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冀0125行初17号 原告于荣奇，男，196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行唐县。 被告行唐县公安局，住所地行唐县龙州镇永昌北路**。 法定代表人池玉清，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王晓雷，行唐县公安局城区分局民警。 原告于荣奇因要求确认被告行唐县公安局于2018年12月22日作出的治安管理处罚行为违法，于2019年6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1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于荣奇、被告行唐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超、王晓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公安局于2019年12月22日作出行（城）行罚决字（2018）038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于荣奇行政拘留八日。 原告于荣奇诉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撤销行（城）行罚决字（2018）038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做出的拘留8日的行政处罚错误，对原告所做犯罪人员档案纪录程序违法。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赔偿2527元损失补偿费。事实及理由：一、2018年12月21日，我到北京有关部门反映执业医师注册问题，因2018年1月起诉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6月27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105行初19号裁定书，查我属于医师法实施后遗留问题，驳回起诉。后县、市、省一直不予解决。因此去北京前往有关部门进行咨询，因为第一次前往北京，在前往有关部门的途中刚出地铁口，被一名当地有关人员叫住并在原地等待。听从相关人员安排限制自由，并受到了北京警方的教育和训诫，还有全程录像，也未达成前往有关部门咨询。2018年12月22日行唐县公安局做出了行（城）行罚决字（2018）038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我处以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2018年12月22至2018年12月30日我在正定拘留所被执行了上述处罚。在上述过程中我没有任何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我认为，行唐县公安局对我处以行政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依法被认定为违法：1、行政处罚决定书是由我与接访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材料与接访视频和训诫书做出的，请求说明，哪里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我的处罚。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错误、属于超越职权作出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条等有关规定，如果我确实扰乱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的北京中南海周边的公共场所秩序，依法应由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所属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处理，而不应由我的户籍所在地的行唐县公安局管辖处理。2、行唐县公安局以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北京公安移交手续中没有说明我在中南海周边违法行为，指定本人以治安管理处罚第23条第2款规定拘留本人。《训诫书》不能证明存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的行为客观存在。“训诫”既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八类行政处罚之一，也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的四类治安管理处罚之一。因此，北京警方作出的《训诫书》并不能证明行为人存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规定。对于上访人员的训诫，明确规定在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中。《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如果信访人违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信访秩序，“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警方是在没有任何现场证据的前提下，对上访人做出了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因此，该份行政处罚决定，是违法的。行政处罚决定行唐公安用“训诫书”作为行政拘留的证据，是用证明行为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行为违法，这显然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我是正常访，因此“训诫书”只能证明上访人到了中南海周边已被当地警方限制自由，我全力配合并已教育训诫，行唐公安说我扰乱了中南海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则没有任何证明力，“训诫书”不能用来作为对上访人进行行政拘留的证据。4、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行唐县公安局未履行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行唐县公安局在对我进行行政处罚前，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第32条等规定的程序。另外，在确认被告行为违法的前提下，对我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也给我造成了损失，精神损失费依法赔偿，起诉费由被告负担，依法应由被告予以赔偿。鉴于以上原因，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如上，请依法裁判。 被告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公安局辩称，行（城）行罚决字2018第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18年12月21日13时许，行唐县杨小军、于俊奇、于荣奇、张改翠、刘斌五人因职业医师证注册问题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以上事实有杨小军、于俊奇、于荣奇、张改翠、刘斌的询问笔录，接访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材料、接访视频，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对五人出具的训诫书等证据为证。我局以于荣奇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于荣奇做出行政拘留八日处罚。我局办案民警在对于荣奇处罚前进行了处罚前的告知，并对于荣奇宣读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将行（城）行罚决字2018第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了于荣奇，之后对其执行了行政拘留。一、关于于荣奇提出的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错误、属于超越职权作出行政行为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行唐县公安局对于荣奇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有管辖权，处罚是正确的。二、关于于荣奇提出的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不足的问题。2018年12月21日13时许于荣奇因职业医师证注册问题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有杨小军、于俊奇、于荣奇、张改翠、刘斌的询问笔录，接访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材料，接访视频，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对于荣奇出具的训诫书等证据为证，我局认为对于荣奇的行政处罚证据充足。三、关于于荣奇提出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我局在对于荣奇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已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前的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关于于荣奇申辩的不知道地铁口的地方就是非访的地方，经公安机关查明，于荣奇等人从天安门附近的地铁口下车反映问题后被训诫，而天安门广场附近属于敏感地区和非信访接待场所，不能因为于荣奇自称不知道“;地铁口地方就是非访的地方&rdquo就不对于荣奇作出行政处罚。综上所述，行（城）行罚决字[2018]第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故此，请求行唐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行唐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 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3、行政处罚审批表。 4、行政处罚决定书。 5、行政拘留回执。 6、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 7、询问笔录。在接受询问时，称，因为执业医师证问题多次反映没有得到解决，想去北京找找看。2018年12月21日早上6点多在行唐县汽车站遇见于俊奇、张改翠、杨小军、刘斌等人，我们五人就坐上去北京的客车。在六里桥下车后，跟着于俊奇他们四人坐地铁。后来在一个地铁口被警车拦住，把我们送到马家楼，后来行唐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将我们接回。 8、训诫书。 9、接访说明。 10、前科证明。 11、户籍证明。 12、接访视频。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1、3、4、5、6、7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我提出了申辩，被告没有复核。对8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训诫人栏、底部答栏落款日期被训诫人签名栏为空白。训诫书开头单位名称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落款单位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前后不符。训诫书作出不符合法定程序。对9、10号证据无异议。对11号证据户籍证明，注明为该证据用于城区分局办案用，本案处罚单位为行唐县公安局，与该注明不一致。对12号证据的质证意见，该视频发生在龙源宾馆，不能证明原告有到中南海周边非访情节行为。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号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明：行唐县公安局城区分局受理了该案件。2号证据，原告申辩的意见是，我不构成扰乱公共秩序，我不知道地铁出口的地方就是非访的地方。原告提出的申辩仅是反驳，没有提出新的事实或证据。该证据证明，被告在处罚前告知当事人给予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了依法享有的权利。3号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无异议。证明处罚前行政机关负责人进行了审查、审批。4、5、6号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8天的行政处罚，拘留前通知了家属。7号证据，原告无异议，与于俊奇、张改翠、杨小军、刘斌等人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2018年12月21日原告与于俊奇、张改翠、杨小军、刘斌等人曾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附近非访。8号证据，证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进行了训诫，并告知，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9号证据，原告无异议，证明2018年12月21日晚行唐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将原告等人从北京接回行唐。10号证据，原告无异议，证明原告之前无违法犯罪行为。11号证据证明原告户籍在行唐县。12号证据证明，2018年12月21日晚上原告等人被从北京接回行唐。 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1日原告于荣奇与于俊奇、刘斌、张改翠、杨小军等五人因执业医师资格证问题到北京天安门西中南海附近非法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作出训诫书。当晚，被被告行唐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接回行唐。行唐县公安局就于荣奇的违法行为调查完毕后对其进行了处罚前的告知，之后决定给予其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将行（城）行罚决字[2018]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了于荣奇，之后对其执行了行政拘留八日。原告不服，于2019年6月14日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行唐县公安局作出的行（城）行罚决字[2018]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赔偿因作出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527元。 本院认为，被告行唐县公安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是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具备执法主体资格。原告于荣奇主张没有扰乱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告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可证实原告扰乱了公共秩序被训诫。对原告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被告行唐县公安局对其违法行为无管辖权，如果原告确实扰乱了中南海周边的公共场所秩序，亦应当地公安局对其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被告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进行处罚是正确的。对原告提出的被告未提交证据问题，行唐县公安局城区分局是行唐县公安局的内部工作部门，其工作人员按照内部分工接警处理本案，代表行唐县公安局行使职责，其提交了证据，就是代表行唐县公安局提交了证据。故对原告提出的行唐县公安局未提交行政处罚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处理该案时履行了立案、调查和告知程序，并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于荣奇行政拘留八日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告作出的行（城）行罚决字[2018]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原告诉求确认违法并给予经济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荣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春玲 人民陪审员  米 靖 人民陪审员  顾素玲 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魏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