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24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吉金，男，194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水灵，男，1955年10月25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成忠，男，1963年8月2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霖，男，1951年8月9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荔生，男，1934年7月15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润生，男，1948年5月28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宝龙，男，1952年6月1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木生，男，1952年9月4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润金，男，1956年9月8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再审申请人黄吉金因与被申请人黄水灵、黄成忠、黄霖、黄荔生、黄润生、黄宝龙、黄木生、黄润金（以下简称“黄水灵等人”）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9民终1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吉金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黄氏宗祠及黄氏宗祠理事会没有明确的名称，在宗亲范围、组织机构和人员、财产上均无法确定，更未依法办理社团组织登记，不是合法成立的组织，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黄水灵等人私刻“福安市察阳黄氏宗祠”印章，并以加盖该印章的《证明》及彼此间相互认可，主张其是黄氏宗祠理事会全体成员且有权代表全体宗亲，依据不足。2.原审认定黄氏宗祠系基于与福安市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享有对讼争房屋财产权利，缺乏证据证明。黄水灵等人主张该房产系基于“顺济行宫”拆迁补偿所得，未提交任何证据，也未支付过《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款。3.原审认定“黄吉金作为黄氏宗祠的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黄氏宗祠”，同样缺乏证据证明。黄吉金向福安市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诉争房屋产权登记时，依据的是其个人与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另行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且黄吉金自己支付了房屋价款，并以个人名义申请办理权证，以上行为均非代理黄氏宗祠所为。而黄水灵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黄吉金所办理的两证时，也明确主张黄氏宗祠并未委托黄吉金办理案涉房产的产权登记，目前诉争房产仍处于未确权状态。而原审仍认定诉争房产系黄吉金受黄氏宗祠的委托而取得，并应转交给委托人黄氏宗祠，该认定及处理明显无据。二、原审判决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原审认定黄水灵等人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黄水灵等人均不是本案诉争房产的买受人或权利人，与本案诉争房产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无权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返还原物之诉。其次，在“黄氏宗祠”未经依法设立为合法组织而本身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情况下，黄水灵等人自称系宗祠理事会全体成员，并随意创设出“祠堂财产代管人”这一身份，起诉要求返还并代管诉争财产，不仅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而且明显违背了我国法律对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限制性规定。因此，原审对黄水灵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予以认定是错误的。2.黄氏宗祠并未依法取得诉争房产不动产物权，原审也未对诉争房产进行确权。而原审却判决由黄吉金向黄氏宗祠返还诉争房产并交由黄水灵等人代管，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不动产物权取得及保护的明确规定，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不动产物权取得的法律效力，我国《物权法》有明确规定。《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中，黄氏宗祠并未经上述法律规定的任何一种方式取得诉争房产的不动产物权，原审认定黄氏宗祠为不动产物权人明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关于不动产物权的保护，《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有明确规定。《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依照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享有物权，但尚未完成动产交付或者不动产登记的物权人，根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请求保护其物权的，应予支持。原审在黄氏宗祠对诉争房产不享有不动产物权的基础上，判决由黄吉金向黄水灵等人返还诉争房产，明显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综上，黄吉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一、黄水灵等人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二、案涉房产归谁所有。 关于黄水灵等人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原审查明：福安市房地产管理局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将诉争房产备案登记为黄氏宗祠公产。黄氏宗祠财产是由其宗亲以捐献、募集等方式长期累积取得的，对其财产的管理收益也用于黄氏宗祠维护及日常开支。黄氏宗祠虽因目前国家法律及相关政策无法办理社团组织登记，但不意味着黄氏宗祠的财产不受法律保护，黄水灵等人作为黄氏宗祠宗亲，也系黄氏宗祠理事会全体成员，客观上代表全体宗亲在管理黄氏宗祠事务，在黄氏宗祠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其有权以诉争房产代管人的自然人身份代表黄氏宗祠行使诉讼权利。业已生效的（2015）宁行终字第58号行政判决书、（2015）闽行申字第403号行政裁定书已认定，黄成忠、黄霖、黄荔生、黄润生、黄宝龙、黄木生、黄润金系黄氏宗祠宗亲和黄氏宗祠理事会成员，上述七人均认可黄水灵系黄氏宗祠宗亲和黄氏宗祠理事会理事长。故原审认定黄水灵等人系黄氏宗祠宗亲和黄氏宗祠理事会全体成员，客观上有权代表全体总体管理黄氏宗祠事务，讼争房产的归属对其权益亦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关于案涉房屋权利归属问题。已生效的（2015）安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黄吉金曾作为黄氏宗祠推荐的宗亲代表，参与了与龙成公司协商解决关于“顺济行宫”拆迁补偿事宜，黄吉金在办理诉争房产产权登记时，在给福安市房地产管理局俞局长的信件中载明“此店确系公有财产，我们曾经在办契税时财政局也按祠堂公有财产给予优惠办理”。福安市房地产管理局在登记发证时，在房屋所有权登记审批表附记栏中备注“该房产确属黄氏祠堂公产，黄吉金是黄氏祠堂的代理人”。2007年，龙城公司与福安市察阳黄祠文物管理委员会签订编号为ＧＦ-2000-0171（ＭＦ-2000-№0794691）《商品房买卖合同》，将诉争房产出让给福安市察阳黄祠文物管理委员会，黄吉金在该份合同的买受人委托代理人一栏签字。2007年4月23日，龙成公司以福安市察阳黄祠文物管理委员会／黄吉金作为诉争房产的付款方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发票联》。2007年9月24日，诉争房产以福安市察阳黄祠文物管理委员会／黄吉金的名义缴纳了契税3000元。上述事实均表明案涉房产系黄氏祠堂公产，黄吉金系以委托代理人身份购买案涉房产。黄吉金现主张黄氏宗祠未委托其购买案涉房屋，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黄吉金还主张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黄氏宗祠曾作出不购买诉争房屋的意思表示，但其一审提供的黄石安、黄幼生、黄玲仔出具的《情况说明》，因证人未出庭作证，原审法院对其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其一审提供的证人连某虽陈述“因为当时有三个人来说过黄氏宗祠没钱买所以重新签订了合同，由被告（即黄吉金）个人购买”，但“三个人”身份无法判断，证人连某的证言亦缺乏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黄吉金关于黄氏宗祠曾作出不购买诉争房屋的意思表示的主张不能成立。黄吉金作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即黄氏宗祠。原审判决案涉财产的权利应归属于黄氏宗祠并无不当。且目前福安市房地产管理局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将诉争房产备案登记为黄氏宗祠公产。黄水灵等人作为黄氏宗祠的代表，有权主张黄吉金返还其非法占用的黄氏宗祠公产。黄吉金主张依据《物权法》规定，原审适用法律错误，黄水灵等人无权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吉金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杨 扬 审 判 员  林培阳 代理审判员  曹慧敏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琦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