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84民初1682号原告：四会市城中街道高狮林寨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四会市城中街道高狮林寨村。组织机构代码证：59588803-6。负责人：饶金群。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庆华、江颖诗，均系广东兴会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被告：吴少泉，男，汉族，1962年9月11日出生，住肇庆市鼎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毅，系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四会市城中街道高狮林寨经济合作社诉被告吴少泉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四会市城中街道高狮林寨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林寨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庆华，被告吴少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2019年度的鱼塘承包款86398元；2.判令被告按每天1%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至缴清全部欠款时止（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为103677.6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9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承包鱼塘合同》，约定由被告承包原告位于黄泥塘（土名）的鱼塘27亩，期限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在承包期内，被告应当在每年的1月1日前向原告缴清当年承包款86398元；若被告逾期缴交承包款的，每超期一天按拖欠款项的1%加收滞纳金。合同签订后，被告按约定缴纳了2016年至2018年的承包款，但对于2019年的承包款，被告以亏本为由拒绝缴纳。对此，原告曾多次与被告联系，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按约定缴交承包款，被告却不予理会。无奈之下，原告只有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请求。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被告身份证，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3.承包鱼塘合同，证明原、被告存在承包合同关系，被告违约未缴承包款，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当庭补充证据：4.告知书，证明2018年12月21日原告向被告发出一份告知书，明确说明原告不同意解除合同。被告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辩称：一、答辩人于去年已经以书面方式通知被答辩人解除《承包鱼塘合同》，该合同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已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答辩人已经于2018年12月12日分别以书面形式发函通知被答辩人解除《承包鱼塘合同》，并且又委托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发出《律师函》通知被答辩人解除《承包鱼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答辩人已经提前二十二天通知了被答辩人，履行了告知义务。被答辩人的负责人饶金群已经签收解除合同的通知书，对于答辩人提出解除合同的原因、理由和主张是清楚的。因此，案涉承包合同自被答辩人的负责人饶金群收到通知之日起该合同解除。二、答辩人并非无缘无故主张解除《承包鱼塘合同》。由于四会市人民政府对环保整治力度加大，把答辩人承包的鱼塘纳入禽畜禁养区范围，严格控制生猪禽畜养殖。答辩人历年来都是生猪和鱼塘养殖户，如今政策禁养生猪，单靠养鱼根本无法承担租金维持经营，只有逐月亏损，如不解除承包合同，答辩人将承担更大的经济损失。对于政府环保整治行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均无法抗拒或者改变现状，那么，只有解除双方的承包鱼塘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答辩人因此提出解除《承包鱼塘合同》，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承包合同自通知送达之日起解除。合同解除后，作为农民集体所有的鱼塘土地也完全可以通过另行招租，增加集体收入免除损失扩大。但是，饶金群却不另行转租鱼塘，故意给村民集体造成损失，对此，她应当承担责任。三、政府禁养生猪已经给答辩人固定投入猪舍的经济损失超过100多万元，然而被答辩人为了牟取私利，竟然向法庭故意隐瞒承包合同已经通知解除这一事实，要求答辩人支付其鱼塘承包金及违约金共20多万元。既然答辩人已经明确通知被答辩人解除承包合同，何来鱼塘承包金及违约金？双方合同约定了解除承包鱼塘合同的违约金为0，被答辩人主张违约金103677.6元没有合同约定的依据。由此可见，被答辩人提起本诉完全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递交以下证据：1.解除合同通知书及邮件单。2.律师函及邮件单。证据1-2证明被告于2018年12月12日向原告负责人寄送文书，提出解除合同。3.现场照片，证明被告已于2018年12月12日退出涉案场地。4.四会市农业污染源（禽畜养殖）整治行动清拆栏舍具体完成清拆时段和补偿标准，证明涉案场地已于2017年11月5日被列入禁养清拆范围。经审理查明：案涉土地位于林寨社黄泥塘（土名）。原告与被告均确认案涉土地权属人为原告。2015年9月15日，原告林寨社（甲方）与被告吴少泉（乙方）签订《承包鱼塘合同》，约定原告以公开投标形式将案涉鱼塘发包给被告承包经营，鱼塘面积约27亩（含鱼塘基），每年每亩3200元。承包期限由201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共10年。同时双方还约定：……因本辖区已纳入本市的禽畜禁养区，严禁在承包面积内兴办母猪场，严格控制禽畜养殖规模；若政府对该片区有发展需要时，该面积内的禽畜养殖户必须落实禁养撤场，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在承包期内，不论盈亏，乙方每年向甲方交付不含税承包金86398元，承包10年共付不含税承包金863980元。每年的承包金均在当年的1月1日前交清……合同经双方确认签字即行生效，双方均严格履行。如乙方不按时交付租金承包金，即按拖欠部分每超期一天加收滞纳金1%，如拖欠超过壹个月，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依合同追收清还所欠款项。如单方中途退保或停止发包，即向守约方交付违约金×元，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签订合同后，原告依约将案涉鱼塘交付被告经营使用，被告也一直依约向原告交纳承包金至2018年底。2018年12月12日，被告吴少泉向原告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称“由于政府对环保大力整治的需要，把上述本人承包的鱼塘范围纳入禽畜禁养区，严格控制生猪禽畜养殖。本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已停止猪、禽类养殖。由于政府的整治行为导致我方承包的鱼塘不准养殖禽畜，本人是以养殖生猪为主养鱼为辅的混合养殖模式，如今单靠养鱼无法维持经营，并呈逐月亏损状态，如不解除承包合同，本人将承担更大的经济损失，也无法交纳贵社承包金。现因上述情况，本人已无法经营承包鱼塘，因此，向贵社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鱼塘合同》，合同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解除。有关鱼塘使用的水电费已经全部结清，本人加建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等由贵社自行接收处理。”同时，被告还委托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就关于解除鱼塘承包合同发出《律师函》，称吴少泉系基于前述理由，认为情势发生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要求解除合同。原告收到上述《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律师函》后，向被告吴少泉发出《告知书》，载明：“我社经研究不同意解除双方合同，请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确认收到上述《告知书》。因未收到案涉鱼塘2019年度的承包款，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承包款并支付违约金。被告则主张合同已经解除，同时认为若需支付承包款及违约金，违约金约定过高，应予调整。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庭审记录等证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承包鱼塘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合同是否因被告提出而解除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及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除双方协商一致外，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以符合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条件为前提，即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以拥有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为前提。被告以政府将案涉鱼塘列为禁养禽畜范围，其无法维持养殖生猪为主，养鱼为辅经营模式，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为由，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要求解除《承包鱼塘合同》，但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鱼塘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本辖区已纳入本市的禽畜禁养区……该面积内的禽畜养殖户必须落实禁养撤场，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在承包期内，不论盈亏，乙方每年向甲方交付不含税承包金86398元”，因此，被告在签订合同时理应对禁养政策及其收益有合理的预期，现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约定，亦不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并非赋予被告以承担违约责任为代价解除合同的权利，而原告也无违约行为，故被告并无约定及法定的合同解除权。被告自始不具有合同解除权，其关于原告未在法定期限三个月内提起异议之诉，认为解除合同通知已发生效力的主张不能成立，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受任何影响，理应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原告主张被告向其交纳2019年度鱼塘承包款86398元并支付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计付标准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原、被告在合同约定的每日按拖欠承包款1‰计付滞纳金（根据原告主张实际应为违约金）标准确实过高。在原告未能举证存在其他损失的情况下，被告迟延交纳承包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是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因此，本院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在本案中予以适当调整，违约金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以原告拖欠的承包款为基数，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吴少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会市城中街道高狮林寨经济合作社支付2019年度的鱼塘承包款86398元及违约金（以86398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付之日止）。本案受理费2051元，由被告吴少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智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梁碧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