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7民初1517号原告：武汉恒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昌区白沙洲堤后街528号。法定代表人：刘雪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美，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秀琴，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股份公司机关。法定代表人：刘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洲，湖北静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鸾，湖北静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武汉恒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钢物流公司)与被告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钢物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秀琴、被告武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洲、周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钢物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因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人民币7,721,303.59元及其支付之日的利息（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的利息为：1,232,834.81元）；2、诉讼费依法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14日，武汉振琦盛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振琦盛公司）谎称其与上游卖家上海武钢华东销售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合肥分公司）有一批船板合同，并有下游客户无锡鑫永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鑫永畅公司）需要此批钢材。原告希望做钢材的托盘业务。2013年7月17日，原告与武汉振琦盛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购销合同》除约定钢材的品种价格外，还特别约定原告付款后，武汉振琦盛公司需向原告出具被告直接将此合同货物提单交付给原告的授权书。合同签订后，武汉振琦盛公司提出需将汇票直接支付给武钢合肥分公司。2013年7月19日原告工作人员同武汉振琦盛公司卢建军一起到武钢合肥分公司处送了三张承兑汇票，并将汇票交付给了武钢合肥分公司的财务经理李军。李军明知道武钢合肥分公司同振琦盛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却伙同武汉振琦盛公司欺骗原告，将原告的承兑汇票收下，武钢合肥分公司财务经理李军未向原告言明武钢合肥分公司同武汉振琦盛公司没有交易关系，由武汉振琦盛公司在承兑汇票上背书后收下该承兑汇票。在原告工作人员离开武钢合肥分公司后，李军却擅自将承兑汇票交付给南通科力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科力富公司），由南通科力富公司分别背书给武钢合肥分公司和中钢钢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钢上海分公司）。事后由于武汉振琦盛公司不能交货，原告向公安机关举报，经公安机关侦查后确定武汉振琦盛公司、无锡鑫永畅公司、南通科力富公司完全是一个诈骗行为，吴礼波、卢建军等均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经查，武钢有限公司系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的股东，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合肥分公司系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在合肥设立的分公司，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合肥分公司和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均已注销，因此其侵权责任依法应由被告承担。原告认为被告工作人员李军在明知与武汉振琦盛公司没有交易的情况下，为收回南通科力富公司欠被告货款，伙同武汉振琦盛公司、南通科力富公司共同欺骗原告，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已构成侵权，李军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责任依法应由被告承担。武钢有限公司辩称，武汉振琦盛公司与合肥分公司的交易行为与原告无关；合肥分公司并未伙同武汉振琦盛公司，也未和武汉振琦盛公司有任何联络，经办人李军称武汉振琦盛公司与南通科力富公司有业务往来，南通科力富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礼波与李军联系说会派人送钱来，此人来了后就把承兑汇票交给了李军，李军按照吴礼波的要求把承兑汇票收了，等着吴礼波的安排，无论收票还是之后的处理，都是按照吴礼波的要求进行；合肥分公司系独立法人，依法办理注销手续，武钢有限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吴礼波（已判刑）系武汉振琦盛公司、南通科力富公司、无锡鑫永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礼波安排卢建军（已判刑）为武汉振琦盛公司总经理，安排罗俊（已判刑）为无锡鑫永畅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汉振琦盛公司业务员。2013年上半年，吴礼波以南通科力富公司的名义分别与中钢上海分公司、武钢合肥分公司签订了钢材销售合同并支付了保证金，其在收取了下游公司的钢材预付款后挪作他用，导致无法从上述两公司付款提货，也无法向下游公司按时交货。2013年7月，吴礼波为偿还债务，在与恒钢物流公司洽谈业务过程中，虚构了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签订了4002吨钢材销售合同的事实，向恒钢物流公司提议由该公司支付资金购买上述合同所涉钢材，并保证向该公司联系上述合同所涉钢材的下游购买公司以确保该公司在此业务中的利润，并提供了上述合同的合同号，从而骗取了恒钢物流公司的信任。2013年7月17日，卢建军受吴礼波的指使，在明知道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之间不存在钢材销售合同的情况下，代表供货方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恒钢物流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销售总价为人民币14,903,040元。同日，罗俊受吴礼波指使，在明知道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之间不存在钢材销售合同且上游武汉振琦盛公司、下游无锡鑫永畅公司均为吴礼波实际控制的情况下，代表无锡鑫永畅公司在武汉振琦盛公司的住所地（位于武汉市青山区）通过传真与恒钢物流公司签订了购买钢材的合同，购买总价为人民币15,223,200元。根据合同约定，无锡鑫永畅公司应当先期向恒钢物流公司支付合同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2013年7月19日，为进一步取得恒钢物流公司的信任，吴礼波指使武汉振琦盛公司财务人员先后多次转账人民币300万元至无锡鑫永畅公司账户上，并指使罗俊安排无锡鑫永畅公司将上述款项转账至恒钢物流公司账户。恒钢物流公司开具了3张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1、23760219，票面金额人民币500万元；2、23760220，票面金额人民币510万元；3、23760222，票面金额人民币500万元）作为上游合同的钢材购货款。为保证资金安全，恒钢物流公司提出亲自派人将上述承兑汇票交给武钢合肥分公司。2013年7月19日下午，为掩盖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无钢材购销合同的事实，卢建军受吴礼波的指使，与恒钢物流公司会计李文兵前往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武钢合肥分公司。卢建军在3张承兑汇票的背书处背书武汉振琦盛公司印章后，将汇票交给武钢合肥分公司财务经理李军，从而造成了武钢合肥分公司接受了武汉振琦盛公司购货款的假象，后卢建军快速将李文兵带离武钢合肥分公司。因武钢合肥分公司与武汉振琦盛公司并无购销合同关系，汇票无法入账，吴礼波安排南通科力富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华斌到武钢合肥分公司财务室，在上述3张承兑汇票上背书了南通科力富公司的印章，将其中1张票面金额人民币500万元的承兑汇票支付给武钢合肥分公司，将2张票面金额总计人民币1,010万元的承兑汇票支付给中钢上海分公司。恒钢物流公司支付货款后要求武汉振琦盛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提供在武钢合肥分公司提货的授权书。为掩盖真相，卢建军、罗俊受吴礼波的指使，伪造了武汉振琦盛公司委托恒钢物流公司至武钢合肥分公司接洽提货手续的授权书，并由罗俊交给恒钢物流公司。被告人卢建军、罗俊受吴礼波的指使，以南通科力富公司的名义在武钢合肥分公司、中钢上海分公司提取钢材，并偿还了前期欠其他公司的货物。案发后，吴礼波、卢建军、罗俊三人因上述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恒钢物流公司已追回部分货款，尚有本金7,721,303.59元没有追回。恒钢物流公司认为其工作人员李文兵误认为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有限公司有购销合同往来，是李军收取汇票造成的，武钢有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武钢有限公司系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的唯一股东，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合肥分公司系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在合肥设立的分公司，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合肥分公司已于2017年11月23日注销。武钢有限公司作为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股东，在该公司注销前，已成立清算组，并于清算组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2017年10月13日在青年报报纸上刊登公告，清算组按制定的清算方案处置公司财产，并按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进行清偿，清偿后的剩余财产，按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该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2日注销。本院认为：恒钢物流公司基于与武汉振琦盛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被骗，相关人员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恒钢物流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来源于刑事审判案卷，无法证明李军与吴礼波、卢建军、罗俊有预谋或共同的故意。恒钢物流公司的3张承兑汇票在交付给武钢合肥公司李军前，已交付卢建军，由卢建军已在3张承兑汇票的背书处背书了武汉振琦盛公司的印章，事实上已经形成恒钢物流公司将资金转移到恒钢物流公司的法律后果。整个过程中，武钢合肥分公司及李军不是合同诈骗的参与人，没有主观故意行为。恒钢物流公司工作人员误认为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有购销合同往来，不能作为武钢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恒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479元，原告武汉恒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 涛人民陪审员  潘春喆人民陪审员  白 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苏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