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45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管浩，男，汉族，1988年4月25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仕旺、张涛，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嵩明县杨林供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嵩明县杨林镇新大街。法定代表人：顾永寿，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雁，云南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管浩因与被上诉人嵩明县杨林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林供销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7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管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仕旺，被上诉人杨林供销公司法定代表人顾永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管浩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7民初14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遗漏及错误认定事实，上诉人分配红利存在差异并不是统一的，该部分补助是股东决议针对分红的另行约定，该约定并不存在人身专属性，而是基于股东身份享有的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我方提交的生效判决证据效力应当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我方依继承取得权利理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杨林供销公司辩称：上诉人主张的每月1200元的生活补助是公司特殊时期、基于特定对象对公司职工解决生活问题发放的工资，限定为“现有人员安置方法”，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我方并不认可，只是我方考虑到当时管亚波患有癌症才没有上诉。上诉人提交的工资表也证明该笔款项并不是分红款。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正确，上诉人继承的是股权，但并不是公司职工，相应的工资不可能无休止的延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管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被告支付自2017年2月起至2018年12月拖欠原告的股东红利共计27600元;2、由被告自2019年1月起每月向原告支付1200元的股东分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嵩明县杨林供销有限公司系于1998年3月12日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原告管浩与管亚波系母子关系。管亚波于2003年2月14日在公司改制时通过认缴出资额105300元（其中转换身份经济补偿金70200元，实投现金股35100元，持股比例为4.9628%）成为被告的自然人股东。2003年3月5日，被告订立了《嵩明县杨林供销有限公司章程》，章程载明了股东名册、股东会议事规则、公司管理人员、出资方式、利润分配及公司财务等相关内容。此后，被告每月按股东持股比例的0.5%向股东发放了分红款，该款项随月工资一起发放。因公司经营需要，被告于2012年4月24日召开股东会，其法人股东以及包括原告母亲管亚波在内的20个自然人股东到会，表决通过了《杨林标准化农贸市场建设方案》，决定将被告原有的土地及铺面作为投资，以BOT模式引进投资方建设，即由建设方投入资金建设杨林标准化农贸市场，市场建成后的所有权归被告所有，由投资方经营30年并每年向被告支付款项680000元用于安置补助被告现有股东；在项目建设未峻工前，所有人员按现行办法安置，待遇仍按县社《综合考核办法》及企业责任制考核确定；从项目竣工并办理移交手续的次月起，所有股东由企业按人均1200元/月发给生活补助费，股东在未达到退休年龄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前，由企业负责按政策缴费基数缴纳“五险一金”（含个人承担部分），其他福利待遇根据企业效益确定，股份分红和担亏按企业《分配办法》执行。此后，被告按该决议向除管亚波及另外两名股东之外的其余十七名股东发放了每月1200元的生活费，管亚波对此不服，于2014年1月9日向嵩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按《嵩明县杨林供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规定，向其支付自2013年1月起每月1200元的生活补助费，嵩明法院审理后判决支持了其诉讼请求。自判决后，被告每月向管亚波发放人民币1200元至2017年1月。2017年1月30日，管亚波去世。2018年3月22日，被告将管亚波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但未修改公司章程。自变更股权后，被告每月按股权的0.5%向原告分配红利至2019年1月。另查明，杨林标准化农贸市场现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但承建方未完全向被告缴纳相应租金。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由被告支付自2017年2月起至2019年1月拖欠原告的股东红利共计28800元；2、由被告恢复营业后，每月正常向原告支付按公司约定执行的股东分红。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本案原告的母亲管亚波系被告股东，管亚波去世后，被告变更了工商登记信息，将原告列为公司股东，被告虽未修改公司章程，但向原告发放了股权0.5%的红利，且原告系管亚波的合法继承人，被告的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的转让未作特殊规定，被告的其余股东也未对原告持有管亚波的股权提出异议，故原告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被告股东资格。现原告基于被告全体股东于2012年4月24日所形成的股东决议，要求被告支付自2017年2月起至2019年1月每月1200元的股东红利共计28800元。被告的公司章程第十条第2项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公司红利。被告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互不相同，按公司章程规定的分配比例，各股东领取的分红款也会互不相同，而被告发放给股东的款项均为每人每月1200元，且在决议中明确该款项是生活费，该决议系被告基于特殊时期为解决股东生活问题而形成，故该费用不属公司股东分红款的范畴。股东会决议第四条明确规定，该安置办法针对的是被告当时现有人员，也即当时参与股东会的股东，管亚波系公司股东并参与决议，属被告发放生活费的人员范围。管亚波死亡后，原告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被告股东资格，同时获得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被告变更后的股东名册中载明：原告认缴出资额为105300元，持股比例为4.9628%，故原告继承取得的与其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为105300元。而被告每月发放的生活费1200元并未包含在管亚波所持的股权范围内，且该费用是针对特定人员、即参与决议的人员发放，具有一定的人身专属性，故该费用不属于原告股权分红继承的范围。综上，原告的该项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在公司恢复营业后，每月正常向原告支付按公司约定执行的股东分红。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该条款对公司利润分配的条件作了原则性规定，公司利润应用于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缴纳税款，仍有盈余才可以进行分配。我国《公司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五）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根据上述规定，利润分配的决定权（是否分配、如何分配）专属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属于公司的内部权力机构，故公司利润分配属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事务，且被告何时正常经营、经营后是否存有利润与被告的行业状况、行业位置及未来发展有关，现被告并未正常经营，原告亦无相应的利润分配依据，故原告的该项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所提的1200元是公司发给职工的生活费而不是公司红利的答辩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本院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七十五条、第四十六第五款、第一百六十六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管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490元，减半收取为245元，由原告管浩承担。一审法院确认事实，经审查与本院二审查证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要求支付股东红利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基于继承取得被上诉人公司股权。本案上诉人主张股权依据的是2012年4月24日的股东决议。对此本院认为，股东要求分红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公司存在盈利，同时股东对于盈利形成一致意见对盈利进行分配，但本案中被上诉人杨林供销公司系通过改制形成，原股东身份的取得包含了身份转换和现金投资两方面的因素。本案诉争的股东决议中明确向股东发放1200元/月“生活补助费”，同时在后续内容中对股份分红和担亏做了另行约定。由此，可以明确针对股东1200元/月款项为“生活补助费”，并不以公司盈利为前提；虽然发放对象为股东，但杨林供销公司股东存在职工身份转换而来的情况，与公司改制特殊历史背景形成对应。股东分红权，本质上应为股东在公司盈利基础上，股东对其基于股权投资享有的财产权益，股权分红与经营亏损一样，应与公司的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上诉人主张的1200元/月“生活补助费”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因此上诉人以此主张分红权利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管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0元，由上诉人管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迅审判员  吴娴审判员  白皓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