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32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文茂，男，196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金沙县沙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昌武，男，1976年4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沙县腾驰通村便民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鼓场街道东南环线中国人民财保公司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3683966356J。法定代表人张晋沙，该公司经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波，贵州民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龙文茂因与被上诉人谭昌武、金沙县腾驰通村便民客运有限公司（下称腾驰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3民初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龙文茂上诉请求：1.撤销金沙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3民初255号民事判决，二审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改判达一审所请；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的案涉客车的管理、经营权及所有权属上诉人所有属认定事实错误。贵Ｆ×××××号小型客车是登记在被告腾驰公司名下，并未有转让、抵押等交易行为发生，也未变更登记，其所有权权属从法理和客观事实均属腾驰公司所有，其次贵Ｆ×××××号小型客车管理权、经营权也属勝驰公司所有，腾驰公司出示安全会议的照片、陈述经营权，只能由公司享有，再结合行政许可规定，行政许可单位是不能向自然人许可经营权的，以及腾驰公司出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均构成证据链证明贵F897号小型客车管理、经营权仍属腾驰公司所有；2.一审认定的挂靠经营是客运市场的准入机制属事实认定错误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同关系仅违反管理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或发回重审。3.本案事实是谭昌武与腾驰公司将案涉客车连同经营权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转让合同关系，但在第一次上诉人以不当得利提起起诉时，腾驰公司承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挂靠合同关系，但本案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是转让、挂靠合同关系。腾驰公司将案涉客车及其经营权以118000.00元的价格一次性转让给上诉人。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客观事实，改判支持我方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腾驰公司答辩称：上诉人主张是转让法律关系或是挂靠经营法律关系，认定何种合同关系无效，在上诉请求中并不明确。转让是将车辆的所有权进行转让，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与上诉人签订任何关于案涉车辆的转让合同。对于挂靠经营，又是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上诉人挂靠腾驰公司从事客运经营，对于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的挂靠经营关系成立，双方之间就挂靠经营没有违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强制性规定，而且该案涉车辆在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已履行了双方挂靠经营的行为且已将该车辆进行经营，因该案上诉人在向一审法院起诉时进行了两次起诉，在前两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请求及主张不明确，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上诉人采用一次撤诉，另一次被一审法院驳回的形式结案，在本次诉讼中，一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及对双方的证据充分认定的情况下，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我方认为是合法的，且判决正确。被上诉人谭昌武答辩称：因谭昌武在本案中的身份是腾驰公司对该营运线路的管理人员，其行为是代表腾驰公司，所产生的后果责任由腾驰公司承担，故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要求谭昌武返还其挂靠车辆所交纳的费用不能成立。因谭昌武在该次行为中所收取的费用均交予腾驰公司，谭昌武在此过程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二审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原告龙文茂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腾驰公司转让、挂靠经营贵Ｆ×××××号客运车辆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转让、挂靠经营费1210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被告谭昌武告知原告和李太伟：“被告腾驰公司有源村区域内的营运班线车进行转让，价格118000.00元，车辆为新车，营运手续齐备，每月交纳公司管理费，另一次性加收2700.00元办理手续的费用和300.00元安全远程学习费，共计121000.00元”。原告分别在2016年11月、12月和2017年1月分三次将121000.00元支付给被告谭昌武，二被告于2017年2月将车辆贵Ｆ×××××交由原告经营，2017年6月22日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以该车没有道路运输证为由将该车扣押，至此、原告多次与被告腾驰公司交涉此事，但腾驰公司只认可谭昌武是承包人，因此、原告只能以谭昌武为被告、腾驰公司为第三人进行诉讼，开庭时腾驰公司承认谭昌武系其员工，从而原告撤回起诉，随后原告以不当得利将二被告诉至贵院，被告腾驰公司当庭承认与原告是转让、挂靠经营合同而不是不当得利，至此，原告才知道与被告腾驰公司的关系是转让、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因此原告认为该合同关系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属无效合同关系，至始无效，且原告不存在任何过错，被告腾驰公司理应返还转让、挂靠经营费121000.00元。一审认定事实：2016年，原告龙文茂与被告腾驰公司达成协议，由原告龙文茂通过被告腾驰公司员工谭昌武账户向被告腾驰公司共支付118000.00元，被告腾驰公司购买由原告确定型号的客运车辆并办理手续后将车辆交付原告从事客运经营（车牌号：贵Ｆ×××××），并向腾驰公司交纳了合同押金2000.00元、营运款1500.00元、档案费500.00元。该客运车辆对外以腾驰公司名义进行运营，实际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属于原告，营运收入归原告所有。被告腾驰公司按约定将客运车辆交付原告。2017年3月，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告知被告腾驰公司，因源村至石刘村路段安保设施不完善，暂不配发道路运输证，待安保设施完善验收合格后再配发道路运输证准予营运。2017年6月22日，原告驾驶的贵Ｆ×××××客运车辆在源村至湾子线上从事旅客运输活动时，因无法提供《道路运输证》，被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对车辆进行暂扣。2017年9月26日，该路段经验收合格后，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通知原告龙文茂和被告腾驰公司领取暂扣车辆，原告未领取，被告腾驰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领取了暂扣车辆。2018年1月16日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向贵Ｆ×××××核发了道路运输证。原、被告双方因此产生争议，原告龙文茂于2018年7月11日诉至本院，后申请撤诉，一审作出(2018)黔0523民初2393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撤诉。在(2018)黔0523民初2393号案件庭审笔录中，被告腾驰公司认可原告龙文茂与其系挂靠合同关系。一审认为：车辆挂靠经营，是指“挂靠者”（个体运输业户、自然人）依附于“被挂靠者”（经济实体、企业法人），对外以“被挂靠者”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了交通营运过程中的方便，将车辆登记为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资质的单位名下，以单位名义进行运营，并由挂靠者向被挂靠单位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原告龙文茂与被告腾驰公司的关系符合挂靠经营的特点，双方应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且被告腾驰公司在(2018)黔0523民初2393号案件中认可这一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表示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虽在本案中二被告表示：本案庭审记录与(2018)黔0523民初2393号记录不一致的，以本案记录为准，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腾驰公司在(2018)黔0523民初2393号案件中对双方挂靠经营关系的认可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出原、被告的转让、挂靠经营合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属无效合同。原告龙文茂与被告腾驰公司的挂靠经营合同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合同关系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要正确适用强制性规定，稳妥认定民商事合同效力。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但从目前有关挂靠经营合同的性质及规范来看，挂靠管理是一种市场准入行为，各类规范也只是一种管理性规定。挂靠经营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属于运营者依据市场需求自发形成的，市场经营行为的合理性应当由市场来决定，法院不应当通过强硬的司法手段来管理本应由市场决定的行为。因此，综合本案实际，原告龙文茂与被告腾驰公司形成的无论是挂靠经营合同还是原告所诉的转让合同，都是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识和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合同有效。因此，原告请求确认原告龙文茂与被告腾驰公司转让、挂靠经营合同无效，基于合同无效请求被告返还原告转让、挂靠经营费用12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应依法予以驳回。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龙文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0.00元，减半收取1360.00元，由原告龙文茂负担。二审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2016年，龙文茂通过腾驰公司员工谭昌武个人账户交付11.8万元给腾驰公司，由腾驰公司购买贵Ｆ×××××客运车辆，该车辆登记在腾驰公司名下。2017年1月23日，腾驰公司与龙文茂签订《驾驶员聘用合同》《驾驶员安全合同》及《交通安全责任书》，腾驰公司聘用龙文茂为贵Ｆ×××××客运车辆的驾驶员，聘用期从2017年1月23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同日，龙文茂以“合同押金”“营运款”“档案费”名义向腾驰公司支付3550.00元。2017年3月，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通知腾驰公司，因源村至石刘村公路路段设施尚未完善，暂停核发道路运输证，待完善设施后再行核发道路运输证。2017年6月22日，龙文茂驾驶贵Ｆ×××××客运车辆在源村至湾子段从事客运经营时，因未能提供道路运输证被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暂扣车辆。2017年9月26日，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通知龙文茂及腾驰公司领取贵Ｆ×××××车辆，同年11月9日腾驰公司取回贵Ｆ×××××客运车辆。2018年1月16日，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核发了贵Ｆ×××××车辆的道路运输证。2018年7月11日，龙文茂以不当得利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该次诉讼中腾驰公司认可其与龙文茂之间系挂靠关系，后龙文茂撤回该案起诉，遂以确认合同无效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二审中，龙文茂主张其与腾驰公司之间存在转让、挂靠关系，认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及《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十八条，应当认定为无效。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本案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龙文茂与腾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效力的认定。本院认为：龙文茂与腾驰公司之间因贵Ｆ×××××客运车辆产生的法律关系为挂靠关系。首先，龙文茂与腾驰公司之间并没有形成过转让案涉车辆的合意。理由是，基于龙文茂出资购买案涉车辆并将车辆登记在腾驰公司名下以该名义开展旅客运输经营的事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的规定，案涉贵Ｆ×××××号客运车辆所有人应认定为龙文茂。不管案涉挂靠合同效力如何认定，龙文茂作为案涉贵Ｆ×××××号客运车辆所有人，在双方未达成转让车辆合意的情况下，要求腾驰公司返还车辆购置价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上诉人据以主张双方挂靠关系无效的依据为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龙文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20.00元，由上诉人龙文茂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可审判员  张晶审判员  唐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曹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