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闽09行赔初50号 原告柯燕秋，男，汉族，1954年12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代理人柯崇杰，男，199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系原告柯燕秋之子。 委托代理人王金禹，福建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荔华东大道269号。 法定代表人吴文恩，区长。 委托代理人林四物，男，系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郑政煌，福建理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华亭街1号。 法定代表人苏顺琪，镇长。 委托代理人李永鑫，男，系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郑政煌，福建理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柯燕秋因诉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以下称城厢区政府）、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以下称华亭镇政府）、莆田市城厢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称城厢区执法局）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闽09行赔初124号行政赔偿裁定书，驳回柯燕秋的起诉。柯燕秋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闽行赔终135号行政赔偿裁定书，维持本院（2018）闽09行赔初124号行政赔偿裁定中驳回柯燕秋对城厢区执法局起诉的内容；撤销本院（2018）闽09行赔初124号行政裁定中驳回柯燕秋对城厢区政府和华亭镇政府起诉的内容；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柯燕秋对城厢区政府和华亭镇政府的起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柯燕秋的委托代理人柯崇杰、王金禹，被告城厢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四物、华亭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永鑫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政煌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所有的位于莆田市××区华亭镇××村的房屋，于2001年建成后即用于居住。2015年，上述房屋被列入木兰溪防洪工程项目的征迁红线范围内。2015年11月20日，两被告组织工作人员对原告所有的房屋进行丈量，确定原告房屋占地面积、建筑面积为158.58平米，其中含滴水面积和建筑面积33.8㎡。之后，在协商拆迁补偿安置的过程中，两被告以原告所有的房屋为畜牲养殖房为由拒绝按照住宅的标准进行补偿安置。原告不服该认定而以书面形式向被告华亭镇政府信访，华亭镇政府于2017年1月26日书面答复称：“您户房屋早期有住过老人……不符合认定为住宅进行拆迁安置，只能按照图斑为牲进行认定。”2017年5月18日，两被告向原告发出《限期拆除通知书》违法强令原告在7天内自行拆除房屋。2017年5月27日，两被告在未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组织人员、机械强行将原告的房屋拆除大半，原告房屋内的家具等所有物品均被填埋，全部毁损。综上，两被告在组织实施征收的行政行为过程中，在认定原告所有房屋属性上存在严重的错误，且其在未与原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即组织人员将原告所有的房屋强行拆除，显然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且该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的房屋损失799063元，屋内物品损失2万元。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Ａ1.《房屋丈量平面图表》、《城厢区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项目拆迁面积评估确认计算表》，原告用以证明其所有的位于莆田市××区华亭镇××村的房屋被列入木兰溪防洪工程项目的征迁红线范围内。经丈量，原告房屋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均为7.4ｍ×16.9ｍ＝125.06㎡,滴水面积为16.9ｍ×2ｍ×0.4ｍ＝13.52㎡。 Ａ2.华亭镇政府《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莆城华信访［2016］29号），原告用以证明其所有的位于莆田市××区华亭镇××村的房屋被列入木兰溪防洪工程项目的征迁红线范围内，且被告华亭镇政府认定原告房屋属于畜牲养殖房。 A3.城厢区两违整治办公室、城厢区执法局、华亭镇政府《限期拆除通知书》，原告用以证明被告于2017年5月18日发出限期拆除通知书，强令原告限期自行拆除房屋。该通知书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严重违法。 A4.户口簿、信访事项告知单，原告用以证明其与柯崇杰系父子关系。2018年4月16日，中共莆田市委、莆田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告知原告，不服拆迁安置决定的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A5.《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建设用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莆田市城厢区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项目建设用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实施细则》，原告用以证明根据这两份文件被告应当以实际丈量面积给原告予以安置。 A6.被砸在房屋里的部分物品清单，原告用以证明其屋内物品损失情况。 被告城厢区政府、华亭镇政府辩称，1.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2.原告已与被告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拆除行为并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3.莆田市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项目经福建省人民政府、莆田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发布征地公告，相关征地手续合法。原告作为征地范围内的被拆迁人，有义务配合政府做好土地征收工作。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城厢区政府、华亭镇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有： B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4]112号）。 莆田市人民政府B2.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建设用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莆政综[2014]85号）。 B3.《征收土地公告》。 证据B1-B3，被告用以证明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经福建省人民政府和莆田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发布征地公告，征地手续合法。 拆迁区域建设图斑截图，被告用以证明原告所诉的房屋系牲口房。B4.拆迁区域建设图斑截图，被告用以证明原告所诉的房屋系牲口房。 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村委会证明一份。B5.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村委会证明一份。 B6.城厢区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西沙村拆迁面积评估确认计算表。 B7.房屋征迁补偿款发放名册及存款凭条。 证据B5-B7，被告用以证明原、被告已经于2018年1月4日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征迁补偿款共计195118元原告也已经领取。原告再起诉没有法律依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第四十六条规定。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归纳各方的质证意见并认证如下：1.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两被告质证认为，证据A1真实性有异议，证据体现该处被拆迁房屋的面积应当以被告方提供的拆迁面积评估确认表为准；证据A2关联性由异议，这个为牲畜养殖房；证据A3真实性没有异议，《限期拆除违法通知书》是三个单位发出的，城管执法局也有盖章证据；A4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的事实为原告在西沙村西部另有住房及宅基地，本案的房子为牲畜养殖房；证据A5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牲畜养殖房已经按照拆迁安置方案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履行完毕。证据A6原告不住在房子里，主张屋内物品没有事实依据。原被告也已经签订补偿协议，如果屋内有物品在协商时就应该提出来。经审查，证据A1-A5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依法作为证据采信。证据A6系本案的诉请内容，本院将根据焦点问题予以分析认定。2.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B1-B3没有异议，但是根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原告房屋虽然没有办理相关的手续，但是符合实际丈量面积补偿安置的条件；证据B4没有原件，也未提供该图斑机构的确认核对公章，三性均有异议。图斑本身仅能证明是否有建筑物存在，不能证明其具体性质；证据B5第一份协议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仅能证明签订协议书时原告的房屋已经被拆除,于2017年5月27日房屋被拆除，2018年1月4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书，被告的行为存在违法。第二份村委会证明有异议，形式不合法。没有制作人及当地负责人签字确认、内容不真实，村委会不可能知道每户的具体房屋面积，证明所体现的时间为2017年12月10日，原告房屋早就被拆除了；证据B6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未见过这份材料，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应以原告提供给的有原被告共同确认的房屋丈量平面表为准。证据B7真实性没有异议，质证意见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致。经审查，证据B1-B3、B5-B7符合证据的三性，依法作为证据采信。证据B4被告未提供原件核对，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予采信。 庭审中，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1月4日被告大批人员和机械聚集涉案房屋附近的照片三张、息访承诺书照片一张、补偿款发放名册照片一张及反映强拆涉案房屋情况的光盘一张，欲作为本案的新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所举上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且在（2019）闽行终100号案中二审法院亦作认定。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同意征收城厢区境内68.6873公顷土地，作为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建设用地。2014年7月22日，莆田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建设用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2014年5月9日，莆田市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土地公告。原告所有的建筑位于上述土地征地范围内。2017年5月27日，涉案建筑被拆除。2018年1月4日，两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领取了补偿款共计195118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该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被告城厢区政府、华亭镇政府于2017年5月27日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柯燕秋位莆田市××区华亭镇××村建筑的行为，已经由本院作出（2019）闽09行初13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故两被告均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损失，依法应当对被告违法行为造成其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行政赔偿的应以直接损失为原则给予赔偿。本案中，原告主张房屋及屋内物品两项损失，本院具体分析如下。 1.房屋损失问题。原告主张其房屋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应为158.58平米，其中含滴水面积和建筑面积33.8㎡。但原告提供的证据A1.《房屋丈量平面图表》、《城厢区木兰溪防洪工程华林段项目拆迁面积评估确认计算表》仅能证实其房屋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均125.06㎡,滴水面积为13.52㎡，故原告提出涉案房屋面积计算错误实际为158.58㎡等主张无相应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应认定本案房屋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均为125.06㎡。被告城厢区政府、华亭镇政府于2018年1月4日与原告签订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认定，安置面积为31.08㎡，不予安置面积为93.98㎡。由此可见，被告与原告就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事宜，经协商达成了书面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属于双方之间对征收补偿问题自愿达成的合意，原告已领取了补偿款，补偿安置协议现行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因此，原告就涉案房屋本身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保障，原告主张房屋赔偿金额799063元，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2.屋内物品损失问题。原告在起诉时还主张被诉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涉案房屋内物品的损失，《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补偿款不能包括原告可能受到的全部损失。而原告主张被告侵权行为造成其房屋屋内监控、金吊坠、金戒指、红木手串及家具等损失，并据此赔偿屋内财物损失2万元。对此提供的证据材料有《被砸在房屋里的部分物品清单》等证据予以证明。经审查，原告所举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限期拆除通知书证明涉案房屋为牲畜养殖房，早期有住过老人等情况，按常理不可排除其屋内存有一般家具。但两被告于2017年5月18日向原告发出《限期拆除通知书》，也即本案并非紧急拆除行为，因此，对于屋内存有金吊坠、金戒指、红木手串等特殊物品，仍需进一步举证予以证明，而原告无法提供相应证据，故对其主张屋内存有特殊物品无法认定。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柯燕秋位于莆田市××区华亭镇××村的房屋行为违法，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针对本案原告的房屋，各方已达成《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保障，故对其该项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同时，原告主张屋内存有金吊坠、金戒指、红木手串等特殊物品，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屋内确实存有上述特殊物品，故其要求被告赔偿上述物品的损失，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被告赔偿其监控、家具损失，虽无法通过鉴定确定损失情况，无法从证据角度确定原告损失的情况和被告责任大小。但根据生活常识和经验法则，涉案房屋可能留有基本生活家具，若一概以举证责任承担，驳回原告该项诉讼请求，对原告显属不公。因此，基于被告确有存在拆除原告房屋的情况，根据生活经验法则，酌定被告适当赔偿原告屋内家具损失人民币8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和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共同赔偿原告屋内物品损失人民币8000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缪义文 审 判 员  杨礼崧 人民陪审员  陈 忠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林玉芳 书记员陈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5年5月1日实施）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2018年2月8日施行）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2012年10月26日修正）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