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再280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爱平，男，1974年2月10日出生，苗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现居住于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明辉，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城，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林莉达，女，197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明辉，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城，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原名：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夜明珠路35号。 法定代表人：马经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宏起，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芳漩，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厦门弘禹恒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86号823室。 法定代表人：肖春龙，任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厦门诺亚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沧林三路105号。 法定代表人：张秋香，任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福建省融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沙埔镇沙埔村路西77号。 法定代表人：高长云，董事长兼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林桂容，男，197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再审申请人张爱平、林莉达因与被申请人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仍沿用原审简称葛五公司）、原审被告厦门弘禹恒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禹恒公司）、原审第三人厦门诺亚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舟公司）、福建省融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埔公司）、林桂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5民终5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闽民申351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张爱平、林莉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城，被申请人葛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宏起、林芳漩，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弘禹恒公司、原审第三人诺亚舟公司、融埔公司、林桂容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爱平、林莉达再审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葛五公司对张爱平、林莉达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依据。1、原判决认定发包方为弘禹恒公司，缺乏证据证明。分包合同虽为弘禹恒公司签订，但系受诺亚舟公司委托签订。诺亚舟公司与葛五公司签订意向书，合作施工案涉工程。张爱平已将收取的款项通过项目部投入案涉工程。项目部购买或租赁公路施工所需的相关机械、设备及材料，租赁场地搭建活动房、工料棚、建设临时配电站、混凝土搅拌站等，该投入远远高于张爱平收取的款项。据此，发包方应为诺亚舟公司。一审庭审时，林桂容明确，其与张爱平交接，具体是哪家公司他不大清楚，也无所谓。原判决认定张爱平系以弘禹恒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唯一股东身份收取款项，纯属主观臆断。更何况，张爱平也是诺亚舟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张爱平已明确其系代诺亚舟公司收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弘禹恒公司实际履行合同。2、原判决认定张爱平与弘禹恒公司财产混同，缺乏证据证明。案涉工程投入的款项远高于张爱平收取的款项，张爱平已将代收的款项通过项目部全额投入案涉工程。整个工程只有投入，没有盈利，张爱平不曾支用弘禹恒公司款项，两者不存在财产混同。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决认定资产占用损失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计算，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判决认定案涉建设工程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法律已有明确规定，不应适用公平原则进行判决。其次，葛五公司未证明债权出让方存在损失。（2016）闽民终702号案件中有证明存在资金损失，基于此，两案情况不同，不应作同等判决。2、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判决林莉达应对张爱平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而本案案涉合同纠纷一方为诺亚舟公司，即便法院错误认定合同相对方为弘禹恒公司，债务主体也是公司而不是张爱平个人。张爱平应承担的连带债务，也不是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因此，案涉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葛五公司如认为案涉债务属于张爱平、林莉达的夫妻共同债务，则其应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如其未能举证证明，则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再审请求。 葛五公司答辩称，一、原审一、二审法院认定讼争《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的发包方为弘禹恒公司是正确的。1、《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签约时明确记载甲方为弘禹恒公司，将本案工程中的路基工程和隧道工程分包他人，弘禹恒公司在甲方落款处盖章，张爱平作为弘禹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落款处以及合同附件《工程量清单》的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并且基于上述合同的约定，2011年2月14日、17日、20日，弘禹恒公司经其法定代表人及其唯一股东张爱平，合计收取了1300万元的款项。可见，上述合同不仅通过签约予以设立，且部分付诸实施。2、张爱平、林莉达关于“弘禹恒公司系受诺亚舟公司委托签订讼争《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张爱平、林莉达诉称的所谓“受托签约”，仅仅是其单方陈述,未经弘禹恒公司确认，没有其他证据可予以证实。且从2011年2月份至今，张爱平始终未提供证据证明将收取的款项交付给诺亚舟公司。葛五公司提供的证据：由张爱平作为企业负责人签章并由林莉达制表、签字的诺亚舟公司2011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体现应收账款仅为“7.3万元”，可以进一步印证张爱平、林莉达主张“张爱平代表诺亚舟公司收款”的主张不能成立。3、张爱平、林莉达主张诺亚舟公司是本案工程合同的实际履行者，并无证据证明，并且，无论这一主张是否成立，都不能成为认定该公司是本案工程发包方的依据。4、诺亚舟公司并未提出再审，说明其对原审一、二审的审理结果无异议。5、假设诺亚舟公司委托弘禹恒公司签约这一主张成立，本案债权人亦有权选择弘禹恒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债权，弘禹恒公司仍然不能免除本案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3条第2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之规定，在“受托人”弘禹恒公司因“委托人”诺亚舟公司的原因而不履行本案债务的情况下，基于有关“受托签约”的“披露”（暂且不论这并非“受托人”弘禹恒公司的披露而只是“委托人”诺亚舟公司的单方陈述），本案债权人仍有权选择“受托人”弘禹恒公司作为相对人而主张债权，弘禹恒公司仍然不能免除本案债务。二、本案低价风险保证金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符合法律规定。鉴于（2018）最高法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中关于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损失的认定所基于的款项性质与本案主张利息损失所涉及的款项性质的一致，根据公平原则，本案低价风险保证金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三、张爱平对弘禹恒公司的案涉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011年2月14日至2011年2月20日，经由林桂容账户分六次向张爱平账户共计转账1300万元，张爱平为弘禹恒公司唯一股东，收到上述1300万款项后，并未转入弘禹恒公司账户，且在一审第二次庭审过程中，法庭明确要求张爱平在七日内提供1300万元款项流向的相关证据及书面说明，但张爱平至今未提供1300万款项的去向。并且，根据葛洲坝公司提供的弘禹恒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上述1300万款项并未入弘禹恒公司账。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张爱平个人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之规定，弘禹恒公司及其唯一股东张爱平的上述做法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意味着弘禹恒公司与张爱平个人的财产混同。同时根据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的举证责任在股东，张爱平应对其财产独立于弘禹恒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因其未对此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对弘禹恒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林莉达对弘禹恒公司的案涉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上述第三项答辩意见，张爱平应对弘禹恒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且，各方均认可，张爱平的上述债务发生在张爱平、林莉达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1条之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故，林莉达对弘禹恒公司的案涉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另，根据葛洲坝公司提供的弘禹恒公司《资产负债表》以及弘禹恒公司工商信息，林莉达为弘禹恒公司财务及监事。林莉达同时还是另一关联企业诺亚舟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并且，一审法院在（2016）闽0583民初3330号案（与本案为同一工程项目）中查明，林莉达收取保证金350万元；在（2016）闽民终702号案中，林莉达受让了本案工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且未举证其受让该债权是基于何种原因、对价款金额、如何支付等内容。综上可知，林莉达对案涉张爱平的债务必然是参与并且知悉的，应视作该债务用于其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是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在无证据证明存在可以免除责任的情况下，林莉达应对张爱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葛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弘禹恒公司、张爱平、林莉达立即连带向葛五公司支付低价风险保证金549.3万元，并偿付该款自债权让与方付出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其中：路基部分的低价风险保证金312.3万元，自2011年2月20日至2013年12月11日止，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自2013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参按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即前述基准利率的150%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隧道部分的低价风险保证金237万元，自2011年2月20日至2013年12月1日止，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自2013年12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参按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即前述基准利率的150%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暂计至具状日，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约200万元）；2.弘禹恒公司、张爱平、林莉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葛五公司变更其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弘禹恒公司、张爱平、林莉达立即连带向葛五公司支付低价风险保证金549.3万元，并偿付该款自债权让与方付出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自2011年2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暂计至2017年1月9日，前述资金占用损失约678万元）。 一审认定事实：厦门嘉骅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8日，原股东张爱平持股50%，2012年10月8日变更名称为诺亚舟公司，经营范围由土石方工程、销售、建筑材料、室内装修变更为批发零售机电设备、室内外装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同时，张爱平的股权也进行转让。厦门嘉骅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骅泰劳务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30日，原股东张爱平持股100%，林莉达任监事，2012年11月1日变更名称为弘禹恒公司，经营范围由建筑劳务分包等变更为批发零售金属材料等，同时，张爱平的股权也进行转让。融埔公司其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张爱平、林莉达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6年9月27日登记离婚。 2010年11月，泉州南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石高速公司）就涉案工程发布招标公告，公告要求：涉案工程的投标人注册资本不少于1亿元，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建设部批准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等。2010年12月28日，葛五公司（甲方）与诺亚舟公司（乙方）签订《意向书》，就联合投标承包“福建省泉州环城高速公路南安至路基土建工程Ａ1至Ａ7标段”达成协议，约定：工程以甲方名义及企业资质进行投标，甲方负责工程商务技术文件的编制、审定和投递，投标保函和银行信贷证明由甲方提供；乙方负责承担投标过程中的相关费用，负责缴纳投标保证金，甲方承诺在收到项目业主退回的投标保证金的7个工作日内将款打回乙方账户；工程中标后，甲乙双方共同组建项目部，全部工程由乙方施工，甲方指派五名人员参与管理，有关工程的所有经营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按工程总造价的3%收取管理费用；中标后，工程所需低价风险保证金，由乙方提供，等等。2010年12月15日，葛五公司向南石高速公司递交投标文件，至2011年1月12日，南石高速公司向葛五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通知葛五公司中标泉州环城高速公路南安至施工，应于接到通知书后14日内与南石高速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在此之前应提交履约担保。2011年1月26日，葛五公司与南石高速公司签订《Ａ5标段施工合同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葛五公司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等，并于同日向南石高速公司汇付低价风险保证金1329万元，该笔款项再加上之前的160万元的投标保证金，Ａ5标段工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共计1489万元。后2012年3月27日、2012年6月15日、2012年11月9日、2013年2月1日、2013年5月10日，葛五公司分别收到南石高速公司退回的Ａ5标段低价风险保证金178万元、268.7万元、446.7万元、297.8万元、297.8万元，以上共计1489万元。 2011年2月15日，弘禹恒公司（甲方）与林桂容（乙方）签订《路基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A5标段的路基工程分包给乙方；协议工期为24个月；乙方需支付总造价6246万元的5%低价风险保证金即312.3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执行，乙方以公司名义转账至葛五公司或其下属公司，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时间及比例等同于业主的相关规定；乙方缴纳工程造价的17%作为管理费（包括葛五公司3%的管理费）即1061.8万元，首期支付7%即437.2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执行，余款分三期按2:3:2的比例分期从工程预付款或工程计量款中扣除，另外3%与计量同步扣除，若因甲方原因致使工程流标或退场，甲方将退还乙方所有上交的管理费、低价风险保证金以及月息2分的利息，等等。该合同由弘禹恒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爱平在甲方处盖章、签字，林桂容在乙方处签字。 2011年2月25日，弘禹恒公司（甲方）与林桂容（乙方）签订《隧道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A5标段的隧道工程分包给乙方；协议工期为24个月；乙方需支付总造价4450万元的5%低价风险保证金即237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执行，乙方以公司名义转账至葛五公司或其下属公司，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时间及比例等同于业主的相关规定；乙方缴纳工程造价的17%作为管理费（包括葛五公司3%的管理费）即756.5万元，首期支付7%即311.5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执行，余款分三期按2:3:2的比例分期从工程预付款或工程计量款中扣除，另外3%与计量同步扣除，若因甲方原因致使工程流标或退场，甲方将退还乙方所有上交的管理费、低价风险保证金以及月息2分的利息，等等。该合同由弘禹恒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爱平在甲方处盖章、签字，林桂容在乙方处签字。 2011年2月14日至2011年2月20日，经由林桂容账户分六次向张爱平账户共计转账1300万元。庭审时，林桂容称其系代表融埔公司与弘禹恒公司签订合同，因低价风险保证金（路基部分312.3万元、隧道部分237万元，共计549.3万元）及应付首期管理费（路基部分437.2万元、隧道部分311.5万元，共计748.7万元），合计1298万元，故其共向张爱平汇付1300万元。 上述《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签订后，在施工过程中，因各方当事人就本案工程产生纠纷，2013年4月9日，葛五公司项目部就隧道工程与案外人福达公司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同年4月12日，与融埔公司就路基工程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 2013年6月20日、2013年7月15日，葛五公司项目部与融埔公司、福达公司等先后签订《路基协议书》《隧道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林桂容与弘禹恒公司之间的《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的签约行为及付款行为，均系代表融埔公司；在签订《隧道分包合同》后，融埔公司并未实际施工，而是全部交由福达公司施工，且经由福达公司的相关人员共计向林桂容支付380万元（款包括低价风险保证金及管理费等）；融埔公司实际施工路基工程；融埔公司、福达公司因支付低价风险保证金、管理费等，面临资金困难，进而造成工期严重延误，且多次发生停工事件，为了确保工期不再发生延误，减少各方损失，葛五公司项目部同意受让融埔公司对弘禹恒公司及张爱平拥有的《路基分包合同》项下已付312.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请求权及资金占用损失的偿付请求权，受让融埔公司对弘禹恒公司及张爱平拥有的《隧道分包合同》项下已付237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请求权及资金占用损失的偿付请求权，等等。 签订上述《路基协议书》《隧道协议书》后，融埔公司、葛五公司陆续向弘禹恒公司、张爱平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履行债务通知书》。因弘禹恒公司、张爱平、林莉达未履行，葛五公司遂于2016年4月26日诉至本院要求解决。在诉讼过程中，经葛五公司申请并提供担保，法院依法裁定冻结林莉达名下的账户存款。后林莉达向法院申请复议，法院于2017年3月14日裁定驳回林莉达的复议申请。 又查明，2013年12月26日，南石高速公司召开泉州环城高速公路南安至工程交工验收会议，福建省交通厅作出批复，确认该路段已交工验收，并同意于2013年12月31日12时起开征车辆通行费。 另查明，诺亚舟公司与葛五公司曾就《意向书》项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产生纠纷，后林莉达受让该低价风险保证金债权，并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意向书》系在涉案工程“中标”和“发包”前，当事人之间就涉案工程联合投标事宜及中标后实际施工、工程管理等的综合约定，不涉及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就工程建设的权利义务关系，故认定《意向书》不属于建设工程类合同，同时认定诺亚舟公司一方转给葛五公司1400万元系为低价风险保证金，林莉达可受让债权，并作出判决：一、葛五公司应退还林莉达低价风险保证金1400万元；二、葛五公司应支付林莉达逾期退还低价风险保证金1400万元的损失，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其中178万元从2012年3月28日起算、268.7万元从2012年6月16日起算、446.7万元从2012年11月10日起算、297.8万元从2013年2月1日起算、208.8万元从2013年5月11日起算）；三、驳回林莉达的其他诉讼请求。后葛五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民终702号终审判决，驳回葛五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又，诺亚舟公司于2017年2月8日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葛五公司支付工程款并赔偿损失，目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庭审时，诺亚舟公司认为该案的审理与本案存在关联，遂要求中止本案审理。 再查明，除本案纠纷外，葛五公司还就受让福州奋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履约保证金及（或）工程押金900万元事宜，向诺亚舟公司、弘禹恒公司、张爱平、林莉达主张返还及资金占用损失，即原审法院审理的（2016）闽0583民初3330号案。在该案中法院查明，林莉达收取保证金35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弘禹恒公司与融埔公司签订的《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项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549.3万元的返还条件已成就，葛五公司依法有权受让该债权，弘禹恒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返还低价风险保证金及资金占用的损失（损失的计算方式如上所述）。张爱平作为原弘禹恒公司的一人股东，在无法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时，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林莉达作为张爱平的配偶，涉案债务发生在两人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林莉达也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诺亚舟公司、张爱平、林莉达关于诺亚舟公司才是发包人，林莉达、张爱平无需承担责任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弘禹恒公司、融埔公司、林桂容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另，值得一提的是，本案、（2016）闽0583民初3330号案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终702号案均是基于受让A5标段工程项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而产生的纠纷，虽涉及多方当事人的合同及法律关系，但均是因葛五公司与诺亚舟公司间的《意向书》及分包等而引发的一系列诉讼，在此，一审法院希望各方秉承诚实信用的原则，互相理解与支持，妥善化解双方间就本案工程产生的纠纷，避免浪费司法资源，造成各方诉累。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弘禹恒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葛五公司低价风险保证金549.3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其中67万元自2012年3月28日起算，102万元自2012年6月16日起算，169万元自2012年11月10日起算，113万元自2013年2月2日起算，98.3万元自2013年5月11日起算）；二、张爱平、林莉达对弘禹恒公司的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葛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5438元，由葛五公司负担15055元，由弘禹恒公司、张爱平、林莉达负担80383元。 一审判决后，张爱平、林莉达不服，向泉州中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葛五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葛五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弘禹恒公司系案涉合同一方，存在错误，应为诺亚舟公司。案涉工程系由诺亚舟公司与葛五公司签订《联合投标及施工意向书》后进行投标并竞标成功，由诺亚舟公司实际组织施工。弘禹恒公司系受诺亚舟公司委托与林桂容签订合同。二、一审认定融埔公司系案涉合同一方，存在错误，应为林桂容。签署案涉合同的是林桂容，付款人是林桂容，参与施工的也是林桂容组织的班组。林桂容才是案涉款项的实际权利人。虽然部分施工材料体现“融埔公司”名称，但这是为方便出账林桂容挂靠在融埔公司而已。林桂容才是案涉合同一方。三、一审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存在错误。张爱平已做充分举证，诺亚舟公司对案涉工程作了大量的投入，组织施工班组，购买或租赁公路施工所需的相关机械、设备及材料，租赁场地搭建活动房、工料棚、建设临时配电站、混凝土搅拌站等，投入巨额人力财力物力。林桂容仅是诺亚舟公司的施工班组，双方建立的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四、一审认定案涉款项不应抵扣管理费，存在错误。假设案涉款项返还条件成就，也应先抵扣管理费。林桂容应向诺亚舟公司支付管理费1818.3万元。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林桂容与葛五公司恶意串通越过诺亚舟公司另行结算，所有管理费支付期限均已届满。诺亚舟公司有权要求将案涉款项抵销相应金额的管理费。五、一审认定葛五公司已受让案涉款项的返还权利，存在错误。（一）前述林桂容才是权利人，融埔公司不是权利人，其无权转让案涉款项。（二）保证金为附随性权利，不得单独转让，单独转让无效。六、一审判决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一）葛五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未返还保证金给林桂容造成损失，（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另一方面却认定张爱平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前后矛盾。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返还财产，根据过错程度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却在判决利息损失时认定张爱平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前后矛盾。（三）一审法院参照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另案判决判令张爱平、林莉达赔偿损失没有依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案件，该案林莉达举证诺亚舟公司借贷资金投入，利息均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上，两个案件情况不一。七、一审判决资金占用利息的起算点，也存在错误。依合同，只有葛五公司向诺亚舟公司返还保证金时，诺亚舟公司才需返还。计算损失的起算点应从葛五公司实际返还诺亚舟公司保证金的时间点。八、一审判决张爱平应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前述案涉合同一方为诺亚舟公司，而非弘禹恒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弘禹恒有义务返还保证金，存在错误。张爱平仅是诺亚舟公司原股东，与弘禹恒的财产不存在混同。因此，即便弘禹恒应承担责任，张爱平也无需承担连带责任。九、一审判决林莉达应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而且适用法律错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而本案案涉合同纠纷一方为诺亚舟公司，即便是法院错误认定的弘禹恒公司，均是公司，而不是“张爱平”。不是张爱平以其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假设张爱平应承担连带责任，张爱平应承担的连带债务，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葛五公司辩称，一、原判认定本案工程的发包方是弘禹恒公司，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原判认定本案工程的承包方是融埔公司，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原判认定本案合同属于建施合同并且依法无效，正确无误。四、原判认定549.3万元的低价风险保证金不应抵扣所谓管理费，正确无误。五、葛五公司可以受让并已受让其所主张的本案债权。张爱平主张本案债权不得单独转让以及葛五公司不具受让之权，不能成立。六、原判判令张爱平、林莉达对弘禹恒公司的本案债务连带担责，有着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1、弘禹恒公司及其唯一股东张爱平之间的纵向法人人格否定，张爱平依法应对该公司所负本案债务，连带担责。2、林莉达作为张爱平的妻子，应对张爱平因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所依法产生的本案债务，连带担责。林莉达不仅知悉弘禹恒公司的本案债务，而且参与该公司有关本案债务的业务经营管理。在张爱平收取案涉1,300万元款项当时，林莉达是弘禹恒公司的财务人员。并且，林莉达当时还担任该公司监事，同时还是另一关联企业诺亚舟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见葛五公司原审证据15，P174）。林莉达本人还直接收取了“其余桥梁工程”建施合同纠纷案件所涉900万元保证金中的350万元。林莉达的上述任职、放贷、收款、受让诺亚舟公司债权等行为，足以说明，其对弘禹恒公司有关本案工程的活动，完全知情，其对丈夫张爱平收取本案所涉1,300万元款项以及这一收款行为所涉本案的相应业务与相应债务，完全知情，其在“其余桥梁工程”建施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直接收取其中的350万元，足见其不仅知情，而且直接参与和直接获益。七、在原判不依在先日期亦即549.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张爱平收款日起算该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而按在后日期亦即南石高速公司退款至葛五公司的次日起算该项损失的情况下，张爱平主张按葛五公司实际返还款项予诺亚舟公司之日起计该项损失，不能成立。原判按“4倍利率”的标准计算该项损失，符合公平原则，也为维护国有企业的财产不致受损所必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本案工程的发包方是弘禹恒公司而承包方是融埔公司，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工程合同主体问题。虽然葛五公司与诺亚舟公司签订了《意向书》，但合同的订立并不意味着合同的履行，应结合实际履行的情况，分析行使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的实际主体。1、发包人问题。《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中载明甲方即发包人系弘禹恒公司，且在签订合同后，弘禹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唯一股东张爱平合计收取了1300万元的款项，张爱平虽主张其系代表诺亚舟公司收款，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有将款项交给诺亚舟公司及其向林桂容披露弘禹恒公司系受诺亚舟公司委托的事实，故应认定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为弘禹恒公司。2、承包人问题。葛五公司与融埔公司、林桂容等签订的《路基协议书》《隧道协议书》中均确认林桂容系受融埔公司委托与弘禹恒公司签订《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并受托汇付1300万元。张爱平提供的《工程结算单》等证据中，施工单位、施工队伍亦多体现为融埔公司，故应认定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为融埔公司。二、《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弘禹恒公司未经业主南石高速公司同意，未按照涉案工程招投标文件的要求，将本案工程全部转包给不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的融埔公司，属违法分包，故上述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三、关于549.3万元的性质问题。《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约定，承包人应在签约之日支付弘禹恒公司低价风险保证金（路基部分312.3万、隧道部分237万元）及首期管理费（路基部分437.2万元、隧道部分311.5万元），以上共计1298万元，而在上述合同签订前后，林桂容共计汇付1300万元给张爱平，该金额与合同约定签约之日应支付的金额高度一致；且林桂容作为付款方也确认1300万元包含549.3万元的低价风险保证金，可见，549.3万元应为低价风险保证金。上述合同双方并未就低价风险保证金可直接抵扣管理费进行约定，张爱平主张将549.3万元直接抵扣管理费显然缺乏合同依据。四、关于葛五公司是否具备受让案涉款项的返还权利及资金占用期间损失计算问题。上述合同约定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时间及比例等同于业主的相关规定，即返还的时间及比例应与业主南石高速公司的一致，现已知南石高速公司已陆续将低价风险保证金返还给葛五公司，则弘禹恒公司也应依该时间及比例将低价风险保证金返还给融埔公司。2013年6月20日、7月15日，葛五公司与融埔公司签订《路基协议书》《隧道协议书》，融埔公司将前述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债权转让给葛五公司，并已通知弘禹恒公司、张爱平，因涉案低价风险保证金并无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及依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该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对弘禹恒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弘禹恒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葛五公司履行义务。因本案与业已终审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终702号案均是基于本案工程项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而产生的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参照该案判决认定资金占用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起算点按南石高速公司返还的次日起算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五、关于张爱平、林莉达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张爱平系弘禹恒公司唯一股东，且其未能举证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故张爱平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涉案债务系张爱平与林莉达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且无证据证明林莉达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免责事由，因此，林莉达应对张爱平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张爱平、林莉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383元，由上诉人张爱平、林莉达负担。 再审过程中，张爱平、林莉达提交一份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一、本案讼争合同的发包方是否是弘禹恒公司；二、案涉款项的资金占用费应如何计算；三、张爱平对弘禹恒公司的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林莉达对对弘禹恒公司的债务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本案讼争合同的发包方是否是弘禹恒公司的问题 本院认为，《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的发包人为弘禹恒公司。首先，从案涉《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的签订主体来看，合同“甲方”系弘禹恒公司的前身即嘉骅泰劳务公司，张爱平作为弘禹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落款处签名并加盖嘉骅泰劳务公司的印章，其次，从合同履行情况看，林桂容亦将案涉两份分包合同项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和首期管理费支付给了弘禹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爱平。由此可见，以弘禹恒公司名义签订的《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不仅合法成立且已得到了实际履行。张爱平虽主张弘禹恒公司是受诺亚舟公司的委托签订案涉两份分包合同，但其对于弘禹恒公司受托签订合同的事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证据证明张爱平将收取的款项汇入了诺亚舟公司的账户。因此，张爱平有关弘禹恒公司受诺亚舟公司委托签订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葛五公司虽系与诺亚舟公司签订《意向书》，联合投标承包“福建省泉州环城高速公路南安至路基土建工程Ａ1至Ａ7标段”工程，但根据诺亚舟公司、弘禹恒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知，张爱平在签订案涉《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时，既是诺亚舟公司占50%股份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占弘禹恒公司100%股份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因此，作为《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相对方，只能根据合同上载明的主体来判断张爱平是以哪一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之签订合同，因此，原判决根据《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载明的主体、加盖的印章，认定弘禹恒公司是案涉公司发包方，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案涉款项的资金占用费应如何计算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的约定，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比例等同于业主。因本案中业主南石高速公司已于2012年3月至2013年5月陆续退还了案涉工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因此弘禹恒公司也应将案涉《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项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返还给融埔公司。弘禹恒公司逾期返还低价风险保证金，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由于《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未约定违约责任如何承担，因此，本案应依照法律规定确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赔偿损失应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本案中，弘禹恒公司未依约退还保证金，不发生采取补救措施的违约责任承担问题，亦不发生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损失。因此，本案损失认定应以实际发生的损失为准。因本案中融埔公司并未举证其汇给弘禹恒公司的低价风险保证金系源于向他人的借款，因此，原判决判令弘禹恒公司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标准向融埔公司及至后来的债权受让方葛五公司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缺乏依据，应予纠正。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本案弘禹恒公司向葛五公司支付的逾期退还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资金占用费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关于张爱平对弘禹恒公司的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弘禹恒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资料，案涉债务发生时，弘禹恒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是张爱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于本案中张爱平并未对自己财产独立于弘禹恒公司财产进行举证，相反，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爱平在收取案涉工程低价风险保证金后有将款项汇入弘禹恒公司账户，因此，张爱平应对其担任弘禹恒公司唯一股东期间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关于林莉达对对弘禹恒公司的债务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涉案债务虽发生在张爱平与林莉达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其实质上是张爱平设立的弘禹恒公司对外经营过程中所负的公司债务，葛五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系用于张爱平与林莉达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张爱平、林莉达有作出愿意共同负担该笔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葛五公司主张该笔债务属张爱平与林莉达的夫妻共同债务，林莉达也因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爱平、林莉达关于原判决认定资金占用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计算、该债务属张爱平、林莉达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其他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5民终5243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6）闽0583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三、变更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6）闽0583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厦门弘禹恒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低价风险保证金549.3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其中67万元自2012年3月28日起算，102万元自2012年6月16日起算，169万元自2012年11月10日起算，113万元自2013年2月2日起算，98.3万元自2013年5月11日起算）； 四、张爱平对厦门弘禹恒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5438元，由厦门弘禹恒贸易有限公司、张爱平负担61548元，由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38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383元，由张爱平负担55281元，由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5102元。 审 判 长  刘炳荣 审 判 员  朱宏海 代理审判员  蔡素洁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 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