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16行初115号原告廖帮荣，男，汉族，1943年10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林，重庆津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小西门大有正街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381771784229H。法定代表人刘辉，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炫灵，被告工作人员，一般代理。第三人重庆市江津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四牌坊84号第一层门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582834063E。法定代表人余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厚洪，重庆市江津区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原告廖帮荣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因重庆市江津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8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廖帮荣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炫灵，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厚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以交警部门未能对事故划分事故责任，经本机关调查核实，也无证据证明廖勇在该事故中承担非本人主要责任，故廖勇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廖勇同志于2017年12月27日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之规定，不属于工伤认定的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原告诉称，原告之子廖勇于2010年1月5日入职于第三人重庆市江津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至今，随后廖勇被公司安排到江津冀东水泥厂从事保安工作。2017年12月27日晚上8点10分左右，廖勇从家骑摩托车出发到单位冀东水泥厂上夜班，途中经过江津区××镇××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2017年12月28日江津区公安局交巡逻支队勤务四大队，出具的《事故证明》中载明“廖勇在骑摩托车上班途中，行驶至××镇××路段时，因操作不当，车辆侧翻车行方向右侧排水沟内，廖勇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该事故未按规定程序予办理，事故责任不明”。第三人于2018年1月5日向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廖勇的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8年1月22日受理，但被告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津人社伤险中字[2018]××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以《事故证明》不符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为由中止。随后，原告向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申请复核，总队责令江津区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重新调查处理。2018年12月10日，江津区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第××号《交通事故证明》认定“交通事故事实存在，但成因无法判定”。原告不服，再次向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申请复核，总队再次撤销江津区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第××号《交通事故证明》，责令其重新调查处理。江津区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第××号《交通事故证明》仍然认为“廖勇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事实存在，但成因无法判定”。原告随后向被告申请恢复工伤认定。被告严重超过工伤认定期限，于2019年6月3日送达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对此不服，现在依法起诉。原告认为，被告不认定工伤认定的理由为“交警部门未能对事故划分责任，也无证据证明廖勇在该事故中承担非本人主要责任”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或者内容不明确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被告在没有廖勇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的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结论性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相当于推定了廖勇负事故主要责任，其作出不利于受伤害职工的工伤认定决定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相违背。原告之子廖勇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的规定。被告不予工伤认定行为，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应当予以撤销，重新认定为工伤。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原告提交如下的证据：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辩称，第三人重庆市江津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5日向本机关提交了廖勇的工伤认定申请。经补正后，本机关于2018年1月22日受理，并于受理当日以缺少事故责任认定的结论为由中止了工伤认定程序。本机关于2019年3月22日恢复廖勇的工伤认定程序后，根据调查的事实，于2019年5月20日以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廖勇2017年12月27日受到的伤害不予认定为工伤，并向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了送达，其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经我局调查核实，廖勇于2017年12月27日20时10分左右驾驶摩托车到冀东水泥重庆江津有限责任公司上班，途径江津区××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本次交通事故经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载明：廖勇驾驶××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事实存在，但成因无法判定。另查明：事发路段事发时路面完好、干燥、交通标志标线齐全，无其他车辆过往，路面无碰撞散落物。事发后，廖勇的妻子和儿子向交警部门出具了《申请》，说明廖勇是驾驶摩托车自行发生交通事故，未涉及到第三方，该事故由廖勇家属自行处理，不需要警方介入。我局认为：一、因廖勇一方书面明确要求不需要交警介入调查，致使交警部门未能对廖勇尸检和涉事车辆车检，未能明确划分事故责任，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廖勇一方承担；二、廖勇一方主张廖勇在本次事故中承担非本人主要责任，但未能举示证据予以证实；三、从我局调取的证据以及廖勇的妻子和儿子出具的《申请》中描述的“未涉及到第三方”等内容，可以得出这是一起较为明确的单车事故，再结合事发时的环境、道路状况等客观情况，均无足以影响正常通行的因素；故我局推定廖勇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综上，廖勇于2017年12月27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规定的情形，不应认定为工伤。我局于2019年5月20日做出的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廖帮荣的诉讼请求。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提交材料清单；2、工伤认定申请表；3、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4、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5、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6、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及相关申请；7、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8、送达回证及EMS快递查询单。被告以1-8号证据证明受理、认定、送达等程序合法。9、廖勇身份证复印件及近亲属关系证明；10、用人单位营业执照。被告以9-10号证据证明认定主体适格。11、廖勇劳动合同；证明劳动关系存续情况。12、廖勇死亡医学证明；证明廖勇伤亡情况。13、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明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情况。14、调查笔录、作息时间证明、证人证言、调取的事故档案（含家属不需交警介入的申请）等；证明调查核实的情况。第三人陈述：本事故发生后，第三人依法向被告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死者是去上班的途中受到的伤害。所有情节是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的事实，我司也认为在责任不明、没有足以能够认为廖勇应承担全部责任和主要责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工伤。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1-8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被告是在法定期限作出的认定。被告作出中止工伤认定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原告申请恢复工伤认定，被告作出不予恢复工伤认定也没有法律依据，直到原告要求再次恢复工伤认定，被告才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时间长达16个月多，作出以后也没有及时送达，而是在2019年5月28日才送达第三人，同时邮寄送达原告，因此被告程序上存在重大违法瑕疵。对9-1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廖勇生前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廖勇死亡是因为交通事故，对13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公安机关已经认定廖勇是在交通事故中死亡，而且是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调查最终无法判断交通事故成因以及无法划分交通事故责任，因此能够证明廖勇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情形，该事故证明排除了廖勇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情况。对14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能够证明廖勇当晚确实是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且他们是事发之后才到现场，因此他们并没有看见交通事故发生一瞬间的情况，不能证明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被告以此来证明廖勇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依法不能成立，对于调取的事故档案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档案资料不能证明廖勇在这次事故当中要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该材料是公安机关作出交通事故证明的依据，因此不能推翻公安局作出的交通事故证明，特别指出在该档案里面现场勘验图和现场笔录可以看出廖勇当时是沿公路靠右边正常行使，遇到前方危急情况紧急刹车，公路留下了十六七米的紧急刹车痕迹，而且是直线的，该客观证据可以判断廖勇在公路上行驶没有违章行为，至于最先发现该交通事故的现场证人陈伟，他当时是在家里面听到外面砰的一声，然后出来看到外面的情况，人在水沟里面，车轧在廖勇身上，对于是否有其他车辆通过，他没有注意，但不能确定没有其他车辆通过，也不能肯定这是一起单车事故，其余到现场的人员都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才到的现场，无法证明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因此被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廖勇在本案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关于被告认为廖勇的妻子和儿子向公安机关写了申请，要求交警队不介入，确实有这份申请，但该申请是根据交警念的内容，要求廖某写的申请，因为廖勇家属并不懂交通事故处理的程序，交警队要求家属签订该申请违反了道路交通处理程序规定，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廖勇死亡，属于重大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依法应该按照一般程序处理，不能按照简易程序办理，廖勇遗体的处理涉及到廖勇死亡原因的确定以及对交通事故成因查明具有重大的证据价值，公安机关必须现场保护尸体，不允许家属或任何人抢夺尸体，因此尽管有这份申请，公安机关也有责任，不能因此将责任推在廖勇家属身上，最终经重庆市公安局干预，恢复了交通事故程序，最终没有查明本次交通事故的成因和责任，现在廖勇交通事故责任处于不明状态的事实，请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被告提交的7号证据证明被告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证明了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证据以及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的事实，且真实、合法，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5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了请求认定廖勇2017年12月27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为工亡的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同日作出津人社伤险补字[2018]××号《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并送到第三人。2018年1月22日被告作出津人社伤险受字[2018]××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津人社伤险中字[2018]××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并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30日送达第三人。2018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恢复工伤认定，同年6月8日被告作出《关于不同意申请恢复廖勇工伤认定申请的通知》，并于2108年6月20日将该通知邮寄原告。2019年3月18日第三人因提交了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的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向被告申请恢复工伤认定，同年3月22日被告作出津人社伤险恢复字[2019]××号《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并于同年3月28日送达第三人。2019年5月20日被告作出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19年5月28日送达第三人、邮寄张勋利。此后，原告以原告之子廖勇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规定的情形，被告作出的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系超期作出为由，诉讼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另查明。原告系廖勇父亲、张勋利系廖勇妻子、廖某系廖勇之子。廖勇系第三人单位保安队员。2017年12月27日20时10分左右廖勇驾驶普通两轮摩托车到冀东水泥重庆江津有限责任公司上班，途径江津区××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2017年12月28日江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勤务四大队作出事故证明，2018年7月6日被告向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发出津人社[2018]号《关于核实廖勇《事故证明》性质的函》，2018年12月10日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2019年1月22日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该复核结论载明：经本局复核认为：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的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基本事实、成因仍需进一步调查，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责令：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重新调查、认定。2019年2月20日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载明：现场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路段，该道路为省道，呈南北走向，南往江津方向，北往永川方向，东边为陈伟车行门市，西边为庄稼地，沥青路面，路面完好，干燥，双向两车道，中间分道线分隔，视线一般，交通标志表现齐全。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2017年12月27日20时10分许，廖勇驾驶普通两轮摩托车，沿永津路由××往永川方向，行驶至重庆市江津区××时，驶离路面，碰撞在公路右侧水沟石坎上，随即被旁边居住的陈伟发现廖勇死亡。经调查事发时无其他车辆过往，路面无碰撞散落物，廖勇家属书面要求不需要交警介入调查，故未能对廖勇尸检，渝××车检，致廖勇死亡原因不明，车辆碰撞痕迹及安全技术状况不明，导致廖勇驾驶渝××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事实存在，但成因无法判定。此后，被告依法展开调查核实，2019年5月20日被告作出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决定不予认定廖勇为工伤。本院认为，被告是我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职工受伤是否属于工伤作出认定是其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之子廖勇系第三人单位职工，其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而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作出的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超期作出？2、原告之子廖勇是否属符《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规定的情形。针对焦点1，《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认定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被告在2018年1月22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同日以第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缺少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的结论为由，作出中止工伤认定。一方面针对原告之子廖勇的交通事故死亡，2017年12月28日江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勤务四大队作出事故证明，2018年12月10日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2019年1月22日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责令：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重新调查、认定。2019年2月20日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对本次交通事故作出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同时，在2018年7月6日被告就向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发出津人社[2018]号《关于核实廖勇《事故证明》性质的函》。上述事实证明，被告在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积极与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协调原告之子廖勇死亡事宜；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至到2019年2月20日才对原告之子廖勇的交通事故死亡作出结论。另一方面，被告在2018年1月22日作出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后，相关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2018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恢复工伤认定，同年6月8日被告作出《关于不同意申请恢复廖勇工伤认定申请的通知》，并于2108年6月20日将该通知邮寄原告，原告也未提出异议。2019年3月18日第三人因提交了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的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提出恢复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收到后，于同年3月22日作出《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并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津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分别于2019年5月28日送达第三人、同日邮寄廖勇之妻张勋利。符合上述规定，故被告不存在超期作出工伤认定。针对焦点2，《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本案中，原告之子廖勇系第三人职工，其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但由于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对本次交通事故作出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明确载明的，现场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路段，该道路为省道，呈南北走向，南往江津方向，北往永川方向，东边为陈伟车行门市，西边为庄稼地，沥青路面，路面完好，干燥，双向两车道，中间分道线分隔，视线一般，交通标志表现齐全，调查事发时无其他车辆过往，路面无碰撞散落物。与被告调查的其他证人证言，相互形成的证据链条，达到否定廖勇在本次事故中承担非本人主要责任。同时，交警部门未能对廖勇尸检和涉事车辆车检，未能明确划分事故责任，是由于廖勇妻子张勋利及儿子廖某书面要求不需要交警介入调查。综上，被告作出的津人社伤不认字【201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津人社伤不认字【201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帮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廖帮荣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迎春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何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