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91民初1612号原告：徐州海达顺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月星环球商业中心第A区幢5单元902室。法定代表人：刘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江苏钟鼓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亳州市固恒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市政府南华德御景4栋501室。法定代表人：李现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煜，安徽安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潇婷，安徽安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徐州海达顺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亳州市固恒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州海达顺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达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付货款122.5万元及利息29.4万元（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2019年4月19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2.被告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及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被告在原告处购买了一台XGT7020型塔式起重机、六套固定支腿及一套模具，价值122.5万元。原告代被告办理了托运手续，被告于2018年4月19日、5月19日、5月29日收到货物。2018年5月，被告将设备安装在了安徽省六安市凤凰园小区二期住宅产业化工业项目（以下简称六安项目）工地上。被告拖欠原告货款至今未付，原告多次催款，被告予以拒绝。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亳州市固恒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恒公司）辩称，原告无证据证明双方有买卖涉案塔式起重机、六套固定支腿及一套模具的意思表示，亦无证据证明被告收到涉案货物，原告向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发送的涉案塔式起重机和被告没有关系。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18日，案外人徐工集团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销售报价单，报价涉案徐工牌QTZ250/XGT7020-10型塔式起重机1台单价108万元，固定支腿1套单价1.8万元、6套合计10.8万元，模具1个报价1.7万元，共计120.5万元。2018年3月20日，原告出具两份投标授权书，授权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现飞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全权参与六安市凤凰苑小区二期住宅产业化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六安项目）及阜阳项目投标活动，授权范围为：“以我单位的名义签署投标函和投标文件，与投标人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协议书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2018年4月2日，原告（合同称甲方、出租方）与被告（合同称乙方、承租方）及保证人签订《以租代售合同》，约定甲方以以租代售的形式向乙方出租塔式起重机27台用于六安、阜阳建设项目，单价110万元，由甲方代乙方签订租赁合同，所有经济与安全责任都由乙方及保证人负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租金由乙方汇款到甲方账户后，冲抵乙方货款。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保证金143万元。2018年4月15日，案外人中建一局向原告发出中标通知书，确定原告为六安项目塔吊租赁的中标人，中标通知书由李现飞签收。2018年4月19日，李现飞签收涉案塔式起重机配件即支腿6套，模具1个。2018年5月17日，李现飞通过微信告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雷六安项目工地的具体地址。2018年5月19日，刘雷和李现飞通过微信沟通发货相关事宜，刘雷称“只发四车，第五车暂时没有货”，李现飞问“是不是最后一车啥时候发不确定”，刘雷答“两三天左右”。涉案塔式起重机主体共分五车发运至六安项目工地，2018年5月19日，李小涛在其中四车的《产品发运清单》尾部“交接用户”栏中签名，并在“收货单位”栏注明“固恒租赁”，预留手机号码180××××5686，号码归属地为安徽省亳州市。2018年5月29日，盖万全在第五车的《产品发运清单》尾部“交接用户”栏中签名，预留手机号码186××××0512，号码归属地为安徽省亳州市。涉案塔式起重机至今仍在六安项目工地使用。2018年9月12日，李现飞与原告的工作人员张海燕通过电话沟通时称：“我那个塔吊啥时间买的，该还钱我得还钱”，张海燕回答：“还啥钱，你这钱还多来你还什么钱”，李现飞又称：“你又不退，我得起诉你们”。后，固恒公司在本院起诉海达顺公司，请求判令解除《以租代售合同》，海达顺公司向固恒公司退还保证金143万元并赔偿损失等，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做出（2018）苏0391民初3809号民事判决，认为《以租代售合同》未生效，判令海达顺公司向固恒公司退还保证金143万元，驳回固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本案庭审中，原、被告认可涉案塔式起重机及配件并非《以租代售合同》项下的标的物。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有买卖涉案塔式起重机及配件的合意。首先，原告提交了纠纷产生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现飞与原告的工作人员张海燕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李现飞称“买塔吊、该还钱”，经当庭询问其言所指，李现飞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次，原告提交了李现飞签收涉案塔式起重机配件、指示收货地址、沟通五车货物发货事宜的证据，被告称当时中建一局和原告就涉案设备是租赁关系，李现飞是原告在六安项目工地的代理人，其行为是在替原告收货，并提交了授权书作为反驳证据，根据授权书的记载，李现飞在六安项目中的代理权限仅限于以原告的名义参与投标、签订合同相关事宜，且双方已经明确本案诉争标的物并非《以租代售合同》项下的机械设备，即与投标活动无关，故李现飞签收配件等行为显然超出其代理权限，在原告未行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视为是代理原告所为。再次，关于李小涛和盖万全的身份：1.原告主张二人均系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辩称二人系中建一局的工作人员，李现飞称当时代理原告常驻六安工地的仅其一人，故二人非原告的工作人员；2.从2018年5月19日李现飞和刘雷沟通五车货物发送问题的内容来看，双方先协商5月19日左右发货四车，后几日再发第五车，后李小涛于2018年5月19日签收了四车货物，盖万全于2018年5月29日签收了第五车货物，货物均发至六安项目工地，完全契合李现飞和刘雷的协商内容；3.李小涛在《产品发运清单》上备注收货单位为“固恒租赁”，被告解释“他们知道我公司名字，可能就签我公司了”，不合常理，一来若李现飞是以原告代理人的身份驻场，不会以被告的名义工作，李小涛何从得知？二来若李小涛是中建一局的在职员工，以他人公司名义收货的行为非专业人士所为；4.李小涛、盖万全的手机号码归属地均为安徽省亳州市，亳州市位于皖北，六安市位于皖中，两地相距甚远，长期在六安工作的人按理不会使用亳州的手机号码，被告称二人均是中建一局安徽分公司的员工，该分公司有很多亳州人，一人为亳州人或为巧合，二人均是则过于巧合，反倒根据被告的住所地，其工作人员为亳州人的概率应为更大。因此，李小涛、盖万全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推定二人签收涉案机械设备的行为是为被告收取货物。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就涉案标的物有买卖合意，被告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虽然双方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但是原告已经根据被告的指示，履行了交付货物的合同主给付义务，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亦接受了原告的给付，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依法有效。关于被告欠付款项的金额，原告主张货款为120.5万元，双方未就涉案塔式起重机及配件的价款进行约定，也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或依交易习惯确定，应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确定，原告提供了生产厂家在订立合同时出具的销售报价单，被告质证认为报价单体现了货物的价值，故可以作为货物的市场价格予以采信，且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不久又签订《以租代售合同》，在该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同型号标的物价格与销售报价单上的价格基本相符，足以相互印证。关于原告主张的运费2万元，属履行费用，双方没有约定应由被告承担，也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或依交易习惯确定，应由履行义务一方即原告负担，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双方未约定支付价款的时间，被告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被告逾期付款确给原告造成损失，因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本院依法酌定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自被告全部收到货物的次日即2018年5月30日起算，计至原告主张的2019年4月19日止。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给付货款120.5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5月30日起至2019年4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的诉讼请求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六）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亳州市固恒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徐州海达顺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20.5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5月30日起至2019年4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470元，减半收取计923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235元，由被告亳州市固恒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权冠亚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董榆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