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06民初19302号原告：广州市天河满江红商务活动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南车陂路段9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708381611Y。法定代表人：郭炳基，系该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来军，系广东君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帆，系广东普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美东街28号303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716361450T。法定代表人：简铭钜，系该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柳生、陈果，均系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天河满江红商务活动中心（以下简称满江红中心）与被告广州市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陂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2月22日、3月9日和2019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满江红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郭炳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来军、被告车陂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柳生、陈果均参加上述三次庭审，原告满江红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帆参加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满江红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车陂有限公司向满江红中心返还垫付工程款2924373.31元；2.车陂有限公司向满江红中心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2924373.31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00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车陂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998年11月11日，满江红中心与广州市天河区车陂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车陂发展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车陂发展公司将车陂村集体物业大胜工业区约3万平方米室外场地和约2万平方米建筑物出租给满江红中心用于办学，并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等内容。为了充分利用上述大胜工业区场地及建筑物，满江红中心经过努力成功引入女子学校到该地办学，为此，满江红中心投入资金4625483元用于修建塑胶跑道、游泳池、运动场、大面积绿化等。1999年5月30日，车陂发展公司与满江红中心经协商签订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自2000年1月1日起，车陂发展公司向女子学校收取租金等费用，由满江红中心代其收取上述费用并代其管理女子学校，并由车陂发展公司向满江红中心返还投资费用共计4625483元。1998年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进行撤村改制，组建公司。1999年9月1日，天河区体改办批复车陂村委会撤销，成立车陂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原车陂发展公司的债权债务由车陂有限公司享有和承担。1999年12月19日，时任车陂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郝志德向满江红中心交付中国农业银行支票1701109.69元。满江红中心多次向车陂有限公司主张支付剩余款项，车陂有限公司均以剩余款项已抵扣满江红中心所欠车陂有限公司租金为由拒绝支付。在满江红中心的要求下，车陂有限公司于2006年8月9日向满江红中心出具剩余款项抵扣情况的《说明》，其中载明：车陂有限公司应向满江红中心支付兴建女子学校投资款项4625483元，扣除7项欠款共2924373.31元之后，支付剩余款项1701109.69元。此后，满江红中心要求车陂有限公司对《说明》所列的1至7项租金情况进行对账。车陂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18日出具的《1999年满江红交款明细表》显示满江红中心并未拖欠车陂有限公司租金，且上述1至7项的租金车陂有限公司已经向满江红中心的承租人广州市天河境×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境×公司）、广州市天河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玛×公司）收取，相关款项车陂有限公司已入账。《说明》所列的1至7项欠款是错误的，车陂有限公司不应再重复计算，无故扣除满江红中心的工程款2924373.31元。被告车陂有限公司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车陂发展公司系原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村民集体所有制企业。1999年4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广州市行政区划内进行撤村改制，组建公司。1999年9月1日，天河区体改办批复车陂村委会撤销，成立车陂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9月4日注册成立，并正式接管原车陂村委会及属下车陂发展公司的全部资产及业务。1998年11月11日，车陂有限公司与满江红中心签订《合同书》，约定：满江红中心向车陂有限公司租赁大胜工业区约3万平方米室外场地和约2万平方米建筑物，用于办学；租期55年；租金为建筑物每平方米9元，场地每平方米2.5元。《合同书》签订后，双方确认计租面积为建筑面积28823.62平方米、空地面积26879.3平方米。满江红中心将承租物业转租给玛×公司用于开办玛×女子学校。满江红中心在此期间还先后与车陂有限公司签订龙口综合大楼、瀛富建材市场、大胜小区等三份租赁合同。1999年11月左右，满江红中心签署《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对大胜工业区租赁合同作出补充协议；在满江红中心全面完成学校项目后，自2000年1月1日起车陂有限公司按满江红中心与女子学校所签订的合同开票直接向女子学校收取合同约定的全部款项；车陂有限公司如数返还由满江红中心出资建造的塑胶跑道、游泳池、运动场及所有设施等费用共计4625483元，支出由满江红中心提供详细数据经双方核定认可后，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前全部清还给满江红中心。《合同补充协议》由郝志德签署，但其当时已退居二线、车陂有限公司已经成立，即郝志德无权在《合同补充协议》签字。经协调，《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落款为1999年5月30日，由郝志德签名但未加盖公章。1999年11月27日，满江红中心书面报告车陂有限公司，认为1999年5月30日的《合同补充协议》条件已成熟、要求履行，并附《满江红公司投入女子学校费用一览表》（以下简称《女子学校费用》）。1999年12月17日，车陂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定，同意按1999年5月30日的《合同补充协议》履行，在扣除满江红中心拖欠车陂有限公司的租金后将剩余款项在1999年12月底前返还满江红中心。经双方核算，车陂有限公司和满江红中心于1999年12月26日进行结算，满江红中心于当日出具编号为0015827号的《收据》（注明：车陂公司：今收到由满江红中心垫付女子学校体育设施、校区装修、水电工程及绿化种植等合计4625483元），满江红中心的会计、出纳、经手人加盖税章，《收据》还加盖满江红中心的财务专用章。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票据冲减扣除满江红中心拖欠的7项租金共计2924373.31元，剩余款项1701109.69元于1999年12月29日以票号为00877921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交付给满江红中心，满江红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郭炳基在支票存根上签名确认签收支票，该项业务处理完结。2000年后，满江红中心由于其内部管理问题，在四川走私车辆被罚，其副总经理将公司业务款项席卷而逃，满江红中心先后租赁的大胜工业区、大胜小区、龙口综合大楼、瀛富建材市场先后出现拖欠租金情形。2002年初，满江红中心无法偿付拖欠租金，先将瀛富建材市场的租赁合同终止，以顶手转让方式转让。至2003年后，拖欠租金情形更严重。2003年11月10日，车陂有限公司与满江红中心就大胜项目欠租召集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满江红中心承诺于2013年12月31日前偿付不少于300万元的欠租。但满江红中心始终未能履行承诺。2004年至2006年，车陂有限公司反复催促，满江红中心以种种理由拖延交付租金。2007年，车陂有限公司就大胜工业区及龙口综合大楼的租赁合同拖欠租金事宜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07）穗中法民五初字第28、29号（以下分别简称28号案、29号案）。诉讼期间，由于满江红中心提交的证据中出现大量虚假文件及一枚虚假公章，致使欠租纠纷变得异常复杂。广州中院审理期间，满江红中心在广州仲裁委员会利用虚假文件就满江红中心的性质事宜提起仲裁。28号案、29号案由广州中院一审判决后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审理期间[案号为（2010）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45、146号（以下简称145、146号案）]，经广东高院调解，车陂有限公司与满江红中心于2011年12月15日达成调解。（2010）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45、146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145、146号调解书）确认：满江红中心2007年1月1日前拖欠车陂有限公司租金共计26949078.42元（其中大胜工业区拖欠租金18334477.8元，龙口综合楼拖欠租金8614600.58元），车陂有限公司作出让步同意以2000万元结算拖欠租金。满江红中心承诺在2014年6月15日前偿付上述拖欠租金及借款321万元。为防止满江红中心利用伪造的合同、协议等制造其他事端，145、146号调解书第八项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除本协议所确认执行的租赁合同外，双方此前签署或出示过的其他关于本案租赁事宜的一切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协议、补充协议、说明、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均予作废，任何一方不得以本调解协议签订前的任何文件作为主张权利及认定对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依据。145、146号调解书生效后，满江红中心仍未依约履行，继续拖欠租金，车陂有限公司依法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2）穗天法执字第5460号、（2013）穗天法执字第1813号。涉及的收回租赁场所及2012年后的拖欠租金，车陂有限公司于2014年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号。诉讼期间，满江红中心于2014年4月4日将大胜工业区的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案外人，案外人确认满江红中心全部债务并承诺全部解决历史债务。为避免诉讼久拖不决，严重影响车陂集体稳定，经向车陂街道、村民代表大会报告，车陂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日与满江红中心及案外人签订《协议书（大胜）》，同意满江红中心将1998年11月11日、1999年5月16日的租赁合同项下及145、146号调解书项下的大胜工业区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案外人，由案外人承接大胜工业区的租赁经营。为履行《协议书（大胜）》，车陂有限公司配合满江红中心及案外人，撤回起诉满江红中心的（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l号案件，且已经与满江红中心及案外人开始履行历史债务偿还，通知合同相对方，进行租赁合同权利义务交接。随着2015年9月2日的《协议书（大胜）》的履行，满江红中心已经丧失1998年11月11日大胜工业区租赁合同承租人的法律地位，在其历史债务未付实之前，其仅为车陂有限公司的债务人。在本次诉讼前，满江红中心从未就1999年12月26日所谓工程款结算向车陂有限公司提交过任何书面或口头主张。二、满江红中心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满江红中心于2014年4月4日与案外人签订大胜工业区的《物业经营和使用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书》），将1998年11月11日满江红中心承租的大胜工业区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及145、146号调解书项下的权利义务整体全部转让给案外人，该协议已由车陂有限公司与满江红中心、案外人于2015年9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大胜）》所确认且已实际生效并履行，案外人已开始履行相关协议、支付历史拖欠债务，车陂有限公司亦已撤回诉讼。根据该生效协议，满江红中心在1998年11月11日的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已全部概括转让给案外人，满江红中心已不具备大胜工业区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是大胜工业区的租赁合同相对方，丧失了以大胜工业区的租赁合同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三、满江红中心的诉讼请求有悖基本事实，属于无理缠讼，应予驳回。根据上述事实，1999年12月26日，车陂有限公司与满江红中心就大胜工业区改造垫付费用4625483元事宜已协商一致。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28日分七笔就满江红中心三个项目拖欠租金开具票据（未实际收款），以应收取租金冲减应付满江红中心垫付工程款的方式进行结算。1999年12月19日，在冲减拖欠租金2924373.31元后，车陂有限公司以支票方式将余款1701109.69元支付给满江红中心，满江红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已签收上述支票。上述事实十分清楚，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证据亦证明上述事实。车陂有限公司自2007年起诉满江红中心至收到本案起诉状之日止，从未收到过满江红中心对该笔垫付款项的任何异议。自1999年11月29日起，满江红中心收到170余万元的支票至其提起本案诉讼已逾17年，即使存在该款项的纠纷，满江红中心也已丧失胜诉权。经审理查明：车陂有限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广州市天河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于1999年9月1日作出的致“车陂经济联社”的《关于同意成立广州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未能出示原件）包括：经研究，同意你社在撤销车陂村委会后成立车陂有限公司；请你们尽快备妥有关材料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登记等内容。2.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于1999年9月8日作出的致“东圃镇人民政府”的《关于撤销东圃镇车陂村民委员会的批复》（未能出示原件）包括：经研究，批复如下：（1）……同意撤销车陂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车陂村委会）；（2）……暂时保留村委会的公章，以便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内容。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25日作出的《证明》（已出示原件）包括：1994年，经天河区政府批准，车陂村成立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以下简称车陂联社）……1999年，车陂村委会建制撤销，由车陂联社及其15个经济社出资组建车陂有限公司，经营管理车陂村集体资产；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原车陂村的集体资产分属三个产权人，即部分在车陂村委会名下，部分在车陂联社名下，部分在车陂有限公司名下等内容。1998年11月11日，作为甲方的车陂发展公司与作为乙方的满江红中心签订《合同书》，约定：第一条乙方向甲方租入大胜工业区约3万平方米室外场地和约2万平方米建筑物用于办学；室外场地和建筑物租金按实际测量面积计算（注：该合同第2页显示“计租面积：建筑面积28823.62平方米，空地面积26879.3平方米”的手写内容）；合同期限55年，由1999年3月1日起至2054年3月1日止；第四条甲方按照乙方办学要求，负责校园内拆迁、改建和扩建工程的投资和施工组织工作；第五条乙方负责工程施工监理和按照双方事先共同认可的工程质量标准进行验收；第八条租金计算办法：第一年、第二年建筑物月租金每平方米9元，场地2.5元；第四年起以后每五年根据广州市政府公布物价指数作为双方依据调整租金等条款。满江红中心提供的由作为甲方的车陂发展公司与作为乙方的满江红中心于1999年5月30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协议在乙方全面完成学校的项目兴建后，在1999年12月生效；协议全部内容：乙方原是广州金××饰物有限公司[注：车陂有限公司称该公司是广州开发区润×石油化工公司（以下简称润×公司；双方均称润×公司是满江红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郭炳基另外开办的企业）与香港一个企业合办的]的中方代表；该厂外商弃厂潜逃后，丢下近3万平方米的厂房和宿舍空置；乙方为减少甲方的经济损失……成功将位于白云区广从公路上的女子学校引入车陂租用了原来的厂房和扩大了开发；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甲方与第三者（注：满江红中心称此处的第三者是指玛×女子学校。车陂有限公司则称此处的第三者是指广州金××饰物有限公司）的租赁关系未解除，所以，由乙方与女子学校签订租赁合同，甲方与乙方续签合同；女子学校的引进工作定下来以后，乙方投入大量的资金对原厂区和新建区域建造了大量适合办学的设施，如塑胶跑道、游泳池、运动场及大面积绿化以及课室的改造等；上述的改造本来应由甲方负责，但当时甲方不愿承担除土建外的任何费用，后经协商由乙方出资；……乙方提出，原合同一切条文不改变，甲方按乙方与女子学校所签订的合同所有条文及款项由甲方执行和收取；乙方将继续无偿履行收款及管理整个校区的责任；……1.从2000年1月1日起，甲方按乙方与女子学校所签定的合同开票直接向女子学校收取合同所定的全部款项；2.甲方如数返还由乙方出资兴建的塑胶跑道、游泳池、运动场及其所有设施等费用共4625483元，支出由乙方提供详细数据经双方校定认可后，甲方即于1999年前全部清还给乙方；3.根据女子学校提出原定合同不能变的要求，在实施本协议后继续由乙方代甲方直接向女子学校收取应交款项并无偿代表甲方管理办学区；以上协定甲、乙双方单位法人代表签名、盖章后生效等条款。车陂有限公司对《合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中显示的签订时间1999年5月30日是倒签的。1999年9月14日，车陂有限公司登记成立。1999年11月27日，满江红中心作出《关于履行合同补充协议的报告》及《女子学校费用》（包括：十七项明细及其金额等内容；其中，第二项为“游泳池：525平方米×672元。合计人民币：352800元”；总金额为4625483元）。车陂有限公司已收到上述资料。车陂有限公司提供的《会议纪要（关于满江红）》（未能出示原件）包括：在1999年12月17日公司举行有董事长参加的经理扩大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会议认为车陂发展公司已于1999年5月与满江红中心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已具备生效条件，应予以维持；二、会议认定对满江红中心提出的清单462万多元……对满江红中心提出的清单予以确认；三、将满江红中心所欠车陂有限公司的280多万款额扣除后所余的180多万于1999年12月底前返还满江红中心等内容。满江红中心对《会议纪要（关于满江红）》的真实性没有异议。1999年12月6日，满江红中心出具《授权委托书》，其中包括：满江红中心委托车陂发展公司代理满江红中心向玛×公司收取满江红中心与玛×公司于1998年11月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发票由车陂发展公司出具给玛×公司；代理期限自2000年1月1日起至合同期满等内容。上述《授权委托书》下方空白处还显示“马莎1999.12.8”的手写内容及玛×公司的印章。车陂有限公司提供的作为甲方的满江红中心与作为乙方的玛×公司于1998年11月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未能出示原件）约定：乙方向甲方租入大胜工业区约3万平方米室外场地和约2万平方米建筑物用于办学；……合同期限50年，由1999年3月1日起至2049年3月1日止；……租金标准每五年调整一次……甲方同意在2001年3月1日以前，每月室外场地和建筑物租金合计不超过34万元；自2001年3月1日起，按实际面积计算等条款。满江红中心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1999年12月26日，满江红中心开具《收据》，其内容为：交款单位名称为车陂公司；今收到由满江红中心垫付女子学校体育设施、校区装修、水电工程及绿化种植等共计4625483元。车陂有限公司出示的上述《收据》原件所附的支票存根显示：出票日期为1999年12月29日，收款人为满江红中心，金额为1701109.69元，用途为玛×学校各项款；郭炳基在上述支票存根签名确认并签收相应支票。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解释称车陂有限公司要求满江红中心先开具金额为4625483元的收据后车陂有限公司再付款，即满江红中心开具上述《收据》的时间在前、收到上述支票的时间在后。满江红中心提供了广东康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6年5月23日作出的致车陂有限公司的《关于广州市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向广州市满江红商务活动中心收取租金事项的专项审核报告》（以下简称《康元报告》；未能出示原件）。《康元报告》附表1《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收满江红中心租金汇总表》的内容为：1999年收款金额为4225838.71元，备注为“其中有400000元为以前年度定金转租金”等内容。附表2-1《1999年租金收款明细》包括：收票/款月份为5月：金额为400000元，付款单位为“满江红商务活动中心”，付款方式为以前定金转租金；收票/款月份为9月，银行进账日期为1999-9-30，金额为960000元，付款单位为“玛×女子中学”，付款方式为支票；收票/款月份为11月：银行进账日期分别为1999-11-29（金额为200000元，付款单位为“玛×女子中学”，付款方式为支票）、1999-11-29（金额为170336元，付款单位为“满江红”，付款方式为支票）、1999-12-6（金额为15168元，付款单位为“满江红”，付款方式为现金送存），该月份小计为385504元；收票/款月份为12月：银行进账日期分别为1999-12-28（金额为710336元，付款单位为“玛×女子中学”，付款方式为“无进账单，对账单未反映”）、1999-12-28（金额为767000元，付款单位为“唐苑酒家”，付款方式为“无进账单，对账单未反映”）、1999-12-28（金额为594764.08元，付款单位为“玛×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支票，备注为进车陂村委账）、1999-12-28（金额为389887.43元，付款单位为“满江红”，付款方式为支票，备注为进车陂村委账）、1999-12-30（金额为18347.2元，付款单位为“满江红公司”，付款方式为支票，备注为进车陂村委账），该月份小计为2480334.71元；上述各月份合计为4225838.71元。附表4-1《1999年向满江红开票明细》包括：日期为1999年5月：业务摘要为收98年应收村容建设费、金额为400000元、附件种类为广东省广州市非经营收入发票、附件编号为7601-0168415，附件抬头为“满江红商务活动中心”、附件日期为1999年5月22日、附件内容为收99年1月份起村容建设费，该月份小计为400000元；日期为1999年9月：业务摘要均为收租金、金额为9笔99000元（附件编号和附件内容分别为4501-0867347和99年4月租金、4501-0867348和99年4月-5月租金、4501-0867349和99年5月租金、4501-0867350和99年5月租金、4501-8049401和99年5月-6月租金、4501-8049402和99年6月租金、4501-8049403和99年6月租金、4501-8049404和99年租、4501-8049405和99年租）和1笔69000元（附件编号和附件内容分别为4501-8049406和99年租）、附件种类均为广东省广州市服务发票、附件抬头均为“玛×女子有限公司”、附件日期均为1999年9月17日，该月份小计为960000元；日期为1999年11月：业务摘要均为收租金、金额为3笔99000元（附件编号和附件内容分别为4501-8049447和租金、4501-8049444和租金、4501-8049446和租金）和1笔88504元（附件编号和附件内容分别为4501-8049448和租金）、附件种类均为广东省广州市服务发票、附件抬头均为“玛×女子有限公司”、附件日期均为1999年11月17日，该月份小计为385504元；日期为1999年12月：业务摘要均为收租金、附件种类均为广东省广州市服务发票、附件日期均为1999年12月28日的共3笔[金额为355168元、附件编号为4601-0004802、附件抬头为“玛×女子有限公司”、附件内容为99年租金；金额为355168元、附件编号为4601-0004803、附件抬头为“玛×女子有限公司”、附件内容为99年租金；金额为767000元、附件编号为4601-0004801、附件抬头为“境×公司（唐苑酒家）”、附件内容为“1998年11-12月租金，1999年1-12月租金”]，附件种类均为收款收据、附件日期均为1999年12月28日的共2笔[金额为389887.43元、附件编号为0136018、附件抬头为“满江红公司（瀛富）”、附件内容为99年10月25日-12月村容建设费；金额为594764.08元、附件编号为0136017、附件抬头为“玛×有限公司”、附件内容为99年村容建设费]，金额为18347.2元、附件种类为收款收据、附件编号为0136023、附件抬头为“满江红公司（瀛富）”、附件日期为1999年12月30日、附件内容为99年一月份部分村容建设费，该月份小计为2480334.71元；上述各月份合计为4225838.71元。附表7-1《满江红公司99-04年交车陂公司租金对数数据表》中年份为1999年的包括：月份为8月，金额为212385元，票据号码为0136131，收款单位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与车陂公司是否相符为“否”，差异原因为“此收据为中南拆迁补偿款，非租金收入”；月份为12月，金额为250000元，票据号码为0136133，收款单位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与车陂公司是否相符为“否”，差异原因为“此收据为游泳池代垫款，非租金收入”等内容。满江红中心提供的《1999年满江红交款明细表》（以下简称《1999年明细表1》；已出示原件）显示：序号1.1999年5月交纳400000元，开具票据日期为1999年5月22日，票据号码为发票168415，相对应票据金额为400000元，备注为唐苑-龙口；序号2.1999年9月交纳960000元，开票日期均为1999年9月17日，票据号码分别为发票867347-867350、发票8049401-8049406，除了发票8049406相对应票据金额为69000元之外、其他发票相对应票据金额均为99000元，备注均为玛×-大胜；序号3.1999年11月交纳385504元，开具票据日期均为1999年11月17日，票据号码分别为发票8049444（相对应票据金额和备注分别为2000元、玛×-大胜和97000元、嬴富）、发票8049446和发票8049447（相对应票据金额均为99000元、备注均为玛×-大胜）、发票8049448（相对应票据金额为88504元、备注为嬴富）；序号4.1999年12月交纳710336元，开具票据日期均为1999年12月28日，票据号码分别为发票4802、4803，相对应票据金额均为355168元，备注均为玛×-大胜；序号5.1999年12月28日交纳594764.08元，开具票据日期为1999年12月28日，票据号码为收据136017，相对应票据金额为594764.08元，备注为玛×-大胜；序号6.1999年12月28日交纳767000元，开具票据日期为1999年12月28日，票据号码为发票4801，相对应票据金额为767000元，备注为唐苑-龙口；序号7.1999年12月28日交纳408234.63元，开具票据日期分别为1999年12月28日（票据号码为收据136018、相对应票据金额为389887.43元、备注为嬴富）和1999年12月30日（票据号码为收据136023、相对应票据金额为18347.2元、备注为嬴富2000年租）；合计4225838.71元等内容。上述内容下方还显示“复印件与原件相符苏慧东2006.8.7”的手写内容并加盖车陂有限公司的印章和“简铭巨2006.8.4”的手写内容。车陂有限公司对《1999年明细表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006年8月9日，车陂有限公司作出《说明》，其内容为：关于付满江红中心垫付女子学校体育设施、校区装修、水电工程、绿化种植等款项4625483元的说明：1.扣除欠我公司龙口九层大楼1999年租金发票号码0004801（以下简称发票1）金额767000元；2.扣除欠我公司大胜玛×1999年租金发票号码0004802（以下简称发票2）金额355168元；3.扣除欠我公司大胜玛×1999年租金发票号码0004803（以下简称发票3）金额355168元；4.扣除欠我公司大胜玛×1999年租金收据号码0136017（以下简称收据1）金额594764.08元；5.扣除欠我公司瀛富1999年租金收据号码0136018（以下简称收据2）金额389887.43元；6.扣除1999年收回游泳池代垫款收据号码0136133（以下简称收据3）金额250000元；7.扣除1999年收回中南拆迁补偿款收据号码0136131（以下简称收据4）金额212385.8元；8.扣除以上7项欠我公司款项后以支票付给满江红中心剩余款项1701109.69元；现双方核对历史租金支付情况应满江红中心要求特此说明。尾部车陂有限公司盖章确认处还显示“苏慧东”的手写签名。满江红中心于次日收到《说明》。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车陂有限公司于2006年8月18日作出的《1999年满江红交款明细表》（以下简称《1999年明细表2》；已出示原件）显示：1998年：大胜项目的上年欠款、应收款、已交款、累计欠款均为0元，龙口大楼项目的上年欠款为0元、应收款为167000元、已交款为0元、累计欠款为167000元、备注为“98年11月计租”，瀛富项目的上年欠款、应收款、已交款、累计欠款均为0元，上述各项小计上年欠款为0元、应收款为167000元、已交款为0元、累计欠款为167000元；1999年：大胜项目的上年欠款为0元、应收款和已交款均为2465100.08元、累计欠款为0元、备注为“99年4月计租”，龙口大楼项目的上年欠款为167000元、应收款为1000000元、已交款为1167000元、累计欠款为0元，瀛富项目的上年欠款为0元、应收款为575391.43元、已交款为593738.63元、累计欠款为-18347.2元、备注为“99年10月25计租”，上述各项小计上年欠款为167000元、应收款为4040491.51元、已交款为4225838.71元、累计欠款为-18347.2元等内容。车陂有限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1999年明细表2》的真实性无异议，在双方对账冲账完毕之后，车陂有限公司作出《1999年明细表2》，其中的负数部分是车陂有限公司多收满江红中心的款项，可于次年满江红中心的应付款中抵扣。2007年3月15日，广州中院受理原告（反诉被告）车陂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满江红中心租赁合同纠纷两案（即28号案、29号案）。在28号案中，车陂有限公司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解除1998年2月26日综合大楼租赁《合同书》；2.满江红中心支付拖欠租赁合同项下2006年12月31日之前的租金11804598.38元以及2006年12月31日之前滞纳金；3.满江红中心承担诉讼费用。车陂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30日（28号案2009年5月22日开庭后）申请增加诉讼请求：满江红中心支付自2007年1月1日至其实际交还场地之日的租金及滞纳金。满江红中心提出以下反诉请求：1.继续履行于1998年2月26日签订的关于租赁中山大道南车陂路段95号九层综合楼及其附属场地的《合同书》及相关补充协议；2.车陂有限公司返还满江红中心多缴纳的租金4655327.8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该款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在29号案中，车陂有限公司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解除1998年11月11日大胜工业区租赁《合同书》、1999年5月16日大胜小区租赁《合同书》；2.满江红中心支付拖欠租赁合同项下2006年12月31日之前租金18334477.84元、2006年12月31日之前大胜工业区欠租滞纳金（车陂有限公司诉请计算表中显示其主张的滞纳金为大胜工业区欠租滞纳金）；3.满江红中心承担诉讼费用。车陂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30日（29号案2009年5月22日开庭后）申请增加诉讼请求：满江红中心支付自2007年1月1日至其实际交还场地之日的租金及滞纳金。满江红中心提出以下反诉请求：1.继续履行于1998年11月11日签订的关于租赁大胜工业区室外场地及建筑物的《合同书》及相关补充协议；2.车陂有限公司返还满江红中心多缴纳的租金6992688.86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该款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在28号案、29号案审理中，广州中院经摇珠确定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公司）为审计单位，大公公司于2010年5月11日作出穗大师专字（2010）第106号《经济鉴证意见书》（以下简称《大公意见书》），其中的“三、经济鉴证标的基本情况”中的“（三）案件涉及租赁合同基本内容”包括大胜工业区合同项目（合同期限：55年，自1999年3月1日至2054年3月1日止）、龙口大楼合同项目（合同期限：30年，自1998年5月1日起至2028年4月31日止）、瀛富市场合同项目（合同期限：1999年10月25日起至2011年10月25日止）、大胜小区合同项目（合同年限：五年，由1999年9月9日起至2004年9月9日止）等内容。附表三《无异议明细表》（即经过核对银行进账单，银行对账单、发票及收款收据，自1998年至2006年12月31日双方均可以确认的租金收缴情况）中的1999年度包括：序号1.发票日期为1999.5.28，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为28号案证据19页，证据类型为服务业发票，发票（收据）号码为7601-0168415，摘要为村容建设费，金额为400000元，发票抬头为“满江红商务活动中心”，备注为由大胜工业区工程定金转龙口大楼租金；序号2.发票日期为1999.12.30，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为28号案证据52页，证据类型为收款收据，发票（收据）号码为0136023，摘要为村容建设费，金额为18347.2元，发票抬头为“满江红公司（瀛富）”；序号3-5.发票日期均为1999.9.17，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均为29号案证据71页，证据类型均为服务业发票，发票（收据）号码分别为4501-8049447（摘要为租金，金额为99000元，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和4501-8049446（摘要为租金，金额为99000元，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及4501-8049444（摘要为租金，金额为2000元，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备注均为“对应满江红中心提供证据支票存根03991347号（以下简称支票存根1），20万元。其中9444号发票为99000.00元，同支付给瀛富的97000元开在一张发票上”；序号6.发票日期为1999.9.17，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为29号案证据72页，证据类型为服务业发票，发票（收据）号码为4501-8049444，摘要为租金，金额为97000元，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序号7.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为29号案证据72页，证据类型为服务业发票，发票（收据）号码为4501-8049448，摘要为租金，金额为88504元，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序号6、7的备注均为“对应满江红中心提供证据支票存根03991348号（以下简称支票存根2），170336.00元。加上现金送存15168.00元，共185504.00元”；1999年小计为803851.2元等内容。附表四《无异议明细表》（即经过核对银行进账单，银行对账单、发票及收款收据，自1998年至2006年12月31日车陂有限公司已确认收款，满江红中心未提供证据或满江红中心对证据解释与车陂有限公司不一致的情况；……本次经济鉴证中将此种情况确认为已收租金）中的1999年度包括：序号1.发票日期为1999.12.28，满江红中心证据编号为28号案证据20页，证据类型为服务业发票，发票（收据）号码为4601-0004801（即发票1），摘要为租金，金额为767000元，收款人为苏，发票抬头为“境×公司（唐苑酒家）”；序号2.发票日期为1999.12.23，满江红中心证据编号为28号案证据51页，证据类型为收款收据，发票（收据）号码为0136018（即收据2），摘要为村容建设费，金额为389887.43元，收款人为苏、郝礼钜，发票抬头为“满江红公司（瀛富）”；序号3.发票日期为1999.12.28，满江红中心证据编号为29号案证据75页，证据类型为发票，发票（收据）号码为4601-0004802（即发票2），摘要为租金，金额为355168元，收款人为苏，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序号4.发票日期为1999.12.28，满江红中心证据编号为29号案证据39页，证据类型为发票，发票（收据）号码为4601-0004803（即发票3），摘要为租金，金额为355168元，收款人为苏，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序号5.发票日期为1999.12.28，满江红中心证据编号为29号案证据74页，证据类型为收款收据，发票（收据）号码为0136017（即收据1），摘要为村容建设费，金额为594764.08元，收款人为苏、郝礼钜，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序号6.发票日期为1999.12.28，满江红中心证据编号为29号案证据76页，证据类型为收款收据，发票（收据）号码为0136133（即收据3），摘要为游泳池代垫款，金额为250000元，收款人为苏，发票抬头为“满江红公司”；序号7.满江红中心证据编号为29号案证据73页，证据类型为收款收据，发票（收据）号码为0136131（即收据4），摘要为中南拆迁款，金额为212385.8元，收款人为苏，发票抬头为“满江红公司”；序号1-7的“备注”栏的内容均为“车陂有限公司认为此7笔发票为应付给满江红中心的工程款中扣除转为租金的项目，满江红中心认为此7笔为第三方代交的租金”；1999年小计为2924373.31元等内容。根据双方的质证意见，大公公司于2010年7月14日作出穗大师函字（2010）第008号《答复函》（以下简称《大公答复函》），对《大公意见书》进行复核和修订。《大公答复函》中的“三、29号案付款情况”中的“（一）大胜工业区项目”中的“2.由满江红中心提供资料、无法在车陂有限公司提供资料中核实的付款”包括：按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资料，自1998年至2006年12月31日满江红中心已支付、但车陂有限公司未提供相关的资料确认收到这些款项；按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资料，这些款项分别为：（1）99年11月25日开出的中国银行03991347#支票存根（即支票存根1），金额200000元，收款人：“车陂公司”，用途：玛×中学；由车陂有限公司苏惠施签收；（2）99年11月25日开出的中国银行03991348#支票存根（即支票存根2），金额170336元，收款人：“车陂公司”，用途：中南；由车陂有限公司苏惠施签收等内容。附表一《28号案车陂公司、满江红收付款项资料核对相符明细表》包括：瀛富项目序号1.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银收99年11月1#，摘要为收单位管理费，金额为114696元，票据类型为收据，票据日期为1999.11.25，票据号码为137359，收款人（经手人）为苏，抬头为“满江红公司”，收费项目为管理费，满江红中心28号案证据编码为满江红中心28号案证据46页；序号2.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银收99年12月16#，摘要为收村容建设费，金额为389887.43元，票据类型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收据，票据日期为1999.12.23，票据号码为136018，收款人（经手人）为苏，抬头为“满江红公司（瀛富）”，收费项目为村容建设费，满江红中心28号案证据编码为满江红中心28号案证据51页；序号3.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银收99年12月16#，摘要为收村容建设费，金额为18347.2元，票据类型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收据，票据日期为1999.12.30，票据号码为136023，收款人（经手人）为苏、郝礼钜，抬头为“满江红公司（瀛富）”，收费项目为村容建设费，满江红中心28号案证据编码为满江红中心28号案证据52页；龙口大楼项目序号1.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银收99年5月1#，摘要为收村容建设费，金额为400000元，票据类型为发票，票据日期为1999.5.28，票据号码为7601-0168415，收款人（经手人）为苏，抬头为“满江红商务活动中心”，收费项目为暂收98年11月份起村容建设费，满江红中心28号案证据编码为满江红中心28号案证据19页；序号2.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银收99年12月1#，摘要为租金，金额为767000元，票据类型为发票，票据日期为1999.12.28，票据号码为4810，收款人（经手人）为苏，抬头为“境×公司”，收费项目为98年11-12月租金、99年1-12月租金，满江红中心28号案证据编码为满江红中心28号案证据20页等内容。附表二《28号案满江红提供付款票据明细表》（即按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资料，自1998年至2006年12月31日满江红中心已支付、但车陂有限公司未提供相关的资料确认收到这些款项的明细表）没有显示1998年、1999年的付款明细，序号1-4均为龙口大楼项目2000年、2001年的付款明细、金额合计1110000元。附表三《29号案车陂公司、满江红收付款项资料核对相符明细表》包括：大胜工业区项目序号1-10.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均为银收99年9月7#，摘要均为收租金，序号1-9的金额均为99000元、序号10的金额为69000元，证据类型均为发票，发票日期均为1999.9.17，发票号（票据号）分别为4501-0867347至4501-0867350、4501-8049401至4501-8049406，收款人（填票人）均为苏，发票抬头均为“玛×女子有限公司”，收费项目分别为99年4月租、租（4-5月）、99年租（5月）、99年租（5月）、99年租（5月-6月）、99年（6月）租、99年（6月）租、99年租、99年租、99年租，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分别为29号案40页至49页；序号11-14.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均为银收99年11月7#，摘要均为收租金，序号11-13的金额均为99000元、序号14的金额为88504元，证据类型均为发票，发票日期均为1999.11.17，发票号（票据号）分别为4501-8049447、4501-8049446、4501-8049444、4501-8049448，收款人（填票人）均为苏，发票抬头均为“玛×有限公司”，收费项目均为租金，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分别为29号案67、66、65、68页；序号15、16.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均为转账99年11月25，摘要均为租金，金额分别为43000元、2000元，证据类型均为发票，发票日期均为1999.11.23，发票号（票据号）分别为4501-8049454、4501-8049455，收款人（填票人）均为郭炳基，发票抬头均为“玛×有限公司”，收费项目均为租金，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分别为29号案69、70页；序号17.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银收99年12月8#，摘要为“收满江红公司中南拆迁款”，金额为212385.8元，证据类型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收据，发票日期为1999，发票号（票据号）为0136131（即收据4），收款人（填票人）为苏，发票抬头为“满江红公司”，收费项目为中南拆迁补偿款，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为29号案73页；序号18.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银收99年12月16，摘要为村容建设费，金额为594764.08元，证据类型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收据，发票日期为1999.12.28，发票号（票据号）为0136017（即收据1），收款人（填票人）为苏，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收费项目为99年村容建设费，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为29号案74页；序号19.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银收99年12月1#，摘要为租金，金额为355168元，证据类型为发票，发票日期为1999.12.28，发票号（票据号）为4601-0004802（即发票2），收款人（填票人）为苏，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收费项目为租金（1月份），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为29号案78页；序号20.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银收99年12月1#，摘要为租金，金额为355168元，证据类型为发票，发票日期为1999.12.28，发票号（票据号）为4601-0004803（即发票3），收款人（填票人）为苏，发票抬头为“玛×有限公司”，收费项目为99年租金（12月份），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为29号案75页；序号21.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银收99年12月8#，摘要为“收满江红公司游泳池代垫款”，金额为250000元，证据类型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发票日期为1999.12.28，发票号（票据号）为0136133（即收据3），收款人（填票人）为苏，发票抬头为“满江红公司”，收费项目为游泳池代垫款，满江红中心证据编码为29号案76页等内容。附表四《29号案满江红提供付款票据明细表》（即由满江红中心提供资料、无法在车陂有限公司提供资料中核实的付款的明细表）包括：序号1.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29号案71页，项目为大胜工业区，票据为支票存根1，日期为1999.11.25，金额为200000元，收款人为“车陂公司（苏慧施）”，备注为“用途：玛×中学”；序号2.车陂有限公司证据编码为29号案72页，项目为大胜工业区，票据为支票存根2，日期为1999.11.25，金额为170336元，收款人为“车陂公司（苏慧施）”，备注为“用途：中南”；序号1-6的金额合计为1585672元等内容。广州中院经审理后于2010年8月12日作出（2007）穗中法民五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8号判决书），查明以下（包括但不限于）事实：一、1998年2月26日，车陂发展公司（甲方）与满江红中心（乙方）签订《合同书》，约定：（一）合同项目：九层综合大楼及其附属场地；地址：中山大道南车陂路段95号……（二）合同年限30年，由1998年5月1日起至2028年5月31日止；（三）结算方式：1.由1998年5月1日起至1999年4月31日止……年合计为约壹佰叁拾柒万元；2.1999年5月1日起……一年合计为1826694元；（六）定金：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天内，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定金/元，定金至合同期满无息返还给乙方（以收据为准）等条款。二、满江红中心承租28号案的案涉场地后，部分转租给境×公司，车陂有限公司在转租合同中对转租事项予以确认；部分转租给阮美燕，车陂发展公司对转租事项予以确认；车陂发展公司或车陂有限公司并直接向实际承租人开具部分租金发票。三、1999年11月，车陂发展公司（甲方）与车陂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合同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甲方1998年2月26日与满江红中心签订综合大楼场地租赁合同，并签订补充合同，借款321万元给满江红中心；甲方1998年11月11日与满江红中心签订合同，出租大胜工业区厂房及场地；甲方1999年5月16日与满江红中心签订合同将大胜小区楼宇、礼堂、琴房等租赁给满江红中心；上述合同甲方已履行，将租赁物交付给满江红中心；鉴于车陂村根据广州市天河区政府行政区划村改制，车陂村联社成立乙方公司，为理顺原车陂村集体经济关系，甲、乙双方就上述合同的履行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将上述三份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由乙方履行上述租赁合同，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二）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共同通知满江红中心今后上述租赁合同由乙方履行，如遇到合同签订至本协议签订期间的租金计算、借款利息等问题，甲方有义务协助。四、经广州中院合法程序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人大物证鉴定中心[2008]鉴字第13号），该鉴定结论第六点：满江红中心提供的上述1999年6月28日《补充合同》以及1999年11月27日《合同书》上“与红色印文交叉部分的黑色打印、复印字迹是在红色印文‘广州市天河区车陂经济发展公司’之上打印、复印完成的，即红色印文在黑色文字之下”。五、广州中院委托审计单位对满江红中心已付租金进行审计，经广州中院摇珠确定大公公司为审计单位，该司出具《大公意见书》以及《大公答复函》认定：满江红中心提供的截止2006年12月31日龙口九层大楼项目9754581.17元的付款资料，其中：支付1310336.00元款项的支付证据仅为由车陂公司盖章确认的租金账款清单，在现有资料情况下，我们无法核实这些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其余应当确认的支付款项3567361.34元，包括双方资料核对相符的为2457361.34元、由满江红中心提供付款票据的付款1110000.00元。满江红中心提供的瀛富市场项目12365360.63元的付款资料中，其中：支付5842430.00元款项的支付证据仅为由车陂公司盖章确认的租金账款清单，在现有资料情况下，我们无法核实这些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其余可确认付款6522930.63元：……。28号判决书认定如下：“……（一）关于租金标准问题。本院认为，从双方所签合同的真实性来看，满江红中心据以确定租金标准的‘1999年6月2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1999年11月27日《合同书》’经我院依合法程序委托的人大物证技术鉴定中心鉴定，结论是‘红色印文在黑色文字之下’，是事后在盖有印章的空白纸上伪造的，属于伪证。……据此，确定租金标准的基本依据为车陂有限公司主张的1998年2月26日的《合同书》。（二）关于应付租金数额。对于1999年12月之前的应付租金，双方对结算数额为1167000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据此，本院核定应付租金数额如下：……2000-2006年应付租金共计为13297521.92元，据此，满江红中心应付案涉场地2006年12月31日之前租金为14464521.92元……。（三）关于满江红中心实际已付租金数额问题。……本案中满江红中心应当就其所主张的支付案涉场地租金数额承担举证责任。满江红中心主张其已付案涉综合大楼租金共15283323元，具体包括：1.满江红中心支付的案涉综合大楼租金金额9754581.17元；2.瀛富市场多交纳的可转为案涉综合大楼租金的金额5528172.11元。本案满江红中心就其已付案涉综合大楼租金9754581.17元以及已付瀛富市场租金12139164.63元向本院提交详细付款明细并提供了发票、收据、账款明细、银行现金送款单予以证明，应认定满江红中心已就其主张的付款事实完成初步举证。根据举证责任公平分配原则，在此情况下，车陂有限公司对满江红中心主张的付款情况有异议，认为满江红中心所主张的已付案涉场地租金数额实际存在收据、发票、账款明细等证据显示的已付租金款项实际存在重叠，导致已付租金重复计算、瀛富市场项目并无结余租金可转为本案租金等，其应当就此提供相应反驳证据。……本院认为，一、对于重复计算的110000元显然应当扣减；二、对于无车陂公司盖章确认的阮美燕与满江红中心的租金确认清单，本院认为，虽然车陂发展公司与满江红中心约定，由车陂发展公司直接向阮美燕收取租金，但要确认阮美燕所交租金，应提交其向车陂公司支付租金的付款凭证或者车陂公司盖章确认的清单，仅凭阮美燕与满江红中心的清单认定车陂公司向阮美燕收取的租金，依据不足，故满江红中心主张已付的该4766883.83元款项应予扣减；三、对于满江红中心提供车陂公司盖章确认的租金账款清单的1310336.00元款项，车陂有限公司没有提供充分反驳证据，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原则，应当对满江红中心主张的该付款事实予以确认。据此，本院认定满江红中心直接支付案涉综合大楼的租金为4877697.34元（9754581.17元-110000元-4766883.83元）。关于瀛富市场是否存在结余租金转为案涉综合大楼租金。……就此本院认为，在满江红中心提供付款凭证的情况下，车陂有限公司有异议但没有提供充分反驳证据，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原则，应当对满江红中心主张的付款事实予以确认，即应认定满江红中心已付瀛富市场租金为12365360.63元。扣减瀛富市场应付租金7412009.95元，结余租金为4953350.68元。根据满江红中心2002年1月21日致车陂发展公司函件内容，该结余租金应转为案涉综合大楼已付租金。综上，满江红中心已付案涉综合大楼租金为4877697.34元+4953350.68元＝9831048.02元。满江红中心尚欠案涉综合大楼租金为14464521.92元-9831048.02元＝4633473.9元。根据双方1998年2月26日《合同书》的约定，乙方（满江红中心）超过两个季度不缴应交款项，甲方（车陂发展公司）有权终止合同，现满江红中心拖欠租金数额较大，且拖欠时间亦超过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时限，故车陂有限公司本案主张解除该《合同书》，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一、解除满江红中心与车陂发展公司于1998年2月26日签订的关于中山大道南车陂路段95号九层综合大楼及其附属场地租赁事项的《合同书》；二、满江红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其所欠租金4633473.9元以及按照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息为标准支付滞纳金……三、驳回车陂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满江红中心的反诉请求。……”。广州中院经审理后于2010年8月12日作出（2007）穗中法民五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9号判决书），查明以下（包括但不限于）事实：一、车陂有限公司向广州中院提交车陂发展公司（甲方）与满江红中心（乙方）1999年9月16日《补充合同》，记载：（一）甲、乙双方根据1998年11月11日所签定的合同，并根据双方核实的建筑面积为：……实计建筑总面积三期合计40622平方米；（二）关于租金的重新定位问题。……甲方同意乙方的请求，将原来计算租金的标准从2000年1月起改为按每月人民币34万元的标准收取；全年乙方应交租金4080000元，租金的增、减，甲、乙双方将根据执行的实际情况另行商定等；满江红中心认为该补充合同没有原件，其不予认可，车陂发展公司表示该合同是其与对方对帐过程满江红中心提交的，虽然没有合同原件，但双方对帐情况可以印证合同内容。二、满江红中心承租29号案的案涉场地后，分别部分转租给广东粤剧学校、玛×公司、广州穗通财贸学校、陈有凤等，车陂发展公司以及车陂有限公司对转租事项没有异议，车陂发展公司或车陂有限公司并直接向实际承租人开具部分租金发票。三、1999年11月，车陂发展公司（甲方）与车陂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合同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详见28号案）。四、经广州中院合法程序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人大物证鉴定中心[2008]鉴字第13号），该鉴定结论第六点：满江红中心提供的上述1999年11月2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1999年11月27日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上“与红色印文交叉部分的黑色打印、复印字迹是在红色印文‘广州市天河区车陂经济发展公司’之上打印、复印完成的，即红色印文在黑色文字之下”。五、广州中院委托审计单位对满江红中心已付租金进行审计，经摇珠确定大公公司为审计单位，该司出具《大公意见书》以及《大公答复函》认定：满江红中心提供大胜工业区项目20835148.86元的付款资料中，其中满江红中心报送资料清单与票据有45504.00元差额，无法找到相应的票据，无法确认；605168.00元款项的支付证据仅为由车陂公司盖章确认的租金账款清单，无法判断这些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其余应当确认的支付款项20184476.86元，包括双方资料核对相符的为18598804.86元以及由满江红中心提供付款票据的付款1585672.00元。满江红中心提供付款资料中，并未明确区分大胜小区项目资料，按照核对的广东粤剧学院开出的发票及有关资料，计算大胜小区项目付款情况为3470000.00元（双方资料核对相符）。29号判决书认定如下：“……（一）关于租金标准问题。本院认为，从双方所签合同的真实性来看，满江红中心据以确定租金标准的‘1999年11月22日签订的《补充合同》、1999年11月27日《合同书》’经我院依合法程序委托的人大物证技术鉴定中心鉴定，结论是‘红色印文在黑色文字之下’，是事后在盖有印章的空白纸上伪造的，属于伪证。……据此，确定租金标准的基本依据为1998年11月11日《合同书》、1999年5月13日《补充协议》、1999年5月16日《合同书》、1999年9月16日《补充合同》。（二）关于应付租金数额。1.关于大胜小区应收租金数额。根据双方1999年5月16日《合同书》的约定，从1999年9月9日交付使用起计算租金，每年80万元……双方未提交证据证明曾进行核定建筑实用面积及曾协商增减幅度等，故年租金应当按照每年80万元计算，据此，本院核定大胜小区应付租金数额如下：1999年为266666.67元（800000元12个月4个月），2000年-2006年均为800000元，共计5866666.67元。2.关于大胜工业区应收租金数额。……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大胜工业区租金应于1999年5月16日起计租，1999年5月16日至12月的应付租金为：……2172518.93元。双方1999年9月16日《补充合同》约定：……将原来计算租金的标准从2000年1月起改为按每月34万元，全年应交租金4080000元。另外，车陂有限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五《满江红公司应收帐款明细表》显示在履行过程中车陂有限公司给予满江红中心2000、2001年大胜工业区租金90%折扣，据此，本院核定满江红中心应付大胜工业区2000-2006年租金如下：2000、2001年均为3672000.00元（4080000元90%），2002-2006年均为4080000元，2000-2006年共计为27744000元。加上1999年满江红中心应付大胜工业区租金2172518.93元，共计为29916518.93元（27744000元+2172518.93元）。综上，满江红中心应付大胜小区及大胜工业区租金共计35783185.60元（5866666.67元+29916518.93元）。（三）关于满江红中心实际已付租金数额问题。……本案中满江红中心应当就其所主张的支付案涉场地租金数额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满江红中心就其已付案涉大胜小区和大胜工业区场地租金共24305148.86元的主张提交详细付款明细并提供了发票、支票、收据、帐款明细等予以证明，应认定满江红中心已就其主张的付款事实完成初步举证。根据举证责任公平分配原则，在此情况下，车陂有限公司对满江红中心主张的付款情况有异议，认为满江红中心所主张的已付案涉场地租金数额实际存在收据和发票、支票、帐款明细等证据显示的已付租金款项实际存在重叠，导致已付租金重复计算等，其应当就此提供相应反驳证据。……本院认为：一、对于满江红中心主张款项中没有付款凭证支持45504.00元应予扣减；二、对于满江红中心提供车陂公司盖章确认的租金账款清单的605168.00元款项，车陂有限公司没有提供充分反驳证据，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原则，应当对满江红中心主张的该付款事实予以确认。据此，本院认定满江红中心已付案涉大胜小区以及大胜工业区的租金为24259644元（24305148.86元-45504.00元），具体为大胜小区已付租金3470000.00元，大胜工业区已付租金20789644元。综上，至2006年12月31日止，满江红中心尚欠大胜小区租金为2396666.67元（5866666.67元-3470000.00元），尚欠大胜工业区租金为9126874.93元（29916518.93元-20789644元），共计欠租11523541.6元。……现满江红中心拖欠租金数额较大，且拖欠时间亦超过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时限，故车陂有限公司本案主张解除合同，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一、解除满江红中心与车陂发展公司于1998年11月11日签订的关于大胜工业区租赁事项的《合同书》、1999年5月16日关于大胜小区租赁事项的《合同书》；二、满江红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其所欠租金11523541.6元以及按照每日万分之一为标准支付大胜工业区欠租滞纳金……三、驳回车陂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满江红中心的反诉请求。……”。判后，双方均不服，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经审理，广东高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145、146号调解书，确认双方自愿达成的如下协议符合自愿、合法原则，上述协议的内容为：“一、车陂有限公司、满江红中心双方采用“一揽子”方式协商解决本案涉及的租赁纠纷及涉案场地于2007年1月1日后的租金、321万元借款等问题。二、关于本案的租金计算，满江红中心同意以车陂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的本金作为计算依据确定满江红中心于2007年1月1日前所欠车陂有限公司租金额（145号案件为8614600.58元、146号案件为18334477.84元，合计26949078.42.元）。车陂有限公司、满江红中心双方同意以2000万元结算该部分租金。……四、（一）本协议第二、三条金额合计，满江红中心对车陂有限公司的欠款共计2321万元。（二）满江红中心承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半以内（即至2014年6月15日前）向车陂有限公司全额归还。……七、车陂有限公司、满江红中心双方均确认及同意：本案讼争的全部租赁场地（包括龙口大楼、大胜工业区、大胜小区）仍全部由满江红中心继续承租及经营。关于145号案中讼争的租赁场地，即龙口九层综合大楼及其附属场地按照车陂有限公司、满江红中心双方于1998年2月26日签署的《合同书》执行。关于146号案中讼争的租赁场地，即大胜工业区和大胜小区，则按照车陂有限公司、满江红中心双方于1998年11月11日签署的《合同书》及1999年9月16日签署的《补充合同》（即车陂有限公司在本案一审起诉时计租的依据）执行。上述租赁合同的租赁范围已包含大胜工业区和大胜小区的全部场地。上述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已包含大胜工业区和大胜小区全部场地的租金。……八、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除本协议中所确认执行的租赁合同外，双方此前签署或出示过的其他关于本案租赁事宜的一切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协议、补充协议、说明、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均予作废。任何一方不得以本调解协议签订前的任何文件作为主张权利及认定对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依据……”。145、146号调解书已于2011年12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6月29日，本院受理（2016）粤0106民初11526号原告满江红中心诉被告车陂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11526号案）。满江红中心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车陂有限公司向满江红中心返还垫付工程款2924373.31元；2.车陂有限公司向满江红中心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车陂有限公司承担。在2016年10月17日庭审中，满江红中心请求将案由变更为工程款合同纠纷，合议庭经合议后告知不予准许变更案由，满江红中心遂申请撤回11526号案的起诉，本院于当天口头裁定准许满江红中心撤回起诉。2016年9月23日，本院受理（2016）粤0106民初16844号原告满江红中心诉被告江国谦、车陂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16844号案）。满江红中心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江国谦、车陂有限公司共同向满江红中心偿还经营权转让款600万元；2.江国谦、车陂有限公司共同向满江红中心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江国谦、车陂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在2017年3月2日庭审中，满江红中心出示证据8即收据4用于证明其交纳瀛富市场的拆迁补偿款，证据9即收据2用于证明其交纳瀛富市场1999年的村容建设费；车陂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8、9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证据8、9所涉的款项在（2016）粤0106民初19302号案中已作为抵扣工程款之用，满江红中心现以证据8、9作为其支付瀛富市场租金的依据，是对同一笔款项重复主张不同性质。2017年3月24日，满江红中心申请撤回16844号案的起诉，本院于2017年3月27日裁定准许满江红中心撤回起诉。满江红中心以其已实际支付《说明》第1至7项的款项、车陂有限公司不应在上述应付工程款4625483元中重复扣除《说明》第1至7项的款项合计2924373.31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关于《说明》中第1至7项的款项是否存在重复扣除的问题，双方当事人陈述和举证如下：一、关于《说明》第1项款项767000元。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收到境×公司767000元的编号为0004801的发票[即发票1；满江红中心已出示“第二联：顾客报帐”联原件。显示：项目、金额分别为“98年11-12月租金”167000元和“99年1-12月租金（已付40万）”600000元。发票1上还加盖“转帐”字样的印章]。满江红中心提供了由境×公司唐×酒家于2000年1月6日出具的收到发票1的证明（已出示原件），并在第一次庭审中称次承租人境×公司直接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租金，满江红中心不存在欠租情形。车陂有限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表示对境×公司出具的上述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解释称：满江红中心向其承租龙口综合大楼后将其中的一至三层转租给境×公司开办唐苑酒家；按照正常交易惯例是唐苑酒家向满江红中心支付租金、满江红中心向境×公司开具发票，满江红中心向其支付租金、其向满江红中心开具发票，由于当时各方关系较好，且满江红中心为了避税，才由其直接开具发票给境×公司。满江红中心在2017年11月7日庭询中称发票1的款项767000元已分三笔支付给车陂有限公司，第一笔是其委托润×公司于1999年4月21日以中国银行支票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电费161104.25元，1999年4月23日的《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对帐单》可予证明；第二笔是双方于1998年2月26日签订龙口大楼《合同书》时其支付的定金400000元转为租金，虽然《合同书》没有约定该笔定金的支付问题，但《康元报告》附表2-1的相应内容（注：《康元报告》附表2-1《1999年租金收款明细》中包括：收票/款月份为5月，金额为400000元，付款单位为“满江红商务活动中心”，付款方式为“以前定金转租金”等内容）可予证明；第三笔即余款205895.75元（即767000元-161104.25元-400000元）是其以现金方式直接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的；其付清上述款项767000元之后，车陂有限公司才向其开具发票1。车陂有限公司不认可满江红中心上述陈述。满江红中心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变更陈述称发票1的款项767000元其已分三笔支付给车陂有限公司，第一笔即其在装修大胜工业区时交纳的装修押金40万元转为租金，第二笔即唐苑酒家以现金方式支付的2个月租金合计20万元，第三笔是润×公司通过中国银行转账支付给车陂有限公司的161104.25元。满江红中心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情况说明解释称：发票1已注明“转帐”；发票1中的“（已付40万）”是指车陂发展公司于1999年3月21日向其收取的龙口大楼的合同定金40万元；《大公答复函》附表一《28号案车陂公司、满江红收付款项资料核对相符明细表》中的龙口项目的序号2载明767000元是“银收99年12月1#”，但发票1的填发时间是1999年12月28日，说明车陂有限公司是银收后再开具发票。车陂有限公司不认可满江红中心上述陈述。满江红中心为此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车陂发展公司于1999年3月21日出具的《收条》（已出示原件。其内容为：暂收满江红中心龙口大楼合同定金40万元待开收据）及车陂发展公司于1999年5月28日开具的收取满江红中心“暂收98年11月份起村容建设费”40万元的编号为0168415的发票（满江红中心已出示“第二联：付款方报帐”联原件）。满江红中心于2019年4月22日书面解释称车陂发展公司的会计人员苏慧东到其处收取现金40万元后出具《收条》，《收条》中的40万元即对应编号为0168415号的发票的款项。车陂有限公司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28号案、29号案及145、146号案诉讼中已经提及该证据中“车陂发展公司”的印章是假印章；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确认该发票的证明内容，该发票是双方同意将满江红中心交纳的大胜工业区装修工程建设押金40万元转为龙口大楼的租金后，其开具给满江红中心的。车陂有限公司还于2019年4月1日书面回复称满江红中心没有提交任何凭证佐证曾交纳过《收条》中的该笔款项40万元，不存在其收取龙口大楼定金现金40万元的事实；于2019年5月9日书面回复称不存在其会计人员苏慧东向满江红中心收取现金40万元的情况，由始至终仅存在满江红中心交纳的大胜工业区工程押金40万元。2.满江红中心作出的委托润×公司向车陂村委会支付电费161104.25元的《授权委托书》（已出示原件）、编号为01911224的《中国银行支票存根》（以下简称支票存根3；已出示原件。显示：出票日期为1999年4月21日，收款人为“车陂村委会”，金额为161104.25元，用途为交电费）和日期为1999年4月23日的《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对帐单》（显示：润×公司当日提入161104.25元等内容），以及润×公司作出的关于其受满江红中心的委托于1999年4月23日以中国银行支票方式向车陂村委会支付电费161104.25元等内容的《证明》（已出示原件）。满江红中心在第一次庭审中称支票存根3虽注明该笔款项的用途是电费，但该笔电费不应由其承担，所以，双方经协商将该笔款项转为发票1中的1998年11、12月租金，但车陂有限公司将支票中的金额161104.25元窜改为发票1中的167000元；在2017年11月7日庭询中称唐苑酒家在1999年1-3月尚未开业、没有产生电费，但车陂有限公司让满江红中心支付该笔款项，满江红中心支付该笔款项后与车陂有限公司协商以该笔款项抵扣唐苑酒家1998年11、12月的租金。车陂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称车陂村的记账凭证显示润×公司支付的161104.25元是龙口大楼1999年1-3月的电费。3.满江红中心称唐苑酒家以现金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2个月租金合计20万元，但未举证证明。车陂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9日书面回复称满江红中心无任何证据佐证上述陈述，其从未收到上述款项。4.满江红中心在2019年3月25日书面解释称《1999年明细表2》中关于1999年龙口大楼项目的内容可证明其在1999年没有拖欠龙口大楼的租金。车陂有限公司则称《1999年明细表2》与《说明》的内容没有冲突。车陂有限公司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称发票1中注明的“（已付40万）”是指以满江红中心装修大胜工业区时交纳的装修押金40万元转为龙口大楼1999年的部分租金40万元（龙口大楼1999年一年的租金合计为100万元）；因此，龙口大楼1999年的未付租金余款60万元，加上龙口大楼1998年11、12月的欠租167000元，即等于发票1的款项767000元；其开具发票1只是为了做账之用，其实际没有收到发票1的款项767000元，该笔款项是在其应付给满江红中心的工程款中做相应抵扣。车陂有限公司为此提供以下证据：1.“广州市天河区东圃车陂经济发展公司”于1998年11月16日开具的收到满江红中心大胜工业区工程押金40万元的编号为0136465的《收款收据》（车陂有限公司已出示“第二联：收据”联原件）、《现金支出证明单》（已出示原件。显示：退回满江红中心工地建设押金40万元等内容。“收款人”栏显示“郭炳基”的手写签名）及车陂发展公司于1999年5月28日开具的收取满江红中心“暂收98年11月份起村容建设费”40万元的编号为0168415的发票[车陂有限公司已出示“第三联：收款单位记帐”联原件。右上角空白处还显示“由定金转租（大胜）”的手写内容]。车陂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日书面回复称其仅向满江红中心收取大胜工业区工程押金40万元；满江红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郭炳基于1999年5月28日签名确认收到其退还的工地建设押金40万元，同日，其以“暂收98年11月份起村容建设费”名义向满江红中心开具编号为0168415、金额为40万元的发票，即满江红中心将大胜工业区的工程押金40万元转为交纳龙口大楼的租金，故双方于1999年底结算时，其开具的发票1中注明“99年1-12月租金（已付40万）”，因此，不存在满江红中心所述的另一笔龙口大楼的定金40万元。满江红中心于2019年4月22日书面发表以下质证意见：编号为0136465的《收款收据》“第二联：收据”联原件是开给付款方的，不是记账联，应属于其所有，但却由车陂有限公司持有（车陂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9日书面解释称大胜工业区工程押金40万元转为龙口大楼租金后，其收回上述《收款收据》“第二联：收据”联原件），该笔款项当时由苏慧东收取现金；其以现金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共支付两笔40万元，一笔是龙口大楼的合同定金40万元，一笔是大胜工业区工地建设押金40万元；其于1999年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合计1161104.25元（即代缴电费161104.25元转为租金+龙口大楼的合同定金40万元+大胜工业区工程押金40万元+境×公司唐苑酒家两个月租金20万元）。2.唐苑酒家99年1-3月电费161104.25元的《电费收据》（车陂有限公司已出示“第一联：收入凭单”联原件）、1999年4月22日的《银行进帐单/银行送票回执》（已出示原件。显示：收款人为车陂村委会，用途为唐苑电费，款项来源为电费，金额为161104.25元等内容）及1999年4月30日的《收款凭证》（已出示原件。显示：摘要为锐田收唐苑1-3月电费161104.25元等内容）。车陂有限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称满江红中心提供的支票存根3的款项性质是唐苑酒家1999年1-3月的电费，满江红中心称车陂有限公司将款项金额窜改为167000元并填写于发票1中不属实。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笔款项是其代之前的场地使用人交纳的电费，应在其接收场地后抵扣相应租金。二、关于《说明》第2、3项款项各355168元。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收到玛×公司355168元的编号为0004802的发票[即发票2；满江红中心已出示“第二联：顾客报帐”联原件。发票2正面显示：项目、金额为“2000年租金（1月份）”（注：此处的“2000”存在涂改痕迹）355168元；背面显示：“付学校2000年1月份租金经手：谭琦22/1证明：陈琳元.22”等手写内容（注：此处的“2000”存在涂改痕迹）]。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收到玛×公司355168元的编号为0004803的发票[即发票3；满江红中心已出示“第二联：顾客报帐”联原件。发票3正面显示：项目、金额为“99年租金（12月份）”355168元。背面显示：“付学校99年12月租金经手：谭琦22/1证明：陈琳元.22”等手写内容]。满江红中心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发票2、发票3的款项各355168元均是次承租人玛×公司直接支付给车陂有限公司的；发票2、发票3背面的内容均可证明该两笔款项均是以转账方式支付的，谭琦、陈琳分别是玛×公司的会计人员和财务主任，其不存在欠付租金的行为。满江红中心在2017年11月7日庭询中称玛×公司当时以一张金额为710336元的支票一并支付该两笔款项，款项性质为大胜工业区2000年1月租金；《康元报告》附表2-1的相应内容（注：《康元报告》附表2-1《1999年租金收款明细》中包括：银行进账日期为1999年12月28日、金额为710336元，付款单位为“玛×女子中学”，付款方式为“无进账单，对账单未反映”等内容）可予证明。满江红中心无其他证据证明玛×公司实际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该笔款项。车陂有限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对发票2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发票2正面的项目栏存在改动，背面的内容不是其备注的，其持有的发票2存根正面的项目栏的内容为“99年租金”且没有注明月份；根据双方的约定，其将物业出租给满江红中心，满江红中心再转租给玛×公司，应满江红中心的要求，其直接向玛×公司开具租金发票；其将发票2交付给玛×公司后，玛×公司如何在发票2背面做备注，其并不清楚；发票2的开具只是为了冲账，其没有实际收到该笔款项。车陂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上述陈述，出示了发票2“第三联：收款单位记帐”联原件（发票2正面显示：项目、金额为“99年租金”355168元，背面显示“梁×强”“苏×东”“苏×施”三个印章）。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坚持其上述意见。车陂有限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对发票3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发票3正面、背面内容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发票3的开具只是为了冲账，其没有实际收到该笔款项。车陂有限公司出示了发票3“第三联：收款单位记帐”联原件，发票3正面显示：项目、金额为“99年租金”355168元，背面显示“梁×强”“苏×东”“苏×施”三个印章。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坚持其上述意见。三、关于《说明》第4项款项594764.08元。“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收到玛×公司99年村容建设费594764.08元的编号为0136017的《收款收据》（即收据1；满江红中心已出示“第二联：收据”联原件）。满江红中心在第一次庭审中称玛×公司直接将该笔款项支付给车陂有限公司，车陂有限公司收到该笔款项后开具收据1给玛×公司，满江红中心不存在欠付租金的行为；在2017年11月7日庭询中称该笔款项是玛×公司代为支付的，满江红中心无法提供该笔款项的支付凭证，但从《康元报告》附表2-1的相应内容（注：《康元报告》附表2-1《1999年租金收款明细》中包括：银行进账日期为1999年12月28日，金额为594764.08元，付款单位为“玛×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支票，备注为进车陂村委账等内容）可知该笔款项是以支票方式支付；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称其不清楚玛×公司以何种方式支付该笔款项，《1999年明细表1》序号5的内容可证明其已支付该笔款项；在2019年3月25日书面解释称《大公答复函》附表三《29号案车陂公司、满江红收付款项资料核对相符明细表》中大胜工业区项目序号18显示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16日银收594764.08元，但收据1的开具时间是1999年12月28日，说明车陂有限公司是银收后再开具收据1。车陂有限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其开具收据1只是为了冲账，其没有实际收到该笔款项；在2017年11月7日庭询中称《康元报告》附表2-1中显示金额为594764.08元的款项的付款方式为支票是因为其以支票方式将该笔款项汇入车陂联社的账号，车陂联社通过银行收到该笔款项后才向玛×公司开具收据1，该笔款项属于其与车陂联社之间的内部走账。车陂有限公司还于2017年11月9日书面解释及于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解释称：满江红中心拖欠租金，其以工程款抵扣租金，由于内部关系上大胜资产挂在车陂联社名下，外部关系上其与满江红中心抵扣工程款之后，在内部关系上视为车陂联社已收到租金，因此，车陂联社开具收据1、收据2；车陂联社需要将收据1、收据2两笔款项划至车陂村委会名下，因当时车陂村委会需向车陂联社下拨款项，因此，车陂联社在财务处理上将收据1、收据2的两笔款项合计984651.51元（即594764.08元+389887.43元）与车陂村委会下拨的款项984651.51元进行对冲，即在财务处理上以银收转账反映对冲，但实际上银行没有进账、转账记录[车陂有限公司为此提供了“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的收到村委下拨款984651.51元的编号为0136134的《收款收据》（已出示“第三联：记帐”联原件）予以证明。满江红中心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表示上述《收款收据》属于车陂有限公司及其他主体的内部走账，即使有原件，其既不清楚也不确认真实性]；《康元报告》附表2-1《1999年租金收款明细》中金额为594764.08元的款项显示付款方式为支票是因为审计时审计人员与车陂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充分沟通而写错。车陂有限公司出示了收据1“第一联：存根”联原件，其中的手写内容与满江红中心出示的收据1“第二联：收据”联的手写内容一致。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坚持其上述意见。四、关于《说明》第5项款项389887.43元。“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收到满江红中心（瀛富）“99年10月25日-12月份村容建设费”389887.43元的编号为0136018的《收款收据》（即收据2；满江红中心已出示“第二联：收据”联原件）。满江红中心在2017年11月7日庭询中称收据2的款项的实际性质是瀛富市场1999年10月25日至1999年12月的租金，车陂有限公司为了避税才在收据2中将该笔款项的性质写为“99年10月25日-12月份村容建设费”，该笔款项是瀛富市场的租户（共两三户）直接将几张支票交给车陂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苏慧东，因此，其无法提供支票存根，对应《大公答复函》附表一《28号案车陂公司、满江红收付款项资料核对相符明细表》中的瀛富项目序号2的内容；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称其收取瀛富市场的租户的租金后，以现金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款项合计408234.63元，该笔款项减去收据2的村容建设费389887.43元之后的余款为18347.2元，上述两笔款项对应《1999年明细表1》序号7的内容；在2019年3月25日书面解释称《康元报告》附表2-1《1999年租金收款明细》中显示金额为389887.43元的款项是通过支票方式进入车陂村委会的账户，《康元报告》附表4-1《1999年向满江红开票明细》的相应内容也可予证明，《大公答复函》附表一《28号案车陂公司、满江红收付款项资料核对相符明细表》中瀛富项目序号2显示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16日银收389887.43元，但收据2的开具时间是1999年12月28日，说明车陂有限公司是银收后再开具收据2。车陂有限公司在2017年11月7日庭询中确认收据2的款项的实际性质是瀛富市场1999年10月25日至1999年12月的租金，但称其没有实际收到收据2的款项，其以工程款抵扣上述租金后，与车陂联社进行内部走账，由其将该笔款项转账支付给车陂联社；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称《1999年明细表1》序号7的款项金额为408234.63元，其分别开具了收据2（即以工程款抵扣、其没有实际收款的389887.43元）和另一张收据（即《1999年明细表1》序号7中编号为136023的收据，因为满江红中心当时交纳了一笔金额为18347.2元的现金）。车陂有限公司出示了收据2“第一联：存根”联原件，其中的手写内容与满江红中心出示的收据2“第二联：收据”联的手写内容一致。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坚持其上述意见。五、关于《说明》第6项款项250000元。“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收到满江红中心“游泳池代垫款”250000元的编号为0136133的《收款收据》（即收据3；满江红中心已出示“第二联：收据”联原件）。满江红中心在2017年11月7日庭询中称其以支票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游泳池代垫款250000元；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称其已以支票方式支付游泳池的工程款合计302347元，如果车陂有限公司也曾向马×棠付款，则属于马×棠重复收款，车陂有限公司不应在应付工程款中重复抵扣收据3的款项。满江红中心还于2019年3月25日书面解释称《康元报告》附表7-1《满江红公司99-04年交车陂公司租金对数数据表》和附表7-2《1999-2004年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与满江红对数差异—非租金收入及票据不符类》显示该笔250000元的款项，满江红中心提供的数据与车陂有限公司不相符，差异原因为“此收据为游泳池代垫款，非租金收入”，说明满江红中心确实已支付该笔款项，但该笔款项当时未纳入租金范畴，属于未处理过的款项；《大公答复函》附表三《29号案车陂公司、满江红收付款项资料核对相符明细表》中大胜工业区项目序号21显示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8日银收250000元，但收据3的开具时间是1999年12月28日，说明车陂有限公司是银收后再开具收据3。满江红中心为此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中国银行支票存根》（共3张；均已出示原件。编号为03991272、出票日期为1999年6月24日、金额为80000元、用途为玛×游泳池工程款的支票存根的“收款人”栏显示“马×棠”的手写签名；编号为03991293、出票日期为1999年7月15日、金额为22347元、用途为游泳池工程款的支票存根的“收款人”栏显示“马×棠”的手写签名；出票日期为1999年11月25日、收款人为“车陂公司”、金额为200000元、用途为玛×中学的支票存根1显示“苏惠施”的手写签名，满江红中心称该支票中的用途为玛×中学即指玛×中学的游泳池款）和满江红中心的《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对帐单》（共3张；均已出示原件。日期为1999年6月28日的对帐单显示当日提入80000元；日期为1999年7月19日的对帐单显示当日提入22347元；日期为1999年11月29日的对帐单显示当日提入的3笔款项其中1笔的金额为200000元）。满江红中心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称从上述对帐单可知上述3张支票存根的款项均已由中国银行完成转账。车陂有限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游泳池的造价为352800元，上述收款人均显示为马×棠的2张支票存根中的款项即满江红中心支付给马×棠的款项合计为102347元（即80000元+22347元），加上收据3的款项250000元，合计为352347元，与满江红中心在《女子学校费用》中关于游泳池的报价352800元相当；至于收款人显示为“车陂公司”的支票存根1，该笔款项的性质并非游泳池的工程款，1999年11月29日的对帐单的进账对应支票存根1的款项，其性质是大胜工业区玛×中学的租金。车陂有限公司出示了收据3“第三联：记帐”联原件，其中的手写内容与满江红中心出示的收据3“第二联：收据”联的手写内容一致。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坚持其上述意见。车陂有限公司在2017年11月7日庭询中称马×棠是游泳池的实际施工人，马×棠于1999年3月8日告知车陂联社称满江红中心没有向其支付游泳池工程款，车陂联社遂代满江红中心向马×棠支付游泳池的工程款余款250000元；车陂联社代垫的上述工程款250000元应用于抵扣车陂有限公司应付满江红中心的工程款。车陂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9日书面回复称满江红中心提供的支票存根1的款项200000元对应其开具的《1999年明细表1》序号3中编号为8049447（99000元）、8049446（99000元）、8049444（其中的2000元）的发票，该款项的性质为“玛×-大胜”的租金，并非满江红中心归还游泳池代垫款。车陂有限公司为此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编号为052××61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存根》已出示原件。显示：出票日期为1999年3月8日，金额为250000元、用途为“代满江红付玛×中学款”，“收款人”栏显示“马×棠”的手写签名等内容）和“广州市天河区车陂经济发展公司建筑工程队”于1999年3月8日开具的“预收车陂发展公司代满江红公司玛×中学游泳池工程款”250000元的《收款收据》（已出示原件。“经手”栏显示“马×棠”的手写签名）。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车陂有限公司先代其向马×棠支付游泳池工程款250000元后，已向其收回游泳池的工程款30余万元。2.均于1999年11月17日开具的向玛×公司分别收取租金99000元、99000元、99000元的编号分别为4501-80×××44、4501-80×××46、4501-80×××47的发票（共3张；均已出示“第三联：收款单位记帐”联原件。其中编号为4501-80×××47的发票右上角还显示“注：因变动，其中200000元入玛×学校款99185504元入中南市场款”的手写内容）和向玛×公司收取租金88504元的编号为4501-8049448的发票（已出示“第三联：收款单位记帐”联原件）。车陂有限公司在2019年4月15日庭询中称满江红中心提供的支票存根1的款项200000元的性质是满江红中心支付的玛×中学1999年8、9月的租金，支票存根2的款项170336元和满江红中心另行支付的现金15168元的性质是满江红中心支付的瀛富市场1999年11月的租金，其提供的上述4张发票对应上述两笔款项合计385504元，即是《1999年明细表1》序号3的各笔款项。满江红中心于2019年4月22日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如下：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1999年明细表1》序号3中备注为“玛×-大胜”的款项合计200000元，确认是其建设玛×学校游泳池所支付的200000元，与支票存根1的金额一致，但车陂有限公司称上述200000元的性质是玛×中学1999年8、9月的租金是错误的，因双方于1999年9月16日签订的《补充合同》约定玛×学校的每月租金为34万元（车陂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9日书面回复称满江红中心所述上述《补充合同》主要涉及大胜工业区2000年之后的事宜，而本案所涉租金、工程款争议范围仅限于2000年之前）；《1999年明细表1》没有记录其于1999年11月25日支付给车陂有限公司的租金170336元和15168元的去向，至于车陂有限公司提及的现金15168元，是其于2000年5月10日支付的[满江红中心为此提供了“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于2000年5月10日开具的收到满江红中心（唐苑）村容建设费15168元的《收款收据》（已出示“第二联：收据”联原件）予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对上述《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从《康元报告》的相应内容可证明该笔款项属于满江红中心交纳的唐苑酒家2000年5月的村容建设费，并非同一笔款项]。六、关于《说明》第7项款项212385.8元。“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于1999年开具收到满江红中心付来“中南拆迁补偿款”212385.8元的编号为0136131的《收款收据》（即收据4；满江红中心已出示“第二联：收据”联原件）。满江红中心在第一次庭审中称收据4的款项是其为了向车陂有限公司承租瀛富市场而代为垫付的瀛富市场的被拆迁人补偿款，其于1999年以现金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该笔款项；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其以支票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收据4中的部分款项170336元，收据4的款项212385.8元与170336元的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在2017年11月7日庭询中称其刚进场时以支票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瀛富市场的拆迁款170336元，收据4的款项212385.8元与上述拆迁款170336元的差额是瀛富市场的租户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的租金；在2017年11月9日的书面意见中称收据4的款项是一个独立的结算数据，其已无法找到具体转账票据，因为该款项是使用瀛富市场的租户的支票转账给车陂有限公司的，收款人是车陂有限公司的会计人员苏慧东，此外，其还支付了114696元（独立结算数据）（注：满江红中心为此提供了“广州市天河区东圃车陂经济发展公司”于1999年11月25日开具的收到满江红中心交来管理费114696元的《收款收据》“第二联：收据”联复印件等证据，但后来以该部分证据不是《说明》中对应的款项为由撤回该部分证据），即其支付中南拆迁补偿款合计497417.8元（即212385.8元+170336元+114696元），《康元报告》附表2-1中的相应内容（注：《康元报告》附表2-1《1999年租金收款明细》中没有包括金额为212385.8元或114696元的进账，但包含一笔银行进账时间为1999年11月29日、金额为170336元、付款单位为“满江红”、付款方式为支票的进账）和附表7-1中的相应内容[注：《康元报告》附表7-1《满江红公司99-04年交车陂公司租金对数数据表》中包括：年份、月份为1999年8月，金额为212385元，票据号码为0136131（即收据4），收款单位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与车陂公司是否相符为“否”，差异原因为“此收据为中南拆迁补偿款，非租金收入”；年份、月份为1999年11月，金额为114696元，票据号码为0137359，收款单位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与车陂公司是否相符为“否”，差异原因为“此收据为收取替满江红代开发票所缴纳税金的管理费，非租金收入”等内容]可证明车陂有限公司自认收到上述三笔款项；在2019年3月25日庭询中称瀛富市场的租户向其支付租金，其收取租金后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车陂有限公司。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供了支票存根2（已出示原件。显示：出票日期为1999年11月25日，收款人为“车陂公司”，金额为170336元，用途为“中南”，其上还显示“苏惠施”的手写签名）和满江红中心的《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对帐单》（已出示原件。日期为1999年11月29日的对帐单显示当日提入的3笔款项其中1笔的金额为170336元）。车陂有限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支票存根2对应的款项虽是上述对帐单中的款项，但款项性质是瀛富市场1999年11月的租金，支票存根2的款项并非收据4的款项；于2017年11月9日书面答复称支票存根2的款项是其收取瀛富市场（即原中南市场）1999年11月的租金，与其代垫的中南拆迁补偿款无关。车陂有限公司出示了收据4“第三联：记帐”联原件，其中的手写内容与满江红中心出示的收据4“第二联：收据”联的手写内容一致。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坚持其上述意见。车陂有限公司认为本案纠纷实际仍为租赁合同纠纷；满江红中心在本案中提供的多为发票和收据，无法提供实际支付发票和收据项下款项的支票存根或银行转账记录，且金额多是拼凑而成的。车陂有限公司为了证明满江红中心已不是大胜工业区项目的租赁合同相对方、丧失以大胜工业区租赁合同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的问题，还提供了以下证据：一、由作为甲方的满江红中心和作为乙方的广州市鑫昱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昱隆公司）及作为丙方的郭炳基于2014年4月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未能出示原件。约定：鉴于：……2.甲方与车陂有限公司在2007年至2011年12月期间，因大胜工业区经营使用期间租金缴纳事宜等纠纷发生诉讼，并于2011年12月15日取得广东高院145、146号调解书，确认了甲方拖欠车陂有限公司租金的数额……8.……将甲方从车陂有限公司取得的大胜工业区……至2054年的承租使用权和全部权利及需偿还车陂有限公司租金的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由乙方代替甲方向车陂有限公司履行甲方与车陂有限公司分别于1998年11月11日、1999年5月16日签订的《合同书》及其补充合同及145、146号调解书中与大胜工业区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二、作为甲方的车陂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的满江红中心、作为丙方的鑫昱隆公司、作为丁方的广州力合宏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大胜）》（已出示原件。约定：……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大胜工业区、大胜小区租赁合同及145、146号调解书项下大胜工业区、大胜小区偿还欠租及租赁经营权概括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三方确认，乙方在大胜工业区、大胜小区租赁合同项下拖欠租金及借款共计数额为：……2.2007年1月1日以前：……实际欠租为12334477.84元；……丙方愿意偿还上述乙方所拖欠甲方的款项，甲方表示同意……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确认乙方对大胜工业区、大胜小区的租赁权利义务概括转移至丙方等条款）。满江红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显示车陂发展公司和满江红中心于1999年5月30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是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即1998年11月11日签订的《合同书》）的补充协议，其中关于车陂发展公司向满江红中心返还满江红中心出资兴建塑胶跑道、游泳池、运动场及其所有设施等费用共4625483元的相关约定合法有效。由于车陂有限公司已概括承受车陂发展公司签订的相关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权利义务，上述约定对车陂有限公司和满江红中心均有约束力。车陂有限公司以约定的其应向满江红中心返还的大胜工业区玛×女子学校的部分出资款合计2924373.31元（即4625483元-已付的1701109.69元）抵扣其认为满江红中心拖欠的租金等款项，满江红中心则以车陂有限公司上述行为构成重复收取租金等款项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从查明的事实看，满江红中心于1999年12月26日开具收到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的满江红中心垫付女子学校体育设施、校区装修、水电工程及绿化种植等共计4625483元的《收据》，此后，车陂有限公司向满江红中心交付出票日期为1999年12月29日、金额为1701109.69元、用途为玛×学校各项款的支票存根，由此可知，满江红中心开具上述《收据》的时间在前、收到上述支票的时间在后，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满江红中心认可上述抵扣情况。至于车陂有限公司提供的《转让协议书》和《协议书（大胜）》，其中涉及的满江红中心概括转让给案外人的权利、义务并不包括车陂有限公司应返还给满江红中心的出资款4625483元及满江红中心在2007年1月1日前已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的租金等款项。综上，满江红中心如果认为车陂有限公司上述以应返还的出资款抵扣租金等款项的行为构成重复收取租金等款项，则有权向车陂有限公司提出异议并要求返还被用于重复抵扣部分相对应的出资款，因此，满江红中心享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本案诉讼是依据上述《合同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提起的，因此，本案属于租赁合同纠纷。满江红中心应承担举证证明车陂有限公司重复收取《说明》第1-7项的款项的义务。由于《说明》第1-7项所涉的发票、收据是车陂有限公司等主体因以车陂有限公司应向满江红中心返还的大胜工业区玛×女子学校的部分出资款抵扣其认为满江红中心拖欠的租金等款项而开具的，因此，满江红中心不能仅凭上述发票、收据证明其已支付发票、收据载明的相关款项。一、关于《说明》第1项款项767000元是否重复收取的问题。该笔款项对应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的发票1。满江红中心对于发票1的款项支付情况曾作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发票1包含两个收费项目，其一是“98年11-12月租金”167000元，结合《1999年明细表2》的内容可知该笔款项即是满江红中心欠付的龙口大楼1998年的租金。满江红中心已提供证据证明润×公司于1999年4月21日以中国银行支票方式（即对应支票存根3）支付“电费161104.25元”，并称由于该笔电费不应由其承担、其与车陂有限公司已协商将该笔款项转为1998年11、12月的租金，但车陂有限公司将该笔款项的金额由161104.25元窜改为167000元。车陂有限公司则举证证明润×公司支付的上述电费161104.25元的对应收款凭证为收取唐苑酒家99年1-3月电费161104.25元的《电费收据》，证明其没有窜改金额。对此，本院认为，满江红中心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显示其委托润×公司向车陂村委会支付电费161104.25元，且支票存根3亦显示用途为电费，车陂有限公司亦举证证明该笔款项对应的《电费收据》，因此，在满江红中心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车陂有限公司已协商一致约定将润×公司支付的上述电费转为满江红中心欠付的龙口大楼1998年的租金的情况下，本院对满江红中心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并据此认定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重复收取龙口大楼“98年11-12月租金”167000元。发票1的另一个收费项目是“99年1-12月租金（已付40万）600000元”，双方对于龙口大楼1999年应付租金为1000000元均没有异议，但关于该1000000元的支付情况问题，双方作出不一致的解释，满江红中心一开始称上述600000元中的400000元是其在双方于1998年2月26日签订龙口大楼《合同书》时支付的定金400000元转付的，后变更陈述称上述定金400000元转为“已付（40万）”、其在装修大胜工业区时交纳的装修押金400000元转为上述600000元中的租金400000元。车陂有限公司则称其仅收取大胜工业区的工程押金400000元，从未收取龙口大楼的合同定金4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满江红中心虽提供了显示由车陂发展公司于1999年3月21日开具的收到满江红中心龙口大楼合同定金400000元的《收条》，但车陂有限公司对《收条》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结合双方于1998年2月26日签订的龙口大楼的《合同书》关于定金的约定即“（六）定金：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天内，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定金/元，定金至合同期满无息返还给乙方（以收据为准）”可知上述《合同书》没有约定满江红中心须交纳定金，从28号判决书、29号判决书认定双方的部分合同是事后在盖有车陂发展公司印章的空白纸上伪造内容的情况和145、146号调解书关于“八、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除本协议中所确认执行的租赁合同外，双方此前签署或出示过的其他关于本案租赁事宜的一切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协议、补充协议、说明、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均予作废。任何一方不得以本调解协议签订前的任何文件作为主张权利及认定对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依据……”的内容可知双方的相关文件因上述原因已作废，且《康元报告》显示1999年车陂有限公司仅收到一笔金额为400000元的款项（即于1999年5月收到满江红中心400000元，付款方式为以前定金转租金、附件编号为7601-0168415，附件内容为“收99年1月份起村容建设费”等），《大公意见书》《大公答复函》亦显示车陂有限公司在1999年仅收到一笔金额为400000元的款项[即于1999年5月28日收到的村容建设费400000元，发票（收据）号码为7601-0168415，备注为“由大胜工业区工程定金转龙口大楼租金”等]，同时，车陂有限公司提供的前述证据亦反映了其于1998年11月16日向满江红中心收取的大胜工业区工程押金400000元先于1999年5月28日转为“暂收98年11月份起村容建设费”再于1999年12月28日后转为龙口大楼的“（已付40万）”租金，综上，本院采信车陂有限公司关于其仅收到大胜工业区工程押金400000元、从未收取龙口大楼定金400000元及发票1中的“已付（40万）”即是以大胜工业区工程押金400000元转付的款项的陈述。满江红中心对于一开始陈述的付款情况中的其以现金方式直接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第三笔款项205895.75元以及之后变更陈述的唐苑酒家以现金方式支付第二笔款项即2个月租金合计200000元均未能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定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重复收取龙口大楼1998年11-12月租金167000元和1999年的租金1000000元。综上，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重复收取发票1的款项。二、关于《说明》第2、3项款项各355168元是否重复收取的问题。该两笔款项对应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28日分别开具的发票2、发票3。满江红中心出示了发票2、发票3的“第二联：顾客报帐”联原件，车陂有限公司则出示了发票2、发票3的“第三联：收款单位记帐”联原件。按照常理，编号相同的发票的不同联内容应是一致的，但经核对，满江红中心出示的发票2第二联原件正面的“项目”栏中的“2000”存在涂改痕迹且包括“（1月份）”的内容，而车陂有限公司出示的第三联原件正面的“项目”栏的内容仅为“99年租金”；至于双方各自出示的发票3原件，经比对可知，满江红中心出示的发票3正面的“项目”栏比车陂有限公司出示的发票3正面的“项目”栏多了“（12月份）”的手写内容。由于满江红中心出示的发票2、发票3存在涂改及增加内容，且满江红中心未能举证证明涂改和增加内容是车陂有限公司作出的或是经车陂有限公司同意而作出的，本院不采纳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并按照日常生活经验采纳车陂有限公司出示的发票2、发票3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满江红中心一开始称从其出示的发票2、发票3背面的内容可知玛×公司是以转账方式支付该两笔款项，之后变更陈述称玛×公司当时以一张金额为710336元的支票一并支付该两笔款项，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而满江红中心所述的《康元报告》附表2-1《1999年租金收款明细》中银行进账日期为1999年12月28日、金额为710336元、付款单位为玛×女子中学、付款方式为“无进账单，对账单未反映”的内容，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是以支票方式支付的，且《康元报告》显示车陂有限公司在1999年12月28日已开具金额均为355168元的发票共2张（即发票2、发票3），该2张发票的总金额合计为710336元，与上述金额为710336元的进账相一致，可认定为同一笔款项，因此，本院对满江红中心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并据此认定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重复收取发票2、发票3的款项。三、关于《说明》第4项款项594764.08元是否重复收取的问题。该笔款项对应“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的收据1。满江红中心称玛×公司直接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该笔款项，从《康元报告》附表2-1《1999年租金收款明细》中银行进账日期为1999年12月28日、金额为594764.08元、付款单位为“玛×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支票、备注为进车陂村委账的内容可知该笔款项是以支票方式支付的，从《大公答复函》附表三《29号案车陂公司、满江红收付款项资料核对相符明细表》中大胜工业区项目序号18显示车陂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16日银收594764.08元，但收据1的开具时间是1999年12月28日，说明车陂有限公司是银收后再开具收据1。车陂有限公司则作出前述关于该笔款项实际上是车陂村委会和车陂联社之间的内部走账等解释并提供了前述“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开具的收到村委下拨款984651.51元的编号为0136134的《收款收据》予以证明。考虑到满江红中心未能举证证明玛×公司曾直接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该笔款项，而《康元报告》和《大公意见书》《大公答复函》关于该笔款项的记载实际即是反映收据1的内容，均未显示车陂有限公司、车陂村委会或车陂联社曾于1999年收取两笔金额为594764.08元的款项，因此，本院认定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重复收取收据1的款项。四、关于《说明》第5项款项389887.43元是否重复收取的问题。该笔款项对应“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的收据2，且双方均确认该笔款项的实际性质是瀛富市场1999年10月25日至1999年12月的租金。满江红中心一开始称该笔款项是瀛富市场的租户（共两三户）直接将几张支票交给车陂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苏慧东，此后变更陈述称其向瀛富市场的租户收取租金后以现金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款项合计408234.63元。本院认为，满江红中心未能举证证明其上述陈述，而《康元报告》和《大公意见书》《大公答复函》关于金额为389887.43元的款项的记载实际即是反映收据2的内容，均未显示车陂有限公司、车陂村委会或车陂联社曾于1999年收取两笔金额为389887.43元的款项，因此，本院认定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重复收取收据2的款项。五、关于《说明》第6项款项250000元是否重复收取的问题。该笔款项对应“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于1999年12月28日开具的收据3。满江红中心称其已以支票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游泳池代垫款250000元，并提供了出票日期为1999年11月25日、金额为200000元的支票存根1和相应的提入日期为1999年11月29日的《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对帐单》予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则称满江红中心所述上述金额为200000元的款项的性质是“玛×-大胜”的租金，并提供了其于1999年3月8日代满江红中心向马×棠支付玛×中学游泳池工程款250000元的证据及编号分别为8049447（99000元）、8049446（99000元）、8049444（其中的2000元）的发票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满江红中心虽提供上述证据证明其以支票方式支付收据3的款项中的200000元，但未举证证明余款50000元的支付方式；而车陂有限公司提供的上述三张发票对应《大公意见书》附表三《无异议明细表》中的1999年序号3-5的发票，序号3-5“备注”栏的内容均为“对应满江红中心提供证据支票存根03991347号，20万元。其中9444号发票为99000.00元，同支付给瀛富的97000元开在一张发票上”，且《康元报告》和《大公意见书》《大公答复函》关于该笔款项的记载实际即是反映收据3的内容，均未显示车陂有限公司、车陂村委会或车陂联社曾于1999年收取两笔金额为250000元的款项，因此，本院认定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重复收取收据3的款项。六、关于《说明》第7项款项212385.8元是否重复收取的问题。该笔款项对应“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于1999年开具的收据4。满江红中心一开始称其为了承租瀛富市场而于1999年以现金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瀛富市场中的被拆迁人的补偿款即收据4的款项，此后变更陈述称其以支票方式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收据4的部分款项170336元（已提供支票存根2等证据予以证明）及以现金方式支付收据4的款项212385.8元与170336元的差额部分，此后又变更陈述称该差额部分是瀛富市场的租户向车陂有限公司支付的租金，之后再次变更陈述称收据4的款项是使用瀛富市场的租户的支票转账给车陂有限公司的，最后又称瀛富市场的租户向其支付租金、其收取租金后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车陂有限公司。车陂有限公司则称满江红中心所述的支票存根2的170336元的性质是瀛富市场1999年11月的租金。本院认为，满江红中心对收据4的款项的支付情况的陈述存在多次变更，且除了提供支票存根2等证据用于证明其于1999年11月29日支付金额为170336元的款项外，对其他陈述未能举证证明。《康元报告》附表2-1《1999年租金收款明细》中关于1999年11月29日以支票方式分别进账200000元（付款单位为“玛×女子中学”）、170336元（付款单位为“满江红”）的内容与满江红中心提供的支票存根1、支票存根2及相应的《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对帐单》反映的内容一致，亦与《1999年明细表1》序号3的相应内容一致。车陂有限公司解释称其开具的《1999年明细表1》序号3的四张发票合计385504元与上述款项370336元（即200000元+170336元）的差额15168元是满江红中心于1999年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满江红中心对此不予认可，但其提供的“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开具的收到满江红中心（唐苑）村容建设费15163元的《收款收据》的开具时间是2000年5月10日，即该笔款项并非1999年收取的，因此，本院对满江红中心的陈述不予采信。车陂有限公司的相关解释合理，本院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重复收取收据4的款项。另，从28号案、29号案的裁判结果和145、146号案的调解结果可知，双方当时已对满江红中心截止至2006年12月31日的已付租金等款项的情况进行审计（包括当事人自行委托审计和广州中院委托审计），但审计结果亦未显示车陂有限公司在1999年存在重复收取相关租金等款项的行为，且145、146号案调解确认的满江红中心欠付租金本金金额（无论是双方自认的欠付租金金额，还是车陂有限公司作出让步后确定的满江红中心应付的欠付租金金额）比28号判决书、29号判决书支持的欠付租金本金金额更高。综上，满江红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陂有限公司重复收取《说明》第1-7项的款项，本院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天河满江红商务活动中心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1820元，由原告广州市天河满江红商务活动中心负担。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晓琼审 判 员  周玺舜人民陪审员  伍建红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罗小玲书记员李思婷何靖文梁炎梅            本判决书于2019年  月  日送达（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