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琼民终3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子良，男，196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华伟，辽宁奇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生，辽宁奇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积生，男，195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湖，辽宁帅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世文，男，1979年9月14日出生，住海南省琼海市，系吕积生的侄子。   原审被告：赵春雷，男，196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朝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德巍，男，197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   原审被告：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金隆酒家对面）。   法定代表人：王兴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明心，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程子良因与被上诉人吕积生及原审被告赵春雷、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琼96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子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8）琼96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吕积生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与本案相关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据此责令上诉人履行协助变更过户手续，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甲方收到上述还款，甲乙双方配合丙方办理工商股权变更或质押手续。”之规定，2016年1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股权转让协议的三方当事人，就最终形成股权转让或股权质押并未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意思表示一致是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因此仅从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看，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既未成立也谈不上生效。其次，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协议生效及其他第二款“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或质押登记”之约定，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尚未达到合同三方当事人对合同生效要件的限制性约定，双方既未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没有进行公司内部章程修改、股东名册变更、出资证明书变更。因此，依据三方当事人关于合同生效的限制性约定，该份协议既便成立也未生效。再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前提是在股权质押到期上诉人不能偿还前借款9036万元，吕积生的质权依法不能得以清偿，为此，双方没有将到期股权转移作为合同条款在《股权质押协议》中约定，而是以单独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存在，目的就是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六条：“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之规定，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这一约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六条关于“流押无效”的法律禁止性规定，故《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因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第四，程子良与吕积生、赵春雷虽于2016年1月23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但是签订该份协议的同时，程子良与吕积生又单独签订了一份《经济补偿协议书》，依据该份《经济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甲方承诺乙方投资两年后收回投资本金，且确保第三年起投资收益年化率不低于投资额的20%作为乙方的投资回报。”以及第四条“乙方收回投资本金后，投资收益每年超出投资额的20%部分，甲乙双方各得50%，投资收益每年不足投资额的20%时，不足部分由甲方补齐支付给乙方。”之约定，明显双方之间股权转让是假，民间借贷为真。因为众所周知，所有的投资均是风险与利润共存的，无人确保只要投资就一定收益而无任何的风险。吕积生即然选择了受让股权，那么程子良就不可能再将股权转让后，还要让吕积生的投资保本，不仅保本，还要有年化20%的收益。上述二个条款的约定，明显是打着转让的幌子，约定的是借款2年期满内，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为年化20%，而2年期满后，因程子良不能如期归还借款，则吕积生利息要增加，增加幅度以年化收益率的20%为限，以公司经营状况来决定，但至少要保证20%的年息。因此，仅仅依据该份经济补偿协议第三条、第四条，就已经能够充分地证明双方之间是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双方之间真实的基础法律关系也是民间借贷。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此案完全应当按照基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认定并审理，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五，程子良与吕积生之间虽然于2016年1月23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但在此之后的2016年2月18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质押协议书》，且双方据此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从时间上看程子良与吕积生先后作出关于案涉股权的两个意思表示，双方依据后一个意思表示办理了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也就是说双方后面形成的《股权质押协议》已经将先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作出了实质性变更，双方以形成时间在后的股权质押完全替代了先前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明显双方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故双方不仅完全应当按照《股权质押协议》约定履行，即在2018年2月18日股权质押到期前将程子良的全部借款清偿，如程子良到期不能偿还，吕积生不仅可以依法处置已经办理质押登记的质权，且不能基于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股权转让协议》要求上诉人履行股权变更手续。鉴于民事案由以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的存在为基础，因双方并不存在客观、真实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故吕积生以股权转让纠纷为案由起诉，其请求权基础并无事实依据，因而按基础法律关系查明后，其诉求根本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第六，从双方履行协议的实际情况看，吕积生虽向赵春雷给付了5000万元，但这5000万元除第一笔外，其余二笔根本没有按照吕积生与赵春雷之间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给付，最后一笔甚至拖延到2017年2月6日才向赵春雷给付，此时距约定的2年质押期限已经过半。同时，《补充协议》第2条关于程子良给付赵春雷房产的约定，同样没有实际履行。因此，这5000万元虽然吕积生在每笔付款时均附留言为股权转让款，但实际上，这5000万元与转让一事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在吕积生向赵春雷给付这5000万元之前，吕积生虽然对程子良享有4036万元的债权，但吕积生没有任何的抵押担保物，而吕积生将程子良欠赵春雷的5000万元债务承担后，赵春雷才同意将其质押股权解押为吕积生办理质押。假设三方之间真实的是股权转让，那程子良完全没有必要再约定将北京价值1500万元房产给付赵春雷，完全可以让吕积生把程子良当时拖欠赵春雷的债务全部承担过去。且海翼公司当时名下几个亿的资产，也不可能仅凭比赵春雷多出的3000万元，就将29%的股权转让出去，故5000万元的性质仅仅是为了让赵春雷将其名下质押的29%股权解押，否则，尽管程子良欠吕积生本息高达4036万元，但这些钱没有任何的抵押担保物，因此，5000万元是替程子良转贷而发生，正因为吕积生同意为程子良承担其拖欠赵春雷的5000万元，所以程子良才同意将从赵春雷处解押的29%股权质押给吕积生。也正因此，尽管吕积生在向赵春雷转款同时，均附着留言为股权转让款，但实际上这5000万元，与股权转让没有关联性，仅仅是吕积生为了有29%股权作为质押担保而主动承担的一笔程子良名下的债务，5000万元的性质应为程子良的借款。第七、一审第二次庭审时，程子良提交了一份吕积生诉程子良本息470万元的生效判决一份，而该份判决中所涉及到的本息数额恰恰与吕积生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目录第十一项关于《吕积生诉程子良股权转让纠纷情况说明》中其自认9036万元债权形成经过中一笔470万元数额完全吻合，而该份判决不仅生效且已进入执行程序，既然吕积生已经就9036万中的470万元以民间借贷为案由提起了诉讼，那么9036万元作为一个整体，就不可能存在部分民间借贷、部分股权转让这种情形，且吕积生在其已经提起民间借贷后，就再没有理由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且依据一份既未成立、更未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要求程子良履行股权变更手续，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存在明显地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期间，上诉人程子良名下所涉44.5%股权被多家法院司法查封，程子良的股权完全处于冻结状态，而上述有效司法查封主体中既有诉前查封，也有进入执行阶段的查封。在本次庭审期间，针对审判长的询问，程子良及其代理人均明示了诉前查封主体与进行执行阶段的查封主体。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之规定，一审判决在明知股权存在被多家执行局查封冻结的前提下，仍执意确权的目的和做法，明显已经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之处。首先，本案吕积生虽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立案，但依据本案现有事实和大量证据，均能证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且吕积生本人就4036万元中存在本金与高利一事，完全予以认可，因此，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至少应就9036万元的款项资金来源予以查清，同时，吕积生也应当就9036万元资金予以举证加以说明，而本案一审期间吕积生仅提供了5000万元的转让凭证，并未就其余4036万元的款项交付以及9036万元资金来源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说明，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期间，因发现吕积生就这部分没有举证，所要程子良当庭要求法院应当审查该部分证据，且应当要求吕积生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但一审法院对程子良的这一请求完全置之不理。综上所述，本案的现有证据均能够证明案涉纠纷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吕积生高利放贷行为提供一个非典型担保，而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明显地错误。   吕积生辩称，一、一审判决是在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的公正判决。首先，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吕积生（丙方）与程子良（乙方）和赵春雷（甲方）于2016年1月23日，三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程子良作为海翼公司股东之一，将其持有公司29%的股权以903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非公司股东的吕积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的协议内容合法有效。从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可以看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而不是民间借贷。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款约定：“乙方（程子良）自愿将其持有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29%的股权转让给丙方（吕积生）。丙方向甲方（赵春雷）支付5000万元人民币和乙方前期向丙方的借款共计9036万元整，做为丙方向乙方收购乙方在工商局质押给甲方的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29%的股权转让金。”何来的民间借贷9036万元，只有前期程子良向吕积生的借款4036万元也一同作为股权转让金而已。其次，2016年2月18日《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2015年4季度股东会纪要》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吕积生“成为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新股东，拥有29%股份”，行使该部分股份权利，承担该部分股份义务，同时“程子良股份由原来的44.5%减少为15.5%，吕积生参与侧重酒店开业、营业工作，帮助、支持王兴武开展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的各项工作”等等，对上述内容，作为股东的程子良及另两位股东赵春雷、王兴武都签字认可，吕积生也做了签字确认这一事实。这里又何来的民间借贷9036万元的基础理论，如果是民间借贷的基础理论，吕积生如何能承担股东义务，程子良的股份如何能相应的减少，吕积生如何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这是显而易见的。二、程子良误解《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杜撰上诉事实和理由。《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是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程子良也是按照该条的约定，提起的诉讼，何来的第三条没有达成合意。另外，程子良上诉的事实和理由第一点首先部分，引用的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所述内容其实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的内容，程子良故意曲解条款的内容，说明没有达成合意，更是错误的谬论。《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是这样约定的：甲方收到上述还款，甲乙双方配合丙方办理工商股权变更或质押手续。这里的甲方是赵春雷，乙方是程子良，丙方是吕积生。该条的实质内容是赵春雷收到上述款项，赵春雷和程子良配合吕积生办理工商股权变更或质押手续。那么本案吕积生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约定的义务，代替程子良偿还了借款5000万元，赵春雷已经收取，接下来只是赵春雷和程子良应当履行约定的两项义务而已，根本不存在没有达成合意的问题，因为程子良转让的29%股权首先需要赵春雷解除股权质押手续后，才能配合吕积生办理工商股权变更手续。三、程子良引用《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说明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达到三方当事人对合同生效要件的限制性约定，是偷换概念。《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总共有三款，第一款约定“本协议经三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或质押登记。”第三款约定“本合同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该公司存档一份，申请变更登记一份。”上述内容根本不存在三方当事人对合同生效要件做了限制性的约定。四、程子良上诉称《股权质押协议》变更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意思表示，从而变成了民间借贷的担保，进而规避担保法的禁止性规定，是强词夺理。本案双方签订《股权质押协议》及质押登记行为，根本不是民间借贷的担保行为，而是程子良为了不及时办理股权过户行为，不及时缴纳税费的权宜之计行为。首先，《股权质押协议》的签字时间与《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2015年4季度股东会纪要》的召开签字时间相一致，均是2016年2月18日。根据《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2015年4季度股东会纪要》第二条的记载内容，即吕积生成为海翼公司的新股东，拥有29%股份，行使该部分股份的权利、承担该部分义务，适当时候进行股份变更或质押解除。从该记载的内容可以明确的得出，《股权质押协议》只是为了股权暂时不进行过户到新股东吕积生名下所签订的权宜之计，根本不是民间借贷的担保行为。其次，吕积生与程子良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涉及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过户登记这一环节，但过户登记程子良需缴纳高额的税款，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的有关规定，个人转让股权应按“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本案就涉及到税款1600多万元。《股权质押协议》只是配合程子良不及时缴纳税款，吕积生还能够在股权变更前能让股权转让行为得到保障而签订的。所以，在《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2015年4季度股东会纪要》中记载，程子良的股份由原来的44.5%减少为15.5%（因为股权质押情况下股权份额是不会减少的），股东们都签字同意吕积生成为新股东，并持有29%股权，吕积生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具体负责酒店开业等的具体工作。五、程子良上诉称从《经营补偿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约定的内容，就得出所谓的股权转让是假，民间借贷是真，更是曲解条文的滑稽之谈。《经营补偿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承诺乙方投资两年后收回投资本金，且确保第三年起投资收益年化率不低于投资额的20%作为乙方的投资回报。该条约定了程子良的承诺，承诺给吕积生2016年1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投资两年后收回投资本金，且确保第三年起投资收益年化率不低于投资额的20%作为乙方的投资回报。进而让吕积生作出股权受让的决定，购买程子良的29%股权。《经营补偿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收回投资本金后，投资收益每年超出投资的20%部分，甲乙双方各得50%，投资收益每年不足投资额的20%时，不足部分由甲方补齐支付给乙方。该条进一步约定了程子良在每年超出投资的20%部分享有的权利，即甲乙双方各得50%。而这个分得50%收益的权利是无约定期限的，超出部分年年分红。不存在借款人还享有借款收益的民间借贷情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股权转让之时，依据2015年12月程子良提供的资产负债表记载，海翼公司账面需偿付的应付款项仅银行负债就有2.45亿元。六、从《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履行上看，吕积生并无过错，履行的款项明确的注明了股权转让价款，符合《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乙方在支付质押解除风险抵押金后，甲方可在2016年3月前协助乙方办理解除抵押及股权转让事宜。”而吕积生于2016年1月25日支付完风险抵押金后，赵春雷至今未协助吕积生办理股权转让，程子良也没有协助吕积生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导致吕积生诉讼缠身，给吕积生带来了数千万的经济损失，所以本案是赵春雷和程子良违约在先，而不是吕积生违约，吕积生只是在赵春雷和程子良违约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损失的发生才延期支付了相应款项而已。七、程子良的上诉理由说明股权转让价款包含（2017）辽1302民初1827号民事判决书所记载的款项纯粹是无中生有。该民事判决书中程子良的答辩及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就可以清楚的得出，该判决书所判决的款项与本案无关联。八、本案不适用《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的规定，该条款仅用于所有权确认纠纷，而本案根本不是所有权确认纠纷，本案的所有权即股权没有争议，本案是股权转让的合同继续履行的随附义务不当纠纷。九、2019年7月3日，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1302民初178号民事判决书，在本院认为中也已经认定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十、4036万元是程子良拖欠吕积生的款项，抵顶了股权转让价款4036万元，加上代替程子良给付赵春雷的5000万元，合计9036万元，数额已经得到程子良的多次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也有注明，准确无误，吕积生已经提供了资金的构成说明，已经说得很清楚。另外，该部分资金构成与本案股权是否过户也没有关联性。   赵春雷未发表答辩意见。   海翼公司未陈述意见。   吕积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程子良、赵春雷、海翼公司立即协助将程子良名下海翼公司29%的股权解除质押并变更至吕积生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程子良、赵春雷、海翼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3日，赵春雷（甲方）、程子良（乙方）、吕积生（丙方）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持有海翼公司51%的股权，乙方持有海翼公司49%的股权（其中29%已通过工商局质押给甲方），甲乙丙三方协商同意，乙方用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门的房产，建筑面积205.86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73.15平方米（详见土地房屋权证第X京房权证东字第XXXX号）折价1500万元和经乙方同意由丙方支付给甲方5000万元共计6500万元作为乙方向甲方的还款，甲方收到上述还款后，解除乙方在工商局质押给甲方的海翼公司29%的股权；二、乙方自愿将其持有海翼公司29%的股权转让给丙方。丙方向甲方支付的5000万元和乙方前期向丙方借款共计9036万元，作为丙方向乙方收购乙方在工商局质押给甲方的海翼公司29%的股权转让金；三、甲方收到上述还款，甲乙双方配合丙方办理工商股权变更或质押手续。   同日，程子良（甲方）、吕积生（乙方）签订《经营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甲方确保向乙方提供2015年12月份资产负债表和项目已建好未销售明细表真实有效；二、乙方根据甲方提供数据向甲方控股公司海翼公司投资总额为9036万元整；三、甲方承诺乙方投资两年后收回投资本金，且确保第三年起投资收益年化率不低于投资额的20%作为乙方的投资回报；四、乙方收回投资本金后，投资收益每年超出投资额的20%时，不足部分由甲方支付给乙方；五、投资本金于2016年1月21日转入甲方公司，从即日起计算投资收益；六、本协议以甲方提供的海翼公司2015年12月末企业财务报表（2015年12月资产负债表和项目已建好未销售明细表）为依据，以此计算应支付给乙方的投资回报。   2016年1月24日，赵春雷（甲方）、吕积生（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一、乙方分三次支付甲方现金5000万元，具体时间点为：（一）乙方于2016年1月25日前支付甲方现金1000万元，作为解除股权收购协议中质押权的风险抵押金；（二）乙方于2016年3月30日前支付甲方现金2000万元；（三）乙方于2016年4月15日前支付甲方现金2000万元。如乙方未能如期支付款项，甲方可按未支付金额5%收取乙方违约金；二、乙方将北京第X京房权证东字第XXXX号房产折价1500万元过户给甲方，抵顶甲方解除29%股权质押手续事项约定。乙方于2016年5月1日前将以上房屋交给甲方使用，并于2016年8月前完成房屋过户手续的交接办理，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未能按期完成房屋过户的，甲方可按违约期限以日万分之五的比率，收取乙方违约金；三、乙方在支付质押解除风险抵押金后，甲方可在2016年3月前协助乙方办理解除抵押及股权转让事宜。   2016年2月18日，吕积生（甲方）、程子良（乙方）签订《股权质押协议》，主要内容为：第二条，乙方依法拥有在海翼公司中的44.5%的股权，乙方拟将上述股权中的1450万股占总股29%的股权质押予甲方，作为其对甲方形成的9036万元欠款的还款保证；第三条，乙方兹向甲方作如下陈述、保证与约定：1.乙方是海翼公司44.5%股权的合法所有人，并有权力、权利和能力将其拥有的上述股权中的1450万股占总股29%依据本协议质押给甲方；2.乙方未在本协议项下拟质押的股权上设立任何质押或其他担保；3.乙方已采取一切必要的法人内部行动，以批准本协议下的股权质押交易及批准和授权一代表签署及交付本协议。4.质押期限，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8年2月18日止；第四条，甲方兹向乙方作如下陈述、保证与约定：1.甲方系中国公民；2.甲方已采取一切必要的公司内部行动，以批准和授权一代表签署及交付本协议。同日，双方到琼海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2016年2月18日，海翼公司召开2015年4季度股东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2015年4季度股东会于2016年2月17日至18日在博鳌论坛酒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原股东赵春雷、程子良、王兴武及新股东吕积生，本次股东会议议定以下事项：1.程子良将持有的海翼公司29%股份出质给吕积生，股份由原来的44.5%减少为15.5%，原股东孙振东持有的4.5%股份由程子良代管；2.吕积生成为海翼公司新股东，拥有29%股份，行使该部分股份的权利、承担该部分股份的义务，适当时候进行股权变更或质押解除；3.所有不在海翼公司任职的股东本人应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工作，共同努力做好销售工作，赵春雷侧重B区建设工作，吕积生侧重酒店开业、营业工作，帮助、支持王兴武开展海翼公司的各项工作；4.暂定开工B区剩余工程；5.公司偿还欠赵春雷资金589万元。赵春雷、程子良、吕积生、王兴武作为海翼公司的股东均在上述会议纪要上签名。   一审法院另查明，吕积生分别于2016年1月25日、4月1日，2017年2月6日向赵春雷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股权转让金1000万元、2000万元和2000万元。   再查明，本案审理期间，2018年11月28日，程子良（甲方）与朝阳国恒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程子良将拥有的海翼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朝阳国恒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公司），该股权资产用于偿还甲方欠乙方的债务、甲方欠吕积生和肖英的债务。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程子良持有的海翼公司44.5%的股权处于司法查封冻结状态，目前有效的司法查封均为诉前财产保全查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1.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还是借款合同纠纷；2.吕积生请求程子良、赵春雷、海翼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解除质押和股权变更登记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2016年1月23日，吕积生、程子良、赵春雷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吕积生出资9036元万收购程子良在工商局质押给赵春雷的海翼公司29%的股权；其中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吕积生向赵春雷支付，代程子良偿还向赵春雷的借款，赵春雷配合办理股权解除质押手续，剩余股权转让款4036万元则与程子良前期向吕积生的借款相抵消。同日，吕积生与程子良签订《经营补偿协议书》。2016年1月24日，赵春雷与吕积生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对吕积生、程子良、赵春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吕积生向赵春雷支付5000万元的具体付款时间作了补充约定。2016年2月18日，吕积生与程子良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约定程子良将其名下海翼公司29%的股权质押给吕积生，质押期限为2年。吕积生主张双方履行的是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质押协议只是作为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的一种担保。程子良则认为双方仅存在借贷关系，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质押协议目的在于为借款提供担保。本院认为，双方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关系。首先，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吕积生、程子良、赵春雷三方对股权转让事项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故《股权转让协议书》成立且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其次，从双方履行协议的情况来看，吕积生提供的付款凭证，证明其已按《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向赵春雷支付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赵春雷也按约定解除了程子良29%股权的质押手续。同时，根据《海翼公司2015年4季度股东会议纪要》的内容，海翼公司的股东赵春雷、程子良、王兴武均同意程子良向吕积生转让29%的股权的事宜，同时也同意吕积生作为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在公司行使股东的权利，故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实际履行。虽然双方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以工商登记作为其生效要件，而双方于2016年2月18日办理的股权质押登记，应视为双方在履行股权过户之前所设定的担保，股权质权的设立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综合上述理由，应当认定本案双方成立的是股权转让关系。程子良虽主张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及约定了借款利息和还款时间，故程子良的此项辩解，缺乏事实根据，该院不予采纳。关于程子良主张吕积生的股权转让款来源不合法的问题。由于货币属于种类物，并不具有特定属性和用途，因此吕积生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来源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没有关联性。程子良的此项抗辩理由，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吕积生已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而程子良至今未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故吕积生诉请程子良、赵春雷、海翼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解除质押和股权变更登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及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案涉股权查封是否导致合同标的不能履行的问题。经查明，程子良所持有的海翼公司44.5%股权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后被其他法院查封的，且当前的查封均为诉前财产保全所采取的措施，程子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他诉讼已经进入执行程序，故在《股权转让协议书》被确认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吕积生可凭借其为股权权利人的身份向作出查封的法院提出异议，在作出查封的法院解除对案涉股权的查封后即可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故案涉股权现被查封并不导致股权过户存在法律上的绝对履行不能。关于程子良于2018年11月28日与国恒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程子良拥有的海翼公司49%股权转让给国恒公司的问题，因程子良与国恒公司签订协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且国恒公司已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故该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吕积生与程子良、赵春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吕积生已履行了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吕积生诉请程子良、赵春雷、海翼公司协助将程子良名下的海翼公司29%的股权解除质押并变更至吕积生名下，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程子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其名下的海翼公司29%股权协助原告吕积生解除质押并过户至原告吕积生名下；二、被告赵春雷、海翼公司应对上述履行内容承担协助义务。案件受理费493600元，由被告程子良负担。   本院审理查明，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44.5%的股权。   2017年12月15日，根据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7）辽1302财保96号民事裁定书，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29%的股权被冻结，冻结期限为两年（自2017年12月15日起至2019年12月14日止）。   2018年1月8日，根据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8）辽1302财保1号民事裁定书，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29%的股权被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两年（自2018年1月8日起至2020年1月7日止）。   2018年5月21日，根据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3执字第109号执行裁定书，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44.5%的股权被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5月21日起至2021年5月20日止）。   2018年5月22日，根据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8）辽1302财保39号民事裁定书，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29%的股权被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二年（自2018年5月22日起至2020年5月21日止）。   2018年5月23日，根据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8）辽1302财保40号民事裁定书，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29%的股权被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二年（自2018年5月23日起至2020年5月22日止）。   2018年8月3日，根据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13财保1号民事裁定书，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44.5%的股权被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二年（自2018年8月3日起至2020年8月2日止）。   2019年4月8日，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4执88号执行裁定书，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29%的股权被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二年（自2019年4月8日起至2021年4月7日止）。   2019年5月16日，根据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302财保51号民事裁定书，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44.5%的股权被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5月16日起至2022年5月15日止）。   2019年6月25日，根据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3执字73号执行裁定书，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44.5%的股权被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6月25日起至2022年6月24日止）。   2019年7月29日，根据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302执1852号执行裁定书，程子良持有海翼公司44.5%的股权被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7月29日起至2022年7月28日止）。   本院认为：本案吕积生起诉是请求判令程子良、赵春雷、海翼公司立即协助将程子良名下海翼公司29%的股权解除质押并变更至吕积生名下。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程子良持有的海翼公司的股权现全部处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的状态。吕积生本案诉讼可能导致审判权与执行权工作的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的规定，本院驳回吕积生的起诉。吕积生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96民初17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吕积生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493600元，退还原审原告吕积生；上诉人程子良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9360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林 达   审 判 员 程 序   审 判 员 王芸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吴天鸿   书 记 员 黄 榆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   第八条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