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42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秀兰，女，196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新，黑龙江超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发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2690738829L，营业场所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机场路572号。负责人：王博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郎书文，男，1987年8月7日出生，满族，该单位法律顾问，住哈尔滨市道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志英，女，197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原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发支行行长，住哈尔滨市道里区(现被羁押)。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发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新发支行）、周秀兰因与被上诉人孙志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7）黑0102民初7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行新发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郎书文，上诉人周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孙志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秀兰上诉请求：1、撤销（2017)黑0102民初779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支持周秀兰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农行新发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周秀兰与农行新发支行之间已构成委托理财关系，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由农行新发支行承担返还及赔偿责任。依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上诉人信赖孙志英作为新发支行行长的职权权限,接受其推荐,在新发支行营业场所通过转账方式投资5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其与农行新发支行之间应认定为已建立委托理财关系，其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有效,农行新发支行应当承担返还及赔偿责任。此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务部分或者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孙志英收取周秀兰理财款但并未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应当由农行新发支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周秀兰与农行新发支行之间2014年12月26日建立的是委托理财关系，而非储蓄存款关系,故周秀兰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本案周秀兰为另案原告马长喜的配偶，马长喜于2013年7月在孙志英的推荐下,投资100万元在新发支行营业场所购买理财产品,具体购买方式为由孙志英在农行新发支行自动转账机操作，马长喜输入密码,孙志英将100万元转出购买理财产品,并向马长喜交付《安邦共赢2号投资性家庭财产保险投保单》。周秀兰在其配偶马长喜已经与农行新发支行形成委托投资理财关系的情况下,信赖孙志英作为农行新发支行行长的职权权限,接受其推荐,同样在农行新发支行营业场所,通过转账方式投资5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其与农行新发支行之间应认定为已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其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有效,双方之间并非储蓄存款法律关系，而为委托投资理财法律关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周秀兰与农行新发支行之间为委托理财关系，目前银行推介的理财产品回报率往往明显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故法院应当在居间裁判的同时兼顾农行新发支行的过错程度、银行金融理财行业的特性以及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确认利息损失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孙志英作为农行新发支行行长,其向周秀兰推荐理财产品并且未交付理财合同、私自将理财款挪作他用的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应当就该行为后果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孙志英实施的行为符合法定代表人职务代表行为的构成要件,其行为应视为代表新发支行的行为,行为后果由农行新发支行承担。同时,孙志英作为农行新发支行行长,其向周秀兰推荐理财产品,在周秀兰购买理财产品后,孙志英并未向周秀兰交付理财合同,而是将理财款挪作他用，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应当就该后果与农行新发支行一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周秀兰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周秀兰的合法权益。农行新发支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道里区人民法院(2017)黑0102民初779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周秀兰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周秀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查明案涉款项系周秀兰与案外人梁六水间的金钱往来，与农行新发支行无关的事实周秀兰主张的50万元系其2014年12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转给案外人梁六水，并非与农行新发支行发生的金钱往来。农行新发支行作为银行无任何权利干扰储户的正常转账行为，在本案中不存在安全保障义务的疏漏，亦无内部管理漏洞。一审判决在本院认定事实部分认定了钱款被梁六水收取，又在本院认为部分推测了农行新发支行存在管理漏洞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无论从合同角度还是侵权角度农行新发支行均不应承担还款义务。一审判决判令农行新发支行承担50%补充赔偿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从合同关系上看，农行新发支行与周秀兰间不存在任何理财合同和保险合同，周秀兰主张在农行新发支行处购买理财产品没有证据支持。反而是从交易流水单上看，涉案款均被转入梁六水账号，显然周秀兰未在农行新发支行办理任何业务，其与农行新发支行间不存在任何理财合同关系。即便农行新发支行与周秀兰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但农行新发支行在履行储蓄合同过程中无任何违约和过失，原审判决判令农行新发支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从侵权关系上看，涉案款是由周秀兰转入梁六水账号,与农行新发支行无关。周秀兰若主张侵权责任，亦应当向梁六水或孙志英主张，与农行新发支行无关。三、原审判决遗漏主体，依法应当发回重审梁六水作为本案案涉资金的收款人，其到底是替孙志英收款还是其个人与周秀兰的往来是本案定案的主要事实，故梁六水为本案的必要诉讼参加人。一审判决遗漏了梁六水这一主体，依法应发回重审。综上，农行新发支行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遗漏主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农行新发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孙志英在二审庭审期间未出庭、未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6日,周秀兰在农行新发支行开设账号62×××76、户名“周秀兰”的银行卡资金账户,并存入87万元资金。时任农行新发支行负责人的孙志英，以保险理财产品可获高息收益的名义诱使周秀兰同意投资，由孙志英通过该行设置的自助服务终端设备进行转账操作，在周秀兰输入账户交易密码后,对周秀兰62×××76账户转出三笔资金,分别将20万元、20万元、10万元,共计50万元,该资金转入至孙志英控制的账号为62×××65、户名“梁六水”的银行卡账户,孙志英未出具任何凭证。2015年12月26日,孙志英给付周秀兰5万元利息。2016年7月26日,孙志英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刑事拘留,2017年6月22日,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103刑初967号刑事判决书,以挪用公款罪判处孙志英有期徒刑12年。一审法院认为，孙志英时任新发支行负责人,利用其工作身份，赢得客户周秀兰的信任，编造保险理财产品高息收益的谎言,诱使周秀兰同意投资,并利用工作便利操作终端设备,将周秀兰银行卡账户50万元存款转账至其控制的资金账户,导致案涉款项损失,孙志英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周秀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新发支行负责人孙志英理财产品高息回报的诱惑下,听信孙志英的谎言,不仅没有尽到完全的注意义务，反而降低了风险防范意识，其银行卡50万元资金款转账交由孙志英操作的行为，导致账户存款转入他人账户造成损失，亦应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酌定孙志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赔偿周秀兰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损失。新发支行作为办理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在为自然人客户办理储蓄等业务时，居于明显的、支配的优势地位,而自然人则处于相对的、被支配的弱势地位。农行新发支行在对储户存款没有尽到严格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导致客户周秀兰存款时被农行新发支行负责人孙志英转走，造成案涉存款损失,农行新发支行应当对侵权人孙志英不能偿付的资金部分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2014年12月26日,周秀兰在新发支行开立银行卡账号为62×××76、户名为周秀兰，并向银行卡账户内存入87万元,周秀兰与农行新发支行间已经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周秀兰与孙志英之间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系两种法律关系的竞合。2014年12月26日,周秀兰经孙志英操作在新发支行转出50万元，2015年12月26日孙志英给付周秀兰5万元利息,从2015年12月26日起至2017年8月21日周秀兰起诉日止,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周秀兰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八)项、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孙志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周秀兰投资款50万元，并自2014年12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计付利息;二、上述款项在计算返还利息数额时，首先扣除原告周秀兰已实得利息5万元后,再返还给原告周秀兰剩余部分的利息款;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发支行对孙志英就判决第一项应付款项不能清偿部分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周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孙志英承担，(此款原告周秀兰已预缴，待被告孙志英给付欠款时一并给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周秀兰向本院提交一份生效的（2018）黑民终46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与本案相同案件经过省法院审理确认新发支行对孙志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本案有指导意义。农行新发支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本案与该判决的案件并非同类案件，省法院判决案件有涉案所谓理财合同、保险合同，且该案的对应涉案金额包含在孙志英刑事犯罪之中，但是本案一没有合同，二不在刑事案件侦查涉案金额范围内，所以本案与省高院案件不是同类案件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同时孙志英涉嫌挪用公款一案已经被市法院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指令南岗法院再审。所以省高院判决基础也不负存在的。农业银行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问题也不准确。请求贵院依法不认定为证据。本院认证意见，由于该判决系生效判决，本院对该判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证。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综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生效刑事、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以认定时任新发支行负责人的孙志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向客户马长喜（即本案上诉人周秀兰丈夫）推荐理财产品，要求马长喜将投资款合计100万元存入其指定账户，并向马长喜出具了加盖农行新发支行业务办讫章的投保书，孙志英将该款用于个人营利活动。周秀兰基于信任关系，通过孙志英购买理财产品，并在农行新发支行的营业场所和孙志英工作时间内完成了支付行为，但孙志英没有给周秀兰出具任何手续。在一审审理期间，孙志英曾陈述向周秀兰介绍理财产品的利益和回报率，对周秀兰出资数额没有异议。通过以上事实，可证实孙志英的行为虽非职务行为，但其却利用了银行经理的身份和职务上的便利，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客户资金用于个人营利活动。以上事实暴露了农行新发支行内部管理制度混乱，存在巨大漏洞，对员工的业务监管也存在严重缺失，也确实加大了受害人对犯罪分子错误信任的可能性。由于农行新发支行在日常管理中存在严重过错，为孙志英的犯罪得逞制造了机会和条件，其与周秀兰的过错相当，故原判决以确定的周秀兰损失50万元本金为限，判令农行新发支行应对孙志英退赔不足部分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农行新发支行上诉认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周秀兰上诉认为其与农行新发支行建立的是委托理财关系，而非储蓄存款关系，应由农行新发支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由于孙志英对此并不认可，且孙志英也未向周秀兰交付认可加盖农行新发支行公章的委托理财凭证，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发支行、周秀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发支行承担4400元，由周秀兰承担4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庆军审判员贾延春审判员 金       玲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崔馨予书记员孙英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