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42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辉，男，197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云霞，女，197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上述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大海，河北典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春香，河北典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雄瑞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保定市徐水区职中路南侧。法定代表人：王雪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来，男，该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刘文辉、徐云霞因与上诉人河北雄瑞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原保定万一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瑞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8）冀0609民初2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文辉、徐云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大海，上诉人雄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文辉、徐云霞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8）冀0609民初215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雄瑞公司立即返还刘文辉、徐云霞所涉商铺；二、上诉费由雄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刘文辉、徐云霞对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商铺经营托管协议》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存在如下错误：一、一审法院并未明确认定雄瑞公司违约。刘文辉、徐云霞对一审法院认定刘文辉、徐云霞对雄瑞公司的委托期限自2015年10月1日起算没有异议。按照双方签订的《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和《商铺经营托管协议》第五条的约定，雄瑞公司应当在2018年10月31日支付第四年的租金，而雄瑞公司并未在该期限支付委托收益金，显然雄瑞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以给付第四年收益的时间尚未到期为由，不同意给付、致使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一审判决对雄瑞公司的违约行为轻描淡写，应当更清晰的认定：雄瑞公司应于2018年10月31日给付刘文辉、徐云霞第四年的收益金，而未给付，构成违约。有关商铺委托经营期限的起算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刘文辉、徐云霞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书的认定理由，但是刘文辉、徐云霞认为还有其他理由：首先“交付商铺日期”或“开业日期”相比有明确具体的起止日期的约定，有明确的起止日期的约定更准确、更可信，同一合同条款中就相同事项作出的约定，既有含湖不清内容，又有明确具体内容的，应当以明确具体的条款内容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况且一个“即”字，从文义上来说，能体现是对前面约定内容的具体化。其次，“交付商铺日期”或“开业日期”是机打内容，明确具体的起止日期是当时手写内容，手写内容更能体现合同双方当时的意志。最后，在双方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中》明确约定“交付商铺”的日期为2015年8月31日，本案雄瑞公司既是开发商又是受委托方，该房产不管是在建状态，还是完工状态，都处于雄瑞公司支配之中，雄瑞公司也从未给刘文辉、徐云霞履行交接手续。雄瑞公司不能以其违约延期完工来免除其责任或对抗刘文辉、徐云霞合同权益。所以雄瑞公司应当按照其广告宣传，履行“第4-10年收益高于购房款10%、十年回本，无风险”的承诺，并按照《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和《商铺经营托管协议》第五条的约定于2018年10月31日给付当年度收益。雄瑞公司拒绝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行为明显构成恶意违约，且明显侵犯众商户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准确。对含有“项”的法条，法律适用时应当到“项”；法律适用到“项”是对具体违法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的一种界定。如果不适用到“项”就无法确定违法行为是违反了多“项”规定的哪一种，就属于法律适用不准确。一审法院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而该条有五项，一审法院并未明确适用哪一项。刘文辉、徐云霞对一审法院的认定雄瑞公司的行为“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没有异议，刘文辉、徐云霞认为应当更明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刘文辉、徐云霞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原告委托被告对涉案商铺进行经营管理”没有异议，所以双方签订的《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和《商铺经营托管协议》应为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刘文辉、徐云霞可以行便任意解除权，一审法院也应适用该条进行判决。三、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0月15日前雄瑞公司返还刘文辉、徐云霞商铺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据。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既然明确认定解除双方的合同，那从判决生效之日合同就应当被解除，相应解除的法律后果就应当随着合同解除同时依法产生，雄瑞公司就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恢复原状或采取补救措施，一审法院不能人为设定期限。所有权是第一产权，法院应当优先保护包括刘文辉、徐云霞在内的众商户的产权，雄瑞公司以承诺返租诱导众商户高价购房然后雄瑞公司再恶意违约，解除合同本已经是商户的无索之举，一审法院却将雄瑞公司的违法状态人为延长，无异于在众商户伤口上撒盐，众商户才是本次事件唯一的受害者。一审雄瑞公司并未提供与现经营户的合同，更无证据显示立即返回商铺会使现经营户受损，即使现经营户受损也是雄瑞公司造成的，应当由雄瑞公司承担责任。所以一审法院以案外人的利益为由延期返还商铺明显错误，变相纵容了雄瑞公司的违法行为，加重了刘文辉、徐云霞的损失。况且，并不是所有的商铺雄瑞公司都对外出租了，一审法院统一延期返还商铺也并不合理。雄瑞公司辩称，答辩内容与上诉状内容一致，另补充：1、我方根本不存在违约，本案争议的是委托商铺经营合同，该合同内容包含了商铺的出租管理以及实际经营过程中统一物业管理等一系列的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因此，该商铺的租赁委托都应当围绕该合同的目的进行，本案对方起诉就是对商铺的委托经营合同的解除。对方行使该权利的依据按照一审起诉书，其诉求的是委托合同，按照《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单方解除委托关系，但本案所涉的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关系，涉及到了租赁管理等一系列双务法律关系，所以根本不能适用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条件。所以，对方在一审的起诉本身就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判决却适用的是94条，解除本案合同，但该条的解除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单方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作为前提条件。而本案我方从未收到对方的解除合同通知，事实上双方争议的是关于租金的给付和时间问题，对方却对该争议没有作为明确的诉讼。故意变相的要求解除合同，该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2、双方的合同属于商铺的租赁管理合同，其合同的实现目的就是商铺的出租经营管理，一审法院已认定上述所有的商铺都是在2017年10月1日左右工程完工，交付使用，但是，一审判决中认定商铺的起租日期按照2015年开始计算，这一认定前后矛盾，也与本案合同的目的不相符，所以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他同上诉状意见。雄瑞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8）冀0609民初2156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刘文辉、徐云霞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文辉、徐云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委托经营期限与事实严重不符。本案争议的商铺大多为30平米左右，而整个商场15层的面积共计3万多平米，由于刘文辉、徐云霞个人购买的商铺面积太小，根本不适合单独经营或出租。因此，在商铺出售时，雄瑞公司与购买的业主签订了相应的《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将业主的小面积商铺统一成片出租经营，最大限度的增加收入。同时，防止业主各自为营而使商场经营混乱。由于签订合同时，商场正在建设期间，《商铺认购协议》也只是预计工程完工交付时间，《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明确约定“自该商铺的开发单位交付该商铺（以开业日期为准）之日起至10年后的同日止”，同时根据工程预计完工时间暂定了相应起止日期。一审判决以商铺销售与委托经营行为具有关联性为由，认定《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委托经营应自2015年起算，明显与《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签订的目的不相符。事实上，一审判决已认定商场开业时间是2017年10月1日，但一审判决又确认商铺委托经营期限自2015年起算，这一认定存在明显前后矛盾。一审判决等于确认商场未交付、未开业的2年前，雄瑞公司就应给付刘文辉、徐云霞租金，而这种无实际租赁经营活动而给付租金的行为，是我国城市房地产销售法规明确禁止的变相销售行为，也与签订《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目的严重不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目的就是对商铺出租及管理经营，因此，该合同也应当在商铺交付之日起开始履行，才能实现该合同的目的。而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商铺未交付时合同开始履行，只是片面的理解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明显忽略了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关于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如何认定的规定。2.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判决解除双方《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法庭审理确定的争议焦点是委托期限的起算时间，该争议直接涉及到雄瑞公司何时开始支付刘文辉、徐云霞第四年的租金，即使法庭认定雄瑞公司现在应当支付第四年租金，也并不导致《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更不能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事实上，即使双方诉讼期间商铺也在正常出租，一审判决也认可商铺现在正在出租经营，说明《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合同目的正在实现中，一审判决却又以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解除双方合同，明显于法无据。3.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文辉、徐云霞的请求解除合同符合该条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解除双方合同，会造成商场其他大部分业主的委托经营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大型商场的经营都是商铺统一集中出租管理。业主30平米的商销根本无法单独出租，与本案一同起诉的36户业主的商铺分布于商场1--5层的各个位置。这些商铺如果交由业主自己出租经营，势必导致整个商场连片出租无法继续，继而导致整个商场经营管理的混乱，最终侵害的是其他几百户业主的合法权益。法院本应是解决争议与纠纷，并依法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即使法院认为刘文辉、徐云霞有权获得第四年租金，也应当告知刘文辉、徐云霞另行主张权利，但本案一审法院却迎合刘文辉、徐云霞不合理的主张，判决解除双方合同，这只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事件。一审判决后，个别业主手持判决到商场煽动，导致商场开业时推行2年免租金的优惠营销策略而吸引的商户开始准备撤离。由于担心2019年10月以后商场不能正常经营，部分商户也拒绝签订第三年的商铺租赁合同。这一切都已经严重影响到商场的继续经营，同时也侵害了600多户业主的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公正判决。刘文辉、徐云霞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8月31日为委托经营期限起算时间正确。1、双方认购协议和委托管理协议是同时签订，前三年的委托收益抵扣房款，在答辩人2015年交房款时就已经将前三年的委托收益金抵扣完成。签订委托合同时没有任何人会理解成前三年的委托收益金从2017年开始起诉。对此认可一审判决认定。2、委托合同是对方提供的，即使对相关条款理解上有争议，也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对此认可一审判决认定。其他理由同答辩人的上诉状。二、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相关格式条款的四十一条和解除合同适用九十四条完全正确。对方上诉状引用的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是有关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规定，而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是对格式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规定，可见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是特别规定，第一百五十二条是一般规定，应当优先适用特别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也没有错误，但存在没有适用到法条的项中，只是存在不妥当之处。答辩人将商铺委托对方经营的唯一合同目的就是获取收益金，而这唯一目的对方都无法满足，何谈实现答辩人的合同目的呢，所有一审法院以对方未履行合同导致答辩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认定是正确的，只是我们认为应当更加明确的认定对方违约，而且是恶意违约。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只是规定了当事人一方以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并不能涵盖当事人一方以诉讼方式行使解除权，再说答辩人起诉、对方接到诉状和应诉的行为，也应视同通知的效力。再说，一审对方并未以未接到通知进行抗辩。三、关于对方所上诉解除合同会造成大部分业主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问题。首先，民事诉讼是一事一诉制度，案件当事人之外人的其他合同目的并非是本案审查范围。其次，其他大部分人和答辩人一样也是受害者，他们的合同目的就是拿到委托收益，是由于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不给付广告的委托收益其他业主才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即使其他业主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也是对方造成的。最后，对方违法以高额返租为诱饵，诱使大家高额购房，然后再恶意违约，现在我们是既拿不到钱，也拿不到房，如果当时对方能兑现承诺，我想没有人会解除合同，放弃收益。答辩人也是没有办法才被逼维权要房的，纯粹是为制止对方违约的目的，本质上是维护了全体业主的利益。从法律上来说，所有权是第一产权，其他物权形式不能与之对抗，商铺是大家的，答辩人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是在维权，对方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甚至是道德绑架答辩人的技巧是拙略的。再说，商场经营好坏那是对方的事情，答辩人只是收取固定收益，对方收租金也好，免租也好，只是经营策略，对方不能将经营风险转嫁到答辩人身上。你的铺子，不给你收益金，你也得让我干，否则就是你的错，这是强盗逻辑。我们认为上诉人上亿元高价房款入账后，好不容易找个理由甩摊不干了，全身而退，临走还不忘倒打一耙、血口喷人。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希望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刘文辉、徐云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刘文辉、徐云霞与雄瑞公司签订的《商铺经营托管协议》，并返还刘文辉、徐云霞所有的徐水万达家居建材广场2层2086、2076号商铺；2.诉讼费由雄瑞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文辉、徐云霞系夫妻关系。2015年6月21日，刘文辉、徐云霞与瑞东公司签订《商铺认购协议》，约定二原告认购瑞东公司位于徐水万达家居建材广场2层2076号商铺，建筑面积为28.41平方米，总价款230916元，预计竣工交付时间为2017年8月31日前。同日，刘文辉、徐云霞与瑞东公司签订《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就2086号商铺，刘文辉、徐云霞与瑞东公司也签订了《商铺认购协议》和《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2017年1月4日，万一达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雪一。2019年1月16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雄瑞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王雪一。王雪一系瑞东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瑞军之子。万一达公司成立后，刘文辉、徐云霞（甲方）与万一达公司（乙方）就案涉2076号商铺的委托经营管理事项，在原委托协议的基础上重新签订《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协议文本由万一达公司提供），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21日，约定刘文辉、徐云霞委托万一达公司对上述商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协议第二条约定：“委托期为壹拾年，自该商铺的开发单位交付该商铺（以开业日期为准）之日起至10年后的同日止，即2015年10月1日起至2025年9月30日止（横线上的阿拉伯数字为手写）。”第五条约定：“1、第1-3年的收益金，即总房款的24%，在总房款中一次性扣除。2、第四年起乙方于每年10月31日前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相应本年度的收益（横线上的阿拉伯数字为手写）。……。”2018年5月29日，刘文辉、徐云霞与瑞东公司就案涉2086号商铺重新签订《商铺认购协议》，约定刘文辉、徐云霞认购瑞东公司位于徐水万达家居建材广场2层2086号商铺，建筑面积为23.67平方米，总价款187656元，预计竣工交付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前。同日，刘文辉、徐云霞（甲方）与万一达公司（乙方）就案涉2086号商铺的委托经营管理事项，在原委托协议的基础上重新签订《商铺经营托管协议》（协议文本由万一达公司提供），约定刘文辉、徐云霞委托万一达公司对上述商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协议第二条约定：“委托期限为10年，第一期委托期限为3年。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1日止（横线上的阿拉伯数字为手写），即总房款的24%，在总房款中一次性扣除。第二期委托期限为7年。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2025年10月1日止（横线上的阿拉伯数字为手写）。”第五条约定：“……第二期委托经营期间，甲方每一年向乙方收取一次该房产经营收益，第一次收取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前（横线上的阿拉伯数字为手写），以后每年以此类推。……。”2018年5月30日，刘文辉、徐云霞与瑞东公司就案涉两个商铺分别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均约定瑞东公司应于2017年10月1日前向刘文辉、徐云霞交付。2018年下半年，刘文辉、徐云霞认为三年已到期，雄瑞公司应支付第四年的收益金，雄瑞公司认为尚未到期，拒绝支付，双方发生争议。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雄瑞公司称，家居建材广场的开业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案涉商铺已出租他人，租期两年，2019年9月底到期，并提交了竣工验收报告、开业和一周年店庆的宣传彩页。刘文辉、徐云霞质证称，对雄瑞公司提供的竣工验收报告和宣传彩页不认可，商铺确已出租，但对出租期限不清楚。雄瑞公司提供的竣工验收报告和宣传彩页，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刘文辉、徐云霞虽不认可，但未提供反驳证据，予以采纳。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认定的相关证据，认定家居建材广场的开业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商铺出租的到期时间为2019年9月底。一审法院认为，刘文辉、徐云霞与雄瑞公司双方就案涉商铺签订的《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和《商铺经营托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约履行。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委托期限的起算时间，刘文辉、徐云霞主张按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时间即2015年10月1日起算，雄瑞公司主张以开业时间即2017年10月1日起算。根据认购协议和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是同时签订、委托收益抵扣房款等情形，可以说明商铺销售认购行为和委托经营行为具有关联性，且该协议文本由雄瑞公司提供，雄瑞公司对具体起算时间的确定和相应的后果应有充分的考量和认知，故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认定委托期限应自2015年10月1日起算。雄瑞公司以给付第四年收益的时间尚未到期为由，不同意给付，致使刘文辉、徐云霞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刘文辉、徐云霞要求解除《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并要求雄瑞公司返还商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刘文辉、徐云霞委托雄瑞公司对案涉商铺进行经营管理，雄瑞公司已经将商铺统一对外出租，现尚未到期，为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避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故以合同到期后再返还刘文辉、徐云霞商铺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刘文辉、徐云霞与被告河北雄瑞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就案涉2076号商铺签订的《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二、解除原告刘文辉、徐云霞与被告河北雄瑞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就案涉2086号商铺签订的《商铺经营托管协议》；三、被告河北雄瑞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前返还原告刘文辉、徐云霞案涉商铺。案件受理费80元，由河北雄瑞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未提交新证据。在与本案类似的另案中，上诉人的代理人向本院提交了包括刘文辉、徐云霞在内的业主，在向一审法院起诉前，向上诉人瑞东公司（雄瑞公司）相关人员主张第四年租金的音像资料。诉讼双方代理人均认可雄瑞公司（瑞东公司）已无力再继续代理全体业主经营出租摊位的事实。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诉讼双方所签《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商铺经营托管协议》，其性质为委托租赁商铺合同关系。商铺的业主将属于自己购买的非独立的铺位，分别出租给雄瑞公司，雄瑞公司整合全体业主的铺位用以整体出租、经营，雄瑞公司按约定支付租金。本案中的业主刘文辉、徐云霞及涉案中的其他铺位购买人，均是购买的瑞东公司开发的商业楼，雄瑞公司的王雪一系瑞东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瑞军之子。瑞东公司为了出售其开发的商业楼中的铺位，在出卖其铺位的同时由其或雄瑞公司与购买人签订《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商铺销售认购行为和委托经营行为具有关联性”并无不当。正因如此，瑞东公司在收取购买人购买店铺的价款时，才出现了用前三年的租金抵顶部分购房款的事实发生。商铺所在商业楼是瑞东公司开发，整体出租经营也是瑞东（雄瑞）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商业楼何时竣工，何时开业经营均与铺位购买人即业主无关，雄瑞公司对具体起算时间的确定和相应的后果应有充分的考量和认知，该协议文本由雄瑞公司提供，且双方在协议中以手写部分明确确定了委托期开始时间为2015年10月1日起，故雄瑞公司主张的商铺实际开业经营的2017年10月1日为起算租金的主张不能成立。雄瑞公司有义务按约定支付第四年起实际已发生的租金。因协议中约定了“第4年起乙方于每年10月31日前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相应本年度的收益（第二期委托经营期间，甲方每一年向乙方收取一次该房产经营收益，第一次收取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前）”，故诉讼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因合同约定的“第4年起”及“第二期委托经营期间”本年度的（该房产）收益不具体、不明确，缺乏可履行性，致使履行不顺畅，双方均有责任。故对此双方均负有缔约责任的责任。但此事实不能成为雄瑞公司不支付第四年起应付租金的理由。上诉人刘文辉、徐云霞于第四年年租给付日到期后向雄瑞公司主张租金，雄瑞公司以第四年租金未到给付期拒绝给付的理由不成立。在双方就第四年起的租金发生争议后，出租人寻求司法救济并无不当。鉴于双方目前已经无法按《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商铺经营托管协议》约定履行，双方均认为不再具备条件，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故应对一审判决解除《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商铺经营托管协议》的判项予以肯定。二审中，本院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示明商铺如不再集中经营的利弊，但双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和解。关于商铺的返还期限，因涉及第三方承租，解除租赁返还出租的商铺应给承租者一定的合理期限搬迁，且将商铺返还购买人的期间，出租人有权主张相应的租金收入，故一审法院判令于2019年10月15日前返还本案的所涉商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刘文辉、徐云霞所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刘文辉、徐云霞负担；上诉人雄瑞公司所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雄瑞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舒淼审判员  白 月审判员  王洪月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佟锡尧书记员于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