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5123号原告：曹世波，女，196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原告：宁艳，女，1971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告：刘庆娟，女，196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彬，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龑晖，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蔚华，女，196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江晓琪，均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被告张蔚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龑晖，被告张蔚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江晓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月22日签署的《委托协议书》；2.判令被告向原告曹世波偿还投资本金人民币200000元，向原告宁艳偿还投资本金人民币300000元，向原告刘庆娟偿还投资本金人民币300000元；3.判令被告向三原告返还上述投资本金的投资收益（从2015年12月18日至2016年12月18日，12期每期每月按1.5%计算）；4.判令被告向三原告返还上述投资本金自2016年12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5.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被告向三原告推荐期限为一年、月息1.5%的保本理财项目，三原告基于与被告之间的朋友关系以及对被告的信任，与被告经口头协商达成协议，约定由三原告向被告提供投资本金共计人民币800000元，被告按月向三原告支付投资收益。约定达成后，原告三人分别于2015年12月17、18日向被告银行账户内共计转入人民币800000元的投资本金，并按期向三原告支付了一定期限的利息。2016年自被告停止向三原告按期支付投资收益后，三原告曾多次询问被告投资情况并催促被告立即偿还全部投资本金。2016年12月，被告称原投资项目投资期限届满，且投资本金全部安全回收，但未将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立即返还三原告，并告知三原告其已经是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盈公司”）广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在明知三原告不具备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身份且对投资理财市场明显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反复向三原告推介同盈公司旗下基金产品—深圳市同盈泰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盈泰合企业”）合伙份额，并极尽鼓吹该合伙企业未来股权投资收益非常可观，要求三原告将回收的投资本金转投同盈泰合企业。三原告出于对被告身份及专业度的信任，于2017年1月22日签署了被告提供的《委托协议书》，同意将原投资本金继续交由被告，委托被告投入同盈泰合企业。2018年8月2日，深圳南山区警方发出通报，同盈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立案，同盈泰合企业也因刑事案件被警方冻结，据悉被告对同盈泰合企业始终未真实出资。三原告向被告多次催促，要求被告将未实际投入同盈泰合企业的款项返还三原告，但被告拒绝返还。另外，委托投资协议书经过分析，本案实际上被告与三原告的关系是行纪合同，三原告委托被告之后，被告以个人的名义与第三方签订了股权投资协议，基本上符合行纪关系，三原告并未与第三方签订任何股权投资协议，因此从客观上看，三原告认为本案应该属于行纪合同。鉴于此，因为三原告知道同盈泰合企业、同盈公司出现了重大的集资犯罪事实，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三原告已经报警，但只是作了登记。由此可见，第三方因为出现了非法集资或者其他罪名的原因导致三原告的投资已无法收回，根据行纪合同的法律规定，如果第三方造成的损害，被告应当对三原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有明确的约定。纵观本案，被告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被告将三原告的集资款80万元实际投入到同盈公司或者同盈泰合企业之中，因此无论属于行纪合同或者属于委托合同，作为受委托人的被告已经严重违反双方合同约定的义务。按照合同法相应的规定，已经达到了法定解除的条件，因为三原告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三原告在履行了所有义务的情况下，被告恶意违约，因此解除合同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存在的，损失部分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在解除后如委托人给受委托人或者行纪人给委托人造成的损失应该由被告承担，所以三原告希望法庭在明确本案法律关系的前提下作出如诉求所请。被告张蔚华辩称：被告已经全额向三原告转账支付了同盈公司的全部分红，同盈公司从2016年10月起停止发放分红，因此从2016年10月起被告基于双方委托合同约定的事项无义务向三原告转付。对于三原告提出的行纪关系，根据三原告提供的委托协议书，第一条指明四方是基于委托投资协议书编号831759，原、被告双方对委托投资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情并且认可的，原、被告双方是共同投资及三原告委托被告代持的双重关系，而之所以要由被告代持是因为在委托投资协议第五条显示投资收益为单个投资者投资100万元以下为年收益为15%，所以三原告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率与被告一致决定由三原告合资投资80万元而被告单方投资90万元，共同投资了170万元至同盈公司，对于整个事实原、被告双方是知情的，并且被告也根据投资协议的约定在每月从同盈公司收到分红之日起几乎同时将分红转付给了三原告。其次，被告基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委托协议书应履行的义务包括收取投资款，并按照约定向同盈公司及在收取到同盈公司分红时向三原告转付。双方之间只是一个共同投资之间代持的关系，并且被告也并非所谓的行纪人员。根据委托协议书，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达成转投资的合议，将原来向同盈公司的投资转为向同盈泰合企业新疆华大的投资，对此被告也履行了其应尽的义务，以作为同盈泰合企业股东的形式实现了双方投资的债转股的形式转化。对于此，双方的投资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原、被告双方对其应受的股份享有股东权益承担相应的风险，第六条四方明确知悉新疆华大股业的转股意义，自愿转股权，上述事实已经明确表示原、被告双方的共同投资关系，只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而达成由被告代持的合议。被告并未违反双方的委托协议书，更不存在恶意违约。关于合同是否为行纪的问题，行纪合同是有偿合同，在本案的过程中，被告并未收取三原告的任何报酬，这不符合行纪合同的性质。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代持股的关系，并非是典型意义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本案中，三原告对同盈泰合企业、同盈公司都是比较了解的，三原告并未利用被告的专业知识为其提供代理服务。被告提交的证据第16页可以显示原告曹世波也是同盈泰合企业的股东之一，即在本案所涉的投资事项外，原告曹世波还向该合伙企业有投资，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三原告是对同盈泰合企业的整体情况是明确认知的。鉴于被告不存在违反双方的委托协议书，所以被告不同意解除。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达成口头协议，由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向张蔚华提供投资本金80万元，张蔚华按月向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支付投资收益，投资期限为一年。后曹世波向张蔚华转账支付了投资款20万元、宁艳委托案外人谢东锋向张蔚华转账支付了投资款30万元、刘庆娟向张蔚华转账支付了投资款30万元。2015年12月18日，张蔚华（甲方）与同盈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编号：XNY3871359）约定，甲方自愿将自有合法资金委托乙方投资于湖南东泰翔峰叶片有限公司的建设、运营。甲方委托投资金额为170万元。本基金的委托人从其资金到达“同盈新能源投资基金”专用账户时，开始享有基金投资政策。委托期限12个月，自2015年12月18日至2016年12月17日。甲方不享有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权，但甲方有权了解本人委托投资的基金项目的管理、处分和收支的基本情况。行使该权利时，以不影响乙方及基金管理人正常运作基金项目为限。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取得分红收益，并在本协议约定期满10个工作日内，赎回投资本金。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基金约定投资期限内，甲方不得提前要求乙方赎回委托资金。甲方投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认购100万元以下12个月预期收益率为15%、100万元（含）以上12个月预期收益率为18%。甲方的收益在委托投资资金汇入“同盈新能源投资基金”的专用账户后开始计算，每月分配一次。基金封闭期满后，委托投资人可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选择赎回本金。乙方指定开户银行为农业银行深圳信息枢纽中心支行、户名为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账号为41×××65的银行账户作为专用账号，供本项目基金下募集资金以及投资收益存放专用。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张蔚华于当日向同盈公司约定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投资款170万元，同盈公司同时向张蔚华出具了《收款收据》以及《确认函》予以确认。2017年1月22日，张蔚华（甲方）、宁艳（乙方）、曹世波（丙方）、刘庆娟（丁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丁四方经友好协商，就丙方、乙方、丁方委托甲方，同意把同盈公司2015年12月18日签署的《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编号：XNY（Y）—871359】达成协议如下：甲方、丙方、乙方、丁方分别持有90万元、20万元、30万元、30万元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投资金额，现转为同盈泰合企业作为新疆华大谷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丙方、乙方、丁方明确知悉受让（转股）股权公司现状，丙方、乙方、丁方对其受让的股份享有股东权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若丙方、乙方、丁方受让的股份获得分红，甲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告知其他三方。甲方应在分红收益到账后3个工作日之内，将其他三方应享有的分红收益转账给各方指定的其本人银行账户。丙方、乙方、丁方委托甲方代持的股份经各方同意发生转让后，甲方应在收到转让款后3个工作日内转账给各方指定的其本人银行账户。丙方、乙方、丁方明确知悉新疆华大谷业公司现状及转股权意义，自愿转股权。同盈泰合企业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成立日期为2016年8月4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同盈公司。2016年12月1日，同盈公司向张蔚华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张蔚华（转单）交来新疆华大农业股权基金投资款（2015年12月18日收款）金额1700000元”。2017年6月5日，同盈泰合企业进行投资人变更登记，变更张蔚华为投资人，出资额为170万元，出资比例为1.42%。另查明，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于2018年8月2日发布《案件情况通报》，载明2017年2月5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对同盈公司以涉嫌集资诈骗罪立案侦查，并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庭审中，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确认有收取张蔚华部分收益，但对张蔚华提交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收款收据》（2015年12月18日出具）、《确认函》不予确认，认为没有提交原件。张蔚华则抗辩因投资款性质转为同盈泰合企业向新疆华大公司的投资股权，同盈公司基于该转投资的合意将投资协议的原件及相关的收据从张蔚华处收回，但内容与双方的分红及《委托协议书》可以相互印证。上述事实，有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收款截图、银行账户对账单、《情况说明》、《委托协议书》、《案件情况通报》、同盈泰合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张蔚华提交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收款收据》（2015年12月18日出具）、《确认函》、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收款收据》（2016年12月1日出具）以及双方的庭审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关于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2015年12月，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经口头协商委托张蔚华投资同盈公司一年并定期获取投资收益，投资本金共80万元。后投资期限届满，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将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上述80万元投资款与张蔚华的90万元投资款共170万元转投至同盈泰合企业作为新疆华大谷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并委托张蔚华进行代持。因此，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与张蔚华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有效，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未提交证据证明张蔚华有收取其相关费用，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主张其与张蔚华之间成立行纪合同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是否有权要求解除《委托协议书》并要求张蔚华返还投资款、支付收益以及利息的问题。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蔚华是否已依约履行《委托协议书》的内容。虽然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对张蔚华提交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收款收据》（2015年12月18日出具）、《确认函》不予确认，但上述证据的内容以及《委托投资协议书》的编号与《委托协议书》的内容以及曹世波、宁艳、刘庆娟已收取部分收益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且曹世波、宁艳、刘庆娟未提交证据进行反驳，故本院对于《委托投资协议书》、《收款收据》（2015年12月18日出具）、《确认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显示，张蔚华已根据《委托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将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以及张蔚华本人的投资款共170万元转账汇入同盈公司的指定银行账号。签订《委托协议书》后，同盈泰合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同盈公司向张蔚华出具《收款收据》（2016年12月1日出具）确认已将上述170万元投资款转投新疆华大投资款，并于2017年6月5日将张蔚华变更登记为同盈泰合企业的投资人，出资额为170万元，出资比例为1.42%。至此，张蔚华实际上已履行为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投资款进行转投并代持的委托事项。另外，曹世波、宁艳、刘庆娟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张蔚华存在收取收益后未向其转账支付的情形。因此，现未有证据证明张蔚华存在违反《委托协议书》约定的行为，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要求解除《委托协议书》并返还投资款、支付收益以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世波、宁艳、刘庆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9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曹世波、宁艳、刘庆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 吉人民陪审员  关东英人民陪审员  黄穗萍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 记 员  郑苗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