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5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女，1986年8月18日出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大学本科，公务员，住砚山县，现住砚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某，女，1967年3月6日出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居民，住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安虹泽，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35年1月12日出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文盲，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道（系张某长子），男，壮族，1962年4月30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特别授权。原审原告：杨某2（曾用名：杨力），男，1990年6月14日出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初中文化，居民，住砚山县。上诉人杨某1、沙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原审原告杨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本院立案后，依法于2019年8月2日组织上诉人杨某1、沙某及其代理人安虹泽，被上诉人张某的代理人杨光道，原审原告杨某2到庭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完毕。杨某1、沙某上诉请求:l、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某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人民法院认定部分法律事实错误。l、一审判决认定“杨光现父母随沙某及其子女共同生活，杨有维于2014年去世，张某继续随沙某及其子女生活至2017年”错误。事实是张某与沙某及其子女共同居住生活到2018年7月。2、一审判决遗漏认定“2015年10月底，沙某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分别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并缴纳了5817.10元易地建设费后，在砚山县振江路38号背后沙某个人自有的土地上建盖好了房屋四层”的事实。3、一审判决认定张某直到2017年9月房屋被征收时才应当知道其继承权受到损害错误。本案中，在被继承人杨光现去世后，张某及其杨有维一直是与沙某及子女共同生活的，沙某和杨某1于2011年9月7日签订《家庭协议》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处分，也是张某和杨有维共同要求的，张某完全知晓和同意的。且房屋变更登记为杨某1名下后，杨某1进行了两次抵押贷款，贷款过程中评估机构均到场进行了勘查和评估，对此张某均是知晓的。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物权以登记和变更登记作为物权取得和变动的公示方法，物权是对世权，是绝对权，物权一旦经公示即告成立。因此，根据我国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在杨某1和沙某分别办理了变更登记并取得相应产权证后，即应视为张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继承权受到损害，就应当起算诉讼时效。退一步讲，即使不以办理变更登记时视为张某应当知道其继承权受到损害，那么，在2015年10月沙某建盖房屋时，沙某的建房行为即为破坏遗产现状，侵害张某继承权的行为，且因为张某一直与沙某共同居住生活，这时就应当认定张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继承权受到了侵害，就应当起算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曰起计算”。本案中，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错误。根据上述理由，张某最晚应于2013年9月或2017年10月底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张某直到2018年9月17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继承权纠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认定的遗产范围错误，将杨有维遗产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分割错误。本案中，涉案房屋的拖把池、彩钢瓦、不锈钢雨棚、电热水器、水电开户费等项目系2015年沙某建盖房屋时，杨某1一并出资予以增建的，并不属于原房屋遗留下来的，因此拆迁补偿款中的装修及设施补偿费60397元不应认定为遗产。另外，拆迁补偿协议中还约定支付了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一次性搬家补偿款、第二次搬迁费、速签奖、房屋土地移交奖等费用，上述费用属于对户主的补偿，并不应属于遗产范围。同时，一审判决将杨有维遗产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分割错误。综上所述，张某起诉前从未向上诉人要求过分割遗产，且在2011年将房屋分割分别过户给杨某1和沙某时均是张某夫妇要求的。现张某提起继承权纠纷诉讼完全违背了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一审判决认定本案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完全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某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有误的上诉理由于事实和法律无据。1．上诉人提出张某与沙某及其子女共同居住生活到2018年7月的上诉理由是无稽之谈。杨光现于2006年7月中旬去世，沙某很迷信，害怕房间会闹鬼，就没有回来振江路101号房屋居住，开始是在其朋友家暂住，后来是在其经营的餐馆生活，2009年其再婚后就一直在丈夫家（砚山县民苑小区）生活。杨某1于2005年9月就读于重庆市永川文理学院，2009年7月毕业后到砚山县阿猛工作和生活，2012年结婚后就在其丈夫家（砚山县砚华东路64号附3号）生活。二上诉人根本就没有与答辩人夫妇共同生活过，倒是答辩人夫妇自二儿子杨光现去世后，就与杨某2（杨光现、沙某之子）一起在振江路101号房屋生活，因当时杨某2未满18岁，后又无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三人的生活费由答辩人长子负责，粮食由张某三子提供，就连次子杨光现生前单位发给答辩人夫妇的遗属生活补助费自2006年至2014年期间均被被答辩人沙某领用。法定继承是基于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具有一定的人身关系，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继承份额和遗产分配原则等均由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答辩人和二被答辩人均是杨光现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只要不丧失继承权，法定继承人是否共同生活均不影响各自对杨光现遗产的继承权。2．振江路38号、85号、101号房屋系同一房屋，沙某、杨光现于2004年购买该房屋时，房屋门牌号××变更为85号，后又变更为101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用现在门牌号并没有不妥。我国土地所有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是准予沙某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许可在振江路101号房屋后面空地建四层住房，并没有改变振江路101号房屋后院土地的性质、来源和使用者，该土地使用权是沙某、杨光现购买振江路101号房屋时一并购买的，属于沙某、杨光现共同享有。杨光现去世后，该土地的一半使用权是其遗产，属于其法定继承人共同享有，不是被答辩人沙某一人所有。被答辩人提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沙某在砚山县振江路38号背后沙某个人自有的土地上建盖了四层房屋”的上诉理由是无稽之谈。3．“家庭协议”应当是全体家庭成员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家庭成员”是指在同一户籍内永久共同生活，相互负有扶养义务的一定范围的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各个成员的经济收入都作为家庭共同财产的一部分。答辩人有自己的户口本，与二被答辩人不是同一户籍，也没有与二被答辩人共同生活，只是在次子生前购买的房屋生活而已，不是二被答辩人的家庭成员。书面合同或协议是需要签字或者盖章才有效，但《家庭协议》上只有二上诉人的签字，没有家庭成员杨某2的签字，杨某1、杨某2均是沙某所生子女，杨某1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且将来还要出嫁，有可能不需要居住在振江路101号房屋。但杨某2无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唯有居住在振江路101号房屋，不可能有经济能力再买住房，沙某竟然将全部产权变更给杨某1一人。当政府决定对房屋拆迂时，房屋的所有人已经不是沙某，其却与拆迁办签订补偿协议并领走拆迁补偿款，这合乎常理吗？即使《家庭协议》是在答辩人夫妇的同意和要求下签订的，那《家庭协议》上应当有答辩人夫妇的签字按印，无答辩人夫妇签字的《家庭协议》对答辩人夫妇没有约束力。一审判决就本案如何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见判决书P13顺数第12行-P14顺数第4行），即2006年7月继承开始至2011年9月7日期间，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二上诉人签订《家庭协议》并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后，发生了继承人之间侵犯继承权的情况，但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家庭协议》对答辩人夫妇具有约束力，答辩人夫妇不知道其继承权受到侵害，自房屋产权被变更登记至房屋被县政府征收期间，适用诉讼时效关于权益被侵害而不知道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十年，从2011年10月开始计算，至2017年9月，答辩人不知道其继承权被侵害没有超过二十年；上诉人与征收办签订补偿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款后，答辫人未得到一分钱的补偿款，此时答辩人已知道其继承权被侵害，适用诉讼时效关于知道权益被侵害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2017年9月起至2018年9月提起诉讼，未超过三年。一审判决认定于事实和法律有据。杨光现遗产分为振江路101号房屋所有权和后院空地使用权，沙某用后院空地建房是在2016年下半年，不是2015年10月，建房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拿征收补偿款，政府拆迁时土地和房屋的补偿是分开，土地征收补偿与是否在土地上建房无关，答辩人同意沙某在后院空地建房，但不参与投资也不参与房屋补偿的分配。上诉人与拆迁办于2017年9月25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于2017年12月21日领取补偿款后文分未给答辩人，此时答辩人知道其权益被侵害，诉讼时效期间从此时开始计算。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1．继承自杨光现于2006年7月中旬去世开始，因五位法定继承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视为五位继承人接受继承，杨光现的遗产属于五位继承人共同共有，至振江路101号房屋产权被变更登记前，遗产一直处于共有状态，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张某不知道房屋产权被变更登记。房屋被政府征收并发放征收补偿款后，张某未得到一分钱的补偿款，此时其知道其权利被侵犯。2．沙某、杨光现于2004年10月22日购买的振江路101号房屋系二手房，水电开户于购房前就存在。雨棚是在楼梯的顶部加装四根铁管并用档次低、成本最低的石棉楞瓦作为遮雨材料建盖起来的，因使用年限已久，现四根铁管尚存，但遮雨材料已破烂不堪；拖把池是在楼梯下面用几块砖头砌成的，电热水器系消耗品，且使用多年。政府征收时未将雨棚、拖把池、电热水器列入被征收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范围内，被答辩人在一审也没有提出请求，法官提问过是否对房屋装修、改建？被答辩人的回答一一“否”，一审法院对没有列入附属设施补偿范围内的当事人也未提出请求的事项未予以审理于法有据，上诉人提出费用要从房屋拆迁补偿款中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一次性搬家补助费、第二次搬迁费等费用是基于房屋被拆迁，需要解决房屋所有人临时住房问题而给予的补助。振江路101号房屋系沙某、杨光现共同共有，其被政府征收拆迁，政府所给予的以上补助费当然属于沙某、杨光现共有，一审根据答辩人的诉求，认定上述补助费也是沙某、杨光现的共同财产没有不妥。杨光现去世后，在其遗产未分割之前，答辩人丈夫作为次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又去世，因答辩人文夫生前未表示放弃继承次子的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答辩人丈夫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其法定继承人就是其合法继承人。一审判决根据答辩人的诉求，将答辩人丈夫的遗产一并处理给法定继承人于法有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在二审庭审答辩中补充：杨某2作为家庭成员没有作为继承人出现在协议书上是不合理的，上诉人主张张某与其生活至2018年7月不是事实，上诉人家的房子没有我可以生活居住的房间；装修补偿款没有在拆迁补偿款中进行补偿，装修的各类东西是因为沙某要出租房屋，所以不能将装修补偿款列入征收补偿款中。张某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沙某、杨某1向张某连带支付振江路101号房屋征收补偿款161529.07元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张某与杨有维系夫妻关系，双方共生育三子一女，长子杨光道，次子杨光现、三子杨光超、女儿杨洁；杨光现与沙某系夫妻关系，双方共生育一女一子，女儿杨某1，儿子杨某2，杨光现于2006年7月因病去世，杨光现父母随沙某及其子女共同生活，杨有维于2014年去世，张某继续随沙某及其子女生活至2017年。在2004年10月22日，杨光现、沙某夫妻购买了砚山县振江路85号（原振江路38号，现振江路101号）房地产一幢，其中房屋占地面积114.9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21平方米，连同宅基地一宗［涉（2018）云2622民初1481号案件纠纷］，价款60,000元。同年10月25日，杨光现沙某道夫妻办理了产权登记：房屋所有权人沙某道，沙某道、杨光现共有；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沙某道。同年11月3日，杨光现沙某道夫妻以振江路房地产作为抵押向中国农业砚山县支行借款70,000元，借款期限10年，年利率5.31%，借款用于建房，每月还本金600元、利息按季结息。上述借款沙某于2011年11月3日结清，归还借款本金为70,000元，支付利息19,703.88元。在2011年9月7日，沙某母女签订《家庭协议》并向云南省砚山县公证处申请公证，协议载明：“沙某、杨光现夫妇于2004年在原砚山县购买了一幢房屋。并办理了产权证，产权登记为沙某、杨光现共有［土地证号：砚国用（1994）字第01393号、房产证号：砚山县房权证城区字第××号］。因杨光现于2006年7月病故，女儿已成年……经家庭成员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同意将上述房产处分给女儿杨某1所有，并由杨某1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费用由其承担……。”次日，云南省砚山县公证处对上述《家庭协议》出具公证书。之后杨某1于同年10月办理了上述房产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房产证（证号：砚山县房权证城区字第××号）和土地使用证［证号：砚国用（2011）01060号］。至2017年9月25日，上述房屋被砚山县人民政府征收：杨某1、沙某与征收部门砚山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砚山征收办）签订了《砚山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二份和《砚山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补充协议书》一份，该房屋及土地被征收总共获得征收补偿款850,153元，其中：土地补偿款为483,729元；房屋补偿款152,268元；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款为60,397元；一次性搬家补助款1,000元；临时过渡安置补偿款为8,560元；速签奖8,000元；房屋土地移交奖8,000元；被征收房地产价值上浮20%补偿费127,199元；第二次搬迁费1,000元。2017年12月22日，沙某、杨某1分别收到征收补偿款352,702元、369,252元。另查明，杨光现生前系云南省砚山县地方税务局职工，在2005年10月确定行政职务科员后月工资592元，2006年6月27日（杨光现去世前），杨光现在本单位发生了借款20,000元；2018年9月8日，张某的子女杨光道、杨光超和杨洁书面声明，自愿放弃对父亲杨有维继承案涉遗产的继承权，放弃继承遗产的份额全部赠予母亲张某所有。审理中，本院依张某的申请，裁定冻结被申请人杨某1、沙某在砚山县余下房屋补偿款128,199元，冻结期限为一年，自2018年11月20日至2019年11月20日止；查封被申请人杨某1名下车牌号为云Ｈ×××××大众迈腾汽车一辆，查封期限为两年，自2018年11月20日至2020年11月20日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经过；二、沙某主体是否适格；三、涉案房屋及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是否有杨光现的遗产；四、被继承人杨光现生前的债务如何确定。位于砚山县，下略）房屋系杨光现生前与其妻子沙某于2004年10月共同购买并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为杨光现、沙某夫妻共同共有，杨光现于2006年7月去世，该共同财产50%份额属于杨光现生前留下的遗产，杨光现生前未留下遗嘱和签订有遗赠抚养协议，故该遗产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予以继承。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继承自2006年7月杨光现死亡开始，但作为杨光现的法定继承人并未对遗产进行实际分割，各继承人也未对遗产作出处分，至2011年9月7日沙某与杨某1签订《家庭协议》时没有发生继承人之间侵犯继承权的情况，虽然杨某1经过公证以继承名义办理了该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没有证据证明该家庭协议对张某、杨有维夫妻具有约束力，家庭协议可能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但张某夫妻并不知道自己的继承权受到损害；2014年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的杨有维死亡，杨有维应继承杨光现遗产没有分割，此时张某也不知道自己的继承权受到损害；2017年9月房屋被砚山县人民政府征收，沙某、杨某1与砚山征收办签订了《砚山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砚山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补充协议书》并领取相应补偿款，至此作为继承人的张某应当知道自己的继承权受到了损害，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至2018年9月17日张某诉至本院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杨某1和沙某辩解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砚山县江那镇振江路85号房屋系沙某与杨光道生前的夫妻共同财产，杨光现死亡后其遗产没有进行分割，一直由包括沙某在内的继承人共同管理使用，在2011年9月7日，沙某、杨某1签订《家庭协议》将房屋处分给杨某1所有，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故沙某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属法定继承纠纷，沙某是被继承人杨光现的法定继承人之一，本案处理与其存在利害关系，沙某辩称自己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杨光现死亡继承开始后，本案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没有对遗产进行分割，遗产由法定继承人共同管理使用并处于共有状态，而沙某、杨某1之间所签订的《家庭协议》并不能约束其他法定继承人即张某夫妇，位于砚山县%份额属杨光现生前留下的遗产，该房屋2017年9月被征收，所取得的征收补偿款850,153元的50%份额也应当属于杨光现生前留下的遗产，杨某1、沙某辩解杨光现未留有遗产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确认。关于争议焦点四，杨光现生前在与妻子共同购买房屋后于2004年11月3日即以所购买的房屋和土地抵押向中国农业砚山县支行借款70,000元，该借款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按每月还本600月计算至杨光现死亡前一个月即2006年6月共计20个月应归还借款本金12,000元，利息为6,195元（70,000元×5.31%×20÷12），剩余本息系沙某在杨光现死亡后归还，故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银行贷款确定杨光现死亡时其个人所占份额为35,754.44元［（70,000元－12,000元＋19,703.88元－6,195元）÷2］，另外，杨光现向单位借款20,000元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款用途以及偿还情况，故也应确定为杨光现生前个人债务。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故本案中杨光现生前留下遗产确定为397,199.28元（850,153元－35,754.44元－20,000元）÷2。本案杨光现死亡后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妻子沙某、子女杨某1、杨某2、父母杨有维、张某，作为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杨光现死亡继承开始时子女尚未独立生活，沙某在杨光现死亡后抚养孩子，清偿双方主要共同债务（银行贷款），在分配时予以照顾，适当多分。故上述继承人对杨光现的遗产397,199元（小数点后不计）分配如下：张某、杨有维各分得7万元，沙某、杨某1、杨某2各分得85,733元；杨有维所继承的份额在其死亡后发生法定继承，杨光现先于杨有维死亡，由子女杨某1、杨某2代位继承，杨有维的其他子女表示所继承份额归母亲张某所有，故杨有维继承杨光现遗产的7万元，50%即35,000元归张某，另50%即35,000元作为其遗产分配如下：张某继承28,000元（35,000元×4/5），杨某1、杨某2继承7,000元（35,000元×1/5）。以上张某共应当继承儿子杨光现和丈夫杨有维的遗产共计133,000元（70,000元＋35,000元＋28,000元），因沙某、杨某1已经按《砚山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砚山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补充协议书》约定领取相应房屋征收补偿款，上述款项由沙某、杨某1向张某支付。本案中，沙某与杨某1签订的《家庭协议》虽然对张某夫妻不具有约束力，但该协议系沙某与杨某1双方自愿签订，对当事人双方具有约束力，杨某2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且认可了上述家庭协议，故沙某及其子女之间对于砚山县江那镇振江路101号房产的处分意见应当照准。综上所述，对张某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1、由杨某1、沙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张某砚山县江那镇振江路101号房屋征收补偿款133,000元；2、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张某负担600元，杨某1、沙某负担2,900元。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张某、杨某2均无证据向本院提交。沙某、杨某1向本院提交《光盘》1张。用以证明：沙某于2015年10月底《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在镇振江路101号房屋背后空地上大规模建盖房屋并损害101号房屋的事实，以此印证张某在此时应当知道遗产被改建、扩建、损害的事实。经质证，张某认为我知道建盖房子的事实，当时我还煮饭给施工人员吃，但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观点。在后面空地上建房并不影响101号房屋，我也不知道101号房屋被侵害的事实，房子是2016年下半年开始盖，2017年年底才建好。杨某2认可该证据及上诉人的证明观点。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且该证据能证明张某知晓沙某在101号房屋后空地上建盖房屋的的事实。至于上诉人的证明观点是否成立，本院将结合案件争议焦点进行综合评述，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在二审审理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张某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沙某、杨某1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存在下列异议（杨某2与2人异议一致下同）：1、一审认定“张某继续随沙某及其子女生活至2017年错误”事实是生活到2018年7月；2、一审法院遗漏认定：2015年10月底沙某向有关部门申请认定易地建设证并建盖4层房屋的事实。本院认为，对其异议1：其在一、二审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某与其生活至2018年7月，且张某也仅认可其生活至2017年，故其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异议2：在一审另案（1481号）事实认定中，一审法院认定了沙某于2015年10月底向相关部门取得《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在101号房屋后空地上建盖房屋的事实，且在二审中张某也认可（知晓）该建房事实，故一审法院对此未作认定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故在二审中除了前述事实外，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辨主张，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本案中被征收的房屋产生的补偿款有哪些属于遗产范围，价值是多少，应如何分配。（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沙某、杨某1认为张某于最早于2011年9月7日，最迟于2015年10月底知道其继承权被侵害，但其于2018年9月17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故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理由：1.沙某与杨某1于2011年9月7日签订的《家庭协议》系张某、杨有维要求签的，并经过了公正，该协议是将101号房屋变更到杨某1名下；2、沙某于2015年10月底在101号房屋背后空地上大规模建盖房屋并损害101号房屋且张某知道遗产被改建、扩建、损害的事实。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1.本案继承自2006年7月杨光现死亡开始，但各法定继承人并未对遗产进行分割，各继承人也未对遗产作出处分，至2011年9月7日沙某与杨某1签订《家庭协议》，虽然杨某1经过公证以继承名义办理了该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该协议可能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但没有证据证明该家庭协议对张某、杨有维夫妻具有约束力，故张某夫妻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2014年杨有维死亡，杨有维应继承杨光现遗产仍未分割，此时张某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至2015年10月底沙某取得相关许可证后在镇振江路101号房屋背后空地上建盖房屋，因沙某建房的地基系杨光现的遗产的一部分，沙某的建房行为属对案涉房屋权利进行变动，可视为是侵权行为，且此时张某还帮助沙某煮饭给工人吃，可以确认此时其应当知道101号房屋权属被侵害的事实。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本案中，杨光现去世后，继承事由发生，继承开始。此后，本案各继承人对遗产一直未进行分割，各继承人也未表示放弃继承，因此案涉101号房屋已经成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该共同共有还包含了沙某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在遗产分割前的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任何共有人随时都可以提出分割共有物的请求，之后，本案中虽然沙某2015年10月的建房行为是侵权行为，但如前此时被侵犯的财产（101号房屋、土地）中既有沙某50﹪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共有份额，也有张某等5人的继承份额，故此时并不能认定沙某的建房行为就是侵犯了张某的遗产继承权利，亦不能确认此时张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遗产继承权被侵犯。所以，沙某、杨某1主张张某应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5年10月底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101号房屋于2017年9月25日被征收，沙某、杨某1在领取征收补偿款后拒绝分配给张某，此事实能够证明张某知道其继承权被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张某于2018年9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亦未超过20年最长保护期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结果正确，本院对该结果予以维持，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款3年的诉讼时效不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关于本案中被征收的房屋产生的补偿款有哪些属于遗产范围，价值是多少，应如何分配。1.关于遗产范围、遗产价值问题。首先，双方对于101号房的征收补偿款总额为850153元、杨光现死亡前该房屋属杨光现与沙某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在被征收前产生银行贷款（属于杨光现部分）35754.44元、杨光现生前个人债务20000元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其次，沙某、杨某1与砚山县征收办签订的《砚山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砚山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补充协议书》载明：前述850153元，其中1.土地补偿款为483729元；2.房屋补偿款152268元；3.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款为60397元；4.一次性搬家补助款1,000元；5.临时过渡安置补偿款为8560元；6.速签奖8000元；7.房屋土地移交奖8000元；被征收房地产价值上浮20%补偿费127199元；8.第二次搬迁费1000元。现沙某、杨某1主张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款60397元不应列作杨光现遗产范围，理由是这些设施设备是房屋过户至杨某1名下后，杨某1新添加的，该设施设备产生的补偿款应由杨某1一人享有。经审查，现张某仅认可拖把池、彩钢瓦、不锈钢雨棚、水池、电热水器、便盆、冲水箱及化粪池（共计16176元）属杨某1新添加，而对于其余部分杨某1、沙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属其新添加的，故除前述16176元不属于遗产范围外，其余部分应属杨光现遗产；另，沙某、杨某1还主张前述4-8项属户主的补偿，不属于遗产范围。承办人认为，如前因杨光现死亡后案涉101房屋并未进行分割，各继承人均属共有人，且各继承人也均居住在101房屋内，故前述补偿是对户的补偿不是对个人补偿，该补偿仍应列入遗产范围。因此，本案的遗产范围及价值为：389111.28元（850153元-35754.44元-20000元-16176元）÷2人。2.关于张某享有前述征收补偿款中属遗产部分（389111.28元）多少份额的问题。（1）杨有维死亡前。杨光现死亡后杨有维死亡前，此时杨光现的继承人为：杨有维、张某、沙某、杨某1、杨某25人。一、二审庭审查明：本案中杨光现死亡继承开始时子女尚未独立生活，沙某在杨光现死亡后抚养孩子，清偿双方主要共同债务（银行贷款），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在计算继承份额时可予照顾，适当多分。故本院酌定：张某、杨有维各享有65000元。沙某、杨某1、杨某2各享有86370.43元。（2）杨有维死亡后。此时杨有维享有的65000元亦产生继承，但因杨光现先于杨有维死亡，故此时的遗产继承人有张某、沙某、杨光现（杨某1、杨某2代位继承）及杨有维的其他3个子女共6个。本案查明双方亦认可自杨光现2006年去世后，杨有维一直与沙某、杨某1、杨某2共同生活至杨有维2014年去世，而张某一直共同生活至2017年，由此可以确定沙某对杨有维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故根据《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将其列为杨有维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且杨有维的其他子女明确表述将自己享有的份额赠与张某。故此时，张某享有的份额为54167.75元（65000元÷2人+32500元×4/6）。由于双方对一审法院关于杨某2的诉讼请求，沙某、杨某1对张某享有份额的履行方式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张某享有101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份额总计为：65000元+32500元+21667.75元=119667.75元。故如前，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主要事实清楚，计算张某享有征收补偿款的比例、标准恰当，但对杨光现遗产范围确认及未将沙某列为杨有维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在此，沙某、杨某1还主张杨有维的遗产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张某提起本案诉讼的案由就是法定继承纠纷；其次，如前沙某在二审中亦明确主张要求将其列为杨有维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此，一审将杨有维的遗产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亦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提高了司法效率，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沙某、杨某1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48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即：“2.驳回原告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48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1.由杨某1、沙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张某砚山县江那镇振江路101号房屋征收补偿款133,000元；”；三、由沙某、杨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张某砚山县江那镇振江路101号房屋征收补偿款119667.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沙某、杨某1负担2590元；由张某负担91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比照二审法院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沈昌效审判员 陈登荣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