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12民初1676号原告：山东明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环城西路3号，统一信用代码：31370000690612601C。法定代表人：仝金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春雷，山东明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卞延朋，男，196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兖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传贤，山东九州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鲁门春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大丰路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2706220291P。法定代表人：卞延堂，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扈长青，山东九州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明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明廉所）与被告卞延朋、山东鲁门春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门春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15日由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受理后，被告卞延朋、鲁门春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2018年11月26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8民辖终4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明廉所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春雷，被告卞延朋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传贤，被告鲁门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扈长青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明廉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卞延朋偿还欠款本金人民币197500.00元及截止到欠款还清之日所产生的利息；2.判令被告鲁门春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审理中，变更诉讼请求：利息自2002年10月3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事实和理由：2002年10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兖州市支行（简称农行兖州支行）与被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兖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167号的《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农行兖州支行向被告提供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的资金贷款，利率为年息5.49%，贷款期限自2002年10月31日至2003年10月26日。上述合同签订后，农行兖州支行于2002年10月31日向被告发放了20万元的贷款，至此，农行兖州支行完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在合同编号为兖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167号的《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被告并未履行全部还款义务。2016年12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济宁分行）（含下属各支行）与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资产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将对被告的为（兖）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167号的《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及该等债权项下的所有权利转让给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2月28日，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明廉所签订了《债权资产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将对被告的为（兖）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167号的《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及该等债权项下的所有权利转让给明廉所。卞延朋辩称，首先，被告卞延朋对本案借款、还款的基本事实予以承认，对债权人于2007年、2009年下达的“债务逾期通知书”接到并予以签字认可。但对于2011年6月27日、2012年12月27日、2014年6月19日、2015年12月23日通过《山东法制报》发布的“债权催收公告”不知晓，也无人通知。被告卞延朋对两次债权转让均不知情，且第二次债权转让与农行济宁分行没有关系，其没有资格作为转让主体发起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其次，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因原告书面通知催收及2011年3月28日偿还部分本金，诉讼时效计算应该从2011年3月28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8日届满；《借款合同》及相关协议没有可以“公告送达催收债权”的规定，故农行兖州支行公告催收债务行为没有合同依据；原债权银行农行兖州支行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山东分行）在2011年至2015年的四次登报“催收公告”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2017年3月2日的债权转让适用该条规定。原告提交的“催收公告”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当事人可以采取公告方式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但是应同时具备两项条件，一是“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二是“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所在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本案原告所举证债务催收公告仅具备了第二个要件，二被告没有下落不明，卞延朋有固定的住所和职业，担保单位鲁门春公司自设立公司至今，没有更换经营场所和主要管理人员，且双方相距不超十公里。综上，2011年-2015年农行山东分行公告催收行为没有合法前提不能够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明廉所接收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鲁门春公司辩称，一、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首先，济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次，适用该《规定》的前提之一须是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案件。最后，即便适用《规定》，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农行山东分行分别于2011年6月27日、2012年10月27日、2014年6月19日、2015年12月23日在山东法制报发布催收公告，依法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原告出具的上述催收公告，应以被告“下落不明”才可公告催收为前置条件，故上述公告催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总之，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02年10月22日，卞延朋向农行兖州支行提交贷款申请书，申请贷款20万元。2002年10月23日，兖州市鲁门春酒业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鲁门春公司）向农行兖州支行递交承诺书，自愿为卞延朋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2002年10月31日，卞延朋与农行兖州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兖）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167号的《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借款用途为进原料，借款期限自2002年10月31日至2003年10月26日止。担保人为原鲁门春公司，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两年，本合同所称“到期”包括按借款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规定宣布提前到期的情形。同日，农行兖州支行依据借款合同约定，向卞延朋支付了借款本金20万元，支付到了卞延朋的46×××30银行卡内。2003年10月26日，卞延朋与农行兖州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兖）农银借展字2003第018号《借款展期协议》，截止于2003年10月26日卞延朋的贷款本金为20万元，现约定贷款展期到2004年10月21日偿还。2007年4月4日，农行兖州支行向卞延朋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向原鲁门春公司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2007年4月29日，卞延朋签收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原鲁门春公司签收了《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2009年4月21日，农行兖州支行再次向卞延朋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向原鲁门春公司发出《担保人继续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2009年4月22日，卞延朋签收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原鲁门春公司签收了《担保人继续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2009年9月21日，农行兖州支行再次向原鲁门春公司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原鲁门春公司于2009年9月26日签收了该通知书。2011年3月28日，卞延朋向农行兖州支行还款本金2500元。农行山东分行分别于2011年6月27日、2012年12月27日、2014年6月19日、2015年12月23日在《山东法制报》上刊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债权催收公告。2016年12月29日，农行济宁分行与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将334户不良资产转让给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包括对卞延朋的债权及其附属权益。2017年3月2日，农行济宁分行与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山东法制报》上刊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与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8年2月28日，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明廉所签订《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约定将对债务人卞延朋的债权转让给明廉所。2018年3月12日，农行济宁分行、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明廉所在《山东法制报》上刊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山东明廉律师事务所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原兖州市鲁门春酒业饮料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09日，更名为山东鲁门春酒业有限公司，经营地点未变动。2019年1月1日，明廉所向卞延朋邮寄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书一份。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贷款申请书、承诺书、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借款凭证、借款展期协议、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催收公告、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材料及庭审查证的事实予以存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农行山东分行利用报纸公告催收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目的，在于督促债权人及时主张权利以便稳定交易秩序。认定债务人主张诉讼时效届满，需基于债权人持续怠于行使权利的客观事实。《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没有“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这一限制，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者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但上述规定仅限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债权转让的情形，能否扩大到一般债权转让或者一般债权的催收，尚存争议。本案中，原鲁门春公司于2009年9月26日再次签收了农行兖州支行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2011年3月28日，卞延朋向农行兖州支行偿还贷款本金2500元,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自此二年至2013年3月28日，诉讼时效届满。此期间农行山东分行分别于2011年6月27日、2012年12月27日两次，及以后于2014年6月19日、2015年12月23日分别在《山东法制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对卞延朋所欠贷款及要求原鲁门春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进行催收。关于农行山东分行分别于2011年6月27日、2012年12月27日两次在《山东法制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明廉所提交的上述证据，除审查是否有证明力之外，还需审查公告方式是否为必须。公告期间，卞延朋及鲁门春公司是否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形，农行部门是否已经采取其他直接向债务人卞延朋及鲁门春公司主张权利的催收方式，作为原告的明廉所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鲁门春公司自原公司至更名后一直生产经营至今，公司经营地点并未变动，更名后的法定代表人为卞延堂。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卞延朋及鲁门春公司曾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形，因此农行山东分行直接以报纸催收公告的方式向卞延朋及鲁门春公司主张权利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农行兖州分行主张对卞延朋及鲁门春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在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况下，农行济宁分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将债权转让给明廉所并发布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的行为，亦不可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明廉所对卞延朋及鲁门春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确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山东明廉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50元，减半收取2125元，由山东明廉律师事务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庞 伟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