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53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富梅，女，197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合朋村二手车市场。法定代表人：臧奉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林，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0864714。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亭，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实习律师，实习证号：2301181021621。上诉人袁富梅因与被上诉人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智选二手车公司）行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3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袁富梅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3号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书，重新审理本案，作出公正、合法的判决；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为行纪合同与事实不符，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上诉人2017年在4S店保养案涉宝马轿车时，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向上诉人推销贵阳宝源公司展销的价值34万元218i型宝马新车。上诉人购车辆款不足，被上诉人便建议上诉人用案涉宝马轿车折抵103000元进行车辆置换，余款用现金支付。上诉人此后所购置的218i型的宝马新车是用案涉宝马轿车抵扣103000元，并支付232633元置换所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中介服务协议书》的目的在于保障被上诉人向贵阳宝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103000元后，对案涉宝马轿车占有的合法性。如案涉宝马轿车是上诉人寄存被上诉人处，委托被上诉人代为出售的，被上诉人向贵阳宝源公司支付103000元显然不符合常理。案涉宝马轿车自购买以来就由被上诉人在保养和维护，其知晓案涉宝马轿车更换发动机的事实。被上诉人在明知上诉人更换发动机的情况下，同意案涉宝马轿车折抵103000元，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判。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中介服务协议书》；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代其向贵阳宝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的购车款103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5日，原、被告经协商一致签订了《中介服务协议书》，协议甲方为袁富梅，协议乙方为通源智选二手车公司，协议约定“现甲方将以下车辆寄存在乙方公司，并委托乙方代为销售”，车辆型号“宝马318i，颜色白，车牌贵Ａ×××××”；协议第二条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拟定车辆协议价格壹拾万零叁仟圆正，乙方拥有该车辆的所有处置权”；协议第五条约定“甲方应提供一切有关该车之证件，对证件的有效性、合法性、准确性负全部责任，并保证该车辆可以转籍或者过户”；协议第八条约定“车辆处置成功后，最终销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额作为乙方佣金，同时甲方委托乙方将经甲乙双方协商拟定的车辆协议价格壹拾万零叁仟元（103000元）转入贵阳宝源公司账户内”；协议落款处有袁富梅签章，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5日。同日，被告与贵阳宝源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以292900元的价款购买了贵阳宝源公司218GTsport宝马汽车及增值服务，购车定金为20000元，付款方式为按揭贷款。2017年8月30日，原告与案外人李勇签订《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代售协议》，将案涉车辆卖予李勇，且李勇于2017年8月29日向原告支付96000元购车款，原告于2017年8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代被告向贵阳宝源公司支付了购车款103000元，贵阳宝源公司在2017年9月5日向原告出具了该笔款项的收据，随后，李勇又将案涉车辆卖予韦盛江。原告在申请将案涉车辆变更过户登记的过程中，交管部门查询发现案涉车辆的发动机号码与车辆登记证书所载号码不一致，且没有依法申请变更登记，为此，交管部门不予办理过户变更登记。随后，购车人李勇解除了与原告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且原告于2017年12月15日全额退还李勇支付的购车款项。在此期间，原告工作人员多次联系袁富梅请求其协助办理案涉车辆发动机号码的变更登记，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袁富梅在与原告工作人员2017年11月8日的短信记录中表示其发动机在交付原告前确系进行过更换。故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如前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中介服务协议》，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中介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将案涉车辆寄存在原告处，委托原告代其销售，出卖价格与双方协商拟定价格之差额作为原告佣金。随后，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将案涉车辆出卖给案外人李勇，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之特征，故原、被告双方之间系行纪合同法律关系。因此，对被告将案涉车辆“抵给”原告以“抵扣”部分新车价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在《中介服务协议》第五条中明确约定被告应当保证车辆可以转籍或过户，现因被告在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原告前进行过发动机更换且未依法申请变更登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相关规定，导致案涉车辆无法过户，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之规定，本案情形属于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同时，原告按照双方协议第八条之约定实际代被告向宝源公司支付了103000元。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在《中介服务协议》解除后，被告应当将原告代付的该笔款项103000元予以返还。审理中，被告提出了前述系列辩解意见，但该辩解意见均与双方的合同约定不一致，且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四）、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一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与袁富梅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中介服务协议》；二、由袁富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贵阳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返还购车款10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60元，减半收取1180元，由袁富梅承担（此款原告通源智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已预交，袁富梅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给原告）。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对《中介服务协议》上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中介服务协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中介服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中介服务协议》约定上诉人将案涉宝马轿车寄存在被上诉人公司，并委托其代为销售。双方协商拟定车辆协议价格壹拾万零叁仟圆。上诉人应提供一切有关该车之证件，对证件的有效性、合法性、准确性负全部责任，并保证该车辆可以转籍或者过户。车辆处置成功后，最终销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额作为被上诉人佣金，同时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将车辆协议价格壹拾万零叁仟元（103000元）转入贵阳宝源公司账户内。《中介服务协议》约定的明显符合行纪合同的特征，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车辆置换关系，上诉人将案涉车辆“抵给”被上诉人换取“抵扣”新车价款103000元的主张明显与《中介服务协议》的约定不向符合，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上诉人向贵阳宝源公司支付车辆购车款103000元，不是向上诉人支付购车款的行为完全是按照《中介服务协议》的指示进行，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案涉宝马轿车自购买以来就在被上诉人保养和维护，被上诉人知晓案涉宝马轿车更换发动机的事实，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佐证这一事实，上诉人依法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后果。案涉宝马轿车因上诉人进行过发动机更换且未依法申请变更登记导致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致使被上诉人签订《中介服务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支持被上诉人要求解除《中介服务协议》的诉讼请求，并判令上诉人返还购车款10300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2360元，由上诉人袁富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可审判员 庞 敏审判员 刘 佳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余琼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