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终6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燕鸿，男，196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敏，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虎，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文彦，女，1984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佳奇，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浩，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武汉和升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武汉农贸市场鸿达建材市场B1栋18号（8）。法定代表人：陈文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佳奇，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浩，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燕鸿、上诉人陈文彦因与原审被告武汉和升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升睿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初429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燕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敏、李清虎，上诉人陈文彦、原审被告和升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文彦，陈文彦及和升睿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佳奇、杨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燕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陈文彦向陈燕鸿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94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2822017.4元（暂时计算2016年11月28日起至2018年6月25日止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后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付直至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为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陈文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陈燕鸿请求陈文彦支付股权转让款2940万元及利息，是陈燕鸿的婚前财产，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和升睿公司的成立及陈燕鸿、陈文彦之间股权转让交易行为均发生在双方缔结婚姻关系之前，陈文彦欠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不因双方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判决认为陈燕鸿要求陈文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实质系主张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共有财产，系认定事实错误。二、陈文彦应当向陈燕鸿支付股权转让款2940万元及利息，一审判决驳回陈燕鸿的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294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是陈燕鸿的婚前财产，不是双方的婚后共同财产，应当区别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审判决已认定了《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明确、合法有效、有偿转让，陈燕鸿已经按协议履行了和升睿公司98%的股权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义务，故陈文彦应依约支付294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陈文彦、和升睿公司共同辩称：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为工商备案所用，实质上系股份赠与。二、案涉股权转让变更手续完成后一周，双方就办理了婚姻登记，实际上该股权转让的赠与行为是向女方赠送的彩礼。三、协议中98%股权对应的2940万元仅是出资额度，并非股权价款。陈文彦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初4298号民事判决，在维持一审判项的情况下，确认一审判决中认定的陈燕鸿转让和升睿公司98%股权为交易性质错误，应为赠与；2、一审判决中认定的陈燕鸿与陈文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名下的股权应为彼此的共有，适用法律、认定事实错误，陈文彦持有和升睿公司98%股权为其婚前个人所有；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燕鸿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陈燕鸿转让和升睿公司98%股权为交易性质，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是需要支付对价的交易行为。陈文彦从未否认《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转让”仅仅表述的是股权变更的过程，任何转让行为，无论是需要支付对价的交易行为还是无需支付对价的赠与行为，都属股权转让行为。从协议的表意内容看，协议明确约定，转让方“愿意”转让、受让方“愿意”接受，系无偿、单务的转让，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具有赠与的表意内容，一审判决在进行事实认定时，却不以协议中没有需要支付对价的表意内容为由驳回陈燕鸿的诉讼请求，反而以“没有赠与的表意内容”为由，推定双方存在股权交易错误。从协议的履行情况看。在陈文彦未支付任何对价款且未就对价款支付做出任何书面约定的情况下，陈燕鸿即将诉争股权转让给陈文彦，此后一年半时间也从未主张过对价，不符合以获得对价款为目的的交易常理。股权赠与行为早在2016年11月就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陈文彦主张诉争股权系陈燕鸿向其赠与，已尽到了举证责任。但陈燕鸿要求认定早已在2016年转让至陈文彦名下的股权为交易行为，应当提供确凿的证据，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2017年7月28日，陈燕鸿主动配合将和升睿公司法人由陈刚林变更为陈文彦，执行董事也由陈燕鸿变更为陈文彦，此事项在东西湖区工商局依法办理。表明陈燕鸿积极配合陈文彦成为和升睿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能够控制和升睿公司，股权转让不是交易而是赠与。否则，陈燕鸿不可能在陈文彦未支付任何价款的情况下，配合陈文彦办理和升睿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和升睿公司的法人和执行董事，让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我国的民间婚恋风俗中，男方婚前会向女方赠送“彩礼”、“聘礼”，陈燕鸿比陈文彦年长22岁，2016年11月28日股权转让时，双方为恋人关系，陈燕鸿为拥有多家公司的资产雄厚的集团公司董事长，为了表达对陈文彦的感情，与陈文彦缔结婚姻，将诉争股权赠送给陈文彦，并且在完成股权变更后一周的2016年12月5日，双方就办理了婚姻登记。和升睿公司没有任何经营，注册资本金并未实际缴纳，股权转让时公司名下仅有两套万达御湖世家的房产，婚后双方就一直居住在该房屋中，从事实和逻辑上讲，股权转让就是为了缔结婚姻的赠与行为。陈燕鸿主张股权转让系交易行为，既与事实不符，亦与常理相悖。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股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判决中多处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是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适用条款。本案股权转让发生在2016年11月28日，双方办理婚姻登记时间是2016年12月5日，股权转让行为在婚前已经完成，故本案不适用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婚前的权利和义务，不可能因为婚姻关系的缔结，就转化为共同权利和义务。如果夫妻任何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进行了实缴，实质上则是充实公司资产、增加公司货币资金、增强公司信誉的行为，只能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出资为共同财产，而不能推断婚前各自名下的股权为双方共有。本案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列为争议焦点的“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各自名下股权的财产性质及权利归属”是离婚财产分割案件的审理范围，而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所涉股权不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陈燕鸿答辩称，一、陈燕鸿与陈文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是有偿转让，股权转让对价是2940万元。二、《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没有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方式及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但付款时间、方式及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并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必备条款，可以根据法律规定予以确认，陈文彦依此主张本案股权系单务、无偿转让不能成立。三、请求驳回陈文彦的上诉请求。陈燕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文彦向陈燕鸿支付和升睿公司98%股权转让款2940万元及自2016年11月20日至2018年6月25日间的资金占用利息2822017.4元，并继续按年利率6%计付2940万元自2018年6月26日起至全款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2、若陈文彦拒不支付上述款项，请求依法解除双方间的2016年11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陈文彦协助陈燕鸿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陈文彦承担。一审庭审中，陈燕鸿明确表示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升睿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设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主营范围为建筑装饰材料、日用百货、机电产品、机械配件的批发及零售；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安装；场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陈燕鸿，持股100%，法定代表人为陈刚林。公司章程载明：陈燕鸿以货币方式出资30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公司不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和一至两名监事。股东作出下列决定时，需采取书面形式，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①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②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③审议批准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的报告；④审议批准监事会或监事的报告；⑤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⑥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⑦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⑧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⑨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⑩修改公司章程。执行董事行使下列职权：①审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②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③制订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④制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⑤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⑥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⑦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等。2016年8月9日，和升睿公司与武汉万达东湖置业公司签订编号昌130404706、130404707《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和升睿公司购买武汉万达东湖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一期K9-2地块第6幢3单元26层1、2号，建筑面积分别为252.59平方米和306.29平方米的两套商品房，房屋价款总额为14759993元。和升睿公司于2016年8月9日前一次性付款，武汉万达东湖置业公司于同年9月30日交房等。嗣后，和升睿公司就该两套商品房取得鄂（2017）武汉市武昌不动产权第0050300、0050356号《不动产权证》。2016年11月28日，陈燕鸿与陈文彦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陈燕鸿愿意将其在和升睿公司的98%股权2940万元出资转让给受让方陈文彦，受让方陈文彦愿意接受转让方陈燕鸿在和升睿公司的98%股权2940万元出资。股权于2016年11月28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受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该协议经签约双方分别签名及捺上指印后的次日，陈燕鸿与陈文彦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和升睿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和升睿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陈燕鸿持股2%，陈文彦持股98%。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东）登记内变字（2016）第14428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和升睿公司股东由陈燕鸿变更为陈燕鸿与陈文彦，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6年12月5日，陈燕鸿与陈文彦登记结婚，双方婚姻关系存续至今。2017年7月27日，和升睿公司作出《股东会变更决议》，变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刚林及原执行董事陈燕鸿为陈文彦。次日，工商行政部门出具（东）登记内变字（2017）第4978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并就该公司的变更信息予以公示。一审庭审中，陈燕鸿与陈文彦表明，作为和升睿公司的发起人或受让公司股权后的股东，双方至今均未履行出资义务。且作为夫妻双方的两股东，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各自财产的权属并无特别约定。根据当事双方的诉辩主张及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二、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各自名下股权的财产性质及权利归属。一审法院认为，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具备财产权益的相关特征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切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本案中，陈燕鸿在婚前转让其持有和升睿公司98%的股权给陈文彦，并签署2016年11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其意思表示真实、明确，且协议内容亦未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在双方从事该项民事活动，其民事主体适格之下，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对于陈文彦提出的陈燕鸿转让股权属婚前赠与行为的答辩观点，因该协议中并不存在赠与的表意内容，且双方就《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产生了公示公信效力。即便当事双方嗣后登记结婚，但其间以该协议所约定的就履行股权转让而设定的条件，并不改变陈文彦受让或陈燕鸿转让和升睿公司98%股权的交易性质及事实。故一审法院对陈文彦的该项观点不予支持。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夫妻双方未作出特别约定时，婚姻存续期间的一方以共同财产投资或因继承或受赠所形成的股权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股权除外。因此，基于和升睿公司的发起人陈燕鸿在尚未完成出资义务前的股权转让行为，结合该股权转让方及受让方完成股权变更公示要件后即结为夫妇之事实，在其间未就各自财产出资状况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财产分割的证明文件，或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就各股东履行和升睿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出资义务存在特别约定之下，依双方间特殊的身份关系，该股权应当认定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即陈燕鸿与陈文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名下的股权应为彼此的共有。具言之，在共有关系存续状态下，股权作为夫妻双方共同共有的对象，实际上应仅限于该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性价值。夫妻离婚之时，其共同共有关系消灭，共同共有的财产才需要进行分割。因而，婚姻存续期间，对夫妻公司而言，其外部关系的实质是该股权所对应的财产价值，但在内部关系上，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的规定，该股权的财产属性应为夫妻双方共同共有。至于和升睿公司变更股东结构前的既有财产，依公司章程规定的货币出资方式，则不属于股东出资范围，不是本案股权转让所争议的客体内容。据此，在陈燕鸿未与陈文彦解除夫妻关系的情形下，其要求陈文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实质，系主张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共有财产。鉴于陈燕鸿与陈文彦均未举示证据证明，夫妻一方因存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其间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双方共同财产利益，以及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有重大疾病需要医治，而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之行为等重大理由，并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之下，所具备法律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例外情形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第一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就陈燕鸿主张陈文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陈燕鸿以陈文彦不履行其第一项诉请为条件，主张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诉求，实际系其对所诉的给付之诉及确认之诉赋予选择性，且相互矛盾。然诉讼请求是当事人主张解决诉讼利益的集中体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诉讼请求应当明确具体，不能相互矛盾。故在当事人自主行使其诉讼权利，司法不能主动干预，更不能代其决定诉讼利益之下，经一审法院释明后，陈燕鸿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诉讼主张之行为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对其该项请求不予评定。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陈燕鸿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291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陈燕鸿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燕鸿向本院提交证据：2018年9月4日和升睿公司的公司章程。拟证明陈文彦以98%股权出资，将出资时间从2018年2月27日变更为2038年12月31日缴纳出资，本案股权转让应为有偿转让。陈文彦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陈文彦在2018年将和升睿公司实缴出资时间延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主要证据就是从工商部门调档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股权转让完成后陈文彦承担对和升睿公司注册资本的缴纳义务，陈燕鸿将公司98%股份转让给陈文彦后，陈文彦作为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可以将缴纳出资时间推后，与本案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系有偿并无必然关联。和升睿公司与陈文彦质证意见相同。陈文彦向本院提交证据：1、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拟证明陈燕鸿2010年为刘英杰购买的别墅，2017年陈燕鸿又想要回，多次向刘英杰追讨，说明陈燕鸿有赠与大额房产的习惯和与其他女性且分手后又强行要回的习惯。证据2、陈燕鸿与前妻宋亚丽的《离婚协议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拟证明双方结婚28年，陈燕鸿作为涉足商业市场、银行金融、房地产等领域，资产逾十亿的商人，婚姻期间转移大量资产，仅分割极少量资产给前妻。证据3、陈文彦父亲陈某的证言。拟证明2016年11月，双方约定结婚前，陈燕鸿请陈文彦的父母在武汉市会议中心肆号楼餐厅吃饭，为了取得陈文彦父母对婚事的许可，当场向陈文彦父母表诚意，愿意把作为公司股权的万达御湖世家的两套房产赠与陈文彦。证据4、双方结婚照、陈文彦的病历、2017年至2018年初陈文彦在省妇幼、武汉协和医院进行检查、中药调理、试管婴儿激素治疗、取卵手术的证明材料。拟证明双方婚后一直共同生活在涉案房屋中，并且双方准备共同生育子女。证据5、陈燕鸿基本资产情况。拟证明陈燕鸿作为资产逾十亿的集团公司董事长，股权的赠与并不会导致其生活困难。证据6、中信银行客户回单。拟证明陈燕鸿在婚后不断通过其控制的公司账户转款陈文彦(一审中提交了两笔转款证明，150万元、100万元)，现再次提交一笔200万转款证明，以此证明案涉股权转让是赠与而不是交易。陈燕鸿质证认为：证据1、2、4、6，陈文彦已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对证据3证人陈某的证言，证人陈某与陈文彦是父女关系，是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5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和升睿公司对陈文彦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和升睿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查认为，陈燕鸿二审提交的证据因陈文彦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陈文彦提交的证据1、2、4、6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不属二审中的新证据。陈某系陈文彦的父亲，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5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必然关联。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且陈燕鸿、陈文彦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陈燕鸿与陈文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诉争股权是陈燕鸿有偿转让给陈文彦，还是无偿对陈文彦的赠与，陈文彦是否负有向陈燕鸿支付294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股权转让作为商事交易行为，以等价有偿为常态，无偿转让为例外。对于股权转让价款有偿或无偿的判断，应以协议约定内容为依据，如双方未对转让价款进行明确约定，则应依据协议其他条款、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关系等因素综合考量。一方当事人行使合同权利，应以合同约定为基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陈燕鸿愿意将其在和升睿公司的98%股权2940万元出资转让给受让方陈文彦，受让方愿意接受转让方陈燕鸿在和升睿公司的98%股权2940万元出资。从上述内容看，“2940万元出资”的性质应为转让标的的出资份额，而非股权转让实际对价。现实中，大多数经营中的公司资本处于变动状态，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的实际价值属于转让方和受让方缔约时商业判断的范围，出让方应向公司缴纳的出资额并不当然代表其股权转让的对价。故仅凭《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条款，不能认定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款达成了合意。陈燕鸿应对其主张的案涉股权转让存在对价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陈燕鸿在本案一、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且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亦未达成关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补充协议。故本院对陈燕鸿要求陈文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在陈文彦未支付对价款情况下，陈燕鸿即在缔约后次日将案涉股权转让给陈文彦，自股权变更手续完成直至本案诉讼发生时，陈燕鸿从未向陈文彦主张过对价，明显不符合以获得对价款为目的股权交易常理。虽然陈燕鸿对于陈文彦主张的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实为赠与行为的意见予以否认，但从缔约的时间节点判断，股权变更登记后仅一周时间两人即登记结婚，且婚后陈燕鸿还主动配合将和升睿公司法人和执行董事变更为陈文彦。基于双方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陈文彦认为其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具有一定合理性。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实质仅为办理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现《转让协议》实际已经履行完毕，在陈燕鸿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就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另有约定的情况下，其诉请陈文彦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陈燕鸿作为股权出让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陈文彦支付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对价，其请求权基础为行使股权转让合同出让方的债权请求权。因双方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婚姻关系缔结之前，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认定案涉股权的财产属夫妻双方共同共有，在陈燕鸿未与陈文彦解除夫妻关系的情形下，其要求陈文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实质系主张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共有财产，属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前述认定与当事人诉请及请求权基础相冲突。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而非离婚纠纷中就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案件，因双方均未主张案涉股权属夫妻共同财产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故一审法院的审理思路既与本案事实不符，亦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请。陈文彦上诉主张本案诉争股权系陈燕鸿对其赠与，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陈燕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陈文彦虽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对一审判决结果并无异议，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不当并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本院在分析评判部分已对一审法院的错误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911元，由陈燕鸿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小丹审判员  胡 晟审判员  张 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刘毅书记员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