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5刑终137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秀芝，女，1966年2月26日出生于甘肃省敦煌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重庆市渝北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2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0日被逮捕，同年11月1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朱定龙，广西桂鸿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秀文，女，1968年1月1日出生于甘肃省敦煌市，汉族，大学专科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甘肃省敦煌市转渠口镇漳县，捕前住北海市银海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2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阚耀琪，广西桂鸿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孙青，广西桂鸿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宪荣，男，1986年6月7日出生于甘肃省敦煌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甘肃省敦煌市，捕前住北海市海城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2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合浦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毛玉香，女，1970年4月22日出生于甘肃省敦煌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甘肃省敦煌市，捕前住北海市海城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2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佘建明，男，1963年7月3日出生于甘肃省敦煌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甘肃省敦煌市，住北海市海城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2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合浦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余桂花，女，1968年8月14日出生于甘肃省敦煌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甘肃省敦煌市，捕前住甘肃省敦煌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2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陆新文，男，1969年6月12日出生于甘肃省敦煌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甘肃省敦煌市，捕前住甘肃省敦煌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2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余桂玲，女，1963年3月12日出生于甘肃省敦煌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甘肃省敦煌市，住甘肃省敦煌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2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0日被逮捕。2019年7月31日被取保候审。 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秀芝、陈秀文、毛玉香、曾宪荣、佘建明、余桂花、陆新文、余桂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8）桂0502刑初62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秀芝、陈秀文、曾宪荣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全部案卷材料，依法讯问了上诉人陈秀芝、陈秀文、曾宪荣及原审被告人毛玉香、佘建明等，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资本运作”是一个非法传销组织，在北海市进行所谓的“人际网络”的传销，其要求参加者以缴纳6.98万元（7万元）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三级以上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被告人陈秀芝、陈秀文、毛玉香、曾宪荣、佘建明、陆新文、余桂花、余桂玲从2009年始先后分别出资加入以严某为核心、以甘肃敦煌籍人员为主的“资本运作”传销组织（甘肃体系）成为该非法传销组织成员，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加入其伞下，通过发展下线收取加盟费（申购费），从中非法骗取财物。 2009年，被告人陈秀芝经严某发展出资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后，先后直接或间接发展了被告人陈秀文、毛玉香及陈某3、褚某、温某等人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 2010年3月，被告人陈秀文经被告人陈秀芝发展出资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后，先后直接或间接发展了马某2、闫某2、冯某、沈某1、仲某等人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 2010年，被告人毛玉香经温某（另案处理）发展出资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后，先后直接或间接发展了被告人佘建明、曾宪荣、陆新文、余桂花、余桂玲及李某1、马某1、闫某等人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 2010年初，被告人曾宪荣经被告人毛玉香发展出资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后，先后直接或间接发展了被告人陆新文、余某1、余桂花及张某1、郑某等人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被告人曾宪荣的妻子佘爱彬（不起诉）协助其发展、管理传销下线。 2010年，被告人佘建明经被告人毛玉香发展出资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后，先后直接或间接发展了马某3、佘某、高某等人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 2010年底，被告人陆新文经被告人曾宪荣发展出资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后，先后直接或间接发展了被告人余桂花、余桂玲及余某1、赵某1、余某2、王某1等人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 2011年初，被告人余桂花经被告人陆新文发展出资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后，先后直接或间接发展了被告人余桂玲及王某、闫某1等人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 2011年初，被告人余桂玲经被告人余桂花发展出资加入“资本运作”传销组织后，先后直接或间接发展了杨某3、闫某1、张某2、杨某2、陈某2等人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 至案发时，被告人陈秀芝、陈秀文、毛玉香、曾宪荣、佘建明、陆新文、余桂花、余桂玲均已晋升为老总级别，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累计均达30人以上但未达120人，层级在三级以上。2018年2月1日，被告人陈秀芝、陈秀文、毛玉香、曾宪荣、佘建明、余桂花、余桂玲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2月11日，被告人陆新文到公安机关投案。归案后，被告人陈秀芝、陈秀文、毛玉香、曾宪荣、佘建明、陆新文、余桂花、余桂玲均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案发后，被告人陈秀芝主动退出赃款20万元。公安机关从被告人陈秀芝处扣押其名下的玛莎拉蒂小轿车一辆（号牌号码：渝Ｂ×××××）；从被告人陈秀文处扣押其名下的比亚迪牌小轿车一辆（号牌号码：桂Ｅ×××××）、查封其名下位于北海市四川路355号海湾茗园×幢××号房产一处[房产证号：北房权证（2014）字第××××××号]；从被告人曾宪荣处扣押其名下的江铃牌小型汽车一辆（号牌号码：桂Ｅ×××××）、佘爱彬名下的宝马小轿车一辆（号牌号码：桂Ｅ×××××）、佘建明名下的别克小轿车一辆（号牌号码：桂Ｅ×××××）。在一审审理期间，被告人陈秀文主动通过亲属代缴财产刑款项5万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户籍信息表，抓获经过证明和羁押材料，传销资料和传销体系图，扣押物品清单和发还清单，银行账户开户信息和流水清单，刘某1、柴某、闫某1、闫某2、刘某2、陈某1、杨某1、刘某3、吴某、李某2、黄某1、冯某、仲某、窦某、闫某3、杨某2、陈某2、马某1、沈某1、魏某、李某1、阎某、杨某3等证人的证言，沈某2、刘某4、朱某、刘某2、张某3、胡某1、张某4、李某3、赵某2、李某4、张某5、胡某2、潘某、闫某4、达某、姬某、梁某、黄某、刘某5等证人的自书材料，同案人佘爱彬的供述，被告人陈秀芝、陈秀文、毛玉香、佘建明、曾宪荣、陆新文、余桂花、余桂玲的供述，辨认笔录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陈秀芝、陈秀文、毛玉香、曾宪荣、佘建明、余桂花、陆新文、余桂玲组织、领导以投资国家高回报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30人以上未达120人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陈秀芝、陈秀文、毛玉香、曾宪荣、余桂花、余桂玲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陆新文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陈秀芝主动退出赃款20万元，被告人陈秀文主动通过亲属代缴财产刑款项人民币5万元，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对二人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陈秀芝于2018年2月1日被抓获，同年11月1日被取保候审，已被先行羁押274日，依法应折抵刑期274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陈秀芝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二、被告人陈秀文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五万元（罚金已缴纳5万元）；三、被告人毛玉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五万元；四、被告人曾宪荣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五、被告人佘建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六、被告人余桂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七、被告人陆新文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八、被告人余桂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九、被告人陈秀芝退出的赃款二十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陈秀芝提出，其被动参与传销活动，于2012年3月份便主动脱离传销体系，返还亲朋投资款近30万元，是初犯、偶犯，在一审期间主动退出赃款20万元，且其患癫痫病，还需要照顾重病卧床的母亲，但原判未充分考虑其上述情节，对其量刑过重，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改判其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陈秀芝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陈秀芝加入传销组织后依靠亲人自愿加入的方式发展下线，其升总后其伞下陈秀文不但没有继续发展下线，反而主动带着下线离开体系，实际造成陈秀芝体系自动瓦解，陈秀芝也通过花钱补偿的方式遣散了一些下线人员，客观上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犯罪情节相对较轻；陈秀芝归案后积极主动交代犯罪活动，具有坦白情节，且其身患癫痫病多年，请求本院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上诉人陈秀文提出，其于2011年已完全脱离传销组织和传销活动，属犯罪中止，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其未在传销活动中获利，是从犯、偶犯，案发后如实供述，并通过亲属主动交纳罚金5万元，认罪、悔罪好，应当从轻处罚。原判对其量刑过重，请求本院对其改判更轻的刑罚。 陈秀文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陈秀文加入传销组织后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扩大和发展传销人员，并有自己出资补“空单”的行为，在2011年5月升总后不久便带线下人员脱离传销体系，还出钱补偿下线的经济损失，客观上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请求本院对上诉人陈秀文改判更轻的处罚并适用缓刑。 上诉人曾宪荣提出，其于2012年已解散传销组织且积极补偿传销受害人，将社会危害降至最低，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且是初犯、偶犯，家庭情况困难需要其支撑照顾，原判对其量刑过重，请求本院改判更轻的刑罚。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陈秀芝、陈秀文、曾宪荣及辩护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相同，原判所采信的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印证，能客观真实证明本案的犯罪事实，且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陈秀文提出其属于犯罪中止和从犯的上诉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上诉人陈秀文参加传销组织后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30人以上未达120人，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伞下体系已经成型，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结果已经发生，犯罪行为已经既遂，且没有证据证实其自动放弃犯罪或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其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中止。另，陈秀文以自己名义出资加入传销组织，并直接发展下线，对其所在的传销组织起到组织、领导作用，依法不构成从犯。故本院对上诉人陈秀文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秀芝、陈秀文、曾宪荣和原审被告人毛玉香、佘建明、余桂花、陆新文、余桂玲以投资国家高回报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30人以上未达120人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上诉人陈秀芝、陈秀文、曾宪荣和原审被告人毛玉香、余桂花、余桂玲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认罪态度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陆新文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归案后，上诉人陈秀芝主动退出赃款20万元，上诉人陈秀文通过亲属积极交纳罚金5万元，两人均有悔罪表现，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判已经充分考虑了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等具体情况，根据本案犯罪的事实、情节、作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在法定刑的幅度内进行处罚，量刑并无不当。上诉人陈秀芝、陈秀文、曾宪荣以及辩护人请求本院对其改判更轻刑罚和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庞福萍 审判员  黄思盛 审判员  彭 湘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法官助理郑远荣 书记员陈家正 附：本裁定书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