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1207号 原告：成都易安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新光路8号2-2幢201号。 法定代表人：吉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儒翰，男，原告成都易安特实业有限公司会计。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蒙（曾用名：余濛），男，195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成都华泰日用品厂，住所地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西区（永盛片区）。 负责人：余蒙，职务不详。 原告成都易安特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易安特公司）与被告余蒙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于2019年3月21日依原告易安特公司申请追加成都华泰日用品厂（下称华泰日用品厂）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易安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儒翰、王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蒙、华泰日用品厂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易安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余蒙、华泰日用品厂支付剩余货款210417.51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210417.51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自2017年3月14日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7月20日为13962.96元）。庭审中，原告易安特公司自愿将利息的起算时间变更为2019年1月7日，同时明确被告余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承担责任。事实及理由：原告易安特公司与被告华泰日用品厂自2006年开始合作，双方口头约定，由原告易安特公司按照被告华泰日用品厂的要求制作并提供相应数量的纸杯、纸桶等纸质产品，被告华泰日用品厂则支付相应的货款。原告易安特公司一直向被告华泰日用品厂供货到2017年3月18日，被告华泰日用品厂每年有四至五笔的付款，但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华泰日用品厂仍未付清剩余货款210417.51元。经原告易安特公司多次催收仍未果。被告华泰日用品厂系个人独资企业，被告余蒙为该公司唯一股东，故被告余蒙应对被告华泰日用品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易安特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余蒙、华泰日用品厂未予答辩。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成都华泰食用餐具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华泰餐具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21日，2017年3月21日，其股东由余蒙变更为四川宝生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余蒙变更为周川蓉，后又变更为杜申三。 华泰日用品厂成立于2004年7月5日，系个人独资企业，股东为余蒙，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食品用餐饮具、塑料制品、日杂用品、布拖帕、清洁球、工艺竹篓、钥匙扣、抽屉滑轨、滑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05年4月至2011年10月期间，易安特公司向华泰餐具公司供货纸质产品。此后，因余蒙提出将合作公司更换为华泰日用品厂，故自2011年底始，易安特公司开始向华泰日用品厂供货。庭审中，易安特公司陈述，双方口头约定的合作模式为：易安特公司每次应订单要求向华泰日用品厂供货，包括纸杯、纸桶等，后者签收确认其出具的《送货单》，结算价款时华泰日用品厂回收易安特公司持有的已签收《送货单》，并凭易安特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支付相应价款。截至2017年3月18日，易安特公司仍持有经华泰日用品厂原员工付某签收的《送货单》26份，具体为： 2015年2月6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7215元，经手人为“王代”；2015年2月11日《送货单》载明初始送货金额为7672.5元，手写添加送货项目后金额修改为8506.5元，经手人为“付某”；2015年3月26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8523元；2015年4月25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8393.8元；2015年5月19日《送货单》载明初始送货经额为7801.5元，修改“纸碗”送货数量后送货金额为8422.5元；2015年6月12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8508元；2015年7月16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9138.3元；2015年7月21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8402.15元；2015年8月29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8961元；2015年9月30日《送货单》载明初始送货金额为9297.3元，根据签收实际数量应为8652.3元；2015年10月22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9052元；2015年11月13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9215元；2015年12月18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7919元，经手人为“吴国强”；2016年1月23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8939元；2016年2月18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7260.6元；2016年2月18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1848元；2016年3月12日《送货单》载明的初始送货金额为8353.6元，修改后为8422.6元；2016年3月22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9117.65元；2016年4月1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8900.8元；2016年5月14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9127.5元；2016年8月29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8275.5元；2016年9月29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1261.6元，经手人为“张朝光”；2016年10月24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9835元；2016年11月10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9328.3元；2017年1月5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13381.62元；2017年3月18日《送货单》载明送货金额为12431元，以上《送货单》载明金额共计219037.72元。易安特公司自认，其前期收到华泰日用品厂的货款还余3839.91元，应用于抵扣案涉欠付货款，且本案中其仅主张欠付货款210417.51元。 《成都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信息》显示，2004年至2005年期间，付某交纳社会保险所在单位为华泰餐具公司，此后华泰日用品厂为付某交纳了2010年9月至2017年5月期间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付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我就关于本人在华泰日用品厂（前身：华泰餐具公司）工作期间的一些情况做以下几方面说明：一、我是2003年到华泰餐具公司参加工作，从2003年至2017年4月离开该企业，一直在仓库保管员兼收发货岗位上工作，该岗位主要职责之一即负责签收各外协供货单位运到我公司的各种货物并入库保管。二、易安特公司从2008年开始一直在给我公司供应我公司各种产品的内外包装箱，一直到2017年我离开该公司。作为我所在的保管岗位，每批送货均是按易安特公司的2联送货单验收到货数量后签字返还送货方一联，另一联交我公司财务做账。三、易安特公司到我离开华泰日用品厂时，我知道是一直在我公司催收货款，此事最后一任厂长也是清楚的，后期因为未付款经常推迟送货，经常造成断供的情况。”同时，易安特公司申请付某作为证人到庭就上述《送货单》的真实性作证，付某到庭陈述“《情况说明书》载明的内容都是真实的，《送货单》上我的签名也是真实的，部分《送货单》载明的王代、吴国松等人是华泰日用品厂的搬运人员，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以帮忙确认送货数量和签字，确认货物的流程就是易安特公司送货过来，我们点数量，如果送的东西与《送货单》写的不一样或者数量不一样的话，我们会进行修改，这些涂改痕迹应该是我修改的。对于易安特公司与华泰日用品厂之间的价款结算程序我不清楚，我只管确认货物，但是我知道他们（易安特公司）确实是在催收货款。”。 庭审中，易安特公司称，因华泰日用品厂未足额支付货款，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毛珉通过其微信向余蒙催收相应货款，但未能就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的对话人员身份进行举证证明。 以上事实，有原告的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交的华泰日用品厂明细账、送货单、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国农业银行入账通知单、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微信聊天截图、记账凭证、出库单、成都市商业银行进账单、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以及证人付某的证言、《情况说明》及《成都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信息》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原告易安特公司所举数年间的增值税发票列明项目及被告华泰日用品厂逐年付款的交易凭证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与被告华泰日用品厂之间成立口头形式的承揽合同关系，具体内容即为其应被告华泰日用品厂订单要求提供相应数量的纸杯、纸桶等产品，被告华泰日用品厂向其支付相应价款。被告华泰日用品厂前员工付某作为《送货单》载明的经手人，到庭确认案涉26份《送货单》及相应涂改痕迹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足以证明原告易安特公司向被告华泰日用品厂提供了相应货品，履行了承揽合同的供货义务。现原告易安特公司主张，就该26份《送货单》载明的货品，被告华泰日用品厂还欠付相应价款，结合原告易安特公司提交的其与华泰餐具公司及被告华泰日用品厂自2004年起至2017年4月期间的款项结算凭证及被告华泰日用品厂、余蒙均未到庭提出抗辩或相反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华泰日用品厂扣除前期多付货款后仍欠付货款215197.81元，现原告易安特公司仅主张其中的210417.5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易安特公司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合同双方就支付价款时间做出约定，但证人付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原告易安特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向被告华泰日用品厂催收货款，被告华泰日用品厂应于原告易安特公司催收后合理期限内支付货款，未支付给原告易安特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因无法明确催收的具体时间，现原告易安特公司自愿变更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为提起本案诉讼之日（2019年1月7日），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华泰日用品厂应向原告易安特公司支付其主张的价款并按照年利率4.75%赔偿利息损失。 关于被告余蒙的责任承担。因被告华泰日用品厂系个人独资企业，被告余蒙为其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之规定，被告华泰日用品厂不足以清偿案涉债务时，被告余蒙应以其个人财产予以清偿。 综上，本院对原告易安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华泰日用品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都易安特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10417.5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为：以210417.51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从2019年1月7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成都华泰日用品厂不足以清偿本判决确定的债务的，被告余蒙应以其个人财产予以清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666元、保全费1642元，共计6308元，由被告余蒙、成都华泰日用品厂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 淼 人民陪审员 安 宁 人民陪审员 李厚超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庄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