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43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红，男，197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正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林君，贵州山一（正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建义，男，196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正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正安县芙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张建红因与被上诉人田建义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4民初1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建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田建义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无论田建义的行为是阻止行为还是扣留行为，其侵权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从2014年4月至今，上诉人数次欲将案涉挖机调回，均被田建义及部分村民强行阻止。格林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源泉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格林镇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均可证明田建义侵权的事实，一审却认定案涉挖机并非田建义扣留；2.一审以案涉挖机在被扣留期间给村民挖地基等为由认定其并未扣留挖机是错误的，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也未收到挖掘费用；3.田建义与部分村民一起阻止上诉人将挖机开离施工现场，属于共同侵权行为，各侵权人对上诉人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有权对承担责任的主体作出选择；4.挖机在被扣留期间，无论是自然损坏还是人为损坏，都与田建义侵权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应对损害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田建义辩称，格林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是张建红写好之后找政府工作人员盖的章，格林镇政府并未深入了解事情发生经过，故该证明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同样不能证明2014至2019年期间答辩人一直控制占有张建红的挖机，且其赔偿请求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因其未交纳相关的诉讼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张建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田建义立即修复张建红的神钢牌挖掘机（型号SK140LC-8），并将该修好的挖掘机立即返还张建红；2.判令田建义支付张建红在侵占挖掘机期间产生的租赁费和资金占用费（租赁费按26000元/月计算，资金占用费以租赁费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时间均从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至田建义返还张建红挖掘机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田建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张建红承包了正安县格林镇人民政府在该镇源泉村实施的“生态移民房”及“芙蓉江畔美丽乡村”项目工程。同年10月，张建红以350000元价格向文智敏购买了一台“神钢”140型挖掘机用于该工程的施工，并聘请宋火烈为该挖掘机驾驶员。2014年4月，正安县人民政府要求该工程停止施工，因不知道复工的具体时间，张建红遂让宋火烈将挖掘机开离施工场地，由于政府在实施该工程征收土地过程中，部分村民认为其土地征收补偿款未兑现，并且认为张建红在使用挖掘机施工的过程中将部分村民的水井进行了破坏，因此，在宋火烈开挖掘机离开时，遭到了部分村民的阻止。因政府实施的该工程后来一直未启动，张建红也未能复工。2016年4月15日，格林镇源泉村石梁河组村民刘明书因修建农家“山庄”需挖地基，通过他人联系后，宋火烈将该挖掘机开到刘明书“山庄”地点为刘明书挖掘地基施工，时间为4个月左右。同年下半年，宋火烈又将该挖掘机开到源泉村史家嘴组为村民任昌宇挖掘房屋地基。后宋火烈将该挖掘开回原项目施工地点。张建红以田建义扣留其挖掘机为由向格林镇人民政府和格林镇派出所反映，格林镇派出所于2018年11月作了相关调查，但政府和派出所均未作出处理。张建红遂于2019年3月27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张建红主张自己的挖掘机在离开“项目”施工地点时被田建义无故扣留，根据格林镇派出所调查时田建义的陈述和被调查人陈昌述的陈述，田建义所在村民组的部分村民因政府实施的工程涉及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未得到兑现，因此，在张建红聘请的挖掘机驾驶员准备将挖掘机开离施工现场时，部分村民进行了阻止，张建红对此也予以认可，但阻止和扣留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和概念，扣留必须是对财物进行占有和控制，使对方失去了对该财物的控制和支配权。首先，根据张建红聘请的挖掘机驾驶员宋火烈的当庭证言，其证明自己准备将挖掘机从施工现场开走时遭到部分村民的阻止，虽然记不清楚具体有多少人，但能体现并非田建义一人，与田建义陈述是部分村民而非自己一个人的事实相符，表明参与阻止不是田建义的个人行为；其次，宋火烈证明村民阻止不让其将挖掘机开走，自己走了一段距离后，被二个年轻人“押”回挖掘处，让其交出挖掘机钥匙，其证明并非是田建义收走的挖掘机的钥匙；再次，2016年4月后，宋火烈将该挖掘机开离了现场为刘明书和任昌宇挖掘地基施工，表明宋火烈说挖掘机的钥匙被村民强迫交出的事实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即使证人所说是实，但也证明驾驶员另有挖掘机钥匙或者配备钥匙可将挖掘机开走，该挖掘机也并非受村民或者田建义控制，张建红诉称自2014年4月份起，该挖掘机就被田建义扣留，显然并非是事实。综上，张建红主张自2014年4月起，自己的挖掘机就被田建义扣留的事实不成立，现该挖掘机也并非田建义占有和控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对张建红要求田建义修复并返还挖掘机以及赔偿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张建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张建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11月2日，正安县公安局格林派出所民警赴田建义家中，就“张建红的挖机在石梁河组大田（小地名）被堵不能开走三年的时间这件事情”对田建义进行询问。田建义陈述：“在2014年农历10月左右，施工队准备将该台挖机开走，开走约300米远的时候，被我同组的村民拦住不让走，让他们将征收土地的补偿款补偿到位，以及因为该项目的实施才导致我们的房屋被拆违拆除的事情搞清楚才让挖机走，施工队没有办法，也无法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只好将挖机开回原处，一直停在原处没有作业，直到2015年挖机才在已经补偿土地征收款的土地上继续作业。从2014年10月到2017年下半年，大概时间就是这样，这期间施工方多次想采用隐秘的方式把这台挖机开走，都被我及本组的村民发现后没有让挖机开走……所以一直阻止挖机离开施工现场，持续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因为该挖机挖了我们被征收的土地而没有补偿，镇政府又没有解决好因为该项目的实施才导致我们修建的房屋被强行拆除的问题。施工方及挖机又是政府请进来的，要是让挖机走了，我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找谁去？所以才堵着挖机不让开走，就是只要发现要开走挖机，我们就去阻止，也没有哪个人具体组织，都是群众自发阻止的，我倒是几乎每次都参与的，我记得的阻止挖机开走有三次。”“我们本意不是要堵挖机，而是通过堵挖机的方式让镇政府把土地补偿款发放到位。把我们因为该项目的实施才导致我们修建的房屋被强行拆除的事情给个明确说法，要是挖机也开走了，我们就没有制约政府的东西了，要是这些事情政府不搞清楚，我们会一直不让挖机开走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田建义在2018年11月2日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调查时所作陈述与格林镇政府、源泉村委会先后于2018年5月18日、6月22日以及2019年3月18日出具的《证明》《情况说明》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充分证明田建义在明知张建红并非土地征收补偿方以及违法建筑拆除主体的情况下，为实现制约政府的个人目的，积极实施阻留张建红挖机的行为，持续时间长、参与次数多、主观恶意深，严重侵害了张建红的合法财产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一条关于“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关于“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六）赔偿损失”之规定，田建义依法应对张建红蒙受的停工停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且不得阻止张建红开走案涉挖机。张建红在多次试图开走挖机未果的情况下，数年间从未主动寻求司法救济，导致挖机不断旧损、经济损失持续扩大，属于怠于行使民事权利的情形，对扩大部分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并且挖机由其自行移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本院酌定由田建义向张建红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综上所述，田建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相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4民初1273号民事判决；二、田建义不得阻止张建红自行移走案涉挖机；三、限田建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张建红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四、驳回张建红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元，由田建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张建红、田建义各自负担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玉振审判员  罗小龙审判员  付甫金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禹欣书记员吴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