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0505行初21号原告：张安文，男，1953年6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东营市垦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义东，男，197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垦利吉松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现住该所。被告：东营市垦利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住所地：东营市垦利区行政办公新区民政局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521MB28568147。负责人：王辉，局长。出庭负责人：高先河，东营市垦利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端九，山东齐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汝杰，女，东营市垦利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职工。原告张安文诉被告东营市垦利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下简称：退役军人事务局）信息公开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于2019年8月5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安文、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义东，被告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庭负责人高先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端九、刘汝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安文于2018年7月26日向原职能部门垦利区民政局申请纠正其哥哥张安德《烈士证明书》中存在的错误，并公开张安德烈士的原始登记材料及烈属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所有原始记录信息，现因机构改革，被告退役军人事务局承接垦利区民政局相关职能，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公开完整的原始登记材料等，因此原告张安文于2019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1945年8月，原告的哥哥张安德参加革命，1947年1月，在解放城子街战斗中壮烈牺牲。1948年张安德的战友张庆和给申请人家来信告知张安德已壮烈牺牲的消息并办来了烈属证。1983年8月1日，被告发放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原告哥哥牺牲后，原告父母均未享受到烈属待遇。原告父母亲老年多病，都是由原告一个人照顾生活起居，尽到了赡养义务。虽然申请人当时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但从未向政府部门提出任何要求。2014年被告办理烈士证换证时，发放的烈士证存在多处错误。而且原告发现：烈士张安德的抚恤金及烈属生活定期补助金被人冒领。因为原告和父母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给申请人家里放了一张补办的烈士证及1969年至1970年和1978年至1979年两张烈属定期生活补助本。两张补助本显示已向原告母亲华金凤发放定期生活补助。而原告的母亲直到去世也未收到过上述款项。原告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规定，向被告申请公开：1、烈士张安德自1953年至今的原始登记材料；2、被告向张安德烈属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所有原始记录材料。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公开。上述信息，前者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7条“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后者属于“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都应该由被告负责公开。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6条规定，以上信息，原告要求将复印件交给原告，因此，请求依法判令：一、依法判令被告纠正在给烈士张安德发放的烈士证中存在的错误；二、判令被告依法公开：1、被告对原告哥哥张安德自1953年的原始登记材料；2、被告向张安德烈属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所有原始记录材料。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烈士证明书》一份、垦利县胜坨镇小张村村委会证明一份、原告张安文身份证一份、户口本一份。证明原告张安文系烈士张安德弟弟，《烈士证明书》的合法持证人，具有本案合法诉讼主体资格，现户籍为东营市垦利区工农村。第二组证据：被告于1983年8月1日给原告发放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一份、2014年12月4日向原告发放的《烈士证明书》一份，证明通过两份革命烈士证明书的比对，明确可以发现：1、字号不同，2、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记载不一致，出生时间一栏记载为1921年，与被告所称英名录中的记载不同。2014年发放的《烈士证明书》中持证人姓名、称谓、住址一栏，持证人张安文，东营市垦利县胜坨镇小张村，该项是在原告向东营市垦利区民政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原垦利县民政局在证明书中对持证人户籍手写更正并盖章确认。该项垦利县民政局明确承认对张安文户籍登记错误，但一直并未向上一级行政部门提出更正。第三组证据：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一份、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2019）行初1号行政裁定书原件一份，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26日向垦利区民政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并提交书面申请，由于东营市垦利区民政局拒不公开，原告于2018年11月向垦利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垦利区民政局公开相关信息，法院受理后，恰逢国家设立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审判人员要求原告撤诉，变更被告为垦利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后重新起诉的事实。第四组证据：东营市垦利区民政局在原告提出书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交付原告的《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登记表》复印件一份、1983年小张村优待兑现花名册复印件一份、1983年大张大队优待兑现花名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已向东营市垦利区民政局提出过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垦利区民政局向原告提交部分信息后，拒不公开其他材料，原告才向现在承继民政局相关职能的被告退役军人事务局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的诉讼，应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被告退役军人事务局辩称，一、基本事实：张安德出生于1921年，原籍山东省垦利县辛庄公社小张大队小张村，1945年8月参加革命，1947年1月在城子街战斗中牺牲，牺牲时所在单位为“四野六纵十八师五十三团一营一连”。1983年8月补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记载张安德生前所在单位为“四野六纵十八师三团一营一连”，2014年换发的《烈士证明书》记载张安德烈士生前所在单位为“四野六纵十八师五十三团一营一连”。针对张安德烈士生前所在单位记载不一致的问题，张安文于2016年向垦利县人民政府信访局信访，垦利县民政局给予了答复（垦民信访复字【2016】1号）。烈士张安德1953年时的材料被告现存档案中并没有，也无法查对，1981年垦利县人民政府编的《山东省垦利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中的记载信息是比较详细的登记材料。二、对张安文诉讼请求的意见：1、民政部关于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款要求，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要参考革命烈士英名录。《山东省垦利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张安德烈士牺牲时所在单位为“四野六纵十八师五十三团一营一连”，2014年换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记载张安德生前所在单位为“四野六纵十八师五十三团一营一连”是查对资料后的认定，并没有错误。2、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该案中民政局补发或者换发《革命烈士证明书》和《烈士证明书》对张安德烈士信息记载的行为，对起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是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向法院要求信息公开不是法院的受案范围。综上几点，原告的起诉不是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三、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原告主张的信息公开申请，被告认为当时的垦利区民政局已经对其保存的张安德的所有登记信息及张安德烈属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所有原始资料，以复印件的形式交给了原告，民政局履行了信息公开的义务，同时本案中提交的《山东省垦利县烈士英名录》也是被告现存的关于张安德的原始记载材料，现被告处现存的关于原告在本案中申请的信息材料已经全部公示给原告，被告档案室中没有其他关于本案原告申请的信息材料。被告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山东省垦利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一份，证明英名录中记录张安德牺牲时所在单位为“四野六纵十八师五十三团一营一连”，籍贯为山东省垦利县辛庄公社小张大队小张村，1945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1月在城子街战斗中牺牲，该信息为被告现存的张安德的信息记载，也是2014年换发《烈士证明书》的依据。二、1983年8月向张安德家属发放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该证明书中记载的张安德生前所在单位为“四野六纵十八师三团一营一连”，其他记载信息与《山东省垦利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一致。三、2014年向原告发放的《烈士证明书》存根一份（烈士证明书在原告处），该《烈士证明书》记载张安德生前所在单位为“四野六纵十八师五十三团一营一连”，该《烈士证明书》于2014年12月发放，生前所在单位与1983年8月发放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记载不一致，是依据《山东省垦利县革命烈士英名录》所做的修正，该《烈士证明书》记载其他信息与1983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一致。四、垦民信访复字【2016】1号信访答复意见书，该证据证明信访局对新换发的《烈士证明书》与1983年发放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不一致的原因做出了解释，与被告当庭提交的前三份证据相一致，该信访答复意见可以证实1979年以后，张安德的弟弟已年满26岁，不符合定期定量补助的政策条件，同时证明针对烈属华金凤定期定量补助发放问题，信访局已经作出答复意见，但原告并未在规定期限内要求复查，不再具有信息公开等复查申请的条件。原告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称在办理《烈士证明书》登记时参照了革命烈士英名录，但是革命烈士英名录第六十九页，出生年月一栏，明确写明“革命烈士张安德出生于1920年”，而被告给原告发放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中，出生年月一栏明确记载为1921年，事实证明被告声称参照革命烈士英名录的说法并不成立。在垦利县民政局2016-1号答复意见书中，1979年10月30日，垦利县民政局依据《关于改进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工作的规定》，已经对烈士张安德母亲定期定量补助停止发放，但是依据东营市垦利区民政局在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并递交书面材料后，向原告交付的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登记表中，1983年优待情况一栏，明确注明粮食400斤，定补情况一栏为现金10元，事实说明，在1983年，被告还在向原告的母亲华金凤发放优待和定补，所以被告声称定期定量补助已于1979年10月30日停发的说法不能成立。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了被告受理、审查、答复等环节，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张安德烈士系东营市垦利区小张村人，1947年1月在解放战争××城子街战斗中牺牲，其母亲为华金凤，大约在1984年左右去世，其弟弟为张安文，其妹妹为张安俊。现张安文为烈士证明书的持证人。1983年7月21日，经原垦利县胜利人民公社小张大队管理委员会、原垦利县胜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垦利县民政局共同审查，填写《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登记表》，该登记表确认的张安德烈士的相关信息，与1983年8月1日向烈士母亲华金凤补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内容一致；2014年11月5日因原告张安文申请换发新《烈士证明书》，垦利县胜坨镇民政办公室予以公示，其公示内容除持证人一栏外，与原《革命烈士证明书》信息一致，原告张安文签字确认。后经垦利区民政局调查核实，确认原告母亲持有的《革命烈士证书》中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填写有误，原证书中“四野六纵十八师三团一营一连，战士”应为“四野六纵十八师五十三团一营一连，战士”，垦利区民政局根据山东省民政厅鲁民函【2013】319号【关于启用《烈士通知书》《烈士证明书》和换发《烈士证明书》的通知】规定，将相关编号、在换发新证时予以了更正。另因原告户口在垦利区工农村，在新换发的《烈士证明书》相关内容一栏，垦利区民政局已经予以更正。庭审中，原告主张烈士证书中记载的张安德出生时间与烈士英名录中记载的时间不一致，其本人亦不清楚张安德烈士的实际出生日期。2018年7月26日原告张安文向垦利区民政局申请信息公开：1、公开1983年8月1日发放《革命烈士证明书》时的原始登记材料；2、向张安德烈属发放定期生活补助的所有原始登记材料。垦利区民政局将其能够查询到的信息资料交给了被告，包括1983年7月原垦利县胜利人民公社小张大队盖章的申请补发烈属证的申请一份、1983年7月12日原垦利县胜利人民公社小张大队向民政局的说明一份、1983年优待兑现花名册一份、1983年7月21日《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登记表》一份。并曾于2016年8月4日以垦民信访复字【2016】1号关于《张安文同志反映张安德烈士证信息及烈士母亲抚恤等问题的答复意见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答复。另经本院释明，原告确认具体信息公开内容为：1、谁领取了张安德烈士1983年以前的革命烈士证明书；2、公开自1969年到现在谁领取了烈属定期生活补助款。本院认为，对于原告张安文要求被告更正《烈士证明书》中的错误信息，原告母亲持有的1983年8月发放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系根据原垦利县胜利人民公社小张大队管理委员会、原垦利县胜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垦利县民政局共同审查确认了张安德烈士的相关信息，持有人华金凤作为烈士母亲并未有异议。2014年11月5日新换发的《烈士证明书》，垦利县胜坨镇民政办公室曾予以公示，其公示内容除持证人一栏外，与原告母亲华金凤持有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信息一致，原告张安文亦签字确认。后经垦利区民政局调查核实，确认原告母亲持有的革命烈士证书中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填写有误，垦利区民政局根据山东省民政厅鲁民函【2013】319号【关于启用《烈士通知书》《烈士证明书》和换发《烈士证明书》的通知】规定，将相关编号、错误信息在换发新证时予以了更正。对于原告主张的持证人姓名称谓及住址一栏的错误，垦利区民政局已经在《烈士证明书》上作了更正。《烈士证明书》中的相关信息，系包括原告、原告母亲、原烈士所在大队、公社及民政部门调查核实后依据相关规定确认的信息，原告自身并不清楚相关信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更正烈士证书中错误信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原职能部门垦利区民政局依法将其查询到的与张安德烈士相关的信息已经全部公示给原告张安文，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尚保存有未公开的其他信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公开信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安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安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玉成审 判 员  徐文振人民陪审员  张树和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