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2民初2166号原告：陈放，男，195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蓉，贵州法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411764947。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贵州法以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执业证号2301190311084。被告：贵州黔彩盛洋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顺海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2MA6HE5N340。法定代表人：郑思伟，该公司执行董事。第三人：郑思伟，女，197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第三人：于洋，男，197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第三人郑思伟、于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应普，贵州教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0385。原告陈放与被告贵州黔彩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务公司）及第三人郑思伟、于洋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蓉、李杰，被告印务公司，第三人郑思伟、于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应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散被告印务公司；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3日，被告在贵阳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原告及第三人郑思伟均为其股东。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约定出资时间2038年12月31日。其中原告认缴150万元，持股比例50%；郑思伟认缴150万元，持股比例50%。郑思伟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实际由其丈夫于洋与原告管理。为了便于被告开展业务，原告投入402692元用于设备购买，厂房租赁及公司日常开支。由于第三人于洋长期从事印刷加工行业，也是被告印务公司实际生产控制人。按照于洋提供的原材料报销单据及原告代替企业所购买的油墨、酒精等生产原材料和实际消耗数量，水电费支出，印刷制版版费支出等生产成本估算，被告企业从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底企业收入应达30万元。但被告在经营中未使用支票结算，银行账户未产生收入，出现严重亏损。企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019年3月，郑思伟、于洋在未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以“遗失”的名义，更换被告企业的相关印章及证照（前公司备案公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等均保存在原告处）。自此，原告便无法得知被告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原告多次与郑思伟及于洋联系，要求召开股东会，妥善处理原告垫付的402692元资金问题，研究决定公司的经验方针和投资计划，但是均遭到拒绝。原告认为被告成立后开展相关经营活动，但是未产生任何收入，由于被告股东的冲突，已无法对经营作出决策，被告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原告投资被告的目的已无法实现，若继续存续会使原告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被告企业已陷入僵局，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现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印务公司辩称，同意解散公司，具体由公司股东进行清算。第三人郑思伟述称，我仅是公司的挂名股东，未参与公司的经营，也不享有股东权利，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公司是否解散应当由原告与第三人于洋协商确定，公司解散后，相关的债权、债务与我无关。第三人于洋述称，1.同意解散公司，由实际股东第三人于洋与原告协商共同解决清算事务。2.造成公司无法经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原告在对电力线路与设备安装时造成设备损坏，无法经营，原告在公司成立之后即将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等公司用于经营必须的印章强行保管，导致公司在经营中出现障碍，法定代表人无法行使法定权利，以及公司经营中出现亏损所造成。3.公司的组建是原告与第三人于洋2018年10月30日通过签订组建印务公司协议而组建，根据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股东是以各自投入30万元的设备及其他设施所组建，而非现金出资所组建，原告提出的垫资40万元中，有29万多元的设备属于出资，而非向公司垫资，第三人于洋同样提交协议约定项下的设备出资，因此，双方用于出资的设备不应当记入公司的债务，而应是公司的资产。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8日，陈放与案外人朱兴签订《租房合同》，约定朱兴将其自有住房出租给陈放作为厂房和生活住房办公室使用。同月30日，陈放与于洋签订《陈放、于洋合资组建〈印务公司〉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共同组建印务公司，出资方式以设备设施作价出资，双方各占50%股份。协议还对其他相关内容进行了约定。同年11月30日，印务公司制订了《印务公司章程》，章程载明公司经营范围为包装装潢印务及其他印务品印刷（不含商标、票据及保密印刷），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股东为郑思伟、陈放，其中郑思伟认缴出资150万元、陈放认缴出资150万元，股东出资比例均为50%，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时间均为2038年12月31日，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章程还载明了公司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及其他相关事项。股东为郑思伟、陈放均在章程中签名。同年12月3日，印务公司在贵阳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登记手续，取得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载明法定代表人为郑思伟，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与公司章程载明的一致。公司成立后，于洋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由于经营过程中存在问题，股东之间产生分歧，陈放遂将印务公司的营业执照、印章等从公司带走自行保管。而因经营需要，且郑思伟担心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在使用过程中会对其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在陈放未交还公司相关证照及印章的情况下，遂以遗失名义更换了印务公司的印章并补办了相关证照。由于股东之间存在分歧，且印务公司自成立后经营存在亏损，2019年2月24日，印务公司停产。此后，由于股东之间就公司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陈放遂诉至本院要求解散印务公司。另查明，印务公司股东双方系实物出资，并未按公司章程载明的出资方式履行出资义务。庭审中，陈放、印务公司、郑思伟对解散印务公司均不持异议，但于洋认为其系公司实际股东，郑思伟仅系名义股东，各方对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于洋是否具有本案的股东身份；二是印务公司是否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解散条件。本案中，于洋其虽以实物作价投入印务公司，并与陈放签订了组建公司协议，但协议约定的内容与印务公司章程载明的出资方式等内容均不一致，因公司章程已提交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应以印务公司的章程作为确定股东身份的依据。故于洋虽然参与了公司经营，但其以实物作价投入印务公司的价款应当认定为郑思伟向于洋的借款，双方之间为借款关系，于洋虽主张其系实质股东，但其并未与郑思伟签订委托代持股份协议，且在不存在股权变更的情况下，应当以公司章程记载的内容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因此于洋作为提供资金的一方并不能取得印务公司的股东身份，本案的股东仍为陈放、郑思伟。陈放作为持有印务公司50%股份的股东，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关于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规定，陈放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身份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陈放起诉解散印务公司须满足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印务公司经营所需的公章、证照长期保管在陈放处，已经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虽然郑思伟采取了补办等方式弥补，但股东之间实际已经产生矛盾，公司的经营目的和存在的基础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继续存续会损害公司利益，进而使股东利益受损，违背股东设立和维持公司的初衷。同时，印务公司已完全处于亏损、停产和歇业状态，股东权益已大幅减损，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庭审中，陈放、郑思伟均一致同意解散公司，但因于洋认为其系实质股东身份，故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和解，也未能就通过股权转让等途径维系公司存续达成合意，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穷尽途径仍不能解决涉案公司存续问题，只能寻求司法救济。综上，印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已经具备公司解散条件，陈放作为持有50％股份的股东，提出解散印务公司的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解散贵州黔彩盛洋印务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60元，由被告贵州黔彩盛洋印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国辉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远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