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6民初1781号原告：刘某1，女，194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医科大学退休职工，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原告：刘某2，男，195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刘某3，女，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澄怀美术馆副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璟，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百山，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4，女，195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东城区环卫局管理局一队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刘某5，女，196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东城区环卫局管理局一队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刘某6，女，1987年10月20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关某1，男，192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外贸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关某2，女，195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文物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关某3，女，196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外贸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关某4，女，196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关某5，女，1987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4、关某3、关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莹莹，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某1，男，196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吴某2，男，197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楠，北京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亚斌，北京普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某3，男，193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运输公司十一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吴某4，男，1967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北京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亚斌，北京普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追加原告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4、关某3、关某5与被告吴某1、追加被告吴某3、吴某4、吴某2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璟、安百山，追加原告刘某4、刘某5、关某2、关某4及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4、关某3、关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莹莹，被告吴某1及吴某1、吴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楠、毛亚斌，被告吴某3、吴某4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毛亚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刘某2、刘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我们三人对于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村217号（原59号）的宅基地及其地上建筑物的继承权及各自的继承份额，其中刘某1的继承份额为五分之一、刘某2的继承份额为十分之一、刘某3的继承份额为十分之一；2.请求法院确认我们三人对于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村217号（原59号）的宅基地及其地上建筑物拆迁权益的继承权及各自的继承份额，其中刘某1的继承份额为五分之一，刘某2的继承份额为十分之一，刘某3的继承份额为十分之一；3.本案诉讼费由吴某1承担。审理过程中，刘某1、刘某2、刘某3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决刘某1获得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村239号（原59号）（以下简称万泉寺239号院）的腾退补偿款22748949元的五分之一，即4549789.8元；2.请求法院判决刘某2获得万泉寺239号的腾退补偿款22748949元的十分之一，即2274894.9元；3.请求法院判决刘某3获得万泉寺239号的腾退补偿款22748949元的十分之一，即2274894.9元；4.本案诉讼费由吴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诉争的万泉寺239号院的院落及地上建筑物系我们的祖宅，该院落面积大约370平方米，有三间正房、两间西房、两间东房、一间耳房，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院内有两颗槐树。刘某1的爷爷刘德明系最早的宅基地权利人，目前记载在万泉寺村的宅基地档案以及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管理局档案里的宅基地权利人仍然是刘德明。刘德明有独子刘少坤，即刘某1的父亲，刘某2、刘某3的姥爷。刘少坤（1968年9月去世）及妻子刘启（1993年7月去世）共生育四个女儿及一个儿子，即大女儿刘淑珍（1984年1月去世）、二女儿刘淑华（2007年10月去世）、儿子刘温泉（1996年去世）、三女儿刘淑兰（2007年10月去世）、四女儿刘某1。其中刘淑珍生育刘某2、刘某3。刘淑华生育关某2、关某3、关某4、关童杰（已去世）、关童年（已去世）五个子女。刘温泉生育刘某4、刘某5、刘金水（已去世）。刘淑兰与吴某3生育吴某1、吴某4、吴某2三个子女。刘少坤去世后，该院落及房屋一直由刘启使用，刘启1993年去世。刘少坤及刘启均未立遗嘱。刘启去世后，未经其他家人同意，刘淑兰及吴某3一家自行占用该房屋。刘淑兰去世后，该院落及房屋一直由吴某3及其儿子占用。万泉寺村于2009年左右开始新农村建设并进行全面腾退，腾退方（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村民委员会、北京中阳盛锋投资管理公司、北京首开中阳政泰置业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的腾退方案及补偿办法。由于吴某3实际占用该房屋，因此腾退方一直与吴家接洽腾退事宜。期间刘某1、刘某2、刘某3及相关继承人多次找吴家协商，吴家均不同意将腾退补偿款分配给刘某1、刘某2、刘某3，各方无法就腾退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为此发生争议。刘某1、刘某2、刘某3于2016年5月向北京市丰台区法院立案，当时诉争的万泉寺239号院落及房屋仍然存在。2017年12月7日，吴某3单方与腾退方签署了《万泉寺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并根据该协议获得被腾退宅基地区位补偿款加上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设备及附属物补偿价，合计22748949元，诉争院落及房屋于该协议签署后被拆除。我方认为，诉争院落及房屋系刘某1的父母刘少坤、刘启的遗产，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应由刘少坤及刘启的法定继承人继承，而上述22748949元腾退补偿款系该院落及房屋被腾退所衍生的利益，也应由刘少坤及刘启的法定继承人依法所得，故此，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我方诉讼请求。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述称，对于万泉寺239号院的拆迁利益，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辩称，刘某1、刘某2、刘某3所称的祖宅早已不复存在，在文革期间早已收归国有，刘淑兰与吴某3一直向万泉寺村申请，才重新分得房产，该房产与祖宅没有任何关系，房屋产权人已经发生变更。刘某1、刘某2、刘某3所谓继承问题，根据我国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已经超过了最长二十年的诉讼时效以及两年的诉讼时效。刘少坤、刘启分别于1968年、1993年去世，到刘某1、刘某2、刘某32016年起诉，已经超过最长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关于刘淑兰与吴某3之后经过申请获得的房产，房产的所有权人也进行了确认，这套房产已经全部归吴某3所有，腾退人也是与吴某3签订的协议，吴某1、吴某4、吴某2与本案没有关系。就事实部分而言，刘某1、刘某2、刘某3在起诉书中所称的祖宅是600多平方米，而吴某3被拆迁的房屋是300多平方米，房屋间数也不同。刘淑兰获得新的房产之后，一直与刘启一起生活，并赡养刘启，也一直与吴某3及其三个子女共同居住。万泉寺村腾退在2002年已经开始，按照刘某1、刘某2、刘某3所称，2009年开始协商未果，那么到现在也已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我们认为，宅基地的所有权，是村集体将宅基地补偿让渡给了吴某3，因此更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刘某1、刘某2、刘某3没有尽到赡养义务，还要求获得所谓的遗产，于法无据，希望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本案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刘德明与郝淑贞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子刘少坤。刘少坤与刘启（起）系夫妻，二人育有五名子女，分别为大女儿刘淑珍（1933年12月24日出生）、二女儿刘淑华、儿子刘温泉（1937年7月15日出生）、三女儿刘淑兰（1941年11月20日出生）、四女儿刘某1（1945年1月13日出生）。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刘少坤于1968年6月8日死亡，刘启（起）于1993年7月3日死亡。刘淑珍与刘长山系夫妻，二人共有二名子女，分别为刘某2、刘某3。刘淑珍于1984年2月8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刘长山于1990年11月2日死亡。刘淑华与关某1系夫妻，二人共有五名子女，分别为关某2、关某3、关某4、关童杰、关童年。关童杰于1983年7月25日死亡注销户口，未婚无子女。关童年与史惠芳系夫妻，二人有一女关某5，关童年于2003年8月5日死亡。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刘淑华于2007年10月21日死亡。刘温泉与于书华系夫妻，二人共有三名子女刘某4、刘某5、刘金水。刘金水与妻子婚后有一女刘某6，1996年1月30日二人离婚。刘温泉于1996年11月30日死亡，于书华于2003年6月22日死亡，刘金水于2013年2月9日死亡。刘淑兰与吴某3系夫妻，二人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吴某1、吴某4、吴某2。刘淑兰于2007年8月21日死亡。二、关于万泉寺239号院的历史沿革。1951年11月3日，刘德明取得《北京市郊区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户主为刘德明，行政村与自然村均为万泉寺，房屋共九间，种类为土灰，私有地基共一亩一分五厘五毫。该所有证未体现具体房屋编号。关于万泉寺239号院，各方当事人均称除刘德明1951年的《北京市郊区土地房产所有证》外，没有其他审批手续，本院依法向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村民委员会调查核实，但未果。刘某1、刘某3、刘某2、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主张被拆迁的万泉寺239号院系刘德明在1951年取得的院落，刘少坤与刘启（起）一直在此居住，刘启（起）在世时是三间北房与一间耳房，为砖制，是刘启（起）与子女们共同出资建设，该房屋从未翻建过，院内的其他房屋是在刘启（起）去世后建的，但不知道是谁建设的。刘某1、刘某3、刘某2、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均称未在其他房屋建设过程中出资。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提交一份编号为华源[2013]（估）字第318号-124的《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评估结果通知单》复印件，证明该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仍系刘德明。该文件载明的被腾退人系刘德明，本院依法向该文件的出具单位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发函核实，该公司向本院回复《情况说明》，说明该公司未对万泉寺239号院出具正式的评估报告，该户也未与委托方北京中阳盛锋投资管理公司签订补偿协议，故该公司原编号为华源[2013]（估）字第318号-124的《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评估结果通知单》并无法律效力。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称刘德明早期的房屋早已在1967年代被收归国有，现有的宅基地系1980年左右政府重新发给刘淑兰的，发还时是三间土坯北房，一间土坯耳房，1986年的时候刘淑兰一家把房屋拆了重新建了四间砖瓦房，此后从1993年至1999年在院里陆续建设西房、东房等。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对政府发还房屋未提供证据。刘某1、刘某3、刘某2、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均称当时老宅院并非被全部收走，只是收走一部分，剩下的三间北房和一间耳房是原来的。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一份《房产证明书》及两份《房屋继承权的心愿》，证明1983年6月1日，刘温泉对房屋放弃继承权，刘淑兰所建四间房屋归刘淑兰所有；1985年4月21日，刘启（起）、刘淑华、刘某2代表刘淑珍、刘某1等人签署了《房屋继承权的心愿》，证明刘温泉、刘淑华、刘某1均无能力赡养刘启（起），是刘淑兰一家人承担起赡养照顾刘启（起）的全部责任，刘启（起）将北房三间半及宅基地交给刘淑兰继承，其他儿女均无继承权，故刘淑兰是万泉寺239号院的所有权人，其他人无权继承。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的《房产证明书》全文系手写，内容为：“刘温泉乐意刘淑兰在万泉寺盖房四间规到刘淑兰所属记成权刘温泉无有记成权立此证经手人刘温泉。1983.61号”，其中“经手人刘温泉”的“刘温泉”签字处左右各捺有一枚指印。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申请笔迹或者指纹鉴定。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的两份《房屋继承权的心愿》均系手写，且内容一致，载明：“公爹刘德明死后，在丰台区万泉寺给我们留下房屋地基一处及北房三间半。我的丈夫刘少坤（刘德明之子）于1968年去世，我们生有一子、四女。长女（已于1984年初去世），儿子刘温泉多年来固无正业也无力抚养我，二女、四女也没有条件抚养照料我的生活。我的三女刘淑兰及其一家人却主动的承担起供养我的全部责任，我的双目自84年初已处于半失明状态，也给他们做不了什么活，但从吃穿到生活起居都对我关心抚待，无微不至，这样使我的晚年生活有了可靠的保证。所以我决定将我的一点祖业遗产，地处丰台万泉寺**（原59#）的那处房基地及北房三间半移交给我的三女儿刘淑兰继承使用。其他儿女无权继承。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愿。特立此据为凭。请政府给予作出公证。”上述两份《房屋继承权的心愿》落款时间为1985年4月21日，右下角均有“立字人：老母亲刘起”、“刘淑华”、“刘某2”、“刘某1”的签名字样，且每个签名处均捺有指印。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对上述两份《房屋继承权的心愿》均不予认可。刘某2申请对两份《房屋继承权的心愿》中刘某2、刘某1两人的签字及指印与样本的一致性进行鉴定，并申请对两份《房屋继承权的心愿》的主要文字内容与落款处“刘某2”、“刘淑华”、“刘某1”、“刘起”四个签名进行鉴定，以确定主要文字内容是否与某个或者某几个签名的笔迹相同。本院依法摇号确定并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开展上述鉴定工作。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依法开展鉴定工作，并出具鉴定文书。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18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检材1和检材2上“刘某1”签名与样本上刘某1签名均是同一人所写。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1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检材1、2上“刘某2”签名与样本上刘某2签名均是同一人书写。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19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检材1、2上落款处刘淑华、刘某2、刘某1签名字迹与内容字迹中的相同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2.检材1、2上落款处刘起签名字迹与内容字迹中的相同字迹是同一人书写。京民司鉴[2019]痕鉴字第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检材1指印与样本（该处样本指2019.6.14刘某2捺印的十指指印原件一页）右手食指指印是同一人捺印；2.检材2指印与样本（该处样本指2019.6.14刘某2捺印的十指指印原件一页）右手食指指印是同一人捺印。京民司鉴[2019]痕鉴字第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检材1指印与样本（此处样本指2019.6.19刘某1捺印的十指指印原件一页）右手食指指印是同一人捺印；2.检材2指印与样本（此处样本指2019.6.19刘某1捺印的十指指印原件一页）右手食指指印是同一人捺印。刘某2支付鉴定费76000元。刘某2对上述五份鉴定意见书不服，申请鉴定人出庭，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指派该所工程师董书云出庭作证。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北京市丰台区（2001）年丰民初字第02663号民事判决书及勘验笔录，证明刘淑兰系万泉寺239号院的所有权人，以及2001年万泉寺239号院内房屋的坐落情况。该判决系案外人起诉刘淑兰相邻关系纠纷，刘淑兰在该判决书中辩称“我家在丰台区万泉寺239号原有北房六间，北房东侧三间与西侧三间中间有一耳房，耳房西侧有墙分为东西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北房西侧三间被拆，1967年大队将地批给原告李增岐建房，……”。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主张该判决并未提到刘淑兰系该宅基地的合法产权人，且从刘淑兰的意见中也能看出，在1967年之前现有院内北房三间及耳房已经存在，当时刘少坤及刘启（起）均在世。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一份《关于建民房协议书》，证明239号院内的北房四间、院墙及门楼是1986年吴某3、刘淑兰出资所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三份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称三位证人均身体不好，无法到庭，故采用公证的方式佐证。证人吴某5陈述，1986年7-8月左右，吴某5大哥吴某3与大嫂刘淑兰在万泉寺建北房四间及院墙、门楼，请的河北的施工队，请吴某5帮忙去看院子、进料，吴某5与吴某4分工，吴某4负责白天看施工队施工，给他们做饭，吴某5则晚上负责看院子，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吴某3与刘淑兰购买，吴某3与同事借用单位汽车拉来砖瓦水泥等材料，用了二十多天，建成北房四间、东西南院墙，并在院墙东南位置建门楼，建房期间未见到刘淑兰家的亲戚过来帮忙，四间北房是拆了原来的三间土坯房重建的。证人王某陈述，1996年应该是春天，刘淑兰与吴某3找到王某，说他们家孩子多，院内有空地，让王某帮忙在万泉寺院内盖几间房，王某帮忙找了几个工人，在院子的东侧盖了三小间平房，在西北角盖了一小间北房，都是砖瓦结构，所有的材料都是刘淑兰他们买的，工人的工钱也是刘淑兰他们支付的。证人赵某陈述，1985年4月，赵某到刘淑兰家办事，见到刘启（起）、刘淑兰、刘淑华、刘某1、刘淑珍的儿子刘某2、吴某3正在谈对刘启（起）今后的赡养问题和房屋继承问题，赵某见到刘淑华、刘某1、刘某2、刘启（起）他们几个在写好字的纸上分别签名、按手印，赵某在他们签完后，拿过来看了一下，记得是个赡养和房产继承的心愿，大概内容是刘淑兰的姐姐、哥哥、妹妹都不负责赡养刘启（起）了，刘启（起）由刘淑兰一家赡养，目前的房子和地由刘淑兰继承，其他人都没有继承权，他们走后，刘启（起）还让赵某给穿针纫线，赵某看见刘淑兰哭了，刘淑兰说这些儿女都是白眼狼，都不管老太太了，房子也不出钱建，都放弃了，刘淑兰还说借钱也要建房、赡养刘启（起）。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主张证人作证应当出庭，且公证内容并非证人个人书写，赵某的证言内容与最后落款处的签名明显不相符。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十一份记载日期为1999年的建筑材料收据、出库单等证据，证明1999年吴某3、刘淑兰在万泉寺239号院内建西房。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房屋租赁许可证、出租房屋户（牌）、房屋租赁安全许可证、税收通用完税证、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统一收费票据、水、电、卫生费收据、协议书等证据，证明刘淑兰系万泉寺239号院内房屋所有权人及出租人，刘淑兰出租了万泉寺239号院内部分房屋，并按法律规定交纳了税费及备案手续，刘淑兰、吴某3及其子女全家一直在万泉寺239号院内居住，并按照法律规定缴纳了相应的生活用水、电及卫生费。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一组水、电、卫生费收据及维修有线电视收据、居民客户用电登记表，证明刘淑兰、吴某3及子女全家人在万泉寺239号院内居住，并按照法律规定缴纳了相应的生活用水、电及卫生费，还有有线电视的费用。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主张即使上述证据为真实的，也未对产权人进行实质性审核。三、关于万泉寺239号院的拆迁补偿情况。2017年12月6日，北京中鼎联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鼎拆估字2018第03号-BZJ宅-1-015H的《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估价结果报告》，载明被腾退人为吴某3，房屋坐落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239号，宅基地认定面积369.7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00.02平房米，价值时点2017年4月13日，估价结果为22748949元。该报告后附的《附表：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评估结果通知单》载明：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239号的区位补偿价为22480348元，房屋重置成新价为207532元，装修、设备及附属物价值为61069元。房屋重置成新价部分的房屋共分为七部分，其中1号房的建筑面积为70.15平方米，房屋价款83455元，2号房的建筑面积为32.34平房米，房屋价款35010元，3号房的建筑面积为3.08平房米，房屋价款2056元，4号房的建筑面积为46.5平房米，房屋价款44602元，5号房的建筑面积为31.72平房米，房屋价款30230元，6号房的建筑面积为1.65平房米，房屋价款1149元，7号房的建筑面积为14.58平房米，房屋价款11030元。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1号房是北房，2号房是靠北的西房，3号房是靠南的西房与西墙之间的一间小房，4号房是东房，5号房是靠南的西房，7号房是耳房。关于6号房的具体位置各方存在争议，刘某1、刘某3、刘某2、刘某5、刘某4、刘某6、关某1、关某2、关某4、关某3、关某5均称是在东房南侧的小棚子，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则称是在东房与北房之间的小棚子。2017年12月7日，吴某3（被腾退人、乙方）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村民委员会、北京中阳盛锋投资管理公司、北京首开中阳政泰置业有限公司（腾退人、甲方）签订《万泉寺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约定：乙方腾退的宅基地位于万泉寺239号院，被安置人口1人，按居民待遇认定的被安置人口1人，为本人吴某3；宅基地面积369.7㎡，宅基地上房屋建筑面积200.02㎡；经北京中鼎联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被腾退宅基地区位补偿款22480348元、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设备及附属物补偿价268601元；各项补助和奖励：搬家补助费4001元、空调移机费40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有线电视补助费300元、燃气（电）热水器移机费200元、宽带补助费200元、一次性周转补助费10000元、工程配合奖20000元，上述共计35336元。关于万泉寺239号院的拆迁利益，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一致认为应当归吴某3所有，吴某1、吴某4、吴某2不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本案系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依法享有继承权的继承人均应当参加诉讼。根据庭审查明的当事人身份情况，刘德明死亡后，除刘少坤外，没有证据表明刘德明存在其他继承人，故刘少坤作为刘德明的唯一继承人，依法继承其相应遗产。遗产继承后，成为刘少坤与刘启（起）的夫妻共同财产，刘少坤与刘启（起）死亡后，其子女刘淑珍、刘淑华、刘温泉、刘淑兰、刘某1作为其继承人，均享有继承权。现刘淑珍、刘淑华、刘温泉、刘淑兰均已死亡，其各自的继承人应当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故刘某2、刘某3、刘某1、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刘某4、刘某5、刘某6、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均有权作为继承人参与诉讼。关于万泉寺239号院，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称该院落系1980年代政府重新发还给刘淑兰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根据现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刘淑兰在（2001）年丰民初字第02663号民事判决书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万泉寺239号院系刘德明遗留的祖业产，其原土灰结构的三间北房及一间耳房应为刘德明的遗产，刘少坤依法继承后，成为刘少坤与刘启（起）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该财产未进行分割亦未发生灭失的情况下，刘少坤死亡后，其中一半的份额应当作为刘少坤的遗产依法继承，另一半的份额作为刘启（起）的个人财产，在刘启（起）死亡后作为刘启（起）的遗产依法继承。关于该院落内除三间北房及一间耳房之外的其他房屋，属吴某3与刘淑兰一家在刘启（起）死亡后出资建设，依法不属于刘少坤与刘启（起）的遗产，相应权益应由吴某3与刘淑兰一家享有。关于1985年的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虽然刘某2、刘某3、刘某1、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刘某4、刘某5、刘某6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但经过鉴定，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下方“刘某2”、“刘某1”两人的签字及捺印均与刘某2、刘某1提供的样本一致，应当是刘某2与刘某1两人的真实签字及捺印。刘某2、刘某3、刘某1、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刘某4、刘某5、刘某6未提交证据推翻该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的真实性，故该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应为客观真实的，本院对该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中关于刘淑华的签字及手印，在无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亦应当属于客观真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该规定对于二十年的最长保护期限的起算点明确为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并非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本案中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形成时，刘少坤已死亡多年，其遗产尚未分割，刘启（起）在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中处分了刘少坤的遗产，但刘某2、刘某3、刘淑华及其继承人、刘温泉及其继承人、刘某1在此后的二十年内均未提出异议，故刘某2、刘某3、刘某1、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刘某4、刘某5、刘某6对刘少坤的遗产主张超过了二十年的最长保护期限，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万泉寺239号院内三间北房及一间耳房的建设情况，根据现有证据能够确定，该房屋在1951年是土灰结构，在刘启（起）1993年死亡时是砖瓦结构，该房屋在刘启（起）生前必然存在一次翻建，因涉及年代久远，各方当事人陈述不同。刘某2、刘某3、刘某1、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刘某4、刘某5、刘某6均称该房屋系刘启（起）在世时与子女共同出资建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且对于房屋建设的具体情况陈述不清。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主张该房屋系其一家在1986年出资翻建，并提供建房协议及书面证人证言，虽然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的证人未出庭，但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一方提交的证据明显优于刘某2、刘某3、刘某1、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刘某4、刘某5、刘某6一方提交的证据。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提交的刘温泉的《房产证明书》载明了刘温泉同意刘淑兰在万泉寺建四间房，且刘温泉自愿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结合该证据的形成时间，该证明书内的四间房指向应当是万泉寺239号院内的北房及耳房，刘某2、刘某3、刘某1、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刘某4、刘某5、刘某6一方虽然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本案争议的万泉寺239号院的三间北房及一间耳房由刘启（起）决定留给刘淑兰一家是发生在三十多年前，当时继承法尚未颁布实施，家庭内部对主要事项的处理，多由家长决定、子女参与的方式确定，无论是遗嘱还是家庭内部协议，书写方式均相对简单，除记载主要内容外，对法律要件及形式要件的要求难以达到今天的高度，刘启（起）遗留的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虽然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其在当时的环境中，既有遗嘱的性质，又有分家协议的性质。结合吴某3与刘淑兰一家长期在万泉寺239号院居住并建设，而其他当事人在万泉寺239号院拆迁之前从未就该院落主张权利的情形，吴某3、吴某1、吴某4、吴某2一方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万泉寺239号院在刘启（起）生前就按照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见，归吴某3与刘淑兰一家所有，且吴某3与刘淑兰一家对三间北房与一间耳房进行了翻建，原有的三间北房及一间耳房已经灭失，翻建后的三间北房与一间耳房应属于吴某3与刘淑兰一家所有。故万泉寺239号院相对应的拆迁利益应当由吴某3一家享有。吴某1、吴某4、吴某2主张该利益全部归吴某3一人所有，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故万泉寺239号院的腾退所得款22784285元应归吴某3所有。刘某2申请对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中签字及手印进行鉴定，目的是为推翻上述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的真实性，但鉴定结果证明该两份《关于房屋继承权的心愿》系真实的，故相应的鉴定费及鉴定人出庭费用应当由刘某2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吴某3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与腾退人签署的《万泉寺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项下就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239号院的腾退所得款22784285元归吴某3所有；二、驳回刘某2、刘某3、刘某1、关某1、关某2、关某3、关某4、关某5、刘某4、刘某5、刘某6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545元，由吴某3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960元，由刘某1、刘某2、刘某3负担760元（已交纳），由吴某1负担200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亚男人民陪审员  易献平人民陪审员  封武山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王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