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6民初4797号原告：睿动体奥（天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五道交口东北侧颐景公寓9-2-204。法定代表人：刘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磊，辽宁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滨海西路507号。法定代表人：卫元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英斌，辽宁法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睿动体奥（天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动体奥公司”）与被告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超越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9日、2019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睿动体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磊，被告大连超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英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睿动体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经纪费200000元；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按日计算直至经纪人费用还清之日止为16756.95元（自2017年2月5日起暂时计算至2018年11月1日635天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全部经纪人费用还清日止）。事实与理由：为更好准备2017年赛季中甲联赛工作，被告拟向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引进球员吾提库尔.艾山。2017年1月4日，被告与原告签订《足球业务商务技术咨询合同》。约定原告帮助被告引进上述球员，该费用为200000元，被告在与球员签订《工作合同》后三日内支付给原告。经过原告的大量工作，被告于2017年2月1日与球员签约后，球员代表被告参加2017年中甲联赛。原告多次就经纪费催促被告，但被告至今未支付上述款项，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支持诉讼请求。被告大连超越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睿动体奥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本案不适合人民法院管辖，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本案原告没有中国足协代理人资格，所涉合同应属无效，并且涉及非法足球经纪费，人民法院不应对此进行司法评判，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没有三方协议或原告与球员协议，如果法院继续审理，应释明原告追加吾某及刘军、杨某为第三人或者法院为查明事实主动追加。中国足协历来打击签订阴阳合同，本案涉嫌变相阴阳合同。被告也将向中国足球纪律委员会投诉案涉球员及可能经纪人杨某，并另将向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诉原告超范围经营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睿动体奥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足球业务商务技术咨询合同》原件一份，证明2017年1月，被告与原告签订《足球业务商务技术咨询合同》，约定原告帮助被告引进上述球员，该费用为每位球员200000元，被告在与球员签订《工作合同》后三日内支付给原告；证据二、《授权书》原件一份，证明吾提库尔、艾山授权原告、原告股东杨某为其代理人进行各事项谈判；证据三、《2017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秩序册》原件一份，证明2017年赛季吾某转入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代表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踢球；证据四、证人吾某的证言，证明其授权杨某代表其与中超、中甲各足球俱乐部的谈判中行使合法代理人权利，且在签署授权书时明知证人杨某是原告的工作人员，也明知证人杨某是代表原告与其某；证据五、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其作为原告睿动体奥公司的股东代表原告与证人吾某建立授权委托关系，代理证人吾某与被告间进行合同谈判及相关转会事宜。被告大连超越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天眼查原告经营范围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有体育代理范围权限，但代理足球活动需经足协批准，获得代理人资格；证据二、《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管理暂行规定》《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复印件二份，证明本案不适用法院管辖，原告没有足协代理人资格，本案涉及杨某、吾提库尔、艾山应追加为第三人；证据三、《关于2016年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注册名单的通知》复印件二份，证明法人名单名录没有原告，原告未取得代理人资格；证据四、被告与吾某的《工作合同》、《补充合同》复印件二份，证明工作合同、补充合同中未有代理人签字，根据足协规定，吾某没有代理人。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吾某因与案外人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的工作合同即将到期，吾某为转会至其他足球俱乐部，遂向杨某出具授权书，授权杨某为其代理人，可全权代表其，以其本人的名义等，进行所有与中超、中甲各足球俱乐部相关的业务联络与洽谈。吾某在此授权书中授权杨某的代理内容为：杨某被吾某授权代表吾某与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贵州智诚足球俱乐部洽谈有关足球的工作合同，基于上述目的，吾某在此授权杨某先生为其本人的代理人，此授权具有完全法律效力，可完全代表其本人在与中超、中甲各足球俱乐部的谈判中行使合法代理人权益。吾某对所有合同条款有最终决定权，没有吾某本人的允许，球员经纪人无权签订任何合同。该授权书自授权书签署日起生效，2017年3月15日自动解除。该授权书签署日期为2016年11月30日。吾某在该授权书中签字确认。杨某接受吾某的授权后，代理其与被告沟通试训、转会意向等事宜。经杨某的代理工作，吾某前往被告冬训地点昆明海埂足球训练基地，接受被告的试训。吾某经试训符合被告的要求，被告表达了引进该球员的意向，杨某就吾某转会至被告的球员工作合同、工资待遇等事项与被告进行了沟通与谈判，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吾某于2017年2月1日与被告签订了合同有效期为自2017年2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中甲足球俱乐部运动员工作合同》和《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工作合同补充协议》，双方均在合同中签字、盖章确认。2017年，吾某代表被告参加中甲联赛，2017年末，吾某自被告处转会至其他足球俱乐部。原告与被告签订《足球业务商务技术咨询合同》，合同中约定：原告负责将球员吾某转会至被告，并协助被告与球员吾某签订个人工作合同。被告确认在球员吾某签订个人工作合同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原告经纪人费用人民币200000元。原、被告均在合同中盖章确认。另查，杨某系本案原告睿动体奥公司的股东也系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吾某在授权时知悉该情况，也知悉杨某系代表原告睿动体奥公司与其某。再查，案涉争议发生时，吾某系中国足协注册球员，被告系中国足协注册足球俱乐部。《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管理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国足球协会管辖范围内，从事与球员代理活动有关的代理人、球员、足球俱乐部和会员协会”。《中国足球协会代理人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代理人实行资格管理制度，对于法人，其法人代表或至少一名雇员应取得中国足协颁发的‘资格证’方可从事球员代理活动”。该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原告及杨某均未取得中国足协颁发的经纪人资格证。《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转会协议应当载明转会日期、转会补偿数额、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终止条款等，同时应当注明球员代理人（如有）的兴明及其义务”，第二十条规定“工作合同须经球员、新俱乐部以及球员代理人（如有）三方签署方为有效”。该规定自2015年12月30日起实施。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具备针对球员吾某足球转会事务的代理权及原、被告签订的《足球业务商务技术咨询合同》是否有效；2、本案是否适用中国足协相关管理规定。关于原告是否具备针对球员吾某足球转会事务的代理权及原、被告签订的《足球业务商务技术咨询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抗辩认为，第一，吾某签署授权书的代理内容为，授权杨某代表吾某与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贵州智诚足球俱乐部洽谈有关足球的工作合同，其中并无与被告进行合同洽谈的授权；第二，该授权书同时约定，没有吾某的允许，球员经纪人无权签订任何合同，也就是说吾某并未授权杨某与被告签订《足球业务商务技术咨询合同》，并未授权杨某为股东的原告签订《足球业务商务技术咨询合同》；第三，该授权书即使合法，也系吾某对杨某自然人身份的授权，而非对杨某作为股东的原告的授权。因此，证人吾某与原告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成立。本院认为，首先，该授权书中列举的天津泰达等四家足球俱乐部应系吾某具有转会意向的举例式罗列，而并非仅指向该四家足球俱乐部的委托代理权限。该授权书中就代理内容明确约定为杨某可完全代表证人吾某在与中超、中甲各足球俱乐部的谈判中行使合法代理人权益，且在杨某代理吾某与被告联系、洽谈转会事宜的过程中，吾某对该代理行为是同意的，因此，杨某在代理吾某与被告洽谈合同时，已经取得了吾某的授权。其次，关于授权书中约定没有吾某的允许，球员经纪人无权签订任何合同的约定，本院认为，该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没有吾某的同意，球员经纪人无权签订涉及吾某个人利益的任何合同，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足球业务商务技术咨询合同》，仅为原、被告约定吾某转会事宜的分工及经纪人费用的约定，并无涉及吾某个人利益的约定，与授权书中吾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冲突；最后，关于委托代理人主体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案情和证人吾某、杨某的证言，吾某在签署授权书时，明知杨某为原告的工作人员，也明知杨某是代表原告与其某的职务行为，因此，吾某签署授权书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委托原告代理其进行转会合同的相关洽谈工作。综上，本院认为，吾某签署的授权书合法有效，与原告间成立委托代理法律关系。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足球业务商务技术咨询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原告依照约定履行了将球员吾某转会至被告，并协助被告与球员吾某签订个人工作合同的义务，被告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一次性付清原告经纪人费用人民币200000元的合同义务。现被告未按约定履行给付义务，应系违约，原告请求被告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向原告赔偿自2017年2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经纪人费用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照准。关于本案是否适用中国足协相关管理规定问题，本院认为，中国足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足球运动的组织自愿结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体育类社团法人；是团结全国足球组织和个人共同发展足球事业、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根据法律授权和政府委托管理全国足球事务。中国足协制定的管理规定和文件的性质应为行业自治规范，并非法律渊源，因此，在本案诉讼中，被告根据中国足协的相关管理规定主张原告和证人杨某未取得足球代理人资质及原告未在案涉的《中甲足球俱乐部运动员工作合同》和《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工作合同补充协议》中作为代理人签字等抗辩意见，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睿动体奥（天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经纪人费用200000元；二、被告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2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向原告睿动体奥（天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赔偿自2017年2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经纪人费用损失。被告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276元，由被告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已预交），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刘福成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宝鹏附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