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2882号原告：胥进勇，男，198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义，北京银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优耐瑟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34号2号楼三层301室。法定代表人：任志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学成，河南蓼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任志行，男，197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学成，河南蓼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胥进勇与被告北京优耐瑟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耐瑟卫公司）、被告任志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胥进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义，被告任志行并作为被告优耐瑟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胥进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连带支付货款107375元（原诉请金额为116375元，诉讼中减少）；2.判令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连带支付利息损失（以107375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6%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胥进勇向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购买计算机及软件设备，各方达成口头约定，胥进勇共计供应价值375375元货物，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仅付款25万元。2018年9月7日，任志行向胥进勇出具《欠条》，确认欠款金额为125375元。后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又付款1.8万元，余款至今未未付。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共同辩称不同意胥进勇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第一，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与胥进勇没有合同关系，胥进勇未能提供任何买卖合同，胥进勇起诉主体不符，债权来源不清，不能认定胥进勇与优耐瑟卫公司、任志勇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二，今年年初左右，胥进勇伙同案外人至任志行家中闹事、威胁，任志行家人报警。后胥进勇等人尾随任志行一晚上，任志行迫于无奈才出具《欠条》，该《欠条》非任志行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任志行、优耐瑟卫公司员工戴某某向胥进勇或邓某某支付的款项均是由优耐瑟卫公司支付给胥进勇关联公司的业务款项，胥进勇无权进行主张。现因优耐瑟卫公司经办人员休假，无法核实关联公司名称。上述款项及本案欠款与任志行个人无关，应视为是优耐瑟卫公司行为。胥进勇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1.《欠条》；2.2016年9月5日、2017年1月16日任志行与胥进勇之间的款项往来银行凭证；3.胥进勇与任志行的微信往来记录；4.任志行、优耐瑟卫公司员工戴某某向胥进勇及合伙人邓某某汇款的银行凭证。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共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1.胥进勇担任监事职务的北京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企业信息打印页；2.胥进勇与任志行的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认可胥进勇证据1上签名真实性，但称系在胥进勇威胁下迫于无奈出具，对该证据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进行认定。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不认可胥进勇证据2的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所载时间远早于《欠条》出具时间，胥进勇亦认可该证据与涉案《欠条》无关，故该证据与本案之关联性，不予认定。胥进勇不认可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证据1的关联性，本院认为，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自认与优耐瑟卫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胥进勇关联公司并非X公司，故该证据与本案之关联性，不予认定。双方对对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查明事实如下：2018年8月23日、8月31日，优耐瑟卫公司员工戴某某分别向邓某某汇款10万元、15万元。同年9月7日，胥进勇通过微信向任志行催款。任志行回复“还差一部分，要过些时间，有些应收款还没回来”。胥进勇回复拖不过去了，“客户不答应，非得要我过来要钱”。任志行称账户里无钱，让胥进勇转告客户“一分不会少，只是时间的事”。胥进勇称已经转告过很多次了，“人家也要用钱，上次我也来一次了，也是他们逼我来的”。任志行回复理解。同日，任志行出具《欠条》，载明：任志行欠胥进勇375375元，期间回款10万元、15万元，还有125375元未还；任志行特此声明，以上属实，没有虚假。《欠条》落款处有任志行签名、身份证号及手印。同年9月8日，任志行通过微信要求胥进勇确认“任志行欠胥进勇的钱打入邓某某名下尾号1914银行账户”。胥进勇回复确定，要求任志行确认欠款金额为125375元，并向任志行发送《欠条》图片。当日，任志行分别向邓某某上述银行账户汇款2000元、3000元，业务摘要均为“还胥进勇的”。当日，任志行将上述银行汇款凭证截屏通过微信发送给胥进勇。胥进勇回复收到。同年9月30日、10月31日、12月7日、2019年1月29日，任志行分别向胥进勇汇款4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业务摘要分别为还款、往来返。2019年7月8日，任志行称胥进勇去年和他人跟踪其一晚上。胥进勇称“你也不给解决；催那笔钱，你是公司法人”。任志行表示现在解决不了，不是不给解决，告知胥进勇跟到其家中，还要挟孩子，当时其到派出所报警了。胥进勇回复“可别乱说”。诉讼中，邓某某到庭表示：戴某某、任志行向其支付的上述钱款均是其替胥进勇收取，是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向胥进勇支付的欠款，其收到钱后都给了胥进勇。胥进勇表示：双方合作时间较长，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留存相关货物交接凭证；2018年9月7日微信中的“客户”指的是胥进勇合伙人邓某某；胥进勇向任志行催款，未进入其家中闹事，任志行家人报警，警察告知不能进家门，可以催债或起诉；任志行自愿出具《欠条》，胥进勇未进行任何胁迫。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则表示：胥进勇在2018年9月7日微信中称“客户”，可见其与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没有合同关系；任志行是作为优耐瑟卫公司法定代表人针对与胥进勇关联公司业务往来向胥进勇、邓某某汇款，上述汇款系任志行的职务行为；任志行受胥进勇胁迫出具《欠条》，之后报警，未采取其他措施维护权益。本院认为，关于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称任志行系在胥进勇胁迫下出具《欠条》的答辩意见。其一，现各方对任志行出具《欠条》时间及报警时间各执一词，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未举证证明报警时间与《欠条》作出时间的先后顺序，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二，《欠条》出具当日，胥进勇通过微信向任志行催款，任志行仅以资金紧张为由要求延期付款，并未对胥进勇提出的欠款事宜提出异议。其三，《欠条》出具的次日，胥进勇再次通过微信向任志行催款，并向任志行发送《欠条》图片，任志行亦未提出异议，且于当日向胥进勇指定银行账户还款5000元，并自行备注款项性质是“还胥进勇的”。其四，若《欠条》确系受胥进勇胁迫出具，上载欠款数额较大，任志行或优耐瑟卫公司至今未采取任何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亦与常理不符。综上，对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相关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称优耐瑟卫公司系与胥进勇的关联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无法说明所谓胥进勇关联公司名称，亦未提交其所称与案外人存在业务往来的证据，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诉讼中邓某某到庭表示系替胥进勇收款，同意由胥进勇在本案中主张债权。现胥进勇持有《欠条》原件，其作为本案原告向优耐瑟卫公司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并无不当。综上，对优耐瑟卫公司相关陈述，本院不予采信。优耐瑟卫公司自认诉争欠款系其公司业务，自愿承担相应还款责任，应依约履行相应付款义务。关于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称任志行的付款行为系作为优耐瑟卫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的答辩意见。《欠条》载明欠款性质系“任志行欠胥进勇”的款项，任志行在《欠条》落款“欠款人”处签名确认，可见任志行对于其系欠款人的身份是知悉且认可的。此外，《欠条》出具日之次日，任志行在微信中主动要求胥进勇确认“任志行欠胥进勇”的钱款支付方式，并在此后针对《欠条》项下欠款以其个人名下银行账户向胥进勇还款。综上，对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相关答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任志行亦应承担相应还款责任。《欠条》所载欠款金额清晰、明确，诉讼中各方对出具《欠条》后任志行的还款金额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现无证据证明任志行、优耐瑟卫公司或他人存在其他付款行为。故胥进勇要求任志行、优耐瑟卫公司支付欠款107375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优耐瑟卫公司、任志行至今未付清欠款，胥进勇有权主张逾期付款造成的利息损失，但其主张按照年6%标准计算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依法调整为按照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优耐瑟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任志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原告胥进勇欠款107375元；二、被告北京优耐瑟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任志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原告胥进勇利息（以107375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胥进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3元，由被告北京优耐瑟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任志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有光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温晓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