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33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美蓉，女，1984年3月7日出生，汉族，中信银行职工，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翠开，女，197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荣军医院护士，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智勇，男，197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运城市。上诉人孙美蓉因与被上诉人王翠开、侯智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1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美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1272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孙美蓉给被上诉人王翠开出具的借条与被上诉人侯智勇的借款完全没有关系,不是对被上诉人侯智勇借款事实的追认。首先,上诉人孙美蓉与被上诉人侯智勇已于2015年9月1日离婚,上诉人孙美蓉出具借条时间为2016年9月17,上诉人己经与被上诉人侯智勇离婚一年多。侯智勇欠债数额巨大,上诉人孙美蓉完全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为其偿还欠款而重新打借条。其次,如果上诉人孙美蓉出具的借条是对被上诉人侯智勇借款事实的追认,那么上诉人孙美蓉应当出具的是还款协议或债务转让协议,而不是重新出具借条。最后,本案中有两张借条,分别是被上诉人侯智勇2014年10月8出具的550000元借条和上诉人孙美蓉2016年9月17出具的530000元借条,而被上诉人王翠开当庭又将诉讼请求更正为520000元。两张借条连借款金额都不一样,根本无法认定为上诉人孙美蓉对被上诉人侯智勇借款事实的追认。(二)被上诉人王翠开并未向上诉人孙美蓉出借530000元。本案中,上诉人孙美蓉向被上诉人王翠开出具借条,完全是因为被上诉人王翠开与其母多次哀求上诉人,如果上诉人孙美蓉不打这个借条,被上诉人王翠开丈夫就要与其离婚,为了挽救被上诉人的婚姻,同时也为了筹钱帮母亲还债(上诉人之母为侯智勇筹钱做生意而负债累累),上诉人孙美蓉提出解决方案:被上诉人王翠开另借给自己450000元,上诉人孙美蓉每年支付四万利息,两年后一次性还本付息530000元,并尽力促使被上诉人侯智勇优先给其还钱。被上诉人王翠开表示同意这个方案,上诉人孙美蓉遂于2016年9月17日为王翠开出具530000元借条,然而被上诉人王翠开拿到借条达到目的后只字不提借款一事,上诉人孙美蓉多次要求拿回借条也均遭拒绝。实际上，被上诉人王翠开为转嫁自身放贷风险,利用亲情编造谎言,假意答应借款给上诉人,拿到借条后既不借款也不归还借条,反而手持借条起诉上诉人。如果真如被上诉人王翠开所述,上诉人孙美蓉与被上诉人侯智勇当时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向其借款,即使二人已经离婚,即使上诉人孙美蓉不出具借条,上诉人孙美蓉也都应该偿还该笔借款,而根本不需要再打借条对侯智勇借款事实进行追认,故一审判决完全与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因被上诉人王翠开只有借条,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与上诉人孙美蓉的借贷关系成立,故被上诉人王翠开与上诉人孙美蓉的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三)上诉人孙美蓉与被上诉人王翠开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孙美蓉出具的借条与被上诉人侯智勇的借款为同一借款。实际情况是,上诉人孙美蓉答应被上诉人王翠开尽力促使被上诉人侯智勇优先给其还钱,当时的聊天记录只能证明上诉人孙美蓉明确表示被上诉人侯智勇经督促后依然还不了钱。一审判决却错误地将这个聊天记录作为上诉人孙美蓉出具的借条与被上诉人侯智勇的借款为同一借款的证据,实属张冠李戴,应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被告孙美容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侯志勇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二被告有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被告侯志勇向原告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被告侯志勇对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被告重新出具借条视为对婚姻存续期间债务的追认。”本案真实的情况就是被上诉人王翠开为了获取高息向被上诉人侯智勇个人放贷,而不是上诉人孙美蓉与被上诉人侯智勇因家中需要向被上诉人王翠开借款。因为当时上诉人孙美蓉与被上诉人侯智勇夫妻二人均在银行工作,被上诉人侯智勇还是工行支行行长,年收入高达五六十万元,根本没有家庭需要向被上诉人王翠开借款;而且二人本身在银行工作,如果只是家用,向自己工作的银行借贷很方便,利息也很低,只有五厘左右,完全不可能向被上诉人王翠开借如此利率高的借款。此外根据上诉人孙美蓉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仅仅是被上诉人侯智勇向被上诉人王翠开借款前后两个月的银行流水金额就高达几千万,根本不可能因家庭日常需要而向上诉人借高利贷。因此,该借款为被上诉人侯智勇在与上诉人孙美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被上诉人王翠开作为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向上诉人孙美蓉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该规定,举证责任应该由被上诉人王翠开承担,由其举证自己放贷给被上诉人侯智勇550000元是用于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生活,而不应由上诉人孙美容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是与被上诉人侯志勇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也不应由上诉人孙美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侯智勇有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一审判决举证责任颠倒了。被上诉人王翠开辩称:2014年4月8日孙美蓉和侯智勇以家庭所需向我借款,我当日就履行了出借义务,由侯智勇向我出具了借条,该借条合法有效。到期后孙美蓉、侯智勇偿还了少许利息,却迟迟不履行剩余借款和利息的偿还义务。借款发生于孙美蓉和侯智勇婚姻存续期间,且用于家庭生活,后经协商减免了剩余的利息和2万的本金,由宋美蓉偿还剩余的借款,并出具了剩余借款53万、借期两年的借条,因为第一张条子是10月份写的借款,因此为了保持一致,在这个条子也写成了10月份。通话录音是借款到期当天我跟孙美蓉、侯智勇要钱的通话录音。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日期是2018年4月10日。我说希望你在10月前把欠款还清,两年期限到了,孙美蓉说还不了,如果孙美蓉所说只是打了借条却没有收到借款,在微信里她应当否认。孙美蓉的回答可以证明该借条显示的借款我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而侯智勇承认向我的借款事实,所以孙美蓉的表述前后互相矛盾。孙美蓉出具的借条是2016年10月17日至2018年10月16日,借款到期后我于2018年10月17日给孙美蓉打电话催要该借款。我与孙美荣的通话录音也可以证明孙美蓉对该笔借款知情,并且是双方的共同借款。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理应共同承担。关于第二张条子,我听说孙美蓉和侯智勇离婚了,但事实上他俩是住在一起的,离婚只是为了躲避债务。孙美蓉为了安抚我,主动找我写了那个条子承诺还款。侯智勇在法庭上已经承认向我借钱的事实,孙美蓉说我利用亲情骗取其出具借条,那更是无稽之谈。孙美蓉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对侯智勇借款事实的追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重新出具借条视为对婚姻存续期间债务的追认,我在一审庭审中对逾期的利息已经给予放弃。然而孙美蓉、侯智勇仍然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剩余的借款,已经严重侵害了我的利益。综上所述,孙美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孙美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翠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美蓉、侯智勇立即归还王翠开借款本金530000元。2、判令孙美蓉、侯智勇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翠开系孙美蓉的表姐。孙美蓉与侯智勇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5年9月1日离婚。案外人石春香系孙美蓉的母亲。2014年10月8日,侯智勇向王翠开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王翠开现金伍拾伍万元(550000),期限半年(2014.10.82015.4.8),每月付息2%,利息1.1万元,到期还本,落款借款人处有侯智勇的签字、日期。同日,王翠开向案外人石春香的账户转款550000元。侯智勇认可收到该款项。2016年9月17口,孙美蓉重新给王翠开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王翠开伍拾叁万元(￥530000),期限两年(2016.10.17-2018.10.16),落款处有孙美蓉的签字、身份证号和日期。结合王翠开和侯智勇的银行流水,可以计算出侯智勇共向王翠开支付128600元,包括借期内的利息66000元。王翠开陈述,侯智勇支付完借期内的利息后,又向王翠开支付了35600元,35600元为逾期还款的利息。侯智勇对此不予认可,其陈述共向王翠开支付142600元,其中借期内的利息为66000元,剩余的76600元为偿还的本金。孙美蓉陈述,其借条为另行向王翠开借款450000元和利息80000元而重新出具,与侯智勇借款的550000元非同一笔借款。王翠开对此不予认可,陈述侯智勇与孙美蓉出具的两张借条为同一笔借款,孙美蓉是在收回侯智勇的借条原件后,重新出具的借条。王翠开还陈述2017年春节,孙美蓉分两次向王翠开偿还借款10000元,并给孙美蓉出具了收条。孙美蓉对此不予认可。庭审中,王翠开出示与孙美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4月10日下午15:40,王翠开说:“希望你在9月份之前把欠款还清,两年期限快到了!”孙美蓉说:“还不了啊。”王翠开出示该证据,欲证明，王翠开与孙美蓉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孙美蓉独自承担原夫妻存续期间债务。孙美蓉质证，从内容上看不出来孙美蓉承接侯智勇借款的意思。侯智勇质证，我和王翠开的借款我承认，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孙美蓉出具的借条究竟是对侯智勇借款事实的追认，还是与侯智勇的借款没有关系的另一笔借款。2、侯智勇除支付利息外，剩余还款为利息还是本金。关于焦点1，本案中，侯智勇对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孙美蓉虽抗辩其借条为另行向王翠开借款450000元和利息80000元而出具，但从王翠开和孙美蓉的聊天内容来看，与孙美蓉辩称王翠开未实际支付借款借贷关系不成立的说法相互矛盾，故可以认定孙美蓉出具的借条与侯智勇的借款为同一笔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孙美蓉未提供证据证明王翠开与侯智勇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孙美蓉、侯智勇有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侯智勇向王翠开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侯智勇对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孙美蓉重新出具的借条视为对婚姻存续期间债务的追认。因此，孙美蓉与侯智勇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焦点2，侯智勇虽抗辩向原告支付了142600元，扣除借期内的利息66000元，剩余76600元为偿还的本金，但结合王翠开和侯智勇的银行流水，可以计算出侯智勇实际共向王翠开支付的金额为128600元，故侯智勇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王翠开陈述侯智勇扣除期内利息66000元外，偿还的金额为35600元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根据王翠开与侯智勇借条中到期还本的约定，在侯智勇支付借期内利息66000元后，剩余62600元应为偿还的本金，扣除王翠开自认孙美蓉偿还的10000元，剩余借款金额为477400元。侯智勇、孙美蓉应向王翠开偿还剩余借款477400元。据此判决：一、侯智勇、孙美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翠开剩余借款477400元；二、驳回王翠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550元，由王翠开负担452元，侯智勇、孙美蓉负担409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孙美蓉称，其向王翠开出具借条的借款与侯智勇的借款不是同一笔借款，该借条记载的借款未实际借到，但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曾回复“还不了啊”，与其陈述相矛盾。故本院对孙美蓉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孙美蓉是否应当与侯智勇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孙美蓉与侯智勇于2015年9月1日离婚，2014年侯智勇向王翠开借款时尚处于婚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在孙美蓉无证据证明其所签借条涉及的借款为案外借款的情况下，孙美蓉签署借条应为系对侯智勇的借款追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行为，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孙美蓉应与侯智勇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上诉人孙美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翠萍审判员 孙云英审判员 李 晨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孟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