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民再161号抗诉机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贺福明，男，195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牧民，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琪，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梅，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舜德，男，196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企业业主，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军，内蒙古棋盘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贺福明因与被申诉人陈舜德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6民终1206号民事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内检民（行）监[2018]15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9）内民抗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贺福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琪、赵丽梅，被申诉人陈舜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6民终120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终审法院认定苏某巴特尔收到的草牧场转让款中包含陈舜德支付的51.5万元缺乏证据证明。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贺福明向苏某巴特尔支付的草牧场转让款是100.5万元还是49万元。贺福明主张其向苏某巴特尔支付了100.5万元，并提供苏某巴特尔及其妻子吉仁其其格出具的内容为“今借到贺福明现金100.5万元”的借条（当事人均认可为收条）。陈舜德主张苏某巴特尔收到的100.5万元中，有51.5万元是陈舜德支付的，其提供了苏某巴特尔及其妻子吉仁其其格的证人证言及2014年10月9日给付苏某巴特尔现金20万元、2014年11月10日帮苏某巴特尔还款现金1.5万元、2014年11月18日转账给苏某巴特尔30万元共计51.5万元的证据。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贺福明提供苏某巴特尔夫妻双方签字的现金收款书面凭证，完成了举证责任。陈舜德提供的证据中，2014年11月18日30万元转账凭证明确记载打款用途为“货款”，不能证明支付的是涉案草场转让款；证人苏某巴特尔及吉仁其其格在三次庭审中对收到转让款的数额分别陈述为98万、135万、120万元，表述不一；关于2014年10月9日支付20万元现金仅有陈舜德会计王小英的陈述，王小英与陈舜德具有利害关系，且苏某巴特尔向未实际付款的人出具收款收条不符合常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终审法院认定苏某巴特尔收到的草牧场转让款中包含陈舜德支付的51.5万元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贺福明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陈舜德答辩称，2015年5月12日苏某巴特尔给陈舜德出具的条据明确写明收到贺福明代陈舜德支付的现金490000元，并未写明收到贺福明100.5万元。2014年12月20日苏某巴特尔给贺福明出具的借条100.5万元，来源是贺福明从陈舜德处收款后支付给苏某巴特尔共计49万元，陈舜德分三次直接支付给苏某巴特尔515000元，合计100.5万元，贺福明引诱苏某巴特尔打条，以此拖延给付，其申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陈舜德一审诉讼请求：要求贺福明返还231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贺福明反诉请求：要求陈舜德偿还垫付的284000元以及该费用的利息20959.2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自2014年12月20日计算至提起反诉之日）以及从提起反诉之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要求陈舜德支付执行委托事务的报酬10000元并承担本案的反诉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8日陈舜德给贺福明出具《委托书》，委托贺福明分别办理苏某巴特尔和额尔定图等草牧场转让事宜，期限到2015年12月31日，委托书中未约定委托费用。2014年9月3日，贺福明代陈舜德与额尔定图、牡丹花、阿日并达来签订草牧场转让合同，转让草场5012亩，每亩390元；2014年9月4日，与苏某巴特尔、吉仁其其格签订草牧场转让合同，转让草场4000亩，每亩390元。合同签订后，贺福明陆续从陈舜德手中取得113万元草牧场转让款并向两户草牧场的出卖人进行了付款，其中付额尔定图的草牧场转让款为409000元。2014年12月20日，苏某巴特尔和吉仁其其格向贺福明出具借条一支，借条内容为今借贺福明现金1005000元；2015年5月12日，陈舜德、贺福明及牧民额尔定图、苏某巴特尔进行结算，贺福明向陈舜德出具231000元借据一支，借款事由为草牧场款（付牧民）；草场出卖人额尔定图向陈舜德出具409000元借条一支，借款内容为今借到贺福明代陈舜德支付现金409000元，落款时间下面注明截止2015年5月12日与额尔定图、阿日并达来的账已结清，并有贺福明的签字。草场转让人苏某巴特尔向陈舜德出具借条一支，内容为今借到贺福明代陈舜德支付的现金490000元。另查明苏某巴特尔从陈舜德处收到过以下款项:2014年10月9日借现金200000元；2014年11月10日借现金15000元；2014年11月18日陈舜德向贺福明转账300000元；2014年12月25日陈舜德向贺福明转账290000元；2014年12月25日借现金10000元。以上还款苏某巴特尔向陈舜德出具借据，其中15000元为其朋友杨军代写，300000元转账和290000元转账苏某巴特尔于2015年5月12日向陈舜德出具590000元借条一支。苏某巴特尔除与陈舜德之间存在买卖草牧场合同的关系外，再无其他经济往来。2015年5月12日以后，贺福明再没有向牧民付过款。本案中所出具的与草牧场款相关的借条等同于收条，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约定，由受委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委托合同，贺福明受陈舜德委托办理草牧场买卖事务，故本案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双方构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贺福明到底付给苏某巴特尔多少草牧场款？贺福明依据的是2014年12月20日，苏雅拉巴特尔夫妇向贺福明出具的1005000元借条一支，证明自己向苏某巴特尔夫妇付草牧场款1005000元，苏某巴特尔夫妇出庭作证时，对该借据的真实性并不否认，但认为是陈舜德与贺福明共同向其支付的款项，且证人在法庭的提问环节一再证实了上述观点。贺福明认为证人苏某巴特尔夫妇已经在出庭作证时认可了其收到贺福明1005000元的草牧场款，但从贺福明代理人向证人的提问中可以看出，贺福明代理人只是在问证人有没有收到款，并没有明确收到谁付的款，但在其后的问答环节，证人的回答进一步明确了贺福明代陈舜德共向其给付草牧场转让款490000元，包含在该1005000元草牧场转让款中，故综合来看证人苏某巴特尔、吉仁其其格的回答，并未承认该1005000元草牧场转让款是从贺福明手中给付，故综合来看证人的回答，该1005000元借据不能达到贺福明的证明目的，且贺福明对该大额付款说不出款项来源、付款类型、时间，也未提供相应的取款、转账凭证，故对贺福明辩称该1005000元为其向苏某巴特尔夫妇支付的意见难以采信。相反，陈舜德提供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与其诉称相一致：首先，陈舜德向贺福明付款1130000元，无论是陈舜德出示的其向贺福明每次的付款的条据，还是2015年5月2日双方及牧民算账时出具的条据，都能对陈舜德向贺福明给付1130000元草牧场款的事实形成很好的印证；其次在2014年12月20日之前陈舜德自己总共向苏某巴特尔付过三次款分别是2014年10月9日付给苏某巴特尔200000元现金，2014年11月18日给苏某巴特尔转账300000元，2014年11月10日给苏某巴特尔还账15000元，上述三笔款都有苏某巴特尔向陈舜德出具的借条和相应的取款和转账凭证共计515000元，而苏某巴特尔、吉仁其其格在2014年12月20日向贺福明出具的条据为1005000元，两者相减得到的数字是490000元，正好印证了苏某巴特尔出庭作证时的证言“490000元包含在1005000元之中，最后打的总条子”且2015年5月12日，陈舜德、贺福明及苏某巴特尔、额尔定图在一起算账时，苏某巴特尔、额尔定图向陈舜德出具条据，证明其分别共计从贺福明处拿走草牧场转让款490000元和409000元亦印证了上述事实。故贺福明向苏某巴特尔、吉仁其其格实际支付草牧场款为490000元，并非1005000元。加上贺福明支付给额尔定图的409000元草牧场款，贺福明一共向两位牧民支付草牧场款为899000元，但陈舜德实际支付贺福明1130000元草牧场款，而贺福明在2015年5月12日以后再未向两牧民支付过草牧场款，故贺福明手里应该还有231000元的草牧场款未付，故陈舜德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贺福明反诉请求陈舜德返还其垫付的284000元的草牧场款及其利息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对于贺福明请求支付委托费用10000元的主张，因双方在委托合同中并无约定，且在之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也无补充，贺福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委托合同的报酬存在约定的事实，故该院对贺福明请求支付委托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贺福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陈舜德草牧场转让款231000元；二、驳回贺福明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766元，反诉费6026元，合计10792元由贺福明负担。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开庭笔录记载，贺福明曾陈述其与陈舜德及额尔定图、苏某巴特尔于2015年5月12日一起进行过结算。贺福明主张其向苏某巴特尔付款数额为1005000元（但仅有490000元有相应的凭证），依据为苏某巴特尔夫妇于2014年12月20日向其出具的借据一张，但与此借据相矛盾的是苏某巴特尔于2015年5月12日出具的一张内容为收到贺福明代陈舜德支付490000元的借条。双方对490000元包含在1005000元均没有异议，但490000元借条形成时间晚于1005000元借条的形成时间，且形成时间为几方最后一起结算的时间，故490000元是贺福明支付给苏某巴特尔的最终数额。苏某巴特尔曾作证，其收到贺福明支付的数额为490000元，于2015年5月12日结算时出具的借条，其余均是陈舜德向其支付，且有陈舜德的银行打款凭证及苏某巴特尔出具的借条予以佐证，故对贺福明主张向苏某巴特尔支付1005000元不予认定。贺福明与陈舜德签订的委托合同中对委托报酬并未约定，故对贺福明请求委托报酬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92元，由贺福明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舜德要求贺福明返还21.3万元的依据以及贺福明要求陈舜德给付28.4万元的依据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陈舜德共给付贺福明113万元的款项数额没有争议，争议在于贺福明给牧民苏某巴雅尔、吉仁其其格支付款项的数额。贺福明主张依据苏某巴特尔、吉仁其其格于2014年12月20日向其出具付款数额为100.5万元的借据，加上其向牧民额尔定图支付的40.9万元，其已向牧民多支付款项。但根据陈舜德提供的由苏雅尔巴特尔于2015年5月12日出具的“收到贺福明代陈舜德支付490000元”的借条，结合一审庭审笔录载明贺福明认可其与陈舜德、额尔定图、苏某巴特儿三方在2015年5月12日一起进行过结算的事实，以及苏某巴特尔作证证明其收到贺福明支付的数额为49万元的事实，能够认定三方于2015年5月12日进行过结算，苏某巴特儿于2015年5月12日结算时出具了收到贺福明给付款项49万元的事实。而贺福明在5月12日向陈舜德出具21.3万元的借条，亦能说明双方结算的过程。同时，依据陈舜德提供的向苏某巴特儿支付款项的凭据，能够认定陈舜德向苏某巴特尔给付了除49万元之外的其他部分款项，而苏某巴特尔对陈舜德的付款凭证亦认可。则陈舜德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已高于贺福明提供的100.5万元借条的证明力，因此，一、二审法院综合以上事实认定除49万元是由贺福明向苏某巴特尔支付的外，其余均是由陈舜德向苏某巴特尔支付并无不当。关于贺福明的反诉请求部分，其主张已经多支付款项，应由陈舜德返还且应当由陈舜德给付其完成委托事项的费用问题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二审未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6民终120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佐玲审判员  王 帅审判员  杜 娟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吴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