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4民初12207号原告：李延军，男，1973年3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苏州市。被告：上海汇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霍俊娟，上海汇隽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峰，上海汇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延军与被告上海汇隽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吴红兰独任审判，于2019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延军、被告上海汇隽律师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霍俊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延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开具律师代理费发票；2、要求被告退回其律师代理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万元。审理中，原告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第2项诉讼为要求被告退回其律师代理费4.9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上海国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其涉案期间，妻子宦永霞代其与被告上海汇隽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编号为汇隽律(2018)字第200号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委托办理取保候审事项。被告口头承诺不成功退还款项，但不肯书面写于合同之上。后在其妻子的要求下，将“取保候审未成功退还”字样写在了收款收据上。后，取保候审并未办理成功，故其要求被告退回为此所收费用。但其于2019年4月16日刑满释放后前往被告处要求退费时，却遭到了拒绝。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被告上海汇隽律师事务所辩称，其所因代理原告所涉民事、刑事案件，先后与原告夫妇签订过4份法律服务合同，分别是：汇隽律(2018)字第147号民事案件委托合同(以下简称147号民事委托合同)、汇隽律(2018)字第196号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以下简称196号刑事委托合同)、汇隽律(2018)字第230号民事案件委托合同(以下简称230号民事委托合同)、汇隽律(2018)字第200号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以下简称200号刑事委托合同)。对应上述4份合同应收且原告已付的律师代理费金额，其所开具了总额为8.7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发票五张，包括：1、2018年6月6日金额5,000元的发票一张、2019年5月7日金额1.5万元的发票一张，该2张发票分别对应147号民事委托合同的预付款以及按照合同约定按调解、和解或者判决金额为基数的6%酌情计收的余款，合计2万元;2、2019年5月7日金额5万元的发票一张以及金额1.3万元的发票一张，分别对应196号刑事委托合同的律师代理费及超额会见13次按每次1,000元收取的会见费；3、2019年5月7日金额4,000元的发票一张，对应230号民事委托合同律师代理费。另外，200号刑事委托合同因原告不符合办理取保候审条件而未实际履行，所收取的3万元律师代理费已经用以冲抵了涉案其他合同所欠的律师代理费。其所在代理上述合同过程中，由于出现了代理工作量剧增、超额会见、无法履行等新情况，经双方沟通，在合同履行中就有关律师代理费收取金额作了部分重新调整，具体在2018年12月27日的接待笔录中有详细记录，接待当日，其所依据涉案合同实际情况而将涉案合同以打包方式确定律师代理费统收8.7万元，并明确200号刑事委托合同已收的律师代理费3万元用于冲抵其他涉案合同费用，故在当时经核原告已付律师代理费4.9万元的情况下，要求原告再行支付律师代理费3.8万元。2019年1月，原告主动将律师代理费3.8万元给付其所。由此可见，其所在代理原告上述涉案合同中合法合约收取律师代理费，并未多收原告任何费用。原告要求退还律师代理费4.9万元的诉请，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后认定事实如下：经审理查明事实一，原告系上海国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28日，原告以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147号民事委托合同，约定由被告指派霍俊娟律师为原告公司与上海旺禹实业有限公司间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提供一审阶段法律服务，并约定律师代理费于订立协议当日预付5,000元，余款按照判决、调解或和解金额为基数计收6%，于案件办理终结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当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预付款5,000元。之后，该案历经双方当事人多次自行协商、司法调解以及诉讼程序，于2018年12月18日以本院作出撤诉裁定审结【详见(2018)沪0114民初8800号】。查明事实二，2018年7月18日，原告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刑事拘留【详见(2018)沪0114刑初1930号】。2018年7月21日，原告妻子宦永霞代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汇隽律(2017)字第号刑事案件委托合同(即被告辩称的196号刑事委托合同)，约定由被告指派沈会律师为原告故意伤害一案在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法院审理阶段提供刑事法律服务，收取律师代理费30,000元，其中协议当日预付10,000元，报请批捕后再支付余款20,000元。当日，原告妻子宦永霞支付被告律师代理费10,000元。该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指派律师至嘉定区看守所会见原告19次，其中超额会见13次。依据被告提供的2018年7月30日会见笔录显示，系原告主动提出希望被告最多2天会见一次，被告为此明确告知原告若超额会见将按照每次1,000元标准收取超额会见费，原告对此未持异议。同年7月25日，因原告意欲申请取保候审，原告妻子宦永霞再次代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200号刑事委托合同，约定由被告指派沈会律师在原告取保候审阶段提供法律服务，收取律师代理费5万元，于协议当日付清。当日，宦永霞通过支付宝方式给付被告律师代理费3万元。被告向宦永霞开具收据，并在收款事由一栏注明“律师代理费(如果取保候审未成功退还)”字样。之后，原告因故未申请取保候审，致该合同未实际履行。查明事实三，2018年8月23日，原告妻子宦永霞又代原告以上海国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230号民事委托合同，约定由被告指派霍俊娟律师为原告公司与陈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提供仲裁阶段法律服务，收取律师代理费4,000元，于协议当日付清。当日，原告通过上海国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支付宝转账方式给付被告律师代理费4,000元。查明事实四，2018年12月27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霍俊娟在被告事务所与被告妻子宦永霞进行谈话，并制作了接待笔录，笔录中载明“律(即霍俊娟)：现在要和您核对一下律师代理费用，目前您已支付上海国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旺禹实业有限公司民事案件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按照合同约定，应当还有判决、调解或者和解金额的6%。刑事案件您已支付人民币4万元，其中包括侦查阶段的程序费用1万元，以及会见费用等，经结算超额会见截止目前13次，计费13,000元，阶段费用每阶段2万元，阶段费用尚有4万元未支付，取保候审阶段收取了3万元律师代理费，用于抵扣后续两个阶段的费用，故还须收取1万元阶段费用。鉴于你们的情况特殊，而且民事案件在和解的时候做了较大让步，为了争取刑事的谅解，所以相关律师代理费用我们也将做出调整。因此，最后律师代理费总计3.8万元，由1.3万元会见费，1万元阶段费，1.5万元民事案件费用。当(即宦永霞)：好的，我知道了，我同意支付。”宦永霞并在接待笔录尾部签名确认。2019年1月3日，上海国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给付律师代理费3.8万元。综上，截止2019年1月3日止，原告共计向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8.7万元。查明事实五，2019年3月14日，本院就原告犯故意伤害罪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九个月，刑期至2019年4月16日止。刑满释放后，原告夫妇至被告处以取保候审未成功为由要求被告退还所交付律师代理费，被告以该律师代理费已经冲抵其他合同费用为由拒绝退款。双方当事人为此争执不下，故涉诉讼。审理中，原告对被告收取的147号民事委托合同预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230号民事委托合同律师代理费4,000元予以认可；但对于147号民事委托合同收取的剩余律师代理费1.5万元、以及196号刑事委托合同收取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会见费1.3万元均不予认可，并认为根据接待笔录，双方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打包价应为3.8万元，故被告应当将多收的4.9万元予以退还。原告并表示愿意与被告进行调解。被告则表示，其已经按照涉案合同约定为原告提供了相应法律服务，律师费代理费的收取亦是基于对原告遭遇的同情而按照友情价所收取的必要的费用，且该收费完全符合《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规定，并未多收原告任何费用。而原告就该律师代理费事宜四处投诉被告，对被告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故坚决不同意调解，要求由法院依法裁决。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汇隽律(2018)字第147号民事案件委托合同、汇隽律(2017)第号刑事案件委托合同、汇隽律(2018)字第200号刑事案件委托合同、汇隽律(2018)字第230号民事案件委托合同、律师代理费收据、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证人宦永霞的证人证言、被告提供的接待笔录、律师代理费发票、会见笔录以及庭审笔录等为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涉案四份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均以合同书形式订立，且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故该四份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自双方签字或者盖章时均已依法成立。合同依法成立后，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230号民事委托合同均已按照所签订的合同书约定全面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但对于涉案其余三份合同，从被告提供的2018年12月27日的接待笔录可见，双方当事人合意于接待笔录中对该三份合同进行了变更或解除，具体为：对于147号民事委托合同，笔录中明确该合同在已预付5,000元律师代理费的基础上，再按余款以判决、调解或者和解金额的6%计收的约定收取余款1.5万元；对于196号刑事委托合同，笔录中明确阶段费用按每阶段2万元标准收取，故将律师代理费调整为5万元，并另行按每次1,000元收取13次超额会见费1.3万元，共计6.3万元；对于200号刑事委托合同，笔录中明确因取保候审未实际办理，被告已收取的律师代理费3万元用于抵扣196号刑事委托合同后续两个阶段费用。由此，去除原告已支付三份合同的律师代理费4.5万元，确定“最后律师费总计3.8万元。”。对于上述有关律师代理费的调整，原告妻子宦永霞合并作出“好的，我知道了，我同意支付。”的答复，并在笔录上签字确认。联系该接待笔录上下文，不难看出笔录中“最后律师费总计3.8万元”这句话，本意是指“在已经支付了4.5万元的基础上，最后律师代理费还需再支付3.8万元”。原告关于其依据接待笔录认为双方所约定的涉案律师代理费打包价系3.8万元，而非支付律师代理费尾款3.8万元的庭审意见，既与接待笔录中双方关于律师代理费的真实约定不符，又与其通过上海国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账户于2019年1月3日主动将3.8万元给付被告的行为相悖，故对原告的上述庭审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确认本案双方就涉案147号民事委托合同、196号刑事委托合同、230号民事委托合同合意确定的律师代理费总价应为8.7万元，且该收费亦未违反《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规定。本案中，被告按照约定为原告提供了相应法律服务，原告也给付了被告律师代理费8.7万元，双方均已按照约定履行了涉案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原告要求被告退回律师代理费4.9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延军关于要求被告上海汇隽律师事务所退还其律师代理费人民币49,000元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5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12.50元，由原告李延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红兰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姝彤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