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81民初2365号原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行，住所地浏阳市劳动南路**。负责人：彭洁，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耀俭，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良香，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行员工。被告：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住，住所地浏阳市荷花街道西环村闵家组/div>投资人：林建光。被告：林建光，男，197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投资人，住浏阳市。被告：熊晓洁，女，1974年4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浏阳市。被告：浏阳市集里出口礼花厂，住，住所地浏阳市集里街道百宜社区/div>投资人：廖爱国。被告：廖爱国，男，197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浏阳市集里出口礼花厂投资人，住浏阳市。被告：熊辉其，男，195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浏阳市集里出口礼花厂原投资人，住浏阳市。被告熊晓洁、浏阳市集里出口礼花厂、廖爱国、熊辉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招峰，上海兰迪（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宜才，男，1947年2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浏阳市。被告：彭淑华（系刘宜才之妻），女，1950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浏阳市。被告（追加）：浏阳市复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浏阳市/div>法定代表人：王计武，总经理。被告（追加）：王计武，男，197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浏阳市复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浏阳市。原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行（以下简称长沙银行）与被告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以下简称吉利包装厂）、林建光、熊晓洁、浏阳市集里出口礼花厂（以下简称集里礼花厂）、廖爱国、熊辉其、刘宜才、彭淑华及追加被告浏阳市复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旺公司）、王计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沙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良香、被告兼被告吉利包装厂的投资人林建光、被告熊晓洁、集里礼花厂、廖爱国、熊辉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招峰、被告刘宜才、追加被告兼追加被告复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计武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彭淑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长沙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吉利包装厂偿还原告借款3669811.15元、利息80815.15元及从2019年3月12日起按约定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林建光、熊晓洁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集里礼花厂、廖爱国、熊辉其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原告对被告刘宜才、彭淑华抵押的房产在抵押担保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被告复旺公司、王计武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上述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23日，被告吉利包装厂因经营需要，要求以被告刘宜才、彭淑华的房产作抵押（说明：刘宜才、彭淑华于2014年1月16日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已将房产抵押给了原告，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并由被告林建光、熊晓洁、集里礼花厂提供保证担保，向原告借款380万元，为此，原告分别与吉利包装厂、林建光、熊晓洁、集里礼花厂签订了《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人民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人民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对借款、汇票承兑、保证及抵押的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约定及吉利包装厂的申请，向吉利包装厂发放了贷款150万元，并提供了多张银行承兑汇票，但借款及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吉利包装厂并没有根据约定还清借款、原告垫付的承兑汇票款及利息。至2019年3月11日止，吉利包装厂共欠原告借款3669811.15元、利息80815.15元未还。林建光、熊晓洁、集里礼花厂、刘宜才、彭淑华分别对上述债务提供了担保，根据约定及法律规定，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被告廖爱国是集里礼花厂的现投资人、被告熊辉其是集里礼花厂的原投资人，当集里礼花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廖爱国、熊辉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对集里礼花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吉利包装厂将名称变更为被告复旺公司后已向客户发出了《更名通知函》，要求客户继续履行与吉利包装厂签订的合同，并将与吉利包装厂发生业务往来的所有款项汇入复旺公司和被告王计武的银行账户，因而复旺公司和王计武也应当对吉利包装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吉利包装厂一直未偿还原告的借款及利息，从而引发诉讼。被告吉利包装厂、林建光辩称，被告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无异议，对应承担的责任同意承担，但吉利包装厂没有变更为复旺公司，复旺公司、王计武与吉利包装厂没有任何关联往来，也没有资金、财产的转移，复旺公司、王计武不应承担责任。被告熊晓洁、集里礼花厂、廖爱国、熊辉其辩称，被告熊晓洁对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无异议。被告集里礼花厂保证担保的最高债务余额为300万元，因而集里礼花厂仅在主债务300万元内承担保证责任，原告主张的利息、罚息过高，应当予以调整。被告廖爱国是集里礼花厂的投资人，根据法律规定，当集里礼花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廖爱国才能作为投资人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补充清偿，现集里礼花厂并未出现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形，因而廖爱国不应列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也不应承担责任，如果在执行阶段出现集里礼花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形，亦可以追加廖爱国为被执行人。被告熊辉其不是本案债务的债务人，也不是本案债务的担保人，亦不是集里礼花厂的投资人，因而熊辉其不应列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也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刘宜才辩称，被告刘宜才是浏阳市澄潭江供销社的退休职工。2014年1月，刘宜才的小儿子刘波对刘宜才说，有一笔款项要转，需要刘宜才签字，刘宜才便和刘波一起来到浏阳市行政中心，并在刘波的要求下在合同上签字。在整个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没有要求刘宜才提供身份证、手机号码，也没有向刘宜才说明合同内容，只是要求刘宜才在指定的地方签字，刘宜才这才在没有考虑和检查的情况下进行了签字，当时，刘宜才的妻子彭淑华不知情，也不在场，因此，刘宜才是在不知道合同真实内容的情况下被骗签字的，彭淑华的签字及指纹是伪造的。刘宜才有三个儿子，在2001年分家时，担保合同上的房产已分给了二儿子刘志，房产证是刘波瞒着全家人拿走的，刘宜才和彭淑华都不认识被告林建光，刘宜才和彭淑华不可能为一个陌生人的贷款提供房产抵押担保，因此，应当认定抵押合同无效，银行应当解除合同，归还房产证。被告彭淑华无答辩。被告复旺公司、王计武辩称，被告王计武是被告吉利包装厂于2014年聘用的运输工，月薪为4500元，2018年，吉利包装厂更名为被告复旺公司后，王计武受投资人林建光的委托担任了复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计武既没有投资，也没有管理生产业务和财务等，只是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王计武与复旺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2018年10月，复旺公司投资人林建光用王计武的身份证在农村商业银行荷花支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卡号为62×××09、账号为82×××74）作为复旺公司的账户在使用，与王计武无关。王计武在农村商业银行荷花支行借款20万元用于偿还购买房产的欠款，这是王计武的个人财产，与复旺公司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处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16日，被告吉利包装厂因经营需要，要求以登记在被告刘宜才名下的房产作抵押向原告长沙银行借款，为此，刘宜才作为抵押人、吉利包装厂作为债务人共同与长沙银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0136XXXXXXXX102768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时，被告彭淑华作为刘宜才的配偶亦在该《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最高额抵押合同》的首部中写明：为确保2014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该期间系指债权合同签署时间、以及债权形成时间，不包括债务到期时间，即债务到期日不受上述期间限制，如主合同项下的垫款、利息、费用等的实际形成时间超出该期间，仍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抵押权人（即长沙银行）与债务人（即吉利包装厂）之间发生的债务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的债权（包括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的实现，抵押人（即刘宜才）愿意为债务人与抵押权人之间的主债务的履行提供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1、担保方式，房产抵押，抵押物为登记在刘宜才名下的位于浏阳市证号为浏房权证字第**、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浏国用（98）字第××号的房产；2、担保范围，主债权项下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3、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无论抵押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抵押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抵押人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责任内承担全部担保责任，且不以抵押权人对主合同项下债权是否拥有其他形式的担保而拒绝承担担保责任，且抵押人承认债权人有优先选择任何一种或同时选择几种担保权实现自身债权的权利；4、出现抵押权人根据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立即到期及要求提前收回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情形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提前履行担保责任。同时，《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后，登记在刘宜才名下的房产于2014年1月26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其《房屋他项权证》中写明：房屋他项权利人为长沙银行，房屋所有权人为刘宜才，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抵押人为刘宜才，债务人为吉利包装厂，抵押户室为整栋，债权数额为100万元。抵押手续办好后，该抵押房产的房产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他项权证》的原件交给了长沙银行保管。此后，吉利包装厂依据《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向长沙银行进行了借款、还款。2018年1月23日，吉利包装厂又要求依据《最高额抵押合同》，并由被告林建光、熊晓洁、集里礼花厂提供保证担保，向长沙银行借款380万元，为此，长沙银行与吉利包装厂签订了合同编号为Ｓ2013XXXX11号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与林建光、熊晓洁、集里礼花厂分别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32XXXXXXX300645号、2320XXXXX8300646号、232XXXXXXX17300440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中，《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中约定：1、甲方（即吉利包装厂）在本合同约定的授信有效期限内可向乙方（即长沙银行）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80万元，授信种类为贷款、汇票承兑；2、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24个月，自2017年1月18日起至2019年1月17日止；3、为保证本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债权能够得到清偿，采取如下一项或数项担保：⑴保证人林建光、熊晓洁、集里礼花厂与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2320XXXXXXX300645号、2320XXXXXX00646号、232XXXXXXX0440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⑵抵押人刘宜才与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0136XXXXXXXX2768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4、在本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和最高授信额度内，甲方可一次或分次使用授信额度，对已清偿的授信额度可再次使用，对未使用的授信额度在期限届满后自动取消；5、甲方必须在约定的授信期间内申请使用授信额度，每笔授信额度的开始使用日期不得超过授信期间的截止日，每笔授信额度截止使用日必须发生在本授信合同规定的截止日到期后的180日内；6、本合同项下的票据、保函等业务中乙方应计收的费用、票据贴现的贴现率、贷款的利率等，均由甲方与乙方在每项具体业务合同中约定。3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约定：1、保证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承诺：当债务人未依照形成主债权的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履行主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债权是否拥有其他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立即要求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全部担保责任，保证人承诺不要求债权人先就债务人自身提供的物的担保实现担保物权，且保证人承诺债权人有权选择任何一种或同时选择几种担保方式来实现自身债权；2、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因本条所列保证范围的计算，造成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主债务余额超过最高余额时，对超过的部分，保证人一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4、出现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提前收回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情形时，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提前履行保证责任。长沙银行与林建光、熊晓洁分别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320XXXXXXXX0645号、23202XXXXXXX646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还约定：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债务发生期间为2018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17日（该期间系指债权合同签署时间、以及债权形成时间，不包括债务到期时间，即债务到期日不受上述期间限制，如主合同项下的垫款、利息、费用等的实际形成时间超出该期间，仍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最高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380万元。长沙银行与集里礼花厂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32XXXXXX0440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还约定：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债务发生期间为2017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18日（该期间系指债权合同签署时间、以及债权形成时间，不包括债务到期时间，即债务到期日不受上述期间限制，如主合同项下的垫款、利息、费用等的实际形成时间超出该期间，仍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最高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300万元。同时，上述《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和3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长沙银行为了根据《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向吉利包装厂发放贷款150万元，还与吉利包装厂签订了《人民币借款合同》。《人民币借款合同》中约定：1、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50万元，借款用途为支付货款，借款期限为12个月，合同利率为月利率5.8‰，还本付息方式为到期还本、按月付息，担保措施为保证；2、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归还借款时，贷款人有权对逾期归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分别按其逾期天数，在约定的借款利率的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与复利，罚息与复利的月利率统一为8.7‰；3、借款人未按期归还借款本金或按期支付利息时，视为借款人违约，贷款人可以提前收回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行使担保权利，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解除合同等。同时，《人民币借款合同》中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人民币借款合同》签订后，长沙银行于2018年1月25日向吉利包装厂发放了贷款150万元，吉利包装厂在《借款借据》上盖章。《借款借据》中写明：“借款单位为吉利包装厂，借款金额为150万元，借款用途为支付货款，借款期限为12个月，于2019年1月17日到期，借款利率为月利率5.8‰”。2018年5月31日，吉利包装厂提交了两份承兑金额分别为20万元、4万元、到期日均为2018年11月30日、收款人分别为海盐华达油墨有限公司、湖北盛大纸业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并交纳了承兑保证金12万元，要求长沙银行根据《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开出两张银行承兑汇票，长沙银行同意后，与吉利包装厂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320XXXXXXXX23000号的《银行承兑协议》。该《银行承兑协议》中约定：1、甲方（即长沙银行）为乙方（即吉利包装厂）开出银行承兑汇票2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4万元（一张为20万元、一张为4万元），敞口金额为人民币12万元，保证金比率为50%；2、乙方以林建光、熊晓洁提供保证担保、刘宜才提供抵押担保的方式，作为履行本协议的担保条件；3、乙方应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3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甲方，以备支付到期票款；4、承兑手续费按票面金额的0.5‰计算，乙方在甲方承兑时一次性付清；5、承兑汇票到期日，甲方凭票无条件支付票款，如汇票到期日前乙方未能足额交付票款，甲方有权从乙方在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辖内开立的任何存款账户上扣款以作支付，因乙方不足交付及其账户余额不足扣收而致甲方垫付票款的，由甲方按垫款金额的日万分之五计收罚息；6、乙方不能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则甲方有权依据签订的相关保证合同追究保证人的连带责任，或依照法律及抵押合同处分抵押物优先受偿；7、若乙方发生银行承兑汇票逾期，则甲方有权宣布乙方在甲方申请的全部银行承兑汇票和贷款到期，要求乙方立即清偿全部银行承兑汇票的敞口金额和贷款，并支付利息、承担费用。该《银行承兑协议》签订后，长沙银行为吉利包装厂开出了2张票面金额分别为20万元、4万元、到期日均为2018年11月30日、收款人分别为海盐华达油墨有限公司、湖北盛大纸业有限公司、敞口金额分别为10万元、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18年7月9日，吉利包装厂向长沙银行提交了10份承兑金额均为2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9年1月9日、收款人均为浏阳市永泰纸业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并交纳了承兑保证金100万元，要求长沙银行根据《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开出10张银行承兑汇票，长沙银行同意后，又与吉利包装厂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32XXXXXXX000号的《银行承兑协议》。该《银行承兑协议》中约定：1、甲方（即长沙银行）为乙方（即吉利包装厂）开出银行承兑汇票10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10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均为20万元），敞口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10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敞口金额均为10万元），保证金比率为50%；2、乙方以林建光、熊晓洁、集里礼花厂提供保证担保的方式，作为履行本协议的担保条件；3、其他约定和合同编号为2320XXXXXXXX23000号的《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相同。该《银行承兑协议》签订后，长沙银行为吉利包装厂开出了10张票面金额均为2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9年1月9日、收款人均为浏阳市永泰纸业有限公司、敞口金额均为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同日，吉利包装厂还向长沙银行提交了4份承兑金额均为2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9年1月9日、收款人均为湖北秦楚纸业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并交纳了承兑保证金40万元，要求长沙银行根据《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开出4张银行承兑汇票，长沙银行同意后，第三次与吉利包装厂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32XXXXXXX1000号的《银行承兑协议》。该《银行承兑协议》中约定：1、甲方（即长沙银行）为乙方（即吉利包装厂）开出银行承兑汇票4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80万元（4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均为20万元），敞口金额为人民币40万元（4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敞口金额均为10万元），保证金比率为50%；2、乙方以林建光、熊晓洁提供保证担保、刘宜才提供抵押担保的方式，作为履行本协议的担保条件；3、其他约定和合同编号为232XXXXXXXX000号的《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相同。该《银行承兑协议》签订后，长沙银行为吉利包装厂开出了4张票面金额均为2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9年1月9日、收款人均为湖北秦楚纸业有限公司、敞口金额均为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18年9月27日，吉利包装厂向长沙银行提交了8份承兑金额均为1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9年3月27日、收款人均为湖南泽勤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并交纳了承兑保证金40万元，要求长沙银行根据《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开出8张银行承兑汇票，长沙银行同意后，第四次与吉利包装厂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32XXXXXXXXX4000号的《银行承兑协议》。该《银行承兑协议》中约定：1、甲方（即长沙银行）为乙方（即吉利包装厂）开出银行承兑汇票8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80万元（8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均为10万元），敞口金额为人民币40万元（8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敞口金额均为5万元），保证金比率为50%；2、乙方以林建光、熊晓洁、集里礼花厂提供保证担保的方式，作为履行本协议的担保条件；3、其他约定和合同编号为232XXXXXXXX000号的《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相同。该《银行承兑协议》签订后，长沙银行为吉利包装厂开出了8张票面金额均为1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9年3月27日、收款人均为湖南泽勤贸易有限公司、敞口金额均为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18年10月26日，吉利包装厂向长沙银行提交了5份承兑金额均为1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9年4月26日、收款人均为湖南泽勤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并交纳了承兑保证金25万元，要求长沙银行根据《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开出5张银行承兑汇票，长沙银行同意后，第五次与吉利包装厂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32XXXXXXXX2000号的《银行承兑协议》。该《银行承兑协议》中约定：1、甲方（即长沙银行）为乙方（即吉利包装厂）开出银行承兑汇票5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5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均为10万元），敞口金额为人民币25万元（5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敞口金额均为5万元），保证金比率为50%；2、乙方以林建光、熊晓洁提供保证担保、刘宜才提供抵押担保的方式，作为履行本协议的担保条件；3、其他约定和合同编号为232XXXXXXXX3000号的《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相同。该《银行承兑协议》签订后，长沙银行为吉利包装厂开出了5张票面金额均为1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9年4月26日、收款人均为湖南泽勤贸易有限公司、敞口金额均为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以上合计，长沙银行共为吉利包装厂开出了29张票面金额共计为434万元、敞口金额共计为217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吉利包装厂于2018年1月25日向长沙银行所借的150万元于2019年1月17日到期，该借款到期后，吉利包装厂从未偿还过借款本金，仅支付了部分利息，至2019年3月11日止，吉利包装厂尚欠长沙银行借款本金150万元、利息31542.76元及从2019年3月12日起按约定计算的利息未还（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5.8‰、逾期利率为月利率8.7‰）。长沙银行于2018年5月31日为吉利包装厂开出的2张票面金额合计为24万元、敞口金额合计为1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于2018年11月30日到期，吉利包装厂在上述2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没有将应付票款足额交给长沙银行，长沙银行在汇票到期日承兑上述2张银行承兑汇票时为吉利包装厂垫付了票款119811.15元（即抵减承兑保证金12万元及账户余款后，长沙银行还为吉利包装厂垫付了票款119811.15元），至2019年3月11日止，吉利包装厂尚欠长沙银行上述票款119811.15元及其从2018年11月30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未还。长沙银行于2018年7月9日为吉利包装厂开出的14张票面金额合计为280万元、敞口金额合计为14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于2019年1月9日到期，吉利包装厂在上述14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没有将应付票款足额交给长沙银行，长沙银行在汇票到期日承兑上述14张银行承兑汇票时为吉利包装厂垫付了票款140万元（即抵减承兑保证金140万元后，长沙银行还为吉利包装厂垫付了票款140万元），至2019年3月11日止，吉利包装厂尚欠长沙银行上述票款140万元及其从2019年1月9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未还。以上合计，至2019年3月11日止，吉利包装厂共欠长沙银行已到期的借款本金150万元、利息31542.76元、垫付票款1519811.15元及按约定计算的利息（利息包括：借款本金150万元、利息31542.76元从2019年3月12日起按约定计算的利息、垫付票款119811.15元从2018年11月30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垫付票款140万元从2019年1月9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未还、以及未到期的13张票面金额合计为130万元、敞口金额合计为6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应付票款65万元未付。因吉利包装厂一直拖欠长沙银行已到期的借款、垫付票款及利息未还，长沙银行于2019年3月19日诉至本院。诉讼期间，长沙银行以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已将吉利包装厂的财产转移给了复旺公司、王计武为由，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申请追加复旺公司、王计武为本案被告，并承担相应责任，为此，本院根据长沙银行的申请依法追加复旺公司、王计武为本案的被告参与诉讼。诉讼期间，长沙银行确认，长沙银行于2018年9月27日为吉利包装厂开出的8张票面金额合计为80万元、敞口金额合计为4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于2019年3月27日到期，吉利包装厂在上述8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没有将应付票款足额交给长沙银行，长沙银行在汇票到期日承兑上述8张银行承兑汇票时为吉利包装厂垫付了票款40万元（即抵减承兑保证金40万元后，长沙银行还为吉利包装厂垫付了票款40万元），至此，吉利包装厂还欠长沙银行上述票款40万元及其从2019年3月27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未还；长沙银行于2018年10月26日为吉利包装厂开出的5张票面金额合计为50万元、敞口金额合计为2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于2019年4月26日到期，吉利包装厂在上述5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没有将应付票款足额交给长沙银行，长沙银行在汇票到期日承兑上述5张银行承兑汇票时为吉利包装厂垫付了票款25万元（即抵减承兑保证金25万元后，长沙银行还为吉利包装厂垫付了票款25万元），至此，吉利包装厂还欠长沙银行上述票款25万元及其从2019年4月26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未还。庭审中，林建光提出，刘宜才用房产作抵押不是为吉利包装厂向长沙银行借款提供担保，而是为其儿子刘波向长沙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刘波是以吉利包装厂的名义向长沙银行借款的，2014年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吉利包装厂还与长沙银行签订了授信额度为400万元的授信合同，其中，100万元由刘宜才用房产作抵押提供担保，300万元由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吉利包装厂向长沙银行借款400万元后，100万元由刘波使用，300万元由吉利包装厂使用，该额度重复使用至2017年，2018年1月23日签订380万元的授信合同后，刘波使用的额度为80万元，现刘波实际使用67万元。庭审中，吉利包装厂、林建光、熊晓洁、集里礼花厂、廖爱国、熊辉其均提出，长沙银行主张的利息、罚息过高，应当予以调整。另查明，吉利包装厂是2000年4月3日注册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其投资人为林建光，2018年12月11日，吉利包装厂的住所地由浏阳市变更为浏阳市荷花街道西环村闵家组。复旺公司是2018年10月23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其股东为王计武（王计武系林建光姐夫）一人、法定代表人为王计武、监事为林建光、住、住所地为浏阳市018年11月30日，吉利包装厂向其客户发出了《更名通知函》，并加盖了吉利包装厂和复旺公司的公章，《更名通知函》中写明：“尊敬的客户：我厂因发展需要，公司名称及账户已更改，由原来的‘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变更为‘浏阳市复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自2018年12月1日开始，公司的提货单将全部使用新的公司名称，公司更名后，原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原有的业务关系保持不变，之前与‘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发生的所有业务往来款请汇入以下账户：变更后公司名称为浏阳市复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变更后开户银行为浏阳农村商业银行荷花支行，变更后公司账号为82×××74，变更后公司税号为91430181ＭＡ4Ｑ21Ｎ321，变更后私人收款账户户名为王计武，变更后私人收款账户开户行为浏阳农村商业银行荷花支行，变更后私人收款账户账号为62×××09，因我厂上述信息的变更给贵公司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贵公司一贯的支持和关怀，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和贵公司保持愉快的合作关系，希望继续得到贵公司的关心和支持。”吉利包装厂发出《更名通知函》后，王计武的账号为62×××09号的账户和复旺公司的账号为82×××74号的账户上有多笔与林建光、吉利包装厂的客户发生资金往来的记录。庭审中，王计武提出，复旺公司是林建光用王计武的身份证注册成立的公司，其股东名义上是王计武，实际是林建光，林建光对此予以确认。另查明，集里礼花厂是2002年4月24日注册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其投资人为被告熊辉其、投资额为193万元，2018年5月18日，集里礼花厂的住所地由浏阳市集里街道百宜社区变更为浏阳市集里街道西湖村、投资人由熊辉其变更为被告廖爱国，廖爱国的投资额亦为193万元。本院认为，原告长沙银行与被告吉利包装厂签订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人民币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双方都应当根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长沙银行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向吉利包装厂发放贷款150万元后，吉利包装厂就应当根据约定及时还清借款及利息，吉利包装厂逾期未还清借款及利息，已构成违约，吉利包装厂应承担违约责任，因至2019年3月11日止，吉利包装厂共欠长沙银行上述借款150万元、利息31542.76元元未还，因此，长沙银行要求吉利包装厂偿还借款150万元、利息31542.76元及从2019年3月12日起按约定计算的利息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长沙银行根据《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与吉利包装厂签订的5份《银行承兑协议》，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双方亦应当根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长沙银行根据5份《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共为吉利包装厂开出29张票面金额共计为434万元、敞口金额共计为217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吉利包装厂就应当根据约定在上述29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将应付票款足额交给长沙银行，因吉利包装厂未根据约定履行上述交付票款的义务，致使长沙银行在汇票到期日承兑上述29张银行承兑汇票时共计为吉利包装厂垫付了票款2169811.15元（其中，2018年11月30日垫付票款119811.15元、2019年1月9日垫付票款140万元、2019年3月27日垫付票款40万元、2019年4月26日垫付票款25万元），因此，长沙银行要求吉利包装厂偿还垫付票款2169811.15元及从垫付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利息包括：垫付票款119811.15元从2018年11月30日起、垫付票款140万元从2019年1月9日起、垫付票款40万元从2019年3月27日起、垫付票款25万元从2019年4月26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林建光为了保证吉利包装厂依据《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向长沙银行借款、汇票承兑所形成的债务得到清偿，虽然与长沙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林建光在最高主债务余额为38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林建光同时也是个人独资企业吉利包装厂的投资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因此，在确定林建光承担责任的方式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进行确定，即林建光应当对吉利包装厂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也即林建光应当对吉利包装厂应当偿还的上述借款、垫付票款、利息等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告熊晓洁为了担保吉利包装厂与长沙银行在2018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17日期间因借款、汇票承兑所形成的债务得到清偿，与长沙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并约定在最高主债务余额为38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熊晓洁就应当根据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现长沙银行已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和《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向吉利包装厂发放了贷款150万元、并开出了29张票面金额共计为434万元、敞口金额共计为217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而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并没有根据约定偿还借款、垫付票款及利息等，因此，长沙银行要求熊晓洁对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应当偿还的借款、垫付票款、利息等在最高主债务余额为38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熊晓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吉利包装厂、林建光追偿。被告集里礼花厂为了担保吉利包装厂与长沙银行在2017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18日期间因借款、汇票承兑所形成的债务得到清偿，与长沙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并约定在最高主债务余额为3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集里礼花厂就应当根据约定承担担保责任，集里礼花厂因承担上述担保责任所形成的债务亦属于集里礼花厂的债务，被告廖爱国作为个人独资企业集里礼花厂的投资人亦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对集里礼花厂的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现长沙银行已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和《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向吉利包装厂发放了贷款150万元、并开出了29张票面金额共计为434万元、敞口金额共计为217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而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并没有根据约定偿还借款、垫付票款及利息等，因此，长沙银行要求集里礼花厂、廖爱国对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应当偿还的借款、垫付票款、利息等在最高主债务余额为3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集里礼花厂、廖爱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吉利包装厂、林建光追偿。另外，廖爱国也可以根据其与被告熊辉其的相关约定向熊辉其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其投资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而上述规定亦是确定投资人、个人独资企业对相互之间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规定，因此，将廖爱国列为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责任，并无不妥，故廖爱国提出的其不应列为被告、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集里礼花厂与长沙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熊辉其虽然是集里礼花厂的投资人，但在2018年5月18日，集里礼花厂的投资人已由熊辉其变更成为廖爱国，现熊辉其既不是本案债务的债务人，也不是本案债务的担保人，亦不是集里礼花厂的投资人，因此，长沙银行要求熊辉其承担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刘宜才为了担保吉利包装厂与长沙银行在2014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因借款、汇票承兑所形成的债务得到清偿，与长沙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登记在刘宜才名下的位于浏阳市证号为浏房房权证字第**、有土地使用证号为浏国用（98）字第××号的房产作抵押，在最高债权数额为100万元的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房屋他项权证》后，刘宜才就应当根据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现长沙银行已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和《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向吉利包装厂发放了贷款150万元、并开出了29张票面金额共计为434万元、敞口金额共计为217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而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并没有根据约定偿还借款、垫付票款及利息等，因此，长沙银行要求对登记在刘宜才名下的已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的房产，在其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数额为100万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刘宜才在长沙银行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吉利包装厂、林建光追偿。刘宜才是根据其儿子刘波的要求、并在刘波在场的情况下与长沙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而林建光也提出，刘宜才用房产作抵押是为刘波以吉利包装厂的名义向长沙银行借款提供担保，而不是为吉利包装厂向长沙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且在2014年1月16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刘宜才67岁，是浏阳市澄潭江供销社的退休职工，刘宜才应当知道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房产作抵押提供担保的法律后果，因此，刘宜才提出的刘宜才是在不知道合同真实内容的情况下被骗签字的、刘宜才不可能为一个陌生人的贷款提供房产抵押担保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刘宜才抵押的房产已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而该抵押房产的房产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房屋他项权证》的原件也已交给了长沙银行保管，刘宜才虽然提出，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其妻子彭淑华不知情、也不在场、彭淑华作为抵押人配偶的签字及指纹是伪造的，但刘宜才是和其儿子刘波一起从家里到浏阳城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的，彭淑华作为刘宜才的妻子、刘波的母亲在事后也应当对此知情，彭淑华在知情后没有提出异议就应当视为同意，而长沙银行在取得抵押权后也发放了对应的贷款，因此，即使刘宜才所说属实，也不影响《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故刘宜才提出的抵押合同无效、银行应当解除合同、归还房产证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复旺公司是被告王计武注册成立的一人公司，虽然复旺公司不是由吉利包装厂变更产生的，但吉利包装厂发给其客户并加盖有吉利包装厂和复旺公司公章的《更名通知函》中写明，吉利包装厂因发展需要，名称由原来的吉利包装厂变更为复旺公司，自2018年12月1日开始，提货单将全部使用新的公司名称，更名后，原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原有的业务关系保持不变，之前与吉利包装厂发生的所有业务往来款请汇入复旺公司、王计武的账户，而《更名通知函》发出后，王计武和复旺公司的账户上就有多笔与林建光、吉利包装厂的客户发生资金往来的记录，且复旺公司的住所地就是吉利包装厂的住所地（说明：吉利包装厂的住所地后来变更到了其他地方，即浏阳市荷花街道西环村闵家组）、王计武与林建光之间也存在有特殊关系，因此，应当认定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复旺公司、王计武之间存在有资金、财产等的转移或者是混同，故长沙银行要求复旺公司、王计武对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应当偿还的借款、垫付票款、利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复旺公司、王计武虽然提出，复旺公司、王计武与吉利包装厂没有任何关联往来，也没有资金、财产的转移，复旺公司、王计武不应承担责任，但这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吉利包装厂、林建光、复旺公司、王计武提出的复旺公司、王计武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人民币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5.8‰、罚息与复利利率为月利率8.7‰、5份《银行承兑协议》中约定的计收罚息的标准为按垫款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收取，而上述约定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超过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因此，吉利包装厂、林建光、熊晓洁、集里礼花厂、廖爱国、熊辉其提出的利息、罚息过高、应当调整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林建光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行借款150万元、利息31542.76元及从2019年3月1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约定计算的利息（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5.8‰、罚息与复利利率为月利率8.7‰）；二、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林建光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行垫付票款2169811.15元及从垫付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利息包括：垫付票款119811.15元从2018年11月30日起、垫付票款140万元从2019年1月9日起、垫付票款40万元从2019年3月27日起、垫付票款25万元从2019年4月26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三、熊晓洁对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林建光应当偿还的上述借款、垫付票款、利息等在最高主债务余额为38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浏阳市集里出口礼花厂、廖爱国对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林建光应当偿还的上述借款、垫付票款、利息等在最高主债务余额为3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行对登记在刘宜才名下的位于浏阳市证号为浏房权房权证字第**、土地使用证号为浏国用（98）字第××号的房产，在最高债权数额为100万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浏阳市复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王计武对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林建光应当偿还的上述借款、垫付票款、利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驳回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行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680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1805元，由浏阳市吉利印刷包装厂、林建光、熊晓洁、浏阳市集里出口礼花厂、廖爱国、刘宜才、浏阳市复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王计武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胡德贵人民陪审员  易艳红人民陪审员  付名核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晏春红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8、《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9、《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本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10、《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11、《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1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1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14、《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本法所称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15、《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16、《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七条：为债务人抵押担保的第三人，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1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18、《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19、《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2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2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2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2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