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鄂0106行初4号 原告杨晓农，男，196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委托代理人麻昌华，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原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荆南街14号。 法定代表人陈静，局长。 出庭负责人程有刚，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谋元，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秦欢，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晓农诉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城区改造更新局（以下简称区城改局）行政协议纠纷一案，于2018年12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后，于同年1月14日向被告区城改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区城改局副局长程有刚作为负责人出庭应诉。原告杨晓农及其委托代理人麻昌华，被告区城改局委托代理人周谋元、秦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区城改局与原告杨晓农签订了《个人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征收协议》（以下简称被诉补偿协议）[包括“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结算单”（以下简称结算单）]，协议内容包括：被征收房屋情况，征收补偿款项，签约所涉权证等的移交、付款期限及方式、搬迁交房期限，协议生效条件，争议解决方式，协议文本份数等。被告及代办单位在落款的甲方及代办单位处盖有“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项目积玉桥站、新生路站合同专用章”“武汉石宝运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章，代办单位处有“张仁杰”字样签字，乙方处有“杨晓农”字样签字及捺印，两方日期处均载明2017年5月2日。 原告杨晓农诉称，2017年2月7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作出武昌征决字〔2017〕1号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并公告，具体征收单位为被告，实施单位为武昌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具体操作则委托给武汉石宝运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原告位于武昌区和平大道141号（老205号）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而且是被征收人中房屋面积最大的一户。为了尽快完成征收拆迁工作，被告在2017年3月起就开始采取断水、断电、断路等不法手段逼迫被征收人同意，原告也是受害人之一。被告甚至派人在原告的墙上用红漆喷上“欠债还钱”等字样，还堵锁眼等，原告感到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无法承受各种威胁的情况下，原告被迫于2018年5月15日在被告提供的被诉补偿协议（包括结算单）上签字。该协议的“甲方”写的是“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乙方为原告杨晓农。在该5月15日协议的签字栏中，“甲方”至今是空白，日期也没有写。原告认为，被诉补偿协议的签名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是被迫签名的。该协议签署的第三天即2018年5月18日，原告的房屋在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夷为平地！该被迫签字的协议成为被告强拆的挡箭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该协议属于受胁迫而签订的协议，依法应予以撤销。而协议第五条约定：“协商不成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该协议的签订是原告受被告欺诈而签订的，理由是在案涉房屋被征收过程中，原告所表达的意愿和说法是接受房屋置换而不是货币补偿，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子（上诉中）中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了该情况。原告只以为是进行房屋置换，后来被告骗原告说“就是给你房屋置换，但是你要在货币补偿协议上签字，这是置换的手续之一”，结果却仅仅是货币补偿。后来房屋置换的情况是，被告说“你要先签货币补偿协议，钱到位后，你再跟旭辉大厦签订买卖合同，签了买卖合同后，就把置换的房屋过户到原告名下，从而完成整个置换过程”。事实上，原告签订补偿协议后，又跟旭辉大厦签订了4份房屋买卖合同，但是事实表明，签了买卖合同以后，旭辉大厦已经把其中一套转售给其他案外人，所以旭辉大厦的房屋置换被拆迁房屋，事实上是不可能了。所以，原告在补偿协议上签字也是欺诈的结果。按照《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该协议也是可以撤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原告于2018年5月15日被迫单方签字的被诉补偿协议（包括结算单）。 原告杨晓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个人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征收协议》（落款的甲方及代办单位处空白，乙方处有“杨晓农”字样签字及捺印，两方日期处均未填写）及结算单照片、2018年5月15日下午3时19分的手机照片截图。2.照片九张[2017年3月案涉房屋门前墙面、案涉房屋拆迁前后外观（含电表）]及光盘两张(房屋拆迁后室内基础设施情况)。3.2018年11月6日上午11时44分的手机照片截图[《个人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征收协议》（落款的甲方及代办单位处有“张仁杰”字样签字但未盖章，乙方处有“杨晓农”字样签字及捺印，两方日期处均载明2017年5月2日）]；结算单；被诉补偿协议。4.存量房认购书五份（编号0000092、0000290、0000088、0000093、0000094）。5.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被告转账付讫凭证。6.缴税单据。7.楼上宾馆的三项电表缴费清单、楼下门面的单项电表缴费清单。8.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9.和平大道141号出租户相关执照、房屋租赁合同。10.房屋拆迁许可证。11.各种协议照片。12.原告与被告的协谈记录三份。 证据1拟证明该协议为空白格式，系原告受胁迫和欺诈签订而成。证据2拟证明原告被胁迫以及房屋被违法拆迁。证据3拟证明落款时间2017年5月2日的补偿协议系倒签，签字日期系伪造。证据4拟证明：⑴征收人提供的房源已经部分售出，无法提供原面积的房源，足以证明征收人与原告签订补偿合同的行为具有欺诈性质；⑵正因为签订了存量房认购书，原告才被迫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全部拿这4套房子置换。证据5拟证明被告转账付讫凭证上加盖印章为肖某印，但肖某早已离任，付款为定期存款，系事后补发，付讫回单系伪造，强拆半年后才补发的这个钱，当时房子已经被拆了，但是钱还没有收到。证据1至证据5拟证明原告签订被诉补偿协议系受欺诈、被胁迫，征收人承诺房屋置换，实际无法履行，且案涉房屋被暴力违法拆迁。证据6拟证明从文化大革命至今，案涉房屋的所有税款均由原告缴纳。证据7拟证明案涉房屋有两块电表，必须返还给原告。证据8拟证明原告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据9拟证明案涉房屋的性质为“住改非”及商业门面，而不是纯粹的住宅。证据10拟证明2007年至今，此地开始拆迁，案涉房屋无法办理“住改非”执照的原因是政府拆迁，不能办理合法的证照，2007年以前，案涉房屋可以办理相关执照。证据6至证据10拟证明案涉房屋性质为“住改非”，但拆迁时被评定为住宅。证据11拟证明被告答应原告房屋置换的补偿方式，结果却以一系列的手续来签货币补偿协议，所以原告签补偿协议时是受欺诈的。证据12拟证明原告选择的是置换，拆一还一，而不是货币补偿，原告所签的补偿协议是受欺诈而签订的。 被告区城改局辩称，2017年2月7日区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对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项目积玉桥站、新生路站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原告的案涉房屋在征收范围内。经评估机构评估了案涉房屋单价，签约期内房屋征收工作人员与原告开展征收协谈。2018年5月15日征收代办工作人员最终与原告议定款项金额，补偿协议最终签订，具体签约方式和情形为：征收工作人员填写协议条款、金额，交给原告先在被诉补偿协议及结算单上签名、捺手印，代办公司工作人员张仁杰签名，相应款项金额经项目审计后再加盖“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项目积玉桥站、新生路站合同专用章”“武汉石宝运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章，符合征收操作实践及协议第六条的规定，原告在被诉补偿协议和结算单上签字均系其本人自主、自愿签署，不存在原告所述“受胁迫”情形，参照《合同法》规定，双方协议成立并已生效，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2018年5月21日，被告支付协议预付款300万元，2018年11月9日协议金额17041123元全部支付完毕。本案签约及付款相应情形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行初569号案件的庭审中已经查明，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与征收管理部门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告承认其在被诉补偿协议及结算单上签字、捺印，且被诉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其所述“受胁迫”情形，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事实证据：1.案涉房屋信息查询单，2.《征收决定》及公告、补偿方案，3.被诉补偿协议（落款的甲方及代办单位处盖有“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项目积玉桥站、新生路站合同专用章”“武汉石宝运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章及“张仁杰”字样签字，乙方处有“杨晓农”字样签字及捺印，两方日期处均载明2017年5月2日）、结算单，4.付款凭证。证据1拟证明案涉房屋基本情况，证据2拟证明区政府依法作出《征收决定》，证据3拟证明原告与征收管理部门就案涉房屋达成补偿协议，证据4拟证明协议款项支付完毕。二、法律依据：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征收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从其作出的依据上看，原告的房屋不在地铁五号线上，不应该被征收。对证据3结算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是在2018年5月15日签字的；对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上写的时间是2017年5月2日，而原告在协议上签字的时间明确是2018年5月15日，而且原告签字的货币补偿协议上面没有任何时间，时间栏是空白的，甲方栏也是空白，既没有盖章也没有“张仁杰”的签字。被告庭审中提供的协议原件上2017年5月2日上方的“杨晓农”的签字也不是原告本人的签字，盖的手印也不是原告的手印。对证据4，认为原告收到被告存有300万的银行卡，对于其他1400万余元不知情。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对应的原件是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从头到尾都只有被告提交过的协议，除了甲方签字、盖章、落款时间外，其他内容都是一致的。对证据2的照片认为反映不出位置，且本案是针对补偿协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光盘，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认为手机截图中的协议和证据1及证据3中的协议，都是同一份协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能够印证被诉补偿协议的真实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至证据10，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补偿标准的问题在补偿方案中都有规定，结算单的金额和被诉补偿协议的金额是一致的，符合规定，经过原告认可，是各方达成一致的结果。对证据11予以认可，认为原告所谓的第一份、第二份协议即被告提交的协议，印章和签字的不同，是时间上的前后差异，除了落款和时间，其他都是一致的。对证据12无异议，认为原告确实提出过要房子，最后选择了货币补偿，补偿协议黑体大字标题明确为货币补偿协议，这是原告应当知晓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认证如下：一、原告提交的证据2、证据4、证据7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关联性，证据11未能与原件核对，不符合行政诉讼关于证据的规定，本院不予确认。二、原告提交的证据6、证据8至证据10，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能够证明以下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1.区政府于2017年2月7日作出《征收决定》，决定对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项目积玉桥站、新生路站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并确定房屋征收部门是被告，签约期限为被征收房屋评估结果公告之日起三个月；2.案涉房屋在《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3.原告系案涉房屋被征收前经登记的所有权人。三、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5、证据12，被告提交的证据3、证据4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能够证明以下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1.原告与被告经过协谈后，于2018年5月15日与被告签订被诉补偿协议并在结算单上签字。2.被诉补偿协议及结算单均明确被告因房屋货币补偿、补助、奖励应共计向原告支付17041123元。3.原告签字、捺印时，被诉补偿协议合同条款处无任何印章，落款的甲方及代办单位处空白，甲、乙两方日期处均未填写。4.原告在被诉补偿协议及结算单上签字后，被告及代办单位加盖了“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项目积玉桥站、新生路站合同专用章”“武汉石宝运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章并有征收代办人员张仁杰签字确认，在被诉补偿协议的双方落款处填写日期为“2017年5月2日”。5.被告于2018年5月21日在被诉补偿协议签订后向原告支付300万元补偿款，于2018年11月9日将尚待支付原告的14041123元转账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支行会计结算部，用途为征收补偿款。原告可凭身份证、被诉补偿协议提取，但原告未予领取。 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7日，区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决定对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项目积玉桥站、新生路站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并确定房屋征收部门是被告，签约期限为被征收房屋评估结果公告之日起三个月。位于武昌区和平大道141号（老205号）的房屋在《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原告系案涉房屋被征收前经登记的所有权人。征收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在签约期限内经过协谈但未达成协议。2018年5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被诉补偿协议并在结算单上签字。被诉补偿协议及结算单均明确被告因房屋货币补偿、补助、奖励应共计向原告支付17041123元。原告在被诉补偿协议上签字、捺印时，合同条款处无任何印章，落款的甲方及代办单位处空白，甲、乙两方日期处均未填写。原告在被诉补偿协议及结算单上签字后，被告加盖了“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项目积玉桥站、新生路站合同专用章”“武汉石宝运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章并有征收代办人员张仁杰签字确认，在被诉补偿协议双方落款处填写日期为“2017年5月2日”。同年5月2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300万元补偿款。2018年11月9日，被告将尚待支付原告的14041123元转账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支行会计结算部，用途为征收补偿款。原告可凭身份证、被诉补偿协议提取，但原告未予领取。 另查明，2018年11月9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行初569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起诉，该裁定认为：2018年2月1日，就案涉房屋的补偿，区政府作出武昌征决补字[2018]00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以下简称《补偿决定》）。同年5月15日，经协商一致，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原告就案涉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在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就同一房屋所作的《补偿决定》被征收补偿协议覆盖，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未产生实际影响，原告就该《补偿决定》起诉没有诉的利益，不符合起诉条件。 本院认为，被诉补偿协议系原、被告就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所签协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的案件，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行政协议具有“行政性”和“协议性”，对于行政协议是否应予撤销的判断，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的规定。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组织实施武昌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具有与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职责。区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后，进行了公告，《征收决定》的附件补偿方案对于货币补偿方式以及房屋产权调换方式补偿标准均予以明确，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在此情形下被告与原告依据《征收决定》及其附件补偿方案签订被诉补偿协议，依据充分，被诉补偿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应予撤销的情形。 至于原告主张被诉补偿协议系被欺诈、胁迫订立，请求撤销被诉补偿协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被诉补偿协议系区政府对原告的案涉房屋作出《补偿决定》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本案中，原告主张其签订被诉补偿协议的基础系被告答应其房屋置换，原告实际选择房屋置换方式补偿，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原告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其签订协议理应尽到基本注意义务，被诉补偿协议标题处明确其性质为货币补偿协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补偿协议是其在被欺诈、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或证明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被诉补偿协议日期“倒签”的问题，被诉补偿协议实际系“倒签”并不影响其效力真实。通常，在协议订立后各方当事人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在缺乏明确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之下，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难以依法获得其所期待的司法救济。 关于原告对被诉补偿协议中“杨晓农”之签字、捺印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要求对其进行鉴定的问题。原告提交与被告提交的协议内容一致但缺失被告、代办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签字盖章及双方签字处日期等内容的协议并在庭审中自认系其签字捺印，各方提交的协议主体内容一致，被诉补偿协中原告签字、捺印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原告提出的鉴定申请已无必要。 关于原告提出的调取其报警记录的申请，原告所称报警情况并非在签署协议之日，即使有违法行为亦不能证明与被诉补偿协议之签订有关，本院不予调取。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晓农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晓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繁 人民陪审员  孙艳萍 人民陪审员  徐绪秋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法官助理姜沛琪 书记员邓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