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再20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姚顺江，男，196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广东祥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栩纯，广东祥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潮州市潮安区江东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江东镇中庄村。法定代表人：林少杰，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潮揭，广东正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森，广东正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姚顺江因与被申请人潮州市潮安区江东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东镇政府）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51民终48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粤民申158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姚顺江向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姚顺江与江东镇政府于2003年12月31日签订的《工业用地租赁合同》；2.判令江东镇政府返还姚顺江已缴纳的租地款及基础设施配套费340000元、服务款32000元以及支付该款自2005年12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的利息损失；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江东镇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12月31日，姚顺江与江东镇政府签订《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约定姚顺江向江东镇政府承租位于潮州市××直路东地块内编号为东C2东的地块，该地块面积20000平方米（折30亩）；江东镇政府将该地块租给姚顺江使用50年，并收取租地款及基础设施配套费每亩13000元，另外收取服务费每年每亩土地800元。合同签订后，姚顺江于2003年12月31日、2004年3月8日、2004年7月30日及2005年12月21日向江东镇政府支付租地款及基础设施配套费合计372000元，并分别由江东镇政府出具《收费统一收据》。但自合同签订后至今，江东镇政府一直没有依约将该租赁地块交付给姚顺江使用，其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严重损害姚顺江的合法权益。江东镇政府于一审时辩称：同意解除租赁合同。根据双方约定，姚顺江严重违约，江东镇政府无偿收回土地，姚顺江请求江东镇政府返还土地租赁款、基础设施配套费及服务费依法无据，请求予以驳回。江东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姚顺江给付江东镇政府复耕费225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05年5月31日起计至判决还款之日止）；2.诉讼费由姚顺江承担。事实和理由：江东镇政府为了加快当地经济发展，规划发展工业园，于2003年按照总体规划将园区内的各地块、公用道路及绿化带明确划分并向社会公开招商引资，各投资商前来考察并有大批投资商落户工业园。姚顺江经现场考察确定地块后与江东镇政府于2003年12月31日签订《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同日，江东镇政府交付土地给姚顺江，姚顺江先后交付340000元租地款及基础设施配套费，但其并未如约建成投产。针对部分只占不建的企业，江东镇政府于2005年9月1日作出方案，在2005年12月31日前，签约方基础设施配套费及服务费未全部缴清且未基建的，合同将予以中止。姚顺江于2005年12月21日交付了2004年度的服务费用后仍未如期基建。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姚顺江严重违约，其行为阻碍了工业园区整体建设与发展，对江东镇政府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姚顺江针对江东镇政府的反诉辩称：（一）江东镇政府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本案江东镇政府未能提供土地给姚顺江使用，也未能提供相应的土地使用交接手续，其主张合同签订之日交付土地，依法不能予以认定。因江东镇政府至今未能将土地交付给姚顺江使用，且没有依据《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第六条约定协助办理土地使用证手续，导致姚顺江至今没能在涉案土地上基建、投产，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涉案土地已被他人占有、使用，根本不存在复耕的事实，且复耕费的产生前提是姚顺江对耕地进行破坏，故江东镇政府诉请姚顺江支付复耕费及将土地无偿收归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同时，江东镇政府主张复耕费充分证明涉案土地为耕地即农用地，请求依法审查涉案土地是否已办理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以及取得了建设规划许可证，以便对涉案合同效力作出正确认定。（二）江东镇政府提起本案反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假如姚顺江确实存在土地交付使用后未依约基建投产的违约事实，但江东镇政府在本案诉讼前从未向姚顺江提出支付复耕费等要求，其提供的证据也没有提及有关支付复耕费的事宜。且江东镇政府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合同约定的一年半时限内以及法定诉讼时效内向姚顺江提出涉案诉求事项，因此江东镇政府提出本案反诉请求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三）江东镇政府对涉案合同有效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江东镇政府提起反诉的前提条件是涉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合法有效，但其至今没有提供任何土地权属证明资料，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土地为建设用地，或其已就涉案土地依法办理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及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若经审理查明涉案土地自起诉前仍未被依法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则涉案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江东镇政府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查明：江东镇政府在用地总体规划（2010-2020）经上级政府批准后，于2003年7月决定在其辖下龙口村、红砂村、下庄村、仙洲村、谢渡村、西前溪村之间的内洋肚片建立面积3000亩的江东镇工业园区，首期在红砂村至西前溪村东侧××面积××中心区。工业园区设置纵横和次纵横干道，将园区分隔成方格方块，每方块占地面积60亩。工业园区实行“零地价”；一次性收取园区干道、下水道以及水、电、通讯设施的配套费每亩13000元；以租地面积加上以该面积的33.3%作为分担园区道路面积，按每亩每年800元缴纳服务费；租期50年；自租赁期限起计之日起一年六个月内要基建投产，逾期按政策收取每亩每年5000元的农田垦复费。工业园区还给予其他水、电、通讯等优惠措施，并统一规划建设等其它相关事项。2003年12月31日，姚顺江与江东镇政府签订《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约定：江东镇政府同意将位于东直路东地块编号为东C2东的地块租给姚顺江使用，面积20000平方米（折30亩），该地块系工业用地；地块四至为东至路、西至园地、南至路、北至路；使用权限50年；江东镇政府向姚顺江一次性收取租地款及基础设施配套费每亩13000元，签订合同时姚顺江应一次性缴交江东镇政府390000元；江东镇政府收取姚顺江每年每亩服务费800元，收取服务费的面积为姚顺江的工业用地面积30亩和应承担的园区内水泥路面、绿化带等公用面积的分摊数（为工业用地面积的33.3%）10亩，共40亩，计32000元；江东镇政府负责清理地面所有堆放物及青苗，并协助姚顺江办理土地使用证手续，办证面积以姚顺江工业用地面积为准，办证有关税费由姚顺江负责；姚顺江租赁的土地应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零六个月内投产使用，逾期收取复耕费每年5000元/亩，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内还没有建设投产的，姚顺江租赁的土地无偿收归江东镇政府所有。合同签订后，姚顺江先后分三次共缴纳租地款及基础设施配套费340000元；2005年12月21日缴纳2004年度服务费32000元，江东镇政府分别出具《收费统一收据》交姚顺江存执。2008年9月12日、13日，江东镇政府分别在《潮州日报》《汕头日报》刊登《通告》，通知与其签订涉案园区土地租赁合同后占地不建的承租人，应在同年10月30日前到其辖下经发中心就合同相关事项做出处理。同年12月30日，江东镇政府出具《承诺书》，决定延缓处理与涉案园区未基建的包括姚顺江的承租人的涉案合同事项，具体处理时间待另行书面通知，并保留对该《承诺书》的解释权。一审法院另查明：姚顺江及另一承租人向江东镇政府承租的同一块土地现由案外人基建成厂房并实际使用。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应当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当事人地位平等是形成民事案件的一个标志性条件，是评价民事案件争议主体是否适格的法定条件，管理人与其相对人之间形成的行政关系，或者一方在履行合同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另一方居于次要和服从地位，或者一方以行政权力作背景依附在行政权力之下形成的准行政文件都不是民事关系，因此引发的纠纷也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可以主体标准、目的标准与行政优益权标准进行判断：1.主体标准，即主体之一是否为行政机关。2.目的标准，即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还是签约主体的个体私利。行政合同的目的是实现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完成行政任务，为公共利益；而民事合同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合同主体的个体利益。3.行政优益权标准，即从合同主体是否享有行政优益权进行判断。即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解除、终止过程中，行政机关是否居于主导地位，行政职权是否在合同履行中起主导作用，行政主体是否享有合同的发起权、合同履行的监督权和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权等。在其权利义务的约定上，是否体现行政管理关系，是否具有不对等性。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合同内容体现出不平等的行政管理关系，则为行政合同，反之，则为民事合同。本案中，江东镇政府为履行其行政职责，完成行政任务和实现公共利益，在长期规划报告经上级政府批准后决定设立工业园区，并单方确定工业园区的租地年限、租金和配套费、服务费收取标准和方式、分摊面积负担等优惠政策明细，对园区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包括姚顺江在内的租地者只能按照江东镇政府所确定的园区有关规定与其签订《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并履行，并无与江东镇政府平等协商修订合同具体条款的余地。签订后，对合同主要条款的变更、履行也是江东镇政府根据上级有关政策规定单方决定的。尽管双方之间在本案讼争合同上不存在领导关系、隶属关系，但上述事实表明，江东镇政府在制订、变更和履行合同以及执行优惠政策等方面均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姚顺江虽然具有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权利，但在合同条款制定、履行和变更等方面，居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条款的制订和内容履行地位不平等，不属于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涉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是行政合同而非民事合同。尽管涉案双方之间讼争的法律关系存在诸多民事因素，但终因双方当事人尚未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所要求的平等主体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故对当事人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粤5103民初753号民事裁定：一、驳回姚顺江的起诉；二、驳回江东镇政府的反诉。本案预交的本诉、反诉受理费人民币19110元、2338元，分别由姚顺江、江东镇政府于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向一审法院申请退回。姚顺江不服一审裁定，向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姚顺江与江东镇政府签订《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非民事合同系事实认定、适用法律错误，该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民事合同而非行政合同。1.虽然江东镇政府为行政机关，但其在《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合同关系中与姚顺江法律地位平等，故从主体标准进行判断，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民事合同。2.《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订立时，姚顺江与江东镇政府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需求而签订合同。从合同的目的标准进行判断，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民事合同。3.本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的签订与履行皆是由姚顺江与江东镇政府平等协商而成，并非由江东镇政府单方决定，江东镇政府在本案合同关系中不具备行政优益权，该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民事合同。（二）本案系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与使用性质是影响本案审理的关键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与处理结果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却认为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与使用性质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关联性，对姚顺江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的向潮州市潮安区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查涉案土地是否为农民集体所有、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以及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申请不予准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明显存在程序违法。（三）本案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行政干预司法，违背独立审判原则等情形。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江东镇政府承担。二审法院认为，首先，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在其职权或者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江东镇政府以“为加快经济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目的为由，与承租方姚顺江于2003年12月31日签订《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的内容符合行政协议的特征要件，系江东镇政府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责的方式之一。而且，从江东镇政府之后分别在《潮州日报》《汕头日报》刊登的《通告》，以及其向包括姚顺江等承租人出具的《承诺书》也可看出，涉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也受江东镇政府为了实现其行政管理职能所主导，双方权利义务并不完全对等。因此，该《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的签订，并不改变江东镇政府与姚顺江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为行政协议，本案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进而裁定驳回姚顺江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姚顺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二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粤51民终482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姚顺江不服二审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姚顺江与江东镇政府签订的《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系民事合同，一、二审法院认定为行政合同，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1.江东镇政府虽然为行政机关，但其在本案合同关系中，与姚顺江法律地位平等，从主体标准判断，《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应当认定为民事合同。《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开篇便明确约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一致同意订立如下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如一致同意的事项，可另行补充，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且合同中也没有约定江东镇政府具有单方制裁或作出单方决定的权利，内容明显体现民事合同的平等原则。从江东镇政府的反诉状也可知其承认与姚顺江在该合同关系中系平等主体。2.姚顺江与江东镇政府是为了各自的利益需求而签订《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从合同的目的标准判断，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民事合同。在《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中，江东镇政府是作为出租方将工业用地出租给姚顺江等人，目的是通过出租土地，建设工业园区，以收取租金及配套服务费等，其所追求是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行政管理。而姚顺江作为承租方，租赁土地是为了扩大投资生产，获取经济利益。双方各取所需而协商一致签订《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并非单方面为了公共利益或为了江东镇政府实现行政管理。一、二审裁定都只依据江东镇政府一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便认定《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为行政合同，无视姚顺江订立合同的目的，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3.《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的签订与履行是双方平等协商而成，并非由江东镇政府单方决定，其在本案合同关系中不具备行政优益权，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民事合同。首先，从《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签订的背景看，合同签订时，姚顺江为了扩大投资生产，恰逢江东镇政府为建设工业园区，将工业园区的土地出租，双方因此协商一致签订合同，而不是由江东镇政府单方面利用行政职权强制与姚顺江签订合同或者姚顺江为了扩大投资生产只能与江东镇政府签订合同。双方是以平等民事主体而不是以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身份签订合同。其次，从《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的内容可知，第一，在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享有单方的解除权以及合同相对方违约时行政机关有单方的制裁权，但是涉案合同通篇都无法体现江东镇政府享有上述权利；第二，《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是一份格式合同，但不是行政合同，合同中有关租赁土地的位置、面积范围、四至、租金及配套费、服务收取的面积数及分摊面积负担都是空白未填，有关合同的具体内容还需双方协商；第三，由上可知，《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约定双方在合同关系的平等主体地位，合同的制定、变更及履行必须由双方平等协商一致，江东镇政府有负责清理地面所有堆放物及青苗并协助姚顺江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义务，体现双方在合同关系中的平等主体关系而非不平等的行政管理关系，故应当认定为民事合同。最后，从《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的履行情况看，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对合同中有关租地款和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支付方式与涉案土地的交付时间进行变更。涉案合同的履行一直是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商讨解决方案，而非由江东镇政府单方面决定变更或解除合同，姚顺江在江东镇政府违约时也行使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江东镇政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没有享受行政优益权。4.《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系土地租赁协议，并非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二审法院依据该规定将涉案合同认定为行政协议，系适用法律错误。5.本案合同主体之一的江东镇政府也承认《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系民事合同，一、二审法院认定为行政合同，明显脱离案件事实，错误认定事实。综上，《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应当认定为民事合同而非行政合同，本案依法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二）本案系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与使用性质是影响本案审理的关键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和处理结果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却认为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与使用性质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关联性，对姚顺江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的向潮州市潮安区国土资源局、潮州市潮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查涉案土地是否为农民集体所有、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以及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申请不予准许，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明显存在程序违法。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一、二审裁定；2.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均由江东镇政府承担。江东镇政府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涉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为行政协议，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并裁定驳回姚顺江的起诉，并无不当。1.涉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成立的背景。2003年前后，各地相继出台加快经济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园区政策，江东镇政府在用地总体规划（2010-2020）经上级政府批准后，在2003年7月决定在辖区内建立面积3000亩的江东镇工业园区，涉案用地属于园区规划的首期中心区700亩中。江东镇政府对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以及招商引资等工作出台了包括《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在内等相关工业园区用地政策以及水、电、通信等作出优惠措施，并规定了企业进驻园区建设的基建投产期限等行政管理政策。江东镇政府对园区实行全面管理，工业园区出租土地行为在当时也是土地准出让行为。江东镇政府主导了整个园区的用地事宜，涉及的租地期限、租金和配套费、服务费收取和方式、分摊面积负担等政策都是由江东镇政府以工业园区建设的管理为目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2.原审裁定认定涉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的内容符合行政协议的特征要件，系江东镇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方式之一是正确的。从合同目的上看，双方签订《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的目的是“为加快经济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是为了个体利益，正因为合同目的具有公益性，才对进入园区的企业用地给予极大的优惠政策。从缔约过程来看，整个园区统一划分地块，每宗地块面积相同，租赁期限、租金标准由江东镇政府统一确定，承租人没有协商选择的权利。江东镇政府对合同签订起到发起、指挥、管理作用。另外，合同中约定收取的租金都是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是政府收入，江东镇政府只是收取管理费用于日常管理。从江东镇政府分别在《潮州日报》《汕头日报》刊登的《通告》以及向姚顺江等人出具的《承诺书》均可看出，涉案的《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也受江东镇政府为实现行政管理职能所主导。因此，涉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属于行政协议。（二）由于涉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是江东镇政府为了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姚顺江签订的行政协议，根据现行行政诉讼相关法律规定，此类案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原审法院作出不予受理裁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姚顺江申请再审的理由和江东镇政府的书面意见，本案现阶段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姚顺江依据其与江东镇政府签订的《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诉请解除合同、判令江东镇政府返还其已缴纳的租地款和基础设施配套费并支付利息损失。从涉案《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的内容来看，该合同是江东镇政府与姚顺江就土地租赁事宜所达成的合同，合同中虽然有“为加快经济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内定，但所约定的是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不涉及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行为，相关权利义务内容也没有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不属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行政协议。本案姚顺江与江东镇政府之间因《工业用地租赁合同书》而产生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二审裁定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并驳回姚顺江的起诉、上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姚顺江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5103民初753号民事裁定第一项和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51民终482号民民事裁定；二、指令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法院对姚顺江对潮州市潮安区江东镇人民政府的起诉进行审理。审判长 邹 莹审判员 苏大清审判员 邵静红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郑奕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第四百零七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