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2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厦门中方广源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厂房）一层之一。 法定代表人：刘珍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卢江雄，福建汇丰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戴斌，男，1983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梦、涂志文，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中方广源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方广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1民初2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方广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中方广源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戴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错误地将经法定登记生效《股权转让协议》中的22%有偿股权转让，认定为此后另一毫无关联的《股东合作协议》的30%合作激励股份，错将法定登记对价关系的股权转让当作股权赠与，进而判决戴斌无需支付转让款。显然将两份完全不同法律关系性质、不同成立生效条件、不同成立时间、不同标的、不同权利义务，特别是两份协议各自独立，没有任何互为补充、修正或关联意思表示的事实和前提下，一审法院却将两份完全不同的独立协议强行牵挂、混为一谈，导致错判。一、《股权转让协议》与《股东合作协议》属于完全不同、独立的不同法律关系的协议，不能混为一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与《股东合作协议》基本特征和本质不同：一是签订时间不同，前者是2017年7月的股权转让，后者是半年之后2018年元月的另外内部股东激励合作。二是主体身份不同，前者是公司原股东与公司外部的第三方之间达成的转让协议，后者是两个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的激励合作。三是标的物不同，前者是转让公司22%的股权，后者是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另外的30%的合作激励股权。四是合同性质不同，前者是对价股权转让关系，后者是以另增加30%股权作为内部激励股权的合作合同关系。五是目的与对价条件不同，前者需支付法定登记的股份对价；后者是为了提供内部股东激励而另外再给予戴斌30%的合作分红激励股。六是在登记要求上不同，前者是要依法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而后者只是两个股东内部的合作，无需登记。七是具体权利义务不同，前者是要办理变更登记，且戴斌要支付转让款1100000元；后者只是无对价给予戴斌内部持有30%的股权并以此另行分红，戴斌无需支付该30%内部激励股的转让金。因此，上述两份协议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协议，不应将两份协议的约定内容混同。二、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却又认为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之间不存在股权买卖的法律关系，显然自相矛盾，且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系合法有效的，即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在戴斌提出撤销该协议的反诉请求时，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亦不存在显失公平的行为，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更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一审法院却又以主观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体现的关于股权买卖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意思表示。在无相关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该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股权赠与，存在前后矛盾。况且，从民法中虚假意思表示的规定亦指在发生行为时，双方即存在虚假意思表示以隐藏真实意思，但一审在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在签订法定登记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存有虚假表示时，且在认定协议有效的前提下，却作出该种认定，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根据录音证据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30%股权中与事实相悖。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30%股权中的依据有：1.录音中中方广源公司并未提及另外22%的股权；2.如中方广源公司在22%的股权之外再赠与戴斌30%，则戴斌为大股东，根据《股东合作协议》的约定，存在违反常理的大股东绝对服从小股东的情形。中方广源公司认为，在录音中中方广源公司未提及22%的股权恰好能证明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之间关于录音的内容与22%的股权不存在任何关联，录音中“会还存在一个股东合作协议”亦表明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独立的合作协议。此外，中方广源公司认为并不存在违反大股东绝对服从小股东的情形。现厦门联传标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传标识公司）的股权登记为中方广源公司持有70%的股权，戴斌持有30%的股权。根据法律规定，股权系登记主义。在本案中，中方广源公司对外仍是联传标识公司的大股东，戴斌并不实际拥有30%的股权。四、此前的法定登记公示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此后另行再达成的《股东合作协议》是法律性质不同，且是独立、完全并存的两种关系。双方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中约定中方广源公司赠与戴斌30%的股权系企业内部管理实践中为了内部激励合作，在不转让股权的情况下提供一定比例股份作为合作条件，并以此作为分红比例，促进内部重要人员再提升业绩，因戴斌是联传标识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运营，故在法定登记股权转让的22%份额以外，另行再给予30%的股权以作为内部激励合作。先后的两份不同性质的协议，确属先后发生的不同的并存关系。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错误，请求予以纠正。 戴斌答辩称：在一审庭审中，戴斌已经提交了《股东合作协议》以及戴斌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珍红及其配偶刘桂生（同为中方广源公司股东）的录音谈话等证据，从该些证据中可以看出，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股权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中方光源公司授予戴斌的30%的股权中，同时，该30%股权系中方广源公司赠与戴斌，无需支付对价。因此，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中方广源公司的上诉请求。 中方广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戴斌向中方广源公司立即偿还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2.戴斌向中方广源公司立即支付违约金110000元；3.由戴斌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戴斌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撤销戴斌与中方广源公司于2017年7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反诉的诉讼费由中方广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中方广源公司成立于2004年12月20日，现股东为刘珍红与案外人刘桂生，分别持股80%、20%。 联传标识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成立，成立时股东为中方广源公司（持股95%）和案外人张坚（持股5%），实缴出资均为零元，刘珍红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15日，张坚持有的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案外人何骏名下。2017年2月27日，何骏持有的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刘桂生名下。2017年6月21日，刘桂生持有的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刘珍红名下。 2017年7月7日，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方广源公司将其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22%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100000元，实缴注册资本0元）以11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戴斌，所转让的股权中尚未到资的注册资本1100000元由戴斌按章程规定到资。戴斌同意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将转让费1100000元分两次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中方广源公司。该协议还约定，若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该协议项下的义务或保证，除非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免责，违约方应向协议他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格10%的违约金。因一方违约而给协议他方造成经济损失，并且损失额大于违约金数额时，对于大于违约金的部分，违约方应予赔偿。同日，联传标识公司制定1份《章程修正案》，将联传标识公司章程载明的中方广源公司持股95%、股东刘珍红持股5%修改为中方广源公司持股63%、戴斌持股27%、唐红历持股10%。2017年9月11日，中方广源公司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10%的股权转移登记至唐红历名下、22%的股权转移登记至戴斌名下，刘珍红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5%的股权转移登记至戴斌名下。2017年11月7日，唐红历分别与中方广源公司、戴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7%的股权以3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中方广源公司、3%的股权以1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戴斌。同日，联传标识公司制定1份《章程修正案》，将联传标识公司章程载明的中方广源公司持股63%、戴斌持股27%、唐红历持股10%修改为中方广源公司持股70%、戴斌持股30%。2017年11月20日，联传标识公司进行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中方广源公司持股70%，戴斌持股30%。 2018年1月13日，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签订1份《股东合作协议》，载明：戴斌拥有丰富工厂管理经验，并愿意加入中方广源公司事业生态团队中，共同推进集团事业发展。联传标识公司为中方广源公司全额投资的公司，并划入中方广源公司集团中央工厂板块。作为合作激励，中方广源公司愿意将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30%的股权授予给戴斌，该股权未出资的部分由戴斌承担。若后期戴斌退出公司，应以零元价格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中方广源公司。戴斌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运营。总经理应对中方广源公司集团及中方广源公司负责，包括业绩考核及集团整体产品推进，必须坚定执行中方广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 2018年5月21日，戴斌与刘珍红、刘桂生在中方广源公司进行商谈。在谈话过程中，刘桂生有以下表述：“所以我会还存在一个股东合作协议给你写，因为你没拿一分钱进来，我赠送给你的30%。你有赢你就有30%。”“我赠送给你30%股权。”“我们两个人去买一个东西十块钱，结果这个东西十块钱，结果按股份比例摊分我7块，你3块，你要拿三块钱出来，这东西才拿着走。”“你没出钱，别人赠送给你的，给你的，又给你签了一个协议，你如果不干你退出去，你要零元还给别人，这是合法合情合理的。”“至于说走彻底清算，OK，是我的资产，你一分钱没出，全是我的。这个股权我有签了一个零元你还给我，如果说我没签这个零元，那你可以来清算我的设备，我给你那么主要成为我的设备给你，那就30%给你了。”“为什么我赠送给你，我给你的股权，不是你实际拥有的股权，你如果实际要拥有股权，可以，那你拿钱来，你钱投资进来，那就不是我一个人亏……”另外，在谈话中，刘珍红多次提到要戴斌按30%来承担债务和亏损。 一审法院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转让给戴斌的联传标识公司22%的股权是否包含在案涉《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的联传标识公司30%股权之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定。 中方广源公司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与《股东合作协议》基本特征和本质不同：一是签订时间不同，前者是2017年7月，后者是2018年元月。二是主体身份不同，前者是公司原股东与公司外部的第三方之间达成的转让协议，后者是两个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的合作。三是标的物不同，前者是转让公司22%的股权，后者是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公司另外的30%的股权，等于给到戴斌52%的股权，以此来扩大戴斌的实际分红。四是合同性质不同，前者是股权转让关系，后者是合作合同关系。五是目的与对价条件不同，前者是中方广源公司出让22%的股权，戴斌应支付转让金1100000元，而且明确戴斌是要分两次现金支付；后者是为了提供内部股东激励也是为了提高戴斌实际操盘的积极性，中方广源公司提供的条件是在此前已经转让的22%的股权并且早已完成变更登记之后，再另外多给予戴斌30%的股权，实际上就是戴斌在经营好的情况下分红会达到52%，目的是增加戴斌的业务积极性。六是在登记要求上不同，前者是要依法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而后者只是两个股东内部的合作，无需登记。七是具体权利义务不同，前者是要办理变更登记，且戴斌要支付转让款1100000元；后者只是赠与戴斌30%的股权，戴斌不需要支付这30%股权的转让金，只需要承担将来需要出资的部分。综上，中方广源公司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未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30%股权中。 戴斌则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30%股权中，均是中方广源公司为了引进戴斌进行合作而赠与给戴斌的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的需要。 针对上述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30%股权中，主要理由如下：1.联传标识公司通过多次股权变更登记后，目前联传标识公司企业登记信息载明戴斌持有的股权比例为30%，与《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30%的股权相符。2.在戴斌与刘桂生、刘珍红的商谈过程中，刘桂生多次提到赠与戴斌30%的股权，以及戴斌未实际出资，但自始至终未提到转让22%的股权及戴斌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并且，刘珍红多次提到让戴斌按30%的比例承担债务，未提及52%或60%的比例问题。3.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转让价款的期限为该协议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也即2017年8月7日之前，而相应的22%的股权变更登记的日期为2017年9月11日。如果戴斌确实负有支付该价款的义务，则中方广源公司系在戴斌逾期1个多月未支付转让价款的情况下向戴斌交付了股权，且中方广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珍红、刘桂生在与戴斌就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进行商谈过程中完全未提及该情况，与常理不符。4.《股东合作协议》约定戴斌作为总经理要对中方广源公司负责，坚定执行中方广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由此可见中方广源公司仍是联传标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如果如中方广源公司所述，戴斌的股权达到52%，则戴斌为实际上的大股东，按照前述约定，大股东要绝对服从小股东，也不符合常理。综上，可以认定，《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的30%的股权包含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该30%的股权之外不存在另外的22%的股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如前所述,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的30%的股权中，而从《股东合作协议》的约定以及刘珍红、刘桂生与戴斌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该30%的股权系中方广源公司赠与戴斌，无需支付对价。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1100000元，戴斌需要分两次以现金方式支付该价款，但双方真实的意思是股权的赠与，戴斌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体现的关于股权买卖的意思表示属于双方虚假意思表示，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股权赠与的民事法律行为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合法有效。因此，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之间就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存在股权赠与法律关系，不存在股权买卖法律关系，故中方广源公司主张戴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及违约金110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如前所述，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性质上不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况且，戴斌未提交证据证明中方广源公司在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之间并未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成立股权买卖法律关系，故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另外，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7月7日签订，若有可撤销事由，戴斌应于签订当日即知晓。戴斌于2018年9月28日提起反诉主张撤销该协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的除斥期间。因此，戴斌主张撤销其与中方广源公司于2017年7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厦门中方广源广告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戴斌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中，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补充提交证据。 另查，一审审理中，戴斌举证了其从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打印的联传标识公司的基本信息，显示：1.该公司现有2个股东，即：中方广源公司持股70%，戴斌持股30%；2.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元，实收资本0元。中方广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22%联传标识公司股权应当认定为包含在讼争《股东合作协议》中约定的30%联传标识公司股权之中。理由是：1.联传标识公司虽然认缴的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但目前的实收资本却仍然为0元。讼争《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给戴斌的联传标识公司22%的股权，该部分股权对应的认缴注册资本为1100000元，但实缴注册资本为0元，显然，该部分股权仍处于认缴但未实缴出资的状态，故双方为此还在该份协议中约定戴斌在取得该22%股权之后要承担实缴出资的义务。鉴于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款的付款期限为2017年8月7日之前，但是，中方广源公司却在戴斌并未依约付款的情况下仍然主动于2017年9月11日将该22%股权办理过户手续至戴斌名下，因此，如果双方的真实意思是戴斌对于该部分实缴出资为0元的22%股权必须要实际支付11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话，则中方广源公司作为股权的转让方而且明显是处于有利地位的一方，其不催告戴斌付款却仍然主动将该部分股权过户给戴斌的行为，显然极不符合交易常理。另外，中方广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珍红、刘桂生在与戴斌就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进行交涉的商谈过程中，刘桂生多次提到赠与戴斌30%股权以及戴斌还未实际出资，但却没有提到转让22%股权以及戴斌欠付11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更是与常理不符。2.联传标识公司经过多次股权变更登记之后，目前戴斌在联传标识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为30%，这与《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30%股权完全相符。3.《股东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戴斌作为总经理要对中方广源公司负责，坚定执行中方广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由此可见，中方广源公司始终是实际控制联传标识公司的股东。但是，如果按照中方广源公司的说法，则戴斌的股权至少会达到52%进而实际成为联传标识公司的大股东。那么，按照《股东合作协议》中的前述约定，就会出现戴斌反而要绝对服从小股东中方广源公司的情形，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常理的。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定本案讼争《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联传标识公司22%股权包含在讼争《股东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联传标识公司30%股权之中。因此，一审法院针对上述问题作出的认定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综合在案证据认为，讼争《股东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联传标识公司30%股权系中方广源公司赠与戴斌的，无需支付对价，故双方当事人以《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转移并过户给戴斌的22%股权的真实意思也是股权的赠与，戴斌无须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据此驳回中方广源公司起诉要求戴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及违约金11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中方广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690元，由厦门中方广源广告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光辉 审 判 员 师 光 审 判 员 苏 鑫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李雅芳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