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87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住所地邢台市桥**冶金北路电视塔院内泉北西大街**。负责人：李有忠，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鑫，河北晓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敬，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客户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黄河大道**div>法定代表人：王智，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鑫，河北晓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敬，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客户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吉兆通信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石，住所地石家庄市桥**大经街中山华府百合园**楼****v>法定代表人：吴立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叶辉，河北卓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广电集团）、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以下简称邢台广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吉兆通信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兆通信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8民初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北广电集团、邢台广电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电信条例》第七条系管理性规定，错误理解了《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第十四条关于“强制性规定”的真正内涵；本案中双方所签两份《互联网合作协议》从现在来看本质上是无效的；本案中被上诉人直到现在都没有经营互联网接入业务所需的增值电信业务资格，电信行业如同银行、保险业一样，是特种许可行业，根据《电信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第七条之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应该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该条款属于行政法规规定的强制性条款，任何人不应当违背，违背就应当认定无效；从被上诉人一审诉称事实和合同的内容来看，其在本案中谋求的是独立进行互联网建设、开展互联网接入、单方制定互联网接入资费标准，该情形属于增值电信业务范围，不能简单以“原告以被告邢台广电公司的名义收取费用，双方是合作关系”就给原告违背电信条例的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显然为扰乱电信特许经营的行为提供了空间，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也不应基于上述无效合同，获取合法合同才可能存在的逾期利益损失。二、一审法院在确认双方“均同意解除《互联网合作协议》的同时，又判决解除双方所签《互联网合作协议》逻辑存在错误且存在判决解除合同时间不明确之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审诉请要求解除双方所签《互联网合作协议》该项请求在本案中已无意义；本案不存在再行判决解除双方合同问题；根据《互联网合作协议》第三条“合作期限。”第3款之约定：在合同生效一年内被上诉人必须全部完成合作区域内网络的双向覆盖（即不论用户发展多少双方网络必须开通到楼头EOC头端。其他农网用户可安每50户一个EOC头端的比例覆盖，即实现除EOC头端之外的全部网络设备安装调试到位》是其应尽的合同义务，否则根据该约定，视为被上诉人违约，本合同终止，上诉人邢台广电可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开始自行建设或与第三方合作。对于被上诉人未能按期完成合同约定互联网全区域改造义务，从上诉人提交的会议纪要、被上诉人给其供应商的函件都可以明显看出：否则上诉人也不至于多次召开协调推进工作，以致实在无果情况下，于2017年1月3日向被上诉发出正式解除合同通知书；对此解除通知，被上诉人当庭认可收到，且之前也没有依《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之规定在收到三个月内提出异议，应视为木案合同在诉前就已解除；因此，本案不存在再行解除双方合同问题，要是确认解除，也至少应从被上诉人收到解除通知之日，一审法院在此一点上，逻辑错误，导致判决不明。三、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举证规则、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调取证据申请视而不见，没有对上诉人的合同权利予以充分重视，错误做出了有利于被上诉人完成合同工作的认定，程序错误，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主张其合同利益应以完整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的前提；因此，完成本案两份《合作协议》约定的全区域网改义务的举证责任是在被上诉人一方。可是直到现在，被上诉人都没有提交上诉人邢台广电公司认可其完成全区域改造的任何实质性验收材料；相反，对于被上诉人未完成全区域网改的违约行为，上诉人在一审中不单单提交了双方的合作合同、“未完成双向改造小区统计表”，还有被上诉人给其供应商的书面通知、为上诉人提供后勤维护工作的第三方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主管副总的工作日志以及申请调取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第一诉讼时的证人出庭笔录；在此情况下，根据《合作协议》第3条第3款，上诉人邢台广电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开始自行建设或与第三方合作，”这是合同赋予上诉人邢台广电公司的应有合同权利，该行为目的是解决因被上诉人迟迟不能完成网改给上诉人造成的市场机遇延误、避免出现更大损失，不构成违约，对此种合同权利，一审法院根本没有予以考虑。四、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单方提交的《律师见证书》作为计算其预期利益损失的依据，采信证据错误；本案双方约定的合作期限为8年，两份合同笼统地讲：2013年9月1日（桥西公司基站自2014年9月1日、桥西其他基站自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为建设期，建设期内上诉人不参与分成；2017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为分成期，上诉人、被上诉人2：8分成；直到现在获利的可以说只有被上诉一方，由于被上诉人的网改未能完成，上诉人丧失的却是市场的全部先机；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的损失数额，是在对外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不能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单方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律师见证书》中截取的一定时间段（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内的客户数据计算出来的，其本身存在如下问题：（一）、缺乏对双方收费系统数据切割前后转入数额的考虑与查明；本案中双方收费系统在2015年6月底进行过一次数据的整体切割、移交，由被上诉人独立开展收费统一切割、移交到上诉人收费系统，对此事实，双方在庭审中均予以认可；双方存在争议的一点是，上诉人认为2015年及2015年7月1日以后的收费数据包含了之前的2013、2014年的所有收费数据，被上诉人拒不承认；但被上诉人在2013年、2014年收费是客观存在的，该收费数据对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30日数据统计是有影响的，对此被上诉人负有提供义务。（二）、没有考虑到后期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律师见证书》是被上诉人单方截取双方合作期间内一定时间段（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内客户数据计算出来的，换一个时间段，按整年计算（比如2015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总数才为1676505元）就不一样；其是在自行假设其已经完成全区域互联网改造、客户数长期维持不变，对合同预期权益所做的自我简单的推定，没有考虑到客户与市场的变化、服务商之间竞争、技术的变革等诸多会对后期收益产生实质影响的因素，不具有客观性；（三）、从上诉人提供的数据，公平的考虑也得不出一审的判决数额；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从系统导出的自2013年8月6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原告的收费数据是：2013年8月6日至12日收费为0；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费为0；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费总计1676505元；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费总计为978536元；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费总计为462877元；2018年1月1日至5月31日收费总计为62870元、对此数额被上诉人除在切割问题上，其他没有异，可以对比明显看出，如果按整年截取2015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的数据1676505元与被上诉人可以按最高峰值截取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数额2271078元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一审法院在第三方鉴定机构都不能对预期收益做出合理评估的情况下，如何就一味选取最高时间段、最高收费数额，做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判决这是明显的偏袒一方，错误采信不当证据。吉兆通信公司答辩称，河北广电集团、邢台广电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吉兆通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邢台广电公司签订的《互联网合作协议》；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9917040.6元；3.本案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6日，原审原告吉兆通信公司与原审被告邢台广电公司签订《互联网合作协议》，约定双方整合各自资源，改造邢台广电公司有限电视网络，使邢台城区HFC网络具备开通双向有线电视及互联网接入业务的能力。合作范围包括邢台市桥东区、高开区已完成数字电视改造的所有区域内进行业务合作。合作期限为八年，自2013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止，前四年即2013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为建设期，后四年2017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为收入分成期。在建设期内，邢台广电公司不参与分成，在收入分成期内邢台广电公司、原审原告按实际收费额2:8比例分成。在本合同生效后一年内，原审原告必须全部完成合作区域内网络的双向覆盖（即不论用户发展多少，双向网络必须开通到楼头EOC头端，其他农网用户可按每50户一个EOC头端的比例覆盖，即实现除EOC终端之外的全部网络设备安装调试到位），网改第一年内按季度分四个阶段实施（具体阶段划分、网改区域及要求以附件形式体现），邢台广电公司按阶段验收，如吉兆通信公司未按时、按要求完成网改，视为违约，本合同终止，邢台广电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开始自行建设或与第三方合作。同日，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邢台广电公司另签订一份《互联网合作协议》，合作范围为邢台市桥西区已完成数字电视改造的所有区域，合作期限为：公司基站自2014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桥西区其他基站自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2017年8月31日前为网络建设期、2017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为收入分成期。协议其他内容与上一份基本相同。两份《互联网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审原告开始利用EOC技术对约定区域的有限电视网络进行改造。原审原告提供设备工程验收单五份，包含眼科设备、研究所设备、冶南设备、高开区、振德设备工程验收，验收时间在2014年11月2日至2015年1月31日期间，验收单上有各基站主任签字。原审被告对验收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原审原告存在违约情形：一是验收单中只是部分小区的部分楼宇，原审原告未完成所有区域的网络改造，二是原审原告未在约定的一年内完成全部区域网络改造。诉讼中，原审被告提供“部分未完成双向改造小区统计表”，原审原告对该统计表不予认可，原审被告认可其未曾向原审原告送达过该统计表。2017年1月3日，邢台广电公司以邮寄方式向原审原告发出“关于解除《互联网合作协议》的函”，以原审原告违反两份《互联网合作协议》第三条，没有按约完成双向网改要求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通知原审原告解除《互联网合作协议》，原审原告收到后一直就此事与原审被告进行沟通，协商未果。原审原告主张原审被告邢台广电公司自2016年5月12日开始违反合同约定，自行通过光纤技术对约定区域的有限电视进行改造，提供“光纤入户改造2016.11月施工完成表”一份、邢台广电公司宣传有限电视宽带业务的照片、邢台广电公司的宽带收费系统截图、“邢台分公司数据专网建设信息表”等，原审被告称原审原告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可自2017年1月3日向原审原告发出解除合同的函件后开始自行进行网改，在原有电视业务基础上免费赠送宽带业务。原审原告主张自原审被告利用光纤技术进行网络改造并吸纳用户后，原审原告的用户数量逐渐减少，给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原审原告已完成的网络改造区域内，由原审原告制定收费标准，经原审被告邢台广电公司审批通过后，在邢台广电公司的服务大厅内设立专门的收费窗口，2015年7月1日前原审原告使用自己的系统进行收费，之后开始使用河北广电集团统一的stariboss收费系统收费，以邢台广电公司的名义给用户开具票据，费用最终由原审原告掌管。2017年5月8日，在原审原告的委托下，河北国途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见证书，见证事项为“对通过河北广电集团使用的stariboss系统查询的邢台广电公司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吉兆宽带业务收入情况、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日开展光纤宽带业务数量情况和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日集团网业务数量进行见证、保全”，见证书第3页中第三步查询吉兆宽带业务收入情况的查询结果为，显示2015年7月1日—2016年6月30日期间共有797条轧账信息，轧账信息内容包括：轧账信息、轧账总金额、前台收款、发票金额、收据金额、模拟转入、押金金额、作废发票金额、作废收据金额、操作人员、操作点、已红冲发票金额、红冲发票金额、自定义发票金额、收费金额、退费金额、备注。其中帐金额合计2271078元，前台收款2266147元，模拟转入4931元，押金金额0元，发票金额1912150元，作废发票金额48194元，已红冲发票金额780元，红冲发票-93857元，收据金额0元，作废收据金额0元，收费金额309520元，退费金额-32781元，自定义发票金额949790元，作废自定义发票金额13914元，红冲自定义发票金额-523120元，已红冲自定义发票金额523120元。同时，该见证书配有查询时的录像光盘，原审被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因存在收费系统切割情形，2015年的数据包括了原审原告在2013、2014年的实际收费金额，原审原告对原审被告的说法不予认同。原审被告提供自2013年8月6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从收费系统导出的原审原告收费数据统计，其中2013年8月6日至12月31日费用总计为0；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费用总计为0；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费用总计1676505元；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费用总计978536元，前台收款978536元；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费用总计462877元；2018年1月1日至5月31日费用总计62870元。原审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因数据切割原因，2015年的1676505元仅是从2015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半年期间的，不能计算为整年收入。另，原审被告邢台广电公司提供的该公司部分会议纪要记载，2014年10月17日会议上一致同意“公司在开发区宽带发展上让一步，同意吉兆通信公司在开发区上五类线，同时议定开发区设计到专网业务的设备由老吴提供”；2015年3月6日会议研究了与吉兆通信公司关于EOC配备的问题，低端网、老旧网的改造问题，制定中心城区网的提升方案等；2015年4月10日、6月29日会议记录记载关于宽带项目合作问题，要积极配合合作方，继续往前推进等。原审原告吉兆通信公司主张己方存在预期利益损失，申请一审法院对逾期利益损失委托鉴定，2018年12月27日，鉴定机构以鉴定要求超出本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为由向一审法院出具司法鉴定不予受理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邢台广电公司签订的两份《互联网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协议约定，原审原告在已完成数字电视改造的区域内进行网络改造、开展互联网增值服务，原审原告是以原审被告邢台广电公司的名义收取费用的，双方是合作关系，原审原告并非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开展相关服务。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该条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条“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务分类，实行许可制度；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是关于从事电信业务资格的规定，应属于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原审被告以原审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条为由主张《互联网合作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被告邢台广电公司于2017年1月3日以邮寄的方式向原审原告提出解除《互联网合作协议》，其依据是《互联网合作协议》第三条中约定的单方解除权，该条款约定原审原告应在合同生效后一年内（以下简称覆盖期）完成合作区域内网络的双向覆盖，而从原审原告提供的五份验收单来看，原审原告完工时间已经超出覆盖期，原审被告邢台广电公司仍然对原审原告的工程进行验收，应视为其对原审原告工作的确认。同时，从原审被告提供的邢台广电公司部分会议纪要来看，在《互联网合作协议》签订一年后，邢台广电公司仍就网络改造等问题与吉兆通信公司进行协调、沟通，共同促进网改的进行，并未提出原审原告违约、解除合同事宜。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邢台广电公司未就应改造的小区或单位进行明确约定，现原审被告出具单方制作的“部分未完成双向改造小区统计表”欲证明原审原告未完成约定区域的网络双向覆盖，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原审原、被告均同意解除《互联网合作协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从原审原告提供的原审被告收费系统截图显示，原审被告自2016年5月12日即开始自行开展光纤到户业务并收取费用，该业务本应由原审原告经营，原审原告主张原审被告违约日自2016年7月1日起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审被告自行发展互联网用户，必然对吉兆通信公司宽带用户数量有一定影响，进而产生收入损失，从原审被告提供的原审原告2015-2017年度收费情况可看到原审原告的宽带收入呈明显下降趋势，这种损失在订立合同时原审被告是应当可以预见到的。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数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原审原告主张的合同履行期内的预期收益，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审被告主张其提供的收费统计中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总费用1676505元包括了2013、2014、2015三年的全部收入，而原审原告主张该数额仅是2015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的，双方对于各自的主张均没有足以反驳对方的证据佐证。而国途律师事务所做出的见证报告及所附光盘均可以明确显示，原审原告在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一年的时间内帐金额合计2271078元，该数额系一整年的数据，较为完整，故在《互联网合作协议》解除前原审原告的收入可依此为标准进行计算，折合月收入约为189256.5元。合作协议约定了合作建设期及分成期，在建设期（截至2017年8月31日）内原审被告不参与分成，在2017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的分成期内，邢台广电公司与吉兆通信公司按照实际收费额2:8比例分成。故原审原告在建设期内预期收费数额为：自原审被告违约日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共计14个月，计2649591元（189256.5元/月×14个月）；2017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为分成期，原审原告享有四年期间收入的80%，共7267449.6元（2271078元/年×4年×80%）。以上共计9917040.6元。因原审原告自2016年7月1日至今仍然收取着宽带费用，原审原告已收取的数额应予以扣除（具体数额以收费系统的实际显示为准）。因原审被告表示合同解除后原审原告的工作人员不应再继续在邢台广电公司服务大厅设有位置进行收费，而原审原告实际已经改造的网络需要专人进行维护，故该部分人工费、基站维护成本应予扣除。按照日常两人收费、五人维护基站的标准，参照2018年公布的2017年河北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5266元计算，每年人工成本为456862元（65266元/年×7人）；故自《互联网合作协议》解除至协议约定的合作期满，期间应按照每年456862元的标准扣除相应的人工成本。关于责任的承担问题。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据此，本案民事责任应由原审被告河北广电集团承担。判决：一、依法解除原审原告河北吉兆通信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于2013年8月6日签订的两份《互联网合作协议》；二、原审被告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审原告河北吉兆通信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在9917040.6元的基础上扣除：①原审被告自2016年7月1日起已收取的费用，实际数额以广电收费系统显示为准，②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至2021年8月31日期间按照年456862元标准计算的人工费用）；如果原审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220元，由原审原告河北吉兆通信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420元，原审被告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7800元。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针对一审判决第二项①款，提交邢台广电公司收费系统关于吉兆通信公司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轧账金额的照片作为依据基础预期收益的证据，拟证明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轧账总额为2271078元；提交邢台广电公司收费系统关于吉兆通信公司2015年整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轧账金额的照片、邢台广电公司收费系统关于吉兆通信公司2015年下半年（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轧账金额的照片，拟证明上述两阶段的轧账金额相等，都是1675925元，说明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轧账金额即为2015年下半年的费用；提交吉兆通信公司根据邢台国途律师事务所证据保全的光盘显示的内容，邢台广电公司授权的4个收费工位号整理出2015年下半年（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收费明细，拟证明2015年下半年（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轧账金额为：1675925元；提交邢台广电公司收费系统关于吉兆通信公司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轧账金额的照片，拟证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轧账金额为26826元；提交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轧账金额可视化图表，拟证明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吉兆通信公司收费的费用总额为935956元。上诉人庭下核实后提交了《数据核查意见》，称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系统显示轧账金额为1104452元，但未提供数据计算方法的情况说明予以反驳，故本院采纳吉兆通信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两份《互联网合作协议》效力如何，被上诉人关于解除《互联网合作协议》的请求应否得到支持？二、被上诉人是否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合理部分的合同预期收益应否得到支持，数额是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上诉人称两份《互联网合作协议》所涉内容因违反了《电信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第七条的规定，应属无效。但首先，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以上诉人邢台广电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其收益来源于上诉人邢台广电公司收取的税后费用，因此不存在被上诉人公司经营电信业务的情况，不涉及电信条例第七条、第九条第二款关于从事电信业务资格的规定；另外，《电信条例》关于基础电信业务许可和增值电信业务许可的规定，其立法目的是限制主体的经营资格，应属管理性规定，故两份《互联网合作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效力性规定，应属有效。其次，上诉人称本案不存在解除《互联网合作协议》的问题；但因上诉人请求解除两份《互联网合作协议》，符合《互联网合作协议》第三条关于解约条件的约定，且双方当事人对解除合同均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事实，并无不妥。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上诉人邢台广电公司自行发展互联网用户，必然影响吉兆通信公司宽带用户数量，进而产生收入损失，从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2015-2017年度收费情况可看到被上诉人的宽带收入呈明显下降趋势，这种损失在订立合同时上诉人是应当可以预见到的，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履行期内的预期收益，一审法院支持合理部分并无不妥。针对上诉人所称的因被上诉人没有完成合同义务而不应享有合同权益的问题；案涉《互联网合作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在合同生效后一年内（以下简称覆盖期）完成合作区域内网络的双向覆盖，而上诉人在完工时间已经超出覆盖期的情况下，仍然签署验收单对被上诉人的工程进行验收，一审法院将其视为对被上诉人工作的确认并无不当；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合作协议》签订一年后，上诉人仍就网络改造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并未提出被上诉人违约、解除合同事宜；双方当事人也未就宽带改造的范围进行明确约定，现上诉人提交其单方出具的“部分未完成双方改造小区统计表”欲证明被上诉人未完成约定区域的网络双向覆盖，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并无不妥。再次，关于上诉人提交的给供应商的书面通知、为上诉人提供后勤维护工作的第三方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主管副总的工作日志，能否证明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设备供应不上、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被上诉人未按时完成全部小区网改义务的问题，因被上诉人一审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且第一，上诉人提交的给供应商的书面通知、手写的工作日志系单方出具；第二，第三方公司出具的证明属证人证言，在第三方公司未到庭的情况下，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明无其他有效书面证据予以佐证，且上诉人提交的会议纪要中，直至2017年1月11日上诉人欲解除合作之时，仍考虑如何测算补偿补助数额，并未涉及被上诉人违约的问题，故一审法院未予采纳以上证据并无不妥；至于上诉人提交的记载被上诉人提供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的相关证据，因被上诉人未提出反诉，故本院对相关证据不做认定；综上，一审法院综合案情认定被上诉人已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合同履行期内预期收益的合理数额如何计算的问题；国途律师事务所做出的见证报告及所附光盘证实，被上诉人在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一整年完整的内账金额合计2271078元，故在《互联网合作协议》解除前，被上诉人的收入可依此为标准进行计算，折合月收入约为189256.5元；依据《互联网合作协议》有关于合作建设期及分成期双方当事人的分成比例约定，被上诉人在建设期内预期收费数额为自上诉人违约日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共计14个月的收费额2649591元;2017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分成期，被上诉人可得四年期间收入的80%共7267449.6元，以上共计9917040.6元；上述数额扣除被上诉人自2016年7月1日至今收取的宽带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应以实际收费为准）以及被上诉人派专人维护改造后网络所需的部分人工费、基站维护成本（一审法院按照日常两人收费、5人维护基站的标准，参照2018年公布的2017年河北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5266元计算，每年人工成本为456862元）；上诉人虽不认可以上认定，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故对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上诉人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丽娜审判员  陈 路审判员  于 英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乔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