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5678号原告：邓邱龙，男，2001年6月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居民，住北京市昌平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邓某，男，201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居民，住北京市昌平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兼原告邓某法定代理人：邱玉梅，女，197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居民，住北京市昌平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军，北京博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海君，男，197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现于监狱服刑。被告：北京市郎中屠宰厂，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102519487G。法定代表人：闻宝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波，北京格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飞，男，1981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格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邓邱龙、邓某、邱玉梅与被告王海君、北京市郎中屠宰厂（以下简称郎中屠宰厂）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涂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谢衍明、审判员孙树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邱玉梅、原告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军，被告郎中屠宰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波、徐传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海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邱龙、邓某、邱玉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王海君赔偿原告方各项赔偿金1578656元（其中死亡赔偿金1145500元，丧葬费4623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86920元，精神赔偿金10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郎中屠宰厂在被告王海君无法履行的赔偿范围内补充赔偿原告方损失15786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14日下午两点左右，邱玉梅的丈夫邓光杰在郎中屠宰厂内购肉时，王海君持郎中屠宰厂的刀，持刀多次刺击邓光杰，致使邓光杰死亡。邓光杰生前与家人长期居住在北京市昌平区，邓光杰夫妻在北京市昌平区做生意，各项赔偿标准应按北京标准赔偿。死亡赔偿金按照北京市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275元×20年=1145500元，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2016年职工平均工资是7706元×6个月=4623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86920元，按照2016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8256元×15年/2人=286920元，精神赔偿金100000元。原告方认为，郎中屠宰厂没有严格履行挑肉制度，没有对刀具进行严格管理，也因管理疏忽没有阻止喝酒的王海君进入厂内，且没有发现和阻拦王海君持刀杀害邓光杰，故郎中屠宰厂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王海君没有赔偿能力，在刑事附带民事起诉时，法院进行调解原告方主张70万没有达成调解，原告方当时撤诉，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二审刑事案件时，原告方调解时要50万，因王海君没有赔偿能力没有达成调解。故原告方现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做出判决，以维护原告方的合法权益。被告郎中屠宰厂辩称：不认可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郎中屠宰厂在邓光杰被害事件中没有任何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一般承担方式是过错责任原则，即应当由主观上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主观上的过错是侵权责任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邓光杰遇害是因为王海君实施故意杀人行为造成，在此事件中郎中屠宰厂无任何违法行为，主观上无任何过错。邓光杰遇害是因其与王海君争吵，激发二人之间的长期个人积怨，王海君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所致，与郎中屠宰厂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人互殴时及邓光杰遇害后，郎中屠宰厂积极履行救助义务，虽未阻止损害结果的发生，但已尽合理救助义务，主观上没有过错。因此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原告方向郎中屠宰厂主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就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来看，其第一项诉求属于典型的一般过错责任，而其第二项诉求，又使用推定过错责任，要求被告承担补充责任。其诉讼请求从根本上混淆了一般过错责任和推定过错责任的法律概念。过错推定原则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从损害事实本身推定加害人有过错，并据此确定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原告方诉求所依据的郎中屠宰厂违反安保义务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郎中屠宰厂是一家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不属于法条规定的开放性的公共场所。王海君及邓光杰均是长期到郎中屠宰厂处采购生猪，属于经销商这一特定群体。从"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规定可以看出，郎中屠宰厂对各采购商无安全保障义务。2.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方未穷尽向王海君主张赔偿的前提下，主观推定王海君无法履行的赔偿范围，而向郎中屠宰厂主张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3.原告方主张的赔偿标准无任何计算依据及法律依据。原告方诉求郎中屠宰厂承担各项赔偿的百分之十也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三、王海君杀人刀具属郎中屠宰厂所有，但郎中屠宰厂并无过错。郎中屠宰厂作为专门从事生猪屠宰的企业，刀具是主要生产工具，且有专门的存放区域。郎中屠宰厂对刀具有符合规范的管理制度，且实际上也是按照管理制度进行保存和管理的。王海君与邓光杰作为生猪销售商对郎中屠宰厂车间内的刀具及刀具使用管理规范有明确的认知能力。王海君在实施故意杀人时，偷取郎中屠宰厂的刀具并迅速实施杀人的行为，郎中屠宰厂无法预知或阻止此行为的发生，因此，郎中屠宰厂对王海君使用厂内的刀具实施杀人行为没有过错。四、原告方以王海君醉酒，推定郎中屠宰厂有过错无法律依据。1.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在入口处设立酒精检测设备检测入厂人员是否饮酒或醉酒，且对每个入厂人员进行饮酒或醉酒的专业检测未免过于严苛，也无任何法律依据。原告方所称王海君醉酒，没有证据证明。2.王海君虽然在挑选猪肉之前饮酒，但是其饮酒是否过量不是据此推定郎中屠宰厂是否存在过错的法律依据。王海君是否饮酒以及饮酒后能否挑选猪肉，完全取决于王海君自己的决定，郎中屠宰厂无权干涉。至于饮酒后是否能够影响到挑选猪肉的等级质量，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王海君自己的判断。郎中屠宰厂不能因为王海君饮酒就拒绝其入场挑选猪肉，也不能据此推定郎中屠宰厂有过错。五、原告方所受损害的全部责任应由王海君承担。王海君因感觉邓光杰总是欺负他，而产生报复心理，又因二人争吵激发其实施杀人行为。王海君与邓光杰之间的个人恩怨是此次事件的危险源，也是原告方受损的直接、唯一原因。郎中屠宰厂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郎中屠宰厂在邓光杰被害身亡的事件中已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虽对原告方遭遇深表同情，但原告方的损害是王海君故意杀害邓光杰所致，是原告方损失结果产生的唯一原因，应由王海君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方能否得到王海君的赔偿不能成为郎中屠宰厂承担赔偿责任或给予经济救助的依据，否则将误导广大民众产生“犯罪人赔不了就找厂家要”的诉求偏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方对郎中屠宰厂的诉讼请求。被告王海君未参加本院庭审，在本院询问时，王海君答辩意见称：我同意赔偿，但是经济困难，现在没有钱，对于原告方主张数额不认可。当事人围绕事实及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对于原告方提交的（2018）京03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2018）京刑终169号刑事裁定书、（2018）京03刑初4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户口本、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派出所证明、村委会证明、派出所暂住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郎中屠宰厂提交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车间内管理制度、管理制度汇编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就原告方所提交的公司的证明、村委会关于邓光杰务工的证明、农副产品市场出具的证明，郎中屠宰厂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形式合格，事发时邓光杰确实作为猪肉批发户在屠宰厂处购肉，属于经销商，此事实在刑事判决书中亦予以认定，故本院就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关于本院勘验笔录以及所调取的公安机关的刑事卷宗材料，本庭已经向双方出示并征求双方意见，双方均无异议，本庭对上述材料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上述证据、本院现场勘查等情况认证查明：邱玉梅系邓光杰之妻，邓邱龙、邓某系邓光杰之子，邓光杰的父母均已先于邓光杰死亡。一、事故发生情况2017年7月14日14时许，王海君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郎中屠宰厂内，因挑选猪肉问题与邓光杰发生纠纷并互殴。二人被劝开后，王海君从现场取得刀具，持刀扎刺邓光杰躯干部多处多刀，致邓光杰当场死亡。邓光杰、王海君均属于郎中屠宰厂经销商，事发当日邓光杰属于优先选肉经销商。经销商选肉以自己确定的记号用紫药水在所选肉身上做标记，事发当天邓光杰的标记是小写的“2”，王海君的标记是大写的“七”。邓光杰从分给王海君的一波猪肉中挑走猪，王海君认为邓光杰可以从分给他的一波猪肉里挑，但是不应该一下挑走三头，王海君将邓光杰做好的小写“2”的标记改成了大写“七”，双方发生争议并互殴。后王海君临时起意，随手从桌上取得刀具，持刀扎刺邓光杰致其死亡。通过公安机关的卷宗材料可见，王海君从郎中屠宰厂随手取得刀具，无人阻拦。二、刑事卷宗材料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3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王海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刑终169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海君的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调取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王海君作出如下陈述：王海君：我别名王海，2017年7月14日14至15时许，我在郎中村屠宰厂打死人了。我们都在郎中屠宰厂批发猪肉，都是个体批发户，我和“小胖”（邓光杰）是其中两户，平时老抢生意，“小胖”（邓光杰）把质量好一点的猪肉他都挑走，给我留下都是质量不好的，直到昨天，他还是抢我的生意。平时都是先到郎中屠宰厂内排队等着挑选猪肉，挑选的顺序是由屠宰厂统一安排。我们这些个体批发户如果加价，可以优先挑选质量好的猪肉。但是挑选过程中不能可着一波儿猪肉挑选，规定是必须从一波猪肉里分别挑几头。2017年7月14日13时许，我和司机小严边吃饭边等着挑肉，席间我喝了半斤小刀白酒，吃完以后返回郎中屠宰厂开始挑选猪肉。本来该轮到我挑选猪肉，我发现“小胖”（邓光杰）从我挑选的猪肉里挑走了三头猪。我认为他欺负我，他可以从我这里挑，但是不能一下挑走三头猪肉。所以我就生气了。我对“小胖”（邓光杰）说：“你挑走两头还不行，一下挑走三头，你得给我留下一头猪。”他说：“不行，我必须把这三头猪肉拉走。”我说：“那我也不行，你肯定拉不走。”然后他上来拽住我的脖领子对我说：“走，咱俩出去。”我说：“等我挑完肉再说。”他就不说话了，直接拽着我脖领子往外走了两米，当时我也拽着他脖领子。紧接着他就开始对我进行殴打，他用另一只拳头打我脸部，我也用拳头对他头部进行殴打。我俩互相打了四五下以后，我没打过他，他把我打倒在地了，我倒地以后他依然对我进行殴打，我当时一直没起来。打了几下后他被屠宰厂内的其他人拉开了。拉开以后我躺了一两分钟，我坐起来靠在旁边的墙上坐着。坐着的过程中我给我朋友徐同林打电话：“我在这挑肉，我让小胖（邓光杰）给打了。”他说：“我这就过去”。挂断电话以后我发现脖子上带的项链不见了，这时候“小胖”（邓光杰）把项链递给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没要。然后“小胖”（邓光杰）就离开了。我接着在地上坐了几分钟。越想此事越生气，觉得他又抢我的猪肉，又打我，太欺负人了。当时我就想报复他，我站起身来在屠宰厂内找他，找他过程中，在郎中屠宰厂内给猪肉盖章的地方发现桌子上有一把刀，我就产生了想用刀扎他的想法，我把刀拿起来去找“小胖”（邓光杰）。在挑选猪肉的地方找到了“小胖”（邓光杰），看见“小胖”（邓光杰）还在那挑肉，我就更生气了，觉得他打完我还跟没事儿人一样，我右手拿刀奔着他的方向过去。当时他侧面对着我，我上去就用刀扎他，第一刀扎在左侧胸部靠近腋窝的部位，这时候他拽住我的脖领子，我接着向他的身体躯干接着扎，印象中扎了腹部四五刀以后，剩下扎哪记不清了，也记不清扎几刀，然后我俩都倒地了，倒地时“小胖”（邓光杰）抱着我的腿，这时我继续用刀往他身上扎，具体扎哪记不清了，扎完几刀以后，我用力一蹬就把他拽开了。紧接着我站起身来，他当时躺在地上，我继续用刀扎他的头部，当时向头部扎了两刀，接着向“小胖”（邓光杰）身体又扎了两刀，扎在身体躯干上了，具体扎哪想不起来了。扎完后他躺在地上，我就拿着刀离开现场了。我是从郎中屠宰厂南门出来的，在逃跑过程中把刀扔在了南门旁边的一间房顶上了。之后驾车逃离现场。刀是屠宰厂里的，用于切割猪肉用的，我随手拿的。刀刃长约10厘米，刀把5厘米左右，单刃刀。因为他欺负我，我生气，想报复他，所以拿刀扎他。用刀扎时什么也没想，就想出出气。总共扎了十多刀，具体多少刀我也不清楚……三、涉案场地的现场勘查情况2019年7月22日，本院至涉诉场地进行现场勘查、询问。现场情况为：现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郎中屠宰厂。屠宰车间整个呈L型，靠南侧有一朝南向外开双扇铁门，呈打开状。进门为屠宰车间东西走向的部分。该部分屠宰车间东西长26.5米，南北长6米，顶部安装有屠宰流水线，屠宰流水线上挂有生猪。该部分屠宰车间内东西方向摆放有两台盖章机。东侧盖章机东侧有两张方桌。东侧盖章机南侧地面为邓光杰遇害处。屠宰车间东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通道。通道宽3.36米，长14米。该通道内西侧有一个操作台，操作台东侧有一个课桌。课桌上放有印章，抽屉内放有屠宰工具。道路东侧为冷冻库。冷冻库南侧东西长8.8米，南北长7.3米。在冷冻库南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通道，该通道通往排酸库。屠宰车间内的盖章机、方桌、操作台、课桌、印章、课桌内的屠宰工具、打级指的是：屠宰车间内东西方向摆放两台盖章机，盖章机的作用是将检疫合格的生猪用激光在生猪猪体上刻上检疫合格的字样表示检疫合格。方桌是长方形的铁架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桌子，没有储存空间，用于工人站立在该桌子上进行对猪体的精修。操作台与方桌作用一样。操作台东侧有一个复合板做的木质课桌，宽0.65米、高0.9米、长1.5米，有四个抽屉和一个小柜，抽屉内存放屠宰工具、桌面上放置相应的印章。印章是给屠宰好的生猪扣印级别，由工人待流水线的生猪到了定级处根据相应的级别扣印相应的级别章。定级也就是刑事判决中所述的打级。抽屉内屠宰工具，是操作工人在定级前精修使用。生猪的整个屠宰及处理流程：生猪屠宰采取流水线的作业方式，厂方将购置的待宰猪按照如下顺序屠宰：静养-将待宰猪清洗干净-麻电致昏-刺血放血-清洗-浸烫脱毛-清洗、降温-抛光机抛光-开膛、净腔-同步检疫-劈半（锯半）-修整-激光刻章处激光刻章-打级处定级-冷冻库遇冷-排酸库。四、郎中屠宰厂管理制度及规程郎中屠宰厂提交《管理制度及规程汇编》，该汇编中包括岗位职责、屠宰车间管理制度、票证台账管理制度、刀具管理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度、生猪屠宰制度、卫生管理制度、猪肉运输销售管理规程、劳动纪律管理制度等。《屠宰车间管理制度》第十一条规定：加强刀具的安全管理，刀具不准带出车间，持刀者应登记在册，下班后应交给专人保管并加锁保存。《刀具管理制度》第一条规定：刀具由部门主管负责管理，每天负责核对领用、退回刀具的数量，用过的刀具及时进行清洗、消毒按规定存放在刀具柜里，并建立使用刀具统计表。核对无误后交给部门主管记录存档。第二条规定：领用刀具，由部门主管根据当天需要发放给当班操作工并登记在统计表上。第七条规定：除操作工以外人员不可以领用刀具，部门主管严格按照刀具的管理制度执行。第八条规定：如未经过主管领导批准，私自使用刀具者，一经发现必须严肃处理；如在此期间出现任何事故均由私自使用者自行承担。《猪肉运输销售管理规程》第3.7条规定：做好经销商车间选肉管理工作，经销商选肉根据市场的销售量及价格制定选肉的先后顺序。第3.8条规定：优先选肉的经销商针对选好的白条肉做好标记，肉身上做好标记的肉其他人员不能再选。第3.9条规定：优先选肉经销商在选肉过程中可以在激光刻章后定级前做好选肉标记，但是定级后不能再做修改。《劳动纪律管理制度》第二条规定：部门主管必须认真落实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如有违反对当事人作出相应的处罚。第六条规定：凡是进入公司规定生产区域内的工作人员和经营人员都必须穿单位配备统一的工作服、雨鞋、套袖、围裙，佩戴工作帽工作……经询，郎中屠宰厂陈述，选肉经销商按照自己确定的记号，用紫药水在所选的劈半猪肉上做标记，多人同时选中某头劈半猪肉的可能性较小，如出现这种情况，由经销商自行协商。允许经销商选肉过程中出现“改猪”规则，如出现分歧，由经销商自行商定。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王海君经本院合法传唤，因其在监狱服刑无法出庭应诉，其答辩质证意见以其所陈述的询问笔录内容为准。关于本案案由适用问题：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相关规定，如损害结果发生是由安全保障义务人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致，不涉及第三人侵权，适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由。如损害结果发生是因第三人侵权所致，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履行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亦应以第三人侵权行为导致的结果适用案由，本案王海君的行为侵害邓光杰的生命安全利益，导致邓光杰丧失生命，本案属于生命权纠纷，应以此作为本案的案由，适用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赔偿解释）的规定。关于本案的主体问题：根据人损赔偿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此规定确定了因第三人侵权向安全保障义务人主张赔偿的主体确定问题。故原告方仅起诉郎中屠宰厂在程序上遗漏本案直接责任人王海君，本院受理案件后向原告方进行释明，依法追加王海君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除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外，对由此造成的民事权利侵害，应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邱玉梅系邓光杰之妻，邓邱龙、邓某系邓光杰之子，邓光杰的父母均已先于邓光杰死亡，邱玉梅、邓邱龙、邓某作为邓光杰的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王海君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郎中屠宰厂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及责任的形式。关于此合议庭多次听取各方当事人对案件的事实陈述、查看了涉案现场、查阅了刑事卷宗材料，并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本案争议事实及法律适用进行了充分辩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欲判断郎中屠宰厂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及责任的形式，关键是要分析如下方面：一、郎中屠宰厂是否属于安全保障义务人，二、郎中屠宰厂是否存在过错，三、如郎中屠宰厂有过错，其应承担的责任形式。第一，针对郎中屠宰厂是否属于安全保障义务人。依据查明的事实，邓光杰系在郎中屠宰厂内挑选猪肉过程中遭受侵害死亡。郎中屠宰厂坚持认为自身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安全保障义务通常是在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形下而产生的一种要求一方为了另一方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积极作为的义务，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产生的责任是不作为责任。不作为行为之所以在法律上负责任，不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预见或没有认识，而在于行为人的行为背离了法律、道德和其他行为准则对其提出的应对他人尽到适当注意的要求，以至于其行为造成对他人的损害。设定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在于平衡利益和分配社会正义。安全保障义务对义务人而言是应当承担的最基本义务，是其应当达到的最低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是从事经营活动或从事社会活动的特定场所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其他对进入该场所的人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人损赔偿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郎中屠宰厂作为屠宰以及猪肉销售单位，属于人损赔偿解释第六条规定的“经营活动的法人”，亦属于侵权责任法上述规定中与“宾馆”类似的公共场所，且经营场所是否为公共场所均不妨碍其成为适格的安全保障义务人。王海君和邓光杰均属于郎中屠宰厂的经销商，郎中屠宰厂作为生产经营单位，从经营活动中收益，按照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其应当承担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既源于合同附随义务亦属于侵权责任中的法定义务。需要说明的是，安全保障义务已经深入至一切私法交易甚至是整个社会生活安全。在每一个民事赔偿法的领域中都能看到它的“根本性”的存在。比如，交通安全、劳动关系、学校保护责任、医疗关系、雇佣关系以及其他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责任等等。上述主体对场所具有事实上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并不以交易关系为必要。其保护的对象不仅包括经营活动的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以及其他进入经营活动场所的人，还包括虽无交易关系，但出于合乎情理的方式进入场所的人。经营者对安全保障义务的正确认识和重视，对依法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以及维护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二，针对郎中屠宰厂是否有过错。考量郎中屠宰厂是否有过错关键在于界定其是否履行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尽到了此义务则不存在过错，未尽到此义务应认定为有过错。“合理限度范围内”界定为“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的范围”也就是与其相对于危险发生的防控能力相适应的范围为限。判定标准通常采用善良管理人的标准，即安全保障义务人实际行动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特定的操作规程的要求，是否属于同类经营活动或者一个诚实善良的从业者应当达到的通常的程度。是否履行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主要考察郎中屠宰厂是否有效履行了危险预防和危险控制义务。郎中屠宰厂作为屠宰以及猪肉销售单位，其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的场所具有他人不可比拟的控制能力。其最了解整个场所的实际情况、能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和损害，可以以最小的成本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使之减轻。在商户挑选猪肉过程中郎中屠宰厂应当充分保障商户的人身安全不受侵害，考虑到各经销商选肉可能存在多个经销商同时选中某头劈半猪肉而发生争议的可能性，且屠宰厂本身有屠宰工具容易发生危险，应当认为郎中屠宰厂对商户的安全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具体而言，这些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对屠宰厂地和对屠宰工具的管理、对可挑选的猪肉范围的限定、对经销商挑选顺序及挑选规则的制定、对经销商如因选肉发生争议解决方式的确定。而本案根据审理查明和现场勘查，能够认定郎中屠宰厂在管理上及安全保障上存在如下不足：1.刀具管理不严格。郎中屠宰厂提交的《屠宰车间管理制度》《刀具管理制度》中对刀具的管理均作出规定，其中《屠宰车间管理制度》第十一条规定：加强刀具的安全管理，刀具不准带出车间，持刀者应登记在册，下班后应交给专人保管并加锁保存。《刀具管理制度》第一条规定：刀具由部门主管负责管理，每天负责核对领用、退回刀具的数量，用过的刀具及时进行清洗、消毒按规定存放在刀具柜里，并建立使用刀具统计表。核对无误后交给部门主管记录存档。第二条规定：领用刀具，由部门主管根据当天需要发放给当班操作工并登记在统计表上。第七条规定：除操作工以外人员不可以领用刀具，部门主管严格按照刀具的管理制度执行。第八条规定：如未经过主管领导批准，私自使用刀具者，一经发现必须严肃处理；如在此期间出现任何事故均由私自使用者自行承担。上述严格的刀具管理制度，足以说明郎中屠宰厂其完全能预见到屠宰车间内刀具的妥善管理对生产和经营安全的重要影响，能够预见到如他人不当取得并使用刀具有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后果。而本案王海君与邓光杰因选肉发生纠纷并互殴，二人被劝开后，王海君从屠宰车间课桌上随手取得屠宰刀具，郎中屠宰厂既未发现更无工作人员对王海君取刀进行询问或劝阻。郎中屠宰厂认为经销商对屠宰车间内的刀具使用管理规范应有明确的认知，而对屠宰刀具既无专人看管亦未合理的保管，郎中屠宰厂没有严格落实《屠宰车间管理制度》《刀具管理制度》，对屠宰车间内的刀具可能存在他人不当使用的风险持放任态度，未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应尽到的义务。2.猪肉销售管理不规范。郎中屠宰厂《猪肉运输销售管理规程》第3.7条规定：做好经销商车间选肉管理工作，经销商选肉根据市场的销售量及价格制定选肉的先后顺序。第3.8条规定：优先选肉的经销商针对选好的白条肉做好标记，肉身上做好标记的肉其他人员不能再选。第3.9条规定：优先选肉经销商在选肉过程中可以在激光刻章后定级前做好选肉标记，但是定级后不能再做修改。按照上述规定，郎中屠宰厂根据市场的销售量及价格确定谁是优先选肉经销商，制定经销商选肉的先后顺序，同意优先选肉的经销商选肉范围在激光刻章后定级前，并确定了优先选肉的销售商选好的肉做好标记后其他人员不能再选规则。上述规则的严格落实就意味着优先选肉的经销商与一般经销商选肉顺序和选肉范围不同，优先选肉的经销商选好的肉其他经销商不可以再次选择，也不应该出现所谓的“改猪”规则。作为屠宰和销售管理单位，郎中屠宰厂将优先选肉的经销商选肉地点定在屠宰车间内，可选的猪肉是从流水线过来，屠宰完毕，已经过同步检疫的劈半猪肉，经销商选肉的同时，也有车间工人持刀对流水线来的猪肉进行精修，应该说在此处选肉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既面临屠宰刀具的安全使用、保管，也面临经销商选肉如何确定先后顺序，或者两个经销商同时选中某头劈半猪肉如何处理，作为管理人郎中屠宰厂对此区域更应加强选肉管理，避免风险和矛盾的发生。而本案邓光杰属于优先选肉的经销商，王海君不属于优先选肉经销商，对此身份，邓光杰、王海君均知晓。从王海君和现场其他证人证言能看出，王海君与邓光杰选肉的地点并未隔开，邓光杰从分给王海君的一波肉里挑走几头王海君是知道的，王海君将邓光杰做好的小写的“2”的标记改成了大写的“七”邓光杰也能看到，王海君不同意邓光杰从分给王海君的一波猪肉内挑走几头，邓光杰亦不同意王海君将其标记为“2”的猪肉改为大写的“七”，双方发生口角并互殴……上述细节恰能看出郎中屠宰厂未严格隔开优先选肉的经销商与一般经销商所选肉的范围，也未严格区别优先选肉的经销商与一般经销商选肉的地点，亦默许选肉过程中出现的“改猪”情况，未将《猪肉运输销售管理规程》落实到位，选肉管理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容易激发矛盾的出现。3.争端解决不及时。按照善良管理人的要求，经销商在郎中屠宰厂内选肉，屠宰厂应有相应的工作人员保障选肉行为的有序进行，如发生争议亦应有相应的工作人员予以规劝制止并及时解决争议。但是，邓光杰、王海君二人因挑选猪肉问题发生纠纷并互殴，无证据显示郎中屠宰厂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及时制止并采取措施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管理制度及规程汇编》中的各项制度是郎中屠宰厂应该履行的最基本职责，综合上述郎中屠宰厂过错的论述，可见其义务履行存在明显缺失，该不作为行为不利于预防和控制危险，且从某种程度上因其不当改变猪肉挑选规则增加了发生争议的可能性，在争议发生后纠纷解决机制上仍持续缺位。虽不能由此得出郎中屠宰厂如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则邓光杰一定免于受害，但就一般认知而言，如不存在上述疏忽和大意的行为则大概率会避免或者减少争端，或即使发生争端亦更容易使用合理规章制度化解争端或者防止危险扩大。综上，应认定郎中屠宰厂未履行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第三，针对郎中屠宰厂应承担的责任形式。郎中屠宰厂未尽到上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作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承担形式，主要是解决因第三人侵权，同时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的责任分担形式。根据我国补充责任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补充责任是一种不作为的侵权责任，具有过错性、顺位性、补充性的特征。补充责任的范围受两方面的限制：一是相应的，是以自身责任范围为限，即安全保障义务人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为限，二是补充的，以直接责任人未实际履行的部分为限，即直接责任人不能够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由补充责任人在一定范围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此处的相应的补充责任，应根据郎中屠宰厂作为补充责任人的过错程度确定赔偿责任。原告方主张的郎中屠宰厂承担157865元，此数额是以全部损失的10%计算得出，说明原告方认为郎中屠宰厂应承担的相应份额的比例是全部损失的10%，结合郎中屠宰厂过错分析，本院认为原告方主张的责任比例限额合理，本院不持异议，具体对应的数额以本院认定的本案全部损失确定。关于原告方主张的损失项目及具体数额，本院认为：丧葬费：依据人损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北京市2016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为7706元，故原告方主张赔偿丧葬费数额7706×6＝46236元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郎中屠宰厂提出丧葬费数额应按照邓光杰户籍所在地标准计算，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死亡赔偿金（不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人损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如前所述，双方均认可邓光杰属于猪肉批发的经销商，该事实可进一步说明邓光杰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地区，故对于原告方要求死亡赔偿金按照北京市2016年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北京市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275元，死亡赔偿金（不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为57275×20=1145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人损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如前所述，本院已认定邓光杰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地区，故对于原告方要求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邓光杰之子邓邱龙，2001年6月3日出生，剩余抚养年限2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为38256×2/2=38256元，邓光杰之子邓某，2011年10月2日出生，剩余抚养年限为13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为38256×13/2=248664元，共计286920元。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再作为一项单独的请求事项，而应计入死亡赔偿金，故本案中许某应赔偿的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共计14324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是一起悲剧，邓光杰因此事件死亡，但因王海君已因此受到刑事处罚，是对原告方精神的抚慰，不应再另行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综上，原告方上述合理损失共计：1478656元，邓光杰的死亡系王海君直接实施加害行为造成的，王海君对此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郎中屠宰厂就王海君不能清偿的部分，以1478656元的10%即147865.60元为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郎中屠宰厂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王海君追偿。关于本案能否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依据人损赔偿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综合本案整个事发经过，邓光杰与王海君因挑肉发生争执并互殴，后双方停止争执及互殴。后王海君临时起意持刀扎刺邓光杰。故王海君持刀侵害邓光杰生命权并非互殴的持续行为，在邓光杰生命权遭受损害过程中其不具有过错，本案不适用过失相抵。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海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邓邱龙、邓某、邱玉梅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一百四十七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元；二、被告北京市郎中屠宰厂以十四万七千八百六十五元六角为限，就被告王海君不能清偿第一项判决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被告北京市郎中屠宰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在其赔偿范围内向被告王海君追偿；四、驳回原告邓邱龙、邓某、邱玉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一万九千零八元，由原告邓邱龙、邓某、邱玉梅负担九百七十七元（已交纳），被告王海君负担一万八千零三十一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涂 琳审 判 员  谢衍明审 判 员  孙树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邵 冲书 记 员  罗佳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