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民终16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何红芳，女，197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杰，广东侨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树鹏，广东侨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执某：黄梓燊，男，200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法定代理人：盘某（系黄梓燊母亲），女，198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星志，广东安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珊，广东安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黄伟成，男，1979年5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上诉人何红芳因与被上诉人黄梓燊、原审第三人黄伟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9）粤1202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红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杰、陈树鹏，被上诉人黄梓燊的法定代理人盘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珊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黄伟成经依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红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黄梓燊的起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黄梓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黄梓燊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的提起诉讼的条件，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1202执253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黄伟成与盘某共同共有的肇庆市端州区莲湖中路7号（陶然居）810房（房产证号、共有证号：4038356、0746499）。黄梓燊以其对该房产享有权利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1202执异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黄梓燊的异议请求。黄梓燊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二）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黄梓燊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与原裁定中的请求事项一致，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应当具备的条件，依法应予驳回起诉。二、案涉房产属于黄伟成与盘某的共同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变更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案涉房产登记在黄伟成和盘某名下，黄伟成对该房产享有所有权，该房产属于黄伟成的财产。而黄伟成和何红芳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得到法院确认，属于无争议事实。在黄伟成无其他财产可执行的情况下，何红芳申请强制执行案涉房产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法院执行裁定书的法律效力比离婚协议书的效力强，何红芳对案涉房产享有的债权相对黄梓燊根据《离婚协议书》所享有的房产请求权具有优先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故离婚协议不适用合同法。黄梓燊并不能依据黄伟成和盘某之间《离婚协议书》获得对该房屋的请求权。另外，法院执行裁定书具有强制执行力，而《离婚协议书》仅对离婚双方有效，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返还执行标的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二）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除前项所列合同之外的债权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交付、返还执行标的的，不予支持。”本案中，黄伟成和盘某的《离婚协议书》并没有经法院调解或判决确认，不符合上述情形，法院不应支持。因此，即使黄梓燊可以依据《离婚协议书》请求黄伟成给付房产，但是该请求权不能优先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黄伟成、盘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成立在前，何红芳、黄伟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在后，黄梓燊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请求权比何红芳的一般金钱债权具有一定的优先性缺乏法律依据。三、黄梓燊不具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权利。黄伟成对黄梓燊具有抚养义务，盘某及黄梓燊也并非只能居住在案涉房产，盘某身份证登记的住址为广东省××州区××大道××号恒裕海湾All幢502房，这说明她还有另外可居住的住所，可以给黄梓燊另外提供居住环境。另外，黄梓燊还拥有位于肇庆市××3-1102约140平方的房产。案涉房产的执行并没有使黄梓燊没有住处，也没有侵犯黄梓燊任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被执行人以执行标的系本人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对被执行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名下有其他能够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的”及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异议的标的物的产权证上权利人为盘某和黄伟成，因此，黄梓燊不具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权利，何红芳的权益应及时获得法律的维护。基于以上事实，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驳回黄梓燊的起诉请求。黄梓燊提交书面答辩称，一、案涉房产已由黄梓燊的母亲盘某及第三人黄伟成共同赠与给黄梓燊，赠与行为合法有效，案涉房产应归黄梓燊所有，尽管该房屋尚未办理过户手续，但黄梓燊自母亲盘某与父亲黄伟成离婚后一直与母亲居住在该房产，事实上已占有、使用该房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因此，尚未办理过户不影响赠与关系的成立，且房屋未办理过户黄梓燊不存在过错，黄梓燊成年后仍有权要求盘某与黄伟成办理过户手续，故黄梓燊才是案涉房产的权利人，何红芳无权要求处置该房产。二、案涉房产早已不属于第三人黄伟成的财产，不能用于清偿其离婚后的个人债务，否则将严重损害黄梓燊的合法权益。2013年，黄伟成与盘某已约定案涉房产归黄梓燊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黄伟成与盘某对案涉房产的分割依法有据，且无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黄伟成与盘某已按照《离婚协议》办理离婚登记，双方对案涉房产共有基础已消灭，案涉房产已不再属于黄伟成与盘某，应归黄梓燊所有。另外，黄伟成与盘某离婚及财产分割在先，黄伟成与何红芳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在后，且何红芳的债权是金钱债权，并未指向任何特定财产，也未将案涉房产作为担保，黄伟成与盘某的财产分割行为也不存在任何恶意逃避债务、损害何红芳权益的情况。因此何红芳不能仅依据案涉房产尚登记在黄伟成名下即要求拍卖处置。三、何红芳认为黄梓燊不具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黄梓燊对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能够阻却对本案房产的执行。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受理并作出支持黄梓燊诉请的判决并无不妥，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黄伟成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黄梓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不得执行肇庆市端州区莲湖中路7号陶然居810房的房产，并终结(2018)粤1202执253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中对前述房产进行拍卖(变卖)的强制执行措施；2.何红芳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诉讼中，黄梓燊请求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并终结(2018)粤1202执253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中对前述房产进行拍卖(变卖)的强制执行措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案涉房屋的登记、使用情况。根据《不动产档案详细资料》显示，莲湖中路7号（陶然居）810房的权属人是黄伟成、盘某，产权证号4038356、0746499，登记时间2006年1月4日，抵押状态为已抵押，抵押权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肇庆市端州支行，抵押期限为2002年12月12日至2032年12月12日，债权数额20万元。黄梓燊于2003年8月30日出生，系黄伟成与盘某的婚生儿子。2013年12月10日，黄伟成与盘某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在肇庆市端州区民政局存档备案，《离婚协议书》约定：儿子黄梓燊由女方盘某抚养；黄伟成、盘某名下位于莲湖中路7号810房权属转至儿子黄梓燊名下，剩余按揭款由男方黄伟成支付供完。2019年6月11日，肇庆市中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居住证明》，内容为：兹有本小区业主盘某及其儿子黄梓燊于2005年在我小区内的肇庆市端州区莲湖中路7号（陶然居）810房居住至今。2019年6月12日，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星湖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居住证明》下方加注“情况属实”并加盖印章。二、何红芳与黄伟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何红芳因与黄伟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粤1202民初2861号民事判决。该案查明2015年4月29日至2018年1月3日，何红芳分多笔陆续向黄伟成的账户转入借款，合计2559957元，黄伟成偿还部分款项后，还拖欠何红芳借款本金1251000元。该案判决黄伟成向何红芳偿还借款本金1251000元及逾期利息。三、执行案件的情况。黄伟成未能履行上述民事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何红芳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8）粤1202执2535号。因黄伟成未在指定期间内履行还款义务，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2018）粤1202执253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黄伟成与盘某共同共有的肇庆市端州区莲湖中路7号（陶然居）（房产证号、共有证号：4038356、0746499）以偿付该案相应数额的债务。此后，黄梓燊以其对莲湖中路7号（陶然居）810房享有权利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9）粤1202执异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黄梓燊的异议请求。黄梓燊在法定期限内，于2019年4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本案系案外人黄梓燊在何红芳与黄伟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生效判决的执行中，对案涉房屋莲湖中路7号（陶然居）810房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的理由为民间借贷关系发生之前该房屋已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转至黄梓燊名下，因此，黄梓燊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黄梓燊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权利。理由如下：一、黄伟成、盘某、黄梓燊之间没有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黄伟成与盘某的《离婚协议书》形成于2013年12月10日，并在肇庆市端州区民政局存档备案。《离婚协议书》系黄伟成与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离婚协议书》中约定黄伟成、盘某名下位于莲湖中路7号810房权属转至儿子黄梓燊名下。而何红芳与黄伟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形成于2015年4月29日至2018年1月3日之间。因此，黄伟成与盘某的《离婚协议书》签订在前，即约定黄伟成、盘某名下位于莲湖中路7号810房权属转至儿子黄梓燊名下在前，何红芳与黄伟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在后。黄伟成、盘某、黄梓燊之间没有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二、黄梓燊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虽然案涉房屋产权仍登记在黄伟成、盘某名下，但在黄伟成、盘某婚姻关系解除之时已经约定将案涉房屋转至儿子黄梓燊名下。《离婚协议书》具有人身属性和为儿子黄梓燊提供生活保障的作用。黄梓燊亦一直在案涉房屋居住。根据《离婚协议书》，黄梓燊享有要求黄伟成、盘某将案涉房屋办理过户的请求权。黄梓燊是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案涉房屋仍在贷款抵押状态。故非因黄梓燊原因案涉房屋未有办理过户登记。根据对本案案件情况、各方当事人享有权利的性质、权利的来源和时间等相关因素综合衡量：黄伟成、盘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成立在前，何红芳、黄伟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在后；黄梓燊享有的要求黄伟成、盘某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的请求权成立在前，何红芳因与黄伟成民间借贷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成立在后；黄梓燊享有的要求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的请求权针对案涉房屋，何红芳对黄伟成享有的金钱债权并未针对特定财产。黄梓燊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请求权对比何红芳的一般金钱债权具有一定的优先性。故黄梓燊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黄梓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何红芳的抗辩理由，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不得执行肇庆市端州区莲湖中路7号（陶然居）810房。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何红芳负担。二审期间，何红芳提交了关于黄梓燊在肇庆市鼎湖区的商品房合同备案信息查询结果和买受人为黄伟成、黄梓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实黄伟成、盘某、黄梓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故意，规避法院的强制执行的事实。黄梓燊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两组证据不能证明何红芳所要证明的内容，根据证据显示该房屋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目前不能确认是否登记在黄梓燊名下，根据查询结果合同已备案。从2016年第三人黄伟成和黄梓燊与开发商签订买卖合同至今，该房屋尚未进行确权，其次通过买卖合同付款方式可知，房款是以房票的方式支付，且根据黄梓燊的监护人反映该房票并非黄伟成的出资，既与第三人黄伟成无关也与黄梓燊无关，是黄梓燊的爷爷对黄梓燊的赠与，根据当时备案的要求黄梓燊作为未成年人应当有一名成年人共同登记，因此才可以在鼎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查询到该证据。本院另查明，据盘某自述，盘某与黄伟成于2002年9月17日登记结婚，于2005年8月15日离婚，后于2006年2月14日复婚，又于2012年12月10日离婚，而案涉房产为盘某与黄伟成于2002年11月购买，因购房贷款需要办理了案涉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房产证由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肇庆市端州支行保管。黄伟成与盘某于2012年12月10日离婚后与邓尚美结婚。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基本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的权属人为黄伟成、盘某，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裁定拍卖、变卖案涉房屋，黄梓燊作为案外人以拥有案涉房屋权益为由对此提出执行异议，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案由定性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何红芳上诉认为黄梓燊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请求与原裁定的请求事项一致，故其起诉不符合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条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执行异议之诉成立条件中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规定，该规定中的原判决、裁定实为执行依据的判决、裁定，并非执行异议裁定，故何红芳的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和陈述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梓燊对登记在黄伟成、盘某名下的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黄梓燊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民事权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的规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可对双方的共同财产协议处分。案涉房产为黄伟成与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且在离婚时已存在的财产，因此，二人在离婚时对该共同财产具有处分权，其协议约定该房屋归属符合法律规定，而对协议处分的财产归属并不限定于夫妻双方，夫妻双方协议约定将财产归属子女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亦符合社会生活实际。黄伟成与盘某约定将案涉房产的权属归黄梓燊实为将案涉房产赠与给黄梓燊，虽然黄伟成与盘某并未与黄梓燊签订正式的赠与合同，但基于黄梓燊为未成年人，且三人之间的身份关系，盘某亦为黄梓燊的法定代理人，案涉《离婚协议书》中关于房产权属的归属于黄梓燊的约定已符合赠与合同的形式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据黄梓燊提交的证据反映，盘某与黄梓燊自2005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黄伟成与盘某签订案涉《离婚协议书》办理离婚手续后，黄伟成已与案外人邓尚美结婚，由此可知，盘某与黄梓燊一直占用、使用该房屋，且因案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产权证书由抵押权人保管，并不存在由权属人保管产权证书的情形。虽然案涉房产并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但黄梓燊是案涉房屋共有权人黄伟成与盘某婚生儿子，其在本案中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父母的赠与，鉴于黄梓燊与黄伟成与盘某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案涉房屋为抵押贷款方式购买，至今并未完全清偿银行贷款，且房产的共有人亦为黄梓燊法定代理人盘某名下，据现有证据显示，黄梓燊作为未成年人与盘某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由此可见，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并非因黄梓燊故意原因造成。黄伟成与盘某在黄伟成与何红芳的债权债务发生前及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在离婚时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对共同财产的处分约定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两人亦已解除婚姻关系，无证据反映黄伟成与盘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故黄伟成与盘某在离婚时对共同财产赠与给双方婚生儿子黄梓燊的处分约定真实有效，黄伟成、盘某对黄梓燊的赠与有效。虽然案涉房产至今并未变更登记到黄梓燊名下，但黄梓燊依该《离婚协议书》的有效约定对案涉房屋享有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其次，关于何红芳对黄伟成享有债权与黄梓燊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的比较。何红芳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作出的执行裁定书的效力高于《离婚协议书》，故其对案涉房产享有的债权相对黄梓燊的请求权具有优先性。本案中，黄伟成与盘某在离婚时约定案涉房屋归双方婚生儿子黄梓燊所有，何红芳对黄伟成的债权系黄伟成与盘某签订《离婚协议书》并解除婚姻关系后发生的普通金钱债权，属于黄伟成的个人债务，且该债权债务并未指向案涉房屋，也未以案涉房屋设定抵押担保，何红芳对案涉房屋并不享有物权，而一审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并非何红芳对黄伟成享有债权的法律依据，只是实现其债权的法律程序。在该金钱债权债务发生之时，案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黄伟成与盘某之间的约定形成黄伟成不再对房屋享有财产权利的事实，因此，何红芳的债权并不因案涉房屋的权利状况受到影响。综上，何红芳对黄伟成享有的是普通金钱债权，对案涉房屋不享有物权，且该普通债权发生在《离婚协议书》对案涉房产处分约定之后，并不因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作出执行裁定而改变其享有的债权属性，因此，在权利保护的顺序上，何红芳在本案中的普通金钱债权不能优先于黄梓燊对案涉房屋享有将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最后，黄梓燊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请求权能否排除本案强制执行的问题。根据何红芳的金钱债权性质及发生时间，何红芳对案涉房屋并不享有物权，而黄梓燊通过特定的身份关系与案涉房屋的权属人形成有效赠与关系取得对案涉房屋的过户请求权并合法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并非黄梓燊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且黄梓燊的该请求权并与黄梓燊和其法定代理人盘某是否具有其他财产不具有关联，因此，黄梓燊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本案案涉房产执行的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何红芳上诉认为黄梓燊不具有阻却对本案案涉房产执行权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问题，本院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何红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何红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强审判员 张秀丽审判员 陈卓杰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梁展晴书记员何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