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21民初2327号原告：张为和，男，汉族，1962年02月28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波（系原告之子），男，住江西省上饶县。被告：骆为，男，汉族，1979年1月5日出生，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被告：李延辉，男，汉族，1980年7月15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被告：汤国祥，男，汉族，1961年2月6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帆，江西书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项志兵，男，汉族，1985年9月16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县。原告张为和与被告骆为、李延辉、项志兵、汤国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波、被告骆为、李延辉及被告骆为、李延辉、汤国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帆、被告项志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为和在诉状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退回剩余仔猪购买款32,281元；2、被告赔偿猪饲料款8,380元及药费7,000元；3、被告赔偿原告猪款总价的三倍损失275,916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请为：1、要求撤销2019年3月28日与被告骆为、李延辉、汤国祥签订的涉案调解协议书；2、判令四被告退回剩余仔猪购买款32,281元；3、四被告赔偿猪饲料款8,380元及药费2,000元；4、四被告赔偿贩卖病猪给原告，造成原告养殖场成为疫区不能养殖的损失280,000元；5、由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10日，原告家和本村三养殖户在被告骆为、李延辉、项志兵的带领下前往樟树市吴城乡前进水库宋红兵养殖场处购买仔猪，四养殖户共购买了306头仔猪，（原告101头，被告项志兵101头，李荣军78头，张成伟26头），总猪款为28.18万元，付款方式为现金和转账。付完款后，被告骆为通过被告汤国祥违规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在东乡服务区交给了被告项志兵存放，仔猪在3月11号到达原告家养殖场后就出现了死亡2头，到3月23号仔猪死亡头数增加至百分之七十，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在上饶县、上饶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后进贤县畜牧局通过仔猪耳标查询得知猪是河南省开封市的，而在购买仔猪的时候被告未出示仔猪的血检报告及河南省的跨省检疫合格证明，而欺骗原告说仔猪是江西本地的。3月28日，原告等四养殖户和湖村乡兽医站站长杨显忠及东灵村村主任张为标一起前往进贤县协商此事，在被告李延辉明确说先期赔偿原告等20万元，剩下的告知老板信息，让原告等去找老板，原告等才同意先赔偿20万元的协议，因被告李延辉在此前的谈判中一直是以中介人的身份进行的谈判，且明确表示钱是他们中介出的，但在谈判协议签订后，被告李延辉向进贤县畜牧局以及上报到省农业农村厅的答复却成了钱是猪老板出的，可认定被告李延辉自己就是猪老板，在谈判中明显存在欺骗行为，且在购买仔猪的时候，被告李延辉未能如实提供真实有效的检疫合格证，其行为明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原告的损失。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被告骆为、李延辉、汤国祥辩称，1、原告因仔猪买卖后出现仔猪死亡一事的赔偿，与被告骆为、李延辉、汤国祥等协商并达成调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被告骆为、李延辉、汤国祥依法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相反是原告违约再次提起诉讼。原告陈述：“被告李延辉在此前的谈判中一直是以中介人的身份进行的谈判，且明确表示钱是他们中介出的，但在谈判协议签订后，被告李延辉向进贤县畜牧局以及上报到省农业农村厅的答复却成了钱是猪老板出的，可认定被告李延辉自己就是猪老板，在谈判中明显存在欺骗行为，……”。其完全是不顾事实，也是与其诉状所述自相矛盾。首先，原告在诉状中诉称：“2019年3月10号原告家和本村三养殖户在被告骆为、李延辉、项志兵的带领下前往樟树市吴城乡前进水库宋红兵养殖场处购买仔猪，……”，即事实上，被告骆为、李延辉均是作为中介介绍，同时也是将猪贩卖给原告之人，被告骆为、李延辉二人并非是养猪场老板，其猪场老板另有其人。被告骆为、李延辉依协商已给付原告损失款，被告保留向上手出卖仔猪方的追偿权，其最终实际支付赔偿款人是谁，与原告的赔偿损失事实无关。其次，在原告与被告协商赔偿过程中，便是主张其购买小猪时被告骆为、李延辉是为中介人，被告汤国祥是为检疫人，同时购猪款转账部分是支付给被告骆为、李延辉等人，从而认为被告是贩卖人之一。并且在“调解协议书”中明确“乙方于2019年3月10日经生猪商品经纪人（以下称甲方）介绍从江西省樟树市养殖户（以下称甲方）购买仔猪头，总金额28.18万元”，可见，被告作为甲方是以“经纪人”、“樟树市养殖户”双重身份来与原告协商处理纠纷。以上事实何来被告欺骗原告之说；2、买卖仔猪的检疫是行政行为，其与原告所诉侵权关系是属不同法律关系，其与原告本案诉请无关。作为检疫方责任的被告汤国祥，其违规开具检疫证，是为行政行为。其与被告骆为、李延辉、项志兵无关。3、原告诉请退回购猪款及损失饲料款、医疗费，其无事实、法律依据，与双方“调解协议书”相悖！原告提出的不能养猪损失与本案无关联，也不是事实。综上所述，被告骆为、李延辉是作为中介将小猪（贩卖）给原告，小猪未经严格如实检疫出现死亡后果。被告等人作为经纪人及贩卖方也是无辜的，且已经与原告等人就此进行协商解决，协议书第2条“自此次调解后，乙方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第5条“若乙方违背此协议，乙方必须承担经济处罚人民币三十万元整给甲方。”第6条“此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并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被告不应向原告再行承担本案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请。被告项志兵辩称，我和原告是一起去找被告骆为、李延辉买仔猪的，我也是受害者，原告损失与我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动物检疫合格证明》、2019年4月15日上饶县湖村乡畜牧兽医站证明、中共进贤县畜牧局党组文件、涉案仔猪耳标照片、涉案调解协议书、收条、转账证明、购买猪饲料收款收据、通话录音（原告与李延辉、汤国祥、郑平、骆为之间）等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质证，并结合原告申请的出庭证人张为标、杨显忠、王庆华的证言和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为和、李荣军、张成伟、王庆华、被告项志兵均系上饶县湖村乡东灵村的生猪养殖户。2019年3月10日，项志兵、李荣军、张为和妻子、王庆华四人前往江西省东乡县买仔猪，但未找到车运输，在和被告李延辉联系后，又通过骆为带到樟树市吴城乡前进水库宋红兵养殖场处购买仔猪306头（其中张为和101头、项志兵101头、李荣军78头、张成伟26头、王庆华未买），共支付购猪款28.18万元（其中张为和支付91,972元）。为便于公路运输，被告骆为通过原进贤县白圩畜牧兽医站站长汤国祥违规开具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交给了项志兵。仔猪运回后，从3月11日开始该批仔猪陆续死亡，原告通过市长热线反映后，因疑似非洲猪瘟（现相关部门已采样，但尚未有检测结果），该批仔猪全部被捕杀深埋。2019年3月28日，张小波（受张为和委托）、李荣军、张成伟、项志兵与李延辉、骆为、汤国祥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中载明涉案养殖户为乙方，生猪商品经纪人、樟树市养殖户、出具检疫票证人员为甲方，双方认可生猪交易过程中各自有过失导致仔猪死亡，经协商，双方约定：1、甲方补偿乙方经济损失20万元；2、调解后，乙方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等等，协议达成后，李延辉、骆为在甲方处签字，张小波、李荣军、张成伟、项志兵在乙方处签字，湖村乡东灵村委会主任张为标、湖村乡畜牧兽医站站长杨显忠以及汤国祥在在场人处签字。同日，乙方收到甲方补偿款20万元（其中张为和得到59,691元）。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原告张为和委托其子张小波参与协商仔猪死亡赔偿一事，经多轮协商后与被告李延辉、骆为、汤国祥最终达成涉案协议，甲、乙双方及在场人均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且已履行完毕。通过原、被告陈述及在场人证言，涉案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应属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原告主张签订协议时被告李延辉、骆为有欺诈行为，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予以撤销，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原告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关于被告项志兵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由于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诉求是侵权之诉，而项志兵系东灵村生猪养殖户，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仔猪死亡是因项志兵过错行为导致，故项志兵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综上，原告请求撤销涉案协议，要求四被告赔偿相关损失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为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54元，减半收取3,077元，由原告张为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健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代书记员 芦蕾上诉告知事项：如不服本判决，在递交上诉状同时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农业银行江西省上饶市饶东支行，账号：36×××14）；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