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民再14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合肥永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西藏路与林芝路交口烟墩街道办事处办公房501、5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81523394M。法定代表人：刘志刚，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破产管理人：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破产管理人负责人：许亚宝。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波，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晨，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合肥滨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13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11762327W。法定代表人：黄广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火平，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皖荣，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泽涛，男，196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元磊，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合肥永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星公司）、合肥滨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湖投资公司）与被申请人吴泽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9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皖民申526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永星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负责人许亚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波、梁晨，滨湖投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牛火平，吴泽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元磊、王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永星公司申请再审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一、六项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请求：1、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9477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吴泽涛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由吴泽涛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永星公司与吴泽涛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依法不能继续履行。首先，原审二审法院既然认定原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那么就确认了原审一审法院所查明的永星公司与吴泽涛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无法履行的事实，既然有此认定，就应该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除外情形，判令合同解除，然而原审二审法院却维持原判，判令继续履行合同，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其次，永星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永星公司与吴泽涛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应当解除。永星公司的破产案件2018年4月17日被依法受理后，破产管理人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并未在两个月内通知吴泽涛继续履行合同，也没有收到吴泽涛的书面催告。在原审庭审时，永星公司的管理人也明确表示不同意与吴泽涛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应当依法判令合同解除。吴泽涛辩称，一、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2014年4月3日，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后，永星公司因挪用春晖园项目开发建设资金等原因导致资金链断裂。2015年12月3日，包河区国资委包国资（2015）2号会议纪要规定：1、由区政府牵头成立工作小组，小组成员包括政府办、政法办、滨湖滨投资公司、永星公司等单位相关人员全面负责协调解决永星公司在开发春晖园项目中因资金链断裂，引发多起业主群体性事件等相关事宜。2、在春晖园问题处置领导小组的统一协调下，将永星公司7967.72平方米门面房按1.3万元∕平米备案到滨湖投资公司名下。购房款通过委托支付方式用于解决春晖园扫尾工程。待房产证办好后余款用于支付土地款及办证费用。3、在具体工作开展之前，必须对该事件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摸清解决业主问题所需资金以后方可开展工作。2016年1月18日滨湖投资公司根据会议纪要的规定，与永星公司签订了98套《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商品房认购备案，包括永星公司已经出售给吴泽涛的一套商品房。2016年3月10日滨湖投资公司对98套商品房办理了预告登记。上述事实证明，因永星公司开发建设的春晖园项目发生多起业主群体性事件，为保持社会稳定，包河区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0条的规定，决定采取对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进行控制的应急处置措施。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签订的98套《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的商品房认购备案和预告登记都是贯彻执行包河区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9条的规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组织受影响地区恢复生产生活工作和社会秩序，制定恢复重建计划。可见，根据法律规定，在包河区政府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包括区政府应当组织受影响地区恢复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自然包括恢复吴泽涛所购商品房的原状，撤销滨湖投资公司为贯彻执行应急处置措施对吴泽涛所购商品房进行的备案登记和预告登记。届时，吴泽涛所购商品房就能够办理产权备案和产权登记手续。因此，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法律上和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审理永星公司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法理，要求解除合同属于一项独立的诉讼请求，永星公司若要求解除合同，应当提起反诉。本案一审时永星公司同意继续履行涉案合同，没有提出解除涉案合同的反诉。原一审判决以后，永星公司上诉时要求解除涉案合同，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28条的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就新增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请求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因此，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审理永星公司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三、因包河区政府对永星公司采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本案应当依法中止审理。2015年12月3日包河区国资委会议纪要第二条规定，由春晖园处置领导小组统筹，区法院牵头对永星公司是否符合破产条件进行审查判断，适时启动破产程序。2018年4月17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永星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可见，永星公司破产清算也是为了贯彻执行包括区政府在内对永星公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适用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鉴于包河区政府对永星公司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包河区政府应急处置措施对原审法院判决永星公司向吴泽涛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构成暂时障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3条的规定，因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时，适用有关时效中止或程序中止的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对本案中止审理。滨湖投资公司述称，永星公司依法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滨湖投资公司，并办理了预告登记手续，在破产受理期间滨湖投资公司申报了债权，滨湖投资公司要求继续履行与永星公司签订的98套房屋买卖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滨湖投资公司申请再审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一项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请求：1、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8)皖0111民初719号民事判决和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9477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吴泽涛全部诉讼请求；3、吴泽涛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且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备案登记手续和不动产预告登记手续。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2016年1月18日，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经协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永星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滨湖投资公司，同日双方在合肥市房产局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行政备案登记手续。按照《房屋登记办法》第67条至71条的规定，2016年3月10日滨湖投资公司在合肥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办理了涉案门面房预告登记。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预告登记的实质作用在于限制现实登记的权利人行使处分权，保障预告登记权利人的权益，赋予登记人预告登记的请求权以物权效力。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房屋分别与数个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在合同均为有效且买受人均主张出卖人履行合同转移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一般应按照以下顺序确定买受人的权利保护顺位：(1)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2)己经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预告登记或合同备案手续的；（3)己经合法占有房屋的；（4)合同实际履行在先的；（5)均未履行，合同成立在先的。永星公司在滨湖投资公司办理涉案房产合同备案登记及预告登记之后，又未经滨湖投资公司同意将涉案房产出售给吴泽涛，这样的处分行为显然无效。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法不能继续履行。二、原一、二审判决一方面驳回了吴泽涛要求确认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又判决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订的涉案门面房《商品房买卖合同》继续履行，显属自相矛盾。且从法律和案件客观事实的角度来看，在涉案门面房具备办证条件时，房产证必然要办至滨湖投资公司名下，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同时，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己裁定受理永星公司的破产清算案，指定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滨湖投资公司己于2018年7月3日依法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要求继续履行与永星公司签订的包括涉案门面房在内的98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吴泽涛辩称，一、滨湖投资公司称永星公司在滨湖投资公司办理涉案房屋合同登记备案及预告登记之后，又未经滨湖投资公司同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吴泽涛，违背事实。2014年的4月3日，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永星公司向吴泽涛出具专用收据确认收到购房全款250多万元。2016年的1月18日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备案。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先，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预告登记在后。即使《商品房买卖合同》都有效，也不能对抗买受人吴泽涛，且永星公司已将涉案的房屋交付给消费者吴泽涛使用。二、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办理预告登记是按照包河区政府国资委包国资（2015）2号会议纪要的规定，采取的应急措施，滨湖投资公司不是涉案的实际房屋买受人，在应急措施结束后，自然撤销滨湖投资公司为应急处理措施而办理的预告登记。三、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民事合同，不应适用安徽省高院的相关指导意见。合同法的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及义务关系的协议。首先，包河区国资委会议纪要证明是包河区政府为处置突发事件决定将永星公司商品房备案到滨湖投资公司名下。因此，永星公司与滨湖投资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备案和预告登记均是贯彻执行包河区政府的应急处理措施，并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以自愿原则签订的民事合同。其次，永星公司与吴泽涛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门面房单价为每平方25000元，而包河区政府为了处置事件突发事件，单方决定备案到滨湖投资公司名下的门面房，单价为每平方13000元，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也是按照包河区政府决定的房屋单价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是根据等价有偿原则签订的民事合同。因此，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民事合同，故不适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综上，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永星公司已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买受人吴泽涛占有使用至今。因包河区政府处理突发事件采取应急措施造成吴泽涛所购房屋暂时不能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并不属于事实上和法律上不能履行情形，滨湖投资公司的再审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永星公司述称，对滨湖投资公司的再审请求没有异议，再审请求与永星公司的再审请求一样，都是要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吴泽涛的全部诉讼请求。对申请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有异议，永星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破产管理人根据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有权决定解除与吴泽涛之间未履行完毕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也有权解除了与滨湖投资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破产法18条以及合同法第96条、97条的规定，合同的解除是一种形成权，以永星公司作出意思表示或者是根据破产法规定的不作为的一种默示行为即告解除。吴泽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永星公司与滨湖投资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永星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协助吴泽涛办理产权备案及产权登记手续；3、永星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0日，吴泽涛与永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刚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债务关系达成以下协议：第一，截止2014年3月17日，按照月息2.7%计算，双方确认的债务金额为4827756元，其中本息金额为4772779元，律师费为30000元，诉讼费为24977元；第二，刘志刚同意并配合吴泽涛从法院查封的合肥永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户上直接划走3000000元，剩余债务1827756元，刘志刚用永星公司开发的春晖园1栋102室门面房（面积为100.19平方米，单价为25000元/平方米，价值2504750元)抵偿，房款不足部分676994元，吴泽涛承诺300万元到账后三个月内一次性付给刘志刚；第三，在本协议达成，刘志刚配合吴泽涛从法院查封的合肥永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户上直接划走300万元后，吴泽涛立即向庐阳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第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2014年4月3日，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永星公司将春晖园1栋1单元102室门面房出卖给吴泽涛，每平方米25000元，总金额为2504750元，吴泽涛于2014年4月3日一次性支付总房款2504750元。永星公司向吴泽涛出具2504750元的专用收据。2014年12月18日，吴泽涛与案外人童永梅签订《协议》1份，约定吴泽涛将涉案门面房转让给童永梅。此后，吴泽涛联系刘志刚支付余款并将涉案门面房转让给案外人事宜，但双方协商无果。2017年4月，吴泽涛实际占有涉案门面房，由吴泽涛自2017年5月支付相应的物业费。现双方就涉案房屋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等发生纠纷，致吴泽涛诉讼至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1月18日，永星公司与滨湖投资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永星公司将涉案春晖园1幢1层商102/商102上室房屋出卖给滨湖投资公司，房屋建筑面积为100.19平方米，每平方米13000元，总金额1302470元，买受人于2016年1月18日前一次性付清全款。同日，双方签订了《合肥市商品房网上认购备案确认单》，办理了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手续。2016年3月10日，滨湖投资公司对预购该门面房办理了预告登记，预告登记权利人为滨湖投资公司。再查明，2015年12月3日包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第2次会议纪要载明，将永星公司7967.72平方米门面房（包括涉案门面房)，按照1.3万元/平方米备案到滨湖投资公司名下，购房款通过委托支付方式支付，解决用于春晖园扫尾工程，待房产证办好后，余款用于支付土地款及办证费用。2016年7月12日，滨湖投资公司将上述门面房委托合肥卫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一审法院认为，一、永星公司与滨湖投资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首先，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看，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签订了关于涉案门面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手续，同时于2016年3月10日办理了预告登记，故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应为合法有效；其次，吴泽涛认为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吴泽涛的合同权利，但其并未举证证明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具体情形，且通过查明的事实看，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之间签订涉案门面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在永星公司资金周转发生问题的情形下，由政府相关部门统一协调进行处理的方式，并不存在双方之间恶意串通的行为。综上，吴泽涛以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要求确认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吴泽涛与永星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能否继续履行，是否具备办理涉案门面房合同备案及产权过户手续的条件。首先，吴泽涛与永星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合同义务，故吴泽涛要求永星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予以支持。其次，在永星公司资金周转发生问题，由政府相关部门统一协调后，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签订了涉案门面房的《南品房买卖合同》，办理了该合同的备案手续，同时于2016年3月10日办理了预告登记，故在滨湖投资公司与永星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备案手续及预告登记未撤销的情形下，吴泽涛要求永星公司办理其与永星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和产权过户手续，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无法履行，故吴泽涛该诉请，不予支持。吴泽涛可在上述障碍消除后，另行主张该诉请。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永星公司继续履行与吴泽涛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驳回吴泽涛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永星公司负担。吴泽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吴泽涛一审全部诉请。永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泽涛一审全部诉请。滨湖投资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泽涛一审全部诉请。二审法院确认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2016年1月18日永星公司与滨湖投资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自成立时生效。吴泽涛主张该份合同为无效的理由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吴泽涛的利益。恶意串通的成立需要双方事先存在通谋，即双方均出于故意。因此吴泽涛需首先举证证实滨湖投资公司事先明知或应当知道涉案商铺已出售他人的事实。为此吴泽涛二审提交了永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刚与吴泽涛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刘志刚告诉吴泽涛滨湖投资公司签订合同前知晓涉案商铺已出售一事，但这仅为刘志刚向吴泽涛的转述，而非滨湖投资公司的直接陈述，且滨湖投资公司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对此不予认可。因此该份录音不能证明滨湖投资公司为故意。另外，吴泽涛与永星公司的合同虽然签订在前，但一直未办理合同备案手续，未经公示，滨湖投资公司作为后买受人客观上也无法知悉。因此，永星公司与滨湖投资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吴泽涛的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吴泽涛与永星公司于2014年4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应为合法有效。合同未经备案，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双方均应履行各自合同项下的义务。2017年4月后涉案商铺已由吴泽涛实际占有使用，永星公司一审中也表示同意将房屋交付吴泽涛，一审法院判令双方继续履行涉案合同，并无不当。因吴泽涛尚欠付676994元购房尾款未支付，且涉案房屋目前尚不具备办理合同备案及产权登记的条件，故吴泽涛的该项诉请，二审亦不予支持。吴泽涛可待条件成就之后，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庭审中，永星公司新提供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和2018皖01破申5号决定书；关于破产管理人不同意永星公司与滨湖投资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意见。证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永星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管理人有权决定不履行合同。吴泽涛质证意见：对裁定书与决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关系到政府处理永星公司的突发事件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应当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当适用破产法相关规定。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第13条，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本案在现阶段应当中止审理；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我们也认为永星公司与滨湖投资公司解除合同同样不适用破产法，应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滨湖投资质证意见：对永星公司举证的破产裁定书和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永星公司与吴泽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法律上的障碍，就是永星公司与滨湖投资公司签订了包括涉案门面房在内的98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已办理了预告登记，即便永星公司破产，滨湖投资公司依据物权法的规定也享有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对永星公司举证的第二组证据，今天在庭审中第一次看到，真实性无法确定。不同意解除永星公司与滨湖投资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意见，即便永星公司破产，滨湖投资公司依据物权法的规定也享有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滨湖投资公司提供一份立案通知书，证明因永星公司破产管理人答复不同意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滨湖投资公司已提起诉讼，目前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受理，案件正在审理之中。永星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吴泽涛质证意见：对受理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恰恰证明滨湖投资公司也认为虽然永星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但是应当继续履行与滨湖投资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不适用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本院认证意见：对永星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滨湖投资公司提供的立案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了继续履行合同的三种除外情形，故尽管吴泽涛与永星公司于2014年4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继续履行。在案涉合同履行期间，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永星公司符合法定的破产受理条件，依法作出了受理永星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永星公司在受理破产申请后，其管理人在上诉中和二审庭审中均明确主张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的规定，因永星公司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吴泽涛继续履行合同，故永星公司主张案涉合同已经解除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合同解除，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继续履行合同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继续履行合同不当，予以纠正。永星公司在一审中虽同意继续履行与吴泽涛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如继续履行合同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所以管理人依法有权决定解除合同，永星公司在一审中的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改变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无法履行的情形，吴泽涛要求进行履行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无论本案的一审判决还是二审判决，其实在实质上已经确认了案涉合同无法实际履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规定，理应驳回吴泽涛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而不宜判决继续履行合同。滨湖投资公司的此项再审理由成立，应予采纳。吴泽涛提出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问题，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关政府已作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故该项理由没有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合肥永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与吴泽涛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法律上事实上均有不当，永星公司和滨湖投资公司的再审申请及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8)皖0111民初719号民事判决和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947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吴泽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吴泽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绍平审判员  陶宝定审判员  余乃荣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赵晓利书记员孙慕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