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民终7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东山路**中天世纪新城**团14-1。法定代表人：周裕林、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苟强强，男，1988年12月26日生，汉族，四川省广安市人，个体经营者，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苟小俊，男，1995年1月3日生，汉族，四川省广安市人，个体经营者，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有琼，女，1970年5月23日生，汉族，四川省广安市人，个体经营者，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世玉，女，1935年7月29日生，汉族，四川省广安市人，无业，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永强，男，1964年12月23日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原系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员工，住贵州省贵阳市，现在贵州省羊艾监狱服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公园路国贸置业大厦******房/div>负责人：殷湘林，总经理。上诉人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钱永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曾于2017年11月8日作出（2017）黔0402民初35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的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534852.40元、丧葬费2654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损失872.78元，共计人民币583272.18元；二、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人民币61000元；三、上述第二项的不足部分人民币522272.18元由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扣除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垫付的70000元，实际应支付452272.18元；四、驳回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对被告钱永强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的其他诉讼请求。”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黔04民终3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7）黔0402民初358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重审。”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2018)黔0402民初3598号民事判决，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四原告对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钱永强酒后驾车系执行公务，是对客观事实的严重歪曲。1.从认定执行公务的时间要件而言，被上诉人钱永强酒后驾车交通肇事发生在凌晨12点30分，不仅显然不在工作时间内，更是超出了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可知，钱永强交通肇事发生于凌晨12点30分，又根据被上诉人钱永强自己的陈述以及上诉人申请出庭证人的证言，被上诉人钱永强系当日晚10点至10点30分期间驾车驶离项目部。即便项目部工作人员因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并非完全按照“朝九晚五”上下班制度进行工作，但在不是为了抢险应急任务的情况下，将被上诉人钱永强大大超过正常生活作息时间并且还处于醉酒状态下的驾车外出行为视为在工作时间内，未免太过于强词夺理。2.从认定执行公务的主观目的性而言，根据上诉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对被上诉人钱永强妻子的了解,其当夜急于酒后驾车赶回贵阳的目的是为了处理家庭纠纷，不是为了完成工作。由于涉及被上诉人钱永强个人隐私，并且被上诉人钱永强也与本案判决结果有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故上诉人对此事实无法举证。但被告钱永强已经是一名有几十年驾龄的老驾驶员，对于酒后驾驶的危害和严重性不可谓不清楚、不重视。同时，其也已经是一名年近六十、临近退休的老员工，对于在事业上不会有新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薪酬待遇这一既定事实也不可谓不知晓、不明白。基于这样一种客观现实，在明知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基础上，被上诉人钱永强可以不顾一切代价，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就为帮公司送两份《小修合同》以完成工作任务，这样的说辞难以自圆其说。3.从侵权事实对行为人执行工作的必要性而言,单就被上诉人钱永强自己在庭审中的陈述，就充分说明了若是为了执行工作，毫无必要当晚深夜驾车，更不论还是在酒后驾车。依据上诉人申请出庭证人项目部腾某与被上诉人钱永强的在庭审中的对质，以及被上诉人钱永强于庭审中自己的陈述，事故发生当日上午，腾某安排钱永强将两份《小修合同》尽快送与其他单位杨姓领导签字，具体时间没有明确。钱永强拿到合同后自行联系该杨姓领导询问合同送达具体事宜，钱永强于庭审时陈述，杨告知次日上午人在贵阳，并告知愿意次日上午在贵阳等钱永强将合同送去。由此可见，从执行工作的角度出发，被上诉人有充裕的时间选择次日返回贵阳，没有任何必要在自己醉酒后依然深夜驾车赶回贵阳，其该行为对执行前述工作没有任何必要性可言。4.从侵权行为及行为人过错与行为人职责范围的关联性而言，被上诉人钱永强的侵权行为及其主观过错与其职责范围不存在任何关联性。鉴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均是被上诉人钱永强酒后驾驶的行为，故本案侵权行为是被上诉人钱永强的酒后驾驶行为，而侵权主观过错在于其明知自己处于饮酒后状态下仍驾驶机动车，并非是驾驶过程中操作不当、或机动车本身出现机械故障。而被上诉人钱永强作为一名职业机动车驾驶员，饮酒行为与其职责范围内的驾驶行为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也即职业机动车驾驶员并非通常都会酒后驾驶，因此被上诉人钱永强酒后驾驶的行为不是一种可预料、并应当视为该职业常态的情况，更何况酒后驾驶机动车本就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鉴于被上诉人钱永强这一酒后驾驶的侵权行为及主观故意，与其职责范围没有任何关联性，而其酒后驾驶这一极不负责任并不顾一切后果的行为完全是被上诉人钱永强的个人行为，从这个层面而言，也可显而易见得出其侵权行为与执行工作无关的必然结论。5.从实际情形表现上的区别性而言，被上诉人钱永强个人的侵权行为与符合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的履职侵权行为或共同侵权行为的实际情形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三种侵权行为在实际情形的表现上具有本质不同，依照庭审中相关证人的作证以及与钱永强的对质可知，本案事实上就系钱永强在酒后，因为个人家庭矛盾因素，一时冲动急于回家处理家庭纠纷，因此不顾上级负责人制止，以执行工作为借口擅自挪用公司车辆，强行在当晚深夜酒后驾车回贵阳。但具体到本案而言，符合履职侵权行为的实际情形应当是，钱永强已经在执行工作过程中，由于缺乏对自己的约束力，发生了饮酒的状况。而符合共同侵权行为的实际情形应当是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在明知钱永强已经饮酒的状况下，强令其违法酒后驾驶执行工作或默认、放纵其酒后继续执行工作。后述两种情形与本案客观事实在性质上截然不同，而原审判决正是将后两种情形与本案客观事实混为一谈，才会作出错误的认定。6.且不论以上五点，在事故当日下午，项目负责人知晓钱永强聚餐时饮酒后，及时更改了对其工作安排，也即当日钱永强已无工作在身，又何来执行公务一说。根据庭审中前述证人腾某与被上诉人钱永强的对质，在项目部当日工作结束后组织的集体聚餐中，得知钱永强饮酒后，腾某对钱永强作出了清晰和准确的工作安排:(1)有驾驶任务的驾驶员禁止喝酒；(2)钱永强已经饮酒，当晚禁止驾车，更不允许驾车回贵阳；(3)对于合同送达事宜，公司负责购买动车票，次日一早再出发。对此，被上诉人于庭审中没有进行否认，同时在聚餐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其也没有驾驶车辆，而是回到项目部后正如前述于10点至10点30分期间不听制止擅自驾车离开。据此，尽管当日上午项目负责人曾对其安排过向指定对象送合同的工作，但在聚餐之时鉴于已经发生了被上诉人钱永强饮酒的客观变化，项目负责人及时地更改了相关工作的执行方式和时间，因此从聚餐之时起，被上诉人钱永强当晚已经没有公司工作任务在身，故其当晚就没有工作可执行，在事实上就不存在执行公务的客观条件。二、原判决认定上诉人钱永强系执行公务依据的所谓证据，以及被上诉人四原告对于钱永强系执行公务这一主张所提交的证据，没有任何证明力可言。1.原审判决依据的所谓“双方不争事实”是在事实认定上的严重错误，是对上诉人主张的严重曲解。上诉人从未认可过事故发生当晚系上诉人安排钱永强执行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双方各执一词的被争议事实焦点，原审竟以其为“双方不争事实”作为判决依据，完全是在事实认定上的严重错误。如前所述，包括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对于“事故发生当日曾安排钱永强送合同”一事予以承认，但也一再强调鉴于当晚钱永强于同事会餐期间已经饮酒，因此项目负责人对钱永强这一工作安排明确撤回更是明令禁止，并重新作出了调整和安排。当晚被上诉人钱永强是擅自驾车驶离项目部，并非执行上诉人安排的工作。对于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争议事实的陈述，原审判决却混为一谈，将上诉人后一种真实的意思陈述与前一种原审自行认定的“不争之事实”予以混淆，并将其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不得不说是对上诉人主张的严重曲解。2.在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钱永强携带有合同，与其是否在执行工作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并不是一旦被上诉人钱永强携带有与其工作相关的合同，就无论其在何种时间、何种情形、出于何种目的做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执行工作。鉴于事故发生当日，公司为钱永强安排过送达两份合同的任务，即便当得知其饮酒后对该任务进行了撒回和重新调整，但钱永强依然是该工作的执行人，只是执行时间和方式以及禁止事项进行了更改。因此钱永强自收到两份合同后，就对两份合同具有保管义务，一般而言，只要尚未回到私人场所，钱永强随身携带这两份合同应当是十分正常的，故根本不能因为事故发生时钱永强携带有这两份合同就得出其是在执行工作的结论。再从钱永强辩称的其是在执行“送合同”这一工作的说辞来看，仅就从前述时间性和必要性两方面而言，凌晨12点半酒后驾车从项目部英武返回贵阳送两份份次日有一上午时间可以送的合同，在通常意义上就已经过于离奇、异常了。3.本案被上诉人一审四原告提交的由交警部门出具的《询问笔录》更是不能作为证据，《询问笔录》的内容也与钱永强是否是执行工作毫无关联。(1)《询问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是否能作为民事证据使用本就存疑。若将其视为是证人证言，鉴于被询问人员赵刚并未出庭作证，其证词不具有任何证明力。若将其视为书证,鉴于其为复印件，任何一方都无法核对其真实性。(2)《询问笔录》不具备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同等的公信力和证明力。在案涉交通事故调查过程中，交警部门仅对与事故发生存在直接联系的事实予以调查，并根据调查结论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因此对于与案涉事故发生有直接关系的一系列事实，基于交警部门的公信力，能够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为根据。但对于钱永强是否是在执行工作这一事实，与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关联性，不在交警部门依职责而进行的调查范围内，因此对于被询问人针对该部分所作出的陈述，交警部门对其是否属实并不负责。故《询问笔录》并不具备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样的公信力和证明力。(3)就《询问笔录》的内容而言，被询问人赵刚的陈述与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四原告及被上诉人钱永强的主张均不矛盾，因此对争议事实的辨明意义不大。根据《询问笔录》中的记录，赵刚陈述事故发生当晚“老钱(钱永强)让我陪他送两份合同”，基于被上诉人钱永强在职务上是赵刚的直接上级关系，因此对于钱永强酒后假借工作名义私用公车一事并未怀疑。并且，赵刚陈述得十分清楚，是钱永强让自己配其送合同，而不是鉴于钱永强已经醉酒，所以公司安排自己陪同钱永强送合同。因此被询问人赵刚这一陈述，客观上与双方主张的事实均不矛盾，都可以视为是一定程度的印证，对辨明争议事实意义不大。4.被上诉人钱永强与本案判决结果有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形下，其单方说辞毫无可信度。一旦认定为事故发生时钱永强系执行公务，依照《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对于案涉交通事故的所有民事责任钱永强完全免除而由上诉人为其承担。并且若这是最终结果，基于受害者家属在经济上获得了赔偿，一定程度地弥补了创伤，故在刑事责任的归责上可以视为钱永强从轻的归责情节。因存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钱永强的单方说辞就没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可言。同时上诉人还从交警部门负责案涉交通事故的承办警官处了解到，被上诉人钱永强在前两次交警部门的询问中，均谎称肇事时驾驶车辆的系同车人员赵刚，直到交警部门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钱永强才予以承认。单从这一情况出发，上诉人认为对于钱永强个人的品行以至于其在本案中作出的陈述是否诚实、可信，也十分值得商榷。三、将被上诉人钱永强个人不负责任的违法犯罪行为，认定为执行公务会在诸多方面都产生极其无法接受的矛盾。1.履职侵权行为中，履职行为应当正当、合法，否则就只是单纯的违法犯罪行为，将一种单纯的违法犯罪行为认定为执行公务，用人单位岂不成这一违法犯罪行为的组织者。无论是何种情形，即便侵权行为可能违法甚至构成犯罪，但履行职务的行为一定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当不具备这一前提时，就不可能是履职侵权行为，相反只能是单纯的行为人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被上诉人钱永强的侵权行为系酒后驾车，酒后驾车这一行为从始至终就是一个违法甚至构成犯罪的行为，并且对于这一违法状态，钱永强从一开始就具有主观故意性。在本案中，钱永强并不是在执行工作的过程中违反了法律，而是从一开始就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故意要触犯法律，只不过恰巧携带有当日公司交予他的两份合同。因此，既然不存在上诉人强令钱永强违法酒后驾车的情况，牵强地将钱永强这一故意违法的行为认定为执行公务，那么势必出现上诉人事实上成为了该违法甚至已经构成犯罪行为的组织者和直接责任人，这样一种显然无法接受的矛盾的结论。2.原审判决对于钱永强系执行公务这一认定与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3民初6233号生效判决书作出的事实认定截然相反。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鉴于钱永强系私自挪用公司车辆，并违法酒后驾驶，造成严重交通事故，致使被挪用车辆完全毁损，上诉人针对钱永强这一对公司财产的侵权行为依法对其提起民事诉讼。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上述判决，并作出事实认定：“经审理查明：……钱永强在未经原告(上诉人)公司项目负责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驾驶原告所有的贵Ａ×××**号轻型普通货……”，“……被告(被上诉人钱永强)主张其驾车回贵阳是为公司办事，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被告主张不予采信……”。可见，在不考虑本案被上诉人是否具备对被上诉人一审四原告赔付能力的因素下，人民法院对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钱永强并非在执行公务这一客观事实的认定是很清楚、很明了的，而原审判决对于这一事实的认定却与上述判决截然相反，不可谓不矛盾。3.对于酒后驾驶这样一种归结于行为人自己过错的违法行为，《工伤保险条例》也明确规定不在“因公”范畴内。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执行公务的构成要件并没有详尽的明文规定，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以及第十六条对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以及不得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作出了详细的列举，而执行公务系认定为工伤的前提，因此上诉人认为《工伤保险条例》对于行为人是否属于“因公”范畴是有明确界定的。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也即，对于酒后驾车这一行为，《工伤保险条例》将其明文排除在“因公”的范畴外，故原审判决将钱永强酒后驾车这一其个人的违法行为认定为执行公务，显然也与《工伤保险条例》对于“因公”范畴的界定相矛盾。四、退一万步讲，即便上诉人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也应当仅是作为车主对车辆管理不当的过错责任，而非原判决认定的作为用人单位的直接责任。如前所述，鉴于在事实上并不是被上诉人钱永强系在执行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因此若牵强地认为其是在执行公务并要求上诉人作为钱永强的用人单位为其个人行为买单，无论从何种方面而言均是难以接受的。但考虑到上诉人系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的正当使用存在管理义务，而被上诉人钱永强无论基于何种缘由在酒后能够私自驾驶公司车辆驶离项目部，客观上而言上诉人存在一定的对车辆管理不当的过错。故上诉人认为本案即便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对于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也应当系上诉人作肇事车辆车主的对车辆管理不当的过错，也应在考虑上诉人过错程度以及上诉人之过错相比较钱永强自己的主观过错对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关联性程度,酌情判决上诉人承担过错责任的比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其在错误的事实基础上适用的法律显然也无正确性可言。被上诉人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钱永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二审中未答辩。原审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61000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钱永强、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534860元、丧葬费29194.5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2002.80元、交通费5000元、车辆损失271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损失5321.01元、殡仪服务费19019元、其他财产损失36000元，合计738577.31元(其中交强险优先赔付61000元)；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在承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四原告为死者苟治美的近亲属。2017年6月9日0时30分许，被告钱永强驾驶贵Ａ×××**号轻型皮卡车沿沪昆高速公路由昆明往贵阳方向行驶，行驶至安顺市西秀区沪昆高速公路1920KM+900M处时，在变更车道的过程中与另一受害人李玉平驾驶的贵Ａ×××**轻型普通货车相撞，造成贵Ａ×××**轻型普通货车的乘客苟治美当场死亡。上述交通事故经安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钱永强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者苟治美、李玉平无责任。被告钱永强驾驶的贵Ａ×××**号轻型皮卡车的所有权人为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其系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发生交通事故时其正在执行工作任务。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将该车在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投有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诉讼，望支持原告的诉请。原审被告钱永强辩称，我是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养护项目部的员工，交通事故发生时我是在执行工作任务。事发当天，我因急于赶往贵阳去签合同，而且还要接着处理第二天的工作，我向项目部领导腾某请求并经其同意后我才连夜赶往贵阳的。事故发生前，我与部门领导在一起吃饭，腾某也是知道我喝了酒的，当时车上还有另一驾驶员名赵刚，其间赵刚还驾驶该车一段时间。原审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辩称，被告钱永强虽是我公司员工，但其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并非我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其是在饮酒的情况下不顾同事的劝阻强行驾驶车辆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被告钱永强驾驶车辆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应由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辩称，我公司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无异议，但贵Ａ×××**号轻型皮卡车的驾驶员醉酒驾驶车辆是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我公司在交强险内垫付的是抢救费用，我公司保留追偿权；商业险内系责任免除，故均不予赔付。关于原告主张要求赔偿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进行赔付；丧葬费我公司将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付；误工费、交通费我公司根据质证的情况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依法进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人民法院酌情进行判决。我公司已尽到了合同告知义务。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2017年6月9日，被告钱永强驾驶贵Ａ×××**号轻型皮卡车沿沪昆高速公路昆明往贵阳方向行驶至1920KM+900M处时，在变更车道过程中与由李玉平驾驶的贵Ａ×××**轻型普通货车相撞，致贵Ａ×××**轻型普通货车与道路右侧防撞防护栏相撞，并掉至高速路外左侧边坡下，贵Ａ×××**号轻型皮卡车又与道路右侧防撞防护栏相撞，造成贵Ａ×××**轻型普通货车驾驶人李玉平及乘车人苟治美死亡、贵Ａ×××**号轻型皮卡车驾驶人即被告钱永强与乘车人赵刚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7年7月10日，安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大队对该事故进行认定并出具黔公交认字[2017]第0002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钱永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变更车道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正常行驶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李玉平、苟治美不承担责任。同时查明，被告钱永强系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镇胜养护项目部员工。2017年6月8日，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镇胜养护项目部生产主管任思钊将两份合同交给被告钱永强，并安排钱永强将该合同送到贵阳，钱永强向该项目部经理腾某请示汇报并经同意后，于当晚在该项目部参加了包括项目部经理腾某在内的大多数人员聚餐，被告钱永强在晚餐中饮白酒两杯。聚餐结束后，由该公司另一驾驶员赵刚驾驶事故车辆与被告钱永强一并从该项目部出发前往贵阳，当车辆到达晴隆服务站后，该车换由被告钱永强驾驶，行驶至沪昆高速公路1920KM+900M处时发生此次交通事故。2017年6月9日，该项目部经理腾某在安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大队取走合同两份。另查明，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系贵Ａ×××**号轻型皮卡车车主，该公司就该车在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为122000元，保险期限为2017年4月24日0时起至2018年4月23日24时止；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为500000元，保险期限为2017年4月27日0时起至2018年4月26日24时止。再查明，原告蔡世玉生于1935年7月29日，与苟治美系母子关系；原告王有琼与苟治美系夫妻关系；原告苟强强、苟小俊与苟治美系父子关系。四原告及死者苟治美的户籍所在地为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肖溪镇凉滩村****，苟治美与原告王友琼、苟强强、苟小俊自2016年1月起至发生交通事故时在安顺市西秀区××（××）经营水产生意并一直居住在该地。苟治美之父苟国福于2017年6月18日死亡，苟国福与原告蔡世玉共生育子女3人。事故发生后，原告苟小俊收到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先行给付的车旅费10000元及预付的丧葬费60000元,共计人民币7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钱永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在道路同方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之规定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因被告钱永强系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且在发生本次交通事故时系执行工作任务，故应由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就该车在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投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该保险公司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予以赔偿。本次交通事故共造成2人死亡，本院酌定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人民币61000元。根据有效证据，本院确定原告的经济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按上一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581600元,因原告主张该项赔偿款为534860元,未超出上述标准计算数额,故本院确定死亡赔偿金为534860元。2、丧葬费。按上一年度贵州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计算为29199元,因原告主张该项赔偿款为29194.50元,未超出上述标准计算数额,本院确定丧葬费为29194.50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按上一年度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计算，原告蔡世玉的被抚养人为22130.67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为20000元。5、交通费。原告未提交正式票据，本院酌定为1000元。6、误工损失。原告未提供收入状况证明及误工时间，参照上一年度贵州省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本院酌定误工时间按3天、人数按2人计算为959.97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计入死亡赔偿金，故死亡赔偿金应为556990.67元，以上各项共计人民币608145.14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车辆损失，因其未提交该车辆在本次交通事故遭受具体损失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殡仪服务费，因该费用已包含于丧葬费之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其他财产损失，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损失存在的客观性，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基础是保险合同，作为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保险公司只需要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现保险公司以被告钱永强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为由，拒绝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钱永强酒后驾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作为保险人在机动车商业险保单中已尽到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辩称被告钱永强在发生此交通事故时不是执行工作任务的抗辩意见，根据原告方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钱永强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系履行职务行为，故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先行支付给原告的70000元人民币应否在本案中扣除的问题,根据原告苟小俊出具给该公司的收条可知，上述款项中，60000元为该公司预付的丧葬费，10000元为该公司给付的车旅费,因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了丧葬费,且本院亦对该项费用作出确认并计入了原告的损失总额,故上述预付的60000元丧葬费应在本案中扣除；而上述车旅费应包括交通费和住宿费，因原告未主张住宿费，交通费经本院酌定为1000元，故该费用应从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先行给付的车旅费中扣除，超出部分视为该公司自愿支付，不再扣减。关于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辩称原告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进行计算的意见，苟治美自2016年1月起即在安顺南华菜场从事水产经营并在此居住至此次交通事故发生时，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计算，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辩称其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故被告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的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556990.67元、丧葬费29194.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损失959.97元，共计人民币608145.14元。二、由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贵Ａ×××**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人民币61000元。三、由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人民币547145.14元，扣除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先行垫付的61000元，实际应支付486145.14元。四、驳回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对被告钱永强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186元，由原告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负担1304.55元，由被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9881.4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确认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钱永强饮酒后驾驶上诉人贵Ａ×××**号轻型皮卡车造成他人损害是否系在执行上诉人的工作任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提交的安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大队黔公交认字[2017]第0002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对钱永强、赵刚的《询问笔录》，已证明被上诉人钱永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被上诉人钱永强和赵刚的陈述与上诉人公司员工滕云20**年6月9日向交通警察部门出具“今收到合同两份”的《收条》能够相互印证被上诉人钱永强驾驶上诉人贵Ａ×××**号轻型皮卡车系在为上诉人执行“送合同”工作任务的事实。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认定被上诉人钱永强饮酒后驾驶上诉人贵Ａ×××**号轻型皮卡车造成他人损害是在执行上诉人的工作任务的事实存在。此外，上诉人应就其主张当晚被上诉人钱永强是擅自驾车驶离项目部，并非执行其安排的工作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然而其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该主张，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对“原告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钱永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作出的(2017)黔0103民初6233号民事判决认定“……2017年6月9日，钱永强在未经原告公司项目负责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驾驶原告所有的贵Ａ×××**号轻型普通货……”、“……被告主张其驾车回贵阳是为公司办事，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被告主张不予采信……”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及第二款“……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因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与钱永强之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系另一法律关系的纠纷，且本案中被上诉人苟强强、苟小俊、王有琼、蔡世玉提交的安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大队黔公交认字[2017]第0002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对钱永强、赵刚的《询问笔录》以及上诉人公司员工滕云20**年6月9日向交通警察部门出具“今收到合同两份”的《收条》等证据已能证明被上诉人钱永强饮酒后驾驶上诉人贵Ａ×××**号轻型皮卡车系在执行上诉人安排的工作任务，且该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上述事实对本案并无拘束力，故本案中本院对该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上述事实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另，工伤认定系另一法律关系，即是否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应由职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6元，由上诉人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德江审判员  辜贤莉审判员  黎福伟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法官助理赵奇瑾书记员康丽娜（代）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