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03民终49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长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南部新区龙坑街道办事处遵南大道保利未来城市B2-95-1-7-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1337301976R（1-1）。法定代表人：张金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永，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银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广丰经济开发区洋口片上广公路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275676174XA。法定代表人：王为银，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俞志良，男，汉族，1975年3月19日出生，江西省上饶市人，住上饶市广丰县。原审被告：刘惠远，男，汉族，1969年8月3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邓植财，男，汉族，1962年1月27日出生，湖南省洪江市人，住洪江市。上诉人贵州长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长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西省银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银鹰公司），原审被告俞志良、刘惠远、邓植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民初44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长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以及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根据市场调研掌握情况可知，涉案工程发包方为播州区交通局，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经招投标程序承建工程化后又转包给银鹰公司。本案中，银鹰公司认可上诉人系实际施工人，结合邓植财持有江西银鹰公司印章并在施工现场负责实际施工，长通公司完全由理由相信邓植财具有签订施工合同的权限。长通公司不可能去职能部门调取银鹰公司印章以核对印章真实性。上诉人施工完毕后，邓展昌出具《收方证明》。银鹰公司收到长通公司的《沥青路面结算单》及第040号催告函后，出具回复函，载明的内容可以认定对邓植财签订合同的追认，也是认可长通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并且认可初验工程量30400平方米。因此，一审认定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错误；2、假设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正确，则银鹰公司将其承建的涉案工程转包给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自然人，该自然人又将涉案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故涉案工程的一系列合同无效，建设施工合同无效后，长通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可以向银鹰公司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3、涉案合同印章真实性应当由银鹰负举证责任。长通公司提交了加盖银鹰公司印章的原件，完成了举证责任，一审裁定让长通公司申请对合同印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加重长通公司责任。此外，在有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应当适用法律规则，而一审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裁判本案；4、最后，一审将“回复函”中的“我方”理解为“案涉工程发包方”错误。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未作答辩。原审原告未针对本案作陈述。长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银鹰公司支付长通公司工程款1498400元；并向长通公司支付自2018年4月3日起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月2%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日的资金占用费为223744元），以上共计1722144元；2.本案诉讼费由银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15日，银鹰公司（合同甲方）与俞志良（合同乙方）签订了《工程分包协议》，约定俞志良为银鹰公司承建位于播州××××并建制村硬化路工程，工程内容为中交二公局指定鸭溪镇撤并建制村硬化路，工程造价为以建设单位或中交二公局核定的竣工结算款为准，并约定了工程质量，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协议中甲方处加盖了银鹰公司印章和王为银的私章。之后俞志良（合同甲方）与刘惠远、邓植财（合同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俞志良将其和中交集团二公局所签的分包合同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交由刘惠远、邓植财执行。2016年9月15日，刘惠远（甲方）与案外人邓展昌（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刘惠远将其进场施工的跳墩坡至荷庄、毡子上至荷庄小学、泥桥至六芽庄公路改造项目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邓展昌施工，并由邓展昌支付刘惠远前期投入费用18.235万元和利润16万元，合同乙方签字处有邓植财、案外人邓展昌、邓飞华的签字。2016年10月12日，长通公司（合同乙方）与邓植财（合同所载甲方为银鹰公司，委托人为邓植财）签订了《路面工程专业分包合同》，约定长通公司为银鹰公司承建位于播州区鸭溪镇毡子上至荷庄小学撤并建制村硬化路项目实施沥青混凝土工程，并约定了合同单价及付款方式，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该合同甲方签章有“江西省银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并有邓植财的签字。2018年2月3日，案外人邓展昌、邓飞华向长通公司出具了收方证明，载明：“张金钢班组在鸭溪项目部毡子上至荷庄小学承包的分项沥青路面已通过本项目部和张金钢班组初验，总计为30400（大写：叁万零肆佰）平方米左右，单价按合同价计算，但最终结算，包括质量、方量都按甲方最终验收合格方量为准”。2018年12月12日，长通公司单方制作了《鸭溪镇毡子上至荷庄小学撤并建制村硬化路项目沥青路面结算单》，载明路面合计1398400元，加上未退还的保证金100000元，合计金额为1498400元。之后长通公司将上述结算单和收方证明邮寄给银鹰公司，银鹰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向长通公司出具《回复函》，载明：“关于鸭溪镇毡子上至荷庄小学撤并建制村硬化路项目，贵州长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12月12日路面结算单和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2018）上催字第040号函的回复如下：1、贵州长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路面施工合同（合同编号：2016-0045）所盖的公司章为私刻章，本公司在此声明从未盖过此章。2、本公司从未委托邓展昌为播州区鸭溪镇毡子上至荷庄小学撤并建制村硬化路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也从未委托邓植财与第三方签订任何合同。3、贵公司所出示的结算单只能作为鸭溪镇毡子上至荷庄小学撤并建制村硬化路项目的初验工程量，根据我方所签下的收方证明内容，“但最终结算，包括、方量都按甲方最终验收合格方量为准”作为我们双方结算的最终依据。目前二公局与业主方的工程量还在复核之中，还没有出示最终结算工程量。因此，我方与贵公司认为暂时适宜作最终结算，只能等待甲方最终的工程量清单作为依据”，回复函加盖了银鹰公司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长通公司与银鹰公司是否具有合同关系。长通公司提交的《路面工程专业分包合同》虽然有银鹰公司的印章，但银鹰公司认为该印章系伪造，并提交了加盖有其公司印章的《工程分包协议》，经释明，长通公司未对《路面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中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司法鉴定，同时长通公司亦未能提交银鹰公司委托邓植财签订合同的委托书，且庭后邓植财陈述也否认受银鹰公司委托与长通公司签订《路面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因此应当认定《路面工程专业分包合同》系邓植财个人签订，银鹰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长通公司提交的结算单、收方证明均没有银鹰公司加盖印章，也没有相关委托函件，银鹰公司不予认可，不能认定为银鹰公司的行为。对于长通公司提交的《回复函》，银鹰公司虽否认系对结算单和收方证明所做的回复，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系对其他何种内容所做回复，同时该回复内容与结算单和收方证明相互吻合，应当认定系针对结算单和收方证明等所做的回复。该回复函第三条载明了“根据我方所签下的收方证明内容”等表述，仅从字面意思理解，“我方”确系指代银鹰公司，但结合第一、二条又否认与长通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内容来看，显然将“我方”理解为银鹰公司又明显矛盾，因此综合《回复函》的整体内容解读第三条中的“我方”应该并非指代银鹰公司，而是泛指案涉工程的发包方（包括各层分包方），据此亦不能认定《回复函》系银鹰公司对工程合同的追认，仅是对长通公司施工事实的肯定。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长通公司与银鹰公司具有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长通公司应向其合同相对方即邓植财主张权利，而无权向银鹰公司主张权利，经追加被告后长通公司仍仅向银鹰公司主张权利，本案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起诉。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于立案受理条件的规定，要求原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即原告需适格，但是对于被告的规定与之不同，仅要求具有明确的被告，即原告能够提供被告准确的名称、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就可视为有明确的被告，在符合其它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受理并使案件进入实体审理程序。除非原告有恶意滥诉的目的，否则法院不得以被告不正确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就本案而言，上诉人提供了加盖有银鹰公司字样印章的合同，且银鹰公司回复上诉人的函件中，亦未否认上诉人对涉案工程进行实际施工，至于银鹰公司是否属于本案合同签订的主体，银鹰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均涉及案件实体问题的判断，应当经过案件审理程序后由法院做出裁判，不应以驳回起诉的程序性裁定来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民初44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娄 强审判员 贺灿灿审判员 施正高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侯振伟书记员钟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