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4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文丽，女，198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衍能，广东中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正英，女，1950年12月13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向锋，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郭学勤，男，197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少吟，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文丽因与被上诉人姚正英以及原审被告郭学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6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曹文丽上诉请求：一、撤销（2017)粤0304民初164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判项，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姚正英对曹文丽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决姚正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且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以后予以改判。一、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涉案借款均为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和代某向郭学勤支付的，无任何一笔款项是由姚正英直接向郭学勤支付的。因此，为查明涉案借款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应当将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和代某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与诉讼。事实上，在原审过程中，原审法院在最后一次庭审过程中对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和程某进行了询问，并且案外人代某向原审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在原审法院对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进行询问时，曹文丽提出请求对该五人进行询问，原审法院不仅无理拒绝了曹文丽的合理请求，更是要求曹文丽、姚正英和郭学勤的代理人离场回避。曹文丽认为，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和代某参与本案的审理时必应具有合法的诉讼地位。若其作为诉讼参加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则原审判决并未认定其为本案当事人。若原审判决认定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和代某为本案的证人，则其所作的证人证言、情况说明未依法进行质证。因此，曹文丽认为原审判决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原审判决对于涉案《借款合同》等证据上曹文丽所作意思表示的认定存在严重的错误。曹文丽在涉案《借款合同》等证据上签字的行为是为了配合原审被告郭学勤办理赎楼贷款，方便其以该房屋另行向银行申请贷款，进而解决其债务困境，并非是为了就涉案借款向姚正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以下事实足以证明曹文丽的这一主张：(一)姚正英对涉案《借款合同》等证据的签署时间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原审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曹文丽向姚正英发问，要求对涉案《借款合同》等证据上曹文丽签名的签署时间作出回答。姚正英在庭审中回答“合同落款日期即2016年9月30日”。在此情况下，曹文丽向原审法院指出该签署时间应为2017年5月5日，并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将涉案《借款合同》的签署时间与曹文丽所提交证据《公证书》的签署时间进行比对，以证明涉案《借款合同》系与该公证书同一时间签署的。该次庭审结束后，姚正英在自知理亏的情况下，转变说法称“涉案《借款合同》系曹文丽于2017年5月5日办理赎楼公证时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上补签的”。曹文丽认为，姚正英对于签署时间说法前后不一致的行为，不仅证明了其诚信存疑、故意向原审法院隐瞒案件真实情况，更是证明了曹文丽主张的2017年5月5日为办理赎楼贷款办理过公证并为此签署《借款合同》一事是真实存在的，且姚正英对于该次办理公证的事实是完全知情的。姚正英在起诉时和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故意隐瞒了该事实，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曹文丽在该次公证过程中为赎楼贷款所签的空白的《借款合同》张冠李戴，用作本案的证据提交。(二）2017年5月5日所办理《公证书》中的受托人方某与本案中向郭学勤进行转账支付行为的案外人方某系同一人。曹文丽于2017年5月5日在案外人方某的陪同下前往深圳公证处办理公证。案外人方某也是此次公证的委托书上的其中一位受托人。在公证过程中，曹文丽为办理赎楼而签署的空白《借款合同》等最终也是交给了案外人方某。而该案外人方某与本案中姚正英所称的受托付款人方某为同一人。由此可见，姚正英完全具备客观条件通过案外人方某获取到曹文丽于2017年5月5日签署的空白《借款合同》。结合前述姚正英对于涉案《借款合同》等证据签署时间前后矛盾的行为，足以认定其目的就是为了隐瞒涉案《借款合同》等证据就是曹文丽为办理赎楼公证而签署的空白《借款合同》和借据。(三)曹文丽在涉案《借款合同》和借据上的签名并非如姚正英所称的“补签”行为。姚正英在原审过程中在第一次庭审后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曹文丽签名系在办理赎楼公证时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上补签。曹文丽需要特别指出,姚正英所采用的“补签”二字说明该《借款合同》和借据上原来应有郭学勤的签名，且其签名应当是形成于涉案借款真实发生时的2016年9月30日。而事实上，涉案《借款合同》和借据上郭学勤的签名也是于2017年5月5日与曹文丽的签名同时形成的。鉴于曹文丽对于姚正英在原审庭后出具的该份《情况说明》完全不知情，且该份《情况说明》在原审过程中也未经曹文丽质证，曹文丽在原审过程中完全丧失了对涉案《借款合同》和借据中郭学勤的签名时间申请司法鉴定进而反驳姚正英主张的合法诉讼权利。(四）姚正英所提曹文丽于2017年5月5日的签名行为系对郭学勤在2016年9月30日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不符合常理。1.从涉案《借款合同》等证据已形成的内容来看，《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30天，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30日。也就是说，在曹文丽于涉案《借款合同》等证据上签字那一刻起，其所对应的借款己经逾期，姚正英就已经具备了提起诉讼的权利。如果曹文丽签名真的是为了帮助姚正英完善证据链，以便其提起诉讼实现债权，进而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则曹文丽完全可以静待姚正英提起诉讼甚至是执行程序完毕，又何必在同一日去办理赎楼公证呢。又为何在姚正英提起本案诉讼后产生如此强烈的抗辩情绪。反过来说，若未发生曹文丽于2017年5月5日办理赎楼公证进而签署了空白的《借款合同》一事，姚正英也就无法取得具有曹文丽签名的《借款合同》进而提起本案诉讼了。这一不符合常理之处，充分证明了曹文丽在签名之时根本就不具有替郭学勤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2.涉案《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534000元，本案起诉时间为2017年5月25日，姚正英在本案中所提诉讼请求中的借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234000元。而姚正英与郭学勤另有民间借贷纠纷在原审法院审理，案号为(2017)粤0304民初9916、9917号，立案时间为2017年4月1日，姚正英在该案中所提诉讼请求中借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300000元，而姚正英在（2017)粤0304民初9916、9917号案件中仅仅是提交了只有郭学勤一人签名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万元的《借款合同》。可以明显看出，本案的借款本金与（2017)粤0304民初9916、9917号案件的借款本金之和恰为涉案《借款合同》载明的1534000元。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姚正英在提起（2017)粤0304民初9916、9917号案件时手上根本没有曹文丽签署的任何《借款合同》和借据，直到2017年5月5日成功骗取了曹文丽签署的空白《借款合同》和《借据》后才另行提起了本案。这一事实再一次证实了本案涉案《借款合同》和《借据》就是曹文丽于2017年5月5日办理赎楼公证时所签订的空白《借款合同》和《借据》。而姚正英在2017年5月5日取得了本案涉案《借款合同》和《借据》却未将其作为证据在(2017)粤0304民初9916、9917号案件提交进而变更、增加诉讼请求，而是另行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就是其担心在（2017)粤0304民初9916、9917号案件中对于本案涉案《借款合同》出现的原因无法自圆其说。综上所述，曹文丽认为，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且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特此提起上诉，请求支持曹文丽的全部上诉请求。姚正英答辩称：一、关于原审证人应当列为当事人或经过庭审质证的问题，原审证人出庭协助调查，曹文丽和姚正英均未在场。调查过程公平公正。证人证言仅证实证人对曹文丽转款行为的原因是受姚正英委托。证人与曹文丽互不相识，证言内容不涉及其他，客观真实。一审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向曹文丽上诉状中主张的一样，误将证人列为当事人。减少不必要的诉累。二、关于曹文丽诉称其在涉案空白借款合同上签字的目的是为了办理赎楼贷款，而非共同还款的主张。1.曹文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空白合同上签字，其关于所签《借款合同》为空白合同的主张与常理不符。即使确实合同内容空白，也不足以否定其是该合同主体的身份。2.退一步讲，即使曹文丽签字，当时手写内容空白，也是曹文丽自愿将其他内容交由姚正英填写。由此可能产生的责任应当由其自行承担。3.在《借款合同》印制部分，明确载明了借款合同“贷款金额期限与利率违约责任”等内容。且曹文丽对其签字没有表示异议。另外还专门签订了《借据》的情况下，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相应的法律后果。4.曹文丽在上诉状中再次确认其明知签字的涉案文件是《借款合同》。曹文丽与实际借款人即郭学勤长期共同生活，先后共生育一儿一女。虽然因郭学勤一直处于已婚状态等原因，两人未办理结婚手续，但事实上已经是实质意义上的夫妻。结合以上事实，作为郭学勤事实上的妻子，作为郭学勤2个孩子的母亲，曹文丽在上诉状中承认其对郭学勤涉案借款事实知情的同时，却声称其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共同还款，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更有悖常理，不应予以采纳。三、关于姚正英骗取曹文丽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的问题，曹文丽对郭学勤之所以产生2笔借款，是因为郭学勤在借到第一笔30万元款项还回银行，再向银行借出时，因信用受限不能正常借出，因此不能按时归还姚正英的该笔借款。姚正英为收回第一笔借款，迫于无奈接受郭学勤赎楼再抵押借款的建议。但在赎楼手续办理期间，郭学勤第二笔123万元的银行借款又到期，面临逾期失信的风险。于是姚正英为防止逾期不能办理赎楼再抵押贷款的可能，防止其借款不能收回的风险发生，才又一次在郭学勤的要求下对其出借第二笔123万元的借款用于归还其银行欠款。在以上两笔款项还进银行后，作为涉案房屋的共同所有人，曹文丽违约不再配合姚正英办理赎楼抵押贷款的合同，最终导致姚正英的借款全部无法收回。郭学勤借款的目的必然包括其与曹文丽的共同养家共同生活。曹文丽和郭学勤在明知其信用受限的情况下，骗取姚正英帮助其归还银行贷款，致使姚正英为收回自己的借款，越陷越深，一再帮助其还款。曹文丽和郭学勤的涉案行为才是曹文丽上诉状中所称的真正的骗取。郭学勤答辩称：同意曹文丽的上诉意见。虽然我方没有提起上诉，但也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如实说明了真实的法律关系。本案的借贷关系与曹文丽无关。姚正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曹文丽、郭学勤向姚正英偿还借款本金1234000元及还清借款止的利息（暂计至2017年5月26日为212586元），本息共计1446586元；二、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曹文丽、郭学勤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姚正英提供一份2016年9月30日《借款合同》，载明：曹文丽、郭学勤（乙方）向姚正英（甲方）借款1534000元，借款期限为30天，自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10月5日止，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该借款合同乙方处签名为曹文丽、郭学勤。曹文丽称其签名系在2017年5月5日办理赎楼公证手续，由案外人方某将空白借款合同夹杂在其他文件中让其签名。姚正英庭后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曹文丽签名系在办理赎楼公证时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上补签。姚正英提供其及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代某与郭学勤在2016年9月至2017年5月4日期间的交易明细，主张共向郭学勤转账8553350元。姚正英称2016年9月20日至9月22日期间转给郭学勤的款项1234000元为郭学勤向姚正英的借款，其他时间段的交易流水系为了帮助曹文丽、郭学勤房产抵押贷款所用，不是双方之间的借款；郭学勤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上述交易流水全部系为了房产贷款所用，经其统计，其认可姚正英及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向其转账共计为7398350元（不包括代某转账，郭学勤认为与本案无关），郭学勤向姚正英及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转账共计6187380元。另查，经法院询问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上述人员表示系接受姚正英委托与郭学勤之间发生转账往来，其中2016年9月20日至9月22日转给郭学勤的款项1234000元为郭学勤的借款，其他系为房产抵押贷款所用；另案外人代某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其2016年11月24日向郭学勤转账505000元系受姚正英委托，用于房产抵押贷款申请。另姚正英自认代某上述转款中郭学勤已转回33万元。庭审中，姚正英主张利息为按月息2%标准从2016年9月6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曹文丽、郭学勤认可《借款合同》、《借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但曹文丽、郭学勤主张系姚正英欺骗情形下签订，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曹文丽申请对其签名形成时间鉴定，因姚正英也认可签名系事后补签，故鉴定已无实际意义，法院不予准许。其次，姚正英及其委托人与郭学勤之间有多笔银行流水往来，根据姚正英主张，上述流水中同时包括借款及为抵押贷款所用的流水，郭学勤则认为全部系为抵押贷款所用流水，双方对此陈述不一，姚正英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法院根据双方款项往来的实际金额予以认定。根据郭学勤统计，其认可收到姚正英及委托人的转款为7398350元，其回款为6187380元，郭学勤认为案外人代某的转账与本案无关，但代某认可其向郭学勤的转账505000元系姚正英委托用于抵押贷款所用，故该笔505000元应计入郭学勤收款中，另外姚正英自认代某该笔款项转回了33万元，故根据郭学勤自认的双方往来款项，加上案外人代某与郭学勤的往来款项，差额已超过本案姚正英主张的借款本金1234000元。综上，姚正英与郭学勤之间客观存在交易款项往来差额，另有曹文丽、郭学勤补签名的《借款合同》、《借据》，姚正英与曹文丽、郭学勤借贷关系成立，法院予以确认。姚正英主张曹文丽、郭学勤偿还借款本金1234000元，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因姚正英认可《借款合同》系后补签，法院也是根据双方之间实际的款项往来差额认定借款事实，双方交易往来至2017年5月4日，故法院调整为从2017年5月5日起按月息2%标准计算利息。另本案审理中，郭学勤申请调取姚正英及案外人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等人社保信息，该调查与本案审理无关，法院不予准许。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郭学勤、曹文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姚正英偿还借款本金1234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234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5月5日起按月利率2%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姚正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曹文丽向本院提交了郭学勤与方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方某以帮助郭学勤偿还姚正英的借款为由，提出将曹文丽和郭学勤共有的房屋赎楼后再贷款，并以所得贷款偿还借款的方案，诱使曹文丽与郭学勤办理了赎楼委托，并在该过程中以赎楼需要为名，让曹文丽和郭学勤签署了空白的《借款合同》和《借据》，随后将其作为本案的债权凭证提起诉讼。姚正英质证称：1.该证据不是姚正英本人作出，方某也未经姚正英授权，姚正英对方某微信中相关陈述不应承担相应后果。2.该证据涉及的微信截图虽有30份之多，但纵观前后，自始至终无一处可证实曹文丽所称的方某及姚正英骗取曹文丽签署相关《借款合同》或《借据》的事实。3.该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姚正英主张的帮郭学勤赎楼的事实，而该被赎楼的房屋为郭学勤和曹文丽共同共有，如果曹文丽未承诺对郭学勤的两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姚正英不可能在郭学勤没有能力偿还的情况下，再借出123万元。郭学勤质证称：1.对于曹文丽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2.关于方某的身份，姚正英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已显示其曾通过方某转给郭学勤25万元，而且2017年5月5日《公证书》中方某也是作为受托人。方某实际是案件的真实参与人。对此，本院认为，曹文丽提交的郭学勤与方某之间的微信记录，无论其真实与否，该微信记录的内容均未显示与姚正英存在关联，且微信记录也未显示方某承认其骗取曹文丽签署《借款合同》和《借据》的事实，故该微信记录对本案审理并无直接影响，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是否存在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二、三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系针对涉案借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曹文丽主张涉案借款系由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和代某支付给郭学勤的，上述人员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且一审法院未对上述人员的证人证言进行质证，违反了法定程序。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对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当面进行询问的询问笔录以及代某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和代某均认可其向郭学勤转账的款项均是受姚正英委托。因上述人员均未就涉案借款主张与郭学勤、曹文丽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上述人员并非本案当事人，曹文丽主张一审未将上述人员列为当事人属遗漏当事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在对方某、杨某、李某、苏某、程某进行询问后，已就相关询问笔录交本案三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三方当事人均就该询问笔录发表了质证意见。故曹文丽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就相关证据进行质证，与事实不符。因此，一审程序合法，曹文丽要求发回重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郭学勤认可向姚正英借款的事实，且对一审判令其偿还借款本息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曹文丽承认《借款合同》和《借据》中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主张是受欺诈而为，曹文丽应对其该项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曹文丽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借款合同》和《借据》时存在受欺诈的情形。《借款合同》和《借据》系事后补签的事实也不足以证实曹文丽上述主张。另外，曹文丽还主张其当时所签的《借款合同》系空白合同，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曹文丽承认其在签署该合同时知晓系《借款合同》，曹文丽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理应知晓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签名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与责任。故即使曹文丽系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签名，其也应自行承担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同时鉴于曹文丽与郭学勤之间存在的特殊身份关系，曹文丽在明知郭学勤欠姚正英大额借款未归还的情况下还配合郭学勤签署《借款合同》和《借据》，已初步显示其有与郭学勤共同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曹文丽否认其存在该意思表示，应提供证据反证。而曹文丽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本人所签的《借款合同》和《借据》，一审由此判令曹文丽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一审确定的本金金额及利息计算方式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曹文丽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819元，由上诉人曹文丽承担（上诉人曹文丽已预交，本院不予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张慧(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