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17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芦喜云，女，1958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芦喜元，女，196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鲁荣华，女，196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冰，男，197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威，湖北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培英（曾用名朱秀英），女，194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峰，男，197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臻，男，197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双，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芦喜云、芦喜元、鲁荣华、鲁冰因与被上诉人朱培英、王峰、王臻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4）鄂襄城民一初字第00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芦喜云、芦喜元、鲁荣华、鲁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威，被上诉人王峰，被上诉人朱培英、王峰、王臻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芦喜云、芦喜元、鲁荣华、鲁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建房资金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建房资金全部为王洪军所出，争议房屋实际由王洪军出资建造”，显然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的建房总金额为58653.55元，具体为施工费53800元、菜地开发基金3900元、土地管理费200元、办用地手续费用551.95元、土地使用费201.6元、购买门窗等其他材料的费用。王洪军、王玉香及家人出了多少金额，一审没有查明。本案不争的事实是，王玉香委托王洪军建房，所需费用支付给王洪军，由其统一对外支出，单凭被上诉人提供的费用凭证就认定为王洪军出资，违背客观事实。1988年建房时，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及收入状况，王洪军根本无法提供58653.55元的巨额建房资金，王洪军在检察院的笔录中（详见上诉人证据12、13）也亲口承认与王玉香共同出资、合作建房的事实。（二）程序问题。王玉香持有房屋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该权属证明合法有效，在没有被房屋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变更的情况下，依据物权法定原则，王玉香系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被上诉人认为房屋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错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而非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申请确权，法院不应受理本案。（三）卷宗丢失导致证据瑕疵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因涉案房屋产生的房屋产权纠纷一案，已经由一审法院在1994年5月17日立案受理，案号为（1994）襄民初字第027号，案由为房屋产权纠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的大量证据原件已经提交给法庭，导致在本案中无法提供证据原件。一审法院告知（1994）襄民初字第027号案件卷宗已经丢失，无法退回证据材料。上诉人认为，案件尚未审理完毕，卷宗却全部丢失，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上诉人的后续诉讼造成非常大的困难，一审法院应承担相应责任，可是，一审法院至今未正面回答该问题。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却拿出（1994）襄民初字第027号案件中的一份中止审理裁定，据此认定“王洪军在襄城区××组征地260平方米建造私房。施工中，因超面积违章占地被市土地管理局勒令停工待处，王洪军为逃避处罚，以自己和姐姐王玉香两家的名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各两份。1989年房屋建成后，至今由朱培英一家占有、使用、收益。因本案必须待土地、房管部门对其违章行为做出处理后恢复审理，遂裁定中止诉讼。”这份裁定是片面的，也不是最终结论，应该拿出（1994）襄民初字第027号案件全部证据和卷宗材料，对该案进行全面审查。而且即便按照该裁定所言，“本案必须待土地、房管部门对其违章行为做出处理后恢复审理”，那么，土地、房管部门是否进行了处罚、怎么处罚、是否认定了该违法事实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四）是否并案审理问题。（1994）襄民初字第027号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就案涉房屋另行提起的确权诉讼，与前案系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应当并案审理，一并裁决。现前案尚未审理完毕，后案先行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五）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依据《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就发生效力”，认定“争议房屋应由王洪军取得所有权”，属适用法律错误。案涉房屋属于王玉香和王洪军合伙建造（王玉香出资金、王洪军负责联系施工队和建材），分别交纳了土地管理费等费用，土地管理部门和房屋管理部门分别核发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该事实情况清晰且有证据佐证，所谓的“合法建造”应该是王玉香和王洪军共同合法建造，而非王洪军个人的合法建造。一审法院擅自将王玉香的建造行为剥离，认定“王洪军属于合法建造行为”显然错误。而且，按照一审逻辑，既然前文引用中止裁定，王洪军的行为已然违法，显然不属于合法建造行为，后文又认定“王洪军因合法建造行为取得房屋所有权”，显然自相矛盾。自1989年房屋建成，到1989年5月3日首次申请办理产权证以来，双方对各自房屋权属从未产生过争议，现案涉房屋可能被拆迁，涉及到大笔拆迁补偿款的利益问题，被上诉人突然冒出来主张房屋权属问题，与客观事实不符、与常理不符、有违诚信原则，请二审审查。被上诉人朱培英、王峰、王臻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上诉人认为王洪军出资建房的证据不足，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本案王洪军建房是发生在1988年，从襄城四季青大队五组征地0.39亩、向土地部门交纳3900元的菜地开发基金和土地管理费200元，并向四季青大队缴纳了8000元的屋基费。后与江苏二建的戴绍焕签订建房合同，购买建房材料等一系列的行为中，整个过程中从未出现过王玉香，并且以1988年当时的经济，作为环卫工的王玉香根本没有能力出钱建房，而案件中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王玉香有过出资。在1994年排除妨碍案件的生效裁定已经查明了王洪军为建房人的事实。当时因为面积超标才借用了王洪军大姐王玉香的名义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综合以上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本案登记在王玉香名下的该套房屋实际的权利人是王洪军。2.上诉人提交的所谓的检察院笔录是查无此据的复印件，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提起行政诉讼的观点在（2013）鄂襄阳中民山终字第00417号的民事裁定书（已生效）已作出认定，在此就不多做表述。4.卷宗丢失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王洪军是实际房屋所有权人,上诉人认为该案中没有证据是因为在1994年的案件审理中已将证据提交给了襄城法院，因卷宗丢失导致现在无法提供证据，显然不真实。被上诉人在该案审理中也提交了证据原件，在本案的审理中我们依然有证据原件向法院举证，这说明当年上诉人都是没有证据的，与卷宗是否丢失并无任何关系。没有证据的原因恰恰说明王玉香不是房屋实际建造人，所以没有证据。5.1994年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的案件是排除妨碍案件，而本案是房屋确权案件，不属同一个法律关系，不是法律上合并审理的范围。6.上诉人认为超面积违章占地所建成的房屋不属于合法建造的观点错误。面积超标并不影响所建房屋的合法性，本案房屋占地面积虽大，但是王洪军依法缴纳了所占用土地的所有费用，并办理的建房手续，因此一审认定所建房屋是合法建造并无误。因面积超标这种行为应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予以相应处理，但不应成为上诉人据以主张诉争房屋的权利依据。7.关于被上诉人因拆迁才提起诉讼的观点不成立。我方一审提起诉讼是在2012年，而时隔7年以后，截止目前为止，诉争房屋依然未被征迁，上诉人的臆想是没有依据的。被上诉人朱培英、王峰、王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位于襄城区××组的自建房屋属于朱培英、王峰、王臻所有；2.请求依法判令芦喜云、芦喜元、鲁荣华、鲁冰协助朱培英、王峰、王臻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3.请求依法判令芦喜云、芦喜元、鲁荣华、鲁冰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培英之夫王洪军与王玉香系姐弟关系，王洪军、王玉香的父母先于王洪军去世。朱培英与王洪军共生育二子，即本案王峰、王臻。王洪军于1991年12月28日去世。王玉香生育五名子女，即芦喜云、芦喜元、鲁荣华、鲁冰以及案外人鲁改运，王玉香于2015年4月9日去世。1988年8月23日，经四季青大队支部同意，王洪军向四季青大队交纳屋基费8000元。1988年11月18日，王洪军与江苏泰建二公司206队戴绍焕签订施工协议书，双方约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王洪军现需盖新房二层单元楼，其建筑面积517.4㎡。现特请江苏泰建二公司206队戴绍焕承建此工程，为了确保工程质量，按期完成任务，经双方协商，特订立施工合同如下：1、经双方协商，乙方施工人员进场后，由甲方安排乙方施工人员的临时住宿、就餐食堂及施工期间所需要的一切照明设施。2、甲方必须做到场内三通一平（即水、电、路通、场地平整）。3、乙方必须按图施工，在施工图纸及施工说明和施工补充图，合计8张，需要更改的情况下，甲方必须以书面通知乙方，方可进行施工。现已协商更改的部分，根据甲方要求，原外墙水刷改为清水墙，室内水磨石地面改为777地面，厨房马赛克地面改为普通水泥地面；墙砌工程底层为实心墙，二层为空心墙。其它一切工程（除减去层面二毡三油外）按施工图纸及说明进行施工。4、乙方必须确保工程质量，各项工程按照国家建设部颁发的施工规范进行验查。如不符合工程质量，造成返工浪费，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负。5、乙方必须文明施工，一切工伤事故，由乙方自己承担负责。6、经双方协商，本工程为包工包料，除水电工程外，一次包清。实行建筑面积平方米包干，每个建筑面积造价为180元整。计517.4㎡，计95719元。其中因甲方门窗已做好，经双方商定，门窗制作、按装、包括玻璃材料由甲方负责，折计工程款为11000元整，从预付乙方工程款中扣除，则乙方应收工程款为84719元。如甲方需要乙方做水电工程，其它工程款另行计算。7、本工程自88年12月1日动工，工期为75个晴天。因天气恶化，则工期顺延。8、付款方法：开工时预付工程款的35%，基础工程完成时预付工程款的35%，主体工程即二层层面板全部上齐，预付工程款的20%，10%的工程款留至土建工程全部结束，交户后10天内结清全部账目，若到期不付款，乙方则立即停工”。在施工过程中，王洪军因资金问题，取消了对第二层的建造计划。1988年12月11日，王洪军与戴绍焕签订施工补充协议书，双方约定：“襄樊市食品公司王洪军原与江苏泰兴二建公司206队戴绍焕订立的二层单元楼施工协议书，因王洪军同志经济实力不足，加之情况有所变化，现在原施工协议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王洪军同志先盖一层单元楼，因其在造价上有所误差，由甲方王洪军同志在原单位造价185元的基础上，给戴绍焕增加5700元工程款，其施工方案不变。一层的建筑为260平方米，计工程款48100元，总计工程款53800元，付款方式不变，即开工付工程款的35%，基础完成付35%，楼板上齐付工程款的20%，10%的工程款留至工程全部结束一次性付清。其中增加的工程款5700元，在开工时先付2200元，留3500元，基础完成后付清。其他一切事例按原协议不变”。该合同签订后，工程即开始施工。1989年4月19日，王洪军向襄樊市土地管理局缴纳菜地开发基金3900元（用地0.39亩×10000元）、土地管理费200元（征地0.39亩×513.75元）、办用地手续费用551.95元（260平方米）。1989年5月2日，襄樊市人民政府同意王洪军与王玉香二人补办手续。同日，襄樊市土地管理局经研究，批准王洪军征用襄城区四季青村五组的菜地0.22亩、批准王玉香征用襄城区四季青村五组的菜地0.17亩。1989年5月3日，襄樊市土地管理局为王玉香、王洪军分别办理了土地使用证，证号分别为（89）№004、（89）№005。1989年5月4日，襄樊市房地产管理局分别为王玉香、王洪军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分别为襄房有权证第1619号、襄房有权字第××号。涉案房屋在建造过程中，王洪军陆续向施工队支付了工程款。本案争议的房屋建成后一直由朱培英、王峰、王臻一家居住至今。1994年5月17日，王玉香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朱培英，要求停止侵权、收回房屋、赔偿损失。襄城区人民法院于1994年5月17日立案，于1994年12月5日作出（1994）襄民初字第027号中止审理裁定，该裁定查明1988年朱培英之夫王洪军（已故）在襄城区××组征地260平方米建造私房。施工中，因超面积违章占地被市土地管理局勒令停工待处，王洪军为逃避处罚，以自己和姐姐王玉香两家的名义取得“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各两份。1989年房屋建成后，至今由朱培英一家占有、使用、收益。因本案必须待土地、房管等部门对其违章行为做出处理后恢复审理，遂裁定中止诉讼。因查明1988年3月至1989年7月，朱培英夫妇的建房资金里有15000元系他人赃款，1994年12月5日，襄城区人民法院作出（1994）襄民初字第028号民事裁定，对赃款15000元予以收缴，限朱培英在1994年12月15日前交纳。1994年12月20日，襄城区人民法院四季青法庭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有朱培英因与王玉香房屋产权纠纷一案，朱培英退出现金15000元，大写壹万伍仟元整”。一审法院认为，王洪军向四季青大队申请宅基地0.39亩，缴纳该宅基地的各项费用，王洪军申请宅基地后出资购买材料、签订施工协议书，并支付了工程款。虽然房屋登记部门在1989年颁发了所有权人为王玉香的房屋所有权证，但办理时间在王洪军缴纳0.39亩宅基地的屋基费之后，且（1994）襄民初字第027号民事裁定已经查明：“1988年朱培英之夫王洪军（已故）在襄城区××二百六十平方米建造私房。施工中，因超面积违章占地被市土地管理局勒令停工待处，王洪军为逃避处罚，以自己和姐姐王玉香两家的名义取得“土地使用证”、由朱培英一家占有、使用、收益”。综上，可以认定本案争议房屋实际由王洪军出资建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之规定，争议房屋应由王洪军取得所有权。王洪军去世后，朱培英、王峰、王臻作为王洪军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争议房屋由朱培英、王峰、王臻继承。芦喜云、芦喜元、鲁荣华、鲁冰主张争议房屋系其母亲王玉香与王洪军合伙建造，争议房屋应归其所有，但（1994）襄民初字第027号民事裁定已查明王玉香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的由来，故对于该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朱培英、王峰、王臻请求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予以支持。王玉香起诉请求停止侵权、收回房屋、赔偿损失，与本案请求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芦喜云、芦喜元、鲁荣华、鲁冰主张合并审理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规定，判决：一、坐落于襄阳市××××组的自建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襄房有权证第1619号）归朱培英、王峰、王臻所有；二、芦喜云、芦喜元、鲁荣华、鲁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朱培英、王峰、王臻将坐落于襄阳市××××组的自建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襄房有权证第1619号）过户登记至朱培英、王峰、王臻名下。案件受理费1380元，由芦喜云、芦喜元、鲁荣华、鲁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朱培英等三被上诉人认为涉案登记在王玉香名下的襄房有权证第1619号房屋及土地所有权应为其所有，理由为涉案土地及房屋的相关费用均为被上诉人的被继承人王洪军所投资，仅因用地建房审批需要，借用了王玉香的名义。而芦喜云等四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为王玉香与王洪军合伙出资建设，权属申请及办理均明确了各自的土地及房屋，其为合法的权利人。对此，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建设用地审批准手续是土地管理部门针对王洪军和王玉香分别作出的，房屋建成后土地证及房产证也是针对王洪军和王玉香分别办理的。依照《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权属登记是物权设立的实质性要件，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涉案土地使用的相关费用系王洪军生前缴纳，建房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也系王洪军生前所实施，但因王玉香与王洪军生前系同胞姐弟关系，在当时的特定年代，兄弟姐妹之间联合建房，以一方名义对外签订施工合同、支付相关费用，对内再行商议结算也属正常。因此上述行为不足以推翻用地审批手续及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分别办理的事实，不能作为确认物权的直接证据。加之，王洪军及王玉香均早已去世，双方继承人对已进行物权登记的房屋权属产生争议，更需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已故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和客观事实。至于一审法院在（1994）襄民初字第027号民事裁定中认定“施工中，因超面积违章占地被市土地管理局勒令停工待处，王洪军为逃避处罚，以自己和姐姐王玉香两家的名义取得土地使用证，由朱培英一家占有、使用、收益”，由于该裁定系对案件中止审理作出的程序性法律文书，不是进行实体处理的裁判文书，一审法院依据该民事裁定中的表述认定本案事实并据以作出权属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朱培英等三被上诉人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王洪军借用王玉香名义所建的情况下，以权属登记确定涉案房屋的权利主体，更符合物权法定的基本原则。朱培英、王峰、王臻主张涉案房屋完全归其所有，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芦喜云、鲁荣华、鲁冰、芦喜元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4）鄂襄城民一初字第0025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朱培英、王峰、王臻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元，合计2760元，由被上诉人朱培英、王峰、王臻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俊审判员 苏 轶审判员 严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岳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