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8742号原告：吉嘉，男，1990年6月18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吉争雄，系吉嘉父亲。原告：袁珂，女，1973年5月22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敏，系袁珂母亲。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前明，系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大苇，男，197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系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富生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908号2805-2806房。法定代表人：胡大苇。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系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吉嘉、袁珂诉被告胡大苇、第三人广州富生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生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吉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吉争雄、原告袁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敏，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前明，被告胡大苇、第三人富生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吉嘉、袁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支付两原告股权回购款320万元；2.判令被告以200万元为基数，每年按股权价款的5%支付因第三人未能成功在新三板挂牌而应支付的2016年、2017年度违约金20万元；3.判令被告未按约定期限支付股权回购款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以未付的股权价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自2017年9月1日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合14152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富生源公司注册资本1008万元，原股东胡大苇、廖某福，分别占96.03%、3.97%的股权。胡大苇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5年8月1日。胡大苇、廖某福与吉嘉、袁珂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将廖某福占3.97%的股权和胡大苇占公司6.03%的股权转让给吉嘉，将胡大苇占公司7.5%的股权转让给袁珂。转让后三人的股东分别是胡大苇、吉嘉、袁珂，股权份额分别为82.5%、10%、7.5%。2015年8月6日，胡大苇与吉嘉、袁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上述转让股份份额分别作价200万元（10%的股权）、150万元（7.5%的股权）。另约定，如果富生源公司在2016年内未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交易，则自2016年每年起向吉嘉、袁珂支付转让价款12%的违约金；如果截止2017年底富生源公司仍未能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交易，则吉嘉、袁珂有权要求胡大苇按原价回购上述股权。吉嘉、袁珂已按约定向胡大苇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2月12日，胡大苇与吉嘉、袁珂签订《股份回购协议》，该协议对富生源公司未能成功在新三板挂牌的违约金调整为每年5%，同时对股权回购款的支付期限进行了明确约定，即2017年8月31日前付清。但胡大苇以暂时没钱、资金紧张、正申请贷款等理由拖延。截至吉嘉、袁珂起诉之日，胡大苇仍分别拖欠吉嘉、袁珂股权回购款320万元。请求法院支持吉嘉、袁珂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胡大苇辩称：1、吉嘉、袁珂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两人并不是富生源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是吉争雄、肖敏因为身份关系为规避法律而借吉嘉、袁珂名义进行投资；2、胡大苇不同意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实际投资人吉争雄与肖敏投资入股富生源公司后，对富生源公司投入前期及申请新三板费用较大，公司亏损严重。后未能成功上市是两人不同意继续申请所致。吉嘉、袁珂中途退股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3、吉嘉、袁珂已经按照《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持股比例实名被登记在公司，是富生源公司的股东，按照《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应共同经营、共担风险。《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附条件5、6项转回条款属于恶意条款，严重损害胡大苇及富生源公司的合法利益，吉嘉、袁珂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相应风险和义务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4、吉争雄与肖敏转给胡大苇的股权转让金共计315.53万元，并非350万元。5、吉嘉、袁珂主张的以200万元基数计算2016至2017年违约金20万元的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出自合同书》未明确约定未在新三板挂牌成功需要胡大苇支付违约金条款；6、吉嘉、袁珂主张从2017年9月1日起计算银行同期利息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富生源公司在亏损情况下，吉嘉、袁珂主张损失按照银行基准利率支付没有道理，也不符合其作为富生源公司股东应面临的公司亏损风险；7、诉讼相关费用应由吉嘉、袁珂承担；8、吉嘉、袁珂曾于2018年11月19日申请撤诉后又再次起诉，有滥用诉权的嫌疑。9.胡大苇将向法院请求立即解封房产，并让吉嘉、袁珂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第三人富生源公司述称：其意见与被告胡大苇的答辩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1日，胡大苇、廖信福与吉嘉、袁珂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合同约定将廖信福的占3.97%的股权和胡大苇占公司6.03%的股权转让给吉嘉，转让金分别为40万元、60.8万元。将胡大苇占公司7.5%的股权转让给袁珂，转让金为75.6万元。转让后富生源公司的股东分别是胡大苇、吉嘉、袁珂，股权份额分别为82.5%、10%、7.5%。2015年8月16日，胡大苇、吉嘉、袁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协议中说明富生源公司估值为2000万元，吉嘉以200万元的支付价款受让富生源公司的10%的股份，袁珂以150万元的支付价款受让7.5%的股份；上述价款在本协议签署前已经支付完毕；富生源公司若不能在2016年内全国中小型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则从2016年起胡大苇每年向吉嘉、袁珂支付实际支付股权价款的12%作为分红款直至挂牌年份止；如果到2017年底富生源公司若未能在新三板挂牌交易，则吉嘉、袁珂有权要求将相关股权按原价格转回给胡大苇。2017年2月12日，吉嘉、袁珂和胡大苇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吉嘉、袁珂、胡大苇于2015年8月16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吉嘉向胡大苇支付了200万元，受让富生源公司10%股份；袁珂向胡大苇支付了150万元，受让富生源公司7.5%股份。根据上述补充协议，三方协商，达成如下股份回购协议：1、胡大苇按5%向吉嘉及袁珂支付2016年度投资分红款，其中吉嘉为10万元、袁珂为7.5万元。分红款于协议签署后12日内支付；2、胡大苇向吉嘉、袁珂回购富生源公司的股份。胡大苇于2017年8月31日前支付股份价款的50%共计175万元，其余50%股权价款175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毕；3、在2017年度内，胡大苇对吉嘉、袁珂尚未完成股份回购部分出资额继续按照年息5%支付分红款；4、本协议签署之后，2015年8月16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自然失效，其原件作废。2018年5月28日，吉嘉、袁珂分别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分别委托父亲吉争雄、母亲肖敏代其签订目标公司富生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份回购协议》等，并全权委托父母处理有关股权转让及回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支付股权转让款、办理工商登记、收取股权回购款、解决争议等内容。2018年6月28日，胡大苇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胡大苇会在2018年10月份资金到账后还吉争雄本金加利息200万元，还肖敏本金加利息105万元。如果资金未到账，2018年12月30日前还吉争雄100万元，还肖敏53万元，余款最迟在2019年6月30日还清，利息按原协议照付。2018年11月1日，吉争雄、肖敏与胡大苇召开了股东会议，会议决议确定同意富生源公司在合适价格下出卖，卖出公司所得的价款必须按股份比例分配给各股东。卖出公司后胡大苇需向吉争雄、肖敏归还本金。2018年11月15日胡大苇收回款后，保证将全部款项还给吉争雄和肖敏。庭审中，胡大苇表示其向吉争雄支付了27万元，向肖敏支付了47万元（其中30万元于2017年6月12日转账）。对此，吉争雄回应称：其收取的25万元是胡大苇支付股权回购2016-2017年度的分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5%/年计算20万元，另外5万元是2015年半年度的分红。此外2万元是其给了胡大苇十几台的旧二手设备，包括电脑、打印机设备等，胡大苇支付了2万元，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肖敏回应称：47万元中的30万元是股权回购款，其他17万元是2015-2017年度的分红，2016-2017年度以150万元为基数按5%/年计算为15万元，2万元是2015年半年度的分红。对于2015年半年度的分红，双方口头协商，并无书面约定。原告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明确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支付股权回购款320万元；2.被告以未付的股权价款本金320万元为基数赔偿损失，自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5%计算至支付之日。本院认为：吉嘉、袁珂委托吉争雄、肖敏处理有关案涉股权转让及回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支付股权转让款、办理工商登记、收取股权回购款、解决争议等，故胡大苇、廖信福、吉嘉、袁珂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胡大苇、吉嘉、袁珂于2015年8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2017年2月12日，吉嘉、袁珂和胡大苇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定履行。本案中，胡大苇表示其已支付吉嘉27万元，袁珂47万元。对此，庭审中吉嘉、袁珂予以了回应。然《股权回购协议》中约定，胡大苇按5%向吉嘉、袁珂支付2016年度投资分红款，在2017年度内，胡大苇对吉嘉、袁珂尚未完成股份回购部分出资额继续按照年息5%支付分红款，上述协议中并未约定胡大苇支付2015年度的分红款，故本院认为胡大苇支付给吉嘉、袁珂合计74万元中，2016年度分红款为17.5万元，鉴于胡大苇于2017年6月12日支付了退股款30万元，因此2017年分红款为16.75万元，吉争雄称其中2万元与本案无关，对此未有证据予以佐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确认胡大苇支付了吉嘉、袁珂2016-2017年度分红款共计34.25万元，余款39.75元应视为胡大苇支付给吉嘉、袁珂的退股款。因此，胡大苇还应向吉嘉、袁珂支付退股款310.25万元。胡大苇逾期支付退股款，已构成违约，客观上亦给原告造成了损失，现吉嘉、袁珂主张自2018年1月1日起以310.25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5%计算违约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支持。胡大苇称吉争雄与袁珂实际支付的股权价款分别为185.53万元、肖敏130万元，但其仍在《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中一再确认吉嘉支付了200万元受让富生源公司10%股份，袁珂支付了150万元受让富生源公司7.5%股份，且已支付完毕，在此期间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并同意以350万元回购吉嘉、袁珂持有富生源公司的全部股份，应视其对自身权益的处置。2018年11月1日，吉争雄、肖敏与胡大苇召开股东会议，形成的系富生源公司的决议，而非股东间就股权回购事宜达成的新的约定。本案中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是胡大苇个人，并非富生源公司，故该回购行为并不损害富生源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综上，本院对于胡大苇的各项抗辩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胡大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吉嘉、袁珂支付股权回购款310.25万元并赔偿损失（自2018年1月1日起以310.25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5%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吉嘉、袁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胡大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5130元，由原告吉嘉、袁珂负担1130元，被告胡大苇负担34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胡大苇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李 煜人民陪审员  吴文龙人民陪审员  许红霞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书 记 员  余颖容梁惠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