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1民终17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银玲，女，汉族，1962年7月19日生，住漯河市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华鹏，河南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艳磊，男，汉族，1981年2月25日生，住漯河市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淼，河南永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佳，河南永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吴克霞，女，汉族，1968年12月8日生，住漯河市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红，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银玲因与被上诉人梁艳磊、原审第三人吴克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源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2民初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银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华鹏、被上诉人梁艳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淼，刘思佳、原审第三人吴克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银玲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102民初59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停止执行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显示为被执行人吴克霞名下49%的股权，井确认上诉人苏银玲为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且享有该公司49%的股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无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上诉人苏银玲与吴克霞之间的代持协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是对事实的认定错误。1、上诉人苏银玲与吴克霞之间的代持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上诉人苏银玲已对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真实出资，该代持协议合法成立并生效。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苏银玲与吴克霞之间的代持协议不予采信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2、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对代持协议的抗辩完全来自于其推断，苏银玲在涉该股权的其他诉讼程序中未提出股权被代持并不否认其在本案程序中代持协议的真实性及其效力，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无任何相反证据支持。一审判决无视上诉人苏银玲实际出资的事实，以苏银玲在涉案股权的其他诉讼程序中未提出股权被代持为由不认可本案股权代持协议的真实性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苏银玲“在公司关系上不具有公司股东的法律地位”没有法律依据。我国《公司法)第32条虽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该规定不能得出未记载于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就不是公司股东的结论。上诉人苏银玲是否是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否应享有股东权利，应综合考察上诉人在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及被上诉人是否有合理信赖进行综合判断。事实上，上诉人苏银玲作为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与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有密切关系的人包括被上诉人多年来均明知的事实。故其在本案中执查封并执行实际为被上诉人苏银玲实际所有的股权不构成善意。故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合理信赖，不应作为普意第三人进行保护。2、一审判决错误适用公司股东登记的公示效力及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范围，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即，商事外观主义并不适用于非股权交易的第三人。本案中，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吴克霞并非针对执行标的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的49%股权进行交易，而是仅因二者的债务纠纷而查封漯河市兆字置业有限公司的49%股权偿还债务，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和余地，同时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3、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对上诉人对执行标的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的49%股权的权属进行判断，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适用。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上述规定仅适用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异议案件，该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2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苏银玲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一一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应依法判决不得执行该股权。综上，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在此基础上法律适用严重错误。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梁艳磊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正确。1、答辩人与第三人吴克霞(被执行人)在2015年8月6日签订借款合同时，吴克霞承诺自愿以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宇公司)49%股份作为借款质押(因故未到工商局办理股权质押手续)，到期不履行还款义务，答辩人享有吴克霞所持股份，答辩人相信第三人是公司实际股东对名下股权享有绝对的处分权。2、因未如约还款，答辩人于2016年在源汇区人民法院起诉吴克霞并申请法院保全吴克霞在兆宇公司49%的股份，上诉人苏银玲、第三人吴克霞并未对股份冻结裁定提出异议，答辩人对第三人是公司实际股东毫不怀疑。3、第三人吴克霞不服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诉后被驳回，后又申请再审，第三人上诉及再审的理由均是借款合同上签名、指印非其本人所为，在长达2年的诉讼中，上诉人苏银玲、第三人吴克霞从未提出过股份存在代持，吴克霞系名义股东的抗辩，且2017年8月14日第三人吴克霞向漯河市人民法院以股东身份起诉，请求解散兆宇公司，答辩人坚信第三人是公司实际股东。4、2018年8月答辩人在源汇区人民法院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启动执行程序，2018年12月上诉人苏银玲提出执行异议，后被驳回。5、在2018年12月上诉人苏银玲提出执行异议前2个月，2018年10月郾城区人民法院对第三人名下股权也进行了冻结，但上诉人、第三人未在郾城法院提出异议和复议。6、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均已证明以上事实。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以存在代持协议启动执行异议及异议之诉，但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又不能证明与第三人在兆宇公司缴纳的股东出资存在联系，真实的意图是拖延执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请，查明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正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称一审判决依据法律错误，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适用法律正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6、27、28确立的股东登记公示效力及外观主义，稳定了社会交易安全。答辩人出于对工商登记公示效力的信赖，要求执行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股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法有据，于理可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吴克霞辩称：同意上诉意见。苏银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贵院立即停止执行漯河市兆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宇公司）工商登记显示为被执行人吴克霞名下49%的股权；2、请求贵院依法确认原告为兆宇公司股东，且享有该公司49%的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克霞系兆宇置业公司49%股权的持有人，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举证股东代持协议及银行交易明细，欲证明公司工商登记显示为吴克霞名下的49%的股权，系吴克霞代原告持有，原告是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也是该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交易明细中，原告于2010年7月14日取款51万元，其中49万元原告交于吴克霞，用于公司注册资本。原告与吴克霞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且吴克霞本人没有存款，没有出资能力。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足以证明原告有50万元左右的出资能力。且将其中的49万元实际交于吴克霞，吴克霞也予以认可，可以证实原告系涉案股权的实际权利人。被告认为协议不真实，协议显示的时间是2011年2月9日，系圆珠笔书写，距今天已经八年，但从字体、纸张的氧化程度上来看，没有任何氧化痕迹，明显不真实。协议显示的签订日期晚于公司成立时间。协议内容约定有重大事项的表决权、决策权、重大事项的书面授权，用语专业，考虑全面，但有意不确认出资金额，是为了避免以后苏、吴二人之间因不真实陈述，另外再产生纠纷，这份协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公司注册资金涉及金额较大，且系两次缴纳的情况下，原告与吴克霞没有协商，直接交由他人代持的行为，是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有无自有资金，不是禁止股东出资限制的条件，吴克霞有无自有资金，不能仅凭一份没有显示资金流向的转款凭证来证明。且此份转款凭证早于公司注册六个月，吴克霞系兆宇公司登记股东，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推翻工商登记部门的公信效力。如按原告所述，吴克霞在公司注册前六个月即拿到全部出资，就不需要再分两次缴纳公司注册资金，一次完全缴纳即可，分两次缴纳反而增加了原告的风险，依此也可看出，原告与吴克霞之间的代持不真实。银行交易明细，没有提供原件，无法进行核实，请法庭庭下核实；银行流水没有持卡人的名称，不能表明这份交易明细系原告所有，交易明细中，原告所标识的金额与公司注册资金第一次缴纳10万元相差甚远，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且其标注的转账日期比公司成立验资早了六个月，其中一笔2010年7月14日的17万元，在2010年7月23日交易明细中已显示进账170000元，原告主张明细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不能表明转账的金额缴纳给了兆宇公司。第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协议是原告与第三人真实意思表示，实际出资人确系原告，签订协议的时间虽晚于公司成立一个月，但这不影响协议的真实性。被告举证如下：1、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一份、股东会决议一份、公司高管信息一份、第一次出资验资报告一份、股东会剩余注册资金缴纳决议一份、剩余出资验资报告一份；欲证明兆宇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7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日期为2011年2月9日，晚于公司成立时间；兆宇公司股东2次缴纳注册资金均经过了股东会决议及会计事务所验资，均显示系孙东升、吴克霞出资，与原告无关；第三人吴克霞担任公司监事，对公司有实际管理行为。2、（2018）豫民终187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一份，欲证明2017年第三人吴克霞以股东身份要求兆宇公司解散的诉讼，第三人以股东身份实际行使股东权利；3、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2018）豫1103财保87号民事裁定一份、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豫1102民初1470号之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1民再20号判决一份，欲证明2018年12月原告在执行中提出执行异议之前，10月份郾城区人民法院对吴克霞名下股权也进行了冻结，但吴克霞及原告未提出异议和复议，如果代持真实，原告及第三人不可能在郾城区人民法院不提出复议和异议，因此，代持不真实；原告及吴克霞在源汇区人民法院2016年对股权冻结期间未提出异议和复议，且吴克霞在《借款合同》中承诺自愿以在兆宇公司的49%股份作为质押，吴克霞以股东身份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代持不真实。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吴克霞系兆宇公司的显名股东，并不能否认原告苏银玲为实际出资人即实际权利人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同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吴克霞与原告在其他案件中是否提出过股权代持，均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第三人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就其证明目的均不能证明被告的辩称，第一组证据中的前后两份验资报告，相隔时间只有两个月，与苏银玲的取款时间及交给吴克霞出资的时间，基本一致，恰恰可以证明原告即本案诉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均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不能用于推测或推断本案股权代持协议真实性的证据。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2010年7月14日，苏银玲账户分5笔取款共计51万元。兆宇公司于2011年1月7日在漯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企业法人登记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孙东升、吴克霞，出资比例分别为51%、49%。2011年2月9日，原告苏银玲与第三人吴克霞签订协议，约定兆宇公司登记股东是吴克霞，但吴克霞没有实际出资，实际出资人苏银玲，苏银玲请求吴克霞代持其股份并作为显名股东在工商局登记等。2015年8月6日，被告梁艳磊与第三人吴克霞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梁艳磊借给吴克霞150万元用于企业流资，借款期限三个月，马水全作为担保人签字，吴克霞在合同后面承诺自愿以兆宇公司49%的股份作为借款质押，到期若不能履行借款合同约定内容，梁艳磊就拥有吴克霞所持有股权。在梁艳磊诉吴克霞、马水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本院依梁艳磊的申请，作出（2016）豫1102民初1470之二裁定书，冻结了吴克霞在兆宇公司价值49万元的股权，判决后，吴克霞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2017）豫11民终1736号民事判决。吴克霞不服该判决，向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称：借款合同中吴克霞的签名、捺印非吴克霞所为，吴克霞的行为为职务行为。2018年7月16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2017）豫11民终1736号民事判决。2018年8月13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苏银玲提出执行异议。2017年8月14日，吴克霞向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散兆宇公司。兆宇公司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1日作出的（2018）豫民终187号民事判决显示：2015年11月5日，吴克霞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款规定明确了公司股东登记的公示效力，工商登记是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隐名股东由于未经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其在公司关系上不具有公司股东的法律地位，隐名股东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亦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对该股权的强制执行。本案中，吴克霞借款时承诺自愿以其在兆宇公司49%的股份作为借款质押，虽未办理质押登记，但梁艳磊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吴克霞为兆宇公司的股东；且之后吴克霞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转让其部分股权；又以股东身份起诉，请求解散兆宇公司。原告苏银玲提交2010年7月14日的账户取款记录，原告未提供取款人，且第一次出资时间2011年1月6日、第二次出资时间为2011年3月24日，苏银玲账户分5笔取款共计51万元不能证明与在兆宇公司缴纳的股份存在必然性，且吴克霞在向梁艳磊借款时及之后的种种行为，均让梁艳磊产生合理信赖，能认定吴克霞在兆宇公司的股东身份，故对代持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苏银玲不享有兆宇公司49%的股权。因此,当吴克霞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债权人梁艳磊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梁艳磊依据生效的判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吴克霞在兆宇公司的股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苏银玲关于停止执行以吴克霞名义在兆宇公司持有的49%的股权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银玲的诉讼请求。诉讼费8650元，由原告苏银玲负担。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物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在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旨在阻止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的诉讼。本案中，吴克霞系兆宇置业公司49%股权的持有人，对该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苏银玲是否享有兆宇公司49%的股权，其是否是兆宇公司股东，其是否有权要求停止执行兆宇公司吴克霞名下49%的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该条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因此，当显名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根据该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兆宇公司在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为孙东升、吴克霞。梁艳磊依另案生效判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吴克霞在兆宇公司的股权，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苏银玲对于吴克霞持有的兆宇公司49%的股权享有实体权利，不足以认定苏银玲系兆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且其是否为中盛公司的隐名股东，不影响梁艳磊实现其请求对吴克霞股权进行强制执行的权利主张。故苏银玲关于停止对吴克霞所持有兆宇公司股权强制执行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苏银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上诉人苏银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强审判员 缑兵伟审判员 曹光辉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