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5民终716号之一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林，男，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富明，山西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皇封参隆参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佟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玉，吉林清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庆河，男，196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玉，吉林清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树林因与被上诉人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皇封参隆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参隆公司）、高庆河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集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582民初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树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富明，被上诉人参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玉，被上诉人高庆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树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吉0582民初369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连带支付上诉人366202元加工费;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为何人加工人参的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系为封隆公司加工人参，高庆河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认定系高庆河个人行为与事实不符。第一，上诉人在一审中所列举的17份鲜人参运输随车单，均系参隆公司的制式表格，虽然相关表格上并无参隆公司的印章，但参隆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对该17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按照证据规则,该17份证据足以证实参隆公司为案涉人参的发货主体。在上诉人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合同相对方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认定上诉人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显然存在错误。第二，参隆公司系一家主营各种人参种植、加工、销售的企业，而非运输公司，并且参隆公司与高庆河也未提供双方之间代为发货运输的协议，无论是依据一般的情理还是从证据角度，均无法佐证参隆公司与高庆河之间存在代发货的法律关系。在此种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实际是为高庆河加工人参，将参隆公司完全排除在合同法律关系之外，毫无依据。第三，参隆公司与高庆河在一审中委托了共同的律师应诉，从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看，参隆公司与高庆河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有各自的立场，而一审由同一委托代理人对相关事实进行阐述，本就存在两方实为同一主体的嫌疑，即存在高庆河系为参隆公司办理相关业务的可能性。综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被上诉人毫无证据情形下的抗辩理由，上诉人究竟为何人加工人参是显而易见的，一审法院关于委托加工主体的认定完全错误，从而导致责任主体的认定也完全偏离实际情况，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二、一审判决对于参隆公司以及高庆河是否应当给付加工费的认定存在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没有书面合同对加工价款予以约定,但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三份其他加工厂家的证明材料，用于证实当时的市场行情。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合同约定不明的解释规则第(二)款的规定，应当按照合同订立时的市场价格认定。原告提供的诸多厂家的证明足以证实市场行情，而被上诉人却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按照证据规定，应当认定上诉人的主张成立。但一审判决毫无依据的就予以驳回，明显不当。其次，从被上诉人付款的情况看，按照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还应当支付366202元，这是上诉人提起本案之诉的理由。而按照被上诉人每公斤4元的计算标准,在被上诉人支付777218元人工费后,仅欠185062元加工费，那么被上诉人怎么可能再支付30万元加工费?从一般正常人的认知看,如果双方实际约定的是4元/斤的价格,那么被上诉人就一定不会超过总价款进行付款，而被上诉人却平白无故的多支付了十余万元，这是毫无逻辑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失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错误判决，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参隆公司辩称，本案涉案的人参并不是参隆公司所有，参隆公司只是代替高庆河发货，高庆河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及费用与参隆公司无关。高庆河辩称，高庆河与上诉人之间不是承揽加工关系，是高庆河借用了上诉人的加工厂加工人参，加工人参所需要的所有费用均由高庆河直接支付。2017年集安市加工鲜参的价格为4元，并不是上诉人所述的6元，根据集安市的加工人参的市场价格，高庆河所有人参加工总价应为962280元。而高庆河实际支付的加工人参费用及后期借给上诉人的30万元总计已经支付了107万余元，远远高于市场加工人参价格，不应再给付上诉人人参加工费，请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树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加工费366202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被告委托原告在位于集安市财源镇甲乙村的人参加工厂内为被告加工水参（将鲜参加工成成品红参）。双方约定每斤鲜人参加工费六元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加工协议。被告在双方口头协议约定后，共计向原告运送鲜人参264339斤，后由被告雇佣原告的工人挑选出23769斤水参返回被告工厂，原告为被告加工鲜人参共计240570斤。在加工期间，被告通过第三人高庆河转付给原告加工费30万元，支付工人工资777218元，合计1077218元，现尚欠原告加工费366202元，故诉至集安市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至11月，第三人高庆河在原告人参加工厂内加工鲜人参（将鲜参加工成成品红参）。第三人高庆河共计向原告加工厂运送鲜人参132169.5公斤，后由第三人雇佣工人挑选出11884.5公斤鲜人参退回，原告实际为第三人高庆河加工鲜人参120285公斤。在加工期间，第三人高庆河支付工人工资777218元，通过银行转帐给付原告300000元，合计1077218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原告是为被告还是为第三人加工人参的问题。本案原告主张是为被告加工的鲜人参，第三人作为被告代理人协助办理加工事宜，但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而被告及第三人高庆河主张加工鲜人参是第三人高庆河的行为与被告无关。从本案查证事实看原告与第三人曾协商加工鲜人参事宜，第三人并为加工鲜人参支付工人工资，而原告主张第三人是被告的代理人协助办理加工事宜，无证据证明和事实依据，故应认定第三人高庆河在原告加工厂内加工鲜水参120285公斤的事实，符合本案客观实际。二、被告和第三人应否给付原告加工费的问题。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均认可在原告加工厂共计加工鲜人参120285公斤，第三人支付工人工资777218元的事实。因上述加工鲜人参行为系第三人高庆河所为，与被告无关，故被告不应承担给付加工费的义务。关于第三人应否给付原告加工费问题。原告主张共计加工鲜人参120285公斤，每公斤12元，第三人支付工人工资777218元和给付加工费300000元，尚欠加工费366202元；第三人高庆河主张加工鲜人参120285公斤，每公斤最高为8元，支付工人工资777218元和加工费300000元，合计1077218元，不欠原告加工费。原告和第三人对加工鲜人参的数量均无异议，但对加工鲜人参的价格均提出不同意见，原告主张加工费每公斤12元系双方约定，但未提供当时双方如何约定每公斤12元的相关证据，且原告为第三人加工人参完毕后，依常理本应进行对帐结算，但原告亦未陈述双方结算事宜和提供第三人欠其加工费的证据，其提供的三份证据只能证明各公司加工鲜人参的价格，无法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约定加工费每公斤12元的事实，故原告要求被告和第三人给付人参加工费366202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无法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刘树林要求被告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皇封参隆参业有限公司给付人参加工费366202元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要求第三人高庆河给付人参加工费366202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97元（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人参加工合同三份，证明2017年人参加工价格。该三份合同均系复印件，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的两位证人出庭证实内容亦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二审提供书面证明内容与一审时上诉人提供的同一出证人证明内容不一致，本院对双方提供的该组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刘树林主张与参隆公司形成人参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主要证据为参隆公司鲜参运输随车单、水参验收单。通过上述证据记载内容来看，仅体现了运输时间、人参重量、承运人等内容，并没有加工承揽关系的相关约定，故据此不足以认定刘树林与参隆公司形成了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另外，据刘树林陈述，商谈此次人参加工事宜是由刘树林与高庆河二人之间完成，虽然刘树林主张高庆河是参隆公司的员工，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高庆河也不予认可，所以通过据此也不足以认定刘树林与参隆公司形成了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刘树林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要求参隆公司给付加工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通过查明事实来看，高庆河商谈并实际参与了人参加工的过程，并且给付了相应的加工费用，高庆河也认可是其本人加工的人参，故一审认定高庆河为人参的实际加工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刘树林主张约定的人参加工费用为斤6元，对此一、二审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要求给付所欠加工费用的请求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刘树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93元，由上诉人刘树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敏审判员 李尧川审判员 马 辉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