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6民终16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省福农农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尚宾路****楼第**、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94358831P。 法定代表人：傅振星，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汝彪，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琴，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木彬，男，196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云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镇城，福建云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念巫，男，199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 上诉人福建省福农农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福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木彬及原审第三人念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云霄县人民法院（2018）闽0622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书面审并通过调查、询问当事人的形式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朱木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念巫收取被上诉人资金的行为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该行为并非表见代理。首先，客观上念巫并不具有使被上诉人相信其有权代收货款的表象。上诉人作为国有企业，从未授权任何销售人员代为收取货款，更未授权念巫代为收取货款。即便是在念巫派驻漳州负责销售期间，被上诉人亦是直接向上诉人公司账户支付货款，且每个月向上诉人账户支付货款多次。因此，被上诉人应当知悉念巫作为上诉人的销售人员，其职权仅仅是负责漳州地区的销售工作，负责联系发货、送货，并没有代理上诉人收取货款的权利。其次，被上诉人在主观上并非善意无过失。被上诉人作为付款人，在收款账户发生变更时，理应对念巫是否获得委托授权情况进行审查。被上诉人向念巫汇款金额与其提货数量完全不匹配，该行为明显有违常理。被上诉人向念巫转账的3400000元中，包含其向案外人林虾转账的150000元，显然，被上诉人在向念巫付款时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书》签订的目的并非确认被上诉人结欠公司货款，而是因上诉人内部管理制度问题需要”的理由牵强，且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被上诉人转账给念巫的行为系其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书》后支付的货款并未进行抵扣，上诉人此举符合商业习惯，并没有不妥。所谓的“授信额度”和“授信时间”只是上诉人基于综合考虑而自由决定的，并不能成为认定被上诉人转账给念巫的行为系支付其结欠上诉人货款的理由。念家珠已直接向被上诉人返还207万元，这更加印证念巫收取被上诉人资金的行为系其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其次，被上诉人向念巫转账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自行负担。上诉人事前未授权念巫代为收取货款，事后并未对念巫收取被上诉人资金的行为进行追认。上诉人对念巫收取被上诉人资金的行为并不知情，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谓的“默认”一说。从2015年4月至2017年5月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公司账户支付货款情况来看，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积极主张货款一说更是无从谈起。三、《协议书》系上诉人、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是被上诉人对其拖欠上诉人货款事实的确认。上诉人根据《协议书》的有关约定要求被上诉人偿还货款并支付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违反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为由，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明显错误。 被上诉人朱木彬答辩称：一、上诉人的漳州市区域业务经理念巫向被上诉人收取货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行为有效，该行为应由上诉人承担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经销协议》均载明“款到发货”。至今被上诉人每月均保持上百万的买卖金额，从未出现拖欠上诉人货款的行为。上诉人均未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要求被上诉人将货款支付指定账户，而漳州市区域销售业务均由念巫负责，被上诉人均是与念巫联系发货、收款等业务往来事宜，被上诉人一直相信念巫是代表上诉人与之发生业务关系。被上诉人在每次汇货款给念巫时，在汇款交易摘要也注明“阿康货款”。双方讼争的货款系业务经理念巫任职期间发生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长达十几年的买卖交易中，在上诉人未指定明确的付款方式时，且自2015年4月9日被上诉人向念巫支付第一笔货款到2017年4月27日的最后一笔货款共支付27次3400000元，上诉人的分管领导均是知情的，因上诉人每年均需计算返利情况及公司开年会，故被上诉人向业务经理念巫支付货款是善意的，该行为无过错。二、关于《协议书》的形成过程及效力。鉴于上诉人派驻漳州市的业务经理念巫向被上诉人收取3400000元货款后未交付公司，上诉人的董事长、分管副总经理发觉后，指派公司领导、念巫及其父亲念家珠、母亲巫春娇到被上诉人住处协商帮忙处理。上诉人属于国有公司，公司领导和念巫及家长恳求被上诉人帮忙，将公司账目做平，不导致东窗事发，被上诉人顾及双方的长期买卖关系，双方才签订了所谓“协议书”，并由念巫父亲念家珠分三次转账2070000元至被上诉人账户，被上诉人于收款当天将2070000元汇入上诉人公司账户。上诉人公司领导班子更换后，发现公司管理存在问题，不追究业务经理念巫的相关法律责任，反而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念巫挪用（贪污）的货款1330000元，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若被上诉人真实欠上诉人货款未偿还，上诉人完全有理由和办法扣除被上诉人的销售返利进行抵扣欠款或通过被上诉人的汇款进行抵扣偿还欠款。为何上诉人在2019年6月还支付被上诉人2017年和2018年度的销售返利136753元。因此，双方于2017年5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是上诉人公司作为财务平账，并非被上诉人真实的欠款依据。 原审第三人念巫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福建福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朱木彬向福建福农公司支付货款本金1330000元；2、判令朱木彬向福建福农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31896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2017年6月21日起以534082.88元为基数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自2017年7月1日起以795917.12元为基数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现均暂计至2018年10月16日。以上合计为131896元）；3、判令朱木彬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福建福农公司与朱木彬保持着长期的农资产品购销业务往来，2013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念巫任职于福建福农公司，福建福农公司派驻念巫负责漳州区域的销售业务，因此朱木彬所需购买农资产品均由念巫安排发货、指定收款。2015年至2017年期间朱木彬按照念巫所指定银行账户向其进行转账（附言“阿康货款”）支付货款合计3400000元。2014年11月18日朱木彬与福建福农公司签订“阿康”牌19-9-19CL复合肥区域经销协议一份，双方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1.款到发货，若遇到特殊原因乙方无法及时汇款，按甲方给予乙方的授信额度和授信时限执行……”。经查，福建福农公司给予朱木彬的授信额度是一百吨至两百吨，金额30万元左右，授信时限为10-20天。2017年5月5日福建福农公司确认朱木彬2016年的销售退价为142120元，并同意于2017年4月销售开票中予以抵扣。2017年5月12日福建福农公司因公司平账需要，与朱木彬签订一份协议书，确认朱木彬尚欠福建福农公司货款合计5895917.12元，双方约定该笔欠款分6次还清，还款日期及金额如下：2017年5月12日还款150万元、2017年5月12日还款20万元、2017年5月20日还款100万元、2017年5月31日还款120万元、2017年6月10日还款60万元、2017年6月20日还款60万元、2017年6月30日还款795917.12元。念巫父亲念家珠得知念巫未将向朱木彬收取的货款340万元转入福建福农公司账户，经其与妻子巫春骄找朱木彬协商后，念家珠于2017年5月12日转150万元、2017年8月11日转50万元、2018年4月10日转7万元，合计转入朱木彬银行账户207万元，朱木彬均于收款当天将207万元汇入福建福农公司银行账户。2017年5月12日协议书签订后，朱木彬继续保持与福建福农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并陆陆续续转账给福建福农公司货款合计8429816.22元。 一审法院认为，朱木彬与福建福农公司保持长期的复合肥等农资产品购销业务，此有双方签订的经销协议、发货运输单、银行转账记录等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2015年至2017年期间，福建福农公司派本公司漳州区域负责人念巫与朱木彬进行业务往来对接，福建福农公司与朱木彬交易期间曾于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经销协议中约定“款到发货”，此后双方未再书面约定其他货款支付方式，虽朱木彬无法提供书面证据证明福建福农公司授权念巫在发货后可代为收取货款，但福建福农公司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公司曾向朱木彬明确指定货款支付账户、相应的收款人员或曾安排其他公司人员与朱木彬进行业务对接，致使该期间朱木彬共向念巫支付“阿康牌”货款3400000元。双方长达两年的交易过程中，福建福农公司在未收到上述货款的情况下不仅未向朱木彬催讨货款，且继续向朱木彬进行发货，因此朱木彬作为相对人在客观上有理由相信念巫作为福建福农公司代理人有权代公司行使收取货款的权利，且朱木彬向念巫支付货款的行为是善意、无过失的，念巫收取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福建福农公司作为被代理人依法应承担念巫该无权代理的行为后果，因此对朱木彬主张念巫向其收取货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意见，依法予以采纳。2017年5月12日双方虽签订协议书确认朱木彬结欠福建福农公司货款5895917.12元，但该协议书签订后朱木彬继续向福建福农公司支付货款达八百多万元，福建福农公司并未按一般市场交易习惯进行货款抵扣而是将该部分货款独立出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明显与常理不符，且协议书中所载明结欠的货款金额远超朱木彬在福建福农公司内部所获得的授信额度和授信时限，结合念巫父亲念家珠的证人证言及朱木彬陈述、相关的银行转账凭证中的转账时间节点，可以证明念巫与朱木彬之间并无其他经济往来，朱木彬转账给念巫的行为系支付其结欠福建福农公司货款，因此从福建福农公司未对朱木彬积极主张货款并向其继续发货的行为可以视为福建福农公司默认念巫收取朱木彬货款这一行为系朱木彬向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该行为后果应由公司负担，朱木彬主张该协议书签订的目的并非确认其结欠公司货款，而是因福建福农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问题需要而签订的，予以采纳。现福建福农公司抗辩并未授权念巫代公司收取货款，并请求判令朱木彬偿还货款并支付利息违反了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对福建福农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福建福农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958元，由福建福农公司负担。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提供如下证据：应收账款明细分类账及银行专用凭证，证明2015年4月至2017年4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账户支付货款57591510元，上诉人有公司的收款账户，包括念巫在内的所有业务员都没有收款权限。被上诉人向念巫汇款的同时还有向上诉人账户货款。被上诉人朱木彬质证认为：应收账款明细分类账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银行专用凭证真实性给予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在念巫任职期间，被上诉人都是根据业务员电话指定汇入哪个账户，双方合同约定的也是款到发货。 被上诉人朱木彬二审提供如下证据：1、经销协议，证明双方在2019年4月9日签订经销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沿用以前协议款到发货的约定，协议也未明确货款支付的账户。2、银行扣款回单、个人业务申请书，证明：（1）福建福农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业务员陈山电话通知朱木彬，对朱木彬在2017年、2018年度的销售进行返利136753元，并抵扣货款。（2）如果确实如上诉人所说被上诉人还有欠货款，上诉人完全可以将返利款项作为欠款进行抵扣，因此双方不存在欠款事实。3、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双方至2019年6月底，均是款到发货，朱木彬在2019年3月至6月支付270万元左右货款，至今未拖欠福建福农公司货款。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质证认为：对朱木彬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双方实际上没有做到款到发货，返利不代表被上诉人没有结欠上诉人货款，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是否拖欠上诉人货款，只能证明有付款事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明细分类账是其单方制作，朱木彬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故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提供的银行专业凭证，被上诉人朱木彬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朱木彬提供的经销协议、银行扣款回单、个人业务申请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各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均有异议，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的分析进行认定。 案经本院审理，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部分有异议，认为：1、福建福农公司没有指定念巫收款；2、2015年5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不是为了公司平账需要；3、朱木彬是否在收到款的当天将207万元汇入福建福农公司不清楚。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朱木彬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的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给予分析、认定。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要求被上诉人朱木彬偿还欠款133万元及利息能否成立的问题。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与被上诉人朱木彬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福建福农公司依据2017年5月12日的还款协议书向朱木彬追讨欠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2015年到2017年，福建福农公司指派业务员念巫与朱木彬进行生意上的对接，朱木彬通过念巫向福建福农公司要货，有时向福建福农公司汇款，有时向念巫汇款，并备注阿康货款。根据2014年朱木彬与福建福农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第十条约定“款到发货，若遇到特殊原因朱木彬无法及时汇款，按福建福农公司给予的授信额度和授信时限执行。”福建福农公司化肥1部的经理陈锐在一审时陈述，给朱木彬的授信额度是100吨到200吨，大概30万元左右，时间是10天到20天。但在念巫对接朱木彬的2年多时间里，福建福农公司对朱木彬多次汇款给念巫共340万元的货款未进入福建福农公司的账户竟未能发觉，且款项数额已经远超其授信额度和时限的情形下，也未向朱木彬追讨货款，同时双方的交易往来仍正常进行，明显与双方签订的经销协议约定不符，也与正常买卖交易做法不符。因此，朱木彬有理由相信念巫有权代表福建福农公司收取货款，朱木彬在汇给念巫的款项中有备注阿康货款，已尽到注意义务。二、2017年5月5日，福建福农公司的陈锐出具书面材料确认2016年销售返利142120元，但在2017年5月12日还款协议书中精确到还款数额为分的情况下，没有将应给朱木彬的销售返利142120元给予抵扣欠款，亦不符合交易习惯。福建福农公司辩称还款计划和销售返利是分开计算的、不予抵扣，又与福建福农公司在2017年5月31日抵扣销售返利142120元的做法自相矛盾。三、念巫的父亲念家珠在一审陈述“在2017年5月份才认识朱木彬，与朱木彬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是其儿子念巫收了朱木彬的货款，没有汇给福建福农公司，其转账给朱木彬的207万元是替其儿子念巫偿还货款。念家珠还与福建福农公司的陈锐一同找朱木彬商量如何归还340万元一事”。经查，朱木彬亦在收到念家珠的三次转账的当天将款项如数汇给福建福农公司。因此，从念家珠的证言可以证实朱木彬将用于偿还给福建福农公司的货款汇给了念巫，朱木彬在签订还款协议之后汇给福建福农公司的207万元来源于念家珠，是念家珠替其儿子偿还给福建福农公司的货款，福建福农公司是知情的。四、2017年5月12日协议书签订后，朱木彬与福建福农公司继续保持生意往来，朱木彬陆续转账达8429816.22元给福建福农公司，远远超过朱木彬所欠货款，却没有在货款中给予扣除。在本案诉讼期间，朱木彬与福建福农公司重新签订2019年度经销协议，并对应给朱木彬的回扣在货款中扣除，而未将回扣用于抵扣所欠货款，亦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五、福建福农公司主张的欠款133万元由来为：2017年5月12日对账，朱木彬尚欠5895917.12元，扣减朱木彬2017年5月12日支付的150万元、2017年5月12日支付的20万元、2017年5月15日支付的70万元、2017年5月17日支付的30万元、2017年5月25日支付的50万元、2017年5月31日支付的40万元，抵扣2017年5月31日销售返利142120元，再扣减2017年6月6日支付的253797.12元、2017年8月11日支付的50万元、2018年4月10日支付的7万元，因此，朱木彬尚欠133万元。朱木彬则认为，其已经支付念巫340万元，加上销售返利抵扣142120元、再加上2017年5月12日支付的20万元、2017年5月15日支付的70万元、2017年5月17日支付的30万元、2017年5月25日支付的50万元、2017年5月31日支付的40万元、2017年6月6日支付的253797.12元，共支付5895917.12元，不存在欠款。从福建福农公司与朱木彬分别主张的支付情况对比，不同之处在于：朱木彬主张支付给念巫的340万元是属于福建福农公司的货款，而签订还款协议之后分三笔支付的207万元只是为了帮助念巫偿还已收取的货款，同时配合福建福农公司填平账目而已。福建福农公司则将朱木彬于还款协议之后即2017年5月12日支付的150万元、2017年8月11日支付的50万元、2018年4月10日支付的7万元共三笔207万元纳入朱木彬为偿还货款而支付款项，而不认可朱木彬之前支付给念巫的340万元为货款。根据前述所查，念巫的父亲念家珠于2017年5月12日转账150万元、2017年8月11日转账50万元、2018年4月10日转账7万元，共计207万元给朱木彬。朱木彬均于收到念家珠转账款项的当日转账给福建福农公司，从朱木彬支付念巫的340万元与念家珠父亲支付的207万元对抵，刚好相差133万元，即为福建福农公司主张的欠款。可见2017年5月12日的还款协议书，除有朱木彬偿还福建福农公司尚欠货款的意思表示外，也有福建福农公司为填平其业务员念巫收取货款后未入账的账目需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从福建福农公司多种不符合日常买卖交易习惯的行为及念家珠的证人证言相结合，认定朱木彬与福建福农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并非完全是朱木彬确认欠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福建福农公司依据2017年5月12日的协议书向朱木彬追讨欠款133万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福建福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福建福农公司与朱木彬于2017年5月1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完全是为福建福农公司平账需要存在瑕疵，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958元，由上诉人福建省福农农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跃光 审判员  戴 旭 审判员  郭兰君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许伟森 书记员洪东玲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