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3民初3465号 原告：范树芳，女，196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强，男，196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系原告丈夫。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东新园小区东新园小区东荷星苑1幢4单元底层。 法定代表人：王跃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翔、车王望，浙江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树芳诉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戴晓阳独任审判，于2019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树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强，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车王望、王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树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2017年4月18日与原告签订的编号为26的《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无效协议；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1、关于被告在拆迁过程中，对房屋征收前与原告签署协议的过程。被告在省人民政府的征收土地同意意见书以及下城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还没发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协议签订工作。2017年4月16日下午，位于沈家村“星火人家”三楼，召开了拆迁动员大会。当时在沈家社区经合社领导村委们的通力合作下，董事长在会议上一再强调，为了配合区政府加快拆迁进度，最后一批次的32户农户必须提前搬迁，要求大家全力配合，必须在4月17-19日三天时间内全部签约完毕。被告代表张泉根在后续的发言中，就本次房屋拆迁的补偿金、村奖励金等做了说明。评估公司负责人周大宝，对房屋评估也做了简要的说明。会议即将结束时，原告要求公开本次拆迁的相关文件。但是，直到会议结束，原告只收到了通过被告制定的一张补偿明细表。经查询，下城区人民政府在2016年12月2日，专门下发了《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该通知是本次拆迁的主要法律文件。文件中还涉及到其它的9个子文件。经过原告比对，明细表中部分款项并没有全部按上述法律文件制订与实施，制定的明细表显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在会议中不但只字不提法律文件，而且始终没有在村务公告栏里张贴公告过，明显违反了前合同义务的告知，属于缔约过失。2、原告作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对政府部门安排组织机构进行拆迁工作是积极配合的。特别是在通过了沈家社区经合社领导举行的会议以后，与会者在4月18号前后，纷纷前往沈家社区“星火人家”拆迁签约点，农户们逐个与被告进行了签约事项。原告在签约过程中，曾经向被告代表提出了关于补偿明细表中，就两项合计二十多万元的补偿金额为什么被无故减半，提出了质疑。也有其他被搬迁人在签约前递交过一张自制的“拆迁补偿确认单”，让被告代表张泉根签字确认，结果他既不盖章也不签字。被告代表在拿不出相应条款的情况下，最后做出解释说：“这个减半计算是由三村指挥部决定的”。众所周知，指挥部属于临时机构，是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组建该机构的政府承担。被告没按实施办法的通知制定方案，还胆大妄为地把应该发放的资金截留掉，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本人将保留个人意见，根据《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第二十条规定，必要时将材料提交司法机关追责。3、临签约的那一刻，搬迁人拿出了6张内容相同的A4纸，让原告在落款处签字画押。其实一份协议共有4页，前三页被告代表根本没有拿出来过。原告在讨要说法时，经合社的领导们与被告方居然串通一气，还为其极力辩解。最后被告代表全部收回原告签过字的协议，自己却不签字不盖章，被告方有预谋的促成仅有一方当事人签字；另一方不签字的协议，然后收回协议，其行为已经涉嫌合同欺诈。为了保留证据，在原告出于无奈的情况下，用手机拍摄了两张签约时的协议文字图片。这样签署的协议，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空白协议，违反了《合同法》52条第一款的规定。4、直到两个多月以后的6月25日，被告负责人张泉根才打电话通知原告，让原告前去拿上述协议。原告拿到协议以后，发现协议上并没有进一步描述安置方面的具体内容，作为附件的评估报告也没有一并提供给原告，显然违背了补偿安置协议的宗旨。这就进一步印证了此协议为空白协议。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协议应当明确规定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方式、安置用房面积、安置地点、搬迁期限、过渡方式、过渡期限和违约责任等事项。而且该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也没有送到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显违反了《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十条的法律规定，所以签订协议的民事行为无效。另一事实是：关于前夫沈卫兵在2001年11月申报的土地呈报表中，审核建房用地性质的批复确认一栏里，明确了建造房屋期限的限制规定，不得超出6个月的法定时效。沈卫兵在2002年12月以后才有拆建房屋行为的发生，超出了下城国土资源局规定的合法期限。后续所扩建的房屋已经超出该土地呈报表批复中所指定的期限，后面房屋建造的部分，应认定为违法建筑。因为沈卫兵在二审中描述了直到2002年12月，连房屋装修资金都拿不出的情况下，何来资金翻建房屋的事实。也进一步印证了下城国土资源部门对沈卫兵翻建房屋时，报批流程管理缺失的事实。目前该部门在本次的三村拆迁中，有多项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已被收集，本人保留依法举报的权利。由于被告在核实与调查前夫沈卫兵房屋权属过程中根本没有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核。在对方已经有过3次婚姻的情况下，对其地上附着物的权属也不进行严格审查。实际上归属于他的合法房产面积只有65.7平方，法院按土地使用证判决给他的份额部分。在2017年4月1日，被告在与沈卫兵就下城区锡铂园39号房屋签订协议过程中，是以判决前的原房屋的宗地面积加后面违建部分的宗地面积。错把法院判决给本人的面积计算在内了。事实上在离婚判决中，法院已依据土地使用证划分了界址，已经对该房屋做出了分割确权。原告在1998年3月后离婚，随后在6月8日通过了村委的立户证明，辖区派出所在6月11日对原告房屋进行了户籍分户和立户登记。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国务院要求和公安部决定，全国从2004年1月开始，力争用5年时间到2008年底，基本完成16周岁以上人口身份证的换发证工作。2006年1月16日，辖区派出所在重新登记与发放第二代身份证时，是按照本人常驻地的住所为依据，制作了第二代身份证。同日，户籍地址也随之变更为身份证的地址，属于同一辖区户籍地址的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可以对照说明，原告房屋和土地权籍是在人民法院判决的法律文书下生效以后，并且在征收发生效力之前。被告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让原告做进一步确权认定，导致了该地块变更为国有土地后，本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丧失。《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明确规定了：不动产登记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实施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和森林、林木等定着物应当与其所依附的土地、海域一并登记，保持权利主体一致。原告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离婚判决中的房屋已经包含了宅基地使用权。在法理上，原告的不动产，遵循了房随地走，房地一致的原则。被告作为政府指定的国有独资企业征收部门，在征收过程中没有按照杭政函[2014]136号文件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设定的权限行使其职权，无视法院判决，错误认定了已经通过法院分割完成的房屋土地权籍，在与沈卫兵签约时，瞒天过海，移花接木。剥夺了原告在征地前的土地权籍变更与登记的权利，最终无端剥夺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总之，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先于国土资源部门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实施。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点，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签订的协议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无效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应依法确认被告与原告所签协议为无效协议。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案涉房屋系案外人与沈卫兵离婚后，根据关于沈家村多层农居房分配的若干规定取得的。因下城区城中村三村连片改造工程项目需要案涉房屋在搬迁范围内，被告作为搬迁人与原告户于2018年4月18日签订了案涉的协议就搬迁补偿、安置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相关的协议义务也已经按约履行。被告认为，案涉协议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属于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并且合同协议约定的相关安置补偿标准是参照下城区农居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并且结合案涉房屋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确定，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案涉协议、相关的搬迁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经审理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原告范树芳与沈伟兵原系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住宅一处（地籍号8－6－509），建筑占地面积65.70平方米，另有晒场面积36.50平方米。后原告范树芳因夫妻感情破裂诉来本院，要求与被告沈伟兵离婚并对所建房屋进行分割。本院于1998年3月20日作出（1997）下民初字第3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范树芳与沈伟兵离婚，属原、被告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的房屋，东面一楼一底归沈伟兵所有，西面一楼一底归范树芳所有，走道楼梯由双方共同使用。2001年，被告沈伟兵又申请对案涉房屋进行翻建，住房层次由二层变为三层，主房占地面积由65.70平方米增加到95平方米，建筑面积增加到285平方米。2017年4月1日，沈伟兵户与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自交房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由沈伟兵领取房屋搬迁的补偿款718139元和奖励款项。2017年5月11日范树芳向本院提起共有纠纷一案，认为被拆迁房屋经法院判决系双方共有共用，房屋拆迁赔偿款及相关补贴款项中原告也应享有相应份额，要求沈伟兵支付范树芳房屋与地面附属物的拆迁补偿款及相关补贴款项共计359068元。本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房屋系在原、被告按份共有房屋的基础上进行翻建，共有部分对应的补偿款应根据生效判决确定的份额按份分割。根据评估报告，原、被告共有部分的房屋及装修补偿金额应为310137元；晒场面积36.50平方米按评估报告中的道地补偿标准计算，补偿金额应为10950元，合计321087元。上述款项属原、被告共有财产，应按份分割，原、被告各享有50％的份额。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2017）浙0103民初3766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沈伟兵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范树芳补偿款160543.50元；二、驳回原告范树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沈伟兵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5月1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民终435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伟兵不服判决提起申诉。2019年2月2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民申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沈伟兵的再审申请。 2002年6月1日，原告范树芳购买沈家南园110号2单元302室房产（多层公寓）。2005年11月2日，原告范树芳与徐伟强登记结婚。双方于2006年4月4日育有一子徐永亮。 2017年4月18日，因长木、草庵、沈家三村连片改造工程项目需要，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甲方、搬迁人，现变更为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范树芳户（乙方、被搬迁人）签订编号26的《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集体公寓调产安置）》，协议约定：乙方房屋座落于沈家南园110号2单元302室，房屋用途为住宅，总建筑面积75平方米。乙方家庭现有常住户口人数为2人，即范树芳、徐永亮。甲方向乙方提供沈家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地块的安置用房，调产安置面积以正式回迁安置时审核为准。乙方应在2017年7月31日前将所有房屋腾空交与甲方，乙方交房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补偿款487155元。同日，原告范树芳户（乙方、被搬迁人）与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甲方、搬迁人）签订《关于搬迁特别奖励的约定》。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按约履行。范树芳领取了房屋搬迁的补偿款和奖励款项。案涉房屋已被拆除。 现原告以协议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第5款为由诉讼来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下城区沈家南园110号2单元302室房屋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因长木、草庵、沈家三村连片改造工程项目需要，该房屋属于搬迁范围。原告范树芳与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集体公寓调产安置）》、《关于搬迁特别奖励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民事合同角度，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合同法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原告已实际领取房屋搬迁的补偿款和奖励款项，案涉房屋亦已拆除。故原告关于案涉编号26《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具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集体公寓调产安置）》无效的请求，缺乏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范树芳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范树芳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戴晓阳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马昱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