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11民初7093号 原告：周琪，男，汉族，1992年2月22日出生，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洁峰、何桢达，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骆守新，男，汉族，1980年3月20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水，刘大勇（实习），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鸣钟，男，汉族，1965年2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告周琪诉被告骆守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依法追加周鸣钟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案件审理中，原、被告对事实分岐较大，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琪及委托代理人许洁峰、何桢达、被告骆守新及委托代理人王波水、刘大勇、第三人周鸣钟分别到庭参加诉讼。在案件审限届满前，经报批申请延长审理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琪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借款本金1198795.43元，至2018年9月14日利息358963.94元以及自2018年9月1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月1日，被告向周鸣钟借款人民币1400000元整，约定利息为月息1.5%，并承诺于2014年3月底付款400000元，余额每月支付250000元,7月底付清，并出具借条一份为凭。但到期后被告未按约履行还本付息义务。2018年9月1日，因周鸣钟欠原告货款未付，经协商周鸣钟将在被告处的债权包括尚欠借款本金经计算为1198795.43元及利息一并转让给原告，并依法通知了被告。被告在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 被告骆守新辩称，一、原告与案外人周鸣钟涉嫌虚假诉讼，所述事实不实，应予驳回要求被告归还借款的请求。被告出具借条的，是被告作为南京丰鹿纸业有限公司（下简称：南京丰鹿公司）法人与周鸣钟作为富阳万丰纸业有限公司（下简称：富阳万丰公司）的法人之间对双方公司货款结算出具的凭证。货款的对账单形成的时间是2014年的2月28日。富阳万丰公司给南京丰鹿公司发送对账单传真，显示南京丰鹿公司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1634783.48元，公司财务收到传真后，被告即与周鸣钟联系，因为富阳万丰公司先前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本来说双方要分担损失，但在对账单上没有显示。周鸣钟表示公司最近款项比较吃紧，关于损失分担的问题相约面谈，于是被告当即前往富阳与周鸣钟进行商谈，考虑到周鸣钟说公司最近资金紧张，被告还带了一张130500元的承兑汇票，以显示诚意。经过商谈，最后确定所欠货款为1400000元整。周鸣钟说公司最近事情比较多，要求出具凭证但不要写货款，写借款，万一将来有公司与富阳万丰公司打官司也好应付。考虑到确实也欠富阳万丰公司这么多货款，就没有反驳，按照周鸣钟的意思写了借条，因为是公司货款对账，日期应该写为2014年2月28日，就在我写好2014.2.2还没写完，周鸣钟说他已经分担损失了，就把日期写成2014年1月1日，这样双方都显得有诚意，而且从1月1日起算也好算账，于是我就将写好的日期2014.2.2划掉，写了2014.1.1。周鸣钟看看借条，又要求我写上利息，我对他说这个又不是借款，利息从何谈起，他说老婆是管财务的，省得回头啰嗦，你写上我也好给老婆交代，而且你也没有借钱，利息也不存在。于是就按照他说的补写了利息。因为我认为第一我没借过他一分钱，第二个是为这个事情弄僵也不值得，回头把纸款付给他就可以了。我与周鸣钟个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他也从来没有交付给过我1400000元，我们之间只有公司的货款关系，而且货款也都支付完毕了，因此他所谓的债权转让，以民间借贷的理由来起诉我，显然错误的，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二、关于这个1400000元货款支付问题。两公司于2015年5月10日停止供货合作，包括1400000在内的全部货款于2015年7月10日全部清结，有对账单和财务凭证印证。支付的货款富阳万丰公司出具收据，也明确注明是货款。三、关于原告提交的2015年8月24日起共支付989975.94元款项问题。这些款项都是南京丰鹿公司付出的，富阳万丰公司也出具收据。这些款项并非是货款，所以富阳万丰公司出具的收据注明是往来款而非货款，这笔款与货款无关，是南京丰鹿公司退给富阳万丰公司的退股款。因为在2012年5月24日被告发起成立了南京丰鹿公司，6月1日周鸣钟作为富阳万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其公司对我先前担任小股东时的南京紫煜的应收货款90万作为股金入股公司，占股50%。2012年12月27日，他又将在南京丰鹿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其儿子周涛。2014年4月21日，周鸣钟提出不让他的儿子当南京丰鹿公司的股东，要求退股，在此情况下，我同意他儿子的股份转让给我妻子崔海霞，仍然是90万。这样一来，如果加上前面的1400000元的货款，公司资金就很紧张了。对此，周明钟提出双方先将货款清洁，然后再支付股权款，他还问何时能将货款与退股款结清。我考虑了一下说2015年年底前应该能够将货款和退股款结清。因此在2015年7月10日将货款结清后，从8月24日起，南京丰鹿公司就陆续支付富阳万丰公司的退股款，到2015年年底实际支付退股款240000元，到了2016年9月21日，富阳万丰公司以往来款为名开具889915.94元的收款收据。其中有650000元是超过2015年年底支付，所以我们又陆续支付了一些补偿的费用，最后的总数，原告举证至2017年8月14日共计989915.94元，南京丰鹿公司财务显示的是984915.94元，中间就相差5000元。四、不论是货款1400000还是退股款900000，南京丰鹿公司均已支付完毕，富阳万丰公司及周鸣钟对此均明确知悉情况下仍然恶意发起诉讼，因为周鸣钟本人涉及多起未执结案件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他为了混水摸鱼，把两件不相干的款项搅在一起，还把所谓的借条转让给他的外甥周琪。根据他们双方所签订的债权转让书第二条转让对价，显示出债权受让人为1992年出生的外甥周琪，对其舅舅债权转让人周鸣钟是否有超过本金1189795.43元的未偿还债权，我认为他们是串通的，希望法院能对债权转让双方是否存在该未偿还债权进行核实。综上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周钟鸣陈述，一、案涉借条中款项的形成。2012年5月，被告骆守新与第三人协商共同出资南京丰鹿公司，经由第三人以丰鹿公司当时净资产的50%入股，入股的股本金90万元，南京丰鹿公司的经营管理由骆守新负责，第三人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但负责由富阳万丰公司向南京丰鹿公司供货。期间，第三人曾将持有的南京丰鹿公司股份由第三人的儿子周涛代持。2013年年底，因南京丰鹿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算帐分红，故第三人向骆守新提出要退出公司。2014年1月1日，骆守新到富阳后与第三人进行了协商，骆守新同意接收股份，按股金900000元加分红500000元，合计1400000元计算，并由其当即书写借条一份，承诺该款支付月息1.5%计，转让时第三人同意由富阳万丰公司继续向丰鹿公司供货。此后，被告在2014年4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对象为被告指定的其妻崔海霞。上述款项被告骆守新自2015年8月24日才开始支付，至今支付数额为989915.94元，其他款项及按约计算的利息被告一直拖延不付。二、被告骆守新认为借条中的1400000元款项系欠富阳万丰公司的货款不是事实。1、根据富阳万丰公司与南京丰鹿公司双方财务帐目核对明细显示，南京丰鹿公司在2014年1月7日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2459773.84元，在2014年2月28日止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为1634783.48元，南京丰鹿公司在3月2日支付银行承兑130500元，欠货款1504283.48元。被告骆守新在2014年3月1日对帐单回执根本没有传真给万丰公司，也没有扣质量款由富阳万丰公司承担的事实。2014年2月28日后至2015年5月，富阳万丰公司向南京丰鹿公司供货1586518.42元，至2015年7月止共付款3196583.02元，至今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为24701.60元。2、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系南京丰鹿公司与富阳万丰公司之间的往来，双方一直有财务对帐，所有供货发票如数开具，不存在需要骆守新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借条，也不存在货款需支付利息的说法。双方对货款及股金转为借款是明确分开支付，货款是支付给富阳万丰公司，借款直接打到第三人银行卡。三、本案债权转让的事实。第三人夫妻实际控制经营的富阳万丰公司因担保出现信贷危机，自2016年开始确实资金紧张，原告周琪为第三人的外甥，一直向富阳万丰公司供应木夹板，现经财务核对自2018年以来尚欠其货款100余万元，故在2018年9月1日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周琪，并通知了被告。综上，第三人认为本案借条中的债权系股权转让后形成的债务，和南京丰鹿公司与富阳万丰公司之间的货款并无关系，被告应按借条中确定的金额及利息将款项支付给周琪。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对于原告提供下列证据经质证，被告提出异议：1、被告骆守新于2014年1月1日出具的借条，即“今借周鸣钟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利息月息1.5%，2014年3月底付400000元，余额每月付250000，7月底付清。”原告证明被告骆守新向原告借款1400000元，该借款系股权款转化为借款。被告骆守新对借条的形式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这份借条是南京丰鹿公司结欠富阳万丰公司的货款，而非双方个人的借贷关系，如果是借贷关系，要求原告出具银行转帐的证明；对于股权款900000元，被告自2015年8月24日起支付989915.94元，与原告提供的付款一致，恰恰证明从2015年8月24日至2017年1月25日，是支付原告的退股款900000元，利息8万余元。2、《债权转协议书》，原告证明其所拥有的债权系从周鸣钟处受让所有；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是原告虚假诉讼最有力的证明，债权转让应有对价，至少周鸣钟欠原告债务超过119万元。二、对于被告骆守新提供的证据,原告及第三人经质证提出的异议：1、对帐及催收通知与回执，原告对证据确认至2014年2月28日货款额为1634783.48元的事实确认，但对经过扣减实际货款为140万元的事实未予认可。2、对于南京丰鹿公司财务记录，被告证明至2014年2月28日支付了130500元货款给富阳万丰公司，尚欠1400000元，即借条上的款项。原告认为该组证据是被告自已制作的，没有第三人盖章或签字确认，缺乏证据的有效要件；2012年10月28日及2012年11月5日的两份催收通知富阳万丰公司向南京丰鹿公司发出后，被告也未向原告提交回执。3、股份协议书及净资产一份，被告证明2012年6月1日富阳万丰公司以90万元入股南京丰鹿公司，原告对股权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净资产情况不清楚；认为该净资产的结算行为，没有第三人周鸣钟的签字，对该净资产的真实性不予认可。4、股权转让协议书、催收通知单、明细表，被告认为该组证据证明2014年4月21日周涛将股权转让给崔海霞，约定支付完公司所欠货款后支付股权转让款，至2015年年底前支付了全部的退股款900000元。原告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股权对价500000元，是为工商登记部门备案所用，实际对价是投资款900000元加利润。5、对于收据1份，被告证明自2015年8月24日至9月21日支付往来款890000元是退股款。原告表示庭后书面质证，但未提供书面质证意见，放弃质证。6、对收据若干份，被告证明收据是公司之间的货款，则会注明是货款。原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款是货款而非借款。7、对企业资产负债表。被告补强证明原告认为借条是股权款转化为借款，认为其中500000元是利润，2013年的年报表是负利润，所以原告所说的500000元利润不存在，因为这份证据是2014年4月10日形成，由税务局出具的，当时第三人周鸣钟看到后感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周鸣钟提出退股，所以在11天后的4月2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及第三人认为证据是被告自行编制提交税务部门的，并不能真实反映南京丰鹿公司经营情况，且2014年第三人周鸣钟已退出公司，对公司经营情况更不清楚。第三人同意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另说明第三人对于南京丰鹿公司自2012年5-6月份备案至2014年1月1日，被告从未向第三人提供过利润亏损的情况，被告一开始说单子赚钱，第三人与被告讲我们两兄弟协商一下就行，结果被告给了500000元的利润，第三人讲好的要求被告写借条、欠条就行了。三、对于第三人周鸣钟提供的证据：1、销售对帐明细及增值税发票，证明富阳万丰公司与南京丰鹿公司对帐显示至2014年2月28日，南京丰鹿公司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1634783.48元，及自2014年2月28日后富阳万丰公司向南京丰鹿公司供货1580000余元，对帐明细中南京丰鹿公司付款后结欠货款数额相符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被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至2014年2月28日，被告到富阳万丰公司与第三人周鸣钟商谈，双方帐目应除130500元，欠款1504283.48元，在做月饼盒业务中有质量问题的100000元，商谈后形成1400000元的借条。针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结合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骆守新出具的借款1400000元的借条形式的真实性、周鸣钟与周琪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及通知事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2014年2月28日南京丰鹿公司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1634783.48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在2014年2月28日对账与催收单所反映的应收款1634783.48元，被告认为该款项中回执中标注“2013年月饼盒分层扣款32万，万丰承担部分”，对于该回执原告及第三人质证均表示被告未将回执寄回给第三人，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回执已交付给第三人，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二，即2012年11月7日南京丰鹿公司自行制作的记账记录，其中质量款10万元尚未在欠款中扣除，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四《南京丰鹿纸业有限公司——应付帐款》，该账册中对富阳万丰公司2014年应付款流水记录中记载：“1.29期末余额1634783.48元；2.28付款130500元，期末余额1504283.48元，在该数据旁标注“扣质量问题10万元，暂挂140万元；3.5付款43742.40元，期末余额1548025.88元；3.7冲红字79042.7元，期末余额1627068.58元；3.15付款44979.84元，期末余额1672048.42元；……”，被告提出扣除的质量款，而在其财务账目中一直记载着未扣挂账的状态，故被告回执未回复给富阳万丰纸业的事实成立。对于被告提供的已支付货款的情况与富阳万丰公司实际收款情况相符，本院确认事实为至2014年3月1日，南京丰鹿公司结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为1634783.48元减130500元为1504283.48元。2015年2月16日至2016年2月1日，南京丰鹿公司支付富阳万丰公司货款1089915.94元，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014年4月周涛与崔海霞就南京丰鹿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南京丰鹿公司的企业利润表等证据，被告的证明目的是丰鹿公司无盈利，也无利润，不存在投资款90万加利润合计140万元，否定140万元系股权款转化为借款，证明是货款结算后出具的借条，且货款已付清的目的。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利润表等证据，系由南京丰鹿公司单方制作，即使是南京丰鹿公司提交给税务部门的材料，只是南京丰鹿公司的报送材料，并未经过审计核实确认，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对于2014年3月1日回执中南京丰鹿公司回执确认货款1634783.48元扣除质量处理款等结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140万元，因该回执无证据证明已交付富阳万丰公司并确认，故对质量处理扣除部分款项、结欠货款为140万元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提供的富阳万丰公司派驻南京丰鹿公司李文江在2014年4月22日在南京丰鹿公司领取2014年4月份工资的事实，第三人认可李文江为富阳万丰公司派驻南京丰鹿公司人员的事实，故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原、被告、第三人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结合原、被告及第三人庭审陈述的事实，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被告骆守新为南京丰鹿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南京丰鹿纸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成立。第三人周鸣钟为富阳市万丰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周琪系周鸣钟外甥。 2012年5月，富阳市万丰纸业有限公司以货款90万元作为投资款，受让南京丰鹿公司50%的股权，由富阳万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鸣钟的儿子周涛持有该股权。 富阳市万丰纸业有限公司与南京丰鹿纸业有限公司存在纸张供应关系，至2014年2月28日，南京丰鹿纸业有限公司结欠富阳市万丰纸业有限公司货款163万余元。2014年2月28日，富阳万丰公司向南京丰鹿公司发送传真对账单，核对至2014年2月28日南京丰鹿公司尚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1634783.48元。被告骆守新于当天携带金额130500元的承兑汇票到富阳万丰公司支付货款。 2014年1月1日，骆守新向周鸣钟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周鸣钟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利息月息1.5%。2014年3月底付40万，余额每月付25万，7月底付清。”该借条原署日期2014.2.2，划去原日期写为2014.1.1。 2014年4月21日第三人周鸣钟儿子周涛与骆守新妻子崔海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面协议约定周涛持有南京丰鹿纸业有限公司50%的股权，以50万元对价转让给崔海霞。被告骆守新与第三人周鸣钟确认应返还投资款90万元，该50万元系公司一比一对价作为工商备案。 南京丰鹿纸业有限公司分别单独记载货款支付账及股权款支付账。第三人周鸣钟庭审中认可至2015年7月南京丰鹿公司付清富阳市万丰纸业有限公司的货款。南京丰鹿公司从2015年8月起支付股权款，付款情况为：2015年8月24日支付40000元、8月31日支付40000元、9月29日支付30000元、9月25日支付40000元、9月25日支付10000元、12月3日付50000元、12月31日付31915.94元；2016年1月31日付50000元、2月5日付200000元、2月5日付70000元、2月6日付10000元3月25日付50000元4月28日付100000元、5月13日付20000元、6月1日付50000元、6月30日付100000元、8月12日付30000元、8月19日付20000元9月21日付48000元，2017年1月25日付50000元，合计付款989915.94元。南京丰鹿纸业有限公司对股权转让款记账付款984915.94元，与本案原告自认差额5000元。 2018年9月1日，第三人周鸣钟与原告周琪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鉴于2014年1月至1日债务人骆守新向甲方借款140万元，约定利息按月息1.5%计算，经甲方计算至今，借款本金1198795.43元，利息33万余元。现因甲方欠乙方到期债务未能偿还，就甲方享有的对骆守新的上述债权依法转让予乙方的事宜，经过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转让标的甲方对骆守新享有的全部债权，即借款人民币1198795.43元及相应的利息一并转让给乙方，乙方表示同意接受。二、转让对价乙方同意以人民币1198795.43元的对价受让甲方的上述债务，但如乙方在向法院起诉后，判决确认的债权数额不足的，则按照判决确认的数额作为双方转让的对价。双方同意转让对价从甲方欠乙方的到期债务中进行抵消。三、甲方在本协议签订时将债权凭证包括借条等全部移交给乙方。四、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及时就本债权转让事宜书面通知债务人骆守新。…”。 2018年3月1日，原告委托其代理人何桢达向被告骆守新通过EMS邮政特快专递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骆守新债权借款1198795.43元及相应的利息一并转给周琪，要求接到通知后立即与周琪联系付款事宜。 2018年9月17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骆守新支付借款1198795.43元及利息。审理中，本院依法通知周鸣钟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中，被告认可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900000元，并支付利益折89915.94元，股权转让款已全部付清。第三人周鸣钟认可被告已付清股权款989915.94元，被告实际尚欠第三人的款项为股权投资分红500000元及利息。 另查明，南京丰鹿公司与富阳万丰公司于2015年7月停止业务往来，南京丰鹿有限公司自2014年3月起支付富阳万丰有限公司货款合计3066083.02元，包括2014年3月2日计帐付款额为承兑130500元。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富阳万丰有限公司供给南京丰鹿有限公司货物计款1550144.04元（第三人记账1585820.74元），双方货款已基本结清。 本院认为：被告骆守新书写向周鸣钟借款140万元的借条，出具借条后周鸣钟并未向骆守新交付过借款，对借款的形成骆守新与周鸣钟各有说法，对借条形成原因存在争议。周鸣钟主张借条的借款是股权款，股权款的构成是投资款90万元加50万元利润分红。骆守新主张借条是受骗于周鸣钟所写，其形成原因是2014年2月28日对帐，南京丰鹿公司欠富阳万丰公司货款163万余元，交付金额130500元的承兑，扣除纸张质量款10万元，欠款140万元，在周鸣钟的要求下所写，借条所指的借款即是货款转化而来。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4年4月21日签订，借条于2014年1月1日出具，约定借款第一期归还40万元时间为2014年3月底，周鸣钟也未提供证据印证证明周鸣钟与骆守新商议股权转让的过程、商议时间，也未提供证据印证利润分红的事实。从借条形式内容看，借条出具时间从2014.2.2改为2014.1.1，借条时间书写真实性存在瑕疵；结合2014年2月28日富阳万丰公司向南京丰鹿公司传真对账单，2014年3月2日富阳万丰公司入账南京丰鹿公司货款承兑130500元，说明2014年2月28日南京丰鹿公司向富阳万丰公司交付承兑的事实成立，骆守新陈述2014年2月28日收到富阳万丰公司传真对账单，即赶赴富阳万丰公司交付130500元的承兑，并在当天写下借条，而此时所欠货款163万余元，扣除承兑130500元，尚欠货款150余万元，对货物质量异议要求扣除10万元，虽10万元质量款是否应扣除有争议，无争议货款140万元的事实成立，证据间相互印证，骆守新陈述货款结算后形成借条的主张更趋于合理性。而股权款转化为借款，在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即出具借条，支付款项先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约定利息利率，在付清无息货款后支付有息股权款，有悖于生活常理，不符合交易的惯例，而且也无确切证据证实投资后的分红情况，从时间点不相吻，从数额上也无其他证据印证，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判断标准，股权款转化为借款的依据不足。对于货款是否按照借条来进行结算问题，原告及第三人坚持借条为股权款，货款已结清。原告认为货款是南京丰鹿公司与富阳万丰公司间发生，借条是两个自然人骆守新与周鸣钟之间出具的凭证，证明借条是股权款转化为借款。骆守新与周鸣钟分别是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根据两公司的货款投资转化为股权、本案争议的股权款支付事实，两公司均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执行，本案中周涛持有的南京丰鹿公司的股权是富阳万丰公司的货款作为投资款取得的股权，转化为周鸣钟或周涛的股权，股权之间的转让主体为周涛与崔海霞，也非周鸣钟与骆守新，按此逻辑，如果借条来源于股权款，则骆守新在崔海霞未授权的情况下，也无权向周鸣钟出具借条，故对原告认为两自然人之间出具的借条即为股权款转为借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货款与股权款系两个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现原告及第三人坚持股权款，但股权款转化为借款而形成的债权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原告以股权款转化为借款而形成的民间借贷请求归还借款、支付利息缺乏依据，故原告受让的债权尚无证据证明该债权成立，故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股权转让款项存在争议，可另行主张权利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琪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82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3820元，由原告周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利英 人民陪审员  孙珍娟 人民陪审员  张建华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代书 记员  张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