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0105民初2295号 原告：刘贵英，女，195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 原告：刘汉松，男，195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威，黄慧秋，湖北诗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郭春梅，女，196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被告：刘薇，女，199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大尊，刘恋，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刘汉英，女，195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第三人：刘元英，女，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第三人：姚汉锁，女，194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第三人：刘斌，男，197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第三人：刘佳，女，1979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原告刘贵英、刘汉松与被告郭春梅、刘薇以及第三人刘汉英、刘元英、姚汉锁、刘斌、刘佳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贵英、刘汉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威、黄慧秋，被告郭春梅、刘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大尊、刘恋，第三人刘汉英、刘元英、姚汉锁、刘斌、刘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贵英、刘汉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方菊梅与刘红桥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阳房字（2003）第0738号]中处分刘贵英、刘汉松、刘炎松、刘汉英、刘元英房产权利的行为无效；2、判决确认武汉市汉阳区和平新村x栋x单元x室房屋（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房产证号：武房权证阳字第××号）由原、被告、第三人共有；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方菊梅（2019年1月30日死亡）与刘有贞（又名刘震元，1993年死亡）系原配夫妻。刘炎松（2017年7月8日死亡）、刘红桥（2018年死亡）及原告刘贵英、刘汉松、第三人刘汉英、刘元英系被继承人方菊梅与刘有贞之子女。第三人姚汉锁系刘炎松之妻，第三人刘斌、刘佳系姚汉锁与刘炎松之子女。被告郭春梅系刘红桥之妻，被告刘薇系刘红桥与郭春梅之女。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和平新村x栋x单元x室房屋原为中铁大桥局自管公房，由方菊梅与刘有贞夫妇居住使用，后刘有贞去世，方菊梅继续居住使用。刘有贞去世后其继承人未对其遗产进行分割。1996年、2000年方菊梅通过两次房改取得前述房屋产权。1996年标准价房改时折算了夫妻双方工龄（刘有贞工龄26年、方菊梅工龄10年）并使用了夫妻共同存款，2000年房改的成本价则使用了夫妻共同存款。2003年4月，方菊梅与刘红桥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前述房屋出卖给刘红桥并办理了过户登记。2017年刘红桥因病去世，刘红桥去世后，被告郭春梅、刘薇通知原告二人陪同方菊梅协助其二人办理过户变更登记手续，此时原告二人方知前述房屋已不知何时变更过户到了刘红桥名下。得知该情况后，原告等人认为前述房屋应为刘有贞与方菊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刘有贞去世后，其相应份额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在遗产尚未分割前，方菊梅擅自出售给刘红桥，且未获原告等继承人追认，该行为属无权处分，对原告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为维护原告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郭春梅、刘薇辩称：一、方菊梅个人在1996-2003年期间对涉案房屋具有完全的所有权，该房屋并非方菊梅与刘有贞的共同财产，亦并非刘有贞的遗产，方菊梅与刘红桥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首先，在刘有贞去世之前方菊梅与刘有贞只享有该房屋的承租权，对此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均认可。其次，刘有贞于1993年去世后，方菊梅通过1996和2000年的房改共支付了20438元，取得了涉案房屋百分之百的产权，此时距离刘有贞去世已7年有余，中铁大桥局集团武汉桥机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已经说明涉案房屋由方菊梅单独购买，在此原告在诉状中一直强调案涉房屋是用了方菊梅与刘有贞的共同存款，但本案中原告一直未举证证明在刘有贞去世时，其夫妇有多少存款，案涉房屋使用了多少共同存款。二、案涉房屋虽然使用了刘有贞的工龄优惠，但不能依据此认为案涉房屋系刘有贞夫妻的共同财产。理由如下：1、工龄优惠并非法定的财产权益，这是政策赋予职工的专属福利，不能作为遗产继承，该工龄优惠不能转让不能赠与。2、生存一方使用已故配偶的工龄优惠购买产权并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是以当时的房改政策为依据的，使用已故配偶的工龄优惠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使用了配偶生前的财产权益，更不能据此作为已故配偶参与物权分配的依据。3、从自然人民事权利的角度，自然人的财产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生存的一方通过房改购房，是原来的承租权转变为所有权，其物权归于生存的一方，已故的配偶在法律上不具备物权主体的资格，认定案涉房屋为生存一方与已故配偶的共同财产存在法律上的逻辑障碍。4、从继承的法律关系，刘有贞去世时房屋属于企业所有，二人均具有承租权并没有所有权，随着刘有贞的去世其承租权归于消灭。三、刘有贞与方菊梅夫妇，一直与被告郭春梅夫妇在一起生活，直至去世，郭春梅夫妇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原告并未尽到赡养义务，即便原告有继承权，也应该不分或少分。四、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刘有贞在1993年去世，原告起诉距离刘有贞的去世已经过了十多年，诉讼时效已过。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第三人刘汉英述称：同意原告的意见，这多年母亲病了就是我在照顾，母亲有时在我这里住。 第三人刘元英述称：同意原告的意见，被告郭春梅对母亲不好。 第三人姚汉锁述称：同意原告的意见，被告他们是啃老族。 第三人刘斌述称：同意原告意见。 第三人刘佳述称：同意原告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方菊梅与刘有贞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六人，即刘炎松、刘红桥、原告刘贵英、刘汉松、第三人刘汉英、刘元英。刘有贞于1993年死亡，方菊梅于2019年1月30日死亡。刘炎松于2017年7月8日死亡。第三人姚汉锁系刘炎松之妻，第三人刘斌、刘佳系姚汉锁与刘炎松之子女。刘红桥于2018年死亡。被告郭春梅系刘红桥之妻，被告刘薇系刘红桥与郭春梅之女。 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和平新村x栋x-x-x号房屋（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原为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自管公房，分配给刘有贞、方菊梅居住使用。刘有贞去世后，该房屋进行房改。1996年3月，方菊梅作为购房人提出购买标准价住房申请，经单位人事部门认定方菊梅工龄10年，其已故配偶刘有贞工龄26年，家庭同居住人口为刘洪（红）桥、郭春梅、刘薇。1996年7月2日，方菊梅（乙方）与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汉阳区和平新村3栋8单元4楼247号房屋（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出售给乙方，经折旧、层次调节、工龄优惠后，实付房价为16316.35元；乙方购房后，拥有部分产权（60%）。1996年6月11日，方菊梅交纳购房款11870元，购房手续费100元。1999年该房屋进行二次房改，方菊梅与铁道部大桥签订《标准价房补成本价差额协议书》，补成本价差额10877元。同年12月6日，方菊梅交纳购房款7913元，办证费260元，维修基金395元。2001年7月，该房屋登记至方菊梅名下，房屋座落为汉阳区和平新村x栋x-x号（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个人产权比例为100%。2003年方菊梅与刘洪（红）桥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该房屋过户登记至刘红桥名下。原、被告现因方菊梅与刘红桥所签《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协商未果，原告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和平新村x栋x-x-x号房屋原系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自管公房，由刘有贞、方菊梅承租使用，刘有贞去世前尚未通过房改取得该房屋产权，该房屋仍是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的财产，刘有贞去世后该房屋不属于其遗产，公房承租权本身也不属于遗产，不应对该房屋进行继承分割。对原告认为其以及第三人作为刘有贞的继承人享有该房屋相应继承份额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刘有贞去世后，方菊梅通过房改取得该房屋产权。方菊梅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刘有贞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且购房发生在刘有贞去世后三年，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刘有贞去世时留有存款，因此对原告认为方菊梅购房使用了夫妻共同财产并使用了刘有贞的工龄，进而认为该房屋是刘有贞、方菊梅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该房屋应为方菊梅个人财产。方菊梅与刘红桥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房屋过户登记至刘红桥名下，此系方菊梅对其个人财产的自由处分，且如上所述原告与第三人对该房屋并不享有继承份额，该合同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未侵犯原告与第三人的权益，为有效合同。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贵英、刘汉松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675元减半收取为837.5元，由原告刘贵英、刘汉松承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戴 猛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卢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