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375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南部新区南门关。 法定代表人：徐金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程浩，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忠祥，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省金属材料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东路**。 法定代表人：刘卫东，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阳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镇新都口岸 法定代表人：王军，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贵州航天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大连路航天大厦** 法定代表人：彭健，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贵，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舟水桥v> 负责人：宋永兴，职务不详。 再审申请人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冶金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贵州省金属材料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金属公司）、贵阳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中博公司），一审第三人贵州航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航天公司）、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冶金第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1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贵州冶金公司申请再审称，案涉两份《钢材供货合同》均系虚假合同，目的在于掩盖贵阳中博公司向贵州金属公司进行融资借款的事实，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贵州金属公司作为国企，采用虚假钢材贸易形式进行借贷活动，违反了禁止性规定，《钢材供货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于无效合同。（一）贵州金属公司主张的钢材买卖关系不符合交易习惯，违背常理，其与贵州航天公司提交的证据存在诸多矛盾和疑点，不足以证明买卖关系成立。1.按照三方《钢材供货合同》的约定，钢材价格以交易当日《钢之家》水钢网价为基本价格，每吨加价540元。发货单载明的合同单价与《钢之家》水钢网价加价540元之后的价格存在差异，完全不对应，钢材规格型号也不一致。发货单载明的钢材型号、规格、价格是贵州金属公司任意填写的，如是真实交易，不会在一方填写错误情况下，另一方不进行审核。2.本案证据中发货单只有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却有24张，记载型号规格、数量、金额均无法对应，由此可看出钢材交易系虚假交易。3.结算通知的时间形成于发货单之前，明显有悖于先发货后结算的交易习惯。4.贵州金属公司、贵州航天公司对钢材交付的陈述不一致，自相矛盾。第一，贵州金属公司起诉称，其将钢材送至贵州冶金公司在修文县新都口岸的项目地，这与贵州航天公司的庭审陈述的交付方式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供货地点李家湾3416专线仓库自提，出库单备注是自提不一致。第二，贵州金属公司对运费作了虚假陈述。贵州金属公司一审庭审中表示运费系由其支付，但直至本案判决作出，贵州金属公司均没有提供关于运费的任何证据。出库单上王国清的签字均是伪造。第三，两份《钢材供货合同》均约定线材、盘螺、螺纹钢均采用过磅交货，但贵州金属公司、贵州航天公司未能提交榜单，也没有其他交货方式的依据，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二）贵州冶金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能证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借贷，而非买卖。第一，贵州冶金公司提交的工程报验申请表（有监理公司盖章确认）能够证明案涉修文新都口岸二期工程在案涉《钢材供货合同》签订前已经大部分完工，已经没有钢筋需求。2014年8月5日，贵州冶金公司与案外人遵义市本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就已经签订了《修文新都口岸二期工程钢材供销协议》，该公司向案涉工程供应了钢材3137.38吨。案涉工程3栋房屋的钢筋用量仅为3486.943吨，不可能还需要发货单载明的7274.37吨。2019年6月15日，遵义市本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与贵州冶金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协议及向案涉工程项目供应钢材的情况。第二，陈玉梅作为贵州金属公司的财务部经理，代理贵州金属公司签订了《钢材供货合同》，其与贵州冶金公司工作人员唐大春的通话录音能证明以买卖之名行借贷之实是贵州金属公司的一贯做法。第三，贵阳中博公司的还款承诺也能印证本案系其融资借款的事实。因为，如果是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贵州冶金公司是购买人，负有直接的货款支付义务，贵阳中博公司仅是担保人，应是贵州冶金公司向贵阳中博公司承诺不让其因担保遭受损失，才符合常理。第四，证人唐某证实贵州金属公司没有向贵州冶金公司实际交付钢材。王国清、何兵证实钢材买卖合同是虚假的，实际上是贵阳中博公司向贵州金属公司借款。（三）贵阳中博公司原审提交的《修文项目本息明细》、12张银行电子回单能够证明本案的借贷事实，原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和认定存在严重错误。贵州金属公司在一审中当庭表示要对《修文项目本息明细》上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以所盖印文模糊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拒绝鉴定没有法律依据。（四）原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在谈判中形成的录音证据足以证明本案系虚假诉讼，钢材买卖关系不成立。综上，贵州冶金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贵州冶金公司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在于，其认为贵州金属公司、贵州冶金公司与贵阳中博公司签订的《钢材供货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贵州金属公司、贵州航天公司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贵州金属公司与贵阳中博公司间的借贷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针对贵州冶金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关于贵州冶金公司提出的贵州金属公司、贵州航天公司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买卖关系成立的理由。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发货单记载的实际发货价格与约定的《钢之家》水钢网价不完全一致，钢材交易虚假的理由。在贵州金属公司提供用于证明其供货数量、金额的七张发货单上均加盖了贵州金属公司、贵州航天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及贵州冶金公司下属支公司，即贵州冶金第三公司“修文县新都口岸二期工程项目部”印章，应视为贵州冶金第三公司认可了发货单记载价格，现贵州冶金公司又提出发货单记载价格与约定不符，并以此主张其与贵州金属公司不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二，按照三方《钢材供货合同》第三条“价格、金额确定、结算方式”的约定，钢材价格以交易当日《钢之家》水钢网价作为基本价格，贵州金属公司为贵州冶金公司垫资三个月，每吨加价540元。贵州金属公司提供的供货单显示供应钢材共计5664.81吨，金额共计1700万元，按供货单所记吨位，每吨加价540元后的总金额为20058997.40元，2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吨位共5665吨、金额共计20058997.9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吨位与供货单相同、型号基本一致，总金额与依三方合同约定金额确定方式计算结果相符，并非贵州冶金公司所称的钢材型号规格、数量、金额均不能对应。第三，关于贵州冶金公司提出的贵州航天公司向贵州金属公司发出结算通知的时间形成于发货单之前，有悖于先发货后结算的交易惯例，结算内容矛盾的理由。从贵州航天公司提供的结算通知看，第一份通知形成于2015年7月2日，晚于发货单记载的第一次发货时间2015年5月27日，结算通知并非针对每次供货分别发出，而是对一定期限内所供钢材一并进行结算，并不存在贵州冶金公司所称有悖交易惯例的情况。至于该结算通知具体内容的真实性及其是否有效，属于贵州金属公司与贵州航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并非本案审理范围。第四，关于贵州冶金公司提出的贵州金属公司、贵州航天公司对钢材交付自相矛盾的理由。本院认为，贵州金属公司起诉时陈述的其将钢材送至贵州冶金公司在新都口岸的项目地，与贵州航天公司出库单载明的“钢材自提”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因为，与贵州航天公司建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贵州金属公司，贵州金属公司从贵州航天公司提取货物后再送至贵州冶金公司工程项目地，符合当事人合同约定。而且，当事人交易中形成并向法庭提供的《钢材供货合同》、发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证实了钢材交付的事实，在此情况下，运输及交付细节问题并不足以影响本案对《钢材供货合同》是否履行的判断。第五，贵州冶金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提供了时间显示为2019年4月9日、2019年5月9日、2019年5月25日的谈话录音整理书面材料，并提出该录音证据足以证明本案钢材买卖关系不成立。本院认为，谈话录音整理材料记录时间显示形成于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从内容上看属于参与谈话人对本案纠纷如何处理的协商，不能推翻原审对本案系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 其次，关于贵州冶金公司提出的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借贷，原审法院证据采信和认定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贵阳中博公司认可其与贵州金属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亦提出贵州冶金公司与贵州金属公司之间不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贵州冶金公司、贵阳中博公司所提供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第一，贵州冶金公司、贵阳中博公司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实贵阳中博公司与贵州金属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贵阳中博公司称《修文项目本息明细》表上加盖印章为贵州金属公司印章，该表所列金额为其向贵州金属公司借款1700万元及利息的明细，但该明细表并未载明借款人、出借人，且标题“修文项目”可能涉及的主体包括工程发包人、承包人甚至实际施工人，不能确定该表与发包人贵阳中博公司具有关系。第二，对于案外人余丹丹、邵黎江向贵阳中博公司的转款凭证，记载用途为还款，转款金额1049.50万元与贵阳中博公司所述的借款1700万元不符，不能认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第三，贵州金属公司提供的发货单上不仅有王国清以收货人身份进行的签名，还加盖了贵州冶金第三公司“修文县新都口岸二期工程项目部”印章，王国清、何兵等人与贵州冶金公司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以否定发货单记载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贵州金属公司提供发货单、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证实了贵州冶金公司收货的事实，贵州冶金公司与案外人买卖钢材及案涉新都口岸二期工程施工情况等相关证据不足以否定案涉《钢材供货合同》的真实性。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未支持贵州冶金公司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的主张，并不予采信其相应证据，并无不当，贵州冶金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再次，关于贵州冶金公司申请再审所提供证据的审查。除前述谈话录音整理书面材料外，贵州冶金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时还提供了《修文新都口岸二期工程钢筋用量计算报告书》1份，遵义市本兴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本院认为，《修文新都口岸二期工程钢筋用量计算报告书》作出所依据的相关资料系由贵州冶金公司提供，真实性、客观性难以确定。《情况说明》系遵义市本兴商贸有限公司就其与贵州冶金公司之间钢材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作出的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贵州冶金公司申请再审所提供的该两份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所认定基本事实，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 综上，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司 伟 审判员 马成波 审判员 叶 欢 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 法官助理周梅芳 书记员罗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