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7民初8717号原告：王某某，男，201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理人：王佩君，男，1954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XXX弄XXX号XXX室。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雯君，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某，女，197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幼敏，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某与被告沈某其他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陆敏独任审判，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某的法定代理人王佩君、被告沈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幼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某诉称：2016年1月12日,原告之父王佩君与案外人俞某某签订《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约定王佩君委托俞某某为其安排代孕母亲,王佩君自行提供精子,进行试管婴儿代孕。原告出生后按照规定必须在出生医学证明上填报母亲信息,被告沈某为王佩君公司员工,两人协商后将被告身份信息填写在原告出生证明上,但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任何血缘关系,故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亲子关系。被告沈某辩称：被告与原告父亲王佩君系同居关系，双方想要一个共同的孩子，由于被告多次取卵做人工受孕失败，只得借她人卵子和原告父亲的精子体外受孕后植入被告体内，故原告王某某系被告十月怀胎而分某的。虽然原告跟被告之间无医学上的血缘关系，但被告与原告父亲有共同的合意，并委托他人提供试管婴儿代孕服务，且被告系原告的分某妈妈，又实际养育原告至今，故被告与原告属于法律抑制血亲关系，请求依法确认双方存在亲子关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出生医学证明；2、户口簿，证明原告与其法定代理人关系；3、离婚证，证明原告父亲离异单身；4、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法定代理人与原告系父子关系；5、代孕协议，证明原告法定代理人委托他人代孕，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亲子关系；6、银行明细对账单，证明原告法定代理人支付代孕费用；7、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产检记录，证明被告不是原告的分某母亲，原告实际为案外人分某，只是借用被告身份信息产检，根据产检记录上反映，代孕母亲血型、生育史，身高、签字、手机均不同于被告；8、证人证言，证明被告未怀孕；9-13、名片、辞退通知书、基本养老金核定表等，证明被告曾经是原告父亲公司的员工；14转账凭证，证明原告父亲支付被告之子日本留学费用40万，作为借用被告身份的代价；15、案外人“俞某某”情况说明，证明实际代孕者并非被告；16、被告与案外人俞某某签署的代孕协议，证明原告并非被告代孕所生。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后被告认为：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其中出生证恰恰证明原告母亲即被告；证据5-6，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产检记录上被告的血型、身高、生育史、签字等信息确实有误，可能是案外人误填误报所致，除了出生证、孩子取名时由被告亲自签名，其他被告未曾经手；证据8-13，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4，转账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15，“俞某某”情况说明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16，真实性认可，被告曾与案外人签过协议，钱确实是原告法定代理人付的。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2诊断报告、产检和分某记录，证明原告法定代理人及被告为了备孕，长期在国内外就诊，以及被告怀孕并剖腹产生育原告的事实；3-4原告成长记录、支付宝交易记录，证明被告抚养原告并负责照顾原告生活；5、照片一组，证明被告和原告法定代理人长期保持同居关系，并且共同养育原告；6、出生登记表，证明由被告亲笔填写；7-8、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缴纳公用事业费用，证明被告与原告法定代理人共同生活，并协助处理各种家庭事务；9-10，聊天记录，证明被告抚养原告；11、银行流水明细，证明原告法定代理人经常转款给被告，用于双方共同生活；12、房地产登记簿信息，证明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以父母的身份共同为原告购买房屋；13、照片一组，证明被告与原告法定代理人共同生活；14、假的结婚证，证明为了原告购买房屋，双方对外以夫妻名义；15、申报户籍材料，证明被告与原告法定代理人共同至派出所办理；16-17微信记录，证明被告以家庭成员身份与原告法定代理人的亲属聊天；18、产检记录，证明2019年6月10日被告去医院办理血型更正。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后原告认为：证据1、3、4、5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从内容来看被告无法生育，不可能代孕，原告法定代理人和被告仅系男女关系，而非同居关系，故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6，所有签名都不是被告本人签的，都是代孕母亲签名的；证据7、8、9、10，对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认，原告法定代理人委托被告缴费，不能证明两者共同生活；11、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没有关系；12、真实性确认，因为未成年人购房需要登记父母名字，只是借用了被告身份信息，与被告没有关系；13、质证意见同证据5；14、假结婚证是被告自己去做的，与买房子无关系，买房子不需要结婚证；15、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内容；16、17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认可关联性；18、真实性有异议，医院更正血型没有依据，不具有公正性。经审理查明：原告法定代理人王佩君与被告沈某均系离异，王佩君与前妻育有一女，沈某与前夫育有一子。2015年9月17日、2016年1月12日，沈某、王佩君作为委托方(甲方)分别与代理方(乙方)俞某某签订《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安排代孕妈妈，怀孕方式为试管婴儿代孕，至精子供应方(甲方)的一个婴儿顺利生产后，甲方应缴纳给乙方总金额人民币75万元，协议有效期为30个月…。2016年12月8日,原告王某某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出生，该院于2016年12月10日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显示：母亲姓名沈某，父亲姓名王佩君。上述协议约定的代孕费用由王佩君向代理方俞某某结清。经上海泰思特司法鉴定有限公司鉴定，王佩君系原告生物学父亲。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决如其诉请。另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产妇分某及产检记录反映，产妇姓名沈某，血型O型,已婚未育，身高158公分，分某方式为子宫下段剖宫手术。庭审中，被告沈某自认血型B型，记录中记载的产妇身高、生育史等信息有误。2019年6月10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在原来的记录上更正了产妇血型。以上事实，有《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出生证明、户籍资料、司法鉴定报告、银行明细、产检和分某记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亲子关系。原告认为，代孕行为本身是不合法的，代孕者是否能成为母亲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非代孕者，只是代孕过程中借用了被告的身份，且被告只是原告父亲公司的员工，与原告父亲只是男女关系，未实际抚养过原告，故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被告表示，被告和原告父亲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双方有共同养育子女的合意，故决定寻求代孕服务，被告与原告虽没有血缘关系，但被告系原告的分某妈妈；非法中介基于其与医疗机构的特殊关系，包办了孕检及分某的全部过程，故医院记录上会出现被告信息误差；另外，原告出生后被告即承担了主要抚养和教育责任，现原告父亲年事已高，从有利于孩子成长角度考虑，应当认定被告与原告存在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本院认为：合法的亲子关系受法律保护。所谓亲子关系即父母子女关系，包含父母与其亲生子女、养子女或继子女的关系，而父母与其亲生子女是最近的直系血亲。夫妻有权行使生育权，在自然生育不能的情况下，可选择人工生育的方式，但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王某某系其父亲王佩君自行提供精子,由非法中介供卵进行试管婴儿代孕所生，显然与被告沈某没有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被告沈某主张其为原告的分某妈妈，但从“代孕协议”来看，沈某、王佩君分别作为委托方，并接受代理方安排代孕妈妈，其中没有言明由沈某自行代孕这一关键事实。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孕妇产检和分某记录反映，产妇姓名虽登记为沈某，但血型、身高、生育史等基本信息均与被告沈某不符，说明该院没有尽到应有的审慎义务，或如被告所言与非法代孕中介存在特殊关系，造成代孕妈妈的身份产生质疑，该院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医疗行业的次序。原告父亲王佩君与被告沈某虽存在特殊的男女关系，但最终未转变为合法的婚姻关系，双方私下进行人工生育,其行为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也违反公序良俗。被告沈某提供的医学出生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家庭照片等证据，虽可以证明被告沈某主张的某些客观事实，但无论被告与王佩君是否同居关系、原告王某某是否被告分某、被告是否抚养原告，均改变不了非法代孕行为带来的社会后果及法律后果，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亲子关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王某某与被告沈某不存在亲子关系。本案受理费人民币8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40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敏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南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