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83民初1475号原告：天津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8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10312732XM。法定代表人：姚志宏，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河北康惠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承，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迁安市蔡园镇新庄村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83768128220Y。法定代表人：赵晨，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河北吴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天津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7）冀0283民初217号民事判决。被告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2017）冀02民终5494号裁定，裁定撤销迁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0283民初21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杨立承,被告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津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货款1769841.2元或给付相应价值的产品；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我公司与被告于2015年11月26日签订《工业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向我公司提供规格型号为（1.5～1.8）*（930～1050）的热轧卷板，共计9900吨，合同总价款19800000元。被告应该按照月度协议量10000吨标准发货。合同签订后，我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被告货款13000000元。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15年12月底发货完毕，但被告迟延至2016年1月、2016年2月发货，并按照货物上涨价格与原告结算。就被告拖延发货问题，我公司曾向迁安市人民法院起诉，经法院调解，被告应于2016年2月24日前按照合同预定给付我公司价值8400000元的货物，其他问题双方自行协商，但我们双方对此一直协商未果。根据《合同法》第63条规定，逾期交付标的物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原价格执行。被告逾期交货并按照货物上涨价格与原告结算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为了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要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双方合同并未约定发货时间，被告未在合同签订后的次月发货完毕并不违反合同约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需方要在双方签订的互保协议中规定的交款时间内，交付全额货款，款到排产、发货”，合同并未约定交货期限，原告陈述“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在2015年12月底发货完毕”不属实。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浪费司法资源。2016年2月17日，原告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向其交付价值8621340元（后修改为840万元）的热轧卷板4310.67吨，括号单价2000元/吨。2016年2月18日，贵院作出（2016）冀0283民初81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双方达成协议：2016年2月24日前，被告给付原告价值840万元的热轧卷板3820吨。后被告按照调解书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原告在原审庭审中亦认可“在达成调解之后，被告按照该协议内容发货了”。原告认为被告履行调解书义务的行为系违约，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三、（2016）冀0283民初812号民事调解书约定了总价及数量，可以计算出单价为2198.96元/吨，原告对该单价已经认可。被告供货后为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价格并未高于此价格（约2054元/吨），且原告已经进行抵扣税款，未提出任何异议。四、调解书约定其他问题双方自行协商，指的并非货物价款问题。调解书中明确约定了价值、数量，单价也可以计算出来，故此原告所述双方就价款问题至今不能协商一致不属实。五、原告诉讼所述的合同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合同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原则。本案所涉合同价格随行就市，不适用政府定价，故本案不能适用该条规定。本案实质是：原告曾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交付卷板，经贵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被告按调解协议履行供货义务后，原告又起诉要求被告返还该案货款。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与前一诉讼本身便存在矛盾之处。其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望贵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被告双方对2015年11月26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热轧卷板价格表”、本院作出的（2016）冀0283民初812号民事调解书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经审理查明，自2014年8月25日至本院作出（2016）冀0283民初812号民事调解书前，原、被告双方共签订了17份买卖合同。经核算，截止本院作出调解书前，17份合同被告累计尚欠原告840万元的货物未给付。双方经本院调解，于2016年2月18日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于2016年2月24日前按照合同约定给付原告规格型号为（1.5～1.8）*（930～1050）、价值为8400000元的热轧卷板3820吨（最终决算数额按双方合同执行）；其他问题双方自行协商。调解协议达成后，被告按照协议向原告供应了货物，并按照供货时的价格为原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2016年1月30日为原告开具了价税合计金额7492136.75元的发票（票号05370176）。2016年2月28日为原告开具了价税合计金额9774469.35元的发票（票号05370233）。原告收到票据后进行了税款抵扣2015年11月26日，原、被告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两份，约定被告向原告供应型号为（1.5～1.8）*（930～1050）的热轧卷板，共计9900吨，金额1980万元，单价2000元/吨。合同还约定价格随行就市，以变更的“迁安轧一集团价格表”为合同价格或就本合同签订补充协议；买方即原告的提料规格随卖方即被告规格变化而调整，除整版规格调整双方确认外，不再另行通知；原告交付全额货款，款到，排产、发货，货款两清时，被告开具17%增值税发票，作为最终结算依据。履行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过程中，被告先后为原告开具了三张增值税发票。其中，第一张发票于2015年12月30日开具，价税合计金额1771119.05元（票号05341583）；第二张发票于2016年1月30日开具，价税合计金额7492136.75元（票号05370176）；第三张发票于2016年2月28日开具，价税合计金额9774469.35元（票号05370233）。上述三张发票均明确记载了货物名称，货物的规格型号、计量单位、数量、单价、价税合计金额等。第二张、第三张增值税发票记载的货物单价高于第一张发票记载的同一规格型号货物单价，结合票面记载的货物数量和被告方的2015年11月28日的“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热轧卷板价格表”，被告于2016年1月30日、2016年2月28日供应的（解协议达成后供应的货物）货物比照2015年11月28日的“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热轧卷板价格表”，合计高出金额1769841.2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工业品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热轧卷板价格表、（2016）冀0283民初812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履行调解协议（第二张、第三张发票记载的向原告供应的货物）向原告供应的货物应执行何时价格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了供应的热轧卷板价格为2000元/吨，同时又约定了价格随行就市，以变更的“迁安轧一集团价格表”为合同价格，即以被告提供的“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热轧卷板价格表”为价格计算依据，在同一份合同中就价格问题进行了前后不同的约定，应视为约定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就价格未提交补充协议，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更没有交易习惯遵循，故应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原、被告于2015年11月26日在迁安市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热轧卷板价格表”，并已按照该价格表于2015年12月30日前实际履行了1771119.05元货物的供应，故本案中第二张、第三张增值税发票记载的货物价格应按照第一张增值税发票记载货物的价格计算，即按照被告方2015年11月28日出具的“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热轧卷板价格表”计算。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该部分差价，理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天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货款1769841.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29元，由被告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印付人民陪审员 潘 庆人民陪审员 李树林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 记 员 李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