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吉0202民初1114号原告：王金玲，女，197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舒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颖，吉林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市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松江东路2号。负责人：常雨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园，该公司综合办公室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吉林丁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大街75号。负责人：刘向阳，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洁，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雯雯，吉林上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金玲与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公司）、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金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颖，被告邮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园和张强，被告邮储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洁和马雯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金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邮政公司、邮储银行共同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赔偿王金玲存款本金损失40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6年1月13日起计算至判决指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逾期罚息标准7.125%计算）。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12日，邮政公司员工范延涛为完成其所在单位的揽储业务，以邮政公司、邮储银行的名义向王金玲吸收储蓄存款40万元，在邮政公司的办公楼内向王金玲出具了盖有邮政公司公章的收据，邮储银行所属的嫩江路营业所给王金玲出具了储蓄存折。在约定的存款期限届满后，王金玲多次找范延涛索要存款本息未果。在范延涛的刑事案件立案后才听邮政公司、邮储银行说，范延涛吸收的储蓄款项没有存到单位账户而被其个人私自占用，现范延涛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王金玲及有关众多存款人多次向邮政公司、邮储银行主张权利，邮政公司、邮储银行以范延涛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而拒绝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王金玲认为范延涛本人确实是为了完成邮政公司内部的储蓄任务而以邮政公司的名义吸收储蓄存款，收取王金玲的储蓄存款后给予王金玲的收据上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给王金玲出具的储蓄存折也是真实的。至于范延涛收到款项后通过何种手段将款项私自占有，不影响邮政公司、邮储银行依法承担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为维护王金玲合法权益，王金玲特向人民法院依法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一款、第六条、第十五条一款第（四）、（六）项的规定，支持王金玲的诉讼请求。邮政公司辩称，一、王金玲诉讼请求不明确。王金玲要求两名被告共同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但两名被告各自应该如何承担责任并不明确。二、邮政公司并无过错，与王金玲损失之间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邮政公司与邮储银行是两个不同的主体。邮储银行是经银监督会批准成立的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而邮政公司是从事邮政业务的邮政企业，不是金融机构，不能从事金融业务。按照中国银监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部分邮政企业营业机构经过银监部门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成为邮储银行代理营业机构，在邮储银行委托业务的范围内、以邮储银行的名义开展业务。范延涛是邮政公司下属营业平台总部员工，不是邮储银行员工，也不是邮储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的从业人员，不能从事相关银行业务。邮政公司从未授权范延涛办理储蓄存款业务。其所谓“以所在银行名义高息揽储”不过是其恶意实施诈骗犯罪的手段而已，王金玲轻信范延涛的谎言而被骗与邮政公司无关，邮政公司在人员管理上并无过错；2.发票是生产流通及服务消费领域经营主体收款的凭证，与国家税收有关，不能作为“储蓄存款”凭证，这是基本常识。涉案发票从形式上看，是手写在加盖了邮政公司发票章的空白发票上的收条；从内容上看，是范延涛以自己的名义收取款项并约定了利息标准等内容。该收条的收款人明确写明是范延涛本人而非邮政公司，也不是邮储银行。并且该发票为机打发票，票面明确注明“手开无效”。王金玲轻信存在重大疑点发票导致被骗，本身存在的疏忽及过失是导致被骗及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范延涛是邮政公司营业平台总部的业务员，负责的业务之一就是领取发票，向各支局、网点分发及回收发票。邮政公司让范延涛经管发票本身并无过错，而范延涛恶意使用其正常负责经管的发票进行犯罪活动是邮政公司无法防范的，由此认为邮政公司存在管理过错是不合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邮政公司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3.王金玲的存折是王金玲提供证件办理的。邮储银行及营业所办理存折本身并无过错，但对范延涛在零元开户的存折上“作假”行为却无法进行防范。如果由此认为邮储银行存在过错是超过合理限度的。由此可见，邮政公司及邮储银行对于范延涛诈骗犯罪导致王金玲被骗并无明显过错，与王金玲被骗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王金玲忽视自己审慎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合理信赖，邮政公司不应承担责任。1.王金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金融机构与邮政企业之间的区别，应该懂得存款应该向金融机构而不是向金融机构以外的个人交付的常理，应该看清机打发票“手开无效”的警示，应该明白发票不是储蓄存款凭证、在机打的发票上手写的与发票使用功能不符的文字内容没有法律效力的道理。王金玲有多种、简单、方便的渠道去获知真实信息，以防止被骗。但王金玲忽视自己的审慎义务，没有采取应有的、合理的方式去核实、获知真实信息，反而轻信范延涛的谎言，违反基本常识向犯罪分子范延涛的个人账户内汇款而导致受骗，王金玲是有重大过失的；2.合理信赖原则，是指当与某人有一定关系的因素的存在，使另一方当事人对其产生了合理的信赖，这种合理的信赖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主张受合理信赖原则保护的当事人，应是善意的、无过失的。主张人必须证明他采取了应有的谨慎去获知真实的信息，但是他没有发现或者他根本没有方便的、可利用的途径来获取该信息。如果主张人忽视明显的事实，或者因为粗心没有去获取其轻易可以获取的信息，则不能构成“合理”信赖。如果主张人因为不懂法律，对对方行为的法律意义产生了错误的信赖，也不构成“合理信赖”。如前所述、王金玲忽视自己审慎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不符合“保护合理信赖责任”的构成要件，要求邮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四、王金玲的损失应通过追缴程序获得救济。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主文第二项：追缴被告人范延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28万元，……返还被害人王金玲人民币40万元。虽然该案本次执行终结，但不等于权利消灭。如果掌握范延涛财产线索，该案可以立即恢复执行，王金玲的权益有救济途径。邮储银行辩称，1.我单位和邮政公司是各自独立法律主体，范延涛不是我单位职工与我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我单位亦没有给其出具任何授权文件或空白的合同、介绍信等文件，不存在使相对人相信其有权代表我单位的表象；2.王金玲的损失已由刑事案件判决，应向刑事案件被告范延涛追缴，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根据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及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以判令追缴范延涛犯罪所得并向王金玲返还4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应在刑事诉讼中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王金玲的损失系范延涛造成的，邮储银行对此没有过错，无论从违约或侵权的角度均不承担责任。从合同的角度，邮储银行开立出的存折真实地反映了实际的存款金额为0元，并非40万元。在储蓄合同关系中，邮储银行不承担赔偿责任。从侵权的角度，王金玲将40万元款项直接交付给范延涛并未交付给邮储银行，存折上40万元的存款金额是范延涛伪造的，对此邮储银行无法控制亦没有过错；4.范延涛伪造的存折及发票存在多处漏洞，王金玲未做任何的审查而轻易相信，其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刑事案件的判决书中提到王金玲将40万元存入了范延涛个人的账户，邮储银行开立的存折金额为0元，范延涛伪造了存入40万元的字样，并给王金玲开具发票，按照储蓄合同的交易惯例和一般常识，到银行存款从来不会开具发票，实际上银行也无法开出此类的发票，况且发票正常应为收款单位开具，王金玲并未将40万元存入邮储银行或邮政公司，邮政集团却开具发票，而存折还是邮储银行的，且存入40万一行字迹明显模糊，本身不符合储蓄业务的惯例，也不符合一般常理。王金玲轻易地相信范延涛将存款存入个人账户，对发票和伪造的存折不做任何的核查，本身存在过失，并非善意的当事人。另外，1.范延涛诈骗王金玲40万元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犯罪行为。因此范延涛与王金玲间并不存在侵权法律关系，王金玲诉请侵权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2.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2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及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2刑终21号《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范延涛以吸储名义诈骗王金玲40万元的行为并不是职务行为；3.范延涛是邮政公司平台员工，不是储蓄所工作人员，与答辩人之间没有劳动关系，王金玲要求答辩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无法律依据；4.王金玲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其自身过错使范延涛诈骗行为得逞，也直接导致其重大财产损失；5.船营法院（2017）吉0202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王金玲损失的返还义务主体是范延涛，王金玲告诉主体错误。综上，王金玲的损失系范延涛的犯罪行为所导致，不应要求邮储银行予以赔偿。由于范延涛向王金玲吸储40万元的集资诈骗行为并不是职务行为，王金玲诉请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邮政公司设立代理营业机构办理邮储银行委托的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等商业银行有关业务。邮政公司对员工推荐客户在上述代理营业机构存款实行积分奖励政策。范延涛系邮政公司员工，工作职责包括管理邮政公司发票专用章（3）和发票等。范延涛谎称可以办理邮储银行高息存款业务。王金玲于2016年1月12日向范延涛账户转账40万元。范延涛给王金玲出具机打发票（号码00707721）发票联，该发票手写载明“收到王金玲存款肆拾万元整，存期为2016年1月12日至2017年1月12日，共计一年，利率为10%，共计肆拾肆万元整。范延涛。2016年1月12日”。该发票右下角印有“手开无效”。范延涛交回邮政公司的该发票机打载明“付款方吉林市人大经营项目邮费单位件数量1单价21.00金额21.00……”。王金玲向范延涛提供身份信息，范延涛于2016年1月15日在邮政公司设立的代理营业机构吉林市嫩江路营业所为王金玲办理了存折，现金开户“0.00”。范延涛在该折上自行打印了“201601115现金开户40000.00201112000679”。范延涛未还本付息。另查明，吉林市船营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认定范延涛吸收被害人向其付款共计531.5万元（含本案王金艳40万元），判决范延涛犯集资诈骗罪并返还被害人王金玲40万元。范延涛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3月9日作出（218）吉02刑终21号刑事裁定，认为“上诉人范延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息为诱饵，谎称其所在单位有高息揽储业务，以向被害人出具发票、带有虚假数额的存折、许诺还本付息等手段，以委托理财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反悔，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其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予以处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王金玲提供的发票、汇款收据、储蓄存折、（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邮政公司提供的中国银监会（银监发（2015）49号）《关于印发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代理营业机构县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范延涛的员工信息表、发票专用章领取登记簿、国税发票收发登记台账、（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2018）吉02刑终21号刑事裁定书，邮储银行提供的（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2018）吉02刑终21号刑事裁定书，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王金玲提供的《吉林市邮政分公司营销积分统计表》及《吉林市邮政分公司2017年7月份职工积分统计表》系打印件，对上述证据材料的来源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邮政公司提供的网络税控开票系统截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范延涛系邮政公司工作人员，而非邮储银行工作人员，而邮政公司与邮储银行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范延涛系以高息为诱饵，谎称其所在单位有高息揽储业务，向被害人王金玲等人出具发票、带有虚假数额的存款、许诺还本付息等手段，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上述内容已被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故范延涛并未利用其执行工作的便利条件。因此，王金玲要求邮政公司承担用人单位责任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邮储银行并非范延涛的工作单位，故王金玲要求邮储银行承担用人单位责任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金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38元，由王金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田艳华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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