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赣0723行初1号原告蓝希明,男,1967年5月26日生,畲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江西省大余县。原告蓝希林,男,1970年1月3日生,畲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江西省大余县。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明忠,系大余县弘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大余县樟斗镇街上。法定代表人刘帆,系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曹建福,系该镇副书记（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肖烽,系该镇法律顾问（一般授权）。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大余县南安镇金莲山大道公务写字楼。法定代表人钟旭辉,系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钟宝来,系该县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特别授权）。第三人张代莲,女,1949年11月17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江西省大余县。委托代理人李俊仁,男，1946年8月23日生，汉族，现住江西省大余县，系第三人张代莲丈夫（特别授权）。原告蓝希明、蓝希林不服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2018年9月30日作出樟府发[2018]34号《樟斗镇人民政府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明、蓝希林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于2019年4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4月16日向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大余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4日、7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蓝希明、蓝希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明忠、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曹建福、肖烽、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钟宝来、第三人张代莲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俊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30日对原告、第三人争议的山林权属作出了樟府发[2018]34号《樟斗镇人民政府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明、蓝希林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认为依据原告提供的大余县余林证字第006344号自留山使用权证，第三人在林改时申办了红屋背油茶山的林权证，争议的山场与红屋背山场四址不同，显然不是同一山场。因此，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作出决定：本次纠纷争议的红屋背山场使用权（其四址为东至谢仁兰山脊，南至山脚，西至山脚，北至谢家财山窝）归第三人。原告蓝希明、蓝希林诉称：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林业三定时,两原告父亲蓝应生所在的原樟斗公社横江大队第六生产队(现横江村庙背村民小组)有71个村民。1981年8月25日,该生产队开始分油茶山,分山方式为:以生产队总有五头牛，每14人为一头牛,按2户家庭一个勾来粘勾分配生产队的13块油茶山,当时两原告父亲蓝应生粘勾粘到第11块山即窑朋背(又名长排、红屋背)的5号俊祥屋背，与蓝香梅户共勾，但这些油茶山均没有发证。1982年至1983年间大余县人民政府为蓝应生颁发了长排杂山18亩自留山证(详见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存根№006344号)及8亩责任山(详见江西省大余县余林证字第016576号山林所有权证照存根)。1982年8月25日大余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公公李维康颁发了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余林证字第016583号证照，1983年又为第三人公公李维康颁发了余林证字第№006352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后因第三人向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申请对旱排孜长山脑什山、长排什山山场确权，2014年6月26日，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下发了樟府发[2014]22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林旱排孜长山脑什山长排什山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下称22号决定),该决定书把旱排孜长山脑确权给了第三人,把长排什山确权给了本案原告。因本案原告不服22号决定,遂向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6日下发了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字[2014]3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3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22号决定。第三人不服3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上犹县人民法院审理此案,2015年3月17日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5)上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本案第三人的诉讼请求。2015年9月6日，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按3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决定,重新作出了樟府发[2015]25号《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林、蓝希明旱排孜长山脑什山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下称25号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旱排孜长山脑什山”山场归申请人所有。原告和第三人对25号决定书未提起行政复议。2015年9月27日原告依据《25号决定书》已认定了长排什山归原告这一事实,向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申请对长排(红屋背)什山确权，但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却长达近1年时间,未对原告的申请作出处理，于是,原告在2016年2月29日向大余县人民法院起诉其不履行法定义务(行政不作为),因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同意对长排(红屋背)什山作出处理,原告在2016年4月13日向大余县人民法院申请撤诉。2017年10月25日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下发了樟府发[2017]40号《关于蓝希明、蓝希林与张代莲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驳回了申请人即原告的申请。因原告不服，于2017年12月25日向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2018年3月6日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了余府复字[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撤销了被申请人作出的樟府发[2017]40号《关于蓝希明、蓝希林与张代莲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并要求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60天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书。由于第三人不服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3月28日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又于2018年5月23日向该院撤回起诉。第三人撤诉后,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却在2018年9月30日下发了樟府发[2018]34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明蓝希林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下称34号处理决定书)。因原告蓝希明、蓝希林不服，向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余府复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34号处理决定书。原告认为镇政府在作出该决定书之前,未按《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下称“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送达第三人张代莲的申请书,其无形之中剥夺了原告的答辩权利,应视为程序违法;再则镇政府在处理第三人申请对红屋背山林进行确权时,未进行调查取证,也属程序违法。而且在2007年林改时,大余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颁发了红屋背面积为23.1亩的余林证字第0304060067号林权证,镇政府却又对第三人申请红屋背确权作出了《34号处理决定书》,其严重违反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重复处理。而且镇政府的《34号处理决定书》只是随意以《办法》第10条规定认定争议山场系第三人的,除该条款之外,并无其他法律规定和证据来支持其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故《34号处理决定书》属于重复处理，且无证据、无事实、无法律依据证明自己的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故请贵院给以撤销。而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在作出决定书之前,没有到现场查看,没有依据自己的3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去进行复议，却推翻自己已认定的事实及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2015)上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等,认定镇政府的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是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另外,该复议决定书没有引用具体法律规定来说明为何申请人即本案原告、第三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县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贵院撤销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蓝希明、蓝希林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余府复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该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2.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樟府发[2018]34号处理决定书,证明该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3.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樟府发[2014]22号处理决定书,证明该决定书被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复字[2014]3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4.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复字[2014]3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该决定书认定“旱排孜长山脑什山”归第三人张代莲所有；5.上犹县人民法院（2015）上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已认定争议山场即“旱排孜长山脑什山”；6.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樟府发[2015]25号处理决定书,证明该决定书认定张代莲提出的1983年对换的山场于2007年换回，即“旱排孜长山脑什山”山场换回给了蓝希林；7.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分别于2016年4月1日、2016年5月9日依据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樟府发[2015]25号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向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申请对红屋背长排什山18亩进行确权；8.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樟府发[2017]40号处理决定书,证明该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俩原告向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9.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该决定书认定俩原告向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的是红屋背长排18亩的自留山；10.1981年8月25日分到户茶山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在林业三定时，张代莲的公公李维康（已故）没有分到长排红屋背的山；11.大余县人民政府法律文书送达回证一份，证明俩原告起诉未过起诉期限；12.长排山红屋背的实际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村委会、村民谢仁兰等人证明红屋背长排是一山两名，旱排孜长山脑也是一山两名；13.大余县樟斗镇横江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蓝应生（已故）三子蓝希光属残疾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无配偶无子女；14.谢仁兰长排山红屋背山场实际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谢仁兰长排山（№006351号证）与蓝应生（已故）的长排自留山（№006344号证）相邻；15.大余县樟斗镇横江村民委员会通知一份，证明该村委会在1994年已对蓝应生户经营管理的长岭脑零星木梓树进行征收，印证张代莲公公换给原告父亲蓝应生（已故）旱排孜长山脑17亩自留山一直是原告家在经营管理。16.2019年7月11日谢仁兰、谢家财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红屋背长排山场与旱排孜长山脑山场四址不同，是不同的山。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辩称:我府认为原告不服的主要原因是其将权证存根号为余林证字第№006344的自留山认定是张代莲林改时申报的红屋背山场。我府认为原告对事实的认知有误,理由如下:一、原告所说其权证存根号为余林证字第№006344的自留山为张代莲林改时申报的红屋背山场,无事实依据。我府在受理本起纠纷后就到县林业局调取了蓝希明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发现蓝希明以自留山权证存根号为余林证字第№006344为权利依据申报了林权证,该登记表中的四址为东至山脚,南至谢义金山,西至天水,北至谢家善油茶山,而张代莲在林改时申办的红屋背油茶山的林权证,其四址为东至谢仁兰山脊,南至山脚,西至山脚,北至谢家财山窝。争议山场与红屋背油茶山显然不同。二、李维康的《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余林政字第016583号)和《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余林政字第№006352号)系“二证一山”;蓝应生的《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余林政字第016576号)和《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余林政字第№006344号)也系“二证一山”。首先,我国法律规定对土地、山场个人无所有权,因而,个人山场所有权证无法律依据;其次,上述“二证一山”四址均为一样;再次生效法律文书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2015)上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在审理查明中认定山场系“二证一山”。三、原告在林改时申报了长排山场的林权证,第三人在林改时申报了红屋背山场林权证。生效法律文书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2015)上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已认定《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该表在序号16中反映了登记在蓝希明名下的长排山场及序号94中反映的登记在张代莲名下的红屋背山场。且在该公示表上反映有小地名有长排、窑棚背、红屋背的山场，可见诉状所说窑棚背即长排、红屋背的说法是错误的。四、原告就争议山场已提起撤证诉讼。本案所争议的山场林改时已各自办理了林权证。原告已就第三人张代莲红屋背山场提起了撤证行政诉讼,同时又提起本案诉讼,有重复处理之嫌。综上,答辩人在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予维持。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撤销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樟府发[2017]40号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的理由为适用法律错误；2.张代莲2018年7月5日的申请书一份，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下发余府[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张代莲重新申请确权；3.2018年7月6日的受理告知书两份，证明已受理张代莲的重新确权申请；4.蓝希林等提交的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樟府发[2015]25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明、蓝希林旱排孜长山脑什山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余林证字第№006344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存根》各一份，证明蓝希林等提交的证据用以证明红屋背山场归属自己。5.《关于红屋背油茶山的说明材料》、《林地使用登记表》、《林权登记申请表及权利凭证和四至图》、2018年9月26日《通知存根》各一份，证明蓝希林等已依据余林证字第№006344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存根》申报了林权。且其申报的林权四址与张代莲申报的红屋背山场四址不符。6.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樟府发[2018]34号处理决定书,证明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决定。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不服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樟府发[2018]34号《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明、蓝希林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向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我府依照《行政复议法》之规定对该复议案件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该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此，我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复议决定；2.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申请人提供的有关材料，证明申请人（原告）向本机关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等，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依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受理了该行政复议申请及进行该项复议工作；4.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辩状，证明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依法提交了答辩状；5.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依据该证据依法对申请人（原告）作出处理决定书；6.行政复议审结报告，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对该行政复议案件依法进行了审结；7.送达回证，证明法律文书依法进行了送达。第三人张代莲述称：我的意见与大余县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告蓝希明、蓝希林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请求维持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第三人张代莲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余林证字第№006344号自留山使用权证存根,证明“长排什山”山场是蓝应生的;2.余林证字第016576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证明“林改”时“长排什山”山场8亩确权给了蓝希明,而樟斗镇人民政府将该山场当成余林证字第№006344号中的山场确权给蓝希林是错误的。原、被告对该两组证据三性不持异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有：谢仁兰、谢仁勇、谢盛林、朱诗乐等人调查笔录各一份及现场勘查图一份。该四位证人均陈述旱排孜长山脑什山在分山后一直是由蓝应生家在经营管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第2、3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收到该申请书；对第4组证据认为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第5组证据中的“通知”认为没有收到；对第6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张代莲对被告樟斗镇人民政府提交的6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组证据认为事实不清，证明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对第2、3组证据认为不真实；对第4组证据认为违反法定程序；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第6、7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第三人张代莲对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交的7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1至9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1、2、3、4、5、6、8、9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10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对第11、13、14、15、16组证据有异议；对第12组证据认为不真实；对第15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1至7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8至15组证据认为没有关联性，第16组证据认为已经作出处理。第三人张代莲对原告提交的1至11、16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12至15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被告、第三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提交的第2组证据虽原告提出异议，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其异议成立，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第三人因本案纠纷申请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要求作出处理的事实；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对第三人的申请进行了受理；对第4组证据为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就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林权属作出了处理决定，对其“三性”予以确认；对第5组证据中的“通知”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在作出处理决定书前组织了原告及第三人进行调解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第8至9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够证明本案纠纷因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在作出处理时，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给予了撤销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第10组证据与本院调取的四位证人证言能够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第11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12组证据与庭审查明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第14组证据中，谢仁兰陈述的长排红屋背山场情况说明，与实地情况不符，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第13、15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至7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定，能够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的复议予以了受理及处理。经审理查明：俩原告系同胞兄弟，与第三人均系大余县××庙背村民小组村民。争议山场位于大余县××庙背村民小组长排，地名称：“红屋背”，“俊祥屋背”。争议范围四至界址为东至谢仁兰山脊，南至山脚，西至山脚，北至谢家财山窝，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山场的四至界址无争议。1981年8月，横江公社横江大队第六生产队（现横江村庙背村民小组）根据当时政策将生产队所属茶、什山落实给本队农户进行经营管理，在落实分山过程中，该队以现有牛数（五头牛）为分配方式，将所属农户分成五组（每头牛一份，14人共一头牛，二户家庭为一组），对生产队的13块茶、什山进行划分，同时确定以捡勾的方式落实各组山场所处位置，并由时任生产队队长对落实分山事项进行记录说明。该生产队当时有10户71人参与分山，原告家（8人）以原告父亲蓝应生为户主参与分山，第三人家（7人）以第三人公公婆婆李维康、蓝香梅为户主参与分山。在分配这第13块茶、什山时，生产队组织农户对13块茶、什山进行了分组捡勾，原告之父蓝应生与第三人之公公婆婆李维康、蓝香梅为一组共一勾，其中在第11块山场中记载为：“窑朋背外1号2号吃水坳上3号4号俊祥屋背内5号俊祥屋背。1号谢仁珠谢仁兰2号谢仁才谢家善3号谢仁勇仁厚4号方代宁幸月娥5号蓝应生蓝香梅。注明蓝应生这只牛15人多1人，补1份岺（岭）给蓝应生，应生屋背、万里什山、什茶山给蓝应生；在第12块山场中记载为：中永喜屋背分为3勾、旱排孜分为2勾，从内到出。1号谢仁珠谢仁兰2号蓝应生蓝香梅3号方代宁幸月娥4号谢仁才谢家善5号谢仁勇谢仁厚。”分完山后，原告父亲蓝应生与第三人婆婆蓝香梅为便于山场经营管理，双方商定对所分配的第11块、12块山场进行置换，由蓝应生家经营管理“旱排孜”（长山脑）山场，蓝香梅家经营管理“俊祥屋背”（现争议红屋背山场）山场。此后，原告、第三人以及生产队其他农户按照该分配方案各自对分配的山场进行经营管理至今。1982年8月和1983年5月,大余县人民政府就“长排什山”向原告蓝希明、蓝希林的父亲蓝应生颁发了《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余林证字第016576号,面积8亩)和《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余林证字第№006344号,面积18亩)二证四至均为：东至圳沟，南至茶山，西至天水,北至窝沟；就“长山脑什山”向第三人张代莲的公公李维康颁发了《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余林证字第016583号,面积7亩)和《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余林证字第№006352号,面积17亩),二证四至均为:东至天水,南至山埂,西至田,北至茶山。蓝应生去世后,现“长排什山”山场由蓝应生之子蓝希明经营管理；李维康去世后,“长山脑什山”的余林证字第016583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和余林证字第№006352号《自留山使用权证》由张代莲持有。2013年11月10日,张代莲向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申请调处其与蓝希林之间的山林权属争议,经调解未果,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26日作出了樟府发[2013]26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林旱排孜长山脑什山、长排什山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又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了樟府发[2014]22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林旱排孜长山脑什山、长排什山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2014年6月26日,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向张代莲、蓝希林送达了樟府发[2013]26号文件。2014年8月14日,蓝希林向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樟府发[2014]2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6日作出余府字[2014]388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樟府发[2014]22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林旱排孜长山脑什山、长排什山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并限期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第三人张代莲不服该复议决定,遂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12月11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上犹县人民法院进行审理，2015年3月17日上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上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第三人张代莲的诉讼请求。之后，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6日对原告、第三人争议的山场重新作出了樟府发[2015]25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林、蓝希明旱排孜长山脑什山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旱排孜长山脑什山”山场归申请人（张代莲）所有。原告和第三人对该处理决定书未提起行政复议。2015年9月27日原告向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申请，要求对长排(红屋背)什山进行确权。因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未及时处理，原告于2016年2月29日向大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协调，原告撤回了起诉。2017年10月25日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樟府发[2017]40号《关于蓝希林、蓝希明与张代莲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3月6日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余府字[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樟府发[2017]40号《关于蓝希明、蓝希林与张代莲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要求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60天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书。因第三人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3月28日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又撤回起诉。第三人撤诉后,又向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申请对“红屋背”山场确权，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在2018年9月30日重新作出樟府发[2018]34号《樟斗镇人民政府发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明、蓝希林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认定：本次纠纷争议的“红屋背”山场使用权（其四址为东至谢仁兰山脊，南至山脚，西至山脚，北至谢家财山窝）归申请人（张代莲）。原告蓝希明、蓝希林不服，向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大余县人民政府在2019年1月3日作出余府复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该处理决定。原告再次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1994年5月30日，大余县樟斗镇横江村村民委员会向原告父亲蓝应生下发一通知，内容为：“对蓝应生户在长岭脑的零星木梓树征收，如国家恢复征收油脂任务对其户主减免油脂任务陆市斤，由村委会承担减免处理”。该通知中征收的木梓树，生长在现确权给第三人张代莲旱排孜长山脑山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本案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为原告与第三人共同所辖乡级人民政府,有权对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发生的山林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由此可知,在山林权属发生争议时,首先应当以“林业三定”时期的证照中所载明的四至界址,结合争议山场实地地形等事实,对争议山场进行确权。诉讼中，原告主张其持有的余林证字第№006344号自留山使用权证系争议的“红屋背”山场，经查实，该证照中所载明的“长排杂山”与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四至界址完全不相吻合。但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在“林业三定”时期，原告及第三人均未办理证照或进行了相关登记手续，虽第三人在发生争议前一直对争议的“红屋背”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但根据庭审查实，在1981年生产队分配茶、什山时，原告家与第三人家系同一组共勾，由二户家庭组成一组，双方家庭共同捡到“俊祥屋背”山场即现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因此，双方对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具有共同的经营管理权。为方便双方家庭对山场的经营管理，分山后，原告父亲与第三人婆婆对分配的“红屋背”山场与“旱排孜”山场进行了互换，由原告家经营管理“旱排孜”山场，第三人家经营管理“红屋背”山场，双方按商定方案一直经营管理到争议发生前。2015年9月6日，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将一直由原告家经营管理的“旱排孜长山脑”山场依据余林证字第№006352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确权给第三人张代莲，原告及第三人均不持异议。但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及尊重历史的情况下，仅凭2007年林改时张代莲已将“红屋背”山场登记了证照的事实，将“红屋背”山场确权给第三人张代莲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以撤销。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在对该案进行行政复议时，就事实部分未认真复查，以致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2018年9月30日作出的樟府发[2018]34号《樟斗镇人民政府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明、蓝希林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2019年1月3日作出的余府复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限令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宁胜人民陪审员  梁模扬人民陪审员  钟晓梅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代理书记员  谢文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双方都无证据的，人工林的山权、林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天然林或荒山荒地，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