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25民再2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日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娜某，住内蒙古自治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哈某，干部，住内蒙古自治区。 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那某，内蒙古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巴某，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斯某，住内蒙古自治区。系被申请人巴某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某，正蓝旗上都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日某、娜某、哈某（以下简称日某等）因与被申请人巴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内25民终193号民事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8）内民申187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日某、娜某、哈某、被申请人巴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斯某、巴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日某等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本院（2018）内25民终193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本案，维持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人民法院（2017）内2529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争的事实是诉争房屋登记在被申请人已故的父亲巴拉登名下，其物权应当归巴拉登所有。该房屋属于房改房，其物权设立的原始登记资料显示和证实巴拉登以其享有的工商银行职员身份及房改前居住人身份，通过参加房改并自己支付5325.75元对价款取得该诉争房屋所有权的事实。被申请人称“在购买该房屋时，是我出资购买的，我是该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之说辞，于事、于情、于理、于法均无据。被申请人在原审中为了证明其上述主张所举的证人证言，属间接证据及传来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未被法庭采纳。而再审申请人庭审中所举的书证，属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并由其他证据，已充分证实本案所涉房屋价款的出资者和支付者为巴拉登。二审主观臆断，作出与一审正确判决截然相反的判决，是片面和错误的。（二）被申请人在二审阶段上诉称“在购买该房时，直到我父亲去世时止，我一直与我父母一个家庭共同生活，该房屋虽然是以我父亲的名义办理的产权证，但是该放产原来就有我的产权份额”之说，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事实上被申请人结婚成家以后，在××乡）满达拉图嘎查的巴拉登、宝迪其其格老两口的牧区家里生活，并未与二老共同生活，至于满达拉图嘎查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仅仅证明被申请人巴某的户口与其父亲巴拉登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的事实，而二审判决扩大理解作出“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满达拉图嘎查委员会的《证明》，证明其与父母户口在一起并共同生活的事实”的认定。该认定不仅背离客观事实，而且缺乏证据支撑。二审判决中的“被上诉人早年已成家与父母及上诉人另过，上诉人至今对涉案房屋进行管理使用，被上诉人父亲过世后未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是不全面、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事实上，父亲巴拉登于2005年4月30日去世，母亲宝迪其其格时隔五年之后，于2010年8月30日去世。期间，诉争房屋曾向他人出租过，自2011年5月开始，娜某居住过该房屋一段时间，并曾就此与被申请人巴某的妻子斯某发生过口角。至于再审申请人在内的各位继承人就案涉房屋是否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不能成为判断涉案房屋归属的依据和事由。被申请人上诉中称“该房产原本就有我的产权份额”和“我是该房屋的真实权利人”的主张之间也是自相矛盾。（三）不动产的权属证书由谁持有，不动产有谁占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认定不动产权属的依据。（四）我国现行物权法所奉行的是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以登记为必要条件。本案中，被申请人与物权登记所有人巴拉登之间从未发出，也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物权变动的行为，即从未订立过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涉案不动产的合同。（五）本案所涉房屋既有《出售公有住宅合同书》，又有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还有不动产权属证书，同时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事项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是相一致的。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是错误的。 巴某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被申请人的姐姐哥哥，三再审申请人成家离开家后，由被申请人与父母一直共同生活，涉案房屋有被申请人及其父母，妻子斯某、儿子特日格尔的共同财产。（二）1993年4月17日因房改政策，作为工商银行职工的被申请人父亲巴拉登与工商银行签订《出售公有住宅合同书》以5325.77元的价购买了涉案房屋，2005年5月25日办理了产权证，根据公安派出所户籍登记的信息，可以证实被申请人一家与其父母共同生活，是一个家庭成员。所以该房屋是家庭共同财产，当时巴拉登购买房屋是代表家庭的行为。房产的登记只是登记机构的工作程序上的登记，不能证明房屋是巴拉登的个人财产。（三）2005年被申请人父亲巴拉登去世后其母亲一直与被申请人共同居住此房，2010年母亲去世后，被申请人对该房屋进行管理、居住、出租，并扩建修缮。在此期间再审申请人从未主张权利，说明再审申请人早已认可此房屋是被申请人家庭的共同财产。综上，二审法院依照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内容，确定被申请人是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房屋归巴某所有，符合客观事实，合法的判决。再审申请人的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再审申请，维持二审判决。 巴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户名为我父亲的，坐落在正镶白旗明安图镇乌兰察布街八组1号房屋归我所有；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巴某与被告日某、娜某、哈某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原、被告的父亲巴拉登原系正镶白旗工商银行职员。1982年开始，原、被告的父亲巴拉登居住在正镶白旗明安图镇乌兰察布街八组1号房屋，该房屋当时的产权单位为正镶白旗工商银行。在正镶白旗进行住房制度改革时，由正镶白旗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3年4月17日向正镶白旗工商银行下发“白房改售字93第6号”《关于出售公有住宅房批复》，确定该行离休干部巴拉登可以购买坐落于××旗砖木结构、建筑面积为98平方米的三间公房，标准价为11321.79元，一次性付款价为5325.77元；交款期限从发文之日起15日内结清，否则视为自动放弃购买权。1993年4月21日正镶白旗工商银行与巴拉登签订《出售公有住宅合同书》，由工商银行将坐落于××镇，砖木结构、98平方米的三间公房以5325.77元价格出售给巴拉登。该合同显示实际付款数为5325.77元，付款人为巴拉登。1993年6月29日正镶白旗公证处以（93）白证字第1376号《公证书》对正镶白旗工商银行与巴拉登签订的上述《出售公有住宅合同书》进行了公证。上述房屋于2000年5月25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该证显示房屋所有权人为巴拉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的坐落××旗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巴拉登，且经登记并以“白房改售字（93）第（6）号《关于出售公有住宅房批复》”、《出售公有住宅合同书》、《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等国家机关公文书证方式已经予以确认。原告巴某主张本案诉争房屋系其出资，以其父亲的名义购买，并提交了明安图镇满达拉图嘎查委员会的《证明》、通话录音、哈斯朝鲁、吴泉清、斯琴花尔等人的证言来支持其主张。但满达拉图嘎查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只能证明原告巴某的户口与其父亲巴拉登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无法证明原告巴某对本案诉争房屋拥有所有权；吴泉清的《证明》，只能证明原告巴某曾在1994年向吴泉清借款3000.00元的事实，且《出售公有住宅合同书》显示巴拉登在1993年6月22日已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哈斯朝鲁为本案的原、被告均出具了内容完全相反的《证明》，且哈斯朝鲁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应采纳。综上所述，原告巴某出具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其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申请本院向武某、杨某、扎某、额某、萨某、乌某毕某、赵某、布和朝鲁等人调查取证，但上述人员的陈述均为间接、传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关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的规定，相对《关于出售公有住宅房批复》、《出售公有住宅合同书》、《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而言，上述人员的陈述不足以证明原告巴某对本案诉争房屋拥有所有权，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巴某出示《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证由原告巴某保存、保管，并实际占有该房屋，但房屋的实际占有和产权证由谁保管并不能决定该房屋的所有权人。除此之外，原告巴某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其父亲巴拉登将该房屋赠与给原告或者将该房屋出售给原告，原告巴某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巴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00.0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缴纳为1950.00元，由原告巴某负担。 巴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仅查明和认定了部分事实，而不是全部的事实。1.购房到我父亲去世时止，我一直和父母一起共同生活，该房有我产权份额。2.购房时我出资购买的，实际权利人是我。3.该房一直由我占有的，别人也从未提出过异议。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及解释的规定，我是该房真实权利人。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所争议的的坐落××旗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双方当事人已故父亲巴拉登名下的事实，双方均认可。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诉争房屋的现在所有权是否归上诉人巴某所有。上诉人巴某在一、二审期间向法庭提供，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满达拉图嘎查委员会的《证明》，证明其与父母户口在一起并共同生活的事实。一审法院向证人武某、杨某、扎某、额某、萨某、乌某毕某、赵某、布和朝鲁调取的证据，虽然证人当时听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父母口述，但能够证明涉案房屋是上诉人出资购买并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对涉案房屋进行修缮和扩建的事实。被上诉人早年已成家与父母及上诉人另过，上诉人至今对涉案房屋进行管理使用，被上诉人也其父亲过世后未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虽然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登记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父亲名下，但上诉人所出具的证据及本案的事实，能够证明上诉人是该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上诉人应有该房屋的物权，其一审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正镶白旗人民法院（2017）内2529民初260号民事判决；二、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巴拉登名下的，坐落于××旗房屋归上诉人巴某所有。 一审案件受理费19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00元，计5850元由被上诉人日某、娜某、哈某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再审庭审中日某等提交了如下证据：1.新证据：《2017年棚户区改造协议》、《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在本案再审过程中被申请人将涉案房屋的补偿款253357.00元占为己有。2.诺日布的证言，拟证明被申请人称两位老人过世前一直与其生活与事实不符。3.额尔那顺的证言，拟证明2007年至2009年通过日某租住涉案房屋的事实。4.额尔登陶格苏出庭作证，拟证明娜某在2011年在涉案房屋与其父母一起生活的事实。巴某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租房应该提供房屋租赁合同，2007年至2009年间被申请人的母亲还在世。诺日布的证言的虚假的，2017年7月15日给被申请人也出据证明。证据4，2011年巴拉登和宝迪其其格老人均去世，所以证人出庭做虚假证据，扰乱庭审纪律。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3、4均不足以证明本案诉争房屋权属问题。 巴某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诺日布的证明，拟证明证人给再审申请人出据了虚假证明。2.2019年7月15日满都拉图嘎查委员会《证明》，拟证明宝德其其格是该嘎查牧民，与被申请人一家是同一个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3.《死亡注销证明》，拟证明宝德其其格、斯某、特日格乐登记在一个户口本。4.《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承包方为宝德其其格去世后，更名为斯某。5.丹某的证明，拟证明2018年4月18日给再审申请人出据的证明为虚假证据。日某等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证据1的内容与给再审申请人出据的证明内容不矛盾。2.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的事实。4.证据4《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证据5证人丹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应出据内容矛盾的证据，再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未提交丹某的证明。本院认证认为：巴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再审阶段的新证据，且也不能直接证明诉争房屋所有权归属问题。 再审查明，2018年4月23日被申请人巴某与正镶白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签订了《2017年棚户区改造协议》，2018年10月10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将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253357.00元汇入巴某在正镶白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账户内。本案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被申请人巴某是否对本案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本案诉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巴拉登名下的事实均无异议。被申请人巴某主张诉争房屋系其出资，以其父亲巴拉登的名义购买，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并针对其诉求一审庭审中提交了明安图嘎查委员会的《证明》、通话录音、哈斯朝鲁、吴泉清、斯琴花儿等人的证言证实自己主张的事实。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巴某出资以巴拉登的名义购买诉争房屋。本案一审期间巴某申请法院向武某、杨某、扎某、额某、萨某、乌某毕某、赵某、布和朝鲁调取证据，上述证人的陈述，虽然证明曾听巴某父母口述诉争房屋由巴某出资购买，对涉案房屋进行修缮和扩建的事实，但上述证据均为间接、传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的规定，《出售公有住宅合同》、《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等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更大于上述证人证言。再审庭审中巴某提交了诺日布和丹某的证明、满都拉图嘎查委员会证明、《死亡注销证明》、《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等欲证明其与父母共同生活，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申请人虽主张其出资购买诉争房屋，已其父亲名义购买，系真正产权人，但对此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支持。故本院对被申请人巴某要求确认本案诉争房屋产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日某等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内25民终193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人民法院（2017）2529民初260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19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计5850元由被申请人巴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特 日 格 勒 审判员 胡  雅  格 审判员 苏  依  拉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斯琴德力格尔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