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3民初1276号原告：胡月仙，女，1939年8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吉，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志远，男，1935年10月2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元龙，男，系被告胡志远的儿子，本案另一被告。被告：胡元龙，男，1964年12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原告胡月仙与被告胡志远、胡元龙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鲍丽娟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于2019年3月14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月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吉、被告胡元龙同时代理胡志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月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昆山市陆家镇XX街XX号四间毗连房屋(产权登记面积合计85.88平米)中的西边两间平房和一间砖木平房(产权登记面积16.07平米)的产权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胡月仙与被告胡志远系兄妹关系，被告胡志远与胡元龙系父子关系。上世纪70年代，胡志远和胡月仙两兄妹父母的老房拆迁。当时由于胡志远常年在山西工作，故由胡月仙和其丈夫张炳生(已过世)在700多元拆迁款的基础上，再出资400多元，夫妻二人在XX街XX号(目前的公安编号为XX街XX号)建造了四间平房。1976年4月，在两兄妹的母亲程梅芳(现已过世)的主持下，并在当地居民委员会的见证下，由被告胡志远亲笔书写《房产证书》一份，各方确认对于XX街XX号的四间平房，由胡志远和胡月仙各占两间，胡志远占东边二间，胡月仙占西边二间。该证书由原告胡月仙、被告胡志远、母亲程梅芳以及见证单位的签名、私章、捺指印及盖章。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房管部门办理房产证时，未按照上述《房产证书》内容登记产权，而是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登记在被告胡志远及当时的配偶芦履翠(房产证中误登记为“罗翠”)名下。由于芦履翠已过世多年，被告胡元龙作为其遗产继承人，亦对案涉房产享有相关权利。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告享有昆山市陆家镇XX街XX号87.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昆山市陆家镇XX街XX号东南角砖木平房的产权归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昆山市陆家镇XX街XX号东南角的砖木平房，系原告与其丈夫亲手建造，与被告无关；并且，为明确争议房产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原告为此特向贵院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被告胡志远、胡元龙辩称：1、昆山市陆家镇XX街XX号房屋产权明确，自1989年3月27日颁发胡志远夫妇房屋所有权证以来，一直没有产权纠纷。2、产权人胡志远委托胡月仙办理私有房产权利登记时，全程由胡月仙亲自办理、表述、签名、盖章，代领取房屋所有权证，且房产证一直由胡月仙保管，直到2015年才交由胡志远本人。3、原告提供的房产证书实为房屋使用协议，为了确保胡志远的母亲能住东面两间而胡月仙夫妇只能使用西边两间，胡志远亲笔用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在描述房屋使用情况时起草的名称与政府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的简称意外巧合，但不具有房产证的内涵和效力，在以后办理房产所有权证时均有“借妹妹用”、“通过家庭协商，产权归胡志远所有，我使用”的体现。4、综上，自1988年到1989年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过程中，没有人侵害原告的一切权利。且原告直到此事至今已达30年之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节第一百三十七条，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经审理查明，胡安亮（于1971年1月8日去世）与妻子程梅芳生育一女一子，分别为原告胡月仙及被告胡志远。被告胡志远与妻子芦履翠生育一子被告胡元龙，芦履翠于1985年因交通事故去世。1976年4月29日，原告以及被告胡志远在母亲程梅芳的主持下以及陆家居民委员会的见证下对陆家镇XX街XX号当时存在的四间房屋进行约定，由被告胡志远书写“房产证书”一份，载明：先父胡安亮归业房屋五间折九十二个平方米，坐落在陆家浜北市鄰供销社收购站。一九七三年因陆家浜供销社征用这地方，由供销社拨给征用居民房产金七百元，后新建平瓦房四间，坐落在陆家浜南市劳动桥堍，东鄰孔小弟，西鄰施金虎，前鄰范泸江家。在新建四间房屋时，已出嫁女儿胡仙补贴约400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母亲主持下讨论了房屋问题，母亲意见儿女双方各占两间，儿子胡志远占上方二间（即东边二间），女儿胡月仙占下方两间即西边两间。盖房剩余建筑材料归女儿胡月仙所有，先父留下的旧家具归儿子胡志远所有。后经儿女双方协商一致统一母亲意见。特此作证说明：本证壹式肆份，双方各壹份，母亲壹份，见证单位壹份。”该证书上有原被告母亲程梅芳盖章及按手印，有被告胡志远签字及按手印，有原告胡月仙盖章及按手印，有见证单位陆家居民委员会盖章。另，李云娥出具《对陆家镇XX街XX号房屋状况及有关分配协议签订的证明》一份，载明：陆家镇XX街XX号房屋为胡月仙与其丈夫张炳生(小名张小毛)共同亲手建造的房子。该房是因胡月仙父母早期居住的老房屋(在陆家浜路供销社采购站南边一侧)拆迁而建造的。这个过程我是亲眼目睹的。胡月仙一直居住在这个房屋至今。胡志远、胡月仙为亲兄妹。1976年4月29日，在母亲程梅芳的主持下，并在当时陆家居民委员会的见证下，各方签订了房屋分配的协议，协议中确认陆家镇XX街XX号房屋的东面两间归胡志远所有、西面两间归胡月仙所有。我是当时的居委会主任，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庭审中，被告胡志远提供昆山县房屋登记发证谈话记录一份，载明谈话内容为“我们以前居住在居委二组，1973年因供销社需要拆迁，搬到XX街，造了四间平房，计面积约70平方。父亲胡良友在一九七〇年去世，母亲程妹芳现在与我住在一起。在拆迁时，拿到拆迁费700多元，加自己拿出了700元。（是我拿出）我哥哥胡志远在1954年读书出门，直到现在在山西省长治市农机局工作。通过家庭协商，产权归胡志远所有，我使用”，落款为“胡月仙88.9.5”。原告对该份谈话记录原告质证称不予认可，谈话记录中未载明谈话人以及在何处进行的谈话，而且谈话笔录中原告父母的名字均写错，签字不是本人所签，上面记载产权归属被告胡志远及原告使用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另庭审中，原告发问该家庭协商是何时哪次协商，被告回答“是1976年签署的房产证书，当时该证书就是对使用权的约定，祖父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另被告提供申领房屋所有权证具结书一份，载明“兹有原产权人胡志远因73年迁造房间无证件，其所有坐落XX街XX号房屋所有权，现由我办理登记，并请按我户名发证，今后如有产权异议纠纷等，由本人负法律责任。代具结人胡月仙（系印章）88年9月4日”。对此原告质证称落款处不记得在领产权证的时候有盖章，即便是原告的章也不能证明原告承认涉案房产归属被告，因为出具该具结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办理房产证手续，不是原告关于房屋产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原告确认对房屋实际的权属情况的变更，该具结书提交的对象是当时的房管部门而不是被告，当时1988年9月份开始办证时被告还不知道办证的事情，是原告单方面在办理，在1988年国家为不动产办理产权证时原告只是简单的认为房产证是房屋的执照，原告作为只有小学文化的家庭妇女是无法充分认识房产证书的法律意义，她认为一家之中无论登记在谁名下都一样，况且当时的被告胡志远是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干部，有身份有地位，而原告自己和丈夫文化程度不高，所以这样的落差使得原告很自然的将被告胡志远作为家庭的代表，所以在办证时不是接受被告胡志远的委托而是主动以兄嫂的名义办理了登记，本案涉案房产的真实情况应当以1976年的“房产证书”为准。另被告提供办理私有房产权利登记委托书一份，委托人胡志远，受委托人胡月仙，委托代理房产座落昆山县陆家镇XX街XX号，附记四间平房，以及山西省长治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服务中心出具证明，证明胡志远系我单位高级工程师前项委托确系其本人亲自出具，落款日期为1989年2月21日。原告质证称，该委托书我方不知情，也无原告的签名，在办理产权过程中原告未收到过被告胡志远的委托指示，事先也没有与被告方沟通过，是原告单方在办理，具结书的时间早于该委托书的时间，所以原告并未受被告胡志远的委托，且该委托书是被告自行交至房管部门，如果当时被告胡志远委托原告办理产权证，那么产权证上的名字就不可能会搞错，因为当时在办理产权证时被告胡志远的配偶已经过世了。1989年3月27日，坐落于陆家镇XX街XX号的房屋即四间砖木平房，建筑面积85.88平方米；一间砖木平房，建筑面积16.07平方米，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昆房字××号，所有权人为胡志远，共有人为罗翠，该房屋所有权证由原告胡月仙代被告胡志远领取并代为保存至2015年。根据被告提供的昆山县私有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屋所有权证中的罗翠系笔误，实为被告胡志远的妻子芦履翠。被告另提供了一份“征询异议表”，表上载明公告期满无异议，公告日期为1989年3月11日，期满日期为1989年3月27日。原告质证称这不是产权的，仅是办理房屋产权证手续，并不是对实际权属的约定。涉案房屋陆家镇XX街XX号，现公安编号为陆家镇XX街XX号，该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性质，使用权面积为174.6平方米；庭审中原、被告对于陆家镇XX街XX号内的房屋是由原告方负责建造的事宜无异议；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16.07平方米的砖木平房已由原告拆除，另原告在该土地东南角建造一间砖木平房。再查明，原告胡月仙的户籍一直落户在陆家镇XX街XX号。庭审中原告提供原告女儿张明珠与被告胡元龙的聊天记录，其中被告胡元龙于2018年7月31日陈述“周四，协议如下：第一份说明名字写错，交给拆迁办。第二个，我可以不签，但是你们会不放心，因此，我们都要认可现有协议(就是以前写好的)，根据拆迁的相关规定，把拆迁款打入和房产证名字一致的胡志远账户，之后根据老协议把相应比例的款项在24小时之内打入胡月仙账户。这样有律师作证，事情圆满解决”另提供胡元龙与孟瑾的通话录音，旨在证明被告方在诉前一直承认1976年房产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同意该份证书相关权属的分割。上述事实有房屋所有权证、申领房屋所有权证具结书、昆山县私有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昆山县房屋登记发证谈话记录、征询异议表、委托书、昆山县房屋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调查审核表、国有土地使用证、微信截图、证明、录音资料及原被告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989年3月27日填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中记载的不动产四间砖木平房（建筑面积85.88平方米）、一间砖木平房（建筑面积16.07平方米）的权利状态是否与真实权利状态相符。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但有证据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确有错误的，应以实际权利人确定归属。1989年办理涉案房屋产证时，登记在了胡志远名下，共有人为罗翠，现原告对此持有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本院对原告所举证据具有的证明力分析如下：1、1976年的分家析产协议是原告、被告及原被告母亲三方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若无明确的各方合意作出变更，该协议仍继续有效并应遵循履行。2、1989年办证时虽有相关笔录、委托书，但办证时未提及1976年的分家析产协议，亦未见原告及其母亲放弃财产的明确书面材料，在此情况下虽将产证办在被告名下，但不能当然视为对分家析产协议进行了变更。3、产证出具后一直由原告保管到2015年，被告未曾索要查看，原告基于兄妹关系，一直认为其权利未受到侵害，也能合理解释当初认可产证办在兄长名下。4、在起诉前，双方沟通中亦认可按原先1976年的协议履行（相关证据为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现审理中又不认同则应负责举证，现举证不充分应承担不利后果。5、产证存在的其他瑕疵，产证上记载房屋共有人系被告妻子罗翠（实际为芦履翠），但实际办证时该人已故，以此有瑕疵的产证对抗之前的分家析产协议亦为不当。综上，本院根据证据效力，认为涉案房屋归属仍应以分家析产协议为准。因1976年4月29日的房产证书仅对四间平房所有权进行的分配，即东边两间归胡志远所有，西边两间归胡月仙所有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房屋所有权证中登记的建筑面积16.07平方米一间砖木平房因现已灭失，本院不再进行物权确认。对于原告诉称的后期在陆家镇XX街XX号东南角建造的砖木平房的产权归原告所有，因该房屋并无相关批建材料以及未办理物权登记，本院不作分割。对于原告诉请确认原告享有昆山市陆家镇XX街XX号87.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基于原告有房屋权属，且户口在该地，亦应享有相应的土地使用权益，因1976年4月29日的房产证书并未对土地使用权进行明确约定，故原告胡月仙、被告胡志远对陆家镇XX街XX号中的土地享有共同使用权，只因原告仅主张其中部分（87.3平方米），故本院根据不告不理原则，确认享有该部分土地使用权益。关于诉讼时效，本案系确认之诉，属于形成权，而非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被告抗辩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坐落于昆山市陆家镇XX街XX号（现公安编号为陆家镇XX街XX号）四间毗连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昆房字××号，建筑面积85.88平米)中的西边两间平房的不动产权归原告胡月仙所有；二、原告胡月仙对坐落于昆山市陆家镇XX街XX号（现公安编号为陆家镇XX街XX号）中87.3平方米的土地享有使用权；三、驳回原告胡月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18800元，由原告胡月仙负担9400元，被告胡志远负担9400元。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9400元，本院予以退还，被告胡志远应该负担的9400元缴纳至本院（户名：昆山市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账号3225019864360000081165888，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营业部）。拒不交纳诉讼费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帐号10×××76。审 判 长  鲍丽娟人民陪审员  杨建红人民陪审员  周文忠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赵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