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0402民初924号   原告孔煜，男，1948年9月2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长治粮食局退休职工，现住长治市。   委托代理人王培平，山西鸿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所地长治市潞州区长兴南路70号。   法定代表人桑利刚，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韩妮建，男，198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系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务科工作人员，现住长治市，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韩文虎，男，196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平顺县人，系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法律顾问，现住山西省平顺县，身份证号码：×××。   被告长治市饲料公司，住所地长治市潞州区大辛庄镇西旺村。   法定代表人王静毅，职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富民，山西民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武昊，山西民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孔煜诉被告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因被告长治市粮食局在政府机构改革时的大部分职能和职责已划入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告申请将本案被告长治市粮食局变更为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再列长治市粮食局为本案被告，本庭口头予以准许]、长治市饲料公司（以下简称“饲料公司”）拆迁补偿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3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孔煜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王培平，被告发改委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韩妮建、委托代理人韩文虎，被告饲料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何富民、武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7年4月27日，长治市人民政府下发长政发[2017]36号文件《长治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主城区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实施意见》。原告所居住的粮食局家属院（长治市××区延滨巷4号院）也在文件规定的改造范围内。1980年左右原告被安排在上述家属院的东二排一层东户居住，该房屋的建筑面积为57.55平方米，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治市粮食系统新修建了多处住宅楼，延滨巷4号院内的原住户中，或因工作变动或因其他原因有许多人家搬离了或住进新家属房。于是该院内就有住房腾出，鉴于当时原告家一家三代六口人居住在狭小一室十分拥挤，非常不方便。见有空房腾出，原告就于1991年或1992年（由于时间久远，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向长治市粮食局提出增加住房面积的申请。当时粮食局领导考虑到原告家的实际情况，很快就将院内西二排二层建筑面积为77.35平方米的一套住房增加分配给原告一家人居住，原告一家人在该两处房屋内一住就是将近三十年的时光。2018年4月12日，被告饲料公司受长治市粮食局指派，通知原告到该公司办公室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按照一户一房的相关政策规定，乙方（原告）居住的东二排一层东户面积为57.55平方米的住房属于多使用的住房，乙方如期上缴后，剩余一套房方可与本院其他住户一样享受棚户区改造的政策补助资金，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概由乙方负责。出于对政策的不了解及对组织的信任和服从，原告与被告饲料公司签订了收房协议并交回了房屋钥匙。2018年5月4日，被告饲料公司又通知原告签订棚户区搬迁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产权认定、面积认定、被拆迁主体资格、补偿项目及金额、奖励政策、产权置换面积及金额核算和实际应得各类款额等。这份协议上确定的房屋面积是77.35平方米。上述协议签订完成后，被告饲料公司的办事人员又拿出一份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与上一份协议书完全相同只是房屋补偿面积和金额却变成了原告现住两套房屋之和，其中房屋补偿面积为77.35平方米＋57.55平方米＝134.9平方米，该协议一式六份，协议签订后，原告要求留存一份，但是被被告饲料公司的办事人员拒绝。被告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原告的怀疑，于是原告找到长治市人民政府[2017]36号文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领会。按照上述文件的规定精神，被告饲料公司实际收回原告居住的两套房屋，而该两套房屋的被征收人是原告，符合文件关于多房一证按一户认定的规定，应该以被征收的实际面积134.9平方米给原告进行等面积置换产权，并以134.9平方米的实际被征收面积给原告补偿，原告名下的补偿款为784395.6元＋50000元（搬迁奖励）＝834395.6元。但被告饲料公司实际支付给原告的补偿款却只有450550.44元（一房补偿款449622元＋利息928.44元），扣除征收公产费100365.6元和20年的房租24282元，剩余260126元被被告饲料公司无端扣留。事情发生后，原告多次找长治市粮食局和饲料公司要求领取属于自己的补偿款，长治市粮食局刚开始答应给原告解决此事，但却找了非常牵强的理由拒绝了原告的合法要求。上述事实表明，二被告在本案中行为已经违背了长治市人民政府[2017]36号文件的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260126元；二、二被告承担自2018年10月15日起至上述拆迁补偿款全款还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发改委辩称：一、原告居住的福利房拆迁补偿事宜是原告与原粮食局下属国有企业饲料公司签约的，一切事务均应由签约双方处理，与主管部门无直接关系，所以，发改委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二、原告是原粮食局下属企业的职工，并不是原粮食局机关内的职工，其虽然于1978年12月至1985年3月曾在原粮食局工作，但其身份仍然是下属企业人员，属于借调。所以原告能在原粮食局家属院分到福利住房，本身就是领导对他的照顾。三、原告占用两套福利房中的第二套，不是原粮食局领导分配给他的，而是属于非正常占用。2018年，延安中路4号院作为棚户区拆迁之后，原告曾多次找原粮食局领导要求补偿其已上缴住房的补偿款。原粮食局经过调查，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了“关于调查核实孔煜住房问题的回复”，该回复明确答复“孔煜住××排东户一套”，不存在两套住房问题。原粮食局的这一行为在拆迁完成之后，属于行政行为，且没有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原告对发改委提起民事诉讼，确实不妥。综上，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饲料公司辩称：一、原告是原粮食局下属企业的职工，并不是原粮食局机关内的职工，其虽然于1978年12月至1985年3月曾在原粮食局工作，但其身份仍然是下属企业人员，属于借调。所以原告能在原粮食局家属院分到福利住房，本身就是领导对他的照顾。二、原告占用两套福利房的第二套，不是原粮食局领导分配给他的，而是属于非正常占用。2018年，延安中路4号院作为棚户区拆迁之后，原告就反悔协议，多次找原粮食局领导要求补偿其已收缴住房的补偿款。原粮食局经过调查，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了“关于调查核实孔煜住房问题的回复”，该回复明确答复“孔煜住××排东户一套”，不存在两套住房问题。因此，原告占用两套福利住房，其中一套是非正常占用，其只能享受一套住房的补偿款。三、原告对该两套住房没有任何房屋产权证，不符合市政府[2017]36号文件第四条分户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市政府[2017]36号文件第四条规定“分户认定标准，一房多证按一户认定，多房一证按一户认定，多房多证且同属一人按一户认定”。原告占用的两套房屋是纯福利住房，其个人没有任何房产证或宅基地使用证等，所以其不适用本条规定。四、在棚户区拆迁之前，原告已将其中一套住房自愿上缴，且不存在对政策的不了解。为落实市政府[2017]36号文件，饲料公司通过审核住户名单、公告、签约、补偿等大量工作，历时几个月，涉及数十户，政策公开透明，最后才实施拆迁。在此过程中，每家每户都学习掌握了相关政策，才签约交房，任何住户不存在不了解政策问题。饲料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特意写明了36号文件规定的相关内容，并不是原告在诉状中所说的“对政策的不了解及对组织的信任和服从”。同时，双方协议书中还十分清楚地写明，原告“自愿将其多使用的该套住房主动腾出，无条件上缴甲方”。该协议书是符合相关政策的，是产生法律效力的文件，任何一方随意反悔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五、关于上缴的一套住房以其个人名义给单位划转补偿款问题，这是拆迁补偿过程中，相关部门执行措施的调整，并不是仅对原告一户。在执行市政府[2017]36号文件过程中，有关部门规定，房屋拆迁补偿款直接对房屋住户。没有执行[2017]36号文件规定的“拆迁补偿款由政府拨付主管部门，主管部门拨付企业，企业再拨付个人”的规定，这是全市执行措施的调整，并非粮食系统一家。为对应这一执行措施的调整，在公司与个人（包括孔煜本人）签约时均明确约定“若按照相关规定甲方的有关款项需经乙方银行账户再划归甲方的，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原告对政策和措施是非常清楚的。六、在拆迁补偿过程中，饲料公司已经对原告进行了照顾。原告使用的两套住房中，小平米住房是符合政策的，大平米住房是非正常占用的。按照常理，原告应上缴大平米住房，得小平米住房的补偿款，但是饲料公司为了照顾职工的个人利益，也为了顺利拆迁，所以才决定同意其上缴小平米住房，原告得到了大平米住房的补偿款，这是公司对其个人的照顾。另外拆迁补偿全面结束后，原告多次到饲料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原长治市粮食局要求解决多占福利房的补偿问题，饲料公司为稳定大局，还补偿了其维修费等五万四千元，这也是对原告的照顾，而今原告得寸进尺，提起诉讼，令人不可思议。七、原告长期占用国家财产谋取私利，长达二十多年，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尤其是其多占一套住房之后，并不是自己居住，而是长期对外租赁，拿多占的国家财产谋取私利。作为共产党员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和相关政策，应予追究相关责任。综上，请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长治市人民政府长政发[2017]36号文件一份，证明长治市人民政府在棚户区改造中关于分户标准实行的是：一房多证按一户认定、多房一证按一户认定、多房多证按同属一人一户认定。原告在本案中属于第二种情形。   证据二、《棚户区搬迁协议书》两份，证明原告在长治市××区拥有两套福利性住房。   证据三、被告饲料公司出具的收据两支，证明内容同证据二。   证据四、长治银行《个人结构性存款结清清单》一支和《储蓄存款利息清单》两支，证明市政府给原告的补偿款为834395.6元，而被告却只支付了450550.44元。   证据五、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发改委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提供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有房产证及土地所有权证，因此不合符相关规定。对证据二、三真实性认可。对证据四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补偿款虽然是以原告名义下来的，但归公司所有。对证据五只能证明原告在此地居住，不能证明居住的合法性。   被告饲料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因原告没有房产证，所以不符合文件的标准。对证据二、三无异议。对证据四只能证明是通过原告银行账户走的钱，不能证明原告享有补偿款。对证据五证人靳某说分第二套房子是走了暗路，得到第二房子的都是非正常占有的房子，饲料公司把原告不应当分得的拆迁款扣留下来是正确的。   被告发改委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被告饲料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本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孔煜个人简历。证明孔煜其身份属于下属企业人员，属于借调，孔煜能分到一套福利房属于领导的照顾。   证据二、关于调查核实孔煜住房问题的回复。   证据三、秦保文证明材料。   证据四、郭树则证明材料。   证据五、刘保明证明材料。   证据六、陶水根证明材料。   证据七、李雪英情况说明。   证据三至七是证据二的组成部分，以上证据证明孔煜占用两套福利住房，其中一套属于非正常占用。   证据八、协议书两份。证明孔煜自愿将其多使用的住房腾出上交甲方，该协议是孔煜和饲料公司真实合法有效的意思表示。   证据九、棚户区搬迁协议书。证明饲料公司的相关款项需经孔煜账户再划归的饲料公司，孔煜必须无条件配合，不得提出任何异议。   证据十、孔煜补偿申请、领款收据、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因孔煜多次找相关领导反映长治市饲料公司补偿款的问题，饲料公司已经向孔煜多支付54000元的补偿款，并且孔煜承诺不会再提出任何的要求，保证守口如瓶，不向任何人提起。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饲料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想要证明原告的工作经历必须以人事或者组织部门的工作履历表加以证明，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二该回复只是被告长治粮食局对原告申请的一个答复，且盖公章为财务用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三、四、五、六不认可，证明人没有出庭作证，且证明内容只是看到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七不认可，李雪英陈述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明不了被告的证明目的，且证人证言加盖的为财务专用章。对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签订该协议是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在误解。对证据九两份协议书加盖为饲料公司公章。对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找饲料公司要的54000元为修补房屋的款项，不是被告饲料公司所述多给原告的房屋补偿款。   被告发改委对被告饲料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及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孔煜生于1948年9月2日，1978年12月至1985年3月任原长治市粮食局办公室科员，1985年4月至1994年5月任原长治市粮油销售公司副经理，1994年5月至2008年任原长治市粮油物资公司经理。1980年左右原告被安排在××路（原粮食局家属院）东二排一层东户居住，该房屋的建筑面积为57.55平方米。原长治市粮食局原医务所副主任医师李雪英居住在××巷西户，该房屋建筑面积77.35平方米，李雪英于1996年搬至延安北路粮食公寓，并将上述房屋钥匙交至单位，原告孔煜随后使用李雪英原居住的房屋。原告孔煜居住使用上述两套房屋直至2018年4月。   2017年4月27日，长治市人民政府下发长政发[2017]36号文件《长治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主城区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对本市主城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棚户区改造的适用范围、工作目标、安置模式、分户认定标准、安置补偿、保障措施等作出了规定。其中分户认定标准为：一房多证按一户认定，多房一证按一户认定，多房多证且同属一人按一户认定。安置模式包括直接货币补偿安置，政府将补偿资金直接支付给棚户区所属单位的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再支付给被征收人。原告所居住的原长治市粮食局家属院也在文件规定的改造范围内。   2018年4月12日，原告孔煜（乙方）与被告饲料公司（甲方）签署《协议书》一份。内容如下：根据长治市人民政府[2017]36号文件，甲方所属延安中路4号院，被列为市政府棚户区改造项目，其中涉及住户40户，建筑面积共计2709.54平方米。为落实市政府棚户区改造的科学决策，尽快完成棚户区改造任务，同时确保甲、乙双方和广大住户的合法权益，依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互谅互让、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紧密配合的基础上，经双方充分协商，完全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在本项目区内的现有住房均为甲方国有资产，住房性质为历史遗留的福利住房。按照一房一户的相关政策规定，乙方居住的的位××排东户住房，建筑面积57.55平方米，属于乙方一户一房以外多使用的住房。二、乙方同意按照市政府[2017]36号文件中第四条分户认定标准“一房多证按一户认定，多房一证按一户认定，多房多证且同属一人按一户认定”的规定，自愿将其多使用的该套住房主动腾出，无条件上缴甲方。三、上缴时间商定为2018年4月12日。由乙方将钥匙上缴甲方，甲方出具售房手续。甲方即对该套房屋关门上锁，行使一切权益。四、乙方该套房屋所涉及到的一切私有财产，包括家具、电器、现金、存单等等，由乙方在上缴钥匙之前彻底搬运清理。交付甲方钥匙后，乙方不得再主张任何权利。五、乙方该套房屋所涉及到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水、电、气、装修、抵押等等，概由乙方全面负责，与甲方无关。交付甲方钥匙后，有关费用由甲方全面负责，概与乙方无关。六、乙方将该套房屋如期上缴之后，剩余的一套房屋方可与本院其他住户一样享受棚户区改造的政策补助资金。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概由乙方负责。七、本协议从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八、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主管部门市粮食局一份、市国资委一份。签署协议当日，原告孔煜已腾空4号东二排2单元一层东户房屋，并交钥匙两把，被告饲料公司出具了收据。   2018年5月4日，原告孔煜（乙方）与被告饲料公司（甲方）签署《棚户区搬迁协议书》一份。该协议对房屋的产权、面积、价格、乙方的主体资格、补偿项目及金额、产权置换面积与金额核算等问题作了明确约定。主要内容如下：双方同意本次棚户区改造按照货币化安置补偿方案予以补偿；乙方在本次棚户区改造范围内的现有房屋，位于长治市××路西户，为甲方国有资产，属于历史性福利公房性质；乙方居住的房屋依据长治市益万佳资产评估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测量的面积认定为77.35平方米。双方还约定：若按照规定甲方的有关款项需经乙方银行卡账户再划归甲方的，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否则，甲方有权对乙方的补偿款拒不办理。乙方必须遵照2018年4月12日，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书》执行。2018年5月14日，原告孔煜交回位于长治市××路西户房屋钥匙。同日被告饲料公司出具收据。   2018年10月15日，被告饲料公司向原告孔煜支付延滨巷4号院西二排一单元二层西户房屋拆迁补偿款450550.4元。同日，原告孔煜向原长治市粮食局、被告饲料公司出具了情况说明。内容如下：“1981年，我被市局领导安排住进了局机关家属院（市××路）居住。这次棚户区改造本院被列为改造范围，我已签房屋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但本人有特殊情况需上级领导帮忙解决。我居住的房屋多年来自己花钱修缮花了不少钱，电线经过风吹日晒外皮脱落，我找工人重新拉线更换，屋顶漏水二、三年就铺设一次防水层，下水道常年堵塞不通，臭水倒家，我找工人挖坑布管疏通下水，硬化地面。墙体裂缝，我找工人浇灌水泥加固等等。几十年来，这些修修补补花去大概七、八万元，这些费用全是自己支付，这次搬迁了，饲料公司也收了二十年的房费，我花去的这些费用如何处理？我要求给予补偿解决56000元整，我保证今后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上级部门及饲料公司再提要求，并保证此事守口如瓶，不对任何人提起。”2018年12月26日，被告饲料公司向原告汇款54000元修补房屋补贴款。   另查明，2019年1月16日，中共长治市委办公厅、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治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将市粮食局的职责划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挂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牌子。   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根据上述条例，可获得征收补偿款的人为房屋所有权人。故本案原告能否获得两套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核心问题是原告是否为该两套房屋的所有权人。庭审查明，该两套房屋系国有资产，产权归原长治市粮食局所有。原长治市粮食局于1981年左右将延滨巷4号院东二排2单元一层东户作为福利性住房分配给原告孔煜居住。1996年后，原告又使用李雪英腾出的××院西户房屋。至上述房屋被征收拆迁时并未进行公房房改，原告孔煜仅是房屋的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依旧是原长治市粮食局。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因涉案房屋系特殊历史时期的福利性公房，房屋所有权人与房屋使用权人就如何分配拆迁补偿款的问题，原长治市粮食局的下属单位即被告饲料公司与原告就上述两套房屋产权归属及拆迁补偿订立了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孔煜无条件腾出4号院东二排2单元一层东户，上缴被告饲料公司，原告享有4号院西二排1单元二层西户房屋的拆迁补偿。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原告领取到相应补偿款后，又主张4号院东二排2单元一层东户违反协议约定。三、原告孔煜领取到相应补偿款的同时向原市粮食局及被告饲料公司提出申请，申请索要房屋的修缮维修费用。原告提出的该申请与本案中两份协议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即证明原告本人亦认可其只能领取一套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对于小平米的一套房屋，其仅有使用权，故而申请索要修缮维修费用，且在其申请中也明确写明保证今后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上级部门及饲料公司再提要求。被告饲料公司在支付原告54000元修缮维修费用后，原告再次提出要求，与其承诺相悖。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孔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02元，由原告孔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宁宁   人民陪审员 吕耀宗   人民陪审员 刘 园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马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