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01民初1770号原告：余某某，女，汉族，1976年3月18日生，云南省砚山县人，住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廷彪，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春苹，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326215577661265，住所地文山市新平街道红旗社区花桥村小组。法定代表人：李兴福，经理。被告：唐某某，男，壮族，1966年9月3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大专文化，现住文山市。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翔，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农定玻，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余某某与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富民合作社）、唐某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春苹，被告富民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李兴福、唐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翔、农定玻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双方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收购原告种植的红薯；2.判决被告按照协议约定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支付原告差价10万元；3.判决被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每吨100元的水费，共计332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种植83亩地的红薯，全部由被告提供核心红薯苗，被告按照每亩380元的价格收取红薯苗款。被告负责提供技术指导、监督施肥、中耕管理等种植技术。红薯成熟后被告负责回收红薯，并保证每亩收入不低于2500元，如低于2500元，被告将按照每亩2500元的收入价格补足原告的差价”。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了12000元红薯苗钱给被告。在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之前，被告向原告宣传种植被告提供的红薯苗，亩产可达4吨至8吨。原告相信了被告的宣传，按照被告的技术指导种植红薯，红薯苗长势很好。原告于2018年11月20日开始挖红薯，但挖出的却是紫薯亩产才0.5吨，产量达不到被告宣传的亩产4吨至8吨标准。现紫薯已经挖完，但是被告却一直怠于收购紫薯，紫薯全部堆放在地里，已开始出芽，腐烂。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用紫薯苗代替红薯苗存在欺诈行为。紫薯的产量没有达到签订合同前被告承诺的产量标准，合同目的未能实现，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当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补足原告差价。余某某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原件一份，证明2018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种植被告提供核心红薯苗83亩，被告负责全部回收，并保证每亩收入不低于2500元，如低于部分由被告负责补足差价给原告，在原告栽种红薯苗期间，被告按照每吨100元的标准补助原告浇水费。2.《宣传画报》原件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宣传，原告种植被告提供的核心红薯，被告保证每亩亩产达4吨—8吨。3.承诺书原件一份，证明被告于2018年10月21日向原告承诺将于2018年11月30日前收购红薯,否则原告可自行处置红薯;如原告自行处置红薯后,每亩收入不足2500元的,被告应向原告补足部分的差价及赔偿原告损失的事实。4.《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适格。5.证明原件一份、过磅单原件四份，证明原告挖完83亩红薯,其收入98646元(紫薯藤为30000元、红薯为68646元),没有达到被告承诺的每亩收入不低于2500元的标准，被告应向原告补足收入差额100000元的事实。6.照片四张，证明被告违反协议约定，用紫薯苗代替红薯苗，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7.照片四张，证明原告种植了被告提供的10亩商品苗,因被告一直怠于收购,导致红薯全部腐烂,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富民合作社、唐某某对原告余某某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观点,原告无法提供种植核心红薯苗的实际面积。对第2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观点,宣传册依据法律规定属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无任何法律效力,起不到保护作用,当事人也无需承担责任,原告以该宣传册作为赔偿依据是不合理的。对第3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均不予认可,该承诺书是原法定代表人唐某某被原告及另案原告方艳、马正菊等二十多人逼迫签署的,当天唐某某多次报警,警察出警无法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违背自己意志而签订的,承诺书依法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也不能作为赔偿的依据。对第4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均无异议。对第5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是原告单方制作的证据,无被告合作社的盖章证明，且该证据是原告将红薯卖给第三人余凯霞,已构成严重违约的事实。对第6、7组证据三性及证明观点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是原告单方制作,无被告的签字及盖章认可，该证据并不能证明红薯种植的地点、产量,以及被告用紫薯苗代替红薯苗存在欺诈的事实,也不能证明被告怠于收购,导致红薯全部腐烂的事实。本院认为，余某某向本院提交的第1组证据客观、真实，且能证明原告与富民合作社签订了《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双方对合作期限、双方责任、回收标准、规格质量、价格等进行了约定的事实，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虽客观、真实，但该证据仅属于富民合作社的宣传画报，并不能作为富民合作社保证余某某所种植的红薯亩产4吨-8吨的承诺，余某某的待证观点，不予采纳；第3、4组证据客观、真实，且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5组证据，富民合作社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余凯霞系余某某的侄女，余某某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印证，余凯霞收取余某某苗款的行为属富民合作社委托代收苗款的行为，对余某某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第6、7组证据，因余某某未能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与之印证，属孤证，且富民合作社不予认可，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富民合作社、唐某某答辩称，一、唐某某不应列为本案被告。理由如下：1.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的合同主体是原告和富民合作社，富民合作社是依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唐某某是富民合作社的原法定代表人，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登记后具有法人资格，应以合作社的名义和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因此，唐某某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2.富民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现已合法变更为李兴福，请法院依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审理和判决。二、原告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庭支持，理由如下：1.原告与富民合作社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合作期限是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作期限现已届满，无法再继续履行下去，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是虚假不客观的陈述。2.本案系原告违约在先，双方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中第二条第（二）款第（4）项约定：乙方（原告）保证所有种植的商品苗、红薯全部收回交售给甲方（富民合作社）……，负责运输到大车能去拉运的地方，并负责装车。根据前述约定，原告负有交售红薯商品苗和红薯、负责搬运装车的义务，但原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前述义务，最终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不仅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也给富民合作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原告所诉的经济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于给富民合作社造成的经济损失，富民合作社保留追诉的权利。其次:根据富民合作社与原告双方于2018年9月3日签订的《红薯种植合作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证实原告在此以前私自将红薯割下卖给第三人,已经严重违反了双方之前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中第二条第(二)款第(4)项乙方(原告)保证所有种植的商品苗、红薯全部收回交售给甲方(富民合作社)…的合同约定,事后,经双方友好协商,今后不得就本案涉及的一切法律事宜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更不能跟着别人乱起闹,根据前述协议约定原告已经严重违约,富民合作社保留追究原告法律责任的权利。三、关于原告赔偿款额部分。原告计算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赔偿款额不合理,损失是因原告原因造成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富民合作社认为不完全是客观真实的,有部分水费并非合作期间的全部水费,应由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区别开来。原告依据宣传册上宣传的红薯产量来计算水费等损失是不合理的,宣传广告依合同法规定为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并无任何合同效力,起不到保证作用,当事人也无需承担责任,原告将宣传广告作为赔偿计算的依据是不合理的。四、富民合作社不应承担法律责任。1.原告陈述富民合作社提供虚假宣传和保证并不能成立，富民合作社宣传属实，种苗为合格种苗，并提供了正确的技术指导(根据合同性质,双方利益挂钩,其不可能提供错误的技术指导,原告诉状上也自认),达不到宣传产量是因原告未按富民合作社技术指导栽种和未按时采收、运输红薯造成的,并非富民合作社虚假宣传,且该宣传为要约邀请,并无保证性质;另本案中富民合作社提供种苗的过程中，是经双方友好协商，原告决定栽种部分紫薯苗，因此富民合作社才提供了部分紫薯苗给原告，并非富民合作社恶意违约，存在欺诈行为，但紫薯苗只要管理好，更容易生长，淀粉含量更高，价钱比红薯更高，亩产不应该只有0.5吨，除非原告未能按照富民合作社技术要求种植、监督，未能按时施肥、施农药、耕种等，才会出现亩产值低的情况，紫薯苗和红薯苗是能严格区分开的，原告在栽种时是能完全区分开的。2.双方在合同第五条约定：必须是乙方（原告）按照甲方（富民合作社）技术要求做好育苗工作，通过出售红薯苗、红薯给甲方，最后两项相加，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收入的，甲方负责补足不足2500元的部分给乙方，根据前述合同约定,原告必须按照富民合作社的技术要求做好育苗工作,富民合作社已经证明其提供了技术指导,原告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富民合作社的技术指导进行育苗工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该约定必须是两项相加不足2500元才补足，并且不能只是一项，且这条是针对红薯的约定，并非是针对紫薯的约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原告强行用对红薯的约定来套用紫薯的约定，是不客观真实，是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的。五、原告提交的原法定代表人唐某某的《承诺书》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原法定代表人唐升志的《承诺书》是被余某某、另案原告方艳、马正菊,王献文等20多人逼迫签署(另案中签署的《欠条》也是同一时间胁追签订),当天唐某某多次报警,在警察出警仍无法保证其人身安全的情沅下,唐某某不得不违背自己意志而签订,因此,《承诺书》依法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富民合作社、唐某某针对其答辩，提交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唐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两被告的身份信息，被告唐某某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被告富民合作社原法定代表人唐某某因涉案涉诉，征信受到质疑，影响整个合作社运作、招标，于2019年6月10日变更为李兴福。2.《红薯种植合作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本案系余某某夫妻前期未能按照被告方式种植红薯，未能正常施肥、做好除草工作导致其薯苗成活率低，造成经济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本案系原告违约在先，无理诉讼在后，并非被告薯苗质量有问题或者提供虚假宣传，原告诉讼差额补助、水费与客观事实极不相符，是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唐某某不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原告起诉唐某某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3.《接处警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富民合作社原法定代表人唐某某被余某某、另案原告方艳、马正菊,王献文等20多人逼迫签署承诺书及欠条，当天唐某某多次报警，承诺书及欠条系唐某某违背自己意志多次受他人恐吓、胁迫所签订的，不能得到法律支持。经质证，余某某对富民合作社、唐某某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观点,同时能看出被告的经营是有问题的。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予认可证明观点,该补充协议是被告提供的,原告不清楚该补充协议的内容,且约定了长出的新苗继续由合作社收购。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观点,报案记录并不能证明唐某某多次报案,且报案记录上有出警民警明确记录双方按合同执行,所以不存在原告胁迫被告签署承诺书的事实,如果被告认为承诺书存在胁迫的事实,可以申请撤销,但被告至今没有行使撤销权之诉，说明被告是认可承诺书的。本院认为，被告富民合作社、唐某某向本院提交的第1组证据，客观、真实，且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余某某对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虽客观、真实，但被告认为其向原告出具的《红薯收购承诺书》是在原告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待证观点，因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余某某（乙方）与富民合作社（甲方）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约定：合作项目为种植红薯核心苗与回收商品苗、红薯；合作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甲方按商品苗的价格提供核心苗、化肥、农药、地膜、滴灌袋给乙方种植核心苗使用；甲方每吨补助100元浇水费给乙方；乙方在育苗基地种植商品苗免费；红薯收购价1两以上800元每吨；甲方负责收购乙方用核心苗种植出来的商品苗和鲜红薯，甲方组织农户种植核心苗，在技术上做好指导和监督；商品苗每吨收购价400元，每吨补助200元的人工费，合计每吨收购价600元；优质红薯收购价每吨800元，次品红薯收购价每吨400元收购；乙方种植核心苗73亩；凡是乙方按甲方技术要求做好育苗工作，通过出售红薯苗、红薯给甲方，最后两项相加，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收入的，甲方负责补足2500元给乙方；该协议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8年10月21日，唐某某出具《红薯收购承诺书》交余某某收持，承诺：余某某种植核心苗73亩，由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以每吨1000元收购，如亩产量不足2500元的，由文山富民红薯种植合作社补足每亩2500元，收购时不再扣除剩余苗钱；承诺收购时间在2018年11月30日，如逾期不来收购，就由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按违约金每亩1000元的补偿给余某某，并赔偿在栽种期间所产生的成本费用，包括（地租、人工费、农药费、地膜费、滴灌、犁地费、挖工费）等，每亩3000元赔偿给余某某；如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按以上条例赔偿，就由法定代表人唐某某一人承担赔偿。另查明，2019年6月10日，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由唐某某变更为李兴福。余某某与富民合作社在履行《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的过程中，富民合作社指派余凯霞对余某某的种植进行过技术指导。本院认为，余某某与富民合作社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唐某某作为富民合作社的原法定代表人向余某某出具的《红薯收购承诺书》，系代表富民合作社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唐某某并承诺如富民合作社不赔偿，由唐某某一人承担赔偿，该承诺书的法律后果应由富民合作社及唐某某承受。唐某某辩解《红薯收购承诺书》是在余某某等人胁迫下所写，对该辩解未提交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关于余某某要求富民合作社、唐某某继续履行双方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收购余某某种植的红薯的诉讼请求。现余某某陈述其种植的紫薯已挖完，且由于富民合作社怠于收购已全部腐烂，余某某未能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有继续履行的可能，对该诉讼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余某某要求富民合作社、唐某某按照《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约定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支付余某某差价100000元及支付每吨100元的水费，共计33200元的诉讼请求。余某某与富民合作社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及唐某某出具的《红薯收购承诺书》，仅是对种植亩积、如何种植管理、收购红薯价款和补助水费等进行约定。余某某栽种协议约定的红薯苗后，余某某与富民合作社未对种植事项进行结算。现富民合作社、唐某某对余某某所述种植薯苗的亩积、产量不予认可，余某某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按《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约定实际种植核心苗是83亩及产量、实际种植的是紫薯、且富民合作社逾期未收购紫薯导致腐烂而灭失的观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余某某的该诉讼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余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70元，减半收取1485元，由余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温录波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书记员  刘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