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寻乌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734民初303号原告：刘兰昕，女，197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媛婷，江西神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何添贵，男，197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业农，住江西省寻乌县。法定代理人：刘某（系何添贵之妻），1975年1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西省寻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键文，江西明理（赣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兰昕与被告何添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因案情较为复杂、当事人争议大，于2019年5月20日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兰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媛婷，被告何添贵的法定代理人刘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键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兰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35.8万元，并从2016年1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11日，被告称其公司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35.8万元，并由被告写了一张借条给予原告执存，当时双方口头约定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被告向原告借款后，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息，但是被告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因而成讼。被告何添贵辩称，借款不是事实。1、借条上“何添贵”并不是被告本人所签。如果借条签字确实是何添贵书写的，该借款是对刘兰昕陆续出资总额的确定，并不是实际借款；2、刘兰昕与何添贵存在多个合作关系，财务都是由刘兰昕管理，在合作期间内，何添贵签署了很多财务报账的签字，也签署了很多借款条，而财务上的这些借款条实际上是合伙事务的开支及出资，以借款条的方式记账、出账，而且账目中的所有借据、借条格式都是一致的。3、借款主文不可能由出借人书写，出借人保留借条后，会出现出借人对借条进行修改的风险，不符合常理。4、当时被告没有如此大额的资金需求；5、原、被告刚认识不久，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借款135.8万元，不符合常理；6、135.8万元的借贷不通过银行转账，而以现金支付形式交付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7、原告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其在当天有过取现情况，没有证据证明钱是如何交付的；8、2016年1月11日当天及其后，何添贵的银行账户并无大额现金存入；9、原告诉称2015年12月16日签订了山林田地转让合同，被告并不知情；10、假如《山林田地转让合同》是真实存在的，《山林田地转让合同》比《合伙协议书》对刘兰昕更有利。且根据《山林田地转让合同》的约定，在签订合同时支付125万元，在2016年1月11日支付135万元。在第一笔没有支付的情形下，直接履行第二笔款，不符合常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何添贵于2013年冬陆续与吉潭镇籁地村鹿冲村小组的农户订立山林合同4份、田地合同17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并以“寻乌县新兴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兴公司）的名义经营管理。该公司是何添贵于2014年12月注册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12月16日，被告何添贵（甲方）与原告刘兰昕（乙方）签订了《寻乌县吉潭镇籁地村鹿冲村小组山林田地转让合同》（下称转让合同）。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寻乌县吉潭镇籁地村鹿冲村小组山林田地转让给乙方（即何添贵将新兴公司整体转让给刘兰昕），转让金260万元；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之日付125万元，2016年1月11日付135万元。原告称：因该山林存在敏感性股东纠纷，签订合同之日没有支付125万元；又因解决纠纷有现金需要，原告于2016年1月11日以借款的形式付给被告135.8万元。原告诉称山林存在敏感性股东纠纷，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而被告否认山林存在股东纠纷，股东陈跃荣及负责承租案涉山林田地的经办人谢其芬也证实该山林不存在“敏感性股东纠纷”，故本院对原告诉称的股东纠纷不予采信。被告否认与原告签订过转让合同，对该抗辩意见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2016年1月11日，刘兰昕在农商银行取现135万元。同日，何添贵向刘兰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兹借到刘兰昕现金用于公司周转。计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捌千零佰零拾零元零角零分￥13580000.00此据经手人：何添贵2016年1月11日”。借条中除“何添贵”是何添贵本人亲笔所写外，其余内容如：出借人、付款方式、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均系原告自己书写（何添贵是初中文化程度，有书写借条的能力）。借条没有写明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内容。2016年1月19日，被告何添贵与原告刘兰昕、案外人陈跃荣签订《合伙协议书》。合伙协议所涉山林田地与新兴公司的山林田地完全相同。合伙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经营“寻乌县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投资400万元，何添贵占51%出资204万元、刘兰昕占36%出资144万元、陈跃荣占13%出资52万元（陈跃荣将其享有的13%股份转给了刘兰昕，公司股份相应变成何添贵占51%出资204万元、刘兰昕占49%出资196万元）。何添贵以其前期投资估价280万元作为其实际出资，除去约定出资204万元，应收回76万元；刘兰昕、陈跃荣均以现金方式（个人借贷或个人筹措）进入公司账户出资。刘兰昕分次将何添贵应收回的76万元以转账方式付给何添贵的妻子刘某，何添贵于2016年2月1日出具了相应金额的收条交原告执存。截止2018年2月，刘兰昕提交单据证明其在经营过程中投入了1358666.53元(其中含付给何添贵的76万元)，何添贵和陈跃荣均未出资。原告自认借款135.8万元因转让合同而产生，当时付款的真实意图是转让山林田地，受让山林经营使用权；后来由于纠纷一直未处理好，山林权证没有过户给原告（转让合同对此并无约定），转让合同自始至终没有履行，才依双方约定将此合同转让价款135.8万元作为借款并按2%的月利率计算利息。原告对原合同转让价款135.8万元经双方约定作为借款的陈述，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对原合同转让价款135.8万元何时转化为借款的问题，原告陈述前后不一致：有时称在2016年1月19日签订合伙协议后即作为借款；有时称“前面没有商量，后面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作为山林款我就不同意了，我不要他的山林了，我要作为借款向我还本付息”；有时又称“前面以为会抵我的投资款没（有向被告）催（过借款本息）”。庭审中，刘兰昕还称被告之所以同意其合伙出资可在公司需要资金投入时支付，是“因为其已通过借款方式预付了135.8万元”。刘兰昕在其2016年1月25日查询打印的农商银行简易明细中对“2016年1月11日取现135万元”部分特意划线注明“投资吉潭山林、有条”。由此可见，原告对双方讼争的135.8万元的款项性质，在2016年1月25日前仍然认可属山林投资款；之后亦无证据证明已转化为借款。另查明，被告何添贵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有价值较大的多处房产、几辆汽车；从2015年至今有比较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无不良征信记录。除2016年12月向银行申请了“产业扶贫信贷通”贷款98万元（实为寻乌县两岸圆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而非其个人贷款）和2017年4月因按揭方式购买商铺贷款24万元外，无其他未还清的银行贷款。还查明：2016年1月，被告何添贵与原告刘兰昕、案外人陈跃荣三个合伙人注册成立的“寻乌县鑫禄湖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合伙人共同经营的“寻乌县新兴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经营范围、股东等均相同，则两个公司共有一个经济实体。2016年8月，被告何添贵与原告刘兰昕等人又注册成立了“寻乌县两岸圆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何添贵占30%实际出资45万元、刘兰昕占40%实际出资60万元、其他股东占30%实际出资45万元。公司账务均由原告刘兰昕负责管理。原、被告经济交往频繁，仅在2016年3月16日至12月30日期间，刘兰昕向何添贵多次转账汇款且金额累计近100万元。又查明，原告刘兰昕在合伙过程中常以借款形式出资。情形如同公司具体事务管理人谢其芬的借条：兹借到刘兰昕人民币××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合计人民币××元，经手人：谢其芬，×年×月×日。本院认为，本案纠纷发生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转让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认定当事人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当根据原、被告举证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结合借款的原因、目的需求、双方关系和特定的环境等因素综合判断。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原告除了要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外，还要证明借贷行为已实际发生。本案中，原、被告借贷合意真伪不明，借条形式存在瑕疵，没有转账凭证证明借款已实际给付；被告的抗辩和举证已达到了否定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明程度，而原告对不符合常理的诸多疑点，既未提交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故本院对案涉借贷事实认为原告的举证证明责任尚未完成，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不予采信。理由如下：一、作为债权凭证的借条不能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1、借条是表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一般由债务人书写并签章。案涉借条不是被告自己出具而是由原告代书，不能真实体现借款人的意思表示，亦不符合借贷双方的习惯做法；2、借条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与利息计付等，不具有借贷关系的常有特征；3、借条写明的借款用途是公司周转，何添贵是经手人，无法据此证明何添贵是借款人。不能排除何添贵所在公司的借款人地位；4、庭审中，原告自称以借款的形式支付山林田地的转让价款；自认合伙过程中之所以可以在公司需要资金投入时陆续出资，是因为“我通过借款方式预付了135.8万元”；且在当事人签订合伙协议后，原告仍注明该款系“投资吉潭山林”的投资款。故案涉135.8万元的款项性质难以认定为原告主张的借款，而更具有转让山林田地的合同价款特征；5、原告没有证据证实135.8万元投资款，已经双方协商一致，由投资款转变成了借款，甚至原告自己对该款从何时起转变成了借款都表述含糊、前后矛盾。二、借款有无实际给付，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借款数额巨大，原告以借据主张债权并称已现金方式交付，而被告抗辩借据载明的借款没有交付。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若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的，该借款合同未生效。故原告应就借据本金数额的真实性及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虽有135万元的取款记录，但未能提供银行汇款凭证、被告银行账户变动、资金流向或借款已现金交付等借款已实际给付的证据证明。因原告无法证实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未生效。三、被告关于借贷行为尚未发生的抗辩，有合理的说明和证据证明，已达到了否定借贷关系存在的程度；而原告对案件事实存在的诸多疑点，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一）借款发生的基础事实存疑。1、原告陈述在签订转让合同前已去实地考察并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称公司存在隐名股东等纠纷，但至今仍不知道谁是隐名股东、存在何种纠纷，为何需要135.8万元现金处理纠纷，该款有无用于处理纠纷及如何处理纠纷；而被告何添贵否认存在山林股东及其纠纷，股东陈跃荣及负责承租上述山林田地的经办人谢其芬也证实该山林不存在“敏感性股东纠纷”，借款原因存在疑点。2、山林田地转让合同约定，签订合同之日付125万元，2016年1月11日付135万元。原告明知存在纠纷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还签订合同并约定当日支付125万元；被告明知经山林转让可取得转让价款260万元，还大额高息举债，不符合常理。3、《合伙协议书》从2015年年底开始要约签订，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磋商和多次修正合同文本，在原转让合同未明确解除和支付的135.8万元款项性质没有约定及原告诉称纠纷仍未处理好的情况下，原告仍于2016年1月19日与被告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不符合常理。且何添贵与陈跃荣否认从要约到正式签订合伙协议过程中，刘兰昕提及过2016年1月11日以借款方式向何添贵支付135.8万元的事实。4、既然支付135.8万元的目的、用途是取得山林田地的经营使用权，原告已以合伙形式获取了公司49%的股份山林，理应抵作其出资款。而原告不但没有把135.8万元抵作出资款，反而向被告支付了76万元，不符合常理。5、被告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出具借条时有较稳定可观的收入、拥有多处房产和多辆汽车等财产，无不良征信记录，没有银行贷款；即使有资金需求亦可向银行借贷利率相对较低的借款，如此大额高息向原告借款，不符合常理。（二）如果存在135.8万元借款，被告需向原告每月支付27000余元的利息；而被告按合伙协议足额出资204万元的情形下，仍同意原告可在公司需要资金投入时分若干年陆续出资，不符合情理。（三）借款给付方式不符合常理与交易习惯。借贷金额高达135.8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既不符合常理，也与双方经济交往过程中不论金额大小均采取银行转账收付的交易习惯不符。（四）即使双方存在135.8万元的借贷关系，被告完全具有偿还借款的能力，原告亦有多个向被告取回借款本息的机会，而案涉债务本息分文未还，不符合情理。1、被告完全可以财产变现或抵押方式在银行获取利息较低的贷款归还本案借款。被告具备向银行借贷的条件而没有贷款，却长期拖欠原告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135.8万元借款；2、原告依合伙协议向被告支付76万元返还款时，原告完全可以抵消被告借款或者要求被告将返还的76万元用于偿还债务，但双方对这本属理所当然的事均未提及并抵消互负债务；3、原告自称借款目的为了获利，而原告向被告账户多次转账、双方共同投资注册设立公司过程中，原告有多个机会要回借款却未收取分文本息；4、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对该135.8万元借款主张过债权或与被告协商过还款事宜，承认借款至今未归还过本息；被告否认存在该债务，称原告没有向其催取过该借款。（五）原告自称合伙过程中常以借款形式出资。案涉借条的书写习惯与原告提交的案外人谢其芬写具的借条相似；借款金额与原告自称的实际合伙出资接近，难免让人产生合理怀疑。综上所述，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未就自己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完成举证证明义务，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兰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22元，由原告刘兰昕负担；笔迹鉴定费3000元由被告何添贵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赖石福人民陪审员  钟炳文人民陪审员  杨小春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代理书记员  赖 敏代理书记员  陈 萍代理书记员  谢宇欣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六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