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终21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邹金根，男，1977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吕莉玲，女，1978年6月25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治科（吕莉玲之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吕治科，男，1953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一审被告：周文峰，女，1983年11月12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勇波（周文峰之夫），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上诉人邹金根因与被上诉人吕莉玲、吕治科、一审被告周文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3民初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邹金根本人、被上诉人吕治科本人以及作为吕莉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被告周文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勇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金根上诉请求：1.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3民初2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是为程序错误。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虽然本案是涉外民事纠纷，但涉案金额仅11万及利息，达不到100万元的标准，因此本案不应由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认定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从借款开始到借款续期期间约定了借款利息。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一家之言和上诉人每月月底转账的2500元及2017年12月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就推定双方约定利息是错误的。2017年12月的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一方催收的仅是逾期利息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从本案现有的证据中无法证明借贷双方通过口头约定借款利息达成一致，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还款是还利息缺乏事实根据。2.以银行贷款4倍的利息作为借款利息既不是事实，更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识。由于银行贷款利息是根据贷款时间长短分为多个不同档次，并且银行的贷款利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调整一次。在本案中，双方在借款之初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在借款期限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不可能确定适用哪一档的银行利息。三、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均是偿还借款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关于民间借贷适用法律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借款人）和被上诉人（出借人）没有明确约定利息，也无法通过交易习惯、现有证据等任何迹象推断双方约定有利息和利息的计算方式。 被上诉人吕莉玲、吕治科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正当、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被告周文峰述称，应维持一审判决。 吕莉玲、吕治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邹金根还款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及利息（按照国家规定贷款利息4倍支付）；二、判令被告邹金根从2017年12月30日起按超期未还千分之一日息付款至还款之日止；三、判令被告周文峰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此后，吕莉玲、吕治科变更对邹金根的诉请，要求邹金根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吕治科与吕莉玲是父女关系。2011年12月25日，被告邹金根因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吕莉玲、吕治科借款，并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吕治科吕莉玲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110000.00元）借款人：邹金根2011.12.25”。同时被告邹金根用其所有的车辆作抵押担保。因被告邹金根称需继续使用车辆，故改为被告周文峰作担保人，并由被告周文峰在上述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名后被告邹金根将车辆取回。因被告邹金根一直未还款，经双方协商，原告吕莉玲、吕治科同意续借，2015年1月11日被告邹金根在上述《借条》下方注明：“2015年元月11日续借六个月。超期未还按千分之一日息付款。邹金根2015年元月11日”。被告邹金根于2015年8月-2017年7月通过桂林银行转账22笔共53100元到原告吕治科6217003390000254066账户，通过微信转账于2017年8月5日、9月2日、10月16日、11月30日、12月19日各归还2500元，2018年1月18日归还1000元，2018年1月19日归还1500元，之后未再还款。原告吕莉玲、吕治科追索未果遂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吕莉玲、吕治科与被告邹金根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被告邹金根是否应偿还原告吕莉玲、吕治科借款本金110000元？二、被告周文峰对上述借款是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一、关于原告吕莉玲、吕治科与被告邹金根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被告邹金根是否应偿还原告吕莉玲、吕治科借款本金110000元的问题。 本案被告邹金根因资金困难向原告吕莉玲、吕治科借款110000元，出具了其本人签名的借条交由原告吕莉玲、吕治科收执，双方形成合法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被告邹金根出具借条当日，即2011年12月25日，原告吕莉玲、吕治科已将现金110000元交给被告邹金根，故该《借条》已经生效，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约定履行。原告吕莉玲、吕治科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借期内按国家规定贷款利率4倍计息，故被告邹金根归还的是借款利息，本金一直未还，而被告邹金根、周文峰辩称归还的是借款本金。根据原告吕治科与被告邹金根的多次银行和微信转账记录，证实被告邹金根多年来每月月底均按2500元数额转账给原告吕治科，且双方的微信记录证实2017年12月28日原告吕治科曾向被告邹金根追讨借款利息的事实。201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6个月以内（含6个月）为年利率5.85%,4倍应为年利率23.4%,与原告吕莉玲、吕治科的主张每月利息2500元相近，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吕莉玲、吕治科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借期内按国家规定贷款利率4倍计息符合事实，被告邹金根归还的应是借款利息，对被告邹金根、周文峰认为归还的是借款本金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每月2500元，已超出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4倍，但该利息为被告邹金根自愿支付，且原告吕莉玲、吕治科已受领，故对被告邹金根已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原告吕莉玲、吕治科2018年12月4日变更对被告邹金根的起诉请求，仅要求被告邹金根归还借款本金110000元，是原告吕莉玲、吕治科自行处分诉讼权利的结果，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故被告邹金根应偿还原告吕莉玲、吕治科借款本金110000元。 二、关于被告周文峰对110000元借款是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问题。 被告周文峰在2011年12月25日《借条》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名，证实其承诺对被告邹金根向原告吕莉玲、吕治科的110000元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在2015年1月11日原告吕莉玲、吕治科与被告邹金根协商续借该借款时，对续借期限和逾期还款利率进行了约定，实际上该续借内容变更了对原借条内容，被告邹金根在落款处签名，但没有被告周文峰的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原告吕莉玲、吕治科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续借经过被告周文峰的书面同意，故对原告吕莉玲、吕治科主张被告周文峰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邹金根偿还原告吕莉玲、吕治科借款本金110000元；二、驳回原告吕莉玲、吕治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50元，由被告邹金根负担2000元，原告吕莉玲、吕治科负担5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邹金根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邹金根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吕莉玲、吕治科在二审中提交二份证据：证据1，2018年3月20日吕治科与邹金根的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邹金根还欠吕治科11万元；证据2，吕治科和邹金根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邹金根只归还部分利息，本金11万并未归还。上诉人邹金根质证认为，证据1中确实是本人的声音，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吕治科在其不知道的情况下录音，对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一审被告周文峰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清楚，因为其不是聊天的当事人一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是否还款的事实周文峰也不清楚。 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该通话录音虽系未经邹金根同意的情况下录制，但邹金根承认通话录音中是其本人的声音，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通话发生在吕治科与邹金根之间，吕治科录音行为并未侵害邹金根的合法权益，且通话内容客观反映双方借贷事宜，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应当予以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邹金根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与一审吕治科提交的微信截屏证据内容有所重合，但增加了2018年1月至3月底的聊天记录。 二审中，上诉人邹金根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其在2011年至2014年以现金存入的方式，每年存入3万元共12万元至被上诉人工商银行账户的事实。 本院对二审争议事实认定如下，邹金根主张的事实异议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异议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吕治科在2018年3月20日致电邹金根向其追讨11万元借款，邹金根表示没有钱还，要等3月底其从广州回来再说。 吕治科在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间通过微信多次向邹金根催讨利息，邹金根从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每月向吕治科微信支付2500元。2018年2月后吕治科向邹金根催讨利息并要求续签借条，邹金根两次承诺支付和续签，但均未按时支付和续签借条。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被上诉人吕莉玲系台湾地区居民，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属于一国之内的不同法域，其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参照适用我国涉外案件相关规定进行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中，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本案中的借款人邹金根和出借人吕治科都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本案中的《借条》也是在大陆签订，故本案的实体处理应适用我国大陆法律。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遗漏阐明法律适用问题存在不当，本院予以补充确认。 综合当事人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是否程序违法？二、邹金根是否应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11万元？三、双方是否约定借款利息？如果有，应该按照多少进行支付？四、邹金根已经确认支付给吕治科的款项65600元是偿还本金还是利息？ 关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辖：……（四）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条“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当事人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管辖，参照本规定处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批复》的规定，本案系涉台湾地区当事人的民事纠纷，一审被告居住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故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集中管辖之规定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正确，上诉人邹金根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邹金根是否应偿还吕治科、吕莉玲11万元本金的问题。上诉人邹金根庭审中主张其于2011年至2014年向吕治科的工商银行账户每年存入现金3万元共计12万元已经还清案涉借款本金11万元。本院认为，首先，邹金根对存入12万元的主张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其次，2015年1月11日邹金根在《借条》中自己书写“续借六个月”，表明其在2015年还未归还案涉本金；最后，吕治科在2018年3月20日致电邹金根要求归还11万元借款，邹金根并未就借款数额提出异议，仅表示没钱归还，亦能说明邹金根直至2018年3月都没有偿还借款本金。因此，上诉人主张已经还清11万元本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邹金根已经支付给吕治科的款项65600元是偿还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本案中，邹金根在2011年12月25日向吕治科出具的《借条》中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也未约定借期内利息；2015年1月11日邹金根续借六个月时约定超期未还按千分之一日息付款，即双方约定了2015年7月后逾期还款利息。其次，根据邹金根提交的2015年8月至2017年7月银行流水，其通过银行转账几乎每月向吕治科转账2500元；再结合吕治科在微信中向邹金根每月催讨利息以及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邹金根继续通过微信支付方式每月向吕治科支付2500元的事实，可以判断邹金根向吕治科支付的65600元系逾期还款利息。邹金根二审庭审中主张每月支付的2500元系按月偿还借款本金，既与此前主张现金存入12万元偿还本金的还款事实存在矛盾，也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符，故上诉人邹金根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以2015年8月后邹金根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的事实推断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口头约定借期内利率理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因吕治科、吕莉玲一审中变更诉讼请求，放弃对利息部分的主张，故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不当并未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的结果。 综上所述，邹金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然在认定事实上存在瑕疵，但并未影响裁判结果的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上诉人邹金根已交纳），由上诉人邹金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宗艳 审判员  黄肖华 审判员  王华妍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书记员  陈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