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1653、16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协兴村**。法定代表人：罗宇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荣举、李皓，均为广东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祥德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城市天地广场**裙楼**8010。法定代表人：黄经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忠、鲁阳，均为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商铺iv>法定代表人：冯振文，执行董事兼经理。原审被告：曹辉明，汉族，男，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被告：冯丕志，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被告：珠海市众大利物资车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前山梅华西路**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冯丕志，执行董事兼经理。原审被告：玉林财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省玉林市人。住所地：广西省玉林市人民东路南侧（茂林镇陂石村）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陈润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明，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师妍，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联合广场首层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项国庆，该行行长。上诉人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铃股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祥德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德利公司）、珠海市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庆铃公司）和原审被告曹辉明、冯丕志、珠海市众大利物资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林财利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号民初578、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庆铃股份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6)粤03民初578号民事判决中第三项判决，依法改判庆铃股份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2、请求撤销(2016)粤03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中第三项判决，依法改判庆铃股份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3、由祥德利公司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关于“《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是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与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三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在收到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签章的案涉三方合作协议后，对三方合作协议进行了添加和修改，致使在三方合作协议的第三条第二款“提货方式”及第七条“特别约定”第四项“其他约定”等部分，出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手写条款，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于2015年6月26日才将其修改、添加的三方合作协议交回给庆铃股份公司，此时珠海庆铃公司已存在拖欠借款本息的情形。然而，一审判决却以“在三方己盖章且对该协议书横线上方的空白处未划掉或标注的情况下，即使存在添加也应视为授权同意”，“手写添加部分并不明显加重庆铃股份公司义务的情况”为由，认定三方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庆铃股份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该认定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当事人签订合同采用要约、承诺的相关规定。2、庆铃股份公司在2015年6月26日收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擅自修改、添加的三方合作协议后，依法于同年7月22日以《律师函》明确回复“合同内容违背了庆铃股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庆铃股份公司不同意签署此合同”。据此，庆铃股份公司已明确表示对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擅自修改、添加的三方合作协议（新要约）不予承诺，故案涉三方合作协议因缺少合同生效的实质要件而未成立。3、一审判决已查明自2015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庆铃股份公司向珠海庆铃公司发货共计1740台，收到货款18371.5225万元，其中直接发货给珠海庆铃公司763台，货款8094.1042万元,珠海庆铃公司指定发货给其他经销商977台，货款10277.4183万元，合计货款总额为18371.5225万元。然而，一审判决却以“庆铃股份公司截止到2015年5月31日最后对账，庆铃股份公司已发货1716.70万元，仍有12983.30万元的货物未发送”及“三方均已按照《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内容进行了履行”为由，认定三方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庆铃股份公司对此认为,根据三方合作协议的约定，珠海庆铃公司与庆铃股份公司之间构成汽车销售的买卖合同关系，庆铃股份公司依法负有向珠海庆铃公司交付其所购汽车的义务,珠海庆铃公司也有义务向庆铃股份公司支付货款。庆铃股份公司按照珠海庆铃公司的指令，将货物直接发货给珠海庆铃公司，或者受其委托将珠海庆铃公司销售给其他经销商的汽车发送给其他经销商的行为，并不违反双方汽车销售合同的约定，也不构成对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权利的侵犯，故一审判决认定庆铃股份公司截止到2015年5月31日仍有12983.30万元的货物未发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关于“庆铃股份公司应当对珠海庆铃公司贷款使用相对应的车辆销售予以监管”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庆铃股份公司与珠海庆铃公司之间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庆铃股份公司依据销售合同收取货款并交付车辆是合同约定的义务；珠海庆铃公司支付货款后获得车辆，且处分车辆（包括销售给不特定的经销商或个人）是其合法之权利，庆铃股份公司对此无权干涉，更无权对珠海庆铃公司的销售行为实施监督管理。同理，庆铃股份公司基于珠海庆铃公司指令，将珠海庆铃公司销售给其他经销商的汽车发送给其他经销商，是正当而合理的商业行为，并不被法律所禁止，也不违反合同的约定。2、根据三方合作协议的约定（即使成立），就其约定条款而言，庆铃股份公司并无任何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应当对珠海庆铃公司贷款使用相对应的车辆销售予以监管”责任。仅有(1)协助义务：即当珠海庆铃公司未按协议规定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存入保证金或未按时还款时，庆铃股份公司协助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将珠海庆铃公司已付款但尚未提货的车辆转移至指定仓库，并将同等价值车辆的产权转移至银行名下；当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请求利用庆铃股份公司营销网络对珠海庆铃公司尚未销售库存车辆进行调剂销售并将货款及时支付给银行；(2)禁止义务：即庆铃股份公司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将已收货款的全部或部分款项支付或返给珠海庆铃公司。据此约定，不论是协助义务抑或是禁止义务，庆铃股份公司承担义务的前提是珠海庆铃公司逾期缴纳保证金或逾期还款，且仅限于协助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向珠海庆铃公司主张债权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然而，一审判决将庆铃股份公司的协助义务和禁止义务认定为监管责任，加重了庆铃股份公司的履行义务，显然是对合同条款的错误解读，缺少事实依据。3、一审判决认为“正是由于庆铃股份公司配合珠海庆铃公司，将车辆通过委托发货的方式发送给其他经销商，才使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失去对车辆销售的监管”，“庆铃股份公司配合珠海庆铃公司将货物发送给其他经销商，应视为变相将已收取货款返还给珠海庆铃公司，协助珠海庆铃公司套取银行贷款，造成了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1)如前所述，庆铃股份公司基于珠海庆铃公司指令，将其销售给其他经销商的汽车发送给其他经销商，是正当而合理的商业行为。三方合作没有明确禁止庆铃股份公司不得通过委托发货的方式向珠海庆铃公司交付车辆，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买卖合同双方不得进行受托发货。(2)按照三方合作协议的约定，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在珠海庆铃公司存在未按约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存入足额保证金或未按时还款时，首先应向珠海庆铃公司发出《停止发货通知书》，然后才能要求庆铃股份公司协助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将珠海庆铃公司已付款但尚未提货车辆转移至指定仓库由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监管，并通过庆铃股份公司的营销网络对珠海庆铃公司尚未销售库存车辆进行调剂销售并将货款及时支付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这就是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应当履行的“先义务”，而庆铃股份公司应当在接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停止发货通知书》后，才能协助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转移、控制珠海庆铃公司尚未销售完毕的车辆并销售该部分车辆的行为，这就是庆铃股份公司的“后义务”。一审判决已查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分别于2015年7月2日、7月6日才向庆铃股份公司发出《停止发货通知书》，要求庆铃股份公司将珠海庆铃公司尚未提货的车辆转移至平安银行福田支付指定的仓库，而此时庆铃股份公司按照珠海庆铃公司支付的购车款总额，已将全部汽车交付给了珠海庆铃公司或其指定的其他经销商,已无协助义务发生之前提。（三）一审判决没有查明珠海庆铃公司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之间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中存在的相应责任，将应由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应承担违规放贷、监管不力、甚至是玩忽职守的责任归咎于庆铃股份公司不当。1、2015年1月至同年5月，珠海庆铃公司与庆铃股份公司签订了多份《平安银行汽车金融网络购车计划》,庆铃股份公司方的签名人伍承斌、郑鑫是虚假的，且无庆铃股份公司签章。庆铃股份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提出了司法鉴定的申请，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平安银行汽车金融网络购车计划单》属于订单性质合同。该订单载明了卖方、买方、交易标的物、交易价格，并应由各方签字盖章确认。然而，该订单并非由庆铃股份公司签字盖章确认。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认可该订单为贷款的依据，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因该订单引发的违约责任则由合同当事方承担。庆铃股份公司并非该订单的当事方，因此不应承担由此造成的责任。3、2014年8月7日，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与珠海庆铃公司签署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同日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与珠海庆铃公司办理了以其拥有的1700台车辆和待销售未上牌的庆铃汽车作为抵押物进行抵押担保的抵押登记。《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1.6条约定，抵押物车辆的权利证书由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保管。但是纵观本案证据以及珠海庆铃公司庭审陈述，直至发生贷款违约时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均没有要求对抵押车辆权利证书即合格证进行保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补充赔偿责任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约定。一审判决在裁决本案时适用我国《合同法》的相关条文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包括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等，没有将补充赔偿责任列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除依法可由当事人约定的外，均由法律规定，法院在认定责任承担方式时不能超越法律，自由创设责任承担方式，更不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因此，一审判决庆铃股份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缺少法律依据。2、补充赔偿责任是指多个行为人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产生数个责任，造成直接损害的直接责任人按照第一顺序承担全部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的责任人在第一顺序的责任人无力赔偿、赔偿不足或者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在能够防止或减少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且可以向第一顺序的直接责任人请求追查的侵权责任形态,其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侵权行为而不是合同违约行为。三、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程序存在违法。一审法院对涉案财产保全的处理，对涉案的相关《调查笔录》的认定均存在诸多不当的问题。综上所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贷款损失,皆因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违规贷款、怠于履行贷款之监督职责及珠海庆铃公司的违约行为所造成，其责任应由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珠海庆铃公司承担，应驳回祥德利公司对庆铃股份公司的诉讼请求。此后，庆铃股份公司还曾提交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庆铃股份公司对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并不负有确定的合同义务，在本案中无违约事由，不应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的责任。(一)一审判决脱离合同背景，加重了庆铃股份公在合同项上的义务。(二)一审判决指称的庆铃股份公司“违约”事由无一具备合同基础，且分析论证多有法律谬误，其认定的庆铃股份公司的违约责任并不成立。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发放贷款未能依约收回，主要是由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未在业务操作中适当安排贷款回收保障及风险控制措施造成。珠海庆铃公司在贷款期间内经营不善丧失清偿能力，则是其无法还款的直接原因。庆铃股份公司的行为与案涉贷款逾期这一客观后果的形成无关。(一)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对案涉贷款业务模式的设计和审批存在失误,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发放实质上的信用贷款,且对业务全程缺乏有效的风险管控,是形成信贷风险及贷款逾期无法回收的根本原因。（二）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主导的贷款业务模式和流程上，本案中真实、客观存在的唯一违约事实就是“珠海庆铃公司未能按期归还借款”。总之，本案是由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贷款业务操作模式未设置有效的贷款回收保障和风险控制措施，而珠海庆铃公司恰在案涉贷款期间内经营不善、丧失清偿能力,才是贷款逾期的原因。庆铃股份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违约行为，且无论庆铃股份公司如何作为或者不作为，其实均不会对前述贷款无法回收的后果产生影响，涉案的贷款债务应按信贷合同约定由珠海庆铃公司及保证人承担，庆铃股份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祥德利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一审判决认定“《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是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与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三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1、《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条款内容是经过三方各自审查并确认后，加盖公章予以签署的。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情况来看，该协议的签订过程是由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盖完章后寄送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收到《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后确认盖章。根据该协议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于三方加盖公章后开始生效”，而该协议已经由三方予以盖章并签字，对三方产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根据该法律规定，本案当事人三方所签订的书面合同，自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就已经成立。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已经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并无不当。2、从一审法院查明的协议签署过程而言，《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是由庆铃股份公司和珠海庆铃公司盖章签字后寄回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从《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填写情况及庆铃股份公司的主张可以看出，庆铃股份公司对于在协议中的手写部分对“提货方式”和“特别约定的其他约定”内容提出异议，而其他大部分手写内容不持有异议。由此可以推论，庆铃股份公司及珠海庆铃公司是在大部分协议内容都己填写完毕，仅留下部分“空白”的情况下，将协议寄回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存在添加，也应该视为授权同意。从庆铃股份公司所提出的异议部分内容而言，涉案协议书手写添加部分内容仅明确了珠海庆铃公司追加保证金及庆铃股份公司对合格证真实性负责的内容。庆铃股份公司认为明确了珠海庆铃公司追加保证金的内容就是明显加重了庆铃股份公司的责任的主张并不成立。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中协议书手写添加部分内容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3、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三方均已按照签署生效《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内容进行了履行。其中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按照三方协议的内容予以放款，而庆铃股份公司也多次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交《己收货款确认函》，《己收货款确认函》中明确注明“本公司承诺按照三方签订编号为20140807第001号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该《己收货款确认函》为《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附件内容。4、一审判决中对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庆铃股份公司想对珠海庆铃公司发货和收到货款情况，以及直接发货和委托发货情况的列举，是对一审案件中部分证据的列举，并不构成庆铃股份公司所述的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要求庆铃股份公司履行《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义务及相关附随义务并无不当。1、《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当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向庆铃股份公司提出调剂车辆销售的书面申请时，庆铃股份公司按本款的约定，经庆铃股份公司书面确认珠海庆铃公司尚未实现销售的库存数量及对应金额后，在90日内利用庆铃股份公司的销售网络对珠海庆铃公司尚未实现销售的库存车辆进行调剂，并将销售车辆的货款及时支付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根据该协议第七条第二款约定，若珠海庆铃公司未能履行到期还款责任，珠海庆铃公司无条件同意庆铃股份公司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见证下将珠海庆铃公司己支付的全额货款项下的尚未提货车辆发放至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指定仓库，并将同等价值车辆的产权无条件转移至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依据上述条款，可以认定对于庆铃股份公司应当对珠海庆铃公司贷款使用相对应的车辆“销售予以监管”，这是庆铃股份公司基于合同约定应该履行的附随义务。2、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所享有的是对于车辆销售进行监管的权利，且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该权利指的是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根据《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第二款享有的监管权利，其于庆铃股份公司应当承担的监管附随义务本身并不矛盾。3、一审判决己查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根据《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及与珠海庆铃公司之间的《最高额授信合同》的约定向庆铃股份公司交付了银行承兑汇票，代珠海庆铃公司支付了货款，而庆铃股份公司却配合珠海庆铃公司将货物发送给其他经销商，由其他经销商将货款付至珠海庆铃公司指定的非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监管银行账号。庆铃股份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三款关于“在任何情况下庆铃股份公司都不得将己收货款的全部或部分款项支付或返还给珠海庆铃公司”的约定，实为变相将已收取货款返还给珠海庆铃公司，协助珠海庆铃公司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三）一审判决认定庆铃股份公司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是基于庆铃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三款关于“在任何情况下庆铃股份公司都不得将已收货款的全部或部分款项支付或返还给珠海庆铃公司”的约定，庆铃股份公司变相将己收取货款返还给珠海庆铃公司，协助珠海庆铃公司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而做出的判决。庆铃股份公司以所谓的“违规放款”、“监管不力”、“《平安银行汽车金融网络购车计划单》不真实”等理由要求不承担责任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适当履行是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不适当履行给合同相对方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庆铃股份公司在履行《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中存在明显的过错，违反了该协议的约定，造成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第九条违约责任约定“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约定义务，给予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对方所遭受的损失。损失的计算，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可以预见的可得利益（商业利润）的损失和律师费／差旅费等追索或索赔的费用”。庆铃股份公司也应对其违约行为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判令庆铃股份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并未主动放弃对珠海庆铃公司1700台车辆抵押物优先受偿的权利，而恰恰是因“庆铃股份公司配合珠海庆铃公司，将车辆通过委托发货的方式发送给了其他经销商”，才导致了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无法获得对珠海庆铃公司抵押物优先受偿权。三、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合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庆铃股份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玉林财利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时发表意见称：玉林财利公司的担保责任已经通过六方协议作了变更,对玉林财利公司的担保责任应按照六方协议的约定进行处理。六方协议在一审时已提交，一审法院仍就按照最高额担保合同的约定判决玉林财利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珠海庆铃公司、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在二审均未作答辩。本二案先由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作为原告于2015年7月28日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庆铃股份公司提出级别管辖权异议，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2日裁定将本二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深圳分公司），此后，信达深圳分公司又将涉案债权转让了祥德利公司，一审法院鉴于债权转让的情况及相关当事人的申请，最终变更为祥德利公司为该二案的原告、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为该二案的第三人。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在一审（2016）粤03民初578号案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珠海庆铃公司立即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偿还银行承兑汇票票款本金41963671.74元及相应的罚息、复利（该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收，从垫款发生之日起计算至垫款偿付完毕之日止）；2、判令庆铃股份公司对珠海庆铃公司应付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对珠海庆铃公司应付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确认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有权就处分珠海庆铃公司待销售未上牌的庆铃汽车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共同承担。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在一审（2016）粤03民初579号案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珠海庆铃公司立即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偿还银行承兑汇票票款本金38017174.84元及相应的罚息、复利（该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收，从垫款发生之日起计算至垫款偿付完毕之曰止）：2、判令庆铃股份公司对珠海庆铃公司应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对珠海庆铃公司应付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确认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有权就处分珠海庆铃公司待销售未上牌的庆铃汽车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共同承担。在一审法院庭审中，原告祥德利公司将二案第2项诉讼请求均变更为“判令庆铃股份公司对珠海庆铃公司应付祥德利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7日，庆铃股份公司作为甲方、珠海庆铃公司作为乙方、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作为丙方，签订了编号为20140807第001号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约定：为加强庆铃股份公司、珠海庆铃公司、平安银行福田支三方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确保庆铃股份公司与珠海庆铃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的履行和确保庆铃股份公司及时收取货款，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愿意为庆铃股份公司和珠海庆铃公司之间的付款订货和货款结算提供服务。第一条“订货的付款方式”：庆铃股份公司、珠海庆铃公司同意，由珠海庆铃公司按照与庆铃股份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规定，在销售合同的有效期间内，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一亿五千万元人民币，用于向庆铃股份公司支付货款。第二条“贷款银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给予珠海庆铃公司综合授信额度15000万元，有效期限为2014年8月7日至2015年8月6日，在授信额度的有限使用期限内，珠海庆铃公司申请和使用的授信敞口的余额不得超过该最高授信额度。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根据本协议及珠海庆铃公司的申请，与珠海庆铃公司签订单笔《借款合同》或《银行承兑协议》，向珠海庆铃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或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该贷款均直接通过珠海庆铃公司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开立的结算账户支付给庆铃股份公司，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指定收款人为庆铃股份公司，庆铃股份公司收到珠海庆铃公司支付的货款或银行承兑汇票时，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签发“已收款确认函”。在珠海庆铃公司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申请出款时，必须保证前次出款的相关手续已经完备，否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可不予办理出款。庆铃股份公司为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开具已收款确认函预留印鉴样式及有权人签字人签名字样，预留印鉴式样为“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有权签字人为伍承斌。该协议第三条“提货”部分第二款“提货方式”为手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供的版本和庆铃股份公司提供的版本内容不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供版本的手写内容为：“如果单笔授信期限超过5个月，珠海庆铃公司必须在单笔授信到期前2个月内追加20%保证金（或按相应比例提前归还单笔贷款），单笔授信到期前1个月再追加20%保证金，单笔授信到期前1O天且5个月内补足保证金赎货完毕；如单笔授信不超过5个月（含5个月），珠海庆铃公司必须在单笔授信到期前2个月内追加20%保证金（或按相应比例提前归还单笔贷款），单笔授信到期前1个月再追加20%保证金，单笔授信到期前1O天补足保证金赎货完毕。”庆铃股份公司提供版本的内容为“珠海庆铃公司必须在单笔授信到期前2个月内追加20%保证金，单笔授信到期前补足保证金赎完货物”。第三款：若珠海庆铃公司未遵守第二款约定，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有权向庆铃股份公司发出“停止发货通知书”，庆铃股份公司收到后应立即停止向珠海庆铃公司发放本协议项下车辆。平安银行福田支行预留的有效签章及有权签字人的签名字样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贸易融资业务专用章”，工作人员简芝姣、林敏珍留有签名样本。第四条“珠海庆铃公司的特别义务”约定：自珠海庆铃公司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签订的单笔《借款合同》或《银行承兑协议》到期日起，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即有权直接扣划珠海庆铃公司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开立的所有账户（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账户和结算账户）内的款项，用于清偿到期贷款（或银行承兑汇票）、利息和其他应付款项，前述账户内的款项不足清偿时，珠海庆铃公司应清偿不足部分，并对逾期支付的款项按逾期利率支付罚息。第五条“庆铃股份公司的特别义务”约定：1、在贷款（或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一个月，若珠海庆铃公司未按协议规定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存入保证金，当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向庆铃股份公司提出调剂车辆销售的书面申请时，庆铃股份公司按本款的约定，经庆铃股份公司书面确认珠海庆铃公司尚未实现销售的库存车辆数量及对应金额后，在90日内利用其营销网络，对珠海庆铃公司尚未实现销售的库存车辆进行调剂销售，并将销售车辆的货款及时支付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调剂销售的具体流程：由甲、乙、丙三方根据需要调剂销售当时具体情况另行商订。庆铃股份公司调剂销售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仍有损失的，庆铃股份公司承诺继续进行调剂销售，但对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损失本身不负有任何形式的偿还义务。2、在珠海庆铃公司同意并出具相关手续的条件下，庆铃股份公司同意将珠海庆铃公司完成年度合同后，庆铃股份公司应支付给珠海庆铃公司的销售返利转付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用于珠海庆铃公司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清偿到期还款。3、任何情况下，庆铃股份公司都不得将已收货款的全部或部分款项支付或返还给珠海庆铃公司。第七条“特别规定”约定：……2、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履行本协议第六条规定的特别义务前提下，至贷款或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一个月止，若珠海庆铃公司未能履行到期还款责任，珠海庆铃公司无条件同意：庆铃股份公司应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见证下，将珠海庆铃公司已支付的全额货款项下的尚未提货车辆发放至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指定的珠海庆铃公司仓库，由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或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指定的监管公司签收，三方做好记载。珠海庆铃公司应将未能履行到期还款责任的余额所对应同等价值车辆的产权，无条件转移至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若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向庆铃股份公司提出有权要求庆铃股份公司利用其销售网络协助销售该库存车辆，并将销售的货款及时支付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3、在本协议项下贸易合同项下庆铃股份公司、珠海庆铃公司的债权债务禁止抵消。庆铃股份公司、珠海庆铃公司债权债务的范围仅限于在珠海庆铃公司已向庆铃股份公司支付车辆全额货款的条件下，而庆铃股份公司尚未向珠海庆铃公司交付的对象车辆。4、其他约定。此款为手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版本为“庆铃股份公司保证融资项下的合格证是真实的、唯一的，未经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同意，不得给任何相关方面补办合格证。”庆铃股份公司的版本为“庆铃股份公司对融资项下其所出具的合格证真实性、唯一性承担保证责任，未经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同意，不得补办合格证。”第九条“违约责任”约定：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约定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对方所遭受的损失。损失的计算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可以预见的可得利益（商业利润）的损失和律师费、差旅费等追索或索赔的损失。第十二条“合同生效”约定：本合同于三方签署加盖公章后开始生效，自庆铃股份公司实际收到珠海庆铃公司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汇往庆铃股份公司的贷款到期或庆铃股份公司实际收到珠海庆铃公司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和珠海庆铃公司全部归还贷款或结清银行承兑汇票后失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执一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平安银行版本和庆铃股份公司版本《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均在庆铃股份公司处加盖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并有“伍承斌”签名，珠海庆铃公司处加盖珠海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并有“曹明辉”签名，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处加盖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公章并有“项国庆”字样签名。《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带有三个附件：附件1、《已收货款确认函》样本；附件2、《停止发货通知书》样本；附件3、《收条》样本。同日，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作为甲方、珠海庆铃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平银福田综字20140807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给予珠海庆铃公司金额为15000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自2014年8月7日至2015年8月6日，可循环使用。授信方式包括贷款、票据承兑等，具体以单项授信合同及借款借据或其他授信凭证为准。第七条“违约条款”约定下列任一事项均构成本条款所称违约事件：（1）本合同项下授信发生欠息、逾期、垫款或未按双方的用途使用授信资金……（4）珠海庆铃公司隐瞒真实的重要情况……（7）珠海庆铃公司利用与任何第三人之间的虚假合同与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以无真实贸易背景的应收票据等债券贴现或质押，套取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或其他银行的资金或授信……有违约事件发生时，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有权采取以下措施：（1）调整、取消或终止本合同项下的综合授信额度，或调整额度期限、额度金额；（2）宣布本额度项下的授信立即到期，要求珠海庆铃公司立即偿还部分或全部授信本金、利息及费用，并自违约时间发生之日起，对已发放的全部授信本金按照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至珠海庆铃公司清偿全部授信本金；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公告费、执行费等。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附件二《关于汇票承兑业务的特别约定》第七条约定：经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承兑的本附件项下汇票到期时，若珠海庆铃公司不能足额缴付全部票款，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有权就不足支付的票款（即庆铃股份公司的垫款），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实际垫款之日起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收罚息。为担保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履行，同日，珠海庆铃公司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珠海庆铃公司以其拥有的“待销售未上牌”的庆铃汽车作为抵押物，担保范围为平银福田综字20140807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分别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平银福田综字20140807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014年8月7日，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与珠海庆铃公司办理了上述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动产抵押登记编号为0756珠20130715162。2015年1月至2015年5月，珠海庆铃公司与庆铃股份公司签订了多份《平安银行汽车金融网络购车计划》，《平安银行汽车金融网络购车计划》注明了车辆型号、数量、价格等，每份《平安银行汽车金融网络购车计划》均计算出总金额，由庆铃股份公司伍承斌、郑鑫签名确认，并标注：“平安银行：我公司同意该经销商本次办理以上金额、期限、收款人为庆铃股份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上述合同签订后，在平银福田综字20140807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额度内，经珠海庆铃公司申请，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依约为出票人珠海庆铃公司、收款人为庆铃股份公司的25张银行承兑汇票给予了承兑，并将该25张银行承兑汇票交由庆铃股份公司收执，庆铃股份公司分别出具20150109第001号、20150305第001号、20150311第001号、20150317第001号、20150324第001号、20150326第001号、20150427第001号、20150512第001号《已收货款确认函》，《已收货款确认函》注明“本公司承诺按照三方签订的编号为20140807第001号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加盖“庆铃股份公司销售事业部”公章及伍承斌签字确认。由于珠海庆铃公司未能按约定补足保证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分别于2015年7月2日、7月6日向庆铃股份公司发出《停止发货通知书》及《退货通知书》，要求庆铃股份公司将其已收到的货款金额与珠海庆铃公司累计提货价值之间的差额款项项下的尚未提货车辆停止发货并退至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指定的仓库。2015年5月31日，庆铃股份公司出具《卖方发货情况对账表》，对账显示庆铃股份公司收到授信金额1.47亿元，庆铃股份公司已发货1716.7万元，庆铃股份公司未发货价值12983.3万元，《卖方发货情况对账表》上盖有“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事业部”公章及伍承斌签字。2015年7月9日，前述授信中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因珠海庆铃公司未能在汇票到期前补足票款，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为珠海庆铃公司垫付票款本金300万元。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据此依据相关合同约定主张额度项下授信全部提前到期。截至2015年7月24日，（2016）粤03民初578号案：珠海庆铃公司欠付银行承兑汇票票款本金41963671.74元（涉及开票日期为2015年1月8日、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12日、2015年2月27日、2015年2月28日的13张承兑汇票）；（2016）粤03民初579号案：珠海庆铃公司欠付银行承兑汇票票款本金38017174.84元（涉及开票日期为2015年1月9日、2015年3月5日、2015年3月11日、2015年3月17日、2015年3月24日、2015年3月26日的12张承兑汇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要求珠海庆铃公司立即支付全部银行承兑汇票票款、承担相应罚息及复利，依据《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要求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庆铃股份公司就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在一审诉讼期间，庆铃股份公司提交《庆铃汽车发货对账表》，《庆铃汽车发货对账表》显示：经双方统计，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庆铃股份公司向珠海庆铃公司发货共计1740台，收到货款共计18371.5225万元，其中直接发货给珠海庆铃公司763台，货款8094.1042万元，珠海庆铃公司指定发货给其他经销商977台，货款计10277.4183万元。庆铃股份公司提交了相应的《销货清单》、《庆铃销售部销售出库交接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庆铃股份公司提交了北京忠信庆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鸿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鸿燕公司）、东莞市渝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渝庆公司）等31家公司出具的《对账说明》，《对账说明》格式统一，均说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其收到珠海庆铃公司委托庆铃股份公司指定发货的汽车，货款已全部结清。庆铃股份公司提交上述证据以证明其在收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停止发货通知书》及《退货通知书》时已无珠海庆铃公司已付款但尚未提货车辆。在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向庆铃股份公司调取庆铃股份公司与出具《对账说明》的经销商之间的经销合同、委托发货的相关协议、发货记录、收货记录以及庆铃股份公司与其经销商之间签订的《庆铃汽车市场营销运行规则》，庆铃股份公司仅提供了《庆铃汽车市场营销运行规则》，其余未提供。为查清珠海庆铃公司委托庆铃股份公司指定发货的汽车货款收付情况，一审法院前往东莞渝庆公司、东莞鸿燕公司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东莞渝庆公司财务经理胡少芳称东莞渝庆公司也是庆铃股份公司的经销商，曾向庆铃股份公司出具《对账说明》。东莞渝庆公司与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的交易过程是：东莞渝庆公司向珠海庆铃公司支付现金，珠海庆铃公司向庆铃股份公司出具《垫付证明》，申请将平安银行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中的款项垫付给东莞渝庆公司，庆铃股份公司向东莞渝庆公司发货并出具发票、合格证，这样珠海庆铃公司可以得到现金，东莞渝庆公司可以拿到较高的返点。东莞渝庆公司提交了其向珠海庆铃公司付款的部分《银行付款回单》以及《垫付证明》。东莞鸿燕公司业务总经理林薇称东莞鸿燕公司也是庆铃股份公司的经销商，曾向庆铃股份公司出具《对账说明》。东莞鸿燕公司与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的交易过程是：珠海庆铃公司缺少现金，东莞鸿燕公司现金充足，珠海庆铃公司向庆铃股份公司出具《垫付证明》，申请将平安银行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中的款项垫付给东莞鸿燕公司，东莞鸿燕公司向珠海庆铃公司支付现金，庆铃股份公司向东莞鸿燕公司发货并出具发票、合格证。他们之间这种交易在庆铃××大区是允许的，这种交易模式对银行来说就会造成失控，自从发生平安银行与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之间的纠纷之后，庆铃股份公司就不允许这种交易了，只能由经销商与庆铃股份公司直接交易。东莞鸿燕公司提交了其向珠海庆铃公司付款的部分《银行付款回单》以及《垫付证明》。祥德利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证据显示庆铃股份公司与珠海庆铃公司、东莞渝庆公司、东莞鸿燕公司等经销商之间采取非正常交易模式，使庆铃股份公司变相将货款支付给珠海庆铃公司：即由东莞渝庆公司等经销商先向珠海庆铃公司支付现金货款，然后由珠海庆铃公司向庆铃股份公司出具垫付证明，最后由庆铃股份公司向东莞渝庆公司等经销商发货。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支付给庆铃股份公司的货款被变相支付给了珠海庆铃公司。该约定在本案案发后立即被废止，也正说明庆铃股份公司与珠海庆铃公司、东莞渝庆公司等经销商之间并非正常、规范的经营活动，而是庆铃股份公司与珠海庆铃公司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逃脱银行对本案贷款的监管，协助珠海庆铃公司将银行贷款套现。庆铃股份公司的上述行为，实际上是协助将银行贷款变相支付给珠海庆铃公司，严重违反了《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3款“任何情况下，甲方都不得将已收货款的全部或部分款项支付或返还给乙方”的约定，直接造成了银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无法收回，应对银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对《银行付款回单》、《垫付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以上证据显示东莞渝庆公司将购车款支付给珠海庆铃公司的非银行监管账户，珠海庆铃公司向庆铃股份公司出具《垫付证明》为东莞渝庆公司垫付购车款，进一步证明了庆铃股份公司协助珠海庆铃公司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以上证据结合庆铃股份公司提交的《庆铃汽车发货对账表》，共同证明庆铃股份公司利用其与珠海庆铃公司、东莞渝庆公司等其他经销商之间的三方约定与供货收款安排，协助将银行支付给庆铃股份公司的10227.4183万元贷款变相转移至珠海庆铃公司，严重违反《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直接导致银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无法收回，应对银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珠海庆铃公司质证称：1、调查笔录不符合证据规则，不能作证据使用；2、上述证据印证了珠海庆铃公司向庆铃股份公司支付货款后，庆铃股份公司依据珠海庆铃公司的指示将车辆发往相应的地方，然后珠海庆铃公司与其他买车人结算。庆铃股份公司质证称：1、调查笔录不符合证据的合法要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调查人林薇并非东莞渝庆公司员工，其证言具有猜测性，不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该笔录说明珠海庆铃公司付款给庆铃股份公司后，并委托庆铃股份公司将车辆发货给东莞渝庆公司；再次证明庆铃股份公司已将珠海庆铃公司购买的车辆全部发货。2、《银行付款回单》以及《垫付证明》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东莞渝庆公司向珠海庆铃公司付款，与庆铃股份公司无关。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2015年9月23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信达深圳分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2015平银深分债转字第003-3号《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将合同附件列明的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对珠海庆铃公司全部贷款债权转让给信达深圳分公司，与该等贷款债权相关的风险与利益转移的基准日为2015年9月6日（以下简称基准日）。自基准日起，与贷款债权有关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物抵债协议、重组协议、还款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和利益均转让给信达深圳分公司，信达深圳分公司有权行使上述转让标的债权人的各项权利，自基准日起享有该等贷款债权的收益并承担与该等贷款债权相关的风险和费用。2015年9月29日，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深圳分公司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公告通知珠海庆铃公司等公司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并公布了受让方的联系方式。2016年9月29日，信达深圳分公司与祥德利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本案涉案债权转让给祥德利公司。2016年11月25日，信达深圳分公司与祥德利公司在《南方日报》上刊登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深圳市祥德利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公告通知本案被告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信达深圳分公司将涉案债权依法转让给祥德利公司并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故祥德利依法取得该笔债权。祥德利公司申请将本案原告变更为祥德利公司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另查明，《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为：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盖完章后寄送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收到《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后确认盖章，空白处手写的字体是在盖章时填写的，然后放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二、珠海庆铃公司应向祥德利公司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罚息、复利的数额；三、庆铃股份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四、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对珠海庆铃公司应付祥德利公司的债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珠海庆铃公司与庆铃股份公司认为《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并未有效成立，《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对庆铃股份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认为《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是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与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三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主要基于以下事实：1、从合同的签订过程看，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先在《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上盖章，然后寄送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收到《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后确认盖章，空白处手写的字体是在盖章时填写的，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然后放款。根据该协议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于三方加盖公章后开始生效”，而该协议已经由三方予以盖章并签字，对三方产生法律效力。在三方已盖章且对该协议书横线上方的空白处未划掉或标注的情况下，即使存在添加也应视为授权同意，况且涉案协议书手写添加部分进一步明确了珠海庆铃公司追加保证金及庆铃股份公司对合格证真实性负责的内容，并不存在明显加重庆铃股份公司义务的情况。2、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三方均已按照《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内容进行了履行。其中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按照三方协议的内容予以放款，而庆铃股份公司多次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交《已收货款确认函》，《已收货款确认函》注明“本公司承诺按照三方签订的编号为20140807第001号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该《已收货款确认函》为《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附件内容。因此，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与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签订的20140807第001号《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与珠海庆铃公司签订的平银福田综字20140807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与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与信达深圳分公司合同编号为2015平银深分债转字第003-3号《债权转让合同》，信达深圳分公司与祥德利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珠海庆铃公司与庆铃股份公司签订的《平安银行汽车金融网络购车计划》均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为有效合同，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珠海庆铃公司应向祥德利公司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罚息、复利的数额。一、珠海庆铃公司尚欠祥德利公司的本金分别为41963671.74元及38017174.84元，即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垫款的本金金额，该本金金额已由珠海庆铃公司当庭确认，也与庆铃股份公司开具的《已收货款确认函》相一致。按照《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附件二《关于汇票承兑业务的特别约定》第七条约定：经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承兑的本附件项下汇票到期时，若珠海庆铃公司不能足额缴付全部票款，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有权就不足支付的票款（即庆铃股份公司的垫款），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实际垫款之日起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收罚息。珠海庆铃公司应自每笔款项实际垫款之日起以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垫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算至确定还清之日止向祥德利公司支付垫款本金及利息。但是祥德利公司要求珠海庆铃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罚息的复利，一审法院认为，逾期还款应计罚息，对借款人已是一种制裁，如针对罚息再计复利，则属双重处罚，不符合合同法公平、补偿的基本原则，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庆铃股份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编号为20140807第001号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约定：“为加强庆铃股份公司、珠海庆铃公司、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三方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确保庆铃股份公司与珠海庆铃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的履行和确保庆铃股份公司及时收取货款，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愿意为庆铃股份公司和珠海庆铃公司之间的付款订货和货款结算提供服务”。可见，该合作协议签订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庆铃股份公司与珠海庆铃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的履行和确保庆铃股份公司及时收取货款”，庆铃股份公司无疑是该合作协议的最大受益方，应该严格遵守、依约履行。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是相辅相成的，庆铃股份公司在本案中的货款确实得到了安全、及时地收取，享受到了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供的货款结算服务，理应履行《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根据《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一款的约定，当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向庆铃股份公司提出调剂车辆销售的书面申请时，庆铃股份公司按本款的约定，经庆铃股份公司书面确认珠海庆铃公司尚未实现销售的库存数量及对应金额后，在90日内利用庆铃股份公司的营销网络对珠海庆铃公司尚未实现销售的库存车辆进行调剂销售，并将销售车辆的货款及时支付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根据该协议第七条第二款的约定，若珠海庆铃公司未能履行到期还款责任，珠海庆铃公司无条件同意庆铃股份公司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见证下将珠海庆铃公司已支付的全额货款项下的尚未提货车辆发放至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指定的仓库，并将同等价值车辆的产权无条件转移至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上述条款表明，庆铃股份公司应当对珠海庆铃公司贷款使用相对应的车辆销售予以监管，积极配合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调剂销售以及存放车辆以助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实现贷款回收。直至2015年5月31日最后对账，庆铃股份公司提交的《卖方发货情况对账表》表示仍有价值12983.3万元的货未发送，直到本案产生诉讼，庆铃股份公司、珠海庆铃公司才陈述早已在2015年6月30日之前将全部货物发完。一审法院调查显示，正是由于庆铃股份公司配合珠海庆铃公司，将车辆通过委托发货的方式发送给其他经销商，才使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失去对车辆销售的监管。另外，《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三款约定，在任何情况下庆铃股份公司都不得将已收货款的全部或部分款项支付或返还给珠海庆铃公司。而本案中，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根据《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及与珠海庆铃公司之间的《最高额授信合同》的约定向庆铃股份公司交付了银行承兑汇票，代珠海庆铃公司支付了货款，而庆铃股份公司却配合珠海庆铃公司将货物发送给其他经销商，由其他经销商将货款付至珠海庆铃公司指定的非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监管银行账号，实为变相将已收取货款返还给珠海庆铃公司，协助珠海庆铃公司套取银行贷款，造成了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损失。因此，庆铃股份公司违反《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应对珠海庆铃公司造成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对珠海庆铃公司应付祥德利公司的债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分别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平银福田综字20140807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如上所述，祥德利公司成为涉案债权人，因此祥德利公司要求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对珠海庆铃公司应付祥德利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与合同约定为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若珠海庆铃公司未能按判决确定的期限清偿上述债务，则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代偿后，有权向珠海庆铃公司追偿。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2016）粤03民初578案：一、被告珠海庆铃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祥德利公司支付借款本金41963671.74元及利息（自每笔款项实际垫款之日起，截至一审法院受理案件之日2016年4月14日利息总额为5037840.88元，2016年4月15日起以平安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垫款金额41963671.7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算至本判决确定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就珠海市庆铃公司所负上述债务向祥德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被告代偿后，有权向珠海庆铃公司追偿；三、被告庆铃股份公司就珠海庆铃公司、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所负上述债务向祥德利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庆铃股份公司补充清偿后，有权向珠海庆铃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祥德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未按本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167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56674元，由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共同承担250000元，由祥德利公司承担6674元。（2016）粤03民初579案：一、被告珠海庆铃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祥德利公司支付借款本金38017174.84元及利息（自每笔款项实际垫款之日起，截至一审法院受理案件之日2016年4月14日利息总额为3745990.48元，2016年4月15日起以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垫款金额38017174.8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算至本判决确定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就珠海庆铃公司所负上述债务向祥德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被告代偿后，有权向珠海庆铃公司追偿；三、被告庆铃股份公司就珠海庆铃公司、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所负上述债务向祥德利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庆铃股份公司补充清偿后，有权向珠海庆铃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祥德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未按本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192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36923元，由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共同承担230000元，由祥德利公司承担6923元。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玉林财利公司因欠江门融和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端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珠海市斗门区元亨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借款或担保债务，其中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担保债务即其为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借款给珠海庆铃公司的本案担保债务，玉林财利公司与上述五位债权人曾于2016年5月签订过一份“六方协议”，约定玉林财利公司以其在玉林开发的汽车城一期项目商铺的销售所得款，用于分期分批按顺序偿还欠上述债权人的债务。但该“六方协议”签订后实际没有履行。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没提出上诉的,二审法院不予审理。根据本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二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是否已经成立生效。2、庆铃股份公司应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关于涉案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是否已经成立生效的问题。本案的原告以涉案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等证据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珠海庆铃公司偿还欠款并由庆铃股份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而庆铃股份公司则抗辩认为本案出现了部分条款不一致二种版本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以此认为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内容尚未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而主张协议书尚未成立生效。经查，本案所涉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不管是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供的版本还是庆铃股份公司提供的版本，均盖具了庆铃股份公司、珠海庆铃公司、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公章，协议主要条款均为打印体内容一致，只是个别空白划线栏的手写条款不尽一致。从查明的协议签订过程看，是珠海庆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先在一式三份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上盖章，然后寄送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收到《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后盖章确认，手写字体的条款是相关当事人在各自盖章时填写的。从各自所填写的内容看，庆铃股份公司提供的协议版本“其他约定”栏手写条款的内容为“甲方(即庆铃股份公司)对融资项下所出具的合格证真实性、唯一性承担保证责任，未经丙方(即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同意，不得补办合格证”，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供的协议版在该栏目手写的内容“甲方(即庆铃股份公司)保证融资项上的合格证是真实的、唯一的，未经丙方(即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同意不得给任何相关方补办合格证”，二者表述的意思基本相同，只是使用了个别不同的表述文字而已。庆铃股份公司提供的协议版本“提货方式”手写栏手写的内容为“乙方(即珠海庆铃公司)必须在单笔授信到期前2个月内追加20%保证金，单笔授信到期前补足保证金赎完货物”，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供的协议版本在该栏目上手写的内容“如果单笔授信期限超过5个月，珠海庆铃公司必须在单笔授信到期前2个月内追加20%保证金（或按相应比例提前归还单笔贷款），单笔授信到期前1个月再追加20%保证金，单笔授信到期前1O天且5个月内补足保证金赎货完毕；如单笔授信不超过5个月（含5个月），珠海庆铃公司必须在单笔授信到期前2个月内追加20%保证金（或按相应比例提前归还单笔贷款），单笔授信到期前1个月再追加20%保证金，单笔授信到期前1O天补足保证金赎货完毕”。上述条款是关于珠海庆铃公司如何归还授信款项的约定，比较二者表述的内容，实际上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总体表述的意思均是珠海庆铃公司应在单笔授信到期前补足保证金赎完货物，只是平安银行福田支行表述的内容更为详细具体，并不存在加大庆铃股份公司责任的问题。从协议履行情况看，《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已按协议的约定，陆续开出了涉案的银行承兑汇票给庆铃股份公司用于支付珠海庆铃公司的购车款，庆铃股份公司也多次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出具了《已收货款确认函》，并承诺按《厂商银授信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该事实足以证明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其义务，并已为珠海铃公司、庆铃股份公司所接受。综上分析，庆铃股份公司认为涉案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尚未成立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庆铃股份公司应否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问题。涉案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已经成立，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已按协议的约定开出了涉案的银行承兑汇票给庆铃股份公司，用于支付珠海庆铃公司购车款。珠海庆铃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在每笔授信款项到期前补足保证金,最终造成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为珠海庆铃公司垫付了涉案银行承兑汇票款4196371.74元及38017174.84元，珠海庆铃公司应将该欠款及利息偿还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债权最终受让人祥德利公司。曹辉明、冯丕志、众大利公司、玉林财利公司对珠海庆铃应付祥德利公司的债务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依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庆铃股份公司应否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问题，庆铃股份公司作为庆铃汽车生产商、珠海庆铃公司作为庆铃汽车经销商、平安银行福田支行作资金提供方，三方签订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约定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提供资金给经销商珠海庆铃公司用于支付向庆铃股份公司的购车款，同时还约定若珠海庆铃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提货的，平安银行福田支行须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3个工作日内通知庆铃股份公司，并向庆铃股份公司发出《停止发货通知书》，庆铃股份公司收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停止发货通知书》应立即停止向珠海庆铃公司发货，并对珠海庆铃公司尚未销售的车辆，利用庆铃股份公司的营销网络进行销售回收货款支付给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用于归还贷款。此外，在协议中还特别约定“在任何情况下，庆铃股份公司不得将已收货款的全部或部分款项支付或返还给珠海庆铃公司”。经查，庆铃股份公司在收到由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承兑的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后,于2015年5月31日出具了一份《卖方发货情况对账表》确认收到授信金额款项1.47亿元，已发货1716.7万元，未发货价值12983.3万元。由于珠海庆铃公司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未能按约定补足保证金，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分别于2015年7月2日、7月6日向庆铃股份公司发出《停止发货通知书》及《退货通知书》，要求庆铃股份公司将已收到的珠海庆铃公司货款金额项下的尚未发货的车辆退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指定的仓库，但庆铃股份公司对平安银行福田支行的通知未予回复。庆铃股份公司并在诉讼期间主张其在收到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停止发货通知书》之前其已对珠海庆铃公司货款所对应的车辆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全部发货完毕，其中直接发货给珠海庆铃公司763台,另有价值10277.4183万元共977台车辆是受珠海庆铃公司的指定发给东莞渝庆公司、东莞鸿燕公司等其他31家经销商。从本案查明的情况看，庆铃股份公司未能提供珠海庆铃公司指令庆铃股份公司将977台车辆发给东莞渝庆公司、东莞鸿燕公司等其他经销商的证据，也未能提供由珠海庆铃公司对该977台车辆作了签收提货的证据，庆铃股份公司对该977台车辆交易的增值税发票也不是开给珠海庆玲公司,而是直接开给了东莞渝庆公司、东莞鸿燕公司等其他经销商。根据一审法院向东莞渝庆公司、东莞鸿燕公司等经销商的调查情况，庆铃股份公司发给其他经销商上述车辆的实际交易过程是由珠海庆铃公司出具《垫付款证明》给庆铃股份公司，载明由珠海庆铃公司申请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为这些经销商垫付购车款，这些经销商再支付相应的款项给珠海庆铃公司。综合上述查明的事实，庆铃股份公司主张有货值10277.4183万元车辆共977台是由珠海庆铃公司购买并委托其发货给东莞渝庆公司、东莞鸿燕公司等其他经销商，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正确。珠海庆铃公司该操作模式实际是用平安银行福田支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为其他经销商垫付货款给庆铃股份公司，再从其他经销商处变相套取相对应的款项,以致造成大部分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没有用于珠海庆铃公司自己向庆铃股份公司购车,而被珠海庆铃公司变相套取货款挪作了他用。庆铃股份公司接受珠海庆铃公司的该操作模式，违反了《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书》关于“任何情况下，庆铃股份公司都不得将已收货款的全部或部分款项支付或返还给珠海庆铃公司”的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庆铃股份公司对珠海庆铃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理据充分。综上，庆铃股份公司本二案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二案的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483597元由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加武审判员  林修凯审判员  杨 靖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龚鸿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