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7民终6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绍懋，男，1936年1月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寿扬，男，195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 上诉人谢绍懋因与被上诉人袁寿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19）桂0702民初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绍懋、被上诉人袁寿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谢绍懋上诉请求：1.撤销（2019）桂0702民初25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被上诉人返还王翔宇案款3万元给上诉人；3.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于1991年11月4日将水洗鸭毛出售给广州市天河深港羽绒厂时，被王翔宇诈骗了，导致货款不能收回，南宁市中院（1994）南市经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诉人承担了货款不能收回的责任。2.被上诉人得知王翔宇诈骗案退回赃款3万元，便去钦南公安局内保科提取了那笔属于上诉人的3万元退款。被上诉人的欺骗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上诉人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返还责任。 被上诉人袁寿扬辩称，1.被上诉人领取的3万元退款不是上诉人的。1991年上诉人代表钦州市羽绒厂向广州天河羽绒厂签订了购销合同，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货款。经过钦州市羽绒厂核实是对方刻假公章进行诈骗，于是厂里就向钦南区公安分局报案；2、1997年1月29日吴川公安局追回了王翔宇诈骗钦州市羽绒厂的部分赃款3万元，1997年10月18日钦南区公安分局内保科就通知被上诉人去领回了被诈骗的赃款3万元；3.上诉人告错了对象，由于厂倒闭了发不出工资，经过请示领导同意将该3万元分给工人。综上，该3万元是钦州市羽绒厂的货款，与上诉人无关。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谢绍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袁寿扬退还冒领王翔宇案件款30000元给原告谢绍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谢绍懋原是钦州市南方羽绒工贸公司副总经理，后任钦州市羽绒厂副厂长。钦州市羽绒厂是1995年3月28日由钦州地区羽绒厂变更而来。原告谢绍懋于1991年9月与邕宁县羽绒制品厂口头协商购买水洗白鸭毛片，每吨5000元。1991年9月26日，谢绍懋与他人从钦州自带两辆货车到邕宁县羽绒制品厂提走水洗白鸭毛片13.98吨拉回钦州。由谢绍懋的儿子谢乃斌及邱明政等人将上述货物拉去深圳市销售，当时有邕宁县羽绒制品厂的人员跟随到深圳市。9月27日，邱明政将货物存放在深圳市土畜产茶叶进出口公司仓库。因货物质量问题，谢绍懋以4950元的价格卖给广州市天河深港羽绒厂，但是货款不能收回。邕宁县羽绒制品厂多次向谢绍懋追索货款未果，将谢绍懋诉至法院，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由谢绍懋支付邕宁县羽绒制品厂货款69201元及利息。判决后，谢绍懋履行了给付义务。1991年钦州市羽绒厂（当时名称系钦州地区实业羽绒厂）与天河深港羽绒厂签订了《购销合同》，由钦州市羽绒厂供应水洗鸭毛片给天河深港羽绒厂，王翔宇代表天河深港羽绒厂在合同上签名。后来王翔宇没有支付货款，钦州市羽绒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广东省吴川市公安局侦查，将王翔宇抓获，王翔宇交出30000元担保金。袁寿扬和钦南区公安分局干警于1997年1月29日到广东吴川市公安局提取王翔宇缴纳的30000元。被告袁寿扬代表钦州市羽绒厂于1997年5月18日到钦州市钦南区公安分局领取了30000元。袁寿扬出具收款写道：今收到钦州市钦南区公安局内保科交来的王翔宇诈骗钦州市羽绒厂的部分赃款30000元。被告袁寿扬于2017年3月26日通知原告“谢绍茂同志，你帮助厂去吴川追款，经厂领导研究决定，给予适当的出差补贴叁仟元整，定于2017年5月30日前发给。发给签收后，钦州市羽绒厂及袁寿扬、林善恒与谢绍茂没有任何经济关系。”钦州市羽绒厂代表袁寿扬签名。原告认为被告领取的30000元应当是其被诈骗的款项，遂向该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经该院向原告释明，原告不同意追加钦州市羽绒厂为当事人。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袁寿扬是否本案适格被告问题。袁寿扬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当时任钦州地区实业羽绒厂（1994年钦州地区撤地设市变更为钦州市羽绒厂）厂长，因其厂与王翔宇签订的《购销合同》，销售给王翔宇的水洗鸭毛不能追回货款。后经公安机关向王翔宇追回30000元，袁寿扬其代表钦州市羽绒厂领取回来符合当时的习惯做法。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钦南区公安局领取的30000元是退回给原告的款项，原告将其列为被告并无不妥。经释明若是被告代表钦州市羽绒厂领取款项，原告是否追加钦州市羽绒厂为被告，原告明确表示不追加。因此，原告仅将袁寿扬列为被告并无不当。二、关于被告袁寿扬领取的30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被告袁寿扬在钦南区公安局领取的30000元出具给公安机关的收据上注明“经钦南区公安分局内保科侦查认定该叁万元为王翔宇、龙土胜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合伙诈骗钦州市羽绒厂的部分赃款”。因此，袁寿扬作为钦州市羽绒厂的时任法定代表人代表钦州市羽绒厂到钦南区公安分局领取30000元款项，其行为产生的后果由钦州市羽绒厂承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被告袁寿扬领取的是钦州市羽绒厂的被追回的货款，并经过公安机关允许领取，并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因此，原告认为被告领取公安机关退还的30000元是不当得利，该院不予采信，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谢绍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谢绍懋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新证据向本院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领取3万元退赃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所谓不当得利，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他人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二是他人获利的行为给权利人造成了损害。本案中，根据已生效的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南市经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上诉人到邕宁县羽绒制品厂提走的水洗鸭毛片是13.98吨，每吨单价为5000元；之后，因货物质量问题无法在深州市销出，上诉人经邕宁县羽绒厂同意，每吨水洗白鸭毛片降价50元，以每吨4950元的价格在1991年11月4日从深圳市土畜产茶叶进出口公司的仓库提出卖给广州市天河深港羽绒厂。上诉人对以上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同时认为其与广州市天河深港羽绒厂交易时签订的就是1991年10月18日那份《购销合同（协议）》。但该购销合同记载的水洗白鸭毛片的交易数量是25吨，每吨单价是5560元，交货地点是钦州，且合同落款处的销方盖章是钦州市羽绒厂，以上合同记载的主要信息均与上诉人的主张不符；而被上诉人则一直辩称购销合同交易的25吨水洗白鸭毛片系钦州市羽绒厂的货物。结合1997年5月18日《收据》上载明的内容“经钦南公安分局内保科侦查认定，该叁万元为王翔宇、龙土胜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合伙诈骗钦州市羽绒厂的部分赃款。”来看，案涉3万元属于钦州市羽绒厂被诈骗案的退赃款的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上诉人依据（1994）南市经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和《收据》主张3万元退赃款为其所有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既然案涉3万元系王翔宇、龙土胜合伙诈骗钦州市羽绒厂的部分赃款，那被上诉人作为当时钦州市羽绒厂的法定代表人，其就有权代表钦州市羽绒厂领取该3万元退赃款。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冒领了该3万元退赃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谢绍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枝仁 审判员  赵斯婷 审判员  李彦君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书记员  韦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