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27行初342号原告王大红，女，1982年11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瓮安县。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瓮安县行政新区；法定代表人黄桂林，该县政府县长；委托代理人王国胜、袁亮超，瓮安县司法局行政复议科工作员。第三人王开林，男，1961年9月1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瓮安县。第三人瓮安县雍阳街道办事处仙桥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瓮安县雍阳街道办事处仙桥社区雄南槽组；法定代表人暨出庭负责人赵定伦，该居委会主任。原告王大红（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王开林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于2019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通知瓮安县雍阳街道办事处仙桥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仙桥居委会）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0日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大红，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唐邦水、委托代理人王国胜，第三人王开林、第三人仙桥居委会主任赵定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大红诉称：原告与第三人王开林因位于位于瓮安县××办事处仙桥村××组小地名“张家湾”“放牛坡”“狮子口”三块土地产生排除妨害纠纷。瓮安县人民法院判决王开林赔偿原告损失。王开林上诉后，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上述三块地的使用权的归属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申请再审，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遂向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递交《土地确权申请书》，被告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瓮府确不受字〔2019〕2号），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的确权申请。被告作出的上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撤销《不予受理决定书》（瓮府确不受字〔2019〕2号）；2.判决被告对原告的土地确权申请作出处理决定；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如下证据：1.瓮府确不受字[2019]2号不予受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做出的该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认定的事实不清，本案争议应当是土地权属纠纷，不是承包经营权纠纷；2.（2018）黔2725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书；3.（2018）黔27民终2522号民事裁定书；4.（2019）黔27民申2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和第三人王开林的纠纷是土地权属纠纷，因为没有相关纸质凭证，相关部门一直没有颁证。被告瓮安县政府对原告王大红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第三人王开林、仙桥居委会质证意见：无异议。被告瓮安县政府辩称：（一）原告与第三人王开林案涉地块“张家湾”“放牛坡”“狮子口”产生的争议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从瓮安县人民法院（1994）瓮民初城字第7号民事判决和（2018）黔2725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印证了如下事实：1.原告祖母熊后芬病逝前，一直耕种案涉三地块；2.1993年7月15日，熊后芬病逝后，经当时的雍阳镇岩孔村委会召集王大红父亲王开砚以及王开砚其他兄弟姐妹王开玺、王开林、王开玉、王开举、王开国、王开艳协商订立书面协议，约定将熊后芬1981年修建的四立三间砖房作价5000元出卖给王开砚，其中2500元用于安葬熊后芬，2500元用于安排支付给王开国、王开艳；同时约定“谁要房子，谁就管理熊后芬的土地，其所保管的土地包括宅基地、自留地和责任地按熊后芬所管的边界为准，其他任何兄弟不能以任何理由提出任何要求。”协议签订后，王开砚履行了上述约定的协议；3.雍阳镇岩孔村委会事后出具证明，确认熊后芬对其所耕种土地的承包关系和王开砚安葬熊后芬后，接收了熊后芬耕管土地的事实；4.2017年前，王开砚用原熊后芬耕种的土地与赵仲财、邓惠志互换并一直耕种；5.2017年新一轮土地确权过程中，原告叔叔即第三人王开林等人以案涉三地块系其母亲熊后芬承包的土地为由，要求平均分割承包。前述事实说明，不论是土地所有权人仙桥社区（原岩孔村委会）、还是纠纷当事人，对案涉土地的承包关系均予以认可。因此，原告与王开林对案涉土地的争议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争议，不属于被告的土地确权范围。（二）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原告与第三人王开林之间对三地块的纠纷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不属于政府土地确权的范围。案涉《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瓮安县政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如下证据：1.1993年7月22日的手写协议（原告父亲与第三人等在原村委会的组织下达成的协议），证明（原告祖母）熊后芬死后遗留的责任地、自留地在原告王大红父亲购买熊后芬的房子后，地归原告父亲管理、使用；2.1993年7月19日的调地协议，用沙田湾换邓惠志的狮子口，证明从93年开始原告王大红的父亲就开始管理使用熊后芬的土地，也证明熊后芬对该地的承包事实；3.两份土地纠纷调解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王开林产生纠纷的时间是2017年11月以后；4.证明，岩孔村委会1993年出具的原告父亲与王开玺就熊后芬死后搬出房屋所作的证明，证明熊后芬生前承包土地的事实是村委会认可的。熊后芬遗留的房屋由原告父亲购买，属于王大红父亲管理；5.（1994）瓮民初城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父亲在熊后芬去世后，原告父亲安葬熊后芬并管理熊后芬的土地的事实；6.（2018）黔2725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中，熊后芬对本案涉及土地承包的事实；以及原告与第三人王开林就熊后芬死后遗留的土地产生的纠纷，应属于承包权纠纷。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5无异议；对证据6，如果是承包经营权纠纷应当是原告和居委会之间的纠纷，且居委会是认可这个关系的。第三人王开林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父亲和邓惠志调地后口头通知了第三人，但协议是今年才看到；对证据4，证明里没有提到饲料地；对证据5，原告父亲购买房屋时是赊账的；不认可证据6的证明目的。第三人仙桥居委会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无异议。第三人王开林述称：1.瓮安县政府2019年3月21日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案涉三地块产生的争议应当属于瓮安县政府的确权范围。因此，案涉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2.案涉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应当确权给熊后芬的子女共同享有。在熊后芬的安葬协议中，并未将案涉争议的饲料地归王开砚经营管理。在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中，仅仅是围绕宅基地、自留地、责任地予以证明，均没有证明案涉三块饲料地归王开砚管理使用。综上，请求撤销案涉《不予受理决定》；并判决瓮安县政府将争议地裁决给熊后芬的子女共同享有。第三人王开林当庭向本院举示如下证据：公告、1993年7月22日的手写协议、三份证明，三份证人证言，证明原告的父亲并未安葬熊后芬，也没有出钱。第三人仙桥居委会述称，在2017年以前，案涉三地块由原告父亲王开砚耕种。2017年，因为涉及征收补偿才产生争议，第三人王开林认为该三地块不仅属于原告父亲，还属于其他兄弟姐妹。因为案涉地块存在争议，居委会一直未进行确权。第三人仙桥居委会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原、被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能证明本案基本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之祖母熊后芬（已故）生前一直管理、使用“放牛坡”“沙田湾”“张家湾”三块地。1993年7月15日，原告之父王开砚（后改名为王开权，2012年6月19日死亡）与其兄弟姐妹签订协议约定，熊后芬死亡后王开砚出资5000元购买熊后芬的房子，其中2500元用于安葬熊后芬，2500元用于支付王开国、王开艳；房屋宅基地、自留地、责任地按原熊后芬管理边界为准，任何兄弟均不得提出异议。1993年7月19日，王开砚与邓惠志签订《调地协议》，将“沙田湾”与邓惠志的“狮子口”互换，用于安葬熊后芬。自此，原告父亲一直管理使用“放牛坡”“张家湾”“狮子口”，直至去世。2017年7月左右，原告所在村委会进行土地确权，第三人王开林提出“放牛坡”“张家湾”“狮子口”系其母熊后芬的。原告为宣示管理权于2017年11月左右在上述地块栽种苗木，后背王开林拔除。原告诉至瓮安县人民法院，瓮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2725行初1875号民事判决，判决王开林赔偿原告相关损失。王开林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8）黔27民终2522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系土地权属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9）黔27民申25号民事裁定书，以相同理由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遂向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递交《土地确权申请书》。被告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瓮府确不受字〔2019〕2号），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的确权申请。原告遂诉至法院，诉请如前所述。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是1.案涉三地块的性质；2.案涉《不予受理决定书》是否合法。1.关于案涉三地块的性质问题。本案中，原告、第三人并未提交案涉三地块的土地承包合同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确权证书等相关权属凭证。仙桥社区进民委员会至今未将案涉地块确权给任何人。目前立法对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是以承包合同为基础，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即承包合同生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标志。案涉地块并无土地承包合同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确权证书等予以支持。2.关于《不予受理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争议由乡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原告王大红因与第三人王开林针对案涉三块土地的权属纠纷向瓮安县人民政府申请裁决，符合法律规定。瓮安县政府系案涉争议纠纷的适格裁决主体。因此，瓮安县政府向原告作出的案涉《不予受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2019年3月21日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瓮府确不受字〔2019〕2号）；二、责令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王大红的确权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郑天成审 判 员  游昌新人民陪审员  楼裕华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石吉清书记员张迪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