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6民终11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维东，男，197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立民，安徽锦相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汝莉，女，197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玲，安徽锦相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弘，女，197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淮北供电公司职工，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安徽嘉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维东、汝莉与被上诉人沈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的（2017）皖0603民初2007号民事判决，沈弘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2017）皖06民终107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皖0603民初526号民事判决，刘维东、汝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维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祁立民、上诉人汝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玲、被上诉人沈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维东、汝莉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603民初52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沈弘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弘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刘维东与沈弘之间的银行往来流水认定刘维东与沈弘存在借贷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债务应当是沈弘与淮北龙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盘公司）之间的债务。1.刘维东与沈弘之间有资金往来系在龙盘公司任职期间，其行为是职务行为。2.沈弘已经收到龙盘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士运向其出具的200万元借条，其举证的录音自认该事实存在。刘维东一审申请的证人李某1出庭作证，能够印证上述事实的存在。3.涉案资金均用于龙盘公司的经营周转，刘维东并未实际使用。4.沈弘起诉刘维东、汝莉系选择性诉讼，刘维东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沈弘依据金融机构的转款凭证提起诉讼，但未提交借据、借款合同等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刘维东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予以否认，并提交了相应证据。二、一审法院认定汝莉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汝莉承担还款责任的前提是刘维东是债务偿还主体且该笔借贷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而本案借贷主体是龙盘公司，与刘维东无关。2.汝莉对刘维东与沈弘之间资金往来并不知情，且不认识沈弘，也未参与刘维东的经营活动。3.一审法院以刘维东婚后购买两套房屋发生在借贷关系期间，就以汝莉婚后收入较低无力购买而认定上述借贷为夫妻共同债务，显然没有尊重客观事实，也没有证据支持。4.一审判决汝莉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的债务，尤其是数额较大的债务，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认定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在债权人，本案中，沈弘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是夫妻共同债务。 沈弘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沈弘与刘维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维东亦对借款金额、利率约定、已还款金额及利息、尚欠借款金额及利息均无异议。2.刘维东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借款主体是李士运、龙盘公司，沈弘与李士运、龙盘公司无经济往来，沈弘提供的银行转账、录音证明借款人是刘维东，刘维东将部分款项交于龙盘公司使用，与沈弘无关。 沈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维东、汝莉共同偿还沈弘借款本金172.49万元及利息1133928元（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3月31日，以后利息至付清欠款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刘维东、汝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31日，刘维东向沈弘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3%，之后，沈弘陆续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等向刘维东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5）汇款，刘维东亦归还部分利息及本金。截至2015年3月31日（刘维东最后一次付利息时间），沈弘出借给刘维东借款本金309.4万元，刘维东陆续支付利息224.15万元，偿还本金198.99万元，尚欠借款本金110.41万元（见计算清单）。2015年9月11日至2015年12月23日，沈弘再次出借给刘维东59.68万元，刘维东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故截至2017年3月31日，刘维东尚欠沈弘借款本金150.09万元，利息613008元（90.41万元×2%×24个月＋59.68万元×2%×15个月）。其中，2013年12月10日、12月15日利息由汝莉账户转款至沈弘账户。2014年10月15日、12月2日、12月5日刘维东在转款时备注为还款、2015年2月27日的转款备注为利息。 另查，刘维东与汝莉于2000年6月14日登记结婚，两人于2002年2月19日生育一女，于2013年12月10日生育一子。2018年8月8日，刘维东与汝莉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刘维东与汝莉分别于2012年5月16日贷款购买座落于淮北市相山区淮海中路51号天骄国际公馆2幢-165室房屋一套、于2014年6月3日全款购买淮北市相山区相山路XM-1幢303室房屋一套。 再查，汝莉系淮北秋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职工，2011年1月至2012年8月，每月工资收入在1000元左右，自2012年9月起汝莉不再上班，淮北秋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亦不发放汝莉工资。汝莉在2011年至2012年8月间，每月工数与其他职工相同，每月工数在21天或22天左右。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维东与沈弘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如果存在，汝莉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沈弘依据2011年1月31日至2015年12月23日之间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刘维东抗辩其是基于职务行为代龙盘公司收款，涉案资金往来的银行卡根据龙盘公司要求交给李士运使用保管、控制、使用，李士运已代表龙盘公司向沈弘出具借条。刘维东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银行卡是李士运或龙盘公司在使用，其收取杨华的借款是使用该账户，且其在庭审中自认，与账户中名为韩曙光的个人的经济往来是其自己的业务，与龙盘公司无关，故62×××15账户应是由刘维东自己在使用。刘维东辩称龙盘公司、李士运是实际借款人，龙盘公司、李士运已给沈弘出具了借条。从刘维东的银行流水分析，沈弘汇给刘维东的款项，刘维东并未全部给付龙盘公司或者李士运，刘维东每月支付的利息及归还的本金亦不能与沈弘收到的款项一一对应。刘维东所举证据不能证明龙盘公司、李士运为沈弘出具了借条，即使龙盘公司、李士运给沈弘出具借条，亦不能据此认定沈弘放弃了对于刘维东的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沈弘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是民事举证责任分配要求一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能够使待证事实达到高度可能性，而另一方当事人若要反驳，则要举证使得待证事实达到真伪不明的状态，本案中，刘维东提供的反驳证据不能证明其抗辩理由成立，亦未能举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真伪不明的状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问题，沈弘主张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1月15日，现金给付4笔，因沈弘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以其银行转账为准，其第一笔借贷应发生于2011年1月31日。从沈弘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可以看出，从2011年3月5日起，刘维东在每月1日、10日、20日支付1.2万元、9000元、6000元等款项，具有相当的规律性，尤其是在2012年1月至2015年3月31日，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支付款项的日期及金额亦是有规律，且只要双方发生大额的给付后，相对应月份的该日期的利息也会产生相应变更，故根据该银行账户明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刘维东与沈弘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3%，且刘维东一直按此标准支付至2015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现沈弘主张利息按月息3%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在月息2%范围内予以支持。经计算（见计算清单），截至2017年3月31日，刘维东尚欠沈弘借款本金150.09万元，利息613008元（90.41万元×2%×24个月＋59.68万元×2%×15个月）。 关于汝莉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2011年1月至2012年8月，汝莉每月工资收入在1000元左右，自2012年9月起汝莉不再上班，也没有收入来源，在家中操持家务、带孩子，刘维东经营所得收入是家庭主要生活来源，也是形成家庭资产的主要资金，刘维东与汝莉在本案借贷关系发生期间购得房屋两套，一套为贷款、一套为全款购买，两套房屋均登记在其两人名下，故刘维东的经营行为应系概括在其夫妻共同意志内的，且刘维东的还款过程中，有两笔利息系由汝莉给付，因此，刘维东的正当经营性行为所借款项，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汝莉应当对刘维东所负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汝莉辩称，其生活全靠双方父母的接济，刘维东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没有给家里一分钱生活费，其不知道刘维东的事情，银行卡是刘维东拿其身份证办理的；两套房屋一套是其哥支付首付，其自己的公积金购买，另一套刘维东父母为其购买；淮北秋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只是汝莉挂名的一份工作，平时很少上班，其自2007年在岱河矿开棋牌室，日收入300余元。汝莉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银行卡是刘维东办理使用及两套房屋的资金来源，天骄国际公馆的房屋系2012年11月22日签订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而汝莉的住房公积金在2012年9月已停止发放；汝莉辩解刘维东没有承担生活费，由刘维东提供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汝莉与刘维东有大笔资金往来，汝莉以上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淮北秋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工资明细（汇总）表，汝莉在2011年至2012年8月间，每月上班天数在21天或22天左右，与其他职工相同，系正常工作状态，并非很少上班，其提交的张新洲、吴义亮、李为民、陈家贵出具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其日收入达300余元，故对汝莉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刘维东、汝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沈弘借款本金150.09万元及利息613008元，并自2017年4月1日起以本金150.09万元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沈弘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671元，由沈弘负担7732元，由刘维东、汝莉负担21939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维东、汝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维东提交了龙盘公司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的会计凭证，拟证明该会计凭证记载刘维东工资月1800元，很多财务报销刘维东作为经办人签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士运签字审批，与一审提交的任命书、龙盘公司电话簿、工资表相互印证，刘维东在借款期间的身份是龙盘公司副总经理。沈弘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不完整，不能证明刘维东副总经理身份，且与一审提交的任命书中总经理身份相矛盾。刘维东提交了证人李某2、陈某的证言并申请李某2、陈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李某2自2011年5月至2014年12月在龙盘公司工作期间，刘维东一直是龙盘公司副总经理；陈某对龙盘公司走访、检查期间均是刘维东陪同接待，刘维东职务为龙盘公司副总经理。沈弘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人证言与一审提交任命书中刘维东职务为总经理及工商登记即当时总经理为胡春生相矛盾，证人证言是虚假的，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刘维东提交了许正华民事起诉状、借款明细清单、银行流水证明，拟证明刘维东在2012年8月至2016年1月向案外人借款，间接说明刘维东婚后购房与案涉借款没有任何关系。沈弘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所举案件并未经过审理不能确定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刘维东从事放贷，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认定如下：会计凭证系单方制作，证人证言与一审证据相矛盾，刘维东与案外人许正华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刘维东与沈弘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如存在，汝莉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首先，刘维东与沈弘借贷关系存续期间，并没有证据证明刘维东向沈弘表示过其是龙盘公司工作人员，其是代表龙盘公司向沈弘借款。即便刘维东与龙盘公司存在借贷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本案中，刘维东以自己的名义与沈弘发生借贷关系后，即使刘维东主张其系职务行为，作为第三人的沈弘仍然可以选择要求受托人刘维东承担付款责任。至于刘维东与龙盘公司若因本案产生纠纷，双方可另行解决。其次，至于刘维东向沈弘借款后，刘维东把案涉借款交于龙盘公司经营周转还是交于其他人使用，系刘维东对所借款项的自行处置，并不影响刘维东与沈弘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刘维东主张沈弘已收到龙盘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士运向其出具的200万元借条，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借条真实存在，更不能证明沈弘已放弃对刘维东所享有的债权，刘维东仍应向沈弘承担还款责任。最后，沈弘依据转账凭证提起诉讼，刘维东并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出合理解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维东与沈弘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 关于汝莉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借款虽发生在刘维东、汝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本案借款系刘维东以个人名义所借并且数额巨大，沈弘所举证据亦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刘维东与汝莉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两人共同意思表示，虽然汝莉的银行账户支付了两笔利息，一方面所支付的利息数额相对于借款数额较小，另一方面在刘维东与汝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维东有时使用汝莉账户也在情理之中，此外，事后的偶尔的还款行为并不必然得出具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以及愿意共同偿还剩余借款的结论。汝莉与刘维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两套房屋，一套为贷款、一套为全款购买，并没有证据证明所购买房屋的款项来源于涉案借款，一审法院仅以汝莉收入低并偿还过涉案借款两笔利息为由认定涉案借款为刘维东经营需要并且系夫妻共同意志所为，并认定本案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刘维东作为借款人，应承担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汝莉不承担本案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汝莉的上诉理由成立，上诉人刘维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603民初526号民事判决； 二、刘维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沈弘借款本金150.09万元及利息613008元，并自2017年4月1日起以本金150.09万元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本金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沈弘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29671元，由刘维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晓光 审判员  张春茹 审判员  李向荣 二０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宋 念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