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终7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迎春，男，1977年2月20日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琼瑜，女，1979年7月25日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熙，云南滇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溪市江川区三农贷款联保管理协会。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东郊加油站办公楼**。法定代表人：胡录生，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蕴文，云南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平，云南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溪市兴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法定代表人：胡录生，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增平，男，1976年4月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上诉人吴迎春、陈琼瑜因与被上诉人玉溪市江川区三农贷款联保管理协会（以下简称三农协会）、玉溪市兴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民公司）、马增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法院（2018）云0421民初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迎春、陈琼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理由为：1.原审判决以《保证权利义务转移书》、《委托保证合同》及《反担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为由，认定本案所涉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请求错误。原审法院将三农协会根据《保证权利义务转移书》约定承担的代偿义务与三农协会根据《委托担保合同》形成的担保权混为一谈错误，上诉人与三农协会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已明确约定反担保的对象为三农协会与龚升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而并非《保证权利义务转移书》项下的权利义务，二者为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混为一谈错误。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向马增平转款180万元，三农协会、兴民公司出具的《收据》佐证了上述事实，且证据上也明确载明了系“反担保还款”，兴民公司在收据上加盖公章构成债的加入，至于马增平收取款项未全额转给三农协会及兴民公司，系其内部管理问题，与上诉人无关，故三农协会、兴民公司收取反担保款项缺乏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2.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对三农协会应承担反担保责任，根据三农协会出具的《承诺书》所载明的内容，上诉人亦仅应归还款项130万元，承诺书虽载明2016年8月20日还清，该约定仅能作为付款期限要求，并未作为不按期付款放弃130万元外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条件，原审法院置相关事实不顾，认定2016年8月20日还清是终止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条件，属断章取义，主观臆断。因此，即使上诉人对三农协会应承担反担保责任，上诉人也只应支付款项130万元，并非180万元，马增平扣留的50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也应予返还。三农协会、马增平均答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兴民公司未作答辩。吴迎春、陈琼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农协会返还其款项180万元及自2016年8月20日起至2018年8月20日止的资金占用费174600元，2018年8月21日之后的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4.8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兴民公司、马增平对上述应返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4月4日，江川信用联社作为贷款人与龚升、陈琼芬作为共同借款人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2014年个借字第05004号）》。约定：由江川信用联社向龚升、陈琼芬发放贷款300万元用于订购砂石料，贷款期限2年，即自2014年4月4日起至2016年4月4日止；贷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8.05%，确定为月利率8.1‰；还款方式为按季结息、到期还本、利随本清；借款人有义务协助贷款人与担保人就本合同项下的具体担保事宜签订编号为2014年个保字第05004号担保合同。同日，龚升（甲方）与三农协会（乙方）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2014年委保字第0083号）》，约定龚升委托三农协会作为其向江川信用联社上述借款的担保人，乙方受托后，甲方应依法向乙方提供反担保，具体事项另订合同。后经三农协会协调，江川信用联社作为债权人与云南省江川县龙马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云南省江川江城宏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孔祥健、李富华、胡录生、罗路春作为保证人于2014年4月4日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2014年联保字第05004号）》，由云南省江川县龙马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云南省江川江城宏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孔祥健、李富华、胡录生、罗路春为龚升、陈琼芬的上述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和相关从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上述合同签订后，江川信用联社于同日将贷款300万元发放给了龚升，并经龚升的申请，江川信用联社将该款转账支付给了吴迎春。2014年4月4日，江川信用联社（甲方）与云南省江川县龙马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云南省江川江城宏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孔祥健、李富华、胡录生、罗路春（以上几方为乙方）、三农协会（丙方）签订《保证权利义务转移书》，约定：因龚升于2014年4月4日与甲方签订2014年个借字第05004号《个人借款合同》向甲方借款300万元，由乙方通过2014年联保字第05004号《保证合同》向甲方提供保证，经甲方同意，现乙方将为龚升提供保证一事的相关权利义务整体转让给丙方。2014年4月4日，吴迎春、陈琼瑜向三农协会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自愿向三农协会为龚升的借款提供连带反担保责任。同日，吴迎春、陈琼瑜（甲方）与三农协会（乙方）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2014年反保字第0083号）》，约定：由吴迎春、陈琼瑜为龚升、陈琼芬向玉溪市江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借款担保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反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等；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债务人在主合同、委托担保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未依约还款的，乙方均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龚升、陈琼芬向江川信用联社的借款于2016年4月4日到期后，龚升、陈琼芬未向江川信用联社履行还款义务。三农协会于2016年6月23日向江川信用联社为龚升、陈琼芬代偿了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171705.62元，合计3171705.62元。2016年5月期间，三农协会股东马增平多次以该协会已为龚升、陈琼芬向江川信用联社代偿了所担保的贷款为由，要求吴迎春、陈琼瑜履行反担保责任，后吴迎春于2016年5月3日向马增平个人账户转账支付了款项45万元，于2016年8月29转账支付了款项35万元，于2016年11月1日转账支付了款项100万元，合计支付了180万元。后马增平将上述收取吴迎春的180万元款项中的130万元转给了三农协会。2016年8月1日，马增平以三农协会的名义向吴迎春出具《承诺书》，载明：“龚升在江川信用联社聚龙分社贷款300万元，此笔借款由三农联保协会作联保保证，吴迎春作反担保，现吴迎春归还我协会130万元整，今后吴迎春与我公司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承诺2016年8月20日还清。”该《承诺书》尾部盖有三农协会及兴民公司的印章，并有马增平的签字。2016年8月20日，三农协会向吴迎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吴迎春的反担保款项180万元，同时盖有三农协会、兴民公司的印章。后吴迎春、陈琼瑜以三农协会未为龚升、陈琼芬的借款提供担保及也未为龚升、陈琼芬向江川信用联社的借款实际代偿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吴迎春、陈琼瑜系夫妻。2017年7月26日，本案三农协会曾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龚升、陈琼芬、吴迎春、陈琼瑜、张定忠、马见秀连带偿还其向江川信用联社代偿的借款本息及违约金。后三农协会于2018年6月21日提出撤诉申请，原审法院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2017）云0421民初10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三农协会撤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七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为保证人。”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反担保人可以是债务人，也可以是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反担保方式可以是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或者质押，也可以是其他人提供的保证、抵押或者质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云南省江川县龙马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云南省江川江城宏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孔祥健、李富华、胡录生、罗路春作为龚升、陈琼芬向江川信用联社借款的共同担保人，在经债权人江川信用联社同意后，以签订《保证权利义务转移书》的方式将其在《保证合同》中的相关担保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三农协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同时，债务人龚升、陈琼芬与三农协会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委托三农协会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吴迎春、陈琼瑜与三农协会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自愿为龚升、陈琼芬的借款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该两份合同均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借款人龚升、陈琼芬因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向贷款人江川信用联社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三农协会作为保证人，有责任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条件向江川信用联社履行代偿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吴迎春、陈琼瑜作为反担保人，也应按照反担保合同约定的条件向三农协会履行相应的反担保责任。因此，吴迎春通过马增平的个人账户三次向三农协会支付的款项合计180万元系基于合法有效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约定履行反担保义务，且该款项也未超出该合同约定应承担连带反担保责任的范围。因此，吴迎春已向三农协会支付的款项180万元，无论作为受益一方的三农协会或者是受损一方的吴迎春，均不属不法所得或无辜受损，吴迎春与三农协会之间的受损和受益均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三农协会不应承担返还吴迎春180万元款项的民事责任。马增平作为三农协会的会员（股东），其代表三农协会基于反担保债务关系向吴迎春收取180万元款项后，未将其中的50万元转交给三农协会，属其与三农协会之间内部资金处理关系，是否合法，在此不作评判处理。关于吴迎春是否仅应向三农协会承担支付130万元代偿款的问题。依据三农联保协会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的内容及结合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综合分析，系吴迎春作为反担保人，在2016年8月20日还清三农协会130万元款项后，双方之间则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但从吴迎春通过马增平个人账户三次转账付款记录的时间来看，至2016年8月20日止，吴迎春仅支付给三农协会款项45万元，未达到终止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条件，且吴迎春还分别于2016年8月29日、11月1日两次支付给三农协会款项合计135万元，应视为其自愿放弃三农联保协会所作出的承诺。兴民公司虽在《承诺书》及《收据》中盖有印章，但因该公司与吴迎春、陈琼瑜之间并无反担保法律关系，且该公司也未收取过吴迎春、陈琼瑜支付的款项，故不应承担返还款项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吴迎春、陈琼瑜要求三农协会、兴民公司、马增平连带返还其不当得利款180万元及自2016年8月20日起至2018年8月20日止的资金占用费174600元，2018年8月21日之后的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4.8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迎春、陈琼瑜的诉讼请求。”二审中，经吴迎春、陈琼瑜申请，本院依法向江川区人民法院调取《追偿权权利、义务转移协议》一份，向江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作人员李某甲、李某乙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一份。经质证，吴迎春、陈琼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调查笔录能够证明李某乙2014年并未在江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作，据此可以证明《保证权利义务转移书》的真实性存疑。三农协会对《追偿权权利、义务转移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协议的形成是原案件代理人不清楚客观情况，为诉讼而补充的协议；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马增平对《追偿权权利、义务转移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签订该协议具体原因需向三农协会核实；对调查笔录中被调查人的陈述是否真实由法院依法核实。本院认为，《追偿权权利、义务转移协议》的约定与《保证权利义务转移书》的约定相互矛盾，且与《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及三农协会的还款情况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本院依法进行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是一方取得财产上的利益，二是他方受有损失，三是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本案吴迎春、陈琼瑜上诉主张其与三农协会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所约定的反担保对象为三农协会与龚升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所形成的担保债权，一审法院将三农协会基于《保证权利义务转移书》所形成的担保债权与《委托担保合同》所形成的担保债权混为一谈错误，故请求三农协会、兴民公司、马增平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80万元。经审查，龚升与三农协会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后，三农协会虽未与江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签订保证合同，但三农协会、江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云南省江川县龙马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云南省江川江城宏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签订了《保证权利义务转移书》，三农协会通过保证权利义务转移的形式为龚升所借款项提供了担保。由于吴迎春、陈琼瑜与三农协会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三农协会在龚升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后，向江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履行了保证义务，故三农协会有权要求吴迎春、陈琼瑜承担反担保责任。三农协会出具的承诺书虽载明吴迎春需承担反担保责任为130万元，但在二审中，吴迎春陈述双方协商时三农协会要求其承担的反担保款项为180万元，且吴迎春分三次转款180万元至马增平的账户，转款后三农协会将《承诺书》及《收据》交给吴迎春，《收据》载明反担保款项为180万元，吴迎春、陈琼瑜在收到《承诺书》及《收据》后未提出异议，故其二人主张支付的款项18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要求三农协会、兴民公司、马增平返还的请求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吴迎春、陈琼瑜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72元，由吴迎春、陈琼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伟审判员 吴晓琳审判员 方明慧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戴龙飞书记员白子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