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5民初8298号原告：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周健，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商瑜，上海誉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哦加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征，男，198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扬成，上海沃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哦加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立案案由)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于同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商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征、邱扬成均到庭参加诉讼。应双方申请，本院给予双方共计一个月的调解期限，但终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致本案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物流服务费750,954.84元；2.判令被告支付滞纳金(以750,954.84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自2019年1月26日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3,524.2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被告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独家为被告提供物流服务。双方于2017年8月1日签署《物流服务合同》第5条第2款约定：“双方物流费率以被告提供数据为计算基础。经过测算当店面开到60家时，财务收支可持平。若因被告日商或店数未达预期等原因导致原告物流收入未达预期，被告则需按承诺最低额支付约定物流费。经双方协商约定被告在门店开业未达60家前承诺原告保底物流费。每月结算采取成本透明，财务持平原则，甲方支付实际运营成本费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门店开业一直未达预期，根据上述“保底条款”，被告应每月向原告支付物流服务费1,887,840元。考虑到被告系原告股东，为支持被告业务起步发展，保障原告公司的基本正常运营，经原告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每月按实际运营成本向被告收取费用，但被告仍长期拖欠费用，原告运营一年多后无以为继，于2018年11月26日根据股东会决议对原告进行了审计和清算，并就被告尚欠原告的运营成本金额和支付时间进行了确认。2018年12月30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哦加哦移库涉及未处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下简称《解决方案》)，就2018年12月的费用进行了确认和约定了支付时间，同时约定2019年1月份费用被告应在2019年1月15日确认，在同月25日完成支付。后原告上述《解决方案》将2019年1月份费用清单(总金额750,954.84元)发送至被告后，被告仅认可593,863元，且拒不支付。此外，双方的合同提前终止系因被告违约所致，且因被告长期拖欠费用导致经营亏损而清算公司，为履行与被告之间的《物流服务合同》而签订的仓库租赁协议均提前解约，出租方依约扣除了租赁保证金503,524.20元，该费用也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哦加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辩称：1.原、被告之间于2018年4月28日通过书面终止协议将原告起诉依据的《物流服务合同》终止，之后双方之间仍有效存在的系《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合同》，该合同在2018年12月31日已经到期终止，后被告开始了清仓工作，并在2019年1月11日完成搬仓，之后原告没有提供任何物流服务，被告不应支付费用；2.双方的物流服务关系是自然到期终止，并非因被告违约而解除，原告的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双方于2017年8月1日签署的《物流服务合同》，证明双方之间的物流服务合同关系以及具体的权利义务，其中明确约定被告有支付原告每月实际运营成本费用的义务。2.《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证明因被告长期拖欠原告款项导致原告难以继续运营，故原告全体股东于2018年11月26日召开股东会决定对原告进行审计和清算，并对2018年11月之前的被告应付款项及支付时间进行了明确。3.双方于2018年12月30日签署的《解决方案》，证明双方就2018年12月被告应付费用及支付时间进行了明确，同时约定2019年1月的费用被告应在2019年1月15日前确认，并在同月25日前完成支付。4.被告法定代表人与原告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含原告发送给被告的2019年1月费用的明细及被告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回复确认的清单明细)，证明原告与被告对2019年1月费用的交流确认过程，原告提出费用系750,954.84元，被告仅认可其中的593,863元，主要的争议在于低温仓库的劳务费及整日加班费。5.原告与案外人深圳市湘鹏鑫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鹏鑫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签订的《项目外包服务合同》、劳务费支付清单、发票、银行转账电子凭证，证明原告2019年1月应付劳务提供方湘鹏鑫公司劳务费(含加班费)的金额，且原告于2019年3月进行了支付。6.原告与案外人上海精准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准德邦公司)于2017年8月22日签订的《仓储合同》、租赁保证金收据、收款证明及告知书，证明原告为履行与被告之间的协议，向精准德邦公司租赁了常温仓库，并支付了租赁保证金389,766.20元。后由于被告违约导致原告提前退租，保证金被精准德邦公司扣除。7.原告与案外人上海永来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来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签订的《仓库租赁合同》、租赁保证金收据、《合同解除协议》，证明原告为履行与被告之间的协议向永来公司租赁了低温仓库，并支付了租赁保证金113,758元，因被告违约导致原告提前退租，该保证金作为原告的赔偿款赔偿给了永来公司。8.双方于2017年8月1日签署的《物流服务协议》，证明被告所谓双方的物流服务关系在2018年12月31日终止并非事实。9.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全部开票应收金额统计表、被告已支付的“门店”物流服务费用的发票，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服务包括“门店”、“架子”、“周转箱”及“代收代付”；原告起诉所依据的《物流服务合同》系针对“门店”业务的，并未在2018年4月28日终止，2018年4月28日的《终止协议》终止的是关于“架子”业务的《物流服务合同》，而“门店”业务的《物流服务合同》一直在实际履行。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双方于2018年4月28日签订的《物流合同终止协议》以及《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协议》，证明双方于2018年7月1日签订亦即原告起诉所依据的《物流服务合同》于2018年4月28日已经终止，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以《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合同》确定，且该合同在2018年12月31日已经到期终止。2.原告工作人员李小彤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司**的微信聊天记录、搬仓记录、签收单、表格及报收单，证明被告实际搬离原告仓库的时间。3.微信群聊天记录及原告工作人员李小彤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司**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一直要求被告付款，被告对原告计算的部分内容提出质疑，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并要求再确认，但原告工作人员李小彤未与被告进行确认，2019年1月29日之后，双方没有再进行过沟通。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及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仅涉及双方2018年11月份物流服务费用，且被告已经支付。本院认为，该证据除涉及2018年11月物流服务费的内容外，还反映了双方具有停止合作解除物流服务合同关系的初步意思，与本案的事实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纳。2.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原告与湘鹏鑫公司、精准德邦公司、永来公司之间的协议及相应的支付凭证、保证金收据、解约协议及告知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1)原告提供与湘鹏鑫公司的《项目外包服务合同》及有关发票、转账凭证的目的系为了证明2019年1月其为履行与原告之间的协议向湘鹏鑫公司支付了劳务费(含加班费)共计297,450元，但根据该《项目外包服务合同》第10.1条的约定，本月劳务费的支付应该是在次月，而原告提供的所谓支付2019年1月劳务费的转账凭证支付时间为2019年3月28日，按合同约定应是支付2019年2月的劳务费,相应的金额亦与双方在微信记录中争议的劳务费及加班费的金额不符。同时，《项目外包服务合同》的期限自2019年8月31日截止，不能排除原告与湘鹏鑫公司有其他业务往来的可能性，故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补强证据的情况下，2019年3月28日支付的费用与上述2019年1月的劳务费关联性存在疑问，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2)原告提供的与精准德邦公司的《仓储合同》、收款证明及告知书，系为了证明因被告违约合同提前解除，导致原告与精准德邦公司的合同亦无法履行，从而给原告造成了的损失。然而，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原告系完全为被告服务而存在的公司，相关合同亦未限制原告与他人进行交易，即便认为被告的违约行为成立，亦无法将原告生产经营中产生的损失完全归咎于被告，故仅凭上述证据，无法形成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3)原告提供与永来公司的《仓库租赁合同》、收据及《合同解除协议》同样系为了证明因为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其与永来公司提前解约，从而遭受了租赁押金的损失。但根据《仓库租赁合同》的记载，该合同签订于2018年8月23日，《合同解除协议》却显示解除并没收押金的合同签订于2018年9月1日，而收据显示的押金收取时间亦是在2017年，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补强证据的情况下，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存在疑问，本院不予采纳。3.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全部开票应收金额统计表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被告已支付的“门店”物流服务费用的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1)原告提供相关统计表系为了证明2017年8月1日签订的《物流服务合同》并未被2018年双方签订的《物流合同终止协议》终止，但相关的统计表实际系原告的单方统计汇总，真实性存在疑问，亦与原告欲证明之事实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2)相关发票证明了被告过往支付费用的情况，但发票仅能反映数额，无法反映费用的具体构成，也无法与原告认为并未终止的《物流服务合同》产生对应关系，无法证明该《物流服务合同》仍在继续履行，故本院对该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不予采纳。4.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物流合同终止协议》及《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系针对双方另外的合作项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物流合同终止协议》中明确提到2017年8月1日的《物流服务合同》，原告主张系双方之间的其他合作，但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5.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签收单、表格及报收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中反映的货物内容和多处签字人员的身份均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存在较大疑问，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据此，综合双方提供并为本院采纳之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物流服务合同》约定：1.乙方接收甲方委托，按照甲方要求对甲方指定各品类商品进行包括收货、分拣、仓储、配送业务的操作，甲方按约支付乙方物流服务费用。2.双方物流费率以甲方提供数据为结算基础。经过测算当店面开到60家时，财务收支可持平。若因甲方日商或店数未达预期等原因导致乙方物流收入未达预期，甲方则需按承诺最低额支付约定物流费。经双方协商约定甲方在家门店开业未达到60家前承诺乙方保底物流费。每月结算采取成本透明，财务持平原则，甲方支付实际运营成本费用。3.甲方逾期支付物流服务费的，乙方有权每日按欠付金额的千分之三收取违约金。甲方逾期支付物流费超过30日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且甲方应按欠付金额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4.合同期限为三年，自2017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同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物流服务协议》约定：1.甲方委托乙方执行甲方工厂至甲方物流中心运输服务，乙方按照约定提货时间及地点到甲方工厂提货，在装货前，车厢温度必须控制在10摄氏度以下。乙方应按甲方指令和要求保质、保量、保时完成委托配送任务。按照甲方要求准确完好配送到物流中心。2.乙方凭发票和双方确认对账单向甲方结算运输费用，乙方未按时提交对账单，则次月再结算运费。乙方凭发票向甲方挂账，甲方收到上个月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按规定支付乙方已挂账运费。3.本协议自2017年8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18年7月31日。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又签订《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合同》约定：1.本合同合作内容是乙方为甲方提供物流仓储运输服务。甲方将其货物委托给乙方管理和操作；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并为本业务服务提供必要的设施设备。2.本业务的具体费用标准详见《物流服务费用协议》，本业务相关的报价表示的前提条件是《物流服务费用协议》中指定的服务内容，如超出指定内容之外，报价另行商定。甲方在本报价的货品因特殊要求而另需增加设备时，费用由甲方承担。3.双方每月结算一次，乙方每月5日前将上月发生的《物流费用结算表》以邮件形式发送给甲方，甲方应在邮件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确认并通知乙方开立发票，逾期不确定的视为甲方无异议。如果甲方存有异议，应在收到上述结算表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并与乙方核对，双方确认无误后，甲方通知乙方开立发票，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发票后的30日内付款。4.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4月28日，原、被告签订《物流合同终止协议》确认：1.双方曾就乙方为甲方提供物流仓储配送服务签订三份物流合同，分别为2017年8月1日的《物流服务协议》、《物流服务合同》，后续又签订了《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合同》。2.鉴于双方实际按照《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合同》履行，故一致确认2017年8月1日签订的《物流服务协议》、《物流服务合同》于本协议签字盖章之日起终止，双方对此两份协议不再存有任何争议。2018年11月26日，原告公司召开股东会，提到了应收账款不及时的问题，明确被告应在2018年11月29日及12月7日分两笔支付应收款项，同时表达了要对公司进行审计清算并停止运营的初步意向。同年12月30日，原、被告就被告移库切换涉及的未清账款等事宜签订《解决方案》约定：1.被告需在2019年1月5日前支付原告12月份费用918,885.75元；2.2019年1月份费用，被告需在2019年1月15日确认，在同月25日完成支付。2019年1月25日至同月29日，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司**在微信中就2019年1月费用事宜进行沟通。司**于2019年1月25日要求原告工作人员将“这两天对账的事情”描述下，原告工作人员于同日将1月份账单发送给司**，并对费用的组成了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司**表示对仓库租金部分没有疑问，并发送了其确认的账单明细表，总金额593,863元，并表示这是核对的最后账单，要求原告工作人员确认。后双方对主要争议的低温仓劳务费、整体加班费进行了交流沟通，但未能达成一致。在本院主持证据交换过程中，双方确认在双方签署《解决方案》时即2018年12月30日已经将双方之间的物流服务合同关系终止，但在2019年7月18日的庭审中，原告又表示双方的物流服务合同关系在2019年1月14日才终止，故在2019年1月，被告仍应按照2017年8月1日签订的《物流服务合同》的约定支付原告成本费用并承担提前终止合同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物流服务合同》、《物流服务协议》、《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解决方案》、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提供的《物流合同终止协议》、《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合同》、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为证。上述证据经庭审审核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无论是2017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物流服务协议》、《物流服务合同》，还是之后签订的《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合同》，《物流合同终止协议》，亦或是2018年12月30日签订的《解决方案》，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根据《物流合同终止协议》的约定，双方于2017年8月1日签订的《物流服务协议》、《物流服务合同》均已在2018年4月28日终止，后续的物流服务关系应以《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合同》为准。原告主张上述《物流服务合同》并非本案系争的《物流服务合同》，却未能提供充分反证，本院对其事实主张难以支持。对于双方物流服务合同关系的终止时间，双方于本案中曾一致确认系2018年12月30日，后原告又表示双方的物流服务合同关系应于2019年1月14日才终止，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应受“禁反言”原则的约束。同时，根据原告公司的股东会记录，原告股东于2018年11月26日时已在商讨清算并停止运营，并达成了初步意见，而双方于2018年12月30日签订的解决方案，亦是关于被告移库未处理问题的解决，所谓“移库”，从双方交易的内容来看，即是指被告不再使用原告的仓库及其他物流服务。再结合双方之间的《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合同》的有效期亦是至2018年12月31日终止的约定来看，双方于本案证据交换过程中一致确认双方的物流服务合同关系在2018年12月30日终止的意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院予以确认。在2018年12月30日合同终止的同时，双方又签订了《解决方案》，实际系对合同终止后果的处理，其中对被告应支付的合同期内12月份费用的金额及支付时间等进行了约定，亦约定了系争的2019年1月费用的支付事宜。被告关于1月费用的约定实际系考虑到被告移库期间仍需占用原告仓库，故可能产生相应费用的意见，较为合理可信，也得到了在案证据的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约定，双方需要在2019年1月15日前对费用进行确认，从双方微信交流的内容来看，双方对1月费用应按原告实际发生之费用进行结算及原告主张费用中的593,863元并无争议，仅是对原告主张的低温仓库的劳务费及整体加班费存有争议。故本院对双方实际确认的593,863元部分予以确认，对原告相应部分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金额超出的部分，根据原告的意见，主要系低温仓库的劳务费及整体加班费，但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相应金额的劳务或加班，本院对原告该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滞纳金，原告认为应按照2017年8月1日的《物流服务合同》约定的日千分之三的标准，从《解决方案》约定支付费用的次日即2019年1月26日开始计算。本院认为：一方面，根据查明的事实，2017年8月1日签订的《物流服务合同》已于2018年4月28日终止，而双方之间的物流服务合同关系亦已在2018年12月30日终止，故原告仍依据2017年8月1日的《物流服务合同》就2019年1月的费用主张日千分之三的滞纳金，缺乏合同依据。本院考虑到原告所谓滞纳金，实际系对应被告未能按《解决方案》之约定及时支付款项给原告造成的资金利息的损失，该部分损失确实客观存在，故酌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作为计算滞纳金的标准。另一方面，双方虽然在《解决方案》中约定应在2019年1月15日前确定费用并在同月25日前付款，但实际上，费用能否确定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沟通与意愿，存在不确定性。当事人在此仍约定支付期限，表明双方对在合理期限内确定金额，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款项具有基本的共识。原告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应较付款方的被告更清楚自身提供服务的多寡，故在结算每月费用时，由原告提供可供结算的材料，从而启动结算程序，系较为合理的要求，亦符合双方在本案所涉多份合同约定中形成的交易习惯。故原告应当证明其在2019年1月15日前向被告提供材料进行对账，而从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来看，原告系在2019年1月25日将账单发送给被告，而被告法定代表人司**亦于同日表示对账发生在这两天，故双方对账实际存在迟延，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迟延原因应归于原告。被告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1月27日对原告主张款项中的593,863元进行了确认，就该部分款项而言，被告确认的行为并不存在过分拖延的情况，被告应在确认后的合理期限内进行支付。本院根据《解决方案》的约定，酌定合理期限为2019年1月27日后的十日内，故原告主张的以593,86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2月7月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部分，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赔偿损失的诉请，主要系其生产经营过程中租赁仓库所产生的保证金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应对上述保证金进行赔偿主要基于本案系被告违约导致合同提前解除，且被告的违约行为与原告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院认为，根据《物流仓储服务合同》的约定，双方的物流服务合同关系在2018年12月31日即应到期终止，与双方一致确认的2018年12月30日终止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故双方的合同并不存在因被告违约而提前终止的问题，如果原告认为被告在合同期内存在迟延支付的行为，自可通过追究被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方式弥补损失。实际上，原告提供的《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中，双方亦已对被告迟延支付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另一方面，正如本院在认证意见中指出的，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公司的设立系完全为了被告且仅能为被告提供服务，无论是原告主张依据的《物流服务合同》还是被告主张的《物流仓储服务合同》，均未包含限制原告仅能为被告提供服务的内容，《物流服务合同》中虽有被告每月需支付原告运营成本费用的约定，但该约定背后的动因本身存在多种可能，且该《物流服务合同》亦已在2018年4月28日终止。原告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应当认识到经营的风险，不应将经营失利均归咎于被告。据此，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503,524.2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为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哦加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593,863元；二、被告哦加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滞纳金(以593,86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自2019年2月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90.4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8,045.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上海骆驮智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6,869.20，由被告哦加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承担6,17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静深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孙文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