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民再48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志梁，男，197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钟莹，女，198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建伟，湖南木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一兵，男，197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冷水江市。再审申请人刘志梁、钟莹与被申请人王一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5日作出（2017）湘0102民初8568号民事判决，王一兵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湘01民终8157号民事判决，刘志梁、钟莹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湘民申18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志梁、钟莹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王一兵的全部诉讼请求，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关于刘志梁支付股权转让款第三笔款项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事实认定严重背离当事人的约定，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关于王一兵归还湖南海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欠款及清理所欠发票的协议》（以下简称《发票协议》）第2.1条约定，如果王一兵不提供相关发票的，则刘志梁有权停止支付后续款项。本案中，王一兵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向湖南海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盛公司）交付约定的发票，应视为刘志梁停止支付第三笔、第四笔股权转让款的权利已经产生，且《发票协议》第2.2条与2.1条并不冲突和矛盾，是对2.1条的补充和延伸，故原审将2.2条作为刘志梁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条件是否具备的衡量标准，系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关于违约金按24%的年利率标准计付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违约金的计算有明确规定，本案中，刘志梁在没有逾期付款的主观故意且明确提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酌情降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责令王一兵举证证明其因此造成的损失等具体情况进行确认违约金金额，而原审法院直接参照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作出高额违约金的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王一兵向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决刘志梁、钟莹连带支付王一兵股权转让款487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至刘志梁、钟莹付清全部转让款为止，算至2017年9月22日为441550元）；本案诉讼费由刘志梁、钟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22日，王一兵与刘志梁签订编号为20160622的《湖南海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及编号为20160622-1的《湖南海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一兵将持有的海盛公司27.505%的股权转让给刘志梁，转让价款为800万元，付款方式为：2016年7月1日前，刘志梁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30万元；王一兵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的三天内，刘志梁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170万元；王一兵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的一个月内，刘志梁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整；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润邦公司）的增资款2500万元无论以何种形式进入目标公司后，同时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一年内，（前述两个条件均成立）刘志梁支付第四笔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同时约定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由王一兵、刘志梁平均承担。并约定刘志梁若不依本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刘志梁应按应付款项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给王一兵。《补充协议》约定王一兵以前欠刘志梁的借款全部冲抵等。钟莹在该补充协议上以刘志梁的担保人身份签字。《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签订后，刘志梁于2016年6月29日代王一兵转账支付给李江涵29万元，2016年6月30日代王一兵转账支付给李江涵支付了1万元，2016年8月26日支付了40万元（代王一兵转账支付给彭志丰）、90万元（代王一兵转账支付给李江涵）、40万元（代王一兵归还海盛公司欠款），2016年8月30日支付了73万元（代王一兵归还海盛公司欠款），2016年9月14日支付了30万元（代王一兵归还湖海公司欠款），2016年9月24日支付给王一兵14万元，2016年9月26日代王一兵转账支付给李镇宇6万元，合计支付了323万元。2016年8月23日，王一兵将持有的本案涉及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刘志梁名下。另查明：自2016年6月22日起，江苏润邦公司通过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转入海盛公司货款及其他款项6731117.03元。刘志梁与钟莹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股权转让协议》系附生效条件的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第3款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共分四个阶段支付，其中第四笔股权转让款明确约定了支付条件，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为江苏润邦公司的增资款2500万元无论以何种形式进入海盛公司；第二个条件为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一年内。王一兵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八“证据回单及合同来往明细表”，王一兵认为“江苏润邦公司通过其子公司转入海盛公司货款及其他款项3800余万元”，第四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成就；刘志梁、钟莹质证认为王一兵证据八中的所有款项均与本案无关。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江苏润邦公司的增资款2500万元进入的时间起点应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2016年6月22日），否则无需在协议上作出约定；第二个条件即“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一年内”，这句话前是逗号，从逻辑中应整体连贯为一句话，即江苏润邦公司的增资款2500万元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一年内投入海盛公司；王一兵证据八中的回单11（2016年10月8日）、回单12（2016年11月14日）、回单13（2017年3月22日）、回单14（2017年3月22日）中记录的款项发生时间是2016年6月22日后，其他回单均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这四个回单（11、12、13、14）中记录的款项是否是增资款，以现有证据来看，无法确定，且该四个回单中的合计金额亦不足2500万元，故股权转让款第四笔款支付的条件尚未成就，王一兵据此可在付款条件成就时另行主张。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时间为2016年7月1日前，刘志梁在2016年6月29日和6月30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合计30万元，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时间为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8月23日）后的三天内，即2016年8月27日前，刘志梁在2016年8月26日支付了三次款，合计170万元，没有违约；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时间为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8月23日）后的一个月内，即2016年9月24日前，刘志梁在2016年8月30日、2016年9月14日、2016年9月24日分别付了三次款，在约定时间内合计支付了117万，在2016年9月26日支付了6万元，此6万元逾期2日，尚有合计77万元至今未支付。刘志梁、钟莹辩称系暂扣，代王一兵缴纳税款，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未约定王一兵应承担的税款由刘志梁代缴，故对刘志梁、钟莹的该答辩意见不予支持。法院认为刘志梁未依约支付完毕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关于违约金的计算问题，双方约定刘志梁每逾期一日，应按应付款项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刘志梁、钟莹认为违约金过高，应依法酌情降低。一审法院认为，刘志梁未在约定的时间内支付完毕第三笔股权转让款，实质上是欠王一兵的款项，违约金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计算，即刘志梁应以应支付款项为基数，根据逾期的日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王一兵支付违约金。钟莹在补充协议上以刘志梁的担保人身份签字，双方又系夫妻关系，故钟莹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一、刘志梁向王一兵支付股权转让款77万元；二、刘志梁向王一兵支付违约金，以应支付款项77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6年9月24日起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三、钟莹对刘志梁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王一兵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刘志梁提交了证据《发票协议》，王一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二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另二审法院依职权向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见证人任昊君调取了证言，王一兵、刘志梁对任昊君的证言均无异议，二审法院对任昊君的证言予以采信。二审法院查明：一、2016年8月11日，王一兵（甲方）、刘志梁（乙方）及海盛公司（丙方）签订了《发票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2．刘志梁在与王一兵进行股权交易时，需要将王一兵欠海盛公司的款项代扣代付至海盛公司银行账户，扣款明细如下：2.1在刘志梁支付王一兵第二笔股权转让款170万元，代扣40万元付至海盛公司账户。王一兵负责在收到前述款项后15日内提供上述1.2条中的A类和C类发票；王一兵不提供相关发票的，则刘志梁有权停止支付后续转让款。2.2在刘志梁支付王一兵第三笔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时，代扣1031392.97元付至海盛公司账户，王一兵提供上述1.2条B类发票后，海盛公司支付30万元给王一兵。二、根据王一兵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收款回单》及《润邦重机合同往明细表》，江苏润邦公司向海盛公司支付了委内备品备件款、委内设计款、专利转让款、委内配套件款、风机材料货款38119816元，其中王一兵与刘志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支付了31388699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支付了6731117元。三、任昊君证言的主要内容为：1、任昊君不清楚《股权转让协议》中“江苏润邦公司的增资款2500万元”是什么款项。2、2015年底江苏润邦公司受让了海盛公司35%的股权，收购后时间不长，王一兵与刘志梁（2016年6月22日）签《股权转让协议》时增资的可能性没有，当时任昊君没有听说过江苏润邦公司要增资的事。3、2015年底江苏润邦公司受让了海盛公司35%的股权后，为支持海盛公司的发展，与海盛公司开展了业务上的往来，这些业务可以给别人做的，优先给了海盛公司，是为了支持海盛公司的发展。这些业务主要是产品的采购、专利技术的转让、产品设计等业务。江苏润邦公司受让我们股份的时候，表达了在业务上与海盛公司合作的规划，具体是他们（江苏润邦公司）以制造为主，我们（海盛公司）主要是设计和技术开发为主，然后营销我们（海盛公司）主导国内市场，他们（江苏润邦公司）主导国外市场，互相以关联交易的模式来开展业务合作。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江苏润邦公司是否向海盛公司投入了增资款2500万元？二、王一兵未向海盛公司提供发票是否影响刘志梁向王一兵支付股权转让款？三、刘志梁已将涉案股权转让给他人是否导致其向王一兵支付转让款的条件成就？现将双方焦点问题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经审查，第一，江苏润邦公司2015年底受让海盛公司的股权后，与海盛公司实际开展了业务。根据王一兵提交的《收款回单》及《润邦重机合同往来明细表》，江苏润邦公司向海盛公司支付了委内备品备件款、委内设计款、专利转让款、委内配套件款、风机材料货款合计38119816元，其中王一兵与刘志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支付了31388699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支付了6731117元。王一兵诉称江苏润邦公司支付给海盛公司的上述业务往来款就是江苏润邦公司以各种形式支付给海盛公司的增资款，根据其主张，王一兵在与刘志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江苏润邦公司支付给海盛公司的增资款就已达到31388699元，超过了2500万元，但王一兵还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与刘志梁约定待江苏润邦公司支付给海盛公司的增资款达到2500万元时，刘志梁再向王一兵支付第四笔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常理。第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3款约定：江苏润邦公司的增资款人民币2500万元无论以何种形式进入目标公司（海盛公司）后，同时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1年内，（前述两个条件均成立）刘志梁将第四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00万元整，全部支付给王一兵。该约定说明江苏润邦公司的增资款2500万元进入海盛公司的时间起点应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2016年6月22日），否则无需在协议上作出约定，现在王一兵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江苏润邦公司在2016年6月22日之后向海盛公司增资了2500万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认定江苏润邦公司尚未向海盛公司增资2500万元的事实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二。经审查，刘志梁向王一兵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时尚有77万元至今未支付。刘志梁、钟莹在一审中辩称系暂扣代王一兵缴纳税款，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未约定王一兵应承担的税款由刘志梁代缴，故对刘志梁、钟莹的该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刘志梁、钟莹在二审中又提出系因王一兵未按《发票协议》的约定向海盛公司交付发票。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发票协议》第2.2条的约定，在刘志梁支付王一兵第三笔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时，代扣1031392.97元付至海盛公司账户，王一兵提供上述1.2条B类发票后，海盛公司支付30万元给王一兵。由此证明刘志梁应向王一兵并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其中1031392.97元由海盛公司代为收取，是否支付给王一兵由海盛公司行使权利，刘志梁无权干涉。故刘志梁提出的此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二审法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为刘志梁未依约支付完毕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应向王一兵支付77万元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三。经审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3款的约定，刘志梁应在江苏润邦公司向海盛公司支付增资款2500万元及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1年内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向王一兵支付第四笔股权转让款。双方于2017年6月2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变更登记完成至今虽已超过1年，但根据上述第一个焦点问题的阐述，刘志梁支付第四笔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尚未成就，一审法院对王一兵提出的要求刘志梁支付第四笔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至于刘志梁是否已将涉案股权对外转让，不是双方约定的支付条件，刘志梁已将涉案股权转让给他人不会导致其向王一兵支付转让款的条件成就。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补充查明：1．《发票协议》第1.2条约定：王一兵欠海盛公司发票：A类【商务咨询服务费72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汽车租赁费10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湾田咨询服务费3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B类【明顺机械厂房租金发票2360513元】，C类【宁乡县玉谭镇民新机械加工厂材料款34.5万元】。2．再审中，王一兵提交4张已向海盛公司交纳并经确认做账的宁乡明顺机械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共计30万元厂房租赁费发票（即《发票协议》中的B类发票），刘志梁、钟莹对提交的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关于《发票协议》约定的刘志梁停止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涉案《发票协议》约定的刘志梁停止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已经成就。第一，《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第二，由王一兵、刘志梁、海盛公司三方签订《发票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予确认，该协议约定权利义务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第三，根据《发票协议》第2.1条约定，在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时，如王一兵不提供相关发票，则刘志梁有权停止支付后续转让款。故《发票协议》对第三笔及后续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进行了实质性补充和变更。第四，王一兵在再审中虽提交了其已向海盛公司提供属于《发票协议》第2.2条约定的B类发票共计30万元，但并不符合该协议第2.2条约定应交纳B类厂房租金发票2360513元的要求，且王一兵也未按协议2.1条约定向海盛公司提交A、C类发票，本案中，王一兵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已向海盛公司交付约定的发票，故该协议约定条件明显未成就，应视为刘志梁停止支付第三笔、第四笔股权转让款的权利已经产生，刘志梁可依据《发票协议》停止支付第三笔剩余部分77万元股权转让款。综上，刘志梁停止支付后续款项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原二审认定违约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涉案王一兵的诉请可在付款条件成就时再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刘志梁、钟莹申请再审的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民终8157号民事判决和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2民初85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一兵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91962元，由王一兵负担73569.6元，刘志梁、钟莹负担1839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春梅审判员  彭春玲审判员  米 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刘寄清书记员易湘茗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