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003民初6227号原告：毕玉川，女，1951年5月6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莱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燕飞，山东联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建海，男，1952年2月26日生，汉族，农民，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山，谷世成，山东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毕玉川诉被告毕建海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玉川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燕飞、被告毕建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山、谷世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玉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毕建海停止侵权行为，恢复位于文登区房屋原状。诉讼中，毕玉川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毕建海搬离位于文登区房屋，将该房屋返还给毕玉川，并不得妨碍毕玉川对该房屋的管理使用。事实和理由：涉案房产位于文登区，该房屋于1951年12月12日登记于毕庶韦名下，毕庶韦系毕玉川之祖父，约1956年去世，毕玉川之父毕轲，系毕庶韦之长子，于2011年6月5日去世。毕轲系涉案房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毕建海之前向文登法院提起排除妨害之诉（案号为：2018鲁1003民初5020号），将房屋的管理、使用人毕建强诉至法院，并称其系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综上，毕建海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作为案涉房产法定继承人之一毕玉川的合法权益，为此，毕玉川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毕建海辩称，1、涉案房屋原由毕庶韦居住，1958年该房屋被集体收回。由于毕可治为村集体作出了贡献，1975年，经文登县委及界石公社场东村委会研究决定，将涉案房屋分配给毕可治，房屋分配后，毕可治随即将该房屋赠予给了毕建海，而且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毕建海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52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在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房屋也属毕建海所有。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6条规定，“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做、更换或恢复原状”，该条中的“权利人”是指对物享有物权的人，所以说，对于不动产的恢复原状诉讼，就是指受到毁损时，物权人要求侵害人采取将物恢复原来状态的纠纷，是物权保护的一种，是物权请求权的一种，毕玉川根本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物权，所以，也没有权利提起本案诉讼。3、毕庶韦与前后两任妻子共生育至少8个子女，1951年的房产证当中不可能有毕玉川的父亲毕轲。而且，毕玉川也无权代表毕庶韦这30多个孙子女提起诉讼。本案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对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如下：涉案房产位于威海市文登区，该房屋1951年12月12日办理了土地房产证登记，从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显示，该房屋登记在毕庶韦名下，登记人口为8人。毕庶韦在上世纪50年代已去世。毕庶韦另有兄弟两人，分别是毕庶忠、毕庶经，本案被告毕建海是毕庶经的孙子。2018年10月22日，毕建海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毕庶忠之孙毕建海在涉案房屋外所建盖的车库予以拆除，该案案号为（2018）鲁1003民初5020号，该案现在正在审理之中。毕建强自小至今一直在场东村居住，毕建海在1975年到威海工作，户口迁至威海，一直在外生活到2018年。上世纪70年代开始涉案房屋由毕建海之母、之姐在该房屋居住至1996年，1997年毕建强之母又在该房屋居住。2018年8月，毕建海回村，毕建强之母在毕建海要求下，搬离该房屋。之后，毕建海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现在由毕建海夫妻在该房屋居住。因毕建强之母居住期间，毕建强在房屋厢房外面建盖了一个车库，2018年8月，毕建海接手房屋进行装修，要在厢房打开一扇窗户，毕建强所盖的车库挡光，要求毕建强拆除车库，毕建海不拆，双方产生纠纷，毕建海将毕建强诉至本院。本案原告毕玉川系毕庶韦长子毕轲之女，庭审中，毕玉川为证实，1951年土地房产证当中登记8人，分别系毕庶韦、毕庶韦再婚配偶王氏、毕庶韦与前妻所生子女：毕可国、毕可治、毕轲、毕可华，以及与再婚配偶所生子女：毕文洲、毕文勤，提交了1977年2月26日，文登县革命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毕庶卫（毕庶韦）由错划地主成份改划中农成份的批复》一份，该批复中主要内容为：毕庶韦（1952年病故）解放前，全家七口人，劳力一个，耕地十八亩，山岚十二亩，房屋十五间，驴一头，1950年结改时划为地主成份，根据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和有关指示精神，确属错划成份，经县革委研究决定将毕庶卫错划地主成份改划中农成份，该批复同时抄送毕庶卫六个子女，分别为：毕可国、毕可治、毕轲、毕可华、毕文洲、毕文勤。经质证，毕建海提出异议称，1、通过该批复，可以证实毕庶韦之前确实是地主成份，与界石镇场东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毕建海本人陈述相符，直到1977年毕庶韦的成份才改成中农。2、毕玉川陈述1951年土地房产证当中登记8人情况不正确，毕庶韦前后两任妻子共生育至少8个子女，所以，1951年房产证登记8人中不可能有毕玉川父亲毕轲。同时查明，毕庶韦子女成年后，都在外地工作，并在当地落户居住。据双方当事人陈述，毕庶韦及毕庶韦之子女现均已去世。本院根据现有信息，现能够查找到毕庶韦之孙子女，只有毕玉川及毕可治之子毕波。诉讼中，毕波给本院提交了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我是毕可治的儿子，我父亲于1991年去逝，我从未听父亲说过将祖屋（涉案房屋）赠予给他人之事，况且，他们兄弟经常联系，2008年，毕可国还带全家老小回老家文登专门看了老屋，基于此才有毕轲写的那封托管信，我尊重毕轲对老屋的处理，并全力支持，全权委托毕玉川对祖屋所有权的诉讼。”毕玉川为证实其主张，在庭审中还提交了，2008年毕可国回到场东村，在涉案房屋前拍摄的照片一张，以及2008年8月20日毕轲给毕建强所书写的书信一封，书信主要内容为：“毕可国领着全家回村看了老屋之后，都非常高兴和满意，房屋以后由你（毕建强）代管、居住，以后不管是毕波还是毕文勤、毕文洲回来，都在要此居住，老家是个根，不能忘记，据说，有人想更改这五间老屋，这样不可，需征得兄弟五人一致意见才能处理，因为，此房是我们党于1951年结束农村土地改革政策决定给留下的，若有人想硬性改变此屋，希望你立即通知我们”。毕建海为证实其对涉案房屋具有所有权，提交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份，证实涉案房屋土地证于1991年4月登记于毕建海名下。以及提交界石镇场东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涉案房屋是毕建海所有，村委会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办理房产证，还提交了1975年时任村大队长刘治福和现任村主任刘某2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涉案房产原来由毕庶韦居住使用，毕庶韦于1956年去世，由于其当时家庭成份为地主，该房屋于1958年被集体收回，属于村集体所有，1975年时任湖南省物资局局长毕可治（毕庶韦二子）回村，并为文登县委、界石公社场东村做出很大贡献，文登县委和界石公社场东大队为答谢，把他们家庭成份由地主改为中农，场东大队把原收回的房子分给了毕可治，毕可治把此房给了毕建海，并在1991年办了土地使用证。经质证，毕玉川提出异议称，1、对土地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土地证在新一轮换证中，因为存在争议未能换发，且该证据与案涉房屋1951年《土地房产证》相矛盾，不能证实毕建海的主张。2、对场东村委会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出证人之一刘某1已告知对证明内容不知情，系村主任刘某2要求其要证明中签名。3、对刘治福和刘某2出具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也证实不了涉案房屋是毕建海合法所有，且证明内容与毕波、毕轲书面内容相矛盾。诉讼中，本院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对证人刘某1和刘某2进行了调查询问，刘某1陈述，我自2001年至今担任界石镇场东村妇女主任，毕建海向法庭提交的2018年11月14日场东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都是村主任刘某2提前写好了，让我在上面签名，刘某2说他从小在场东村长大，内容都是听老人说的，我看刘某2已经在证明中签名，所以，我就在证明中签名，实际上我是在1991年才嫁到场东村，证明中的内容我不可能会了解。刘某2陈述，我自2006年至今担任界石镇场东村村委会主任，证明的内容我都是听村里的老人说的，没有相关证据证实。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证人刘某1和刘某2证言均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1951年12月12日的《土地房产证》登记显示，涉案房屋房主姓名为毕庶韦，登记人口为8人。毕建海主张该房屋于1958年被村集体收回，属于村集体所有，1975年村集体又给了毕庶韦之子毕可治，当年毕可治又将该房屋赠予给了毕建海，为此，毕建海对上述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庭审中，毕建海虽然提交了场东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但经本院落实村委会主任刘某2，证明内容均为刘某2听说，并没有相应证据佐证。而且，毕波作为毕可治之子，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也清楚写明，其父亲生前从未说过，涉案的房产赠予给他人之事，对毕建海主张的受毕可治赠予获得房产之事也不认可。另外，庭审中，毕玉川还提交了2008年毕可国回到场东村，在涉案房屋前拍摄的照片一张，以及2008年8月20日毕轲给毕建强所书写的书信一封，毕可国、毕轲作为毕庶韦之子，生前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从未放弃过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根据庭审查明，涉案该房屋自1975年至1996年由毕建海母亲居住，1997年至2018年由毕建强母亲居住，2018年8月，毕建海回村居住在该房屋，该房屋的管理人、使用人，虽然几经易手，毕建海也虽然在管理房屋期间，于1991年将土地证办理在自己名下，但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被场东村收归集体所有，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产场东村委会转让给毕可治，以及毕可治又赠予给毕建海这一事实成立的情况下，毕建海所提出的抗辩理由及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该《土地房产证》仍然合法、有效。该《土地房产证》中登记人口为8人，根据毕玉川提交的1977年2月26日，文登县革命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毕庶卫（毕庶韦）由错划地主成份改划中农成份的批复》能够查实，毕庶韦有6个子女，分别为：毕可国、毕可治、毕轲、毕可华、毕文洲、毕文勤，毕玉川陈述登记人口8人为该6个子女以及毕庶韦及毕庶韦再婚之妻王氏，也能够与当时的客观事实相吻合，对此，本院予以采信。毕建海虽然提出，登记8人当中没有毕轲，但对此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对其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毕庶韦及毕轲现均已去世，毕玉川作为毕轲之女，对涉案房产享有合法的继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毕建海在无权占有涉案房产的情况下，毕玉川作为涉案房产的权利人之一，有权要求毕建海返还涉案的房产。因此，对毕玉川要求毕建海搬离房屋、返还房产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毕建海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自行搬离所居住的位于威海市文登区房屋，将该房屋返还给原告毕玉川，并不得妨碍毕玉川对该房屋正常管理、使用。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告毕建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涛人民陪审员  蔡耿滋人民陪审员  郑玉杰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邢晓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