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59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绍祥，男，1958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海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军，河北海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洪坤，男，195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海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凤森，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绍祥因与被上诉人孙洪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4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绍祥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海兴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4民初12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给付孙洪坤欠款数额减少70000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当日给孙洪坤转付的7万元不在欠条债务之内，属认定事实错误。孙洪坤与上诉人合伙往天津市李彦东处走货，最后李彦东共计欠款203600元（其中有上诉人的款项7万余元），一审判决由此认定上诉人同意给孙洪坤20万元了事，从而否认上诉人转付给孙洪坤的7万元在欠条记载的欠款之内，明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出具欠条数小时后，觉得早给也是给晚给也是给，便提前支付转账给了孙洪坤7万元，并不违背法律，但这却成了孙洪坤赖账的事由，孙洪坤扯赖张建良的债务，没有任何理由和依据。二人共同搭伙做买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对于张建良的债务，上诉人连张建良的人影都找不到，此债务明显要成死账，上诉人不可能还答应把他的债务承担下来，除非是上诉人脑袋进水了。一审仅根据孙洪坤儿媳的兄弟的证言和王某一再否认或者含含糊糊的词语，便认定上诉人“在出具欠条时同意给付孙洪坤20万元”，而完全不顾上诉人给孙洪坤转款是在出具欠条数小时之后的事实。故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双方一致认可上诉人欠孙洪坤13万元，上诉人先后已经支付11万元，仅仅还欠2万元，一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偿还9万元的欠款，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孙洪坤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自2013年合伙经营鱼粉，被上诉人负责出鱼粉，上诉人负责销售，利润二人均分，上诉人对这一事实没有提出异议，意味着鱼粉都是被上诉人出的，所以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说李彦东的203600元中有上诉人的7万元不是事实。2、2018年1月份双方解散合伙时，商定张建良、李彦东两笔业务上诉人总计给付被上诉人20万元，合伙债权归上诉人所有，这一事实不仅有充分证据证明，而且符合常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承认双方应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关于张建良的业务双方损失332490元，上诉人应当承担166245元。关于李彦东业务，双方对李彦东享有203600元的债权，其中主要部分是属于被上诉人个人的鱼粉成本，利润部分应由双方享有。合伙解散的结果是被上诉人将鱼粉的成本部分和应享有的利润部分都给了上诉人，两项业务合计上诉人不仅没有承担张建良业务的亏损，还享有了李彦东业务应属于被上诉人的成本和利润，两项合计远远超出20万元。这样的清算结果事实上是上诉人占便宜，而被上诉人所以接受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一、上诉人负责销售，掌握客户信息及业务信息，被上诉人根本无法向客户追讨债务；二、合伙经营的主要成本是被上诉人出的鱼粉，如果久拖不决受损失的是被上诉人一方。三、合伙解散时，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20万元既有证据证明，也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一审判决对合伙解散当日先书写欠条，饭后打款的分析完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洪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给付借款9万元及利息；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二人自2013年合伙经营鱼粉生意，原告孙洪坤负责出鱼粉，被告黄绍祥负责销售，利润二人平均分。2018年1月合伙解体，因被告黄绍祥负责销售，经证人王某调解，证人魏某见证，原、被告合伙对外债权归被告黄绍祥享有，黄绍祥给付原告20万元，协议当天给付7万元，余款由被告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人黄绍祥性别男身份证号本人自愿订立欠条如下：今借孙洪坤（身份证号）13293419560116151X人民币：13万元（大写壹拾叁万元整）。本人承诺2018年内还清（2018年6月30日还3万元，2018年12月30日付10万元）。如按期不还，本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有海兴县人民法院处理。借款人：黄绍祥，2018年1月30日，证明人王某，证明人魏某，2018.1.30。”黄绍祥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捺印，证人王某、魏某在借条上签名并捺印。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并共同用餐后，被告黄绍祥与原告孙洪坤及证人魏某一起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港支行，将上述约定7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付原告孙洪坤。后被告黄绍祥于2018年9月11日偿还原告2万元，于2019年1月5日偿还原告2万元。剩余9万元至今未给付。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务应当偿还，本案中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照约定及时偿还欠款。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问题为借条中的13万元是否包括被告黄绍祥于2018年1月30日偿还的7万元。原告提供的与王某的通话录音，能够证实原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本案中所涉债务系原被告双方因合伙经营产生的债务。被告于2018年1月30日上午11时左右为原告出具借条，接着原被告及两证明人一进吃午饭，午饭后被告于13点左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港支行给原告转账7万元，被告出具借条的时间与其通过银行为被告转账的时间相差极短，且借条中被告承诺的还款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还3万元，2018年12月30日付10万元，该还款时间为被告黄绍祥亲笔书写，另外被告向原告转账并没有原告为其出具的收据，这些都不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结合证人魏某的证言，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被告出具借条中的13万元不包括被告于当日通过转账给付原告的7万元，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欠款9万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因本案并非因民间借贷产生的债务纠纷，且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欠款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黄绍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孙洪坤欠款9万元。二、驳回原告孙洪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25元，由被告黄绍祥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李彦东之父李玉良2017年4月15日出具的欠条一张，拟证明李彦东总计欠款252680元。证据二，上诉人2017年7月12日给被上诉人转账5万元的凭证。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证据一，对欠条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李彦东业务所欠款项数额已经在双方解散合伙时考虑在内，同时解散合伙时考虑的不仅有该笔债权，还有张建良业务形成的亏损。证据二，对于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理由同证据一质证意见。上诉人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上诉人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当时双方协商的结果是上诉人再给被上诉人13万元。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内容是虚假的，王某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一审期间我方曾要求王某出庭作证，但王某称我不能出庭，如果我出庭了我们家孩子就得离婚。王某的证言内容与本案另一证人证言相矛盾。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借条中的13万元是否包括2018年1月30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7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全面、客观地进行了审核，针对黄绍祥上诉请求中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已依照法律规定公开了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的判断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于2018年1月30日上午11时左右为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后双方当事人及借条中签字的证明人共吃午饭，饭后上诉人于13点左右给被上诉人转账7万元。上诉人出具借条的时间与其为被上诉人银行转账的时间相差极短，且借条中上诉人本人书写的第一次还款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就该笔转账款项并没有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故一审根据本案证据并结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合在场证明人魏某的证人证言，认定涉案借条中的13万元不包括上诉人借条出具当日转账给被上诉人的7万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黄绍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黄绍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景岭审判员  刘俊蓉审判员  张 梅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姚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