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26民终9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辉，男，1993年3月4日生，壮族，云南省文山市人，小学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文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御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人民西路与海源中路交叉口经典双城D地块D4楼5层506室。法定代表人：孙如兴，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道晃、叶华欢，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亚东，男，1986年11月23日生，彝族，云南省宜良县人，住云南省彝良县。上诉人王世辉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御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翔公司）、毕亚东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404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王世辉上诉请求：1.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404号之二民事裁定书；2.本案移送砚山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驳回王世辉追加砚山御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砚山御祥公司）为共同被告的申请程序违法。依据《民诉法》第13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73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可以看出：一是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追加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二是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必要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即法律赋予当事人申请追加必要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权利。在此前提下，核心就是审查当事人申请追加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是否为必要诉讼当事人，如果是的话，法院必须进行追加。具体到本案中，王世辉认为砚山御祥公司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被告，一审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具体理由如下：1.虽然王世辉与毕亚东于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基础桩及抗滑桩劳务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合同”）的发包方为御翔公司，但御翔公司与砚山御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孙如兴，在签订劳务合同时王世辉认为“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的发包方就是御翔公司，在毕亚东为砚山御祥公司“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的采购副总经理且未明确“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的开发主体的情况下，王世辉与毕亚东签订劳务合同并实际施工，砚山御祥公司应为实际的项目发包主体，应履行向王世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2.王世辉签订劳务合同后，依照合同约定进场施工，砚山御祥公司并未对王世辉的施工行为提出异议并派员对王世辉所施工的工程量进行统计，该行为应当视为砚山御祥公司对王世辉与毕亚东签订的劳务合同的追认。3.王世辉在起诉前一直以为“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的开发主体就是御翔公司，是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后，御翔公司在一审答辩状中认可“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的开发主体为砚山御祥公司，在此情况下，要么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砚山御祥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要么王世辉依法申请追加砚山御祥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王世辉在庭审前提出追加被告的申请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三点，一审法院在已查明王世辉施工工地的开发主体为砚山御祥公司，且砚山御祥公司已对王世辉所施工的工程量进行确认的情况下，以王世辉不能证实砚山御祥公司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为由驳回王世辉的追加申请属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以毕亚东涉嫌刑事犯罪为由驳回王世辉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毕亚东为砚山御祥公司采购副总经理（该事实是在一审御翔公司提供的砚山御祥公司的报案材料中认可的事实），毕亚东实质上是代表砚山御祥公司与王世辉签订劳务合同，且劳务合同已部分履行，在施工的过程中，砚山御祥公司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并每天派员对施工工程量进行统计。应当视为砚山御祥公司对毕亚东与王世辉签订的劳务合同的追认，砚山御祥公司应当履行合同义务。2.退一步说，假设砚山御祥公司不认可王世辉与毕亚东签订的合同，但王世辉已实际施工，砚山御祥公司作为实际受益人，也应当对王世辉的施工的工程量进行结算后向王世辉支付工程款，如果对工程单价有异议，可以聘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鉴定。3.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属适用法律错误。从该规定看出法院驳回起诉的两个必要条件是一是不属于经济纠纷，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具体到本案中，首先，本案的案由属于承揽合同纠纷，王世辉的诉求是解除合同并要求御翔公司支付工程款、退还保证金及承担损失，显然是属于经济纠纷；其次，王世辉与毕亚东签订的合同本身没有经济犯罪的嫌疑，就算法院最后认定毕亚东构成犯罪，也与本案诉争的承揽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经济犯罪。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十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的规定，本案毕亚东涉嫌的合同诈骗、职务侵占虽已经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不涉及王世辉与毕亚东签订的劳务合同，是其他法律关系。故此一审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王世辉起诉的案件并作出实体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中有证据（御翔公司提交的答辩状自认及报案材料中体现）证明毕亚东系砚山御祥公司的采购副总，王世辉已实际到砚山御祥公司开发的“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工地施工并有具体工程量的情况下，仅以御翔公司提供的毕亚东涉嫌刑事犯罪，而不考虑刑事犯罪与经济纠纷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而驳回王世辉的起诉，显然违背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为维护王世辉的合法权益，依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世辉的上诉请求。御翔公司答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证据确凿、充分。1.王世辉与毕亚东签订的《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基础桩及抗滑桩劳务分包合同》项下的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不是御翔公司所开发，该项目与御翔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2.毕亚东不是御翔公司公司员工，御翔公司从未委托授权毕亚东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王世辉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毕亚东没有代理权限，也未能出具毕亚东具有代理权限的相关依据，且该《劳务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与御翔公司于2013年3月7日在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备案的公章图样不一致。故该《劳务分包合同》是毕亚东实施犯罪行为而伪造御翔公司公章，并冒用御翔公司名义与王世辉签订。3.一审开庭前，毕亚东已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被文山州公安局立案侦查。据此，一审裁定对上述事实认定客观、正确。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一）砚山御祥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共同被告，且王世辉申请追加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王世辉在一审法院组织第二次庭审时才提出追加砚山御祥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违反法定程序。况且，砚山御祥公司未参与订立《劳务分包合同》，不是的合同的签订主体，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而王世辉又无法提交能证实砚山御祥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有效证据，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王世辉追加共同被告的申请并无不当。（二）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是毕亚东实施的刑事犯罪案件。御翔公司既未参与《劳务分包合同》的订立过程，也不是本案项目的开发主体，且在一审庭审中，王世辉对合同内容和项目施工情况一无所知，并称具体的磋商都是案外人沈树建与毕亚东的口头约定，而毕亚东又因犯罪行为被立案侦查，故本案不宜以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同时，因《劳务分包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毕亚东实施犯罪行为而伪造的，其行为已经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故本案也不排除是毕亚东实施合同诈骗的案件之一，文山州公安局也对毕亚东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和合同诈骗罪进行了立案侦查。据此，为保障本案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保障诉讼程序合法，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裁定驳回王世辉的起诉正确。三、王世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砚山御祥公司不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不属于法院必须追加的诉讼主体。首先，砚山御祥公司不是《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主体，与本案无法律关系。其次，没有证据证明砚山御祥公司如王世辉所称的“追认王世辉与毕亚东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再次，王世辉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砚山御祥公司的项目地上开展了施工作业。最后，御翔公司在一审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二手挖机买卖合同》、转账凭证等证据，能够证实砚山御祥公司使用的是自己合法购买的旋挖机，故也就不存在行使追认《劳务分包合同》的行为。据此，砚山御祥公司既不是合同主体，也没有对《劳务分包合同》进行追认，故不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王世辉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二）砚山御祥公司不是本案受益人，不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首先，王世辉在一审提交的《工程量登记表》因未记载施工方、发包方及施工场地，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施工现场照片也无法查实属于何处工地；故这些证据均无法证明系王世辉在砚山御祥公司的项目工地上进行施工，不排除是王世辉自己单方制作或者是毕亚东伪造的。其次，从御翔公司在一审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二手挖机买卖合同》、转账凭证等证据，能够证实该机械系砚山御祥公司委托毕亚东购买的机械，那么自己购买的机械进行作业不可能还自付工程款。直至本案起诉，也没有任何人向砚山御祥公司主张过支付工程款事宜。最后，退一步讲，即便机械属于王世辉所有，那么也是毕亚东对其实施的诈骗行为，或者是毕亚东对砚山御祥公司实施的诈骗行为，无论毕亚东对谁进行诈骗，都构成刑事犯罪，故本案都不应继续审理。因此，王世辉主张砚山御祥公司是本案实际受益人，应支付其工程款的上诉请求于事实、于法无据，因毕亚东的犯罪行为，不排除砚山御祥公司也是本案共同受害人。（三）毕亚东被刑事立案侦查都是基于本案相同的法律事实。首先，如前所述，本案必须由毕亚东参加庭审才能查清案件事实。现毕亚东涉嫌刑事犯罪已被立案侦查，处于被抓捕阶段，无法参加庭审。其次，本案因毕亚东冒用御翔公司名义、伪造御翔公司公章与王世辉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而引发，而文山州公安局对毕亚东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合同诈骗罪进行立案也是基于同样的法律事实，即毕亚东系对王世辉进行诈骗，或者是毕亚东对御翔公司及砚山御祥公司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据此，本案客观事实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的规定，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王世辉的起诉正确，王世辉的该上诉理由同样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以维护御翔公司的合法权益。王世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解除王世辉与御翔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基础桩及抗滑桩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编号YXFDC-XGSL-OO1）；2．判令御翔公司退还王世辉于2018年6月26日所交纳的保证金10万元；3．判令御翔公司对王世辉已经施工的工程量进行结算并支付工程款368149.00元，旋挖机进场运费16000.00元，机械停滞补偿费116OOO.OO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王世辉与昆明御翔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在审理过程中，昆明御翔公司以其从未委托过毕亚东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本案《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基础桩及抗滑桩劳务分包合同》是毕亚东冒用公司的名义，并伪造公司的公章与王世辉签订，签订该合同的行为是毕亚东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为由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将毕亚东追加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昆明御翔公司的申请德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追加了毕亚东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因未能找到被告毕亚东送达相关诉讼材料，原审法院依法公告向其送达了民事起诉状副本、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公告期限届满仍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于2019年2月1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缺席审理。审理中根据原告王世辉提交的证据即《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基础桩及抗滑桩劳务分包合同》，在该合同上甲方为“御翔公司”，代表该公司与王世辉签订合同的委托代理人为“毕亚东”，而王世辉未提交毕亚东有代理权的证据，且加盖在该合同上的“御翔公司”公章图样与“御翔公司”于2013年3月7日在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的备案的公章图样不一致，毕亚东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已于2018年8月14日、15日被文山州公安局立案侦查，同时昆明御翔公司认为毕亚东与王世辉签订的《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基础桩及抗滑桩劳务分包合同》，毕亚东涉嫌伪造公司印章和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10月20日向文山州公安局进行刑事控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本案中，因被告毕亚东涉嫌合同诈骗案，文山州公安局已决定立案侦查，故原审法院认为现本案原告王世辉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渗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世辉的起诉。案件受理费9801.00元，不予交纳。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双方是围绕2018年5月14日王世辉与毕亚东签订的《御翔溪谷森林（一期）建设项目基础桩及抗滑桩劳务分包合同》发生的纠纷，但经查明，合同上加盖的“御翔公司”印章与御翔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并不一致，御翔公司也未授权毕亚东与王世辉签订案涉合同，即该合同不是御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毕亚东也于2018年8月14日被文山州公安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8月15日被文山州公安局以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对其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和合同诈骗罪问题，御翔公司已就此向文山州公安局提出刑事控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本案的直接关系人毕亚东涉嫌犯罪，文山州公安局已决定立案侦查，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处理范围。王世辉的起诉不符合民事案件受理条件，应予驳回。至于王世辉主张应将砚山御祥公司追加为被告，本院认为，王世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与毕亚东签订合同时，应当知道与其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是御翔公司还是砚山御祥公司，而御翔公司与砚山御祥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人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砚山御祥公司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综上所述，王世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刘 曼审判员  张雯静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