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3民终4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炳辉，男，198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户籍地址罗定市，现住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广友，广东增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崇昌，男，198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思铭（系被上诉人彭崇昌的妻子），1988年11月5日出生，住罗定市。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美莲，广东戴尔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炳辉因与被上诉人彭崇昌、彭思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2018）粤5381民初2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炳辉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彭崇昌、彭思铭连带偿还梁炳辉借款4094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资金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彭崇昌、彭思铭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截至2018年5月5日，彭崇昌承认欠梁炳辉468700元本金并要求梁炳辉停止计算利息，承诺外出打工还债，两年内还清。截至梁炳辉起诉之日，彭崇昌欠梁炳辉借款本金438400元，起诉后彭崇昌通过李炯标代偿还29000元，至今尚欠借款本金409400元，二审法院应确认以上事实。二、梁炳辉起诉时不仅仅提供了出借本金的凭证，还提供了起诉前与彭崇昌就本案事实、欠款金额及解决方式等方面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彭崇昌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因此本案借款事实清楚，彭崇昌也承认借款事实，并提出要求停息及还款计划的承诺，一审法院无视这些证据，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及第十七条规定认定梁炳辉仍需要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明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梁炳辉围绕出借的事实提供了支出本金的凭证及双方聊天记录等证据，梁炳辉已完成举证责任，彭崇昌应该就其主张的合伙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划分举证责任不当，应予以纠正。四、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彭崇昌曾提到“所以让你先去法庭告我”“让法院去判先”“然后我在外面打工还债”“四十几，应该两年还得清了”等内容，已经清晰证明梁炳辉与彭崇昌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为合伙关系明显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支持梁炳辉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彭崇昌、彭思铭辩称：一、彭崇昌与梁炳辉之间只存在合伙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合伙关系，不存在彭崇昌向梁炳辉借款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根据梁炳辉的起诉状，梁炳辉只主张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期间的款项，认为彭崇昌截至2018年7月欠梁炳辉438400元本金尚未归还。根据前述起诉状内容，说明2017年8月以前双方合伙经营民间借贷生意的款项已经结清；对于2017年8月以后的款项，梁炳辉共计向彭崇昌转账487648元，彭崇昌向梁炳辉转账共计491924元。二、彭崇昌不认可拖欠梁炳辉款项，只是认可尚有几笔放贷出去的款项尚未收回，梁炳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存在删减，仅凭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的结余情况。根据双方于2016年9月开始就存在大量转账往来的情况，如果彭崇昌向梁炳辉借款，梁炳辉在彭崇昌没有经营实体经济的情况下，大量欠债未还又出借新债，这已经远远超出日常生活逻辑和经验法则，因此，梁炳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炳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彭崇昌、彭思铭立即向梁炳辉归还借款409400元；2.判令彭崇昌、彭思铭向梁炳辉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彭崇昌、彭思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炳辉大学毕业后经招录成为罗定市公务员，后于2015年经朋友介绍在酒吧认识彭崇昌。彭思铭是彭崇昌的妻子，二人于2018年2月24日登记结婚。梁炳辉与彭崇昌认识后，双方多次通过支付宝、微信软件发生经济来往。自2016年9月12日起至2018年2月12日止，梁炳辉通过支付宝向彭崇昌转账62笔，合计金额1172763元；前期的转账并未明确备注款项用途，支付宝软件自动备注为“转账”；至2017年5月29日，梁炳辉开始在转账时备注为“借款”，之后的转账大部分备注为“借款”，但个别穿插有部分没有备注为“借款”而是由支付宝软件自动备注为“转账”的转账，且无明显规律；此外，2017年6月29日的转账24500元，梁炳辉备注为“分红”，2017年12月26日的转账24000元，梁炳辉备注为“利息分红”；最后一笔于2018年2月12日发生的转账4000元，梁炳辉没有备注（支付宝软件自动备注为“转账”）。经核算，上述62笔转账款项中，没有备注（即支付宝软件自动备注为“转账”）的款项合计金额431315元，梁炳辉备注为“借款”的款项合计金额692948元，梁炳辉备注为“分红”及“利息分红”的二笔款项合计金额48500元。彭崇昌也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向梁炳辉支付了部分款项，此外还通过微信转账部分款项，还通过案外人操作支付宝扫梁炳辉收钱码的方式支付部分款项给梁炳辉。自2017年9月4日起至2018年6月25日止，彭崇昌通过支付宝向梁炳辉转账27笔，合计金额276554元。其中，彭崇昌在转账时未备注款项用途（即支付宝软件自动备注为“转账”）的款项合计金额99375元，备注为“还款”（或类似于还款的内容）的款项合计金额177179元。自2017年11月21日起至2018年7月11日止，彭崇昌通过微信向梁炳辉转账35笔，合计金额186370元。2018年9月8日（即梁炳辉提起本案诉讼之后），彭崇昌通过案外人操作支付宝扫梁炳辉收钱码的方式支付29000元给梁炳辉（即梁炳辉诉讼请求变更的金额）。以上，自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9月8日，彭崇昌支付给梁炳辉的款项合计金额491924元。2018年9月4日，梁炳辉以彭崇昌多次向其借款并欠款共计487648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彭崇昌及其妻子彭思铭共同偿还欠款并支付利息。彭崇昌抗辩其与梁炳辉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并主张双方设立的是合伙关系，由梁炳辉提供资金，由彭崇昌物色借款人，经梁炳辉审核后决定借款，并由梁炳辉收执、保管借款给别人而签署的借据，再由彭崇昌负责收回借款后返还给梁炳辉，最后由梁炳辉分配利润（即分红）给彭崇昌。诉讼中，梁炳辉、彭崇昌双方均未提供任何能够反映合同内容的书面文件。梁炳辉主张除了上述62笔支付宝转账外，其还通过微信向彭崇昌转账，但不主张微信部分的转账为借款。彭崇昌称双方在2017年9月之前合伙放贷的款项已经结清，故只提交了2017年9月之后转账给梁炳辉的明细，在此之前转账给梁炳辉的款项金额没有计算过；梁炳辉没有否认彭崇昌在2017年9月之前也向其转账的事实，也称没有计算过具体的金额。经对照，梁炳辉主张为借款的487648元均属于梁炳辉通过支付宝转账给彭崇昌的款项，转账时间区间为2017年8月25日至2018年2月12日，其中既包含上述备注为“借款”的部分款项，也包含没有备注（即支付宝软件自动备注为“转账”）的部分款项，但不包含2017年12月26日备注为“利息分红”的转账24000元。庭审中，梁炳辉称该24000元也属于借款，并主张已由彭崇昌于2018年4月30日通过微信转账二笔分别为4754元、20000元的款项予以偿还。经对照，该二笔微信转账的24754元属于上述彭崇昌通过微信向梁炳辉转账35笔（合计金额186370元）的其中二笔。一审法院认为：梁炳辉提供其通过支付宝向彭崇昌转账的转账记录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据此要求作为夫妻的彭崇昌、彭思铭偿付借款本息，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还规定：梁炳辉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彭崇昌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彭崇昌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彭崇昌证明其主张后，梁炳辉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梁炳辉并未提供能够明确显示其与彭崇昌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债权凭证，彭崇昌抗辩双方并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虽然梁炳辉提供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部分转账以“借款”作为备注，彭崇昌提供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部分转账以“还款”作为备注，但双方之间同样存在大量不作任何备注（包括支付宝软件自动备注为“转账”以及微信未作备注）的转账往来记录，梁炳辉也将部分没有备注为“借款”的转账主张为借款，彭崇昌主张其与梁炳辉设立的是合伙经营放贷生意的关系。梁炳辉否认与彭崇昌设立合伙关系，并坚持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根据双方所述，梁炳辉与彭崇昌系于2015年在酒吧经朋友介绍认识，至2016年9月12日发生第一笔支付宝转账，按常人所能理解的人与人之间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信赖的交往常识，梁炳辉在双方认识时间不长且在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连续向彭崇昌出借大额借款，不符合常理。而且在后续多笔转账借款尚未偿还的情况下，双方仍不补签书面借款协议，反而还要继续转账借款，更加不符合常理。相反，虽然双方同样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按照彭崇昌所述，梁炳辉提供资金给彭崇昌用于放贷后，由梁炳辉保管借款给别人而签署的借据，待彭崇昌收回借款返还给梁炳辉后，再由梁炳辉分配借贷利润，这在松散的个人合伙关系中是可予理解的，因为梁炳辉保管着借据，其合法权益有最终的保障，不至于毫无维权的依据。梁炳辉在向彭崇昌转账时，有二笔转账明确备注为“分红”和“利息分红”，符合双方合伙放贷后梁炳辉向彭崇昌分配利润的表现。梁炳辉在转账时通过备注的方式区分款项的性质，反映其具有防范风险的意识。按梁炳辉所述，梁炳辉大学毕业后经公务员招录考试被招录为公务员，其文化知识水平足以理解“分红”与“借款”的区别，特别是“利息分红”所能反映的事实。梁炳辉主张2017年12月26日备注为“利息分红”的转账24000元也是借款，并主张彭崇昌于2018年4月30日通过微信转账二笔分别为4754元、20000元的款项予以偿还，故在本案中不主张彭崇昌偿还，但是，在该笔转账之前及之后都存在借款且尚未偿还的情况下，梁炳辉单独主张这一笔备注为“利息分红”的借款已经偿还，明显不符合常理。“利息分红”这一备注，足以反映梁炳辉向彭崇昌分配借贷利润的事实，否则，假如在彭崇昌尚欠梁炳辉大额借款的情况下，梁炳辉不主张偿还借款反而还向彭崇昌发放“利息分红”，同样不符合常理。虽然梁炳辉将部分转账给彭崇昌的款项备注为“借款”，彭崇昌也将部分转账给梁炳辉的款项备注为“还款”，但单纯的“借款”、“还款”字眼适用于双方从事合伙放贷事务时并不冲突。梁炳辉还提供了其与彭崇昌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主张，且聊天内容也出现了“本金”、“利息”、“还债”等字眼，但并没有彭崇昌直接承认向梁炳辉借款以及确认尚欠借款的内容。由于梁炳辉提供的聊天记录只是部分片段，不足以全面反映双方沟通的全部内容，而“本金”、“利息”、“还债”等聊天字眼在运用于双方从事合伙放贷事务的场合时也不冲突。因此，梁炳辉与彭崇昌在往来转账过程中备注“借款”与“还款”，以及双方微信聊天中使用“本金”、“利息”、“还债”等字眼，均不足以单独据此认定梁炳辉与彭崇昌存在借贷关系。综合梁炳辉与彭崇昌的诉辩和质证意见以及各自提供的证据，两相比较，彭崇昌主张其与梁炳辉存在合伙放贷关系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梁炳辉主张的双方存在单纯的借贷关系的可能性。综上所述，梁炳辉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彭崇昌抗辩转账系双方之间运作合伙事务的经济往来，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梁炳辉本身提供的部分证据也有反映。彭崇昌证明其主张后，梁炳辉未能提供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彭崇昌存在借贷关系。因此，梁炳辉主张其与彭崇昌存在借贷关系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梁炳辉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由彭崇昌和彭思铭偿付借款本息的事实和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同样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彼此之间的合伙关系是如何约定的以及是否进行了结算或清算，合伙盈亏处于未知状态，故双方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暂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应留待双方结算或清算后自行协商解决或由梁炳辉另循其他途径处理。对于彭崇昌在答辩中称梁炳辉身为公务员从事盈利性活动的问题，不属于一审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必须予以审查的事项，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评议。彭思铭经一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梁炳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41元（梁炳辉已预交7876元），由梁炳辉负担。二审期间，彭崇昌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2017年4月24日梁炳辉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拟证明梁炳辉于2017年4月24日转账2224元给彭崇昌结清以前双方往来账目。证据2、2017年8月-9月期间梁炳辉的支付宝转账记录部分截图与彭崇昌向实际借款人转账记录部分截图，拟证明梁炳辉的支付宝标注“借款”部分的转账只是转给彭崇昌，由彭崇昌向他人出借的款项，二者数额一一对应，说明双方合伙从事民间借贷生意。证据3、陈大钊出具的《证明》和陈大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李炯标向梁炳辉还款29000元，是归还30000元借条中的借款，也证明梁炳辉与彭崇昌合伙从事放贷生意。证据4、彭崇昌于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期间支付款项给其他借款人的支付记录截图，拟证明梁炳辉起诉要求彭崇昌偿还的21笔款项，彭崇昌已经将该21笔款项放款给出借人，彭崇昌向他人放款21笔款项与梁炳辉转账21笔款项基本能一一对应，梁炳辉向彭崇昌转账的21笔款项并非是出借给彭崇昌的借款。证据5、彭崇昌于2016年6月至2017年8月21日期间向梁炳辉转账付款的凭证截图，拟证明彭崇昌在此期间一共向梁炳辉支付490990元，彭崇昌在2017年8月21日以后转账给梁炳辉的款项，并非是偿还以前的借款。经质证，梁炳辉对证据1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反映了双方属民间借贷关系，并非合伙经营放贷事务，从彭崇昌提供的38200元转账记录来看，梁炳辉转账给彭崇昌时备注为“借款”，而彭崇昌转账给“沙皮”时备注为“押车借款”，表明梁炳辉仅仅向彭崇昌出具借款，其如何处理借款，梁炳辉并不知情。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对关联性有异议，陈大钊与彭崇昌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不应被采纳，彭崇昌在一审中认为李炯标曾代其向梁炳辉支付该笔29000元款项，彭崇昌的意见前后相矛盾。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彭崇昌提出的该21笔款项是彭崇昌对外出借的款项，是彭崇昌向梁炳辉借到款项后转借出去的，不能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梁炳辉于2017年8月25日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向彭崇昌转账21笔共计487648元款项是否为梁炳辉向彭崇昌出借的款项？本案中，双方自2016年开始通过转账方式发生大量款项往来，从梁炳辉提供的转账凭证来看，有部分转账凭证没有对所转款项进行备注，也有一部分转账凭证对所转款项进行了备注，转账备注栏显示为“借款”。而上述21笔款项中有17笔（合计金额为455736元）备注为“借款”，有4笔（合计金额为31912元）没有备注，对于没有备注的4笔款项，梁炳辉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4笔款项属于借款，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备注为“借款”的17笔款项，虽然梁炳辉在转账时将该17笔款项备注为“借款”，但是梁炳辉自2016年开始连续向彭崇昌转账60多笔（包括上述21笔）款项，合计金额超过1000000元，梁炳辉主张这些款项均是向彭崇昌出借的款项，而双方仅在2015年相识，梁炳辉连续向彭崇昌出借大额款项，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也没有约定借款期限等内容，明显与生活常理不符。况且，在梁炳辉向彭崇昌转账的多笔款项中，其中有2笔款项分别被梁炳辉备注为“分红”、“利息分红”，足以证明梁炳辉向彭崇昌分配利润的事实。此外，梁炳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是部分片段，不足以全面反映双方沟通的全部内容，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的“本金”、“利息”、“还债”也与彭崇昌主张双方合伙从事放贷事务并不冲突。因此，梁炳辉主张上述17笔款项均是向彭崇昌出借的借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相反，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梁炳辉提出的上诉理由、彭崇昌提出的答辩意见以及双方在庭审中陈述的意见，结合实际，彭崇昌抗辩双方属于合伙放贷关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如上文所述，梁炳辉主张其与彭崇昌存在借贷关系不能成立，故其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彭崇昌、彭思铭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双方之间因合伙关系产生的纠纷，由双方另寻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梁炳辉的上诉理由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41元，由上诉人梁炳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容审判员 陈洁涛审判员 董振南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王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