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483民初920号原告：冯倩，女，汉族，1985年4月28日出生，北京市朝阳区人，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杨占武，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莹，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蔡斌，男，汉族，1982年4月1日出生，湖口县人，住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委托代理人：曹安定，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冯倩诉被告蔡斌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倩的委托代理人杨占武、王莹，被告蔡斌及其委托代理人曹安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结。原告冯倩诉称，一是停止执行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19号楼14层1402室，产权证编号为（2018）朝不动产权第0102700号房屋；二是撤销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2019）赣0483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三是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18日，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2018）赣0483民初1464号对蔡斌诉被告郭松、郭某、第三人江西庐山银河生态旅游度假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法院判决被告郭某在庐山市人民法院（2018）赣0483执298号执行案件中为被执行人，并将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19号楼14层1402室，产权证编号（2018）朝不动产权第0102700号房屋作为郭某与原告的共同财产，进行了查封。2019年4月29日，原告冯倩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4日做出（2019）赣0483执异16号执行异议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冯倩的异议请求，原告不服原执行裁定书，理由为：一、涉案房屋是由原告离婚后购买，产权登记也是离婚后办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是原告离婚后取得，并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离婚协议书》认定涉案房屋非原告市场交易取得，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11年10月19日，原告与开发商针对涉案房屋签订购房合同后，开发商无法办理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原告冯倩便于2018年5月14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与开发商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退还冯倩购房款。2018年6月1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18）京0105民初51700号民事调解书，解除冯倩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313144），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注销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退还冯倩购房款6689543元。原告将涉案房屋剩余按揭贷款全额付清后，于2018年9月4日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重新签订了购房合同，并于2018年9月27日办理了产权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冯倩，所有类型为单独所有。原告与郭某离婚时间为2018年6月6日，涉案房屋新签订的购房合同以及产权登记日期都在双方离婚之后，由此可见涉案房屋所有权确是原告通过市场交易取得，并非通过《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系原告单独所有，基于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的归属应以产权登记或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在没有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表明涉案房屋的物权为原告与郭某共有的情况下，涉案房屋的物权归属应以不动产登记部门的登记为准，也就是涉案房屋是原告个人所有，原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撤销；二、原执行裁定以“郭某与冯倩关于相关财产的约定是否对抗债权人，郭某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权利，均需由法定部门通过法定程序进行实质审查”为由驳回执行异议的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执行裁定表明离婚协议书约定“后续未付完的按揭款全部由男方个人财产承担，女方无需给男方任何补偿且不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以此认定后续按揭购房款是由郭某支付，但实际上涉案房屋后续按揭贷款是由女方父母及其他亲属出资，由女方一次性完成了还款，并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郭某无条件支付房屋按揭款并未实际履行，且2019年郭某因被列为被执行人，其银行账户等财产均被查封冻结，不具备支付购房款的客观条件，法院对上述事实均未予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原告与郭某的离婚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离婚后剩余按揭贷款是由原告个人支付，不存在是否能对抗债权的问题。而且原执行裁定并没有对债权产生的时间进行认定，对于离婚协议时尚未产生的债权，根本不存在是否能对抗的问题。况且不管原告的房屋所有权通过何种方式取得，只要不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其对房屋的所有权都应当受到保护，根据民法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原告对房屋的所有权在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应优先于债权受到保护，原告与郭某的离婚协议是2018年6月6日签订的，原审并没有对债权产生的时间进行认定，对于离婚协议签订时尚未产生的债权，根本不存在是否能对抗的问题；三、原执行法院在未审查郭某是否享有涉案房屋相应权利的情况下，对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房产进行了查封，明显违反法律程序。原告与郭某已经于2018年6月6日协议离婚，但只在北京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未在九江市同时办理，因婚姻登记机构未全国联网，因此该案执行时，郭某与原告在九江的婚姻状态仍显示为已婚，法院以该房产是登记在其妻名下为由，查封了涉案房产。但原告已向法院就涉案房产提出了执行异议，说明了郭某与原告离婚，但法院又以原告与郭某离婚协议对财产的处分是否能对抗债权不能确定为由，不予解封涉案房产。既然原告已经提出涉案房产是原告个人所有，且有不动产登记机构的登记为证，应推定涉案房屋是原告单独所有，在没有相反证据能证明该房屋所有权确系郭某与原告共有的情况下，继续查封原告的房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如果被告认为原告与郭某之间的离婚协议对财产的处分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当启动法定程序，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或请求确认原告与郭某的离婚协议无效。法院如认定离婚协议无效或撤销该离婚协议，才具有推翻目前涉案房屋登记在冯倩一人名下的依据。综上，原告位于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19号楼14层1402室，产权证编号为（2018）朝不动产权第0102700号房屋不属于被执行人郭某的财产，不应被当作执行标的。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9）赣0483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蔡斌辩称，一是涉案房屋属于冯倩与郭某的共同财产，仅仅是登记在冯倩名下：1、涉案房屋根本不属于离婚后购买，仅仅是冯倩与郭某协议离婚后买卖双方合意解除原《商品房购买合同》（合同编号XF313144）后再签订一份新的《商品房购买合同》（合同编号XF778176）而已，买卖的标的、价格、交房时间都没有改变；2、表面上冯倩通过法院解除原《商品房购买合同》，但实际上原合同和担保借款合同在如约持续履行。冯倩在重新签订《商品房购买合同》（合同编号XF778176）之前一个多月清偿了全部贷款和利息并继续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首城置业没有收回房屋，也没有退回房款，原合同主要义务履行完毕；3、冯倩向法院起诉解除原合同的理由是开发商无法办理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的证据证明不能成立，解除合同还违反原合同的约定，法院疏于审查才导致冯倩非法目的得逞；4、冯倩以解除原合同重新与开发商签订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帮助郭某非法逃避债务的目的，真相昭然。根据法律规定，其与开发商重新签订的《商品房购买合同》（合同编号XF778176）当然无效，理由如下：（1）根据原合同附件九《补充协议》约定，合同的解除权应自具备解除权之日起15日内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逾期未形式的，解除权消灭；（2）2018年6月11日双方通过法院合意解除原合同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法院没有对解除条件、解除原因作实质审查，调解书仅具有形式真实性，调解内容不得对抗第三人；（3）原合同调解解除后，冯倩没有向开发商索要购房款，反而在2018年7月25日还清银行按揭贷款本息，不合常理；（4）支付房款并没有因原合同的解除而中断，原合同在持续履行之中，（5）双方并没有注销合同备案登记，开发商也没有收回房屋，房屋一直被冯倩实际占有使用；（6）如果完全履行法院调解书，开发商解除原合同并原价返还冯倩668余万元，开发商就可以1400万元的高价出售，求之不得，其没有义务二次签订合同以原合同价格卖给冯倩而不是以市场价1400万元的出售？完全不符合逻辑。因此，冯倩办理了产权登记仍是原合同框架下应有的合同权利。冯倩亦在向法院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中自认后合同的性质是原合同的补充协议，并没有否认原合同的效力；5、涉案房产尽管登记在冯倩名下，但是不动产物权的登记仅仅具有对外的推定效力。当登记权利与实际权利不一致时，法院有权结合相关证据认定涉案房产的实际权利人。郭某以与冯倩结婚为条件支付巨额首付资金购置的房产，当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庭审中原告承认离婚后，郭某一直在给冯倩少量钱款交按揭，自认郭某拥有份额，只是认为其份额较少，应当用于相抵冯倩的借款，夫妻没有约定财产分别所有的情况下，何来婚内借款；6、离婚本系夫妻双方的处分行为，属于私权范畴，一般情况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夫妻双方企图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来恶意转移财产，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做法必将受到法律的规制和约束。冯倩在离婚协议之“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中只享有权利，无任何义务。郭某却无条件放弃名下全部财产，并婚后仍在给钱冯倩还按揭，其用意不攻自破。冯倩与郭某内部协议处置财产的行为对其债权人蔡斌不发生法律效力。二、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无论涉案房产后续未付完的按揭款是否由郭某个人负担，都不会影响到房产的共有性质。后续按揭款尽管有从冯国平、陈建萍过账的事实，但是并不能排除资金来源于郭某。法院的冻结只是不能从郭某本人名下账户过账，并不能阻止郭某对资金的调拨和流动；2、冯倩在诉状中陈述“原告与郭某的离婚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该说法要么印证郭某对共同财产处理的反悔或者是失信恶意不履行，要么是应付离婚的形式需要或是郭某暗渡陈仓转移财产。同时该说法与庭审陈述“离婚后郭某有每月给冯倩二到三千元钱款”相矛盾；3、冯倩诉状强调涉案房屋是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取得，显然是在偷换概念。冯倩从开发商手中买入行为符合市场法则，但是原裁定说的是冯倩与郭某对财产的内部处置行为的非市场交易性。郭某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物权需由法定部门通过法定程序进行实质审查。一旦内部处置损害到第三人的利益，当然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债权；4、本案不适用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冯倩认为房产的所有权为其单独所有，购房的首付款是冯倩对郭某的赠予，但是，原告所谓的赠予并没有证据证明，仅仅是其说辞而已，蔡斌实现债权的方式不应当影响到冯倩个人的物权，然而蔡斌认为，郭某拥有登记在冯倩名下的房产的相应物权份额，法院查封并处置其相应份额来强制清偿债务不会影响到冯倩的物权；5、蔡斌的债权早在2014年6月11日经双方对账签字确认，2018年4月12日的法院判决支持了蔡斌的诉讼请求，债权在2018年6月6日离婚协议签订前就已经存在。三、查封程序合法。1、执行局依据蔡斌提交的查封申请和相关证据材料查封郭某与冯倩共有的房产并及时通知了共有人冯倩，查封程序合法。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查封需要作实质审查；2、冯倩与郭某之间的离婚协议对财产的处分是否损害蔡斌的合法权益，郭某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权利都是本案实质审查的范围。蔡斌完全可以通过本案的应诉答辩阻却冯倩的诉求的实现，而不必提第三人撤销之诉或请求确认离婚协议无效等增加诉累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总之，原告的陈述似乎能自圆其说，实质破绽百出。蔡斌恳请法院驳回原告是诉请，维持原裁定。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27日，原告冯倩与案外人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约定原告冯倩认购其开发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首城国际中心第C19幢1402号房，商品房为现房，所有权证号为京房权证朝字第**，房屋单价44207.92元/平方米，总金额为6689543元，郭某同日支付定金5万元。2011年10月18日，郭某支付首付款579543元及案外人汪叔平购买郭某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29号院5号楼2单元2501室所得房款200万元，原、被告均认可郭某交付首付款2679543元。2011年10月19日，原告冯倩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313144），约定原告冯倩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处购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总价款为6689543元，其中首付款为2679543元，按揭贷款401万元，原告冯倩于2012年3月7日向中信银行北京广渠路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2）渠银房贷字第6999号】，贷款期限自2012年3月7日起至2042年3月7日止。原告冯倩于2012年6月18日缴纳税款200686元。2011年12月20日，原告冯倩与郭某在九江市浔阳区婚姻登记中心办理结婚登记。2018年5月14日，冯倩将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诉请要求：1、请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2、被告退还原告购房款6689543元。2018年6月11日，经该院调解，原告冯倩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一、解除原告冯倩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313144）；二、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于合同办理注销手续完毕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退还冯倩购房款6689543元；三、双方就此别无争议。”，诉讼费29313元由冯倩负担。2018年6月6日，原告冯倩与郭某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领取离婚证（证书编号：L110105-2018-004911），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约定内容主要：1、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2、冯倩婚前购买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归属冯倩个人所有，后续未付完的按揭贷款全部由郭某以个人财产承担，冯倩无需给予郭某任何补偿且不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离婚后，该房产需要继续办理以女方为所有权人的权属证明，男方应无条件配合办理相关的手续，郭某承诺于每月30日前向冯倩银行账户转款3万元用于偿还上述银行按揭贷款直到上述贷款全部还清为止；3、双方婚后购买的宝马牌汽车归冯倩所有。5、双方确认不存在共同债务，男方向第三方负有任何借款，均为其个人债务，女方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2018年7月25日，冯倩将购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产生的银行按揭贷款全部还清。2018年9月4日，冯倩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778176），约定冯倩仍以6689543元的总价格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处购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合同第八条约定原告冯倩应当采取一次性付款方式于2018年9月4日付清，合同第九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3年1月12日向原告冯倩交付该商品房。2018年9月27日，原告冯倩缴纳契税100343元后取得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证书编号：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102700号】，证书显示权利人为冯倩，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该房产于2018年12月27日在山西尧都农商银行设立抵押贷款700万元。另查，2012年12月15日，安徽省中阳管业有限公司与江西庐山银河生态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生态公司）分别作为管材的供需方签订一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蔡斌作为管材的实际供货方于2013年3月6日至2013年11月3日期间向银河生态公司供货及检测押金20000元计2333618元，银河生态公司也支付了货款1738910元，剩余货款574708元一直未支付，蔡斌遂将银河生态公司、李南星诉至法院，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以（2018）赣0483民初93号判决：“一、由被告江西庐山银河生态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蔡斌货款574708元、并归还检测押金20000元，共计人民币594708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蔡斌于2018年5月17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2018）赣0483执298号执行立案。在执行过程中，被告蔡斌于2018年8月22日提出书面异议，要求追加第三人郭松、郭某为本案被执行人，本院以（2018）赣0483执异24号裁定避讳异议人蔡斌请求追加郭松、郭某为被执行人的异议。被告蔡斌于2018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院以（2018）赣0483民初1464号民事判决：一、追加被告郭某在庐山市人民法院（2018）赣0483执298号执行案件中为被执行人，并在尚未缴纳出资1840万元的范围内对第三人江西庐山银河生态旅游度假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蔡斌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4月9日，本院向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2019年5月6日，原告冯倩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的查封，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2019）赣0483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申请人冯倩的异议请求。2019年8月6日，经本院向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发出协助执行书，公司认可解除合同后没有退还购房款，双方解除合同的原因是冯倩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通过法院民事调解配合办理产权证，以达到办理户籍落户的目的。上述事实，有原告冯倩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复印件、离婚证复印件、房屋产权证书复印件、民事调解书复印件、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313144）复印件、《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778176）复印件、税收完税证明复印件，个人贷款结清证明复印件，中信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执行裁定书复印件，郭大军、江西庐山银河生态旅游度假有限公司情况说明复印件，郭某的证人证言和被告蔡斌提交的结婚登记复印件、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转款凭证复印件、本院调取的相关诉讼文书及原、被告双方在开庭时的陈述在卷为凭。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法设立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保护相关民事主体对标的财产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不因标的财产被强制执行而遭受不可逆的损害。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比较有关权益的形成时间和权益的内容、性质、效力以及对权益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是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因此，判断本案中原告冯倩就涉案房产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就应从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对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关于原告冯倩涉案房屋是否单独所有？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规定，本案诉争房产虽然原告冯倩以个人名义在2011年10月19日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313144），该签订合同行为是在与郭某办理结婚登记之前，但因该购房行为是以双方结婚为条件，购房首付款系郭某支付，且双方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该房产应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该房产虽然在产权登记上属于原告冯倩单独所有，但根据法律规定和事实，郭某仍可以取得对诉争房屋的权属。原告冯倩虽是在与郭某办理离婚登记后取得的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但系开发商的原因导致不动产权证书不能办理，即在原告冯倩与郭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房屋的所有权已经明确可以取得。原告冯倩称因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方面原因导致无法对涉案房产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原告冯倩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解除其与开发商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由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退还购房款6689543元，后双方以调解方式结案，同时根据证人郭某的证言，按北京市房地产市场行情，涉案房屋在2018年的价值估算约为1400万元，即该套房屋自原告冯倩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后，其市场价值已大幅度上涨，原告冯倩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仅要求违约方退还购房款，该诉请明显会导致自身高达数百万元的巨大经济损失，显然有违常理，结合双方通过调解方式结案后，原告冯倩没有向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索要购房款，公司亦未退还原告冯倩购房款，而是于2018年9月4日又与原告冯倩另行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778176），由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按2011年的市场价格即《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313144）约定的价格将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再次出售给原告冯倩的事实，并约定交房时间为原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北京首城置业无理由不选择解除合同而以同条款签订新的合同，双方诉讼的目的仅是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解决原告冯倩的落户问题，由此可以推定原告冯倩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4日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778176）是对双方在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313144）的补充履行行为，原告冯倩通过购买的方式从北京首城置业有限公司取得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的所有权仍是基于双方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313144）的合同行为，郭某仍然享有共有产权。其次，关于原告冯倩对诉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冯倩与郭某于2018年6月6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登记离婚，该《离婚协议书》盖有民政部门公章并备案于婚姻登记部门，具有登记公示的效力。《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财产如房屋、车辆等主要财产均归原告冯倩所有，所欠银行按揭贷款却由郭某偿还，同时还约定郭某对外债务为其个人债务，并确认郭某尚欠原告冯倩借款近百万元，并在此基础之上约定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该离婚协议书将原告冯倩与郭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全数归于原告冯倩，而将债务归于郭某的约定显示公平，基于该离婚协议是双方在离婚时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处分行为，是一种债的关系，原告冯倩据此针对该房产享有的为债权请求权，并非完全的物权，损害了郭某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对相关债权人无效。被告蔡斌对银河生态公司的买卖合同债权形成于2012年12月，并于2018年4月12日经（2018）赣0483民初93号民事判决确认，该债权在原告冯倩与郭某离婚之时已经存在。虽然被告蔡斌提出原告冯倩与郭某协议离婚涉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不能认定冯倩与郭某的离婚系逃避债务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原告冯倩对诉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与被告蔡斌对郭某的债权均为平等债权。综上，登记于原告冯倩个人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郭某对该房屋享有相关权属，原告冯倩与郭某之间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将该房屋确定归属于原告冯倩的行为损害了被告蔡斌的合法权益，于被告蔡斌无效，原告冯倩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对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首都国际C区19号楼1402室房屋进行查封并无不妥，原告冯倩要求停止执行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19号楼14层1402室房屋和撤销本院（2019）赣0483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倩的诉讼请求。本案件受理费58627元，由原告冯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许秉国人民陪审员  彭文荣人民陪审员  钱 宁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雷捻琪书记员陈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