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30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金东，男，198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市罗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堂，山东泰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籍超，男，1988年6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百勇，山东合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树斐，山东合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金东因与被上诉人籍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8）鲁1311民初5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金东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李金东向籍超转款的银行流水，籍超主张该款项系是李金东替案外人王振卫还款，王振卫从籍超供职公司办理的贷款被李金东使用了等。对于该主张，一审法院忽略李金东向籍超银行转款的基本事实，仅用不合理来推翻该转账事实，认为籍超的主张是合理的，有证据证实的，遂判决李金东主张返还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这明显忽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认定错误。（1）关于籍超该主张的真实性，李金东认为：首先，籍超的劳动合同和双方之间转账记录没有什么关联性，不能证明什么问题；其次，对于籍超与案外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和录音，先且拋开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说，单单就具体内容来说，案外人均没有认可李金东替其向籍超偿还债务。（2）一审法院推翻李金东诉讼请求的理由是“不符合常理”，该认定是断章取义也是错误的。首先，16万元的借款并非是籍超发放给李金东的，只是鉴于李金东和兄弟之间的关系，李金东愿意替其偿还，因为籍超银行转账的收款人并不是李金东，籍超为了确保债权的行使，让李金东单独书写欠条，这是完全合理的。反观籍超与李金东的往来中，现实生活中有银行流水证明给付过款项，就没有打欠条、收条之类的，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并没有不符合常理之说。其次，在籍超提交的录音后半段中，李金东提到，如果籍超非要通过诉讼解决该笔债款，李金东也会通过诉讼和籍超计算之前的债务，看谁赢，所以该录音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没有其他的债权债务，反而能证明李金东当时还不想追究籍超欠其个人款项的责任。一审法院仅考虑前段通话，不考虑后段通话，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李金东认为，借条的存在和籍超欠李金东款项的事实并不存在冲突，这是两笔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事实是李金东在对待与籍超的债权债务关系时，与替李金东的兄弟偿还与籍超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分开考虑的，并不能否认籍超欠李金东款项的事实。二、从李金东银行记录和籍超的银行记录看，是籍超从李金东处得到了款项，接着又转给了案外人。对于籍超主张李金东系替案外人向其还款并没有证据证明。另外，如果李金东是替案外人向其还款，籍超收到钱又立即转给案外人，这种客观事实与籍超的主张又是相互矛盾的。虽然李金东向籍超转款时，没有让其出具借条，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存在银行流水情况下，在当事人双方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前提下，法院应当认定借款关系成立。本案中，籍超并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转账是用于替他人还款，一审法院忽略银行流水凭证的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仅从合理性就推翻李金东的提交的银行流水的证据，认为欠款事实不存在，从而驳回李金东的请求明显是错误的，忽略了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三、关于李金东向籍超的其他几笔款项，籍超向法院起诉后，我方主张用该笔欠款抵扣，既然籍超不认可，如果二审法院不支持，那么对于该几笔款项，我方会另外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籍超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李金东向籍超借款13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籍超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给付借款的银行转款记录、李金东书写的借条、李金东还款的转款记录予以证明。（一）一审中籍超提交的证据证明，案外人王振卫在籍超任职的公司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背景及整个放款和催收情况，其中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案外人王振卫的电话录音均能证明李金东既参与了王振卫的贷款申请，又参与了相关贷款归还的一系列事情。微信聊天记录也重点记录了李金东对王振卫贷款下放时间的关注度，以及贷款下放后通过李金东刷款、提款事宜。同时，籍超在催款过程中，王振卫也告知了贷款被李金东使用，李金东使用的钱应该由李金东归还。在王振卫的贷款到期时，李金东通过籍超的银行账户将钱换到王振卫的账户中，该款项并非籍超向李金东的借款。另外，李金东在上诉状中并未提及化宝珍的电话录音中所涉转账事宜，该录音更能反应整个事情真相。（二）李金东弟弟李金军在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也是由李金东使用。在贷款到期当晚，李金东不能将所有款项凑齐，遂向籍超借款16万元，同时承诺次日将款项归还。后李金东违约未还，籍超多次追要，遂形成本案借条。在籍超与李金东的通话录音中，李金东承认欠款事实，但因其出具的还款计划籍超不予认可，李金东遂告知要起诉籍超。直至一审开庭时，李金东仍然承认欠款事实。二、李金东反诉籍超偿还50万元借款及利息，属虚构案件事实，捏造法律关系。仅提供了李金东向籍超转款的银行记录。籍超在一审中已就每一笔款项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陈述。在李金东将款项转至籍超账户前，籍超与王振卫仅仅是贷款申请人与银行客户经理的关系，不可能向王振卫借款。该款项均系李金东代王振卫所还款项。从李金东的银行流水中也可以看出款项均被李金东通过POS机刷出提款。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籍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3.5万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保全费）由被告承担.李金东一审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反诉被告偿还反诉原告借款5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2018年4月26日，籍超向李金东的弟弟李金军账户转账16万元。同年5月12日，李金东向籍超还款2.5万元，同年5月24日，李金东给籍超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籍超130,000元整，拾叁万元整”，出具借条时，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2.2018年5月9日至2018年6月13日期间，李金东通过手机转账，给籍超转款共计634,080元，5月9日转款40万元，5月12日转款2.5万元，5月17日转款1.5万元，5月24日转款5万元，5月25日转款6万元，6月13日转款84,080元；3.籍超曾供职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信贷员工作，与江西银行存在业务上的往来。案外人王振卫、化宝珍曾通过籍超在江西银行贷款，依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可以确定，李金东亦参与二人的贷款业务。2018年5月9日，籍超向王振卫在江西银行的账户转款501,550元。2018年5月28日，籍超向化宝珍在江西银行的账户转款5万元，2018年6月13日转款3万元；4.2018年11月1日，籍超与李金东的通话中，李金东称：“你给你舅舅说，我年前想办法给你转3万，剩下的过了年我再给你弄”，后又称：“过年之前我给你转3万”。一审法院认为，李金东向籍超借款13万元，有籍超提供的借条、转账记录予以证实，李金东亦承认借款事实，对该借款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李金东辩称借款已经还清，并反诉称籍超欠其借款5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籍超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微信聊天记录、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录音，能够证实籍超与李金东之间存在其他经济账目往来，对李金东提交的账目明细，籍超亦作出合理解释及说明，李金东仅依据转账记录不能认定所转款项为出借或还款款项。另外，如李金东反诉属实，其在2018年5月9日起至借条出具之日即2018年5月24日，共计向籍超转款49万元，在籍超仅向其弟弟账户转款16万元的情况下，反而由其给籍超出具借条，明显与常理不符。另外，籍超提交的其与李金东之间的通话录音中，李金东称“你给你舅舅说，我年前想办法给你转3万，剩下的过了年我再给你弄”，该通话时间系在李金东收到本案应诉材料之后，如籍超所诉款项，李金东已经还清，并且籍超尚欠李金东50万元的款项，李金东仍承诺向籍超还款，亦明显违背常理。综上，李金东的抗辩主张及反诉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籍超主张李金东实际欠款数额为13.5万元，因借条系在李金东偿还部分借款后出具，该借条应系双方对欠款数额的结算，应以借条载明的数额确定欠款金额，为此对另外5000元借款，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利息请求，因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该利息可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七）项。综上，判决：一、被告李金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籍超借款本金13万元及利息（以13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1日起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籍超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李金东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000元减半收取计1500元、申请费1220元，共计2720元，由原告籍超负担50元，由被告李金东负担267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反诉原告李金东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上诉人李金东是否欠被上诉人籍超借款13万元未予偿还；二、被上诉人籍超是否欠上诉人李金东借款50万元应予偿还。关于争议焦点一，即李金东是否仍应偿还籍超13万元借款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李金东于2018年5月24日就籍超转到李金军账户的16万元借款向籍超出具13万元的借条，以及籍超于2018年7月27日向李金东账户提供借款5万元，李金东于2018年8月25日-2018年9月29日五次偿还籍超5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现李金东主张余款13万元其已在借条出具后分次偿还完毕，并提供了其银行交易流水证实其主张。首先，从该民生银行账户流水看，李金东在2018年5月24日-2018年6月13日期间向籍超银行账户转款共计194080元，该款项已经远超2018年5月24日李金东为籍超出具的借条载明的13万元，如该194080元均系偿还的上述13万元借款，则李金东无须在2018年8月25日-9月29日期间另行偿还籍超5万元借款，李金东的主张与其之后另行还款的事实存在矛盾；其次，在籍超提交的其与李金东的多次通话录音中，李金东均认可其仍欠籍超借款未偿还，在一审诉讼期间籍超提交的其与李金东以及籍超的舅舅与李金东的通话录音中，李金东亦认可欠籍超13万元借款未予偿还。故一审法院认定李金东尚欠籍超借款13万元未偿还并无不当，对籍超要求偿还该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李金东的一审反诉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李金东主张其2018年5月9日至6月13日共向籍超银行账户转账634080元，除133080元为偿还籍超的借款外，其余50万元均为籍超向李金东的借款。籍超对收到李金东上述款项无异议，但主张除了2018年5月12日的25000元系偿还的2018年4月26日的16万元借款外，其余款项均为李金东替案外人王振卫、化宝珍通过籍超向江西银行偿还案外人的银行贷款。籍超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劳动合同、案外人的贷款合同及借款凭证、其与案外人的通话录音以及短信聊天记录、籍超的银行流水，籍超与李金东的短信聊天记录等。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籍超原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信贷专员，该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银行存在合作关系，为借款人在江西银行借款提供帮助并审核相关借款资料，为借款人的借款向江西银行提供担保。李金东2018年5月9日向籍超账户转款40万元，籍超于同日向王振卫的银行账户转款50万元；籍超于2018年5月28日向李金东账户转款5万元、向化宝珍账户转款3万元，李金东于2018年6月13日向籍超账户转款84080元；结合籍超与案外人的电话录音及短信联系，以及籍超与李金东的短信联系，可以认定李金东对案外人的涉案借款情况及还款过程是明知的。结合李金东在一审期间与籍超的通话录音中自认尚欠籍超款项的事实，以及李金东在向籍超转账44万元后仍后籍超出具13万元借条的事实，可以认定籍超的主张基本成立。李金东欲证明该转账634080元系借款，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综上，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述634080元转账系李金东向籍超提供的借款，故一审法院对李金东要求籍超偿还50万元借款本息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李金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上诉人李金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田开玉审判员  姚玉蕊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