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1民终27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九台区公路客运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九台区曙光街505号。法定代表人：吴恩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达，吉林常春（九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华，女，1967年5月19日生，汉族，住长春市九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英，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柴红玲，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忠伍，男，1970年8月2日生，汉族，住长春市九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英，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柴红玲，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男，2010年9月11日生，汉族，住九台区。法定代理人：蔡某，女，1986年2月24日生，汉族，现住九台区，系张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英，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柴红玲，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春市九台区公路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台客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云华、张某、张忠伍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2019）吉0113民初第1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九台客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达，被上诉人王云华、张某、张忠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英、柴红玲及张某的法定代理人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原审诉请：请求九台客运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566380元、丧葬费30725.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0306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共计817911.5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2日17时许，张某与蔡某带孩子张某在九台区曙光大街小商品北门站点乘九台客运公司所有的5路公交车时，公交车司机杨某因是否买车票一事与张某、蔡某发生争吵，当车行至曙光大街党校桥头前站点时，杨某在车内持尖刀将张某扎伤致死，张某乘坐的×××号公交车为九台客运公司所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九台客运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九台客运公司原审辩称，案涉事实是一起刑事案件，刑事案件被告人杨某已经被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云华、张忠伍、张某索要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都是属于精神损失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对上述请求应当驳回起诉。王云华、张忠伍、张某虽然在刑事审判阶段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已经就赔偿问题与杨某达成了赔偿协议，领取了赔偿款，应当视为已经选择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使了相关权利获得了赔偿，因此其要求赔偿丧葬费、交通费的请求也不应予以保护。无论王云华、张忠伍、张某选择何种起诉的理由均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范畴，不管何种案由获得赔偿均不能突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能保护的范围，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侵权和违约之诉只能选择一种渠道得到救济，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和杨某签订赔偿协议说明其已经选择侵权事由获得赔偿，故其没有权利另行提起违约之诉。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蔡某与死者张某1原系夫妻关系，于2015年6月18日离婚。2017年8月2日17时许，王云华、张忠伍夫妻之子、张某之父张某1与蔡某、张某在九台区曙光大街小商品北门站点乘九台客运公司所有的×××号5路公交车时，先购买两张大人车票。公交车司机杨某说小孩够高了也得投钱，为此蔡某又往投票箱里投了1元钱。之后杨某好像说了一句：“小孩猫腰我也能看出来。”为此引发张某与蔡某不满，先骂杨某，之后双方互骂。当车行至曙光大街党校桥头前站点时，杨某在车内持三棱刀将张某扎伤导致右心室破裂致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蔡某重伤。2017年9月8日王云华自九台客运公司处借款2万元作为张某的丧葬费用。杨某于2017年8月2日被刑拘，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2018）吉01刑初51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某上诉后，杨某妻子替其赔偿王云华、张忠伍、张某人民币10万元，王云华、张忠伍、张某表示不再追究杨某其他任何民事责任。庭审中王云华、张忠伍、张某称收到的10万元为精神抚慰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2018）吉刑终15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杨某为吉林省润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派遣至九台客运公司担任司机工作，在工作中致人伤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杨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运输费用的合同”。第二百九十条规定：“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张某方购票乘车，双方运输合同已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九台客运公司作为承运人有义务在营运期间内将张某安全送到约定地点。张某死亡不存在自身健康原因和故意，死者张某虽然和九台客运公司的司机杨某发生口角，但是首先为杨某言语引发蔡某不满，继而张某二人对杨某谩骂，其谩骂行为不足以构成杨某将张某扎伤致死的后果，不能认定张某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九台客运公司应对王云华、张忠伍、张某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九台客运公司所述王云华、张忠伍、张某索要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请求属于精神损失的范围且杨某在刑事处理阶段已经赔偿王云华、张忠伍、张某方10万元，认为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和杨某已签定赔偿协议，故王云华、张忠伍、张某没有权利提起违约之诉。庭审中王云华、张忠伍、张某方自认10万元为杨某本人赔偿三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及另一被害人蔡某的精神抚慰金，同时在《谅解书》写明杨某本人赔偿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及另一被害人蔡某，从此不再追究杨某本人其他任何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显然是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和杨某本人达成协议，给予王云华、张忠伍、张某一定的补偿，以取得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在刑事上对其的谅解，并非与九台客运公司达成。原审王云华、张忠伍、张某选择的是合同之诉而非侵权之诉，为此九台客运公司答辩意见针对杨某适用，而对九台客运公司并不适用。杨某在为九台客运公司工作过程中致人伤亡，九台客运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云华、张忠伍、张某要求九台客运公司给付交通费500元虽未提供交通票据，考虑实际上应当发生，故予以保护。王云华、张忠伍、张某王云华于2017年9月8日向九台客运公司借款2万元用于张某的丧葬费用，应从九台客运公司赔偿数额中予以扣除。王云华、张忠伍、张某要求九台客运公司赔偿精神抚慰金10万元，因于法无据，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九台客运公司赔偿王云华、张忠伍、张某死亡赔偿金566380元（28319元×20年）、丧葬费30725.5元、交通费500元共计597605.5元（已付丧葬费2万元）。二、九台客运公司赔偿张某被扶养人生活费111366.6元（20051元／年×（11＋1.3／12）年÷2人）。三、王云华、张忠伍、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宣判后，九台客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九台客运公司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云华、张忠伍、张某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无视九台客运公司在原审中提出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且突破法律规定径行判决。一、原审判决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允许当事人同时选择违约和侵权两种救济渠道同时得到重复赔偿。本案是由于刑事犯罪引起的纠纷，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在刑事审理程序中已经与刑事被告人杨某达成了刑事和解，接受了杨某的赔偿，同意免除杨某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就民事赔偿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根据该规定，刑事和解协议也是终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定形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九台客运公司属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共同主体，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对于杨某的和解和责任免除及于九台客运公司。即便杨某与九台客运公司无关联，假设行凶杀人的是其他乘客，在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和刑事赔偿主体已经达成刑事赔偿和解的情况下，王云华、张忠伍、张某也无权利选择违约救济渠道再次获得赔偿。二、原审判决突破了刑事诉讼法体系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限制。无论王云华、张忠伍、张某以何种理由起诉，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其它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其它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根据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得出，在案件构成刑事犯罪后，受害人得到赔偿的方式和种类及数额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律确定的法律体系进行判决，不适用其它法律的规定，只有确定民事责任主体时可以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假设可以按照其它民事途径进行判决，也应当按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保护范围，即只能保护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而杨某赔偿给王云华、张忠伍、张某的10万元显然已经超出了丧葬费的数额，按照刑诉法的保护范围，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已经获得了完全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统一了附带民事诉讼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是为了避免民事诉讼原告人因选择解决民事诉讼程序的不同，获得赔偿的范围和数额不同，从而造成司法不公。三、原审判决造成的客观结果严重不公。在由于刑事犯罪引发的赔偿中，无论是依照何种法律确定赔偿主体，其他主体对受害人进行赔偿都只能是一种代替性质的赔偿，根源于被告人的侵害行为，并均有权向被告人追偿。并且，除去交通事故无论何种性质的保险，对于因刑事犯罪导致的伤害均是不负赔偿责任。故赔偿的范围均应按照刑事法律的规定，只能限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本案相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经视为完成和终结，按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标准，被害方仅能获得丧葬费的赔偿，杨某已经超额履行了赔偿义务，并且取得了王云华、张忠伍、张某的谅解，同意免除其民事责任，杨某已经履行完毕法定赔偿义务，不再负有赔偿责任。由此九台客运公司即使提出向杨某追偿的请求也不能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只能自己承担损失，这种判决结果对于九台客运公司来说严重不公。王云华、张忠伍、张某答辩称，一、本案系合同纠纷，非侵权之诉，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在相关刑事案件中并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案诉讼的主体为九台客运公司，非刑事被告人杨某。张某在搭乘九台客运公司所有的×××号5路公交车时，双方成立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作为承运人，九台客运公司的首要义务是保障旅客的人身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对承运人实行无过错责任，以严格保障旅客人身安全，只有在旅客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自身伤亡或因旅客自身健康原因引发人身伤害时方可免除责任，但免责须由承运人举证证实。本案中，九台客运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张某具有重大过失，则作为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对于九台客运公司提出杨某曾赔偿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及另一被害人蔡某10万元问题，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并非工作人员，故杨某没有赔偿义务，《谅解书》内容与九台客运公司无关，杨某赔偿10万元是为了得到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只是在精神上给予一定的补偿，也就是精神抚慰金，是对其量刑有一定的帮助，这与九台客运公司的旅客运输合同不发生矛盾。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二审中，九台客运公司表示对原审判决认定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并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张某一方购票乘车，其与九台客运公司之间的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已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本案系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双方间权利义务应当适用合同法中关于客运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调整。关于九台客运公司认为因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已经在刑事案件中与杨某达成谅解，并获得10万元赔偿，故王云华、张忠伍、张某无权再对九台客运公司提起违约之诉一节。首先，《谅解书》主要内容为杨某妻子代替杨某赔偿被害人一方10万元，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及蔡某表示对杨某予以谅解，不再追究杨某的其他任何责任，对杨某刑事判决要求死缓。《谅解书》中虽未对赔偿款性质明确约定，但相关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包括张某（死亡）和蔡某（重伤）两人，该10万元的赔偿并不仅是给张某个人及其父母、孩子的，也包括对蔡某的赔偿，且该赔偿是为了得到被害人一方的谅解，被害人一方在接受该赔偿后也作出了要求对杨某刑事判决死缓的表示，结合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在原审中自认10万元赔偿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10万元是杨某对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及蔡某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谅解书》并非与九台客运公司达成并无不当。其次，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在相关刑事案件中并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杨某系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提起公诉，其在刑事一审时被刑事判决死刑立即执行，上诉后为了得到被害人一方的谅解，主动提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王云华、张忠伍、张某接受杨某的赔偿也只是出于对杨某本人的谅解，因此九台客运公司主张王云华、张忠伍、张某系针对杨某选择侵权救济途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王云华、张忠伍、张某选择的是合同之诉而非侵权之诉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九台客运公司应当依据合同关系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九台客运公司提出原审判决突破刑事诉讼法体系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限制一节。如前所述，本案系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双方间权利义务应当适用关于客运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调整，原审判决依据相关民事法律规定认定的赔偿范围并无不当，且九台客运公司对原审判决的计算方法亦无异议，因此对原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数额应予维持。关于九台客运公司提出因王云华、张忠伍、张某已免除杨某的民事责任，导致九台客运公司向杨某追偿的请求将不能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一节。案涉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的双方系九台客运公司和张某一方，本案赔偿义务主体应为承运人九台客运公司，并非工作人员杨某，王云华、张忠伍、张某是否免除杨某的责任并不影响其依据合同关系向九台客运公司主张违约赔偿责任，九台客运公司的此项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九台客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90元，由上诉人长春市九台区公路客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冬审判员 王 博审判员 常 菁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史兰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