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16行初174号原告天津紫溪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崇安里18-2-101。法定代表人王乐意，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晓美，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姜学明，天津行通（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连东道1060号。法定代表人马坤，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海静，该局社会保障处干部。委托代理人牛通，该局社会保障处干部。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杨光，局长。委托代理人巩雪，该局法规处干部。委托代理人赖如星，天津德熙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凤兰，系付柏林之妻，女，汉族，1966年9月4日出生。第三人付强，系付柏林之子，男，汉族，1990年1月10日出生。第三人张凤兰，系付柏林之母，女，汉族，1937年12月29日出生。第三人李凤兰、付强、张凤兰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马思晓，河北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紫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溪公司）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人社局）、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劳动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于2019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后，于当日向二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李凤兰、付强、张凤兰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紫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晓美，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陈海静、牛通，被告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巩雪、赖如星，第三人李凤兰、付强、张凤兰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马思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S11201072018084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付柏林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紫溪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6月4日作出津人社复决字[2019]第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驳回原告的第二项行政复议请求。原告紫溪公司诉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付柏林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视同工伤的情形。理由如下：一、付柏林的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或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付柏林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也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其系与厂区闸口管理人员因私人恩怨恶意争吵，发生争执才导致精神不济，后急救无效死亡。因此，根据上述规定付柏林的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二、付柏林的死亡不应视同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条规定了“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的情形，对于“视同”条款应当严格依法适用，对于家属放弃治疗的，应就放弃治疗情形严格审查，只有经医院诊断，确定病人确实没有继续存活可能性的前提下放弃治疗的，才可以认定为“经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中，在医生对付柏林抢救过程中，付柏林家属明确表示放弃抢救。在后续的用药过程中，付柏林家属明确表示放弃用药。这一情况并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家属是在医生告知付柏林已无继续存活可能性的情况下放弃抢救和用药的，付柏林家属为了付柏林的死亡能视同工伤，故意放弃抢救，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故不应认定付柏林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被视同为工伤。综上，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作出的S11201072018084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判决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津人社复决字[2019]第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责令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依法重新作出付柏林死亡不属于工伤或不视同工伤的决定；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天津市泰达医院对付柏林制作的病案材料，包括《住院病案首页》、《死亡记录》、《入院记录》、《首次病程记录》、《病程记录》、《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等；证据二、天津市医疗门诊住院收费发票7张，证明原告在付柏林入院时代为缴纳治疗费用，积极配合抢救治疗，付柏林家属主动放弃治疗最后导致付柏林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辩称，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2018年12月12日，付柏林之子付强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查，被告于2018年12月24日受理，并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于2019年1月8日送达原告、于次日邮寄送达申请人。2019年1月8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9年1月22日，被告收到了原告的书面回复，其在回复中称付柏林是其公司员工，并写明了付柏林的发病经过，主张不予认定工伤，但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在工伤认定调查期间，被告多次与原告工作人员联系工伤调查事宜，其始终不配合。2019年2月21日，被告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分别于2019年3月12日、3月13日邮寄送达原告及付强。二、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付柏林时任原告大货车司机。2018年11月29日0时许，付柏林在朝华中电货场工作期间突发疾病。2018年11月29日1时51分左右，付柏林被送至医院抢救。2018年12月1日0时21分，付柏林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经天津市泰达医院诊断为：呼吸循环衰竭。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提及付柏林系因与厂区闸口管理人员存在私人恩怨恶意争吵并无任何证据支持。首先，《工伤保险条例》对职工在工作岗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并未明确限定诱因。其次，付柏林之子付强在事件经过中描述付柏林系因集装箱进出闸口问题与闸口管理人员发生争执，且原告向被告提交的回复中写明，付柏林在与闸口管理人员发生争执后曾向原告工作人员郭懿队长寻求帮助，也可间接证明付柏林并非因私人恩怨发生争执。针对原告提及的付柏林家属在付柏林抢救阶段故意放弃治疗导致付柏林死亡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被告通过对付柏林妻子李凤兰、弟弟付柏清的调查得知，付柏林家属在知晓付柏林突发疾病后，因当时均在外地，于2018年11月29日凌晨期间付柏清多次与原告梁姓队长、郭懿队长及法定代表人王乐意电话联系要求公司配合抢救治疗，但梁姓队长及郭懿均表示无法代表付柏林家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法定代表人王乐意则没有接听电话。2018年11月29日12时许，付柏林家属到达医院后也一直主张积极治疗，但已错过最佳抢救时机，直至付柏林确认没有抢救希望后，才同意放弃治疗。所以，原告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在工伤认定调查阶段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三、付柏林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被告依据上述规定，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准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申请人付强于2018年12月10日填写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据二、被告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1040362166231号EMS邮寄详情单、查询记录及《送达回证》；证据三、被告于2018年12月24日对原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及原告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的《关于工伤认定的答复》；证据四、被告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及1107295339095、1107295337295号EMS邮寄详情单、查询记录及《送达回证》。（二）事实类证据：证据一、原告《市场主体基本信息》；证据二、工作服照片1张、微信工作群截图6张、行驶证照片1张、车辆照片1张、考勤记录1张、运务日报1张及原告与付柏林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劳务合同》，证明付柏林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三、付柏林身份证复印件；证据四、付柏林之子付强于2018年12月12日书写的《事件经过》；证据五、原告职工梁姓队长及郭懿队长与付柏林家属的通话记录，证明付柏林家属一直主张积极治疗；证据六、被告于2019年2月21日对李凤兰、付柏清制作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证据七、《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泰达医院急诊病人抢救记录（一）》、《住院病案首页》、《死亡记录》和《入院记录》，证明付柏林于2018年11月29日1时51分左右被送至医院抢救，2018年12月1日0时21分经抢救无效死亡。证据八、原告《授权委托书》、付柏林和付强的户口簿复印件。二、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被告市人社局辩称，一、行政复议程序合法。2019年4月16日，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要求复议机关作出付柏林不属于工伤或者不视同工伤的决定。被告依法受理，并要求滨海新区人社局答辩。2019年5月5日，该局向被告提交了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被告于2019年6月4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邮寄送达各方当事人，复议程序合法。二、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审理查明，付柏林系原告员工，工作岗位为大货车司机。2018年11月29日0时许，付柏林在朝华中电货场工作期间突发疾病。2018年11月29日1时51分左右，付柏林被送至天津市泰达医院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12月1日0时21分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2018年12月12日，付柏林之子付强向滨海新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于2018年12月24日受理并向原告送达举证通知。经调查，付柏林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该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2019年2月21日，滨海新区人社局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认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了该《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另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驳回了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综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证据一、《复议申请书》及《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据二、被告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据三、滨海新区人社局于2019年5月5日作出的《行政复议答辩意见》；证据四、被告于2019年6月4日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及EMS邮寄详情单4张。二、依据：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依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人李凤兰、付强、张凤兰述称，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在付柏林突发疾病被送至医院后，因付柏林家属均不在天津本地，无法在医生要求的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家属只能联系原告单位的工作人员，希望单位予以配合，但均被原告单位人员予以拒绝。原告法定代表人王乐意也拒绝接听付柏林家属的电话。付柏林家属到达医院后，积极配合治疗，但医生告知抢救已经错过最佳时机，进行手术已经没有意义，家属只能被迫放弃治疗，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付柏林家属故意放弃抢救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三、其他意见同二被告的答辩意见。第三人李凤兰、付强、张凤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通话记录》三份及通话录音光盘1张；证据二、火车票及长途客运汽车票各1张。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被告对证据一、证据二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恰恰可以证明付柏林住院后，其家属一直在积极进行抢救，其采取手术治疗或保守治疗的方式仅为抢救手段的不同，家属拒绝进一步的手术治疗，并不可理解为家属主张放弃付柏林的所有治疗，且采用何种手段进行抢救与付柏林死亡的结果并无关联性。第三人李凤兰、付强、张凤兰对证据一、证据二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提交的程序类证据，第三人李凤兰、付强、张凤兰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一至证据三、证据四中《送达回证》、EMS邮寄详情单及查询记录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四中《认定工伤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被告没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调查本案两个关键证据：一是付柏林和闸区工作人员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二是付柏林在天津市泰达医院的病案材料，只是对付柏林家属进行单方面调查，就径行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不合法、证据不充分。本院对证据一至证据三、证据四中《送达回证》、EMS邮寄详情单及查询记录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四中《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提交的事实类证据，第三人李凤兰、付强、张凤兰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一至证据三、证据七、证据八无异议；对证据四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原告对《事件经过》中载明的工作时间不认可，付柏林工作时间并非2018年11月28日早至11月29日零点以后，而是当日下午四五点开始，零点左右交车后就可以下班了；主治医生并未诊断付柏林系因疲劳过度及情绪激动诱发疾病；在急诊时，大夫告知要进行开颅手术，付强电话表示放弃手术治疗，且有家属签字；在抢救过程中，医生并未说做开颅手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术后连植物人都达不到；对证据五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首先通话时间为凌晨4、5点左右，而该时间付柏林已因家属放弃手术治疗，转入神经外科住院，所以付柏林之弟付柏清再与原告工作人员沟通要求抢救已没任何意义，另外付柏清也不能代表付柏林妻子、儿子，且通话内容显示，原告一直在说会交钱治疗付柏林；对证据六中李凤兰《调查笔录》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付柏林出事时李凤兰在唐山，且二人关系不好，处于分居状态，李凤兰直到11月29日12时左右才到医院，大夫表示引流效果欠佳，需进行开颅手术，李凤兰要求放弃抢救治疗并且签字；对证据六中付柏清《调查笔录》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付柏林出事时原告立即通知了付柏清，其当时在大港，但不愿意来医院，其后来给原告工作人员打电话时，付柏林家属已放弃手术治疗，不能证明其要求原告积极抢救付柏林。本院对证据一至证据三、证据七、证据八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因证据四至证据五，系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依法制作或获取的，且原告对付柏林家属曾与原告工作人员通话的情况亦表示认可，故本院对证据四至证据六的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第三人李凤兰、付强、张凤兰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一、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滨海新区人社局的答复意见认定事实不清，没有进行相关调查；对证据四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市人社局只是简单进行了书面审查，没有向相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本院对证据一、证据二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三、证据四的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李凤兰、付强、张凤兰提交的证据，二被告均无异议，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付柏林的家属在付柏林发病后一直积极主张抢救。原告对证据一中付柏清与郭队长、梁队长的通话记录及录音的质证意见同对滨海新区人社局事实类证据五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中付柏清与王乐意通话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为不能证明其向王乐意打电话系要求对付柏林进行积极抢救；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关联性、真实性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付柏林与原告紫溪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有《劳务合同》，系该公司大货车司机。2018年11月29日0时许，付柏林在天津港朝华中电货场工作期间突发疾病。2018年11月29日1时51分左右，付柏林被送至天津市泰达医院抢救。2018年12月1日0时21分，付柏林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经天津市泰达医院诊断为：呼吸循环衰竭。2018年12月12日，付柏林之子付强向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经审查后于2018年12月24日受理，并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于2019年1月9日邮寄送达付强。2019年1月8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其后，原告向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提交了《关于工伤认定的答复》，认为付柏林的死亡不属于工伤，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材料。后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2019年2月21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付柏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于2019年3月11日向原告及第三人付强邮寄了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向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4月16日收到原告邮寄的《复议申请书》，复议请求为：一、请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作出付柏林的死亡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市人社局于当日受理后，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在行政复议期间，滨海新区人社局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6月4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且原告的第二项复议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维持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驳回了原告的第二项复议请求。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6月5日向原告及滨海新区人社局邮寄了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于次日签收，向滨海新区人社局邮寄的邮件因故被退回后，市人社局又于2019年6月16日向滨海新区人社局再次邮寄，该局于2019年6月21日签收。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及《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作为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区域内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具有对其辖区内的工伤事故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第三人付强于2018年12月12日向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经审查，于2018年12月24日予以受理，并将《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分别送达原告及第三人付强，未超过《工伤认定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规定的15日。后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依法进行了相关调查，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未超过《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60日。之后，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于2019年3月11日向原告及第三人付强邮寄了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未超过《工伤认定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第二十二条规定的20日，其行政程序合法。各方当事人对付柏林在事故发生时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付柏林于2018年11月29日0时许在天津港朝华中电货场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后于当日1时51分左右被送至天津市泰达医院抢救，2018年12月1日0时21分付柏林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的事实无争议。本案争议焦点为付柏林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付柏林系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亦认可付柏林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故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付柏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上述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主张，在医生对付柏林抢救过程中，付柏林家属明确表示放弃抢救，在后续的用药过程中，付柏林家属亦明确表示放弃用药，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家属是在医生告知付柏林已无继续存活可能性的情况下放弃抢救和用药的，付柏林家属为了付柏林的死亡能视同工伤，故意放弃抢救，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故付柏林的所受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解释称，天津市泰达医院2018年11月29日4时19分的《首次病程记录》中虽载明患者家属于急诊拒绝行手术治疗，但结合《入院记录》显示该“家属”系包艳丽，其并非付柏林的配偶、父母、子女，其放弃治疗的意见也无法代表付柏林合法家属的真实意愿，且付柏林妻子李凤兰到达医院后，即签署了同意手术的相关文书，积极配合医院抢救，且退一步讲，即使是家属放弃抢救之后死亡，也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第三人李凤兰、付强、张凤兰进一步解释称，患者的所有家属均不在天津，李凤兰当日到达医院后，要求医生进行开颅手术，在医生表达开颅手术已经没有意义的情况下，家属只能忍受被迫放弃治疗。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及第三人李凤兰、付强、张凤兰的解释能够与天津市泰达医院的病案材料、第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且天津市泰达医院在2018年11月30日《病情告知单》中，告知家属付柏林病情危重，目前深度昏迷，刺痛不睁眼，不发音，身体无反映，随时出现血压下降、心脏停止可能，家属才放弃对付柏林的治疗，并非其家属不愿给予其治疗，而是因为考虑到付柏林的病情，才作出的无奈选择，故本案中付柏林死亡属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4月16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并于当日受理。后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6月4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且原告的第二项复议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维持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驳回了原告的第二项复议请求。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6月5日向原告及滨海新区人社局邮寄了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其上述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综上，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紫溪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天津紫溪物流有限公司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清华人民陪审员  赵克信人民陪审员  王文丽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 琳附：法律释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