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民终14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5。上诉人胡某1因与被上诉人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沁源县人民法院（2019）晋0431民初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长青、牛路超，被上诉人胡某2、胡某3、胡某4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胡某5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某1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沁源县人民法院（2019）晋0431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1985年的《遗嘱》不可作为证据使用。遗嘱上无胡德秀本人签字，形式上存在重大缺陷。另，自遗嘱作出到胡德秀死亡，期间11年，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实施，如果该遗嘱是胡德秀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当予以补正，但其并未补正，故该遗嘱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依据。2.即使1985年的《遗嘱》是胡德秀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只能认定胡德秀是对夫妻共有财产二分之一的处分，无权对高荷英的财产进行处分。3.一审法院因高荷英保管1985年的遗嘱，且被上诉人于1992年办理了房产产权证书为由，推定高荷英知晓遗嘱并认可遗产分配事实，不符合法律关于默视推定的规定，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胡某3、胡某2于1992年办理房产权属登记的行为，应属于侵权行为。4.高荷英有权利对其自身财产进行处分，因其目不识丁，特由其三侄子高建功书写遗愿一份，根据继承法第42条规定，高荷英于2015年作出的《遗嘱》应当优先适用。5.即使高荷英于15年作出的《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所有遗产，也应按照继承法中关于法定继承的规定进行分配，且上诉人因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并对家庭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多分财产。6.高荷英夫妇的遗产沁河镇城西村4间房子及6间地基的拆迁款110万元，城南村6间房产暂估价50万元，总价值约160万元，高荷英的遗产为80万元，因上诉人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故其应分得35%即28万元。被上诉人胡某2辩称，父亲生前已对房产作出处理。被上诉人胡某3辩称，不认可上诉人胡某1的诉请。被上诉人胡某4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胡某5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胡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原告继承被继承人高荷英的遗产，即位于××县房地产的拆迁安置补偿款110万元（具体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载明的的为准）和坐落××县建华六间砖瓦房各九分之一的份额）；2.案件受理费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胡某1与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系兄妹关系。其父亲为胡德秀、母亲为高荷英，父亲胡德秀于1996年去世，母亲高荷英于2017年去世。父亲胡德秀于1985年7月30日找其战友朱连继代书遗嘱一份，将位于××县的房屋及宅基地分配给三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承继，将位于××县的六间房子分配给被告胡某2、胡某3承继，被告已将继承的房产于1992年在沁源县土地管理局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庭审中查明遗嘱由原、被告母亲高荷英保管多年，高荷英知道遗嘱之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继承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涉案遗嘱的效力如何认定。首先，本案的遗嘱人胡德秀完全具备立遗嘱的条件，遗嘱人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意识清醒，具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完全出于自愿，是在精神和意识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所立。该遗嘱系找人代写，代写人与遗嘱人系战友关系，在当地也是德高望重的老者，并且该遗嘱最后落款处有代写人、承继人、家长的名字，该遗嘱三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各执一份，庭审中分别提供了遗嘱原件，该遗嘱从形式看，系真实的；从遗嘱的内容看，胡德秀避免将来儿子因房产起争执才立的此遗嘱，将房产分给三个儿子即本案三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也是基于当时“养儿养老，儿子继承房产”的农村传统观念，不仅符合当时的农村传统习俗，甚至现在有些地方农村还保留这一农村传统习俗，其内容合理合法，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诉称其父亲订立遗嘱时未经其母亲高荷英同意，在遗嘱里擅自处分了其母亲的财产，但庭审中查明涉案遗嘱由原告母亲高荷英保管多年，并且被告已于1992年办理了房产产权证书，可见高荷英知道立遗嘱及其遗产分配的事实，并对这一事实是认可的，否则从胡德秀1996年去世到2017年高荷英去世，长达二十多年，高荷英都未提起维权之诉。基于本案涉案遗嘱订立时中国还未相关继承方面的法律规范出台以受当时八十年代“男人当家”农村习俗的影响，在遗嘱家长落款处没有高荷英的名字，并不能说明涉案遗嘱订立时未经高荷英同意，该遗嘱确实存在形式瑕疵，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因本案涉案遗嘱的订立时间为1985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实施时间为1985年10月1日。涉案遗嘱订立时，我国的继承法还未实施，虽然本案涉案遗嘱形式上稍有欠缺，但其内容客观真实，其效力应予以认定，应当按遗嘱继承分配遗产，对原告胡某1要求判令继承被继承人高荷英的遗产，即位于××县房地产的拆迁安置补偿款110万元和坐落于××县六间砖瓦房各九分之一的份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2元，由原告胡某1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符，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二审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第一，1985年代笔文书的性质及效力应如何认定；第二，上诉人胡某1要求继承高荷英遗产的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所谓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财产及安排与此有关事务并于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但是在本案中，胡德秀于1985年7月30日找其战友朱连继代书，明确其名下房产由三被上诉人胡某2、胡某3、胡某4承业，相关树木归其父母（胡德秀及高荷英）所有，且在胡德秀及高荷英去世之前，三被上诉人已经办理了相关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证书，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文书为遗嘱，系对其文书性质认定错误。从文书的内容、相关表述及履行来看，该代笔文书应系胡德秀夫妇对其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即本协议应认定为分家析产协议。该代笔文书上有见证人和代书人的签字，虽无高荷英的签名，胡德秀的签名系代签，形式上有瑕疵，但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应依法认定其有效。上诉人胡某1虽主张该代笔文书系无权处分，但该文书由高荷英保管，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未提出异议，故可以认定高荷英对该协议是知情的并且是认可的。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上所述，本案中，高荷英夫妇生前已经对涉案诉争的房产进行了分割，故该涉案诉争房屋不属于遗产，因此，上诉人胡某1以其系高荷英的合法继承人并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为由继承相关房产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胡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2元，由上诉人胡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育玲审 判 员 郭玉霞审 判 员 姬国强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雪芳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