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54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街道三合屯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开阳路与商城路交汇处路北。法定代表人：侯民，三合屯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雷，山东典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庄庆林，男，196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军，山东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街道三合屯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合屯居委）因与被上诉人庄庆林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民初3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合屯居委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3901号民事判决；2.判决支持三合屯居委的诉讼请求，驳回庄庆林的诉讼请求；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庄庆林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是错误的。（1）租赁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应确认租赁合同无效。本案涉案租赁房屋，只有土地是三合屯居委所有并办理了产权证书。地上附属物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如果租赁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则应确认租赁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承租人应负返还租赁物的义务。（2）涉案租赁房屋是三合屯居委集体所有的财产，以租赁方式处分且涉及全村村民的利益，未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应确认租赁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庄庆林租赁的村集体财产未经三合屯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3）三合屯居委与庄庆林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严重侵害了三合屯居委村集体利益，是无效合同。三合屯居委与庄庆林签订了两份合同，在第一份合同履行期限未满一半的情况下又签订了第二份合同，第二份合同不仅变更了主体，还对合同期限进行了延长，在现在房价飞涨的时期，租金却没有变化，庄庆林所租房屋转租盈利是合同约定的租金的十几倍，这非常明显的侵害了集体的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对价不要求为市场等价，只要涉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对价的给付约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可，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这只能体现上一届村委个别领导的意思表示，而不代表三合屯居委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份合同签订的时机是三合屯居委村委换届，领导班子更替之前，不是三合屯居委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客观上严重侵害了集体的利益，应当认定恶意串通。2.即使合同有效，一审法院关于合同不能解除的认定也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对于合同约定的三合屯居委所享有的解除权的认定完全错误，既违反法律规定，也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庄庆林长期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每次均是三合屯居委催收，庄庆林才交纳租金，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来认定三合屯居委没有提出异议，即使三合屯居委没有异议，也是庄庆林违反合同约定，对于三合屯居委所享有的合同解除权，合同有约定，法律有规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原因可以让庄庆林认为三合屯居委不行使解除权。三合屯居委可以随时行使合同解除权庄庆林是明知的，一审法院却以庄庆林的无契约精神、屡次违约、违反法律规定的不诚信行为作为标准，反其道而行之的认定三合屯居委不诚信，不管从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是荒谬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条规定明确了非解除权一方当事人行使异议权的方式是通过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而本案庄庆林未以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的方式提出异议，而是以三合屯居委与庄庆林之间的合同效力提起诉讼，不能认定庄庆林对三合屯居委解除合同通知书提出异议。即使庄庆林提出异议，并不意味着三合屯居委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而是庄庆林仅享有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的权利，至于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的主张是否成立，仍然要根据三合屯居委解除合同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案，合同约定的三合屯居委解除合同的条件成立，三合屯居委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合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支持三合屯居委的上诉请求。庄庆林辩称，1.三合屯居委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有效是错误的，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三合屯居委提出“租赁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应确认租赁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涉案租赁房屋位于临沂市××山区××山路与××处西南角，是三合屯居委于1984年建成的向阳服务大楼，1988年4月29日，临沂市土地管理局（88）临土征字第58号文件批准补办使用本村耕地十亩六分六厘。这一事实，在一审庭审时，双方均无异议。涉案租赁房屋批准建设之时，我国尚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制度。我国最早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制度始于1990年1月1日，根据当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2008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废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但仍保留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制度。该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上述城乡规划法中设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制度均不适用于涉案房屋的建设。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根据1990年之前的土地管理政策，1988年临沂市土地管理局作出的批复，应当认定为是在当时的政策下，对涉案租赁房屋建设的许可。因此，涉案租赁房屋应当认定为合法建造的房屋，不存在建设的违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对涉案租赁房屋没有适用的余地。（2）三合屯居委提出“涉案租赁房屋是三合屯居委集体所有的财产，以租赁方式处分且涉及全村村民的利益，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应确认租赁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般认为，强制性规定分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合同。而法律、行政法规也明确规定了违反该规定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虽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仅关系当事人利益的，该规定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或纪律管理需要的，一般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该租赁合同仅涉及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我与居委会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并不为法律禁止。因此，我与三合屯居委签订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并不属于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同时，该合同订立时已经村委会讨论决定。（3）三合屯居委提出“双方之间恶意串通，订立的合同严重侵害了集体利益，是无效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合屯居委提出，涉案合同是在原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重新签订的，没有变更租金，涉嫌我与三合屯居委的负责人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涉案合同应为无效。一般认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其构成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主观因素为恶意串通，即当事人双方具有共同的目的(害意)，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害意)。客观因素为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从本案来看，三合屯居委在一审时，未能向法庭举证证明我与三合屯居委的负责人在主观上存在共同害意。在客观上，也没有证据证明三合屯居委集体利益受到损害。至于在原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重新签订新的合同，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也不能说明当事人双方就因此而具有共同损害集体利益的恶意。关于租金数额的约定问题，涉案租赁合同为双务合同，我负有支付对价的义务。依合同法原理通说认为，只要涉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对价的给付约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可。同时，涉案合同期限较长，对租金的约定也不能以当下的市场价格作为衡量合同订立之时市场行情的依据。对此，三合屯居委提出“对价不要求为市场等价，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通说认为，有偿合同适用对价规则是不证自明的基本规则，试问在变化多端且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市场交易面前，又有谁可以确定某一个时间点的特定合同标的物的市场等价?可见，三合屯居委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同时，三合屯居委还提出“涉案租赁合同是在三合屯居委村委换届，领导班子更替之前个别领导的意思表示，不是三合屯居委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应认定为恶意串通”。三合屯居委的这一主张，应当向法庭提交具体的证据予证明，否则没有任何意义，纯属主观臆想。换届前后的居委会同样均可以依法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均具有法律效力。反观三合屯居委在刚刚换届后，即对上一届居委会从事的合法民事法律行为予以否定，正所谓“新官不理旧事”，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为法律所禁止。综上，涉案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三合屯居委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维持一审判决涉案合同有效的认定。2.三合屯居委认为一审法院关于合同不能解除的认定也是错误的，其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1）三合屯居委提出“我长期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每次均是三合屯居委催收，我オ交纳租金，三合屯居委随时可以行使解除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三合屯居委在以自己的实际行为放弃约定解除权后，再以约定解除权条件成就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能成立。涉案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乙方(我)应按本协议第三款所述按时交纳租金，如不按时交纳租金，每迟交一天须向甲方(三合屯居委)支付1%的滞纳金，逾期15日不交租金的，视为放弃租赁权，合同终止…”。该约定性质上既是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也是沉默视为意思表示的约定。通说认为，沉默，是指单纯的不作为，即当事人既未直接明确表达其内心意思，也不能通过其他事实推知其内心意思。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沉默原则上不得视为意思表示，理由在于，民事法律行为不同于一般的行为，其作为法律事实，能够产生设立、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后果。这一行为的突出意义，使得我们通常是从一个人去做某件特定的事情来判断其意思，而不是从某人不做某件特定的事情来判断其意思。如果沉默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则对任何一个民事主体而言都是极其危险的，可能时刻招来“飞来横祸”。因此，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于本案而言，涉案合同第六条第一款关于“逾期15日不交租金的，视为放弃租赁权”的约定，应当认定为当事人之间事先约定将沉默作为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沉默(逾期15日不交租金的不作为)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单纯不作为”，对于我而言，沉默俨然已经被看作是一种明确放弃租赁权的意思表示了。在此情况下，可以认定双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三合屯居委享有约定解除权，可以解除合同。但是，合同解除权，不论是法定解除权抑或是约定解除权，性质上是一种形成权，其解除权的行使受到除斥期间的规制。理由在于，拥有解除权的人既可以行使其权利，也可以不行使，解除权行使与否既取决于解除权人的意志，由此会使相对人陷于不安状态，长期放任此种不安状态存在，有失公允，故法律限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超过行使期限不行使的，其解除权消灭。于本案而言，确定三合屯居委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悠关重要。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但是，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对方也没有催告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合同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是为法律漏洞。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作出了漏洞填补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这一规定，虽然是针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作出的，但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对包括涉案租赁合同在内的其他有偿合同仍有类推适用的余地。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涉案合同订立于2011年1月8日，依合同约定，我应于2012年1月1日前交付当年的租金，先交后用。若逾期15天不交租金的，视为放弃租赁权，三合屯居委有权解除合同。由此可以看出，解除权的发生之日应为2012年1月16日，三合屯居委应当自2012年1月16日起一年内行使解除权，否则，解除权消灭。但三合屯居委在上述期限内从未向我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其解除权因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同时，依民法原理，解除权也可因解除权人抛弃而消灭。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后，解除权人应当就解除合同抑或继续履行合同择其一行使。若解除权人又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应视为以自已的行为放弃解除权，解除权消灭。就本案而言，三合屯居委明确自认，多次向我催收房租，应视为三合屯居委以自己的行为放弃解除权，约定解除权消灭。同时，我在租赁期间虽多次迟延交纳租金，但未发生重大变故致涉案合同失去原有合同目的，使双方丧失依据涉案合同获取的可期待利益，即我的违约未达到根本违约的情形，且三合屯居委曾多次接受我迟延交纳租金，未提出异议，令我产生了合理依赖，进而足以认定三合屯居委已抛弃该项解除权，在此情形下，三合屯居委仍以我逾期不支付租金，视为约定解除条件成就为由，行使解除权，请求法院判令解除涉案合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六条)或者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损害我的信赖利益，为法律所禁止，不应支持。关于涉案合同2018年度租金交付是否逾期及其性质问题。在一审庭审时，我曾提出，在2018年1月1日前曾向三合屯居委按约定交付租金，但因三合屯居委当时正值居委会换届选举，三合屯居委要求等待选举后再行支付，未能在2018年1月1日前按约支付租金非因我的原因所致，我不能因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主张未被一审法院采信。即便如此，如前所述，我逾期支付租金，仅应承担迟延履行责任，三合屯居委也不能在以自己的实际行为放弃约定解除权后，再请求法院判令解除涉案合同。其次，三合屯居委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其请求依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三合屯居委明确提出依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基础为《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和第二百二十七条，主要涉及擅自转租和逾期不支付租金的法定解除权。关于因擅自转租而形成的法定解除权问题。我未经三合屯居委同意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对第三人转租，并不当然产生法定解除权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三合屯居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我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我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三合屯居委既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我存在对涉案租赁物对外转租的事实，也未向法庭证明其已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我对外转租之日起六个月内曾向我提出过异议，因此，三合屯居委不享有《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其因此请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于法无据，不应支持。关于逾期不支付租金而产生的法定解除权，这涉及到因迟延履行发生的解除权问题。《合同法》实际上区分了普通的履行迟延与定期行为场合的履行迟延，相应地解除权的发生要件并不相同。在前者场合，要求经过催告(《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在后者场合，则无须催告(《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前段)，对此，《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也体现了这一立法意旨和精神，明确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催告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仍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由此可见，就涉案租赁合同这类因普通履行迟延而发生的解除权，其要件有三：一是债务人构成履行迟延；二是债权人定有合理期限以为履行催告；三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未履行债务。于本案而言，如前所述，我在2018年1月1日前未能按约如期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构成履行迟延。唯，三合屯居委未定有合理期限催告我履行支付租金义务，而是径行向我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我接到解除合同的通知后，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及《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三个月的异议期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对三合屯居委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提出了异议。可见，三合屯居委行使法定解除权不符合上述法定解除权要件，其主张于法无据，不应支持。依“契约信守”原则，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和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对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应予维持一审法院继续履行的判决。（2）三合屯居委提出“我未向法院提出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不能认定我对三合屯居委解除合同通知书提出异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合同通知相对人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是，合同法或民事诉讼法均未强制规定解除合同通知相对人只能通过提起确认合同解除效力之诉这一单一确认之诉的方式行使，我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请求确认涉案合同有效，并请求继续履行涉案合同这一给付之诉中一并提出解除合同异议，并无不当。三合屯居委的这一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综上，三合屯居委的全部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三合屯居委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庄庆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2011年1月8日我与三合屯居委订立的租赁合同有效；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三合屯居委继续履行合同；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新建的房产归我所有；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合屯居委负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1月1日，我和父亲庄洪祥（已故）与三合屯居委订立租赁合同，经营使用三合屯居委所有的东临通达路、北临银雀山路、西邻小巷、南邻外贸公司场所一处，经营至2011年时，由于我在经营过程中依约对经营场所进行了改造，增加了部分建筑物，在2011年1月8日重新订立合同，合同约定期限至2028年12月31日，租金约定自2014年起，第一个五年年租金29万元，第二个五年年租金32万元，第三个五年年租金36万元，自2014年起执行，至此，我依约正常经营、依约缴费。2017年12月2日，我赴三合屯居委处欲交纳2018年度的租赁费29万时，三合屯居委告知我居委会正值换届选举，待换届结束后再说。换届结束后我多次找到三合屯居委交纳租金，均被拒绝。2018年2月4日，我突然收到三合屯居委的书面通知，称因超过15天缴费期限而解除租赁合同。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双方订立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我依照合同的约定经营租赁场所并依约交纳租金，并没有违约行为。三合屯居委在换届选举之时拒绝收取租金并告知我等待选举结束再收取，过错在三合屯居委，我并没有过错；同时，在租赁期间，我对经营场所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进行改造，新建了大约三千平方米的房产；现因三合屯居委的过错我没有缴纳租金而被三合屯居委强行终止合同，三合屯居委的行为属于新官不理旧账，法律的权威、尊严在三合屯居委的所作所为中全成了儿戏。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三合屯居委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庄庆林与三合屯居委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8年2月4日解除；2.请求判决庄庆林立即返还承租三合屯居委的租赁物及庄庆林在承租期间增加的建筑物；3.判决庄庆林赔偿庄庆林因其拒不返还租赁物给三合屯居委造成的损失（计算至2018年2月26日为45287.67元，其余损失计算至庄庆林全部返还租赁物之日止，标准为290000元/365=994.52元/天）；4.请求判令庄庆林支付违约金10万元；5.诉讼费用由庄庆林承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1月1日，三合屯居委与庄庆林之父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庄庆林之父租赁三合屯居委所有的向阳宾馆及场地，租赁期限为6年，2008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2011年1月8日，三合屯居委与庄庆林、庄庆林之父又签订一份租赁合同，约定庄庆林及其父亲租赁三合屯居委所有的向阳宾馆及场地，租赁期限为15年，2014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庄庆林应在每年的1月1日前交清当年的租金，逾期15天不交，合同终止。合同签订后，庄庆林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后庄庆林之父去世，三合屯居委于2018年2月4日向庄庆林发出终止合同通知，庄庆林签收。双方签订的合同解除后，庄庆林拒不返还三合屯居委的租赁物，给三合屯居委造成损失，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庄洪祥系庄庆林之父，于2016年去世。2008年1月1日，三合屯居委（甲方）与庄洪祥（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1.甲方将所属向阳宾馆及场地租给乙方使用，该处坐落于临临沂市兰山区××与××山路交汇处详见附图。2.租赁期为6年，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至。3.租金为每年26万元。乙方应在每年的1月1日前交齐当年的租金，先交款后使用。4.乙方的权利和义务…（4）乙方根据经营需要，分别于2000年、2007年对所租赁的场地进行了改造，要求各种规划建设手续到位，建筑结构详见附图，投资费用不能折抵租赁费。…（7）合同期内新增建筑物属于本合同第四条要求的合同到期需解除合同的，按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年折旧率进行折旧，折旧后如有净值的，双方协商分割；如折旧净值为零的，合同到期解除后，乙方投资新增建筑物部分，产权无偿归甲方所有。否则，属于非法建设的，甲方不承担任何补偿责任，合同解除后，新增建筑部分应无偿拆除。…”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出相应的约定。2011年1月8日，三合屯居委（甲方）与庄洪祥、庄庆林（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2008年1月1日甲乙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乙方在使用期间预对承租场所进行改造装修，涉及投资大、合同使用期短，乙方申请对原合同进行延期，经报两委研究决定，同意延期并调整租赁基数和租赁时间。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合同如下：1.原合同所有条款、租赁基数、租赁期限不变，直至执行到期。2.新一轮租赁期限为十五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3.租金为第一个五年每年29万元，第二个五年每年32万元，第三个五年每年36万元。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乙方应在每年的1月1日前交清当年的租金，先交钱后使用。4.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乙方对租赁的楼房、场地、房屋等固定资产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租赁期间修缮事宜经甲方同意后由乙方负责，费用由乙方承担。（2）乙方在租赁期内不得将承租的场所转卖、转租或抵押担保等。（3）乙方在租赁期内必须遵纪守法，水电费、税费、工商费及国家有关政策性收费由乙方承担，乙方所有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4）合同期满，甲方如继续出租，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承租权。（5）租赁期间，如因国家征用或城中村改造，影响本合同履行，双方终止合同，并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收取的当年租金按照乙方实际使用时间计算，剩余部分退换乙方。同时乙方享有国家规定的企业搬迁费。（6）合同期满，乙方在租赁期满经甲方同意所增建的建设性固定设施无偿归甲方所有，动产部分须在十日内搬出。5.甲方的权利和义务：（7）甲方有权在出租期内对所出租场所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在甲方书面同意地情况下乙方可以将所租赁的资产转租给另一方使用。（8）租赁期内，甲方不得将所出租给乙方的资产转租、转卖或抵押担保。如因甲方原因致使乙方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甲方赔偿乙方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6.违约责任：（1）乙方应按本协议第三款所述按时交纳租金，如不按时交付租金，每迟一天需向甲方支付1‰的滞纳金，逾期15日不交租金的，视为放弃租赁权，合同终止，按乙方违约根据本合同第六条第2款支付违约金。（2）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期间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否则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并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7.合同履行期间，因自然灾害、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合同自然终止，双方免责。8.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9.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不因双方代表人变更而变更。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体有同等效力。10.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甲方（出租方）三合屯居委乙方（承租方）：庄洪祥、庄庆林2011年1月8日。合同签订后，庄庆林及其父亲庄洪祥共同承租涉案房屋及场地，分别于2009年10月14日向三合屯居委交纳租金15万元、2011年1月9日交纳租金36万元、2011年4月11日交纳租金10万元、2011年7月15日交纳租金8万元、2012年4月15日交纳租金10万元、2012年4月24日交纳租金5万元、2012年9月26日交纳租金10万元、2013年9月13日交纳租金10万元、2013年12月25日交纳租金10万元、2014年3月27日交纳租金6万元、2014年9月1日交纳租金7万元、2015年1月31日交纳租金52万元、2016年1月4日交纳租金29万元、2016年12月30日交纳租金29万元。2018年2月4日三合屯居委以庄庆林未按时交纳2018年度租金29万元为由，向庄庆林发出《终止合同通知》，载明：“庄庆林：根据贵我双方2011年1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第三条的约定，你方应当于2018年1月1日前，向居委交纳2018年度的租金29万元，但时至今日，你方仍未交纳。根据合同第六条的约定，经两委会研究决定，终止我方和贵方签订的前述租赁合同及以前所有的租赁合同协议，并追究你方10万元的违约责任。本通知到达你方时，合同解除。请你方接本通知后3日内，腾空、交还租赁物，并向居委交纳违约金10万元。逾期不交，我方将予以强行清空，由此造成的损失，均由你方承担。特此通知！三合屯居委2018年2月4日签收人：庄庆林”。2018年2月8日，三合屯居委向庄洪祥、庄庆林转租的七家商户发出通知，告知各商户双方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庄庆林于2018年2月8日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申请对租金进行提存。一审法院另认定，庄洪祥系三合屯居委居民，因病于2016年去世，其妻于70年代去世，二人共生育五个子女：长女庄庆芝、次女庄庆玲、三女庄庆霞、长子庄庆林、四女庄庆华。庄庆芝、庄庆玲、庄庆霞、庄庆林均到庭证明涉案租赁物系庄洪祥与庄庆林共同租赁，四人均自愿放弃对租赁的租赁权及其他一切相关权益的继承权，由庄庆林享有涉案租赁物的一切权益。一审法院还认定，涉案租赁物位于临临沂市××山区××山路与××处西南，根据临沂市土地管理局（88）临土征字第58号文件，三合屯居委1984年建向阳服务大楼，临沂市土地管理局批准补办本村耕地十亩六分六厘。本案诉讼过程中，临沂市国土资源局向三合屯居委颁发了鲁（2018）临沂市不动产权第0089355号不动产权证书，宗地面积为1855.72㎡。一审法院认为，庄庆林与其父庄洪祥（已去世）共同租赁位于临临沂市××山区××山路与××处西南的向阳宾馆及场地、并在租赁期内新建部分建筑物，2018年1月1日前租金均已向三合屯居委交纳的事实，有庄庆林、三合屯居委提交的租赁合同、收款收据、不动产权证书等予以证实，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涉案租赁合同是否有效。三合屯居委在庭审中提出，涉案合同是在原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于2011年1月8日重新签订的，将承租方由案外人庄洪祥（庄庆林之父）变更为庄洪祥及庄庆林，另外，合同约定的租金29万元远远低于市场价，涉嫌庄庆林与三合屯居委签订合同的负责人恶意串通，涉案合同应为无效。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其构成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主观因素为恶意串通，即当事人双方具有共同的目的（恶意），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害意）。客观因素为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从本案来看，三合屯居委未能向法庭举证证明承租人与出租人的负责人在主观上存在共同害意。在客观上，也没有证据证明出租人集体利益受到损害。至于在原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重新签订新的合同，并变更承租主体，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也不能说明当事人双方就因此而具有共同损害集体利益的害意。关于租金数额的约定问题。涉案租赁合同为双务合同，承租人负有支付对价的义务。依合同法原理通说认为，对价并不要求须为市场等价，只要涉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对价的给付约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可。同时，涉案合同期限较长，庄庆林方承租后，在地上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支付相应的对价，对租金的约定不能以当下的市场价格作为衡量合同订立之时市场行情的依据。综上，涉案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三合屯居委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三合屯居委得否依约定解除条件成就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涉案合同第6款第1项约定：“乙方（承租人）应按本协议第3款所述按时交纳租金，如不按时交纳租金，每迟交一天须向甲方（出租人）支付1‰的滞纳金，逾期15日不交租金的，视为放弃租赁权，合同终止……”。双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三合屯居委享有约定解除权，可以解除合同。但是，合同解除权，不论是法定解除权抑或是约定解除权，性质上是一种形成权，其解除权的行使受到除斥期间的规制。理由在于，拥有解除权的人既可以行使其权利，也可以不行使，解除权行使与否既取决于解除权人的意志，由此会使相对人陷于不安状态，长期放任此种不安状态存在，有失公允。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后，解除权人应当就解除合同抑或继续履行合同择其一行使。若解除权人又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应视为以自己的行为放弃解除权，解除权消灭。承租人在租赁期内虽多次迟延交纳租金，但未发生重大变故致该合同失去原有合同目的，使双方丧失依据该合同获取的可期待利益，即承租人的违约未达到根本性违约的情形，且出租人曾多次接受承租人迟延交纳租金，未提出异议，令承租人产生了合理信赖，进而认为出租人已经抛弃该项解除权或根本不欲行使该项解除权。在此情形下，出租人仍以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租金，视为约定解除条件成就为由，行使解除权，请求法院判令解除涉案合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损害承租人的信赖利益，为法律所禁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合同2018年度租金交付是否逾期及其性质问题。庭审中，承租人提交了两名证人证言，意在证明在2018年1月1日前曾向出租人按约定交付租金，但因出租人当时正值居委会换届选举，出租人要求等待选举后再行支付，未能在2018年1月1日前按约支付租金非因承租人的原因所致，承租人不能因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合屯居委抗辩称，两名证人均系承租人庄庆林的直系亲属，与本案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其证据不足采信，对出租人的抗辩予以支持。如前所述，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应承担迟延履行责任，三合屯居委主张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请求承租人按每迟交一天向出租人支付1‰滞纳金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就违约金约定过高，酌情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以29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2月8日，即7246元。（三）三合屯居委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出租人明确提出依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和第二百二十七条，主涉及擅自转租和逾期不支付租金的法定解除权。关于因擅自转租而形成的法定解除权问题。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对第三人转租，并不当然产生法定解除权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出租人既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承租人存在对涉案租赁物对外转租的事实，也未向法庭证明其已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对外转租之日起六个月内曾向承租人提出过异议，因此，出租人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其因此请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不支付租金而产生的法定解除权，这涉及到因迟延履行发生的解除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际上区分了普通的履行迟延与定期行为场合的履行迟延，相应地解除权的发生要件并不相同。在前者场合，要求经过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在后者场合，则无须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前段），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也体现了这一立法意旨和精神，明确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催告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仍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由此可见，就涉案租赁合同这类因普通履行迟延而发生的解除权，其要件有三：一是债务人构成履行迟延；二是债权人定合理期限以为履行催告；三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未履行债务。于本案而言，如前所述，承租人在2018年1月1日前未能按约如期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构成履行迟延。出租人未定有合理期限催告承租人履行支付租金义务，而是径行向承租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承租人接到解除合同的通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及《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三个月的异议期内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对出租人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提出了异议。可见，出租人行使法定解除权不符合上述法定解除权要件，其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出租人行使法定解除权均不符合相应的法定解除权要件，其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基础不能成立，请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此，出租人提出的请求承租人承担损害赔偿及因承租人违约致合同解除的10万元的违约责任的主张，也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契约信守”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对承租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予以支持。（四）关于庄庆林请求判令新建的房产归承租人所有的问题。经审理查明，承租人在涉案租赁场地内确有新建部分房屋，对此，双方均无异议。根据涉案租赁合同第4条第6款：“合同期满，乙方（承租人）在租赁期间经甲方（出租人）同意所增加的建设性固定设施无偿归甲方所有……”的约定，出租人享有在合同期满后请求承租人移转新建房屋所有权的债权。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确权的前提是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发生争议。涉案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承租人享有新房屋所有权，出租人享有在合同期满后请求承租人移转新建房屋所有权的债权，均无异议，现实无必要对涉案新建房屋的所有权人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庄庆林、三合屯居委于2011年1月8日订立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二、庄庆林、三合屯居委继续履行本判决第一项所述的租赁合同；三、驳回庄庆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四、庄庆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三合屯居委违约金7246元；五、驳回三合屯居委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庄庆林负担50元，由三合屯居委负担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206元，由三合屯居委负担3156元，由庄庆林负担50元。本院二审期间，三合屯居委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三合屯社区第十二届居民委员会选举委员公告第12号，用以证明三合屯居委选举的时间是2018年1月25日，而不是庄庆林以及证人所主张的2017年12月份。庄庆林主张2017年12月份到社区交纳租金的陈述是虚假的。2.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75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的规定而无效，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初字第798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的城市、镇规划区内的房屋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庄庆林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照片两张，用以证明2017年12月以后，庄庆林多次到三合屯居委交纳承包费，三合屯居委以准备村民选举，等待选举结束以后，再交纳租金为由，拒收租金。2.临沂市国土局（88）临土征字第58号文，用以证明承租的租赁物是1984年建设，而城市规划法是1990年1月1日实施，向阳服务大楼在建设时无需取得规划许可证。3.庄庆林与次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协议一宗，用以证实自1998年3月至今，庄庆林一直将自己使用之外的部分租赁物出租给他人使用，转租业务已持续多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庄庆林对三合屯居委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1，我方主张在2017年12月初向三合屯居委交纳租金时，三合屯居委以准备进行选举为由拒收租金，并不是证明三合屯居委是在2017年12月初进行选举。对于证据2，该判例与我和三合屯居委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没有关联性，是否涉及到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与我无关。对于证据3，我认为与本案存在很大的不同点，不能以该判例为标杆，生搬硬套裁决本案。三合屯居委对庄庆林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1，对其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有异议，不认识照片中的人，另外照片也没有显示时间，来源也不合法，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对于证据的要件，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一审不论是庄庆林还是证人都都某2017年12月选举，刚才庄庆林变更了说法，说2017年12月准备选举，陈述的不是事实，证明不了庄庆林所主张的2017年12月份庄庆林的配偶到村委交纳租金的事实。这个证据如果要是2017年12月份形成的，那么一审当中就应当提交，在二审当中不能作为新证据提交。对于证据2，1984年1月5日国务院颁布并实施了城市规划条例就已经制定了在建设之前需要办理规划手续的规章。向阳服务大楼1984年建设，正是城市规划条例实施之后，应当根据该条例的规定办理规划手续。因此该证据也不能证实庄庆林的主张。对于证据3，该证据是庄庆林与其转租的租赁户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并没有如实地向三合屯居委说明这些情况。2018年2月4日在庄庆林违反合同延迟一个多月未缴纳租金的情况下，先向庄庆林送达终止合同通知，后又挨家挨户向庄庆林的转包户送达通知，此时各转包户仍不承认与庄庆林之间的承包关系，因此三合屯居委对庄庆林举证的房屋租赁合同并不知情，也不能证明庄庆林的主张。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三合屯居委提交的证据1仅能证实三合屯社区于2018年1月25日举行了三合屯社区居民选举大会，不能证实三合屯居委在此之前没有准备居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庄庆林在一审期间陈述的三合屯居委在2017年12月份正值换届选举与三合屯居委提交的证据1并不存在矛盾。三合屯居委提交的证据2涉及的《租用土地使用合同书》的承租人不属于出租人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且证据2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故该证据虽然内容真实，但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三合屯居委提交的证据3涉及的52号房屋系2013年复建的房屋，该房屋与复建前相比，无论在建筑面积、层数、建筑形式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已不属于原拆原建的范畴，应当重新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本案的房屋即向阳服务大楼建立于1984年，我国最早针对城市规划制定的《城市规划条例》于1984年1月5日颁布，该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仅规定“申请进行建设的组织和个人，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确定其建设位置，提出地面控制标高、建筑密度、建筑层数、建筑立面以及与环境协调等设计要求，并审查其有关设计文件和图纸，发给建设许可证后方可施工”，当时并无建设房屋需要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三合屯居委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向阳服务大楼建成时系违法建筑物。因此，三合屯居委提交的证据3虽然内容真实，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庄庆林提交的证据1没有拍摄时间，三合屯居委对照片中的人物身份不予认可，庄庆林没有进一步提交证据证实该照片与本案争议的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庄庆林提交的证据1不予采信。庄庆林提交的证据2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已由三合屯居委提交，双方已经进行了质证，该证据能够证实向阳服务大楼所占用的土地手续合法，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庄庆林提交的证据3系庄庆林与次承租人沂蒙影社、爱摄影等签订的租赁合同，三合屯居委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提交的7份腾空通知亦包括沂蒙影社、爱摄影等次承租人，因此庄庆林提交的证据3能够证实庄庆林存在转租行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三合屯居委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三合屯居委与庄洪祥、庄庆林于2011年1月8日签订的延期租赁合同的序言部分载明“报经两委研究决定，同意延期并调整租赁基数和租赁时间”，三合屯居委没有证据证实庄洪祥、庄庆林在签订租赁合同时与三合屯居委的合同签订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全体居民利益的行为，且该合同已经履行多年，本院对租赁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本案没有证据表明庄庆林明确表示不再支付2018年度的租金，现有证据亦不能证实在2018年1月1日前庄庆林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支付2018年度的租金，因此本案应排除对上述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适用。庄庆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在2018年1月1日前向三合屯居委交付租金时被三合屯居委拒收，根据庄庆林接到三合屯居委的终止合同通知后随即提出本案诉讼且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由法庭提存租金的事实，能够判断出庄庆林自始没有解除和终止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能够认定庄庆林存在迟延交付租金的行为，符合上述第九十四条第三项所指的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在庄庆林存在迟延交付租金的情况下，三合屯居委应当负有在合理期限内进行催告的义务，三合屯居委在没有催告的情况下即告知庄庆林解除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其终止合同通知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2011年的租赁合同仍然有效，原审判决该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向阳服务大楼建成于1984年，当时并没有规定建设房屋时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此后实施的城市规划法规虽然规定建设工程应当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此后实施的法律规定没有溯及力，且三合屯居委没有证据证实向阳服务大楼为违法建筑物，三合屯居委以租赁房屋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主张本案租赁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规定居民委员会在未经居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况下出租集体财产的行为无效，且三合屯居委系城市居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三合屯居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关于“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规定主张本案租赁合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三合屯居委关于租赁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庄洪祥、庄庆林在履行2011年至2017年度的合同过程中虽多次逾期交付租金，但三合屯居委并未要求庄洪祥、庄庆林承担违约责任，三合屯居委在2018年2月4日的终止合同通知中仅以庄庆林未于2018年1月1日前将交付2018年度的租金为由告知庄庆林解除合同，三合屯居委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已经不再追究庄庆林在履行2017年度以前的合同过程中迟延交付租金的违约责任，但不能以三合屯居委对庄庆林在履行2017年度以前的合同过程中迟延交付租金的行为未提出异议而认定庄庆林产生合理信赖，本院对此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三合屯居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以三合屯居委多次接受庄庆林迟延交付租金而未提出异议的事实认定庄庆林产生合理信赖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6元，由上诉人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街道三合屯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田开玉审判员  姚玉蕊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徐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