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行终66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永巩，男，1946年12月5日出生，壮族，住址：南宁市良庆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良庆区歌海路9号。 法定代表人王川，区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良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南宁市良庆区歌海路9号。 法定代表人陆颖强，局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良庆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南宁市良庆区歌海路9号。 法定代表人谭立团，局长。 上诉人周永巩因诉被上诉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良庆区政府）、南宁市良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良庆区住建局）、南宁市良庆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良庆区城管局）行政强制拆除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1行初37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的规定，原告请求确认被告良庆区政府、良庆区住建局、良庆区城管局于2016年6月2日对原告涉案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但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未足以证实良庆区政府、良庆区住建局、良庆区城管局实施或委托、授意其他非行政主体实施了上述行为。原告主张本案被诉拆除行为是行政行为证据不足。二、即使本案被诉拆除行为是行政行为，但起诉期限是法定的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之一，超过起诉期限将丧失进入实体审查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原告于2016年6月2日就已经知道涉案房屋被拆除，即使本案可以考虑有其他不属于原告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但最多可扣除至因原告方就涉案房屋上访后，由良庆区政府开展协调工作，于2017年5月17日促成原告在调解单位良庆区大沙田街道办、良庆区五象新区建设指挥部的调解下与涉案项目施工方代表签订《调解协议书》之日。该《调解协议书》明确约定由于推进涉案项目的进度，项目施工方将涉案房屋拆除，项目施工方付给原告的补偿，只限于涉案房屋屋内物品损毁的补偿，涉案房屋的征拆补偿及房屋所在地、房屋周边土地的补偿问题，交由良庆区政府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另行处理。2017年6月19日原告代理人周强亦代其领取了该《调解协议书》约定的涉案房屋屋内物品损毁的补偿款。原告方主张涉案房屋被强拆后，一直都是由良庆区政府、良庆区征拆办与原告协商赔偿事宜，且承诺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无事实依据。因此，至2017年5月17日，就涉案房屋毁损的赔偿问题，如原告认为造成房屋毁损是因行政行为所致，其应在2017年5月17日起的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于2018年9月19日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又无正当理由。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周永巩的起诉。 上诉人周永巩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被诉拆除行为不是行政行为属明显错误，没有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支撑。1、本案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诉人的房产是在被上诉人良庆区政府主导、组织下，被上诉人良庆区城管局、良庆区住建局参与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2、上诉人的房产被强拆后良庆区政府一直承诺负责赔偿上诉人的各项经济损失，为此，良庆区政府曾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剥夺了法律赋予上诉人的诉权，驳回上诉人起诉于法无据。三、一审法院对本案证据认定明显偏向被上诉人。一审法院以被诉拆除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其所作的裁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定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17日周永巩在调解单位良庆区大沙田街道办、良庆区五象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的调解下与涉案项目施工方代表签订《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书》明确由于推进涉案项目的进度，项目施工方将涉案房屋拆除。2017年6月19日周永巩的一审委托代理人周强代其领取了该《调解协议书》约定的涉案房屋屋内物品损毁的补偿款。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的规定，2017年5月17日周永巩在调解单位良庆区大沙田街道办、良庆区五象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的调解下与涉案项目施工方代表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明确，由于推进涉案项目的进度，项目施工方将涉案房屋拆除，且周永巩的一审委托代理人周强于2017年6月19日代其领取了该《调解协议书》约定的涉案房屋屋内物品损毁的补偿款。说明周永巩认可涉案房屋系由项目施工单位拆除，并非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其请求确认良庆区政府、良庆区住建局、良庆区城管局于2016年6月2日对其涉案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但未能提供足以证实良庆区政府、良庆区住建局、良庆区城管局实施或委托、授意其他非行政主体实施了上述行为的证据。故其主张本案被诉拆除行为是行政行为缺乏基本事实依据。另，即使本案被诉拆除行为是行政行为，但起诉期限是法定的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之一，超过起诉期限将丧失进入实体审查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周永巩于2016年6月2日就已经知道涉案房屋被拆除，其于2018年9月19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即使本案考虑有其他不属于周永巩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最多可扣除至2017年5月17日周永巩在调解单位良庆区大沙田街道办、良庆区五象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的调解下与涉案项目施工方代表签订《调解协议书》之日。因此，至2017年5月17日，就涉案房屋毁损的赔偿问题，如周永巩认为造成房屋毁损是因行政行为所致，其应在2017年5月17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于2018年9月19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综上，周永巩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周永巩的起诉正确，周永巩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贺利研 审判员  黄文臻 审判员  杨 钉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郭奕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