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皖16刑终192号抗诉机关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银堂，男，汉族，1971年11月12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高中文化，劳务人员，住合肥市包河区。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7年3月17日被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辩护人董方明、侯禹（实习），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银堂犯行贿罪一案，于2018年3月5日作出（2017）皖1602刑初435号刑事判决。王银堂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2018）皖16刑终166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2018）皖1602刑初52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王银堂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亳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某、葛某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王银堂及其辩护人董方明、侯禹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自2007年至2009年，韦某（已判刑）在张某1（已判刑）的帮助下，承包合肥润信公司开发的合肥格兰云天二、三期工程，被告人王银堂受韦某的委托在二期工程中23号、28号楼及地下车库工程承包合同上签字，并签署了工程承诺书。工程结束后，韦某分多次送给时任合肥润信公司副总经理的张某1共计90万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强制措施文书、工程款结算凭证、安徽东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说明、协议书、工程项目承包协议、银行交易流水、张某1任职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等书证，证人韦某、张某1、张某2证言，被告人王银堂供述等。原审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银堂犯行贿罪，但现有证据不能得出指控犯罪事实的唯一结论，指控王银堂犯行贿罪证据不足。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王银堂无罪。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一审法院认定王银堂无罪确有错误，理由如下：1、本案韦某前期未供述王银堂涉嫌行贿，王银堂后期主动投案，格兰云天二期、三期工程款继续使用韦某银行卡进行结算，以上事实王银堂、韦某卷宗中均有供述，且二人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王银堂投案是因为不想让韦某替自己承担责任，韦某前期未供述王银堂系不想牵扯更多人，因二人系亲戚关系，且格兰云天第一期工程系韦某承包，所以一直用韦某银行卡结算。2、相关合同及票据等书证、王银堂供述与韦某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系王银堂承包的格兰云天二期和三期工程。3、在张某1的帮助下，韦某借用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质承包格兰云天一期部分工程，后在韦某的协调下，王银堂承包格兰云天二期、三期工程，王银堂通过韦某给张某1行贿，符合常理，且王银堂供述与韦某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由韦某帮助王银堂向张某1行贿。4、张某1证言证明其收到行贿款。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认定王银堂通过韦某向张某1行贿。王银堂的行为构成行贿罪，且与韦某系共同犯罪。王银堂上诉提出：其是合肥润信公司“格兰云天”二三期工程的承包人；其为感谢张某1帮助其承接工程，安排会计刘玉芬将钱款打到张某2的银行卡上；虽然一审判决认定其无罪，但其不能服判，“让韦某为其承担责任其良心上过不去”，请求二审法院对其罪责予以认定，从轻判处刑罚，并适用缓刑，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王银堂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张某1认可的承包人和款项的出具人是韦某；本案证据存在瑕疵，建议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是：上诉人王银堂系主动投案，投案动机合理；王银堂投案时的供述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王银堂翻供称其单独向张某1行贿的供述不能成立；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成立，原判确有错误，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同一审。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王银堂的上诉理由，经查，本案认定王银堂犯行贿罪的事实不清，无论认定系王银堂向张某1单独行贿还是与韦某共同向张某1行贿均证据不足，依法应不予认定，对王银堂有罪的上诉理由和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均不予采纳，理由如下：第一，关于该90万元行贿款的来源和去向问题，王银堂投案时称格兰云天二期工程结束时，其通过韦某向张某1行贿40万元，三期工程结束时，通过韦某向张某1行贿50万元；本次庭审时，王银堂又称直接向张某1行贿，其是安排会计刘玉芬向张某2账户转账，并由辩护人提供了刘玉芬证言。但无论是韦某、王银堂、刘玉芬提供的言词证据还是在案的书证均不能证明该90万元款项的来源、去向以及流转过程。第二，韦某在其行贿案中供述：“这些转账不是单独转的，因为这期间我曾经向张某1借过钱，张某2也从这里承包了部分水电工程，所以转款的时候有时将行贿款、张某1的借款及利息还有张某2的水电工程款都混在一起了”；张某1在其受贿案中供述：“二三期工程全部结束后，韦某许诺给我120万元好处费，也是算作借款，并约定18%的年息”、“韦某许诺给我好处费，一年后连同我真正借他的钱加上他许诺给我的好处费，一起算作借款，同时起算18%的年利息。三年后再统一结算，利息是作为本金继续算进去，然后再按照18%的年利息给我算”、“大概2006年至2010年期间，韦某从他经营的大市场搞好后，就陆续将借款、好处费以及利息还给我”。此节证据表明由于韦某、张某1行贿受贿方式的特殊性，以及二人经济往来关系的复杂性，实际并不存在向张某1两次独立行贿90万元的事实，而是韦某通过先期向张某1承诺行贿数额，之后一段时间二人再进行结算。第三，作为受贿对象的张某1在其证言中从未提及王银堂，也未提及王银堂向其表明请托事项，更未提及王银堂向其行贿的事实。因此，王银堂所称与张某1直接接触、请托得不到印证，韦某所称帮助王银堂与张某1请托、帮助王银堂向张某1行贿的证言亦得不到印证。第四，王银堂系主动投案，且至今仍作有罪供述，其供述内容理应稳定一致。但从侦查阶段到审判阶段，王银堂供述前后矛盾、多次反复，尤其对是谁向张某1请托、张某1是否知道王银堂向张某1行贿、王银堂是否通过韦某送钱等重要细节逐渐变化，直到最终坚称格兰云天二三期工程及行贿之事与韦某没有关系，该供述内容与投案时供述已经大相径庭。第五，韦某在本案中共有证言2次，在韦某行贿案中共有供述7次，但供述与证言内容相矛盾。韦某行贿案中，7次供述内容稳定，均供认其单独向张某1行贿的事实。但韦某在本案中的证言则出现变化，称由其帮助王银堂出面两次送给张某190万元，实际工程属于王银堂，其只是帮忙送钱。第六，在案书证不能证明王银堂行贿的事实。本案书证建设承包合同载明：格兰云天二期工程承包协议由王银堂签字，同济公司也出具了情况说明予以证明，但此节证据并不能锁定格兰云天二三期工程确由王银堂承包。首先，韦某在供述中明确称因其事务繁忙，遂在格兰云天二期项目中借用王银堂名义签订承包合同；其次，王银堂称为了其个人能够承包二期工程，其找了张某1从中协调，但其此节供述与张某1证言无印证关系；再次，同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实际上是对承包合同的复述，并不是一组新证据；又次，根据王银堂、韦某的供述和证言，王银堂从财务上并未独立出韦某，韦某既是出资人，又是往来工程款账户持有人；最后，在卷并无由王银堂签字的格兰云天三期工程承包协议，东皖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也显示：“我公司于2008年中标的信达格兰云天33号、35号楼，中标后承包给韦某”。本院认为，由于韦某、张某1在二人行贿、受贿案中供述稳定，且相互印证，本院（2018）皖16刑终200号（韦某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2018）皖16刑终523号（张某1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生效判决均已认定：韦某为感谢张某1在其承包格兰云天项目一二三期土建工程项目上提供的帮助，向张某1行贿126万元。本案中，虽然王银堂当庭供称系其向张某1单独行贿，但王银堂行贿90万元款项的来源、去向等事实不清，王银堂供述前后矛盾、多次反复，韦某证言前后矛盾，张某1证言中未提及王银堂曾向其行贿，且相关书证不能证明王银堂行贿的事实，在案证据尚未形成指向唯一、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链，故原公诉机关指控王银堂犯行贿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韦潇轶审判员  何宏民审判员  罗 炜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 兵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