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2民初4362号 原告：练奕贵，男，195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发，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张福兴，男，198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正，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练奕贵与被告张福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练奕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发，被告张福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练奕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5万元；2、判令被告偿还从借款时至2017年10月1日期间所欠利息8.8万元（原欠利息11.8万元，扣除2017年、2018年、2019年三次付息3万元，计欠息8.8万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7年10月2日起起算至还清本金55万元止的利息（暂算2019年7月1日利息为23.1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因经营需要资金，便向原告提出借款，并承诺按月利率两分计息，原告予以同意。于是被告于2015年3月29日向原告借款20万元，2015年4月7日向原告借款25万元，2015年6月29日向原告借款10万元，被告先后向原告借款55万元。双方于2016年4月1日算账，被告欠原告利息7.5万元，对此应付利息，算作借原告的本金，给原告出具了《借条》一张。事后，双方于2017年10月1日算账，被告借原告本金55万元未还，应偿还利息19.8万元，再次期间被告先后偿还借款利息15.5万元，品迭后被告下欠原告借款利息11.8万元，并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张，借款利率按月利两分计算。在此算账后，原告向被告催款，被告分别于2017年11月、2018年3月、2019年2月偿还原告借款利息共计3万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起诉。 张福兴辩称，原告诉请的借款事实不是客观存在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5年3月29日《借条》一份，证明向被告出借现金20万元。被告质证对该份证据系由张福兴出具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未收到20万元；2、2015年4月7日《借条》一份，证明向被告出借现金25万元。被告质证对该份证据系由张福兴出具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未收到25万元；3、2015年6月29日《借条》一份，证明向被告出借现金10万元。被告质证对该份证据系由张福兴出具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未收到10万元；4、2016年4月1日《借条》一份，证明双方对前述借款结算后，就下欠利息7.5万元出具了借条。被告质证对该份证据系由张福兴出具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未收到7.5万元；5、2017年10月1日《借条》一份，证明双方对前述借款和利息进行结算后，打了一张总的借条，载明借款本金为55万元，已付15.5万元利息，下欠11.8万元利息未付。被告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是张福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条项下的所有款项没有真实客观存在，该借条是无效的。6、银行卡交易记录，证明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有银行取款，也有将卡交由被告张福兴刷POS机。被告质证对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除有2万元明确转账给张福兴外，其余取款记录不能证明款项交付给张福兴，刷POS机记录也不能证明是张福兴使用。 被告未举证。 前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后，本院要求被告张福兴限期到本院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被告拒不到庭。据此，综合前述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3月2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练奕贵现金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正”。2015年4月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练奕贵现金250000元，大写贰拾伍万元正”。2015年6月2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练奕贵现金1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正”。2016年4月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练奕贵现金75000元，大写柒万伍仟元正”。2017年10月1日，被告签署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练奕贵人民币现金￥668000.00元正，大写陆拾陆万捌仟元正），此款为2015年3月29日借现金贰拾万元，2015年4月7日借现金贰拾伍万元和2015年6月29日借现金壹拾万元正，共计借款￥550000.00元（伍拾伍万元正），加上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利息￥198000.00元和4月1日之前所欠利息￥75000.00元，利息共计￥273000.00元，扣除此期间共计付利息￥155000.00元。下欠利息￥118000.00元，加上之前所欠本金￥550000.00元，共计欠￥668000.00元。此欠款按月利两分计算（即每一万元每月付利贰百元），直到还清为止”。现原告起诉来院。 庭审中，练奕贵自述，其在万兴乡从事饲料批发零售，家中时常有大量现金，其用于出借给被告的款项主要是家中原有现金，有的系银行取款，有的是银行卡交由被告的POS机刷卡。 另查明，1、原告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3月25日，POS委托消费9.2万元；2015年4月7日，POS委托消费5万元；2015年4月8日，ATM向张福兴转账2万元；2015年6月24日，活期取款7.6万元。2、张福兴代理人庭审中陈述以下内容：“张福兴给我的陈述，张福兴是放高利贷的。原告是清楚的，张福兴放出去的款利息高达1角、1.5角，之前张福兴和原告的儿子是朋友，就认识了，就拿了一部分钱给他们放水钱，后来本金利息都收回来了。原告方认为还可以，就私自找到被告方，说放款的事情。所以第一笔借条上面20万元实际只有17.6万元，利息1.2角算的。25万元条子只有22万元。10万元是之前两笔款按照1.2角月息算出来的利息。在2016年的7.5万元的借条，是利息。实际收到的借款本金是39.6万元，扣除之前支付的利息，尚欠20.5万元。这是在调解的基础上，被告方自认的”。3、本案审理过程中，基于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本院要求被告张福兴本人必须到庭，被告张福兴拒不到庭。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当事人身份信息、借条五份、银行卡交易记录等在卷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无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主张其出借55万元给被告，提供了多份借条，原告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中，能够反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有直接的资金往来，同时，在2015年3月29日、2015年4月7日和2015年6月29日这三次借条出具时间前后，均存在有与原告陈述相符的部分资金交易记录，原告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已完成基本的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原告主张的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在本院要求被告本人到庭说明情况时，其拒不到庭，应视为被告对其抗辩意见不能进行合理说明。被告在本案中抗辩款项实际未收到，如其确未收到相应借款又先后多次向原告出具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对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的意见不予采纳。结合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原告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所涉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借条出具之时原告确在经商等客观情况，本院综合认定原告向被告实际出借了55万元，原告作为出借人完成了款项出借义务。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无证据证实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原、被告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原告可随时主张要求被告偿还。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5万元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被告约定的月利率为2%，未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按此标准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被告在2017年10月1日的《借条》中，已对此前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进行了结算抵扣，明确被告在该借条签署之日尚欠原告借款利息11.8万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自认被告在此后支付了3万元利息，应先行用于对此前借款利息的抵扣。即，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10月1日前的借款利息8.8万元，2017年10月1日起的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福兴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练奕贵借款本金55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10月1日起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55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 二、被告张福兴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练奕贵2017年10月1日前利息8.8万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245元，由被告张福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夏章红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思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