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31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祝伟思，男，195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晓明、原丰香，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文化街道办事处文化里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牟平区文化街道办事处文化里村。法定代表人：林国琪，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传波，山东交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祝伟思因与被上诉人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文化街道办事处文化里村民委员会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2民初1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祝伟思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提起牟平区法院（2008）烟牟商初字第675号案的诉讼缺乏合理性。2007年10月19日被上诉人、佳伟集团作为甲方，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在协议书未经法院确认无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起（2008）烟牟商初字第675号案诉讼，不符合协议书的约定，且被上诉人没有相应证据证明牟平渔业公司“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的情况下将上诉人列为共同被告，缺乏事实基础。二、被上诉人的诉讼保全行为缺乏适当性。2011年10月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祝伟思企业退回方案》，其中约定按企业退回方案的审计结果，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57913002.94元。被上诉人无视一审判决结果、企业退回方案以及二审判决结果，导致上诉人海域使用权补偿款550万元长达6年多时间处于被冻结状态，保全行为明显不适当。因此被上诉人提起该案诉讼缺乏合理性，申请财产保全措施缺乏适当性，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三、被上诉人应当赔偿因其错误保全申请而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1807112.70元。2008年7月14日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烟台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四十里湾海域筏式养殖拆除补偿工作方案的通知》，证明征收海域包括上诉人的海域；烟台高新区财政局出具的涉案海域补偿款凭证，且高新区于2010年春天就将四十里湾其他养殖户补偿款发放完毕，只有上诉人的没有支付，符合上诉人该笔款项因法院冻结未能发放的客观情况；2018年12月17日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向牟平区法院作出《关于祝伟思筏式养殖拆除补偿审核有关情况的函》，证明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将四十里湾海域补偿款发放转给了高新区执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牟平区法院冻结上诉人520万元期限为2008年12月22日至2014年4月28日，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期间产生的利息损失为1807112.7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被上诉人因其错误保全而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1807112.7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称：村委会声称的“房产流拍、低价抵偿债务所产生的经济损失2278992元”并非其履行保证债务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已超出通常意义上的“垫付款”范畴，文化里村委会保全上诉人财产确有不当之处。且渔业公司企业改制给个人的事实，并不能改变渔业公司贷款系村委贷款、使用的客观事实。被上诉人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文化街道办事处文化里村民委员会二审庭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错误保全、冻结原告款项550万元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3531452.0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8月29日、11月22日以及1996年3月9日，烟台市牟平区渔业公司（以下简称牟平渔业公司）向烟台市牟平区宁海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宁海农村信用社）共计借款本金358万元（以下简称涉案贷款），文化里村委会提供担保。祝伟思时任牟平渔业公司经理、文化里村委会主任。因牟平渔业公司未按时偿还借款，宁海农村信用社诉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6月18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烟民二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牟平渔业公司偿还宁海农村信用社借款本金358万元以及利息2883195.48元（自2002年3月22日至判决生效之日，仍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息）；二、文化里村民委员会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判决生效后，在执行程序中，文化里村委会将其所有的有关房产作价2468908元抵偿了宁海农村信用社的部分借款本息。1998年3月18日和3月19日，祝伟思与文化里村委会、山东佳伟集团公司（1987年5月16日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为文化里村委会，以下简称佳伟集团）签订了7份企业产权有偿转让协议书，约定佳伟集团将牟平渔业公司等7家企业按照中标额80%，扣减企业在转让前运营期间形成的负债后全部转让给原告，佳伟集团保留20%的不转让数额。1998年3月21日至3月28日，祝伟思与文化里村委会及佳伟集团签订6份转让企业交接书，确定将除烟台市牟平区远洋渔业公司之外的其他6个企业的资产交接完毕，并约定企业的固定资产及物资、债权、债务均依评估报告为准。2003年1月1日，祝伟思与文化里村委会及佳伟集团分别签订了7份产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佳伟集团不再保留7个转让企业20%的不转让数额，佳伟集团公司依据上述企业产权有偿转让协议书的规定向祝伟思收取的20%收益金，祝伟思应自上述协议签订之日起缴纳至2002年12月底，自2003年1月1日起不再收取。另查明，2007年10月30日，文化里村委会进行了村委会换届，林国琪取代祝伟思成为新一任村委会主任。2008年12月22日，文化里村委会诉至法院，要求牟平渔业公司、祝伟思偿还垫付款2468908元【即（2002）烟民二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在执行过程中，文化里村委会作为保证人代牟平渔业公司偿还银行的贷款】，并赔偿房产流拍、低价抵偿债务产生的经济损失2278992元，合计4747900元。法院立案进行了审理，案号为（2008）烟牟商初字第675号（以下简称涉案诉讼）。在庭审过程中，牟平渔业公司、祝伟思承认企业改制的事实，并提供了文化里村委会、佳伟集团与祝伟思于2007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转让方）佳伟集团、文化里村委会在企业转让前将牟平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转给其下属企业一部分，其中烟台佳伟冷藏厂200万元，牟平渔业公司358万元。乙方（受让方）祝伟思在1997年年末企业转让时受让了烟台佳伟冷藏厂和牟平渔业公司，按转让企业规定，上述两笔贷款应由乙方祝伟思负责偿还。由于乙方已超额缴纳了转让金和乙方名义为甲方贷款，致使甲方又欠了乙方款项。由于甲方没有能力偿还，同意乙方将上述两笔贷款退给甲方，由甲方负责偿还，乙方不再承担偿还义务。在（2008）烟牟商初字第675号案件诉讼过程中，文化里村委会于2008年12月22日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于当日裁定：冻结祝伟思银行账户存款55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物资。2008年12月29日，法院向烟台市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冻结祝伟思在你处的海域使用权补偿款550万元。自2009年至2011年期间，法院在烟台市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办理了续冻措施。2012年6月13日，法院向烟台市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冻结祝伟思在你处的海域使用补偿款550万元，查封冻结自2012年6月13日至2013年6月12日。另查明，2009年4月20日，祝伟思（乙方）与烟台市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祝伟思将1870.29亩四十里湾筏式养殖海域（以下简称涉案海域）交回政府，补偿标准为3000元/亩（含安置费），实际补偿金额5610870元；甲方于2009年10月30日前将1500元/亩补偿款付给乙方；于2009年12月30日前将剩余1500元/亩补偿款付给乙方。2009年6月27日，法院作出（2008）烟牟商初字第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文化里村委会的诉讼请求。文化里村委会不服，上诉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9月24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烟商二终字第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2008）烟牟商初字第675号民事判决；二、牟平渔业公司支付文化里村委会垫付款2468908元；三、驳回文化里村委会要求牟平渔业公司赔偿损失2278992元；四、驳回文化里村委会对祝伟思的诉讼请求。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祝伟思虽然通过改制受让了村办企业牟平渔业公司，企业性质发生了变化，但该企业仍具有法人资格，该企业首先应当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文化里村委会依据担保借款合同要求祝伟思对其替牟平渔业公司垫付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2009年7月22日，宋加生等673名文化里村村民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文化里村委会、佳伟集团、祝伟思换届前夕的有关转账、对账协议无效。法院立案进行了审理，案号为（2009）烟牟民一初字第472号。宋加生等673名文化里村村民诉称，祝伟思以超额交纳了企业转让款为由，于2007年10月19日与文化里村委会、佳伟集团签订协议，将由其个人承担的在牟平信用社贷款558万元转让给文化里村委会、佳伟集团。2010年4月30日，法院作出（2009）烟牟民一初字第4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二、。；三、2007年10月19日，祝伟思与文化里村委会、佳伟集团所签订的关于欠烟台市牟平区农村信用社558万元贷款债务转让协议无效。祝伟思不服，上诉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3月20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烟商二终字第3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定：祝伟思在文化里村村委会换届前夕，利用文化里村委会及山东佳伟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所进行的一系列对账、转账、协议行为，均未召开村民会议决定，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村集体及村民的利益。上述民事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2011年10月7日，祝伟思与文化里村委会签订《祝伟思企业退回方案》（以下简称企业退回方案），内容为：“一、企业移交方式。1、1998年祝伟思改制的七个企业全部退还给文化里村委，其中网具厂只退还原评估有的已处置的机械设备、物资。2、港务公司、养殖公司和冷藏厂的经营所得即净利润（港务公司截止时间2011年9月30日；养殖公司截止为2008年底，冷藏厂截止2001年5月21日）归村委。3、养殖公司海区补偿548.7万元退还村委。11、退回企业已处置动产按原评估价扣除折旧移交，若计算出的净值数额低于处置价按处置数额移交。二、双方应退款项利息的计息、利率，截止时间。1、利息利率的计算，按年利率12%计算。”企业退回方案第一条第三项载明的“养殖公司海区补偿548.7万元”即涉案诉讼财产保全的海域补偿款。2014年2月24日，文化里村委会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与祝伟思于2011年10月7日签订的《祝伟思企业退回方案》合法有效。2014年9月10日，法院作出（2014）牟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文化里村委会与祝伟思于2011年10月7日签订的《祝伟思企业退回方案》合法有效。再查明，2014年4月29日，原告祝伟思收到了涉案海域补偿款520万元。2014年10月13日，祝伟思起诉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文化里村委会依照企业退回方案的审计结果支付其57913002.94元。2017年12月19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烟商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书。该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企业退回方案的约定，该方案系双方当事人在解除企业产权转让合同后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根据企业退回方案的约定，该案重点审理了双方解除合同的效力及法律后果。关于牟平养殖公司部分，该判决认定：2009年4月20日，祝伟思与烟台市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签订协议书，约定祝伟思将1870.29亩的筏式养殖海域交回政府，烟台市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代表政府收回祝伟思使用的海域。上述征收的资产范围对应双方1998年移交牟平养殖公司时的海区物资评估价值621985元，该部分资产祝伟思无需返还给文化里村委会，但需要依照企业退回方案第一条第三项的内容执行。关于养殖公司的房产，已于2006年因文化里村委会与烟台市牟平区宁海农村信用合作社之间的借款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被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抵顶给案外人，故在本案中祝伟思无需返还给文化里村委会。关于牟平渔业公司部分，判决认定：经庭审计算，双方对祝伟思应向文化里村委会支付不能返还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赔偿金合计为11936.57元（3960元＋7976.57元）没有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渔业公司的房产，已于2006年因文化里村委会与烟台市牟平区宁海农村信用合作社之间的借款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被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抵顶给案外人，故祝伟思无需返还。2017年12月19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烟商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祝伟思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照判决书后附的港务公司现存资产明细表向文化里村委会返还资产，如实际履行时不能返还，则按照明细表中载明价款的30%支付赔偿金；二、祝伟思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照判决书后附的港务公司新增固定资产明细表和港务公司新投入在建工程明细表向文化里村委会交付资产，如实际履行时不能交付，则文化里村委会无需向祝伟思支付该不能交付的相应资产总价款（即明细表中“本息合计”的金额）；三、文化里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祝伟思35241168.15元；四、驳回祝伟思的其他诉讼请求。再查明，2018年12月17日，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向法院作出《关于祝伟思筏式养殖拆除补偿审核有关情况的函》，载明：“。一、四十里湾筏式养殖拆除补偿资金发放，由市财政部门直接拨付相关区财政部门发放，我局负责相关区海洋与渔业局提报的筏式养殖拆除补偿申请资料审核，并将通过审核的材料转报市财政部门申请补偿资金。二、经查，四十里湾筏式养殖拆除涉及祝伟思筏式养殖区一处，面积1870.29亩。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代高新区于2010年10月22日向我局提报了祝伟思的首批补偿申请资料，我局审核后于同日向市财政局提报了《关于四十里湾海域筏式养殖拆除补偿二期三批海域使用审核情况》，申请首批50%补偿资金280.5435万元，申请拨付账户为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财政局。2010年11月11日，我局向市财政局提报了《关于四十湾海域筏式养殖拆除补偿二期前三批剩余补偿资金的审核情况》，申请支付30%补偿资金，其中高新区部分包含祝伟思筏式养殖，申请拨付账户为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财政局。”对于双方当事人存有争议的事实，法院认定：1、关于涉案海域补偿款的发放情况。原告祝伟思主张文化里村委会于1998年1月将涉案海域使用权改制给原告，原告一直经营至2008年春天，后与政府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当时原告和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签订了补偿协议，协议签订之后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就可以向原告发放海域补偿款，但是由于区划调整，高新区成立，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将四十里湾海域补偿款的发放转给了高新区执行，高新区于2009年到2010年春天将其他养殖户的补偿款发放完毕，只有原告的没有支付，所以被告的保全导致原告无法领取款项，即，如果文化里村委会不申请财产保全，原告于2009年即可将领取涉案海域补偿款。对此，原告祝伟思提交如下证据：一、烟台高新区财政局出具的涉案海域补偿款凭证查询的复印件，载明高新区财政局于2009年6月30日前、2009年7月30日前、2009年11月30日前、2009年12月16日前，共计收到8笔款项四十里湾海域补偿款，其中包括原告应得的补偿款，但是无法看出具体在哪一笔款项中。二、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烟台市财政局于2008年7月14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四十里湾海域筏式养殖拆除补偿工作方案的通知》复印件，证明征收海域中包括原告的海域。三、烟台高新区社会事务局于2014年4月1日发布的《关于发放牟平区文化街道文化里村祝伟思养殖补偿款的情况报告》【烟高社发（2014）62号】复印件以及烟台高新区财政局印发的《关于拨付祝伟思养殖补偿款的建议》【烟高财（2014）36号】复印件，证明原告实际领取涉案海域补偿款的时间。经质证，被告文化里村委会认为证据一系复印件，不予认可，假设该证据属实，也只能说明海域补偿款拨付到高新区财政局，没有拨付到莱山区海洋与渔业管理局；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方案证实烟台市政府于2008年7月决定对四十里湾海域进行拆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两份文件证实四十里湾的拆除补偿款由烟台市财政局承担80%，区级财政承担20%，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和财政局于2014年4月才向高新区管委申请配套补偿资金，充分证实被告于2008年至2013年保全期间未影响到原告任何的权利。《关于发放牟平区文化街道文化里村祝伟思养殖补偿款的情况报告》载明：“。经我局审查，并报市海洋与渔业局同意，祝伟思本人对补偿面积（1870.29亩）无异议，且已签署协议书，补偿款共计5610870元，其中，市级财政承担80%，合计配套资金4488696元；区级财政承担20%，合计配套资金1122174元。”。《关于拨付祝伟思养殖补偿款的建议》载明：“区管委：批转的《关于发放牟平区文化街道文化里村祝伟思养殖补偿的情况报告》【烟高社发（2014）62号】收悉，我们与社会事务局进行了对接核实，现提出以下建议：根据区社会事务局审核结果，建议拨付祝伟思养殖补偿款5610870元，其中：市财政负担4488696元，区财政负担1122174元。因区财政负担资金未纳入年度预算，建议追加此部分资金预算。当否，请批示。”2、关于被告文化里村委会申请财产保全的过错问题。原告祝伟思主张其自1975年至2007年担任文化里村委书记，1999年至2007年担任村委会主任；牟平渔业公司于1998年1月1日改制给原告，2014年原告将该渔业公司退给村委，在此期间，原告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02）烟民二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中所涉贷款都是文化里村委会的贷款，并不是原告个人的贷款；2014年通过审计及法院审理，原告和牟平渔业公司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因此，文化里村委会于2008年起诉原告返还其代牟平渔业公司的贷款，没有任何理由。对原告祝伟思的上述陈述，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其在（2008）烟牟商初字第675号案件中起诉祝伟思，并保全涉案海域补偿款并不存在过错，理由是：涉案贷款原是牟平渔业公司贷款，而牟平渔业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该笔贷款于1998年改制给了原告祝伟思个人，且在（2014）烟商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生效前，牟平渔业公司一直由祝伟思个人控制，所以被告认为祝伟思应与牟平渔业公司对该贷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在（2008）烟牟商初字第675号案件中，一审判决驳回了文化里村委会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改判由牟平渔业公司承担责任，但在“本院认为”部分明确说明祝伟思改制受让牟平渔业公司，企业性质发生了变化，但该企业仍然具有法人资格，该企业首先应当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企业不能承担的部分应该由祝伟思承担，实际上当时牟平渔业公司已经没有资产，且停止经营，该公司的全部资产在1998年已经改制给了原告祝伟思，被告认为其债务也应该由原告祝伟思个人承担，所以当时将祝伟思一并起诉是有道理的；另外，当时牟平渔业公司属于村办集体企业，改制给原告祝伟思个人所有后，没并有办理相关变更手续，该公司属于原告个人控制。3、关于原告祝伟思的损失情况。原告祝伟思主张因错误保全造成了其利息损失，因为无法领取、使用涉案补偿款，其只能向他人进行高利借贷。对此，原告祝伟思提交借款协议书、收款收据复印件一宗，证实因资金紧张向他人借款，约定月利率2%。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文化里村委会主张涉案海域补偿款于2014年4月才在高新区配套到位，被告在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办理保全措施并未对原告造成任何影响。对此，被告提交祝伟思于2014年4月29日与烟台高新区社会事务局签订的补偿协议，证实双方于2014年4月29日才签订了补偿协议，协议载明扣除相应款项后，一次性支付祝伟思补偿款520万元。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因为此前一直存在保全措施，所以2014年4月29日才实际发放了补偿款。被告文化里村委会认为其系在莱山区海洋与渔业局办理的保全手续，而涉案补偿款是烟台市财政局直接拨付到高新区财政局，高新区政府配套剩余资金后拨付到高新区社会事务局，由高新区社会事务局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将款项支付给原告，被告的保全未对该补偿款的流动造成任何影响；并且，双方于2011年10月7日签订的退回方案中明确约定将该海域补偿款退还给被告，所以被告的保全未对原告造成任何损失；（2014）烟商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对原、被告双方之间所有的款项进行了清算，涉案海域补偿款在结算双方相互欠款中进行了兑除。原告认为在其与村委进行最终清算的判决之前，涉案海域补偿款仍属于其个人所有，如果没有保全，原告于2009年就可以领取使用，因为被告的错误保全导致其5、6年无法领取该款，造成了原告的损失，该损失应该由被告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文化里村委会是否应当因涉案诉讼财产保全行为对原告祝伟思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涉案财产保全行为于2013年6月12日到期，但是自2014年至2017年双方针对包含涉案海域补偿款在内的债权债务关系一直在诉讼过程中，视为祝伟思提出了相应的履行请求，本次保全损害责任案件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并未届满。二、关于保全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首先，保全申请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根据该规定，申请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键问题是确认财产保全申请是否错误，即保全申请是否具有违法性，包括保全申请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过意或重大过失）以及保全申请的标的是否存在客体错误。诉讼财产保全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当事人胜诉后实体权利得以实现。因此，诉讼财产保全的正当性与最终的裁判结果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当事人基于自身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以及法律规定的理解而预期的裁判结果，与最终的裁判结果出现偏差甚至完全相反是正常现象。如果因当事人败诉或部分败诉，直接推定保全申请错误、违法，会阻止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正常行使，这与保全制度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所以，不应对保全申请人设置过多障碍，也不应克以过高的注意义务。只要当事人不是故意通过诉讼保全程序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因为申请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而是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即使因为证据不充分、理由不充足而败诉或部分败诉，也不能认定保全申请存在错误。因此，保全损害赔偿责任应以保全申请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即违反了一般人的合理注意义务）为构成要件。其次，保全申请的违法性，包括保全申请人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以及保全申请的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等客观上的违法性。保全损害责任属于侵权责任，行为的违法性是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第三，客观上存在损害事实。受害人应当举证证明，在对保全财产实际采取保全措施之后，因为其无法使用该财产等情形造成了实际经济损失。第四，错误保全申请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有关损失不是财产保全导致的，保全申请人不负赔偿责任。三、关于涉案财产保全申请是否构成错误保全。（一）祝伟思与牟平渔业公司的涉案贷款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文化里村委会起诉祝伟思，并保全其名下财产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正当理由。首先，祝伟思自认其在将牟平渔业公司退还文化里村委前一直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长期担任村委书记及村委会主任，在牟平渔业公司改制给原告个人后，其实际控制该公司，涉案贷款应由其个人负责偿还。虽然牟平渔业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该公司作为原村办集体所有企业，在改制后并未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因此，该公司与一般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较大区别。根据企业改制（转让）给祝伟思个人的事实，一般人会认为该公司属于祝伟思个人所有，并产生个人财产与公司资产混同的印象。文化里村委会于2008年12月提起诉讼，要求牟平渔业公司及祝伟思返还垫付款时，牟平渔业公司处于祝伟思实际控制的经营管理期间。此时，祝伟思尚未与文化里村委会签订企业退回方案。根据牟平渔业公司改制以及祝伟思与文化里村委会的关系等事实，文化里村委起诉祝伟思个人，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其次，自1998年文化里村委与祝伟思产生企业改制关系，至双方于2011年10月签订企业退回方案，直至双方于2017年通过人民法院对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最终清算期间，存在多起诉讼案件。其中，2013年3月20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烟商二终字第362号民事判决，法院认定2007年12月19日的558万元贷款（包括涉案贷款）转让协议系祝伟思利用其特殊身份进行的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村集体及村民的利益。通过上述贷款转让协议可以看出，祝伟思意图将其个人应负债务或改制企业名下的负债（包括涉案贷款）转移给文化里村委会。根据祝伟思不诚信的行为表现，文化里村委会起诉祝伟思并申请财产保全，符合常理。第三，自2011年10月7日双方签订企业退回方案，至2014年12月19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对包括牟平渔业公司的资产、负债在内的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最终清算之前，基于牟平渔业公司的特殊性质、祝伟思个人与该公司的特定关系，以及祝伟思与涉案贷款债务之间的关联关系，并不能排除由祝伟思个人承担涉案贷款债务。2013年9月24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涉案诉讼案件的二审判决，即（2009）烟商二终字第411号民事判决时，才最终对祝伟思个人是否需要对涉案贷款承担法律责任作出法定结论。此前，双方对该问题存有较大争议。在此情形下，文化里村委会起诉祝伟思并申请保全财产，具有一定的正当理由。（二）祝伟思与文化里村委会针对牟平养殖公司等改制企业的转让、退回存在长时间的诉讼纷争，对涉案海域补偿款的归属以及最终支付方式并非毫无争议。首先，双方于2011年10月7日签订企业退回方案约定涉案海域补偿款退回文化里村委会，文化里村委会于2014年2月24日起诉要求确认涉案企业退回方案合法有效，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4）牟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判决涉案企业退回方案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生效。因此，涉案企业退回方案作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2011年10月7日订立后，即已生效。按照该协议，双方应依约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包括祝伟思应及时足额将补偿款返还文化里村委会。即，如果此时祝伟思已经享有涉案海域补偿款的权益，文化里村委会有权要求祝伟思予以返还。其次，基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复杂性，祝伟思于2014年10月13日诉至法院，试图通过司法途径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2017年12月19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烟商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清算。其中，关于涉案海域补偿款，判决认定双方1998年移交牟平养殖公司时的海区物资评估价值621985元，该部分资产祝伟思无需返还给文化里村委会，但需要依照企业退回方案第一条第三项的内容（即养殖公司海区补偿548.70万元退还村委）执行。在双方债权债务相互抵消后，文化里村委会尚须支付祝伟思相应的款项。因此，虽然祝伟思应将涉案海域补偿款退还文化里村委，但考虑双方债权债务抵消后，文化里村委会应支付祝伟思款项的事实，在具体支付方式的处理上，祝伟思直接将涉案海域补偿款兑除，因而无须再返还文化里村委会。因此，基于涉案海域补偿款归属的纠纷以及最终解决问题过程的复杂性，文化里村委会在涉案贷款案件诉讼过程中申请保全涉案海域补偿款，系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不宜对该行为做出否定性的法律评价。（三）涉案海域补偿款的发放涉及多部门的申请审核、手续交接、资金审批配套等程序，何时能够领取由多种因素决定，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保全行为对祝伟思领取涉案补偿款构成限制。祝伟思提交的有关证据均为复印件，即使内容属实，亦不能证实其于2009年即可领取涉案海域补偿款。根据海洋与渔业部门出具的函件，有关部门于2010年10月、11月才申请拨付80%的配套资金，祝伟思并未提供涉案海域补偿款具体拨付到位，并能够领取的直接证据。综上，文化里村委会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本案不构成保全申请错误。结合祝伟思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冻结期间其因为保全措施产生了实际损失，原告祝伟思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祝伟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50元减半收取17525元，由原告祝伟思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2008年12月22日，被上诉人作为原告以上诉人及牟平渔业公司作为被告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等被告偿还垫付款2468908元及经济损失2278992元，形成（2008）烟牟商初字第675号案，该案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冻结上诉人的海域使用权补偿款550万元，期限至2013年6月12日，该案经一、二审法院审理确定上诉人不承担实体责任；后双方当事人直接或间接历经（2009）烟牟民一初字第472号民事判决、（2010）烟商二终字第362号民事判决、（2014）牟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2014）烟商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等民事诉讼，均明确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负有给付内容的权利义务；烟台高新区社会事务局【烟高社发（2014）62号】文件、烟台高新区财政局【烟高财（2014）36号】文件、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给一审法院的2018年12月17日函，均证实包括上诉人经营海域在内的海域于2008年7月决定拆迁，政府相关部门从2009年6月开始拨付补偿款，2014年烟台高新区政府相关部门核实申报上诉人被拆迁海域补偿款确认数额，2014年4月29日上诉人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补偿协议，取得520万元补偿款。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应否赔偿上诉人财产保全损失，数额如何计算。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错误保全、冻结上诉人550万元补偿款，给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3531452.06元，被上诉人理应赔偿；被上诉人则主张被上诉人依法申请财产保全，且上诉人的补偿款在查封、冻结期限届满后才发放到位，被上诉人不应赔偿上诉人所诉损失。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多份生效民事判决、政府相关部门的文件及书面情况说明看，能够确定双方当事人历经多起具有确认、给付内容的民事诉讼，并不存在恶意、虚假诉讼情形，被上诉人为保护合法权益起诉主张权利，并在诉讼期间申请财产保全，不存在保全申请的违法性，且上诉人于查封、冻结措施期满后的2014年4月29日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补偿协议，取得补偿款，并非被上诉人“恶意”诉讼所致，故上诉人仅以被上诉人在（2008）烟牟商初字第675号案中，针对上诉人将要实现的补偿款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主张被上诉人错误保全应当赔偿其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64元，由上诉人祝伟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红岩审判员  慈勤哲审判员  尹鹏亮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王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