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25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斯雅，女，汉族，1989年4月12日出生，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香港永久性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爱兵，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向明，男，汉族，1970年10月12日出生，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向阳，男，汉族，1972年8月2日出生，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旭，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阳区淡水镇淡环村尧岭村民小组，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淡环村委会尧岭村。负责人：袁伟东。上诉人陈斯雅因与被上诉人钟向明、钟向阳、原审第三人惠阳区淡水镇淡环村尧岭村民小组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3民初1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旭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斯雅上诉请求：l、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7)粤1303民初168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及一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将《赠与书》认定为代书遗嘱，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认为《赠与书》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发生遗嘱赠与的法律效力，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第一，《赠与书》属于赠与合同而不属于遗嘱或代书遗嘱，审法院将《赠与书》认定为的代书遗嘱，明显是错误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的规定，遗嘱是指公民生前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愿、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并于设立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文件。显然，设立遗嘱是单方行为，完全是立遗嘱人的单方意思表示。而本案所涉的《赠与书》赠与人、受赠人均已签名并按手印确认，按照该《赠与书》的内容，赠与人(即上诉人的外祖母邹四妹)，将依法享有的220平方米回拨地及该土地的相应权益赠与给上诉人，上诉人也同意接受该赠与财产。显然，该《赠与书》不是赠与人的单方意思表示，而是赠与人、受赠人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5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的规定，该《赠与书》应当属于赠与合同，而不属于遗嘱。因此，一审法院将《赠与书》认定为代书遗嘱显然是错误的。第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以《赠与书》只有一个见证人签名，认为《赠与书》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发生遗嘱赠与的法律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上所述，《赠与书》属于赠与合同，而不属于遗嘱，因此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定其效力，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以《赠与书》只有一个见证人签字为由，认为《赠与书》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发生遗嘱赠与的法律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赠与书》依法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有权依据该《赠与书》取得相应财产及有关的财产权利，上诉人的一审请求应当得到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等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均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上诉人的外祖母将依法属于她自己的财产权利全部赠与给上诉人，上诉人同意接受该赠与，上述行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赠与书》依法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有权依据该《赠与书》取得相应财产及有关的财产权利。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阻止第三人向上诉人分配土地权益，第三人也义务将原属于邹四妹名下的220平方米土地权益分配给上诉人，上诉人的一审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法律的尊严及社会平正义。俩被上诉人答辩认为，一、《赠与书》从其性质与形式上属于代书遗嘱，又因《赠与书》签订形式不合法，且真实性严重存疑，应属无效。从性质上，该《赠与书》形成时间为邹四妹患“肝癌"卧病在床的住院期间，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18日，邹四妹于《赠与书》签订后不久便生病去世。在此情况下，邹四妹对自己所谓的“财产”进行处分应是一种对自己“遗产"进行处分的行为。所以，邹四妹在临终前对其“遗产"的处理而签订的《赠与书》属于遗嘱的性质，因该《赠与书》非邹四妹亲自所写而是打印件，在形式上属于代书遗嘱。在形式上，因只有一个见证人见证，该《赠与书》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关于代书遗嘱的条件，不发生遗嘱赠与的法律效力。另外，对于该《赠与书》是如何形成?是否是邹四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其身患重病全身乏力的状态下是否能正常书写?为何签订之时有赠与人的亲妹妹在场见证，而不让包括其儿子钟向阳、钟向明在内的其他直系亲属在场见证?上诉人均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在这一切不合理因素下制造的《赠与书》存在严重虚假之嫌。区分遗嘱与赠与合同并非限于是单方行为还是双方行为，应从《赠与书》形成的时间、地点、当时的环境以及赠与人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等多方面确定。若有受赠人的签字就认定《赠与书》为赠与合同，没有受赠人签字才属于赠与人的遗嘱，如此一来，《赠与书》的性质是否就由上诉人是否签字来决定?可见，上诉人对《赠与书》的性质完全理解错误。况且本案中，《赠与书》受赠人一栏只有一个无法识别的字，并不产生签字行为的效力。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赠与书》是代书遗嘱且无效，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退一步讲，即使《赠与书》是赠与合同，也属无效合同。从该《赠与书》的内容来看，邹四妹赠与的标的物是220平方米的回拨地，根据我国《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包括赠与)必须要有国有土地证并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部门批准，《赠与书》严重违反了强制性法律规定，当属无效。且邹四妹在签订《赠与书》时并没有该部分土地的使用权，邹四妹赠与的标的物并不是其所有的财产，邹四妹无权进行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的内容只能是自己的财产，但回拨地的所有权及产生的收益都是属于村集体的，在没有分配到村民手中时，该土地一切权益仍属于村。并且上诉人也并非第三人的村民，根据村民会议的决议，上诉人无权参与村集体财产的分配。该《赠与协议》的赠与人主体与受赠人主体均不符合赠与合同的签订条件。综上所述，《赠与书》属于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代书遗嘱，即便是属于赠与合同也因其内容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总之，无论是属于代书遗嘱还是赠与合同，该《赠与书》都没有法律效力，上诉人无权根据该《赠与书》请求分配土地及相关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斯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权，不再阻止、干预第三人按土地权益分配方案向原告分配款项，并由第三人将原告受赠与的220平方米土地所属权益的分配款项直接支付给原告（暂算至2016年10月31日止，该款项为24919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九十年代初，因城市建设需要，第三人部分土地被政府部门征收，政府部门回拨位于惠阳××淡水街道土湖白云坑地段面积为105944平方米的土地给第三人的小组成员用于生活生产，后第三人将部分回拨地分至村小组成员各户名下，以被告钟向阳为户主的一家五人分得一千多平方米回拨地。2014年7月18日，两被告与案外人钟向英、邹四妹（注：邹四妹为钟向阳、钟向明、钟向英的母亲）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载明：本村村民钟向明、钟向阳、邹四妹、钟向英因家庭回拨地问题发生纠纷，现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把位于白云坑地段钟向阳名下回拨地划分给邹四妹220平方米、钟向英220平方米，剩下为钟向明、钟向阳两兄弟拥有。2015年4月14日，案外人邹四妹因病入院接受治疗，于2015年4月18日与原告签订一份打印版的《赠与书》。赠与书载明案外人邹四妹将上述分得的220平方米回拨地及该土地的相应权益全部赠与原告，原告有权处分受赠与的土地及相关权益。赠与书见证人处有邹燕珍一人签字。赠与书签订后不久，案外人邹四妹因病去世。另查明，2014年5月8日第三人召开村小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将政府部门回拨位于惠阳××淡水街道土湖白云坑地段面积为105944平方米的土地用于社会资本合作开发，所得土地收益款分两部分进行分配，已分到小组成员各户名下的回拨地，对应土地收益款由各户家庭成员自行决定分配方案，第三人依据各户家庭成员确定的分配方案将土地收益款代付至指定账户。另未分至小组成员各户名下的回拨地收益款则按村民会议决定的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分配开始后，原告称两被告以原划分给案外人邹四妹名下的220平方米土地收益款不属于原告为由，阻止第三人向其分配相关土地收益款，为此，原告遂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邹四妹签署的赠与书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从原告提供的《赠与书》来看，该《赠与书》是一份打印件，从其形式上来说属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而原告提供的《赠与书》只有一个见证人邹燕珍见证，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发生遗嘱赠与的法律效力。原告不能依据《赠与书》取得《赠与书》所涉的相关权益。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斯雅的诉讼请求。受理费2519元，由原告陈斯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本院向案外人邹燕珍作了调查，邹燕珍述称，其与邹四妹是亲姐妹，邹四妹与上诉人签订《赠与书》时其在场，并在《赠与书》上签名，邹四妹的签名是邹四妹本人自愿所签，当时邹四妹神志是清醒的。另查二，《赠与书》主文载明：“从即日其手赠与的土地及相关权益归陈斯雅所有，陈斯雅有权处分受赠与的土地及相关权益。”另查三，惠阳区三和医院于2015年4月18日出具的《病情介绍》中表述：患者邹四妹神志清楚、无意识障碍，对答切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赠与书》是赠与合同还是遗嘱。对此，本院认为，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作的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其具备以下几点特征：1、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2、遗嘱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遗嘱是遗嘱人死亡时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赠与合同则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双方行为，须当事人双方意思一致才能成立。由此可见，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是基于遗嘱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预期法律后果，其在遗嘱人死亡时才发生法律效力，遗嘱人死亡前还可以对遗嘱加以变更、撤销。本案中，《赠与书》的主体表述为赠与人与受赠人，属于双方行为，与遗嘱的单方行为有异。此外，《赠与书》对双方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作出约定，即从即日起受赠与的相关财产归上诉人所有，双方的行为从签订《赠与书》时发生法律效力，不以赠与人死亡为前提，与遗嘱在遗嘱人死亡时才发生法律效力的特征不一致。因此，本案《赠与书》并不具备遗嘱应当具有的特征，其更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一审法院认定该《赠与书》为遗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邹四妹在签订《赠与书》时神志清醒，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与上诉人签订的赠与合同出于自愿，所赠与的标的物是其合法权益，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可依据《赠与书》获得邹四妹赠与的财产，本案第三人应当将邹四妹赠与上诉人的相关权益分配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不得阻碍上诉人依法获得上述权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3民初1686号民事判决；二、原审第三人惠阳区淡水镇淡环村尧岭村民小组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邹四妹生前赠与上诉人陈斯雅的220平方米土地所属权益分配款项249190元直接支付给上诉人陈斯雅；三、被上诉人钟向明、钟向阳不得阻止、干预原审第三人惠阳区淡水镇淡环村尧岭村民小组向上诉人陈斯雅支付上述分配款。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5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38元共7557元由被上诉人钟向明、钟向阳负担，上诉人陈斯雅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25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38元分别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文审判员  刘天贞审判员  张佳誉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法官助理吴芝仪书记员朱迪妮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