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民终6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红儒，男，1970年10月1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素廷，河北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市方瑞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滦县新城建华大街54号。 法定代表人：吴红英，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明，河北日月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玉才，男，回族，1955年7月13日生，住河北省唐山市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雁，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秀君，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唐山瑞丰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路北区钢厂道28号。 法定代表人：于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明，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士兴，河北士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红儒、唐山市方瑞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瑞公司）与被上诉人范玉才，原审被告唐山瑞丰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民初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红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素廷，上诉人方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明，被上诉人范玉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雁、郭秀君，原审被告瑞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士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红儒上诉请求：1、撤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民初55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范玉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依据的证据不足。（一）范玉才不具备起诉数额的债权人主体资格。范玉才提交的借条和还借款保证书上虽然都写了范玉才的名字，但从范玉才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范玉才名下没有打给陈红儒或方瑞公司3622万元。虽然范玉才申请赵步芝、范继良等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了其他证据，但都是假证。（二）原判决认定方瑞公司为适格被告错误。范玉才和陈红儒提供的资金往来银行账户流水可以证明方瑞公司与范玉才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范玉才自己没有资金进入方瑞公司账户。2017年4月的《借条》和2017年3月31日的《还借款保证书》等材料签订时，方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红英不在场不知情，不是方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方瑞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是陈红儒私自让人加盖的，不是陈红儒的职务行为，方瑞公司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三）原判决认定陈红儒、方瑞公司与范玉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l、《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无效。（1）《还借款保证书》的时间为2017年3月31日，《借条》的时间为2017年4月，也就是说在没有《借条》的时候就有了《还借款保证书》，前后时间倒置。（2）《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形成原因是在2016年2、3月份开始范玉才找陈红儒称其妻子说他家的钱算不上账来，因此两个人总生气，于是范玉才称为了安慰他的妻子拿来打印好的《借条》。到了2017年范玉才说他妻子太精明必须写《还借款保证书》，范玉才说是为了哄他妻子高兴，于是就让陈红儒在打印好的《还借款保证书》上签字盖章，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拿来打印的一份《借条》让陈红儒签字盖章，还一定坚持让吴允仓以公司财务总监的名誉签字，这几份材料上面的数字都是来源于范玉才拿了一份说是让会计计算的利滚利共3页清单，并让陈红儒加盖方瑞公司公章及法人章，（方瑞公司的法人吴红英不知情也不在场）让陈红儒手写签字，在此情况下才产生了案涉借条。因此，从上述《借条》、《还借款保证书》的形成看既不是陈红儒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是方瑞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吴红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由于是利滚利计算而来，是不合法无效的。（3）由于吴红英是方瑞公司的最大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也是公司的重大事项及经营决策权人，故如此之大额的《借条》和《还借款保证书》在没有召开任何公司会议、吴红英不知情也不在场的情况下形成，该笔款项也并未用于方瑞公司，应属无效。（4）《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虽属书证，但并不等于应该直接被采信。2、范玉才仅凭多年的范玉才之外的人的银行转账流水，不足以证明本案借贷关系成立。3、在《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书写的当日及以后均不存在实际交付范玉才诉称的3622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也无任何付款凭证。4、原判决认定《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上陈红儒加盖方瑞公司的公章及法人手戳的行为具有职务行为的性质错误。首先，陈红儒、方瑞公司从未认可过向范玉才借款。其次，陈红儒多次陈述方瑞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是其找人私自加盖的，并未获得法定代表人吴红英及其他股东的同意。陈红儒既非方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无以方瑞公司名义私自对外借款的权限，其私盖方瑞公司公章及法人手戳的行为不能视为职务行为。5、赵步芝、范纪良等五人与范玉才均有亲属关系及利害关系，出具的书面证言及当庭证人证言是假证，不能证明陈红儒、方瑞公司与范玉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二、《借条》及《还借款保证书》不真实、不合法，范玉才提交的内部工程承包协议复印件及三张欠条的复印件，均不能与原件进行核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不实。三、一审法院对陈红儒、方瑞公司与范玉才之间的账目往来未予审查。四、假设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本金数额也非范玉才诉请金额，双方没有关于利息、利率的约定。五、即使陈红儒向范玉才借款，借贷合同也无效。六、一审法院无管辖权。 方瑞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未向方瑞公司送达保全裁定，反复规定举证期限。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是认定范玉才与陈红儒之间是借贷关系错误，陈红儒与范玉才之间没有资金往来。二是认定2012年以来的资金往来是范玉才的个人资金错误。三是认定方瑞公司是借款人，与范玉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错误，方瑞公司没有收到范玉才一分钱，范玉才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给过方瑞公司一分钱。四是认定案涉资金数额达3500多万错误。五是认定双方存在2分的利息错误。六是方瑞公司已提供范恩清、赵步芝等五人的银行卡资金打到陈红儒和吴允仓名下后的当天或第二天所有资金转出的证据，没有一分钱进入方瑞公司账户，更没有用于方瑞公司的经营。七是对范玉才会计史某工作日志予以采信错误。三、原判决简单采信范玉才证据、证人证言，错误审核证据及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和有效性。四、方瑞公司与范玉才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范玉才称借款用于古城小学建设是虚构事实。（一）《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无效。（二）范玉才无法证明于书写《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的当日及以后已实际交付钱款。（三）《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上虽然加盖了方瑞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的手戳，但对方瑞公司无效，不代表方瑞公司真的借款、真的使用了借款，范玉才与方瑞公司的借贷关系不成立。 陈红儒辩称，同意方瑞公司上诉意见。陈红儒在《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上私自加盖方瑞公司公章的行为，方瑞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红英不清楚也不在场，该《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对方瑞公司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所载明的金额未实际发生。 方瑞公司辩称，同意陈红儒上诉意见。《还借款保证书》和《借条》是无效的，所有款项均没有用于方瑞公司，方瑞公司也没有向范玉才借过钱。 范玉才辩称，一、原审程序正当。二、范玉才与陈红儒、方瑞公司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本案中，实际支付出借款的银行卡用户为范恩清、范继良、赵步芝、赵步田、范某，他们均是范玉才的亲人，关系分别为叔叔、儿子、妻子、妻弟和妹妹。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是范玉才夫妇持有100%股权的公司。范玉才使用亲属的银行卡支付出借款项合情合理合法。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作为范玉才的持股公司，按照范玉才的指示将范玉才借支的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货款和还款转付陈红儒合情合理，范玉才享有合法债权。2、原审中，上述替范玉才转款的人员均已经出庭作证，对相关转出和收取款项都属于范玉才予以确认。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也出具证明对其支付的款项属于范玉才予以确认。3、方瑞公司、陈红儒向答辩人出具了《借条》、《还借款保证书》等，不仅对范玉才的债权予以认可，而且还作出了还款承诺。三、原判决认定的欠付借款本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借款事实部分，提出疑义的只有第13笔、16笔、26笔、39、40笔、45笔和50笔。其中第45笔是赵步田在2015年1月6日通过尾号为4423的银行卡支付至吴允仓尾号为9565银行卡中的150万元，范玉才原审已提交银行转账流水原件。1、关于第13笔2013年5月10日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至方瑞公司的1356万元。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是受范玉才的委托替范玉才向方瑞公司付款，因为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欠范玉才款，所以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付款给方瑞公司是在偿还所欠范玉才款，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财务凭证上理应备注“还款”。2、关于第16笔100万元工程款，这一笔是方瑞公司应当支付给范玉才的工程利润分红。3、关于第26笔给张树元的50万元：这笔50万元借款是2013年10月16日600万元借款中的一部分，张树元与方瑞公司是工程的承发包关系，方瑞公司为了向张树元支付工程款向范玉才借款，并指令直接支付给张树元。对此笔50万元，有证人范某的证言以及张树元本人的视频资料予以证实。4、关于第39、40笔2014年5月28日的1500万元，这笔款项也是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受范玉才委托代范玉才支付，所以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财务凭证上备注货款不是针对陈红儒和吴允仓。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已经就该笔款项是其替范玉才支付出具了《证明》，会计史某也出具了证人证言。5、关于第50笔2015年6月2日还款300万元，方瑞公司、陈红儒主张还款金额是312万元，范玉才认可存在该12万元差额，但是该12万元是支付的利息，范玉才在其出具的利息计算表已予扣除。四、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存在利息的问题。有会计史某提供的工作日记本的原始记载为证，史某工作日记本记载的30笔利息金额与陈红儒、方瑞公司实际支付的利息金额完全一致。五、案涉《借条》和《还借款保证书》真实有效，是范玉才与陈红儒、方瑞公司间借贷关系的体现。 瑞丰公司辩称，陈红儒、方瑞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范玉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622万元，并自2017年4月1日开始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7年11月30日为579.52万元，与本金合计为4204.52万）。2、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等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玉才与陈红儒、方瑞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陈红儒、方瑞公司向范玉才的借款开始于2012年1月，最后一笔借款发生在2015年6月，陈红儒、方瑞公司在借款期间曾经归还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2016年陈红儒、方瑞公司为范玉才出具三张借条，分别为2016年4月1日金额为26465376元、月息1.5%的借条，2016年4月1日金额为500000元、月息2%的借条，以及2016年5月27日金额为3180000元，月息为3%的借条。由于陈红儒、方瑞公司未能还款付息，2017年4月1日陈红儒、方瑞公司再次给范玉才出具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3622万元，此3622万元由3笔款项构成：31560452元，月息1.5%；631238元，月息2%；4028310元，月息3%，利息结算为一个月结算一次。2017年3月31日，陈红儒、方瑞公司还以单方保证的形式向范玉才出具了《还借款保证书》，称方瑞公司因承建滦县古城小学工程缺资金，累计借原告范玉才人民币3622万元，并承诺了还款方式、期限以及违约责任。 另查明，2014年10月20日，陈红儒与瑞丰公司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方瑞公司基于此协议书挂靠瑞丰公司施工滦县古城小学项目，该项目负责人为方瑞公司的李功生。瑞丰公司已经向方瑞公司支付工程款1238万元。 又查明，方瑞公司的股东为吴红英和陈红儒，法定代表人为吴红英，其与陈红儒为夫妻关系。吴允仓为该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范玉才和方瑞公司、陈红儒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借款本金、利息具体数额；瑞丰公司主体是否适格以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及范玉才和方瑞公司、被告陈红儒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范玉才提供的《借条》、《还借款保证书》、银行流水和证人证言等足以证明陈红儒、方瑞公司向范玉才借款以及范玉才实际交付款项的的真实性，故范玉才为适格原告，陈红儒、方瑞公司为适格被告。陈红儒主张因为范玉才夫妻生气，为哄骗范玉才妻子才形成的假借条，但上述借条并非出具了一份，而是在2016年出具了三张《借条》、2017年出具了《借条》、《还借款保证书》等，故对于陈红儒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陈红儒和方瑞公司主张方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红英不知情，方瑞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但方瑞公司对《借条》、《还借款保证书》所加盖的方瑞公司的公章和法人吴红英的名章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能够依法代表公司。且陈红儒为方瑞公司的总经理，吴允仓为方瑞公司的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涉案大部分借款由该二人收取，二人收取借款亦具有职务行为的性质，因此对陈红儒和方瑞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陈红儒、方瑞公司、瑞丰公司主张范玉才所出借的款项中有银行贷款，范玉才将银行贷款转借他人，依法不得主张高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只有套取银行信贷资金才有可能导致借款合同无效，本案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所涉贷款属于银行信贷资金，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故范玉才和方瑞公司、陈红儒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关于涉案借款金额及利息问题。本案中范玉才与陈红儒、方瑞公司发生借贷关系已5年多时间，到期后利息不能偿还的转为下期本金，双方重新签订新的借款协议，借款人出具新的借条和还款协议并收回原始借条，新的借条和还款协议取代之前的原始借条，系民间借贷的常见形式。关于实际借款金额问题。根据本案事实认定的借款利息，可知范玉才主张的借款中存在息转本，其中300万元借款月息为3%，超出了法律允许的月息2%的规定，为此应当予以扣减，该300万元借款的欠息开始时间为2016年的4月，在2016年5月27日出具欠条时，已经欠息两个月，每月9万元，共计18万元，基于欠息转本金，2016年5月27日陈红儒和方瑞公司给范玉才出具了金额为318万元的借条。依法按照月息2%计算，转为本金的利息应当为12万元（300万元ｘ2%ｘ2）。所以借条中的318万元应当只能支持312万元，312万元按照月息3%计算利息应当每月93600元，可被告在2016年5月27日出具318万元欠条后，按照318万元借款本金月息3%的利率支付过三笔利息，每笔金额为95400元（318万元ｘ3%），即每个月多还利息1800元，三个月多还款5400元，该5400元应当视为被告偿还范玉才本金，即截止到2016年8月，关于上述312万元的借款，陈红儒、方瑞公司尚欠范玉才借款本金3114600元（3121000元-5400元）。由于被告此后一直欠息，在计算截止到2017年4月1日出具借条时息转本后的欠款金额时，应当以3114600元作为借款本金，按照月息2%计算利息，期间共计7个月，欠息金额为436044元（3114600ｘ2%ｘ7），再加上原欠款3114600元，息转本后的金额为3550644元。即涉案2017年借条中第三笔借款的金额4028310元超出了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为3550644元。所以截止到2017年4月1日，被告尚欠范玉才借款总额不是3622万元，而是35742334元。关于利息计算问题。原、被告涉案的借贷始于2012年，范玉才提供的《借条》最早的是2016年，综合分析本案证据材料，能够得出涉案借款存在明确的利息约定：1、被告所借范玉才款项均为整数，但其部分还款却有零有整，这些有零有整的还款与范玉才所主张的相关期间的借款利息一致；2、范玉才提供的2016年《借条》和2017年《借条》中的欠款金额与按照范玉才主张的每一笔借款的利率计算、并将欠息转为本金得出的金额完全一致，涉案的借款时间跨度长达5年，借款笔数多达50余笔，还息笔数不下30笔，能够基本吻合；3、证人史某出庭作证时提供了其原始工作日记本，其中记载了每笔利息的计算过程；4、涉案2017年的《借条》是由陈红儒和方瑞公司签字盖章认可的，如此大额的欠款，如果涉案借款没有按照范玉才主张的利率自始计算利息，并且存在息转本，金额应当远远低于前述金额，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未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因此，被告的签字盖章能够充分证实被告对涉案借款自始存在利息，且利息标准与范玉才的主张相符是明知和认可的。所以，对范玉才主张的借款利息予以认定。陈红儒主张其向范玉才的付款为与范玉才的互相拆借，但是陈红儒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付款的性质为范玉才向陈红儒借款，所以对陈红儒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陈红儒和方瑞公司出具的《还借款保证书》，二被告同意在没有按照约定还款的情况下按照借款总额日2%支付违约金及赔偿金，该保证书自认的违约金及赔偿金明显过高，范玉才主张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瑞丰公司主体是否适格以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瑞丰公司为案涉滦县古城小学的中标单位。虽然陈红儒、方瑞公司自认将向范玉才的借款用于了古城小学建设，并承诺用古城小学工程款偿还借款，但瑞丰公司与范玉才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对范玉才向瑞丰公司主张偿还借款本息不予支持。 另外，范玉才虽然超过举证期限提供了证据，但其并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且该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故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对范玉才予以训诫。 综上所述，范玉才的部分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二十六条、二十八条、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陈红儒、唐山市方瑞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范玉才借款本金35742334元，并按照月息2%的标准自2017年4月1日起以35742334元为基数支付借款利息直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范玉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2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57026元，由范玉才负担38530元，陈红儒、方瑞公司共同负担218496元。 二审中，范玉才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2019年6月12日《说明》及《勘误说明》，证明2014年5月27日支付1500万元和2013年5月10日支付1356万元的理由和原因。陈红儒质证认为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是范玉才夫妇100%控股的公司，其出具的说明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属于新证据。方瑞公司质证认为不具有证明效力。瑞丰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2017年4月1日，陈红儒、方瑞公司作为借款人向范玉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范玉才人民币36220000元整。借款明细如下：1、借款31560452.00元，利息按月息1.5%，利息结算为三个月结算一次；2、借款631238.00元，利息按月息2%，利息结算为三个月结算一次；3、借款4028310.00元，利息按月息3%，利息结算为三个月结算一次。”陈红儒、方瑞公司对该《借条》上其签字、印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陈红儒、方瑞公司虽主张方瑞公司对印章加盖不知情，但方瑞公司对陈红儒、吴红英持有其100%股权份额并无异议，原判决对范玉才与陈红儒、方瑞公司间民间借贷关系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范玉才主张该36220000元出借款系由2016年4月1日26465376元（月利率1.5%）、500000元（月利率2%）两张《借条》和2016年5月27日3180000元（月利率3%）借条的基础上结算欠付利息后形成，范玉才原审提交了2016年3份《借条》复印件及2012年1月1日以来双方银行转账凭证予以佐证。陈红儒、方瑞公司、范玉才对2011年12月31日前双方经济往来已结算并支付完毕均无异议。陈红儒对2012年1月1日后部分出借款给付提出异议，主张未收到所涉款项，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1、关于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2014年5月27日支付的1500万元和2013年5月10日支付的1356万元，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2019年6月12日出具《说明》明确认可款项系代范玉才支付，陈红儒本案并未主张亦无证据证明其与唐山腾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原判决对该款项计入范玉才出借款并无不当；2、2015年1月6日赵步田付吴允仓1500000元，范玉才原审提交了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陈红儒亦认可吴允仓为其员工，原判决对该1500000元款项计入范玉才出借款并无不当；3、陈红儒主张2015年6月2日偿还120000元，范玉才对此并无异议，已计入其原审还息主张；4、陈红儒对范玉才主张的1500000元工程利润分红及代付工程款计入出借款虽不认可，但根据双方无争议的付款往来及范玉才提交的2016年《借条》复印件、2017年4月1日《借条》记载，原判决对范玉才主张的出借款应结算利息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原审中，赵步初、范纪良、范某、赵步田、范恩清、史某均到庭认可系受范玉才指令支付案涉款项，2016年3份《借条》复印件记载的借款本金结算数额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可与之后还款及2017年4月1日《借条》相互印证，本院对2016年3份《借条》复印件记载的借款本金结算数额予以采信。2017年4月1日《借条》记载的借款本金36220000元系在2016年3份《借条》本金基础上计息结算而来，本案中范玉才并无证据证明方瑞公司违约使用《还借款保证书》记载的工程拨付款，范玉才主张对该36220000元本息结算数额以年利率24%再次计息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陈红儒主张2016年5月27日后还款478200元（2016年7月7日95400元、2016年8月5日95400元、2016年8月30日95400元、2017年5月13日102000元、2017年7月29日90000元），陈红儒原审提交了相应银行转账凭证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该478200元充抵借款利息。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陈红儒、方瑞公司应偿还范玉才借款本金26465376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4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应偿还范玉才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4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应偿还范玉才借款本金318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5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陈红儒、方瑞公司2016年5月27日后支付的478200元计为利息予以扣除。原审程序并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陈红儒、方瑞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民初556号民事判决； 二、陈红儒、方瑞公司偿还范玉才借款本金26465376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4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偿还范玉才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4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偿还范玉才借款本金318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5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陈红儒、方瑞公司2016年5月27日后支付的478200元计为利息予以扣除； 三、驳回范玉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26元，由范玉才负担42845元，被告陈红儒、唐山市方瑞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091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6992元，由范玉才负担74289元，被告陈红儒、唐山市方瑞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36270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悦 审判员 马艳辉 审判员 叶 密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 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