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38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文俊，男，196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振龙，男，197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安友，男，197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成，男，1964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昌伦，男，1972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礼强，贵州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金成、文俊、赵振龙、刘安友因与被上诉人高昌伦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2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金成、文俊、赵振龙、刘安友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210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及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承包了遵义黔辣苑食品有限公司新厂建设工程的钢筋工分项工程，案外人包青富得知消息后与上诉人签订了《钢筋工分项工程承包协议书》，包青富因个人原因不做该工程，便介绍高昌伦来做，由高昌伦继续履行《钢筋工分项工程承包协议书》的内容。该协议最初约定由乙方（高昌伦）缴纳10万元工程安全信誉金给上诉人，后又变更为缴纳5万元。该协议实际并未履行，因为最初签订协议应由包青富缴纳该款。包青富拿不出钱，便与上诉人协商在南白的工程项目上扣除保证金。为此，双方共同找到盛世国际城项目部负责人孙某协商，从盛世国际城项目部工程款中扣除包青富的款并支付给赵振龙用于抵扣高昌伦的5万元保证金。但是由于盛世国际城项目部资金紧张，没有扣包青富的工程款并支付给赵振龙。但为了便于管理，由赵振龙出具了收取保证金5万元的收款收条给高昌伦，然后由上诉人持收条与南白项目部结算。在（2019）黔03民终342号案件中被上诉人没有提出工程安全信誉金的事，高昌伦没有缴纳工程安全信誉金。高昌伦辩称，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缴纳5万元安全信誉金后合同才生效。如果上诉人没有收到该款，怎么会让我继续履行合同？安全信誉金与工程款，性质不同，工程款案件中没有对安全信誉金作出处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高昌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文俊、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连带返还高昌伦工程安全信誉金50,0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文俊、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文俊是遵义黔辣苑食品有限公司新厂建设工程的合伙人。2016年4月21日，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与高昌伦签订了《钢筋工分项工程承包协议书》，将遵义黔辣苑食品有限公司新厂建设工程的钢筋工分项工程分包给了高昌伦施工。该《钢筋工分项工程承包协议书》中载明：“九、工程安全信誉金。1.工程安全信誉金壹拾万元（被划掉，手写伍万元并加捺手指印），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高昌伦）承诺在2016年5月20日之前缴纳给甲方（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甲方收到乙方工程安全信誉金后，此合同生效。……”2016年5月20日的《收条》载明：“《收条》，今收到高昌伦交来虾子黔辣苑项目钢筋分项工程安全信誉金伍万元（50000元），收款人：赵振龙，2016年5月2日。”2018年3月11日，王金成与高昌伦进行分项工程结算，未涉及工程信誉金处理。2018年9月25日，高昌伦以工程款未获偿付为由将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诉至原审法院，主要证据为《分工程结算单（钢筋班组）》，后该案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调解结案，未涉及工程信誉金处理。2019年2月21日，高昌伦以诉称理由将文俊、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诉至原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高昌伦是否向四被告或者四被告之一缴纳了工程信誉金以及四被告应否退还。庭审中，高昌伦举示了有赵振龙亲笔手写的《收条》，其余三被告均否认收到该款项。由于其余三被告均没有在原告出示的《收条》中签名，其否认也不足为奇，显属正常反应。由于赵振龙并未对《收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对该《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钢筋工分项工程承包协议书》“九、工程安全信誉金。1.工程安全信誉金壹拾万元（被划掉，手写伍万元并加捺手指印），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高昌伦）承诺在2016年5月20日之前缴纳给甲方（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甲方收到乙方工程安全信誉金后，此合同生效。……”的内容及赵振龙称其之所以出具《收条》是因为其想借此对高昌伦加强管理（此处管理应系约束处罚之意）等可推知，赵振龙应系收到高昌伦的上述款项。由于文俊、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系遵义黔辣苑食品有限公司新厂建设工程的合伙人，故文俊、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应连带返还高昌伦保证金50,000.00元。故对高昌伦的诉求予以支持。虽然赵振龙在法院指定的期间内申请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但证人王某的证言也并不能证明赵振龙是否有收取高昌伦保证金一事，故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至于赵振龙举示其与包青富的通话录音证据，该证据应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包青富并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录音中对话以赵振龙发问为主，且含有诱导性发问，故对该录音证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文俊、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返还原告高昌伦保证金50,000.00元。已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25.00元，由被告文俊、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上诉人补充提交了证据一：（2019）黔03民终342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双方的债务已通过调解结清；证据二：贵州遵义黔辣苑食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转账说明和2017年7月14日转账给高昌伦3万元工程款的交易记录，拟证明上诉人支付了3万元工程款给高昌伦。上诉人还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赵振龙出具收到5万元保证金的收条，当时上诉人和包青富、高昌伦均在场，该款没有实际支付，而是从包青富在黔东南州润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款中扣5万元作为包青富交给上诉人的保证金。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调解书解决的是工程款，没有处理保证金，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联；对孙某的证言，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一：（2019）黔03民终342号民事调解书，属于生效法律文书，属有效证据；对证据二，该组证据证明的是工程款的支付，而本案争议的是收条上载明的工程安全信誉金，款项性质不同。因此，证据二与本案因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三，孙某的证言不能否定收条的效力，孙某的证言内容是扣包青富的工程款用于包青富向上诉人交纳保证金，而赵振龙出具的收条是收取高昌伦交纳的保证金，支付主体不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高昌伦要求文俊、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连带返还工程安全信誉金50,000.00元的诉讼应该得到支持，理由如下：首先，双方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2016年4月21日，双方签订了《钢筋工分项工程承包协议书》。2018年3月11日，双方进行了工程结算。在（2019）黔03民终342号民事调解书中，双方针对工程欠款达成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上述事实，相互印证充足以说明高昌伦与文俊、赵振龙、刘安友、王金成建立了合同关系并实际履行。其次，双方合同中所称的“工程安全信誉金”，其性质实为履约保证金，因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在施工中，若因乙方技术、质量、人员、实力达不到甲方施工要求，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甲方按乙方实际工程量的60%进行结算，乙方必须无条件退场，甲方不退还保证金……”。再次，对于是否实际收取履约保证金必须依靠有效证据予以认定。从高昌伦所举证据看，《钢筋工分项工程承包协议书》能证明双方对收取保证金由合同约定，赵振龙出具收条证明收到的高昌伦所交的保证金。相反，上诉人以没有实际收取保证金为抗辩理由，从上诉人所举证据看，（2019）黔03民终342号民事调解书仅是对所欠工程款达成的调解协议，其中没有对保证金作出处理的内容。孙某的证言内容是扣包青富的工程款用于包青富向上诉人交纳保证金，而赵振龙出具的收条是收取高昌伦交纳的保证金，主体不同。上诉人并没有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包青富所交保证金与高昌伦所交保证金之间的关系，且上诉人称“为了便于管理，由赵振龙出具了收取保证金5万元的收款收条给高昌伦，然后由上诉人持收条与南白项目部结算。”与收款后才会出具收条的常理和交易习惯不符。因此，按照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认定赵振龙实际收取5万元保证金的证据较为充分。综上所述，王金成、文俊、赵振龙、刘安友的上诉理由不充分，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0元，由王金成、文俊、赵振龙、刘安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汝坤审判员  田 滔审判员  马天彬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张涛松书记员胡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