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终11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2，男，196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委托代理人李逸芬，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1，男，200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法定代理人胡某2，系胡某1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胜利街29号。法定代表人张少华，县长。委托代理人吴金荣，常山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子仙，浙江三衢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某2、胡某1因与常山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常山县政府）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不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8行初10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胡某2系常山县金川街道胡家淤村（原天马镇、湖东乡上圩村）第十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4年6月1日，常山县湖东乡上圩村经济联合社作为发包方，与胡某2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将九块农地共4.104亩土地发包给胡某2户，承包期限30年。2004年6月30日，常山县政府颁发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发包方：天马镇上圩村，承包方代表：胡某2，承包期限：1994年至2024年，承包方式：家庭经营，承包土地用途：农业，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胡）坤华、胡柳柳、胡某1。承包地总面积：2.50亩，承包地块总数：5块。第012628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发包方：天马镇上圩村，承包方代表：胡开泉，承包期限：1994年至2024年，承包方式：家庭经营，承包土地用途：农业，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胡开全。承包地总面积：0.73亩，承包地块总数：2块。胡某2户现有人口4人，分别是胡某2、胡某2母亲徐细凤、胡某2儿子胡某1、胡某2前妻胡土妹。徐细凤名下承包地登记在胡某2嫂子金爱莲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胡某2认为常山县政府颁发前述两本证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常山县政府颁发的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判令常山县政府依据1994年6月1日胡某2与常山县湖东乡上圩村经济联合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确定的亩数及地块，为胡某2户重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常山县政府承担。庭审中，胡某2、胡某1陈述，对观查弄0.45亩承包地被征收的事实无异议，对观查弄0.491亩承包地未在证上登记有异议。另认定，在常山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金爱莲诉被告胡某2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案号（2009）衢常民初字第343号]庭审中，金爱莲对胡某2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胡某2父亲自己有承包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水坑有两块土地共0.781亩土地。胡某2回应称，其父亲是有这两块土地，是村里没有经过其同意划给其父亲的。胡某2在该案中将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胡某2父亲胡开泉曾用名胡开全，于2015年7月13日因死亡被注销户口。原审法院认为，胡某2、胡某1认为常山县政府颁发的两本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诉请撤销重颁，胡某2、胡某1系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权利人，胡某2也是胡开泉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继承人，故胡某2、胡某1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原告诉讼主体适格。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常山县政府颁发，常山县政府的被告主体资格亦适格。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胡某2、胡某1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在胡某2与金爱莲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中，胡某2已经持有其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知道水坑的两块承包地登记在其父亲名下。从该时起到本案起诉，已经明显超过法定一年的起诉期限。胡某2对该民事案件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无充分理由或者提交反证推翻该笔录的真实性。其主张2017年才拿到涉案两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事实明显相悖。考虑到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于2004年颁发，早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施行时间，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亦超过了两年的起诉期限。另外，为实质性化解本案行政争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协调，基于胡开泉已去世，建议常山县政府就胡开泉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照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就观查弄的承包地征收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但常山县政府未完成上述协调方案。因该问题系案件实体争议，对此该院不作评判。综上，胡某2、胡某1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胡某2、胡某1的起诉。胡某2、胡某1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只提供了第一组证据,包括湖东乡上圩村土地承包清册(1994年)、205国道改线征地费清单、常山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到户汇总、发放清册，及第二组证据法律依据，包括中共中央[1993]11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常委办[2004]29号文件和常政办发[2004]70号文件。上诉人并未收到被上诉人的第三组证据，即常山县人民法院(2009)衢常民初字第96号、(2009)衢常民初字第343号案件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等案卷材料。该第三组证据，上诉人只在开庭审理时，当庭阅览，即行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二、一审法院称，上诉人在(2009)衢常民初字第343号民事案件中，将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与事实不符。在(2009)衢常民初字第343号民事案件中，上诉人并未向法院提交过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9)衢常民初字第343号民事判决书中并未提及上诉人向法院提供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该案的原告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过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以，一审法院在本案行政裁定书称“胡某2在该案中将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与事实不符，与常理相悖。一审法院以此为据，以证明上诉人的起诉已过期限，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且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2004年未领到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直到2018年8月24日到常山县档案馆查询，才确认自己户承包地被违法调整、常山县政府已登记颁证的事实，故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裁定，发回重审。常山县政府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起诉结论正确。2009年9月3日，上诉人胡某2在金爱莲与其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即(2009)衢常民初字第343号的庭审笔录末页亲笔书写“今天要求法庭《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两本返还给我自己保管”一段话，并签字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至少应在2009年9月知道案涉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情况完全正确。无论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还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抑或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一审起诉均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一审起诉不仅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也已经超过最长起诉期限。案涉承包经营权证系2004年6月30日颁发，即行政行为作出之日为2004年6月30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在2018年12月才提起撤销之诉，显然已经超过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诉请撤销一审裁定并发回重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常山县人民法院(2009)衢常民初字第343号案件卷宗材料，其仅在开庭审理时当庭阅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视为行政行为没有相应证据。又认为，上诉人并没有提供(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上诉人认为，行政机关在举证期限内未举证或逾期举证导致的后果是行政行为视为没有证据，行政行为将被撤销或确认违法，这显然是实体审理的结果，而关于上诉人的一审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对上诉人一审起诉至法院而法院是否应当受理进行审查，这显然不是案件的实体审查，还未涉及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与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补充证据。因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承认，故被上诉人在庭前补充证据并无不当。而上诉人一审起诉实际已超过最长起诉期限，本不用被上诉人再提供关于起诉期限超过的证据，故被上诉人补充证据对法院的审查与裁定无实质影响，一审法院根据补充证据进一步确定超过起诉期限并作出裁定并无不当，依法不应撤销。关于上诉人是否将(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证据提供，被上诉人认为，根据2009年9月3日庭审笔录末页上诉人胡某2书写的“今天要求法庭《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两本返还给我自己保管。胡某22009年9月3日”该段话可明确上诉人胡某2自2009年9月3日已经实际持有案涉两本经营权证，而其是否将其作为证据提供不影响对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认定。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讼争关键系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诉请撤销常山县政府颁发的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及（2004）第012628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要求重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常山县政府颁证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根据查明的事实，在胡某2与金爱莲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2009）衢常民初字第343号案件庭审中，胡某2已明确表示其父亲有水坑的两块土地，是村里没有经过其同意划给其父亲的，这说明在该案诉讼过程中胡某2即已知道常山县政府为胡开泉颁发的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相关内容。此外，结合胡某2在（2009）衢常民初字第343号案件第二次庭审笔录结尾处书写的“今天要求法庭《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两本返还给我自己保管。胡某22009.9.3日”，一审认定胡某2在该案中将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该认定与事实不符，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据此，胡某2至迟于2009年9月3日起知道常山县政府向其户颁发的常山农地承包权（2004）第012628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内容。因此胡某2应当从知道之日起2年内就被诉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其于2018年才提起本案诉讼，显已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存在，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因案件的起诉期限、当事人的资格等问题属于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程序性事项，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也应依法主动进行审查，更何况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庭审中提出了上诉人的起诉期限问题，并补充提供了证据，一审法院依法进行审查，于法有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逾期提供证据应视为没有证据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沈 妙审判员 董 东审判员 王富新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吕圣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