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633民初263号 原告：莫文影，男，1989年11月6日出生，壮族，从江县下江镇卫生院职工，大专文化，住所贵州省从江县。 被告：石利红，男，1992年7月27日出生，侗族，农民，中专文化，住所贵州省从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启刚，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莫文影与被告石利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6月3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述诉讼参与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莫文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61000元；2.要求被告承担欠款利息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以做生意需资金周转为由于2018年8月31日向原告借款61000元，并约定2018年12月1日偿还。被告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且以各种理由推脱，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石利红辩称，1.原告属高利放贷，借条是虚假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因双方之间在借条的前后时间内都有转账，且小笔金额都是转账，大笔金额改用现金支付不符合逻辑，同时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数额已远远超出原告借给被告的数额；2.借条是原告逼迫被告签订，被告已陆续支付原告高额利息，同时借条上未写明有利息，所以被告没有义务再向原告支付利息；3.如果原告诉称的61000元现金借款与转账无关，原告肯定会把现金和银行转账、微信转账一起起诉，不可能单独起诉这笔61000元；4.本案涉及高利贷，因原告支付给被告少量金额，被告却支付给原告大量金额，微信记录交易明细中体现的利息及被告在庭审中的举证充分证实原告同他人放高利贷，且本案还可能涉及原告挪用公款40000元的犯罪情况及高利贷暴力催收的情况，请法院依法将相关信息移送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理；5.原告在庭审中两次承认被告借款用于赌博，仍然将钱借给被告，其所获得利益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本案的争议焦点：原、被告之间2018年8月31日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2018年8月31日借条，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61000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借条是被原告强迫所签，是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高利贷利息。本院认为，原告在两次庭审中对借款时间及款项来源陈述不一致，即第一次陈述“与被告于2018年4月认识后成为朋友，2018年5月左右借款61000元给被告，后听说被告好赌，担心被告无法偿还，才在2018年8月补写的欠条”，“借款的钱是单位前一任公卫科长留下的公卫资金65000元，因为单位出纳出差，潘胜安将65000元交到我手中，我拿了61000元借给石利红。”，但在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又称“2018年8月31日写下的借条，是当天拿现金给被告，我自己有21000元，单位有40000元，然后我将这个钱借给石利红”。虽原告称其第一次庭审时对审判员的问话用词不理解导致前后陈述不一致，但庭审时法官并非使用深奥语言，同时原告系大专文化，国家干部，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况且对于借款时间及补写借条的情况说明均是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微信图片进行质证时所说，并非对法官的询问进行回答。同时原、被告在2018年6月23日至2018年10月14日期间，双方多次产生经济往来且均以转账方式交付，所以原告称2018年8月31日产生的61000元借款系现金交付，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同时原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该笔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原告主张61000元借贷关系成立，缺乏事实根据，该份证据系孤证，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辩解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微信截图及图片，证明：（1）.原告高利放贷，借条是虚假的；（2）.原告承认被告曾于2018年6月向原告还款60000元；（3）.原告曾喊人到被告家追债。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是2018年8月31日之后发生的，且图三仅是与同事路过卫生室遇到被告父亲，下车询问借款事宜。本院认为，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原告是否存在高利放贷以及是否存在暴力催债的情形，待相关部门调查核实，本案在此不作认定；被告是否于2018年6月向原告还款60000元的问题，原告虽对聊天记录无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中说的60000元系多次转款的总账。本院认为，本案已否定借条的成立，故60000元是单笔还款还是多次转款的累计还款，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作审查。2.微信支付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流水，证明原告支付被告的借款为26000元，被告支付原告的款项为113256元（含60000元现金在内，其余为转账）。经质证，原告对微信及银行卡转账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同时现金借款与转账借款也无关联。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在2018年6月23日至2018年10月14日期间，原告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26000元和被告通过微信、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53256元的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其他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流水明细单。证明2019年6月23日21时19分被告向原告银行转款5000元的事实。经质证，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2.2019年5月29日本院分别向莫运詹、潘胜安作的调查笔录，核实原告是否有出借能力。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认为两份笔录相互矛盾。本院认为，被告的异议理由成立,且被调查人与原告系同事关系即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故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原、被告相识。双方从2018年6月23日起通过微信、银行卡转账的方式产生经济往来，截止2018年10月14日，原告通过微信共向被告转账26000元，被告通过微信、银行卡共向原告转账53256元。原告认为转账产生的借贷关系与2018年8月31日的现金借款无关，持2018年8月31日被告出具的61000元借条主张债权。 本院认为，原、被告自2018年4月相识以来，双方经济往来频繁且均系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电子网络交付形式完成，现原告主张的61000元借款系唯一的一次现金交付，不符合双方惯用的交付方式及习惯，且原告在庭审中对借款时间及现金来源两次陈述不一致，同时也未能提供其他相应的证据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故对莫文影要求石利红归还61000元借款及5000元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莫文影未能提供证据与借条相互佐证借贷关系的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莫文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莫文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梁作义 审 判 员  姚梅珍 人民陪审员  石 娴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法官助理陈世雪 书记员陈江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