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1610号原告：朱小光，女，198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明，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李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球，上海格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小光与被告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李欣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7月4日、同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小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明、被告宝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小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新车销售订单已于2019年4月2日解除；2、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355,100元、保险费用12,000元、装潢费13,900元，合计381,000元。事实及理由：2019年1月23日，原、被告签订新车销售订单，原告向被告购买宝马X1轿车一辆，车辆厂方指导价396,800元，实际销售价355,100元、车辆保险费12,000元、车辆装潢费13,900元。当日，原告支付定金10,000元。因所购车辆系新能源汽车，经被告推介案外人上海松江恒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骏公司)代办上牌业务，原告与恒骏公司签订了委托服务协议书，约定代办上牌服务费3,000元，2019年5月底之前交付车辆。2019年3月12日，在被告商铺，被告工作人员带原告看了一辆红色宝马X1轿车，并口头告知该辆为原告所购标的车辆，但未办理车辆交接手续，被告工作人员也未将车辆说明书、车辆钥匙等配件交付原告。当日，原告通过网银转账方式支付被告371,000元。嗣后，原告在宝马中国官网查询到以下信息：自2019年3月16日提前下调在中国销售的汽车产品厂家建议零售价，包括宝马在华生产的国产车型。原告据此查到其所购车型指导价降低3,000元至393,800元。2019年3月28日至同年4月2日期间，原告与被告处销售经理李寒晶、董敏在购车微信群中交涉降价事宜，董敏表示不能降价，原告随即要求退车。3月31日，原告在购车微信群中告知被告工作人员，如车辆降价协商未果，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车。2019年4月1日，被告工作人员在购车微信群中明确表示无法退车退款。现该车仍在被告处，尚未办理上牌、购买保险、车辆装潢等后续事宜。原告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订单，该订单第二款约定，在被告交车前如遇车辆生产厂商调整车辆指导价，则原告同意销售价格也相应重新协商(以厂房最新指导价为准)，原告可提出退车，原定金如实退还。现被告迟至今日未办理车辆交接手续，而目前车辆指导价确实发生调整，双方就车辆销售价格始终协商未果，原告据此提出退车、返还购车等款项符合双方达成的条款约定。综上，原告据此诉讼。被告宝信公司辩称：2019年1月23日，原、被告签订新车销售订单，当日原告与案外人恒骏公司签订委托上牌服务协议，3月12日原告支付购车全款，被告工作人员带原告看车视为交车，确实未办理车辆交接手续，也未将车辆说明书、车辆备用钥匙交付原告。3月13日，被告将车移交给恒骏公司代办上牌，恒骏公司在被告商铺有办理点，故被告认为已完成指示交付。7月3日，被告将发票开票日期为2019年3月13日的购车发票四联单交付原告。由于原告未安装充电桩，故导致车辆至今无法完成上牌手续。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车辆销售合同已经于2019年3月13日履行完毕。之后，原告虽就车辆降价、退车事宜与被告工作人员交涉，但因合同履行完毕，无法满足原告的要求。因原告所购为新能源汽车，就该车先签订购车合同，原告付清车款，被告开具购车发票四联单，原告凭购车发票和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去申请新能源车牌照和原告指定地点安装充电桩，原告取得新能源牌照后才能进行上牌、装潢、购买保险等事宜。上述流程全部完成后，车辆交付原告。新车销售订单第二款仅适用于购车方已付定金至付完购车辆全款期间，通常付购车尾款就能提车，故该条款只涉及定金的退还，没有涉及车款的退还。宝马中国官网于2018年3月16日宣布自该日起降价，该降价范围包括原告所购车型。被告实际于3月26日收到执行降价的通知。原告付清车款的日期在3月16日之前，双方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不能再据此降价。综上，被告请求驳回原告之诉请。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新车销售订单；2、支付宝转账截屏(定金1万元)；3、网银转账截屏(371,000元)；4、宝马中国微博及官网截屏；5、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交涉降价及退车事宜)。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车辆发票，装潢费发票及发票交付收条。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上述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23日，原、被告签订新车销售订单，供方(甲方)为宝信公司，需方(乙方)为朱小光，表格内容：原告(乙方)向被告(甲方)购买宝马X1Xdrive25Le豪华型X设计套装车型轿车一辆，约定该车厂方指导价396,800元，实际售价355,100元，订金10,000元，代办保险费12,000元，装潢费13,900元，总价381,000元。打印条款内容：1、本合同签订时，乙方需按甲方要求交付指定金额的预付款(见上述定金栏)或全部款项(特别约定除外)，在甲方确认收到预付款全部款项后，本合同开始生效。定金可作为购车款的一部分处理。预付款生效后，因乙方原因要求解除合同的，乙方需承担相当于车价5%的违约金；2、在甲方交车前如遇车辆生产厂商调整指导价格，则乙方同意销售价格也相应重新协商(以乙方最新指导价为准)，乙方可提出退车，原定金如实退还；3、如因生产厂商生产计算变动及运输逾期原因造成甲方无法按预定日期交车时，在得到甲方提前通知的情况下，乙方允许甲方在2个月内变更交车日期；乙方也可提出退车，定金全额退还；4、凡是非乙方直接付款的，付款人必须办理“代付款证明”。乙方为个人的，需持其身份证至甲方财务部当面亲笔填写，乙方为单位的，凭乙方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代付款证明”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上述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5、乙方需要委托他人代理交易的，必须办理“授权委托书”。乙方为个人的，需持身份证原件、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与受托人共同至甲方财务部当面办理；乙方为单位的，受托人需凭乙方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必须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上述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6、乙方应在开始代办上牌照手续之前(如不需要代办牌照，应在交车日前)付清余款，所付金额(预付款加余款)与实际发生费用的差额在交车时结算。乙方未付清款项的，甲方有权拒绝交车；7、车到店以经销商通知为准(如贷款车辆以银行放款为准)，7天内付清全款提车，逾期车辆不予保留，订单后延相同类车型颜色。如遇车型新老款交替，以厂方指导价为准，不退不换，不更改颜色。客户已经知晓人信息隐私条款。该合同售价已包含厂家公布的所有活动优惠支持。当日，原告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订金10,000元。同日，原告与案外人恒骏公司签订委托服务协议书，委托恒骏公司代办上牌服务，收费3,000元。2019年3月12日，原告至被告处看车并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支付购车余款371,000元。2019年3月16日，宝马中国发布微博称：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增值税税率调整通知，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和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联合宣布即日起提前下调在中国销售的汽车产品厂家建议零售价。根据宝马官网网站显示，原告所购宝马X1xDrive25Le豪华型车型指导价调整为393,800元。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2019年1月23日至2019年4月3日期间与被告工作人员聊天记录，双方就车辆减价事宜进行磋商。2019年3月31日，原告提及如差额不能退则主张退车、解除合同，如被告方确定不能再协商，原告就开始进行诉讼司法流程。当日，被告工作人员回复：下午已向领导申请，无法对车价调整，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签订合同时的确是这个行情，再者原告付款后已开票、出库，完全是因为新能源车牌照额度问题，所以原告无法提车，所以被告只能额外帮原告申请维修基金以表补偿。原告遂询问开票情况，被告工作人员回复：原告付款后就开票了。原告称没有收到发票。2019年4月1日，原告要求被告将购车发票拍照发给其看，被告工作人员将购车发票截屏发给原告。2019年7月3日，被告将购车发票四联单交付原告，原告出具收条。2019年6月11日，原告遂以诉称理由，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被告是否交付原告所购车辆？原告认为，被告仅给原告看车，并未办理交接手续，移交相关的车辆说明书及备用钥匙等资料。被告则称，原告付清车款当日，被告工作人员到车库提车，原告看过车后，虽双方未办理书面交接手续，但因原告委托恒俊公司代办上牌，故原告所购车辆已流转至恒骏公司，恒骏公司在被告商铺有办公点，故车辆仍停留在被告处。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车辆交接存在争议，作为车辆出售方，应当负有举证责任。2019年3月12日，原告全额付清车款，被告当办理车辆验收、交接手续、办理车辆移交恒骏公司代为上牌手续、向原告交付车辆说明书、备用钥匙，并开具购车发票交付原告等一系列手续。然，被告仅带原告看车，未办理上述交接手续，购车发票迟至7月3日才交付原告，故被告辩称看车即等同于交付车辆的辩称理由，本院难以采纳。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未向被告交付所购标的车辆。本案争议焦点2：根据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订单第二条款，原告是否可以退车？原告称，根据第二条款，原告以车辆指导价变更为由，提出退车符合双方约定，根据公平原则，原告退车后被告应当予以返还全部购车费用。被告称，第二条款仅适用已付定金后，未付全款前。原告可选择退车，返还定金。然原告现已付清车辆全款，不适用该条款规定。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新车销售订单1-7条款即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法律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依照通常解释该格式条款具有两种以上含义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就订单第二条款内容为“在甲方交车前如遇车辆生产厂商调整指导价格，则乙方同意销售价格也相应重新协商(以乙方最新指导价为准)，乙方可提出退车，原定金如实退还”。该条文系附条件的合同解除条款，所附条件之一为被告交车前，所附条件之二为生产厂商指导价格调整，双方就销售价格重新磋商未果。本案中，现解除合同所附的两个条件均已成就.原告于2019年3月31日向被告工作人员提出如无法降价，则解除合同、退车。同年4月1日，被告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无法降价，故双方买卖合同于2019年4月1日解除。就合同解除的后果，被告对合同解除的一种情况作为了约定，即已支付定金的，予以返还，但对支付部分价款或全部价款未作约定。本院认定，该条款为格式条款，对于解除的其他情形有数种理解的，应作由提供格式条款的被告承担不利后果，即支付部分价款或全部价款的，亦应予以退还。至于被告辩称退车应按《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处理一节，由于双方在买卖合同已作特别约定，且该约定与法不悖，故应优先适用，被告该辩称理由，本院亦难采纳。综上，本院认定，被告于2019年3月31日之前并未向原告履行交付车辆的义务，现原告基于双方购车合同第二条款，单方提出解除合同、退还车款之要求，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原告之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朱小光与被告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签订的新车销售订单于2019月4月1日解除；二、被告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返还原告朱小光购车款355,100元、保险费用12,000元、装潢费用13,900元，合计381,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507.50元，由被告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欣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