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0民终10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元成，男，196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为凯，湖北保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成，湖北保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云辉，男，1965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彪，男，1991年7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系被上诉人女婿。上诉人邹元成因与被上诉人邹云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监利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3民初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为凯、周毅成，被上诉人邹云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元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监利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3民初66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告返还棉花款455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接受了上诉人转让45500元的债权。1999年，上诉人与案外人魏运龙合伙做棉花生意，收购了邹跃进及其他人的棉花卖给了岳阳市新旷纺织品有限公司张新旷，张景堂（系张新旷的侄子），由于新旷纺织公司拖欠上诉人的棉花款，而上诉人收购邹跃进的棉花后也未付清货款。邹跃进离家外出后，很长时间未与家庭联系，因妻子和儿子在生活无保障的情形下，邹跃进的母亲和被上诉人便找上诉人催讨货款，在得知是张景堂拖欠棉花款的事后，邹跃进的母亲提出将债权转让过来，他们自己直接找张新旷、张景堂去催讨，上诉人表示同意，邹跃进的母亲安排被上诉人邹云辉、邹老四约上诉人邹元成、魏运龙一起去新旷纺织公司，找到经理张新旷、张景堂，经过三方协商，将张景堂欠上诉人的棉花款中45500元转给被上诉人，张景堂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欠45500元的欠条后，被上诉人才向上诉人出具收到45500元的棉花款收条，同时，上诉人将张景堂原来向上诉人出具的欠款欠条收回后，扣除45500元，重新出具欠条证明，这样整个债权转让完成，已经产生合同效力。二、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债权转让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监利县人民法院（2018）鄂1023民初14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邹跃进的债权中的45500元转让给其弟邹老三，邹老三出具有收条，邹元成将原告（邹跃进）的债权转让给其弟邹老三，未经债权人同意，因此，该转让协议无效。”因此，本案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返还45500元棉花款的责任。三、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书写收棉花款收条以及张景堂向其出具欠条的事实作了陈述，案件事实非常清楚，一审未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客观事实。事实上，被上诉人已经无法提供张景堂出具的45500元欠条原件，因债权转让后，上诉人也无权再就这45500元向张景堂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取得了不当利益，应当予以返还。邹云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没有不当和不妥之处。被上诉人未实际取得45500元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二审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邹元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邹云辉返还收到的棉花款4550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原告邹元成和案外人魏云龙合伙购买案外人邹跃进的棉花，下欠邹跃进棉花款98000元，1999年5月26日原告邹元成向邹跃进出具了欠条一张。后因邹跃进外出无法联系本人，邹跃进母亲要求原告将欠款还给其弟邹云辉（小名邹老三），2000年1月23日被告邹云辉给原告打了一张收到棉花款45500元的收条。2016年2月15日，邹跃进将原告邹元成约到自己家中商量还款事宜，原告邹元成将原始欠条撕毁，重新给邹跃进出具了一张署名邹元成、魏云龙下欠邹跃进棉花款98000元的欠条。2018年1月9日邹跃进向法院起诉【(2018)鄂1023民初148号】，要求邹元成、魏云龙偿还货款98000元，邹元成辩称1999年5月26日已还款49000元给邹跃进，2000年1月23日已还款45500元给其弟邹云辉，货款已全部结清。但法院没有采信邹元成的说法，支持了邹跃进的诉讼请求，判令邹元成偿还邹跃进货款98000元。此判决邹元成没有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月4日邹元成以邹云辉收取棉花款45500元无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为由而诉至法院。一审中，被告要求与原告当面对质，说清楚2000年1月23日他写收条给原告的原因及他没有收到原告的一分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当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本案中，原告邹元成虽然提交了被告邹云辉写的收条，但没有证据证明邹云辉已真实收到了这笔钱款。结合(2018)鄂1023民初148号民事判决书分析，原告邹元成还有几个存疑的地方：一、他欠邹跃进棉花款98000元，辩称1999年5月26日已还款49000元，2000年1月23日已还款45500元，货款已全部还清。但49000+45500≠98000，货款是怎么全部还清的？二、如果1999年5月26日已还款49000元，为什么当天还要向邹跃进出具欠98000元的欠条，而不扣减49000元？三、既然主张已全部还清，2016年2月15日为什么又将原始欠条撕毁，重新出具下欠邹跃进棉花款98000元的欠条？四、为什么不配合一审法院进行49000元收条的笔迹鉴定？五、法院判令他偿还邹跃进货款98000元，他为什么不上诉？六、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他为什么不出庭与被告邹云辉当面对质？综上，原告邹元成主张被告邹云辉不当得利的证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邹元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38元，减半收取469元，由原告邹元成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分别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上诉人邹元成提交了一份说明，拟证明被上诉人邹云辉出具收条的经过。被上诉人邹云辉提交了五张由上诉人邹元成伪造的收条，拟证明邹元成提交的收条都是其伪造的。综合双方举证、质证，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评析如下：邹云辉要求邹元成出庭当面对质，认为其书写的出具收条经过是虚假的；邹元成认可98000元的欠条和45500元的收条都是事后补写的，但不是伪造。因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且双方互不认可其真实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邹元成主张邹云辉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依据是：邹云辉于2000年1月23日向邹元成出具的一张收条。邹云辉出具该收条时并未收到该收条上载明的45500元棉花款，邹元成也认可当时并未向邹云辉支付该款项，而是用其对岳阳市新旷纺织品有限公司张景堂享有的债权进行的抵偿。本案一、二审诉讼中，邹云辉称其根本未向张景堂要到货款，邹元成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邹云辉实现了该债权。因此，邹元成主张邹云辉构成不当得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邹元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8元，由上诉人邹元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权审判员  杨燕审判员  王茜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马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