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民终7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市路北区新华西道31号。法定代表人：张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月辉，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玉国，男，1965年7月26日生，汉族，现住唐山市路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英，北京市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涛，男，1970年4月13日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开平区。上诉人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志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唐玉国、姜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2民初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博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鲁月辉，被上诉人唐玉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英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姜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唐玉国对博志公司的诉讼请求，改判姜涛承担还款责任，诉讼费用由唐玉国、姜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唐玉国提交的关键证据“借条”系伪造。本案唐玉国立案时提交八份以“唐立忠”为出借主体的借条佐证诉请数额11490万元，变更诉请（诉讼金额为7600万元）后当庭提交以“唐玉国”为出借主体的六份借条，借条内容、文字排版、手写笔记、姜涛签字、博志公司印章位置均一致，仅出借人从“唐立忠”变为“唐玉国”。两次提交证据不同、数量不同，却均能与诉请完全吻合，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期限的规定，而且博志公司怀疑此系唐玉国故意为之，故意伪造并拼凑证据。庭审中唐玉国一方代理人解释，称系“与律师前期咨询时出具的资料，因唐玉国与博志公司及姜涛作为知名房地产公司及公司老板，为不产生不利影响，在咨询该案诉讼情况时将出借人名字予以变化。”博志公司认为该解释不成立。首先，如担心造成不利影响，将姓名隐去即可，而前期借条却极其刻意的变化姓名。且按此逻辑，作为当地知名房企、商人的博志公司及姜涛的信息也应一并修改或隐去。其次，唐玉国一方前后经三位律师作为代理人，却一直提交虚假材料直至开庭审理，其行为明显愚弄法院，视法律为儿戏。再次，两次借条差异巨大，绝非其代理人所称未加注意。最后，“借条”中存在大量手写部分，但手写部分未经三方确认，该部分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本案关键证据系伪造，一审判决片面认可唐玉国一方解释而没有进行综合论理判断，且对于唐玉国一方程序违法事项没有进行惩戒，其行为严重损害博志公司合法权益。二、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第一、唐玉国一方对于借条更名的解释欲盖弥彰过于牵强，如果本案借款系真实存在，唐玉国作为出借人，其维护己身合法权益的法律行为并不会造成不利影响。除非本案系虚假诉讼，唐玉国一方因担心虚假诉讼行为对本身造成不利影响，故变化“借条”中本人姓名。第二、银行流水显示在2008年12月16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唐玉国分52次小额多笔向自然人翟静璇打款，借款时间跨度长，金额多寡不等，无还款记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在借款人并未还款的情况下，唐玉国依然多次出借，且小额多笔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违背常理。一审法院对于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其上游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均未进行审查。第三、涉案“借条”中博志公司印章存在伪造的嫌疑。博志公司一审中依法申请对“借款协议”、“借条”上公章真伪以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而且，“借款协议”仅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而一审法院不仅认可了该未经证实的复印件，还依据此进行了判定。三、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唐玉国提交证据显示其所有款项均打入案外人翟静璇名下账户，翟静璇为何收款、收款后款项去向如何，均不得而知。唐玉国的证据链条不能指向博志公司及姜涛，翟静璇对于本案事实认定具有关键作用，应当出庭参加法庭调查。一审中博志公司也申请翟静璇出庭，但一审法院及判决对此均未予以回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可知，一审法院应当通知翟静璇出庭参加法庭调查，但一审法院并未要求翟静璇出庭且对此未作出任何回复，显然程序违法。四、博志公司非实际借款人，非本案适格被告。第一、唐玉国提交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系其与翟静璇个人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一审判决中称博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系由法院调取，但翟静璇涉案收款行为非申请书上载明授权范围，本案无证据证明翟静璇有博志公司允许其接收唐玉国钱款的授权，其行为仅代表其自身。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翟静璇仍应当出庭参加法庭调查。同时该份证据为复印件庭审中并非由法院出具，审判庭也并未释明为法院调取。博志公司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表示怀疑。第二、庭审中博志公司提交姜涛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未进行股权变更期间博志公司的年底审计报告，其内容均未曾显示涉案的债权。六年时间多达52笔转款，却在财务信息上无任何显示，这显然是不符合财税常识的。故涉案款项并未支付给博志公司，唐玉国与博志公司并不存在借款事实。第三、案涉借条为姜涛以个人名义与唐玉国签订的。结合唐玉国变更诉讼请求后姜涛法律地位的变化、本案证据及庭审状况，姜涛存在逃避法律责任配合唐玉国进行诉讼从而损害博志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六条规定“诉讼中，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且不符合常理的，要做进一步查明，慎重认定。”故姜涛对于“借款协议”“借条”及借贷事实的认可不可采信，一审判决未查明事实，对其陈述直接予以认可，显然有失公允。五、一审判决确定利息错误。涉案“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假设借款事实存在，一审判决对于利息的认定，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对于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进行了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即便借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也未约定利息，唐玉国诉请高息本身违反法律规定，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认定利息错误，严重侵害了博志公司合法权益。唐玉国辩称，博志公司的上诉理由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狡辩和主观臆测，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恰当，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博志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唐玉国与博志公司的借款协议真实、有效；唐玉国已经按约定履行了支付出借款义务；一审被告姜涛作为博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博志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也代表博志公司签署了《借条》；翟静璇作为博志公司的财务主管，已经代表博志公司履行了接收出借款义务，翟静璇的收款行为是已经得到法定代表人授权的履职行为，博志公司应当按约定还本付息。博志公司对己方《借款协议》的履行情况，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交还本付息情况的证据，博志公司与姜涛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的利益并未分割，具有一致的利益诉求。无论博志公司如何狡辩都不能改变上述事实。一、博志公司关于“借条系伪造”的说法毫无事实依据。1、借条复印件上出现唐立忠事出有因。真正的诉讼主体是唐玉国而不是唐立忠，在开庭前唐玉国已经依据法律规定向法院进行了解释。之所以借条复印件上出现唐立忠的名字是因为在本案起诉前，唐玉国曾经就本案的起诉事宜向多个律师进行咨询。由于博志公司及姜涛实力雄厚，在唐山市范围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唐玉国所咨询的内容存在被咨询对象向博志公司透露的可能性，所以在咨询时将复印件上出借人的名字改为唐立忠，专门用于咨询使用，即使信息泄露，也不致于增加唐玉国搜集证据的难度。2、唐玉国变更诉讼请求的是源于博志公司的不诚信行为。在诉讼过程中，唐玉国基于以上事实，考虑现行法律并不支持计算复利，加上息转本的两份借条只有复印件，遂作出变更，将息转本部分在借款本金总额中剔除，最终确定本案诉请中的借款本金为7600万元，同时对借款利息重新进行了计算调整。依法对诉讼请求作出变更是法律赋予唐玉国的权利，唐玉国有权实施变更诉请的行为。3、借条中的手写部分完全是双方达成合意后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与事实完全相符，是经双方确认的结果。《借条》上并无任何涂改，从证据规则来看，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二、不存在上诉状中描述的“虚假诉讼”的事实。1、关于借条复印件上的署名人为唐立忠的原因在前述中已充分释明，博志公司所谓的“其维护己身合法权益的行为并不会造成不利影响。”的说法明显缺乏诉讼常识。2、博志公司在上诉状中称“52次小额多笔……，借款时间跨度长，金额多寡不等，无还款记录。……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违背常理”，从而质疑唐玉国财产来源合法性明显缺乏生活常识。这些付款特点不但不能证明资金来源非法，反而是资金来源合法的证明。3、博志公司的公章鉴定申请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毫无意义，并不影响《借款协议》《借条》的效力。一审法院驳回其鉴定申请有法可依，是完全正当的依法裁判行为，没有任何不妥。三、关于“程序违法”纯属无稽之谈。法院调取的证据显示：在本案所涉争议的《借款协议》履行期间，翟静璇担任博志公司财务负责人，翟静璇的身份决定了其接受出借款具有合理性，博志公司不论如何狡辩，都无法否认翟静璇的身份这一事实。博志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姜涛在庭审中承认：涉案款项是由翟静璇代表博志公司收取的。以上证据可以证明翟静璇通过履行职务的行为，代博志公司接收了出借款；翟静璇接收款项得到了博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四、关于博志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唐玉国提交的借条和《借款协议》上都有博志公司的盖章；一审原告姜涛在最初借款时无数次表示，借款是用于投资博志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姜涛在庭审时明确承认其借款行为是代表博志公司而实施；款项的支付对象是博志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姜涛与博志公司在整体利益上无法分割，具有一致性。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博志公司的“姜涛以个人名义与唐玉国签订的”的说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关于利息。第一，唐玉国提交的六份借条中都明确写明了‘由某年某月某日的借款协议续订’，这一事实说明每张借条并不是一份独立的法律文件，而是双方《借款协议》的延伸。《借款协议》原件被博志公司收回，但《借款协议》的复印件依然留在唐玉国手中，双方对借款利息进行了约定，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3%。第二，按照交易习惯和一般常识，借贷关系不可能不约定借款利息。第三、2015年3月1日签署的1300万元的借条中载明：“其中1300万元的利息应按每月39万元先支付利息”。可以证明双方对借款利息具有非常明确的约定，即借款利息为月息3%。唐玉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博志公司及姜涛共同承担责任，立即偿还唐玉国借款114900000元。2、自2016年3月1日起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截至2017年9月27日利息44045000元），本息合计158945000元。3、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由博志公司及姜涛承担。开庭前，唐玉国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博志公司偿还唐玉国借款本金7600万元及利息（自2008年12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2、姜涛对以上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由博志公司及姜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08年12月16日起至2014年8月31日止，唐玉国通过银行转账案外人翟静璇共计52笔，共计银行转款72985000元，另唐玉国主张有两笔于2012年10月26日、2013年11月25日共计3015000元系现金给付。2014年3月1日，博志公司为唐玉国出具《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11000000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月利率3%，月利息三十三万元整先付息，到期返还本金。2014年3月6日，博志公司为唐玉国出具《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12000000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月利率3%，月利息三十六万元整先付息，到期返还本金。2014年3月10日，博志公司为唐玉国出具《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13000000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月利率3%，月利息三十九万元整先付息，到期返还本金。2014年4月19日，博志公司为唐玉国出具《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15000000元，借款到期日2015年4月19日，借款月利率3%，月利息四十五万元整先付息，到期返还本金。2014年5月24日，博志公司为唐玉国出具《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16000000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月利率3%，月利息四十八万元整先付息，到期返还本金。2014年10月15日，博志公司为唐玉国出具《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9000000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月利率3%，月利息二十七万元整先付息，到期返还本金。2015年3月1日，博志公司、姜涛为原告唐玉国出具了六张借条，借条中借款总额共计为76000000元。六张借条中均约定于2016年2月29日前归还本金，如延期每天加收滞纳金0.1%。案外人翟静璇担任涉案借款发生期间博志公司的财务主管人。一审法院认为：唐玉国通过52笔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时任博志公司财务主管翟静璇银行账户转款共计72985000元，转账后唐玉国又与博志公司陆续签订了的六份《借款协议》，姜涛、博志公司于2015年3月1日为唐玉国出具的六张《借条》，上述银行转账事实及《借款协议》、《借条》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所签，均能证实双方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现唐玉国起诉主张博志公司、姜涛还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现唐玉国主张3015000元系现金支付，但对支付相关情况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对唐玉国该部分现金出借主张不予支持，并对其诉请的本金确定以银行转账的数额72985000元为准。因六份《借款协议》中均对借款约定了利息，且后续签订的《借条》中亦约定了如延期每天加收滞纳金0.1%，又因唐玉国自认2015年3月1日的借条六张系经双方账目核对后出具，且认可2014年10月15日之前博志公司已经履行了支付利息的义务，故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为有息借款，且借款起息时间及计算应自2014年10月16日起按年息24%计息。姜涛为涉案借款发生时博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唐玉国转账博志公司财务主管翟静璇，博志公司盖章为唐玉国出具借款协议的行为，以及姜涛在借条上签字并加盖博志公司印章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的主体为博志公司，姜涛因其在借款人处的签字行为亦应对涉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博志公司主张印章系伪造，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博志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姜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唐玉国借款本金72985000元，并以72985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6日起按年息24%计息至本息付清时止。二、驳回唐玉国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1800元，由唐玉国负担15075元，由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姜涛负担406725元。二审庭审中，博志公司陈述称2016年博志公司现任股东才接手博志公司，对之前的债权债务不是很清楚。博志公司对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口业务授权书二份证据提出质疑，本院庭后向一审主办法官进行了调查核实，确认上述二份证据系法院依唐玉国申请调取。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六张借条及所涉及的债权债务真实性问题。案涉六份借条上有借款方博志公司的盖章及时任法定代表人姜涛的签字，且借条上载明借款的事实有银行转账明细及相应的六份《借款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能够证明唐玉国与博志公司、姜涛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博志公司对案涉借款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主张博志公司并非实际借款人，非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依唐玉国申请调取了博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口业务授权书，该二份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借款的收款人翟静璇是博志公司的财务主管，同时时任博志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涛认可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博志公司，博志公司以对公司2016年之前的债权债务不清楚为由否认博志公司与唐玉国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明显缺乏理据，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唐玉国根据其诉讼请求的变更撤换了部分借条证据，对于为何出现了八份以唐立忠为出借主体的借条，唐玉国对此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唐立忠与博志公司没有借贷关系，亦未向博志公司主张权利，唐玉国撤回借条的行为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其他第三人的利益，亦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博志公司以此主张唐玉国涉嫌虚假诉讼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借款的利息问题，六份借款协议均约定了利息，后续签订的借条亦约定了如延期每天加收滞纳金0.1％，且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中收取利息符合常理，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本案利息按24％计算正确。关于公章的鉴定问题，首先，博志公司主张涉案借条中博志公司印章系伪造仅为其怀疑，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主张；其次，姜涛一审庭审中对该借条及印章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姜涛作为博志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从事相应的民事行为，唐玉国有理由相信姜涛加盖的博志公司印章系真实的。博志公司在不能证明姜涛和唐玉国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下仅以印章虚假对抗权利人唐玉国依据不足。第三，认定借款事实，除了借条、借款协议之外，还有唐玉国实际出借款项的行为，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和其它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借贷事实真实存在，综上，本案无需对借条上博志公司的公章进行鉴定。关于翟静璇出庭作证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依法认定唐玉国和博志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一审未通知翟静璇出庭作证亦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1800元，由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艳辉审判员  吴 悦审判员  杜映雪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申毅书记员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