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2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省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玉沙路142号。 法定代表人：黄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元义，四川扬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雷玉军，男，汉族，1968年7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红，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玲，女，汉族，1967年7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新津县，系雷玉军妻子。 再审申请人四川省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糖酒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雷玉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3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8）川民申556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糖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元义、被申请人雷玉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红、舒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糖酒公司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二审认定的“雷玉军与糖酒公司之间的口头买卖合同关系”这一基本事实，并无任何证据证实。纵观全案证据，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证实双方有一次面谈或者通话联系的事实，且被申请人雷玉军与申请人糖酒公司工作人员根本不认识，这些足以证实双方之间自始至终就不存在酒类买卖的合意，也不存在包括口头形式在内的任何形式的买卖合同关系。2.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原二审法院在明显缺乏证据证实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包括口头形式在内的任何形式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凭空强行认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撤销一审正确判决并改判。本案涉及的雷娇与其夫王爽与糖酒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基于雷娇任成都爱乐屋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有合作基础及主体，被申请人雷玉军与申请人糖酒公司工作人员根本不认识，这足以说明其明知其女儿和女婿尚欠糖酒公司70多万元的情况下才转的款，这才符合事实，符合常理。二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适用上述法律规定，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驳回雷玉军的全部诉讼请求，由雷玉军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申请人雷玉军答辩称，1.雷玉军与糖酒公司口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糖酒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陈述“雷玉军向糖酒公司转款70万元完全是基于其女雷娇与糖酒公司酒类销售工作人员达成须把其夫王爽前期所欠货款付清后才发货的口头协议”，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口头买卖合同，且买卖合同的主体为雷玉军。糖酒公司的供货记录、谭良波与雷娇的微信记录、一审判决书第6页的记载都证明雷娇联系谭良波购买酒的事实，但从未提及雷娇、雷玉军替王爽归还货款的事情。2.着急买酒的原因是王爽因为没有供货被公安部门拘留。公安局的拘留通知书、房屋买卖合同公证书、买酒方汪春莲转款71万到雷玉军账户等证据都能证明雷玉军等人为了救人而筹款买酒。3.口头协议的内容是“卖酒买酒”。雷玉军和刘桂华同一时间段内先后转款70万元、30万元给糖酒公司，不能割裂二者转款的性质。这两笔钱总金额是100万而不是70万，能够证明不是归还王爽70多万欠款。且这两笔钱都不是王爽的。4.糖酒公司的收据系其单方提供，没有雷玉军的签字，我方不予认可。综上，请求驳回糖酒公司的再审申请。 雷玉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雷玉军与糖酒公司签订的口头买卖合同；2.判令糖酒公司立即退还雷玉军货款70万，并支付从2018年2月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糖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2月7日雷玉军通过建设银行账户向糖酒公司转账70万元，糖酒公司就成功到账的70万元开具收据载明“雷玉军代王爽归还货款柒拾万元整，余叁万柒仟肆佰元整未归还”。雷玉军与雷娇为父女关系，雷娇与王爽为夫妻关系，刘桂华与王爽为母子关系，谭良波、岳玉峰为糖酒公司的员工。糖酒公司与王爽存在经常性的长期白酒购销买卖合同关系，2018年2月2日，经双方对账，王爽尚欠糖酒公司购货款734000元，并在《糖酒公司与王爽对账单》进行了签名捺印。2018年2月4日王爽因涉嫌诈骗罪被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2月5日雷娇与谭良波取得联系，并在截止2018年2月9日期间与谭良波多次联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雷玉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半收取5400元，由雷玉军承担。 雷玉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糖酒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雷玉军的女婿王爽因拖欠大量酒款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故雷玉军为救女婿委托雷娇与糖酒公司员工谭良波商谈购酒事宜，2018年2月7日雷玉军通过卖房筹款70万元、王爽父母通过借款筹款30万元，当日雷玉军与王爽母亲分别将70万元、30万元汇入糖酒公司的账户，后因账号输入错误王爽母亲转账的30万元被退回。雷玉军在打款时与谭良波反复确认彼此建立了购酒口头协议，但一审法院却因王爽拖欠糖酒公司货款734000元，雷娇是王爽的妻子，其与谭良波商谈是代表王爽而不是雷玉军，故认定雷玉军汇入糖酒公司账户的钱是偿还王爽的借款，对雷玉军与糖酒公司达成的口头购酒协议不予认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雷娇对糖酒公司形成表见代理，雷娇通过雷玉军向糖酒公司转款能够视为王爽的还款。”是错误的，王爽作为案外人未经本人到庭确认，一审法院无权直接认定，也不能给案外人王爽确定义务。纵然王爽欠糖酒公司的货款，但非雷娇欠糖酒公司的货款，未经审判不能确定是王爽与雷娇的夫妻共同债务，不能认定应由妻子雷娇偿还，更不能认定应由岳父雷玉军偿还。本案中，糖酒公司乘人之危，采取欺骗的方式套取了雷玉军的货款又拒不供货，糖酒公司并非善意相对人，故不能适用表见代理。被上诉人糖酒公司辩称，雷玉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分析出来的说法与推断是不符合常理的，任何一个经销商都不可能在未支付完货款的情况下，仍然向同一个人供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说理充分，请求驳回雷玉军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雷玉军申请雷娇、刘桂华出庭作证，拟证明雷玉军向糖酒公司买酒的事实。雷娇陈述其为了救丈夫王爽曾找谭良波商谈购酒事宜，双方达成口头购酒协议，并由雷玉军、刘桂华分别支付了70万元和30万元的购酒款。刘桂华陈述其为了救儿子王爽需要购买酒，通过雷娇知晓糖酒公司在出售酒，刘桂华与雷玉军共同支付100万元向糖酒公司买酒，其中刘桂华支付了30万元。由于刘桂华转账时输错一位账号，第二天30万元又被退回，转账时谭良波在场。糖酒公司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雷娇的证言不属于新证据，雷娇与雷玉军是近亲属，具有利害关系，不能证明雷玉军与糖酒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桂华的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刘桂华与雷玉军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证明雷玉军与糖酒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刘桂华与糖酒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且刘桂华当庭陈述是雷娇让其向糖酒公司打款，刘桂华不认识糖酒公司的人员，所以不存在建立买卖合同的合意。且刘桂华输错账号，不排除是其故意为之。二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对于雷娇与刘桂华的证人证言，首先，二人与雷玉军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弱，且其证言仅能证明雷玉军及刘桂华向糖酒公司转款的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均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仍为：雷玉军与糖酒公司是否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首先，雷玉军与糖酒公司之间无书面买卖合同，雷玉军主张双方系口头约定，而糖酒公司主张雷玉军转账70万元是受雷娇委托代王爽支付欠款。从糖酒公司提供的《糖酒公司与王爽对账单》、谭良波与雷娇的微信记录等证据材料看，能够证明糖酒公司告知雷娇王爽欠款的事实，亦能证明雷娇与谭良波多次沟通联系的事实，但雷娇与谭良波微信沟通过程中从未提及代王爽归还欠款，糖酒公司亦无证据证明雷玉军有代王爽归还欠款的意思表示。雷玉军虽未与糖酒公司直接联系，整个过程通过雷娇联系，但从转款的事实看，是从雷玉军及刘桂华的个人账户向糖酒公司转账，并非由雷娇的账户向糖酒公司转款，更能证明雷玉军并无代王爽归还欠款的意思表示。糖酒公司2018年2月8日出具的《收据》，仅系其单方出具，无雷玉军签字确认，不能证明雷玉军转账的70万元系代王爽归还欠款。综合全案证据，二审法院认为，雷玉军向糖酒公司转款70万元与糖酒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现糖酒公司未向雷玉军供货，雷玉军起诉请求解除其与糖酒公司建立的口头买卖合同，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糖酒公司应当归还雷玉军货款70万元并支付从2008年2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即使双方未对购酒事宜达成一致，因雷玉军无代王爽归还欠款的法定义务，且无代王爽还款的明确意思表示，糖酒公司也应基于不当得利向雷玉军返还上述款项。王爽欠付糖酒公司的货款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雷玉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3647号民事判决；二、解除雷玉军与四川省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口头买卖合同关系；三、四川省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雷玉军退还货款7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2008年2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雷玉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再审庭审中，谭良波、雷娇、刘桂华三人均出庭作证。糖酒公司销售人员谭良波出庭作证，称其未与雷玉军、雷娇建立口头买卖合同关系，与雷娇联系只是商量如何归还王爽欠款。雷玉军发表质证意见称，谭良波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符合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标准，不应采信。 雷娇出庭作证，称其受雷玉军委托，与谭良波建立了口头买卖合同关系。 刘桂华出庭作证称，因其儿子王爽被公安部门拘留，为了救人与雷玉军等人商量凑钱买酒。其付款给糖酒公司时不知道王爽欠糖酒公司货款的事情。 上述谭良波、雷娇、刘桂华三人因均系本案利害关系人，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本院再审查明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雷玉军与糖酒公司是否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 首先，糖酒公司关于雷玉军转账的70万元系代王爽归还欠款的主张是否成立。从糖酒公司提供的《糖酒公司与王爽对账单》、谭良波与雷娇的微信记录等证据材料看，能够证明糖酒公司告知雷娇王爽欠款的事实，亦能证明雷娇与谭良波多次沟通联系的事实，但雷娇与谭良波微信沟通过程中从未提及代王爽归还欠款，糖酒公司亦无证据证明雷玉军有代王爽归还欠款的意思表示。糖酒公司2018年2月8日出具的《收据》，仅系其单方出具，无雷玉军签字确认，不能证明雷玉军转账的70万元系代王爽归还欠款。 其次，从案涉款项的流向看，雷玉军虽未与糖酒公司直接联系，整个过程通过雷娇联系，但从转款的事实看，是从雷玉军及刘桂华的个人账户向糖酒公司转账，并非由雷娇的账户向糖酒公司转款，且雷玉军转款70万已基本能偿还王爽所欠货款，刘桂华同一时间内没有必要再向糖酒公司转款30万，对此糖酒公司亦不能做出合理说明。相反，雷玉军主张王爽因未及时供酒发生经济纠纷被公安部门拘留，其为救人与糖酒公司建立了酒类买卖合同关系的解释更为合理，且能与公安部门的拘留通知书、银行转账凭据等相关在案证据相互印证。 综合以上认定，雷玉军与糖酒公司虽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但从在案证据及双方诉辩陈述综合评判，雷玉军的诉请更符合一般生活经验，可以认定雷玉军向糖酒公司转款70万元与糖酒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现糖酒公司未向雷玉军供货，雷玉军起诉请求解除其与糖酒公司建立的口头买卖合同，于法有据。糖酒公司应当归还雷玉军货款70万元并支付从2008年2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即使双方未对购酒事宜达成一致，因雷玉军无代王爽归还欠款的法定义务，且无代王爽还款的明确意思表示，糖酒公司也应基于不当得利向雷玉军返还上述款项。王爽欠付糖酒公司的货款可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3589号民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均由四川省糖酒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骏 审 判 员  邓 军 审 判 员  胡 钉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李新华 书 记 员  赵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