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11民初2956号原告：宋国强，男，汉族，1977年11月3日生，住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战胜，河南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刘振江，男，汉族，1961年10月15日生，住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波，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宋国强与被告刘振江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战胜与被告刘振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波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二、判令被告退还收取原告的土地转让金3000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同村，原告系龙门村二组成员，被告系龙门村八组成员。2015年6月被告对外宣称欲出售其所拥有的“宅基地”一块，原告得知后欲以购买，因念及宅基地不能买卖，故经被告与原告协商，原、被告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了《农村土地转让合同》，该合同名为土地转让合同，实为宅基地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被告土地转让金300000.00元。然而当原告耗费巨资在该“宅基地”上盖好房子后，却得到村内禁止在该地块搭建房屋的公告，2018年初，原告搭建的房屋被政府拆除。事后经原告了解，被告转让给原告所谓的“宅基地”并非宅基地，而是系被告承包的八组耕地，被告承包该土地向龙门村村委会缴纳的土地租金一亩地一年尚不足200元，而且该土地早已于原、被告签订合同签订前在政府修建伊河大堤时被征收，被告也于此征收中获得了相应的征收补偿。因被告的虚假、欺诈性行为，将已经被政府征收的耕地宣称是其合法拥有的“宅基地”出售给原告，并收取原告高达300000.00元的转让费，其行为及获益实属严重不当且严重违法，因此就其非法获得300000.00元转让费应当予以退还原告。自原告搭建的房屋被政府拆迁后，原告曾多次找被告协商退款事宜，但是被告至今推诿不予解决，原告万般无奈只能依法提起诉讼。被告刘振江辩称：一、原告宋国强和被告刘振江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原告宋国强主张确认《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被告刘振江承包经营的土地位于龙门镇龙门村××（龙门北桥××、紧邻伊河），后原告宋国强主动找到中间人表示想要承包该土地，经协商一致，原告宋国强和被告刘振江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根据《农村土地转让合同》“第一条、转让标的甲方（刘振江）将其承包经营的龙门镇龙门村八组的土地南北贰拾米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宋国强）从事生产经营。”和“第二条、转让价格转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金为叁拾万元人民币。（包含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的赔偿）”之约定，足以认定被告刘振江和原告宋国强签订的合同名称虽然为《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但实质内容则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另外，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这一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原告宋国强诉称的经人介绍购买被告刘振江出售的土地并不属实。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所涉《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另外，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十三条之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这充分说明《农村土地承包法》之所以规定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是国家出于对农民的关心和对农民利益的保护考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既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农民奔小康的主要希望所在。所以，国家在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自主流转的同时，规定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实质上是为保护农民利益提供外部帮助。（3）综上所述，原告宋国强和被告刘振江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的相关规定，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原告宋国强主张确认《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二、原告宋国强主张退还土地转让金30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1）、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之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原告宋国强和被告刘振江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告宋国强已经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依法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收益、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产品处置权。因此，被告刘振江有权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价款300000元。（2）、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原告宋国强和被告刘振江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因此，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返还的情形。（3）原告宋国强单纯主张退还土地转让金300000元，却忽视了附着在土地上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的价值，其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原告宋国强主张退还土地转让金30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三、原告诉称“其耗费巨资在该地块上盖好房子后，却得到村内禁止在该地块搭建房屋的公告……”，这充分说明原告宋国强的行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和《农村土地转让合同》约定，其遭受的所谓损失应当自行承担。（1）、根据《农村土地转让合同》“第一条、转让标的甲方（刘振江）将其承包经营的龙门镇龙门村八组的土地南北贰拾米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宋国强）从事生产经营。”和“第二条、转让价格转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金为叁拾万元人民币。（包含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的赔偿）”之约定，这充分说明涉案土地系农业用地这一客观事实，作为同村村民，原告宋国强对于涉案土地属于农业用地这一事实也是明知的。（2）、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但原告宋国强在起诉状中明确承认其耗费巨资在该地块上建房，其在未经依法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承包经营的农业用地上建房，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其遭受的所谓损失应当自行承担。四、原告宋国强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违法建房，根本目的是为了政府拆迁时获得非法利益，其行为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原告宋国强获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后，从2015年7月开始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建房，至2015年10月份建成，共计建房1291.15㎡，有龙门石窟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宋国强、宋伟平房屋图片2018.7.18和协议书、证明、宋国强身份证复印件、龙门社区房屋丈量调查表、报销凭证、原始凭证粘贴单、进账单（回执）为证。原告宋国强的行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资源”之规定。同时，原告宋国强违法建设的房屋获得了多达516460元的拆迁补偿，这充分说明原告宋国强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非法利益，其行为不应得到法律保护。综上所述，原告宋国强和被告刘振江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当是合法、有效，故原告宋国强主张确认《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和退还土地转让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另外，原告宋国强为了获得非法利益，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进行违法建设，并且获得了多达516460元的拆迁补偿，其行为更不应得到法律保护。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总结双方的争议焦点：2015年6月26日，被告作为转让方系甲方与原告作为受让方系乙方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是涉及土地所有权的买卖合同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或转让。若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或流转被告刘振江对双方转让标的的土地是否享有合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若被告刘振江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标的的土地有无承包经营权证书、有无土地承包经营协议，该标的土地发包方为何人、承包人为何人？双方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若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该转让行为是否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双方所签转让合同是否经过发包方的同意？该合同在目前是属于无效合同、还是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还是已经生效的合同？双方在签订该合同时目的是用于农业生产还是非农业生产经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30万元转让价格承包经营权转让价格为多少？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赔偿的价格为多少？截至目前，该份合同是否取得发包方的同意？若因该份合同未经发包方同意属于效力待定合同，目前双方是否已经取得发包方的同意？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依然未取得发包方的同意，导致该合同无效，涉案标的土地上的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的价值为多少？被告是否主张该部分权利？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及争议焦点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农村土地转让合同》。证据二：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处理单。证据三：龙门石窟街道办事处龙门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9年2月28日出具证明。证据四、2019豫03**民初1668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证据五：照片四张。原告据此认为：被告以高达叄十万元的价格将其承包的经营的龙门镇龙门村八组土地，南北二十米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原告，就该土地而言，名义上“转让”，但是从其转让的价格上看，实质上却是买卖。原告于2015年6月26日转账给被告刘振江卡号为62×××33的银行账户30万元（土地转让费）。“龙门社区自1986年以来已经收回所有土地，每人每月发放粮食，龙门社区辖区内所有用地都属于社区集体土地”，即被告转租给原告的土地，并非系其承包的土地，而系集体土地，被告无权进行转租、转让或出卖，被告收取原告高达30万元的转让费理应退还。被告承租的土地每亩地每年向村委会交付的租金仅100多元，这与原告支付被告的高达30万元土地转让费相差甚大，这足以说明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协议明显不是所谓的转租，而是买卖，同时也验证了原告所称的“被告在转让该土地给原告时，向原告所承诺可以建房”的主张，若非如此被告也不可能收取原告高达30万的土地租金（具体详见庭审笔录第七页第八行至第13行证人翟某1的证言）。被告转租给原告的土地并未有所谓的果树、农机及房子，被告转租给原告不足一亩地的土地仅是菜地（具体见庭审笔录第7页第3行证人翟某2的证言“以前刘振江的地就是菜地”及笔录第7页23、24行“问：本案被告2015年6月26日当时土地上有什么东西？证人：不清楚”，如果被告转租给原告的土地上真有其所谓的大量果树、农机，那么如此明显的东西，作为被告的证人其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而且被告在转租给原告时该土地极有可能已经荒废闲置（具体见庭审笔录第10页第19行被告陈述称“我也没时间打理果树”）。本案涉及的土地极可能已经被征收，该土地承包权已经不再属于被告拥有，对于已经征收的土地而言，被告无权转租（详见庭审笔录第7页第12行-13行证人翟某2的证言以及庭审笔录第10页13-14行被告个人陈述，被告承租的土地已经被政府的征收的事实）。被告与村委会之间并未有书面的土地承租合同，被告承租该土地不分期限，但是承租费则是一年一交，若其未缴纳土地承租金，则其与村内的承包合同便自行终止，一旦被告与村委会之间的承租关系终止，那么被告便无权转租该土地，更无权收取原告高达30万的转让费（详见庭审笔录第7页第10行-11行证人翟某2的证言）。原告与被告之间就争议的土地而言，其转让或者转租并未经过村委会书面确认也未进行备案登记（详见庭审笔录第11页第11-13行，被告称“我转之前给村委会告知过，村委会已经默认了，没有出书面东西，而且该现象在村里很普遍”及庭审笔录第7页第20-23行证人翟某2的证言“证人，你们村委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这种情况是否知情？证人：村里认可该事实，至于受让人想干什么我们不干涉”）。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协议》应为无效协议。被告与村委会之间就争议的土地也未签订有效的书面承包协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2018年修订后为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其与村委会之间的承包协议因缺乏法律规定的书面合同的形式要件而无效。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原告宋国强提交的证据其被告刘振江发表以下质辩意见：对第一组证据农村土地转让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方向有异议。根据该合同第一条转让标的甲方刘振江将其承包经营的龙门镇龙门村八组土地南北20米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宋国强从事生产经营和第二条转让价格转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金为30万元人民币，包含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的赔偿之约定，足以认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名称虽然为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但实质内容则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更非原告所述的土地买卖。对第二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处理单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方向也有异议。该证据未能显示原告所述的将涉案土地转让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价款30万元交付给被告。对第三组证据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方向也有异议。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的形式。因此作为龙门社区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出庭接受法庭询问调查，以便核实相关情况。另外该证明中个人的签名非常的模糊，就所谓签名的人员是否真实存在，其真实身份也无法核实其出具该证民的真实性也无法核实。对第四组证据2019于0311民初1668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方向有异议。被告是否向村委会缴纳租金以及缴纳租金多少，与原告向被告支付30万元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价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另外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涉案农村土地转让合同的过程中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负责。涉案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中明确载明，原被告双方转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的赔偿共计30万元。原告也予以认可，现又辩称不存在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这明显与事实不符。第四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被告转让给原告时并未被政府进行征收。如果该土地在当时已经被征收。原告怎么可能在该土地上建设房屋1200余平方，并在2018年与龙门社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获得五十余万元的拆迁补偿。第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4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13条之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因此本案涉案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否则龙门社区居委会不可能在2018年6月30日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如果本案所涉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无效，那么龙门社区居委会应当与被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向被告发放拆迁补偿款516460元。第六、被告虽然和龙门村委会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承包协议，但是被告一直向龙门村委会缴纳土地承包金，直至2011年后来由于政策原因村委会不再向被告收取土地承包金，但涉案土地始终由被告承包经营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对证据五照片四张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该证据拍摄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无法核实。原告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四张照片属于涉案土地。被告刘振江围绕诉讼请求及争议焦点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一份。证据二：卫星照片九张。证据三：《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关于开展拆除治理违法建筑专项行动的通知》和《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各一份。证据四：宋国强、宋伟平房屋图片2018.7.18和协议书、证明、宋国强身份证复印件、龙门社区房屋丈量调查表、报销凭证、原始凭证粘贴单、进账单（回执）各一份。证据五：照片八张。证据六：证人证言。证据七：洛阳市郊区龙门镇龙门村经济合作社收据一份。被告据此人为：2015年6月26日，刘振江和宋国强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一份，由刘振江将自己承包经营的龙门村八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宋国强从事生产经营，转让价格300000元，包含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的赔偿。2011年6月26日至2015年4月27日，龙门北桥西南角系承包地，地面均被绿色植被覆盖。2015年7月28日至2017年4月28日，龙门北桥西南角陆续出现多处违章建筑物，其中本案宋国强违法建设的房屋也位于此位置，且宋国强违法建设的房屋在2015年10月份就已经全部建成。2018年6月24日至2018年11月25日，龙门北桥西南角的多处违章建筑物被陆续拆除。2018年6月10日，龙门石窟街道办事处、龙门园区建设发展局、洛阳市国土资源局龙门分局、龙门园区城市管理局、洛阳市公安局龙门分局联合下发《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关于开展拆除治理违法建筑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要求严查龙门园区占压各类市政管线、占用公共绿地和公共服务用地，侵占公共空间等影响公共利益的违法建筑；影响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违法建筑物；道路及河道控制区内的破旧违建、无序市场、采石挖沙点、废品回收站；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物，群众反映强烈、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房（棚）等均予以拆除，且凡是2015年1月1日以来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开工的建（构）筑物，均在拆除治理范围。2018年11月26日，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龙门石窟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和农村工作管理局、建设发展局、城市综合执法局、洛阳市国土资源局龙门分局联合下发《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要求龙门北桥西南角多处房屋的单位和个人，限于2018年11月27日下午18：00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土地原貌，逾期将依法强制拆除。2015年7月份，本案原告宋国强开始在其承包经营龙门镇龙门村八组土地上建房，且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审批手续，根据《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关于开展拆除治理违法建筑专项行动的通知》的规定属于违法建筑。2018年6月30日，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龙门石窟街道办事处龙门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宋国强、宋国平签订《协议书》一份，就宋国强、宋国平在2018年6月18日至2018年6月30日自行拆除位于伊西路××1291.15㎡，违法建筑达成一致，并一次性支付宋国强、宋国平拆除费、机械费、人员费用、清理费、运输费和奖励等共计516460元。宋国强在龙门北桥西南角的违法建筑物已经自行拆除，现场清晰可见遍地建筑垃圾，至今没有恢复土地原貌。涉案土地性质为农业用地，但宋国强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违法建设房屋。原告宋国强和刘振江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一事，龙门村委会是同意的。本案所涉土地系被告承包经营，且被告一直向洛阳市郊区龙门镇龙门村交纳承包金直至2011年。由于时间久远，被告仅找到1994年8月31日交纳涉案土地承包金的收据一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被告刘振江提交的证据原告宋国强发表以下质辩意见：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该证据证明方向有异议。协议里边所包含的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并不存在。该协议仅是格式合同，不能够证明协议中所涉及的果树、蔬菜等，还有农机建设客观存在。同时该协议能证明在不足一亩地的土地，被告以高达30万价格转让给原告，与其向村委会每亩每年缴纳100元的的租金相比，明显可以证明该土地转让合同的违法性。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该微信照片均系打印、形成时间，包括是否真实都无法确定。虽然从卫星图上显示所涉及面积是绿色，但是并不能证明绿色就是指的是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其证明方向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而且该组证据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无关联性。证据四质证意见同证据三，原告是否获得赔偿与本案所争议的焦点无关联性。原告获得赔偿，系因政府拆迁原告所搭建建筑物而获得。对于证据五照片与本案的争议的焦点无关联性，而且无法证明照片所显示的土地是否是本案争议的土地。对于证据六收据真实性有异议，而且该收据显示的是租地押金。是否是本案所涉及土地无法确认，而且该收据也无法证明被告向村委会缴纳土地租金至2011年的主张。同时该收据也不是所谓的承包经营协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综合本案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5年6月26日刘振江作为转让方系甲方与宋国强作为受让方系乙方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转让标的：甲方将其承包经营的龙门镇龙门村八组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方从事生产经营；转让价格：转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金为叁拾万元整人民币(包含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的赔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付时间和方式：甲方应于2015年6月26日前将转让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交付乙方；承包经营权转让和使用的特别约定：1、甲方交付的承包经营土地必须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2、乙方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依法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收益、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产品处置权；3、乙方必须按土地亩数承担农业税费和国家政策规定的其他义务等等。2015年6月26日宋国强向刘振江转账支付30万元。2015年下半年左右宋国强在未办理任何建筑手续的情形下，利用占用土地进行建筑行为，因与政府规划冲突最后没建成，宋国强此后未再继续建设，始终闲置不用。2018年6月龙门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洛阳市“五项治理”文件有关要求将该处建筑作为违章建筑通知予以拆除。2018年6月30日龙门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宋国强和宋国平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应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于2018年6月18日至2018年6月30日对自己违建的房屋共计面积砖混1291.15平方米进行拆除并清理完毕；甲方在乙方按约定时间完成拆除义务后，一次性支付乙方拆除费、机械费、人员费、清洁费、运输费用和奖励等516460元等等。2018年10月9日宋国强收到上述协议中宋国强和宋国平共同的款项516460元。经调解无果，致调解不能。本院认为，2015年6月26日刘振江作为转让方系甲方与宋国强作为受让方系乙方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宜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在刘振江因政府于2009年在河堤上修路征收部分土地后自2011年始既没有与作为发包方的龙门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且不再向发包方支付土地承包金的情形下，未经发包方同意便与宋国强签订的合同，即在无法识别刘振江是否对该处土地享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情形下，处分了应属于龙门村委会享有所有权权益的土地。该合同在签订时因未经作为发包方的龙门村委会同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因违反该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合同确认无效后，刘振江因该合同取得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双方签订合同时虽然地位均等，但刘振江在未有相应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情形下控制涉案土地且不顾法律规定不详细向宋国强出具地面附属物确切数量及相应实际价值决然实施土地使用权价值和地面附属物的相应实际价值概括转让行为，宋国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放任实施土地使用权价值和地面附属物的相应实际价值概括受让行为，综合上述情形，本院酌定：土地使用权价值是双方交易价值的主要考虑因素，应当占双方交易金额的70%，地面附属物的相应实际价值是双方交易价值的次要考虑因素，应当占双方交易金额的30%。宋国强主张刘振江返还的款项，应以占双方交易金额30万的70%即21万元属于土地使用权价值为限。双方签订合同时宋国强向刘振江支付的占双方交易金额30万的30%即9万元属于地面附属物的相应实际价值，已由刘振江实际享有。宋国强和宋国平因此后在该处土地上进行违章建筑而取得的款项，系政府支付给其的拆除费、机械费、人员费、清洁费、运输费用和奖励等费用，刘振江主张系宋国强和宋国平违章建房获利，其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宋国强诉求确认原告宋国强与被告刘振江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无效，及诉求被告刘振江返还给原告宋国强21万，证据充足，理由充分，应予以支持；原告宋国强的其他诉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宋国强与被告刘振江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无效。二、被告刘振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宋国强返还21万。三、驳回原告宋国强的其他诉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00元，减半收取2950元，由原告宋国强负担885元，由被告刘振江负担20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七份，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忠民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李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