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吉0202民初1115号原告：吴丽红，女，197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市，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颖，吉林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市分公司，住所地吉林市松江东路2号。负责人：常雨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园，该公司综合办公室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吉林丁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住所地吉林市吉林大街75号。负责人：刘向阳，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雯雯，吉林上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洁，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丽红与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吉林市分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吉林市分行）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丽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颖、被告邮政吉林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园、张强、被告邮储吉林市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雯雯、周玉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丽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邮政吉林市分公司、邮储吉林市分行共同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赔偿吴丽红存款本金损失30万元及从2016年2月25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逾期罚息标准计算;邮政吉林市分公司、邮储吉林市分行共同负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6年2月25日，邮政吉林市分公司员工范延涛为完成其所在单位的揽储业务，以两被告的名义向吴丽红吸收储蓄存款计30万元，在邮政吉林市分公司的办公楼内向吴丽红出具了盖有该分公司公章的收据。在邮储吉林市分行所属的延安街营业所办理了储蓄账户，该营业所给吴丽红出具了储蓄存折。吴丽红按照范延涛的要求于同日给其转账30万元。约定的存款期限届满后，吴丽红多次找范延涛索要存款本息未果。在范延涛的刑事案件立案后才听说，范延涛吸收的储蓄款项没有存到单位账户而被其个人私自占用，现范延涛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吴丽红及有关众多存款人多次向两被告主张权利，均以范延涛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而拒绝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吴丽红认为范延涛本人确实是为了完成邮政吉林市分公司内部的储蓄任务而以其的名义吸收储蓄存款，收取吴丽红的储蓄存款后给吴丽红的收据上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至于范延涛收到款项后通过何种手段将款项私自占有不影响两被告依法承担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故诉至法院。邮政吉林市分公司辩称，一、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法律依据错误。原告要求两名被告共同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但两名被告各自应如何承担责任并不明确。原告主张被告按照《侵权责任法》34条的规定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不应得到法庭支持。首先，《侵权责任法》34条是对承担民事责任的特殊主体的规定。即除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以外，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从归责原则看，“用人单位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而本案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刑事部分审结后、基于法律事实牵连的主体是否承担责任的案件，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两者完全不同。其次，范延涛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但其侵权行为已经触犯刑律，超出了民事法律关于“用人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调整范围。再次，“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侵权人并不对被侵权人承担责任，而是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而本案，船营法院的刑事判决除判处范延涛刑罚外，还判决向范延涛追缴脏款返还给原告，足见范延涛已经承担了民事责任，如再判决“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与生效判决冲突。二、邮政公司并无过错，与原告损失之间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邮政公司与邮储银行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是经银监督会批准成立的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而邮政公司是从事邮政业务的邮政企业，不是金融机构，不能从事金融业务。按照中国银监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部分邮政企业营业机构经过银监部门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成为邮储银行代理营业机构，在邮储银行委托业务的范围内、以邮储银行的名义开展业务。范延涛是邮政公司下属营业平台总部员工，不是邮储银行员工，也不是邮储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的从业人员，不能从事相关银行业务。邮政公司从未授权范延涛办理储蓄存款业务，其以揽储名义实施的诈骗行为不是执行单位工作任务，其所谓“以所在银行名义高息揽储”不过是其恶意实施诈骗犯罪的手段而已。原告忽视自己的审慎义务、轻信范延涛的谎言而被骗与邮政公司无关，邮政公司在人员管理上并无过错。发票是生产流通、服务消费领域经营主体收款的凭证，与国家税收有关，不能作为“储蓄存款”凭证，这是基本常识。涉案发票从形式上看，是手写在空白机打发票上的收条；从内容上看，是范延涛以自己的名义收取款项并约定了利息标准等内容。该收条的收款人明确写明是范延涛本人而非邮政公司，也不是邮储银行。并且该发票为机打发票，票面明确注明“手开无效”。原告轻信存在重大疑点发票导致被骗，本身存在的疏忽及过失是导致被骗及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范延涛是邮政公司营业平台总部的业务员，负责的业务之一就是领取发票，向各支局、网点分发及回收发票。邮政公司让范延涛经管发票本身并无过错。况且，该发票的记账联邮政公司已经收回，付款方记载为“吉林市公安局”，范延涛采取发票联与记账联不一致的方式开具发票，邮政公司也是无法甄别、查验的。故，范延涛恶意使用其正常负责经管的发票进行犯罪活动是邮政公司无法防范的，由此认为邮政公司存在管理过错是不合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邮政公司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告的存折是原告提供证件办理的。邮储银行及营业所办理存折本身并无过错，但对范延涛在零元开户的存折上“作假”行为却无法进行防范。如果由此认为邮政银行存在过错是超过合理限度的。由此可见，邮政公司及邮储银行对于范延涛诈骗犯罪导致原告被骗并无明显过错，与原告被骗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忽视自己审慎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合理信赖，邮政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金融机构与邮政企业是不同的主体，应该懂得存款应该向金融机构而不是向金融机构以外的个人交付的常理，应该看清机打发票“手开无效”的警示，应该明白发票不是储蓄存款凭证、在机打的发票上手写的与发票使用功能不符的文字内容没有法律效力的道理。原告有多种、简单、方便的渠道去获知真实信息，以防止被骗。但原告忽视自己的审慎义务，没有采取应有的、合理的方式去核实、获知真实信息，反而轻信范延涛的谎言，违反基本常识向犯罪分子范延涛的个人账户内汇款而导致受骗，原告是有重大过失的。由于原告忽视自己审慎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的合理信赖责任原则”，要求邮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四、原告的损失应通过追缴程序获得救济。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主文第二项：追缴被告人范延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28万元，…返还被害人吴丽红人民币30万元。虽然该案本次执行终结，但不等于权利消灭。如果掌握范延涛财产线索，该案可以立即恢复执行，原告的权益有救济途径。邮储吉林市分行辩称，一、答辩人与邮储集团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主体，刑事案件被告范延涛不是答辩人员工，与答辩人不存在劳动、劳务、雇佣等任何法律关系，答辩人既未向其出具空白合同、介绍信、授权书等文件，亦未对其作出任何委托或指示，没有任何表象足以使被答辩人合理相信范延涛有权代表答辩人，因此答辩人不构成用人单位侵权。二、被答辩人的损失已由刑事案件判决，应向刑事案件被告追缴并返还给被答辩人，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吉0204刑初311号）、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8吉02刑终21号）已判令追缴刑事案件被告范延涛犯罪所得并向被答辩人返还30万元。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等相关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应在刑事诉讼中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答辩人的损失系刑事案件被告范延涛非法占有，在刑事判决中已经判令其返还，不应再另行通过民事案件处理。三、被答辩人的损失并非答辩人造成，答辩人就此没有过错，无论从违约或侵权角度，答辩人均不承担责任。从合同角度，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建立储蓄合同关系，但答辩人开立出的存折系真实反映了实际存款金额为0元，并非30万元。在储蓄合同关系中，答辩人不存在缔约或违约过错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从侵权角度，被答辩人将30万元款项直接交付给刑事案件被告范延涛，并未交付给答辩人，答辩人开具的存折金额为0元，范延涛自行伪造了30万元存款金额。因此，答辩人对被答辩人并未造成实际损害。被答辩人的损失与答辩人不存在因果关系，答辩人亦不存在过错，因此不应承担责任。四、范延涛向被答辩人提供的存折、发票等材料存在多处漏洞，被答辩人未做任何审查就轻易相信，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其损失不应由答辩人承担，应通过执行刑事案件判决，向范延涛追缴。根据刑事案件判决书，被答辩人陈述其自愿将30万元存入范延涛个人账户中，后范延涛伪造了存折，在存折上存款金额为0元的下行增加了存入30万元字样，并给被答辩人开具了发票。按照储蓄合同交易习惯和一般常识，银行从来不会为储户开具发票，况且发票正常应为收款单位打印盖章的，不会是手写的。本案中，存折是邮储银行的，刑事案件判决中被答辩人自述当时就发现存入30万元一行字迹明显模糊；发票却是邮政集团开具的，上面字迹为范延涛手写的，范延涛的种种行为既不符合储蓄业务的惯例，也明显不合常理。被答辩人轻易相信范延涛，将存款存入其个人账户，对存折、发票等资料却不做任何审查，本身存在过错，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综上，被答辩人的损失系范延涛犯罪行为导致的，系被范延涛非法占有，不应要求答辩人赔偿，应通过执行刑事案件判决追缴返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范延涛系邮政吉林市分公司员工，工作职责包括管理邮政公司发票专用章（3）和发票等。范延涛谎称其所在单位有高息揽储业务。吴丽红于2016年2月25日向范延涛账户转账30万元。范延涛给吴丽红出具机打发票（号码00707381）发票联，该发票手写载明“收到吴丽红存款叁拾万元整，存期为2016年2月25日至2017年2月25年，存期为一年，利率为12%，共计叁拾叁万陆仟元整；2016年2月25日；范延涛”。该发票右下角印有“手开无效”。范延涛交回邮政吉林市分公司的对应发票的记账联载明“付款方吉林市公安局经营项目邮费单位件数量1单价24.00金额24.00……”。吴丽红向范延涛提供身份信息，范延涛以代理人的身份于2016年3月4日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延安街营业所为吴丽红办理了存折，现金开户“0.00”。后范延涛在该折上自行打印了“20160307现金开户300000.00201112000679”。到期后，范延涛未还本付息。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判决范延涛犯集资诈骗罪并返还被害人吴丽红30万元。范延涛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9日作出（2108）吉02刑终21号刑事裁定，认为“上诉人范延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息为诱饵，谎称其所在单位有高息揽储业务，以向被害人出具发票、带有虚假数额的存折、许诺还本付息等手段，以委托理财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反还，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其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予以处罚。”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吴丽红提供的税务局发票、绿卡通交易明细、个人账户申请书、储蓄存折、（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邮政吉林市分公司提供的邮储吉林市分行的营业执照、中国银监会（银监发（2015）49号）《关于印发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代理营业机构县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范延涛的员工信息表、发票专用章领取登记簿、国税发票收发登记台账、（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2018）吉02刑终21号刑事裁定书，邮储吉林市分行提供的（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2018）吉02刑终21号刑事裁定书，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吴丽红提供的《吉林市邮政分公司营销积分统计表》及《吉林市邮政分公司2017年7月份职工积分统计表》系打印件，对上述证据材料的来源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邮储银行营业所公示信息，因其系复印件，且未显示出来源，邮政吉林市分公司、邮储吉林市分行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故本院不予采信。邮政公司吉林市分公司提供的网络税控开票系统截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范延涛系邮政吉林市分公司工作人员，而非邮储吉林市分行的工作人员，而邮政吉林市分公司与邮储吉林市分行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范延涛系以高息为诱饵，谎称其所在单位有高息揽储业务，向被害人吴丽红等人出具发票、带有虚假数额的存款、许诺还本付息等手段，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上述内容已被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故范延涛并未利用其执行工作的便利条件，因此，吴丽红要求邮政吉林市分公司承担用人单位责任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邮储吉林市分行并非范延涛的工作单位，故吴丽红要求邮储吉林市分行承担用人单位责任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判决驳回吴丽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97元，由吴丽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淑萍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赵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