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14民初3764号 原告：崔阳，住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凯，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梦石，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侨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43026518371，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09号2幢503室。 法定代表人：江德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超，江苏蔚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梅，江苏蔚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崔阳与被告江苏侨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拓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梦石和周凯、被告侨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超和杨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按每月8000元工资标准补足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不足部分的工资12842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9月至2018年1月拖欠的工资132388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88000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5年9月24日进入被告处从事软件开发工作，被告直到2016年12月才与原告签订期限为2016年12月9日至2019年12月8日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工资8000元，社会保险由被告缴纳。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遵守被告的各项制度，按时工作，服从管理，按要求进行考勤，被告没有每月足额向原告支付工资，以公司效益不佳为由自2016年4月起故意拖欠原告工资。2018年1月17日，原告因入不敷出，无法再忍受被告故意拖欠工资，向被告提出离职，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南京市雨花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时效已过为由驳回原告的全部请求，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侨拓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系案外人南京宽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云公司）的股东，为宽云公司工作，依据其与宽云公司签订的《股权激励协议书》、根据宽云公司的营业收益情况领取工资。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仅是为代缴社会保险，被告从未按照8000元/月的标准向原告发放过工资，原告自始至终亦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双方的劳动合同从未实际履行。2.原告2018年1月从宽云公司辞职，2019年4月提起本案劳动仲裁，已经超过劳动争议案件一年的诉讼时效，即使原告2018年曾经起诉要求2016年4月至2018年1月拖欠的工资145014元，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的话，则原告此次主张的工资差额、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诉讼请求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据此，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江苏侨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南京侨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进行了名称变更。江德明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同时还担任案外人宽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崔阳为宽云公司股东，宽云公司已于2019年1月注销。 2015年10月1日，原告崔阳与江德明、宽云公司签订《股权激励协议书》，约定：江德明将其持有的宽云公司6%股权转让给崔阳，崔阳“全面负责宽云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且在协议生效后需持续在宽云公司工作至少5年，全力保证公司每年业务目标的实现，此作为接受股权激励的条件”“劳动关系终止时，乙方（原告）的股权即由公司全部收回”“作为股权转让的条件之一，协议签订后，乙方需要持续在宽云公司工作5年以上，期间不得无故擅自离职”“合同期内，附加条件修改为公司利润八十万以上工资税后八千，公司利润六十万到八十万，工资税前八千，公司利润五十万以上，工资税前五千，公司利润低于三十万，股东工资取消，进入裁员申请破产阶段，待公司现金流超过一百五十万以后，补发之前未按税后八千发放的股东工资，第一年（2015.10.01-2016.09.30）执行合同额，第二年以后执行现金流，五险一金任何情况下正常缴纳”。 2016年12月9日，原告崔阳与被告侨拓公司订立劳动合同一份，载明合同期限为2016年12月9日至2019年12月8日，工资8000元/月，其他内容均未填写。2015年10月至2017年12月，原告崔阳的社会保险由被告侨拓公司缴纳。2018年3月26日，原告崔阳为入职新单位，要求被告侨拓公司为其出具离职证明，并书面承诺离职证明仅用于入职新单位。被告侨拓公司加盖公章的《关于与崔阳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载明：“崔阳于2015年9月进入本单位，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9月22日至2018年9月21日，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37条（款项摘要：劳动者辞职）于2018年1月17日解除劳动合同”。 原告崔阳离职后，于2018年以“南京侨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提出第一次仲裁申请，要求支付2016年4月至2018年1月拖欠的工资145014元，并在仲裁后诉至本院，案号为（2018）苏0114民初3169号，后因个人原因于2018年8月15日申请撤诉，本院撤诉裁定即明确被告名称为“江苏侨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1月8日，原告再次申请仲裁，案号为宁雨劳人仲案字（2019）第205号，被申请人为“南京侨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一致。因被告名称不准确，仲裁要求原告撤回仲裁申请并重新立案。2019年4月11日，原告崔阳第三次申请仲裁，案号为宁雨劳人仲案字（2019）第413号，仲裁请求与宁雨劳人仲案字（2019）第205号及本案诉讼请求一致，后仲裁以原告请求超过时效为由驳回了原告请求，原告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侨拓公司、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就东方购物APP构建项目签订服务分包协议，原告崔阳参与了该项目。原告崔阳签字的《宽云2017.5月份财务报表明细》中载明有2017年4月“汉得东方购物APP构建项目合同”。原告崔阳参加的宽云公司2017年12月23日高层会议会议记录载明：“公司经过一年半时间没拿工资，股东团队仍然保持完整”“苏鹰……汉得因项目需求时空导致客户关系紧张”“崔阳考核标准：完成公司项目正常交付……”。 原告崔阳在职时使用被告侨拓公司名称的邮箱、钉钉软件处理工作事宜，其2016年3月至8月分别收到了李璇、杨飘飘、Amy通过支付宝支付的工资8000元、6964.06元、7082.65元、4435.14元、4386.64元、4289.64元，自2016年9月后未领取工资。李璇、杨飘飘系案外人江陆惠公司员工，原告崔阳2017年7月31日曾签字确认担任江陆惠公司微信公众平台账号运营者。有原告崔阳签字的《宽云2016.06月份人力成本表》载明有原告崔阳的工资，实发数额为4435.14元，与原告实际收到的工资数额一致。 被告侨拓公司辩称，侨拓公司、宽云公司、江陆惠公司在管理、业务、财务上均相互混同。原告崔阳签字的《宽云2017.10月份财务报表明细》载明有“5月侨拓来檬社保结算”“侨拓审计费用”等项目。原告崔阳在（2018）苏0114民初3169号案件2018年8月15日的庭审笔录中陈述：被告侨拓公司、宽云公司、江陆惠公司“都是一套班子，三个牌子，没有区分公司的界限”“都在一起办公，办公场所在一块”“公司的财务混在一起的”，工资“是一直按照股权激励书发放的”。 以上事实有股权激励协议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截图、邮箱截图、关于与崔阳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支付宝转账截图、钉钉报销记录、会议记录、服务分包协议、（2018）苏0114民初3169号庭审笔录及民事裁定书、仲裁申请书、仲裁庭审笔录、宁雨劳人仲案字（2018）第326号仲裁决定书、宁雨劳人仲案字（2019）第205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宁雨劳人仲案字（2018）第413号仲裁裁决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崔阳2018年1月17日离职，其2019年1月8日就本案全部主张申请仲裁时，虽仍将被申请名称列为“南京侨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但“南京侨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被告侨拓公司的曾用名，被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等均未做变更，应当视为本次仲裁系原告向被告侨拓公司主张权利，构成时效中断。原告崔阳2018年1月8日申请仲裁后，本案全部诉讼请求时效中断，其2018年4月11日再次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一年时效，本院对被告侨拓公司的时效抗辩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崔阳主张其与被告侨拓公司自2015年9月24日至2018年1月17日存在劳动关系，其提交的社会保险缴费截图、劳动合同、邮箱截图、钉钉报销记录等虽能证明其与被告2016年12月订立过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为其缴纳了2015年10月至2017年12月的社会保险，其曾使用被告侨拓公司名称的邮箱等处理工作事务，但：1.本案中被告陈述及其提交的财务报表、会议记录等材料与原告崔阳在（2018）苏0114民初3169号庭审笔录中被告侨拓公司、宽云公司、江陆惠公司系“一套班子，三个牌子”的陈述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此三家公司人员、财务、业务均混同；2.原告在与被告订立劳动合同前，于2015年10月已与案外人宽云公司订立《股权激励协议书》，约定其要在宽云公司工作五年以上，且2016年、2017年原告多次在宽云公司工资表、财务报表、会议纪要等材料上签字，实际参与了被告宽云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原告参与的汉得项目虽名义上由被告侨拓公司签订合同，但亦归入宽云公司账目；3.原告虽领取了2016年3月至8月的工资，但其亦认可该工资系根据《股权激励协议书》核发；上述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侨拓公司、宽云公司、江陆惠公司混同，原告系依据《股权激励协议书》以宽云公司股东及管理者身份参与了各项工作并依据协议领取了工资，原告崔阳、被告侨拓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系为缴纳社会保险所用，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达成合意。据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崔阳依据劳动关系主张工资、赔偿金、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崔阳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予以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敦生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侯 甜 书 记 员 陈蓁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