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5278号原告：邬汉英，男，1959年7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健明，男，199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原告儿子。被告：邓高云，男，198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松滋市。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经营场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负责人：陈业雄，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标，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邬汉英诉被告邓高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邬汉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健明、被告邓高云、被告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邬汉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邓高云支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出租车停运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合计人民币21679元；2、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承保范围内对上述赔款承担优先赔付责任；3、判令二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2月21日17时00分，被告邓高云驾驶车牌号为粤Ｈ×××××的小型普通客车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由东往西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至兴业大道南村派出所路段200米时，在东往南左转弯的过程中碰撞西往东直行的由原告驾驶的车牌号为粤Ａ×××××号小型轿车，造成两车损坏、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对此事故作出了第4401134201900008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邓高云应当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邬汉英不承担此事故责任。同时，粤Ｈ×××××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的当天，原告前往广州市番禺区第六人民医院进行门诊治疗，并在医生嘱咐的情况下于次日再次前往复查，医生诊断为多处裂伤及挫伤，建议病休三天。原告支付医药费用共计人民币838.4元。因事故造成原告驾驶的小型轿车损坏，在事故发生之后，原告的车辆被送往广州宏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维修时间自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3月16日，维修费用16623.00元。原告驾驶的粤Ａ×××××号小型轿车为出租车，该车辆的发包方为广州市番运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每月承租费用7500元，该车的保险费用每年9759.71元。据广州市番运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统计的营运数据得知，粤Ａ×××××号出租车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平均每月总营运金额为26707.12元，由总营运里程以及燃气费0.3元每公里计算得知每月燃气费3366元。因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导致原告无营运收入，而根据原告与出租车公司协议约定，停运期间原告仍需承担发包费及车辆保险费用，因此原告的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包括出租车固定费用支出损失和停运收入损失两部分。就本事故，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曾与原告进行协商，提出赔偿原告医疗费及误工费1000元，但是不愿意赔偿原告其他损失费用，原告与二被告多次协商但均未达成一致的赔偿意见。原告损失明细如下：医疗费838.4元、误工费501元×5天（2019年2月21日至2月25日）=2505元、维权误工费388元、就医交通费30元×2=60元、经营性车辆损失（停运期间为2019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16日，固定费用支出损失包括承包费5750元、保险费615元、停运收入损失11523元）。被告邓高云辩称：医疗费以发票为准。误工费有误，实际治疗时间为4天，原告请求5天，与事实不符。原告未提交广州市番运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主张月收入7500元没有提供个人所得税纳税凭证，没有承包费收据，我方不予认可。邬汉英只是车辆的实际承包人，而不是所有人，因此邬汉英请求经营性车辆损失费用不符合主体资格。我方车辆购买保险，且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上述的赔偿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我方认为原告的修车时间过长。被告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辩称：粤Ｈ×××××号小型普通客车在我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司机邓高云的行驶证未在有效期内，商业险范围内不负责赔偿；原告主张的出租车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我方不予赔偿。我方在交强险限额内已经赔偿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14793元。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我方有异议：医疗费，非医保用药不予赔偿；误工费，未提供误工损失证明；交通费，无合法有效票据；车辆维修费，已经足额支付；停运损失，三者险免赔项目，原告非涉案车辆所有人，应依法驳回；原告参加庭审的误工费，属于原告的诉讼成本，我方不予赔偿。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21日17时00分，邓高云驾驶粤Ｈ×××××号的小型普通客车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由东往西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至兴业大道南村派出所路段200米时，在东往南左转弯的过程中碰撞西往东直行的由邬汉英驾驶的粤Ａ×××××号小型轿车，造成两车损坏、邬汉英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对此事故作出了第4401134201900008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邓高云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邬汉英不承担此事故责任。2019年2月21日、同年2月22日，邬汉英至广州市番禺区第六人民医院门诊治疗，花费门诊医疗费838.40元，诊断其多处软组织挫擦伤，医嘱建议其全休3天（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2月25日）。邬汉英将粤Ａ×××××号小型轿车于2019年2月22日交付广州宏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该公司出具《委托维修单》，记载该车进厂时间为2019年2月22日，预计交车日为2019年3月16日。2019年3月18日，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向广州宏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转入粤Ａ×××××号小型轿车的维修款16643元（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14643元）。另查明，粤Ａ×××××号小型轿车的登记所有人为广州市番运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广州市番运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与邬汉英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由邬汉英承保粤Ａ×××××号小型轿车，用于出租客运，车辆由两名司机承包，承包期限为2018年11月21日至2019年7月1日，每月承包费7500元，合同约定自负盈亏。2019年8月20日，广州市番运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记载邬汉英已向该公司交纳2019年2月及3月的租车费用共计15000元，本费用仅为租车费，不包含保险、维修、油费等。又查明，粤Ｈ×××××号的小型普通客车的登记所有人为邓高云，该车行驶证有效期记载为2018年10月，注册日期为2016年10月13日。该车在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及责任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其中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本院认为，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邓高云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邬汉英不承担此事故责任，该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本院予以确认。邬汉英作为本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因事故中造成其人身损害，有权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其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根据邬汉英的诉讼请求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院确定邬汉英因本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款如下：一、医疗费838.40元，有相关医疗费票据、病历材料等印证，本院予以支持。二、误工费918.97元。邬汉英因交通事故致软组织挫伤，2019年2月21日、同年2月22日，门诊治疗，医嘱建议其全休3天（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2月25日），故邬汉英请求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2月25日共计5日的误工费，与门诊事实及医嘱相符，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邬汉英事故发生前收入情况问题，邬汉英主张其为出租车驾驶员，并申请以出租车的停运损失501元/日为标准计算误工费，本院认为，《承包合同》约定涉案车辆由两名司机承包，邬汉英因受伤而无法驾驶车辆导致收入减少，与车辆维修无法营运造成的停运损失非同一概念，故本院酌情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道路运输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7085元/年计算误工费，计得918.97元（67085元/年÷365日/年×5日）。三、就医交通费60元。因门诊治疗等必然会产生交通费，结合就医情况，本院酌情确定其交通费60元。四、邬汉英主张因事故维权产生的半日误工损失，非法定赔偿项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应先由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第一项损失医疗费838.40元，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第二、三项损失978.97元，共计1817.37元。邬汉英作为本次交通事故受损车辆粤Ａ×××××号小型轿车的承包人，对车辆有承包收益，且《承包合同》约定由邬汉英自负盈亏，有权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其因此所遭受的车辆财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故邬汉英请求车辆的停运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邬汉英主张车辆停运的期间为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间23日，有《委托维修单》佐证，未超出合理期间，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停运期间的损失，结合邬汉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定包括如下损失：一、承包费4750元，结合《承包合同》及广州市番运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涉案车辆停运期间邬汉英仍须支付承包费，并且已实际支付承包费7500元/月，该水平符合广州地区出租客运车辆的承包费市场调节价，故因事故致车辆无法营运，但仍须实际支付的承包费为邬汉英的直接损失，本院予以支持，计得5750元（7500元/月÷30日/月×23日）。二、停运收入损失3800元，因停运期间营业收入损失与误工费存在重合，邬汉英明确请求计算从2019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16日期间共计19日的停运收入损失，本院予以采纳。关于上述停运期间的实际收入，邬汉英提交的营运数据车辆日统计表，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认为该证据为广州市番运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单方形成，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统计表无银行流水、入账证明等佐证，为孤证，且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亦不予认可，故对该统计表中记载的内容本院不予采纳。因出租车的营业金额中仍应包括承包费（250元/日）、燃油费、燃气费、折旧费等成本后，结合广州地区同类巡游出租车日均营业净收入，本院酌情参照200元/日标准计算停运期间的收入损失，计得3800元（200元/日×19日）。上述损失共计8550元（承包费4750元+停运收入损失3800元），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抗辩停运损失为间接损失，不予赔偿，提交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及投保单佐证，该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记载“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上述文字显著加粗加黑，投保单中邓高云签名确认“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就其免赔抗辩，已举证证实已对投保人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上述免赔条款本院予以采纳，免赔抗辩成立。上述损失8550元均为间接损失，属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范围，由侵权人邓高云承担赔偿责任。邬汉英其他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邬汉英1817.37元；二、被告邓高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赔偿原告邬汉英8550元；三、驳回原告邬汉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2元，减半收取计171元（原告邬汉英已预交），由原告邬汉英负担121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25元，被告邓高云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 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叶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