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1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海虞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842097005B。负责人：陆培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傅迪凡，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嘉兴经济开发区中环西路与洪兴西路交叉口苏银国家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1749841864H。负责人：林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君燕，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朱芳，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苏青，男，199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小兰，女，198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常熟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姚苏青、姚小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8）浙0424民初6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常熟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姚苏青、姚小兰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驾驶员姚苏青存在逃逸的行为，根据我国保险法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逃逸系法律绝对禁止的行为，且人保常熟支公司已在商业险免责条款中进行了加粗加黑的字体处理，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保险人应当免除商业险的赔偿责任。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辩称，驾驶员姚苏青即使存在逃逸的情况，但人保常熟支公司一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尽到了法律规定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故其免责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姚苏青辩称，人保常熟支公司并未向姚小兰或姚苏青告知过免责条款，其主张商业险免责，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姚小兰二审未作答辩。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保常熟支公司及姚苏青、姚小兰赔偿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52800元；2、人保常熟支公司及姚苏青、姚小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沈迪所有的浙Ｆ×××**小型轿车在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处投保，保险期间为2016年8月28日至2017年8月27日，投保的险种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2017年5月20日23时35分，在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路长安路口，姚苏青驾驶苏Ｅ×××**小型轿车自南向东与自西向东案外人沈建峰驾驶的浙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后姚苏青驾车逃逸。2017年5月22日，海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认定姚苏青转弯未让直行且肇事逃逸负全责，案外人沈建峰无责任。浙Ｆ×××**小型轿车经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定损、维修，产生维修费52800元。后沈迪、沈建峰向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提出申请，要求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赔偿车辆修理费52800元并立书同意将已取得赔款部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让给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并授权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得以其二人名义或原告名义向责任人方追偿。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于2017年9月5日将维修费52800元支付给了沈迪。另，姚苏青驾驶的苏Ｅ×××**小型轿车属姚小兰所有，事故发生时在人保常熟支公司处投保了限额为5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不计免赔险），该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情况无法查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由侵权人按照事故责任予以赔偿。故本案中，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自向案外人沈迪支付赔偿款之日起取得就浙Ｆ×××**小型轿车车辆损失进行索赔的权利。因姚苏青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其驾驶的事故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情况无法查明，故由其对浙Ｆ×××**小型轿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财产损失2000元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浙Ｆ×××**小型轿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的损失50800元，人保常熟支公司抗辩称姚苏青事故发生后逃逸，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赔事由，故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应当对该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本案中人保常熟支公司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赔事由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进行了提示，故对其抗辩意见，无法予以采信，其应当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50800元。另，因姚苏青、姚小兰未能举证证明苏Ｅ×××**小型轿车投保交强险的情况，故根据相关规定，该姚苏青、姚小兰应当对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姚苏青、姚小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2000元；二、人保常熟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508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20元，由姚苏青负担1078元，姚苏青、姚小兰共同负担42元。二审中，人保常熟支公司提供交强险投保单两份，用以证明，案涉车辆曾在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连续两年间在人保常熟支公司投保交强险，而逃逸行为在交强险中免赔，当然在商业险中同样免赔。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经质证认为，投保单中无任何签章对该投保行为无法确认，两份投保单系交强险与商业险无关，本案保险事故发生于2017年，即使存在这样连续投保的事实，也不能推定在本案投保期内，人保常熟支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以上证据没有证明力。姚苏青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姚小兰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查认证为，对人保常熟支公司所举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一并阐明。联合财险嘉兴支公司及姚小兰、姚苏青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姚小兰所有的案涉车辆曾于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连续两年间在人保常熟支公司投保交强险。本院认为,姚小兰、姚苏青20**年1月向人保常熟支公司投保了商业险相关险种并支付了保险费，人保常熟支公司接受该保险费并制作投保单，则双方之间成立保险合同关系。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及特别约定组成，根据保险行业规范及一般生活经验，保险条款除记载承保险种范围的一般条款外，通常还包括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保险单包括保险条款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凭据。而在人保常熟支公司提供的商业险免责条款中，对被保险车辆的合法驾驶人员遇有保险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有着详尽的表述，且字体上亦做了加粗加黑等相应处理，客观上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应视为保险人已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均对车辆驾驶人员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刑法上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亦作为一种法定加重情节从重处理。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机动车驾驶人员在事故发生后有保护事故现场接受调查处理，不得逃逸的法定义务。反之，逃逸不仅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严重违反，更是应受相关行政法规甚至刑法惩戒的禁止性行为。现人保常熟支公司以此作为免责事由，在作出相应提示后可以视为已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故人保常熟支公司以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中约定的逃逸行为作为免责事由，主张免除商业险部分的赔偿责任，应予支持。因姚苏青、姚小兰未能举证证明苏Ｅ×××**小型轿车投保交强险的情况，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车辆所有人姚小兰应与实际使用车辆并造成损害的责任人姚苏青在2000元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无证据证明事故原因与车辆本身存在安全故障有关，或者姚小兰对于车辆交由姚苏青驾驶存在过错，则对于剩余部分损失应由使用人姚苏青承担，姚小兰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合同以转移风险为目的，属典型的射幸合同，对当事人遵守诚实信用的要求高于一般普通合同，故在法理上称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原则要求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在保险合同的订立、履行过程中必须以最大的诚意履行义务，并应高度自觉防范道德风险。于社会公众而言，“逃逸”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极不道德的可耻行为，即使保险合同对此未作约定，不得“逃逸”也是每个投保人必然应当遵守的社会公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分别对无证驾驶、醉酒、服用管制精神药品等几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后，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作出了规定，而逃逸的恶意显然重于以上罗列的情形。举重以明轻，故一审判决人保常熟支公司需在商业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也不符合合同约定，并极易因此而引发社会道德风险，诚有不顾及公序良俗之虞。综上所述，人保常熟支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8）浙0424民初6551号民事判决；二、姚苏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52800元，姚小兰对其中的2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20元，由姚苏青负担1078元，姚苏青、姚小兰共同负担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0元，由姚苏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赵 超审判员  王 浩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谢蔚然书记员吴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