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民再193号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岳旭光，男，1962年5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铁路局石家庄货运中心白羊墅营业部员工，住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岳玮（岳旭光之子），男，198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阳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荣，山西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志强，男，198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阳泉市公路局职工，现住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晨，山西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史振宏，男，1966年2月9日出生，汉族，阳泉市金桥汽车出租中心法定代表人，现住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银全，山西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阳泉市金桥汽车出租中心，住所地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北大街（滨河金联大厦****）。法定代表人：史振宏，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银全，山西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泉中心支公司，住所，住所地山西省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路****楼**div>负责人：赵晓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校亮，山西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岳旭光因与被申诉人郭志强、史振宏、阳泉市金桥汽车出租中心（以下简称金桥出租中心）、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终681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晋检民（行）监[2018]1400000019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晋民抗2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范玮娜、郭雁宏出庭。申诉人岳旭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岳玮、王志荣、被申诉人郭志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晨、被申诉人史振宏和金桥出租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银全、被申诉人中煤财险阳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校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终681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没有按照保监会的要求更新保险条款，没有尽到规定的提示和告知义务，无出租车从业资格不能作为认定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保监发（2012）16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第二条“关于商业车险条款拟定及执行的要求第（三）项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投保单首页最显著的位置，用红色四号以上字体增加“责任免除特别提示”，对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保险公司应当提示投保人在投保单‘责任免除特别提示’下手书‘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本人已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并签字”。本案中，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提供的车险条款是旧版条款，该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进行了加黑但未按照保监会规定的要求和标准对免责条款进行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金桥出租中心虽在保险单上加盖公章，但投保单只有中煤财险阳泉公司已经打印好的“投保人声明”，没有金桥出租公司手书“经保险人说明，本人已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的相关内容。另，一、二审期间金桥出租中心负责办理保险的工作人员杨奉楠在庭审中证明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未向其提供过保险合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认定，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没有按照保监会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尽到对合同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无出租车从业资格不能作为认定保险公司免责事由。（二）终审判决未认定金桥出租中心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郭志强驾驶的晋CT08**号“桑塔纳牌”小型轿车登记车主为史振宏，实际经营者为乔鸿斌，且乔鸿斌同金桥出租中心签订了《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肇事车辆在金桥出租中心处属于挂靠车。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原审法院判决对申诉人岳旭光起诉要求金桥出租中心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系适用法律错误。申诉人岳旭光称，（一）关于主体责任的认定：原一审、终审判决均未认定金桥出租中心、实际车主乔鸿斌、登记车主史振宏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1.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3.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4.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本案肇事车辆存在缺陷，制动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晋方正司法鉴【2015】鉴字第1151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结论）。因此，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2.本案史振宏是登记车主，是肇事车辆所有人，乔鸿斌是实际车主，二人在明知司机郭志强没有出租车从业资格证而允许其驾驶出租车存在过错，且明知车辆有安全问题（鉴定中显示）而允许驾驶上路存在过错，应与本次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郭志强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原一审、二审庭审中已经法庭调查确认金桥出租中心是肇事出租车被挂靠人，根据上述规定应承担连带责任。（二）1.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没有按照保监会的要求更新保险条款，没有尽到规定的提示和告知义务，无出租车从业资格不能作为认定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2.《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认定驾驶人事故后逃逸、逃离事故现场、伪造现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证驾不符等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的，应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推翻事故认定书的除外。公安交警部门没有作出事故认定书，或者事故认定书未认定驾驶人存在上述情形的，由保险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肇事司机郭志强是本案负有赔偿义务的侵权人，虽无出租车从业资格证，但有驾驶证具备驾驶该车型的资格；虽然肇事车辆设定为出租车，驾驶人是否具备营运资格，应由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管理，这并不影响保险公司对事故保险责任的承担。（三）司法实践中，类似本案的事故已有其他法院作出了生效判决，以下几份判决可以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1.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终405号民事判决；2.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7）豫0411民初3021号民事判决；3.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6）晋0702民初2194号民事判决；4.晋城中院判身故清洁工获赔60多万!该案认定：中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人声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涉案车辆商业三者险中的逃逸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综上所述，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人声明不能证明其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其他法律规定已经尽到规定的提示和告知义务，且本案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合同未按照保监会的要求更新保险条款，因此，本案商业三者险中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被申诉人中煤财险阳泉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申诉人一审诉讼请求。金桥出租中心、实际车主乔鸿斌、登记车主史振宏应根据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再审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终681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诉人中煤财险阳泉公司二审的诉讼请求；改判由被申诉人中煤财险阳泉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申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改判由金桥出租中心、实际车主乔鸿斌、登记车主史振宏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被申诉人郭志强辩称，（一）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我方表示支持。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没有按照保监会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尽到对合同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的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中煤财险阳泉公司应当按照交强险及保险合同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约定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二）中煤财险阳泉公司使用的商业车险条款（2011版）中关于“责任免除”部分七.（5）：“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中煤财险阳泉公司认为肇事车辆属于营运客车，而答辩人认为“营运客车”不包含城市出租汽车，肇事车辆属于“营运乘用车”，理由如下：1.根据国家标准《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GB/T3730.1-2001】：汽车分为乘用车（passengercar）和商用车（commercialvehicle）两大类，客车（英文名称“bus”）属于商用车，指在设计和技术性能上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的商用车辆，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超过9座，而答辩人驾驶的桑塔纳牌出租汽车只有5座，属于乘用车类别，（见国家标准，2.1.1注：表1中2.1.1.1～2.1.1.6给出的乘用车也可俗称轿车），英文名称“car”，但不属于商用车类别。2.答辩人的驾驶证是由公安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行政许可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111号令）核发的，显示准驾车型代号C1，可以驾驶小型汽车和C2、C3（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和三轮汽车），本案车辆属于桑塔纳牌小型轿车，在该驾驶证背面车辆类别中，我们能看到“大型客车”、“中型客车”、“小型汽车”的表述，以此来看，“小型汽车”与“客车”是有区别的，公安部门是将小型汽车与客车进行区分的。3.本案事发时，已作废的原《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1998年2月1日施行，建设部、公安部第63号令）第三条规定：出租汽车，是指主管部门批准的按照乘客和用户意愿提供客运服务，并且按照行驶里程和时间收费的客车。2015年1月1日实施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16号）第五十三条：“（一）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是指可在道路上巡游揽客，喷涂、安装出租汽车标识，以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和驾驶劳务为乘客提供出行服务，并按照乘客意愿行驶，根据行驶里程和时间计费的经营活动，根据国家标准，出租汽车的概念为“乘用车”。2016年11月1日实施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第64号）第五十二条：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①“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是指可在道路上巡游揽客、站点候客，喷涂、安装出租汽车标识，以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和驾驶劳务为乘客提供出行服务，并按照乘客意愿行驶，根据行驶里程和时间计费的经营活动；②“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是指以符合条件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通过预约方式承揽乘客，并按照乘客意愿行驶、提供驾驶劳务，根据行驶里程、时间或者约定计费的经营活动；其中，出租汽车定义为“七座及以下乘用车”。以此来看，答辩人认为本案中的出租汽车，属于营运乘用车，而非营运客车。（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从上述规定来看，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中对于“营运客车”的理解，与我方依据国家汽车分类标准的理解不同，应当作出有利于投保人一方的解释。（四）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没有明确告知合同中约定的营运客车是否包含城市出租汽车，同时正如抗诉理由中谈到的，也没有尽到明确的提示和告知义务，中煤财险阳泉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及下列法律法规，该免责条款效力不及于答辩人一方，理由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十三项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2.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12】16号）第二条关于商业车险条款拟订及执行的要求第（三）对保险公司应当尽到的提示说明义务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3】14号)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五）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提供的车险条款是旧版条款，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要求的新版条款有明显不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项规定，保险公司对投保人隐瞒了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保险公司在2015年6月16日打印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依据的条款其中商业车险条款（2011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七）项第5种情形“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对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新版）“第三者责任保险”项下“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情形“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与本保险合同有不同之处：其一为：新版条款中将出租机动车和营业性机动车进行了区分，出租机动车与营运客车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其二为：对驾驶人持有的许可证书和有效资格证书作了不同要求。答辩人认为保险公司没有尽到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免除责任的提示义务更没有尽到，视为该条款没有约定，该公司对本次事故理赔不能免责，请法院支持我们的答辩意见！被申诉人史振宏辩称，（一）答辩人只是涉案肇事车辆登记所有人，而非涉案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及实际经营者。金桥出租中心是答辩人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3年3月乔鸿斌个人出资购买桑塔纳轿车一辆，挂靠金桥出租中心，用于城市客运出租经营，为便于对车辆的管理，双方协商并经乔鸿斌同意，该车辆注册登记时将车辆所有人登记为答辩人，但实际出资购买人、产权所有人、挂靠经营者均是乔鸿斌。有金桥出租中心与乔鸿斌于2013年所签订的《城市客运出租经营合同》为证。同时，在一审及二审过程中，郭志强及岳旭光对这一事实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二）对本再审案件涉及到车辆所有人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再审案件涉及到涉案肇事车辆所有人和经营者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依法应由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及实际经营者乔鸿斌予以承担。（三）本案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涉案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以及实际经营者乔鸿斌为被告参加诉讼。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而且能够在作出判决时依法准确认定承担责任的主体。被申诉人金桥出租中心辩称，（一）因被答辩人没有按规定尽到相应的提示说明义务，故该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依法不产生效力。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没有按照上述通知要求更新保险条款及没有在投保单上首页最显著的位置，用红色四号以上字体增加“责任免除特别提示”，也未提示投保人在投保单“责任免除特别提示”下手书“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本人已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并签字，故没有尽到规定提示说明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该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二）对岳旭光所主张的112064.16元医疗费，依法应由中煤财险阳泉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答辩人在中煤财险阳泉公司为涉案肇事车辆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且岳旭光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故对被答辩人岳旭光所主张的112064.16元医疗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应由被答辩人中煤保险阳泉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三）答辩人依法不应对贵院提审的这一案件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涉案肇事出租车晋CT08**号的实际所有人和实际经营者乔鸿斌与答辩人签订有《城市客运出租车汽车经营合同》，肇事车辆在答辩人处属于挂靠车，但因，第一，该车在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保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第二，岳旭光所主张的医疗费为112064.16元，未超过100万元这一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故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答辩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一审时，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涉案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及实际经营者乔鸿斌为被告参加诉讼。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而且能够在作出判决时依法准确认定承担责任的主体。被申诉人中煤财险阳泉公司辩称，（一）答辩人承担保险责任是基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赔付义务，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依照保险合同约定答辩人不应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责任。1.商业第三者保险合同中关于“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的条款并未加重被保险人责任、免除己方责任，且答辩人对此格式条款已经依法尽到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的义务。①交通运输部门制定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对我国从事出租车汽车客运服务的驾驶员实行从业资格制度，对于从事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申请条件比一般驾驶员的条件更为严格，其目的在于规范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行为，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不特定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该规定对于从事出租汽车驾驶员来说都是强行性的。况且城市出租汽车在投保时，“出租司机如果没有从业资格证出事以后保险公司不赔”在出租车行业内外是普遍知晓和认同的，保险合同中约定“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的条款更符合合同的公平原则，该条款内容也是保监会制定的基本条款内容，各个保险公司都在适用，并非中煤保险公司一家独创，该条款并未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己方责任。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答辩人在提供的保险条款上将责任免除条款通过区别于其他条款的黑体字的方式醒目的予以提示，已经根据法律规定尽到提示的义务。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投保人在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后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根据先前的一、二审情况，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载明“保险人已将投保险种对应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部分、赔偿处理等内容）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统一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投保人即金桥出租中心盖章进行确认，答辩人依法对该条款已经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④对于“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的解释根据格式合同的解释原则，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因我国对出租车驾驶员实行从业资格证管理制度，驾驶员在未取得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得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对此在出租车行业内外社会公众是普遍知晓和认同的，因而该条款约定的“有效资格证”应包括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2.驾驶员郭志强未取得出租车从业资格证书驾驶出租车从事运营客运的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属于保险合同约定责任免除的情形，答辩人不承担三者险的赔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举证责任划分的相关规定，无论从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还是当事人举证能力方面都应该由驾驶员郭志强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是去加油站加油，而非揽客营运。在之前审理中驾驶员郭志强称事发当日其系代替实际经营者乔鸿斌去加油站加油，但无相应的有效证据能够证明其所述的事实，其应当承担证据不足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按照日常经验分析，驾驶出租车是通常情况下的巡游揽客还是特殊情况下的去加油站加油，显然前者更具有高度盖然性。根据以上分析，答辩人不承担三者险的赔付责任。（二）依照保险法的规定，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付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从事出租车驾驶员比一般驾驶员有更严格的规定，驾驶员郭志强未取得出租车从业资格证书驾驶出租车从事运营客运，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且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被答辩人依法不承担三者险的保险赔付责任。（三）本案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与否涉及公共法制建设以及社会大众的公众利益。如上所述，出租车行业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共服务行业，对于出租车驾驶员有着众多的行政规范，有着严格的选拨标准，不具备相应标准的就不能驾驶出租车到公共道路上行驶，因为作为普通民众并无法区分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是否具备从业资格，而只能根据出租车的外观标志来确认这是一辆出租车，可以招手即停。如果判令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就意味着郭志强的违法行为可以由无任何保险合同依据的保险公司买单，显失公平；就意味着有无从业资格都可以驾驶出租车上路，都应当同等对待；就意味着运管行政部门对出租车的监管形同虚设，相应行政法规已无存在必要；就意味着可以置广大出租车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于不顾。判令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商业三者责任从个案上讲是由有执行能力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保护了岳旭光个人，但却是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的。请人民法院严格适用法律，尊重合同自治，排除非法律因素的干扰，正确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公共秩序，依法维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本院再审认为，（一）本案再审主要系因中煤财险阳泉公司未按照保监发（2012）16号《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要求在投保单首页最显著的位置，用红色四号以上字体增加“责任免除特别提示”，并提示投保人在投保单“责任免除特别提示”下手书“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本人已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并签字”而引起，致使在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提示义务问题上双方各持一词，对免责条款的理解产生歧义。（二）我国对出租车驾驶员实行的是从业资格证管理制度，驾驶员在未取得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得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其目的在于规范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行为，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不特定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郭志强驾驶着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郭志强驾驶出租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究竟是特殊情况下去加油的非营运行为，还是通常情况下的巡游揽客行为？事实不清。（三）阳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因分析载明：“郭志强驾驶制动系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未靠右侧通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和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肇事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本案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根据查明的事实，乔宏斌为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者和经营者、挂靠人，但非本案当事人，为查清本案基本事实，正确确定承担责任的主体，依法公正作出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发回重审，依法追加乔宏斌为本案当事人。综上，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遗漏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终681号民事判决和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0302民初169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石春英审判员 周 波审判员 王 莉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