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终10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高红玉，女，1950年11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红俊（系高红玉弟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上诉人（一审被告）：高红俊，男，1969年7月2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红生，男，1963年9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莉，女，1967年10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倩云，女，1990年12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红生（系高倩云父亲），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玉香，女，1964年2月13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婷婷（系杨玉香女儿），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秀英，女，1929年8月16日生，汉族，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平安里****，现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京新联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利源北路**。法定代表人：路国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卿，男，该公司职工。上诉人高红玉、高红俊因与被上诉人高红生、张莉、高倩云、杨玉香、杨秀英、南京新联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宁民撤初诉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红玉、高红俊，被上诉人高红生、张莉、杨玉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婷婷，新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红玉、高红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高红林与新联公司签订的《南京市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无效，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当对（2006）宁民四终字第87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870号判决）认定的错误事实进行查明并重新认定。1.从高秉才户共同共有私房拆迁之时即1984年起，高红玉、高红俊被安置在鼓楼区平安里50号103室（以下简称103室），高红玉、高红俊享有安置份额所有权。高红玉提供的户籍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居住人，高红生、高红俊、杨秀英也证明高红玉一直使用103室一间房屋，并提供了南京市鼓楼区住建局的拆迁安置情况说明。高红俊提交了1996年至2013年的电费发票、社区选民证，证明其系103室实际居住人，高红生也证明高红俊使用103室一间房屋至今，并提供了南京市鼓楼区住建局的拆迁安置情况说明。870号判决认定高红玉、高红俊不能证明其是103室同住人错误。2.870号判决仅认定高红生一家对购买103室应当视为同意，并未对“杨秀英、高红玉及高红俊共同购买行为并不知情，也无证据证明其知情或同意”的事实作出认定，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亦未作出认定。高红生在庭审中陈述购房未告知更没有征询安置份额所有人高红玉、高红俊和刘晓凌的意见，也没有告知高秉才和杨秀英。高红林的配偶杨玉香未提供证据证明高红玉、高红俊对购买行为知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高红生诉状中明确要求撤销870号判决主文，并主张撤销错误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对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应当在查明事实后予以重新认定。（三）高红生与高红林恶意串通，在未征得房屋共同租赁人高红玉、高红俊和刘晓凌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新联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权属证书，侵犯了高红玉、高红俊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该买卖契约无效，应予撤销。870号判决维持了“驳回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要求确认高红林与新联公司签订的买卖契约无效的请求”错误，符合“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错误”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错误。高红生、张莉、高倩云辩称，（一）103室是原丁家桥37号共同共有产权私房（产权人高秉才、杨秀英、高红玉、高红英、高红林、高红生、高红俊、刘晓凌）拆迁安置给高红玉和刘晓凌两人一间、高红生一间、高红俊一间，三间为一套的住房；101室是安置给高秉才夫妇一间、高红英一间、高红林一间，三间为一套的住房。以上拆迁被安置人享有安置份额所有权即产权。自安置之日起，高红玉、刘晓凌、高红生、高红俊居住在103室；杨秀英、高秉才、高红英、高红林居住在101室，杨玉香和高红林结婚后住入101室。（二）870号判决认定杨玉香自结婚后入住103室错误，其仅是空挂户籍，杨玉香、高红林、高婷婷从未在103室居住过。870号判决认定高红林购房错误，高红生没有同意高红林购房，而是同意以高红林的名义申请，高红林和高红生两人共同购房。870号判决认定高红林与新联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剥夺了高红玉、高红俊的私房拆迁安置份额所有权。一审判决认定（2016）苏01再112号民事判决书也查明了正确的事实错误，该民事判决书载明103室系高秉才名下原登记为丁家桥41号后变更登记为南京市丁家桥37号拆迁安置而来错误，正确的事实是丁家桥41号是高秉才夫妇的房屋，后变更为高秉才户丁家桥37号私房拆迁安置了103室。同意撤销870号判决，请求查明事实，支持高红玉、高红俊的诉请。杨玉香辩称，1979年-1984年的拆迁补偿安置政策仅代表了当时的政策，不适用于高红林1999年购买103室时。按照当年的房改房销售政策，需要同住人签字，并没有所谓的拆迁安置人签名，因为高红生、张莉和高倩云、高红林当时的确住在103室，高红林才代他们签字，同住人没有高红玉和高红俊。高红林购房六年后才去世，中间无人对此提出异议，没有任何人再交过共租房的房租，证明他们均已知道103室是高红林购买的，且符合房改房政策。高红玉、高红俊向人民检察院抗诉，人民检察院查明后也作出了不予支持的监督申请决定书。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秀英辩称，（一）103室是原丁家桥37号高秉才户共同共有私房拆迁分配给高红俊一间、高红生一间、高红玉和刘晓凌一间的住房，各自享有拆迁安置份额的所有权。自1984年拆迁安置之日起，高红俊、高红生、高红玉和刘晓凌就一直居住在103室；高红林就一直居住在101室，高红林与杨玉香婚后也一直居住在101室。（二）高红林和高红生共同购买103室的产权，没有告知高秉才、杨秀英、高红俊、高红玉和刘晓凌，更未征求高红俊、高红玉和刘晓凌的意见，侵占了高红俊三分之一份额的所有权，理应返还。3.（2016）苏01民再11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103室是由高秉才名下原登记为南京市丁家桥41号，后变更登记为南京市丁家桥37号高秉才户私有房屋拆迁安置而来。该民事判决以870号判决为依据，剥夺了高红俊对103室享有的产权。4.新联公司捏造了原南京电讯仪器厂拆迁高秉才房屋后，安置给高秉才承租使用的房屋以及103室出售给高红林的事实，欺骗法院，造成错误判决。同意高红俊的上诉请求，请求改判以维护高红俊对103室所有权的权益。新联公司辩称，以法院的判决为准。高红生、张莉、高倩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870号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于2005年以杨玉香、新联公司为被告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杨玉香丈夫高红林与南京电讯仪器厂签订的《南京市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无效。2006年3月2日，鼓楼法院就该案作出(2005)鼓民三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以下事实：1984年8月2日，南京电讯仪器厂与高秉才签订租赁公房协议，约定由该厂安置拆迁户高秉才（杨秀英丈夫）103室自管公房一大套并另安置101室房屋一套，由高秉才户承租使用。1995年3月16日，杨玉香与高红林结婚，杨玉香于1996年1月16日将户口户口迁入**，红林同户籍。1999年11月4日，高红林向南京电讯仪器厂出具同住家庭成员为杨玉香、高婷婷（高红林与杨玉香的女儿）、高红生（高红林弟弟）、张莉（高红生妻子）、高倩云（高红生与张莉的女儿）的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和申请购买公有住房家庭协商证明后，于当月30日与南京电讯仪器厂签订了《南京市公有住房买卖契约》，以其工龄折扣价，购买了103室房屋。之后，南京市房地产管理机关发放了房屋所有权人为高红林的103室房屋所有权证，2000年10月又发放土地使用权人为高红林的土地使用权证。购买该房时，杨秀英、高秉才和杨玉香、高红林、高婷婷居住101室。高红生及其妻女一家三口居住103室。杨秀英及高秉才户口在1户口在**。口在南京市户口在南京市白下区；南京市户口在南京市下关区（于2003年4月17日从热河南路******迁入**）4月，高秉才因病去世。2005年1月13日，高红林因病去世。2005年4月19日，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起诉杨玉香、南京电讯仪器厂，要求确认高红林与南京电讯仪器厂签订的103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无效。鼓楼法院裁定驳回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的起诉后，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不服该裁定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裁定本案由鼓楼法院进行审理。鼓楼法院根据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申请，依法变更第二被告为新联公司后进行了审理。二审中，高红生作为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的证人出庭作证称，103室系南京电讯仪器厂拆迁分配给高红生、高红俊、高红玉的房屋，该房一直由高红生、高红俊、高红玉各自使用一间至今。购房时高红林找到高红生表示，因高红林户口空挂在103室，而购房户口空挂在**，林出工龄，高红户口不能买，3室买下，将其他同住人撵走，由高红林、高红生将103室分了。高红林并拿了一张家庭协商证明表称由高红林、高红生签名，高红生也同意。高红生签名后担心高红林将103室卖掉，高红林又将产权证交给高红生，是高红生与高红林联合串通购买了103室。杨玉香与高红林从未在103室居住过，只有空挂户籍。对高红生上述证词，杨玉香认为因高红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新联公司认为这属家庭内部的事，与其无关。鼓楼法院作出(2005)鼓民三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的诉讼请求。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不服，向南京中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06年6月22日作出870号判决，认为根据国家房改政策允许承租人与同住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后由家庭成员中的任何一人购买公有住房。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对高红林购买103室时高红生一家三口实际居住该房不持异议。高红生在二审庭审中作为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的证人出庭作证，也称对高红林购买103室是清楚的。基于高红生妻子、女儿与高红生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其两人对高红林购房行为也应是明知的。作为103室的同住家庭成员，高红生一家三口在高红林买房后的合理期间内始终未表示反对，应视为其对高红林购房行为是同意的。现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既不能证明103室原承租人高秉才生前在高红林购房时及之后的合理期限内对高红林的购房行为提出过异议或无能力提出异议，也不能证明在高红林购买103室时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是103室的同住人，且作为产权单位的新联公司对将该房出售给高红林亦未提出过异议，故现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以高红林买房未经其同意为由要求确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无效，无依据，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南京中院另查明，高红生于2013年以杨玉香、高婷婷、杨秀英为被告、高红俊、高红玉为第三人就103室提起共有权确认之诉，鼓楼法院就该案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2013）鼓民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2013年12月10日，高红生以（2013）鼓民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不当为由，向南京中院申请再审。南京中院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2013）宁民申字第263号民事裁定，指令鼓楼法院再审。2016年8月4日，鼓楼法院作出（2015)鼓民再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判决高红生对103室享有二分之一产权，高红俊、高红玉对上述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杨玉香、高婷婷对该判决不服，向南京中院提起上诉。2018年3月20日，南京中院作出（2016）苏01民再11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南京中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红生、张莉、高倩云提交了以下证据：1.南京市公有住房家庭协商证明以及南京市公有住房申请表，以证明高红生、高红林两人一起去购买103室系经过两家商定。当时售房经办人李文军告知，根据房改办规定，产权证上只能写一个人的姓名，应视为以高红林名义进行申请，家庭协商证明表上填写的所有成员共同购买、共同拥有产权。2.收款凭证，以证明1999年12月9日高红生交纳了购房款以及相关费用，新联公司直接出具了收款凭证给高红生，但是因为收款凭证上必须与申请人姓名相符，所以最终收款凭证上写了高红林的名字。3.房产证、土地证，以证明当时购房时高红生、高红林、杨玉香口头约定以及公有住房协商证明约定，103室以高红林的工龄折扣购买，高红生交纳购房款以及相关费用，产权一家一半，使用权、居住权归高红生所有。在购房取得两证后，高红林当着杨玉香的面将两证交到高红生手上。4.情况说明，以证明当初购房时高红林和高红生商定103室各占一半产权，两个人一起到厂里办的手续，厂里也同意两家共同购买，一家一半产权。5.2005年的诉状和传票，以证明杨玉香在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一致；103室是高红生一次性付款26447.45元购买，而非高红林付款购买。103室实际的居住人是高红生一家、高红俊一家及高红玉。6.2005年12月13日开庭笔录及庭审笔录，以证明杨玉香知道103室是高红生、高红林一起购买，其在870号案件中陈述前后矛盾。7.2012年5月23日的调解笔录和答辩状，以证明103室系高红生和高红林购买，杨玉香在诉状中陈述高红生一家长期霸占103室是错误的。杨玉香在调解笔录中关于如何付款买房的陈述前后虚假，如是公积金付款，必须付两次款、有两张收款收据，而购买103室只有一张收据，而且付款的数额与杨玉香的陈述数额也不一致。上述证据能够证明高红林和杨玉香根本没有支付购房款。杨玉香陈述产权证在家里被偷，也不符合情理。8.2013年5月13日开庭笔录，以证明杨玉香对高红生收款凭证的真实性都无法确认，可见杨玉香连收款凭证都没有见过，足以证明购房款是高红生交纳的。9.2005年4月19日开庭笔录，以证明杨玉香在庭审笔录中陈述产权证全部都在杨秀英手上。10.2013年8月27日鼓民撤初诉字第2号开庭笔录，以证明杨玉香在庭审笔录第4页第20行庭审中陈述在2005年1月高红林生病住院时，收款凭证连同产权证、土地证是被高红生一起偷走的。杨玉香又陈述购房款是高红林用公积金支付，却拿不出当时公积金购房的交付凭证。杨玉香在不同的案件中对同一事实做出不同的虚假陈述，显属谎言。11.南京市鼓楼区住建局《情况说明》，以证明其具有案涉房屋份额。12.2011年7月28日法院调解笔录，以证明高红俊居住案涉房屋，杨玉香作出虚假陈述。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证据1高秉才在证明上的签字是虚假的，是高红林一人所写，高秉才并未同意购房。高秉才、杨秀英、高红俊、高红玉、刘晓凌不知道高红林与高红生两家共同购房，其二人也未经过上述人员的签字同意。证据2可以证明杨玉香在2007年1月15日谈话笔录中陈述103室是以其夫工龄、公积金购买，在多次谈话笔录中陈述前后矛盾。且杨玉香拿不出当时公积金购房的交付凭证，说明高红林、杨玉香没有出钱购房。对高红生主张的产权一家一半也不能同意。103室居住人是高红俊一家、高红玉一家和高红生一家。103室不是高红生和高红林购买，应归所有拆迁安置人共有。杨玉香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初是高红林一人购房，购房款也由高红林缴纳，所以收款收据上写的是高红林的名字；两证拿到后是在高红林家中，后来被偷走了。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2005年即开始诉讼，但2005年说明上并未加盖公章，直到2013年新联公司才出具加盖公章的说明，其怀疑中间有问题。对证据5－10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其可能记错付款数额，且杨玉香户口虽在103室，但高红林一家户口虽在**，均实际居住在101室，103室给高红生一家居住。购房事宜均由高红林办理，其不清楚；当时在庭审中也没有说过回去核实付款凭证的话，应是记录有误。103室两证确实是高红生偷走。对证据1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公有住房不存在继承问题。对证据12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高红俊确实不居住在案涉房屋内。新联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购房的经办人是李文军，现已内退。经新联公司与李文军本人核实，2005年2月15日证明确系李文军本人书写。2013年3月28日情况说明是在李文军的证明基础上，经新联公司与李文军核实后出具的。对于高红生提供的其他证据，新联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提交了以下证据：1.高秉才的私房产权证，以证明103室是私房拆迁而来的安置房。2.拆迁安置人员安置表和户口证明，该证据发现于2013年，户口证明，俊、高红玉是103室的拆迁安置人，自1984年拆迁安置以来一直居住在103室之中。3.南京市宁府马字（1983）37号拆迁安置文件，以证明103室是根据南京市宁府马字（1983）37号拆迁安置文件按人口分配而来的，拆迁时高红俊被安置到103室其中一间房居住。4.103室拆迁安置租赁公证书，以证明高红俊、高红玉系103室的拆迁安置人，终身享有103室的拆迁安置份额、承租权、居住权、使用权；该房不能买卖、不能变更承租人、不能过户。如需变更就必需经过承租人及家庭所有子女到场签字同意后，才能启动售房程序，以证明新联公司售房过程违反售房政策。5.103室高秉才租用证，以证明高秉才是103室的承租人。6.《南京市申请购买公有住房家庭协商证明》及《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以证明高红生、高红林均非承租人，二人合伙串通私下购买承租人高秉才承租房，没有经过高秉才、杨秀英及家庭所有子女协商一致签名同意。家庭协商证明表上承租人高秉才的签名不是高秉才本人所签的名，是高红林伪造所得，请求法院依法对公住房协商证明上承租人高秉才的签名给予司法鉴定，以便法院查明事实真相，公正判决。7.南京市住房改革办公室（1996）20号文件，以证明新联公司在没有告知承租人高秉才、杨秀英及家庭所有子女的情况下，擅自出售103室给高红林和高红生，侵犯了承租人高秉才夫妻、实际居住人高红俊、高红玉的使用权、居住权和拆迁安置的份额，此行为已违反了售房政策。8.出售直管公有住房有关问题解答，以证明非承租人购买必须实际居住，并与承租人及非同户籍，但有该房使用份额的人协商一致，方可购买。杨玉香也承认其一家三口并非103室实际居住人，仅为空挂103室的户籍；其未经过承租人及家庭其他子女协商一致，无权购买103室。9.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文件（1995）11号文件，以证明新联公司没有严格按照房改文件规定对购房人资格进行审查认定，购房人必需有本人租赁证方可购买,售房单位擅自售房属于违规行为。10.高红俊103室自1996年到2013年电费使用发票，以证明高红俊为103室实际居住人，一直长期居住在此房中。11.高红俊的社区选民证，以证明高红俊是103室实际居住人。12.2013年7月1日鼓楼法院的谈话笔录，以证明鼓楼法院确认103室家庭协商证明表上承租人高秉才的签名是高红林伪造所签,870号判决是在没有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作出的判决。13.新联公司情况说明，以证明新联公司在售房时，没有告知承租人高秉才、杨秀英及家庭所有子女，也没有经过高秉才杨秀英夫妇及全体子女共同协商。承租人高秉才、杨秀英及家庭其他子女都不知道购房一事，只有高红生、高红林到单位购买。高红生、高红林两家合伙串通购买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承租人高秉才、杨秀英及家庭其他子女拆迁安置份额、居住权、使用权和承租权的合法权益。该证据也可证明870号判决没有查明事实。14.鼓楼法院2005年12月13日开庭笔录，以证明杨玉香在庭审中多次承认不住在103室而是住在101室，只有户籍空挂在103室；家庭协商证明和户籍空挂在**；一人笔迹。15.南京中院2006年6月15日开庭笔录，以证明杨玉香在一审时陈述高红生一家居住103室，高红俊和高红玉不住，二审时又说高红生一家也不在里面居住，其前后所述自相矛盾，显为谎言。16.杨玉香在870号案件中提交的补充意见，以证明杨玉香明知购买房子过程有瑕疵，购房没有告知承租人，没有承租人签名，伪造承租人签名事实，证明870号在没有查明事实情况下作出错误的判决。17.2011年7月28日调解笔录，以证明杨玉香通过隐瞒事实真相，虚假陈述，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欺骗法院，造成法院一系列错误的判决。18.高秉才死亡证明，以证明高红林和高红生两人在1990年12月份购房，2000年4月份高秉才去世，之前其都不知道购房二人合伙串通私下购房之事，并不存在所谓合理期限，也无法提出异议。19.2007年1月15日的谈话笔录，以证明杨玉香曾经陈述103室是用高红林的工龄和公积金购买。20.南京市鼓楼区住建局《情况说明》，以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份额。高红生、张莉、高倩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高红生也是拆迁安置人，同样享有拆迁份额。当时高红生和高红林一起买房确实没有告知高秉才、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也没有经过他们同意，而是经由售房单位同意后两家共同购买。高红林使用了工龄但未使用公积金，更未支付过购房款。杨玉香一家三口确实不居住在103室，高红生一家三口才居住在103室。杨玉香对证据1－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初高红林购买103室经过全体家庭成员同意，且高红林是103室房屋的唯一产权人和出资人。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高红俊实际居住在，从未住在案涉103室；高红玉住在白下区天地花园17幢310室。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高秉才的签字虽然是高红林代签，但是经过了高秉才同意。对证据13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来源于当时的经办人李文军的证言，没有其他的证据相互印证，而且与购房申请表相互矛盾。对证据14、15、16、1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高红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8、1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购买103室的房款均为高红林一个人支付的。对证据20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高红生、高红俊串通制作了上述证据。高红玉另提交1984年103室户籍登记情况一份，以证明高红玉和其女刘户籍登记情况一份，室，也享有拆迁安置份额、居户籍在**，红生、张莉、高倩云、高红林、杨秀英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杨玉香对该证据不发表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本案中，高红生等三原告主张撤销870号判决，但其认为存在错误、需要撤销的部分均系该判决查明的事实与说理部分，而非判决主文。从870号判决的主文而言，该判决系维持(2005)鼓民三重字第3号一审判决，即驳回了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主张高红林与新联公司签订的《南京市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无效的诉讼请求，其结果并未损害高红生等三原告的利益。同时，该院已生效的（2016）苏01民再112号民事判决亦认定高红生对103室享有二分之一产权，高红俊、高红玉对该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高红生等三原告也认可，该院在包括（2016）苏01再112号判决书在内的其他生效判决中已经查明了正确的事实。在此情况下，该院认为，高红生等三原告要求撤销870号判决，并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要件，应予驳回。综上所述，该院对高红生、张莉、高倩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红生、张莉、高倩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高红生、张莉、高倩云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红俊提交了南京市鼓楼区档案馆盖章的《建筑执照申请表》和《居民翻建房屋申请表》，以证明原丁家桥37号是高秉才、杨秀英、高红玉、高红英、高红林、高红俊、高红生、刘晓凌共同共有的私房。杨玉香质证称，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高红生质证称，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丁家桥37号是高秉才、杨秀英、高红玉、高红英、高红林、高红俊、高红生、刘晓凌共同共有的私房，当时是以建筑执照和实际测量拆迁置换安置的。高红俊提交的《建筑执照申请表》和《居民翻建房屋申请表》加盖了南京市鼓楼区档案馆查档证明专用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认为，870号判决系杨秀英、高红玉、高红俊作为原告，以杨玉香、新联公司为被告，请求确认杨玉香丈夫高红林与南京电讯仪器厂签订的《南京市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无效的二审判决。高红生、张莉、高倩云作为870号判决的第三人，主张870判决认定的事实侵害其合法权益，要求撤销870号判决，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高红玉、高红俊作为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一审被告，对一审法院作出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不具有诉的利益。高红玉、高红俊作为870判决的当事人，如认为870判决错误，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综上所述，高红玉、高红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高红玉、高红俊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晓明审判员  薛爱娟审判员  周 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