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327行初47号原告：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青皮树村民组。负责人：梁龙付，男，197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系该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碧，女，196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银松，贵州恩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府西路4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6195。法定代表人：王飞，该县县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冷启富，该县副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才，余庆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超，余庆县司法局工作人员。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法定代表人：魏树旺，该市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启东，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瞿文华，男，汉族，1962年8月8日生，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义，贵州名城（余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余庆县国有林场。负责人：李治国，系余庆县种苗站（国有林场）副站长（主持工作）。委托诉讼代理人：穆黔凯，余庆县国有林场工作人员。第三人：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茅坪哨村民组。负责人：李祖伦，系该组组长。原告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青皮树村民组诉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不服林权处理决定纠纷一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3行初16号行政裁定书，将该案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青皮树村民组（以下简称青皮树村民组）组长梁龙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银松、李建碧，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冷启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才、金超，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启东，第三人瞿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义，第三人余庆县国有林场委托诉讼代理人穆黔凯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第三人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茅坪哨村民组（以下简称茅坪哨村民组）未出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青皮树村民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余府行决[2018]10号)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8]289号)；2.判决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S307余庆茅坪哨至花山公路建设和遵余高速公路建设征用了原告组的大坡林地（以下简称争议林地），2017年6月对林地征收补偿款进行分配时，第三人瞿文华以持有余庆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主张补偿款归其所有；同时，余庆县国有林场以其持有国有山林权证第42号林权证为由，认为争议地属于国有林场所有。此时，原告才知晓，对本组未承包到户的集体林地大坡林，余庆县人民政府已向瞿文华及国有林场分别颁发了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和国有山林权证第42号林权证。为此，原告向余庆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和国有山林权证第42号林权证，余庆县人民政府前后分别作出余府行决（2018）9号和10号《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对原告的申请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分别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余府行决[2018]9号和10号《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8]304号）维持《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余府行决[2018]9号）。并于同年11月16日作出《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8]289号）维持《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余府行决[2018]10号）。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决定、复议决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应依法判决撤销。理由：1.余庆县国有林场将1973年4月所立石头界碑以下的山林，填入其42号林权证没有事实依据，42号林权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的大坡林地与国有林场的边界在1973年时已经确立，国有林场制作了石头界碑立于边界上，界碑上刻有“国有林界1973年立”的字样，至今仍然存在，界碑以上属于国有林，以下属于原告的集体大坡林。2.余庆县人民政府以1990年7月16日由原龙溪区公所、平场乡政府、平场村委会和县国有林场发证工作组对大坡国有林的四至界限进行定桩划界为由，将本案争议林地的所有权确定为国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属余庆县国有林场，属认定事实错误。大坡林地在1973年已经划界，不存在边界争议；原平场乡政府、平场村委会从未管辖过原告所属村民组，无权将本案争议林地划归国有，且划界时被告所属美满村委会未参加，该次划界对原告不产生效力。3.余庆县人民政府针对同一争议林地分别做出两份不同的行政决定，将争议林地权属分别确归瞿文华和余庆县国有林场，且两份行政决定前后矛盾。原茅坪哨生产队分为青皮树生产队和茅坪哨生产队两个队，争议林地是分队时划分到原告组的，分队后不久土地和山林前后承包到户，争议林地作为集体山林一直由青皮树组集体管理，从未划分到户，更没有划分承包给瞿文华。4.第三人茅坪哨村民组不是争议地的权利人，无权主张争议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余庆县人民政府辩称，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1.原告对争议地主张权属，未提供相应权属凭证和对争议地实施有效管护的依据。其提供的《山林边界说明》并未体现原告有大坡林地或者与茅坪哨村民组共有大坡林。第三人国有林场提供了国有山林权字第42号林权证，该证记载林地包含争议林地，四至清楚。同时提供了大坡国有山林管护合同，证明其长期对争议林地实施有效管护的事实，且管护人员均为争议林地所在地村民。第三人茅坪哨村民组未提供争议地相关权属凭证及林地管护事实依据。2.经现场查勘，本案争议林地与第三人瞿文华所持（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山林不重叠。3.大坡国有林在上世纪70年代就划定。上世纪90年代，为了加强国有林的管理及确权划界工作，根据上级要求，余庆县成立了国有林定权发证工作组。1990年，由当时的龙溪区公所、平场乡政府、平场村民委员会、县国有林定权发证工作组对大坡国有林实行定桩（界碑）划界，制作了大坡国有林界图。大坡国有林未采取飞机播种，未制作飞播图。综上，40多年来，余庆县国有林场一直采取承包方式对大坡国有林进行管护，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将争议林地确权给国有林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8]289号）程序合法。瞿文华、青皮树村民组对《行政处理决定书》(余府行决[2018]10号)不服申请复议，本府立案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并在法定期限内依职权作出复议决定。余庆县人民政府做出的《行政决定书》(余府行决[2018]10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作出复议维持决定。经查，1990年7月13日至2001年10月4日，梁昌权、闫家禄承包管护涉案国有林，其承包的国有林四至和面积与国有山林权字第42号林权证记载的林地吻合。2001年10月5日至今，张树森对国有林进行承包管护，其承包的国有林四至和面积与国有山林权字第42号林权证记载的林地吻合。国有山林权字第42号林权证记载的林地与瞿文华持有的（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记载林地不重叠。故此，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书》认定事实正确，遵义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予以维持并无不当。第三人瞿文华述称：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余府行决[2018]10号）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8]289号）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撤销。涉案山林权属争议纠纷发生后，余庆县人民政府分别作出余府行决（2018）9号、1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对同一争议地，余府行决（2018）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在瞿文华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记载的大坡林四至范围，但余府行决（2018）1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争议地不在上述林权证记载的大坡林四至范围，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前后矛盾。争议林地属于瞿文华，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的四至范围包含了争议地。综上，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认定事实错误，将争议林地确认给余庆县国有林场没有法律依据。第三人余庆县国有林场述称：同意余庆县人民政府和遵义市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第三人茅坪哨村民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及证据材料。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并当庭举出了下列证据：证据1.申请书及附件（余庆县林业局公文呈批笺、处理笺，关于龙溪镇红军社区茅坪哨组与青皮树组、青皮树村民组与村民瞿文华的林地争议纠纷的报告，茅坪哨村民的申请书，关于茅坪哨组青皮树组林地权属未有划分的申请，茅坪哨村民委托书，红军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李祖伦、李某、李祖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余庆县林业局党组关于李治国同志任职通知》及李治国身份证，余庆县国有林场关于大坡国有林相关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案件来源、各方当事人的主张以及当事人间存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事实。证据2.林权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执，用以证明程序合法。证据3.对梁龙付、梁昌权、邹启祥、李江、李建碧、匡正德、苏治贤、李祖伦、李某、李祖强、李继先、瞿文华等人的调查笔录及国有林场的说明，用以证明当事人间存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主张的争议林地的地名及主张争议地的权属依据。证据4.现场查看争议示意图2份，用以证明争议地的四至及争议地相邻情况。证据5.山林划分边界说明，用以证明该说明虽无记录时间，但记录了青皮树与茅坪哨集体山林情况，其中并未记载青皮树组有大坡林地或者其与茅坪哨村民组共有大坡林地。相反证明青皮树村民组和第三人茅坪哨村民组在大坡无集体山林。证据6.青皮树村民组《证实材料》，用以证明青皮树村民组的陈述与《山林划分边界说明》相互印证，青皮树村民组和第三人茅坪哨村民组在大坡无集体山林。证据7.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及林权登记申请表，该证合法有效，用以证明该林权证载的大坡山林不在本案确定的争议林地范围（已另案处理）。证据8.证实材料（证人证词），用以证明原告在大坡处有山林，但已颁发林权证确定给第三人瞿文华使用。证据9.青皮树组林权登记申请表及林地使用权现状登记表，用以证明青皮树村民组于2007年申请对其集体山林进行登记，县人民政府对其申请登记的山林依法给予颁证。其申请中没有大坡山林，从此次颁发林权证到纠纷发生前，原告并未主张大坡山林的林地权属。证据10.国有山林权证（国有山林权字第42号）及附件（关于承包国有林区分管理协议书、关于大坡国有林定界说明、关于承包国有林区分管理协议书、合同终止协议、转贷协议、山林承包合同），用以证明国有林场范围包含争议林地，国有林场长期通过承包看管的方式对争议林地进行有效管护的事实。证据11.对张树森、闫某、梁昌权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国有林场对争议林地实施有效管理的事实，与证据10相印证。证据12.证实材料（何其平、谢孔胜出具的说明），用以证明青皮树村民组在2007年便知晓当年颁发林权证的事情，但未就争议林地是否颁证提出异议，同时说明无1973年飞机播种图纸。与证据9相印证。证据13.送达回执，用以证明余府行决[2018]10号行政决定书作出后依法送达的事实。证据14.《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余府行决[2018]9号），用以证明10号决定书及9号决定书是对不同的林地进行确权，两者并不矛盾。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2、4、5、6、13无异议；证据3中对匡正德、李祖伦、李某、李祖强、李继先、瞿文华的笔录内容不予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大坡林是属于原告的集体山林，并没有划给瞿文华；证据8中除原告提供的证实材料外，其余不予认可；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印证了原告与茅坪哨村民组分山林时涉及争议林地；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将大坡林划给国有林场；证据11有异议，原告认为对国有林场管理林地并不清楚；证据12不认可；证据14的真实性认可，对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及结果不认可。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国有林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第三人瞿文华对证据1、2、4、5、7、9、13无异议；证据3中只认可瞿文华陈述；证据6不认可，与瞿文华的林权证不符；证据8对证词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2不认可；证据14中将瞿文华山林一并划为国有林有异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并当庭举出了下列证据：证据1.立案审批表、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用以证明市政府于2018年9月17日对余庆县龙溪镇青皮树组、村民瞿文华提起的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受理。证据2.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文书委托送达函、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用以证明程序合法。证据3.余庆县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登记表，用以证明余庆县人民政府按期提交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及其他材料。证据4.行政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内容合理、有法可依。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2无异议；证据3来源于县政府，与对县政府所提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及结论有异议。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国有林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第三人瞿文华对证据1、2无异议；证据3与对县政府所提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4对复议决定书结论有异议。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并当庭举出了下列证据：证据1.遵府行复[2018]289号《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余府行决[2018]10号《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用以证明二被告作出的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证据2.余府行决(2018)9号《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2018]9号、10号行政决定书将本属于原告的集体山林分别确权给国有林场和瞿文华，前后矛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证据3.茅坪哨生产队分队协议，争议林地包含在《山林分划边界说明》中所载明的白杨林、下雷打岩范围内，用以证明争议林地系原告合法取得的事实。证据4.关于红军社区青皮树组与国有林地边界纠纷的群众会记录、余府专议(2017)93号专题会议纪要、申请书，用以证明林地权属发生争议后,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处理的事实；原告系涉案争议林地部分被征收的征收补偿款发放时才知晓大坡林部分被划为国有林、部分填发林权证明确给瞿文华，群众对此表示不服。证据5.青皮树组队有林示意图，用以证明大坡林地位置和边界情况；因历史缘故，原告有7幅林地至今未填发林权证，但不能以此剥夺原告对集体山林享有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证据6.红军社区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平场乡政府、平场村委会与国有林权发证工作组1990年将大坡林划为国有林并重新设置水泥界桩，未经原告及原告所属美满村委会同意，原告不予认可，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证据7.界碑照片，用以证明1973年，国有林场、原茅坪哨生产队对大坡林与国有林边界确定后,国有林场在边界上设置了界碑，界碑上刻有“国有林界,1973年4月立”字样,现界碑仍然存在，因此国有林与原告大坡林边界清楚。证据8.针对原告申请调取的1973年（估计时间）茅坪哨生产队与余庆县国有林勘界或者划分边界的勘界图；以及2017年和2018年5月8日及10月17日余庆县林业局法制科余建才三次到争议林地踏勘国有林界双方签字认可的勘界图，经本院调取，余庆县林业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告对林业局的说明内容不认可，认为勘界图客观存在，但被告拒不提供，应承担责任。经质证：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对证据1、2、7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4、8无异议；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对证据1、2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3、4、5、6、7、8的质证意见与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同时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对争议林地享有权属。第三人余庆县国有林场对原告所举之证的质证意见与余庆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瞿文华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4有异议；证据5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6、证据7、证据8无异议。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第三人瞿文华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并当庭举出了下列证据：证据1.瞿文华林权证及林权登记申请表，用以证明争议林地属于瞿文华林权证范围。证据2.余庆县自留山证存根，用以证明瞿文华2007年林权证来源。证据3.国有山林权证、界图及瞿文华林地界纠纷示意图，用以证明余庆县大坡国有林与瞿文华山林的边界及争议林地在瞿文华林权证范围，不在国有山林权证的范围。证据4.L49、L51宗地号征地补偿安置费公示表（二榜公示），用以证明与争议林地相邻的两边地块属于瞿文华，L50宗地号也应属于瞿文华。证据5.李某、闫某的调查笔录及证实材料、通话录音（文字翻译），用以证明争议林地属于瞿文华。证据6.公证书，用以证明原国有山林边界。证据7.余府行决（2018）9号行政决定书，用以证明大坡争议林地北至国有林界11号界桩直到12号界桩，南至国有林界13号界桩直到12号界桩，西至国有林界12号界桩、东至瞿文华土的部分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属于瞿文华所有。证据8.余府行决（2018）10号行政决定书，用以证明大坡争议林地东至土、水井湾堰沟到石脚盆直上国有林界，南至公路，西至凉水湾下沟直上国有林界，北至明岩上轮更岩隙直过、国有林界的林地所有权属国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属余庆县国有林场。证据9.《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8]304号），用以证明遵义市人民政府维持了余府行决[2018]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据10.《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8]289号），用以证明遵义市人民政府维持了余府行决[2018]1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据11.证人李某证言，用以证明上世纪90年代证人参与了国有林场石头界桩的固定，界桩以上的山林属于国家，界桩以下的山林属于瞿文华。证据12.证人闫某证言，用以证明证人于1994年从龙溪林业站处承包了大坡国有林，以界桩为界，界桩以上是国有林，界桩以下属于瞿文华。证据13.1984年大坡林栽树的工天记录本，用以证明瞿文华家当年在大坡林栽树并向工人支付工资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登记表没有按照2007年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规定的程序进行公示，且无邻界人签字确认；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争议地从未划分到户；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5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6真实性及内容由法庭审查确认；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对该决定书不服，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9、10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1证人不认可；证据12中对证人陈述争议地属于原告的证言予以认可；证据13认为栽树是真实的，但系集体栽树。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3无异议；证据4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6有异议；证据7公证书字迹不清晰，没有公章，证据来源不明，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持异议；证据8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9无异议；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1证人证言能证明9号行政决定涉及的争议地确权给瞿文华；证据12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或瞿文华所；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第三人余庆县国有林场的质证意见与余庆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余庆县国有林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质证，本院对各方证据的证明效力确认如下：对余庆县政府、遵义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均系其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收集和形成的，与本案相关联，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其提供的证据3、5、6、7、8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原告对争议林地享有权属，本院不予确认。对第三人瞿文华提供的证据1、2、3、4、7、8、9、10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5与证据12（证人李某证言）、证据13（证人闫某证言），证明了瞿文华在大坡有承包林，但不能证明瞿文华对余府行决（2018）1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确定林地范围内的部分林地享有权属，证据6是对山林承包合同进行的公证，不能证明林地权属，证据13亦不能证明瞿文华对涉案林地享有权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涉案林地位于余庆县龙××红军社区××组，小地名为“大坡”，上世纪70年代，大坡山林部分被划为国有林。1990年7月16日，原余庆县龙溪区公所、平场乡政府、平场村民委员会、县国有林定权发证工作组对大坡国有林进行定桩（界碑）划界。余庆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8月3日颁发了国有林权字第肆拾贰号国有山林权证并制作了大坡国有林界图。该证所载四至为：东从雷响云湾起经马桑坡叫花子岩抵伍家桥、南从伍家桥起沿公路直抵凉水湾、西由凉水湾起经月亮田坳直抵九里庆、北从九里庆湾湾起经化槁湾大坳韩家湾直抵雷响云湾。2007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制度实施过程中，经瞿文华申请，余庆县人民政府于同年11月15日向第三人瞿文华颁发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其中有申请表编号为52032908041206101MDYMSY98003，小地名为“大坡”的林权登记。上世纪80年代初，余庆县茅坪哨村民组与青皮树村民组同属于茅坪哨生产队。山林土地下户时，原龙坪哨生产队分为青皮树村民组和茅坪哨村民组，并对原生产队所有的山林土地进行了划分。青皮树村民组认为争议林地系分队时划分给该组的集体山林，然余庆县人民政府1990年8月3日颁发的国有林权字第肆拾贰号国有山林权证，扩大了原国有林场的林地范围，将属其所有的大坡林地划入国有林场。茅坪哨村民组认为青皮树村民组主张的争议林地系两组分队时未划分的林地，应属共有。瞿文华则认为青皮树组主张林地中的部分在其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范围内，属其所有。各方为此发生纠纷。纠纷发生后，就争议林地的权属问题，经申请，余庆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余府行决[2018]10号《余庆县人民政府政府行政决定书》，决定“争议林地的林地所有权属国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属余庆县国有林场”。原告、第三人瞿文华均不服,同时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余府行决[2018]10号《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遵府行复[2018]289号《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余府行决[2018]10号《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原告与瞿文华均不服，先后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余庆县政府和遵义市政府的上述处理决定。案件审理中，因涉及同一幅林地的处理，瞿文华申请撤回了起诉。另查明，争议林地系大坡山林的一部分，四至为余府行决[2018]10号《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确定的范围。青皮树村民组除认为本案争议林地属其所有外，同时亦认为余庆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瞿文华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所记载的山林亦属其所有，对该林权证所记载的林地权属问题，已另案作出处理。本院认为，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原告青皮树村民组与第三人余庆县国有林场、瞿文华、茅坪哨村民组因涉案林权发生争议，被告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有权作出处理决定。青皮树村民组及瞿文华对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确权处理决定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具有依法受理复议申请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书》（余府行决[2018]10号）以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8]289号），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七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出具证据。当事人不能出具证据的，不影响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依据有关证据认定争议事实”以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一款“处理林地纠纷，应当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并遵守下列规定：（一）争议各方只有一方持有有效证据的，争议的林地应当明确给持有有效证据的一方；”的规定。林权证是处理林权证争议的主要依据，只有当林权证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况下，权属争议处理机构才可以不采信该林权证，并根据其他有效证据对权属争议进行处理，否则，争议林地即应当明确给持有有效证据的一方。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在处理涉案当事人林权争议案件中，第三人余庆县国有林场提供了国有林权字第肆拾贰号国有山林权证证明对争议林地享有权属，同时提供了国有山林管护合同证明其对争议林地长期实行有效管护。原告青皮树村民组未提供土改、四固定或林业三定以来关于争议林地的权属证明，而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尚不足否定国有林权字第肆拾贰号国有山林权证确定的林地权属。第三人瞿文华虽持有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但其对该林权证所载林地范围无异议，只是认为国有林权字第肆拾贰号《国有山林权证》确定的林地范围包含了其部分林地。经现场勘查，国有林权字第肆拾贰号《国有山林权证》确定的林地与瞿文华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2005号《林权证》载明的林地系相连的两幅林地，但四至不重叠，两份山林权证书并不矛盾，故瞿文华主张对涉案争议林地中的部分林地享有权属，与事实不符。第三人茅坪哨村民组在审理中认为对争议地没有证据证明其享有权属，表示自愿放弃权属争议，本院对此不再累述。综上，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经调查取证、现场勘查、组织调解等法定程序后，依法作出《行政决定书》（余府行决[2018]10号），将争议林地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明确给余庆县国有林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8]289号）维持上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青皮树村民组要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第三人瞿文华认为上述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撤销的辩称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青皮树村民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青皮树村民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陈文东审 判 员  张 峰人民陪审员  谢 兵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安雪琴书记员朱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