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68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蕾，女，197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震，上海汉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森亮，上海汉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明亮，男，198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洁，浙江天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滨，浙江天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蕾因与被上诉人孙明亮定期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8）浙72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上诉人刘蕾的委托代理人高震、黎森亮，被上诉人孙明亮的委托代理人史洁到庭参加了本院于同年7月23日组织的质证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明亮于2018年11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双方之间的租船合同因刘蕾严重违约而解除；2.判令刘蕾立即向孙明亮返还租金13.2万元及该款相应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8日起计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3.判令刘蕾赔偿孙明亮因涉案租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产生的违约金10万元、货款损失2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刘蕾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8日，孙明亮与刘蕾签订《租船合同》一份，约定由刘蕾提供船舶一艘，船名“凯旋工999”，且配备船员出租于孙明亮，租金33万元，押金10万元，租用期间为2018年8月18日至2019年6月6日。按照合同约定及双方在订立合同后的协商一致，孙明亮向刘蕾支付租金33万元、押金2万元（剩余押金8万元刘蕾同意延期至2018年9月8日前付清）。刘蕾于2018年8月20日交船。2018年8月21日起，孙明亮开始将“凯旋工999”船装载货物，投入运输业务。2018年9月6日，孙明亮安排将一批货物装载至停泊于舟山市定海区西码头浪西船厂码头的“凯旋工999”船后，刘蕾及“凯旋工999”船船长联系孙明亮，无端恶意控诉该批货物为盗窃物，并拒绝孙明亮方代表上船。且在孙明亮向刘蕾提供了装货凭证的情况下，“凯旋工999”船却于2018年9月7日被刘蕾连船带货撤离。孙明亮遍寻该船未果，遂于2018年9月8日向舟山市城道派出所报案，该所接警后多次联系刘蕾，但刘蕾拒不配合归还船舶及船载货物，致使涉案租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刘蕾一审中未提交答辩状，也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除对孙明亮诉请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凯旋工999”船系在卸货时撤离；根据舟山市定海区分局城道派出所出具的接警情况说明，就涉案货物下落不明向其报警的人为竺永刚。孙明亮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刘蕾认为孙明亮运输的货物是偷的建筑垃圾，并主张孙明亮违约在先，要求解除合同，并表示船上的料会帮孙明亮卖掉，之后将钱交给孙明亮。还查明：孙明亮（乙方）与案外人竺永刚于2018年8月21日签订船舶运输合同，约定乙方承运船舶为“凯旋工999”，合同期限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12月21日，暂定4个月；合同双方应切实履行合同约定，未征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本合同，否则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对方违约金10万元，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竺永刚于2018年9月18日向孙明亮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孙明亮船舶运输违约金10万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租船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孙明亮作为承租方依约支付租金及押金，刘蕾作为出租方理应按约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船舶，现刘蕾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擅自撤船，导致船舶及船载货物下落不明，构成根本违约，孙明亮有权解除合同，故双方之间的租船合同自刘蕾撤船时（2018年9月7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孙明亮向刘蕾支付月租金33万元、押金2万元，合同已履行期间为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9月7日，计十八天，故刘蕾应向孙明亮返还款项为152000元。孙明亮主张自刘蕾撤船次日（2018年9月8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具有合理性，应予支持。另，刘蕾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孙明亮与竺永刚之间的运输合同无法履行，孙明亮依约向竺永刚支付的违约金，刘蕾理应予以赔偿，故对孙明亮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关于货款损失20万元，孙明亮在庭审中明确实际货款为78000元，其余款项为码头费用，因孙明亮仅提交收款收据一份，上面并无收款单位的盖章，对于货物的来源及用途，孙明亮亦不能明确说明，故仅凭收款收据无法对船载货物的数量及单价予以认定，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刘蕾撤船时船上确实有货物，故依法酌定货款损失为50000元。关于其余所谓的码头费用，孙明亮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4月24日判决：一、刘蕾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孙明亮返还租金及押金152000元、赔偿损失150000元，并支付款项152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自2018年9月8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二、驳回孙明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780元，保全申请费2770元，合计10550元，由孙明亮负担3175元，刘蕾负担7375元，公告费560元，由刘蕾负担。刘蕾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刘蕾从未同意孙明亮迟延支付租船押金及租金。孙明亮支付的35万元包含押金10万及租金25万，故孙明亮尚欠租金而非押金8万元。孙明亮所称“剩余押金8万元刘蕾同意延期至2018年9月8日付清”亦与事实不符。2.案涉船舶返航并非是受刘蕾指令，而是第三人即船东越过刘蕾直接指令船长返航，原因是孙明亮迟延支付租金。3.原判仅凭微信聊天记录及收据即确定案涉船舶装载货物并造成货损5万元，缺乏相应依据。二、刘蕾并未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因孙明亮未按约支付租金，违反合同在先，致使刘蕾无力支付船东租金，故船东撤回案涉船舶。按照《租船合同》“超时收不到租金，有权返航自动解除合同并且已收取押金不予退回”的约定，刘蕾有权没收已收租金。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孙明亮的一审诉讼请求。孙明亮答辩称：一、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明确了以下事实，一是双方对于租金支付条款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进行了变更，刘蕾明确同意孙明亮对其中8万元延期到2018年9月8日前支付。二是刘蕾系以孙明亮安排船舶装运偷来的货物作为合同解除的理由，并非孙明亮延期付款。且刘蕾至今仍未提供证据证明所谓孙明亮存在偷货行为。二、刘蕾确认其将船舶擅自开走时是装有货物的，并且提出由其处理掉货物后将相应货款转帐给孙明亮的银行帐户。综上，刘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二审中，刘蕾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证据一为刘蕾与孙明亮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蕾一直在催要租金，其并未同意孙明亮延期付款的请求；证据二为刘蕾与船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船东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拟证明船方认为刘蕾逾期支付租金而解除合同。孙明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聊天记录显示孙明亮于2018年9月6日明确提出已和刘蕾事先商量好，将于本月8号将剩余8万元款项汇入刘蕾的帐户，而刘蕾未提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刘蕾没有提供电子载体来印证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且内容上也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即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双方均无异议，应予认定，对其证明目的应结合本案证据综合认定；证据二即刘蕾与船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船东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与本案双方租船合同并无关联，不予认定。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二审予以确认。另查明：刘蕾与孙明亮签订的《租船合同》约定，租金为每月33万元，先付款后工作；合同押金10万，孙明亮须在合同签订后开航前支付押金10万及租金10万合计20万元，首月租金欠款23万于8月27日前支付，超时收不到月租金，刘蕾有权返航自动解除合同并且已收押金不予退回；船舶在松门交接完成后即正式开始计算租金。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哪一方违约，以及违约责任如何计算的问题。双方对本案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评述如下：（一）刘蕾是否有权以租金未付为由撤船即解除合同。首先，对于欠付的是租金还是押金，《租船合同》约定孙明亮应在开航前支付押金10万及租金10万，8月27日前支付剩余租金23万，而双方确认孙明亮至8月27日共支付28万元，8月31日支付10万元（其中3万元油款应予扣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孙明亮支付的款项应按押金10万，租金25万计算，即孙明亮欠付的8万元应认定为租金。但这一认定对本案实体处理并无影响。其次，刘蕾二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在8月28日回复称“孙总，如果真的没钱打过来就不要打了吧，船开回去了”，但是在孙明亮支付了后续部分租金后其选择继续履行合同，说明其放弃了解除合同的权利。第三，孙明亮在微信聊天中分别于9月6日和9月8日两次提到其曾与刘蕾约定剩余的8万元在9月8号付清，但刘蕾均未予以反驳，反而在9月8日回复称“现在每天的租金是1.1万，你们预付的租金到10号结束”，说明孙明亮所称刘蕾同意剩余租金延期支付有相应依据。综上，刘蕾上诉主张孙明亮未按时付清租金，其有权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刘蕾是否有权以案涉货物涉嫌偷窃为由解除合同。刘蕾于9月7日通过微信告知孙明亮，船员在卸货过程中反映有岸上工作人员称货物是偷的，经孙明亮解释后刘蕾仍以未提供销售许可证为由，拒绝提供船员联系方式和船舶去向，并称被偷的料场已经报警。但刘蕾在诉讼中无法提供货物有瑕疵的任何证据，反而是货主竺永刚已向公安机关报警。故刘蕾主张货主涉嫌偷窃的理由不能成立。此外，根据生效判决即（2019）浙民终691号案查明的事实，刘蕾于2018年9月7日即将案涉船舶以每月34万元的价格转租给案外人邱加权，亦可印证刘蕾违约在先的事实。（三）关于损失计算问题。刘蕾在微信上表示船上的料会帮孙明亮卖掉，之后将钱交给孙明亮，但其在诉讼中无法说明货物去向。鉴于双方均未提供货物价值的确切证据，一审酌定货值为5万元并无明显不当；至于孙明亮向下家支付的违约金10万元，亦有相应租船合同和收条为证，该金额根据本案事实亦属合理，可认定为孙明亮为履行本案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对于返还的租金，合同约定从船舶交接完成后即正式开始计算租金。孙明亮一审主张船舶于8月20日完成交接，但其没有提供交接手续等证据，鉴于刘蕾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孙明亮在一审起诉状中仅要求返还租金13.2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属合法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故一审判令刘蕾返还15.2万元系超出孙明亮的诉请范围，应予纠正。综上，本案双方签订的租船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刘蕾擅自解除合同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刘蕾关于其不构成违约及违约金额计算过高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在计算返还租金时超出当事人孙明亮的诉请范围，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宁波海事法院（2018）浙72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孙明亮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宁波海事法院（2018）浙72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蕾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孙明亮返还租金132000元，赔偿损失150000元，并支付款项132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自2018年9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780元，保全申请费2770元，合计10550元，由孙明亮负担3663元，刘蕾负担6887元，公告费560元，由刘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30元，由刘蕾负担5444元，孙明亮负担3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裘剑锋审判员  吴云辉审判员  姜裕峰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