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8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一）：陈月婵，女，汉族，1955年7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二）：陈某，女，汉族，1981年6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三）：廖某1，男，汉族，2007年8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廖某2，男，汉族，2013年5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上诉人廖某1、廖某2的法定代理人：陈某，女，系廖某1、廖某2的母亲。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科生，系广东通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一）：邓晨燕，男，汉族，1976年11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更新,系广东标远（博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二）：吴肇勍，男，1982年1月27日出生，台湾居民，身份证住址：台湾高雄市风山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厚顺、卢海兰，均系广东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杜仕行，男，汉族，1968年8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辉，系广东标远（博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与上诉人邓晨燕、吴肇勍、杜仕行、温剑锋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某及其与陈月婵、廖某1、廖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科生、上诉人邓晨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更新、上诉人吴肇勍及其与上诉人温剑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厚顺、上诉人杜仕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由被上诉人邓晨燕赔偿765241.8元；2、变更第四项为由被上诉人温剑锋赔偿127540.3元；3、各被上诉人互负连带赔偿责任；4、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原判认定被上诉人邓晨燕承担5%的责任不合理不合法；2、原判认定被上诉人温剑锋承担5%的责任不合理；3、原判未认定各被上诉人互负连带赔偿责任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邓晨燕辩称，第一，我方提供的居住场所和生活场所，不是提供给上诉人亲属的，而是提供给在该处工作的工人杜仕行夫妇生活所用。那么事发当天是上诉人亲属借用这个场所在这里饮酒吃饭，导致了危险发生。第二个上诉人对这个场所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第三上诉人以及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对这个场所尽到管理义务，上诉认为鱼塘边没有护栏，那么这个没有依据。因为目前没有任何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要求我方在鱼塘边装护栏。第四点是因为吴肇勍、温剑锋等几人共同饮酒导致的人身损害，人身损害的发生与我方场所责任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第五我方认为作为被害人的亲属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全部的过错。其他的意见和我们上诉状当中陈述理由一致，不再重复。上诉人吴肇勍、温剑锋辩称，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第二第三项诉求。上诉人杜仕行辩称，我方依法不承担责任，具体事实理由在上诉状陈述。上诉人邓晨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及案件受理费承担判项；2、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尽到管理和排除安全隐患的义务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亲属廖容钦仅承担事故60%的责任，要求上诉人承担5%的责任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认定的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4、一审法院重复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错误；5、一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陈伟东。上诉人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辩称，针对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否有过错的问题。我方认为邓晨燕对案涉的鱼塘未尽到管理和排除安全隐患的义务，而且存在重大过错，理由如下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二款的规定，就是说交警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的，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从该条我们就可以得出就说的交警等地下事实管理人的是具有管理和排除安全隐患的义务的法定义务，并且对过错是实行一个推定的原则，推定过错原则也是需要他自己证明的。在本案当中案涉的鱼塘是邓晨燕承包的，所以他作为管理人应当要进到要对尽的管理职责要承担一个举证责任，但是在原审当中一直到现在他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他尽到了相关的责任。相反的，根据已经原审查明的事实。已查明了以下事实，就是说案涉的鱼塘旁边的就是房屋是他搭建的。而且房屋旁边的饭桌离鱼塘的只有四五米远。鱼塘没有设置防护栏，而且在鱼塘房屋旁边也没有任何的照明设施，同时鱼塘水面有一米多高的一个距离，所以针对这事实我们可以判断，那么就是吃饭以后特别是在对喝酒以后掉进鱼塘发生危险是根据一般人根据一般的注意都是可以预见的。但是邓晨燕没有预见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个里面应该存在重大的过错，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原审判决他承担责任，但是只承担5%的责任，我们认为与他的过错是不相匹配的。第二个问题，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他认为就是说我们认为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被抚养生活费的总额累计的并没有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额，我们认为对这一项原判应该是正确的。关于追加陈伟东的问题，我们认为就本案没有追加陈伟东作为当事人的必要，因为根据原判已经查明的事实，就是说我方已经跟陈伟东达成了和解，并且原判也已经判决陈伟东承担了相应的份额，所以再把它追加陈伟东作为当事人的话，我们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无需追加。还有一个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根据最高院司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的法解释，我方认为残疾赔偿金跟精神抚慰金的事人是损人身损害赔偿的两个不同的项目，就是这里并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上诉人吴肇勍、温剑锋辩称，对其上诉没有异议。上诉人杜仕行辩称，没有异议。上诉人吴肇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并裁定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或直接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赔偿金；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尽到劝告、注意、照顾和保护的义务，对廖容钦发生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的前述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2、廖容钦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案发当晚聚餐的白酒又是其自行提供，在聚餐时，廖容钦完全不顾他人的劝谏大饮、混饮白酒和药酒等，廖容钦应当考虑到其自行大量饮酒导致醉酒后可能会发生的不利后果。此外，廖容钦对涉案现场的周边环境是熟知的，那么廖容钦由趴在桌子上休息再自行起身离开桌子，其应当考虑到其在醉酒状态下离开桌子可能会发生的不利后果。因此，廖容钦自行大量饮酒致醉酒并在醉酒状态下自行离开饭桌致自行跌入鱼塘死亡，这一系列过程都在廖容钦的可控范围内，那么，廖容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发生溺亡的后果自行承担全部责任。退一步而言，即使上诉人与其他原审被告仍应当对廖容钦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因廖容钦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则其应当承担70%-90%的责任，上诉人与其他原审被告共承担10%的责任。上诉人温剑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裁定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或直接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赔偿金；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尽到注意、照顾和保护的义务，对廖容钦发生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的前述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并非案发当晚聚餐的提议者、组织者及全程参与者，也并非是当晚白酒、药酒的提供者；上诉人仅是在聚餐结束时才到达聚餐现场，且去到现场后，不存在喝酒、劝酒的行为。从本案的案件事实来看，案发前，上诉人因有事需处理就未参与廖容钦、原审被告吴肇勍、陈伟东等人约定好的聚餐活动，但在聚餐几近结束时，上诉人与前述三人属合伙养虾关系，也碍于情面才带着儿子到达聚餐现场；到达后，廖容钦、原审被告吴肇勍、杜仕行、陈伟东等人已饮酒完毕，当时廖容钦、吴肇勍均已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对此，上诉人到达现场既未参与他们的饮酒活动、也未劝导他人继续饮酒，相反，上诉人还建议他们回家休息。因此，上诉人并未是当晚聚餐活动的组织者及全程参与者，也未提供涉案酒品；同时，上诉人未参与饮酒和劝酒的活动，故上诉人对廖容钦发生死亡的后果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上诉人无需对廖容钦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其次，上诉人前往其承包的鱼塘收虾前，确保了廖容钦安全趴在饭桌上休息后，且当时廖容钦身边有吴英在场，上诉人才放心离开去鱼塘收虾笼。据此，上诉人离开聚餐现场去鱼塘收虾笼前已尽到了确保廖容钦安全的朋友责任，而在上诉人离开后，上诉人根本无法预见廖容钦会离开饭桌而掉进鱼塘。也就是说，在此过程中，廖容钦自行离开饭桌跌入鱼塘的后果超过了上诉人的预测范围，也并非是上诉人应尽的管理和照顾义务，上诉人不存在任何疏忽大意的过错行为。其次，廖容钦溺亡的鱼塘并非是上诉人承包的鱼塘，上诉人对涉案鱼塘不负有管理义务，涉案鱼塘是否具备安全防护条件和安全管理人员与上诉人无关，那么廖容钦跌入涉案鱼塘造成溺亡的后果也与上诉人无关，则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赔偿。再次，廖容钦跌入涉案鱼塘后，上诉人作为朋友，从距离几百米远的另一鱼塘赶回涉案鱼塘并不顾塘水的寒冷即跳入塘内施救廖容钦，由此可见，上诉人不顾自身安危施救廖容钦，其已完全履行了作为一个朋友应尽的责任。综上，上诉人并非案发当晚聚餐的提议者、组织者及全程参与者，也并非是当晚白酒、药酒的提供者，上诉人也不存在饮酒和劝酒的任何行为，即使上诉人在聚餐结束时到达了现场，但上诉人也完全尽到了其作为一个朋友应尽的注意、照顾、保护和施救的义务。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或过失行为，廖容钦的死亡后果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那么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对廖容钦的死亡赔偿承担5%的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廖容钦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案发当晚聚餐的白酒又是其自行提供，在聚餐时，廖容钦完全不顾他人的劝谏大饮、混饮白酒和药酒等，廖容钦应当考虑到其自行大量饮酒导致醉酒后可能会发生的不利后果。此外，廖容钦对涉案现场的周边环境是熟知的，那么廖容钦由趴在桌子上休息再自行起身离开桌子，其应当考虑到其在醉酒状态下离开桌子可能会发生的不利后果。因此，廖容钦自行大量饮酒致醉酒并在醉酒状态下自行离开饭桌致自行跌入鱼塘死亡，这一系列过程都在廖容钦的可控范围内，那么，廖容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发生溺亡的后果自行承担全部责任。退一步而言，即使上诉人与其他原审被告仍应当对廖容钦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因廖容钦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则其应当承担70%~90%的责任，上诉人与其他原审被告共承担30%~10%的责任。3、本案中，廖容钦的死亡原因究竟是饮酒导致还是跌入鱼塘溺亡，被上诉人未提供相应的尸检报告予以证实，而原审法院也未对此事进行调查，即草率作出原审判决。由此分析，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4、本案中，案外人吴英也系案发当晚聚餐活动的参与者，而吴英在整个过程中均处于清醒状态，此外，在上诉人确保廖容钦趴在桌子上休息且有吴英在旁看管时，上诉人才前往其承包的鱼塘收虾笼。那么在此期间，吴英对廖容钦具有看管和照顾义务。因此，案外人吴英也系本案的责任主体，但一审法院却未将其追加为被告，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遗漏了责任主体，属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5、本案中廖容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死亡后果承担全部或重大过错责任，那么原审法院判定被上诉人等人的精神抚慰金为80000元过高。对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8）粤1322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未尽到注意、照顾和保护的义务，对廖容钦发生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判令上诉人承担5%即63770.2元的赔偿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对上诉人吴肇勍、温剑锋的上诉请求辩称，我们对吴肇勍跟杜仕行他们情况是一致的，我们这里统一答辩。对于吴肇琴跟杜氏行是否有过错的问题，我们认为就是说他们是存在过错的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我们查明事实，因为吴肇琴跟杜仕行是跟我方的亲属共同吃饭喝酒，那么因为先前行为那么就产生的注意照顾和保护的后义务，那么在我方亲属已经在喝醉的情况之下，而且明知道于鱼塘没有护栏，并且饭桌离鱼塘是非常近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妥善安置我方亲属也没有照顾和保护。我们认为这里应该是存在重大过错。所以我方认为原判判定他承担一定责任，我们认为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其他意见就跟邓晨燕的答辩是一致。我方认为温剑锋对我方亲属的死亡也是存在过错的。理由如下，那么就是说尽管温剑锋饭局开始的时候并没参与，但是在饭局就还没结束的时候，也是中途还是参与了饭局，这是第一这第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而且这个饭局也是我方亲属跟也是温剑锋跟我方亲属等其他人是相约是约定好的到案涉的鱼塘吃饭的。他们到案子的鱼塘这个案子的鱼塘吃饭的也是为了处理共同承包的一个虾场的事务，所以基于这事实，我们认为他也对我方亲属醉酒以后也产生了相应的注意照顾和保护的义务，所以对我方亲属的死亡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我们对温剑锋答辩补充到这里。上诉人邓燕晨对上诉人吴肇勍、温剑锋的上诉请求辩称，认同吴肇勍所讲的在聚餐的过程当中，由于被上诉人方亲属的过错导致其自身发生的人身损害的结果。第二，我们认为无论是涉案的鱼塘还是吴肇勍等人承包的鱼塘以及饮酒的场所，他们作为在这个地方参与承包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应该自身对这个环境是否有危险具有管理义务，第三，我们同意认为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亲属是如何死亡的，关于事实不清楚的对其他的我们没有异议。上诉人杜仕行对上诉人吴肇勍、温剑锋的上诉请求辩称，同意上诉人邓燕晨的答辩意见。上诉人杜仕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及案件受理费承担判项；2、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尽到劝告、注意、照顾和保护的义务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亲属廖容钦仅承担本案事故60%的责任，要求上诉人承担10%的责任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认定的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4、一审法院重复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错误；5、一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陈伟东。上诉人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辩称，对杜仕行的答辩跟对吴肇勍的答辩意见一致。上诉人邓燕晨辩称，没有异议。上诉人吴肇勍、温剑锋辩称辩称，没有异议。一审原告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连带赔偿981083.7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一邓晨燕承包了位于博罗县××××附近的三个鱼塘，在其中的一个鱼塘即涉案的鱼塘旁边搭建了房屋，并将该房屋交由被告三杜仕行夫妇居住、养猪等，由被告三杜仕行夫妇帮被告一邓晨燕管理鱼塘。受害人廖容钦是陈月婵的儿子，是陈某的丈夫，是廖某1、廖某2的父亲。在2017年9月间，邓晨燕将其中的另外一个鱼塘转包给廖容钦以及被告二吴肇勍、被告四温剑锋、案外人陈伟东四人合伙养虾。廖容钦、吴肇勍、温剑锋、陈伟东四人合伙承包了该鱼塘养虾后，也是请杜仕行夫妇帮忙管理鱼塘。在事发前，廖容钦、吴肇勍、温剑锋、陈伟东四人相约在2017年12月2日晚上一起到上述鱼塘旁边杜仕行夫妇居住的房屋处吃饭。2017年12月2日傍晚，廖容钦、吴肇勍、陈伟东三人拿了两瓶“长乐烧”白酒和买了烧鹅、猪肉等（两瓶“长乐烧”白酒是廖容钦拿的），由陈伟东驾驶车辆搭载廖容钦、吴肇勍到上述鱼塘旁边杜仕行夫妇居住的房屋处吃饭，温剑锋因有事没有一起前往。杜仕行夫妇做好饭后，廖容钦、吴肇勍、陈伟东及杜仕行夫妇就一起坐在涉案鱼塘旁边的房屋外面屋檐下的石桌上吃饭，吃饭的地方与涉案的鱼塘只有四、五米左右的距离，与房屋相邻的鱼塘边上没有建有防护栏等防护设施。吃饭期间，廖容钦、吴肇勍、杜仕行三人一起喝酒，喝的酒有廖容钦拿去的“长乐烧”白酒、杜仕行自己浸泡的药材酒和在杜仕行房间里找到的茅台酒。陈伟东和杜仕行的妻子没有喝酒。后来，饭局快结束时，温剑锋驾车搭载其的儿子过来吃饭，温剑锋没有喝酒。吃完饭后，杜仕行的妻子在房屋内洗碗，杜仕行回房间睡觉，温剑锋、吴肇勍、陈伟东三人一起到大约三百米外的合伙承包的鱼塘收虾笼，留下廖容钦一人趴在房屋外面的桌子上睡觉。温剑锋、吴肇勍、陈伟东三人去收虾笼后不久，在屋内洗碗的杜仕行的妻子听到落水声就走出屋外查看，发现廖容钦没有趴在桌子上，涉案的鱼塘边上有廖容钦的鞋子，廖容钦已掉入鱼塘里，于是，杜仕行的妻子就跑去向温剑锋、吴肇勍、陈伟东三人呼救，说廖容钦已掉入鱼塘里。温剑锋、吴肇勍、陈伟东三人闻讯立即赶往涉案鱼塘寻找廖容钦，但是未能找到。后来，博罗县公安局泰美派出所接报案后，派员赶往现场，并安排有关人员将廖容钦的尸体从涉案鱼塘打捞上来。廖容钦死亡后，因双方对赔偿问题未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方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声明书，明确表示因原告方与陈伟东就赔偿问题已协商处理，故放弃对陈伟东的起诉；因杜仕行的妻子并未参与饮酒，故放弃对杜仕行的妻子的起诉。另查明，廖容钦的被扶养人有其母亲陈月婵（1955年7月24日出生），儿子廖某1（2007年8月23日出生）、廖某2（2013年5月19日出生），廖容钦及其被扶养人均属于城镇居民户口。廖容钦的母亲陈月婵生育了包括廖容钦在内的三个子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争议的焦点是对于原告亲人廖容钦的死亡，责任应如何承担。廖容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造成的危害后果，但廖容钦却疏忽大意，过量饮酒，且喝的酒有廖容钦自己拿去的“长乐烧”白酒，导致酒后不慎掉入鱼塘发生死亡的后果，故廖容钦本人应自负主要的责任。被告吴肇勍、杜仕行及案外人陈伟东三人与廖容钦同桌吃饭、喝酒，对廖容钦具有劝告、注意、照顾和保护的义务，且喝的酒有杜仕行自己浸泡的药材酒和在杜仕行房间里找到的茅台酒，但是，吴肇勍、杜仕行、陈伟东三人未尽到劝告、注意、照顾和保护的义务，吃完饭后留下廖容钦一人趴在房屋外面的桌子上睡觉，与廖容钦酒后不慎掉入鱼塘发生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温剑锋虽然饭局快结束时才到现场吃饭，没有喝酒，但是，在事发前，廖容钦、吴肇勍、温剑锋、陈伟东四人相约在事发当晚一起到涉案现场吃饭，且温剑锋到了现场后，未尽到注意、照顾和保护的义务，吃完饭后与吴肇勍、陈伟东三人一起到大约三百米外的合伙承包的鱼塘收虾笼，留下廖容钦一人趴在房屋外面的桌子上睡觉，与廖容钦酒后不慎掉入鱼塘发生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杜仕行夫妇做好饭后，廖容钦、吴肇勍、陈伟东及杜仕行夫妇就一起坐在涉案鱼塘旁边的房屋外面屋檐下的石桌上吃饭，吃饭的地方与涉案的鱼塘只有四、五米左右的距离。被告邓晨燕是涉案鱼塘的承包人，涉案鱼塘旁边的房屋是由其搭建的，因此，邓晨燕对涉案鱼塘及鱼塘旁边的房屋负有管理和排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邓晨燕作为涉案鱼塘及鱼塘旁边的房屋的管理人，明知涉案鱼塘与鱼塘旁边的房屋相邻，平时在该房屋居住、生活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但是，邓晨燕没有在与房屋相邻的鱼塘边上建有防护栏等防护设施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显然，邓晨燕没有尽到管理和排除安全隐患的义务，与廖容钦酒后不慎掉入涉案鱼塘发生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为廖容钦本人应自负60%的责任，吴肇勍、杜仕行、陈伟东应各承担10%的责任，温剑锋、邓晨燕应各承担5%的责任。本案中，原告明确表示因原告方与陈伟东就赔偿问题已协商处理，故放弃对陈伟东的起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原告的诉请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各项赔偿费用为：1、丧葬费。按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廖容钦的丧葬费为41433元。2、死亡赔偿金。原告的亲人廖容钦属于城镇居民户口，原告请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廖容钦的死亡赔偿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按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84.3元／年的标准计算，廖容钦的死亡赔偿金为753686元（37684.3元/年×20年）。3、被扶养人生活费。廖容钦的被扶养人有其母亲陈月婵（1955年7月24日出生），儿子廖某1（2007年8月23日出生）、廖某2（2013年5月19日出生），均属于城镇居民户口。原告请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廖容钦的母亲陈月婵生育了包括廖容钦在内的三个子女,廖容钦死亡时，陈月婵的生活费可计算17年零7个月即211个月，由包括廖容钦在内的三个子女共同赡养。廖容钦死亡时，廖某1仍需抚养7年零8个月即92个月，廖某2仍需抚养13年零5个月即161个月，由廖容钦夫妻两人共同抚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据此，7年零8个月即92个月可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计算；7年零8个月即92个月以后，陈月婵的生活费仍应计算119个月（211个月－92个月），廖某2的生活费仍应计算69个月（161个月－92个月），按《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613.3元/年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96214.7元【（28613.3元/年÷12月/年×92个月）＋（28613.3元/年÷12月/年×119个月÷3人）＋（28613.3元/年÷12月/年×69个月÷2人）】。4、交通费。原告请求赔偿交通费，因原告办理丧葬事宜，有交通费的发生是合理的，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请求赔偿交通费2000元过高，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交通费1000元。5、误工费。原告请求赔偿误工费，因原告办理丧葬事宜，有误工损失的发生是合理的，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应按照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2017年度年平均工资53347元的标准、按3人7天进行计算，经计算，误工费为3069.3元（53347元／年÷365天／年×7天×3人）。6、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亲人廖容钦的死亡，显然使原告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现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其请求赔偿100000元过高，一审法院酌情支持80000元。原告请求赔偿住宿费，因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住宿费发票，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请求赔偿伙食费，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丧葬费41433元、死亡赔偿金75368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96214.7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为3069.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合计1275403元，应由被告吴肇勍、杜仕行各负责赔偿10%即赔偿127540.3元，由被告温剑锋、邓晨燕各负责赔偿5%即赔偿63770.2元。综上所述，判决：一、被告邓晨燕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63770.2元给原告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二、被告吴肇勍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27540.3元给原告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三、被告杜仕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27540.3元给原告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四、被告温剑锋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63770.2元给原告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10元（原告缓交），由原告负担8210元，被告邓晨燕负担900元，被告吴肇勍负担1800元，被告杜仕行负担1800元，被告温剑锋负担9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应予以保护。本案仅对上诉人提起的诉请予以审查，对双方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关于共同饮酒人的责任划分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受害人廖容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酒量大小、身体状况有正确的判断，其明知醉酒后行为控制能力降低，可能危及健康甚至生命，却不加注意避免醉酒的发生，在无证据证明共同饮酒人存在强行共同饮酒的情况下，受害人廖容钦应对溺水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其责任承担比例为60%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第二，上诉人吴肇勍、陈伟东、杜仕行作为共同饮酒人，因该共同的先行为产生确保醉酒人安全、避免其陷入危险状态的义务。而吴肇勍、陈伟东、杜仕行在廖容钦醉酒后未予以合理照看和救助，对于廖容钦溺亡的结果应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一审法院酌定其责任比例为10%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第三，上诉人温剑锋虽为相邀方之一，但其未参加饮酒，亦未因共同饮酒而产生注意看护义务，故一审判决温剑锋承担5%的侵权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第四，上诉人邓晨燕作为鱼塘的承包人及房屋的搭建者，负有通过加建防护栏或其它方式排除安全隐患的义务。其未加建防护设施与受害人廖容钦落水存在因果关系，应对廖容钦溺亡的结果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一审法院酌定其责任承担比例为5%偏低，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为10%。最后，吴肇勍、陈伟东和杜仕行系因疏于履行同饮者的救助义务、邓晨燕系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按其各自对廖容钦溺水的原因力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上诉人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主张各方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受害方损失的计算问题。第一，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和《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受害方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第二，受害人廖容钦因醉酒溺亡，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最后，受害方明确表示因其与陈伟东就赔偿问题已协商处理，其放弃对陈伟东的起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所受损害共计为1275403元，由上诉人吴肇勍、杜仕行各承担10%的责任，即127540.3元；由上诉人邓晨燕承担10%的责任，即127540.3元。综上，上诉人上诉有理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上诉无理的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2018）粤1322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及诉讼费用承担部分；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2018）粤1322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2018）粤1322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邓晨燕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27540.3元给上诉人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939元，由上诉人陈月婵、陈某、廖某1、廖某2负担10457.3元，由上诉人邓晨燕负担1493.9元，由上诉人吴肇勍负担1493.9元，由上诉人杜仕行负担1493.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文审判员  刘天贞审判员  张佳誉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吴芝仪书记员朱迪妮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