的油款与李宏波个人的刑事案件无关，被上诉人对于本案的款项性质已清楚的做出了认定，并且在公安机关报案时也并未提及该笔款项，通过李宏波刑事判决中并不涵盖本案争议款项这一事实，本案的诉争款项与李宏波犯罪所涉案件并无任何关联。据此，本案的诉讼时效计算不应以李宏波刑事案件是否审结为依据。被上诉人在明知本案款项与李宏波刑事犯罪无关的前提下应积极依法寻求救济，而却在法定期限内怠于行使相应权利，由此造成的超出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四、一审法院认定的油品单价缺少证据支持。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李宏波达成的关于油品单价的约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单价已经远远低于该油品当时的成本价格。一审法院在认定刘世伟提油问题上以李宏波询问笔录不具备证据属性而不予采信，却又在被上诉人无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依据该询问笔录中李宏波所述而认定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并且约定的油品单价为7000元。在同一法律事实中，对于同一份证据在认定不同事实上对证据的性质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及采信方式，该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又无任何事实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油品单价的认定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对上述各证据的认定缺少法律依据，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刘世伟辩称，一、李宏波是本案的关联人。李宏波系上诉人单位负责人，答辩人也是与他口头达成的购油协议，包括本案在内的众多案件也都是因他而起。二、原判不采信上诉人代理人询问李宏波的笔录完全正确。该笔录是主观孤证，完全是关联人李宏波凭记忆所做的片面陈述，询问人作为本案代理人人也存在选择性记录的可能，且内容上的吨数、单价等与已付油款不符，车号也不是答辩人的，所以该证据不具备证据属性。上诉人作为卖方交付买卖标的义务的证据，应是由答辩人签字的收条或其他书面凭证。三、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1、本案答辩人支付余款的时间虽然在2014年，但按上诉人的“先款后货”要求，符合交易习惯和口头约定。即使按照常理答辩人支付油款后迟迟得不到油，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不要求上诉人履行付油义务。况且证据表明，答辩人多年来一直在催促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甚至曾因此被打伤。2、答辩人在公安机关笔录中没提及本案有关问题，是因为当时公安侦查的是李宏波的个人犯罪事实。对于向上诉人单位对公账户的付款问题，公安机关没有询问，答辩人也认为这是与上诉人单位之间的买卖问题，与李宏波个人的案件无关，所以当时才没提及。但没提及并不应剥夺其向上诉人主张返还油款的权利，也不影响时效问题。3、李宏波刑事案件的审结时间关系到本案的诉讼时效认定。正是由于李宏波一案波及面太广且久久未判，上诉人才一时无法辨别众多人主张的权利性质是否为李宏波个人的诈骗款而拒绝付油，这是在情理之中，但却不影响该判决作出时间作为判断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依据之一。四、原判认定的单价正确。如果不是当年的油价低，李宏波当时也不会吸引到那么多购买者，远在抚顺的答辩人也不会舍近求远到辉南买油。而且李宏波造成的类似本案的其他案件判决书认定的单价都低于本案，原判虑及本案的证据，认定7000元/吨，已然对上诉人有利，上人此项主张和理由毫无道理。刘世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刘世伟与辉南经营处之间的买卖合同解除；二、辉南经营处返还购油款87725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7月16日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通化销售分公司对购油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三、诉讼费由辉南经营处及通化销售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宏波原系辉南经营处经理，李宏波任职期间，刘世伟与其达成口头购油协议，油价为每吨7000.00元。刘世伟于2014年6月20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号尾数1712给付217350.00元；刘世伟于2014年6月20日通过王勤中国工商银行卡号尾数0782给付45000.00元；刘世伟于2014年6月20日通过王勤中国工商银行卡号尾数0193给付404900.00元；刘世伟于2014年7月14日通过王勤中国工商银行卡号尾数0193给付210000.00元，上述共计汇款877250.00元，均转入辉南经营处对公账户。2014年7月18日，辉南经营处向刘世伟交付柴油30吨。另查明，李宏波因犯贪污罪、诈骗罪于2016年9月16日被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刘世伟就案涉油款曾于2018年6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于2018年7月23日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刘世伟与李宏波达成口头购油协议，李宏波原系辉南经营处负责人，其对外签订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刘世伟通过其本人及王勤的银行卡向辉南经营处付款877250.00元，通化销售分公司及辉南经营处对此无异议，据此可认定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关系，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辉南经营处拒绝给付油品，属违约行为，刘世伟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返还油款符合法律规定。辉南经营处非独立法人单位，隶属于通化销售分公司，通化销售分公司对辉南经营处返还刘世伟油款应承担连带责任。辉南经营处及通化销售分公司抗辩称，刘世伟已将其给付油款对应的柴油提走，并出示李宏波的询问笔录及成品油配送单予以佐证，但刘世伟不予认可。询问李宏波笔录只是李宏波凭记忆所做的陈述，且李宏波系案件关联人，该证据不具备证据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除2014年7月18日30吨油品出货单上有原告签字外，辉南经营处及通化销售分公司未能证明已全部交付刘世伟柴油的事实，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刘世伟对其中2014年7月18日30吨配送单上的签字无异议，但辩称，该配送单上的柴油所对应的油款系其于2014年6月25日汇款给李宏波个人名下的购油款，但未就此举证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由此可认定，该30吨柴油所对应的油款应包含在案涉油款之内。关于柴油价格，买卖合同当事人刘世伟及辉南经营处的原经理李宏波均认可约定价格为每吨7000.00元，故应认定每吨柴油的价格7000.00元。30吨柴油所对应的油款为210000.00元，余款667250.00元，应予返还。关于刘世伟主张的利息问题，因辉南经营处及通化销售分公司拒绝给付柴油，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承担赔偿损失即给付利息的责任。关于辉南经营处及通化销售分公司认为刘世伟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刘世伟出示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向辉南经营处及通化销售分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可认定刘世伟就本案纠纷一直在寻求救济。因李宏波犯罪所涉系列案件直到2016年9月刑事案件方审结，刘世伟于2018年6月就案涉油款提起诉讼后撤诉，基于上述事实及证据可认定，刘世伟的起诉未超诉讼时效。判决：一、解除刘世伟与辉南经营处的买卖合同；二、辉南经营处返还刘世伟油款66725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7月16日至给付完毕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通化销售分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刘世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73.00元，由刘世伟负担2100.00元；辉南经营处负担10473.00元，通化销售分公司负连带责任。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辉南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询问刘世伟笔录、本院（2016）吉05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和2014年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复印件等三份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举证证明：1、刘世伟在李宏波案发后到辉南县公安局报案时并未提及案涉购油款项，主张本案与李宏波刑事犯罪无关联，李宏波因与刘世伟关系密切，李宏波对于刘世伟所购油品整个过程比较其他买卖记忆深刻；2、被上诉人主张的油品单价，已经远远低于上诉人零号柴油的进价。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在一审庭审前均已存在，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信。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本案与李宏波关联性事宜，直接影响李宏波证明刘世伟已经拉走125吨柴油的证言是否采信问题。而双方当事人主张的关联性内容并不相同，上诉人认为刘世伟在李宏波案发后到辉南县公安局报案时并未提及案涉购油款项，所以本案与李宏波刑事犯罪无关联，且因刘世伟与李宏波关系密切，李宏波对于刘世伟所购油品整个过程比较其他买卖记忆深刻，以此证明李宏波在询问笔录中所述125吨油品已拉走的事实；而刘世伟所主张本案的关联性在于李宏波曾是上诉人辉南经营处的负责人，与本案确实存在关联关系。本院综合考虑李宏波身份、因其引发的本案以及刘世伟仅在2014年7月18日30吨油品出货单上签字等情况，一审法院没有采信李宏波证言并无不当，无法认定125吨油品已经全部交付。二、刘世伟主张的油品单价即7000元/吨问题，尽管低于上诉人单位零号柴油的进价，但是不排除李宏波在担任辉南经营处负责人期间为了竞争或者其他需要低价销售等情形。同时，结合刘世伟提供的类似案件中体现同时期油品单价均低于7000元/吨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买卖油品单价为7000元/吨亦无不当，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与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刘世伟的诉讼请求是否超出诉讼时效；二是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返还刘世伟油款667250元及相应利息的责任。首先，对于诉讼时效问题。按照当事人之间“先款后货”的口头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况且根据现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尚未全部交付刘世伟购买的零号柴油。同时，刘世伟也提供证据证明多年来一直在催促辉南经营处、通化销售分公司主张权利，要求履行义务的事实，为此，对于上诉人提出刘世伟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对于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返还刘世伟油款667250元及相应利息责任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认定上诉人已经交付刘世伟柴油的数量和油品的单价。对于交付柴油数量这一争议事实，本院已经在前段结合证据情况以及上诉人和刘世伟“关联性”问题阐述中，认定上诉人仅在2014年7月18日交付刘世伟柴油30吨。同时，对于油品单价问题，本院也在前段进行了相应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买卖油品单价为每吨7000元并无不当。为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相应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和采纳。综上所述，辉南经营处、通化销售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73.00元，由中国石油吉林通化销售分公司辉南经营处负担，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通化销售分公司负连带责任。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建敏审判员  张 娜审判员  衣 思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