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5民初2598号原告（反诉被告）：魏新红，男，196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专，系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魏新春，男，195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伟委，系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志良，系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星红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龙灯堤特1号琴台钢材市场。法定代表人：魏新春，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伟委，系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雅萍，系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反诉被告）魏新红与被告魏新春、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星红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红公司）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立案受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星红公司提出了反诉请求。后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魏新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专，被告魏新春、被告（反诉原告）星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伟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魏新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5,192,002.62元及延期付款利息127,719元（暂计至2018年6月20日，此后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付清应付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4月18日，魏新红与魏新春共同出资设立星红公司，魏新红持有星红公司45%股权，魏新春持有星红公司55%股权。星红公司主要从事钢材买卖，自成立以来一直正常经营，且经营状况良好。2017年魏新红与魏新春发生分歧，无法共同经营星红公司。经过协商，魏新红与魏新春于2017年4月24日签订《武汉星红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股东会决议》），决议约定：双方同意按照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对星红公司的财产进行分配；同意按星红公司核查后的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及其他债权作为星红公司总资产，减去星红公司总负债，减去星红公司股东的投资额，作为星红公司剩余财产按工商登记股权比例进行分配。星红公司债权收回金额按工商登记股权比例进行预分配，并且星红公司所有回款进入星红公司账户，不得存入个人卡户。2017年5月9日魏新红与魏新春签订《武汉星红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以下简称《股东会补充决议》），补充决议约定：一、对星红公司2017年4月24日股东会决议进行补充修订，将第一条修订为：将货币资金预分配改为货币资金分配。决定对星红公司截止至2017年4月25日的货币资金18,493,321.78元进行分配，其中：魏新春分配10,171,326.98元，魏新红分配8,321,994.80元。二、对星红公司2017年4月24日股东会决议第五条进行修订：将星红公司及武汉金明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明辉公司）的银行U盾和密码分别移交给星红公司和金明辉公司的延续经营者，在星红公司未清算完毕之前，任何一方不得删除和变更星红公司银行账户存取款短信提示（魏新红和魏新春双方短信）,在星红公司清算完毕之前，不得办理星红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星红公司经营业务由魏新春延续经营，从2017年4月25日起，魏新红不再参与星红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再享有星红公司后续经营收益，也不承担后续经营亏损。魏新红享有星红公司清算前的股东权利，同时永远承担星红公司清算前股权的义务和责任。三、星红公司清算前的应收账款有优先收回的权力，收回清算前的应收账款扣除收款费用后的净额按工商登记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延续经营的一方新发生的应收账款只能在收回清算前的应收账款后才能视为新发生应收账款的收回。星红公司截至2017年4月25日止应收账款账面余额45,845,261.93元，清算前收回的应收账款一律进入星红公司银行账户，不得转入个人卡户和其他账户。收回的前期应收账款应在收回后一至二天内按工商登记股权比例打入双方账户（节假日顺延）。另外，作为该补充协议的组成部分，魏新红与魏新春共同制作了《武汉星红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股东货币分配表》（以下简称《分配表》）1张、《武汉星红工贸发展有限公司银行存款分配分割表》（以下简称《分割表》）1张、《进货-销货-应收账款表》（以下简称《应收账款表》）3张，魏新红与魏新春在5张表格上签字，星红公司在5张表格上盖章。上述两份协议签订之后，星红公司交由魏新春实际经营管理，星红公司的资金也由魏新春实际控制，魏新红不再参与星红公司的经营管理。星红公司作为对外收款主体，收回部分款项，魏新春也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按照回款的45%向魏新红支付了相应的款项。但自2017年6月初开始，魏新春无故不再履行上述协议，停止向魏新红支付应当分得的款项；并将星红公司收到的款项转入其个人银行卡内据为己有。截止至魏新红起诉之日，星红公司已经收回的账款金额为12,204,450.28元，应当向魏新红支付的金额为5,192,002.62元。魏新红多次找到魏新春，要求魏新春按照协议将魏新红应得的款项支付给魏新红，但魏新春总以种种理由推脱，魏新红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魏新春辩称，1、魏新春与魏新红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2017年5月9日作出的《股东会补充决议》是否有效由法院裁判。魏新春在本案诉讼前不懂得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魏新红无数次的要求分配星红公司资产的情况下，同意了魏新红要求分配星红公司资产的要求，并于2017年4月24日、2017年5月9日和魏新红共同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魏新红以在星红公司持股45%的比例，共分得星红公司资金15,838,334.98元。后魏新春得知二人的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因此魏新春立即停止继续执行关于分配星红公司资产的上述股东会决议。2、魏新春是星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在股东会决议作出前，星红公司的全部资金、全部财务账簿及相关凭证都由魏新红掌管，资金亦由魏新红负责支配。魏新春多次要求魏新红将全部财务账簿交由星红公司管理，魏新红至今不交还，导致星红公司财务管理混乱，多笔资金去向不明，星红公司资产的准确数据无法确定，严重影响了星红公司的正常经营。上述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股东会决议及补充决议属于无效决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魏新红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星红公司辩称，1、魏新红所诉于法无据。变相分配星红公司利润及资产的《股东会决议》，因违法而无效。魏新红与魏新春滥用股东权利，以所谓的公司“清算”偷换概念来分配公司资产，其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具体到资产收益，即为在公司存续期间，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的公司红利。而用于分红的利润，则是公司存续期间所有者资产权益中唯一脱离于公司经营资产之外，归于股东个人的财产权益。其它任何形式的为股东谋取利益，分配公司利益的行为均为贬损公司资产、使公司资产不正当流失、损害公司职工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我国公司法采取的是法定公积金分配准则，即公司在未补亏以及未留存相应比例公积金的情形下，所获利润不得用于分配。而魏新红与魏新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东会补充决议》的内容，不仅违反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也是滥用股东权利逃税的行为。而《股东会决议》中所谓的“清算”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清算，也不符合公司的法定清算程序，只能算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算账而已。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其实质是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瓜分公司资产，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2、鉴于魏新红分得星红公司资产的依据是《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该决议内容无效，魏新红依据股东会决议分得星红公司资产15,838,334.98元应依法返还给星红公司。而且魏新红作为星红公司的监事亦违反了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请求驳回魏新红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星红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魏新红与魏新春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2017年5月9日作出的《股东会补充决议》无效；2、请求判令魏新红返还违法分得的星红公司资金15,838,334.98元；3、请求判令魏新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魏新红是星红公司的股东，持有星红公司45%股份。魏新红与魏新春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股东会决议》，于2017年5月9日又作出《股东会补充决议》。魏新红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内容按持股比例，先后从星红公司资金中分配所得存款资金8,321,994.80元，应收款的收回款资金7,516,340.18元，共计15,838,334.9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魏新红与魏新春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内容违反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贬损了公司资产、使得公司资产不正当流失、侵害了公司职工的财产权益、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东分配税后利润的相关规定，是典型的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变相分配公司资产的行为。《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均属于无效的股东会决议，魏新红据此分得的公司资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反诉被告）魏新红对被告（反诉原告）星红公司的反诉辩称，1、星红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出反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股东会决议提出无效或者请求撤销的主体只能是股东，而非公司，故应当驳回星红公司的反诉请求。2、星红公司的反诉遗漏了反诉被告主体，即魏新春。星红公司的反诉请求自相矛盾，星红公司认为《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无效，要求魏新红返还已分得的款项，同样作为公司股东的魏新春也应返还所得55%的款项，故应当驳回星红公司的反诉请求。3、魏新红与魏新春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有效的。合情是因为星红公司是典型的家族企业，是由魏新红与魏新春两亲兄弟按照法律规定成立的。魏新红与魏新春都认可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且在该两份股东会决议上加盖了星红公司公章，魏新红要求两被告按照股东会决议履行相关义务，是合情的。魏新红、魏新春均履行了股东会决议条款内容，分配了所得资金。魏新红共分得15,838,334.98元，魏新春也按照55%的比例分得了更多的利润。公司和股东按照股东会决议内容履行了大部分义务，魏新红要求魏新春和星红公司继续履行股东会决议是合理合法的。关于合法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相关规定，原告有权要求分配公司利润，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魏新红和魏新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双方同意按照工商登记股权比例进行分配。且星红公司目前也没有亏损，该股东会决议是对扣除公司的总负债和相应投资额以后的剩余利润进行分配，不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同时星红公司的员工也正常取得劳动报酬，亦不存在损害员工利益的情形。《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是魏新红和魏新春两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星红公司也在两份股东会决议上加盖了公章，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和程序均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魏新红和魏新春应当按照该两份股东会决议履行自己的义务。4、股东会决议约定从2017年4月25日起，星红公司由魏新春继续经营，清算前应收账款应入公司账户，不得入个人账户，而目前回到星红公司账户的存款已不知去向。故星红公司的反诉主体不适格，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星红公司的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魏新红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股东会补充决议》、银行账户收款短信信息、《说明》以及证人证言，魏新春和星红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魏新春和星红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股东会补充决议》、《分配表》1张、《分割表》1张、《应收账款表》3张、金明辉公司营业执照及登记股东、武汉星红公司2017.4.25-2017.5.10账面余额分配、武汉星红公司2017.5.4-2017.10.16回款资金分配表，魏新红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答辩和经庭审质证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星红公司于2005年4月18日登记成立，股东为魏新红与魏新春。魏新春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魏新红登记为监事。2017年4月24日星红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显示，会议由公司执行董事魏新春主持，会议形成以下决议：一、为确保星红公司股东经营业务顺利进行，同意魏新春同志预支清算分配款10,000,000元。魏新红同样预支分配款8,200,000元。二、同意按照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对星红公司的财产进行分配。三、同意对星红公司及其股东个人在银行的个人卡户进行核查，具体核查期间为：2014.1.1-2017.4.25。双方个人支出在2,600,000元内由星红公司承担，超过部分由个人承担。四、一致同意按星红公司核查后的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及其他债权作为星红公司总资产，减去星红公司总负债，减去星红公司股东的投资额，作为星红公司剩余财产按工商登记股权比例进行分配。星红公司债权收回金额按工商登记股权比例进行预分配，并且星红公司所有回款进入星红公司账户，不得存入个人卡户。五、星红公司的经营业务由魏新春延续经营，延续经营时间从2017年4月25日起；魏新红不再持有星红公司的股权，也不参与星红公司的经营，星红公司现有的证照、印章交由魏新春持有使用。星红公司及金明辉公司的银行网银U盾和密码由双方暂时共同管理，待星红公司债权清收完毕后进行移交，双方必须无条件予以配合。此决议从2017年4月25日开始执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股东魏新春、魏新红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星红公司在《股东会决议》上加盖公司公章。2017年5月9日星红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补充决议》显示，会议由星红公司执行董事魏新春主持，会议再次形成以下补充决议：一、对星红公司2017年4月24日股东会决议进行补充修订，将第一条修订为：将货币资金预分配改为货币资金分配。决定对星红公司截至2017年4月25日的货币资金18,493,321.78元进行分配，其中：魏新春分配10,171,326.98元，魏新红分配8,321,994.80元。二、对星红公司2017年4月24日股东会决议第五条进行修订，将第五条修订为：将星红公司及金明辉公司的银行U盾和密码分别移交给星红公司和金明辉公司的延续经营者，在星红公司未清算完毕之前，任何一方不得删除和变更星红公司银行账户存取款短信提示（魏新红和魏新春双方短信）,在星红公司清算完毕之前，不得办理星红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星红公司经营业务由魏新春延续经营，从2017年4月25日起，魏新红不再参与星红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再享有星红公司后续经营收益，也不承担后续经营亏损。魏新红享有星红公司清算前的股东权利，同时永远承担星红公司清算前股东的义务和责任。三、星红公司清算前的应收账款有优先收回的权力，收回清算前的应收账款扣除收款费用后的净额按工商登记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延续经营的一方新发生的应收账款只能在收回清算前的应收账款后才能视为新发生应收账款的收回。星红公司截至2017年4月25日止应收账款账面余额45,845,261.93元，清算前收回的应收账款一律进入星红公司银行账户，不得转入个人卡户和其他账户。收回的前期应收账款应在收回后一至二天内按工商登记股权比例打入双方账户（节假日顺延）。四、《股东会补充决议》与星红公司2017年4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股东魏新春、魏新红在《股东会补充决议》上签字，星红公司在《股东会补充决议》上加盖公章。另外，作为《股东会补充决议》的组成部分，魏新红与魏新春共同制作了《分配表》1张、《分割表》1张、《应收账款表》3张，股东魏新红、魏新春在5张表格上签字，星红公司在5张表格上加盖印章。其中《分配表》、《分割表》有见证人肖某签字。根据《股东会决议》、《股东会补充决议》的内容，魏新红已从星红公司分得银行存款8,321,994.8元、收回账款7,516,340.18元，合计为15,838,334.98元；魏新春从星红公司实际分配银行存款10,171,326.98元、收回账款10,212,655.04元，合计为20,383,982.02元。双方认可截止至起诉之日，星红公司新收未分配账款合计为12,204,450.28元。在诉讼过程中，本院对魏新红与魏新春进行了大量调解及劝说工作，均无果。另查明，武汉金明辉商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登记成立，股东为魏争辉和魏新红，魏新红登记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星红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2017年5月9日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根据上述两份决议的内容，魏新红已从星红公司分得银行存款8,321,994.8元、收回账款7,516,340.18元，合计为15,838,334.98元；魏新春从星红公司实际分配银行存款10,171,326.98元、收回账款10,212,655.04元，合计为20,383,982.02元。截止至起诉之日，星红公司新收未分配账款合计为12,204,450.28元。魏新红、魏新春、星红公司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2017年4月24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和2017年5月9日形成的《股东会补充决议》是否有效；2、星红公司能否作为反诉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无效。一、关于2017年4月24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和2017年5月9日形成的《股东会补充决议》的效力问题。2017年4月24日和2017年5月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虽然经全体股东魏新春、魏新红同意，但上述两份决议仍然是无效的，原因如下：1、依据公司制度的基本原理，股东出资设立公司，但公司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其享有的资产和权益并不属于股东。股东依法参与公司经营，通过正当程序实现股权中的收益权，但其无权直接分割公司的财产，获取属于公司的利益。否则，不仅侵害了公司内部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还直接损害了外部债权人的利益，间接损害了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公司财产不等同于股东个人财产，股东亦无权不经任何法定程序直接将公司财产据为己有。2、根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存续过程中应保持一定规模的财产，股东出资、公司增资、减资、公司盈余分配等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资本”之规定可知，股东不得抽逃或变相抽逃公司财产。故在本案中，魏新红与魏新春根据《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会补充决议》对公司资产的直接分割，其实质是以合法的股东会的形式变相的在瓜分公司财产、抽逃公司资本，其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规定可知，上述《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因违反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均为无效。既然《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无效，魏新红据此要求魏新春和星红公司继续按照《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的内容对公司财产进行分配的诉讼请求，即魏新红要求魏新春、星红公司共同向魏新红支付5,192,002.62元及延期付款利息127,71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星红公司能否作为反诉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无效的问题。星红公司作为反诉原告，请求确认魏新红与魏新春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2017年5月9日作出的《股东会补充决议》无效，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三条“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规定可知，有权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主体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而公司的诉讼主体地位应为被告。星红公司作为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补充决议》无效，其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应裁定驳回星红公司关于反诉的起诉。综上所述，本院应予以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魏新红的诉讼请求；关于被告星红公司（反诉原告）的反诉，因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魏新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9,038元，保全费5,000元（魏新红均已预交），由原告（反诉被告）魏新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丽明人民陪审员  张文艺人民陪审员  周洪元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吴兆君书记员罗曼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