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内0626民初912号 原告：乔某，公民身份号码×××，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委托代理人：宋某，系陕西捷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某，公民身份号码×××，现住陕西省。 被告：定边县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丰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杨某，系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某，公民身份号码×××，男，196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盛丰公司职工，现住陕西省定边县白泥井镇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缑某，公民身份号码×××，男，195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盛丰公司职工，现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民办尤西村四组。 被告：北京中科绿亨除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绿亨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王某，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某，公民身份号码×××，男，198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工，现住北京市海淀区同泽园东里16号楼3单元102室。 原告乔某诉被告李某、定边县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中科绿亨除草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戴文会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杨海堂、乌宁其组成合议庭。本案于2019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乔某、被告李某、被告中科绿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某、被告盛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缑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乔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使用“亮耕”牌异甲·莠去津造成415亩高粱绝产的经济损失41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和鉴定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原告与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签订《收购合同》，约定由该公司向原告提供高粱种子，原告负责种植，高粱成熟后由该公司按照合同价格收购。合同签订后，原告将自己承包的500亩土地中的415亩种植了高粱。高粱播种后，原告通过同样种植高粱的种植户张全胜购买苗前除草剂。张全胜向被告盛丰公司购买“亮耕”牌异甲·莠去津除草剂，因该公司暂时没有成品，张全胜向盛丰公司顾问被告李某支付预付款10000元，由被告李某联系被告中科绿亨公司，中科绿亨公司于2016年5月23日向被告李某邮寄“亮耕”牌异甲·莠去津45箱，每箱20瓶，合计180000元。原告在使用了涉案除草剂后导致高粱不出苗，415亩高粱绝产。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以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向定边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定边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受损者为农民，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并非适格原告，故裁定驳回了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的起诉。 被告中科绿亨公司辩称，一、“亮耕”牌异甲莠去津产品质量责任及产品标签使用方法标注责任由生产企业负责，不是销售者的责任。被告销售的异甲·莠去津所有证件齐全(三证、质检报告、产品标签)，2016年6月6日定边县农业局委托宁夏四季鲜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对三个不同生产日期的“亮耕”牌异甲·莠去津进行了抽样检验，均符合Q/371602BNS085-2015国家标准,产品质量不存在瑕疵。“亮耕”牌异甲莠去津标签标注的内容是由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产品标签样张,经农业部审核通过的。被告只是农药销售者，只负责产品销售，无权制作产品标签及标签标注内容的权利，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是由被告制作的产品标签,被告中科绿亨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二、“亮耕”牌异甲莠去津标签内容符合国家农业部要求。“亮耕”牌异甲·莠去津在面向市场之前，依据《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经过2年零8个月在不同地方的多次试验。三、原告起诉的事实严重失实，纯属欺诈行为。原告诉讼请求为415亩地的损失，根据2017年乔某提供给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的证据卷中，证明乔某从咸阳科达公司领取“亮耕”牌异甲·莠去津40瓶，黑求农技（2018）农司鉴字1276号的还原试验，鉴定意见书中标明使用“亮耕”牌异甲莠去津的剂量为200m1/亩，而“亮耕”牌异甲莠去津规格为500ml/瓶，1瓶能用2.5亩土地，总共使用40瓶，只能使用100亩土地，原告提出的415亩土地损失的诉讼要求不符合事实。四、乔某在该鉴定地有作弊行为。本次鉴定选择在原告当时的承包地，很有利于原告作弊，不符合鉴定的公平公正原则。被告在查看结果时,当场提出对试验地块的土壤进行取样化验，被告一份，法院留存一份。并对取样土壤进行检测，膜上土壤检测出异甲莠去津成分。因该土壤没有用药，现在出现异甲莠去津成份，而且数值还不低，证明原告有破环现场的事实。所以使本次鉴定失去了法律效力，事实证明本次鉴定使用“亮耕”牌异甲莠去津导致高粱不出苗存在因果关系不成立。五、被告认为原告所诉称的高粱不出苗与使用“亮耕”牌异甲莠去津无必然的因果关系。除草剂的应用专业性很强，选择除草剂，必须了解种植作物科属，土壤质地、气候、杂草发生种类等，才能选择正确的产品。销售过程中，销售农药的单位或个人，是按照产品标签所标注的使用作物、方法、注意事项等依据为农药使用者进行技术指导，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明确提到是按照使用说明书使用的，被告已经尽到正确指导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说明的义务。事实是原告未严格按照标签上标注的播种后出苗前用药注意事项等要求使用该产品。标签内容中明确表明砂质土壤不宜使用该产品，原告使用地块明显是砂质土壤，原告擅自改变使用方法，造成其种植的高粱不出苗的结果。根据《农药管理条例》二十八条要求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因此，可以认定原告该次损失完全是由个人违规使用农药造成的。六、黑求农技（2018）农司鉴字127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严重失实。根据2018年4月12日乔某起诉状内容和2018年7月11日法院与被告所签的鉴定笔录中，明确表明是按照标签中的使用方法与乔某在承包地种植的高粱不出苗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没有按照鉴定笔录和起诉书内容进行鉴定，却以还原试验的方式进行鉴定，是以乔某口述作为依据进行还原试验的。鉴定机构作为法院委托的专业性机构，应该本着科学性、严谨性、专业性的原则，但在鉴定时试验的地块为典型砂质土壤，标签注意事项中明确标明砂质土壤不宜使用，鉴定机构却没有当场提出终止试验，却一意孤行的选择标签标注的最高剂量进行用药，砂质土壤使用除草剂的高剂量势必会对作物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而本次鉴定只是还原了乔某当年的错误做法。该次鉴定属于无效鉴定，请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销售的“亮耕”牌异甲莠去津所有证件齐全，已经经过检验机构检验，符合国家标准，标签内容符合农业部要求，被告在销售该产品时依据标签标注的内容进行指导，已经尽到指导使用者使用方法的说明及注意事项等义务。事实证明原告擅自更改使用方法，无视产品标签内容及注意事项，违规使用导致高粱不出苗，与被告销售的产品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盛丰公司、李某辩称，一、该案原、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2016年4月5日，乔某和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高粱种植回收合同》。种植的高粱种子以及使用的除草剂全都是由科达公司提供，该公司有专业技术员指导种植技术及方法，种植户只提供土地和劳动力。另据科达公司提供的《咸阳科达公司赔偿明细表》显示，该公司同时与46户农民签订了2648亩土地的《高粱种植回收合同》。该合同的签订表明科达公司从事实上和农民之间确立了两个法律关系:一是该合同性质属于订单农业，农民群众的种植活动接受的是科达公司的委托，属于委托种植合同，在此期间发生的法律事务纠纷也是委托人的诉权，被委托人没有诉权。二是农民群众对种植高粱的技术、市场需求信息不懂，科达公司属于向农民推广高粱种植技术的推广者。推广者没有经过试验，随心所欲、糊里糊涂的指导农民不按农药标签使用说明使用农药而造成的损失，科达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该公司已经向46户农民群众承担了2648亩土地2268420元的损失，本案原告乔某种植的415亩地也已经获得了622500元的赔偿金，原告乔某无权再次起诉要求赔偿。原告乔某在2017年以科达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在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进行过诉讼，定边县人民法院（2017）陕0825民初1436-2号民事裁定书第4页第17行认定乔某在该案中开始是代理人身份，后又是证人身份，不符合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予驳回。二、本案标的物“亮耕”牌异甲莠去津不存在产品质量瑕疵。三、被告在销售“亮耕”牌异甲莠去津除草剂时，已经尽到了正确指导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说明的义务。2016年4月10日，被告最先卖给种植户张全胜“亮耕”牌异甲莠去津一瓶，让其先进行小面积试验，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再大面积使用，并明确告知其认真阅读标签上标注的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有不懂之处可以打标签上的技术咨询电话咨询。四、本次鉴定不能证明按照标签标注内容使用产品会与高粱不出苗存在因果关系。本次诉讼中，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陈述，该次鉴定是一个还原试验，种植地块是原来的砂质土壤，是按原来的办法先打药后覆膜再播种，同原来如出一辙。足以证明两次使用方法均存在违规行为。违反了标签标注的使用方法才是构成该次损失的原因，高粱不出苗与标签标注的正确使用方法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五、原告请求的田间绝产损失，属于自己扩大了的损失，无权提起赔偿。高粱的生育期是125天左右，从播种出苗到收获销售需要经过浇水、除草、施肥、防治病虫害等，取得的收益需要经过漫长的劳作过程，需要投入很多的生产资料成本和劳动力付出。即使假设本案被告应该承担责任，也是农民受到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种子款、人工播种费。这个期间只有短短不到10天时间，发现损失后完全可以重新播种或者改种其它作物停止损失扩大，而如果没有采取措施重新种植，后边的收益损失是预期损失，属于原告扩大了的损失，扩大损失依法是无权要求赔偿的，所以该次鉴定的损失应属无效。《农药管理条例》二十八条要求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完全可以认定损失是原告违规行为造成的，与产品质量和标签标注内容不具有关联性。同时该除草剂产品说明上并没有让铺地膜,也说明不宜在砂质土壤上使用，这个错误行为是使用者接受了科达公司的错误指导造成的损失，科达公司也已经履行了自已的赔偿义务，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乔某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乌审旗农业管理站、无定河镇小石砭村委会证明各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证明原告承包的500亩土地中种植的415亩高粱全部绝收。被告李某质证认为，对土地承包合同无异议，小石砭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不具有法律依据，没有经过鉴定不认可。农业种子管理站证明中载明“不具有法律效力”字样，所以不具有证明力，不认可。被告盛丰公司质证认为，土地转租合同只能说明原告承包了500亩土地，不能说明种植的植物品种和分配的情况。种子管理站的证明中明确说明不具有法律效力，说明没有证明力。小石砭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没有详细描述种植过程及绝收的原因，所以不认可。被告中科绿亨公司质证意见与盛丰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原告按照使用说明使用，但是还是导致了原告的损失，被告销售的产品的说明书中没有说明禁止播种前使用。被告盛丰公司质证认为，通过对鉴定机构询问，可以看出这次试验只是还原了2016年原告的种植过程，与原来种植的过程、地块、使用剂量、办法一模一样，没有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办法使用。同时鉴定专家也说明了除草剂本身会破坏植物生长，在使用中应该严格按照农药标签使用办法使用，但是先喷药后播种再覆膜的方法可能导致种子直接接触了除草剂，覆膜增加了药量的发挥。此外对于沙土地农药标签上也说明的很清楚，所以最后结论是原告的种植办法与本次试验一致，不符合标签使用办法，即不正确的使用办法与本次损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次鉴定提供的原材料是不符合法律及司法鉴定规定的，鉴定的目的是要求二次赔偿，不合法，鉴定的损失是预期损失，所以无效。本次鉴定不能证明申请人正确使用除草剂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中科绿亨公司质证认为，通过鉴定机构的回答，可以看出原告的操作可能使种子与除草剂直接接触。同时，砂质土地是在产品标签上明确规定不能使用，或者使用低剂量，原告违背了标签的使用方法、使用剂量、注意事项，与正确使用产品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李某的质证意见与盛丰公司与中科绿亨公司一致。本院认为，通过庭审中向鉴定机构询问，鉴定机构确定原告种植的高粱不出苗与使用被告销售的“亮耕”牌异甲·莠去津存在因果关系的依据为其在原告乔某处所做的还原试验中取样时所见，即使用了“亮耕”牌异甲·莠去津的地块未出苗而没有使用“亮耕”牌异甲·莠去津的地块出苗的事实。但是在庭审中也认可原告乔某未按照使用说明而在播种前施药是造成高粱不出苗的主要原因，因此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问题不予采信。证据三、鉴定费发票4张。证明鉴定费为35500元。被告盛丰公司质证认为，这个证据只能说明原告向鉴定机构支付了鉴定费，但是鉴定是还原鉴定，没有通过合法鉴定，鉴定过程存在违法性，也不能证明产品质量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被告不应该承担鉴定费用。被告中科绿亨与被告李某的质证意见同盛丰公司一致。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盛丰公司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对被告盛丰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盛丰公司经营主体资格合法。原告无异议。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盛丰公司提供的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高粱种植回收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科达公司委托乔某种植高粱，并且种植的种子、农药、种植技术均按合同要求是科达公司提供。原告质证认为，科达公司提供了种子、农药，但是技术不是该公司提供的。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盛丰公司提供的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科达公司的赔偿明细复印件一份。证明科达公司已经向46户种植户赔偿了2268420元，乔某种植的415亩地，获得了622500元赔偿款。原告质证认为，这个不是赔偿款，是原告等人要求该公司向原告等人赔偿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实际赔偿。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盛丰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且原告予以否认，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定边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科达公司已经向46户种植户赔偿了2268420元的事实，也是科达公司诉称的事实，并且涉案产品已经进行过检验，质量合格。原告质证认为，科达公司与原告无关，原告也没有取得实际的赔偿。对于产品本身的质量认可，但是对于说明书有异议。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盛丰公司提供的该裁定书中对于科达公司向原告等人赔偿的事实没有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问题不予采信。证据五、科达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科达公司2016年存在的事实。原告无异议。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盛丰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采信。证据六、证明和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乔某在这个种植过程中购买异甲莠去津苗前除草剂是从科达公司购买，法律地位属于被委托人和被推广者，产生的法律责任权利属于委托人和推广者的权利义务，乔某没有诉权。原告质证认为，农药是从张全胜处拿的，科达公司给开据发票。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盛丰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七、46个种植户的《收购合同》、购药票据、收到赔偿款收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科达公司的赔偿已经给付到位。原告质证认为，原告没有收到赔偿，不予认可。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盛丰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中科绿亨公司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对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中科绿亨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中科绿亨公司经营主体资格合法。原告无异议。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盛丰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提供的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50%异甲莠去津”的产品标签。证明乔某当年使用的“50%异甲莠去津”为该批次的产品，乔某的使用方法与标签标注的使用方法不一致。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没有按照使用方法使用也无异议，但是该说明书中没有说明禁止在播种前使用。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盛丰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提供的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定边县法院证据卷中的证明及收据各一份。证明如果按照上限使用，实际使用亩数应该是100亩，其次是砂质土壤不宜使用，如果使用不应当按照上限使用。原告质证认为，标签上说明的砂质土壤，而原告种植的地是沙土土壤，与原告种植的土地不一致。关于使用亩数原告也不认可100亩，原告用药不是全面积用药，只是种植地用药。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盛丰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中科绿亨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破坏鉴定试验现场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不认可，原告种植的时候没有化验过原告的土壤，后来被告取样化验的不予认可。被告李某无异议。被告盛丰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中科绿亨公司化验的覆膜上的土本身取自喷药地块，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李某没有出示证据。 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6年原告与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签订《收购合同》，约定由该公司向原告提供高粱种子，原告负责种植，高粱成熟后由该公司按照合同价格收购。合同签订后，原告将承包来的500亩地中的415亩种植了该高粱，因与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签订种植高粱合同的人较多，均向该公司提出是否有高粱除草剂，该公司遂向盛丰公司购买了涉案的“亮耕”牌异甲·莠去津除草剂，盛丰公司又向被告中科绿亨公司购进了涉案除草剂交给了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原告在使用了40瓶涉案除草剂后发现其种植的415亩高粱基本未出苗，造成绝产结果。2016年6月6日定边县农业局委托宁夏四季鲜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对三个不同生产日期的“亮耕”牌异甲·莠去津进行了抽样检验,均符合Q/371602BNS085-2015标准，原告对此予以认可。2017年2月9日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以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向定边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定边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受损者为农民，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并非适格原告，裁定驳回了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的起诉。 另确认，2018年5月30日，原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一、申请对按照“亮耕”牌异甲·莠去津说明书中所载明的使用方法使用与原告在承包地种植的高粱不出苗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二、申请对原告种植的415亩高粱绝产的损失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鉴定，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在乌审旗无定河镇小石砭村九社进行了还原试验，于2019年5月30日再次到现场勘查试验结果。经勘查试验结果，喷施“亮耕”异甲·莠去津除草剂的试验地，共播种76穴，75穴没出苗，1穴刚出土，苗小，幼芽发黄。现场随机勘查发现，未出土的高粱种子已经大部分萌发，幼根纤细、须根稀少，幼芽表面变色，呈黑褐色，短小，部分已腐烂，易折断，不能出土。未喷施“亮耕”异甲·莠去津除草剂的试验地，共播种62穴，58穴已出土,叶片展开，绿色，根系须根多，长势正常，3穴有芽，临近出土。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6日出具黑求农技（2018）农司鉴字127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中鉴定小组分析认为：喷施“亮耕”异甲·莠去津除草剂试验地与未喷施“亮耕”异甲·莠去津除草剂的高粱出苗情况差异明显。喷施“亮耕”异甲·莠去津除草剂试验地的高粱出苗严重受到影响，播种的高粱种子，幼根、幼芽的生长均受到抑制，种子以上部位变褐、纤细、易折断。除喷施除草剂条件外，其余试验条件相同，可得，播种的高粱未出土与喷施“亮耕”牌异甲·莠去津除草剂存在因果关系。“亮耕”异甲莠去津，有效成分为异丙甲草胺(25%)，莠去津(25%)，异丙甲草胺是酰胺类除草剂，作为土壤处理剂，单子叶植物主要吸收部位是幼芽，双子叶植物主要通过根，其次是幼芽吸收。酰胺类除草剂主要抑制根与幼芽的生长，幼芽和幼叶不能完全展开，种子和幼苗生长受抑制，严重时作物不能发芽出土。莠去津是典型的光合作用抑制剂，一般不抑制种子的发芽和出苗，通常对根系的发育也不产生直接的影响，在植物出苗后见光的条件下才产生药害。还原试验地高粱未出苗症状，符合异丙甲草胺引起药害的一般症状，说明还原试验地高粱未出苗与“亮耕”异甲·莠去津存在因果关系。综合以上内容，鉴定小组意见：本鉴定是在双方当事人认可还原试验条件，符合2016年高粱种植操作过程的条件下进行的。“亮耕”异甲·莠去津标注的用药时期、方法为在高粱播种后出苗前杂草2叶前进行土壤喷雾，而还原试验地为喷药覆膜后播种，标注的用药时期、方法与实际操作不符；还原试验地为砂质土壤，使用“亮耕”异甲莠去津制剂用药量为200毫升/亩，为标注用药量的上限，同时，采用喷药后覆膜播种的方式，覆膜的作用是提高地温和保持土壤湿度，此作用有利于提高除草剂的活性，加剧了高粱萌发生长受除草剂作用的影响。还原试验地喷施“亮耕”异甲莠去津除草剂的高粱未出土现象明显，幼苗呈现除草剂药害一般症状。因此,鉴定申请人乔某在承包地种植的高粱不出苗与使用“亮耕”异甲莠去津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确定原告乔某415亩高粱绝产的损失应为每亩产量为477.0千克。本次鉴定中，原告支出鉴定费35500元。被告申请鉴定人出庭，共向出庭的鉴定人支付出庭费用6575.64元。 再确认，原告使用的“亮耕”牌异甲·莠去津除草剂的使用技术和使用方法中注明：1、本剂在高粱播种后出苗前杂草2叶前用药。按每亩兑水50公斤左右均匀喷施于土表。2、3、……。4、砂质土壤不宜使用本剂。而原告在使用本除草剂过程中的使用方法是用机器进行播种，该机器前边为喷药嘴，中间为覆膜机，后边为播种机，从而使得最终操作结果为喷药在前，然后覆膜，再打孔播种。本次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还原试验也是采用的先喷药、再覆膜、再播种的使用方法。 庭审中，本次鉴定的鉴定机构代表人郑超、鉴定专家组成员王贺出庭接受了当事人及法庭的质询。其中，鉴定专家在接受法庭的质询时表示，该鉴定意见书中确定原告乔某种植的高粱不出苗与“亮耕”异甲·莠去津除草剂的使用存在因果关系的依据主要是按照还原试验的结果进行确定的。另外，法庭质询鉴定专家原告的实际操作方法即先喷药后播种与原告种植的高粱不出苗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多大时，鉴定专家表示使用方法的错误是主要原因，并作了具体的说明：第一、按照标签标注的方法是播种覆土后进行喷药，因为高粱的播种的特殊性即覆土浅，以标签标注的方法如果覆土过浅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本案还原试验完全模拟了乔某2016年的种植方式，采用先打药、后覆膜、再播种的方式，实际上间接造成了种子与除草剂之间的距离更近，再加上覆盖地膜本身就是提高地温保持土壤水分，恰恰是覆盖地膜的这两个作用是提高除草剂效果的，相当于进一步增加了播种高粱的受害风险。第三、本鉴定使用的是“亮耕”牌异甲·莠去津，其中的成分异丙甲草胺是酰胺类除草剂，主要用于土壤封闭，所以是在播种覆土后使用，同时酰胺类除草剂主要抑制根与幼芽的生长，这也是为什么除草剂要与作物种子在土壤中有隔离的原因。 本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次诉讼主要是认为被告销售的“亮耕”牌异甲·莠去津标签标注的使用方法存在瑕疵，导致原告种植的415亩高粱不出苗，从而要求被告作为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盛丰公司、李某抗辩原告的主体资格，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原告作为“亮耕”牌异甲·莠去津的实际使用者，其取得该产品虽然并非直接向被告购买所得，但是属于被告销售给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后，由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提供给原告使用。另外被告盛丰公司虽主张原告已获得咸阳科达农林有限公司的赔偿，但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予以否认，故本院不予认可，因此原告主体适格。另外三被告均抗辩该产品上的标签是由生产商制作，并非销售者制作，原告应要求生产商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案的案由是产品责任纠纷，在产品责任纠纷中，当事人是可以选择销售者或者生产者进行诉讼的，故原告以销售者为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本案的原告主体适格，以销售者为被告提起诉讼也符合法律规定，因原告认可该除草剂本身质量，故本案中不再考虑除草剂本身质量的问题。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原告高粱绝产损失与被告销售产品的标签标注有没有因果关系。原告认为被告销售的“亮耕”牌异甲·莠去津标签标注的使用方法存在瑕疵，导致原告种植的415亩高粱不出苗，也就此申请了鉴定。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黑求农技（2018）农司鉴字127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虽认可原告种植的高粱不出苗与使用“亮耕”牌异甲·莠去津存在因果关系，但鉴定人员出庭接受当事人及法庭的质询时也认可其得出该因果关系的依据是其还原试验的结果，而鉴定意见书中也明确表示其还原试验并未按照“亮耕”牌异甲·莠去津标签标注的使用方法即“高粱播种后出苗前杂草2叶前用药”使用该产品，原告乔某在2016年种植高粱时也未按照该使用方法进行使用。乔某在2016年的使用方法及鉴定机构在本次还原试验采用的方法均为先喷药，后覆膜，再播种的顺序，与“亮耕”牌异甲·莠去津标签标注的使用方法即“高粱播种后出苗前杂草2叶前用药”严重不符。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原告在实际使用中使用方法的错误对于高粱不出苗的影响有多大，通过分析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的论述及鉴定专家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看出，“亮耕”牌异甲·莠去津中的有效成分为异丙甲草胺(25%)、莠去津(25%)，其中异丙甲草胺是酰胺类除草剂，作为土壤处理剂，单子叶植物主要吸收部位是幼芽，双子叶植物主要通过根，其次是幼芽吸收。酰胺类除草剂主要抑制根与幼芽的生长，幼芽和幼叶不能完全展开，种子和幼苗生长受抑制，严重时作物不能发芽出土，故该药物必须与种子进行隔离，也即该产品标注的必须在播种后出苗前使用，播种后均进行了覆土，此时再用药中间的覆土起到了对种子和农药之间的隔离作用，使得异丙甲草胺不直接作用于种子。而原告在2016年的种植方式为先喷药，后覆膜，再种植，在喷药后，地表的土壤均附带有该除草剂，再播种时因播种器是从地表向下压，此时地表上附有除草剂的土壤不可避免的会随之进入播种的穴内，同时播种器在提升时周围的土壤也会向穴内下落，从而极大的增加了高粱种子与除草剂之间的直接接触或者是更近距离接触的几率，在高粱种子与除草剂之间直接接触或者是更近距离的接触时，除草剂中的异丙甲草胺会直接抑制高粱种子发芽后的根和幼芽，导致幼芽不能出土，鉴定专家在庭审中也认可原告乔某使用方法的错误是高粱不出苗的主要原因。另外，该产品说明中明确标明砂质土壤不宜使用本剂，而通过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也可以看出原告种植高粱的土地为砂质土壤，而且鉴定专家也在庭审中也就砂质土壤的特殊性做了说明，即因为砂质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对于除草剂吸附能力小，所以说按照正常来讲，在沙土地上使用除草剂应按标定值范围内偏少量使用，如果使用量偏大，因为沙土地吸附能力低，所以容易导致除草剂下渗至种子，加大除草剂与种子接触的风险。而如果是粘质土壤，那么对除草剂的吸附能力强，这样在规定范围内偏大量使用除草剂也是相对安全的。鉴定专家的说明与标签中注意事项“3：应根据土壤墒情、土壤质地、有机质含量等确定实际用药量。”相吻合。综上，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黑求农技（2018）农司鉴字127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确定原告种植的高粱不出苗与使用“亮耕”异甲·莠去津存在因果关系，但该结论的依据是鉴定机构按照原告在2016年时错误的使用方法使用后得出的，并未按照标签标注的使用方法进行使用，故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确定原告在2016年种植高粱的过程中未按照被告销售的“亮耕”牌异甲·莠去津标签标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使用是导致其高粱不出苗的直接原因。原告乔某主张该使用说明中未标明禁止播种前使用，属于标签标注有瑕疵，本院认为，该除草剂的使用说明中已经明确标明了应在播种后出苗前使用，那么当然代表除此期间以外均不宜使用，而无需再标明禁止播种前使用，故原告该主张不能成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应对原告种植的高粱不出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对于各被告的诉讼地位等本院不予评价。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乔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525元、鉴定费355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6575.64元，由原告乔某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文会 审 判 员 杨海堂 审 判 员 乌宁其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刘 鹤 书 记 员 高恺忆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