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6民初4422号 原告：吴阿龙，男，195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告：李现华，男，197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被告：厦门公共交通场站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长岸路62号。 法定代表人：孙家仟，该公司总经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春华、洪小玲，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阿龙与被告李现华、厦门公共交通场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共场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阿龙，被告李现华及公共场站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小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阿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现华支付吴阿龙经济补偿金43538.49元（职级补贴37500元及一个月退休工资补贴6038.49元）；2.判令公交场站公司就前述李现华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吴阿龙退休前系公交场站有限公司职工。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厦门市政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的批复》（厦府【2014】64号），公交场站公司于2014年成建制无偿划入厦门公交集团（以下简称公交集团）。2014年12月1日，厦门市交通运输局领导至公交场站公司调研时，表示对人员安排应尊重原有体制和事实，遵循“老人老办法”的处理原则。自公交场站公司并入公交集团后，吴阿龙要求根据政策及领导讲话精神享受公交集团中层领导的职级待遇。2015年9月至10月吴阿龙办理退休手续期间，李现华作为工会主席代表公交场站公司与吴阿龙达成口头协议，即由公交场站公司补偿吴阿龙37500元的职级补贴及一个月退休工资补贴6038.49元，二者合计43538.49元，吴阿龙配合公司办理退休手续。双方达成协议后，吴阿龙依约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公交场站公司却以李现华无权代表公司、方案未能通过公司审批为由拒绝依约支付吴阿龙相应补偿。吴阿龙于2016年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交场站公司支付相应补偿。经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2017）闽02民终4993号一案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吴阿龙退休前以其原系市一级国企中层正职管理人员要求参照公交集团中层副职待遇补发相应的职级补贴，公交场站公司工会主席承诺了补偿方案”，并认为李现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吴阿龙认为，李现华就补偿事宜与吴阿龙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事实已由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李现华系以公交场站公司代理人的身份提出相应补偿方案，现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李现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则其行为应为无权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吴阿龙作为善意相对人，有权要求无权代理人李现华履行相应债务，即支付吴阿龙经济补偿金43538.49元。同时，公交场站公司对于李现华的代理行为未履行相应监管职责，明知李现华以公司名义与吴阿龙进行协商并承诺补偿方案超出了李现华的权责范围，却放任李现华的行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公交场站公司对于李现华给吴阿龙造成的相应损失，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吴阿龙的相应诉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望予以支持。 被告李现华、公交场站公司共同辩称，一、李现华是以工会主席的身份在行使职责，并非是公交场站公司的代理人，也不构成无权代理。李现华出面协调公交场站公司与吴阿龙之间因福利待遇等问题产生的劳动争议是其身为公交场站公司工会主席的职责。我国《工会法》第六条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整个过程都是李现华作为工会主席居中协调的过程，并非吴阿龙认为的双方达成协议的过程。因此，李现华在协调过程中是在行使工会主席的职责，是独立第三人的身份，并非是公交场站公司的代理人，更不构成无权代理。 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认定“李现华就补偿事宜与吴阿龙达成一致意思表示”，这是吴阿龙的故意曲解。吴阿龙在起诉状中认为：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闽02民终49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了“公交场站公司工会主席李现华承诺了补偿方案”是对该判决书的误读。在该判决书中，这部分属于“本院认为的本案的基本情况”，其实是吴阿龙在上诉状中的陈述，法院进行了归纳总结而已。后面的“本院认为，公交场站公司‘成建制无偿划入’公交集团后，吴阿龙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工资待遇并没有发生变化。公交场站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用人权利，其不同意吴阿龙职级补贴的要求，并不违反劳动法规定。在双方就此问题协商过程中，公交场站公司工会主席参与协调提出的补偿方案，最终公交场站公司没有批准，该情形不构成表见代理”才是法院认定的事实。 因此，在该判决书中，中院已经明确认定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协议，李现华只是参与协调，并非吴阿龙认为的“李现华就补偿事宜与吴阿龙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事实已由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李现华系以公交场站公司代理人的身份提出相应补偿方案”。这是吴阿龙的故意曲解。 三、吴阿龙最终未能获得补偿，是吴阿龙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与李现华是否参与协调没有任何关系。在整个协商过程中，李现华作为工会主席也尽量听取和反映吴阿龙的意见和要求，尽量与公交场站公司协商，希望双方能达成协议。但是因为公交场站公司的企业类型的特殊性、该问题的涉及面较广、没有找到任何规章制度、没有相关的规定可依据的原因，会议上没有办法通过，导致双方并未达成最终的协议，与李现华是否有权参与协调没有任何关系。整体过程中李现华也没有任何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等法律规定，在双方最终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吴阿龙不能以李现华在调解过程中，为了达成协议作出了妥协，提出了协商方案，就要求李现华一定要根据该方案来履行。吴阿龙要求李现华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李现华是以工会主席的身份参与协调公交场站公司与吴阿龙之间的劳动争议，并非是公交场站公司的代理人，也不构成无权代理。吴阿龙最终未能获得补偿，是吴阿龙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李现华与公交场站公司均没有任何过错，无需支付吴阿龙任何经济补偿金，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厦门市政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的批复》（厦府[2014]64号），公交场站公司成建制无偿划入厦门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集团公司）。2014年12月1日，厦门市交通运输局领导至公交场站公司调研时，表示对人员安排应尊重原有体制和事实，遵循“老人老办法”的处理原则。自公交场站公司并入公交集团公司后，吴阿龙要求根据政策及领导讲话精神享受公交集团公司中层领导的职级待遇。 2015年9月9日，公交场站公司向吴阿龙发出《办理退休手续的通知》，载明：“吴阿龙同志：你于2015年9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请你于2015年9月16日前报送本人身份证及户口簿原件、复印件及1寸照片二张（彩照）至公司综合办公室办理相关退休手续，同时在退休之前办理工作移交手续。逾期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公司将在达到退休年龄之次月起停发工资、停缴个人社会保险金及公积金，且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均由你自行承担。”吴阿龙于2015年9月初签收了上述通知书，但因前述职级待遇等问题，吴阿龙实际于2015年10月份开始办理退休手续，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从2015年11月起按6038.49元的数额发放其退休养老金。 2015年12月1日，吴阿龙、刘佩真与公交场站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李现华及办公室副主任钟晓华等人会谈，刘佩真问李现华：“2.75万和3.75万是不是你跟我们讲的”、“我三个月和他（吴阿龙）一个月没领工资按退休工资补是不是你说的”，李现华均回答：“是”；吴阿龙问李现华：“结果11月18日叫我们来，全部推翻，没有任何理由，到底出在什么环节上？你是代表公司代表组织的啊”，刘佩真表示：“高雁来开会就说没办法办了，她要去开会也没有时间，哪有这么不负责任忽悠我们的？”、“你看怎么处理？办公室主任都在，处理方法说给我们听听，你不要跟我说要汇报”，李现华回答：“我明天马上汇报”。 2016年1月6日，吴阿龙向厦门市交通运输局纪工委、监察室反映公交场站公司未按约支付职级补贴及退休工资补贴等事宜。公交集团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出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厦公交信[2016]11号），表示就吴阿龙、刘佩真提出的公交集团公司、公交场站公司就退休补贴标准先前的允诺不予兑现的信访事项，考虑到吴阿龙、刘佩真两人多年来所做的工作，拟给予吴阿龙6个月共21000元、刘佩真4个月共14000元的奖励；同时，公交场站公司也正在积极研究协商解决的方案，但由于该问题具有一定的涉及面，也没有找到相应的政策法规为依据，目前公交场站公司跟进努力寻求解决方法。2015年4月25日，吴阿龙、刘佩真不服上述处理意见，向厦门市交通运输局申请信访复查，厦门市交通运输局于2016年5月9日作出《信访事项复查受理情况告知单》（厦交信复查[2016]2号），认为吴阿龙、刘佩真提出的复查申请事项，依法应当通过仲裁、诉讼等渠道解决，故该机关不予受理。 2016年11月23日，吴阿龙向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同日作出厦湖劳仲不受[2016]61号《不予受理仲裁申请决定书》，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或不存在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吴阿龙遂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公交场站公司支付吴阿龙经济补偿43538.49元（职级补贴37500元及一个月退休工资补贴6038.49元），案号（2016）闽0206民初10012号。2017年7月10日，本院作出（2016）闽0206民初10012号民事判决，驳回吴阿龙的诉讼请求。吴阿龙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4月10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2民终4993号民事判决，主要理由如下：认为公交场站公司“成建制无偿划入”公交集团后，吴阿龙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工资待遇并没有发生变化。公交场站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用人权利，其不同意吴阿龙职级补贴的要求，并不违反劳动法规定。在双方就此问题协商过程中，公交场站公司工会主席参与协调提出的补偿方案，最终公交场站公司没有批准，该情形不构成表见代理。吴阿龙未能在法定退休时间按时办理退休手续，系其因职级补贴问题未解决而不配合办理。对于迟延办理退休一个月既没有单位工资，也没有社保退休金的损失，应由吴阿龙自行承担，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4月2日，吴阿龙遂提起本案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吴阿龙的诉讼请求及其援引的法律规定，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吴阿龙要求根据政策及领导讲话精神享受公交集团公司中层领导的职级待遇，李现华作为公交场站公司的工会主席参与协调提出补偿方案，系居中协调吴阿龙与公交场站公司之间的争议，李现华并无作为公交场站公司的代理人与吴阿龙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不发生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吴阿龙援引的法律规定在本案中并无适用余地，其与公交场站公司协商不成的法律后果不应由李现华承担。综上，吴阿龙请求李现华支付经济补偿43538.49元并由公交场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阿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4元，由原告吴阿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艳斐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陈钦红 附页： 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