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8民初7935号 原告：成都昌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金泰路321号。 法定代表人：王威，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勾锐，四川锐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怡维，四川锐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徐大春，男，汉族，1964年12月28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四川恒融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成都昌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龙公司）与被告徐大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昌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勾锐，被告徐大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徐大春归还3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11月19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约5万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9月5日，徐大春受昌龙公司股东所聘担任昌龙公司总经理，徐大春承诺向昌龙公司出资200万元。其后徐大春一直未实际出资，导致昌龙公司股东不满，为平息其他股东的情绪，昌龙公司于2015年11月10日、19日通过石建民、范喜顺的账户向徐大春转款30万元，要求徐大春以“投资款”的名义支付给昌龙公司。徐大春收款后未将上述款项付给昌龙公司并声称未收到上述款项。昌龙公司认为徐大春取得的30万元系不当得利，应予退还。昌龙公司为维护权益诉至法院。 徐大春辩称，1.昌龙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按照民诉法规定，案涉款项与昌龙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昌龙公司起诉的首要条件，昌龙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转账凭条付款方的户名是石建民及范喜顺，昌龙公司称系委托支付但没有提交委托书，也没有付款人与昌龙公司在财务上对该两笔委托付款进行结算的证据；2.昌龙公司在诉状中称的转款事由从客观事实及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徐大春在昌龙公司任职的期限是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而工商材料证明从2014年8月26日至2017年3月27日昌龙公司的股东只有两人，即石建民、谭德春，该两名股东均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聘用徐大春为总经理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徐大春作为总经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公司没有其他股东，所以不会发生其他股东不满的事实；3.该30万元并未转到徐大春的账户，昌龙公司所谓的转款目的未达到，其他所谓股东的不满没有平息，昌龙公司一直没有要求徐大春退还，也没有解除聘用，徐大春一直工作到自己突发脑梗于2016年10月离开公司；4.徐大春任职期间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徐大春通过朋友罗开云、苏维琼给昌龙公司借款共计80万元，之后用自己的积蓄向昌龙公司借款43万元，该三笔款项最终通过法院诉讼由昌龙公司归还给了借款人，在昌龙公司资金困难还需要徐大春借款给昌龙公司公司的情况下，昌龙公司与其他股东没有资金支付给徐大春所谓的投资款。综上，昌龙公司不是案涉款项的支付方，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请求驳回起诉并解除对徐大春银行账户的查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昌龙公司于2009年6月18日登记成立，2014年8月26日至2017年3月26日期间，昌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石建民，股东为石建民、谭德春。 2015年9月5日，徐大春与石建民、谭德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石建民、谭德春经协商一致同意徐大春作为股东参与到昌龙公司并将持有20%股份；谭德春愿意将持有的40%股份中的50%转让给徐大春，徐大春愿以200万投入到昌龙公司取得昌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的20%股权。 2015年11月10日，案外人范喜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徐大春的银行账户（尾号为3466）转账15万元；2015年11月19日，石建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徐大春的银行账户（尾号为3466）转账15万元。2017年8月15日，石建民、范喜顺分别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前述转账给徐大春的款项系受昌龙公司委托而支付。 依据昌龙公司提交的石建民的银行交易流水，石建民分别于2015年1月13日、2015年2月13日、2015年2月28日向昌龙公司转账100万元、5万元、20万元。昌龙公司主张其与石建民之间存在代收代支的情况，案涉款项系属于昌龙公司的应收账款。 另查明，徐大春诉昌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受理后于2017年作出（2017）川0108民初818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徐大春关于要求昌龙公司偿还43万元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后昌龙公司不服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川01民终3604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 根据前述生效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徐大春曾担任昌龙公司的总经理，在任职期间，徐大春于2015年10月14日向昌龙公司提供借款8万元，于2015年11月12日和11月20日各提供借款15万元，于2016年7月22日提供借款5万元，共计43万元，每次借款昌龙公司均向徐大春出具收据，并注明为借款，同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2017年1月，徐大春未再任职。昌龙公司在该案中辩称，43万元中有30万元是昌龙公司通过范喜顺、石建民各支付15万元给徐大春，再由徐大春转给昌龙公司的投资款，系徐大春为完成昌龙公司投资200万元的承诺而支付的虚假投资款，应在该43万元中予以扣除。范喜顺同时出庭作证陈述，其向徐大春转账的15万元系石建民叫他转账的。生效判决认为范喜顺、石建民向徐大春转款与昌龙公司向徐大春借款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此产生本案昌龙公司诉徐大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庭审中，徐大春陈述其并不认识范喜顺，不知道范喜顺为何向其账户转账，至今不清楚是否收到案涉款项；徐大春同时陈述其与石建民系朋友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作等关系。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下列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当事人身份信息、工商登记信息、股权转让协议、转账凭条、银行交易流水、情况说明、（2018）川01民终3604号民事判决书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昌龙公司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徐大春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虽然讼争的30万元款项系石建民、范喜顺转账给徐大春的，但依据石建民、范喜顺出具的《情况说明》、徐大春确认的其与石建民、范喜顺之间的关系，能够认定石建民、范喜顺向徐大春的转账行为系受昌龙公司委托，因此昌龙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 关于徐大春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一方面，昌龙公司主张其委托石建民、范喜顺向徐大春转账30万元，系为了徐大春履行对昌龙公司的出资义务，徐大春在其后向昌龙公司的转账系徐大春向昌龙公司的出资款，但依据生效判决，徐大春其后向昌龙公司转账的30万元系其对昌龙公司的借款并非投资款，昌龙公司应向徐大春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昌龙公司对此存在损失。另一方面，徐大春对于转至其账户的讼争款项，以未核实、不知道为何转账等理由进行抗辩，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取得该两笔款项的依据。据此，徐大春取得案涉30万元款项没有合法依据，事后也未归还，该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现昌龙公司主张徐大春返还，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昌龙公司主张徐大春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11月19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本院认为，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应以受益人主观心态的恶意为前提，因双方此前就案涉款项的来源、权利主体、是否已支付及款项性质等均存在争议，且昌龙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向徐大春主张过权利，故本院对昌龙公司主张要求徐大春承担取得不当利益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依法不予支持，确定徐大春应返还利息自昌龙公司向本院起诉之日即2018年9月6日开始起算，利息标准本院酌情按照年利率6%予以确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徐大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成都昌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300000元，并以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8年9月6日起至前述本金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550元，减半收取计3275元，保全费2270元（以上款项已由原告成都昌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预交），由被告徐大春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符荣华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周雨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