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终10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小玲，女，198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婷，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翰，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萍，女，197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晓，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文锋，男，198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学，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声贤，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63号高晟广场2栋11层。 法定代表人：陈俊标。 上诉人郑小玲因与被上诉人王萍及原审被告陈文锋、原审第三人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初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小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婷、被上诉人王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晓和原审被告陈文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声贤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大业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小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萍的诉讼请求，并由王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差额补足协议书》（以下简称《差额补足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定有误。其在一审中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反复予以否定，在答辩时已明确指出无法确认该协议上签名是其所签，在庭审质证时也明确提出该协议的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一审法院并未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进一步审查，仅在庭审中释明：“明天下午17点前向法庭提供你方当事人手中的差额补足协议书，逾期未提供的，法庭将采纳原告提供的差额补足协议书。”根据“否认者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基本证据理论，当事人只对自己主张的积极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自己主张的消极事实无须承担证明责任。其事实上未与王萍签订过任何差额补足协议，无法提供相关协议，故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王萍提供《差额补足协议书》作为书面证据，认为该书面证据的签名系郑小玲所签，要求郑小玲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在郑小玲否认签名时，王萍作为提供书面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只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并没有完成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仍停留在王萍名下，没有转移到郑小玲名下。一审法院在该协议书真实性尚未查明的情况下，就作出要求郑小玲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判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郑小玲在提交上诉状的同时递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法有据。郑小玲已向法庭承诺，如果经鉴定证实该协议书是其本人所签，则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7月6日，王萍向郑小玲发出《关于要求差额补足义务人尽快履行差额补足义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通知》）……该通知于2018年7月10日被签收”，该事实认定错误。从一审中王萍提交的证据6及郑小玲的答辩可看出，王萍未证明所谓的通知函与快递签收情况的关联性，且签收投递情况显示“他人收”，而非“郑小玲收”，故不能由此得出一审法院认定的该项事实。综上，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萍答辩称，（一）关于《差额补足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1.郑小玲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郑小玲此前从未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在2018年8月王萍代理人与郑小玲通话过程中，郑小玲明白清晰地认可了《差额补足协议书》是其本人签署的，对其应该履行的义务也清晰明了，没有提出异议。一审庭审笔录载明，王萍已向法庭提交了该份通话录音，郑小玲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予认可。2.本案起诉之前（2018年7月），王萍的代表人及案外第三方到厦门与郑小玲沟通差额补足协议事宜，郑小玲表示还有股票在停牌中，具体要履行多少差额补足义务，要以最后的清算为准。3.一审中，郑小玲的代理人陈述《差额补足协议书》的首页和尾页是郑小玲本人签署，只是没有签署骑缝，并在庭审中称无法确定王萍所提交的版本是否就是她们当时签署的那个版本，一审审判长提出如果郑小玲认为有另一份协议书，应该在第二天下午五点前提供给法庭，逾期未提供的，就采纳王萍提交的《差额补足协议书》。但郑小玲在法院要求的期限内没有提交。4.郑小玲的代理人在其提交给法庭的代理词中写明：为保证王萍作为B1类受益人的资金本金和收益安全，王萍与郑小玲签署了《差额补足协议书》。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及委托代理人代理词中承认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5.郑小玲主张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继续证明《差额补足协议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在王萍，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王萍一审中提交了足以证明该协议真实性的证据，其中就包括了郑小玲本人的亲自确认，郑小玲一审中未提交反驳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最终也予以认可。6.王萍不同意郑小玲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郑小玲在一审中未提交反驳证据，也未申请鉴定，现已超过相应的举证期限和鉴定期限，如果郑小玲认为该协议书不是其本人签署的，应该在一审开庭时就重点提出，但郑小玲当时只说没有签骑缝，并未否认签字。郑小玲的上诉理由明显为谎言。（二）关于《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通知》的签收情况问题。一审中王萍向法庭提供了其寄送给郑小玲该通知的寄送凭证，郑小玲代理人在质证中明确表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现郑小玲提出认定其已经签收之事实错误，完全是自相矛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陈文锋述称，原判对与陈文锋有关的事实认定和判决是正确的，郑小玲也未对此提出上诉，故应维持该部分判决。 王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小玲向其支付差额补足金额2210万元（其中委托本金2000万元，收益暂计210万元，2017年10月24日计算至王萍实际收到本金之日止按照年10.5%计算，现暂计至2018年10月24日）；2、判令郑小玲向其支付逾期履行差额补足义务的违约金100万元（违约金计算方式以2000万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从2018年7月16日计算至郑小玲实际清偿本金之日止，现暂计至2018年10月24日）；3、判令陈文锋对郑小玲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郑小玲、陈文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7年9月，王萍作为委托人/受益人与大业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编号为【DY2017JXT484-1类】的《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合同约定，王萍出资2000万元认购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中B1类受益权份额2000万份，最高可能获得的年化收益率为11%/年，预定存续期限为1年。合同签订后，2017年10月23日，王萍向该合同指定的信托财产专户汇款2000万元。 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信托计划初始募集规模预计为15000万元，期限1年，自信托生效之日起计算；在信托文件约定的信托计划提前结束情形发生时，受托人有权提前终止信托计划；委托人同意指定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并自愿承担因投资顾问为信托计划提供投资建议以及受托人根据投资顾问提供的投资建议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一切风险；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投资于股票、基金、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及银行存款、信托业保障基金；信托计划运行期间，B2类受益人可在预估信托单位净值高于预警线时自愿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信托计划项下预警线为0.9400元；信托计划项下平仓线为0.9000元；如某一交易日（P日）收盘后信托计划预估信托单位净值等于或低于平仓线，受托人须在P日22:00前以录音电话、邮件或传真形式通知B2类受益人向信托计划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且受托人不得接受投资顾问任何买入证券的操作建议，增强信托资金追加后应是信托计划P日预估信托单位净值高于预警线；如B2类受益人未按信托文件约定在不晚于P+1日10:30时足额追加增强信托资金或增强信托资金追加后未使P日下午收盘预估信托单位净值恢复到大于0.9400元，则受托人自行于P+1日10:30起，对信托计划实施不可逆的强制性清仓操作，且不再审核、接受投资顾问发送的投资建议，并在信保基金以外的信托计划资产全部变现后终止信托计划；如在清仓操作过程中（包括信托计划终止、提前终止或因触及平仓线而依约进行清仓的情形），所投资证券出现停牌，则受托人应在证券复牌的第一个交易日上午开盘起及时卖出证券，且需在证券复牌后的前3个交易日内清仓完毕；如自非停牌证券完成清仓之日起第五个交易日收盘时，仍有停牌证券，且信托计划财产不足以支付应付A类受益人的信托资金本金和信托收益及应付信托计划项下相关费用时，则B2类受益人应当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并在B2类受益人完全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后，A类受益人根据合同约定退出信托计划；信托财产的分配顺序为：（1）应付信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A类信托管理费、保管费）；（2）A类受益人信托资金本金及信托收益；（3）应付B类信托管理费；（4）B1类受益人信托资金本金及信托收益；（5）B2类受益人累计追加但未返还的增强信托资金（如有）；（6）B2类受益人信托资金本金及信托收益（如有）；由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终止：全体信托当事人协商一致；信托计划运行期间预估信托单位净值等于或低于0.9000，且受托人依据信托文件约定选择进行平仓操作且平仓变现完毕等；受托人自信托终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成立信托计划清算小组负责信托计划的清算事宜；清算小组在信托终止后10个工作日内编制信托财产清算报告，经保管人复核后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委托人与受益人。 2.2017年9月，大业公司作为甲方与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署编号为【DY2017JXT484-2】的《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顾问合同》（以下简称“《投资顾问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按照信托文件约定，乙方作为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以信托计划的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代表全体委托人行使委托人指令权对信托计划的投资运作向受托人出具投资建议。 《投资顾问合同》签订后，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大业公司出具《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经理授权通知书》，授权通知书指定陈文锋为授权投资经理。 3.2017年10月，王萍作为委托人与大业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编号为DY2017JXT484-1-B1类-01的《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信托合同》中任何涉及B1类受益人预期收益率的，均由11%/年调整为10.5%/年。 4.2017年10月24日，大业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公告》，根据公告内容，信托计划于2017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成立规模为15000万元整。 5.2017年10月24日，王萍作为甲方与郑小玲作为乙方签署《差额补足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的约定，甲方作为信托计划B1级受益人，乙方作为信托计划B2级受益人，乙方无条件不可撤销地承诺：如在信托计划信托利益核算日、终止日（含提前和延后的终止日，以下简称“T日”），经甲方计算，甲方在信托计划项下获取的本金及收益不足以覆盖甲方在信托计划项下委托的B1级委托人资金本金及按照信托计划合同约定的B1级委托人年化最高信托收益率（10.5%）计算的B1级委托人的最高信托收益的，乙方应根据约定，于T+3日内按照甲方确认的金额，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指定的账户划款以补足差额部分。乙方须补足金额的计算方法为：甲方在信托计划项下委托的B1级委托人资金本金+甲方按照信托合同约定的B1级委托人年化最高信托收益率计算的B1级委托人的最高信托收益。乙方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其所承担的差额补足义务直至甲方按信托合同约定获得本金及以B1级委托人的最高信托收益计算的收益或甲乙双方确定的其他日期为止。 协议书还约定，在T日，在满足协议所述差额补足条件时，甲方确认后可立即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乙方承担差额补足责任；乙方应于T+3日以前按照甲方通知的金额，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指定的账户划款以补足差额部分，如乙方未在T+3日以前向甲方指定的差额补足账户足额划付应补足的金额，每逾期一日支付，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公式为：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甲方认购的优先级存续本金金额×0.5‰×违约天数，违约天数自乙方应当支付补足金额之日起至乙方实际支付补足金额之日止。 6.2018年7月6日，王萍向郑小玲发出《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通知》，通知载明，根据《差额补足协议书》的约定和大业公司提供的截止至2018年7月6日的信托计划《估值表》，截止至2018年7月6日核算日，郑小玲已经需要向王萍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具体金额视郑小玲履行时的信托计划估值表而定。要求郑小玲在收到通知后的1个工作日与王萍联系，尽快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否则视为郑小玲违约，需根据《差额补足协议书》支付违约金。该通知于2018年7月10日被签收。 7.2018年7月13日，大业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单位提前终止的公告》，公告载明，大业公司根据全体委托人共同指令，拟于2018年7月12日提前终止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单位。 8.2018年9月29日，大业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表之说明》，根据该说明载明，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为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信托计划终止之前，对股票买卖的操作系接受且仅接受陈文锋的投资建议作为交易指令；截止至2018年6月15日，信托计划信托资产净值为133978870.13元，信托单位净值为0.8932，已经跌破信托合同约定的平仓线，大业公司按信托合同约定通知了B2类受益人，B2类受益人未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追加信托增强资金；2018年7月12日，A类、B类所有受益人签署了《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指令函》，鉴于信托计划已经跌破平仓线，且B2类受益人未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追加信托增强资金，经全体受益人协商一致，信托计划提前终止，终止日为2018年7月12日。 9.2018年11月7日，大业公司出具《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清算报告》（以下简称《清算报告》），根据报告载明，信托计划终止日为2018年7月12日（提前终止）；截至2018年11月6日，信托财产（除部分信托业保障基金外）已全部变现，信托期间信托费用及信托利益分配情况如下：（一）A类信托管理费，截至2018年11月6日，大业公司收取的A类信托管理费为460133.27元；（二）信托利益，A类受益人信托利益分7次分别于2017年12月21日、2018年3月21日、2018年6月21日、2018年7月12日、2018年8月7日、2018年8月31日、2018年11月7日向A类受益人进行了分配，总计分配的信托利益102590716.29元，无剩余信托财产向B1类受益人、B2类受益人进行分配；（三）B类信托管理费，信托计划无信托财产向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B类信托管理费；（四）保管费，截至2018年11月7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收取的保管费为153377.82元。 10.根据王萍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闽02民初615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郑小玲、陈文锋的财产，价值以2310万元为限。王萍因此支出财产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信托合同》、《差额补足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信托计划信托单位净值在2018年6月15日已跌破《信托合同》约定的平仓线，经全体受益人协商一致，该信托计划于2018年7月12日提前终止。大业公司根据《信托合同》的相关约定，对信托计划进行清算并于2018年11月7日出具《清算报告》。截至2018年11月6日，信托财产已全部变现，除受托人大业公司收取A类受益人信托管理费460133.27元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为本信托项下资金的运用与分配提供保管服务收取保管费153377.82元外，A类受益人总计分配到的信托利益102590716.29元，无剩余信托财产向B1类、B2类受益人进行分配。根据王萍与郑小玲之间签署的《差额补足协议书》的约定，郑小玲应当向王萍支付《信托合同》项下的资金本金2000万元和年10.5%最高信托收益率。由于郑小玲未支付上述款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郑小玲应当向王萍支付本金2000万元和最高信托收益210万元及违约金。对于王萍认为违约金应从2018年7月16日起计算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王萍已从郑小玲支付的差额补足款中获得预期的最高信托收益率，若按王萍的主张从2018年7月16日起计算违约金，则存在王萍从该时间起至2018年10月24日期间双重获利的情形，对郑小玲显失公平。故一审法院依法对违约金起算日期调整为从2018年10月25日起计算。其次，陈文锋并非《信托合同》、《差额补足协议书》的当事人，其仅是受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派的授权投资经理，对信托计划提供投资建议，是履行职务行为，与王萍、郑小玲之间不存在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王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陈文锋就郑小玲与王萍之间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因此，王萍要求陈文锋对郑小玲的债务向王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大业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郑小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萍支付差额补足款2210万元、违约金（违约金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从2018年10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驳回王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上诉人郑小玲除了对签署《差额补足协议书》及签收《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通知》有异议外，对其余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王萍和原审被告陈文锋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但郑小玲向本院递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称《差额补足协议书》中“郑小玲”的名字非其本人所签，指纹也是模仿、伪造的，故请求对此进行鉴定。郑小玲称，其一审中未申请笔迹鉴定，是因为其认为申请鉴定的责任不在其，二审中为了维护其自身权利，即使责任不在其，其也愿意申请鉴定。 经查，一审中王萍提交的《差额补足协议书》共7页，第2页打印了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其中“乙方：郑小玲”处有一指印；第7页系落款，“乙方”处有“郑小玲”的签名和指印。一审中，王萍还提交了其律师2018年8月15日与郑小玲电话联系的录音文字记录，其中律师问：“关于那个信托的事，不是王萍这边跟你签了一份差额补足协议吗？”郑小玲答：“嗯啊。”律师告知这个信托计划已经亏损了，“你这边已经需要承担差额补足义务了”，并询问有何处理方案，郑小玲答：“现在不是还有两只股票是停牌状态吗……如果说我们先就是等复牌后该清算的话，我们就清算，该补金额的话，我们还是去补吧。”并称“可能这个需要先跟我们陈总沟通，看他要怎么处理”。律师问：“你这个劣后份额是不是你本人的，还是说是陈文锋的？”郑小玲答：“劣后是我签名，但是所有的操作，就是这些借来的，全部操作都是陈文锋在操作的。”“……之前有问过，他是说，等复牌后，该清算的话，我们还是会清算，该补钱的话，还是会补的。”后律师问：“那当时这个差额补足协议是你来签的，是吗？”郑小玲答：“我签的，所以说，是我签的，然后全程我是没有参与的，然后公司怎么操作，我也不知道……补钱这一块的话，还是要陈总来负责的，不是我来负责的。”“之前我是有问过他，他是说等那个，就是再过9月份先复牌嘛，他说复牌后，可能就会进入清算嘛，清算的时候，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就是按合同来做嘛，该补的钱，我们就是到时候会补上啊。因为现在都还没有清算。” 一审庭前质证笔录中，郑小玲对《差额补足协议书》的质证意见是：“我方认为该协议书只有第二页和第七页有手印，第三页到第六页的内容无手印或骑缝，无法确定，从核对原件看无法证明该协议是被告一（即郑小玲）与原告签署的协议书。”对通话录音的质证意见是：“录音记录的三性无异议。录音记录中我方明确股票停牌，信托收益未分配。”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均与庭前证据交换意见相同。庭审中王萍还提出，其律师与郑小玲的通话记录得到了郑小玲的认可，郑小玲没有对履行差额补足义务提出任何异议，并明确表示认可签订了该差额补足协议。对此，郑小玲一方称：“根据差额补偿协议的约定与答辩时意见一致，没有骑缝，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违反了不能有保底收益及显失公平。”后法官问郑小玲一方：“你方认为与原告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你方手中是否持有与该协议书一致或不一致的合同？”郑小玲的代理人答：需要庭后与当事人核实，今天才看到原件，根据王萍律师与我方当事人的通话录音，录音中明确我方当事人仅负责签名，全程没有参与。后法官告知郑小玲一方应在次日下午17点前向法庭提供郑小玲手中的差额补足协议书，若逾期未提供，法庭将采纳原告提供的差额补足协议书。 一审庭审笔录记载，郑小玲庭审答辩时称：“双方签订了差额补偿协议，但是该协议除第一页抬头及最后一页的签名有原告签字及手印外，没有骑缝，无法确认是原告当事人的签字。原告的录音中，分析原告律师与被告一的通话录音，被告一提出其只负责签名，全程没有参与，该补偿协议是投资者的投资合同，基于此，我方认为基于该补偿协议，不应由被告一履行该协议。”本院审查中，郑小玲称，该笔录中“无法确认是原告当事人的签字”系笔误，其原意是指无法确认是郑小玲的签字；该笔录中的“补偿协议”指的是信托合同而非《差额补足协议书》。对此，王萍回应称，上述庭审笔录中的“补偿协议”不可能指信托合同，其律师在通话录音中并未提及信托合同，而是询问了《差额补足协议书》，而且信托合同是郑小玲和大业公司签署的，不是王萍签署的，信托合同的责任与王萍无关，其不可能在与郑小玲的通话中询问信托合同是否郑小玲签署。对此，郑小玲辩称，其接到王萍的律师电话时懵了，因其签署案涉信托合同当天还签署了其他的信托合同及信托资料，被王萍的律师误导，才回答是其签订的。 二审中，郑小玲还主张，原审法院并未将通话录音作为判决所依据的证据，该通话录音具有诱导性，而且是在未征得郑小玲同意的情形下私自录音的，是以非法方式取得的录音，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 另查，一审庭审后，郑小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权限包括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在其递交的代理词中称：“在发表具体代理意见之前，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及各方提供的证据，被告一（即郑小玲）将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一的权利义务进行梳理：……3.为保证原告作为B1类受益人的资金本金和收益安全，原告与被告一签署了《大业信托•长赢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差额补足协议书》（以下简称《差额补足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根据如上事实，我方认为……” 本院另查明，一审中，王萍提交的证据6为:王萍2018年7月6日致郑小玲的《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通知》及寄送凭证，寄送凭证上载明，邮件于2018年7月9日由上海市陆家嘴揽投员吴某收件，于2018年7月10日在厦门市投递并签收，“签收人：他人收丰巢”。王萍主张，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其要求郑小玲根据相关约定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郑小玲一方在庭前质证笔录中质证称：“三性无异议，但该通知书只是原告的单方通知不具有法律效益。”二审中，郑小玲对此解释称，其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王萍单方发出的协议不清楚，对收到该函件不清楚，这只是王萍的单方声明，其确实未收到该通知。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郑小玲有无与王萍签订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书》、郑小玲有无收到王萍的《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通知》。 首先，郑小玲二审中主张《差额补足协议书》上其名字、指纹非其本人所签、所捺，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但其在一审中并未作此主张，亦未提出鉴定申请。其在一审庭前质证笔录中仅提出该协议“第三页到第六页的内容无手印或骑缝，无法确定，从核对原件看无法证明该协议是被告一与原告签署的协议书”。在一审庭审中其虽提出“没有骑缝，无法确认是郑小玲签字”，但对王萍提交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而在该录音中郑小玲已明确承认差额补足协议书是其签订的，并表示在清算后“该补的钱，我们就是到时候会补上”，一审法院因此才询问郑小玲其手中是否持有与该协议书一致或不一致的合同，并限期提交其所持有的协议书。郑小玲在一审庭审中针对通话录音提出“我方认为基于该补偿协议，不应由被告一履行该协议”，因通话录音中双方交涉的就是差额补足问题，而郑小玲提出的也是“补偿协议”问题，因此，其在一审庭审笔录中所陈述的“补偿协议”不可能指向信托合同，而应指向《差额补足协议书》。郑小玲上诉主张其在通话录音中的陈述系受对方诱导而作出，但对此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其主张该录音的取得方式非法，亦缺乏相应的证据，故其主张该录音不能作为本案证据，理由不能成立。此外，郑小玲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其提交的代理词中对郑小玲与王萍签订《差额补足协议书》之事实亦予以确认，故一审中王萍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已足以证明该《差额补足协议书》是郑小玲签订的，郑小玲未提交相反证据否定《差额补足协议书》的真实性，其上诉主张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缺乏法律依据。现郑小玲主张该协议书非其本人所签，与其原审中的自认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对其鉴定申请亦不予支持。 其次，郑小玲上诉主张其未收到《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通知》，但其在一审中对王萍提交的《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通知》及寄送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仅主张这是王萍单方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从未主张未收到该通知。而且从寄送凭证上“签收人：他人收丰巢”的内容及生活经验可知，该邮件系以投放在丰巢智能柜由收件人自取这一“他人收”方式送达，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王萍向郑小玲发出的《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通知》已于2018年7月10日被签收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郑小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7300元，由上诉人郑小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晓 审 判 员  念保源 代理审判员  许舒可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刘真真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