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781民初188号原告：叶本生，男，196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阳春市人，户籍住址：阳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经邦，男，户籍住址：阳春市，由阳春市春城街道春江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被告：李苡瑞，男，198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阳春市人，户籍住址:阳春市。被告：梁基海，男，197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阳春市人，户籍住址:阳春市。第三人：东莞市汇晟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东城区堑头黎屋围运河东二路87号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546281376。法定代表人：袁伟强，该公司董事长。原告叶本生与被告李苡瑞、梁基海、第三人东莞市汇晟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在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本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经邦，被告李苡瑞、梁基海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本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李苡瑞、梁基海共同支付肉牛款811477元和利息（该利息以81147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4月19日起计算至尚欠的肉牛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给叶本生；2.本案诉讼费由李苡瑞、梁基海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原阳春市畜牧局兽医股长张达礼不再担任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阳江地区肉牛养殖的总推广人后，向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伟强推荐叶本生为总推广人。2016年4月8日，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作为甲方与叶本生作为乙方签订《合作意向书》，主要约定叶本生取得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阳江地区（××各县、乡镇）种牛养殖的总代理权限，由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提供种牛（每市斤13.5元）给叶本生推广养殖；肉牛养殖成品后由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回收；回收价款按照每市斤13.5元的标准乘以成品牛的总重量减去种牛重量之差计算；所得利润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占35％，叶本生占65％等内容条款。2016年4月中旬，梁基海向张达礼表达养牛意向，张达礼便组织梁基海与袁伟强、叶本生协商合作养殖肉牛的事宜，梁基海同意按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签订的《代养肉牛合同》中约定的条件代为养殖肉牛。2016年12月1日，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将第一批共33头种牛（总重量为29330市斤；平均每头重888.79市斤）送到阳春市经叶本生签收后，再由张达礼将该33头种牛送到梁基海位于阳春市马兰牛场（以下简称案涉养殖场）进行养殖。当时李苡瑞在场帮忙卸种牛，对张达礼称其亦是案涉养殖场的合伙人。2016年12月4日，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将第二批34头种牛（总重量为32380市斤；平均每头重952.35市斤）交由叶本生签收后再直接送到案涉养殖场，两批种牛共67头。2016年12月5日，叶本生作为乙方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农户肉牛养殖合同》，主要约定叶本生代为养殖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提供的上述67头种牛，养殖期限为4个月（从2016年12月5日起至2017年4月4日止）；叶本生负责养殖成本，在养殖期限届满时将代为养殖的牛只交回东莞汇晟畜牧公司销售，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按每市斤9元的标准计算支付牛只增重部分的价款给叶本生等内容条款。2016年12月18日，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将第三批30头种牛（总重量为28300市斤；平均每头重943.33市斤）交由叶本生签收后再直接送到案涉养殖场，2016年12月19日叶本生作为乙方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农户肉牛养殖合同》，主要约定叶本生代为养殖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提供上述的30头种牛，养殖期限为4个月（从2016年12月19日起至2017年4月18日止）；叶本生负责养殖成本，在养殖期限届满时将代为养殖的牛只交回东莞汇晟畜牧公司销售，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按每市斤9元的标准计算支付牛只增重部分的价款给叶本生等内容条款。李苡瑞和梁基海接收上述种牛时表示同意按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两份《农户肉牛养殖合同》中的约定履行代养义务。上述97头种牛在养殖过程中因病、残原因，李苡瑞和梁基海分三批（其中第一批13头，第二批12头，第三批13头）退还了共38头种牛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余下由李苡瑞、梁基海养殖至成品牛。但李苡瑞、梁基海在约定的养殖期限届满后，没有通过叶本生或者直接将余下的59头牛交回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叶本生要求李苡瑞、梁基海交还上述59头牛未果后，于2018年1月17日向阳春市公安局马水派出所报案，并得知李苡瑞、梁基海已将代为养殖的59头种牛在养殖成成品肉牛后已自行销售。李苡瑞、梁基海擅自将代为养殖的59头种牛进行销售后没有与叶本生或者东莞汇晟畜牧公司进行结算，造成叶本生无法按《农户肉牛养殖合同》的约定将养殖的种牛交还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导致被东莞汇晟畜牧公司起诉至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1971民初14643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肉牛为特定物估算每头重量为1200市斤，按《合作意向书》约定回收肉牛的价格为每市斤13.5元，并判决叶本生向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按每头牛16200元（1200市斤×13.5元/市斤）支付牛款及承担违约责任等。故李苡瑞、梁基海代为养殖的59头成品肉牛总价款为955800元（16200元/头×59头），三批种牛共增重16035.89市斤［（1200-888.79）市斤/头×20头+（1200-952.35）市斤/头×22头+（1200-943.33）市斤/头×17头］，扣减按合同约定每市斤9元的标准计算支付价款144323.01元（16035.89市斤×9元/市斤）给李苡瑞、梁基海后，李苡瑞、梁基海还应共同支付肉牛价款811477元（955800元-144323.01元）给叶本生。李苡瑞、梁基海没有通过叶本生或者直接向东莞汇晟畜牧公司返还肉牛，并擅自将代为养殖的59头肉牛进行销售，也没有与叶本生或者东莞汇晟畜牧公司进行结算，已构成违约，应以81147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的标准计算支付从2017年4月19日起至尚欠肉牛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给叶本生。李苡瑞辩称，不同意叶本生的诉讼请求，依法应驳回叶本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李苡瑞不认识叶本生，与叶本生没有形成养殖回收合同关系。梁基海辩称，不同意叶本生的诉讼请求，依法应驳回叶本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梁基海与叶本生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民事答辩状》述称，1.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与叶本生签订了《农户肉牛养殖合同》等文件后，分别在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4日、2016年12月18日将33头、34头、30头肉牛运送到叶本生指定的案涉养殖场，在养殖期间，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回收了上述三批种牛中的13头、12头、13头，余下59头肉牛由叶本生一方继续养殖。合同约定的养殖期满后，叶本生并没有按合同的约定交回余下的59头肉牛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已经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了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与叶本生之间的上述纠纷。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同意，如该59头肉牛被李苡瑞、梁基海或者其他第三方占为己有，叶本生有权自行追偿。2.根据合同配对性原则，叶本生与李苡瑞、梁基海之间的纠纷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无关，如李苡瑞、梁基海占有并不归还叶本生交付的肉牛，叶本生有权向李苡瑞、梁基海追偿。叶本生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如下：1.《合作意向书》，拟证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作为甲方与叶本生作为乙方在2016年4月8日签订《合作意向书》，主要约定叶本生取得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阳江地区（××各县、乡镇）肉牛养殖的总代理权限；由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按照每市斤13.5元的标准提供种牛给叶本生推广养殖；肉牛养殖成品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按每市斤13.5元的价格结算回收，结算重量为成品牛的总重量减去种牛重量之差，所得利润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占35%，叶本生占65%。2.《农户肉牛养殖合同》《接收单》，共同拟证明，（1）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2016年12月1日将第一批33头种牛送到阳春市交由叶本生签收后，再由张达礼送到案涉养殖场，且经梁基海签名确认；当时李苡瑞也在场帮忙卸种牛，对张达礼称其亦是案涉养殖场的合伙人。（2）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2016年12月4日将第二批34头种牛交由叶本生签收后再直接送到案涉养殖场，且经梁基海签名确认；上述两批种牛共67头。（3）2016年12月5日，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签订上述67头种牛的《农户肉牛养殖合同》。（4）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2016年12月18日将第三批30头种牛交由叶本生签收后再直接送到案涉养殖场，且经梁基海签名确认；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2016年12月19日签订了该批30头种牛的《农户肉牛养殖合同》。（5）梁基海、李苡瑞接收种牛后表示愿意按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两份《农户肉牛养殖合同》中的约定履行代为养殖种牛的义务。3.《报警回执》《告知书》，拟证明叶本生要求梁基海、李苡瑞交还代为养殖的牛只未果后于2018年1月17日向阳春市公安局马水派出所报案；阳春市公安局马水派出所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告知书》，告知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李苡瑞、梁基海之间合作养牛的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4.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民初1464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1971民初14643号民事判决，判决叶本生向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按每头牛16200元支付牛款（包括梁基海、李苡瑞代养叶本生所转交59头种牛的价款）。5.《过磅单》，拟证明叶本生经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分3批（次）向李苡瑞、梁基海交付种牛的总重量为45005公斤（其中第一批为14665公斤，第二批为16190公斤，第三批为14150公斤）。李苡瑞对叶本生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叶本生提交的5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李苡瑞不认识叶本生。梁基海对叶本生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叶本生提交的5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梁基海没有与叶本生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签订任何合同。李苡瑞和梁基海均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既没有到庭对叶本生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叶本生的申请向阳春市公安局马水派出所调取了《受理报警登记表》《询问笔录》等材料如下：1.《受理报警登记表》，主要载明叶本生在2018年1月17日到阳春市公安局马水派出所报警，称梁基海、李苡瑞私自将叶本生供应给他们养的73头牛卖了，这73头牛是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签订了合同，叶本生作为东莞汇晟畜牧公司阳江市地区的代理商，由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提供给叶本生养殖的。后叶本生与梁基海、李苡瑞达成口头协议，叶本生提供牛给梁基海、李苡瑞养殖。从2016年12月开始，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提供了97头牛给叶本生，叶本生再送牛给梁基海、李苡瑞养殖，后因有24头牛有病送回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至2017年5月到期，需将牛发还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但是梁基海、李苡瑞并没有发还。2.《询问笔录》（李苡瑞），主要载明李苡瑞于2018年1月23日接受阳春市公安局马水派出所干警的询问，李苡瑞陈述其通过梁基海认识张达礼。梁基海在2016年2月对李苡瑞说其通过张达礼了解到有一个养牛的项目，但是没有资金及场地，问李苡瑞想不想做，李苡瑞回答等我看看先。李苡瑞在2016年3月投入了五十至六十万元在阳春市马兰村委会老家处租了二百多亩土地（租赁期限为十年）着手建设牛只养殖场，种植了九十几亩草。2016年5月左右，案涉养殖场基本建设完善，李苡瑞和梁基海向张达礼追问什么时候能够提供牛给他们养殖。2016年12月，张达礼等人提供了一车约33头牛给李苡瑞、梁基海养殖，但是当时张达礼等人没有向李苡瑞、梁基海说明该批牛是由什么公司提供，也没有对这批牛进行称量。当时还有一个公司的技术员“阿明”跟车过来，“阿明”要求李苡瑞、梁基海按照其提供的配方进行养殖牛，之后“阿明”一直住在案涉养殖场。2017年1月，又有两车牛拉到了案涉养殖场，但是张达礼没有跟车来，由“阿明”对该两车牛的数量和重量进行确认。上述三车牛约共90头，李苡瑞和梁基海均没有对牛的数量、重量进行确认签名，故不清楚牛的具体数量和重量。2017年2月，“阿明”发现案涉养殖场养殖的牛有病，是残牛后，就直接联系公司拉了一车残牛离开案涉养殖场。2017年3月，“阿明”又拉了一车残牛离开案涉养殖场。“阿明”将残牛拉走时并没有告知李苡瑞和梁基海，且李苡瑞和梁基海一般不在案涉养殖场，不清楚“阿明”从案涉养殖场拉走了多少数量的残牛。“阿明”在不久后离开了案涉养殖场。张达礼要求李苡瑞、梁基海养牛4个月（即从2016年12月养至2017年4月至5月），但没有明确最后由谁处理这些牛。2017年5月底，李苡瑞询问张达礼为什么不处理案涉养殖场的牛，张达礼说等公司处理。2017年7月，公司的一个姓袁的老板通过电话与李苡瑞联系处理案涉养殖场的牛的事宜，但没有明确怎样处理。由于案涉养殖场的牛每天需要由李苡瑞投资进行喂养，李苡瑞没有资金再投入，所以李苡瑞通过电话告知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姓袁的老板和“阿明”后，在2017年9月开始陆续将案涉养殖场的三十至四十头牛卖给他人，获得三十至四十万元。李苡瑞没有将该三十至四十万元支付给叶本生或者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李苡瑞是通过梁基海介绍养牛的，李苡瑞投入钱后还亏本，所以梁基海没有得到分成。李苡瑞是在2017年8月通过张达礼认识叶本生的，李苡瑞没有与叶本生和张达礼达成任何协议。李苡瑞没有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正式签订协议，“阿明”只是与李苡瑞说按照每头牛每天8市斤饲料、70市斤草的标准喂养牛，人工是按每月12000元计算，将这三方面的费用合并计算支付给李苡瑞，作为李苡瑞养殖牛的费用等内容。3.《询问笔录》（李逸），主要载明李逸于2018年1月21日接受阳春市公安局马水派出所干警的询问，李逸陈述称叶本生在2016年12月左右把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的三车牛交给梁基海和李苡瑞牛场，让梁基海和李苡瑞养殖，梁基海和李苡瑞的养牛场在阳春市马兰村委会石岭旁边。叶本生与梁基海及其养牛场一名姓潘的股东在阳春市东湖国际酒店旁边的锦湖茶庄达成口头协议。该口头协议内容为叶本生向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拿回肉牛交给梁基海和李苡瑞养殖，养殖时自负盈亏；增重部分按照每市斤13.5元计算利润，增重部分的利润由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占35%，梁基海和李苡瑞占62%，叶本生拿3%的业务中介费。当时李苡瑞不在场，是梁基海代表他们牛场达成养殖肉牛口头协议。叶本生在2016年12月左右将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的三车牛约90多头，分两次交给梁基海和李苡瑞养殖。梁基海和李苡瑞在养殖途中退回了20多头病残牛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余下70多头牛等内容。4.《询问笔录》（张达礼），主要载明张达礼于2018年1月21日接受阳春市公安局马水派出所干警的询问，张达礼陈述称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期间，东莞汇晟畜牧公司通过张达礼联系农户养殖肉牛。后来因工作原因，张达礼介绍叶本生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从2016年4月16日开始，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阳江地区所有的联系农户养殖肉牛的业务都交给叶本生处理。2016年4月16日，张达礼与梁基海、叶本生、李逸、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伟强等5人在阳春市东湖汇景茶庄协商将东莞汇晟畜牧公司肉牛交由梁基海养殖的事宜。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叶本生通知张达礼和梁基海可以开始建设牛栏了。2016年6月下旬，梁基海建好牛栏后就一直向叶本生要牛。到了2016年10月，张达礼见牛还一直迟迟未运到，就向梁基海、叶本生和李逸了解情况。叶本生当时说今后所有合同都是由他先跟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签订，然后叶本生再和养殖户签订合同，养殖户自负盈亏。我就问梁基海有无意见，梁基海说没有问题，有牛交给他养就行。2016年12月1日，张达礼和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拉了第一车33头牛到梁基海的养殖场后，张达礼就不清楚具体情况。据了解，梁基海与叶本生没有签订合同等内容。经庭审质证，叶本生对上述《受理报警登记表》《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并认为该《受理报警登记表》《询问笔录》能够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李苡瑞则对其接受询问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该《询问笔录》中记载其陈述“马兰牛场有三四十头牛”有误，接受询问时陈述为“马兰牛场有二十三四头牛”；李苡瑞不是为叶本生养殖种牛；“阿明”确实拉牛到案涉养殖场养殖，后来“阿明”拉走了部分牛，还剩二十三四头牛由李苡瑞自行出售，得款20多万元。梁基海对李逸、张达礼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其没有见过袁伟强，也没有承诺为叶本生养牛；关于叶本生拉了多少牛到梁基海位于阳春市马兰牛场的问题，第一车约有30头牛，第二车约有30头，第三车约有30头；第三车牛发病，导致梁基海养殖场的牛全部受到感染，梁基海拒绝接收所有的牛，“阿明”可以作证，“阿明”是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的工作人员；梁基海拒绝接收牛之后，叫“阿明”通知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将全部牛拉走，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的代表让梁基海试养一段时间，所有费用由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支付，这些牛是没有钱赚的。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将病重的牛分三次拉走了，第一车拉了30多头牛，第二车拉了20多头牛，剩余的40至50头牛继续在梁基海的养殖场养殖；东莞汇晟畜牧公司通过转账汇款至梁基海的银行账户和交付现金方式将前面的费用（含人工、饲料）支付给梁基海和李苡瑞，梁基海和李苡瑞收到的这群牛均是代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养殖的；“阿明”又拉了28头牛去化州，但梁基海不清楚该28头牛的重量；病死了3头牛，梁基海通知“阿明”处理，但其没有到场处理，让梁基海自行找人处理；最终剩下20多头牛，养殖了一年多时间，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没有处理，也没有支付费用给梁基海和李苡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叶本生申请张达礼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张达礼述称“我原是帮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在阳春市组织农户为其养牛，2015年12月份，我向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提出因为工作关系，我不能继续替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组织农户养殖牛。叶本生、李逸、莫国桥均是我帮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组织养殖牛的农户，我推荐叶本生代替我为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组织这项工作。2016年4月份，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正式同意叶本生组织，双方签订协议。当时梁基海准备养牛，我问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伟强是否同意由梁基海养牛。当时袁伟强并没有表态，让叶本生将包括梁基海在内的三名养殖户的资料发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一个星期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通过叶本生答复，同意让梁基海等三名养殖户建牛场养牛。梁基海的牛场在2016年6月中旬已经将草种植达一米多高，并已建好牛栏。梁基海向我与叶本生提出拿牛，但叶本生当时称天气太热，不能够拉牛到牛场。后来到了2016年9月中旬，梁基海找到我，叫我跟进养牛的事情，叶本生跟我说全部合同均由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与叶本生签订，后再由叶本生与农户签订合同。2016年12月底，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拉了第一车牛约33头到梁基海的牛场，当时我在场教导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的人员卸牛，梁基海、李苡瑞在场。过了10多天后，梁基海向我反映这批牛发病了，牛流口水和烂蹄。我听到后，告诉梁基海，这批牛不能养，如果养殖会亏本，最好退回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后来的事情我不清楚了。我不清楚叶本生与梁基海、李苡瑞最终达成协议的情况。”叶本生、李苡瑞和梁基海对张达礼的上述证言均没有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是于2015年8月1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饲养、销售动物。2016年4月8日，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作为甲方与叶本生作为乙方签订《合作意向书》，该《合作意向书》第一条“合作事项。乙方希望通过与甲方合作，按届时双方协商一致的价格、销售区域、经营方式、购买及代理甲方种牛养殖取得广东省阳江地区（××各县、乡镇）的总代理权限。”第二条第四项“甲方提供种牛，以13.5元每市斤计算交给乙方。”第二条第五项“肉牛养殖成品后，甲方按每市斤13.5元价格结算，结算重量是成品牛的总重量减去种牛的重量之差。”第二条六项“利润分配，甲方占35%，乙方65%，（卖出价格减去种牛价格）。”该《合作意向书》还对合作条件、交易方式、保密条款等内容条款进行了约定。2016年12月5日，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作为甲方与叶本生作为乙方签订《农户肉牛养殖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养牛项目等内容条款。该《农户肉牛养殖合同》第二条“合作形式。1.甲方负责提供属于甲方的健康种牛，供乙方在乙方自有的牧场进行饲养，本合同种牛共67头，合共61710斤。2.乙方负责本项目所有养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的饲养费、医疗费、卫生防疫费用等）。”第三条“合作期限。养殖期限为4个月，即从2016年12月5日至2017年4月4日止。”第四条“管理模式。乙方负责饲养肉牛的所有日常事务及费用，甲方负责监督、指导管理。”第五条“养殖责任。1.在养殖期间如有牛只被盗或遗失，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如牛只因意外或重病死亡而造成的损失，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种牛的费用，即乙方需要承担甲方购买种牛所产生费用的一半（本合同所定种牛单价结算）。2.乙方饲养肉牛过程所产生的养殖成本由乙方自行承担，如因饲养管理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第六条“利润分配。1.本合同养殖期到期，乙方将代甲方所养殖的肉牛交回甲方销售。2.本项目以每批牛结算，甲方按照该批牛的增重部分（即养殖期满肉牛的总重量一本合同种牛的总重量）按每市斤9元结算给回乙方。3.称重前6小时停止喂饮食。”该《农户肉牛养殖合同》附67头牛的耳标号：B161、B162、B163、B164、B165、B166、B167、B168、B169、B170、B171、B172、B173、B174、B175、B176、B177、B178、B179、B180、B181、B182、B183、B184、B185、B186、B187、B188、B189、B190、B191、B192、B193、B194、B195、B196、B197、B198、B199、B200、B201、B202、B203、B204、B205、B206、B207、B208、B209、B210、B211、B212、B213、B214、B215、B216、B217、B218、B219、B220、B221、B222、B223、B224、B225、B226、B227。2016年12月19日，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作为甲方与叶本生作为乙方签订《农户肉牛养殖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养牛项目的主要内容条款与上述《农户肉牛养殖合同》的内容条款基本一致。该《农户肉牛养殖合同》约定种牛的数量共30头，合共28300市斤，养殖期限为4个月，即从2016年12月19日至2017年4月18日止。该《农户肉牛养殖合同》附30头牛的耳标号：H067、H068、H069、H070、H071、H072、H073、H074、H075、H076、H077、H078、H079、H080、H081、H082、H083、H084、H085、H086、H087、H088、H089、H090、H091、H092、H093、H094、H095、H096庭审中，叶本生主张其与梁基海在2016年10月份达成口头协议，主要内容为“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签订合同取得种牛后交给梁基海养殖（养殖期为4个月），肉牛养殖成成品后，通过叶本生将肉牛交回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对肉牛增重部分，按9元一市斤计价支付给梁基海，养殖成本及风险由梁基海承担。”叶本生与梁基海达成上述协议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送来了三批共97头种牛（耳标号与上述二份《农户肉牛养殖合同》载明的一致）由叶本生交给梁基海、李苡瑞共同养殖，具体如下：第一批种牛共33头（平均每头牛重量为888.79市斤），于2016年12月1日送到案涉养殖场交付给梁基海，耳标号：B161、B162、B163、B164、B165、B166、B167、B168、B169、B170、B171、B172、B173、B174、B175、B176、B177、B178、B179、B180、B181、B182、B183、B184、B185、B186、B187、B188、B189、B190、B191、B192、B193；第二批种牛共34头（平均每头牛重量为952.35市斤），于2016年12月4日送到案涉养殖场交付给梁基海，耳标号：B194、B195、B196、B197、B198、B199、B200、B201、B202、B203、B204、B205、B206、B207、B208、B209、B210、B211、B212、B213、B214、B215、B216、B217、B218、B219、B220、B221、B222、B223、B224、B225、B226、B227；第三批种牛共30头（平均每头牛重量为943.33市斤），于2016年12月18日送到案涉养殖场交付给梁基海，耳标号：H067、H068、H069、H070、H071、H072、H073、H074、H075、H076、H077、H078、H079、H080、H081、H082、H083、H084、H085、H086、H087、H088、H089、H090、H091、H092、H093、H094、H095、H096。后因部分种牛生病，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拉走了第一批种牛13头（耳标号：B161、B163、B165、B167、B170、B173、B175、B181、B184、B186、B189、B192、B193），第二批种牛12头（耳标号：B196、B197、B199、B200、B205、B207、B208、B213、B223、B225、B226、B227）、第三批种牛13头（耳标号：H067、H068、H069、H071、H072、H080、H081、H082、H084、H086、H088、H091、H092）共38头种牛，余下59头种牛由梁基海、李苡瑞养殖至成品，但梁基海、李苡瑞并没有按照约定交回该59头肉牛给叶本生或者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梁基海对叶本生主张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拉来97头种牛到案涉养殖场没有异议，但是因种牛生病，除了叶本生上述主张的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拉走了38头病牛之外，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的工作人员“阿明”还拉走了28头牛到化州，只余下20多头牛，由梁基海自行销售了，得款20多万元。梁基海主张其与叶本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大概在2016年3月至4月，其与张达礼口头达成肉牛养殖协议。该口头协议的内容主要为，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提供种牛给梁基海代养至成品后，由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回收肉牛，对增重部分的回收价格是13.5元每市斤，如果牛只死亡，东莞汇晟畜牧公司负责亏损的6成责任，梁基海负责4成责任。李苡瑞主张其与叶本生或者梁基海均没有达成任何口头养牛合同，牛只的进场和退场均不清楚，叶本生自己建有牛场，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之间的肉牛养殖合同与李苡瑞无关。另查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作为原告以叶本生作为被告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17）粤1971民初14643号]。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在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粤1971民初14643号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中还查明“1、2016年10月25日签收单显示进牛数为51头，故2016年10月28日签订的《农户肉牛养殖合同》以肉牛51头计算，后原告于2017年3月2日、2017年4月18日分别取走一头牛，所以约定养殖期限为2016年10月28日至2017年4月27日的肉牛数量是49头；2、2016年12月5日签订的《农户肉牛养殖合同》以肉牛67头计算，签收单为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4日，其签收单上显示进牛数分别为33头、34头，但其后原告取走部分牛只，并在签收单上画注并分别标注‘余20头’、‘余22头’，即该合同实际剩余44头牛，而且签收单上标注‘新场：海’；3、2016年12月19日签订的《农户肉牛养殖合同》以肉牛30头计算，2016年12月18日的签收单上显示进牛数30头，但其后标注‘余17头’，即该合同实际剩余17头牛，而且签收单上标注‘新场：海’；4、2016年12月30日签收单上显示进牛数33头，但其后标注‘余21头’；5、2017年1月3日签收单上显示进牛数33头，但其后标注‘余24头’；6、2017年1月15日的两张签收单上显示进牛数分别为19头、37头，其后分别标注‘余13头’、‘余32头’；7、2017年1月16日的签收单上显示进牛数为20头，但其后标注‘余9头’。上述签收单剩余209头牛，9张签收单上的签名均是被告叶本生本人所签。原告于2017年3月2日、2017年4月18日分别取走一头牛，原告剩余207头牛在被告处（具体剩余的牛只详见附表），除标注‘新场：海’的接收地址为阳春市马兰村牛场，其余的接收地址为阳春市马水十二排牛场。原告主张双方的养殖合同已全部到期，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养牛。被告称2016年12月5日、2016年12月19日签订的《农户肉牛养殖合同》的实际养殖户为案外人梁基海和李苡瑞，且原告提供的牛存在带有口蹄疫病况。但被告对该主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另查，以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约定，乙方希望通过与甲方合作，按届时双方协商一致的价格、销售区域、经营方式、购买及代理甲方种牛养殖取得广东省阳江地区（××各县、乡镇）的总代理权限；甲方提供种牛，以13.5元每市斤计算交给乙方；肉牛养殖成品后，甲方按每市斤13.5元价格结算，结算重量是成品牛的总重量减去种牛的重量之差。庭审中询问双方经养殖后牛只的重量大概为多少市斤，原告回复每头牛1200-1300市斤，而被告回复推断不出。再查，原告因合同到期后被告不同意返还牛只给原告向阳春市信访局提交《诉求书》，但阳春市信访局回复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袁伟强反映的信访事项属民事合同纠纷，该局对此事不予受理。”该民事判决认定2016年12月5日、2016年12月19日签订的二份《农户肉牛养殖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为东莞汇晟畜牧公司与叶本生，并判决叶本生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完好返还肉牛207头，若叶本生没法返还牛只，缺少的牛只按每头16200元的价格向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支付肉牛款。本院认为，本案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叶本生是否与李苡瑞、梁基海建立了案涉97头肉牛的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以及该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2.李苡瑞、梁基海应否共同支付肉牛款811477元及利息给叶本生。关于叶本生是否与李苡瑞、梁基海建立了案涉97头肉牛的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以及该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和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叶本生主张其与李苡瑞、梁基海建立了案涉97头肉牛的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具体如下：叶本生与梁基海在2016年10月份达成口头协议，主要内容为“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签订合同取得种牛后交给梁基海养殖（养殖期为4个月），肉牛养殖成成品后，通过叶本生将肉牛交回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对肉牛增重部分，按9元一市斤计价支付给梁基海，养殖成本及风险由梁基海承担。”叶本生与梁基海达成上述协议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送来了三批共97头种牛由叶本生签收后交给梁基海、李苡瑞共同养殖。后因部分种牛生病，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拉走了38头种牛，余下59头种牛由梁基海、李苡瑞养殖至成品，但梁基海、李苡瑞并没有按照约定在养殖期满前即2017年4月18日前交回该59头肉牛给叶本生或者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叶本生对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合作意向书》《农户肉牛养殖合同》《接收单》《报警回执》《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到庭拟加以证明。经审查，叶本生提交的上述证据，结合李苡瑞、张达礼和李逸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足以证明叶本生主张的上述事实属实，因此，本院依法采信叶本生的上述主张。梁基海和李苡瑞抗辩认为其两人与叶本生均不存在案涉97头肉牛的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确实拉来案涉97头种牛到其两人的案涉养殖场，其两人是代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养殖案涉97头牛，且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已经拉走了部分牛只，只剩下20多头牛在案涉养殖场养殖。梁基海和李苡瑞对其上述抗辩的事实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与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1971民初14643号民事判决认定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订立案涉97头肉牛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以及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拉走其中的38头肉牛，叶本生应返还余下59头肉牛或折价支付肉牛款的事实不相符。梁基海和李苡瑞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返还案涉余下的59头肉牛给叶本生或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因此，梁基海和李苡瑞的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李苡瑞、梁基海应否共同支付肉牛款811477元及利息给叶本生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叶本生与梁基海在2016年10月份达成口头协议，主要内容为“叶本生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签订合同取得种牛后交给梁基海养殖（养殖期为4个月），肉牛养殖成成品后，通过叶本生将肉牛交回给东莞汇晟畜牧公司。对肉牛增重部分，按9元一市斤计价支付给梁基海，养殖成本及风险由梁基海承担。”叶本生与梁基海达成上述协议后，东莞汇晟畜牧公司送来了三批共97头种牛由叶本生交给梁基海、李苡瑞共同养殖。后因部分种牛生病，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拉走了38头种牛，余下59头种牛由梁基海、李苡瑞养殖至成品，但梁基海、李苡瑞并没有按照约定在2017年4月18日前交回该59头肉牛给叶本生或者东莞汇晟畜牧公司，梁基海、李苡瑞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参照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在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粤1971民初1464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每头牛养殖至成品重约1200市斤和每市斤13.5元的标准计算，该59头牛总价款为955800元（1200市斤/头×59头×13.5元/市斤）；该59头牛共增重16035.89市斤［（1200-888.79）市斤/头×20头+（1200-952.35）市斤/头×22头+（1200-943.33）市斤/头×17头］，除按合同约定每市斤9元结算给李苡瑞、梁基海共计144323.01元（16035.89市斤×9元/市斤）外，李苡瑞、梁基海应共同支付肉牛价款811477元（955800元-144323.01元）和以81147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4月19日起计算支付至尚欠肉牛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给叶本生。叶本生请求判令李苡瑞、梁基海共同支付肉牛款811477元和以81147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的标准计算支付从2017年4月19日起至肉牛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李苡瑞、梁基海抗辩认为他们与叶本生不存在案涉肉牛的养殖合同关系，不应支付肉牛款和利息给叶本生，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东莞汇晟畜牧公司经本院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苡瑞、梁基海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共同支付尚欠的肉牛款811477元和逾期付款的利息（该利息以81147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4月19日起计算至尚欠的肉牛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给原告叶本生。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15元，由被告李苡瑞、梁基海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沈洪涛审判员  龙 旋审判员  范文哲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项金玲书记员雷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