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04民初951号 原告：孙明年，男，196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华（孙明年之妻），女，1962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天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花，山东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市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军，济南槐荫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济南市机电设备集团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宁，男，196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军，济南槐荫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孙明年与被告济南市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公司)、被告济南市机电设备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机电集团）（上述两公司简称两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明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华、马金花，被告机电公司及机电集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军及机电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明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住房公积金及经济补偿金共计90099.96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工资及工资差额共计167381.33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被告处员工，自1978年10月份开始进入被告处工作，先后在储运处、销售处、保卫科、后勤物业等部门工作。2001年因原告突发脑出血导致不能上班。2018年2月份，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自原告生病未能正常上班，被告未按法律规定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也未按照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偿，经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经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决定不予受理，原告无奈诉至法院。 诉讼过程中，孙明年明确其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公积金为16699.96元，经济补偿金为72400元；第2项诉讼请求中的工资及工资差额系病休期间的生活费差额，时间为2004年至2018年期间。以上两项诉讼请求均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机电公司辩称，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社保只是第一被告代第二被告缴纳。实际存在劳动关系的是原告与第二被告。所以在本案中第一被告不应承担责任。因此法院依法驳回对第一被告的诉讼请求。 机电集团辩称，第二被告是济南市国有困难企业，在90年代末开始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只有十几个工人正常上班，但是工资也是比较低，正常上班的十几人只是维持当时企业的临时档案管理，正常的办公以及当时现有资产房屋的管理，但是无法开展单位的生产经营。所以我单位是济南市长期的困难企业，企业在二零零几年下放到槐荫区国资委管理，后又下放到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五里沟办事处进行代管。在2017/2018年因为被告单位部分房屋拆迁有一块经济补偿，被告单位开职工代表会议及全体会议形成分配方案，并报政府部门备案批准后在2017年12月11日正式通过了济南市机电设备集团总公司关于妥善安置职工、解决部分历史欠账的实施方案，该方案是对全体职工有效的并实施的，根据该实施方案对全部在册职工进行了妥善安置和分配。并对全部职工向公司写出申请的前提下将资金全部明确处理完毕。本案的原告是因为长期在被告单位借支现金101192.78元，因此在职工资金发放中原告的经济补偿金、住房公积金进行了扣除，即使单位将原告的经济补偿和住房公积金扣除后尚不足以偿还原告所借支的款项，对于这一事实情况有单位的实施方案、原告本人的书面申请、原告本人签字认可的职工资金发放明细表以及借条等证据予以证实。所以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已处理完毕。并且原告长期就不到单位上班，因原告不到单位上班所以不存在发放工资的情况，所以原告要求支付工资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明年向本院提交了机电公司及机电集团的工商登记信息、《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发放表》复印件、银行交易记录、济槐劳人仲案〔2019〕130号《仲裁决定书》,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由上述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认定如下： 机电公司成立于1998年3月12日，机电集团成立于1990年2月16日。自1978年10月起，孙明年进入机电集团改制前的企业工作。孙明年之妻周丽华与其系同一单位职工。2001年起，孙明年因突发脑出血在家养病，未再到单位上班。2001年孙明年因病在家休养后至2011年3月期间，孙明年按其原工资标准的60%，即每月359.21元领取了病假期间的生活费。2011年3月后，孙明年的病假期间的生活费标准上调。 2018年2月5日，机电集团制作《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发放表》一份，载明经与孙明年协商一致，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双方对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达成的一致标准为按工龄的经济补偿为72400元（40个月×1810元/月），补偿医疗费1000元，孙明年在该表后签字确认。2018年2月6日，机电公司为孙明年出具了《终止、解除劳合同证明书》。在上述工作期间，机电集团为孙明年缴纳了1998年1月至2005年11月的社会保险，2005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由机电公司为孙明年缴纳了社会保险。 2019年2月2日，孙明年以本案的诉讼请求为仲裁请求，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审查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2019〕130号《仲裁决定书》，认为孙明年的申请不符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决定对其申请不予受理。孙明年不服该决定向本院提起了本次诉讼。 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和证据存有争议： 孙明年称，虽然其社会保险由机电公司缴纳，但机电公司与机电集团为关联企业，且在同一地址办公，其也受机电集团的管理，故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相应的劳动责任。其在2001年因病不能工作后，并未办理病休手续，也没有确定医疗期，两被告应按照当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为其补发其生病休息期间的工资差额。在本院要求其明确病休期间工资的具体含义时，其明确表示系主张因病休息期间的生活费。另张明年之妻周丽华称其在2012年办理了内退手续，现已正式退休，其内退之前正常发放工资，内退后刚开始按照其本人工资的60%发放内退工资，后上涨至70%发放。 两被告则称，对孙明年应当享受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标准没有异议，但公积金系开户后欠缴的部分，不应向孙明年个人支付。双方已经同意将孙明年的借款与孙明年的经济补偿金等款项进行抵销，且在抵销后尚不足以偿还孙明年的借款，故其不应再向孙明年支付经济补偿等费用。另，2011年3月之前病休生活费，其系按照单位改制方案中的规定执行，在此之后参照济南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了孙明年的病休待遇，其并不欠付孙明年的病休生活费。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济南市机电设备集团总公司关于企业内部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四日经职代会讨论通过）》，该方案中第三条职工分流的主要途径第（二）款中规定，病休人员的生活费按照本人技能工资的60%加各项政策性补贴发放。 证据2.《济南市机电设备集团总公司关于妥善安置职工、解决部分历史欠账的实施方案（经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第五条历史欠账规定补发2012年后退休人员及在岗、内退、病休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第六条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所具备的基本条件中第3款规定“在公司财务有借款的职工，依据原借款事由，医疗费借款按总金额50%的比例，生活费借款按总借款100%的比例从补偿款中扣除。” 证据3.2018年1月9日孙明年出具的《申请》一份，载明：“我本人申请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执行公司2017年12月11日‘关于妥善安置职工、解决部分历史欠账的实施方案’。经济补偿金待公司申请资金到位后，再给予发放。这期间不因资金的不到位而追究公司的责任。同意2010年8月至2017年10月的医疗费待公司出台政策后，再作报销。” 证据4.生活费及医疗费借款、医疗费报销凭证54份。其中由孙明年本人签字借款或有周丽华签字明确分别借两人生活费款项的部分，合计5万7千余元；含周丽华签字的借款共计为5万9千余元，其中2013年至2014年期间周丽华本人借款为35544.30元，且均写明为内退工资。另医疗费报销、借款等金额显示合计为4万2千余元。 证据5.《职工资金发放明细表》一份，该表格记载孙明年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1000元、72400元，补发住房公积金16699.96元，应发金额90099.96元，扣款部分为生活费借款82208.78元，医疗费借款18984元，实发金额单元格为空白，本人签字确认处签名为孙明年。 孙明年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其均没有见过，对具体规定不清楚。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经其比对，孙明年本人签字的生活费借款共计51000元，其他的包含有周丽华签字的借款属于周丽华对其本人工资的借款，因其夫妻双方均是单位职工，故不应将周丽华的借款计算在其名下，且周丽华的借款已经在周丽华退休时进行了结算，不应再对其进行重复计算。医疗费借款中一笔21355.20元为医疗费报销款，其并未收到，而且按照证据2的政策应当按照50%进行扣减，而不应全额扣减。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孙明年的签字系周丽华代签，该表格记载的借款及医疗费金额也不准确，其仅同意在其诉讼请求中将其本人签字部分共计51000元进行扣减。 为证明周丽华签字的借款已经结算的事实，孙明年向本院提交手写统计表三张，其中两张复印件的内容为统计的2007年至2013年期间周丽华的借款金额，共计42719.68元。一张手写原件为统计的周丽华2003年至2012年期间应发“工资”及欠付公积金的金额，合计应发“工资”按照当年度最低工资的70%统计计算共计49509.10元，住房公积金为6754.88元，以上两项之和56263.98元，扣减其借款金额42719.68元后为13544.30元，该统计表还写明“2014.1月给10000”。两被告对该三张统计表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其称该金额仅是周丽华根据自己的想法和信息形成的，没有两被告的印章和签字，不能证明孙明年的证明目的，周丽华签字的借款均应在孙明年的应得经济补偿金等款项中扣除。 对双方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2均系原件，在孙明年无其他证据可推翻上述两份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且孙明年无异议的证据3中已经载明了，其同意按照证据2的政策核算其应得的的经济补偿，故孙明年称从未见过证据2，不知道证据2的具体内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证据5亦均为原件，孙明年对其真实性也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的凭证中总的生活费借款凭证金额在11万6千元左右，医疗费报销、借款等金额4万2千余元，该两部分费用均高于证据5中所记载的孙明年的生活费及医疗费借款金额，相关费用是否为孙明年及其周丽华两人的分别借款，应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进行综合判断。 孙明年所提交的周丽华的三份统计表格均为手写制作，且其中两份为复印件，在无其他证据对该三张表格的真实性予以佐证，且两被告均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在本案中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孙明年的借款是否已经超过其应得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款及其他单位应付款项的总和。两被告所提交的《职工资金发放明细表》载明的孙明年的应发金额为90099.96元，扣款分别为生活费借款82208.78元、医疗费借款18984元，即扣款金额已经超过了其应发金额，孙明年已经在该明细表签字确认。即使如孙明年所称，其签字系周丽华代签，作为夫妻，在孙明年患有疾病，两人均系同一单位职工，周丽华所代办的该事项并未明显超出孙明年的日常生活所需处理事项的范围。周丽华代为签名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其家事代理权的行使，应当对孙明年具有法律约束力。 按照该明细表的记载，两被告不应再向孙明年支付经济补偿金、补偿的医疗费及单位自愿补发的住房公积金。孙明年要推翻该明细表所记载的事实，其应当负有举证义务。为此，其提交了周丽华统计的其自己的借款及其“工资”的结算统计表，但其所提交的证据并未本本院采信，该证据不足以推翻明细表所记载的事实。另，按照两被告所提交的凭证，因周丽华系内退职工，该凭证中由周丽华出具且明确为借内退工资的金额为35544.30元，总的借条金额在11万元6千元左右，扣减内退工资金额后，剩余借款金额为8万元余元，该金额与《职工资金发放明细表》记载的生活费扣款金额基本一致。另，周丽华在庭审中称其内退前的工资为全额发放，但所提交的周丽华自行制作的核算表中2003年至2012年期间应发“工资”为未发放，并将未发放的金额与其所记载的借款金额相减，得出单位欠其“工资”的金额，其该陈述相互矛盾。在周丽华与孙明年系同一单位职工，且周丽华所提出异议的部分借条未具体明确为哪方的工资的情况下，孙明年就其主张所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弱于两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故本院对孙明年在单位借款82208.78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相关医疗费借款及报销的凭证记载的金额为4万2千余元，孙明年称其中的21355.20元为应报销未报销的款项，即使扣减该款项后，剩余金额仍在2万元左右。两被告所提交的《职工资金发放明细表》记载的扣减医疗费的金额为18984元，该金额与凭证记载金额基本相符。孙明年还提出了按照单位出具的政策规定，医疗费借款应当按照50%进行扣减。本院认为，即使按18984元的50%扣减后，医疗费的扣减额为9492元，该款项与借款金额82208.78元相加共计91700.78元，仍然超过了孙明年的应发金额90099.96元，故两被告提出的不应再向孙明年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等费用的辩称有理，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孙明年主张的工资差额，经本院要求其明确该项诉讼请求后，其明确为病休期间的生活费，标准为相应年度的最低工资与实发金额的差额。由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虽然孙明年的该项诉讼请求为病休期间的生活费，但其并未办理正式的病休手续，而是处于长期请病假状态，单位向其发放的款项也系病假期间的工资。原劳动部关于发布《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第三条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第七条规定：“企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经医生或医疗机构认定患有难以治疗的疾病，医疗期满，应当由劳动鉴定委员会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解除劳动关系，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原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59条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间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８０％。”由上述规定可知，我国的部门规章仅对职工医疗期内的病假期间的工资标准进行了相对强制性的规定，但对医疗期外的病假工资或生活费并无最低标准的规定。孙明年2001年因病休假后，即使按照最长的医疗期24个月计算，单位为其确定的病假工资每月359.21元，也高于当时最低工资标准的80%。而本案中，孙明年索要的病假工资差额系2004年至2018年期间的，而此期间已非孙明年的医疗期，此期间的病假工资并无强制性规定，因此，孙明年要求按照最低工资标准予以补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孙明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孙明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斌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罗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