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36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惠州市粤通实业发展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龙丰上排大岭路园蓬街**雅庭居**（**）**。法定代表人：刘定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湖森，系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萌，系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惠州市新明晖运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惠州大道东平段**东豪苑****div>法定代表人：陈新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睿，系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展业，系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州兆达出租汽车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鳄湖路**v>法定代表人：朱治钢。上诉人惠州市粤通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粤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新明晖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明晖公司）、原审第三人惠州兆达出租汽车公司（以下简称兆达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l302民初7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州市粤通实业发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湖森、汪萌和被上诉人惠州市新明晖运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新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睿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惠州兆达出租汽车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粤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l302民初776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于2008年6月8日签订的《内部协议》有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0万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基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要求被上诉人告知费用明细同时要求承担费用，遭到被上诉人的拒绝。因被上诉人拒绝履行合同，上诉人由此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金的诉请，是基于原判决生效后的新事实进行的主张，并非是对已经存在的事实主张权利，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550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说明：“因为《内部协议》未被解除，该协议对粤通公司与新明晖公司均有效，双方均应继续履行约定的权利义务。上诉人（粤通公司）应按协议约定分摊相关费用，被上诉人（新明晖公司）也应按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分享新出租车的权益。如上诉人粤通公司向被上诉人新明晖公司履行支付费用的义务，被上诉人新明晖公司不收取或收取后不向上诉人履行分享新出租车权益的约定的，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益。”判决生效后，上诉人即委托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向被上诉人发出《律师函》及《通知》，之后又以公证送达的方式向被上诉人发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其应分摊的相关费用准确金额及分摊明细，并附上收款账号，以便上诉人履行应分摊的合同义务，但均遭被上诉人拒绝，这一事实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拒绝收取相应的分摊费用，违约事实清楚，且这一事实是在原裁判文书生效后发生的新的违约事实，被上诉人的行为既违反了合同约定，又违反了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对已经存在的事实主张新的权利，由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既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三方对支付投标的相关费用的时间未作约定，又认定在判决生效后发函属主张新的权利，又援引《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存在严重逻辑错误，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三方当事人对履行协议支付竞投标工作的相关费用的时间未作出明确的约定”，而在之前另案中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惠中法民二终550号民事判决生效后，上诉人即按照生效文书确定的内容向被上诉人发函，要求承担招投标费用，在三方《内部协议》未对支付竞投标费用的时间进行约定的前提下，不能认定在招投标事实发生后，上诉人即没有或不能对2010年、2013年、2014年三批次竞标费用承担义务，更何况本案事实是，被上诉人在投标过程中及中标后均未告知上诉人共进行投标的事实，更不曾告知具体费用明细，上诉人根本无从支付应分摊的费用。对此经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不收取或收取后不分配权益的，上诉人有权另行主张，由此上诉人发函要求承担费用应属于新的事实。一方面，一审法院认定三方没有约定分摊费用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认为上诉人依生效判决向被上诉人发函不属于新的权益之争，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其次，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既然已经针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能否履行的问题作出生效判决，应当回归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内部有协议》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考虑，上诉人既然已经发函要求承担费用遭到被上诉人拒绝，说明有新的事实发生影响合同的履行，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另一方面考虑，上诉人既将原出租车运营资质进行注销作为与被上诉人合作的条件，上诉人已经丧失了经营出租车业务而获得收益的可能，且这一可能是不可逆的，而依据《内部协议》约定，只要政府后续有新出租车的招投标，被上诉人仍可以其名义参与竞标，并由上诉人分摊相关费用，《内部协议》的基础并未丧失，双方仍然可以继续履行，也不存在原审认定的“经判决可继续履行合同，双方缺乏互信的基础，实际也无法履行”，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是主观推断、错误认定，一方面否定了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另一方面又主观臆想合同丧失履行基础，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综上所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理由充分，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依法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新明晖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并未得到合法授权。被答辩人为惠州交通局(原惠州交通委员会)的全资投资企业，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被答辩人到惠州交通局了解，本次被答辩人的起诉未得到交通局的任何授权及许可，也未通过民主决策程序许可，且李某雄不是被答辩人的职工，惠州交通局也未授权李某雄与答辩人签订《内部协议》，因此其起诉行为不具各合法性。经答辩人到市场监督局了解，被答辩人的全资股东为惠州交通局，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行使下列职权：(三)审议厂长(经理)提交的各项议案，决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被答辩人的本次起诉，既未得到其出资人交通局的许可，也未经过职工大会的民主决策，同时诉讼过程中的各种开销也未经过职工大会的许可。况且，答辩人在市场监督局了解到，被答辩人的《企业主要从业人员名单》中并无李某雄的名字，惠州交通局也未授权李某雄与答辩人签订《内部协议》。因此，答辩人本次起诉不具有合法性。二、本案被答辩人据以主张权利的《内部协议》为无效协议，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1、答辩人、被答辩人、原审第三人于2008年6月18日所签订的《内部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使用通过受让或者租借等方式获取的资格、资质证书投标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以他人名义投标”，可见，借用、挂靠他人具备相应资质的名义进行招投标的行为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而违反这一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当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本案中，答辩人、被答辩人、原审第三人于2008年6月18日所签订的，《内部协议》第一条约定被答辩人粤通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兆达公司以答辩人新明晖公司的名义参与竞投，原因是被答辩人粤通公司并不具备招投标所要求的相应资质，必须借用新明晖公司的资质来竞标，可见该协议已经违反了《招标投标法》以及相应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自始自终无效协议，因此被答辩人据以主张其“权利”的法律基础并不合法，其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基础，应当予以驳回。2、涉案《内部协议》严重损害第三方权益，属于无效协议。为响应政府号召，2008年6月19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惠城区兆达出租汽车公司、惠州远来运输有限公司、惠州新通运输有限公司五家公司签订了一份《出租车经营重组协议书》，约定除答辩人外四家的出租车所有权全部过户至答辩人名下，并以甲方名义运营，注销掉各自的出租车运营许可资质，以原有出租车数量收取对应的经营收益，并向答辩人支付每月的管理费和其他代收缴费用，其中经营的风险按照各自的出租车数额对应比例承担。而在此前的2008年6月18日，作为《出租车经营重组协议书》的其中三方当事人答辩人、被答辩人、兆达公司即签订《内部协议》约定仅以三方合意参与政府新出租车招投标工作事宜，而对其他两方惠州远来运输有限公司、惠州新通运输有限公司进行隐瞒，对该两家公司的出租车运营收益进行了侵害，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原审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所以该《内部协议》属三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应属于无效协议。三、假设《内部协议》合法有效，《内部协议》也并未实际履行，被答辩人在明确知悉招投标工作中所产生的各项成本费用后拒绝承担约定费用分摊义务，致使答辩人全凭自有资金及努力才得以中标，因此《内部协议》不仅无效，也未实际履行，被答辩人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1、被答辩人拒绝履行(内部协议)中的投资义务，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曾经要求履行出资义务，并导致答辩人最终以自有资金承担全部招投标开支，明显违背市场交易习惯以及客观逻辑，其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明显不能得到法律支持。从《内部协议》的合同目的上看，根据联营合同的性质，是秉承“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希望各方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共同分担招标中的各项费用，并且承担过程中的相应风险，而不承担或者不愿意承担该招投标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明显是违反合同目的的一种行为。所以，被答辩人在得知20I0年招标时答辩人未中标后，一直未承担相关费用以及成本，视为不承担招投标的风险，已经构成违约。从履行合同的时机来看，在2013年答辩人中标后，被答辩人直到现在也未承担各项费用，已经严重违反了合同目的，错过了合同履行时机，属于严重的迟延履行行为。另外，招投标的费用明细，已经在2010年、2013年、2014年多次出租车经营权招标文件及公告上列明，被答辩人如对招标工作有履约诚意，均可从报纸、政府门户网站、交通局网站上了解该竞标费用，被答辩人理应当主动承担该类费用，无需答辩人主动通知，而在这个层面上，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被答辩人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权益，因此被答辩人不但不承担招标工作所产生的费用，且把该责任推脱给答辩人，子虚乌有地谎称答辩人没有“通知”被答辩人，违约事实明显，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从历次招投标工作中被答辩人的表现来看，其在经历了20I0年招投标事件后，从招投标准备工作开始到结束，不但不承担招投标开支，并且在得知答辩人未能中标后，也未表达出应当承担开支的意思表示，说明其并没有要履行《内部协议》的意愿，明显想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见机行事”，而在答辩人几经周折在2013年招标活动中中标后又称自己存有约定份额，一纸诉状要求答辩人承担所谓违约责任，明显违背客观常理和交易规则，其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其诉求也不具备合法性。对于被答辩人是否有履行《内部协议》的意愿，被答辩人在曾经的几次诉讼中陈述的理由都不一致。在原(2015)惠城法民二初字第l02号案件中，被答辩人并未其曾经要主动履行《协议内容》，而在二审中又说其基于出租车经营重组协议书的收益一直在答辩人处，完全可以用于抵消投标成本，但至今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向答辩人提出过抵消的意思表示，并且于2016年结算并且收回该经营收益。而反观2010年招标时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多次催告后都没有承担相应费用，这在答辩人提供的20I3年3月4日解除合同通知书中可以看出，而直到2013年9月再次招标时，也未表示要承担2010年招标的费用。从被答辩人的该些行为可以明确看出，其并没有依照《内部协议》的约定承担费用，也没有履行《内部协议》的意愿。很明显，其主观意愿是“只获取盈利，不承担风险”，这与《民法通则》第52条对联营合同之间损益共担原则相违背，完全不符合《内部协议》的合同目的，《内部协议》已经无法履行，合同目的已经落空。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违反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决策程序提起本诉讼，且签约代表不具有签约权限，其起诉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且假设《内部协议》合法有效，被答辩人违反“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在未承担招投标费用的情况下，要求分配收益，明显是为了“只获取盈利，不承担风险”，完全与《民法通则》第52条对联营合同之间损益共担原则相违背，完全不符合《内部协议》的合同目的。所以，答辩人认为贵院应当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望贵院依法公平公正审理，依法采纳答辩人的观点。原审第三人兆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粤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及第三人与2008年6月8日签订的《内部协议》有效；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新明晖公司向原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2008年6月18日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内部协议》无效；2.请求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06月18日，原告粤通公司、被告新明晖公司及第三人惠州兆达出租汽车公司签订一份《内部协议》，约定：合营期间新出租车的招投标工作，三方同意以被告新明晖公司名义参与竞投，以被告新明晖公司名义竞标的新出租车权利被告新明晖公司占40%、原告（反诉被告）占30%、第三人占30%；不论中标与否，对以后新出租车竞投标工作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均按各自比例分摊，对新中标的出租车所有出资，三方按照各自权属比例进行出资，以被告新明晖公司的名义统一负责对外运作；如被告新明晖公司对每批次新中标的新出租车，不按三方约定的比例分摊给原告粤通公司、第三人，被告新明晖公司应每批次赔偿给原告（反诉被告）、第三人1000万元；同时，三方当事人对履行协议支付竞投标工作的相关费用的时间未做出明确的约定。2008年6月19日，原告粤通公司、被告新明晖公司及第三人与案外人惠州远来运输有限公司、惠州新通运输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出租车经营重组协议书》，约定：各方以参与重组的车辆数量原告粤通公司25台、被告新明晖公司50台、第三人惠州兆达出租汽车公司100台、惠州远来运输有限公司50台、惠州新通运输有限公司25台车辆数量比例，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各方一致同意，重组后的企业名称统一为惠州新明晖运输有限公司，对外均以惠州新明晖运输有限公司的名义统一开展出租车经营的相关业务工作；被告新明晖公司代表重组各方出租车经营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出租车各种费用的代收代缴、各种保险的购置、各种交通事故的处理与理赔；重组各方应按照各自权属份额，按约按时按额出资缴费，不得无故拖延，任何一方都无权挪用各方的投资资金和其他财产；经营产权过户后，重级各方的出租车原所拥有的份额权属和经营期限（按政府规定使用年限内）不变，如使用期满后，继续可以更换新出租车，重组各方原所拥有的出租车份额权属不变，继续有效。2010年4月，政府公告招标出让一批出租车经营权，被告新明晖公司以自己名义参与投标未中标，原告粤通公司、第三人事后并未与被告新明晖公司分摊竞投标工作中产生的相关费用。2013年3月4日，被告新明晖公司通过公证方式，向原告粤通公司EMS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内容为解除2008年6月18日签订的《内部协议》，但EMS的地址为“惠州上排雅庭居北座B202号房惠州粤通实业发展公司”，收件人为“李某雄”，该地址与原告粤通公司的住所不一致。2013年10月，政府又公告招标出让一批出租车经营权，被告新明晖公司以自己名义参与投标，中标50台出租车经营权，并花费455万元购买新出租车，原告粤通公司、第三人既未分摊竞投标工作中产生的相关费用，也未出资购买新出租车。2014年4月，被告以新明晖公司名义再一次参与竞投标，被告中标275台出租车经营权（包括235台普通出租汽车和40台纯电动出租汽车)。2015年3月20日，第三人出具一份《证明》给被告新明晖公司，表明其与被告新明晖公司在《内部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已全部终止。此后，原、被告发生纠纷。2015年，原、被告就联营期间的纠纷进行了诉讼。本院于2015年05月27日作出的（2015）惠城法民二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的（201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550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上述《内部协议》、《出租车经营权重组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合法有效合同。（201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550号《民事判决书》中“二审裁判理由及结果”部分，认为，本案是联营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粤通公司与新明晖公司应同时履行。因此，粤通公司与新明晖公司均没有违反《内部协议》约定。上诉人应按协议约定分摊相关的费用，被上诉人也应按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分享新出租车的权益。如上诉人粤通公司向被上诉人新明晖公司履行支付费用的义务，被上诉人新明晖公司不收取或收取后不向上诉人履行分享新出租车权益的约定的，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益。2016年3月23日原告粤通公司发出邮件，要求交付分摊中标费用给被告新明晖公司、取得分享新中标车的权益；2016年4月5日被告回复原告称，合作基础已经丧失、协议已经解除，如因《内部协议》相关事宜存在问题的，请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016年10月26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在案件审理中，被告提起反诉。原审法院认为：2015年05月27日本院作出的（2015）惠城法民二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年12月29日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55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判决文书已确认上述《内部协议》、《出租车经营权重组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合法有效合同。被告反诉请求法院认定《内部协议》无效，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粤通公司诉请被告新明晖公司支付违约金的问题。在（2015）惠城法民二初字第102号一案中，原告称，2013年10月惠州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标当中，被告中标50台出租车经营权，未按照三方《内部协议》约定分配新中标出租车15台（50台的30%）给原告，被告不履行《内部协议》属严重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诉请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万元。对此，一、二审生效判决均已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此前，2010年、2012年2013年三批次的投标中，原告均未分摊费用，原告也无权分享2013年10月被告中标50台出租车经营权，分摊费用与分享中标出租车经营权，应同时履行。生效判决已经确定，2010年、2012年、2013年三年原、被告未能履行《内部协议》所约定的分摊费用与分享中标出租车经营权，双方均没有违约。重审时原告所称，2014年4月被告再次按《内部协议》约定以被告名义中标275台出租车经营权，但被告拒绝向原告分配权益，该事实也是发生于2015年双方当事人诉讼之前，2015年之后双方当事人其实并没有新的权益之争（除了诉讼案件之外）。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2015年之前双方当事人均没违约，此后，经判决可继续履行合同，双方缺乏互信的基础，实际也是无法履行，仅仅是多了律师函的往来，没有其他新的招投标和中标车辆的事实发生。原告委托律师发函通知对方作出新的履行行为之后，即以该通知为据来对此前已经存在的事实主张新的权利，其理由不成立。所以，原告向被告主张违约责任请求赔偿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原、被告的合同纠纷，应回归原审案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原审法院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惠州粤通实业发展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惠州新明晖运输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交两组证据，证据一、上诉人的工商内档，证明上诉人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上诉人的股东是惠州交通局；李某雄不是上诉人的主要从业人员。证据二、《声明》，证明上诉人的股东惠州交通局未授权李某雄与被上诉人签订《内部协议》也未授权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上诉人的工商登记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在该证据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中，倒数第三第三页这一份租房协议中可以证明李某雄代表上诉人签署了租房协议，并且得到了上诉人的追认。第二点，通过该组证据资料，可能是刚收到的原因，我们无法看出被上诉人所证明上诉人的股东是惠州交通局，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相关内容。第二点关于审声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二的第一点，我们认为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依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第二点，行政机关出具的相关的证明应当由行政机关的负责人签名盖章。第三点，该声明是出具给被上诉人的，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签署的协议是属于市场行为而不是一个行政管制行为。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份声明依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也不应予依法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联营合同纠纷，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涉案《内部协议》的效力以及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支付2013年10月及2014年4月中标的分配权益不当的违约金2000万元。经查，2015年12月29日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55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判决文书已确认涉案的《内部协议》、《出租车经营权重组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合法有效合同。上诉人的该项增加的主张实质是对被上诉人反诉请求的抗辩，但原审法院已驳回被上诉人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言。至于违约金问题。一方面，原审法院已查明，2010年、2012年2013年三批次的投标中，上诉人均未分摊出资费用，有违《内部协议》分摊权益的前提，有2015年12月29日本院作出的（201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550号《民事判决书》为证。虽重审时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称，2014年4月被上诉人再次按《内部协议》约定以被上诉人名义中标275台出租车经营权，但拒绝向上诉人分配权益，但该事实也是发生2015年12月29日本院作出的（201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550号民事判决书之前，2015年之后双方当事人并无新的权益之争。在此期间，当事人仅仅增加了律师函的往来，没有产生法律效果的新事实的发生，故上诉人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另一方面上诉人未承担2013年10月、2014年4月的招投标费用的出资义务但要求分配中标的收益，并根据《内部协议》第四条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相应批次的赔偿款2000万元。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内部协议》第三条已约定出资及竞投费用按比例分摊，而约定并未考虑放弃经营权作为抵扣招标义务的折抵因素，可知《内部协议》第二条的分摊权益系以承担出资为前提。现2013年10月、2014年4月的招投标工作已结束，上诉人并未依照《内部协议》第三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双方亦为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具有互负义务，且相关的招投标工作实质已结束，若认可事后出资实质有违共同计划、风险共担，故上诉人事后表示的出资意愿的行为不能补足已发生事实，上诉人依据《内部协议》第四条的规定主张被上诉人承担未分摊权益的违约金2000万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粤通实业发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上诉人惠州市粤通实业发展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淑敏审判员  邓耀辉审判员  刘宇慧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吴晓露书记员黄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