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14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燕，女，汉族，生于1982年8月20日，住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胥荣，四川子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宝增，男，汉族，生于1965年1月16日，住四川省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胥荣，四川子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绵阳城区路林茶苑，（个体工商户，注册号510700600068002），经营场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滨河北路**益多园小区**1屋**。 经营者：王伶（曾用名：王玲），女，汉族，生于1967年10月1日，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号。 上诉人夏燕、赵宝增因与被上诉人绵阳城区路林茶苑（以下简称路林茶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18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胥荣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的经营者王伶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燕、赵宝增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次庭审（2017）川0703民初1010号案时，我方代理人虽然表明因被上诉人停电无法经营，同意解除合同，保留追究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但其在代理词中进一步明确，同意解除《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条件是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100万元，因双方未达成解除合意，合同解除未成就。另外，（2017）川0703民初1010号判决已被撤销，一审法院视为我方同意解除合同系认定事实错误。截止2016年8月10日，上诉人并不拖欠被上诉人承包费。被上诉人私自申请停电明显违约，其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法定解除权。 绵阳城区路林茶苑未答辩。 绵阳城区路林茶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2.判令被告支付拖欠之日至解除合同之日的承包费（截止2017年4月30日已欠1756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增加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5月至2017年6月5日承包费15400元的诉讼请求，并要求被告支付水费2974元、气费813.28元、税费及滞纳金48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的丈夫蒲万昌与被告夏燕、赵宝增（赵龙）于2011年3月3日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被告承包经营蒲方昌开办的路林茶苑，从2007年9月1日起承包，2007年9月1日至2012年9月1日，每年承包费为144000元；2012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1日，每年承包费为156000元（每月1.3万元）；2015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每月1.32万元），每年承包费为158000元。2013年3月12日，蒲万昌去世。2014年6月12日，王伶办理了路林茶苑的工商登记。 2015年7月15日，原告的经营者王伶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夏燕承包经营路林茶饮，今（2015年）的经营承包费158400元未交，违反了合同约定，现委托王兴云全权办理：1、向夏燕收承包费158400元；2、夏燕违约，收回路林茶饮，营业场地，固定资产，用品及经营性商品等，若有损坏遗失，按重置价赔偿；3、办理小区物业相关事宜；4、水电器等手续；5、向工商局、辖区派出所备案。 2016年8月10日，王伶向绵阳市城区供电局提出《停电申请》、《变更用电申请》，《停电申请》载明：我是涪城区滨河北路48号益多园小区C幢1层5号商铺业主，现承租人严重违约，擅自转租，并且引入非转租人违法移动电表，在公共绿地带乱搭乱建，引起小区纠纷等原因，特申请立即暂停供电，待纠纷平息后，经本人申请再恢复供电，由此产生的责任与供电局无关。《变更用电申请》载明：变更用电内容为暂拆。庭审中，王伶称提出该申请后10余天后，供电局就停电了。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水费2974元、气费813.28元、税费及滞纳金4800元，被告要求庭下核实，但一直未提交核实的情况。 审理中，原告对王兴云于2015年12月25日向被告出具的10万元收条、王伶于2016年5月22日向被告出具的6万元收条、冯佳于2016年7月18日代被告支付的承包费8400元、袁建于2016年7月18日代被告支付的承包费24000元均无异议，故原告认可被告已交纳承包费为192400元。 2017年6月5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该案时，被告答辩时称，原告于2016年8月10日停电后合同已无法履行，同意解除合同。 双方具有争议事项如下： 一、被告提供王兴云于2015年12月25日出具的收条（今收到夏燕汾酒58件，总金额78312元。今于王伶协商，王伶同意如夏燕未在春节前将下欠2015年路林房租56800元付清，则用上述酒冲抵）称已经用酒抵偿原告的承包费56800元，该费应属于被告支付原告的承包费；原告称其并未授权王兴云用酒抵债，对用酒抵偿承包费56800元不予认可。 二、被告提供2016年2月14日农村信用社的转账明细单，称已向王伶转账支付承包费2万元；原告称王兴云于2015年12月25日出具的10万元收条时，被告未将10万元支付完毕，之后才补交的2万元，转账支付的2万元应包含在10万元的收条中，对被告支付的承包费2万元不予认可。 三、被告提供《低压客户新装、增容用电申请书》、《绵阳电业局供电方案通知》、《停电申请》及现场图片称被告为了经营需要增加用电，经原告同意并由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兴云向绵阳高新区供电中心申请改装20KW的商业用电，绵阳高新区供电中心对被告用电进行了改装，并非被告及合伙人冯佳擅自拆除电表所为，原告于2016年8月10日向绵阳高新区供电中心申请停电，造成被告无法经营，其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原告对《低压客户新装、增容用电申请书》、《绵阳电业局供电方案通知》不予认可，称其申请上并非王伶本人签字，仅对《停电申请》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对双方争议事项认定如下： 一、关于被告用酒抵偿承包费56800元的问题。 原告的经营者王伶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王兴云向夏燕收取承包费158400元，王兴云于2015年12月25日向被告出具收条，收取夏燕价值78312元的汾酒58件，用于抵偿原告的承包费56800元，该收条是明确载明与王伶协商并经王伶同意后，用酒抵偿原告的承包费56800元。庭审后，该院通知王兴云到庭接受询问，王兴云称夏燕用58件汾酒抵偿王伶承包费56800元，是和王伶、赵宝增多次协议的结果，王伶是同意以酒抵债的。故对被告用酒抵偿原告承包费56800元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二、关于被告转账支付的2万元是否包含在承包费10万元中的问题。 王兴云于2015年12月25日向被告出具的10万元的收条，该收条明确载明收到夏燕承包费10万元，而夏燕于2016年2月14日通过农村信用社的账户向王伶转账2万元，从收条和转账的时间上看，属于两笔不同的费用。王兴云到庭接受询问时称承包费10万元已支付给王伶。由于王伶并未提供收条10万元中包括2万元的证据，故对夏燕辩称向王伶转账支付2万元属于支付承包费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三、关于改装用电是否属于被告私自改装的问题。 王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确授权王兴云全权办理水电气等手续的相关内容，王兴云向绵阳高新区供电中心申请将原告生活用电改为一户一电，经绵阳高新区供电中心同意后，将王伶的用电改装为新装20KW的商业用电，故改装用电并非被告及合伙人私自改装。被告已使用改装用电约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王伶并未提出异议，虽然夏燕的合伙人冯佳承诺在两天内将私自拆移王伶的电表恢复原状，但冯佳并非用电业主方，未经业主王伶向供电部门申请是无法办理恢复原生活用电的。故改装用电不属于被告单方私自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丈夫蒲万昌与被告夏燕、赵宝增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蒲万昌去逝后，王伶办理了路林茶苑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王伶依法继承该合同的权利并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关于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问题。被告在承包原告茶苑经营活动中，因对承包费的给付发生争议，双方本应积极协商解决纠纷，若无法协商解决，原告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不能单方以被告拖欠租金、擅自转让租为由，向绵阳城区供电局申请停电，由于原告停电行为造成被告无法继续经营，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现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且被告曾在该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该案时辩称同意解除合同，故对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承包费的问题。王伶于2016年8月10日单方申请停电后，致使被告无法从事经营活动，亦无法按合同的约定取得收益，故王伶申请停电后即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6月5日的承包费，实为被告未经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6月5日止的承包费，应分为两个部分计算，一是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按合同约定的承包费计算；二是2016年9月1日之后的费用，应按场地占用费计算。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被告应支付原告承包费为237200元，经查明被告已支付原告承包费为269200元（192400元+56800元+20000元），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承包费191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2016年9月1日之后的场地占用费，由于双方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其计算方法，如果参照原合同约定承包费的计算方法来计算被告未经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对被告明显不公，且显失公平，被告未经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原告可另行主张。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水费2974元、气费813.28元、税费及滞纳金4800元的主张，因被告并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绵阳城区路林茶苑与被告夏燕、赵宝增于2011年3月3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二、被告夏燕、赵宝增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绵阳城区路林茶苑水费2974元、气费813.28元、税费及滞纳金4800元共计8587.28元；三、驳回原告绵阳城区路林茶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06元，由原告绵阳城区路林茶苑负担1406元，被告夏燕负担5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另查明，在（2017）川0703民初1010号案件2017年6月5日13时的《庭审笔录》第五页中，本案上诉人即原审被告陈述：“原告提出解除合同，我方认为因从2016年8月19日至今原告未恢复供电，导致房屋租赁合同已无法实际履行，我方同意解除合同，但要求原告赔偿我方各项损失，暂计100万元。”又查明，在（2018）川0703民初1886号案件2018年6月12日上午9点30分的《庭审笔录》第八页中，审判员问：“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的承包经营合同，被告什么意见？”本案上诉人即原审被告答复：“合同有效期内，被告履行了相关义务，原告无权单方行使解除权。”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对案涉《承包经营合同》是否享有解除权？ 合同的解除权分为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关于被上诉人是否享有约定解除权的问题。首先，《承包经营合同》并未对合同的解除权进行约定；其次，虽然在（2017）川0703民初1010号案件中，上诉人同意解除合同，但是该案经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在（2018）川0703民初1886号案件中，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应视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达成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对案涉《承包经营合同》并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关于被上诉人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的问题。首先，一审查明截止被上诉人申请强制停电时，即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的承包费为237200元，上诉人已支付被上诉人承包费为269200元。虽然在此之前，上诉人曾有迟延支付承包费的违约行为，但是上诉人采取了及时的补救措施，截止被上诉人申请强制停电时，上诉人并不存在拖欠承包费的违约行为。其次，虽然上诉人的合伙人冯佳曾承诺在两天内将私自拆移王伶的电表恢复原状，但由于王伶曾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授权王兴云全权办理水电气等手续的相关内容，王兴云向绵阳高新区供电中心申请将案涉房屋生活用电改为一户一电，经绵阳高新区供电中心同意后，将王伶的用电改装为新装20KW的商业用电，故改装用电并非上诉人及其合伙人私自改装。上诉人在签订案涉《承包经营合同》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精力，从合同严守及诚实信用原则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应赋予守约方，违约方一般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现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之情形存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夏燕、上诉人赵宝增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应予支持。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18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原告绵阳城区路林茶苑与被告夏燕、赵宝增于2011年3月3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 二、维持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18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夏燕、赵宝增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绵阳城区路林茶苑水费2974元、气费813.28元、税费及滞纳金4800元共计8587.28元”； 三、驳回绵阳城区路林茶苑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906元，由绵阳城区路林茶苑负担1406元，由夏燕、赵宝增负担50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812元，由绵阳城区路林茶苑负担3000元，由夏燕、赵宝增负担8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光明 审 判 员 张 兵 审 判 员 李 维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 法官助理 伍艳玲 书 记 员 顾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