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甘民申114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西固区康乐路74号。法定代表人：乔晶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岳海，甘肃豪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玉珍，女，196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久良（系刘玉珍之父），男，194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再审申请人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玉珍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1民终10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具体事实、理由如下：(2019)甘01民终102号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裁定书认定的1988年11月，原兰州红旗制袋厂将涉案房屋作为“家属宿居”分配由刘兰珍、樊向辉夫妻二人居住(注：即福利分房)事实缺乏证据证明。①刘兰珍、樊向辉夫妻不是原国企兰州红旗制袋厂的职工(注：他(她)们夫妻是原国企兰州塑料包装材料厂的职工)，更不是申请人的职工，原国企兰州红旗制袋厂怎么可能给他(她)们夫妻分配福利分房②国发【1994】43号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第5条明确规定：住房公积金由在职职工个人及其所在单位，按照职工个人工资和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逐月交纳，归个人所有。由此可见，福利分房的定义只能是在原计划经济下单位分配给本单位职工居住使用。③正如申请人在一、二审中提出的观点一样，被申请人提供的《住房证》只能证明被申请人夫妻当时临时租赁了原国企兰州红旗制袋厂的涉案房屋。④综上所述，二审裁定书仅凭申请人提供的《住房证》就认定涉案房屋是原国企兰州红旗制袋厂分配给刘兰珍、樊向辉夫妻的“家属宿居”注：福利分房)缺乏事实与政策依据证明。2、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提供的《住房证》的效力早己被改制后申请人与其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取代，且被申请人自认，但二审裁定书却无视这些事实，仍然认定涉案房屋属福利分房性质。①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被申请人己故丈夫樊向辉亲笔签字认可的五份房屋租赁合同(注：一年一份)，以及被申请人已故丈夫樊向辉、被申请人本人签字的房租收据事实本身，证明被申请人己故丈夫樊向辉及被申请人本人承认房屋租赁合同的租赁方由原国企兰州红旗制袋厂变更为申请人，并认可房屋租赁合同有关条款，也就是说被申请人自己否定了涉案房屋属福利分房性质。②2010年，在申请人的主持下，原国企兰州红旗制袋厂职工的福利分房进行房改时，被申请人己故丈夫樊向辉及被申请人并没有向申请人提出涉案房屋要进行房改。也就是说被申请人自己亦否定了涉案房屋属福利分房性质。③申请人认为，根据法理，诉讼外的自认虽然不具有免除对方举证责任的效力，其对法院也不发生诉讼中自认的效力，但对方当事人可以把诉讼外的自认作为证据来使用。二审裁定书无视申请人向法庭递交的一系列组合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却偏偏把被申请人的唯一证据《住房证》认定涉案房屋为“福利分房”，显失公平。二、申请人认为，二审裁定书认定：至于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自2006年起与樊向辉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的行为是否足以否定涉案房屋使用性质问题，本院认为：基于涉案房屋系原兰州红旗制袋厂分配由夫妻居住及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接收原兰州红旗制袋厂相关资产、人员的事实，仅以《房屋租赁合同书》的签订而否定涉案房屋使用性质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①首先，二审裁定书认定的：“本院认为，基于涉案房屋系原国企兰州红旗制袋厂分配由刘兰珍、樊向辉夫妻居住的”前提事实错误，申请人在第一部分的申请中已用大量的事实与证据证明了这一点。②其次，申请人予2001年2月26日经西固区人民政府同意并与原西固区工业总公司、原兰州红旗制袋厂破产清算组签订协议，整体购买、接受了破产清算后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原国企兰州红旗制袋厂的所有资产，并在关于处理遗留问题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对于整体接受前原兰州红旗制袋厂的所有遗留问题，申请人均不承担任何经济、法律责任。至此、涉案房屋已经在法律上成为申请人的民营企业财产、具有完全处置权，故二审裁定书认定“涉案房屋仍系原国企兰州红旗制袋厂的企业公有住房性质，房屋使用性质实际未发生变化”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③最后，申请人用民营企业财产与被申请人已故丈夫樊向辉签订五份《房屋租赁合同》。现因政府拆迁，申请人根据合同约定内容起诉被申请人，要求腾房，应当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审判机关应当实体审理。④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扶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申请人认为，这段话值得所有人共勉!三、申请人认为，二审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认为、二审裁定书与一审裁定书一样，基于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正如申请人在二审民事上诉状中所说：原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凡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它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房地产方面的权益发生争执而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诉争的房地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依法处理的规定，实体审理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生效判决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下列事并无不当：1.涉案房屋系原兰州红旗制袋厂的企业公有住房。刘玉珍提供的涉案房屋《住房证》证实，1988年11月，原兰州红旗制袋厂将涉案房屋作为“家属宿居”分配由刘玉珍、樊向辉夫妻二人居住。后樊向辉于2015年去世，涉案房屋由刘玉珍居住至今。2.原兰州红旗制袋厂于2001年4月破产后，相关资产及人员由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接收。2006年3月至2010年3月期间，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与樊向辉就涉案房屋每年签订一次《房屋租赁合同书》，双方约定每月租金100元。本案焦点问题在于，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能否否定涉案房屋使用性质。根据查明的事实，1988年11月，原兰州红旗制袋厂将涉案房屋作为“家属宿居”分配由刘玉珍、樊向辉夫妻二人居住使用。被申请人合法获得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后原兰州红旗制袋厂于2001年4月破产，相关资产及人员由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接收。2006年3月至2010年3月期间，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与樊向辉就涉案房屋每年签订一次《房屋租赁合同书》，双方约定每月租金100元。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租赁关系，实质是双方对以前案涉房屋使用权属的承继，案涉房屋仍由被申请人刘玉珍、樊向辉夫妻继续居住使用，房屋使用性质实际未发生变化。故生效判决认定，仅以《房屋租赁合同书》的签订而否定涉案房屋使用性质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因此，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与刘玉珍因腾交涉案房屋而引起的争议，双方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其实质仍属因单位内部分房而引起的腾房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因单位内部分房而引起的腾房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综上，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甘肃宏达铝塑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剑斌审判员 李海云审判员 王雯娟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周勤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