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5民终5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住所，辉南县朝阳镇站前路。法定代表人：钱景龙，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元文，该局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艳，辉南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喜，住辉南县朝阳镇。上诉人辉南县就业服务局因与被上诉人王玉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2019）吉0523民初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辉南县就业服务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元文、张玉艳，被上诉人王玉喜均到庭参加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确认合同无效。事实理由：1.原审认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是“采取欺骗、欺诈手段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不足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争议焦点事实是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处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被上诉人是否取得了合同标的所有权?如果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有有效证据证明合同标的归其所有，那么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反之，无效。本案通过庭审事实调查,已经查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没有向上诉人出示任何能够证明合同标的归其所有的证据。同时查明涉案房屋实际交款人和交款收据现持有人均不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庭审自认其没有从第三人处购买房屋的任何证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合同房屋归其所有,查明的事实与上诉人陈述能够互相印证。被上诉人是“采取欺骗、欺诈手段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原审忽略查明的上述事实,焦点放在合同签订后相关事实效力,系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评判认为“只有具备《合同法》52条法定情形之一的才能认定合同无效。”而本案中，上诉人是事业单位，其资产属于国有财产。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取得了合同标的所有权情形之下，因上诉人对其公安干警身份充分信任，在其没有出示有效购房票据之下，签订了合同。被上诉人的采用欺诈行为签订的合同,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据为己有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上诉人的国有资产权益。故此，原审认为该案件事实不具备合同法合同无效任一条件，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王玉喜辩称：案涉合同有效，本案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王玉喜与辉南县就业服务局签订合同时没有穿警服，亦没有出示工作证，没有欺诈行为。涉案房屋系案外人竭某抵顶给王玉喜，竭某提前与辉南县就业服务局联系后让王玉喜前去办理买卖手续。在此之后，是辉南县就业服务局电话通知王玉喜取的2本预售合同和发票。手续办完之后，竭某一家三口仍在该房屋居住。辉南县就业服务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3月24日，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作为出卖人与买受人王玉喜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约定，第一条项目建设依据1.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坐落于朝阳镇站前路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为辉国有（2015）2300、20526-28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890平方米；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所占用的土地用途为商住，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8年11月9日；2.出卖人经批准，在上述地块上建设的商品房项目核准名称为金宝秀苑4号楼；第三条商品房基本情况1.该商品房的规划用途为商住；2.该商品房所在建筑物的主体结构为地上11层，地下框架层；3.该商品房为第一条规定项目中的1幢3单元9层西号；4.该商品房的房产测绘机构为辉南县宏园房产测绘处，其预测建筑面积共167.82平方米；第六条2.按照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总价款人民币281,719.05元；第二十九条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的解除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辉南县就业服务局在合同尾部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王玉喜签字并按手印；与此同时，辉南县就业服务局让王玉喜签订《转让协议》，甲方：（空白），乙方：王玉喜，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将尚未建设完成的集资建设住宅楼，位于金宝秀苑**（原劳动局家属楼）3单元9层西167.82平方米楼房，原价转让给乙方；权责同时转让，转让后由乙方与建设方办理后续相关手续，甲方不再参与；2.此协议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建设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甲方处空白，王玉喜在乙方处签字按手印；同日，王玉喜以姜某的名义交纳8,322.86元，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为王玉喜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款事由系家属楼房款；此后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交给王玉喜诉争房屋《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另查，涉案房屋的实际交款人系姜某，交款时间2009年10月14日，金额279,909元。该交款收据现在范某处，房屋也由范某实际占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主张王玉喜系采取欺骗、欺诈手段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合同无效，但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仅向法庭提交《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转让协议》《收据》用以证明其主张，显然辉南县就业服务局提交的这三份证据不能或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遂判决：驳回辉南县就业服务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26元，由辉南县就业服务局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依辉南县就业服务局的申请，本院依法对范某进行了询问。范某提交了汇款凭证及名头为“姜某”的两份交款收据，拟证明案涉房屋原为竭某所有，2014年下半年时，竭某将该房屋以7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范某，并将姜某购房小票一并交给范某；2016年5、6月份，竭某妻子将该房屋钥匙交给范某。在2016年5、6月知道王玉喜对该房屋办理房照后，认为过错在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便与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交涉。辉南县就业服务局对范某的陈述无异议。王玉喜对范某的陈述有异议，认为范某曾出具过证明，证实其购房时间在2015年，而汇款时间在2014年，不能证明是购买案涉房屋汇款；且认为竭某妻子在2016年5、6月份将案涉房屋钥匙交给了王玉喜，范某在王玉喜离开该房屋时自行换了锁；竭某出事后，王玉喜才知道该房屋交款收据在范某处。因范某陈述及其提供的票据无法证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故本院不予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另查明，2016年6月，王玉喜已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证。范某向辉南县就业服务局提出异议后，辉南县就业服务局向当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当地公安机关以冻结犯罪嫌疑人竭某的财产为由，于2016年7月1日向当地产权登记部门送达了《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将案涉房屋冻结。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辉南县就业服务局认为在办理案涉房屋手续时，王玉喜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将盖公章的合同交给王玉喜填写，是王玉喜的欺诈行为导致，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房屋原购买人为姜某，辉南县就业服务局是明知的，案涉房屋通过姜某流转后，辉南县就业服务局与王玉喜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只是为王玉喜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提供必要的手续。辉南县就业服务局在王玉喜没有提供任何原始交款票据的情况下，出具了相关买卖合同。王玉喜否认有欺诈行为，认为是竭某与辉南县就业服务局打好招呼后，自己前去办理的。辉南县就业服务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玉喜有欺诈行为。另外，辉南县就业服务局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姜某后，已收取相应房款，从案涉合同内容看，并未给辉南县就业服务局的财产造成损害。辉南县就业服务局申请调取竭某涉嫌犯罪的卷宗，以查清案件事实。辉南县就业服务局因范某向其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而提起本案诉讼，现王玉喜与范某均认为竭某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自己。故，在无其他人向王玉喜诉讼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无调取竭某涉嫌犯罪卷宗的必要。综上所述，辉南县就业服务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26元，由上诉人辉南县就业服务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凤审判员 崔红霞审判员 范立华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单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