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86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飚，男，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海英，湖北国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秀，湖北国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宝华洗染厂车站路经营部，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路**。法定代表人：陈继周，该经营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驰，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妹燕，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飚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宝华洗染厂车站路经营部（以下简称宝华厂经营部）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13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案情不复杂，本院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告知了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责令宝华厂经营部提供会计账薄、财务会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等给汪飚查阅；2、由宝华厂经营部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因章程中并没有关于股东有权查阅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的相关规定”，并驳回汪飚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宝华厂经营部章程第19条规定：“本企业的股东，享有下列权利。1、对投入企业的股本拥有所有权和收益权；2、参加股东会，参与审定、决定企业重大事项；3、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知情权，但知情权是企业股东的最基本权利。“收益权”、“决定企业重大事项”等权利，均是在知情权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权利。若连企业的财务均无权知晓，那“收益权”如何确定？如何“决定企业重大事项”？二、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判例－（2013）民提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之表述，（上诉人）单位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公司制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组织的部分特征，但其既不是公司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因此，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处理，应首先尊重企业内部的规定、决定或者约定等，在企业内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公司法或者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因此本案中即使章程没有约定，仍可以参照公司法或者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宝华厂经营部辩称，一、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应按照企业章程行使知情权。二、汪飚对其要查明的事实完全知情。三、汪飚提起本次诉讼动机不纯。综上，汪飚行使股东知情权不适用公司法，应按企业章程办理。汪飚对其要查明的事实是完全知情的，其查阅诉请文件的要求也没有得到二分之一以上股东支持，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达到支持其诉讼请求的目的，且宝华厂经营部有合理根据认为汪飚提起本次诉讼动机不纯，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汪飚的全部诉讼请求。汪飚在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宝华厂经营部提供2015年1月至今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等给汪飚查阅；2、由宝华厂经营部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宝华厂经营部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1年11月20日，宝华厂经营部向汪飚出具《股权证》，载明汪飚缴纳股金14000元。工商登记显示汪飚出资14000元、持股2.7%。宝华厂经营部章程第一条规定“根据岸政发（2000）8号文件和市政府（2000）102号文件精神，按照有关的法令法规，企业进行所有制的改制，对新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定本章程”；第三条规定“本企业是以股份合作制为基础，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股份合作相结合，具有法人资格的股份合作制的经济组织”；第八条规定“本企业设立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股东会，其职责是选举或罢免执行董事和监事，听取并审议董事和监事的工作报告，决定企业发展目标及增减资本，批准企业年度报告，决定企业的股息，红利分配方案，修改企业章程，审议股东提出的各种议案等”；第十九条规定“本企业的股东，享有下列权利：1、对投入企业的股本拥有所有权和收益权；2、参加股东会，参与审定，决定企业重大事项；3、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章程所记载的汪飚出资额、持股比例与工商登记一致。2018年8月6日，汪飚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宝华厂经营部法定代表人陈继周邮寄《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请求》，申请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财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邮件上填写宝华厂经营部法定代表人陈继周手机号码189××××****。该邮件于2018年8月7日由他人签收。因宝华厂经营部未提供上述文件给汪飚查阅，故汪飚诉至法院。上述事实，有《股权证》、《企业信息咨询报告》、《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请求》、《武汉市宝华洗染厂车站路经营部股份合作制章程》、《遗失声明》、《股东会议纪要》、EMS快递单及邮件查询结果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并经庭审质证。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法院均予以采信。宝华厂经营部提交的《房屋腾退安置补偿服务手册》《腾退补偿协议书》《房屋腾退结算单》《工资表》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其本质特征之一是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相结合，职工既是在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又是企业的股东。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立法机关尚未制定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法律、法规，应当首先尊重企业章程的规定，不能简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是全体发起人就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达成的协议，对全体发起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本身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汪飚是宝华厂经营部股东，但宝华厂经营部章程中并没有关于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财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的相关规定，因此对汪飚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财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汪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汪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汪飚对宝华厂经营部提交的《公证书》有异议，认为没有事实证明宝华厂经营部召开股东会通知了汪飚和其他股东，且《公证书》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宝华厂经营部提交的2019年7月31日湖北省武汉市中星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可以证明宝华厂经营部于2019年7月31日召开股东会，并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宝华厂经营部解散的事实。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另查明，宝华厂经营部于2019年7月31日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23人，实到股东17人。股东会通过决议，决定同意宝华厂经营部解散，予以注销。参加该股东会的17名股东，于2019年7月31日到湖北省武汉市中星公证处，在公证员面前签名。湖北省武汉市中星公证处作出（2019）鄂中星内证字第8108号《公证书》。本院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新型共有经济组织形式。由于股份合作制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过渡性企业形式，在设立机制、治理结构、分配方式、股东身份及人数限制等方面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较大的差异，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属性及范围有所不同。股东知情权作为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相关资料，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监督高管人员活动的一项法定权利，其行使方式和权利范围均有法律规范明确规定。但至今为止，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制定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未将股份合作制企业纳入调整范畴，在现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的知情权，应依据企业的合作制章程进行处理，不能简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是企业全体发起人就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等行为达成的协议，对企业的全体成员均具有约束力。汪飚作为企业的股东，也在章程上签名，其亦应受该章程约束。根据宝华厂经营部股份合作制章程的规定，企业的股东，享有下列权利：1、对投入企业的股本拥有所有权和收益权；2、参加股东会，参与审定，决定企业重大事项；3、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汪飚是宝华厂经营部的股东，在现有法律、法规没有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知情权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依据宝华厂经营部股份合作制章程的规定执行。宝华厂经营部的章程中并没有关于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财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的相关规定，但章程中有对一般性的问题作出决议，应经二分之一以上的职工股东通过，对企业重大事宜作出决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股东通过的规定。企业股东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可通过召开股东大会并经许可的方式进行。故，汪飚请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财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的上诉理由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其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案一审案由确定为股东知情权纠纷，但股东知情权纠纷列在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二级案由之下，因宝华厂经营部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与其产生的纠纷，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因此，本案案由应定与企业有关的纠纷。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案由确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汪飚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汪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浩审判员 任 文审判员 吴伶俐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黄旭东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