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晋0881行初16号 原告王全喜，男，1951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夏县。 被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公安局。住所地夏县。 法定代表人乔红军，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张开亮，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永军，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张晓明，该局民警。 原告王全喜不服被告夏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全喜，被告夏县公安局出庭负责人张开亮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永军、张晓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夏县公安局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行罚决字[2018]0000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违法嫌疑人王全喜因对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他与邻居王文革的土地确认权诉讼判决不服，2018年10月25日带着上访材料从侯马坐火车，于10月26日到达北京，10月31日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寻找上访机会，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带至所内进行了访问，并对王全喜开具了训诫书。2018年11月1日王全喜被接回夏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对其予以警告处罚。 原告王全喜诉称，夏县人民法院的个别法官按伪证办案，用强迫警告、诱导手段取得三份伪证，打上了法条。实地勘察走马观花，判决不公平，判的集体土地失踪。地邻侵占原告35公分土地，0.35米×284米×0.0015=0.1491亩，反而成了原告侵占地邻30公分的土地，三份伪证判了冤假错案，证据成为摆设，颠倒黑白。2018年10月26日原告去中南海找领导反映，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带至所内进行询问，拘留三小时，于2018年11月1日被接回夏县，夏县公安局再次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夏县公安局对原告的处罚显属不当。在此期间，原告于2019年4月16日在三门峡火车站过安检时，被告知因已上黑名单被拦截；2018年3月12日，夏县南大里乡工作人员张梅在闻喜高铁站售票窗口，将原告的身份证扣押至今未还。现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夏县公安局2018年11月21日对原告作出的行罚决字[2018]0000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申请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被告夏县公安局辩称，一、关于原告认为答辩人没有处罚权，且对其再次处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头、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规定：在车站、码头、商场、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张贴、散发材料，呼喊口号、打横幅、穿着状衣、出示状纸，或者非法聚集，以及在举办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或者国内、国际重大会议期间，在场馆周围、活动区域或者场内实施前述行为，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依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收缴相关材料和横幅、状纸、状衣等物品；符合《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或者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者强行进入大型活动场所内、在大型活动场所内展示侮辱性物品、向大型活动场所内投掷杂物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作出的训诫，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而是一种制止性的措施，故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原告处以警告处罚，不存在再次处罚的问题。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等规定，答辩人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管辖权，程序合法。二、关于原告起诉书中所述认为其本人没有违法事实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车所于2018年10月31日对原告作出的训诫，正是基于一定的违法事实才作出的行为，故原告所述没有违法事实是不能成立的。答辩人基于原告的违法事实，鉴于其情节较轻，对原告作出警告的治安管理处罚，合理合法，同时也是符合行政处罚的比例原则要求的。三、关于原告起诉书中所述2019年4月16日在三门峡火车站被工作人员拦截的问题，与本案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关系。四、关于原告起诉书中所述扣押其身份证的问题与本案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关系。综上所诉，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夏公行罚决字[2018]0000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处罚适当，请求永济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我局决定。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接受证据材料清单；2、2018年11月2日王全喜的询问笔录；3、车票的复印件，证明原告去北京上访的情况；4、丁永盛、王春贵的情况说明；5、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6、夏县人民法院（2015）夏民初字283号民事判决书、夏县人民法院（2016）晋0828民申3号民事裁定书、夏县人民法院（2017）晋0828民初380号民事判决书、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8民终2485号民事判决书、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晋运检控民受【2018】35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晋运检民（行）监【2018】1408000004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民申178号民事裁定书；7、嫌疑人前科劣迹表；8、现场检测报告书；9、户籍证明。10、受案登记表；11、受案回执；12、传唤证；13、呈请传唤报告书；1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5、夏公行罚决字[2018]0000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6、呈请公安行政处罚报告书；17、送达回执；18、警官证复印件；19、人身安全检查笔录；20、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全喜因对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不服。于2018年10月25日带着相关上访材料从侯马火车站乘坐侯马至北京的火车，10月26日到达北京。2018年10月31日早上，其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寻找上访机会，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带至所内进行询问，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信访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王全喜开具了训诫书。2018年11月1日王全喜被接回夏县。2018年11月21日，夏县公安局经过调查、询问后，对王全喜作出夏公行罚决字[2018]0000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其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决定对其警告。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赌博的案件除外。”夏县公安局对原告王全喜违法行为具有处罚权，对其处罚也是在职权范围内行使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共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训诫不是行政处罚种类之一，涉及社会治安管理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亦未明确将训诫设定为行政处罚，因此夏县公安局对王全喜作出行政警告的处罚，不属于对同一行为的重复处罚。原告未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方式反映其诉求，而是去天安门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其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以上事实有原告的询问笔录、接访人员的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予以证实。故夏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夏公行罚决字[2018]0000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夏县公安局从受理案件、调查取证、权利告知及文书送达等都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办理，故其程序合法。夏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警告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原告要求被告为其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支付其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全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全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艳峰 人民陪审员  吕奕霖 人民陪审员  李 强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牛晓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