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81民初3257号原告：傅柴军，男，1981年1月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洪，江苏屹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阴市华达涤塑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号913202817500470518，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法定代表人：黄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红华，江阴市璜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傅柴军与被告江阴市华达涤塑有限公司（下称华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柴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洪，被告华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红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傅柴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华达公司赔偿损失668308.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达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他与华达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向华达公司购买PE管件用于自来水给水工程。华达公司在2012年9月8日供应的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使用人已经向当地法院起诉，经判决要求他承担赔偿责任。他就赔偿问题与华达公司协商，但华达公司拒不认为货物是其生产的，也不承认与他发生过业务往来。被告华达公司辩称：他公司与原告傅柴军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下称观山湖区法院）（2014）筑观法民商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傅柴军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贵阳中院）（2016）黔01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了傅柴军的上诉。傅柴军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在贵阳案件的审理中均已提供，其中银行转账，从交易双方看是诸凤英与陈文英之间的关系，与他公司无关；发货单上的购货单位是“傅财军”，与傅柴军姓名不同，且发货单上没有收货人的签名，该发货单无效；对傅柴军提供的照片，无法看出是属于他公司的产品；对检验报告，只能证明他公司的产品是合格的，否定了傅柴军主张的质量问题，且在管材行业中，检测报告只是厂家的宣传资料，不能据此证明双方发生过业务往来；民事判决书也不能证明傅柴军的实际赔偿数额，赔偿金额应当根据客观情况确定，但观山湖区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可以证明傅柴军在该案庭审中对管件供货商“无法确认，因为其在很多地方购货，然后向原告供货”，进一步证明涉案管件与他公司无关。即使傅柴军主张的2012年9月8日的买卖真实存在，也是傅柴军自愿采购的非标管件，因为傅柴军在观山湖区法院的案件审理中，辩称其交付的管件是按照约定标准供货而非国家强制性标准供货，且傅柴军在向贵阳中院的上诉状中也提到该案的原告为赚取不当利益故意降低采购标准，故傅柴军是自愿购买的非标管件。请求法院驳回傅柴军的诉讼请求。本院审理查明：原告傅柴军与被告华达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由华达公司向傅柴军供应各类管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2014年3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建筑工程总公司（下称黔东南公司）作为原告，以傅柴军、浙江炬彬管业有限公司（下称炬彬公司）为共同被告，向观山湖区法院起诉，要求傅柴军、炬彬公司赔偿因销售质量不合格给水PE管件造成的损失，后该案追加华达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案号为（2014）筑观法民商初字第63号。傅柴军在该案审理中辩称：他向黔东南公司交付的质量是约定标准的，并非国家强制标准，双方约定的验收标准是货到工地验收，黔东南公司要求按照国标作为货物标准与合同约定不符，他向黔东南公司交付的货物符合双方约定，没有违约行为；黔东南公司在本案中对货物施行了双重标准，在供货合同中约定了目测标准，在诉讼中利用了国家标准。观山湖区法院经审理后查明：2012年9月7日，黔东南公司设立的清镇市铝工业园区11号道路工程三标段项目部（甲方）与傅柴军（乙方）签订了1份《PE管件销售协议》，约定甲方将该项目部标段的PE给水管件购销承包给乙方……。该协议附有1份管件调查表……2013年9月8日，根据黔东南公司申请，清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站街分局（下称站街工商局）对已安装在11号三标段公路两旁的管件随机切割抽样封存，委托贵州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检验，认为检材DN315×110不符合技术要求，为不合格，同时抽检的傅柴军销售的其他管件亦有不合格产品。2013年11月1日，站街工商局询问（调查）傅柴军，笔录摘要：……销售给黔东南公司的管件是从江阴市华达涤塑有限公司金洋分公司（下称金洋分公司）购进，但没有检验报告和进货单，对此次检验结果有意见，检验机关采用的是国家推荐标准，并非我们约定的质量标准……。在该笔录的末尾，傅柴军要求金洋分公司代表对笔录予以确认，笔录末尾有“厂家代表蒋建业”的签名。……庭审中，观山湖区法院询问傅柴军是否能够说明销售给黔东南公司的管件的供货商，傅柴军回答无法确认，因为其在很多地方购货，然后向黔东南公司供货。观山湖区法院认为，对于第三人华达公司的责任，黔东南公司和傅柴军均不能证明存在瑕疵的管件系华达公司生产，故华达公司在该案中不承担责任，并于2015年11月9日判决傅柴军向黔东南公司赔偿因产品缺陷造成的经济损失633308.8元、鉴定费35000元，合计668308.8元，驳回黔东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841元由傅柴军负担。傅柴军不服观山湖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向贵阳中院提出上诉，在上诉状中，傅柴军认为造成给水管件破裂的原因不是单一的，除了管件的质量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黔东南公司为赚取不当利益，有意降低给水管件的采购标准，并认为有新证据能够证明涉案管件的生产商是华达公司，认为原审多份证据和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证实涉案管件的生产商是华达公司，原审未认定华达公司是涉案管件的生产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傅柴军在二审中向贵阳中院提交了以下证据：2012年9月8日销售明细单、蒋建业的合伙协议书、退货协议书并申请蒋建业出庭作证，拟证明涉案管件系华达公司生产。贵阳中院二审开庭时华达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蒋建业在贵阳中院当庭陈述：他与华达公司之间是合伙关系，负责华达公司的管件销售（出示合伙协议），合伙经营金洋分公司，现他已退伙，与华达公司没有关系了；2012年9月傅柴军向黔东南公司提供的管件是华达公司生产的，上面有一个大写的“Y”标记，工地出问题后他参与了事故处理，他在现场时看到管件上有“Y”标记；华达公司从2012年起开始向傅柴军供货，记不清销售了多少，也不清楚他是不是专门做华达公司的产品。贵阳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傅柴军提出涉案管件的生产者是华达公司，但傅柴军在原审中明确表示自己从很多地方进货，无法确认管件来源，而其在二审中提交的华达公司销售单并无华达公司盖章，华达公司在原审中明确表示涉案管件不是其生产的且对未经华达公司加盖公章确认的销售单不予认可，蒋建业称涉案管件系华达公司生产的证言并无其他证据印证，傅柴军在本案中未提供其他直接证据充分证实涉案管件确由华达公司生产，故原判未予判令华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2016年6月12日，贵阳中院判决驳回傅柴军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9月19日，傅柴军具状起诉来院，要求法院判令华达公司赔偿损失668308.8元，案号为（2016）苏0281民初12654号，后于2017年9月22日撤回起诉。2016年12月13日，傅柴军与贵州中建伟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建公司，系由黔东南公司于2015年6月变更而来）达成如下执行和解协议：1、傅柴军欠中建公司经济损失、鉴定费、诉讼费、执行申请费合计687330.8元，中建公司自愿放弃117330.8元，傅柴军支付570000元；2、傅柴军自愿用其所有的贵Ａ×××××丰田牌小型普通客车一辆抵偿160000元给中建公司，余款410000元自愿在2016年12月20日付清；3、执行费9181.49元中建公司自愿承担；4、如傅柴军不能按时付款，就按原判决书所确定的金额执行；5、待傅柴军付清410000元后，双方再对车辆进行交接，并由双方自行办理过户手续。后傅柴军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12月19日2次共向观山湖区法院账户现金缴款410000元，观山湖区法院将该410000元交付给了中建公司，后傅柴军与中建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办理了贵Ａ×××××丰田牌小型普通客车的交接手续。该执行案件结案。另查明，蒋建业曾是华达公司股东，后因金洋分公司与华达公司之间税金分担及贷款问题发生争议而于2014年4月退股。2019年2月25日，傅柴军再次具状起诉来院。审理中，傅柴军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主张赔偿损失570000元。庭审中，法庭询问傅柴军，为何在接受站街工商局调查时陈述没有送货单，傅柴军陈述当时华达公司提供的管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如果说有送货单可能导致库存管件会因为质量问题而受到工商部门的查处，所以就不敢说有送货单。以上事实，有观山湖区法院（2014）筑观法民商初字第63号案件中的证据、笔录、民事判决书等案卷材料，贵阳中院（2016）黔01民终1415号案件中的证据、笔录、民事判决书等案卷材料，（2016）苏0281民初12654号案件中的庭审笔录、撤诉申请、撤诉裁定书等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系产品责任纠纷，但傅柴军要求华达公司赔偿损失的原因是认为华达公司提供的产品不合格导致发生质量问题，故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关系，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1、傅柴军与华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2、在黔东南公司工地上发生质量问题的管件是否系华达公司提供的产品。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傅柴军认为与华达公司自2011年底开始发生业务关系，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华达公司的经办人是蒋建业。为证明其主张，傅柴军提交了下列证据：1、傅柴军与诸丹凤的结婚证，以及诸丹凤在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明细，交易账号62×××45，载明2012年11月8日转账20000元、2012年11月22日转账20000元、2012年12月15日转账20000元、2012年12月31日转账20000元、2013年3月23日转账20000元、2013年4月14日转账20000元、2013年4月24日转账20000元、2013年5月16日转账20000元、2013年7月1日转账30000元、2013年8月4日转账50000元，共计转账240000元，收款人均为陈文英，诸丹凤是傅柴军的妻子，陈文英是华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华的岳母；2、销售明细单5张，其中3张载明的经办人是吴海燕，1张载明的经办人是戴玉香（此销售明细单载明的票号为0004468，购货单位“傅财军”，时间2012年9月8日），还有1张经办人仅有“吴”，销售明细单上均载明了产品的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庭审中傅柴军又补充提供了部分销售明细单，样式与之前提交的5份销售明细单相同，载明的收货单位有“傅柴军”、“贵阳（傅常君）”、“傅常君（贵阳）”、“傅常君”、“傅财军”等，吴海燕、戴玉香也在经办人处签名；3、2012年9月26日金洋分公司PE给水管件的检验报告3份；4、2014年4月20日华达公司向傅柴军出具的对账单；5、华达公司的股东会议纪要复印件，该纪要中将傅柴军列为坏账对象。华达公司经质证后认为：1、结婚证、银行转账明细与华达公司无关；2、对销售明细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傅柴军在观山湖区法院一审时确认与华达公司之间没有送货单；吴海燕是他公司员工，戴玉香原是他公司股东，也是原告代理人潘洪的亲戚，而且戴玉香是与华达公司产生矛盾后退股的，销售明细单有可能是后补的；3、对3份检验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检验报告是厂家的宣传资料，不能据此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4、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5、股东会议纪要没有股东的签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傅柴军的代理人潘洪认可戴玉香与其存在亲属关系。庭审中，法庭要求傅柴军代理人通知戴玉香到庭接受调查，要求华达公司通知吴海燕到庭接受调查，但戴玉香和吴海燕均未到庭。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虽然华达公司否认与傅柴军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但华达公司也认可吴海燕是其公司员工，认可戴玉香曾经是其公司股东，华达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有吴海燕和戴玉香签名的销售明细单的真实性，结合傅柴军提供的对账单，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由华达公司向傅柴军提供各类管件，本院对此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对华达公司关于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傅柴军认为涉案管件是华达公司在2012年9月8日提供的。为证明其主张，傅柴军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2年9月8日票号为0004468的销售明细单，并在庭审中明确黔东南公司的工地上发生质量问题的就是该销售明细单中的三通管件，在该销售明细单中载明的三通管件共103只，其中95只型号315×110，单价214.75元，货款20401.25元，8只型号315，单价309.75元，货款2478元；加上法兰头的价格，总价38908.21元×0.66，该销售明细单货物的最终价格是25679元；2、缺陷产品的照片打印件3张（原件保存在傅柴军的手机内），管件上刻有“YPEdn315×110”标记，傅柴军认为该管件系华达公司产品，因为华达公司在与黄学军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也认可在管件上刻有“Y”标记；3、黄学军起诉华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华达公司销售给黄学军的销售明细单、华达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答辩状及该案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在该销售明细单中型号为315或315×110管件的单价分别是309.75元和214.75元，单价与涉案管件的单价相同，同时证明华达公司生产的管件都刻有“Y”标记；4、涉案工地更换下来的有质量问题的管件照片打印件（照片原件保存在傅柴军代理人的手机中）及黔东南公司的管件接收清单，证明有质量问题的管件的具体型号，且管件上刻有“Y”标记的事实；5、贵州省清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涉案管件的处理材料、合伙经营协议书，证明了涉案管件的具体型号和质量不合格的事实，蒋建业是华达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以及蒋建业代表华达公司认可涉案管件的具体型号及出现质量问题的事实。华达公司经质证后认为：1、对票号为0004468销售明细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同第一个争议焦点；2、对缺陷产品的照片打印件不予认可，不能证明管件是他公司生产的；虽然他公司供给黄学军的管件上刻有“Y”标记，但并不表示他公司生产的每个品种上都有“Y”标记；他公司生产的PE管件每种规格都有各自的标记，315型号的管件标记也是单独的，为此华达公司向法庭提交了管件照片1张，管件上刻有的标记是“HDPE315×110XJY”；3、对黄学军案的销售明细单、答辩状及一审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4、管件照片打印件及黔东南公司的管件接收清单，不能证明发生质量问题的管件是他公司生产的；5、对工商部门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涉案管件是他公司生产的；6、合伙经营协议书与本案无关；7、即使傅柴军提供的票号为0004468的销售明细单是真实的，该销售明细单载明的发货时间是2012年9月8日，而根据黔东南公司出具的管件接收清单，该公司在2012年9月9日就收到了傅柴军提供的管件，包括了涉案管件在内，而庭审中傅柴军陈述是通过汽运发货到贵阳，运输时间大约需要5天左右，如果直接发货到涉案地点清镇市正常需要7天左右，黔东南公司根本不可能在9月9日就收到涉案管件，据此说明傅柴军是将自有的库存货物供给黔东南公司，而非是在收到他公司的管件后再将管件供给黔东南公司。为证明从江阴到贵阳的物流时间，华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由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镇国庆货运部出具的证明、无锡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徐霞客分公司出具的说明、江阴市贤能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其中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镇国庆货运部认为从无锡发物流到贵阳需5天左右，无锡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徐霞客分公司和江阴市贤能物流有限公司认为从江阴托运到贵州省清真市路程约1800公里，正常情况下7天左右。傅柴军对华达公司提供的刻有“HDPE315×110XJY”标记的管件照片不予认可，对华达公司提供的上述关于物流时间的证明和说明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货物发送到贵阳所需的时间，并认为物流如果速度快，且正好碰到即将发货的车皮，从托运到贵阳只要30多个小时，所谓5天时间是指不正常状态下所需的时间。此外，华达公司还指出，观山湖区法院的一审案件审理中，黔东南公司向观山湖区法院提交了1份PE管件购销协议及1份管件调查价表，时间是2012年9月7日，说明当时傅柴军库存里有涉案管件，且从价格上显示315×315型号的管件单价是265元/只，而在2012年9月8日销售明细单上315×315型号的管件单价是309.75元/只，高价买进低价卖出不符合常理，故涉案管件只可能是傅柴军的库存管件，而非他公司在2012年9月8日提供的管件。针对华达公司的质疑，傅柴军解释称，315×315型号的管件需求量只有8个，所以以低于进价的方式销售，而315×110型号的管件需求量较多，价格也比进货价高，所以总体而言没有亏本；对PE管件购销协议及管件调查价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代表当时他有库存的涉案管件。审理中，傅柴军向本院申请调取江苏省塑料及塑料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金洋分公司生产的315×110三通管件的检验报告，委托单位是贵州省清镇市站街铝工业园区11路工地，检验结论如下：样品符合《给水用聚乙烯（PE）管件》标准规定的要求。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虽然蒋建业在站街工商局的笔录上签字、在贵院中院审理时当庭作证，但仍不足以证明发生质量问题的涉案管件就是华达公司提供的，理由如下：1、傅柴军主张涉案管件的供货时间是2012年9月8日，而黔东南公司确认的收货时间是2012年9月9日，正常从江阴至贵阳、清真，途中需要运输时间，虽然傅柴军对华达公司关于物流时间的说明、证明均不予认可，但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推翻相关说明和证明的真实性，且傅柴军也认可从江阴运货至贵阳最快也得30多个小时，故从时间上可知，黔东南公司收到的管件不应属于华达公司2012年9月8日发出的批次，而是傅柴军的库存管件；2、观山湖区法院一审期间，傅柴军在答辩时辩称“在供货合同中约定了目测标准”，说明黔东南公司在与傅柴军签订合同前看到过涉案管件，而先看货再签合同也符合买卖交易的商业惯例；根据黔东南公司在观山湖区法院一审时提交的PE管件购销协议和管件调查价表，时间均是2012年9月7日，当时华达公司尚未发货，故黔东南公司看到的管件只能是傅柴军的库存产品，傅柴军供给黔东南公司的管件也只能是库存管件；3、傅柴军在观山湖区法院一审期间未提供送货单，直到贵阳中院二审期间才提交了1张2012年9月8日销售明细单，在本案审理期间又提供了其他大量的销售明细单；而在涉案管件发生质量问题后，傅柴军在接受站街工商局调查时陈述与华达公司之间没有送货单，虽然傅柴军解释称当时是怕工商部门查出其他的库存管件，但傅柴军在工商部门处理完毕之后、观山湖区法院一审期间仍未向法院提供对其主张而言有利的送货凭证，故傅柴军本案中针对在接受站街工商局调查时陈述没有送货单而作出的解释不合理、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傅柴军明明持有对其有利的2012年9月8日销售明细单却不向观山湖区法院提交，直到二审期间才向贵阳中院提交，不符合情理；4、2012年9月8日销售明细单的经办人是戴玉香，而戴玉香是傅柴军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洪的亲属，庭审中华达公司虽认可戴玉香曾是他公司股东，但也表示戴玉香因与华达公司发生矛盾而从华达公司退股，继而对销售明细单提出质疑，本院庭审中要求傅柴军代理人通知戴玉香到庭接受调查，但戴玉香未到庭，故傅柴军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4、观山湖区法院一审期间，傅柴军的代理人在回答法院提问时明确回答无法确认涉案管件的供货商，因为傅柴军向多个供应商要货，但却又坚决认定涉案管件是华达公司提供的，其陈述与主张之间相互矛盾，缺乏逻辑性；5、蒋建业虽然曾经是华达公司股东，也是傅柴军业务的经办人，并在站街工商局的调查笔录上签字，但从其签字的内容“厂家代表：蒋建业”来看，并未有认可笔录内容的意思表示，不能排除蒋建业作为在场人在笔录上签字的可能性，观山湖区法院也未据此认定涉案管件是华达公司提供的；6、虽然蒋建业在贵阳中院二审期间出庭作证认可涉案管件是华达公司提供的，但届时他已经因为与华达公司产生矛盾而退股，蒋建业与华达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冲突，故其证言的可信度较低，且贵阳中院也未采信蒋建业的当庭证言；7、涉案管件的质量问题已先后经过观山湖区法院、贵阳中院两级法院的审理，均未认定涉案管件是华达公司提供的，而傅柴军在本案中也未提供其他能够证明涉案管件是由华达公司提供的直接证据；8、虽然华达公司在黄学军案件中认可生产的管件上刻有“Y”标记，但并不表示所有刻有“Y”标记的管件都是华达公司生产的，且从傅柴军提供的管件照片也无法看出涉案工地的管件上刻有“Y”标记。综上，傅柴军认为涉案发生质量问题的管件是华达公司2012年9月8日提供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傅柴军在观山湖区法院一审时称其交付给黔东南公司的管件是按照约定标准供货而非国家强制性标准供货，在向贵阳中院的上诉状中称黔东南公司为赚取不当利益故意降低采购标准，故即使涉案管件确属华达公司提供，也是傅柴军向华达公司购买的非标管件，傅柴军在明知涉案管件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的情况下仍然将非标管件供给黔东南公司，造成的损失应由傅柴军自行负担。综上所述，本院对傅柴军要求华达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傅柴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84元应减半收取5242元（傅柴军已预交），由傅柴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俊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沈汉坤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五十三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一百五十四条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第一百五十五条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