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16304号原告：李莉，女，197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奎杰，北京名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盐城国际妇女时装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中宇大厦****。负责人：杨卓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女，盐城国际妇女时装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女，盐城国际妇女时装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原告李莉与被告盐城国际妇女时装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盐城时装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奎杰、被告盐城时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第2662号裁决书；2.判令盐城时装公司支付李莉2018年年终奖1600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7日）；3.判令盐城时装公司支付李莉待岗工资779.8元（2018年10月20日至2018年10月31日）；4.判令盐城时装公司支付李莉待岗工资4240元（2018年11月至2018年12月）；5.本案诉讼费用由盐城时装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李莉于2010年12月21日入职盐城时装公司处，从事岗位导购，盐城时装公司8年来年年按照公司制度支付李莉年终奖。2018年10月7日李莉所在的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王府井百货专柜被撤销，系盐城时装公司自身过错导致李莉无法继续从事导购一职，因此盐城时装公司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支付李莉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7日工作期间年终奖1600元。即使盐城时装公司可自主确定年终奖发放条件，但根据李莉提供的每年发放的年终奖证据，双方对年终奖已通过发放的形式达成一致意见，该部分也系劳动合同约定的组成部分，因此，盐城时装公司应当支付2018年李莉已工作期间的年终奖。李莉因确认劳动关系等劳动争议一案已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提出申请，大兴仲裁委出具了京兴劳人仲字[2018]第5647号裁决书，裁决书载有“我公司至今未向李莉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等内容，表明双方均未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盐城时装公司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主张原、被告已解除了劳动关系，故盐城时装公司应向李莉支付2018年10月20日至2018年10月31日、2018年11月、2018年12月的待岗工资。李莉不服大兴仲裁委做出的京兴劳人仲字[2019]第2662号裁决书，故起诉至本院。盐城时装公司辩称，一、盐城时装公司不同意支付年终奖，盐城时装公司未与李莉约定过年终奖，无支付年终奖的合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是否支付年度绩效奖金、如何支付年度绩效奖金是公司可以自主决定的法律权利，并非法律义务。年度绩效奖金需于每年12月份针对员工当年度的工作表现及个人业绩进行考核，同时，根据公司员工手册5.3.4条规定，当年10月1日前入职且年终奖发放日仍在职的员工方可享受年度绩效奖金，该员工手册已告知李莉并由其签署确认。王府井大兴柜台关闭并非盐城时装公司意愿，而是因商场自身原因强制闭店，在给李莉出具调柜通知后，李莉不服从开始旷工；李莉于2018年10月11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以仲裁方式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后经仲裁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截至2018年10月19日并于该日离职，故李莉不应享有年终奖。随着零售行业业绩逐年下滑，盐城时装公司中国区2018年业绩并不理想，截至目前所有在职员工均未享受到年终奖，李莉作为已离职人员更不应获得。二、不同意支付李莉待岗工资，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10月19日解除，不存在待岗事实。三、双方此前已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确认别无其他劳动争议，该调解书已经生效，李莉诉请违反法院调解书，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李莉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李莉入职盐城时装公司，岗位为导购员，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李莉所在的位于大兴王府井商场的百货专柜撤柜，李莉与盐城时装公司就调岗等事宜未达成一致，后李莉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于2010年12月1日至2018年10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支付拖欠工资、应休未休哺乳时间工资损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延时加班费、休息日加班费、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大兴仲裁委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8]第5647号裁决书。盐城时装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2019年6月19日，朝阳法院主持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原告盐城国际妇女时装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被告李莉确认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盐城国际妇女时装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前一次性支付被告李莉拖欠工资、延时加班费、休息日加班费、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等共计20350元；三、双方别无其他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盐城国际妇女时装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朝阳法院出具了（2019）京0105民初23904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2019年，李莉再次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盐城时装公司支付：1.2018年年终奖1775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7日）；2.2018年10月20日至2018年10月31日待岗工资779.8元；3.2018年11月至2018年12月待岗工资4240元。2019年3月10日，大兴仲裁委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9]第2662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李莉的全部仲裁请求”。李莉对该裁决不服，诉至本院。李莉称其月平均工资4000元，上班至2018年10月7日左右后待岗，2019年1月8日，她向盐城时装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在朝阳法院的调解没有提及本案劳动仲裁事项，调解内容不包括年终奖和待岗工资。李莉提交了工资单证明其之前每年都有年终奖。盐城时装公司称李莉月均工资2500元，李莉2018年10月初就没来上班，盐城时装公司一直在和她谈调柜的事，盐城时装公司收到了李莉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称解除合同时间应当是2018年10月11日，当时李莉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算先提出解除合同，且李莉有离职行为，盐城时装公司因为没有做减员，工资发到了2018年10月19日，所以仲裁的时候盐城时装公司认可了解除日期是2018年10月19日；在朝阳法院的调解是将待岗工资和年终奖一起调解的。盐城时装公司提交了员工手册和回执，证明员工手册记载了盐城时装公司的年终奖制度，李莉对员工手册签字确认了。李莉签字的员工手册记载，公司将视每年的经营情况及市场因素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年终奖金基数为当年度1-12月均基本工资；当年10月1日入职前且年终奖发放日仍在职的员工方可享受年终奖。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盐城时装公司是否应当向李莉支付年终奖和待岗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经查，原、被告之间的两份劳动仲裁裁决书在先，朝阳法院的调解书在后，在朝阳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中明确记载了“双方别无其他劳动争议。”这说明双方已就全部劳动争议事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本案所涉争议事项已为生效调解书所覆盖，李莉主张调解内容未包括本案劳动争议事项，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李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关于年终奖问题，李莉在盐城时装公司2018年工作未满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李莉签收的员工手册也明确记载，“公司将视每年的经营情况及市场因素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当年10月1日入职前且年终奖发放日仍在职的员工方可享受年终奖。”故李莉不符合获得2018年年终奖的条件。关于待岗工资问题，李莉仅上班至2018年10月7日，并立即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到2018年10月19日的劳动关系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且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确认了“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李莉再主张2018年10月20日至2018年10月31日及2018年11月至2018年12月的待岗工资，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李莉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李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莉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蒋怡琴审 判 员  彭珍珍人民陪审员  李生陆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张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