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7民初7774号原告：卢秀云，女，197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人，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忠，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代海山，男，1978年9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人，住北京市平谷区。110226197809075616。被告：孔立，男，199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山东省曲阜市人，住山东省曲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龙，北京平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秀云与被告代海山、孔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忠，被告代海山，被告孔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秀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卢秀云与代海山、孔立之间的买卖合同；2.判令代海山、孔立连带返还卢秀云购车款103000元，赔偿车辆保险费7994.4元、车船税400元、车内装饰费3000元，共计114394.4元；3.诉讼费由代海山、孔立负担。事实及理由：代海山与孔立系姐夫小舅子关系，卢秀云与代海山系表姐表弟关系。卢秀云听代海山说孔立那有辆车挺好，问卢秀云要不要车，卢秀云才和代海山、孔立说购车的事情。2018年8月26日，代海山、孔立从案外人姚同功处转押了登记车主为王勇进的×××号宝马汽车，转押价款98000元。同年8月27日，代海山、孔立将该车辆以103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卢秀云，卢秀云当日将车款转入孔立的账户。9月23日，卢秀云支付了7994.4元车辆保险费及400元车船税，另支付3000元进行车内装饰。2019年1月24日，代海山借用该车辆行驶至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检查站时被公安机关扣押，后被义乌市公安局定性为赃物。经了解，涉案车辆是原始车主王勇进通过诈骗方式取得后，抵押给姚同功，姚同功又将该车辆转押给代海山、孔立，代海山、孔立再将该车辆出售给卢秀云。卢秀云与代海山、孔立形成车辆买卖关系，与姚同功没有车辆买卖关系。因车辆被扣押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卢秀云起诉要求解除合同，代海山、孔立返还购车款并赔偿相应费用。代海山辩称，我就是中间人，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买卖两方都是我亲戚。我和孔立之间有微信，孔立微信上会发车辆的信息，卢秀云说要买车，我就把孔立的微信给了卢秀云，卢秀云自己加的孔立的微信，自己看上的车。卢秀云和我没有车辆买卖关系，购车款未经我手，是卢秀云直接给孔立了。孔立把车开到北京后，卢秀云让我对车辆进行装饰，装饰花了3200多元，是卢秀云支付的。春节时，我向卢秀云借车使用，开车去山东一趟，回北京经过检查站时被扣下了，警察说该车是盗抢车辆。车辆转质押协议是随车走的，就在车上，姚同功签字了，买方没有签字。因车辆被扣，后续有很多事情，卢秀云说没有时间办理，让我办理，我就在车辆转质押协议上签字了，上面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号是我签的，上面的98000元不是我写的，不清楚。2019年1月至今，车辆就不在卢秀云手中了。孔立辩称，我只是中间介绍人，与卢秀云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卢秀云与姚同功有车辆买卖关系。我住在山东，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有营业执照，主要是介绍买卖车辆，我手里没有车。代海山经我介绍也买过一辆抵押车，我没有收费。卢秀云通过代海山找我说要买一辆车，让我帮她买。我是从网上认识姚同功的，他是卖车的。我去提车前就微信联系过姚同功，他把行驶证拍给我，我把照片发给朋友，朋友在车管所查了车辆的抵押信息，是抵押给银行了，没有其他问题。我把车管所查询信息截屏发给了代海山和卢秀云，卢秀云同意了，就让我帮忙去看车。我去山东临沂看车，看车的时候发视频给卢秀云，也向她说了买抵押车的风险，当时她对购车风险明知，同意买车。她没有问车主是谁，就问车的情况。因为她不放心把钱打给别人，就把购车款103000元给我打过来了，我打给了姚同功妻子李卉34300元，余款现金给了姚同功本人。在买车现场，姚同功把车辆行驶证原件、王勇进签字的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原件、王勇进和车辆在一起的照片、姚同功签字的车辆转质押协议这些东西给我了，我就放在车上了。当着姚同功，我一直在和卢秀云联系，姚同功不清楚卢秀云具体是谁，我就和他说是亲戚。因为车辆抵押给银行了，不能买卖，所以签订的是车辆转质押协议。车辆转质押协议上姚同功的签名和车辆价格等信息都是姚同功自己写的，购车款98000元卢秀云知情，另外5000元是我从山东济宁到临沂看车，把车开回济宁拆定位、装外锁及钥匙，又把车从山东开到北京产生的一系列费用，5000元都用了，没有结余，因为是亲戚，没有挣卢秀云的钱。现在这个车辆被义乌派出所扣押了。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第一次开庭卢秀云提交：1.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复印件，证明登记车主王勇进将车辆质押给姚同功的借款金额为85000元；2.车辆转质押协议复印件，证明姚同功将车辆出售给代海山的金额为98000元；3.银行对账单原件，证明卢秀云从代海山、孔立处购买车辆的价款为103000元；4.保险单原件，证明卢秀云支付车辆保险和车船税共计8394.4元；5.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扣押清单复印件和义乌市公安局稠江派出所出具的扣押清单原件，证明车辆被公安机关扣押。代海山对以上证据真实性认可。孔立对证据1、2、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5真实性认可，但称与本案无关。第二次开庭卢秀云提交：五组孔立微信朋友圈截图，分别证明孔立自2016年开始从事收车卖车业务，有一个门店叫立信汽贸公司；最近一段时间孔立还在收取定金出售二手车；2018年8月21日，孔立发布了出售涉案车辆的广告，卢秀云据此了解到该车辆；2018年8月29日，孔立将涉案车辆送至北京。代海山未到庭。孔立对卢秀云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与本案无关，其只是居间服务，与卢秀云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代海山未提交证据。孔立提交手机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通过手机银行向姚同功妻子李卉转账34300元。代海山称不清楚。卢秀云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与其无关。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卢秀云、孔立分别与代海山有亲戚关系。卢秀云欲购买汽车一辆。2018年8月21日下午12：55，孔立微信（微信昵称：AA立信汽贸阿立（高价收车））朋友圈发布照片及文字“名盘9.X，抵押到期宝马118一台，一键启动，天窗，多功能方向盘一应俱全，多种模式可供选择，不多解释，原始银行，违章无，手续齐全，全车可以放大镜挑划痕，新车4000多公里，浙户山东我手提”。卢秀云据此了解到车辆信息，与孔立协商购车事宜。2018年8月26日，孔立向李卉转账34300元。2018年8月27日，卢秀云向孔立转账103000元。2018年8月29日，孔立将车牌号为×××的宝马BMW118i轿车从山东送至北京。2018年9月23日，卢秀云为该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支付了交强险保险费950元、商业险保险费7044.4元以及车船税400元。2019年1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将该车辆扣押。2019年2月22日，义乌市公安局稠江派出所将该车辆扣押，代海山在扣押清单持有人处签字按印。经本院向义乌市公安局稠江派出所核实，涉案车辆确实被扣押，登记车主王勇进以按揭方式购买了涉案车辆，因其未还款故相关权利人报案，案件正在调查过程中。另查，车牌号为×××的宝马BMW118i轿车的登记车主为王勇进，初次登记日期为2018年6月28日。卢秀云提交的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复印件显示，王勇进用其车辆质押借款85000元，王勇进在借款人处签字按印，出借人处空白，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卢秀云提交的车辆转质押协议复印件显示，甲方将牌照×××车辆转押给乙方，具体协议如下：1.车辆情况：品牌宝马型号118车架号9099发动机号B15A机动车牌照×××实际行驶公里数4800颜色白色。2.转押价格98000元（大写）九万八千元正。3.甲方保证对上述车辆享有转押权利。4.转押时甲方向乙方交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明书和相关手续。5.转押后车辆所发生的交通违章与甲方无关。6.转押后车辆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与甲方无关。7.甲方保证该车辆不是盗抢、诈骗、租赁车辆。8.该车辆在转押后一切经济纠纷与甲方无关。9.如原车主需要取回车辆，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取回车辆。该协议甲方处姚同功签字按印，乙方处代海山签字，签订时间为2018年8月26日。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卢秀云有买车的意思表示和支付购车款、接收涉案车辆、为涉案车辆投保车险的客观行为，其符合买方主体资格。但卢秀云未与任一方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故确定谁是卖方是本案审查的重点，亦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卢秀云以代海山在车辆转质押协议上签字及代海山与孔立共同向其推销车辆为由，主张代海山是卖方。代海山对其在车辆转质押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作出了解释，并否认卖方身份，孔立亦未作出其与代海山共同向原告推销涉案车辆的意思表示。车辆价款未经代海山之手，亦无证据证明代海山从车辆买卖行为中获益，故卢秀云主张代海山是卖方并要求其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卢秀云以孔立长期从事收车卖车业务、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涉案车辆广告、收受车辆价款、向卢秀云交付车辆为由，主张孔立是卖方。孔立辩称其只是居间服务，帮卢秀云买车，未从中牟利。但通过孔立微信朋友圈发布内容可知，其长期从事包含抵押车在内的车辆买卖业务。孔立辩称其向姚同功联系买车事宜，卢秀云给付的购车款其给付了姚同功，但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孔立向李卉（孔立称其系姚同功之妻）转账在先，卢秀云向孔立转账在后，且卢秀云给付金额与车辆转质押协议上记载的金额存在差额，故本院认为孔立非单纯居间服务，系与卢秀云买卖关系中的卖方。卢秀云与孔立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双方实际履行了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故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车辆，孔立作为卖方，应确保其对车辆有处分权。因涉案车辆的相关权利人报案，公安机关扣押了车辆，导致卢秀云占有车辆的目的不能实现，孔立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卢秀云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赔偿。但应指出，卢秀云作为买方，应全面审查车辆权属情况，其在明知涉案车辆登记在他人名下，未能完成转移登记的情况下，仍自愿购买使用，应自行承担一定购车风险。卢秀云于第二次庭审中明确了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本院确认其与孔立的买卖合同于2019年8月9日解除。对于卢秀云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综合考虑双方责任、异地购车必要费用支出及涉案车辆使用情况，酌定孔立返还购车款100000元，对车辆保险费、车船税及车辆装饰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卢秀云与被告孔立的买卖合同于2019年8月9日解除；二、被告孔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卢秀云购车款100000元；三、驳回原告卢秀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4元，由原告卢秀云负担144元（已交纳），由被告孔立负担115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原婷婷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关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