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3489号原告：刘永昌，男，194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中国电影资料馆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住宅合作社，住北京市西城区黑窑厂西里**。法定代表人：谢建存，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淑海，男，1961年1月22日出生，汉族，该单位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男，197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该单位职工。被告：北京宣房大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北京市西城，住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楼办公楼区****法定代表人：诺·托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彭，女，198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该单位职工。原告刘永昌诉被告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住宅合作社、北京宣房大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永昌，被告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住宅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淑海、王峰，被告北京宣房大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有效。2、判令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住宅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在西城区内赔偿原告刘永昌两居室房屋一套，被告北京宣房大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房两卖。经调查，现已水落石出。合作社一套房卖了两次，签了两份合同，收了两次房款，只给了一套房，未履行拆迁安置协议。二、违约责任。拆迁协议与出售公房是两个不同的合同，时间不一样，价钱不一样，应各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依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4条、合同法第107条之规定，合作社应对原告赔偿。三、有赔偿能力。合作社目前还在正常工作收费，属下有龙基物业。大厚公司负责合作社人员开支和财务管理，应负连带责任。刘德润是我父亲，刘秀珍是我母亲。拆迁时，刘德润没在被拆迁房屋房住。1994年11月23日，合作社和刘德润（刘秀珍）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上面写着有正式人口三人，应安置人口二人，分别是刘永昌、刘秀珍、刘永霞。拆迁协议上写着过渡期满后，安置至四平园小区X号楼X单元X号房屋，这是第一次卖房。2000年9月6日，合作社和刘秀珍签订了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出售的房屋是四平园X号楼X单元X号，这是第二次卖房。我询问了好多单位，西城区房屋管理局跟我说，合作社这是一房两卖。西城法院也判定，2000年签订的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有效，但是1994年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上约定的房屋没卖给我，因此我认为合作社是一房两卖。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都是合作社和刘秀珍签的。合作社没按照1994年的协议，把房出售给刘秀珍。因为我是被安置人，因此我认为合作社就属于是没有安置我。因为大厚投资公司是合作社的上级单位，因此我让大厚公司负连带责任。当时我们有一个社员证，现在我母亲跟我父亲都去世了，我找不着社员证了。我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现在事实很清楚，二被告无视法律，瞒天过海，弄虚作假，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合作社辩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签订的X号楼的楼号，实际上就是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上的X号楼，设计楼号和公安部门确定的实际楼号有变更。拆迁前，被拆迁地区大中里X号的房是一个私房，私房产权人叫李淑海。刘德润承租李淑海的私房一间，刘德润是原告父亲。1994年合作社在该地区拆迁，拆迁时刘德润不在大中里X号实际居住。1994年11月23日，合作社和刘德润（刘秀珍）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安置至四平园小区X号楼X单元X号，这是设计楼号。1997年房屋建成回迁，2000年准备办理房产证，合作社和刘秀珍又签订了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上的X号楼就是安置协议上的X号楼。另外，大厚公司不是我们合作社的上级单位，我们合作社和大厚公司都是独立法人。当时拆迁是合作社做的拆迁。2001年后，由于公司改制合并，合作社挂靠于大厚公司。现合作社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大厚公司辩称，我公司和合作社均是独立法人，不是上下级关系。2001年企业改制后，才出现了我公司给合作社员工代发工资的情形。1994年合作社拆迁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原告所述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1994年11月23日，刘德润（刘秀珍）与合作社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证据2：购房款交费收据，时间是1994年10月23日。证据3：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签订日期2000年9月6日，是刘秀珍和合作社签订的。证据4：合作社还在正常收费工作证明。证据5：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及生效证明，案号（2017）京0102民初27714号。被告合作社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被安置人是刘秀珍、刘永昌、刘永霞。拆迁时刘永霞已出嫁。证据2：真实性认可。当时收的钱是按照设计面积预收的购房款。证据3：因为涉及发放产权证，需要确定楼号，根据实际楼号重新签订了协议，实际面积有增加，也有减少。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据5：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无关。被告大厚公司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的这些证据我们公司均不知情，无法谈质证意见。被告合作社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陶然亭派出所出具的楼号变更说明。证明施工号X、X号楼，派出所最终确定为X号楼。原告对被告合作社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不清楚。X号楼X单元X号确实给我母亲了，后来我们子女继承了，现在已经给卖了。被告大厚公司对被告合作社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与我单位无关，不清楚，无法质证。被告大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证明合作社挂靠大厚公司的会议纪要。原告对被告大厚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我认为合作社人员归大厚公司管理，就是跟大厚有关系。被告合作社对被告大厚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认可无异议。对上述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德润与刘秀珍系刘永昌之父母。刘秀珍于2012年5月23日病故。刘德润于2014年12月5日病故。1994年11月23日，拆迁人（甲方）合作社与被拆迁人（乙方）刘德润（刘秀珍）签订了《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编号：40151），约定：乙方住址大中里X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壹间，……有正式户口叁人，应安置人口贰人，分别是（户主刘秀珍），子刘永昌，女刘永霞。并约定过渡期满后安置四平园小区X号楼X单元X号房屋一套。1994年11月23日，刘德润交纳购房款18160元。2000年9月6日，合作社（甲方）与刘秀珍（乙方）签订了《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座落在北京市宣武区四平园X号楼X单元X号住宅楼房一套，总建筑面积58.09平方米，以每建筑平方米430元出售给乙方，房屋实际售价为19420.05元，单方公共维修基金844.35元。2002年2月10日，刘秀珍取得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四平园X号楼XXX号房屋的所有权证。2018年7月10日，刘德润与刘秀珍的子女因为继承，又向合作社补交了房屋成本价5437元。另查，2000年，陶然亭派出所将四平园小区设计楼号X号楼定义为四平园小区X号楼。2001年4月，北京宣房投资管理公司作出会议纪要决定：合作社并入大厚公司，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与大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开任职，合作社自收自支，自求平衡。本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系合作社与刘德润（刘秀珍）签订。该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合同双方当事人非自愿签订。现陶然亭派出所将四平园小区设计楼号X号楼定义为四平园小区X号楼；刘秀珍已经取得了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四平园X号楼XXX号房屋的所有权证。故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综上，该协议为已经履行完毕的有效合同。由于《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再要求合作社赔偿其两居室房屋一套，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大厚公司与合作社为均为独立法人，大厚公司并未参与拆迁工作，原告要求大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住宅合作社与被拆迁人刘德润（刘秀珍）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为有效合同。二、驳回原告刘永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七千四百四十元，由原告刘永昌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德海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石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