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8民终2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革，男，196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绥德县人，居民，住绥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岚，女，196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居民，住陕西省西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小慧，女，1978年3月8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绥德县人，居民，住绥德县名州镇。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骁腾，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文革与被上诉人杨小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陕西省绥德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7）陕0826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刘文革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陕08民终253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陕西省绥德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9）陕0826民初14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刘文革再次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文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岚，被上诉人杨小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骁腾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文革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所持借条并非其本人合法持有。该借条系刘文革因绥德县园林花木公司（刘文革和本案证人刘正跃合伙经营）记账需要而给财务挂账使用的凭证。1、杜海梅证明该借条是刘文革出具给自己作为挂账凭证使用；庭审中，原绥德县园林花木公司会计杜海梅当庭作证，证明公司为了整理外借债务，让刘文革就自己目前从外边给公司贷款的总数出个证明，好让公司以后还款时明确一点。刘文革应写成证明条，误写为借条。刘文革写完这个借条后，该借条由其保管，夹在一个记账的本子里，后来花房给刘正跃的儿子刘涛经营了，其就把所有的账务整理完不干了，账务都在办公室。2、公司电子账证明借条出具前确实存在对外借款40万元，一审中，上诉人提供公司电子账一份共8张，当庭杜海梅陈述该账务就是其本人所做，该电子账显示，40万元构成为两笔借款，一笔10万元以刘文革名义对外借款，另一笔30万元以刘正跃名义向外借款。3、杜海梅证言和电子账可以相互印证。两笔账务记载时间为2014年5月23日前，在被上诉人提供的40万元借条出具时间2015年4月16日之前。表明两笔账务在2014年5月23日前已经发生，后来的2015年4月16日因财务挂账需要而出具借条做出说明，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是吻合的。由于刘文革和刘正跃向外为公司借款，根据习惯出具借条后借条就由出借方保管，在上述两笔借款没有还清之前，借条不能要回。作为财务记账时自然要借款人写个说明以供财务挂账记载公司对外借款的数额。4、杨小慧所持借条就是上诉人写给绥德县园林花木公司记账需要而给财务挂账使用的凭证。庭审中杨小慧证明所持借条是上诉人写好后她收好一直放在自己的钱夹中，但该借条明显有粘贴过的痕迹，很显然借条是在账本撕下来的，被上诉人所述不属实。（二）绥德县园林花木公司账务，刘文革和刘正跃解除合伙关系时，全部留在刘正跃处。（三）被上诉人持有该借条系从刘正跃处取得。刘文革和刘正跃散伙后，公司账务全部由刘正跃保管，刘正跃虽当庭表示公司账务在2017年7月26日绥德县水灾被毁，但这一点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四）被上诉人一方不能证明该借条为其合法持有。被上诉人称该借条是刘文革收到40万元款项后自己出具的，该表述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1、被上诉人作为一个自称既向外借款又从外贷款的长期经营货车及工程生意的人，怎么可能在向外借出40万元后，不要求出借人在借条中书写出借人名字，也不要求按手印。2、被上诉人与刘文革不认识，该借条上无担保人，被上诉人如何将自己40万元的大额款项出借给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且无担保。而双方之间另一笔10万元的借款，又有担保人又有出借人，而且各方当事人均按手印。所以这不符合常理。3、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自己从40万元借条出具到起诉前的两年半时间内，向刘文革主张过借条所载借款及利息的任何证明。而刘文革亦未就借条所载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向被上诉人做过清偿。第二，被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借条所述借款已经支付给刘文革。1、被上诉人未提供转账凭证。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无法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个证人，其中刘正跃和刘文革因合伙经营后散伙，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身份不公正；另一证人张鹏良，其称被上诉人所借给刘文革的40万元中，有向自己所借的10万元，但其并未举证被上诉人给其出具的借条及钱的来源。3、被上诉人对于自己出借给刘文革的款项来源无法合理说明。40万元的大额款项，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自己有良好的经济能力。第三，本案应采信上诉人一方证据。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杜海梅以及其所做账务，证明力明显高于被上诉人所谓的证人证言。第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本案中上诉人举证证明杨小慧所持借条并非上诉人出具给杨小慧的，该借条不能充分的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借贷关系。本案应否定杨小慧合法债权人基础上，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杨小慧答辩认为，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被上诉人持有的由上诉人刘文革出具的借条虽然没有载明出借人，但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条据和刘正跃、张鹏良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刘正跃是双方借款的引荐人，参与了整个借款过程，张鹏良参与了被上诉人凑钱，以及拿钱去交付上诉人的事实和过程，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上诉人理应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及利息。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未载明出借人的借条，上诉人如果抗辩被上诉人不具备债权人资格，其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上诉人就其抗辩所持有的观点及其所举的证据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更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所提交的书面证据，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上诉人刘文革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为记账作出的书面说明和向他人出具表示借贷关系的借款条据这二者的不同法律后果应当知晓和具有区别能力。况且为记账应该出具证明即可，而为此出具借条并约定利息的这种做账行为匪夷所思，既不符合财务规范，也不具有普遍性。4、上诉人在一审的关键证人杜海梅所做的证人证言即杜海梅提供的所谓的电子账存在重大瑕疵，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问题，无证明效力。说明是上诉人刘文革作为合伙人公司的聘用财务人员，其二人有上下级的隶属聘用关系，具有利害关系；电子账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5、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借条有明显粘贴痕迹，很显然是从账本中撕下来的，但该借条粘贴在一审法院的卷宗中，这是基本程序。6、上诉人一直主张该借条是刘正跃保管，被上诉人的借条是从刘正跃处取得，而其所依据的证据仅仅是证人证言。7、上诉人在诉状中一直要求被上诉人证明该借条是合法持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一审证人刘正跃有利害关系，证人身份不公正是错误的，事实上，上诉人刘文革是刘正跃的侄子，又与其一起合伙做生意，于公于私均应倾向上诉人才对。2、被上诉人持有的借条属于书证，根据证据效力，书证大于证人证言，加之还有其他证据佐证，能够形成证据链。3、一审判决上诉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对其举证不利承担后果正确。杨小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4月1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2‰计算）。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合理开支有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6日，被告刘文革经刘正跃介绍向原告杨小慧借款4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利率12‰，当日，原告杨小慧现金支付被告刘文革40万元，被告刘文革向原告杨小慧出具了借款条据。后原告向被告索要该款未果，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杨小慧提交的借款条据和刘正跃、张鹏良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原、被告之间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本案中，原、被告对还款期限没有约定，为不定期借款合同，现原告通过诉讼方式主张被告偿还借款40万元，视为合同到期，被告刘文革应当依照原告杨小慧的请求在合理期限内偿还，故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4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被告约定该借款利息按月利率12‰计算，该利息约定未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年利率24%，故原告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刘文革提出原、被告之间不具有借贷关系，借款条据是应会计要求为平账而出具及其原告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借款合同生效等问题，因刘文革系成年人，其对他人提出的为平账应当作出的书面说明和向他人出具表示借贷关系发生的借款条据这二者的不同法律后果是应当知晓和具有明显区分能力的，故对其该辩称理由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刘文革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所证明原、被告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故对被告刘文革上述辩论观点，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刘文革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原告杨小慧借款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4月16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2‰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被告刘文革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证据：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上诉人在未拿钱的情况下，也给别人打过欠条，所以本案也在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打下了借条，这样的事情在被上诉人的身上发生了多起。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但从该判决书的内容来看，无法显示上诉人打条子没有拿钱，因为判决其承担了还款责任。该判决显示的借贷关系，上诉人打下借条，但仍然否认债务，这是其对借贷关系一贯的表现。且该案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经庭审质证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二审审理查明，原告邱林全诉被告张文国、刘文革、刘正跃、杨小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邱林全诉讼请求：1、判令张文国、刘文革、刘正跃、杨小慧归还邱林全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张文国、刘文革、刘正跃、杨小慧承担。查明事实认定：绥德县园林花木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苗木、花卉的培育销售，刘正跃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10月邱林全与刘正跃经过协商，确认邱林全以600000元入股花卉公司，占花卉公司50%的股份，邱林全于2013年10月19日向刘正跃的银行账户上转账440000元，2013年10月22日向刘正跃指定的杨小慧的银行账户转账160000元。入股后邱林全委托张兴山并与张文国、刘文革均参与花卉公司日常经营，后邱林全提出撤股，并要求刘正跃退还600000元入股款。后双方经过协商，分别由刘正跃、张文国、刘文革向邱林全出具200000元的借据一支。花卉公司现已转让他人，刘正跃、张文国、刘文革均在协议上签名确认。另查明，刘正跃向原告邱林全出具200000元的借据已偿还完毕。该案终审判决张文国、刘文革各向邱林全清偿借款20万元及利息。二审另查明，上诉人刘文革一审提交了其出具的两支借条，分别是：2014年3月5日，刘文革出具借条载明：“今代到白亚伟人民币壹拾万元正，绥德县园林花卉公司，刘文革，2014.3.5号”。2015年5月10日，刘文革出具借条载明：“今代到袁彩花人洋壹拾万元正（100000元），利息壹分贰利正，刘文革，2015年5月10号，刘正跃、杨小慧”。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故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上诉人上诉称涉案借条是其出具给绥德县园林花木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做账所用，并非被上诉人合法持有。经审查，涉案借条的内容为：“今借到，人民币肆拾万元正（400000）刘文革，2015年4月16日，利息：壹分贰利正。”借条现在由被上诉人持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上诉人虽对被上诉人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抗辩，但对其所称借条是应会计要求为平账而出具的理由仅有证人杜海梅的证言支撑，该解释不符合常理，不足以证明其上诉所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未向其交付涉案40万元借款。上诉人对于出具借条的真实性认可，但对于被上诉人向其交付借款的事实不认可。被上诉人则称该40万元借款其是通过现金交付，并称该现金并非当日从银行取出，而是20万元是家里一直存放的现金，10万元是其姑舅耿改伟在2015年的2月份给其偿还的，剩余的10万元是张鹏良给其借的现金。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于向他人出具表示借贷关系发生的借款条据的法律后果应该是明知的，被上诉人对于现金交付借款，申请证人刘正跃、张鹏良到庭证明，结合上述事实，以及本地交易习惯中确实存在大额现金交易的情况，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借款的事实，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刘文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10元，由上诉人刘文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燕审判员 魏 霞审判员 张彩莲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马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