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24民初2946号原告：庐江县臻芳怡石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庐江县万山镇。法定代表人：王少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守成，庐江县万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法定代表人：钱志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鸿，江苏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糜伟军，江苏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史永杰，男，197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汉城，男，居民，住安徽省庐江县。被告：徐汉城，男，197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庐江县。被告：安徽凯易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潜山南路188号蔚蓝商务港城市广场C座161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25499778B。法定代表人：章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君，安徽景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庐江县臻芳怡石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泰公司”）、史永杰、徐汉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根据被告常泰公司的申请，依法追加安徽凯易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易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庐江县臻芳怡石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少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守成，被告常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伟、糜伟军，被告史永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汉城、被告徐汉城，被告凯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庐江县臻芳怡石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支付原告材料款71262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安徽省六安市六安万达商业内装项目系常泰公司中标承建。2016年9月16曰，徐汉城就该项目施工所需材料的质量、标准等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工程结束后，经核算，史永杰、徐汉城共同签字确认欠原告材料款71262元，并承诺由常泰公司支付，但此款后经原告多次催讨无果。常泰公司辩称：常泰公司与史永杰、徐汉城之间无任何民事法律关系，亦非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原告应向其合同相对方凯易公司请求支付材料款。原告要求常泰公司支付材料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常泰公司的诉讼请求。史永杰辩称：其与凯易公司签订《内部合作协议》以及案涉工程由其实际施工是事实，但因其所施工的工程款应由常泰公司支付，故原告诉请的材料款也应由常泰公司支付。徐汉城辩称: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及欠款均是事实，但该欠款应由常泰公司或凯易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因其仅是案涉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是代表常泰公司的，且其签订的所有合同均是以常泰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的。凯易公司辩称：1、原告在起诉时并没有起诉凯易公司，原告所提供购销合同是原告与常泰公司及徐汉城签订的，且欠条也是由史永杰和徐汉城出具的，故凯易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常泰公司提供的《合作经营协议》是常泰公司与章凯签订的，没有凯易公司的公章，该协议应属无效协议。另章凯与史永杰所签订的《内部合作协议》系其个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无关。3、常泰公司提供的结算报告中所写明的“总包方为常泰公司，分包方为安徽凯易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无其公司任何人签名或公章，故该结算报告也是无效的。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凯易公司的的诉讼请求。庐江县臻芳怡石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购销合同》原件一份，用于证明原告向常泰公司供应材料的标准、质量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2、欠据原件一份，用于证明常泰公司欠其材料款的具体数额。常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常泰公司从未授权徐汉城与原告签订该购销合同，且原告至今也未按合同约定向常泰公司提供相关发票，同时合同的签名栏中只有徐汉城的签名，无合同签订日期，更无常泰公司公章，故该份购销合同不能证明合同的相对方是常泰公司，故对常泰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2、对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常泰公司与史永杰、徐汉城之间无任何民事法律关系，其签名不能代表常泰公司。史永杰系凯易公司的项目部负责人，徐汉城系该项目部工作人员，其二人在欠据上签字是代表凯易公司对欠款事实的确认，原告应当向凯易公司主张欠款。另案涉欠据中已载明“请常泰公司从工程款中代为支付”，故原告理应知道合同的相对方并非常泰公司。史永杰、徐汉城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可欠据出具的时间为2016年11月份，且欠款是事实。凯易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两份证据与凯易公司无关，不予质证。但认为，案涉合同是常泰公司的格式合同，是常泰公司标准的材料采购合同模板，欠条上已明确写明欠款人是常泰公司项目部，且写明“请常泰公司从工程款中代为支付”，说明该欠款应当由常泰公司支付。审理中，常泰公司为佐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企业公示信息一份，用于证明凯易公司的经营范围有建筑装饰，具有相关建筑、装饰工程资质，是适格的工程分包主体；2、《工程合作经营协议》一份，用于证明常泰公司与凯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章凯签订协议事实以及协议约定的内容，同时还用于证明常泰公司从中建二局分包六安万达室内步行街装修工程后，将工程全部转包给凯易公司，凯易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事实；3、《内部合作协议》一份，用于证明凯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章凯与史永杰签订协议，协议约定涉案工程的材料采购合同均应与凯易签订以及史永杰系凯易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的事实；4、六安万达结算报告一份，用于证明工程结算是史永杰作为凯易公司的代表与常泰公司进行的确认，常泰公司已支付给凯易公司工程价款23045738.74元。如有材料及劳务欠款，应由凯易公司承担一切责任；5、《六安万达广场大商业室内步行街公共区域精装修工程合同》一份，用于证明常泰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与史永杰、徐汉城之间没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6、借款承诺书一份，用于证明史永杰、徐汉城向高媛个人借款的事实；7、用款申请单、转账凭证一组，用于证明常泰公司以代付的方式支付凯易公司工程价款计6058920元，进而证明凯易公司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常泰公司非本案合同相对方的事实。原告对常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但该份证据的格式与其提交的合同格式是一样的，也没有盖章；3、对证据3、4、6、7的真实性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但从结算报告可以看出史永杰是案涉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4、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史永杰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内部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结算报告，现无法确认；对《工程合作经营协议》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合同第三页中的分包商代表龚勤文向其出具过聘任书；对证据6的情况其记不清了，只记得有过承诺书，但不是借款承诺书，“借款”二个字是后来添加的，其不存在向高媛私人借款，这是对常泰公司的承诺；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这些都是其在实际施工中以章凯的名义产生的费用。徐汉城的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其不清楚。对于证据5－7，质证意见同史永杰。凯易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该合同的甲方是常泰公司，但该公司未盖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代表人也没有相关授权，故该合同是个人行为，与其公司没有关系；3、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是章凯与史永杰签订的，与本案货款支付没有关系；4、对证据4三性均不予认可；5、对证据5不予质证，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凯易公司不是该合同当事人，故常泰公司认为采购合同应由凯易公司签订无任何法律依据；6、对证据6三性不予质证；7、证据7非原件，对其证据形式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但对内容没有异议。史永杰、徐汉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该会议记录上有史永杰和常泰公司的代表的签字，足以证明史永杰在项目中从事管理活动，常泰公司知情并认同；2、《协议》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史永杰是代表常泰公司与中建二局及第三方签订的协议；3、请款单及发票复印各一组，用于证明常泰公司一直把控资金，项目上费用都是采取向常泰公司申请或者报销的方式；4、《玻璃安装合同》、《玻璃合同》及欠条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常泰公司认可以其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签订方式；5、交易明细一份，用于证明常泰公司的代表高媛付款给史永杰代付工人遣散费的事实；6、聘任书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常泰公司的代表龚勤文聘任徐汉城代表项目部处理相关工程事务的事实。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1、5、6与原告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2、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清楚；3、对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常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三性均不予认可；2、证据2、6系复印件，不予质证；3、对证据3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其单方制作的证据，未经常泰公司审批同意或签字、盖章，故与常泰公司无关；对证据4三性不予认可，该安装合同签订时间是2016年8月16日，合同约定安装完工时间是2016年8月19日，而《玻璃合同》的签订时间却是2016年10月12日，不符合常理，故这两份合同不具有真实性；4、证据4与被告无关，但该证据能够证明史永杰、徐汉城就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5、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高媛的转账记录，只能证明高媛与史永杰、徐汉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6、证据6系复印件，不予质证。凯易公司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2三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是徐汉城与总承包方及分包方代表吴鑫、高媛等分别签订，也证明徐汉城是得到了常泰公司的授权，应当由常泰公司进行工程款支付；2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3、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该合同是由高媛和史永杰签订的，说明史永杰签订的材料供货合同是得到常泰公司授权的4、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证明所欠的工资款最后都是由常泰公司支付的；5、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针对原、被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两份证据，鉴于徐汉城、史永杰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常泰公司提交的证据1-5，各质证意见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对于证据6－7，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系复印件，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史永杰、徐汉城提交的证据1-5，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认定。对于证据6，因非原件，同时常泰公司亦不予认可，故本院亦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5月21日，常泰公司与总承包方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从该公司分包了其承建的六安万达广场大商业室内步行街公共区域精装修工程。此前，常泰公司与凯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章凯于2016年5月16日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一份，约定将其拟分包的上述工程交由凯易公司承包施工。协议中约定，凯易公司承包工程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承担债权、债务等相关民事责任。在上述两份协议签订之前，凯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章凯即与史永杰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内部合作协议》一份，将其拟承接的案涉上述工程部分交由史永杰承包施工。协议约定，由章凯方负责协助史永杰组建项目部，项目所用主要材料原则上均由章凯直接采购，如史永杰能采购到材料价格在同等条件下低于章凯方供货价，则章凯方采用史永杰的供应商，但采购合同在史永杰同意后仍为章凯方与供应商签订。上述协议签订后，史永杰、徐汉城就其分包项目合伙进行了施工。2016年9月16日，因工程施工需要，徐汉城以常泰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向案涉工程供应石膏线条，并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徐汉城以常泰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在该合同上签字，未加盖常泰公司公章。该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案涉工地供货。2016年11月间，史永杰、徐汉城与原告进行了结算，并共同向原告出具欠款凭证一份，该欠款凭证中载明：“今有六安万达大商业内装项目常泰项目部所欠臻芳怡石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款项共计柒万壹仟贰佰陆拾元整，尚未付款，数量、价格核实无误。请常泰公司从工程款中代为支付”。但此款后一直未予支付。本院认为：案涉《购销合同》徐汉城虽以常泰公司的名义签订，但该合同中并无常泰公司公章，常泰公司亦未与原告进行货款结算，同时徐汉城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业经常泰公司的授权或事后得到了常泰公司的追认。故常泰公司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看，史永杰、徐汉城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所提供的施工材料亦是用于其二人所实际施工的工程，且案涉工程也非史永杰、徐汉城直接从常泰公司处分包取得，同时从史永杰、徐汉城向原告出具的欠据内容也可以看出，其二人也认可其为案涉货款的债务主体，故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院认定徐汉城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方，应对所欠原告71262元货款承担付款责任。史永杰虽未在案涉合同上签名，但其与徐汉城系合伙关系，且共同向原告出具了欠据，故应对案涉欠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常泰公司、凯易公司虽为案涉工程的分包主体，但均未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要求其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史永杰、徐汉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原告庐江县臻芳怡石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货款71262元；二、驳回原告庐江县臻芳怡石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2元、减半收取791元，由被告史永杰、徐汉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路英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桑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