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8305号原告：李东歌，男，197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喜珠，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曾用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60号15、16、17、27、2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890350458F。负责人：石合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考文，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木龙，男，197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原告李东歌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第三人黄木龙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东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喜珠、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第三人黄木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东歌诉称：我为名下粵A2809E号小型轿车于2017年5月11日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26656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200万元等，保险时间为2017年5月14日至2018年5月13日止。2017年6月6日22时06分许，我驾驶粵A2809E号小型轿车沿广州市白云区广从路西侧路面机动车道由北往南以车速为98.3km/h行驶到钟港大厦路段时，遇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由南往北逆向行驶至，结果两车发生碰撞，造成罗桂梅当场死亡、我受伤及出事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一大队认定，我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次要责任。事后，我与罗桂梅家属达成《和解协议》，我赔偿罗桂梅家属丧葬费5万元、其他赔偿费用164万元，合计169万元。事故车辆粵A2809E号小型轿车因损坏严重，维修费用为203840元。我于2018年3月将该车辆以低价75000元转让给案外人。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造成案外人死亡、我受伤、车辆损坏等保险事故，被告应该按照保险单承保险种承担保险责任。现被告拒绝承担支付我各项保险金，为维护我作为投保人的合法权益，遂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我支付保险金1006763.8元（其中包括机动车损失险203840元、死亡赔偿金75368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48275元、丧葬费41433元、交通费1000元，总计1548234元，平安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10000元，不足赔偿的部分，按照70%的责任承担）；2、被告承担本案笔迹鉴定费、诉讼费。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辩称：确认本案肇事车辆在我方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200万元（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从2017年5月14日至2018年5月14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经交警认定，肇事司机逃逸，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我方不认可原告在本案的诉请，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具体事实及理由如下：第一，肇事逃逸行为属于免责事由，我方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2007年6月6日，原告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在夜间并下雨的气象条件下按照每小时98公里高速行驶，同时一直在拨打电话，导致事故的发生。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不仅未报警，也未拨打120电话，认定李东歌肇事逃逸的事实成立，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根据中国平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一章第八条第二款、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约定，驾驶人事故后未依法采取措施，驾驶被保险机动车辆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辆离开事故现场，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保险人均不负赔偿责任。该合同是双方合意签订，原告自2015年起在我方投保，在认可该条款的情况下连续三年与我方投保，该条款的约定合法有效，对于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基于合同的约定，我方有权在机动车辆损失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免除赔偿义务，原告要求我方承担本案诉请的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原告肇事逃逸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报警是法定义务，逃离现场是法定禁止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禁止行为作为免责条款的只需要提示即可，不需要作出明确说明。我方在提供给原告的投保单保险条款中以及保险单中均将免责条款加粗加黑提示，明显区别于其他条款，足以引起投保人知悉该免责条款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的提示方式，应当认定我方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原告与受害人家属签订的和解协议中明确写明，原告自动放弃向我方主张交强险11万元的保险利益，并将该利益全部过渡给死者家属。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商业险范围内请求赔偿，而原告的肇事行为又为法律所禁止，故我方可予免责。综上所述，原告逃逸的行为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该行为剥夺了受害人被抢救的机会和希望，扩大了交通事故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对肇事逃逸行为予以纵容，将使更多的机动车驾驶人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采取逃离现场的措施，将后果丢给受害人和保险公司承担，增加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第三，我方对原告诉请的具体数额不予认可。首先，原告自行与死者家属确定的协议和自行委托定损的结果，我方不认可。鉴于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为了减轻自己的刑事责任后果，其存在扩大相应赔偿、从而减轻刑罚以及获得死者家属谅解的可能，为此其与家属之间的和解协议认定的相关损失并不能够适用本案。对死亡赔偿金我方有异议，死者的户籍是农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且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居住满一年，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精神损失费有异议，鉴于死者在本案当中负次要责任，根据该责任划分，精神损失费按法定不应超过5万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适用农村标准计算，且死者的孩子应当按照月份计算[12414.8元/年÷12×（34+63+148）月÷2=126734.4元]。鉴于郑锦月生育子女人数不详，对其产生的扶养费用不应当在本案当中进行认定。对丧葬费的计算方式及计算依据无异议。交通费有异议，没有任何交通费发票，且死者是当即死亡，此项主张无基础事实。车辆损失是原告自行委托维修的，我方不清楚是否真实发生了维修及整个维修过程，原告就此也未通知过我方，也没有我方复核车损的定损情况，原告的主张明显是自行扩大的损失。第三人黄木龙述称：虽然事故发生以后，原告夫妇最终向我方履行了赔偿义务，我方受害人家属也出具了谅解书，我方能理解任何人在遇到突发事件后，心理会产生惊慌或不知所措的感觉，但我方自始至终认为原告事发后弃车逃逸的行为是不理智的，也是违法的。被告根据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拒赔原告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产生的损失，因此才引起本案纠纷。根据原告购车发票显示的电话号码、地址和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号码、通讯地址推论，保单上的电话号码、实际通讯地址可能是车商而不是原告的，原告从2014年买车后选择购买了平安保险，至2017年可能一直都购买该公司保险。代办车险业务一方的机构或机构销售人员，非常有可能一直为原告代办车险业务，代替其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即使2017年投保单原告的签名是他人代签的，但原告作为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应视为其对签名行为的追认。而且原告本人是否应为默许他人代签名的行为负责、被告和车商是否也应为代替客户签名的行为负责，应予考虑。综上，我方既不认可原告当时弃车逃逸的行为，也不认可客户购买保险时或保险公司、机构和从业人员在销售保单时代签名的行为，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都各负有一定责任。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6日22时06分，李东歌驾驶粤Ａ×××××号小轿车沿广州市白云区广从路西侧路面机动车道由北往南以车速为98.3km/h行驶到钟港大厦路段时，遇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由南往北逆向行驶至，结果两车相撞，造成罗桂梅当场死亡、李东歌受伤及出事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后，李东歌弃车逃逸，于次日下午到公安机关投案。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一大队作出穗公交白一认字[2017]第440107201700069-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东歌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次要责任。罗桂梅系农业家庭户口，自2008年8月14日起在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生活居住。黄木龙是受害人罗桂梅的丈夫，两人于2002年4月7日生育儿子黄俊坤、2004年9月11日生育儿子黄俊豪、2011年10月7日生育儿子黄俊淇，罗桂梅死亡时三个儿子分别年满15岁1个月、12岁8个月、5岁7个月，仍需抚养2年11个月、5年4个月、12年5个月。罗桂梅的父亲已去世，母亲郑锦月于1954年10月2日出生，罗桂梅死亡时年满62周岁，需赡养18年。黄木龙在庭审中表示郑锦月共生育了六名子女，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经本院发出律师调查令，指定李东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喜珠律师向惠来县公安局葵潭派出所、惠来县葵潭镇玄武社区居民委员会收集、调查关于郑锦月生育子女情况的证据，惠来县公安局葵潭派出所对此出具了户籍证明和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各一份，无法提供其他信息，其中户籍证明显示郑锦月的次子为罗贵炳，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记载四女为罗晓玲。李东歌和黄木龙均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郑锦月生育子女的情况。2017年11月28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李东歌犯交通肇事罪、王晓利和王杰犯包庇罪，向本院提起公诉。该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李东歌、王晓利（甲方）与受害人罗桂梅的亲属黄木龙、郑锦月（乙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乙方确认已收到甲方支付的丧葬费50000元，甲方另行赔偿乙方人民币1640000元，以赔偿乙方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失；保险公司承担的交强险限额110000元由乙方自行理赔，甲方自动放弃对该保险金的主张等等。之后，王晓利代李东歌向黄木龙转账支付了1640000元，黄木龙和郑锦月向本院出具谅解书。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2017）粤0111刑初271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李东歌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王晓利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王杰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事发后，李东歌向罗桂梅亲属赔付了共1690000元，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向罗桂梅亲属进行了赔偿。事故发生时，李东歌是粤Ａ×××××号小轿车的登记车主。李东歌为该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含不计免赔，保险限额为26656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保险限额2000000元），上述保险期间均自2017年5月14日0时起至2018年5月13日24时止，涉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责任的第八条以及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第二十四条，以加粗加黑的字体载明：事故发生后，存在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或者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在相关保险责任范围内均不负责赔偿。另平安保险公司提供了2017年、2015年投保单各一份，拟证实其司已向李东歌释明了合同的免责条款，且李东歌如有问题可通过保险公司网站、客服热线、门店等随时沟通，其知道逃逸违反法律规定，其司有权免责。其中2017年投保单记载：业务来源为“代理业务”，渠道来源细分为“车商”，投保人声明第2点内容为：“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2015年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第2点内容为：“本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保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该保单投保人落款有“李东歌”签名和加盖了“广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印章。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未举证证实2015年保单投保人声明中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保险条款》具体条款。诉讼中，李东歌表示从2015年开始通过车辆销售方广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商）为其购买车辆保险，通过电话报价，然后其转账付款给车商，保单和发票就会邮寄送达给其本人，其也不记得到底是车商还是保险公司邮寄的，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保险条款，也无需在投保单上签名，对2017年投保单上的投保人签名有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笔迹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18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日期为2017年5月11日投保单上投保人签章处“李东歌”签名（JC）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李东歌样本笔迹（YB1、YB2、YB3）不是同一人所写。李东歌预交了鉴定费11600元。经庭审质证，李东歌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平安保险公司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李东歌签名的取样与其司提交的2015年投保单落款签名非常近似，李东歌是其司的续保客户，从2015年至2017年均有投保，一直受同一份保险条款的约束，无论哪一份投保单是李东歌签署的，只要合同条款是连续的，李东歌的逃逸行为应受到保险合同中关于免责事由的约束，而且李东歌在庭审中的陈述证明其委托他人连续在平安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受托方的任何行为都代表委托方。另李东歌提供了维修报价单、二手汽车转让协议、购车发票注册登记信息表到庭，拟证实粤Ａ×××××号小轿车是其于2014年5月6日以408000元价格购买，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坏维修报价为203840元，并于2018年3月18日以85000元价格将车辆出售给案外人徐炳润，之后该车实际过户登记到温慧珍名下。其中维修报价单显示出具单位为广州祥泸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列举了配件名称、价格，总价为203840元，没有记载维修的配件数量、报价日期及车辆损坏照片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记载的买方与注册登记表记载的车辆受让人姓名不一致。李东歌确认其没有对粤Ａ×××××号小轿车进行实际维修就以85000元转让了给案外人，其未能提供车辆实际转让价格的凭证到庭。以上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检验报告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谅解书、和解协议、赔偿凭证、银行回单、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户口本、户籍证明、维修报价单、二手汽车转让协议、发票、机动车辆拒赔通知书、出院诊断证明、出院记录、投保单、保险条款、驾驶证、行驶证、询问笔录、刑事档案、交警事故档案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李东歌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在夜间行驶并遇有下雨的气象条件时，没有降低行驶速度，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实行右侧通行，对此事故同样存在过错。交警部门认定李东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事实清楚，责任比例合理恰当，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的诉辩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李东歌交通肇事后逃逸，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责任范围内免责。首先，虽然经司法鉴定，2017年投保单上投保人的签名并非李东歌本人所写，但结合李东歌陈述的保险购买情况与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记载信息可证实，李东歌通过车商向平安保险公司购买上述保险，且支付了保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应视为其对代签名行为的追认，李东歌与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述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李东歌为粤Ａ×××××号小轿车的所有人，并为该车向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含不计免赔，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等险种，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李东歌驾驶粤Ａ×××××号小轿车因本次事故造成损失，李东歌对平安保险公司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须履行提示义务后才能免责，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李东歌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确实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2017年投保单上投保人落款签名并非李东歌本人所签，平安保险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向李东歌交付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亦未举证以其他形式向李东歌告知或提示了相关免责条款；另一方面，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2015年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内容中并无明确涉及《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保险条款》的版本或者具体内容，无法证实《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保险条款》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内容一致，故退一步来说，即使2015年投保单落款是李东歌本人签名，也不能证实平安保险公司向李东歌告知或提示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免责条款内容。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提出的李东歌与车商之间构成委托法律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2017年投保单明确载明该业务来源为代理业务，渠道来源细分为车商，该文意内容应理解为车商代理相关保险业务，与李东歌陈述的车辆保险购买情况相互印证，亦符合现实中机动车保险购买的行业惯例，平安保险公司未充分举证证实李东歌与车商之间构成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予认定。平安保险公司以此抗辩即使是车商代李东歌在2017年投保单上签名，其行为亦视为代表委托方李东歌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没有证据证实平安保险公司已就有关免责条款向李东歌履行了提示义务，因此，平安保险公司抗辩其司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范围中无需承担保险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各项赔偿数额的计算。虽然李东歌在事发后赔付罗桂梅亲属1690000元，但和解协议并未列明赔偿费用的具体项目和计算标准，李东歌向平安保险公司主张的保险金请求权范围应限于按照法定标准计算的相关损失。结合《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本院对李东歌主张的损失认定如下：1、车辆财产损失：李东歌主张车辆因事故损坏造成维修费损失203840元，但维修报价单内容不完整，且李东歌没有对车辆进行维修就转让了给案外人，李东歌并未产生维修费的实际损失，同时李东歌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车辆实际的出售价格，无法证明该车因涉案交通事故损坏导致低价出售产生的实际损失，故李东歌主张车辆损失20384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丧葬费：按照广东省2018年度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收入93569元计算六个月，丧葬费为46784.5元。3、死亡赔偿金：罗桂梅虽系农业家庭户口，但事故发生前已在广州市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故本院按照广东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40975元/年计算20年为819500元。现李东歌主张753686元是其自行处分民事权利，本院予以采纳。另一方面，罗桂梅死亡时仍需抚养儿子黄俊坤2年11个月、儿子黄俊豪5年4个月、儿子黄俊淇12年5个月。因有数个被扶养人，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不能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在前2年11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只能按照广东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0198元/年计算共88077.5元（30198元/年÷12个月×2年11个月）；从第2年12个月起，被扶养人生活费用为179929.75元[30198元/年×（5年4个月-2年11个月）÷2人＋30198元/年×（12年5个月-2年11个月）÷2人]，上述被扶养人生活费总共为268007.25元。虽然黄木龙陈述郑锦月生育了6名子女，但涉及身份关系应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惠来县公安局葵潭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和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仅能证实郑锦月个别子女的相关情况，无法证实郑锦月生育子女的全部人数及具体身份，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李东歌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本院对其主张的罗桂梅母亲郑锦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因此，死亡赔偿金合计1021693.25元。4、交通费：发生事故后，罗桂梅亲属处理交通事故及丧葬事宜确实产生交通费损失，结合乘坐的交通工具、路程、人数等因素考虑，本院酌情支持交通费1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罗桂梅因本次事故死亡，对其亲属的精神造成巨大的打击，考虑罗桂梅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对事故负次要责任，结合过错大小和损害后果等因素考虑，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经审查，上述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139477.75元。扣除平安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的110000元（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超出部分1029477.75元，因李东歌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故平安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中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平安保险公司向李东歌支付保险金720634.43元。经鉴定，2017年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李东歌本人所写，因笔迹鉴定产生的鉴定费11600元应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向李东歌支付保险金720634.43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向李东歌支付鉴定费11600元。三、驳回李东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965.30元，由李东歌负担3923.80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10041.50元（李东歌预交的受理费本院不予退回。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向李东歌直接迳付受理费13860.90元，并向本院交纳受理费104.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晓华人民陪审员  邓国权人民陪审员  叶燕萍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陈健辉钟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