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3468号上诉人一：李鑫，男，1982年11月29日出生，蒙古族，户籍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二：邓玉杰，女，198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河南省商水县。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四军，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良，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张红兵，男，198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广东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运菊，广东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鑫、邓玉杰因与被上诉人张红兵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3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鑫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四军、陈晓良，被上诉人张红兵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鑫、邓玉杰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375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贵院依法改判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200000元及利息；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定性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或改判。1.本案中，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为朋友关系，认识多年，2017年，因二人拟共同投资成立文化传媒公司，为筹备资金投入公司经营，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中旬以其名下房产为担保向银行贷款30万元，由上诉人一对该笔贷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后由于上诉人一无法筹措足够资金，经双方共同协商，上诉人一退出。后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19日成立了惠州市沃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诉人任公司监事，该公司成立后，上诉人也参与了经营，由于市场变化及被上诉人经营不善，短短几个月，公司亏损了30多万，被上诉人将这一切原因归结为上诉人一当初提议成立文化传媒公司，导致其损失严重。上诉人一考虑到双方的朋友关系，当时确也是其提议的成立文化传媒公司，也是因为其自身原因导致该损失由被上诉人一人承担，内心确实有愧，遂向被上诉人提出，愿意替被上诉人偿还银行的30万贷款，并分别于2017年10月12日和2017年11月2日通过现金和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支付给被上诉人共计15万元用于支付银行贷款。由此可知，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5万元属于基于合作关系解除后的一种赠与，一审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或改判。2．原审法院认为2018年3月13日上诉人一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及《协议书》系2017年3月31日以被上诉人作为借款人汇同作为保证人的上诉人一向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有限公司小金口支行贷款30万元的后续事宜，故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进行界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首先，这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被上诉人向银行贷款的法律关系中，上诉人属于连带保证人。至于上诉人一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以及《协议书》，是上诉人一基于对被上诉人的愧疚以及朋友道义，且在被上诉人多次骚扰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出具，在法律上也应定性为赠与行为。其次，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内容“李鑫于2018年3月13日向张红兵借款共计人民币贰拾万元”也可知，该借条与2017年3月13日贷款事项没有关联性。最后，根据《协议书》第二条可知，该款项是由被上诉人张红兵向银行贷款，只是约定后续款项由上诉人一李鑫进行偿还。由此可知，原审法院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强行关联，导致错误的将该案件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依法应予以撤销。二、原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予以撤销或改判。原审判决“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银行放款当日即将30万元现金取出，并会同上诉人一到仲恺工商银行将现金存入上诉人二的工商银行卡中。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二名下工商银行卡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3月31日该卡入账两笔款项共计29万元，渠道为“柜面”，对方账户为“李鑫”，对方账户为空，摘要为“汇款”。据此可知，上诉人确于207年3月31日通过工商银行柜台将现金29万元存入上诉人二的银行卡中，此事实与被上诉人所称借款发生情形一致。”事实认定不清，无法作为判案依据，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根据银行调取的上诉人二的银行流水可知，当日上诉人二的工商银行卡入账两笔资金共计29万元，而不是被上诉人所称的30万元；其二：通过上诉人二的工商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该账户当日入账资金有两笔，一笔是10万元，另一笔为19万元，均是由上诉人一通过“汇款”方式汇入，而不是被上诉人所说的现金存入。由此可知，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二名下银行卡当日汇入的29万元就是被上诉人所指的30万元。其三：这29万属其它业务来往，与本案无关联。其四，退一步讲，不管是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如确定让上诉人承担此费用也应将申请人于2017年11月2日通过支付宝向被上诉人支付的5万元扣除，上诉人签订《借条》和《协议书》是在被上诉人多次骚扰的情况下被迫无乃才签订的。从《协议书》第三条张红兵的多次不良影响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名誉损失也能推测当时的急迫情况。三、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二名下银行卡当日转出10000元款项，即认定上诉人二对该笔款项知情，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一与上诉人二为夫妻关系，上诉人二收到上诉人一的汇款并使用在情理当中，并且该笔款项也并非是被上诉人所主张的30万。即使退一步讲认为上诉人二银行卡名下的29万元与被上诉人主张的30万元为同一笔，也不能就此认定上诉人二对该笔款项知情并认定其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认为，上诉人二名下银行卡当日转出10000元款项到其他账户中，不能排除上诉人二对该笔款项知情并使用的可能，故认为其知情。原审法院的“不能排除其没有，就认定其有”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撤销。四、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高度不可信，请贵院不予采纳。比如，一审张红兵起诉时提供的上诉人二邓玉杰的身份证复印件，据两上诉人陈述此邓玉杰的身份证复印件系被上诉人通过不正当方式非法获取，侵犯了上诉人的个人信息的权利。如此说明被上诉人缺少诚信，言行高度不可信。故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冲突陈述中，一审法院均采纳了被上诉人的陈述，而不采纳上诉人的意见是有很大问题的。五、即使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来处理此纠份，上诉人也不应当支付20万给被上诉人。按《协议书》第三条：如有造成更大不良后果，李鑫可拒绝进行对银行借款进行偿还。事实上，被上诉人的不良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不良后果，且为较大不良后果，上诉人在圈内的名誉因被上诉人的不良行为损失巨大，上诉人有权不再支付。综上可知，上诉人一是考虑到被上诉人开文化传媒公司亏损也有上诉人一的责任，其本身也是被上诉人贷款的连带保证人，故主动提出为其偿还30万银行贷款，属于自然人之间的赠与合同，前期被上诉人给了15万元以后，因自身经济原因，没有及时向被上诉人支付后续款项，遂遭被上诉人连环追讨，甚至到处散播流言，诋毁上诉人一，在被上诉人的一再要求下，上诉人一被逼无奈才向其出具《借条》及《协议书》。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属于赠与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上诉人一可以撤销赠与。因此，原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了保证上诉人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张红兵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关系明确。2018年3月13日被答辩人李鑫向答辩人张红兵出具的《借条》及《协议书》系2017年3月31日以答辩人张红兵作为借款人汇同作为保证人，实际系被答辩人李鑫向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金口支行贷款人民币30万元的后续事宜，故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借款款项，民间借贷关系即为成立，《借条》中明确出借人为答辩人张红兵，借款人为被答辩人李鑫，答辩人张红兵于银行放款的当日即将人民币30万元现金取出并汇同被答辩人李鑫到仲恺工商银行将现金存入被答辩人邓玉杰的工商银行中，虽然两被答辩人不予确认该笔款，但依据一审法庭调取被答辩人邓玉杰名下工商银行卡（开户行为工商银行仲恺高新区支行）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3月31日该卡入账两笔款项共计人民币29万元，渠道为“柜面”，对方户名为“李鑫”，对方账户为空，摘要为“汇款”。据此可知，被答辩人李鑫确于2017年3月31日通过工商银行柜台将现金人民币29万元存入被答辩人邓玉杰的银行卡中，此事实与答辩人所称借款发生情形一致，故答辩人张红兵已将款项存入被答辩人邓玉杰银行卡系事实。二、被答辩人李鑫于2017年10月12日向答辩人还款人民币10万元，后又于2018年3月13日向答辩人出具《借条》及《协议书》对借款事宜进行后续确认。其中《协议书》写明答辩人借款人民币30万元后续20万元由被答辩人李鑫偿还，《借条》亦写明借款人民币20万元，被答辩人李鑫主张2017年11月2日通过支付宝支付的人民币5万元答辩人不予确认。且被答辩人李鑫于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1月29日致电答辩人并承认拖欠答辩人借款人民币20万元的事实。三、被答辩人李鑫自认与被答辩人邓玉杰系夫妻关系，答辩入主张本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两被答辩人有责任偿还本案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及相应利息。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及相应利息9730元（从2017年11月起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每月1390元×7个月，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7日）；2.请求判令本案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3日，被告李鑫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写明被告李鑫于2018年3月13日向原告借款共计人民币贰拾万元，约定于2018年10月15日偿还。被告李鑫在《借条》借款人处签名并捺印。同日原告与被告李鑫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原告在广东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小金口支行【小金口借字2017第006号】借款叁拾万元后续贰拾万元改由被告李鑫进行偿还，2018年3月30日还款拾万元，2018年10月10日前将尾款还完，其中4月起所有利息由被告李鑫进行偿还。产生逾期或额外利息均由被告李鑫负责。原告与被告李鑫均在该协议下方签名并捺印。2018年11月27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一，原告于2017年3月31日向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金口支行贷款300000元【小金口借字2017第006号】，借款利率：8.075%，借款期限为2017年3月31日到2019年3月15日止，还款计划为2017年9月30日偿还100000元；2018年3月30日偿还100000元；2018年9月30日偿还50000元；2019年3月15日偿还50000元。被告李鑫向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金口支行出具《保证担保承诺书》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原告称，2017年3月31日银行放款300000元后取现，与被告李鑫一起将该笔款项存入仲恺工商银行的一张理财金卡中。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案立案后原告向本院申请调取被告邓玉杰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名下中国工商银行惠州仲恺支行的理财金卡的进出帐记录，本院依申请调取被告邓玉杰名下工商银行卡（开户行为工商银行仲恺高新区支行）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2017年3月31日该卡入账两笔款项共计290000元，渠道为“柜面”，对方户名为“李鑫”，对方账户为空，摘要为“汇款”。对该证据，两被告辩称不能显示原告已将款项支付给被告邓玉杰。另查二，原告称被告李鑫于2017年10月12日向其还款100000元，被告李鑫对此予以认可。被告李鑫主张其于2017年11月2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还款50000元，并提交《支付宝转账截屏》予以佐证，对此，原告不予确认，并称该笔款项系偿还其另一笔借款。另查三，原告主张向银行贷款所产生的利息由两被告偿还，被告李鑫已向其支付部分利息，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交《微信转账记录》予以佐证，根据《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被告李鑫分别于2017年5月17日通过微信向原告支付2200元；于2017年6月20日支付2200元；于2017年7月20日支付2100元；于2018年7月24日支付1380元。原告主张上述四笔款项为支付银行贷款利息。被告李鑫庭后到法庭接受询问时称，该四笔款项只有最后一笔即1380元系用于偿还利息的，其他三笔系经营项目的来往款项。另查四，被告李鑫庭后到法庭接受询问时自认与被告邓玉杰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以民间借贷为案由提起诉讼，而两被告则主张本案不存在借款的事实，案涉《借条》及《协议书》并不是真实借款合同关系形成，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最大焦点问题。对于该问题，本院认为，2018年3月13日被告李鑫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及《协议书》系2017年3月31日以原告作为借款人汇同作为保证人的被告李鑫向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金口支行贷款300000元的后续事宜，故应当对2017年3月31日原被告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进行界定。首先，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借款款项，民间借贷关系即为成立。在本案中，原告主张于银行放款的当日即将300000元现金取出，并汇同被告李鑫到仲恺工商银行将现金存入被告邓玉杰的工商银行卡中。两被告对此不予确认，但依据法庭依法调取被告邓玉杰名下工商银行卡（开户行为工商银行仲恺高新区支行）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3月31日该卡入账两笔款项共计290000元，渠道为“柜面”，对方户名为“李鑫”，对方账户为空，摘要为“汇款”。据此可知，被告李鑫确于2017年3月31日通过工商银行柜台将现金290000元存入被告邓玉杰的银行卡中，此事实与原告所称借款发生情形一致。其次，被告李鑫对2017年10月12日向原告还款1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后又于2018年3月13日向原告出具案涉《借条》及《协议书》对借款事宜进行后续确认。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故综合上述确认的事实和证据，对原告提出的双方于2017年3月31日达成借款合意并实际支付借款3000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双方于2018年3月13日签订《借条》及《协议书》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均应遵守。本案双方对借款本金与利息约定仍存争议。首先，原告于2017年3月31日向被告李鑫支付借款300000元，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被告李鑫于2017年10月12日向原告还款100000元，对此本院亦予以确认。被告李鑫主张其又于2017年11月2日向原告还款50000元，并向本院提交《支付宝转账截屏》，但被告李鑫在2018年3月13日向原告出具案涉《借条》及《协议书》，《协议书》中却清楚写明原告借款300000元后续200000元由被告李鑫偿还，《借条》亦写明借款200000元，被告李鑫对此解释为当日情况紧急，出具《借条》及《协议书》时未能扣除2017年11月2日通过支付宝支付的50000元。再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亦认可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18年4月份仍在向被告李鑫索要偿还银行的第二期款项100000元，被告李鑫并未提出异议。原告对被告主张支付的50000元亦不予确认，并主张其偿还此前借款。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被告的解释违背常理，不予支持。故对被告李鑫提出的已支付共计150000元的主张不予确认。被告李鑫仍欠原告借款200000元。按照被告李鑫向原告出具的《协议书》显示，被告李鑫应当于2018年10月10日前清偿完毕，现期限已过，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李鑫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的诉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借款利息问题，原告主张银行贷款利息由被告负责偿还，并主张被告李鑫分别于2017年5月17日通过微信向原告支付2200元；于2017年6月20日支付2200元；于2017年7月20日支付2100元；于2018年7月24日支付1380元。原告主张上述四笔款项为支付银行贷款利息。被告李鑫对此不予确认，并称只有最后一笔1380元为支付利息。据原告向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金口支行贷款《借款借据》显示，贷款300000元的利息计算标准为年利率8.075%，据此核算，2017年4月到2017年9月的利息应为每月2018.75元，2017年9月30日如正常偿还100000元本金后，2017年10月到2018年3月期间的利息为每月1345.83元。此计算结果与被告向原告微信支付的款项接近大致吻合，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原则，本院对原告上述四笔款项系支付贷款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根据被告李鑫向原告出具的《协议书》约定，银行贷款利息由被告李鑫偿还。因被告除2018年7月24日支付1380元外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支付过利息，故对原告主张要求利息自2017年11月起按每月1390元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诉求，本院予以调整为，以2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075%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扣除已支付的1380元。最后，被告李鑫自认与被告邓玉杰系夫妻关系，原告主张本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请求被告邓玉杰偿还案涉借款本息，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被告邓玉杰对该款项的发生不知情，且款项未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本院认为，2017年3月31日，本案借款实际存入被告邓玉杰的银行账户，据本院依法调取的被告邓玉杰名下工商银行卡（开户行为工商银行仲恺高新区支行）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该银行卡存入本案款项后，当日即向被告邓玉杰的其他银行账户转账1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借款实际支付至被告邓玉杰的银行账户中，不能排除被告邓玉杰对该笔款项知情并使用的可能，故对被告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涉案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两被告共同偿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鑫、邓玉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张红兵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8.075%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扣除已还利息1380元）；二、驳回原告张红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为2223元，由被告李鑫、邓玉杰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李鑫、邓玉杰提交了证据：1.送货单；2.工商登记信息。被上诉人张红兵提交了证据：通话录音。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借贷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李鑫于2018年3月13日向张红兵出具的《借条》《协议书》载明的30万元借款是否真实发生；二、邓玉杰是否应当对本案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判析如下：一、关于李鑫于2018年3月13日向张红兵出具的《借条》《协议书》载明的30万元借款是否真实发生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张红兵主张其与李鑫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向法院提交了《借条》《协议书》，上述证明载明的内容，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30万元的借贷关系，于2018年3月13日李鑫仍欠张红兵20万元。李鑫认为双方协商成立传媒公司，公司亏损30多万，产生了内疚心理而向张红兵出具的上述借款凭证，但李鑫本案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其次，张红兵主张本案借款的资金系其从银行贷款获得，并于放款当天将30万元与李鑫一同在银行柜台存入至邓玉杰的银行账户，张红兵为证明本案借款的资金来源向法院提交的《保证担保承诺书》《银行流水记录》予以证明，结合原审法院调取邓玉杰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张红兵主张的借款实际发生，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数额上分析均与证据相吻合，应当予以确认。最后，对于偿还本金的问题。上诉人李鑫否认借款事实却又主张2017年11月2日通过支付宝向张红兵偿还5万元原审法院未计算在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之间本身存在矛盾。此外，上诉人如果于2017年11月2日向张红兵支付的5万元是偿还本案的借款，应当在《借条》《协议书》明确还款的事实，上诉人与张红兵存在其他的经济纠纷且不能证明其支付的5万元为偿还本案的借款，对于其主张该5万元是偿还本案借款本金，不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成立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妥，应当予以维持。二、关于邓玉杰是否应当对本案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经查明，张红兵本案的借款在银行的放款当天与李鑫一同存入到邓玉杰的银行账户，张红兵主张的夫妻共同债务已经完成了举证的责任，邓玉杰对于上述款项未能充分说明情况，亦未提供证据予以驳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法院判决邓玉杰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用4446元，由上诉人李鑫、邓玉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志文审判员  蓝惠兰审判员  黄宇乐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黄晓娜书记员曾晓英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