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22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航迪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家电特色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冯利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思，浙江明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宇，男，198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 上诉人宁波航迪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迪公司）、上诉人何宇因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2民初53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航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宇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根据录音的上下文和汤文杰的证人证言，录音中“插不进去”所指的岗位仅为A线岗位，汤文杰并未告知何宇已没有其他岗位可安排，也未明确拒绝何宇上班。航迪公司已在放假的通知中明确告知全体员工年后实行的是统一报到登记制度，即在规定的时间内直接到现场登记，也是多年的惯例，何宇在庭审中也确认知晓该通知，其作为工作约4年的老员工，事先向汤文杰打电话咨询或向汤文杰报到，明显不符合常理。汤文杰仅是车间管理人员，并无解雇员工的权限，即使其告知人员已满，何宇仍应考虑到有其他岗位可安排，仍可前往现场报到登记。2.航迪公司在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时对何宇与汤文杰通话之事并不知情，且在作出解除决定之前已去车间调查核实，据反馈何宇已去其他公司上班并煽动其他员工同去，擅自离岗已达15日，已严重违反劳动纪律。3.航迪公司已于2018年3月18日讲解除员工的决定通知工会并征求意见，工会作出同意解除的复函。航迪公司已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于2018年3月18日在公司宣传栏中公告，并于2018年5月24日通过邮寄送达给何宇。4.一审法院未否认航迪公司提供的证据2、3、4的真实性，航迪公司已尽到其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则真伪仍存在异议的情况下，应由对方承担举证责任。若法院认为尚需其他材料予以佐证，也应进行释明。 何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航迪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1946.03元、2016年2月至2018年2月拖欠的加班工资68180.06元、补缴2014年2月至2018年2月的社会保险，改判何宇与航迪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兼答辩）：1.从2014年2月至2018年2月，何宇在航迪公司连续上班超过4年，2018年3月1日给车间主任汤文杰打电话报到并要求安排岗位上班，汤文杰以插不进去人员为由拒绝。航迪公司安排汤文杰为车间负责人，所有生产、人员调动和配备、上任和罢免等都在汤文杰的权限范围内。航迪公司是故意解除与何宇的劳动关系，应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41946.03元。2.根据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的A线工资单可以看出，工资都是根据个人总时间乘以每小时固定单价计算得出，个人总时间越多，工资越高，符合计时工资的特征，不是劳动合同所写的计件工资。工资确认单第10项为“加班补贴”，也可证明何宇为计时工资，有单独发放未足额的加班费。3.航迪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虽然是何宇本人签字，但当时是航迪公司以空白合同威逼利诱，日期也不是何宇本人签署，是提起劳动仲裁后补签的。航迪公司在仲裁时称找不到何宇地址，也可证明当时是空白的，并无何宇的联系地址。该合同上的地址是航迪公司在收到仲裁申请书后抄写上去的。考勤表和工资确认单中何宇的工资为计时计算为主的综合工资，并非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计件工资，也并非1800元的基本工资。4.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法定义务，而何宇在职期间多次提出应缴纳社会保险均被拒绝，后于2015年至2018年2月为何宇只缴纳了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仍拒绝缴纳其他保险。一审法院认为补缴社会保险争议不属于民事争议范畴因而不予处理，是适用法律错误。5.何宇在一审中要求航迪公司提供2014年2月至2018年2月的A线员工工资确认单和A线员工考勤，航迪公司拒绝提供，只提供了2017年2月到2018年2月的工资确认单和考勤表，应承担不利后果。 针对何宇的上诉，航迪公司辩称，1.本案定于2019年4月28日定期宣判，判决书也于2019年4月28日通过移动微法院发送，上诉期间应于2019年5月13日届满，何宇的上诉已过上诉期。2.按照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核算，也超过最低工资标准，应认为实际发放的工资中已包含加班工资。航迪公司实行流水线集体全额计件，小时单价是按照流水线的计件数量乘以计件单价再除以流水线全员工作时数确定，再根据何宇的实际工作时间确定其月工资额，符合计件工资的特征，在制定计件单价时已充分考虑了加班加点的工资补贴。3.社会保险补缴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何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航迪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5958.50元；2.判令航迪公司支付2014年2月至2018年2月拖欠的加班工资224724.30元；3.判令航迪公司补缴纳2014年2月至2018年2月的社会保险；4.判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5.诉讼费由航迪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宇于2014年2月10日进入航迪公司工作，从事装配车间岗位，期间未曾中断。2016年3月12日，何宇、航迪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期限自2016年3月12日起至2018年3月11日止；试用期满后实行计件工资，每月工资1800元，其余根据考核情况确定；航迪公司依法为何宇办理社会保险，何宇自负部分由航迪公司在何宇工资中代扣代缴。何宇另持有一份劳动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3月2日，除期限为2016年3月2日至2018年3月2日之外，其余内容与航迪公司提供的前述劳动合同基本一致。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的A组工资确认单中显示，除2017年2月、2017年9月、10月、2018年1月工资组成为计时工资+“记”件工资+全勤奖+加班补贴+工时补贴，其余月份均为“记”件工资+全勤奖+加班补贴+工时补贴，A线员工的“记”件时间有所差异，“记”件单价均一致，除2017年12月、2018年2月外，其余月份中何宇一栏均签有“何宇”字样。2018年1月20日，航迪公司发布关于春节放假和节后补贴奖励等事宜的通知，内容为：公司决定于2018年2月9日所有装配/注塑车间开始放假；节后2018年2月25日至2018年3月2日前到厂报到登记。2018年3月1日，何宇打电话给航迪公司车间主任汤文杰，具体通话显示，何宇要求安排工作岗位，航迪公司车间主任汤文杰反馈员工已满，加了新员工，人员安排不进，后汤文杰讲到人在剪头，等下再联系。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18日《关于要求对何宇、肖良川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载明：何宇与其他几名员工因未到公司报到上班，也未书面请假，至2018年3月18日已经连续旷工15天，给航迪公司正常生产造成严重影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二）的规定，公司决定与以上员工解除劳动合同。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18日航迪公司工会的回复载明：上午收到通知书后工会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去A线进行调查核实，依照劳动法第三十九条（二）和公司规章制度，以上员工确因员工违反公司劳动纪律，连续旷工15天以上，且没有办理书面请假手续，证据确凿，经工会研究同意与何宇等人解除劳动合同。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18日的《关于对何宇肖良川等作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通知》载明：2018年春节前公司明确规定2018年2月9日放假，节后2月25日至3月2日员工报到，正常上班。至2018年3月2日公司A线员工何宇等，均未在规定时间内来公司上班，也没有书面或电话请假，且个别人已在其他公司上班。至2018年3月18日已连续旷工15天，其行为已经给公司生产线正常组线生产带来很大影响，同时给公司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因此对何宇等人员作解除劳动合同处理。通知注明发各车间部门、劳动者本人。2018年5月24日，航迪公司将解除通知邮寄送达给何宇，何宇次日收到。航迪公司于2015年3月至2018年2月为何宇缴纳了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2017年宁波市全社会在岗月平均工资为5465元。何宇于2018年5月初向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裁决航迪公司支付赔偿金49230元；2.裁决航迪公司支付拖欠加班工资247835.79元；3.裁决航迪公司补缴2014年2月到2018年2月社会保险。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年6月1日开庭审理，同年7月10日作出浙慈溪劳人仲案（2018）45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航迪公司向慈溪市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为何宇补缴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的社会保险，2015年3月至2018年2月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其中养老保险按2018年度月缴费基数5465元确定，何宇个人承担金额由何宇自己承担；二、驳回何宇其他仲裁请求。 另查明，何宇在航迪公司入职时办理过入职登记，何宇手机号码未曾更换，2018年3月1日何宇给航迪公司车间负责人汤文杰打过电话，要求给其安排工作岗位，而汤文杰电话中回复基本上已经满了，插不进去了。何宇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4660.67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本案劳动合同是否有效；2.劳动合同解除是否合法，航迪公司应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2014年2月至2018年2月加班工资应否支付；4.2014年2月至2018年2月社会保险航迪公司是否应当缴纳。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劳动合同是否有效？何宇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2日的劳动合同一份，航迪公司同时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2日的劳动合同一份，何宇认可航迪公司提供劳动合同由其本人签署，且该份合同中已经填写的劳动合同期限、劳动报酬等主要内容与何宇持有的合同一致，航迪公司提供的合同中虽未写明工作岗位，但根据庭审调查何宇的实际岗位与何宇持有合同载明的岗位也一致，两份合同主要区别在于签订日期，合同期限起始日期与终止日期相应增减，但期限长度一致。一审法院审查认为，何宇自2014年2月进入航迪公司工作，一直工作至2018年春节前，期间未曾中断，因此航迪公司提供劳动合同签订日期及合同期限的起止时间与何宇提供合同有10日差异，但并无证据证明航迪公司提供的合同存在无效情形，航迪公司提供的合同签订时间在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航迪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内容确定，航迪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何宇主张自己提供的劳动合同中签字不是由本人所签，但无证据佐证，且该份合同由其本人持有，其取得该合同后在航迪公司工作近两年之久，并未就合同内容提出异议，该情况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对何宇的此项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劳动合同解除是否合法，航迪公司是否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审法院审查认为，首先，航迪公司于2018年1月20日作出关于春节放假和节后补贴奖励等事宜的通知，要求员工于2018年2月25日至3月2日报到登记，何宇于2018年3月1日电话联系航迪公司车间主任汤文杰，要求其安排工作岗位，虽汤文杰未明确表示何宇已经被解雇，但其明确表示“插不进去了”、“问题是你来得这么晚，人家新员工来，不可能让他等呀”等内容，汤文杰的这些表述内容，按一般人的认知，应当认为汤文杰的意思已经明确表示了没有岗位可安排给何宇，拒绝何宇继续在公司工作的要求。录音内容清晰明确，并无航迪公司辩称当时汤文杰未听清电话内容的情形。其次，虽无证据证明汤文杰在航迪公司的具体职权，但从通话录音看，在何宇要求其安排工作岗位时，汤文杰仅是表示已经没有岗位，无法安排，而并没有说明其不负责人事安排，也未告知何宇应当到公司哪一部门报到登记，而何宇作为公司一名普通的操作工，其找车间主任（负责人）汤文杰报到，也属正常。何宇在通话之后未实际到公司现场再报到，也不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而航迪公司以何宇未按规定时间报到，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明显不当。第三，航迪公司为证明其系合法与何宇解除劳动合同，而提供了三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18日的书面材料，但航迪公司无证据佐证三份材料形成的实际时间与落款时间一致，也未能提供其工会的组成人员以及工会就有关事实调查核实的材料，且如果何宇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是在2018年3月18日作出，但航迪公司也未在合理时间内通知何宇。航迪公司辩称由于无何宇的联系地址无法寄送通知，但何宇至少在2018年3月1日尚给航迪公司的车间主任汤文杰打电话，作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此等重大事项，航迪公司至少可以通过短信方式直接通知何宇，而航迪公司直到何宇提出劳动仲裁之后方才向何宇寄送通知，其程序也存在不当之处。第四，航迪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涉及的员工除何宇外，另有9人，而根据航迪公司的陈述另外9人的通知也是在2018年5月份，若航迪公司由于无何宇地址而未邮寄尚可理解，但航迪公司在作出决定后均未及时通知其余9名员工则明显不合常理。第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发生争议的，举证责任在航迪公司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解除与何宇劳动合同关系的事由和程序合法，航迪公司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何宇自2014年2月10日进入航迪公司工作，至航迪公司主张其作出与何宇解除劳动关系决定时，何宇与航迪公司之间劳动关系持续时间已超过四年，据此航迪公司应向何宇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41946.03元。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2014年2月至2018年2月加班工资应否支付？根据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的A组工资确认单，何宇、航迪公司以及证人陈述的内容，何宇工资系根据其所在生产线的整体计件数量及单价根据各员工的实际工作量来计算，虽然工资计算形式上是通过员工工作时数和单价来确定，但小时单价的确定是按照流水线的计件数量乘以计件单价，除以流水线全员工作时数，确定单价后，再根据何宇实际工作时数确认何宇月工资额，以上工资计算方式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仍然符合计件工资的特征，同时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也系计件工资，故应当认定何宇的工资计算方式为计件工资。由于生产产品及生产方式特性（何宇所在生产线系以流水作业方式进行产品装配工作），双方未约定计件定额，也无法提供据以计件的产品数量和单价，故一审法院认定计件工资中已包含加班工资，对何宇主张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何宇主张航迪公司强制何宇加班，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关于补缴保险的问题，一审法院审查认为，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系法定义务，航迪公司已经为何宇缴纳了工作期间的部分工伤和生育保险，对于航迪公司欠缴的其余社会保险属于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关系，应由社会保险征缴机关依法处理，不属于民事争议的范畴，故本案不予处理。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一、宁波航迪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何宇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1946.03元；二、驳回何宇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免收受理费。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何宇要求对其持有的劳动合同中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对此本院认为，何宇认可航迪公司提供劳动合同由其本人签署，两份合同中劳动合同期限、劳动报酬等主要内容一致，何宇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劳动合同存在无效情形，故航迪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各项权利义务可据此确定。因此，何宇关于对其自行持有的劳动合同中的本人签名进行司法鉴定的要求，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亦无实际意义，故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合同效力，何宇认可航迪公司持有的劳动合同系由其本人签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该合同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何宇关于其与航迪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何宇主张航迪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系其在内容空白的情况下签名，即使属实，亦应认定为已授权航迪公司进行填写，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 关于劳动合同解除时间及原因，何宇主张系车间主任汤文杰在电话中以人员已满为由提出解除，航迪公司则主张系何宇未按规定时间现场报到、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而解除。对此，一审法院结合何宇与车间主任汤文杰的通话内容、未通过短信等方式与何宇联系、在仲裁阶段方才向何宇寄送解除通知、案外人的解除通知亦未及时送达等情况，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认定航迪公司解除行为违法、应向何宇支付赔偿金，有理有据，说理翔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 关于加班工资，一审法院结合工资计算形式、确定小时单价的依据以及双方劳动合同中的约定等因素，认定何宇的工资为计件工资且已包含加班工资，并无不当。何宇要求按照计时工资标准另行支付加班工资，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社会保险，因航迪公司已为何宇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并缴纳了工作期间的部分社会保险，对于欠缴、拒缴保险费或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应由社会保险征缴机关依法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未予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何宇、航迪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予以维持。双方当事人已就补缴社会保险达成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樊瑞娟 审 判 员 曹 炜 审 判 员 周 娜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周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