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29179号原告：冯满煦，男，1989年1月4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满志茜，女，1964年9月17日出生，回族。被告：北京优适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阜通西大街**楼**208。法定代表人：王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天骄，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新，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洋，男，198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冯满煦（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北京优适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适德公司）、被告刘洋（以下简称姓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冯满煦委托诉讼代理人满志茜、优适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天骄、周一新以及刘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满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优适德公司、刘洋共同向冯满煦赔偿公里数不符造成的车款损失60万元。事实和理由：优适德公司员工刘洋将一辆二手车以133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冯满煦，双方签署了买卖协议，冯满煦支付了全款。在售车时，刘洋告知冯满煦车辆行驶公里数为8千公里。2018年10月冯满煦前往4S店保养时，发现车辆的公里数在2015年10月时已开过2.1万公里。之后，冯满煦找到优适德公司，其员工称车辆已经开走，对公里数不负责任，还谎称公里数不影响二次销售。冯满煦认为优适德公司及刘洋在签订买卖合同时构成欺诈，应当三倍赔偿冯满煦损失。优适德公司辩称：不同意冯满煦的诉讼请求。首先，我公司不是涉案车辆的销售方，不是适格被告。买卖合同上写明刘洋是出售方。刘洋是因为认识我公司的负责人，借我公司的场地拍照并发布销售信息，为了冯满煦付款方便，代收了购车款。而且车辆从未过户至我公司名下，进一步说明我公司不是销售方。其次，从该车的维修保养记录可以看出，该车前两年每个月平均行驶436公里，但如果根据2015年12月19日的记录，车辆在27天之内平均每天行驶566公里，明显与车主的行驶习惯不同，也违背常理。此次维修记录显示的项目是蓄电池拆卸和安装，经我公司向4S店了解，此次维修是因为长期停驶导致电瓶没电，仪表盘无法显示里程数，所以负责接待的员工在没有读表的情况下随便写的里程数。第三，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销售者存在欺诈行为。冯满煦用以证明欺诈的唯一证据是2015年12月19日的维修保养记录，但这是因4S店员工失误所导致的错误记录，不是调整了车辆里程表。这份保养记录是第一任车主持有车辆期间，并不是发生在此次销售期间，销售者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任何人只要输入车辆底盘号就可以查询到车辆维修保养记录和行驶里程数，不存在销售者故意隐瞒的可能性。冯满煦对外销售车辆时，对购车人的解释是这个记录是4S店记错了，进一步说明冯满煦对这次记录错误是知道且认可的。第四，冯满煦并未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刘洋辩称：不同意冯满煦的诉讼请求。首先，冯满煦用以证明欺诈的唯一证据是2015年12月19日的维修保养记录，但这是因4S店员工失误所导致的错误记录，不是调整了车辆里程表。这份保养记录是第一任车主持有车辆期间，并不是发生在此次销售期间，销售者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任何人只要输入车辆底盘号就可以查询到车辆维修保养记录和行驶里程数，不存在销售者故意隐瞒的可能性。我在冯满煦付款之前确实和其一起查看了车辆的相关信息，也看到了2015年12月19日的记录，冯满煦对此是知情且认可的。冯满煦对外销售车辆时，对购车人的解释是这个记录是4S店记错了，进一步说明冯满煦对这次记录错误是知道且认可的。第三，冯满煦并未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2日，冯满煦在刘洋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其发布的售车信息。2017年12月12日，冯满煦向刘洋微信转款1万元。2017年12月19日，刘洋作为卖方与买方冯满煦签订了《二手车买卖协议》，约定冯满煦购买奥迪R8车辆一辆，成交价133万元，买方一次性付清车款。协议记载车辆的行驶公里数为8000公里。合同签订当日，冯满煦向优适德公司账户支付了剩余车款。冯满煦主张优适德公司及刘洋为车辆销售方，理由为刘洋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车辆照片有明显的“优适德”字样，朋友圈内容也标有“优适德名车”，可以看出刘洋是代表优适德公司发布的售车广告；冯满煦将售车款支付给了优适德公司。优适德公司、刘洋则称车辆的卖方是刘洋个人，而非优适德公司，刘洋只是借用其场地拍摄的车辆照片，不是代表优适德公司出售车辆，刘洋亦非优适德公司的员工；售车款是优适德公司代收的，款项已经由车主通过现金方式领走。刘洋提交其社会保险记录，显示其2015年7月至2019年1月养老保险单位为北京市海淀区常青工业公司。冯满煦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冯满煦提交涉案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以证明优适德公司、刘洋在出售车辆时隐瞒了实际里程数，构成欺诈。维修保养记录显示2015年2月9日、2015年11月6日车辆做保养，进厂里程数分别为2400公里、4300公里，2015年11月23日车辆小修，进厂里程数为4800公里,2015年12月19日车辆小修，维修项目为蓄电池拆卸和安装，进厂里程数20100公里，2016年6月27日车辆保养，进厂里程数6500公里。冯满煦称买车时未查看维修保养记录，也没有查看实际里程数，直至十个月后才得知实情。刘洋、优适德公司则称经向4S店核实，2015年12月19日的里程数记录是错误的，当时因蓄电池没电，无法显示里程数，4S店人员随便写的，这一情况已经在冯满煦买车时进行了告知，冯满煦在向姜某出售该车时也对里程数问题进行了同样的解释。刘洋、优适德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冯满煦与姜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姜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在姜某对2015年12月19日的里程数提出异议时，冯满煦解释称是4S店写错了。2、优适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与4S店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工作人员承认2万多的里程数是记录错误。冯满煦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在起诉书以及本院第一次询问时，冯满煦均称其是在2018年去4S店保养时才第一次看到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才发现2015年12月19日的进厂里程数。本院询问为何没有2018年的保养记录，冯满煦又称是在2018年9月左右想卖车时因买车人质疑调表才去4S店打印的维修保养记录。另查，涉案车辆2014年7月4日登记在于某名下，于2016年7月29日变更登记至霍某某名下，于2016年11月22日变更登记至姜某名下，于2017年12月27日变更至冯满煦母亲满志茜名下。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优适德公司是否为涉案车辆的销售方以及销售方是否存在隐瞒里程数的欺诈行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合同中明确写明涉案车辆的卖方为刘洋，并非优适德公司，亦没有内容显示刘洋是代表优适德公司签署的买卖合同。优适德公司收取购车款、刘洋发布的售车广告写有“优适德”字样等均不足以否定刘洋是合同相对方的事实。因此，冯满煦等主张优适德公司为销售方，证据不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刘洋并不构成欺诈，理由如下：首先，从维修保养记录的内容来看，可以认定2015年12月19日的里程数是错误记录。其一，2015年2月9日至2015年11月23日期间涉案车辆一共行驶了2400公里，而2015年11月23日至2015年12月19日短短20多天，里程数增加了15000多公里，而上述期间车主并未发生过变动，这种暴涨明显不符合同一车主的行驶习惯。20多天内行驶15000多公里亦不符合常理。其二，2015年12月19日修理项目是蓄电池拆卸和安装，因蓄电池的原因导致里程数显示不出或者显示错误这一解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其三，2016年6月27日里程数降至6500公里，这次车辆是为保养进厂，记载的里程数相比于2015年12月19日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可靠性。综合上述理由足以说明2015年12月19日的里程数是错误记录，冯满煦以此主张合同记载的里程数与实际数值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从日常经验法则来看，二手车的购买人会着重查看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以确保车辆不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尤其是涉及如此大额的交易，购买人理应更加谨慎。但冯满煦表示买车时只是查看了外观的新旧，未看到维修保养记录，与常理有悖，本院无法予以采信。而且冯满煦对于维修保养记录的取得过程陈述反复，前后矛盾，进一步降低了其言辞的可信度。冯满煦与姜某的沟通记录亦可以佐证冯满煦对2015年12月19日的记录知情，也认可记录错误。因此，刘洋在里程数问题上并不构成隐瞒事实。综上，冯满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购车合同记载的公里数与实际数值不符以及刘洋隐瞒里程数的事实，故其关于刘洋、优适德公司构成欺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67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满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原告冯满煦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瑶瑶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赵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