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行终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古陵路199号。 法定代表人：宋振涛,该合作社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江苏熊运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睢宁县农业农村局（原睢宁县农业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永康路商务服务中心13楼。 法定代表人：韩超，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新国，江苏清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北路202号。 法定代表人：刘开昌，该研究所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同伟，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简称盛丰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睢宁县农业农村局（简称睢宁县农村局）及原审第三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简称山东农科院作物所）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行初2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鉴于本案事实清楚，上诉人盛丰合作社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且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进行书面审理。在二审期间，原睢宁县农业委员会（简称睢宁县农委）更名为现名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睢宁县农委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睢农（种子）罚[2017]4号行政处罚决定（简称睢4号决定），认为：盛丰合作社销售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大豆种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其销售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简称《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据《种子法》第七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同时参照《睢宁县农业委员会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为的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睢宁县农委责令盛丰合作社停止侵权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理决定：1.没收该批次种子660公斤；2.没收违法所得2031元；3.罚款15000元。罚没款合计17031元。 盛丰合作社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睢宁县农委作出的睢4号决定违法，并撤销该决定;2.诉讼费用由睢宁县农委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睢宁县农委处罚对象即其认定的当事人错误。涉案种子的所有权人及经营者是宋振涛个人，睢宁县农委查扣时涉案大豆种子的存放处及其送达相关文书的地点均是宋振涛个人的门市。故睢宁县农委认定盛丰合作社为销售种子的当事人并加以处罚，是错误的。二、睢宁县农委违反了法定程序。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但是，盛丰合作社至今没有收到睢宁县农委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无从提出陈述申辩，故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2.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程序不合法。睢宁县农委没有按照《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和《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盛丰合作社，而是在宋振涛个人门市无人的情况下，贴在了门市的门上。多日后，宋振涛家人到门市才发现并告知宋振涛，如果文书脱落或被他人揭走，盛丰合作社将丧失维权的机会。3.根据相关规定，管辖本案的法院应是徐州铁路运输法院，但睢宁县农委却告知盛丰合作社至睢宁县人民法院起诉。三、睢宁县农委作出的处罚决定没有事实依据。1.睢宁县农委仅根据从网站查询的信息和第三人山东农科院作物所的复函，就认定“齐黄34”被授予了植物新品种权，依据不足，盛丰合作社不予认可。2.盛丰合作社没有购买、销售、经营“齐黄34”大豆种子的事实，宋振涛或其家人是否存在销售行为与盛丰合作社无关。3.睢宁县农委在没有取得相关物证、书证（如宋振涛的购销票据、从宋振涛处购买种子人的证明等）的情况下，仅凭宋振涛的陈述，就认定其存在销售行为，显属依据不足，睢宁县农委的销售行为不应予以认定。4.睢宁县农委在未进行相关鉴定的情况下，即认定查扣宋振涛销售的大豆种子属于品种权人的大豆种子，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睢宁县农委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明显违法，没有事实依据。 睢宁县农委一审辩称：一、处罚对象适格。1.睢宁县农委的工作人员对盛丰合作社的询问笔录显示，盛丰合作社自认由其经营，门市门头标注为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2.宋振涛写给睢宁县农委领导的报告系以盛丰合作社的名义并加盖盛丰合作社印章；3.盛丰合作社营业执照的地址和经营门市地址一致。因此，睢宁县农委处罚对象正确。二、睢宁县农委没有违反法定程序。睢宁县农委几次向盛丰合作社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盛丰合作社态度恶劣，拒绝签收，所以才将告知书贴在其门市的门上，此有睢宁县公安局民警冯某,4等见证，并有照片为证，在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录音录像中可以证明盛丰合作社已经收到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是直接送达给盛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宋振涛，其拒签，有现场录音录像证明。三、睢宁县农委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官方网站发布的授权公告与举报人提供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相一致；2.询问笔录中有盛丰合作社购买、销售情况的陈述，与销售发票相印证；3.执法人员现场拍摄的盛丰合作社仓库、被控侵权种子实物正反面、堆放物品情况、物品扣押等照片，证明被控侵权的“齐黄34”种子是盛丰合作社经营的；现场检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财物清单均有盛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签字并按指印。上述证据相互印证，无需鉴定。故请求驳回盛丰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山东农科院作物所述称：本案所涉的“齐黄34”大豆种子系第三人培育研发。2015年9月1日，该大豆种子被农业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品种权号为CN20090957.0。第三人将该大豆品种的经营使用权转让给山东祥丰种业有限公司（简称祥丰公司）独家使用。第三人从未许可盛丰合作社生产、使用、销售“齐黄34”大豆种子。根据第三人调查了解，盛丰合作社销售的“齐黄34”大豆种子包装不是祥丰公司的包装，祥丰公司也没有许可盛丰合作社销售该品种。因此，盛丰合作社销售“齐黄34”大豆种子的行为违反了《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根据该法第七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应当对盛丰合作社进行处罚。因此，睢宁县农委对盛丰合作社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故请求一审法院维持睢4号决定，驳回盛丰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第三人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情况 2009年12月30日，第三人山东农科院作物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简称农业部）申请“齐黄34”植物新品种权保护。2015年9月1日获得授权，属或种为大豆，品种权号为CNA20090957.0。该植物新品种权目前仍处于有效状态。 2012年12月26日，第三人山东农科院作物所（甲方）与案外人祥丰公司（乙方）签订《大豆品种合作开发协议书》。其中约定，甲方将“齐黄34”的经营权有偿转让给乙方独家使用，使用年限六年（2013.1-2019.1），技术转让费70万元，一次付清；甲方协助乙方进行“齐黄34”打假与维权，获得50%的维权净收益；甲方负责办理品种权保护，尽快获得品种权等。 2018年8月1日，祥丰公司出具《证明》，记载“我单位是齐黄34豆种的品种权唯一合法使用人，我单位从来没有许可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销售齐黄34豆种，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也从来没有（从）我公司及其我公司的经销商处购进齐黄34豆种。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包装也不是我公司的包装，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二、盛丰合作社及其被指控的侵权行为 盛丰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5月17日，成员出资总额为100万元，业务范围为组织成员进行水稻的种植和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信息服务。 2017年3月13日，接到举报，睢宁县农委执法人员在当事人门市、仓库检查，在仓库发现品种名称为“齐黄34”的大豆种子，包装袋上显示“山东省农科院繁育”“地址：嘉祥县梁宝寺开发区6号”“净含量：10kg”等字样，未见检测日期、质量保证期、二维码等信息。睢宁县农委对涉嫌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66袋计660公斤种子予以扣押。睢宁县农委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当事人门市门头标注的名称为“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同日，睢宁县农委出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扣押现场笔录、扣押决定书上记载的当事人均为宋振涛。睢宁县农委提交的举报人提供的两份销售清单显示，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于2017年3月10日、3月11日销售了“齐黄34”种子。 2017年4月7日，睢宁县农委向盛丰合作社送达询问调查通知书并要求提供相关证据，盛丰合作社拒签送达回证；4月12日，睢宁县农委向盛丰合作社送达扣押物品处理通知书，盛丰合作社拒签送达回证；睢宁农村局对盛丰合作社拒签的事实进行摄像、拍照。 2017年5月8日，盛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宋振涛到睢宁县××队××室接受调查询问，睢宁农村局制作了询问笔录。宋振涛陈述，其从事种子等农资经营，经营门市登记的营业执照名称为盛丰合作社，其为法定代表人，地址在古邳镇××号，门头为“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睢宁县农委在门市检查发现的“齐黄34”大豆种子是家里亲戚从山东调入的，调入90袋计900公斤，调入价格8元/公斤，已经销售24袋，销售价格8.4元/公斤。 2017年5月10日，盛丰合作社向睢宁县农委提交书面报告，宋振涛就睢宁县农委于2017年3月13日查扣豆种一事反映了其意见，认为睢宁农村局扣押盛丰合作社豆种处罚对象主体不符，应于30日内发还盛丰合作社豆种。该书面报告落款为盛丰合作社，并加盖了盛丰合作社印章。鲍书敏在抬头处签署“转执法大队落实”字样。 2017年6月15日，睢宁县农委作出睢农（种子）告（2017）4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就睢宁县农委查明的本案所涉的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的相关事实以及调查过程等告知盛丰合作社，认定盛丰合作社销售“齐黄34”大豆种子的行为侵犯了涉案植物新品种权，依据《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七十三条第五款规定，拟对盛丰合作社作出如下处罚决定：1.没收该批次种子660公斤；2.没收违法所得2031元；3.罚款15000元。罚没款合计17031元。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盛丰合作社可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睢宁县农委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其中记载：“现场检查时，宋振涛陈述是个体经营，未出示营业执照；经查询睢宁（种子）罚（2016）2号卷，宋振涛2016年向本机关提供的营业执照是法人营业执照，名称是‘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是‘宋振涛’；2017年4月7日，本机关向你单位送达询问调查通知书，要求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据，你单位未向本机关提供营业执照；2017年5月8日，宋振涛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单位是‘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2017年5月11日，你单位向本机关提供的申辩材料中，单位是‘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加盖‘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红章。综上所述，本机关将你单位由现场检查、扣押时的‘宋振涛’，转换为‘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宋振涛’”。 2017年6月15日，睢宁县农委向盛丰合作社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回证上记载送达方式“粘贴在当事人门市门上”，备注栏有见证人冯某,4等2人签名，并拍摄现场照片。一审庭审中，睢宁县农委陈述，因睢宁县农委送达时，盛丰合作社把门锁上，才采用粘贴在盛丰合作社门市门上的方式。 2017年6月22日，睢宁县农委向盛丰合作社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上记载“直接送达”，备注栏记载“当事人拒签”，并有见证人冯某,4等2人签名。睢宁县农委对送达过程进行录音，在本案中提交光盘1张。 睢宁县农委在睢4号决定书尾部记载：“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徐州农业委员会或睢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睢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一审庭审中，睢宁县农委认可“向睢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表述有误，并解释原因在于行政案件由徐州铁路运输法院专属管辖。 一审争议焦点是：盛丰合作社主张撤销睢宁县农委作出的睢4号决定的理由能否成立。 盛丰合作社认为，睢宁县农委作出的睢4号决定处罚对象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没有事实依据，应予撤销。睢宁县农委、第三人山东农科院作物所认为，睢宁县农委作出的睢4号决定处罚对象适格，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一审法院认为，盛丰合作社主张撤销睢4号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睢宁县农委处罚对象正确。其一，本案中，睢宁县农委于2017年3月13日接到举报进行现场检查时，出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扣押现场笔录、扣押决定书上记载的当事人虽均为宋振涛，但睢宁县农委现场检查拍摄的照片显示，其检查的门市门头标注的名称为“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其二，盛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宋振涛于2017年5月8日在睢宁县农委对其所作的调查询问中陈述，其经营门市门头即为“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地址在古邳镇××号，经营门市登记的营业执照名称为盛丰合作社；其三，盛丰合作社登记的住所地睢宁县××号，与宋振涛在上述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一致；其四，盛丰合作社向睢宁县农委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虽以宋振涛的口吻书写报告，但落款和印章均为盛丰合作社，该报告还得到了睢宁县农委副主任鲍书敏的签字处理。盛丰合作社虽否认该报告系其出具，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睢宁县农委以盛丰合作社作为处罚对象正确，且睢宁农村局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已经明确告知盛丰合作社本案处罚对象为盛丰合作社的事实和理由。 第二，睢宁县农委处罚程序合法。盛丰合作社认为，睢宁县农委未依法向其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而是采用粘贴在门市门上的方式，睢宁县农委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显示，睢宁县农委在向盛丰合作社送达询问调查通知书、扣押物品处理通知书等行政文书过程中，盛丰合作社多次拒签送达回证，睢宁县农委对盛丰合作社拒签的事实予以摄像、拍照。盛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宋振涛于2017年5月8日还到睢宁县××队××室接受调查询问，并陈述了相关意见。睢宁县农委于2017年6月15日向盛丰合作社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时，采用粘贴在当事人门市门上的方式，不仅有2名见证人见证并签字，而且拍摄了现场照片，庭审中睢宁县农委陈述，因睢宁县农委送达时盛丰合作社锁门，睢宁县农委才采用该送达方式。睢宁县农委于2017年6月22日向盛丰合作社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盛丰合作社仍然拒签，有2名见证人见证并签字，且睢宁县农委对送达过程进行录音。故一审法院认为，睢宁县农委在送达程序上未违反法律规定，保障了盛丰合作社的知情权。至于睢4号决定书尾部记载的“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或者六个月内向睢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内容，睢宁县农委当庭认可表述有误，一审法院认为，对该表述的瑕疵，睢宁县农委应当依据相关法院管辖案件的情况及时予以纠正，但并不能据此认定睢宁县农委处罚程序违法。提起行政诉讼涉及当事人对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情形，事实上，盛丰合作社已经在法定期限内向徐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该院又将本案移送至一审法院，并未在实质上影响盛丰合作社的诉讼权利。故盛丰合作社主张睢宁县农委违反法定程序依据不足。 第三，睢宁县农委处罚认定事实清楚。其一，睢宁县农委根据举报人提供的“齐黄34”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并查询农业部新品种办公室网站品种授权公告，认定涉案“齐黄34”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有事实依据。其二，睢宁县农委在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经营门市和仓库现场检查，并扣押了被控侵权“齐黄34”大豆种子660公斤，与举报人提供的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的2份销售清单可以相互印证。宋振涛本人在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其经营的门市为盛丰合作社，门头为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并陈述睢宁县农委在门市检查发现的“齐黄34”大豆种子是从山东调货所得，且宋振涛系盛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盛丰合作社主张被控侵权“齐黄34”大豆种子系其个人销售行为不能成立。其三，本案中被控侵权大豆种子包装袋上明确标注品种名称为“齐黄34”，并显示“山东农科院育种”等信息，而涉案“齐黄34”植物新品种权人第三人山东农科院作物所已将该品种权转让给案外人祥丰公司独占使用，第三人或祥丰公司均未许可盛丰合作社销售“齐黄34”大豆种子，也未向盛丰合作社销售过“齐黄34”大豆种子，而盛丰合作社亦不能说明被控侵权“齐黄34”大豆种子的来源，故睢宁县农委认定盛丰合作社销售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大豆种子，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 综上，盛丰合作社主张撤销睢宁县农委作出的睢4号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 盛丰合作社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2.睢宁县农委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宋振涛虽是盛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也是个人门市的经营者，而本案中睢宁县农委是在宋振涛个人门市查扣涉案大豆种子，睢宁县农委举证的大豆销售清单也不是盛丰合作社出具的，所以不论宋振涛如何陈述，都不能认定盛丰合作社就是涉案种子的销售者，即不应当把盛丰合作社作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来予以处罚。（二）睢宁县农委并没有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依法送达到盛丰合作社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送达地点错误。盛丰合作社的住所地是“睢宁县××号”，而睢宁县农委却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贴在了与此相距甚远的宋振涛个人的“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的门上；2.睢宁县农委提供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其张贴《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时，宋振涛门市的大门是锁上的，根本没有宋振涛或盛丰合作社的其他人员在现场，而睢宁县农委的所谓证人亦未到场接受质询，一审法院仅仅根据睢宁县农委的陈述就认定已经送达，缺乏依据。（三）睢宁县农委认定盛丰合作社违反了我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并进行处罚，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睢宁县农委查扣的大豆不是盛丰合作社进货的（没有售货人的手续，也无盛丰合作社的进货凭证），其查扣地点也不在盛丰合作社营业场所，而举报人提供的《销货清单》也恰恰证明其不是从盛丰合作社购买，因此，不能认定盛丰合作社存在销售行为。2.在没有对涉案大豆与第三人山东农科院作物所“齐黄34”大豆种子基因进行司法鉴定、比对的情况下，不能认定销售涉案种子就是山东农科院作物所的“齐黄34”。 二审期间，睢宁县农委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审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其主要理由是：1.睢宁县农委处罚主体正确。盛丰合作社营业执照上的住所为“睢宁县××号”，与其法定代表人宋振涛家庭住址一致，调查笔录与营业执照可以形成证据链。2.睢宁县农委已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到盛丰合作社，由于其不愿意签收才出于无奈张贴在盛丰合作社经营地点，盛丰合作社的上诉状对此没有如实向二审法院作出陈述。3.现有证据证明盛丰合作社未经许可销售了被诉侵权种子，且盛丰合作社未提供被诉侵权种子的合法来源。 原审第三人山东农科院作物所二审提交书面意见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其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当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决。 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 1.2017年5月8日，盛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宋振涛在睢宁××××队询问笔录中作如下陈述：“问：请介绍你本人的基本情况？答：我叫宋振涛，……家住睢宁县××号，现从事种子等农资经营。问：你是否有营业执照？答：有。问：营业执照上是谁的名字？答：法人是我。问：你门市叫什么名称？答：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问：你门市属什么性质？答：属法人单位。问：你门市在什么地方？答：在古邳镇××号。问：你门市门头标注什么名称？答：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问：你在门市负责什么工作？答：门市是家属负责，我平常不问。” 2.2017年5月10日，宋振涛以个人名义致函睢宁县农委领导称：“贵单位扣押本单位豆种，提交‘睢宁县农业委员会扣押决定书’与2017年4月12号提交的‘睢宁县农业委员会扣押物品处理通知书’处罚对象主体不符，应于30日内返还本单位豆种”。该信函以盛丰合作社名称落款，并加盖盛丰合作社印章。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睢宁县农委对盛丰合作社的行政处罚是否存在处罚对象错误；2.睢宁县农委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违反法定程序；3.睢宁县农委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具有事实依据。 本院认为： 一、睢宁县农委对盛丰合作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处罚对象正确。盛丰合作社上诉认为，睢宁县农委行政处罚对象错误。其理由是：宋振涛虽是盛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也是个人门市的经营者，睢宁县农委系在宋振涛个人门市查扣了涉案大豆种子，且《销售清单》并非盛丰合作社出具，同时盛丰合作社住所地是睢宁县××号，该处与宋振涛个人的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相距甚远。对此，本院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睢宁县农委对盛丰合作社而不是宋振涛个人作出行政处罚，其主要依据是：1.2017年5月8日，盛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宋振涛在睢宁××××队询问笔录中所作陈述内容，即宋振涛明确陈述其有“营业执照”，经营门市为“盛丰合作社”“属于法人单位”，其本人为法定代表人，门市在“古邳镇××号”，门市门头标注为“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其个人家庭住址与盛丰合作社住所相同。2.2017年5月10日，宋振涛以个人名义致睢宁县农委领导的信函，在该信函中宋振涛明确陈述睢宁县农委扣押“本单位豆种”“应于30日内返还本单位豆种”，并以盛丰合作社名称落款且加盖了盛丰合作社的印章。3.盛丰合作社营业执照载明该所登记住所为“睢宁县××号”。据此，本院认为，睢宁县农委认定系盛丰合作社未经许可销售被诉侵权种子具有事实依据。需指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如果盛丰合作社认为睢宁县农委行政处罚对象错误，即被诉侵权行为并不是盛丰合作社实施而是宋振涛本人实施，其完全可以依法提供反证加以证明。但本院注意到，盛丰合作社在本案一、二审行政诉讼中，其除了强调门市门头及《销售清单》上的名称为“古邳镇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外，既没有提供其他证明是宋振涛本人销售被诉侵权种子诸如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据，也没有提供推翻宋振涛本人在2017年5月8日询问笔录中所作陈述的相反证据。本院认为，考虑到宋振涛本人同时系盛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因而无论是盛丰合作社还是宋振涛本人，如果拟证明盛丰合作社与宋振涛本人系不同的经营主体，且两者经营地址和经营场所不同并非困难，故在盛丰合作社未能举证证明睢宁县农委行政处罚对象错误的情况下，其上诉主张明显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二、睢宁县农委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盛丰合作社上诉主张，睢宁县农委在行政处罚程序中送达地点和送达方式错误，因而其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盛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宋振涛除接受睢宁县农委2017年5月8日询问外，其对于睢宁县农委在行政处罚程序中依法送达相关行政文书均采取了不配合态度，对此睢宁县农委在送达回证上均有明确记载。具体是：在《询问调查通知书》（2017年4月7日）和《扣押物品处理通知书》（2017年4月7日）送达回证上分别记载：“当事人拒签。有摄像、照片证明”；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7年6月15日）送达回证上记载：“送达方式：粘贴在当事人门市门上”，注明见证人冯某,4等两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年6月22日）送达回证上记载：“当事人拒签”，注明见证人冯某,4等两人，睢宁县农委还提供了此次送达中执法记录仪所录光盘。本院注意到，在2018年4月11日徐州铁路运输法院组织的证据交换笔录中记载，根据盛丰合作社的要求，法庭当庭播放了上述录像光盘，宋振涛本人亦出庭参加此次证据交换。根据该录像光盘显示的内容，睢宁县农委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过程中，宋振涛情绪激烈，而从双方谈话内容看，尽管《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系“粘贴在当事人门市门上”，但宋振涛本人对睢宁县农委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是知晓的。本院认为，国家行政机关在依法执行职务时，任何主体均应当依法予以配合，在法定程序内依法行使权利。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睢宁县农委行政处罚程序包括送达程序合法，并没有损害盛丰合作社的合法权益，故盛丰合作社关于睢宁县农委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三、睢宁县农委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依据。如前所述，睢宁县农委对盛丰合作社作出行政处罚的处罚对象正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系盛丰合作社实施了销售涉案侵权种子的行为。我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控侵权大豆种子包装袋上明确标注品种名称为“齐黄34”，并显示“山东农科院育种”等信息，但“齐黄34”植物新品种权人山东农科院作物所已将该品种权转让给案外人祥丰公司独占使用，山东农科院作物所及祥丰公司均未许可盛丰合作社销售“齐黄34”大豆种子，也未向盛丰合作社销售过“齐黄34”大豆种子，而盛丰合作社无论是在行政处罚程序还是本案一、二审行政诉讼中，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销售被诉侵权“齐黄34”大豆种子的实际来源，故睢宁县农委认定盛丰合作社涉案销售行为构成侵权，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还认为，鉴于涉案查扣种子包装袋上明确标注品种名称为“齐黄34”，如果盛丰合作社主张被诉侵权种子并非“齐黄34”，其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不只是简单否认，故在盛丰合作社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本案中对被诉侵权种子并无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必要。 综上所述，睢宁县农委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予维持。盛丰合作社关于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睢宁县古邳镇盛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健 审判员 袁 滔 审判员 曹美娟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