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再32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卫东，男，197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萍，女，196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美琴，南通市崇川区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玲，女，197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再审申请人李卫东因与被申请人周萍、王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4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苏民监10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卫东，被申请人周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美琴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王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卫东申请再审称，1、二审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民事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作出时间是2018年2月7日，而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1月17日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本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同年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号）第一条中，再次重申“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解释》的规定。”二审法院二审应当适用却没有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二审法院（2018）苏06民申318号民事裁定驳回李卫东的再审申请，无法律依据。2、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1）周萍与王玲之间的所谓借贷关系没有证据证明。王玲从未出庭，周萍提交的所谓王玲的借据真实性无法证明。本案数额巨大，债务只有单方承认，没有相应担保，没有银行转账凭证，不符合交易习惯。周萍没有举证证明款项来源和支付过程。借款真实性无法证明。该所谓借款也无证据证明其家事用途性质。（2）即便本案借款事实存在，也不存在夫妻借贷合意。周萍出示的借条无李卫东的签名，李卫东对此笔借款不知情。根据合同法相对性原则，该笔借款当系王玲与周萍约定的个人借款。一、二审判决致使不知情、未签字、无合意、未受益的李卫东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端背负巨额债务，不具有公平性、正义性。（3）即便本案借款事实存在，数额也远超日常家庭生活所需。本案借款金额达10万元之巨且未约定借款用途，根据日常经验，周萍理应知道借款数额已经远超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超出家事代理的范围，不可能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属于非家事代理活动。（4）即便本案借款事实存在，借款亦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周萍没有提供此笔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证明。李卫东与王玲因婚姻关系破裂，早已不存在夫妻共同生活问题。李卫东有收入稳定的工作，不需要举债。李卫东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经营活动，也不存在与王玲共同生产经营。在王玲大量高额举债期间，甚至前后，家庭也并未购置大额财产。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王玲个人在此期间倒是利用所借巨款进行多次国内外奢侈旅游等不正当消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周萍主张该笔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王玲与李卫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或者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但其并不能证明，故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3、二审判决关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的经营行为一般系以家庭共同生活为目的，李卫东也未举证证明其与王玲在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故应认定王玲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家庭共同生活并认定借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即便王玲与李卫东未从投资医疗机构中获益，李卫东也应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认定违反法理。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周萍对李卫东的诉讼请求，终止对李卫东的执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萍、王玲负担。被申请人周萍辩称，一、二审及二审法院申请再审审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公平公正。李卫东曾向二审法院申请再审，二审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周萍有取款凭证证明其在取款次日将款项交付给王玲。王玲在公安机关陈述收到周萍的现金并向周萍出具了借条。李卫东和王玲在2009年8月17日结婚，在2015年4月17日才办理离婚，案涉借款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卫东与王玲因缔结婚姻关系而使财产混同，故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请求驳回李卫东的再审申请。周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玲、李卫东归还周萍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借款逾期之日起至王玲、李卫东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萍经好友陆晓英介绍与王玲相识，王玲以投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为由向周萍提出借款，2014年10月16日，周萍将10万元出借与王玲，王玲向周萍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周萍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借期壹年”。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1.8%，每三个月结息一次。后王玲仅支付了两次利息，即六个月的利息共计1.08万元。之后，虽经周萍多次催要，王玲至今未再归还分文。2015年10月9日，周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玲、李卫东还本付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周萍提出，在向王玲催款时，王玲向其出示了以其为法人代表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营业证照，周萍后向卫生主管部门核实，发现相关证照涉嫌造假。承办人认为案涉借款涉及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及合同诈骗，对周萍的民事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将案件移送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以下简称崇川分局）侦办。经侦办，崇川分局认为，王玲是在不明知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是伪造的情况下，将周萍、陆晓英等人的钱用于投资设立医疗服务机构，不存在欺诈的故意，故不构成刑事案件。2016年8月11日，周萍再次将王玲、李卫东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其承担还款义务。王玲与李卫东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5年4月17日协议离婚，案涉借款发生在王玲、李卫东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判决：王玲、李卫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周萍借款本金人民币10万元，并以此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借款逾期之日即2015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由王玲、李卫东负担。李卫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李卫东提交以下证据：1、王玲的微信截屏打印件，以证明王玲在大额举债的期间多次出国旅游奢侈消费，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2、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以证明王玲在借款不久即将5万元转给了姚辉的母亲，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周萍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和本案无关联，即便截屏真实，王玲多次出国旅游奢侈消费也是发生在向其借款之前；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案涉借款即使给了案外人也不影响夫妻共同债务的成立。二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有借条为证，王玲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对借款亦予以认可，故对借款事实应予确认。关于借款是否为王玲与李卫东的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借款发生在王玲与李卫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系王玲用于投资医疗机构。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的经营行为一般系以家庭共同生活为目的，李卫东也未举证证明其与王玲在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故应认定王玲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家庭共同生活，借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即便王玲与李卫东未从投资医疗机构中获益，李卫东也应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卫东负担。再审期间，李卫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一审法院（2018）苏0602刑初782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王某甲是李卫东的前妻王玲，根据公安机关、检察院的调查以及周萍的陈述，王玲向周萍借的钱被姚辉诈骗走了，没有用于家庭。2、人民网网页截屏打印件。拟证明：江苏省人民政府在2015年2月3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布2014年江苏居民人均收入27173元，周萍向王玲提供的借款是10万元，数额巨大，远远超过了家事代理的范围，故应由王玲本人来承担还款责任，不应由夫妻中的未举债一方承担责任。3、王玲的朋友赵建美、黄建萍、王晓云、郑执、李卫东原来居住地邻居沈小燕、张筠出具的证明信。拟证明：他们知道李卫东和王玲夫妻关系不好，在王玲举债之前双方之间婚姻关系已经破裂，所以王玲借钱不可能用于家庭，另外一方面王玲的朋友都知道王玲借钱的去处是用于所谓的投资，其实就是被姚辉诈骗了，他们有些人还在公安机关作过笔录。在公安调查过程中从来没有找过李卫东，证据1和证据3共同证明李卫东对他们的借贷活动一直不知情，也不存在合意，钱也没有用于家庭。周萍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李卫东主张的证明目的，因为本案的借款人是王玲，而王玲是李卫东的妻子，李卫东承担责任是基于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姚辉的诈骗与李卫东承担借款责任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李卫东与王玲的财产并没有独立，王玲在外借款行为可视为夫妻共同举债行为。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周萍对李卫东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就其关联性，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论述。周萍对李卫东提交的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3属于证人证言，相关证明信所载出具人并未到庭作证，故本院对证明信的真实性在本案中不予确认。周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房屋电子登记簿查询结果证明四份。拟证明：李卫东与王玲名下曾共同购置学田苑附9幢403室，可以间接说明李卫东与王玲财产混同。2、保管款领据、银行交易提醒打印件。拟证明：本案经过执行，目前周萍共获得执行款2万余元。李卫东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房屋是其与王玲结婚时买的，不是在本案借款发生期间，早于本案借款发生5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执行并不意味着一、二审判决正确。本院认为，李卫东对周萍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就其关联性，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论述。本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虹桥派出所2016年3月17日询问笔录，周萍确认其在将10万元交付给王玲时，“王玲当场取了5400元”给她。据此，第一次5400元并非之后支付，而是在收到借款的同时给付，一审判决关于“后王玲仅支付了两次利息”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一、二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5月26日王玲在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虹桥派出所接受询问时称其将包括案涉周萍出借的款项在内的借款交付给了姚辉。一审法院（2018）苏0602刑初782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0年9月以后姚辉以开办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站为由骗取王某甲钱款1135万元。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李卫东对于案涉周萍所主张的债权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院再审认为：李卫东对于案涉周萍所主张的债权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理由详述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第四条规定，本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本案中，案涉周萍起诉所主张款项系王玲以个人名义向周萍所借，并非基于王玲与李卫东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借条所载金额为10万元，超出王玲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根据周萍以及王玲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周萍向王玲出借款项是为获取高息，并非是因王玲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向其出借。而就王玲所称所谓投资医疗服务中心的借款事由，根据王玲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2018）苏0602刑初782号刑事判决，显然也不存在款项被用于王玲与李卫东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形。周萍在申请再审审查期间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据此，周萍在本案中主张李卫东对案涉债权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本案中，周萍确认王玲在收到10万元当时即向其支付了一个季度5400元的利息，据此，本案实际出借的金额即本金应为94600元。一、二审判决关于本案借款本金为10万元的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6）苏0602民初4429号民事判决及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4396号民事判决。二、王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偿还周萍借款本金人民币94600元，并以此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周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王玲负担1082.5元、周萍负担67.5元。周萍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一审法院退还给周萍67.5元，王玲负担的一审案件受理费6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周萍负担。李卫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二审法院退还给李卫东，周萍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二审法院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道丽审判员  陈 军审判员  郭 群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崔齐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