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7民初173号原告：李艾，女，197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原告：郭建祥，男，1958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原告：何丽娟，女，1959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原告：郭某1，女，201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上述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可照，系广东合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严柳，男，197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公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芳，系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梅，系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贤均，男，1986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原告李艾、郭建祥、何丽娟、郭某1诉被告严柳、李贤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国洲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20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后，本院依法追加李贤均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李国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艺林、陈雪梅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艾、郭建祥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可照、被告严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芳、被告李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严柳向四原告赔偿1570244.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严柳承担。事实和理由：四原告为郭××第一顺序继承人，自2018年3月底，被告严柳雇请郭××到被告处任职货车司机。同月5月20日，郭××在被告严柳的指示下驾驶湘Ｄ×××××号重型货车在送货途中，于广州市从化区118省道43公里874米处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原告认为郭××与被告严柳之间已经建立了劳务关系，郭××接受被告严柳的安排驾驶车辆送货，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严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严柳辩称，一、本案事故发生时郭××与我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务关系；二、本案事故损失计算有误，根据原告提供的户籍信息，原告四人均为农村户口，应按照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及收入为依据计算事故损失。被告李贤均辩称，一、我方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事故损失计算有误，根据原告提供的户籍信息，原告四人均为农村户口，应按照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及收入为依据计算事故损失。本案四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核结论、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证人证言、送货单、工资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移动电话费收据、亲属关系证明，保险单等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下旬，受害人郭××经同村的郭某介绍认识了被告严柳，2018年4月1日，被告严柳雇请郭××到被告处任职货车司机，本案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于2018年3月合作经营运输货物生意，但无领取营业执照，经营地点在广州市增城区××路边一个空地，没有地址、门牌号码。受害人郭××雇佣期间的工资，每月6000元保底，出一次车加200元的提成，双方未订立劳务合同。被告李贤均于2018年4月30日，通过微信支付4月份的工资7500元给受害人郭××。2018年5月20日，受害人郭××驾驶湘Ｄ×××××号重型货车于送货途中，在广州市从化区118省道43公里874米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郭××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发生交通事故的湘Ｄ×××××号重型货车牌是伪造号牌，是属于假牌车辆，责任认定郭××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湘Ｄ×××××号重型货车是本案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合伙期间购买，在庭审中，被告李贤均承认：“发生事故的车辆，是在2018年3月底的时候买的，车辆购买的价格大概为9万元，具体我出了多少钱忘记了，车辆我是在网上买的，没有驾驶证也没有行驶证，车辆买过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手续。”被告严柳承认：“车辆是李贤均购买的，合伙的投资我当时出资了9万元，另外，李贤均就拿了9万元买了事故车辆，买时没有牌号，没有驾驶证也没有行驶证。”事故车辆无购买保险。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两被告抗辩认为：“一般4月工资是5月发放，4月29日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郭××与其他人一起吃散伙饭，因为散伙的原因所以提前结清了4月份的工资，与郭××的劳务关系在2018年4月29日已经结束，5月份的业务均为郭××个人负责，李贤均帮助其提供业务上的帮助。”被告严柳认为李贤均和唐某可以作证。证人：唐某，女，198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区县铁桥镇××号，身份证号码：。证人唐某是本案被告李贤均的前妻。第一次庭审中，唐某证人证言：“那天吃饭聊的就是生意不好做，今天以后就不做了的意思，具体做什么生意我不清楚。”证人：刘某，男，198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号，身份证号码：。证人刘某是本案被告李贤均的员工。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李贤均申请证人刘某作证，刘某证人证言：“当时严柳跟李贤均说车辆生意难做就不做了，其他事情都没说。”证人：郭某2，男，198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郭村珠岛街四巷3号，身份证号码：。证人郭某2是受害人郭××的同村好友。第一次庭审中，郭某2证人证言：“介绍工作的时候是三个坐在一起，郭××、我、严柳，见工以后留了电码说到时候通知，后来他俩电话联系。见工之后3天，我在村里面见到了郭××，问他严老板有否叫他上班，他说严老板2天前已经叫了他去上班，负责司机开车。”庭审中，法庭调查问题，证人刘某陈述问题前后不一致。两被告除了申请证人唐某、刘某出庭作证外，没有提供在散伙时的结算、散伙协议等基本证据。在第一次庭审时，被告严柳认为：“李贤均以35000元的价格将事故车辆卖给了郭××。”在第二次庭审时，被告严柳又认为：“李贤均以30000元的价格将事故车辆卖给了郭××。”被告李贤均认为：“5月4日左右，事故车辆卖给了郭××是30000元，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是现金支付，没有写收款收据。”在交警询问笔录中，被告李贤均确认：“事故车辆卖给了郭××是31000元。”两被告前后说法不一。按常理，车辆买卖，双方都会订立协议，或收款立据时注明车辆交易情况。另查明，被告严柳的侄子邓××有两个微信号，其一微信号：×××，昵称“开心”。受害人郭××雇佣上班期间，与邓××在该微信的联系情况如下：（1）2018年3月29日，邓××在微信定位“××大桥（东莞市）”；（2）2018年4月11日，邓××在微信确认“178-××××-1801吖许收货”；（3）2018年4月15日，邓××在微信确认“178-××××-1801吖许收货”；（4）2018年4月22日，受害人郭××的微信显示送货单图片，邓××在微信确认“178-××××-1801吖许收货”。被告严柳的侄子邓××的另一微信号：×××，昵称“小维”。受害人郭××雇佣上班期间，与邓××在该微信的联系情况如下：2018年5月3日，邓××在微信问：“你发了工资了？”“你几时发？”受害人郭××回答:“发了”“30号晚上”。2018年5月19日下午6点20分，邓××在微信问：“返到新塘了？”当日，有受害人郭××保留一张送货至东莞市冲之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单据。2018年5月19日、20日，本案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与受害人郭××保持电话联系，被告李贤均还询问出发、报车辆号码等货运内容。再查明，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已收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偿款10000元。本案原告提出的各项损失，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及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标准，本院认定原告的各项损失的金额分别如下：一、死亡赔偿金，雇佣期间，由于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郭××（1982年11月4日出生）死亡，原告主张按照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计算20年死亡赔偿金为819500元。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户口本、身份证等证据，增城已撤市设区，归属于广州市户口，而且受害人郭××从事交通运输业，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理。所以，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819500元符合法律规定的计算标准，本院予以确认。二、丧葬费，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死者郭××丧葬费46784.50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7条的规定，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93569元/年计算6个月，本院认定丧葬费为46784.50元。三、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雇佣期间，由于本案两被告提供伪造号牌的机动车给受害人郭××驾驶，车辆购买时没有任何手续，车辆无购买保险，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郭××死亡，本案案由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受害人郭××主观上驾驶车辆超速行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结果两车发生追尾碰撞的交通事故。受害人郭××主观上有过失，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过错程度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应予调整，本院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四、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三个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为：郭建祥（死者的父亲，1958年9月2日出生）30198元/年×20年÷3=201320元。何丽娟（死者的母亲，1959年3月5日出生）30198元/年×20年÷3=201320元。郭某1（死者的女儿，2017年9月13日出生）30198元/年×18年÷2=271782元。原告诉讼请求三个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603960元。本院认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查明，郭建祥（死者的父亲）于1958年9月2日出生，发生交通事故时间是2018年5月20日，由于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郭××死亡，被扶养人郭建祥尚未满60周岁，未达到退休年龄。根据粤高法（2018）39号《关于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纪要》的通知，通知规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成年近亲属主张其为被扶养人的，需提交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意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未提供证据印证，原告主张被扶养人郭建祥生活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被扶养人郭建祥的生活费不予支持。被扶养人郭某1（死者的女儿，2017年9月13日出生），计算208个月，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198元/年÷12个月×208个月÷2人=261716元。被扶养人何丽娟（死者的母亲，1959年3月5日出生），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198元/年×20年÷3人=201320元。本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463036元。以上损失合计1409320.50元。本院认为，关于本案适用案由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本案是基于劳动者在提供劳动服务过程中受到伤害而引致的侵权纠纷，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第三十条的规定，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适用侵权责任法及相关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关于本案诉讼主体的认定问题，由于本案是属于特殊类型的侵权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有关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于2018年3月开始合作经营运输货物生意，经营地点在广州市增城区××路边一块空地，但无领取营业执照，没有地址、门牌号码。雇佣期间，受害人郭××为两被告从事交通运输业务，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郭××死亡，严柳、李贤均与受害人郭××是雇主与雇员关系。故将严柳、李贤均列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关于本案被告严柳、李贤均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问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方面两被告抗辩认为：“一般4月工资是5月发放，4月29日严柳、李贤均、郭××与其他人一起吃散伙饭，因为散伙的原因所以提前结清了4月份的工资，与郭××的劳务关系在2018年4月29日已经结束，5月份的业务均为郭××个人负责，李贤均帮助其提供业务上的帮助。”两被告认为证人唐某、刘某可以作证，庭审中，两证人只听说车辆生意难做就不做了，其他情况不清楚。证人的证言内容只说明两被告生意难做，两人有不做的想法，不能证实在2018年4月29日两被告合伙关系已解散。而且作证的证人唐某是被告李贤均的前妻，刘某是员工，两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本身就存在利害关系。按常理合作散伙应当双方有结算的依据，没有提供在散伙时的结算内容、协议等基本证据，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单凭两证人陈述就证明两被告不合作，从而否认2018年4月29日至2018年5月20日（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郭××当日死亡）期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另一方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在第一次庭审时，被告严柳认为：“李贤均以35000元的价格将事故车辆卖给了郭××。”在第二次庭审时，被告严柳又认为：“李贤均以30000元的价格将事故车辆卖给了郭××。”被告李贤均认为：“5月4日左右，事故车辆卖给了郭××是30000元，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是现金支付，没有写收款收据。”在交警询问笔录中，被告李贤均确认：“事故车辆卖给了郭××是31000元。”两被告前后说法不一。按常理，车辆买卖，双方都会订立协议，或收款立据时注明车辆交易情况。但被告李贤均确认车辆卖给受害人郭××时是现金交付，没有立据，这与车辆交易常理不符。两被告合作购买湘Ｄ×××××号重型货车（伪造号牌，是属于假牌车辆），按常理当时购买价为9万元，使用1个月左右，不可能以低价3万元就卖给受害人郭××，受害人郭××在1个月左右也不可能就熟悉运输市场，而直接个人从事运输生意。据以上综合分析，两被告抗辩认为车辆已卖给受害人郭××个人经营，只提供中介服务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交通事故的发生经过、送货单据、微信联系内容、电话联系、庭审情况等综合分析，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两被告提供证人的证明力，本院认定2018年5月20日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郭××与两被告仍然存在雇佣关系。雇员即本案受害人郭××为两被告提供服务，在交通事故中死亡，两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被告过错责任和受害人郭××是否存在过错的认定问题，受害人郭××主观上驾驶车辆上路超速行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结果两车发生追尾碰撞的交通事故，受害人郭××主观上有明显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有关规定，原告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原告对损失应自行承担次要责任20%。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查明的事实，雇佣期间，由于本案两被告提供伪造号牌的机动车给受害人郭××驾驶，车辆购买时没有任何手续，车辆无购买保险，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郭××死亡，本案案由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结合本案证据、庭审等综合分析，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应当承担主要责任8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对原告造成的损失互负连带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关于本案赔偿金额的认定问题，此次损害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合计1409320.50元，根据以上认定的赔偿责任比例，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应当承担主要责任80%，赔偿金额为1127456.40元。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已收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垫付赔偿款10000元，扣减后，两被告承担赔偿款为1117456.4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赔偿款1117456.40元给原告李艾、原告郭建祥、原告何丽娟、原告郭某1；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互负连带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二、驳回原告李艾、郭建祥、何丽娟、郭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932.20元，其中，由原告李艾、郭建祥、何丽娟、郭某1负担5459.20元，由被告严柳、被告李贤均负担13473元，并互负连带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的相关标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国洲人民陪审员  郑艺林人民陪审员  陈雪梅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黎紫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