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03民初13547号 原告：陈凯晖，男，197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武雄、石志武，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镇海路上古街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200426600660A。 法定代表人：姜杰，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棉、陈雯，该院法务办工作人员。 陈凯晖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陈凯晖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武雄、石志武，第一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棉、陈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凯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第一医院赔偿陈凯晖各项经济损失1000000元；2.第一医院赔偿陈凯晖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第一医院承担。之后陈凯晖变更诉求为：1.第一医院赔偿陈凯晖各项经济损失共2965238.06元（清单详见附件一）；2.第一医院赔偿陈凯晖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16日，原告以“行走不稳半年”为主诉到被告处进行住院治疗，经检查，入院初步诊断为1、椎管内肿物、2.颈椎间盘突出，初步诊疗方案为完善检查，排除手术禁忌后手术治疗，2016年6月21日及2016年6月22日，被告分别对原告进行了两次手术，手术后原告下半身无知觉，此后原告继续在被告处进行康复治疗，但病情无回转，2016年10月19日原告办理出院，总计住院125天。随后，原告转至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治疗，2017年3月17日，原告投保的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中天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对原告进行伤残鉴定，鉴定结果为伤残等级一级。原告据此向被告要求赔偿损失，但被告置之不理。据此，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第一医院辩称：一、被告对原告陈凯晖诊断成立，手术指征明确，术式合理。这得到了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1787号鉴定意见书的认可。 首先，鉴定意见书在第5页第1段肯定了被告的术前诊断。原告是“以行走不稳半年”为主诉在2016年6月16日入住被告处的，在入院半年前就已出现双下肢无力，行走费劲。入院后行胸锥MRI+腰椎MRI提示：颈椎C3-7椎间盘膨出，T12-L1节段见椎管内占位病变。入院诊断为：1、椎管内肿物2、颈椎间盘突出。 其次，鉴定意见书在第5页第1段肯定了被告所采取的手术方式。因原告入院查体双下肢远端肌力III级，左侧巴氏征阳性，与MRI检查见椎管内占位病变的影像学检查相符合，有明确的手术指征，明确原告诊断后，被告即行术前讨论并制定详细的诊疗计划，完善术前检查后，与患者及家属进行了充分详细的沟通，告知手术的风险及意外（包括双下肢无力，二便失禁等），征得患者及家属的同意，并签署了手术同意书，于2016年6月21日全麻下行椎管内病损切除术+椎管减压术，手术顺利。 2、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1787号鉴定意见书明确写明：“原告病情复杂，周围马尾神经、血管包绕肿物，肿物切除术中出血是医方尽力避免却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即便医方术后及时再次手术，治疗效果亦难以保证”。由此可见，在鉴定机构认可“被告采取的手术方式、原告术中出血为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的前提下，却认定被告的过错是原告双下肢损害后果加重的共同作用因素，被告认为责任比例过高，应酌定在轻微责任。 首先，原告病情疑难，正如鉴定意见书第5页倒数第3段所述“术中见肿物位于圆锥内，周围马尾神经、血管等包绕，术中出血是医方尽力避免却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即便医方术后及时再次手术，治疗效果亦难以保证”。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第81页手术记录单记载：“...，术中取下T11--L1棘突锥板复合物，剪开硬模，可见肿物位于圆锥内，大小约6.5x2cm，被马尾神经包绕，圆锥表面静脉迂曲扩张，术中正中切开肿瘤表面，先以超声刀做肿瘤内减压切除，沿肿瘤边界，剥离肿瘤包膜。肿瘤送常规病理，术野彻底止血后，冲洗液清凉，取人工硬脑膜补片减张缝合硬脊膜，行T11-L1去锥板椎管减压术，留置硬模外引流。”术后病理明确为脊髓内神经鞘瘤。而脊髓内神经鞘瘤为少见椎管内肿瘤，与绝大多数神经鞘瘤位于脊髓外不同，原告肿瘤位于脊髓内。手术是此类疾病唯一治疗方案，手术切除难度及风险较髓外肿瘤大大增加。 其次，针对原告病情复杂和治疗风险，鉴定意见书第5页倒数第3段阐述“患者术前已签署手术同意书，”说明被告已尽到风险告知义务，术前被告主管医生与原告及其家属就手术方式、手术风险及并发症进行充分沟通。 原告所行手术术后存在的并发症，包括肢体瘫痪和感觉障碍；大小便功能障碍；伤口感染；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术后血肿。（详见鉴定材料所附文献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神经外科分册2013第一版，88），在术前被告主管医生与原告及家属反复沟通解释，详细说明手术方案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并发症，原告及家属术前已充分知情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并发症（详见被告证据材料第59页），原告及家属认可并签字确认。 退一步讲，因原告术前已出现下肢肌力下降，病情进展下，即便患者所罹患的神经鞘瘤不进行手术治疗，最终的结果也会导致瘫痪。 再次，对于鉴定意见书所提的“被告存在术前准备不足、术中止血不彻底、术后诊疗延误”的过错，是造成陈凯晖双下肢损害后果加重的共同作用因素。被告认为该过错理由违背病历的记载，不应予采纳： 其一：关于鉴定意见认为的“术前未行血管造影检查”，被告认为：血管造影检查为有创检查，并不作为术前的常规检查项目。根据原告的入院查体，被告已按照指南规定对原告行CT及MRI等常规检查，不可能在患者无任何相应症状的情况下，对患者行昂贵的、有创的检查。 其二：关于鉴定意见认为的“术中止血不彻底”，被告认为：根据被告证据材料第81页手术记录单记载“止血术野，...”，神经外科肿瘤手术都为显微手术，在显微镜下放大的视野一般0.5~5cm，根据常识，在如此视野下，稍有出血，均会暴露无遗。根据神经外科的操作规范，关闭术野前，生理盐水的冲洗，将提示是否出血。此次手术中在显微镜下止血仔细，出血约100ml（含开放椎管前皮肤、软组织出血），未输血。完全符合诊疗规范。因此，原告不存在术中出血的情况，不能排除术后原告因为自身因素导致出血。 其三，关于鉴定意见认为的“术后诊疗存在延误”，被告认为：原告第一次手术时间为6月21日，17：50出手术室。当晚19:00即行胸腰椎CT检查未提示出血，术后第1天上午（6月22日）查胸腰椎MRI示：椎管内肿物切除术后改变，T6以下椎管内蛛网膜下腔积血，有明确急诊探查手术指征，遂急诊于全麻下行椎管减压术。第一次手术后不到24小时内发现并立即行血肿清除手术。故不存在不重视，不及时的情况。 综合以上阐述，被告认为鉴定意见认为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原告双下肢损害后果加重的共同作用因素，属于认定责任比例过高。应酌定在轻微责任。 三、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1787号鉴定意见书明确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双下肢损害后果加重”，而“双下肢损害后果加重”被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1787号鉴定意见书明确鉴定为“五级伤残”。因此，原告诉求残疾赔偿金按照一级伤残计算毫无依据。 四、尚正司鉴[2019]临鉴字第100号鉴定意见书明确：“原告入院前需要部分护理依赖，目前需完全护理依赖”，且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已鉴定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双下肢加重”，按照两份鉴定意见书的表述，被告只对原告损害后果加重导致增加的护理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附录B规定：部分护理依赖按照完全护理依赖的50%计算，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双下肢损害加重”，因此，应扣除原告术前因自身疾病需要的护理依赖，被告只对“加重”后果增加的50%的护理费承担责任。 5、尚正司鉴[2019]临鉴字第100号鉴定意见书明确写明：“因原告二便功能障碍需间歇导尿、药物辅助排便等，因此暂评定其后续两年内每月医疗依赖及康复治疗费用需人民币800-1200元，”因此可见，原告故意忽略鉴定机构关于“每月医疗依赖”的概念，在诉求中将康复费用定为每月1200元，并重复提出了各项依赖用品，属于重复主张，违背了鉴定机构针对原告所委托鉴定事项作出的鉴定意见。 原告在诉求中提出的“各项护理用品和辅助器具费”应提供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而不是随意任其主张。况且原告在委托鉴定事项中并未提出“医疗依赖”的概念，只提出后续康复治疗费的鉴定事项。所谓“医疗依赖”，参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4.1.4“特殊医疗依赖是指工伤致残后必须终身接受特殊药物、特殊医疗设备或装置进行治疗”的表述，医疗依赖包括了特殊医疗设备和装置，那么原告在诉求中重复提出的“训练助行器、矫形器”等均属于特殊医疗装置，不能予以重复主张。 综上所述，鉴定意见同样认为原告病情复杂，手术风险高。手术必然带来风险或意外，医院只能在患方知情同意手术风险的前提下提供可能的医疗行为，否则所有的医疗行为都将无以为继？医疗无法治疗所有的疾病和救治所有患者，只能确保所有处理及治疗遵循医疗诊疗常规。恳请法庭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酌定被告对原告双下肢损害后果加重的责任程度为轻微责任，并依法做出公正的判决。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以下内容进行司法鉴定：1.第一医院对陈凯晖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行为与陈凯晖的伤残等级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被告申请对陈凯晖的伤残等级进行司法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17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陈凯晖为以上鉴定支付鉴定费10200.01元。之后原告还申请对其护理依赖程度及期限、后续治疗费进行司法鉴定评定，就上述鉴定事项，福建尚正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3月13日出具尚正司鉴[2019]临鉴字第1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陈凯晖为该项鉴定支付鉴定费2400元。庭审中，因原、被告双方无法就原告今后必需的护理用品及残疾辅助器具费用达成一致，故原告另外申请对其必要配置基本护理用品及辅助器具进行司法鉴定（包括但不限于护理用品、辅助器具的价格、使用期限、使用周期等）。德林义肢矫形康复器材（深圳）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德林义公司）于2019年5月8日出具闽德林评估书190501号残疾辅助器具评估证明，陈凯晖为该项鉴定支付鉴定费30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16日，原告以“行走不稳半年”为主诉到被告处住院治疗，经检查，入院初步诊断为1.椎管内肿物；2.颈椎间盘突出。2016年6月21日原告在被告处行椎管内病损切除术（T11-L1）+椎管减压术（T11-L1），术后原告诉双下肢无知觉、痛觉，不能自主活动，硬膜外引流出70ML暗红色血性液体，2016年6月22日原告在被告处急诊行椎管切开探查+扩大减压术（T6-T11）。2016年10月19日原告办理出院，住院共计125天，出院诊断：1.椎管内肿物（神经鞘瘤）；2.颈椎间盘突出；3.脊髓损伤；4.脊髓出血。出院时情况：双上肢肌力正常，双下肢肌力0级，双上肢肌张力正常，双下肢肌张力较低，双上肢浅感觉正常，脐缘水平以下浅感觉、深感觉消失，双下肢生理反射消失，病理征未引出。原告在第一医院的医疗费总计330897.31元，个人实际支出为123329.56元。 原告于2016年10月20日至2017年3月31日在北京博爱医院住院进行康复治疗共计162天，入院初步诊断：1.胸3脊髓损伤（AISB级）；2.椎管内肿物（T12-L1，神经鞘瘤）切除术后；3.C3-7椎间盘膨出。出院诊断：1.胸3脊髓损伤（AISB级）；2.椎管内肿物（T12-L1，神经鞘瘤）切除术后；3.C3-7椎间盘膨出；4.神经源性膀胱；5.神经源肠道。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总计193635.52元。该住院期间，北京首卫康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为陈凯晖提供护工护理服务，陈凯晖支付21280元护工费。 原告以“神经鞘瘤术后2年，背部皮肤溃破流液1月”于2018年10月14日至2018年11月24日在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庚医院）住院治疗41天，入院诊断：1.神经鞘瘤术后切口感染；2.双下肢瘫痪。2018年10月25日行腰椎感染病灶切除+彻底清创术，2018年11月14日行背部伤口清创缝合。出院诊断：1.神经鞘瘤术后切口感染；2.双下肢瘫痪。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17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一）医疗行为评估：1.本例医方依据患者症状、检查等，临床诊断成立。无论肿物位于脊髓内或外，均需手术切除治疗，手术指征明确，术式合理。但医方术前应予局部血管造影或增强影像检查，明确肿物供血状况，减少术中出血，应认为医方术前准备不充分。2.患者06-21术后，医方予激素、脱水、抗炎等治疗合理；但患者术后麻醉清醒后，出现双下肢无痛觉、不能自主活动等病情后，医方应予及时MRI检查或再次手术探查。3.患者06-22上午经MRI检查后，医方予及时再次手术合理，术中见脊髓腹侧陈旧血肿，应认为医方首次术中止血不彻底。医方术后诊疗符合规范。（二）因果关系分析：1.本例医方术前准备不足、术中止血不彻底、术后诊疗存在延误，应认为医方存在过错，其过错与陈凯晖双下肢损害后果的加重存在因果关系。2.脊髓神经鞘瘤系源自神经鞘的肿瘤。本例患者系中年男性，入院前半年病情逐渐加重，肌电图显示双下肢广泛性神经源性损害，术中见肿物位于圆锥内，周围马尾神经、血管等包绕。肿物切除术中出血系医方尽力避免而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即便医方术后及时再次手术，治疗效果亦难以保证。患者术前签署手术同意书，应认为存在患者病情复杂和治疗风险因素。综上所述，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陈凯晖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过错与陈凯晖双下肢损害后果的加重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同时存在患者自身病情等因素，综合医、患双方因素，以认定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诊疗因素及患者自身病情等因素系陈凯晖双下肢损害后果加重的共同作用因素较为适宜合理。（三）伤残等级、被鉴定人陈凯晖2016-6-16入院前左下肢无力、行走费劲；肌电图显示双下肢广泛性神经源性损害；入院查体见双下肢近端肌力V级，远端肌力III级，以双下肢肌力IV级认定，伤残等级参照两院三部2017-01-01《人体损伤致残程度等级》5.7.1.5之规定，属七级残；被鉴定人陈凯晖2016-6-21经手术治疗后，目前双下肢自主活动完全丧失，大小便功能障碍，伤残等级符合两院三部2017-01-01《人体损伤致残程度等级》5.7.1.5之规定，评定为一级残。即陈凯晖双下肢损害后果的加重程度符合五级残。 福建尚正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1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被鉴定人陈凯晖入院时需部分护理依赖，现生存期内需完全护理依赖。2.被鉴定人陈凯晖后续两年内每月医疗依赖及康复费约需人民币800元-1200元。 德林义公司闽德林评估书190501号残疾辅助器具评估证明出具康复器具装配意见：建议配置国产普通适用型残疾辅助器具，共六项：（一）高靠背轮椅，价格1500元，使用年限约三年；（二）一次性导尿包，每月所需费用约1440元；（三)助行器，价格500元，使用年限约四年；（四）防褥疮床垫，价格3000元，使用年限约三年；（五）一次性尿片和一次性尿裤，每个月所需费用约750元；（六）踝足矫形器，价格1800元，使用年限约三年。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第一医院对陈凯晖诊疗行为的过错程度、赔偿比例；二、陈凯晖主张的各项实际损失如何认定。 本院分析如下：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一医院对陈凯晖的诊疗行为术前准备不足、术中止血不彻底、术后诊疗存在延误，存在过错，其过错与陈凯晖双下肢损害后果的加重存在因果关系，但同时存在患者自身病情等因素，综合医、患双方因素，故陈凯晖双下肢损害后果加重系第一医院的诊疗因素及患者自身病情等因素共同作用所致，故本院认定第一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的参与度为50%。本院综合全案各方因素，在精神损害抚慰金单独计赔外，认定第一医院应当对陈凯晖的全部损失承担50%的赔偿比例。 2、陈凯晖主张的各项实际损失如何认定。本院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及在案证据，逐项分析如下： （一）残疾赔偿金。陈凯晖主张以一级伤残标准赔偿，并提出以2018年度厦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401元/年×20年=1088020元计算。第一医院认为根据鉴定意见，应该以五级伤残标准按照54401元×20年×60%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根据鉴定意见，陈凯晖入院前为七级残，由于第一医院诊疗过错成为一级残，其残疾加重为五级，本院认为应按陈凯晖伤残加重程度计算残疾赔偿金，故采纳第一医院的该项答辩意见，认定残疾赔偿金金额为54401元（2018年度厦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60%=652812元。 （二）医疗费。陈凯晖诉求第一医院赔偿医疗费共计589227.93元，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及在案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陈凯晖主张其在第一医院支出医疗费330897.31元，并提供相应票据。在案无证据证明其中2018年10月3日在急诊外科及整形美容烧伤科所支出的860元费用与陈凯晖2016年6月16日至2016年10月19日在第一医院治疗涉案“椎管内肿物”疾病具有关联性，故该860元不予纳入赔偿范围。另，根据陈凯晖提交的票据，上述医疗费用陈凯晖个人实际支出为123329.56元，其实际支出的费用可纳入赔偿范围；；2.陈凯晖主张其在北京博爱医院支出193635.52元医疗费用，第一医院提出陈凯晖前往北京博爱医院住院161天进行康复训练，未有医生开具的处方单或其他有效证据，故其缺乏证据证明康复训练与其治疗之间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关联性，第一医院仅认可经本案委托鉴定机构鉴定原告所需的医疗依赖及康复治疗费用为800-1200元/月。本院认为，陈凯晖2016年10月19日从第一医院出院后，次日便入住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治疗的项目与内容与陈凯晖在第一医院的出院诊断及身体情况具有关联性，治疗的天数与其病症与状态相符，亦具有合理性，故在案证据显示陈凯晖个人支付的193635.52元应纳入赔偿范围；3.陈凯晖主张其在厦门长庚医院支出64695.1元医疗费用，第一医院认为该次住院发生于手术治疗2年后，陈凯晖以“切口感染”入院，未有证据证明该次入院与第一医院诊疗过错有关，不应计入赔偿范围，且其中10000元的非医保诊查费用，无任何病历和凭证予以支持，应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陈凯晖2018年10月14日-2018年11月24日入住长庚医院进行相关治疗主要针对其背部皮肤溃破流液，与第一医院的涉案诊疗行为并无充分的关联性，故该部分医疗费用不应纳入赔偿范围。 综上，本院确认陈凯晖可纳入赔偿范围的医疗费总计123329.56+193635.52元=316965.08元。 （三）误工费。陈凯晖主张10000÷21.75×855天（2016年6月16日-2018年10月14日）=393103元。原告仅提供厦门凯航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具的个人收入证明，未有其他辅证，不足以证明其职业及收入情况。虽然在案未有误工损伤证明，但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都具有劳动力价值，可以获得收入，故被告应该赔偿原告误工损失，因在案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陈凯晖从事的行业，本院综合本案情况根据厦门市农林牧渔行业收入标准确认陈凯晖讼争手术后至评残前的850天的误工损失计算为：63787元/年÷365天/年×850天=148545元。 （四）被扶养人生活费。陈凯晖主张从其出院时间起算，父母亲计算到80周岁，儿女计算到18周岁，即父亲7年、母亲13年、儿子11年、女儿18年，其需要承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上一年度厦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929元×15.5=541399.5元。第一医院对于陈凯晖计算的起算点有异议。第一医院认为根据司法判例应当从定残之日起算，且原告已经有主张误工费，误工费已经弥补了他的收入损失。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陈凯晖的父母共生育两女一子（一女已去世），两人现均已退休且都有退休工资，在案无证据证明陈凯晖的父母属于“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陈凯晖主张的其父母亲的被扶养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陈凯晖的儿子陈泊铭于2009年11月9日出生，女儿陈思洁于2016年11月1日出生，两名子女现均系未成年人，陈凯晖与其配偶均应承担法定抚养义务至子女成年，因陈凯晖有主张定残之前的误工费，故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从其2018年10月15日定残之日起算，根据2018年度厦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以及涉案诊疗行为对陈凯晖丧失劳动能力的影响加重程度计算为：（34929×9+34929×7÷2）×60%=261967.5元。 （5）护理费。陈凯晖诉求赔偿护理费总计1596170元。本院分析如下：1.评残之前，陈凯晖称有票据的护理费为38400元，但开具38400元票据的单位为博爱方特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该主体并非为陈凯晖提供护工服务的公司，票据商品名称为“康复治疗费”，与护理费亦不相关，本院不予支持。陈凯晖于2016年10月20日至2017年3月31日在北京博爱医院住院进行康复治疗共计162天，陈凯晖支付北京首卫康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21280元护工费。该笔费用有《委托协议书》、《收据》（5张）为证，可予支持；2.评残之前，陈凯晖主张无票据的护理费为（855-160）天×70元/天=48650元，因陈凯晖2016年6月16日住院至其2018年10月15日定残，期间为850天，扣除原告在北京博爱医院住院进行康复治疗的162天，根据陈凯晖诉求70元/天的标准，本院支持该期间护理费为（850-162）天×70元/天=48160元；3.评残之后，陈凯晖要求按照社平工资每月6288元计算20年护理费的诉求缺乏依据，本院根据厦门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行情，采纳200元/天/人的标准，并综合考虑陈凯晖的年龄、伤残等级、护理程度、医院过错程度、当事人诉讼成本等各因素，确认本案以10年期限标准计算陈凯晖评残后的护理费暂为（365天/年×200元/天）×10年=730000元。综上，陈凯晖的护理费总计799440元。鉴于陈凯晖入住第一医院诊疗前为七级残，鉴定意见亦显示其入院时需部分护理依赖，而现生存期内需要完全护理依赖，故根据其加重程度，其护理费总额799440×60%=479664元纳入赔偿金额计算基数。 （六）住院伙食补助费。陈凯晖诉求328天×100元/天=32800元，被告提出陈凯晖在厦门长庚医院住院诊疗与第一医院诊疗过错缺乏关联性，不能由被告承担该期间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认为，陈凯晖2018年10月14日至2018年11月24日在厦门长庚医院住院治疗41天主要系处理“神经鞘瘤术后2年，背部皮肤溃破流液1月”的病症，该病症与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故采纳第一医院的答辩意见，认定陈凯晖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25+162）天×100元/天=28700元。 （七）营养费。陈凯晖以医疗费×10%-15%标准诉求，第一医院认为营养费是指出院后需加强营养的情况，而原告自从被告处出院后即前往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训练，并不存在需加强营养的情况，本院认为，陈凯晖从第一医院出院后前往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训练，为良好康复，该期间恰恰需要增强营养，故对第一医院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陈凯晖在第一医院和北京博爱医院产生的与涉案诊疗行为和结果相关的医疗费总计（330897.31-860）+193635.52=523672.83元，本院确认其营养费为523672.83×10%=52367.3元。 （八）康复治疗费。陈凯晖主张根据尚正鉴定意见书按照一个月1200元的标准计算两年的费用共28800元。第一医院提出陈凯晖重复主张该项费用。本院认为，鉴于福建尚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明确原告确需康复训练并明确理了康复费用标准，结合考虑陈凯晖已进行康复治疗实际所支出的费用，本院对陈凯晖主张1200元/月，两年内需护理依赖费用28800元的诉求予以支持。但陈凯晖在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训练的费用已按照康复治疗费计入医疗费损失，故该项28800元康复费系陈凯晖2017年3月31日从北京博爱医院出院后，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康复费用。 （九）必要配置基本护理用品及辅助器具费。陈凯晖以20年期限标准主张5722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第一医院意见如下：1.对德林义公司的资质提出质疑；2.陈凯晖在术前就存在双下肢行走不稳的情况，入院前就需部分护理依赖，故其术前必然也会需要用到轮椅、助行器、踝足矫形器这三项辅助器具，所以被告对这三项仅需承担加重程度部分的赔偿金额；3.尚正鉴定意见书认定其后续每月医疗依赖和康复治疗费用为800-1200元，医疗依赖费用已经包含导尿费用，故不能再重复主张一次性导尿包的费用；4.以5年为年限给付比较符合相应法律精神。 本院认为，德林义公司系双方在鉴定之前共同选定的鉴定机构，该机构持厦门市假肢、矫形器装配企业资格认定证书，两名鉴定人员均有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故第一医院对该公司鉴定资质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陈凯晖在入院前行走不稳并不必然使用轮椅、助行器、踝足矫形器，且恰恰是其涉案疾病导致其该症状，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导致陈凯晖残疾等级加重至一级残，使得陈凯晖必须使用轮椅、助行器、踝足矫形器等辅助器具，故应承担相应辅助器具的赔偿金。鉴于：1.本院在申请德林义公司鉴定之时，已经将福建尚正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1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检材提交，德林义公司仍然确认了一次性导尿包费用，可见具有一定必要性；2.且根据德林义公司的鉴定，仅一次性导尿包的费用即为1440元/月，已超过尚正司法鉴定中心所确认的陈凯晖每月800元-1200元医疗依赖及康复费总额，故第一医院认为陈凯晖每月800元-1200元医疗依赖及康复费用中包含了一次性导尿包的费用的说法，本院不予采纳。故本院对第一医院要求排除一次性导尿包费用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涉案鉴定的意见标准，多项残疾辅助器具的使用年限为三年，且消耗器材的价格亦逐年变化，故本院在本案中确认陈凯晖评残后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以6年期限标准计算，具体如下：1.高靠背轮椅，1500元/张×（6÷3）张=3000元；（二）一次性导尿包，1440元/月×12月/年×6年=103680元；（三)助行器，500元/个×（6÷4）个=750元；（四）防褥疮床垫，3000元/张×（6÷3）张=6000元；（五）一次性尿片和一次性尿裤，750元/月×12月/年×6年=54000元；（六）踝足矫形器，1800元/个×（6÷3）个=3600元。上述合计171030元。 10、交通费。陈凯晖主张住院期间328天，家属和陪护人员一天30元交通费30元/天×2人×328天=19680元。但在案并无票据证明，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11、鉴定费。陈凯晖主张17900.01元鉴定费，因本案审理过程中启动鉴定程序，故陈凯晖起诉前自行委托鉴定鉴定机构鉴定产生的费用不应纳入本案赔偿范围，因此本院仅确认本案产生的司法鉴定费用共计15600.01元。 12、精神损害抚慰金。陈凯晖诉求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一医院辩称陈凯晖主张过高，其给陈凯晖造成的损害后果是五级伤残，且考虑原告入院情况，结合鉴定意见的认定，认为应酌定在2万元。本院认为，涉案的医疗损害后果对陈凯晖本人及家庭造成的精神损害毋庸置疑，但考虑到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与一般侵权案件的不同，陈凯晖系患病入院治疗，手术本身存在一定风险，医方诊疗行为的出发点在于救死扶伤，主观并无恶意，本院综合本市平均生活水平、医方过错程度，酌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0000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结合前述分析，陈凯晖各项实际损失共计2196450.89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可单独计赔，其他项目共计2156450.89元按本院认定的50%责任比例分配。综上，本案第一医院赔偿金额总计为2156450.89元×50%+40000元=1118225.45元。 陈凯晖评残后的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康复费用，在本案暂定的相应年限届满后，若陈凯晖仍需实际支出上述各项费用，陈凯晖可另行依法主张。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凯晖1118225.45元； 二、驳回陈凯晖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1321.9元，减半收取计15660.95元，由陈凯晖负担8228.94元，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负担7432.01元，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曾争志）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书记 员（ 高 健 ） 代书记员 郑茹岚 附件一：起诉状赔偿项目清单 1、残疾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401元/年×20年=1088020元。 2、医疗费589227.93元。 （第一医院330897.31+193635.52+54695.1+10000） 3、被扶养人生活费：父亲7年、母亲13年、儿子11年、女儿18年；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929元×15.5=541399.5元。 4、误工费：10000/21.75×855=393103元。 5、护理费：1596170元。 6、住院伙食补助费：328天×100元=32800元。 7、营养费：62763元。 8、康复治疗费：暂计两年为28800元。 9、必要配置基本护理用品及辅助器具费：572200元。 10、交通费：30×2×328=19680元。 11、鉴定费：17900.01元。 以上合计4942063.44元 12、精神抚慰金：100000元。 总计：4942063.44×60%=2965238.06+100000=3065238.06元。 附件二：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 （六）赔偿损失； ……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javascript:SLC(34937,0)?)》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