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9865号原告：黄益和，男，汉族，1965年10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光平，广东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燕妮（同时为被告王奕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女，汉族，1988年8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石狮市。被告：王奕池，男，汉族，1987年9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石狮市。原告黄益和诉被告李燕妮、王奕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益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光平，被告李燕妮（同为被告王奕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货款362095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本案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931号长江国际服装城自编首层A076房从事服装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两被告共同经营利斯特旺童装商行。自2014年4月至2016年11月，原告向两被告供应各种型号的童裤，被告首先通过微信将需要的童裤的尺寸、型号和数量发给原告，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生产完毕后将童裤送至被告指定的地址，被告确认收到货后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一直未能及时足额支付货款，至2017年1月26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362098元。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均未支付。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两被告答辩称，确认拖欠原告货款，但是欠款没有这么多，具体拖欠金额为53979元；不同意支付原告利息。经审理查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原告向两被告出售童裤，原告向被告送货时被告并不会签署送货单。两被告对在本案共同承担责任无异议。原告为证实其向两被告送货共计3018130元的情况，提供了送货单，两被告对其中五笔送货单存在异议，认为根据其制作的进货明细，并未收取到上述五张送货单对应的货物。双方确认，有争议的五张送货单的详情情况为：2014年9月1日、金额为60810元、数量为3240条的送货单（NO.0000130），2014年9月6日、金额为98735元、数量为5250条的送货单（NO.0000131），2014年9月17日、金额为27900元、数量为1500条的送货单（NO.0000200），2015年8月22日、金额为3726元、数量为216条的送货单（NO.0000414），2015年9月28日、金额为1716元、数量为108条的送货单（NO.0000426），上述五张送货单金额共计为192887元。除上述编号为NO.0000200的2015年9月17日的送货单外，在2015年9月17日还有NO.0000201、金额为3420元的送货单，两被告对该单无异议；除上述编号为NO.0000426的2015年9月28日的送货单外，在2015年9月28日还有NO.0000427、金额54500元，NO.0000428、金额51780元的送货单，两被告对该单无异议。原告认为，虽然并未签收送货单，但原告的送货单是连号的，且2014年8月27日、9月5日、9月17日，2015年9月28日的送货单，已通过微信记录发送，微信记录中的图片可证实两被告是确认收到了上述货物，另外2018年6月27日原告通过微信记录将货款总额拍照发送给被告，要求被告支付362095元（起诉的金额），两被告也未提出异议，也可证实两被告收取了上述货物。但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的图片均已无法加载，未能显示任何信息；其中2015年9月28日原告表示“十三单、十四单均已完成”，被告李燕妮表示“帮我把这两单送到长盛国际A区G11，13单包外帮我编1,14单编2”；2018年6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欠款明细后，被告未再回复过原告发送的任何内容。两被告表示，2015年9月28日的13、14单在被告制作的进货记录表上有记载；因为当时原告表示要去法院起诉被告，所以就未再回复原告发送的内容。原告为证实向两被告送货及付款的情况，还提供了：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记录以及自己制作的支付货款明细，原告认为被告已支付给原告的货款总金额为2600103元。两被告对银行明细、微信记录无异议，对原告自己制作的支付货款明细不确认，并对原告计算的付款金额有异议，为此两被告制作了汇款明细以及收货付款结余明细表，计算得出两被告总进货金额为2825243元，已支付给原告的货款金额为2771264元。原、被告双方关于付款争议的部分为原告是否免除了两被告一笔金额为97333元、一笔为73828元的差价，上述争议共计171161元。被告提供的汇款明细已将上述97333元、73828元作为付款计算在内。其中被告提供的汇款明细第一页（5.16-10.31）合计金额为543657元，第二页（11.19-8.15）合计金额为818436元，第三页（8.20-12.23）合计金额为790000元，第四页记载12.28为30000元、12.31为30000元，1.5为30000元，1.12为30000元，1.16为30000元。被告提供的进货明细第一页（4.27-7.23）合计金额为191436元，第二页（7.26-12.10）合计418095元，第三页记载1.16进货1716元。根据双方沟通的微信记录显示，2017年5月5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一张图片，图片内容显示为“2015年1月-6月……差价一共97333元”，并表示“你对一下，2015年上半年的”，但原告并未回复被告该消息。两被告认为，原告并未就被告提出的差价提出异议，视为原告默认同意扣除；原告则表示，从未同意扣除97333元的差价。关于73828元的差价，在原告自己制作的支付货款明细中记载，“12月28日至12月31日汇6万-60000”得“809588”，以及“1月5日计809588-73828=735758”。两被告认为该记载可以证实原告是同意扣除73828元的差价；原告认为，原告起诉的金额已经扣减了73828元。针对两被告提交的进货记录以及汇款记录显示，原告认为，两被告隐瞒了在2015年1月8日前向原告进货的事实。理由如下：根据两被告制作的进货记录，其中自2014年4月27日至2015年1月16日止，两被告确认共向原告进货611247元（191436元+418095元+1716元），而根据两被告提交的汇款记录显示，自2014年5月16日至2015年1月8日止，两被告确认共向原告支付货款690493元（543657元+31836元+35000元+50000元+30000元），以上事实说明两被告在2015年1月8日前支付的货款已经超出进货金额79246元，足以证明两被告在2015年1月8日前隐瞒了向原告进货的事实，两被告在未收到货前不可能预先支付79246元的货款给原告，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2014年4月27日开始供货，在2014年5月16日才支付货款，足以证实原告有在2014年9月1日、9月6日、9月17日向两被告供货，而两被告为逃避责任故意隐瞒收到上述货物的事实。两被告表示，汇款记录上于2014年12月11日付款的35000元，故2014年货款已经结清；因临近过年且下的订单数量较多，所以按原告要求提前支付部分定金，于2014年12月31日汇款50000元作为2015年1号订单定金，2015年1月8日汇款30000元为2号订单定金，2015年1月20日汇款40000元为3号订单定金，上述记录在明细表上已进行详细记录；原告向两被告供货期间，两被告都是以微信方式告知原告所需数量以及送货地址，原告将货物送到目的地后仓库都会出具一张入仓单给原告，原告也会以微信发送图片的方式将入仓单以及送货单发送给被告以告知送货数量、货款及货已入仓凭证，但上述五张送货单，两被告都并未收到原告发送的入仓单的微信记录。针对两被告上述意见，原告回应认为，至2014年12月10日，被告共向原告进货609531元，而从被告提交的汇款记录显示，至2014年12月11日，被告共向原告支付货款610493元，相比进货款项，被告向原告多付了962元，从双方交易习惯以及庭审陈述可知，被告不可能多付款项给原告，也从未向原告表明过2014年货款已经结清，相反只能证实两被告提供的进货记录存在隐瞒；原告从未向被告要求过支付定金，被告也无任何证据证实原告收过所谓的定金，两被告提交的进存明细表是两被告收到本案应诉材料后单方制作，且两被告主张将定金分三次支付给原告也不符合常理，双方并未约定支付定金的金额和时间，两被告支付的上述三笔款项实际就是从2014年4月27日开始原告供货的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两被告有否收取2014年9月1日的送货单（NO.0000130）、2014年9月6日的送货单（NO.0000131）、2014年9月17日的送货单（NO.0000200）、2015年8月22日的送货单（NO.0000414）、2015年9月28日的送货单（NO.0000426）项下的货物。原告确认其向两被告送货并无签收单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的图片也已经无法显示；虽2015年9月28日被告曾在微信记录中确认收到十三、十四单，但在当日，原告还向两被告送货两单，仅从上述记录内容无法判断送货的是否为（NO.0000426）项下的货物；至于原告2018年6月27日向被告发送的欠款明细，被告李燕妮并未给予回复，不能视为两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欠款金额无异议；至于原告主张根据两被告提供的进货以及汇款记录可显示2015年1月8日前被告付款金额超过进货金额的问题，在双方对于如何付款以及是否预付定金并未有明确约定，且差额也无法与送货单金额直接对应一致的情况下，仅以此无法确定两被告还收取了原告2014年9月1日的送货单（NO.0000130）、2014年9月6日的送货单（NO.0000131）、2014年9月17日的送货单（NO.0000200）项下的货物。综上分析，原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向两被告交付了2014年9月1日的送货单（NO.0000130）、2014年9月6日的送货单（NO.0000131）、2014年9月17日的送货单（NO.0000200）、2015年8月22日的送货单（NO.0000414）、2015年9月28日的送货单（NO.0000426）项下的货物，本院对于原告主张该部分货款的请求也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两被告主张原告免除的款项是否成立。对于第一笔款项97333元，虽被告曾向原告发送“2015年1月-6月……差价一共97333元”的内容，并表示“你对一下，2015年上半年的”，但原告并未回复被告该消息，不能视为原告对该项差价的减免进行了确认。据此，本院对两被告主张扣减97333元差价的意见不予采信。至于第二笔款项73828元，在原告自己制作的支付货款明细中记载，“12月28日至12月31日汇6万-60000”得“809588”，以及“1月5日计809588-73828=735758”，由上述内容可知，原告同意扣减73828元，本院对两被告主张扣减该笔差价73828元的意见予以采纳。至于本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金额，应由原告已向两被告送货金额减去两被告已付款金额得出。原告主张向两被告送货共计3018130元，扣减2014年9月1日的送货单（NO.0000130）、2014年9月6日的送货单（NO.0000131）、2014年9月17日的送货单（NO.0000200）、2015年8月22日的送货单（NO.0000414）、2015年9月28日的送货单（NO.0000426）项下的货物的款项192887元后，可知原告向两被告送货的总金额为2825243元。原告确认两被告已付的金额2600103元与两被告主张向原告已付款金额2771264元的差额171161元，即为上述97333元与73828元，因本院对被告主张应减免97333元的差额并未予以采信，故应认定两被告已支付金额为2673931元（2600103元+73828元）。据此，可至两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的金额为2825243元-2673931元=151312元。因两被告至今未能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故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但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为标准计算利息过高，应进行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故两被告应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燕妮、王奕池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益和支付货款151312元及利息（从2019年2月27日起，以欠付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益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731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黄益和负担3404.76元，由被告王奕池、李燕妮负担3326.2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丽娟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人民陪审员  张友辉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书 记 员  严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