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民申26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61699部队。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一路19号亚洲广场B座14楼。法定代表人：黄革，该部队部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杰，该部队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左大友，男，汉族，1966年1月23日出生，住湖北省枝江市。再审申请人中国人民解放军61699部队（以下简称61699部队）因与被申请人左大友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5民终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61699部队申请再审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裁定再审本案。事实与理由概括如下：1、枝江市渔政站《关于桐林水库渔业污染事故造成鱼类损失的核算报告》、枝江市环境监察大队《关于61699部队养猪废水流入枝江市桐林水库情况的证明》等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没有查证属实，其原因在于人民法院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审理程序执行。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均对该两份证据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质疑，并申请对左大友养殖鱼的死亡原因及损失进行司法鉴定，后因无法找到司法鉴定机构而鉴定不能。该鉴定不能的后果不是再审申请人造成的，不应当由再审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对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等专业问题进一步查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通知一至两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或者污染物认定、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等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当事人未申请，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进行释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意见，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于本案中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特别是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而不能的鱼类养殖专业问题，主审法官也不一定能全部了解，人民法院有义务释明，并通知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意见，也应依申请或依职权调查取证，便于查明案件事实，保证裁判的公平正义。2、该两份证明材料明显存在矛盾，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根据淡水鱼类养殖水体要求：鱼类养殖水体氨氮应控制在0.02mg/L以下，最适范围不超过0.2mg/L，达到0.5mg/L鱼类就会氨氮中毒导致死亡。而枝江市环境监测站的污水监测数据显示：从排污口到桐林水库出水口的五个取样点水质监测的氨氮含量分别为95.4mg/L、160mg/L、6.33mg/L、2.38mg/L、1.92mg/L。根据该数据显示情形，该鱼塘内鱼类应当全部中毒死亡，大小全部死绝。而有证据表明该水库在2018年底仍有鱼类出售。渔政部门的核算报告显示：2018年4月12日至17日，共死亡白鲢、花鲢63400斤，全部为4.0～5.0斤的大鱼。2018年5月10日至15日，死亡白鲢、花鲢、草鱼、鲫鱼、裸斑鱼、鳊鱼等58500斤，全部为0.4～2.0斤的小鱼。该情形不符合中毒死亡的特征，不可能先死大的再死小的，是典型的缺氧死亡的特征。原审认定左大友的全部损失系再审申请人农场流入桐林水库的污水造成的，缺乏证据证明，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3、左大友养殖鱼死亡的损失系多种原因造成的，其自身原因为主。左大友在只允许人放天养的自然水域水库大量投放鱼苗、大量囤养成鱼，在不具备非精养条件水域按精养模式投饲养殖，明知不符合养殖条件而故意为之，对损害后果持放任态度，应承担主要责任。左大友投放密度超大，其盲目自信、管理不善是造成死鱼损失的根本原因。事故现场为约32亩水库，左大友举证2017年6月至2018年2年间共投放各类鱼苗91070斤，达到平均每亩1422.5公斤，其中2017年12月集中投放白鲢5.2万斤（均重约5斤），花鲢1.64万斤（均重约4斤）。根据中国农业出版社戈贤平等主著的《大宗淡水鱼高效养殖百问百答》，以鲢、鳙为主养的混养模式，鱼苗投放106公斤，能够达到亩产558.7公斤，已经是很不错的养殖成果了。而枝江市渔政站《核算报告》核算死鱼重量为121900斤，即平均每亩1905公斤。结合左大友的投放数量，严重违背了科学技术和自然规律，无论左大友怎么管理都不可能做到不死鱼。当然，天气转暖、天气突变、管理不善等原因都有可能造成鱼类浮头，进而造成死亡，这就必须有专门部门给出专业意见。4、原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赔偿全部损失，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依据基本养殖常识就能看出左大友对损害的发生存在很大过错，原审法院怠于查明死鱼原因等关键事实，片面固执地采信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机械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和第十条“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判定再审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环境侵权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再审申请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不能免除责任，原审法院至少也应该查明被申请人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根据该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也应根据过错大小判定责任。渔政部门出具的《核算报告》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渔政部门在调查、处理、出具报告过程中法律没有规定相关告知、通知、听证、送达的程序及权利义务，再审申请人没有任何救济途径，特别是对于本案中《检测报告》明显自相矛盾的内容，再审申请人依法提出质证意见，又申请鉴定，寻找专业人员出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相应证据，人民法院始终以举证不能为由，不依职权查明案件事实，无法让再审申请人在案件中感觉到公平正义。5、枝江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测站对案涉桐林水库进行过水质监测，再审申请人于2019年7月30日发出《关于协调出具2017-2018年桐林水库水质监测结果的函》，枝江市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8月2日出具《关于桐林水库水质情况的说明》，该说明表明：2017年监测站对桐林水库水质监测了2次：（1）2017年6月6日氨氮为2.32，（2）2017年10月10日氨氮2.33，均属于重度富营养，劣Ⅴ类水质。2018年对桐林水库水质监测了3次：（1）2018年5月8日氨氮为2.44，（2）2018年7月10日氨氮2.01，（3）2018年10月17日氨氮1.16，属于重度或中度富营养，劣Ⅴ类水质（单位为mg/L）。被申请人左大友在一审出具《证明》证明：2017年6月10日至8月3日间投放16550斤鱼苗，2017年12月投放68400斤成鱼，2018年2月又投放1290斤鱼苗。2017年桐林水库并未出现死鱼事件。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充分证明：2018年4至5月间水库发生的死鱼事件与猪粪无关，只与投放密度过大，与自身管理不善有关。枝江市渔政站出具的《关于桐林水库渔业污染事故造成鱼类损失的核算报告》中“61699部队流入水库的污水是导致鱼某死亡的直接原因”结论与上述检测结果互相矛盾，不能采信。枝江市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8月2日出具的《关于桐林水库水质情况的说明》属于新发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61699部队作为污染者，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减轻或免除其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审判决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审采信枝江市环境监测站的检测报告、环境监察大队的关于61699部队养猪废水流入枝江市桐林水库情况的证明等证据进而认定本案主要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61699部队认为原审适用法律不当的主张不能成立。61699部队虽于2018年9月申请对左大友养殖鱼的死亡原因及损失重新鉴定，但因双方未能选定相关鉴定机构致使鉴定不能，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61699部队申请再审认为原审法院未通知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不当，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申请再审阶段，61699部队向本院提交的枝江市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8月2日出具的《关于桐林水库水质情况的说明》，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均不能否定枝江市环境监测站的检测报告、环境监察大队的证明所证明的事实，不属于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依法也不应启动再审程序。综上，61699部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国人民解放军61699部队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彭晓辉审判员  梅启勇审判员  郭登友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万冬冬书记员刘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