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 定书     （2019）晋行赔终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某，男，197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尧都区向阳西路阳光尚都德和小区6号楼1单元103室。   委托代理人冯某，女，197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尧都区向阳西路阳光尚都德和小区6号楼1单元103室。系曹某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李某，主任。   委托代理人孙某，临汾开发区开发区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原某，山西晋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某因诉临汾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汾市开发区管委会）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行赔初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冯某，被上诉人临汾市开发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原某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某诉称，2016年10月8日中午1点，临汾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郑育敏带领临汾市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城建局、规划局、国土局、税务及滨河办事处等部门200多人，动用两台大型挖掘机，花费两个多小时将原告位于临汾市××区的临街商铺夷为平地，铺内财物及被强拆的建筑物残垣瓦砾被被告雇车拉走，不知所踪。期间，将原告80岁老母亲和70多岁的老岳父以及妹夫陆建宏殴打致伤。还在临汾市电视台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向全市人民宣称原告是“临汾北城壕最牛钉子户”，并播放了违法暴力强拆的视频，给原告名誉造成了巨大损失，使原告两年多来蒙受了被人指责唾骂的冤屈，给原告精神带来巨大压力。原告的房屋被被告违法强拆后，原告多次找被告请求赔偿，但被告不予理睬、不予赔偿。原告于2018年1月16日对被告的暴力违法强拆行为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5月21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被告不服上诉到省高院，2018年9月25日省高院以(2018)晋行终517号判决再次确认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原告认为，被告非法动用公安暴力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是一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法行政、非法毁损公民财产的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违反了国家征地拆迁的法律法规、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与人身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坏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原告遂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违法强拆给其造成的各项损失。   原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案中，原告针对被告已被确认违法的行为单独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但该赔偿请求并未事先经过被告先行处理，故曹某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十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曹某的起诉。   曹某上诉称，（一）赔偿请求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行政机关直接提出赔偿请求的途径，而是选择由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暴力强拆行为已被山西省高院判决确认违法，故上诉人向运城中院提起的行政赔偿请求不需要赔偿义务机关被上诉人确认。（二）上诉人收到山西省高院判决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被上诉人要求赔偿，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请求不予理睬。2019年3月7日，被上诉人又书面拒收退回上诉人的行政赔偿请求书。综上，请求山西省高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依法维护社会公正和法律尊严。   临汾开发区管委会答辩称，（一）曹某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向答辩人要求赔偿。（二）曹某要求赔偿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答辩人主张赔偿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   在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即编号为1059860304633的中国邮政快递单一份。该快递单显示，寄件人为“曹某”，收件人为“郑育敏”，收件地址为“临汾市尧都区河汾一路临汾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内件品名为“行政赔偿申请书”。该快递单于2019年3月7日被注明“拒收”后退回，并有曹某的妻子冯某的签名。针对该证据，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该证据。其没有收到上诉人邮寄的赔偿申请书，而且该申请书是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投递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前置程序。快递单收件人是郑育敏，2019年之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也已经更换，个人拒收不代表单位拒收。本院认证如下，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合法性和真实性被上诉人并不否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曹某于2018年1月16日以被上诉人临汾市开发区管委会为被告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其强拆行为违法。2018年5月21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8行初20号行政判决，确认临汾市开发区管委会强拆原告曹某房屋的行为违法。曹某和临汾市开发区管委会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晋行终517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经生效。2019年1月15日，曹某向运城市中院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曹某没有向临汾市开发区管委会提出过书面赔偿申请。临汾市开发区管委会也没有就曹某房屋强拆违法赔偿事宜作出决定。在一审法院2019年3月5日询问程序结束之后，曹某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时任临汾市开发区管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郑育敏寄送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该快递件封面注明“行政赔偿申请书”字样。2019年3月7日，该快递件被退回，退回原因注明为“拒收”。另查明，2019年5月19日被上诉人临汾市开发区管委会的法定代表人由郑育敏变更为李某。以上事实有诉讼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二审询问笔录可以佐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2个月届满之日起的3个月（根据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在适用中应当改为6个月）内提出”。可见，对于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后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是前置程序，赔偿义务机关不主动履行赔偿义务的，还要求赔偿请求人应当向其提出赔偿申请。上述规定对于提出赔偿申请的形式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从行政赔偿程序的性质判断，以及从固定证据、规范程序、保护当事人诉权角度考虑，当事人应当提交书面申请。本案中，上诉人在提起相关行政诉讼，并且被诉行政行为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后，再行提起本案赔偿诉讼，属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情形，在赔偿义务机关没有对其赔偿事宜作出处理的情况下，其应当先行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书面赔偿申请。虽然上诉人主张在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后就通过多种渠道向被上诉人临汾市开发区管委会要求行政赔偿，但没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针对其要求作出过赔偿或不予赔偿决定。也没有证据表明，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其曾经正式向被上诉人提出过书面赔偿申请。因此，其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裁判结果正确。但是，鉴于上诉人已经在一审期间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虽然该申请的收件人是被上诉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但是该快递单信息已经清楚地表明其内容为行政赔偿申请，被上诉人应当对该申请进行受理并作出处理。该快递单被拒收应当视为被上诉人对其申请不予处理，而且从拒收之日的2019年3月7日起至本案二审询问期间法定两个月的期限已经届满。上诉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实质条件已经具备，从减少当事人讼累，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考虑，一审法院宜对本案进行实体性审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行赔初4号行政裁定书；   二、指令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方建霞    审 判 员魏晓俊    审判员 王建兴          二○一九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谢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