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3民初1319号原告：柴小平，男，1965年10月3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小平，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高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坚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根财，上海市联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柴小平与被告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柴小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小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坚文、桑根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柴小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拍摄制片、视频制作费等费用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156,481.17元；2、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8万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1月至2018年4月，原告在为被告拍摄影片、视频期间，先后为被告垫付了拍摄费、制作费等各类费用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210,793.17元。2018年7月17日，经双方核对确认欠款金额无误。另外，被告还拖欠原告2017年4月“东方小康580车展”视频制作费、人工费等各项费用40万元(已扣除税费)。原告多次催要，但被告至今尚有欠款2,156,481.17元未付，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澍公司)辩称：首先，原、被告之间既没有劳动合同关系，也没有承揽合同关系；原告并非被告员工，只是被告公司实际经营人束宇民指定团队中的一员，束宇民对外承接的广告业务，客户会把广告费用支付给被告，被告扣除必要的税金和公司开支后的其余款项均由束宇民指定如何处理，被告是和束宇民存在业务关系，和原告没有关系。其次，关于2018年7月17日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对账明细单的形成，当日原告至被告处持前述材料称尚有这些账目未结，被告财务人员王坚文询问束宇民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原告以为被告要赖账，双方就发生了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之后束宇民和被告财务协商，束宇民表示认可对账明细单上的账目，被告财务要求束宇民出具承诺书，在束宇民向被告出具承诺书后，被告才在对账明细单、欠款对账确认书上加盖了被告公章，被告盖章是因为迫于无奈，被告实际并不清楚束宇民和原告之间的账目。再次，束宇民承揽的相关广告项目的钱款，被告已经结算给了束宇民，原告至今没有拿到钱，被告并不清楚。最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欠款包含了2017年4月10日“东风580车展”的影像成品制作费40万元，而被告公司并未承接该项目，被告是在收到本案应诉材料之后才知道有这笔业务，此外，因被告认为束宇民的账目比较乱，不同合同之间的钱款账务不清，因此被告于2018年8月30日通知束宇民合作关系到2018年年底结束，如束宇民不参与被告公司实际经营，就无法对外承接业务，原告也就没有了业务来源，束宇民和原告都曾向被告提出要受让被告的股权，2018年11月29日原告、束宇民以及被告财务人员曾就2017年4月10日“东风580车展”的合同要求被告公司盖章一事进行过沟通，后因被告财务不同意盖章，原告又出现暴力行为，如果被告同意盖章或者同意将被告公司股权转让给束宇民，原告就会撤诉。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经审理查明，本院查明以下事实：1、2018年7月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款对账确认书》，其上记载：柴小平同志(身份证****1037)自2014年1月至2018年4月，在被我公司聘为影视拍摄制片主任期间，先后为我公司垫付拍摄各类款项人民币共计2,210,793.17元。2018年7月17日，经双方核对确认无误，我公司仍欠柴小平款项2,210,793.17元(附对账明细单)。前述《欠款对账确认书》上盖有被告公司公章，并有束宇民、王坚文的签名。前述《欠款对账确认书》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记载：“2014年东南翼神视频拍摄”项目价款115,530.2元，公司预付款80,000元，垫付款35,530.2元；“2015年1月10日博世视频拍摄”项目价款176,067元，公司预付款85,000元，垫付款91,067元；“2015年2月3、4日东南V5视频拍摄”项目价款317,235.5元，公司预付款140,000元，垫付款177,235.5元；“2015年3月7、8日海尔冰箱视频拍摄”项目价款318,265元，公司预付款190,000元，垫付款128,265元；“2015年6月5、6日东风小康视频拍摄”项目价款359,968.1元，公司预付款230,000元，垫付款129,968.1元；“2015年8月28、29日海尔冰箱视频拍摄韩国导演”项目价款452,200元，公司预付款302,200元，垫付款150,000元；“2015年11月26、27日博世电动工具拍摄”项目价款315,247元，公司预付款175,500元，垫付款139,747元；“2016年10月18日别克视频拍摄”项目价款84,200元，公司预付款0元，垫付款84,200元；“2016年3月25日东风580测试视频拍摄”项目价款328,220.7元，公司预付款150,000元，垫付款178,220.7元；“2016年2月28日卡萨帝视频拍摄”项目价款242,927元，公司预付款120,000元，垫付款122,927元；“2017年8月24日统帅海尔视频拍摄”项目价款524,620.67元，公司预付款300,000元，垫付款304,620.67元，备注其中80,000元是公司付柴小平个人费用；“2017年2月23日海尔厨电视频拍摄”项目价款340,000元，公司预付款0元，垫付款340,000元；“2017年2月24、25日海尔厨电冰箱视频拍摄”项目价款165,700元，公司预付款0元，垫付款165,700元；“2017年2月V60汽车云南视频拍摄”项目价款274,312元，公司预付款160,000元，垫付款114,312元；“2018年4月19、20日海尔品牌视频拍摄”垫付款10,000元，备注人工费；“2017年11月23日”垫付款19,000元，备注招待客户浩然；“2015年DX7”垫付款20,000元，备注拿材料转束；垫付款合计2,210,793.17元。原告在庭审中称：前述《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是经被告公司盖章确认的，即便如被告辩称，束宇民是被告公司实际经营人，被告并不清楚束宇民和原告之间的具体业务往来，那么束宇民签字认可并经被告盖章的前述《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也完全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承揽关系，被告欠原告垫付费用2,210,793.17元，对账之后，被告已支付过部分款项，原告确认“2017年2月23日海尔厨电视频拍摄”垫付款340,000元已结清，“2017年2月V60汽车云南视频拍摄”项目垫付款114,312元已结清，故《欠款对账确认书》中涉及的垫付款实际尚欠1,756,481.17元。审理中，原告又表示对于“2017年11月23日垫付款19,000元，备注招待客户浩然”及“2015年DX7垫付款20,000元，备注拿材料转束”的两笔费用合计39,000元不在本案中予以主张，另案处理。被告在庭审中称：关于前述《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形成的具体过程同答辩意见所述，基于暴力取得的《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不予认可，且《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所记载的项目，被告均不清楚，即便有支付预付款，也是按照束宇民的指示付款，原、被告没有签订过承揽合同，原告也从未向被告提供过其和束宇民签订的承揽合同；《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所记载的广告项目“2017年2月23日海尔厨电视频拍摄”项目并非被告承接的项目，而是案外人上海怡东广告有限公司承揽的项目，广告费34万元也已由上海怡东广告有限公司实际支付给了原告，由此可见《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的内容都是虚假的。2、2017年4月10日，原告和束宇民签订了一份《影视制作合同》，其上记载：甲方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乙方柴小平****1037；服务范围甲方委托乙方进行“2017年4月东风小康580车展视频”影像的制作，制作周期双方在2017年4月10日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在2017年4月底前交付制作完成的影像成品给甲方；制作费用双方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影像成品制作费用为40万元(已扣除税费)；付款方式甲方同意按以下约定将制作费用直接支付给乙方，在PPM前期制作会议前(以实际召开日期为准)，甲方支付全部费用的50%作为预付款，即20万元；乙方在制作完成后、甲方10个工作日内，付清剩余50%的费用，即20万元；在甲方付清全部费用后2个工作日内，乙方需将HD格式数据文件成片全部交给甲方，该合同上甲方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签约代表”处有束宇民签名；乙方处有柴小平的签名。2018年11月30日，束宇民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欠款补充说明》，其上记载：2018年7月17日我公司经核对确认欠柴小平同志(身份证号码****1037)2,210,793.17元(详见欠款对账确认书)未包括2017年4月东风小康580车展视频合同中我公司欠付柴小平同志的视频制作费、人工费、场地费等各项费用40万元已扣除税费当时因公司本拟付款因故未支付上述拖欠款项特此说明，我公司郑重承诺如未能及时支付上述款项自愿承担柴小平主张上述债权产生的所有费用。此说明因公司未能及时盖章此证明同样有法律效应，落款处为“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束宇民”。原告在庭审中称：前述《影视制作合同》系原、被告签订，合同项下承揽费用40万元应由被告支付，束宇民是被告的实际经营人，其对外代表被告签订合同是职务行为，前述《影视制作合同》、《欠款补充说明》对被告有约束力，被告应按约履行。被告在庭审中称：被告没有承接“东风小康580车展视频拍摄”项目，更没有和原告签订相关项目的《影视制作合同》，束宇民并不能代表被告签订合同，事后原告和束宇民要求被告在该合同上盖章时，被告也未同意加盖公章。3、2018年11月28日，原告(甲方)和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乐澍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聘请乙方律师作为一审阶段的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柴小平主任律师或其指派的律师在本案中为委托人与乐澍公司合同纠纷一审案件中作为甲方一审阶段的委托代理人，根据甲方诉请的标的额，乙方一审阶段应收取的律师费为十一万四千元，根据甲方要求，乙方予以最大优惠(优惠30%)，双方协商一审的阶段的律师费为八万元整，该律师费在签署本合同三日内支付四万元律师费，剩余律师费四万元在一个月内付清。2019年6月12日，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了一份《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票面金额价税合计8万元，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记载为“*经纪代理服务*律师代理费(一审)”。审理中，原告委托代理人柴小平律师确认原告已全额付清律师费8万元。被告则认为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仅限于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案件和侵权案件及双方当事人的事前约定，本案不符合上述情形，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没有依据，故被告不同意承担律师费。4、2012年3月21日，束宇民(甲方)和高鲁(乙方)、王坚文(丙方)签订了一份《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和注册事项的补充协议》，约定：一、乐澍公司注册资本为贰佰万元整，由束宇民先生为乐澍公司实际出资人；二、由于国内政策和法律上的原因，甲方束宇民先生暂时不便出任乐澍公司的注册股东，特委托乙方高鲁先生、丙方王坚文女士出任乐澍公司的注册股东。……；三、乙方、丙方代表甲方履行乐澍公司股东权利及义务。……；四、丙方与甲方商定享有乐澍公司营运纯利润10%的股东权利，丙方确认自己为乐澍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实际出资人为甲方，公司运作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归属于甲方，与乙方、丙方无涉；五、……；六、经工商变更后，乐澍公司经营权由甲方使用。有关公司的法律文件、合同章、发票、银行支票等全部交给出资人甲方束宇民先生保管和管理。公章、法人章由丙方王坚文女士保管和管理。；七、……；八、……。2018年7月17日，束宇民向被告出具了一份《承认书》，其上表述：致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了乐澍)本人束宇民，台湾居民(台胞通行证号：****5535)，自2012年2月起本人与乐澍公司达成协议，本人以乐澍公司名义在中国大陆开展广告制作拍摄业务，系乐澍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本人承诺，自2012年起至今及今后的时间段内乐澍公司的一切债务均有本人承担，并愿意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审理中，被告先表示前述《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和注册事项的补充协议》、《承认书》结合其提交的被告公司部分的经束宇民签字方有效的财务报销凭证，可以说明束宇民是被告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实际经营人，自2012年起至今被告的一切债务都应由束宇民个人承担，原告主张的涉案欠款都是其和束宇民个人的业务往来，和被告无关；后被告又表示前述《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和注册事项的补充协议》是被告在和束宇民合作时直接沿用了之前被告和他人合作期间的旧文本，束宇民实际并没有出资过，称其为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不严谨，应该说束宇民是被告公司的业务承包人。原告对于被告出示的前述《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和注册事项的补充协议》及《承认书》则认为如果前述材料真实，可以印证束宇民是被告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经营人，其代表被告和原告签订的《影视制作合同》、代表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欠款对账确认书》、《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欠款补充说明》等均是被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束宇民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应由被告承担责任，至于被告和束宇民之间的约定系其内部约定，对原告无法律约束力。4、审理中，本院向束宇民调查核实相关情况，束宇民表示2012年开始，其就以被告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义务，但其并非被告公司股东，被告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章都是被告公司财务王坚文掌管的，在其和被告公司合作时签订了一份《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和注册事项的补充协议》，也就是被告提交的证据，约定王坚文享有被告10%营运纯利润实际就是其借用被告名义对外承揽项目而需要支付给被告的费用，被告对外承接的所有项目都是其承接的，被告公司自己并没有业务，其本人日常基本都在被告公司办公，员工也会称其“束老板”，但其在被告公司并没有具体职务；其承接业务之后就委托给原告拍摄、制作，费用本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但是被告没有及时付款，原告组织的工作人员都会向原告要钱，所以原告垫付了相关费用，对账明细单上所列的垫付费用也包含了柴小平自己应得的制作费在内，对于原告提交的《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所列的费用，其均予以认可，确认都是其以被告名义承接的项目；原告提交的《影视制作合同》、《欠款补充说明》涉及的“东风小康580车展视频”也是其以被告名义承接的项目，但客户就该视频拍摄费用也尚未实际支付给被告；在原告催款过程中，原告和被告财务王坚文确实有语言和行为上的一点点冲突，具体哪一次发生冲突，记不清了，但可以确认加盖被告公章那一次，原、被告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其本人除以被告名义承接项目外，还会以其他公司名义对外承接业务。原告对束宇民的上述陈述内容无异议，认为通过束宇民的陈述可以看出涉案项目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相应价款，也可以证明《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时并没有发生冲突，束宇民虽然以几个公司名义发包业务，但是原告确认自己承接的项目都是束宇民以被告名义发派给原告的；至于被告和束宇民之间的关系是其内部关系，与原告无关。被告认为束宇民关于其和被告的关系、其和原告的关系的陈述属实，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束宇民也确认其对外承接业务不仅有被告一家公司，还有其他公司，所以有些项目的费用可能是被告的，有些可能是其他公司的，因此，对于束宇民称涉案费用对应的项目都是被告承接的，被告不予认可，《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确认的费用并不是针对被告一家的，可能是几家公司的费用合在一起，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承揽关系，束宇民个人和原告也没有承揽关系。5、审理中，原告变更本案诉讼请求为：1、被告支付原告拍摄制片、视频制作费等费用合计2,117,481.17元；2、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8万元。以上事实，可由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对账明细单、影视制作合同、欠款补充说明、聘请律师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承认书、投资主体和注册实现的补充协议等书面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相关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承揽关系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各自义务。关于涉案的《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可认定前述欠款对账确认书、对账明细单的真实性，可作为原、被告之间结算视频拍摄、制作费的凭证，理由在于：一、结合被告在审理中的陈述及其提交的束宇民出具的《承认书》、被告股东和束宇民签订的《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和注册事项的补充协议》、有束宇民签字的被告公司财务凭证、束宇民在本院所作的谈话笔录等证据，可以证明束宇民对外开展业务使用的是被告公司的名义，被告自认束宇民是其实际经营人；二、前述欠款对账确认书、对账明细单均加盖了被告公司公章，并有束宇民、被告财务王坚文的签名确认，被告虽表示前述材料是在原告的暴力之下迫于无奈，且在束宇民出具承认书后才加盖了公章，被告实际并不认可对账明细单所列的制作费用，被告也并未承接对账明细单上记载的项目，相应的制作费用不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应由束宇民个人和原告结算，但是被告并不能举证证明《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是在违背被告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出具的，尤其在被告自认的实际经营人束宇民对前述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明细单真实性均予以认可的情况下，被告仅以口头辩称及指向不明的受损财产图片拟证明涉案《欠款对账确认书》及所附《柴小平与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对账明细单》的出具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难以采信。关于涉案的《影视制作合同》及《欠款补充说明》所涉的“2017年4月东风小康580车展视频”拍摄费40万元，被告认为其并未承接该项目，束宇民对外承接项目的公司也不仅被告一家，被告亦未在影视制作合同及欠款补充说明上予以盖章确认，故辩称该费用亦不应由被告承担，相关合同及欠款补充说明对被告没有约束力，虽然原告、被告、束宇民确实均提及束宇民对外承接业务不仅有被告一家公司，然而，不仅束宇民明确表示“2017年4月东风小康580车展视频”是以被告名义承接后发派给原告的，而且相关影视制作合同也明确记载“甲方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欠款补充说明落款处也表明了“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束宇民”，原告和被告之间有长期业务往来，相关业务又是束宇民以被告名义所承接的，束宇民亦是被告自认的实际经营人，结合以上多种因素，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束宇民可以代表被告和原告签订相关合同，确认相关费用，因此，本院可认定涉案《影视制作合同》及《欠款补充说明》对被告具有约束力，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7年4月东风小康580车展视频”拍摄费40万元，且根据欠款补充说明的约定，被告应承担原告主张涉案债权产生的所有费用，原告主张的律师费8万元属于因主张涉案债权所产生的费用，费用金额结合债权数额、律师费收费标准及案件的实际情况亦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认为《欠款对账确认书》项下的欠款2,210,793.17元，扣除原告自认结清的“2017年2月23日海尔厨电视频拍摄”项目垫付款34万元、“2017年2月V60汽车云南视频拍摄”项目垫付款114,312元，扣除原告表示其另案处理的“2017年11月23日招待客户浩然”费用19,000元、“2015年DX7”垫付款2万元，被告还应付原告视频拍摄费1,717,481.17元，加上被告还需支付原告“2017年4月东风小康580车展视频”拍摄费40万元，故被告应付原告视频拍摄费合计2,117,481.17元，并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8万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柴小平视频拍摄费2,117,481.17元。二、被告上海乐澍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柴小平律师费损失8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2,59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593元，由原告负担403元，被告负担17,1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同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按上诉状请求金额预缴上诉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双幸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宋显爱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