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26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丽杰，女，196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可敏（系孙丽杰丈夫），住山东省梁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守柱，男，195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清志，山东开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丽杰因与被上诉人刘守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2018）鲁0832民初3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丽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刘守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孙丽杰与刘守柱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和刘守柱出具的书面证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孙丽杰依法对拆迁的房屋享有安置补偿权益。1.孙丽杰将其所有的位于梁山县水泊中路45号的房屋一套交付给刘守柱进行开发建设，双方签订拆迁协议书，并经双方丈量确认孙丽杰交付的房屋面积，对于孙丽杰应得安置房屋面积在协议中虽然未明确显示，但在拆迁协议书中原则性的约定了房屋拆迁事项的补偿标准、计算方法、所建房屋的要求等基本事项。而且，孙丽杰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与其他被拆迁户签订的协议为同一样式。尽管在该协议书中并未对孙丽杰补偿房屋的具体面积和位置进行约定，但根据该拆迁协议的内容也能显示，刘守柱和邵长立为该拆迁行为的实际投资方和拆迁主体，其后的具体拆迁行为中钱款的支付和补偿安置的具体实施也都是由其二人负责。因此，该拆迁协议的主体为一方是被拆迁户，另一方为刘守柱和邵长立。2.拆迁协议内容约定明确，且不违反该法律规定，应依法认定为对孙丽杰拆迁安置的补偿。在另案一审法院（2013）梁民初字2339号民事案件中，一审法院2013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期间，刘守柱参加庭审，并在答辩中明确表示对孙丽杰起诉的补偿安置的两套房屋没有异议，同意其后将两套楼房交付给孙丽杰。在庭审中，刘守柱也向法庭作出明确说明，由其全部负责丙方的事宜。同时，刘守柱向法庭详细陈述了孙丽杰拆迁安置的两套房屋和储藏室的位置和面积，并向法庭明确说明两套房屋和储藏室是孙丽杰原有房屋置换方式安置补偿取得，双方不需要交纳任何其他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刘守柱在庭审期间的当庭陈述，与孙丽杰签订的拆迁协议和向孙丽杰出具的书面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就拆迁安置事宜作出内容明确、具体的约定。一审判决在认定证据时认为不能证明为刘守柱的真实意思表示，与民事诉讼的司法原则和法律的明确规定相违背。3.刘守柱2007年3月24日向孙丽杰出具的书面证明是拆迁协议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对孙丽杰拆除房屋的具体、明确的房屋安置补偿。刘守柱作为拆迁协议的拆迁人，与孙丽杰签订拆迁协议，并负责具体实施对房屋的投资和安置建设，不管另一案外人邵长立是否签字，孙丽杰都有理由相信刘守柱能够作为拆迁协议的丙方（刘守柱、邵长立）出具明确、具体的安置补偿书面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对于在出具书面证明时丙方另一投资人邵长立是否签字，是否系其二人共同意思表示，均不影响该出具书面证明对孙丽杰成立表见代理的效力。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并不是拆迁协议的相对方，也不属于拆迁行为主体，不享有任何的合同权利义务，不需要也没必要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为不能证明拆迁协议的相对方均已认可，认定事实错误。4.孙丽杰与刘守柱签订拆迁协议后，将其房屋交付给刘守柱，现房屋已经实际拆除，其后刘守柱未对孙丽杰拆除的房屋作出任何安置和补偿，拆迁安置协议和书面证明并未能实际履行。孙丽杰作为房屋的被拆迁人，其合法权益未能得到保护。本案涉案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是房屋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进行约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孙丽杰依法对涉案的两套房屋和储藏室享有优先安置补偿权利。（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孙丽杰对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已经有权部门进行公示，在公示期间内并未提出任何的异议。孙丽杰的房屋安置补偿权益已经权利部门核实，并经法定的公示程序，应当依法认定孙丽杰对涉案的房屋和车库享有所有权利。该印刷厂小区拆迁安置全部都是通过梁山县房管局、梁山县公安局、梁山县法院等五部门确认后，依据梁山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的进行公示。在无异议后，公示的权利人按照拆迁安置的标准办理相应的安置补偿手续。审判机关并非是不动产权的确权机关，无权对有权机关的公示进行否认。2.拆迁协议中的拆迁方是否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并不影响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尽管刘守柱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的情况下，对房屋、土地进行拆迁开发建设，但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效力规定，不影响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的效力。刘守柱辩称，孙丽杰诉讼请求的依据为一审法院（2015）梁民初字第367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574号判决），该判决确认孙丽杰与刘守柱签订的拆迁协议及刘守柱于2007年3月24日出具的书面证明合法有效。但是，一审法院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鲁0832民监1号民事裁定，对3674号判决进行再审。经再审，一审法院作出（2018）鲁0832民再1号民事判决，撤销3674号判决，驳回孙丽杰的诉讼请求。孙丽杰不服，提起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综上，支持孙丽杰诉讼请求的依据即3674号判决依法被撤销，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孙丽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孙丽杰对双方约定的回迁房屋3号楼7单元1楼东户、3号楼7单元2楼东户、储藏室2间及车库1间享有拆迁补偿权；2.诉讼费用由刘守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孙丽杰作为甲方（被拆迁户），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作为乙方，邵长立、刘守柱作为丙方（投资方），三方签订拆迁协议，将其位于梁山县城水泊中路45号即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家属院内享有所有权房屋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的拆迁土地面积116.7平方米交付给乙方及丙方开发建设。拆迁协议约定：丙方按甲方的土地面积1:1.1的原则返还给甲方楼房一套，补偿户型为三室二厅约112平方米／户，搬家完毕时间为2007年3月31日，交付楼房时间为2008年2月28日。2007年3月24日，刘守柱向孙丽杰出具书面证明，载明：“证明被拆迁户孙丽杰所要楼房为3＃楼7单元一楼东户和3＃楼7单元二楼东户，储藏室2间，车位一个。刘守柱（签名），2007年3月24日。”后，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了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小区开发项目部对拆迁区域进行开发建设。孙丽杰之夫宋可敏曾在该小区1号楼3单元取得二楼东户一套，建筑面积122.58平方米，配房面积16+21.50平方米。2011年4月25日，孙丽杰夫妇将该套楼房转卖给王春花、韩玉峰。2011年10月17日，案外人游广臣与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小区开发项目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230400元的价格购买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小区开发项目部的涉案梁山县水泊中路45号印刷小区3号楼7单元二楼东户一套房产，建筑面积128平方米，及价格1万元的3号楼7单元的10号储藏室1间。后，案外人游广臣截止到2012年11月13日陆续向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小区开发项目部交清全部房款265763元。2012年11月13日，案外人游广臣作为丙方，刘守柱作为甲方，案外人骆作俊作为乙方（建造商）签订协议书，将涉案梁山县水泊中路运输小区3号楼7单元二楼东户一套房产交付案外人游广臣使用。2017年9月，该套楼房由梁山县房屋征收办公室向案外人游广臣征收并拆除。2012年8月29日，案外人刘士英与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小区开发项目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案外人刘士英以313875元的价格购买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小区开发项目部的涉案梁山县水泊中路运输小区3号楼7单元二楼东户一套房产，建筑面积125.55平方米，及价格15830元的3号楼7单元的9号储藏室1间。后，案外人刘士英截止到2013年10月26日陆续向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小区开发项目部、刘守柱交清全部房款329000元。2013年10月27日，案外人刘士英作为乙方，刘守柱作为甲方，案外人骆作俊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将涉案梁山县水泊中路运输小区3号楼7单元一楼东户一套房产交付案外人刘士英使用。2017年9月，该套楼房由梁山县房屋征收办公室向案外人刘士英征收并拆除。一审法院认为，孙丽杰作为甲方（被拆迁户）与乙方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丙方（投资方）邵长立、刘守柱三方签订拆迁协议，将其位于梁山县城水泊中路45号即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家属院内享有所有权房屋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的拆迁土地面积116.7平方米交付给乙方及丙方开发建设，从而获得补偿安置，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但因该拆迁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没有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未取得拆迁人资格，其行为违反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之规定。依法不应确定为合法，故孙丽杰关于依法确认其与刘守柱之间签订的拆迁协议合法有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以支持。孙丽杰关于确认刘守柱于2007年3月24日向其出具证明的合法性的诉讼请求，因刘守柱是印刷小区楼房开发建设的投资人之一，其向孙丽杰出具的该证明是基于其个人的意思表示，出具证明的当时，另一投资人邵长立还未去世，是否是邵长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确定，是否是涉案拆迁合同的乙方梁山县印刷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能确定，孙丽杰就此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即刘守柱对涉案房产是否有权处分不能确定。故，孙丽杰的该项请求不宜确认其合法性，其该项请求该院依法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丽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孙丽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11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3674号判决，确认孙丽杰与刘守柱签订的拆迁协议书及刘守柱于2007年3月24日向孙丽杰出具的书面证明合法有效。2017年12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832民监1号民事裁定，以院长发现3674号判决确有错误为由，对3674号案件再审。2018年7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鲁0832民监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该院3674号判决；二、驳回孙丽杰的诉讼请求。孙丽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鲁08民再1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2018）鲁0832民监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孙丽杰提出的“确认其与刘守柱签订的拆迁协议书及刘守柱于2007年3月24日向其出具的书面证明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2018）鲁08民再124号民事判决维持了该判决。前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孙丽杰在本案中再主张拆迁协议书及书面证明有效，与前述生效判决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在生效判决未确认拆迁协议书及书面证明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孙丽杰依据拆迁协议书及书面证明主张对案涉房屋及储藏室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梁山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公示的依据也是拆迁协议，在拆迁协议已被生效判决予以否定的情况下，孙丽杰依据前述公示主张权利，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丽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孙丽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先东审判员  宋汝庆审判员  史海洋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周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