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68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云创精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李松蓢炮台路30号西门1栋。法定代表人：朱旭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博，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亚君，女，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广东新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向军，男，1978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原审第三人：何容，女，197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佐藤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李松蓈社区第一工业区第74号第1栋、第2栋。法定代表人：向军。上诉人深圳市云创精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姜亚君及原审第三人向军、何容、深圳市佐藤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佐藤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6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不得执行属于云创公司的两台型号为BF-850L的机器设备，确认云创公司为涉案设备所有权人；3.判令姜亚君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位。一审判决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登记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之规定，而本案可以明确的是：涉案机器设备查封地址是“悬挂有云创公司招牌的炮台路××西门××栋”，姜亚君在庭审中也确认，按照上述规定，机器设备应该属于云创公司所有。但执行案件中，一审法院仅凭没有任何依据的主观臆断就推定云创公司与佐藤公司人格混同，在云创公司生产场地将云创公司的机器设备作为佐藤公司的机器设备进行查封。对此，云创公司在举证证明其拥有合法权利的同时，姜亚君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机器设备为佐藤公司所有，且一审法院在执行中乃至一审判决中仅凭设立时股东、注册地址及法定代表人一致就推定云创公司与佐藤公司人格混同，并未对此进行实质性审理，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姜亚君的举证根本未能达到可以推定云创公司与佐藤公司人格混同的要求。云创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是在无依据的先行肯定了执行案件中对于云创公司与佐藤公司人格混同的认定的前提下，通过无任何证据支撑的对云创公司的证据的怀疑、可能性否定云创公司提交的一份份证据，否定云创公司对机器设备的合法权益；同时，姜亚君却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机器设备为佐藤公司所有；一审法院仅通过未经实质审查的云创公司与佐藤公司人格混同的认定，推定机器设备为佐藤公司所有，这是举证责任上的错误分配，以此驳回云创公司的一审诉求，完全违背事实与法律。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涉案机器设备查封地点是云创公司经营场地炮台路××西门××栋，而非佐藤公司注册地址第一工业区74号第1栋、第2栋，机器设备经过查封后至今未有移动过，一直在云创公司经营场地，是云创公司明确占有并在使用中的财产。自2017年6月1日起云创公司办公、经营场地就是炮台路××西门××栋，一直租用至今，是云创公司生产经营的唯一地址，涉案机器设备在查封前就存放于此地用作生产经营，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7日查封时就已明确知道该场地是云创公司的，查封后机器设备也一直未曾移动过，一审中一审法院已到现场核实悬挂有云创公司标识所在地同时悬挂有“炮台路××西门××栋”的门牌，且云创公司也提供了云创公司与物业管理公司的租赁合同、自承租以来的云创公司向物业管理人交租的凭证等证明云创公司承租事实，同时也提供了物业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说明炮台路××西门××栋与第一工业区74号第1栋、第2栋并非同一个地方。（2018)粤0306执异32号执行裁定书中载明“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李松蓈社区第一工业区74号第1栋、第2栋的机器设备”，本身就是错误的，该查封行为就是在发生在悬挂有云创公司标识的炮台路××西门××栋，可以肯定的是查封地址为云创公司生产经营场地，根据不动产占有原则，场地内的机器设备应该为云创公司合法所有。2.云创公司与东莞市宝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科公司）之间的《机械购销合同》合法有效。云创公司与宝科公司之间有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签有书面合同，有宝科公司出具的发票及银行流水证明云创公司已履行部分机器设备款支付义务，合法取得使用权，在云创公司付清所有款项后将取得机器设备所有权。执行案件中对云创公司的机器设备的查封与执行是错误的，该机器设备所有权由宝科公司保留，云创公司拥有合法使用权。一审法院在姜亚君没有提出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姜亚君所谓“上述证据均存在事后制作的可能性”就否定了云创公司的所有证据，而合同早已签订并一直在履行，部分款项支付发生在本案纠纷之前，这些都是无法伪造的，一审法院否定云创公司的证据，完全没有事实依据。3.关于云创公司与佐藤公司人格混同的问题，是未经过任何实质性审理就主观臆断进而认定的。两家公司仅是设立时股东、注册地址及法定代表人一致，即使云创公司未经过工商登记变更，也是与佐藤公司完全区别开来，云创公司自始至终为人格独立的法人。法律并未禁止两家公司以同样的股东、注册地址及法定代表人来注册并存在，两家公司只要各自出资独立，财务相互独立，就不存在任何人格混同问题。一审法院在未对此进行实质性审查情况下，仅凭此就认定两家公司的人格混同，根本就是与公司法原则相悖，我国公司法并未禁止、也未规定设立时股东、注册地址及法定代表人一致就等同于两家公司人格混同。何况云创公司设立之后一直都是在炮台路××西门××栋生产经营，并未有与佐藤公司财产混同。两家公司法人人格、财产均是相互独立的，在未经法院对人格是否混同展开实质性审理的情况下，依据什么就判定两家公司人格混同，进而在云创公司经营场地将机器设备作为佐藤公司的财产进行查封？这不仅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云创公司合法权益，也践踏了法制精神，是未经审理就径直执行他人财产的错误执法行为。综上，在云创公司与宝科公司存在合法有效合同关系的前提下，云创公司合法拥有涉案机器设备的使用权，依据一审法院定案的法律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从查封现场而言，无论是查封场地的承租人、悬挂的公司牌匾、厂内员工的身份，均能证明查封的机器设备是云创公司所明确占有的，是在云创公司经营场地炮台路××西门××栋查封的，更应视为云创公司的财产。自始至终，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中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机器设备就是佐藤公司所有，仅凭未经实质性审理就认定云创公司与佐藤公司人格混同这一理由，进而执行云创公司的财产，完全违背事实与法律，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云创公司诉讼请求。三、补充陈述。云创公司于2017年5月5日成立，（2017）粤03民终11122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且一审中佐藤公司胜诉，因此，关于云创公司系为逃避债务而成立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姜亚君辩称，一、云创公司称自2017年6月1日起其办公地址为炮台路××西门××栋，一直租用至今，是云创公司生产经营的唯一地址。云创公司的上述陈述不属实，一审中，云创公司作为主要证据提交的《机械购销合同》第一页云创公司的地址栏、第二页云创公司盖章处的地址栏均填写为第一工业区74号，该地址是佐藤公司经营注册地址。二、一审中，云创公司提交的证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涉嫌事后伪造，主要体现在：1.2017年6月1日签订《机械购销合同》，两台机器合同总价52万元，但云创公司提交的发票的开票金额是265000元，日期是2018年5月23日，明显不属实；从款项交付来看，云创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11月30日、12月29日、2018年1月30日、3月9日分别转账2万元给宝科公司，共计10万元，机器设备交付时间是2017年10月5日，明显与《机械购销合同》第二页约定的付款方式即“定金10%，机到厂付50%（含定金），余款分一年平均付清”不符。2.云创公司提交的物业收据连号，明显不合理，也没有提交相应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三、云创公司成立时法定代表人、股东、注册地址完全与佐藤公司一致，两家公司人员和财产混同。四、涉案机器设备的查封地址是在佐藤公司的注册地址，而云创公司于2018年2月6日变更注册地址，即查封时两家公司注册地址也是一致的。综上所述，云创公司系为了逃避债务而另行注册的公司，并涉嫌提供虚假制作的《机械购销合同》，云创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向军、何容、佐藤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云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不得执行两台型号为BF-850L的机器设备；2.确认宝科公司对两台型号为BF-850L的机器设备拥有所有权，云创公司对该机器设备拥有使用权；3.判令姜亚君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姜亚君诉向军、何容、佐藤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的（2017）粤03民终11122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向军、何容、佐藤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姜亚君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7日查封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李松蓈社区第一工业区第74号第1栋、第2栋的机器设备。云创公司就查封的上述机器设备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其对一审法院查封的机器设备享有使用权。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306执异32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云创公司的异议。云创公司对该执行裁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显示：佐藤公司住所地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李松蓈社区第一工业区第74号第1栋、第2栋，法定代表人为向军，三个股东为深圳市鹏城联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贯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佐藤壹号投资企业。云创公司变更前的住所地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李松蓈社区第一工业区第74号第1栋、第2栋，2018年2月6日变更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李松蓈炮台路××西门××栋；云创公司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为向军，2017年11月24日变更为刘志刚，2018年6月4日变更为陈伟强；云创公司变更前的股东为深圳市鹏城联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贯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佐藤壹号投资企业，2017年11月24日变更为深圳市贯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佐藤壹号投资企业。即云创公司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住所地、股东与佐藤公司完全一致。云创公司称一审法院查封的机器设备系其向宝科公司购买的，并提交了双方之间签订的《机械购销合同》和部分转账记录。姜亚君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称云创公司是为了阻碍执行而事后制作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审查执行案件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的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能否成立。云创公司称一审法院查封的涉案机器设备属其所有，查封的涉案机器设备是其向宝科公司购买的，并提交了双方之间签订的《机械购销合同》和部分转账记录，但正如姜亚君所辩称，上述证据均存在事后制作的可能性。且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佐藤公司与云创公司在变更登记资料前的法定代表人、住所地、股东完全一致，两家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登记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于2017年12月7日前往佐藤公司的经营住所地进行查封，在无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该场所内的财产应推定为佐藤公司的财产。故云创公司的相关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市云创精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原告深圳市云创精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一审中，云创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1.云创公司与宝科公司于2017年6月1日签订的《机械购销合同》，第一页云创公司的地址栏、第二页云创公司盖章处的地址栏均填写为第一工业区74号。主要约定：（1）合同价款52万元，云创公司没有付清货款之前，机器设备的所有权仍属于宝科公司。（2）交付时间为“收到定金30个工作日内”。（3）付款方式为“定金10%，机到厂付50%（含定金），余款分一年平均付清”。证明目的：涉案机器设备系宝科公司所有，云创公司拥有使用权，并非佐藤公司的财产。2.云创公司与深圳市翠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翠湖物业公司）于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书》，约定云创公司租用翠湖物业公司位于炮台路××西门××栋工业厂房，总面积3100平方米，每月租金46500元，期限为2017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证明目的：涉案机器设备查封地点是云创公司的经营场地。3.佐藤公司于2017年4月1日签收的《厂房租赁通知》，主要内容为：翠湖物业公司要求佐藤公司在2017年4月30日租赁合同到期后搬出第一工业区的2栋厂房和1栋宿舍楼。证明目的：佐藤公司早已不在第一工业区办公。4.云创公司出具的《设备交付清单》。证明目的：宝科公司于2017年10月5日将涉案机器设备交付云创公司。5.宝科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出具的三张发票（金额分别为53000元、106000元、106000元）、云创公司向宝科公司转账共计10万元的银行凭证（2017年10月31日、11月30日、12月29日、2018年1月30日、3月9日分别转账2万元）。证明目的：云创公司向宝科公司支付货款及租金。6.翠湖物业公司收据12张（号码连号）。证明目的：云创公司缴交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炮台路××西门××栋的租金。7.《房地产租赁合同》、麦雄出具的证明、麦雄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翠湖物业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目的：翠湖物业公司受二房东麦雄的委托管理云创公司租赁场地。8.翠湖物业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炮台路××西门××栋与第一工业区74号第1栋、第2栋不属于同一物业，分别位于炮台左侧和右侧，佐藤公司于2017年4月搬离第一工业区74号第1栋、第2栋，云创公司于2017年6月1日租赁炮台路××西门××栋至今。9.工厂现场照片。证明目的：炮台路××西门××栋是云创公司租赁的经营场地，悬挂云创公司牌匾。二、二审中，云创公司提交了自称网格员的冯某某及自称组长的谭某出具的《证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李松蓢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网络截图。证明目的：云创公司的经营场地炮台路××西门××栋是第一工业区75号第2栋，并非佐藤公司原注册地址第一工业区74号第1栋、第2栋，自始至终两家公司的经营场所不同，不存在财产、人格混同的情形。三、云创公司称其已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宝科公司支付涉案机器设备货款的50%（含定金），故宝科公司向云创公司出具对应金额的发票，云创公司将收款收据退还宝科公司。四、云创公司称其向翠湖物业公司缴纳租金的方式为部分现金、部分转账，但云创公司未提交转账记录。五、一审法院查封时发现云创公司办公室墙上挂有佐藤公司的专利证书，云创公司对此解释称佐藤公司因停止经营而将一些重要的证明材料先放置在云创公司。六、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实质是审查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因此，案外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本案中，云创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第一，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佐藤公司与云创公司在变更登记前的法定代表人、住所地、股东完全一致，同时，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机器设备时两家公司的住所地仍然一致，均为第一工业区74号第1栋、第2栋，且云创公司办公室墙上挂有佐藤公司的专利证书，可以佐证两家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第二，云创公司在诉讼请求主张涉案机器设备属宝科公司所有，上诉请求主张涉案机器设备属云创公司所有，前后矛盾。第三，云创公司提交的证据均存在事后制作的可能性，且存在多次可疑之处，证明力较低，例如：（1）依据《机械购销合同》的约定，宝科公司在云创公司付清货款前保留涉案机器设备的所有权，但宝科公司在涉案机器设备被查封至今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证据显示宝科公司向云创公司主张剩余货款。（2）两台机器合同总价52万元，交付时间是2017年10月5日，但从款项交付来看，云创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11月30日、12月29日、2018年1月30日、3月9日分别转账2万元给宝科公司，共计10万元，明显与《机械购销合同》第二页约定的付款方式即“定金10%，机到厂付50%（含定金），余款分一年平均付清”不符。（3）云创公司提交的发票的开票金额是265000元，日期是2018年5月23日，云创公司主张除上述转账支付宝科公司的10万元之外，还以现金方式支付其余款项，并主张其在宝科公司开具发票后将收款收据退还宝科公司，与常理不符。（4）云创公司称其向翠湖物业公司缴纳租金的方式为部分现金、部分转账，但其并未提交转账记录予以证明。第四，第一工业区74号的门牌已不存在，且该工业区门牌标识较为随意，不能排除涉案机器设备被查封后，云创公司变更住所地，利用该工业区门牌标识较为随意的漏洞，制造涉案机器设备在其经营场地被查封的事实。综上，云创公司未能提交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涉案机器设备属其所有，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机器设备属于佐藤公司的财产，据此驳回云创公司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云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云创精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杨博文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