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45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123号深圳市百货广场西座19-2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230855N。负责人：方琦，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锋，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雪仪，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瑞银，女，汉族，1977年8月8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诉讼代理人：黄镇京，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宗群，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广发深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周瑞银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发深圳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广发深圳分行无需向周瑞银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超额提成212，869.06元；2.周瑞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庭审时，周瑞银与广发深圳分行已确认涉案期间超额提成的原始金额为358，825.93元，因此，周瑞银涉案期间奖金（超额提成+月度绩效奖金）的原始总额可能存在两种情况：1.若以广发深圳分行提供的月度绩效奖金原始总额101，444元为准，则涉案期间奖金原始总额为460，269.93元（358，825.93元+101，444元）。周瑞银在仲裁阶段仅提出要求广发深圳分行向其支付超额提成差额的仲裁请求，并未要求广发深圳分行向其支付涉案期间的月度绩效奖金差额，说明其对广发深圳分行核发的月度绩效奖金无异议。周瑞银在一审《2017-2018年超额提成+月度绩效少发金额表》中“说明”一栏写到“月度绩效奖金没有少发，少发的是每月超额提成的金额”，可见周瑞银对广发深圳分行核发的月度绩效奖金并无异议。广发深圳分行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涉案期间周瑞银的月度绩效奖金原始总额为101，444元，广发深圳分行零售银行部每月都会将根据经周瑞银核对的KPI数据计算得出的月度绩效奖金发送给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再上传至OA系统供龙岗支行进行二次分配，该证据经过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规定的未被修改过的可靠电子文件，具有原件和书面形式的法律效力。因此，广发深圳分行所核算的101，444元涉案期间月度绩效奖金原始总额是真实可信的。2.即便法院采信涉案期间月度绩效奖金原始总额为周瑞银主张的126，120元，则涉案期间奖金原始金额为484，945.93元（358，825.93元+126，120元）。（二）若广发深圳分行有权对奖金原始总额进行二次分配调走85，421.5元、留存年底发放9339.78元、留存风险抵押金13，905.48元，则广发深圳分行有权调整或留存数额合计为108，666.76元（85，421.5元+9339.78元+13，905.48元）。前述涉案期间奖金原始总额的两种情况，则广发深圳分行应当向周瑞银发放的奖金亦可分为两种情况：1.如涉案期间奖金原始总额为484，945.93元，在二次分配或留存上述项目后，广发深圳分行应当向周瑞银发放的奖金为351，603.17元（358，825.93元+101，444元-108，666.76元）。周瑞银已在其《2017-2018年超额提成+月度绩效少发金额表》第五列“实发”一栏中确认广发深圳分行已向其实际发放了371，020.8元奖金，已经多于351，603.17元，因此广发深圳分行并未少发周瑞银的涉案期间的奖金，也并未少发周瑞银涉案期间的超额提成。2.如涉案期间奖金原始总额为484，945.93元，在二次分配或留存上述项目后，广发深圳分行应当向周瑞银发放的奖金为376279.17元（358，825.93元+126，120元-108，666.76元）。因此，即便按周瑞银主张的月度绩效奖金原始总额126，120元计算，广发深圳分行应当向周瑞银发放的奖金376，279.17元也与已发奖金371，020.8元仅存在5258.37元的差额。（三）广发深圳分行有权对周瑞银奖金进行二次分配调走85，421.5元、留存风险抵押金13，905.48元、留存年底发放9339.78元，合情合理合法。因此，广发深圳分行未少向周瑞银涉案期间的超额提成。1.广发深圳分行有权对周瑞银的奖金（超额提成及月度绩效奖金）进行二次分配，且二次分配的比例合理。对客户经理等销售岗位的业务人员的奖金进行二次分配，是银行业比较常见的做法，且2018年2月9日龙岗支行年终奖二次分配方案、2018年5月21日龙岗支行绩效奖金二次分配方案、2018年7月23日龙岗支行奖金二次分配方案以及2018年8月14日龙岗支行二次分配方案上均由周瑞银签字确认，同意龙岗支行对其奖金进行二次分配，周瑞银在一审庭审时亦确认为本人签名。一审庭审时，周瑞银称其无渠道获知龙岗支行对其进行二次分配的情况，并不符合事实。根据周瑞银提交的证据，周瑞银在2017年9月开始便每个月向林敏（广发深圳分行零售银行部负责核算超额提成及绩效的工作人员）索要当月的超额提成考核明细，该明细写明了周瑞银的超额提成原始金额，周瑞银收到林敏的邮件后，并未对超额提成原始金额提出过异议。此外，周瑞银每月都可以在OA系统上获取其工资表明细，其中每月都有写明广发深圳分行进行二次分配后的实发奖金金额，若工资发放系统显示的奖金金额与周瑞银在邮件中收到的超额提成考核明细中的超额提成原始金额不一致，即说明当月奖金经过二次分配，两者差额即为二次分配所分走的金额。可见，周瑞银所称没有渠道了解二次分配的情况，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周瑞银直到其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前的2018年10月，才通过邮件向副行长提出异议，其言行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虽然二次分配方案中没有具体计算公式，但如何进行二次分配应属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广发深圳分行并非随意分配，调走奖金总额的18.6%具有客观事实依据，具有合理性。截止2018年9月底，周瑞银名下的客户金融资产合计为4.4亿元，这些客户并非均为周瑞银自行开发的客户，其中至少有8位为龙岗支行原有客户资源，后来调配至周瑞银名下由其管理，该8名客户在龙岗支行名下的金融资产合计超过1.28亿元，至少占周瑞银所有客户金融资产总额的29.1%。从以上客观事实可以看出，在周瑞银的个人业绩中，一部分得益于支行的旧客户，支行只是根据旧客户的资产比例，对周瑞银的奖金进行二次分配，而分配走的比例18.6%远低于29.1%，且进行二次分配并非完全否认周瑞银对原有旧客户的服务。2.根据《广发银行深圳分行风险抵押金返还管理办法》《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的相关规定，广发深圳分行有权从周瑞银奖金中留存13，905.48元作为风险抵押金。《广发银行深圳分行风险抵押金返还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考虑分行实际情况，自2018年7月起绩效奖金的10%需作为风险抵押金。”该办法已经履行民主协商程序并进行公示，依法可作为留存风险抵押金的制度依据。《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银监发﹝2010﹞14号)》第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自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周瑞银作为直接管理客户资产的客户经理，其经办业务可能产生不良贷款或问题贷款，也有可能利用其客户经理的职务之便违法违纪，属于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岗位。因此，即便不适用《广发银行深圳分行风险抵押金返还管理办法》，也可依据《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对部分奖金作为风险抵押金延期发放。3.根据《理财经理薪酬等级及考核管理办法》，广发深圳分行有权从周瑞银的奖金中留存9339.78元至年底发放。《理财经理薪酬等级及考核管理办法》第一条第三项薪酬发放第5点规定，理财经理的月超额提成及交叉销售奖励的20%应作为“年终奖”的部分进行发放。2017年留存年底发放的27，138元已与作为年终奖的一部分在2018年2月向周瑞银发放。至于2018年年底留存的9339.78元，因周瑞银申请仲裁时尚未达到发放时间，无权要求广发深圳分行支付。（四）即便广发深圳分行无权对周瑞银奖金进行二次分配、留存风险抵押金及留存年底发放，鉴于周瑞银已自认广发深圳分行向其发放了奖金371，020.83元，广发深圳分行未向周瑞银发放的涉案期间奖金差额也只有89，249.1元（358，825.93元+101，444元-371，020.83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12，869.06元。周瑞银辩称：（一）根据双方认可的《理财经理薪酬等级考核管理办法》，周瑞银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间绩效奖金为7680元，2018年7月以后的月度绩效奖金为8760元，涉案期间月度绩效奖金合计为126，120元。（二）广发深圳分行没有任何规章制度、法律依据或者事实依据调整周瑞银应得的超额提成工资，广发深圳分行主张的二次分配方案在2018年8月14日才作出，不能作为周瑞银奖金的扣发依据。年底留存发放部分也没有实际发放，风险抵押金制度不适用于周瑞银的岗位。（三）周瑞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两张表格，是周瑞银申请劳动仲裁时向仲裁庭提供的便于计算的表格，该表格因为包含年终奖及其他奖项，无法清晰反映超额提成的未发放情况，周瑞银已在仲裁及一审期间提供了情况说明及仅针对超额提成的计算表格，仲裁庭及一审法院均根据周瑞银新提供的计算表格重新核对计算，得出本案裁决金额，广发深圳分行的主张只是给二审法院制造核数障碍，拖延时间。（四）广发深圳分行主张部分客户并非周瑞银的客户，该主张不能成立，如不是周瑞银的客户，又何以会计算在周瑞银名下，与常理不符也与实际不符。广发深圳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发深圳分行无需向周瑞银支付2017年5月19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超额提成212，869.06元；2.周瑞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3年7月5日起，周瑞银以劳务派遣方式在广发深圳分行处工作，2017年7月24日，周瑞银与广发深圳分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于该日起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合同期限至2020年7月31日。周瑞银的工作岗位为理财经理。（二）周瑞银的月工资包含有目标年薪、超额提成工资等，其中目标年薪由基本工资（含五险一金）、月度绩效提成、年终奖构成；超额提成由净增AUM提成、净增客户提成、中收提成以及分行根据业务发展设定的其他提成构成。超额提成标准由考核指标、超额提成系数、扣罚系数构成，其中超额提成系数由单项指标定比完成率决定，不与KPI挂钩，且按照完成率进行阶梯式奖励。月度绩效奖金具体发放金额为月度基数乘以理财经理当月KPI考核完成率，完成率60%以下的不予发放，绩效奖金1.2倍封顶。双方确认原始超额提成（未进行二次分配前的超额提成）以超额提成计算表中“原始表”一栏的金额为准。双方确认超额提成与月度绩效奖金作为每月奖金总额一并发放。（三）周瑞银主张2017年5月至2018年9月期间，广发深圳分行每月有将其超额提成调配给其他人员，根据其2017年5月至2019年9月份期间KPI完成率及超额提成相关数据，广发深圳分行存在未按其职级足额支付超额提成的情形。广发深圳分行则主张其有权对超额提成进行二次分配，由于周瑞银的部分客户系由广发深圳分行转交而不是由周瑞银开发，周瑞银管理的金融产品中29.1%的资金比例系来自该部分老客户，因此广发深圳分行在二次分配中对周瑞银的超额提成进行了扣减的调整。周瑞银主张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的月度绩效奖金为7680元、2018年7月至9月的月度绩效奖金为8760元，广发深圳分行每月向其发放的奖金总额扣除月度绩效奖金后的金额为当月的超额提成，周瑞银对仲裁查明的已支付超额提成数额予以确认，但主张仲裁查明的2018年3月至9月的数据应依次为2018年2月至8月的数据。广发深圳分行提交《周瑞银超额提成、绩效发放一览表》，记载了周瑞银2017年5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超额提成、月度绩效奖金、超额提成和绩效合计、二次分配、二次分配调走的比例、二次分配后奖金、留存年底发放、风险递延金及实发等数据，并提交了其业务部门向人力资源部分发送的邮件打印件，以证明广发深圳分行的上述奖金情况。周瑞银对该表格不予确认。由于该表格中的“超额提成”与其在超额提成计算表中“原始表”一栏的金额不一致，且其在一审庭审中最终确认超额提成以超额提成计算表中“原始表”一栏记载的金额为准，此外，广发深圳分行未举证证明周瑞银每月月度绩效奖金的金额，因此，一审法院对该《周瑞银超额提成、绩效发放一览表》不予采纳。（四）周瑞银于2018年11月2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请求为：1.广发深圳分行支付2017年5月19日至2018年9月20日超额提成差额242，553.27元；2.广发深圳分行支付2016年1月3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安邦财险与和谐健康保险公司的竞赛方案奖金56，940元；3.2018年的年终奖金109，000元。深圳市罗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深罗劳人仲案[2018]174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广发深圳分行补足支付周瑞银2017年5月19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超额提成212，869.06元；2.驳回周瑞银的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广发深圳分行未在仲裁阶段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对其在本案中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广发深圳分行提交了2018年2月9日《龙岗支行年终奖金二次分配方案》，该方案与本案超额提成的请求无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广发深圳分行提交的2018年5月21日《龙岗支行绩效奖金二次分配方案》，周瑞银在该方案落款签名确认，首先，该方案系绩效奖金的二次分配方案，周瑞银每月的奖金包括月度绩效奖金和超额提成，广发深圳分行未举证证明该方案包含超额提成的二次分配方案；其次，分配方案只明确了“对现有奖金进行适当调整”，并无具体调整的内容、方案及标准。广发深圳分行提交的2018年7月23日《龙岗支行奖金二次分配方案》未有周瑞银签字，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广发深圳分行提交的2018年8月14日《龙岗支行奖金二次分配方案》制定了有关奖金调配、积分计算的具体方案，但未有银行转交老客户的相关理财资金应当扣除的规定，且广发深圳分行亦未举证证明周瑞银管理的老客户具体名单、该部分客户的原有理财资金情况以及周瑞银接收该部分客户后由周瑞银开发的理财资金情况，且该方案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并送达周瑞银，不能作为之前奖金调配的有效依据。广发深圳分行无论作为用工单位，还是用人单位，依法对周瑞银超额提成的计算、发放情况负有举证责任。首先，广发深圳分行未能有效证明其对超额提成二次分配的具体规定以及周瑞银存在按照规定应予扣减奖金的事实，其提交的《周瑞银超额提成、绩效发放一览表》对超额提成及月度绩效奖金的扣减具有随意性，无法体现广发深圳分行主张的因管理老客户资金扣减30%奖金的规律，且该表格中超额提成的金额与超额提成计算表中超额提成的金额不一致，调整后的奖金金额亦未得到周瑞银的认可，因此，一审法院对广发深圳分行主张的二次分配的理由、依据及分配后的数额均不予采纳，周瑞银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超额提成应以双方确认过的原始数据为准。其次，广发深圳分行提交的内部邮件系其内部沟通事宜，未经周瑞银确认，广发深圳分行亦未提交周瑞银确认的工资条或银行流水等证明周瑞银的实发工资、奖金情况，故一审法院认定周瑞银的应发月度绩效奖金金额、实发超额提成金额以周瑞银主张的为准。因此，广发深圳分行应当向周瑞银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超额提成差额212，869.06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瑞银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超额提成212，869.06元；二、驳回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2019年2月18日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广发深圳分行当庭提交了其制作的超额提成计算表，主张涉案期间“超额提成的原始分配数据为358225.93元”，经法庭询问，周瑞银表示前述期间“超额提成应发的数据没有问题，但2017年5月至2017年7月、2018年2月、3月、4月之间的提成少发了”。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广发深圳分行是否有权对超额提成进行二次分配、留存风险抵押金及暂留部分提成至2018年年底发放；（二）一审法院计得的超额提成差额是否正确。关于广发深圳分行是否有权对超额提成进行二次分配、留存风险抵押金及暂留部分提成至2018年年底发放的问题。就广发深圳分行主张的二次分配，其依据是已由周瑞银签字的2018年2月9日《年终奖二次分配方案》、2018年5月21日《绩效奖金二次分配方案》、2018年7月23日《奖金二次分配方案》及2018年8月14日《二次分配方案》，而前述分配方案中：2018年2月9日方案为年终奖分配方案，在广发深圳分行于一审庭审中已确认超额提成属每月绩效奖金内容的情况下，年终奖与本案争议的按月计发的超额提成没有直接关联；2018年5月21日方案仅提出“对现有奖金进行适当调整”，对于广发深圳分行本案所称的新老客户资产等具体调整标准、计算方式，该方案则未涉及，在广发深圳分行有能力、有条件明确具体标准但并未将之载入方案的情况下，不能仅以方案提出可“适当调整”即认为用人单位有权随意确定调整数额；无证据显示周瑞银已签署2018年7月23日方案；2018年8月14日方案并未明确溯及约束此前的超额提成计算，且亦未明确记载广发深圳分行本案所称的新老客户资产等具体调整标准。因此，本院对广发深圳分行关于其可二次分配即在应发提成中减少85，421.5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就广发深圳分行主张的留存风险抵押金，《广发银行深圳分行风险抵押金返还管理办法》于2019年1月制定，不能溯及于本案争议的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第十六条对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要求，则系明确针对“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周瑞银作为支行理财经理，显然并非广发银行及其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院对广发深圳分行关于应留存13，905.48元“风险抵押金”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广发深圳分行主张的应暂留至2018年年底发放的9339.78元，因本案一审起诉时已为2019年1月3日，即使广发深圳分行该暂留主张成立，至一审判决作出时亦已届发放期限。关于一审法院计得的超额提成差额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双方均确认超额提成与月度绩效奖金合计为奖金总额一并发放，本案可依据超额提成与月度绩效奖金的应发总额与实发总额，计算得出未发差额。就广发深圳分行的应发数额，按双方在一审庭审中的共同确认，涉案期间的超额提成应发总额为358，225.93元，与周瑞银主张的该期间内126，120元应发月度绩效奖金合计，两项应发总额则为484，345.93元（358，225.93元+126，120元）。就广发深圳分行的实发数额，周瑞银在一审提交的两份《2017-2018年超额提成+月度绩效少发金额》所载合计金额分别为371，020.8元和325，539.3元，经对比两份表格所载各月实发金额，差别在于2018年2月是否已实发45，481.49元，鉴于广发深圳分行作为用人单位未能举证证明2018年2月的薪酬支付情况，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实发数额为325，539.3元。周瑞银在两份表格中主张实发数额另包含了2017年优胜奖、2018年销售第一奖、计划生育奖、优秀员工奖，但对于前述奖金，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并未认定属应发奖金，周瑞银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亦未提出诉讼，故而本院认定的325，539.3元即为实发的超额提成及月度绩效奖金。虽然周瑞银在两份《2017-2018年超额提成+月度绩效少发金额》中亦主张还应计付“少算”的2017年5至7月36，005.76元及2018年2至4月5998.87元的绩效奖金，但周瑞银对于每月月度绩效奖金应发数额已有确认，广发深圳分行一审庭审中主张的358，225.93元超额提成应发总额，与周瑞银第二份《2017-2018年超额提成+月度绩效少发金额》所列超额提成应发合计数额一致，周瑞银在一审庭审中针对广发深圳分行的前述主张，亦已对应确认“超额提成应发的数据没有问题”，仅是主张在部分月份存在“少发”，鉴于其已确认应发总额，且其主张的前述“少算”部分并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即应以双方确认的超额提成应发总额作为计算差额的依据。据此，本案超额提成差额即应为158，806.63元（484，345.93元－325，539.3元）。综上所述，广发深圳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4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瑞银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超额提成158，806.63元；二、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4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毅审判员 曹    静审判员 蔡  妍  婷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林晓翔（兼）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