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玉门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甘0981行初28号原告敦煌市莫高水泥制品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82773422205Y。法定代表人黄某。委托代理人李某1，敦煌市莫高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209000139202442。法定代表人贾某。委托代理人姜某。委托代理人杨某。第三人李某3，甘肃省永昌县人。委托代理人王某（李某3之妻），甘肃省永昌县人。委托代理人罗某，甘肃金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敦煌市莫高水泥制品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不服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于2019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当日向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敦煌市莫高水泥制品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某1、被告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姜某、杨某，第三人李某3的委托代理人王某、罗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2月10日，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酒人社工伤认字[2018]60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第三人李某3于2015年9月18日凌晨4时在宿舍被工友发现有异常，送入敦煌市医院后转入酒泉市人民医院治疗，依据玉门市人民法院(2018)甘098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第三人李某3受伤为工伤。原告敦煌市莫高水泥制品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诉称：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供了李某3、徐某和赵某的《证人证言表》，但表的内容和日期，明显看出是由同一人填制，内容几乎相同，证人签名处，虽说有所不同，但无法证实均系证人本人签名。证人李某3与第三人为堂兄弟关系，证人徐某系证人李某3之妻，证人赵某与第三人属同县老乡，具有利益关系，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016年4月18日，第三人向敦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确认劳动关系并支付劳动报酬。仲2016年5月23日，敦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敦劳人仲裁[2016]12号《裁决书》。该裁决依据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5年5月25日公布的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等规定，裁定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2011年6月22日至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所公布的法办[2011]44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59条规定的“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承包人，承包人又非法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与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不予持”。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因本案第三人承揽敦煌市莫高镇的温室缓冲房修建工程，又将该工程承揽交由王作宏具体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修建，王作宏又雇佣闫积荣让其组织民工进行具体施工。因此，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更不是原告的什么员工。故该裁决错误，不能作为认定工伤依据。第三人向被告提供的酒泉市人民医院对第三人的诊断证明和住院病历，均证明第三人所患病症为“脑梗死”、“脑梗死后遗症”。而“脑梗死”，根据医学临床上常见的脑梗死的原因有脑血栓形成、脑栓塞等。脑血栓形成主要是由于脑动脉狭窄，管腔内逐漸形成血栓最终阻塞脑动脉所致。第三人编造谎称的外伤是绝对不会引发脑梗塞的，只会引起脑出血或者是脑外伤。脑梗是由于栓子长期在血管里沉积导致脑血管血液量减少，脑组织供血不足，跟外伤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第三人所提供病历资料记载：“第三人及其亲属自述：2005年第三人因脑梗死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出院，出院后存在右上肢力弱，一般生活尚可；第三人有14年的吸烟史，平均20支/天，未戒烟”。酒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托甘肃科证司法鉴定所作鉴定结论为:“李某32015年9月17日意外摔伤后与2015年9月19日被诊断为脑梗死之间无关联性”，予以证实。因此，第三人所举证据，不但不能有力、有效证明其病症是属工伤所致，而相反证明第三人病症是由自身病灶、自身不良生活习惯所致。第三人病症不是在工作期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造成，既不符合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所列举的工伤形成情形，更不符合该条例第十六条所列举的视同工伤情形。被告已前后作出过6份决定，对工伤认定极其不负责。2018年8月27日，玉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行初098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以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违法为由，判决撤销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但被告却依据玉门市人民法院(2018)甘098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第三人受伤为工伤。但(2018)甘098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中并没有认定第三人受伤为工，被告据此作出工伤认定错误。被告作出的酒人社工伤认字[2018]60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没有事实依据，现起诉请撤销。原告敦煌市莫高水泥制品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在起诉及庭审时向本院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酒人社工伤认字[2018]60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酒人社工伤不字[2016]605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3、酒人社工伤不字[2017]604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4、酒人社工伤撤字[2017]6001号《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5、酒人社工伤不字[2018]601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6、酒市劳鉴[2018]115号《关于李某3鉴定结论的通知》；7、甘科司鉴所[2018]临鉴字W第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8、酒劳社[2004]104号关于印发《酒泉市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的通知；9、甘人社复决字[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0、玉门市人民法院(2018)甘098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11、李某3家属王某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书及工伤认定申请表；12、李某3、徐某、赵某证人证言各1份附身份证；13、考勤表；14、赵永春证明；15、敦煌市荣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过磅单；16、煌市荣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证明；17、李某3病历；18、闫积荣与李金章、李尚文签订的《补偿协议》1份；19、李金章收取闫积荣医药费10000元的收条；20、于树山、白龙证明；21、对白龙、闫贵、王佐宏的调查笔录附闫贵证明；22、2017年11月20日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状》；23、2018年5月25日敦煌市莫高水泥制品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复议申请书》；24、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作出的甘人社复不受字[2018]第2号《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25、敦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甘0982民初973号《民事判决书》；26、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甘09民终457号《民事裁定书》；27、快递单。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第三人的家属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2015年9月17日第三人在原告位于莫高镇苏家堡村温室工程工地卸水泥时不慎从水泥车上摔下，于次日凌晨4时被工友发现有异常，送入敦煌市医院后转入酒泉市人民医院诊断为:1.脑梗死;2.脑梗死后遗症。2016年8月15日，我局经调査后认定第三人受伤不属于工伤。第三人不服我局做出的不子认定工伤决定，向酒泉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攻复议。经过酒泉市政府法制办举行听证会，认为我局作出的酒人社工伤不字[2016]605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予以撤销。原告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于2017年1月9日向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经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17年8月15日，我局依据敦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栽院栽决书以及酒泉市人民医院诊断证明，原告提供的水泥过磅单、证人证言、考勤记录等材料，我局作出酒人社工伤不字[2017]604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再次认定第三突发疾病不属于工伤。第三人不服我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向张披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在诉讼期间，因证据不齐全，我局撤销了酒人社工伤不字[2017]604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由酒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委托甘肃科证司法鉴定所对第三人2015年9月18日突发疾病被送入院治疗与2015年9月17日因意外摔伤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进行鉴定。甘肃科证司法鉴定所在鉴定意见书中说明“被鉴定人既往有脑梗死病史，并遗留后遗症表现，主诉2015年9月17日受伤，次日早晨醒后发现右侧肢体无力伴失语，结合2015年9月20日MBI提示，被鉴定人存在脑血管方面的高危因素或基础疾病，与被鉴定人提供的受外伤时间之间存在时间差，符合脑梗死静态起病的特点”，酒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甘肃科证司法鉴定所分析说明，经研究认为：第三人患脑梗塞与其摔伤之间无关联性，并作出了酒市劳鉴[2018]115号《关于李某3鉴定结论的通知》。据此，我局于2018年4月9日作出了酒人社工伤不字[2018]601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患脑梗死不属于工伤。第三人不服我局决定，向甘肃省人社厅提起行政复议，经复议维持我局决定。第三人又向玉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玉门市人民法院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我局工伤认定决定。2018年12月10日，我局根据调查的事实重新作出酒人社工伤认字[2018]60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受伤为工伤。第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和我局对相关证人的调查证实,2015年9月17日第三人在原告承包的工地上卸水泥时从车上摔下受伤。9月18日，第三人在宿舍突然失语，经敦煌市医院诊断为继发性脑梗,经酒泉市人民医院诊断为脑梗死。《工伤保险例》第十九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并没证明第三人受伤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我局为了证实第三人摔伤与其“脑梗死”之间的关联性，已委托相关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我局委托敦煌市人社局进行案件调查、受理、举证质证均有委托协议书为证。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应驳回原告起诉。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均系复印件）、依据有：1、李某3家属王某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书及工伤认定申请表；2、李某3、徐某、赵某证人证言各1份附身份证；3、敦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的敦劳人仲裁[2016]12号《裁决书》；4、李某3病历；5、闫积荣与李金章、李尚文签订的《补偿协议》1份；6、李金章收取闫积荣医药费10000元的收条；7、对王作宏、黄秀芬的调查笔录；8、酒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酒政复决字[20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9、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甘07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10、酒人社工伤不字[2017]604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附送达回证；11、敦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的酒人社工伤撤字[2017]6001号《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附送达回证；12、酒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酒市劳鉴[2018]115号《关于李某3鉴定结论的通知》；13、敦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关于李某3同志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的报告》；14、酒人社工伤不字[2018]601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15、玉门市人民法院(2018)甘098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16、酒人社工伤认字[2018]60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法律、政策依据：《工伤保险条例(?javascript:SLC(142905,0)?)》1至14条。第三人李某3诉称，2015年9月17日，原告在第三人承包的敦煌市莫高镇苏家堡村温棚工地卸水泥时不慎从水泥车上摔下受伤；2015年9月18日凌晨，原告在宿舍昏迷不醒被送入医院治疗。原告在上班时间，在工作岗位，在工作中从2米多高的水泥车上摔下受伤，构成工伤。原告14个小时后被发现昏迷不醒，18个小时后就诊敦煌医院，医生第一时间进行脑部CT检查并反复询问护送人员，病人是否受过磕碰，摔伤和最终诊断为脑梗死有直接关系。被告对原告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认定合法，请求维持。第三人李某3在起诉及庭审时向本院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均为复印件）有：1、酒人社工伤不字[2018]601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省人社厅作出的甘人社复受字[2018]13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3、甘人社复决字[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挂号信封；5、敦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的敦劳人仲裁[2016]12号《裁决书》；6、敦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酒人社工伤撤字[2017]6001号《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7、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甘07行初61号《行政裁定书》；8、申请证人徐某当庭作证的证言。庭审质证中，原告除对被告提供李某3、徐某、赵某证人证言、徐某当庭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外，对被告市人社局提供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第三人除对被告提供的对黄秀芬的调查笔录、莫高水泥公司考勤表、敦煌市荣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过磅单4张、赵永春证明、敦煌市荣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证明1份、对王作宏、白龙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外，对被告提供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第三人除对原告证人证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外，对原告提供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第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原告、被告提交的事实方面的证据，经当庭质证，原告、第三人对证据本身无异议，对证据的证明效力，因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之处，需要相关机关进一步调查核实，法庭在本案中暂不作出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5年9月到第三人承建的位于敦煌市××镇温室缓冲房工地务工。同年9月18日凌晨4时许，同住工友发现原告突发疾病异常后，将原告送往敦煌市人民医院检查治疗，因原告昏迷不醒，于9月19日被转入酒泉市人民医院救治，出院时被该院(9月30日)诊断为：1、脑梗死；2、脑梗死后遗症。2015年10月4日，原告务工工地的工程负责人闫积荣与原告之子李金章、弟弟李尚文签订《补偿协议》一份，约定：“工程负责人闫积荣等补偿李某3医药费等10000元整，从即日起李某3的后续治疗费、出现意外等与闫积荣等工程负责人无关”。2016年4月18日，原告等申请人向敦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同年5月23日，敦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敦劳人仲裁[2016]12号裁决书，裁决：李某3等9人与莫高水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存续的时间段为2015年9月至2015年10月27日，另裁决莫高水泥公司向李某3支付2015年9月工资780元。2016年7月1日，原告之妻王某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对原告于2015年9月17日在第三人位于敦煌莫高镇苏家堡村温室工程工地卸水泥时从水泥车上摔下所受伤害进行工伤认定。被告市人社局受理并进行调查核实后，认定：“2015年9月17日李某3在工作期间未发生摔伤事故，而是于2015年9月18日凌晨4时突发疾病被送入医院治疗。李某3生病不符合工伤认定范围，不属于工伤”。被告市人社局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酒人社工伤不字[2016]605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原告对该决定书不服，于2016年9月12日向酒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酒泉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19日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9月20日向被告市人社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该局进行书面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2016年11月2日，酒泉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并向原告、被告市人社局、第三人进行了送达。同年11月16日，酒泉市人民政府召开行政复议听证会进行了听证。同日，酒泉市人民政府经内部审批后作出酒政复字[2016]7-13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长行政复议期限30日，并向复议当事人送达了该《延期审理通知书》。2016年11月16日，酒泉市人民政府作出酒政复决字[20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关于申请人李某3在2015年9月17日早11时工作期间是否发生摔伤事故的问题。申请人就此提供了证人证言和其家人与工地负责人达成的协议，因第三人对此提出异议，此事尚需进一步调查核实确认。被申请人也没有提供申请人李某3在2015年9月17日早11时工作期间没有摔伤的有力证据，该事实本机关无法确定。关于申请人摔伤与‘脑梗死’疾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摔伤必然导致疾病，此事需相关机关经过法定程序进行鉴定确认。因上述两个焦点问题尚未查明确认，加之被申请人在本工伤认定过程中，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证人证言证实‘申请人在2015年9月16日早11时工作时没有摔伤’，而申请人称其‘在2015年9月17日早11时工作时摔伤的’，充分说明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决定：撒销被申请人市人社局作出的酒人社工伤不字[2016]605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6年12月16日送达复议当事人后，第三人莫高水泥公司不服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书》。2017年6月9日，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甘07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以酒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酒政复决字[20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复议程序合法，判决驳回第三人莫高水泥公司的诉讼请求。此后，当事人对判决均未上诉。2017年8月15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酒人社工伤不字[2017]604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原告收到该决定书后，于2017年10月8日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酒人社工伤不字[2017]604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案审理过程中，敦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酒人社工伤撤字[2017]6001号《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以2017年8月15日作出的酒人社工伤认字[2017]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据不齐全，现需重新调查核实，决定撤销酒人社工伤认字[2017]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加盖敦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公章向原告送达。2017年12月27日，原告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当日，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甘07行初6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8年1月4日，敦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酒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敦人社[2018]5号《敦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李某3同志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的报告》，以通过调查核实，未发现原告患脑梗死与摔伤有关的事实证据，申请对原告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鉴定患脑梗死是否与受伤有关联关系。此后，酒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委托甘肃科证司法鉴定所对原告摔伤与疾病的关联性进行医学鉴定。2018年3月4日，甘肃科证司法鉴定所作出甘科司鉴所[2018]临鉴字W第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李某32015年9月17日因意外摔伤后与2015年9月19日被诊断为脑梗死之间的关联性无法确定。2018年3月20日，酒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向敦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酒市劳鉴[2018]115号《关于李某3鉴定结论的通知》，以经委托甘肃科正司法鉴定所鉴定，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研究认为：李某32015年9月17日因意外摔伤后与2015年9月19日被诊断为脑梗死之间无关联性。被告市人社局对甘肃科证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甘科司鉴所[2018]临鉴字W第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酒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酒市劳鉴[2018]115号《关于李某3鉴定结论的通知》均未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2018年4月9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酒人社工伤不字[2018]601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原告2015年9月17日意外摔伤后与2015年9月19日被诊断为脑梗死之间无关联性，原告患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认定原告脑梗死不属于工伤。原告不服，于2018年5月7日向被告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省人社厅于当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分别通知了被告市人社局、第三人莫高水泥公司，并对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甘人社复决字[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酒人社工伤不字[2018]601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后原告对复议决定不服向本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酒人社工伤不字[2018]601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省人社厅作出的甘人社复决字[2018]13号《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2015年9月17日上班时所受伤害为工伤。2018年8月27日，本院作出(2018)甘098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以工伤认定程序违法为由，判决：1、撤销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4月9日作出的酒人社工伤不字[2018]601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撤销被告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的甘人社复决字[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2018年12月10日，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酒人社工伤认字[2018]60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第三人李某3于2015年9月18日凌晨4时在宿舍被工友发现有异常，送入敦煌市医院后转入酒泉市人民医院治疗，依据玉门市人民法院(2018)甘098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第三人李某3受伤为工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中，被告具有在本行政区域内作出是否认定为工伤的法定职权。被告在工伤确认时,只能严格地按照法律规定和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操作,并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自由裁量，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因程序违法而被本院判决撤销重作，但被告在未重新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在《认定工伤决定书》中未载明受伤经过和核实情况，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javascript:SLC(142905,0)?)》第二十六条(?javascript:SLC(142905,26)?)规定：“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javascript:SLC(220752,0)?)》第十六条(?javascript:SLC(220752,16)?)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用人单位对初次鉴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被告未纠正其未将酒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酒市劳鉴[2018]115号《关于李某3鉴定结论的通知》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的错误，就草率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剥夺了原告及第三人如对鉴定结论不服申请再次鉴定的权利，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在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中，被告依据本院的(2018)甘098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第三人受伤为工伤。但在本院的《行政判决书》中并未对第三人是否构成工伤作出判断，被告以本院判决为依据作出的工伤认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更是对工伤认定的极端不负责任与对本院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敷衍。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的酒人社工伤认字[2018]60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晋 军人民陪审员 朱建祥人民陪审员 张效良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书 记 员 张 敏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与其他行政行为相比,行政确认具有以下特征:1.行政确认是要式行政行为。由于行政确认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对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甄别和宣告,所以,行政主体在作出确认行为时,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并按照一定的技术规范要求作出。其中,参加确认的有关人员还应签署自己的姓名并由进行确认的行政主体加盖印鉴。2.行政确认是羁束行政行为。行政确认的目的是确定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是严肃的法律行为,具有严格的规范性。而且行政确认所宣告是否存在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也是由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决定的,并受到各种技术性规范的制约。行政主体在确认时,只能严格地按照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进行操作,并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自由裁量。3.行政确认外在表现形式往往是技术鉴定书等形式[1],在较大程度上受到技术规范的制约,并由此决定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行政主体通常以行政确认作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前提,规定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可见,有时确认和作出处理是行政主体所为的一个行政行为的两个不同阶段或两个组成部分。这就导致了行政确认还具有鉴定、检验等甄别性质的特点。行政许可与行政确认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