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7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忠芬，女，汉族，1957年9月10日生，云南省澄江县人，家住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延武，云南临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起阳，男，汉族，1987年10月20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家住文山市。上诉人姚忠芬因与被上诉人姚起阳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7月11日依法组织上诉人姚忠芬及其代理人韦延武，被上诉人姚起阳到庭进行法庭调查及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忠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中，上诉人列举的文山市古木镇古木村民委南街11队出具的《证明》已经充分证实，被征收地块为在1966年就经村集体允许由姚朝兴户开垦栽种，与他人无争议。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也是划归以姚朝兴为承包户主耕种、经营。因客观历史原因未登记在承包合同中。此情况在我国农村比比皆是。文麻高速公路项目征收土地时，被上诉人姚起阳领取的家庭耕种地块的征收款，是整个家庭承包户的征收款。而非姚起阳个人耕种地块的征收款。根据2005年农业部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的原则，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监督管理指导工作的意见》(农经发(2005)1号），提出：“1、2005年以后新增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比例按照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标准分配，2004年以前的土地补偿费，没有分配的，仍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使用，原则上不得用于个人分配。”的规定。姚起阳是作为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姚朝兴为户主的家庭承包户代表，代为领取家庭承包户经营地块的土地征收款。而原审人民法院未严格审查南街11队出具的《证明》内容，未尊重历史。机械的以被征收地块为开荒地，而不查实何时开荒并经营管理至今的问题。忽视上诉人对该地块开垦的客观实际。以一句惯用的“未提交合法有效证据证明”敷衍了事。纯属认定事实不清。2、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先入为主，盲目认定古木村民委有权决定征收款的使用、分配办法，被上诉人姚起阳领取的征收款合法有据。上诉人不明白原审人民法院所称“据”从何而来或是为了偏向被上诉人，有意提醒被上诉人？3、土地征收款中，明确包含土地补偿费，对于土地补偿费是对失地农民未来可得收益的补偿。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由村集体划分、发包或允许村集体家庭户耕种。就是为解决村集体居民生活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结合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及保持家庭承包土地的恒定的原则。充分体现了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家庭承包的原则，及全体家庭成员对承包及划分给该家庭户经营的土地享有经营权。本案中，承包户主姚朝兴及其妻子杨忠英已经过世，该二老的土地份额由健在的家庭人员继续经营管理，意味着该二老的土地份额仍然存在。上诉人在原审中也只主张其应得的该二老的承包土地份额的土地补偿款的继承份额。对于地上附着物、土地整治费等并没有主张分割。而原审人民法院却将土地补偿款与承包收益相混淆。与国家土地征收补偿政策背道而驰。依法应予纠正。二、原审判决错误。由于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从而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纯属判决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特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贵院提出上诉，恳请贵院依法审查，并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姚起阳答辩称：我不同意，因为这笔征用款不属于承包地。姚忠芬向一审法院诉请：1.判决被告姚起阳将属于原告应得土地征收补偿份额共计48885.23元支付给原告（包含其享有的七分之一家庭共有份额及三分之一继承父母的份额）；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姚忠芬父亲姚朝兴、母亲杨忠英共生育姚忠琼、姚忠祥、姚忠芬三个子女。姚起阳为姚忠祥与陶万兰之子。姚忠芬原系文山市古木镇古木村民委古木南街村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于1985年出嫁到玉溪市澄江县右所镇小西村民委小西城。1982年国家实行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原、被告所属的农村家庭承包户户主为姚朝兴，承包人口为7人，即姚朝兴、杨忠英、姚忠祥、陶万兰、姚启荣、姚启文、姚忠芬。1999年3月28日，第二轮农村家庭承包土地延包时，将姚朝兴为户主的承包土地权属主体变更分为两户，一户以姚朝兴为户主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4人；另一户以陶万兰为户主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3人。并办理了合同编号为：1211011、1211012的两本《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2018年4月25日，政府修建文山至麻栗坡高速公路，被告姚起阳家8.295亩“沙松林”开荒地被征收,被告姚起阳领取了全部土地征收补偿款205318元(不含附着物、土地整治费等89342元）。现姚忠芬以共有纠纷为案由，诉至本院要求将土地征收补偿款205318元中属于原告的份额48885.23元（包含其享有的七分之一家庭共有份额及三分之一继承父母的份额）支付给原告。针对争议的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分别评判如下：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一）、本案被征收的争议地块原告姚忠芬是否享有共有权利。本院认为，共有纠纷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同一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用益物权或者担保物权发生的纠纷。首先，本案被征收的争议地块8.295亩“沙松林”原、被告均认可系开荒地，位于文山市古木镇古木村民委古木南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可以直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实行承包经营，……。”本案争议地块系开荒地，因一直未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在性质上仍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未发包的土地，所有权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因此，原告姚忠芬对8.295亩“沙松林”不享有共有权利。其次，被告姚起阳提交的合同编号为：1211011、1211012的两本《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均证实本案被征收的8.295亩“沙松林”开荒地未填入合同书中。最后，关于原告姚忠芬提出被征收的8.295亩“沙松林”系其开荒的意见，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姚忠芬未提交合法有效证据证明被征收的8.295亩“沙松林”系其开荒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姚忠芬的该项意见无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院依法认定原告姚忠芬对争议地块8.295亩“沙松林”不享有共有权利。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二）、原告姚忠芬的诉请应否支持。原告姚忠芬主张应分得土地征收补偿款48885.23元中包含其享有的七分之一家庭共有份额及三分之一继承父母的份额。根据对争议焦点问题（一）的论述，原告姚忠芬对被征收的8.295亩“沙松林”不享有共有权利，因此，原告姚忠芬主张享有的七分之一的家庭共有份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征收的8.295亩“沙松林”开荒地是否属于遗产继承范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遗产继承范围内可以继承的是指取得承包经营权的承包土地的承包收益，不包括开荒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开荒地属于集体所有，开荒者仅有承包经营权，土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款应归被征用的所有权人集体，开荒者作为承包经营权人，其权益从青苗补助款中得到补偿。本案被征收的8.295亩“沙松林”开荒地土地补偿款为205318元(不含附着物、土地整治费等89342元），应归被征收的所有权人古木村民委古木南街村民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古木村民委古木南街村民小组有权决定本案被征用的8.295亩“沙松林”开荒地的土地补偿款205318元的使用、分配办法。综上所述，被告姚起阳领取被征收的8.295亩“沙松林”开荒地补偿款205318元，合法有据。姚忠芬主张姚起阳支付其应继承父母姚朝兴、杨忠英开荒地补偿款份额三分之一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姚忠芬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姚忠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80元，减半收取2190元，由原告姚忠芬负担。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姚忠芬向本院提供一份由文山市古木镇古木村民委南街11队2019年4月22日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1、沙松林的8.29亩土地属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分给姚朝兴户的土地，只是没有登记在承包合同书上；2、该土地征用款与他人和集体均无争议，村集体允许领取该补偿款是以第一轮承包时的户为单位，不是发放给个人；姚起阳向本院提供一份无日期的《明证》，用以证明：本案中的争议地属于我们的开荒地，不应将该补偿款分给姚忠芬。经质证，姚起阳不认可该《证明》及姚忠芬的证明观点，因为本案的争议地一直是由我们耕种管理，我们也没有证。姚忠芬对《明证》的客观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因为对开荒的时间没有说清楚，但内容上充分说明被征用的沙松林地是以姚朝兴为户主的家庭承包户开垦的，当时姚忠芬尚未出嫁，该证据上的证明书身份亦不清楚，无法核实，不满足作证的形式要件。本院认为，该《证明》来源于农村基层组织，有经办人签字，亦有村委会的核实及印章符合单位作证的现实要件，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且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征收的土地系1983年前姚朝兴户开荒，承包到户后该地也是由姚朝兴户耕种管理，但未登记在相关权属证书上，1985年姚忠芬出家后，村集体亦未收回姚忠芬在该户内的承包地及争议的沙松林地，争议地被征收后，本集体是以第一轮承包户为补偿单位，不是发放给个人。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于《明证》，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自然人作证，但无作证时间，明证上的证明人又是同一作证且无证明人的身份信息，无法核实证明人的情况亦无法核实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在二审审理中，经核实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姚忠芬对一审法院将“8.295亩沙松林开荒地”表述为姚起阳家不当，应表述为以姚朝兴为户主的。对其异议，本院将结合案件争议焦点问题进行综合评述。同时，本院还查明：双方征用补偿款所涉及的被征收土地系1983年前姚朝兴户开荒，承包到户后该地也是由姚朝兴户耕种管理，但未登记在相关权属证书上，1985年姚忠芬出家后，村集体亦未收回姚忠芬在该户内的承包地及争议的沙松林地，其土地份额由姚起阳等人进行耕种管理。争议地被征收后，文山市古木镇古木村民委古木南街村小组（11队）是以第一轮承包户为补偿单位，不是补偿给个人。另，1、姚启荣、姚启文、姚启超、姚起阳、姚启玲系姚忠祥与陶万兰婚生子女。姚忠祥与陶万兰于1988年离婚；2、原承包户中的姚朝兴于1997年农历6月29日死亡、杨忠英于2003年农历5月2日死亡、姚忠祥于2011年5月14日死亡。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辨主张，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1、姚忠芬是否享有沙松林地土地征收补偿款的份额；2、姚忠芬主张其享有征收补偿款七分之一份额、主张继承该征收补偿款中姚朝兴、杨忠英名下三分之一份额的请求是否得到支持。（一）关于姚忠芬是否享有沙松林地土地征收补偿款的份额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已查明：被征用土地不属于承包地系1983年前姚朝兴户的开荒地，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后，该地虽未登记的承包合同书中，但该地由姚朝兴户继续耕种管理。后土地延包时至被征用，该地由陶万兰、姚起阳等人实际管理使用。从查明的事实及“谁开荒谁受益”的原则可以确认：姚忠芬作为姚朝兴户开荒时的成年家庭成员，应将其作为该户开垦的荒地受益人之一。该地虽未登记在承包合同书等权属证书上，但村集体对该地实际由姚朝兴户及该户相关人员耕种管理的事实予以认可，且该地被征收后村集体是按第一轮承包户为补偿单位，不是补偿给个人，即其分配方案是分配到承包户，不是分配给个人，补偿标准亦是按照承包地标准进行补偿，即文山市古木镇古木村民委古木南街11队与姚朝兴户就沙松林地建立了事实上的承包关系。虽然在1999年土地延包前姚忠芬已经出嫁，但其在嫁入地并未取得承包地，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十一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规定，本案中姚忠芬仍属姚朝兴承包户的承包人口，其自然享有该户事实上承包的沙松林地被征收时获得的相应补偿费用。由于双方对于土地延包时承包人口中的7人就是第一轮土地承包中的7人均无异议，且其主张的补偿款仅为土地补偿款，不包含附着物、土地整治费等89342元。前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故姚忠芬作为姚朝兴户的承包人口，其主张享有沙松林地土地征收补偿款的份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姚忠芬主张其享有征收补偿款七分之一份额、主张继承该征收补偿款中姚朝兴、杨忠英名下三分之一份额的请求是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第四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从前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是否可以继承，需要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确定。而继承法规定，遗产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且能按照继承法转移给他人的个人合法财产。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亦可按照继承法规定继承。本案中，姚忠芬主张继承的是姚朝兴、杨忠英三分之一沙松林地征收补偿款，该补偿款是家庭承包获得的收益，且均产生于姚朝兴、杨忠英死亡10多年后。由此，从遗产范围来讲，姚忠芬主张继承的补偿款不属于姚朝兴、杨忠英死亡时遗留的财产；从性质来讲其继承的款项不是姚朝兴、杨忠英个人承包的个人收益，而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收益。同时，从时间上讲其属于承包人死亡时尚未获得的承包收益，而此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承包人死亡时尚未取得承包收益的，可把死者生前对承包所投入的资金和所付出的劳动及其增值和孳息，由发包单位或者接续承包合同的人合理折价、补偿其价额作为遗产。”但本案中，姚忠芬未能举证证明姚朝兴、杨忠英生前投入过资金及付出劳动后产生了增值和孳息，也不存在发包单位或接续承包人折价、补偿价款的事实，且姚忠芬主张继承的款项为国家支付的征收补偿款，性质上是对失地农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不属于个人承包收益，不能作为遗产继承，故其主张继承该征收补偿款中姚朝兴、杨忠英名下三分之一份额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是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补偿给村集体，村集体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分配给丧失承包地的承包农户，用于对失去耕地农户的损失补偿及安置，保障失地农户将来的生产生活，它是以农户为单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进行分配，并非分配给承包户中的某一个人。本案中，姚朝兴、杨忠英生前与姚忠芬等5人共同作为一户家庭承包土地，在其死亡后，该户其余人员继续对沙松林地进行事实上的承包经营，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发放的对象应为姚朝兴承包户整户（其死亡后为姚忠祥户、姚忠祥死亡后为姚起阳等人实际承包管理），故在姚朝兴、杨忠英及姚忠祥死亡后，其土地补偿款份额作为该承包户的共有财产，由该承包户内的其余承包人口进行分配，由于姚忠芬在一、二审诉讼请求中均要求整户补偿款按7人平均分配，其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损害户内其他承包人口的权益，故本院予以确认和支持。因此，在姚忠芬主张继承姚朝兴、杨忠英份额不成立情况下，其实际获得沙松林土地补偿款为205318元÷7人=29331.14元，由于该款被姚起阳个人全部领取，故姚起阳应向姚忠芬支付该补偿款29331.14元。综上所述，姚忠芬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其要求继承姚朝兴、杨忠英三分之一份额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856号民事判决书，即：“驳回原告姚忠芬的诉讼请求。”；二、由姚起阳在本判决生效15日内向姚忠芬支付沙松林地土地征收补偿款29331.14元；三、驳回原审原告姚忠芬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80元，减半收取2190元，由姚忠芬负担890元，由姚起阳负担1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80元，由姚忠芬负担1780元，由姚起阳负担2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沈昌效审判员 陈登荣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