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13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华忠，男，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仙居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领平，女，196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仙居县。 上诉人黄华忠、杨领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崇力，浙江精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华忠、杨领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昌法，男，1960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仙居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昌才，男，196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仙居县。 上诉人顾昌法、顾昌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仲斌，浙江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直林，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仙居县，现在衢州十里丰农场一监区一中队（一分区）服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冬芳，女，196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永伟，男，197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原审第三人：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海市涌泉镇横山前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6651603324。 法定代表人：潘华江。 原审第三人：黄元方，男，196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上诉人黄华忠、杨领平与上诉人顾昌法、顾昌才、被上诉人王直林、顾冬芳、郭永伟，第三人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元方公司）、第三人黄元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8）浙1024民初5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华忠、杨领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因此本案借款中的330万元属于高利转贷情形，应认定无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1、上诉人为购货而贷款意思在前，出借他人意思在后，没有转贷动机。2014年1月初，上诉人即向台州光大银行申请贷款，贷款用途是“购货”。2014年1月26日，台州光大银行向上诉人黄华忠发放贷款330万元。当天晚上，被上诉人王直林要求上诉人黄华忠向黄元方临时周转900万元。碍于王直林既是同学又是行长，上诉人黄华忠遂按照王直林的意思通过出纳郑伟芬账户出借了330万元。综上，上诉人在1月初就决定贷款，在当月26日才借款他人。显然，上诉人黄华忠的贷款动机并不是为转借款。2、上诉人黄华忠在同时期有远超贷款数额的资金用于支付货款，没有虚构贷款用途，不存在套取银行信贷资金。2014年1月21日，黄华忠与台州光大银行签订了贷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330万元。在2014年1月26日至29日期间，上诉人黄华忠通过宏鹰公司出纳郑伟芬的账户共向供应商累计支付的购货款总额高达3800996元，远远高于贷款金额总和。说明上诉人确实需要支付贷款330万元以上，没有虚构贷款用途。3、银行贷款款项与自有资金混同，不能简单区分款项来源。在借款期间，上诉人黄华忠收入账中，既有自有资金又有银行贷款；支出账中，既有支付货款，又有出借他人，均是通过出纳郑伟芬的账户。也就是说，上诉人黄华忠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资金在该时间段已经完全混同，事实上已经无法区分也不宜区分资金来源。一审法院根据款项数额相同，就断定出借他人的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的观点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黄华忠没有虚构贷款用途向银行套取贷款，更没有高利转贷的动机，一审认定上诉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进行高利转贷，并据此认定借款合同部分无效，是错误的。二、退一步讲，即使可以认定借款合同部分无效，一审判决关于330万借款本金的利息损失承担也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损失。1、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2015年9月份之前的全部利息110万元。上诉人的利息损失要上诉人全部承担，也就是说被上诉人王直林可以无息使用330万元。本案被上诉人王直林的过错明显，其责任承担体现在哪？显然，该判决的逻辑是不合理的。2、一审判决要求被上诉人在2015年10月1日后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也是错误的。根据贷款合同，上诉人向银行贷款的年利率是8.4%，是当年度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一审判决在没有调查上诉人贷款利率的情况下，就判决被上诉人按照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是错误的。三、涉案借款中有部分源自相应的银行贷款，是源自自然人自有房屋进行抵押所取得的银行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从最高院的相关意见来看，不应当影响涉案合同的效力。综上，涉案借款合同整体均属合法有效，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归还全额借款本息的义务。 顾昌法、顾昌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对本案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本案，属程序违法。黄华忠、杨领平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为2017年1月22日签订的《抵押协议》，而《抵押协议》已被2017年6月11日黄华忠、杨领平与顾冬芳签订的《还款协议》全面否定。黄华忠、杨领平以顾冬芳为被告另案提起了合同纠纷，要求撤销《还款协议》的效力，该案的审判结果，即《还款协议》是否被撤销决定《抵押协议》的效力。依据相关规定，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且上诉人在庭前已向原审法院提出中止审理申请，但原审法院未依法中止本案审理，显属程序违法。二、原审法院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属程序违法。原审法院依职权查明黄华忠用于借款的330万元的款项系向光大银行贷款所得，并已收取了110万元的利息，已涉嫌骗取贷款、高利转贷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时还有证据证明杨领平的370万元也系贷款所得，但原审法院未依职权进行核实。故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而原审法院未移送，属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三、原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后，因第三人黄元方未能还款，各方经协商确定借款期限至2016年1月26日并在《借据》手写注明”事实错误。原审庭审中王直林明确否认该内容是其书写也不知情，郭永伟在庭审明确该内容是自己书写，黄元方对此不知情，对此，原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四、原审法院认定的“2017年1月22日，原告和被告王直林、顾冬芳、顾昌法、顾昌才签订《抵押协议》一份，该协议明确王直林、顾冬芳尚欠原告借款本金700万元；甲方同意将其坐落在福应街道紫桂花园一幢一单元两间立地房及坐落在安洲街道庆丰新村九幢二单元502室套房抵押给乙方”事实有误。首先，坐落在安洲街道庆丰新村九幢二单元502室套房的所有权人不是王直林、顾冬芳；其次，《抵押合同》第一条对抵押担保范围明确为四百万元借款，并非全部债务，第五条对剩余三百万元本金及利息另行协商，明确排除在抵押担保的范围之内；其三，《抵押协议》第二条、第三条中所述的上市公司股票不存在，该事实在原审法院案号2018浙1024民初5996号案件中予以确认，但在本案没有认定；其四，《抵押协议》涉及王直林因资金周转需要，其中四百万元向阳光房产公司俞伟明处借得的事实均是虚构，签订过程中也不存在协商的过程，是王直林以跳楼相逼的情况下，上诉人才在协议上签字；五、原审法院将《抵押协议》混淆为还款协议，认为顾冬芳在抵押协议中签字即表明对七百万元债务清偿的认可，继而认为上诉人对全部债务提供担保责任，属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均是错误。本案《抵押协议》名称为抵押协议，主要内容为提供财产抵押担保的范围是四百万元，因此，本案无论在名称上、形式上、内容上均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抵押协议，协议中的甲方为抵押权人，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当然只对抵押物和抵押担保范围承担保证责任，对于之外的三百万元因存在另行协商尚未确定的债务不在保证范围内。六、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对王直林、顾冬芳的上述应付款项中的370万元及其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抵押协议》存在债权不真实、抵押物不真实的情形，依据我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上诉人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抵押协议》中所述的“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七百万元”内容与原审认为的王直林对本案第三人借款的债务加入的内容明显不符；其中四百万元从阳光房产公司俞伟明处借得的内容是用于骗取利息和为了诱骗上诉人签订抵押协议所虚构的；其中抵押物中的庆丰新村房产所有权不是王直林的，股票是不存在的等等，均表明了《抵押协议》中所述的被担保的债权、抵押物均是不真实的，目的明显是为了欺骗上诉人在担保人处签字，提供担保。依据《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上诉人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次，假设前一理由不成立，上诉人也仅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直接承担连带责任，显然与法相悖。依照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先就抵押协议中所述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上诉人对抵押协议中所述的物的担保之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其三，本案的担保是对抵押协议的抵押内容的担保，即使原审法院认为未明确承担何种担保责任的情况下，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正确的，那么担保范围也仅是四百万元，而不是七百万元及利息。其四，即使原审法院认为王直林是对本案借款七百万元构成债务加入是正确的，本案的主债务人应当是第三人黄元方及台州新元方公司，原审判决第一项中未要求第三人承担还款责任，显然是在剥夺上诉人的追偿权。究其原因，在于原审法院回避王直林加入第三人的债务，而后顾冬芳又加入王直林债务的成因系被上诉人步步紧迫、欺诈的套路贷事实。七、原审法院未全面审查本案借款的效力，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查明认定其中330万系黄华忠高利转贷，另370万元据王直林笔录中已表明系杨领平贷款所得，但原审法院未依职权查明，属认定事实不清，故本案主合同的借款合同系无效合同，其从合同《抵押协议》也应无效，上诉人不应承担抵押协议中的担保责任。 黄华忠、杨领平答辩称：一、本案的审理不需要以（2018）浙1024民初5996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无需中止审理，一审程序也并不违法。撤销合同的案子现二审已判决维持，对还款协议予以撤销。二、黄华忠事实上没有任何高利转贷的行为，本案完全没有移送公安的必要。黄华忠采用的是抵押贷款，而不是信用贷款，这在最高院的解释里面是区分两种贷款的情形，抵押贷款不可能构成高利转贷。郑伟芬账户在同一时期除了向杨领平账户支付了330万借款以外，同时支付了超过380万的货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330万向光大银行贷款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时候资金已经混同。三、一审法院已查明涉案借据和抵押协议的签署过程和具体内容，顾昌法、顾昌才在诉状中声称所谓“王直林、黄元方对于借据手写事项不知情”、“抵押协议不存在协商过程，完全是在王直林以跳楼相逼的情况下签署”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四、《抵押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甲方归还四百万元后，尚欠乙方叁佰万元本金及前期未付利息，甲方要积极筹集资金及早归还乙方，具体时间双方另行协商。”也就是说双方对于700万元借款本息债权金额没有任何异议，要另行协商的只是剩余300万元的还款期限。鉴于顾昌法、顾昌才作为保证人已经签署《抵押协议》，故应当对于整体的70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保证责任。顾昌法、顾昌才将“另行协商还款期限”恶意曲解成“另行协商尚未确定的债务”，根本不能成立。五、由于王直林、顾冬芳等人故意欺瞒，导致抵押协议中的抵押房产和股票均不具有办理抵押和质押的可能。因此，本案中根本就不存在物的担保，自然也不存在担保实现顺序的问题。顾昌法、顾昌才在上诉状中要求先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的主张根本不能成立。六、顾昌法、顾昌才在上诉状中声称“另370万元借款系杨领平贷款所得”仅仅是片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顾昌法、顾昌才答辩称：一、关于黄华忠、杨领平主张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借款中的330万属于高利贷情形，应认定无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1、本案在卷证据显示330万系黄华忠向银行贷款所得，在客观行为上已经直接表明了黄华忠骗取了贷款用于放利。2、关于黄华忠所述的购货意思在前出借在后、没有虚构贷款用途、自有资金与贷款资金混同的理由均不能成立。黄华忠的贷款用途是购物，但到底是黄华忠用于购物还是黄华忠担任的法定代表人的公司需要购货，自有资金充裕是指黄华忠自己的资金还是公司的资金，在自有资金充裕情况下为何还要以缺少资金为由贷款，这些恰好证明骗取贷款的事实。本案是否移送刑事立案侦查的条件是是否符合追诉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构成犯罪为条件，因此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二、关于黄华忠、杨领平所主张的“退一万步”之后的理由，明显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原审判决将其收取的110万元作为本金进行充抵，其另一层意思是黄华忠、杨领平在高利转贷的过程中没有获利，以此为理由不将本案进行移送，其包庇犯罪的行为不认同。因此本案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一是决定本案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是决定收取的非法收益如何处置的问题。三、黄华忠、杨领平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也不完整，且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在关联性上，恰恰证明了黄华忠、杨领平通过骗取贷款用于转贷获利的事实。综上，本案还是存在着应当移送而未移送的各种争议，原审法院审理的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请法庭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顾冬芳答辩称：首先同意上诉人顾昌才、顾昌法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另要强调的是，本案合同存在无效情形，借款款项均来自于银行贷款，虽然其中370万元根据本案证据显示，是杨领平以其与丈夫应小祥向银行贷款所得，但原审法院未予查证，且在黄华忠的330万明确来源于银行贷款，在客观行为已表明高利转贷，其数额远超100万元追诉标准的情况下，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显属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还有，依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该借款系王直林介绍，以元方公司和黄元方个人的名义所借款项，同时王直林作为保证人，该债务不是其与王直林的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所需的债务，故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同时抵押协议中，其是在黄华忠虚构的债务，也不清楚借款合同效力的情况下，在抵押人处签字，并非承诺共同还款；在还款协议中，本案还款协议在另案中被撤销，虽然在上诉中，其效力待定，那先且不论在另案中是否被撤销，但还是基于黄华忠、杨领平的虚构债务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所签，况且，基于本案主合同借款合同系无效合同，抵押合同和还款协议均系从合同，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其从合同当然无效，原审法院以无效的合同中得出其认可王直林的担保债务，继而认为其对本案债务认可，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还要指出的是，原审判决将黄华忠、杨领平以善意交易一方，将我作为恶意一方来分析问题，是不公平的，也是有违常理的。关于股票是否存在以及抵押协议和还款协议为何为签订，是黄华忠、杨领平作为职业放贷人员环环相扣的“套路贷”使然，而按原审判决的逻辑是我要求对方签订的，这是不符合事实和情理的。理由一，在签订抵押协议之前，王直林与黄华忠、杨领平所有的往来，包括他们签订的所有协议，我都一无所知。当时为了面子，怕黄华忠他们带人来砸家里，加上王直林在取保候审阶段，怕他压力太大真的去跳楼。在黄华忠的软硬兼施下，被迫在黄华忠事先拟好的抵押协议上签字。理由二，在2017年1月22日签订抵押协议不久，王直林于2017年3月6日被批捕，黄华忠于第三天就打电话逼我还款，以后多次打电话骚扰我，哄骗、恐吓我，逼我还款。本案的抵押协议、还款协议均是黄华忠他们起草打印好后胁迫我签字的，而且在我签字后还不够，还要求我俩兄弟签字，其欺骗和强迫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但原审法院反倒说我是虚构了股票一事，并承诺还款，真的是是非不分，完全成为黄华忠、杨领平“套路带”的保护伞。最后我再一次恳请法庭，第一，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理由是仙居法院已明确判定330万是从银行骗贷来的，属于高利转贷情形，是否有罪需要公安机关侦查后才能判定。1、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七条规定，凡是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一百万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经济损失额在二十万以上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2、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的规定，对于以牟利转贷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以高于银行贷款的利率转贷他人，且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应当依法以高利转贷罪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彻查370万款项的来源及放贷合法性。2016年1月22日杨领平及其老公应小祥向台州光大银行以他们在路桥和椒江的房产贷款370万元，转入黄华忠、杨领平在上海的公司，再于2016年1月22日至26日期间转入他俩企业的会计柴瑶菲账户，再从柴瑶菲账户于2016年1月26日转入杨领平账户，再于2016年1月27日连同前面黄华忠从银行骗贷出来的330万元一并转入借款人黄元方账户。综上，在程序上，本案应当中止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在实体上，本案的债务我没有还款义务。故原审判决适用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请法庭予以纠正。 王直林、郭永伟未作答辩。 黄华忠、杨领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王直林、顾冬芳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2018年11月15日前利息392万元，之后利息按年利率20%计算）；2.判决被告顾昌法、顾昌才、郭永伟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告王直林、顾冬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直林和顾冬芳是夫妻关系。被告顾冬芳、顾昌才、顾昌法系兄妹关系。2014年1月26日，第三人新元方公司、黄元方向原告黄华忠借款900万元，并出具《借据》一张，约定按年利率20%计算利息。同时，被告王直林、郭永伟以担保人名义在《借据》上签字。次日，二原告共同出资人民币900万元通过原告杨领平账户向黄元方账户转账支付。其中330万元系黄华忠以个人名义向光大银行贷款所得，借款后，因第三人黄元方未能还款，各方经协商确定借款期限至2016年1月26日并在《借据》手写注明。2016年1月25日，王直林、黄元方、郭永伟向原告出具《借款补充承诺》一份，载明上述借款由王直林承担最终偿还责任，担保人郭永伟承担共同偿还责任。2016年底还清借款本息等。2016年1月26日左右，原告和被告王直林结算，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700万元，其余200万元本金及利息均已付清。2017年1月22日，原告和被告王直林、顾冬芳、顾昌法、顾昌才签订《抵押协议》一份，该协议明确王直林、顾冬芳尚欠原告借款本金700万元；甲方同意将其坐落在福应街道紫桂花园一幢一单元两间立地房及坐落在安洲街道庆丰新村九幢二单元502室套房抵押给乙方。被告顾昌法、顾昌才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上签字。2017年6月11日，被告郭永伟向原告出具《补充担保承诺书》，承诺对王直林向原告的70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直至该款付清。根据原告结算，本案700万元借款已收取利息至2015年9月份，此后利息除2017年1月22日后付了24万元外至今未付。据此，原告收取利息中有关330万元本金的利息为110万元（330万×5/3年×20%）。2018年10月18日，原告向仙居县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该院作出（2018）浙1024财保1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告王直林、顾冬芳所有的部分房产予以查封。被告王直林系原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支行行长。2016年1月5日，王直林因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被台州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年3月7日被逮捕。2017年11月29日，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1002刑初542号刑事判决对王直林、黄元方等判处刑罚。现王直林、黄元方仍在服刑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四，一是本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二是王直林向原告承担何种责任，三是被告顾冬芳是否共同还款人，四是被告顾昌法、顾昌才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对争议焦点一，本案中，被告王直林虽系借用第三人黄元方名义向原告借款，但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借用他人名义借款的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并非属于欺诈手段，但由于原告黄华忠用于交付给黄元方的借款中有330万元系从光大银行贷款所得，其利息按照年利率20%计算，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因此本案借款中的330万元属于高利转贷情形，应认定无效，其余370万元借款部分系有效。已经付清的200万元本金和利息部分按照债务人清偿顺序作为负担较重的合同有效部分优先扣除。330万元无效部分的借款及支付的利息110万元，双方应互相返还。对争议焦点二，被告王直林虽系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借款系发生在原告和第三人之间，至于具体由谁使用，或者借款意图由谁发起，在出借人并不明知的情况下，借款合同的相对方仍以借款合同载明为准。2016年1月25日，王直林以《借款补充承诺》的形式，向原告作出由王直林承担最终还款责任。最终还款责任消灭了王直林作为担保人的追偿权，又因为该补充承诺并未明确王直林系实际借款人且免除第三人黄元方和新元方公司的债务，因此该承诺既非债务担保，也非债务转移，而是与原债务并立的由王直林自行承担的债务。综合考虑王直林在本案中的实际借款利益，王直林对本案借款700万元构成债务加入。该债务加入不受第三人黄元方、新元方公司的否认而产生影响，其债务内容和性质等同于原债务，故王直林应承担700万元借款的还款责任并享有借款人相应抗辩权利。对于焦点三，本案原告虽无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系用于被告顾冬芳和王直林的家庭共同生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规定，被告顾冬芳已经在《抵押协议》、《补充协议》中作出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现其在本案中主张不予承担还款责任，违反了诚实守信原则，故对其该主张该院不予采纳，被告顾冬芳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于焦点四，被告顾昌法、顾昌才在《抵押协议》中作为担保人签字，在未明确承担何种担保责任的情况下，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被告有关仅对抵押物进行担保的抗辩，因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纳。同时，因主合同部分中存在330万元无效借款的情形，根据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以及被告顾昌法、顾昌才对主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的情况，该院认定二被告仅对本案其余370万元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同时，需要补充的是本案争议焦点二、三中确认的被告王直林、顾冬芳的还款责任系与主债务内容和性质相同，因此主债务中330万元借款系无效合同效及后果及于被告王直林、顾冬芳，对应返还给借款人的110万元利息直接在王直林、顾冬芳承担的还款金额中予以抵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判决被告王直林、顾冬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黄华忠、杨领平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其中330万元利息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70万元利息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均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含应抵扣的110万元及已付利息24万元）；二、被告顾昌法、顾昌才对被告王直林、顾冬芳的上述应付款项中的37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郭永伟对被告王直林的上述应付款项中的37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黄华忠、杨领平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320元，由原告黄华忠、杨领平负担13500元，由被告王直林、顾冬芳负担73820元，被告郭永伟、顾昌法、顾昌才对被告王直林、顾冬芳应付部分中的39019元进行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华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国光大银行个人贷款授信额度合同》，拟证明上诉人黄华忠与光大银行于2014年1月16日签订了《中国光大银行个人贷款授信额度合同》，授信额度为330万元，黄华忠及其配偶陈新娟以其名下7套房产抵押给光大银行作为《额度合同》担保的事实。2、贷款合同，拟证明2014年1月21日，黄华忠与光大银行基于《额度合同》的约定签订了具体贷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330万元，货款用途为“购买”，贷款期间为12个月的事实。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黄华忠系仙居宏鹰联盛工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4、《2014年1月26日至2014年1月29日黄华忠通过郑伟芬账户支付购货款明细表》及银行汇款凭证，证明2014年1月26日至2014年1月29日，黄华忠通过宏鹰公司出纳郑伟芬的账户累计向供应商支付3800996元购货款的事实。5、《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证明郑伟芬系宏鹰公司出纳的事实。上诉人顾昌法、顾昌才、被上诉人顾冬芳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而且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中国光大银行个人贷款授信额度合同》及贷款合同来源、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明力，并作为定案的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14年1月26日至2014年1月29日黄华忠通过郑伟芬账户支付购货款明细表》及银行汇款凭证、《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上诉人顾昌法、顾昌才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杨领平、应小祥于2014年1月在光大银行台州支行的贷款借据、个人贷款合同以及个人贷款授信额度，拟证明借款中杨领平的370万元系贷款所得。2、仙居县人民法院（2018）浙1024民初5995号的判决书、顾冬芳上诉状以及该案在中院的案号。拟证明本案相关的合同撤销之诉还没有生效，《还款协议》是否被撤销，包括一审的判决能不能成立还在审理过程中，所以应当中止，本案程序违法。上诉人黄华忠、杨领平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笔贷款是以自然人的房屋进行抵押，不属于信贷资金类贷款；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顾冬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明力，并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可以认定，但不能够支持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黄华忠、杨领平共同出资借给黄元方的人民币900万元中，其中330万元系黄华忠以个人名义以其房产抵押向光大银行贷款所得，另370万系杨领平以个人名义以其房产抵押向光大银行贷款所得。2019年7月23日，本院作出（2019）浙10民终1560号民事判决书，撤销顾冬芳与黄华忠、杨领平于2017年6月1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该判决已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二、顾昌法、顾昌才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以及担保范围。对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该司法解释规范的主体主要限定在享有信贷配额和使用信贷资金的企业，即符合相关要求的信贷资金使用条件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和有关组织。本案借款的出借人是自然人，涉案借款的资金虽来源于金融机构，但系基于保证贷款所获得，不同于基于个人信誉取得的信用贷款。故顾昌法、顾昌才提出涉案借款合同无效，黄华忠、杨领平已构成高利转贷罪，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争议焦点二，上诉人顾昌法、顾昌才在《抵押协议》中作为担保人签字，在未明确承担何种担保责任的情况下，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担保范围，顾昌法、顾昌才关于仅对抵押物进行担保的抗辩，无相应证据证明，不予采纳。因借款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抵押协议中亦明确约定对700万元担保，最后一条也显示双方只是对另外300万元的还款期限没有明确约定，需要另行协商，故顾昌法、顾昌才应对700万元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因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黄华忠、杨领平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上诉人顾昌法、顾昌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8）浙1024民初599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王直林、顾冬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上诉人黄华忠、杨领平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含已付利息24万元）； 三、上诉人顾昌法、顾昌才对被上诉人王直林、顾冬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被上诉人郭永伟对被上诉人王直林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7320元，由王直林、顾冬芳、顾昌才、顾昌法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被上诉人王直林、顾冬芳负担28663元，由上诉人顾昌才、顾昌法负担3213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龙 审 判 员  张妙君 审 判 员  戴莹莹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梁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