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9民终15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川县永发装卸队，住所地：广西陆川县火车站西面双龙街南路65号。 法定代表人：徐宗强，该队队长。 委托代理人：吕志恒，广西桂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梧州货运中心，住所地：广西梧州市长洲区湖滨路168号梧州火车站出口左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05070630251Q。 法定代表人：曾小平，该中心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广西广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伟，男，汉族，1966年12月7日出生，住广西陆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青，广西中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陆川县永发装卸队（以下简称永发装卸队）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梧州货运中心（以下简称南铁梧州货运中心）、原审被告黄伟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人民法院（2019）桂0922民初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永发装卸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永发装卸队一审诉请；2.上诉费由南铁梧州货运中心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装卸工人是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形成劳动关系，而非是与永发装卸队形成劳动关系。1.永发装卸队只是代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从事对装卸工人的管理。2.装卸工人的劳动成果归属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永发装卸队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之间的《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只是作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计算报酬的依据。3.表面上是由永发装卸队管理，实质上是由南铁梧州货运中心行使管理权。4.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依然支付费用至2017年6月陆川货运站停运后，一直支付生活补贴金和社保费用至2018年6月止，说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是装卸工人的实质管理人。5.南铁梧州货运中心对永发装卸队的工人住宿条件进行改善，且在停运后依然每月支付费用，说明永发装卸队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之间不是承揽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 南铁梧州货运中心辩称，南铁梧州货运中心对工人住宿条件改善和在停运后还支付费用是按照与永发装卸队的合同约定的。永发装卸队与装卸工人之间存在真正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黄伟述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永发装卸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由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支付仲裁裁决书确定的金额给黄伟；2.本案诉讼费由黄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永发装卸队于2006年成立，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业务范围为：装卸、搬运货物。2005年4月，黄伟入职陆川县火车站装卸队现为陆川县永发装卸队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合同约定黄伟的岗位为装卸工，工作地点为陆川县火车站站货场，从事货物装卸、搬运工作，每月工资按工作量计算（不固定），永发装卸队每年为黄伟缴纳社会保险费。2016年5月30日，永发装卸队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签订《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承揽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管理的货场的部分人力装卸、搬运业务。黄伟入职后，由永发装卸队派员工黄伟等人到货场从事装卸、搬运工作。2017年6月，因陆川火车站改造，装卸业务停办，自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由永发装卸队为黄伟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每月发放300元给黄伟作生活补贴金。2018年6月30日永发装卸队、黄伟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另查明，永发装卸队、黄伟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黄伟向陆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永发装卸队支付经济补偿金给黄伟。陆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陆劳人仲字[2018]第358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永发装卸队应一次性支付12375元经济补偿金给黄伟。永发装卸队不服陆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陆劳人仲字[2018]第358号仲裁裁决书，遂向该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需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1.与黄伟构成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是永发装卸队还是南铁梧州货运中心？2.本案黄伟的经济补偿金应当由谁支付，支付金额为多少？ 一、关于与黄伟构成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是永发装卸队还是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的问题。 永发装卸队经工商登记注册，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装卸、搬运货物”，其在经营范围内独立经营、独立开展业务、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获得经济收入，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永发装卸队与黄伟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院认定合法有效，应当受国家法律保护，永发装卸队、黄伟之间形成合法的劳动关系；永发装卸队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于2016年5月30日签订的《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属于承揽合同关系。 黄伟在永发装卸队处入职后，从事装卸、搬运工作，多年来受永发装卸队管理及指派工作，其工资及社保均由永发装卸队发放；2016年5月30日永发装卸队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签订《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承接南铁梧州货运中心在货场的部分装卸、搬运业务，指派包括黄伟在内的员工到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管理的货场从事装卸、搬运工作，获取报酬后向其员工支付工资购买保险；2017年6月货场改造，装卸业务停办，永发装卸队组织单位员工召开会议，讨论、安排今后的工作计划和打算，2018年6月30日永发装卸队和黄伟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以上均表明永发装卸队独立管理经营、开展业务、与黄伟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未与黄伟签订合同，且不直接对黄伟进行管理，亦不为黄伟发放工资和社保，仅根据《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的约定对永发装卸队承揽的业务进行监管和指导、按照永发装卸队完成的承揽业务向永发装卸队支付报酬。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及该院查明的法律事实，该院认定永发装卸队、黄伟之间构成劳动关系，永发装卸队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与黄伟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永发装卸队辩称其是劳务派遣单位，派遣黄伟在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管理的陆川火车站货场工作，黄伟的工资收入及社保费来源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支付的报酬，主张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与黄伟构成实际的劳动关系，永发装卸队、黄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明显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不予采信。 二、关于本案黄伟的经济补偿金应当由谁支付，支付金额为多少的问题。 黄伟入职永发装卸队处，双方形成合法的劳动关系，2018年6月30日，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之规定，永发装卸队应依法向黄伟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本法施行前已依法订立且在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本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连续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自本法施行后续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开始计算”之规定，本案经济补偿金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施行之日2008年1月1日起算，即本案计算支付黄伟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为11年；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的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之规定，因解除劳动关系前一年黄伟仅从永发装卸队处领取了6个月的生活补助（每月300元），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经济补偿金应当按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计算（当地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1000元，2018年2月执行新的最低平均工资标准为1300元）。经计算，黄伟平均工资为（1000×7+1300×5）÷12=1125元/月，故永发装卸队应当向黄伟支付经济补偿金1125元×11个月=12375元。永发装卸队请求南铁梧州货运中心向黄伟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永发装卸队向黄伟支付经济补偿金12375元；二、驳回永发装卸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永发装卸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永发装卸队提交证据：三份《铁路运输货物装卸、搬运作业合同》及一份《铁路运输货物装卸业务承揽合同书》复印件，拟综合证明永发装卸队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签订的合同里面约定装卸队工人的社保由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承担。南铁梧州货运中心质证称，对四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几份合同上面明确写明乙方（永发装卸队）应当按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因乙方（永发装卸队）的原因迟缴后果由乙方（永发装卸队）承担，与永发装卸队证明的内容是矛盾的，这四份合同恰恰证明永发装卸队与装卸工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黄伟表示质证意见同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一致。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提交证据：《关于〈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的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与永发装卸队约定将2016年《铁路货物装卸业务合同》履行期限延长到2017年新承揽合同签订月为止。永发装卸队质证称，认可《补充协议》真实性，但是认为合同仅延长到2017年6月份。黄伟质证称，同意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举证意见。 经审查，本院认可永发装卸队和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各方当事人对证据证明内容的异议不影响本院将上述证据作为查明事实的依据，但其证明内容应结合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除“陆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陆劳人仲字[2018]第358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永发装卸队应一次性支付12375元经济补偿金给黄伟。永发装卸队不服陆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陆劳人仲字[2018]第358号仲裁裁决书，遂向该院提起诉讼。”部分有误，应为“陆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陆劳人仲字[2018]第356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永发装卸队应一次性支付12375元经济补偿金给黄伟。永发装卸队不服陆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陆劳人仲字[2018]第356号仲裁裁决书，遂向该院提起诉讼。”外，一审查明其他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 二审中，永发装卸队主要以案涉劳动关系中实际用人单位为南铁梧州货运中心为由请求改判由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责任，因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与黄伟形成劳动关系的是南铁梧州货运中心还是永发装卸队？本案中，案涉《劳动合同书》系由黄伟与永发装卸队签订，黄伟工资及社保费系由永发装卸队支付，永发装卸队队长徐宗强在二审询问过程中就装卸工人招聘问题陈述称“1997年我做了队长，装卸工人是亲戚朋友介绍给我的，我喊装卸工人来做工，每年3月份签合同，签合同是按照车站、河唇车务段、装卸作业所要求的，南铁梧州货运中心是2013年才成立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哪里”，综合以上客观事实以及永发装卸队二审陈述内容，能够认定永发装卸队与黄伟之间存在明确的劳动关系。一审认定永发装卸队为用人单位并且判决其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用工主体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永发装卸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适用法律和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陆川县永发装卸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梅 审 判 员  李雪英 审 判 员  陈明学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李 斌 书 记 员  孙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