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6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方通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曹孟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浩东，广东中天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电白一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定代表人：刘兴，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林，广东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琪，广东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心成，男，汉族，1975年11月18日生，住河南省商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林，广东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琪，广东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方通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通公司）因与上诉人广东电白一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建公司）、邓心成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一建公司、邓心成支付运费931057.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一建公司、邓心成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方通公司持有欠条及还款协议一份，出具时间为2018年5月8日。上半部为欠条，内容为：现欠方通公司在中*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佛山地铁2号线魁奇路站运费1831057元。欠款人：广东电白一建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8月28日变更名称为一建公司）。收款人：方通公司。欠款人处由邓心成签名、按捺指纹及书写公民身份号码，收款人处由曹孟元签名、按捺指纹及书写公民身份号码。下半部为还款协议，内容为：1.2018年6月30日由中*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佛山地铁2号线项目部付款85万元；2.2018年6月30日由邓心成还款20万元；3.余款每下一个月30日由邓心成还款20万元；4.预留方通公司在中*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佛山地铁2号线魁奇路站总运费5%作为质保金待中*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退还邓心成质保金后一次结清。负责人：一建公司。负责人：方通公司。一建公司处由邓心成签名、按捺指纹及书写公民身份号码，方通公司处由曹孟元签名、按捺指纹。诉讼中，邓心成提供以下付款凭证：序号凭证名称日期收款人金额（元）备注1支票存根2017.1.11曹孟元2000002收据+转账记录2017.3.28曹孟元、李某200000收据记载付给方通车队运输费3收据2017.5.16李某200000收据记载魁奇路A区盾构泥运费4收据+支票存根2017.7.21曹孟元、李某500000收据记载盾构泥运费5收条2017.9.22李某500000收条记载魁奇路A区盾构泥款6支票存根2017.9.25李某5000007收条+支票存根2017.10.23李某200000收条记载地铁二号线2标盾构泥运费8收条2017.11.26李某300000收条记载二号线2标盾构运费9支票存根2017.12.21李某30000010收条+支票存根2018.1.16李某200000收条记载二号线2标A区盾构土运费11收据2018.5.9李某200000收据记载魁奇路站盾构泥运费12收据+支票存根2018.6.22曹孟元700000收据记载魁奇路A区盾构泥运费13转账记录2018.6.27曹孟元200000合计4200000另查明一，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作为甲方与一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邓心成作为一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署了合同。此外，合同附件六《乙方拟投入本工程主要人员表》，记载邓心成为现场管理。2018年3月25日，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作为甲方与一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乙方自愿解除双方签订的《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即补充协议，甲方根据乙方完成的合格工程量进行验工计价……另查明二，2018年11月2日，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出具《证明》，内容为：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于2017年6月21日和一建公司签订的《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现工程已全部完工，且签订《合同解除协议》，最终结算的工程款（包含5%的质量保证金、5%的风险预留金、1%结算预留金）我项目部已全部支付给一建公司。庭审经询问：1.一建公司、邓心成陈述两者为内部分包关系，运输关系订立及履行过程中没有向方通公司披露内部分包关系，但认为案涉运输合同的委托方是邓心成；2.方通公司、一建公司确认双方没有签订书面运输合同。关于运输关系订立过程，方通公司陈述其法定代表人与邓心成此前相识，邓心成负责案涉项目后，找到方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双方达成将项目一部分渣土交给方通公司承运的合意；3.关于欠条及还款协议的签订过程。方通公司陈述其法定代表人与邓心成在项目部进行对账，双方统计车次及付款，对账后出具欠条及还款协议。邓心成陈述根据车次进行对账，但没有核对付款情况。4.方通公司陈述双方在同一工地还存在盾构以外的其他渣土项目往来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建公司、邓心成则不予确认；5.方通公司陈述派车运输渣土，车辆运送固定方数的渣土，双方派员计算车次，每次派车均有单据，每月凭单结算。邓心成则陈述按车次不定期结算，每次派车均有单据，待收到甲方工程款后支付运费。一审法院认为，方通公司以一建公司、邓心成拖欠运费为由提起诉讼，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案涉运输关系的托运人是何人？2.托运人是否拖欠方通公司运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方通公司主张托运人系一建公司，一建公司则提出托运人系邓心成的抗辩。根据方通公司提供的《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邓心成代表一建公司签订合同，分包了案涉工地的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工程，并指定邓心成为现场管理人员。邓心成以一建公司的名义与方通公司联系，并签署欠条及还款协议，无论邓心成与一建公司之间是何种关系，其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本案中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一建公司承担，案涉运输关系的托运人应认定为一建公司。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邓心成提出已超额付款的抗辩。首先，方通公司陈述双方在同一工地存在盾构以外的其他渣土项目往来，但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邓心成虽否认双方存在其他项目运输关系，但根据其提交的付款记录，邓心成向方通公司认可的收款人合计付款4200000元，远高于方通公司主张的案涉项目总运费3356031元。邓心成虽提出财务混乱的抗辩，但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且付款次数仅为13次，均为大额的整数金额付款，显然有悖常理。基于此，一审法院合理推定除案涉项目外，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其次，方通公司陈述双方系存在盾构以外的其他渣土项目往来，可知二号线魁奇路地铁站盾构泥运费即本案运费。经核对邓心成提供的付款凭证，2017年3月28日的收据仅记载“付给方通车队运输费”，未明确指向盾构泥运费，且时间早于《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签订时间三个月之久，在未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应用于抵扣本案运费。上文列举的编号3、4、5、7、8、10、11、12付款凭证（收据或收条），均明确记载支付魁奇路或2号线盾构泥运费，其中编号3、4、5、7、8、10的付款时间为欠条出具前，金额合计1900000元。方通公司主张运费总额为3356031元，扣减上述出具欠条前的付款，未付运费为1456031元，与欠条记载金额相距甚远。因此，案涉欠条虽记载了欠方通公司运费1831057元的内容，但方通公司没有提供运单、收款记录等其他证据佐证具体欠款情况，且无证据反映案涉欠条出具前双方进行过对账，而双方对已付款项存有较大分歧，故不应将欠条作为核定欠款金额的唯一依据。第三，基于双方均未对欠条金额的计算及付款记录作合理说明，且已合理推定双方存在其他项目往来，故仅将明确记载支付魁奇路或2号线盾构泥运费的付款（即编号3、4、5、7、8、10、11、12），合计2800000元抵扣本案运费。因此，一建公司尚欠方通公司运费556031元（3356031元-2800000元）。关于利息问题，因双方对已付款项有较大争议，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前难以确定给付责任，故对利息不予支持。关于邓心成的责任问题。一建公司、邓心成虽陈述两者为内部分包关系，但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在订立运输合同关系时知晓该内部分包关系，方通公司亦明确邓心成系代表一建公司联系及交易。如上所述，邓心成作为一建公司指定的现场管理人员，其签署欠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应法律责任由一建公司承担。但双方在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第2期以后的款项由邓心成还款，邓心成明知该约定仍同意签署该协议，应视为其自愿清偿案涉运费，构成债的加入，应向方通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一建公司、邓心成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方通公司支付运费556031元；二、驳回方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555元，由方通公司负担2640元，一建公司、邓心成共同负担3915元。方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一建公司、邓心成支付运费931057.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一建公司、邓心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方通公司除承担《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还承担A区轨排井开挖工程渣土砂石的运输，根据双方确认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二、关于运单的问题，根据交易规则，方通公司持有中*公司的运单，项目部签收单据，之后一建公司将运单交付中*公司，双方结算时方通公司将运单交付一建公司，之后一建公司将运单交付中*公司。三、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有其他运输工程的存在，那么2018年5月8日出具的欠条也是符合逻辑的，同时该欠条是在中*公司的项目部双方在项目部的见证下书写及对账，并非一建公司所述是其不知道如何去对账，而且如此大的金额，一建公司不可能不知道支付了多少钱。四、2017年9月22日支付的500000元（编码7）、2017年11月26日支付的300000元（编码8）、2018年5月9日付的款（编码11）均没有入账，由此可见一建公司没有任何的信用，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是否有真实的金钱转移的情况下，主观的认为上述金额已入账错误。五、一建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在一审庭审之后，一审法院并没有再次安排开庭进行双方质证，故一审法院以一建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是错误的。对方通公司的上诉，邓心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有其他运输工程存在是事实错误，邓心成在2018年5月8日出具的欠条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当时欠条的出具不是在中*公司的项目部见证下进行书写，当时只是中*公司项目部提供场地让双方对账。邓心成出具欠条时并没有核实清楚其自身负债情况，因为邓心成没有聘请财务人员，其每次收到方通公司的收条之后，有的放在项目部，有的放在车上，有的放在办公室抽屉。邓心成除将工程泥土让方通公司运输外，还委托其他公司运输，故总体财务账杂乱，对欠条的情况不是很清晰。何况当时邓心成也说过如果账目不对再另行确认。关于方通公司提及2014年5月20日的付款情况，邓心成有提供银行流水进行验证，第二笔11月26日的款项银行流水暂时没有找到，2018年5月9日的200000元款项邓心成确认没有入账，但在2018年1月23日邓心成通过广州大*公司向方通公司支付了2笔款项，分别都是200000元，可方通公司只出具了一份收条，对于2017年10月26日支付的300000元如果方通公司没有入账，方通公司应该提出异议或收回收条，但方通公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结合邓心成的付款情况，在一审当中有银行流水可以印证的款项是3200000元，一审庭审结束后邓心成又找到200000元的银行流水，即2017年1月11日支付的200000元，综上可知邓心成已经足额支付案涉款项。邓心成提供的证据虽然在一审过程中提交，但法庭当庭审理时明确给予双方质证时间并让提出质证意见，方通公司没有提出质证意见，说明方通公司认可邓心成的付款事实。一建公司答辩称：同意邓心成的答辩意见。邓心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邓心成无需向方通公司支付运费556031元；3.由方通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推定除案涉项目外，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建公司虽于2017年6月21日与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但该合同是后期补签，不是双方实际履行的日期，邓心成已于2016年进入案涉项目，即邓心成向一建公司内部承包该项目的时间是在2016年。因邓心成与方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孟元之前认识，然后将部分渣土运输交给方通公司，时间为2017年1月份，向方通公司支付的第一笔运费时间为2017年1月11日，与方通公司诉称事实即双方从2017年1月就案涉项目开始合作也相互吻合。邓心成与方通公司双方虽未就案涉项目签订合同，但除此案涉项目外，再无其他项目合作。方通公司认为存在盾构以外的其他渣土项目往来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仅凭一面之词不足以采信。2017年3月28日的收据为方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孟元之妻李某亲笔书写，明确注明了中*隧道工程局项目的运费，属于案涉项目的运费，且双方根本不存在其他项目。该收据虽早于《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签订时间三个月之久，但前已述及，因签订时间滞后，是先进场履行再后期补签合同。如以此推断，那么2017年5月16日的收据是不是也不应采信为本案证据使用？由此可见，一审判决推定邓心成与方通公司除案涉项目外还有其他项目往来，纯属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邓心成及一建公司向方通公司支付运费556031元明显属于错误，邓心成已足额向方通公司支付案涉项目的运费，无需再向方通公司支付运费。方通公司诉称案涉项目运费3356031元，而邓心成实际付款4200000元，有银行流水可以印证的就达3400000元，已超额支付运费。虽然支付13次，每笔款项均为大额支付，但由于是在没有进行结算情况下进行支付，并非不合常理。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欠条不应作为核定欠款的唯一依据，邓心成没有异议。但一审判决不应断章取义，仅认定编号3、4、5、7、8、10、11、12的付款单共2800000元作为抵扣本案运费。如认为双方存在其他项目往来，应由方通公司向法庭举证，不能主观推断。在没有相反证据情况下，邓心成已完成足额付款的举证义务，应当认定邓心成支付的款项全部属于案涉项目款项。中*隧道局每次支付案涉项目运费后，邓心成根据方通公司的请求及时向方通公司付款，不过双方均没有进行对账。由于邓心成没有聘请专业的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混乱，加上持续时间较久，对方通公司的全部付款情况并没有清晰印象。后来邓心成发现案涉项目亏损严重，根据上下游的约定，从中可以赚取一点差价，在扣除相应的成本后应该是赚钱的，没想到案涉项目最终结果却是亏损的。特别是在方通公司提起诉讼后，邓心成经反复核对案涉项目的往来款项及有关收付款单据，才发现邓心成就案涉项目的付款总金额居然超出方通公司的总运费金额。邓心成是从双方开始合作后才向方通公司付款，而非合作之前就付款，所付部分款项虽没有明确记载为案涉项目，但已明确指向属于案涉中*隧道局项目，在方通公司没有相反证据证实除案涉项目以外还有其他渣土项目往来情况下，一审判决从主观上分析论断存在其他渣土项目往来，所付款项不是全部案涉项目的款项，实属错误判决，没有任何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应予撤销。方通公司答辩称：坚持上诉状中的上诉意见。一建公司答辩称：同意邓心成的上诉意见。一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一建公司无需向方通公司支付运费556031元；3.由方通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一建公司与方通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建公司于2017年6月21日与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邓心成代表一建公司签订合同，分包案涉工地的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工程，但一建公司没有和方通公司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之后没有将案涉项目交给方通公司进行运输，也从未向方通公司支付过款项，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邓心成与方通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应约束一建公司，一建公司从未授权邓心成代表一建公司就案涉项目进行合作。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均是邓心成及其名下公司向方通公司进行付款，是邓心成与方通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与一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二、一审判决推定除案涉项目外，一建公司与方通公司之间存在其他项目往来没有依据。一建公司于2017年6月21日与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属于后期补签，双方于2016年已开始合作，且中*隧道局于2016年8月份就开始付款，有付款凭证为据。所以，一审判决据此推断2017年3月28日的收据早于合同签订时间三个月，不认可该收据为案涉项目的款项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从邓心成提交的付款证据来看，其根本不拖欠方通公司的运费。一审判决一建公司及邓心成向方通公司支付运费556031元没有依据。方通公司诉称事实中认为其与邓心成之间的案涉项目总运费3356031元，而邓心成提交的付款证据证明共付款4200000元，超过了总运费金额。一审判决既然认定案涉欠条不应作为核定欠款的唯一依据，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方通公司就应当就其提出的双方存在其他项目往来进行举证。在没有相反证据情况下，一审判决不应主观上认为存在其他项目合作，应当认定邓心成支付的款项全部属于案涉项目款项。所以，一审判决从主观上分析论断方通公司与邓心成有其他渣土项目往来，所付款项不是全部案涉项目的款项，实属错误判决，没有任何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应予撤销。方通公司答辩称：坚持上诉状中的主张。邓心成答辩称：同意一建公司的上诉意见。二审诉讼期间，邓心成提交2017年1月11日支付200000元至曹孟元账户的中国工商银行企业对账单，拟证明其已经向方通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方通公司质证认为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一建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因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方通公司二审诉讼期间申请证人杭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证人为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工作人员，其看到邓心成与方通公司工作人员在项目部办公室签订欠条以及方通公司、一建公司、邓心成参与案涉工程的情况。对证人的证言，方通公司认为证人证言真实可信，应予采纳。一建公司与邓心成认为应审查证人身份且证人的证言内容不能反映方通公司的拟证事实。对此，因本院在庭审期间要求证人在庭后三天内提交其属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工作人员的证据，但证人至今未提交相应证据，故不能认定证人杭某为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工作人员，其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对双方二审期间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本案应付运费数额问题。根据方通公司与邓心成一、二审期间的陈述，双方争议事项实为邓心成就案涉运费已付款项数额的问题：方通公司上诉认为其除承担《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所载运输工作外，还承担A区轨排井开挖工程渣土砂石运输工作，邓心成所付款项部分是支付案涉合同之外其他工作的运输费用；邓心成则否认方通公司在案涉合同运输工作之外还承担了其他运输工作，且认为已经超额支付案涉运费。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陈述及举证情况确定案涉运输合同尚欠556031元未付，并无不当，应予维持：首先，方通公司主张其在《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所载运输工作外，还承担A区轨排井开挖工程渣土砂石运输工作，但就其主张，方通公司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导致对合同之外其他工程发生运费的数额以及邓心成支付合同外其他工程运费的数额等事实不能查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方通公司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一定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虽然方通公司就其主张未完成举证义务，但在方通公司主张双方就案涉合同发生运费总额为3356031元的情况下，邓心成却向方通公司支付款项达420万元。虽然邓心成解释因其对项目未作财务管理，只要方通公司催款就安排付款，导致所付款项多于实际发生运费，但邓心成作为一建公司指定的《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签约代表以及一建公司负责项目现场管理的负责人，在其管理的项目上不作审查核算就迳行支付项目款项，多付款项还超出实际运费数十万元之巨，有违一般商事交易常理。故，一审法院在综合双方陈述及举证情况的基础上，推断除本案《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项下余泥运输工作外方通公司还承担其他工程的运输工作且邓心成所付款项中亦包含支付其他工程运输费的款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因邓心成所付款项中部分付款凭证并未注明系支付案涉合同运费，方通公司亦无法举证证明其他工程运费总额和付款情况，故一审法院以方通公司主张案涉合同运费总额3356031元扣减邓心成付款凭证上明确注明支付案涉合同运费的款项，确认尚欠运费556031元，处理合法，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本案一建公司、邓心成是否应对尚欠运费承担责任问题。根据《盾构区间余泥渣土场外运输专业分包合同》反映，邓心成是作为一建公司签约代表与中*隧道局佛山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签约并被指定为代表一建公司的现场管理负责人，其后，邓心成又以一建公司名义签署欠条及还款协议确认案涉运费，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邓心成的行为应对一建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一建公司应对尚欠运费承担付款责任。至于邓心成的责任问题，因其在还款协议中自愿对2018年6月30日后的欠款承担付款责任，该行为构成债的加入，故方通公司请求其一并对案涉尚欠运费承担还款责任，合理合法，本院亦对该项判决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合共39330元，由佛山市方通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3110元，广东电白一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110元，邓心成负担131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伟斌审判员  李 炜审判员  贾小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