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民终75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孙增文，男，196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静，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妍，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合肥前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西二环**前城大厦14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6424784XQ。法定代表人：史玉春，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史玉春，男，197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方开明，男，1962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以上三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安徽人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霞，安徽人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增文与合肥前城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前城置业公司）、史玉春、方开明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01民初151号民事判决后，孙增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该案后作出（2017）皖民终53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6）皖01民初151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案后，作出（2018）皖01民初462号民事判决，孙增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孙增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静，前城置业公司、史玉春、方开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增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孙增文一审诉讼请求的第1项、第3项、第4项、第5项、第6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由前城置业公司、史玉春、方开明承担。事实与理由：1、前城置业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根据法庭调查阶段孙增文所出示的证据显示，孙增文与前城置业公司于2012年3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确认的前城大厦项目所使用的土地系孙增文运作而来，项目所需资金也全部由孙增文融资并借给前城大厦项目使用。因考虑到当时前城置业的股权结构为史玉春与孙增林各占50%，孙增林系孙增文亲哥哥，孙增文在与前城置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时，遂同意只享有33.3%的股权及收益权。后前城置业公司准备引入外部股东韩成荣及方开明，导致双方约定的前提发生改变，孙增文认为应当对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作出变更，前城置业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即是双方对《合作协议》作出变更的具体体现。史玉春存在非法侵占前城置业公司财产，以合理低价将前城大厦房屋卖给其家人情况，孙增文本欲向公安机关控告史玉春的违法行为，但随后通过与史玉春及前城置业公司的协商，史玉春、前城置业公司出具《承诺函》，约定将前城大厦项目所有权归孙增文所有，故孙增文放弃向公安机关控告史玉春。孙增文分别于2014年3月17日、2014年5月12日、2014年12月25日向前城置业公司发出三份声明书，该三份声明书除日期不同外，其余内容均相同，孙增文于2014年12月25日出具的声明书虽仍载明孙增文占前城大厦项目33.3%的股权，但此瑕疵记载内容系经办人员未经修改直接使用前二次声明书的内容所致。孙增文出具声明书仅为请求前城置业公司停止史玉春的职务侵占行为，并无处分自身已通过《承诺函》取得的前城大厦项目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不能据此认定前城大厦项目所有权发生变更。前城置业公司及史玉春对《承诺函》上加盖的公司印章及史玉春个人印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虽认为该二印章系孙增文私自加盖，但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主张，《承诺函》应属合法有效，应判令前城置业公司按照《承诺函》所载内容将前城大厦项目所有权交给孙增文。2、前城置业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承诺函》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根据房屋登记簿记载情况，此时前城大厦项目除-1层及1-4层房屋外，均已出售，孙增文享有前城大厦所有权实际即是享有前城大厦-1层及1-4层房屋所有权。前城置业公司未依承诺向孙增文移交前城大厦项目所有权，已构成实质违约，造成孙增文巨大损失，孙增文诉请求前城置业公司支付700万元违约金，于法有据。3、孙增文撤回前城大厦项目收益的司法鉴定申请及部分诉讼请求是孙增文行使权利的方式，并非对项目收益进行分配。4、前城置业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5日前将前城大厦项目交由孙增文，故前城置业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作出《关于前城置业股东投资项目的资产分配管理协议》，对前城大厦项目进行分配的行为应属无权处分，不发生任何物权变动的效果。且双方于2012年3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孙增文占有前城大厦项目33.3%的股权，只是孙增文所持有股权由前城置业公司代持，前城置业公司及其股东在明知的情况下，未经通知孙增文即作出相关决议，明显侵犯了孙增文的股东权利。5、史玉春、方开明于2015年10月22日利用其股东地位，与前城置业公司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合同，并于2015年11月5日将前城大厦的1-3层登记在史玉春名下，将前城大厦4层登记在方开明名下。此属以不合理价格转让公司财产，且依据相关证据，史玉春、方开明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项，故可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故，史玉春、方开明应将登记于自己名下的房屋变更登记至前城置业公司名下。前城置业公司、史玉春、方开明共同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2、孙增文以不正当手段在《承诺函》上加盖了前城置业公司的公章，孙增文赖以主张本案权利的《承诺函》的内容虚假，关于《承诺函》出具的原因，孙增文多次陈述的内容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不仅与本案事实不符，且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矛盾。在2014年6月20日之前或当天，前城置业公司的股东没有任何变化，即便前城置业公司内部股东发生变化，对于孙增文的权利亦没有任何影响。对于孙增文诉称的因孙增林是其哥哥，所以才同意仅享有前城大厦项目33.3%的股权和收益权的说法，孙增林不仅从未予以确认，且一再对《承诺函》不予认可。孙增文诉称的有关史玉春侵占财产后，孙增文欲举报，随后史玉春、前城置业公司向其出具《承诺函》，约定前城大厦项目所有权归孙增文所有的内容完全系其单方陈述，无证据证实。在前城置业公司就前城大厦项目对外进行融资时，孙增文仅是起协助作用，而不是全额出资，孙增文亦在上诉状中陈述项目所需资金全部由其融资并借给前城大厦项目使用。孙增文在《承诺函》出具半年之后所发出的《声明书》中再次重申和强调，自己享有前城大厦项目33.3%的股权，否认和推翻了《承诺函》中孙增文所占股权为100%的内容。3、前城大厦项目1-3层和第4层房屋已经由前城置业公司分别出售给史玉春和方开明，已经办理了房产登记且实际交付给该二人。孙增文诉请要求前城置业公司交付前城大厦的-1层—4层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且史玉春、方开明对前城大厦的1-4层房屋的交付及产权过户登记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前城置业公司、史玉春、方开明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孙增文诉请要求支付违约金亦没有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4月28日，孙增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前城置业公司继续履行其于2014年6月20日向孙增文出具的《承诺函》，即将合肥市政务区前城大厦-1层、1-4层房屋交付给孙增文，并将房屋产权办理变更登记至孙增文名下；2、判令前城置业公司与孙增文共同对合肥市政务区前城大厦项目进行清算，并将清算后的项目收益立即支付给孙增文；3、判令史玉春就合肥市政务区前城大厦1-3层房屋的交付及产权变更登记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方开明就合肥市政务区前城大厦4层房屋的交付及产权变更登记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前城置业公司、史玉春、方开明向孙增文连带支付违约金700万元；6、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前城置业公司、史玉春、方开明承担。一审法院重审本案期间，孙增文明确表示其撤回上述第2项诉讼请求即“判令前城置业公司与孙增文共同对合肥市政务区前城大厦项目进行清算，并将清算后的项目收益立即支付给孙增文”，不在本案中主张。一审法院查明：涉案前城大厦项目系前城置业公司从安徽兴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兴达公司）处受让取得，双方于2011年6月22日签订了《建设工程转让合同》，前城置业公司向兴达公司支付了项目及土地转让款。2012年3月10日，前城置业公司与孙增文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就前城置业公司同意孙增文在前城置业公司名义投资的前城大厦项目持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前城置业公司负责项目施工管理、营销策划、财务管理；2、因前城大厦的土地是孙增文努力取得的，所以孙增文应该负责兴达公司土地交易谈判、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完成规划审批、协助前城置业公司为本项目融资、土地、税务部门协调等相关事宜；3、以上第二条孙增文已顺利完成，按照当初与前城置业公司的约定，孙增文可以享有前城置业公司持有前城大厦项目33.3%股权及收益权；4、因孙增文享有的股份都是前城置业公司代持，所以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前城置业公司应即时向孙增文告知工程的进展情况、销售价格和财务情况，项目竣工后前城置业公司应即时办理财务清算和资产分配，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损害对方利益。该协议由前城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史玉春及孙增文签字确认，并加盖了前城置业公司公章。2014年6月20日，前城置业公司向孙增文出具一份《承诺函》，内容为：“因前城大厦项目的土地是你通过个人努力从你朋友公司购买，项目的全部投资款也是孙增文以个人名义投资到前城置业账户，项目虽然是以前城置业公司名义建设和销售，但现在前城置业股东发生了改变，为保证你个人利益不受损失，不影响以后的合作关系，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将前城大厦项目的所有权移交给你。该项目所有的债权、债务及应交税款也有你孙增文个人承担。2012年3月10日签订的协议在项目交接后自动作废。如果我公司违反此承诺将承担投资款双倍即4000万元的违约金”。2014年12月25日，孙增文向前城置业公司出具《声明书》，内容为：“本人孙增文于2010年10月与你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前城大厦项目，项目部都是以前城置业公司名义建设和销售，本人占项目33.3%的股份。因本人充分相信公司信誉故未派人参与项目建设、销售和财务管理。但前城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史玉春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利用自己职务便利，以10万元的价格将地下负一层全部房产卖给自己家人，严重损害了我本人和前城其他股东的利益……”。2015年5月26日，前城置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四名股东史玉春、孙增林、韩成荣、方开明全部到会，会议形成了《关于前城置业股东投资项目的资产分配管理协议》，在对前城置业公司相关债权、债务进行分配的基础上，对前城大厦项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前城大厦16层及以上无产权层作价160万元归孙增林全权所有及处置，前城大厦1、2、3层及西面一层无产权门厅作价1800万元归史玉春全权所有及处置，前城大厦15层作价307万元归韩成荣所有及处置，前城大厦4层作价500万元归方开明全权所有及处置；2、前城大厦项目的资产处置，上述4股东占三分之二，孙增文占三分之一，前城大厦项目总利润1551万元，其中孙增文投资240万元。前城大厦14层作价401万元归孙增文全权所有，再加上本金240万元，扣除浦发银行已经取走的300万元，实际应该支付56万元（由孙增林负责支付）。2015年10月22日，前城置业公司分别与史玉春、方开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5年11月5日，前城大厦1至3层房屋产权登记在史玉春名下，前城大厦4层房屋产权登记在方开明名下。2016年1月16日，前城置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对孙增文出示的2014年6月20日《承诺函》及2013年6月8日《合作协议》形成如下协议：1、《承诺函》是在四位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用章形成，对承诺内容四位股东均不予以认可，此文件无效；2、《合作协议》共2页，经四位股东当场确认，一致均不知情并认为并非真实合作协议，系事后伪造而成，本合作协议非四位股东的真实意愿，四位股东不予以认可，此文件无效。一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5月26日，孙增文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董雪签订《借款保证合同》，前城置业公司作为保证人盖章，合同约定孙增文借款数额为2000万元。2012年8月2日，孙增文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安盐小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前城置业公司作为保证人盖章，合同约定孙增文借款数额为1000万元。孙增文与前城置业公司均认可孙增文向董雪的借款2000万元实际到账至前城置业公司的数额为1670万元，但孙增文认为该1670万元是其为前城大厦项目的投资款，之后从安盐小贷公司所借的1000万元就是用于偿还前期对董雪的借款；前城置业公司认为该1670万元是孙增文为前城大厦项目的融资款，之后前城置业公司用项目回笼资金通过孙增文账户及其他账户对董雪以及安盐小贷公司的借款进行了偿还。一审法院再查明，前城大厦14层房屋产权于2014年10月21日登记在孙增文爱人裴红名下。2014年10月24日，前城置业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对股东及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在原股东史玉春、孙增林的基础上，增加韩成荣、方开明为新股东。一审法院重审庭审期间，孙增文对2014年6月20日《承诺函》中“将前城大厦项目的所有权移交给你，该项目所有的债权债务及应交税款也有你承担”的具体意思做出解释，即“前城大厦对外销售的项目此时只剩下地下-1层及地上1-4层房屋，故这里的‘所有权’就是指前城大厦地下-1层及地上1-4层房屋归我所有。既然剩下的房屋给了我，那剩余的债权债务则由我来承担，但前城大厦项目的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已经结清了，没有债权债务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根据孙增文与前城置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孙增文享有前城大厦项目33.3%的收益权。孙增文现依据2014年6月20日《承诺函》，诉请要求前城置业公司将前城大厦地下-1层及地上1-4层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承诺函》中的“所有权移交”所指向的范围并不明确，孙增文认为就是指前城大厦未销售完的地下-1层及地上1-4层房屋，仅系其单方主张，不足以采信。第二，《承诺函》中不仅载明将前城大厦项目的所有权移交孙增文，还载明将前城大厦项目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应交税款也移交给孙增文承担，且明确双方2012年3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项目交接后自动作废。但双方并未对前城大厦项目进行交接，也未对前城大厦项目的债权、债务及应交税款进行梳理、界定。孙增文认为此时前城大厦项目已不存在债权债务，亦仅系其单方主张，不足以采信。第三，《承诺函》出具之后，孙增文在其向前城置业公司发出的《声明书》中又自称其仍占前城大厦项目33.3%的股份，显然与孙增文主张的《承诺函》确认了前城大厦项目全部投资款由孙增文投资，其享有前城大厦项目所有权的事实相互矛盾。第四，即便该《承诺函》视为孙增文与前城置业公司对原《合作协议》约定的孙增文享有前城大厦项目33.3%收益权比例的变更，但孙增文与前城置业公司之间至今尚未对前城大厦项目的收益情况进行清算，孙增文对前城置业公司提交的2015年5月26日《关于前城置业股东投资项目的资产分配管理协议》并不予认可，且孙增文在本案原审期间撤回了对前城大厦项目收益的司法鉴定申请，在本案重审期间又撤回了其第2项诉请即“判令前城置业公司与孙增文共同对合肥市政务区前城大厦项目进行清算，并将清算后的项目收益立即支付给孙增文”，故在此情形下，孙增文直接主张前城置业公司应将前城大厦地下-1层及以上1-4层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实质是对前城大厦项目的收益进行分配，明显依据不足。综上所述，孙增文依据2014年6月20日《承诺函》主张前城置业公司应将前城大厦地下-1层及地上1-4层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此外，本案系孙增文与前城置业公司之间的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鉴于前城大厦地上1-4层房屋产权现已登记在前城置业公司股东史玉春、方开明名下，而方开明系于2014年10月24日才成为前城置业公司股东，孙增文在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前城置业公司与史玉春、方开明之间就前城大厦地上1-4层房屋产权登记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孙增文合法权益的情形时，直接向前城置业公司主张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以及主张史玉春、方开明对此承担相关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孙增文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孙增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800元，由孙增文负担。二审中，案涉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各方所举证据及证明目的均同一审，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亦同一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１、孙增文要求前城置业公司、史玉春、方开明向其交付前城大厦-1层至4层并将产权过户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应否予以支持；2、前城置业公司、史玉春、方开明应否向孙增文支付违约金700万元。孙增文提交的前城置业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出具的《承诺函》虽载明前城置业公司同意将前城大厦项目的所有权移交给孙增文，但该《承诺函》载明的前城大厦项目的应移交的所有权范围及移交时间均不明确，孙增文认为《承诺函》中的“所有权移交”是指前城大厦未销售完的地下-1层及地上1-4层房屋，仅系其单方主张，不足采信；前城大厦项目对外是以前城置业公司名义开发的，相关权利义务全部均直接归属于前城置业公司，《承诺函》载明在移交前城大厦项目所有权时，应同时移交前城大厦项目的债权、债务及应交税款，因此需双方对前城大厦项目的实际债权、债务及应交税款等进行结算清理，否则亦无法直接对前城大厦项目所有权进行直接移交。但前城置业公司与孙增文并未对前城大厦项目进行交接，也未对前城大厦项目的债权、债务及应交税款进行梳理、界定，孙增文认为此时前城大厦项目已不存在债权债务，仅系其单方主张，亦不足采信；《承诺函》出具之后，孙增文在其向前城置业公司发出的《声明书》中又自称其仍占前城大厦项目33.3%的股份，与其主张的《承诺函》确认了前城大厦项目全部投资款由孙增文投资，其享有前城大厦项目所有权的事实相互矛盾；从前城置业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出具《承诺函》直至孙增文于2016年4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孙增文未曾与前城置业公司对前城大厦项目进行清算，孙增文亦未举证证明其曾向前城置业公司提出要求对前城大厦项目进行清算的意思表示，其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撤回了对前城大厦项目收益的司法鉴定申请，在本案一审重审期间又撤回了其第2项诉请即“判令前城置业公司与孙增文共同对合肥市政务区前城大厦项目进行清算，并将清算后的项目收益立即支付给孙增文”，因此，在双方未对前城大厦项目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孙增文直接要求将前城置业公司交付前城大厦-1层至4层并将房屋产权登记过户至其名下，依据不足。综上，孙增文依据2014年6月20日《承诺函》主张前城置业公司应将前城大厦地下-1层及地上1-4层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涉合资合作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为前城置业公司与孙增文，孙增文要求第三人史玉春、方开明承担房屋产权登记过户义务及违约责任的主张，无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孙增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敏审判员 余乃荣审判员 廖永结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吴辉书记员徐珍妮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