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63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593809971H。 法定代表人：杨芳，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霄，北京霄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荣丽，女，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敏，北京市信利（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河北瀛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进文，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业，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景辉，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会信用代码：91130100737391835H。 法定代表人：田树新，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辉，该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该公司法务。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石，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信用代码：91130100104568581W。 法定代表人：何万军，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林强，系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新媚，系该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源龙嘉公司）、姚荣丽因与被上诉人刘进文、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曙集团）、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营集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5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鸿源龙嘉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霄，上诉人姚荣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敏、李宏伟，被上诉人刘进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景辉，被上诉人华曙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被上诉人高营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新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源龙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5573号判决书中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驳回姚荣丽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姚荣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上诉人鸿源龙嘉公司提出的被上诉人姚荣丽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未予审理。姚荣丽提交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及2016年姚荣丽与华曙集团的劳动仲裁的认定已证明姚荣丽已知情华曙集团于2015年3月就停止给姚荣丽社保缴费。2018年7月，姚荣丽以华曙集团未缴纳社保为由起诉鸿源龙嘉公司，主张因未缴纳社保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以及发生在2016年5月份之前的待岗生活费，显然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虽然姚荣丽曾以华曙集团为被申请人在2016年6月提出过劳动仲裁，但是鸿源龙嘉公司并非当事人，故不应对鸿源龙嘉公司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原审法院虽然认为姚荣丽的双倍工资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但是对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和待岗生活费的诉讼时效问题未予审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发回重审。二、原审法院认定姚荣丽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有错误。2016年姚荣丽与华曙集团在劳动仲裁庭的审理中曾陈述2013年11月份华曙集团曾要求其签署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但是姚荣丽没有签，只有权会霞等六人签了。而权会霞等六人的协议签署时间为2013年11月22日，所以姚荣丽与华曙集团的劳动关系至少延续到2013年11月22日。因为双方未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且没有其它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发生变更，故应当认定姚荣丽与华曙集团的劳动关系一直延续。而原审法院认定姚荣丽与鸿源龙嘉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起始于2013年7月，时间上有重复。2016年劳动仲裁时姚荣丽认可其社保关系已经于2015年3月份转出，本次诉讼中也认可其社保在2015年11月份转出。社保转出且姚荣丽也未提供劳动，故应当认定姚荣丽与鸿源龙嘉公司的劳动关系最迟应当于2015年底解除。三、原审判决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姚荣丽本次起诉与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2民初59号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终10450号判决书中的当事人相同。虽然两次诉讼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同，鸿源龙嘉公司由第三人变为被告，但是两次诉讼的事实基础均是姚荣丽在石家庄市华曙集团的厂区内提供了劳动，各方基于该事实的权利义务均未发生任何变化，故应当做出当事人同一性的认定。无论第三人还是被告均属案件当事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姚荣丽之起诉。四、原审法院认定鸿源龙嘉公司与姚荣丽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鸿源龙嘉公司与高营集团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和共管协议，所以2013年7月华曙集团复工后，鸿源龙嘉公司就与姚荣丽建立了劳动关系，这其中逻辑不通。1、共管协议中约定了协议签订后高营集团即与原有职工解除劳动合同，鸿源龙嘉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招录工人。且不说共管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即使刘进文以鸿源龙嘉公司的名义履行了协议，其也是以华曙集团或华曙集团下属企业招录工人。2、共管协议约定应成立共管工作组对华曙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经营做出决策。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曾经成立过该共管工作组。而刘进文以鸿源龙嘉公司的名义实际管理华曙集团，无法认定其是在履行共管协议。3、刘进文接管华曙集团仅是华曙集团下属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出让，刘进文仍以华曙善合和企宁药业的名义对外经营。华曙集团经营管理权的变化不影响华曙集团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把企业的管理者和企业本身混为了一谈。4、一审法院在认定劳动关系上采取了双重标准且逻辑混乱。如果一审法院以企业最终实际管理者做为用工主体，那企业实际管理者是刘进文。如果一审法院以名义上的用工单位作为用工主体，那名义上的用工主体就是华曙集团或其下属企业。而一审法院以刘进文个人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为由认定鸿源龙嘉公司为用工主体没有任何法律依据。5、一审法院认为刘进文与高营集团签订的《会议纪要》上通篇都是鸿源龙嘉公司，并将此做为认定鸿源龙嘉公司为用工主体的依据，却未查明刘进文是否获得鸿源龙嘉公司授权。该《会议纪要》上确认鸿源龙嘉公司已经向高营集团支付了1200万元巨款，但是事实上鸿源龙嘉公司没有向高营集团支付一分钱，但一审法院仍以该《会议纪要》上出现过鸿源龙嘉公司的名字为由认定鸿源龙嘉公司为用工主体，显然是错误的。五、现有所有证据均显示，姚荣丽与华曙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姚荣丽在华曙集团厂区内工作，受其管理并完成其工作，华曙集团为其考勤打卡、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姚荣丽有华曙集团的工作证、华曙集团的招聘报名表，姚荣丽从事的制药工作也是华曙集团的业务，而鸿源龙嘉公司从未涉及过制药行业。依照劳动部《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2005】12号）相关规定，姚荣丽在2016年5月份之前一直与华曙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六、认定鸿源龙嘉公司与姚荣丽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违反了公平原则。劳动争议中许多环节的举证责任是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而鸿源龙嘉公司从一开始就被人冒用，根本无法举证。七、根据上诉人鸿源龙嘉公司的调查和了解，是刘进文在经营华曙集团及其下属企业。2013年鸿源龙嘉公司虽然与高营集团签订了《资产收购框架协议》与《共管协议》，但是该两份合同处于搁置状态。刘进文作为该合作经营项目的介绍人，在未取得鸿源龙嘉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以鸿源龙嘉公司的名义接管了华曙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并进行对外经营。此外，刘进文收购了石家庄和瑞原料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瑞公司），由和瑞公司委托华曙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进行药品加工，华曙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只收取加工费，经营的利润全部留在了和瑞公司。故此，应当认定刘进文代表和瑞公司，而不是代表鸿源龙嘉公司。在此期间，鸿源龙嘉公司并不知道刘进文以自己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且刘进文在未经鸿源龙嘉公司授权的前提下擅自以鸿源龙嘉公司的名义签署了各项会议纪要及其它文件等。一审开庭时，法官曾反复追问刘进文的代理人，刘进文在石家庄项目中到底代表谁，但是刘进文的代理人一直未做具体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刘进文一方妨碍举证的行为做出不利的推定，应该推定其仅仅代表其自身而不代表鸿源龙嘉公司。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姚荣丽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5846号判决书中第一项、第三项，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按3544元的工资标准、17个月的期限支付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0248元，支付上诉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8984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资基数及年限错误。1、应按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3月停产前工资流水确定经济补偿金的工资基数。2、依据相关法律，被上诉人应按上诉人从入职华曙集团时起算至再次停产的实际工作年限合并计算经济补偿金。二、一审法院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要求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姚荣丽针对鸿源龙嘉公司答辩称：一、鸿源龙嘉公司认为答辩人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2015年3月停工后，答辩人就自己的权益一直在向相关单位进行仲裁或者诉讼。二、鸿源龙嘉公司认为答辩人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到社保转出之日是错误的。社保的转出答辩人并不知情，且社保缴纳、转出的事实并不是判断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唯一证据，故鸿源龙嘉公司以社保转出反推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不妥。三、答辩人的诉求并不违反一事不在理的原则。前后两案并不是基于同一事实，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同，所担负的权利义务也不同。四、鸿源龙嘉公司认为答辩人与华曙集团存在劳动关系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否定。 刘进文答辩称，刘进文不是适格主体，不具备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姚荣丽已就同一事实提出过仲裁和诉讼，此次起诉属重复起诉，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华曙集团答辩称，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我公司与员工个人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且经一审法院查明，鸿源龙嘉公司与高营集团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和共管协议，从2013年7月到2015年3月再次停产均由鸿源龙嘉公司与刘进文招录工人，并实际经营管理，故鸿源龙嘉公司与员工个人存在劳动关系，员工对此事实也予以认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营集团答辩称，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姚荣丽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姚荣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第三人的劳动关系，由被告、第三人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0248元；2、判令被告、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判令被告、第三人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待岗生活费1657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原系第三人华曙集团员工，2012年12月底，第三人华曙集团全面停产，后被告与第三人高营集团签订资产转让框架协议，2013年7月13日，被告鸿源龙嘉公司（乙方）与第三人高营集团（甲方）签署《关于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过渡期之共管协议》，其中第十三条载明“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华曙集团即解除与原职工的劳动用工合同，乙方有权自主录用华曙集团新员工。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应优先录用华曙集团原职工”。2015年7月，第三人刘进文任命原华曙集团车间主任何雪松为办公室主任负责招工，按照共管协议第十三条约定内容组织面试并向原告发放职工报到书，于2013年10月复工，2015年3月底再次停工，原告待岗，其2015年2、3月工资未予发放。2015年4月13日，工人代表郭振武向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登记表显示被举报（投诉）单位华曙制药，单位负责人刘进文，内容摘要“华曙善合药业欠职工2、3月份工资总计1606200元，涉及职工249人”。2015年7月1日，在长安区政府的见证下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为切实解决工人工资问题，消除其中相关各种顾虑，经相关各方充分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望各方共同遵守。一、相关各方一致同意销售生产方滞留厂区内的土霉素成品或半成品，其销售款专项用于支付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任何一方不得挪用。二、由镇政府与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双方共同设立销售款专用账户（如设立不成，另行商定）。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监督发放工人工资和缴纳职工养老保险金。三、涉及土霉素成品所有销售事宜均有工人代表具体操作实施，长安区政府全程参与和监管，高营集团和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各负其责做好配合工作。四、土霉素成品按市场价格合理出售。五、（1）销售款解决职工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据实发放。（2）如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不足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险，则由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补齐。生活保障金事宜另行协商。（3）优先解决主张权利的职工。（4）工人代表负责销售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等，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买方顺利出厂”，该协议签字栏中显示有高营集团何立文、工人代表何雪松、郭振武签字，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刘进文）一栏有张宏普签字。协议签订后，原告2015年2、3月份的工资和养老保险依照协议进行了补发和补缴。2016年5月17日，原告向第三人华曙集团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华曙集团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未及时支付2015年2、3月工资、自2015年4月起未支付待岗生活费为由通知华曙集团于2016年5月31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该邮件因无人受理退回。 2016年6月3日，原告以华曙集团为被申请人、高营集团、鸿源龙嘉公司为第三人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其与华曙集团的劳动关系，华曙集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015年4月至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待岗生活费、补缴社会保险或赔偿损失、为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后的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后原告起诉，本院以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复工后其与华曙集团存在劳动关系及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载明“华曙集团已于2012年12月底全面停产。因河北高营集团与北京鸿源龙嘉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及《关于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过渡期之共管协议》，从2013年7月直到2015年3月再次停产，均由北京鸿源龙嘉公司及刘进文招录工人并实际经营管理，在再次停产之后，河北高营集团与北京鸿源龙嘉公司（刘进文）以及工人代表于2015年7月签署《协议书》，其中明确约定‘销售款解决职工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据实发放）’、‘如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不足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险，则由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补齐。’上诉人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已按上述协议履行完毕”。2018年8月1日，原告以鸿源龙嘉公司为被申请人、刘进文、华曙集团、高营集团为第三人再次申请劳动仲裁，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该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起诉至本院。 关于被告鸿源龙嘉公司与第三人刘进文的关系，被告鸿源龙嘉公司称其与第三人高营集团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及资产转让过渡期共管协议未实际履行，提交2014年12月7日《会议纪要》主张复工期间由刘进文等六人实际经营，与被告无关。该《会议纪要》会议议题为“关于研究确定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租赁华曙部分车间的租赁费用和先行恢复生产的相关事宜”，会议内容载明“北京龙嘉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龙嘉）与华曙制药集团于2013年7月13日签订了共管协议，自2013年8月份进厂开始生产以来共计支付给了华曙1200万元款项。因华曙债务问题，法院于14年3月查封340万元用于承担华曙贷款，法院于13年10月查封319万元至今。北京龙嘉在启动生产过程中使用华曙原库存备品、备件及原材料共计约600万元，启动生产后北京龙嘉共用华曙原工人700余名，其中181名工人养老保险一直有高营集团垫付，高营集团养老保险负责人多次与北京龙嘉协商未果。经双方多次协商北京龙嘉同意双方2013年7月13日签订共管协议条款改为以租赁的形式每年支付给华曙1800万元租赁费（自2013年9月15日起），关于北京龙嘉使用的华曙原库存备品、备件及原材料共计约600万元另行协商，高营集团承担的180名工人养老保险另行协商……”该协议显示有甲方刘进文、乙方何万军、何立文、杨青松及列席人黄锁成签字确认。第三人华曙集团、高营集团对该会议纪要真实性无异议，称该会议纪要可以证实被告公司和刘进文使用华曙公司厂房和设备及相应原材料进行生产经营并招录包括原告在内的700余名工人，被告和刘进文是实际用工主体。另，被告称刘进文原来是河北省宁晋县一个药厂的老板，2013年刘进文作为介绍人介绍被告与第三人高营集团进行合作并且签订共管协议，之后双方就资产评估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故合同没有履行，一直处于搁置状态，复工是刘进文等人成立和瑞公司从事的经营。第三人高营集团称不清楚被告与刘进文的关系，但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一直有刘进文参与，框架协议约定的评估与复工生产同步进行，被告陈述的因评估进行不下去而发生的后续事情不是事实，两份协议对具体条款约定明确，被告所述刘进文是中间人与常理不符。关于刘进文与被告的关系，第三人刘进文代理人称刘进文是复工时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内部经营，但不能明确说明其是谁的经营管理人员，亦不能明确说明和瑞公司的具体情况，亦未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另，关于被告提出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2018年5月31日，张宏普、杨新会等五人起诉被告和瑞公司、第三人刘进文、赵丽辉股权资格确认纠纷，案号为（2018）冀0102民初4434号，该案庭审时张宏普等原告称2013年4月10日，鸿源龙嘉公司与高营集团就收购华曙集团一事达成书面协议，张宏普、刘进文等4人与鸿源龙嘉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共同收购华曙集团，但因该4人系自然人，故以鸿源龙嘉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协议。 关于原告的诉请，1、原告主张其于2016年5月解除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从其入职华曙集团时起算；2、原告主张被告、第三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及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的待岗生活费。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民事判决书、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劳动合同、被告提交的会议纪要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华曙集团于2012年12月底全面停工，华曙集团停工前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鸿源龙嘉公司与第三人高营集团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和共管协议，从2013年7月直到2015年3月再次停产，均由北京鸿源龙嘉公司及刘进文招录工人并实际经营管理，鉴于第三人刘进文不是适格的用人主体，故应认定复工至2015年3月再次停产期间原告与被告鸿源龙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被告鸿源龙嘉公司应当承担用人主体责任。被告关于复工后由第三人刘进文等人实际经营、与被告无关的抗辩，因被告与第三人高营集团签订协议是复工的基础，同时在其提交的会议纪要中通篇显示为鸿源龙嘉公司与第三人高营集团之间的往来、刘进文作为代表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可在承担责任后另行向刘进文等相关义务人主张权利。2015年3月停产后，被告鸿源龙嘉公司未依照法律规定向原告支付生活费，且存在拖欠原告2015年2-3月份工资的情况，故原告要求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以2016年5月31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不损害被告的利益，故本院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原告认可第三人华曙集团于2012年12月底全面停产，2013年7月原告通过面试等程序入职工作，期间还收到过职工报到书，因此不符合经济补偿金连续计算的情形，同时，原告未提交其2015年3月停产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故按照石家庄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2013年7月至2016年5月，经济补偿金的数额为1480×3=4440元。被告应当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向原告支付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的待岗生活费，金额为1480×80%×14=16576元。原告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姚荣丽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440元；二、被告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姚荣丽支付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的待岗生活费16576元；三、驳回原告姚荣丽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鸿源龙嘉公司提交劳动仲裁案的庭审笔录、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2189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刘进文与高营集团的合作事务未经鸿源龙嘉公司授权；部分员工的工资表，用以证明2013年7月至2015年3月期间，本案员工与华曙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存在劳动关系，与鸿源龙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姚荣丽质证称对劳动仲裁案的庭审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民事判决书不是生效判决，不能对抗生效判决；工资表与本案无关，不能对抗生效判决。被上诉人刘进文质证称，劳动仲裁案的庭审笔录，刘进文未参加此次庭审，对张洪普的证言未进行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民事判决书刘进文已上诉，因此并未生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工资表未显示发放主体且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华曙集团质证称劳动仲裁案的庭审笔录鸿源龙嘉公司早已取得，但在一审中并未提交故不属于新证据；工资表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高营集团质证意见同华曙集团意见。上诉人姚荣丽提交了六名职工的银行流水，证明2012年底至2013年7月期间，华曙公司给职工发放了待岗生活费，证明应该连续计算经济补偿金；姚荣丽和董志斌的生效判决书证明应该连续计算经济补偿金。鸿源龙嘉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判决书只能证明员工与华曙集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未参与管理，故对银行工资流水无法发表意见。刘进文质证称判决书只能证明员工与华曙集团存在劳动关系；银行流水因不能显示发放工资主体，故对证据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华曙集团质证称，工资流水质证同刘进文意见；判决书真实性认可，与上诉人证明目的不相符。高营集团质证意见同华曙集团意见。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有一、二审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材料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姚荣丽原系第三人华曙集团员工，2012年12月底华曙集团全面停产，后上诉人鸿源龙嘉公司与第三人高营集团签订资产转让框架协议，2013年7月13日，鸿源龙嘉公司（乙方）与高营集团（甲方）签署《关于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过渡期之共管协议》，以上两份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协议当事人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协议签订后，几方当事人又于2014年12月7日签订《会议纪要》会议议题为“关于研究确定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租赁华曙部分车间的租赁费用和先行恢复生产的相关事宜”，会议内容载明“北京龙嘉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龙嘉）与华曙制药集团于2013年7月13日签订了共管协议，自2013年8月份进厂开始生产以来共计支付给了华曙1200万元款项……经双方多次协商北京龙嘉同意双方2013年7月13日签订共管协议条款改为以租赁的形式每年支付给华曙1800万元租赁费（自2013年9月15日起）……”本院（2017）冀01民终1045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因河北高营集团与北京鸿源龙嘉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及《关于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过渡期之共管协议》，从2013年7月直到2015年3月再次停产，均由北京鸿源龙嘉公司及刘进文招录工人实际经营管理，在再次停产之后，河北高营集团与北京鸿源龙嘉公司（刘进文）以及工人代表于2015年7月签署《协议书》.....北京鸿源龙嘉公司及刘进文在实际经营中也曾使用过华曙集团“办公室公章””等均能证明鸿源龙嘉公司系2013年7月复工后的实际经营管理者，故一审判决依法认定复工至2015年3月再次停产期间姚荣丽与鸿源龙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鸿源龙嘉公司应当承担用人主体责任并无不妥。 上诉人鸿源龙嘉公司上诉主张上述两份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其与姚荣丽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姚荣丽与华曙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存在劳动关系，但鸿源龙嘉公司并未提交协议解除、废止等相关证据，且姚荣丽与华曙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已被生效判决否定，故该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鸿源龙嘉公司主张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和待岗生活费已超诉讼时效，但自2015年4月13日，工人代表郭振武向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以来，姚荣丽多次向相关单位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期间重新开始计算，故姚荣丽于2018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一年的法定诉讼时效。 鸿源龙嘉公司主张关于姚荣丽的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2013年7月签订的《共管协议》约定“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华曙集团即解除与原职工的劳动合同，乙方有权自主录用华曙集团新员工。”且协议签订后即于2013年7月以华曙集团的名义招录工人恢复生产至2015年3月再次停工，后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关系，鸿源龙嘉公司未依照法律规定向姚荣丽支付生活费，直至2016年6月3日姚荣丽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以2016年5月31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鸿源龙嘉公司主张关于姚荣丽重复起诉的问题，因前后两案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同，所承担的权利义务也不同。前一判决仅对姚荣丽与华曙集团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了认定，并未处理与其他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故不属于重复起诉。 鸿源龙嘉公司主张是刘进文在经营华曙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鸿源龙嘉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该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鸿源龙嘉公司与刘进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双方依法另行解决，不在本案审理范围。 关于上诉人姚荣丽上诉主张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资基数及年限的认定问题。因姚荣丽认可华曙集团于2012年12月底全面停产，于2013年7月其通过面试等程序从新入职工作，期间还收到过职工报到书，且根据2014年12月《会议纪要》约定，鸿源龙嘉公司仅是租赁华曙集团的车间及配套设施复工生产，无证据证明复工与华曙集团第一次停工前的用工存在关联，因此不符合经济补偿金连续计算的情形，同时，其在2016年6月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期间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并未给公司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按照石家庄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不损害其利益，认定工作年限为2013年7月至2016年5月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姚荣丽上诉主张应按其提交的2015年3月停产前工资流水确定经济补偿金的工资基数，从入职华曙集团时起算工作年限合并计算经济补偿金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姚荣丽上诉主张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其诉求并无不当。本院对该主张亦不予支持。 上诉人鸿源龙嘉公司提交劳动仲裁案的庭审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的新证据，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2189号民事判决书因上诉人（刘进文）已上诉并未生效，部分员工的工资表因有生效判决已予以认定不能证明鸿源龙嘉公司的主张；上诉人姚荣丽提交的六名职工的银行流水、姚荣丽和董志斌的生效判决书均不足以证明应该连续计算经济补偿金。以上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姚荣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姚荣丽各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德利 审判员  刘立虹 审判员  赵 林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游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