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7民终14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光衡，男，1944年4月6日出生，布依族，贵州省罗甸县人，退休职工，住。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兴屹，男，1975年7月11日出生，苗族，贵州省罗甸县人，自由职业，住。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时照，贵州蹇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治谊，女，1947年12月26日出生，布依族，贵州省罗甸县人，退休职工，住。上诉人黄光衡因与上诉人杨兴屹、原审第三人杨治谊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罗甸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2018）黔2728民初1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光衡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位于贵州省××××号的房屋由黄光衡和杨治谊共同所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兴屹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房屋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应当属于黄光衡与杨治谊的夫妻共有财产。杨兴屹在本案房屋修建时从未出资，本案房屋确系黄光衡与杨治谊共同修建，与杨兴屹无关。杨兴屹自1994年中专毕业至2004年结婚期间，多年在外漂泊，2004年结婚后又一直居住在贵州省××丰县，直至2017年与其前妻离婚后才回罗甸居住。杨兴屹14年来从不过问家中事务，倘若其为房屋权利人，该情况明显不符合常理，并且杨兴屹多年来一直靠家中接济才能生活，根本没有出资修建房屋的能力。黄光衡提供的证据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流水清单证明，直到2012年为止，杨兴屹都在使用黄光衡存折内的存款才能生活，故杨兴屹从始至终都未出资修建过本案房屋。第二，杨兴屹提供的各类汇票总计150850元，明显缺乏证据效力，一审法院应当不予采信，更不应当以此推论法律事实。一审判决认为，因该房屋在修建时，杨兴屹已经成年，有固定收入，并将收入寄给杨治谊，由杨治谊统一管理使用，因此不排除杨兴屹对争议房屋的出资，该事实认定错误。杨兴屹提供的汇票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杨兴屹汇款给其本人，汇款金额达到91000元，数额最多却只有一笔，又属于自己汇款给自己的行为，该类汇票根本不具备任何证据效力。第二类是汇票仅载有汇款地，没有收款人，且汇票上无人签名，该类汇票根本无法证明其来源及用途，不具备任何证据效力。第三类是汇票上有收款人杨治谊姓名的汇票，该类汇票只能证明曾经有人汇款给杨治谊，无法证明汇款人及其汇款用途，不能证明杨兴屹有汇款建房的事实。第四类是杨兴屹汇款给杨治谊的电汇凭证，只能证明其来源而无法证明其汇款用途，且该类汇款总金额只有15000元，数额占总汇款比例太低，也不能证明杨兴屹有汇款建房的事实。同时该证据年代久远却保存完备，且有如此之多的疑点，该证据不仅不能证明杨兴屹出资修建过本案房屋，反而证明杨兴屹与杨治谊早就恶意串通，图谋侵占黄光衡的财产份额。上诉人杨兴屹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确认依法登记的罗房龙字（2005）A0002818号房屋所有权属于杨兴屹；2、由黄光衡承担本案受理费。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是超越诉讼请求的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黄光衡在一审起诉时只有一个明确的请求，即确认罗甸县××路11号房屋属于黄光衡与杨治谊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没有请求撤销房屋产权登记，而一审判决擅自撤销杨兴屹的房屋产权登记，明显超越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再说公权力机关作出的产权登记是行政行为，是否撤销的法定程序由《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调整，并不能适用《民法总则》和《民事诉讼法》来进行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应当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第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有以下几点。1、一审认定2018年，由于杨兴屹与妻子发生离婚纠纷，需要进行财产分割，黄光衡发现争议房屋产权证只有杨兴屹的名字，就向有关部门提出该房屋不是杨兴屹的，而是黄光衡与杨治谊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属实。事实上，杨兴屹是2009年与妻子离婚，黄光衡就已经知道房屋产权证的名字是杨兴屹，另外在2016年时，黄光衡就曾经委托过律师调取该产权证书，说明黄光衡早就于2016年知道该产权证书的存在，黄光衡并没有向登记机关提出登记异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2、一审认定由于该房屋在修建时，黄光衡、杨兴屹、杨治谊均在一个家庭生活，收入和支出统一开资，无法分清各个家庭成员对房屋的出资，因此，该房屋应视为家庭共有，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服。黄光衡在一审诉讼时，称杨兴屹在修房屋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出资，还要黄光衡与杨治谊抚养，经过一审已经查明黄光衡是一派胡言乱语，家庭中明确该房屋的修建是杨兴屹的，杨兴屹才从深圳高额汇款20余万元回家来给母亲杨治谊代为修建房屋，从1994年开始到2004年保留下的汇款单就达20多万元，如果该房屋不明确是杨兴屹的房屋，杨兴屹不可能往家中汇款20多万元，在那个年度相对普通家庭是个天文数字，这就能够说明修建该房屋时的资金来源是杨兴屹的，产权证书登记为杨兴屹的名字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并且当时修建该房屋时黄光衡与杨治谊是单独有自己的房屋，一审在认定事实部分称黄光衡与杨治谊在现争议的房屋中居住，就认定是家庭共同共有财产，明显的证据不充分。第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四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杨兴屹认为《民法总则》第114条与本案适用不相适应，本条是一个权利人享有物权的概述，而本案是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是确认权利人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9条的规定，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所以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是要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的情形，然而黄光衡在一审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是该物权的真实权利人，一审法院凭推断该房屋是家庭共有财产，就认定黄光衡是真实权利人是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所以适用该条法律错误。原审原告黄光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位于罗甸县××层砖混房屋属于原告与第三人杨治谊的夫妻共同财产；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黄光衡与第三人杨治谊于1983年12月26日登记结婚，由于双方都是再婚，都有自己的子女。原告黄光衡的子女为黄元媛（1973年生）、黄元毅（1977年生），第三人杨治谊的子女为杨兴屹（1975年生）、杨兴玲、杨兴梅。婚后双方的子女均与原告和第三人共同生活。1999年7月6日，第三人杨治谊以被告杨兴屹的名义与当时的罗甸县龙坪镇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以38072元购得位于罗甸县××路（争议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并修建房屋。房屋修成后，原告和第三人及双方的子女一起搬到争议房屋居住，并将之前居住的罗甸县糖酒公司宿舍出售给王家雄。2000年8月，第三人杨治谊以被告杨兴屹的名义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2004年，原告和第三人又在争议房屋基础上增加2层。杨治谊受被告杨兴屹的委托向罗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办理领证手续，2005年4月18日，罗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向被告杨兴屹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修好后，一楼门面由原告出租给他人使用，原告和第三人居住一层，被告杨兴屹居住一层，原告的儿子黄元毅居住一层。2018年，由于被告杨兴屹与妻子发生离婚纠纷，需要进行财产分割，原告黄光衡发现争议房屋产权证只有被告杨兴屹的名字，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名字，就向相关部门提出，该房屋不是被告杨兴屹的，而是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经有关部门协调无效，导致原告提出诉讼。另查明，争议房屋修建时，原告的女儿黄元媛已经出嫁，另外两子女尚未成年。被告杨兴屹已经从学校毕业并在外务工向第三人杨治谊汇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黄光衡与被告杨兴屹争议的罗甸县××路11号房屋，系第三人在与原告共同生活期间建造。但第三人在办理该房屋的土地使用登记和产权登记时，均登记在第三人的儿子被告杨兴屹名下，该房屋的相关手续登记，第三人隐瞒了原告的知情权，其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由于该房屋在修建时，原告黄光衡、被告杨兴屹、第三人杨治谊均在一个家庭生活，收入和支出统一开支，无法分清各个家庭成员对房屋的出资，因此，该房屋应视为家庭共有。关于原告主张该房屋属于原告与第三人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不予支持。因为该房屋修建时，被告杨兴屹已经成年，有固定收入，并将收入寄给第三人，由第三人统一管理使用。因此，不排除被告杨兴屹对争议房屋的出资。关于被告杨兴屹、第三人杨治谊主张该房屋应以登记为准，属于被告杨兴屹的个人合法财产，不予支持。因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作为家庭成员，对争议房屋一直参与修建和管理。另外，第三人杨治谊与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的收入由第三人负责管理使用，第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房屋的修建与整个家庭收入无关。况且，争议房屋建成后，原告及其子女也长期在该房屋内居住，并收取房屋出租的收益，被告也未提出异议。据此，原告黄光衡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登记在被告杨兴屹名下的罗甸县××路11号房屋，原告参与了修建和管理，该房屋登记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该房屋应由原告黄光衡、被告杨兴屹、第三人杨治谊共同共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登记在被告杨兴屹名下位于贵州省××××号的房屋产权登记；二、位于贵州省××××号的房屋由原告黄光衡、被告杨兴屹、第三人杨治谊共同所有。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黄光衡承担30元，被告杨兴屹承担30元。二审中，上诉人杨兴屹提供的证据有：1、离婚证，证实其于2009年离婚后回罗甸居住生活；2、煤矿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证实上诉人杨兴屹结婚后独立生活，有独立稳定的经济来源；3、介绍信，证实上诉人黄光衡于2017年11月就知道房屋产权证的存在。经二审审理，除一审认定杨兴屹的离婚时间不予认定外，其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位于贵州省××××号的房屋，于1999年修建基础及第一、二层，于2004年修建第三、四层。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涉案房屋即位于贵州省××××号的房屋产权归谁所有。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光衡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其与原审第三人杨治谊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归其与原审第三人杨治谊共同所有，而上诉人杨兴屹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应当归其个人所有。因涉案房屋先后分两次修建，第一次于1999年期间修建基础及第一、二层，第二次于2004年期间修建第三、四层。根据该房屋的实际修建情况，首先，涉案房屋虽然修建于上诉人黄光衡与原审第三人杨治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上诉人黄光衡、原审第三人杨治谊及其子女未分家，均在一起共同生活，家庭的收支也是统一的，未作区分，故对于修建房屋的出资情况无法区分。其次，虽然上诉人杨兴屹于1994年中专毕业后，随即到广州、深圳等地工作，从1994年至2004年期间陆续汇款给原审第三人杨治谊，说明上诉人杨兴屹确实为家庭创造了收入，但是也不足以证明两次修建房屋的所有出资均系上诉人杨兴屹个人出资。再次，在两次修建房屋期间，上诉人黄光衡、上诉人杨兴屹和原审第三人杨治谊及其他子女并未分家，仍然在一起共同生活，而对于家庭成员之间，如果某一家庭成员提出个人出资修建房屋，一般应当有家庭成员之间口头协商或者书面协议约定，而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该方面的依据，故应视为家庭共同出资修建，应为家庭共有财产。综上，一审对上诉人黄光衡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其与原审第三人杨治谊的夫妻共同财产和上诉人杨兴屹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均不予支持正确，而认定涉案房屋属于上诉人黄光衡、上诉人杨兴屹和原审第三人杨治谊共同所有不当，应予纠正。另外，对于涉案房屋已办理产权证登记在上诉人杨兴屹名下，是否撤销该房屋产权证属于行政审批的范围，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一审判决撤销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证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光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杨兴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罗甸县人民法院（2018）黔2728民初11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黄光衡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黄光衡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杨兴屹所交的60元，由上诉人杨兴屹承担，上诉人黄光衡所交的60元，由上诉人黄光衡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军审判员 李颖敏审判员 陈福江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阙歆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