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78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魏亚英，女，1969年9月2日生，汉族，住河北省新乐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尹相民，男，1990年4月7日生，汉族，住址同上。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河北国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卫，男，1984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新乐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尹龙，男，1987年3月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新乐市。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德谦，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亚英、尹相民因与被上诉人李卫、尹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4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亚英、尹相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和被上诉人李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德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亚英、尹相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驳回李卫、尹龙的诉讼请求，支持魏亚英、尹相民的反诉请求；三、由李卫、尹龙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11月1日尹荣新、张老平与李卫、尹龙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的《山东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系两个独立协议，该协议约定投资800万元，下欠50万元没有履行，魏亚英、尹相民应当按照该协议履行义务，支付固定回报400万元。上述事实认定是错误的。首先，关于2013年11月1日《合作协议书》与2013年11月13日《山东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之间关联性的问题。尹荣新与山东联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明确载明了合作项目投资3,000万元，并明确约定了利息及固定回报问题，尹荣新与李卫、尹龙之间的合作协议约定的李卫、尹龙投资800万元正是尹荣新和联孚公司投资协议3,000万元中的一部分，李卫、尹龙也予以认可。该协议同样约定了利息和固定回报，该协议是建立在尹荣新和联孚公司投资协议基础之上，同时在协议明确约定了成本及回报根据山东协议给款的时间节点为准并附该协议，违约责任与山东协议的违约责任也一脉相承，山东项目刚开始合作不久，双方就终止合作，为此，尹荣新与联孚公司之间进行了一次诉讼，该案经一、二审判决均认定双方合作关系早已终止的事实，既然尹荣新与李卫、尹龙合作的前提是山东项目的正常履行而山东项目根本就不能履行而终止，尹荣新与李卫、尹龙之间的合作协议也因履行基础不存在而应终止或解除，一审判决让魏亚英、尹相民继续履行该合作协议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在尹荣新为李卫、尹龙出具的合作协议借据中注明，800万元借款共计偿还了750万元，同时在2015年12月15日李卫也给尹荣新出具收条证明上述50万元早已偿还完毕，但李卫、尹龙坚称该50万元系2014年10月21日双方合作涞源项目入股的退款，并提供了投资入股款收条，但涞源项目迄今为止根本就没有结算，更没有任何一个股东退出，李卫、尹龙称该款系退股款没有事实根据。再次，李卫、尹龙索要入股款本金及利息，魏亚英、尹相民和联孚公司之间的借款本金诉讼经过法院审理现在正处于执行阶段，迄今为止本金根本没有执行完毕，更没有涉及利息，李卫、尹龙向魏亚英、尹相民主张本金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四，李卫在另一诉讼中作为证人早已知晓联孚公司与魏亚英、尹相民合同终止转化为民间借贷的事实，自双方合作协议签订到履行过程，均表明双方投资入股法律关系终止的事实，一审法院对魏亚英、尹相民的反诉事实及依据均未认真进行审理查明，直接判决不允许解除合作协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1月1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独立协议，该协议虽然名为合作协议但应当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事实。在该合作协议履行中，李卫、尹龙从不参与尹荣新与联孚公司的项目合作经营事宜，只分享投资本金、利息和固定回报，该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部分合伙人收回出资本金并按固定比例收取利润，且不承担经营风险，该约定事实上属于保底性质条款，违背了合伙关系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原则，该条款应属无效。此种情形下，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构成合伙关系，而应成立借贷法律关系。其次，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2017）冀0184民初1664号案诉讼过程中，李卫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其曾经跟随尹荣新到联孚公司索要3,000万元投资款的事实，并没有说明是李卫、尹龙向魏亚英、尹相民主张权利的事实，因此认定李卫、尹龙一直向魏亚英、尹相民主张权利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2013年11月1日《合作协议书》甲方为尹荣新、张老平，乙方为李卫，上述合作协议内容说明系三方法律关系而非是两方关系，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尹荣新与张老平系连带责任关系，李卫、尹龙直接向谁主张权利都行，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李卫、尹龙答辩称，一、李卫、尹龙与尹荣新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合法有效的协议，与尹荣新和联孚公司签订的《山东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签订主体不同，系两份独立的协议，只是李卫、尹龙与尹荣新在签订《合作协议书》时，就付款时间节点引用了《山东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的付款时间节点约定。所以，一审法院认为：“尹荣新与李卫、尹龙之间的合作协议仍具有约束力，不应予以解除。尹荣新去世后，魏亚英、尹相民作为尹荣新的法定继承人有义务在所继承的尹荣新遗产范围内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是正确的。这符合合同的独立性和相对性原则，《山东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是否终止并不影响本案《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在尹荣新诉联孚公司及康立霞民间借贷纷一案中，尹荣新明确作出了诉权保留，联孚公司、康立霞在该案中也多次表示：“尹荣新所垫付的工程款数额需要进行工程决算才能认定，期间联孚公司多次通知尹荣新进行相应的工作，但是尹荣新始终未配合，最终导致久拖不决。”这可以证明，魏亚英、尹相民可以通过另诉主张其工程利润，李卫、尹龙与尹荣新的合作协议是独立的协议，且系在合作的工程大部分完成后签订的协议，具有结算的性质，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合法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李卫、尹龙与尹荣新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合法有效合同，且魏亚英、尹相民没有解除合同的法定理由。李卫、尹龙与尹荣新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包含了垫资和合作建设两方面的内容，是合同签订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系合法有效的合同。李卫、尹龙在协议签订后已经完全履行了约定的义务，除了垫付前期款项外，还单独或共同参与了合作项目的建设工程，魏亚英、尹相民没有事实或法律上可以解除合同的理由。其次，李卫、尹龙与尹荣新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合作项目阶段性完成后具有结算条款的协议，不是在合作项目一开始就签订的保底性条款，应当作为认定李卫、尹龙与尹荣新权利义务的合法依据。李卫、尹龙与尹荣新之间的《合作协议书》是在大部分合作项目已经完工半年多后才签订，利润分配条款是具有结算性质的条款。尹荣新与李卫、尹龙签订合作协议并约定利润，是在尹荣新与联孚公司签订《山东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有明确预期利润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李卫、尹龙不止垫付了800万资金到合作项目，还全程实际参与了合作事务。《合作协议书》的另一方张老平未出资，也未实际参与任何建设项目，所以李卫、尹龙暂时只向魏亚英、尹相民主张权利，这是李卫、尹龙的诉权，魏亚英、尹相民也并未向法庭递交追加被告的申请，一审法院未通知张老平出庭并无不当。李卫、尹龙在合作项目单独承建了部分宿舍楼工程，但在垫资投入大量资金完成初步工程后，基于尹荣新的要求，将宿舍楼工程移交给了他人，只收取了工料款，未获得任何利润和违约赔偿。后李卫、尹龙又将800万资金投到整个合作项目上，并全程参与了项目合作事务。李卫、尹龙在山东合作项目前后投资千余万元，其中大部分系高息借款，后又投入大量时间、人力、物力在合作项目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可尹荣新及魏亚英、尹相民没有按照约定支付李卫、尹龙垫资本金及利息，更没有支付任何利润，李卫、尹龙已经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尹荣新在另案中只向联孚公司主张了245万元本金和利息（声明诉权保留），魏亚英、尹相民完全可以向联孚公司继续主张其利润，而李卫、尹龙不能越过魏亚英、尹相民向联孚公司主张权利。如果《合作协议书》被解除，将显失公平，也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李卫、尹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魏亚英、尹相民以继承的尹荣新遗产偿还合伙建设垫资本金50万元、800万元垫资本金产生的利息1,724,333.33元（利息自2013年11月10日起至起诉还本递减按月息2%计算）及约定的利润400万元和未按月支付利润的违约金349.8万元，合计9,722,333.33元。魏亚英、尹相民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依法解除案涉2013年11月1日《合作协议书》及借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尹荣新系魏亚英的丈夫，尹相民的父亲，于2018年去世。尹荣新生前于2013年11月1日和张老平（案外人）共同作为甲方与李卫、尹龙（乙方）签订协议，约定：乙方给甲方投资800万元，甲方支付回报400万元并按月息2分计付利息，每三个月结息一次；二、成本及利润按甲方与联孚公司所签协议约定付款时间节点为准；三、甲方如违约逾期付款，则加倍偿还本金及利息。协议签订后，李卫、尹龙将800万元付给尹荣新，尹荣新于2013年11月10日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月息2分，自2013年11月10日开始计息。2013年11月13日尹荣新（乙方）与联孚公司（甲方）签订协议，约定：一、联孚公司项目占地1,000亩；二、乙方前期建厂垫付资金3,000万元，甲方按照乙方的资金实际到账时间及月利率3%向乙方计付利息；三、总工程量完成80%时甲方给付乙方固定利润2,000万元，整体3,000万元的投资款、利息及固定回报甲方保证于2014年2月底前一次性清结；四、甲方如违反协议约定的期限付款，期间利息按本协议约定月利率的双倍计算。后尹荣新于2014年4月15日还李卫、尹龙本金400万元，2014年5月4日还本金150万元，2014年7月29日还本金100万元，2014年12月29日还本金50万元，2015年8月9日还本金50万元，上述还款共计750万元，至今尚欠本金50万元未还。李卫、尹龙承建了联孚公司的部分建设项目。尹荣新生前曾向该院起诉联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根发的妻子康立霞，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该院作出（2017）冀0184民初1664号民事判决认定：自2013年6月份起，尹荣新如约向联孚公司累计投资3,000万元，后因联孚公司后期投资未到位，导致双方合作终止，经双方协商一致将尹荣新投资的3,000万元转为借款，按月息3分计算利息，联孚公司承诺于2014年2月底一次性付清，康立霞为尹荣新出具了借条，并由联孚公司在借据上盖章予以担保，借条载明：“康立霞借尹荣新工程款3,000万元，2013年7月5日”。后经催要给付了部分款，尚欠本金245.75万元未付。2013年11月13日为证明从初始合作开始至终止合作期间的相关事宜，联孚公司作为甲方，尹荣新作为乙方，双方补签了《山东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尹荣新在起诉状中陈述，因联孚公司迟迟不予付款，致其负债累累，因此给其造成了巨大损失，对此尹荣新保留诉权。该案的判决结果为：限康立霞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尹荣新借款本金247.75万元并自2014年3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息；联孚公司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判后康立霞及联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1民终1094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同时还认定，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5日的借条实际签署时间为2014年后，其落款日期为倒签后补。李卫在该院（2017）冀0184民初1664号案中作为尹荣新的证人出具书面证言，称曾多次跟随尹荣新向联孚公司讨要其投资款，因为尹荣新的垫付款中有自己的款，自己也想尽快讨回欠款。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李卫作为该院（2017）冀0184民初1664号案中尹荣新的证人为尹荣新出具书面证言，说明尹荣新对李卫、尹龙的主张予以认可，李卫一直在主张权利，因此，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应否通知张老平参加诉讼问题。因张老平与尹荣新共同作为协议一方，二人属于合伙关系，每个人对合伙债务均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请求合伙人的任何一个人履行偿还合伙债务的义务，故本案无必要通知张老平参加诉讼。尹荣新生前与李卫、尹龙签订协议，双方就应严格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虽然尹荣新与联孚公司合作已经终止，但李卫、尹龙与尹荣新的合作协议和尹荣新与联孚公司的协议是两个独立的协议，而且尹荣新在与联孚公司终止合作时，并未与李卫、尹龙就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如何处理达成协议，之后直到其2018年去世前仍未达成新的协议，因此，尹荣新与李卫、尹龙之间的合作协议仍具有约束力，不应予以解除。尹荣新去世后，魏亚英、尹相民作为尹荣新法定继承人，有义务在所继承的尹荣新遗产范围内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50万元本金应继续偿还，利息应当支付，并且应支付400万元的固定利润。根据法律规定，利息与违约金之和不得高于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的限额，其超出部分无效，故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之外的违约金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判决：一、魏亚英、尹相民在各自所继承尹荣新遗产的范围内共同偿还李卫、尹龙50万元本金及利息，并支付400万元的固定利润。利息按年利率24%分段计算，其中自2013年11月10日至2014年4月15日按本金800万元计息；自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5月4日按本金400万元计息；自2014年5月5日至2014年7月29日按本金250万元计息；自2014年7月30日至2014年12月29日按本金150万元计息；自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8月9日按本金100万元计息；自2015年8月10日起按本金50万元计息，至本金50万元还清之日止；二、驳回魏亚英、尹相民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79,660元，减半收取计39,830元，不再退还，由李卫、尹龙共同负担12,145元，由魏亚英、尹相民共同负担27,685元；反诉费19,400元由魏亚英、尹相民共同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合作协议书》与尹荣新和联孚公司签订的《山东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虽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属于各自独立的两份协议，且该两个协议均是在尹荣新与联孚公司终止合作关系的情况下签订，具有结算协议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因此，案涉《合作协议书》的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存在应当解除该协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案涉《合作协议书》以及尹荣新和联孚公司签订的《山东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的约定，李卫、尹龙和尹荣新之间存在共同投资联孚公司建设的合作关系，虽然双方未约定共同承担投资风险或亏损，但不能依此认定双方之间仅是借贷法律关系。综上，魏亚英、尹相民有关本案当事人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案涉《合作协议书》应当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案涉800万元的债权凭证至今仍由李卫、尹龙持有，且尹荣新在每次偿还本金时均在该债权凭证中予以注明，根据该债权凭证记载，尹荣新至今尚欠李卫、尹龙本金50万元。魏亚英、尹相民虽然提供了一张李卫出具的50万元收条，但该收条中未注明系偿还案涉的欠款，且尹荣新与李卫、尹龙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该收条载明的50万元不能认定系偿还案涉的50万元欠款本金。尹荣新在其诉康立霞、联孚公司（2017）冀0184民初1664号案件中申请李卫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卫证明因尹荣新欠其款项，其与尹荣新自2014年至2017年期间数十次向联孚公司索要欠款。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尹荣新并未还清案涉欠款以及李卫、尹龙一直在向尹荣新主张案涉债权，至本案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魏亚英、尹相民有关案涉欠款本金已经还清以及案涉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合作协议书》双方当事人为尹荣新、张老平（甲方）和李卫、尹龙（乙方），不存在第三方当事人。尹荣新和张老平作为该协议的共同债务人，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卫、尹龙向共同债务人之一尹荣新的继承人魏亚英、尹相民主张权利，系其对自己诉权的自愿处分，且张老平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审法院未通知张老平参加本案诉讼，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中，李卫、尹龙与尹荣新之间系合作投资关系，案涉《合作协议书》约定的400万元固定利润系尹荣新与联孚公司《山东项目合作建设协议书》中约定的固定利润3,000万元中的一部分，只有在尹荣新或其继承人魏亚英、尹相民实际取得3,000万元固定利润后，才应当向李卫、尹龙支付双方约定的400万元固定利润。李卫、尹龙未提供证据证明尹荣新或其继承人魏亚英、尹相民已经从联孚公司实际取得了约定的固定利润，因此，李卫、尹龙在本案中主张由魏亚英、尹相民向其支付400万元固定利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李卫、尹龙可待魏亚英、尹相民实际从联孚公司取得固定利润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魏亚英、尹相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4民初3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被告魏亚英、尹相民的反诉请求”；二、变更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4民初3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为“一、被告魏亚英、尹相民在各自继承尹荣新遗产的范围内共同偿还原告李卫、尹龙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分段计算，其中自2013年11月10日至2014年4月15日按本金800万元计息；自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5月4日按本金400万元计息；自2014年5月5日至2014年7月29日按本金250万元计息；自2014年7月30日至2014年12月29日按本金150万元计息；自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8月7日按本金100万元计息；自2015年8月8日起按本金50万元计息，至本金50万元还清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李卫、尹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9,830元，由上诉人魏亚英、尹相民负担9,117元，由被上诉人李卫、尹龙负担30,71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9,400元，由上诉人魏亚英、尹相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9,660元，由上诉人魏亚英、尹相民负担18,234元，由被上诉人李卫、尹龙负担61,4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勇审判员 李坤华审判员 陈 路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岳航征书记员秦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