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皖民申182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顾广春，男，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秀军，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剑，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邹勇征，男，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芝，阜阳市大正混凝土有限公司法律顾问。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阜阳市大正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法定代表人：邹勇征，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顾广春因与被申请人邹勇征、阜阳市大正混凝土有限公司（简称大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民终29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顾广春申请再审称：一、其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顾广春于2019年调取的本人银行交易流水和银行业务凭证显示，邹勇征于2014年3月27日向顾广春转款50万元，其明确备注该款项用途为“利息”，原审法院将该款项认定为归还借款本金，属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10月16日阜阳正启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简称正启公司）1000万元转款中有600万元为归还顾广春借款明显与事实不符。1.该600万元款项在大正公司财务账上明确记载为“材料预付款”，而非归还借款。2.该600万元具体去向为：转给阜阳市华聚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华聚公司）3244000元；转给张彩侠（一审判决误写为张彩霞）90万元，10月22日该90万元又转至华聚公司。华聚公司提供的转款凭证证明4069221元用于购买材料；转给任学东100万元用于支付材料款；转给陈华兵70万元用于支付材料款。3.顾广春当时负责大正公司的原材料采购，该笔款项用于购买“原材料”符合顾广春的身份。因大正公司不能及时支付材料款，导致无材料商愿意继续供货。为此，大正公司决定成立华聚公司专门为大正公司购买材料。于是出现了以华聚公司购买材料、材料直接送到大正公司、然后材料款由顾广春和华聚公司支付，大正公司再支付给顾广春及华聚公司的情况。结合上述顾广春提供的款项去处，足以证明这600万元是大正公司付材料款而不是还款的事实。(二）原审判决认定顾广春和邹勇征、大正公司之间的借款没有利息，缺乏证据证明。虽然邹勇征出具的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但从本案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双方口头明确约定有利息：1.在顾广春提供的新证据中，邹勇征于2014年3月27日向顾广春转款50万元的用途备注为“利息”；2.大正公司财务账上明确载明双方约定有利息，对此安徽光明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第六项第2条载明：“大正公司财务账面以借款利息名义支付顾广春的款项作顾广春欠款处理，双方应根据各自占用资金数额及占用期限按照协商一致的利率标准计算应承担的利息”。3.邹勇征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明确陈述双方约定有利息，在合伙纠纷案件中也回答“有口头约定利息2.5分”。公安机关对其他人员的询问笔录明确记载，顾广春向其他人借款也是要支付利息的，其不可能把这些钱借给邹勇征和大正公司使用不需要支付利息。且顾广春直接向他人借款、由邹勇征担保的借款也约定了利息。即使按照邹勇征所述“若能及时返还就不需要支付利息”，当时借条没有写上利息是要及时返还，不可能到起诉时这么长时间不需要利息。顾广春提供证据也证明邹勇征后期确实支付了利息，这应当视为双方对利息达成了一致意见。三、人民法院未依法调查收集案件的主要证据。本案一、二审中，顾广春提供了邹勇征、大正公司的部分生产经营和财务账目，以证实双方对本次借款约定了利息、邹勇征、大正公司支付了部分利息，顾广春和华聚公司为大正公司购买材料支付了大量的款项，正启公司所转款项中余款600万元为材料款。因邹勇征、大正公司对上述事实不予认可，顾广春向一、二审法院申请调取相关账目资料，但法院均未予以调取，也未说明理由，导致本案的基本事实即“邹勇征、大正公司是否支付了利息”及“阜阳正启建材销售有限公司所转款项中的600万元款项是否是支付的材料款”无法查清。同时，原审法院亦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确认相关事实。四、二审法院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通过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二审中，顾广春提供了六组新证据，邹勇征、大正公司也提供了所谓十组新证据，双方争议非常大，在此情况下，二审应当依法开庭审理。但二审法院却采取书面方式问话审理，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当事人辩论权利。综上，顾广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九项之规定申请再审。邹勇征提交书面意见称：一、顾广春再审申请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更不能足以推翻原判决。（一）顾广春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业务凭证》及进账单不是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1.上述证据在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客观存在，且顾广春也明知该组证据的存在。张彩侠2014年10月22日向华聚公司转款90万元的进账单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2.顾广春和邹勇征在原审法院均以不同的形式提供了2014年3月27日向顾广春转款50万元的银行转款相关依据。安徽光明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第23页也明确记载：“因大正公司、邹勇征与顾广春之间未约定资金借款利息支付标准，本次鉴定未考虑双方实际占用资金应付的资金利息，大正公司财务账面以借款利息名义支付顾广春的款项作顾广春欠款处理。”3.上述证据既不能证明双方对本案借款约定了利息，更不能证明双方约定的利息是多少，该证据明显不足以推翻原判决。（二）顾广春与邹勇征之间有数千万的资金往来，顾广春向邹勇征转款的凭证中同样存在备注内容与转款性质不符的情形。1.顾广春主张的2012年12月13日向邹勇征转款300万元为投资款的转款凭证备注为“转货款”（合伙纠纷一案）；主张2014年5月15日向邹勇征转款10万元为借款的转款凭证中备注为“货款”(合伙和民间借贷案件）；再次主张2015年11月13日向邹勇征转款100万元为借款的转款凭证中备注为“货款”（财产损害案件）；主张2015年3月31日转款1000万元交易用途为短期拆借及往来款，转款凭证备注为“转货款”（合伙纠纷一案）；主张2015年1月8日邹勇征转给顾广春的100万元为货款，转款凭证中备注为“付款”(财产损害一案），颍淮农商行还为此出具《情况说明》称“付款”打成“货款”是笔误。因此，本案双方之间转款的性质不能以备注的内容来认定，2014年3月27日50万元银行凭证不足以认定其性质就是利息。2.接收该50万元的邹勇征银行卡，由大正公司财务人员持有及使用。顾广春在合伙纠纷一案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能证明顾广春自2013年4月1日一直负责大正公司的日常管理及财务监管，印章的使用与财务收支均听从顾广春的安排。根据顾广春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伪造《财务对账清单》及伙同安徽欣阳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柳峰串通伪造《审计报告》的事实，2014年3月27日转款50万元并备注为“利息”，完全是顾广春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私利。（三）原审法院对2014年3月27日5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并不矛盾。一审判决先明确“对原告主张借期内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后认定该50万元为顾广春收到邹勇征的还款本金。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2014年10月16日正启公司转给顾广春1000万元中有600万元为归还顾广春借款。1.该600万元款项不属于“材料预付款”。邹勇征从未认可该600万元属于“材料预付款”，公安机关也未认定该款用于支付大正公司材料款。按照顾广春在再审申请书中表述“华聚公司购买材料、材料直接送到大正公司，然后材料款是顾广春和华聚公司支付，大正公司再支付给顾广春及华聚公司”，双方之间也不存在预付材料款。2.华聚公司系顾广春与妻子张彩侠于2014年9月成立，与邹勇征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按顾广春所称华聚公司系大正公司专门为购买材料而成立，那么完全可以直接安排将贷款由银行转给华聚公司。事实上，2014年10月16日大正公司以“购买原材料”的名义向徽商银行贷款1000万元，并转入正启公司，后该公司按大正公司指示将该款转给顾广春。因为正启公司与顾广春、华聚公司没有任何买卖关系，其转款时备注为“材料款”系指退回大正公司材料款之意，故本案不能根据正启公司对大正公司注明的附言来推断款项性质。至于顾广春收到600万元之后如何支配与邹勇征没有任何关系。3.顾广春与邹勇征之间除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之外，还有合伙纠纷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即便顾广春列举购买材料凭证属实，其第一笔转款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故2014年10月16日邹勇征根本不欠顾广春材料款。(二)邹勇征于2013年8月2日给顾广春出具的《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本案不能以2014年3月27日向顾广春转款50万元的银行凭证备注为“利息”，就认定本案借款约定了利息，更不能认定顾广春诉称的月息3分。三、顾广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一)本案顾广春申请法院调取大正公司的生产记录等相关资料的申请不符合人民法院调取收集证据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而顾广春于2016年9月30日申请法院调取上述证据，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二）顾广春在诉讼中撤回全面审计申请的行为，已表明其放弃了相关的请求。本案一审庭审中，顾广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顾广春与邹勇征之间的财务往来以及大正公司生产经营的财务进行全面审计。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了审计。但是顾广春却于2017年9月22日撤回了审计申请。(三）顾广春在一审判决后并未就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提起上诉，其上诉仅针对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四）本案二审庭审中，邹勇征按照顾广春的要求提供了相关账册并经法庭调查，但顾广春却认为邹勇征未提供内账。而大正公司从未设置过所谓的“内账”。四、二审法院并未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一）顾广春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并不是新证据。其在二审中虽提交了安徽欣阳会计师事务所（2014)第226号审计报告，但通过调查确认，该审计报告系顾广春利用职务之便使用大正公司印章并与原注册会计师柳峰相互串通所伪造。该审计报告不仅被安徽欣阳会计师事务所收回，而且安徽省财政厅对注册会计师柳峰和安徽欣阳会计师事务所均作出了处罚决定。(二)本案二审庭审方式经过顾广春同意，并未剥夺顾广春的辩论权利。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顾广春的再审申请。大正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再审审查中，顾广春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顾广春在阜阳市颍泉农行营业部的银行流水及中国农业银行阜阳颍泉支行业务凭证各一份。证明目的：该份新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3月27日邹勇征向顾广春转款50万元明确备注为利息，双方之间约定了利息，且邹勇征也支付了部分利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二，顾广春在阜阳市颍泉农行营业部的银行流水及中国农业银行阜阳颍泉支行业务凭证各一份。证明目的：2014年5月19日邹勇征支付给顾广春的40万元明确备注为材料款，不是归还借款本金，原审法院将该款认定为偿还本金是错误的。证据三，阜阳颍泉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银行进账单一份。证明目的：该份新证据能够证明顾广春于2014年10月16日向张彩侠账户转款的90万元，于2014年10月22日又被张彩侠转给了华聚公司，后华聚公司用于支付大正公司购买材料款，原审法院认定其为邹勇征还款错误。为证明华聚公司是专门替大正公司采购材料款的公司，案涉600万元系大正公司购买材料款的事实，顾广春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及相关询问笔录一组。证据来源：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出具。证明目的：一是证明邹勇征承认顾广春在2013年到2016年8月间在大正公司担任副总职务并分管生产，因此，顾广春代表该公司支付材料款是履行副总职务的职务行为，不需要签订材料购销合同，原审法院以双方之间没有购销合同关系就认定顾广春支付的600万元材料款为本案还款是错误的；二是证明该600万元已经在大正公司的账目里体现为材料款；三是张治刚证明他从华聚公司收取沙子款，沙子都运送到大正公司，该727350元沙子款不应认定为还款；四是王茂海证明他送石子给大正公司，2014年10月17日华聚公司付给他的113000元、10月27日付的15900元都是大正公司应该支付的材料款及卸船费；五是吴建强证明2014年10月19日顾广春付给他的20万元沙子款也是替大正公司付的材料款；六是张保标证明借款是月息三分，原判决不支持顾广春的利息主张是错误的；七是岳鲲证明顾广春是大正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原材料采购，2014年10月21日顾广春支付的20万元水泥款不能算作大正公司还款；八是刘大海证明顾广春和邹勇征为大正公司的生产向他借款都是付利息的，利息为月息三分。证据二，《情况说明》一份。证据来源：张再兴出具。证明目的：证明华聚公司是专门为大正公司采购沙、石、水泥等材料的公司，华聚公司及顾广春支付的材料款不是还款。证据三，离职审计通知书一份。证据来源：大正公司出具。证明目的：一是证明顾广春在2016年离职前在大正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的事实；二是证明顾广春代表大正公司采购原材料、支付材料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需要另行签订购销合同。证据四，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再4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据来源：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制作。证明目的：顾广春与大正公司之间的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所涉金额与本案的所涉金额不是同一款项。本院经审查认为，顾广春在再审申请中提交的证据，除本院（2019)皖民再47号民事判决书外，在形成时间上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的要求。因顾广春认为该判决所涉款项与本案无关联性，邹勇征、大正公司亦未以此抗辩，故本院对此不再审查。对于其他证据的证明目的，一为证明双方之间就案涉借款约定了利息，二为证明原判认定的600万元借款本金实为大正公司应付的材料款。关于双方之间是否约定了借款利息。本案中，顾广春主张邹勇征及大正公司偿还其1300万元借款本息，并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实际出借1040万元。庭审中，邹勇征认可实际收到顾广春借款1200万元，100万元算作利息，2013年8月的1300万元借条系其出具；顾广春认可该借条上的大正公司印章不是借条出具时形成，而是在2016年加盖。因借条并未注明利息，原审法院结合顾广春提供的其他借条对利息均有明确约定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驳回了顾广春有关借期利息的主张。再审申请中，顾广春虽提出不承担利息的前提是及时偿还借款，其向他人借款也要承担利息，并提交证据证明邹勇征在2014年3月27日向其支付50万元利息的转款凭证。但由于双方之间交易情况复杂，相互转款数额巨大，且款项用途标注并不准确，同时，顾广春在大正公司于2016年在借条上加盖印章时，亦未要求明确是否有利息及计息标准，故其仅以该转款凭证推翻原判关于利息问题的认定，依据不足。关于600万元款项的性质。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正启公司根据大正公司委托于2014年10月16日将1000万元分两笔500万元转款给顾广春，顾广春于当天转款400万元给邹勇征，剩余600万元顾广春主张系用于为大正公司购买原材料，而大正公司认为此系偿还借款。一审法院从顾广春提交的购买原材料的证据分析，“顾广春将该款转至华聚公司324.4万元，顾广春为华聚公司的股东，转款100万元给任学东，任学东为华聚公司的会计，转款70万元给陈华兵，转款90万元给张彩霞。因顾广春未提供转款时间段内大正公司与华聚公司的购销合同，故该款不足以认定为大正公司购买材料。”二审中，顾广春虽对此提出上诉，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为大正公司垫付了600万元的材料款。再审申请中，顾广春虽举证证明张彩侠在收到90万元后又转至华聚公司，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该600万元为材料款的事实。此外，顾广春在再审申请书中称“出现了以华聚公司购买材料、材料直接送到大正公司、然后材料款是顾广春和华聚公司支付，大正公司再支付给顾广春及华聚公司的情况”，但其所举的材料支付凭证均发生在2014年10月16日600万元收款之后，两者相互矛盾。同时，顾广春依据其时任大正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主张其收付款行为本身即表明华聚公司与大正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买卖合同关系，亦属依据不足。可见，顾广春的此节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该600万元为邹勇征、大正公司偿还的案涉借款本金，并无明显不当。关于是否剥夺当事人辩论权的问题。经查，本案二审未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但在组织谈话前，主审法官就此征询了各方意见，各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对“二审采取书面方式进行问话审理”没有异议。问话中，各方不仅充分发表了诉辩意见，且就在案证据进行了详尽的举证质证，二审法院也进行了逐一认证分析。因此，二审审理程序虽有瑕疵，但并未实际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至于原审法院是否应当进行调查取证的问题。因是否进行相关调查，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审查在案证据，并根据审理情况作出决定。由于顾广春在一审中自行放弃了审计申请，未履行法定的举证责任，故其以人民法院未准予其调查申请为由申请再审，亦不能成立。综上，顾广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九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顾广春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孔 蓉审判员 胡邦圣审判员 吕巍巍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郭玮书记员姚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