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33刑终17号 原公诉机关四川省白玉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维红，女，1967年1月19日出生。2018年1月4日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甘孜州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8日由甘孜州公安局决定，被取保候审，同年11月13日经白玉县人民法院决定并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四川省康定市看守所。 辩护人苏镜祥，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汪余财，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刘志林，男，1967年10月24日出生。2018年1月4日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甘孜州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8日以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康定市看守所。 四川省白玉县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白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志林、周维红违法发放贷款一案，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川3331刑初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周维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仁青拉姆出庭履行职务。经合议庭告知原审被告人刘志林后，刘志林表示不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周维红及其辩护人苏镜祥、汪余财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1年被告人刘志林时任白玉县信用社主任，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眉山籍的叶某某、邹某夫妇，了解到该夫妇名下有多家关联公司，意在求借大额贷款后，被告人刘志林受邀到眉山实地考察。考察后回到白玉，便向主管信贷兼负责阿察分社账务的被告人周维红表达了向叶某某、邹某夫妇发放贷款的意向，取得被告人周维红的行动配合。被告人刘志林深知省信用社的规定不能跨地区发放贷款，且所属分支机构受上级甘孜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的限制，贷款审批权限仅为200万元。为向叶某某、邹某夫妇发放贷款，两被告人违反大额贷款应当抵押担保和审批权限的规定，没有进行贷款调查、审查、评估，贷款亦未提交单位贷审会审核决议，便利用阿察分社系手工社，尚未纳入信用社网络内控体系的漏洞，规避州联社的监管，以借调剂资金的名义，由被告人刘志林授权从县社营业部账户将要发放的贷款资金转移到阿察分社账户，再经被告人周维红授权从阿察分社账户将资金拆分为200万元以内的单笔款项分批划拨到叶某某、邹某夫妇指定的关联公司账户完成贷款发放。 2011年8月至2015年5月期间，两被告人向叶某某、邹某夫妇共发放贷款30笔，合计人民币2.019亿元，其中两笔，即：2011年10月17日贷款500万元和2011年10月28日贷款1300万元，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余28笔贷款均未按照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流程进行发放。在28笔发放的贷款中，产生工本费16.07万元，以其他营业收入等方式扣除而未发放，故两被告人在2011年8月至2015年5月期间共向叶某某、邹某夫妇违法发放贷款28笔，合计人民币1.837393亿元。 被告人周维红负责记录发放贷款、还款情况的手工台账，期间，为达到网管系统账面平账，应付州联社检查，被告人刘志林、周维红隐瞒真相，利用多渠道收集到的农户信息，安排员工虚拟贷款资料、代签借款合同，冒名农户小额贷款，批量造假掩盖违法发放贷款的事实。待叶某某、邹某夫妇将还款资金划入第三方账户后，再将资金重新调配归还到即将到期的冒用农户贷款的账户。 上述贷款发放完毕后，叶某某、邹某夫妇归还了部分贷款后出现了逾期行为，为了防控风险，完善贷款手续，被告人周维红受被告人刘志林委派到眉山，针对未还贷款数额，代表白玉县信用社与叶某某以其眉山市金河绿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补签了一份总借款合同及权利质押合同，合同内容未明确实际发放贷款的时间及主体。2017年6月7日，白玉县信用社与眉山市金河绿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某、眉山市鸿宇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某、四川英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某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及补充协议。 随后，白玉县信用社第三方账户被州联社查撤，资金做进系统单位大帐，冒名农户贷款事发，被告人周维红向州联社调查组上交手工台账及相关借款借据、借款合同。截至2018年3月6日，叶某某、邹某夫妇归还发放贷款本金3955万元，尚有16235万元贷款本金未归还，所归还的贷款本金与还款非一一对应进行归还。2018年1月2日，州联社以涉嫌挪用单位资金罪将刘志林、周维红举报至州公安局。同年1月3日，被告人刘志林、周维红到州公安局投案自首。到案后，均如实供认了向叶某某、邹某夫妇及其关联公司违法发放贷款事实。 另查明，2017年8月2日州联社提供独立保函，向州中院提请诉讼财产保全，州中院于同年8月15日作出裁定，冻结叶某某、邹某、眉山市金河绿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眉山市鸿宇纸业有限公司、四川英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被申请人的银行存款、应收账款、股权，期限为壹年；查封叶某某、邹某、眉山市金河绿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眉山市鸿宇纸业有限公司、四川英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被申请人的土地、房产等资产，期限为贰年。以上对被申请人的财产保全以174400173.72元为限。 原判以经过庭审质证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明上述事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刘志林、周维红身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837393亿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刘志林、周维红利用职务之便，贷款未经贷审会审核表决而擅自发放，致使贷款逾期不能收回，故对周维红的辩护人提出的该案系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两被告人基于同一犯意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系共同犯罪。虽被告人周维红实施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是在被告人刘志林的安排下实施的，但被告人周维红作为信贷主管对发放贷款的审批流程十分清楚，作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其行为意识不应受他人所左右，且在长达四年的违法发放贷款过程中与被告人刘志林相互配合，在各自主导环节中发挥的作用相当，均为主犯。故对被告人周维红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周维红系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周维红在叶某某、邹某夫妇出现逾期还款后向被告人刘志林告知风险、补签总合同并主动采取收扣叶某某法人章等手段防范风险，且在案发后积极配合州联社展开调查并上交手工台账，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查明事实部分表明至立案之日仍有16235万元未收回，经庭审向公诉机关询问证实该笔款项未认定为造成的损失，只指控被告人刘志林、周维红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且对州中院保全的裁定未有相应证据证实该保全措施已得以实现，故对公诉机关、辩护人以保全措施为由提出的处以法定刑以下的量刑建议，本院不予采纳。两被告人均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违法发放贷款事实，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两被告人均当庭认罪，有悔罪表现，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根据两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刘志林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十一万元；被告人周维红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六万元。 上诉人周维红上诉理由及庭审辩解：1.本案系单位犯罪，一审认定为自然人犯罪属于认定不当；2.上诉人是受刘志林的安排参与了涉案部分违法发放贷款行为的资金划拨、贷后调查等行为应认定为从犯，依法可以减轻处罚；3.一审量刑不均衡，上诉人具有自首、立功等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未对上诉人减轻处罚，且与上诉人类似的责任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现恳请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缓刑；4.在整个违法放贷过程中都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没有参与全部28笔违法放贷。 辩护人辩护意见：1.本案系典型单位犯罪，虽然本案未作为单位犯罪起诉，但人民法院应依法按照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引用刑法分则关于单位犯罪的有关法律条款；2.被告人刘志林在本案中起决定、批准、授意、指挥、实施等作用，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系主犯。上诉人属于受单位领导指派而奉命参与实施了违法发放贷款部分环节的犯罪行为，应认定为从犯，依法减轻处罚。3.所涉及28笔违法发放贷款事实并非均由上诉人经手办理，应依法对没有具体经办的部分涉案金额不承担刑事责任。4.在整个案件中上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和补救措施，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主动上交手工账本及借款、借据等凭证，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5.涉案行为的发生与白玉县信用社内部管理失序、内部监管失能，上级部门监督失职等有关，根据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应对上诉人减轻处罚。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5年期间原审被告人刘志林担任白玉县信用社主任，上诉人周维红担任白玉县信用社信贷部经理兼阿察分社账务负责人，二人均系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刘志林在近四年期间授意和安排周维红向眉山籍的叶某某、邹某夫妇违法发放贷款共28笔，合计人民币1.837393亿元。该28笔放贷均违反大额贷款应当抵押担保和审批权限的规定，没有进行贷款调查、审查、评估，贷款亦未提交单位贷审会审核决议，便利用阿察分社系手工社，尚未纳入信用社网络内控体系的漏洞，规避州联社的监管，以借调剂资金的名义，由刘志林授权从县社营业部账户将要发放的贷款资金转移到阿察分社账户，再经周维红授权或经手从阿察分社账户将资金拆分为200万元以内的单笔款项分批划拨到叶某某、邹某夫妇指定的关联公司账户完成贷款发放。期间，为达到网管系统账面平账，应付州联社检查，刘志林又授意周维红隐瞒真相，利用多渠道收集到的农户信息，安排员工虚拟贷款资料、代签借款合同，冒名农户小额贷款，批量造假掩盖违法发放贷款的事实。待叶某某、邹某夫妇将还款资金划入第三方账户后，再将资金重新调配归还到即将到期的冒用农户贷款的账户。上述贷款发放完毕后，叶某某、邹某夫妇归还了部分贷款后出现了逾期行为。周维红向刘志林告知放贷逾期风险后，为了防控风险，完善贷款手续，周维红授刘志林委派到眉山，针对未还贷款数额，代表白玉县信用社与叶某某以其眉山市金河绿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补签了一份总借款合同及权利质押合同，合同内容未明确实际发放贷款的时间及主体。2017年6月7日，白玉县信用社与眉山市金河绿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某、眉山市鸿宇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某、四川英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某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及补充协议。事发后，周维红向州联社调查组上交手工台账及相关借款借据、借款合同。截至本案立案之日，叶某某、邹某夫妇归还发放贷款本金3955万元，尚有1.6235亿元贷款本金未归还。2018年1月3日，被告人刘志林、周维红到州公安局投案自首。 二审采信的证据与原判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辩护人当庭提交以下证据： 1.白玉县信用社股权变更登记表。证实被告人刘志林及借款人叶某某夫妇均系白玉信用社股东，而上诉人周维红对白玉县信用社向股东发放贷款无权否决。 2.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及白玉县人民法院对叶某某、邹某股权、其他投资权益冻结情况。证实涉案贷款已被相关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涉案财产有收回的可能性。 3.白玉县人民法院关于叶某某、邹某名下车库、房屋拍卖公告。证实借款人叶某某、邹某名下在眉山市的一处车库及一套房屋正被白玉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拍卖成功能追回部分损失。 4.白玉县农村信用合作社阿察分社负责人变更情况。证实上诉人周维红并非白玉县农村信用合作社阿察分社法人代表兼负责人无权对阿察分社放贷进行管理。 合议庭对辩护人所出示上述证据综合评议后认为，首先该四组证据均系网上下载或拍照打印，其合法性、真实性均不符合证据三性相关要求。其次第一组证据并不能证实股东有权利违反或简化信用社关于贷款流程的相关规定。周维红虽不是信用社股东不具有否决权，但并不能成为其可以无视行业相关规定，违法发放贷款的理由。第二、三组证据并不能证实保全措施和拍卖程序已经完成，涉案资金已经收回。且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是以其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的情节进行定罪量刑，并非以造成重大损失进行定罪量刑。第四组证据虽然证实上诉人并非阿察分社负责人，但该证据并不能排除本案所发放的贷款资金是通过阿察分社账户由周维红授权或经手将资金拆分为200万元以内的单笔款项分批划拨的这一事实。综上所述，对辩护人当庭所提交的该四组证据不予采纳。 结合上诉人及辩护人辩解、辩护理由，就本案认定的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本案是否应构成单位犯罪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刑法规定构成单位犯罪除了单位犯罪的主体的法定性外还应包括单位犯罪的意志的整体性及单位犯罪利益的整体性。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分析，一是本案不具有单位犯罪的意志的整体性。单位意志不是单位内部某个成员的意志，也不是各个成员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单位领导集体或者代表单位整体利益的成员在领导、指挥、决策、执行中形成的具有单位整体性的意志。本案虽然违法发放贷款是以白玉县农村信用社的名义发放，但该贷款的发放并未经过贷审会审核和表决同意，从而将该违法放贷上升成为单位决策。而本案所有决策和决定均缘由被告人刘志林与叶某某夫妇结交后，明知该放贷行为存在违规、违法情况无法通过贷审会的审核，便未组织召开贷审会，而是由其直接授意和安排周维红向叶某某夫妇违法发放贷款。虽然原审被告人刘志林时任白玉县农村信用社主任，是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但他做出的违法发放贷款的决定并未经过单位的商讨形成单位的统一意志，而是完全的个人意志行为，该违法行为的授权和安排只能代表其个人的违法行为。二是不具有单位犯罪利益的整体性。本案原审被告人刘志林供述其违法发放贷款是为了单位谋取利益，经审理查明28笔违法发放的贷款共产生工本费16.07万元，该笔违法所得并未作为贷款利益进入单位账户或向单位职工发放，单位从中并未获取任何利益，反而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三是对于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只作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诉的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而本案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认定该案不构成单位犯罪，从而未向检察机关建议对白玉县农村信用社补充起诉，而二审通过审理也认定该案不成立单位犯罪，故该案并不适用依照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引用刑法分则关于单位犯罪的有关条款的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该案并不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故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的以上意见，不予支持。 2.本案上诉人周维红是否应认定为从犯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审理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是在原审被告人刘志林的授意和安排下进行的，该意见一审判决已予以了认定。其次虽然刘志林作为单位负责人对下属具有一定的领导权威，但上诉人作为在金融行业从业近30年的老员工和信贷营销中心经理应当特别熟悉整个信贷部的规定和职责。也明知没有进行调查、审查、评估、抵押，未提交单位贷审会审核决议而发放贷款的行为是一种违规、违法行为。因此以领导安排、迫于领导压力的借口并不能成为上诉人放弃行业底线，违反贷款流程违法发放贷款的理由。第三，本案的违法犯罪持续近四年时间，在这四年违法放贷中上诉人不但未尽职履行信贷营销中心经理的职责，反而积极参与整个违法过程，且在资金调剂、划拨资金这一环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故其也应当予以认定为主犯。最后，一审法院考虑到上诉人的犯罪行为系刘志林授意安排下进行且积极主动采取手段防范风险及配合调查等情节，虽然将上诉人及刘志林均认定为主犯，但在量刑上较刘志林对上诉人从轻处罚幅度更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主犯的判决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的以上意见，不予支持。 3.上诉人周维红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量刑上是否应予以减轻处罚，适用缓刑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具有自首情节已予以了认定并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其次上诉人在州联社调查时积极主动配合调查，上交手工台账等凭据，该行为并不符合立功所规定的揭发他人的犯罪及提供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重要线索的两个特征，故上诉人的该行为不符合立功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坦白和认罪态度好的酌定从轻情节，该情节一审判决也予以了认定并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所述，本案违法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837393亿元，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性质、情节特别恶劣，不应对其减轻处罚，也不具备适用缓刑的条件。故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的以上意见，不予支持。 4.上诉人是否应对本案28笔违法发放贷款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除上诉人供述并没有参与全部犯罪事实的证据外，再无其他证据能够予以证实。同时在案证据中刘志林供述能证实本案28笔违法放贷均是刘志林安排周维红进行操作，且资金到阿察分社账户上后需要由周维红加盖其保管的阿察社预留印鉴。虽然有些放贷并非上诉人亲手经办，但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周维红拿刘志林的授权卡安排员工进行了划拨，且整个发放贷款过程需要刘志林或周维红的授权才能划拨，最后由周维红统一做账。故上诉人对该案28笔违法发放贷款事实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对该上诉及辩护意见，不予支持。 5.辩护人所提涉案行为的发生与白玉县信用社内部管理失序、内部监管失能，上级部门监督失职等有关，根据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应对上诉人减轻处罚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州农村信用联社制定的监管措施及白玉县农村信用社制定的章程和贷款规范办法等制度，证实该金融行业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内控机制及风险预告防范措施。而被告人和上诉人为了达到发放贷款的目的，利用阿察分社系手工社，尚未纳入信用社网络内控体系的漏洞，将县社营业部账户所要发放的贷款资金转移到阿察分社进行拆分划拨从而规避州联社的监管，且在州联社检查时批量造假掩盖违法事实。综上所述，二被告人的故意犯罪行为并不能因行业内部所制定的监管机制不健全而成为其减轻处罚的理由。故对该上诉及辩护意见，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志林、周维红身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837393亿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予以采纳。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马     坤 审判员 邵苓审判员黄鹏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曾     拯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