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991民初35号原告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91682954660C，住所地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嫩江路9号。法定代表人夏建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烨、朱大伟，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浑源县四方农机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225397929407G，住所地山西省浑源县永安镇当巷村。法定代表人甄琦，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田斌，男，1986年10月14日生，汉族，住山西省浑源县。被告甄琦，男，1987年3月17日生，汉族，住山西省浑源县。被告郭俊生，男，1987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山西省浑源县。被告梁耀中，男，1985年1月18日生，汉族，住山西省浑源县。上列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琛峰，山西真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曹继平，男，1970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第三人山西省长治市农业机械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400110791069X，住山西省长治市长安街96号。法定代表人王旭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艳晴（系该公司员工），男，1978年7月13日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城区。原告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达智能农装公司”）与被告浑源县四方农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田斌、甄琦、郭俊生、梁耀中，第三人曹继平、山西省长治市农业机械总公司（以下简称“长治农机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21日、8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大伟，被告田斌及其与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甄琦、郭俊生、梁耀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琛峰两次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曹继平、长治农机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艳晴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四方农机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693231.12元，利息暂定30000元（其中：以拖欠货款528231.12元为计息本金，自2017年9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8%计算，暂算至起诉之日止）、律师费45000元、诉讼保全担保费1600元等合计769831.12元，被告甄琦、田斌、郭俊生、梁耀中承担连带责任；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自愿将第一项诉讼请的利息请求变更为“以拖欠款528231.2元为计息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安妮娜利率6%计算。”事实与理由：原告系一家专业从事拖拉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销售企业，主要生产销售“黄海金马”牌系列轮式拖拉机，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是原告的经销商，双方在2015年、2016年、2017年签订三份《经销商合同》，约定了有关买卖合同权利与义务，其中特别约定：（1）在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付清全部发票货款之前，四方农机公司的合伙人/董事/经营者应被视为对全部货款、累积利息及其他费用（若有）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未付货款应视为以上人员同时自愿承担的个人责任（该条约定效力及于与公司与经销商的所有合同合同第7条款）；（2）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应自行赔偿或向原告赔偿因原告供应的相关产品引发的索赔、要求、行为与诉讼，无论何种情况下，原告皆无须对转运索赔、保险索赔或第三方索赔等向经销商承担任何责任，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应就此类索赔自行进行赔偿或补偿原告的相应损失（第10条款），被告梁耀中提供担保。《经销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但浑源四方农机公司没有按约向原告支付货款，至今拖欠原告货款693231.12元。另据原告调查：2014年11月4日，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成立，注册资金数额为470万元。被告甄琦、郭俊生是股东、其中法定代表人甄琦。我司认为，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拖欠原告货款货款693231.12元，有对帐单、发货凭证、销售发票可以证实，依法应当认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经销商合同》明确约定了被告甄琦、郭俊生作为被告四方农机公司股东，应对被告四方农机公司合同项下的全部责任承担不限于全部货款累积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如有〉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梁耀中作为担保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故被告甄琦、郭俊生、梁耀中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田斌、甄琦、郭俊生、梁耀中共同该辩称，第一，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第二，原告主张的双方货款的计算方式模糊不清，没有具体的计算依据以及该计算依据的来源是哪一年的合同，因为被告方与盐城马恒达公司签过3份合同即2015年、2016年、2017年三份合同，但是双方只履行了2015年度的合同，现在原告方用一个模糊的数据主张要求起诉货款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第三，被告与马恒达公司双方之间对于2015年度的销售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结，且相应的货款已经给付清楚，不仅不差欠原告的货款，反而马恒达公司另外下欠被告浑源公司货款114632元，对该笔款项人民法院应判令原告方给付我方，以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第四，针对田斌、甄琦、郭俊生、梁耀中是否承担连带责任，我方认为原告方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即该四人不管是用什么身份，都没有承担连带给付赔偿的义务，理由是：（1）双方之间的基础关系即债权债务关系，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已经将货款结清；（2）双方的基础关系不存在，或者已经完结，那么作为从合同行为的保证行为也因为主合同的已经履行完毕，那么从合同当然应予以终结；（3）从原告方的举证到目前为止，我方没有见到2015年度的销售合同文本，所以对田斌是否在2015年度销售合同的附件2以及保证函中是否有过签章，对此作为原告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4）针对梁耀中本人只在2017年度的销售合同中以保证人的身份签过字，但2017年的合同双方没有实际履行，即主合同没有履行，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也应该不履行，即梁耀中本人对该起案件所争议的2015年度的货款给付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所以不应承担相关责任。对于原告通过诉讼保全的方式将梁耀中的个人财务予以保全，这种保全行为我方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违法的行为，对于这种后果，原告应依法赔偿梁耀中的经济损失。综上，原告在本案中既不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身份，又无合理事实依据要求五被告给付货款，所以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并赔偿梁耀中的个人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将在裁判说理中予以详细阐述。根据本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经销合同》的相关事实1、2015年1月14日，马恒达悦达（盐城）拖拉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恒达拖拉机公司”）与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签订《经销商合同》一份。双方约定（摘要）：马恒达拖拉机公司同意自2015年1月1日起一年内指定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作为其经销商，购买其产品并非排他性地在双方约定的区域零售和分销该产品。合同第7条约定：“在付清公司全部发票货款之前，经销商的所有合伙人/董事/经营者应被视为对全部货款、累积利息及其他费用（若有）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未付货款应视为以上人员同时自愿承担的个人责任（该条约定效力及于公司与经销商的所有合同）。”田斌在该份《经销合同》的“自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经销商的合伙人/董事/经营者”一栏签字。而后，马恒达拖拉机公司又分别与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各一份，对产品型号、供货数量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凭发货通知单发货”，合计金额“按实际发货金额计算”。2、2016年1月1日、2016年12月2日，马恒达悦达（盐城）拖拉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恒达拖拉机公司”，甲方）与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乙方）签订《经销商合同》各一份。双方约定（摘要）：甲方授予乙方自2016年起壹年内，购买甲方产品并在双方约定的区域零售和分销该产品的排他性权利。合同第6.1条均约定：“乙方应在相关订单签署后10日内向甲方支付货款总额的30%作为预付款，甲方在收到乙方预付货款后发货。乙方在收到产品后2个月内将产品货款的40%支付给甲方。剩余30%的货款在乙方收到产品后6个月内付给甲方。”第6.5条均约定：“若乙方未能按照本条约定向甲方支付价款，逾期支付60日，甲方有权扣除相关订单下的产品的返利金额的50%；逾期支付90日，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该订单下产品价格的0.3%的作为违约金，并无权获得该订单下的产品返利。逾期支付120日，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当年全部返利，且乙方应承当相应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i）按照乙方欠款总额的0.5%乘以总的逾期日期计算所得的违约金，后（ii）按照欠款总额的30%计算的违约金（以较高者为准），以及当违约金无法弥补甲方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的，乙方在支付违约金的同时还应赔偿甲方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实现权利而实际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等所有费用）。”合同第7.1条、7.2条均约定：“为确保本合同下款项的支付，乙方的股东/合伙人（如有）/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如有）同意为乙方在本合同下的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货款、累积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如有）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签署保证函。乙方应促使上述人员签署该保证函。上述保证的保证期限为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田斌在2016年度的《经销合同》的附件2《保证函》上签名，梁耀中在2017年度的《经销合同》的附件2《保证函》上签名。（二）原告公司供应、调货相应价款的拖拉机整机以及相关配件的事实1、马恒达拖拉机公司依约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供应1204、504D、250A等型号的拖拉机，并于2015年1月29日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346595元（票号为01398097）、300775元（票号为01398098）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于2015年3月31日向被告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571100元（票号为0140169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上述金额合计为1218470元。2、2015年9月至11月期间，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又从马恒达拖拉机公司的其他经销商处调货价值合计295480元的拖拉机。由此，综合上列第（二）.1、第（二）.2两项事实，马恒达拖拉机公司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供应拖拉机整机价款合计1218470元+295480元=1513950元。3、根据原告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载明，自2015年4月份至2017年12月份期间，其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发送配件价款合计75162.32元。（三）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支付货款向原告公司申请调账的相关事实1、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分别于2015年1月15日、2015年3月20日、2015年8月7日、2016年4月22日、2016年9月1日、2017年1月18日汇款530000元、35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120000元、200000元，合计1500000元。2、2015年9月4日，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公司于2015年8月7日给贵公司打款200000元的货款，调整给朔州四海农机销售有限公司。”2016年11月29日，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与朔州四海农机销售有限公司共同向马恒达拖拉机公司出具《申请书》一份，载明：“我司是浑源四方农机公司，请将我公司2015年8月回笼的20万元调整给朔州四海农机销售有限公司。”3、2017年1月28日，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与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展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公司”）共同向马恒达拖拉机公司提出申请：“请将2017年1月18日我单位的200000元回笼资金，调整给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展示服务中心。”该份《申请》上仅加盖了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公司印章，并未有马恒达拖拉机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相关负责人签名。2017年5月20日，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与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公司再次向马恒达拖拉机公司提出申请：“请求将我公司2017年1月付给贵公司的20万货款调整给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展示服务中心（有限公司）。”马恒达拖拉机公司的工作人员及相关负责人分别于2017年7月4日、7月10日、7月11日相继在该份《申请》上签字同意。2017年6月20日，马恒达拖拉机公司制作的一份《销售内部备忘录》显示，主要事项：“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于2017年1月付给我公司的200000元，是代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展示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付款。现申请调整。”马恒达拖拉机公司的工作人员及相关负责人分别于2017年6月29日、7月4日相继在该份《销售内部备忘录》上签字同意。在该份《销售内部备忘录》签字同意的相关负责人员与在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与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公司于2017年5月20日向马恒达拖拉机公司提出的书面《申请》上签名的人员相同。4、2018年1月18日，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出具条据一份，载明：“今收到长治农机总公司调来6台黄海金马404D发票（票号：07753981），价税合计165000元。”该份条据上加盖了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发票专用章。2019年5月5日，长治农机总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关于浑源县四方农机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日以及2016年5月26日从我司调走的6台404D（大棚王）黄海金马拖拉机，上述6台拖拉机的所有权为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6台拖拉机的货款由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追偿，并归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所有。”（四）原告公司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的政策返利、红冲返利、买断返利等事实1、2017年7月27日，马恒达拖拉机公司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开具发票，给予其政策返利10800元、红冲返利75600元以及经销商买断返利42182元，合计128582元。2、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期间，马恒达拖拉机公司数次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开具发票，给予其三包返利合计9229.50元，发票的货物名称均载明为“配件”。2016年8月23日，马恒达拖拉机公司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开具发票，给予其“旧件返厂”9117.7元，发票的货物名称亦均载明为“配件”；2017年2月13日，马恒达拖拉机公司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开具发票，给予其“旧件返厂”13952元，发票的货物名称亦均载明为“配件”。（五）其他相关事实1、马恒达拖拉机公司曾与浑源四方农机公司进行对账，形成《往来单位账款核对表及协议》，该份协议载明：“截止2016年10月10日账面213950元（不含配件）。”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在该份协议上加盖公章。2、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于2014年11月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470万元；设立时的股东为田斌；2018年5月23日，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甄琦（认缴出资376万元）、郭俊生（认缴出资94万元）；同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亦由“田斌”变更为“甄琦”。3、2017年9月10日，经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马恒达公司的名称变更为“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4、为向被告催要案涉货款，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支付律师费45000元、保全保险费1600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主张的货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二、原告主张的律师费、保全保险费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告甄琦、田斌、郭俊生、梁耀中应否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悦达智能农装公司（原马恒达拖拉机公司）与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签订的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经销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依约全面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在于提供质量合格、数量适当的货物，而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全面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在于支付相应的合同价款。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主张的货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一）关于原、被告就案涉货款无争议的事实。本案庭审中，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对于马恒达拖拉机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2015年3月31日向其供应价值为1218470元的相应型号拖拉机并开具发票的事实以及于2015年9月至11月期间从马恒达拖拉机公司的其他经销商处调货价值295480元拖拉机的事实均予以自认；原告公司对于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分别于2015年1月15日、2015年3月20日、2015年8月7日、2016年4月22日、2016年9月1日、2017年1月18日汇款530000元、35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120000元、200000元，合计1500000元的事实亦予以自认；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对于其于2015年8月7日向原告公司支付的200000元调账给朔州四海农机销售有限公司的事实以及其于2017年1月18日向原告公司支付的200000元调账给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公司的事实亦予以认可；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对于原告公司于2017年7月27日向其开具发票给予其政策返利10800元、红冲返利75600元以及经销商买断返利42182元等合计128582元的事实亦予以认可。（二）关于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就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与案外人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公司的两次调账申请进行两次记账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浑源四方农机公司虽就其于2017年1月18日支付给原告公司的200000元货款调账给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公司向原告公司提出了两次申请，但从该两份申请书的内容上来看，调账款项均载明为2017年1月（其中一份申请明确载明为“2017-1-18”）的货款，且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于2017年1月仅向原告公司支付一笔200000元货款，因此，可认定原告两次调账申请系同一笔款项，而原告公司经过两次内部审批且进行重复记账的行为，系因其内部审批不规范、会计记账不准确，不能将该后果归责被告。故本院依法认定，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向悦达智能农装公司申请将其支付的货款调账给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公司的金额仅一笔200000元。（三）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向长治农机总公司出具条据所载明的向其调货6台黄海金马404D拖拉机所产生的款项是否应当作为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向被告公司的应收货款。本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为了查清该节事实，客观、公正、效率地处理案涉矛盾，将悦达智能农装公司时任山西片区的销售经理曹继平以及长治农机总公司追加作为本案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公司为主张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向长治农机总公司调货6台黄海金马404D的价款165000元，向本院提供了2018年1月18日，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向长治农机总公司出具的总收条一份以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分别于2015年9月2日、2016年5月26日向长治农机总公司出具的收条。同时，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悦达智能农装公司又于2019年5月5日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一份长治农机总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浑源四方农机公司调走的6台404D（大棚王）黄海金马拖拉机系由悦达智能农装公司所有，该货款亦应当由悦达智能农装公司追偿。而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辩称该6台404D（大棚王）黄海金马拖拉机的价款165000元已经通过第三人曹继平向长治农机总公司支付，并向本院提交了田斌于2015年11月2日向曹继平转账100000元、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于2016年3月22日向曹继平转账61700元的回单以及凭证。第三人曹继平认可田斌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向其转账161710元的事实，且陈述浑源四方农机公司还曾于2015年10月14日向其转账83100元，总计为244810元。但其陈述该款项分别用于支付案外人朔州四海农机销售有限公司165000元、晋中金田野农机有限公司61710元以及洪洞县田源农机有限责任公司18100元，且相关公司曹继平出具了抬头为“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的书面证明。关于第三人曹继平向本院提交的数份证明与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向其汇款的时间存在出入的问题，其在庭审过程中亦向本院作出了充分说明。另一方面，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及田斌遂坚称长治农机总公司的165000元的调机款已经支付，但其并未向本院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或者向本院提交足以反驳第三人曹继平所陈述事实的证据。因此，本院结合第三人曹继平、长治农机总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曹继平向本院提交的收条及三份证明以及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田斌在庭审中的陈述正反两方面，综合认定，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并未向长治农机总公司支付案涉调机款项165000元。因此，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作为所调6台404D（大棚王）黄海金马拖拉机的实际权利人有权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主张所对应货款165000元，且长治农机总公司亦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出具证明认可悦达智能农装公司向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主张权利。故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款项，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三）关于原告主张的配件款能否计入案涉货款的问题。首先，原、被告双方在签订的《经销合同》中并未对配件的购销进行明确约定，且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亦未向本院举证证明案涉配件系被告公司向其采购的事实。其次，根据原告提交的配件供应、三包返利以及旧件返厂冲减的相关书证所反映的双方关于产品配件供应、旧件返厂等实践来看，案涉配件实际系由悦达智能农装公司先行发送给产品经销商，即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由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在产品“三包”期内为客户提供换件服务后，再将旧件返回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由原告公司通过三包返利、旧件返厂的方式整个配件价款中再予以扣除。因此，在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双方往来款明细单中对原告所提出的配件款以及所扣减的三包返利、旧件返厂等费用均未予体现。综合以上两点，原、被告之间的关于案涉配件并不能成立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且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在庭审中亦同意退回原告再其处的所有配件，故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向被告公司主张配件款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为避免新的纷争，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应当向悦达智能农装公司退还在其处的价值为42863.12元（配件总价值75162.32元-三包返利9229.50元-旧件返厂23069.70元）的配件。综上，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尚欠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货款金额为450368元{1218470元（供货金额）+295480元（从其他经销商调机金额）+165000元（从长治农机总公司的调机金额）-[1500000元（付款金额）-200000元（朔州四海农机公司调账）-200000元（山西现代农机推广公司调账）]-128582元（各项返利金额）}。另，关于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问题。因被告未能按照约定及时支付货款，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相应利息损失的请求，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自愿将利息的起算点变更为本案起诉之日（2019年1月2日），计算的标准降低为年利率8%，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违反双方的合同约定，故本院对其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点、利息计算标准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的律师费、保全保险费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双方在2015年度经销合同第7条中约定：“在付清公司全部发票货款之前，经销商的所有合伙人/董事/经营者应被视为对全部货款、累积利息及其它费用（若有）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未付货款应视为以上人员同时自愿承担的个人责任（该条约定效力及于公司与经销商的所有合同）。”2016年度、2017年度《经销合同》第13.2条亦明确约定：“违约造成甲方（原告公司）损失的，乙方（被告公司）还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诉讼费等。”为进行本案诉讼，悦达智能农装公司委托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并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事实上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也指派律师参与诉讼，并提交了律师代理费发票。因此，原告悦达智能农装公司主张的为本案诉讼花费的律师费，符合双方的约定以及相关规定，关于律师费的具体数额，本院结合《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文件，综合判决所支持的原告诉请的范围、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预期利益及公平合理、利益衡平的原则，酌定将本案的律师额数额调整为30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保全保险费1600元的问题。同理，原告主张的该保全保险费在双方的合同中已有约定，故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甄琦、田斌、郭俊生、梁耀中应否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被告田斌是否应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于2014年11月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470万元；设立时的股东为田斌；2018年5月23日，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的股东才变更为甄琦（认缴出资376万元）、郭俊生（认缴出资94万元）；同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才由“田斌”变更为“甄琦”。且田斌作为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了2015年度、2016年度的《经销合同》，并分别出具了《保证函》。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之间关于拖拉机经销往来主要发生于2015年9月至11月期间，最后一次调机从长治农业总公司调机亦发生于2016年5月26日。故案涉货款均发生于田斌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期间内，且原告公司的工作人员曹继平亦多次与田斌催要案涉款项，故田斌应当对案涉货款、逾期利息以及主张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关于被告甄琦、郭俊生是否应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因案涉三份合同签订以及履行期间，甄琦、郭俊生尚未成为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的股东，且甄琦、郭俊生亦未在案涉合同担保人处签名提供担保，故原告主张被告甄琦、郭俊生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梁耀中是否应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中，被告梁耀中未在2015年度、2016年度的《经销合同》上签名，亦未向原告公司出具《保证函》，且亦未浑源四方农机公司的股东。其仅于2016年12月2日代表浑源四方农机公司与原告公司签订了2017年度《经销合同》，同时向原告公司出具《保证函》，载明：“本人在此愿意就债务人在《经销合同》下所需承担的所有责任作为其连带责任保证人。当债务人未能按照《经销合同》履行债务时，本人愿以本人所有财产及权益，亦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就债务人对贵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本人保证担保的债务范围包括欠款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其他费用。本保证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关本担保函的一切争议均应由贵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份书面《保证函》明确载明在签署之日生效，故原告公司于被告浑源四方农机公司发生于在此之前的货物经销往来所产生的货款及其它费用应当不在梁耀中所承诺的保证范围之内。如上所述，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之间关于拖拉机经销往来主要发生于2015年9月至11月期间，最后一次调机从长治农业总公司调机亦发生于2016年5月26日。故被告梁耀中对其《保证函》生效之前的货物经销而引发的货款纠纷不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对原告关于要求梁耀中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浑源县四方农机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450368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2019年1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被告浑源县四方农机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律师费30000元、诉讼保全保险费1600元，合计31600元；三、被告田斌对被告浑源县四方农机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98元，保全费4520元，合计16018元，由原告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负担5990元，由被告浑源县四方农机服务有限公司、田斌共同负担1002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周琳苒人民陪审员  蔡亚存人民陪审员  蔡跃华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徐冬冬书 记 员  张文清附录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