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7民初12574号原告：李勇，男，1971年8月15日出生，河北省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北京湛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兴谷A区兴谷路3号。法定代表人：熊维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阳，北京市道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先梅，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熊维平，男，1971年4月13日出生，河南省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先梅，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勇与被告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被告金典汉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阳、费先梅，被告熊维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先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金典汉方公司回购李勇所持有的金典汉方公司10%的股权，回购对价为2000万元，并自2015年9月10日起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5%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熊维平对上述股权承担共同回购义务，支付2000万元对价，并自2015年9月10日起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金典汉方公司与熊维平承担本案律师费30万元；4、判令金典汉方公司与熊维平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9月9日，金典汉方公司与李勇及案外人徐卫东签订了《北京大地富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金典汉方公司受让李勇及徐卫东所持有的北京大地富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公司）100%股权，股权对价款6000万元，支付方式分三期，其中一期、二期为400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作为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份的对价款，股价按金典汉方公司预估的公司市值1.8亿元计算，李勇向工商部门递交大地公司变更手续之日起，金典汉方公司应在60日内签订股权认购协议，完成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如金典汉方公司三年内没能挂牌上市（含新三版），金典汉方公司应无条件按2000万元加上期间12.5%的年利率利息回购李勇的股权。”合同签订后，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进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李勇持有金典汉方公司10%的股权。但截至2018年9月8日，双方约定的上市期限3年已满，金典汉方公司仍未上市，双方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已经成就，故金典汉方公司应依约履行股权的回购义务。且就《股权转让合同》而言，其包含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李勇及案外人徐卫东向金典汉方公司转让大地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另一个是金典汉方公司向李勇融资2000万元的融资合同法律关系，即李勇作为投资方，将金典汉方公司应当支付李勇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投资给金典汉方公司，金典汉方公司承诺于约定期限前（2018年9月8日前）未能达到上市条件，则依照固定收益（资金使用期间的年利率12.5%计算）回购李勇股权，这是双方在金典汉方公司因资金困难无法支付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作出的以融资为目的的约定，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股权投资关系。2015年12月，金典汉方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所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中最终确定李勇以增资222万元取得金典汉方公司10%的股权，双方真实目的是融资，实际履行中，金典汉方公司既没有通过股东大会及公司章程确认2000万元增资款，又没有履行必要的财务审计及入账程序。故可以确定双方将该2000万元认定为融资款，即属于约定了期限及固定收益的借款。即使该款项不能认定为借款，依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对该股权回购所做的约定是对赌约定，当对赌条件成就时，金典汉方公司应当依照约定履行对赌条款所确定的回购义务。虽然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约定2000万元作为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10%的股权的对价，但金典汉方公司章程确定的增资款为222万元，即李勇出资222万元取得了10%的股权，剩余1778万元不应认定为李勇对金典汉方公司的增资款。即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公司不得回购本公司的股份，李勇持有的10%的股权的出资款为222万元，即便对李勇出资222万元对应的10%的股权不得回购，而1778万元并非增资款，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约束，金典汉方公司应当对1778万元予以返还并支付利息。熊维平系金典汉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金典汉方公司的经营具有直接控制关系，且熊维平与李勇签订《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B轮）》（以下简称《B轮协议》），该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合同打印的甲方名称与实际签字方不一致，但不影响真实签字双方的权利义务，熊维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其在合同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充分认知，李勇同意接受金典汉方公司的融资系出于对熊维平的信赖，双方股权回购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系熊维平提供，其作为金典汉方公司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全程参与了本次的股权交易，对本次股权交易及李勇的真实意思表示充分了解，如果熊维平故意通过不正当方式，导致《B轮协议》被认定为无效，熊维平亦应因其重大过错赔偿李勇的经济损失。故熊维平应承担给付李勇2000万元回购款及相应利息的义务。金典汉方公司辩称，第一，《股权转让合同》有效，部分条款无效。该合同约定，李勇所持有的大地公司股权评估价为6000万元，其中4000万元为现金，第三笔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作为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权的出资款，股价按公司在股改后市值1.8亿元计算，转让方向工商机构递交变更手续之日起，受让方在60日内签订股权认购协议，完成李勇股权认购手续，该部分约定有效。合同中约定“如受让方在三年内未能挂牌上市，受让方应无条件按人民币2000万元加上期间12.5%的年利率回购转让方的股权”，该部分为无效约定。公司是否回购股东股权，只能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公司章程亦不能代替公司章程。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了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权，本案也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例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判例也认定公司作为主体回购股权协议无效。《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不得随意抽逃出资，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需要股东会作出决议。公司在其存续过程中，应维持与其资本总额相当的资产，旨在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司注册资本确定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减少。李勇请求金典汉方公司回购本公司股权，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其诉讼请求损害了不确定的他人权益，不应得到支持。公司是否挂牌上市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本着对股东负责，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迎合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由董事会作出的经营决定，股东无权干预公司经营，更不能以协议的方式要求公司在不适宜的时间内盲目上市，且该约定与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不一致，因此，该约定严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也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综上，该股权回购的约定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无效。第二，李勇已经是金典汉方公司的股东，金典汉方公司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合同约定的股权对价款4000万元已给付李勇，剩余2000万元作为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权的对价。2015年12月5日，李勇参加金典汉方公司的股东大会，并签字确认相关股东大会决议，以金典汉方公司股东身份同意修改后的《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二○一五年十二月），且金典汉方公司已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7月20日有关机构向李勇发放了股权证，其持有金典汉方公司222万股，占比9.991%。第三，《B轮协议》并未生效。该协议约定自双方签署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熊维平作为金典汉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与李勇签订该协议，但并未加盖金典汉方公司的公章，故该协议未生效。第四，李勇于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且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李勇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和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证明金典汉方公司需承担1778万元债务，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也与李勇的诉讼请求相互矛盾。在同一合同中同一当事人不能既是股权人又是债权人。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之间没有借款协议、汇款凭证、借据，也没有约定本金、利息、期限的关键条款，故1778万元不属于债务。第五，李勇主张的律师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要求依法驳回李勇的诉讼请求。熊维平辩称，熊维平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熊维平与李勇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关于股权回购的协议，熊维平只是金典汉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代表金典汉方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勇要求熊维平回购股权不符合合同法的规定。《B轮协议》明确约定“自本协议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金典汉方公司并未加盖公章，因此该合同未生效。李勇要求回购股权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李勇已经是金典汉方公司的股东，其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李勇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且其要求承担1778万元的债务没有事实依据，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故不同意李勇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李勇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及《的补充合同》，用以证明依照双方合同约定，金典汉方公司有回购股权的义务，且回购条件已成就。金典汉方公司及熊维平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其表示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之间关于股权回购的约定，不仅严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利益，还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定，该约定应为无效条款。本院经认证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2、李勇提交的《B轮协议》，证明双方之间属于融资行为，并非通常意义的股权投资行为，双方之间的对赌条款有效，且熊维平为本合同的签订方，应承担此合同项下的回购义务。金典汉方公司及熊维平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其表示签订协议的双方为金典汉方公司与李勇，熊维平不是合同相对方，该协议第九条约定“自本协议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该协议仅有金典汉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熊维平的签字，并没有加盖公章，故该协议并未生效。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其综合予以判定。3、李勇提交的金典汉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与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证明李勇以增资222万元取得金典汉方公司10%的股权，剩余1778万元未计入注册资本也未计入资本公积金，不属于溢价增资，故该1778万元并非李勇的投资款，对于该笔款项的回购不受《公司法》的限制。金典汉方公司及熊维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经认证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4、李勇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票据，证明李勇支付的律师费。金典汉方公司及熊维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其表示李勇提交的律师费票据共计7万元，李勇要求给付律师费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其综合予以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9日，李勇作为转让方A、徐卫东作为转让方B与受让方金典汉方公司及目标公司大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1、在合同签订之日，北京大地富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2、李勇、徐卫东等二人系北京大地富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现有全体股东，持有该公司百分之百股权，是该公司的合法股东。其中：李勇持有公司90%的股权；徐卫东持有公司10%的股权。3、转让方愿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将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愿意按照本合同约定条件受让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其中：受让方受让转让方A李勇持有的目标公司90%的股权，受让方受让转让方B徐卫东持有的目标公司10%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将合计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4、各方约定转让方本次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000万元；其中人民币4000万元为现金。另外人民币2000万元，受让方将以转让方接受的市值认购形式予以履行。5、各方同意按如下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受让方应于本协议双方盖章签字后3日内向转让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800万元整，同时受让方即派人员入驻着手相关工作。（2）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200万元应于股权变更手续递交工商部门之日支付（时间为本协议双方盖章签字后30日内，税务手续原因延长除外）。（3）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万元作为李勇认购北京金典汉方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股价按公司在股改后市值1.8亿人民币计算；转让方向工商递交变更手续之日起，受让方在60日内签订股权认购协议，完成李勇股权认购手续。如受让方三年内没能挂牌上市（含新三板），受让方应无条件按人民币2000万元加上期间12.5%的年利率利息回购转让方的股权。2015年10月22日，李勇作为转让方A、徐卫东作为转让方B与受让方金典汉方公司及目标公司大地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约定：转让方与受让方原合同约定，转让方本次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000万元，其中人民币4000万元为现金。另外人民币2000万元，受让方将以转让方接收的市值认购形式履行；现将其中人民币4000万元为现金修改为“受让方承担自目标公司95%股权转让日起，编号为（NZ-YW01-2014-003-000）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受让方承担该债务的行为折抵应支付给转让方人民币4000万元现金中的1313.5万元，受让方实际支付人民币2686.5万元，因受让方已经支付向转让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800万元整，因此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886.5万元应于股权变更手续递交工商部门之日支付到目标公司指定的账户”。2015年12月30日，金典汉方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勇签订《B轮协议》，约定：1、认购标的：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2、公司估值：18000万元。3、认购比例：11.11%；本轮增资拟将注册资本变更为2222万元，乙方占本轮变更后股权的比例为10%；股本为222万股（详见B轮股权认购后的章程）。4、乙方同意认购股权的总金额为：2000万元。5、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在三日内（节假日除外）向甲方的账户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认购款项。［注：股权转让金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万元），此金额是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履行合同编号001《股权转让协议》见附件一所支付的股份价值。］6、甲方若在2017年12月31日前未挂牌上市，甲方将确保乙方2000万认购股份资金以年利率12%的固定收益，按资金实际占用时间一并计算回购乙方所持的股份，乙方可以单方选择继续持股或部分持股。甲方控股股东有优先购买权。7、自本协议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金典汉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熊维平在甲方落款处签字，李勇在乙方落款处签字，金典汉方公司未加盖公章。合同签订后，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进行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李勇持有金典汉方公司10%的股权，金典汉方公司至今未上市。另查，1993年3月18日，金典汉方公司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为熊维平。2015年9月17日，北京金典汉方药业有限公司按审计的净资产折股以发起设立方式整体变更为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2月5日，金典汉方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其中第五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22万元；第十五条规定：公司系由北京金典汉方药业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以发起设立方式整体变更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瑞华专审字【2015】01680016号《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5月31日，北京金典汉方药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8333296.74元、负债为1828064.98元、净资产6505231.76元。公司的全体发起人一致同意，北京金典汉方药业有限公司此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按照不高于上述净资产的数额折股，折为股份公司的股本总额为650万股（2015年8月31日变更），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均为普通股，剩余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后经过增资）公司股份总数为2222万股（含新股东增资），全部为普通股；新增股东李勇认购股份222万股，持股比例10%。2015年12月5日，金典汉方公司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增加股东李勇；同意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000万元增加至2222万元，本次增资共计222万元，全部由李勇出资，认缴资金于2015年12月30日缴齐；同意修改后的章程。2015年12月29日，北京金典汉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程序，注册资本变更为2222万元，新增李勇为该公司股东。2018年4月11日，金典汉方公司向税务部门提交其编制的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其上显示金典汉方公司实收资本（或股本）年初余额为2000万元，期末余额为2222万元，增加222万元；资本公积年初余额为1678670.57元，期末余额为19458670.57元，增加1778万元。金典汉方公司向税务机关报送的2017年至2018年两个会计年度利润表显示，金典汉方公司均为亏损状态，净利润为负数。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二、李勇出资2000万元性质如何认定；三、股权回购主体是否包括熊维平；四、股权回购是否具备履行可能性。一、《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从性质上看，本案属于“对赌协议”引发的投资纠纷。实践中所称的“对赌协议”，是指在股权性融资协议中包含了股权回购或者现金补偿等对未来不确定事项进行交易安排的协议。从签约主体的角度看，有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和目标公司“对赌”等形式。对于“对赌协议”引发的投资纠纷，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投资原则，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平衡投资方、公司股东、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与目标公司对赌，指的是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当目标公司在约定期限内未能实现双方预设的目标时，由目标公司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回购投资方的股权或者向投资方承担现金补偿义务。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就是李勇作为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即金典汉方公司之间签订的对赌协议，双方在签订合同时预设了目标，即金典汉方公司应在三年内挂牌上市，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实现双方预设的目标，金典汉方公司应否承担股份回购或者现金补偿义务。该对赌条款是李勇与金典汉方公司在缔约过程中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是双方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也起到激励融资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以公司上市为目标进行资本运作的作用，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对赌条款签订时，金典汉方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股权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后金典汉方公司虽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原则上禁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但同时亦规定了例外情形，即《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上述例外情形的，《公司法》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因此，《股权转让合同》并未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二、李勇出资2000万元性质如何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第三期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作为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份的对价款，股价按金典汉方公司预估的公司市值1.8亿元计算，李勇向工商部门递交大地公司变更手续之日起，金典汉方公司应在60日内签订股权认购协议，完成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上述约定，李勇出资的2000万元是其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权的对价。《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所得的溢价款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列入资本公积金的其他收入，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在李勇认购金典汉方公司股份前，金典汉方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李勇认购股份后，金典汉方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2222万元。变更后的金典汉方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2222万元；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均为普通股，剩余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公司股份总数为2222万股，其中李勇认购股份222万股，持股比例10%。”金典汉方公司向税务机关报送的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显示，1778万元确已计入资本公积金。故李勇出资的2000万元全部为溢价增资的股权对价。李勇提出的其持有金典汉方公司10%股权的出资款为222万元，1778万元并非增资款的主张，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股权回购的约定为“对赌协议”，并非借款，故李勇提出的2000万元属于约定了期限及固定收益的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三、股权回购主体是否包括熊维平。首先，签订《B轮协议》的双方为金典汉方公司与李勇，并不包括熊维平。其次，该协议中明确约定“自本协议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现该协议甲方仅有金典汉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熊维平的签字，并没有加盖金典汉方公司的公章，故该协议并未生效。最后，虽然《B轮协议》落款处有熊维平的签字，但因该协议所确定的合同双方并不包括熊维平，熊维平作为金典汉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更不能确定由熊维平个人承担合同项下金典汉方公司的义务。故熊维平不存在回购李勇股权的义务。四、股权回购是否具备履行可能性。虽然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北京金典汉方有限责任公司，但金典汉方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按审计的净资产折股以发起设立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故该股权回购义务应由股改后的金典汉方公司承担。《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股权回购条款虽然有效，但李勇要求金典汉方公司依约以2000万元回购其持有的金典汉方公司10%股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还需确定金典汉方公司履行上述义务是否具备法律及事实上的可能性。首先，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依照此规定，《公司法》原则上禁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但也规定了例外情形。就本案而言，金典汉方公司并未减少注册资本，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收购本公司股权的例外情形，故李勇要求金典汉方公司回购其股权的诉讼请求，存在法律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其次，李勇作为金典汉方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这种资产收益主要体现为利润分配，经本院向税务机关调取金典汉方公司近两年的财务报表，其上显示金典汉方公司近两年处于亏损状态，无可供分配的利润，李勇要求金典汉方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相应利息，将会损害金典汉方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其他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还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亦会影响其他股东的利益，故李勇要求金典汉方公司回购股权的诉讼请求，存在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综上，李勇要求金典汉方公司、熊维平回购股权并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936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李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晓颖人民陪审员  王爱民人民陪审员  龚顺清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彭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