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04民初5746号 原告：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文生，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云，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兵，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张琦。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超，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姝，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川公司”）与被告张琦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被告张琦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要求将本案移送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审理（以下简称“永川区法院”），后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渝0104民初57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张琦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张琦不服该裁定，在法定期间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五中法院”）提起上诉，后该院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9）渝05民辖终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恢复审理后，于2019年3月25日、2019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福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云、被告张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超、张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福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经原告股东会决议签订借款合同所得的利益60000元和其他应收利息（包括：1、2015年3月24日至2015年6月23日的借款利息45000元；2、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24日起按年利率21%标准计算至付清借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4、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9月26日的借款利息36000元；5、以6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7日起按年利率15%标准计算至付清借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6、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福川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被告张琦为原告的公司总经理，公司股东为冉文生与王渝平。在被告张琦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与公司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分别为：1、2014年6月24日，公司股东王渝平将原告资金100万元转到自己账户，当天转入原告总经理张琦银行卡，张琦当天再以个人名义将该100万元借款给原告，签订借款100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公司支付年利率21%标准的借款利息；2、2015年3月26日，被告以个人名义将60万元借款给原告，签订借款60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公司支付21%标准的借款利息。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永川区分局（以下简称“永川公安分局”）委托的司法鉴定和重庆五中法院对上述两份借款合同的判决，被告已经从上述两份借款合同所得利息和应收利息为：被告已经收取的借款利息60000元；100万元借款合同的生效判决书判决认定被告还将收取：2015年3月24日至2015年6月23日的借款利息45000元，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24日起按年利率21%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60万元借款合同的生效判决书判决认定被告还将收取：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9月26日的借款利息36000元，以6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7日起按年利率15%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以下行为：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据此规定，被告作为福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未经公司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与公司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其所得利息应当归福川公司所有。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 被告张琦辩称，1、原告福川公司没有设立董事会，被告在福川公司的职位不是董事会聘任也不是股东会聘任，被告在福川公司务工没有任何聘任书；被告仅仅是跟福川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的打工人员，比起普通职员来说仅系多做了一些管理工作的人。故被告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被告将款项出借给福川公司，从主体身份上讲，不是我国公司法第148条规定所禁止的行为。2、原告福川公司的真实出资人并非冉文生而是王渝平，王渝平才有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绝对决策权；被告将款项出借给原告使用，是经股东会讨论通过，且原告在借款协议上盖章、财务人员出借收据和签字、支付利息、将借款列入年度审计报告等一系列行为，足以证明被告与原告订立合同是获得了股东会同意的。3、已有生效判决认定被告将款项出借给原告是合法的，判决了由原告向被告清偿借款本息；当原告因经营资金困难而向被告等多名员工借款近三百万元却没有提供任何担保，客观上原告才是最大获利方；被告将款项出借给原告没有损害公司利益，我国公司法并没有对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的构成要件作出明确的规定，被告出借款项的行为也不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即被告并非对福川公司侵权。4、假设将被告借款给原告视为对原告的侵权，那么应当适用普通诉讼时效。被告借款给原告的时间分别是2014年6月24日和2015年3月26日，然原告于2018年9月20日才提起诉讼，其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丧失了胜诉权。5、假设将被告借款给原告视为对原告的侵权，然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而原告没有归还借款，则借款期限届满后的利息（含罚息、迟延履行金）属原告自身原因而产生的费用，该费用当然不在归原告所有之列。6、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24日，原告福川公司与被告张琦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约定：1、自2014年6月24日起2015年6月23日止由张琦借1000000元给福川公司用于建设新店；2、借款利率按月息15‰计算；3、从逾期之日起，贷款方按规定加收3%的利息。同日，张琦向福川公司转入1000000元。福川公司于当日出具收据并载明收款事由为借款。 2015年3月26日，原告福川公司与被告张琦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约定：1、自2015年3月26日起2015年9月26日止由张琦借620000元给福川公司用于公司经营；2、借款利率按月息10‰计算；3、从逾期之日起，福川公司按规定加收3%的利息。同日，张琦向福川公司转入620000元。福川公司亦于当日出具收据并载明收款事由为借支。尔后，福川公司归还了张琦借款本金20000元。 因福川公司未按约归还张琦借款，张琦于2015年12月就上述借款向永川区法院提起两起诉讼，具体为：1、要求福川公司立即向张琦归还借款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等；2、要求福川公司立即向张琦归还借款600000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等。后该院于2018年3月29日分别作出（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1号民事判决，判决：“1、福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张琦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2、福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张琦支付2015年3月24日至2015年6月23日期间的借款利息45000元；3、福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张琦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24日起，按年利率21%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2号民事判决，判决：“1、福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后10日内向张琦归还借款本金600000元；2、福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张琦支付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9月26日期间的借款利息36000元；3、福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张琦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7日起，按年利率15%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前述判决送达双方后，福川公司不服，向重庆五中院提起上诉，后该院于2018年7月24日分别作出（2018）渝05民终3590号、3591号民事判决，均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因福川公司未履行（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1号、09432号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张琦于2018年11月7日向永川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中，在执行（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1号生效民事判决中，张琦已收到福川公司支付的案款本金1000000元、2015年3月24日至2015年6月23日的利息45000元、2015年6月24日之后的利息716333元、福川公司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9425元、案件受理费759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93348元，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已全部执行完毕；在执行（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2号生效民事判决中，张琦已收到借款本金600000元、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9月26日的利息36000元及2015年9月27日后的逾期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340791元、案件受理费5195元、保全费3820元、负担申请执行费8760元，合计994566元，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已全部执行完毕。 另查明，2016年2月24日，福川公司向永川公安分局提出控告，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对张琦、种明明、王渝平等人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后该局于2016年3月15日决定对张琦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犯罪立案侦查。在侦查过程中，永川公安分局出具《鉴定聘请书》依法委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对福川公司与种明明、张琦、顾秋渝等三人之间自福川公司成立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经济往来进行司法会计书证审查，后该所出具《关于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种明明等经济往来司法会计书证审查意见书》，主要载明：1、福川公司基本情况：福川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25日，由自然人股东冉文生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万元，2010年3月16日注册资本增加为500万元，2015年12月8日注册资本增加为7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冉文生。据工商资料显示，2014年5月18日，冉文生与王渝平签订《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冉文生将持有的70%公司股份以350万元转让给王渝平，股份转让后冉文生、王渝平的出资额分别为150万元（出资比例为30%）、350万元（出资比例为70%），后于2014年5月28日完成了变更登记；2015年8月31日，冉文生与王渝平签订《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王渝平将持有的70%公司股份以150万元转让给冉文生，股份转让后冉文生的出资额为500万元（出资比例100%），后于2015年9月15日完成了变更登记。2、相关人员情况：（1）种明明，从福川公司成立日开始，种明明兼任福川公司顾问，参入福川公司经营管理，2012年3月至2015年9月期间正式在福川公司任职，为福川公司总负责人，负责福川公司全面事务；（2）张琦，2012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在福川公司任总经理，负责福川公司日常事务；（3）顾秋渝，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福川公司任财务总监，主管财务工作。3、福川公司与张琦往来情况：（1）1000000元借款资金轨迹为：福川公司账户—王渝平账户—张琦账户—福川公司账户；（2）620000元借款资金轨迹为：种康康账户—张琦账户—福川公司账户。4、福川公司支付张琦、顾秋渝借款利息情况：2014年6月至2014年9月期间，福川公司共支付张琦、顾秋渝借款利息82500元（其中张琦利息60000元），但2014年9月23日凭证反映，此支付的利息82500元以现金形式收回，经向时任会计李毅核实，此利息实际上并未收回，收回利息的账务处理为虚假账务。5、福川公司支付冉文生工资情况：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福川公司账面共支付冉文生工资95300元，其中51500元为他人代领，只有43800元注明“冉文生”签名字样，经向冉文生核实，此95300元工资冉文生并未领取，也不知情等。 在永川公安分局侦查过程中，分别对种明明、张琦、顾秋渝、冉文生等人进行了询问。其中，1、对种明明所作的询问笔录主要记载：其参与成立福川公司，后经冉文生聘请到福川公司工作，在福川公司工作时段为2012年9月至2015年8月；种明明所知道和所经历的公司领导有：张琦（2012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任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顾秋渝（2012年8月至2015年9月任财务指导），李毅（会计）；福川公司非主营的营业收入资金全部存入种明明私人账户，相关银行卡由财务人员管理，银行卡密码由张琦掌握，需要开支时由财务人员和张琦共同办理；福川公司办理日常的一些支出由张琦决定；福川公司员工工资表由李毅制作，经张琦审核签名后交出纳员按表发放；自种明明在福川公司工作时起冉文生便没有领取过工资，之所以造冉文生的工资表是为了弥补张琦的工资差额；2、对张琦所作的询问笔录主要记载：张琦系种明明聘请到福川公司工作，工作时段为2012年9月至2015年9月，在福川公司任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2015年9月，经冉文生停职后，张琦未在福川公司工作；就张琦所知道和所经历的领导有：张琦，种明明（2012年8月至2015年9月任福川公司总负责人），顾秋渝（2012年8月至2015年9月任财务总监）；福川公司内账资金卡由李毅保管，密码由张琦掌握，需要支出时由财务人员和张琦共同办理；福川公司员工工资表由李毅制作，经张琦审核签名后交出纳员按表发放；2012年9月至2014年11月冉文生未在福川公司领取工资，之所以造冉文生工资表是为了弥补张琦工资差额2000元等，冉文生的工资实际由张琦或者顾秋渝领取；3、对顾秋渝所作的询问笔录主要记载：顾秋渝系种明明聘请到福川公司工作，工作时段为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负责财务工作；王渝平与种明明系夫妻关系。顾秋渝本没有钱借给福川公司，是由王渝平将钱打给顾秋渝，后由顾秋渝转款给福川公司，由福川公司出具借条。张琦跟顾秋渝的情况是一样的。2015年底，种明明找好律师并让顾秋渝签订委托书，由律师以顾秋渝的名义起诉福川公司，相应的律师费、诉讼费均由种明明负责；4、对冉文生所作的询问笔录主要记载：种明明系冉文生聘请到福川公司工作，虽未任命任何职务，但实际上种明明就是福川公司总负责人。种明明与王渝平系夫妻关系；张琦由种明明于2012年8月聘请到福川公司工作，担任公司总经理。顾秋渝亦系种明明于2012年7月聘请到福川公司工作，担任公司监事并负责财务工作。种明明在聘请张琦、顾秋渝前并未告知冉文生，直到二人到公司工作后才将相关事项告知冉文生；2012年8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冉文生并未在福川公司领取过工资。 2016年5月30日，永川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出具《办案说明》表明案涉1000000元及6200000元借款为“均系侦查对象”。2018年3月16日，该支队再次出具《办案说明》表明前述款项为“均与本刑事案件无关”。 在2018年11月22日生成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记载：福川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冉文生；主要人员信息为：监事顾秋渝、经理张琦、执行董事冉文生。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借款协议2份、（2018）渝05民终3590、3591号民事判决、永川法院执行通知书及结案通知书、永川公安分局案件立案情况通知书、控告书、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出具的关于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种明明等经济往来司法会计书证审查意见书、永川公安分局对种明明、张琦、冉文生、顾秋渝所作的询问笔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在卷为凭，均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述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本案中，作为原告福川公司员工的被告张琦于2014年6月24日、2015年3月26日与福川公司签订2分借款协议向福川公司出借100万元、62万元，后因福川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张琦向永川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福川公司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经永川区法院及重庆五中院生效判决确定福川公司应向张琦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等，后因福川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张琦向永川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已执行到位。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被告张琦与原告福川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时被告张琦是否系福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签订借款协议的行为是否损害了福川公司的利益以及福川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本院作如下评述： 1、关于被告张琦是否系原告福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九）项“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及第四十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的规定，因福川公司未设立董事会且在2012年时福川公司仅有冉文生1人股东，张琦于2012年由福川公司执行董事冉文生委托管理福川公司的总负责人种明明聘请担任公司总经理，后种明明将聘请张琦担任总经理的事项告知了冉文生，冉文生知晓后并未提出异议，直至2015年9月冉文生暂停了张琦的经理职务，故张琦担任福川公司经理程序合法。同时，根据永川区公安分局对种明明、顾秋渝以及张琦本人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张琦在2012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为福川公司经理，且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载明的张琦身份亦为经理；同时，根据前述询问笔录可知，张琦负责福川公司全面事务，包括福川公司内账资金的管理及支出、福川公司的日常支出、福川公司工人工资的审核发放工作等均由张琦负责，张琦已行使了《公司法》赋予的经理职权。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的规定，被告张琦应为福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被告张琦与原告福川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的行为是否损害了福川公司利益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贵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因被告张琦在担任福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未经福川公司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与福川公司签订2份借款协议向福川公司出借100万元、62万元并收取利息、逾期利息等的行为，违反了作为福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其行为已损害了福川公司利益，构成对福川公司利益的侵权。被告张琦举示了一份《5月3日重庆福川负责人会议纪要》并辩解称其向福川公司出借款项是经股东会讨论决定的，因该份会议纪要上并未有福川公司股东冉文生、王渝平的签字确认，且被告张琦亦未举示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亦对被告张琦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被告张琦与原告福川公司在未经福川公司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签订借款协议所得收入应归福川公司所有，该收入具体为张琦因借款协议而取得的利息、逾期利息等。具体为：（1）对于100万元借款案，经生效判决确定并经法院强制执行，张琦收取到的款项包括借款本金100万元、2015年3月24日至2015年6月23日的利息45000元、2015年6月24日之后的利息716333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9425元、案件受理费759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93348元，其中100万元借款所涉利息及其他应收利息为780758元；（2）对于60万元借款案，经生效判决确定并经法院强制执行，张琦收到的款项包括借款本金60万元、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9月26日的利息36000元、逾期利息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40791元、案件受理费5195元、保全费3820元，合计985806元（不含申请执行费8760元），其中60万元借款所涉利息及其他应收利息为376791元；（3）在案涉案件之前，福川公司已于2014年6月至2014年9月期间支付张琦借款利息60000元。前述利息等合计1217549元，因被告张琦已收取，故其应当将该款项返还原告福川公司。 3、原告福川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被告张琦与原告福川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2015年3月26日签订借款协议向福川公司出借100万元、62万元，后于2014年6月至2014年9月期间支付张琦借款利息60000元，不论在此期间冉文生是否实际管理公司，但福川公司已于2016年2月24日向永川公安分局提起控告要求公安机关对张琦等人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其中对本案所涉借款亦提出了相应请求，原告福川公司的诉讼时效中断。从永川公安分局对张琦等人的行为侦查终结时起即2018年3月，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福川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张琦归还借款利息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第（九）项、第四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张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未经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签订借款协议所得的利息等121754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758元（原告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已预交1560元），由被告张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海涛 人民陪审员  杨志芳 人民陪审员  代国强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马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