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0425号原告：华润太平洋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表人：简易，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鹏，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智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国睿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远洋国际中心****。负责人：杨佶庆，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红，北京市国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昆鹏，河南安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华润太平洋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餐饮公司）与被告北京市国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睿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润餐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鹏，被告国睿律所负责人杨佶庆及国睿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红、任昆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润餐饮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国睿律所返还华润餐饮公司律师费15万元；2.请求国睿律所返还华润餐饮公司报销款项19625元；3.请求国睿律所赔偿华润餐饮公司损失4万元；4.请求国睿律所给付华润餐饮公司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8月21日起计算至国睿律所实际返还华润餐饮公司律师费15万元之日止）；5.诉讼费用由国睿律所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甲方华润餐饮公司与乙方国睿律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内蒙古鑫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洋餐饮公司）、内蒙古鹊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鹊桥管理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2014年度东民初字第1500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在2014年度东民初字第1500号纠纷的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中担任甲方代理人。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向乙方支付前期律师代理费2万元，后期甲方可选择按照风险代理方式或非风险代理方式支付律师费。2014年4月2日，甲方支付乙方前期律师费2万元。2014年5月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1500-2号民事裁定，以鹊桥管理公司并非特许经营合同当事人为由，驳回鹊桥管理公司诉讼请求。鹊桥管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在二审阶段撤回上诉，2014年7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民（知）终字第0712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鹊桥管理公司撤回上诉。2014年10月15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1500-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鑫洋餐饮公司撤回对华润餐饮公司的起诉。2014年10月，甲方华润餐饮公司与乙方国睿律所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鉴于鑫洋餐饮公司已于2014年10月15日撤回对甲方的起诉，目前看，甲方无需向加盟商支付任何赔偿费用。按照“原合同”的约定精神，甲方应在收到鑫洋餐饮公司的撤诉裁定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后期的律师费，合计人民币10.48万元；此外，甲方同时为乙方报销2万元的办案费用（乙方提供餐饮、礼品等发票）。如果原告基于相同案由另外对甲方提起诉讼（下称“新的诉讼”），继续由乙方代为办理该诉讼案件的代理工作，乙方不再向甲方收取任何律师费用；如果在“新的诉讼”形成的生效判决，确定甲方需要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达到或者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则乙方自愿退回已经收取的部分律师费，合计人民币5万元。2014年11月21日，华润餐饮公司支付国睿律所律师费105175元；2015年3月24日，华润餐饮公司支付国睿律所办案费19625元。2015年，鑫洋餐饮公司、鹊桥管理公司将华润餐饮公司诉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级中级人民法院，案由为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后该案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年6月15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1民初210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鹊桥管理公司的起诉。2016年11月25日，甲方华润餐饮公司与乙方国睿律所签订《补充协议书（二）》，约定，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2016）京0101民初2107号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事项达成补充协议如下，如果原告基于相同案由另外对甲方起诉诉讼，（下称“新的诉讼”），由乙方继续办理该诉讼案件的代理工作，乙方不再向甲方收取任何律师费；如果本案形成的生效判决，确定甲方需要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20万元的，则乙方在裁定下达后三个工作日内自愿退回本次增加收取的代理费10万元。2016年11月26日，华润餐饮公司支付国睿律所律师费10万元。2016年12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1民初21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润餐饮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鑫洋管理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鑫洋餐饮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8月21日，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作出（2017）京73民终1076号民事判决书，将华润餐饮公司应赔偿鑫洋餐饮公司的损失提升至120万元。因此，国睿律所应当依据《补充协议（二）》返还华润餐饮公司律师费10万元，应当依据《补充协议》返还华润餐饮公司律师费5万元，并返还报销费用19625元。2018年10月，鹊桥管理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将华润餐饮公司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但国睿律所认为该案与前案并非同一案由，不予代理。华润餐饮公司为此另行聘请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律所）律师任鹏、刘智媛作为诉讼代理人参诉，并花费律师费4万元。该费用应由国睿律师承担。经协商未果，华润餐饮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国睿律所辩称，同意退还华润餐饮公司律师费10万元，不同意华润餐饮公司其他诉讼请求，2018年10月鹊桥管理公司起诉的案由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与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并非同一案由，国睿律所无义务代理该案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月，鑫洋餐饮公司、鹊桥酒店公司以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为由将华润餐饮公司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年，甲方华润餐饮公司与乙方国睿律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鑫洋餐饮公司、鹊桥管理公司（下称“案件原告”）特许经营合同纠纷（2014年度东民初字第1500号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在2014年度东民初字第1500号纠纷的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中担任甲方代理人。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向乙方支付前期律师代理费2万元。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后续律师代理费按照如下风险代理方式处理：若案件终审判决支持“案件原告”提出的违约金和直接损失的诉讼请求的，该部分诉请最终获判决支持部分与“案件”的诉讼请求总额的差额的10%作为律师费支付给乙方；如果法院判决甲方承担的违约金或赔偿款金额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则乙方自动放弃后续律师费。按照《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如果按照该规定按照固定方式收取律师费，则将产生律师费为10.48万元。如果按照上述风险收费方式计算，最终甲方应付的后期律师费超出了按照案件所在地政府部门公布的依照非风险代理（固定）方式计算的律师服务收费的，则乙方自愿放弃按照风险方式收取后期律师费，而按照非风险代理方式（固定）律师向甲方收取后期律师费。例如，按照风险收费方式，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后期律师费为15万元，按照案件当地政府部门公布的律师非风险收费方式计算应当支付的律师费为10.48万元，则后期律师费按照10.48万元收取，但是，甲方可以给乙方报销一定的办公费用，如餐饮、礼品，金额不得超过2万元。2014年4月2日，华润餐饮公司支付国睿律所律师费2万元。2014年5月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1500-2号民事裁定，以鹊桥管理公司并非特许经营合同当事人为由，驳回鹊桥管理公司诉讼请求。鹊桥管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在二审阶段撤回上诉，2014年7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民（知）终字第0712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鹊桥管理公司撤回上诉。2014年10月15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1500-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鑫洋餐饮公司撤回对华润餐饮公司的起诉。2014年10月，甲方华润餐饮公司与乙方国睿律师签订《补充协议书》，第一条约定，鉴于鑫洋餐饮公司已于2014年10月15日撤回对甲方的起诉，目前看，甲方无需向加盟商支付任何赔偿费用。按照“原合同”的约定精神，甲方应在收到鑫洋餐饮公司的撤诉裁定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后期的律师费，合计人民币10.48万元；此外，甲方同时为乙方报销2万元的办案费用（乙方提供餐饮、礼品等发票）。第2.1条约定，如果原告基于相同案由另外对甲方提起诉讼（下称“新的诉讼”），继续由乙方代为办理该诉讼案件的代理工作，乙方不再向甲方收取任何律师费用；第2.2条约定，如果在“新的诉讼”形成的生效判决，确定甲方需要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达到或者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则乙方自愿退回已经收取的部分律师费，合计人民币5万元。本补充协议是对原合同的补充，如有冲突，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2014年11月21日，华润餐饮公司支付国睿律所105175元，备注为“律师费”；2015年3月24日，华润餐饮公司支付国睿律所19625元，备注为“办案费”。2015年，鑫洋餐饮公司、鹊桥管理公司以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为由将华润餐饮公司诉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该案件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6）京0101民初2107号。2016年6月15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1民初2107号民事裁定书，以鹊桥管理公司和华润餐饮公司无合同关系，且非具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鹊桥管理公司的起诉。2016年11月25日，甲方华润餐饮公司与乙方国睿律所签订《补充协议书（二）》，约定，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2016）京0101民初2107号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事项达成补充协议如下，第一条约定，根据2014年10月签署原合同的补充协议书，甲方已经支付乙方相应费用。鉴于鑫洋餐饮公司、鹊桥管理公司已经在诉讼中将索赔金额激增至人民币13534661元，由此易导致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扩大，由甲方按照《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增加相应律师代理费。鉴于双方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乙方同意甲方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人民币10万元整向乙方增加支付律师代理费。第2.1条约定，如果原告基于相同案由另外对甲方起诉诉讼（下称“新的诉讼”），由乙方继续办理该诉讼案件的代理工作，乙方不再向甲方收取任何律师费；第2.2条约定，如果本案形成的生效裁判，确定甲方需要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20万元的，则乙方在裁定下达后三个工作日内自愿退回本次增加收取的代理费10万元。第3.1条约定，本补充协议是对原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的补充，如有冲突，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第3.3条约定，乙方因本案所产生公证费、差旅费，按实际发生金额凭对应发票由甲方支付。2016年11月26日，华润餐饮公司支付国睿律所律师费10万元。2016年12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1民初21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润餐饮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鑫洋管理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鑫洋餐饮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8月21日，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作出（2017）京73民终10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润餐饮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鑫洋餐饮公司经济损失120万元。华润餐饮公司于2018年9月1日收到该判决。另查明，2018年11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向华润餐饮公司寄送了开庭传票，案由为合同纠纷，开庭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2018年11月27日，华润餐饮公司向国睿律所发送告知函，表示鹊桥管理公司以相同案由提起对华润餐饮公司的诉讼，要求国睿律所指派杨佶庆律师代理此案。2018年11月29日，甲方华润餐饮公司与乙方盈科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鹊桥管理公司公司合同纠纷事宜，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接受委托，指派任鹏、刘智媛律师为甲方与鹊桥管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程序代理人。经协商双方同意律师费数额为3万元整。2018年12月18日，华润餐饮公司给付盈科律所律师费3万元。2019年2月12日，甲方华润餐饮公司与乙方盈科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鹊桥管理公司公司合同纠纷事宜，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接受委托，指派任鹏、刘智媛律师为甲方与鹊桥管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程序代理人。经协商双方同意律师费数额为1万元整。2019年2月22日，华润餐饮公司给付盈科律所律师费1万元。2018年12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1民初2363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记载华润餐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为任鹏、刘智媛，双方纠纷的案由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并在本院认为部分记载如下内容：“本案中，鹊桥公司是以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提起的诉讼，而前诉是以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为由提起的诉讼，后诉与前诉虽然当事人相同、诉讼请求相同，但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却不同，故本案并不构成重复起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华润餐饮公司与国睿律所就鑫洋餐饮公司、鹊桥管理公司与华润管理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共签署三份合同，分别为《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二）》，三份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在2014年1月鑫洋餐饮公司、鹊桥管理公司将华润餐饮公司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之时，双方签署《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驳回鹊桥管理公司对华润餐饮公司的起诉且鑫洋餐饮公司撤回对华润餐饮公司起诉之时，双方签署《补充协议书》；在2015年鑫洋餐饮公司、鹊桥管理公司将华润餐饮公司诉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且该案件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之时，双方签署《补充协议书（二）》。由此可知，双方根据案件进展情况之变化，对律师费金额及退款条件进行了变更和补充，《补充协议书》对《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律师费的金额和退款条件进行了变更和补充，《补充协议书（二）》对《补充协议书》中律师费的金额和退款条件进行了变更和补充。且《补充协议书（二）》第3.1条明确约定本补充协议是对原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的补充，如有冲突，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因此，双方当事人对于律师费的金额及退款条件应以《补充协议书（二）》为依据。《补充协议书（二）》第一条约定，根据2014年10月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书》，华润餐饮公司已经支付乙方相应费用。鉴于鑫洋餐饮公司、鹊桥管理公司已经在诉讼请求中将索赔金额激增至人民币13534661元，由此易导致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扩大，由华润餐饮公司按照《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增加相应律师费，鉴于双方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国睿律所同意华润管理公司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人民币10万元整向国睿律所增加支付律师代理费。该条系对《补充协议书》第2.1条“如果原告基于相同案由另外对华润管理公司提起诉讼，继续由国睿律所代为办理该诉讼案件的代理工作，国睿律所不再向甲方收取任何律师费用”的变更，基于此，华润餐饮公司另付国睿律所律师费10万元。同理，《补充协议书（二）》第2.2条“如果本案形成的生效裁判，确定华润餐饮公司需要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20万元的，则国睿律所在裁定下达后三个工作日内自愿退回本次增加收取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0万元”系对《补充协议书》第2.2条“如果在新的诉讼形成的生效裁判，确定华润餐饮公司需要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达到或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则乙方自愿退回已经收取的部分律师费，合计人民币5万元”的变更，故国睿律所的退款条件当以《补充协议书（二）》第2.2条为依据。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判令华润餐饮公司赔偿鑫洋餐饮公司经济损失120万元，符合退款条件，故国睿律所应当退还华润餐饮公司律师费10万元。华润管理公司于2018年9月1日收到该判决，应当按照《补充协议书（二）》的约定，自收到判决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返还华润餐饮公司律师费10万元，逾期未还还应当赔偿华润餐饮公司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息损失，因2018年9月1日系周六，故利息自2018年9月6日起计算。对于华润餐饮公司要求国睿律所赔偿的4万元律师费损失，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向华润餐饮公司寄送的传票显示鹊桥管理公司起诉华润餐饮公司的案由为合同纠纷，但在文义上，合同纠纷范围更为宽泛，与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并非同一案由，且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京0101民初23630号民事判决书显示，鹊桥管理公司起诉华润餐饮公司的案由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与特许经营合同纠纷非同一案由，故鹊桥管理公司于2018年对华润餐饮公司提起的诉讼并非《补充协议书（二）》第2.2条约定的“相同案由”，国睿律所无义务代理。对于华润餐饮公司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民事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华润餐饮公司可以给国睿律所报销一定的办公费用，如餐饮、礼品，金额不超过2万元。且华润餐饮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向国睿律所给付的19625元亦备注“办案费”，而庭审中华润餐饮公司表示该笔费用系被迫支付，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国睿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华润太平洋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律师费10万元；二、被告北京市国睿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华润太平洋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1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6日起计算至被告北京市国睿律师事务所实际履行本判决书第一项付款义务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华润太平洋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50.06元，由原告华润太平洋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负担1100.06元，由被告北京市国睿律师事务所负担11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默菡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