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30民初2710号原告：余龙河，男，1973年1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原告：李辉蓉(余龙河之妻)，女，197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上列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天顺，重庆德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谷海东，男，197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被告：吴兴会(谷海东之妻)，女，197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原告余龙河、李辉蓉与被告谷海东、吴兴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龙河、李辉蓉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天顺，被告谷海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吴兴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龙河、李辉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余龙河与二被告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以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97年7月8日生养的独子余明辉，在2017年12月20日同好友陈小勇一同乘车前往许明寺镇古家山村为陈军卸核桃树苗，晚18点左右陈军安排大家到许明寺镇海东山羊庄聚餐，另外还有几个村干部共9人吃羊肉汤锅并饮酒，饭后约21点左右，陈军在该羊庄三楼订了两个房间，一间陈军和陈小东住，另一间陈小勇与死者余明辉住，在休息后余明辉接到其父亲电话，说开车来接他回家，因为第二天余明辉要去手机店上班，余明辉下楼后因山羊庄的大门关闭无法打开，几次拨打吧台电话均无人接听，无人开门，就从二楼无遮拦的窗户翻离时，就从窗台摔倒在地上，于次日7时许被群众发现报警，余明辉在送医途中死亡。在余明辉死亡第二天，被告与原告余龙河协商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海东山羊庄业主一次性给付死者家属4万元人民币，并当场兑现，受害方自愿放弃对海东山羊庄业主司法诉讼的权利，还约定被告无条件配合死者家属对陈军、陈小勇等一同喝酒的8人诉讼赔偿时出庭作证。原告李辉蓉虽在《协议书》上表述有名，但未参与协商和在此协议书上签字。原告对案件事实有重大误解和《协议书》关于赔偿显失公平的事实和理由为：1、余明辉于2017年12月21日9点左右送医途中死亡，2017年12月22日签订《协议书》时离余明辉死亡时不足一天，双方在死者的死因尚未明确的情形下仓促、盲目地签订此协议，导致原告对案件事实重大误解；2、二被告声称余明辉的死亡是喝酒过量而至死，以后在诉讼同桌吃酒的人索赔时，无条件出庭作证，导致原告余龙河误解儿子因饮酒过量而摔伤死亡；3、二被告自知此事故出在本羊庄，自愿给予原告4万元以解安葬死者之急需，诱使误导原告余龙河签订赔偿《协议书》，此《协议书》的赔偿显失公平，被告以此达到推脱责任的目的；4、根据2018年11月12日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0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认定的事实：余明辉不是因为喝酒而导致的死亡，判决驳回余龙河、李辉蓉的诉讼请求。余明辉的死亡是因为海东山羊庄无人值班，进出大门紧锁，无法开门出去会见其父亲，导致余明辉翻窗时不慎摔落地上因伤而亡，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原告余龙河在得此判决书后才知道对案件事实与二被告在签订协议时所认知的情况不一样，确确实实有重大误解；5、另外，原告余龙河与二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在甲方主体表述上有李辉蓉，但事实上李辉蓉并未在场协商签订该协议。此协议不仅是没有李辉蓉的意思表示，而是严重剥夺了原告李辉蓉的合法权利，依法应当撤销该协议。综上所述，根据(2018)渝0230民初1118号判决书所查明确认的事实，余明辉的死因不是饮酒过量，而是在事发当晚，因海东羊庄无人值夜班，余明辉无法出去，从羊庄二楼翻窗时，不慎摔伤致死。从而，原告余龙河与二被告在签订“协议时”对本案的案件事实完全误解，现二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谷海东辩称，关于原告诉称的有些事实，原告诉称余明辉拨打餐厅电话不属实，其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拨打了餐厅电话，也没有拨打位于同一栋楼住着的被告住宿处的电话，也没有呼喊被告，被告住在四楼，余明辉等四人住在三楼，相邻不远，余明辉不拨打电话，也不呼喊被告，自己翻窗坠亡，责任完全在于其本人自己，被告只提供吃饭、住所等安全设施，不存在住宿设施方面的问题。被告履行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余明辉死亡不存在过错，如果余明辉呼喊被告开门而被告拒不开门，则被告有过错；关于余明辉死亡的责任问题，被告关闭大门是为了保障住店客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什么不妥，被告主要经营餐厅饮食业，附带住宿业务，余明辉深夜离开旅馆，本应经被告许可，但余明辉未经许可、未呼喊被告，而是翻窗离开旅馆，余明辉作为成年人，应能判断利害关系，选择从二楼翻窗跳楼，对其后果是明知的，责任应由其本人承担；余明辉晚上喝酒，至第二天白天，公安机关到现场抽取血液化验，血液中仍含9.6mg/100ml酒精，说明其头天晚上喝酒较多，应是醉酒状态，其选择翻窗跳楼的不正确判断与喝醉酒不无关系；关于原被告之间签订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是否显失公平问题，余明辉的死亡与头天晚上喝醉酒头脑昏迷，判断不正确有密切联系，责任在于其本人，被告没有过错，也不是因为旅馆的设施有什么不安全因素导致，所以被告根本没有责任。在双方协议时，被告之所以支付原告4万元现金，一是考虑人道主义帮助，二是考虑事故在本旅馆发生，为了息事宁人才这样做。签订协议时，原告二人均在场，丰都县公安局刑警队、安监局、许明寺镇安监办、董家派出所、许明寺镇司法所、许明寺镇佳苑社区居委的工作人员也在场，虽然李辉蓉没有签字，但其本人也在现场，同时盖了指印，当时还有余明辉的二叔、三叔等人也在场签字。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虽被告没有什么责任，仍从人道主义支付4万元钱，既已支付也就算了。原告不存在重大误解，签订协议时，原告明知余明辉系醉酒状态下私自翻窗跳楼坠亡，被告没有责任，才同意签订协议的，如果被告有责任，原告当时是不会签此协议的；对于协议书是否可以撤销问题，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即使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但自公安机关的化验报告从2017年12月底出来，原告就应知道余明辉系喝酒翻窗坠亡，不属于被告的责任。根据合同法规定，撤销协议必须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撤销权的期限只有一年时间，从签订协议原告就应知道权利被侵害，其撤销协议时间早已超过一年，该时间为不变期间，不存在终止、延长问题。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20日，陈军邀请当地村民余昌位、余昌平、余道荣、秦大禹、余建平和陈小东、陈小勇及余明辉一起吃饭。下午18时许，陈军、陈小勇、余明辉、余昌位等9人来到许明寺镇海东山羊庄吃羊肉汤锅。大约在当晚19时35分，村民余昌位、余昌平、余道荣、秦大禹、余建平5人结束餐饮准备离开，陈军、陈小东、陈小勇及余明辉均起身将余昌位等5人送到餐馆大门口的车上，由余建平驾车载其余4人离开了海东山羊庄。余昌位等5人离开后，陈军、陈小东、陈小勇、余明辉4人返回餐馆内继续喝酒吃饭。大约在当晚9点过，陈军等4人结束吃饭喝酒，陈军到餐馆3楼开了两个房间供4人休息住宿，其中陈军与陈小东住1间，陈小勇和余明辉住1间，随后4人便各自回房间休息。大约在次日凌晨零点，余明辉来到陈军、陈小东所住房间叫醒了陈军，称其父亲已经出发1小时左右，要来接他回家，但楼下的卷帘门已锁出不去，需要给餐馆老板打电话通知开门。陈军无餐馆老板手机号码，便为余明辉拨打了吧台电话，但无人接听，余明辉要求陈军将吧台电话告诉他，于是陈军将餐馆吧台电话告知余明辉，余明辉遂离开，陈军及陈小东继续睡觉。余明辉拿到号码后分别在21日零时零二分和零时零四分先后两次拨打吧台电话，均无人接听。余明辉在未能找到餐馆老板开门的情况下，欲从二楼窗户翻越出去，余明辉在翻窗过程中不慎跌落到窗外的水泥巷道上不能动弹。次日早上7时许余明辉被人发现，在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余明辉死亡后，经重庆市公安局和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检验鉴定，分别作出渝公鉴(毒化)[2017]3203号检验报告和丰公鉴(病解)[2018]000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其中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从余明辉心血中未检出常见农药、常见安眠药及毒鼠强；从余明辉心血中检出乙醇，其含量为9.1mg/100mL。其中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余明辉符合严重颅脑损伤死亡。另查明：2017年12月20日22时40分左右，余龙河与余明辉通过微信联系，余龙河将去接余明辉，同时余明辉通过微信给其父亲余龙河发送了海东山羊庄的定位。当晚11时许，余龙河、李辉蓉及李辉琼(系李辉蓉之妹)一同从丰都县城驾车来许明寺镇接余明辉，由于几人到许明寺镇后未找到海东山羊庄和在给余明辉多次打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下，返回了丰都县城。余明辉死亡后，陈军、陈小东、陈小勇共同支付给余龙河、李辉蓉2万元整(其中陈军1.6万元，陈小东和陈小勇各支付2千元)；余昌位、余昌平、余道荣、秦大禹、余建平分别支付余龙河、李辉蓉2千元，共计10000元。余明辉死亡后次日晚，余龙河、李辉蓉及其他亲属在许明寺镇政府与谷海东、吴兴会等人进行协商处理纠纷，后余龙河、李辉蓉作为共同甲方，谷海东、吴兴会作为共同乙方达成《协议书》，在场人有曾衍春、余兴艮(余明辉二叔)、余红兵(余明辉三叔)、许明寺镇司法所工作人员黄娟德，协议约定“一、事件基本情况：2017年12月20日19时，死者余明辉与陈小勇、陈军等8人到丰都县许明寺镇“海东羊肉馆”吃饭，吃饭期间余明辉有饮酒。吃完饭后，余明辉与陈小勇等人到“海东羊肉馆”三楼休息，当日22时许，余明辉想离开“海东羊肉馆”回家，下楼后发现“海东羊肉馆”大门已经关闭无法打开，于是便从“海东羊肉馆”二楼楼道口的窗户边翻窗离开“海东羊肉馆”。后摔倒在“海东羊肉馆”的地上。后于2017年12月21日8时许被群众发现后报警，在送往垫江县中医院救治途中死亡。二、协商过程及结果，经甲乙两方协商，双方达成一致协议：1、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40000元，甲方自愿放弃对乙方司法诉讼的权利；2、甲方不再因此事向乙方索取任何费用；3、本协议双方一经签字即生效，双方不再发生任何纠纷；4、甲方若今后就此事与陈军、陈小勇等人进行民事诉讼时，乙方无条件配合甲方出庭作证；5、双方达成协议后当场现金支付履行。”余龙河在甲方处签字捺印、谷海东、吴兴会在乙方处签字捺印，余红兵、杜家荣、黄娟德等人在在场人处签字捺印。协议签订后，谷海东现场支付余龙河4万元。2018年1月24日，本院受理了余龙河、李辉蓉诉余昌位、余昌平、陈军等8人生命权纠纷一案，余龙河、李辉蓉诉请8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87768.8元。本院于同年11月12日作出(2018)渝0230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余明辉死亡非直接喝酒引起，选择翻窗离开前叫醒同伴，告知相关情况，说明意识较为清醒，陈军等喝酒同伴已尽到足够照顾义务，对余明辉的死亡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判决驳回了余龙河、李辉蓉的诉讼请求。庭审中，李辉蓉在回答法庭询问时第一次回答自己没有在调解现场，没有在协议书上按手印，第二次回答自己在协议第一页名字处按了手印，没有在第二页协议上按手印，也不在场，自己是在事情解决后丧葬了余明辉后(签订协议书后两三天后安葬)才知道赔偿之事的。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协议书、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庭后核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重大误解可界定为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形。显失公平可界定为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情形。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原告认为双方在死者的死因尚未明确的情形下仓促、盲目地签订此协议，在得到起诉陈军、陈小勇等人一案的判决书后才知道案件事实与二被告在签订协议时所认知的情况不一样，存在重大误解。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协议明确载明了余明辉生前与陈小勇等人吃饭喝酒，后余明辉与陈小勇等人到三楼休息，余明辉下楼想离开羊肉馆无果后自行翻窗坠落在地，次日早被发现后送医途中死亡的事件经过，与本院已生效的(2018)渝0230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书所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并无重大误解，协议约定谷海东一次性赔偿40000元换取的对价是余龙河方放弃再向谷海东方索取任何费用，放弃诉讼权利，这一约定也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并不构成认识错误；再者，协议内容载明的事件基本经过反应出，原告方对其子余明辉的死亡经过是明知的，对有可能的侵权人也是明知的，潜在侵权人可能是一同喝酒人，或者是提供休息住所的被告，亦或是两者共同侵权，余明辉生前与他人一起喝酒时未出事故，在被告处休息时未出事故，选择自行翻窗离开时发生事故，最终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基于死亡事件发生在被告处，被告有可能因未提供足够安保义务而承担责任，故原告方与被告方协商要求被告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即原告方签订协议时对案件事实及事件的性质均有清醒判断，故对其主张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是否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原告主张被告诱使误导其签订赔偿《协议书》，此《协议书》的赔偿显失公平。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及亲属多人在当地人民政府处调解达成协议，并由当地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场，原告主张被告诱导原告签订协议不合情理也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死者余明辉在谷海东开办的羊肉馆处吃饭喝酒，后住宿在此，谷海东作为乡镇羊肉馆老板，为食客餐后提供休息场所并无不妥，入夜为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将羊肉馆关门也无过错，虽未提供特殊紧急情况下(如遭遇火灾等)出入场地的相关便利，但余明辉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深夜离开住所时，叫醒同伴，告知相关情况，意识较为清醒，在无法从大门出入，且并非紧急特殊情况下而自行选择从二楼翻窗离开住所，致摔倒在餐馆外面的地上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余明辉对自己的行为系有意识的主动行为，轻信可以避免相关危险，其对死亡后果至少存在重大过失的错误，故对余明辉死亡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责任。故，在余明辉死亡后双方协商由谷海东、吴兴会一次性赔偿40000元给余龙河、李辉蓉对其并不存显失公平情形。第三个争议焦点，协议是否为李辉蓉真实意思。李辉蓉主张自己对协议不知情，严重剥夺了原告李辉蓉的合法权利。本院认为，原告余龙河与妻子李辉蓉在其子余明辉死亡后次日连同其它亲属多人到被告谷海东处协商解决纠纷，当晚在当地政府及多名在场人的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协议明确载明了事情的经过，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李辉蓉作为死者的母亲和死者的父亲余龙河均在现场参与调解，并由其亲属多人在场，最后双方达成调解，调解内容涉及双方重大相关权利，应该有理由相信李辉蓉对调解的内容是明知且同意的，即便不是明知，李辉蓉在调解协议的第一页捺印，谷海东、吴兴会作为善意第三人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余龙河签字捺印即代表其与妻子李辉蓉共同意思表示。故，谷海东、吴兴会和余龙河、李辉蓉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综上所述，余龙河、李辉蓉与谷海东、吴兴会为余明辉死亡而签订的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并不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请求撤销该协议有违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第7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龙河、李辉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原告余龙河、李辉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徐 前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秦伟杰书 记 员  刘思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