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8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强，男，196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克敏、李杰，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德千，男，195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裘栋、张逸君，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军，男，198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裘栋、张逸君，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强因与被上诉人陈德千、陈小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1民初9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2月1日，李强与陈德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陈德千将位于杭州市富阳区的房屋出租给李强用于轮胎销售。合同签订后，李强实际租用案涉房屋，并于2014年5月12日注册成立杭州富阳区灵桥镇阿强轮胎经营部。 2018年1月1日，陈德千（甲方）与李强（乙方）续签《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李强租赁案涉房屋用于轮胎销售，租期自2018年2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房屋租金为32000元。合同第五条约定，“租赁期间，若因政府原因拆迁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甲乙双方各一半，其他拆迁所得的赔偿款全部归甲方所有（包含室内外装修及设施设备款等），与乙方无关。并且乙方需要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完成搬迁，否则甲方有权对乙方所有的设施设备物品进行清理。” 2018年10月25日，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搬迁人），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人民政府作为搬迁实施单位，陈小军作为乙方（被搬迁人）签订《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经营性用房）》，根据协议约定，因实施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房屋搬迁的需要，就案涉房屋的搬迁补偿事宜，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补偿陈小军经营性补助410910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助85464元，合计496374元。 2018年10月25日，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搬迁人），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人民政府作为搬迁实施单位，李强作为乙方（被搬迁人）签订《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经营性用房）》，根据协议约定，因实施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房屋搬迁的需要，就案涉房屋的搬迁补偿事宜，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补偿李强设备设施补偿2400元、腾退补贴26378元、腾退奖励25000元，合计53778元。 庭审中，为查明案涉房屋的搬迁安置相关政策，原审法院依职权从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人民政府调取了《灵桥镇房屋搬迁政策宣传手册》。其中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关于住改非用房补助办法规定，住宅改成非住宅作经营性使用且具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房屋，按标准给予被搬迁人相应的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助；公告发布时实际经营或近三年有经营记录（有工商部门审批记录）的沿主要路面底层房屋，鉴于该类房屋具有实际经营功能，按评估再给予经营性补助，其经营性补助标准由评估公司根据道路等级、商业氛围等综合评估确定；对在规定时间内腾空房屋且具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经营户（承租人），按实际认定的经营面积，给予腾退补贴和腾退奖励；住改非用房存在租赁关系的，对原租（借）用人不予安置。 就前述搬迁安置政策的理解问题，李强向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人民政府调取了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载明，《富阳区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灵桥镇搬迁补偿安置方案》中有关住改非条款具体补偿政策如下：1、住宅改成非住宅作经营性使用且具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房屋，被搬迁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评估、签约、腾空交房的，按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营业面积结合实际认定的面积，给予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助。2、对在规定时间内腾空房屋且具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经营户（承租人）按实际认定的经营面积，给予腾退补贴和腾退奖励。3、公告发布时实际经营或近三年有经营记录（有工商部门审批记录）的沿主要路面底层房屋，鉴于该类房屋具有实际经营功能，按评估再给予经营性补助，标准由评估公司根据道路等级、商业氛围等综合评估确定。4、在赔偿过程中，如出现无营业执照但实际经营的按上述标准减半予以补偿。就案涉房屋搬迁安置政策的理解，陈德千亦向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人民政府调取了住改非相关政策补充说明一份，该补充说明载明，1、针对经营性补助的计算标准，按照房屋的底层建筑测绘面积为计算标准，其他补助及奖励按照房屋实际经营面积为计算标准（实际经营面积应扣除楼梯、厕所等非经营性面积）。2、对于经营性补助及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系对临街具有实际经营功能的房屋征收后存在预期损失而给予的补助。3、对无营业执照无实际经营的，但近三年有经营记录的住改非房屋，经营性补助及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仍按《富阳区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灵桥镇搬迁补偿安置方案》中的住改非条款予以补助，不给予腾退奖励与补贴。 李强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陈德千、陈小军共同支付李强拆迁经营性补助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款249420.80元（暂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德千、陈小军承担。诉讼中，李强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陈德千、陈小军共同支付李强拆迁经营性补助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款248187元。 陈德千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李强支付拆迁赔偿所得款项26889元；2.李强支付拖欠的房屋租金10000元；3.李强支付逾期支付租金的滞纳金64000元（自2018年2月16日暂计算至2019年2月16日，之后以日租金的2倍即175.34元/天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4.李强支付擅自改变合同规定的租赁用途的违约金64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强承担。诉讼中，陈德千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李强支付拆迁补偿款28089元（腾退补贴和腾退奖励25689元，设备设施补偿款24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李强与陈德千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争议问题，分析如下。关于本诉部分，陈小军是否为适格被告，以及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的理解。李强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李强与陈德千，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为陈德千，合同履行过程中李强也是将房租交付给陈德千，陈小军领取相关搬迁补偿款系代表陈德千户领取。李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陈小军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的理解，李强认为“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包括陈德千一方所得的经营性补助和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陈德千认为“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系指李强所得的赔偿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从合同的词句分析，“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系持有营业执照的乙方（李强），作为经营户因案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政府原因搬迁所得的赔偿款，即李强所得的赔偿款。其次，若从合同的词句分析，尚不足以认定“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系指李强所得的赔偿款，但根据合同签订的背景、双方的合同目的等情况综合分析，亦应认定“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系指李强作为经营户所得的赔偿款，不应包含陈德千作为房屋产权人所得的经营性补助和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从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的合同目的与签订的背景分析。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富阳区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已有序推进，双方均意识到案涉房屋可能面临政府搬迁，所以在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相比之前的《房屋租赁合同》增加了第五条有关安置补偿的条款。合同签订时，就案涉房屋的相关补偿方案尚未公布，双方并不知晓有无营业执照对相关的赔偿项目有何影响，双方的合同目的，是对租赁期内房屋搬迁时作为房东一方基于房屋本身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和承租人一方作为经营户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如何分配做出的约定，因此，“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应指李强作为经营户（承租人）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从合同签订的背景分析，李强从2014年2月1日起与陈德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本质上系续签，庭审中陈德千提交了以其儿媳俞王芳名义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若双方均意识到有无营业执照对陈德千的房屋搬迁利益有影响，在陈德千的家庭成员有营业执照的情况下，继续与李强续签案涉《房屋租赁合同》，依据合同约定陈德千可收取李强租金32000元，却要将基于房屋的搬迁的巨额利益分配给李强一半，明显有悖常理。从双方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后，租赁期内因政府搬迁，双方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经营性用房）》的政策依据及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情况分析，“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也应指李强作为经营户（承租人）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灵桥镇房屋搬迁政策宣传手册》中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关于住改非用房补助办法规定，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规定在住改非用房补助办法项下，对于承租人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规定在经营户腾退补贴和腾退奖励项下，即在规定时间内腾空房屋且具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经营户（承租人），按实际经营面积，给予腾退补贴和腾退奖励。相关的搬迁补偿政策对于经营户（承租人）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进行了专门规定。至于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是否和营业执照相关，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人民政府先后出具了情况说明和补充说明，情况说明和补充说明载明的内容系政府相关人员对搬迁补偿政策的解读，前后两份说明对该问题的表述不一致，根据情况说明和补充说明无法确认陈德千的案涉房屋搬迁补偿款项是否受有无营业执照的影响及若有影响和营业执照相关的搬迁补偿款具体数额。庭审中，依法向杭州市富阳区征补办的相关负责人就搬迁补偿政策的理解进行了电话咨询，相关负责人口头告知，根据搬迁补偿政策，对有合法营业执照的经营户（承租人）的补偿项目为腾退奖励和腾退补贴，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系根据房屋所处的位置对具有经营功能的房屋的业主的补偿。因此，从对搬迁政策的理解分析，无法认定陈德千因其房屋被搬迁所得的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系因李强持有的营业执照才能获得。另外，政府相关部门根据搬迁补偿安置政策，分别与陈德千、李强签订搬迁协议并给以补偿，双方均未提出异议，且已实际履行，也说明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载明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系指李强作为经营户（承租人）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综上，从合同的词句、合同签订的背景、双方的合同目的相关政策等方面分析，双方在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真实意思应指李强作为经营户（承租人）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在双方均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搬迁协议并实际获得相应的补偿款，陈德千未向李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李强利用合同条款可能产生的歧义，向陈德千主张权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李强要求陈德千、陈小军支付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款项共计248187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反诉部分。陈德千要求李强支付拆迁补偿款28089元（其中腾退奖励和腾退补贴款的一半即25689元，设备设施补偿款24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前述分析，双方在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李强作为持有营业执照的经营户所得的搬迁补偿款即腾退奖励和腾退补贴款由陈德千和李强各半分割，设备设施款归陈德千，因此，陈德千提出的该项反诉请求有合同依据，予以支持。关于陈德千要求李强支付拖欠的房租、支付滞纳金及因改变合同约定租赁用途的违约金的反诉请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为2018年2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年租金为32000元。李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的搬迁补偿协议约定，在2018年10月25日前腾空房屋的，享受全额腾退奖励，应认定在2018年10月25日前非因李强和陈德千的原因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已终止履行。陈德千给李强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租金22000元，并注明2018年2月-2019年2月，根据双方房屋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期间，应认定该收条系陈德千和李强就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提起终止履行后双方就房租支付达成的合意，李强已不欠陈德千房租。故陈德千要求李强支付拖欠的房租及支付滞纳金的反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陈德千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李强在履行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过程中擅自改变租赁用途，故对陈德千要求李强支付违约金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9年5月5日判决：一、驳回李强的诉讼请求；二、李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德千腾退奖励和腾退补贴25689元，设备设施补偿款2400元，合计28089元；三、驳回陈德千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023元（预收5041元），由李强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235元，由李强负担320元，陈德千负担915元。 宣判后，李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从合同的词句、合同签订的背景、双方的合同目的等方面分析得出“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真实意思应指李强作为经营户（承租人）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结论，属恣意解释，对李强严重不公。“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这一句话如果没有“因”字，那么可以理解为“乙方所得的款项”，也就是原审法院所理解的“李强作为经营户（承租人）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但是有了这个“因”字，很显然，“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都是为了修饰“款项”，意在明确该“款项”系乙方持有营业执照所贡献而产生，与补偿款发放程序上搬迁人具体发放给出租人还是承租人无关。因此，从词句分析，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甲乙双方各一半”并无歧义，其真实意思是“因为李强持有营业执照所贡献的搬迁补助款，甲乙双方各一半”。事实上，陈德千、陈小军在答辩中也自认“对于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提及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根据文义可以理解为营业执照对于最终拆迁赔偿款项的贡献度”，这与李强的观点完全一致。至于陈德千、陈小军在答辩中提及的“甲乙双方对赔偿给乙方的款项进行平分，而非李强主张的平分发放给甲方的款项”，李强认为，该答辩意见既不符合词句结构分析，又与陈德千、陈小军前述“对于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提及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根据文义可以理解为营业执照对于最终拆迁赔偿款项的贡献度”的答辩意见自相矛盾。因此，陈德千、陈小军“甲乙双方对赔偿给乙方的款项进行平分，而非李强主张的平分发放给甲方的款项”这一答辩意见显属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连陈德千、陈小军都没有底气相信，才有了之后与李强观点一致的实系“营业执照对于最终拆迁赔偿款项的贡献度”的答辩意见。从李强上文分析可见，就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上没有争议，都认为该约定的意思为“营业执照对于最终拆迁赔偿款项的贡献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没有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进行解释的余地。综上，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甲乙双方各一半”并无歧义，其真实意思是“因为李强持有营业执照所贡献的搬迁补助款，甲乙双方各一半”。原审法院从合同的词句、合同签订的背景、双方的合同目的等方面分析得出“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真实意思应指李强作为经营户（承租人）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结论，属恣意解释，严重不公。二、陈小军领取的经营性补助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助496374元中，李强持有营业执照对此贡献的数额为496374元，就此数额李强有权分得一半即248187元。原审判决多处强调“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系对房屋业主的补偿”，李强从来不否认“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系对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但本案中，程序上补偿给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屋所有权人获得此补偿利益与李强持有营业执照是否相关，李强持有营业执照是否有贡献及贡献的数额是多少。（一）李强持有营业执照对陈德千、陈小军获得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利益有贡献。案涉房屋系农村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性质上系住宅，本来无权获得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系因为李强自2014年2月1日起在案涉房屋从事经营，并于2014年5月12日以案涉房屋为经营场所办理了字号为“杭州富阳区灵桥镇阿强轮胎经营部”的营业执照，才将案涉房屋“住改非”。国务院办公厅于2003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中规定，“对拆迁范围内产权性质为住宅，但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经营性用房的补偿，各地可根据其经营情况、经营年限及纳税等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在案涉房屋搬迁补偿中，搬迁人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搬迁实施单位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人民政府也遵循了上述规定，在搬迁人和搬迁实施单位公告的《富阳区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灵桥镇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第十一部分“国有土地上非住宅及住改非用房补助办法”中明确规定：住宅改成非住宅作经营性使用且具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房屋所有权人才能享有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助；同时，被搬迁人享有经营性补助的前提条件是公告发布时（2018年7月）被搬迁房屋有实际经营或近三年有经营记录。本案中，从李强提交的证据4《杭州富阳区灵桥镇阿强轮胎经营部营业执照》可以看出，杭州富阳区灵桥镇阿强轮胎经营部是2014年5月12日注册成立，并且于2017年6月8日换领了新的营业执照。由此可见，公告发布时（2018年7月）的近三年（2015年7月至2018年7月）案涉房屋灵礼路8号是李强在实际经营，并且是持证实际经营，这一事实陈德千在原审反诉时提交的三份其邻居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可以佐证自2014年5月12日起至2018年7月是李强在案涉房屋实际经营。正是因为李强在被搬迁房屋上办有营业执照并且公告发布时近三年有连续经营，才使得陈小军有资格领取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款85464元、经营性补助款410910元（补偿标准为3000元/平方米），合计496374元。当然，李强注意到，对“李强持有营业执照对陈德千、陈小军获得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利益有贡献”这一事实认定最大的“烟雾弹”来自于陈德千、陈小军提交的灵桥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补充情况说明》第三项“对无营业执照无实际经营的，但近三年有经营记录的住改非房屋，经营性补助及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仍按《富阳区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灵桥镇搬迁补偿安置方案》中的住改非条款予以补助，不给予腾退奖励与补贴”。对该《补充情况说明》第三项的内容，李强有以下三点意见：第一，该第三项内容与《补偿方案》第十一部分“住宅改成非住宅作经营性使用且具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房屋所有权人才能享有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助”之规定不符，《补充情况说明》不能否定房屋所有权人享有停产停业损失补助需要有营业执照。第二，该第三项内容并没有否定灵桥镇人民政府之前出具的《情况说明》第四项“在赔偿过程中，如出现无营业执照但实际经营的，按上述标准减半予以补偿”。第三，案涉房屋搬迁根本没有《补充情况说明》第三项内容的适用余地，因为法律事实是2018年7月搬迁补偿公告发布时，案涉房屋有营业执照且有实际经营；如果案涉房屋住改非补偿适用的是《补充情况说明》第三项，则就不应该有腾退奖励与补贴，但法律事实是搬迁人就案涉房屋搬迁给付李强腾退补贴26378元、腾退奖励25000元，这也可以倒推案涉房屋住改非补偿并非是按照“无营业执照无实际经营,但近三年有经营记录”的情形进行补偿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在原审中，陈德千、陈小军提交了“杭州富阳区灵桥镇俞王芳喜糖铺营业执照、户口本、结婚证”三份证据作为一组证据，拟证明“陈德千、陈小军在案涉房屋自身亦办有营业执照并实际经营，即使无李强的营业执照也不影响享受拆迁补偿待遇”，但拟证事实显然不成立。理由有二：（1）杭州富阳区灵桥镇俞王芳喜糖铺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场所是“杭州富阳区灵桥镇”，因此不能证明杭州富阳区灵桥镇俞王芳喜糖铺实际在案涉房屋经营。（2）喜糖铺营业执照的注册日期为2012年12月4日，而《补偿方案》发布的时间为2018年7月，《补偿方案》第十一部分“国有土地上非住宅及住改非用房补助办法”中明确规定：住宅改成非住宅作经营性使用且具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房屋所有权人才能享有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助；同时，被搬迁人享有经营性补助的前提条件是公告发布时（2018年7月）被搬迁房屋有实际经营或近三年有经营记录。而且，前文已述，有多方面证据充分证明自2014年5月12日起至2018年7月是李强在案涉房屋持证实际经营，这期间杭州富阳区灵桥镇俞王芳喜糖铺并未在案涉房屋实际经营。综上，《补充情况说明》第三项内容的存在，也不影响认定“陈德千、陈小军获得停产停业损失补助和经营性补助搬迁利益离不开李强持有营业执照的贡献”这一事实。（二）陈德千、陈小军获得的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利益496374元中，李强持有营业执照贡献的数额具体是多少。就贡献的具体数额问题，李强意见如下：陈德千、陈小军领取的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助和经营性补助款496374元全部可以视为李强持有营业执照贡献的数额，因为系李强在公告发布时（2018年7月）的近三年（2015年7月至2018年7月）在案涉房屋持证实际经营，陈德千、陈小军才有资格领取该496374元。因此，依案涉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李强有权分得496374元的一半即248187元。退一步说，即使不能认定496374元均为李强持有营业执照所贡献的数额，但根据灵桥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第四项“在赔偿过程中，如出现无营业执照但实际经营的，按上述标准减半予以补偿”之规定，本案中，如果李强没有在被搬迁房屋上办有营业执照，而只是实际经营，则陈小军只能领取上述停产停业损失补助和经营性补助合计款项496374元的一半即248187元。也就是说，陈小军领取的496374元中最起码有一半即248187元应归功于李强持有营业执照。因此，退一步说，李强持有营业执照对陈德千、陈小军领取的496374元贡献额最起码也有248187元，依案涉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李强最起码有权分得248187元的一半即124093.5元。再退一步说，即使依原审法院的意见，认定灵桥镇人民政府先后出具的《情况说明》、《补充情况说明》均系对《补偿方案》的解读，且“前后两份说明对该问题的表述不一致”，而不予采信。那么，依据《补偿方案》第十一部分“住宅改成非住宅作经营性使用且具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房屋所有权人才能享有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助”之规定，陈小军领取的85464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款总归是李强持有营业执照的贡献，李强最起码有权分得85464元的一半即42732元。综上，原审判决对李强原审本诉部分第一项诉讼请求都不予支持显然系错判。三、原审法院在完全不支持李强原审本诉请求的情况下支持陈德千原审反诉第一项请求系恣意解释合同条款所致，对李强严重不公。原审法院如果要支持陈德千的反诉第一项请求，就应该同时支持或部分支持李强的本诉部分第一项请求。综上，原审判决说理不公，实体处理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陈德千、陈小军向李强共同支付拆迁经营性补助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款248187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3.由陈德千、陈小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李强的上诉，陈德千、陈小军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真实意义应指李强作为经营户（承租人）应得的搬迁补偿利益，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对于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的理解，应结合该条结构进行剖析，“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甲乙双方各一半”该句中，系指持有营业执照的乙方（李强）因案涉房屋拆迁所得的款项。李强主张该句中“因”字存在意在明确该“款项”系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贡献而产生，与补偿款发放程序上搬迁人具体发放给出租人还是承租人无关，该理解并不正确。在该句中“各一半”所指向的宾语系“乙方款项”，“因”字的存在并不影响该句中“款项”的指向性为“乙方款项”。2.陈德千、陈小军与李强就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的理解存在明显分歧，故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对于该条的理解应结合合同签订的背景及签订目的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陈德千、陈小军在原审审理中一直主张该条系指“甲乙双方对赔偿给乙方的款项进行平分，而非李强主张的平分发放给甲方的款项”，李强在上诉状中曲解陈德千、陈小军的答辩意见，认为双方对于合同的理解不存在争议显然是违背基本事实，如双方对于该条款的理解不存在争议显然也不会导致本案进入诉讼程序。因此原审法院结合合同签订背景、合同的目的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系指李强作为经营户所得的赔偿款，并不包括陈德千作为房屋产权人所得的经营性补助和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该认定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对于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背景，原审判决中亦有具体描述，双方在该合同签订之时均已意识到案涉房屋即将被政府拆迁，所以在合同续签时新增了前述租赁合同均未提及的拆迁补偿条款，该条款系对房东基于房屋本身应得的拆迁补偿利益和承租人作为经营户应得的拆迁补偿利益如何进行分配作出的约定。从该条款的增设，可以判断在该合同签订时双方均意识到营业执照可能对最终赔偿具有一定影响，而陈德千儿媳在案涉房屋亦办有营业执照并实际经营，如按李强主张的条款理解，陈德千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及动机为获取租赁合同续签而得的32000元租金而产生与李强平分因拆迁赔偿所得的巨额款项利益的后果，明显与常理不符。至于李强主张俞王芳名义注册的《杭州富阳区灵桥镇俞王芳喜糖铺》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场所为“杭州富阳区灵桥镇”，不能证明其实际在案涉房屋经营，该说法并不能成立。首先，案涉房屋系坐落于中，并无具体的门牌号码，从李强提交的营业执照所载的登记地址亦仅记载为“杭州富阳区灵桥镇”；其次，即使该喜糖铺当时并非在案涉房屋一层经营，如与李强不续签租赁合同也完全可以将该喜糖铺在拆迁前转入案涉房屋经营，并不会影响拆迁补偿的核算和发放。二、李强主张陈德千获得的经营性补助和停产停业损失496374元系因李强营业执照贡献所得，李强应当分得一半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李强在上诉状中称“涉案房屋性质上属于住宅，系因李强自2014年起在案涉房屋从事经营并办理营业执照后才将案涉房屋住改非”系无稽之谈，案涉房屋在出租给李强之前即以存在出租经营使用并且也均有办理营业执照，在提交的房屋现场照片中也可以清晰的看到案涉房屋门面招牌中仍有之前“金牛大酒店”的字样，因此并非因出租给李强后才发生性质改变。其次，从灵桥镇房屋拆迁补偿方案中对于住改非用房补助的规定也可以看出，补助发放的目的是政府对具有合法产权凭证、用于商业（服务业）经营用途的房屋进行经营性补助，该项补助系对具有实际经营功能房屋征收后存在预期损失而进行的补助，并非是对营业执照进行补偿。从灵桥镇人民政府先后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也并未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项是否有营业执照的影响以及若有影响和营业执照相关的具体金额进行明确说明。再次，李强提交的《情况说明》第四项“在赔偿过程中，如出现无营业执照但实际经营，按上述标准减半予以补偿”在本案中亦无法适用，在之前陈德千、陈小军已经提到在陈德千亲属已有营业执照并存在实际经营的情况下，并不会发生该《情况说明》第四项的情形，即使未续签《房屋租赁合同》，喜糖铺可随时从案涉房屋三层扩张至一层经营，完全不会对陈德千、陈小军拆迁补偿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并不能体现李强营业执照对于陈德千、陈小军享受拆迁补偿待遇有任何影响。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李强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李强、陈德千、陈小军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依据李强的上诉请求与陈德千、陈小军的答辩意见，本院就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进行分析。（一）关于李强向陈小军主张权利的问题。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系由陈德千作为出租人、李强作为承租人共同签订；也即，该《房屋租赁合同》签订的双方当事人分别为陈德千及李强。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方亦为陈德千及李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李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陈小军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而驳回李强要求陈小军支付款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故应予以确认。（二）关于拆迁赔偿款的享有及支付。本案中，李强要求陈德千、陈小军共同支付拆迁经营补助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款，而陈德千则要求李强支付拆迁赔偿所得款。对此，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相关约定的理解与认定。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合同具体条文的理解，不应脱离合同其他相关条文；应综合合同的整体约定及具体条文之间的关联性与合理性，从而探究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本案而言，首先，拆迁部门分别与陈德千、李强签订了涉案房屋对应的补偿协议，并也实际进行了履行。在此过程中，陈德千与李强均未提出异议。其次，根据相关拆迁补偿政策，对持有合法营业执照的承租人的补偿项目为腾退奖励和腾退补贴；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和经营性补助系对具有经营功能的房屋业主的补偿。综前所述，并结合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相关约定的内在逻辑性及合理性，原审法院认定《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因乙方持有营业执照赔偿所得的款项”系指李强作为承租人所得的搬迁补偿利益，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故应予以确认。在此情形下，李强要求陈德千支付款项的诉讼请求，亦无法予以支持。与之对应，原审法院据此判定由李强向陈德千支付相应款项则依据充分，并无不当。综上，李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难以得到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44元，由李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为民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秦海龙 书记员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