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08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最强宝贝（深圳）国际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昌宝，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晶，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伟军，男，汉族，1962年1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最强宝贝（深圳）国际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最强宝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邢伟军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391民初1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最强宝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刑伟军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刑伟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刑伟军不具备实际取得最强宝贝公司8%股权的条件,刑伟军不是最强宝贝公司的实际股东。最强宝贝公司控股股东王昌宝是“超级宝贝”和“超级人生”项目实际控制人,决定在深圳成立项目运营总部开展项目。2016年10月11日,王昌宝与刑伟军达成《合作协议》,约定在刑伟军符合出资40万元和完成三年融资的前提条件下给予刑伟军持有最强宝贝公司8%股权,并同意先进行工商登记注册。该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刑伟军取得最强宝贝公司8%股权是附有前提条件,如刑伟军没有满足前提条件,刑伟军不能实际取得最强宝贝公司8%股权,不能成为最强宝贝公司的实际股东。在签订《合作协议》后至今,刑伟军没有向最强宝贝公司设立的公司银行账户缴纳任何出资款,没有向最强宝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昌宝支付任何出资款,也没有完成《合作协议》约定的三年融资义务,刑伟军不具备实际取得最强宝贝公司8%股权的条件,刑伟军不是最强宝贝公司的实际股东。二、刑伟军事实上没有向最强宝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昌宝支付10万元股东出资款,依据工商登记公示股东名册认定刑伟军为股东是违法《公司法》有关规定的。1.刑伟军没有向最强宝贝公司设立的公司银行账户缴纳10万元出资款,没有向最强宝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昌宝支付10万元出资款,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支付10万元股权款的合法证据。将刑伟军提供的第三人转账给王昌宝的10万元业务合作款误认为是刑伟军的10万元股权出资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虽然工商登记股东显示刑伟军持有8%股权,但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工商登记机关的登记股权仅对第三人具有公示效力，不具有物权登记效力,法院应当审查事实确认实际股东权利,而不能简单依据工商登记事项为由否定实际股东权利。本案中,《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刑伟军取得最强宝贝公司8%股权是附有前提条件的。因为刑伟军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约定出资40万元和完成三年融资的合同义务,故其没有取得最强宝贝公司8%股权的合法权利,所以刑伟军在工商登记注册持有最强宝贝公司8%股权仅为名义股东,该8%股权的实际股东权利应当归王昌宝享有。三、王昌宝是持有本案最强宝贝公司8%股权的实际股东,王昌宝不同意刑伟军擅自查询最强宝贝公司财务会计资料,故刑伟军提出行使股东知情权没有合法代理权限。被上诉人刑伟军答辩称：最强宝贝公司的上诉违背了事实。刑伟军是进行了投资的，案渉协议的签署是在为了快速启动项目，是在刑伟军不懂法律的情况下匆匆签署的。刑伟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最强宝贝公司提供自公司成立至今的全部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公司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等材料供刑伟军查阅、复印、审计；2.因本案产生的诉讼费由最强宝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1.2016年10月11日，刑伟军与最强宝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昌宝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王昌宝给予刑伟军标的公司8%的股权，刑伟军获取股权的对价方式是：（1）出资现金40万，作为公司首期启动费用，对价股权4%，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45天资金全部到位；（2）刑伟军承担的融资（或业绩）对价股权4%，指标如下：第一年500万、第二年1000万、第三年1500万。2.上述协议签订后，刑伟军向最强宝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昌宝支付了10万元。3.2017年11月28日，最强宝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昌宝向刑伟军邮寄《关于解除的通知》，通知写明：“解除邢伟军与王昌宝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王昌宝保留继续向邢伟军追究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权利；自2017年11月30日起，停止公司继续承办超级宝贝项目，在合理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另循途径，依法启动公司解散和清算程序。”4.刑伟军在庭审中主张最强宝贝公司于2017年6月停止经营，最强宝贝公司则主张停止经营时间为2017年11月。5.2017年12月2日，王昌宝、南京速优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张玉兰为实际控制人的深圳新奇四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金源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超级宝贝项目品牌及商标转让合同》，约定王昌宝向深圳新奇四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转让超级宝贝项目品牌，南京速优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深圳金源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转让超级宝贝相关商标权利。合同签订后，深圳新奇四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借款50万元自动转为首期转让款；2017年12月14日，王昌宝、南京速优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超级宝贝相关商标权利质押给深圳金源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6.2018年5月12日，刑伟军曾以深圳市前海亚洲星汇演艺娱乐公司（以下简称亚洲星汇）常务副总裁身份参加2018中国小金钟音乐舞蹈大赛亚洲星汇深港澳赛区启动仪式。刑伟军于庭审中承认其自2017年12月1日在亚洲星汇担任副总裁一职。另查明：1．最强宝贝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8日，股东为刑伟军、王昌宝，分别占股份8%、92%。其中，王昌宝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刑伟军任总经理。公司经营范围为：演出策划、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礼仪庆典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影视道具及服装的设计和销售；舞台灯光、音视频设计及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会展策划；展览展示设计；平面设计；网页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动画片生产3D动漫制作；文化管理咨询；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电视节目制作；影视产品制作发行；营业性演出；演艺培训及经纪业务；音像发行；室内装修工程的设计和施工。2.2016年7月12日，亚洲星汇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刘柏亨，公司唯一股东为深圳市前海柏亨时代控股有限公司。而刘柏亨亦是深圳市前海柏亨时代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亚洲星汇的经营范围是：文化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演艺活动策划，文体演出门票代售，舞台美术设计，平面设计，工业产品设计，艺人经纪信息咨询（以上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工艺品的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网上贸易；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户外广告发布；主办策划大型活动、演唱会演出及演出经纪业务；演艺培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股东知情权纠纷，双方争议焦点为：一是刑伟军是否为适格的主体；二是刑伟军申请查阅会计账簿等资料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一、刑伟军是否为适格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在本案中，刑伟军与最强宝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刑伟军通过出资和融资的方式取得8%的股份。具有公示效力的有关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刑伟军为最强宝贝公司股东，占股份8%。这两项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故刑伟军具有被告股东身份，主体适格。关于最强宝贝公司抗辩刑伟军出资未完全到位及违反合作协议的问题。公司法理论认为，于公司和公司股东而言，股东瑕疵出资的法律后果，是应当依法及时缴足出资，并对已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但不意味着直接丧失股东资格。就股权权能性质而言，股东出资瑕疵影响的是股东收益权，而股东知情权则是属于股东了解知悉公司有关信息的权利，两者的关系、行使方式相对独立。因此，一般而言，股东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形并不能妨碍股东行使知情权。根据前述分析，刑伟军作为最强宝贝公司股东的身份是确定的，因此刑伟军诉讼请求中要求查阅、复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刑伟军申请查阅账簿资料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刑伟军在诉讼请求中还申请查阅会计账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法律对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提出了限制性条件，即需要审查是否存在不正当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股东有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目的’：（一）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二）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三）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四）股东有不正当目的其他情形。”在本案中，最强宝贝公司抗辩称刑伟军自2017年自营或与合营与最强宝贝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故刑伟军的查阅存在不正当目的，不同意查阅会计账簿。对此，一审法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判。1.中小股东的知情权保护通常情况下，中小股东在出资后，并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难以准确及时地把握公司目前的经营状态。另一方面，公司具有独立性特征，股东出资后，就丧失了对其出资财产直接控制的权利，只能通过法定或者约定的股东权利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法理基础看，知情权属于股东的固有权、共益权，也是一项基础性权利。固有权意味着这是股东为法律所保护的、必不可少的权利。共益权意味着如果股东的知情权被剥夺、或者任由股东弃权、将不仅损害股东自己的权益，还将伤及全体股东利益甚至危害公司治理的基础。知情权属于基础性权利，在股东复杂、丰富的权利群中，除知情权之外的其他任何一项单独股东权的行使、实现都需要以知情权为前提，正是在此意义上知情权也被称为保障性权利，是为了保障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平衡的权利，也是中小股东维护利益，行使其他股东权尤其对管理层监督权的权利。股东的知情权如果被不当剥夺，其他股东权的行使也失去了基础性的保障。实证研究也表明，控股股东压制中小股东的起点往往是剥夺后者的知情权，而后者寻求反压制的救济往往也是从知情权的诉讼救济开始。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知情权对于中小股东的重要性，因此，对于该权利应当依法保障，未经法定适用条件和充足证据情况下不能剥夺。2．不正当目的的判断首先，举证责任主体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中，最强宝贝公司主张刑伟军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应当由最强宝贝公司进行举证，而不是由刑伟军证明自己存在“正当性”。其次，实质性竞争问题。这是双方当事人争议最大的焦点。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和最强宝贝公司的抗辩主张，最强宝贝公司欲证明刑伟军有不正当目的就应当举证证明刑伟军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的业务与最强宝贝公司的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从证据上看，最强宝贝公司提交了截图5张，其中一张是刑伟军朋友圈截图，仅有“IBY国际星学院联合投资、本人……”字样，无更多内容。剩余4张为公众号内容截图，证实刑伟军以亚洲星汇副总裁的身份参加了2018小金钟音乐舞蹈大赛亚洲星汇深港澳赛区的启动仪式。从企业经营范围看，亚洲星汇和最强宝贝公司都包含“演出策划、文艺活动策划”等，刑伟军代表亚洲星汇参加的活动的确与“演出策划、文艺活动策划”有关联，且内容也与儿童才艺展示有关。这与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最强宝贝公司的“超级宝贝”项目确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演出策划、文艺活动策划”的范围非常广泛，与儿童才艺竞赛性展示有关的“演出策划、文艺活动策划”仍然范围过于宽泛，最强宝贝公司仅举出这几张截图尚不足以证实刑伟军参与的小金钟项目和最强宝贝公司“超级宝贝”构成实质性竞争，还得根据其他相关的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刑伟军反驳称，自己加入亚洲星汇是在最强宝贝公司停业以及解除了和自己的合作协议之后，而且随后最强宝贝公司就把超级宝贝项目转让给了他人，刑伟军不可能再和最强宝贝公司产生实质性竞争。根据庭审查明情况，刑伟军所述基本属实。在庭审中，双方均确认最强宝贝公司于2017年11月前已停止经营，在2017年11月28日最强宝贝公司发函解除与刑伟军的合作关系，随后2017年12月2日最强宝贝公司控股股东王昌宝和案外人张玉兰控制的公司签订了超级宝贝项目的转让合同，而目前的证据表明刑伟军是在2017年12月以后加入的亚洲星汇。因此，即使可以认定刑伟军参与的小金钟项目和最强宝贝公司的超级宝贝在项目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基于最强宝贝公司停业在先、与刑伟军解约在先且项目已转让他人这三个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判定最强宝贝公司所提证据中刑伟军参加的亚洲星汇小金钟项目与最强宝贝公司超级宝贝无法构成实质性竞争，故而不能认定刑伟军申请查阅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目的”。综上，最强宝贝公司对刑伟军的“不正当目的”举证不充分，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刑伟军提出的查阅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另外，鉴于原始会计凭证是制作会计账簿的基础和依据，考虑到本案不存在侵害公司商业秘密等实际情况，从保护小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一审法院支持刑伟军可以查阅原始会计凭证。但是刑伟军提出的对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进行复印、审计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但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条的规定，由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辅助进行。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最强宝贝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最强宝贝公司住所地或双方协商一致地点提供最强宝贝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今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供邢伟军查阅、复制；二、最强宝贝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最强宝贝公司住所地或双方协商一致地点提供最强宝贝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今的会计账簿、原始会计凭证供邢伟军查阅；三、在邢伟军在场的情况下，上述查阅和复制可以由刑伟军委托的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四、驳回邢伟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最强宝贝（深圳）国际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知情权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刑伟军是否为适格的主体；二、刑伟军查阅账簿资料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焦点一、关于刑伟军主体资格问题。刑伟军是最强宝贝公司的登记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登记股东即享有对公司的知情权，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最强宝贝公司未能提出足以否定刑伟军的股东身份的证据，应以登记公示为准，最强宝贝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焦点二、关于实质性竞争关系的认定。最强宝贝公司以不正当目的抗辩刑伟军行使知情权，公司应对股东的不正当目的承担举证责任，且举证必须充分，而不能仅是臆测和怀疑。实质性竞争关系是指股东和公司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该问题的关键是最强宝贝公司能否举证证明其与小金钟项目之间形成实质性竞争关系。最强宝贝公司上诉主张刑伟军经营相同的实质性竞争业务，依据是最强宝贝公司主营的“超级宝贝”项目与刑伟军参与经营的亚洲星汇的小金钟项目均属于演出策划、文艺活动策划，也均与儿童才艺展示相关，但刑伟军加入亚洲星汇是在最强宝贝公司停业及解除了双方的合作协议之后，最强宝贝公司在庭审中亦确认王昌宝已不在深圳做“超级宝贝”项目，在此情况下，小金钟项目已不可能与停止经营的“超级宝贝”项目产生实质上的利益冲突以及竞争关系，限制刑伟军从事其职业相关工作亦不合常理。从公司法原理上来说，除非在公司成立之初或者运营过程中通过公司章程、全体股东约定等方式有特别约定的，股东对公司并无竞业禁止的义务。实际上，股东从事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经营是较为常见的，如果过度限制乃至剥夺此类股东的知情权，将会对这类股东的权利造成损害，并无合法性基础。最强宝贝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二者间具有实质性竞争，应承担举证不利的相应后果，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最强宝贝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最强宝贝（深圳）国际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卢倚玲（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