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京0119行赔初3号原告：王某，女，1958年10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华，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群雁，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延庆区×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陈某，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亮，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元，北京市延庆区×镇司法所所长。原告王某诉被告北京市延庆区×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于2019年3月11日向被告×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华、黄群雁，被告×镇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亮、吴振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诉称，王某在北京市延庆区×镇×村进行生猪养殖。2017年6月9日上午9时许，×镇政府强制关停王某经营的某养殖场，造成王某极大的财产损失。2017年6月12日，王某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向延庆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6月4日，延庆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19行初4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镇政府实施强制关停王某经营的某养殖场的行为违法，现上述判决已生效。王某认为，×镇政府滥用职权，利用国家行政权力违法强制关停案涉养殖场的行为致使王某财产造成损失。王某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于2018年12月24日向×镇政府提出赔偿申请。×镇政府至今未能按照王某的申请开展相关赔偿工作，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某村村委会证明》；2.《经营场所证明》；3.土地租赁合同及收据；1-3证明王某在延庆区×镇×村拥有合法的某养殖场。4.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行初4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镇政府存在2017年6月9日违法强制关停王某的养殖场的事实，且该违法行为已经被延庆区人民法院依法确认；5.《行政赔偿申请书》及附件、邮寄详单、回执单，证明王某于2018年12月23日向×镇政府申请国家赔偿的情况，×镇政府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回复；6.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7.2017年4月21日北京市延庆区动物卫生监督所针对原告养殖场制作的《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6-7证明×镇政府2017年3月2日通过违法的《关停通知》责令王某关停其经营的养殖场的情况下，原告为了配合关停行为，贱卖了一定数量的猪。8.违法关停现场照片及视频；9.《北京市房屋评估结果通知单》（正平拆估字第2017002-WJY-003号）；10.《禁养区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畜禽存栏登记表》；11.养殖设备及物资估价结果通知单（共2页）；12.养殖设备登记表；13.损失清单；8-13证明×镇政府违法关停过程中，给王某的养殖场生猪、相关设备设施造成损失，其中视频资料是生猪被拉走，拆除一些设备（门、门锁、栏杆）。14.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9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证明×镇政府的关停行为，应当与王某签订相应的补偿协议，基于以上客观事实，×镇政府的强制关停行为，应当给予王某相应的赔偿。×镇政府辩称，王某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事实情况为2016年12月31日，王某与×镇政府签订《禁养区内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关停补助协议书》。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于2016年12月31日关停某养殖场并自行清理完毕畜禽。王某未按照约定时间履行协议义务。2017年3月3日，×镇政府向王某（某养殖场）送达《关于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限期关停的通知》催告3月20日之前关停，王某仍未履行协议义务。6月7日，×镇政府作出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内容为决定于6月9日上午9点强制关停某养殖场并清理全部畜禽。2017年6月9日，×镇政府按照《强制执行决定》，对某养殖场实施了强制关停，同时对某养殖场畜禽进行清理，并按照当天市场价格进行变卖，变卖后备猪14头、肥猪31头，重量4400公斤，变卖价格为6元/公斤；变卖母猪11头，重量2220公斤，变卖价格为6元/公斤；变卖仔猪86头，重量400公斤，变卖价格为8元/公斤；上述总计生猪142头，变卖价款42920元。×镇政府未对王某的房屋、附属设备、屋内物品实施强制行为，清理现场全程有北京市夏都公证处工作人员实施公证。二、某养殖场位于禁养区内，其经营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其主张的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四十条、《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了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区域，2016年12月12日，延庆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的公告》，将饮用水水源地、重点流域周边范围、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院等人口集中区域、延庆区筹办举办绿色发展大事划定范围等六个纳入畜禽禁养区划定范围，其中重点流域周边范围包括“妫水河流域”，根据《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的公告》和《北京市延庆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某养殖场位于上述“重点流域周边范围”的“妫水河流域”。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行初4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镇政府强制关停及清理畜禽行为违法，但未认定王某经营具有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规定，国家赔偿范围限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王某在禁养区开展养殖经营，其主张的赔偿事项缺乏合法性基础，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三、王某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镇政府赔偿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国家赔偿的范围限于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害，即与行政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损害,且其赔偿方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法定方式处理。本案王某主张的赔偿事项及赔偿金额缺乏法律依据：1.本案王某主张的合同款、经营损失、停产停业等关停禁养损失以及诉讼费、代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损失，与×镇政府行政行为无直接关联性，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2.王某主张的建筑物、生产设施、辅助设施、饲料、兽药、维修设备等赔偿事项，因被告关停行为，为涉及对上述房屋、物品等实施侵害行为，王某主张的上述损失，与×镇政府作出的强制关停及清退行为无关；3.×镇政府实施清退时，清理变卖生猪总计142头，变卖价款42920元，王某主张的强制拉走生猪的损失与事实不符，缺乏证据。因此，王某在本案中主张的赔偿事项，不属于×镇政府赔偿范围，不应予以支持。四、王某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王某未提供其主张损失已客观产生及存在的证据；未提供其主张损失系由×镇政府造成的证据；未提供其主张损失事项相应价值的证据，因此，王某主张的赔偿事项、赔偿金额缺乏事实依据及证据佐证，仅凭其单方主张，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王某主张的赔偿事项及赔偿数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镇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魏家营养殖小区收购生猪情况表复印件一份；2.×镇魏家营小区关停生猪统计表复印件一份；3.×镇魏家营小区生猪过磅单复印件一份；证据1-3证明×镇政府从王某经营的某养殖场那里清理走的猪的重量、单价、数量、总金额、品种。4.生猪收购合同复印件一份；5.关停补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王某曾于×镇政府协议过，但是没有履行；6.限期关停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镇政府发过关停通知；7.限期关停回执复印件一份，证明王某收到了×镇政府的通知；8.请示报告批办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农业局请示区政府，是经过区政府同意的，决策是合法的；9.北京市延庆区农业局关于报请区政府对某养殖场作出责令拆除决定书的请示复印件一份，证明×镇政府程序合法。本院依职权调查取得了以下证据：1.到延庆区夏都公证处进行调查并制作谈话笔录二份、取得工作证二份，证明统计表、过磅单上公证人员身份及现场情况；2.到延庆区×镇某养殖场、×镇某养殖场、某村养殖户进行询价并制作谈话笔录两份、电话笔录一份，证明2017年6月左右的各类生猪价格；3.调取了《北京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公布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强制扑杀动物补偿基准指导价格的通知》及《关停养殖场（小区）畜禽补助计算标准》，反映×镇政府与某养殖场订立《禁养区内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关停补助协议书》时的畜禽补助计算标准。经庭审质证，对于王某提交的证据，×镇政府表示证据1-3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某养殖场早年是合规的，现在不合法；证据6认可，证据7不认可关联性，6-7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王某没有贱卖猪；证据8视频看不清楚，照片认可；证据9没有关联性，本案不涉及房屋问题；证据10没有关联性，登记表形成时间距关停时间有半年之久，故与本案无关；证据11-12没有关联性；证据13没有关联性，且生猪情况与事实不符，不能证明事实情况；证据14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驳回了王某的起诉。对于×镇政府提交的证据，王某表示证据1形式上真实性认可，内容不认可，×镇政府提交的情况表没有王某的签字，数目不对，统计表中忽略掉了×镇政府毁灭部分仔猪的违法行为；证据2不认可，生猪数量应该是161头，×镇政府的算法低于市场价。证据3真实性认可，价格不认可；证据4-5合法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认可，协议已经不成立了，也证明王某的养殖场在关停范围内，是应予补偿的，是×镇政府的违法行为导致本案起诉；证据6-9真实性认可，但是反映出×镇政府的关停行为导致王某无法经营。对本院依职权调查取得的证据，王某表示二份谈话笔录真实性认可，但是谈话笔录证明×镇政府当时的统计是不全面的，且公证人员只是见证人不合规定，公证人员看到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没有对养猪场进行整体巡查。过磅单、统计表都是×镇政府做的，统计的数量也比实际少，没有按照清点程序对养殖场所有的猪进行清点。证据2中某养殖场职员黄某、某养殖场谈话笔录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王某1的电话笔录价格偏低；认可种公猪、淘汰母猪价格、认可育肥猪单价6.7-7.1元/斤、不认可经产母猪、后备母猪价格，认为价格偏低，经产母猪价格应是4000-5000元/头，后备母猪是2000-3000元/头；证据3真实性认可、指导价格不认可、补助计算标准不认可，认为强制捕杀标准是出现重大疾病的参考价，王某的养殖场的猪没有出现重大疾病，不符合强制捕杀标准。补助计算标准不清楚是哪个部门制定，因此不认可。×镇政府对证据1-3均认可。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本院在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并经评议后认证如下：王某提交的证据1-6、14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证据形式要求，且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8中标有2019-06-09日期的照片打印件，本院予以采纳，其余无法判断形成日期的照片本院不予采纳；证据7、9、10、11、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13系王某自行所列的赔偿物品清单及价格，不属于证据范畴。×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3系×镇政府在清理现场制作的生猪清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4具有真实性，可以体现×镇政府的询价过程，本院予以采纳；证据5-9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查取得的证据1-3系本院依职权制作，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认定以下事实：2001年，王某经营的某养殖场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东养殖小区。2016年12月2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的公告》，将饮用水源地、重点流域周边范围、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院等人口集中区域、延庆区筹办举办绿色发展大事划定范围等六个纳入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其中重点流域周边范围包括了妫水河流域。根据《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的公告》和《北京市延庆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某养殖场位于上述“重点流域周边范围”的“妫水河流域”。2016年12月5日，北京市延庆区农业局作出延农发【2016】39号《关于印发的通知》，同时印发了《延庆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小区）关停工作方案》。2016年12月31日，王某与×镇政府签订《禁养区内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关停补助协议书》。2017年3月3日，×镇政府向王某经营的某养殖场送达《关于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限期关停的通知》催告某养殖场关停，王某仍未履行协议义务。2017年6月7日，×镇政府作出并向王某送达《强制执行决定》。2017年6月9日，×镇政府按照《强制执行决定》对王某经营的某养殖场实施了强制关停。王某于2017年5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镇政府作出的沈政发[2016]25号《通知》。本院作出（2017）京0119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依法确认北京市延庆区×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小区）限期关停工作的通知》（沈政发[2016]25号）违法。王某于2017年6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镇政府强制关停王某经营的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本院作出（2017）京0119行初48号行政判决书，依法确认×镇政府强制关停王某经营的某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王某于2018年3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与×镇政府签订的《禁养区内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关停补助协议书》无效。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8）京0119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王某的起诉。现（2017）京0119行初39号、（2017）京0119行初48号行政判决书、（2018）京0119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2月23日，王某向×镇政府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申请×镇政府赔偿因其强制关停行为造成经济损失4228270元、其他附属设施设备损失4371675元、因维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代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350000元。×镇政府收到赔偿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2019年3月6日，王某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镇政府赔偿其各项财产损失8949945元，包括：1.因其强制关停行为造成经济损失4228270元、2.其他附属设施设备损失4371675元、3.因维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代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350000元。×镇政府提供的《×镇魏家营小区关停生猪统计表》记载“户名：王某；数量：仔猪86头（哺乳期），育成猪1头，育肥猪30头，母猪11头，后备母猪14头，合计142头；公证处签名处署有：肖某、边某（签名处未加盖公章）”。《×镇魏家营小区生猪过磅单》中记载“户名：王某；车号：×××;空载重量：7060公斤，满载重量：11460公斤，生猪重量：4400公斤，品种：后备猪，头数：14，品种：肥猪，头数：31，时间：8:26/10:38；车号：×××；空载重量：3320公斤，满载重量：5540公斤，生猪重量：2220公斤，品种：母猪，头数：11，时间：8:29/10:37；公证处签名处署有：肖某、边某（签名处未加盖公章）”“户名：王某；车号：×××;空载重量：1680公斤，满载重量：2080公斤，生猪重量：400公斤，品种：仔猪，头数：86，时间:8:32/10:33；公证处签名处署有：肖某、边某（签名处未加盖公章）”。经查，肖某系北京市延庆区夏都公证处公证员、边某2017年借调到公证处工作，在2017年6月9日以证明人身份在清理现场进行见证。另查，2017年6月9日，×镇政府以仔猪8元/公斤，后备猪、肥猪、母猪6元/公斤的价格将从王某经营的某养殖场中清理出的生猪予以变卖，变卖价款共计42920元，现该价款仍在×镇政府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实际损害。本案中，因×镇政府强制关停王某经营的某养殖场的行政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王某有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第（八）项之规定，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的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应是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现有合法财产的直接减少或灭失。本案中，王某主张的因维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代理费、交通费、误工费不属于直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养殖场其他附属设施设备不属于×镇政府在2017年6月9日的清理范围，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直接损失，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的合法财产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镇政府的强制关停并清理全部畜禽的行为导致王某经营的某养殖场生猪被强行变卖受到损失，×镇政府应当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王某向本院提交的《禁养区内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畜禽存栏登记表（生猪）》为2016年12月7日登记制作，与2017年6月9日关停清理的时间相距较长，其记载的生猪种类及数量并不能等同于清理当日的生猪种类及数量。×镇政府向本院提供了生猪统计表及过磅单，该组证据虽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统计表及过磅单是在2017年6月9日关停清理当日制作，且有证明人现场见证，在原告未能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推翻被告提供的统计表及过磅单的情形下，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统计表中载明仔猪86头（哺乳期），母猪11头、后备母猪14头，肥猪31头，×镇政府在未区分具体母猪种类的情况下，均按公斤以低价变卖，不符合市场交易行为习惯，本院对其变卖价格不予确认。鉴于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生猪的种类及价值，本院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运用生活经验、生活常识，并采用询价等方式，对王某主张的生猪损失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13687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延庆区×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经济损失136875元；二、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薇人民陪审员 邹 鑫人民陪审员 陈银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王映雪书 记 员 夏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