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7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东风西路123号三合商利写字楼。负责人：杨卫，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霞、施继英，云南博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呈贡支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龙城镇双龙路。负责人：张云翔，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霞、施继英，云南博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林英，女，194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美芝，女，197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何敏，男，199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崇祥、黄英，云南祥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萍，女，197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鸿，男，197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司佐洋、栾斯浩，云南博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白勒保，男，1986年3月5日出生，哈尼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州红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钇帆，云南权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许水娥，女，196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曲靖中心支公司，住所：云南省曲靖市南片区文笔路南侧锦湘南郡P－33号。负责人：吴学彬，该保险支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母壁魁，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昆明公司”）、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呈贡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呈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林英、方美芝、王何敏、李红萍、王文鸿，原审被告白勒保、许水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曲靖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保曲靖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4民初1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云0114民初106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合法有效。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综上，我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故，有相关法律依据。其次，我公司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李红萍提交的《保险单》“重要提示”第3条已明确记载:“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况且，我公司提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对上述条款使用了加黑、加粗字样，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履行了我公司相应的提示义务。综上，本案中，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我公司所承保云Ａ×××××号车辆驾驶员李红萍在事故发生后，未保护现场，驾驶车辆驶离现场。故依据条款约定以及法律规定，我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负责赔偿。二、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并支持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生活费，没有事实依据。受害人系农村居民，主张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的，原告必须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事故发生时已在城镇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2)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于城镇。本案中，原告并无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一审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并支持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生活费，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原告精神抚慰金3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已经主张死亡赔偿金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已经对原告的精神起到了抚慰作用，依法不应再次得到法院的支持。其次，保险公司并非直接的侵权人，对事故的发生无过错，不应由保险公司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再次，受害人何刚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抚慰金过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云0114民初106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受害人何刚不属于云Ａ×××××号车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对象，上诉人不应在本车交强险以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五条规定“交强险保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本案中，受害人何刚系云Ａ×××××号车辆驾驶员以及被保险人，不能仅仅用车里车外的地理位置进行判断，更强调的是对标的车辆的控制权，如果把驾驶人认为是本车的第三人，那么将面临在侵权法律关系中，没有侵权人的窘境，因此何刚在任何条件下均不可能转化为第三者或者交强险的受害人，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在本车交强险以及商业第三者范围内承担对驾驶人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并支付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货生活费，没有事实依据。受害人系农村居民，主张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的，原告必须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事故发生时已在城镇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2)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于城镇。本案中，原告并无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一审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并支持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生活费，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原告精神抚慰金3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已经主张死亡赔偿金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已经对原告的精神起到了抚慰作用，依法不能再次得到法院的支持。其次，保险公司并非直接的侵权人，对事故的发生无过错，不应由保险公司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再次，受害人何刚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抚慰金过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杨林英、方美芝、王何敏针对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及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的上诉，共同答辩称，人保昆明公司上诉主张李红萍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证据不足，李红萍不属于驾车逃逸，人保昆明公司应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何刚发生事故时，身份已经转化为事故第三者，人保呈贡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何刚常驻地为昆明市呈贡区，二上诉人主张不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费用，没有依据。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死亡赔偿金分属不同赔偿金，两者不属于包含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李红萍、王文鸿针对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及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的上诉，共同答辩称，被上诉人李红萍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受伤，强忍伤痛报警，经询问确认何刚无生命体征后，因受伤骨折疼痛难忍，遂驾车驶离现场至医院治疗，驶出高速公路后，由被上诉人李红萍的大姐杨艳红开车送至医院，并将该机动车交至交警大队。由此，被上诉人李红萍主观上无逃逸故意，亦无证据证明因致伤驶离现场造成事故后果加重。交警部门对被上诉人李红萍的行为并未认定为逃逸，也未对李红萍驶离现场进行行政处罚。因此，被上诉人李红萍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现场的行为不属于肇事逃逸。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规定主张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因本案不属于逃逸的情形，且该条款并非法律规定，无强制性，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在本案中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外，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投保人履行了免责事项的告知义务。对于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的各项赔偿费用正确。何刚在事发时已经不是驾驶人，事故发生在车外，其身份转化为本车外第三者，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的上诉观点是在机械理解条文，其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被告白勒保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及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均同意对方的上诉意见。原审被告许水娥、原审被告平保曲靖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原审原告杨林英、方美芝、王何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81035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199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4450元、误工费3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5000元、遗体冰冻费7580元、车辆损失及施救费734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林英、方美芝、王何敏分别系何刚的母亲、妻子和儿子，系何刚的法定继承人。2018年9月30日，被告李红萍驾驶云Ａ×××××号小型轿车由昆明市寻甸县羊街镇前往呈贡区大新册村，在行驶至昆嵩高速由北向南K846+400米处时，因车辆左前轮爆胎，李红萍遂将车辆停放于道路中心隔离绿化带东向西数第一条车行道内，后被告李红萍打电话给何刚求助，何刚驾驶云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同向停于李红萍所驾车后由道路中心隔离绿化带东向西数第一条车行道内，何刚下车在车道内对云Ａ×××××号车左前轮换备胎。19时20分许，被告白勒保驾驶云Ｄ×××××号长安小型普通客车行至事发路段时因避让不及导致车身左侧与道路中心隔离绿化带相碰撞，后被告白勒保所驾车车头右前角与何刚身体发生碰撞，继而白勒保所驾车车前端中部撞向云Ａ×××××号车后端，导致云Ａ×××××号车车前端与云Ａ×××××号车后端左侧相碰撞，造成何刚现场死亡、李红萍受伤、三车局部受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李红萍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何刚、白勒保承担同等责任。该事故造成何刚驾驶的车辆受损，其损失经保险公司定损为73000元，原告除支付了该车修理费73000元外，还支付了车辆施救费400元。另查明：被告李红萍驾驶的云Ａ×××××号车辆，车辆所有权人为被告王文鸿，李红萍与王文鸿系夫妻关系，该车在被告人保昆明公司投保交强险和3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险；何刚系云Ａ×××××号车的所有权人，该车在被告人保呈贡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5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险；被告白勒保驾驶的云Ｄ×××××号车辆，所有权人为被告许水娥，该车在被告平保曲靖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本案交通事故均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还查明：事故发生后，原告与被告李红萍、白勒保于2018年10月22日在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就丧葬费赔偿达成调解协议即共计由被告李红萍、白勒保赔偿原告丧葬费156000元，其中被告李红萍承担70000元，白勒保承担86000元，上述丧葬费已支付原告。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商业第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第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系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李红萍承担事故同等责任，被告白勒保、受害人何刚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和责任认定，原告杨林英、方美芝、王何敏因该交通事故造成其亲属何刚死亡的损失及车辆损失应先由承保王文鸿所有李红萍驾驶的A3K217号车的保险公司即被告人保昆明公司、何刚驾驶的云Ａ×××××号车的保险公司即被告人保呈贡公司和承保被告白勒保驾驶的云Ｄ×××××号车的保险公司即被告平保曲靖公司分别在交强险限额内平均承担；不足部分，根据商业保险条款约定承担。受害人何刚尽管系云Ａ×××××号车辆的驾驶员和被保险人，但其系在该车车外受伤死亡，属于该车交强险和商业险赔偿对象，故对被告人保呈贡公司认为何刚系云Ａ×××××号车辆的驾驶员，不属于该公司承保的该车交强险和商业险赔偿对象的答辩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人保昆明公司认为被告李红萍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离现场，该保险公司应免除保险赔偿责任的答辩观点，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与被告李红萍、白勒保在事故发生后就丧葬费达成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其合法有效。被告白勒保认为协议是在其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答辩观点，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杨林英、方美芝、王何敏主张的损失，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死亡赔偿金6199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44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车辆修理费及施救费73400元，共计747770元（包括人身损失674370元、财产损失73400元），其中财产损失73400元，由被告人保昆明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承担2000元，被告人保呈贡公司系该车辆承保单位，对该车损失依法不承担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被告平保曲靖公司已在交强险财产限额内承担了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另案原告即王文鸿的财产损失，不再承担本案交强险财产损失；人身损失674370元，由被告人保昆明公司、人保呈贡公司和平保曲靖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内各承担110000元；交强险赔偿后剩余的财产损失71400元，一审法院根据过错责任程度，由被告李红萍承担50%即35700元，由受害人何刚承担25%即17850元，由被告白勒保承担25%即17850元；被告李红萍承担的上述款项，未超过被告人保昆明公司应承担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依法由该保险公司承担。受害人何刚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丧失诉讼主体资格，其承担的上述款项不属于被告人保呈贡公司商业第三者险承担的范围，依法由其法定继承人即原告杨林英、方美芝和王何敏承担；被告白勒保驾驶的车辆未投保商业第三者险，上述款项由白勒保自行承担。交强险赔偿后剩余的人身损失344370元，根据过错责任程，由被告李红萍承担50%即172185元，由受害人何刚承担25%%即86092.5元，被告白勒保承担25%即86092.5元。被告李红萍承担的上述款项，未超过被告人保昆明公司应承担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依法由该保险公司承担。受害人何刚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丧失诉讼主体资格，其承担的上述款由其法定继承人即被告杨林英、方美芝和王何敏承担，该款项未超过被告人保呈贡公司应承担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依法由该保险公司承担；被告白勒保驾驶的车辆未投保商业第三者险，上述款项由白勒保自行承担。无证据证明被告王文鸿、许水娥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许水娥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杨林英、方美芝、王何敏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其亲属何刚死亡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共计74777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承担319885元（其中交强险112000元、商业第三者险207885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呈贡支公司承担196092.5元（其中交强险110000元，商业第三者险86092.5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曲靖中心支公司承担110000元；由被告白勒保承担103942.5元（17850元+86092.5元）；由原告杨林英、方美芝、王何敏自行承担17850元；二、驳回原告杨林英、方美芝、王何敏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证据提交。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一审法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正确。关于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证事实，云Ａ×××××号车、云Ａ×××××号车、云Ｄ×××××号车三车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李红萍、何刚、白勒保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三车构成互为第三者的关系正确，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何刚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一审法院认定由云Ａ×××××号车及云Ｄ×××××号车的交强险承保公司，即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原审被告平保曲靖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各承担11万元赔偿责任，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原审被告平保曲靖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本次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等相关部门接到报警并到达事故现场，交警部门在有报案记录、现场图、现场照片、现场勘验记录、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作出了事实认定：“事故发生后，李红萍未保护现场，驾驶肇事的云Ａ×××××号车驶离现场。”但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中，并未认定被上诉人李红萍有肇事逃逸的行为。再者，被上诉人李红萍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身体亦遭受伤害，其驾车驶离现场救治的行为并非故意为之，且该行为并未影响到交警部门对事故现场勘查及责任的认定。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上诉称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的约定，被上诉人李红萍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问题。经审查，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对该免责条款是否已经明确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该主张与本案认定事实及上述分析不相吻合，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根据上述分析，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不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关于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经审查，本次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对事故形成原因分析：此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李红萍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未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且未迅速报警，何刚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加之白勒保未安全驾驶所致；由此交警部门确定李红萍、何刚、白勒保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根据上述事实，首先，何刚在发生之时，并不在其所驾驶的云Ａ×××××号车辆上，此时的何刚不应认定为“车上人员”，其构成云Ａ×××××号、云Ａ×××××号、云Ｄ×××××号三肇事车辆的“第三者”，因此，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属于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上诉认为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的约定，何刚不应认定为云Ａ×××××号车辆的第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由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死亡赔偿金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予支持。根据本案查证事实，从何刚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及其居住地相互结合看，一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本案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由此可见，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死亡赔偿金分属不同性质的赔偿费用，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符合本案事实及上述规定，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及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提出的上诉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另外，一审法院对其余事项的处理，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人保昆明公司及上诉人人保呈贡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八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7359.66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负担3790.22元（含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已经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呈贡支公司负担3569.44元。退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呈贡支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088.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杨章亮审判员  李 娜审判员  蔡 芸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李莹书记员罗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