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203民初1752号原告：王炜，男，196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爱莲，湖南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芳，湖南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住所地：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85号金融大厦。负责人：陈伟乔，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珊，系被告风险管理部法律顾问，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签订调解协议，签收法律文书等）；委托诉讼代理人：扶良胜，湖南誉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王炜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株洲市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凌独任审判，于2019年7月4日召开庭前会议，并于2019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杨名担任庭审记录。原告王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芳，被告建行株洲市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珊、扶良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建行株洲市分行继续履行与原告王炜之间的劳动合同；2．判令被告建行株洲市分行按每月13473元向原告王炜支付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恢复劳动关系之日的工资（暂计算至2019年5月29日为188622元）；3．依法判令被告建行株洲市分行赔偿原告王炜社会保险待遇损失96149.0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王炜于1990年入职被告建行株洲市分行，双方于2001年5月24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担任建行株洲市分行湘江支行行长。2013年5月，经被告签署、用印审批后，湘江支行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了一份《顾问协议》。2018年3月29日，被告发出《关于给予王炜行政处分的决定》（建株发［2018］27号）及《关于给予王炜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建株党纪［2018］6号）两份决定，认为：“王炜违反建行有关制度规定，对未经上级授权和批准违规代表株洲湘江支行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组织、参与华泰基金推介会……鉴于违规代销华泰基金事件给建设银行声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并导致建行受到外部管理机构处罚，情节严重……决定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并停止缴纳原告的相关社会保险。对此，原告向建行湖南省分行申请复核，认为：与华泰基金签订协议，是依规经签署审批，并在建行株洲市分行盖章通过，经上级批准的情形下签署的，并非原告自身责任，被告作出开除决定与事实相悖。但省分行维持了被告的原决定。原告认为，在湘江支行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协议过程中，湘江支行依规进行了签署、用印审批程序，在经被告审批准许后，方才进行签署。被告以“未经上级授权和批准违规”签订协议作出为由，作出开除原告的决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撤销相应决定，并继续履行双方劳动合同，且应向原告补发自2018年3月30日起的工资，及赔偿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损失。原告王炜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身份证、被告工商登记信息、《裁决书》及送达回证、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单、中国建设银行用印审批单、关于给予王炜行政处分的决定（建株发［2018］27号）、关于给予王炜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建株党纪〔2018〕6号）、关于对王炜开除党籍处分复议审查的决定（建株党纪〔2018〕11号）、关于对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复核的决定（建湘监〔2018〕12号）、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明细、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记录、株洲市中心医院病历记录。被告建行株洲市分行辩称，一、被答辩人王炜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给答辩人造成了恶劣的声誉影响和重大的经济损失。理由是：1.2012年4月至2015年3月，被答辩人王炜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行长（以下简称湘江支行）。2013年5月，被答辩人王炜以湘江支行名义与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协议约定为该公司寻找并推介特定投资者，为投资管理人寻找并推荐投资项目。但是，（1）根据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6）湘021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华泰基金公司未进行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登记，未取得金融许可证，不具备相关运营资质；（2）根据被答辩人王炜2017年10月27日的《谈话笔录》，其明知湘江支行不具有签订《顾问协议》的审批权限，并且承认《顾问协议》为非格式文本，是华泰基金公司提供的，用印审批单上也显示该协议为非建行标准格式文本，而根据《关于文本的通知》，2012年后新增的财务顾问协议必须采用《全面金融财务服务顾问协议》文本；（3）根据中国建设银行用印审批单，2013年4月25日（实际于5月3日用印），王炜就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申请用印，经办人和有权用印人均是王炜，且没有上级银行的批准意见；（4）根据《建行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单》（证据3），法律部门对该协议的审查和处理意见为：如需建行参与招募投资人必须请示省行，对外宣传时不得利用建行为其自身牟利，即为否定性建议。2．根据《谈话笔录》，王炜于2013年5月未经批准擅自违规组织、参与华泰基金推介会，并且在会上明确销售佣金事宜。因该公司出现重大问题，其主要负责人已被判处刑罚，基金无法兑现，基金持有人为此到答辩人营业网点聚众堵门闹事，严重影响答辩人工作的正常开展及社会声誉，并被列为华泰基金合同纠纷一案的共同被告。原告的违规行为引起的后果极其严重，具体表现为：（1）华泰基金公司相关责任人已被以非法集资的罪名判处刑罚，该基金是不合法产品；（2）通过建行渠道销售的基金无法兑现的金额达到了7431.41万元，其中从湘江支行渠道销售的金额占绝大多数，由基金购买人提起的诉讼虽然尚未判决，但可预见的经济损失巨大，由此而引起的基金购买人聚众堵门闹事也对被告的声誉造成了极大损伤；（3）由于违规代销基金而被银监部门作出罚款40万元的行政处罚，此事不但在省行造成很大影响，甚至引起了总行的关注。3．根据上述事实情况，申请人身为湘江支行行长，并实际经手华泰基金事宜，是该事件的第一责任人，不管是失职责任还是管理责任，申请人都难辞其咎。并且，因此次事件被处罚的员工有多名，根据违规情况的不同，分别给予了开除、撤职等处分，并非只处罚了申请人一人。二、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王炜作出的开除处分决定符合单位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被答辩人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中，被答辩人王炜严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且根据《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和第三项、第五十三条和第二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对王炜理应作出开除决定。鉴于被答辩人王炜作为湘江支行的负责人，对建行总行下发的相关“处理办法”应当知道并了解。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被申请人就开除申请人的决定向市分行工会征求了意见，市分行工会按程序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投票通过开除决定，参会人数和投票人数都符合规定，并依法向王炜送达，经过了株洲市分行的复审和湖南省分行的复核，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对被答辩人王炜作出的开除处分决定是符合法律法规和单位规章制度的。所以，对被答辩人王炜提出的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以及支付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恢复劳动关系之日的工资、社保待遇损失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被答辩人王炜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予以全部驳回。被告建行株洲市分行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关于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建株发〔2018〕27号）及送达回执、关于对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复核的决定（建株纪〔2018〕1号）及送达回证、关于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的复审报告、关于对王炜行政开除处分的复审报告、关于对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复核的决定、关于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征求意见的函、关于对《关于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征求意见的函》的复函、关于3月28日本部职工代表会议的纪要，株洲市分行第四届职工代表会议的纪要、中国建设银行用印审批单（手工编号796）、中国建设银行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单、谈话笔录、建行与华泰投资公司之顾问协议、关于签署《全面金融服务财务顾问协议》文本的通知、对华泰基金公司一案的一审判决书（天元区人民法院（2016）湘0211刑初172号）、对华泰基金公司一案的二审判决书（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7）湘02刑终321号）、天元区人民法院传票3份、民事起诉状、华泰被诉案件列表整理20190114、基金购买人到建行堵门闹事照片、银监部门对建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缴纳凭证、关于印发建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的通知（建总发〔2011〕1号）、建行省分行电子收文处理单、《建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廉洁合规从业承诺书、案件防控暨“双基”管理工作责任状、中国建设银行株洲市分行全员劳动合同书（职工：王炜）、关于印发《建行株洲市分行印章管理办法》的通知、株洲失业保险金申领通知、株洲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株劳人仲案（2019）第068号）、（2018）吉03民终1285号民事判决书、王炜的干部档案（1991年4月一份招收劳动合同制工人审批表、1997年12月一份吸收国家干部审批表）、（2018）湘0211民初3559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因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认定；对被告证据中的中国建设银行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单，原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经审查，该处理单的经办人、起草人均为原告王炜，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关于签署《全面金融服务财务顾问协议》文本的通知，原告提出异议，认为不知晓该文件，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作为建行湘江支行的负责人，对金融机构的有关文件通知应当了解并知晓，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因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合法性、证明目的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认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炜于1990年入职被告处，双方于2001年5月24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2年4月至2015年3月期间原告担任被告湘江支行行长职务。2013年5月2日，王炜作为建行株洲湘江支行的负责人代表该支行（乙方）与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基金公司”）（甲方）签订一份《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与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顾问协议》，协议约定：“第一章聘请甲方作为投资项目的投资管理人，聘请乙方提供顾问服务，乙方接受甲方的聘请，对投资项目提供相关的顾问服务。第二章顾问内容顾问提供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投资项目寻找并推介合规的特定投资者，为投资管理人寻找并推荐投资项目，对投资项目所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对投资项目的实施提供相应的财务安排和建设。……”合同尾部乙方（盖章）处加盖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的公章，王炜在负责人或授权代表处签字。2018年3月28日，被告经征求工会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关于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建株发＜2018＞27号），认定：“王炜违反建行有关制度规定，对未经上级授权和批准违规代表株洲湘江支行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组织、参与华泰基金推介会，会上明确基金推荐销售佣金事宜等问题承担直接责任，且在调查、审查期间其未如实向组织说明本人及华泰基金相关问题。鉴于违规代销华泰基金事件给建设银行声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并导致建行受到外部监管机构处罚，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建总发〔2011〕1号）第十七条第二项及第三项、第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五条之规定，经征求市分行工会意见、由市分行纪委会审议并报市分行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原告不服，向该行纪检监察部提起复审。该行纪检监察部成立复审组，并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关于给予王炜行政开除处分的复审报告》，之后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关于对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复审的决定》（建株纪〔2018〕1号），认为原处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规章、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故驳回王炜的复审申请，维持原处分决定。王炜又继续向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复议。2018年7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纪委、监察部作出《关于对王炜行政开除处分复核的决定》（建湘监＜2018＞12号），认为：株洲市分行对王炜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适当，驳回王炜复核申请，维持原处分决定。王炜仍不服并提起仲裁，2019年5月9日，株洲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株劳人仲案字［2019］第068号），驳回王炜的仲裁请求。王炜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自2018年3月29日开始未再到被告处上班。还查明，2013年4月25日，王炜作为经办人在被告内部系统提起《中国建设银行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单》，对法律性文件名称为顾问协议提起法律性审查，经审查，对该份顾问协议的审查意见为：“建议主要提供投资项目信息。需关注其投资管理能力。如需招募投资人且需我行参与其中，需请求省行。建议在合同中加入保证金条款。对外宣传时不得利用建行为其自身牟利。此合同类似意向性合作协议，无强制性约束力。”，处理人胡俊洋于2013年4月26日出具“我行以前从未受理过此项业务，建议不推荐投资人，注意防范风险”的处理意见。2013年4月25日，王炜作为经办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用印审批，在案涉的顾问协议上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的公章，其用印审批单中业务部门对合法性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为“全部采纳”，王炜作为用印部门负责人及有权签字人签字。在庭审中，原告确认其在担任建行湘江支行行长期间，只与华泰基金签订了顾问协议；原告在谈话笔录中陈述顾问协议文本系华泰基金公司提供，在庭审中提出上述顾问协议的文本内容系建行株洲市分行胡俊洋提供的，但未就该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原告另陈述称事先并未仔细审核顾问协议的具体内容，签订顾问协议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华泰基金公司在建行湘江支行开户，该协议只是框架协议，在协议经过建行内部法律性审查后并未按照法律部的意见对内容进行修改，而是“全部采纳”了最初的文本内容。又查明，王炜代表被告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后，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期间，建行株洲市分行下辖六个支行11名员工推荐42名客户购买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系列产品共计49笔，金额合计6071万元。其中华泰股权基金37笔，4960万元；汉红生物医药股权基金11笔，1011万元；国泰基金1笔，100万元。上述基金均为私募，未履行规定的备案登记手续。建行株洲市分行代销基金也未经总行、省行授权或审核。截至目前，通过建行渠道销售的基金本金余额5081.93万元已到期无法兑付。2017年2月1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株洲监管分局对建行株洲市分行作出株银监罚决字［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行违规代销基金行为做出行政处罚，罚款40万元。2017年10月17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做出（2016）湘021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对华泰基金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利华、股东唐太平等相关责任人认为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存款罪，并依法作出了判决。之后，因通过被告渠道销售的基金无法兑现，众多投资人陆续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再查明，2012年1月30日，建行湖南省分行下发《关于签署〈全面金融服务财务顾问协议〉文本的通知》，要求自即日起，各行和2012年新增投行客户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必须采用《全面金融服务财务顾问协议》文本。原告在担任建行湘江支行行长时，与建行株洲市分行签订了《案件防控暨“双基”管理工作责任状》，明确：“辖内发生重大违规（含重大风险）事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案件，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中国建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追究责任。”《中国建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建总发［2011］1号）第十七条第（二）、（三）项规定：“领导人员决策严重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或者给予降级至开除处分：（二）重大经营活动的目的或目标不符合建设银行的利益，或决策、执行、监督的程序和方法严重不当，造成重大损失、风险、浪费或恶劣影响，或严重影响业务发展的；（三）重大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国家经济政策、监管机关的要求，严重损害建设银行声誉或造成重大损失、风险的；”、第五十三条规定：“超越授权权限签署法律性文件的，或者违反法律性文件审查制度的有关规定，未经规定的审查程序而签署法律性文件的，给予直接责任人、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记过至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至开除处分”、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工作人员怠于履行岗位职责，应作为而未作为，或者错误作为、不当作为，造成资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无正当理由未能完成重要职责目标或工作任务的，应当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或其他处理”。《建行株洲市分行印章管理办法》规定：印章应在使用人的法定权限和授权权限范围内使用，严格实行审批登记制度。行章和内设机构印章一般由机构负责人或被授权人审批用印。法律性文件用印，由经办部门填写《中国建设银行用印审批单》，送办公室监印人审核后用印。其中，非标准格式文本须经法律部门签署审核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开除处分决定是否合法？如不合法，原告的各项诉请应如何处理？现评议如下：2013年4月25日，建行湘江支行通过内部审查系统送审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与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顾问协议》，经办人为王炜，在《中国建设银行用印审批单》的法律性文件用印栏勾选为非标准格式，该审批单的经办人、用印部门负责人、有权签字人均为王炜。建行株洲市分行法律顾问在《顾问协议》的法律性审查意见中提示：“建议主要提供投资项目信息。需关注其投资管理能力。如需招募投资人且需我行参与其中，需请示省行。建议合同中加入保证金条款。对外宣传时不得利用建行为其自身牟利。此合同类似意向性合作协议，无强制性约束力”；并明确建议：“我行以前从未受理过此项业务，建议不推荐投资人，注意防范风险”。在庭审中，原告王炜陈述称《顾问协议》的内容没有按照法律性文件审查意见的要求进行修改，而是直接全部采纳原内容，故原告代表湘江支行签订的《顾问协议》，并没有获得法律及业务部门批准，且该协议为非标准性文本，与《关于签署〈全面金融服务财务顾问协议〉文本的通知》要求不符。同时，《顾问协议》“第四章乙方的权利和义务，4.2.1乙方应按本合同规定，为投资项目寻找并推介合规的特定投资者，为投资管理人寻找并推介投资项目．．．，4.2.3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已经阅读并了解了国家发改委和湖南省发改委发布的与私募股权基金有关政策、法律及规定，并应当遵守这些文件的规定．．．”。原告提出签订该协议仅用作华泰基金公司开户之用，但《顾问协议》条款中并没有出现“不允许向客户推荐”、“仅作为基金公司开户之用”的语句，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该主张。另外，根据（2016）湘021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内容可以确认，有多名当事人供述2013年5月，王炜组织城区各支行客户经理在建行湘江支行二楼大厅召开了华泰基金产品推介会，华泰基金总经理邱小彪用PPT课件对华泰基金公司、华泰基金、佣金标准进行了具体介绍，会上邱小彪还向建行参会人员提出请他们推荐客户购买华泰母基金，请建行推荐好的项目给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表示销售基金的建行客户经理佣金为销售额的1%，会上还发放了华泰基金募集说明书等宣传资料。即使座谈会上王炜本人未亲口提及营销与佣金之事，但其作为该基金产品推介会的组织者，对会上明确基金推荐销售佣金事宜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故本院认为，原告在任建行湘江支行行长期间，作为该支行负责人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时，原告负有审查该协议并对相关风险进行防控的职责，该《顾问协议》为非标准性文本，违反规定，且未按法律性文件审查处理意见的要求对内容进行修改，导致该协议履行后产生严重后果，原告在签订该协议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故被告在处分决定中认定的王炜未经总行授权或审核、未取得上级行批准，违规代表株洲湘江支行与华泰基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组织、参与华泰基金推介会，会上明确基金推荐销售佣金事宜等问题理由成立，且鉴于违规代销华泰基金事件给建设银行声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并导致建行受到外部监管机构处罚，情节严重；该行由此根据《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建总发〔2011〕1号）第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领导人员决策严重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或者给予降级至开除处分：（二）重大经营活动的目的或目标不符合建设银行的利益，或决策、执行、监督的程序和方法严重不当，造成重大损失、风险、浪费或恶劣影响，或严重影响业务发展的；（三）重大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国家经济政策、监管机关的要求，严重损害建设银行声誉或造成重大损失、风险的”、第五十三条“超越授权权限签署法律性文件的，或者违反法律性文件审查制度的有关规定，未经规定的审查程序而签署法律性文件的，给予直接责任人、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记过至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至开除处分”、第二百五十五条“工作人员怠于履行岗位职责，应作为而未作为，或者错误作为、不当作为，造成资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无正当理由未能完成重要职责目标或工作任务的，应当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或其他处理”之规定，对其作出的行政开除处分决定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是被告按照法律程序正当行使自己的人事管理权的行为，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诉称至今未收到被告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被告双方仍应依法履行双方的《全民劳动合同书》，本院认为，开除也属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形式，不影响解除劳动合同的性质，故对其该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开除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对王炜要求继续支付工资并赔偿社会保险待遇损失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三）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本院决定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诉讼费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现金交纳的，直接向农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交纳。汇款或转账的，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经营部，收款单位：湖南省财政厅国库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81×××81。逾期未缴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审判员  张凌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张青书记员杨名附判决书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