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42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稚浩，女，1971年7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孙潇逸，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欣卫，男，196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钤析永、吴银银，河北雪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稚浩因与被上诉人崔欣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8民初3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代理人张力、孙潇逸，被上诉人崔欣卫及代理人钤析永、吴银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稚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崔欣卫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诉争款项300万元系崔欣卫对公司的股权投资，崔欣卫为此取得公司70%的股权且已经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备案。该款项已经按照《合作协议》明确约定转化为公司资本金，不属于个人借款，一审判决称“双方均未能证明合作协议已履行”明显错误。2013年7月20日,张稚浩作为公司股东代表与崔欣卫签订《合作协议》(以下称“7.20合作协议”),公司股权结构为:崔欣卫70%,张稚浩30%，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崔欣卫。股权转让为溢价转让，每股2元。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代新股东崔欣卫以及张稚浩分别向原股东曲明、潘云龙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500万元。崔欣卫于2013年9月13日将部分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转给公司。崔欣卫剩余应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张稚浩应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由公司代付。本案崔欣卫所诉300万元,系“7.20合作协议”签订后股权转让签订前崔欣卫支付的履约保证金。根据“7.20合作协议”第七条的约定,崔欣卫入股成功,该保证金即转化为公司“前期垫支款”,归入公司所有,张稚浩与崔欣卫之间的借款关系即不复存在。崔欣卫入股的“7.20合作协议”已经履行,且长期持有公司股权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判决称“双方均未能证明合作协议已履行”,明显错误。二、张稚浩向公司出纳所打两张“借条”200万元,系职务行为,并非与崔欣卫之间的借款,张稚浩与崔欣卫个人之间无借贷关系。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同时漠视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也属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订“7.20合作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后,崔欣卫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前期崔欣卫并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仍由张稚浩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项目的运作及日常管理。“借条”所称田川为公司出纳,张稚浩从出纳田川处支取200万元均用于公司经营。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为了公司运营的需要从财务支取款项,往往以借款的形式支取,其性质不能认定为对企业的借款,也不能认定为对出纳的借款,更不能认定为对公司其他股东的借款。至于如上200万元的资金来源如何,不能改变该款项属于公司所有的性质。退一步讲,结合前述崔欣卫取得公司70%股权的过程,其中400万元应属于对公司的溢价出资,归公司所有。另外100万元应属于“7.20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崔欣卫对公司应承担的垫资义务。总之,如上200万元、300万元均属于公司所有。张稚浩支取的200万元不论是否用于公司,均与崔欣卫不形成借贷关系,张稚浩本人不存在对崔欣卫的偿付。一审将该300万元认定为属崔欣卫所有,从而认定张稚浩为公司经营需要从公司借支款项系对崔欣卫的借款,既属事实认定错误,也属草率否定公司独立法人地位的法律认识错误三、一审仅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关于“借条”的处理条款为依据,而对股权转让相关协议本身的效力如何、履行情况如何、有无违约、有无其他诉讼、股权转让款中是否包含该“借款”等事实不予查证,断章取义的认定“借款”成立,显然错误。双方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1950万元。为保证该协议的履行,张稚浩向崔欣卫移交了质押物。为向崔欣卫支付股价款,双方均曾积极寻找新的投资方,张稚浩于2017年1月16日、17日向崔欣卫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期间,签订补充协议四份,对崔欣卫应取得的股价款曾做变更,但一直包含本案所诉“借款”。详述如下:(一)股权转让协议等五份协议的签订情。1.“6.26协议”,崔欣卫退出公司。2015年6月26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明确股权转让款及相关费用为1950万元,张稚浩将其价值2000余万元的海南黄花梨大床交给崔欣卫作为支付股价款的质押,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等手续交付给张稚浩,崔欣卫股权由张稚浩接手支配。2.“3.10协议”,已废止。2016年3月10日,张稚浩与田跃力崔欣卫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由田跃力支付3500万(含公司先行垫付政府保证金1000万)购买公司100%股权。3.“3.24协议”,已废止。2016年3月24日,崔欣卫与张稚浩签订协议,该协议系3.10协议的补充,对田跃力的投资款具体分配事宜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第一条对本案“借条”做了处理。4.“12.28协议”,合法有效。2016年12月28日,张稚浩与苗建飞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崔欣卫对该协议签字认可。该协议约定苗建飞支付1600万获得公司84%股权(其中含崔代持70%),于2017年1月17日前给付300万元,后续1300万元于2017年5月28日前付清。5.“12.29协议”,合法有效。2016年12月29日,张稚浩与崔欣卫签订《协议》,该协议系12.28协议的进一步补充,约定1600万元转让款全部归崔欣卫。张稚浩收到苗建飞300万元首期转让款后,于2017年1月18日、19日,分两笔均支付给崔欣卫。（二）6.26协议”与后续各协议之间的关系。1.“6.26协议”是崔欣卫转让股权的总协议,其持有的70%股权全部转让与张稚浩,但暂不做工商登记变更。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崔欣卫系代持人。协议签订后,张稚浩想方设法偿还崔欣卫的退出款,从协商变卖质物,到引入新投资方,均在积极履行“6.26协议”的约定。崔欣卫为了获得退出款,也曾配合张稚浩引入新投资方。2.“3.10协议”“3.24协议”系针对新投资方田跃力所签订,系“6.26协议”的补充。该两协议随着此后的“12.28协议”“12.29协议”的签订并开始履行而自动废止。崔欣卫起诉主张“借款”所依据的该“3.24协议”已成空中楼阁。3.“12.28协议”“12.29协议”,系“6.26协议”的补充。该两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约定的300万元按期支付给了崔欣卫,张稚浩无任何违约情形,崔欣卫也从未主张解除该两协议,应为有效。对此,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三)“12.28协议"”“12.29协议”补充约定的后期1300万元转让款未予支付,系崔欣卫的恶意违约导致。“12.28协议”“12.29协议”签订后,崔欣卫收取了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公司印章仍由张稚浩保管。约定后期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2017年5月28日。2017年4月14日,国内房地产市场迅速转暖,崔欣卫想要回股份,未能谈妥,崔遂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私刻公章,尔后以挂失证照的方式换发公司营业执照,继而刻制了公司新印章并备案,于2017年5月3日与那台市桥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解除了《豫让桥市场周边地块土地一级开发委托协议》,导致“豫让桥”项目不翼而飞。因公司失去该唯一项目,苗建飞拒绝支付后期1300万转让款,还向张稚浩索回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崔欣卫恶意违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崔欣卫一直未否认“6.26协议”的有效性,对张稚浩的积极履行事实也未否认。双方对“12.28协议”“12.29协议”两个补充协议的实际履行过程也均不否认。一审判决断章取义,未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后续补充协议的效力，即以已经废止的“3.24协议”的局部条款认定“借款”成立,显然错误。四、退一步讲,因“12.29协议”针对“借款”“借条”的条款系附生效条件性质,崔欣卫恶意促使该协议履行不能,应视为所附条件己经成就,则双方就200万“借条”视为还清的约定应视为生效。根据“12.29协议”第四条的约定,“本协议履行后,张稚浩在2013年向崔欣卫借款300万元,和其后向田川打借条的200万元视为还清。甲方应将借条还给张稚浩,同时借条作废”,因“本协议”即“12.29协议”已部分履行,应对300万元、200万元区分对待:1.如前所述,因“本协议”即“12.29协议”约定的首期款300万元已履行完毕,崔欣卫已经取得该300万元,则应“视为还清”。2.“借条”200万元是否“视为还清”则应考察“本协议”即“12.29协议”未履行或未能完全履行的原因。如前所述,未能履行的原因是崔欣卫的恶意违约、恶意阻止协议履行导致。根据《民法总则》第159条的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故该200万元也应“视为还清”。如此,将崔欣卫在本案所主张的款项归结到股权转让纠纷程序中处理,才符合常理,才与法理相符。 被上诉人崔欣卫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答辩人借款500万元及答辩人实际向上诉人交付款项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2013年7月24日上诉人向答辩人借款300万元,答辩人以转账方式支付给上诉人。2013年7月20日,上诉人就共同开发邢台房地产项目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上诉人)向甲方(答辩人)借款叁佰万元,作为本次项目合作的前期垫支款项。如本项目未能在短期内运作合作成功,乙方应尽快归还本息。”2013年7月24日，答辩人按约将300万元借款转至上诉人账户,上诉人也为答辩人出具借条,并约定了借款期限为半年,证明双方对借款数额、还款时间、条件已达成一致。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都认可邢台项目未能成功运作,故按照约定上诉人也应归还该300万元借款本息。（二）2014年1月9日、2014年1月21日,上诉人向答辩人分别借款100万元、借款100万元,答辩人通过田川将钱交付给上诉人。2014年1月9日、2014年1月21日,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和支款凭证,分别向答辩人借款100万、100万元,共计200万元。答辩人将上述款项转给田川,应上诉人要求,田川分别取出现金交付给上诉人,并让上诉人出具了借条或凭证,并有取款记录予以印证。一审庭审过程中对于该200万元上诉人也认可已收到。综上,一审庭审中及上诉状中,上诉人张稚浩认可其收到了借款500万元,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存在明确的借款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依法应偿还借款。二、上诉人向答辩人借款除了出具借条外,双方签订的多份协议中,对500万元借款的性质进行过多次确认,足以表明本案争议500万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一）2013年7月20日《合作协议》第七条中约定:上诉人向答辩人借款300万元,作为本次项目合作的前期垫支款项。如本项目未能在短期内运作合作成功,乙方应尽快归还本息。该条款明确约定了该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并约定了还款的条件。一审中,双方均认可项目未运作合成功,那么上诉人应按约定返还借款,这是双方约定该条款的本意,应该得到支持。（二）在双方签订的2016年3月24日协议中约定:如与田跃力的转让协议未能履行,上诉人应于十日内归还答辩人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而该协议一直未履行。显然,双方在该协议中均认可了本案争议款项为的性质为借款,且符合返还条件,上诉人应予返还。（三）上诉人一审出具的2016年12月29日协议也作出了相应约定,约定该协议履行后,2013年上诉人向答辩人的借款300万元,和向田川出具借款的200万元借款视为还清。双方在该协议中也均认可了争议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而该协议也未能履行,不符合答辩人免除上诉人还款义务的条件,上诉人应按其借款协议返还其借款。三、上诉人称500万款项涉及股权转让款、公司款项、职务行为等,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本案所涉500万元系借贷关系,不属于股权转让,该借贷关系与股权转让也没有关联性。上文所述,本案所涉500万元系上诉人向答辩人的借款,答辩人已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所称答辩人入股河北达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相关事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况且,答辩人分别与第三人曲明、潘云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明确约定,答辩人以519万元受让曲明51%股份、以190万受潘云龙19%股份,股权转让款业已支付。上诉人所称的答辩人以每股2元受让股权、答辩人剩余应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由公司代付等纯属捏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借款不能随意转化为公司资本,上诉人主张300万元归入公司所有无法律依据。2013年7月20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答辩人并非达润公司股东,且协议未作出借款转化为公司资本金的约定,借款或股权转让款均不能转化为公司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资本的增加或减少都需要经股东会决议,并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资本不能随意增加、减少或自动转化。况且,本案诉争的300万元在《合作协议》明确写明是借款,邢台项目未合作成功,上诉人应归还本息。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借款转化为公司所有资本的情形。（三）上诉人称200万借款为职务行为错误。根据一般公司管理惯例,基于职务行为的借款一般应列出预支项目,向公司出具预支款凭据或申请,根据实际花销项目再到公司予以报销。本案中,上诉人向田川出具了两份借条,约定借款期间为半年,其与职务行为预支款存在本质区别。上诉人称借款200万均用于公司经营,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不管上诉人借款用于何处,均不影响其与答辩人的借贷关系。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借贷事实明确,上诉人并非职务行为,更何况双方对200万元的性质为借款作出了多次的明确约定。四、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股权转让关系与本案借贷关系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与本案无关,且已另案处理。就“6.26协议”、“12.28协议”、“12.29协议”效力问题,已另案审理,与本案无关。但在股权转让纠纷开庭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称“12.28协议”、“12.29协议”是无效协议,与其上诉状中的主张相矛盾。在答辩人与上诉人正在进行的股权转让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两案件中,上诉人多次变更其对事实的陈述,甚至多次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足以看出其不诚实守信的本质。上诉人坚持把本案诉争500万元与另案的股权转让及公司经营费用等混为一谈,就是为了逃避偿还借款的义务。就其上诉状中所提的各协议的相关情况,虽与本案借款无关,鉴于上诉人陈述详尽,答辩人就以下几点做出说明:（一）上诉人称“6.26协议”为股权转让总协议及答辩人恶意违约说法错误。“6.26协议”转让人为崔欣卫,受让人为张稚浩,转让价款为1950万元;“3.10协议"”和“3.24协议”转让人为崔欣卫与张稚浩,受让人为田跃力,转让价款为3500万元:“12.28协议”12.29协议”转让人为崔欣卫与张稚浩,受让人为苗建飞,转款价款为1600万元。上述多份协议中的股权转让人、受让人、转让价格、款项支付时间均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存在总协议与分协议。每一次协议均是针对不同主体、转让金额等事实情况而出具的具有独立性的协议。答辩人与邢台市桥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解除《豫让桥市场周边地块土地一级开发委托协议》是因为上诉人负责豫让桥项目期间,邢台市桥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催告上诉人限缴纳保证金,上诉人无故拒不缴纳,导致违约的情况下签订,并非答辩人意签订,上诉人称答辩人恶意违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12.29协议”所付300万为第三人苗建飞股权转让首期款不应视为上诉人偿还借款“12.29协议”约定首期款300万的支付,是依据“12.29协议中第三人苗建飞应付股权转让款,按协议约定,如第三人苗建飞未支付第二笔款,首期款应返还给第三人苗建飞。上诉人主张“12.29协议”应返还给第三人的股权转让款视为上诉人对答辩人的借款的还清为无稽之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与答辩人在签订的2013年7月20日合作协议中约定,款项性质为借款,并出具了借条。在2016年3月24日协议和2016年12月29日协议中,均明确该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上诉人向答辩人款项5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崔欣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50万元及自逾期之日起至偿还全部借款本金日的利息（计算至2017年8月20日利息为1030167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写明向崔欣卫借款300万元，借期半年。同日，原告按约定向被告账户转款300万元。被告认可借条的真实性，亦认可收到该款项。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张记账凭证，证明2014年1月4日的被告向原告借50万元现金，上有被告张稚浩签字。被告还分别于2014年1月9日和21日向田川出具了《借条》两张，两张借条内容一致，写明被告向田川借款100万元，借期半年。原告主张上述三笔借款合计250万元，均是给付的现金，同时还提交了田川银行账户明细，用于证明原告向田川账户转款，再由田川陆续取出250万元交给被告。被告对记账凭证不认可，主张不存在该笔借款，辩称从文字表述上应确定为用于公司花费；对两张100万元借条的真实性认可，但辩称没有收到两笔100万元的大额现金。被告认可田川给了部分现金，认为是原告通过田川支付的公司经营费用，具体数额在公司会计和出纳处保管。另查明，原告崔欣卫与被告张稚浩之间曾存在合作关系。2013年7月2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设立公司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由原告负责项目资金投入，被告负责项目的前期工作及手续跑办。协议第七条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300万元，作为本次项目合作的前期垫支款项，如项目未能在短期内运作合作成功，被告应尽快归还本息。2015年6月26日，双方约定原告退出邢台市豫让桥周边市场地块开发项目，股权由被告接手支配，原告投入此项目的保证金1000万元和费用950万元由被告支付给原告。2016年3月10日原告、被告与田跃力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书》。2016年3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协议中双方确定被告向原告（含在田川名下）借款本金为550万元，并约定如果该协议未能履行，被告应于十日内归还原告全部借款本息。2016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协议第四条约定：本协议履行后，张稚浩在2013年向崔欣卫借款300万元，和其后向田川打借条的200万元视为还清。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三张《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协议》和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项目转让协议书》《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300万元借款有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为证，且被告对该笔款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该300万元借款予以确认。对200万元借款，原告提交了借条及银行转账证据佐证，结合被告在2016年3月24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和2016年12月29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对该200万元借款均予认可，在庭审中亦称收到过田川的现金款项，故对该20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原告主张的50万元借款，原告提交的记账凭证不能够证明系被告向原告借款，在双方2016年12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对该笔款项亦未作出确认，诉讼中被告否认该50万元系借款，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支持。对被告以与原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为由提出的本案涉诉款项是合作款而不是借款的抗辩主张，虽然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依据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借条和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看，500万元款项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的事实双方约定明确，被告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双方在就合作事宜签订协议的过程中作出了针对500万元借款附条件免除条款，双方均未能证明合作协议已履行，故被告仍应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双方未约定借款利率，故依据法律规定按照年息6%计息，自2016年12月29日最后签订协议之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稚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崔欣卫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按照年息6%计算，自2016年12月29日起至借款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崔欣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511元，由被告张稚浩负担44035元，原告崔欣卫负担13476元。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查明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为：本案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上诉人张稚浩称诉争款项系崔欣卫的投资款及垫付款的上诉主张是否成立？ 首先，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崔欣卫提交张稚浩于2013年7月24日出具的《借条》，证明张稚浩向崔欣卫借款300万元，同日崔欣卫按约定向张稚浩账户转款300万元，张稚浩认可借条的真实性及收到该款项。2014年1月9日和21日张稚浩分别向田川出具两张《借条》，共计向田川借款200万元，崔欣卫提交该两份《借条》及相应转账证据佐证。因双方在此后的多份协议中均对上述款项确认为借款，故崔欣卫提交的借条等证据能够证明张稚浩在出具借条时，双方存在借贷合意。 其次，张稚浩主张上述款项中300万元为股权投资款、2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支出。根据双方2013年7月2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张稚浩向崔欣卫借款300万元作为本次项目合作的前期垫支款项，如项目未能在短期内运作合作成功，张稚浩应尽快归还本息。张稚浩认为该300万元系崔欣卫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并随着崔欣卫入股成功而转化为公司所有。但协议中并无将借款转化为公司出资的约定，300万元在《合作协议》及后续多份协议中也明确写明是借款,因此上诉人主张300万元为投资款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张稚浩认为本案200万元系用于公司经营支出，但以出具借条的形式领款用于公司日常开支不符常理。在崔欣卫主张的2014年1月4日50万借款中，有张稚浩签字的记账凭证上显示张稚浩领款时记载款项用途，因此张稚浩主张200万元借款为公司日常开支理据不足。 最后，2016年3月24日张稚浩与崔欣卫签订《协议》，约定如果与田跃力的转让协议未能履行，张稚浩应于十日内归还崔欣卫全部借款本息。一审中，双方均认可与田跃力的协议没有履行。2016年12月28日张稚浩与案外人苗建飞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苗建飞出资1600万元收购河北达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4%股权，支付方式为苗建飞先借款300万元给张稚浩，然后再支付剩余的1300万元。2016年12月29日张稚浩与崔欣卫签订《协议书》，约定崔欣卫同意张稚浩与苗建飞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合作协议书》首期借款300万元及项目与股份转让费共计1600万元归崔欣卫所有，第四条约定协议履行后张稚浩在2013年向崔欣卫借款300万元和其后向田川打借条200万元视为还清。但本案中，张稚浩在上诉状中也确认苗建飞并未按照《合作协议书》支付后续1300万元，因此苗建飞与张稚浩之间的2016年12月28日《合作协议书》未能履行，张稚浩与崔欣卫2016年12月29日《协议书》自然也无法履行，《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视为还清条款自然也不具有效力。因此，在案证据及已查明的事实均证明崔欣卫与张稚浩之间的借贷关系仍然存在，张稚浩仍需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义务。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511元，由上诉人张稚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 磊 审判员 陈 路 审判员 李坤华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陈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