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辽0105行初295号 原告李洪波， 原告李连喜， 委托代理人李洪波（系原告李连喜儿子）， 被告沈阳市房产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87号。 法定代表人陈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继文，辽宁弘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冮毅，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李洪波、李连喜诉被告沈阳市房产局拆迁公告（货币安置）违法；撤销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恢复房屋原貌、赔偿损失一案，于2019年7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洪波、李连喜诉称，被告沈阳市房产局是沈阳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1999年7月11日，拒不执行沈阳市人民政府棚户区改造决定和命令，违反法定程序发布拆迁公告，超越法律授权作出货币安置决定，被告违规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1.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递交的拆迁申请报告及相关材料残缺不全，拆迁申请报告明显违反沈阳市人民政府棚户区改造安置政策及沈计投资发[1998]109号文件规定。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78号令第八条规定，由其内设机构越权给拆迁人颁发拆迁许可证，违规、违法，事实清楚。2.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78号令第十条规定，未批准拆迁许可证却提前二个月十一天发布拆迁公告，并指定沈河区城市房屋拆迁办公室实施拆迁安置原告，程序违法，事实清楚。3.被告发布的拆迁公告，内容违反沈阳市人民政府第3号令、17号令、沈计投资发[1998]109号规定，超越法定权限。4.1999年7月11日，被告指定沈河区房产局内设机构实施拆迁安置原告，但拆迁人并未与其签订委托拆迁协议书，既沈河区房产局及其内设机构不具备法定民事行为的主体资格。被告的指定授权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越权行使职权，事实清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3号主席令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1999年7月，沈河区房产局及其内设机构在无民事授权的法定必要条件和主体资格情况下，实施的一切行政行为，只能受本级人民政府领导。其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属于行政协议而非民事协议，事实清楚。5.沈河区房产局2001年8月30日，在其官网上承诺年底回迁1440户居民，原告应当在被回迁安置范围之内，事实清楚。综上所述，被告违反沈阳市人民政府棚户区改造安置政策，违反《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被告与沈阳市沈河区房产局及拆迁人共同实施的一系列违规违法行为，造成数亿国有土地出让金流失。造成原告二十年居无定所不能安居乐业。依据《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被告应依法赔偿原告损失，不容质疑。请求法院：1.确认被告作出东滨河路棚户区改造“货币安置”决定“越权”违法；2.撤销沈阳市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书；3.判决被告恢复原告居住房屋原物原貌并赔偿损失；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019年7月22日原告向本院提出申请：一、申请追加沈河区房产局、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为本案被告。二、增加诉讼请求：1.确认沈阳市房产局作出的沈房（1999）032号拆迁公告违法；2.确认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书违法。 被告沈阳市房产局辩称，一、我局有权作出被诉拆迁许可证及拆迁公告。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八条及《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一款、第六条的规定，我局作为沈阳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二、被诉拆迁许可、拆迁公告作出时间为1999年，原告在拆迁开始时及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就已知晓行政行为内容，且被诉行政行为距今已超过五年，故原告于2019年7月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请求确认我局作出东滨河路棚户区改造货币安置决定违法，货币安置并非独立的行政行为，实际上原告是对我局作出的拆迁许可证及拆迁公告不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涉诉《房屋拆迁许可证》及公告的核发时间为1999年，原告在拆迁当时就应知晓拆迁许可和拆迁公告内容，其在与拆迁人签订协议时更应知晓（房屋拆迁协议签订时间为1999年）。据此，原告在一年的起诉期限内未提起诉讼，现在起诉早已超过起诉期限。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涉诉《房屋拆迁许可证》及拆迁公告的内容包括拆迁范围、拆迁期限及拆迁实施单位。因此，涉诉房屋拆迁许可证属于行政许可范围，非行政机关确认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政行为，故本案应当适用最长五年的起诉期限，因此，原告现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五年的起诉期限。三、原告与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协议属于民事协议，其撤销协议的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四、原告与拆迁人已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现要求恢复房屋原物并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我局作为拆迁管理机关不承担安置补偿义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连喜、李洪波系父子关系。1999年7月11日被告作出沈房[99]年032号拆迁公告，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沈河区城市房屋拆迁办公室对沈河区大南路（街）听雨里、星前里等实施拆迁。搬迁期限自1999年7月11日至1999年8月10止。1999年9月9日前货币安置完毕。1999年9月22日该地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原告李连喜、李洪波的房屋在拆迁范围，李连喜于1999年7月30日与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并于2004年1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书。李洪波爱人就李洪波在拆迁地居住房屋于1999年8月17日与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后签订了补充协议书。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对李连喜、李洪波的被拆迁房屋进行了货币补偿安置。现原告以2016年11月得知拆迁公告及拆迁许可证，认为被告作出的拆迁公告（货币补偿）违法等理由，诉讼至本院。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拆迁公告（货币补偿）违法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18年2月8日施行）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因被诉拆迁公告于1999年7月11日作出，属于2018年2月8日前上述《解释》施行前的行政行为，故起诉期限适用2000年2月16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原告作为被拆迁人于1999年与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原告最迟应当在签订协议时知道被诉的拆迁公告，既便如原告所述是2016年11月才得知拆迁公告及拆迁许可证，至迟应于2018年11月31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于2019年7月1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 二、关于原告请求撤销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补充协议的主张，因与原告签订该协议的是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沈河区城市房屋拆迁办公室作为被委托人虽也在该协议中署名，但系拆迁人的委托，该协议属于原告与拆迁人平等主体间的协议，该协议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 三、关于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恢复原告居住房屋原物原貌并赔偿损失的主张，因原告与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已签订了协议，该协议已实际履行，且该协议不属行政案件审查范围，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亦不符合行政案件受案条件。 四、关于原告申请追加沈河区房产局、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为本案被告及增加确认沈阳市房产局作出的沈房（1999）032号拆迁公告违法；确认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书违法诉讼请求问题，本院认为：（一）增加诉讼请求问题，因原告申请增加的确认沈阳市房产局作出的沈房（1999）032号拆迁公告违法与原告提起诉讼时的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作出东滨河路棚户区改造“货币安置”决定“越权”违法，系同一行政行为；原告申请增加的确认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书违法与原告提起诉讼时的诉讼请求2.撤销沈阳市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书，系同一请求。故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原诉讼请求相同，不存在增加。（二）追加被告问题，因沈河区房产局、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故原告追加被告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及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洪波、李连喜的起诉。 本案诉讼费五十元，退回原告李洪波、李连喜。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洪艳丽 人民陪审员  崔 雷 人民陪审员  杨 竟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法官 助理  信欣然 书 记 员  薛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