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67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浩，男，197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秀红，女，197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曲阳县。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国强，河北瑞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军，男，196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新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维顺，河北国澳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玉浩、郑秀红因与被上诉人刘红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4民初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浩、郑秀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新乐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4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确定的案由错误导致本案实体和程序上均出现严重错误。被上诉人立案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诉状中丝毫未提及双方合伙积分的问题，上诉人答辩和证据的准备也仅是针对被上诉人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只要证明双方不存在借贷事实就足够了。而一审法院明知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改变基础案由审理双方的合伙纠纷，这就造成了上诉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没有毫无准备，剥夺了上诉人的答辩权和举证权利。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的陈述可以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无民间借贷的事实，一审法院也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争议，双方不存在实际借款行为。一审法院是基于上诉人王玉浩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纠纷进行审理，本案的案由应为合伙纠纷，但是一审判决书仍将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是错误的，有目的的。因为如果本案是合伙纠纷，那么原审法院新乐市人民法院不具有管辖权，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以上规定，对合伙纠纷有管辖权的法院上诉人所在地曲阳县人民法院或合同履行地定州市人民法院，新乐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审理合伙纠纷，明显是恶意争夺管辖权，同时剥夺了上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二、一审认定基本事实均错误。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王玉浩与被上诉人刘红军的合伙事实没有查明，对上诉人王玉浩受胁迫书写借条的事实，没有审查，在审理合伙纠纷时，完全按照被上诉人的主张，剥夺上诉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有与被上诉人串通杜法裁判的嫌疑。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双方的合伙工程款并未结算，根据双方的合伙协议，双方的合伙期限是各方结算完毕，双方合伙所干工程是通过中间人周某1，上诉人王玉浩和被上诉人与被挂靠单位没有直接关系，周某1与被挂靠尚未结算，这是事实，但是一审法院以完工就应当及时分配款项，并以此为被上诉人计算资金占用损失也是错误的。一审对审理合伙纠纷没有给上诉人足够的举证期限，导致上诉人一方的证人无法出庭证明双方合伙尚未结算的事实。三、一审认定本案争议的债务是二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同债务。本案中，上诉人郑秀红对上诉人王玉浩与被上诉人刘红军合伙的事实不知情，也没有在借条上签字认可和追认，该债务也非上诉人王玉浩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被上诉人刘红军也不能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假设本案债务存在，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郑秀红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不顾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仅以债务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和二上诉人对婚后财产及收入归属未进行其他约定为由。认定债务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 刘红军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应当依法履行还款责任。本案所涉债权是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关系而产生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伙终止后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结算。由于上诉人是合伙资金收入支出的掌控者，且合伙期间的工程款催收也是全部由上诉人负责。上诉人将合伙期间的收入挪作他用，无力支付被上诉人投资和收益，被上诉人迫不得已同意上诉人出具的借款条，上诉人书写借条的行为能够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对合伙清算。借条的实质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合伙期间的合伙财产债权债务的最终结算，具有合同性质。上诉人现在以合伙工程款未结算以及工程款未收回为由提出抗辩，拒绝还款。合伙期间的全部支出，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字的结算单予以证实。被上诉人的合伙投资，由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为证。工程款是否全部收回，被上诉人确实不知。但上诉人承诺工程款是否收回、收回多少，概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出具借条后已经收回的工程款或未收回的工程款全部归上诉人所有，否则上诉人也不会给被上人诉人出具借条。因此工程款是否收回在合伙结算并上诉人书写借条后，该事实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的账目不在法庭审理的范围。第二点，上诉人书写的借条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欺诈，胁迫的事实。第三点，上诉人王玉浩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二上诉人属于夫妻关系，在二上诉人对夫妻财产没有约定的前提下，合伙的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合伙产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红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款本金550000元及利息。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6日原告刘红军与被告王玉浩签订北方再生资源产业基地一号、二号、三号道路建设公路工程合伙协议，双方约定共同投资共同受益，共同出资存入工商银行账户内，该账户卡号为：62×××24，该账户户名为被告王玉浩。合伙终结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及时予以返还。合伙期限至该工程项目完工，各方结算完毕止。原告为建设该项目共出资32万元，有被告给原告出具的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7月30日收条五份予以证明，另外被告王玉浩对原告出资32万元亦予以认可。工程完工后，原告在2016年6月1日向被告王玉浩要求支付工程款时，被告王玉浩向原告出示借据一份，该借据载明：“今借刘红军550000元整，（伍拾伍万元整）（注修路工程款）空口无凭立字为证，王玉浩，2016年6月1号”。被告王玉浩辩称该借据内容不真实，其并没有借原告55万元，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借条是遭到原告胁迫，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书写的。该工程在2016年2月4日双方没有进行结算，工程尚未与发包方进行结算，法院不应支持原告请求。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上述主张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庭后被告向本院提供载明2019年3月18日证明以及2019年3月14日周某1签字和2019年3月15日周某2签字的费用清单，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周某1、周某2未到庭接受质询。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书写借条中的金额的来源和方法：原、被告合同约定是对1、2、3号公路施工，但对1号公路仅进行了基础施工，没有做路面工程，是原、被告双方仅对2、3号公路进行了全部施工，这一点也和原告提供的原、被告双方签字的结算单上记载的2、3号公路支出费相互印证，其中2号路全长661.4米，3号路全长675.3米，2、3号全长1336.7米，公路宽路是8米，合计施工面积1069.36平方米，根据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施工合同约定的公路每平方米为121元，2、3号公路施工的工程款合计是1293925.6元，扣除支出费用是841085元，原、被告盈余是452840元，原、被告每人应分得盈余226420元，加上原告的合伙投入资金320000元，另原、被告合伙对1号公路基础进行了施工，由于规划的变更原、被告没有对1号路进行（路面）施工，原告计算的应收的工程款1293925.6元没有包括1号公路的基础施工费用，因此原告应得合伙资金和盈余分配要远远大于550000元，基于原、被告的干兄弟关系，被告给原告书写了550000元的借条一份。针对上述陈述意见，原告提交《施工合同一份》用于证明所做路面工程价格每平米121元。另查明，被告王玉浩与被告郑秀红系夫妻关系，夫妻双方对婚后财产及收入未进行其他特殊约定。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红军与被告王玉浩共同出资建设北方再生资源产业基地道路建设公路工程项目产生争议，因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款凭证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经本院审理，被告王玉浩虽然给原告出具了借款凭证，但该借款凭证是基于合伙利润分配基础上出具，根据案情，基础关系应为合伙争议。原告刘红军与被告王玉浩合伙建设北方定州再生资源产业基地公路工程项目完工后，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及时结清盈余利润，工程完工后原告要求被告分配利润返还出资款时，被告王玉浩未将上述款项及时结清，仅出具借款凭证一份，该借款凭证虽然载明借款内容，但载明的款项实属双方的对该项目的盈利分配收益和出资本金。被告抗辩工程款仍没有进行结算，工程款没在其掌控下不应承担给付责任，应由原、被告双方到发包方一起进行结算。原告对此表示否认，称被告王玉浩负责该工程款的结算及管理事宜。双方对合伙事务具体分工说法不一，双方亦未提供充分证据对自己主张予以支持。纵观全案分析，原告为建设该项目共出资32万元，被告给原告出具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7月30日收条五份可以证明原告出资款交由被告王玉浩，另原、被告合伙协议约定对该公路工程合伙期间将款存入被告王玉浩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内作为专用账户使用，期间用该账户管理合伙资金以及涉及该工程有关款项的来往情况，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证明被告王玉浩在施工过程中负责管理工程款的收支事项，故工程款未结算的有关证据应由被告王玉浩承担举证责任，诉讼中被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工程款未与发包方进行结算，被告对此应承担不利后果；另有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款凭证，该行为也可以印证工程款已经结算，被告表示受原告胁迫书写形成，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另考虑到原告出资32万元的事实以及双方合伙做工程的事实基础存在，再有被告书写的借款凭证为证，原告依据上述事实及相关证据主张被告给付55万元理应予以支持。被告王玉浩与被告郑秀红系夫妻关系，该债务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生产收益依法属共同财产，基于生产经营负债应属共同债务，被告王玉浩与郑秀红对婚后财产及收入归属未进行其他特殊约定，故本案争议的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被告共同偿付。合伙工程完工后被告理应及时分配利润返还出资款，被告王玉浩未将上述款项及时结清仅向原告出具了借据，被告占用该资金期间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赔偿，原告主张利息实质为赔偿其资金被占用期间所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时间自原告主张权利即2019年1月7日立案之日起算至付清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玉浩、郑秀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红军定州再生资源产业基地公路工程项目出资及盈利款共计5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1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4650元（实收部分），保全费3270元，共计7920元，由被告王玉浩、郑秀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玉浩提交一份新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出具的《证明》，证明王玉浩曾于2016年11月14日到该分局报警，称2016年11月8日晚，刘红军因经济纠纷将其汽车（冀Ａ×××××）扣押。被上诉人对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扣押上诉人汽车的事情予以否认，同时否认王玉浩所称2016年6月1日出具的借条系受胁迫所写。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玉浩与被上诉人刘红军共同出资建设北方再生资源产业基地道路建设公路工程项目。双方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公路工程合伙协议》，对公路工程项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已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工程完工后，双方对合伙期间的各项费用进行了清算，上诉人王玉浩亦在结算清算单上签字予以确认。后王玉浩向刘红军出具借条。故本案中，双方虽形成合伙关系，但经合伙清算后，王玉浩出具借条的行为表明双方已形成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故该案仍应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 关于本案中王玉浩出具的借条是否为受胁迫所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王玉浩仅提供一份曾向新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报案的证明，但并未提供新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是否立案以及后续的处理结果，亦未在出具借条后通过司法程序撤销借条，故本院对上诉人王玉浩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王玉浩所称工程款尚未结算，不应给付被上诉人刘红军。本案中，王玉浩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工程款的结算情况。王玉浩在履行完出具借条中约定的还款义务后，并不影响其作为施工方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且上诉人刘红军亦表示不再参与工程款的分配，故上诉人王玉浩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债务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于王玉浩与郑秀红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玉浩以施工为业，其干工程的收入应认定为家庭收入，用于家庭生活，其所负债务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一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王玉浩、郑秀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王玉浩、郑秀红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正文 审判员  赵军霞 审判员  张国顺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周璟 书记员李翔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