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82133号原告（被告）：徐国伟，男，汉族，1963年11月29日出生，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春平，男，汉族，1965年8月30日出生，住天津市南开区。被告（原告）：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140号。法定代表人：王颖，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曼，天津康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义昌，天津康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国伟与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双起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立案后，经审理依法作出（2018）津0116民初83104号民事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2018）津02民终81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案件审理期间，徐国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春平，可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国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认定内退协议无效，继续上班工作；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1月到2016年8月残疾证补助每月1000元，合计8个月，8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残疾证补助、困难补助，工会补助，合计每月3400元，总计81600元。并以此为基数，从2016年9月到2018年6月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共计3800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5月至2018年5月工资144000元。事实和理由：徐国伟诉称，其于2009年因身体原因伤残，公司领导让其内退。2014年身体恢复后，其要求上班，与领导发生冲突，领导一直没有为其安排工作。2016年8月1日实名举报领导大吃大喝，后被打击报复。自2016年9月开始扣工资待遇，2016年12月给予处分。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徐国伟提交笔录等证据证明。可乐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劳动者的全部诉讼请求，关于双方签订的内退协议属于真实意思，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无效情形，依法应继续履行。劳动者提出的关于1000元的补助，并无事实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劳动者在诉请期间并没有提供劳动，故没有支付工资的法律基础。双方于2014年9月份签订的调解协议，明确约定了应当遵守可乐公司的规章制度，同时2015年10月份签订的承诺书，劳动者确认不再作出任何不符合企业规章制度的信访、投诉等行为，但是劳动者并没有按照协议和承诺书的约定执行，公司根据劳动者的行为于2016年9月份停发了协议书约定的企业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的费用，符合双方的约定。同时，公司也认为企业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并不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并不属于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只是企业在与劳动者就其行为进行约定的一种协议，劳动者触犯了这个协议，理应按照协议来执行。这两项费用本身也应当受到时效的限定。可乐公司同时诉称，双方于2009年3月26日签订内部退休协议，但自2014年开始，徐国伟多次以不正当的方式到公司办公场所吵闹喧哗，影响公司的办公秩序及正常经营。经多方调解，徐国伟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承诺书，但徐国伟并未按照承诺书所承诺的内容执行。同时公司对徐国伟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的处分决定，系由于徐国伟多次在原告上级单位办公区域存在大声呼喊、随意走动、打横幅，在公司前台区域吃饭睡觉等行为，无视接待人员指引且多次劝说无效，给公司及上级单位的经营管理及办公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公司有权依照规章制度对徐国伟进行管理，公司对徐国伟行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可口可乐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原告不予支付被告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企业困难补助、工会补助48000元；2、判令原告不予撤销于2016年12月30日对被告作出处罚决定；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可乐公司提交调解协议等证据证明。徐国伟辩称，2014年9月25日派出所的调解协议，应该按照协议去执行，其要求每个月向其支付5100元。撤销处分的事情是因为其实名举报栾秀菊、陈占江等10多人的大吃大喝腐败问题，系公司打击报复。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徐国伟系可乐公司员工，双方之间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2009年3月11日，徐国伟以身体二级残疾为由向可乐公司申请内部退休。该内退申请表上注明，享受内退的期间为2009年4月1日至2023年11月29日。后，该申请表经部门领导、人力资源部领导、工会以及总经理签字或盖章同意。2009年3月26日，双方签订内部退休协议书，约定徐国伟享受内退待遇期间是2009年4月1日至2023年11月29日，内退补贴标准为1570元/月,内退补贴的发放时间与在职员工工资的发放时间相同,内退期间徐国伟仍应履行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无论获利与否不得为同行业提供劳动或咨询服务，不得从事任何有损于公司企业声誉等活动，如有违反，依据公司规章制度进行处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本协议书同时废止。在本协议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经双方协商不能就变更协议达成一致的，本协议可以提前解除，但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2014年9月25日，双方签订调解协议，确定公司同意自2014年5月起，按照每月内退工资+企业困难补助+工会补助合计4000元的标准，按月支付给徐国伟，其中企业困难补助为2000元/月,工会补助为400元/月。该协议并未对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的发放时间进行约定。此外，徐国伟同意自本协议签订后严格遵守公司对员工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如有违反，公司有权立即停止发放徐国伟上述每月4000元待遇，仅发放基本内退工资，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徐国伟个人承担。至今，徐国伟二级残疾的情况未改变。通过徐国伟提交的银行流水可知，困难补助的发放时间基本为每月月底。双方对于下发新薪的事实没有争议。2015年10月23日，徐国伟向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保证不会到公司及其上级股东单位提出任何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不符合企业规章制度的信访、投诉、补偿、赔偿要求，不会缠访闹访。如违反上述承诺，公司可以按国家法律法规企业规章制度停发其待遇，由此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由其个人承担。2016年1月可乐公司向徐国伟发放了2015年12月的残疾证补助1000元后未再向徐国伟发放残疾证补助，可乐公司使用徐国伟的残疾证亦截止到2015年12月。2016年8月徐国伟到北京上级公司反应可乐公司领导存在大吃大喝等腐败现象。2016年9月可乐公司以徐国伟存在到北京上级公司上述上访行为由决定自2016年9月开始停发徐国伟企业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共计2400元/月。此后，至2017年5月期间徐国伟集中到可乐公司上级公司以可乐公司领导存在大吃大喝腐败等问题进行反应。2016年12月30日，可乐公司作出《纪律处罚通知书》，以徐国伟在中粮集团/中可公司相关部门按程序正常接访，并明确告知回工作地等候答复的前提下，自2016年11月22日起，徐国伟多次进入中粮和中可行政办公区域，现场大声呼喊，随意走动，长时间滞留、脱鞋、吃饭，无视接访人员指引，经多次劝阻无效；近期又携带铺盖进入中可行政办公区域，在地板墙边坐躺倚靠。扰乱了办公环境，严重影响公司形象和正常工作秩序。依据《纪律政策》第十四条第十一款及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款之规定，给予严重书面警告处分。2017年3月徐国伟等再次到可乐公司上级公司反映公司领导腐败等问题时，被可乐公司保安王磊等阻拦，双方争执中徐国伟倒地，腰部软组织挫伤，为此徐国伟将可乐公司及其王磊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请求支付医疗费等。一审判决作出后，徐国伟和可乐公司均提起上诉，2018年2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2民终170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事实查明部分记载“本院二审期间，经询，天津可口可乐公司表示，北京中粮公司系其上级单位，因徐国伟等人在长期上访中，在北京中粮公司有不当行为，故天津可口可乐公司派王磊等员工到北京中粮公司予以劝访，该行为并非北京中粮公司指派或要求，王磊等员工亦非借调到中粮公司工作，而是履行天津可口可乐公司的职务行为”，并认定“徐国伟到北京中粮公司反映问题，是其正当的行为。如果徐国伟在反映问题的过程有不当的行为，干扰到北京中粮公司的正常办公秩序，被干扰单位有权派人维护秩序，并有权向社会秩序管理部门报告并通过正当渠道解决。”、“天津可口可乐公司先行为因缺乏依据，不具备正当性，有过错在先。王磊阻拦时虽未对徐国伟实施殴打，但徐国伟在意欲摆脱王磊等人的阻拦时，在双方纠缠中受伤，因王磊系执行天津可口可乐公司的职务，其因治疗而产生的医疗费，应当由过错方天津可口可乐公司赔偿。”2018年5月21日，徐国伟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撤销处分，上岗工作，支付2014年5月至2018年5月工资144000元，支付2014年9月25日调解协议中约定的企业困难补助2000元/月、工会补助400元/月，合计80400元，利息3800元等。2018年7月9日，该委作出津滨劳人仲案字[2018]第4041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可乐公司撤销2016年12月30日对徐国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支付徐国伟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企业困难补助、工会补助共计48000元，同时，驳回徐国伟其他仲裁请求。仲裁庭审期间，可乐公司并未提出时效抗辩，开完庭之后提交的代理意见中提出了困难补助的时效抗辩。本案审理中可乐公司提出了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的时效抗辩。本院认为，关于内退协议无效、继续上班一节，双方签订的内部退休协议书，从法律性质上来讲系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就劳动合同的实际履行方式作出的变更，该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对双方具有相应约束力。现徐国伟内退理由，即二级残疾的状态并未改变。徐国伟亦未提交内退协议存在无效情形相应证据。当然，协议签订后并不排斥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再次变更该协议内容，但可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对徐国伟要求上班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故综上，徐国伟此主张缺乏依据，本院对于徐国伟该项诉请内容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残疾证补助一节，徐国伟主张双方曾就残疾证的发放达成过口头协议，可乐公司曾承诺向徐国伟发放残疾证补助至退休。可乐公司对徐国伟的该主张不予认可，并以2016年1月起已不再使用徐国伟的残疾证为由不同意向徐国伟支付自2016年1月起的残疾证补助。本院认为，徐国伟对于自2016年1月起可乐公司不再使用其残疾证不持异议，且徐国伟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可乐公司承诺向其发放残疾证补助至退休的证据，故本院对徐国伟主张的此残疾证补助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困难补助、工会补助、残疾证补助及相应利息一节，对于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可乐公司虽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提出了时效抗辩，但在仲裁庭审期间并未提出过时效抗辩，仲裁庭审结束后虽可乐公司以代理意见的形式对困难补助进行了时效抗辩，但庭后时效抗辩对对方而言显然有失公允，应视为仲裁期间未提出过困难补助的时效抗辩，故在本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再行提出时效抗辩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存在时效的问题，但通过徐国伟提交的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确认徐国伟自2016年9月至2017年5月期间处于集中的到北京上级公司等反映可乐公司领导相关腐败问题及被停发工资待遇打击报复问题的事实，综合本案相关案情应认定已经达到了时效中断的效果，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根据调解协议的内容，可乐公司应当按月向徐国伟发放困难补助2000元、工会补助400元。可乐公司于2016年9月以徐国伟到北京上级公司上访为由决定停发其该两项费用。然，2016年8月徐国伟到上级公司系反映可乐公司领导大吃大喝腐败问题，具有相应正当性，可乐公司亦未提交其2016年9月可以停止向徐国伟发放该两项费用的其他相应证据，故对可乐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其应向徐国伟发放该两项费用，对徐国伟的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于此期间的残疾证补助论述同上述2016年1月至8月期间的残疾证补助的论述，故不予支持，同此期间残疾证补助相关的利息亦不予支持。对于徐国伟主张的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可乐公司应按时向徐国伟支付相应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但并未支付，在此基础上徐国伟主张可乐公司支付利息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根据上述补助发放的时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经计算后为1964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5月至2018年5月工资144000元一节，该诉请内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处罚决定，即2016年12月30日作出的《纪律处罚通知书》撤销一节，停发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的决定系可乐公司2016年9月作出，故该纪律处罚通知并不涉及工资待遇发放等相关问题。从性质上来讲属企业内部的管理行为，不属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故本院不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一、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徐国伟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共计57600元及自2016年9月起至2018年6月止的利息1964元；二、驳回徐国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由徐国伟负担5元，由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负担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艳代理审判员  张红杰人民陪审员  张金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王天远附：法律释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