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民终8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廊坊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京开路西公主府乡级路南。法定代表人：陈同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郎荣学，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武刚，北京中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固安金源智能饲养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东红寺村南。法定代表人：马庆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武刚，北京中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固安空港航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京开路西公主府乡级公路南。法定代表人：陈同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武刚，北京中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俊民，男，1970年1月9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迁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江，河北弘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峰，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计滔，男，1967年6月16日生，汉族，现住迁安市锦绣家园东迁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杰，河北弘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河北宝利汇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迁安市沙河驿镇李店子村。法定代表人：赵文宝，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伟，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增彬，河北品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波，男，1969年5月27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迁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宝松，河北康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双，河北康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利民，男，197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迁安市。上诉人廊坊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固安金源智能饲养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公司）、固安空港航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公司）、李俊民、刘计滔、河北宝利汇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汇丰公司）与被上诉人王立波、原审被告王利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民初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保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郎荣学、魏武刚，上诉人金源公司、空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武刚，上诉人李俊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江、高晓峰，上诉人刘计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杰，上诉人宝利汇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伟、裴增彬，被上诉人王立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宝松、王金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利民经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驳回王立波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并对原审判决第一项利息部分予以改判。2、上诉费由王立波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王立波提交的《债权转移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如丙方未能在一年半时间内，寻找到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丙方、丁方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向乙方支付利息”。事实是，在一年半时间内，保利公司找到了合作人空港公司。王立波在2016年3月16日《会议决议》签字，也可以证明其知道并认可在一年半时间内找到了合作人。《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时间虽是2016年6月15日，但在此之前已经“寻找到合作人”并进行了多次谈判，如此复杂的合同肯定是找到合作对象后经过长期谈判才能签订的。原审判决认为，在一年半时间内仅仅“寻找到合作人”但没有偿还债务，还是不能免息，这是对合同原文的曲解，加重了保利公司责任。此外，退一步讲，《债权转移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应视为在2014年12月3日至其后的一年半时间内，未约定还款利息。在类案（2018）冀02民终8823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认定“故金源公司、保利公司应自2016年6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张席伟支付利息”，而不是自2014年12月3日起计息，该生效判决对2016年6月4日之前的利息没有支持。同一法院、同一合议庭对同类案件却判决不同，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因此，王立波要求支付利息的主张，条件不成就，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当庭补充上诉理由：一，王利波判决支持利息是从2014年12月3日起到实际给付之日止，同样唐山中院判决相同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另案（2018）冀02民终8823号中就没有支持2016年6月3日之前的利息，且（2018）冀02民终8823号判决是先于本案作出的，明显违反即判力原则。二，在迁安市人民法院案号（2018）冀0283民初712号判决中也有类似的债权转移协议，此判决在本案认为部分载明：“应视为在2014年12月3日自其后的一年半时间内未约定还款利息，原告主张自2014年12月3日起给付利息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王立波针对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认为，一、上诉人保利公司、金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按照协议约定期限寻找到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应按《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支付利息。这一点在两份生效法律文书即（2018）冀02民终8823号民事判决书、2018冀民终1211号民事判决书中均予认定。二、《债权转移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12月3日，此前原债务人亦有拖欠的利息未支付，从转让之日对新的债务人要求支付利息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针对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当庭补充的上诉理由，答辩认为，一、关于（2018）冀02民终8823号判决，其称在该判决中未支持利息，是因为该案的原告张席伟在一审时其诉讼请求就是要求被告支付自2016年5月3日起至2017年11月28日止的利息，其余部分没有主张，法院不可能超过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所以该案中支持利息的范围不能作为本案支付利息范围的参考。二、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所提的（2018）冀0283民初712号判决书原告是迁安市九通金属结构有限公司，该判决是未生效的法律文书，判后被告不服向唐山中院提出上诉，双方在二审程序中达成和解，由唐山中院作出了（2018）冀02民终10568号调解书，调解书第三项明确写明：“关于本案2600万本金从2014年12月3日起至2016年6月3日止期间的利息另行解决”。该案的判决和调解内容与本案也没有参考性，相反却能证明所有的判决都认定上诉人未能按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一年半期限找到合作人，应该按照约定支付利息，综上，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上诉意见均不能成立。李俊民、刘计滔对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上诉请求不持异议。宝利汇丰公司对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上诉请求辩称，关于三公司是否承担利息由法院裁决。李俊民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李俊民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判决，并改判李俊民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立波承担。事实与理由：李俊民对一审认定案涉债务为保利公司和金源公司的公司债务、案涉债务由保利公司和金源公司承担偿还义务、空港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不持异议，但一审以《合作框架协议》判决李俊民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而李俊民与王立波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本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王立波与目标公司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新旧股东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一审法院将两个法律关系一并处理，显然事实不清，没有法律依据。况且一审庭审中，保利公司、金源公司和空港公司均愿意承担该笔债务，三者之间对此债务根本不存在争议，亦同意负担此债务，一审法院判决李俊民承担连带责任，违背本案基本事实。二、李俊民并未加入王立波所诉债权的债务承担中，宝利汇丰公司、保利公司和金源公司并未将案涉债务转移给李俊民，新旧股东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对债务的分配，主要是对新股东的一种保护，是为了防止老股东对债务的隐瞒而做出的，此框架协议不能否定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如果说将该笔债务转移给李俊民，应该有目标公司与李俊民之间债务转移协议书，而本案中并未有目标公司将债务转移给李俊民的书面协议书，只是新旧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符合债务转移条件之一是债务人与第三人必须就债务的转移达成合意，一审中目标公司即债务人对该笔款项同意偿还，就更进一步说明了目标公司并未同意将该笔债务转移给李俊民。债权人应直接向公司主张债权。退一步讲，假如公司对债权人的债务不认可，也应由公司对债权人的债务承担给付责任，公司再依据合作框架协议内容向老股东追偿。三、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王立波非《合作框架协议》的法律关系主体，不可以依据该协议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本案中债务人为目标公司，虽然有新、老股东在协议上约定“其他债务归乙方偿还”，但目标公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对外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应以公司名义作出，而不能以股东之间约定代行意思表示，三方在法律上应是相互独立的主体。目标公司在该框架协议中既不享有权利也不负有相应义务，不是合同相对方，新旧股东之间的约定只是股东之间约定，对外不享有法律效力，不影响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四、一审法院判决李俊民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李俊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只是片面理解字面意思作出，并未从整个案情及法律角度综合考虑，不仅损害了原股东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了债务转让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判决李俊民对王立波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连带责任在法律上是一种严格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当事人才能承担连带责任，如合伙债务、保证的连带责任、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本案中李俊民并非王立波债权的担保人，《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也缺乏保证的构成要件。刘计滔向本院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查清事实，予以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以《合作框架协议》第三条第1款认定刘计滔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不清。（1）、该《合作框架协议》具有相对性，签订主体是固安空港和李俊民、刘计滔、王利民，是对签订主体产生约束和追责的约定，与案外人王立波无关，更不能以此作为王立波主张连带责任的依据。（2）、王立波的债权不能突破公司，不是自然人之债，其向股东主张权利是以保利公司和金源公司不能偿债为前提，原审中保利公司、金源公司均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两家公司至今持续经营，具有偿债能力，且现股东空港公司也愿意向王立波直接承担偿债义务，那么公司法人具有独立资格，原审法院将公司之债直接定性为个人之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刘计滔对股权交易价款已向王立波进行披露，王立波认可、知晓转让行为，这在王立波提交的书证《股东及债权人会议决议》中有体现，即刘计滔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和侵权，再判作为原股东的刘计滔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以合同相对性，不予采纳刘计滔提交的《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分配方案》，又突破合同相对性以《合作框架协议》判令刘计滔承担连带责任，自相矛盾，认定事实不清。（2）、价款分配方案有王立波、李俊民、刘计滔签字，有迁安市九通金属结构有限公司盖章，这是王立波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没有空港签字盖章，但对王立波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证据能够证实王立波认可5亿元的分配方案，认可自己的债权是3000万元，证明其债权不是刘计滔个人之债，借款人也不是刘计滔，与刘计滔无关。（3）、王立波向法庭提交2016年3月16日《股东及债权人会议决议》时，陈述王立波的签字是李长前代签，刘计滔提交的价款分配方案也是李长前代王立波签订，且王立波庭审中认可了分配方案的真实性，而原审法院直接将决定案件性质和结果的证据，即各方均提交给法庭同样签字的两份书证予以排除使用，违背了案件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3、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是宝利汇丰公司，公司法人赵文宝，王立波原审中提交的2016年4月11日《承诺书》明确宝利汇丰公司及赵文宝对涉案债权承担连带责任，赵文宝作为法人和实际债务人，作出的承诺应具有法律效力，且本案手写3000万元款项，只有借款人才能真正知晓债务的真实性、合法性，所有被告对借款合同履行情况是不知情的，而原审判决对此只字未提，且庭审中王立波与宝利汇丰公司（借款人）对借款金额对账也不一致，故一审对借款事实、金额属认定事实不清。4、原审判决以《债权转移协议》第二条支持王立波利息，属认定事实不清，理由是《债权转移协议》既然有约定“如丙方未能在一年半时间内，寻找到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丙方、丁方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向乙方支付利息”，那么在此期间内找到了合作伙伴或出让土地开发项目就不应当支付王立波利息，而原审法院超出协议内容，在本院认为中推定王立波目的是以此获取收益，任意加重债务人负担，超出协议内容判令利息，属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判决引用《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诉法》，均不是刘计滔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连带责任属于严格责任，刘计滔与王利民之间没有过任何承担债务的约定，也没有任何侵犯王利民及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判令刘计滔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涉案债权是通过债务转移协议方式，从宝利汇丰公司转到保利公司和金源公司，不是自然人承接该债务，刘计滔作为原股东与公司已没有任何关系，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当庭补充上诉理由：一审庭审时王立波除了提交2016年6月15日由刘计滔、李俊民、空港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外，还向法庭提交了2017年6月10日由刘计滔、李俊民、空港公司签订的框架支付协议，由于框架支付协议签订在后，且支付协议的第八页第三项的内容已经改变了框架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的内容，所以案涉借款与刘计滔、李俊民无任何关联性。王立波针对李俊民、刘计滔的上诉请求，答辩认为，一、王立波虽不是《合作框架协议》的当事人，但有权依据该协议中刘计滔、李俊民自愿承担还款责任的条款主张权利。一审判决依据协议第三条第1款约定判决刘计滔、李俊民承担给付责任，充分尊重了缔约自由、意思自治。该条体现内容涉及第三人（王立波）利益。所谓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最本质的法律特征就是无需事先通知或征得第三人同意，也无须第三人参加契约或承诺，第三人即可依据第三人利益约定直接、独立地取得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予以主张。本案中王立波即为《合作框架协议》中的第三人，享有直接向刘计滔、李俊民、王利民主张偿还债务的权利，所以刘计滔、李俊民以合同相对性及非债务转移相对方的抗辩是不成立的。二、《合作框架协议》中刘计滔、李俊民自愿承担还款责任的原因是他们先前行为产生的必然义务。刘计滔、李俊民原对保利公司、金源公司享有8180.3万元债权，采用抵债形式平价取得了两公司的全部股权及相应部分的投资权益。即使却在《合作框架协议中》处分了价值5亿元的财产，并成为转让款的受让人。刘计滔、李俊民以8180.3万元的财产权利处分价值5亿元的财产并取得转让价款，另外4.2亿元权利人同意的前提就是承担两公司的债务。不然原股东和众多债权人不会答应将公司股权转让给他们，也不会同意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这也是王立波能够依据该协议向其主张权利的原因之一。三、一审判决刘计滔、李俊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依据不仅体现在《合作框架协议》中，还主要采纳了王立波在一审中所提理由：（一）、《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将5亿元价款全部支付给刘计滔、李俊民个人，使公司丧失了偿债能力损害债权人利益。协议中作为股东的刘计滔、李俊民处分了三方面的内容：1、两个公司的股权；2、两个公司的资产及权益；3、两个公司的债务。股东只有权取得股权转让价款，公司资产权益的转让款应由公司享有。（二）、刘计滔、李俊民隐瞒债权人，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支付协议》改变付款路径，损害债权人利益。《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交易价款应该支付至共管账户，二人签订新的协议自行或指定他人将交易价款直接领走，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三）、不遵守2016年3月16日股东及债权人会议决议，没有将领取款项按比例分配给债权人，而是占为己有，损害债权人利益。刘计滔、李俊民二人的种种行为表明，其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宝利汇丰公司对李俊民、刘计滔的上诉请求，答辩认为，二人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由法院依法裁决。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对李俊民、刘计滔的上诉请求不持异议，认为二人在一审中已经同意空港公司用交易价款来偿还王立波的债务，空港公司也愿意清偿。李俊民与刘计滔对对方的上诉请求未提出异议。宝利汇丰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确认签订《债权转移协议》后，宝利汇丰公司与王立波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事实与理由：一、《服务费约定协议》为未成立合同，不能依据《服务费约定协议》认定双方借款利息标准；王立波与宝利汇丰公司之间借款的利息，应当按照借条明确约定的月利率2%计算，宝利汇丰公司已偿还款项，超出的月利率2%的部分折抵本金。一审判决认定宝利汇丰公司已经偿还王立波的款项中“超出36%部分，折抵借款本金”是错误的。1、宝利汇丰公司与王立波以月息2%结算借款利息，既有约定又符合法律规定。王立波向法庭提交的借条共四张，该四张借条均明确约定了王立波与宝利汇丰公司之间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结算时作为计算宝利汇丰公司向王立波借款利息的依据合法有效。2、王立波在本案中依据《服务费约定协议》主张利息或服务费不应得到支持。首先，王立波提交的四份《服务费约定协议》载明的合同主体均为宝利汇丰公司和河北易嘉前通投资有限公司，但河北易嘉前通投资有限公司未在《服务费约定协议》上签字、盖章，该协议因缺乏一方当事人的签字或盖章，属于未成立的合同，王立波依据该未成立的协议又在本案中主张借款利息，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其次，依据《服务费约定协议》载明的主体和协议内容，该份协议是宝利汇丰公司与中介人河北易嘉前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给付中介人河北易嘉前通投资有限公司的中介费用，属于居间合同，但协议第二页的乙方处签字的却是出借方王立波。按照居间协议的性质，王立波作为出借方是不能作为自己的居间方的，也不能据此向宝利汇丰公司主张居间费用。再次，该《服务费约定协议》中很多条款为空白，内容不确定。二、《债权转移协议书》中约定的3000万元，是截止至2014年12月3日宝利汇丰公司尚欠王立波的最终欠款数额。《债权转移协议书》签订后，宝利汇丰公司不再欠王立波任何债务。原审法院并未对该事实作出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宝利汇丰公司与王立波于2014年12月3日签署的《债权转移协议》明确约定尚欠王立波3000万元，该约定证明了宝利汇丰公司与王立波是经结算最终确定的债务数额，否则不会约定“尚欠”。2、涉案《债权转移协议》签订之前经结算，王立波交付宝利汇丰公司借款时预扣的利息，已在本金中扣除，王立波在庭审时亦已经认可扣除，王立波实际交付宝利汇丰公司借款的数额为3667.5万元。3、签署涉案《债权转移协议书》前经结算，宝利汇丰公司尚欠王立波债务本息总额实为29993266.14元。双方最终确认借款总额为3000万元，并以此为依据签订了《债权转移协议书》，结清了之前的全部债务。2014年12月3日签订《债权转移协议书》之后，宝利汇丰公司欠王立波的债务由保利公司、金源公司偿还。宝利汇丰公司在2014年12月3日以后，也再没有向王立波借款的行为，宝利汇丰公司已经不再欠王立波任何债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宝利汇丰公司已经偿还王立波的款项中“超出36%部分，折抵借款本金”是错误的。《债权转移协议书》中约定的3000万元，是截止至2014年12月3日宝利汇丰公司尚欠王立波的最终欠款数额。《债权转移协议书》签订后，宝利汇丰公司不再欠王立波任何债务。原审法院并未对该事实作出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王立波针对宝利汇丰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认为，一、王立波出借给宝利汇丰公司的款项约定利率分别为4.5%或5%。双方通过在借据中约定2%的利率加上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利率实现上述实际利率，在双方实际履行过程中也遵守了上述约定。宝利汇丰公司偿还王立波利息的客观证据与上述事实相互印证。二、王立波出借款项扣除预扣利息，已付利息超过年息36%部分折抵本金计算，截止至2014年12月3日宝利汇丰公司所欠款项仍然远超3000万元。即便按照宝利汇丰公司计算也是等于3000万元。本案债权债务转移的数额就是3000万元，原审判决无错误之处。三、除本案转移债务之外，河北宝利汇丰公司是否仍欠王立波借款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宝利汇丰公司上诉的目的是通过本案将与王立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彻底消除，但其所提上诉理由不是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中只要王立波对原债务人宝利汇丰公司的债权大于或等于3000万元即可。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针对宝利汇丰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由法院依法判决。李俊民对宝利汇丰公司的上诉请求未发表意见。刘计滔对宝利汇丰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服务费约定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王立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保利公司、金源公司连带偿还王立波借款本金30000000元及利息1800000元（自2016年12月13日至2017年12月13日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12月14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6%计息。2、判令空港公司、王利民、刘计滔、李俊民、桑翠华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共同偿还责任。3、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王利民、刘计滔、李俊民、桑翠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王立波自愿撤回对桑翠华的起诉，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保利公司、金源公司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2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计息），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空港公司、李俊民、刘计滔、王利民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8月20日，宝利汇丰公司成立，股东为赵文宝、桑翠华，二人系夫妻关系，赵文宝为法定代表人。2009年1月8日，金源公司成立，赵文宝系金源公司原股东之一。2014年12月18日，金源公司股东由王利民、赵文宝变更为李俊民、刘计滔，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俊民。2013年7月26日，保利公司成立。2014年12月17日之前，宝利汇丰公司为保利公司股东之一，桑翠华系保利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17日，保利公司股东由王利民、宝利汇丰公司变更为刘计滔和李俊民，法定代表人由桑翠华变更为李俊民；2015年8月27日，保利公司股东变更为李俊民、刘计滔、王利民。2014年4月23日，宝利汇丰公司向王立波借款1000万元，宝利汇丰公司于2014年4月24日给付王立波2014年4月23日至2014年5月22日期间的利息450000元；于2014年5月30日给付王立波2014年5月23日至2014年5月31日期间的利息135000元；于2014年6月23日给付王立波2014年6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450000元；于2014年7月11日给付王立波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7月30日期间的利息450000元；于2014年8月1日给付王立波2014年7月31日的利息15000元；于2014年11月29日给付王立波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期间的利息1830000元。2014年5月12日宝利汇丰公司向王立波借款1000万元，王立波实际交付借款955万元。宝利汇丰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给付王立波2014年6月11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300000元；于2014年7月31日给付王立波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的利息465000元；于2014年11月29日给付王立波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期间的利息1830000元。2014年8月1日宝利汇丰公司向王立波借款1500万元，王立波实际交付借款1462.5万元。宝利汇丰公司于2014年11月29日给付王立波2014年8月1至2014年11月30日期间的利息2675000元。2014年11月24日宝利汇丰公司向王立波借款250万元。宝利汇丰公司已归还借款本金19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60万元。2014年12月3日，宝利汇丰公司作为甲方，王立波作为乙方，保利公司作为丙方，金源公司作为丁方签订《债权转移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尚欠乙方的叁仟万元人民币，转为丙方、丁方支付。丙方、丁方对该债务负有连带责任。二、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积极寻找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合作人或买受人支付给丙方有关费用后，扣除丙方正常经营费用外，其他费用应首先支付给乙方，不能挪作他用。如丙方未能在一年半时间内，寻找到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丙方、丁方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向乙方支付利息。三、甲方与乙方的以上债权债务关系，于本协议生效后终止．．．．．．”。2016年6月15日，空港公司（作为甲方）与保利公司、金源公司股东李俊民（作为乙一）、刘计滔（作为乙二）、王利民（作为乙三）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保利公司为固安县孔庄村新民居项目的开发公司，对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渠沟乡孔庄村的集体建设用地约556.4亩投入5亿多人民币，用于拆除原孔庄村。金源公司持有237.8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李俊民、刘计滔、王利民同意将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空港公司。一、交易标的：1、甲方对乙方拥有的项目公司（保利公司和金源公司）全部股权予以收购以及对项目公司进行承债式收购，包括乙方所持有项目公司的100%股权（包括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项目用地权益、合约权益、政策权益、应由乙方支付的项目用地已发生的一切开发成本及资金成本、项目公司的前期运营成本费用等（以上款项由乙方及其关联公司以对项目公司借款和/或注册资本出资等方式投入）。二、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1、本次交易标的收购总价款为5亿元人民币。其中对保利地产进行股权和承债式收购的交易价款为3.7亿元；对饲养公司进行股权和承债式收购的交易价款为1.3亿元。2、．．．3、甲方承诺在556.4亩中的第一宗地招标公示后7个工作日内，将1.85亿元共管至固安县政府指定账户。在甲方与北京世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或者保利公司与北京世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的项目公司或者北京世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指定的其他公司取得该第一宗土地出让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上述1.85亿元支付给乙方。．．．三、甲方、乙方义务：1、不超过20万平方米新民居回迁房及配建的建设义务及附件1所列债务由项目公司承接，其他债务和义务等由乙方负责偿还和履行。乙方怠于偿还或履行的，甲方有权以应付乙方的本合同交易价款代为支付或履行。甲方选择代乙方支付或履行款项的，即视为甲方已支付同等金额的本合同交易价款。四、承诺和保证：6、乙方承诺并保证，应如实向甲方告知项目公司一、项目公司二及项目用地的全部债务、资产、财务状况，不予隐瞒、遗漏任何对外负债，包括任何或有负债（如对外提供担保等）。”本案所涉及债务不在该《框架协议》后附附件一范围内。2016年12月6日，渠沟乡群众工作办公室通知：第一笔1.85亿已经拨付至政府监管账户，要求李俊民、刘计滔、王利民于2016年12月12日办理领款手续。一审法院认为，王利民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当庭享有的诉讼权利。本案审理过程中，王立波申请撤回对桑翠华的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合法债务应当清偿。宝利汇丰公司向王立波借款，理应如约履行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借款利息不得预先自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实际借款金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本案中2014年5月12日的借款借款金额应认定为955万元，2014年8月1日的借款借款金额应认定为1462.5万元。王立波主张双方约定的利息实际为月息4.5%，为规避法律规定，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月息2%后，又签订了服务费约定协议，约定了2.5%的服务费。结合宝利汇丰公司的还息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对于已偿还的利息中，超出年息36%部分，折抵借款本金。王立波与宝利汇丰公司、保利公司、金源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签订的《债权转移协议》实为债务转移协议，截至该协议签订，王立波对宝利汇丰公司依法享有3000万元债权，且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保利公司及金源公司自愿承担宝利汇丰公司对王立波所负债务3000万元，故王立波要求保利公司、金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该《债权转移协议》第二条的约定“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积极寻找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合作人或买受人支付给丙方有关费用后，扣除丙方正常经营费用外，其他费用应首先支付给乙方，不能挪作他用。如丙方未能在一年半时间内，寻找到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丙方、丁方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向乙方支付利息。”从上述约定的整体内容分析，各方约定一年半内寻找到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目的是以此获取收益，并以该收益优先偿还宝利汇丰公司对王立波的借款，即使如保利公司、金源公司主张的已找到合作人，但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并未达到通过联合开发或者出让土地项目获取收益之目的，王立波的债权亦未能依约得以实现，故保利公司、金源公司以已找到合作人为由主张免除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空港公司与刘计滔、李俊民、王利民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对保利公司、金源公司进行承债式收购，以5亿元价款收购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的100%股权、项目用地权益、合约权益、政策权益。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不超过20万平方米新民居回迁房及配建的建设义务及附件1所列债务由空港公司承接，其他债务和义务等由乙方即李俊民、刘计滔、王利民负责偿还和履行。本案所涉及债务不在附件1所列债务范围内，故王立波要求李俊民、刘计滔、王利民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乙方怠于偿还或履行的，甲方即空港公司有权以应付乙方的本合同交易价款代为支付或履行。甲方选择代乙方支付或履行款项的，即视为甲方已支付同等金额的本合同交易价款。本案中，空港公司表示愿以交易价款代为履行向王立波的还款义务，故王立波要求空港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刘计滔主张，根据《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分配方案》王立波认可自己的3000万元债权由空港公司支付，故刘计滔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首先，该《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分配方案》系对2016年6月15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5亿元交易价款的分配方案，5亿元交易价款系由空港公司向刘计滔、李俊民、王利民支付的，并非空港公司直接支付给王立波等债权人。另，该《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分配方案》没有王立波认可案涉债权由空港公司直接向王立波支付的内容。空港公司也并非《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分配方案》的当事人，未对该《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分配方案》予以确认。空港公司虽在本案中表示愿以交易价款代为履行向王立波的还款义务，但并未实际履行还款责任，王立波债权并未得以实现。其次，该《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分配方案》中债权人处签字并非王立波所签，王立波对案外人签字的效力亦不予追认。故对刘计滔的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第二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廊坊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固安金源智能饲养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立波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固安空港航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俊民、刘计滔、王利民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王立波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廊坊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固安金源智能饲养设备有限公司、固安空港航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俊民、刘计滔、王利民承担。二审查明，刘计滔、李俊民对保利公司、金源公司享有8180.3万元债权，采用抵债形式取得了两公司的股权及相应部分的投资权益。王立波对保利公司股东及债权人会议决议上王立波的签字予以认可，但对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分配方案中王立波的签字不予认可，认为不是王立波本人所签。刘计滔主张王立波并非实际债权人，上述两份文件中王立波的签字均为实际债权人所签。王立波对刘计滔该说法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两份文件上的签字不同。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分配方案载明：固安空港航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6月15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总价款为五亿元整，对该五亿元交易价款按照如下列表分配：王立波3000万元，何玉平500万元，李卓阳2000万元，范文东2000万元，秦增林500万元，陶晓东5000万元，张席伟1200万元，张妍500万元，迁安市九通金属结构有限公司2600万元，高余（吴会臣）8000.31万元，蒋兰芳3270万元，刘计滔（孟凡翠）1472.359万元，张丽萍2687.1万元，李俊民6755.3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迁安市支行贷款本金4000万元，贷款利息及其他费用依据法院判决书，迁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500万元，贷款利息以实际发生为准。其中陶晓东、张席伟、张妍、迁安市九通金属结构有限公司、高余、蒋兰芳、刘计滔、张丽萍、李军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迁安市支行、迁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经通过诉讼或者由空港公司主动履行获得了分配方案上列明的分配金额。空港公司认可各债权人的分配款项直接由其支付给各债权人，并未由空港公司支付给刘计滔和李俊民，再由刘计滔和李俊民支付给各债权人。空港公司亦同意由其向剩余债权人支付交易价款。刘计滔和李俊民实际取得的交易价款即为刘计滔和李俊民对保利公司享有的债权。另查明，（2018）冀02民终8823号判决中原告张席伟一审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被告支付自2016年5月3日起至2017年11月28日止的利息，其余部分没有主张。（2018）冀0283民初712号判决是一审判决，判后被告不服向唐山中院提出上诉，双方在二审程序中达成调解，唐山中院作出（2018）冀02民终10568号调解书，该调解书第三项写明：“关于本案2600万本金从2014年12月3日起至2016年6月3日止期间的利息另行解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3000万元利息计算时间。2014年12月3日《债权转移协议》第二条约定：“二、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积极寻找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合作人或买受人支付给丙方有关费用后，扣除丙方正常经营费用外，其他费用应首先支付给乙方，不能挪作他用。如丙方未能在一年半时间内，寻找到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丙方、丁方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向乙方支付利息。”从上述约定的整体内容分析，各方约定一年半内寻找到合作人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目的是以此获取收益，并且以该收益优先偿还宝利汇丰公司对王立波的借款，即使已找到合作人，但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并未达到通过联合开发或出让土地项目获取收益之目的，王立波的债权亦未能依约得以实现，故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仅以已找到合作人为由主张免除利息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2018）冀02民终8823号判决系原告张席伟未主张自2014年12月3日开始计息，（2018）冀0283民初712号判决非生效判决，故不存在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空港公司所谓的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关于刘计滔、李俊民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首先，《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刘计滔、李俊民、王利民将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空港公司，交易标的收购总价款为5亿元人民币。从约定内容看，刘计滔、李俊民和空港公司之间实为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完成后，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的股东发生变更，但保利公司、金源公司作为法人主体依然独立存在，股权变更并不影响公司独立对外承担责任。虽《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不超过20万平方米新民居回迁房及配建的建设义务及附件1所列债务由空港公司承接，其他债务和义务等由乙方即李俊民、刘计滔、王利民负责偿还和履行。但该约定是股权转让双方之间的内部约定，尤其该条款后面还约定：乙方怠于偿还或履行的，甲方有权以应付乙方的本合同交易价款代为支付或履行。甲方选择代乙方支付或履行款项的，即视为甲方已支付同等金额的本合同交易价款。故该条款应是约束空港公司和刘计滔、李俊民、王利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刘计滔、李俊民对外承担责任的依据。一审判令刘计滔、李俊民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合作框架协议》中确定的5亿元交易价款均用于偿还保利公司和金源公司所负债务。刘计滔、李俊民仅取得了其对保利公司、金源公司对其的欠款，并未获取其他交易价款。空港公司亦认可已付款项均由空港公司直接支付给其他债权人，并未经刘计滔、李俊民之手。故刘计滔、李俊民不存在利用《合作框架协议》获取5亿元交易款，损害其他债权人的行为，不属于公司法关于股东对外承担责任的情形。再次，刘计滔、李俊民原本系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的债权人，由于保利公司、金源公司无力还债，刘计滔、李俊民以以债抵股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保利公司、金源公司对王立波所负债务，亦非在刘计滔、李俊民担任公司股东期间形成。就本案证据来看，王立波对《合作框架协议》、交易价款分配方案均是知情并同意的，亦明知该5亿元交易价款全部用于偿还保利公司、金源公司的债务。虽然刘计滔、李俊民作为股东优先取得了相应的分配价款，但不能以此作为刘计滔、李俊民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一审判令刘计滔、李俊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严重增加了刘计滔、李俊民的义务，亦有违公平。综上，刘计滔、李俊民不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王利民虽同为保利公司、金源公司股东，由于其未提出上诉，视为其认可一审判决，对王利民的责任承担维持一审判决。关于宝利汇丰公司的上诉请求，宝利汇丰公司认为《债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3000万元是按照年息24%计算得来，一审支持服务费于法无据。《债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三、甲方与乙方的以上债权债务关系，于本协议生效后终止。”。故双方就《债权转让协议》中所涉四笔借款已经结清，王立波不得就该四笔债权再行向宝利汇丰公司主张权利。综上，刘计滔、李俊民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民初5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撤销第二项、第三项；二、固安空港航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利民对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王立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廊坊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固安金源智能饲养设备有限公司、固安空港航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利民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0800元，由由廊坊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固安金源智能饲养设备有限公司、固安空港航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57768.12元，由王立波承担143031.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艳辉审判员  吴 悦审判员  叶 密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