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60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伍达旭，男，汉族，1962年8月3日出生，住广西容县。委托代理人：袁新祝，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兴华，男，汉族，1969年9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委托代理人:卢柏康，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美芳，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伍达旭与被上诉人朱兴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32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兴华原审的诉讼请求：1.伍达旭向朱兴华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8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6月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12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伍达旭承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伍达旭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兴华返还2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8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6月9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本案受理费2834元，保全费1976元，由伍达旭承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32921号民事判决。原审宣判后，伍达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伍达旭向朱兴华返还180000元；2.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朱兴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伍达旭于2017年6月8日收取1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1.从法院划扣朱兴华存款的时间上分析，以及朱兴华实际支付费用的时间和金额，可以证实朱兴华于2017年6月8日支付的10万元并不是履行（2016）粤19民终696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年4月25日协议确定的义务。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日受理强制执行申请，于2017年4月10日冻结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并于2017年5月26日划扣。而朱兴华于2017年4月25日才委托沈日升与伍达旭签订协议，于2017年4月26日支付12万元、2017年5月25日支付6万元、2017年6月8日支付10万元，无论是支付的金额还是支付的时间，都不符合2017年4月25日协议的约定，也不符合（2016）粤19民终696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金额。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在2017年5月26日就已经划扣了朱兴华315771.9元，朱兴华根本没有必要再向伍达旭支付10万元用作履行（2016）粤19民终696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因此，根据生活常识以及朱兴华通过恶意注销公司逃避债务等不诚信行为来看，朱兴华在法院强制执行立案后，为了达到少支付费用的目的才与伍达旭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但在法院已经全额扣划了315771.9元之后，朱兴华不可能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或者履行（2016）粤19民终6964号民事判决书。收据是由收款人先行出具，再由付款人转账，无需付款人签名确认；且朱兴华收到收据后，完全可以不提供收款收据的原件。按照日常交易习惯，先出具收据再付款是交易惯例，并且无需付款人签名确认。10万元收款收据是2017年6月8日在伍达旭先向沈日升出具之后，沈日升再安排转账支付（其中的20000元是朱兴华妻子林苗先转账给沈日升，再由沈日升即时转账给伍达旭）。因此，收款收据的原件由朱兴华收执，其完全可以否认已收到收款收据的事实，并可以不向法院提供收款收据的原件。2017年6月8日出具的收款收据已经明确该10万元是2015年7月的货款及利息，并不是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或者履行（2016）粤19民终6964号民事判决书。2.朱兴华是雅恩公司、运好公司、华佳公司的实际投资、控制人。（1）根据法院关于东莞市闽丰鞋材有限公司与华佳公司、运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审案号:（2015）东一法寮民二初字第599号、二审案号:（2016）粤19民终7121号］依法查明的事实:华佳公司与运好公司的员工存在混同的情形，构成混同经营，对东莞市闽丰鞋材有限公司诉请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雅恩公司、运好公司、华佳公司之间的员工都存在混同的情形，实际投资、控制人都是朱兴华。（2）根据运好公司登记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李波涛在另案提供的民事答辩状及证据显示:李波涛只是运好公司的挂名股东，实际投资、控制人是朱兴华，并且朱兴华也是运好公司登记监事，其配偶林苗也是运好公司的登记经理。另外，在雅恩公司于2015年5月份注销之后，朱兴华的配偶林苗于2016年1月8日仍通过私人账户向房东东莞市寮步镇霞边股份经济联合社支付厂房租金至2015年12月份；自2016年1月份开始则是以运好公司的名义向向房东支付厂房租金；在2016年6月6日时，则又继续以雅恩公司的名义向房东支付厂房租金。由此可知:无论是雅恩公司，还是运好公司，实际控制人均是朱兴华。（3）沈日升也承认了朱兴华是雅恩公司与运好公司的实际投资、控制人。根据沈日升与伍达旭签订的书面协议：“现雅恩（运好）鞋业有限公司朱兴华欠龙达鞋材厂…”，即承认朱兴华是雅恩公司与运好公司的实际投资、控制人。（4）在卢芬芳（××个体户东莞市寮步佳杰鞋材厂登记经营者）与雅恩公司、运好公司的交易对账凭证中，也可以证实雅恩公司与运好公司的实际投资、控制人是朱兴华。根据卢芬芳提供的证据运好（雅恩）所欠款明细中，运好公司的经理欧贵平以及运好公司的财务主管尹变，对雅恩公司所欠卢芬芳2014年12月至2015年6份期间的货款、及运好公司2016年5月份至9月份期间的货款进行了对账确认，即承认雅恩公司与运好公司人员、财务混同的事实。3.2015年7月份的货款应当由朱兴华支付。2015年7月份货款79530元由朱兴华实际投资控制的运好公司员工刘正伍（仓库主管）签收、欧贵平经理对账确认，故该笔货款应当由朱兴华支付。根据由朱兴华签名确认的2015年5月份未发工资人员及（运好公司）2016年9月干部考勤表可显示:欧贵平是采购经理、刘正伍是仓库主管，均为运好公司的员工。因此，即使雅恩公司在2015年5月份已经注销，但因为运好公司是朱兴华实际投资、控制人，且雅公司、运好公司、华佳公司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形，故涉案2015年7月份货款仍然应当由朱兴华承担。二、朱兴华委托沈日升主动将2015年7月份货款7953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10万元支付给伍达旭，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1.沈日升在与伍达旭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之后，并未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仅支付了18万元，故双方并未到执行法院办理中止执行的手续。而2017年6月8日分三次转账支付的10万元，是支付所欠伍达旭2015年7月7953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不是履行和解协议，且伍达旭也向沈日升出具了收款收据。2.如按原审法院的判决，伍达旭如果要追讨2015年7月份货款，还得再次向法院起诉运好公司、李波涛、朱兴华，浪费司法资源。三、原审法院判令伍达旭从2017年6月9日支付利息，并承担本案受理费2834元、保全费1976元没有法律依据。1.法律并不禁止反而是鼓励诉讼参与人执行和解。朱兴华在2017年4月26日、5月25日支付的18万元是履行（2016）粤19民终696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而法院划扣被执行人执行款项，并不是伍达旭未及时申请结案造成的，而是朱兴华未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所导致的，过错完全在于朱兴华；并且法院在将款项划扣至执行账户后，并不会再产生孳息。因此，在伍达旭明确同意退还该18万元的情况下，不应当再向朱兴华支付利息。2.朱兴华恶意诉讼，并恶意采取保全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不应当由伍达旭承担。伍达旭对退还18万元是没有异议的，仅是对10万元是否应当退还存在争议。而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在划扣被执行人的款项后，至今未划拨给伍达旭，并且也明确要等案件处理完毕之后再处理，并不存在伍达旭转移的问题，根本不需要采取保全措施。因此，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应当由朱兴华承担，而不应当由伍达旭承担。朱兴华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伍达旭收取朱兴华100000元有无法律依据。关于朱兴华应否承担伍达旭所主张的2015年7月货款79540元的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本院（2016）粤19民终696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朱兴华无需承担该货款，双方2017年4月25日为履行判决而签订的协议亦未约定朱兴华需要支付该货款，伍达旭也不能举证证明朱兴华自愿支付该货款。因此，在原审法院就生效判决进行全额划扣的情况下，伍达旭又收取朱兴华100000元，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综上所述，伍达旭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伍达旭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鹏审判员  雷德强审判员  杨洁萍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安燕玲赖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