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4民终7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迤沙拉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117547149661。 法定代表人：李大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跃帮，四川奥伦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0810473368。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渠英，女，汉族，1963年1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310955153。 上诉人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渠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9）川0402民初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跃帮，被上诉人张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惠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张渠英承担。事实和理由：1.《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保底金，明确约定由张渠英将药店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印章及银行账户交与惠康公司使用，由惠康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上述协议实质上是包含承包经营、出租出借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等内容的承包经营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了承包、出租、出借的非法目的，该合同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属无效合同；2.承包经营合同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是承包人和药店，不是药店的股东与承包人，由于所有药店是个体工商户，且都有自己的字号，故张渠英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3.一审法院遗漏了《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的“原合同失效，以本协议为准”的重要内容；4.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变更承包费的约定内容不明确故推定为未变更，继续适用原合同约定的保底金标准错误；5.张渠英主张要求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拖欠的租金38万元，但一审法院判决要求惠康公司支付2018年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11个月的租金，一审判决突破了张渠英的诉讼请求范围；6.本案所涉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应支付违约金。即使合同有效，补充协议对保底金标准进行了更改，惠康公司无任何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假设惠康公司存在违约情况，张渠英的损失也仅是资金占用损失，最高不超过月息2%，一审判决按总金额的20%确定违约金明显不合理；7.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法律理解错误；8.一审判决之后，惠康公司多次要求张渠英办理交接手续，但其一直采取躲避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其承担。 张渠英辩称，本案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张渠英是本案适用主体。双方在补充协议中仅对特定期间的承包费进行了调整，在此之外应当适用原合同的约定。张渠英的诉讼请求是自违约之日起计算，惠康公司未按约交费是从2018年2月起，故惠康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惠康公司在合同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张渠英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拖欠的租金380000元，违约金300000元，合计680000元；2.惠康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的租金42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惠康公司承担。 惠康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惠康公司与张渠英签订的《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2.判令张渠英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50000元；3.本案诉讼费、反诉费由张渠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5日，惠康公司（甲方）与张渠英（乙方）签订《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约定乙方将其所有的五家药店（攀枝花市东区民生大药房、攀枝花市渔门镇大药房）委托甲方托管经营，甲方托管经营乙方药店期间，甲方负责所受托药店必须按国家有关GSP认证要求对乙方药店进行全面改造升级，负责管理技术的输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并有全部经营的决定权；经营管理合作期自2015年1月16日起至2020年1月15日止，共五年；利润分配原则为：第一年甲方每月交纳给乙方保底金30000元，第二年甲方每月交纳给乙方保底金35000元，第三年每月交纳给乙方保底金40000元，第四年、第五年甲方每月交纳给乙方50000元，甲方每月二十五日之前向乙方支付保底金，如拖延还须每日按当月保底金的2%支付滞纳金，除双方确定的保底金外的一切利润归甲方所有；乙方药店的全部财产及乙方的各种经营需要的证件和相关的各种资质等相应移交给甲方经营管理，双方交接完毕后，甲方经营管理期间的各种法律责任、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甲方托管经营管理乙方所有药店按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门店租金、水电费、税费、员工工资及社保金和各种管理成本及按GSP认证的要求六个统一所产生的投入等均由甲方自行承担；门店的续租由乙方负责，租金不得高于同地段同时期同租期店面的价格，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其门店无法续租，则针对该门店的经营管理托管合同终止，该门店的保底金作相应扣除，扣除标准：1.攀枝花市东区攀百大药房，第一年10000元，第二年12000元，第三年15000元，第四年20000元，第五年20000元；2.攀枝花市东区龙庭大药房，第一年4000元，第二年4000元，第三年4000元，第四年5000元，第五年5000元；3.攀枝花市西区攀清大药房，第一年7000元，第二年10000元，第三年10000元，第四年13000元，第五年13000元；4.攀枝花市渔门镇民生大药房，第一年1000元，第二年1000元，第三年1000元，第四年1000元，第五年1000元；5.攀枝花市渔门镇大药房，第一年8000元，第二年8000元，第三年10000元，第四年11000元，第五年11000元。甲方在托管经营乙方所辖有医保线的药店时，如因甲方管理不善导致医保线被有关部门取缔或处罚而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并将被取缔医保线的药店的经营管理合同顺延至甲方恢复该药店医保线为止；甲、乙双方未经共同协商同意，任何一方无条件违约，按托管经营管理模式的性质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300000元，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违约金不能弥补损失时，违约方应对不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双方还就药店移交、双方权利义务、争议解决等作了相关约定。合同签订后，张渠英按照合同约定将五家药店及经营需要的设备、公章、证件等交付给了惠康公司。 2015年12月25日，惠康公司（甲方）与张渠英（乙方）签订《关于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因新版GSP规定药店企业负责人任职资格必须具备执业药师资格，双方将以下门店企业负责人作如下变更：1.将惠康公司攀百大药房（营业执照号：510402000049406、税务登记证号：510402327001718、药品经营许可证号：川CA8120022、组织机构代码号：32700171-8）的企业负责人张渠英变更为刘良令；2.将惠康公司龙庭大药房（组织机构代码号：33772316-7、税务登记证号：510402337723167、营业执照号：510402000048735、药品经营许可证号：川CA8120296）的企业负责人张渠英变更为刘良令；3.以上药店归属权归张渠英所有。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到相关行政部门办理了相关药店的企业负责人变更手续。 2017年3月6日，惠康公司（甲方）再次与张渠英（乙方）签订《关于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1.2017年1月16日至2018年1月15日原合同规定的保底金由40000元调整为35000元，2018年1月16日至2020年1月15日保底金在2017年12月根据市场情况双方商议同意后执行；2.托管经营管理合作门店中的“攀枝花市渔门镇民生大药房”在2017年3月10日暂停营业，甲方在合作协议终止时，需向乙方返还同一行政区域内的雷同规模药店；3.“攀枝花市渔门镇民生大药房”所租赁商铺合同由乙方协助甲方解除租赁合同，解除合同所涉相关经济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4.甲方需在合同终止时，协议合作门店数为五家。 同时查明，攀枝花市东区攀百大药房、攀枝花市东区龙庭大药房、攀枝花市西区攀清大药房、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民生大药房、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大药房工商登记均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均为张渠英，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民生大药房于2017年3月10日关闭，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大药房于2019年1月6日关闭。惠康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张渠英支付保底金至2018年1月，2018年2月支付了35000元，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每月支付15000元，2019年3月开始未支付任何费用。 一审审理过程中，惠康公司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张渠英对此不持异议，双方当庭表示对于返还案涉药店及相关财物由双方自行协商处理，若有争议另行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五家药店为张渠英所有，张渠英作为案涉五家药店的经营者，以其名义对外订立合同并无不当，故张渠英系本案适格原告。 综合双方诉辨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渠英与惠康公司签订的《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效力；2.惠康公司在承包经营案涉药店期间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张渠英与惠康公司签订的《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张渠英与惠康公司签订的合同虽名为《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该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实际是张渠英将案涉药店的实际经营权在一定期限内交由惠康公司承包经营，惠康公司在承包经营期间盈亏自负，支付相应的对价，其所交付的价款实际为承包费，因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性质为承包经营合同。因张渠英与惠康公司签订的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实际是对张渠英所有的五家药店整体对外承包，包括案涉五家药店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及相关资质证明，惠康公司承包期间只是取得了药店的经营权，案涉药店的实际所有人尚未发生变更，且惠康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亦未出现因药店经营许可证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问题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的内容是法律上为监督管理许可证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而作出的禁止性规定，本案中不存在单独对许可证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进行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和出借的情形。张渠英与惠康公司签订的《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合同各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惠康公司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张渠英当庭表明同意解除上述合同，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一审法院确认以本案庭审之时为解除合同时间，即2019年3月15日起解除。 关于争议焦点二，惠康公司在承包经营案涉药店期间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双方在《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中约定了支付承包费的标准，其后在2017年3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对2017年1月16日至2018年1月15日的承包费协商进行变更，但是对2018年1月16日之后的承包费未作明确约定，双方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之后双方协商一致重新约定了2018年1月16日之后的承包费支付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的规定，2018年1月16日之后至合同期满为止的承包费支付标准应按双方签订的《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内容执行，惠康公司以药店亏损为由自行调整承包费与合同约定不符，亦无法律依据。惠康公司自2018年2月开始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承包费，已构成违约。因此，张渠英主张惠康公司支付承包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支付期限应至双方解除合同时止，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为449000元（2018年2月至2018年12月共11个月×50000元/月-已付的185000元+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共3个月×38000元/月-已付的30000元），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张渠英主张的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过高，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参照张渠英的实际承包费损失，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对违约金酌情调整为按拖欠承包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计算，即：449000元×20%＝898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惠康公司要求张渠英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50000元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张渠英承包费449000元，违约金89800元，合计538800元；二、驳回张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确认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与张渠英之间签订的《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于2019年3月15日解除；四、驳回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的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二份自签定之日起生效，原合同失效，以本协议为准”。案涉药店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书》登记企业名称分别为攀枝花市东区攀百大药房、攀枝花市东区龙庭大药房、攀枝花市西区攀清大药房、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民生大药房、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大药房。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保底金的交纳为先使用后交费。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一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是无效合同的认定依据。其次，案涉药店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书》登记企业名称分别为攀枝花市东区攀百大药房、攀枝花市东区龙庭大药房、攀枝花市西区攀清大药房、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民生大药房、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大药房，惠康公司是以上述药店名义开展经营活动，且根据《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的约定“甲方托管经营管理乙方所有药店按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门店租金、水电费、税费、员工工资及社保金和各种管理成本及按GSP认证的要求六个统一所产生的投入等均由甲方自行承担”，攀枝花市东区攀百大药房、攀枝花市东区龙庭大药房的企业负责人均由张渠英变更为刘良令，上述事实表明本案不存在出租、出借许可证或者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形。综上，《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属有效合同。 关于张渠英的诉讼主体问题。虽然张渠英是药店的经营者，但其系以个人名义与惠康公司签订《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且双方具有相应的诉讼权利能力和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张渠英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关于2018年1月15日至合同解除期间承包费的标准问题。虽然双方于2017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的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二份自签定之日起生效，原合同失效，以本协议为准”，但结合该协议与《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的关系，如果双方的合同关系仅存在《关于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中所有的约定均失效，则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关系就没有进行约定，该认定明显与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后双方仍在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事实相悖，故根据体系解释原则，“原合同失效”仅指《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与《关于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的补充协议》内容相抵触的部分失效，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因此一审法院在双方对于2018年1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的承包费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参照《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的约定计算承包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外，《药店托管经营管理合作合同》约定“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其门店无法续租，则针对该门店的经营管理托管合同终止，该门店的保底金作相应扣除”，由于惠康公司未举证证明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民生大药房和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大药房的关闭系因张渠英的原因所导致，故相应的承包费用不应作扣减，但对于2019年1月16日之后的承包费，张渠英自愿主张按每月38000元计算，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张渠英的主张予以支持。 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超诉请判决的问题。张渠英在一审中明确其主张的2018年3月1日起2018年12月31日拖欠的承包费为380000元，并要求惠康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的租金426000元，但根据其对承包费的计算方式的陈述，其主张的拖欠承包费380000元的期间实际应当是2017年12月16日起至2018年12月15日，由于双方约定2017年1月16日至2018年1月15日期间的承包费调整为每月35000元，故一审判决计算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12月15日期间的承包费为365000元[50000元×11月-（35000元+15000元×10个月）]正确，一审法院将上述承包费的计算期间书写为2018年2月至2018年12月明显属于笔误，本院予以纠正。又由于张渠英对一审判决的总承包费金额449000元没有提出上诉，系其行使处分权，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对一审判决金额予以维持。另外，张渠英在一审中对于2018年12月16日至2018年12月15日期间的承包费主张为每月50000元，惠康公司提出张渠英主张每月为38000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惠康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以及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根据已查明事实，惠康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承包费，一审法院参照张渠英的承包费损失，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对违约金酌情调整为按拖欠承包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计算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惠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88元，由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贝贝 审判员  熊 疆 审判员  刘起新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潘红梅 书记员李国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