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5民终7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桂霞，女，1965年3月14日生，满族，户籍所在地吉林省梅河口市，住辽宁省大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桂华，女，1970年8月5日生，满族，住吉林梅河口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桂丽，女，1973年4月27日生，满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贵海，男，1967年11月17日生，满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颖，女，1969年3月24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庆君，男，1967年11月17日生，满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上诉人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因与被上诉人赵贵海、常颖、郑庆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2018）吉0581民初2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上诉请求：1．撤销（2018）吉0581民初203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原判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本案原判既然认定上诉人是权利人，赵贵海独自转包超出其处分权限，在《自留山转让协议》上没有上诉人签名的情况下，举证责任明确。被上诉人负有证明上诉人知情同意的举证责任，本案不存在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的前提。原判却在被上诉人对此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运用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上诉人“知情”，显然错误。第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除前述高度盖然性原则外，对于赵树林的承包期限，原判适用《土地管理法》审理本案亦错误。众所周知，林地承包权属于用益物权，按照“后法优于先法，专门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适用后颁布的专门法——《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而非《土地管理法》。而《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均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届满相应延长，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继续承包。原判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认定赵树林的承包期限不应超过三十年（2014.5.1）错误。另外，本案《自留山证书》上明确标注有“山权不变，长期使用”。（该《自留山证书》赵贵海转包时交给了郑庆君）原判漏列了上诉人原审首次开庭时增加的“退还山林”请求。综上，原审判决错误，请贵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赵贵海辩称，我给郑庆君自留山证，郑庆君给我的协议，协议是郑庆君用其妻子的名字常颖，实际就是我与郑庆君签订的，常颖不在场，村主任也不知道就是我俩买卖，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与村里签订的合同书我从来没有签过。我给郑庆君的自留山证是我父亲的名字。郑庆君、常颖辩称，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主张《自留山转让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和赵贵海的父母先后过世，赵树林生前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协议，在赵树林去世后应当由其继续人继承，上诉人是赵贵海的姐姐和妹妹，所以在赵树林去世后，上诉人应当是自愿放弃继承，将赵树林承包的自留山由赵贵海继承。2005年6月7日赵贵海自愿将赵树林承包的自留山转让给郑庆君与常颖，一次性给付了赵贵海转让费。实际上是受让后自留山被征占发生了纠纷。应当考虑转让自留山的时间和履行的过程，按照常理和民俗，上诉人在其父亲去世后，对其父亲承包的自留山由赵贵海继承，应当视为认可，同时赵贵海转让时上诉人应当完全知道，赵贵海继承和转让均是默许的行为。上诉人与赵贵海串通提起诉讼，故一审法院客观、公正的作出判决。2.由于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所以只要签订了合同，就会对合同认可，因此就本案来说，上诉人对赵贵海转让自留山是知情的，并且在2008年5月10日李炉乡李炉村在办理林权证时进行了公告，公告期满后没有人提出异议，应当认定上诉人对赵贵海转让行为的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被告签订的《自留山转让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1984年5月1日，三原告与被告赵贵海的父亲赵树林对位于李炉村的27.6亩自留山进行植树造林,1999年8月赵树林因病去世后,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赵贵海将赵树林留下的自留山林私自转让给了常颖，常颖与郑庆君系夫妻关系，因原告多次找到被告主张《自留山协议》无效未果，故诉至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赵贵海系兄弟姐妹关系,四人的父亲赵树林于1999年8月死亡,母亲王义琴于2004年12月死亡，赵树林生前（1984年）承包了位于李炉三组水库东山的自留山，赵树林死亡后，赵贵海于2005年6月7日与郑庆君签订《自留山转让协议》，该协议系郑庆君以其妻子常颖名义签订，协议约定“甲方现将己有地自留山27.6亩，该山位于梅河口市李炉乡李炉村三组，现转让给乙方，经双方协商同意，一次性转让价格为2万元，转让费一次付清”。协议签订时，郑庆君向赵贵海交付转让费2万元。2008年5月5日，时任村长张国庆主持召开了会议，为了进行林权改革，要求各组通知组内承包山林户提交相关手续。2008年5月10日,梅河口市李炉村对常颖申请办理林权证事宜在村内进行了公告，公告期内无人提出异议，常颖与李炉村委会于2008年6月27日签订《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书》，梅河口市李炉乡人民政府在该合同审核机关处加盖公章和责任人名章。2010年8月，因建设垃圾场和修路征占了一部分争议山，占地补偿款3200元交付给了郑庆君。赵桂霞户口在李炉乡邱凤村**，其居住在李炉乡，2004年搬至大连居住，赵桂华户口在李炉乡邱凤村**，并居住在该地，赵桂丽户口在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荒地村，于二十多年前搬至辽宁省境内居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贵海是否有权处分争议承包山，赵贵海与常颖之间的自留山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自留山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承包人只能取得使用权，故赵树林承包自留山，享有的是使用权，因赵树林与李炉村三组签订的合同书未约定承包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承包经营期限不应超过三十年，即赵树林自留山的承包期限不超过2014年5月1日。赵树林死亡后至2014年5月1日以前，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经营该自留山，故赵树林夫妇死亡后，自留山的使用权归赵桂霞、赵桂丽、赵桂华及赵贵海共同享有，赵贵海独自将山林转包给郑庆君，超出其处分权限，虽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主张对赵贵海转让山林事宜不知情，但赵桂霞、赵桂丽均在母亲死亡前离开李炉乡，即二人在母亲死亡后，便没有对山林进行过管护，赵桂华虽然未离开李炉乡，但亦表示从未对山林进行过管护，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赵贵海并无其他遗产纠纷，故存在默认山林归赵贵海处分之嫌，虽然存在该嫌疑，但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但赵桂霞、赵桂丽虽然居住在外地，但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亦多次回到李炉乡，赵桂华居住在李炉村的附近邱凤村，两村同属于李炉乡，三人在自认每年向赵贵海支付照看山林的费用的情况下，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对自家山林不管不问，不符合常理，且2008年5月10日，李炉村对争议自留山转包事宜进行了公告，即便赵桂霞、赵桂丽在外省当时不知情，居住临近村的赵桂华亦不知情不符合常理，而且办理自留山转让事宜的村领导张庆国系赵桂霞、赵桂丽、赵桂华、赵贵海的亲属，更加增加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对转包事宜应当知情的嫌疑。2010年，李炉村修建规模较大的垃圾场（供梅河口市使用）并修路，赵桂华居住在邱凤村不可能不知情，修建的垃圾场和公路征占了争议自留山，赵桂华进出邱凤村和梅河口市均能看到，在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主张每年都给赵贵海管护费的情况下，自家山林被征占而不问不闻亦不符合常理。关于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三人对赵贵海转让自留山的事宜是否知情的问题，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原本不负有举证义务，且在本案中三人确未提供证据证明，郑庆君提供的证据亦不直接能够证明三人不知情，但是，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郑庆君提供的证据间接证明三人知情的可能性大于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的主张，故本院适用高度盖然性的原则，认定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的主张不成立，即不宜认定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对赵贵海转让山林事宜自始不知情。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无论是在父母死亡后已经将自留山留与赵贵海处分还是在未继承分割使用权的情况下自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撤销权,两种情形下,赵贵海与郑庆君签订的转让协议现均已生效。故本院对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此外，如上所述，赵树林与李炉村三组的自留山承包协议的期限应当为三十年，即截止至2014年5月1日，该期限届满后，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赵贵海作为赵树林的继承人没有在期限届满前或者届满后继续与所有权人续签或者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故应当认定原使用权期限已经届满。李炉村为响应国家政策，于2008年5月5日便召开会议研究自留山改革的问题，并与常颖重新签订转让协议，故应当认定原赵树林签订的承包协议的承包期限届满后，李炉村亦未对原承包期限续期。常颖、郑庆君夫妇自2005年起开始管护山林至今，该状态已经长达十余年，在梅河口市李炉乡周边因城市发展需要而进行大规模拆迁的形势下，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诉请确认合同无效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求郑庆君夫妇返还山林，但无论从合同效力角度，还是从赵树林原承包期限的角度，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的目的均已不能实现。因民间诸多民事行为的履行，尤其在农村中，并不具备完善的书面记录，如本院仅以无书面证据为由支持此类案件原告的诉讼请求,则既有违公平原则,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更不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社，而且将变相鼓励与此相同情况的当事人不恰当的利用法律，引发更多社会矛盾，导致负面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各方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均应秉承诚实信用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认知自己的行为，方能避免纠纷的发生。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证人沈海生出庭作证，因上诉人未证明证人一审时有法定未出庭的理由，沈海生二审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评判。证人向法庭出示的本人的自留山证与本案争议问题无关，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的支出凭证系复印件，且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赵树林承包集体自留山，享有自留山的使用权，赵树林去世后，自留山的使用权归赵桂霞、赵桂丽、赵桂华及赵贵海共同享有。赵桂霞、赵桂丽、赵桂华主张对赵贵海的转包行为不知情，并认为赵贵海、郑庆君恶意串通，要求确认赵贵海与郑庆君签订的《自留山转让协议书》无效。赵贵海与郑庆君签订《自留山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05年6月7日，并在2008年林权改革时，村里召开了会议，2008年5月10日,梅河口市李炉村对常颖申请办理林权证事宜在村内进行了公告，公告期内无人提出异议，常颖与李炉村委会于2008年6月27日签订《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书》，梅河口市李炉乡人民政府在该合同审核机关处加盖公章和责任人名章。从上述事实看，办证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公示，且与发包人签订了流转合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也未就转让价款的合理性提出异议，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赵桂霞、赵桂丽、赵桂华要求确认赵贵海与郑庆君签订的《自留山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对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赵桂霞、赵桂华、赵桂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敏审判员 李尧川审判员 马 辉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