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刑初14号 公诉机关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德春，男，195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住福州市鼓楼区。因本案于2018年6月7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3日转逮捕。现羁押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谢贵运，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游良舜，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榕检公二刑诉[2019]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德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9年1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判，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1日、6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晓兰、高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德春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7年6月间，原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已判决）决定从芬兰诺基亚公司引进诺基亚数字移动通信设备用于福建省第四期移动通信扩容工程建设，总金额为3.066亿美元，由时任省邮管局副局长张茂东（已判刑）分管的通信建设处、科技外事处、计财处、省移动通信局等部门共同实施。省邮管局首先与北京诺基亚公司进行商务谈判工作，该公司提出代理费用为不低于进口设备总价的25%。1997年7月份左右，福建八闽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已判决）下属的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已判决）经理徐晓轩（已判刑）在取得被告人黄德春的支持后找到省邮管局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原省邮管局计财处副处长赵某争取代理此项目，并提出代理费用为进口设备合同金额的20%（该代理费明显低于当时国家规定的综合税率）。1997年8月5日，赵某作为谈判小组代表向张茂东汇报谈判情况，并指出国家进口通信设备税率高于20%，而八闽机电公司以20％的代理费用代理进口，有被海关查处的风险。最后张茂东还是同意将该项目交给八闽机电公司做，并提出前提是八闽公司承诺不耽误工期，风险自负。会后，赵某电话询问被告人黄德春能否作出以上两个承诺，黄德春则让赵某直接找徐晓轩，后徐晓轩向赵某口头作出上述两个承诺，黄德春得知后表示同意。随后，赵某通知徐晓轩参加与诺基亚公司的商务谈判，在谈判期间双方按照徐晓轩的提议，决定将交货地点定于香港，为走私进口提供条件。同年8月22日，被告人黄德春明知上述交易必将从非正常渠道进口，且此后的大部分收益将由八闽通信公司获取，其仍代表八闽通信公司与诺基亚公司签订购买第四期工程设备的外贸合同。同年9月5日，福建移动通信局与八闽通信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规定，由八闽通信公司代理合同项下价值2.4亿美元的诺基亚移动通信设备进口，福建移动通信局除向八闽通信公司支付2.4亿美元货款外，另外支付货款的20%作为八闽通信公司办理清关、缴纳关税、仓储、运保费等相关费用及代理手续费。八闽通信公司负责设备的运输、通关、提货等，并将货物运输到省移动管理局指定的省内地、市邮电局。合同签订后，被告人黄德春在公司会议上宣布将该项目交由八闽机电公司具体执行。随后，徐晓轩将其中部分设备的进口以1美元折人民币9.2元的价格转包给福建省富闽经济发展总公司操作进口。 富闽公司承包代理后，与福州保税区西方实业有限公司（已判决）商定，由富闽公司和西方公司共同实施。西方公司的戚某（已判刑）受公司指派具体负责通关，并找到福清海关关长郑平（已判刑），郑平则要求将该批货物包给韩晓东（另案处理）负责通关，并商定每货柜的通关费用为8-9万元，由香港金威富公司在收到诺基亚公司的货物后改变品名、价格重新制作清单发往福清，分别以福清市外贸公司、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进出口公司名义到福清海关申报进口。直至案发，上述公司及人员共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33494.7957万元，八闽通信公司和八闽机电公司从中获利约人民币1174万元。 案发后，被告人黄德春潜逃国外。2018年6月6日，黄德春向福建省公安厅投案自首。 公诉机关向本院移送了相关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予以支持其指控。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德春系八闽通信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且具有投案自首情节、又系罪责较轻的主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到五年。 被告人黄德春第一次庭审中辩解称其没有和徐晓轩一起找赵某争取项目，起诉书表述的徐晓轩得到其支持亦不是事实；赵某得到徐晓轩的承诺后并未再打电话要求其确认；其当时主观上并不明知他们系通过非正常渠道走私进境；其个人没有获利。第二次庭审中其对第一次庭审中辩解的前三点均予以确认，并认可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其辩护人谢贵运、游良舜提出，八闽通信公司及黄德春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相对较小，可以认定为从犯，且分文未得，并主动投案且认罪认罚，建议适用缓刑或免刑。辩护人谢贵运还提出，当时全国各地进口移动通信设备时，委托一些不规范的公司以包税等方式做外贸代理，是普遍现象，黄德春只是被动执行单位决定，对可能发生的走私犯罪缺乏清醒认识，主观恶性较轻。 经审理查明： 1997年6月间，原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已判决，以下简称省邮管局）决定从芬兰诺基亚公司引进诺基亚数字移动通信设备用于福建省第四期移动通信扩容工程（以下简称第四期工程）建设，总金额为3.066亿美元，由时任省邮管局副局长张茂东（已判刑）分管的通信建设处、科技外事处、计财处、省移动通信局等部门共同实施。省邮管局首先与北京诺基亚公司进行商务谈判工作，该公司提出代理费用为不低于进口设备总价的25%。1997年7月份左右，福建八闽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已判决，以下简称八闽通信公司）总经理黄德春与其下属的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已判决，以下简称八闽机电公司）经理徐晓轩（已判刑）找到省邮管局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原省邮管局计财处副处长赵某争取代理此项目，并提出代理费用为进口设备合同金额的20%（该代理费明显低于当时国家规定的综合税率），合同由八闽通信签订，八闽机电具体执行。1997年8月5日，赵某作为谈判小组代表向张茂东汇报谈判情况，并指出国家进口通信设备税率高于20%，而八闽机电公司以20％的代理费用代理进口，有被海关查处的风险。最后张茂东还是同意将该项目交给八闽机电公司做，并提出前提是八闽公司承诺不耽误工期，风险自负。会后，赵某电话询问被告人黄德春能否作出以上两个承诺，黄德春则让赵某直接找徐晓轩，后徐晓轩向赵某口头作出上述两个承诺，黄德春得知后表示同意。随后，赵某通知徐晓轩参加与诺基亚公司的商务谈判，在谈判期间双方按照徐晓轩的提议，决定将交货地点定于香港，为走私进口提供条件。同年8月22日，被告人黄德春明知上述交易必将从非正常渠道进口，且此后的大部分收益将由八闽通信公司获取，其仍代表八闽通信公司与诺基亚公司签订购买第四期工程设备的外贸合同。同年9月5日，福建移动通信局与八闽通信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规定，由八闽通信公司代理合同项下价值2.4亿美元的诺基亚移动通信设备进口，福建移动通信局除向八闽通信公司支付2.4亿美元货款外，另外支付货款的20%作为八闽通信公司办理清关、缴纳关税、仓储、运保费等相关费用及代理手续费。八闽通信公司负责设备的运输、通关、提货等，并将货物运输到省移动管理局指定的省内地、市邮电局。合同签订后，被告人黄德春在公司会议上宣布将该项目交由八闽机电公司具体执行。随后，徐晓轩将其中部分设备的进口以1美元折人民币9.2元的价格转包给福建省富闽经济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富闽公司）操作进口。 富闽公司承包代理后，与福州保税区西方实业有限公司（已判决，以下简称西方公司）商定，由富闽公司和西方公司共同实施。西方公司的戚某（已判刑）受公司指派具体负责通关，并找到福清海关关长郑平（已判刑），郑平则要求将该批货物包给韩晓东（另案处理）负责通关，并商定每货柜的通关费用为8-9万元，由香港金威富公司在收到诺基亚公司的货物后改变品名、价格重新制作清单发往福清，分别以福清市外贸公司、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进出口公司名义到福清海关申报进口。直至案发，上述公司及人员共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33494.7957万元，八闽通信公司和八闽机电公司通过代理涉案通信设备进口获利16578857元，其中，通过富闽公司走私通信设备获利11741306.4元。 案发后，被告人黄德春潜逃国外。2018年6月6日，黄德春向福建省公安厅投案，期间关于其是否向赵某争取项目、是否对赵某做出承诺以及主观上是否明知系通过非正常渠道通关进境等主要情节的供述多次反复，至第二次庭审又如实供述。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八闽通信公司、八闽机电公司、西方公司等涉案单位的工商登记资料等书证证明：八闽通信公司占八闽机电公司98%股份，被告人黄德春时任八闽通信公司总经理。 2、扩容谈判情况汇报、委托书、移动设备采购合同、购销合同、到货清单、拨款情况等书证证明：涉案移动通信设备的谈判、采购、分包及到货情况。 3、报关单及附随开立信用证、付汇情况、付款委托书、发票等报关材料证明：涉案移动通信设备的进口申报情况。 4、《关于八闽机电公司走私过程中实际获得利益的说明》证明：八闽通信公司、八闽机电公司通过代理涉案通信设备进口获利16578857元，其中，通过富闽公司走私通信设备获利11741306.4元。 5、福州海关出具的《关于本案西方公司偷逃税额的认定函》证明：涉案移动通信设备进口过程中，共计偷逃应缴税额334947957.12元。 6、（1999）榕刑初字第225号、（2003）闽刑终字第232号、（2003）榕刑初字第251号等刑事裁判文书及相关案卷材料证明：涉案人员徐晓轩、张茂东、戚某因本案均被认定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四年、十三年。 7、立案决定书、在逃人员登记表、福建省公安厅出具的《黄德春到案经过》、黄德春《投案自首书》等书证证明：该案由福建省公安厅于1998年10月12日立案侦查，黄德春于1998年10月12日逃往美国，2001年10月17日被上网追逃，2018年6月6日回国福州长乐机关向公安机关投案。 8、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1997年7月左右，八闽机电公司的徐晓轩找到其，要求将涉案移动通信设备进口项目包给他们做，并提出20%的费用，包括关税、增值税、代理费、运保费等一切费用。后来八闽通信的黄德春也找其，并说合同由八闽通信签，具体八闽机电的徐晓轩执行。8月5日的汇报会上，其汇报了代理商以及八闽机电公司的情况，张茂东总结说“不管给谁做，省邮电局都不承担风险，谁耽误工期就得接受罚款。八闽公司如果能作出以上两个承诺就给八闽公司做。”会后其就打电话给八闽通信公司的总经理黄德春，问他能否做出上述两项保证，他当时说与徐晓轩联系一下再答复。不久，徐晓轩就回复其能做出以上承诺。8月21日黄德春代表八闽通信公司与芬兰诺基亚公司签订合同。上官启文局长还说黄德春和徐晓轩从2.4个亿的合同中得了7个百分点的利润，黄德春是否从中个人得利，其不清楚。 9、同案人徐晓轩的供述证明：1997年6、7月，其想由八闽机电公司力争涉案进口项目，得到黄德春的支持后，其与黄德春一起去找赵某商量。经多方接洽并与黄德春共同商量决定报价，黄德春提出请十六办出面做这个项目，因为低于正常价格代理进口就要寻求有关部门掩护，降低通关被查风险。此前八闽机电公司与十六办下属的闽利公司成立了天利公司，他们就通过天利、闽利公司出具销售发票、增值税发票。其向赵某提出以20%的代理费争取该项目。 在8月初的商务谈判会上，其提出货要发到香港，赵某明确提出要八闽通信公司承诺风险自担和不耽误工期。其与黄德春口头承诺后，黄德春代表八闽通信与诺基亚公司签订合同。后黄德春在八闽通信公司办公会上宣布该2.4亿进口项目交给八闽机电公司代理。他们将进口项目以9.2元人民币的价格转包给富闽公司等，赚取货值1%的利润。 要把差价部分（大部分利润）打到闽利和天利公司，这个做法是黄德春定下来的。主要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扶持十六办因为闽利是十六办下属公司，另一方面就是从个人好处方面着想，能为今后获取个人利益。在该项目中，其个人共分得900多万美元。 10、同案人张茂东的供述、证人李某1、徐达等证言所证明的内容中，关于1997年8月5日汇报会的内容以及最终决定将涉案进口项目交给八闽公司做的理由，与证人赵某等证言能够相互印证。 11、证人潘某、周某的证言证明：天利公司做内贸，没有进出口经营权。被告人黄德春在会上宣布将涉案移动通信设备进口项目交给徐晓轩的天利公司做。 12、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黄德春交待其和潘某，涉案移动通信设备进口项目交给八闽机电公司做。 13、证人蔡某、王某、林某、李某2、翁某、叶某、蓝某、江某等证言及同案人郑平、戚某、林则钦等供述证明：八闽机电公司将涉案移动通信设备进口项目转包给富闽公司后，由富闽公司和西方公司共同实施，并通过郑平、韩晓东将货物走私进境。 14、证人丁某、陈某1、杨某的证言证明：涉案移动通信设备均已收到。 15、证人刘某2、陈某2的证言证明：八闽机电公司在涉案进口项目中的获利情况。 16、被告人黄德春供述和辩解：其于2018年6月6日从美国到达福州长乐机场，回国投案。其代表八闽通信在涉案进口合同上签字，20%的代理费是包税代理，以低于正常报关税率代理进口设备属于走私行为。其主观上明知但没提出异议，只是配合他们执行。八闽通信公司构成走私罪，其作为总经理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997年其没有叫徐晓轩去争取该项目。其没有跟赵某打电话说合同由八闽通信签，具体由八闽机电执行。赵某问其口头承诺自负风险和不耽误工期，其让徐晓轩直接和赵某说，后来赵某又打电话问起能否承诺，其告诉她，以徐晓轩的承诺为准。是徐晓轩提出由天利公司出面做该项目并且将大部分利润放在天利公司和闽利公司。其不知道徐晓轩将这个项目转包给富闽公司和新中胜公司以及货物如何进口等情况。八闽通信占八闽机电98%股份，八闽机电的利润都要上缴到八闽通信。徐晓轩承诺这次代理总货值的1%作为八闽通信公司的利润，后来事情被调查，利润款就没有实际到八闽通信账上，还在八闽机电账上。 在本院第二次庭审中，黄德春对其所实施行为的供述与证人赵某证言、同案人徐晓轩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 以上证据系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并经庭审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客观，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还向本院提交户籍信息证明被告人黄德春的自然情况。 关于黄德春的辩护人所提八闽通信与黄德春均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书证，八闽通信公司系采购合同的签订单位，是整个走私行为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其占实际执行单位八闽机电公司98%股份，八闽机电在涉案项目的实际所得利润大部分都应上交至八闽通信公司，是整个走私行为的主要获益者，因此，两公司之间不宜区分主从犯，生效裁判亦并未对其区分主从犯；证人赵某证言、同案人徐晓轩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到，黄德春与徐晓轩经商议后共同向赵某争取涉案项目，决定合同由八闽机电负责执行并实际交给天利公司做以免日后被查，事后还对徐晓轩向赵某所做的风险自负、不耽误工期的承诺予以确认，代表八闽通信在采购合同上签字并在会上宣布合同由八闽机电公司执行，此节得到黄德春第二次庭审供述的确认，其系八闽通信公司的主要决策者，且整个走私行为中的作用积极，不宜认定为从犯。但其并未参与合同签订后的转包、通关环节，且尚无证据证明其已实际获得个人非法利益，与徐晓轩、张茂东相比，可以认定为地位、作用相对较轻的主犯。相关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黄德春的辩护人所提当时包税走私系普遍现象，黄德春主观恶性相对较轻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社会普遍认知与被告人对其行为的法律认识错误或法律意识淡薄，并不影响审判机关对其行为性质以及量刑的评价，相关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八闽通信公司伙同八闽机电公司，违反海关法律法规，以明显低于正常进口税费的价格代理进口，并委托他人以伪报品名、价格的方式走私移动通信设备，偷逃应缴税款33494.795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且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黄德春身为八闽通信公司总经理，系八闽通信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潜逃美国近二十年，回国投案初期避重就轻并未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至第二次庭审时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行为，其行为可以认定为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其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期间认罪认罚，至庭审期间虽有反复，但最后一次庭审中又承认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可酌情从宽处理。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可以采纳，相关缓刑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亦与同案犯的量刑明显不均衡，不予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并作出决定，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黄德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13日起至2023年2月12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  林燕芳 审判员  高芸秀 审判员  李平盛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 卉                                                                                               魏林津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08次会议、2014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四条：单位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之罪，依照本解释规定的标准定罪处罚。 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偷逃应缴税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偷逃应缴税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