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86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飚，男，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海英，湖北国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秀，湖北国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继周，男，195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驰，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妹燕，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宝华洗染厂车站路经营部，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路**。法定代表人：陈继周，该经营部经理。上诉人汪飚因与被上诉人陈继周、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宝华洗染厂车站路经营部（以下简称宝华厂经营部）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13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案情不复杂，本院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告知了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责令陈继周协助汪飚办理宝华厂经营部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变更至汪飚名下）；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继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2018年10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系对2018年5月8日《股东会决议》的变更，并以此驳回汪飚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2018年5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客观存在，一审法院也确认了其合法性，应予执行。若再次变更，也应经过《股东会决议》讨论通过后，按正常变更程序重新办理，而不能直接推翻之前的《股东会决议》。否则，严肃的《股东会决议》会成为一纸空文，具有随意性。2018年5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汪飚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得到支持。二、2018年10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系陈继周伙同该17名股东私分、侵吞集体资产后所形成，是违法犯罪行为，且程序上不能直接变更，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018年10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有17名股东之所以改变了2018年5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中的意见，不同意变更法定代表人，是因为该17名股东和陈继周私分、侵吞了集体资产。陈继周辩称，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工商部门只是登记备案，无论2018年10月10日之前的决议是否有效，当日的《股东会决议》确定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就是陈继周，现工商部门显示的法定代表人也是陈继周，无需变更，如果变更反而与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冲突，影响企业的正常管理。17名股东签名的腾退补偿金分配方案是在股东会大会上作出的，就是股东会决议。宝华厂经营部述称，与陈继周的意见一致。汪飚在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陈继周协助办理宝华厂经营部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变更至汪飚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宝华厂经营部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1年11月20日，宝华厂经营部向汪飚出具《股权证》，载明汪飚缴纳股金14000元。工商登记显示汪飚出资14000元、持股2.7%。宝华厂经营部章程第三条规定“本企业是以股份合作制为基础，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股份合作相结合，具有法人资格的股份合作制的经济组织”；第八条规定“本企业设立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股东会，其职责是选举或罢免执行董事和监事，听取并审议董事和监事的工作报告，决定企业发展目标及增减资本，批准企业年度报告，决定企业的股息，红利分配方案，修改企业章程，审议股东提出的各种议案等”；第十九条规定“本企业的股东，享有下列权利：1、对投入企业的股本拥有所有权和收益权；2、参加股东会，参与审定，决定企业重大事项；3、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二十一条规定“职工股东大会，会议对一般性的问题作出决议，应经二分之一以上的职工股东通过，对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对他人提出担保，制定修改企业章程，企业分立、合并、解散等重大事宜作出决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股东通过”。章程所记载的汪飚出资额、持股比例与工商登记一致，股东共计23名。2018年5月8日，宝华厂经营部召开股东会，到会股东22名，16名股东同意汪飚担任新任法定代表人，前任法定代表人陈继周和新任法定代表人汪飚尽快完成宝华厂经营部法定代表人工作移交，并到有关部门完成变更程序和相关事宜。会后，宝华厂经营部的法定代表人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为汪飚。2018年10月10日宝华厂经营部召开股东会，全部23名股东均参加会议，最后形成决议，17名股东不同意变更法定代表人，同意由陈继周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因宝华厂经营部法定代表人未变更为汪飚，故汪飚诉至法院。上述事实，有《股权证》、《武汉市宝华洗染厂车站经营部股份合作制章程》、《武汉市宝华洗染厂车站经营部全体股东会议提前公开通告情况概要报告》、《武汉市宝华洗染厂车站经营部全体股东会议纪要》、《武汉市宝华洗染厂车站经营部法人换届表决书》、《宝华洗染厂车站经营部选举新任法人投票决议书》、《武汉市宝华洗染厂车站路经营部股东决定书》、17名股东同意腾退补偿金分配方案的签名材料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并经庭审质证。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法院均予以采信。宝华厂经营部提交的《情况说明》系其自行制作，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是全体发起人就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达成的协议，对全体发起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本身具有法律约束力。宝华厂经营部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重大事宜需经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同意。虽然2018年5月8日宝华厂经营部形成股东会决议，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由汪飚担任新的法定代表人，但2018年10月10日宝华厂经营部再次召开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又同意陈继周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汪飚也参加了该次股东会，其对此是明知的，因此现汪飚要求变更其为宝华厂经营部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汪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汪飚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新型共有经济组织形式。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制定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法律、法规，因此，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与企业之间的内部纠纷，应依据企业的合作制章程进行处理。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是企业全体发起人就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等行为达成的协议，对企业的全体成员均具有约束力。根据宝华厂经营部股份合作制章程的规定，企业设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企业最高权利机构，企业的重大事宜需经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股东同意，职工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应当制定书面决议或决定。2018年5月8日，宝华厂经营部召开股东大会，形成了股东会决议，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由汪飚担任新的法定代表人。本案中，汪飚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陈继周协助汪飚办理宝华厂经营部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变更至汪飚名下），但陈继周与汪飚并无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仅是2018年5月8日前宝华厂经营部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作出后，汪飚完全可以凭借已经生效的2018年5月8日股东会决议，去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手续，而并非请求法院判决陈继周协助办理变更手续。且2018年10月10日宝华厂经营部再次召开了股东会，汪飚也参加了该次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又同意陈继周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根据宝华厂经营部股份合作制章程的规定，股东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现该股东会决议经宝华厂经营部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同意，已发生效力。汪飚作为宝华厂经营部的股东，应遵守该次股东会所作出的决议。故，汪飚请求陈继周协助办理宝华厂经营部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的上诉理由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其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汪飚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汪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浩审判员 任 文审判员 吴伶俐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黄旭东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