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2622民初1052号 原告：李大慧，女，1975年10月26日生，汉族，云南省马关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 原告：王某1，男，2002年4月22日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砚山县职中高一学生，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 原告：王某2，女，2008年5月22日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砚山县第三小学五年级学生，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 原告王某1、王某2法定代理人：李大慧（系王某1、王某2之母），住云南省砚山县。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伙安霞，云南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笑，云南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杨健，男，1980年3月7日生，汉族，云南省河口县人，中专文化，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森，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杨甫文，男，1977年1月18日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 原告李大慧、王某1、王某2（以下简称“李大慧等人”）与被告杨健、杨甫文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大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伙安霞、谭笑、原告王某1、王某2的法定代理人李大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伙安霞、谭笑、被告杨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森、被告杨甫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大慧等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杨健、杨甫文赔偿李大慧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养费等共计263978.4元；2.判决杨健、杨甫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杨甫文与受害人王传华系朋友关系，杨健系砚山县子马凹塘梨园钓场提供有偿垂钓服务的经营者。2019年3月13日下午16:27时，杨甫文电话邀约受害人王传华到杨健经营的垂钓场拿鱼。受害人王传华到达后，杨甫文的鱼竿被鱼拖走，为了帮助杨甫文拿回鱼竿，王传华在下水找回鱼竿的过程中不慎溺水身亡。在此过程中，杨甫文未尽到合理的注意、提示、劝阻义务，杨健未在工商局等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对外提供营利性垂钓服务，其作为垂钓场的经营者，依法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事发时垂钓场未设置安全护栏等标准防护措施、未设置规范的垂钓台、四周未设置相关警示标志及配备必要的救援设备、也无专人负责鱼塘安全防范工作，未尽到必要的巡查与制止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项目如下：1.死亡赔偿金33488元/年×20年=669760元；2.丧葬费104077元÷2=52038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108130元，其中王某121626元/年÷2人×2年=21626元、王某221626元/年÷2人×8年=86504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879928元，按30%计算赔偿责任为263978.4元。因双方就赔偿事宜无法协商一致，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支持诉讼请求。 杨健辩称，一、根据李大慧等人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可以清晰看出，杨健不具有适格的被告主体资格。受害人是因自己的行为导致溺水身亡，而不是因杨健没有尽到普遍应当保障的安全责任导致受害人王传华的死亡，因此受害人王传华的死亡与杨健之间没有关联性，杨健不具有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资格。二、受害人王传华不是杨健的顾客，杨健没有义务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义务，对受害人的死亡，杨健没有事实上及法定的过错责任，杨健对受害人的死亡后果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责任。三、李大慧等人对杨健的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受害人的死亡与杨健之间没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杨健对受害人的死亡并无过错，民事责任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基础上，因此杨健对受害人的死亡没有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李大慧等人对杨健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对杨健的起诉。 杨甫文辩称，王传华说下水拿鱼竿之前，我已经劝阻王传华了，说天冷下水危险，王传华说那里有轮胎，划着轮胎去拿。之后起风，轮胎就往旁边走，我感觉到危险就骂他，并去拿棍子把他拉上来，叫他穿着鞋子和裤子过来，我就去收我的渔具。我才走了7、8米，他就已经跳下水去了，游了大概4、5米左右，他就说他不行了，我问他是脚抽筋还是手抽筋，他也不回答我，我叫他往回游，他也不听，继续往前游，我就叫杨健他们快来救人，说这人游不回来了，杨健和另外一个人听见后就赶紧边跑边脱衣服过来下水把王传华拉上来，给王传华做急救措施。没多久，120就赶到，看了之后说没救了，只能拨打110了，杨健就拨打了110。我已经尽到劝阻的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 李大慧等人、杨健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杨甫文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大慧等人提交的第1、2、4、8组证据，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李大慧等人提交的第3组证据死亡证明复印件一份，以证实受害人死亡原因为溺水死亡。经质证，杨健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表面现象是溺水死亡，但不排除其他死亡原因；杨甫文对该组证据不认可，认为当时已经叫杨健拉他上来了，是什么原因死的不清楚。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于公安机关，杨健、杨甫文对其质证意见未提交相应证据印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受害人王传华系溺水死亡的事实予以确认。第5组证据手机通话记录截图、通信记录详单复印件各一份，以证实杨甫文在案发当天主动联系王传华的事实。经质证，杨健对该组证据的三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观点，认为从通话记录可以清晰的发现，王传华是在16时39分主叫的，由此可见是王传华主动联系杨甫文的；杨甫文认可通过电话的事实，但不认可证明观点，认为头天晚上王传华叫杨甫文拉几个人去广南，2019年3月13日16时27分是杨甫文打电话给王传华说不能去了，因为杨甫文差着别人的钱，要去八嘎老家还钱，电话中说的是这个事，并没有叫王传华过来钓鱼的事，过了没多久，王传华打电话给杨甫文，问是否还在钓鱼，杨甫文说是的，他就说他现在没有事过来找杨甫文玩，杨甫文说是了，就挂了电话。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显示2019年3月13日杨甫文与王传华只有两次通话记录，结合砚山县公安局江那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内容，本院对2019年3月13日16时27分杨甫文主动打电话叫王传华来子马凹塘的梨园鱼塘拿鱼回去吃的事实予以确认，杨健、杨甫文的质证意见与公安机关调查了解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第6组证据微信截图打印件二份，以证实砚山梨园钓场公开收费，对外提供有偿性垂钓服务的事实，事发后，砚山梨园钓场对钓台进行过改善，垂钓场目前的情况与案发时不一致。经质证，杨健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认为与本案无关；杨甫文对该组证据认为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因其不使用微信。本院认为，砚山梨园钓场系本案涉案场所，故该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该组证据中明确写明收费价格，故本院对杨健提供有偿性垂钓服务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李大慧等人未提交该钓场事发前的现场图片，无法进行比对，故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对钓台进行过改善的事实。第7组证据照片复印件7张，以证实杨健经营的垂钓场周边环境恶劣，设施简陋，未设置安全护栏等标准防护措施、未设置规范的垂钓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经质证，杨健对该组证据的三性认可，但对其证明观点不认可，认为垂钓者均喜欢享受自然风光的美，而不是去享受垂钓场提供的安逸舒适保护措施；杨甫文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杨健、杨甫文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同时，从照片看，该组证据也能证实李大慧等人的证明观点。第9组证据照片三张，以证实警示标志比较新，是杨健事发后完善的。经质证，杨健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不知道照片是何时拍摄，不清楚时间、拍摄人及拍摄载体；杨甫文对该组证据不认可，认为看不出是在哪里。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只拍摄了拍摄对象的局部，也无标志的内容，无法核实是否是杨健钓场的标志，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第10组证据光盘一份，以证实事发前没有任何标志。经质证，杨健对该组证据不认可，认为没有摄像日期，不知道摄像人是谁及摄像地点和摄像载体，李大慧等人提交的第7组证据正好推翻了第9、10组证据，前后照片不符；杨甫文对该组证据不认可，认为看不出是在哪里。本院认为，李大慧等人在庭审中承认该组证据是杨健2018年4月9日发的视频，而本案发生的时间是2019年3月13日，两者间隔时间近一年，故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杨健提交的现场照片打印件三张，以证实已经在垂钓现场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且警示标志明确标记有“水深危险、禁止下水”和“严禁非垂钓者上台观钓否则后果自负”充分说明了垂钓的经营者已经尽到警示义务和适当的安全保障责任的事实。经质证，李大慧等人对该组证据不认可，认为照片时间不明，所标注的时间是杨健自行标注的，即便标注的时间是2019年3月14日，那也是事发后存在的标志，不能直接证明在事发时这些标志就存在，从照片看标志是新的，与我方提供的第9组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是新置标志；杨甫文认为第二张照片是进去的左手边确实有这样的一张，标志上的红字没有注意，其他照片没有注意有没有。本院认为，因该组证据不是事发时拍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证人高某出庭作证证言，主要证实：⑴事发时钓场进门附近就能看到对挂着两块警示牌，进门左边挂着“严禁非垂钓者上钓台观钓否则后果自负”进门右边挂着“水深危险、禁止下水”的事实；⑵看到王传华两次下水，一次是划着轮胎，一次是游泳下去，没有人制止其下水的事实；⑶王传华出事地点在进门钓场左手边及其救王传华过程等事实。经质证，李大慧等人除对没有人阻止王传华的证言认可外，其余不予认可；杨健除对其能看到事发现场的证言不认可外，其余认可；杨甫文对高某的证言认可。本院认为，高某在本案发生时见义勇为，主动下水抢救王传华，其证言应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同时，其证言也印证了杨健所举证据第1、2张照片的真实性，故本院对杨健所举第1、2张照片予以采信，对第3张照片不予采信。证人罗某出庭作证证言，主要证实高某、杨健救人过程及有警示牌等事实。经质证，李大慧等人对设置有警示牌的证言不予认可，其余证言认可；杨健、杨甫文对证言认可。本院认为，罗某证言与高某证言一致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证人韦某、刘某出庭作证证言，主要证实杨健的鱼塘有警示牌。经质证，李大慧等人对两证人证言不认可；杨健、杨甫文对两证人的证言认可。本院认为，两证人与高某证言一致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杨甫文与王传华系朋友关系，杨健系砚山县子马凹塘梨园鱼塘的经营者，未办理相关经营登记手续，该鱼塘属于封闭式鱼塘，周围用遮阳网围着，只有一道大门进出，进门左边遮阳网上悬挂着一块“温馨提示严禁非垂钓者上钓台观钓否则后果自负”的警示标志，进门右边遮阳网上对挂着一块“温馨提示水深危险禁止下水”警示标志。2019年3月13日下午16:27时，杨甫文在子马凹塘的梨园鱼塘钓了一些鱼，因其要回八嘎老家去，便打电话叫王传华过来把鱼拿回去吃。杨甫文所在钓台位于进门左边，须经过警示标志，也能看到对面警示标志，王传华来到后看杨甫文钓了一会鱼，因杨甫文的鱼竿被鱼拖进水里，王传华称其水性好便准备脱衣服裤子下水，杨甫文让王传华拿个轮胎划过去拿，王传华拿了轮胎下去划了几米因不会划而划不动，此时，高某收完钓具从两人旁边经过。王传华因划不动便把轮胎拖上岸来，杨甫文称鱼竿不要了，便走在前面几米，王传华称鱼钩上应该有鱼，便把衣服裤子脱了跳进水里，杨甫文听到“噗通”的水声，转过头去王传华已经游到鱼竿那里，几秒后王传华称不行了，便游到中心抓到一根竹竿，因竹竿长时间浸在水里以下便断了，杨甫文就叫杨健他们过来救人，并拨打120急救电话。距离杨甫文约50-60米在聊天的高某与杨健听到呼救声，就往呼救声这边跑过去，在帮杨健放鱼的罗某也跟着过去，高某看到王传华一上一下的像是溺水，就跳下去救王传华，边救边呼叫王传华，但已经叫不答应，并且双手伸开动，高某抬着王传华的头往岸边拖，拖了一段距离就拖不动，便叫杨健赶紧一起下来帮拉上岸后，杨甫文、高某、杨健对王传华采取了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罗某跟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20赶到后确认王传华已经死亡。17时25分，杨甫文电话向砚山县公安局江那派出所报警，17时42分，砚山县公安局江那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砚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对尸体进行了尸表检验，认为尸体符合溺水死亡的尸体征象，结合现场勘查情况排出刑事案件，并于2019年3月14日出具了《死亡证明书》。 本院认为，王传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下水捞取鱼竿所带来的巨大危害，而其置“水深危险禁止下水”的警示不顾，仍然下水捞取鱼竿，缺乏对自身的控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规定，杨健对外收取费用，属于经营场所，对垂钓者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王传华虽然不是垂钓者，但杨健经营的场所属于封闭式场所，只有一道大门进出，杨健未阻止王传华进入该场所，视为其允许王传华进入，故其安全保障义务应及于王传华。杨健虽然在经营场所设置了警示牌，但未安排人员巡查，如其安排人员巡查，对王传华下水的行为及时制止，完全能够避免本案损害后果的出现，故杨健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对王传华死亡后果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责任，杨健不承担责任的辩解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杨甫文邀约王传华来杨健经营的鱼塘拿鱼，对王传华下水捞鱼竿的行为，未进行有效劝阻及制止，若其进行有效劝阻和制止，完全能够避免本案损害后果的出现，杨甫文未完全履行该义务，存在过错，对王传华死亡后果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责任，杨甫文不承担责任的辩解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李大慧等人主张的损失：1.死亡赔偿金33488元/年×20年=66976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规定，王传华自2015年7月24日即开始在砚山城区租房经商，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在城镇，参照云南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88元/年、按20年计算，该损失计算标准及金额符合规定，本院予以确认。2.丧葬费104077元÷2=52038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规定，参照云南省2018年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04077元/年计算，该损失计算标准及金额符合规定，本院予以确认。3.被抚养人生活费108130元，其中王某121626元/年÷2人×2年=21626元、王某221626元/年÷2人×8年=86504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规定，该损失计算标准及金额符合规定，本院予以确认。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规定，王传华的死亡必然给李大慧等人造成精神痛苦，但请求金额过高，本院酌情确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以上李大慧等人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5203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081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742611元，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杨健、杨甫文在事发时进行了积极救助的事实，杨健应承担上述损失总额的5%，即742611元×5%＝37130.55元，杨甫文应承担上述损失总额的10%＝74261.1元，其余损失由李大慧等人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李大慧等人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杨健赔偿李大慧、王某1、王某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共计37130.55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由杨甫文赔偿李大慧、王某1、王某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共计74261.1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李大慧、王某1、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60元，减半收取计2630元，由李大慧、王某1、王某2负担1520元，杨健负担370元，杨甫文负担7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祥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唐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