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17民初2999号原告：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7726052037G，住所地南京市溧水区滨淮大道369号。法定代表人：陈兵，该公司行政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静敏，女，1995年3月6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部职员，住南京市溧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方响，男，199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部职员，住南京市溧水区。被告：景县公交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277941634849，住所地河北省景县亚夫路北头西侧。法定代表人：刘金刚，该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国勇，河北衡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金龙公司）与被告景县公交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景县公交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京金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方响、石静敏、被告景县公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国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南京金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11台车辆的国补退坡差价63888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为JLDK-XS2019041201的《汽车产品购销合同》，由原告向被告出售型号NJL6809EVG新能源汽车11辆，双方在合同付款方式部分明确约定，单台车辆价款中含国家补贴145200元，国补退坡后按新政策执行差价由被告承担。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将车辆交付与被告。现国家新能源汽车最新补贴政策已出，政策明确该批车辆的补贴款项退坡至87120元/台，即与原政策之间的补贴差价为58080元/台（145200-87120），案涉11台车辆的补贴退坡差价合计为638880元。针对上述差价，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未果，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景县公交公司辩称：1、合同第一条第二款付款方式属于双方有争议的条款，2019年4月12日签订合同时就对该条款存在争议，故双方没有在该条款前的方框内进行勾画，同时2019年4月15日谈振东出具的书面证明也证明了双方对该条款存在争议且重复确定了涉案车辆的单价，故原告依据该合同条款要求被告承担相关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2、退坡损失系原告单方计算得出的数据，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有无实际损失。3、如2019年5月5日原告交车后、车辆不存在任何问题，在2019年5月8日之前被告对涉案11辆车辆进行上牌有充足的时间，但原告到2019年5月8日傍晚才对车辆完成修复，即由于原告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造成了5月8日以前不能及时上牌，故退坡损失系由于原告自身原因造成，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不能要求被告承担。4、谈振东一直是原告方的代表，包括签订合同、交付车辆、售后服务等均是由谈振东组织完成，被告有理由相信谈振东能代表原告行使原告的一切权利。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庭审笔录、询问笔录、质证笔录、当事人的陈述及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如下证据：《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产品交付凭证、机动车行驶证、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四部委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律师函、证明、事实情况说明等，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12日，原告作为甲方（卖方）与被告作为乙方（买方）签订《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其中约定：乙方向甲方采购的本合同项下的车辆系国家推广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按照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享受政策补贴（补贴额度按年度执行），故销售价格与国家新能源政策、车辆上牌时间直接相关。乙方购车前已清楚上述情况，故其所购车辆到达乙方所在地后5个工作日完成上牌，由于乙方责任未完成上牌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合同车辆规格以及价款:车型NJL6809EVG,单价41.02万元,11台,含税总价451.22万元,未税总价417.68万元;付款方式,双方约定付款方式为:□全款订单按下述执行：（1）双方明确单台车辆价款中含国家补贴14.52万元，补贴部分款项在乙方车辆上牌之日起12个月内运营里程满2万公里后甲方申领补足，补贴金额为预期金额，受政策影响可能有变动；（2）本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定金44万元，甲方收到定金后组织生产；乙方在提车前须向甲方支付车款247.5万元；（3）车辆交付后，甲方应向乙方开具发票：（4）国补退坡后按新政策执行差价客户承担。交付时间、地点及费用：本合同生效后30个工作日完成交付，随车交付文件含车辆合格证、使用维修说明书、随车工具。原、被告双方还就违约责任、运营保证金、质量及质量担保、合同变更及解决等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原、被告双方分别在该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另该购销合同甲方处载明甲方代表为谈振东，乙方处载明乙方代表为李志勇。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合同约定的11台车辆，被告于2019年5月9日为该11台车辆办理了车辆登记上牌手续。根据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相关规定，自2019年5月8日起，涉案11台车辆可享受的国家补贴由每台14.52万元变更为每台8.712万元。为此，原、被告双方就涉案11台车辆的国补退坡损失产生争议。原告认为依据合同付款方式的约定，国补退坡后按新政策执行差价客户承担，即应由被告向其支付国补退坡损失。被告认为因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就对合同付款方式的条款存在争议，故在合同付款方式前的方框内并未勾选，国补退坡的损失系原告自身原因造成，不应由被告承担。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谈振东出具的证明及事实情况说明。其中证明载明：“景县汽车公交有限公司现购我司（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NJL6809EVG车辆，现定于每台车款为26.5万元（贰拾陆万伍仟元整），所定车辆、配置及售后协议，维持原合同。特此证明，谈振东，2019.4.15。”事实情况说明其中载明：“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没有拿到国家购车补贴14.52万元的原因是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造成的。原因是贵公司发车时就知道自己发来的车不符合衡水车管所上牌执行标准，车管所执行标准为大灯为电动可调，发过来的车根本上不了牌照。因此我们在5月5号早6点接收你们发过来的车时还随车一起带过来4套车的前大灯，当你们的业务员谭振东及售后人员清点这些配件时发现更换前大灯用的灯架没有。当时你们的售后人员告诉我说灯架是快递过来的，当时我们公司几位接车的人员对你们公司发给我们不合格产品，非常气愤，但车已经到景县了。今后还有售后等问题需要与对方合作。我们也不想把关系闹的太僵，就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只能等你们快递过来的灯架，（当时谭振东告诉我快递过来需要3天到4天时间）。一直等到5月8日傍晚，故城县金龙售后服务站褚站长带领工作人员带着所需的配件来给我们更换前大灯。我们于9号完成上牌手续并没有由于我们的原因延误上牌，因此5月8号（国补退坡）以前不能完成上牌的主要原因是你们的产品不合格造成的。另外，当时签订购车合同时我公司和谭振东当时谈的是国补退坡后，按退坡后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和景县公交公司各承担一半的费用。证明人：谈振东，2019年6月28日。”上述内容除证明人处谈振东签名为黑色字体手写，其余为打印文本，另，谈振东签名处捺有手印。谈振东在该事实情况说明打印内容下方处手写“以上情况属实，国补费用承担在协商基础上”黑色字体内容。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谈振东了解相关案件情况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谈振东向本院陈述：“2017年5月开始在原告处任职，职务为销售经理，具体负责河北省的客车销售，与公司签订了两年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没新签新的合同，但现在仍在公司任职，职务薪酬都没有变化。被告提交的证明全是由我本人书写，事实情况说明是被告公司打印，上面的黑体手写内容及我的签名是我本人所写。首先说一下证明，当时2019年4月12日两个公司签署了一份购销合同，当时合同约定每台车去除国家补贴27万元，签完之后被告又反悔，最终又以26.5万元每台成交，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的日期可能是17号，12号到17号期间被告怕里面的配置及保修条款等有变动，被告就让我写了一份证明给被告，17号的合同是原告将合同寄给我之后，我带到被告公司签订的，原告寄给我的合同已经加盖好原告的公章。合同签订约定交车期为一个月，原告于5月5日发车，至5月6日分二次发完，发车时发了大灯、没有发大灯支架，正常情况下大灯支架应该是在车上已经装好了，不存在还要另外交付，具体为什么没有发大灯支架什么原因不清楚。被告于5月7日中午交完免费附加税（交给国税局），7日下午开始在景县检测线上线，9日到衡水车管所复检上牌，国补退坡政策是在8日晚上发布，8日就执行了。因为被告附加税交的晚，附加税交完之后正常的情况下在检线上线最少要半天的时间，就算交付的车辆没有问题，最快也要到8号才能上牌。因为在签订合同时就预感到国补要退坡，所以在合同中注明了国补退坡的风险由用户承担。一般交车需要40天，这份合同为了赶进度避免国被退坡，已经将交货期提前了10天，后来在签订合同之后也尽快就发车了。国补退坡政策出来之后，原告要我向被告公司追回国补退坡的款项，我就去找被告，被告一开始不承认，后来和被告说清利害关系之后，被告因为车辆是11个车主自己掏钱自己买的，一直协商不成，后来被告写了情况说明给我要求一家承担一半，我就表明在协商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考虑之后也请示了公司，公司也同意了，但之后被告反悔了不肯出钱了。在签订合同时我是全权代表公司的。关于付款方式谈的内容是和合同约定的一样的，就是全款，原告庭审中提交的购销合同就是4月17日左右寄过来的，是后一份合同，前一份合同是打勾的，前一份合同退给公司作废处理了，被告那边没有前一份合同。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我就代表原告和被告就国补退坡的风险谈过，并且在合同中注明了，被告也是清楚的，当时预期是5月中下旬才会出台政策，没想到8号就出台并执行了。附加税正常在5号手续齐备了就可以去交了，但是被告迟了一点到7号才办完，就算灯架全装好了7号也上不了牌了，交完税之后还要车辆上检测线，上完检测线才能去衡水上牌，最快也只能8号上牌，8号国补退坡政策已经执行了。签订合同时因为有国补退坡这个风险，而且有另外一家公司也想向被告出售新能源汽车（该公司承诺国补退坡风险各承担一半），当时我们为了能够拿这个订单，向被告口头表明谁也不希望发生国补退坡的风险，真要是万一确定退坡了，两家协商，也不是非要被告一家承担，但没有确定两家各自承担的比例，这是口头约定，没有写在合同中。在国补退坡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和被告谈的就是如果能协商的话双方都承担一部分，如果打官司就由被告全额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陈述对于谈振东在事实情况说明上的签字，原告不认可，谈振东作为原告公司的业务员，其授权范围为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仅是代表公司与被告进行合同谈判、合同签订以及合同履行，买卖合同是否签订、合同价款金额由原告最终确认、决定，谈振东无权代表原告签署事实情况说明承担一半的国补损失，原、被告从未就国补损失的承担签订任何补充协议，原告也从未授权谈振东代为放弃、变更原告的合同权利。原、被告仅签订了一份签订日期为2019年4月12日的汽车产品购销合同，原、被告也按该合同实际履行，谈振东在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发车时间与实际不符，11台车的实际发车为2019年5月4日发4台，2019年5月5日发车7台，事实上在4月29日，车辆已在原告处制作完毕入库，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乙方在揾前须向甲方支付车款247.5万元，而被告在原告再三催足下，2019年4月29日也仅支付99万元提车款，余款148.5万元在2019年5月5日通过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故原告在2019年5月4日、5日发车符合约定。退坡损失是否应由被告承担与原告是否为过错方没有关系，而且谈振东在询问笔录中明确了车辆未在2019年5月8日前上牌的过错方为被告，新能源补贴作为合同价款的一部分，依据国家政策的规定原告将新能源部分予以核减，合同中所约定的41.02万元每台是车辆的实际价值所在，现新能源补贴政策变更，被告理应将该部分车款支付给原告，且合同中也明确国补退坡后按新政策执行差价客户承担，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义务。被告陈述签订合同时原、被告双方就对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存有争议，故双方未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前的方块内进行勾画，谈振东的身份在询问笔录中已明确注明，包括整个销售、售后服务均是谈振东代表原告进行处理，被告有理由相信谈振东的一切行为均是原告的授权和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谈振东已明确说明发车时没有发大灯支架，故原告提供的车辆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谈振东在情况说明中已经注明5月8日国补退坡前不能上牌的原因是原告的产品不合格造成，故原告要求被告要求承担相关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谈振东陈述被告交纳车辆附加税晚了一天也不能上牌的原因，被告不予认可，如原告交车没有质量问题，在5月5日收到车辆以后被告有充足的时间办理一切相关手续，即在5月8日之前能完成上牌，被告从未同意过承担一半的退坡损失，也未向原告做过任何承诺，事实情况说明最后一项关于退坡后原告与被告各承担一半的费用不予认可，被告没有义务承担原告所述的损失。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之间所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涉案购销合同明确约定每台车辆单价41.02万元，且在合同中明示涉案车辆系国家推广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按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享受政策补贴（补贴额度按年度执行），销售价格与国家新能源政策、车辆上牌时间直接相关，故综合本案实际，结合谈振东出具的证明，能够认定涉案车辆的价款系为在扣除国家补贴之后每台26.5万元，合同载明的单台车辆价款41.02万元包含了按签订合同时的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预估的可享受的国家补贴金额14.52万元，而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发生了变动，涉案11台车辆可享受的国家补贴由每台14.52万元变更确定为每台8.712万元。关于国补退坡损失，综合本案实际，能够认定原、被告双方在签订涉案购销合同之前对国补退坡损失的发生风险均有一定的预估，并有清晰、明确的认知，而就该风险的承担，本院认为，首先，涉案购销合同明确载明谈振东为原告的代表，且原告亦认可谈振东在合同洽谈、签订过程中的代表身份，而谈振东陈述签订合同时双方达成过口头约定如发生国补退坡风险由双方承担、但并未确定承担的比例，在政策变动之后与被告协商过程中确定各承担一半并向原告进行过请示且得到认可，应认定被告有理由相信谈振东对被告所作的口头承诺即为原告的承诺，原告关于未与被告就国补损失的承担达成任何补充协议、未授权谈振东代为放弃、变更原告的合同权利的意见本院依法不予以采纳。其次，现被告虽不认可与原告达成过口头约定，但根据被告提交的谈振东签名并捺手印的事实情况说明，该事实情况说明载明的打印内容系由被告提供，事实情况说明打印内容中明确载明签订合同时与谈振东谈的是国补退坡后原、被告双方各承担一半的费用，即应认定被告认可与谈振东达成了国补退坡后原、被告双方各承担一半的费用的口头约定。此外，原、被告双方未在涉案购销合同中的合同付款方式前的方框内进行勾选，综合上述分析，结合公平原则，应视为原、被告双方就国补退坡的损失的风险承担未在涉案购销合同中达成书面一致意见、存有一定争议，但达成过就国补退坡损失由双方各承担一半的口头约定，该口头约定应视为双方对涉案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亦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国补退坡后，应依据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口头约定，由原、被告双方各承担一半的国补退坡损失，即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国补退披损失的一半即人民币319440元【(14.52万元/台-8.712万元/台)×11台÷2】，原告其余诉请并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景县公交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人民币319440元。二、驳回原告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94元，由被告景县公交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547元，原告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负担25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美霞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朱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