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02行初74号原告鲜光红，男，196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原告杨其秀，女，196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384008685884P，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正街**。法定代表人李晓峰，镇长。委托代理人张必红，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张斌，重庆百哲千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鲜光红、杨其秀诉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川区南平镇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于2019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向被告南川区南平镇政府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鲜光红、杨其秀，被告南川区南平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必红、张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鲜光红、杨其秀诉称，人民法院（2018）渝0102行初132号、（2018）渝03行终164号两案判决确认被告南川区南平镇政府于2018年4月18日拆除原告鲜光红、杨其秀位于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兴湖村七社的房屋前的地坝、围墙等构(附)着物的行为违法，可是南平镇政府又在2018年9月4日再次强行拆除原告鲜光红、杨其秀的房屋40平方米左右，房屋内停有小车，所以将我一家的面条加工挂面的棚子和设备被毁，我一家的土地被占完了，一家是无法生活，给原告造成以下直接经济损失：1.房屋40多个平方，每平方米2000元，共计8万元才能恢复；2.电动小车暴露在露天坝回潮，修车费需3000元；3.房前的地坝100多个平方需2万元才能恢复；4.围墙和堡坎需3万元才能恢复；5.车棚需1万元才能恢复；6.加工挂面的棚子和设备需2万元才能修复；7.从2018年4月18日起就没有加工面条了，我一天不少于500元的收入，应从4月18日起计算至恢复生产之日为止。从2018年4月18日到2019年5月9日共计有20万元；8.我所有官司费用6万多元；9.2018年4月22日至23日，把鲜光红女婿赵先齐强行关在看守所，我女儿鲜思灵在2018年4月30日左右到政府要人，政府就叫一些穿花衣服的二杆子人把她从四楼打下来，在大厅整整睡了一天，无一人理睬，导致女儿旧病复发，送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治已花费4万多元；10.损毁煤炭10吨左右，每吨800元，共计8000元；11.强挖我的鱼塘，有鱼约300斤，每斤10元，共计3000元；12.原告一年多的误工费损失8万元。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南川区南平镇政府于2018年9月4日第二次强拆原告房屋行为违法；2.被告南川区南平镇政府赔偿原告一家一年多来的损失费用共计56万元。原告鲜光红、杨其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渝0102行初132号《行政判决书》、（2018）渝03行终16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2018年4月18日对原告房前地坝、围墙等构（附）着物的拆除行为违法；2.照片，拟证明原告房屋被拆除现场情形；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及重庆市南川区南平中心卫生院的证据病历资料、收据、健康证、营业执照，拟证明被告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4.信访事项告知书、行政督察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裁决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287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原告曾就被告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被告南川区南平镇政府辩称，一、2018年9月4日，被告未对原告诉称的房屋进行拆除，原告诉称事实不存在。为此，原告请求确认2018年9月4日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从原告诉称的行为发生于2018年9月4日至本次起诉，已经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间，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提起本次起诉前，未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存在程序错误，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在2018年6月26日提起行政违法诉讼时，并未依法一并提出行政赔偿之诉，根据《中华人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之规定，原告在提出该行政赔偿诉讼前，应当就行政赔偿依法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的期限内未作出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诉讼。因此，原告就2018年4月18日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无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三、原告无财产损失，理由如下：1.被告没有拆除原告合法房屋，不应赔偿，但原告房屋属于拆迁范围，原告愿意按照拆迁补偿方案进行补偿时可以对其房屋按照征地拆迁标准予以补偿。关于原告诉求恢复40多平方米房屋，被告没有对其实施拆除，加之原告诉称房屋是否存在也未可知；即使存在，在其征收范围内也应当由原告提供合法产权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原告诉称车棚实为钢架棚，但该部分均不是在2018年4月18日被被告拆除的，被告不应赔偿。2.电动小车在露天回潮属于原告自己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害，与被告的征地平场施工不具关联性，也不是被告在2018年4月18日的拆除时造成的损失，被告不应赔偿。3.房前的地坝、堡坎拆除，已经在一审、二审《行政判决书》中予以确认其补偿标准，并向原告支付征地补偿。该次拆除行为虽有程序瑕疵，但确属拆迁范围内，不影响原告房屋的附着物被征地拆除的实体权利和义务。至于原告围墙的面积标准，加工挂面的架子和设备、煤炭、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的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其财产的合法存在和价值金额。4.律师费、鲜思灵的医药费等与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无关联性，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按照直接损失予以赔偿。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南川区南平镇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南川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7〕285号）、《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镇规划建设项目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南川府函〔2017〕151号），拟证明原告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等均属征地拆迁的范围，以及征收拆迁的补偿标准。第二组证据：房屋现场查勘表，拟证明原告的房屋及附属物的面积及补偿范围。第三组证据：房屋现场勘查视屏，拟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房屋丈量时即拆除时，原告的房屋及附属物的概貌及原告认可的丈量数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南川区南平镇政府对原告鲜光红、杨其秀举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应就已被确认违法的行政行为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而不应在本案中一并提出；认为证据2照片只能看到房屋、车子，不能确认其系本案中受损的房屋和车子，看不出房屋被拆除，即使被拆除也不是其拆除的；对证据3中鲜思灵的病历资料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收据、健康证、营业执照因系复印件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4因均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由法院依法审查。原告对被告南川区南平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不认可其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并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则根据其关联性进行综合分析，在认定事实时参考。本院审理查明，原告鲜光红、杨其秀系夫妻关系，有房屋一栋，位于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兴湖村七社，办有渝农房权证304字第0**721号房权证。2017年3月1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渝府地〔2017〕285号《关于南川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原、被告均认可原告所有的房屋所在的集体土地位于征收范围内。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内容，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和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分别制定了征收集体土地公告和征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进行了公告。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听证并报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后，按该方案组织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原告与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补偿安置问题未达成协议。2017年11月17日，被告对原告房屋及附属物进行现场勘查，勘查结果为：猪圈34.49平方米、围墙49.4米平方米、地、地坝1944平方米、堡坎11.57立方米。被告在公示栏粘贴2017年11月20日的通知一份，载明根据征地批复、征地公告，已按照相应的补偿安置标准，征地红线内相关费用已补偿结束，请征地红线内被占地户于2017年11月23日之前将承包地的青苗、构（附）着物、零星林木自行处理，逾期未处理，将视为放弃处理。施工队将进场平场施工，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17年11月22日、2018年1月29日，南川区南坪镇兴湖村村民委员会多次向原告鲜光红账户打入青苗费、土地费、宅基地附属地、零星林木、单坟等构（附）着物的补偿费。2018年4月17日，被告向原告鲜光红账户打入包含围墙49.4米平方米、地、地坝1944平方米、堡坎11.57立方米的补偿款共计8753.4元（49.4㎡×45元／㎡+194.54㎡×30元／㎡+11.57m3×60元／m3=8753.4元）。2018年4月18日，被告将原告房屋前的部分地坝、围墙等构（附）着物予以拆除。2018年6月15日原告将上述补偿款8753.4元打入被告账户。2018年6月26日，原告就2018年4月18日的强拆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2018年4月18日强制拆除原告位于南川区南平镇兴湖村7组房屋附属物及加工面条的架棚、设施设备行为为违法行为。经本院审理认为，被告在未提供证据证明集体经济组织是否交出土地、何时交出土地、原告房前的构（附）着物是否已补偿到位的情况下，直接对原告房前的地坝、围墙等构(附)着物予以拆除，行为违法，遂于2018年9月15日作出（2018）渝0102行初13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18日拆除原告鲜光红、杨其秀位于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兴湖村七社的房屋前的地坝、围墙等构（附）着物的行为违法。”2018年9月4日，原告房前停放电动小车、土木结构的猪圈房（未取得产权证）被予以拆除。被告南川区南平镇政府不服本院作出（2018）渝0102行初132号行政判决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南川区南平镇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鲜光红、杨其秀的围墙实际面积就是49.4平方米，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集体经济组织已经交出土地，故南川区南平镇政府对鲜光红、杨其秀的围墙等构（附）着物实施的拆除行为没有相应依据，遂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渝03行终16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4月1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2018年4月18日和9月4日两次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56万元。2019年5月9日，原告自愿申请撤回该案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此次庭审中，被告特别代理人南川区南平镇政府党委副书记霍长雄认可被告于2018年9月在未对原告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拆除了原告的车棚（停放车辆的猪圈）。事后，双方仍未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现场勘查结果，即猪圈34.49㎡、围墙49.4㎡、地、地坝1944㎡、堡坎11.57m3，但不认可被告的补偿标准，即猪圈（土木结构）300元／㎡、围墙45元／㎡、地、地坝30元／㎡和堡坎60元／m3告认可2018年9月4日拆除原告的猪圈属于其征地范围，亦认可其对该猪圈进行现场勘查，丈量面积为34.49㎡，并同意如应赔偿则应按照《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镇规划建设项目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南川府函〔2017〕151号）标准进行赔偿，即猪圈（土木结构）300元／㎡。原告陈述其主张的猪圈恢复8万元和电动小车维修费3000元系2018年9月4日拆除行为造成的损失，其余各项损失均系2018年4月18日拆除行为造成的；其主张的房屋恢复费8万元、地、地坝恢复费2万元墙和堡坎恢复3万元、车棚恢复费1万元加工挂面棚子和设备恢复费2万元、加工面条收入损失20万元、打官司费用6万元、女儿鲜思灵的医药费损失4万元、误工费损失8万元以及煤炭损失8000元均系按照生活经验估算的，没有具体证据予以证明；在拆除时并未损坏电动小车，该车系停放于露天造成损坏的。诉讼中，原告自愿申请撤回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于2018年4月18日和9月4日两次拆除行为造成的损失：1.房屋40多个平方，每平方米2000元，共计8万元才能恢复；2.电动小车暴露在露天坝回潮，修车费需3000元；3.房前地坝恢复费2万元；4.围墙和堡坎需恢复费3万元；5.车棚恢复费1万元；6.加工挂面的棚子和设备需恢复费2万元；7.从2018年4月18日到2019年5月9日止加工面条收入20万元；8.诉讼费6万多；9女儿鲜思灵治疗费4万多元；10.损毁煤炭赔偿费8000元；11.强挖鱼塘造成鱼损失3000元；12.原告一年多的误工费损失8万元，以上共计损失56万元的诉讼请求。本案仅要求判令：确认南川区南平镇政府于2018年9月4日第二次强拆原告房屋行为违法。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南川区南平镇政府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即南川区南平镇政府是否为2018年9月4日拆除行为实施主体；（二）原告请求确认2018年9月4日拆除行为违法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及该行为是否违法。（一）关于南川区南平镇政府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行政机关应当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因此，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实施主体即为本案适格被告。虽然，在庭审中南川区南平镇政府否认其于2018年9月4日实施了被诉行政行为，但其认可当日被拆除的停放车辆的猪圈属于征地范围，并对之进行了现场勘查丈量，且党委副书记霍长雄认可被告于2018年9月在未对原告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拆除了原告的车棚（停放车辆的猪圈），结合原告举示的证据，可以认定2018年9月4日实施被诉行政行为的主体为南川区南平镇政府。因此，该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南川区南平镇政府承担，南川区南平镇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关于原告请求确认2018年9月4日拆除行为违法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及该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被告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告知原告起诉期限，视为被告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因此，原告的起诉期限应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于2019年5月16日提请确认被告于2018年9月4日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并未超过最长期限一年，故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关于被告于2018年9月4日拆除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本院认为，2018年4月18日，被告拆除原告鲜光红、杨其秀位于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兴湖村七社的房屋前的地坝、围墙等构（附）着物的行为，因被告在未提供证据证明集体经济组织是否交出土地、何时交出土地以及原告获得相应补偿，故而被本院确认违法，二审法院亦维持本院判决。在原告就此行为提请确认违法期间，被告又于同年9月4日拆除原告停放电动小车的猪圈房，且其亦未举示证据证明集体经济组织是否交出土地、何时交出土地，在未对原告房前猪圈舍进行补偿的情况下，直接对原告房前的猪圈舍予以拆除，行为亦违法。诉讼中，原告自愿申请撤回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于2018年4月18日和9月4日两次拆除行为造成的损失：1.房屋40多个平方，每平方米2000元，共计8万元才能恢复；2.电动小车暴露在露天坝回潮，修车费需3000元；3.房前地坝恢复费2万元；4.围墙和堡坎需恢复费3万元；5.车棚恢复费1万元；6.加工挂面的棚子和设备需恢复费2万元；7.从2018年4月18日到2019年5月9日止加工面条收入20万元；8.诉讼费6万多；9女儿鲜思灵治疗费4万多元；10.损毁煤炭赔偿费8000元；11.强挖鱼塘造成鱼损失3000元；12.原告一年多的误工费损失8万元，以上共计损失56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4日拆除原告鲜光红、杨其秀位于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兴湖村七社的房屋前猪圈的行为违法。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常洪艳人民陪审员  何永平人民陪审员  黎兴玲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关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