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0230号原告：何建平，女，195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扬，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巧稚，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张渝成，男，195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进，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子田，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何建平与被告张渝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建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扬、被告张渝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进、周子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建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于2017年5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已被原告依法撤销。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0日，原被告签署了《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原告表示将涉案房屋因拆迁利益带来的收益及权利赠与被告。协议签订后，原告考虑在签订《协议书》时尚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产权人和承租人都不是原告，所以原告又于2017年11月8日向被告发送了《撤销赠与通知书》，行使了任意撤销权，撤销了赠与。因此原告现起诉到人民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已被撤销。张渝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该案已经过生效判决处理，原、被告之间已存在关于涉案《协议书》效力的生效判决，即（2017）京0108民初53896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京01民终790号民事判决书，现原告重复提起诉讼，系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书》系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此外，原告对涉案房屋不存在无权处分情形。涉案房屋承租人何济民与其妻均已去世，其子女为原告与何建业，二人已签订《遗产分配协议》，明确涉案房屋由原告管理使用并享有因拆迁带来的所有权益，同时，何建业已作出《声明书》，自愿放弃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三、《协议书》非单纯的赠与合同，在签订《协议书》前，原、被告及张容成、张阳成、张四成已于2014年8月28日签署《协议》，家庭内部对相关房屋进行分配，明确涉案房屋全部权益由被告享有。因此，《协议书》系对《协议》内容的进一步明确，该协议的性质为家庭财产分配协议，而非赠与合同。四、《协议书》主要内容已履行，原告无权撤销，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被告一家已在涉案房屋居住三十余年，且户籍位于此处，并交纳租金，已实际享有居住、使用等涉案房屋相关权益。因此，《协议书》主要内容已履行，原告无权撤销。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XX号楼X门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为国务院国资委轻工机关服务中心分给何济民的承租公房，何济民与其妻均已去世，现涉案房屋承租人仍登记为何济民。2017年5月10日，何济民之女何建平与何济民之子何建业签订《遗产分配协议》，约定位于西城区南礼士路XX号XX门X号房屋由何建业继承管理使用，涉案房屋由何建平继承管理使用，因该房屋尚未拆迁，将来拆迁所有收益和所应当享受的权利均由何建平享受。何建平与张容成系夫妻关系，张容成与张渝成系兄弟关系。2017年5月10日，何建平（甲方）与张渝成（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甲乙双方就房屋权益赠与事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何建平在其娘家继承公房使用权一套，位于西城区三里河****X门**，目前该房屋面临拆迁，甲方自愿将该房屋的收益和所享受的权利赠与乙方张渝成享受，乙方张渝成表示接受。2.该房屋在拆迁时一切应当办理的事项均由乙方张渝成负责全权办理，办理该房屋事项的一切费用由乙方张渝成承担，拆迁后所有的收益均由乙方张渝成享受，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干涉。3.乙方张渝成经甲方何建平同意，办理该拆迁房屋事项时，均可以乙方张渝成的名义出现，办理产权的产权人也可办理到乙方张渝成名下。4.拆迁之间所有的一切外部关系及事项的办理均由乙方张渝成负责，费用与甲方无涉。5.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生效。”同日，何建平（委托人）与张渝成（受委托人）签订《特别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继承父母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XX栋X门XX号房产一处，现全权委托张渝成办理该房产的相关事项。1.到原单位办理该房产的相关手续事宜，由受委托人张渝成全权负责办理。2.该房产的拆迁事项及收益由受委托人全权负责办理。3.该房产拆迁后的产权办理由受委托人全权负责办理。”2017年11月8日，何建平向张渝成发出《撤销赠与通知书》，内容为：“本人何建平撤销对张渝成关于涉案房屋的相关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该房屋的产权、收益，因该房屋所享有的权利，拆迁补偿等任何权益）的赠与；本人何建平同时撤销在本通知发出之日前与你方就赠与事项签订的任何协议、合同等法律文件；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张渝成不享有涉案房屋的产权、居住权、使用权、拆迁补偿等任何权益，本人与张渝成签署的协议书、合同等所有文件中涉及赠与张渝成房屋任何一项或多项权益的意思表示均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张渝成亦无权再以其自身名义或以何建平名义持前述相关文件到相关部门、单位或其他第三方处办理或参与房屋拆迁的相关事宜。”张渝成收到上述《撤销赠与通知书》。2017年11月1日，法院受理原告张渝成与被告何建平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张渝成在该案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双方于2017年5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何建平在该案答辩称：何建平在签订《协议书》时尚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拆迁权益，产权人和承租人都不是何建平，何建平属于无权处分，所以《协议书》无效。《协议书》涉及的赠与财产相关权利尚未转移，何建平已于2017年11月8日向张渝成发送了撤销赠与通知书，行使了任意撤销权，撤销了赠与，因此不同意张渝成的诉讼请求。2018年8月14日，法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53896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张渝成与被告何建平于二○一七年五月十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何建平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1月23日，二审法院作出（2019）京01民终79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诉讼中，张渝成出示2014年8月28日《协议》一份，并主张2017年5月10日《协议书》不是赠与合同，而是对2014年8月28日《协议》的确认。何建平对2014年8月28日《协议》的真实性未持异议，称：“该《协议》表述的三里河的房屋一套产权归被告所有与《协议书》约定内容不一致，与本案无关。”2014年8月28日《协议》内容为：“2014年8月28日下午张阳成、张容成、张渝成、张四成兄弟四人经讨论一致达成如下共识，一、位、位于塔院的房屋壹套产权归兄弟四人共同所有、该套房屋目前由张容成、张渝成使用；三、该套房屋权益最终归张渝成所有；四、位、位于三里河的房屋壹套产权权益归张渝成所有理相关手续时由何建平帮助办理；五、以上条款最终解释权归张阳成；六、弟兄之间应互敬互让，和睦相处。补充协议，鉴于客观实际，房屋居住目前维持现状，自2014年9月起，张阳成每月支付张渝成壹仟元，张容成每月支付张渝成伍佰元。支付日期到三里河房屋拆迁为止。（或张渝成搬到塔院为止）。”该《协议》落款处有何建平签名。诉讼中，何建平、张渝成均表示涉案房屋尚未实际拆迁。本院认为，何建平与张渝成于2017年5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涉案《协议书》内容明确具体，载明了因涉案房屋面临拆迁，双方就房屋权益赠与事宜订立《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何建平在《协议书》中明确表达了将涉案房屋的权利及拆迁利益赠与张渝成的真实意思，张渝成也在《协议书》中明确表达了接受赠与的真实意思；《协议书》中就张渝成接受赠与，没有约定需给付对价，故该《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的赠与合同特征，何建平是赠与人，张渝成是受赠人。依据《协议书》，张渝成为涉案房屋拆迁后所有收益的享有者，何建平与张渝成签订赠与房屋权益的《协议书》后，张渝成至今没有实际取得涉案房屋的拆迁收益，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故何建平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张渝成出示的2014年8月28日《协议》的内容及合同相对人均与涉案《协议书》存在显著差异，属不同法律关系性质的合同，合同相对人亦依据合同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对张渝成就2017年5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对2014年8月28日《协议》补充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何建平与张渝成2017年5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被何建平撤销。案件受理费二千一百五十元，由张渝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 斌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苏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