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8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惠贤，女，195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俊峰，男，1981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娣，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小全，男，198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爱华，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琴建，女，198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承志，男，1985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以上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民，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惠贤、任俊峰因与被上诉人邵承志、方琴建、徐小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7月8日，邵承志与杭州北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徐公司）就房屋的室内装修事宜签订《西湖区转塘街道之江家园四区装修合同》一份，合同就工程地点、承包内容、工程期限、工程造价、安全责任、保修期限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合同所附的《装饰预算报价单（含品牌）》另注明：“泥工工资、瓷砖、贴瓷砖材料费用另计算，由房东自付。”徐小全代表北徐公司在合同上签字。2017年11月1日，任长安在上述工地作业过程中意外身亡。事故发生时，仅有任长安一人在场。事发前一日，是徐小全告知任长安到案涉房屋施工，具体工作为打磨客厅墙面。2017年11月2日，经转塘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徐小全和方琴建分别支付任俊峰“丧葬抚恤金”15000元和35000元，任俊峰出具收条各一份。事发后，徐小全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系北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北徐公司与邵承志就之江家园4区9幢1604室房屋装修事宜签订有装修合同，但墙面和地面瓷砖材料、人工工资均不属于装修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2017年10月31日，邵承志要其帮忙找两个工人补墙洞和打墙灰，其便叫了任长安来打墙灰。但该项工作不属于装修合同约定的内容，任长安的工资亦由房东发放。邵承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系之江家园4区9幢1604室房屋的房东。根据其与北徐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该房屋的瓷砖材料和贴瓷砖的人工工资由其自付。同时，其与徐小全口头约定，如果其叫不到泥工，则由北徐公司叫泥工，其再将实际费用支付给徐小全。2017年10月31日晚上19时51分左右，其通知徐小全可以安排人来清理墙灰（其与徐小全事先沟通过，门安装好后通知他，他安排人来清理墙灰）。装修的事宜全部由徐小全负责，其不认识死者（任长安），也不清楚当天的施工安排。2017年11月3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转塘派出所向杭州市殡仪馆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7年11月1日9时59分我所接110指令称：在转塘街道之江家园4区9幢12楼有一名装修工因触电倒在地上，我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现场在，有一名男子俯卧在地上，120医生到达现场后确定该男子已死亡，经调查该男子叫任长安，户籍地：杭州市西湖区，初步检查其体表无明显外伤，也无电击灼烧伤，120医生诊断为窒息导致死亡，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已初步排除他杀，死者家属对死亡原因无异议。”2018年1月10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转塘派出所出具《接处警证明》一份，载明：“2017年11月1日09时59分08秒，我所接110指挥中心指令称之江家园4区9幢12楼有个木工触电倒地。2017年11月1日10时01分，转塘派出所民警谢刘宏、辅警陈伟携队员赶赴现场，经向报警人核实，事发地点系4区9幢1604室，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1604室室内地面俯卧男子，120急救医生已经在场，经医生当场确认该男子已经死亡。特此证明”另查明，任长安出生于1952年5月16日，事发时65周岁，户籍地为杭州市西湖区。任长安与妻子徐惠贤仅生育任俊峰一个子女。任长安的父母均已先于任长安去世。又查明，邵承志与方琴建系夫妻关系。徐惠贤、任俊峰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邵承志、方琴建、徐小全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27968元；2、本案诉讼费由邵承志、方琴建、徐小全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任长安的死亡原因，虽然徐惠贤、任俊峰未提供验尸报告等证据排除任长安因自身疾病死亡，但根据现场照片、出警证明、询问笔录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任长安系在案涉房屋作业过程中因用于防尘的塑料薄膜被卷入打磨机中，致其颈部被缠绕窒息身亡具有高度盖然性，对该节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任长安系受何人雇佣。二、造成任长安死亡责任划分和损害赔偿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一、任长安系受何人雇佣。各方对任长安到案涉房屋施工系经徐小全通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徐小全称其系受邵承志委托叫任长安“打墙灰”，该工作不属于装修合同约定的北徐公司施工范围，故雇主系邵承志；方琴建和邵承志则称“打墙灰”属于装修合同约定的“铲灰”项目，其不需雇佣任长安。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事发当日任长安被指派的工作是打磨墙面，没有证据证明该作业属于装修合同约定的应由邵承志自付的“泥工”项目，或属于应由北徐公司施工的“铲灰”项目。根据徐小全在派出所询问笔录和庭审中的陈述，任长安系徐小全以个人名义叫来做工，当日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等均由徐小全直接指定，且在此之前徐小全也曾叫任长安和“欧（音）大伯”一起做装修小工，劳务报酬由徐小全直接支付给“欧（音）大伯”。本案中，徐小全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劳务报酬由任长安与邵承志直接结算。故任长安系受雇于徐小全具有高度盖然性，应认定任长安与徐小全形成劳务关系，徐小全为接受劳务一方。二、造成任长安死亡责任划分和损害赔偿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任长安的死亡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且与劳务活动存在关联，各方应根据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根据现有证据，徐惠贤、任俊峰主张的损害赔偿，原审法院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708555元。任长安死亡时年满65周岁，徐惠贤、任俊峰主张按照浙江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37元计算15年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30549.5元，按照浙江省2017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1099元为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3、精神损害抚慰金。未考虑过错因素，酌情确定为50000元。4、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原审法院酌情考虑为3人3天，核定为61099元/365日×3天×3人=1507元；交通费和住宿费，因徐惠贤、任俊峰未提供票据，原审法院结合徐惠贤、任俊峰的主张及实际交通距离分别酌定为5000元和3000元。徐惠贤系任长安的配偶，夫妻双方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事发时任长安与徐惠贤均已届退休年龄，徐惠贤、任俊峰未提交证据证明徐惠贤无其他生活来源且由任长安扶养，其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责任的划分，首先，任长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在操作高速旋转机械时不仅未着紧身服饰，还自颈部打结在身体上披挂了有一定韧性的塑料薄膜，应认定任长安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对自己的死亡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其次，徐小全作为家装从业人员，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提供必要的安全设施，且指派已年逾65周岁的任长安从事强度较大且存在一定安全风险的打磨机操作，存在选任过错；同时，其作为指派人未到现场指挥、监督，未保证安全，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第三，邵承志和方琴建与任长安并无直接合同关系，其不是劳务关系的相对方。但其夫妻二人作为案涉之江家园4区9幢1604室房屋的权利人，是任长安提供劳务的实际受益人，相对任长安来说其也是接受劳务一方。现徐惠贤、任俊峰同时主张徐小全、邵承志和方琴建承担侵权责任，邵承志、方琴建作为劳务受益人，对因劳务受害的任长安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符合公平原则。综上，根据本案案情原审法院酌定由徐惠贤、任俊峰自负80%的民事责任，徐小全承担14%的民事责任，邵承志和方琴建承担6%的民事责任。上述损失共计798611.5元，徐小全承担14%的责任为111806元，扣除其已支付的15000元，尚应支付96806元；邵承志和方琴建承担6%的责任为47917元，扣除其已支付的35000元，尚应支付1291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徐小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徐惠贤、任俊峰损失共计96806元。二、方琴建、邵承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徐惠贤、任俊峰损失共计12917元。三、驳回任长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052元，由徐惠贤、任俊峰负担12552元，徐小全负担1323元，方琴建、邵承志负担177元。徐惠贤、任俊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徐小全、方琴建、邵承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徐惠贤、任俊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任长安与被上诉人徐小全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徐小全作为雇主应对任长安的死亡承担100%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任长安从事劳务过程受伤而遭受的损失，雇主徐小全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徐小全系北徐公司的法人，室内外装饰工程系北徐公司的经营范围，故徐小全系资深家装从业人员。本案中，徐小全以个人名义雇佣年逾65周岁的任长安从事强度较大且存在一定安全风险的打磨机操作，存在选任过错；其次，徐小全未对任长安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提供必要的安全设施；第三，徐小全作为雇主未到现场指挥、监督，也未指派他人到现场指挥、监督，未保证安全，存在过错。同时，据一审证人黄某作证，打磨机系徐小全提供。任长安作为雇员，对从事的家装作业不存在过错，更不存在故意，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责任，本案的发生完全是意外事故。但一审法院认定徐小全对任长安的损害仅承担14%的民事责任，违反公平原则，更是有违社会的公秩良俗原则。与本案同一类型的案例相比较，一审法院关于责任比例的承担分配也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徐小全应对任长安的死亡承担100%的民事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徐小全与被上诉人方琴建、邵承志之间就案涉工程存在承揽关系，被上诉人方琴建、邵承志应对任长安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杭州市西湖区产装修工程有装修合同，但是合同期限是2017年7月8日—2017年10月8日，而任长安是2017年11月1日发生意外死亡，且徐小全承认是以个人名义叫任长安到杭州市西湖区产干活，故被上诉人方琴建、邵承志将装修工程交于无资质的个人承揽，且作业过程中疏于监管，对案涉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其次，被上诉人方琴建、邵承志系杭州市西湖区产的权利人，是任长安提供劳务的实际受益人，应对任长安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的丧葬费应为5万元。2017年11月2日，经转塘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被上诉人徐小全支付上诉人丧葬费15000元，被上诉人方琴建、邵承志支付上诉人丧葬费35000元。上述款项系三被上诉人自愿支付给上诉人，且各方对款项用途为丧葬费是明确的，故本案的丧葬费应为5万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法院的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死亡赔偿金708555元、丧葬费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818062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徐小全在二审中答辩称：上诉人的请求事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1、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改判支持答辩人徐小全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2、本案诉讼费包括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上诉人徐惠贤、任俊峰承担。具体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徐小全并非本案的正确被告。本案的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所谓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指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在劳务提供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引发的纠纷。在本案中，徐小全是以北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邵承志签订了房屋装修合同，在整个房屋装修合同履行过程中，徐小全完全是按照公司指示从事，并无任何个人意志的体现，案涉房屋装修合同的受益主体是北徐公司，从公平原则来讲，合同履行带来的风险自然也应当由北徐公司承担。因此，徐小全并非本案的正确被告。二、被上诉人徐小全与任长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徐小全并非接受劳务一方。首先，本案接受劳务成果一方与任长安之间应该是承揽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是值得商榷的，本案定性为承揽合同纠纷更为准确、合理，更符合本案的事实。任长安的工作任务就是利用自己技术将贴瓷砖的那面墙铲干净，并将“铲干净的那堵墙”这一劳动成果，交付给接受劳动成果并支付报酬的人即可，很明显，在这个承揽合同关系中，徐小全并不是接受劳动成果的人，也不是支付报酬的人，即徐小全不是定作人。其次，即便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定性为雇佣关系，根据房屋装修合同，以及徐小全、邵承志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经一审法院认定的证人黄某的证人证言等看，徐小全与任长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徐小全并非雇主。一审中证人黄某陈述“我经人介绍承接了邵承志之江家园四区9幢1604室房屋的贴瓷砖的活，由于客厅墙面摸过白灰，无法直接贴墙砖，故要求邵承志将墙面打磨好再继续施工，邵承志表示已知晓”，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证人与原被告没有利害关系，其关于要求邵承志自行打磨客厅墙面的陈述较为客观，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因此，从房屋装修合同履行、合同内容，以及徐小全、邵承志询问笔录，以及经一审认定的证人证言等看，徐小全与任长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徐小全并非雇主，雇主应该是被上诉人邵承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徐小全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最后从本案案由的案件特点和案件事实看，徐小全与任长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主要特点是提供劳务一方根据接受劳务一方的指示进行劳动并接受其管理，提供劳务一方的劳动成果由接受劳务一方享有，形成劳务关系。本案中，徐小全仅仅作为“传声筒”，将邵承志第二天要打墙灰的要求和打墙灰地点信息传达给了任长安，此中并不存在北徐公司或者徐小全任何的个人意志。任长安既不接受徐小全的管理，任长安的劳动成果亦非徐小全所享有，无论是人身依附性、工作成果(内容)、报酬给付、工作方式等方面，均不符合雇佣关系，任长安与徐小全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三、被上诉人徐小全不存在过错，其对任长安并无安全培训、设施提供的义务。第一，徐小全与任长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理由如前所述，在此不再赘述。第二，任长安作为拥有着中技学历，同时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其对于作业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可以说是非常了解的。从行业惯例来说，这种临时小工都是自行携带工具和设施的。“打墙灰”不属于强度较大、危险性高的工作，通常情况下，只要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即可避免危险，但任长安在作业时不仅未着紧身服饰，还自颈部打结在身体上披挂了有一定韧性的塑料薄膜，无视工作规范，才导致意外，这不是“不知”问题，而是“不做”问题。案涉事故的发生，任长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对所从事的工作有充分的认识，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事故的发生，与其本身过错是分不开的。第三、徐小全在此事故中并没有任何过错。在事故发生后，出于人道主义，徐小全也力所能及地出了15000元作为对当事人家属的救助。四、被上诉人徐小全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依照该条规定的归责原则，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使自己受到伤害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根据提供劳务一方和接受劳务一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导致意外发生的直接主体是任长安，过错责任主要在任长安一方，而且徐小全并非接受劳务一方，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五、关于上诉人的第二点上诉理由，徐小全认为方琴建与任长安之间存在雇佣劳动关系，邵承志与任长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邵承志应该是任长安提供劳务的实际受益人，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六、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第三点“本案的丧葬费为5万元”的意见，徐小全不认同。我国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丧葬费的规定是明确的，具体到本案是根据浙江省2017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1099元的标准，折算成月，以6个月计。一审法院判决已明确回应。七、一审法院对一些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如一审法院判决根据徐小全在派出所询问笔录和庭审中的陈述，认定任长安系徐小全以个人名义叫来做工，当日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等均由徐小全直接指定，且在此之前徐小全也曾叫任长安和“欧大伯”一起做装修小工，劳务报酬由徐小全直接支付给“欧大伯”，属于明显错误。不管是在询问笔录，抑或是庭审中，徐小全从未有过此陈述。打墙灰工作不属于房屋装修合同内容，任长安并非为北徐公司或者徐小全个人提供服务，徐小全仅仅是代为传达信息，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的“指定”的主体并非徐小全，而且并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相比工作时间而言，邵承志关注的是任长安完成的工作成果。 被上诉人方琴建、邵承志在二审中答辩称：一、2017年7月8日，方琴建、邵承志是与北徐公司签订装修合同一份，徐小全代表北徐公司在合同上签字。徐小全是北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小全在装修合同的签字，是履行职务的行为，装修合同的主体是北徐公司，不是徐小全个人。上诉人称：“方琴建、邵承志将装修工程交于无资质的个人承揽，且作业过程中疏于监管，对案涉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装修合同的装修责任主体，是装修公司，不是装修委托人。二、任长安是徐小全以个人名义叫来做工的，与方琴建、邵承志没有直接合同关系，也没有劳务关系，任长安的死亡，方琴建、邵承志没有责任。一审判决基于公平原则，酌定方琴建、邵承志承担6%的民事责任，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三、案发后，方琴建、邵承志已经支付的35000元费用，理应在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以及法律的适用，完全正确，程序合法，希望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焦点为：原审法院对各方责任比例的认定是否适当及对丧葬费的认定是否正确。本案的事故发生后，由于没有对任长安的尸体进行解剖，同时，根据转塘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已初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故原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认定任长安系在作业中因用于防尘的塑料薄膜卷入打磨机，致其颈部被缠绕窒息身亡并无不当。由于任长安过去从事过装修业务，应当具有从事该行业的经验，但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着装不规范，导致事故的发生，自身存在较大的过错。而徐小全联系任长安，并安排其到涉案的房屋干活，但没有提供必要的安全设施，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方琴建、邵承志将涉案房屋的装修发包给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北徐公司施工，存在选任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由徐小全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14%的责任，由方琴建、邵承志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6%的责任，其余损失由上诉人自负并无不当。而上诉人认为任长安在本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的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上诉中提出的本案的丧葬费应认定为5万元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原审法院以浙江省2017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1099元为标准，按六个月计算丧葬费总额为30549.5元正确，同时，原审法院将徐小全、方琴建和邵承志根据调解支付的款项进行扣抵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89元，由徐惠贤、任俊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