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423民初2302号原告：肖士钧，男，1937年2月2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住本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萧士成（肖士钧弟弟），男，195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民，甘肃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文明，男，197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原告肖士钧与被告李文明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肖士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返还强占原告的5.09亩土地；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本县统计部门公布的2011年至2019年农作物亩产量及市场价格平均计算）；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3年，原告跟随儿子到本县四个山镇西坝村居住生活，离开时将自己的承包地交给弟弟萧士成耕种、管理。2011年，被告将原告的5.09亩土地（地块代码的前14位均为62042320320400，但后5位各不相同，下文简写为后五位，分别为02045号1.43亩，02006号1.42亩，04363号1.27亩，02037号0.97亩）强行耕种，萧士成要求返还时，遭到被告辱骂。随后萧士成多次到村委会、乡政府反映情况，但经多次调解未果。乡政府相关领导建议待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新经营权证）颁发后通过诉讼程序解决。2019年4月10日，村委会将新经营权证交于原告。原告认为，新经营权证确认原告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强占原告土地，构成侵权，且强占土地长达9年，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提起诉讼。被告李文明辩称，原告所述的5.09亩土地由被告耕种不假，但该地是被告的承包地，后与原告形成纠纷。土地确权时，政策规定纠纷地不予确权，但原告却将纠纷地错误确权在自己名下，故不应返还土地及赔偿损失。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地亩登记表、其新经营权证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土地承包合同）、9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旧经营权证）、委托书、单墩村委会证明复印件，被告对合法性无异议；原告提交的土地统计表抄写件及苏安祖的证明，与被告提交的土地面积核实表复印件内容一致，对方无异议；被告提交的其新、旧经营权证及土地承包合同，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依法调取的长盖楞土地分布图，原、被告均无异议。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地亩登记表系1969年单墩村一组部分土地的名称，其中涉及长盖楞、马主梁两地名。原告拟证实长盖楞与马主梁是两个不同的区域。被告质辩两地相连故两名混称。本院查明，长盖楞实为一条东西贯通的地埂，地埂南侧连接的土地即为长盖楞地，长盖楞地以南即为马主梁地，长盖楞、马主梁两地毗邻。原告提交的新、旧经营权证及委托书、土地承包合同证实，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全家3口共承包各类土地28.98亩，其中长盖楞地1.6亩，四至为东至沟、西至辛维荣（李文明岳父）、南至王明喜、北至刘延华。后原告随子移居他乡，将28.98亩承包地全部委托其弟萧士成经营管理，并于2003年4月8日出具了委托书。土地承包合同和新经营权证，登记原告长盖楞承包地27.95亩。原告拟证实，其长盖楞实际承包地28亩左右，但因是三等地，十种九不收，所以旧经营权证登记面积远小于实际面积；土地承包合同和新经营权证也载明原告长盖楞承包地27.95亩。被告认可长盖楞地实际面积大于登记面积的事实，但否认原告长盖楞地为28亩。质辩被告长盖楞的部分承包地，原、被告存在纠纷，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登记在了原告新经营权证中。原告提交的单墩村委会的证明复印件，系2015年2月10日出具，原件于2017年土地登记时交登记机构。载明原告的长盖楞承包地东至沟、西至辛维荣、南至王明喜、北至刘延华。拟证实其长盖楞承包地的四至与旧经营权证一致。被告对证明内容无异议。原告提交的苏安祖证明及原、被告均提交的土地面积核实表证实，2000年遵照寺滩乡人民政府安排，单墩村一组同意将部分土地让出安置地震灾民。经实地丈量，辛维荣承包长盖楞长107米宽15米的滩地2.4亩、长107米宽11米的耕地1.6亩，承包马主梁长143米宽9米的耕地1.9亩、长143米宽21米的地4.5亩；肖强（原告次子，已死亡）承包长盖楞长211米宽12米的滩地3.79亩，因丈量时原告不同意让出承包耕地，丈量后又同意让出，故肖斌（原告三子）的承包耕地未再丈量。原告拟证实，实地丈量的面积系实际面积，不存在大于登记面积的情形。长盖楞地除去他人的以外，剩余的均为原告承包地。被告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提交此证据拟证实，被告长盖楞和马主梁承包地（滩）共10亩，但新经营权证中实际仅登记3.88亩，其它地与原告存在纠纷，但纠纷地原告登记为其承包地。原告认可纠纷地登记为自己承包地的事实，质辩被告不能因马主梁无地而占用原告长盖楞地。被告提交的新、旧经营权证及土地承包合同证实，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全家7口共承包各类耕地68.05亩，但马主梁无承包地。其中承包长盖楞地4.4亩，四至为东至肖强、西至苏安德、南至苏安良、北至苏万林。土地承包合同和新经营权证均登记被告长盖楞承包地32.97亩，马主梁无承包地。拟证实，旧经营权证登记的承包地面积小于实际面积；因长盖楞、马主梁混称，其旧经营权证便登记为长盖楞地，但2000年土地丈量时，分别记录为长盖楞地与马主梁地；新经营权证登记时，原、被告就长盖楞部分耕地存在纠纷，但原告将纠纷地登记在其名下。原告质辩长盖楞与马主梁不是同一地域，被告马主梁无承包地与己无关，对被告的其它证明目的认可。长盖楞土地分布图，系本院依法从景泰县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调取，直观反映新经营权证登记后，原、被告在长盖楞实际享有承包权的土地，分别为10块21.76亩和2块3.88亩，并明确标明各地块四至及面积。原告提交的涉案土地草图，系原告制作后由部分村民签名确认，标注原、被告承包长盖楞地的界线及四至，标明马主梁与长盖楞南北相邻。拟证明涉案土地中原、被告承包地的四至及被告占有原告承包地的事实。被告质辩草图能证明原告在长盖楞有承包地，但不能证明被告在长盖楞无承包地，而且村民名字不是本人所签。本院审查认为，土地草图中签名的村民应系证人，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而证人未出庭且草图系原告单方制作，不具备证据形式，本院不作为证据采信。但可视为原告的陈述而证实马主梁与长盖楞南北接壤。原、被告均认可，2000年寺滩乡人民政府收回单墩村一组长盖楞、马主梁等处的土地，平整后拟用于安置地震灾民，后未安置而统一发包于他人耕种。该承包人耕种约7年后弃种，原承包村民便各找地头，按照原承包地位置恢复耕种至今，期间承包权未作任何变动。但原告及萧士成未恢复耕种，2011年始，萧士成认为原告承包地被他人及被告抢占，申请村、乡各级处理，自此原、被告就土地使用权争议至今。2019年4月份发放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中，争议土地登记为原告承包地。同时查明，原、被告各自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均于2019年4月份由单墩村委会发放。土地承包合同载明，原、被告的长盖楞承包地分别为14块27.95亩及24块32.97亩，被告在马主梁无承包地，新经营权证亦按照土地承包合同的内容予以相应登记。但对照登记后的长盖楞土地分布图，原、被告此处的实际承包地分别为10块21.76亩、2块3.88亩。原、被告土地承包合同和新经营权证中均未登记02037号0.97亩土地，登记为原告承包的02045号1.43亩、02006号1.42亩、04363号1.27亩、02023号0.98亩土地，被告耕种一直耕种至今，与登记为被告承包的02085号2.21亩、02104号1.67亩土地东西相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在于被告是否侵占了原告的承包地，而要认定是否侵占，则应认定双方的土地权属是否明确。一、被告的旧经营权证中，登记被告长盖楞承包土地4.4亩，马主梁无承包地。但2000年实际丈量时，却记录被告长盖楞承包地（滩）4亩，马主梁承包地（滩）6.4亩。既然被告马主梁无承包地，实际丈量时怎会出现马主梁承包地的记录？且旧经营权证登记面积小于实际面积，又怎会出现被告长盖楞承包地（滩）登记面积（4.4亩）大于实际面积（4亩）的情形？上述矛盾，当从以下方面分析：首先，马主梁与长盖楞南北毗邻，被告此处承包地仅一宗且跨两地，无论登记为马主梁还是长盖楞，指向的地块仅此一宗，故旧经营权证未将两地名均予载明，仅登记长盖楞4.4亩。其次，2000年长盖楞、马主梁等地的土地被乡政府统一收回平整，丈量中力求详细，对被告此宗承包地按照实际所在地域分别作了记录，从而出现了长盖楞承包地（滩）4亩、马主梁承包地（滩）6.4亩的情形。再次，正因旧经营权证将被告此宗承包地登记为长盖楞地，但实际丈量时分别记录为马主梁、长盖楞地，当被告复耕原承包土地后，原告认为被告的长盖楞地仅有记录的4亩，多复耕的部分为自己的承包地，双方为此产生土地使用权纠纷。其四，受登记时技术条件限制，旧经营权证仅登记原、被告长盖楞承包地东西相邻，未能标明确切界址。2000年土地平整后原地貌特征又不复存在，致使原、被告均不能准确界定承包地接壤的临界线，当被告以2000年实际丈量的面积复耕土地后，其南、西、北三方位的地邻均未提出异议，仅原告主张侵占了自己的承包地。其五，以旧经营权证登记的土地面积小于实际面积的比率角度计算，也与上述分析吻合（见比率计算内容）。综上五点，可认定旧经营权证登记的被告长盖楞承包地中，包涵了其马主梁承包地，实际为10.4亩。但土地承包合同和新经营权证中，登记的原、被告长盖楞实际承包地分别为21.76亩、3.88亩，被告的部分原承包地凭空消失。土地不可能凭空消失，消失的土地只能是原、被告的争议土地。民以食为天，土地是农民的命根，争议土地未经法定程序处理而登记为原告承包地，剥夺了被告的相应民事权利，有违公平诚信。二、原、被告均系同一农村经济组织成员，应同等享有土地承包权利。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旧经营权证，登记原告全家3口总承包土地28.98亩，则人均承包地约9.67亩，其中长盖楞承包地1.6亩；被告全家7口总承包土地68.05亩，则人均承包地约9.72亩，其中长盖楞承包地4.4亩。可见，各自的人均承包地基本一致。双方均认可土地承包时，由于特殊原因，旧经营权证登记的土地面积小于实际承包面积，鉴于双方权利同等，登记面积与实际面积的比率应当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各自的登记面积按同一比率扩大后即为实际承包面积。2000年实际丈量时，被告长盖楞及马主梁的承包地10.4亩，与登记面积4.4亩的比率约2.36。依此比率，原告长盖楞承包地登记面积1.6亩，则实际面积应为3.78亩。这一结果与2000年实际丈量的原告长盖楞滩地3.79亩高度吻合，进一步印证旧经营权证登记的被告长盖楞地包涵马主梁地的事实。至于2000年的土地面积核实表中，为何出现仅记录肖斌名字而未记录土地长、宽及面积的情形，现有证据不能作出合理判断。在无相反证据对抗的情形下，原告的解释可作为记录存在的依据。但因无相应数据支持，无法认定原告此处承包地的具体面积。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发放依据是生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前提是土地承包权无争议。可见，经营权证是对无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而非对争议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就长盖楞部分土地的承包权，因恢复耕种时自找地头发生争议且未最终确权，而新经营权证却将02045号、02006号、04363号、02023号争议土地登记为原告承包地，与经营权证登记规定相悖，故新经营权证证据能力存在欠缺。四、法律规定，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后，应保持长期稳定，原、被告亦认可长盖楞承包地1998年后未作调整，则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应是对原承包事实的确认和承包关系的延续，而非形成新的承包关系。即非新的承包关系，原则上不应与旧经营权证冲突，但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对原、被告承包地位置、面积的登记，既与旧经营权证存在明显差异，又对争议土地予以登记，且与其它证据证实的承包事实冲突。故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所确认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涉案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在无其它证据印证的情形下，原告以证据能力欠缺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新经营权证为主要依据，主张被告侵权并请求返还土地、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原告主张的02037号土地，应系02023号土地的误写。若其坚持以02037号土地主张权利，则无任何证据证实该地系其承包且被告占有耕种，此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肖士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肖士钧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韦性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