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5民终8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栾振兴，男，住通化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通化市经济开发区雪花路**。法定代表人：张译丹，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女，住通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辉，女，吉林陈启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栾振兴、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2民初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栾振兴，上诉人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刘亚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栾振兴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向上诉人每月支付二倍工资。事实与理由：原审认为，“2011年至2014年，双方每年签订《销售承包协议书》经（2017)吉05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具有劳动关系性质，故原告主张与被告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证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言外该协议是劳动合同，上诉人主张二倍工资证据不足。建立劳动关系未签书面劳动合同，而签订《销售承包协议书》，意在规避劳动合同责任义务，故二者不可等同。1.劳动合同一定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但具有劳动关系性质的《销售承包协议书》并非是劳动合同,因构成劳动合同，其核心内容必须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条款，其一.该协议缺少《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关于劳动合同应载入的必备条款;其二,与劳动合同管理部门鉴定标准和被上诉人备案的劳动合同文本不一致;其三.与被上诉人主观意愿和客观事实相违背，因其自认无意与上诉人订立劳动合同，且该书中可查证协议外还应另有劳动合同;其四劳动合同适用于全厂职工签订，而该协议却仅局限于销售部门，故是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承包书;其五,部分销售人员均签有两份合同，即劳动合同和销售承包协议书，故该协议不是劳动合同。2.即便如一审和被上诉人所愿，《销售承包协议书》算是劳动合同，那么从2010年10月入厂至2011年9月才签订，期间应向其每月支付二倍工资;自2013年2月起依《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三）规定续订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订立是违反本法规定，应向其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综上，该协议措词含糊、约定不明确规避法律责任，有月工资字样，却没有金额;社保按公司规定执行而非国家规定，仅给缴纳养老保险;未有劳动保护、职业危害防护等措施，不具全劳动合同九项必备条款。若认定是劳动合同未免偏颇，则是张冠李戴玷污劳动合同本身，偏祖一方当事人违法事实，故上诉人请上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保护弱势劳动者合法权益不被侵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栾振兴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栾振兴是依据承包合同向劳动仲裁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并经法院判决双方具有劳动关系，承包合同具有劳动合同的属性，双方之间应该认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同时，未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资是惩罚性工资，而不是基本的劳动报酬，该项诉求应该受劳动仲裁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即仲裁时效为一年，栾振兴超过诉讼时效，其请求不能成立。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东昌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2民初44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重新作出公正判决。2、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判决在本院认为中认定“被告应为原告出具相关法律手续清欠货款，被告未出具相关法律手续，过错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2017)吉05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书是基于栾振兴对东昌区人民法院2634号民事判决不服上诉，发回重审的（2017）吉0502民初1735号的民事判决上诉，作出的终审判决。吉05民终1547号判决维持了吉05**民初1735号判决的第二项“原告在清理被告已扣款项债权时，被告予以必要的配合（提供相关的法律手续)。”可见该判决事项是有前提条件的，既栾振兴清理已扣款项债权时，上诉人提供必要的配合，并对配合作出了界定为提供相关的法律手续。但在庭审中栾振兴并没有提供清理已扣款项的证据，原审法院就认定上诉人未出具相关法律手续，过错在上诉人。2016年1月16日双方就曾经对栾振兴所负债务问题和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问题进行专题会议研究，且上诉人在会上接受了会议的决定。2016年5月10日及2018年5月4日，双方也进行过协调（举证过)，由于上诉人无理由拒绝所以未果。对此被上诉人已向再审法院提交，并就没有证据证明。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栾振兴最低工资（2016年2月至2019年4月）5604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21号》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据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本案中的上诉人，在东昌区人民法院2634号民事判决、吉05**民初1735号判决、2017）吉05民终1547号民终判决书中，均已查明并认定被上诉人2016年1月离开上诉人单位，这是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无需举证。在通劳人仲[2018]230号庭审时，栾振兴再次承认2016年1月离开上诉人单位。可见，被上诉人从2016年1月起，没有为上诉人提供劳动，上诉人没有理由支付其最低工资。因此，原判决要求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016年2月至2019年4月）自最低工资5604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2019）吉0502民初449号民事判决书属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最低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栾振兴答辩称，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所述与事实不符，应承担法律后果。2016年离开公司是去清欠，是公司让我去的，有票据为证，回来后因协商不成，双方诉讼至法院，获得法院支持的是劳动关系成立，并由公司配合清欠，已扣款证据在2017年吉15**号中有扣款的证据，用人单位已经认可13.75万元，并承认应由栾振兴个人垫付。栾振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向原告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2、从2016年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原告工资。事实和理由:一．原告自2010年9月被聘入到被告销售科工作，被告一直未依照《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与原告签订劳动部门认可的劳动合同，后于2011年9月双方签订了《销售承包协议书》并逐年续签，原告由于从未见过劳动合同文本，误认为这就是劳动合同，被蒙蔽至劳动合同关系争议发生时，经《通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认定“双方签订的《销售承包协议书》而非劳动合同”，加上被告否认双方劳动关系，故裁决证据不足驳回原告确认劳动关系的请求，再经司法救济发回重审，二审法院也驳回被告否认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均判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被告逐级否认极力掩盖劳动关系是在有据证明原告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之日是终审判决生效日，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向原告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二.2016年1月被告以保留原告市场为由强加于约7.3万元欠款，随即令其清欠不给费用，原告穷尽办法于4月去外省清欠，结果虽不如愿，但把欠款大户的过期条换成有诉讼时效的欠条，回厂后多次请求被告依约配合追债遭拒绝。在2017年二审法院判决均确认了理论结果即“原告在清理被告已扣款项债权时，被告予以必要的配合”，可充分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而非终止。原告从2016年起所从事的工作是在清理被告债权货款获法律认可，至于成功与否主动权在被告一方，那么，原告积极主动，被告不许进门签到，对其债权不管不问不配合挑刺，造成停滞，还把责任推到原告一方未提供劳动，显失公平。再者，原告一次次地催促被告配合清债，就是在工作就是在占用自己时间付出劳动和辛苦，被告就应当支付劳动报酬至配合清债工作结束，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原告工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至2014年，原、被告双方每年签订《销售承包协议书》，约定原告为被告销售其产品，销售地域范围、提成办法等。2016年2月以后，被告未向原告履行（2017）吉05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书的要求，即“原告在清理被告已扣款项时，被告予以必要的配合（提供相关法律手续）”。（2017）吉05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一项：维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7）吉0502民初173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即“原告栾振兴与被告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清理被告已扣款项时，被告予以必要的配合（提供相关法律手续）”“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至2014年，原、被告双方每年签订《销售承包协议书》经（2017）吉05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具有劳动关系性质，故原告主张与被告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证据不足，无法支持。原告主张从2016年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原告工资的请求，因（2017）吉05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被告双方具有劳动关系，被告没有为原告送达《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证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并且被告应为原告出具相关法律手续清欠货款，被告未出具相关法律手续，过错在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原告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期间，被告故意不出具相关手续，方便原告清欠货款，造成了原告的损害，被告应赔偿原告最低工资。被告应支付原告2016年2月至2019年4月的最低工资。查吉林省人民政府文件2016年2月通化市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历年调整一览表为1，380.00元至2017年10月1日，此后为每月1，580.00元。合计金额56，040.00元。判决：一、被告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2016年2月至2019年4月的最低工资56，040.00元。二、原告其他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0.00元（原告预交5.00元），由被告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栾振兴提交一份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忠贵合同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李忠贵原是公司销售科长有备案合同，该合同是由李忠贵从公司档案调取的，而公司没有与其签订备案劳动合同。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份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且此合同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栾振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证据，另案判决已确认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具有劳动属性。本院认为，栾振兴提交的李忠贵与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书，不能证明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栾振兴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产生争议，本院评判如下：一、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应给付栾振兴所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本院认为，2010年10月，栾振兴就职于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在2011年9月13日签订《销售承包协议书》，此后又分别于2012-2014签订了三次《销售承包协议书》，且经本院（2017）吉05民终15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栾振兴主张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关于栾振兴主张给付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期间的二倍工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二倍工资属于对用人单位的惩罚性措施，其性质不属于劳动报酬，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栾振兴自2010年10月起就应当知道与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其应在2011年10月前向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给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其在本案中提起此项诉求已经超过申请仲裁的期限，故对其主张给付二倍工资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应给付栾振兴2016年2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最低工资。本院认为，关于栾振兴主张从2016年1月起至今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请求，因双方具有劳动关系，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此期间已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栾振兴的此项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另查明，本院在审理（2017）吉05民终1547号案件时，栾振兴曾主张给付2015年至今的最低工资，该判决对其此项请求未予支持；因1547号判决系在2017年12月24日进行的裁判，栾振兴在本案中主张给付2016年至今的最低工资的请求，与1547号判决主张2016-2017年最低工资存在重复诉讼的情形，故对栾振兴主张给付2016-2017年最低工资的请求不予审理。因栾振兴在一审提供了其在2016年4月为公司清欠货款时换取的一份新欠据，可以证明栾振兴在2016年仍然在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但其未提供2018年-2019年4月期间仍然为公司从事清欠工作的相关证据。因此，栾振兴主张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至2019每年4月期间最低工资的证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栾振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通化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2民初4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栾振兴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上诉人栾振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凤审判员 黄智慧审判员 孙忠武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昱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