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1民终16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丢，女，汉族，1958年11月10日出生，住漯河市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珂，河南展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淋淋，河南展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晓丽，女，汉族，1982年2月10日出生，住漯河市郾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会丽，女，汉族，1984年5月28日出生，住河南省临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书辉，男，汉族，1978年9月4日出生，住漯河市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威，河南强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丢、高晓丽、高会丽因与被上诉人高书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3民初2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珂，上诉人高晓丽、高会丽，被上诉人高书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丢、高晓丽、高会丽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高书辉赔偿李丢、高晓丽、高会丽土地种植损失30000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李丢的丈夫高青辰去世后，留下的耕地由李丢耕种，自2009年起至2018年期间，高书辉一直都霸占着李丢的土地耕种，2012年，城高村村干部高志立和原裴城镇镇长刘建华到高书辉家对其二人作出调解，双方达成口头协议，高书辉在耕种李丢的土地期间，由高书辉每年补偿李丢3000元补偿款，十年的补偿款总计30000元整。该项事实由城高村村干部高志立和原裴城镇镇长刘建华予以证明，且在一审中李丢提供的由城高村村委会开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予以证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支持李丢、高晓丽、高会丽的上诉请求。李书辉辩称，一、高书辉不存在霸占李丢土地的情况：2004年，李丢的丈夫即高书辉的叔父高青辰去世，因叔父生前膝下无子，按照农村习俗，经父辈们协商和李丢、高晓丽、高会丽同意，决定让高书辉作为叔父的“过继儿”为叔父披麻戴孝送终，日后叔父的房屋和土地由高书辉管理使用，并同时承担李丢的老年的生养死葬义务。尽管高书辉很不情愿，但高书辉还是遵循了父辈的意愿，在李丢的再三请求下，千里迢迢从广州赶回办理叔父的后事。丧事料理完后，高书辉自然也就成为李丢、高晓丽、高会丽家的一员，虽然高书辉在广州务工，但是高书辉以儿子的名义管理和承担了李丢、高晓丽、高会丽家的所有事务（比如红白喜事婚丧嫁娶等等）。既然高书辉成为了叔父和李丢的儿子，叔父生前留下的承包地理应由高书辉耕种（按农村习俗，父辈们协商结果也应当如此），根本不存在霸占土地的问题。二、李丢、高晓丽、高会丽上诉状所述高书辉2009年6月至2018年期间一直霸占李丢、高晓丽、高会丽的土地耕种不属实。2014年至2012年，叔父留下的承包地李丢、高晓丽、高会丽转包给了别人，虽然2006年李丢已带小女儿远嫁他乡，但是2012年前租金一直由李丢收取。直到2012年，原来的承包人不再承包涉案耕地，高书辉才开始耕种，2017年李丢要求耕种又交给了李丢。根本不存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高书辉一直耕种的情况。三、李丢、高晓丽、高会丽要求高书辉给其经济补偿无依据。2014年至2012年，叔父留下的承包地李丢承包给了他人，租金由李丢收取。李丢要求高书辉给其经济补偿无依据。后如果不是原来的承包人不再承包涉案的耕地，如果不是李丢改嫁他乡至今未回，高书辉也不会管理耕地，作为一家人，不存在经济补偿的问题。本案发生的原因是李丢的大女儿高晓丽嫁到了本村，距离娘家承包地近，管理娘家的承包地方便，听信了婆家人的谗言和挑唆，背信弃义、破坏公序良俗才挑起了本案诉讼，高书辉已经于2017年将土地交由李丢、高晓丽、高会丽耕种。综上，李丢、高晓丽、高会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丢、高晓丽、高会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高书辉赔偿李丢、高晓丽、高会丽土地种植收入损失30000元（2009年至2018年）；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书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丢与高青辰系夫妻关系，高书辉系高青辰的侄子。2004年高青辰去世，因高青辰、李丢只生育两个女儿，在为高青辰办理后事时，经商议，由高书辉按照本地习俗为高青辰“摔盆儿”。2017年5月23日，原告李丢与被告高书辉达成书面协议一份，内容为：“兹有城高村11组村民李丢家中一切事情有他儿子高书辉继承担，现有家中土地证一份，有她母亲管理存放，家中房子、土地有他儿子高书辉管理使用，以后他妈年纪大回去，××、有事、有她儿子高书辉照顾、护理。经城高村两委商议解决，证明人高国语、高志立，李丢、高书辉、高朝林、高晓辉、高晓丽”。2017年6月2日，李丢与高书辉再次达成书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协议书，关于城高村十一组村民李丢与侄子高书辉纠纷一事，经镇政府、村委会协商，双方同意情况下，特签订协议如下；一、关于李丢宅基地房屋所有权归户主李丢所有，高书辉可以居住、使用，李丢任何时候都有居住权。倘若高书辉不让居住，李丢有权收回宅基地房屋。高书辉居住期间不得出租、转让、买卖。二、关于李丢土地所有权归户主李丢所有，小桥土地7亩归李丢所有，时间期限自2017年6月2日开始生效。李丢种植7亩土地过程中高书辉不得阻拦、干涉。在其种植期间李丢生病高书辉不出费用即可。三、李丢百年之后后事由高书辉承担，不得为难其两女儿、女婿。后事结束后土地、房屋归高书辉所有。四、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村委会保存一份、协议内容由签订日期起生效。李丢、高书辉，2017年6月2日”。2018年11月8日，李丢以高书辉未履行协议，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严重违反协议约定为由，请求撤销2017年6月2日的书面协议，经一审法院审理，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9）豫1103民初168号判决书，判决2017年6月2日的书面协议为无效协议。在此期间，李丢和高书辉因为土地等问题多次发生争执，经镇、村干部及当地派出所多次调解未果。李丢、高晓丽、高会丽遂诉至法院，要求高书辉赔偿2009年起至2018年止这十年间10亩地的损失，每年按3000元计算，共计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李丢与高青辰系夫妻关系，高书辉系高青辰的侄子。2004年高青辰去世，因高青辰、李丢只生育两个女儿，在为高青辰办理后事时，经商议，由高书辉按照本地习俗为高青辰“摔盆儿”。后李丢、高晓丽、高会丽的土地由高书辉管理使用，在此期间，李丢和高书辉因为土地等问题多次发生争执，经镇、村干部及当地派出所多次调解，双方于2017年5月23日和2017年6月2日分别达成过两次书面协议，从两次书面协议的内容看，都是对双方所争执房屋、土地的占有、管理、使用权及对李丢的赡养问题等进行的反复约定，并未有相关使用费、租赁费等方面的规定，由此可见，双方签订该两份协议的初衷是解决遗赠赡养方面的问题，两份协议均应属于遗赠赡养协议，尽管2017年6月2日的协议被法院判决无效，但是，缔约过失双方均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且在协议前期，高书辉也履行了为高青辰“摔盆儿”等相关的义务，现李丢、高晓丽、高会丽要求高书辉赔偿2009年起至2018年止这十年间10亩地的损失，每年按3000元计算，共计30000元，事实依据和计算依据等证据均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丢、高晓丽、高会丽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80元，由李丢、高会丽、高晓丽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丢、高晓丽、高会丽诉请主张高书辉赔偿其土地种植收入损失30000元，应否予以支持。本院认为，2004年李丢的丈夫高青辰去世，因高青辰、李丢只生育高晓丽、高会丽两个女儿，未生育儿子，在办理高青辰的后事时，经商议，由高青辰的侄儿高书辉按照当地习俗为高青辰“摔盆儿”。后李丢、高晓丽、高会丽的涉案承包地由高书辉管理使用，期间双方因为涉案承包地等问题多次发生纠纷，经镇、村干部及当地派出所多次调解，双方先后于2017年5月23日和2017年6月2日达成过两次协议，协议内容，都是对双方所争执房屋、承包土地的占有、管理、使用及对李丢的赡养等问题的约定，并未有相关承包地种植收入赔偿等方面的争执及约定，故一审法院以此认定该两份协议的初衷是解决遗赠赡养方面的问题，均属于遗赠赡养协议，尽管2017年6月2日的协议被法院认定无效，但双方对缔约过失均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且在协议之前高书辉也履行了为高青辰“摔盆”等相关义务，判决驳回李丢、高晓丽、高会丽要求高书辉赔偿其土地种植收入损失30000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李丢、高晓丽、高会丽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0元，由上诉人李丢、高晓丽、高会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笑云审判员  李 刚审判员  王路明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任艳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