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5民初4683号原告：韩延文，女，196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芦瑾，北京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八棵杨树甲1号。法定代表人：吴然，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平，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韩延文与被告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歌公司）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韩延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芦瑾，北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延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我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杜鹃山》的著作权；2.确认我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杜鹃山》中音乐总谱和钢琴谱的著作权。事实和理由：2013年，我产生了将经典京剧《杜鹃山》改编为歌剧的想法。2016年，我正式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申报“改编创作中国歌剧《杜鹃山》”项目，经中宣部批准，列入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获得资助金额50万元。2015年12月，我与北歌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吴春燕开始商谈共同合作歌剧《杜鹃山》事宜，该歌剧的主要班底包括导演、编剧、作曲均是由我安排确定，在我与吴春燕长达一年的微信通话中，北歌公司明确表示与我共同享有歌剧《杜鹃山》的著作权。另外，我委托并指导郑冰创作了歌剧总谱，由我所在单位中国音乐学院与郑冰签署《歌剧杜鹃山作曲合同》，中国音乐学院出具《确认函》，确认歌剧《杜鹃山》音乐总谱的著作权归我。2016年11月21日，我就该音乐总谱和钢琴谱向北京市版权局申请了著作权登记，并取得了《作品登记证书》。2016年10月16日、10月17日，歌剧《杜鹃山》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北歌公司在其宣传册中仅将我列为“艺术指导和主演”，否认与我共同享有该歌剧著作权的事实，该行为严重损害了我的利益，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北歌公司辩称，歌剧《杜鹃山》系我公司独立创排、演出，剧本及音乐总谱均系我公司独立委托他人进行改编及创作。2016年9月7日，我公司与郑冰签署《音乐创作委托合同》，约定我公司享有涉案歌剧乐谱的著作权，郑冰创作完成后向我公司交付了乐谱，我公司亦向其支付了酬金，该委托创作合同已经履行完毕。2016年10月12日，韩延文通过欺骗手段，又与郑冰签署了《歌剧杜鹃山作曲合同》，并利用其演员的身份取得了歌剧总谱和钢琴谱，对其进行了著作权登记。至于歌剧《杜鹃山》剧本，系我公司委托案外人胡叠改编创作，与韩延文没有任何关系，我公司也已经取得了该剧本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因此，韩延文的上述主张均于法无据，我公司不同意其所有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韩延文参与歌剧《杜鹃山》的相关情况2014年11月30日，中宣部根据《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资助及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向韩延文划拨资助经费50万元，该资金已拨款至韩延文所在单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账户。2016年9月10日，韩延文填报《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申报表》，内容载明“项目名称：将现代京剧《杜鹃山》移植改编成中国歌剧《杜鹃山》，预算金额：50万元，项目主要合作者：吴春燕、歌剧团团长、项目负责人、北京歌舞剧院，项目预算：1.此剧音乐创作由原来的改编移植变成全部重新作曲……委托作曲经费用计40万元；2.导演将完成歌剧创意、剧本改编……导演经费10万元”，该申报表经中国音乐学院同意后，向中宣部予以申报。2017年1月5日，中宣部出具证明，证明韩延文申报的“改编创作中国歌剧《杜鹃山》”列入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获得资助金额50万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10月期间，韩延文与北歌公司歌剧团团长吴春燕就歌剧《杜鹃山》的创作、资金以及组织、排演等事宜进行了大量微信语音沟通。其中，2015年12月19日，吴春燕与韩延文在通话中说道“行，你就早一点，然后你把你的所有的那些资料什么的这回你就都拿着，因为我要写可行性报告了……你就把相关的你有的资料都拿给我”。2015年12月22日，吴春燕向韩延文问道“你快点把简历发给我，另外，导演和编剧怎么定啊？”韩延文回复称“你就写王冼平、周广平吧，编剧，我好像记不清，反正现在是暂报嘛……”。2015年12月23日，韩延文向吴春燕发微信说道“我想了一下，导演必须得有，我不能当导演，因为这样的我什么也干不了……我们现在最首要的是先把剧本改出来，音乐拿出几段来咱们再看……另外我跟你们剧院签约这个事，各项条款都要非常清楚，担什么责任，做什么事，各个方面的这种说法必须说清楚了……如果说我不在这里掌控，不在这里做，我不挑这个东西，你这事成不了的，不是成不了，就是完成不了我们说的东西……”。2016年1月5日，吴春燕向韩延文发微信说道“亲爱的，你快把你那个四个一批那个表拍一个发给我，就看一下它有什么要求就行”，韩延文回复称“我尽快推进，我这边就赶紧敲定作曲”。2016年1月24日，吴春燕向韩延文说道“最好是这两天你把徐占海也好谁也好都确定……我觉得尽快，我们剧院也着急……”。2016年3月11日，韩延文催促吴春燕“那个春燕，下面就是咱们要找乐队和指挥了，然后你那剧场时间赶紧敲定……”。2016年4月1日，吴春燕向韩延文说道“现在郑冰的这个电话一定跟他说，我觉得四月份就必须得开始着手写……所以你要是郑冰不好说，就把他电话发给我，我直接给他打电话”。2016年7月22日，吴春燕对韩延文说道“让你的学生赶紧尽快发给那个姓田的吧，让他尽快的报，送上去以后他说你再跟市委宣传部的沟通一下……你跟他说一下，你说人家全部都写完了，到现在不付人家费用，都要演了，这不合适，他这样子说呢宣传部肯定会同意，只要他同意跟学校说，学校就可以直接用这笔费用啊”“这个都在前面，我都写了，这是著作权，改编权著作权，你是乙方吧跟甲方共同享有，但是这个事按比例的，那个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比例就完了，现在就是，就是谈共同享有这个著作权的问题就行啦”“我跟你说，我快气疯了，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吧，我跟你们学校财务沟通说你这个钱还是属于财政资金，包括说不可以有收益，收益要有如果有收益的话，要进中国音乐学院账的……然后包括说跟郑冰签合同的这个都不行，必须得跟中国音乐学院签，而且还中国音乐学院还要享有著作权这个问题，这什么啊韩延文，你这都没搞清楚”“你不是说中宣部的钱就是给你的吗？你不是说那个给你的就是落到中国音乐学院账上，然后由你自由支配什么的跟他都没关系吗？……这么长时间亲爱的你都没搞清楚……现在要是这样子那合同还真不能那么签，我都说头疼了都，这五十万你说”。2016年10月13日，吴春燕向韩延文说道“另外节目单上是不是要打上‘四个一批’那个什么，那个全称叫什么来着？现在你尽快告诉我节目册上打不打……那个全称怎么写，你尽快发文字给我”“我跟你说咱俩就别翻来覆去的说这个，就是说利益共享，最简单的就是利益共享，你别最后把韩延文给弄出去了，没韩延文事儿了……这一定是说利益共享，就是你将来韩延文，还不能一脚把你踢开，我没说吗从做朋友的角度，合作工作的角度我都不能这么做，就是这个核心问题咱们不要再犟这个问题了……韩延文费了这么大精力，立项完了，把人韩延文踢出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二、歌剧《杜鹃山》乐谱创作的相关情况2016年9月7日，北歌公司（甲方）与郑冰（乙方）签署《音乐创作委托合同》，主要内容如下：甲方委托乙方创作歌剧《杜鹃山》的全部音乐，乙方同意接受此项委托。创作期限为本合约自签约之日起至10月17日（首轮演出后）；2016年9月10日前，完成本剧所有音乐的旋律创作并将完整的钢琴谱交付甲方；2016年10月1日前，完成本剧所有音乐总谱并交付甲方；甲方拥有本剧、本剧音乐（含乙方创作的曲谱）及本剧衍生产品的全部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本剧策划、创制及成果，以及录音、录像、CD/DVD等）；甲方与乙方共同享有本剧作曲的署名权。甲方向乙方支付酬金40万元（税后），支付款项分2次支付；甲方在本合约签订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本合约酬金总额的50%；音乐总谱交付并完成首演和专家评审后，甲方支付乙方本合约酬金总额的50%；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将其工作内容和成果及本剧的相关创制工作内容和成果擅自转让或授权第三方使用、发行、出版。此外，合同还对保密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合同生效及补充等进行了约定。2016年4月30日，郑冰第一次将完成的部分乐谱即“血的教训《杜鹃山》柯湘咏叹调-完整总谱”“大火熊熊《杜鹃山》咏叹调-完整总谱”交付给吴春燕。2016年5月25日至2016年9月4日，郑冰陆续向吴春燕交付了“血的教训《杜鹃山》柯湘咏叹调-完整总谱”“歌剧《柯湘》温其久咏叹调《往哪走》-完整乐谱”“序幕一曲-完整乐谱”“一幕一场一曲-完整乐谱”“一幕二场一曲”“一幕二场二曲”等乐谱文件。2016年9月11日，郑冰整合了之前发送的乐谱，向吴春燕整体交付了含有22个文件的“歌剧《杜鹃山》完整乐谱”；2016年9月26日，郑冰再次向吴春燕交付“歌剧《杜鹃山》总谱和分谱”。2016年11月9日、2016年12月15日，北歌公司支付郑冰作曲费共计40万元。2016年9月28日，韩延文取得北京市版权局登记的京作登字-2016-B-00539224号《作品登记证书》，作品名称为“中国歌剧杜鹃山中的音乐总谱和钢琴谱”，作品类别为“音乐作品”，作者为“郑冰”，著作权人为“韩延文”。双方均认可上述登记的音乐总谱和钢琴谱为同一音乐作品，钢琴谱用于排练时的钢琴伴奏，总谱用于表演时的乐团伴奏。郑冰创作完成《杜鹃山》乐谱后，北歌公司向各演员提供了钢琴谱，总谱仅提供给了指挥张少。而韩延文用于上述作品登记的乐谱为指挥总谱，张少出具情况说明称“从未向韩延文提供总谱”。对于其如何获得该总谱，韩延文未作出合理解释。2016年10月12日，中国音乐学院（甲方；负责人：韩延文）、郑冰（乙方）签署《歌剧作曲合同》。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该歌剧的音乐作品创作工作委托乙方完成，由韩延文与乙方共同制定签署具体音乐委托创作合同工作，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和规定的时间完成上述歌剧的音乐创作工作，并将创作完成的全部音乐作品的电子版及纸质版总谱分谱钢琴谱交付甲方；合同标的额为人民币肆拾万元整；甲方委托乙方的音乐作品创作完成后，全部音乐作品产生的著作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仅享有署名权。此外，双方还对费用支付和工作安排、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落款处有中国音乐学院公章，及韩延文和郑冰签字。韩延文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日，郑冰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2日。该合同签订后，郑冰未向中国音乐学院及韩延文交付任何乐谱，亦拒绝收取韩延文提供的作曲费40万元。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郑冰分别向北京市版权局、中国音乐学院、国家大剧院发送声明，认为韩延文采取欺骗的手段与其签署了歌剧《杜鹃山》作曲合同，该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其从未向韩延文交付任何乐谱，并已经接受北歌公司委托完成了乐谱创作并已交付。2016年11月12日，中国音乐学院出具《确认函》，内容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选主题项目资助人韩延文委托创作的中国歌剧杜鹃山音乐作品著作权属该项目资助课题负责创意人。”三、歌剧《杜鹃山》剧本创作的相关情况2016年2月26日，北歌公司向北京京剧院发函协商改编京剧《杜鹃山》事宜，主要内容为“北京歌剧舞剧院拟根据北京京剧院60年代中期版现代京剧《杜鹃山》改编、创排中国歌剧版《杜鹃山》。该剧将作为北京歌剧舞剧院的献礼剧目，在2016年10月份向社会公演。现代京剧《杜鹃山》创排演出迄今已50多年，是否可以改编成歌剧版还需与贵院协商，望贵院给予大力支持，盼复。”2016年3月17日，北京京剧院对此复函，称“贵公司关于京剧《杜鹃山》版权事宜的来函收悉。现代京剧《杜鹃山》是北京京剧院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创排演出的剧目，迄今已有50多年。我院同意贵公司将其改编成中国歌剧版《杜鹃山》，作为献礼剧目向社会公演。”另，北歌公司（甲方）与北京浅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浅采公司）签订《歌剧改编委托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指定编剧胡叠担任歌剧《杜鹃山》的剧本改编以及宣传工作。甲方有权根据歌剧《杜鹃山》艺术环节的创作需求，及甲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条件，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乙方应当按照甲方的意见进行修改并经甲方验收后，形成《杜鹃山》剧本的定本；《杜鹃山》剧本的著作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仅享有与该剧改编及宣传文案等相应的署名权。乙方应于2016年6月15日之前向甲方提交《杜鹃山》定稿剧本，甲方向乙方支付剧本改编费共计5万元。2016年12月21日，北歌公司取得了京作登字-2016-A-00657616号《作品登记证书》，该证书载明“作品：歌剧《杜鹃山》剧本，作品类别：文字作品，作者：胡叠，著作权人：北歌公司，创作完成日期：2016年7月7日，首次发表日期：2016年10月16日”。四、其他涉案情况2016年11月15日，北歌公司与世纪文澜城市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签订《歌剧导演合同》，委托该公司邀请王冼平担任导演。2016年9月3日，北歌公司与张少签订《歌剧指挥合同》，委托张少担任该歌剧的指挥。北歌公司与金郑健、高鹏分别签订《歌剧演员合同》，与北京圣煜朗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歌剧合唱合同》，与中国电影乐团就参与歌剧《杜鹃山》的演出签订《演出合同》，与大涵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就歌剧《杜鹃山》签订《服装及造型设计委托合同》，与北京瑞思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歌剧同期拍摄合同》，并与韩延文签订《歌剧演员合同》，聘请韩延文担任该歌剧主要演员“柯湘”一职。2016年10月16日、10月17日，歌剧《杜鹃山》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两场，其宣传手册封面载明“歌剧根据同名京剧改编，作曲/郑冰，指挥/张少，导演/王冼平，改编/徐瑛、胡叠，乐团/中国电影乐团”，封底载明“制作人：吴春燕；艺术指导：韩延文；原著：王树元；出品单位：北京演艺集团；演出单位：北京歌剧舞剧院”。查，北京演艺集团系北歌公司的上级公司。诉讼中，韩延文以北歌公司与郑冰签订的《音乐创作委托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利益为由，向本院另案提起了（2017）京0105民初52180号合同无效之诉，因本案需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故本案裁定中止审理。另案经本院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定北歌公司与郑冰签订的涉案合同不属于恶意串通并损害韩延文利益的情形，故驳回韩延文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北歌公司认可韩延文发起歌剧《杜鹃山》改编项目，也认可其曾经与北歌公司谈过合作事宜，但主张因韩延文承诺投资的50万元资金没有到账而最终未谈拢，韩延文在作曲和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并没有直接产生智力创作成果，50万元的项目资金也从未实际投入。上述事实，有微信记录、委托创作合同、公证书、付款凭证、声明、函件、节目册、作品登记证书、确认函、乐谱、合同、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鉴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韩延文上诉北歌公司、郑冰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予以驳回，故北歌公司与郑冰之间的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韩延文利益的情形。又经本院审查，北歌公司与郑冰于2016年9月7日签订的《音乐创作委托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该合同约定，北歌公司对郑冰创作的涉案歌剧乐谱享有全部著作权。合同签订后，郑冰向北歌公司交付了歌剧《杜鹃山》包含总谱、分谱等的完整乐谱，北歌公司亦向郑冰支付了作曲费用，至此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北歌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对该乐谱享有著作权。2016年10月12日，中国音乐学院与郑冰就同一歌剧《杜鹃山》签订委托作曲合同，但该合同签订后，郑冰既未进行创作亦未交付乐谱，并持续发布声明否认该合同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也拒绝接受韩延文支付的作曲费，因此，该合同实际并未履行，韩延文亦不可能依据该合同享有歌剧《杜鹃山》乐谱的著作权。故韩延文提出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杜鹃山》乐谱著作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歌剧《杜鹃山》的著作权权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事实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第三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属于本法所称的作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四）项规定，戏剧作品是指话剧、歌剧、地方戏等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可见，在著作权法上，歌剧属于戏剧作品的一种，与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电影及类电作品、摄影作品、图形作品等均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不同作品类型。从上述规定来看，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是指具有独创性并可复制的智力成果，其目的在于鼓励智力创作，保护智力创作成果，因此，只有智力创作成果才可能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歌剧等戏剧作品，大多以舞台演出的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一整台歌剧的呈现需要剧作家、导演、演员、灯光师、化妆师、舞蹈设计师等各类人员的付出，是不同工作岗位之间共同合作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人进行的劳动成果都可以成为作品并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而必须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区分不同人、不同性质的劳动来决定哪些劳动成果构成作品，以及归入哪一类别的作品加以保护。这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不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这种规定是根据创作产生著作权的原则，首先承认电影作品或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由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创作完成的，考虑到制片人的巨额投资和电影作品的商业运作，又将电影作品的著作权赋予制片者，在理论上讲是将著作权法定转让给了制片者。由此可见，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是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将包含在内的剧本、音乐、布景、舞蹈、服装、灯光、拍摄等所呈现出来的连续画面，整体视为一个作品，并通过法律规定由制片者享有著作权。但对于戏剧作品，著作权法却没有作出这种规定，自然也不能推定包含剧本、音乐、服装、舞美、布景、灯光等在内的“一整台戏”存在像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那样的著作权。因此，对戏剧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即保护被上演的剧本本身，一般是通过对话、旁白、配词等构成的剧本加以体现，至于音乐、舞蹈、布景、服装设计等具有独创性可能构成作品的，则分别归属于音乐作品、舞蹈作品、美术作品等类别予以保护，演员在舞台上进行的表演亦只能作为戏剧作品的表演者享有表演者权，不能当然参照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的规定，将戏剧作品受保护的客体视为“一整台戏”。在本案中，歌剧《杜鹃山》的剧本系北歌公司委托案外人胡叠创作，北歌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对该剧本享有著作权，韩延文主张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著作权，但其提交的在案证据均体现为其为发起、组织、排演、推动该歌剧项目提供了各种创意、策划、咨询、指导意见，并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参与到了该剧本的创作过程或系其委托胡叠进行的剧本创作，而指导、咨询、策划、创意以及组织安排等思想范畴或组织性工作并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著作权法仅保护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其所称的创作也是指直接产生作品的智力活动，因此，韩延文提供的各项指导、咨询意见并不直接产生歌剧《杜鹃山》剧本，又考虑到北歌公司实际掌握该剧本，并对剧本进行了著作权登记，而韩延文亦无法提供剧本的具体内容，故韩延文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三）项、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韩延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0元，由原告韩延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巫 霁审 判 员  裘 晖审 判 员  乔 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一可书 记 员  耿培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