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2行初31号 原告陈基铭，男，194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陈思翀（系原告儿子），男，197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代理人熊辉伦，浙江辉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149号。 法定代表人殷兴山，行长。 委托代理人马维胜、王巍，该单位员工。 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钱江新城市民街98号尊宝大厦金尊一层、六至十八层及三十六层。 负责人丛军，行长。 委托代理人孙武，该单位员工。 原告陈基铭诉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杭州支行）、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行政答复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收到原告的起诉材料，于次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2月22日向被告人行杭州支行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同年3月21日、4月4日本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基铭的委托代理人陈思翀、熊辉伦，被告人行杭州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马维胜、王巍，第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孙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人行杭州支行于2018年8月17日对原告陈基铭作出行政答复，内容如下：“你投诉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未按规定办理自助转账类业务，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未按规定设置交易提醒短信功能的问题，经调查，现答复如下：一、你反映的问题及个人诉求。你在投诉中称，你于2015年1-2月期间，遭遇电信诈骗，你的民生银行卡账户（户名：陈基铭，卡号：62×××**，下称你的账户）内资金受到重大损失。你认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开通手机银行、设置交易提醒短信功能等方面存在业务违规行为，要求我中心支行对下列情形进行调查认定：（一）2015年1月3日，你前往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柜面开通网上银行，当时使用的居民身份证为已挂失身份证，但仍通过联网核查并成功开通网上银行。（二）你的账户从2015年1月5日至1月27日期间，通过网上银行6次一共转出276万元，且每次转出都是发生在转入后不到1小时时间内，而此前，你的银行卡账户已有近3年时间没有使用。你要求认定该情形是否属于异常交易，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是否已履行客户身份重新识别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三)民生银行允许客户通过网上银行取消短信通知功能。你要求认定该行为是否符合相关制度规定。(四)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你开通网上银行时提供给你的‘U宝’并没有设置物理确认键。你要求认定该‘U宝’是否具有有效防止黑客攻击以及有效防止远程操控的功能。二、调查基本情况。接到你的投诉后，我中心支行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配合下及时开展调查，并调取了你的账户开户情况、网上银行签约申请单、手机银行开通记录、网银与手机银行登录、操作情况、短信提醒功能关闭记录、95568短信发送明细等材料。基本情况如下：(一)账户开立和电子银行功能设置情况。1.经调查，你的账户于2011年12月8日开立，留存的手机号码为139××××9352。2015年1月3日，你在民生银行杭州庆春支行网点开通网上银行并申领了电子签名验证证书安全工具(U宝)。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为你办理业务时，均留存了你的身份证件复印件，通过身份证鉴别仪、身份证联网核查系统对你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均为‘核查通过’。由于你办理业务时身份证联网核查系统功能限制，无法显示身份证是否处于挂失状态，因此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不掌握你的居民身份证已处于挂失状态这一情况。(二)大额可疑交易报送情况。1.经调查，你的账户2015年1月5日至1月27日发生的交易，民生银行已按《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发布)规定，进行了大额交易报送。2.经调查，你的账户2015年1月5日至1月27日发生的交易，触发了民生银行的可疑交易监控规则，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对该可疑交易在反洗钱系统中进行了人工分析识别、判断，且对客户身份进行了重新识别及可疑甄别。经甄别，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认为缺乏合理理由认定可疑，因此，未作为可疑资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送。(三)‘账户即时通’服务相关情况。1.经调查，你于2012年4月5日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办理‘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并签署《‘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申请表》，开通方式为柜面开通，预留的手机号码为139××××9352。2015年1月5日，你的‘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解约，解约方式为通过个人网上银行解约。解约成功后，民生银行向你预留的手机号码(139××××9352)发送了解约短信，内容为‘尊敬的客户，账户*9×××53，已取消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感谢您的使用，如有疑问请致电95568’。2.经调查，在你开通‘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时，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使用须知》中与你约定：‘在办理服务终止后，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停止信息发送。客户需办理的手续与开通时相同’、‘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规则由中国民生银行指定、修改和解释。若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在你申请开通网上银行时，民生银行在《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中与你约定：‘对于电子银行各项已有或新增服务功能，银行有权自主决定随时主动提供或经客户向银行申请批准后予以提供。’3.经调查，民生银行于2015年1月1日，对‘账户信息即时通’的业务规则进行了调整，规定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客户，可通过该等电子渠道申请开通、变更或停止‘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调整后的《‘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使用须知》在民生银行官方网站‘个人金融-银行卡-个人客户协议手册’项下进行了公示，但未以显著方式提示修改内容。4.经调查，民生银行通过个人网上银行解约‘账户信息即时通’需登录个人网银，并验证交易密码、U宝口令。(四)民生银行‘U宝’是否具有有效防止黑客攻击以及有效防止远程操控的功能，银监部门对此已有认定。三、我中心支行处理意见。(一)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为你办理开通网上银行、账户挂失和解挂业务时已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其行为符合《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令〔2007〕第2号)第七条‘。商业银行。在以开立账户等方式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应当识别客户身份，了解实际控制客户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登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和第二十二条‘出现以下情况时，金融机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七)金融机构认为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的其他情形’的规定。(二)未发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违反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的相关规定的行为。1.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2007〕2号)第二十二条‘出现以下情况时，金融机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二)客户行为或交易情况出现异常的’的规定，民生银行对触发可疑交易监控规则的交易进行了识别，产生了可疑报告，且对你的身份进行了重新识别及可疑甄别，未发现有明显的违反反洗钱相关规定的情形。2.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银发〔2008〕391号)‘三、(一)金融机构要通过流程控制，强化勤勉尽责义务。利用技术手段筛查出交易数据后，金融机构应根据需要进一步分析、审核和判断，提高所报告的可疑交易信息的有效性。金融机构按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发布)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报告可疑交易时，应分析、审核和判断所筛查出的交易是否存在相关条款所提示的。等可疑原因。如果某一交易客观上具有这些条款所规定的异常特征，但金融机构却有合理理由排除这些疑点，或者没有合理理由怀疑该交易或客户涉及违法犯罪活动，则不能将这些交易作为可疑交易报告的内容’的规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对触发可疑交易监控规则的交易进行甄别后，作出不作为可疑资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送的决定，并未违反相关制度规定。(三)民生银行在《‘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使用须知》和《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与你就‘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在通过网上银行提供‘账户信息即时通’解约服务时，对交易密码、U宝口令等交易要素进行了验证；在你向民生银行反映遭遇电信诈骗时，你的账户已处于挂失状态，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办理你的账户挂失和解挂业务时，均是根据你的意愿，对你的账户的功能进行暂停和恢复，其行为未违反相关业务管理规定。但民生银行在披露业务规则调整时，未使用有利于金融消费者接收、理解的方式，未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中心支行已责令其进行整改。” 原告陈基铭诉称，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2月13日由于第三人的安全漏洞导致原告831万存款被人分多次全部转走。原告于2016年7月向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一审民事诉讼，要求第三人赔偿原告损失。鉴于本案涉及到多项监管规定和银行内部技术细节，原告于2017年5月向人行杭州支行提出答复要求。被告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了第三人未违反相关规定的行政行为，而一审法院直接引用该行政行为的结论导致原告败诉，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第三人虽然使用了联网核查功能，但仍然用原告已经挂失的身份证件为原告办理了网上银行业务，但被告却以第三人系统功能有限制为理由，认为第三人的操作符合相关规定。原告的银行账户存在被无端添加一个不相关的手机号码的情况，并且账户因为异常交易，多次触发第三人系统的报警，但第三人却没有按照监管规定的方式重新识别客户的身份，并了解客户的交易目的与行为。正是第三人的不作为，导致账户损失越来越大。但是人行杭州支行在没有具体了解第三人的操作规则以及原告账户在系统报警之后的具体操作，就认定第三人的操作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手机短信通知服务时规定，取消手机短信通知业务必须与开通手机短信通知业务的方式相同。原告于2012年通过第三人柜面开通手机短信通知业务，但2015年却被第三人通过网上银行取消。对此明显违反储户与金融机构协议的行为，同时第三人又无法提供变更规则的具体日期。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第三人未违反相关规定的行政答复超越其法定职权，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严重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撤销被告于2018年8月17日向原告作出的行政答复；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陈基铭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行政答复，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 2、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利害关系。 3、银发[2010]19号、银发[2012]121号，拟证明人行发布网银安全规范，要求各单位执行，认为人行有监管职责。 4、“U宝”说明三份，拟证明民生银行“U宝”未达标。 5、银监局答复，拟证明“U宝”功能标准不属于银监局职责范围。 6、民生银行客户协议手册（201803版、201903版），拟证明客服协议更新在每年的3月份。 7、民生银行答复，拟证明民生银行对银监局事实进行了隐瞒。 8、IP地址登录信息联网核查记录，拟证明原告于2015年1月3日开通网银后，不久有外国地址登录。 9、原告银行账户明细，拟证明民生银行存在安全隐患。 10、银监会令[2006]5号《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拟证明存有安全隐患的银行应承担责任。 11、民生银行网上服务协议，拟证明民生银行发现可疑可实施截停。 12、民生银行2014年年报，拟证明民生银行可拦截可疑交易。 13、银发[2009]142号《人民银行、银监会、公安部、工商总局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拟证明民生银行有职责拦截可疑交易。 14、银发[2013]2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及客户分类管理指引》的通知，拟证明民生银行应有内控制度，应有有效防范。 15、银发[2014]344号《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办法》，拟证明人民银行反洗钱应有监控记录。 16、银发[2016]261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拟证明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责。 被告人行杭州支行辩称，一、其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回复义务，程序符合要求。原告自2017年5月起向被告反映情况，被告开展调查期间，原告时而希望被告进行调解，时而要求被告予以查处，并通过来人或来电方式，多次对其诉求进行补充和修改，使得其诉求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也使得被告投入大量精力但劳而无功。经沟通，原告于2018年7月16日对其投诉诉求进行了最终确认，明确了四点诉求，并亲自写下“诉求以本次为准”。被告据此在全面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投诉调查处理情况的回复并邮寄送达原告。二、被告依据职责进行了回复，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实体并无不当。投诉处理期间，被告调取了相关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核实，被告未发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办理与原告投诉相关业务时存在违规行为。具体如下：（一）诉求一，原告要求了解其账户于2015年1月5日至1月27日期间，通过网上银行6次一共转出276万，该一系列交易是否触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大额可疑交易系统，触发了几次，是否作为可疑交易向指定机关进行报送。对此，被告经调查发现，民生银行对相关交易已按《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发布）规定，进行了大额交易报送，履行了报告义务。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对触发可疑监控规则的交易，在反洗钱系统中进行了人工分析识别、判断，且对客户身份进行了重新识别及可疑甄别。经甄别，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认为缺乏合理理由认定可疑，未作为可疑资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送。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2007]2号)第二十二条“出现以下情况时，金融机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二）客户行为或交易情况出现异常的”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银发[2008]391号）“三、（一）金融机构要通过流程控制，强化勤勉尽责义务。利用技术手段筛查出交易数据后，金融机构应根据需要进一步分析、审核和判断，提高所报告的可疑交易信息的有效性。”金融机构按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发布)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报告可疑交易时，应分析、审核和判断所筛查出的交易是否存在相关条款所提示的……等可疑原因。如果某一交易客观上具有这些条款所规定的异常特征，但金融机构却有合理理由排除这些疑点，或者没有合理理由怀疑该交易或客户涉及违法犯罪活动，则不能将这些交易作为可疑交易报告的内容”的规定，民生银行的上述行为，并未违反反洗钱行政管理相关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在起诉中所称“原告的银行账户存在被无端添加一个不相关的手机号码的情况……”，涉及手机银行问题，已超出原告2018年7月16日确认的投诉内容（仅涉及网上银行），也超出被告的行政回复范围。（二）诉求二，原告要求认定民生银行2015年允许客户通过网上银行取消短信通知功能是否符合相关制度规定。对此，被告经调查发现，2015年1月5日，原告的“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解约，解约方式为通过个人网上银行解约。解约成功后，民生银行向原告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了解约短信。民生银行在《“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须知》中与原告约定“‘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规则由中国民生银行指定、修改和解释。若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在《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中与原告约定：“对于电子银行各项已有或新增服务功能，银行有权自主决定随时主动提供或经客户向银行申请批准后予以提供。”民生银行于2015年1月1日对“账户信息即时通”的业务规则进行了调整，明确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客户，可通过该等电子渠道申请开通、变更或停止“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调整后的《“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使用须知》在民生银行官方网站“个人金融-银行卡-个人客户协议手册”项下进行了公示。被告认为民生银行在《“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须知》和《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与原告就“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该约定属于民事领域范畴；就行政层面而言，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行为未违反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三）诉求三，原告提出2015年1月3日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柜面开通网上银行时，提供的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已挂失，但仍通过联网核查并成功开通网上银行。对此，被告经调查发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为原告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留存了原告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对原告提供的居民身份证进行了联网核查，并通过身份证鉴别仪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均为“核查通过”，故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按要求履行了客户身份识别义务。需要说明的是，联网核查所对应的是公安机关拥有的全国人口基本信息资源库，该信息资源库非银行体系拥有，银行对于客户身份信息与公安机关信息资源库情况是否吻合，只能通过联网核查通过与否被动接受，并据此进行后续操作。（四）诉求四，原告要求认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为其开通网上银行时提供的“U宝”是否具有防止黑客攻击以及有效防止远程操控的功能。鉴于浙江银监局作为有权监管部门已对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的“U宝”的安全性进行了认定，被告不再进行重复认定并无不当。综上，被告2018年8月17日的回复，是建立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依据有关规定作出的，事实清楚、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人行杭州支行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答复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投诉书、行政答复、答复送达凭证，拟证明被告已按规定程序受理原告投诉，并在规定时间内书面答复。 2、原告办理“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留存资料（申请表、“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须知）、“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解约时的功能关闭记录和解约短信发送记录、《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使用须知》（2015年1月1日后适用），拟证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为原告办理关闭“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时双方有约定，未违反人民银行相关规定。 3、原告开通民生银行网银业务申请单、原告开通民生银行网银业务受理单、原告网银签约联网核查记录情况，拟证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为原告开通网银时履行了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4、浙江银监局对原告信访答复，拟证明其他有权监管部门已对民生银行“U宝”安全性作出认定。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 第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述称，其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可以主动申请，二是由人民法院通知。原告直接将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作为第三人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因此，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作为第三人不适格。二、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原告提出了与反洗钱的相关诉求，依法不在审理范围。根据《反洗钱法》第五条规定“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负有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机构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能用于反洗钱行政调查。司法机关依照本法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能用于反洗钱刑事诉讼。”原告诉状中的异常交易、大额交易、客户身份重新识别等的依据分别是：《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的上位法均是反洗钱法。由于本案是行政诉讼，不属于审理范围。在江干区法院审理第三人在与原告储蓄合同纠纷一案，也未将该部门纳入审理范围。退一步说，反洗钱法是公法，第三人在反洗钱过程履职如何，与原告被骗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三、第三人在与原告储蓄合同纠纷一案一审胜诉，是因为第三人按约定履行约定义务，不存在过错和违约行为，而不是被告的答复导致原告败诉。原告诉第三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杭州市江干区法院已经作出(2016)浙0104民初4704号民事判决，认定第三人并无过错，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第三人储蓄合同法律关系系民事法律关系，无须行政前置，江干区法院在审理原告与第三人的储蓄合同纠纷一案中，仅在查明事实部分提及原告到监管部门投诉，监管部门的答复认为第三人的行为未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在“本院”认为部分当中，没有将监管部门认定作为关键理由和依据。如上所述，该起民事案件无须行政前置，江干区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是审理的储蓄合同民事法律关系，与原告是否投诉和答复无直接法律关系，其也并不依赖原告是否投诉。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告人行杭州支行作出的被诉行政答复是否合法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人行杭州支行提供的证据1-4，原告陈基铭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对证据2中《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使用须知》三性均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3申请单无异议，认为应适用2013版个人客户协议手册，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原告投诉无关。第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对原告陈基铭提供的证据1-16，被告人行杭州支行质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认为证明答复与原告无利害关系；对证据3认为系金融标准化制定金融通用规范，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关联性有异议，无证明效力；对证据7不予质证；对证据8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10认为证明银监局对电子银行U盾有监管职责；对证据11、证据12认为不涉及身份重新识别；对证据13认为套现欺诈涉及犯罪认定，非银行行政职责，且规定是“可”而非“应当”；对证据14认为指引是引导性文件，人行行政指导行为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目的，本案不涉及手机银行；对证据15认为系人行内部流程，与原告无关；对证据16认为文件在案发行为之后，人行已经履行反洗钱调查义务。第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质证如下：证据1至证据10同被告质证意见，补充说明对证据5认为申请人申请具有诱导性；对证据7证据来源有异议；对证据8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10认为超出本案审查范围，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原告与洗钱及恐怖融资无关；对证据12真实性不确定，认为证明民生银行履行反洗钱义务，与原告证明对象无关；对证据13认为发卡机构“可以”而非“必须”；对证据14至证据16认为与证明对象无关，反洗钱涉及刑事问题，不属于行政案件审理范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人行杭州支行提供的证据1系原告的投诉、被告作出的行政答复及文书送达凭证，予以认定；证据2中除《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使用须知》外系原告办理服务资料和解约记录，予以认定，服务协议和使用须知将综合认定；证据3系原告开通网银业务的资料及身份识别记录，予以认定；证据4系浙江银监局就U宝等相关问题作出的答复，综合认定。原告陈基铭提供的证据1系被诉行政行为，予以认定；证据2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裁判，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认定；证据3系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系统行业规范，非证据，不予认定；证据4系关于U宝的产品介绍，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认定；证据5系上海银监局的处理文书，证明目的综合认定；证据6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证据7系第三人对消保委作出的答复，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认定；证据8、证据9与本案被告行政处理无直接关联，不予认定；证据10系电子银行管理规定，非证据，不予认定；证据11服务协议中关于洗钱、恐怖融资等约定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12关于反洗钱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13系打击银行犯罪的规范性文件，非证据，对涉嫌犯罪的持卡人采取锁定等措施也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14至证据16均系银行管理规范性文件，非证据，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予以认定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8年7月16日，原告陈基铭向被告人行杭州支行明确投诉请求：“1、我的账户从2015年1月5日至1月27日期间，通过网上银行5次一共转出276万，其每次转出都是发生在转入后不到1小时时间内，而此前，我的银行卡账户已有近3年时间没有使用。我要求了解以下3个事实：1）该一系列交易是否触发了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大额可疑交易系统，2）触发了几次，3）是否作为可疑交易向指定机关进行报送。2、我于2012年在民生银行柜面开通了手机‘即时通’即短信通知的服务，而民生银行2015年允许客户通过网上银行取消短信通知功能，该行为是否符合相关制度规定。3、2015年1月3日，我前往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柜面开通网上银行，但是提供的身份证件为挂失的身份证，但仍通过联网核查并成功开通网上银行。4、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我开通网上银行时提供的‘U宝’并没有设置物理确认键，我要求认定该‘U宝’是否具有有效防止黑客攻击以及有效防止远程操控的功能”。被告人行杭州支行经调取原告陈基铭在第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银行业务的相关资料并进行核查，于2018年8月17日对其投诉作出行政答复，并于同年8月20日邮寄送达给至原告。 另查明，2012年4月5日，原告陈基铭在第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开通“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选择联系方式为其手机号码139××××9352，该服务使用须知对服务开通、修改、停止、收费等均予以约定，载明“服务规则由中国民生银行指定、修改和解释，若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等。2015年1月3日，陈基铭在民生银行杭州庆春支行网点申请签约网上银行及开通U宝，申明了解《中国民生银行个人客户协议手册》（2013版）项下的《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第三人经联网核查客户身份后予以受理。同年1月5日，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客服向原告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通知其已取消“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 还查明，2016年1月6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对原告作出书面答复：“一、您账户的短信通知功能是通过网银方式取消的，民生银行系统显示已向您柜面预留手机号码发送了短信提醒。二、民生银行对持有网上银行数字证书（U宝）的客户，未限制其在不同电脑、不同IP地址使用网上银行，并记录客户网上银行登录的IP地址。三、民生银行客户在持有U宝及口令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上银行开通手机银行功能。通过网上银行开通的手机银行注册的手机号码可与柜台预留手机号码不同。开通手机银行功能后，仅向注册手机号码发送开通业务的短信提醒。四、民生银行客户开通指定账户转账功能（通过柜面和网上银行均可开通）后，柜面或网上银行开通的手机银行对指定账户的单日转账额度上限为500万元。五、民生银行U宝是经公安部有关部门许可销售的计算机安全产品。根据相关检测报告，该产品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部件第1部分：安全功能检测GA216.1-1999》中身份鉴别类产品标准的相关要求。六、银行账户管理和反洗钱方面的问题，建议您向人民银行咨询。七、对于您在来信中反映的问题，我局经过核查未发现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本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的规定，被告人行杭州支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受理法定职责范围内的金融消费者投诉。 关于行政答复行为的合法性。《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承担全国反洗钱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涉嫌洗钱及恐怖活动的资金监测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依法开展职责范围内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受理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和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金融消费者投诉。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产生金融消费争议时，原则上应当先向金融机构投诉。金融机构对投诉不予受理或者在一定期限内不予处理，或者金融消费者认为金融机构处理结果不合理的，金融消费者可以向金融机构住所地、争议发生地或者合同签订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投诉。金融消费者投诉中包括举报金融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行为的，金融消费者可以按照举报程序直接向金融机构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举报。”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直接受理的投诉，属于本单位相关职能部门职责范围的，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调查、核实、处理和反馈；……”。本案中，原告陈基铭作为第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金融消费者，其有权向第三人住所地的人行杭州支行提起对金融争议及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投诉。原告陈基铭于2018年7月16日明确其诉求为：1、其2015年1月5日至1月27日通过网银5次转出276万元，是否触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大额可疑交易系统及第三人是否就此向指定机关报送；2、民生银行杭州分行2015年允许客户通过网银取消短信通知功能是否符合相关制度规定；3、2015年1月3日，其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柜面开通网银，提供的身份证件为挂失的身份证，但仍通过联网核查并开通网上银行；4、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其开通网银时提供的U宝未设置物理确认键，该U宝是否具有有效防止黑客攻击以及有效防止远程操控的功能。 关于大额可疑交易管理问题。《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第三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履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监督、检查。”原告陈基铭2015年1月5日至1月27日通过网银5次转出276万元，被告人行杭州支行作为反洗钱监管部门，经调查查明上述交易触发第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可疑交易监控规则，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进行了大额交易报送，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规定对客户身份重新识别并对可疑交易进行分析甄别后，以缺乏合理理由认定交易或者客户与洗钱、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有关，未同时向人行杭州支行报告。 关于网银取消“账户即时通”服务问题。《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与客户签订电子银行服务协议或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电子银行服务协议中，金融机构应向客户充分揭示利用电子银行进行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金融机构已经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和客户应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以及相关风险的责任承担。”原告陈基铭2012年4月5日申请开通“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其2015年1月3日申请开通网银、签约U宝，被告人行杭州支行作为消费争议投诉受理机关，经调查查明原告办理“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须知中约定“服务规则由中国民生银行指定、修改和解释，若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其办理网银的《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约定“对于电子银行各项已有或新增服务功能，银行有权自主决定随时主动提供或经客户向银行申请批准后予以提供”，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于2015年1月1日调整网银客户可通过电子渠道开通、变更“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在民生银行官网进行公示等。 关于网银办理客户身份识别问题。原告陈基铭于2015年1月3日在民生银行庆春支行网点开通网银，被告人行杭州支行作为金融机构违法违规投诉受理机关，经调查查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业务时，留存客户身份证复印件、通过身份证联网核查系统进行身份鉴别“核查通过”。 关于民生银行U宝是否具有有效防止黑客攻击以及有效防止远程操控功能。《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中国银监会负责对电子银行业务实施监督管理”，“中国银监会依法对电子银行业务实施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和安全监测”，“金融机构在开展电子银行业务过程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中国银监会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被告人行杭州支行作为金融机构违法违规投诉受理机关，经调查查明银监部门对U宝产品标准已有认定。 综上，被告人行杭州支行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规定，在其对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监督职责和对金融消费者争议投诉举报受理职责范围内，对原告陈基铭的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依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作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行为未违反行政监管规定决定，依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十五条“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信息披露时，应当使用有利于金融消费者接受、理解的方式”的规定，对第三人披露业务规则调整方式不当作出责令整改决定，并就上述处理结果对原告作出反馈意见。被告人行杭州支行已就其受理的原告投诉在职责范围内调查核实、处理反馈，其行政答复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原告陈基铭要求撤销案涉行政答复的理由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基铭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基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 伟 人民陪审员  郑芳亚 人民陪审员  孟 芸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程 谧 ? （另设附页）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