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26民初1363号原告：杨位孝，男，195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微山县。原告：李质平，男，1956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思峰，微山晨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杨列来，男，196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微山县。第三人：张开来，男，196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微山县。原告杨位孝、李质平与被告杨列来、第三人张开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位孝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思峰，被告杨列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开来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位孝、李质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租鱼池合同》无效；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返还鱼池承包经营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原告与被告系合伙关系，2013年底三方共同承包经营满某所有的位于微山县湖东大堤、金山港北鱼池148亩进行经营。2014年底，三方就第一年合伙期间进行算账，每人亏损20000余元。2015年交租金时，被告杨列来告知二原告等通知。2015年5月份，二原告再次找到被告要求经营管理鱼池，但遭到被告拒绝。期间，原告多次要求参加经营管理鱼池均遭到被告的各种阻挠，虽经他人调解被告始终以“原告已经退出为由”拒绝让原告参与管理，期间双方多次协商，原告均未能取得鱼池的承包经营权。2018年10月份，通过派出所调解得知被告于2017年2月在未经二原告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将三方共同承包的鱼池违法转包给第三人经营，其行为严重侵犯了二原告的承包经营权。据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诉至法院，请求从速公断。被告杨列来辩称，原告起诉的事实不属实，我开始是和原告合伙承包的鱼池，第一年折了。第二年我找原告要钱交鱼池承包费，原告说“总是折钱，我不干了。”他把我们合伙买的东西都拉走了。因为总是折钱我也不想干了，但由于欠满某的承包费，他把鱼池的路挖了不让我干，我借的钱向满某交了承包费，我自己干了四年，谁也没有找过我，直到去年春天我开始放鱼苗了，原告拉了100多斤白鲢鱼苗放鱼池了，从那开始发生争执，经派出所多次调解，派出所说原告没有理，没有交承包费。现在原告已经退出去了，我和张开来是合伙关系，我出池子，他投资。2018年我以每年60000元的租赁费将鱼池租赁给张开来。第三人张开来未到庭陈述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关于有李玉贵、李玉云签名的《证明》，被告杨列来质证时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属证人证言，因李玉贵和李玉云均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2、关于原、被告三人在2014年合伙经营期间的账目一宗，被告杨列来质证时提出异议，认为该账目是杨位孝本人所记，自己未管账。经本院审查认为，该账目最后一页有关三合伙人亏损数额内容部分有杨列来本人的签名认可，且杨列来本人也承认2014年三人合伙经营鱼池，并每人亏损20000余元这一事实。故该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使用。3、对于证人满某2017年5月12日出具的《证明》，被告杨列来质证时，认为该证明不属实，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明》能够认定是满某出具，但对于所证明的内容是否真实，应结合满某的出庭证言及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对于被告杨列来提交的证据：关于被告杨列来提交的证据一即由杨位孝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原告杨位孝质证时认可是本人所写，但提出从证明的内容来看，不是退出合伙，而是叫满某代管鱼池；另外，该《证明》是2017年2月16日所写，而非2015年2月16日，所写日期被篡改了，要求被告提供证据原件。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于书写时间及该《证明》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不宜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使用。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16日，原告杨位孝和被告杨列来共同作为乙方与甲方满某签订《承包渔（鱼）池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湖东大堤，金山港北鱼池面积148亩，承包给乙方经营管理，承包期限自2014年2月16日至2033年2月16日止，具体有关事项如下：一、甲乙双方共同参与鱼池规划，坝顶宽不低于2.5-3米，坝体可种植树木。二、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不准干涉乙方正常经营。三、甲方鱼池内现有鱼一次性卖给乙方，鱼由乙方自行处理，乙方付给甲方鱼款20000元。四、甲方现有房屋、网具可以由乙方使用，其所有权归甲方。房屋可重建，保持原房二间。五、国家、集体用地或矿区塌方，乙方享有鱼池附着物理赔款，甲方享有148亩鱼池赔偿款。六、通往鱼池的道路、电力由甲方出面帮助协调解决。七、乙方必须在每年的2月16日，将承包款32000元交付甲方，否则甲方有权把鱼池收回。以上协议甲乙双方认真履行，2014年2月16日生效。满某作为甲方与杨列来和杨位孝作为乙方共同在上述合同落款处签名捺印。合同签订后的第一年，原告杨位孝和被告杨列来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共同向满某交纳了第一年的鱼池承包费和鱼款共计52000元，其中经杨位孝交给满某30000元，经杨列来交给满某22000元。此后，原告李质平加入该鱼池的承包经营，三人共同投资、经营上述鱼池，经清算，三人合伙经营期间共亏损69000余元，平均每人亏损23000元。第一年的合伙经营清算完毕后，两原告不再参与鱼池的投资和经营，由杨列来自己经营管理。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三年的鱼池承包费也是由杨列来向满某支付的。根据满某向原告杨位孝出具的收条，杨位孝于2017年2月又向满某交纳16000元鱼池承包费。满某在收取杨位孝16000元承包费后，便将杨列来所交的32000元退给杨列来16000元。因杨位孝与杨列来就鱼池承包经营权问题发生争执，2018年和2019年两年的鱼池承包费在杨列来向满某交纳时，满某拒收。另查明，2017年2月10日，杨列来与第三人张开来签订《租鱼池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杨列来将涉案鱼池承包给张开来经营管理，承包期限暂定6年，每年承包费7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原告杨位孝、李质平请求确认被告杨列来与第三人张开来签订的《租鱼池合同》属无效合同,需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条件之一。而本案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杨列来与第三人张开来签订的《租鱼池合同》具有上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其次，本案中,原告杨位孝、李质平主张涉案鱼池属于二原告与被告杨列来三人共同承包经营,杨列来在未经二原告允许的情况下将涉案鱼池转包给第三人张开来经营,也就是说杨位孝、李质平是以杨列来无权处分涉案鱼池为由主张其与第三人签订的《租鱼池合同》无效。但无权处分行为并不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事由，而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杨列来与张开来签订《租鱼池合同》时其对涉案鱼池是否具备经营管理权或处分权并不影响双方签订的合同的效力。至于原告要求返还鱼池承包经营权的诉请及涉案鱼池经营管理权属问题，涉及原、被告之间的合伙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可另行起诉。综上所述，杨位孝、李质平以未经共有人同意、无权处分为由主张确认杨列来与张开来签订的《租鱼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位孝、李质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杨位孝、李质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邱建忠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丁萌书记员俞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