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民终9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冬梅，女，196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廷柱，男，1967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俩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北京京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俩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勋，北京京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贻钦，男，196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敏，福建秦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冬梅、胡廷柱因与被上诉人郑贻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蕉城区人民法院（2018）闽0902民初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董勋和被上诉人郑贻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冬梅、胡廷柱上诉请求：1.撤销（2018）闽0902民初3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认为根据一审提交的《欠款条》、《和解协议》、《情况说明》以及证人证言、视频等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是通过上诉人的账户过账，真实的借款人应该是谢伟木。2.上诉人李冬梅与被上诉人并不熟悉，被上诉人没有理由出借给李冬梅巨额款项。出借如此巨大金额的款项，被上诉人却没有借据、收据或是欠条等债权凭证，明显不符合常理。3.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曾向上诉人主张过还款。综上，一审法院关于根据推断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郑贻钦辩称：1.上诉人承认收到被上诉人转账500万元的事实，但自称收到款项后受被上诉人指示转账给谢伟木，但在一审中无法提供存在郑贻钦指定账户的证据，也未能提供该款项转给谢伟木的有效证据。2.被上诉人提供的《特别授权书》，上诉人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明不是谢伟木向被上诉人借款。3.上诉人未提供《和解协议》的原件，不具有证明力。4.银行转账本身就是债权凭证，胡廷柱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承认多次向被上诉人借款，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已经形成习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贻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7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归纳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问题：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本案是否存在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对此，一审法院作了如下分析认定： 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问题。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并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1.转账单，证明李冬梅向原告借款500万元；2.授权委托书（落款时间：2016年9月8日），证明李大海与李冬梅、胡廷柱、张冬来共向原告借款3180万元，后郑贻钦向胡廷柱催讨时，胡廷柱说把钱借给谢伟木，便带郑贻钦一起去找谢伟木讨钱，谢伟木没有钱还，胡廷柱与郑贻钦商量，能不能由郑贻钦向谢伟木讨钱，但因谢伟木未向原告借过这几笔钱，所以胡廷柱才出具委托书给原告；3.录音证据及光盘，证明原告与另案被告李冬梅于2014年11月13日上午两人的通话记录，通话内容描述了李冬梅要向原告还钱的过程，李冬梅要拿房地产作抵押、卖股票等筹款来还原告的借款，李冬梅代表李冬梅、胡廷柱向原告还款等。被告李冬梅、胡廷柱对收款事实无异议，但同时辩解将已收到的款项支付给了谢伟木，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录音记录不完整，不是通话记录的全部，李冬梅全程没有提到任何还钱的事，涉案借款与李冬梅、胡廷柱无关，李冬梅用房子抵押所取得款项是因郑贻钦儿子被调查需要用钱，借给郑贻钦的。对此，被告为了证明其反驳意见成立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1.谢伟木于2013年2月2日书写的欠款条，证明李冬梅、胡廷柱从未向原告借款，李冬梅收到原告的500万元仅为原告及谢伟木之间的借款进行过账，被告已将该500万元全部支付给谢伟木；2.和解协议及照片，证明郑贻钦、谢伟木、黄岳春于2016年11月4日就谢伟木向原告借款共计3280万元的事实已经达成和解，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借款关系。原告质证认为，欠款条从未见过，无原件，不予以认可。照片中人物属实，《和解协议》无原件，因当时原告见协议内容与事实不符，当场就撕毁了，与本案无关联。一审法院认为，李冬梅收受郑贻钦的转账款500万元是不争的事实。关健争议在于是原、被告之间的借款还是李冬梅、胡廷柱辩解的“过账款”。原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系被告胡廷柱出具，李冬梅、胡廷柱对该书证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因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事项为“委托人（及家人李冬梅、李冬梅、胡廷柱、张冬来）委托受托人与谢伟木洽谈借款纠纷一事，代为签订协议、沟通、调解等解决方案”,说明郑贻钦是受胡廷柱等的委托与谢伟木协调解决钱款纠纷事宜，就委托书中所指借款纠纷是发生在胡廷柱及家人与谢伟木之间，郑贻钦与谢伟木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借款纠纷。若是谢伟木借郑贻钦钱款未还，借贷双方主体明确，自然由郑贻钦直接向谢伟木催讨，而无需由胡廷柱出具委托书。委托书的出具恰能说明胡廷柱等人对委托书中所指的借款具有控制、支配权，是该钱款的权利主体，而非过账。因此，可以初步推断涉案的款项非由郑贻钦借给谢伟木，如若确实存在胡廷柱等人将诉争钱款支付给谢伟木则是胡廷柱等人对钱款的如何支配、使用问题，与前期郑贻钦将钱款汇入李冬梅账户的行为是二个不同、相互独立、无关联的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再审查李冬梅、胡廷柱的抗辩意见，其辩称已将收到的款项支付给了谢伟木是否成立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问题实质包含二个方面：一是李冬梅、胡廷柱等人将账户内的款项转兑给谢伟木的事实客观存在，但能否就此认定李冬梅、胡廷柱系郑贻钦与谢伟木之间借款的中间人或过账人，显然不能，一审法院前文对《授权委托书》的分析论证已做说明；二是李冬梅、胡廷柱将账户内的钱款转兑给谢伟木的事实根本不存在。根据现有的证据说明，李冬梅、胡廷柱辩称其是诉争钱款的中间人或过账人是不成立的。首先，其即不能提供存在郑贻钦与谢伟木指定账户的事实证据，也未能提供该款转给谢伟木的有效证据。其次，庭审中，李冬梅、胡廷柱提供的《欠款条》无原件核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关于“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的规定；对于《欠款条》的来源，李冬梅、胡廷柱辩解来自于案外人潭树军提供，若如此，那潭树军又从何处获得。正常情况下《欠款条》作为债权凭证，应由《欠款条》中的债权人郑贻钦持有，但庭审中郑贻钦却称从未见过。《欠款条》所称的1100万元与原告转账给李冬梅、胡廷柱的500万是否存在包含关系，不得而知。对于《欠款条》内容作进一步分析，《欠款条》中的本金1100万元，是否包含郑贻钦转账给李大海（系李冬梅之姊，另案处理）、李冬梅、张冬来（系李大海司机，另案处理）等人3180万元中的部分款项，对此被告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再者，根据转账时间与《欠款条》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分析：郑贻钦给李大海转账2笔，分别是2013年1月24日转账500万元、2月6日转账500万元；给李冬梅转账1笔，即2013年1月24日转账500万元；给张冬来转账4笔，分别是2013年2月21日转账500万元、2月22日转账3笔计1180万万元；给谢伟木转账2笔，分别是2013年3月24日转账100万元、6月3日转账10万元；而《欠款条》落款时间是2013年2月2日，若《欠款条》中1100万元指上述转账款，符合条件的仅是2013年1月24日的2笔500万元，计1000万元，该金额与1100万元明显相等。因此，《欠款条》形式不合法，证据来源不清，内容真伪不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和解协议》同样存在无原件核对问题，郑贻钦认可在《和解协议》上签过名，但郑贻钦同时述称当时签名后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相符便当场被其撕毁，而被告称《和解协议》来自于当时拍照，却未能提供原始拍照核对，同样存在证据来源不清问题；《和解协议》内容涉及金额3280万元按被告辩解就是指本案郑贻钦转账到李冬梅账户的500万元、转账到大海账户的1000万元、转账到张冬来账户的1680万元，合计3180万元。该金额与《和解协议》中的3280万元接近，但不符。若还包括谢伟木本人账户的110万元，则又差10万元，内容失实，而且据李冬梅、胡廷柱提供的《和解协议》摘录内容“已方（指谢伟木）在前期投融资活动中，以需要前期费用为名获取甲方（郑贻钦）人民币资金总额32800000元”，说明是谢伟木向郑贻钦融资；而李冬梅、胡廷柱同时补充提供的谭树军、张立涛等的证言则待证原告因矿山向谢伟木融资，需要向谢伟木支付3000多万港币的前期费用，则说明是郑贻钦向谢伟木融资，将款项借给谢伟木，二者自相矛盾，因此，《和解协议》同样形式不合法，内容真伪不明，不具有证明力。另外，对于李冬梅、胡廷柱补充提供的证据：1.胡廷柱的渣打银行账户、2013年1月25日的余额查询单、2013年1月28日向谭树军转款1200万元港币的汇款单、谭树军书面证言、谭树军作证的视频，证明原告因向谢伟木融资，需要向谢伟木支付3000多万港币的前期费用，原告请胡廷柱帮忙，胡廷柱将家人即其他三位被告收到的款项的等额港币，在香港支付给了原告及谢伟木指定的账户，后谢伟木向原告归还了人民币1000多万元；2.张立涛书写的证言、张立涛作证的视频，证明原告因与谢伟木之间的投融资关系，需要向谢伟木支付不少于3000万元的前期费用。但谢伟木在香港的公司只接受港币，原告便请胡廷柱帮忙；胡廷柱借用家人（李冬梅、李冬梅、胡廷柱、张冬来）的账户，在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后，将等额的港币支付给了谢伟木；原告因儿子被调查，向李冬梅借款330万元；3.谢伟木书写的《情况说明》，证明（1）原告因矿山向谢伟木融资，谢伟木表示资金在香港，需要前期费用运作。原告与谢伟木之间达成借款协议，谢伟木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并承诺给予原告一定的利息补偿，（2）原告借给谢伟木的款项，是经胡廷柱和家人及谭树军账户汇到谢伟木账户（共计2780万人民币，折合港币3239万元）。其中第一笔500万汇入李冬梅账户、第二笔600万元汇入李冬梅、胡廷柱账户，共计1100万元人民币。胡廷柱将等额的港币即1200万元，经谭树军支付给了谢伟木公司账户；第三笔汇到张冬来的1680万元，胡廷柱安排将等额的港币2039万元支付给了谢伟木公司账户；4.谢伟木书写的《供述材料》，证明2016年11月4日，谢伟木在文山向原告坦诚了自己以前期费用为名向原告借的3280万元，实际用于其与黄岳春之间合作的“民族资产”项目，双方并达成了《和解协议》；5.2013年5月23日农业银行《客户回单》，谢伟木通过胡廷柱的账户向原告还款500万元。原告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认可，胡廷柱向原告转账的500万元是偿还胡廷本人2012向郑贻钦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谢伟木的书面证词、谭树军、张立涛的证言、作证视频证据来源不清，内容是否属实，无从考证，其证明力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至于胡廷柱的渣打银行账户、余额查询单、汇款单等真实与否，无法确定，其证明力不予以确认。张立涛与张淯淇的庭上证言，证人张立涛具体在时间上无法陈述清楚，顶多证明郑贻钦向谢伟木要钱，而不能证明涉案的款项系谢伟木向郑贻钦的借款。因此，被告抗辩其系“过账人”的意见不成立，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可能性大。 二、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告认为，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抗辩认为，原告自2013年1月24日向被告汇款500万元后，从未向被告主张过还款，原告的诉讼请求早已过了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关于“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结合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之情形，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本案是否要中止审理问题。李冬梅抗辩认为，其已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郑贻钦，要求对方返还其借款本金3235600元及利息1867600元，该案的判决结果与本案事实有直接联系，要求中止审理。原告对诉讼之事无异议，但认为上述系李冬梅、胡廷柱的还款，已从500万元扣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起诉李冬梅、胡廷柱借款本金是170万元，而非500万元。不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其受理的案件结果如何裁判均不影响一审法院的审理。从账面上看原、被告之间互负债务，均有诉权，是否成立则涉及到实体上能否胜诉问题。现原告起诉的170万元仅是500万元中的部分诉权，与李冬梅诉郑贻钦民间借贷案中的3235600元之间不存在重复或包含关系，本案的审判无需以李冬梅诉郑贻钦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李冬梅要求对本案中止审理，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郑贻钦向被告李冬梅所有的银行账户汇入500万元，有银行转账回单为证，事实清楚。现原告主张涉案500万元系借款，被告反驳该款系另案被告谢伟木向郑贻钦的借款，其仅过账，与其无关。但经一审法院综合该系列案件有关证据的审查，认为被告的反驳意见除了缺乏有效证据外，还存在诸多不合情理之处：1.如果是因谢伟木融资向郑贻钦借款，郑贻钦自然可以直接向谢伟木催讨，何必由另案的被告胡廷柱委托郑贻钦向谢伟木讨要；2.如果是郑贻钦向谢伟木融资，融资前需向谢伟木支付前期运作费用，简明地说就是借款人在向出借人借钱之前先向出借人付一大笔钱，即借款人自己有钱不用反而冒着大额付出的钱无法收回和可能借不到钱的风险，一个正常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如此而为，更何况被告方根本未能提供郑贻钦向谢伟木融资存在合理性的有效证据；3.如果郑贻钦汇入李冬梅、胡廷柱、李大海等人账户的款项与被告方无关，李冬梅特意将名下房产抵押贷款230万元给原告和另外向原告支付现金100万元作何解释，李冬梅对此解释是郑贻钦曾有款借给胡廷柱，故知恩回报，但通过李冬梅与郑贻钦的通话记录，说明李冬梅是在郑贻钦催款情况下，背着弟弟李大海、丈夫胡廷柱而想方设法为郑贻钦筹款；4.退步说，郑贻钦转账到李冬梅、李大海、张冬来账户上的3180万元，是郑贻钦支付给谢伟木前期运作费用，郑贻钦完全可以直接转账给谢伟木本人（另案郑贻钦就有110万元汇入谢伟木账户），为何要通过李冬梅、胡廷柱、李冬梅、张冬来等人账户本身就有悖常理，对此李冬梅、胡廷柱等人的解释是因谢伟大的香港账户只收港币，假设该理由也成立，但对如此巨额钱款的去向李冬梅、胡廷柱缺乏有效证据证实其已将该款转兑给谢伟木。因此，根据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综合对全案证据的分析、审查和一审法院同时审理的其他系列案件，可以确信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称当时胡廷柱系以李大海名义向其借款，但客观上郑贻钦将500万元转账到李冬梅账户上后，该500万元当天即被转入案外人胡建立账户—胡廷柱称系其所为，同时存在胡廷柱出具《授权委托书》，事后李冬梅向郑贻钦支付300余万元和李冬梅与胡廷柱系夫妻关系之事实，说明李冬梅、胡廷柱夫妻实际控制支配该笔借款，原告为此要求李冬梅、胡廷柱还本付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被告李冬梅、胡廷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郑贻钦借款本金170万元及利息（以170万元为基数，年利率按6%计算，从2018年3月14日起算至借款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李冬梅、胡廷柱承担。 本院在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即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被上诉人郑贻钦向上诉人李冬梅的银行账户汇入500万元，有银行转账回单为证，事实清楚；被上诉人郑贻钦主张该款项系借款，已经初步尽到初步的举证责任。现上诉人答辩称该款系另案被告谢伟木向郑贻钦的借款，其仅过账，与其无关。上诉人对该答辩意见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该款项的性质，但经本院综合该案件有关证据的审查，认为被上诉人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李冬梅、胡廷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万福 审判员  魏各永 审判员  关 萍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孙 萤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