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01行初156号原告王教淞，男，1962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法定代表人毕晓娜，主任。委托代理人杨威，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法制监督科科长。委托代理人芦峰，天津一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教淞不服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的调查回复，于2019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7日受理后，于2019年3月8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教淞，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代理人杨威、芦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教淞诉称，王教淞已向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天津市某医院有伪造、篡改患者病历的行为，但是，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认为无法认定，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的调查回复并重新作出处理。原告王教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关于“市卫生计生委关于移交王教淞举报信”的调查回复》（2018年11月22日）；证据2、《Verisyse虹膜固定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知情同意记录》，2009年10月份患者家属在天津市××医院病案室复印的；证据3、《Verisyse虹膜固定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知情同意记录》，讨论时间是2005年7月27日，患者第一次在医院做手术时的同意书，虽然有我们的签字，但是签字的时候上面全部是空白的；证据4、《Verisyse虹膜固定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知情同意记录》，讨论时间是2008年8月3日，签字都是自己签的，但是2008年8月3日我们没有住院，应该是2009年8月3日，这是医院涂改的；证据5、《Verisyse虹膜固定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知情同意记录》，讨论时间是2008年5月12日，签字是自己签的，但是上面都是空白的。（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辩称，我委在2018年11月7日收到原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市卫生计生委关于移交王教淞举报信的通知》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原告反映事项进行调查研究。经查，2018年5月25日，原告曾向我委来电反映天津市某医院存在篡改患者病历事项，我委即指示相关工作人员先后三次与原告就举报内容进行了解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018年5月29日，我委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反映天津市某医院篡改病历共有三处，其一为《Verisyse虹膜固定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知情同意记录》，其二为出院日期由2008年改为2009年，其三为手术术种由复位术改为植入术。2018年6月5日，我委工作人员要求原告当场指认病历之中的不同之处，原告仅能明确指出知情同意书存在不同之处，其他两处原告无法明确指出不同之处，且在之后也未提供此二处存在篡改、伪造病历的相关证据。我委工作人员在现场检查了天津市天津市某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后，先后向医务科负责人李某东、病案室副科长种某龙、病历借阅人张某琴、郭某，医师陈某、郭某娅、高某彬、穆某云进行询问，并从天津市某医院调取了孙某荣的相关病历与原告提供的病历进行对比。现已查明，原告提供的知情同意书中只填写了“患者家属姓名”、“患者家属与患者关系”、“患者家属同意手术签字”以及在“医生已明确交代手术风险、并发症和相应的处理方法，如果患者和家属真实理解医生的意图，请于下面栏目中注明理解二字并签署以下各项理解”的括号内打钩。其他诸如“手术及手术后可能发生的问题及预防措施”共计16项内容未打钩，医师未签字。从天津市某医院调取的病历中知情同意书的各项均已填写完整。医师郭某娅表示知情同意书签署时均已将注意事项都交代了，患者家属也都签字了，同时质检医师高某彬反映，病历质检是分多次进行的，复印时间不一致可能会出现前后两份病历不一致的情况。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或者资格证书：（二）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的。”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我委只有在查明天津市某医院确实存在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的行为时，才能对其进行行政警告、行政处罚。现在经核查，天津市某医院的行为是将知情同意书中各项空白处诸如患者基本信息、医师签名等处进行补全，不存在采用刮、粘、涂等方法掩盖或去除原来的字迹等方法对病历进行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的行为。其本质上是对病历中不完整、不规范的部分进行完善，该行为并未对患者真实病情有任何隐瞒、篡改，并不会对患者的治疗过程、治疗方式、患病情况等产生任何影响。病历资料作为医疗活动信息的主要载体，反映了医疗活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所以会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对病历进行涂改、伪造、隐匿、销毁其目的就是保证病历资料的客观、真实、完整，使患者的实际病情、治疗过程能够得到真实的体现，同时也防止医疗机构通过涂改病历恶意规避责任。但是，天津市某医院的行为并不会造成上述后果，其本质上是对病历中不完整、不规范的部分进行规范和完善，因此不属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违法行为。综上，我委通过查明的上述事实情况结合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认定，天津市某医院的行为并不符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不构成伪造、篡改病历，并于2018年7月23日告知原告调查结果。后原告向原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递交举报信，我委在接到移交通知后发现原告的举报内容事前已经查明，且原告并未有其他新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于2018年11月22日对原告再次进行了回复，告知天津市某医院不构成篡改病历，依法不予立案。由此可见，我委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对原告的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回复原告，我委的回复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同时，根据法律规定，我委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我委作出的调查回复是一种告知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询问笔录（王教淞2018年5月29日)（共3页）；证据2、询问笔录（王教淞2018年6月5日)（共2页）；证据3、询问笔录（王教淞2018年6月8日)（共2页）；证据4、询问笔录（李某东2018年6月4日)（共3页）；证据5、询问笔录（李某东2018年6月5日)（共3页）；证据6、现场笔录（2018年6月5日)（共1页）；证据7、《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共6页）；证据8、询问笔录（种某龙2018年6月4日)（共4页）；证据9、医疗信访借调登记本（载明孙某荣分别于2010年11月11日、2015年6月29日有信访记录）；证据10、询问笔录（张某琴2018年6月4日)（共3页）；证据11、询问笔录（郭某2018年6月5日)（共1页）；证据12、询问笔录（陈某2018年6月5日)（共2页）；证据13、询问笔录（郭某娅2018年6月8日)（共3页）；证据14、询问笔录（高某彬2018年6月8日)（共3页）；证据15、询问笔录（穆某云20**年6月20日)（共3页）；证据16、询问笔录（郭某娅2018年6月21日)（共2页）；证据17、天津市某医院关于孙某荣病例情况说明（共1页）；证据18、病历记录（包括天津市某医院24小时内外伤科出入院记录1页、住院病案4页、出院记录1页、天津市医疗机构住院专用收据1页、白内障住院病历3页、2008年5月12日病程记录2页、2008年5月14日Verisyse虹膜固定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记录1页、2008年5月14日病程记录1页、2005年7月26日麻醉前谈话记录1页、2005年7月27日-2005年8月1日病程记录1页、2005年8月2日-2005年8月3日病程记录1页、Verisyse虹膜固定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知情同意记录1页、2005年8月3日麻醉前谈话记录1页、2005年8月3日Verisyse虹膜固定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记录1页、2005年8月3日-2005年8月5日病程记录1页、治疗记录2页）；证据19、《Verisyse虹膜固定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知情同意记录》（原告提供）；证据20、《Verisyse虹膜固定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知情同意记录》（天津市某医院调取）；证据21、《关于反映天津市某医院篡改病历信访事项的调查回复》（2018年7月23日）；证据22、《关于“市卫生计生委关于移交王教淞举报信”的调查回复》（2018年11月22日）。证据1-22证明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接到上级的移交案件的通知后，就本案的事实情况积极展开调查工作，履行了法定义务。（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项；依据2、《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十五条。经庭审质证，原告王教淞对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的证据1-9没有异议；对证据10有异议，被询问人张某琴的回答“不清楚、不知道”我存在异议；对证据11有异议，被询问人郭某没有进行回答；对证据12陈某“不清楚、不知道”有异议；对证据13郭某娅讲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4高某彬回答“不知道、不清楚”有异议；对证据15没有异议；对证据16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7有异议，为什么2015年之前就忘记了，2015年之后就想起来了；对证据18有异议，不能确定有没有被篡改过；对证据19没有异议；对证据20没有异议；对证据21有异议；对证据22我不认可，要求撤销。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原告王教淞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恰恰证明我们履行了法定义务；对证据2、5是对应被告证据的19-20，是举报时提供的材料；对证据3我们从眼科医院调取的证据有相同材料；对证据4无法判断。经对原、被告出示的证据、依据进行审查,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及被告提交的证据22《关于“市卫生计生委关于移交王教淞举报信”的调查回复》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为证据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依据系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适用本案。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7日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收到原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转来的关于移交原告王教淞举报信的通知。被告经核查认为原告本次投诉举报的事项与原告于2018年5月向被告所投诉举报反映天津市某医院伪造篡改患者病历事项的申请内容一致，于2018年11月22日向原告作出《关于“市卫生计生委关于移交王教淞举报信”的调查回复》，告知原告“……2018年5月25日，您曾来电向我委反映，通过我委相关部门多方调查、走访、取证、面对面听取本人的诉求，并将您提供的病历复印件和从天津市某医院调取的病历进行比对，调查结果为：无法认定天津市某医院篡改病历。经研究，不予立案。”被告将本次被诉调查回复向原告直接送达。原告收到被告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调查回复后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2018年5月25日原告王教淞向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电话反映天津市某医院存在篡改患者病历等事项。被告接到原告反映后，对原告就其反映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询问，对天津市某医院的涉案相关材料进行了调取核查，并对该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有关医师进行了调查询问，后被告于2018年7月23日向原告作出《关于反映天津市某医院篡改病历信访事项的调查回复》，告知原告“……我委认为：尚无法认定天津市某医院存在篡改病历的行为。……我委对你来电反映的信访事项依法不予支持。如对本答复意见不服，可以自收到本答复意见之日起30日内向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复查。”，被告于2018年7月27日将该调查回复向原告送达。又查，原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经政府机构改革，将原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并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收到原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转来的关于移交原告王教淞举报信的通知后，对原告投诉举报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针对原告的投诉举报事项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了书面调查回复，并将该回复向原告直接送达。因原告针对本次起诉履职事项曾向被告提出投诉举报，且被告经过核实调查已作出处理，并向原告作出相关书面回复，故被告针对原告投诉举报作出回复内容并无不当。被告针对原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转来的原告投诉举报事项已经履行法定职责，故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的调查回复并重新作出处理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教淞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教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智鑫审 判 员  范奚菲人民陪审员  贲利琴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姚依凡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