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81民初2707号 原告：李辉（曾用名李时辉），男，1977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亮良，宁波市海曙区众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建桥，男，197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被告：翁建儿，女，197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可斌，男，196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原告李辉与被告李建桥、翁建儿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于2019年7月2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亮良，被告李建桥、翁建儿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可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0.80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要求判令两被告返还0.793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和理由：原告父亲李赞安于1999年4月1日依法取得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承包经营位于住余姚市块，合计承包土地面积2.871亩，承包期限31年，自1999年4月1日至2030年3月31日止。当时承包户主为原告李辉之父李赞安（曾用名李占安），李赞安于2013年4月19日病故。1999年3月31日原告李辉父亲李赞安同被告父亲李家顶（已亡故）及余姚市丈亭镇新李家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余姚市土地经营权转包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将向东的一块面积为0.793亩水田（现确认为0.804亩）转包给被告父亲李家顶，期限为5年，自1999年4月1日至2004年3月31日。土地转包合同到期后，因被告父亲李家顶亡故，一直未能归还涉案承包土地，且由被告接包经营，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归还转包到期土地经营权，一直未果。考虑到同村邻里关系，耐心等待被告归还土地经营权。2017年6月19日经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无果，至今涉案土地长期荒废，原告曾行使经营权却遭到被告阻扰。原告曾于2018年3月1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理期间因当时没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准确面积和四至从而无法确认涉案转包土地的面积和四至而撤诉。2018年12月6日余姚市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详细记载了涉案转包土地的面积和四至。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建桥、翁建儿共同辩称，从继承的角度说还有其他当事人。从证据形式来看，这块土地的权属是没有的，是不明确的。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户口簿、情况说明各1份，拟证明原告李辉的父亲李赞安于1994年4月1日取得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以及原告父亲曾用名李占安已经去世的事实。2.余姚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1份，拟证明1999年3月31日原告父亲李赞安与被告父亲李家顶（亡故）以及余姚市丈亭镇新李家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经营转包合同并约定各项权利义务的事实。3.调解笔录1份，拟证明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被告拒不归还到期土地转包经营权，2017年6月19日经余姚市丈亭镇汇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无果的事实。4.受理案件通知书1份，拟证明原告及其母亲曾于2018年3月20日就涉案同一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事实。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各1份，拟证明2018年12月6日原告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载明土地承包经营的面积和四至等事实。6.证明、情况说明各1份，拟证明“李占安”与“李赞安”系同一人，“李辉”与“李时辉”系同一人，李赞安已经死亡的事实。7.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明细1份，拟证明原告主张返还0.79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村里的登记情况是相吻合的事实。8.村委会于2018年6月26日出具的说明1份，拟证明本案涉及的0.793亩承包地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是承包给李赞安的事实。9.李家顶户的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户登记的是李家顶，被告承包权证上的实际面积的事实。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没有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符合证据构成要件，予以采信并附卷佐证。 两被告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经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定：1.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两被告认为转包合同上所记载的“河东0.793亩”土地在原告的承包权证上是没有的。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2.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两被告认为没有调解成功，转包合同上所记载的“河东0.793亩”土地是不存在的。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3.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两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知道转包合同上所记载的“河东0.793亩”土地在哪里。经审查，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本院核实查明“赵家园中心路”地名与转包合同上所记载的“河东”系同一个范围的土地，仅是参照物不相同，故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2.3，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4.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被告认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效力。经审查，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1，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确认“李赞安”与“李占安”系同一人，“李时辉”系“李辉”的曾用名。5.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根据村里登记的明细与原告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转包合同相符合，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6.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被告认为村委会是没有权利的，土地经营权的发包方应当是政府部门。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7.对原告提交的证据9，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被告尚未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证，并不清楚涉案地块在哪。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结合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4月1日，李赞安（李占安）获取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一份，家庭成员为钱杏道、李时辉、王夏娣，载明赵家园中心路东0.704亩、1.35亩、0.804亩，合计2.858亩由李赞安承包，承包期限自1999年4月1日起至2030年3月31日止。1999年3月31日，李赞安作为转包方，李家顶作为接包方，新李家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原发包方签订《余姚市土地经营权转包合同》一份，载明李赞安将坐落于河东0.793亩土地转包给李家顶，转包期限为1999年4月1日起至2004年3月31日止，共5年。 另查明，李占安与李赞安系同一人，已因病去世。王夏娣系李赞（占）安母亲也已去世。李时辉与李辉系同一人，系李赞安的儿子。李家顶、刘小毛均已经去世。 2018年12月6日，李辉作为承包方代表获得浙（2018）余姚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99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载明承包地确权总面积（亩）为2.871，承包地块总数是3块。涉案地块代码3302811092071401161，座落四至分别为东至李建桥、南至空地，西至李彩强等，北至李建桥，面积为0.804亩的土地中0.793亩转包给被告户。 本院认为：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本案中，原、被告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已经届满，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涉案地块的主张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涉案地块的坐落、四至、面积是明确的，“赵家园中心路”即“河东”，关于亩数以实际转包的0.793亩为准，故对被告主张不清楚哪块地的抗辩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主张还有其他继承人，本院认为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转包合同的李赞安与李家顶都已经去世，故关于转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该家庭户的其他成员享有，而非死者的继承人享有，故对被告认为还有其他继承人的说法不予采纳。故原告李辉作为承包户的代表有权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户原本的代表李家顶已经去世，成员刘小毛也已经去世，在被告没有产生新的代表的情况下，由两被告来进行归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李建桥、被告翁建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李辉位于亩土地（地块代码3302811092071401161，地块四至为东至李建桥，南至空地，西至李彩强等，北至李建桥）。 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李建桥、翁建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局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一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丁金琴 审 判 员  王艺陶 人民陪审员  施国川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 代书 记员  朱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