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35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华洲，男，196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虹，湖北人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成功伟业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成功村**。法定代表人：叶义环，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君斌，男，196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海燕（系侯君斌之妻），女，196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科力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法定代表人：侯君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甸支行，住所，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汉阳大街**div>负责人：韩京文，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正利，男，该支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恬，女，该支行工作人员。上诉人刘华洲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成功伟业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功伟业公司）、侯君斌、吴海燕、湖北省科力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甸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蔡甸支行）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4民初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华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虹、被上诉人侯君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被上诉人工行蔡甸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正利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成功伟业公司、吴海燕、科力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华洲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审批的规划，诉争26号房屋为商业厅，属于公共部位，明锦苑至今未竣工验收，成功伟业公司在实际建设中更改了规划的楼层数，还将商业厅建设为商铺即26号房屋，并将26号房屋分割建设为若干个小商铺，分别还建和出售给刘华洲、舒尧、冯向平等人。诉争26号房屋能否通过规划部门的规划调整、消防部门的验收均不确定。如果能够竣工验收通过，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将直接损害刘华洲的合法财产权益，且刘华洲的19、22、23、24、25号门面根据原规划的消防门全部消失，特别是19号门面一个门都没有，不能独立成铺，无法单独销售。如果原规划不改，事实上是对业主公用部分判定了优先受偿权，这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刘华洲与成功伟业公司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还建协议实质含有还建和商品房买卖两层法律关系，且实际占有的还建面积已经超过约定的还建面积，该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依据预测分户图得出刘华洲已经还建l78.98㎡(18、19、21、22、23、24、25号房屋)，没有依据。根据预测分户图上显示的面积，该7栋房屋面积仅为152.77㎡。且预测分户图只是预测的一个面积，在实测面积没有出来之前，一审法院无权认定预测面积就是实测面积。2.刘华洲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与商品房买卖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前者是基于刘华洲的原产权被拆除、灭失而产生物权期待权，超出部分面积的价格并不与市场价格同步，产生的纠纷都属于特别债权而非商品房买卖的一般债权。刘华洲对超出面积补差价履行的仍然是拆迁还建的实质。一审认为涉案合同包含拆迁安置补偿和商品房买卖两层法律关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还建面积和超出面积的方位没有具体约定，该解释权应归于刘华洲而不是借违约牟利的成功伟业公司。还建面积和超出面积在本案中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即上述提到的消防门问题。4.成功伟业公司将明锦苑的规划全部修改，架空层做成门面房、26号房屋分割成多个独立的门面等。现在无论是规划内的房屋还是规划外的房屋，全部被拆迁还建户抢住。一审法院不顾诉争房屋的历史和现状，否认刘华洲在诉争26号房屋中的财产权利，否认刘华洲作为主张权利优先的当事人，欠缺事实基础。三、工行蔡甸支行与侯君斌、吴海燕、成功伟业公司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的基础法律事实不成立。刘华洲与成功伟业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还建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刘华洲已向成功伟业公司支付超面积的购房款73.5万元，并在2011年为成功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义环提供价值21万元银行房产抵押担保，该借款连本带息超过30万元叶义环至今未还。刘华洲还建超面积部分购房款已经超额支付。2013年12月6日，成功伟业公司将施工图上红线范围内的全部还建房交付刘华洲，刘华洲对还建房进行装修后一直实际占有使用，并于2015年11月5日将其中一部分经中介进行了出租经营。还建房中使用的水电表均以刘华洲的名义报装并使用至今。成功伟业公司与侯君斌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恶意串通的虚假交易，双方没有真实的买卖行为。2015年4月28日，成功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义环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时承认上述事实。成功伟业公司此种虚假买卖的行为已在其他一些判决中作出认定，其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中关于一房数卖的合同履行问题规定：“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但恶意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买受人。对买卖合同的成立时间，应综合主管机关备案时间、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以及其他证据确定。”根据上述规定，刘华洲先于侯君斌签订诉争房屋的拆迁还建合同及补充协议，并在2011年12月27日已经开始支付超面积部分的房款。刘华洲还建到诉争房屋后，一直占有、使用至今，侯君斌从未提出异议。侯君斌虽然在2012年11月23日签订合同并将诉争房屋进行了合同备案，但目前26号房屋只是一个业主公用的商业厅，不能出售；同时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只是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手段，并不具备准物权的性质。一审判决错误适用法律，保护恶意规避法律的当事人，损害善意取得诉争房屋的刘华洲的合法权益，置刘华洲的拆迁权、物权期待权不顾，也违背民事法律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是工商银行，而不是实际权利人刘华洲。五、（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程序错误。工行蔡甸支行诉成功伟业公司、侯君斌、吴海燕、科力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案件处理结果同刘华洲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刘华洲应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但成功伟业公司、侯君斌、吴海燕、科力公司、工行蔡甸支行明知上述情况却并未将刘华洲追加为该案第三人，也未将实情告知法院导致法院未依职权将刘华洲追加为该案第三人，进而导致刘华洲拆迁还建的房屋被工行蔡甸支行依该判决取得优先受偿权，损害了刘华洲的民事权益。侯君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侯君斌购买诉争26号房屋，已在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合同备案，并在银行办理抵押贷款，该房屋在规划中属于可以独立出售的商业门面，并非刘华洲所称商业厅。刘华洲已取得了足额的拆迁还建面积，且该26号房屋在规划上属于一个整体，也不能拆分为若干块对外出售。请求驳回刘华洲的上诉请求。工行蔡甸支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成功伟业公司、吴海燕、科力公司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华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成功伟业公司、侯君斌、吴海燕、科力公司、工行蔡甸支行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3月20日，成功伟业公司（合同甲方）与刘华洲（合同乙方）签订《房屋拆迁还建合同》，约定乙方将其坐落在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城南路332-333号（原德合食品厂宿舍）房屋委托甲方拆除并还建，即乙方在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城南路被拆迁五层楼的底层房屋一间及该楼房入口处南面临城南路的门面一间和住房临教办宿舍之间的空巷子交甲方拆除；乙方在该合同成立后并在甲方发放暂住费之前将房产证（61.6㎡）、土地证原件交甲方；乙方收到甲方暂住费后于2008年3月20日前搬家；还建房必须在原地（明锦苑小区）内还建；甲方还建给乙方的门面约为110㎡，住房面积约为50㎡，门面和住房无偿还建面积为160㎡，住房增加面积20㎡按每平方2400元计算，增加面积超过20㎡以外则按开盘价计算并向甲方交款（先交款后交房）；乙方住宅楼在二层还建，门面地址位于城××商业步行街街面，门面层高4.5米、宽为11米，面积约为70㎡和正街与城南路通道临城南路第一套门面约40㎡。若临城南路门面房上能做二层时，甲方按每平方米1800元卖给乙方等内容。成功伟业公司叶义环在合同上签名，并加盖该公司项目指挥部公章，刘华洲在合同上签名并捺印。2008年4月28日，成功伟业公司与刘华洲及其妻陈文红一起至武汉市蔡甸区公证处对《房屋拆迁还建合同》进行了公证。2010年1月30日，成功伟业公司与刘华洲签订协议书，约定经双方协商，红线范围内的还建给刘华洲一家，按合同约定还建面积一层为110㎡，二层为50㎡，承诺另加5㎡，合计门面面积为165㎡，如超过面积按每平方米8000元购买，该协议并附说明“①二层还建设面积作废；②城南路旧门面归甲方所有；③除设计外，任何情况下不更改”。该协议附图上红线范围内包括商铺18、19、21、22、23、24、25号。协议签订后，刘华洲于2011年12月27日向成功伟业公司支付购买门面款43万元、2013年1月28日支付24万元、2013年6月18日支付5万元、2013年8月20日1.5万元，合计支付购买门面款73.5万元，成功伟业公司法人叶义环每次均出具收条。2011年1月24日，叶义环向刘华洲出具借条“借刘华洲外甥刘龙的房屋证、土地各壹本，用于贷款抵押，还款时无条件归还。”叶义环之子叶舟据此向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贷款21万元，至今未偿还。2013年12月6日，叶义环出具承诺书，同意刘华洲底层安装外门每平方米补50元后，将诉争房屋交付刘华洲。但诉争房屋迄今仍未竣工验收。2016年12月2日，武汉市蔡甸区信访局出具证明材料，载明刘华洲因蔡甸正街明锦苑18、19、21、22、23、24、25、26号（其中有一部分）门面二证问题长期多次到区政府、区信访局上访，经查上述门面，从2013年3月刘华洲夫妻自己经营并将部分出租。同月5日，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正街社区居民委员会亦在该证明材料上载明“经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调查，上述证明材料属实”。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11月23日，侯君斌与成功伟业公司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蔡113104217），侯君斌以7976760元总价金额购买成功伟业公司开发的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蔡正街明锦苑商住楼1栋1层26室，首付款4076760元于2012年11月12日前支付，余款办理贷款。该合同已于当日在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进行备案。同日，工行蔡甸支行与侯君斌、吴海燕、成功伟业公司签订一份《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借款人侯君斌为购买上述房产向贷款人工行蔡甸支行贷款390万元，借款人侯君斌，共同借款人吴海燕以所购房产抵押，成功伟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贷款期限为120个月，按月等额本息还款法还款等。签订上述合同时，明锦苑商住楼作为预售商品房，已取得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核发的《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编号[2011]347号。2017年9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判决工行蔡甸支行对侯君斌、吴海燕的抵押房产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蔡正街明锦苑商住楼1栋1层26室处置价款在侯君斌、吴海燕所欠390万元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2013年3月17日，成功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叶义环。依据2011年预测分户图上标注的建筑面积，截至目前，刘华洲实际占有蔡甸区蔡正街明锦苑商住楼商铺1层18-19号、21-25号套内面积分别为18号（11.08㎡）、19号（10.89㎡）、21号（38.86㎡）、22号（24.18㎡）、23号（22.32㎡）、24号（22.32㎡）、25号（23.12㎡），上述7间商铺套内面积共计152.77㎡。7间商铺相对应的建筑面积分别为18号（13.92㎡）、19号（12.76㎡）、21号（45.52㎡）、22号（28.33㎡）、23号（㎡）、24号（26.15㎡）、25号（26.15㎡），上述7间商铺建筑面积共计178.98㎡。另外，26号商铺套内面积为567.45㎡，建筑面积为664.73㎡面积，刘华洲实际占有26号商铺建筑面积139.44㎡。一审法院认为，刘华洲与成功伟业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均应认定为有效。刘华洲根据合同及协议将其房屋委托成功伟业公司拆除，成功伟业公司应当依照约定还建相应面积的房屋。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刘华洲与成功伟业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和协议书的性质。根据《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及协议书明确还建门面面积为165㎡，如超面积按8000元／㎡购买，故《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和补充协议虽冠以“拆迁还建”之名，但实质包含拆迁安置补偿和商品房买卖两层次的法律关系，其适用法律调整的范围亦不相同。二、刘华洲与成功伟业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和协议书约定的还建面积履行情况。《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和补充协议存在拆迁安置补偿房屋和商品房买卖房屋的具体位置约定不明的瑕疵。（2016）鄂0114民初28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1层18-19号、21-25号房屋均在红线范围内，且18-19号、21-25号门面房屋均为拆迁偿还标的，与刘华洲、陈文红主张的一致。（2017）鄂01民终5793号民事判决，确定21-25号房屋均为拆迁还建房屋，认定刘华洲、陈文红对21-25号房屋享有拆迁还建的权利，该权利优于武汉市汉阳区鑫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业公司）对抵押物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综合判定，蔡甸区蔡正街明锦苑商住楼1层18-19号、21-25号商铺均系成功伟业公司与刘华洲、陈文红拆迁还建门面。由于刘华洲实际占有的1层18-19号、21-25号商铺的总建筑面积共计178.98㎡，已超过《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和协议书约定的还建面积，故刘华洲在《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及协议书中约定的拆迁还建面积165平方米的权利已经全部实现。三、（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判决工行蔡甸支行对侯君斌、吴海燕的抵押房产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蔡正街明锦苑商住楼1栋1层26室处置价款在侯君斌、吴海燕所欠390万元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是否损害了刘华洲的合法权利。刘华洲主张的26号商铺面积中有139.44㎡属拆迁还建房屋，（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关于对26号房屋处置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判决内容损害了其合法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被拆迁人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权利优先于无过错购房人主张的房产权利，因刘华洲拆迁安置房屋已全部得到履行，而26号商铺为一般商品房，并非刘华洲的还建房屋，故刘华洲之该诉求与事实不符，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华洲与成功伟业公司拆迁安置的房屋已全部得到履行，其以工行蔡甸支行与侯君斌、吴海燕、成功伟业公司、科力公司隐瞒事实，弄虚作假，法院判决刘华洲拆迁还建的房屋被工行蔡甸支行依（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享有优先受偿权，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撤销（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证据不足，且与法不符，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华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元，由刘华洲负担。二审期间，刘华洲提交其从武汉市蔡甸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调取的诉争26号房屋的规划图，拟证明26号房屋是商业厅，属于业主共同享有的公共部分。经质证，侯君斌、工行蔡甸支行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该规划图显示诉争26号房屋为“商业厅”，不能说明该区域性质为业主共有，且不能对外出售，故本院对刘华洲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4月1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就鑫业公司与成功伟业公司、叶义环、叶帆、叶舟、张惠芳借款纠纷作出（2015）鄂汉阳民三初字第00399号民事判决，判决第三项确认鑫业公司对抵押物明锦苑商住楼一层21-25号及二层1号、4号商铺（建筑面积823.67平方米）享有优先受偿权。2016年7月刘华洲、陈文红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前述判决第三项，该院判决撤销判决第三项中鑫业公司对抵押物明锦苑商住楼“一层21-25号商铺享有优先受偿权”及“（建筑面积823.67平方米）”部分。鑫业公司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就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作出（2017）鄂01民终5793号民事判决，对上述判决予以维持，认定刘华洲、陈文红作为拆迁户，对明锦苑商住楼一层21-25号商铺享有的拆迁还建的权利优先于鑫业公司所享有的抵押权。2018年3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鄂0114民初28号民事判决，确认成功伟业公司与袁小坤签订的蔡113104169号和113104170号《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刘华洲与成功伟业公司于2008年3月20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还建合同》、2010年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成功伟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配合办理合同备案手续，将明锦苑商住楼1层18-19号、21-25号房屋备案至刘华洲、陈文红名下。二审还查明，刘华洲与成功伟业公司协商划定的拆迁还建范围包括了商铺18-19号、21-25号及本案诉争26号房屋的一部分。本院认为，本案系刘华洲就民事生效判决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构成条件，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及答辩意见，本案审查焦点为（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是否错误，并且损害刘华洲的民事权益。归纳刘华洲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刘华洲主张被损害的民事权益涉及拆迁补偿安置优先权、先买先占的优先保护权及相邻权。围绕刘华洲主张被损害的民事权益，本院分述如下：一、关于刘华洲主张的拆迁安置优先权问题。刘华洲与成功伟业公司签订房屋《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及补充协议，就拆迁还建房屋，双方之间经历了多个诉讼，从（2015）鄂汉阳民三初字第00399号民事判决、（2017）鄂01民终5793号民事判决，以及（2016）鄂0114民初28号民事判决来看，涉案商住楼的18-19号、21-25号商铺已被认定为刘华洲的还建房屋。一审法院依据预测分户图记载的18-19号、21-25号商铺的建筑面积，认定刘华洲在《房屋拆迁还建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拆迁还建房屋面积已全部实现，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华洲主张根据房屋套内面积、实测面积进行计算，其拆迁还建房屋面积还未全部实现，没有事实依据。虽然成功伟业公司与刘华洲划定的还建房屋范围包含了本案诉争26号房屋的一部分，但该部分与18-19号、21-25号商铺独立分开，在刘华洲已实现协议约定的拆迁还建房屋面积的情况下，刘华洲主张该部分仍具有拆迁还建的实质，于法无据。刘华洲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其对诉争26号房屋部分面积享有拆迁安置优先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刘华洲主张的先买先占优先保护权问题。刘华洲主张其先于侯君斌与成功伟业公司签订关于诉争房屋的合同，且已支付房款，并实际占有使用诉争房屋，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的意见，应当优先保护刘华洲的权益。对此本院认为，刘华洲与成功伟业公司的拆迁还建协议涉及诉争26号房屋的部分面积，但在其还建面积已全部实现的情况下，该部分面积为一般商品房，双方未就此依规划许可的分户情况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登记。而侯君斌与成功伟业公司就诉争26号房屋签订了《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进行了备案。刘华洲主张侯君斌与成功伟业公司恶意串通、虚假交易，所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本院认为，虽然叶义环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有相关陈述，但该陈述系叶义环单方陈述，并没有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予以佐证，且成功伟业公司对叶义环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并不认可。另外，成功伟业公司和他人的案件，与本案无关，刘华洲依据其他案件推定认为成功伟业公司存在类似虚假买卖行为，并无法律依据。故刘华洲关于侯君斌与成功伟业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的意见，缺乏证据支撑，不能成立。刘华洲主张先行占有使用房屋，在涉案商住楼项目尚未办理竣工验收备案的情况下，该占有也不属于合法占有。综上，刘华洲主张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的意见，应优先保护其对诉争26号房屋部分面积的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刘华洲主张的相邻关系问题。刘华洲认为诉争26号房屋被出售给侯君斌，将导致刘华洲的19、22、23、24、25号门面规划的消防门全部消失，特别是19号门面一个门都没有。对此本院认为，刘华洲主张诉争26号房屋整体出售影响其房屋的通行、安全问题，实质属于房屋占有、使用中的相邻关系问题。如果确实存在相邻权受侵害的问题，刘华洲可以通过协商、提请有关部门协调或另行以相邻关系纠纷提起诉讼予以解决。刘华洲所称的相邻关系问题不属于撤销（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的法定理由。此外，刘华洲主张成功伟业公司在涉案商住楼项目建设过程中违反行政规划的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另外，关于刘华洲主张（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程序错误的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救济因错误生效裁判而致使未获得程序保障的第三人受到侵害的利益，即便（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存在程序问题，但在刘华洲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情况下，程序错误不能导致该生效判决被撤销，故刘华洲以（2016）鄂011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程序错误为由，主张撤销该判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华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元，由刘华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金丽审判员  徐子岑审判员  赵文莉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何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