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29民初2873号 原告：周朝绪。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为刚，山东平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明超。 被告：徐熙隆。 第三人：临沂天元花卉苗木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爱岩，系公司员工。 原告周朝绪诉被告刘明超、徐熙隆、第三人临沂天元花卉苗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花卉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朝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为刚、被告刘明超、徐熙隆、第三人天元花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继典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爱岩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开庭被告徐熙隆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原告申请评估苗木损失中止诉讼，评估后恢复庭审程序，现已审理终结。 周朝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不得妨害原告对于所购买流苏苗约3000棵(占地面积约45.5亩)的管理和出售；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曾于2017年10月30日和第三人签订了《苗圃流苏销售合同》，约定由其向原告供应一宗苗木，流苏共计12100株，合同对具体发货期限作了约定，约定了如果超过提货期限挖走苗木，将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如数付清了合同约定的全部价款240900元，取得了对于正栽植在第三人所承包土地范围内且正履行管理职责的流苏树苗12100棵的所有权，享有到场要求取货挖走的权利。2018年1月1日取货期届满后，经过与第三人协商，原告派人到达现场实际看管所购苗木，承接了管理职责。2017年12月30日，原告听说第三人的土地承包期已经终结并退出，原告便与土地的所有权人临沭县大兴镇盐店官庄村委会就苗木所占有的土地承包事宜作了约定，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对苗木下面的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2019年农历2月13日，原告因联系好了销售渠道，带人前往承包土地挖享有所有权的苗木，结果竟然遭到被告一的无理阻拦，其以受雇于被告二负责看管苗木为由，不让原告挖苗，经交涉并报警，也未能解决。2019年4月13日、4月14日，原告先后两次前往苗木现场，要求工人开始挖苗，但是被告仍予以无理阻拦，均造成挖苗不成，给原告造成了严重损失。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民事侵权，应对原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三人就原告货物与被告交接不明造成争议，本来是不应当出现的事情，第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一和被告二阻拦原告挖走所购苗木的行为，损害了原告对于所购买苗木的所有权和正当经营权，构成民事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为此，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刘明超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这是因为：第一、原告对诉争的苗木——流苏苗3000棵已经没有所有权。原告提交的证据：2017.10.30签订的《天元花卉公司苗圃流苏销售合同》：“五、挖苗周期自合同双方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七、4．乙方（原告）未在约定周期内进行挖苗，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由乙方承担。”“十、合同生效、终止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2017年12月31日甲乙双方结算完成后终止”。这三条写的非常明白，原告的买卖合同已经于2017年12月31日履行完毕并终止。因此，原告对剩余流苏树苗已经放弃“所有权”。第二、第三人出具“证明”为无效证明。这是因为：其一原告诉状中提及原告购买流苏树苗12100株，和上面提及的“销售合同”“二、苗木销售清单”上的数字相吻合。可是，第三人却出具证明恰恰证实了：“一份是销售合同，2017年10月30日将苗圃基地的所有流苏和大叶女贞树一次性销售给周朝续，款已付清”，第三人还没忘了在这句话最后加括号“见合同附件”，这和原告提供的“合同附件”正好不相“一致”：合同附件上根本就没有“大叶女贞树”。这说明第三人在做虚假证明，同时反应出：原告和第三人在“合伙”制造虚假诉讼，目的只有一个：正如第三人“证明”中所讲对诉争树木“与徐熙隆签订协议时已无所有权，也无权处置”，既然无权处置，他的证明——而且还“忘了”原合同的“约定”出虚假证明，这个“证明”自然就没有证明力。其二原告所说：2017.10.30购买第三人“流苏共计12100株”计款240900元，每株只有12至38元不等，这个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这也说明原告与第三人一开始签订“销售合同”时就相互“配合”，已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利益目的”。第三、第三人与徐熙隆的《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9年2月22日。这个“协议”正好是对原属于第三人的“苗圃”所剩树木的再处理。因为徐熙隆的继任者是刘继典（在“销售合同”2017.10.30签订时任第二任经理），也就是说：徐熙隆原本就是山东天元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临沐基地的首任经理。因为徐熙隆的“卸任”才出现了与“继任者”2019年2月22日“协议”，这也是刘继典承诺对徐熙隆“补偿”性质的协议。而且刘继典特别手书写上：“临沭基地的桂花等苗木归乙方所有”。之后，为了原告的“诉讼”，第三人又出具证明的第一句话"2019年2月22日，我公司与徐熙隆签订的《协议书》中所述内容，仅限于临沭县大兴镇小官庄村苗圃基地西北角、刘明超所居住的桂花院内桂花等苗木”。这种“出尔反尔”的协议加证明，很明显：原告和第三人是在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目的。更何况：答辩人的21.85亩桂花园里面只有桂花，没有别的花树，更没有别的苗木。第四、这也是最重要的：第三人原本欠答辩人36000元的土地承包费、8个月的工资、1年的基地电费和1年的网络费，所以才出现：2018年1月1日，第三人的总经理刘继典口头协议将桂花园的桂花及基地的其他苗木全部交由答辩人管理并所有，到2019年2月22日与亩徐熙隆的《协议书》，第三人的“一女再二嫁”更看出第三人的“别有用心”，因为答辩人与徐熙隆是要紧亲戚关系。综上所述：答辩人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原告“侵权”来挖树木时，答辩人为维权都及时报警。因为原告来强行挖掉流苏7裸、大叶女贞62棵（现在死树苗还在原地）已经给答辩人造成损失，答辩人今当庭口头提起反诉（庭后提交书面反诉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判令原告及第三人赔偿因为其过错给答辩人造成的损失。 徐熙隆辩称，2019年2月22日以前他们处理苗木与我无关，2月22日以后的苗木已经与现任的天元园林公司签订了协议，任何人不得到我处挖任何苗木。 天元花卉公司述称，第一，首先认可原告对苗木的请求，否定被告的说法。第二，在2019年2月22日与徐熙隆签订合同时，我方对已经卖出的苗木，已不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所以不可能将别人的物品赠与徐熙隆。第三，我手写的临沭基地的桂花等苗木仅指刘明超院子中的物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30日，周朝绪与天元花卉公司签订了《苗圃流苏销售合同》，约定天元花卉公司向周朝绪出售苗圃基地全部流苏，苗木销售清单载明了流苏的规格、数量、单价，总价款金额为240900元，还约定了交货地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2019年2月22日，天元花卉公司与徐熙隆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临沭基地的桂花等苗木归徐熙隆所有及其他事宜。 二被告系亲戚关系，徐熙隆委托刘明超看护苗木。 庭审中，天元花卉公司主张其赠与徐熙隆的苗木仅限于刘明超所居住的院内桂花等苗木，不包括院外的苗木。徐熙隆和刘明超认为天元花卉公司协议给徐熙隆的苗木包括天元花卉公司卖给周朝绪的苗木，故在周朝绪于2019年4月多次挖苗木出售时刘明超予以阻拦造成损失。 诉讼过程中，原告自己报价损失为8310元，被告不认可，周朝绪申请对损失进行评估。经本院技术室组织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临沂市海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临沂市海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涉诉讼物品价格评估结论书》，评估意见为：委托标的物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9300元。周朝绪预支付评估费6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周朝绪与刘明超、徐熙隆之间的侵权责任纠纷。周朝绪与天元花卉公司签订《苗圃流苏销售合同》在前，且已履行部分。天元花卉公司与徐熙隆签订《协议书》在后。天元花卉公司明确表示其赠与徐熙隆的苗木仅限于刘明超所居住的院内桂花等苗木，不包括天元花卉公司卖给周朝绪的苗木。因此，刘明超阻拦周朝绪挖苗、出售的侵权事实清楚，刘明超系徐熙隆的看护人员，是代替其行使职责，对于侵权损失，应有徐熙隆承担。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故本院对评估结果予以采信。 综上，周朝绪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熙隆停止侵权，不得妨碍原告周朝绪管理和出售所购买第三人临沂天元花卉苗木有限公司的流苏苗木。 二、被告徐熙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朝绪苗木损失费9300元及评估费600元。 三、驳回原告对被告刘明超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0元减半收取375元，由原告负担350元，被告徐熙隆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梧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杨维松 书记员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