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3刑终396号 原公诉机关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晓梅，女，197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黄鹏，广西铁痕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古诗，广西铁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瑞芬，女，197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李加辉，广西铁痕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训智，广西铁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芳，女，197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黎光连，广西春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爱民，男，197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陈立明，广西理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蔡晓华，女，197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住桂林市秀峰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任世聪，男，1974年7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临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红，女，196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临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梁某甲，男，197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住四川省沪州市纳溪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2月23日被临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2019年4月22日经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审理临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晓梅、黄瑞芬、李芳、刘爱民、蔡晓华、任世聪、吴红、梁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8）桂0312刑初18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晓梅、黄瑞芬、李芳、刘爱民、蔡晓华、任世聪、吴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蔡晓华、梁某甲、黄瑞芬、刘爱民、刘晓梅、李芳、任世聪、吴红自2012年起相继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以“移民经济”资本运作项目为名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规定，每个参加者必须至少交纳3,800元申购1份份额方能加入，交纳33,500元购买10份份额（第一份3,800元，第二份起每份3,300元，10份即3800＋3300×9＝33,500元）后可以发展下线，每人最多发展三名直接下线。该传销组织通过“五级三晋”制对团队进行管理，根据参加者及其下线人员申购的份额和发展情况不同，将参加者分为业务员（B级，1-2份）、业务组长（D级，3-9份）、业务主任（C级，10-64份）、业务经理（B级，65-599份）、高级业务员（A级老总，600份以上）五个级别，并规定相应晋升条件。高级业务员在传销活动中负责管理下线人员，上传下达，发放提成款或收取申购款等工作。 被告人蔡晓华于2012年6月左右经其姐蔡某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下线为梁某甲、梁某、何某2，2015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人民币290多万元。 被告人黄瑞芬于2012年12月经被告人蔡晓华、梁某甲共同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梁某甲，直接下线分别为黄某、刘爱民、谢某，2016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人民币490多万元。 被告人刘爱民于2013年1月经被告人黄瑞芬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黄瑞芬，直接下线为被告人刘晓梅，2017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170人。 被告人刘晓梅于2013年3月经被告人刘爱民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刘爱民，直接下线为李芳、陈某、张某，2017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270多人。 被告人李芳于2013年4月经被告人刘晓梅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刘晓梅，直接下线为刘某、任世聪、李某，2017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190多人。 被告人任世聪于2014年4月经被告人李芳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李芳，直接下线为吴红、朱某，2017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110多人。 被告人吴红于2015年6月经被告人李芳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任世聪，直接下线为裴某、邓某、杨某1，2017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100多人。 被告人梁某甲于2012年经被告人蔡晓华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蔡晓华，直接下线为何加容、黄瑞芬，2015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收取参与传销组织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人民币190多万元，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30人以上60人以下。 2017年12月22日下午，杨某2（另案处理）等人为祝贺吴某（另案处理）等人新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召集传销组织的部分人员在桂林市东安路古今楼饭店召开“新总会”，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当日17时许，公安人员在该“新总会”现场抓获被告人蔡晓华、梁某甲、黄瑞芬、刘爱民、刘晓梅、李芳、任世聪、吴红。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传销体系图、银行流水、短信和微信聊天记录、抓获经过、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何某1的证言，被告人刘晓梅、黄瑞芬、李芳、刘爱民、蔡晓华、任世聪、吴红、梁某甲等人的供述和辩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蔡晓华、黄瑞芬、刘爱民、刘晓梅、李芳、任世聪、吴红、梁某甲组织、领导以“移民经济”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八被告人均是传销体系中的高级业务员，下线层级均达三级以上，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数至少30人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蔡晓华、黄瑞芬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达250万元以上，被告人刘爱民、刘晓梅、李芳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任世聪、吴红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60人以上，120人以下；被告人梁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30人以上,60人以下，依法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被告人刘晓梅、刘爱民、吴红、李芳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故对其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蔡晓华、黄瑞芬、任世聪、梁某甲当庭自愿认罪，故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刘晓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二、被告人黄瑞芬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被告人李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四、被告人刘爱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五、被告人蔡晓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被告人任世聪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七、被告人吴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被告人梁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上诉人刘晓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根据银行流水，其组织、领导的实际下线人数只有50人左右；其自画体系图中有部分下线系其借用他人名义实则自己缴纳申购款的，该部分下线应从其发展下线的人数中予以扣减；原判对部分作为其上线的同案犯适用出局制，而对其未适用出局制，导致其下线人数反而高于其上线的下线人数。综上，原判认定其发展下线人数在270人以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不属于情节严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上诉人黄瑞芬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其参与收取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达490万元错误，该部分数额包含了与本案无关的其他经济往来数额，故其不属于情节严重；其在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但原判未予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上诉人李芳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据以认定其发展下线人数的主要证据是传销体系图，但该体系图中存在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没有下线人员的证言相佐证，二是有部分下线系李芳借用他人名义实则自己缴纳申购款的，三是有部分下线未实际缴纳申购款，故符合前述情形之一的下线均应从李芳发展的下线人数中扣除；李芳作为高级业务员只管理其三层以内的下线，三层以外的应与其无关；其没有参与收取传销活动人员申购款，只是帮代发工资，不是本案组织者、领导者，应当认定为从犯；李芳有坦白和当庭自愿认罪情节，应从轻处罚。综上，李芳发展的下线没有达到120人以上，原判认定其属于情节严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上诉人刘爱民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其发展下线人数在170人以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不符合逻辑；其在传销组织内没有起到任何组织、领导作用，应认定为从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对其减轻处罚。 上诉人蔡晓华提出，原判认定其收取传销人员申购款290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数字包含了梁某甲所收取的申购款，其实际收取的申购款在230万元左右，不属于情节严重，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任世聪提出，其不是本案组织者、领导者，反而是本案受害者，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上诉人吴红提出，原判据以认定其发展下线人数的主要证据是传销体系图，但该体系图不完全真实，其实际发展的下线只有20余人，且原判认定其所发展的下线人数反而高于其上线所发展的下线人数，不符合事实和逻辑；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书面阅卷意见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蔡晓华、黄瑞芬、刘爱民、刘晓梅、李芳、任世聪、吴红、原审被告人梁某甲自2012年起相继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以“移民经济”资本运作项目为名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规定，每个参加者必须至少交纳3,800元申购1份份额方能加入，交纳33,500元购买10份份额（第一份3,800元，第二份起每份3,300元，10份即3800＋3300×9＝33,500元）后可以发展下线，每人最多发展三名直接下线。该传销组织通过“五级三晋”制对团队进行管理，根据参加者及其下线人员申购的份额和发展情况不同，将参加者分为业务员（B级，1-2份）、业务组长（D级，3-9份）、业务主任（C级，10-64份）、业务经理（B级，65-599份）、高级业务员（A级老总，600份以上）五个级别，并规定相应晋升条件。高级业务员在传销活动中负责管理下线人员，上传下达，发放提成款或收取申购款等工作。 上诉人蔡晓华于2012年6月左右经其姐蔡某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下线为梁某甲、梁某、何某2，2015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30人以上，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人民币290多万元。 原审被告人梁某甲于2012年经被告人蔡晓华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蔡晓华，直接下线为何加容、黄瑞芬，2015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收取参与传销组织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人民币190多万元，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30人以上60人以下。 上诉人黄瑞芬于2012年12月经被告人蔡晓华、梁某甲共同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梁某甲，直接下线分别为黄某、刘爱民、谢某，2016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30人以上，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人民币490多万元。 上诉人刘爱民于2013年1月经被告人黄瑞芬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黄瑞芬，直接下线为刘晓梅，2017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170人。 上诉人刘晓梅于2013年3月经被告人刘爱民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刘爱民，直接下线为李芳、陈某、张某，2017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270多人。 上诉人李芳于2013年4月经被告人刘晓梅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刘晓梅，直接下线为刘某、任世聪、李某，2017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190多人。 上诉人任世聪于2014年4月经被告人李芳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李芳，直接下线为吴红、朱某，2017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110多人。 上诉人吴红于2015年6月经被告人李芳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上线为任世聪，直接下线为裴某、邓某、杨某1，2017年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至案发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累计达100多人。 2017年12月22日下午，杨某2（另案处理）等人为祝贺吴某（另案处理）等人新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召集传销组织的部分人员在桂林市东安路古今楼饭店召开“新总会”，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当日17时许，公安人员在该“新总会”现场抓获上诉人蔡晓华、黄瑞芬、刘爱民、刘晓梅、李芳、任世聪、吴红、原审被告人梁某甲。 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依照法律规定，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各上诉人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人数和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不正确的问题 经查，原判认定各上诉人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人数和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的证据有传销人员体系图、银行流水等书证，证人何某1等人的证言，各上诉人多次稳定的供述等，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且证据之间均能相互印证。特别是传销人员体系图系刘晓梅等上诉人在归案前所绘制，属于原始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原判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人数、层级数及传销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对相关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此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部分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本案中部分层级较高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所发展的下线人数少于层级较低的上诉人所发展的下线人数不正确的问题 经查，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传销人员从传销组织中脱离后，继续从该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故原判结合全案证据，并考虑出局制度，认定本案中部分层级较高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所发展的下线人数少于层级较低的上诉人所发展的下线人数并无不当，且上诉人刘晓梅可以适用出局制度的证据不足。故相关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上诉人李芳、刘爱民、任世聪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三人不属于本案组织者、领导者，应认定为从犯的问题 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李芳、刘爱民、任世聪在本案中承担了管理、协调等职责，依法应当认定三上诉人在本案中属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本案中，虽然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人数和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有别，但在传销活动中均起主要作用，不宜区分主从犯，都是主犯。故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其属于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晓梅、黄瑞芬、李芳、刘爱民、蔡晓华、任世聪、吴红、原审被告人梁某甲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的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传销活动，其中刘晓梅、黄瑞芬、李芳、刘爱民、蔡晓华属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原判根据各上诉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各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的认罪态度等情节，分别给予不同幅度的从轻处罚，量刑适当，二审期间，各上诉人再次以相同事由请求从轻量刑，本院不予准许。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书面阅卷意见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亮 审 判 员  廖一平 审 判 员  刘劲阳 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 法官助理  王 涌 书 记 员  莫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