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赣0803行初103号 原告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计淼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镇静、刘恋，江西吉泰（吉安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徐小腾，局长。 出庭负责人饶吉斌，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许龙、黄江华，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段克平，男。 原告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长运）不服被告吉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于2019年6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后，向被告市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段克平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吉安长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镇静和刘恋、被告市人社局副局长饶吉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许龙和黄江华、第三人段克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5月5日作出吉人社伤认字[2019]第141号认定工伤决定（以下简称141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2019年1月10日19时20分许，段克平驾驶赣Ｄ×××××客车从抚州返回吉安市中心车站，其自称在交接运量单后，返回赣Ｄ×××××客车内打扫卫生时，因地面打滑，导致其摔倒受伤。19时37分，段克平拨打吉安长运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吉安长运分公司）调度员彭红电话，告知其因受伤，次日不能正常上班，1月11日至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治疗，3月15日吉安长运分公司向段克平银行账户转账2万元。我局认为，段克平系吉安长运分公司驾驶员，其称自己在车上摔伤，虽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是在车上摔伤，但提供了其于19时37分许告知吉安长运分公司调度员彭红摔伤一事的通话记录和吉安长运分公司向其银行账户转账2万元的记录作为佐证。同时，根据天网视频数据资料推算，段克平1月10日19时20分左右到达吉安市中心车站，间隔17分钟左右向客车调度员电话告知受伤一事，可以推断其在车站内从事收尾性工作摔伤的可能性大于在其他地方摔伤的可能性。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吉安长运分公司未提交段克平不是工伤的有效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我局确认，段克平是在工作时间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综上所述，段克平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原告吉安长运诉称，案涉141号认定工伤决定对于“工作时间”、尤其是“是否在工作场所内”、“是否从事工作收尾性工作”的相关事实，仅依据个人阐述、时间线推测和原告借资给段克平的行为进行认定，并未依法根据相关证据加以认定。段克平阐述的受伤过程与保险公司所查实情况不符，事发后段克平的处理方式与职工受伤后正常的处理方式也不相符，市人社局对段克平是否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依照《江西省工伤认定工作规程》的规定“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应一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在用人单位未提供证据时可依据受伤职工提供的证据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即受伤职工认定时，应承担基本证明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用人单位无法提供证据时，亦不免除受伤职工的举证责任，比如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工伤认定时，受伤职工应提交《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材料，以自证其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本案段克平仅提供个人阐述申请工伤认定，市人社局片面依据“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条文，免除段克平的举证责任，将举证责任全部交由原告承担，并由原告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属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市人社局由此作出的案涉141号认定工伤决定不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法应予以撤销。故其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市人社局作出的141号认定工伤决定，本案诉讼费由市人社局承担。 吉安长运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材料：1.141号认定工伤决定，证明市人社局作出的案涉行政行为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2.视听资料（1月10日段克平和罗永龙的微信记录），证明段克平在受伤后联系原告，在陈述中并未提及其是在工作收尾时受伤，而是在回来的路上受伤。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一、综合分析事实，我局确认段克平从事收尾性工作时摔伤。段克平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2019年1月10日19时30分许，驾驶赣Ｄ×××××客车从抚州返回吉安市中心车站，在客车内打扫卫生时，因地面打滑，导致其摔倒受伤。经我局工作人员调阅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天网视频数据资料，卡口图片显示赣Ｄ×××××于1月10日19时09分行驶至阳明东路万象广场路段。吉安长运分公司调度员彭红证实19时37分段克平拨打电话向其告知受伤一事，次日不能正常上班，后段克平1月11日至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治疗，吉安长运分公司2019年3月14日挂支单（复印件）写明借支2万元“用于2019年1月10日赣Ｄ×××××驾驶员段克平摔伤事故”，挂支单部门领导意见栏有部门领导签字，3月15吉安长运向段克平银行账户转账2万元。我局认为，从段克平驾车经过阳明东路万象广场路段，到打电话告知彭红受伤，时间间隔仅28分钟，扣除从阳明东路万象广场到吉安市中心车站车辆行驶和停车时间，只有十几分钟，到达后段克平还要交接运量单及给客车打扫卫生，其在吉安长运院内从事收尾性工作摔伤的可能性大于院外摔伤的可能性。二、吉安长运分公司举证不能，应承担工伤认定的不利后果。首先，段克平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已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其次，在我局向吉安长运分公司发出了《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后，公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吉安长运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来看，其重点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不易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向劳动者倾斜符合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原则，应当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决定。综上所述，我局确认段克平在此次事故中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 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7月4日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材料：1.141号认定工伤决定和《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我局根据段克平的申请，作出了认定段克平事故伤害是工伤的决定；2.市中心人民医院疾病证明书和出院记录，证明段克平的伤情情况；3.天网卡口图片，出险通知书、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现场查勘（询问）记录》，我局对何国斌、邹嘉琛、罗永龙、彭红、段克平的调查笔录，段克平与彭红的通话记录，证明2019年1月10日19：09分许驾车经过阳明东路万象广场旁卡口，19:37分许段克平给彭红打电话告知受伤。加盖原告公章的《出险通知书》和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现场查勘（询问）记载》，段克平是在车上打扫卫生摔倒受伤；4.吉安长运分公司的挂支单和段克平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明2019年3月15日，原告因段克平摔伤事故借支给段克平2万元；5.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和送达回证等，证明我局通知吉安长运分公司举证和文书送达等情况；6.段克平身份证复印件、吉安长运分公司的注册信息，证明双方的身份情况。 第三人段克平述称，其在市人社局的调查中和保险公司的调查中都已经说清楚了，事后的处理情况我已向法庭提交证据。 段克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通话记录5张、微信记录，证明吉安长运分公司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给我报工伤，我一直在和罗永龙联系要求处理这个事情；2.出险通知书，证明事情发生的过程；3.保险公司现场查勘记录、转账授权书，保险案卷封面，证明现场勘查结果，3月14日何国斌等人签字的，要求出险是公司签名，不是我个人签名。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1～7（3中的段克平的调查笔录除外）组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第2组认为与常人正常受伤后立即前往医院诊断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对第3组段克平的调查笔录真实性有异议，其它材料真实性无异议，而且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段克平是在车上打扫卫生摔倒受伤，出险通知书是段克平手写的，为了向承保公司保险出具的材料，但保险公司经查勘确认段克平不是在工作地点受伤，罗永龙的调查笔录中陈述了向保险公司提供出险材料中反映的受伤经过是公司的安全员和段克平商量后商量出的事实，彭红的调查笔录也明确说明了在与第三人通话时询问是否是在回家路上摔伤的，段克平回答说“是”，对第4组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万元款项仅仅是原告借支给原告的款项。 第三人对市人社局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均无异议。 市人社局和段克平对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市人社局对第2组认为段克平说的话没有说他受伤是在哪里，没有说是在回家路上，说的应该是开车回来的时候受了伤，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段克平对第2组认为录音是其说的话，其说第二天去医院看，其跟和彭红也说了。 原告对段克平提交的第1组证据材料的三性无异议，罗永龙调查笔录上明确说明有联系的事实，但未提及工伤事宜；对第2组认为是段克平发送给公司何国斌的微信内容，由何国斌按他发送的内容填写，调查笔录中已经做出说明；对第3组认为现场查勘记录与最终保险公司做出的理赔结论不相符，无法证明段克明受伤的原因及经过。 市人社局对段克平提交的第1组证据材料三性无异议，我方也提交了该证据，确实证明了段克明在积极地向原告公司沟通受伤情况处理。说明其确实是因工作受伤才会积极去沟通处理；对第2、3组认为也能印证段克明的受伤是因工作原因受伤。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无异议或者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材料，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市人社局提交的第3组证据材料中的段克平的调查笔录，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该证据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材料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材料，由于段克平说的话较为笼统，且原告提交的该证据不够完整，无法证明段克平不是客车内摔伤的。 经审理查明，段克平系吉安长运分公司的驾驶员。2019年1月10日19时20分许，段克平受吉安长运分公司的安排驾驶赣Ｄ×××××客车从抚州返回吉安市中心车站，在交接运量单后，返回赣Ｄ×××××客车内打扫卫生时，因地面打滑，导致其摔倒受伤。当日19时37分，段克平拨打吉安长运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吉安长运分公司）调度员彭红电话，告知其因受伤，次日不能正常上班，并通过微信告知吉安长运分公司罗永龙经理次日不能上班。次日段克平前往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治疗，期间多次与罗永龙电话联系和微信联系。2019年1月12日，段克平又多次与罗永龙电话联系和微信联系。2019年1月14日，吉安长运分公司要段克平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人保公司）报案。后吉安长运分公司向江西人保公司出具出险通知书，载明：“2019年1月10日，段克平驾驶赣Ｄ×××××从抚州返回停放在公司楼下修理厂，因当天下雨，车内又有油污，不慎在打扫车辆卫生时身体失去平衡滑到在车内过道上，右侧身体先行倒地，因时间已晚，便向公司领导电话汇报，待第二天去医院检查，第二天去吉安中心医院检查，诊断为右肱骨大结骨折并严重错位，需住院手术治疗”等内容。后江西人保公司拒绝理赔。2019年3月5日，市人社局决定受理段克平的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4月10日，市人社局送达《工伤认定期限举证通知书》给吉安长运分公司。市人社局于2019年5月5日作出案涉141号认定工伤决定，于2019年5月24日送达案涉141号认定工伤决定给吉安长运分公司。 另查明，2019年3月15日吉安长运分公司向段克平银行账户转账2万元。吉安长运分公司系吉安长运设立的分公司。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应当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江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七条规定，工伤保险基金实行设区的市全市统筹。据此，吉安市作为设区市，其辖区范围内的工伤认定职权应由吉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使。本案中，段克平在吉安市吉州区发生事故所遭受的伤害是否属于工伤，应由吉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段克平系吉安长运分公司的驾驶员，工作场所显然包括其驾驶的车辆，其在乘客下车后打扫车内卫生不慎摔伤属于上述规定的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应予以认定工伤，故市人社局作出的案涉141号认定工伤决定正确。市人社局2019年3月5日决定受理段克平的申请，后向段克平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和向吉安长运分公司送达了限期举证通知书等，于同年5月5日作出了案涉工伤认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故对原告要求撤销案涉141号认定工伤决定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段克平并非在车内摔伤，因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该主张，另外其向江西人保公司报案时已认可段克平在车内摔伤的事实，现又予以否认，亦有违诚信，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段克平主张吉安长运主体不适格，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之规定，吉安长运分公司作为吉安长运的分公司，其从事活动产生的责任由吉安长运承担，而案涉141号工伤认定决定的行政相对人包括吉安长运分公司，显然吉安长运与案涉141号工伤认定决定有利害关系，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故段克平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小安 人民陪审员  孙小兰 人民陪审员  方怀志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汤兰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