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423民初2301号原告：肖士钧，男，1937年2月2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住本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萧士成（肖士钧弟弟），男，195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民，甘肃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延君，男，197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原告肖士钧与被告刘延君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肖士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返还强占原告的15.748亩土地；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本县统计部门公布的2011年至2019年农作物亩产量及市场价格平均计算）；3.判决被告在原告土地上栽种的树木归原告所有，退耕还林款由原告领取；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3年，原告跟随儿子到本县四个山镇西坝村居住生活时，将自己的承包地交给弟弟萧士成耕种、管理。2011年，被告将原告的15.748亩土地（地块代码的前14位均为62042320320400，但后5位各不相同，以下简写为后五位，分别为01764号2.45亩、01763号3.97亩、01809号2.098亩、01880号2.22亩、01946号2.11亩、04316号2.9亩）强行耕种，萧士成要求返还时，遭到被告辱骂。随后萧士成多次到村委会、乡政府反映情况，但经多次调解未果。乡政府相关领导建议待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新经营权证）颁发后通过诉讼程序解决。2019年4月10日，村委会将新经营权证交给原告。原告认为，新经营权证确认原告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强占原告土地，并在部分土地上强行栽种树木，构成侵权，且强占土地长达9年，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提起诉讼。被告刘延君辩称，原告在长盖楞处没有15.748亩土地。窝子处的地是被告2013年开发的迂上地（川旱地），开发后种了树，但由于原告阻挡至今没有收益，也没有领取退耕还林款。为便于耕种，被告和肖斌（原告三子）当时协商双方的1.6亩地互换，互换的地被告现在种洋芋。原告诉状上说的地被告没有种植，已经返还原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会议记录、其新经营权证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土地承包合同）、9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旧经营权证）、委托书、传唤证，被告对合法性无异议；原告提交的土地统计表抄写件及苏安祖的证明，与被告提交的土地面积核实表复印件内容一致，对方无异议；被告提交的其新、旧经营权证及土地承包合同，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依法调取的长盖楞土地分布图，原、被告均无异议。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会议记录，系1980年土地承包时，单墩一组分为上、下两组的土地分配记录，其中原告所在的上组分得川旱地，被告所在的下组分得漫水地。拟证明分组承包时，被告作为下组组员，在长盖塄承包的是漫水地而不是川旱地。现被告占用的涉案耕地是川旱地，占用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侵权。被告质辩其旧经营权证中登记的长盖楞地就是川旱地。原告提交的新、旧经营权证及委托书、土地承包合同证实，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全家承包各类土地28.98亩，其中长盖楞地1.6亩，四至为东至沟、西至辛维荣、南至王明喜、北至刘延华（刘延君弟弟）。后原告随子移居他乡，将28.98亩承包地全部委托其弟萧士成经营管理，并于2003年4月8日出具了委托书。土地承包合同和新经营权证，登记原告长盖楞承包地27.95亩。原告拟证实，其长盖楞实际承包地28亩左右，但因十种九不收，所以旧经营权证登记面积远小于实际面积。被告认可长盖楞地实际面积大于登记面积的事实，但否认原告长盖楞地为28亩。质辩被告长盖楞的开发地及部分承包地，登记到了原告名下，新经营权证登记错误。原告提交的传唤证，系2012年原告弟弟萧士成将被告种植的胡麻犁翻后，寺滩派出所传唤萧士成形成。拟证实，被告自2011年开始就强占了原告的土地。被告质辩因萧士成犁翻了被告种植的胡麻，寺滩派出所传唤萧士成后，经调解，萧士成同意被告种植争议的3.53亩土地3年以抵偿原告损失3527元。原告提交的苏安祖证明及原、被告均提交的土地面积核实表证实，2000年遵照寺滩乡人民政府安排，单墩村一组同意将部分土地让出安置地震灾民。经实地丈量，刘延君承包长盖楞长293米宽18米的耕地9.91亩、长36米宽23米的耕地1.24亩，长36米宽16米的滩地0.86亩；肖强（原告次子，已死亡）承包长盖楞长211米宽12米的滩地3.79亩，因丈量时原告不同意让出耕地，丈量后又同意让出，故肖斌（原告三子）的耕地未再丈量。原告拟证实，实地丈量的面积系实际面积，不存在大于登记面积的情形。长盖楞地除去他人的以外，剩余的均为原告承包地。被告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此证据拟证实，被告长盖楞承包地实际为12.01亩，但新经营权证中实际仅登记10.36亩，其它地被原告登记。被告提交的新、旧经营权证及土地承包合同证实，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承包长盖楞地（川旱地）5亩，四至为东至沟、西至苏安存、南至肖强、北至肖臻。土地承包合同和新经营权证均登记被告长盖楞承包地12.5亩。拟证实，旧经营权证登记的承包面积小于实际面积，2000年土地丈量时，被告长盖楞实际承包地为12.01亩；2013年，被告开发了自己承包地（即01763号地西头）头的荒滩（即01763号地东头）和原告地头的荒滩（即04316号、01746号地）；新经营权证登记时，原、被告就开发地和长盖楞部分耕地存在纠纷，但原告将纠纷地全部登记在其名下。原告认可登记面积小于实际面积、被告开发土地的事实，质辩01763号、04316号、01746号（诉状写为01764号）地是自己承包地而非荒滩，被告承包的长盖楞地是漫水地，原始记载也为漫水地，其旧经营权证登记为川旱地错误，故不能证明原告的新经营权证将被告土地登记在原告名下。长盖楞土地分布图，系本院依法从景泰县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调取，直观反映新经营权证登记后，原、被告在长盖楞实际享有承包权的土地，分别为10块21.76亩和6块10.36亩，并明确标明各地块四至及面积。原告提交的单墩村委会的证明复印件，系2015年2月10日出具，原件于2017年土地登记时交登记机构。载明原告的长盖楞承包地东至沟、西至辛维荣、南至王明喜、北至刘延华。拟证实其长盖楞承包地的四至与旧经营权证一致。被告质辩，便函载明的四至正确，但原告长盖楞只有1.6亩承包地而被告有5亩承包地。纠纷地村上不可能轻易给原告开具证明，便函的来源存在问题。本院审查认为，便函载明的内容与原、被告旧经营权证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能够相互印证，予以认定从而确认所证明的事实。被告提交的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复印件，系寺滩派出所2012年10月10日作出，内容均为手写，共2页，第1页载明调解时间、地点、当事人名称，纠纷事由及协议内容，并加盖景泰县公安局寺滩派出所印章，第2页载明当事人意见并由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签名。主要内容为，2012年6月4日，萧士成以被告种植胡麻的3.53亩地是其承包地为由，将该地胡麻犁翻。经调解，萧士成同意被告种植该地3年以抵偿损失3527元，期间萧士成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其余土地纠纷双方应通过相关部门解决。被告称寺滩派出所向其送达的就是复印件，拟证实原、被告存在土地权属争议，被告耕种争议土地系经协议约定的。原告质辩，第一，协议书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存异议。第二，协议书共2页，第1页没有萧士成签字，第2页虽签署了同意调解的意见和萧士成的名字，但签字时没见到第1页协议内容，同意调解的意思是同意调解处理该案而非同意协议内容；协议书证实胡麻地是原告的，被告同意协商处理，但具体对应的是哪块地不清楚。针对此证据，本院庭后向寺滩派出所核实，该所口头答复协议书复印件已向纠纷双方送达，但原件卷内未存留。本院审查认为，鉴于原调解机构未留存原件而送达当事人的仅为复印件，当对复印件的证据效力作出认定：一、调解协议书1、2两页纸张、字迹完全一致，内容紧密衔接，且第1页盖有景泰县公安局寺滩派出所的印章，未发现伪造痕迹。二、调解协议书复印件向原、被告均送达，既然原告否认其中于己不利的内容，应当提交自己持有认可的复印件予以对抗，但原告未能提交。三、原告不否认犁翻胡麻且公安机关处理的事实，也不否认同意调解及其名字为自己书写，仅否认于己不利的内容，系选择性认可。基于上述三点，本院认定调解协议书复印件具有证明力，予以采信，所载明的内容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涉案土地草图，系原告制作后由部分村民签名确认，标注长盖楞地确权后的四至。拟证明涉案土地中原、被告承包地的四至及被告占有原告承包地的事实。被告质辩，草图不属实，有些地没画出，且村民名字不是本人所签。本院审查认为，土地草图中签名的村民应系证人，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而证人未出庭且草图系原告单方制作，不具备证据形式，本院不作为证据采信。但可视为原告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原、被告均认可，双方原同属单墩一组，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单墩一组先将土地发包于上、下两个小组，后原、被告从各自所在的上、下组分包了土地。2000年寺滩乡人民政府收回单墩一组长盖楞等处土地，平整后拟用于安置地震灾民，后未安置而统一发包于他人耕种。该承包人耕种约7年后弃种，原承包村民便各找地头，按照原承包地位置恢复耕种至今，期间承包权未作任何变动。但原告及萧士成未恢复耕种，2011年始，萧士成认为原告承包地被他人及被告抢占，申请村、乡各级处理，自此原、被告就土地使用权争议至今。2019年4月份发放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中，争议土地登记为原告承包地。同时查明，原、被告各自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均于2019年4月份由单墩村委会发放。土地承包合同载明，原、被告的长盖楞承包地分别为14块27.95亩及4块14.21亩，新经营权证亦按照土地承包合同的内容予以相应登记。但对照登记后的长盖楞土地分布图，原、被告长盖楞的实际承包地分别为10块21.76亩、6块10.36亩。原、被告土地承包合同和新经营权证中均未登记01809号2.098亩土地。登记为原告承包的01746号2.45亩、01763号3.97亩、01869号3.01亩、01880号2.22亩、01946号2.11亩、04316号2.9亩土地与登记为被告承包的土地相邻。其中01746号、01763号、01880号、04316号土地被告一直耕种至今，01746号、04316号土地于2017年退耕还林种植了树木，但因存在纠纷，补偿款未领取。01869号、01946号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本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在于被告是否侵占了原告的承包地，而要认定是否侵占，则应认定双方的土地权属是否明确。从而进一步认定应否赔偿并确定树木和补偿款的归属。一、旧经营权证登记的长盖楞承包地，虽载明原告系漫水地（1.6亩）而被告系川旱地（5亩），但经2000年乡政府将长盖楞地统一收回平整后，漫水地和川旱地均已改造为水浇地，原地貌特征不复存在，已无法区分漫水地或川旱地。原告坚持以漫水地、川旱地区分原承包地，既无现实可能性也无实际操作性，此主张不予采信。但不论土地属性如何改变，原、被告承包地的面积不变，当以承包面积确定被告是否侵占原告承包地。二、尽管原、被告对对方所持旧经营权证无异议，但因旧经营权证登记面积小于实际面积，故不能作为各自长盖楞实际承包地面积的认定依据。原、被告均认可2000年实际丈量所作的土地面积核实表真实，则该核实表所记录面积即为原、被告长盖楞承包地的实际面积。核实表载明，被告长盖楞承包地（包括滩地）为12.01亩，原告长盖楞滩地为3.79亩而耕地未丈量。未丈量的原因，现有证据不能作出合理判断，在无相反证据对抗的情形下，原告的解释可作为未丈量的原因存在。但因无相应数据支持，无法认定原告长盖楞承包耕地的具体面积。故仅能确认原告承包长盖楞滩地3.79亩且还有其它承包地。但新经营权证及土地承包合同中，却登记原、被告长盖楞承包地分别为21.76亩、10.36亩，原告的承包地面积明显扩大而被告的承包地面积实际减少。被告与其它方位的地邻未产生土地使用权争议而仅与原告产生争议，减少的承包地只能包涵在争议土地中。三、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后，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旧经营权证仅登记原、被告长盖楞承包地的四至且南北相邻，未能标明确切界址，2000年长盖楞土地出让平整后又致原地貌特征消失。因不能准确界定承包地临界线及四至范围，当被告以2000年实际丈量的面积复耕土地（即新经营权证登记为被告的承包地及登记为原告的01880号土地）时，原、被告产生土地使用权争议。2012年10月10日景泰公安局寺滩派出所作出的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也可证实双方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存在。之后，被告于2013年开发地头荒滩（即新经营权证登记为原告的01746号、01763号、04316号长盖楞承包地）时，双方又产生新的土地使用权争议。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原、被告的土地使用权最终得以解决。但在土地使用权争议未解决的情形下，新经营权证却将争议土地登记为原告承包地。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发放依据是生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前提是土地承包权无争议。可见，经营权证是对无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而非对争议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本案中，原、被告就长盖楞承包地因恢复耕种时自找地头及被告开发地头荒滩发生争议且未最终确权，而新经营权证却将01880号、01746号、01763号、04316号土地登记为原告承包地，与经营权证登记规定相悖，故新经营权证证据能力存在欠缺。五、法律规定，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后，应保持长期稳定，原、被告亦认可长盖楞承包地1998年后未作调整，则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应是对原承包事实的确认和承包关系的延续，而非形成新的承包关系。即非新的承包关系，原则上不应与旧经营权证冲突，但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对原、被告承包地位置、面积的登记，既与旧经营权证存在明显差异，又对争议土地予以登记，且与其它证据证实的承包事实冲突。故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所确认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涉案01880号、01746号、01763号、04316号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在无其它证据印证的情形下，原告以证据能力欠缺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为主要依据，主张自己享有承包权，证据不足。至于新经营权证登记的原告01869号、01946号承包地，未与他人发生权属争议，原告可随时耕种经营，但因无人耕种至今荒芜。原告主张被告侵占该地，却不能提交证据证实，此项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主张被告侵占上述土地，请求返还土地、赔偿损失、享有地上树木所有权并享受相应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01809号2.098亩土地，应系01869号土地的误写。若其坚持以01809号土地主张权利，则无任何证据证实该地系其承包且被告占有耕种，此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肖士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肖士钧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韦性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