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0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2011年11月1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9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系刘某1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庆有，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旻珊，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6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曾用名：刘晨雪），女，1995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茂华，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毓，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男，1939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某，女，194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刘某1与上诉人张某、刘某2、被上诉人刘某3、蒲某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11230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并依法改判张某、刘某2向刘某1支付3166666元；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张某、刘某2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采信一份没有合法性与关联性的《干部履历表》作为裁判依据，导致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刘某1在原审开庭对《干部履历表》质证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主要理由为：第一、该份证据上只有出具证明的单位的人力资源部的部门章，没有该单位的公章。既没有经办人的名字，也没有联系电话，只有制表日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资料，应当由单位的负责人及制作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因而该《干部履历表》属于无效证据，故刘某1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该份证据显示的时间为1988年。根据刘某1提交的证据二表明，本案张某与被继承人结婚的时间为××××年××月××日，这张表上显示的配偶栏目中张某的出生日期为“1964年8月7日”，本案张某的出生日期为“1964年2月7日”。也就是说干部履历表上显示的刘晓东及张某与本案的张某、被继承人缺乏同一性。第三、我国于1984年4月6日开始实施居民身份证编号制度。1988年各机关单位在填写个人档案时，个人相关信息理应备注身份证编号，而该表上所有人的名字均没有身份证编号。所以无法证明该表上的刘晓东就是本案被继承人刘晓东，更无法证明相关栏目上显示的名字“刘某3、蒲某”系被继承人刘晓东的父亲和母亲，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第四、这份《干部履历表》上显示的被继承人原籍为安徽合肥，而被继承人刘晓东的父母亲显示为“内蒙古满洲里市”。这份《干部履历表》即便为原审法院依职权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调取，但是并不是原审法院亲自到有关单位调查核实。《干部履历表》疑点重重，原审法院并未核实清楚。原审法院对这份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相悖，存在诸多疑点且与客观事实矛盾的书证，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没有任何有效证据可以证实原审判决认定的“刘某3与蒲某”与被继承人刘晓东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是否健在。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缺乏事实依据，导致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上面第一条上诉理由的充分阐述，原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张某、刘某2刘某3与蒲某系被继承人刘晓东的父母，同时采信的是户主刘晓民的户籍信息。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刘某3与蒲某和被继承人刘晓东之间存在直系亲属关系，依据刘晓民的户籍信息从而确定刘某3与蒲某的身份信息与继承人资格，就属于凭空认定。如果被继承人刘某3与蒲某确实尚在人世并且健在，其本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继承人刘晓东案件审理的情况，其经过原审人民法院公告的情况下，却不到庭参与诉讼，明显与常理不符。因为在原审判决的第8页最后一段的表述，以及在原审过程中，主审法官对张某及刘某2的代理人发问时，其竟然回答从来与被继承人的父母没有联系，已经失去了联系。张某、刘某2张某的代理人明显是为了某种目的故意说谎，或者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因为原审人民法院送达给张某有关案件文书的收件人为“刘晓军”，也就是说张某与刘晓军有联系，如果刘晓军确系被继承人的弟弟，怎么会不告诉他的父母亲呢？况且刘晓民的户籍信息显示为在一个居住地址。所以刘某1有理由并且有证据可以证明，刘某3与蒲某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了被继承人遗产纠纷诉讼的事实，而不参与诉讼，应该视为对实体权利的放弃。或者可以说明被继承人刘某3与蒲某已经不在人世。原审判决对有关事实和证据缺乏正确的分析与基本的逻辑分析，简单地套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审理此案，导致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并没有说明在没有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或者在认定事实缺乏依据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使用公权力错误判决，去剥夺其他有继承权的继承人的份额，将份额强加给怠于行使，或已经知道却以不作为的方式放弃，或者已经根本不在人世的继承人，造成了对刘某1合法继承权的侵害。原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是对审批权力的滥用，并且是对有关法律规定的曲解与错误适用。上诉人张某、刘某2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第三、第四项；2.请驳回刘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刘某1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张某作为与刘晓东共同生活近30年的发妻，一眼就认出刘某1在本案中提交的香港生死登记处的出生登记资料上刘晓东的签名并非刘晓东本人书写，并向一审法院提出笔迹鉴定的申请，同时提交了包括经深圳市南山区公证处公证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的刘晓东签名等多份样本。然而一审法院既不组织双方对鉴定样本进行质证，又不提交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直接认为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上诉人自行委托，且不具备进行笔迹司法鉴定的条件，径行判决，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从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四段内容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很清楚出生登记资料上刘晓东签名的真实性与否直接决定在登记官员面前签署资料的人是否本案的“刘晓东”。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刘某1提交的香港出生登记资料上刘晓东的签名明显存疑，且上诉人提出质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完全无视上诉人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径行判决，其做法难以令人信服。2、由于一审法院对张某、刘某2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置之不理，其无奈之下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出生登记办理所需的资料》声明栏签署处“刘晓东”签名与刘晓东签名样本是否出自同一人的笔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认为检材与样本中的签名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该鉴定意见说明《出生登记办理所需的资料》上“刘晓东”签名明显存疑。刘某1以该鉴定意见系张某、刘某2自行委托鉴定为由不予认可，在该情形下，一审法院完全可以另行指定或者组织双方另行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而不是径行作出否认的判决。3、张某、刘某2提交给鉴定机构的样本全部是原件，并非复印件，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5行称“检材及样本均为复印件”的认定内容有误。4、张某、刘某2提供的多份鉴定样本均为刘晓东生前在公证员面前进行签字并经公证处公证的《公证书》内页，且有刘晓东本人的手印，并可以随时向法院提供完整的公证书原件以供核实。鉴定样本上刘晓东的签名完全可以证实为刘晓东本人所写。另外，法院也完全可以向深圳市南山区公证处、婚姻登记处、刘晓东的原工作单位、出入境部门、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等部门调取刘晓东的签名作为样本进行笔迹鉴定。并非因刘晓东死亡，就无法取得笔迹鉴定的比对样本。5、由于本案被继承人刘晓东死亡，无法进行亲子鉴定，刘某1提供的唯一直接证据是香港出生登记证明书。那么，验证该份出生登记证明书上刘晓东签名的真伪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签名者真实性与否的办法。刘某1仅凭存在冒用“刘晓东”名义的情形办理的《香港出生登记》，是无法确认被上诉人亲生父亲的身份的。一审法院无视张某、刘某2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在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判决不能令人信服。二、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李某声称刘某1是自己与刘晓东的私生子，然而除了口头陈述却提供不了任何二人生活、抚养、处理孩子日常事宜的相关证据，包括文件、短信、微信、照片等，其情形与常理不符。三、在被继承人刘晓东死亡，无法应诉且无法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确定刘某1与刘晓东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应是一项慎之又慎的判决。然而一审法院仅凭一份冒名刘晓东签名的出生登记证明即认可刘某1系刘晓东非婚生子，其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有失法律的严谨。张某、刘某2多次去香港生死登记总署了解在香港办理出生登记的具体情况，香港生死登记总署告之：由于2011年时父母为婴儿办理出生登记证明签字时没有录影资料，如果签名与本人不符，无法查证当时签名的具体情形，有存在冒名办理的可能性。四、张某与刘晓东在购买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学林雅苑时双方已明确约定了各自的房产份额：张某占70%，刘晓东占30%。双方除了进行有效的产权登记外，双方在经过公证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上也签字约定了上述份额。该约定应视为双方对婚内该财产的明确约定。张某、刘某2在一审时提交了购买学林雅苑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同时提交了情况说明。该房屋并非仅有房产不动产登记显示的份额。双方在经过公证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上签字约定了张某占70%，刘晓东占30%,该约定应视为双方对婚内该财产的明确约定。一审法院将该房屋认定为张某与刘晓东共同共有，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五、刘晓东去世后，其父母刘某3、蒲某已表示将其继承的份额全部赠与孙女刘某2。刘某3与蒲某也不愿参与本案的诉讼，是被动地被一审法院追加为原告的。张某、刘某2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原审依据的孤证有造假嫌疑，原审不对本案关键的证据进行鉴定，仅依据一份当事人不认可的材料认定刘某1是刘晓东的儿子。刘某1的主张极不符合常理，刘某1是否是刘晓东的儿子，刘晓东生前对此没有任何交代，这不符合常理。因为刘晓东在病房里做过两次大型手术，且患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某1真的是刘晓东的儿子，那么作为父亲其不可能不为年幼的儿子保留继承权。即使没有办继承公证，其也应该手写一份遗嘱或跟自己的兄弟、父母交代。但刘晓东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刘某1的遗嘱，也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这不符合父母对子女的照顾。从刘晓东的表现来看，刘某1是否是刘晓东的儿子存在重大的怀疑，不仅刘晓东生前没有交代，在其过世之后，李某也无法提供与刘晓东联系的QQ、微信、电话等，也没有与刘晓东留影的照片，也没有与刘晓东有关的人证、物证，李某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本案中的主张，李某的主张不符合常理。二、原审忽视了李某本身的主张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存在无法解释的破绽。其一方面自称其和刘晓东的关系无人知晓，但另外一方面却又称刘晓东通过他人向其支付生活费，“他人”指谁，没有人证及物证。另外，如果李某和刘晓东共同生育了刘某1，两人不可能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李某在诉讼中也只敢称从未主动与刘晓东联系，而不敢称主动、被动都没有。既然有联系，如果共同生育了刘某1，那么两人之间必然存在着生养刘某1的内容，如短信、QQ、微信等证据，李某也不可能删除对其有利的证据，但李某并没有向法院提供与刘晓东有关联的证据。因此本案完全可以推定李某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刘某1根本不是刘晓东的儿子。三、原审在李某举证薄弱的情况下还未经核实即采纳一份真实性存疑的公证档案，在李某的主张违背常理且无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即使其提交香港的出生材料证明刘某1是刘晓东的儿子，但这些材料仅仅是依据自称是刘晓东的男子在登记官面前签订文件而作出的，该男子是否是刘晓东本人，没有任何录音录像证明，仅有一份签字存疑的材料。我方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刘晓东所签，该男子持有刘晓东的港澳证复印件，但港澳证可以代持，在刘某1出生证上签字的男子是否是刘晓东本人，没有证据证明。四、刘某2在本案中也属于继承人，应该判决刘某2继承刘晓东的财产，而不应该反过来判决刘某2向其他继承人支付财产，涉案房产至今登记在张某与刘某2名下。张某、刘某2针对刘某1的上诉，答辩称，刘某1是否是刘晓东的儿子事实不清，刘某1的异议不能推翻原审对刘晓东父母身份的认定，刘某1无权剥夺刘晓东父母的继承权。确请求驳回刘某1的上诉。刘某1针对张某、刘某2的上诉，答辩称，刘某1的出生证明依照香港法律办理，并由刘晓东亲自签名，刘晓东还将其港澳通行证复印件留在香港入境事务处。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刘某1是刘晓东的非婚生子，具有继承人资格。涉案房产的物权登记是公示行为，并非确权行为，不能把物权登记理解为夫妻财产的约定。坚持刘某1的其他上诉意见。被上诉人刘某3、蒲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二审审理，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刘某1依法继承刘晓东价值人民币1,625,946元（以下均为人民币）的财产应得的份额；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原告刘某1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原告刘某1依法取得被继承人刘晓东涉案房产评估价值50%的三分之一。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继承人刘晓东（男，196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生前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即刘某2。2015年10月20日，刘晓东因脑血管病死亡，后于2015年11月2日在珠海市殡仪馆火化。张某、刘某2陈述刘晓东生前未立遗嘱，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关于刘晓东父母身份。据法院向刘晓东人口信息显示的服务处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原电子工业部三十八所）调取的干部履历表显示，刘晓东父亲为刘某3，母亲为蒲某；刘晓东另有两个弟弟，分别为刘晓军、刘晓民。刘某3、蒲某户籍因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迁入深圳市，户主为刘晓民，刘某3、蒲某与户主关系分别显示为父亲、母亲。关于刘某1身份。香港生死登记处签发的出生登记纪录显示刘某1于2011年11月15日在香港浸会医院出生，其父亲为刘晓东，母亲为李某。经香港入境事务处核证，该处备存出生登记编号为S521915（0）的《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显示刘某1父亲为刘晓东，往来港澳通行证号码为W53447232，母亲为李某，往来港澳通行证号码为W47888932；该申请表格声明一栏有如下内容：“我俩刘晓东、李某，是刘某1的父/母亲。我俩现要求将刘晓东作为父亲的名字加入刘某1的出生记项上。我俩刘晓东、李某并没有在任何地方举行过任何结婚或宗教仪式或办理过任何结婚登记手续。我俩同意为办理我们的申请而进行任何有关查询。”声明下方有刘晓东、李某签字（其中刘晓东签字中“晓东”两字使用繁体中文字），日期为2011年11月21日；上述核证材料另附刘晓东、李某往来港澳通行证复印件。深圳市公安局出具查询资料显示刘晓东（身份证号码：）往来港澳通行证于2011年11月3日签发，证件号码为W53447232，申请类别为首次申请，签注种类为港澳商务签注，前往地为香港，有效次数为多次有效。另经法院向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调查，2011年11月1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刘晓东持证件号码为W53447232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多次往来香港，其中2011年11月13日17点44分出境，2011年11月14日11点08分入境；2011年11月15日14点出境，2011年11月16日13点58分入境；2011年11月18日10点12分出境，2011年11月18日17点25分入境；2011年11月21日7点31分出境，2011年11月21日14点44分入境。庭审中，针对刘晓东、李某生育、养育刘某1的情况，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据李某称刘晓东对其要求极其严格，未经允许李某不得与其打电话、发短信，李某按照要求从未主动与刘晓东联系，二人的关系无他人知晓；刘某1出生时双方共同办理出生登记手续，签名为刘晓东本人所签；刘晓东通过他人向李某支付生活费，李某从未主动索要费用；李某经打听才得知刘晓东死亡一事，此后刘某1由李某独资抚养。关于争议遗产。1.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工业园内科技园东区12栋单身公寓616房产（不动产证号：4000337679，以下简称科技园单身公寓房产）登记在张某名下，建筑面积为33.73平方米，产权证附记为：“市场商品房。购房日期：2007-09-21。”2.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与××中学交汇处科苑学里揽翠居5栋9G房产（不动产证号：4000250263，以下简称科苑学里房产）登记在张某名下，建筑面积为114.19平方米，产权证附记为：“市场商品房。该业主于2004年11月1日向深圳科技工业园总公司购买商品房。”3.位于深圳市××学府路南学林雅院9栋（锦园）603房产（不动产证号：4000083750，以下简称学林雅院房产）登记在张某、刘晓东名下，份额分别为70%、30%，购房性质为“购商品房”，核准日期为2002年10月23日。对于房产权属，张某主张其拥有科技园单身公寓房产、科苑学里房产100%的产权，拥有学林雅院房产70%的产权，该房产已在婚内进行分配，购房合同注明了张某、刘晓东各自所占份额，并由二人签字；刘某1主张房产证载明份额并非夫妻对共同财产的约定，不属于对财产真实的分配。对于房产价值，庭后，刘某1与张某、刘某2协商确定上述三套房产当前市场价值为19,000,000元。诉讼中，因张某、刘某2对刘某1与刘晓东之间的亲子关系不予认可，刘某1申请就其与刘某2之间的亲属关系进行司法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太太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对刘某1与刘某2是否来自同一男性父系家族进行DNA鉴定，该所致函法院称父系鉴定仅限于男性之间，无法鉴定刘某1与刘某2是否存在同一父系关系；因刘晓东突发疾病死亡并已火化，无法直接鉴定刘晓东与刘某1是否存在亲子关系，但刘晓东亲生父母、刘晓东兄弟（已知为两位）、刘某1的母亲李某均健在，故可通过祖孙关系鉴定证明祖孙关系，再通过与祖父母的其他儿子的亲子鉴定来排除其他儿子的可能性，间接证明刘晓东与刘某1的亲子关系。因无法联系刘晓东父母及兄弟，该项鉴定未能进行。法院2016年9月首次向张某、刘某2户籍地址邮寄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司法专邮由刘晓军签收，签收邮单注明收件人与张某关系为“小叔”，与刘某2关系为“叔侄”。张某、刘某2称与刘晓东父母并无往来，现与刘家无法联系，在法院追加刘某3、蒲某为本案共同原告之前不清楚刘晓东父母姓名。张某、刘某2申请就香港入境事务处《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声明一栏中“刘晓东”签名是否为他人伪造刘晓东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并提交包括经深圳市南山区公证处公证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中刘晓东签名等样本。后张某、刘某2自行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就2011年11月21日《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声明栏签署处“刘晓东”签名与刘晓东签名样本是否出自同一人的笔迹进行鉴定，该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检材与样本中签名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刘某1主张该鉴定由张某、刘某2自行委托鉴定，未通知第三方，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且刘晓东已经死亡，无法提供可以认定为其本人签名的样本，鉴定的前提已不存在，故不认可张某、刘某2提交的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同意进行笔迹司法鉴定。另查，《香港法例》第174章《生死登记条例》第12条第（1）项规定：“即使第7至第10条另有规定，如出生者属非婚生子女——（a）无人须以该名子女的父亲的身份就该名子女的产生而申报资料；及（b）除于第（2）款订定的情况下，不得在登记记录内将任何人的姓名作为该子女的父亲登记”；第（2）项规定“第（1）（b）款所指的情况为——（a）该名子女的母亲及自称为该名子女的父亲的人一同提出要求；或（b）该名子女的母亲提出要求并出示以下文件--（ⅰ）该名子女的母亲所作的声明书，述明该人为该名子女的父亲；及（ⅱ）该人所作的法定声明书，述明他本人为该名子女的父亲；或（c）该人提出要求并出示以下文件---（ⅰ）该人所作的声明书，述明他本人为该名子女的父亲；及（ⅱ）该名子女的母亲所作的法定声明书，述明该人为该名子女的父亲；或（d）该名子女的母亲或该人提出要求并出示以下文件---（ⅰ）有关命令的核证副本；及（ⅱ）该名子女（如其已年满16岁）对该人登记为其父亲的同意书”。根据该条第（3）项，第（2）项（d）所指的“有关命令”是指法院的命令。原审法院认为，刘某1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本案为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定继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刘某1是否具有刘晓东继承人资格；二是涉案三套房产中属于刘晓东遗产的份额问题。关于焦点一，刘某1主张其为刘晓东与李某的非婚生子，为此提交香港生死登记处的出生登记资料。根据香港《生死登记条例》（第174章）第12条，存在以下情形，可登记非婚生子女父亲，一是母亲和父亲一同提出登记请求；二是母亲提出登记请求并声明另一方为子女的父亲，而另一方出具法定声明书，声明其为子女的父亲；三是父亲一方提出登记请求，并声明其为子女的父亲，而母亲出具法定声明书，声明申请登记的一方为子女的父亲；四是一方提出登记要求，并有法院的命令，以及年满16岁的子女的同意书。无论是哪种登记形式，除了上述第四种情形外，非婚生子女要登记父亲的姓名，均需父亲提出申请或者出具法定的声明书。编号为S521915（0）的《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显示刘晓东登记为刘某1父亲是李某、刘晓东一同提出登记请求。另据法院调取刘晓东出入境记录，上列《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签署日2011年11月21日，刘晓东有持W53447232号往来港澳通行证往返香港。张某、刘某2主张《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中“刘晓东”签名系他人冒名签署，但其提交的《文书司法鉴定书》系自行委托鉴定；《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中“刘晓东”签名部分使用繁体中文字签署，而其提供的鉴定样本均为简体中文字签署，且刘晓东已死亡，无法取得各方认可的鉴定比对样本，本案亦不具备进行笔迹司法鉴定的条件。因本案客观原因，无法通过亲属关系司法鉴定间接证明刘晓东与刘某1之间的亲子关系，从证据优势角度，刘某1所举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张某、刘某2举证，故法院依法采信刘某1主张，认可刘某1系刘晓东非婚生子，具有刘晓东继承人资格。无证据表明刘晓东生前订立遗嘱或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其遗产继承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基于本案现有在案证据，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张某、刘某2、刘某1、刘某3和蒲某。关于焦点二，本案争议的科技园单身公寓房产、科苑学里房产、学林雅院房产均系刘晓东、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在无其他证据直接证明张某、刘晓东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将涉案房产不动产登记显示的权利份额直接视为夫妻财产约定，故三套房产均为二人共同所有，刘某1主张其中50%属于刘晓东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采纳。刘晓东第一顺序继承人共有5人，每人依法可继承遗产份额为五分之一，刘某1明确要求取得其应继承份额对应价值而非房产份额，故法院酌情确定刘晓东遗下涉案三套房产的份额由张某、刘某2共同继承，各自继承刘晓东50%房产份额的一半；张某、刘某2应补偿刘某1、刘某3、蒲某各自应继承份额所对应财产价值1,900,000元（190××××****%÷5）。刘某3、蒲某既未表示放弃实体权利，又不参加诉讼，法院依法追加二人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刘晓东遗下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工业园内科技园东区12栋单身公寓616房产（不动产证号：4000337679）、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与××中学交汇处科苑学里揽翠居****产（不动产证号：4000250263）、、位于深圳市××学府路南学林雅院**锦园）603房产（不动产证号：4000083750）份额由被告张某、刘某2共同继承（各自继承刘晓东50%房产份额的一半）；二、被告张某、刘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某1支付1,900,000元；三、被告张某、刘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某3支付1,900,000元；四、被告张某、刘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蒲某支付1,900,000元；五、驳回原告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133.6元，由原告刘某1负担12,853.6元，被告张某、刘某2负担19,28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刘某1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外，张某、刘某2二审中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和申请有关专家出庭。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为相关继承人身份的确定问题，第二为被继承人刘晓东的遗产范围问题及各继承人应如何分割遗产的问题。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刘某1称自己是被继承人刘晓东的非婚生子，系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之一。为此，刘某1提供了香港生死登记处签发的出生登记记录、《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以上资料中载明刘某1父亲为刘晓东、母亲为李某，《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上有刘晓东和李某签名。张某、刘某2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称根据其进行的笔迹鉴定，《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中“刘晓东”签名非刘晓东本人所签，且李某未能提供任何与刘晓东往来的证据，足以证明被继承人并非刘某1的父亲。本院认为，香港生死登记处签发的出生登记记录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其相关联的《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备存于香港入境事务处，且该资料附有刘晓东和李某的港澳通行证复印件。据原审法院查证的刘晓东往来香港记录可知，在刘某1出生前后几日和办理《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之时，刘晓东均有数次往来香港的出入境记录，以上事实均与刘某1的出生登记记录相互印证，现并无证据可以证明出生登记记录或《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登记有误或存在伪造，故张某、刘某2有关不应采信该两份证据效力的意见，本院难以采纳。至于《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中刘晓东签名是否属实的问题，该文书的刘晓东签名中，“刘”系使用简体中文、“晓东”系使用繁体中文，为何该签名不统一使用简体或繁体中文，各方当事人均未给出合理解释。张某、刘某2单方进行的笔迹鉴定虽认为该签名并非刘晓东本人所签，但根据刘某1在香港办理出生登记的法定程序和相应背景，本院认为该司法鉴定不足以在本案中推翻在香港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故基于以上事实，本院对刘某1所称其为刘晓东非婚生子，属于继承人的意见予以支持。张某、刘某2有关不予采信出生登记记录和《出生登记/重新办理所需的资料》、刘某1的父亲并非刘晓东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对张某、刘某2于二审中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和申请有关专家出庭的请求，本院亦不予准许。刘某1对刘某3、蒲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身份提出异议。对此本院认为，刘某1并未提供反驳证据推翻《干部履历表》的真实性，其有关该二人不是刘晓东父母和该二人不健在的主张，均无证据证明。在此基础上，原审法院认定刘某3、蒲某同属被继承人刘晓东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刘晓东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并未违法之处，本院予以确认。刘某1对刘某3、蒲某继承人身份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涉案三处房产均购买于张某和刘晓东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该二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涉案学林雅院房产的产权登记中显示张某所占份额为70%、刘晓东所占份额为30%，但该二人并未就该房产进行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约定，该房产为夫妻共同所有而非按份共有，故张某称涉案学林雅院房产仅30%为刘晓东遗产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涉案三套房产的各50%属于刘晓东遗产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五位当事人均为被继承人刘晓东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刘某1有关刘某3、蒲某已放弃继承权的主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张某、刘某2所称刘某3、蒲某已将其继承份额赠与刘某2的意见，亦无证据证明，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将涉案三套房产的50%分割为五份，由刘某2、刘某3、蒲某各取得遗产的15即1900000元，则由张某、刘某2补偿刘某2、刘某3、蒲某各190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张某、刘某2对遗产分割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刘某1、张某、刘某2的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故对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333.59元，由上诉人刘某1承担16199.99元，上诉人张某、刘某2承担32133.6元（双方已预缴各自应承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雪 梅审判员 陈 云 峰审判员 谢   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徐泉（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