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2民终1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男，1990年7月5日生，汉族，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大同市云州区倍加造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住所地大同市新建南路83号。负责人：陆晓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某，山西瑜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男，1988年10月28日生，汉族，现在山西省原平监狱服刑。上诉人马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胡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5民初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某，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上诉请求：1.撤销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215民初189号判决书，改判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除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30000元外,再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上诉人125000元，剩余部分由被上诉人胡某承担。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以一个无法进行对比和佐证的胡某签字的保险代抄件作为保险公司的免责理由，直接判令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即使是胡某签的，也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就一定尽到了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本案中的事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对受害的第三人不适用保险条款的规定，特别是免责条款在本案中更是不能针对第三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只能针对相对人，不能对抗第三人，本案中交强险应予赔偿；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商业三者险也应予赔偿。因为商业三责险是为受害的第三人能得到有效赔偿而设立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约定的免责事由不能对抗受害人，因此，保险公司不得免责。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公司即应履行赔偿义务。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该案车祸发生不久就破案了，胡某的肇事逃逸行为并没有影响事故责任实质认定，并没有给保险公司造成新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免除商业三责险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以肇事逃逸为由免除保险公司的全部赔偿责任,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的规定，在本案中保险条款只是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格式条款，它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中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没有尽到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根据保险法和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该免责条款不能生效；3.严重违反了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第17条的规定，同一起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伤的应按同一标准计算,而本起交通事故中,共造成了4死1伤的重大交通事故，其中3名死者的一审判决均认定保险公司除交强险承担30000元的赔偿责任外，还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项下承担125000元的赔偿，而本案就例外了，就没有按照侵权责任法来判决，直接判令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同一起交通事故，同一个法院，都是肇事逃逸,而判决结果切完全不同,本起交通事故中的死者张兴旺的判决已经由大同市中院维持了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法院的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承担125000元的一审民事判决，因此上诉人请求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本着以人为本、化解纠纷的原则，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125000元的赔偿，剩余部分由胡某承担。胡某无答辩意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答辩称：保险公司一审提供了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告知提示义务，因此商业三者险不应当由保险公司赔偿，一审判决正确。马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553508元、丧葬费3077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6420元、交通费1500元，合计642201元;先由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在事故车投保责任限额内承担，不足部分由胡某承担。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某系×××号五菱牌小型客车的所有人，并于2017年12月30日为该车在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1月23日至2019年1月22日。投保时胡某在投保单签字确认，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已向其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其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同时，胡某还在投保人声明书上签字确认，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根据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二十四条规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予赔偿。2018年6月30日22时15分许，胡某饮酒后驾驶×××号五菱牌小型客车由东向西行驶至省道302线13Km+15Om处时，与同向前方行走的白士彪、张兴旺、白常圣、刘胜、张继吉五位行人发生碰撞，五人身体倒在路面的不同位置。其中张兴旺身体倒在路面中心线南侧。事故发生后胡某驾车逃离现场。事发后约3分钟，左建德驾驶的×××号大型载货专项作业车，沿着省道302线由西向东行经上述事故现场时，碾压张兴旺身体后驾车逃离现场。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白士彪、张兴旺、白常圣、刘胜死亡，张继吉受伤。2018年12月28日，胡某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致四人死亡、一人受伤，其中被害人张兴旺因胡某的逃逸行为致其死亡，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经大同市云州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委托,天津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马某为死者白常圣之子。白常圣出生于1957年9月1日，事发时白常圣父母已去世，家庭成员仅有马某。另查明，本次事故发生后，死者张兴旺家属刘小女、张峰峰、张功、王玉莲以左建德、山西奕和混凝土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新建路支公司为被告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经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晋0215民初51号民事判决，确定以城镇标准计算张兴旺的死亡赔偿金，该判决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提供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书上均有胡某本人签字，根据上述保险凭证内容能够确认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在胡某投保时已明确说明了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和法律后果，故应当认定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被告胡某除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这一情节之外，还有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情节；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会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提出的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赔的辩解成立，并依法予以采纳。马某主张死亡赔偿金553508元、丧葬费3077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其计算未超出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马某主张按农林牧渔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但因其既未提供证据证明误工人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误工人所从事的行业，故一审法院酌定按每天100元标准计算，具体为100×3×15=4500元。马某主张交通费1500元，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以上五项合计为640281元，应当先由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20000元÷4=30000元；剩余610281元，由胡某承担赔偿责任。马某主张由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辩称白常圣为农业家庭户口，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但因本次交通事故共造成四人死亡，其中死者张兴旺经生效判决确定以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故一审法院对于人民财保大同分公司的该项辩解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五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胡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马某610281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马某30000元；三、驳回原告马某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22元，由原告马某负担31元，由被告胡某负担9714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负担477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并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对保险公司是否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有异议外，对其他事实无异议，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马某认为胡某在保险代抄件的签字不能证明保险公司一定尽到了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不能作为保险公司的免责理由，本案案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对受害的第三人不适用保险条款的规定，交强险、商业三者险都应予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称，胡某发生事故后逃逸，符合保险条款中“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免责情形，胡某在投保单及投保人免责声明书上签了字，故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案涉机动车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并足额交纳保费，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因案涉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白常圣死亡，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赔付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决定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免责，主要是判断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此处的提示，不仅仅是指保险公司将免责条款内容以加粗、加黑字体标注出来，而且要求保险公司主动向投保人出示该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该条款内容。因为保险人如未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向投保人进行提示，投保人即使知道禁止性规定的内容，也无从知悉违反该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本案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未提供保险条款，也未提供提醒投保人注意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的证据，只是提供了免责事项说明书，并不能说明其尽到提示义务，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而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人即应履行赔偿义务。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被上诉人胡某肇事逃逸的行为并没有给保险人造成新的损失，保险人不能以此为由免除赔偿责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马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5民初18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5民初18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一、被告胡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马某610281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马某30000元”；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投保车辆×××号车交强险保险限额内赔偿马某30000元，商业三者险限额赔内偿马某125000元，合计155000元；四、胡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马某485281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57元（马某缓交)，由胡某负担3988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负担12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柴 涛审判员 雷剑飞审判员 李 华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郭 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