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9行终2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富邦饰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社区海滨路4号。法定代表人：黄敦付，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李桂昌，广东鹏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原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与原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合并而成），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城大道168号。法定代表人：司琪，局长。委托代理人：文锐辉，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曾少海，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鸿福路99号。法定代表人：肖亚非，市长。委托代理人：林伟忠，东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振玉，东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王联华,男，汉族，1964年1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澧县,委托代理人：达芳甜，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婷婷，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富邦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饰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莞市政府”）及原审第三人王联华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行初9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1月12日，富邦饰品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原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原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4885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撤销东莞市政府作出的东府行复〔2018〕4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认定王联华的损害不构成工伤；4.本案一审诉讼费用由原东莞社保局、东莞市政府承担。原审法院查明：王联华系富邦饰品公司的员工。2017年10月8日7时许，王联华骑电单车从居住地往富邦饰品公司上班，途经东莞市长安镇××边××铝××路段时，与一辆客车相撞，导致全身多处受伤，被送往长安新安医院治疗。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安大队于2017年10月12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联华不负此次事故责任。2018年4月26日，王联华就其受伤一事向原东莞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原东莞社保局受理后，经调查认为王联华的受伤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联华的受伤属于工伤。富邦饰品公司对原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上述工伤认定不服，向东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者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东莞社保局所作的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富邦饰品公司对此仍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再查明，原东莞社保局于2019年1月因机构改革与原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合并，重新组建了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联华的受伤是否符合“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首先，富邦饰品公司员工邱基丽在原东莞社保局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事发当天王联华是正常上班，早上8时上班，2017年10月王联华是在外面住。房东李昌颖在原东莞社保局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事发当天早上6、7时，看到王联华骑车离开租房，两人还打了招呼，互相跟对方说去上班。因此，可以认定王联华事发当天需要上班，早上上班时间为8时，则王联华于7时许发生事故的时间属于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其次，富邦饰品公司主张有分配宿舍给王联华，不存在外宿。但富邦饰品公司员工陈志国、雷大学在原东莞社保局制作的《询问笔录》陈述，公司有同事外宿的情况，外宿无需跟公司报告，安排了宿舍的员工也可以在外面居住，晚上很少在宿舍看到王联华。因此，富邦饰品公司提交的宿舍人员分配表及证明并不能证明其关于王联华没有在外租房居住的主张。另外，根据房东李昌颖在原东莞社保局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以及《租房协议》、《居住证明》等证据，可以证实王联华租住在涌××社区××号。因此，事发地点属于王联华从出租屋到富邦饰品公司的合理路线。最后，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王联华不负此次事故责任。综上，原东莞社保局认为王联华在此次事故中受到的伤害符合“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认定王联华为工伤，并无不当。东莞市政府作出的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亦符合法律规定。富邦饰品公司要求撤销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另，原东莞社保局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但直至2018年9月5日才将该文书送达到王联华，违反了《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的规定。因原东莞社保局作出的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实体处理正确，超期送达没有对王联华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性影响，属程序轻微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的规定，应确认原东莞社保局作出的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东莞社保局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4885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富邦饰品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东莞社保局负担。一审宣判后，富邦饰品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原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4885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东莞市政府作出的东府行复〔2018〕4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认定王联华的损伤不构成工伤；3.本案一审与二审诉讼费用由原东莞社保局、东莞市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王联华于2012年2月14日入职富邦饰品公司，从事装箱助理工作。2017年11月15日，王联华以“有病回家休息”为由向富邦饰品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富邦饰品公司了解情况后同意王联华辞工，2017年11月15日结清了王联华的全部工资，双方终止了劳动合同关系。富邦饰品公司在厂区内配备有专门的员工宿舍楼,规定员工一般情况下不得外宿,并制定了《宿舍管理规定》张贴在宿舍楼墙上,规定员工必须在每天凌晨0时30分以前返回宿舍。王联华入职后,富邦饰品公司即安排王联华入住员工宿舍楼,此后,王联华一直居住在宿舍楼309号房,没有在外租房租住。先后与王联华同在309房居住的有同事陈志国、邓林朋、戴志国等人，隔壁居住的同事张旺、雷鹏、李景锋、雷大学等人。张旺、雷鹏、雷大学、陈志国、李景锋分别出具了《证明》,证实王联华上班后都居住在宿舍楼309房,没有在外租房。2017年10月8日是星期天,富邦饰品公司放假,王联华未上班。当天上午,长安交警拿着一张王联华的厂牌来到富邦饰品公司处找人事经理,称王联华于当日早晨7点在长安镇振安东路霄边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并已送到长安镇新安医院治疗,询问王联华是不是富邦饰品公司员工。当天上午富邦饰品公司还派人到新安医院探视和慰问了王联华。据富邦饰品公司向交警了解,交警称王联华系开电单车逆行与一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2018年4月26日，王联华向原东莞社保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要求认定工伤。原东莞社保局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案涉工伤认定，认为王联华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收到的伤害属于工伤范围。富邦饰品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向东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东莞市政府作出案涉复议决定，确认王联华的受伤构成工伤，但同时也确认案涉工伤认定程序违法。王联华因交通事故所受损害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原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当，应予以撤销。1.王联华自称其租住在长安镇××怡康路××号出租房不符合事实,王联华一直在富邦饰品公司宿舍楼309房居住。王联华提供的《租房协议》是事后伪造的,李昌颖出具的《居住证明》也是虚假的。王联华所谓居住在长安镇××怡康路××号出租房没有居住证证实,也没有当地社区或社区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出具证明证实,王联华也没有提供其交纳租金的收据证实;对王联华提供的《居住证明》和《租房协议》,原东莞社保局没有交给富邦饰品公司质证和听取富邦饰品公司意见。而王联华的同事张旺、雷鹏、雷大学、陈志国、李景锋均出具《证明》证实王联华居住在公司宿舍,未在外租房居住。2.王联华自称其租住在东莞市××××号的出租房,该地址距离富邦饰品公司足有15华里,王联华每天上班,不可能住那么远。3.富邦饰品公司员工上午的上班时间为8点,王联华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2017年10月8日早晨7点以前,中间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差,证明王联华受伤不在上班途中,《认定工伤决定书》把王联华交通事故受伤的时间认定为其上班期间理由牵强。4.2017年10月1日至4日富邦饰品公司放假,10月5日至7日全体员工上班。2017年10月8日是星期天,富邦饰品公司全体员工都放假,王联华亦无须上班,故不存在其上班途中遭遇车祸的问题。综上,王联华因交通事故受伤应由肇事司机和车主承担赔偿责任,王联华既主张交通事故赔偿,又伪造证据无端要求富邦饰品公司承担工伤赔偿,其工伤认定和索赔要求居心叵测,于情于理均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富邦饰品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富邦饰品公司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一、原东莞社保局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事实与法律依据:2018年4月26日,王联华就其于2017年10月8日发生受伤事故向原东莞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原东莞社保局受理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经调查核实,确认案件事实为:富邦饰品公司员工王联华,于2017年10月8日7时许,骑电动车从住处往公司上班,途径长安镇振安东路霄边天源铝业路段时,与一辆客车相撞,导致全身多处受伤,送至长安新安医院治疗,于2017年11月24日被诊断为“急性重度颅脑损伤;双侧颞部、左侧额顶部脑挫裂伤;双侧颞部、左侧额顶急性硬膜下血肿、右侧颞部急性硬膜下血肿、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额颞顶部外伤性硬膜下积液、颅底骨折、左侧颧骨、左侧眼眶外侧壁骨折、右侧颞部多发骨折;双肺挫伤;外伤性双侧胸腔积液;全身多处软组织挫擦伤”，于2017年10月12日经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安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联华不负此事故责任,即王联华在本事故中受到的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故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此次事故属于工伤。二、富邦饰品公司主张王联华此次事故不符合“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原东莞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无事实依据。依据叶任周和邱基丽的《询问笔录》,可证实王联华的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事故发生前一天晚上,王联华没有住在公司宿舍,2017年10月8日7时许,王联华在前往公司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另,根据陈志国、雷大学的《询问笔录》,可证明公司在赶货时会安排星期天加班,而对于员工在外居住,公司实际上没有严格管理,安排了宿舍的员工也可以在外面居住。且其二人在《询问笔录》所陈述“我们是在上班时发现王联华没有到公司上班,后来听说发生交通事故”,亦可证明2017年10月8日当天没有放假。最后,根据李昌颖在《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在2017年10月8日上午6、7点的时间吧(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我看到王联华骑车离开出租房,当时我正好出门,一同在楼下取车的时候看到打招呼,当时我们都说去上班”,亦与邱基丽在《询问笔录》中关于“2017年10月8日7时许,王联华从涌××社区怡康街××号出租房骑电动车到单位上班”的陈述基本一致。故王联华在本事故中受到的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富邦饰品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东莞社保局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东莞市政府在二审期间坚持其原审答辩意见，未再提出新的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王联华的答辩意见与东莞社保局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4885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有效。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关于案涉事故发生时王联华是否居住在长安镇××怡康街××号出租屋的问题。王联华与案外人李昌颖在2016年10月28日签订《租房协议》，记载王联华租住在涌××社区怡康街××号住房，租期一年，李昌颖亦提供《居住证明》称王联华与其妻子共同居住在前述地址。富邦饰品公司的文员邱基丽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王联华在案涉事故发生的当月住在外面，不住在宿舍。房东李昌颖在《询问笔录》中也陈述在事发当天早上见到王联华骑车离开前述出租房去上班。案涉事故发生在《租房协议》约定的租期内，结合《居住证明》和以上证人证言，本院确认案涉事故发生时王联华未居住在富邦饰品公司，而是租住在长安镇××怡康街××号的出租房内。虽然富邦饰品公司主张其为王联华配备了宿舍，并提供了员工的证言称王联华一直居住在其配备的宿舍内，但富邦饰品公司提供其员工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度低于《租房协议》、《居住证明》及原东莞社保局制作的《询问笔录》的证明力度，本院对富邦饰品公司关于的王联华在案涉事故发生时居住在公司宿舍的主张不予采信。第二，关于案涉事故发生时即2017年10月8日早上7点左右王联华是否在前往富邦饰品公司上班的合理路线上的问题。富邦饰品公司主管叶任周在原东莞社保局向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述称在2017年10月8日7时许，王联华从外面返回公司上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而该公司文员邱基丽在《询问笔录》也陈述王联华在事发当天是正常上班，且王联华的工作都是主管按照货单安排的。另外，王联华的房东李昌颖在《询问笔录》中表示，在2017年10月8日上午6、7点的时候，虽然不记得具体时间，但看到王联华骑车离开出租屋，当时其正好也出门，一同下楼取车时还打招呼，当时双方都说是去上班。再结合富邦饰品公司早上上班时间为8点的事实和事故地点位于长安镇××怡康街××号出租房到富邦饰品公司的合理路线上，可以认定案涉事故发生时王联华是在前往富邦饰品公司上班途中。案涉事故发生在王联华前往富邦饰品公司上班途中，且经交警部门认定王联华对该事故不负责任，原东莞社保局依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规定，基于以上事实认定王联华所受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原东莞社保局存在未按期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程序轻微违法问题，东莞市政府在维持《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实体内容的同时，确认原东莞社保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富邦饰品公司诉请撤销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富邦饰品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韦艳芹审判员  张志强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建海书记员李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