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终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荣盛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前卫镇周官村。法定代表人：张学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俊，云南铭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云南铭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铭，男，1978年3月11日生，傣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蕾蕾，女，1986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云南识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麦韦祺，云南识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全成投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颜琨。上诉人云南荣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铭、陈蕾蕾、深圳全成投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18）云0402民初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荣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俊、被上诉人袁铭、陈蕾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荣盛公司的另一名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被上诉人袁铭、陈蕾蕾及另一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麦韦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被上诉人全成公司因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荣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由被上诉人袁铭、陈蕾蕾、全成公司连带退还上诉人荣盛公司预付的融资咨询服务费75万元，并连带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6年3月30日起按年利息6%计算至本清）；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袁铭以全成公司云南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名义（以下简称红塔运营管理中心）与上诉人签订、履行《委托融资合同》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具体表现如下：1、红塔运营管理中心没有办理过任何营业执照，其在《委托融资合同》上写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盛高大城一栋201室”也明显为虚假地址。2、被上诉人袁铭存在私刻印章的嫌疑。按照法律规定，公司印章都必须到公安备案，印章上的防伪码为13位数。但袁铭与上诉人签订《委托融资合同》、出具的《收条》上红塔运营管理中心的印章的防伪码却是18位，且刚好和深圳全成公司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一样，这也违背法律关于印章防伪码的规定。在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袁铭的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关于注销全成公司玉溪分公司的决定》，该份决定上盖有的全成公司的章为18位，数字刚好和深圳全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一样，并且与深圳全成公司在2016年到红塔区工商局注册、注销玉溪分公司时相关文件上盖的公章的防伪码不一样。被上诉人袁铭的上述种种行为，确实存在私刻印章的嫌疑，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3、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袁铭代理人陈述红塔运营管理中心是全成公司的内设机构，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不能仅因为其名称是“全成公司XXX”字样，就可以简单地推理为该公司的内设机构。4、即使红塔运营管理中心真是全成公司的内设机构，依照法律规定，其也没有合同主体资格，其以自己名义签订的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全成公司、红塔运营管理中心共同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表明全成公司对合同进行了追认，系适用法律错误。红塔运营管理中心与全成公司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按法律规定，代理行为应当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而被上诉人袁铭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并没有以全成公司的名义进行，他们双方之间也没有相关的委托代理合同。故该《承诺书》只能被认定为是全成公司对他人债务的一种自愿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全成公司因未按规定期间公示2016年、2017年度报告，于2017年7月20日就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且在一审上诉人起诉后，经红塔区人民法院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后才发现，全成公司已人去楼空，其营业地址已找不到该公司。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75万元融资服务费后，自始至终都没有履行过任何义务，其承诺为上诉人融资3000万元，到至今，一分钱都没有融资到，也没有做过任何融资方面实质性的工作。综上，被上诉人袁铭在与上诉人签订、履行《委托融资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疑点，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明。二、本案被上诉人袁铭、陈蕾蕾应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袁铭、陈蕾蕾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关键还在于75万元融资咨询服务费的去向。但遗憾的是本案因全成公司没有到庭，导致相关案件事实被隐瞒。而一审法院只是简单的以全成公司出具《承诺书》就认定全成公司收到了这75万元，属事实认定不清。按法律规定，公司之间金钱来往应通过公司对公账户进行，上诉人将75万元打入被上诉人陈蕾蕾账户上后，如他们确实将该笔款项最终转入全成公司账户，必然有相应的转账记录，这么大笔金额，不可能都通过提取现金完成。即使是提取现金，也要有相应的提取记录。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多次要求被上诉人袁铭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但都被拒绝。被上诉人袁铭、陈蕾蕾如真将收到的75万元融资服务费交给深圳全成公司，其完全有能力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证明，但其却拒绝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袁铭、陈蕾蕾共同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全成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未到庭，视为放弃答辩的诉讼权利。荣盛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铭、陈蕾蕾、全成公司连带退还预付的融资咨询服务费、融资手续费共计75万元；2、判令袁铭、陈蕾蕾、全成公司连带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6年3月30日起按年利息6%计算至本清，截止2017年12月31日利息损失为7875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袁铭、陈蕾蕾、全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1日，荣盛公司（甲方）与全成公司云南玉溪市红塔运营中心（乙方）签订《委托融资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居间人（中介人）为甲方融资寻找、介绍出借人，发布融资及与融资相关的甲方信息，并协助甲方完成人民币3000万元的融资需求；融资服务期限为从本融资项目在乙方平台正式发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协商约定的融资咨询服务费及融资手续费共计150万元，本合同签订后给付50%，即75万元。2015年11月13日，荣盛公司将约定的融资咨询服务费75万元一次性转账到袁铭之妻陈蕾蕾账号为62×××34的银行账户。当天，全成公司云南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向荣盛公司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上述款项。荣盛公司支付融资咨询服务费后一直未收到上述《委托融资合同》约定的融资款。2016年3月10日，全成公司与全成公司云南玉溪市红塔运营中心向荣盛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6年3月30日前实现融资款300万元到荣盛公司的对公账户；在2016年4月30日前完成融资款500万元到荣盛公司的对公账户；在2016年5月30日前完成融资款1000万元到荣盛公司的对公账户；在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融资款1000万元到荣盛公司的对公账户。如果在2016年3月30日不能实现融资款300万元到荣盛公司的对公账户，承诺方则在本月30日无条件退还委托方预付融资费75万元”。但承诺方并没有按承诺的时间为荣盛公司融资到资金，也未退还荣盛公司交付的融资费75万元。2015年11月1日，全成公司出具任职证明载明“全成公司全体股东于2015年11月1日在公司住所召开了股东会，一致同意在云南玉溪成立全成公司玉溪分公司……，任命袁铭为全成公司玉溪分公司负责人”。同年12月28日，全成公司经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在云南省玉溪市设立了全成公司玉溪分公司，该分公司的经营场所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环山路56号山水佳园6幢3－4号，负责人为袁铭。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项目进行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2016年9月19日，经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全成公司玉溪分公司注销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荣盛公司认为与其订立《委托融资合同》的乙方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实际应为2015年12月28日成立的全成公司玉溪分公司的主张是否成立？二、荣盛公司与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红塔运营管理中心签订的《委托融资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三、荣盛公司要求袁铭与陈蕾蕾连带退还融资咨询服务费的主张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荣盛公司提交的证据中，《委托融资合同》合同文本打印的乙方名称在抬头处为“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红塔运营管理中心”，在落款处为“全成公司”，该合同文本的抬头及落款处有乙方名称的位置均加盖了“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的印章，此印章底部的阿拉伯数字与全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一致，合同抬头处显示的乙方法定代表人为“关连涛”，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盛高大城一栋201室”。而全成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在玉溪设立的“全成公司玉溪分公司”营业执照显示的负责人为“袁铭”，营业场所为“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环山路56号山水佳园6幢3-4”，经营范围中并不包含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从荣盛公司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所载的文字内容来看，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与全成公司玉溪分公司的名称、负责人及经营地址均不相同，故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荣盛公司的观点，荣盛公司认为二者是同一主体的主张只有荣盛公司单方的陈述，并没有相关证据能够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荣盛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庭审过程中袁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结合荣盛公司及袁铭的举证情况，案涉合同的乙方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红塔运营管理中心应该是全成公司的内设机构，该内设机构虽然不具备合同主体资格,但其以自身名义与荣盛公司订立的《委托融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全成公司与其共同向荣盛公司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表明全成公司已经对该合同进行了追认,因此，荣盛公司与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红塔运营管理中心签订的《委托融资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关于争议焦点三，荣盛公司与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红塔运营管理中心签订《委托融资合同》之后，虽然荣盛公司是将合同约定的融资咨询服务费支付到了陈蕾蕾的银行账户，但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于付款当天即向荣盛公司出具了收据确认收到该笔款项。此后，全成公司向荣盛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也包含有“承诺方无条件退还委托方预付融资费75万元”的文字内容。以上两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全成公司已经认可收到了该笔款项。因此，本案中与荣盛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全成公司，该公司已向荣盛公司书面承诺“如果在2016年3月30日不能实现融资款300万元到荣盛公司的对公账户，则在本月30日无条件退还委托方预付融资费75万元”。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对荣盛公司负有退款义务的主体应该是全成公司。袁铭和陈蕾蕾并非案涉居间合同的相对方，荣盛公司要求袁铭、陈蕾蕾连带退还融资咨询服务费无法律依据，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全成公司收取了荣盛公司支付的融资咨询服务费后，既未履行为荣盛公司融资的义务又未按承诺的时间退还融资咨询服务费，其违约行为给荣盛公司造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荣盛公司要求全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融资咨询服务费并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自2016年3月30日起至本清之日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荣盛公司要求袁铭及陈蕾蕾连带承担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深圳全成投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退还原告云南荣盛实业有限公司预付的融资咨询服务费75万元，并支付此款自2016年3月30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利息损失78750元，之后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利随本清；二、驳回原告云南荣盛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8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深圳全成投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荣盛公司、被上诉人袁铭、陈蕾蕾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全成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未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诉讼权利。对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被上诉人袁铭、陈蕾蕾无异议；被上诉人全成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未到庭，视为放弃异议的诉讼权利；上诉人提出如下2点异议：1、原审判决遗漏认定：“虽然《委托融资合同》上加盖了全成公司云南玉溪市红塔运营中心的印章，但该运营中心并未成立，荣盛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一直都是与被袁铭签订，未见过全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人员”。2、原审判决遗漏认定：“上诉人荣盛公司将融资咨询服务费75万元打入被上诉人陈蕾蕾账户，是按照被上诉人袁铭的指示”。对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的第1点异议，经询问被上诉人，其亦确认全成公司云南玉溪市红塔运营中心并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故对该事实予以补充认定；至于《委托融资合同》的签约过程，由于上诉人对该事实并无有效证据证明，本院对上诉人要求补充认定该事实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第2点异议，无证据证实，且与本案二审争议问题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除了前述补充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均予确认。另外，二审庭审中，经询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铭关于2015年11月11日的《委托融资合同》、2016年3月10日的《承诺书》签约过程，上诉人荣盛公司陈述：“签订《委托融资合同》，荣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学荣一直都是和袁铭进行联系、与袁铭签订合同，因为张学荣与袁铭是多年朋友，除了本案之外，之前与袁铭还有其他多次资金往来，袁铭说可以帮张学荣融资，后面就带着《委托融资合同》过来找张学荣。在后来，被上诉人没有履行融资义务后，多次找到袁铭，在袁铭出具《承诺书》的时候，上诉人才第一次见到（全成公司的）董天荣，全成公司另外两个股东也没有见过，《承诺书》上加盖的红塔运营中心的印章是袁铭加盖的，当时董天荣在场加盖的是全成公司总公司的印章，袁铭在《承诺书》上加盖红塔运营中心印章时，董天荣有在场”。被上诉人袁铭陈述：“全成公司虽然在深圳，但在昆明有运营点，也就是红塔运营中心，董天荣就是在昆明这个运营点办公，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学荣认识。是由全成公司带着公章与合同过来，因为他们想在玉溪成立分公司，但是分公司还没有注册，就先以红塔运营中心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签订《委托融资合同》的过程，是由全成公司的董天荣具体经办，袁铭也在场，但负责的是董天荣”。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问题是：一、被上诉人袁铭是否《委托融资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之一从而应与被上诉人全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二、被上诉人陈蕾蕾应否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关于第一个问题。经查，《委托融资合同》乙方名称在首部为“深圳全成投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云南省玉溪红塔运营管理中心”，在尾部落款处为“深圳全成投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该两个位置加盖有“深圳全成投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云南省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的印章；2天后，针对75万元融资咨询服务费、手续费出具的《收条》亦是加盖“深圳全成投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云南省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的印章。从以上两份证据形式看，确实未加盖被上诉人全成公司的公章，也没有被上诉人全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签约授权人的签名，上诉人主张以上过程均由被上诉人袁铭一手经办、全程未见被上诉人全成公司的任何工作人员，而印章所显示的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也没有工商登记资料能够证明系被上诉人全成公司的内设机构。但是，此后2016年3月10日的《承诺书》不论首部还是尾部均加盖有被上诉人全成公司的公章且有被上诉人全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监事董天荣手写签名，上诉人二审期间亦确认该公章、签名系董天荣亲自加盖、书写，被上诉人袁铭在《承诺书》上同时加盖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的印章时，董天荣亦在场。而该《承诺书》开篇即载明：“承诺方（全成公司、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于2015年11月11日签订《委托融资合同》。承诺方无条件退还委托方预付融资费75万元”，由此可见，全成公司云南省玉溪市红塔运营管理中心确系被上诉人全成公司的内设机构，且被上诉人袁铭此前以该中心名义签订的《委托融资合同》亦得到被上诉人全成公司的追认。综上所述，不能认定被上诉人袁铭存在私刻“全成公司云南玉溪市红塔运营中心”印章以冒用或借用被上诉人全成公司名义签约的情况，其行为仅是执行工作职务、并非《委托融资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之一，行为后果应由具备法人资格的被上诉人全成公司承担。至于被上诉人袁铭的配偶即被上诉人陈蕾蕾收到75万元款项后，是否转账给公司一方，已不影响对本案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关于第二个问题。与前述同理，被上诉人陈蕾蕾甚至未在前述一系列单据上签名，更非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合同责任。另外，既然被上诉人袁铭并非责任承担主体，则上诉人也不能基于夫妻共同债务之规定，要求被上诉人陈蕾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荣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40元、公告费3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云南荣盛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东审判员 周云焕审判员 方 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爽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