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民终20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勇红，女，汉族，1973年10月2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阙清华、王樟梅，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阿娇，女，汉族，1977年12月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欢、黎永绿，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喜乐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东华大道中6号二楼。法定代表人：周庆国。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承景，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朱勇红因与被上诉人张阿娇及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喜乐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3民初2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阙清华、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欢、原审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承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勇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1303民初2087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阿娇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张阿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合同签订后，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变更合同条款，则显然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否则没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然构成违约；涉案合同已特别约定张阿娇自愿提前给出房款中的100万元整用于朱勇红赎楼，且张阿娇是否已提前支付该100万元关系到朱勇红的赎楼义务是否产生以及能否赎楼，但张阿娇却拒绝支付该100万元导致赎楼无法完成，因此张阿娇显然已构成根本违约，不但无权解除合同，而且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本案中，双方均主张对方违约，因此，当事人“约定”了什么内容、相关义务之间的先后顺序，有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是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如果在合同签订之后，当事人没有经过协商一致变更合同条款，那么该合同条款对当事人显然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即构成违约。涉案合同第十六条明确约定：“备注（备注条款内容与上述条款内容不一致的，以各注条款为准）……买方自愿配合卖方赎楼（提前给出房款中的壹佰万元整用于卖方赎楼）……”，即双方在签订合同之时，即已明确以张阿娇先支付100万元给朱勇红，朱勇红再以现金方式赎楼，无需以担保方式赎楼。对于“提前给出”问题，张阿娇在2017年4月20日晚上9：00发给被告的微信中已明确表示：“你好朱小姐！我们资金已经到位了！把你供楼卡号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拍照给我，中介跟你去赎楼前我们就转账100万给你。”（见证据二第3页）为此，朱勇红已于2017年4月20日晚上9：40将供楼卡号、身份证发给了张阿娇（见证据二第3页，张阿娇证据十第2页），并配合张阿娇办理了申请按揭贷款、资金监管等各项手续；张阿娇此后在银行监管的金额也是69万元（成交价229800-10万元定金-50万元按揭-1OO万元赎楼款），而非169万元。张阿娇当时没有监管该100万元，足以证明双方对于张阿娇应当提前支付100万元用于赎楼，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朱勇红尚未清偿的银行贷款约为100万元，在合同已明确约定张阿娇应当如果张阿娇没有按约定支付该100万元给朱勇红，则朱勇红显然没有义务提前偿还涉案房产剩余贷款（赎楼的第一步工作），更没有义务委托其他人代为办理有关手续。本案中，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朱勇红和张阿娇已经协商一致变更了涉案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然而，张阿娇却在朱勇红多次要求其提前支付100万元并自己办理赎楼（见张阿娇证据十二）的情况下，依然拒不支付该100万元，导致交易无法向前推进。因此，显然是张阿娇构咸根本违约，其无权解除合同，且无权要求返还10万元定金；张阿娇支付100万元用于赎楼的义务在前，且与赎楼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张阿娇没有履行支付100万元义务的情况下，朱勇红显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朱勇红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二、适用交易习惯的前提，是当事人对该交易习惯涉及的事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且交易习惯必须是真实存在的，而非虚构的；然而，本案中双方已明确约定张阿娇提前支付100万元用于赎楼，而且朱勇红明确表示自己赎楼，因此显然不存在办理“公证赎楼”手续的任何理由；涉案房产在深圳的银行机构办理抵押贷款手续，因此朱勇红提前偿还剩余贷款根本无需到惠州办理，张阿娇的有关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在双方有明确约定、中介已明确表示“公证赎楼”不是唯一途径的情况下，罔顾双方既有的明确约定，虚构了所谓的“交易习惯”，并进一步错误适用法律，导致判决结果完全错误。1、适用交易习惯确定当事人的义务，前提是当事人没有对某一事项进行约定；涉案合同已就赎楼方式、张阿娇支付100万元作了约定，根本不存在朱勇红必须办理“公证赎楼”的任何理由。《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咸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只有在合同对有关问题“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且“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适用交易习惯确定双方义务，即适用交易习惯确定各自义务的前提，是当事人对该交易习惯涉及的事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在双方对有关问题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适用“交易习惯”的可能。所谓“赎楼”，是指还清涉案房产剩余的贷款本金，并从银行拿出涉案房产证的原件（俗称“红本”），然后到登记机关注销抵押登记手续。而银行将房产证原件交还给卖方的前提，是涉案房产的剩余贷款已经全部还清，因此资金是否已到位才是赎楼的关键。事实上，根据二手房买卖的通常做法，就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存在两种方式：一是抵押人（卖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抵押银行（即现金赎楼），二是抵押人与担保公司签订协议委托其提供资金支付给抵押银行（即担保赎楼）。本案中，双方已约定张阿娇提前支付100万元给朱勇红用于赎楼，因此双方约定的是现金赎楼，并非担保赎楼，根本无需签订任何赎楼协议。既然如此，那么在朱勇红明确要求张阿娇支付100万元并表示自己赎楼的情况下，显然不存在必须朱勇红配合办理“公证赎楼手续”的任何理由；张阿娇以朱勇红没有到惠州办理公证赎楼手续为由主张朱勇红违约，显然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深圳或者惠州存在着“必须委托他人办理赎楼手续”或者“赎楼必须办理公证手续”的交易习惯，相反抵押人完全可以自行办理赎楼手续。所谓交易习惯，也必须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交易习惯，而不能是虚构的、不存在的所谓交易习惯。根据光大银行的办事程序（见附件）和深圳地区提前还贷流程，被告只需向银行申请提前还贷并付清款项即可，根本不需要签订所谓的“赎楼协议”，更不需要办理“赎楼协议公证”。事实上，根据生活常识亦可明白，赎楼所包括的提前还款、解除抵押事项，只要资金到位、抵押银行同意即可到银行和房产管理部门办理，而不可能必须第三人代为办理，也不可能必须办理相应的公证手续，因为法律不可能禁止当事人自行办理相关手续。尤其重要的是，是否存在必须办理“公证赎楼”手续这一“交易习惯”，以及有抵押银行、房产部门在本案涉及的交易中是否曾要求朱勇红必须办理“公证手续”，则是一项必须查明的事实，需要相应的证据证明，而非臆断的、靠虚构即可成立的事实。然而，张阿娇虽然在庭审时主张朱勇红没有前往惠州办理“赎楼协议”公证构成违约，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有任何部门有相应的文件、规定朱勇红必需办理所谓的“公正手续”；更何况，2018年1月23日，第三人已在《问话笔录》中明确表示：张阿娇主张的“公正手续”的内容是委托他人办理，“公正赎楼只是一种渠道……但是不是唯一的渠道”，即公证赎楼（委托其他人办理）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更不是合同约定的方式。此外，朱勇红与光大银行一直有联系，并早在2017年4月20日（签约之日）就与光大银行沟通过提前还贷的事情，之后还明确告知张阿娇“刚和银行联系了，随时都可以还，你们抓紧”（见证据二，第2页），张阿娇则随后表示将会提前支付100万元。因此，张阿娇主张被告没有“前往惠州”办理根本不存在的“赎楼协议”公证手续，明显是杜撰的理由，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在双方有明确约定、中介已明确表示“公证赎楼”不是唯一途径的情况下，虚构了所谓的“交易习惯”，并进一步错误适用法律，导致判决结果完全错误。贵院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张阿娇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一审判决不但虚构了所谓的“交易习惯”，而且对关键事实认定错误，并在事实认定中遗漏了重要事实。1、一审判决对关键事实认定事实错误。中介人员是在2017年7月13日开始“建议”朱勇红办理公证手续，但遭到了朱勇红的拒绝；此后，终结于2017年8月3日在微信中表示“买家的意思是找个担保公司去赎楼！”，但朱勇红没有同意，且一直要求张阿娇按约定提前支付100万元并自己去赎楼。因此，本案根本不存在中介人员“为了降低交易风险”而根据“交易习惯”通知办理赎楼公证手续的情况，一审判决第6页倒数两行有关事实认定完全错误，而且与中介人员在《问话笔录》中的陈述（即张阿娇是要求办理委托他人代办的手续，而非所谓的赎楼协议公证）不符；更为重要的是，中介人员无权变更涉案合同第十六条备注条款的约定。此外，一审判决第6页第二段认定张阿娇向第三人支付了5000元佣金服务费没有事实依据，张阿娇提供的该5000元收款收据没有原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一审判决遗漏了重要的事实。首先，涉案房产是在光大银行深圳圆岭支行办理按揭贷款（见证据三、证据六），不存在必须到惠州办理还款手续的问题，而张阿娇则以朱勇红不到惠州为由主张朱勇红违约，这一关键事实可以证明张阿娇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但一审判决遗漏了这一重要事实。其次，朱勇红已经明确主张光大银行提前还款无需办理公证手续，也不需要签订赎楼协议，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即证据二，《补充答辩意见》附件等），但一审判决却没有核实相关情况，反而违反《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并虚构了所谓的交易习惯，遗漏了重要事实，且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再次，张阿娇提交的证据十二中，中介人员明确说明“（朱勇红）并且要求买方直接将100万元转账给她本人去赎楼”，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朱勇红一直要求张阿娇严格按约定履行义务，且不同意办理委托他人代办有关事项的公证手续，即朱勇红一直在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但一审判决却遗漏了这一重要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并遗漏了重要事实，同时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明显违反《合同法》第六十条、六十一条规定，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张阿娇全部诉讼请求。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张阿娇在惠州地区房价下跌的情况下，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并查封了涉案房产，导致朱勇红无法出售涉案房产，导致了重大损失，张阿娇应当赔偿朱勇红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无权要求返还定金。被上诉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一、被上诉人称一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我方认为事实方面没有错误。被上诉人交付了十万元定金，向中介支付了佣金，申请银行贷款，且银行同意，办理了六十九万元的监管手续，备足一百万元用于赎楼，这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涉及被上诉人的事实方面，均与证据和事实完全一致，关于上诉人履行的事实方面，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拒绝办理赎楼，首先是以没有时间为由，予以拒绝，后面就对被上诉人及中介的催告通知完全不予以理会，这也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我们认为没有出现上诉人上诉状中所说的事实依据错误，关于法律认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主要是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八条，我方认为法律适用是完全证据的。张阿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二、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双倍返还购房定金人民币20万元；三、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4日，原告张阿娇（买方）与被告朱勇红（卖方）在第三人喜乐居公司的居间介绍下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2549），与本案有关的合同条款有：1、买卖双方通过经纪方出售及购入惠州市××区淡水桥背潘屋光耀城一期1-1801号房，建筑面积为227.72平方米，房地产证号为：字第××号；2、该物业产权现状为抵押状态（抵押权人系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被告（卖方）应于签署本合同之日起60日内还清贷款、办理解除抵押登记手续。3、该物业转让成交价为2298000元，买方（原告）签署本合同时交纳定金10万元，该笔款为本合同的第一部分楼款，卖方以定金名义签收上述款项后须将定金托管于经纪方处，经纪方查验该房地产产权清晰，无抵押或其他权利负担，卖方并将房地产原件托管于经纪方，经纪方根据过户流程进展再进行将定金转给卖方。剩余款项2198000元为第二部分楼款，第二部分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1）由买方申请银行按揭贷款50万元支付给卖方…买方需于2017年5月10前备齐银行按揭贷款所需资料并申请按揭，卖方须无条件配合买方提交申请按揭所需的法律文件，双方不得拖延，否则视为违约。（2）买方需于2017年5月10日前付清首付款（除已付支定金外）1698000元整，存入第三方监管（办出买方名下房地产证回执当日买方即时支付给卖方）。经买卖双方协商同意此首期款需签名过户当场之前给予卖方。（3）在银行出具贷款承诺之日（若卖方需要赎楼的，则在赎出房产证原件并注销抵押登记之日）起6日内，买卖双方到地税局申报税费…。4、如卖方在收取定金后不依本合同条款将该物业售予买方，则卖方须返还双倍定金予买方以弥补买方之损失，买方不可要求进一步追究责任或逼迫履行此合同。5、买方应在签订本合同时向经纪方支付佣金8000元整，签署本合同后，若本合同被取消、解除或未被实施履行，或买卖双方私下或通过其他经纪方成交该物业，均不影响经纪方收取上述佣金权利的实现。6、备注（备注条款内容与上述条款内容不一致的，以备注条款为准），双方在合同下备注为：…买方自愿配合卖方赎楼，（提前给出房款中的100万元整用于卖方赎楼）。合同签订当天，原告按照合同约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交付了10万元定金，向第三人支付涉案房产的服务佣金5000元，被告和第三人也向原告出具收到以上款项的收据。2017年5月3日，原告到邮政储蓄银行惠州彩虹城支行办理了申请按揭贷款手续，被告亦予以了配合。2017年5月4日，原告依约将首付款690000元存入第三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彩虹城支行办理止付作为监管，并为办理涉案房产解除抵押手续备足100万元赎楼款。第三人为了降低交易的风险，按照二手房买卖一般的交易习惯，就赎楼事宜通知双方签订赎楼协议书并对赎楼协议书进行公证，此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签订赎楼协议书并进行赎楼公证以便更快的完成赎楼手续，被告以原告未提前将100万元赎楼款打入其银行账户为由拒绝办理赎楼手续，经原告与第三人的代理人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催促均未果，原告遂向原审法院起诉。本案在庭审中，原告坚决要求解除涉案合同，被告则表示可以继续履行合同，双方经原审法院调解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再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原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1303民初29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朱勇红名下位于惠州市××区淡水桥背潘屋光耀城一期1-18幢01号房（权证号：11××11），查封价值以20万元为限。财产保全费用为152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予确认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解除涉案合同的问题；（二）如果解除合同，违约责任如何承担问题。（一）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解除涉案合同的问题。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定金10万元及按照合同约定备足首期款并将赎楼款存入银行作为监管，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解除涉案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亦经原告多次催告后仍怠于履行，构成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故对于原告该项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其合同签订后一直有配合原告办理各项手续，因原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前给付100万元给卖方（即被告）用于赎楼，构成违约，且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要公证赎楼，该违约责任应属原告，其行使的是先履行抗辩权。针对被告的辩解分析如下：1、从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内容及第三人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合同签订后被告虽有配合原告办理了申办按揭贷款、资金监管等手续义务，但却没有履行合同中最重要的义务即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抵押（即赎楼），且经原告和第三人多次催促后仍不履行，因此，合同未能继续履行的责任主体在于被告。2、至于先履行抗辩权问题，双方在合同备注条款中确属约定买方需提前支付100万元给卖方用于赎楼，但因涉案房屋存在抵押，第三人为了降低双方交易风险，在昵称为“光耀1801交易”的微信群中说明了赎楼的流程即“赎楼主要1、签订赎楼协议书；2、然后把赎楼款转给朱姐…剩下的就银行扣款，然后朱姐直接取证去注销抵押”，被告对此并未表示异议，且依据二手房买卖一般的交易习惯也应当要签订赎楼协议书来降低买卖双方的风险，原告已依约备足赎楼款用于赎楼，被告经原告及第三人多次催促后仍未与原告签订赎楼协议书，导致赎楼后期工作无法完成，从而致使涉案房屋无法办理解除抵押手续。被告怠于行使合同义务导致原告无法如期实现购买涉案房产的目的。3、至于公证赎楼问题，二手房买卖交易手续繁琐且风险较大，依据一般的交易习惯需要进行赎楼公证来降低双方的交易风险，双方在合同中虽未约定需要公证赎楼，但第三人在微信聊天中说明了二手房买卖的交易习惯一般都需要公证赎楼，其目的是保证双方的交易安全，另外，公证赎楼是完成赎楼义务的方式和内容之一，而非全部内容，最终完成赎楼才是卖方最重要的义务，被告一直怠于履行赎楼义务，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故对于被告的辩解，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作为合同的守约方有权行使合同法赋予的法定解除权，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二）违约责任承担问题。合同解除后，原告诉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双倍返还定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及之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之规定，被告应当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因此，原告该项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喜乐居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张阿娇与被告朱勇红及第三人惠州市喜乐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2549）；（二）被告朱勇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阿娇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300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5820元，由被告朱勇红承担（原告张阿娇已预交582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内容为：被上诉人意图变更合同约定的现金赎楼方式，但朱勇红没有同意，从这也看出朱勇红与中介一直是有联系的，并不存在拒绝联系或者没有办法联系的情况。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明内容有异议，从这个上诉人与中介的聊天可以认定：一、中介自7.6-8.13一直催促卖方办理赎楼事宜；二、中介方在聊天中明确向卖方陈述了赎楼的程序；三、卖方在聊天记录中对于中介提出的赎楼程序要求没有否定也没有实际按照中介的要求履行的意思表示，我方认为能够证明卖方拒绝履行办理赎楼手续。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被上诉人于一审提交的证据二，惠州众望光耀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14日出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朱勇红购买涉案房屋共计支付1601503元；《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惠阳（2009）0003984]第六条载明，买受人（上诉人）按下列第3种方式付款…买受人于2009年10月14日之前付清不低于总房款30%的首付款计人民币481503元，余额计人民币112万元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另查二，上诉人于二审期间提供的其与中介2017年7月6上午的聊天记录载明，中介询问上诉人赎楼大概还需要多少钱，上诉人明确告知需要90多万。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上诉人的诉请，本院析理如下：关于是否应当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2549）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三方当事人在《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十六条中约定：“备注（备注条款内容与上述条款内容不一致的，以备注条款为准）并手书备注条款…2.买方自愿配合卖方赎楼（提前给出房款中的100万元整用于卖方赎楼），经纪方仅负责代办过户，不承担其中任何风险。”本案，首先，上诉人于2009年10月14日通过按揭贷款112万购房，上诉人亦提供了其按时清偿按揭贷款的银行流水信息，结合上诉人在微信聊天时已告知中介赎楼款为九十多万，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截止2017年4月2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时，在大约100万元范围内上诉人可以完成赎楼并解除抵押登记手续的义务。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公证赎楼系由第三方为降低交易风险对交易双方当事人提出的建议，而非交易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上诉人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公证赎楼，据此，被上诉人应按合同的约定，向上诉人给付房款中的100万元用于上诉人赎楼。再次，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均可证明，被上诉人单方提出变更《房地产买卖合同》中关于“买方自愿配合卖方赎楼（提前给出房款中的100万元整用于卖方赎楼）”的约定，但未有证据佐证上诉人同意变更上述约定，据此，被上诉人仍应按合同的约定，向上诉人给付房款中的100万元用于上诉人赎楼。最后，《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十六条关于100万元给付时间、款项用途约定明确，未有歧义，据此，被上诉人应按合同约定，提前给出房款中的100万元，用于上诉人赎楼。截止二审庭审结束，未有证据佐证被上诉人在赎楼前已向上诉人给付房款中的100万元用于上诉人赎楼。综上，被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中存在违约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未有其他证据佐证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故此，被上诉人单方诉请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并诉请上诉人双倍返还定金人民币20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理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惠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3民初29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张阿娇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费4300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5820元，由被上诉人张阿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上诉人张阿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文审判员  刘天贞审判员  张佳誉二〇一九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吕逸榛书记员彭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