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涞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30民初587号原告：王金锁，男，1987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涞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妹，河北磅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宝山，河北磅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平良，男，1975年2月22日生，汉族，住涞源县联大凯旋城**。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大勇，河北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金锁与被告李平良、陈洪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原告于同年7月26日申请撤回对被告陈洪雷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冀振鑫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金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妹，被告李平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大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原、被告存在的实际法律关系，本院依法将本案“不当得利纠纷”案由变更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合同纠纷”并列案由。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金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保险金55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5年3月始，原告在被告李平良的施工队工作，担任普工。当时，李平良施工的工程是中交一公司渤海大道一期跨土羊高速大桥，施工单位当时给包括原告在内的施工人员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中市中心支公司（下称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人身意外责任险，原告系被保险人。2015年6月22日，原告在工作中受伤，事发于保险期限内，后经人寿保险公司委托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原告残情进行鉴定，伤残等级为1级，但至今原告未收到保险金。2018年年底，原告到中国民生银行查询自己名下的62×××26银行卡才知道，人寿保险公司在2015年12月16日已将保险金55万元打入原告的银行卡内，银行流水显示陈洪雷分几次将该笔保险金划走。该卡当时是原告的工资卡，但自办理后一直由被告李平良持有，至今未还，致原告一直不知自己的保险金被别人转走，并被非法据有。被告无任何法律依据，非法将原告的保险金据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依法返还原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特讼至法院。原告提交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用于证实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于证实经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晋中市中心支公司委托鉴定王金锁构成1级伤残，据此，保险公司支付原告保险金；3、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1组，用于证实保险公司在2015年12月16日支付原告保险金55万元，被告李平良及陈洪雷分六笔将55万元保险金转走，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将原告55万元据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特别说明，该银行卡为被告持有，原告多次讨要被告拒不返还，隐瞒保险公司已经支付保险金的事实，在2018年年底，原告才拖着病体对该银行账户进行查询得知保险公司已经将保险金支付，且被告指使他人和自己将该款取走。被告李平良口头辩称，一、原告起诉被告不当得利不能成立。理由：1、原、被告是雇佣关系，原告与邯郸市华建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原、被告于2015年11月1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是雇佣关系而形成，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协议，被告依据该协议的约定取得涉案保险金55万元，具有法律根据，因在该协议第2、4条已经约定涉案保险金应归被告，并用于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故涉案保险金被告取得，具有法律根据，不属不当得利；2、原告所获赔偿款为74万元，而被告所取得的涉案保险金仅为55万元，被告在此基础上并未获利，且被告对原告的整个事故赔偿案件，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反而还受到损失，故原告起诉被告不当得利纠纷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被告不具备返还义务；二、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时效为3年，而本案中，双方在2015年11月16日即签订赔偿协议，且赔偿协议中已对涉案保险金的支付进行了约定，即最迟不超2016年1月30日，同时该款也已于2015年12月16日由被告进行了支取，此时原告已经知道保险金支取的事实，而原告于2019年4月3日提起诉讼，显然已过诉讼时效。被告提交证据：1、2015年11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用于证实原、被告之间属雇佣关系，原告受伤后被告除已支付的32万元医疗费外，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再给付原告74万元，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已经解除，并被告已与原告形成赔偿合意，且被告已经履行518500元；2、（2018）冀04民终293号民事判决复印件，该判决第9页倒数1-2行记载原告与邯郸市华建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据此可以确定本案的保险金不是工伤保险金，而是第三者责任险，即安全生产责任险，该保险金的性质是具有填补原则，并不是从中获利的人身保险，故被告在赔偿原告各项赔偿款后有权取得涉案保险金，这如同交通事故当中的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被告取得涉案保险金具有法律根据;3、被告向原告转账的记录1组，用于证实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赔偿款共518500元。经庭审质证，被告李平良对原告王金锁的证据1身份证无异议；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司法鉴定书只证实原告伤残等级情况，并没有证实涉案保险金即是仅给付的该笔伤残赔偿金，且2015年11月16日的协议书第一条已明确约定被告李平良赔付的74万元包括2015年11月12日之后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赔偿金，说明该鉴定当中所获残疾赔偿金应当在双方商定的74万元赔偿款之内，故该证据不能证实被告获取涉案保险金不具有法律根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是证明涉案保险金由被告取得，但被告取得涉案保险金是基于与原告于2015年11月16日的协议书，故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的诉讼主张及目的。原告王金锁对被告李平良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可协议确系王金锁所签，但认为该协议是在王金锁尚在住院、病情不稳定、急需医药费的情况下被被告胁迫所签，当时所说的74万元，不包括保险金，只是说被告配合走保险理赔程序，被告答应保险金理赔回来后给原告，而现在的情况是保险金没给，所述的74万元赔偿款也只给了50万，尚欠24万，这与本案李平良的询问笔录相一致，故该协议书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合法性，具有欺诈胁迫，原告保留追究被告相关责任的权利，会另案诉讼；认为证据2判决书系复印件，应提供原件再质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该证据证明目的及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证据3与本案无关，对真实性认可，但该转账是支付的利息。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3月始，王金锁在李平良的施工队工作，担任普工。工作期间，用工方给包括原告在内的施工人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意外伤害险。同年6月22日，王金锁在从事劳务活动中受伤，后住院治疗。同年12月9日,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大医司鉴[2015]第6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王金锁伤残等级为1级。同年12月16日，人寿保险公司将涉案保险金55万元转账于王金锁名下的中国民生银行大连人民广场支行62×××26银行卡内，该卡是由李平良持有、保管。次日，由该账户转出1笔54.8万元，余额2000元。对该事实李平良认可，但提出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约定的赔偿款支付方式等条款涵盖了保险金是支付赔偿款其中资金来源的含义。2015年11月16日，经辽宁恒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李平良作为甲方、王金锁作为乙方签订的《协议书》主要内容为：针对乙方受伤事宜，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让互谅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于2015年11月12日前，已支付乙方医疗费32万余元，该笔医药费由甲方自愿承担。此外，甲方再支付乙方74万元赔偿款，包括：自2015年11月12日之后的后续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赔偿金。二、74万元赔偿款的支付方式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日内甲方支付给乙方40万元；待乙方配合甲方向保险公司交齐材料走完理赔程序后，甲方支付乙方剩余34万元（若乙方配合交齐材料，甲方承诺支付时间最迟不超过2016年1月30日）。因乙方卧病在床无法办理银行卡，因此，同意甲方向乙方姐姐王改花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62×××76）内支付所有款项，乙方收到款后给甲方出具收条。若乙方与王改花之间对该笔款项产生争议与甲方无关。三、双方自协议生效后不存在劳动关系。四、乙方需按时、无条件地配合甲方做伤残鉴定以及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包括交齐所需材料并配合签字、到场等，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赔偿款项。伤残鉴定结果不作为甲方向乙方赔偿的依据。乙方配合甲方办理理赔程序后，甲方应当将乙方的病例、片子、鉴定书等交还乙方。鉴定机构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鉴定费用由甲方支付。五、若甲方未按上述条款支付赔偿款项，则甲方除了承担乙方上述款项之外，还应支付赔偿金的30％作为违约金。六、本协议是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结果，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公平、合理。七、双方应以此为断，全面切实履行合同，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身体和精神出现任何问题均与甲方无关，不可再向甲方提出赔偿请求，甲方也不需再支付任何费用。八、上述内容双方认可属实，争议解决地为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九、本协议经辽宁恒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十、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见证人三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协议签订当日，王金锁为李平良出具收到赔偿款40万元的收条;次日,李平良将该40万元交清于王金锁；2016年6月8日，李平良经中国工商银行涞源支行转账给王金锁10万元。至此，按协议李平良共支付王金锁50万元。期间，李平良经中国工商银行涞源支行先后于2016年2月3日和3月1日、4月2日、6月8日分4次转账给王金锁合计1.85万元，王金锁称该4笔转账款是按双方的合意支付的利息，对此李平良在本案中认可。此后，原告王金锁于2016年6月向北京市朝阳区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确认其与中交公司（工程项目发包方）存在劳动关系，同年10月31日被驳回仲裁请求。2017年4月再向邯郸市邯山区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申请确认其与华建公司（工程项目承包方）存在劳动关系，同年8月18日被驳回仲裁请求。后，王金锁向邯郸市邯山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华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后，华建公司不服，2018年1月4日上诉立案于邯郸市中院，同年2月5日该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判决原告与华建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李平良称因王金锁提出上述仲裁、诉讼，故未再按协议支付过赔偿款。本院认为，涉案保险金是否涵盖于原、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之内，双方订立的赔偿协议是否公平、合法是本案的关键。梳理涉案赔偿协议通篇内容，并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日内甲方支付给乙方40万元；待乙方配合甲方向保险公司交齐材料走完理赔程序后，甲方支付乙方剩余34万元（若乙方配合交齐材料，甲方承诺支付时间最迟不超过2016年1月30日）”的约定分析，显然，双方在订立赔偿协议时已同时议定了保险金的处分；并保险金的保险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事项，且协议中体现的事故损失总金额106万余元不低于事发时法定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计算结果。通过审查全案证据、赔偿协议条款和双方履行协议的实际情况，能够得出：在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前，李平良先期已支付医疗费32万余元、李平良在签订协议的次日前再给付原告赔偿款40万元并如期兑现、剩余34万元待走完理赔程序后最迟不超于2016年1月30日给付原告的事实。从上述时间节点及合同实际履行上看，李平良按协议约定已履行了医疗费32万余元的给付义务和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已给付赔偿款40万元即协议中大部分的给付义务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2015年12月16日涉案保险金理赔到位后，李平良未按协议约定如期给付剩余34万元赔偿款，而是在延后近6个月的2016年6月8日才给付原告10万元，其迟延履行并怠于全部履行给付义务，是引发本案争议的关键。李平良在履行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虽原告在案未变更诉讼请求，但基于减少当事人诉累、降低诉讼成本、节约诉讼资源的原则，立足于解决纠纷、定纷止争的角度出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及该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院将立案案由“不当得利纠纷”变更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合同纠纷”并列案由。综上，依据涉案赔偿协议违约金30％的约定，以及以李平良迟延履行的金额34万元为基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除继续履行涉案赔偿协议未给付的赔偿金24万元外，酌定李平良承担违约金10.2万元。据此，对原告提出李平良不当得利的诉讼主张不予采纳，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金额不完全支持。原告自2016年6月至2018年2月5日均在仲裁、诉讼阶段，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故原告本案起诉不超诉讼时效。关于被告提出的另4笔共1.85万元，李平良认可是按双方的合意给付王金锁的利息，对此，本院不作评判和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原告王金锁与被告李平良显属雇佣关系，基于此种法律关系，王金锁身体受伤后，应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主张相应法律权利才是正确渠道。既然双方自愿达成赔偿协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理应依约履行，不应曲解法律关系，更不应随意违约。积极维权是权利，正确用法、定纷止争是原则。综上所述，对被告在案抗辩与本院确认事实不一致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平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王金锁赔偿款尾欠款24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102000元；二、驳回原告王金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4650元，由被告李平良负担2891元，由原告王金锁负担175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9300元，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冀振鑫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栾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