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44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富菊，女，196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丽，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系重庆长安群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诉讼代表人：杨洪梅，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仇金，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富菊因与被上诉人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丽达律所）破产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5）江法民初字第11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日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上诉人徐富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被上诉人丽达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仇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富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丽达律所的原诉讼请求；2.由丽达律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丽达律所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其一直否认与重庆长安群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力公司）签订过《抵债协议》及群力公司向其交付了抵债物品，而一审法院仅依据群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心发的陈述、其曾担任重庆上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熙公司）执行董事及上熙公司曾租赁群力公司厂房的事实就推定群力公司与其存在抵债的事实，进而对《抵债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判决的该认定不符合证据采信的相关规定，且袁心发作为群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本案利害关系人，故袁心发的陈述不应当被采纳。丽达律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丽达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撤销群力公司与徐富菊之间签订的《抵债协议》，由徐富菊返还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低值易耗品、模具、检具、夹具、发出商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群力公司破产管理人丽达律所提交了一份《抵债协议》和《2014年8月22日存货清查情况汇总表》的复印件，其中《抵债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8月30日，甲方为群力公司、乙方为徐富菊，载明：甲方欠乙方借款本金4100万元及相应利息，甲方同意以物抵债，甲方抵偿给乙方的财产详见物资清单，甲方以12511994.97元的价格将物资抵偿给乙方，甲方最迟在2014年8月30日之前将上述财物交付乙方。《抵债协议》的附件为《2014年8月22日存货清查情况汇总表》，载明：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低值易耗品、模具、检具、夹具、发出商品、在制品，共计价值12511994.97元。2014年11月4日，群力公司因负债巨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并由该院依法裁定受理。2015年6月9日，该院作出（2014）江法民破字第00003号《决定书》，指定丽达律所担任群力公司的破产管理人。2015年9月17日，该院作出（2014）江法民破字第0000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对群力公司进行重整。《抵债协议》的下方加盖有案外人重庆上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印章，徐富菊曾在2014年7月10日至2014年9月3日期间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抵债协议》签署时，袁心发同时担任了群力公司和上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针对《抵债协议》复印件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对群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袁心发进行了询问。袁心发陈述：2014年7月，徐富菊实际控制了上熙公司，并由上熙公司接管了群力公司，《抵债协议》的附件清单是对群力公司厂房内物品进行清点后制作的，《抵债协议》是徐富菊提供给袁心发签名，实际上协议附件清单中的物品在签订协议前已经移交，至于《抵债协议》上为什么有上熙公司的盖章，袁心发表示不清楚；在上熙公司实际管控群力公司的厂房后，相关《抵债协议》的原件不知所踪，故群力公司破产时只能向破产管理人移交复印件。一审法院在（2015）江法民初字第12675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群力公司与上熙公司在2014年7月15日签订过《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群力公司将位于江北区劳动村的房屋及厂区场地租赁给上熙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群力公司是否与徐富菊签订了《抵债协议》并交付相应物品。徐富菊辩称未签订《抵债协议》也未收到相应的物品，但群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袁心发陈述徐富菊实际已通过上熙公司获得了该部分抵债物品。针对袁心发的这一陈述，结合徐富菊在签订《抵债协议》时同时担任上熙公司执行董事及上熙公司在2014年7月时已经租赁并占据群力公司厂房的事实，群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袁心发陈述的群力公司与徐富菊签订《抵债协议》并由群力公司移交物品进行抵债的事实较为合理，该院对《抵债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群力公司破产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第二条“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及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的规定，要求撤销《抵债协议》并返还抵债物品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遂判决：一、撤销重庆长安群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徐富菊签订的《抵债协议》；二、徐富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重庆长安群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返还《2014年8月22日存货清查情况汇总表》载明的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低值易耗品、模具、检具、夹具、发出商品、在制品。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丽达律所陈述，上熙公司向其申报债权时有提交涉及与群力公司债权债务的相关资料，待庭审结束后提交。但截至本案判决前，丽达律所未能提交该部分资料。徐富菊陈述，其并未实际在上熙公司任职，更非实际控制人。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经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审法院采信丽达律所提交的两份复印件是否恰当。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案中，丽达律所提交的《抵债协议》和《2014年8月22日存货清查情况汇总表》均系复印件，并无原件可以比对，根据前述规定的第（四）项，该两份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一审判决采信该两份复印件的其他证据为一审法院对袁心发进行的询问笔录和上熙公司租赁并占据群力公司厂房的事实。经审查，虽袁心发陈述，徐富菊系上熙公司实际控制人且当时已接管了群力公司，但该陈述并无任何证据可予证明，且袁心发系群力公司和上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该二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根据前述规定的第（二）项，袁心发的该陈述内容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此外，上熙公司租赁群力公司厂房属实，但租赁并不能等同于接管，且租赁关系并不当然会导致财务账薄等的丢失。最后，从复印件上看，虽然协议抬头处载明的乙方为徐富菊，但尾部加盖的印章为上熙公司，因此，即便该复印件属实，也应当是群力公司与上熙公司之间就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达成的协议。审理中，丽达律所称其持有上熙公司向其申报的、与群力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资料，但截至判决前仍未向本院提交；丽达律所也未能提交徐富菊与群力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证据。综合全案证据来看，丽达律所主张群力公司与徐富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达成抵债协议的事实并无充分证据足以证明，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本院依法认定一审法院采信丽达律所提交的两份复印件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徐富菊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5）江法民初字第119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元，均由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海波审 判 员 颜 菲审 判 员 张 毅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谢威利书 记 员 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