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终7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荣，男，1966年3月2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晓艳，女，1970年8月1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岗，云南理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河，男，1977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锦微，云南石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荣、柳晓艳因与被上诉人黄河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426民初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荣、柳晓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岗、被上诉人黄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锦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荣、柳晓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于一审期间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但原审承办法官未询问上诉人是否需要答辩，直接开庭，程序错误。原审判决还存在3处文字错误，作出判决时不够慎重、严谨。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于一审期间一再强调当时双方还有口头约定,栽姜是栽姜，排姜是排姜,排姜只是一种简单的保鲜方式,其目的只是储存,等市场好了再挖出来卖,也就是常说的赌市场,当时约定排姜部分只是帮忙,不管损失多少,按照实际挖出姜的重量支付上诉人杨荣劳务和相关投入费用,《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是在排姜过程中才达成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土地浪费,将用于排姜的部分里可以做种的一小部分拿去栽种,所以双方才在《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的末尾将栽姜和排姜做了区分。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杨荣申请三名证人出庭,对上述事实做了说明,可一审法院都没有重视。从基本常识都知道,双方认可的面积只有50亩,最多只能种下去10多吨姜种,根本不可能种到对方所述的90多吨。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拉给上诉人杨荣的姜都认定成姜种，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姜种93.708吨，是错误的,正如上面所述，被上诉人黄河拉来的基本不是姜种,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黄河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杨荣收到被上诉人黄河93.708吨姜种的事实,被上诉人黄河提交的运货单等加起来远远没有93.708吨,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被上诉人黄河提交的一份合同上有93.708吨字样,就依据被上诉人黄河的合同做出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杨荣提交了上诉人杨荣持有的合同,该合同上收到姜种的数量和单价都是空白的，同样也是双方签字按手印的,同一份合同,双方持有的内容不一样，而不同的部分有重大疑问,一审法院无视该案件事实，认定上诉人杨荣收到93.708吨姜种,是错误。姜种也是种子的一种,国家对种子的标准是有要求的,经营种子需要有相关资质,但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黄河有资质，只是简单地从当地农户手中收购些成品姜,其中还有7-8吨烂姜,这样的姜是不可能全部当作姜种拿来卖的。(3)、一审法院酌情以2.4元每公斤的姜种单价要求上诉人杨荣支付被上诉人黄河姜款，没有相关依据,当时被上诉人黄河拉来的姜有7-8吨烂姜,这是上诉人杨荣申请作证的证人亲眼所见，被上诉人黄河也认可过,当时被上诉人黄河的姜是跟高和买的，被上诉人黄河的成本才1元/公斤左右,就算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来看,也卖不到2.4元/公斤,被上诉人黄河拉给上诉人的姜是卖不出去,才拉来让帮忙的,质量可想而知,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以2.4元每公斤的单价要求上诉人杨荣支付被上诉人黄河姜款没有相关依据。(4)、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18年1月8日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上诉人柳晓艳一直生活在易门,农产经营一直都由上诉人杨荣一个人负责,被上诉人黄河仅提交一个银行流水，原审法院将本案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三、本案双方都有损失,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不按照双方约定时间按时支付保证金、按时挖姜,导致排姜大部分烂在地中,最终造成巨大损失,一审法院不考虑上诉人杨荣的成本和损失,将所有责任都划分给上诉人,所有损失让上诉人杨荣承担,显失公平,被上诉人黄河违约在先，举证不力,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被上诉人黄河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河于2019年3月1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荣继续履行《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并判令杨荣、柳晓艳共同向黄河支付生姜种子款243640.80元（93708公斤x2.6元/公斤）；2、本案诉讼费由杨荣、柳晓艳承担。诉讼过程中，黄河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杨荣、柳晓艳连带支付黄河生姜种子款243640.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不再主张继续履行《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荣、柳晓艳系夫妻。2018年3月13日，黄河作为甲方和杨荣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将子种发售给乙方栽种。二、发售种子的钱由甲方垫付，回收蔬菜时一次性由甲方扣回。三、乙方收到种子后，种子不得转卖，不得浪费，一定栽种好。四、乙方在栽种蔬菜时，若有管理不当，造成籽种损失，籽种费由乙方承担。五、乙方栽种的蔬菜成熟时，蔬菜一定要卖给甲方，若没有得到甲方的同意，乙方要是把蔬菜卖给其他方，乙方要承担籽种金额的10倍以上罚款。六、乙方栽种蔬菜成熟时，若甲方不来回收，甲方要承担乙方的一切损失。七、本协议签订之后，双方应遵照执行，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否则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八、姜的质量按甲方要求装袋，烂姜、老姜不要（指种姜），甲方到姜出齐，长到30厘米高时每亩付给乙方1000元预付款。”合同附页上罗列了《蔬菜籽种发售表》、《蔬菜回收表》及双方当事人签名捺印的情况。《蔬菜籽种发售表》载明：“乙方收到籽种名称及数量：93.708吨，单价：（2．2元）作废，金额：（空白）”。《蔬菜回收表》载明：“回收事项（备注）：排姜、栽姜每公斤2．2元，排姜7月后挖，12月中旬挖完；栽姜12月中旬挖完。”《蔬菜籽种发售表》数量栏“93.708吨”及单价栏“（2.2）元作废”均系杨荣手写备注。黄河先后按合同约定将93.708吨姜种交付给杨荣。上述协议中，双方对姜种单价及栽种范围均未做约定。2018年9月5日，黄河打款50000元给柳晓艳。2018年10月，杨荣栽种的生姜中，黄河回购了31.919吨。后双方因为支付姜款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杨荣就拒绝让黄河继续回购生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杨荣应否向黄河支付姜种货款的问题。二、柳晓艳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针对本案的第一个焦点，认为，种植回收合同是指一方提供技术指导、技术或者种子，另一方负责种植，成品由提供技术方保价回收的合同。黄河与杨荣签订的《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签订，其内容符合上述种植回收合同的特征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黄河向杨荣发售了姜种，也回购部分生姜，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杨荣购买黄河姜种后未付姜种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黄河主张已向杨荣发售姜种93.708吨，并提交了杨荣已手写备注数量的《蔬菜籽种发售表》为证，杨荣认可收到黄河姜种，无法确定具体的吨位，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杨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本案中黄河向杨荣发售的姜种数量确认为93.708吨。关于姜种单价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案中，因双方对姜种单价（排姜和栽姜一并组价）约定不明，双方当事人针对单价问题各执一词。黄河以其向高和购买的单价即每公斤2.6元计算，但杨荣不认可，不予支持。杨荣认为姜种最高价为每公斤2.6元，最低价为每公斤0.7－0.8元但没有证据证实，不予采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市场价格酌情确定为每公斤2.4元。本案中，杨荣应支付黄河姜种货款为224899.2元（93708公斤×2.4元／公斤）；黄河应支付杨荣回购生姜的货款为20221.8元（31919公斤×2.2元／公斤－50000元），两项抵扣后，杨荣应向黄河支付的姜种货款为204677.4元（224899.2元－20221.8元）。杨荣辩称，黄河交付的姜种中具备栽种条件的只有8吨，且双方已约定过排姜栽种成熟后黄河须另向杨荣支付人工费用，黄河打到柳晓艳帐户的50000元是保证金，上述几项费用相互折抵后，黄河尚须支付杨荣人工费20000元并赔偿损失22000元，因其仅作为抗辩理由未提起反诉，且庭审中杨荣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故对该辩称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杨荣欠黄河的货款作为其与柳晓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夫妻一方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且没有司法解释规定的属于个人债务的特殊事实条件，依法认定杨荣一方对黄河所欠姜种货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柳晓艳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杨荣、柳晓艳共同辩称合同相对方是杨荣与黄河，柳晓艳没有具体参与经营不应承担清偿债务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杨荣、柳晓艳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连带支付原告黄河姜种货款204677.40元。二、驳回原告黄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54元，减半收取计2477元，由原告黄河负担292元，由被告杨荣、柳晓艳共同负担2185元；保全费1520元，由被告杨荣、柳晓艳共同负担”。二审期间，两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三组证据：1、上诉人持有的《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及附件《蔬菜籽种发售表》，证明：上诉人持有的《蔬菜籽种发售表》第一部分是空白的，而被上诉人黄河一审举证的《蔬菜籽种发售表》第一部分虽有书写内容，但上诉人杨荣已同时书写了“作废”字样，故能证明上诉人杨荣未收到过被上诉人黄河的93.708吨姜种；另外，双方对栽姜、排姜有约定。2、申请证人金某、杨某1、方某、持有农业技术人员职业证书的杨某2出庭作证出具的证言。金某陈述：“我认识杨荣，没有亲戚关系，因为他栽种的田地在我的田地隔壁。（关于杨荣租地的大概范围）50亩左右。2018年3月份，看见杨荣栽种了一部分烟，一部分姜。拉姜来的时候我在旁边，下姜的时候是用蛇皮口袋一袋一袋拉来的，我看见里面有小姜、老姜、坏姜，小姜只是小部分，老姜和坏姜比较多”。杨某1陈述：“我认识杨荣，他雇佣我帮他耕地。（关于帮杨荣耕地的大概范围）种姜的50亩地”。方某陈述：“我认识杨荣，与杨荣没有亲戚关系。2018年8月份的时候，到杨荣农场收购姜，杨荣未将姜卖给我，因为杨荣说姜是别人的。排姜是为了栽种新的姜，埋姜是为了埋在地里不要发芽腐烂。杨荣地里的姜，栽新的也有，保鲜的也有，保鲜的少一点，有10多亩，栽新姜的有30多亩，我看到的是埋姜的那部分”。杨某2陈述：“我认识杨荣，没有亲戚关系，我是杨荣的朋友。（关于50亩土地如果全部种姜，大概需要多少姜种）每亩200-300公斤。发芽的是姜种，没有发芽的就是成熟的姜，从外观形状上是没有区别的。栽姜是将姜种栽成姜，排姜是商贩的一种保鲜手段，与正常栽种没有关系”。共同证明：证人杨某1、方某、金某的证言共同证明了上诉人杨荣与被上诉人黄河之间除了有栽姜协议之外，还有排姜的口头约定；杨荣总共租了50亩地，40亩用于栽姜，10亩用于排姜；杨荣确实帮黄河排过姜，因为方某来看的就是排姜的部分，但是因为杨荣与黄河有过约定，所以不敢将姜卖给方某，黄河存在违约情况。杨某2的证言证明了50亩地不可能栽种93.708吨姜种。3、上诉人于2019年4月拍摄的8张照片。证明：被上诉人没有来继续收购种姜后所造成的损失，但无法确认具体的损失数量、金额。经质证，被上诉人黄河认为，对于第1组证据，不认可其举证目的，“作废”的是姜种2.2元这个单价，因为当时将收姜的价格写在了姜种的价格栏上。对于第2组证据，证人金某、杨某1与上诉人杨荣之间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中对被上诉人黄河不利、对上诉人杨荣有利的部分，不应被采纳；证人杨某1所说的只有50多亩地，以此倒推没有收到93.708吨姜种的逻辑，是错误的，因为据被上诉人了解，上诉人杨荣在其他地方还在栽种。证人杨某2只是听说市场上有排姜这种方式，并不是亲身经历，其证言不应被采纳；其还陈述没有发芽的姜也可以作为姜种，比较客观。证人方某的陈述比较客观，排姜是为了栽种新姜，是栽种新姜的一部分，也说明了是姜种，埋姜是为了保存；方某说与杨荣买姜的时候，杨荣说是替别人埋的，但并不清楚杨荣替谁保存、替谁埋。对于第3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未显示制作主体、时间，更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黄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2019年1月18日至2019年2月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多次询问上诉人杨荣是否可以收姜（栽的姜），其一直没有回复，其中有证据显示杨荣回复“你慢慢等”。经质证，上诉人认为，“你慢慢等”这句话确实是上诉人回复的，因为被上诉人一直不支付此前拉走的排姜31.919吨的款；但是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有删减过。经审查上诉人所举3组证据，均不能反映上诉人的举证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在法庭调查结束时，口头申请本院向案外人张正华调查栽姜和排姜的事情，由于其申请不符合本院调取证据的法定情形，且不能证明“排姜即可拒付姜种款”这一举证目的，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关于被上诉人所举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曾于2019年1月18日向上诉人杨荣协商收姜事宜，但上诉人回复“你慢慢等”。对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被上诉人无异议；上诉人提出如下3点异议：1、原审判决第5页对《蔬菜籽种发售表》的表述不完整，应补充认定如下内容：由上诉人杨荣持有的该表第一部分并没有载明任何内容。2、原审判决第5页倒数第9行“黄河先后按合同约定将93.708吨姜种交付给杨荣”存在错误认定，因为双方约定了要排姜，等姜成熟了、市场好的时候，再将姜挖出来称重，所以，没有称重确定是93.708吨，后来因为被上诉人黄河违约，并没有全部称重完毕，只称了30多吨；上诉人也不知道具体数额；不仅有姜种，还有用于保存的成熟姜。3、原审判决遗漏认定双方还口头约定了排姜合同，种植回收合同是排姜合同的补充，排姜合同约定内容为：“黄河将姜运至杨荣处，杨荣帮黄河排姜、保存姜，不论排下去的姜重量是多少，以杨荣最终挖出来保存好的姜称重，黄河以每公斤2.2元的价格支付给杨荣。在挖出来35公斤以后，黄河又让杨荣洗姜，口头约定了0.3元一公斤。清洗后称重，按照2.5元支付给杨荣”。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第1、2点异议，并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黄河所举证据；关于第3点异议，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亦不确认；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3点异议均不予采信。据此，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均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并非种子买卖合同，亦无证据证明属于上诉人杨荣提供保鲜技术和劳务的承揽合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种植回收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二审争议问题有四个：一、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错误？二、《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目前的法律状态如何认定？三、被上诉人黄河主张的应付姜种款如何认定？四、上诉人柳晓艳应否基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关于第一个问题。经审查，被上诉人原审期间系放弃“判令杨荣继续履行《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之诉讼请求，对此，原审法院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并未侵害上诉人的程序权利，也无明确法律依据认定系程序违法。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之规定，仅是指当人民法院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时，人民法院重新指定的是举证期限，而非答辩期，该条款并不适用于本案。关于第二个问题。被上诉人于原审期间放弃“判令杨荣继续履行《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之诉讼请求，继续主张“判令杨荣、柳晓艳共同向黄河支付生姜种子款243640.8元（93708公斤×2.6元/公斤）”之诉讼请求。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诉人已将剩余的姜卖给他人、不可能继续履行合同，故《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事实上已解除。关于第三个问题。原审法院认定杨荣应支付黄河姜种货款为224899.2元（93708公斤×2.4元／公斤）；黄河应支付杨荣回购生姜的货款为20221.8元（31919公斤×2.2元／公斤－已付50000元），两项抵扣后，杨荣应向黄河支付的姜种货款为204677.4元（224899.2元－20221.8元）。对于原审法院的该计算过程，双方当事人对于《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附件《蔬菜籽种发售表》第二部分所显示的回收价款“排姜、栽姜每公斤2.2元”并无异议从而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黄河应支付上诉人杨荣回购生姜货款为20221.8元，并无异议。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是姜种货款（数量、单价）、被上诉人是否先行违约逾期收姜从而造成上诉人损失，对此，本院逐一分析如下：1、关于姜种数量。（1）、关于93.708吨是否全部属于姜种。被上诉人一审期间举证的《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附件《蔬菜籽种发售表》第一部分“乙方（杨荣）收到籽种名称：数量：93.708吨”，经询问上诉人杨荣，其表示系其亲自书写，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姜种数量，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一、二审期间主张双方存在排姜的口头合同、用于栽姜的姜种仅有8吨、其他用于排姜的姜尚需支付上诉人人工费20000元，并申请多名证人出庭作证，拟从种植面积方面证明姜种数量仅有8吨、其他均为排姜；但如前所述，其所举证据（证人、第一部分空白的《蔬菜籽种发售表》）均不能反映其主张，况且，即使有排姜的事实，也不能证实“排姜即可拒付姜种款”这一举证目的。相反，原审法院庭审中曾询问上诉人杨荣“姜种当中包含排姜、栽姜，你方陈述‘最好的2.6一斤，差的7、8角一斤’，是指排姜2.6元每斤、栽姜7、8角一斤，分开计价？还是总的姜种（包含排姜、栽姜）当中，根据质量情况分不同单价？”，上诉人杨荣答：“是后一种情况”，亦表明：排姜不但也要计价，并且还与栽姜统一计价。（2）、关于93.708吨当中是否存在7、8吨烂姜从而应予扣除的问题。经二审庭审询问上诉人杨荣何时发现烂姜、发现后如何处理，其陈述：“当时就发现了，找了5、6个工人一起捡的，黄河当时不在场，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没时间不来。我当时就把烂姜倒掉了。烂姜数量有7、8吨是我自己估计的”。由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既无充分证据证明，且物证消失，被上诉人黄河亦不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姜种单价。被上诉人一审期间举证的《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附件《蔬菜籽种发售表》第一部分“乙方（杨荣）收到籽种名称：单价：2.2元（作废）”；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该价格系上诉人杨荣书写、该计价约定作废。至于如何重新计价的问题，正如前所述，原审法院曾询问上诉人杨荣，其表示：“最好的2.6一斤，差的7、8角一斤”；而被上诉人黄河则表示：“向高和购买的单价已经是每公斤2.6元”并于一审期间举证载明该单价的收据予以证明，上诉人一审质证对该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仅是不认可关联性。原审法院基于双方对单价的陈述及举证，结合市场价格酌情确定为每公斤2.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3、关于损失。《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附件《蔬菜籽种发售表》第二部分约定：“回收事项（备注）：排姜、栽姜每公斤2．2元，排姜7月后挖，12月中旬挖完；栽姜12月中旬挖完”；二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系约定被上诉人黄河应于2018年7月后回收排姜、2018年12月中旬后回收栽姜，而不只是挖姜。上诉人杨荣认为被上诉人黄河迟至2018年8月后才来收姜，导致姜烂在地里。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约定的收姜时间较为宽泛，系两个时间段，并非具体的时间点。在约定的第一个收姜时段内，双方确认被上诉人黄河已于2018年10月初向上诉人杨荣回收31.919吨排姜；尚有5吨排姜未回收的原因，被上诉人黄河陈述是因为这5吨排姜太小、未达到《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首部约定的：“姜1.5公两以上装箱、装袋”，而上诉人认为约定的该规格只针对栽姜，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合同该条约定仅特指栽姜。此后，在约定的第二个收姜时段，被上诉人黄河于2019年1月在微信上要求向上诉人杨荣继续收姜，而上诉人杨荣回复：“你慢慢等”；上诉人杨荣表示之所以拒绝被上诉人黄河继续回收栽姜，是因为其认为被上诉人黄河应在回收第一批31.919吨排姜后就应支付该批排姜款、每收购一批就应支付一批价款，由于被上诉人黄河未支付排姜价款，违约在先，故其拒绝给被上诉人黄河继续回收；而被上诉人黄河认为，根据《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第二条能够推知，是在全部籽种对应的姜回收完毕，一次性扣除籽种款后，再支付姜款，而当时的付款条件尚未具备；对此，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对付款时间未作明确约定，上诉人杨荣拒绝给被上诉人黄河继续回收栽姜的理由，并无明确的合同依据，且与《蔬菜栽种合同协议书》第二条所能作出的解释相悖。综上所述，从前述过程看，无任何证据显示被上诉人黄河存在逾期收姜的违约行为。另外，即使被上诉人黄河存在违约行为，但上诉人杨荣也未举证证明该违约行为给其造成何种损失；相反，上诉人杨荣随后还将尚未回收的姜卖给案外人高和。关于第四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上诉人柳晓艳辩称没有具体参与经营、不应共同清偿本案货款债务，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杨荣欠被上诉人黄河的货款，作为其与上诉人柳晓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夫妻一方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柳晓艳主张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经审查，因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杨荣、柳晓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54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杨荣、柳晓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东审判员 周云焕审判员 方 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爽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