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61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负责人：余海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伟、朱俊峰，云南省上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桂芬，女，1972年3月2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林，云南勇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桂芬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9民初1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本案基本事实是：1.2018年10月31日，案外人王菊向上诉人申请办理了涉案车辆车险，2018年11月1日，被上诉人向王菊购买涉案车辆，并变更被保险人为被上诉人。2018年12月19日，李福永驾驶涉案车辆掉入水库，经交警大队认定李福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申请理赔时，上诉人先期赔付了108000元。但上诉人认为存在众多疑点，该车原来车主是丽江永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12月发生交通事故，严重受损，经原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各方认定，同意对该车推定全损处理，并赔付了原车主787000元。经上诉人调查，保险人与原车主一致同意不修复事故整车，并授权保险人对残值采用网上公开竞价方式拍卖处置，原车主将车辆保险权转让给保险人。车辆挂网后以21000元拍卖给王菊，周桂芬在一审庭审承认以42.5万元购入该车。二、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车辆出让人、投保人王菊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车辆受让人周桂芬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上诉人应当知晓该车系事故车，4万多的保险费，对于158万的保险金额和42.5万购车价格之间存在112.5万元巨大差额不能视而不见，以不合理低价购买机动车不了解车辆真实状况不合常理，售车协议上明确指出此车前方有事故。一审法院仅以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就得出被上诉人对事故车不知情是对事实的错判。三、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法院不支持上诉人的合同解除权，但要求保险人按158万元承担保险责任，违反了我国保险法规定的损失补偿原则。被上诉人周桂芬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已经赔付了108000元财产保险金，我方愿意进行扣减。周桂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的约定赔付原告的车辆损失158064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11日，原告周桂芬从二手车市场购得原登记在案外人王菊名下的玛莎拉蒂小型轿车一辆，交易价格为415000元，当日原告与案外人王菊完成车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车牌为云Ａ×××**号。该车变更登记后原告遂向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出保险批改申请，请求将原车主王菊投保的商业险保单（保单号为：202070103302018007997）所载明的保险权益变更为原告周桂芬，承保险种包括：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0000元）、机动车损失险（限额为158064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为每座200000元、不计免赔5272.63元。支付被告保险费43911.81元。被告同意原告申请并在其营业地点为其办理了批改手续，变更后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原告周桂芬本人，保单约定的保险内容不变。2018年12月19日，原告的朋友李福永驾驶云Ａ×××**号车行驶至寻甸县凤龙湾路段时，所驾驶车辆驶离路面掉入水库，致驾驶员李福永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12月21日，寻甸县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李福永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向寻甸县公安局提出控告“云Ａ×××**号车于2018年12月18日发生交通事故涉嫌保险诈骗案件”，经该局侦查终结后作出该事故不能成立保险诈骗案件，达不到立案条件的侦查结论。另查明，涉案车辆玛莎拉蒂小型轿车初始登记车主为案外人丽江永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登记日期为2013年2月19日，新车购置价为2180000元，原登记牌照为云Ｐ×××**。2017年12月22日，该车在丽江永胜县大厂村发生交通事故受损。事故发生后该车经原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等各方当事人认定，同意对该车以推定全损处理，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与丽江永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司签署了《保险事故车辆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和《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约定原保险人与原车主一致同意不再对事故车辆进行修复并授权原保险人将事故车辆交由第三方拍卖机构采用网上公开竞价方式拍卖处置，后该车由案外人王菊竞价购买，经变更登记车牌号为云Ａ×××**。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就该车与王菊订立商业险保险合同，其中约定的车辆损失保险金额为1580640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11月1日零时起至2019年10月31日二十四时止。庭审中，原被告对以下事实无异议：①本次事故在审判时经寻甸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作出该事故不成立保险诈骗案件的侦查结论。②涉案车辆的新车购置价为2180000元，至本次事故发生时该车已使用近五年有余，针对原被告订立的商业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车辆损失保险价值为1580640元，经本庭当庭询问，该价值为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且该价值系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确定的价值。③在办理商业车辆损失险批改手续的过程中，在原告周桂芬没有在场的情况下，被告也未申请第三方鉴定机构对保险车辆投保时的实际价值进行鉴定的情形下为原告办理了保险批改手续。至事故发生时原告只持有被告制作的格式商业险保险单及批改单，被告并未向原告交付该商业险保险条款。④在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商业险保险批单中并未明确记载免除保险人责任之条款，且也未在该批单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明确提示。庭审前，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向寻甸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了本案刑事立案卷宗材料，该材料记载的内容为：1、事故发生后，被告向该局报案称：“云Ａ×××**号车于2018年12月18日发生交通事故涉嫌保险诈骗案件”，经该局侦查终结后作出该事故不能成立保险诈骗案件，达不到立案条件的侦查结论的事实；2、原告在向案外人王菊购买该车时的交易价格为415000元；3、王菊在出售给原告涉案车辆前，未向原告告知过该车已发生过交通事故的事实。庭审中，经本庭询问原被告，原被告均无异议。被告认为在公安刑事立案侦查时，原告已认可了对涉案车辆交易价格为415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案外人王菊与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被保险车辆由案外人王菊转让给原告周桂芬，周桂芬作为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了被保险人王菊的权利和义务，由于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已将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王菊作了明确说明，故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具有约束力。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出具保险批单，该行为属于对保险标的转让以及承诺继续承保的确认行为，并不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并未超出原有保险合同关系及其权利义务的范围，其对于保险标的的受让人周桂芬应当具有约束力。第二、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是否系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除条款。根据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交的商业险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第八条之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的除外。在本案中，该规定所定义的是指云Ａ×××**号车在2018年12月19日发生的保险事故，针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未通知保险人，致使本车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情形。并非定义所指事故车辆在发生了第二次事故时，车辆所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车辆已经发生过第一次事故的事实。故该条款所规定的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对原告无法律约束力。第三、如何认定投保人、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事故车辆已经发生了第一次交通事故，该车的实际价值发生贬损，保险人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庭审中查明原告周桂芬通过二手车交易市场购买其事故车辆，在交易时案外人王菊作为二手车的出卖人，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将不可避免的隐瞒交易车辆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买受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交易行为。庭审中亦查明周桂芬在购买该车时，案外人王菊并未向周桂芬明确告知交易车辆在出卖前已经发生过第一次交通事故的事实，因王菊的隐瞒行为导致了周桂芬做出了错误的交易判断，该隐瞒行为不能当然的强加于买受人，如买受人与出卖人共同串通隐瞒真实情况，导致保险人做出错误的承保决定，势必将按法律的有关规定追究两人的行为构成欺诈或者诈骗。根据寻甸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的经过与结果，本案中的投保人王菊及保单承继人周桂芬均不构成保险欺诈或诈骗，因此，在本案中原告周桂芬对于事故车辆已经发生过第一次交通事故，导致该车实际价值发生贬损的事实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情形，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亦无充分证据证实该情形，且在无证据证实的情形下，法律也不应苛求行为人对客观上无法知道的事实作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对其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四、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车辆已经发生过第一次交通事故的事实，如明知该事实仍然承保事故车辆，当保险事故发生后又以该事实系投保人隐瞒而拒赔，是否构成禁止反言？庭审中，被告提交了保险报案记录、现场查勘记录、保险事故车辆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车辆拍卖表、售车协议，证实了涉案车辆玛莎拉蒂小型轿车初始登记车主为案外人丽江永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登记日期为2013年2月19日，新车购置价为2180000元，原登记牌照为云Ｐ×××**。2017年12月22日，该车在丽江永胜县大厂村发生交通事故受损。事故发生后该车经原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等各方当事人认定，同意对该车以推定全损处理，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与丽江永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司签署了《保险事故车辆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和《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约定原保险人与原车主一致同意不再对事故车辆进行修复并授权原保险人将事故车辆交由第三方拍卖机构采用网上公开竞价方式拍卖处置，后该车由案外人王菊竞价购买，经变更登记车牌号为云Ａ×××**。一审法院认为，通过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已经知道承保车辆发生过第一次交通事故的事实，对于已经知道该事实仍然对事故车辆进行承保，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该公司行为构成禁止反言，禁止反言的构成条件为：一、保险人一方，包括保险代理人对一项重要事实的错误或虚假陈述；二、投保人（被保险人）对该项陈述的合理依赖；三、如果该项陈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将会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危害或损害。结合本案分析，被告作为云Ａ×××**号车的商业险承保公司，在承保时已然知道该车发生过第一次交通事故的事实，为隐瞒该事实向投保人作了虚假陈述，导致投保人对车辆保险情况的合理依赖，在投保车辆发生事故后又以虚假陈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为抗辩，已然损害了投保人的保险利益，故本案中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已构成反言，系法律所禁止。第五、本案事故车辆的保险金额的确定问题。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及其与保险价值的关系直接影响到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所谓保险金额，是指一个保险合同项下保险公司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即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实际投保金额，同时又是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的计算基础，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对保险价值的估价和确定直接影响保险金额的大小。本案中，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与周桂芬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被保险车辆的保险金额为1580640元，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公司应当在保险金额范围内履行赔付义务。对于本案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庭审中，锦泰财险云南公司陈述在案外人王菊投保时是系统自动折旧后生成的数额，同时，王菊及原告周桂芬亦认可该数额已经过折旧而产生。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从业机构，具备专业的保险知识和专业的保险从业人员，其对涉案车辆的使用年限、车况应当是清楚的，在王菊投保时，该公司以1580640元的标准收取了保费，周桂芬也在购买车辆时向王菊支付了含保费的车辆价值，在保险公司出具保险批单时亦同意将保险标的转让给周桂芬，此时，周桂芬对涉案车辆发生车损时所能从保险公司得到的赔偿数额因保险公司对保险金额的确定而产生了合理信赖和期待。故本案的保险金额应为1580640元。第六、本案的保险合同是否属于定值保险合同？定值保险合同在现行保险法律法规中并无明确界定，但从保险理论与保险实务经营来看，判定保险合同是否为定值保险合同，主要是看保险条款对赔偿处理的约定，即是否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价值或者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如果是定值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即确定保险标的的价值，结合本案来看，依据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关于保险金额的规定：“保险金额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由投保人与保险人根据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后的价格协商确定或其他市场公允价值协商确定。折旧金额可根据本保险合同列明的参考折旧系数表确定”。由此可知：1、该条款约定的保险金额以车辆投保时的实际价值为准，而非车辆出险时的实际价值；2、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通过评估方式确定，而是按照保险条款约定的折旧方式进行计算。也就是说，虽然合同双方没有直接约定被保险机动车保险价值的具体金额，但是约定了保险价值的计算方式。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当庭向原被告询问，涉案车辆的实际价值系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确定的价值，被告对此无异议。另，该保险条款均未载明系不定值保险合同，故本案的保险合同属于定值保险合同。最后，审查该定值保险合同是否属于超额保险，不是看保险金额有没有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而是看保险金额有没有超过双方约定的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结合上述分析，保单中所载明的保险金额系原被告双方根据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车辆的保险价值，故本案不存在超额保险之情形，其投保车辆的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一致。第七、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出的涉案车辆应按转让时的交易价格计算其实际价值的抗辩意见是否成立？根据上述分析，在被告提交的保险条款中未明确约定“交易价格”系涉案车辆的计算方式，而是依据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后的价格协商予以确定，本案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亦当庭陈述涉案车辆系在案外人王菊投保时按被告提供的保险电子计算系统自动折旧后生成的数额，因此，该数额应确定为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后的价格产生，且作为投保人及保险承继人的王菊与周桂芬默认同意该价格，该价格系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的结果，故被告提出的该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为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商业车辆损失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周桂芬车辆损失1580640元。二、驳回原告周桂芬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外，双方一致认可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已就涉案车辆向周桂芬赔付了108000元。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是多少？本院认为，第一，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周桂芬与锦泰财险云南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上诉主张周桂芬明知涉案车辆发生的第一次交通事故，但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有权解除涉案保险合同。首先，从锦泰财险云南公司陈述的一系列事实来看，并未有直接证据证实周桂芬存在保险诈骗的事实，并且，本次事故经寻甸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作出了未达到立案条件的侦查结论。其次，虽然周桂芬购买涉案车辆的交易价格为41.5万元，但不能据此推定其明知涉案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何种交通事故，从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交的《售车协议》上看，载明的是卖方承诺涉案车辆无泡水、无火烧、发动机无大修，故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主张周桂芬明知保险事故而不履行如实告知的理由不成立。更重要的是，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在与周桂芬签订保险合同之前，完全可以通过对涉案车辆检测、对涉案车辆保险理赔查询等方式了解涉案车辆的实际情况，作出是否仍继续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或提高保费的决定。这种因投保人可能骗保的道德风险完全可以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予以避免，而保险公司为减少其运营成本，仅以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而作出免赔决定，显然片面加重了投保人的义务，将射幸合同的风险转移至投保人处，违背保险公司运营的经营理念。综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应当按何种标准进行赔偿的问题。依据涉案保险单的约定以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关于保险金额的规定：“保险金额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由投保人与保险人根据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后的价格协商确定或其他市场公允价值协商确定。折旧金额可根据本保险合同列明的参考折旧系数表确定”，由此可见，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金额以车辆投保时的实际价值为准，而非车辆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车辆的赔偿金额在投保时已经进行了确定，即1580640元，涉案车辆全损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全额赔付。最后，因双方均认可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已经赔付了108000元，故锦泰财险云南公司还应赔付1472640元。综上，上诉人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出现新的事实，本院予以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9民初1250号民事判决；二、由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周桂芬赔付商业车辆损失险1472640元。三、驳回周桂芬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10元，由上诉人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承担8559元，由被上诉人周桂芬承担9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020元，由上诉人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承担17118元，由被上诉人周桂芬承担190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蔡芸审判员  李希审判员  李娜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何永伦书记员王崟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