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9民终3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舟山市精驰船厂（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长峙馒头山。投资人：贺伟平，厂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临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海景道528号。负责人：李侠，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平，浙江六和（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周，浙江六和（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登伟，男，195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上诉人舟山市精驰船厂（以下简称精驰船厂）因与被上诉人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临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临城街道）、朱登伟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2民初4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精驰船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临城街道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临城街道作为涉案《协议书》的相对方，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临城街道有多种渠道知晓上诉人处于债务纠纷和停产歇业的情况，但未联系上诉人。2.临城街道存在重大过失。涉案《协议书》未有一条内容涉及补偿内容，完全显失公平，没有考虑上诉人的利益并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疏忽和懈怠的责任。3.从临城街道日常工作开展情况看，对于安全生产、防台等重大工作的落实均未联系朱登伟，足以表明临城街道知晓朱登伟不能代表上诉人。4.朱登伟未维护上诉人的权益，尽到善良代理人的代理义务，该代理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临城街道亦知晓该代理行为存在重大瑕疵。5.涉案《协议书》缺少上诉人的盖章，说明临城街道审核不严，在上诉人已涉较多债务的情况下仍然与朱登伟签订协议，明显存在瑕疵和重大过失。6.涉案《协议书》内容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临城街道辩称，一、朱登伟代表精驰船厂与其签订《协议书》，构成表见代理。1.精驰船厂对于向朱登伟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未收回，以及未向被上诉人披露第一份委托关系终止的事实是认可的。2.被上诉人之前并不知晓存在第二份授权委托书，直到一审诉讼中才得知，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朱登伟具有代理权限。3.第一份授权委托书符合形式要件，被上诉人已尽到谨慎审查义务。二、涉案《协议书》不存在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协议书》涉及的桥梁涉及标准是技术性标准，并不是评判合同效力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应属行政职能部门的审查范围，与本案无涉，况且桥梁建设等规划已经相关部门审查批准。综上，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朱登伟辩称，其收到过两份授权委托书，认可《协议书》系其本人签字。就有关造桥涉及的海塘补偿问题，当时接洽的新城管委会领导承诺后续协商一直未果。精驰船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临城街道、朱登伟于2013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21日，精驰船厂的投资人贺伟平向朱登伟出具第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载明：因精驰船厂投资人贺伟平“忙于公司经营项目洽谈工作及其他事务”，故委托朱登伟“全权处理涉及精驰船厂的一切行政及法律事务”，授权范围包括代为处理企业的债权债务、“代为与第三方发生的法定事由进行洽谈工作”、代为行使有利于企业的重大事项决策等。2011年7月30日，精驰船厂又向赵行海、朱登伟出具特别授权委托书一份（以下简称第二份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因精驰船厂涉及资产“先转让（收购）后重组等法定事由，特委托赵行海律师、朱登伟全权处理精驰船厂的一切行政及法律事务。”授权范围包括代为调查核实精驰船厂及其投资人贺伟平个人的债权、债务状况、代为与相关主管部门及上级领导汇报沟通及办理相关手续、代为核实精驰船厂及精驰船厂投资人贺伟平名下所有资产及其他有利于企业的事项等。第二份授权委托书并写明，委托事项应由赵行海、朱登伟共同签名对精驰船厂方有效。2013年10月26日，朱登伟持第一份授权委托书，以精驰船厂名义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原馒头山大桥因年久失修，继续使用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故需新建海上道路。该海上道路拟新建于精驰船厂厂区东北侧，需要占有精驰船厂浮码头所在位置的海域，且项目建设将引起精驰船厂码头和船坞前沿不同程度的冲刷。现经双方协商，精驰船厂同意临城街道在其厂区东北侧新建海上道路，精驰船厂在工程施工前搬离公司浮码头。精驰船厂亦同意临城街道的设计方案，且“若由于海上通道的建设引起的冲刷对船厂码头和船坞的正常营运造成了影响及其他相关未尽事宜”，均由精驰船厂自行解决。2014年12月，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完成案涉工程设计。2015年5月25日，舟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案涉工程初步设计方案。2015年7月29日，舟山市规划局新城分局批准同意案涉工程的施工设计。后，案涉工程正常开工、施工，现已投入使用。期间，精驰船厂曾于2017年3月28日致函舟山海城建设有限公司称：1.案涉工程导致航道断航、精驰船厂码头运营受阻，舟山海城建设有限公司应予赔偿。2.案涉工程不符合航道法、《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相关规定，且由此会导致航道淤积，进而亦会导致精驰船厂码头运营受阻。3.案涉工程桥梁桥墩建在精驰船厂海塘上，舟山海城建设有限公司应赔偿由此给精驰船厂造成的损失等。舟山海城建设有限公司就此回函精驰船厂称：1.案涉海域已经没有通航使用功能；2.精驰船厂援引的航道法系2015年3月1日颁布，但案涉工程在此之前已通过批复，该法对此无溯及力；3.施工过程中的航道淤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尽量减轻；4.根据精驰船厂签订的《协议书》及精驰船厂的授权委托书，案涉工程造成的影响均由精驰船厂自行解决。2017年9月12日，精驰船厂又向临城街道提交《申请报告》一份，称2013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因为精驰船厂在2011年7月30日重新出具特别授权委托书，将相关事项委托赵行海、朱登伟共同代理，即朱登伟在签订协议超越了其代理权限。同时，临城街道和朱登伟签订的《协议书》显失公平，亦应无效。2017年10月19日，精驰船厂以临城街道为被申请人，向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复议请求：1.确认临城街道与朱登伟于2013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临城街道拆除精驰船厂所有的海塘上由他人建设的建筑物并恢复原状；3.临城街道赔偿精驰船厂老码头从2017年2月至恢复通行之日的码头不能营运导致的损失。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舟定政复决（不）字[2017]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书》，对精驰船厂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同时告知其维权途径和期限。精驰船厂对此不服，于2017年11月24日就此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舟定政复决（不）字[2017]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书》，并判令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本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浙09行初5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精驰船厂的诉讼请求。精驰船厂对此上述判决不服，向浙江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现精驰船厂又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主张，影响《协议书》效力的因素有二，其一为朱登伟超越代理权限签订《协议书》，其二为《协议书》内容违反了航道法等法律法规或《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等相关国家标准。首先，就朱登伟代表精驰船厂签订《协议书》是否超越代理权。精驰船厂主张朱登伟超越代理权的理由为：其出具第二份授权委托书的行为即表明其终止了与朱登伟间因第一份授权委托书形成的委托关系。根据第二份授权委托书的内容，精驰船厂在出具第二份授权委托书时，确实终止了其与朱登伟因第一份授权委托书形成的委托关系。朱登伟在签订案涉《协议书》的行为，确实超越了其代理权限。但是，因精驰船厂并未自朱登伟处收回第一份授权委托书，在签订《协议书》前也未向临城街道披露其与朱登伟间原委托关系终止的事实，故在朱登伟持第一份授权委托书签订案涉《协议书》的行为，足以使临城街道相信朱登伟有相应代理权限。因此，朱登伟的案涉代理行为应有效，即其代表精驰船厂签订的《协议书》对精驰船厂亦有效。其次，就《协议书》是否违反航道法等法律法规或《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等国家标准。第一，《协议书》本身并不违反航道法等法律法规，更不存在违反《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等国家标准。第二，精驰船厂上述主张实际是认为案涉工程本身违反航道法等法律法规，或工程本身未达到《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等国家标准，但工程本身是否存在上述违反航道法等法律法规，或不满足《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等国家标准的情形，属于相关行政部门主管范围，与本案无关。综上，对精驰船厂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精驰船厂及临城街道对精驰船厂在案涉区域是否还有相关财产权益亦有争议，但在认定《协议书》有效，即精驰船厂已经放弃向临城街道主张因案涉工程给其可能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下，该争议及精驰船厂就此提交的相关证据无审查必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精驰船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精驰船厂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精驰船厂贺伟平陈述两份授权委托书均为赵行海律师起草，第一份授权委托书因故未收回；精驰船厂先后出具出具两份授权委托书之事未向临城街道披露。除以上事实外，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朱登伟签订《协议书》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协议书》内容是否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朱登伟签订《协议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客观上朱登伟具有使临城街道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外观表象。1.精驰船厂向朱登伟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内容相对明确，说明朱登伟在协商时，是作为精驰船厂的委托代理人身份出现的。2.精驰船厂、朱登伟在《协议书》签订前，均未向临城街道披露精驰船厂与朱登伟之间原委托关系终止的事实，临城街道客观上也无法获取该信息，故在朱登伟持第一份授权委托书签订《协议书》的行为，足以使临城街道相信朱登伟有相应代理权限。3.精驰船厂出具的两份授权委托书均系专业人士制作，内容详细明确，直接涉及该厂重大权益处置，其应预见受托人的有关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但精驰船厂在出具第二份授权委托书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其未及时收回第一份授权委托书，也未以适当方式积极披露第一份授权委托书废止，极易使相对人产生默认授权的误解。其次，临城街道在主观上是善意且无过失。1.朱登伟一直以来代表精驰船厂与新城管委会有关负责人协商涉及该厂区域码头、海塘的补偿事项，说明朱登伟与职能部门人员是相对熟悉的，临城街道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2.朱登伟本身就长期从事经营活动，较一般人应具备较高的风险防范意识，故对临城街道是否尽到注意义务不能过于苛求。3.《协议书》内容未涉及拆迁补偿内容，精驰船厂主张临城街道存在疏忽和懈怠的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同时，朱登伟签署《协议书》后是否将该事宜告知精驰船厂，不应作为衡量表见代理是否成立的标准。至于朱登伟的代理行为是否损害精驰船厂利益，系朱登伟与精驰船厂的内部法律关系，与本案无涉。关于争议焦点二。《协议书》本身并不违反航道法等法律法规，且上诉人主张的通航标准、内河标准等并非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规范。同时，涉案的桥梁工程已通过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和审批，在未经法定程序调整前，应推定有关审批手续的合法性。涉案的桥梁工程是否违反航道法等法律法规，或不满足《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等国家标准的情形，属相关行政部门主管范围，与本案无涉。综上所述，精驰船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舟山市精驰船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佑审 判 员 褚炅审 判 员 方燕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牟聪代书记员 毛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