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28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雅芸（ＺＨＥＮＧＹＡＹＵＮ），女，1974年11月9日出生，新西兰国籍。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玲，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翔，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庆荣，女，195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民，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昕，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郑雅玲，女，197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玲，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翔，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雅芸因与被上诉人叶庆荣、原审被告郑雅玲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203民初14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雅芸及原审被告郑雅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玲、谢宇翔，被上诉人叶庆荣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雅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203民初1498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叶庆荣的一审诉讼请求；2.叶庆荣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案涉《房产买卖协议》最终没有履行的原因系叶庆荣单方面违约，郑雅芸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无需返还任何款项。具体如下：1.案涉《房产买卖协议》合法有效，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2017年2月24日该合同就已成立并生效，叶庆荣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受到合同的约束。自2016年12月起，双方就涉案房产的买卖一事进行了长时间协商，并于2017年2月就房产交易各个事项达成了一致。2017年2月24日，叶庆荣与房产交易中介在叶庆荣办公室内，通过远程通讯方式与郑雅芸的代理人郑雅玲共同签订了《房产买卖协议》。在郑雅玲明确表示同意接受该协议之后，叶庆荣当场在该协议上签字，郑雅玲也开始准备回国。此外，在合同签订当日叶庆荣依约支付了二十万元定金，并于2017年2月27日再行支付了十万元定金。而郑雅芸在收到全额定金后也向叶庆荣出具了定金收据，并着手办理回国手续。以上事实均可证明，双方当事人均已接受《房产买卖协议》，并均已开始履行合同义务。《房产买卖协议》已于2017年2月24日成立并且生效。双方均已开始履行合同的事实证明双方对该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无异议。2.郑雅玲的代理权限是明确且充分的，不存在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限的问题。叶庆荣无权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主张撤销《房产买卖协议》，更无权拒绝履行该合同项下的义务。郑雅芸将涉案房产的出售一事全权委托给郑雅玲办理，并已出具了相关的书面委托文件及依法办理了外交认证手续，程序上合法有效。在内容上，郑雅芸对郑雅玲的委托是全面且充分的，郑雅玲的代理权限涵盖了房产交易过程中的全部事项。且在案涉《房产买卖协议》解除后，郑雅玲将涉案房产另行出售给案外人并办理过户时，郑雅玲使用的即是同一份委托文件也可证明郑雅玲的代理权限是明确且充分的，不存在叶庆荣所称的“无权代理”或是“超越代理权限”问题。3.由于叶庆荣一直未与郑雅芸就合同解除一事进行过协商，更未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在郑雅芸未解除合同之前，《房产买卖协议》仍是有效的，叶庆荣未在该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支付购房款并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根据法律及合同约定，叶庆荣发生违约后，郑雅芸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定金，故郑雅芸在多次催告无果后，于2017年6月12日向叶庆荣发函，通知解除合同并没收其已交付的三十万元定金，以上过程说明，郑雅芸解除合同具有充分的法律和合同依据，已经没收的定金无需返还。4.《房产买卖合同》的解除系因叶庆荣的根本性违约行为所致，郑雅芸已经充分履行了催告义务。郑雅芸对《房产买卖合同》的解除不存在任何过错或是过失，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合同有效，另一方面又认为郑雅玲在叶庆荣取回合同后才在另外两份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存在过错，据此判决郑雅芸对合同无法履行承担次要责任，属判决错误。叶庆荣从未明确表示要求解除合同，其也不具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房产买卖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是叶庆荣不愿意履行，与郑雅玲在纸质合同上的签字时间无关。综上，一审法院对合同双方所谓过错程度的认定存在错误，请求查清事实，支持上诉请求。 叶荣庆辩称，1.关于本案的纠纷情况，根据中介人员黄春生在一审法院2017年8月24日询问中的陈述，以及叶庆荣在2017年4月已经让黄春生撤销了网签，双方实际在2017年4月就已经达成了终止房屋买卖的合意，之后双方只是对应退还定金数额是30万元还是20万元发生了争议。2017年6月郑雅玲以郑雅芸的名义委托律师发函通知继续履行房产买卖协议，以及通知解除房产买卖协议，明显是恶意和不诚信的行为；2.叶庆荣在签署《房产买卖协议》前，各方已经约定郑雅玲回国后需补签《房产买卖协议》，该事实在一审法院2017年8月28日对郑雅玲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2017年8月24日对黄春生的询问笔录中可以证明。既然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成立。但郑雅玲自2017年3月30日回国至郑雅玲在2017年4月同意终止《房产买卖协议》期间，均未履行补签协议的义务，直到2017年5月，为了应对日后可能发生的诉讼，才恶意补签《房产买卖协议》。因此《房产买卖协议》实际自始就未成立和生效。综上，郑雅芸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 叶庆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郑雅芸返还叶庆荣3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2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至2018年4月22日为21000元）；2.郑雅芸赔偿叶庆荣中介费损失50000元、律师费25000元；3.郑雅玲对前述第1、2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4日，叶庆荣在案外人厦门鑫屋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屋公司）的居间下，与郑雅玲协商买卖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72号15A室房屋（即讼争房屋）事宜。当时郑雅玲称该房屋的产权人是其妹妹郑雅芸，受郑雅芸的委托代为出售房屋，但却未能提供任何文书、证件证明其身份及代理权。为此鑫屋公司及郑雅玲提议由叶庆荣先签好协议，并先行向郑雅玲支付30万元，以体现叶庆荣的购买诚意。叶庆荣先签好的协议存放在鑫屋公司，等郑雅玲通知郑雅芸（产权人）到鑫屋公司补签协议后，再由叶庆荣与郑雅芸履行房屋买卖协议。受郑雅玲及鑫屋公司的蛊惑，叶庆荣当即在鑫屋公司提供的一式三份《房产买卖协议》签上姓名，并将签好的协议交由鑫屋公司保管。叶庆荣当即向郑雅玲的账户转入20万元，后于2017年2月27日再向郑雅玲的账户转入10万元。2017年2月25日，叶庆荣还向鑫屋公司支付了中介费5万元。 经叶庆荣多次催促，郑雅芸以其在国外为由，没有补签《房产买卖协议》，也未向叶庆荣追认郑雅玲收取购房款的行为，造成叶庆荣无从确认郑雅芸的真实意思。而郑雅玲则以其未持有郑雅芸的相关委托书为由推诿，拒绝以代理人身份补签协议，使叶庆荣对《房产买卖协议》是否成立以及能否履行产生不安。为此叶庆荣于2017年5月4日委托律师分别给鑫屋公司和郑雅玲发函，支付律师费5000元。直到2017年5月中旬，叶庆荣见郑雅芸仍未补签《房产买卖协议》，就撤销了其单方签署的《房产买卖协议》，鑫屋公司将其中一份《房产买卖协议》退还给叶庆荣，并撤销网签，告知叶庆荣协议撤掉了，由叶庆荣自行找郑雅玲返还30万元及赔偿中介费等损失。之后，叶庆荣多次找郑雅玲要求退款，但郑雅玲态度反复，有时同意退还30万元，有时只同意退还20万元，有时又不同意退还。 迫于无奈，叶庆荣委托律师于2017年8月2日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郑雅玲及鑫屋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返还30万元、赔偿中介费5万元及律师费3万元等。后因郑雅玲与鑫屋公司恶意串通，郑雅玲以郑雅芸的代理人身份在留存在鑫屋公司的另二份《房产买卖协议》中签名，并提交相关的公证委托书，叶庆荣只得撤回了起诉。叶庆荣在上述诉讼中还得知，郑雅玲早在2017年3月30日就已经从新西兰回到了厦门，但一直隐瞒叶庆荣，不与叶庆荣联系，也不去鑫屋公司补签《房产买卖协议》，并且在2017年8月以更高的价格将讼争房屋另行出售给了他人。 郑雅芸在具备补签条件的情况下迟迟不签署《房产买卖协议》，郑雅玲拒不向叶庆荣披露早已取得郑雅芸授权的事实和出示委托书，也拒绝以代理人身份签署《房产买卖协议》，甚至连收取了叶庆荣30万元购房款的书面收条也拒绝出具，造成叶庆荣根本无从判断郑雅玲是否是郑雅芸的售房代理人及代理权限，《房产买卖协议》是否成立及其效力也一直处于不确定的待定状态。郑雅芸已将讼争房屋另行出售给了他人，《房产买卖协议》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已不能履行。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叶庆荣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以及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提起本案诉讼。 郑雅芸在一审辩称，一、郑雅玲系郑雅芸的代理人，受郑雅芸委托从事讼争房屋买卖的相关事项。郑雅玲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更无须承担叶庆荣所谓的“连带责任”。郑雅芸由于常住新西兰，不便处理讼争房屋的出售事宜，故早在2010年就已签署授权委托书，将讼争房屋出售等相关事项委托给郑雅芸的姐姐即郑雅玲代为处理。郑雅芸与郑雅玲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郑雅玲作为郑雅芸的代理人，代郑雅芸从事与讼争房屋出售有关的民事活动。郑雅玲作为郑雅芸的代理人，其与叶庆荣签订合同，出售讼争房屋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郑雅芸承担。郑雅玲在《房产买卖协议》项下不享有权利，也无需承担义务，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既没有合同约定又没有法律规定，郑雅玲作为代理人无需承担叶庆荣所谓的“连带责任”（假设存在叶庆荣所谓的责任）。二、郑雅玲作为郑雅芸的代理人，有权代为出售房屋、签署售房合同。叶庆荣对郑雅玲的上述代理权限是清楚知悉的。在《房产买卖协议》签订时，叶庆荣已经充分知悉了讼争房屋的产权人为郑雅芸，郑雅玲只是郑雅芸的代理人。这点从《房产买卖协议》抬头处列明的出售方情况可以得到证实。该处列明的信息为“郑雅芸、郑雅玲（代）”，通过此处即可证明在签订合同之前，叶庆荣对于房屋出售方系郑雅芸、郑雅玲只是郑雅芸的代理人的事实就是明知，也是应知的。房屋买卖属于重大资产的处分，从生活常理上讲，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购买人理应对房屋的产权情况进行了解。在确定房屋的权属人和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之后方才签订合同。叶庆荣抗辩其不清楚郑雅玲系郑雅芸的代理人显然是违反常理的。从叶庆荣已经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也可以证明，在签订合同时，叶庆荣对郑雅芸和郑雅玲各自的身份是清楚知悉的。三、郑雅玲通过电子通讯手段与叶庆荣协商订立《房产买卖协议》，《房产买卖协议》已经成立且生效，双方当事人已开始履行合同义务。郑雅芸（通过代理人）与叶庆荣从2016年10月开始对讼争房屋买卖一事进行协商。经过充分的协商之后，双方在2017年2月24日已经对讼争房屋的交易细节达成了协议，并制定了《房产买卖协议》。由于当时郑雅芸及代理人郑雅玲均在国外，无法立即在书面合同文本上签字。故郑雅芸的代理人通过电子通讯手段向叶庆荣明确表示接受《房产买卖协议》的约束，同意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此时《房产买卖协议》已经成立且生效。在《房产买卖协议》签署后，叶庆荣依约向郑雅芸支付了定金30万元，郑雅芸也向叶庆荣提供了定金收条以确认已收到定金。郑雅芸的代理人也着手准备回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此时双方均已开始履行《房产买卖协议》。合同的本质是双方的交易合意。签署书面合同文本只是双方确认合同成立、表示接受合同约束的形式之一。除此之外，法律并不禁止双方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等其他形式来确认合同成立，甚至允许通过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来确认合同成立的事实。就本案相关事实而言，无论是郑雅芸表示接受《房产买卖协议》约束、叶庆荣支付定金、郑雅芸出具定金收条，亦或是之后郑雅芸与中介人员前往房产部门等待叶庆荣办理过户手续，都能够证明《房产买卖协议》已经成立且已生效。四、《房产买卖协议》未能完全履行是由于叶庆荣自身原因所致，与郑雅芸无关。郑雅芸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签订《房产买卖协议》后多次通过代理人通知叶庆荣履行《房产买卖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并积极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进行准备。但叶庆荣为一己私利，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甚至拒绝按约定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叶庆荣的行为违反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构成了根本性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五、叶庆荣未能在《房产买卖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支付购房款余款等行为已经构成违约，郑雅芸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定金。由于叶庆荣的逾期拒不支付购房款余款、拒绝配合办理过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房产买卖协议》的约定，构成了根本性违约，郑雅芸遂于2017年6月12日向叶庆荣发函，通知解除《房产买卖协议》并依约没收叶庆荣已支付的30万元定金。六、郑雅芸在合同的履行和解除上均不存在故意或过失，无须向叶庆荣支付中介费、律师费等所谓的“损失”。若仅从叶庆荣主张所谓“损失”的款项性质而言，叶庆荣的该项诉求也不应得到支持。中介费系叶庆荣与鑫屋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所产生的费用，与郑雅芸无关。本案并非强制代理案件，郑雅芸与叶庆荣之间并未就律师费的承担进行过任何的约定，叶庆荣要求郑雅芸承担所谓的律师费没有任何约定或法定的依据。综上所述，叶庆荣与郑雅芸共同签署的《房产买卖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该协议的约束。从双方均已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来看，双方对于该合同已经成立且生效的事实均无异议。而叶庆荣由于自身利益需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故中止履行，以致发生违约，叶庆荣应根据《房产买卖协议》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郑雅芸根据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解除合同、没收定金系依法依约行使郑雅芸的正当权利，并无过错。在此情况下，叶庆荣无权要求郑雅芸或郑雅芸的代理人返还任何款项，更无权要求郑雅芸或郑雅芸的代理人承担其所谓的“损失”。叶庆荣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请法院驳回叶庆荣的全部诉讼请求。 郑雅玲在一审辩称，同意郑雅芸的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讼争的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72号15A室房屋（建筑面积224.49平方米）原登记在郑雅芸名下。2010年11月30日，郑雅芸出具委托书，委托内容包括委托郑雅玲出售（转让）讼争房屋，郑雅玲有权签订售房合同，收取售房款，代缴相关税费，代办过户登记手续等。郑雅芸出具上述委托书办理了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 2017年2月24日，经鑫屋公司（丙方）居间，郑雅芸（甲方，由郑雅玲代理）与叶庆荣（乙方）通过微信达成《房产买卖协议》，该协议一式三份，叶庆荣在三份协议文本的乙方落款处签字，黄春生在丙方经办人处签字，因郑雅芸、郑雅玲在国外，三方约定待郑雅芸、郑雅玲回国后再在三份协议文本的甲方落款处签字，三份协议文本均由鑫屋公司保管。该协议约定如下：甲方将讼争房屋出售给乙方，成交总价为880万元；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支付甲方购房定金30万元，剩余尾款在2017年5月31日前付清，否则视为悔约；甲乙双方应于2017年5月31日前，以本协议书为基础签订《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办理交易过户登记手续，若于2017年5月31日前因一方原因无法办理交易过户登记手续，则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详见本协议第十二条）；甲方应于收到全部购房款将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鉴于丙方已促成甲乙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关系的成立，乙方支付丙方中介费10万元；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丙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在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协议第十二条违约责任约定：1.甲乙双方签定本协议后，双方不得中途悔约；若甲方中途悔约，应以书面形式立即通知乙方及丙方，并自悔约之日起三日内以乙方所付定金的双倍及乙方已付购房款（不计利息）返还给乙方；若乙方中途悔约，应以书面形式立即通知甲方及丙方，甲方应自乙方悔约之日起三日内将乙方的已付购房款（不利计息）返还给乙方，但购房定金归甲方所有；2.若乙方不能按期支付房款或甲方不能按期交付房屋，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房屋成交总价0.05%的违约金。 2017年2月24日，叶庆荣向郑雅玲转账支付20万元。2017年2月27日，叶庆荣又向郑雅玲转账支付10万元。之后，郑雅玲出具一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的收条，确认收到叶庆荣支付的购房定金30万元。 2017年2月25日，叶庆荣向黄春生转账支付5万元。同日，鑫屋公司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叶庆荣支付的讼争房屋中介费5万元。此外，鑫屋公司还就讼争交易办理了网上备案登记。 2017年3月底，郑雅玲回国，但因其个人原因，并未立即在三份《房产买卖协议》文本上签字。 2017年3月底至4月期间，叶庆荣向鑫屋公司表示要撤销上述《房产买卖协议》，并向鑫屋公司取回了其中一份协议文本，另两份协议文本仍由鑫屋公司保管。同时，鑫屋公司还按照叶庆荣的要求撤回了讼争交易的网上备案登记。 2017年5月，郑雅玲在鑫屋公司保管的两份《房产买卖协议》文本上签字，并要求在叶庆荣持有的一份《房产买卖协议》文本上签字，但叶庆荣不同意。 2017年5月30日，郑雅玲向叶庆荣发送短信，要求叶庆荣即刻支付购房款850万元，并表示将在收到款项后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2017年5月31日，郑雅玲及中介方前往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欲办理讼争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叶庆荣未到场。 2017年6月4日，郑雅芸委托许玲律师向叶庆荣发送律师函，敦促叶庆荣在收函后三天内支付购房款850万元。该律师函于2017年6月5日投递，次日签收。2017年6月7日，叶庆荣通过案外人叶开阳向许玲律师回复如下：1.郑雅芸与叶庆荣素不相识，从未谋面，谈不上2月24日签订购房协议；2.叶庆荣有考虑购置讼争房屋，仅与中介签订意向协议，叶庆荣已多次告知中介该意向协议从未生效，无法履行也不必履行，为显诚意，叶庆荣已预付30万元托管于中介处，但至今中介仍无法让业主与叶庆荣见面；3.意向协议为复写三联，叶庆荣执其中一联，许玲律师看到的是经过加工制作的伪据；4.如郑雅芸是业主，又有真实的卖房意愿，可在许玲律师的主持下，双方见面正式商谈买卖合同。 2017年6月12日，郑雅玲以郑雅芸代理人的身份向叶庆荣邮寄《关于解除的通知》，通知郑雅芸与叶庆荣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于本函发出之日解除，郑雅芸依约没收叶庆荣支付的购房定金30万元。该通知于次日签收。上述通知的邮寄过程经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公证。 2017年8月2日，叶庆荣作为原告，以郑雅玲、鑫屋公司为被告，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之诉，后于2017年12月28日撤回起诉。叶庆荣在该案审理中陈述，2017年3月20日叶庆荣有收到黄春生用微信发送的有关郑雅玲代理人身份的委托书，但微信上看不清，叶庆荣要求鑫屋公司提供原件，鑫屋公司一直没有提供；2017年5月中旬，郑雅玲要求在叶庆荣持有的一份协议文本上补签字，因距离付款时间只有十几天，叶庆荣请求郑雅玲给予一定的宽限期筹钱，郑雅玲不同意，叶庆荣认为郑雅玲此时在原协议文本上补签字对其不公平；2017年5月31日，因叶庆荣认为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故未到场办理过户手续。鑫屋公司的黄春生在该案审理中陈述，在2017年2月24日《房产买卖协议》签订前，黄春生曾向叶庆荣出示过郑雅玲发送的产权证和委托书图片；自2017年3月底至4月期间，叶庆荣一会儿称无法继续履行协议并要求退还定金，一会儿称要继续履行协议并带人看房，反复多次，郑雅玲最初同意退还定金30万元，后来只同意退还定金20万元，最后不同意退还定金。 2017年8月，郑雅芸将讼争房屋另行出售给了案外第三方。 另，因叶庆荣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和代理叶庆荣与郑雅玲、鑫屋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事宜，叶庆荣支付律师费共计25000元。 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叶庆荣主张，因郑雅芸、郑雅玲怠于签署《房产买卖协议》，叶庆荣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以取回一份协议文本和撤回网上备案登记的形式撤销该协议，叶庆荣之所以没有取回三份协议文本，是因为被鑫屋公司误导只能取回一份；因郑雅芸授权郑雅玲不明确，叶庆荣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要求郑雅玲承担连带责任。郑雅芸、郑雅玲主张，因叶庆荣逾期支付购房款和拒绝办理过户手续，构成根本违约，郑雅芸书面通知叶庆荣解除双方之间的《房产买卖协议》，该协议于2017年6月13日解除。 一审法院认为，郑雅芸出具委托书委托郑雅玲出售讼争房屋，委托权限包括签订售房合同，收取售房款，代缴相关税费，代办过户登记手续等，该委托书办理了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应属合法、有效。郑雅玲代理郑雅芸与叶庆荣就讼争房屋的买卖事宜达成合意，叶庆荣、郑雅玲先后在《房产买卖协议》上签字，《房产买卖协议》已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虽然叶庆荣从居间方取回了其中一份协议文本并要求居间方撤回了讼争交易的网上备案登记，但并不影响《房产买卖协议》的成立和生效。本案并不属于行为人（郑雅玲）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郑雅芸）名义订立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情形，故叶庆荣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主张撤销《房产买卖协议》不能成立。本案也不存在委托书授权不明的情形，叶庆荣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要求郑雅玲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从《房产买卖协议》的签订和履行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第一阶段，叶庆荣与郑雅芸的委托代理人郑雅玲通过居间方鑫屋公司磋商并确定协议文本，叶庆荣于2017年2月24日在一式三份协议文本上签字，经买卖双方同意三份协议文本均由鑫屋公司保管，在此阶段叶庆荣应当知道讼争房屋的权属登记情况和委托售房情况。2.第二阶段，2017年3月底，郑雅玲回国，自此时起叶庆荣在是否继续履行《房产买卖协议》的问题上反复多次，叶庆荣与郑雅玲亦就是否退还定金以及退还多少定金的问题多次协商未果，且叶庆荣向鑫屋公司取回了其中一份协议文本并要求鑫屋公司撤回了讼争交易的网上备案登记。3.第三阶段，2017年5月，郑雅玲在鑫屋公司保管的两份协议文本上签字后，要求在叶庆荣持有的一份协议文本上签字，因距离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2017年5月31日）只有十几天，叶庆荣要求郑雅玲给予一定的宽限期筹钱，郑雅玲不同意，叶庆荣认为郑雅玲此时在原协议文本上补签字对其不公平，不同意将其持有的一份协议文本交给郑雅玲签字。4.第四阶段，叶庆荣未于《房产买卖协议》约定的时间2017年5月31日支付剩余购房款及办理过户手续，2017年6月5日郑雅芸委托律师向叶庆荣发函催告支付剩余购房款，2017年6月12日郑雅芸的委托代理人郑雅玲向叶庆荣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即日起解除《房产买卖协议》并没收定金30万元。5.第五阶段，买卖双方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郑雅芸于2017年8月将讼争房屋出售给案外第三方。从买卖双方在上述五个阶段的行为分析，讼争房屋已另行出售给案外第三方，郑雅芸与叶庆荣之间的《房产买卖协议》事实上已无法继续履行，买卖双方对此均负有责任。从买方来看，叶庆荣在交易过程中对是否继续交易反复多次，直到2017年5月中旬仍然态度不明，叶庆荣的行为和态度给讼争交易制造了诸多障碍，对《房产买卖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负有主要责任。从卖方来看，郑雅玲作为郑雅芸的委托代理人，2017年3月底回国后怠于在三份协议文本上签字，在双方就是否继续交易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迟至2017年5月才在居间方鑫屋公司保管的两份协议上签字，此时郑雅玲已明知买卖双方之间的争议，也明知叶庆荣已取回其中一份协议文本且叶庆荣不同意将该协议文本交给郑雅玲签字，郑雅玲选择此时在居间方保管的协议文本上签字，并认为叶庆荣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付款和过户构成根本违约，发函解除《房产买卖协议》和没收定金，郑雅芸（由郑雅玲代理）的行为并非无可挑剔，对《房产买卖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负有次要责任。 结合郑雅芸与叶庆荣的责任大小以及讼争房屋已另售他人的情况，一审院认定郑雅芸应返还叶庆荣15万元，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叶庆荣自身对《房产买卖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负有主要责任，叶庆荣诉请郑雅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及赔偿中介费、律师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郑雅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叶庆荣15万元；二、驳回原告叶庆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40元，由原告叶庆荣负担4498元，被告郑雅芸负担274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郑雅玲代理郑雅芸就讼争房屋与叶庆荣达成买卖的合意，双方分别在《房产买卖协议》上签字，并各自为履行协议内容进行了相应准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房产买卖协议》已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现因讼争房屋已另行出售给案外第三人，造成《房产买卖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买卖双方对此后果均负有相应责任。叶庆荣在交易过程中对是否继续交易多次反复，犹豫不决，影响了交易的正常进行。郑雅芸的代理人郑雅玲在2017年3月份回国后，未能及时在三份协议书上签字，且在明知叶庆荣从居间方取回一份协议书并要求撤回讼争交易网上备案登记后，才在居间方保管的另外两份协议书上签字，亦有过错。一审法院对《房产买卖协议》成立及无法履行的责任分析认定，并无不当，应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郑雅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郑雅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林 审判员 洪培花 审判员 陈 石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范亲敏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