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62475号原告：刘建平，男，1961年10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理工科技大厦**。负责人：马廷德，主任。被告：马廷德，男，1976年12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蕾，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伟红，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建平诉被告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伟石律所）、马廷德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建平，被告马廷德，被告马廷德及伟石律所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蕾、秦伟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建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并判决马廷德返还汇款9万元；2、判决伟石律所返还汇款及垫款483496元，马廷德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3、判决伟石律所、马廷德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为了欺骗刘建平实际出资，2017年12月马廷德口头承诺：由马廷德出资60万元、刘建平出资40万元重组伟石律所，两人作为律所的“出资合伙人律师”共同经营管理伟石律所。后来应马廷德追加出资的要求，刘建平先后向北京伟石律所汇款45万元，向马廷德个人银行账户汇款8万元、微信汇款1万元。在伟石律所场地装修期间，刘建平又为伟石律所垫付了工资15000元、投影设备等材料费13500元、泄水费1000元、电话机1896元、配钥匙100元、办公家具2000元，合计共33496元，并于2018年2月17日将相关费用支出明细、发票等交给马廷德，要求尽快办理相关手续并进行“重组出资账目”核算。刘建平为了达到并实施以“出资合伙人律师身份”共同经营管理伟石律所的合同目的，2018年2月21日由马廷德起草、刘建平补签了“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鉴于甲方（即马廷德）已于2017年与伟石律所负责人（即崔传伟律师）达成一致协议，成功收购了伟石律所”、“双方合作重组伟石律所，且已于2017年实际开始合作”；“甲方负责主持律所全面工作，主管律师事务所的人事、财务和行政、案件等等审批与管理工作，乙方予以辅助和协助”、“乙方（即刘建平）对于伟石律所的案件具有审批管理权，并有权审批财务账目以及收支”、“甲乙双方对于律所发展、重组及运营管理等事项出现争议时，应充分协商、提出各种方案予以讨论”；“本协议约定与合伙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在此之后，马廷德又以个人名义与伟石律所原负责人崔传伟律师另行签订了“协议”（该协议没有交给刘建平）。刘建平认为：双方在2017年11月份口头约定由马廷德牵头并代表两人共同收购伟石律所，故“马廷德……成功收购了伟石律所”的说法应当指双方共同收购伟石律所的共同行为。但是事后所发生的客观事实却证实，马廷德完全采取了欺诈手段，其真实意思是“他个人收购并掌控伟石律所”，所谓“以出资合伙人律师身份共同经营管理伟石律所”的约定恰恰是马廷德用来欺诈刘建平实际出资的手段：1、从始至今，马廷德仅仅给自己个人办理了“伟石律所负责人”的变更登记行政许可手续，但却拒不办理伟石律所“合伙协议”、“章程”等变更登记行政许可手续，在掌控了律所之后立即私自刻换了律所公章和财务章、注销了律所原银行账户，最终达到了由其个人完全掌控伟石律所一切事务、排斥刘建平管理权力的真实目的。2、尽管刘建平早在2018年2月份就将自己的出资花费明细与相关票据等交给了马廷德、并要求尽快核算，但马廷德却一直以各种借口拖延。直到2018年5月29日，马廷德才以编造的“伟石—马廷德支出明细”（马廷德当日口头承诺另行进行财务查账核对）再次欺骗刘建平签署了“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2018年7月26日，因马廷德多次拒绝其口头承诺的“财务查账核对”事宜（包括了会计人员没有确定、换会计了、财务账目没有完成等等借口）而造成双方激烈冲突后，马廷德才勉强将伟石律所2018年1月份至6月份的“财务记账凭证”交给刘建平查看，但是至今拒不提供伟石律所完整的“银行对账明细单”。经查看马廷德提交的“财务记账凭”后，刘建平才发现并知晓以下事实：第一，马廷德实际汇入律所仅47万元（应扣除刘建平事先汇付的8万元），根本就没有达到其口头60万元出资的承诺。不仅如此，马廷德于2018年1月29日以现金借款（用发票平账）的方式撤资5万元，马廷德最终实际出资仅为42万元。第二，马廷德凭空编造了28万元的巨额现金支出花费，以此来欺骗刘建平并达到“虚增出资额”的目的。另外，马廷德还采取“重复计算费用支出”方式（即一方面私自在律所财务“用发票平账”、另一方面又将财务平账所用的支出列入“伟石—马廷德支出明细”再一次做“账外支出结算”），包括将刘建平两次支付给其个人的9万元汇款虚增为刘建平的“支出花费”来虚增“账外支出花费总金额”，“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中记载的内容就足以证实马廷德故意虚增账外开销的主观恶意。第三，马廷德以刘建平“账上没有钱”为借口、以虚增律所成本支出为手段，拒绝发放刘建平及助理张莹律师的工资（生活费）、报销款项，导致刘建平截至2018年7月份的约40万元业务收入被马廷德扣留。具体而言，马廷德恶意于2018年8月8日突然提前向房东交付了约45万元房租（双方刚刚爆发了激烈冲突），以此来“证明刘建平账上资金不足而不能取款”的目的。但是马廷德这一行为却恰恰证实了其存有主观恶意，因为双方之间就没有做“律所经营结算”、讨论“律所债务分担”的事情。基于上述事实，刘建平在发现自己被欺骗后认为：第一，自己的真实意思非常清晰，即以“出资合伙人律师身份”对伟石律所出资并实际管理律所。但是马廷德却利用了刘建平的合同目的，一方面虚假地与刘建平约定共同作为“出资合伙人律师”收购并管理伟石律所，另一方面却个人私自恶意掌控伟石律所的一切事务、在实际管理中排斥原告管理权力，进而以“律所亏损”为由提出“继续投资”、否则“（刘建平）必须退出伟石律所”的令人无法理解的要求。刘建平认为，马廷德在所谓“合作期间”的全部所作所为恰恰客观地反映出了其欺诈主观故意：马廷德在合作之初花言巧语欺骗刘建平实际出钱；在合作之中则采用各种方法“虚增其个人出资金额”来欺骗刘建平“实际出资占60%”，并借此达到了个人实际掌控伟石律所、排斥刘建平管理权力的真正目的；在刘建平发现了马廷德欺诈行为后，马廷德没有采取积极化解矛盾的态度协商解决问题，反而再一次突然采用“虚增律所成本支出”的手段宣称“刘建平的投资已经全部花光了”、“你必须再投资，否则走人”。自从虚增律所支出成本后，马廷德就没有给刘建平打过一个电话、发过一个微信，因此马廷德根本就不打算与刘建平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故此马廷德的所作所为足以证实了存有欺诈刘建平的主观故意。第二，伟石律所在马廷德个人操控下至今拒不召开全体合伙人会议、拒绝对“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作出决议，同时拒不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办理合伙人协议变更、律所章程变更的审批手续。所有这一切不但令刘建平无法在法律上具备伟石律所“出资合伙人律师身份”，在现实律所管理中刘建平也不能行使“出资合伙人律师”的管理权力。因此，马廷德恶意欺诈造成的真正后果就是：除实际交付60余万元巨额现金及费用之外，刘建平一无所得；刘建平在伟石律所的实际身份与地位还不如一名普通执业律师，因为刘建平连自己正常业务40万元收入至今领取不到一分钱。第三，2018年8月份，刘建平与助理张莹律师联名以EMS发出了“关于‘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以及伟石律所2018年1月份至6月份财务凭证查询情况说明”、“关于‘伟石律所’管理混乱的情况说明”、“关于催促马廷德答复的函件”、“关于再次催促马廷德发工资的函件”等书面文件，正式提出撤销“伟石账目结算协议”、解除“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但是，马廷德以及伟石律所至今不理不睬，不给予任何答复。第四，“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本质上属于“伟石律所合伙人协议”，依法须经全体合伙人签字、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后方发生法律效力。但是，马廷德自个人掌控伟石律所后，特别是在2018年8月份、9月份刘建平多次发出书面函件指出其各种问题后，马廷德、伟石律所不但不积极解决问题，甚至在刘建平提起本案诉讼后，马廷德反而以“伟石律所”名义向海淀区司法局提出“张莹律师退伙备案”的备案申报。由此看出，马廷德的欺诈恶意非常明显与执着。综上所述，马廷德虽然以欺诈手段诱骗刘建平实际交付了巨额出资且垫付了费用、进而与其签订了“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但马廷德根本就没有与刘建平共同作为伟石律所“出资合伙人律师身份”管理律所的真实意思。对此，无论刘建平在何种文件上签字、或者确认过何种事情，都是马廷德欺诈所导致的。刘建平除了因受马廷德欺诈而签订了涉案“合作协议”与“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之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伟石律所“出资合伙人律师”管理的权力，甚至连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聘请行政人员（前台）、财务人员、招聘清洁工等最基本的管理事项都与刘建平无关，甚至马廷德连“通知一声管理措施”也省略了。在此，刘建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被告伟石律所、马廷德共同辩称，不同意刘建平诉讼请求。马廷德与刘建平之间是合作协议，不是合伙协议。欺诈不成立，重组协议是刘建平起草的。马廷德所有公章备案，不存在私刻。刘建平提交的账簿都是马廷德给的，不存在不提供账簿的问题。马廷德没有不联系刘建平，其搬家马廷德都不知道。张莹退伙是自愿的，是和刘建平有纠纷。马廷德和伟石律所没有义务返还款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21日，马廷德（甲方）与刘建平（乙方）签订《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该协议载明，鉴于：1、甲方已于2017年与伟石律所负责人达成一致协议，成功收购伟石律所；2、甲乙双方合作重组伟石律所，且已于2017年实际开始合作；3、甲方已汇入伟石律所账户60万元，乙方已汇入伟石律所账户45万元，并实际将该款项用于律所办公场所的租赁、装修、设备采购及重组手续变更等事项。现为更好地重组和发展伟石律所，经甲乙双方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合作协议如下：一、伟石律所的负责人（主任）变更为甲方，由甲方负责主持律所全面工作，主管律师事务所的人事、财务和行政、案件等等审批与管理工作，乙方予以辅助和协助，甲方对于律师事务所的一切事项承担法定代表人责任；二、乙方对于伟石事务所的案件具有审批管理权，并有权审批财务账目以及收支，并主要负责律所的风险控制工作和党建工作；三、甲乙双方对于律所发展、重组及运营管理等事项出现争议时，应充分协商、提出各种方案予以讨论；若经研讨后仍旧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则由甲方最终做出决定，但甲方的决定须以伟石律所的良好发展为根本；四、用于律所重组及初期运营的费用及债务，由甲乙双方按其实际出资的比例予以核算和分摊，甲方实际出资比例为60%，乙方实际出资比例为40%。甲乙双方不得随意撤回已投入的资金，也不得以借款为理由向伟石律所或对方主张债权；五、伟石律所增加合伙人的，须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若双方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按照第三人约定办理（刘建平在该条后手写如下内容：如崔传伟退伙，费用两人承担）；六、损失赔偿：伟石律所的正常营运所产生的盈利、亏损，由甲乙双方按照第四条约定的比例分享和承担。但因甲方、或者乙方的过程造成的损失，则由责任人自行承担，若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则该责任人须对此予以赔偿。2018年5月29日，刘建平（甲方）与马廷德（乙方）签订《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主要内容为，鉴于：甲乙双方于2018年12月起合作运营伟石律所，作为伟石的出资合伙人，甲方出资比例及合伙份额为40%，乙方出资比例及合伙份额为60%。一、就伟石运营初期收支情况，甲乙双方经核算，对如下事项予以确认：1、2018年1月伟石运营至今，甲乙双方为共同运营伟石律所，双方约定出资及费用承担比例均为：甲方40%，乙方60%；2、截至2018年5月17日止，甲方向伟石建设银行公户实际汇入出资款45万元，乙方向伟石建设银行公户实际汇入出资款55万元。也即：马廷德尚欠伟石建行公户5万元，伟石建行公户尚欠刘建平5万元；3、截至2018年5月17日，伟石账外支出总金额为446563.62元；4、根据甲乙双方约定出资及费用承担比例，甲方在伟石账外应承担的费用金额应为178625.448元，实际垫付费用为123496元；乙方在伟石账外应承担的费用金额为267938.172元，实际垫付费用为323067.62元。也即：刘建平在伟石公户账外最终需向马廷德支付55129.448元。二、现经双方核对确认，就伟石所2018年5月17日前的财务账目，一致认可和同意如下事项：1、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5月17日止，伟石公户对外支出费用均用于伟石所装修及运营等相关事务。2、考虑到节约相关成本的需要，因马廷德尚欠伟石建行公户5万元，伟石建行公户尚欠刘建平5万元，而刘建平在伟石公户账外需向马廷德支付55129.448元，故将三者之间的5万元予以抵销，甲乙双方据此结算之后最终确认：就2018年5月17日前的伟石财务账目而言，刘建平应向马廷德支付款项总额为5129.448元，此外双方无任何争议及拖欠款项。3、除本协议第二条第2项所列款项之外，马廷德、刘建平及伟石建行公户之间的其他欠款均已结清。各方互不相欠。4、甲乙双方对于伟石所2018年5月17日之前的账内外支出均予以认可，并结算完毕，双方对此无任何争议及纠纷。2018年8月26日，伟石律所律师张莹及刘建平向伟石律所以及合伙人马廷德、崔传伟、孙征、陈伟律师等邮寄《关于“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以及伟石律所2018年1月份至6月份财务凭证查询情况说明》，向上述人员提出“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存在错误以及马廷德的实际投入伟石律所的资金数额问题。同日，张莹及刘建平向上述人员还发出《关于“伟石律所”管理混乱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一、马廷德将“伟石律所”作为其“个人律所”随心所欲，导致伟石律所的律师至今无法正常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活动；二、马廷德至今拒绝进行伟石律所装修的费用结算，并且个人霸占了伟石律所的部分资产，拒绝发放工资和报销费用也造成了事实上侵占刘建平收入的后果；三、关于马廷德、顾蕾恶意侵占刘建平、张莹业务收入的问题，发现马廷德、顾蕾具备恶意侵占刘建平、张莹业务收入的行为。2018年9月6日，张莹及刘建平向马廷德发送《关于催促马廷德答复的函件》，要求马廷德对《关于“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以及伟石律所2018年1月份至6月份财务凭证查询情况说明》、《关于“伟石律所”管理混乱的情况说明》两份函件内容进行回复。2018年9月14日，张莹及刘建平向马廷德发送《关于再次催促马廷德发工资的函件》，要求马廷德对发放工资及报销费用问题以及“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相关问题进行回复。诉讼中，刘建平称其向马廷德支付了9万元，向伟石律所支付了45万元，还向伟石律所支付了33496元的费用。对此，马廷德及伟石律所予以认可。以上事实，有原告刘建平提交的《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关于“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以及伟石律所2018年1月份至6月份财务凭证查询情况说明》、《关于“伟石律所”管理混乱的情况说明》、《关于催促马廷德答复的函件》、《关于再次催促马廷德发工资的函件》，被告马廷德及伟石律所共同提交的《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马廷德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进而使得刘建平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而签订《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本院认为，构成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二是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从双方签订的《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内容来看，系对伟石律所重组及初期运营过程中，马廷德及刘建平二人所承担的职权范围以及费用负担、律所盈亏分担的内部约定。马廷德及刘建平作为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专业律师，在签订协议时对协议约定内容具有明确的认知力及判断力。虽然协议签订后，刘建平与马廷德、伟石律所之间就费用支出、负担以及职责管理等问题产生矛盾，但结合《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约定内容，无法认定马廷德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的故意及欺诈行为，并由此使得刘建平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进而签订上述协议。据此，本院认定，《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系刘建平与马廷德自愿签署，该协议内容并不构成可撤销合同的法定要件。本案中，刘建平向马廷德、伟石律所主张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系基于撤销协议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故在《关于重组伟石律所的合作协议》不符合可撤销条件的情况下，刘建平的该部分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建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34元，原告刘建平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照普通程序的交费标准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宋硕人民陪审员  袁卫人民陪审员  李钊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马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