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16行终21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任永江，男，汉族，1976年12月4日生，住郸城县。委托代理人钱超群，河南浩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增迎，河南浩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郸城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陈凤祥，局长。委托代理人辛曙光，郸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崔新亚，河南覃思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任连同，男，汉族，1944年5月8日生，住郸城县。一审第三人侯金秀，女，汉族，1944年11月15日生，住郸城县。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恒，河南洺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永江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淮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626行初3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任永江及其委托代理人钱超群、张增迎，被上诉人郸城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辛曙光、崔新亚，一审第三人任连同、侯金秀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4月11日16时，原告任永江与其妻子胡月荣因宅基地纠纷与第三人任连同、侯金秀夫妇发生打架，郸城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对该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并认定任永江与其妻子胡月荣把任连同、侯金秀打倒在地，郸城县公安局根据查明的事实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郸公（张）行罚决字[2019]105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任永江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原告不服该决定，起诉来院。一审法院认为：郸城县公安局对原告任永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其对任永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予维持。原告诉称郸城县公安局少了治安调解的程序，属于程序违法，治安调解不是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必要程序，故原告的诉称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述称郸城县公安局对其处罚事实不清，程序明显违法，但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告的述称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任永江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任永江上诉称：2019年4月11日，上诉人与邻居任连同、侯金秀夫妇因宅基地及附属树木问题双方发生纠纷,后请求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处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了郸公(张)行罚决字（2019)10567号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程序明显违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对任永江作出的郸公（张）行罚决字（2019）10567号行政处罚决定载明,证实上诉人违法行为的证据有现场照片,但被上诉人至今未出示，从而看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与第三人的诉争事实未进行全面调查。二、任某1询问笔录中显示“任某1打电话报警”，任某3询问笔录中显示“任某1打110电话报警”，两份询问笔录均与受案登记表载明案件来源为“工作中发现”相互矛盾；任某1询问笔录中显示“警察过来后让我（任某1）打120急诊，之后，洪河医院的人过来之后我就跟着我父母去了医院”与张某2询问笔录中显示“我（张秀英）爸爸出来后就去接派出所的人去了，最后我打的红河医院的电话，医院来人把我爷爷奶奶拉走了”相互矛盾。三、受案登记表载明接报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15时00分”，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询问笔录均显示的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16时左右”相互矛盾，并且存在“先报警再发生违法行为”的逻辑错误的嫌疑。四、证明上诉人殴打第三人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任永江和胡月荣殴打任连同和侯金秀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1、任某1询问笔录显示“没有看到是谁打的任连同、侯金秀，在场的有我婶子（张建荣）还有我妹妹在场”；2、《张建荣笔录》显示“我看到‘抗旱的媳妇（胡月荣)’用手拽住侯金秀的肩膀,拽栽倒了；任连同、侯金秀都在地上趴着，上诉人一家站在第三人的身旁站着，没有看到是谁打的任连同，看到是胡月荣打的侯金秀。”3、《任某2询问笔录》显示“看到任永江、胡月荣、任凤琴（任英)在和任连同侯金秀夫妇撕扯,之后就把任连同夫妇打趴在地上了，具体是谁把谁打栽倒的我没有看清楚。”。4、《张某2询问笔录》显示“胡月荣上前去撕扯我奶奶（侯金秀）的头发，用手扇侯金秀的脸，‘凤琴(任英）’也用手去撕扯侯金秀的衣服，胡月荣用手把侯金秀拽栽倒的，旁边我叫她二奶的，她去劝架，也被胡月荣拽栽倒了。任连同是被任永江打的，是被任永江拽载倒的。”5、《侯金秀询问笔录》显示“胡月荣上去就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拽栽倒了，之后，胡月荣就用手往我脸上扇‘抗旱的妹妹（任英）’用拳头往我头上和身上捶;脸上有疤，头晕、头疼。”6、《任连同笔录》显示“任永江用巴掌打任连同，打右手和头部，然后拽倒在地，侯金秀的头部和手都疼，牙也痛，这都是胡月荣和任风琴(任英）打的。”五、《原审庭审笔录》中，上诉人主张作为本案关键证据的询问笔录均出自与第三人具有亲属关系的人员。其中，任某1是第三人的大儿子，张建荣是第三人的弟媳妇，张某2是第三人的孙媳妇，任某2是第三人的干儿子。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79条之规定，询问前，办案人民警察应当了解被询问人的身份及其与被侵害人、其他证人、违法嫌疑人之间的关系。被上诉人作为公安机关却直接否定“任某2、任某1与第三人有亲属关系”,原审法院仍然采信有瑕疵的证人证言,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六、《侯金秀询问笔录》形成的全过程，作为证人的任某1一直在场,并替侯金秀代签名字。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72条之规定，询问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应当个别进行，因此，被上诉人执法过程当中违反程序规定，进而导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七、本案属于人身伤害案件，被告不进行伤情鉴定，属于程序违法。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90条“(三）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对伤害程度有争议的”之规定，被上诉人在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手段、后果、被侵害人伤害程度等情节均有争议、案件事实没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应当进行而不进行伤情鉴定就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被上诉人属于执法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将违法行政行为合法化，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八、在原审庭审中，当上诉人发问，让第三人任连同陈述事情经过的时候，第三人却以“年龄大了”避而不谈事情经过。这一表现与刚被殴打依然能在病床上做笔录的客观情况相比，明显可以看出第三人被殴打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当上诉人问第三人“打哪个地方”时,第三人回答是“我的腰、头疼,他妹妹，到我家打的，初一还骂我孩子，去拜年”,这样答非所问的回答,让案件事实再次模糊不清，而原审法院却做出案件事实清楚的判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与其妻子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同的行政处罚决定，明显违背了实行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处罚与否以及处罚的种类和幅度进行判断,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本案诉争行政行为的证据内容相互矛盾,证明目的模糊不清。原审法院在开庭时未对诉争事实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致使案件的事实认定错误，特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淮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6行初34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被上诉人对任永江作出的郸公(张）行罚决字（2019）10567号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郸城县公安局答辩称：一、上诉人殴打他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被害人侯金秀、任连同的陈述，证人任某2、任某1、张某1、张某2、任某3的证言，及违法行为人任永江、胡月荣的供述，能够证明上诉人殴打第三人的违法事实存在。第三人现已75岁，上诉人身为青壮年，殴打六十周岁以上老人，性质恶劣，依法应当处罚。二、郸城县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受案登记表中的报案记录显示报警人是匿名报警，也属于在工作中发现的案件，二者并不矛盾。郸城县公安局2019年4月11日15是左右接到报警，经过调查查明2019年4月11日16时左右，村民任永江、胡月荣夫妇因宅基地纠纷与任连同、侯金秀夫妇发生了打架，并不存在逻辑错误。法律没有规定有亲属关系的人不能作证，即便有亲属关系，只要陈述属实，也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案属于人身伤害案件，但不是所有的人身伤害案件都要进行伤情鉴定。第三人的伤情不重不可能构成轻伤，第三人也没有要求进行伤情鉴定，双方对伤情程度都没有争议，可以不进行伤情鉴定。只要认定上诉人殴打第三人的违法行为存在，殴打对象年满60周岁以上，就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任连同、侯金秀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9年4月11日16时左右，上诉人任永江、胡月荣夫妇与一审第三人任连同、侯金秀夫妇因宅基地纠纷发生打架，上诉人夫妇与一审第三人撕扯后致使任连同、侯金秀夫妇倒地。该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和申辩、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郸城县公安局经受案、调查取证，查明事实后，认定上诉人构成殴打他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量罚适当。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任永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香云审判员  郭金华审判员  董小厂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孙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