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1民终14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省中油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漯河市源汇区长江路35号能源大厦。法定代表人：吴玥婵，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萃文，公司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红娟，漯河市化学行业管理协会职员。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政军，男，汉族，1969年8月26日出生，住陕西省宜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坤，陕西省洋县磨子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洋县东方加油城，住所地：陕西省洋县东环二路。法定代表人：李彦珍，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涛，男，汉族，1972年12月28日出生，住陕西省洋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政军，男，汉族，1969年8月26日出生，住陕西省宜群县。原审第三人：张曼曼，女，现年32岁，住漯河市源汇区。上诉人河南省中油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公司）因与上诉人崔政军、洋县东方加油城（以下简称加油城）、杜涛及原审第三人张曼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召陵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4民初1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萃文、吕红娟、上诉人崔政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坤、上诉人加油城、杜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政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张曼曼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油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货款975211元，并赔偿因迟延付款而产生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自2012年3月13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或发回重审；3、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欠款事实真实存在，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但认定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事实是错误的，2018年、2019年提起法律诉讼不超过时效规定。被上诉人崔政军曾在多地居住，为逃避债务躲避追讨经常变换自己所在地点，2013年上诉人向漯河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经调查得知崔政军是陕西铜川市宜君县人，不经常在当地居住，上诉人自2012年至2017年多次派人到陕西西安、汉中、铜川和四川等地找被上诉人追要欠款未果。上诉人业务经理在与被上诉人崔政军交往过程中得知他经常居住在陕西汉中和西安等地，他在2019年1月25日向源汇区法院递交的答辩状上称长期居住地为陕西省洋县洋州街道办事处蔬菜批发市场，而在庭审时又提供了一个自2011年一直居住在洋县××××村的居委会证明，实际上可能在当地有一所住房，就像他在西安、××、××等地均有住房是一样的，上诉人去要账的人员到哪里也都见不到他，他或是不接电话，或是说自己不在当地无法见面，涉及欠款就说用户未付款现在给不了钱等等理由。2012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上诉人公司张曼曼、孙文娟等人在发了后四车油品后前去映西汉中找被上诉人崔政军催要1月、2月份的欠的油款；2012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上诉人公司曹伟涛前去陕西汉中找被上诉人崔政军核对欠款账目并催要油款；2012年12月上旬至12月下旬上诉人公司李明前去陕西汉中找被上诉人崔政军催要欠款；2013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上诉人公司张杰、贾丽楠、马丽娜、杨顺利等人到陕西汉中找被上诉人崔政军催要欠款；2014年5月下旬上诉人公司李玉华、李丽英前往陕西西安找被上诉人崔政军催要欠款；2014年8月中旬上诉人公司刘惠霞前往陕西西安找被上诉人崔政军催要欠款；2015年5月下旬上诉人公司刘艳红、魏忠华王香丽、张继冰前往陕西西安、××、××等地找被上诉人崔政军催要欠款；2016年4月下旬上诉人公司吴俞岐与刘惠霞前往陕西西安找被上诉人崔政军催要欠款；2017年4月上旬上诉人公司刘惠霞前往陕西西安找被上诉人崔政军催要欠款；2017年4月下旬上诉人公司陈刚前往陕西西安找被上诉人崔政军催要欠款。以上均有上诉人派出的催要货款人员为寻找被上诉人政军出差到当地的票据证明、被上诉人欠款以来，上诉人每年一直多次派人找被上诉人崔政军催要欠款，被上诉人崔政军多处躲避，原来签合同时他留的电话号码打不通或者拒接要账人员的电话。2018年9月29日，吴俞岐与崔政军通电话对账和催要欠款时，崔政军自称在四川。2019年2月2日崔政军打电话给吴俞岐谈到欠款算账后付给上诉人，吴总问起是否在西安，崔政军说自己在山东，说明他并不是一直在自××洋县。2019年5月24日吴俞岐和被上诉人杜涛通电话录音中，杜涛也证实崔政军常住在西安和铜川。2018年底上诉人在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向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被上诉人崔政军提出管辖权异议，上诉人2019年3月转在召陵区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多次派人找被上诉人催要欠款的过程和吴俞岐与被上诉人的电话录音都证明从未放弃主张自已的权利，诉讼请求不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二、一审时上诉人没有能在庭审中提交催要欠款的证据，有客观的原因，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要求再次开庭质证催要欠款人员出差票据和电话录音等新证据，损害上诉人利益。上诉人向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定于2019年5月9日下午在一审法院开庭，因与上诉人在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另一再审案件开庭日期时间相同发生冲突，上诉人向一审法院中请调整开庭日期至当日上午，可是阴差阳错，漯河中院通知的再审案件也同时改在5月9日上午审理，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法官提出将庭审时间仍然定在5月9日下午，但是并未获得同意，一审法官要求上诉人在漯河中院的案件庭审结束后再到召陵法院参加本案的庭审因再审案件复杂，涉及的当事人较多，5月9日上午中院庭审时间一直进行到11点半多才结束，等我们从课河中院匆忙赶到召陵法院时已超过中午12点，公司财务人员已经下班，无法当庭提交装订在财务会计凭证上的出差票据作为证据；上诉人在庭审后曾经口头和书面向法官申请再次开庭质证催要欠款人员出差票据和电话录音等新证据，一审法官没有批准再开质证庭，就直接作出了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严重损害上诉人利益的错误判决。三、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崔政军系自然人，在一审中担任洋县东方加油城的代理人，仅有加油站法定代表人李彦珍签字的委托，却没有向法院提供该加油站盖章的委托手续，应视为加油站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应将洋县东方加油城按缺席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崔政军担任洋县东方加油城和杜涛的代理人，不具有代理人身份，是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欠款事实存在，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是正确贯彻我国关于经济工作的司法政策，最大限度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达不到定纷止争的目的，给上诉人造成巨大损失，根据民诉法和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查明真相，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货款本金和利息以及损失。崔政军、加油城、杜涛辩称：同上诉状。崔政军、加油城、杜涛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被告欠原告汽油款975211元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事实及理由：一、原、被告双方签订“油品购销合同”的事实及签订“油品购销合同”的时间一审已经查明无误，上诉人予以认可。但是从一审原告的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均证明双方签订的“油品购销合同”于2012年3月13日就终止了履行。一审原告诉状中陈述到“截止3月底被告欠款增加了4车其中:2012年2月29日，被告租用豫Ｌ×××××车从漯河原告公司油库装车发出国二93＃汽油33.61吨送往被告指定油站，…，2012年3月13日供应3车…。这四车汽油货款总额为1123820.5元，经原告催要被告崔政军仅支付了148609.5元。剩余975211元一直未付。”一审人民法院在庭审中已查明了该事实，就是2012年3月13日之后双方之间再没有发生汽油买卖交易的事实，而被告提供了2012年3月9日至2012年6月14目给原告转款114万元的转款凭证。从交易事实和付款时间上看被告支付原告的114万元就是被告支付原告汽油的全部价款，证明了被告已经将原告的汽油款全部支付清楚。二、一审判决书第7页21行中的“原告提出被告欠油款975211元本院予以认定”，而一审人民法院对该认定的依据是，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被告崔政军书写的一张所谓的欠条及2012年7月24日第三人张曼曼和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该两份证据上诉人质证时经过辨认，上诉人发表的质证意见是，条据上的落款12.7不是上诉人书写的，其余字是上诉人的字迹，并指出应该是原告方添加的12.7，原告代理人吴俞岐也是实际的公司法人对被告的质证意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默认了被告的质证意见。上诉人对与第三人张曼曼之间的通话录音质证意见是，第三人张曼曼是原告公司的汽油供销员，而不是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在被告将原告汽油销售后出现了质量问题时，被告多次请求原告公司出面解决汽油质量问题给各加油站造成的损失，公司一直不予出面解决汽油质量问题而只是唯收汽油款，被告在电话中就不敢说自己已经将汽油款支付清楚的事实，目的是让公司认为不给被告解决汽油质量问题，汽油款不好收的心理负担，期盼公司派人和被告一同解决汽油质量问题。所以在该通话录音中证明了被告一直在和第三人张曼曼强调的是汽油质量问题，第三人张曼曼提出的欠汽油款的话题被告没有作出更多解释。不能将被告与原告公司销售员张曼曼的通话录音作为欠原告汽油款的证据。一审庭审中审判法官也没有再对原告提供的该所谓的欠条及通话录音进行向当事人发问、调査、核实。而该判决书中直接将所谓的欠条和被告与第三人张曼曼的通话录音作为认定被告欠原告975211元的重要证据进行了认定。判决书中将欠条落款12.7认定为2012年7月崔政军向原告书写了欠975211元的欠条，将上诉人在2012年3月9日至2012年6月14日之间给原告转汽油款114万元排除在了写欠条之前，所以导致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提出被告欠油款975211元本院予以认定”的错误认定。上诉人不懈的是一审法官为什么会将12.7认定为2012年7月，难道12.7就不会是12月7日，按照中国文字的书写习惯和各种条据的书写惯例落款日期是具体到日，没有任何条据的落款日期落在月份上，2012年3月双方交易终结至今7年多时间，被告也不可能把一个双方交易完成之后的清算条据记的那么清楚，就算该条据上12.7是被告书写的，那么也应该是12月7日，而不是2012年7月。因为在2012年4月被告将从原告处购买的汽油销售给各加油站，通过加油站再销售给用户后已经全部出现了汽油质量问题，被告和原告已经形成了汽油买卖纠纷，被告完全不可能在2012年7月再给原告书写欠975211元的欠条。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规定，原告一审诉状中清楚的陈述被告欠原告的四车汽油款，有供油的时间、吨位、总计油款及所欠油款，而被告提供了在收到原告汽油后给原告转汽油款114万元的转款凭证，完全能够证明被告已经全额支付了原告的汽油款。原告认为被告给自己所转的汽油款114万元不是支付的该四车汽油的油款，原告就应该提供和被告另有汽油交易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原告的诉讼主张是不能成立的。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依据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进行的依法公正判决。上诉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判决结果。上诉人只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该一审判决书中第7页21行中的“原告提出被告欠油款975211元本院予以认定”的错误认定。故上诉人敬请贵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为盼。中油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认可与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称2012年3月收到我公司4车油品后，于2012年3月9日至2012年6月14日分7笔将货款全部结清，与事实不符。崔政军是陕西的一个油贩子，曾挂名在洋县东方加油城与该加油站老板杜涛合伙从事油品生意，洋县东方加油城是1999年设立的一家有成品油零售经营资质的个人独资企业，原法人代表杜枫，杜涛是加油站的实际负责人，2018年10月12日法人代表变更为李彦珍。2011年下半年崔政军结识我公司业务员张曼曼，从我公司购进许多车T50掺烧汽油基础组份，购进的油品不仅供自己的加油站销售，同时分销给陕西、四川多地加油站。为长期合作，2011年11月与我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并约定:“掺烧汽油货到付款;93＃汽油押一车款，如不合作，1个星期内付款.”虽然在购销合同中约定了结算时间，实际上大部分货款都是在收到油品1个多月才结清。崔政军仅通过张曼曼从我公司购进油品。经统计，2012年1月份11车363.74吨约280多万元，2月份6车197.82吨，货款为1541269元，加上3月份新增的4车货款1123820.5元，累计总额超过500万。另崔政军在我公司业务员马丽娜处也有货款未结清，这在崔政军与张曼曼的通话中也有提到过。崔政军于2012年3月-6月7笔共计114万的银行打款记录，支付的是拖欠我公司200多万元货款的一部分，该事实从2012年7月24日张曼曼与崔政军的通话中，张曼曼说:“…我这边算算有975211，我给你传过去，你那边对对”，“给你(指崔政军)那个单子是200多万”，“中间两个多月打了将近100万，100万多一点儿，还剩不到100万。”崔政军打款的时间发生在两人通话前即2012年7月24日前，恰好与这7笔打款时间吻合，但与本案975211元的欠款无关。而崔政军辩称114万元是用于支付本案所涉4车汽油的货款，又称“张曼曼只是公司业务员而不是财务人员，不告知张曼曼货款已结清，是为了让公司解决油品质量问题。”这7笔114万元的货款，每笔金额都在万元以上，并且收款账户也不是我公司的公存账户，崔政军在个人银行账户转款前，肯定先提前向张曼曼核对账户身份信息，打款后会再次通知张曼曼，告知打款时间和金额以便査询是否收到。同时7笔汇款从3月至6月，时间跨度非常大，我公司财务人员在收到崔政军的汇款后，也不可能洞悉崔政军的意图，有意配合崔政军对公司和业务员隐瞒不报。我们认为，上诉人的说辞明显不符合常理，很显然是为了逃避债务。二、无论欠条的落款日期是2012年7月还是12月7日，都是在975211元的欠款事实形成后，经多次催要崔政军向我公司出具的，是崔政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一审庭审中，崔政军承认欠条内容是他本人所写，却称日期不是他写的，这不符合逻辑也不是事实。欠条是严格的法律文书，无论欠条的落款日期是2012年7月还是12月7日，都是在欠款事实形成后，崔政军向我公司出具的，是崔政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过磅单、随车合格证回执、对账单、欠条、张曼曼与崔政军的通话录音，已充分证明崔政军及加油站收到我公司4车油品后，仍有975211元货款未结清的事实。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定被告支付原告货款本金975211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从欠款即日起至付清欠款之间的利息，按同期银行最高贷款利率计算；3、依法判定被告支付多年以来原告方追讨欠款所产生的费用；4、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政军系加油城的业务经理，2011年11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油品购销合同，合同中双方对合同标的、数量、提油方式、油品验收、结算期限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上被告加油城法人代表人（负责人）杜涛签字并盖有加油城公章，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崔政军多次供油。其中2012年2月29日供油一车，2012年3月13日供油三车，该四车油货款总额为1123820.5元，2012年3月9日-6月14日，被告崔政军分7次向原告汇款114万元。2012年7月被告崔政军向原告书写了欠975211元的欠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被告是否欠款；二是该欠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11月11日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崔政军供油，被告崔政军提供的汇款114万元的银行凭证均在2012年6月以前，2012年7月崔政军向原告书写了欠975211元的欠条，且2012年7月24日第三人张曼曼和被告崔政军通话录音中被告崔政军也认可欠款，故原告提出被告欠油款975211元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举证原则，原告应提供在2013年至2018年将近六年当中向被告崔政军、加油城催要货款的证据，因原告没有提供在这六年当中向被告催要货款的证据，故被告辩称中提出该款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本院予以采信。所以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河南省中油能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4030元，减半收取7015元，由原告河南省中油能源有限公司承担。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崔政军、加油城、杜涛是否欠款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崔政军、加油城、杜涛称已经给付过涉案所欠款项。本院认为，崔政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也应当知道在给付过欠款后应当将“欠条”收回的常识，因该“欠条”确为崔政军书写，故本案中“欠条”的落款日期的争议并非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而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崔政军在录音中认可涉案欠款，并且崔政军、加油城、杜涛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已经给付的114万元包括中油公司所诉请的975211元。综上，应当认定上诉人崔政军、加油城、杜涛尚有975211元欠款未支付，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所涉欠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争议，本院认为，上诉人中油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在2013年至2018年向崔政军催要货款的证据，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中油公司提供了出差的票据，但此票据并不能直接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即该份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向上诉人崔政军索要货款，其提供的（2018）豫1102民初4005号民事裁定书为2018年10月份出具，此时已经超过本案的诉讼时效，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故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中油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中油公司与上诉人崔政军、加油城、杜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60元，由上诉人河南省中油能源有限公司负担14030元，上诉人崔政军、洋县东方加油城、杜涛负担140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强审判员 刘 超审判员 曹光辉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张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