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3民终14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军，男，1977年9月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乐山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丽云、王嘉雄，北京倡衡（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秀，女，197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磊，云南君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军因与被上诉人袁秀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富源县人民法院（2018）云0325民初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丽云、王嘉雄，被上诉人袁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证据、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应当予以改判。1、一审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仅认定了2016年3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和2016年3月22日的《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对于双方签订的其他非常重要的协议未进行认定，导致对案件事实作出相反结论，以致错误判决；1）遗漏了2016年3月2日双方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合作协议》、《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都明确被上诉人转让给上诉人的股权属于无偿转让。2）遗漏了2016年3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16年5月27日、10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三份协议约定的内容进一步确认了2016年3月2日《合作协议》的效力，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属于无偿转让；3）所有材料及案件的整个事实，可清楚的看出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属于无偿转让。2、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中被上诉人袁秀实际上只是名义股东，其股份的实际股东是其姐夫苏志顺。3、工商登记的协议不能对抗股东之间的真实协议。工商登记起到对第三人的公示、公信作用，对内部股东并不具有对抗性作用。一审法院仅以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性、对抗性为由，对于2016年3月2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不予采信过于草率，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4、本案应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来判断。本案存在几份相反的协议，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5条规定判断。所有的协议都是为了履行《合作协议》而签订的，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就是属于无偿转让；2016年3月22日签订协议的目的只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之前的所有协议都是无偿转让，仅2016年3月22日的协议就变成了400万元的有偿转让，明显不符合逻辑和社会常理；要求一次性给付现金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该协议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几百万元的款项，被上诉人几年时间都没催收，不符合常理。5、如果本案按照工商登记时的协议为标准，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就存在对上诉人作出虚假陈述的情形，被上诉人的欺骗行为直接导致了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双方签订的该协议依法不受法律保护，原告的诉请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2019年7月9日，上诉人李军代理人又补充上诉理由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的实质应属于以投资换取股权，双方于2016年3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和2016年5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才是双方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从2016年3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016年5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看出，上诉人成为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是有条件的，即投入相应款项到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公司，共同开发“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以投资换取股份，实质上上诉人获取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公司的股份不是无偿的，是以对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公司的投资来获取相应股份，这就是上诉人需要付出的股权对价。上诉人从2016年3月2日至2017年1月27日分九笔向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320万元，用于开发“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换股权的义务，不存在需要另行支付股权对价金的事实。在《合作协议》附件《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在被上诉人投资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无偿转让股权给上诉人，而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变更股东，顺利完成工商登记，全部按照工商局提供的格式合同范本签订的，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换股权。综上，哪一份协议是真实的，不能仅从两份不同的股权转让协议来判断，而应结合协议的目的、具体内容、相关辅助性证据、实际执行情况、社会常理来进行综合考量，纵观双方股权转让的全部过程可以看出，双方的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属于以投资换取股权，上诉人在支付了320万元金额的前提下，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的相应义务，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请与本案的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之前所述的无偿取得公司股权，是指原始股东无偿退出公司60%股份的退出机制，不意味着上诉人是无偿获取公司股权。被上诉人袁秀答辩称：1、李军与袁秀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对《合作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的意向性约定进行变更，且实际履行时也是按变更后的合同在履行。从双方追求以及实际产生的法律效果可知，2016年3月22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及最终意思表示。首先固定一个基本事实，李军系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45%。若按照2016年3月2日《合作协议》中有关持股比例及同日产生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股权转让前的股东为苏志顺、袁秀，两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60%、40%（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权转让后，李军从苏志顺处受让20%的股权，从袁秀处受让10%的股权，从而拥有公司30%的股权。徐仁海从袁秀处受让30%的股权而拥有公司30%的股份，但本案中股权转让事项与前述意思表示截然不同，股权转让的多方并没有追求前述法律效果，而是按照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按照该协议履行的法律效果是李军从苏志顺、袁秀处分别受让公司5%、40%的股权。按照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400万元的股权”对应的是公司40%的股份。同时，苏志顺转让5%的股权给李军，李军取得公司45%的股份，且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从上述看出，双方追求的是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实现，因此，2016年3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双方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作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的内容进行变更是协商一致的结果，变更后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李军应按照合同约定向袁秀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2、上诉人诉称的股权转让实质应属于“以投资换取股权”与事实不符。李军基于《合作协议》约定对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进行投资，其合作的对象是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袁秀不是项目合作的对象，怎能从股东处换取股权呢？一个是合作的法律关系，一个是股权转让关系，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一样，权利义务的内容也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请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秀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费400万元，并承担自2016年3月23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的利息，截止于2018年3月22日的利息为38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11月24日登记成立，股东为苏志顺、袁秀（本案原告），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由苏志顺出资600万元（持有公司股权60%)，袁秀出资400万元（持有公司股权40%）。苏志顺、袁秀与李军（本案被告）、徐仁海于2016年3月2日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李军、徐仁海参与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的合作开发，甲（苏志顺）乙（袁秀）双方项目投资以签订本协议之前所投资400万元为核定数，丙（徐仁海）丁（李军）方对项目全部投资以800万元为核定数（包括工程、预售等各种资源整合到位的资金），实际投入的股本金多少不再确认；项目公司股权分配为甲方占40%;丙方占30%，丁方占30%，乙方袁秀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并失去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和项目利益分配权，及其他约定。袁秀与李军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袁秀同意将其持有的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400万元的股权，以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军,李军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李军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当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袁秀转让的股权；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6年3月23日，工商管理部门对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出资进行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为苏志顺出资400万元、徐丹出资150万元、李军出资450万元。之后，李军没有向袁秀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认为，袁秀与李军签订的《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己方的义务。袁秀已依约为李军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李军未依约向袁秀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故对袁秀要求李军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李军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给袁秀造成了损失，应当赔偿袁秀因此所受到的利息损失，因双方对计算利息的标准没有约定，袁秀主张自2016年3月23日起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75%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袁秀要求李军承担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李军关于股权转让系无偿的抗辩理由，不能对抗工商行政部门的登记，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被告李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袁秀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000元，并支付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3月22的利息为380000元，自2018年3月23日起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4.75%计算）。案件受理费41840元，由被告李军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李军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军银行流水。证明李军转款170万元到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2、投资款收据。证明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收到李军50万元现金投资款的事实；3、2017年1月25日李军转款100万元到卢尚伦的账户，证明向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事实；4、会议记录。证明李军退出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时，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调解时，苏志顺从未提出李军欠其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欠袁秀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以上证据欲证实:1、以投资换取股权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在合作协议签订后李军就履行了义务，向公司投入资金，李军退出时已实际投入资金320万元；3、双方虽然在2016年3月2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直到2017年4月7日，李军与苏志顺达成退出公司协议时，苏志顺从未主张过欠股金的事实：被上诉人袁秀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李军转款到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能代表已经向袁秀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对证明内容也不认可，转给公司的四笔，共计150万元（有20万元转给苏志顺）；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收据记载的内容是投资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是向卢尚伦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无法核实，记载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也未参加。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军提交的证据1、2、3项转款的事实客观存在，对三份证据予以采信，三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在判决理由中综合评述；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袁秀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6年3月2日，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收到李军50万元投资款的收据一份；李军分别于2016年3月23日转款30万元、2016年5月11日转款10万元、2016年6月13日转款10万元、2016年7月1日转款100万元到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账户；2016年3月25日，李军转款20万元到苏志顺账户；2017年1月25日，卢尚伦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中成房地产有限公司富源县富村镇物流中心工程款1000000元（壹佰万元整），收款人：卢尚伦”该款为李军向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款，直接转给卢尚伦作为农民工工资。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双方履行的是哪一份《股权转让协议》？2、李军“以投资换股权”的主张能否成立？关于双方履行的是哪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分别于2016年3月2日和2016年3月22日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为实际履行的是哪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产生争执。上诉人李军主张3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签订的，双方履行的是3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无偿转让，3月22日的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而签订，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袁秀主张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该协议已对《合作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的意向性约定进行变更，且该协议已实际履行。本院认为，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都是双方自愿签订，但两份协议的内容不一致，从实际履行看，2016年3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各方均未按照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修改公司章程、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2016年3月22日，李军与袁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日苏志顺与徐丹、苏志顺与李军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工商管理部门对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出资进行了变更登记，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显示变更后的股东为苏志顺出资400万元、徐丹出资150万元、李军出资450万元，与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由此可见，双方2016年3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对2016年3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作出了变更，双方实际履行的应是2016年3月22日的转让协议，李军未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的义务。李军认为2016年3月22日的协议仅是为了用于工商登记，缺乏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袁秀一审依据双方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起诉李军，要求李军依据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费4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本案的性质是股权转让纠纷，诉讼主体是袁秀和李军，一审法院依法就股权转让的事实、证据进行审理，作出的判决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李军“以投资换股权”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二审中上诉人李军的上诉理由补充为李军系“以投资换股权”。其上诉称，李军获取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公司的股份是有条件的，即投入相应款项到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公司，共同开发“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以投资换取股份，实质上李军获取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公司的股份不是无偿的，是以对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公司的投资来获取相应股份，这就是上诉人需要付出的股权对价。上诉人从2016年3月2日至2017年1月27日分九笔向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共320万元，用于开发“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换股权的义务，不存在需要另行支付股权对价金的事实。对此，二审中李军提交了向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苏志顺、卢尚伦账户转款以及现金支付给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计320万元的证据，欲证明其主张成立。纵观全案，首先，无论是2016年3月2日的《合作协议》、《股东会决议》（附件1）、《股权转让协议》（附件2），2016年5月27日的《补充协议》以及2016年3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无李军所称“以投资换股权”的约定。其次，2016年3月2日，苏志顺、袁秀、徐仁海、李军共同签订《合作协议》，协议对合作各方如何投资开发“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作了具体约定。2016年5月27日，苏志顺、徐仁海、李军三人签订《补充协议》，就《合作协议》约定的共同开发“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的未尽事宜作出补充约定。从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性质看，均是基于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的合作开发而签订，李军基于“合作”而投资的款项主要用于支付项目的前期开发费用，各方形成的是合作法律关系；依据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合作协议》中约定的“项目公司股权分配为甲方占40%、丙方占30%、丁方占30%，乙方袁秀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并失去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身份和项目利益分配权”，实为各方对合作项目的出资及利润分配比例，该“股份”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份”非同一概念，比例也不一致，《合作协议》中涉及的股权分配比例并不产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而《股权转让协议》是股东袁秀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李军，系在李军与袁秀之间形成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合作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从主体和内容上均不相同，分属于不同的法律调整范畴，上诉人可依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另行主张投资返还或利润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李军付款到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款项部分属实，但其履行的是《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其主张该部分投资款系“以投资换股权”，无合同约定，也不能提交其他相应辅助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李军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840元，由上诉人李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刁云霞审判员  时劲松审判员  敖显外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者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