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14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伟太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土桥正街4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富学，该公司总经理。 破产管理人：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孟姣，女，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青海，男，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仲先，男，汉族，1966年2月4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上诉人重庆伟太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仲先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4民初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伟太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4民初1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完居间义务缺乏事实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根据伟太公司与四川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四川浩元恒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元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施工合同这一事实,即认定杨仲先按照《承诺》履行了居间义务,并未审查《承诺》关于居间义务的约定,属于认定事实不当。《承诺》中约定居间人支付报酬的前提是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签订合同且进场,并保证伟太公司顺利进场。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施工合同时,涉案项目既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亦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通过招投标程序确定建设单位。因此,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的施工合同因违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且因上述原因,伟太公司未在《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2013年12月16日进场。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因上述原因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合同成立是指合同合法、有效的成立,如果所促成的合同属无效或可撤销的合同,不能视为促成合同成立,居间人仍不能请求支付报酬。其次,伟太公司与通泽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合法有效,应当认为伟太公司依靠自身实力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了与业主方签订合同的机会,而非居间人的努力。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按照《承诺》履行了居间义务缺乏事实依据。 二、即使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居间义务,被上诉人也无权要求上诉人支付任何居间报酬。首先,被上诉人自认系浩元公司的法律顾问,并认为诉争居间活动系其本人促成。但被上诉人的特殊身份与合同当事人双方均存在利害关系,且其作为浩元公司的法律顾问明知浩元公司当时在收购通泽公司股权而未如实告知浩元公司的资金、经营等状况,亦未将共同发包人之一的通泽公司在2013年11月28日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事实告知上诉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义务,使上诉人无法及时、顺利进场施工,进而导致上诉人因提前准备进场物资而担负巨额债务,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对于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次,我国建筑工程施工行业属于微利行业,具体到本案中的工程,因发包方的原因延迟开工建设,提前停工,无力退还上诉人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2,500万元及垫付的施工手续费78万元及工程款4300余万元，并造成巨大的停工损失,总计造成上诉人因履行本案所涉的建设施工合同约7,000万元的损失,因此被上诉人无权要求支付居间报酬。 三、一审法院认为承诺中关于居间费的约定总额为2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承诺》中载明“我公司与四川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并进场后支付刘某居间费壹佰万元整。另居间费壹佰万元整，从2014年1月1日起按借款处理，月息2%另出具借条。”以上内容系上诉人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结合前后文义及一般语言文书表达习惯,应理解为“居间费总额为壹佰万元整;报酬支付条件是与浩元公司签订合同并进场后支付;并约定该壹佰万的利息计算标准为月息2%及计算起始时间为2014年1月1日且需另出具借条。”四、一审法院对承诺后文“另居间费壹佰万元整，从2014年1月1日起按借款处理，月息2%，另出具借条。”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对此，一审法院认定为借贷关系,以该借款未约定具体付款时间为由,判令上诉人支付居间费100万元及其利息，属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而伟太公司与杨仲先之间只有欠款事实,而没有借款事实,不存在借款关系。其次,上诉人未按照承诺另出具借条,故双方未曾变更法律关系。再者,即使上诉人出具了借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仍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即居间合同纠纷审理。根据承诺“另居间费壹佰万元整，从2014年1月1日起按借款处理，月息2%。”可知,上诉人已明确了居间费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1月1日之前。如未按期支付,则以2%的月利率支付居间人欠款利息。然而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被上诉人未曾向伟太公司主张过权利。因此,关于居间费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五、被上诉人主张的居间报酬过高,上诉人有权要求调整。建筑行业的居间服务,均包括履行督促、保证建设方向施工方的付款进度的义务,才能获得居间报酬。本案中被上诉人未履行任何帮助上诉人催收工程款的义务。事实上发包方浩元公司、通泽公司至今尚未支付的工程款、保证金及其利息高达一亿元,给上诉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而《承诺》中所确定的居间报酬过高,且被上诉人也已收到杨仲先支付的70万元居间报酬,足以与其提供的居间服务劳动价值相匹配,综合被上诉人付出的劳动和承担的风险,若被上诉人再主张支付居间报酬,既导致市场利益失衡,也违背了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因此,上诉人请求贵院参照最高院关于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华东分公司与胡光明居间合同纠纷的判决,对居间报酬予以调整。 杨仲先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根据《招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上诉人提到的涉案项目必须进行招投标的说法与法律规定不符。2.根据相关生效判决，涉案主合同是有效的。3.主合同无效并不影响居间合同的效力。4.承诺书明确承诺一部分属于固定期限应当付，还有一部分属于没有约定期限，款项性质属于居间费，并不会转为借款。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居间费没有最高和最低的规定，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上诉人支付200万的居间服务费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约定好的。6.不能因为我曾担任过浩源公司的法律顾问，就不能当居间人。正因为我当过法律顾问，我能更好地提供居间服务。 杨仲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伟太公司限期支付杨仲先居间费13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2.判令伟太公司按约定支付资金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3日，浩元公司（发包人、甲方）与伟太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上列双方根据2013年11月28日的施工合同书订立如下补充协议条款：……四、具体进场时间为2013年12月16日，不再另行出具书面进场通知。……七、乙方已交500万元保证金外，进场一周内再补交1000万元。若融资（1-1.5亿元）成功不再交保证金（但乙方就提交真实、有效的手续且需要原件时应提交原件），否则5日内还应补交1000万元（总额2500万元），若既未融资成功又未补交保证金，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无条件退场”。同日，伟太公司出具《承诺》一份，内容为：“我公司与四川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并进场后支付刘某居间费壹佰万元整。另居间费壹佰万元整，从2014年1月1日起按借款处理，月息2%，另出具借条（实际居间人为杨仲先，之前已按杨仲先指令向刘某支付居间费伍拾万元整）”。伟太公司在该《承诺》上加盖了公司印章。原告称被告在出具该《承诺》的当日向其支付了500000元，之后又向其支付了200000元，伟太公司共计向杨仲先支付了居间费700000元。一审中，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称她没有介绍工程给伟太公司，她在茶楼听杨仲先和伟太公司的人说过杨仲先把江油的工程介绍给伟太公司，杨仲先借她的银行卡收取过两笔钱，一笔50万，一笔20万。 2014年7月10日，浩元公司（发包方）与伟太公司（承包方）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紫檀国际社区工程，具体开工时间：2014年7月26日，签约合同价为：约叁亿元”。2015年1月19日，四川通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泽公司）(发包人)与伟太公司（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份合同系2014年7月10日所签合同中涉及工程的备案合同。 2015年12月1日，浩元公司、通泽公司作为甲方，伟太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终止协议》，协议约定“一、双方一致同意终止该施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互不追究对方违约责任，但甲方前期确认的损失赔偿及资金利息在本次结算中进行结算……”。 另查明，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通泽公司就本案所涉工程的终审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32号]中载明：“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案涉工程《工程开工报审表》《单位工程开工报告》记载开工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 一审中，杨仲先提交了浩元公司（发包方）与伟太公司（承包方）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复印件一份，以及双方于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香榭国际社区北区工程，具体开工时间为2013年11月29日，签约合同价为肆亿元。伟太公司认为杨仲先提交的该两份证据均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涉案《承诺》的效力及杨仲先是否已经履行居间义务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伟太公司出具的《承诺》载明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签订合同并进场后支付刘某（实际居间人为杨仲先）居间费，该约定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杨仲先提交了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于2013年12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原件），该协议中对2013年11月28日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书的事实予以了确认，故该协议能证明杨仲先按《承诺》约定已经履行完毕居间合同义务，其应享有居间报酬的主张权。至于2013年11月28日之后，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及通泽公司就涉案工程又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最终签订《终止协议》等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二、关于杨仲先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承诺》约定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签订合同并进场后支付居间费100万元，而涉案工程于2015年4月30日开工，进场时间应在2015年4月30日之前，故《承诺》约定签订合同并进场后支付100万元居间费的支付时间应在2015年4月30日之前，杨仲先认可伟太公司已向其支付了70万元居间费，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伟太公司催收过该居间费或其他诉讼时效发生中止、中断的情形，故伟太公司尚欠的30万元居间费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杨仲先的该诉请不予支持。对于另外100万元居间费，《承诺》约定从2014年1月1日起按借款处理，月息2%，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该100万元居间费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伟太公司应向杨仲先支付，并承担该款从2014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伟太公司关于调减居间报酬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遂判决：一、伟太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仲先居间费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000,000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二、驳回杨仲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杨仲先负担3,000元，由伟太公司负担13,500元（此款杨仲先已预交，伟太公司在履行一审判决义务时一并向杨仲先履行）。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432号生效民事判决查明：1.涉案项目于2014年12月12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14053号）。2.2015年4月涉案工程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3.2015年5月16日，浩元公司作为甲方，伟鼎公司作为乙方，伟太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载明：……甲方在此前已经将此项目的建设权通过招投标方式承包给丙方，且丙方已经根据合同约定将2,500万元工程保证金打入甲方账号，并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办完了全部手续，已进场施工……。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浩元公司与伟太公司的涉案主合同的效力是否影响本案居间合同的效力；二、本案居间费金额；三、本案的诉讼时效是否届满。 关于浩元公司与伟太公司的涉案主合同的效力问题。伟太公司虽主张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施工合同以及2014年7月10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涉案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合同无效，杨仲先不能请求支付居间报酬，但涉案项目于2014年12月12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年4月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发包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在起诉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的除外”，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432号生效民事判决亦认定：“浩元公司与伟太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据此，伟太公司以涉案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合同无效，杨仲先无权主张居间报酬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伟太公司出具的《承诺》载明：“我公司与四川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并进场后支付刘某居间费壹佰万元整，另居间费壹佰万元整……”，即本案的居间事项为促成伟太公司与浩元公司订立合同并由伟太公司实际进场施工。根据（2018）最高法民终432号生效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浩元公司将涉案项目的建设权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承包给伟太公司，伟太公司已实际进场施工。即《承诺》所载的居间事项事实上已完成，杨仲先有权依照《承诺》主张居间费。 关于本案的居间费金额。伟太公司出具的《承诺》载明：“我公司与四川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并进场后支付刘某居间费壹佰万元整，另居间费壹佰万元整，从2014年1月1日起按借款处理，月息2%，另出具借条（实际居间人为杨仲先，之前已按杨仲先指令向刘某已支付居间费伍拾万元整）。”对此，伟太公司认为本案的居间费金额是100万元而非200万元，而杨仲先主张居间费金额为20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根据《承诺》所载内容，伟太公司在承诺支付刘某居间费100万元后，又提出另100万元的居间费按照借款处理。按照该文字表述以及交易习惯来看，若伟太公司是仅承诺支付100万元居间费，则不会再行提出另100万元居间费按照借款处理，即本案居间费应为200万元。另伟太公司在《承诺》中载明：“另居间费壹佰万元整，从2014年1月1日起按借款处理，月息2%，另出具借条。”本院认为该承诺内容是伟太公司处分自己权利，将居间费用按照借款进行计息，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承诺》是伟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承诺》所载的居间事项已完成，伟太公司应按照其《承诺》的内容向杨仲先支付居间费。伟太公司认为该居间报酬过高，请求予以调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承诺》中第一部分的100万元居间费，一审认定已过诉讼时效，对该部分未予支持，本案原审原告杨仲先对此未予上诉，本案对该部分予以维持。《承诺》中第二部分100万元居间费系按照借款处理，由于其并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诉讼时效并未届满，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伟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重庆伟太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左 迪 审 判 员  罗 琴 审 判 员  冯安石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潘怡佳 书 记 员  陈 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