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5民终21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国民，男，汉族，个体，户籍地江苏省通州市，现住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国琴，女，汉族，户籍地江苏省通州市，现住邢台市桥东区。系袁国民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艳如，河北领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洋，男，汉族，在校学生，户籍地江苏省通州市，系袁国民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沭鑫，河北明喆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苗苗，河北明喆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聘，女，汉族，无业，现住邢台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朝伟，河北XX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国民、袁洋因与被上诉人张淑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503民初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国民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冀0503民初764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或发回重审；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原告存在虚假和欺诈诉讼。因同一债务，原审被告以原审原告之意，共向原审原告出具4份欠条，原审原告予以认可，但原审原告仅提供了2018年4月13日和2019年3月27日的两份欠条。本案原审原告是持2018年4月13日欠条起诉的，原审原告持有的2019年3月27日欠条写明“原来所有的相关欠款条全部作废”。一审诉讼中，原审原告起诉状中清楚地写明是以2018年4月13日欠条主张事实与理由的，此条是一张作废的欠条，一审法院也认定：最后一张欠条即2019年3月27日欠条是“双方对其买卖合同中所涉内容重新进行了约定，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属有效约定”。张淑聘用2018年4月13日袁国民为其出具的欠条起诉，在一审法院立案后，张淑聘谎称以前的条子找不到了，让袁国民于2019年8月27日重新出具欠条，此份欠条中明确载明了“原来所有的相关欠款条全部作废”。可见其故意隐瞒案件事实真相，存在欺诈诉讼。很显然：原审原告一审起诉的“事实与理由”明显是虚假的，一审法院不但没有驳回诉讼请求，反而助力原告虚假诉讼胜诉。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袁国民欠款数额的问题。张淑聘陈述的3,286,424元的总货款，应当有出库单、入库单等交易凭证予以证明。2018年4月13日袁国民写的欠条记载“今欠张淑聘钢材款约198万元，具体财务数据为准”。一审庭审时，张淑聘认可2019年3月27日袁国民出具的欠条中已付130万以财务付款银行凭条核对为准，那么必然1,986,424元不是确定的数额，一审判决也认定张淑聘提交的出入库单据不完整，因此，张淑聘无证据证明袁国民所欠货款即为1，986，424元。2、一审判决认定计算利息的起算日期错误。袁国民最后一张欠条写于2019年3月27日，写明“此欠款自使用之日起最后一笔付款止按月息2分计算，原来所有的相关欠款条全部作废”。说明此时袁国民与张淑聘就欠款重新达成合意，是对债权债务重新核对和确认，即使用之日应为达成欠条之日。且此欠条对何时支付货款未作约定，所以此时形成的债权债务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债务。按照《合同法》第62条第4项，此欠条的付款期限应当是张淑聘向袁国民发出要求履行支付货款的催告后，催告后仍未履行，即构成逾期履行，此时才可以计算利息。袁国民对此债务出具的四份欠条中，最早约定利息的时间出现在2018年4月13日这份欠条中，一审判决利息自2014年7月20日起支付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本案利息的起算日应当是2019年3月27日出具欠条后，张淑聘向袁国民催收之日。另据一审法院查明：袁国民最后一笔付款是2017年9月6日。退一万步说，按袁国民最终书写的欠条（2019年3月27日），写明：此欠款自使用之日起最后一笔付款止按月息2分计算。那么，欠款利息应只能计算至2017年9月6日止。三、本案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一再强调：袁国民与张淑聘存在买卖钢筋拖欠货款，但一审却把买卖关系的案由改定为民间借贷。事实上张淑聘也认可袁国民始终没有向其借过钱，以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此案明显错误。2、法官不是依法认定，而是主观臆断，且有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范围之嫌，明显偏袒原告。如“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日常生产生活常识本院认为，被告辩称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欠付货款不是借贷不应支持利息，但据被告出具欠条的内容和时间来看，被告欠原告货款自2014年7月19日开始至今近五年的时间，如此大额的欠款，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而被告对欠款约定利息的计算方式，实际上，是被告自愿将欠原告货款按向原告借款使用，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意思表示，且给利率的约定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受法律保护”。原审原告在一审时，并未请求损失，但法官主动考虑原审原告的损失，并引用合同法条款，以掩盖其倾向性。原审被告主张买卖关系不应支付利息，但法官推断其自愿借款支付本息，明显与被告本意相悖。四、查封袁洋名下存款是错误的。货币不同于一般商品，货币为一种特殊的种类物，在交易上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其特征是所有与占有相统一，即实行的是“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一旦货币支付，即完成货币所有权的转移，支付方不能再以物的请求权名义要求返还原物。本案圣德润公司将款打入袁洋账户上，那么，袁洋即时就拥有该货币的所有权，袁洋是本案的案外人，冻结袁洋账户的存款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判决袁洋向张淑聘承担还款责任错误。袁洋没有承揽临西县梧桐树小区建筑工程，与张淑聘不认识，更与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查封、冻结的银行存款是袁洋之前向吴君均、邵彬彬、杨旭等人借来的钱，然后又出借给其父亲袁国民，袁国民之所以让邢台圣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把款打给袁洋，是袁国民偿还袁洋借款的行为。袁洋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桥西区法院提交了银行开户信息材料复印件一套、银行流水原件一套、银行流水明细说明一份等。这足以证实，袁洋与袁国民存在借贷关系，袁洋与吴君均等人存在借贷关系。因为袁洋与债权人吴君均、邵彬彬等人均系亲戚关系，袁洋与吴君均等人之间没有其他借据之类的债权债务凭证，符合常理。由于借贷行为是网上银行转账汇款，至于银行流水备注处有极个别显示是采购款、工资等内容，此备注系网银自动生成，但不影响袁洋与袁国民之间以及袁洋与吴君均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因此，一审法院查封、冻结袁洋名下的存款是错误的，袁洋对张淑聘的钢筋货款没有清偿义务。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纠正一审法院错误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袁洋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冀0503民初764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判令上诉人袁洋不承担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中认定上诉人袁洋作为在校大四学生，与原审被告袁国民系父子关系，因上诉人未对本人出借资金的收入来源和银行流水中的“工资”、“采购款”的支出做出合理说明，并结合原审被告袁国民向邢台圣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认定上诉人个人账号内收到的邢台圣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汇入款5，242，348元为原审被告袁国民所有，故认定上诉人袁洋在此汇入款金额的范围内承担原审被告对被上诉人欠款的偿还责任。上诉人认为，人民法院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原审中不具有第三人的主体资格，对原审争议的民间借贷的纠纷并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故不应列上诉人为原审第三人。其次，上诉人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案的民间借贷的双方系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袁国民，不涉及上诉人。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邢台圣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诉人银行账号的汇入款5，242，348元，从法律和事实层面上，均属上诉人个人所有，并不归原审被告所有，故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侵犯了其合法的财产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系成年人，作为人子，在父亲经营困难，急需资金周转之时，以个人名义向亲戚、朋友借款再将款项出借给父母。其父在取得回款后，对其进行偿还，本人再偿还给亲戚、朋友。亲戚、朋友认为上诉人年轻将来具有还款能力，才肯将款项借给我。对于本人来说，袁国民不仅是父亲，还是本人的债务人。本人虽然在上大学，但按法律规定、已经是完全责任行为能力人，父母将款项还本人，合乎法律规定。不能因为本人与原审被告特殊关系，就剥夺其作为债权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因此特请求中级人民法院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改判。 张淑聘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对说理部分进行了充分的阐明，判决结果正确，维护了公平正义，体现了对不讲诚信行为的谴责和否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一、本案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本案的产生是购买本方供应的钢材，我方将钢材提供给袁国民后，袁国民即应当支付钢材款，但袁国民未向张淑聘支付钢材款，而是向张淑聘出具的欠条，该欠条的产生是张淑聘和袁国民通过协商达成的和解一致。也就是说张淑聘同意袁国民使用所欠的钢材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双方通过协商一致方式将拖欠的钢材款转化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第15条第二款，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本案。二、关于欠款的数额以及利息支付的方式。袁国民曾经多次向张淑聘出具欠条所认可的欠款数额均在198万左右，非常稳定，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有最后一次2019年3月27日袁国民出具的欠条，最终确定欠款数额为1，986，424元，该款的产生计算办法，该欠条也做了明确的约定，其计算办法是欠款的总额就是供钢材款的总额3，286，424减去袁国民已经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130万。双方对张淑聘供钢材款的总价值没有异议，数字就是3，286，424。但是对袁国民通过转账方式转账的130万未能最终确定，所以双方在欠条上特别约定对130万。将来以提供的实际转账凭证为准。但是对提供钢材的总价值款没有异议。也就是说在确定最终欠款数的时候，只需要袁国民提供完整的转账凭证记录就可以了。所以双方对欠款数额的计算办法、产生方式已经做了明确的约定。通过一审庭审，袁国民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转账记录，人民法院正是按照双方所确定的计算方式计算出了袁国民应负的实际的欠款数完全是按照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合意计算出的，没有损害袁国民任何的合法权益。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该欠条也做了相应的约定利息的数额。利息是按照月息二分计算，首先是确定了利息的高低，月息两分计算。然后又确定了利息计算的起止时间，其起算时间为此欠款自使用之日起，使用之日袁国民认可的，应当支付而未支付该欠款，从张淑聘向袁国民供应钢材的时间来看，最后一笔钢材供应时间是2014年7月18日。因为双方没有合同特别的约定，按照惯例，袁国民就应当自收到钢材后就应当给原告货款。我们从2014年7月20号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是符合事实的。最后一笔付款，也就是还清该欠款之日止，只有最后一笔还清了以后才不需要再付。那么该笔付款就是最后一笔，实际上这个约定也符合我们日常支付利息的约定，就是从欠款或者从借款之日到最后还清之日。我们平时约定利息的起算时间也都是这样约定的，所以这个约定也符合我们平时借钱的时候支付利息的期间约定，因此我们认为该欠条对利息的计算方式也做了明确的约定，一审法院根据我们日常实际情况，也结合该欠条书写的时间认定，我们认为符合事实。三、关于袁洋付应否承担还款责任。袁洋与本案本来没有关系，袁洋确实没有从张淑聘处采购钢材，也不是工程的施工人，本来和他没有关系，但是鉴于袁国民将自己应得的工程款转到袁洋名下，袁洋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就有法律上的利害。根据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其中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是无效行为。无效就意味着需要返还，其中体现的方式是为逃避债务转移财产，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虚构债务或者是承认不真实的债务，这两种方式都属于故意串通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也规定，因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以上规定充分的证明袁国民将本来属于自己的工程款转到袁洋名下，袁洋就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将袁洋列为本案的第三人是适格。根据本案证据能够判断出该笔巨款属于袁国民，袁国民干了工程，这是其应得的工程款，袁国民为了逃避债务，将该款支付给袁洋。钱款虽然被转移到袁洋名下，本方认为还属于袁国民，他只是为了逃避债务。经了解，袁国民目前已经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名单，也可能是为了逃避其他债务，逃避人民法院的执行，也可能是为了逃避向张淑聘支付钢材款。不管什么原因，袁国民将该款转入袁洋名下，显然属于逃避债务。一审期间袁洋的代理人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想证明这个钱在这之前袁国民曾经借过，但是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该款既然属于双方串通，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利益，行为是无效的。所以一审法院判令袁洋在收款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张淑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1，980，000元，并自2015年1月按照月息2分支付利息至欠款还清；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1，986，424元，并自2014年7月18日起按照月息2分支付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并要求袁洋在接收袁国民款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5日至2014年7月18日间，原告与被告口头商定由原告向被告指定的临西梧桐树工地运送钢筋，钢筋的规格、价格双方口头协商确定，原告向被告供货时有出库单，被告收到原告送来的货物后经过磅验收在过磅单和入库单上指派人员进行确认。原告货款由被告姐姐袁美芬和被告妻子汤国琴以银行转账方式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原告支付。被告辩称其与原告的买卖系职务行为，被告自称其为江苏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临西梧桐树工地的工作人员，临西梧桐树工程系江苏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原告的货款是被告代江苏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以其妻子汤国琴或其姐姐袁美芬的个人账户向原告支付，另称原告至今未向其提供税票。原告对被告的上述辩解不予认可。称原、被告对钢材买卖的价格是不包含开具税票的。被告称其因欠原告临西梧桐树工地钢材货款，自2014年至今除本案中原告出示的两张欠条外还出具过一张。原告表示被告确因上述欠款曾向原告出具过四张欠条。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由被告于2018年4月13日书写的欠条内容为：“欠条今欠张淑聘钢筋款约壹佰玖拾捌万元（1980000）具体以财务数据为准，此款为临西梧桐树小区使用，（2014年4月）欠款期间从2015年1月开始计息按月息贰分计算，今欠人：袁国民2018年4月13日32062419700318335Ｘ江苏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该条第一行中的“约”字和第二行中的“以”字被划去。被告于2019年3月27日向原告出具的欠条内容为：“欠条今欠张淑聘钢筋款：壹佰玖拾捌万陆仟肆佰贰拾肆元整（1986424）（临西工地梧桐树工地）（2014年4月15日-7月18日）（此款共计3286424，已付130万）已付的130万以财务付款银行凭条核对为准。此欠款自使用之日起最后一笔付款止按月息2分计算。（原来所有的相关欠款条全部作废）。欠款人：袁国民2019年3月27日32062419700318335Ｘ。”被告对上述欠条由其书写无异议。但称2019年3月27日书写“欠条”时受到原告胁迫，是被逼着写的。原告对此否认，称该欠条是在被告出具前一天其与被告以微信方式核对确认后被告自愿出具的，没有胁迫，并提交了与被告2019年3月26日下午17：29分的微信截图。被告对微信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称“那天内容是真的，我没有回复是因为数据不能确定。所以没有明确答复。”。被告对原告胁迫其出具欠条的辩解未提交证据。庭审中，被告认可现在尚欠原告货款，但对原告主张的欠款数额和利息的起息日有异议，辩称尚欠原告货款本金应是总货款按2580000元扣除已付的1406000元后的数额。因原、被告是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支付利息的问题。被告为此辩解提交了出库单据7张（由原告签字确认）、入库单据共12张（包括1张过磅单）显示原告供货至2014年6月30日，被告主张钢材交易总金额为2580000元。原告对出、入库单和过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供货次数和欠付总金额不予认可。原告当庭提交了其手中持有的出库、入库单4份共8张，以证实其在2014年6月30日之后仍向被告进行了供货。被告除对原告提交的2014年6月17日的入库单不认可外（因为该单据是作废的），对2014年5月13日单据被告已经提交。2014年7月18日的出库单及2014年7月19日的入库单认可。2014年7月11日的单据认可。据原、被告各自提交的出库单、入库单及各自整理的对账单显示，出库单中有数量和价格显示，入库单仅有数量显示，因双方提交的出入库单据并不完整，无法与各自整理的对账单中显示的供货日期或数量或价格相一致。据被告提交的袁美芬和汤国琴向原告的银行转账记录和两张银行承竞汇票显示，自2014年5月1日至2017年9月6日共向原告转款1404800元（其中有2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原告认为2014年7月19日前由袁美芬向其转账的1350000元为欠付的货款，此后2015年2月18日、5月18日、7月25日、8月13日和2017年9月1日、9月6日分别收到的主要由汤国琴转账的10000元、5000元、10000元、10000元、9800元、10000元、200元共计55000元为欠款利息。另查明，被告袁国民与第三人袁洋系父子关系。第三人袁洋现系在校大四学生。被告袁国民于2019年3月27日向邢台圣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委托书“今委托智群集团公司（圣德润房地产有限公司）会议中心主体工程决算款转账金额：伍佰贰拾肆万贰仟叁佰肆拾捌元整，转到儿子袁洋账户。委托人：袁国民汤国琴2019年3月27日”和证明“今收到智群公司张志军路罗会议中心主体工程移交决算款：陆佰陆拾陆万叁仟叁佰肆拾捌万元整（6663348）其中收现金：壹佰肆拾贰万壹仟元整（1421000），转账：伍佰贰拾肆万贰仟叁佰肆拾捌万元整（5242348）。账号：62×××91开户：江苏省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西亭支行户名：袁洋今收人：袁国民2019年3月27日”。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本案被告对现欠原告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可，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被告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二是被告现欠原告货款本金的具体数额及该款被告是否应当支付约定利息；三是第三人是否应在接收被告款项范围内向原告承担偿还责任。首先，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虽以其提交的“总承包补充协议”复印件辩解其系职务行为，但在未提交其他能够证实其辩解主张的证据的情况下，据其当庭陈述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方式是由江苏通州建总集团向其付款后，再由其姐姐袁美芬和其妻子汤国琴以个人账户向原告付款的事实可知，被告此项辩解不能成立。其次，因原、被告间虽未订立书面的购销合同，但据双方均认可的各自持有的当年供货过程中的出、入库单和过磅单及被告向原告的汇付款和出具欠条和被告认可尚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应当认定原、被告存在货物买卖的购销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关于被告现欠原告货款数额的认定，原告持有被告在本案诉讼中书写的欠条，该欠条中被告明确承认欠原告钢筋款共计3286424元。被告对该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其出具该欠条时受到原告胁迫，但被告对其辩解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被告承认原告提交的2019年3月26日与其微信的聊天截图的真实性，但认为其未对原告所提供的双方供货数量、价格清单进行回复，是其否认的意思表示，但其此辩解显然与其2019年3月27日向原告亲笔书写欠条的事实相悖，且被告2019年3月27日向原告亲笔出具欠条时的欠款数额与原告与其前一天的微信中提交的清单数额小数点之前的数额一致。另双方对被告已付款数额均认可以银行转账核对为准，据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被告以袁美芬和汤国琴账户自2014年5月1日至2017年9月6日共向原告转款1404800元。原、被告对2019年3月27日欠条中“此欠款自使用之日起最后一笔付款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理解各持己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日常生产生活常识本院认为，被告辩称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欠付货款不是借贷不应支持利息，但据被告出具欠条的内容和时间来看，被告欠原告货款自2014年7月19日开始至今近五年的时间，如此大额的欠款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而被告对欠款约定利息的计算方式，实际上是被告自愿将欠原告货款按向原告借款使用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意思表示，且该利率的约定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受法律保护。2019年3月27日欠条中对欠付货款支付利息的约定，应以欠款本金确定的数额发生之日至债务履行清结之日核算。另该欠条中明确“原来所有的相关欠款条全部作废”，说明双方对其买卖合同中所涉内容重新进行了约定，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属有效约定。另参考原告提交的2018年4月13日被告向其出具的欠条内容来看，双方至2018年4月13日亦未对具体欠货款数额进行对账。据2019年3月27日欠条中“此欠款自使用之日起最后一笔付款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约定内容，结合被告自2014年7月18日起至今近五年拖欠货款未付，最后一次向原告付款日期是2017年9月6日，原告自认2014年7月19日前由袁美芬向其转账的1350000元为欠付的货款的事实，再结合双方于2019年3月27日被告欠条中“此款共计3286424，已付130万）已付的130万以财务付款银行凭条核对为准”的内容，本案被告欠原告本金数额应为3286424元减扣2014年7月19日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1350000元，即1936424元。自2014年7月20日起应按本金1936424元，月息2%计算借款利息至债务履行清结之日止。2014年7月20日至2017年9月6日被告已支付原告的共计54800元，应视为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的利息。被告自2014年7月20日起每月应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为38728.48元（1936424元×2%）。关于被告袁国民辩解其对原告的欠款应当扣除税票开支的问题，因综合全案双方提交的证据，仅据被告提交的2014年5月13日入库单中“补4月26号票”无法证实被告的此项主张，且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中亦无此项费用内容，被告自2014年7月20日开始拖欠原告货款至今，被告无其他证据证实双方对此项费用有约定，故本院对被告的此项辩解无法采信。原、被告的交易行为是否存在违反国家税收政策法规，属行政管理范畴，不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第三，第三人袁洋作为在校大四学生与被告袁国民系父子关系。其虽自称本人账号62×××91内所收到的邢台圣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汇入款系被告袁国民偿还本人借款。但其对本人出借资金的收入来源和银行流水中的“工资”、“采购款”的支出无法作出合理说明。结合被告袁国民向邢台圣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应当依法认定第三人账号62×××91内所收到的邢台圣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汇入款5242348元为被告袁国民所有，第三人袁洋应在其收到邢台圣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汇入款5242348元范围内承担被告袁国民对原告张淑聘欠款的偿还责任。本案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袁国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淑聘借款本金人民币1936424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4年7月20日起至债务履行清结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总额中应减扣被告已付利息55000元）。二、第三人袁洋在实际接收邢台圣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付被告袁国民工程款范围内向原告张淑聘承担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张淑聘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620元，减半收取计113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袁国民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邢台县人民政府专题纪要（复印件）、照片、袁洋母亲汤国琴日记本、现金记账簿、袁洋向张平出具的借条等证据，本院组织了质证。对双方争议的案件证据及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日记本、现金记账簿，为其单方制作，不足以反驳原审原告提交的单据、欠条等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袁洋提交的借条等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有三点：（一）本案纠纷的法律关系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等规定，根据本案欠条等证据，足以确认本案原被告之间，已经对所欠货款达成一致意见，并约定了利息，该诉争货款已经转化为借款，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进行全面审理，并无不当。（二）关于欠款数额及利息问题。在一审起诉立案后，袁国民出具的欠条中明确写明：“今欠张淑聘钢筋款：壹佰玖拾捌万陆仟肆佰贰拾肆元整（1，986，424）”，加之原审原告提供出库单、入库单等证据，足以证实袁国民欠款以及双方对所欠数额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民事权利的行使遵循自由处分原则，袁国民虽上诉不认可该欠条为双方对账结果，但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张淑聘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所显示的记录上，袁国民也从未对张淑聘提出的数额有任何异议。故一审法院依据欠条、出入库单等证据，确定本案欠款数额，并无不妥。至于利息，上诉人袁国民已经在欠条上明确注明利息以及计算时间等内容，一审法院判决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袁洋应否承担还款责任问题。原审原告张淑聘主张袁洋涉案账户上的款项为袁国民所有，提供的证据，也证实了袁洋账户款项就是袁国民的工程款，一审法院据此将袁洋为本案原审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袁洋主张该款项为袁国民归还借款，其主张明显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确定其在所收款项5，242，348元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袁国民、袁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240元，由上诉人袁洋负担22，620元，上诉人袁国民负担22，6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易然 审判员  刘素娟 审判员  乔 鹏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刘西超 书记员路敬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