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3101号原告：袁红卫，男，197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裕文，广东骤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冬叶，广东骤韵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东现代健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文加路新围路段东侧厂房1号。法定代表人：范璐茵，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晨星，广东道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广东道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健鸿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永盛路23号。法定代表人：琚志萍。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严莹，该公司员工。原告袁红卫与被告广东现代健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健公司”）、广东健鸿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鸿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裕文、被告现代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晨星和刘勇、健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严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红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82000元（7000元/月×13个月×2）；2.判决被告健鸿公司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21日至2019年1月1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1000元（7000元/月×3个月）；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1月4日，原告入职被告现代健公司（即原广州现代健洗涤有限公司），岗位为维修电工，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原告入职时填写有入职登记表。2018年被告现代健公司入股被告健鸿公司成为被告健鸿公司的法人股东，被告现代健公司将厂房全部清空，部分员工被其开除，部分员工则被派往被告健鸿公司上班。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2018年10月20日被告现代健公司将原告派往被告健鸿公司处工作，打卡考勤、工作安排等均由被告健鸿公司管理。原告被派往被告健鸿公司工作后，兢兢业业工作，但被告健鸿公司始终不认可原告的身份，一直不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并提出以新招员工的工资待遇标准（该标准明显低于被告现代健的工资待遇标准，2019年9月工资被降低，少发职补和补贴）给原告发放工资，并称若原告不接受上述工资待遇标准，则无须再到被告健鸿公司上班。被告健鸿公司无故刁难原告，在未配备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将原告派往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生产环境下工作，加大原告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无故对原告进行处罚等。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系变相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多次与两被告协商，但均无果。被告现代健公司一直未替原告购买2006年1月至2009年11月的社会保险。原告为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被告现代健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双方最新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至2022年8月31日止，原告提起劳动仲裁时候双方劳动关系仍在有效期内，被告现代健公司从没有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且发放月基础工资高于合同约定的工资。被告现代健公司自2018年以来因为业务缩减，原有的加班及值班工作减少甚至取消，原告个人收入因公司额外工作量减少导致相应部分加班及值班补贴减少，让原告形成被告降薪的错觉，但是被告现代健公司的基础工资及其他计算标准没有变。安排加班是被告现代健公司自主用工的体现，合理合法，不能说不安排加班、值班，不发放加班、值班工资就是降薪行为，原告无故捏造事由索取赔偿金。原告自2018年12月起多次在工作时间外出，随意打卡上下班，甚至只打卡不工作，违反公司规章制度，2019年4月3日被告现代健公司根据员工手册对原告作出警告及辞退处理，原告却又以该理由提起新的仲裁。新仲裁中原告对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认定的仲裁请求与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所依据的事实及诉讼请求存在矛盾，更可见原告为了索取不应得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罔顾事实，损害被告现代健公司的合法权益。另，本案被告现代健公司是被告健鸿公司的股东之一，被告现代健公司因业务缩减等原因，两被告合并办公地址，难免存在管理上的交叉情形，但是原告一直是被告现代健公司的员工，劳动关系从未变更，被告现代健公司更没有也无权安排其与第三方确定劳动关系。原告不遵守被告现代健公司管理，不正常进行工作，甚至仅以摆拍为手段作出工作的假象，捏造被告现代健公司未为其发放劳动设备的情形。综上，原告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健鸿公司辩称，被告健鸿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关系，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袁红卫主张其于2006年1月4日入职现代健公司，担任维修电工，入职时曾填写了入职登记表。现代健公司明确表示无法提供袁红卫的入职登记资料。袁红卫与现代健公司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合同期限从2017年9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合同约定袁红卫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计算加班工资基数）为2501.25元/月，每月30日发放工资。2019年1月3日，袁红卫向现代健公司、健鸿公司邮寄《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赔偿金及补缴社保通知书》，内容主要为：现代健公司一直未替袁红卫购买2006年1月至2009年11月的社会保险；2018年现代健公司入股健鸿公司后，袁红卫转为健鸿公司员工，并于2018年10月20日到健鸿公司上班，健鸿公司提出以新招录员工的工资待遇标准向其发放工资，并称若不接受该工资待遇，则无须到健鸿公司上班，袁红卫认为健鸿公司与现代健公司变相违法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要求该两公司在3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并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8000元、为其补缴2006年1月至2009年11月的社会保险。现代健公司确认收到通知书，但表示通知书中所述内容均为袁红卫的单方陈述，其未解除与袁红卫的劳动关系，也未降低袁红卫的工资；其因业务缩减等原因，迁移至健鸿公司的注册地址，与健鸿公司合并办公，袁红卫发出通知书后仍在其处打卡上班。健鸿公司主张袁红卫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对上述通知书不予确认。截至2019年4月2日仲裁开庭时，袁红卫还在健鸿公司的注册地址打卡上班。袁红卫与现代健公司均确认袁红卫的离职原因是现代健公司以其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将其开除。2019年4月3日，现代健公司向袁红卫发出《辞退通知书》，载明袁红卫自2018年12月起，多次出现只打卡不工作或经常性不完成工作任务的不良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的劳动纪律和用人规章制度，根据《员工手册》第1.8.0条解聘中的相关规定将其辞退，并于2019年4月3日与其正式解除劳动关系。现代健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第1.8.2条第（10）点规定经常性的不完成工作任务，对公司造成严重影响，经提出拒不改正者，现代健公司有权即时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并不予支付任何赔偿金。袁红卫表示其没有收到《员工手册》，亦不知晓《员工手册》的内容。现代健公司未提交袁红卫签收《员工手册》的证据，其主张在袁红卫入职时向其宣读了《员工手册》的内容，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为证明袁红卫存在违纪行为，现代健公司提交了视频及2份处罚通告。上述视频并非完整连贯，只是截取了部分时间段，且无法清晰识别视频中人员的面部；2份处罚通告分别于2019年3月7日、3月15日由现代健公司作出，载明袁红卫未按2019年3月份工作排班表工作，不按时上下班打卡，且打卡后不工作，分别按照《员工手册》的规定给予袁红卫警告、记小过处分，并要求袁红卫限期改正。袁红卫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并表示未收到处罚通告。2018年10月袁红卫的工作地址从现代健公司注册地址变更至健鸿公司的注册地址。袁红卫主张其自2018年10月20日起被现代健公司派往健鸿公司工作，与上述两家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健鸿公司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为证明其与健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袁红卫提交谈话录音、排值班表及考勤表照片、请假单照片及名片。谈话录音中未明确谈话人的身份，排值班表上有“广东健鸿”字样，考勤表上有手写健鸿公司名称，名片为健鸿公司生产厂长郭文华的名片，请假单上部门经理栏有“郭文华”签名，总经理处有“张澳生”签批。现代健公司对袁红卫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只确认“张澳生”为其公司员工。健鸿公司仅确认名片的真实性，不确认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并表示不能确认请假单上的“郭文华”为其员工郭文华所签。现代健公司确认袁红卫一直是其公司员工，接受其管理。健鸿公司亦主张袁红卫是现代健公司员工，否认袁红卫是其公司员工。袁红卫自认其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月平均工资为估算金额。现代健公司提交的经袁红卫确认真实性工资台账显示袁红卫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的应发工资分别为7940元、7572.5元、8091.88元、7775元、6787.92元、5325.25元、6450元、4225元、2350元、元、6810元、3941.92元、4956.92元。袁红卫提交的社保缴费明细及银行流水均显示现代健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向其发放工资。现代健公司是健鸿公司的股东，持有健鸿公司10%的股份。2019年1月14日，袁红卫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现代健公司与袁红卫在2006年1月4日至2018年10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健鸿公司、现代健公司支付袁红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2000元；3.健鸿公司支付袁红卫2018年10月21日至2019年1月14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1000元。2019年4月8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29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袁红卫与现代健公司2006年1月4日至2018年10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袁红卫本案其他仲裁请求。袁红卫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均未就仲裁第一项裁决提起诉讼，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认定袁红卫与现代健公司2006年1月4日至2018年10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虽然袁红卫的工作地点自2018年10月开始由现代健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到了健鸿公司注册地址，但其工资一直由现代健公司发放，社保一直由现代健公司缴纳，亦无证据证明袁红卫与现代健公司在2018年10月有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及办理新入职健鸿公司的手续。袁红卫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受健鸿公司的工作管理，故本院认为袁红卫主张其与健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袁红卫据此主张健鸿公司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首先，现代健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作为处罚依据的《员工手册》已送达袁红卫，袁红卫亦否认知悉该《员工手册》的内容。其次，现代健公司提交的视频并不连贯完整，亦无法清晰地识别出袁红卫出现在视频里，该证据不能证明袁红卫存在违纪事实。最后，根据《员工手册》第1.8.2条第（10）点的规定，现代健有权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是对经常性的不完成工作任务的员工提出改正，而该员工拒不改正。现代健公司虽提交了2份处罚通告，但其未举证证明其提交的2份处罚通告已送达袁红卫，袁红卫对该2份处罚通告亦不予确认，故该2份处罚通告不能证明其已向袁红卫提出改正，而袁红卫拒不改正。综上，现代健公司解除与袁红卫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依法应向袁红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经核算，袁红卫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6018.87元/月，袁红卫主张经济赔偿金按13个月计算，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则经济赔偿金金额为156490.62元（6018.87元/月×13个月×2）。本院前文已认定袁红卫与健鸿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袁红卫要求健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袁红卫与被告广东现代健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2006年1月4日至2018年10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广东现代健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袁红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56490.62元；三、驳回原告袁红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东现代健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毛丽娟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