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16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泽权，男，197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道，山东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相成会，山东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山东阳光众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沂南县张庄镇崮崖村。法定代表人：于成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泽权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阳光众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众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1民初4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泽权上诉请求：1.请依法撤销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8)鲁1321民初444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阳光众泰公司的反诉请求判令阳光众泰公司支付我业务提成费412558元及利息；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阳光众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支持阳光众泰公司的反诉请求并判令我给付阳光众泰公司设备款397700元及利息系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阳光众泰公司提出的反诉不成立，反诉与本诉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我并不是反诉的适格被告。一审判决仅依据阳光众泰公司提交的进账记录中汇款人为我，即认定我系本案适格被告，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阳光众泰公司提交的进账记录中，汇款人为我是因为我系阳光众泰公司的业务员，我系替客户兴义杨总代为转款到阳光众泰公司账户，一审判决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我系本案的适格被告，且一审中阳光众泰公司提供的一、二组证据也证明生产线设备采购订单报价系兴义的杨总，设备也是交付到贵州省××××县。涉案设备交易数额高达300多万，按照常理，阳光众泰公司应当签有设备购销合同，且我系阳光众泰公司的业务员，并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购买上述设备，一审判决认定我系涉案买卖合同的购买方系事实认定错误，且不符合常理。2.一审判决以我提交的证据不能全面反映提成业务费用详细情况为由驳回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我已经提供了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且在一审质证时阳光众泰公司对我提交的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其证明力依法应予以认可。结合一审中我提供的12页业务确认单，我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份经对账共计业务费93.24元，证据二中所核对的数额足以认定系2017年8月13日阳光众泰公司对上述业务费的结算，该组证据可以充分证实阳光众泰公司截止到2017年8月13日尚欠我业务提成费412558元的事实。3.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件时适用程序不当，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我为了进一步证明提供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当庭提出申请，请求法庭通知阳光众泰公司的财务人员即我证据二中的经办人和证明人出庭说明，但在二次开庭时并未通知上述关键证人出庭说明情况，法院也未对该问题进行调查，而采纳阳光众泰公司提交的证据，驳回我本诉请求，系程序违法。本院二审期间，刘泽权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阳光众泰公司的反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合并审理系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前后矛盾，我是阳光众泰公司的销售人员，我向阳光众泰公司主张的是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审法院在审理阳光众泰公司反诉请求中认定我系涉案购销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系事实认定错误。3.我提交的两组证据足以证实阳光众泰公司拖欠我业务费用412558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我的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我的本诉请求，系裁判错误。阳光众泰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没有任何错误，且证据充分。（1）我公司在一审反诉中提供了三组证据来证明刘泽权通过电子邮件向我公司发送了标题为“十万立方报价单---兴义杨总”的电子邮件及附件，刘泽权对此也并不否认。同时，在刘泽权支付了9笔款项(236万元)后，我公司交付了9批设备(共计价款275.77万元)。刘泽权抗辩称其系受兴义杨总的委托代为转款，然而却并没有出具委托书，我公司从未与该兴义杨总达成任何买卖合同，至于电子邮件中的标题系刘泽权单方面拟定，用来反映其向我公司采购设备的最终用户。试想，如果刘泽权并非上述设备采购商，又怎么会连续支付9笔款项(236万元)向我公司采购设备?至于刘泽权与最终用户之间达成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则与我公司无关。（2）刘泽权称其并非反诉的适格被告。不得不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本诉与反诉之间具有牵连关系，但并不能得出本诉与反诉之间必然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的结论。本案中，一审的本诉系基于刘泽权索要业务费，而一审的反诉则是基于我公司向刘泽权主张买卖合同项下拖欠的货款。该反诉的当事人完全与本诉相同，且与本诉具有联系，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反诉，并合并审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且减少了当事人的讼累。2.一审判决认定一审本诉证据不充分并予以驳回完全正确。（1）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核对账目，我公司提供了刘泽权所有业务费即业务借款明细清单(共63页)，已充分说明双方之间业务费和借款的发生情况。通过这63页的明细清单，充分说明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业务费拖欠的情况。（2）至于刘泽权提供的业务费提成明细清单说明一份，以试图证明截至2017年8月13日我公司拖欠的业务费为412558元。但该证据仅证明双方之间曾核对业务费的事实，并不构成拖欠业务费提成的证明。3.一审程序完全正当，根本不存在严重侵害刘泽权合法权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原则，法院调取证据为例外，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六条分别就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搜集的证据及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中明确指出:“当事人申请调查搜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搜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通过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的账目核对，以及我公司在一审中整理的详细清单(共63页)，详细还原了双方之间业务费发放及借款的全过程，案情己经充分明了，根本没有通知证人出庭接受调查的必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不论在查明事实方面，还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均系依法进行，因此，我公司在此要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刘泽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阳光众泰公司支付所欠业务费412558元及经济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阳光众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月份至2017年3月份，我在阳光众泰公司从事机械设备的销售工作。截止2017年8月13日，经我与阳光众泰公司的财务人员核对账务，阳光众泰公司拖欠我业务费412558元。此款经我多次催要，阳光众泰公司以多种理由不予支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阳光众泰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刘泽权支付拖欠的设备款397700元及利息；2.判令刘泽权继续履行该设备采购合同；3.判令刘泽权承担本案反诉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2日，刘泽权通过1187×××＠ｑｑ.ｃｏｍ邮件地址向阳光众泰公司发送了标题为“十万立方报价单--兴义杨总”电子邮件及附件。我公司接受了这一报价单，刘泽权于2016年3月至7月期间先后向我公司9次付款共计2360000元。我公司依照刘泽权的指示先后向贵贵州省××××县付了9批设备，共计设备款2757700元。迄今为止，刘泽权仍然拖欠设备款397700元，虽经多次催讨，但刘泽权仍然拒绝付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泽权向阳光众泰公司下达了生产线设备采购订单，公司以事实行为接受了该订单，买卖合同关系在双方之间成立。阳光众泰公司在2016年3月至7月间，按照刘泽权的要求，先后交付了9批设备，价值2757700元。刘泽权在2016年3月至7月期间，先后向阳光众泰公司支付9笔款项，共计2360000元，其中，汇款人刘泽权即系本案原告，收款人于成伟系本案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泽权尚欠阳光众泰公司设备款3977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泽权要求阳光众泰公司支付所欠业务费412558元及经济损失，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不予支持。而刘泽权拖欠阳光众泰公司设备款3977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阳光众泰公司要求刘泽权继续履行该设备采购合同，支付拖欠的设备款3977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利息可自其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泽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阳光众泰公司设备款3977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0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止）；二、驳回刘泽权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7488元，减半收取374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266元，减半收取3633元，共计7377元，由刘泽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泽权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签约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的设备购销合同一份及贵州平福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杨某具的证明，用以证明一审判决中涉案买卖合同的购销方并非刘泽权，阳光众泰公司一审中主张的货款397700元并非刘泽权拖欠，刘泽权并不是反诉诉讼请求的适格被告。2.阳光众泰公司2013年度的销售政策一份，用以证明公司的业务人员和外部业务人员的提成办法和待遇及薪酬：基本工资每月3000元，出差补助每天120元，车票凭凭证报销，如果协助公司全程签订合同，每条3万元。如果销售额在140-150万，提成3%，如果在170万以上，按10%提成。阳光众泰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阳光众泰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这份证据在二审当中提出，已经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在一审当中未出示，法院不应采纳。即使这份新证据在二审当中可以采纳，但阳光众泰公司从来没有签订这份合同。这份合同明确说双方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这里边的合同并无采购方的公章，同时杨杨某非法定代表人，因此即使阳光众泰公司签了这个合同，也没有生效。这份证明的证人杨杨某人没有出现，证明中的甲方乙方与合同的甲方乙方出现了颠倒错误。实质上这里面的乙方是阳光众泰公司。因为阳光众泰公司从来没有签订过这份合同，也就没有所谓的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情。对证据2不予质证。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刘泽权是否能够证明所谓的业务费拖欠以及如果拖欠的话，金额是多少，是否能够确定，这是核心。本院审理期间，阳光众泰公司申请对刘泽权提交的证据1中签约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的设备购销合同中加盖的是否是其公司的公章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阳光众泰公司交纳鉴定费5600元。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津天鼎[2019]文书鉴字第7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印文与制作日期为2012年8月9日生产任务单中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本院组织当事人对津天鼎[2019]文书鉴字第7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了质证。刘泽权对该司法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该鉴定当中的样本来源没有加以说明，无法确定该样本的真实性。再者，合同盖章只是一种形式，阳光众泰公司多次利用不同的印章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故客观上阳光众泰公司与贵州平福建材有限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阳光众泰公司对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泽权提交的签约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的设备购销合同加盖的供货方的印章的印文为阳光众泰公司，阳光众泰公司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后，本院技术室到制章单位临沂印章制作管理中心调取了阳光众泰公司的印章形成的印文即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使用的样本，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使用的样本具有真实性，故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津天鼎[2019]文书鉴字第7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具有真实性，由此能够认定刘泽权提交的签约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的设备购销合同加盖的印文不是阳光众泰公司适用的印章所形成的印文，刘泽权提交的签约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的设备购销合同不能证实阳光众泰公司与贵州平福建材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署名杨杨某《证明》中的买方和卖方与刘泽权提交的设备购销合同的买方和卖方相反，且杨杨某到庭作证，故本院对刘泽权提交的署名杨杨某《证明》不予采信。阳光众泰公司对刘泽权提交的阳光众泰公司2013年度的销售政策以刘泽权一审未提交为由拒绝质证，因该销售政策与本案中刘泽权主张的业务费费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刘泽权在一审时提交的《明细分类账》与阳光众泰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刘泽权借款及业务费明细》均证实，截至2012年12月31日，刘泽权欠阳光众泰公司借款共计289500元。按照《明细分类账》的记载，此后刘泽权于2013年1月5日借用阳光众泰公司（以下简称借用）35000元、2013年1月5日借用100000元、2013年2月18日借用20000元、2013年4月6日借用10000元、2013年5月2日借用15000元、2013年6月4日借用5000元、2013年6月14日借用10000元、2013年7月14日借用10000元、2013年8月1日借用10000元、2013年9月18日借用10000元、2013年9月20日借用10000元、2013年10月8日借用2000元、2013年10月17日借用10000元、2013年10月28日借用10000元、2013年12月12日借用5000元和20000元、2013年12月17日借用5000元、2014年1月10日借用20000元、2014年1月17日借用50000元、2014年4月17日借用10000元、2014年4月26日借用80000元、2015年10月4日借用10000元、2016年2月6日借用30000元、2017年1月26日借用50000元、2017年7月30日借用50000元；刘泽权于2015年5月29日收客户款35600元、5月29日收客户款52000元、5月29日收客户款32000元；以上刘泽权新增加借款587000元、共收客户款119600元，加上2013年1月1日前刘泽权欠阳光众泰公司的借款289500元以及2018年2月13日的借款30000元，刘泽权共欠阳光众泰公司借款及收客户款合计1026100元。按照阳光众泰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刘泽权借款及业务费明细》，刘泽权于2013年1月2日借用阳光众泰公司（以下简称借用）40000元（转账）、2013年1月15日借用100000元（转账）、2013年2月7日借用70500元（转账）、2013年2月18日借用20000元（其中转账15000元）、2013年4月6日借用10000元（转账）、2013年5月2日借用15000元（借据）、2013年6月4日借用5000元（转账）、2013年6月4日借用10000元（无转账及收据）、2013年6月7日借用60000元（转账）、2013年7月13日借用10000元（借据）、2013年7月29日借用10000元（转账）、2013年9月4日借用10000元（转账）、2013年9月20日借用10000元（借据）、2013年10月8日借用2000元（借据）、2013年10月15日借用10000元（转账）、2013年10月28日借用10000元（借据）、2013年12月8日借用5000元（转账）、2013年12月15借用20000元（借据）、2014年1月7日借用5000元（转账）、2014年1月13日借用20000元（转账）、2014年1月28日借用50000元（转账）、2014年2月7日借用50000元（借据）、2014年3月18日借用10000元（借据）、2014年4月26日借用80000元（借据）、2015年2月16日借用30000元（转账）、2015年2月18日借用50000元（转账）、2015年10月4日借用10000元（转账）、2016年2月6日借用30000元（转账）、2017年1月26日借用50000元（转账）、2017年7月30日借用50000元（转账）、2018年2月13日借用30000元（转账），共计882500元。其中，转账21笔共计660500元，借据9笔共计207000元，无转账及收据记录的2笔共计15000元。按照阳光众泰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刘泽权借款及业务费明细》计算，刘泽权在2013年2月7日得业务费85000元、100000元、200000元、10000元，2015年5月29日得业务费167000元、40000元、85000元、250000元、60000元、70000元、80000元、20000元、35000元、10000元、100000元、69000元，共计1381000元。刘泽权在一审提交的《明细分类账》中记载的刘泽权于2015年5月29日收客户款35600元、5月29日收客户模箱款52000元、5月29日收客户款32000元，共计119600元的事实在阳光众泰公司提交的《刘泽权借款及业务费明细》中记载为2015年5月27日的“借款”，金额分别为常哲明模箱款52000元、贵州毕节咸宁35600元、皮卡32000元。阳光众泰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刘泽权借款及业务费明细》能够证实阳光众泰公司自2013年1月2日至2018年2月13日共计向刘泽权转账付款660500元，刘泽权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明细分类账》记载的阳光众泰公司向刘泽权提供的借款总额587000元中的每笔借款在《刘泽权借款及业务费明细》中均有相应的记录，但《明细分类账》对借款未区分是银行转账还是借据，本院对本案中有转账记录的借款660500元予以采信。对于《刘泽权借款及业务费明细》记载的11份借据中的款项207000元和没有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借据的15000元，阳光众泰公司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已经支付给刘泽权，不能排除借款据记载的款项与银行转账记录重复入账的情形，故本院对《刘泽权借款及业务费明细》记载的11份借据中的款项207000元和没有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借据的15000元不予认定。对于刘泽权在一审提交的业务费412558元的书证，因该书证没有载明该412558元是阳光众泰公司欠付刘泽权的销售业务费还是一段时间内刘泽权因完成销售业务而形成的业务费总和，且刘泽权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能证实该书证记载的金额即是阳光众泰公司欠付刘泽权的业务费金额，故本院对刘泽权提交的业务费的书证所记载的金额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泽权在2013年1月1日前共欠阳光众泰公司借款289500元，阳光众泰公司于2013年1月2日至2018年2月13日共向刘泽权转账付款660500元，刘泽权收客户款及模箱款共计119600元，以上三项共计1069600元。刘泽权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29日共应得业务费1381000元，其业务费与所欠阳光众泰公司的借款及收取的客户款项相抵后，阳光众泰公司尚欠刘泽权业务费311400元。本院二审期间，刘泽权提交了印文为“山东阳光众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备购销合同一份，主张阳光众泰公司系设备购销合同的卖方、贵州平福建材公司是设备购销合同的买方，阳光众泰公司对刘泽权提交的设备购销合同不予认可，申请对设备购销合同中印文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津天鼎[2019]文书鉴字第7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刘泽权提交的签约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的设备购销合同加盖的印文不是阳光众泰公司适用的印章所形成的印文。阳光众泰公司支出司法鉴定费560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刘泽权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刘泽权原欠阳光众泰公司借款289500元，后阳光众泰公司于2013年1月2日至2018年2月13日共向刘泽权转账付款660500元，刘泽权收客户款及模箱款共计119600元，以上三项共计1069600元，与刘泽权应得的业务费1381000元相抵后，阳光众泰公司尚欠刘泽权业务费311400元。一审判决对刘泽权主张的业务费全部不予支持不当，本院予以改判。刘泽权在本院期间提交的设备销售合同中所加盖的印章不是阳光众泰公司在公安机关指定的制章单位所刻制的印章，且刘泽权没有证据证实阳光众泰公司在其他文字资料中使用过设备销售合同中所加盖的印章，故刘泽权提交的设备销售合同不能证实阳光众泰公司系设备销售合同的出卖人。阳光众泰公司按照刘泽权的指示交付了价值2757700元的货物，并收回了刘泽权直接交付的货款2360000元，对尚欠的货款397700元，阳光众泰公司要求刘泽权予以支付于法有据，刘泽权关于一审判决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因刘泽权与阳光众泰公司互负债务，且均已到清偿期，本院对双方债务抵销后刘泽权应付阳光众泰公司的部分自阳光众泰公司提起反诉之日即2018年10月2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一审庭审笔录中没有刘泽权申请法庭通知阳光众泰公司的财务人员到庭说明情况的记载，刘泽权关于一审程序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泽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民初169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变更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民初1699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上诉人刘泽权给付被上诉人山东阳光众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货款397700元；三、被上诉人山东阳光众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给付上诉人刘泽权业务费311400元；四、上述一、二项抵销后，上诉人刘泽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山东阳光众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货款863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0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止）；五、驳回上诉人刘泽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88元，减半收取3744元，由上诉人刘泽权负担918.02元，由被上诉人山东阳光众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825.98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7266元，减半收取3633元，由上诉人刘泽权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754元，由上诉人刘泽权负担9102.04元，由被上诉人山东阳光众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651.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田开玉审判员  姚玉蕊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