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214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岑翠英（CEN，CUIYING），女，1963年6月2日出生，澳大利亚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宪华，广东法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英，广东惠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曹艳芳，女，1957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国驹，广东卓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邝燕平，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岑翠英因与被上诉人曹艳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23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岑翠英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604民初23135号民事判决，裁定驳回曹艳芳起诉或判决驳回曹艳芳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曹艳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曹艳芳非适格原告，岑翠英亦非适格被告，本案应依法裁定驳回曹艳芳的起诉。曹艳芳在起诉状中陈述：其与岑翠英一直存在贸易往来，2014年1月岑翠英向曹艳芳出具借据确认向曹艳芳借款300万元。一审的法庭辩论及最后陈述阶段，曹艳芳仍然坚持起诉状的内容真实。一审判决第6-7页查明：“曹艳芳与罗某为母子关系。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朗欣五金厂（以下简称朗欣厂）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于2006年10月16日经核准成立，投资人为罗某（有误，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朗欣厂注销前的投资人为案外人莫永成）。佛山市南海英珀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珀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10月29日经核准成立，经营范围为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2008年8月4日法定代表人由岑广成变更为李泽谦。朗欣厂与英珀公司曾存在贸易往来。”按照一审判决查明的上述事实，即使曹艳芳的代理人在原审诉讼期间改称案涉借款是由预付款转化而来属实，也是由朗欣厂预付给英珀公司的预付款转化而来。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曹艳芳与朗欣厂混同、岑翠英与英珀公司混同的情况下，认可所谓借款由预付货款转化而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本案的原告应该是朗欣厂注销前的投资人莫永成，被告应该是英珀公司。二、如曹艳芳主张的预付款转作借款属实，本案应按买卖合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曹艳芳先是以所谓的借据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之后又自认该债权纠纷是由预付货款而引起，在曹艳芳已自认并非民间借贷引起的情况下，依据上述规定，本案理应按照买卖合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曹艳芳应对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包括交易的双方、买卖的标的、货款的支付、货物的交付等进行举证，然而一审法院却仅以借据的签名为岑翠英的真实签名为由即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并以民间借贷为案由审理本案，属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上述规定，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并按买卖合同关系审理本案。三、曹艳芳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实际交付案涉款项。（一）曹艳芳和证人叶某就付款方式、时间、金额、账号等所作的陈述和证言互相矛盾、漏洞百出，原一审和一审两次审理都以时间较长，对具体细节存在出入也属合理为由直接采信叶某的证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表现如下：1.在原一审诉讼中，曹艳芳的儿子罗某陈述：2008年至2011年期间，其开办的朗欣厂支付了800万元预付款给岑翠英开办的英珀公司，但岑翠英只给了500万元的货，剩余的300万元在2010年8月10日转为借款，有关货款的支付，以大额现金交付为主，岑翠英账户收款较少。在2012年前都是由叶某交收现金的，且罗某仅见过岑翠英两次，平时的交易均是与岑广成、叶某进行交易。2.叶某先后作证称：“罗某预付了300多万，该笔款项大概是转账”“该笔款好像是一次性给的”“现金的预付款我没有经手过”“我没有发过收款账户给罗某”。3.在一审开庭时，曹艳芳又向法院提交了向7名案外人转账的汇款单，声称是岑翠英让其将货款汇给该7名案外人，叶某也配合作证称这些账户确实是曹艳芳指定的收款账户。由上可见，关于案涉款项的交付情况，罗锷蜂的陈述与叶某的证言之间存在明显且重大的矛盾。原一审和一审判决采信叶某的证言和罗某的陈述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仅仅凭着所谓还款记录（并未注明用途）就认定案涉借据真实且曹艳芳已交付300万元给岑翠英，违背常理，显失公平，具体理由如下：1.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废旧金属材料回收行业存在大额现金交易习惯，但是据罗某陈述，该笔预付款发生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这与一审法院认为的时间段并不一致。即使是现金交易，曹艳芳也应提供其银行提现的流水或其他现金来源以证明其具有交付大额现金的能力，不能仅凭一张疑点众多的借据及漏洞百出的证言就认定该300万元借款合议已达成且已支付完毕。2.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叶某是英珀公司的员工，采信叶某的证言，一方面又就案涉300万元的付款方式作出与叶某原一审所作证言截然不同的认定，自相矛盾。3.按照原一审及一审期间罗某的陈述及叶某的证言，双方在案涉借据出具后仍一直有交易，直至2015年3月份左右才结束，每次供货罗某都要先交预付款，然后才能提货。在已预交300万元未提货的情况下，如双方继续交易，正常情况应该是在300万元额度内继续提货，罗鄂峰继续支付预付款的行为不符合常理。综上，现有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曹艳芳已向岑翠英支付了300万元的借款本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曹艳芳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应该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及实际支付了借款。本案中曹艳芳提交的银行流水仅仅能证明若干案外人的账户曾经支付过款项给曹艳芳，但款项性质不明，所谓利息仅是其单方陈述，岑翠英也不予确认，在曹艳芳不能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借款给岑翠英，也不能证明其自述的与岑翠英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转作借款的预付款曾经实际支付过的情况下，仅仅凭着漏洞百出的借据及款项用途不明的银行流水来反推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和借贷事实显然是本末倒置。四、案涉借据是叶某和罗锷蜂恶意串通，在由岑翠英签名的空白纸上伪造的。（一）借据事后填写日期明显不合常理。通常借款人在出具借据时均会当场填写借款日期，尤其在约定了利息的情况下，否则留下空白的借款日期如果被人事后倒签是要多付利息。因为叶某与罗某均知道岑翠英长期在国外，一两个月才回国一次，倘若把具体的时间填上则容易出错，有可能导致填写的日期与岑翠英的回国的时间不一致，所以叶某在补写日期时只写到月，这足以证明该份借据系由叶某和罗某恶意串通在有岑翠英签名的空白纸上伪造的。（二）有关借据的形成经过，叶某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的说理也自相矛盾，不合常理。在一审开庭时，叶某对借条的来历作了与原一审庭审陈述不同的表述：其声明已经记不清借条是不是由其在英珀公司打印，对借条的形成已经不记得了。对于如此重要的借条来历，证人前后作出了不一致的证言。一审判决对上述证言不合常理之处选择视而不见，认定事实明显有误。五、曹艳芳已提供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朗欣厂与曹艳芳曾经存在交易往来。（一）曹艳芳提供的有关罗某与岑翠英存在交易往来的支付证明单、全电子企业衡称量记录单、农业银行无折存款回单、地磅单等证据，无论收款人还是收货单位均无一显示是岑翠英，根本无法证明这些证据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虽叶某认为自己从2006年开始代岑翠英与罗某进行交易，但实际上应是叶某代表英珀公司与罗某代表的朗欣厂进行交易。（二）岑翠英提交的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开户资料、银行交易单及取款凭条可以证明：这些账户并非由岑翠英开立，转账取款也并非由岑翠英办理，这些账户实际由叶某支配和控制。罗某与叶某恶意串通，利用其在前曾经发生的银行流水，捏造借据，企图让岑翠英承担债务。六、原一审对借据打印字体和“岑翠英”签名形成时间的鉴定程序违法，应重新鉴定。原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岑翠英要求鉴定人出庭的申请，同样程序违法。（一）鉴定机构在给原一审法院的函中已明确建议了可补充的样本包括2014年1月的开庭笔录、法院裁判文书等，原一审法院在很容易获取上述文件的情况下，仅仅提交了四份裁判文书打印件作样本，且该四份裁判文书的日期没有一份是2014年1月份的。（二）原一审法院将鉴定机构请求使用其样本库中的同类字迹样本进行鉴定的意见转发给双方当事人后，岑翠英同意使用样本库进行鉴定，曹艳芳无正当理由不同意使用，原一审法院在收到双方意见后，不作任何裁决，既不告知鉴定机构法院的意见，严重影响了鉴定结果的准确性，也不告知当事人法院的处理结果，损害了当事人的知情权和救济权，属于重大失职、严重程序违法。（三）鉴定机构在未获原一审法院回复可否使用样本库中的字迹样本进行鉴定的情况下，直接放弃使用样本库，仅凭两份法院裁判文书样本就对检材进行文字打印时间鉴定；仅凭一份答辩状样本就对签字时间进行鉴定，导致鉴定结论模糊不清，鉴定机构的做法属于程序违法。（四）原一审法院就文字打印时间鉴定提交了四份样本，鉴定书却只附了其中两份作为样本，对另两份样本未采用的原因只字未提，鉴定机构有作弊的重大嫌疑。七、曹艳芳、罗锷蜂、叶某有通过虚假诉讼进行诈骗的重大犯罪嫌疑，本案应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审判决认为：如岑翠英的抗辩意见成立，其合理解释即罗某与叶某、吴倩明等人从2013年至2015年期间便开始串谋分步骤实施了一系列诈骗行为，并在成功骗取了岑翠英130多万元后仍无法满足，再以诉讼形式继续实施诈骗，其盖然性之低显而易见。一审判决上述论述明显是本末倒置。如前所述，本案最重要的证据借据疑点重重，所谓支付借款或预付款的陈述漏洞百出。根据《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犯罪行为。在全国上下严厉打击虚假诉讼的浪潮下，恳请二审法院慎重处理，将本案中止审理，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以免放纵犯罪。综上所述，曹艳芳既不能证明其与岑翠英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其所谓借款由预付款转变而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岑翠英于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有新证据可以证明所谓“借款”是虚构的，借据是伪造的：（一）岑翠英的母亲周细妹尾数276的农行账户流水显示：2011年3月23日至2011年4月26日，周细妹的上述账户多次向曹艳芳的儿子罗某尾数012的账户转账共计2365587元(不包括曹艳芳主张还“利息”金额)。曹艳芳的代理人、罗某和叶某在之前的庭审中均称案涉300万元借款形成于2010年8月，月息2%。2014年1月，岑翠英补写了案涉的300万元借据，该300万元是由预付款转作的借款，转作借款之后，罗某向岑翠英购货都是另外支付的货款。如果以上陈述属实，2010年8月之后，除了每月的“利息”划转之外，曹艳芳所称的与岑翠英相关的账户（即以岑翠英、周细妹、霍妙兴名义开设的账户）不可能再向罗某或曹艳芳的账户汇款，如果流水显示有6万或6.2万元“利息”之外的其他汇款，应该视为归还本金。既然2010年8月的300万元“借款”截至2011年4月26日已经归还了2365587元，仅剩634413元，岑翠英每月还要转账“还息”6万或6.2万元，还在2014年1月补写一张300万元的借据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常理。岑翠英作为外籍人士，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为方便让亲友代为办理某些国内事务，事先签好一些空白纸留在国内很正常，但一审却认为岑翠英作为一个商人应该认识到相关风险，不可能事先在空白纸上签名。如果一个商人精明到连这样的信任风险都要防范，其不可能为只剩60多万元的“借款”而补写或重写一张300万元借据。（二）2014年4月24日至2014年6月27日，岑翠英尾号002的农行账户向罗某尾号110的农行账户，岑翠英尾号923的南海农商行账号向罗某尾号736的南海农商行账户转账共计783392.25元（不包括曹艳芳主张还“利息”金额）以上转账均发生在案涉300万元借据填写的时间2014年1月之后，故该借据即使属实，也应相应扣减本金，所谓“利息”也不可能一直按照本金280万计算。二、关于案涉货款（借款）支付方式，曹艳芳的代理人、罗某、叶某的陈述漏洞百出。在曹艳芳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废旧金属行业有现金交易习惯的情况下，一审直接认定2008年前现金支付是交易习惯，在罗某己陈述其与岑翠英的废旧金属交易发生在2008年之后的情况下，仍然认定案涉货款（借款）的支付方式是现金。在曹艳芳提交了向7名案外人转账金额高达655.446万元的银行底单作为向岑翠英支付货款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竟然照抄原一审的判决，还是认定2008年前现金支付是交易习惯及案涉货款（借款）是用现金支付，明显违背事实。三、岑翠英从未签署过案涉借据，为查明案件真相，岑翠英本次回国后向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就签名真伪申请鉴定，该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日期2014.1借据借款人处“岑翠英”签名字迹与委托方提供的样本岑翠英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笔迹。该意见为确定性意见，原一审委托的笔迹鉴定为倾向性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岑翠英申请二审法院另行委托权威鉴定机构重新鉴定。曹艳芳辩称：一、岑翠英主张曹艳芳非本案适格原告，其非本案适格被告以及本案原告应为朗欣厂注销前的投资人莫永成，被告应为英珀公司的上诉意见错误。首先，朗欣厂为曹艳芳出资设立，用于经营废旧金属交易。其成立时登记的投资人为曹艳芳儿子罗某。从成立到2011年12月19日注销，其具体经营者也一直都是罗某。虽然期间曾于2009年把登记的投资人变更为莫永成（曹艳芳亲戚）但此并不影响曹艳芳从事废旧金属交易并交由罗某具体打理的事实。朗欣厂只是曹艳芳及儿子罗某从事废旧金属交易期间阶段性使用的一个商号。其次，在废旧金属交易行业，虽然存在个人以企业名义经营的情形，但实际交易主体大多仍是个人。本案中，曹艳芳是朗欣厂的实际出资人及本案借款的权属人，罗某仅为交易的具体经手人。对此，叶某作为岑翠英对外业务的具体经手人也予以认可。再次，本案的交易主体为曹艳芳及岑翠英，英珀公司的股东变更也不影响曹艳芳和岑翠英之间的交易往来，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无论朗欣厂，还是英珀公司都只是双方阶段性、名义上对外经营的商号，实际的经营主体仍是曹艳芳及岑翠英。从英珀公司2008年转让、朗欣厂2011年注销、岑广成2011年底过世以及岑翠英多次搬迁厂址的情况下，双方仍然存在几千万元的交易往来即可知。因此，曹艳芳与岑翠英是本案适格原被告。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正确，程序合法。(一）本案涉及法律关系转化，一审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正确。在曹艳芳与岑翠英的多年交易往来中，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买方预付货款，卖方再交付货物。即曹艳芳先预付货款,岑翠英再交付货物。后因市场变化、岑翠英资金紧张，其于2010年8月左右提出将曹艳芳此前预付的300万元货款转为借款，并按月息2%(实为30天2%)计息，曹艳芳表示同意。对此，岑翠英于2014年1月补签借据予以确认。实际履行中，自2010年8月双方约定将货款转为借款后，岑翠英一直按约定付息；2014年12月18日，岑翠英归还本金20万元，此后的利息也相应调整为按本金280万元计算，一直支付至2015年7月。据此，本案借款是由曹艳芳预付货款转化而来，同时原本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也转化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产生的纠纷，依法应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岑翠英主张本案应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前款规定。本案，岑翠英以借款由预付货款转化而来为由，主张应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但却直接忽略上述条文中关于举证的规定，对其主张的双方间基础法律关系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甚至一直否认与曹艳芳之间存在交易往来。其逻辑明显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是，上述条文的第二款已清楚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本案中，案涉借款的产生并非是为了推动买卖合同目的的实现，而是在岑翠英不愿履行原买卖合同项下义务的前提下，交易双方对曹艳芳已支付的300万元价款的处置、清算重新达成的合意，将原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因此，根据双方合意，双方基础的货物买卖法律关系已转化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三、一审判决认定借据真实正确。岑翠英主张借据虚假伪造于法无据。(一）案涉借据真实有效。关于案涉借据，曹艳芳提供了原件予以核对，并申请了岑翠英原来的员工叶某出庭作证，证明该借据为岑翠英亲笔所签。同时，岑翠英申请笔迹鉴定及形成时间鉴定的结果再次印证了借据的真实性。1.签名真实性鉴定意见印证了借据的真实。岑翠英在原一审庭审时曾明确否认借据上“岑翠英”的笔迹为其本人所写，并申请司法鉴定。后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下称通济鉴定中心）出具[2016]粤通司鉴中心文鉴字第18-1号《鉴定意见书》明确：2014年1月的借据上的签名字迹为岑翠英本人所写。至此，岑翠英才承认借据上“岑翠英”的笔迹为其本人所写。可见，借据上岑翠英的签名真实。其对自身亲笔签名都曾否认，显然缺乏诚信。2.形成时间鉴定意见再次印证借据的真实。岑翠英辩称借据是罗某与其员工叶某在其签名的空白纸张上伪造，并申请对借据打印文字及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根据通济鉴定中心出具的粤通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18-2、3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借据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间，笔迹形成于2014年11月前”，这与借据落款时间2014年1月吻合，根本无法推导出岑翠英关于借据是先签名后打印文字的主张。由此，该结论再次印证了借据的真实性。(二）岑翠英主张借据虚假伪造于法无据。岑翠英以借据事后填写日期不合理、证人叶某关于借据形成经过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等为由,主张借据不排除是叶某和罗某恶意串通、在有其签名的空白纸上伪造。此明显错误。1.事后填写日期不影响借据效力。自2010年8月起，岑翠英即以30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30天）向曹艳芳计付利息。后岑翠英应曹艳芳的要求，于2014年1月补签借据，对双方存在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可见，借据仅仅作补签确认之用。利息早已起算，根本不存在其辩称的“不填借款时间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叶某填写日期，仅仅是证明借据产生的客观时间。此不影响双方此前已经存在的借贷关系，更不影响借据的效力。岑翠英据此主张借据不合常理，是在空白纸张上伪造，没有任何依据。叶某关于借据形成的陈述与事实一致。根据叶某的证言可知，本案借据内容是其根据岑翠英的要求拟定打印，由岑翠英当着其面于2014年1月在英珀公司签订的。在形成时间上，叶某陈述的借据签订时间2014年1月，与通济鉴定中心出具的形成时间鉴定结论相吻合。关于形成地点，岑翠英主张英珀公司的股权早于2008年8月4日转让给案外人，其不可能于2014年在英珀公司签订借据，并据此主张借据虚假。但事实上，岑翠英从事废旧金属交易过程中，多次更换经营地址。此处的“在英珀公司签订”应该指的是岑翠英实际控制的公司，仅仅是叶某陈述过程中存在瑕疵。此完全不影响其证人证言的效力。且岑翠英已明确借据是其本人签署，至于在何地签署，并不是本案调查的重点。3.岑翠英主张借据是在空白纸张上伪造于法无据。岑翠英主张借据为叶某、罗某在其签名的空白纸张上伪造的观点并没有任何依据。此完全是其为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臆测，毫无诚信可言。如岑翠英认为借据虚假，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且岑翠英作为在废旧金属材料行业经营多年且长期在境外居留的商人，不可能不清楚签署空白字据及留置本人身份证办理银行会计等事务的法律风险及后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借据真实有效正确。岑翠英主张借据系虚假伪造无依据。四、本案借款已实际支付，一审判决认定正确。(一）曹艳芳提供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本案借款已实际支付。1.案涉款项已实际支付。从曹艳芳提供的借据、银行账户流水、银行收付款凭证、存款凭条、磅码单及当事人对借款经过的具体陈述来看，本案借款实际由货款转化而来，曹艳芳具有大额资金支付能力并已实际支付案涉款项。至于岑翠英指定第三方账户收款，此是其基于自身考虑所做的决定，曹艳芳基于对双方长期交易习惯的信赖，按其指示付款合情合理。而且据曹艳芳了解，相关第三方收款账户有岑翠英承租场地的出租方，也有其他客户。岑翠英所涉（2018）闽01民初36号案也可佐证。另，曹艳芳的代理人对岑翠英三名员工——叶某、吴倩明、邓结葵所作的《调查笔录》以及叶某出庭作证的陈述也可以佐证。而且，作为岑翠英员工的吴倩明每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岑翠英汇报财务收支情况的《出纳日记账》《收支明细账》也均记录了此笔借款的存在。可见，曹艳芳提交的各证据之间互相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案涉款项已实际支付。2.岑翠英知悉且同意本案借贷关系。从曹艳芳提供的岑翠英与叶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每日收支报表邮件来看，吴倩明每日通过邮件向岑翠英汇报财务收支情况，其中就包括了向曹艳芳还本付息的明细。在2015年8月前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岑翠英对此借款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而且指示其员工足额支付利息。值得注意的是，岑翠英在2014年12月曾归还本金20万元。在归还20万元本金前，按300万元为本金计息，如当月为30天，则利息为6万元;如当月31天，则利息为6.2万元。在2014年12月以后，按280万元为本金计息，如当月为30天，则利息为5.6万元；如当月31天，则利息为57867元。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岑翠英付息的金额不存在任何偏差。可见，岑翠英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是明知的，且同意还本付息。其现否认指示叶某、吴倩明二人工作，主张还本付息是叶某的个人行为，明显有违诚信。(二）岑翠英否认借款，却未能举证反驳,也未能合理解释收付款行为。岑翠英否认认识曹艳芳，否认与曹艳芳之间的交易，否认曾向曹艳芳借款，但对于双方间曾发生的数千万元的交易，曹艳芳提交的仅直接支付给岑翠英本人及其母亲的货款已达数百万元的事实，其从未正面解释过其有何收款依据。对于长达4年多的支付利息行为，其辩称是叶某利用其存放在其弟岑广成处的身份证原件开立并控制账户进行支付。但支付利息账户，不仅有岑翠英本人的账户，还有其母亲周细妹的账户，其弟媳霍妙兴的账户，而且岑翠英还否认叶某是其员工。试问一个非岑翠英员工的外人，怎么可以控制岑翠英及其家人的多个账户并在数年间支付如此多的利息。可见，岑翠英的辩称完全不合逻辑、不合常理。再者，按照双方的交易惯例，均是曹艳芳预付款项后，岑翠英才发货。岑翠英作为进口境外废旧金属的中间商，在无力偿还借款本金的情况下，其更不可能有资金采购货物后以货物冲抵借款。因此,双方并未将借款用于抵扣此后的货款也在情理之中。故曹艳芳已实际支付本案借款，岑翠英的主张依法依理均不成立。五、岑翠英关于叶某证言与罗锷蜂陈述矛盾的主张不成立。岑翠英主张原一审诉讼中，叶某所作证言与罗某陈述互相矛盾，但一审判决仍予采信，违反了证据规则。首先，原一审诉讼中，罗某关于预付款交付情况的陈述与叶某的并未矛盾：罗某陈述预付款主要是大额现金交易，银行账户（岑翠英账户）收款较少。而叶某在《调查笔录》上陈述预付款有时现金、有时转账；出庭作证时陈述预付款大概是转账，但具体记不清楚，收款的账户有很多个，现金的预付款没有经手过，是由出纳收的（见2015年12月11日《开庭笔录》第10页第10行；《调查笔录》第2页第14行；2016年9月26日《证人笔录》第2页倒数第4、5行；第5页倒数第5行）。可见，双方均确认预付款的交付方式为转账与现金两种支付方式，并不矛盾。虽两人对预付款交付情况的陈述有细微出入，但对贸易往来、借据的形成、利息的支付等案件主要事实均一致，并与曹艳芳提供的其他证据相吻合。而且本案距离预付款支付时间久远，有关细节出现差异也属正常。其次，叶某之证言与曹艳芳提交的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一审判决采信正确。叶某陈述：借款是由预付款中未能交付货物部分的300万元货款转化而来。对此，曹艳芳提交了借据、支付利息及预付货款的银行账户流水或收付款凭证、磅码单、叶某与岑翠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吴倩明向岑翠英发送的每日收支报表电子邮件等多项证据予以证明。前述证据可以与叶某的证言互相印证，最终形成逻辑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本案借款真实合法并已实际支付。故一审判决采信其证言正确。六、岑翠英关于本案应重新鉴定形成时间、涉嫌虚假诉讼等主张无任何依据，且涉嫌恶意拖延诉讼，依法应予以惩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据此，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不得实施迟延或拖延诉讼的行为，干扰诉讼的进行，应协助法院有效地开展诉讼活动。本案如前所述，曹艳芳已提交了多项证据，充分证实了本案借款的真实存在并已实际履行。本案根本没有对借据形成时间重新鉴定的必要，更不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证据、涉嫌虚假诉讼的情形。岑翠英违背客观事实，否认借款却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并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申请鉴定、原二审才披露其境外身份、申请重新鉴定、中止审理等途径，意图拖延诉讼，逃避其依法应承担的债务。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维护曹艳芳的合法权益，并对岑翠英的恶意拖延诉讼行为予以司法惩戒，以维护民事诉讼的庄严。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岑翠英恶意逃避债务，其上诉无理。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曹艳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岑翠英偿还曹艳芳借款本金280万元及利息156800元（从2015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5年10月23日）；2.本案诉讼费由岑翠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曹艳芳提供了借据原件一份，内容为：“现有岑翠英向曹艳芳借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月息2%。借款人：岑翠英日期：2014.1”，上述文字除借款人签名及日期外均为打印，另外借款人“岑翠英”签名为钢笔书写，日期“2014.1”用圆珠笔书写。一审另查明，根据曹艳芳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流水，2014年1月6日至2015年8月10日期间，曹艳芳的银行账户（农业银行6228481465258148117）分别收到周细妹、岑翠英、叶某等名下以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合计为1385868元，具体时间、金额如下：2014年1月6日62000元、2014年2月12日62000元、2014年3月5日56000元、2014年4月1日62000元、2014年5月6日60000元、2014年6月4日62000元、2014年7月4日60000元、2014年8月1日62000元、2014年9月1日62000元、2014年10月9日60000元、2014年11月12日62000元（45000元转账、17000元现存）、2014年12月5日60000元、2014年12月18日200000元、2015年2月6日118000元、2015年3月12日52267元、2015年4月1日57867元、2015年5月4日56000元、2015年6月1日57867元、2015年7月6日56000元、2015年8月10日57867元。根据通济鉴定中心出具的粤通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18-1号、第18-2号、第1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第1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倾向认为借据上“岑翠英”的签名字迹与鉴定样本1-3是同一人所写；第18-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借据上打印文字的实际打印时间为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期间；第1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借据签名“岑翠英”字迹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11月之前。岑翠英预付了上述鉴定费用31000元。一审再查明，曹艳芳与罗某为母子关系。朗欣厂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于2006年10月16日经核准成立，投资人为罗某。英珀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10月29日经核准成立，经营范围为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2008年8月4日法定代表人由岑广成变更为李泽谦。朗欣厂与英珀公司曾存在贸易往来。根据佛山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显示，叶某自2004年5月开始至2008年12月均在佛山市南海英珀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参保。叶某一审的证言主要内容如下：2002年至2015年期间，证人系岑翠英的员工，开始是负责审核公司财务报表等财务资料，后来因岑广成（系岑翠英弟弟，以前在海关工作，后来帮岑翠英卖货）身体不好，就兼任销售的工作，之后就没做财务工作，仅负责销售工作。吴倩明、邓结葵也是岑翠英的员工，吴倩明是出纳，负责与银行的业务，邓结葵是会计。岑翠英是从事从国外进口废弃金属进行再销售的生意，交易习惯为客户先给订金，公司进货，货到岑翠英公司的场地后由客户提货。大约2005至2006年开始与曹艳芳进行废旧金属交易。2010年，因岑翠英无法向曹艳芳交货，故岑翠英通知叶某将曹艳芳预付的货款转为借款，并指示员工打印好借据等待岑翠英本人回国后签名，之后再由叶某将借据送交曹艳芳。当时没有发现岑翠英没有在借据上书写日期，当叶某将借据送给曹艳芳的时候，曹艳芳问为什么没有写日期，叶某就把日期加了上去。当货款转成借款以后岑翠英就开始支付利息，每个月按照借款金额300万元，利息6万元一个月，月息2%，具体是按实际天数计算，每个月10号前由出纳到银行转账，一直支付至2015年公司即将解散的时候。岑翠英曾向曹艳芳偿还过本金20万元，之后的借款利息是在扣减该部分本金后再按约定支付的。因岑翠英在国外生活，其身份证、存折是由邓结葵保管，若需要转账，岑翠英会通知邓结葵，邓结葵就把身份证及存折给吴倩明，到银行办理。曹艳芳提供证据的银行转账凭证，其中的收款人黄楷佳、吴满河、江秀兰、郑永鑫、黄宏柱、张锦池、房尊介等人是岑翠英曾经的客户，是岑翠英指定的收款账户。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因岑翠英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该案属于涉港民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曹艳芳与岑翠英未对适用法律作出选择时，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案涉《借据》的签订地及履行地均在内地，故案涉合同应适用内地法律。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该案争议焦点为讼争的借款300万元是否真实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以及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其生效要件一是双方有借款合意，二是有款项的交付；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曹艳芳作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根据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双方当事人的一审庭审陈述，一审法院针对该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关于对借据真实性认定问题，曹艳芳持有岑翠英签名的借据原件，虽然岑翠英予以否认，但该借据上的签名经鉴定机构鉴定倾向为岑翠英本人书写，且书写时间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间及在2014年11月之前，与叶某的证言相互吻合，岑翠英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借据为虚假，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岑翠英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岑翠英抗辩借据为虚假伪造的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借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即双方存在借款300万元的合意。关于借款是否实际交付问题，根据叶某的陈述，借款原为预付款后因货物未足额交付故将未交付货物部分的300万元货款转为借款，虽然曹艳芳并未能提供其实际交付货物预付款的转账凭证或收款收据等直接证据，但结合曹艳芳所提供的证据包括借据、银行账户流水、磅码单、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对借款经过的陈述等综合分析，上述证据之间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曹艳芳已交付了300万元款项给岑翠英，具体表现为：（1）自签订借据后从2014年1月开始至2015年7月期间，曹艳芳农业银行账户每月定期收到包括岑翠英本人及其母亲或其员工叶某所转账支付的利息，收款的时间、金额也与借据所约定每月利息2%相互吻合，尤其在2014年12月18日岑翠英偿还了20万元借款本金后的利息是按借款本金280万元继续支付，与曹艳芳及叶某的陈述得到进一步的印证；（2）作为开办朗欣厂的罗某与英珀公司曾有废旧金属材料的贸易往来，而在当时2005至2008年期间废旧金属材料回收行业的确存在大额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3）岑翠英所聘请的员工叶某到庭作证，陈述其以及吴倩明等受岑翠英雇请并指派处理岑翠英公司的财务等事宜，其中就包括该案借据的形成经过及借款利息的支付账目等，岑翠英因长期身处国外，其实际收付款业务委托员工办理并由员工定期向其汇报也符合常理。（4）关于岑翠英辩称罗某对借款经过的陈述以及叶某的证言之间存在矛盾问题，比如货款的交付方式、时间、金额以及银行账号的传接等，因时间间距较长，对具体细节存在出入也属合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正因为双方没有串通捏造事实，部分细节才存在有差异，但双方对贸易往来、借据的形成、利息的交付等案件主要事实并无不一致，也与案件的证据相互印证。最后从岑翠英的抗辩意见分析，岑翠英对借据上签名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对与曹艳芳双方存在贸易往来、借款事实及支付部分本金利息等事宜亦均一概否认，对其为何在空白字据签名及对从其名下或其直系亲属、职员的账户定期支付款项给曹艳芳等均没有合理解释，其抗辩意见也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日常生活经验相悖；而岑翠英作为在废旧金属材料行业经营多年且长期在境外居留的商人，其对签署空白字据及留置本人身份证办理会计银行事务等的法律后果应该完全清晰了解，如岑翠英的抗辩意见成立，其合理解释即罗某与叶某、吴倩明等人从2013年至2015年期间便开始串谋分步骤实施了一系列诈骗行为包括伪造借据、伪造现金日记账目、逐月分多个账户转账支付利息，并在成功骗取了岑翠英130多万元后仍无法满足，再以诉讼形式继续实施诈骗，其盖然性之低显而易见，故一审法院对岑翠英的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采纳曹艳芳意见认定讼争借款300万元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已实际交付完毕，根据曹艳芳自述及结合银行账户流水，对曹艳芳主张的借款本金为280万元予以认定；因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曹艳芳可催告岑翠英在合理的期限内返还，曹艳芳起诉岑翠英要求其还款的行为可视为催告，而岑翠英至今未还款，已构成违约，岑翠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向曹艳芳支付所欠借款及利息，因岑翠英自2015年8月1日起开始欠付利息，故曹艳芳诉请岑翠英偿还借款本金280万元及自2015年8月1日开始按月息2%支付利息，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岑翠英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曹艳芳偿还借款本金28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8月1日开始按月息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受理费3045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31000元，合计为66454元，由岑翠英负担。二审中，岑翠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周细妹中国农业银行南海罗湖支行银行流水（账户尾号：276），拟证明：（1）2011年3月23日至2011年4月26日，周细妹的上述账户多次向曹艳芳的儿子罗某尾数012的账户转账共计2365587元：（2）2010年7月7日，周细妹尾号276的农行账户曾向罗某转款184431元；2.农业银行取款凭条5张、南海农商银行存折转客户账交易底单1张，拟证明2014年4月24日至2014年6月27日，岑翠英尾号002的农行账户向罗某尾号110的农行账户，岑翠英尾号923的南海农商行账户向罗某尾号736的南海农商行账户转账共计783392.25元；3.广东众和司法鉴定所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2019年5月24日，岑翠英委托广东众和司法鉴定所就案涉借条签名真伪申请鉴定，该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日期2014.1《借据》借款人处‘岑翠英’签名字迹与委托方提供的样本岑翠英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笔迹”，该意见为确定性意见。曹艳芳质证称：因证据无原件核对，故对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上述银行流水真实发生，该证据恰好能印证双方存在货物买卖往来，可证明此前岑翠英一直否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往来关系与事实不符。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该鉴定意见明确记载检材为案涉借据的复印件，由此可以反映该鉴定意见的客观真实性存疑，依法应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向通济鉴定中心发函，该中心书面回复如下：“1.关于样本库使用的回复。双方当事人就样本库使用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不宜采用本中心样本库的样本，并且原一审法院在本中心发函询问能否补充样本事项后，补充了四份激光打印字迹的样本材料，本中心只用了原一审法院提供的样本材料。2.关于样本使用数量的回复。在样本使用前，本中心对4份法院补充提供的样本材料都进行了审查，其中4份标称日期分别为2013年12月10日、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13日、2014年2月8日的样本字迹均为激光打印字迹，由于其中3份标称日期分别为2013年12月10日、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13日的打印时间相近，其老化程度不会有明显变化的差异，选用上述4份样本中2份具有代表性时间段样本（2013年12月10日和2014年2月8日）即可满足鉴定要求，对鉴定意见不会有影响。本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是相对形成时间鉴定意见，即相对样本而言作出的检材与样本的形成时间先后或是否为同一时期形成的意见。3.关于样本真实性的回复。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鉴定材料的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诉讼当事人对鉴定材料有异议的，应当向法院提出”。岑翠英质证称，对该复函真实性无异议，对复函内容发表如下意见：原一审法院委托通济鉴定中心的鉴定事项为“对借据上的‘岑翠英签名’与打印文字形成时间顺序进行司法鉴定”，法院并未要求对“岑翠英签名”和“打印文字”的绝对形成时间分别进行鉴定。通济鉴定中心未按法院委托事项进行鉴定，并以样本少为由推脱责任给法院和委托人，故通济鉴定中心实际并无鉴定文件形成时间的能力，应另行委托有相应鉴定资质和能力的鉴定机构重新鉴定。曹艳芳质证称，对该复函三性无异议，该复函恰好证明原一审法院组织的鉴定合法，依据充分，岑翠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审期间，本院通知证人叶某、罗某出庭作证。叶某作证称，我从2002年开始成为岑翠英的员工，一直在废旧金属回收行业从事财务工作，之后转为销售。英珀公司一开始是岑翠英父亲成立的，后来由她弟弟岑广成管理，但岑翠英一直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她常年在外国生活，有时也会回国。我一般都是与曹艳芳的儿子罗某进行交易，她儿子过来我们厂看货和谈价钱，交易习惯大多是对方先付款再提货，交易方式为现金支付及银行转账。本案的借据是我亲眼看着岑翠英签名，再拿给曹艳芳的，但借据具体在哪里签订的我记不清楚了。对于案涉300万借款，是岑广成打电话告诉我由货款转为借款，我只负责复核。对于上述情况，公司的出纳和会计邓结葵、吴倩明都是清楚的。我们每天都会发对账报表给岑翠英，报表列明的20万款项就是偿还本案300万借款的。罗某作证称，曹艳芳是我妈妈，我们都认识岑翠英，我从2006年入行一直和她交易到2014、2015年左右。她是从事废旧五金行业，行业内外号“澳洲婆”，我们认和她个人做生意，不和厂做生意。在交易时，岑翠英本人很少在现场，一般都是电话联系。她弟弟没去世前，我们是跟她弟弟交涉，之后是和叶某，但落实买卖最终是要岑翠英确认。案涉借款是因为我们先给他们货款，但他们一直无法供货，因此将货款转为了借款，他们有一直支付利息。岑翠英曾转过款项给我们是因为有几次我们订了货，但货不对版，导致无法加工。于是我们将货发回给他们，让他们代卖，卖完后再把钱打给我。案涉借据不是我打印的，岑翠英签名时我也没在现场。我和叶某比较熟，她卖货我买货。我和岑翠英一年会见几次面，她经常到处飞。岑翠英质证称，叶某涉嫌作伪证，其对于借据的形成、借据签订地点、双方交易方式等关键事实的陈述与原一审庭审上的陈述存在重大矛盾，其证言应依法不予采信。罗锷锋与曹艳芳共同经营，其不具备证人资格，充其量只是当事人陈述。罗锷锋在原一审陈述的双方交易方式为现金支付与岑翠英于原二审及一审时提交的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其存在恶意串通，虚假陈述的嫌疑。曹艳芳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证人证言存在的小瑕疵不影响对关键事实的认定。经认证，岑翠英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1、证据2虽无原件核对，但其内容能与当事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上述两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关于通济鉴定中心鉴定结论的认定问题，针对岑翠英在二审期间对该鉴定结论提出的异议，本院依职权向通济鉴定中心发出询问函。该中心从样本库使用、样本使用数量以及样本真实性三方面做出书面回复。双方当事人对该回复意见的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通济鉴定中心具有相应的司法鉴定资质。该中心针对岑翠英提出的异议对鉴定过程作出说明。岑翠英为否定该中心所做鉴定结论，在二审期间自行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报告。但是,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报告由岑翠英单方委托，未征得曹艳芳的同意，而且，该鉴定报告所鉴定的检材是复印件，所使用的样本由岑翠英自行提供，没有经过对方当事人的认可。因此，岑翠英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自行委托鉴定结论不足以否定通济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除此之外，岑翠英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推翻通济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院对岑翠英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证人叶某、罗某的证言，其证言内容与案件事实有关，岑翠英对此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加以推翻，本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纳。岑翠英在二审期间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认为7名案外人与曹艳芳及其亲属可能存在其他交易关系因而申请调取上述民事主体之间的账户交易明细。经审查，岑翠英未能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申请调查的对象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关系，岑翠英的申请并无必要，因此，本院对其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岑翠英是澳大利亚公民。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属于涉外民事纠纷。岑翠英和曹艳芳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国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是案涉300万元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曹艳芳在本案中提供写有“岑翠英”字样的《借据》，要求岑翠英向其偿还所涉借款。从《借据》的真实性来看，岑翠英在其提交的《民事上诉状》第四点中主张《借据》是叶某和罗某恶意串通在有岑翠英签名的空白纸上伪造的。岑翠英的该项主张表明其对《借据》签名本身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与此同时，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对《借据》已进行司法鉴定，倾向认为《借据》的签名是岑翠英所写。根据岑翠英在《民事上诉状》中的自认以及鉴定报告的结论，本院对《借据》上岑翠英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岑翠英在其提交的《民事上诉状补充意见》中依据其在二审期间自行委托的鉴定结论主张其本人从未签署前述《借据》。该从未签署《借据》的主张与岑翠英在一审期间以及其所提交的《民事上诉状》所述不一致。何况，如前文所述，岑翠英提供的在二审期间自行委托的鉴定结论不足以推翻本案已有证据。本院对岑翠英关于《借据》并非其本人签名的主张不予采信。此外，根据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所作鉴定结论，《借据》签名时间、《借据》文字形成时间与《借据》所显示的落款时间相符。岑翠英在本案中不能提供证据否定《借据》的真实性。因此，本院对曹艳芳在本案提供的《借据》予以采纳。岑翠英主张叶某和罗某恶意串通伪造案涉《借据》，但是，其对该主张仅有口头陈述，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曹艳芳根据《借据》所述内容在本案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从《借据》的内容来看，其有明确的借贷意思表示，岑翠英在“借款人”处签名，表明岑翠英认可其本人是曹艳芳所出借的300万元的借款人。根据《借据》所述，曹艳芳在本案提起民间借贷纠纷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其对岑翠英享有债权，可以通过诉讼方式向岑翠英主张权利。再者，根据双方当事人、证人的陈述，曹艳芳、证人叶某、罗鄂峰主张《借据》所涉款项由货物预付款转变成借款。岑翠英在本案中否认其与曹艳芳存在买卖关系，其并没有以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关系提出抗辩，也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借据》中关于借贷关系的表述明确。曹艳芳、岑翠英就此达成债权债务协议的意思表示清晰。一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本案正确。第四，关于《借据》所涉款项是否已实际交付的问题，岑翠英自认其从国外进口废旧金属到香港，再转卖给内地客户。曹艳芳自认其从事废旧金属买卖活动。上述两当事人在经营业务方面有交叉。与此同时，岑翠英承认证人叶某受其所托管理物业。岑翠英与证人叶某存在一定民事关系。岑翠英承认英珀公司从事回收金属业务，其本人曾经是该公司的股东，但其并未实际控制该公司。岑翠英在其提交的《民事上诉状》第五点中主张叶某代表的英珀公司与罗某代表的朗欣厂存在买卖关系。可见，岑翠英并没有否定曹艳芳、证人叶某、罗某各自所主张的买卖事实。岑翠英在本案中未能提供证据排除其与曹艳芳所主张的废旧金属交易的关联。证人叶某、罗某对废旧金属买卖预付款转为借款以及《借据》形成的事实能够到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虽然上述两证人对部分事实的陈述前后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两人对本案主要事实，包括预付货款转为借款以及岑翠英、曹艳芳通过《借据》确认其间存在借贷关系的陈述前后一致。岑翠英与曹艳芳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但岑翠英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且，岑翠英向曹艳芳转账的款项数额、支付时间也可以间接佐证曹艳芳所主张的岑翠英向其履行《借据》所述还本付息的义务。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状况，曹艳芳所提供的证据足以使本院认定《借据》所涉款项已实际交付，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最后，曹艳芳提供的《借据》和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共同证实双方当事人就买卖预付款债权债务关系达成借贷协议。岑翠英应当据此承担向曹艳芳还款的责任。综上所述，岑翠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454元，由上诉人岑翠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谢达辉审判员  禤敏婷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法官助理庞玮明书记员任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