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3民初1571号 原告：厦门联亿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法定代表人：李海艺，总经理。 被告：黄煦晖，男，198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秋萍，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联亿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亿昌公司）与被告黄煦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联亿昌公司于2019年4月9日向本院递交起诉状，经本院诉前调解未果，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联亿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海艺、被告黄煦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秋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联亿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黄煦晖立即向联亿昌公司支付货款71037元，并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债务利息（自2018年12月1日起计算至黄煦晖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黄煦晖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黄煦晖以自提的方式陆续向联亿昌公司购买五金配件，总价款共计101037元。而后，经联亿昌公司催款，黄煦晖仅向联亿昌公司支付了30000元的货款。后经联亿昌公司多次催收，黄煦晖至今仍尚未向联亿昌公司支付余款71037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亿昌公司特向法院起诉，望判如诉请。 黄煦晖辩称，一、原被告不存在买卖关系，黄煦晖主体不适格。黄煦晖从未与联亿昌公司订立买卖合同，也从未向联亿昌公司购买五金配件，更未向联亿昌公司支付货款30000元。存在五金配件买卖关系的是联亿昌公司与福建省樟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樟榕公司”）。樟榕公司承包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湿地公园工程，黄煦晖系樟榕公司的雇员，在工地打杂。工程施工期间，樟榕公司与联亿昌公司建立五金配件买卖关系，工地需要时，公司偶尔会指令黄煦晖向联亿昌公司订货，黄煦晖与联亿昌公司微信、电话联系后，联亿昌公司将需要的物品送至工地。樟榕公司与联亿昌公司不定期结算付款，2017年、2018年均是樟榕公司与联亿昌公司结算后付款。2018年6、7月，联亿昌公司多次要求樟榕公司结算付款，黄煦晖仅依照樟榕公司指使向联亿昌公司传达付款、开票信息，且2018年7月后明确向联亿昌公司表示自己不具有结算权，让联亿昌公司自己找樟榕公司结算。2018年8月黄煦晖离开工地，联亿昌公司仍然紧追不舍，要求黄煦晖向樟榕公司追款，黄煦晖也多次表示自己仅是樟榕公司雇员，且已离职，与此事无关，让联亿昌公司自己联系樟榕公司，但联亿昌公司罔顾事实，明知买货的主体为樟榕公司，仍借助起诉手段迫使黄煦晖帮助其向公司追债。因此，本案发生买卖关系的主体为联亿昌公司与樟榕公司，与黄煦晖无关，黄煦晖从未与其发生买卖关系，即便存在买卖关系有关的签字、开票、付款传达行为，均为职务行为，最终权利义务人为樟榕公司，这点联亿昌公司也非常清楚。微信聊天记录中联亿昌公司也承认“这么大的公司，对你有信心才支持这么多”，可见联亿昌公司也是因为樟榕公司才同意采取先提货后付款的模式，根本不是因为黄煦晖本人。可见，联亿昌公司诉讼主体错误，黄煦晖主体不适合。二、本案讼争货款未经结算，无法确认。联亿昌公司提供送货单中，除了编号0002645/0002658送货单（金额仅价值450元）系黄煦晖签字，其余皆为第三人签字，黄煦晖不认识也无法确认是否真实。另联亿昌公司强调的黄煦晖向联亿昌公司支付30000元，也属于主体错误。该笔款项的支付人为樟榕公司指令福建屹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屹立公司”）代付，与黄煦晖无关。该30000元是否对应本案讼争的货款还是其他款项，黄煦晖也无法确认，应由樟榕公司与联亿昌公司结算后确认。因此，本案讼争货款是否为联亿昌公司起诉的101037元，联亿昌公司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综上，联亿昌公司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分析如下： 1、联亿昌公司是否与黄煦晖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 联亿昌公司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联亿昌公司与黄煦晖于2017年3月份起至2018年11月有业务往来；提供2017年3月到2017年4月7日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拟证明是黄煦晖个人向联亿昌公司购买货物；提供2017年4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黄煦晖叫其工地的人员签收送货单。黄煦晖质证认为，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原被告存在买卖关系，相反原被告间对话证明了采购对象是樟榕公司，黄煦晖仅是雇员，行使职务行为，黄煦晖也明确表达了自己无权结算，因此联亿昌公司诉讼主体错误，黄煦晖不适格；2017年4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黄世昌、林良水是黄煦晖指定的代收人。 黄煦晖提供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樟榕公司因厦门下潭尾滨海湿地公园二期工程向联亿昌公司采购五金等材料，本案买卖关系发生主体为联亿昌公司与樟榕公司，而非黄煦晖；提供樟榕公司、屹立公司企业信息，拟证明与联亿昌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樟榕公司、开票公司屹立公司均与黄煦晖无关；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联亿昌公司知晓发生买卖关系的主体是樟榕公司与联亿昌公司，黄煦晖为樟榕公司向联亿昌公司转达付款、开票的指令，仅是行使职务行为，且已明确表示无权结算。联亿昌公司质证认为，对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转账凭证真实性无异议，黄煦晖通过这两家公司给联亿昌公司付款，发票也都是按照黄煦晖指示开的公司名称；对企业信息，联亿昌公司并不清楚这两家公司的情况，都是黄煦晖指示联亿昌公司要开这两家公司的发票；对微信聊天真实性无异议，黄煦晖说“签字也没用”是指黄煦晖没有钱支付货款，所以说“签字也没用”，这只是黄煦晖在推脱不还钱；2018年9月份之后黄煦晖是叫他弟弟黄世昌来找联亿昌公司拿货。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黄煦晖从2017年3月开始多次与联亿昌公司商讨货物价格、确认购买货物，在此过程中均未向联亿昌公司披露过其是代理樟榕公司向联亿昌公司采购货物；交易过程中联亿昌公司均是将对账单发送给黄煦晖对账，黄煦晖在对账过程中亦未提出其没有对账权限；由此可见，黄煦晖在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系以自己的名义向联亿昌公司购买货物并进行结算。黄煦晖提供发票、转账记录仅能证明向联亿昌公司付款的情况，付款的单位系由黄煦晖决定的，发票的单位名称系黄煦晖指定联亿昌公司开具的，故从黄煦晖提供的发票及转账记录无法证明买卖合同的购买方系樟榕公司。黄煦晖审理中主张其是受樟榕公司挂靠人刘鼎的雇佣，按照刘鼎的指示购买货物，对账单也是提供给刘鼎，由刘鼎结算货款，但均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黄煦晖应当履行向联亿昌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 2、黄煦晖尚欠联亿昌公司货款的金额。 联亿昌公司向本院提供送货单，拟证明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黄煦晖向联亿昌公司购买五金配件，总价款共计101037元。黄煦晖质证认为，对于送货单，编号0002645、0002658号送货单三性予以确认，证明对象不确认；该送货单虽是黄煦晖签字，但黄煦晖系作为樟榕公司的雇员行使职务行为，对应的货物买卖合同的主体为樟榕公司与联亿昌公司，与黄煦晖无关；其他送货单三性均不确认；这些送货单不是黄煦晖签字，与黄煦晖无关；且证据第25页至30页中客户抬头已记载“客户名称：福建樟榕”，可以证明联亿昌公司清楚地知晓发生买卖关系的主体是樟榕公司，并非黄煦晖。 本院认为，根据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4月1日，联亿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海艺发送“黄总对账单2017年3月”给黄煦晖对账，2017年4月6日，李海艺催讨货款时陈述：“账好了没有，款安排给我”，黄煦晖回复：“还是拿单子对”，李海艺回复：“下午对一下”，黄煦晖陈述：“好”；2017年4月7日，黄煦晖即通过微信转账给李海艺货款5000元；2018年1月22日，李海艺发送“黄总对账单2017年7月-10月”及“黄总对账单2017年11月-1月”给黄煦晖，两份对账单中载明截止2018年1月16日止尚欠货款共计45413元；2018年1月31日，李海艺向黄煦晖催讨货款陈述：“财务款还没给我转，麻烦帮我问一下”，黄煦晖回复：“要5号”；此后2018年2月9日，黄煦晖通过樟榕公司向联亿昌公司支付货款45000元。由以上记录可见，原被告双方已经形成交易习惯：送货后一段时间，由联亿昌公司向黄煦晖发送对账单，黄煦晖根据送货单核对后再向联亿昌公司支付相应货款。2018年6月8日，李海艺向黄煦晖发送“18.1-5黄总对账单”，对账金额为62638元；黄煦晖陈述：“好。有这么多了。……付不起了。……钱到先给你付一部分。”6月13日李海艺向黄煦晖发送微信：“问一下款能不能先给我安排一下，15号要交房租，支持一下”；黄煦晖陈述：“好的”。由原被告双方2018年6月份的微信记录可见，黄煦晖对于联亿昌公司提供的2018年1月-5月的对账单并未提出异议，并承诺付款，而2018年1月-5月的对账单中载明的货物品名、数量、金额与联亿昌公司提供的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5月30日间的送货单能够对应，故本院对于该部分送货单予以采信。2018年7月3日，李海艺向黄煦晖发送“6月-7月黄总对账单”，2018年7月25日，黄煦晖通过屹立公司最后一次向联亿昌公司支付货款30000元，期间黄煦晖对于联亿昌公司提供的2018年6月-7月的对账单并未提出异议，并支付货款，而2018年6月-7月的对账单中载明的货物品名、数量、金额与联亿昌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31日至2018年7月1日间的送货单能够对应，故本院对于该部分送货单亦予以采信。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7月1日期间的送货单中“客户签收”中除黄煦晖本人的签字外，还有林良水、黄世昌、林建设等人的签字，由此可见林良水、黄世昌、林建设等人确系黄煦晖认可的代收人；在此后的交易中，黄煦晖并未明确取消上述人员的代收货权限，故对于有林良水、黄世昌、林建设等人签字确认的送货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对于2018年9月17日、2018年10月20日、2018年10月29日送货单中签字的“张彬”，并未在黄煦晖已经确认的对账单中对应的送货单中签字确认，联亿昌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张彬系黄煦晖指定的代收货人，且在2018年9月份之后黄煦晖均未对联亿昌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予以确认，故对于联亿昌公司主张上述三份送货单中的货物系黄煦晖所购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扣除2018年9月17日送货单中货款1460元、2018年10月20日送货单中货款342元、2018年10月29日送货单中货款995元及以上货款的税点，本院确认黄煦晖自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向联亿昌公司所购货物的总额为98093元。黄煦晖于2018年7月25日已经支付货款30000元，故黄煦晖尚欠联亿昌公司货款68093元。 根据到庭当事人陈述在案的法庭笔录及当事人提供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被告之间自2017年3月份开始存在买卖五金配件的业务往来。黄煦晖通过微信或电话方式向联亿昌公司下单购买货物，由黄煦晖自取或联亿昌公司送货至黄煦晖指定工地的方式交付货物，并由黄煦晖或其指定人员在送货单中签字确认并交由联亿昌公司收执。联亿昌公司定期通过微信向黄煦晖发送对账单，再由黄煦晖按照对账单内容进行付款结算。2017年4月7日，黄煦晖通过微信向联亿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海艺转账支付货款5000元。此后，黄煦晖分别通过樟榕公司及屹立公司向联亿昌公司转账支付货款，并指示联亿昌公司开具发票给付款单位。2017年期间黄煦晖货款均已结清，2018年开始黄煦晖未能按期付款。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黄煦晖共向联亿昌公司购买货物98093元，期间于2018年7月25日通过屹立公司向联亿昌公司付款30000元，对于剩余货款68093元未能支付。 本院认为，联亿昌公司向黄煦晖出售五金配件，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黄煦晖在收取货物后应当及时付清货款。根据本院采信的对账单及送货单，黄煦晖尚欠联亿昌公司货款68093元，黄煦晖对此应当承担付款义务，对于联亿昌公司超出该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联亿昌公司主张的利息，黄煦晖经催告后未能支付货款，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原被告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间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联亿昌公司主张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0%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本院认定黄煦晖应当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4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向联亿昌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至货款实际执行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黄煦晖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联亿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8093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4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货款实际执行之日止）； 二、驳回厦门联亿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576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为788元，由厦门联亿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承担33元，由黄煦晖承担75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薇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郭兰英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提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