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13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德洪，男，195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绵阳市泰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唐琼，该公司执行董事。 诉讼代表人：四川科通律师事务所，该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名飞，四川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德洪因与被上诉人绵阳市泰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亮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安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0724民初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德洪、被上诉人泰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名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德洪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成立，上诉人的主张未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支付下欠的上诉人劳务费8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成立，但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申请变更为劳务关系。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成立并具有时效利益。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证明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原判对该事实予以了确认，但对双方成立的劳务合同关系未予以认定。三、关于时效问题。被上诉人聘请李杰为总经理后，再聘请上诉人及团队其他成员，并签订了聘用合同，所签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务合同，首期合同暂定5年，从2013年11月3日至2018年11月3日，5年期满后自动延续；合同约定上诉人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涉案诉讼、对外清欠等法务工作，工资为每月10000元。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至2014年2月底，临近春节，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唐琼在总经理李杰处借款7万多元，交由办公室主任文解中给赵昌佩、胥伯琼、文解中、周德洪各发放了一个月工资，此后，全体人员待岗。被上诉人承诺公司在筹措到资金后再行启动时，再请上列人员上岗。上诉人实际在岗时间9个月，被上诉人已支付1个月工资1万元，还欠8万元。直至合同约定期满的2018年11月3日，被上诉人均没有采用口头、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上诉人解除或终止合同。因此，在5年合同期限届满时，只有被上诉人告知解除或终止合同关系时，才开始计算时效，否则，上诉人的诉求和时效利益是合法存在的。四、关于聘用合同仅有总经理李杰签字，没有被上诉人盖章，没有法定代表人唐琼签字的问题。被上诉人在绵阳市兆汇小贷公司借贷1000万元，因欠款被诉至法院，公司印章被小贷公司扣押，之后唐琼和李杰才组建我们这个团队进场，我们要求小贷公司返还印章遭拒，故聘用合同无法盖章。一审中，上诉人要求法院传唤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唐琼出庭作证，以便查明案件事实，但法院未予准许，属于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传唤唐琼到庭。五、关于唐建明的证言能否作为证据的问题。唐建明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之一，但在2013年6月期间，很少在绵阳，也未进入唐琼高层决策团队，其并不知道唐琼找我们团队开展工作的事实，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被上诉人泰亮公司答辩称：上诉人提供的聘用合同没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公司盖章，也不存在上诉人所称无固定期限劳务合同这一说法。被上诉人未否认李杰带团队提供过劳务，按照上诉人的陈述，其提供劳务的时间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劳务关系中，一方未提供劳务便不会再产生劳务报酬，上诉人在2014年2月底离开，双方劳务关系已经终结，从其离开公司后到公司破产期间，上诉人未主张过劳务报酬，所以，不论上诉人的主张是否真实，其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 周德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泰亮公司支付拖欠周德洪2013年6月至2014年2月期间的工资8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泰亮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泰亮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4日，法定代表人唐琼。2017年3月23日，因泰亮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资不抵债，经债权人申请，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并作出（2017）川0724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申请人对泰亮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时指定四川科通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经管理人调查，确认泰亮公司共有在册职工1名、临聘人员3名，并于2017年5月进行了公示，周德洪的名字没有在册。2018年12月18日，管理人针对周德洪申报的对泰亮公司的8万元工资债权予以审核后向周德洪出具了《债权审核意见书》，认为其申报的债权不成立，周德洪不符合破产债权人资格。2018年12月21日，周德洪向绵阳市安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该仲裁委以周德洪于2013年5月8日年满60周岁，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不具备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主体资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2019年1月9日周德洪诉至法院，要求泰亮公司支付拖欠其2013年6月至2014年2月期间的工资8万元。为此，周德洪举证了《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书》，该合同书没有加盖泰亮公司印章，亦无法定代表人唐琼的签字，经庭审质证，泰亮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周德洪所举的工作证、工作笔记、泰亮公司紧急情况报告、2013年度工作总结、招商引资资料、可行性报告及微信聊天记录等，可以证明周德洪在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曾从事过与泰亮公司有关的工作，泰亮公司予以认可。周德洪所举的工资发放记录，载明了本案周德洪及案外人赵昌佩、胥伯琼、文解中于2013年12月18日领取11月工资的情况，并有李杰签署的“同意核发工资”的字样，泰亮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李杰给其团队成员发放工资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泰亮公司向四人发放工资及工资标准。泰亮公司所举的绵安劳人仲案[2018]261号仲裁裁决书，可以证明李杰要求泰亮公司支付拖欠工资，仲裁机构以无证据证明李杰与泰亮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由，驳回了李杰的仲裁请求。 以上事实有周德洪身份证、泰亮公司营业执照、工作证、工作笔记、工作总结、紧急情况报告、工资发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仲裁裁决书、（2017）川0724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决定书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周德洪主张其与泰亮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履行了劳动合同义务，要求泰亮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的诉请，由于其举证的《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书》，既未加盖泰亮公司印章，也无法定代表人唐琼的签字，且泰亮公司在庭审中不予认可，依法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判定周德洪与泰亮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也不能据此认定周德洪与泰亮公司之间就劳动报酬及提供劳动的时间、内容等达成了合意。周德洪举证的工资发放记录，由于其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李杰与泰亮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故泰亮公司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系泰亮公司向四人发放了工资以及工资标准的辩称理由成立。同时，由于周德洪于2013年5月8日年满60周岁，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不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综上，周德洪提出的其与泰亮公司形成了劳动关系的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尽管周德洪所举的工作证、工作笔记、泰亮公司紧急情况报告、2013年度工作总结、招商引资资料、可行性报告及微信聊天记录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周德洪在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曾从事过与泰亮公司有关的工作，但周德洪的举证并不能证明周德洪诉请所主张的报酬标准及工作月份，周德洪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且，周德洪自述在泰亮公司处工作到2014年2月底，周德洪也应在此后的两年内向泰亮公司主张权利，周德洪在2018年12月才申报债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泰亮公司就此提出的抗辩，予以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周德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周德洪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周德洪陈述其在2013年6月到被上诉人泰亮公司工作时已年满60周岁并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经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本院将本案案由由一审确定的“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变更为“劳务合同纠纷”，双方均无异议。 二审中，上诉人周德洪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9年6月12日李杰和被上诉人泰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琼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你好，唐总！我在中院，审理文解中的案件，对方律师说上次你给我证明我在泰亮上班的信息，不真实。请你现在帮我回一句信息，说明情况。”对方回复：“我的证明是真实的。”李杰与唐琼此前的微信记录中载明：“李杰总经理你好！2013年3月，泰亮聘你担任我公司总经理之后，给你签订五年的劳动合同属实，该合同没有盖章的原因是兆汇小贷公司扣押了泰亮公司的印章所致。”证明泰亮公司在处于无人管理的情况下，唐琼聘请李杰担任公司总经理，李杰与周德洪签订了聘用合同，唐琼对该合同进行了追认；2.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绵民初字第29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公司印章被绵阳市兆汇小贷公司扣押。 被上诉人泰亮公司质证称：唐琼只是认可李杰团队和泰亮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对周德洪提供的聘用合同不认可，该聘用合同形式上无公司盖章，内容上也不是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约定那么高的报酬，李杰团队并没有使公司产生效益，一审中提供的唐琼和文解中的短信聊天记录表明双方不欢而散，上诉人的报酬也是结算完了的；对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上诉人周德洪另陈述：李杰是2013年3月到泰亮公司的，周德洪等其余4人是2013年6月去的，2014年2月底离开公司，之后是以口头方式要求唐琼支付所欠报酬；被上诉人泰亮公司称上诉人并没有以口头方式主张过权利。 本院另查明：一审中，周德洪提供的《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书》有两份，其中一份载明的合同期限为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日，该份合同尾部“签订时间：2013年11月3日”中的“11”有涂改痕迹，李杰在合同上签署“经试用同意签定本合同，请唐琼董事长签章李杰2013.11.3”，赵昌佩在合同上签署“情况属实赵昌佩2013.3.3”；另一份合同载明的合同期限为2013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3日，合同尾部载明“签订时间：2013年11月3日”，李杰在合同上签署“经试用同意签订本合同，请唐总董事长签章李杰2013.11.3”，赵昌佩在合同上签署“情况属实赵昌佩2019.1.7”。周德洪称两份合同都是2013年11月形成的，只是找赵昌佩证明的时间不一致。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周德洪提供的证据以及被上诉人泰亮公司的陈述，能够证实周德洪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曾在被上诉人泰亮公司工作过，双方形成了劳务关系，但对于具体工作期间，泰亮公司未予以明确，周德洪称其工作期间为2013年6月到2014年2月，亦缺乏充分依据。 周德洪2014年已离开泰亮公司，其现在再主张泰亮公司支付其所欠的劳务报酬8万元，其应当就泰亮公司目前还欠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同时在泰亮公司作出时效抗辩的情况下，周德洪还应证明其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周德洪提供的两份《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合同书》在合同期限、赵昌佩签署时间等方面存在矛盾，即使当时泰亮公司印章被他人扣押，但李杰签署意见为“请唐琼董事长签章”，该合同也并无泰亮公司法定代表人唐琼签署意见；唐琼和李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的是泰亮公司与李杰签订聘用合同的情况，并不是泰亮公司与周德洪签订合同的情况，现并无证据证明该聘用合同为泰亮公司意思表示或泰亮公司对此予以了追认。同时，仅凭该合同亦不能证明泰亮公司还欠付周德洪8万元劳务报酬，周德洪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泰亮公司欠付其8万元，因此，周德洪对泰亮公司欠款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另一方面，关于时效问题。本案双方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故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周德洪自述其工作至2014年2月底后离开公司，泰亮公司即负有在当时向周德洪付清劳务报酬的义务，如泰亮公司欠付劳务报酬，则诉讼时效应自应付之日起计算。周德洪称双方签订的5年期限的劳务合同没有解除即不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即使其提供的聘用合同属实，其该观点亦明显不能成立。周德洪在2018年12月向泰亮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具有诉讼时效中断、中止之情形，泰亮公司在本案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认定周德洪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 综上，上诉人周德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德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伍 静 审判员 廖小军 审判员 张宗文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郧咏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