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9140号原告：王建新，男，197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占荣，北京国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宇，北京国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肖贺，男，198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县邦均镇石人庄村**。被告：邵卫松，男，198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被告：燕波，男，1988年10月28日出生，住山东省平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君，女，系燕波配偶，住址同上。原告王建新与被告肖贺、被告邵卫松、被告燕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建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占荣和王宏宇、被告肖贺、被告邵卫松、被告燕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建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邵卫松及燕波于2018年10月24日签订的《北京小客车指标转让协议》解除；2.肖贺、邵卫松、燕波共同返还原告转让款7万元（后在诉讼中表示，如涉案协议被确认无效，亦要求三被告共同返还7万元）；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邵卫松于2018年10月24日签订《北京小客车指标转让协议》，约定邵卫松将其名下的小客车指标（车牌号为×××）转让给原告，原告给付邵卫松转让款7万元。随后邵卫松按照原告要求将其名下的小客车指标登记在原告的车辆上时，原告发现×××登记在肖贺名下，上牌需要使用肖贺的身份证原件。此后，肖贺将其身份证原件交给邵卫松，原告正常将车辆上牌。2019年1月18日，肖贺擅自将原告车辆的车牌摘走，并留有告知书，称其转让的小客车指标被不法商贩骗走，因存在道路安全隐患，已在公安机关报案。原告认为，涉案协议虽只有邵卫松签字，但邵卫松及燕波均收受了涉案款项，故该协议实际发生在原告与该二被告之间。此外，肖贺虽然并非涉案合同一方当事人，但其对于合同的签订也具有过错，因为涉案车辆需要提供肖贺的身份证原件才能上牌照，而肖贺作为车辆指标的实际所有人，明知原告不具有购车条件、无法办理车辆牌照的登记，仍将自己的身份证提交给燕波和邵卫松用于办理涉案车辆的上牌手续，应预见到由此产生的后果，而此后其于2019年1月18日擅自摘走涉案车辆的车牌，并在车管所封户，致使原告车辆至今无法上路行驶，导致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燕波及邵卫松并未向原告说明购车指标的来源，亦属于违约，邵卫松和燕波之间系恶意串通。涉案协议违反了国家关于车牌不得转让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诉至法院。被告肖贺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其不认识原告及其他被告，从未将其身份证原件交给原告及其他被告，本案起诉前亦从未与原告及其他被告有过往来。其并不知道涉案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过程。其是在车管所查询获知其名下购车指标由原告的车辆在使用。其曾将该购车指标租给案外人使用，具体租用人是谁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并不包含原告及其他二被告。其是按年有偿租借购车指标，后来指标就找不到了。其曾为此事联系过原告，因为其认为涉案指标是其所有，但其并未从中获益，鉴于涉案车辆已无法上路，故表示可给予原告一定补偿。被告邵卫松答辩称：同意将其已收取的3000元退还给原告，剩余款项其未收取，也不清楚给了谁，故不同意返还。原告向其询问是否有京牌购车指标。其表示没有，但其可以找人给原告买指标。为此，其向原告收取3000元定金后将原告介绍给一个姓何的人。此后，涉案指标经由姓何的人操作并完成上牌手续，其并不清楚上牌过程。上完牌照后，姓何的人和原告找到其，让其签订涉案协议。其作为证明人签订了该协议，并载明原标主是肖贺，指标已经买卖，后期责任各自承担。在整个过程中，其只和原告及姓何的人有联系，并不认识燕波及肖贺。涉案车辆上牌照之前，姓何的人经由其将肖贺的身份证及居住卡照片发给原告，故原告应明知该指标是肖贺的。同时，姓何的人曾告知其，肖贺已将该指标连同身份证卖给了他人。其与燕波之间并无恶意串通。被告燕波答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不同意退还已收取的67000元。其并未参与涉案协议的签订过程。邵卫松所述姓何的人即何孟雄。何孟雄找到其，表示要为他人购买购车指标。其得知此事后，从案外人陈瑞敏手中购得涉案指标，再交给何孟雄。后原告驾驶涉案车辆与其一同到车管所上牌照，上牌照所需的肖贺身份证原件是陈瑞敏提供的。2018年10月25日，其从陈瑞敏手中购得肖贺名下的涉案购车指标。当时陈瑞敏曾向其出具过一份陈瑞敏与肖贺所签、内容为肖贺将涉案指标卖给陈瑞敏的买卖合同。因不具有北京户口，肖贺经由微信告知陈瑞敏可对外出售上述指标。其是从陈瑞敏手中合法购得该指标，并不存在欺诈。上完牌照后，原告向其给付67000元，其又给付陈瑞敏38000元，其已为购买涉案车牌支付了相应对价。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原告与邵卫松经协商约定由邵卫松以7万元的价格为其所驾驶车辆提供小客车京牌购车指标，并为此于同年10月16日向邵卫松给付3000元。后邵卫松找到何孟雄，何孟雄又联系上燕波。燕波向原告提供了涉案购车指标，并持肖贺身份证原件与原告一并到车管所办理涉案车辆上牌照手续。此后原告（乙方）于同年10月24日与邵卫松（甲方，证明人）签订《北京小客车指标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约定：鉴于甲方拥有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指标闲置，乙方有购车指标需求，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转让名下小客车指标1个给乙方，原车牌号为×××；指标转让价格为7万元；甲方保证该指标具有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款项结清后，为方便乙方使用该指标，将甲方二代身份证给乙方保管；自2018年10月24日起，该指标使用权和处置权归乙方所有，和甲方无关，自2018年10月24日起，该指标所在车辆不属于甲方财产，车辆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等均属于乙方，甲方及其利害关系人不对该指标所在车辆主张任何权利、附加任何义务；乙方使用该指标过程中，因购车上牌或二手车过户或其他类似行为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乙方使用甲方指标期间，不得把甲方身份证做除正常购车、验车、上保险、过户等用途之外的其他任何用途；原标主为肖贺，本指标已经过买卖，后期责任各自承担；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次日，原告向燕波给付67000元。与此同时，燕波先后向案外人陈瑞敏付款共计38000元。2019年1月18日，肖贺未经告知原告即将涉案车辆上的车牌摘走，并留下一份告知书，内容为：“您好，我是×××车主肖贺，因当年被不法车贩以租借为由，将其骗走，至今未归还，因道路安全隐患，本人以（已）在当地派出所报案，并在车辆管理所封档封户，请速与我联系。”为此，原告与肖贺沟通涉案车牌事宜，但双方协商未果。后原告将三被告诉至法院。诉讼中，肖贺无法说明涉案购车指标在租借过程中如何丢失或被骗走，亦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诉讼中，燕波提交了肖贺与陈瑞敏所签转让协议照片打印件以及燕波与陈瑞敏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据以证明陈瑞敏从肖贺处购买了涉案客车指标并将双方所签转让协议及相关聊天记录经由微信发给燕波。上述协议显示卖方为肖贺，买方为陈瑞敏，签订日期为2013年4月25日，其余权利义务条款均缺乏具体信息。肖贺否认该协议系其本人签署。而微信截图显示微信号“×××”向微信号“有缘人”发送信息“嗯，那你能卖多些就卖了吧，我要是北京户口我就要了。天津的我有牌子用了，没必要花那么（些）钱在（再）买了。”肖贺认可微信号“×××”系其本人所用，也认可曾向“有缘人”发送上述信息，但表示不认识陈瑞敏，也不知道“有缘人”是谁，并解释称，其曾经由中间人将涉案购车指标及其身份证原件一并对外出租，后不知道具体租给谁了，均无法再拿回来，故其又补办了身份证；而后，“有缘人”让其将该指标买回去，双方未就价格达成合意，故其发送了上述信息。诉讼中，何孟雄告知本院：其从事二手车买卖业务，此前与邵卫松有过类似合作，故此次邵卫松找到其，其再找到燕波，由燕波从陈瑞敏处购得肖贺名下车牌；原告并未向其付款，其也未签过涉案合同。另查明，×××仍登记在肖贺名下。上述事实，有转让协议、账单详情、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告知书、微信截图、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与邵卫松经协商约定以7万元为对价购买小客车京牌购车指标，而后邵卫松为原告寻找指标来源，最终经由燕波为原告所驾驶车辆办理了涉案车牌×××上牌照手续，原告为此先后向邵卫松支付3000元、向燕波支付67000元。据此，虽然燕波并未签署涉案转让协议，但其与原告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购车指标转让合同关系，而邵卫松作为为双方提供缔约机会、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人，与原告则构成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购车指标是指购买京牌小客车的资格。北京市政府为实现小客车数量合理有序增长，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状况，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于2010年12月出台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并规定小客车配置指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摇号方式无偿分配，指标有效期为6个月，不得转让。本案中，原告签订并履行涉案转让协议，旨在获取并使用北京市小客车购置指标以及相应的京牌车牌。该转让协议扰乱了北京市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进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无效。同时，邵卫松为原告及燕波提供居间服务旨在促成上述转让协议的缔结，该行为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由此形成的居间合同亦应为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故燕波和邵卫松应分别将各自收取的合同款项返还原告。原告要求燕波和邵卫松共同返还合同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本案系合同纠纷，原告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肖贺之间存在涉案合同关系，故其要求肖贺退款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燕波与陈瑞敏、肖贺等人关于涉案购车指标及相应车牌是否达成合意以及合意具体内容，均与合同外当事人即原告无关，亦不能以此约束原告，故本院对燕波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王建新与被告燕波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以及原告王建新与被告邵卫松之间形成的居间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二、被告邵卫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王建新30**元，被告燕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王建新670**元；三、驳回原告王建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计775元，由被告邵卫松负担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燕波负担7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静波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赵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