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32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涂橡翠，女，汉族，1975年2月10日生，小学文化，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舒福兴，贵州澜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5201810043039。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发锦，男，198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市场监督管理站职工，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夏会，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611555845。 原审被告：赵卫，男，1996年1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上诉人涂橡翠因与被上诉人杨发锦、原审被告赵卫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6民初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涂橡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杨发锦承担。事实和理由：1、涂橡翠系多年癌症患者，虽不能健如常人，但每天按时服用药物后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病情始终处于稳定状态，涂橡翠经人介绍认识杨发锦，根据杨发锦的要求停止服用原来的药物并服用杨发锦提供的药物，后涂橡翠的病情出现严重恶化，致使涂橡翠花去医疗费数万元，搁置浪费药物费用三万多元，身体亦不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涂橡翠多次联系杨发锦，杨发锦均以各种理由搪塞，涂橡翠无奈只能向威宁县卫生监督所反映，威宁县卫生监督所让涂橡翠之子赵卫找到杨发锦去该所处理此事，赵卫找到杨发锦后，双方协商一致在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达成涉案《协议书》，该《协议书》的赔偿金额是杨发锦对其错误医治行为给涂橡翠医药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的赔偿，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协议书》的内容来源合法合理有效。2、涉案《协议书》不存在胁迫情形，依法不应予以撤销。（1）一审中杨发锦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该《协议书》系胁迫情形下所签订。杨发锦提交的《协议书》真实，无法证明其受胁迫的事实；杨发锦之前病历及鉴定结论通知书，只能证明杨发锦有过受伤的历史，无法证明其精神状态，与杨发锦需证明的胁迫事实并没有关联性；杨发锦提交的与赵卫的短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形成于签订《协议书》之前十多天，亦不能证明杨发锦受胁迫；杨发锦提交的与其妻子之间的聊天记录，系其单方形成，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当然不可采纳；杨发锦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系双方签订《协议书》7个小时后形成，与杨发锦是否遭受胁迫并无关联，仅能证明签订《协议书》杨发锦反悔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杨发锦遭受胁迫而签订《协议书》应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2）涂橡翠提交的证据已经高度证明了《协议书》内容的来源及签订过程。在一审中，涂橡翠已提交病历、通话记录等证据证明本案《协议书》内容的来源及签订背景，并提供了双方在签订协议时的视频。就杨发锦主张的撤销合同之诉中，杨发锦应当提供确实有力的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之时有胁迫事实的产生，而不是由涂橡翠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胁迫事实的产生，涂橡翠并不为消极事实的产生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以涂橡翠提供的视频只能看出杨发锦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而没有双方协商的过程据此认定无法确定系杨发锦自愿签订，从而颠倒了双方的举证责任，增加了涂橡翠的举证难度。（3）从案发情况来看，本案亦可排除胁迫的事实。根据杨发锦在一审中的陈述及举证情况，如果存在胁迫的情形，那么杨发锦在和其妻子聊天之时可让其妻报警、可以在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的当时报警、可以在签完协议后的当时向海边派出所报警而没必要回到家天黑以后再向羊街镇派出所报警。因此，本案并非胁迫，仅仅是杨发锦在签订协议后单方反悔而已。 被上诉人杨发锦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赵卫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杨发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杨发锦与涂橡翠、赵卫签订的《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卫与涂橡翠系母子关系，因涂橡翠患癌症多年，赵卫看到杨发锦在朋友圈中转发的安彩茹可以治疗癌症的内容，便经人介绍认识了杨发锦，希望在杨发锦处购买杨发锦朋友圈中提到的治疗癌症的中药。经杨发锦与安彩茹联系，安彩茹同意由赵卫先拿中药给涂橡翠服用，有效果后在付钱。涂橡翠在收到中药服用一段时间后，因病情未有好转，便于2019年1月份到云南省肿瘤医院复查，复查结果显示较2018年11月份，涂橡翠的癌胚抗原增加、癌细胞扩散。赵卫认为是因为服用了安彩茹的中药所致，便多次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要求杨发锦进行赔偿和侮骂。2019年1月24日，赵卫在羊街街上找到杨发锦后，叫杨发锦坐上其驾驶的车辆，将杨发锦带至威宁县城，以涂橡翠的名义与杨发锦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杨发锦）一次性赔偿甲方（涂橡翠）146,000元，于2019年1月28日下午5点前支付完毕。”当天晚上杨发锦回到羊街，便向羊街派出所报案，称赵卫对其实施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后，杨发锦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受胁迫为由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一方或第三方以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可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杨发锦主张其与涂橡翠、赵卫所签订的《协议书》系在赵卫的胁迫下签订的，协议内容不是自己真实意思表示，要求予以撤销。首先，从事实来看，杨发锦向赵卫介绍购买中药为其母涂橡翠服用，后因涂橡翠病情恶化，赵卫要求杨发锦赔偿146,000元，并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但涂橡翠的病情恶化是否系服用该中药所致并未有证据证明，涂橡翠明知该中药并非正规药厂生产，其应预见到服用该药会有风险，其还请杨发锦为其联系，该后果应由涂橡翠自己承担。且该药并非杨发锦生产销售，杨发锦未向涂橡翠收取任何费用，也未从中获得任何利益，涂橡翠虽提出双方约定病情好转后，涂橡翠每月向杨发锦支付6,800元，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涂橡翠要求杨发锦赔偿146,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从杨发锦提供的证据来看，赵卫曾多次打电话给杨发锦，在与杨发锦交流时言语激烈并有威胁的言语，且签订协议当天也是赵卫在羊街街上找到杨发锦，并将杨发锦从羊街街上带到威宁县城签订的协议，在协议签订后杨发锦回到羊街便立即向派出所进行报案，并在协议约定的履行期届满前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由此可见该《协议书》的签订并不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所签订的，其内容不是杨发锦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杨发锦与涂橡翠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法律依据，杨发锦请求撤销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该份《协议书》虽系赵卫以涂橡翠的名义与杨发锦签订，但经庭审查明，涂橡翠虽未到场签订协议，但知道该协议的内容且认可赵卫的行为为代理行为，故该民事责任的后果应由涂橡翠承担。涂橡翠、赵卫辩称该协议真实有效，并提供视频证明杨发锦在签订协议时并未遭受任何胁迫，但从涂橡翠、赵卫提供的视频中仅仅可以看出杨发锦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没有签订协议双方协商的过程，无法确定视频拍摄的时间、地点、主持双方签订协议的人员，也无法确定杨发锦系自愿签订，且杨发锦当天回到羊街后立即进行报警，并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以上足以认定，该协议的签订不是杨发锦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对涂橡翠、赵卫的辩称，一审不予采信。 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杨发锦与涂橡翠2019年1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二、驳回原告杨发锦对被告赵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涂橡翠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无新的案件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杨发锦与涂橡翠于2019年1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符合撤销的法定事由。本案中，杨发锦与涂橡翠、赵卫签订《协议书》之前，赵卫已多次发短信威胁杨发锦，且赵卫将杨发锦从威宁县羊街镇街上带到威宁县城时，杨发锦当即发微信给其妻子称自己被赵卫带到威宁县城，后杨发锦于签订《协议书》的当日便向威宁县公安局羊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被赵卫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并于签订《协议书》的次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结合杨发锦实际并未收取涂橡翠的购药费用，以及涂橡翠、赵卫既未举证证明涂橡翠的病情恶化与服用杨发锦提供的药物存在因果关系，也未举证证明涂橡翠因服用杨发锦提供的药物实际遭受的损失情况的事实，杨发锦主张系受胁迫签订《协议书》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认定杨发锦系受胁迫与涂橡翠、赵卫签订《协议书》并根据杨发锦的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协议书》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不再重复赘述。涂橡翠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涂橡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涂橡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世军 审 判 员 徐 洪 审 判 员 刘光全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 法官助理 代 珊 书 记 员 蔡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