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浙行终10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春勇，男，1971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委托代理人田育坤，男，196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系缙云县东方镇胪膛村村民委员会推荐。委托代理人詹文华，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缙云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缙云县黄龙路38号。法定代表人王正飞，县长。委托代理人叶清，缙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丁一芯，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春勇因诉被上诉人缙云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缙云县政府）土地行政批准一案，不服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1行初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田春勇及其委托代理人田育坤、詹文华，被上诉人缙云县政府的副县长梁洪明、委托代理人叶清、丁一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缙云东方镇胪膛村村民田育生（上世纪90年代去世）与妻子田金叶育有一子二女（儿子田春勇，长女田春娇、次女田春央均已出嫁）。土改时田育生户在该村小地名“求雨殿”分得原有住房面积76平方米，从2013年开始，田金叶陆续对该房屋进行了拆改扩建，后建成占地182.81平方米的条石砖混结构房屋三层。1983年田育生经申请在该村小地名“杨祠前”取得建房用地35平方米，建造房屋实际占地面积41.19平方米。1995年田育生经申请取得位于小地名“陈坟”处一块93.6平方米的宅基地，后由郑庆丰在该宅基地上建房，2001年经缙云县政府批准办理地籍登记，确权给郑庆丰。2017年10月25日，田金叶向东方镇国土办公室反映1995年郑庆丰户冒用田育生户报批建房土地指标用于建房，要求对该借户建房问题进行调查核实。2013年5月5日，田春勇以住房困难为由，向胪膛村民委员会递交申请书，申请80平方米的宅基地用于建房。2013年9月28日胪膛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田春勇和父母合住胪膛村胪西三126号，房屋占地面积50.46平方米，现该房屋归母亲居住，其本人属于无房户。”2013年10月份缙云相关部门完成对缙土壶字（2013）第146号《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的审核程序，批准田春勇宅基地80平方米用于建房。2009年，李紫妹（田育坤母亲）经批准拆建60平方米，批准地点与田春勇2013年报批的80平方米宅基地的地点相邻。田春勇2013年审批取得80平方米宅基地后，与李紫妹批准拆建的60平方米一起进行建房，建成砖混结构三层房屋一幢。该幢房屋现为田育坤居住。2017年8月15日，缙云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省委巡视组的交办，向原缙云国土资源局发函，要求原缙云国土资源局对田春勇是否符合申请建房资格予以重新认定。2017年8月30日，原缙云国土资源局认定田春勇不符合申请建房资格，并向缙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报告。2018年4月4日，缙云县人民政府作出缙政许撤字[2018]第1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撤销缙土壶字（2013）第146号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审批许可，并收回已发的《浙江省私人建房用地许可证》（缙土壶字（2013）第146号）。田春勇不服，于2018年8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缙云县政府以田春勇隐瞒家庭原有住房面积，以无房户名义申请骗取批准行政许可为由，作出缙政许撤字[2018]第1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关于缙云县政府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问题。行政许可申请人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本案中的《申请书》《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证明》等申请建房用地所要提交的材料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证明》中表述田春勇和父母合住房屋占地面积50.46平方米，该房屋归母亲，其本人属于无房。《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中“现有住房占地情况”栏中为“／”。两者的表述与原缙云国土资源局出具的田金叶、田育生户用地红线图、情况说明的占地面积出入较大，情况不符，田春勇客观上确实存在骗取的行为。田春勇认为《证明》是村委会出具的，其表述不代表其意思主张，不予采纳。至于田春勇提出“求雨殿”和“杨祠前”的两处房屋均是其父母的，其本人确实是无房户的主张，根据缙云县政府1996年印发的《缙云土地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父或母一人在世的，可留足30平方米，除此之外原有住房面积应分摊计算子女的住房面积”的规定，其主张不予支持。因此，缙云县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缙云县政府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按照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缙政许撤字[2018]第1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撤销缙土壶字（2013）第146号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审批许可，并收回《浙江省私人建房用地许可证》，对田春勇重大财产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缙云县政府在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前，未给予田春勇陈述和申辩的机会，程序明显不当，被诉行政行为构成违法。综上所述，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依法本应判决撤销，并责令缙云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但考虑到本案田春勇确实存在骗取行政许可的行为，即便是存在因重要程序性权利受到实际损害的程序违法情形，由于未对其实体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审判程序已经基本补正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如果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让行政机关补正程序后，重新作出与前次处理结果基本一致的行政决定，只能造成程序空转，浪费司法资源、行政资源，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确认缙云县政府作出缙政许撤字[2018]第1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该行政行为，保留其法律效力。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缙云县政府负担。田春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诉行政撤销决定不仅程序违法，且事实认定和实体处理违法，理应撤销。一、原审认定土改时田育生户在该村“求雨殿”分得原有住房面积76平方米，系认定事实错误。田春勇的祖父母田伯秋、李紫妹在土改时按政策分得田地，因无房居住，村组织将位于该村“求雨殿”的三间殿房借给田伯秋一家人居住，而非土改确权分配给田伯秋一家，故在土改确权的土地房产证中没有房屋登记（详见政府颁发的1953年10月《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第04027号）。田伯秋夫妇有田成坤、田育生、田育坤等子女七人，家境贫困。上世纪60年代，田育生分家独立，田伯秋夫妇将其中一间殿房分给田育生家居住，面积不足15平方米。后田育生在“祈雨殿”殿房的西侧，未经任何审批搭建了简易房（供养牲畜、放置农具之用，计76平方米），该房也即1983年田育生户申请建房35平方米《建房用地申请表》的原有房屋（占地面积）栏中填写“房屋/间，面积/平方米，畜舍2间，76平方米”。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田金叶户逐步对该简易破烂房屋进行修缮及部分拆建，但未经政府审批。该76平方米简易房的形成及现状，无论田育生夫妇还是田春勇兄妹，均没有政府的任何审批与确认手续，即不享有合法产权。因此缙云县政府在其所作《东方镇胪膛村田春勇户建房情况调查报告》中仅表述，“该房屋原为50年代求雨殿及附属用房，土改时村集体分配给田金叶户居住。”据此一审判决仅根据缙云县政府的单方陈述，认定田育生户在土改时期分得“求雨殿”处占地面积76平方米的房屋一处，从而肯定田育生户对该76平方米拥有合法的所有权，认定事实错误。田育生户经合法审批拥有产权的房屋仅有一处，即1983年经申请在该村“杨祠前”取得的建房用地35平方米、实际占地41.19平方米的房屋。对于郑庆丰户冒用田育生一家之名，政府违规确权给郑庆丰的所谓“陈坟”处93.6平方米，缙云县政府将该处房屋列为田育生户房产，完全无视事实与法律。一审庭审中，缙云县政府也陈述已启动程序，依法查处。综上，田育生户合法拥有的房屋产权，仅1983年经合法审批建造的位于杨祠前的占地面积35平方米的房屋。该房屋建房时，子女均年幼，为田育生夫妇所建，房屋权属为田育生夫妇所有。二、2013年5月，田春勇以住房困难为由申请建房，完全符合政策，不存在隐瞒事实、骗取审批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由此取得的审批完全合法。缙云县政府认定田春勇有三处房屋，并以此认定田春勇以无房户名义进行申请系骗取审批。一审判决虽未定性田春勇是否有房产，但以缙云县政府1996年印发的《缙云土地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田春勇已有房产，进而判定田春勇存在欺骗，均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农村居民有房无房及一户一宅的法律标准界定。农村居民是否拥有房屋，是该居民有房还是无房的唯一法律标准。其房屋所有权的来源，既包括经合法审批建造的原始取得，也包括继承、买卖、赠与等传来取得。一户一宅则是农村居民在政府确认分户独立后，以户为单位申请一处住宅的权利。2.田春勇依法属于无房户，同时也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申请建房并依法获批合法。田春勇的父母仅有一处合法审批的35平方米农村建房。土改时期村组织借给田春勇祖父母居住的殿房，连祖父母都没有所有权，仅可居住使用，由田春勇父母在殿房附近搭建的简易房及其后续拆改建至今，也未经政府的任何审批与确权，根本不存在对该房屋的所有权。郑庆丰冒用田育生一家审批，由郑庆丰自己建造，并由政府直接确权给郑庆丰的93.6平方米房屋与田育生户无关。对田育生仅有的依法建房并拥有所有权的35平方米房屋，母亲尚健在，并未由田春勇继承取得，即至今田春勇未从父母处取得任何房产。田春勇在2011年与母亲分户独立，已年届40岁，符合分户独立政策，并取得政府许可与确认。在2013年5月申报所建房屋之前，既未向政府申报建房审批，也未从其他村民处转让取得任何房产，无论从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确属无房户。村委会证明田春勇与父母合住，经母子协商，房屋归母亲居住，田春勇属于无房户，田春勇以住房困难为由申请建房与《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中现有住房占地情况栏中“/”的表述均符合事实和法律，不存在隐瞒已有房屋的事实，更不存在骗取审批的主观故意。3.一审判决以缙云县政府1996年印发的《缙云土地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推定田春勇为有房户，错误。首先，该规定是基于国家的相关土地管理规定而对缙云域内的土地管理落实的具体细化，而非对房屋权属界定。该规定第十七条确定的是农村个人建房用地标准，按大、中、小划分，其中小户(3人以下含3人)使用耕地最高不超过80平方米，使用非耕地最高不得超过100平方米。第十八条规定是：“农村个人建房必须按规定的大中小面积标准报批，子女成人确需分家析产的应符合法定结婚年龄，分家年龄不得低于法定结婚年龄，与父母分家且父母二人在世的原有住房面积留足60平方米，父或母一人在世的可留足30平方米，除此之外，原有住房面积应分摊计算子女的住房面积。”该条清楚的规定成年子女与父母分户独立申报建房的条件及分户后申报建房面积与父母原有房屋面积关系，绝无任何涉及父母房屋与成年子女如何确定权属的内容。一审判决以该规定推断田春勇父母30平方米以外的房屋即为田春勇房屋错误。按此规定，田春勇父母合法批建的35平方米面积的房屋，超出30平方米以外部分应在田春勇及同村姐妹申报建房的面积中分摊计算，而田春勇申报80平方米用地属于非耕地，并未违反“最高不超过100平方米”的规定。其次，该规定只属于地方政府的规章制度，从根本上与民法通则、物权法、继承法等一系列确定房屋权属的相关法律相冲突，依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所述，缙云县政府认定田春勇拥有三处房屋，隐瞒已有房屋的事实，以无房户名义申报，骗取审批，从而作出撤销行政许可的决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肯定缙云县政府实体行政处罚正确，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缙云县政府作出的缙政许撤字[2018]第1号撤销许可决定书。缙云县政府答辩称：一、田育生户对求雨殿处房屋（扩建前76平方米）享有合法产权。首先，在中国农村未办理房屋产权确认登记手续并不等于不享有合法产权。在农村，绝大部分的房屋都建造于我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出台之前，农村房屋没有进行确权登记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就算在今天的农村，不动产权登记确权工作仍未普及，客观上存在着大量村民实际有房但并未确权登记的情况。在缙云，除了几个试点村，农村私人住房大部分未办理产权登记。针对这一客观实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意见》第一条就规定：“由于一些地方宅基地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土地确权原资料不全，土地权属争议调处难，以及农民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全省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率仍然不高”。同时，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其用意也是要在农村房屋确权登记率不高的情况下，普及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客观现实之下，如果仅仅以有无确权登记为标准，确定农村村民的房屋产权，那么实际已经拥有房产但是未进行产权登记的村民，又可以按照无房户或者是住房困难户再次申请宅基地，这显然违背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基本规则与精神。为此，《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二条明确规定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要“本着尊重历史、注重现实”的原则，同时《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意见》第二条也明确规定要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妥善处理宅基地管理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认定村民的房屋产权情况，不应该仅仅以产权确权登记为唯一标准，而应结合现行法律的规定与历史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认定。本案中，无论从现行法律规定，还是从历史客观事实的角度，均可以认定田育生户对案涉求雨殿处房屋（扩建前76平方米）享有合法产权。（一）现行法律规定。《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七条明确规定，1982年《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实施前，农村村民建房占用的宅基地在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实施后，至今未扩大用地面积的，可按实际使用面积进行确权登记。《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第一项也明确规定，1982年《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实施前，农民占用宅基地建房，且至今未扩建或翻建的，可按现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宅基地使用权。同时根据《缙云农民占用集体土地违法建筑住宅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以及第二项之规定，1986年12月31日之前未经用地审批，擅自建造的违法建筑，以及1990年3月31日之前未经审批，在合法土地上建造的违法建筑均免于处理。综合上述规定，农民对于1982年之前擅自建房占用且至今未扩建或翻建部分的宅基地，享有合法产权。本案中，案涉求雨殿处殿房最初不足15平方米，后经田育生重建，最终建成房屋计76平方米。而该76平方米房屋在其于1982年申请审批35平方米用地之前就已存在，并被记载于有关申请表上，因此可以认定田育生户在1982年之前建造了案涉求雨殿处房屋，田育生户对该处房屋享有合法产权。（二）历史客观事实。农村土地确权问题要“本着尊重历史、注重现实”的原则，本案的真实历史情况就是田育生户对求雨殿处76平方米旧屋及土地享有合法产权。1.田育生户于1982年提交的建房用地申请表中明确记载其原有房屋（占基面积）为76平方米，这是其对享有76平方米房屋产权的自认。2.田春勇在起诉状及一审过程中从未对求雨殿处房屋的产权情况提出任何异议，即其对该处房屋由田育生户享有这一事实从未否认。3.自上世纪60年代田育生户分得该处房屋至今已近70年，田育生户一直对该处房屋进行占有、使用与控制，并两次进行扩建，村集体或者是其他任何人也未对该处房屋的产权提出过任何主张，即认定田育生户合法享有该处房屋产权具有坚实的历史事实基础。4.田春勇主张该处房屋系村组织借给田伯秋，未提供相应证据。相反，其所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明确载明求雨殿处土地系分配给田伯秋户，而房地一体不可剥离，故该处土地上的殿房也进行了分配。因此根据田春勇的自认，田伯秋户于上世纪60年代将该处殿房分给了田育生户，自此田育生合法享有了该处房屋产权。5.田春勇在国土部门以及纪委部门所作的笔录中均明确该处房屋是由其家庭所有，田春勇的母亲田金叶在国土部门的笔录中也自认该处房屋由其所有。二、田春勇并非无房户。（一）在农村建房用地审批工作当中，界定申请人是否属于无房，衡量的对象并非申请人个人，而应以申请人的家庭为单位，需要将其父母的住房情况一并计算在内。根据1996年《缙云土地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父或母一人在世的，可留足30平方米，除此之外原有住房面积应分摊计算子女的住房面积，这也是村民在申请建房用地时需要披露父母原有住房的原因。实际上，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住宅面积的规定一直是缙云农村建房用地审批工作当中的准则，并沿用至今。如根据2013年印发的《缙云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在计算申请人已有住房面积之时，需要将村民家庭三代的情况均考虑在内，且该暂行办法特别界定了“村民家庭三代”的含义，是指以申请建房的村民为基准代，往上计算两代。本案中，田春勇父亲已去世，仅母亲在世，根据1996年规定，其家庭原有住房面积在留足30平方米后应分摊计算田春勇的住房面积，因此田春勇并非无房。（二）即使以田春勇个人为衡量对象，其也非无房户。1.如前所述，中国农村房屋产权的确认并非都以登记为准，因此在衡量田春勇是否有申请案涉建房用地资格时不应只衡量其产权登记情况，而应充分尊重历史与事实情况。本案中，从审批角度看，在田育生户于1982年申请审批35平方米建房用地以及1995年申请审批93.6平方米建房用地之时，田春勇均作为田育生户的家庭成员一并报送审批，虽然房屋最终未登记在田春勇名下，但田春勇实际参与了前述农村建房用地的审批过程，对申请取得的建房用地依法享有一定份额。2.从继承角度看，田育生已经去世，未留下遗嘱，依法发生法定继承的后果。田春勇已经依法继受了田育生原有房屋产权中的四分之一，如有协议系转让，依法也无权再申请建房。三、田育生户于1995年申请取得的93.6平方米宅基地应当在田育生申请新的建房用地时纳入计算其家庭原有面积。该93.6平方米系由田育生户提出申请，最终也是批给田育生户下，应当计算其原有建房用地面积。田春勇认为系郑庆丰冒用他们名义审批，但未提交相应证据，相反有以下四个证据能够证明该审批并非冒用：一是田春勇在县纪委的笔录，能够证明该93.6平方米的宅基地是由田育生户主动申请；二是根据郑庆丰的笔录陈述，该93.6平方米宅基地申请时田育生户是知情的；三是郑庆丰与田育生系亲姐夫关系，亲属关系间存在这样重大冒用行为，且这么长时间内未提异议，即使当时不知情，事后也进行了追认或者事实上的认可；四是田春勇母亲田金叶向纪委反映时间是在2017年8月，在缙云××纪委介入本案调查之后的两个月，如此巧合的提出异议的时间点，显然不能证明田春勇对于当时情况的不知情，其现提出冒用主张，动机令人怀疑。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93.6平方米宅基地也不影响田春勇隐瞒原有住房面积行为的成立。综上，田春勇在申请建房用地时，其家庭已有建房用地面积204.6平方米，其本人亦非无房户，其隐瞒家庭原有建房面积，并以无房户名义提出申请，系骗取审批，根据《缙云土地管理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隐瞒原有件用房面积骗取审批的，批准文件无效。因此，缙云县政府作出案涉撤销原行政许可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田春勇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材料，证据1缙云县政府于1953年10月颁发的第0402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证据2《田伯秋家房产继承凭据》，以证明政府从未对求雨殿房屋给田伯秋户确权过，田春勇家从未对该处房屋享有合法产权。缙云县政府质证认为，《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显示存在“祈雨殿”的“地”，根据房地一致原则，可以证明当时政府将求雨殿房屋分配给田伯秋户的事实；证据2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况从凭据内容看，祈雨殿的三间平房中左间已于1967年12月分给田育生，反而可以证明田育生已通过继承合法取得了该处宅基地及房屋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从《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看，确存在“祈雨殿”的“地”，田春勇承认此“祈雨殿”即为求雨殿，只是认为“地”仅是耕地，而非宅基地，并不包括求雨殿的房屋。因此，仅《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无法证明求雨殿房屋是否在该权证范围内。而根据《田伯秋家房产继承凭据》记载，在1985年田伯秋户分家时，家中有祈雨殿左前约二米处楼房二间以及祈雨殿平方三间，其中左间已于1967年12月分给田育生，其余房屋包括祈雨殿周围所有空屋基都归田伯秋的另外两个儿子所有。说明从田春勇祖父田伯秋开始，一直视求雨殿房屋及周围空基为家族的家产并予以分割。田春勇提交的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但有关证据内容与本案讼争有关联性，可予采信。缙云县政府提交了一份证据材料，即田春勇母亲田金叶于2015年1月29日在壶镇国土所做的询问笔录，以证明田金叶自认求雨殿房屋系其所有。田春勇质证认为，该笔录反映的是违法建筑调查情况，不能证明对方主张，反而可以证明求雨殿房屋非合法产权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笔录内容与本案讼争有关联性，应予采信。二审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985年，田春勇祖父田伯秋分家时，在求雨殿（原祈雨殿）有三间平房，其中左间早在1967年12月就分给了田春勇父亲田育生。在该求雨殿房屋处，田育生曾审批建有老房，后因扩建未经审批，壶镇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于2015年1月29日向田育生户现有在册人口田金叶送达了缙土壶停[2015]115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对田育生户擅自占地建房的行为作出处理。本院认为，本案二审讼争焦点在于被诉缙政许撤字[2018]第1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的合法性问题。首先，关于被诉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实体处理的合法性。案涉决定书以田春勇户隐瞒家庭原有住房面积，以无房户名义申请骗取审批为由决定撤销之前作出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审批。经查，在田春勇2013年申请案涉建房用地审批当时，与田育生户相关房屋主要有三处：第一处是地名为“杨祠前”的房屋，审批用地面积35平方米，系田育生于1983年以家庭户名义申请，家庭人员共五人。双方当事人对该处房产系田育生户合法产权均无异议。第二处是地名为“陈坟”的房屋，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上显示申请人为田育生，申请园地93.6平方米。田春勇上诉主张该处房屋系郑庆丰冒用其父亲田育生名义申请。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7年8月15日，缙云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省委巡视组的交办，向原缙云国土资源局发函，要求原缙云国土资源局对田春勇是否符合申请建房资格予以重新认定。同年8月30日，原缙云国土资源局认定田春勇不符合申请建房资格，并向缙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报告。而田金叶于2017年10月25日才向东方镇国土办公室反映1995年郑庆丰户冒用田育生户报批建房土地指标，要求对该借户建房问题进行调查核实，说明原缙云国土资源局调查田春勇申请建房资格在先，田育生户反映审批申报被冒用在后，且1994年12月1日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上申请人确为“田育生”，田春勇在本案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93.6平方米的用地审批申请系被冒用，故缙云县政府将该处房屋认定系田育生户申请的宅基地，并无不当。但鉴于该地块后由郑庆丰在该宅基地上建房，且2001年经缙云县政府批准确权给郑庆丰，故在未明确缙云县政府为何在地籍登记时将该处宅基地确权给郑庆丰的情况下，该处房屋不宜作为田育生户现有住房面积分家析入子女名下。第三处是地名为“求雨殿”的房屋。田春勇主张田育生户对该处房屋不具有合法产权，故不能计入田春勇申请建房时的“现有住房”面积。然依据《田伯秋家房产继承凭据》，田春勇祖父田伯秋户在求雨殿（原祈雨殿）有三间平房，其中左间于1967年12月就分给了田育生。在2013年田春勇提出案涉建房申请时，胪膛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也载明：“田春勇现和父母合住胪膛村胪西三126号，属于土木结构房屋，占地面积50.46平方米。”田春勇母亲田金叶在2015年1月29日的询问笔录中也陈述，座落在胪膛村胪西三126号房屋，现有老房条石和砖混混合结构三层，小地名为“求雨殿”。前述证据表明，求雨殿房屋一直系由田春勇祖上占有使用，由其父亲田育生继受，现由其母亲田金叶居住使用，此其一。其二，诚如缙云县政府答辩所称，对于农村宅基地确权需要尊重历史，妥善处理遗留问题。依据（国土资发[2011]178号）《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七条、（浙政办发[2014]73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的规定，1982年2月13日《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实施前，农民占用宅基地建房且至今未扩建或翻建的，可按现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宅基地使用权。据此，对于求雨殿房屋在1982年2月13日前的建房部分，可确定田育生户具有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缙云县政府在二审庭审中也明确认可求雨殿房屋未扩建部分（原有住房面积76平方米）的合法产权，故田春勇仅以该处房屋未经登记确权为由否认其祖父田伯秋户以及父亲田育生户对原求雨殿老房部分享有的合法宅基地使用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予以支持。综上，即使陈坟面积为93.6平方米申请建房用地审批暂不计入田育生户的现有住房面积，2013年提出案涉建房申请时，田育生户至少也拥有两处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即杨祠前的35平方米和求雨殿的76平方米，共计111平方米。根据田春勇申请案涉审批当时有效的《缙云土地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农村个人建房必须按规定的大、中、小户面积标准报批，子女成人确需分家析产的应符合法定结婚年龄，分家年龄不得低于法定结婚年龄。与父母分家且父母二人在世的，原有住房面积留足60平方米。父或母一人在世的，可留足30平方米，除此之外原有住房面积应分摊计算子女的住房面积。”田春勇与父母分家时仅母亲一人在世，可留足30平方米，剩余81平方米应分摊计算田育生三个子女的住房面积。即便按照三个子女平均分摊计算，在申请涉案建房用地审批时，田春勇至少可分摊计入27平方米的住房面积，然其在申请建房用地审批时，现有住房占地面积均填报为“∕”，缙云县政府因此认定田春勇未如实陈述现有住房面积，并无不当。田春勇上诉认为，前述房屋皆为其父母房屋所有，非其私宅，不能据此认定田春勇单独立户后有自己的房宅，故田春勇仍属于“无房户”，该意见显然于前述《缙云土地管理若干规定》的意见相悖，不能予以采信。因此，缙云县政府认定田春勇户“隐瞒家庭原有住房面积”，“以无房户名义申请骗取”建房用地审批，有相应依据，并无不当。其次，关于被诉撤销决定作出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七十七条规定：“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故原缙云国土资源局根据缙云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对田春勇案涉申请建房资格予以重新认定，缙云县政府在此基础上作出决定，撤销其之前作出的缙土壶字（2013）第146号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审批意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最后，关于被诉撤销决定作出程序的合法性。田春勇对一审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无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仅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但不撤销错误。一则，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农村住宅用地审批行为程序有明确规定，二则，田春勇在填报案涉个人建房用地呈报表时确实存在隐瞒现有住房面积的情形，依法应撤销审批，故一审判决仅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亦无不可。综上，田春勇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田春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沈 妙审判员 黄金富审判员 董 东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朱胤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