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22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莹，女，1970年10月5日出生，满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兴，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阳，海南建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吉祥路新居东5巷0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713883253P。法定代表人：李广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挺，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思怡，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孙莹因与被上诉人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7民初6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莹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依法改判支持孙莹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判令金盛公司立即向孙莹支付包括项目结算费用垫资、提成及补偿金等共计237.1906万元；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金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1.《协议书》中签字一方徐某、张某无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均不影响《协议书》对金盛公司的约束力。一审判决对应当查明的事实未予查明，却依据其对案件其他事实的错误认定径直下判。涉案项目于2011年11月由金盛公司承包，并相应成立了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二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二部）负责项目管理，由项目二部投资人之一徐某及财务负责人张某共同处理项目二部事宜，徐某、张某在项目二部结算过程中签署了大量文件，其中《台达工地欠款（材料、工程款）明细》被金盛公司以向债务人支付欠款的方式予以确认徐某、张某具有代理权限。另外，除徐某、张某对《协议书》进行确认外，金盛公司也以加盖公章的方式对《协议书》的效力进一步予以追认，因此金盛公司应当履行《协议书》所约定的付款义务。2.《协议书》的签订未损害金盛公司利益，且金盛公司已认可并受益于孙莹的工作成果，应当按协议约定向孙莹支付劳务提成。一审判决中对于该事实的认定不但脱离实际，还与法律相悖。一审判决中认为“该合同目的明显不利于金盛公司的利益，与社会常理不符”明显认定事实有误。《协议书》签订于2016年1月19日，此时涉案项目已进入后期结算工作，项目二部负责人徐某、张某要求孙莹通过个人努力尽力结算，以使得项目二部就涉案工程获得最大利润。因此，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孙莹的义务，取得相应工作成果（即土建部分结算数额达到9000万元以上）后的提成支付比例及方式。从《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来看，该协议明显属于项目二部为激励孙莹努力工作而达成的互利协议，并未着重于某一方的单方利益，也不存在损害他方利益的内容。孙莹为金盛公司所做的项目结算书并非是简单的统计工作，而是需要收集结算依据全部资料、完整的竣工图纸、过程中积累的签证及变更等资料，编制完整的竣工结算文件，通过其个人的专业技能和经验，使结算数额达到金盛公司满意。金盛公司对孙莹所做的项目结算书予以确认后，经发包人、审计公司确认并认可，项目最终以确认金额予以结算。金盛公司在一审阶段所提供的材料和庭审过程中均明确已就涉案项目收到发包人所支付的结算金额107250287元，该数额大大超出《协议书》中约定的计提数额，证明了孙莹在结算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果使金盛公司利益最大化。孙莹通过其个人努力使金盛公司尽量多的获得结算款的行为岂能被认定为损害了金盛公司的利益？一审判决在不了解结算过程中预算员重要性和工作内容的情况下，仅凭借文字表述便认定为《协议书》的目的明显不利于金盛公司利益，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3.金盛公司知晓《协议书》的签订事宜并盖章确认，对其具有约束力。一审判决在法官未予释明的前提下，违反证据规则，以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依据作出判决。《协议书》签订时，因项目二部公章由金盛公司保管，故孙莹将《协议书》送至金盛公司并要求其盖章确认。金盛公司对协议内容确认后加盖公章以示追认。2018年8月25日，金盛公司以核对提成数额的名义，要求孙莹携带《协议书》原件到公司后，借机骗取《协议书》原件并将文件上公章加盖位置撕毁。一审判决认为“《协议书》的原件加盖公章的部分已经缺失，无法核对原件是否真实加盖了项目二部的公章。孙莹认为《协议书》原件的公章部分系金盛公司工作人员的恶意毁损，并提供了派出所的《情况说明》，但该《情况说明》不能直接证明孙莹主张的公章真实存在的事实，故本院对该印章部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认定不但违背事实，还违背了证据规则。事实上，本案一审过程中孙莹围绕《协议书》的效力共计提交了三份证据，分别为：《协议书》毁损前的复印件、《协议书》毁损后原件、就金盛公司毁损《协议书》后办案警官出具的《情况说明》。以上三份证据可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证明《协议书》上加盖了金盛公司公章，但金盛公司以毁损原件的方式逃避协议义务的事实。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189号民事裁定书载明：“项目部印章只要在项目部运作过程中长期正常使用，即具备对外效力，合同相对人无实质性审查与鉴定真伪的义务”。因此孙莹对《协议书》上金盛公司加盖的印章不具备实质性审查和鉴定真伪的义务。本案一审中金盛公司未能列举任何证据证明其认为《协议书》对其不具备约束力的主张，也未要求对《协议书》公章部分进行鉴定。一审判决对应当查证的基本事实未予查证，甚至连本案诉争关键点，即《协议书》上所盖公章是否实际存在、是否为金盛公司就涉案项目所长期使用公章的事实都未能查清，也未就公章效力是否需要鉴定予以释明，便一概而论的以《协议书》原件缺损，不能确认是否加盖公章为由作出判决，不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判决所依据的“事实”，还导致本案纠纷因案件基本事实未能查明而不能得到解决。二、孙莹就本案待证事实，已提交新证据且该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中事实认定错误部分。一审时孙莹所提供的《协议书》原件已在2018年8月25日被金盛公司骗取后趁机毁损，其上加盖金盛公司公章部分已经部分残缺。在《协议书》签订后，孙莹曾将该协议以拍照、复印的方式留存，之后由金盛公司加盖公章确认。考虑到《协议书》原件需妥善保存，孙莹一直持有加盖金盛公司公章的复印件与金盛公司协商付款事宜，后将此复印件不慎遗忘直至今日才发现。上述《协议书》复印件经与原件核对后，足以证明《协议书》原件上存在公章的事实，进而证明金盛公司对《协议书》的内容予以确认的事实。金盛公司辩称，一、孙莹与金盛公司不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金盛公司不应对孙莹负有支付项目结算费用垫资、提成及补偿金的义务。涉案工程的合同履行主体应为金盛公司与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孙莹无关。最为关键的是，《协议书》的签订也是案外人张某、徐某的个人行为，所谓补偿、超出9000万元部分的20%分配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金盛公司追认，该协议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金盛公司的合法权益。二、金盛公司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施工方，不清楚孙莹与王某、张某、徐某之间的内部关系，且金盛公司已与王某继承人达成协议，并支付了相应款项，孙莹无权请求金盛公司承担支付项目结算费用垫资、提成及补偿金的义务。三、从孙莹提供的《协议书》内容可知，该《协议书》的首部甲方为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二项目部，乙方为孙莹，落款处甲方的项目负责人的签名为张某、徐某。故该《协议书》系张某、徐某以项目二部的名义与孙莹所签订。孙莹持有的加盖项目二部公章的《协议书》为复印件，经过一审开庭核对后确认该《协议书》加盖公章部分已经缺失，且无法核对原件是否真实加盖了项目二部的公章。故该《协议书》对金盛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张某、徐某以金盛公司项目二部负责人的名义与孙莹签订《协议书》时并未提供金盛公司的书面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资料，该《协议书》事后亦未得到金盛公司追认，故张某、徐某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未经金盛公司授权，属于无权代理。且《协议书》明确约定金盛公司作为义务的履行主体，该合同目的明显不利于金盛公司的利益，与社会常理不符。孙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徐某具备表面授权的客观要件及孙莹作为善意相对人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故张某、徐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协议书》在事后未得到金盛公司追认的情况下，《协议书》的内容对金盛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孙莹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11月，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达公司）与金盛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由金盛公司承包台达公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区的中信台达一期（Ⅱ、Ⅲ区）工程施工，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图纸所包含的基础、主体、初装修等土建及水电安装总承包，合同工期自2012年1月20日至2013年7月13日，合同价款为124161179元。2013年5月，金盛公司与台达公司签订《海口中信台达项目（一期）Ⅱ、Ⅲ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书（二）》，约定将合同总造价增加47774696.47元，即中信台达国际项目（一期）Ⅱ、Ⅲ区工程总造价调整为195755648元，其他按此前签署的合同执行。台达公司与金盛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案外人王某以金盛公司的名义组织施工人员参与海口中信台达项目（一期）Ⅲ区建设工程施工，并相应成立项目二部负责该项目的管理，聘请孙莹作为该工程的土建预算员，负责该项目施工的土建预算、结算工作。2015年9月30日，王某去世，其子女王唯、王艺涵于2016年7月26日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受理案号为（2016）琼0107民初1436号，王唯、王艺涵以王某的继承人身份向金盛公司、台达公司主张工程款1800万元，并主张王某系中信台达一期Ⅲ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金盛公司与王唯、王艺涵于2017年9月10日达成《民事和解协议书》，约定金盛公司向王唯、王艺涵支付650万元后，双方的债权债务结清。其中，《民事和解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款约定：“针对海口中信台达项目一期Ⅲ区工程的后续问题，金盛公司承诺对于分包单位、施工班组、施工工人、材料供应商、设施设备供应商等事项均由金盛公司确认后的，由金盛公司自行负责，与王某继承人王唯、王艺涵及台达公司无关。”此后，王唯、王艺涵撤回了对金盛公司、台达公司的起诉。2015年5月15日，王某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王某授权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海口中信地产C地块项目的工程款给我项目部预算员刘刚工资贰拾伍万元，孙莹工资贰拾万元。”2015年5月16日，孙莹与项目二部财务负责人张某签署《孙莹、刘刚工资结算单》，其中确认孙莹的工作时间为2011年11月-2015年9月，工资总额552000元，已付工资352000元，尚欠工资200000元。2016年1月19日，案外人张某、徐某以项目二部的名义作为甲方与孙莹作为乙方签署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乙方结算期间的费用（包括吃、住、交通及其他特殊情况等），甲方（即项目部）同意一次性给予10万元……；二、在结算期间，乙方要努力使工程土建结算总金额达到9000万元，如超过9000万元，超过部分按20%分配给乙方，在工程全部结算完成后，付完上报欠款，建设单位拨付工程款时由金盛公司直接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三、在中信台达C地块项目结算期间，甲方向乙方补偿9.31万元……；四、乙方必须对此项工作认真负责，以项目负责人张某、徐某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徐某与张某在《协议书》落款处的“项目负责人”处签名并捺印。孙莹在庭审中提交了《协议书》复印件及原件，《协议书》复印件的首部显示加盖了“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信台达项目二部专用章”的印章，但《协议书》原件该印章部分缺失，金盛公司对该《协议书》及印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2017年12月14日，中信工程项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出具《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口中信台达项目（一期）Ⅱ、Ⅲ区建设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审核确认中信台达国际项目（一期）Ⅲ区（C区）结算金额为107250287元，金盛公司和台达公司对该结算金额均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孙莹与金盛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应适用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2.孙莹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违反了一案一诉的原则；3.孙莹主张的工资款20万元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2016年1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对金盛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关于孙莹与金盛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是否应适用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的问题。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该规定中的“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仅是关于责任承担的论述，并不能据此推定发包方与劳动者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本案孙莹由案外人王某直接招用并管理，工作内容由王某具体安排，且孙莹明确表示孙莹、金盛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孙莹与金盛公司之间存在缔结劳动关系的合意及工作上的隶属关系，故不应认定孙莹、金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不适用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二、孙莹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违反了一案一诉的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孙莹明确以其与金盛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为由主张支付劳务工资报酬，该劳务报酬包括工资款及《协议书》约定的提成款、垫资款及补偿金等，故孙莹的各项诉求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所主张，未违反一案一诉的原则。三、关于孙莹主张的20万元工资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金盛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后，将工程交由不具备施工资质的王某以金盛公司的名义施工，王某在施工过程中聘请孙莹负责项目的土建预、结算工作。此后，王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财务负责人张某出具的《工资结算单》确认尚欠孙莹工资20万元，该《授权委托书》及《工资结算单》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金盛公司与王某继承人签订的《民事和解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款约定：“针对海口中信台达项目一期Ⅲ区工程的后续问题，金盛公司承诺对于分包单位、施工班组、施工工人、材料供应商、设施设备供应商等事项均由金盛公司确认后的，由金盛公司自行负责，与王某继承人王唯、王艺涵及台达公司无关。”故对于王某确认的尚欠孙莹工资款20万元，金盛公司应承担支付责任。因此，孙莹主张金盛公司支付尚欠工资款2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关于孙莹主张的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王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财务负责人张某出具的《工资结算单》虽然均确认了尚欠孙莹的工资数额，但并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故孙莹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从孙莹主张权利的日期开始计算。孙莹在本案中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起诉前向金盛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故逾期付款利息应从孙莹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对于孙莹超出部分的利息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四、2016年1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对金盛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根据孙莹提供的《协议书》内容可知，该《协议书》中的首部甲方为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二项目部，乙方为孙莹，落款处甲方的项目负责人的签名为张某和徐某。故该《协议书》系案外人张某和徐某以金盛公司项目二部的名义与孙莹所签订。孙莹持有的加盖项目二部公章的《协议书》为复印件，经核对，《协议书》的原件加盖公章的部分已经缺失，无法核实原件是否真实加盖了项目二部的公章。孙莹认为《协议书》原件的公章部分系金盛公司工作人员恶意损毁，并提供了派出所的《情况说明》，但该《情况说明》并不能直接证明孙莹主张的公章真实存在的事实，故对该印章部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张某和徐某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中，张某和徐某以金盛公司项目二部负责人的名义与孙莹签订《协议书》时并未提供金盛公司的书面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资料，该《协议书》事后亦未得到金盛公司的追认，故应认定徐某、张某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未经金盛公司的授权，属于无权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协议书》第二条关于“如结算金额超过9000万元，超过部分按20%分配给孙莹”及第四条关于“以项目负责人张某、徐某争取利益的最大化”的合同条款明确约定金盛公司作为合同义务的履行主体，该合同目的明显不利于金盛公司的利益，与社会常理不符。孙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和徐某具备表面授权的客观要件及孙莹作为善意相对人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故张某和徐某签订《协议书》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协议书》在事后未得到金盛公司追认的情况下，《协议书》的内容对金盛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孙莹根据《协议书》的约定主张金盛公司支付垫资、提成及补偿金等款项，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限金盛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莹支付工资2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孙莹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587.41元，由孙莹负担25251.81元，由金盛公司负担2335.6元。二审期间，孙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5年中信台达项目一期Ⅲ区建筑工程结算资料，拟证明孙莹自2015年便开始涉案项目结算工作，直至2017年12月完成结算，期间工作量巨大。2.金盛公司与孙莹于2016年1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金盛公司对《协议书》的内容予以认可，受其约束。3.金盛公司就涉案项目对外签署合同加盖印章页，拟证明金盛公司持有的“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信台达二部专用章”长期使用，具备对外效力。金盛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针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涉案工程的结算在2015年10月10日应已制作完毕，且20万元的劳动工资款包括了该阶段及事后要和造价咨询公司所对接产生的劳动支出，约定一个员工通过配合公司进行结算要按照超过9000万元的20%进行劳务分配，这与交易习惯不符。对于证据2孙莹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不属于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该结算协议涉及到9000万元以上的20%款项分配，属于重大事宜。该协议书复印件既没有金盛公司负责人的盖章签字，同时其也是在复印件上进行的盖章，不是金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金盛公司对该协议书不予追认。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证据可证明涉案工程的结算情况；对证据2，该证据不能证明金盛公司对2016年1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予以认可，并受该《协议书》所约束；对证据3，该证据可证明项目二部以其名义对外签订过经济合同，但同样不能证明金盛公司对《协议书》的内容予以追认。金盛公司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二审询问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张某、徐某并非金盛公司的职员。张某、徐某在一审对其二人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称《协议书》上项目二部的公章并非其二人加盖，金盛公司对《协议书》的内容并不知情。张某还称项目二部的印章不止一枚，王某也有一枚同样的印章。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莹与张某、徐某于2016年1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对金盛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问题。第一，《协议书》系以项目二部的名义订立。孙莹在一审中提交了该《协议书》的原件，但该原件上项目二部的印章部分缺失，致使无法辨认。孙莹称印章缺失系由于金盛公司的职员恶意损毁行为导致，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在二审当中又提交了一份盖有项目二部印章的《协议书》复印件以佐证其主张的事实，但张某、徐某作为项目二部的管理人员，均否认其二人在《协议书》上加盖项目二部的印章，且张某还称项目二部的印章不止一枚，该印章并非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金盛公司亦否认在《协议书》上加盖印章。综上，由于对该份《协议书》的来源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本院对孙莹上诉主张该份《协议书》上的印章系金盛公司加盖的理由不予采纳。第二，首先，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涉案的海口中信台达项目（一期）Ⅲ区工程系由金盛公司承包后再转包给王某，王某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项目二部系金盛公司为涉案工程建设需要而成立的下属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张某、徐某系以项目二部的名义而非以金盛公司的名义与孙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在金盛公司未追认的情况下，其产生的民事责任不应由金盛公司承担。其次，张某、徐某不具有与孙莹签订《协议书》的代理权限。张某、徐某并非金盛公司的员工，其二人也未得到金盛公司的授权与孙莹签订《协议书》，事后亦未得到金盛公司的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张某、徐某的行为属于该法条规定的无权代理行为，依法对金盛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再次，孙莹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情形。表见代理的成立要件之一在于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孙莹系王某聘请的土建预算员，与金盛公司无法律关系。《协议书》中亦约定了“以项目负责人张某、徐某争取利益最大化的……”等内容，由此可知，其应明知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非金盛公司。在此情况下，孙莹仍然与张某、徐某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金盛公司承担支付结算超出9000万元部分20%奖励款的责任，在金盛公司未参与、不知情的情况下，给金盛公司设定了义务。且未得到金盛公司的追认，其在主观上不构成善意。孙莹的行为明显不符合表见代理的上述主观构成要件，依法不能成立表见代理。综上所述，孙莹与张某、徐某签订的《协议书》依法对金盛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其无权向金盛公司主张项目结算费用垫资、提成及补偿金等款项。孙莹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75.25元，由上诉人孙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志勇审判员 廖端明审判员 王春芬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任 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