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04民初2487号 原告：丛文，女，1981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堂，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万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燕，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婧婧，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丛文与被告济南万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丛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堂，被告万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丛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08年4月至2018年2月的加班工资102379.91元；2.请求判决被告补发原告自2016年3月至2016年5月扣发的工资7500元；3.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2月违法降职降薪的工资损失51200元；4.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结算的生育保险待遇损失21776.14元；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08年4月1日，原告到被告处工作，2015年8月1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了劳动岗位、工资待遇、休息休假、加班工资等事项。自入职起，原告工作勤勉尽责，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但在2016年10月，被告以原告未完成工作任务为由对原告调整岗位，降低薪酬待遇，同时，被告还存在不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不支付加班费等违法行为。2018年2月申请人从被申请人处离职。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等规定，2019年1月、2019年3月，原告两次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因济槐劳人仲案294号《仲裁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的申请不予受理，原告特依法提起诉讼，恳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万怡公司辩称，1.在程序上原告的各项请求均已超过时效，即使有的请求有依据，也是需要原告在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一年内主张，并非所有的都在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一年内主张。2.在实体上，首先对于加班费与事实不符，即使在工作期间存在过加班情形，双方也已经通过调休以及在工资中进行发放的方式履行完毕。对于第二项扣发工资，不存在，第三项违法降职降薪没有依据，原告之前在公司客服、品质部等多个部门工作，2016年10月之所以从UTF园区长调回品质部是由于原告客服经验较多，加上公司业务调整，并非存在降职，只是负责的工作内容不一致而已，而且从2016年10月一直至2018年2月原告离职，原告均未提出任何的异议，现在又主张降职降薪与事实不符，而且被告并未降低其工资待遇。最后对于生育保险损失，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已经享受了生育津贴等各项费用，对于津贴以及其他费用的计算方式都是社保部门统一进行核算的，如上述部门存在计算错误原告应提起行政诉讼，同时该项诉讼请求也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丛文向本院提交了劳动合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济南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结算单、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济槐劳人仲案[2019]132号《决定书》、济槐劳人仲案[2019]294号《仲裁决定书》，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由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认定如下： 丛文于2008年4月1日入职被告处从事物业客服工作。2015年8月1日，丛文与万怡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丛文的劳动报酬采用计时工资制，工资标准为5900元/月，绩效工资（奖金）根据丛文的工作业绩、劳动成果和实际贡献按照内部分配办法考核确定。万怡公司为丛文缴纳了社会保险。2017年2月8日，丛文生育子女，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通过生育保险基金向丛文发放了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发放标准为万怡公司全体员工上一年度月平均缴费工资2806.79元。2018年2月10日，丛文因个人原因与万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2019年1月，丛文以本案的诉讼请求为仲裁请求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该委受理后，以丛文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庭审为由，作出济槐劳人仲案[2019]132号《决定书》，决定对丛文的仲裁申请按撤诉处理。2019年3月28日，丛文又以同样的仲裁请求申请劳动仲裁，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2019]294号《仲裁决定书》，以丛文的仲裁请求不符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为由，决定对丛文的申请不予受理。丛文不服该决定，向本院提起了本次诉讼。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及证据存有争议： 丛文称入职后每周工作六天，但万怡公司从未向其支付过加班费，故其要求万怡公司向其支付自入职以来直至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期间的休息日加班费，按每年加班52天计算。另，2016年3月至2016年5月，其担任物业24小时客服中心“阳光快车”客服总监期间，万怡公司扣发其工资7500元。之后，万怡公司将其调整至五期园区担任UTF长，后又于2016年10月单方调整为品质部主管。调整为品质部主管后，其工资标准由每月8500元降低为每月5300元，截止其离职，共计产生降薪损失51200元。其在职期间，万怡公司未按照其实际工资标准为其缴纳生育保险，导致其享受的生育津贴标准降低，产生损失21776.14元。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其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高管分工调整通知》、《关于人员任免的通知》、《关于人员任免及业务调整的通知》。显示2015年4月20日，丛文被任命为阳光快车客服中心总监，2016年7月11日其被任命为五期UTF长、2016年10月27日其被任命为总经办（品质管理）副经理。 证据2.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部分考勤表复印件一份，记载了丛文等人的考勤情况。 证据3.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其工资结算表复印件一份。记载了其每个月应发工资、实发工资、出勤天数等数据。其中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期间，其基本工资为2100元、岗位工资为3100元、职务补贴为2100元，2016年8月、9月，基本工资、岗位工资未变，职务补贴调整为3100元，2016年10月至12月，基本工资未变，岗位工资变更为2400元、职务补贴变更为600元。2015年11月起，其应发工资中还包括每月200元社保补贴。 2016年3月、4月、5月，记载其为“总监”显示每月扣款2500元，实发工资分别为4456.84元、2464.92元、2469.64元。2016年6月至9月期间，其实发工资为4762.14元、3880.58元、4413.11元、4423.78元；2016年10月至12月期间，实发工资为4308.85元、4610.65元、7819元（含补发3430元）。 证据4.农业银行交易记录一份。交易记录记载的2016年6月至12月期间的工资金额与证据3中记载的一致。2017年至2018年2月期间的工资发放金额与2016年10月份后的标准基本一致。 证据5.2016年9月20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份。丛文称系其与万怡公司人事主管逯平之间的交谈记录。丛文问：“5950是怎么算出来的”、“70%”、“我知道了”。逯平回复：“8500*0.7”。丛文称，其工资标准为每月8500元，平时发放70%，剩余30%是绩效工资在年底发放。2016年10月后，其应发工资变更为5300元，不再含有年底30%的绩效，应属于万怡公司单方降薪。 万怡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虽然2016年10月任命丛文为总经办（品质管理）副经理但薪资标准是按照品质负责人的标准进行的薪资发放。其对丛文的岗位调整是考虑到丛文之前的客服经验，双方协商一致进行的，自2016年10月份调整后，丛文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证据2、3均非证据原件，其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丛文的工作时间为每周工作五天，有时会根据工作内容和性质在休息日值班，不存在加班的情况。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证据5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虽然双方劳动合同约定了工资为每月5900元，但该工资含有绩效工资及其他应发的款项，而且合同仅是双方预估的金额，实发金额会根据绩效发生变化，并不存在丛文所称的每月8500元工资的事实。其公司在2016年3、4、5三个月发放的工资确实比正常发放的要少，应该是在丛文担任阳光快车客服总监时发生了投诉等问题，考核没有达到一定的指标导致绩效工资较低，此三个月发放的工资已经高于基本工资2100元，不存在扣发工资的情况。 经本院限期万怡公司举证其在2016年3月至5月期间对丛文考核工资的证据，其未能向本院提供。 本院认为，丛文已经在2019年1月曾就本案的诉讼请求提出过劳动仲裁申请，其离职时间为2018年2月，故其在本案中提出的有关加班费、扣发工资、降薪损失的诉讼请求均未超过仲裁时效，万怡公司针对上述请求提出的仲裁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加班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即，劳动者对其存在加班事实负有基本的举证责任。现丛文所提交的工资表、考勤记录均为复印件，万怡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在本案中不予确认。除上述两份证据外，丛文未能就其在2008年4月至2018年2月期间每周均进行休息日加班的事实再行举证，故其针对上述期间加班事实存在的主张，证据不足，其提出的支付加班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6年3月至5月期间扣发的工资。该三个月的工资发放确实明显低于该期间前后的工资发放金额，在万怡公司称工资降低的原因系考核原因所致，而其又未能就丛文上述期间的考勤情况进行举证的情况下，本院采信丛文的主张，认定万怡公司无故扣发其上述期间工资7500元。对此，万怡公司应予以补发。 关于2016年10月至2018年2月调岗降薪的问题。丛文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更换了多个工作岗位，其在岗位调整后均在调整后的岗位实际工作。2016年10月调整为总经办（品质管理）副经理后，其一直工作至2018年2月，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工作岗位的调整，以及其主张的薪资待遇的降低提出过异议。在此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就岗位的调整达成了一致意见。另，以丛文所提交的银行流水看，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的实发工资金额比2016年2月之前降低了2000元左右，2016年10月之后直至其离职前，其实发工资金额（不含产假期间）则与2016年4月至9月期间的金额基本一致。丛文称其2016年10月调岗后工资降低，而没有对其他工作岗位调整后的薪资情况提出异议。在本院认定其同意调岗的情况下，亦应当认定其对其他期间岗位调整后的薪资待遇予以了接受。现丛文称其10月之前的月工资标准为每月8500元。但其主张的该标准，与其自己提交的工资表的应发工资金额相差较多，也与其未提出异议的2016年4月至9月期间的工资发放的银行明细出入较大（近4000元）。故其提出的其2016年10月份之前的月工资标准为8500元的主张存在矛盾。另其所提交的证明其工资标准为每月8500元的微信截屏，在万怡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其真实性难以确认。且相关聊天记录较为简短，难以确定双方交谈中全面的真实的意思。故对丛文提出的万怡公司单方调岗降薪造成其2016年10月至2018年2月期间工资损失512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支持。 关于生育保险待遇的损失。因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不能进行补办导致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应发的损失赔偿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但本案中，万怡公司已经为丛文缴纳了生育保险，丛文也通过社会保险基金领取了相应的生育保险待遇。在此情况下，万怡公司是否足额缴纳了生育保险，不属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因此，丛文以万怡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而要求其赔偿社会保险待遇损失21776.14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济南万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丛文支付扣发的2016年3月、4月、5月份工资共计7500元； 二、驳回丛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济南万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斌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罗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