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2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群锋，男，197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世君，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富阳天虹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大桥南路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6623285311 法定代表人庄建忠，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恩波大道11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AY1E07E。 法定代表人陆一，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王军，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孙燕飞，女，197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新，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盛群锋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富阳天虹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虹公司）、杭州市富阳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原审第三人孙燕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17年12月23日，公交公司（甲方）、浙Ａ-×××××客运车辆全体经营者（乙方）、天虹公司（丙方）签订《车辆收购协议》。该协议乙方处签名分别为孙燕飞、盛群锋、俞根位。该协议第5.1条约定：“经乙方一致同意的，由甲方实行货币安置补偿，或由甲方按照有条件每车一人的原则对经乙方一致推荐的经营者本人或者其直系亲属分批实施工作安置。工作安置条件以《杭州市富阳区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规定为准”。2018年1月5日，天虹公司、孙燕飞等人向杭州市富阳区公交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工作安置确认函》，载明：客运车辆经营者一致同意选择工作安置，推荐孙燕飞作为被安置人员，参加汽车维修人员培训。该函确认人（浙Ａ-×××××客运车辆全体经营者）处签名为“孙燕飞”、“俞根位”、“盛群峰”。2018年6月13日，盛群锋向公交公司发《告知函》，反映前述《工作安置确认函》并非其本人所签，要求取消对孙燕飞的工作安置，补发《车辆收购协议》确认的工作安置补偿款37500元。2018年6月25日，公交公司向盛群锋回复，称：“其系根据杭州市富阳区公交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对城乡公交一体化客运车辆相关人员予以工作安置，据悉，所有安置人员均已通过公示，在公示期间内未收到任何异议。……现无法仅依据你一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前述事实，已由生效的（2018）浙民01民终8777号民事裁定认定。另查明，原审庭审中，天虹公司和孙燕飞确认，《工作安置确认函》确认人（浙Ａ-×××××客运车辆全体经营者）处签名“盛群峰”系孙燕飞的丈夫陈玉华所签。盛群锋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2018年1月5日天虹公司出具的工作安置函不成立；2、判令公交公司依法取消对第三人孙燕飞的工作安置；3、本案诉讼费用由天虹公司、公交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盛群锋主张案涉《工作安置确认函》未经其本人签名因而不成立的理由是否成立。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无充分的证据证明案外人陈玉华在案涉《工作安置确认函》上以盛群锋的名义签名经过原告的授权，且盛群锋对陈玉华以盛群锋名义签订的《工作安置确认函》亦不予追认，应视为陈玉华系无权代理，不能认定《工作安置确认函》系盛群锋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根据法律规定，陈玉华在《工作安置确认函》以盛群锋名义签名虽未经盛群锋授权盛群锋亦不予追认的法律后果并非盛群锋主张的《工作安置确认函》不成立，而是对原告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即陈玉华承担责任。庭审中，盛群锋明确其根据《车辆收购协议》选择货币安置补偿，故陈玉华以盛群锋的名义签订《工作安置确认函》导致盛群锋失去选择货币安置补偿的机会，应由陈玉华对此承担责任。《车辆收购协议》载明，无论选择货币安置补偿或者选择工作安置，均需经车辆经营者一致同意，现案涉车辆经营者孙燕飞、俞根位已选择工作安置，盛群锋主张选择货币安置补偿需另行经孙燕飞、俞根位及盛群锋一致同意。现公交公司对孙燕飞已经进行了工作安置，即使孙燕飞、俞根位及盛群锋一致同意选择货币安置补偿，由公交公司根据案涉车辆所有经营者的一致同意对盛群锋进行货币安置，其结果也是原告能得到安置补偿款37500元，且庭审中作为陈玉华妻子的孙燕飞也明确表示其愿意承担盛群锋应得的安置补偿款37500元。综上，盛群锋主张案涉《工作安置确认函》不成立无法律依据，案涉《工作安置确认函》对盛群锋不生效导致盛群锋丧失选择货币安置补偿的损失孙燕飞也表示愿意弥补，故盛群锋主张确认案涉《工作安置确认函》不成立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盛群锋要求公交公司取消对孙燕飞工作安置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盛群锋在本案中提出的是合同纠纷之诉，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仅能对双方当事人有关合同的签订、履行等相关事项作出裁决，而不能对作为用人单位的公交公司与劳动者孙燕飞之间的用工事项作出裁决，更无权责令公交公司取消对孙燕飞工作安置。因此，盛群锋要求公交公司取消对孙燕飞工作安置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盛群锋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盛群锋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盛群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盛群锋负担。盛群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 宣判后，盛群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存在一个错误。《车辆收购协议》从未载明选择货币安置补偿需要经车辆经营者一致同意，明确载明的是选择工作安置需要经车辆经营者一致同意。因此，原审本院认为“《车辆收购协议》载明，无论选择货币安置补偿或者选择工作安置，均需经车辆经营一致同意，现案涉车辆经营者孙燕飞、俞根位已选择工作安置，原告主张选择货币安置补偿需另行经孙燕飞、俞根位及原告一致同意”，这一事实认定是错误的。第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完全错误。原审法院查明《工作安置确认函》上“盛群峰”的签字系原审第三人孙燕飞的丈夫陈玉华所签，并非上诉人所签。陈玉华未经上诉人授权，系无权代理。然后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陈玉华在《工作安置确认函》以原告名义签名虽未尽原告授权原告亦不予追认的法律后果并非原告主张的《工作安置确认函》不成立，而是对原告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即陈玉华承担责任”这样的法律适用是完全错误的。理由如下：其一，原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具体根据什么法律哪一条哪一款？对此，原审法院没有明确；其二，按照原审法院的法律认定，那么以后任何人名字被他人冒签，我们只能向冒签人主张权利，这个有点恐怖。这样的认定很荒诞，上诉人也没有找到相应的法律规定；其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合同的成立需要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本案中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工作安置确认函》并非上诉人所签，因此《工作安置确认函》不成立完全合理合法。第三，根据《车辆收购协议》的约定，公交公司未经所有经营者同意不得进行工作安置，但本案中公交公司却根据不成立的《工作安置确认函》对原审第三人孙燕飞进行了工作安置，这完全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公交公司有必要更改自己的错误行为。公交公司在原审庭审中承认对《工作安置确认函》进行了形式审查，但对于上诉人名字存在明显的错误(上诉人盛群锋的“锋”写成了“峰”)却审查通过了。现原审法院已查明《工作安置确认函》确实不系上诉人本人所签，因此公交公司无权对原审第三人孙燕飞进行工作安置。同时，公交公司完全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因劳动者即原审第三人孙燕飞存在欺诈解除劳动合同。故上诉人认为法院完全有权要求公交公司改正错误履行行为，解除与原审第三人孙燕飞的劳动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原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2018年1月15日被上诉人天虹公司出具的《工作安置函》不成立。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公交公司依法取消对第三人孙燕飞的工作安置。4、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公交公司、天虹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公交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审判决结果符合实际情况，上诉人上诉理由与实际不符。上诉人认为《车辆收购协议》是没有载明货币安置补偿需要经车辆经营者一致同意的，这个和协议的约定不一致，协议书明确约定不论是人员安置或者货币安置的。从合同的意思表达上来看，都需要经过车辆经营者一致同意的。公交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裁判的事实和这个法律认定基本上是符合的，适用法律也没有任何问题，上诉人盛群锋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与维持一审的原判。 原审第三人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原审认定《工作安置确认函》成立，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车辆收购协议》第5.1条明确约定：“经乙方（该客运车辆全体经营者）一致同意的，由甲方实行货币安置给予货币安置补偿，或者由甲方按照有条件每车一人的原则对经乙方一致推荐的经营者本人或者直系亲属分批实施工作安置”。该约定明确不管是选择货币安置还是人员安置方案，均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但协议并未约定未一致同意选择货币安置还是人员安置的处理办法。基于此，如果上诉人选择货币安置与其他股东不一致情形下，应当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该确认函签字股东股份已达到75%，已超过半数以上，该确认函理应成立。况且，无论选择何种安置，结果是上诉人能得到安置补偿款37500元，且原审第三人也是愿意支付该37500元，所以原审认定该《工作安置确认函》成立正确。二、上诉人明知不管是选择货币安置还是人员安置，均需取得全体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按常理，如果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其理应向被上诉人进行反映，最迟也应在2018年1月5日前向被上诉人反映。协议第5.2条第二项约定，2018年1月5日前提交备案社人员信息，但即使安置方案经富阳多家媒体，包括手机APP公示后，上诉人也并未提出异议，足以证实陈玉华的签字系受上诉人的委托进行的代签，也对选择人员安置无异议，所以说上诉人委托陈玉华在工作安置确认函代签的是正确的，只是因为原审第三人的经济情况出现问题没有及时支付，导致上诉人反悔而已，但并不影响上诉人委托陈玉华代签事实，综上原审法院除未认定陈玉华系受上诉的委托代签事实错误外，其余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天虹公司没有在二审中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盛群锋、孙燕飞、俞根位是作为一个合伙团体与天虹公司、公交公司签订《车辆收购协议》的，该协议系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应认定有效。此后，公交公司根据该合伙团体出具的《工作安置确认函》和《杭州市富阳区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规定，将孙燕飞予以工作安置，符合上述协议的约定，且公交公司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也并不存在过错，故现在盛群锋要求取消该工作安置行为，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盛群锋认为《工作安置确认函》中“盛群锋”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系陈玉华无权代理的一节，因系《工作安置确认函》合伙团体内部是否达成合意的问题，如陈玉华损害了盛群锋的权利，盛群锋可另行向其主张，且孙燕飞在本案中也表示愿意支付其应得的安置补偿款37500元，因此，原审法院对本案所做的判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盛群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陈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