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9民初2381号原告：庄健，男，195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峰，上海博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雍，上海博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安优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刘洪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旭，上海友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辰祉，男，195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XXX弄XXX号XXX室。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军，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晶辉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刘晓冰，总经理。原告庄健与被告上海安优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并通知沈辰祉、深圳晶辉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晶辉煌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峰律师、周雍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旭律师以及第三人沈辰祉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军律师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晶辉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50万元。事实和理由为，经原、被告协商，双方于2016年9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下称《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智游自哉(上海)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智游自哉公司)15%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付清款项。嗣后，双方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然至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至今，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转让款，原告多次催要无果，现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所涉《转让协议》仅是双方为办理股权变更而形成的手续性文件，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无需支付原告任何转让款。理由如下：所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第三人沈辰祉，其因对外负债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名单，不能担任新设公司的股东。由于原告与第三人沈辰祉关系较好，且原告曾因为沈辰祉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的上海福柯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而对外背负债务，故由原告代沈辰祉持股。被告并不认识原告，也从未与其协商过股权转让事宜。被告自始都是在与第三人沈辰祉协商投资合作事宜，基于进度考虑，第三人沈辰祉先安排原告与第三人晶辉煌公司设立智游自哉公司，再引入被告作为股东。被告决定入股时，智游自哉公司仅成立1个月，严重缺乏资金，故被告与第三人沈辰祉、晶辉煌公司三方签署了《重组“智游自哉(上海)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合同》(下称《合作合同》)，确认了被告入股后的各方持股比例及投资安排。虽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未到，但被告需立即入资200万元，推动公司开始运营。该合同还约定了由第三人沈辰祉负责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其专门向被告出具过承诺，保证按该约定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后，第三人沈辰祉告知被告，公司登记机关无法依据零对价的股权转让办理变更登记，应其要求，双方形成了所涉《转让协议》文本，记载的对价完全照搬注册资本折算。为避免相关部门核查协议的真实性，双方还特别约定股权转让款于变更后一年内付清。股权变更完成至今，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该150万元，其在审理中声称多次向被告催讨却无法提交证据加以佐证。被告及时注入资金推动智游自哉公司开展生产经营，公司向好发展使得原告及第三人沈辰祉因持有该公司股权而获得收益，并不会造成其所称的利益受损。相反，如法院认定被告需支付转让款，除该150万元转让对价外，被告还需承担150万元的出资义务，对于智游自哉公司这样一家仅成立1个月、无任何特殊资质的标的企业，显然有违商业常理。此外，纵观智游自哉公司的股权变动情况，其在成立后的2个月内发生过多次股权变动，但没有任何一份工商备案的转让协议项下受让方支付过对价，这些变动均是为理顺智游自哉公司投资关系而作出的安排。由此可见，该份《转让协议》系双方为完成股权变更而所作的虚假意思表示，原告以此主张被告履行付款义务，缺乏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沈辰祉述称，不认可被告的辩称意见。其并非智游自哉公司的隐名股东，而是出于对原告等人的报答，加之拥有多项旅居车生产工艺方面的专利和技术，其愿投入精力帮助原告等人经营管理该公司。被告系一家专业的投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刘洪海更是具备金融机构工作背景。被告经慎重考察并看中该公司成长价值、投资潜力而决定受让原告持有的股权，成为智游自哉公司的股东。被告提交的《合作合同》是各方对股权结构、流动资金安排所达成的框架性协议，并未对股权转让的对价及支付时间作出明确约定，其签订时间早于《转让协议》，且第三人沈辰祉也无权处分原告的股权，由此该《合作合同》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原、被告应依据《转让协议》履行相应义务。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裁判。第三人晶辉煌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提交书面意见称，2016年6月，其是应第三人沈辰祉之邀而决定与原告等人发起设立智游自哉公司。其参与设立该公司，是出于对第三人沈辰祉个人能力与生产技术的信任。其并未参加《合作合同》的起草，相关内容是被告与沈辰祉在被告的办公场所拟定的，而该《合作合同》仅仅是各方的意向，不具备直接履行的条件，也没有约定明确的操作流程，各方也未按此履行。被告受让了原告及第三人晶辉煌公司的股权，理应支付对价。经第三人晶辉煌公司多次催讨，被告亦未履行付款义务，但考虑维持智游自哉公司的正常经营而没有提起诉讼。直至被告于2018年12月19日向案外人姚某发函催要转让款，第三人晶辉煌公司才了解到被告陷入经营困难。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被告辩称及各第三人述称，原告称：一、原告与第三人沈辰祉间并非股权代持，原告因为第三人沈辰祉的债务提供担保不能履行而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但其仍担任智游自哉公司股东，故被告所称原告等人是为规避执行而代沈辰祉持股，缺乏依据。二、被告系一家专业的风险投资公司，其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以受让股权的方式成为智游自哉公司的股东，该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良好，与被告投资预期相符，故其在承担出资义务的基础上愿意以150万元受让原告股权，是符合商业交易规则的。三、被告提交的《合作合同》与所涉股权转让并不相关，且第三人沈辰祉所出具的承诺不能拘束于原告。四、虽然股权转让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初，但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为一年之后，可见原告给足被告时间待公司经营顺畅后履行付款义务。五、与本案相关的另一案件原告姚某曾于2018年12月收到被告发出的催款函，该函所对应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系争协议版本、对价计算方式完全一致，被告既然认可其向姚某转让3%的股权应支付30万元对价，又否认本案协议的真实性，存在逻辑矛盾。六、原告曾委托第三人沈辰祉代表原告向被告催要款项。七、原告对外还负有其他债务，在此情形下，以零对价转让持有股权，显然不合常理。基于此，被告的辩称意见不应采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智游自哉公司于2016年7月4日设立，章程记载：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设立时的股东为原告及第三人晶辉煌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49%、51%，出资时间为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10年内。同年9月9日，智游自哉公司发生股权变动，即原告将其持有的15%、15%、19%股权分别转让给被告、王宏骐、上海悉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悉昆公司)，第三人晶辉煌公司将其持有的18%、33%股权分别转让给被告及原告。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被告持股33%、姚某持股33%、第三人悉昆公司持股19%、王宏骐持股15%。相应的提交工商备案的《转让协议》载明的转让对价均是注册资本乘以相应转让比例所得金额，受让方均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完成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其中原、被告为当事人的《转让协议》载明：原告将持有的标的公司15%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被告，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完成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2017年12月10日，智游自哉公司发生股权变动，即被告将其持有的10%股权转让给金蓉，将其持有的3%股权转让给姚某，将其持有的10.5%股权转让给张进国，悉昆公司将其持有的19%股权转让给李卫东，王宏骐将其持有的15%股权转让给原告。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原告持股51%、被告持股9.5%、李卫东持股19%、张进国持股10.5%、金蓉持股10%。相应的提交工商备案的《转让协议》载明的转让对价同样均是注册资本乘以相应转让比例所得金额。2018年12月19日，被告向与本案相关的另一案件原告姚某发函，称：根据2017年12月10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姚某应在2018年12月10日之前向被告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据此，被告函告姚某在接到本催款函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2019年1月8日，原告起诉来院。同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发函，称原告于2016年9月9日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依据该协议的约定，原告将本人名下持有的智游自哉公司15%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被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已于2016年10月办理完毕。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付款条件早已成就，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执意违背诚信原则，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原告再次催讨……另查明：2016年8月8日，被告与第三人沈辰祉、晶辉煌公司签订《合作合同》，载明：一、组建方式。三方同意，在上海重组的智游自哉公司以旅居车租赁服务管理为主业，面向全国投资、合资合作成立旅居车租赁公司，专业经营旅居车租赁业务。重组后的“租赁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不变，第三人晶辉煌公司占34%股份，沈辰祉占33%股份，被告占33%股份。三方同意，以现金方式投入认缴公司注册资本，工商注册变更后，三方以以现金方式分批完成认缴。第三人沈辰祉工商注册中暂有委托持股人形式注册，但委托持股人不参与股东会及涉及股东会工作，对内相关文件签署仍以沈辰祉签字有效。董事会成员为三人，三方各一人，董事长、监事暂时不变。二、合同签订生效后尽快完成公司工商注册变更相关事项，由沈辰祉为主办理，被告及晶辉煌公司全力配合。被告及晶辉煌公司共同负责落实1,000万元人民币生产流动资金中后期500万元人民币，按生产进度在9月份由三方共同落实……同日，第三人沈辰祉与被告签署《特别约定》，记载：第三人沈辰祉郑重承诺，负责并保证将凯牧尔(上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智游自哉公司、晶辉煌公司三家公司33%的股份变更到被告名下。如若不能做到，第三人沈辰祉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再查明：智游自哉公司2017年度报告披露被告实缴出资额为95万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16年7月4日。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冻结被告银行存款95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的财产。归纳原、被告的诉、辩称意见以及第三人的述称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形成于2016年9月9日的《转让协议》是否为原、被告就股权转让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院作如下分析：第一，从形式上看，涉案《转让协议》载明的股权转让对价系公司注册资本乘以股权转让比例得出，且不同时期、不同主体间签订的多份股权转让协议条款几乎一致，股权转让对价均为公司注册资本乘以股权转让比例，对价支付时间多为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全无磋商之痕迹，有悖常理；第二，股权转让双方作为理性的商事交易主体，在就股权转让进行协商时，一般应对公司原股东的实缴出资金额、公司的经营情况、盈利能力、磋商谈判背景等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后确定转让对价。本案审理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就公司资产作任何盘点或对股权的价值进行评估，也未就双方就股权转让进行磋商的过程作出说明，《转让协议》中仅按初始注册资本确定股权转让对价，不符合常理；第三，智游自哉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4日，涉案《转让协议》签订于同年9月9日，股权转让发生于智游自哉公司设立之初，原告在股权转让之前从未向智游自哉公司实缴出资，也未能举证证明智游自哉公司在股权转让当时的经营情况。结合原、被告一致认可股权转让之后，就转让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由被告承担，如股权转让对价为150万元，则被告就股权转让需付出的成本为向公司实缴出资150万元、为公司注入流动资金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150万元，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智游自哉公司于股权转让当时具有的实际价值之情形下，原告主张被告以两倍价格受让其仅认缴未实缴的股权，本院难以采信；第四，股权变动至原告起诉之日已有将近两年半之久，原告主张其曾委托第三人沈辰祉代其向被告催讨股权转让款，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数额如此大的股权转让交易，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于起诉之前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仅在起诉后向被告发函催收股权转让价款，显然不符合常理。此外，同时期的股权转让也系在本案受理前后由出让人起诉向股权受让人主张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亦存在不合理之处。原告现仅以被告曾就转让给案外人姚某的股权向姚某催收款项为由，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对价为150万元，并不充分；第五，尽管被告提交的《合作合同》系由被告与第三人沈辰祉、晶辉煌公司所签订，但原告与第三人沈辰祉关系紧密，且《合作合同》中载明“第三人沈辰祉工商注册中暂有委托持股人形式注册，对内相关文件签署仍以沈辰祉签字有效”，不能排除其知晓该《合作合同》。进一步结合智游自哉公司2016年度报告中载明的股东实缴出资额均为零，公司设立之初存在生产流动资金之需求，同时期股权转让后形成的股权结构中被告持股比例与《合作合同》中的约定持股比例相一致，原告亦未就股权转让款向被告进行催收等因素，可以认定原、被告均系按照第三人沈辰祉与被告、晶辉煌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履行相应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合作合同》中相关约定系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该《合作合同》，被告受让智游自哉公司33%股权负有的义务仅为，按约向智游自哉公司投入相应金额的生产流动资金，并不需要向原告支付相应股权转让对价。综合上述因素，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5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庄健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3,30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士锋人民陪审员  梁 华人民陪审员  施爱萍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范毅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