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2行终2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江南路1111号。 法定代表人周建庆，院长。 委托代理人傅星云、杨余娜（均为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云桓，男，1978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钱黎明（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玲玲，女，1981年8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上诉人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以下简称李惠利东部医院）因被上诉人何云桓诉其其他行政管理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行初1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4月10日，原审第三人郭玲玲在与被上诉人何云桓的离婚诉讼期间，到上诉人李惠利东部医院提交了《自愿要求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单亲的申请书》，后者为其办理了编号为R330532868的出生证明，上面仅记载婴儿母亲的相关信息，而没有记载父亲的相关信息。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出具的编号为R330532868的出生证明程序以及实体上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属于授权的行政确认行为，该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于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行为是针对新生婴儿作出的，除了新生婴儿的姓名、出生地等信息外，同时还登记母亲和父亲的相关信息，故出生医学证明所登记的信息，必然会对相对人享有和行使权利产生影响。本案中，由于原告和第三人处于离婚诉讼过程中，双方无法就相关新生婴儿的登记信息取得一致意见，故被告在第三人提供了《自愿要求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单亲的申请书》的情况下，办理了编号为R330532868的出生证明，上面仅记载母亲的相关信息，而没有记载父亲的相关信息，该份出生医学证明的出具在办理当时在形式上似有合理之处。但根据在被告处的相关住院记录，被告完全有能力了解到新生婴儿父亲的相关信息，完全可以在当时进一步进行调查核实，被告也不应以属于内部不同部门、信息不互通为理由减少其应履行的法定职责。现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及实际情况，本案原告确属涉案新生婴儿的父亲。虽将原告的父亲信息登记在出生医学证明上并不会在实质上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婚姻状况及新生婴儿的抚养权争议产生法律上的联系或影响，双方的婚姻状况及新生婴儿的抚养权争议已由生效的民事判决予以确认，但原告作为新生婴儿父亲这一客观事实仍应在出生医学证明中予以体现。虽按照浙卫发（2012）96号文件的规定，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时不愿或无法提供婴儿父亲信息的，还应当提交未提供婴儿父亲信息的情况说明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书面声明。但该文件也明确规定，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时，应当提交婴儿父母双方的相关信息，而对相关信息的调查核实，也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不能简单的以出具单亲申请书的方式免除或减少被告的这一职责。现新生婴儿的父亲信息已明确，故原告提出的撤销原出生医学证明，并在新的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父亲的相关信息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李惠利东部医院2018年4月10日出具的编号为R330532868出生医学证明；责令被告李惠利东部医院在30日内重新作出出生医学证明。 上诉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何云桓的原审原告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何云桓起诉时应提供其是被诉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的证据。但何云桓在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时未提供亲子关系相关信息，且在其与第三人离婚诉讼中提出亲子鉴定申请，因身份关系不能通过自认和推定来确定，故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无法确认其系新生婴儿的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何云桓未证实其原告主体适格。二、根据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受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签发新生儿医学证明的行为是行政委托，应由卫生行政部门作为被告，其非适格被告。三、根据浙江省卫生厅、浙江省公安厅发布的浙卫发[2012]96号《关于印发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管理规定（试行）》]第十五条规定：“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应当填写申领登记表、交验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并提供复印件”，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时不愿或无法提供婴儿父亲信息的，还应当提交未提供婴儿父亲信息的情况说明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书面声明”。第三人在申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时，自诉因与被上诉人离婚诉讼，无法提供婴儿父亲亲子关系相关信息（何云桓在离婚诉讼中提出亲子鉴定申请），提交了因离婚而未提供婴儿父亲信息的情况说明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书面声明，故其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符合法律规定。四、《管理规定（试行）》没有规定医院有调查核实权，只能承担形式上的初步审查义务。本案由何云桓的过错导致未能登记姓名，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五、根据《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当事人提供亲子鉴定证明，要求变更父亲或母亲信息的，可以向原签证机构申请换领《出生医学证明》。因此，何云桓应通过此途径实现其诉求。六、因何云桓在离婚诉讼中提出亲子鉴定申请，其是否系涉案婴儿的生物学父亲需要通过亲子鉴定来确认。医院无法直接认定及变更婴儿的父亲信息，否则既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又会导致该领域社会秩序的混乱。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予以撤销。 被上诉人何云桓答辩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原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卫妇社发[2009]96号）在第二条第一款中明确提出，“各地要坚决落实由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为本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直接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要求”。上述条文明确规定了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是由特定法律规范进行授权并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李惠利东部医院符合行政主体的要件，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上诉人应依法履行审慎审查的义务，包括对新生儿的父亲信息进行审查。《出生医学证明》是针对特定的公民作出的，目的在于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此法条是强制性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不可渎职，不履行审查职责，对出生医学证明内容信息随便填写。《管理规定（试行）》第十五条规定，“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应当填写《出生医学证明》申领登记表，交验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并提供复印件；第十六条规定婴儿在具有签发《出生医学证明》资格的助产机构内出生（包括在家中、途中分娩后即送该机构进行断脐处理的，下同），应当在出院前由婴儿母亲向该助产机构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申请领取时，应当提供婴儿母亲和父亲的居民身份证。”以上所提的血亲关系、父亲的公民身份证就是上诉人应当依法履职，对包括新生儿父亲等有关申领材料进行审慎审查的对象和内容。三、上诉人对涉案婴儿的父亲信息知情，具备审查的条件。本案中，新生儿的父亲信息在母亲临产住院时，以及开始申领出生医学证明过程中，新生儿的父亲信息第三人均已向上诉人提供，签发机构需要依照其知道应当知道的新生儿父亲信息进行审查。2018年4月3日上午9时40分左右，在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郭玲玲与何云桓之间离婚诉讼的庭审过程中，郭玲玲在未与何云桓进行事先商量情况下当庭要求何云桓在其填好从母姓“郭姓”的新生儿之《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申领登记表》中签名，何云桓看过该申领登记表后，明确表示拒绝。同月10日郭玲玲直接划去该表格父亲栏中何云桓个人信息（但仍清晰可辨），将申领表提交上诉人审查。《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中的“不愿”和“无法提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案中女方可以提供孩子父亲的身份信息，而且已经提供了，因此不能适用该文件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对婴儿父亲何云桓的信息知情，理应尽到合理的审慎审查义务，却以单亲为由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违反了相关法律。当申领人在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申领登记表中已填写了新生儿父亲信息，却又以离婚诉讼为由，划去新生儿父亲的信息，要求申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的情况下，理应发现其中的疑点，拒绝郭玲玲以单亲（尚存在婚姻）的身份进行申领。综上，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郭玲玲述称，其于2018年2月9日在上诉人李惠利东部医院产下儿子郭孜铭。在和被上诉人何云桓的离婚案件审理期间，其通过领导告知何云桓孩子出生消息并希望对方配合办理出生证，遭到拒绝，由于孩子办理预防接种证需要出具出生证，故于2018年4月3日离婚案件开庭时当庭提出配合办理出生证事宜，但也遭到何云桓的当庭拒绝。其只能办理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一审判决忽略了何云桓的主观过错，没有法律根据地认为上诉人存在调查核实婴儿父母亲相关信息的法定职责，而忽视了特殊情况下可以申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的规则。认为涉案出生医学证明完全正确。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何云桓的诉讼请求。 二审过程中，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根据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6577号判决确认的事实及何云桓、郭玲玲一审时的自认，查明何云桓和郭玲玲于2017年2月27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18年2月9日在李惠利东部医院生育一子，起名郭孜铭。因离婚诉讼，2018年4月10日，郭玲玲提交了“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申领登记表”、“自愿要求《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单亲的申请书”，“《出生医学证明》迟领的原因说明”。在“自愿要求《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单亲的申请书”，“《出生医学证明》迟领的原因说明”中，郭玲玲称因“离婚诉讼”，现在本人不便或无法提供其父亲的身份信息，特申请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上按单亲办理。当日，上诉人为其办理了被诉《出生医学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现分别认定如下： （一）被上诉人何云桓的原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因婴儿出生医学证明是办理婴儿出生登记、注射疫苗保健等前提，不仅影响到婴儿的权益也影响到婴儿父亲对其的照顾，本案被上诉人何云桓与原审第三人郭玲玲双方曾有合法婚姻关系，婴儿在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相关民事判决也确认该婴儿为婚生子，故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对于儿子出生医学证明的颁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原告主体资格适格。何云桓并非需要证实自己与婚生子的亲子关系之后才能提起诉讼。上诉人关于身份关系不能通过自认和推定来确定、何云桓在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时未提供亲子关系相关信息，且在其与原审第三人离婚诉讼中提出亲子鉴定申请、在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无法确认其系新生婴儿的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而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主张，没有法律根据。 （二）上诉人是否为适格的一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当时有效的《管理规定（试行）》第十一条规定，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助产机构和管理机构为签证机构（以下简称签证机构），负责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告知申领具体政策规定和所需证明材料，接受相关咨询，并依法发放《出生医学证明》。第十六条规定，婴儿在具有签发《出生医学证明》资格的助产机构内出生（包括在家中、途中分娩后即送该机构进行断脐处理的，下同），应当在出院前由婴儿母亲向该助产机构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李惠利东部医院作为提供助产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其出具涉案出生医学证明系直接法律授权而非行政机关委托，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上诉人没有提供其系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证据，其关于应由卫生行政部门作为被告的主张，没有法律根据。 （三）关于医疗机构在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时的程序和审查义务。何云桓主张其为小孩的父亲，上诉人在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前其信息已由原审第三人提供，故该医院应查清也有条件查清婴儿的生父情况，而不应该直接根据婴儿母亲的单方具结申请出具没有生父信息的被诉出生医学证明。本院认为，这首先要明确有无法律规定要求一定要查清生父情况才能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根据《管理规定（试行）》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出生医学证明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婴儿父母亲关系正常、能提供婴儿父亲的居民身份证情况下由母亲出面申请领取含有婴儿父母亲信息的出生医学证明（婴儿母亲死亡、失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等特殊原因、无法由婴儿母亲申请领取的，应当由婴儿的父亲或者其他监护人申请领取），另一种情形是由婴儿母亲申请领取只含有母亲单亲信息的出生医学证明，即《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时不愿或无法提供婴儿父亲信息的，还应当提交未提供婴儿父亲信息的情况说明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书面声明。” 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异，设置两类出生医学证明和申领程序，其原因在于：其一，根据上述规定，婴儿出生医学证明上父母亲信息登记，是对该父母子女间血亲关系的确认。因小孩的出生存在一个两性结合、受孕及怀胎和出生的完整过程，自受孕之后整个过程均由婴儿母亲一方完成，直观可见，故此婴儿与母亲的血亲关系天然可证，而对于医疗机构，基于其为生育孕妇助产接生这一事实，其得以第一时间见证和掌握婴儿与其母亲的关系，也因其直接参与获得了独有的条件与便利，这也是法律赋予其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执法职责的根据。同时，医疗机构并非专业的行政执法机关，上述简单见证及审查显然也是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其二，与母子关系不同，婴儿与父亲之间的血亲关系，因为存在着不为外人知晓的两性结合及受孕过程，对此医疗机构并不具有介入见证的条件及可能性，故法律并非基于此种原因对其进行授权。同时，尽管与父母亲婚姻多数情况下保持一致，但也存在例外，因此，不能仅凭婚姻关系直接认定婴儿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其三，对于谁是婴儿的真正血缘父亲，最了解掌握情况的非婴儿母亲莫属。根据《管理规定（试行）》第十六条规定，在婴儿父母协商一致由其母亲提供生父信息和材料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其实仅是根据婴儿父亲配合提供身份证及婴儿母亲提交婴儿生父身份证的行为来认定该血缘关系的。在办证过程中，婴儿父亲愿意提交身份证属于自认，而婴儿生母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当事人的指认。在该种情形下，除了核对婴儿父亲的身份证，并无其他有关婴儿父亲的信息需要医疗机构去审查核实。其四，从证明效力看，如果没有直接的亲子鉴定技术，这种母亲的指认的证明效力远强于婴儿父亲的自认。也就是说，在没有婴儿父亲反对（不提供身份证）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最终是基于婴儿母亲的指认来确认婴儿与生父血缘关系。因此，在医疗机构确认父亲与婴儿血缘关系程序（非亲子鉴定程序）中母亲是否提供婴儿父亲的信息，占据着首要且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是婴儿生父的自认及其他婚姻关系证明所无法替代的。而对于婴儿生母的最终态度，最终也只能由其生母本人决定。因此，基于上述社会生活现实，《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在“不愿或无法提供婴儿父亲信息”的情形下，出生医学证明的申领程序。确认了婴儿母亲单方面意志申领婴儿出生医学证明的权利。从法条规定来看，该条款的规定并不受婚姻关系的限制（如表述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的婴儿不能由其母亲申领无父亲信息的出生证明”），即不能因为存在婚姻关系而要求婴儿母亲一定要在申领出生医学证明时取得其生父的同意并提供生父的信息。 根据当时有效的《管理规定（试行）》规定，本案因离婚诉讼、无法提供何云桓身份证的情况下，上诉人可以根据第三人郭玲玲的申请，颁发无婴儿生父信息的出生医学证明。根据查明的事实，郭玲玲提交的材料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亦进行了相应的审查，于2018年4月10日申领当日出具被诉出生医学证明，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判决结论依法予以撤销。上诉人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行初125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一审原告何云桓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何云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星光 审判员  贾红霞 审判员  秦 峰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 静 ?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第二十三条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有产妇和婴儿死亡以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情况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三、浙江省卫生厅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规定（试行）》 第二条《出生医学证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出具的，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号码的法定医学证明。 第十一条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助产机构和管理机构为签证机构（以下简称签证机构），负责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告知申领具体政策规定和所需证明材料，接受相关咨询，并依法发放《出生医学证明》。 第十四条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包括首次申领、换领和补领。 第十五条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应当填写《出生医学证明》申领登记表，交验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第十六条婴儿在具有签发《出生医学证明》资格的助产机构内出生（包括在家中、途中分娩后即送该机构进行断脐处理的，下同），应当在出院前由婴儿母亲向该助产机构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 申请领取时，应当提供婴儿母亲和父亲的居民身份证。 第十七条婴儿在不具有签发《出生医学证明》资格的助产机构内出生，应当在婴儿出生30日内，由婴儿母亲向婴儿出生地管理机构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 申请领取时，除提供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证件外，还应当提交助产机构出具的接生记录证明书等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婴儿由取得《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人员接生的，应当在婴儿出生30日内，由婴儿母亲向婴儿出生地管理机构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 申请领取时，除提供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证件外，还应当提交家庭接生员出具的接生记录证明书、婴儿父母出具的亲子关系声明、《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及复印件等证明材料。 第十九条婴儿由非助产机构或未取得《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人员接生的，应当在婴儿出生30日内，由婴儿母亲向婴儿出生地管理机构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 申请领取时，除提供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证件外，还应当提交婴儿的接生记录证明书、亲子关系声明、婴儿父母双方的居民户口簿、婴儿出生地社区、村（居）委会或单位证明等证明材料。 签证机构经调查核实后仍难以查清婴儿出生情况的，应当要求申领人提供当事人的亲子鉴定书。 第二十条婴儿出生30日后1年内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的，除按本规定提供证明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未按时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的情况说明。 第二十四条除本规定另有规定外，婴儿母亲死亡、失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等特殊原因，《出生医学证明》无法由婴儿母亲申请领取的，应当由婴儿的父亲或者其他监护人申请领取。 申请领取时，除按本规定交验证明材料外，还应当交验能够证明婴儿母亲死亡、失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等特殊原因的证明材料，以及申请人的合法有效身份证件。 第二十五条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时不愿或无法提供婴儿父亲信息的，还应当提交未提供婴儿父亲信息的情况说明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书面声明。 第二十六条签证机构受理公民首次申领、换领、补领《出生医学证明》的申请后，应当按规定审核相关证明材料，条件符合、手续齐全、经审核无异议的，5个工作日内签发《出生医学证明》。 第三十一条婴儿（包括超计划生育、非婚生育的婴儿）出生后30日内，由婴儿的监护人或者户主向婴儿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包括具体承办户口登记管理工作的户证办理中心、办证中心等，下同）申报出生登记。 第三十二条申报出生登记时，应当交验婴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申报人的居民身份证，申报户的居民户口簿。婴儿的父母或者其中一方不在申报户内的，还应当提供婴儿父母的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证明，以及婴儿父母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