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11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金安，男，196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河南省辉县市人，现住河南省辉县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军峰，男，197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沁水县人，现住沁水县。上诉人赵金安因与被上诉人于军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沁水县人民法院（2019）晋0521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赵金安、被上诉人于军峰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金安的上诉请求：撤销沁水县人民法院（2019）晋0521民初346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剩余借款133420元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交付的已收货款219420元而未将8万元货款从中扣除是错误的；2.上诉人已归还被上诉人6000元，也应在所欠数额中予以扣除，即219420-80000-6000=133420。被上诉人于军峰辩称：1.一审认定上诉人已收货款21942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上诉人所称的8万元与上述219420元货款并无关联，不应予以扣除；3.上诉人所称已归还被上诉人6000元，更是与本案无关。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于军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219420元及利息（自2017年9月4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经营加工包装袋制品。2017年期间，被告帮助原告销售包装袋，并代收货款。原、被告于2017年9月4日结算，被告未交付原告的已收货款为219420元，经双方协商一致，由被告借用该资金，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支，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另查明，被告帮助原告销售过程中向案外人国红菊销售包装袋，由国红菊直接支付被告货款。2017年9月7日，被告给国红菊出具便函一支，委托国红菊将未付货款8万元直接交付原告。后国红菊支付原告部分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协商一致，被告借用原告资金，并向原告出具借据，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有效。现原告主张被告偿还被告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自借款之日（2017年9月4日）起至还款完毕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虽无证据证明约定利率的事实，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被告应当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0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原告利息。被告关于委托案外人国红菊向原告支付8万元货款，应当在借款中扣除的辩解意见，该款项发生在被告给原告销货过程中，系国红菊未支付货款，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货物系其所有，与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欠条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赵金安于本判决生效之后立即偿还原告于军峰借款本金219420元及利息（自2019年3月20日起至本院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于军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91元，减半收取计2295.5元，由被告负担。二审争议焦点为：1.案外人国红菊的8万余元货款是不是欠赵金安的货款；2.上诉人赵金安所称归还被上诉人于军峰6000元是否应从219420元欠款中扣除。针对第一个焦点，上诉人赵金安新提供以下证据：1.国红菊2019年7月11日给上诉人出具的证明的手机拍照，内容是8万元货款是从河南厂家发的货（赵金安在河南辉县开办了一个与被上诉人于军峰相同业务的厂）；2.司机闫明利2019年7月1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其于2017年7、8、9月从河南辉县厂家发到山西清徐四趟货，收货人国红菊；3.上诉人自己账本上记载的从河南厂家发给国红菊的货物数量；4.国红菊发的微信截图两张，证明国红菊收到的货物数量以及欠上诉人货款8万余元。被上诉人质证称，1.国红菊出具的证明上记载的只是河南厂家，无法证明是赵金安的货；2.司机证明上没有手印，对其真实性有异议；3.对赵金安账本上的内容不清楚；4.国红菊6月份的收货记载，赵金安6月份连厂子都没有建立，怎能产生货物；5.国红菊发的7、8、9月份的货款这张微信截图，也发给过自己同样的图片，证明8万余元是国红菊欠被上诉人的货款。被上诉人新提供一张国红菊发给其的微信截图，证明8万余元是国红菊欠其的货款。上诉人质证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恰恰能证明8万余元货款就是其的货款，微信记录上的供货数量和其记账本上的记账相对应；7月份以前其没有给国红菊供过货，被上诉人给国红菊发的货其不清楚。本院对以上证据认定如下：国红菊给上诉人出具的证明中只是说8万余元的货是从河南厂家发的，并未明确指出是从上诉人处发给国红菊的；司机出具的证明也只是说从辉县市发给国红菊四趟货，也未明确指出是从上诉人处发给国红菊货物，且以上两名证人均未到庭作证，因此以上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8万余元对应的货物就是从上诉人处发给国红菊的；上诉人自己账本上的内容显示不出与8万余元货物有什么关联；国红菊给上诉人发的两张微信截图上只有一些数字计算，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且被上诉人也有其中的一张截图，故该两张截图无法证明8万余元是国红菊欠上诉人的货款。同时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截图也无法明确显示国红菊欠被上诉人8万余元。针对第二个焦点，上诉人新提供两份证据：2018年8月21日转给于军峰10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2019年2月1日转给于军峰500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欲证明上诉人归还过被上诉人6000元。被上诉人质证称，确实收到过这6000元，但这个钱是案外人刘吉林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是由上诉人代销货物时收回的货款，因为双方打借条时，上诉人说这个钱没有收回来，就没有打在条上，打条后才知道上诉人已经把这个钱收回来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双方结算打219420元借条的时间为2017年9月4号，而上诉人写便函要求国红菊将8万元付给于军峰的时间是2017年9月7号，仅仅相隔3天时间，如果按照上诉人所说，此8万元货款是上诉人的货款，那么上诉人在写完便函后，理应要求被上诉人在219420元的借款中将这8万元减去、重新打条，而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重新结算和打条，这显然不合常理；同时一审法院庭审时，法官当庭向国红菊电话询问，国红菊在电话中称其所购货物均是和上诉人联系，货物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的，货款均支付给上诉人，其根据上诉人出具的便函将货款中8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但未全部支付完毕，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国红菊的陈述均无异议。另外，上诉人在与他人合伙开办企业时，其作为合伙企业的销售人员，在将销售款收回却未归还厂家即于军峰的情况下，自己又另行开办公司，经营与合伙企业相同的业务，明显属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抢占客户资源，由此导致出现本案纠纷，上诉人对此存在较大过错。故对于8万元货款属于谁的货物问题上，因赵金安提供不了确切证据证明是自己的货物，本院采用优势证据，认定该货物为于军峰的货物。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上诉所提6000元应从欠条中扣除的问题，属于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如上诉人确有证据证明，可另行主张。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1950元，由上诉人赵金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毕 东审 判 员 王天明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晓健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