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34416号原告：高某1，男，1958年4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高某2，男，1953年6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两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利，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某3，女，1956年3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高某4，男，1961年6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理人：高某5（高某4之子），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某1、高某2与被告高某3、高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某1、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利，被告高某3，被告高某4的法定代理人高某5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高某6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美丽西园x栋x层x1号房屋（以下简称x1房屋）由原被告依法继承，确认每人享有25%的居住使用权；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受理费。事实与理由：高某6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两人共育有三子一女，分别为高某2、高某1和高某3、高某4。高某6于2014年7月26日死亡，张某于2018年2月10日死亡。x1房屋属于高某6与张秀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去世后，涉案房屋作为遗产未进行分割，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高某4辩称，不同意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涉案房屋并非全部属于高某6与张某的遗产，两原告要求继承涉案房屋无事实依据。二、高某6在生前对涉案房屋留有相关遗嘱，明确表示留给高某4和其子高某5。三、2000年拆迁，两原告就原分配好的房屋各自签署了相关拆迁协议，并各自取得了拆迁款，但因高某4当时的监护人为父母高某6夫妇，拆迁协议一并由高某6签署。现两原告基于利益驱使，不顾父母生前的安排与嘱托，让人倍感痛心。四、涉案房屋原认购合同是高某6和高某4签署，由高某6代高某4签署，是属于乡产权的房屋，登记在高某6名下。x1房屋应该由高某4和高某5居住使用，x1房屋现在只有乡产权证，不是在建委登记的产权证，现在办不了产权证，就是乡产权，待房屋能够办理产权证，也应由高某5和高某4共同共有。高某3辩称，不同意两原告的诉讼请求，高某6生前希望把涉案房屋留给高某4。我认为涉案房屋应由高某4所有，购房时考虑到高某4精神残疾，其无行为能力，应有人照顾高某4。我同意x1房屋归高某4居住使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高某6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两人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6于2014年7月26日去世，张某于2018年2月10日去世。高某4系精神一级残疾人，高某5系高某4之子，系高某4的监护人。八十年代，高某6作为申请人申请对郑王坟x号进行扩建、翻建。2000年12月2日，高某6（乙方）作为被拆迁人与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甲方）就郑王坟x号的拆迁事宜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居住正式住宅房屋9间，建筑面积128.59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3人，实际居住人口4人，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款779001.2元及拆迁补助费17800元。双方称上述在册人口为高某6、张某、高某4，实际居住人口为高某6、张某、高某4、高某5，两原告称高某5实际并不在此居住。上述拆迁安置款共计购买两套安置房屋，分别为x1房屋及北京市海淀区美丽西园x幢x2号房屋（以下简称x2房屋）。2000年12月13日，以高某4的名义与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玉北实业公司签订丽锦苑认购合同，购买x2房屋。同日，高某6（高某4）与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玉北实业公司签订丽锦苑认购合同，购买x1房屋。2002年10月8日，x2房屋的玉渊潭乡房屋所有权证登记至高某4名下，房屋建筑面积57.34平方米，x1房屋的玉渊潭乡房屋所有权证登记至高某6名下，房屋建筑面积83.6平方米。1998年3月24日，高某6、张某通过公证方式将郑王坟村x号院内北房五间中中间的1间赠与给王某（高某5），王某（高某5）的法定监护人闵某代表王某（高某5）接受赠与。诉讼期间，高某4提交落款时间为2012年9月2日的遗嘱，内容为：“今有北京市海淀区美丽西园x号楼高某6房屋x1两居室，归高某6房屋所有权，现在我高某6房屋所有权包括（x1两居室）移交给高某4，高某5所有，在我高某6，张某死后执行。赡养老人人人有责”，落款处有“高某6”签名。对于上述遗嘱的形成过程，首次庭审时，高某4一方称2012年高某6立下遗嘱，由于高某6患病，无法自行书写，故由高某5代为书写。第二次庭审时，高某4的法定代理人高某5称立遗嘱当天，高某6、张某、高某1、高某6均在场，因高某6瘫痪，高某5按照高某6口述内容在家中的电脑中输入遗嘱内容，高某5打完字后出去将遗嘱打印出来，打印后高某5给高某6宣读，高某6看后签名并书写日期。第二次庭审中，在高某1陈述完遗嘱形成过程之后，高某4的法定代理人高某5再次表示，高某1当时提出让高某6留遗嘱，把x1房屋给高某4和高某5，高某6当时脑血栓不好写字，但是神志清醒，2012年9月2日的前几天，按照高某6说的意思，高某1手写了一个书面的，但是高某6写不了这么多字，所以委托高某5打出来，当时高某6、张某、高某5、高某1在场，高某5拿着手写稿去单位打字打印，2012年9月2日，高某6、张某、高某5、高某1在场的情况下，高某5给高某6读了一遍，他也认可，就签字了，手写稿没有保留就扔掉了，高某5称此后和高某3说过这个事情，高某6好像也和其他子女说过，高某6在世的时候年节聚会的时候也和子女说过房子归高某4所有，其他子女也认可。高某1称，2012年9月高某6立遗嘱时其在场，高某6亲笔手写了一份遗嘱，但高某4一方并未提交，高某5按照高某6写的内容打在电脑里，再打印出来给高某6签字，高某6手写稿的内容是房子归高某4，高某4百年之后再给高某5，高某6手写稿内容与打印的内容有出入，高某6是否在打印稿中签字不记得了。高某1称其从未为高某6写过遗嘱手稿，都是高某6写的，高某6手写完同时高某5就机打了，不存在前后隔几天的事情。高某2称其不知道遗嘱形成过程，直到诉讼才知道遗嘱的事情。两原告称2012年时高某6是脑血栓的状态，脑子不灵活，对于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并申请对落款处“高某6”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高某3称高某6及高某5曾告诉她高某6写了一份遗嘱，将x1房屋留给高某4和高某5。经查，x1房屋现空置，x2房屋由高某5居住使用。本院认为，根据查明，郑王坟x号拆迁时在册人口为高某6、张某、高某4，实际居住人口包括高某5，被拆迁的房屋中有1间房屋，在高某6、张某在世时赠与高某5，郑王坟x号拆迁时获得的拆迁款购买了x1房屋和x2房屋，其中x2房屋是以高某4名义签订房屋认购合同，乡产权登记在高某4名下，x1房屋是以高某6名义签订房屋认购合同，乡产权登记在高某6名下，现x1房屋空置，x2房屋由高某5居住使用。根据上述事实情况，本院认为，对于郑王坟24号拆迁一事，高某6、张某、高某5、高某4均享有拆迁安置利益，而通过实际履行、乡产权登记情况看，高某6、张某、高某5、高某4事实上已对利用拆迁安置补偿款购买的拆迁安置房屋进行了分配，即x1房屋归高某6夫妇，x2房屋归高某4、高某5，现高某6夫妇已过世，x1房屋应作为两人的遗产予以处理。对于高某4提交的遗嘱，本院认为，首先，该份遗嘱为打印形成，根据当事人陈述，该份遗嘱并非高某6打印，而是由高某5代为打印，故该份遗嘱应属于代书遗嘱。其次，该份遗嘱不具备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高某5作为利害关系人不应作为见证人或代书人。再次，高某1与高某5对于遗嘱形成的过程陈述不一致，高某5本人对于遗嘱形成的过程也存在前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况，高某1称高某6自书遗嘱内容与打印内容不一致，并对高某6签字提出质疑。再次，高某2及高某3并未见证遗嘱形成过程，高某3仅是听他人说起遗嘱内容，高某2对于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对高某6签字提出质疑。最后，2012年时，高某6已近83岁高龄，且患有疾病，无法确认其当时精神状态是否具备立遗嘱的条件。综上，本院对于该份遗嘱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在无其他相关证据证明被继承人生前留有遗嘱，对于x1房屋进行处理的情况下，本院对本案涉及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处理。基于现有情况已可作出上述认定，故对两原告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根据查明，x1房屋仅有乡产权证，故本院仅对x1房屋的居住使用权予以确认，确认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每人对x1房屋享有25%的居住使用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高某6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美丽西园x幢x1房屋由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各享有25%的居住使用权；二、驳回高某4、高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60元（高某2、高某1已预交6080元），由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各负担3040元，高某2、高某1已交纳，高某3、高某4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聂 冉人民陪审员  李绥奇人民陪审员  周义忠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吴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