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0204民初4243号原告：吉林泰硕农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王屯三社11-22-3-42号。法定代表人：赵俊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苗迪，吉林佳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林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吉林市丰满区松江南路385号。法定代表人：李洪海，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钰琳，吉林权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林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雾凇中路600号。法定代表人：苑玉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卓，男，1979年12月18日出生，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钰琳，吉林权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省湘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239号。法定代表人：杨春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春雪，吉林权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法定代表人：王瑛琦，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凤山，男，1972年2月23日出生，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良，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吉林泰硕农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硕公司）与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搜登站政府）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7）吉0204民初1693号民事判决，搜登站政府不服提出上诉。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吉02民终208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判决，发回重审。在本案重新审理过程中，泰硕公司重新提交起诉状，追加吉林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交通局）、吉林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投公司）、湖南省湘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筑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泰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俊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苗迪，被告交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钰琳，被告交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卓、艾钰琳，被告湘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春雪以及被告搜登站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凤山、张启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硕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四名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费6,882,277.105元；2、诉讼费用由四名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依法成立的从事父母代种猪、商品猪养殖的合法企业，经营住所为吉林市××区。2012年1月公司成立后，开始大规模养殖种猪、繁殖仔猪，至2015年上半年，能繁母猪均能正常产仔，仔猪成活率97%，公司经营稳定正常。2014年，因修建《国道珲乌公路（G302）吉林至饮马河段一期工程建设项目》需要，对原告使用的部分土地，房屋和地上附着物进行征收、补偿。此后，在公路施工过程中，原告饲养的生猪陆续出现了大量异常死亡。按照规定，原告对死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经原告、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畜牧兽医站、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经营部统计，自2015年5月至2017年5月，共死亡仔猪5813头，死亡妊娠母猪12头，根据磐石市畜牧业管理局发布的主要畜禽及其产品价格周报表，生猪死亡共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6,882,277.105元，此损失后果鉴定机构已经给予认证。原告提起诉讼后，经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委托，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对生猪死亡原因、死亡原因与原告养殖场附近302国道的拓宽工程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了司法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原告猪舍与302国道直线距离为270米，远低于《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二章第五条第三节的1000米以上的规定标准。302国道作为“主噪声源”，使原告猪舍内的猪群长期处在大于85分贝噪声声压级恶劣环境下，导致仔猪免疫功能低下，抗菌感染能力弱，易感染性强。仔猪生活在空气污秽、噪音的环境中，这是最终导致以呼吸循环系统障碍而批量死亡的根本原因。302国道的扩宽维修，其噪声与原告猪场猪的批量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为100%。经原告了解，对原告造成影响的302国道建设前期由被告吉林市××组织论证建设方案，审查项目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和重大设计变更，建成后由其负责管理、养护，是该公路的权利人，因该公路给原告造成损失，应由其进行赔偿。被告吉林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向外发包，并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与经营，是公路建设期间的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对于公路建设期间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亦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湖南省湘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该项目，施工期间造成粉尘、噪声，是最终导致原告养殖生猪死亡的根本原因，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人民政府进行征地拆迁，是与原告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的征收方，其征收拆迁行为改变了原告猪场周边环境，破坏了防护林，使防护林不能继续抵御公路扬尘，隔绝公路噪声，最终导致原告饲养的生猪大量死亡，因此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名被告行为结合，共同造成了原告损害的后果，各被告对原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多次找到各被告反映情况，协商赔偿事宜，但各被告互相推诿，使原告至今未能得到赔偿，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起诉至贵院，望贵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交通局辩称，一、交通局对泰硕公司不具有侵权行为，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具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且行为人主观有过错。交通局针对案涉项目并不存在具体职责，亦没有相应义务，故交通局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二、原告主张四个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无请求权基础。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本案案由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且交通局对泰硕公司不存在共同侵权行为，故在本案中，交通局不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泰硕公司要求交通局承担连带责任无请求权基础。综上，原告对一被告的诉请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对一被告的全部诉请。交投公司辩称，一、交投公司对泰硕公司不具有侵权行为，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具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且行为人主观有过错。现就本案事实并结合侵权行为的构成，阐述如下：1、交投公司不具有加害行为，且主观无过错。案涉公路扩建项目系经过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等法定程序的建设项目，该项目的选址方案、环境影响报告书等均得到了相关部门批复，交投公司系依审批、依规划对公路进行扩建。另外在公路施工建设前，相关单位已对泰硕公司进行征收土地房屋安置补偿，故建设公路的行为对泰硕公司不具有任何直接加害行为或间接加害行为，交投公司亦不存在主观过错。2、泰硕公司不存在因加害而产生的损害事实。根据《吉林省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吉动卫发[2012]41号）规定，在发现病死动物时，饲养场应及时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上述机构应立即派员或委托乡镇检疫申报点检疫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取证、拍照，确认死亡的动物品种、数量和来源，核对畜禽标识、养殖档案、免疫档案等情况，并且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的规模饲养场发生生猪死亡时，除要填写《无害化处理通知单》《无害化处理物品清单》外，还需要填写《规模化饲养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另按照上述规定，规模性饲养场发生动物死亡，一次性死亡数量超过10头(只）的，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均需派人到现场进行处理，不得委托。一次性死亡数量超过30头的，市州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派员核查。根据泰硕公司在原审中自认，其饲养的生猪是分二三十批死亡，每次死亡达100多头，按照泰硕公司所称的上述死亡频率，已达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现场处理、市州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派员核查的标准，但未见泰硕公司提供相关证据。那么可能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泰硕公司隐瞒疫情，未按照上述程序向上级机关上报；二是泰硕公司饲养的生猪死亡率并未达到上述标准，在本案中索要赔偿系诈骗行为。另外泰硕公司提供的统计表不是同一单位出具，同一时间段内的填写格式及表格格式均不一致。上述表格并无具体的填报日期，仅对每月的死亡量进行统计，部分统计表的畜主签字处系王义双签字，存在重大瑕疵。况且该统计表无法证明上述生猪的死亡系泰硕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以外的“异常死亡”，更无法证明泰硕公司因公路扩建而导致的损害事实真实存在。3、泰硕公司主张的生猪死亡与案涉公路扩建不具有因果关系。猪感染疾病的诱发因素及途径是多方面的，包括猪的自身状况、饲料、管理、周围环境、防疫等均会对猪的健康造成影响，且在原审中，泰硕公司自认由于没有专用通道及隔离舍而造成生猪疫病死亡，另通过交投公司实地踏查，泰硕公司亦未按照《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规定设置消毒池，故不能仅依据公路建设后猪感染疾病就认为猪的死亡是由公路建设导致，（因此，关于猪死亡与公路建设参与度100%的司法鉴定意见存在重大瑕疵，具体问题将在质证意见中详细阐述）。另外，案涉公路扩建期间系非封闭状态，除施工车辆外，也有社会车辆经过，根据吉林省公路管理局统计，案涉公路2015年交通量已高达每天7604辆，而在施工期间，施工车辆仅十余台，且在泰硕公司所属区间施工仅14天时间，故泰硕公司所称的“主噪声源”不能确定是由施工车辆所致。由此可见，泰硕公司所主张的生猪死亡的损害事实与公路的扩建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交投公司未侵害泰硕公司任何民事权益，因此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承担责任。二、泰硕公司主张四个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无请求权基础。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本案案由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且交投公司对泰硕公司不存在共同侵权行为，故在本案中，交投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泰硕公司要求交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请求权基础。三、因泰硕公司就其主张的损失具有自身过错，故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1、泰硕公司在选址建立时不符合法律规定，由此造成的损失应自行承担。案涉公路项目建设系扩建而非新建，G302公路的建成时间早于泰硕公司的注册成立时间。且赵俊岭作为泰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在原审中自认（二审庭审笔录第6页），其明知根据《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要求经营养猪场需要距离公路1000米以外，但在猪场选址时，仍将猪场建立在距离公路1000米以内的范围，综上所述猪场设立不符合相关规定系其主观故意导致，故该猪场属非法审批取得的非法手续，其目前的经营活动属非法经营，由此产生的损失亦应自行承担。2、泰硕公司的自身环境存在巨大瑕疵，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泰硕公司在起诉状中称征收行为破坏了防护林，导致无法阻隔噪音，但事实上，针对上述防护林，相关单位已向其支付征收补偿款，且泰硕公司亦已接受，故针对该防护林泰硕公司应自行重建，其未重建本身就具有主观过错。另泰硕公司在原审中自认由于没有专用通道及隔离舍而造成生猪疫病死亡，并且通过交投公司实地踏查，泰硕公司亦未按照《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规定设置消毒池，故泰硕公司自身环境本就存在巨大瑕疵，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3、泰硕公司在发现猪异常死亡后，未采取任何措施，并引进新猪导致损失扩大，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泰硕公司作为有经验的生猪养殖企业，应具备及时发现生猪出现异常的能力及迅速采取防范措施的经验。若泰硕公司所称生猪死亡数量属实，即自2015年5月开始，生猪月死亡数量平均每月在100头左右，甚至有时高达每月300头，那么，泰硕公司最迟应在上述情况连续发生两个月后，及时采取合理的技术防范，降低生猪的死亡。恰恰相反的是，实际上泰硕公司在其主张的生猪死亡的两年期间内，不但并未采取任何有效防范措施，还一味引进新猪，从而导致损失不断扩大，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过错相抵原则，由此导致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泰硕公司对交投公司的诉请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且泰硕公司自身在经营活动中亦存在过错，故请贵院依法驳回泰硕公司对交投公司的全部诉请。湘筑公司辩称，一、泰硕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需贵院首先查明，湘筑公司认为，从本案之前已进行的一、二审涉及的证据材料来看，无法认定泰硕公司系其所主张的死亡生猪的畜主。(一）泰硕公司主张由包括湘筑公司在内的四位被告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起因为国道珲乌公路（G302)吉林至饮马河段建设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案涉公路建设工程）的征地拆迁及建设，但从搜登镇政府提供的《征收土地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中的主体可知，被征收人是赵俊岭，而非泰硕公司，泰硕公司的法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与赵俊岭系彼此独立的主体，加之泰硕公司在之前庭审中认可被征收的只是猪场的一部分，故可认定猪场及生猪归属于赵俊岭所有。(二）被征收部分是赵俊岭于2014年6月20日从张亚军手中转让所得，《合同书》中首部记载受让方为赵俊岭，尾部落款处也只有赵俊岭的签名，并无泰硕公司盖章，也就是说猪场所在地的林地使用权及其他地上物所有权均归赵俊岭所有，这也正好与《征收土地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中被征收人为赵俊岭相吻合。(三）由泰硕公司提供的自2015年5月至2017年3月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每月统计表中，在“养殖场”一栏均记载为“赵俊岭”，另外还有个别统计表记载畜主（养殖场负责人）为王义双，即无证据显示猪场所饲养的生猪属于泰硕公司所有。(四）泰硕公司提供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发证日期为2011年7月22日，合格证上记载的单位名称为“吉林泰硕农牧业有限公司”，但事实上泰硕公司在诉状中自认成立于2012年1月，且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泰硕公司确实成立于2012年1月13日，也就是说，在此成立日期之前是不存在泰硕公司这一主体的。因此，从此合格证的记载来看，单位名称一栏与客观事实不符，恰恰也说明猪场及所饲养的生猪的所有权人不明。从以上四点可知，泰硕公司如无法提供其为被侵权人的相关证据材料，就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贵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依法驳回泰硕公司的起诉。二、即使泰硕公司能够证明猪场所饲养的全部生猪系本公司所有，与赵俊岭、王义双等其他主体无关，鉴于湘筑公司无任何侵权行为，不符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故不应承担泰硕公司所主张的损害赔偿责任。(一）湘筑公司无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案涉公路建设工程立项合法，有水土保持、可行性研究、地质灾害评估、环境影响报告等批复，湘筑公司在案涉公路建设工程中是依法经过招投标程序所确定的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完全按照与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及相关的行业规范要求进行文明、安全施工。施工仅针对扩建道路本身，与远在几百米之外的泰硕物业无任何接触，完全不存在任何针对泰硕公司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泰硕公司也从未在施工期间与湘筑公司有过任何接触，既没有自行向湘筑公司提出过施工存在空气污染或噪音影响到生猪饲养环境，也没有直接向任何政府主管部门投诉过湘筑公司在施工作业期间存在空气污染及噪音进而影响到生猪饲养环境的问题，因此，湘筑公司的施工行为完全合法合约，没有针对泰硕公司进行侵权的故意或过失。(二）湘筑公司无针对泰硕公司实施的客观侵权行为。案涉公路建设工程系经吉林省发改委批准立项、利国利民的基础设施工程，湘筑公司亦系合法施工人，证照齐全，且完全按照建设方提供的图纸依法施工，工程质量已通过验收，在施工期间不存在任何针对泰硕公司的侵权行为；而且需要法庭注意的是湘筑公司在泰硕公司直线距离对应的扩建处仅施工14天的时间，但泰硕公司却主张2年的损失，显然不符常理，于法无据。泰硕公司认为是案涉公路建设工程施工期间产生的空气污染和噪音导致的生猪大量死亡，那么泰硕公司就应当首先证明湘筑公司在施工期间的施工行为造成了空气污染和噪音。然而现在已时过境迁，施工已结束，加之无论是施工期间还是施工结束后，施工标段始终未完全封闭，即除施工车辆外还有24小时往来通行的社会车辆，故事实上泰硕公司既客观上已无法证明施工期间湘筑公司的施工行为造成了空气污染与噪音，也无法证明空气污染与噪音完全来自湘筑公司的施工行为，故泰硕公司才转而希望借“鉴定”来补充证据。但问题是鉴定能解决的只是因果关系，这不能免除需要泰硕公司提供“施工期间湘筑公司的施工行为存在空气污染与噪音”这一基础鉴定材料的举证责任。这也正是泰硕公司的诉请数额所依据的鉴定意见书（吉鸣正司鉴中心[2018]法病鉴字第21号）本身存在的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即错将所需要的鉴定依据当成了鉴定对象。也就是说，不能在连有无空气污染和噪音都不确定的情形下就径直鉴定因果关系，这样得出的结论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完全错误的，且实难令人信服。另外，从泰硕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所作的询问笔录来看，泰硕公司在当时明确向法院表示“不同意追加施工单位（即湘筑公司）为主体，因为在这里他没有责任”。因此，尽管起诉哪一被告是泰硕公司的法定诉权，但从此句话也可推断出其已自认湘筑公司并无侵权行为。三、泰硕公司要求湘筑公司承担侵权责任，除要证明其存在主观过错和客观侵权行为外，还要证明泰硕公司有损害的发生、损失数额及损失与湘筑公司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一）泰硕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生猪的死亡对其来说是一种损害，如泰硕公司未能在稍后的举证环节向法庭提供其在全部经营期间的生猪死亡统计表，湘筑公司将当庭提出调取证据申请。理由一：泰硕公司在之前庭审中仅提供了2015年5月至2017年3月间的生猪死亡月统计表，暂且不论每份统计表的真实性（湘筑公司筑对统计表真实性严重存疑），从生活经验法则来分析，生猪死亡不可能仅集中于泰硕公司所主张的时间段。因此，如泰硕公司主张是因案涉公路建设工程施工原因才导致生猪异常批量死亡，就应当提供其在经营期间的全部生猪死亡月统计表，只有经过对比，全面掌握经营期间的生猪死亡情况，才能判断出施工期间的生猪死亡是正常状态还是异常状态。试想如果经对比发现非施工期间生猪平均每月也死亡上百头的话，则说明在2015年5月至2017年3月间的生猪死亡对泰硕公司来说就不能认定为是一种损害。理由二：从泰硕公司自身在一、二审向法庭陈述的内容也可分析出，泰硕公司自认（2017年6月6日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9页）以前有1万头左右生猪，随后又陈述（2018年5月21日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第5页）在此事（指道路扩建）发生前有4000多头，这说明在2012年1月至2015年5月生猪死亡达6000头左右，经计算平均每月死亡200多头。因此，如果生猪死亡对泰硕公司来说系正常饲养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而不是在案涉道路建设工程施工期间才发生的，则与湘筑公司的施工行为无任何关系。但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湘筑公司认为所调取的证据来源应是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或）市州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调取的时间应是自2012年1月至本案开庭前，其目的在于需要与搜登镇兽医站填制的统计表作出对比，以便证明搜登站兽医站所出具表格的真实性。(二）不能依据追加三位被告前的司法鉴定来认定生猪死亡数量与损失数额。泰硕公司在起诉状中主张的生猪死亡数量与损失数额的依据，是在追加湘筑公司等三位被告前由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书鉴定文证审查意见书》（吉鸣正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118号）。该意见书认定，2015年5月至2017年5月间，生猪死亡数量为仔猪5813头，妊娠母猪12头，损失数额鉴定为6,882,277.105元。但事实上，生猪数量与损失数额均不属于需要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事项，这些事实问题本应是由法院根据泰硕公司的举证是否充分来认定，本应属于法院的审查范围，鉴定机构的此种做法明显是犯了“以鉴代审”的严重错误。至于该意见书本身的问题将在质证时逐一指出，其中最明显的错误为混淆了能繁母猪与妊娠母猪的概念。泰硕公司已在二审庭审时明确表示投保的是能繁母猪，死亡的是妊娠母猪，但鉴定机构却根据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能繁母猪数量认定妊娠母猪的死亡数量，这恰恰证明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不具备对种畜禽死亡问题进行鉴定的资质与能力。另外，依据《吉林省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吉动卫发[2012]41号）中规定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程序及要求，在养殖环节发现病死动物时，当饲养的动物一次性死亡数量超过10头时，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均须派人到现场进行处理，不得委托；一次性死亡数量超过30头时，市州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派员核查。从泰硕公司提供的统计表来看，每月死亡数量均在30头以上，故仅凭泰硕公司提供的统计表不足以认定生猪死亡的准确数量，而应从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市州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查找统计数据，如这些机构没有数据，则表明死亡数量并未达到10头以上，泰硕公司提供的统计表系虚假证据。(三）生猪死亡与湘筑公司的行为无因果关系。在前面已分析说明湘筑公司并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生猪死亡是否异常也暂无法确定的前提下，因果关系本无需论证，但鉴于泰硕公司已在原一审程序中进行了因果关系鉴定（吉鸣正司鉴中心【2018】法病鉴字第21号），故湘筑公司认为在此有必要指出该鉴定意见书的主要问题。首先，鉴定机构在泰硕公司未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存在空气污染的相关材料的前提下，竟然毫无依据地认定施工期间存在空气污染。其次，对有无噪音的鉴定时间并非泰硕公司所主张的施工期间的某一时间点，鉴定时间显然不是施工期间，且客观上也无法回到施工期间进行鉴定。再次，该鉴定意见最多只能确定致生猪死亡的直接原因可能为某种（些）疾病，但无法鉴定诱发某种（些）疾病的原因都包括什么。最后，该鉴定意见未阐述是如何将生猪死亡与空气环境和噪音建立唯一联系的，意见中完全未提及有无其他原因及如何排除其他原因。总之，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完全不符合司法鉴定本该遵守的科学性、客观性与严谨性，不能作为认定损失及因果关系的证据。四、泰硕公司自身在饲养生猪过程中存在诸多过错，生猪死亡完全是由其自身原因导致的。(一）泰硕公司认为生猪死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搜登站镇政府的征收拆迁行为破坏了围墙和防护林，但这种“破坏”本属征收应有之意，因为搜登站镇政府与赵俊岭已签订了《征收土地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且赵俊岭也自认收到了征收补偿款，故被征收物的所有权已转归至政府所有，拆除围墙和部分防护林的行为不仅不属于侵权行为，反而应属于政府为了完成案涉公路建设工程所必须先行为之的合法行为，以保证后续施工的顺利进行，这是政府履行职责的体现。另外，从征收补偿范围来看，补偿款仅为对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即可推断出不包括对生产经营损失的补偿，这说明泰硕公司认为案涉公路建设工程不会对其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和损害。因泰硕公司是专业的饲养机构，完全可从其专业性上来判断周围环境的变化是否会对其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因此，从这点也可判断出案涉公路建设工程的征收与建设不会导致泰硕公司的生猪死亡。(二）泰硕公司已自认（2017年6月6日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8页第3行“350米左右”）在建设种猪饲养场时与G302国道的距离并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中“1000米”的相关规定，且泰硕公司在当时是明知的，也就是说泰硕公司自身违法在先。另外，泰硕公司在明知G302扩建后将可能进一步缩短猪场与公路的直线距离时，也并未向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此事，各位被告只不过是按照在案涉公路建设工程中的分工各自履行相应任务而已。因此，泰硕公司所主张的损失从根本上讲也应当是其当初自身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与几位被告均无关系。(三）泰硕公司既然在案涉公路建设工程从征收到施工建设再到如今运行通车的全过程中始终未停止经营，那么就应当在其明知猪场围墙被拆、防护林缺失、隔离舍缺失等不利因素下，尽快利用征收补偿所得弥补缺失的内容。然而，泰硕公司在之前庭审中已自认并没有投入资金改造猪舍条件，而是将生猪的出、入栏通道混用，人为增加了疫病出现的风险，这点从泰硕公司原一审中提供的《关于修建一级公路对吉林泰硕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影响的评估报告》中可得到证实（但湘筑公司对这一证据并不认可，且原一审法院亦未采信）。泰硕公司未及时弥补猪舍硬件条件的不作为也是导致生猪死亡的原因之一。(四）泰硕公司自认在2015年6月即施工刚刚开始时就意识到了“猪的死亡与修路有关”，但泰硕公司不但没有马上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或作搬迁打算，反而还在持续经营。假设生猪死亡是由某一主体侵权而导致，那么泰硕公司也应当马上采取措施以避免损失扩大。否则，就应视为泰硕公司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及不断扩大也有过错（这从每月报送的生猪死亡数量即可见一斑）。因此，泰硕公司的这种任由损失扩大的过错行为也与其所主张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五）2014年3月25日，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在一拉溪镇等地欲征用土地辖区内张贴《关于国道珲乌公路（G302)吉林至饮马河段建设用地、控制区划定及相关事宜的通告》(吉林市人民政府2014)【3】号），明确禁止在征地拆迁控制区内抢栽抢种，并明确规定抢栽抢种的地上附着物不予补偿。从泰硕公司提供的赵俊岭与张亚军签订的受让林地《合同书》的签订时间来看，是2014年6月20日，即无法排除泰硕公司及赵俊岭明知相关土地已“冻结”的前提下为获得补偿款而恶意转让及新建某些建筑物的情形。目前，已有抢栽抢种人员被刑事定罪并获刑的案例，故希望贵院能够要求泰硕公司将其控制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修建时间向法庭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以便法庭查明本案是否涉及刑事犯罪线索，如存在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同时，查明这一问题也可以证明泰硕公司是否具有主观过错，恶意扩大生产规模。五、泰硕公司主张四位被告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无请求权基础。首先，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只能是一种假设，因为湘筑公司并无任何侵权行为。其次，四位被告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所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亦为过错责任原则，故应由泰硕公司在接下来的法庭调查环节举证，证明在其所主张的案涉公路建设工程期间，四位被告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否则就不能主张四位被告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综合以上五点分析，湘筑公司对泰硕公司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也未与其他三位被告实施共同侵权行为，不应对泰硕公司的死亡生猪承担赔偿责任，恳请贵院依法驳回泰硕公司对湘筑公司的各项诉讼请求。搜登站政府辩称，第一，本案被告搜登站政府并非拆迁征收主体，仅仅是接受上级政府的委托，进行征收补偿的事实工作。第二本案不存在共同赔偿请求，共同赔偿依法存在共同过错，本案过程中四被告征收补偿行为不存在过错和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泰硕公司提供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四名被告均持有异议，本院认为，动物防疫条件许可证系由行政机关做出的，用以证明单位或者个人开办动物饲养场等符合相关审批条件而予以颁发的许可证书，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泰硕公司提供的吉林市木材公司（张亚军）与赵俊岭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合同书》、搜登站政府与赵俊岭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日《国道珲乌公路（G302）吉林至饮马河段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征收土地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及吉林市惠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做出的价格结果报告单各一份，对于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合同书》，因该份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为吉林市木材公司与赵俊岭，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评析；对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日《国道珲乌公路（G302）吉林至饮马河段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征收土地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及吉林市惠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做出的价格结果报告单各一份，除交通局未质证外，其余三名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泰硕公司提供的县级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及依据上述统计表做出的汇总表，除交通局未质证外，其余三名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泰硕公司提供的吉鸣正司鉴中心[2017]法病鉴字第108号、吉鸣正司鉴中心[2018]法病鉴字第21号、吉鸣正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118号、[2017]法毒鉴字第33号、第33-1号、第33-2号以及第33-3号鉴定意见，除交通局未质证外，其余三名被告均持有异议，质证称对于鉴定机构资质存疑以及对检材《评估资产明细表》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涉案的鉴定程序系在原审时，依泰硕公司申请，经泰硕公司与搜登站政府共同选择的鉴定机构，由人民法院依法委托的司法鉴定，且在重审过程中，本院对于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涉案鉴定事项的鉴定资质、鉴定活动过程等问题向鉴定机构进行了书面询问，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问题均给予明确答复，且作出了合理说明，故本院对上述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对泰硕公司提供的编制日期为2011年9月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一份，交投公司对真实性及证明问题持有异议，本院认为，该报告系2011年9月形成，泰硕公司主张的侵权行为发生于2017年，距报告形成日期已有六年之久，故其对待证事实缺乏证明力，本院对其证明问题不予采信；对交通局提供的《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国道珲乌公路（G302）吉林至饮马河段工程项目法人变更的批复》，泰硕公司、其余三名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交投公司提供的泰硕公司用于工商注册的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施工图纸及《路基逐层填筑检验记录》，泰硕公司、其余三名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交投公司提供的照片两张，泰硕公司持有异议，本院认为，泰硕公司系经过有权机关依法审批，持有相关许可证书开办的动物饲养场，交投公司所提供的照片对待证事实缺乏证明力，故本院不予采信；对湘筑公司提供的投标文件，泰硕公司、其余三名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泰硕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俊岭，工商登记的成立为2012年1月13日，经营期限为2012年1月13日至2022年1月12日，经营住所为吉林市××区三社11-22-3-42，经营范围父母代种猪、商品猪养殖。2011年7月22日，吉林市畜牧业管理局向泰硕公司颁发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该证书的监督检查情况一栏中自2012年起至2017年间，逐年盖有“检”字的三角章。2014年，因修建《国道珲乌公路（G302）吉林至饮马河段一期工程建设项目》需要，以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人民政府作为征收方与赵俊岭（吉林泰硕农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了征收土地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对泰硕公司因修道征占的部分土地、房屋和地上附着物拟定了相应补偿，并履行了协议内容。泰硕公司称自302国道施工开始，泰硕公司周边环境发生变化，导致生猪死亡数量增加，并向政府相关部门投诉反映。依据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畜牧兽医站做出的2013年4月-2017年5月间县级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统计结论，2013年4月-2015年4月间，泰硕公司病死猪死亡率为2.90%；2015年5月-2017年5月间，泰硕公司病死猪死亡率为6.63%。本案在原审过程中，经泰硕公司与搜登站政府双方共同选定鉴定机构为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该中心针对生猪死亡原因及损失数额进行了司法鉴定，并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中载明：吉林泰硕公司猪舍距302国道的直线距离为270米，远低于《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二章第五条第三节的1000米以上的规定标准；本猪场仔猪患病主要特征及病理生理学原因系仔猪出生后由于生活在空气污秽、噪音（城郊和乡村噪声正常值为40-50dB，本猪场猪舍内噪音值范围为87-96dB）的环境中，仔猪免疫功能低下，抗菌感染能力弱，导致仔猪易感染性增强，仔猪多以呼吸系统细菌感染为主，伴随循环系统感染和消化系统感染，猪轮状病毒病感染，链球菌病，猪毒性脑心肌病，副猪嗜血杆菌病，猪流感病等传染性病，这是最终导致以呼吸循环系统障碍而批量死亡的根本原因；302国道的扩宽和维修，其噪声与泰硕猪场猪的批量死亡存在着因果关系，两者的参与度为100%；损失数额为6,882,277.105元。泰硕公司因鉴定垫付鉴定费用合计156,410.00元。另查，案涉G302国道投入使用早于泰硕公司的成立时间。2013年5月23日，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做出吉发改审批【2013】384号文件，将国道珲乌公路（G302）吉林至饮马河段工程项目法人由吉林市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变更为吉林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湘筑公司为该项目03标段的承建单位。泰硕公司生产基地位于03标段的施工范围内。搜登站政府系案涉项目的征收方。案涉工程系国道珲乌公路（G302）吉林至饮马河段工程为（G302）的扩建工程，泰硕公司位于桩号为K452+340处，加宽宽度为16.2米。该路段的施工自2016年7月2日起至2017年10月4日止，包括软基换填（2016.7.2-2016.7.7，共6天）、垫层（2016.8.21，共1天）、底基层（2016年2月28日、2017年7月4日，共2天）、基层（2017年7月12日，共1天）、下面层（2017年10月1日、2日，共2天）、上面层（2017年10月3日、4日，共2天）。现泰硕公司诉至本院，请求赔偿。本院认为，环境污染侵权应为环境损害事实、环境污染行为、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存有因果关系为构成要件。1、环境污染的损害事实，系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致使国家的、集体的财产和公民的财产、人身及环境受到损害的事实。本案中，泰硕公司自2012年开始合法从事饲养仔猪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正常的生产饲养活动中，仔猪具有一定的死亡比率，经对2013年4月-2015年4月区间的仔猪死亡率进行统计为2.90%。但自2015年302国道扩宽工程施工开始，泰硕公司的仔猪死亡率出现异常增长的态势，对2015年5月-2017年5月区间的仔猪死亡率进行统计，死亡率为6.63%。经过上述两个时间段仔猪死亡率的比对可以看出，泰硕公司在2015年5月-2017年5月间，因仔猪的异常死亡存在一定的财产损害事实。2、环境污染行为。环境污染，是指工矿企业等单位所产生的废气、废渣、粉尘等有害物质和噪音、震动或者传播到大气、水、土地等环境之中，使生存环境收到一定程度的危害的行为。环境污染行为通常由作为方式构成，但有些情况下不作为也可以构成环境污染行为。依据立法精神，只要污染造成了损害，便具有违法性。本案中，交投公司作为302国道扩宽工程的发包方、总设计方，在工程立项、规划设计、施工期间等环节和步骤未能对泰硕公司系从事养殖业的特殊性加以考量和提出可行性的措施；湘筑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会产生粉尘和噪音等污染因素；搜登站政府作为本次项目的征收主体，在签订征收协议时未能充分考虑泰硕公司作为养殖企业对周边环境的需求，对原本位于泰硕公司与302国道间的部分林地进行了征收，同时对可能产生的噪音污染未能制定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公路噪音防护屏、施工期间临时隔声屏等，综上，交投公司、湘筑公司以及搜登站政府对于因302国道扩宽工程所发生环境污染致使泰硕公司遭受损害的事实均有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行为。3、损害事实与环境污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即行为与损害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内在必然联系。因环境侵权行为的影响具有累积性、滞后性，致害物质、致害途径复杂多样，污染因子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难以厘清，故法律规定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采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即由污染者证明其行为与损害后果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污染者举证不能，由污染者承担举证不能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交投公司、湘筑公司以及搜登站政府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与泰硕公司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2015年5月-2017年5月间，存在着动物疫情或者其他导致仔猪死亡率增加的情况。且在原审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依泰硕公司申请，经泰硕公司与搜登站政府共同委托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于案涉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损失数额等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为：302国道的扩宽和维修，其噪声与泰硕猪场猪的批量死亡存在着因果关系，两者的参与度为100%；损失数额为6,882,277.105元。据此，本院推定交投公司、湘筑公司以及搜登站政府在302国道扩宽工程中的行为与泰硕公司所主张的在2015年5月-2017年5月间仔猪异常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有因果关系，故交投公司、湘筑公司以及搜登站政府对泰硕公司的损失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交通局作为公路水路和地方铁路交通行业管理的政府工作机构，对于案涉的环境污染损失事实没有相应的侵权行为，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泰硕公司的损失应当如何计算。根据法律规定，污染行为的受害人应当就其遭受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泰硕公司提供了由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畜牧兽医站记载的县级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记载了仔猪死亡数目，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吉鸣正司鉴中心[2017]法病鉴字第108号鉴定意见，可以确定2015年5月-2017年5月因仔猪死亡导致泰硕公司的损失数额为6,882,277.105元。结合泰硕公司2013年4月-2015年4月仔猪死亡率为2.9%，2015年5月-2017年5月仔猪实际死亡率为6.63%，故泰硕公司因302国道扩宽工程导致仔猪异常死亡率为3.73%。据此计算泰硕公司的损失数额为鉴定意见的损失数额乘以2015年5月-2017年5月间仔猪异常死亡率，再除以2015年5月-2017年5月间仔猪实际死亡率，计算公式为：6,882,277.105元×3.73%÷6.63%=3871,929.65元。综上，本院对泰硕公司的合理主张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第六十五、第六十六条及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吉林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湖南省湘筑工程有限公司、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吉林泰硕农牧业有限公司生猪死亡损失3,871,929.65元；二、驳回原告吉林泰硕农牧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853.00元，由吉林泰硕农牧业有限公司负担20,057.00元，吉林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湘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人民政府共同负担25,796.00元;鉴定费用156,410.00元，由吉林泰硕农牧业有限公司负担68,415.00元，吉林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湘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人民政府共同负担87,995.00元，吉林泰硕农牧业有限公司已预付，吉林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湘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忠审 判 员  孙复媛人民陪审员  李明焕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 记 员  孙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