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终39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某2，男，1969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在鼎，男，1997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某1，男，200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 法定代理人：胡某2，系胡某1的父亲。 上诉人（一审原告）：雷连英，女，194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 上述四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德，广西益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俊文，广西益远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祥辉，男，196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崇飞，男，198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武宣万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武宣镇城北路商贸中心B区B5幢-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323794303678K。 法定代表人：张万升，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某，女，197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柯敏，女，1997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柯某1，男，200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法定代理人：黄某，系柯某1的母亲。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柯某2，女，2010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法定代理人：黄某，系柯某2的母亲。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柯政伙，男，193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抛，女，1939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温权才，男，196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汉生，男，194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温柏森，男，196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上述十二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恩科，广西三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十二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武英，广西三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万玉，男，196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廖海，男，198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上述二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恩科，广西三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柳明，广西三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港市西航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明珠商业中心八楼828-82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0276306132XA。 法定代表人：韦知成，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平市宏远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西山镇新岗村六塘区郭展出租屋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8106359706XT。 法定代表人：梁孟怀，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美霞，女，197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西山镇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温权林，男，197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平市城厢第一水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西山镇城南街2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81MA5KB45H6C。 法定代表人：张乃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平市东运水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县府街17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81MA5KMDXT7F。 法定代表人：罗宗权。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彭德兴，男，1968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平南县诚信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平南街道朝阳路29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21791328853Y。 法定代表人：卢燕萍，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永华，男，198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平南县永佳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平南镇朝阳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21775957174G。 法定代表人：黄永佳，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胡某2、胡在鼎、胡某1、雷连英因与被上诉人黄祥辉、张崇飞、广西武宣万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张万玉、黄某、柯敏、柯某1、柯某2、柯政伙、陈抛、贵港市西航船务有限责任公司、温柏森、陈汉生、温权才、桂平市宏远船务有限公司、陈美霞、温权林、桂平市城厢第一水运公司、廖海、桂平市东运水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彭德兴、平南县诚信船务有限公司、陈永华、平南县永佳船务有限公司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18）桂72民初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某2、胡在鼎、胡某1、雷连英及四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德、苏俊文，被上诉人黄祥辉、张崇飞、广西武宣万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黄某、柯敏、柯某1、柯某2、柯政伙、陈抛、温柏森、陈汉生、温权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恩科、被上诉人张万玉、廖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恩科、韦柳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桂平市宏远船务有限公司、陈美霞、温权林、桂平市城厢第一水运公司、桂平市东运水路运输有限公司、彭德兴、平南县诚信船务有限公司、陈永华、平南县永佳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贵港市西航船务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胡某2、胡在鼎、胡某1、雷连英上诉请求：一、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18）桂72民初13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是错误的。一、本案已构成侵权，属于共同危险行为，被上诉人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1.本案已查明在事发河段上航行的船舶为桂桂8789船、9332船、9397船、桂武宜货6868船、诚信328船、平南永佳5168船、万兴789船、西航983船、东运863船等9艘钢质货船，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目击证人证言，足以认定被害人邓某系被船舶撞击致身体损伤引起溺水死亡。2.一审判决认为邓某存在先死亡后被撞击或被撞击前身体已不能活动的情形，有主观归责的嫌疑。根据司法鉴定意见，邓某死亡系因船舶撞击所致。在事发时间及河段，仅有以上9艘钢质货船上航经过，撞击邓某的肇事船舶可以明确。邓某游泳技术娴熟，体能充沛，假如系因身体不能动弹而遇险，依常识可知身体会自然下沉，不会出现目击证人李某所言“在大铁船经过时旁边约3-4米处，看见游泳圈旁边上有人”的情况。本案存在侵权责任的法律因果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共同危险行为必须是“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发生”，于法无据。共同危险行为是广义共同侵权行为类型。共同危险行为人在主观上为分别过错或共同过错，但没有致人侵害的意思联络。其客观要件上不应夸大数行为时空上的同一性，而应考虑其时空关联性，及其是否具有造成同一损害的危险性与可能性。本案中，各被上诉人在同一时间段同一河道内航行，可认定为对事故发生具有时空上的关联性。三、一审判决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的船舶存在违法航行进而危及他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行为，存在错误。涉案船舶在开放水域行驶本身就存在一定危险性（如同道路交通事故），其在航行过程中不注意观察、瞭望，没有穷尽合理注意、避让义务，存在过错，合法行驶也存在肇事嫌疑，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涉案船舶是否具备合法航行资格，存在事实不清。四、本案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一审法院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而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有失公允。在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中，应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上诉人已对本案侵权事故达到“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证明标准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对证人证言、司法鉴定意见未予以采信，主观臆断邓某死因存在其他可能，存在错误。综上，本案符合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被上诉人应承担民事责任，故请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祥辉、张崇飞、广西武宣万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黄某、柯敏、柯某1、柯某2、柯政伙、陈抛、温柏森、陈汉生、温权才、张万玉、廖海共同辩称，一、本案死者死亡系意外事件而非责任事故。本案尸体检验鉴定书中的尸表检验表明“左额部经左颞部行至左枕部见一18.0×4.0cm的创口”“颅骨相应位置骨折，脑组织溢出”“左枕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硬脑膜破裂，左侧大脑部分破裂”。上述创伤足以致人当场死亡，不存在受伤后仍能自主呼吸导致肺部检出硅藻成分的可能。结合死者在离船3至4米内仍未采取主动避让措施的事实，足以推定死者在与船体接触之前已溺水死亡。据此，本案死者死亡系死者本身原因导致的意外事件，死者的死亡与此后遭受船舶撞击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本案事故未报海事管理机构调查处理，直接起诉不符合相关规定。本案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规定，报海事管理机构调查处理并依据调查结论主张权利，但上诉人未报海事管理机构，而是在一年后自行收集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随意确定责任的范围，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在死者死亡时间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上诉人在事发的32分钟时间段内经过事发地的14条船舶中起诉9艘船承担责任，具有明显随意性。在事故责任人范围未经权威部门认定，上诉人在对其确定时间段的依据未予以说明的情况下，从现有证据无法确认本案的责任主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举证责任分配合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桂平市宏远船务有限公司、陈美霞、温权林、桂平市城厢第一水运公司、桂平市东运水路运输有限公司、彭德兴、平南县诚信船务有限公司、陈永华、平南县永佳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贵港市西航船务有限公司均未作书面答辩。 胡某2、胡在鼎、胡某1、雷连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本案各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共计717,672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胡某2、胡在鼎、胡某1、雷连英增加诉讼请求：参照《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赔偿经济损失的金额增加后合计为76866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某，女，1971年3月7日出生，生前系藤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水性较好，有长年到西江游泳锻炼身体的爱好。2017年1月10日清晨，邓某到游泳，约6时45分，邓某从该码头下水沿着该码头一侧的西江往上游方向游去。约7时10分，在游泳的李某看到2艘大货船从大黄便民游泳亭对出、距岸边50米左右的江面上航经过时，一名系有游泳圈的游泳者距离一艘货船的船头仅有3、4米而未避让，2艘货船经过后就不再见到游泳者，只见到游泳圈漂于江面。约7时30分，与邓某相识的周某等泳友发现邓某不见后，就找来其丈夫胡某2，拨打110报警求助，公安机关不久就派出快艇到事发河段搜寻邓某，胡某2也请来小船搜寻，但均未找到邓某。1月15日，在事发河段浮起一具尸体，打捞后经确认死者为邓某。同日，为查明邓某死亡原因，分析损伤形成，藤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委托藤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进行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该鉴定室检验尸体表明，死者损伤主要位于头部及左某，其头部损伤致左颞部及左枕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硬脑膜破裂，左侧大脑部分破裂（具体描述为：左额部经左颞部行至左枕部见一18.0×4.0cm的创口，创缘整齐，创角锐利，此创可见颅骨相应位置骨折，脑组织溢出）；左某损伤致左某形成两处创口（具体描述为：左肘部外侧见一0.5×0.3cm的创口，创缘整齐，创角锐利，创道深至肌层；左某外侧见一0.3×0.2cm的创口，创缘整齐，创角锐利，创道深至肌层）。在尸体检验鉴定过程中，为进一步分析邓某死亡原因，藤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月21日将邓某的部分组织器官、尸体发现处提取的江水送至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委托该中心进行病理学检验和硅藻检验。3月5日，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7]病鉴字第52号（病理学检验）、53号（硅藻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52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头部裂伤处头皮及血肿处组织、左臂创口处皮肤及肌肉组织均未检见明显出血、炎细胞浸润等生活反应的病理改变。2.送检的组织器官广泛自溶改变，未检见明显致死性疾病的病理改变。53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从送检的死者（邓某）的肺组织中检出大量硅藻。5月28日，藤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作出（藤）公（物）鉴（尸检）字[2017]30号鉴定文书，分析认为，由于死者的各器官及损伤处均有不同程度的自溶情况，由此难以判断其损伤为生前伤或者死后伤；根据调查走访可知，死者经常性游泳，对水性比较熟悉，而且死者在游泳时带有游泳圈，在两条船陆续经过后才不见其踪影。结合硅藻检验情况，死者的肺组织中检出大量硅藻，说明死者符合生前溺死。因此，得出死者邓某因船撞击致生前溺水死亡的可能性较大的检验意见。 2017年11月10日，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梧州藤县海事处查询邓某失踪时段经过该水域船舶的相关信息。该海事处于2018年1月8日出具《关于藤县“1.10”邓某游泳死亡案事发航段过往船舶名称的函》，内容为：2017年1月10日，邓某游泳失踪（后证实死亡）险情发生后，我处及时展开了搜寻、救助、调查等系列工作。根据调查取证，我们最终无法确定肇事船舶，目前也没有收到最新证据或线索。由于事发航段没有安装其他的视频设备，我们仅靠AIS设备记录回放来查找该航段的过往船舶，期间过往的自用船舶、渔业船舶及其他排筏因没有安装AIS设备无法查到相应船名。按照贵所律师函询，并结合目击证人提供的线索，我们现将“1.10”邓某游泳死亡案事发时段过往船舶名称告知你们。函附2017年1月10日06:45～07:30过往船舶清单。船舶清单显示下航船舶5艘；上航船舶9艘，AIS记录9艘上航船舶经过时间大约为0702至0721，船名依次为桂桂平货8789、桂武宣货6868、桂桂平货9332、诚信328、桂桂平货9397、平南永佳5168、万兴789、西航983、东运863，并列明各船的船籍港、所有人、经营人等信息。 一审法院另查明，“桂桂平货8789”号船的登记所有人为温柏森，经营人为桂平市宏远船务有限公司；“桂武宣货6868”号船的登记所有人、经营人为黄祥辉；“桂桂平货9332”号船的登记所有人为陈汉生、陈美霞，经营人为桂平市城厢第一水运公司；“诚信328”号船的登记所有人为彭德兴，经营人为平南县诚信船务有限公司；“桂桂平货9397”号船的登记所有人为温权才、温权林，经营人为桂平市城厢第一水运公司；“平南永佳5168”号船的登记所有人为陈永华，经营人为平南县永佳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万兴789”号船的登记所有人为广西武宣万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张崇飞，经营人为广西武宣万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西航983”号船的登记所有人为张万玉、柯星耀，经营人为贵港市西航船务有限公司；“东运863”号船的登记所有人为廖海，经营人为桂平市东运水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胡某2与邓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4年12月6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胡在鼎、胡某1二子。雷连英系邓某的母亲。柯星耀已于2017年1月14日去世，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父亲柯政伙、母亲陈抛、妻子黄某、女儿柯敏、柯某2、儿子柯某1。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各被告所有或经营的船舶于2017年1月10日航行经过邓某失踪河段的行为是否构成共同危险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的规定和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共同危险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仅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但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一、实施行为的数人没有意思联络；二、数人共同实施了危险行为；三、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已造成损害结果；四、加害人不明。关于要件二，“共同”的含义是数个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是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发生，即具有“时空上的共同性”，数个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在时间上、空间上存在偶合性，且各行为人的行为一般均具有违法性。关于要件三，要求损害事实已经发生，损害结果已经造成；因果关系的存在能够客观认定，损害确系共同危险行为所造成；只有部分行为人的行为造成损害结果，另一部分人虽然实施了危险行为，但客观上没有造成损害后果。对照本案的具体情况，各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理由如下：第一，各被告的行为不具有时空上的共同性，也无证据表明其行为具有违法性。2017年1月10日早上，登记所有人和经营人为各被告的9艘船舶航行经过事发河段的时间范围大约为7时2分至7时21分，历时19分钟，不是在同一时间点经过事发河段。按照常理，该9艘船舶的航行轨迹不可能是相同的，即不可能都航行经过事发同一地点（该河段的河面宽度大约800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八条“机动船航行时，上行船应当沿缓流或者航道一侧行驶，下行船应当沿主流或者航道中间行驶”的航行原则，尚且存在部分船舶靠江对岸通行的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二条“本法所称航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等内陆水域中可以供船舶通航的通道，以及内海、领海中经建设、养护可以供船舶通航的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航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前款所称航道，是指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沿海、江河、湖泊、水库、人工水道内船舶、排筏可以通航的水域”的规定，9艘船舶航行经过事发河段属于在航道内的正常航行行为，没有证据表明该9艘船舶存在违法航行进而危及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情形。第二，根据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病理学检验意见，送检的死者组织器官和头皮没有检见生活反应，理论上没有生活反应即为死后伤，但结合本案检验条件不能完全排除死者生前伤的可能。藤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作出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也说明无法判断死者邓某为生前伤还是死后伤，该鉴定根据案情得出死者邓某因船撞击致生前溺水死亡的可能性较大的意见。具体而言，邓某既可能是被船舶撞击致生前溺水死亡，也可能是溺水死亡后被过往船舶撞击导致尸体上形成损伤。就算是第一种情形，也不能排除其生前损伤为没有安装AIS设备的自用船舶、渔业船舶及其他排筏造成的可能。总之，无法确定邓某的死亡就是案涉9艘上航货船中的某艘或若干艘造成。因此，黄祥辉等十四名被告和廖海关于各被告行为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抗辩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此外，各被告的行为也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第十一条规定的无意思联络但承担连带责任的分别侵权行为，各被告亦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虽然原告胡某2、胡在鼎、胡某1、雷连英痛失亲人，其情可悯，但其诉讼请求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胡某2、胡在鼎、胡某1、雷连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86元、公告费560元，由胡某2、胡在鼎、胡某1、雷连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亦无新的证据向法庭提交。 经本院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证人李某在藤县公安局接受询问时陈述“我是10日上午6时40多分到大王码头游泳……当时约7时10多分左右，向下游看去，见在大王码头上一点的地方水面上，有一只救生圈在水上漂，好似有一个人在游泳的，距离救生圈约四五米处正好有一艘大货船开上来，跟在后面也有另一艘大货船开上来，前面的大货船已经无法闪躲救生圈了，我见救生圈从船旁边漂过，当两艘大货船都通过救生圈后，没见救生圈边有人游浮起来，我就上岸，同泳友说外面的救生圈有人游泳的”，其后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7年1月10日早上6点半就去游泳了……在游回来差不多到大黄码头附近就看到有个人离船头只有三四米很近的距离，当时船舶开过去只看到游泳圈浮起来，却没有看到人了，就和泳友说了这个情况”“（事故发生时间是）7点多一点”“游泳圈离岸边有50多米；我离游泳圈的距离大概是二三十米左右”“没有带手表，一般是凭感觉看时间的，没有精确的时间”“就是把游泳圈绑在身后，没有力气了可以把救生圈拉在身上，人就不会沉下去了”。证人周某在一审庭审时陈述“邓某有四五年的泳龄，游泳的距离一般距河岸为七八米远，有的游泳离岸远的是十几米”。上诉人胡某2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游泳圈的薄膜烂了，连着身子的绳子没有断，游泳圈与绑在人身体上连结的绳子是脱落的，不是船舶绞断的”。 本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综合本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对邓某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如应承担，损害赔偿的数额是多少？ 本院认为，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共同危险行为造成邓某的死亡而认为其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判定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前提必须对其是否构成共同危险行为作出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行为法》第十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明确界定共同危险行为系数人共同实施危及他人的行为并造成损害结果，而实际侵害行为人又无法确定的侵权行为，根据该条规定，被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理由如下： 本案中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的损害确系被上诉人中的一个或数人的行为所造成。 共同危险行为虽然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或侵权责任人，但可以明确的是共同危险行为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本案中，邓某的具体死亡时间并不能确定，而证人李某陈述大概在7时10分左右有船舶经过而造成游泳者消失（李某在公安机关所作证言证明其当天6点40多分到码头游泳，大概7点10分看两艘船舶从游泳者处驶过；而在一审庭审中其证明其当天6点半下水，7点钟即上岸），上诉人仅依靠唯一的证人证言确定邓某的失踪时间，并根据该证人证言向藤县海事处调取该时间段经过该域船舶的相关信息，而藤县海事处出具《关于藤县“1.10”邓某游泳死亡案事发航段过往船舶名称的函》写明，该处依靠AIS设备记录回访查找到该航段的过往船舶，而期间过往的自用船舶、渔业船舶及其他排筏因没有安装AIS设备无法查到相应船名，上诉人起诉的被上诉人分别所属的9艘船舶系安装有AIS设备而事发当天7点2分至7点21分过往的上行船，而期间未安装AIS设备的自有船舶、渔业船舶的过往情况无法查明。因此，上诉人仅根据证人李某前后存在出入的证言及依该证言中推断的时间从海事处调取的部分过往船舶信息，并无法得出邓某死亡确系本案中9艘船舶中其中1艘或数艘船舶所为的结论。 本案中未有证据证明邓某的死亡结果与被上诉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能够认定数人的危险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客观上的因果关系，但又在事实上难以确切认定是谁的危险行为实际造成损害结果，故而推定共同危险行为人均存在侵权行为，据此，推定数人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前提为侵权赔偿请求人能够证明损害事实与危险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本案中，上诉人未能证明邓某的死亡结果确系各被上诉人的行为所导致，即没有证明邓某的死亡与被上诉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首先，本案中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两项鉴定意见无法认定死者邓某在生前遭受到外力创伤这一事实。根据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2017〕病鉴字第53号鉴定意见书作出“从送检的死者（邓某）的肺组织中检出大量硅藻”的鉴定意见及〔2017〕病鉴字第52号鉴定意见书作出“送检的头部裂伤处头皮及血肿处组织、左臂创口处皮肤及肌肉组织均未检见明显出血、炎细胞浸润等生活反应的病理改变”鉴定意见，邓某系生前溺亡，但难以判断其损伤系生前伤或死后伤。 其次，公安机关所作的死因原因分析系在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基础上，考虑死者熟悉水性的特点及目击证人的证言，而后作出“死者因船撞击致溺水死亡的可能性较大”的结论。而根据证人李某在公安机关所作证言证实“当时约7时10多分左右，向下游看去，见在大王码头上一点的地方水面上，有一只救生圈在水上漂，好似有一个人在游泳的”，李某在一审庭审证实“（游泳者）没有游泳的动作，只看到游泳人离船头很近”“没有看清是谁，也没有看清游泳者的动作”。综合司法鉴定结论无法直接作出死者损伤是生前伤或死后伤，考虑到本案证人证言的单一性并结合本案中疑似邓某的游泳者被发现时已严重偏离正常游泳区域、邓某的游泳绳系自然脱落而非船舶碰撞割裂、事发时天气较寒冷及事发时尚未日出等因素，本案死者邓某的死亡原因是否系船舶碰撞造成溺水的这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等人所属的9艘船舶存在共同危险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主观要件的构成虽然排除了行为人在意思联络上存在主观共同性，但要求行为实施者具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主观危险性，即行为具有违法性及相应的过错。本案案件事实表明，各被上诉人的船舶系事发时段在事发河道内正常航行的、安装了AIS系统的船舶，上诉人认为9艘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存在未尽合理注意、避让义务。但根据证人周某证言，一般游泳者的游泳区域为“游泳的距离一般距河岸为七八米远，有的游泳离案远的是十几米”，又根据证人李某的证言，其看到“游泳圈离岸边有50多米”，可知邓某在事发时系明显偏离了游泳爱好者自发形成的惯常游泳区域而进入航道游泳。上诉人未有确切证据表明本案9艘船舶存在偏离航道、或疏于瞭望从而直接导致邓某死亡结果产生的危险行为或其他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本院认为，因本案中并未有直接证据证明死者邓某确系因船舶撞击受伤而溺亡，故不应仅以可能的死亡原因反向推断各被上诉人存在疏于瞭望或未予避让的危险行为。据上，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各被上诉人实施了侵权责任意义上的危险行为。 综上所述，虽然本案符合共同危险行为中加害人不明这一构成要件，但未有确切证据证明各被上诉人存在共同危险行为，亦未有证据证明邓某的死亡结果确系各被上诉人的行为所导致，故各被上诉人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各被上诉人对邓某的死亡结果不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不构成侵权责任正确。但共同危险行为构成的客观要件应考虑时空关联性而不能以是否存在时空同一性作为判断依据，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86元，由上诉人胡某2、胡在鼎、胡某1、雷连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庆华 审 判 员 王华妍 审 判 员 李萍萍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徐 玫 书 记 员 李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