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9行初28号 原告博白县博白镇城东村大岭生产队 法定代表人黄重才，队长。 原告博白县博白镇城东村东风生产队 法定代表人秦一成，队长。 原告博白县博白镇城东村卢屋生产队 法定代表人卢清杰，队长。 原告博白县博白镇城东村梁屋生产队 法定代表人梁泽才，队长。 原告博白县博白镇城东村中央村生产队 法定代表人梁有伟，队长。 上列原告之委托代理人王腾顺，博白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地址：博白县博白镇大街069号。 法定代表人罗培球，县长。 委托代理人王虔亮，博白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庞丹凤，博白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地址：玉林市玉东新区玉东大道1号城东办公大楼。 法定代表人韦韬，市长。 委托代理人梁波，玉林市法制事务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黎文娴，玉林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博白县博白镇城东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梁余明，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克武，博白县龙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高明，博白县博白镇城东村民委员会副主任。 原告博白县博白镇城东村大岭生产队、东风生产队、卢屋生产队、梁屋生产队、中央村生产队（以下简称大岭等5个队）诉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博白县政府）、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玉林市政府）、第三人博白县博白镇城东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城东村委会）林地行政确权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列诉讼参加人除原告卢屋队的法定代表人卢清杰、被告博白县政府法定代表人罗培球、被告玉林市政府的法定代表人韦韬及其委托代表人梁波外，其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博白县政府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博政决（2018）3号《博白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3号处理决定），3号处理决定认定，各方争议山岭座落在博白县城××村境内，叫大岭、下塘岭①、下塘岭②。大岭的四至界址是：东、南、西、北均以岭脚为界，面积以征地面积为准，现界内附着物有房屋；下塘岭①的四至界址是：东、南、西、北均以岭脚为界，面积以征地面积为准，现界内附着物有房屋；下塘岭②的四至界址是：东、南以岭脚为界，西以岭胫小路为界，北以现锦绣东路为界，面积以征地面积为准,现界内附着物有房屋。争议山岭在合作化期间属富石高级社集体所有，人民公社化时归五星（城厢）人民公社集体所有。1959年冬，根据博白县委、政府扩大县农场的指示，经博白县农场与城厢公社协商后，将城厢公社管辖的富石片、大良片、官田片共15个生产队（包括现大岭、卢屋、梁屋、东风、中央村5个生产队）拨进博白县农场，现争议的山岭在入场的土地、山岭范围内。入场后，由农场调整落实各生产队耕作区，职工粮食、工资统一由农场供给。1961年冬，经博白县委批准，农场将1958年以来由城厢公社拨进的共26个生产队组成一个隶属于农场的生产联队，把从公社拨进农场的土地、山岭及其它生产资料拨归联队并由国营改为集体性质，联队独立核算，在生产经营上，除山岭由联队组织林果队集中经营管理外，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由各生产队耕作使用，1964年后，联队改由生产队单独核算，从公社拨进农场的山岭（包括争议的山岭）仍由联队林果队经营管理，由联队处分收益，从未下放固定给生产队。1968年，经博白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将联队（包括人员、土地、山岭和其它生产资料）划归博白镇城东大队，山岭仍属大队所有，没有下放给生产队。1969年，大岭队、卢屋队、中央村队、梁屋队合并称为东方红队至1982年又分为大岭队、卢屋队、中央村队、梁屋队。1983年间，博白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山权林权证将一直由农场联队、城东大队经营、管理、收益的鹤（柯)木岭、鸡覃岭、许屋岭、庙（猫）岭、沙河（趟耙)岭和现争议的大岭、下塘岭①②等18个山岭的山权林权落实给博白镇城东大队所有；1994年8月9日，城东村委会将下塘岭及所有树木一并出租给东方红队（现中央村队）的群众梁勇经营管理，签订有《承包果树合同》，并经公证处公证。2007年至2013年间，博白县征收争议的下塘岭①②、大岭进行城镇化建设,青苗补偿费由种植者领取，土地补偿费由城东村委会领取，大岭等5个队提出异议从而引起权属纠纷。2016年8月7日大岭等5个队向博白县政府提出确权申请，经派员调查后，于2017年12月8日召集当事人进行调解协商，因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调解未果。另查明：1987年间，大岭等5个队及原城厢乡付石村旺坡生产队与城东村委会曾就城东村委会(原城东大队）接管农场退出山岭中的鹤木岭、鸡罩岭、许屋岭、沙河岭、猫岭等5个山岭的权属发生纠纷，后经博白县政府派出工作组进行调处，在查明基本事实后，于1987年10月17日作出博政发〔1987〕365号《关于大岭等六个生产队与城东村委会山岭纠纷的处理决定》，将争议的鹤木岭等5个山岭处理给城东村委会所有，争议的5个山岭已依法征用,权属归国家所有，由县民族炮竹厂管埋使用。大岭等5个队与旺坡生产队起诉到博白县人民法院，博白县人民法院受理审查后于1988年2月2曰作出（1988)民判字第1号民事判决：一、原告起诉无理，维持博白县人民政府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曰作的处理决定（博政发〔1987〕365号），讼争的山岭权属归城东村公所集体所有;二、博白县工轻局已依法征用该讼争之山岭、土地、按批准征用范围使用（按征地手续办理）。大岭等六个队不服博白县人民法院（1988)民判字第1号民事判决，上诉到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相关事实后于1988年4月16日作出（88)民上字第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此，博白县政府认为，争议的山岭在人民公社化时，属博白县五星（城厢）人民公社集体所有，1959年冬根据博白县委、政府指示，城厢人民公社经与博白县农场协商后，已将争议山岭拨给博白县农场，1961年冬，经博白县委批准，将公社拨入农场的26个生产队组成隶属于农场的生产联队，此后，争议山岭一直由联队经营、管理、收益，没有下放固定给生产队；1968年博白县革委会将联队划归博白镇城东大队，争议山岭的所有权仍然没有下放给生产队，而是转为城东大队集体所有；1983年，博白县政府下发的山权林权证也明确该山岭权属为城东村委会所有。城东村委会的权属主张理由正当，证据确凿。大岭等5个队的权属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六）、（十）项及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3号处理决定，一、将争议的大岭征地前的权属处理给城东村委会所有，其四至界址是：东、南、西、北均以岭脚为界，面积以征地面积为准；二、将争议的下塘岭①征地前的权属处理给城东村委会所有，其四至界址是：东、南、西、北均以岭脚为界，面积以征地面积为准；三、将争议的下塘岭②征地前的权属处理给城东村委会所有，其四至界址是：东、南以岭脚为界，西以岭胫小路为界，北以现锦绣东路为界，面积以征地面积为准；3号处理决定附有处理界址示意图。 被告玉林市政府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玉政复决字（2019）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6号复议决定），6号复议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和3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一致，6号复议决定的结果是维持3号处理决定。 原告诉称，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坐落大岭生产队耕作区境内的大岭岭，面积约140亩，解放前一半是卢姓人的私山，一半是庞姓、梁姓人共有的众山，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政府没有作过处理，仍然由原来的村民使用，高级社时由村民带入城厢富石红星高级社，尔后，由以上原告5个队共同管理使用。坐落在东风生产队耕作区境内的下塘（堂）岭，3号处理决定分为下塘岭①和下塘岭②，解放前是庞姓、梁姓人的众山，解放后土改时未作变动，高级社时由原告村民带入富石红星高级社，后为东风队管理使用。对以上争议山岭，3号处理决定不承认山岭的历史权源为原告的祖宗山，否定由5个原告将山岭带入高级社的事实，也歪曲了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由5个原告共同管理使用客观事实。3号处理决定否定原告将山岭带入、带出农场的客观事实。因博白县于1959年成立博白县农场，将周边部分生产队和5个原告等划入农场，行政管理隶属农场所辖，5位原告所有的土地、山岭（含争议山岭）一并带入农场，1960年原划入农场的5个原告（生产队）退出农场，组成一个隶属于农场的生产联队，原先带入农场的土地、山岭也由5个生产队带出，由联队共同管理使用自行耕种，因为农场是国营单位，1962年国家实行四固定时没有按农村政策搞“四固定”，1964年联队改为由生产队单独核算，与第三人争议的大岭岭、下塘岭仍由5个生产队共同管理使用，没有具体分给哪个生产队单独使用，5个生产队对大岭岭、下塘岭共同所有、共同管理、使用、收益。自从解放前至今，5个生产队的村民老人去逝后都在此两山岭埋葬，至今，大岭岭约有上千口坟穴。另外，村民在两个山岭上种植了大量的松树、细叶桉、茶树、竹子等，为了解决群众烧柴做饭需要，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队还将山岭分给农户作自留山长期使用，生产队也在山岭上搭建十多个牛棚养牛和鸡房，长期以来均是5个生产队进行管理使用。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第三人城东村委会成立专业队，从各生产队抽人到下塘岭种植荔枝树，曾与5个生产队发生冲突，后城东村委承诺待荔枝成熟时按7：3比例分成，即城东村委得得七，生产队得三，以上是铁的事实，3号处理决定却编造成了“1968年将联队（包括人员、土地、山岭和其它生产资料）划归博白镇城东大队，山岭仍属大队所有，没有下放给生产队”的错误事实。根据博白县志第61页记载：“1975年，博白镇将城关大队改为城郊、城东两个大队”，可见，1975年才有“城东大队”，1968年并没有“城东大队”这个集体组织，不存在把生产资料划归城东大队的事实，不能把山岭确定给城东大队所有。第三人持有的《山权林权证》属于无效证据。1983年颁发的林权证给第三人是无效的，颁发林权证应以四固定登记为准，由于当时博白县乡镇林业三定工作搞得比较粗，出现重登、错登、漏登现象，所以博白县政府发现后下发了博政发【1983】16号文件“县人民政府关于集体山权林权证收集县审查的紧急通知”，第三人持有的《山权林权证》没有经过收集后审查，没盖有重新审查核查人印章，是无效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大岭岭、下塘岭由5个生产队从农场带出后，没有具体分配明确给哪个生产队，3号处理决定就错误认定属于当时还没有存在的城东大队所有，现任城东村党支部书记高权也证明5个生产队退出农场时由农场退出给原生产队。据此，原告认为3号处理决定是错误的，6号复议决定维持3号处理决定亦属错误，原告请求本院判决撤销3号处理决定和6号复议决定，并由博白县政府对争议山岭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城东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是大岭队黄重才、东风队秦一成、卢屋队卢清杰、梁屋队梁泽才、中央村队梁有伟的事实；2、关于划拨土地的协议，用以证明县农场成立时划拨了大岭等5个队土地、山岭等财产归农场管理的事实；3、高光权证明，用以证明高光权原是博白县农场场长，其证明原告入场和退出农场时农场已将土地、山岭退回给原告了，其中就有“大岭、下塘岭”等的事实；4、县国土资源局“限期砍伐林木通知书”、“通知”，用以证明政府征用大岭后，书面通知原告砍伐栽种在大岭上的林木，领取树木补偿费用，该岭长期以来都是原告管理使用，属于原告所有的事实；5、收据，用以证明下塘岭土地被政府征用后留置给村民作安置地，村民领取的土地补偿款，下塘岭属于原告所有的事实；6、梁秀娟、秦宏彬（秦一权、秦一宁）留置地列表，用以证明下塘土地被征用后，政府留置给村民的安置土地，下塘岭属于原告所有的事实；7、陈漠才、胡奕连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争议的大岭、下塘岭解放前和解放后都是五个原告生产队的，他们带入县农场又带出农场，从来都不是城东村委的；8、博白县志记载，用以证明博白县县志第61页记载：1975年，博白镇将城关大队改为城效、城东两个大队，1968年并没有城东大队这个组织，不可能将山岭划给不存在的单位；9、坟墓照片，用以证明争议的山岭长期以来都是原告使用，解放前、后就在争议山岭上埋葬过世的老人，由于山岭被征用，大部分坟山已迁走，现照片是大岭东边岭嘴的部分坟山，大部分被征用的山岭已经被推平建了房子，部分挖起的骨缸还没有另行安葬；10、图纸，用以证明争议山岭座落位置及四至界址。 被告博白县政府辩称，博白县政府作出的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争议的山岭坐落在博白县××城东村境内，有大岭岭、下塘岭①、下塘岭②，在人民公社化时，属博白县五星（城厢）人民公社集体所有，1959年冬根据博白县委、政府指示，城厢人民公社经与博白县农场协商后，已将争议山岭拨给博白县农场，1961年冬，经博白县委批准，将公社拨入农场的26个生产队组成隶属于农场的生产联队，此后，争议山岭一直由联队经营、管理、收益，没有下放固定给生产队；1968年博白县革委会将联队划归博白镇城东大队，争议山岭的所有权仍然没有下放给生产队，而是转为城东大队集体所有；1983年，博白县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证给城东村委会所有是正确的，是真实、有效的。争议山岭的权属1968年退出划归城东大队所有，没有下放给生产队。博白县政府于1987年10月17日作出了处理，后也经过诉讼确认，原告大岭等5个队主张争议山岭的权属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无理。据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了如下证据：1、现场勘查记录及勘查图、询问卢清桂笔录、询问黄真光笔录、梁有伟笔录、秦一成笔录、梁泽才笔录、蓝玉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山岭坐落位置、四至界址及面积及附着物；2、询问梁有伟笔录、梁泽才笔录，用以证明争议山岭在合作化期间属富石高级社集体所有，人民公社化时归五星（城厢）人民公社集体所有；3、博白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88）民判字第1号、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88）民上字第36号、询问蓝玉祥笔录、调查彭宗保笔录、梁振明笔录、莫国明笔录，用以证明1959年冬，根据县委、政府扩大县农场指示，经县农场与厢公社协商后，将城厢公社管辖的富石片等15个生产队（包括大岭、卢屋、梁屋、东凤、中央村五个生产队）拨进县农场，现争议山岭在入场的土地、山岭范围内。1961年冬，农场将1958年以来由城厢公社拨进的共26个生产队组成联队，由国营改为集体性质，联队独立核算。从公社划拨进农场的山岭（包括争议的山岭）仍由联队林果队经营管理，由联队收益处分，从未下放固定给生产队。1968年，联队（包括人员、土地、山岭和其它生产资料）划归博白镇并改名城东大队，山岭仍属大队所有，没有下放给生产队；4、博白县山权林权证博政林证字8、9号，用以证明争议山岭在1983年林业三定时，县政府颁发山权林权证给博白镇城东村委会所有；5、《承包果树合同》，用以证明1994年8月9日城东村委会将下塘岭出租给东方红队（现中央队）梁勇村民经营管理并经公证处公证；6、询问卢清桂、黄真光、梁有伟、秦一成、梁泽才、蓝玉祥笔录，用以证明引起纠纷起因；7、林地林木确权申请书、受理通知及答辩通知书、现场勘查通知及附图、调解会通知及记录，用以证明调处程序合法。 被告玉林市政府辩称，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将争议山岭确权给城东村委会所有是正确、合法的。玉林市政府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经复议后作出6号复议决定，维持3号处理决定，复议程序是合法的，原告的起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据此，玉林市政府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了如下证据：大岭等5个队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书、受理、审理行政复议申请过程中形成的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回证、立案审批表和答复书等，用以证明6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第三人城东村委会陈述称，争议山岭1968年时由博白县农场划归城东大队，城东大队并没有下放给生产队，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将争议山岭确权给城东村委会所有是正确合法的。玉林市政府经复议后作出6号复议决定，维持3号处理决定是正确、合法的，原告的起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据此，城东村委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在庭审中提供了博白县革命委员会（69）博革字第31号《关于博白县农场和城东大队两个协议的批示》，用以证明1968-1969年期间城东大队已经成立存在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1、原告对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城东村委会所有，不能作为认定3号处理决定合法的定案依据。原告对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有异议，认为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3号处理决定和6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具备合法性的定案依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作为证明争议山岭划归城东大队所有的定案依据。 2、被告博白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其所有，因而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能证明6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明没有异议，认为能作为证明争议山岭划归城东大队所有的定案依据。 3、被告玉林市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为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能证明3号处理决定具备合法性，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明没有异议，认为能作为证明争议山岭划归城东大队所有的定案依据。 4、第三人城东村委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为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能证明3号处理决定具备合法性，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能证明6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虽然具备真实性，但与争议山岭的权属没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明争议山岭的权属属于原告所有的证明效力，不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 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并且与其所要证明的事实相关联，能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能证明3号处理决定具备合法性，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能作为本案定案的根据。 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并且与其所要证明的事实相关联，能证明其作出6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可作为本案定案的根据。 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证明1968-1969年期间城东大队已经成立存在的事实，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可作为本案定案的根据。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和3号处理决定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 另查明，大岭等5个队不服3号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玉林市政府经复议后作出6号复议决定，维持了3号处理决定，大岭等5个队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争议山岭的权属归属问题。根据1959年冬博白县委、县政府决定扩大博白县农场的指示，城厢公社管辖的富石片等15个生产队（包括原告大岭等5个队）拨进博白县农场，争议山岭在入场的土地、山岭范围内。1961年冬，农场将城厢公社拨进的生产队组成生产联队，由国营改为集体性质，生产联队独立核算，从公社划拨进农场的山岭（包括争议的山岭）由联队经营管理，由联队收益处分，并未下放固定给生产队。1968年，生产联队（包括人员、土地、山岭和其它生产资料）划归博白镇城东大队，山岭仍属大队所有，并没有下放给生产队。1983年林业三定时，博白县政府颁发了山权林权证确认争议山岭属城东村委会所有；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城东村委会将下塘岭出租给村民梁勇经营管理并经公证处公证；上述事实证明，争议山岭在1968年生产联队退出农场划归城东大队管辖时，并没有下放给生产队，仍属于第三人所有，此后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和收益。因此，博白县政府将争议山岭在国家征收前的权属处理给第三人所有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所作出的3号处理决定具备合法性，不应予撤销。玉林市政府作出的6号复议决定，维持3号处理决定，复议程序合法，结果并无不当，亦不应予撤销。原告主张1968年时争议山岭退出农场时已下放给5个生产队共有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其主张争议山岭的权属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其起诉请求撤销3号处理决定和6号复议决定的理由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不交或者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可能按撤回上诉处理。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交纳地点和办法：开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 审 判 长  庞 忠 审 判 员  蔡 文 审 判 员  梁文全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陈广进 书 记 员  杨 晓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修正) 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