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19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管奔奔，女，199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新奇，男，199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201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法定代理人：管奔奔，系本案第一上诉人，与王某之间为母女关系。 上列三个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浙江骏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个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仁安，浙江骏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群星，男，197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萧福莲，女，194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上列两个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利，浙江中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管奔奔、王新奇、王某因与被上诉人管群星、萧福莲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3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管奔奔、王新奇、王某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3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管群星、萧福莲向三个上诉人支付467810元补偿拆迁款。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临时更换审判员，并未依法通知上诉人及相关参与诉讼人。上诉人所签收的原审法院签发于2019年4月18日、2019年5月23日的传票均记载审判员为邱来春法官，但是2019年6月13日开庭时审判员突然更换为王慧红法官。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法院临时更换审判人员，应当提前通知各诉讼参与人。 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独生子女房屋安置奖励是针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存在错误，上诉人应单独享受独生子女房屋安置奖励。 1.被上诉人所签订的《黄岩北城净土岙区块征收住宅房屋农民套式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是根据《黄岩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黄政办发[2016]101号，以下简称《补偿办法》）规定达成的，该协议是浙江省黄岩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北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被上诉人管群星（户内成员代表）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管群星及其户内成员的拆迁权益渊源来自《安置协议》及该协议依据的《补偿办法》，各方应当按照《安置协议》及《补偿办法》履行义务、行使权利。而根据《补偿办法》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可按2人计算（不含因婚姻关系迁入的独生子女），二代以上或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只能计算一人。”通过该条款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可按2人计算的主体是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也就是本案的上诉人管奔奔可按2人计算享受拆迁利益。上述条款意思表示明确，独生子女按2人计算，并无歧义。 2.原审法院引用《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一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经申请，由生育管理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该条款仅是说明独生子女父母可以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不代表所有的奖励当然是父母的。上诉人认为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父母有权享受国家奖励，但是并不当然排除独生子女本身享有接受政策奖励的权利。关于原审法院引述《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条款的内容跟本案并没有关联性，更无法证明独生子女房屋安置奖励应由独生子女父母享有。 3.从另一个角度讲，假设独生子女在拆迁安置前过世或迁出所要拆迁的地区，仅靠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父母是否可以享受独生子女额外的拆迁利益？显然不符合政策的规定。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奖励主体应当是独生子女父母，那么《补偿办法》不应区别对待，“失独”父母或者户口不在拆迁地区的独生子女父母也应当享受独生子女房屋安置奖励。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违法，并且认定独生子女父母享受独生子女房屋安置奖励，明显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改判。 管群星答辩称，管奔奔、王新奇、王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萧福莲答辩称，管奔奔、王新奇、王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管奔奔、王新奇、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分割被告领取的拆迁补偿款735107.21元；二、被告赔偿原告应得补偿款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自愿放弃对被征收房屋补偿款33392.21元的分割，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分割拆迁补偿款701715元，三个原告应得46781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7日，被告管群星的房屋因金台铁路建设及净土岙村全村改造被征收，被告管群星作为户主与管委会、办事处签订净土岙村征农套安字第007号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管群星）被征收混合结构的三层房屋1间，建筑面积145.80㎡，建筑占地48.60㎡，甲方（管委会、办事处）补偿乙方房屋补偿53217元，建筑占地面积补偿20412元，室内装饰、零星项目、附属物等其他项目补偿51591.77元，以上总计补偿金额125220.77元；乙方安置农户报批可计算人口数为5+1人，可在建筑面积450㎡以内选择安置房套型和套数；经乙方选择，甲方安置给乙方高层或小高层套房B型（70-90㎡）一套，D型（110-130㎡）一套，E型（130-144㎡）一套，不少于113㎡一套，该房屋为期房……该协议书并对结算办法、房屋搬迁、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计算及过渡方式、奖励结算等均作了约定。2018年6月13日，被告管群星再次与管委会签订北城街道净土岙村农套市安字第007号市场化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根据乙方（管群星）已与甲方（管委会）签订的农民套式净土岙村征农套安字第007号安置协议书，安置总面积450㎡。经乙方及家庭成员商量决定，书面申请将其中安置房D型一套作为市场化安置，予以补偿结算；乙方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45.80㎡，本次纳入结算的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38.88㎡，甲方补偿给乙方被征收房屋各项费用总计125220.77元，本次纳入结算的被征收房屋各项费用金额33392.21元（包括相应比例的房屋补偿款，室内装饰、零星项目、附属物，建筑占地补偿，房前屋后空地等）；安置房应付款项138285元，住宅房屋市场化安置补偿款840000元，上述款项结算金额总计735107.21元等。签订市场化安置协议书后，杨春琴代为领取安置补偿款735107.21元，该款现在被告管群星处。 另查明，被告管群星系原告管奔奔之父，管奔奔系独生子女，被告管群星于2015年5月18日办理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原告管奔奔与王新奇系夫妻关系，于2015年9月12日生育一女王某。被告管群星户内拆迁安置人口为管群星、管奔奔（独）、王某、王新奇、萧福莲，有效农业人口数5+1（因管奔奔为独生子女，故认定有效人口数为6人）。《黄岩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第十七条载明“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可按2人计算（不含因婚姻关系迁入的独生子女），二代以上或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只能计算一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共有纠纷，被告管群星作为户主的房屋被征收，原、被告以农户报批方式安置获得了相应的征收补偿，原告管奔奔、王新奇、王某在被告管群星的房屋被征收时，亦作为被安置人口进行安置，三原告均作为被安置对象之一，享有被安置房屋的权利。对于被告管群星、萧福莲抗辩称已市场化安置的房屋系萧福莲个人所有，因两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且三原告不予认可，故应认定被市场化安置的120㎡房屋原系原、被告共有。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基于独生子女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所对应的拆迁利益应归谁所有。三原告主张因管奔奔系独生子女，故已市场化安置的120㎡拆迁房利益三原告应得467810元[（补偿款840000元-安置房应付款138285元）×（3+1）/（5+1）],但根据《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一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经申请，由生育管理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第三十六条“农村居民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在审批宅基地、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红等利益分配时，独生子女按照两人计算”，可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持证人为独生子女父母，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独生子女奖励政策的基础是我国2016年之前施行的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是国家发给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的荣誉证书。鉴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义务主体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荣誉主体都是夫妻，因此奖励主体亦应当是夫妻，即独生子女父母。本案独生子女房屋安置奖励是针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而非独生子女本人的奖励，故基于管奔奔为被安置的独生子女，相应的独生子女奖励和利益应由其父管群星享有。三原告在本案中可得已市场化安置利益350857.50元[（补偿款840000元-安置房应付款138285元）×3/（5+1）]，因安置款现由被告管群星控制，被告管群星应支付原告上述款项。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因被告管群星作为户主领取安置款并无不当，且涉案安置款在被依法分割前为原、被告共同，原告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管群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管奔奔、王新奇、王某拆迁安置款350857.50元。二、驳回原告管奔奔、王新奇、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76元，减半收取4288元，由原告管奔奔、王新奇、王某负担1007元，被告管群星负担3281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管群星户因拆迁安置所获得的“独生子女家庭多分一人份”的拆迁利益（116952.5元）应归属于哪一方所有。2、一审法院是否在审理过程中临时变更经办法官，该审理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争议焦点1，被上诉人管群星户因拆迁安置所获得的“独生子女家庭多分一人份”的拆迁利益（116952.5元）应归属于哪一方所有。上诉人管奔奔、王新奇、王某主张，被上诉人管群星及其户内成员的拆迁权益渊源来自《安置协议》及该协议依据的《补偿办法》，各方应当按照《安置协议》及《补偿办法》履行义务、行使权利。通过《补偿办法》第十七条等条款可知按2人计算的主体是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也就是本案的上诉人管奔奔可按2人计算享受拆迁利益。独生子女父母可以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不代表所有的奖励当然是父母的。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父母有权享受国家奖励，但是并不当然排除独生子女本身享有接受政策奖励的权利。关于一审法院引述《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条款与本案并没有关联性，更无法证明独生子女房屋安置奖励应由独生子女父母享有。被上诉人管群星认为，市场化安置的房屋系被上诉人萧福莲一人所有，独生子女的份额应由被上诉人管群星享有。管奔奔虽然系独生子女，但是基于独生子女的拆迁利益应由其父亲（即管群星）享受。本院认为，《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农村居民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在审批宅基地、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红等利益分配时，独生子女按照两人计算”。这是国家、地方政府奖励、照顾独生子女家庭的一种具体方式。计划生育政策的义务主体是育龄配偶，根据义务、权利相一致原则，独生子女的父母应当是接受奖励的主体。“独生子女家庭多分一人份”或“按照两人计算”指的是拆迁安置等相关利益分配方法，而不是指权益归属的确定。上诉人管奔奔、王新奇、王某主张本案所涉的拆迁利益（116952.5元）应归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是否在审理过程中临时变更经办法官，该审理程序是否合法。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安排审判人员主持2019年6月13日庭审，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对审判人员和审判程序没有提出异议；2019年6月24日，管奔奔、王新奇、王某向一审审判人员提交撤诉申请书，此时也未对审判人员和审判程序提出异议。现在上诉人管奔奔、王新奇、王某仍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一审审判人员有《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法定回避情形。上诉人管奔奔、王新奇、王某称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临时变更经办法官，审理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管奔奔、王新奇、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39元，由上诉人管奔奔、王新奇、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童明强 审 判 员 徐黎明 审 判 员 陈永领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王巧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