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1民终9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彦邦，男，1967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饶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素贞，女，197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饶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纪佳星，女，199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深泽县。上诉人尹彦邦、任素贞因与被上诉人纪佳星赡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8民初96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彦邦、任素贞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8民初969号民事裁定书（或认定其无效）；（二）要求本上诉案审理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各项请求。包括：1、判令被上诉人纪佳星每两个月回家探视一次两上诉人，并保持通讯畅通。现住址及工作单位变更时要及时通知上诉人；2、判令被上诉人纪佳星在上诉人生病时及时回家床前照料，并承担（含部分承担）上诉人的生病救治费用（此条系上诉人在一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纪佳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本案情事实。上诉人尹彦邦、任素贞系夫妻关系。于1992的6月3日生下一个女儿即被上诉人纪佳星。因当时计划生育措施异常严厉，所在乡政府及派出所会有审查、拘留等惩罚措施，故在四处奔波外出逃避之前，两上诉人无奈将被上诉人委托给亲哥尹铁抓（被上诉人亲大伯）照料。1996年6月，上诉人尹彦邦母亲去世，尹彦邦胞姐尹富哲回娘家饶阳县留楚乡东韩村奔丧。因当时手机电话普及较少，上诉人夫妻二人在外地未收到消息，未回家奔丧。当时在未征得上诉人夫妻二人同意的情况下，尹富哲把四岁的被上诉人纪佳星从大弟尹铁抓手中骗出，接到深泽县桥头乡西小封（尹富哲婆家）。孩子当时由尹铁抓照料，尹铁抓虽不同意尹富哲将孩子接走，但没能拦得住。尹富哲养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尹富哲是文盲，在桥头乡耿庄村纪栓来、刘志会夫妇两人诱导和怂恿下，两头一拍即合，尹富哲就把被上诉人纪佳星给了纪栓来、刘志会夫妇两人。又暗地里非法上了户口。这段事实有2019年1月的一段录音来证明。录音中出现的主要人员有：上诉人尹彦邦及其另外一个女儿、尹富哲及其第三任丈夫郑全。录音中，尹富哲对本段所述事实并无实质性否认，只是不愿承担责任未在上诉人为其代拟的忏悔书上签字。两上诉人自1995年起经常性在外务工；2003年4月，上诉人尹彦邦因在外打工致残（肢体残疾）；上诉人任素贞自小因火伤落下智力残疾；自2007年起5月因残疾及年龄原因，两上诉人不再外出。因丧失劳动能力，两上诉人靠低保补贴生活，勉强度日。二、本案一审起诉情况。除被上诉人纪佳星外，两上诉人还有五个孩子，但目前均在上学，两上诉人还为其中三个孩子尹钢娃（尹臻）、尹刚虎、尹刚妹的上学贷了款。可以说生活极度困难。万般无奈之下，生活所迫、渐处年老、落叶归根、加之追回失散骨肉亲情的内心渴求，两上诉人寻找被上诉人纪佳星。多方联系协商未果，两上诉人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2019年5月，两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纪佳星告上法庭。上诉人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判令被告每两个月回家探视一次两原告，并保持通讯畅通。现住址及工作单位变更时要及时通知原告；2、（此条系在一审中增加的诉请）请判令被告在原告生病时及时回家床前照料，并承担（含部分承担）原告的生病救治费用；3、请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三、本案一审裁定情况。2019年6月27日，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128民初9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尹彦邦、任素贞的起诉。四、本案一审（2019）冀0128民初969号民事裁定书的错误。（一）作为均为残疾人的父母，两上诉人向作为亲生女儿、且有经济收入的被上诉人提出赡养请求，是一种绝对权利。包括合理经常性的看护和生病治疗费用。这是本上诉书的核心观点。见《残疾人保障法》（2018.10修订）第九条“残疾人的扶养人必须对残疾人履行扶养义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虽然《婚姻法》为父母子女间规定了互相抚养的对等的权利义务，但并非这两个权利是必须“等价交换”的，子女不能将父母是否对其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作为自己履行赡养义务的前提，因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赡养义务不因第三人抱养事实而免除。亲生父母给了子女生命，哪能相忘？（二）一审裁定书错误之一：“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定期对自己进行探视，保持通讯畅通等，没有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对义务人行为的要求是权利当事人的基本诉权。这一点任何人无权剥夺。行为诉权的法律依据很多，包括：《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残疾人保障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法》中行为诉权的法律依据：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也说明了权利人对义务人的行为要求，是一项基本诉权；《婚姻法》中对行为诉权的法律依据有：第三十八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三）一审裁定书错误之二：父母的赡养权包括（要求子女）探望权、照料权、承担生病救助费用权等。结合上诉人在一审中增加的“床前照料、承担费用”的诉请，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际上要求的是赡养权。且是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赡养权（两月一探视+病时照料），这是一个作为残疾人父母应享有的最基本的绝对权利！一审法院法官以偏概全、断章取义、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竟然在裁定书中说“两原告要求探视，保持通讯畅通等，没有法律依据”。这样的裁定表述，不仅没有体现出代表公权利的人民法官对残疾人应有的诉权保护和人文关怀，更透露出主审法官至少在“赡养权”这一法律概念上理性认识偏差和基本法学素养的缺失。（四）一审裁定书错误之三：错用概括和例举式的表述，以致得出错误结论。一审裁定书有如下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同时也明确了承担这种义务的条件和方式。即：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因此，子女对父母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仅限于一定条件下的经济付出，两原告所请求的事项，属于道德和情感的范畴”。我们在描述具有数量范畴的对象时，两项基本方法就是：概括性表述、例举式表述。前者是以定义对研究对象作出描述，后者是以例举相同或相类对象的方式进行加总式描述。根据这两种不同表述方法不难看出，要得出“子女对父母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仅限于一定条件下的经济付出”这种具有唯一性的法律结论，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用概括性表述来严格界定其唯一性特征，二是用例举的方法穷尽所有相关法律规定而未见有其他方式从而证明研究对象具有唯一性。而上述法官的推理逻辑是：只用一种（例举性而非概括性）法律规定，就直接证明研究对象具有唯一性。那么这种法律推理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严重错误，二是这种严重错误法官自己还未认识到。（五）一审裁定书错误之四：未看到复杂的多边关系背景对被上诉人个人意愿的影响。父女、母女亲情，血浓于水，上诉人夫妇在和被上诉人见面时，被上诉人眼中含着泪水，虽然有对自己身世曲折的感慨，但仍说明被上诉人内心仍无法完全拒绝和割舍人间的骨肉亲情。但纪栓来、刘志会的以下行为，严重影响了被上诉人的认亲心理和行为，分裂和离间了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关系。即“不认亲”绝非被上诉人的本意或“个人意愿”。1、非法给被上诉人重上户口。纪栓来、刘志会先有两个儿子，并在被上诉人纪佳星在饶阳老家有户口的情况下，偷着给纪佳星在深泽县又上了户口，从而误导被上诉人对自身身份的认识；2、阻挠上诉人、被上诉人会见和单独沟通。2018年，两上诉人曾请求桥头乡派出所警察帮助找人。在桥头乡派出所，两上诉人及尹晓龙在问到纪栓来、刘志会怎么把孩子进行交易的事时，这时纪栓来两个儿子冲进来要打人，并对上诉人及同去的尹晓龙进行言语恶吓；而后，他们阻止上诉人在桥头乡耿庄村他们家找人，并在石家庄二审开庭后，在上诉人和亲生女儿交流时，又遭到纪栓来阻止，及二儿子辱骂，在上诉人和女儿交流时走一步跟一步地监视我们。纪栓来、刘志会是继续违法阻撞，并且对和上诉人同去的一位村干部进行语言讽刺“怎么老和他们夫妻一块来？”。有以上事实的存在，干扰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原本单纯的认亲环境，对被上诉人心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非仅是被上诉人的“个人意愿”。（六）一审裁定书错误之五：以情代法、以事代理、方向错误、权当自责。裁定书述及裁定理由和最后三段，法官用不小的篇幅，推测或认证了上述人的“诉求心理”，姑且不论是否必要（因为裁定书不是调解书也不是法律分析书），该裁定书述及裁定理由共四段，除第一段是法律理由外，后三段均为“诉求心理”推断式表述。仅就裁定理由的法定表述来看，明显透露出实体（或法律）裁定理由不足的实情，后三段的“诉求心理”推断式表述明显有“凑数”之嫌。在“其次”段，法官谈到了隐私权问题。公民通信信息的确是个人隐私，但本案被上诉人是错用概念，将“个人隐私”扩大到“对亲生父母保密”，这实质是一种对亲生父母拒绝尽赡养义务的（心理）表现。因为被上诉人纪佳星是上诉人的亲生女儿，处于异地的父母想知道亲生女儿的电话、住址、工作单位等基本信息，是一种合法、合情、合理、适度和最低限度的请求，且目的是与女儿保持正常和适度的沟通。只有在滥用时才可能构成侵权。如果这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受保护，怎样体现法律的公正和保证当事人（尤其是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七）一审裁定书错误之六：带有明显偏袒倾向，只论述了上诉人的不是，对被上诉人作为子女的判定意义上的法律责任一字未提。实情情况并未如裁定书所言“两原告在与自己女儿亲情破裂的情况下，选择诉讼方式，属于路径选择错误”。实际情况是：人的亲情是天然属性。当时在东韩村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严厉，上诉人利用晚上时间看望、抱护被上诉人，且放下过部分为被上诉人所用的生活费。只是由于如上所述受纪栓来、刘志会夫妇带有故意的对被上诉人的蒙骗、挑拨和教唆，才离间和疏远了上诉人、被上诉人和亲情关系。五、需要说明的其他一些事项。（一）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系真实的父女亲缘关系，且经亲子鉴定。关于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父女亲缘关系，有深泽县公安局深人（刑）鉴通字（2018）0082号《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明了上诉人尹彦邦、任素贞是被上诉人纪佳星的生物学父亲、母亲；（二）上诉人夫妻二人当时将被上诉人委托尹铁抓照料的真实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严厉等实际情况，是一种被迫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不存在被上诉人答辩词中的“遗弃”等行为。1、1995年当时计划生育政策严厉等具体情况是：因二上诉人当时属计划生育重点工作户，受到留楚乡政府、乡派出所的审查、拘留等严厉工作措施。被上诉人父亲曾被抓，从乡里外逃出来。到晚上回家前又有派出所领着几个人拿着枪来堵；2、上诉人夫妻二人当时将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亲哥照料的另一原因是：1995年9月，上诉人夫妻二人回老家重庆武隆县（现已改区）沧沟乡沧沟村，在老家有人鼓动被上诉人父母离婚。被上诉人外公、外婆不知怎么办，也就同意了有人拆散上诉人夫妻二人婚姻的主张；3、在以上两个重要原因的作用下，上诉人夫妻二人不得已于1995年10月回到上诉人尹彦邦胞姐尹富哲（河北深泽县）家中。因家中计划生育政策严厉不能回家，并将家中实情告知了尹富哲、宋造申夫妇，并请求尹富哲、宋造申夫妇，给上诉人夫妻二人在深泽县本地找个临时工来避难糊口。但第三天一早即被尹富哲夫妇断然拒绝并推扯出门外。4、在以上事实和原因背景下，1995年，上诉人夫妻二人被迫将被上诉人委托给亲哥尹铁抓照料。尹铁抓虽于2007年10月31日去世，但其对被上诉人的抚养能力和抚养行为，已由饶阳县留楚乡东韩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月27日出具书面证明予以证实。（三）被上诉人在1996年（即四岁时）被他人抱养，系抱养人（本案送养人尹富哲）未经上诉人夫妻二人同意的违法行为，严重违背上诉人夫妻二人意愿。因这种违法行为的存在，被上诉人及其所称“养父母”并不构成合法的收养关系，对二上诉人、被上诉人间合法父女（母女）关系不构成任何阻碍。见《婚姻法》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尹富哲未征得上诉人夫妻二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被上诉人转给纪栓来、刘志会这件事情，在发生当时上诉人夫妻二人并不知情。被上诉人被抱养事件发生后，二上诉人哥哥尹铁抓曾数次向送养人尹富哲提出异议和抗议，但未得到对方支持及行动上的改变。（四）以上尹富哲擅自将被上诉人转给纪栓来、刘志会夫妇两人的行为，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收养的合法要件，属违法行为，被上诉人和纪栓来、刘志会夫妇两人之间，不形成合法收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1、尹富哲只是被上诉人的姑姑，不具备收养的送养人资格。见《收养法》第五条“下列公民、组织可以作送养人：（一）孤儿的监护人；（二）社会福利机构；（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2、纪栓来、刘志会夫妇两人，不符合收养人条件。见《收养法》第五条“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不符合收养人条件的第（一）条；见《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3、尹富哲在未经上诉人夫妻二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被上诉人转给不具备收养人条件的纪栓来、刘志会夫妇两人，该三人已经涉嫌触犯刑律，上诉人请求法院依法查证认定该三人的刑事责任并承担附带民事责任。六、本案提起上诉的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七、其他说明。任素贞、尹彦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每两个月回家探视一次两原告，同时与两原告保持通讯畅通，经常问候关心两原告的生产、生活，居住地址和工作单位发生变更要及时通知两原告，如两原告生病住院，被告要及时提供床前护理。一审法院认为，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定期对自己进行探视、保持通讯畅通等，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同时也明确了承担这种义务的条件和方式，即：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因此，子女对父母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仅限于一定条件下的经济付出。两原告所请求的事项，属于道德和情感的范畴。首先，两原告要求子女定期探视自己，主要目的是寻求精神上的抚慰。这种要求能否得到满足，关键在于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否建立起了亲密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建立和培树，植根于父母子女之间在感情上相互的付出和回报，是否存在血缘关系，只能决定有无亲属关系，而不能决定有无亲情关系。因此该请求的目的不可能通过法律的强制得以实现。其次，子女是否愿意和父母保持联系、分享自己的隐私，是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样取决于子女对父母感情的亲疏远近而定，法律并未规定子女有这样的法定义务，也未赋予父母这样的权利。综上，两原告在与自己的女儿亲情破裂的情况下，又想获得精神抚慰，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弥补情感上的裂痕。其选择诉讼方式，希望利用法律的强制力达到这一目的，属于路径选择错误，不但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会更加剧彼此之间的不满和怨愤。而且法律作为强制性的社会规范，调整范围有自己的界限，法院绝不能超出此界限而进行裁判。至于两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尽到赡养义务等请求，两原告曾于2019年1月11日就此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3月21日以（2019）冀0128民初194号民事判决作出裁决，且在两原告上诉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已经裁定维持该判决，故不再重复受理。一审裁定：驳回原告尹彦邦、任素贞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免收。原告预交的40元予以退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诉人尹彦邦、任素贞要求被上诉人纪佳星在上诉人生病时及时回家床前照料、并承担（含部分承担）上诉人的生病救治费用，因该项诉请已由生效的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8民初194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9）冀01民终6142号民事判决予以处理，上诉人在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情况下再行提起民事诉讼，已构成重复起诉，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该项起诉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回家探视、保持通讯畅通等诉请，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规定了赡养人应当对老年人履行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但本案上诉人并未达到六十周岁以上，且不符合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的条件，其可主动采取措施弥补与女儿情感上的裂痕，与女儿保持正常和适度的沟通，其诉请并未达到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程度，故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妥。综上，任素贞、尹彦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靖审判员 李 祥审判员 宋广道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许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