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02民初4661号 原告：汪伟俊，女，1991年4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绪雷，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益铭，男，1988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绪雷，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妇婴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詹珊珊，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靓，山东元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伟俊、范益铭与被告青岛妇婴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妇婴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伟俊、范益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靓、被告青岛妇婴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绪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伟俊、范益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771735.73元，其中医疗费17519.82元、护理费1130.81元、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21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死亡赔偿金1016340元、丧葬费34395.50元，以上合计1071901.13元，按65%责任比例主张696735.73元，另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鉴定费15000元，以上合计771735.73元。事实和理由：汪伟俊、范益铭系夫妻，系患儿范思宇的父母亲。汪伟俊自孕中后期，一直到青岛妇婴医院进行孕期各类产前诊查，并制作了产前检查记录。根据2017年6月10日、7月8日汪伟俊两次在青岛妇婴医院做的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报告记载，均仅发现胎儿心脏室间隔缺损，主动脉发育偏窄，未发现其他异常，但医生告知“不碍事”，故未建议汪伟俊进一步检查，亦未建议终止妊娠。后，汪伟俊依青岛妇婴医院的要求，定期进行各项产前检查，但青岛妇婴医院亦未发现胎儿异常。2017年9月16日，汪伟俊在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医院顺产一男婴，取名范思宇。2017年9月25日至27日，范思宇因呼吸衰竭，先后被送往启东市人民医院、南通市妇幼保健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进行紧急抢救，诊断为先天性主动脉弓离断、右心室双出口、动脉导管未闭、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心脏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心脏呼吸衰竭等，终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后，两原告通过卫生主管部门联系被告，被告承认诊查过程中存在过错，但拒不赔礼道歉。被告作为专业妇婴医疗服务机构，应担当更多优生优育社会责任，恪守职业理念，审慎诊查。但在对汪伟俊多次孕期检查中存在重大过错，致范思宇出生十余天便夭折。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予以赔偿。 青岛妇婴医院辩称，被答辩人诉状所述与事实不符。2017年6月10日，汪伟俊在答辩人处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报告单中提示室缺，答辩人已经告知了汪伟俊并建议四周后复查。2017年7月8日，答辩人为汪伟俊所做的检查，不仅发现室缺，还检查出胎儿因左心血流通过缺损分流而造成了主动脉发育偏细，答辩人明确建议定期复查，因此诊断报告中并无漏诊及误诊之处。汪伟俊之子主要畸形为先天性主动脉弓离断，该畸形属罕见先天性心脏病，不在卫计委规定的产前检查所必须排除的六大畸形范围内。答辩人在产前检查知情告知书中明确提示：“超声显示胎儿心脏只能排除50%-60%先天性心脏病，必要时请到三级医院或心脏专科医院进行胎儿心动图专项检查”。检查结果只能代表当时的情况。所谓主动脉发育问题是属于继发与室缺，而不是主动脉本身的问题，关于主动脉发育偏窄，在胎儿未分娩之前是有成熟的可能，不是导致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汪伟俊最后生产的分娩医院对答辩人所作出的超声检查报告也是认可的，如分娩医院认为因室间隔缺损和发育偏窄属于致死类疾病，势必会做引产建议。汪伟俊之子的死亡原因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相关文献，如汪伟俊之子这种主动脉弓离断合并室间隔缺损的手术死亡率仅为5-10%，并不满足建议终止妊娠的条件。原告的诉请依法不能成立。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刘刚执业医师资格证复印件、执业医师执业证复印件、全国医用设备使用人员业务能力考评成绩合格证复印件。汪伟俊、范益铭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通过网上查询，未查到刘刚的执业证，经比对网上查询记录执业证编号与青岛妇婴医院提交的复印件中执业证编号不一致，不予认可。经当庭网上查询，刘刚现已经不在青岛妇婴医院执业，其执业证编号对应的系现执业单位；2.汪伟俊、范益铭提交网络打印件2张，证明青岛妇婴医院曾被政府行政部门处罚的事实。青岛妇婴医院认为系打印件不予质证，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到，青岛妇婴医院未否认该证据的事实，仅认为证据形式不合法。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显示，青岛妇婴医院曾因虚假宣传被行政部门处罚；3.汪伟俊、范益铭提交住宿费发票一张，主张住宿费。青岛妇婴医院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该发票的购买方为案外人公司，不是原告。原告则认为系原告的工作单位，与保健手册中记载的工作单位一致。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系汪伟俊、范益铭支出的住宿费，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予确认；4.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青岛妇婴医院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书确定的责任比例过高，要求鉴定人书面答复。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回复《答复函》认为，青岛妇婴医院为二级专科医院，提供超声二级产前检查而非产前诊断，故针对本案孕妇在本院超声检查中已经明确发现的心脏异常情形，应针对性建议孕妇至有条件（可以进行产前诊断）医院进一步产前诊断，而非继续至青岛妇婴医院复查。在因果关系程度评定上，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已经充分考虑了孕妇产前超声检查存在的不规范因素、本案患儿病情非卫生部强制规定必须检查出的致死性畸形因素、孕妇本次赴青岛妇婴医院进行超声检查的时间因素、超声异常结果未能提交至分娩医院的因素等。但本案患儿最终明确为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复杂且程度重，婴儿期治疗后成活几率很低。在目前的产前检查技术和规范性检查的基础上，胎儿期采用超声诊断的方法能够取得较可观的检出率，故针对性建议孕妇至有条件医院进一步产前诊断对发现胎儿发育异常及妊娠决策具有相当重要影响。本院认为，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答复能够说明其认定青岛妇婴医院责任程度的依据，对青岛妇婴医院的异议不予支持，对本证据予以确认。 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确认及认定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汪伟俊孕期在不同医院进行多次产前检查，其中在2017年6月10日和7月8日两次在青岛妇婴医院产前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时，发现胎儿室间隔缺损图像、肺动脉宽度显著大于主动脉宽度，青岛妇婴医院均建议定期复查。 2017年9月15日，汪伟俊入住启东市人民医院，并于2017年9月16日顺利产下一子范思宇，于9月20日出院，共住院5天。9月25日，范思宇因出现反应差、呻吟、气促等症状入住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入院诊断为新生儿休克、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代谢性酸中毒、呼吸性碱中毒、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高血糖症。9月26日，范思宇出院后转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继续住院治疗。患儿入院后予心电监护告病危，经治疗后病情仍然危重，家属要求出院，遂于9月27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先天性主动脉弓断离、右心室双出口、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心脏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心脏呼吸衰竭。范思宇于出院当日死亡。 经汪伟俊、范益铭申请，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主动脉弓离断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血管发育畸形，对胎儿出生后的血液循环具有严重影响，新生儿出生后常因严重的循环障碍和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故产前超声检查成为筛查胎儿主动脉发育异常的主要且为重要的技术手段，目前胎儿主动脉离断发育畸形已成为可以检出的心血管畸形之一。该疾病在新生儿出生后及时实施手术可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新生儿的体质情况、手术创伤、技术性和风险性均较大，故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也不容乐观。本案中，青岛妇婴医院存在以下问题，在对汪伟俊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观察到胎儿室间隔缺损、肺动脉宽度显著大于主动脉宽度，高度提示存在心脏主动脉发育异常时，应建议孕妇进行Ⅲ级或Ⅳ级产前超声检查，已确定是否继续妊娠，而非单纯的“定期复查”。青岛妇婴医院若不属于或未列入开展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则需要明确向孕妇建议赴可以开展产前诊断的医疗机构进行专业检查，送检病历材料未见医院的明确告知说明。本次鉴定认为，范思宇自身疾病不属于严重致死性畸形，如能在出生前明确诊断，密切观察并在具备实施新生儿心脏外科条件的医院出生，并得到及时有效的手术干预治疗，具有成活的可能性，但因其心脏畸形复杂且程度较重，婴儿耐受力亦差，其治疗后成活的机率仍很低，具有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青岛妇婴医院在产前超声检查具有心血管系统发育异常阳性所见后，未能有效告知以及建议进行相关的产前诊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缺陷患儿的出生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经综合认定后认为，青岛妇婴医院在对汪伟俊的产期超声检查工作中，对检出的心血管发育异常情况虽提示定期复查，但未能明确建议赴可以开展产前诊断的医疗机构进一步检查和明确诊断，存在告知不充分的过错，该过错与罹患严重且少见的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弓离断）缺陷患儿的出生以及出生、死亡结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汪伟俊之子罹患的先天性心脏发育畸形与医院的超声检查行为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青岛妇婴医院在产前检查告知方面的过错，与该罹患先天性心脏发育畸形的患儿出生、死亡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为次要至同等因果关系程度范围。评定该因果关系程度考虑的因素有：（1）孕妇产前超声检查存在不规范情形，丧失了部分推荐的良好检查时间，对其检出率和明确诊断亦有一定的不利影响；（2）本案患儿罹患的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不属于卫生部强制规定必须检查出的六大类致死性畸形；（3）孕妇自行赴青岛妇婴医院进行超声检查，且争议的超声检查时间已超出筛查胎儿是否存在器官发育畸形的时间范围；（4）超声异常结果未提交至分娩医院，不利于早期抢救干预治疗；（5）医院告知方面不足的过错；（6）临床实践中，此类胎儿存在中止妊娠的较高可能性，继续妊娠分娩需要具有产权诊断明确、在具备良好心脏外科技术条件下生产并及时获得外科手术治疗等，但仍存在手术难度大、手术风险高和仍难以避免死亡的特点。汪伟俊、范益铭为此支出鉴定费15000元。 汪伟俊、范益铭因范思宇住院抢救等共花费医疗费合计17519.82元。汪伟俊、范益铭提交的交通单据金额为125元。 本院认为，医疗检查和诊断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普通患者只能听从医生的专业意见，若医生对相关风险不告知或者不重点提示，则患者会对风险做出错误判断，从而会给患者造成不良预后。本案青岛妇婴医院在对汪伟俊进行产前检查时，对检出胎儿室间隔缺损、肺动脉宽度显著大于主动脉宽度，高度提示存在心脏主动脉发育异常时，未建议孕妇进行Ⅲ级或Ⅳ级产前超声检查，也未建议赴可以开展产前诊断的医疗机构进行专业检查，存在过错非常明显，不仅让汪伟俊丧失了是否终止妊娠的选择权，更让汪伟俊失去了在生产时选择心脏外科专业医院对患儿进行及时治疗的机会，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但患儿所患主动脉弓离断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血管发育畸形，其治疗后成活的机率仍很低，具有高致残率、高死亡率，汪伟俊又没有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对青岛妇婴医院的检查结果也没有交给生产的医院等也是造成患儿死亡的重要原因。同时，汪伟俊在产前除到青岛妇婴医院进行孕前检查外，还到其他医院进行孕前检查，故青岛妇婴医院的责任不宜过高。综合以上因素，并参考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本院酌定青岛妇婴医院承担本案40%的赔偿责任。汪伟俊、范益铭主张青岛妇婴医院应承担65%的赔偿责任，明显偏高，不予支持。青岛妇婴医院认为其应承担轻微责任，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汪伟俊、范益铭还认为青岛妇婴医院和检查医生刘刚不具备相关资质，经本院查明，青岛妇婴医院具备相关产前检查资质，刘刚医生因已经离开青岛妇婴医院，其之前的资质查询存在困难，但其在新执业单位的资质是能够查到的。如果汪伟俊、范益铭认为刘刚不具备相关资质，应到行业主管部门举报，由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查处。但汪伟俊、范益铭提交了青岛妇婴医院因虚假宣传被查处的证据，却没有提交其因资质不符被查处的证据，故本院对汪伟俊、范益铭主张青岛妇婴医院和刘刚医生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意见，不予支持。 汪伟俊、范益铭主张医疗费17519.82元，系其实际支出，本院予以支持。 汪伟俊、范益铭主张死亡赔偿金10163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丧葬费34395.50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汪伟俊、范益铭主张护理费1130.81元，系按照两人护理主张。考虑到患儿刚出生不久及罹患疾病的严重程度，主张两人护理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汪伟俊、范益铭主张交通费2000元，但其提交的证据金额只有125元，本院考虑到患儿到上海抢救的事实，酌情支持其交通费1000元。 汪伟俊、范益铭主张住宿费215元，但提交的证据系案外人支出的该笔费用，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本院支持的汪伟俊、范益铭以上诉请合计1070686.13元，按责任承担比例，青岛妇婴医院应负担428274.45元。 汪伟俊、范益铭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6万元，明显过高。本院酌情支持汪伟俊、范益铭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青岛妇婴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汪伟俊、范益铭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448274.45元； 二、驳回汪伟俊、范益铭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517元，减半收取5758.50元，鉴定费15000元，合计20758.50元，由汪伟俊、范益铭负担11413.50元，青岛妇婴医院有限公司负担93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曹恩华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晗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