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2刑初3171号（2019）粤1972刑初1877号公诉机关广东省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邓永健，男，1974年4月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洞口县人，高中文化，住洞口县。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8年8月15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肖秋剑，广东凡立（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刘雄兵，男，197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洞口县人，初中文化，住洞口县。因涉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8年8月1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伍春风，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邓昭球，男，197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洞口县人，高中文化，无业，住洞口县。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8年11月8日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同年12月14日被逮捕。现押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孙志鸿、关海琪，广东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东二区检刑诉〔2018〕1063号、〔2019〕1864号起诉书分别指控被告人邓永健犯盗窃罪，被告人刘雄兵、邓昭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先后于2018年12月5日、2019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对两案进行了合并审理。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符策榕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邓永健及其辩护人肖秋剑、被告人刘雄兵及其辩护人伍春风、被告人邓昭球及其辩护人关海琪到庭参加诉讼。其中被告人邓永健涉嫌犯盗窃罪、被告人刘雄兵涉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审理期间，公诉机关以补充侦查为由分别于2019年3月5日、7月4日建议延期审理，并于2019年4月4日、7月15日建议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称，2018年5月份开始,被告人邓永健在东莞市长安镇各地多次盗窃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投放的街兔共享电单车的星恒牌锂蓄电池共计272块（单价672.89元，总价值183026.08元）。期间，通过被告人邓昭球的介绍，分三次将上述锂蓄电池以每块150元至210元的价格销赃给被告人刘雄兵，刘雄兵通过支付宝转账给邓永健、邓昭球共计49040元，刘再每块加价约50元转卖出去。公安机关接到被害单位报案后，经侦查于2018年8月15日18时许在长安镇增田社区将邓永健抓获，在其自行车上及住处缴获三块盗窃的锂蓄电池（价值2018.67元），后根据邓永健提供的联系方式锁定刘雄兵的身份，于次日20时许在广州天河区将刘雄兵抓获。同年11月8日，邓昭球向湖南省洞口县公安机关投案。破案后，从邓永健处缴获的三块锂蓄电池已发还被害单位，其余电池未能起回。公诉机关并提供了被害单位代理人袁某的陈述、现场勘查材料等证据，认为被告人邓永健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刘雄兵、邓昭球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在法庭上，被告人邓永健表示认罪，但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盗窃的数量有异议，辩称第一次销赃时，只有25个星恒牌电池是他盗窃的，剩余133个叮当牌电池是邓昭球盗窃的。邓永健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邓永健涉案星恒牌电池的数量为135个，含被公安机关依法缴获的3个。其中，第一次销赃时只有25个星恒牌电池是邓永健盗窃的；2.涉案财物鉴定价格偏高；3.邓永健具有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刘雄兵的立功情节；4.邓永健系初犯、偶犯；5.邓永健具有坦白情节，家庭经济比较困难。被告人刘雄兵在庭审中表示认罪，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涉案电池的种类和金额有异议，称邓永健和邓昭球第一次销赃时，其中只有20多块是星恒牌的，其余120多块是其他牌子的电池。刘雄兵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刘雄兵第一次收购赃物时，即含星恒牌与叮当牌电池，其中叮当牌电池因没有相关被害人，不属于本案的赃物；且双方第一次交易时，刘雄兵并不知道该些电池是盗窃所得，该数量不应作为刘雄兵的涉案数量；2.涉案财物的鉴定价格偏高；3.刘雄兵所收购的电池获利少，主观恶性较小；4.刘雄兵认罪、悔罪；5.刘雄兵系家庭经济支柱，建议判处缓刑；6.刘雄兵不属情节严重，建议在一年一个月量刑。被告人邓昭球在庭审中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表示认罪。邓昭球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邓昭球具有自首情节；2.邓昭球无前科。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份开始,被告人邓永健在东莞市长安镇多次盗窃被害单位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投放的街兔共享电单车的星恒牌锂蓄电池，通过被告人邓昭球的介绍，分三次以每块150元的价格将锂蓄电池销赃给被告人刘雄兵。其中，2018年6月份销赃25块；2018年7月份销赃38块；2018年8月份销赃70块，以上共计133块（单价672.89元，总价值89494.37元）。刘雄兵则通过支付宝转账给邓永健、邓昭球。后刘雄兵以每块加价约50元转卖出去。公安机关接被害单位报案后，经侦查于2018年8月15日18时许在长安镇增田社区将邓永健抓获，在其电动车上及住处缴获三块盗窃的锂蓄电池（价值2018.67元），扣押作案用VIVO牌手机1部。后公安机关根据邓永健提供的联系方式，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刘雄兵的身份，于次日20时许在广州市天河区将刘雄兵抓获，当场扣押作案用VIVO牌手机1部。同年11月8日，邓昭球向湖南省洞口县公安机关投案。破案后，从邓永健处缴获的三块锂蓄电池已发还被害单位，其余电池未能起回。上述事实，被告人邓永健、刘雄兵、邓昭球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没有异议，且有经当庭质证的被害单位代理人袁某的陈述，证人周某的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价格认定结论书，到案经过，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发还清单，提取笔录、微信聊天记录、微信、支付宝交易记录截图，报案申请书、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员工工作证明等、发票，情况说明，监控录像光盘、审讯录像光盘，被告人邓永健、刘雄兵、邓昭球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辨认现场笔录、指认微信、支付宝记录、指认监控录像截图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邓永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刘雄兵、邓昭球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均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永健犯盗窃罪，被告人刘雄兵、邓昭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指控邓永健盗窃数额巨大，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盗财物数量的认定问题。经查，被告人邓永健归案后及本案庭审中均供述其盗窃的是星恒牌电池，第一次销赃时只有25个是星恒牌的，其余均为叮当牌电池，且系被告人邓昭球盗窃所得；邓昭球归案后在庭审中供认第一次销赃给被告人刘雄兵时，有他和邓永健各自盗窃的电池，他盗窃的电池是叮当牌的，邓永健盗窃的电池有星恒牌的，也有叮当牌的；刘雄兵则供认第一次收赃时有两种品牌的电池，其中星恒牌有20多个；结合三被告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收款记录，足以证实第一次销赃时星恒牌电池有25个，系被告人邓永健盗窃所得。因其余所售叮当牌电池并无查实的相应被害人，不应认定为涉案被盗物品。故邓永健及其辩护人提出邓永健在第一次销赃时只有25个星恒牌电池是邓盗窃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邓永健在侦查阶段曾供述，在第二、三次销赃时有6、7块星恒牌电池是邓昭球盗窃的，邓昭球在庭审中亦供认有将少量非星恒牌电池放在邓永健处一起销赃给刘雄兵，并指认二人之间的转账记录系销赃给刘雄兵后，邓永健转钱给他。二人虽对电池品牌供述不一，但是可以证实至少有6块电池是邓昭球盗窃的，不应计入邓永健的盗窃数量。即含被公安机关缴获的3块电池，邓永健盗窃电池总数应为136块。邓永健的辩护人提出只有135块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盗财物价值的认定问题。经查，公安机关从被告人邓永健处缴获了三块被盗的星恒牌电池，估价机构经实物查验，认定上述电池“使用过物品”单价为672.89元，鉴定程序合法、鉴定内容客观真实。同时结合全新电池的单价以及该品牌电池所适用的共享电动车于2018年5月才投放市场的情况，以672.89元认定被盗星恒牌电池的单价，符合客观实际，应予认定。邓永健的辩护人提出的第2点辩护意见及刘雄兵的辩护人提出的第2点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刘雄兵是否明知的问题。经查，被告人邓永健、邓昭球归案后均供述在销赃前刘雄兵知道所卖电池系盗窃所得，在庭审中二被告人虽又称不清楚刘是否知情，但刘雄兵归案后也称第一次收赃时有问过邓昭球涉案电池的来源，邓昭球没说，他就没有细问，即刘雄兵对此是有疑问的。且刘雄兵与被告人邓永健、邓昭球此前已经认识，在二邓并无从事电池销售经历及经营该业务相应实力的情况下，一次性将较大量的电池进行出售，刘应当预见到该电池来源的非法性，依法可认定其主观上存在明知。刘雄兵的辩护人提出的第1点辩护意见中称双方第一次交易时，刘雄兵并不知道该些电池是盗窃所得，该数量不应作为刘雄兵涉案数量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邓永健立功情节的认定问题。经查，被告人邓永健归案后对其所盗财物的处理情况应当如实供述，即包含了应当如实供述收赃人员的联系方式等内容，故邓永健供述刘雄兵联系方式的情况，依法不构成立功。邓永健的辩护人提出的第3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量刑问题。根据现行刑法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具体到本案，被告人刘雄兵、邓昭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3次，且价值总额达到5万元以上，应认定为“情节严重”，主观恶性不可谓较小，依法应在上述法定刑幅度内量刑。被告人邓永健、刘雄兵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邓昭球案发后主动投案，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且其只是介绍邓永健向刘雄兵销赃，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但其在本案中还存在部分盗窃行为，应作为量刑情节酌情从重处罚。邓永健多次实施盗窃作案，不属偶犯，邓永健的辩护人提出邓永健系偶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提出的其他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刘雄兵的辩护人提出的第3、6点辩护意见及建议适用缓刑的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提出的其他辩护意见，予以采纳。邓昭球的辩护人提出的第1、2点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邓永健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15日起至2021年5月14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二、被告人刘雄兵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5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21年8月15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三、被告人邓昭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8日起至2020年5月7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四、随案移送的从被告人邓永健、刘雄兵处扣押的手机2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五、责令被告人邓永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出违法所得19950元、被告人刘雄兵退出违法所得6650元，依法发还给被害单位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六、责令被告人邓永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继续退赔被害单位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62894.3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王明泉人民陪审员  伍乃仁人民陪审员  梁焕弟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雷姣姣袁卫韵（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