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37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巨桥村。法定代表人：夏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佳雪，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余北居20组。法定代表人：曹玉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晖，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瑞公司）与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瑞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2民初9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宏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硕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对1份2017年6月17日9043.52元、2份2017年10月9日46702.5元、2份2017年10月13日81417.1元划码单项下货物是否实际交付的认定有误。除2017年6月17日划码单不能确认签收人，其余4份划码单因硕瑞公司在存根联签收，而宏瑞公司一审未能提供存根联，但可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硕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宏瑞公司提交的划码单中由案外人签收的货物与硕瑞公司无关，也无证据证明是案外人代收或硕瑞公司指令送货，本案不存在向第三人履行的情形。一审在辩论程序结束后向案外人进行调查来认定本案事实，程序违法。宏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硕瑞公司支付货款371925.97元；2.硕瑞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至同年11月间，宏瑞公司陆续供给硕瑞公司涤纶丝，硕瑞公司于同年8月至2018年3月间陆续支付了货款116万元。现宏瑞公司认为硕瑞公司尚结欠其涤纶丝货款未付，为此来院涉讼。审理中，对于宏瑞公司提供的《宏瑞成品出库划码单》，其中在该划码单的左上角标注“购货单位”分别为“南通硕瑞纺织”、“南通硕瑞”、“硕瑞”的共有34份（其中有一份日期为2017年9月11日的划码单，记载箱数为92，数量为3077.7〔实际应为3077.5〕、单价为11.8，金额为36314.5元），硕瑞公司认可收到上述涤纶丝，货款合计为869555.11元。以上事实，有《宏瑞成品出库划码单》、大额来帐贷记凭证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审理中，硕瑞公司虽陈述宏瑞公司所供涤纶丝存在质量问题，但同时明确在本案中不提起反诉。本案争议的焦点：宏瑞公司提供的部分《宏瑞成品出库划码单》下的买卖相对方是硕瑞公司还是案外人。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分别举证、质证和认定情况如下：宏瑞公司认为，我公司与硕瑞公司自2017年6月起发生买卖业务，此前双方没有业务往来，总货款为1531925.97元。为佐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证据一、2017年6月29日至同年11月15日间，宏瑞公司开具给硕瑞公司的17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531925.97元。宏瑞公司以此证明，其销售给硕瑞公司的货物已全部开具了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二、2017年6月12日至同年10月10日期间《宏瑞成品出库划码单》（以下简称划码单）26份（均为存根联，总金额为534248.9元），其中在该划码单的左上角标注“购货单位”分别为“硕瑞发睿阳”、“南通硕瑞发瑞阳”。宏瑞公司以此证明，硕瑞公司通过电话方式通知发货至张家港市睿阳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阳公司），其中“南通硕瑞发瑞阳”中的“瑞阳”，应是书写错误，实际应为“睿阳”。证据三、2017年6月17日的划码单2份，金额分别为27663.24元、9043.52元；同年10月9日的划码单2份，数量分别为3098.7和637.5，合计金额为46702.5元；同年10月13日的划码单2份，金额分别为38188.75元、43228.35元；上述6份划码单均为记账联，上面未有签收人的签名。宏瑞公司以此证明，上述划码单项下的货物均已交付给硕瑞公司，且其载明的货物价值与其余60份划码单载明的价值，合计总额为1531925.97元。并明确，2017年10月9日、同年10月13日的四份划码单的其他联均已遗失。证据四、宏瑞公司自行整理的2017年发货明细表。宏瑞公司以此证明，自2017年6月12日至同年11月15日，宏瑞公司总计向硕瑞公司交付货物价值1531925.97元。其中在同年9月5日至同年9月19日期间交付货物价值为271513.41元（包含日期为2017年9月11日的划码单，记载数量为3077.7、单价为11.8，金额为36316.86元），并开具了同等金额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同年9月22日至同年10月9日期间交付货物价值为375796.08元（包含宏瑞公司举证的证据三中、日期为2017年10月9日两份划码单项下的货款），并开具了同等金额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同年10月10日至同年11月15日期间交付货物价值为250895.11元（包含宏瑞公司举证的证据三中、日期为2017年10月13日两份划码单项下的货款），并开具了同等金额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送货和开具的发票均能一一对应。证据五、宏瑞公司的会计账簿（封面为明细分类账，系手工记载流水账页）。宏瑞公司以此证明，宏瑞公司对每一次交付给硕瑞公司的货物，包括数量、价值、开票、付款等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且能够与划码单相互对应；宏瑞公司交付给硕瑞公司货物的全部发票已开清，硕瑞公司支付了货款116万元，尚结欠货款371925.97元。证据六、宏瑞公司的《应收账款明细账》两份。宏瑞公司以此证明，在2017年1月至同年12月间，宏瑞公司交付给硕瑞公司价值1531925.97元的货物，硕瑞公司已付款90万元，之后又于2018年2月28日付款16万元，于同年3月付款10万元，尚结欠371925.97元。证据七、睿阳公司的《验收（发）磅码单》3份（系照片打印件、日期分别为2018年10月23日、同年10月27日、同年10月30日）。宏瑞公司以此证明，硕瑞公司与睿阳公司间存在业务关系，且直至2018年10月30日双方业务关系仍然持续。经质证，硕瑞公司认为：证据一，对发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发票是收到的，但无法证明宏瑞的证明目的，双方在此划码单之前就已经有业务往来，宏瑞向我公司开具发票的行为也仅仅是其单方行为，仅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业务往来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宏瑞公司已经提供了等同于发票金额的货物，出卖人应当继续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故我公司认为宏瑞公司主张已向我公司交付了诉状中所述金额货物，其证据是不充分的。发票开具的时间实际比较长了，开过来后我公司已经认证抵扣了。证据二、对划码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26份划码单的购货单位为“硕瑞发睿阳”，系宏瑞公司自己制作，没有编号，与我公司没有关系，签收的人员也不是我公司的，具体名字无法辨认，我公司也没有指令其发给睿阳，如果宏瑞公司认为受我公司指令发给睿阳，要求其进一步补强证据；况且，60份划码单的总金额并不是1531925.97元。证据三、对三性均不予认可。1、2017年6月17日的2份划码单与宏瑞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有两份划码单编号是一样的，金额系重复计算；2、2017年10月9日、10月13日的4份划码单，宏瑞公司提交的是记账联，即以复写形式呈现的数字，上面没有任何签收的记载，而宏瑞公司起诉时提供证据中的划码单都是存根联，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宏瑞公司对于划码单的管理很随意、混乱，不排除其为了拼凑诉讼主张的金额而刻意炮制划码单的可能，划码单由其持有，所以数字怎么写完全可以自己操作。况且即便按照宏瑞公司的上述主张，计算总金额也得不出1531925.97元。证据四、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1、该表系宏瑞公司单方制作，充其量只是一个数据的汇总统计，不能作为民事诉讼证据；2、表格中收货人一栏内有很多标注为睿阳，说明宏瑞公司自己也认可有部分货物并不是我公司收取，对于不属于我公司收取的货物，我公司没有付款义务；3、宏瑞公司根据尚且不能确定为真实的收货数据来倒推其开票金额的合理性，从而想证明其已向我公司交付了等同于发票金额的货物，这种证明方式与民事诉讼举证规则相矛盾；4、开具发票与接收货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出卖人不能仅仅以开具增值税发票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交付义务，具体到本案中，宏瑞公司应当提交由我公司签字确认的划码单，而不是其单方制作的凭证。证据五、对其三性无法确认。从记账内容来看比较混乱，有的写的睿阳、有的写的南通、有的写的南通硕瑞，且有涂改痕迹，宏瑞公司实际将我公司与其他主体单位做了区分，这种情况下宏瑞公司如何确认其他单位的收货是我公司的收货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我公司不应对不属于自己的债务承担付款义务。证据六、三性均不予认可。这也是宏瑞公司单方制作的明细，在其实际交付的数量这一基础问题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制作再多的统计报表也没有实际意义。宏瑞上面几组证据，将不属于我公司的收货部分记载在我公司名下，并以此要求我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不仅对我公司没有约束力，且明显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我公司不予认可。证据七，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1、3份磅码单来源于哪里，内容是否真实，是收货还是发货均不得而知；2、3份磅码单日期都是2018年10月，无法证明睿阳公司此前此后的业务情况；3、宏瑞公司与我公司、宏瑞公司与睿阳公司，我公司与睿阳公司间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可以等同，更不可能混同，根据相对性原则，当事人对专属于自身的债务承担责任，与他人无涉。硕瑞公司在审理中提供了其从睿阳公司提取的2018年8月《宏瑞成品出库发货码单》6份，以此证明宏瑞公司与睿阳公司间也存在购销业务往来，并认为，宏瑞公司向睿阳公司送货时，也同样使用了本案中宏瑞公司之前提供划码单的样式，且其中部分签收人的签名和宏瑞公司起诉证据中划码单中的签名是一致的，所以在宏瑞公司与睿阳公司间同时存在业务关系的情况下，并无法区分睿阳公司收取的货物就是我公司收取的。经质证，宏瑞公司认为，对6份《宏瑞成品出库发货码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发货码单是我公司的，在收货单位上写的是睿阳公司，这可以明显区分与我公司发给硕瑞公司的标注是“硕瑞发睿（瑞）阳”，说明我公司交付给睿阳公司的货物是通过硕瑞公司的指示发过去的，和硕瑞公司提交的发货码单可以明显作出区分，不能证明硕瑞公司的证明目的。为查明本案案情，一审法院在审理中要求宏瑞公司和硕瑞公司向法庭提交与对方的财务账页以及相关的记账凭证。宏瑞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会计账簿、应收账款明细账（即其举证的证据五、证据六）；而硕瑞公司则未能提供，其理由是：双方间的往来并没有形成正规的记账凭证，我公司只是一个乡镇小企业，划码单我公司也不持有，从宏瑞公司的划码单来看也比较凌乱，所以没有相对完整的账册。同时需要说明，在南通通州地区家纺企业很多，实际上都是小作坊，其收发货包括记账都不是很规范。并陈述了业务经过：我公司和宏瑞公司自2017年4月开始发生业务，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我公司的业务员是季磊磊，由宏瑞公司负责送货，双方总货款在120万左右，已付款116万元，因有部分因为质量问题冲抵了，发票确实是多开了。我公司与睿阳公司也有业务往来，双方不是加工关系，是购销关系，由我公司向睿阳公司购买坯布。审理中，根据宏瑞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至睿阳公司进行职务调查，该公司朱卫明陈述了以下主要内容：我公司与宏瑞公司自2018年7月底开始发生业务，由我公司向宏瑞公司购买DTY（低弹丝），没有（书面）合同的，由我公司打电话给宏瑞公司，宏瑞公司就送货，供货以后宏瑞公司开具发票，我公司付款，发票项下的款项全部付清了……我公司与宏瑞公司在2018年7月以前是没有业务往来的……（该院向其询问与硕瑞公司有无业务往来）我公司和硕瑞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双方已发生了四年业务了，由我公司替硕瑞纺织品公司加工，硕瑞纺织品公司购买DTY（低弹丝），再让DTY（低弹丝）厂家直接将DTY（低弹丝）送至我公司，我公司再为硕瑞公司加工成布，硕瑞公司自行来拉加工好的布或其委派染色厂家来拉布；硕瑞公司的季磊磊会打电话告诉我公司哪个DTY（低弹丝）厂家会送货来，送货厂家也会注明是硕瑞公司的……（该院向其出示26份划码单，即宏瑞公司举证的证据二，交其辨认），其中一份划码单（日期为2017年6月17日、金额为9043.52元）上面的签收人我公司无法确认。至于其余25份划码单，签收人均是我公司工作人员，是硕瑞公司的季磊磊打电话让我公司代收的，宏瑞公司送货来时也给了我公司一张单子（上面有规格型号等），我公司将上述DTY（低弹丝）加工好后，硕瑞公司自行来提货或其委托染厂来提货的。到了2017年底双方结账时，我公司就将宏瑞公司给的单子交给了硕瑞公司。双方对账后，我公司在2018年1月开具给硕瑞纺织品公司两份加工费发票，金额分别为86488.38元、82268.13元，这是2017年度双方间加工业务的加工费……我公司财务是委托张家港市兴瑞税务师事务所庞会计（庞燕萍）代为记账的。一审法院又于2018年12月20日至张家港市兴瑞税务师事务所进行职务调查，该所庞燕萍陈述了以下主要内容：睿阳公司从成立开始就聘请我做主办会计，一般在月底将做账资料给我，如发票、银行收付款凭证、工资单等，我拿到资料后一般在次月月初做账，到了每年年底我将账务凭证装订好后交给睿阳纺织公司，我电脑里留存应收、应付账款明细账，另外还有2018年的凭证因未到年底还未交给睿阳公司……（该院向其询问睿阳公司与宏瑞公司间有无业务往来），经查阅明细账情况，双方在2018年7月之前是没有业务往来的，双方自2018年7月至同年11月止共发生业务往来683766.81元，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宏瑞公司开给睿阳公司，由宏瑞公司供给睿阳公司（化学纤维）涤纶丝。同时向法庭提供了睿阳公司与宏瑞公司间2018年应付账款明细账、2018年7月20日、同年8月20日、同年10月20日的记账凭证和七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该院向其询问睿阳公司与硕瑞公司间有无业务往来），经查阅明细账情况，双方自2016年就发生了业务，由睿阳公司为硕瑞公司加工，到了2016年底双方业务结清；2018年1月20日记账凭证反映应收账款168756.51元，包含睿阳公司在同年1月8日开具给硕瑞公司的两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的原因是劳务、针织布加工，应该是2017年的加工业务，2018年年初双方对账后开票的。同时向法庭提供了睿阳公司与硕瑞公司间2016年、2018年应收账款明细账、2018年1月20日的记账凭证、同年1月8日开具的2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劳务、针织布加工和劳务、氨纶汗布加工）。经质证，宏瑞公司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能够显示我公司提供的划码单中载明发往睿阳公司的货物均系我公司销售给硕瑞公司，再根据硕瑞公司指示发往睿阳公司，该部分货物属于双方买卖关系项下的货物，相应款项应由硕瑞公司支付。在对朱卫明的调查笔录中，其陈述2017年6月17日、金额为9043.52元的划码单签名无法确认，但也没有否认送货的事实，该送货单上载明货物是否已由我公司实际交付给硕瑞品公司，应结合送货单、交易方式、发票，我公司提供的账簿、分类明细账等予以综合认定，若能达到高度盖然性，则法庭应予以认可。硕瑞公司则认为：1、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实质上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本案当事人是宏瑞公司与我公司，而不是睿阳公司，睿阳公司不是案件当事人，而是一个案外人，同时也是实际收取货物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口头陈述方式称代替我公司收取宏瑞公司货物，其真实性本身值得怀疑，如果睿阳公司说是据我公司的指示来收取货物，睿阳公司应当提交我公司对其发出指令的相关依据。笔录中只是称我公司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没有任何依据。睿阳公司作为收货人和付款义务人，当然希望有人替他买单，这也实际替它解除了部分债务，所以其作为案外人的陈述是不负责任的。关于睿阳公司开给我公司的加工费发票，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业务没有必然关联；2、宏瑞公司与睿阳公司、我公司与睿阳公司、宏瑞公司与我公司之间同时存在业务往来情况下更应当以原始单据为准，来确定是谁收的谁的货，应当由谁向谁主张权利；3、根据合同相对性，我公司只应对其收取的货物承担付款义务，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权利义务失衡。最后在2018年11月22日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依申请调查，程序上保留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于双方买卖涤纶丝业务，其中货款869555.11元，硕瑞公司认可收到上述货物，该院也予以确认。对于宏瑞公司主张的其余货款，其提供了证据一即价税合计为1531925.97元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硕瑞公司虽确认收到发票并已认证抵扣，但同时认为不能证明宏瑞公司已提供了等同于发票金额的货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卖人仅以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宏瑞公司作为出卖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宏瑞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其中2017年6月17日的2份划码单记账联所对应的存根联，已包含在其举证的60份划码单中，确如硕瑞公司陈述的属于重复计算，不应计算在总货款中；其还提供了10月9日、10月13日的4份划码单（记账联），硕瑞公司质证时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无签收记载，且有人为炮制的可能；而宏瑞公司也明确其他联已丢失，由于上述四份划码单均未有签收人签名，故该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宏瑞公司已交付了上述划码单项下的涤纶丝。宏瑞公司提供的证据二，硕瑞公司质证后认为签收人员非其公司人员，其公司也没有指令货物发至睿阳公司，则该院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证。本案在审理中，根据宏瑞公司申请，为查明案情，该院向睿阳公司的朱卫明进行了调查，其认可收到证据二中25份划码单项下的涤纶丝，但系根据硕瑞公司业务员季磊磊的口头指令代收涤纶丝为其加工，并在加工完毕后又交付给了硕瑞公司；睿阳公司委托张家港市兴瑞税务师事务所的庞燕萍代为记账，结合庞燕萍陈述的记账情况及其向法庭提供的记账凭证及开具发票反映的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劳务和针织布等加工的事实，可以认定硕瑞公司与睿阳公司间存在加工业务的事实，而在加工业务过程中，睿阳公司作为承揽人，代收定作人（硕瑞公司）提供的原材料，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据此可认定“南通硕瑞发瑞阳”中的“瑞阳”确系宏瑞公司书写笔误，应为“睿阳”，其内容表明确系代收货物。对于上述两人的职务调查，是在本案第三次开庭之前进行，程序上合法；其次，宏瑞公司和硕瑞公司均提供了证据，以证明对方与睿阳公司均存在业务往来，而朱卫明、庞燕萍的陈述和睿阳公司的财务记账凭证也能证明睿阳纺织公司确与双方当事人均存在业务往来，但从调查内容看，睿阳公司直至2018年8月起才与宏瑞公司发生买卖涤纶丝业务往来，此前双方并无业务往来，以此也能印证睿阳公司代硕瑞公司收取涤纶丝的事实；再次，综合朱卫明、庞燕萍的陈述和相关记账凭证，可以认定睿阳公司与硕瑞公司间往来是劳务、针织布等加工业务，而硕瑞公司在审理中陈述其与睿阳公司存在买卖坯布购销往来，显然与上述证据相矛盾，硕瑞公司的陈述不属实，有违诚信。综上，宏瑞公司提供的证据二，结合一审调查笔录及睿阳公司的相关财务记账凭证，并综合双方的庭审陈述，形成了完整的证明体系，对其主张的法律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证明优势，据此可认定，宏瑞公司提供的25份划码单项下的涤纶丝，由睿阳公司工作人员代硕瑞公司收取，其代收涤纶丝的法律后果，应由硕瑞公司承担，故上述25份划码单的买卖相对方应为硕瑞公司，货款合计为525205.38元，该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2017年6月17日的划码单（金额为9043.52元），睿阳公司的朱卫明明确对签收人无法确认，在硕瑞公司否认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睿阳公司收到了上述货物。宏瑞公司提供的证据四、证据六，硕瑞公司均不予认可；宏瑞公司提供的证据五，硕瑞公司亦表示无法确认；由于上述三份证据均系宏瑞公司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尤其是记载的欠款金额，需结合宏瑞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其中宏瑞公司提供的证据五即会计账簿，系手工记账，其中2017年9月11日划码单的实际供货数量应为3077.5，但手工记载为3077.7，且以3077.7作为供货数量开具了相应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宏瑞公司又根据开具的上述发票记载在证据六中，显然账务记载的金额与实际交易金额不符；其次，宏瑞公司提供的证据三中10月9日、10月13日的四份划码单，如前所述，该院无法确认，无法认定已交货的事实，但宏瑞公司单方将其手工记载在会计账簿中，并开具了相应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又根据开具的上述发票记载在证据六中。而宏瑞公司提供的证据四即发货明细，是根据证据五进行了简单的统计，显然没有证明力。综上，宏瑞公司提供的证据四、证据五和证据六，并不能证明其实际交货的货款总额。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宏瑞公司和硕瑞公司间口头买卖涤纶丝的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硕瑞公司在收货后，理应及时给付货款，因双方对付款时间未有约定，则硕瑞公司应在收取涤纶丝的同时给付宏瑞公司货款。关于本案所涉双方涤纶丝的总货款，除双方无争议的货款869555.11元外，如前所述，该院还认定双方发生涤纶丝买卖货款为525205.38元，双方买卖涤纶丝的总货款为1394760.49元，扣除硕瑞公司已付款116万元，尚结欠宏瑞公司货款234760.49元。宏瑞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现有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硕瑞公司辩称双方2017年6月至同年11月的货款已付清，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未能提供双方往来账册，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故对其辩称，该院不予采信。硕瑞公司还辩称宏瑞公司所供涤纶丝存在质量问题，但又明确不提起反诉，本案对此不予理涉。判决：一、被告硕瑞公司应给付原告宏瑞公司货款234760.49元。限被告硕瑞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宏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79元，财产保全费2420元，合计9299元，由原告宏瑞公司负担2058元，由被告硕瑞公司负担7241元。本院二审期间，宏瑞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2017年10月9日的划码单2份，数量分别为3098.7和637.5，合计金额为46702.5元；同年10月13日的划码单存根联2份，金额分别为38188.75元、43228.35元；上述4份划码单均为存根联，硕瑞公司法定代表人曹玉华均签名确认提货，拟证明上述划码单项下的货物均已交付硕瑞公司。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硕瑞公司质证意见：对宏瑞公司二审举证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曹玉华签名的真实性，也不申请笔迹鉴定。本院认证意见：宏瑞公司二审举证与其一审举证证据三相互对应。因宏瑞公司一审中仅举证了2017年10月9日、10月13日的4份划码单（记账联），且均未有签收人签名，现宏瑞公司补充举证了上述4份划码单的存根联，且经硕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签收。硕瑞公司虽不确认签名真实性，但既不申请笔迹鉴定也不提供相应反证。故本院对宏瑞公司二审举证予以采信，证明宏瑞公司已交付了上述划码单项下128119.6元涤纶丝的事实。除此事实之外，本院经审理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为查明本案案情，且宏瑞公司申请法院调查，一审法院遂向案外人进行了调查，睿阳公司认可其收到宏瑞公司25份划码单项下的涤纶丝，但是根据硕瑞公司的口头指令代收涤纶丝进行加工，且加工完毕后已交付硕瑞公司；睿阳公司委托代为记账的主办会计陈述的记账情况及相应记账凭证、发票也足以佐证睿阳公司反映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调查情况并综合双方举证认定宏瑞公司提供的25份划码单项下涤纶丝由睿阳公司代硕瑞公司收取的事实是正确的。而硕瑞公司一审陈述与上述证据相悖，有违诚信。此外，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是在本案第三次开庭之前进行的，程序并无违法之处。一审对宏瑞公司交货金额的认证意见并无不当，但如前所述，宏瑞公司在二审的举证足以证明其提供的2017年10月9日、10月13日4份划码单项下的涤纶丝已被硕瑞公司收取，故该笔128119.6元交货金额应予认定。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宏瑞公司二审提供了增加货款数额的新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其上诉请求成立。而硕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2民初92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2民初92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应给付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货款362880.09元。限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79元，财产保全费2420元，合计9299元，由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负担2058元，由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72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758元，由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上述诉讼费用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已预交法院，法院不再退还，由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履行本案判决义务时一并支付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晓蕾审判员  管 丰审判员  李 诚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桑圣楠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