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8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文勇，男，198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帆，男，198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吉飞，湖北亘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汇尔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人民西路19号。法定代表人：杨兴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润农，男，198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实，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文勇、杨帆、湖北汇尔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尔杰公司）与被上诉人郭润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2民初2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帆及上诉人杨帆、何文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吉飞，上诉人汇尔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被上诉人郭润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实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文勇、杨帆、汇尔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可能影响本案公正判决。首先，本案一审依法不应当由襄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即原审人民法院无管辖权。本案涉诉当事人住所地均不在襄城区，根据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出被上诉人并非在襄城区居住，其原住所地在襄阳市××区××大道龙世家小区，现住武汉市洪山区。而借款合同中最后一页上诉人签字之后添加的合同签订地并非经过上诉人确认，系被上诉人为“制造管辖”而人为添加，原审襄城区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其次，被上诉人为何选择无管辖权的原审法院审理本案，而原审恰恰又对不符合缓交诉讼费条件的被上诉人批准缓交诉讼费，证明被上诉人与原审法院之间具有足以影响公正判决的关系。虽然上诉人没有在一审庭审前提出管辖权异议，但是本案是被上诉人“人为制造”管辖，致使无管辖权法院立案管辖，被上诉人利用可能与原审法院某些法官“特殊关系”“联手”让上诉人在答辩期不能提出管辖权异议。结合本案立案审查、诉讼费缴纳问题等，说明原审法院与被上诉人具有让上诉人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并足以影响本案公正审理的关系，本案如果再由襄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已不能体现公正性，本案应当移交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首先，被上诉人无诉权。原审审理查明“涉案400万元借款虽以其个人名义出借给被告何文勇，但该资金实际属于其所在的广东顺安投资有限公司”，那么本案被上诉人即不具有诉权，出借400万元系其代理公司出借的职务行为，那么本案依法应当由案外人广东顺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而本案被上诉人不具有债权人资格，本案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其次，假设被上诉人具有诉权，上诉人何文勇已偿还400万元的全部借款本息。原审认定上诉人何文勇于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6日分别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200万元和100万元属于其他经济往来无事实依据。其一，上诉人何文勇在向被上诉人借款400万元后，陆陆续续还款260万元（三笔20万元、一笔200万元），此后，被上诉人才又向上诉人转账350万元。显然这260万元均应是偿还400万元的借款本息，与350万元无关。原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的陈述，认定该200万元是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无息借款，与400万元无关，既无证据证明，也不符合人之常情，纯属偏袒被上诉人。其二，被上诉人郭润农自己无论在诉状中还是在诉讼过程中，均只是对400万元的借款本息主张权利，并明确表示对其他经济往来不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却不知何故，自主自动地审查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并在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350万元转款是借款的情况下，就认定上诉人100万元的还款是偿还350万元的借款，纯属偏袒被上诉人的主观臆断。而且，被上诉人自己关于350万元转款的陈述前后矛盾，先称转给上诉人何文勇350万元是因广东顺安投资有限公司贷款放下来后归还拆借款，后又称是被上诉人郭润农自己的钱，朋友之间借款没有履行借款手续。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单方陈述自相矛盾、严重不符合逻辑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的陈述即认定上诉人何文勇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6日分别向被上诉人转账200万元和100万元属于其他经济往来，明显错误。该两笔转账应该认定为本案还款，而被上诉人郭润农主张转账350万元本案借贷关系无关。再有，原审法院计算也有错误，根据原审计算表显示，被上诉人仅还款九笔，而上诉人提供的向被上诉人还款的银行转账笔数远远超过九笔，且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转款计算为还款，原审不顾这些客观事实，不纳入计算还款数额是明显错误的。再次，上诉人杨帆对400万元的借款本息在最高400万元的余额内提供最高额担保，一审在审理中将350万元等等都纳入审查，因此将200万元、100万元的还款认定为其他还款，与本案无关，既超出郭润农的诉讼请求，也加重了杨帆的责任，杨帆与400万元之外的经济往来无关，不应对其他债务承担责任。最后，汇尔杰公司没有对本案4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汇尔杰公司的担保合同，是将原1000万元的担保合同变造而来的复印件，一审法院认定汇尔杰公司提供了最高额担保，只有这一份孤证，证据不足，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排除被上诉人家庭背景因素，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郭润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润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文勇偿还郭润农借款本金400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4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40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2.汇尔杰公司、杨帆对上述全部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诉讼费用由何文勇、汇尔杰公司、杨帆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4日，郭润农与何文勇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GD2014年贷字001号），约定何文勇向郭润农借款400万元，期限为自2015年4月14日起至2017年4月14日止，月利率5%。同日，杨帆、汇尔杰公司作为保证人分别与郭润农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约定在2015年4月14日至2017年4月14日期间，最高余额400万元的范围内，杨帆、汇尔杰公司为郭润农依据GD2014年贷字001号借款合同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签订借款合同当日，郭润农向何文勇转账支付400万元借款，何文勇向郭润农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郭润农转账汇款400万元、现金20万元。经审查双方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其他转账凭证，郭润农与何文勇在借款后相互发生多笔款项往来，其中何文勇向郭润农转账付款明细为：2015年4月17日转账支付20万元、2015年5月15日转账支付20万元、2015年6月17日转账支付200万元、2015年6月19日转账支付20万元、2015年6月26日转账支付100万元、2015年8月21日转账支付8万元、2015年9月21日转账支付2万元、2015年11月6日转账支付111万元、2015年11月27日转账支付0.2万元、2016年4月7日转账支付5万元、2017年2月10日转账支付3万元、2017年3月11日转账支付0.75万元、2017年3月12日转账支付0.6万元、2017年3月13日转账支付0.3万元、2017年3月14日转账支付0.4万元、2017年3月15日转账支付0.2万元、2017年3月16日转账支付0.2万元、2017年3月17日转账支付0.2万元、2017年3月18日转账支付0.5万元、2017年4月12日转账支付2.5万元、2017年4月13日转账支付0.2万元、2017年4月14日转账支付0.2万元、2017年5月2日转账支付3万元、2017年8月8日转账支付1.4万元、2017年8月9日转账支付0.6万元、2017年8月29日转账支付0.2万元、2017年8月30日转账支付0.3万元、2017年9月6日转账支付1万元、2017年9月30日转账支付0.5万元、2017年11月21日转账支付5万元、2017年11月24日转账支付2.5万元、2017年11月28日转账支付1万元、2017年12月5日转账支付1.5万元、2018年1月15日转账支付2万元、2018年2月3日转账支付3万元、2018年3月1日转账支付1万元；郭润农向何文勇转账付款明细为：2015年6月23日转账支付350万元、2015年7月3日转账支付5万元、2015年7月4日转账支付15万元、2015年7月7日转账支付10万元、2015年7月15日转账支付20万元、2015年7月16日转账支付3万元、2015年9月5日转账支付49999元、2015年12月5日转账支付99998元、2016年1月11日转账支付10万元、2017年8月8日转账支付0.2万元。何文勇根据上述资金往来情况认为案涉400万元借款本息均已还清。郭润农则称，2015年6月17日何文勇向其转账支付200万元及2015年6月26日何文勇向其转账支付100万元，与本案借款没有关联，并不是归还本案借款，该两笔款与2015年6月23日郭润农向何文勇转账支付的350万元有关联，该三笔转款的关联情况为：2015年6月17日何文勇转给郭润农的200万元（即第一笔）是郭润农与何文勇为帮他人临时周转拆借而发生，2015年6月23日周转的款到位后，郭润农即通过其账户归还何文勇，即当天转账的350万元（即第二笔），多转付的150万元中100万元是通过何文勇账户转借给杨帆，杨帆随后于2015年6月26日通过何文勇账户归还郭润农（即第三笔），剩下的50万元债务之后也已消灭。郭润农还称，案涉400万元借款虽以其个人名义出借给何文勇，但该资金实际属于其所在的广东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其余转给何文勇的借款除2015年6月23日的350万元外，均系其个人资金。对于该部分出借的自有资金，郭润农考虑到何文勇目前经济状况，提出不要求将该部分借款与案涉400万元借款一并处理。上述何文勇的还款中，大部分金额为5万元及以下的转款，郭润农称系打牌时何文勇向其借现金后又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还款引起，但其同意算作本案借款的还款。经审查何文勇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上述双方争议的三笔转款，其中2015年6月17日何文勇向郭润农转账支付200万元，系同日由案外人杨兴明转给何文勇后，何文勇随即转给郭润农；2015年6月23日郭润农向何文勇转账支付的350万元，何文勇收到后当天即转给案外人杨兴明200万元，转给杨帆150万元；2015年6月26日何文勇向郭润农转账支付100万元，系同日由杨帆转给何文勇159万元后，何文勇又将其中100万元转给郭润农。何文勇与郭润农通过微信交谈还款事项，其中2015年9月7日前后，何文勇表述：“我在银行坐等行长，”,郭润农表述：“……杨帆的钱解决了吧？”，何文勇表述：“没，他不也在等我贷款下来吧”，郭润农表述：“你那下1000啥，这个星期应该下来啥”，何文勇表述“批的870，我就坐着等……”，郭润农表述：“870你那哪够啊”、“我这还400，杨帆那不是要490吧，哎……”；2015年11月2日下午2点11分，郭润农表述：“利息你要想些办法哈”，何文勇表述：“我在搞，这两天搞齐”，郭润农表述：“你这贷款咋说的啥？”，何文勇表述：“贷款他们说中旬给我放，我也是实在没的门了，说十五号之前百分之一万给我搞好”；2015年11月2日下午2点59分，郭润农表述：“那你这几天搞20给我啊，哎”，何文勇表述：“好”；2015年11月2日下午8点02分，何文勇表述：“后的给你120先”、“从别处挪了一手”，郭润农表述：“120？”，何文勇表述：“先把利息结了，然后本金还100”、“让你好说点，我这安心等贷款到账”。2017年8月20日，何文勇在原借款合同上签字续借，续借期限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2018年4月15日止。2017年9月6日，杨帆在原保证合同上再次签字。另查明,湖北汇尔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7月21日成立,名称原为襄阳汇尔杰玻璃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变更为湖北汇尔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除利率约定过高外，其他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借款本金400万元，有银行交易明细为证，债务人亦予以认可，予以确认。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何文勇于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6日分别向郭润农转账支付的200万元和100万元是否属于归还本案借款；2.杨帆、汇尔杰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分别评判如下：1.何文勇于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6日分别向郭润农转账支付的200万元和100万元是否属于归还本案借款。郭润农称该两笔转款与2015年6月23日郭润农向何文勇转账支付的350万元存在关联并抵充，经审查何文勇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该两笔转款与2015年6月23日郭润农向何文勇转账支付的350万元从资金来源和归还去处看是一致的，与郭润农陈述较一致，何文勇的账户在该三笔转款中仅起到过渡作用，结合何文勇与郭润农关于经济往来的陈述，何文勇于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6日分别向郭润农转账支付的200万元和100万元应当属于两人之间其他经济往来。此外，2015年4月14日借款发生后，何文勇按照约定的月利率5%标准于2015年4月17日、2015年5月15日、2015年6月19日各支付了20万元利息，如果2015年6月17日支付的200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根据其金额和时间只应是偿还本金，这与其后2015年6月19日又按月利率5%支付20万元利息不符。从何文勇与郭润农的微信往来看，截至2015年9月7日，以双方约定利率计算，何文勇认可案涉借款400万元仍未偿还。2017年8月20日何文勇在原4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上签字续借时，也未对借款金额进行变动。故何文勇于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6日分别向郭润农转账支付的200万元和100万元应当与本案借款无关，不属于归还本案借款。2.杨帆、汇尔杰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杨帆、汇尔杰公司分别与郭润农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杨帆、汇尔杰公司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均为2年。《借款合同》虽对借款存在展期约定，但自主债权原履行期满之日即2017年4月14日起至郭润农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3日，保证期间仍未经过2年，杨帆、汇尔杰公司仍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何文勇与杨帆均提出，加盖有汇尔杰公司公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杨帆为之前一笔金额为1000万元的借款而向郭润农提供的空白担保合同，该笔1000万元借款已还清，但担保合同没有收回，被郭润农擅自使用在本案借款中，故汇尔杰公司对本案借款不知情，也没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郭润农称之前确实存在一笔1000万元的借款，也是由汇尔杰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但与本案并不是同一个合同。汇尔杰公司经一审法院多次传唤均未到庭说明情况。针对双方争论，一审法院认为何文勇、杨帆对曾向郭润农提供过空白担保合同，以及郭润农挪用空白担保合同的事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该事实不予认定。该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担保人汇尔杰公司的公章各方并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担保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亦实际发生，并且债权人即郭润农受让该担保时是善意的，汇尔杰公司的公章如系他人擅自加盖，其对公章管理存在过错，不影响善意相对人对其主张权利。对于空白合同的问题，即使提供了空白合同，视为担保人对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也不必然免除担保人责任。故郭润农要求杨帆、汇尔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郭润农同意将除2015年6月17日何文勇向其转账支付200万元及2015年6月26日何文勇向其转账支付100万元外的转款全部抵偿本案借款，并要求按月利率2%核算已支付的利息，是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经核算，截至立案之日即2018年8月3日，何文勇尚欠郭润农借款本金2683593元、利息1393819元，合计4077412元（计算明细附后）。2018年8月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郭润农要求按照月利率2%支付，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一、何文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润农偿还借款本金2683593元、截至2018年8月3日利息1393819元，以及支付2018年8月4日之后的利息（2018年8月4日之后的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2683593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杨帆、湖北汇尔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本金和利息向郭润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帆、湖北汇尔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向债务人何文勇追偿；三、驳回郭润农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820元，由郭润农负担11110元，由何文勇、杨帆、湖北汇尔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9710元。二审中，上诉人何文勇提交一份新证据：广东顺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结合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肖进系广东顺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股东，2015年6月19日，何文勇向肖进转款170万元（实际为分30笔转共150万元），与其他转款一起能证明郭润农400万元借款已还清。被上诉人郭润农质证意见为，对顺安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无异议，对上诉人何文勇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170万元是上诉人直接打给案外人，当时上诉人对外资金比较多，对这笔借款被上诉人不知情，和本案400万元没有关联。本院对上诉人提交企业公示信息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内容的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审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何文勇于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6日分别向郭润农转账支付的200万元和100万元是否属于归还本案借款；3.杨帆是否超出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汇尔杰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上诉人郭润农一审提交的起诉状载明的住址为襄阳市××××楼，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受理立案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进行应诉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上诉人何文勇、杨帆、汇尔杰公司关于一审法院不具有管辖权，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何文勇400万元借款本息已全部偿还，原审认定上诉人何文勇于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6日分别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200万元和100万元属于其他经济往来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郭润农认为何文勇于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6日分别向其转账支付的200万元和100万元是属拆借偿还另外的350万元款项，与本案借款无关。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2015年4月14日何文勇向郭润农借款400万元后，何文勇与郭润农之间互有往来转账，何文勇向郭润农大额转账分别为：2015年6月17日200万元，6月26日100万元，另何文勇于2015年6月19日分30笔向肖进转账150万元，郭润农向何文勇大额转账为2015年6月23日的350万元。因仅有转款银行流水，而对何文勇转款是否是偿还讼争400万元借款双方持不同意见，转款是行为，它受意思表示支配，从能够体现双方意思表示的微信交流记录，结合转款行为和交易流水，则能较为客观地推断出双方达成的合意，来印证双方中哪一方对转款行为的主张更符合常理。首先，对2015年6月17日200万元这一笔，如果是偿还郭润农400万元借款本金，那么对何文勇2015年6月19日继续按400万元本金月利率5%支付20万元利息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其次，对2015年6月26日100万元这一笔，如果是偿还郭润农400万元借款本金，那么对2015年9月7日前后郭润农对何文勇微信聊天记录所说“我这还400，杨帆那不是要490吧，哎……”，何文勇对“要还400”不持异议也无法作出解释；第三，根据双方后续微信聊天记录，2015年11月2日下午2点59分，郭润农表述：“那你这几天搞20给我啊，哎”，何文勇表述：“好”；2015年11月2日下午8点02分，何文勇表述：“后的给你120先”、“从别处挪了一手”，郭润农表述：“120？”，何文勇表述：“先把利息结了，然后本金还100”，从这时起双方才开始提到偿还本金，并且仍然在提20（万元）,也能佐证之前400万元本金未偿还。之后何文勇于2015年11月6日向郭润农转账111万元，与前面微信交流内容相一致，何文勇从这时才开始还本金。同理，何文勇二审中提交顺安公司公示信息结合2015年6月19日向肖进转款欲证明郭润农400万元借款已还清的主张，因何文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转款与向郭润农偿还400万元借款之间的关系，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该证据证明内容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结合转款金额、时间的发生，通过微信交流记录的印证，综合分析认定何文勇于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6日分别向郭润农转账支付的200万元和100万元与2015年6月23日郭润农向何文勇转账支付的350万元从资金来源和归还去处看是一致的，与郭润农陈述较一致，何文勇的账户在该三笔转款中仅起到过渡作用，应当与本案借款无关，不属于归还本案借款，有事实依据，亦符合情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郭润农与何文勇签订借款合同，郭润农向何文勇转账支付400万元借款，何文勇向郭润农出具收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郭润农向何文勇主张还款符合法律规定，何文勇关于郭润农不具有诉权的上诉主张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三上诉人另主张原审法院计算有错误，根据原审计算表显示，被上诉人仅还款九笔，而上诉人提供的向被上诉人还款的银行转账笔数远远超过九笔，且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转款计算为还款，原审不顾这些客观事实，不纳入计算还款数额是明显错误的。本院经查核，一审判决所附的计算明细表载明，何文勇从2015年4月17日至2017年2月10日前九笔还款逐笔计算冲抵，并在表格下方注明从2017年2月11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何文勇共支付的款项为290500元，因该期间支付的款项明显不足以抵充按月利率24%计算的利息，故不再逐笔核算，作的是总计算，经计算后尚欠的利息为：1684319-290500＝1393819元，并非上诉人所称仅计算九笔还款，而是所有还款均计算在内，并根据郭润农的诉请进行了冲抵，故上诉人该上诉主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杨帆（乙方）作为保证人与郭润农（甲方）于2015年4月14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5年4月14日至2017年4月14日期间，在人民币4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下称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GD2014年（贷）字第001号的《借款合同》（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第三条约定：“乙方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第一条所述之最高余额内。根据合同约定，一审判决杨帆在何文勇未偿还郭润农4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未超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额范围，上诉人关于一审判决加重杨帆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襄阳汇尔杰玻璃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与郭润农于2015年4月14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加盖有该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杨兴明个人私章，一审法院认定该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担保人汇尔杰公司的公章各方并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担保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亦实际发生，汇尔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汇尔杰公司的担保合同，是将原1000万元的担保合同变造而来的复印件的主张，因其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汇尔杰公司没有对本案4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何文勇、杨帆、汇尔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466元，由上诉人何文勇、杨帆、湖北汇尔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赵 炬审判员  闫建华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于凯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