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6194号原告：陈铁梅，女，197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素琼，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菲菲，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立海，男，1976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启中，广东领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凤睿，广东领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铁梅与被告张立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陈铁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菲菲、张立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启中、郭凤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铁梅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立海立即向陈铁梅支付补偿款372.6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其中186.3万元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另186.3万元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均按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计至张立海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张立海承担。陈铁梅确认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率按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事实和理由：广州XXX公司（以下简称“广州XX”）系张立海与其三个兄弟共同创办的企业，陈铁梅自广州XX成立起即在广州XX工作，并一直担任副总经理这一重要职务，直到2018年12月31日陈铁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陈铁梅任职期间，在上市公司青岛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XX”）收购广州XX这一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3月21日，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青岛XX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广州XX100%股权。在本次父易中，张立海与其三位兄弟将所持广州XX100%股权以3.726亿元的高价出售给青岛XX，其中，张立海转让股权获得的对价是11178万元。基于陈铁梅在广州XX担任要职多年，且在前述并购项目中所作的贡献，张立海同意给予陈铁梅经济补偿，并于2016年10月25日与陈铁梅签署了《协议》，约定张立海给予陈铁梅经济补偿的总额（税后）参照本次并购项目的标的交易金额的1%计，为3.726亿*1%=372.6万元。协议约定分两次支付，第一次为2017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总补偿款的50%，第二次为2018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总补偿款的50%。协议还约定，陈铁梅服务期最低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双方如发生争议，提交到该协议的签署地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协议签订后，陈铁梅遵守约定在广州XX工作到2018年12月31日，但张立海至今未支付补偿款。经陈铁梅多次催讨，张立海总以种种借口推脱。张立海辩称，第一，单纯从陈铁梅提供的证据及诉求表面看，本案是追索劳动报酬的劳动纠纷案，双方于2016年10月25日签订的《协议》属于“补充劳动合同”性质的协议，应属劳动法及劳动仲裁法的调整范畴，必须经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前置处理。但因该协议的主体不适格，张立海并非用人单位，也非广州XX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且事后也没有得到用人单位广州XX的追认，故双方之间的《协议》不成立。且陈铁梅要求补偿的工作本身就是其在履行与广州XX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广州XX平时已按月及年度给陈铁梅支付了工资、补贴、奖励等报酬，除此之外，陈铁梅与张立海之间不存在其它劳务或服务关系，故陈铁梅主张支付补偿没有事实根据。第二，涉案协议实际上是赠与合同。陈铁梅对张立海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不支付对价），因此，张立海在承诺给陈铁梅若干人民币的行为属于赠与行为。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赠与合同可撤销，同时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事实上，张立海近年来经济状况一直不好，已多次向陈铁梅明确表示不再履行赠与其款项的行为，视为已撤销赠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张立海原为广州XX的股东，持股比例为30%，广州XX的另外三个股东张X堂、张X国、张X权均为张立海的亲属，分别持股25%、30%、15%。陈铁梅于2014年7月31日与广州XX签订《劳动合同》，担任广州XX的副总经理。2015年11月25日，青岛XX（甲方）与张立海、张X国、张X堂、张X权（乙方）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甲方拟向乙方张立海、张X国、张X堂、张X权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广州XX10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广州XX成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各方拟以37260万元作为交易价格；甲方向张X国支付的购买对价全部以现金支付；甲方向张立海、张X堂、张X权支付的购买对价全部由甲方以发行股份支付，张立海、张X堂、张X权分别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6.35元/股，张立海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6836697股；张立海承诺在持有本次甲方发行的股票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减持股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标的公司原有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至少任职5年，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名单为（陈铁梅等3人）。同日，青岛XX（甲方）与张立海、张X国、张X堂、张X权（乙方）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当标的公司广州XX的承诺条件在承诺年度内未能达到时，乙方对甲方进行补偿；承诺年度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的合称或其中任一年度。2016年3月28日，张立海、张X国、张X堂、张X权与青岛XX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立海、张X国、张X堂、张X权将其持有的广州XX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青岛XX；其中张立海将占广州XX注册资本3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青岛XX，转让价格为11178元；从该日起，青岛XX成为广州XX的股东。2016年3月29日，青岛XX发出《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称已于2016年3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XX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张立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青岛XX向张立海、张X堂、张X权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2016年10月25日，张立海（甲方）与陈铁梅（乙方）签订《协议》，约定甲方基于乙方在广州XX担任要职多年，且在青岛XX并购广州XX的项目中所作的贡献，甲方同意给予乙方经济补偿；甲方给予乙方的经济补偿总额参照本次并购项目的标的交易金额的1%计，即3.726亿×1%=372.6万元；因青岛XX于2016年5月17日给予广州XX高管持股计划，其中甲方代乙方出资申购了价值20万元的青岛XX股份，青岛XX自筹资金配给乙方价值180万元的股份，但此部分股份限售期为18个月，乙方按和青岛XX签订的员工持股协议承担风险和收益，乙方抛售时资金直接划入乙方账户，乙方抛售前述股份时，甲方按乙方抛售股票所得和补偿总额的差额补偿剩余部分；经济补偿款第一次付款于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50%，即186.3万元(含前述员工持股变现后的净值，不足则补足，超过则在第二次支付总额中扣除)；第二次付款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补偿总金额减去第一次付款后的余额。乙方承诺服务最低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陈铁梅与广州XX解除劳动合同，并进行了工作交接。陈铁梅基于双方签署的《协议》向张立海主张支付约定的经济补偿，张立海拒绝支付。另查明，广州XX在2018年未完成对青岛XX的业绩承诺。张立海在庭审中表示，其对陈铁梅依据协议计算的补偿金额和利息没有异议，但称上述《协议》是赠与合同，其之所以同意与陈铁梅签订该协议，是基于双方工作多年的友情，并且当时广州XX已经上市，其名下的股份已暂时被收购，预期收益可观，当时心情特别高兴，在此情况下，陈铁梅提出要点好处，其才同意签署该协议，该协议是由陈铁梅起草打印的，是在陈铁梅的多次请求下签署的。同时称因青岛XX的股票股价暴跌，加之其因广州XX未完成2018年的业绩承诺而面临承担相应补偿责任，现在其已经资不抵债，没有能力支付。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如何认定，即诉争协议是否为赠与合同或劳动合同。分析如下：第一，从诉争协议条款的字面意思来看，未明确约定是赠与合同。并且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而诉争协议明确约定张立海给予陈铁梅经济补偿是基于陈铁梅在广州XX担任要职且在青岛XX收购广州XX项目中作出了贡献，同时还约定了陈铁梅的义务即承诺服务最低服务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可以看出张立海给予陈铁梅经济补偿并非是无偿的，而是有相应的对价，又因张立海与青岛XX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标的公司原有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包含陈铁梅)至少任职5年，在此背景下，张立海与陈铁梅在诉争协议中约定陈铁梅的最低服务期限，是出于维护其自身利益的需求，能够进一步印证诉争协议是有偿合同，而非赠与合同。第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建立劳动关系所签订的合同，合同主体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虽诉争协议约定是基于陈铁梅在广州XX的职务行为而给予其经济补偿，但陈铁梅在该协议中的相对人是张立海，而非用人单位广州XX，且签署该协议时张立海已不再是广州XX的股东，事后也未得到用人单位广州XX的追认，故诉争协议的主体并非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属于劳动合同。张立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是企业的大股东，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认知能力，其在签署诉争协议时有能力预见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法律后果，即便该协议是陈铁梅起草的，但签订该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按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股价暴跌是可预见因素，并非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不能作为其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理由。陈铁梅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张立海却未依约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现陈铁梅基于双方协议约定要求张立海支付经济补偿372.6万元，因青岛XX股价下跌，陈铁梅抛售青岛XX的股票未获得收益，不存在扣减的情况，故对陈铁梅的该项诉求，故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张立海应分别于2017年12月31日前和2018年12月31日前各支付186.3万元，张立海未按期支付约定补偿金给陈铁梅造成了相应的利息损失，现陈铁梅主张张立海分别自2018年1月1日和2019年1月1日起，均以186.3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罚息计算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立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铁梅支付经济补偿372.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86.3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算，以186.3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121元，由被告张立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莹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张吉静书记员陈述铭附件一：本案判决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附二：申请执行风险提示本裁判文书生效后，一方未按判决内容自觉履行的，另一方若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期限从裁判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天起计算，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天起计算。若未在前述规定的期限内申请执行的，法院将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