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甘孜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328刑初13号 公诉机关甘孜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启吉降村，曾用名启吉降措，男，1960年10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县，藏族，文盲，无业，住四川省甘孜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9月15日被甘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道孚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贾桥兵，甘孜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人洛绒志玛，女，1966年7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县，藏族，文盲，无业，住四川省甘孜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9月16日被甘孜县公安局监视居住，同年10月22日被逮捕，同年10月23日被监视居住；现被监视居住于甘孜县甘孜镇德巴村德西巷7号。 辩护人张勇，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仁真其伍，男，1995年4月7日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县，藏族，大学专科毕业，无业，住四川省甘孜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9月15日被甘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2日被监视居住，后于同年11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新龙县看守所。 甘孜县人民检察院以甘检公诉刑诉（2019）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仁真其伍犯诈骗罪，启吉降村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于2019年5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甘孜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唐雪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萧某的委托代理人北京京闽律师事务所律师沈董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人启吉降村及其辩护人贾桥兵、洛绒志玛及其辩护人张勇、仁真其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称： （一）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二人于2003年以“启吉降村尊者”，“甘孜空行母”的虚假身份前往北京市，以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为借口，实施诈骗行为，并从被害人萧某处骗取人民币2808000元。 （二）洛绒志玛于2017年以“佛母”“甘孜空行母”的虚假身份冒充佛教人士，以修建“大藏经”“养老院”“孤儿院”“寺庙”等为由实施诈骗行为，具体诈骗金额如下：1、洛绒志玛在被害人吴某1处骗取人民币总计937033元，其中包括3万美金，折合人民币为188628元；2、洛绒志玛在被害人吴某2处骗取人民币38300元；启吉降村在被害人吴某2处骗取人民币10000；3、洛绒志玛在被害人黎某处骗取人民币136888元；4、洛绒志玛在被害人张某1处骗取人民币50650元。因此，洛绒志玛骗取人民币总计1162871元。又因一部分资金用在了刻“大藏经”，经过甘孜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石刻大藏经进行物价鉴定，其鉴定意见为刻有藏经的石板9292张，每张35元，共计价值290220元。该部分资金不予计入洛绒志玛的诈骗中，故洛绒志玛的诈骗金额为872651元。启吉降村从吴某2处骗取人民币1万元。 （三）仁真其伍、启吉降村、洛绒志玛通过虚构“活佛”、“空行母”的身份，以筹建“阿热吉祥圣地圆满周”、“印经幡”为由，诈骗内蒙古人士向春等5人共计人民币90000元。三被告人在诈骗的共同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整体，系犯罪团伙；首先由启吉降村将仁真其伍虚假的“阿热活佛”身份介绍给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信徒”王某2，之后仁真其伍与普巴交（在逃）一同前往呼和浩特市行骗，在此期间，洛绒志玛通过加入诈骗微信群，以及通过电话加深被害人错误认识，各共犯人的行为成为共同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共犯人的行为都与危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因此，按照“部分实行整体责任”的原则，三被告人对从内蒙古地区骗取的90000元人民币共同承担责任，具体诈骗数额如下：1、被告人从被害人高某处通过微信转账骗取人民币74200元；2、被告人从被害人王某1处通过微信转账骗取人民币3500元；3、被告人从被害人王某2处通过微信转账骗取人民币7600元；4、被告人从被害人张某2处骗取一部苹果Ｘ手机，价值人民币2500元；5、被告人以印经幡的名义，从被害人邢某处通过微信转账骗取人民币2200元。 （四）2018年11月6日，甘孜县公安局在甘孜县的居住房屋进行搜查时，在二人卧室的衣柜处搜查出一把猎枪（枪支中有4发子弹），并在衣柜对着的墙壁上搜查出猎枪子弹35发，被告人启吉降村对此供认不讳，并有卖枪人普某的证言印证。经甘孜州公安局物证鉴定：1、送检的疑似枪支是以火药为动力，能够有效击发“12”号猎枪的重庆产，民用制ＨＬ12-102式18.4ｍｍ单管猎枪，具有杀伤力；2、送检的39枚疑似子弹均为民用、制式弹药。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一支，非法持有非军用子弹二百发以上的，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定罪处罚。故本案中针对39枚民用、制式弹药不负刑事责任，只对非法持有枪支负刑事责任。 甘孜县人民检察院认定指控事实的证据有：报案记录、被害人的陈述、银行交易明细、被害人提供的转款凭证、被害人对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辨认、犯罪嫌疑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仁真其伍的供述笔录及视听资料、行骗时使用刻有“阿热吉祥圣地圆满周”的假印章一枚、单筒猎枪一支、子弹31枚、鉴定意见书等在卷佐证。 公诉机关认为：1、被告人洛绒志玛虚构“空行母”、“佛母”的身份，以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石刻大藏经、筹建阿热寺等为由，从被害人萧某处骗取人民币2808000元，从吴某1等4人处骗取人民币872651元，从王某2等五人处骗取人民币90000元，诈骗金额共计人民币3770651元，且心存侥幸，不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社会影响恶劣，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涉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被告人启吉降村虚构“活佛”的身份，以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给自己的信徒介绍“阿热活佛”的方式从被害人萧某处骗取人民币2808000元，从吴某2处骗取人民币10000元，从王某2等五人处骗取人民币90000元，诈骗金额总计人民币2908000元，在公安机关侦查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但社会影响恶劣，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涉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3、被告人启吉降村明知在我国没有合法持枪证的情形下不能持有枪支，而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启吉降村还应当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启吉降村的诈骗罪与非法持有枪支罪应数罪并罚；4、被告人仁真其伍虚构“阿热活佛”假身份，以修建“阿热吉祥圆满州”、印经幡等名义，从被害人王某2等5人处骗取人民币90000元，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过程中，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悔罪表现，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涉嫌诈骗罪，数额非常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启吉降村辩称：对公诉方指控诈骗事实，有异议，予以否认；其没有逼迫或主动向被害人索要任何钱财；其自称在藏区奶龙神山闭关修行达二十年，也以磕长头的方式到拉萨朝拜，同时以莲花心咒作为修行方式，取得了佛教上的造诣，具有驱魔祛病的功效；其在2003年非典爆发期在北京为众生祈福、祛病消灾，并得到了北京一些信徒的善款捐赠，这其中包括萧某在内，萧某捐赠其的钱是出于个人自愿；对公诉方指控其非法持有枪支提出异议，其购买枪支在二十年前，当时社会上均可以购买枪支，其没有犯罪。 启吉降村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控方指控的案件部分事实及定义性没有异议；2、国家宗教局颁布并于2007年9月1日起实行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规定，以此时间为界，活佛应分为政府认定的活佛和民间认同的活佛，启吉降村可能为民间认同的活佛，其在此之前实施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不构成诈骗；3、被告人启吉降村是一名藏传佛教的潜心修者，被害人都是虔诚的启吉降村的信徒、学生，启吉降村自始至终没有向信徒们索要财物，被害人萧某出于对佛教的信仰自愿给钱财和帮忙选购材料，而被告人也将上述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原材料等，被害人萧某到施工现场进行参观查看。故，被告人在主观方面显然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4、被告人只向被害人王某2介绍其儿子，系被告人汉语能力不强，以及修行者的个人自主选择，如果审判庭认定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被告人也只是辅助性、次要作用，应属于从犯；5、被告人的家属朋友在庭审期间表示，他们愿意对被害人积极赔偿，希望法庭对此予以充分考虑；6、被告人持有枪支是为了看家护院，其主观恶性不大，且未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7、被告人在庭审中不认罪要是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法律知识缺乏，产生认识错误，恳请法庭充分考虑从轻处罚；8、被告人始终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系坦白，且已近立旬，年事已高，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小。 被告人洛绒志玛辩称：对公诉方的起诉内容及罪名，有异议，不承认；其从未向任何人提起或说过其是“空行母”，微信头像及陈述佛母或“空行母”，是其小儿子写的，其不知道这样是犯法的；其从未主动向受害者索要钱财，包括萧某在内都是主动捐献；对闭关中心修建何时及什么时候结束表示记不清楚，只记得有相关设计图纸；对仁真其伍到内蒙古地区诈骗行为不清楚、不了解，没有参与；被害人萧某与启吉降村在北京居住长达六年之久，他们以家人或弟子的方式相处，其均表示怀疑；对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阿热寺的筹建书是其和丈夫的心愿，闭关中心的修建是萧某主动提出给予资金的支持，对于另外一处房屋的修建也是萧某提出，该房屋的作为宾馆使用以解决其一家人的日常开支，并没有诈骗的事实；对于被害人吴某1处骗取美金三万以及通过工商和农业银行汇款人民币，这一叙述表示是吴某1老公麦克（美籍华人）主动捐赠与吴某1无关。 洛绒志玛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洛绒志玛从未自称“甘孜空行母”或佛母，而是信教群众尊称其为“甘孜空行母”或佛母，被告是否虚构了佛教人士的身份尚需查证；2、“佛文化闭关中心”系萧某本人十分清楚，并主动要给启吉降村修炼所用，并且萧某本人也承认系自愿捐钱，且多次长时间转款。萧某本人与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也十分熟悉，萧某本人也从未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洛绒志玛诈骗萧某的证据不足；3、洛绒志玛等人先后获得了修建“大藏经”的土地、并且已开始施工，只是因为案发而无法继续进行，且相关捐赠的人士也到过施工现场考察，不能反映被告洛绒志玛等人的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4、洛绒志玛微信中关于其为“甘孜空行母”或佛母的说法系别人家微信里，洛绒志玛本人并不知情，内蒙古的案件，其法律责任应当由仁真其伍承担；5、洛绒志玛等人收取的钱款，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帮助分贫困群众，学校等，该项钱款的金额并没有完全查明；6、洛绒志玛患有多种疾病不适合关押；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人认为被告洛绒志玛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仁真其伍对公诉方起诉书指控罪名及证据均无异议；但对公诉方诉称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以筹建“阿热吉祥圆满洲”为由，伙同其进行诈骗这一事实，其辩称属其个人行为，启吉降村只是对被害人相识并没有授意其对被害人进行诈骗，洛绒志玛作为母亲只是在电话中表示对其的关心，并没有授意其进行诈骗；其没有国家批准的活佛的相关证明，对公诉方起诉其本人犯诈骗罪其表示个人认罪；希望法庭对其父亲启吉降村的诈骗事实予以审理查明，从轻判处。 被害人萧某的代理人陈述称：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利用萧某是汉族不懂藏传佛教，虚构活佛、“空行母”等身份，用咒语、道行等恐吓威胁被害人，对被害人进行洗脑，致使被害人产生恐惧，被害人基于害怕才处置财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三被告用此类手段，进行疯狂敛财，只要联系被害人时某索要钱财，后被害人都某与其联系；被害人被诈骗后，从经济、身心都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要求将被告人诈骗的犯罪所得追回；被告没有认罪态度，没有认罪行为，不如实供述，希望法庭予以重判；启吉降村未供述出全部罪行，诈骗金额与其他犯罪情节没有如实供述，犯罪金额与本次起诉相差甚多；被害人要求将本案退回侦查以惩罚犯罪。 经审理查明： 一、三被告涉嫌犯诈骗罪方面的事实； 1、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二人于2003年以“启吉降村尊者”“甘孜空行母”的虚假身份前往北京市，启吉降村以此认识萧某，并于2004年将其介绍给洛绒志玛认识。后二人于2006年至2009年间，以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等为借口在被害人萧某处，分七次共同骗取人民币2808000元。 2、洛绒志玛于2017年以“佛母”、“甘孜空行母”的虚假身份冒充佛教人士，以修建“大藏经”、“养老院”、“孤儿院”“寺庙”等为由，分别在被害人吴某1处骗取人民币937033元；在被害人黎某处骗取人民币136888元；在被害人张某1处骗取人民币50650元；在被害人吴某2处骗取人民币38300元；共计人民币1162871元。但其中290220元实际用于石刻“大藏经”，不计入洛绒志玛诈骗金额，故予以扣除。洛绒志玛实际诈骗金额共计人民币872651元。 3、2018年4月、7月，仁真其伍与普巴交（在逃）一同前往呼和浩特市，仁真其伍冒充活佛身份，普巴交扮演仁真其伍的佣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假扮宗教人士，以筹建“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为由，从被害人处诈骗财物。此前，启吉降村将仁真其伍虚假的“阿热尼玛活佛”身份介绍给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信徒”王某2，使其产生错误认识，并将此错误认识扩大给其他被害人，使其他被害人也相信了仁真其伍“阿热尼玛活佛”的身份。在此过程中，洛绒志玛以“甘孜空行母”、佛母的身份加入诈骗微信群，以及通过电话加深被害人错误认识。在整个过程中，各被告人的行为成为共同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共同从被害人高某处通过微信转账骗取人民币74200元；从被害人王某1处通过微信转账骗取人民币3500元；从被害人王某2处通过微信转账骗取人民币7600元；从被害人张某2处骗取一部苹果Ｘ手机，价值人民币2500元；以印经幡的名义，从被害人邢某处通过微信转账骗取人民币2200元。 二、启吉降村涉嫌犯非法持有枪支罪方面的事实； 2018年11月6日，甘孜县公安局在甘孜县的居住房屋进行搜查时，在二人卧室的衣柜处搜查出一把猎枪（枪中有四发子弹），并在衣柜对着的墙壁上搜查出猎枪子弹35发。该枪系启吉降村二十年前于普某处购买，并一直藏匿其家中。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 （一）程序性方面的证据； 发破案经过；立案决定书；拘留证；变更羁押期限通书；监视居住通知书；逮捕决定书；强制措施相关申请及批复；补充侦查决定书，证实本案发破案经过，强制措施等情况符合我国刑诉法的法定程序。 （二）本案通用的基本证据； 1、启吉降村户籍证明，曾用名启吉降措；洛绒志玛户籍证明；仁真其伍户籍证明，证实三被告人均已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年龄均在16至75岁之间，没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2、阿热寺筹建书；《甘孜县公安局关于核查洛绒志玛是否为政府认定”空行母”的函》，《炉霍县佛教协会关于核查洛绒志玛是否为政府认定的”空行母”回函》；《甘孜县公安局关于核查启吉降村是否为政府认定的“活佛”函》，《白玉县佛教协会关于核查启吉降村是否为政府认定“活佛”的复函》；《甘孜县佛教协会关于核查仁真其伍、启吉降村和洛绒志玛是否为政府认定的“活佛”“空行母”的复函》，证实阿热寺筹建书的虚假信息确实存在。被告人启吉降村不是政府认定的活佛，仁真其伍不是政府认定的活佛，也不是在册的僧侣，被告人洛绒志玛不是政府认定的“空行母”或佛母，也不是在册的僧侣。 3、鉴定意见：鉴定意见聘请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通知书，证实：调取三被告人手机微信信息是按照我国刑诉法做了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员均有鉴定资质，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调取证据通知书五份，证实调取三被告人的银行交易明细符合法定程序，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5、情况说明，证实案卷中小微和萧某系同一人，萧某指认的床，无专门针对此类物品进行价格评估的机构，该床不作为本案诈骗起诉； （三）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以“佛文化闭关中心”为由诈骗萧某的证据； 1、被告人启吉降村的供述：40岁左右我带老婆到北京念经，这个时候北京在闹非典，为了非典远离人类并在北京住了七个月，这期间信徒们给我供奉了8000元左右，反正前后我到北京有7次左右，其中有一次北京有个叫小微的给了我一百万，我总共在北京得到了三百万左右供奉。因为我以前在东古乃龙神山修行时没有想到过收取钱财，直到认识了现在这个老婆成家后，需要钱财，亲戚朋友都觉得我是个无能的人，所以我想到了到北京念经收取钱财。因为我给他们念经加持了。我只是给他们念点莲花生大师心咒就完了，其他的经文我也不懂，主要是不识字的原因，其他经文我也没学过。我没有活佛证，在我很小的时候，白玉县昌台的阿里日波切给我说过我是活佛，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现在阿日仁波切也早死了。修建河坝社这栋房子一个汉族女子先给了我100万启动的，他们两口子闹离婚，请我帮念经并且经过劝说后两口子和好了，因此作为感谢，他们两口子送了我100万元人民币，她们两口子是开家具产的，从修了房子到现在都没有联系了，13年左右了，在北京认识的，具体怎么认识的我真记不清了。因为我是活佛，她们两不知道是从哪里听说的，因此信我。洛绒志玛也要帮别人打卦、念经，但是收人家的钱。我与洛绒志玛商量，我在外面念经收钱，交由洛绒志玛来保管，让洛绒志玛不要再外面收他人的钱。在我面前她从来没有收过钱，但是背后有没有收过钱我就不知道了。我与洛绒志玛都没有活佛证、喇嘛证。我认识萧某。2013年左右萧某来甘孜看过修建的“佛文化闭关中心”，当时还只修了一半。就是现在河坝村我自己住的房子。萧某一直喊洛绒志玛“师母”，那时洛绒志玛还不是“空行母”，做“空行母”都是这几年的事。收取的这些钱我修了一栋房子，房子在甘孜县，另外还有一部分钱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及两个孩子上学所开支的费用。我念了咒语后，往装有水的水壶里吹气，然后我老婆把水壶里的水洒在病人身上，洒几下就完了。第一次是2003年左右在北京闹非典的时候，我和我老婆洛绒志玛到北京去当“甲拉”（假喇嘛）那次没有挣到什么钱，回来的路费都差一点没有挣到。第二次去的时候认识了萧某，萧某给了我一百万，其他还有什么人给了钱我记不清了，后来还去过几次具体经过我记不到了。我是“骑宝（音译）”喇嘛的转世活佛，没有认定过，只是白玉县昌台“昌格阿热（音译）”仁波切给我说过。洛绒志玛是“向秋巴姆（音译）”空行母的转世，仁真其伍是“阿热尼玛（音译）”活佛的转世。他们没有被认定过，洛绒志玛是“玛志（音译）”活佛说的，仁真其伍是马尼干戈“拉夏（音译）”寺的几个喇嘛说的，具体是哪些人我也不清楚。我对萧某说过我是佛教中的红教，念的是莲花生大师的咒语，我念的咒语很灵验。因为萧某很相信佛教，也很相信我，这样可以使萧某更相信我，同时更害怕我。我对萧某说咒语是可以帮助人，也可以害人。 2、被告人洛绒志玛的供述：修房子的钱是北京市一个叫萧某的女子给我老公启吉降村的，萧某时2004年左右开始陆陆续续给启吉降村打的钱，具体打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因为我和启吉降村在2003年听说全国各地因为“非典”传染病死了很多人，启吉降村当时在北京认识“大宝”，我们直接到北京去了。是启吉降村先认识的萧某，我是萧某2004年到甘孜县来了以后才认识的。萧某是启吉降村的弟子，是一个佛教信徒，因为启吉降村通过自己闭关修行，有一些修为，所以萧某比较信奉启吉降村，才给他的钱吧，具体的我也不清楚。2005年左右萧某给启吉降村的农行卡里转了人民币300万元；好像也是2005年萧某给启吉降村农行卡里打了70万，我把钱放在家里，但萧某为什么汇入这笔钱我并不清楚；我和萧某没有金钱上的往来，我敢肯定萧某从来没有给我转过钱，都是启吉降村和萧某在联系，后面购买修房子的材料费萧某大概又花了300多万，但是这些钱是给的现金还是转的账我不清楚，启吉降村也没给我说过。五十万和二十万都是萧某存的，同样的用来修闭关中心和宾馆的。 3、被害人萧某的陈述：2004年我家里在开家具厂，通过杨晓燕介绍，我在北京次面，并留了联系方式；2007年受启吉降村的邀请去了甘孜县启吉降村家中，在甘孜就××了××和××村的儿子仁真启伍，还有他的家人。启吉降村自称是“转世活佛”，说他的师父是还是蒋介石的师父；洛绒志玛自称是转世“空行母”，说她家以前家庭条件很好、很有钱，就是因为做慈善把家里的钱都用完了；通过启吉降村的介绍说他家大儿子仁真启伍也是“转世活佛”。2004认识启吉降村后，启吉降村和洛绒志玛就以各种理由向我要钱，我从2004年到2010期间通过给现金、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他们转过很多次小款。我本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2004我第一次和启吉降村见面时给了1万元现金作为见面礼。认识启吉降村以后他在北京期间、回到甘孜县以后只要和我通电话就会给谈到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的事情，说他老婆也是修为很高的“转世空行母”，我慢慢也就相信了他。2006年9月25日我给启吉降村农行卡转了人民币200万人民币。2007年我到甘孜县启吉降村家中去过年的时候，他带我进了一个地方，在一片空地上堆了一些木料，他当时介绍说为了世界和平要在这个地方筹建“佛文化闭关中心”，以后要面向全世界弘扬佛法，后启吉降村以修建“闭关中心”缺各种材料为理由要我打款2007年4月23日我给启吉降村农行卡转了50万人民币；2007年4月27日我给启吉降村农行卡转了20万。2009年7月2日给启吉降村农行卡转了1000元人民币。2009年9月3日给启吉降村农行卡转了5000元；2009年9月7日给启吉降村农行卡转账10万；这些是我保留了转账明细的一共有2806000元。我给启吉降村打的所有款他都是以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为理由问我要的。2007年底启吉降村、洛绒志玛夫妻在北京的时候就给我说年底了要给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的工人结账没钱，让我给他们一些钱，当时我在北京没那么多钱就和他们夫妻一起去西安把我在那边的股票钱拿了出来，当时给启吉降村农行卡上转了70万元左右；2008年初启吉降村和洛绒志玛来北京以“佛文化闭关中心”需要购买钢筋、水泥等材料为理由又问我要钱，我又一个人到西安去把股票的钱拿了100多万出来打给启吉降村了。他每次问我要钱一般都是百万元以上的数目，我能想到办法就按他要的数目给了，实在没办法就给的少一点。我给洛绒志玛通过银行转账的金额不是很大，一般都是1000元、2000元左右，具体转了多少钱我记不清楚了，每次她都是给我说她自己的钱都拿来做慈善和修佛文化“闭关中心”了，现在家里连饭吃不上，所以我才给他转款的。因为启吉降村和洛绒志玛多次给我说过这些钱是要用来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的，所以我也相信些款是用在了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上，用它来弘扬佛法，为了世界和平让全世界的信徒都能在这闭关修行，但是2010年以后我也没有再去甘孜看过这个“闭关中心”的修建进度和使用情见，所以到现在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怀疑启吉降村和他的家人是在骗人，所以就没有联系了。启吉降村每次都是以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为理由向我要钱，洛绒志玛都会在旁边附和，而且洛绒志玛的普通话说得比启吉降村好很多。 4、辨认笔录，证实被害人能够准确辨认出本案被告人洛绒志玛、启吉降村和仁真其伍。 5、书证：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被害人萧某给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存款业务回单，人民币小计2808000元，证实被告人启吉降村和洛绒志玛利用假活佛的身份，以虚构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为由，实施诈骗行为，并从被害人萧某处骗取资金2808000元人民币。以上证据能与被告的供述和被害人陈述相印证。 （四）被告人洛绒志玛以修建“大藏经”、“养老院”等为由诈骗吴某1等4人的证据； 1、被告人洛绒志玛的供述：当时是一朋友有类似的名片，我让她在微信上把名片发过来，然后把里面的内容换成我的，制作了名片（印有“空行母”）。安莱（吴某1）当时给了我60万让我修建“大藏经”。后来我在电话里面给“麦克”说除了修建“大藏经”，还有计划建一个养老院、孤儿院，制作藏式服装等建筑，他就提出说要帮我设计图纸。我不是（宗教教职人员），我只是一名普通老百姓。我不会治病。“甘孜空行母简介”里面的内容介绍的是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因为里面写的内容都是写的关于我的好，所以我就把这个简介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了。我不是“空行母”或“佛母”。前年我到珠海，住在麦克家时，和安莱、汪某三个人说过，自己不信仰，也不能阻止别人信佛，如果阻止会得到报应。因为麦克和阿莱让我到成都来，他们要给我修大藏经的钱，我去了以后，他们就给了我三万元美金，麦克说可以让我换成人民币。以刻大藏经的名义向他们要钱，有些是他们遇到什么不顺的事情，然后给我转钱要我念经，有时候我没有了生活费我也会向他们要。（微信名笑脸）给我转过钱，第一次是三万八千元，说是让我修建大藏经，第二次好像是三万，第三次是陆万捌仟，第四次是八万，让我请佛像供在家里，这个钱我还没动，放在我家保险柜里。第五次转了八千多，让我在家搞活动时开支。2018年快过年的时候，我让“笑脸”打八万元过来，我用电话给她说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两定好的钱，你尽快要打给我，不然会有佛教的因果报应，佛祖会怪罪的。后来，我又给她发信息对他说：我这边定了，你准备好了吗？早点给钱对小孩和你都顺顺利利，不然的话，菩萨在看。过了没多久她就把钱通过微信转给了我，第一天给我转了5万，第二天给我转了3万元，一共八万。我给微信名“笑脸”的人发过寺庙，孤儿院的工程图。我给吴某1和汪某说过，你们自己要多做善事不能阻止别人捐钱捐物，如果这样做会有报应的。我给吴某1打电话说：“我梦到你掉进无尽深渊，你会有灾祸，需要念经消灾”。后来吴某1微信转账，大概有一两千，具体数目记不清。第一次在珠海的农行里，我、麦克和吴某1都在，麦克就用自己卡往我的农行卡里转了20多万，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第二次麦克又在我的农行卡里打了20多万，第三次在成都的一家宾馆里麦克带着吴某1给了我3万美金，吴某1只给过一次，一两千左右。我给我的信徒们说过要修建闭关洞、寺庙、孤儿院、养老院、服装加工厂、大藏经这些工程。 2、被害人吴某1的陈述：洛绒志玛说她是“空行母”，是“佛母”，并且让我们把病人带来，他可以给病人治病，还会念经、算命，所以当时我们把他当大师一样照顾她。她说她总共才出过三次家门，这次来的目的是来刻“大藏经”，因为他在成都那里已经与雕刻大藏经对的工厂签了合同，需要花费几十万，正当缺钱，而且她说有人给他捐了一块地，他要在这个地上建一座活佛庙，并且找了一个女孩给他做了规划图，图中以图标和文字注明了哪里是活佛大殿，哪里是养老院，哪里是做衣服的加工厂，还有闭关中心，要我们捐钱帮她完成修建。2017年1月份左右，我和我老公跟“佛母（洛绒志玛）”一起去了珠海农业银行两次，第一次现存了10多万，其中10万是我老公捐的。第二次现存了10多万，其中10万是我老公捐的，两次共20万，2017年3月7日，给洛绒志玛转账10万，2017年3月20日，给洛绒志玛转账1万元，2017年6月12日，通过银行给洛绒志玛转账15万，2017年6月12日，通过银行给洛绒志玛转账21万，然后去年还有很多散钱、零钱，都记不清了。2018年3月23日，我跟老公去了一趟成都，当时洛绒志玛也来到了成都，我们给他说我们没有钱，只有3万美金，再没有别的钱了。于是她拿了钱在成都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就走了。还有今年（2018年）她家开法会之前，洛绒志玛又跟我老公联系，说别人都给她捐了1万元什么的，我老公对我说，洛绒志玛又开始向我要钱了，就给她微信转账了1万元。2018年8月7日，我去甘孜参加她的法会又给了她现金3500元。之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洛绒志玛说她没有生活费了，微信的红包里也没有钱了，我就通过微信给他转了500元一次，700元一次，后来我老公通过微信给她转了1000元。都是说刻大藏经以及给大藏经盖顶，反正都是针对大藏经。她说她要建（学校或者敬老院之类），正在规划。因为每次和他联系，她都会想办法向我们要钱，我老公孙重义心好，每次她一要钱就给，我不给，洛绒志玛就会说要有善心，阻碍别人行善菩萨会怪罪之类的话，有一次洛绒志玛还给我说，她梦见我掉进了深渊，说我会有灾难，必须念经消灾，我有点害怕，就给她转了几千元，听到类似的话，心里会很不舒服，所以我怕和她联系。 3、被害人吴某2的陈述：我是信仰佛教的，我朋友介绍说他们是活佛和空行母。2018年8月5号的时候通过银行给她转账5000元，8月27日通过银行给她转账3万元，8月29日给她通过微信转账3300元。第一次5000元是因为她说她在生日会的时候邀请了其他几位空行母参加，然后在返程的时候，需要供奉购买返程的机票钱，我就给她寄了5000元钱。3万元是因为洛绒志玛说我需要做法事，供宝瓶，并且供僧人除孽障而寄去的钱。3300元钱也是需要做法事，然后寄过去的。我的那个朋友介绍说启吉降村是活佛，洛绒志玛是佛母，仁真其伍我不知道是活佛。 4、被害人黎某的陈述：我和她加微信后，她给我发了一个文档，里面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她的身世（从出生到怎样成为空行母的一个过程，大概有200多个字）。我的微信名是“笑脸”，佛母的微信名是“甘孜空行母”。当时她给我发了一张寺庙规划设计图给我，她说她在建座寺庙（当时规划设计图里有僧人居住区、尼姑居住区、大雄宝殿、和大藏经还有孤儿院），她还说现在寺庙已开设搞捐建，如果是第一批捐建的，可以把他们一家人的名字刻在大藏经前的大石板上，这样他们一家人都积了德，都能得到菩萨保佑。当时我就相信了，并一次性给他汇了38000元人民币，叫她用于建立寺庙和大藏经。第二次30000元左右，第三次是68000元，第四次80000元，然后中间1、2千的大概有四次。最后一次是今年8月我汇了8290元。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什么时候汇的我记不清了，主要还是让她用于修建寺庙和孤儿院，因为她在寺庙修建到第二期或第几期的时候都会给我说，叫汇钱过去，我就会汇钱给她。第四次大概是在2018年农历的元宵前几天，她给我发微信说：“我这边准备好了，你那边钱准备好没有”，我当时想，大家都在过年怎么还有人在忙这些事？后来她又给我发信息来，前面说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最后她说；“菩萨会怪罪的”，我当时感觉挺害怕的，过几天空了以后就给她汇了80000元。中间几次1、2千的都是我给他过年过节的供养，最后一次8290元是今年8月汇给他的，用于供奉他们开法会时用的斋饭。具体修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修的也不知道，但是她告诉我这是第一次开始修建，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放在寺庙里所以我就给她转了38000元。这样才有了第二期及后面的几期修建，和后来我给她的钱。当时我特别害怕，因为那时我有孕在身，我就特别害怕佛祖会怪罪下来，然后自己的宝宝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所以立即把钱给洛绒志玛通过微信在2018年2月25日给她转了2万元，2月26日转了3万元钱，好不让菩萨怪罪下来，影响我的宝宝。 5、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佛母”说她因为她要刻《大藏经》所以来珠海，而刻大藏经需要65万人民币，她还要把刻的《大藏经》放在儿子的寺庙里，然后还要修建服装厂来资助贫困家庭的收入以解决十多人的生活。后来我相信了佛母并加了她的微信，且先后给她寄了几笔钱，用来做上面的她所说的事项并且给钱让她放生牦牛、超度，请宝瓶。她说她是一个小的“空行母”，这次主要为刻《大藏经》所以来珠海。我加了她的微信后，她给我发过很多有关她本人是“空行母”的简介、图片等，我看了后就有点相信了，应该说我一直对她都是半信半疑。我通过自己微信名为贤劫灯（张师兄）给微信名为“甘孜空行母”的账号，一共转账过11次。第一次是2017年1月2日在祥光师兄家认识佛母时，通过她介绍自己是“佛母”，要修建寺庙，刻“大藏经”等等，我就当面给了她现金人民币4500元，当时很多人在场，我记不清了：第二次是2017年6月4日河北师兄供养“佛母”微信转账人民币300元；第三次是2017年6月4日让“佛母”放生牦牛微信转账人民币500元；第四次是2017年6月7日让“佛母”放生牦牛、羊，微信转账人民币4500元；第五次是2017年6月9日，让“佛母”放生牦牛、羊微信转账人民币5000元，第六次是2017年6月14日让“佛母”放生牦牛、羊微信转账人民币2000元；第七次是2017年6月19日让“佛母”请宝瓶微信转账了人民币1300元，第八次这一天还微信转账了100元；第九次是2017年6月20日让“佛母”念诵经微信转账人民币10000元；第十次是2017年6月20日让“佛母”给学院念经微信转账人民币20000元；第十一次是2017年6月20日让“佛母”给念经微信转账人民币600元；转账给微信名叫“甘孜空行母”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8800元。“佛母”还有另外一个微信名叫“幸福”微信号，我微信转过三次。第一次是2017年6月21日，我给佛母说我不顺，她说要做擦擦像（音译），我就微信转账人民币3000元，同一天我又给“佛母”说我有个朋友不顺，她说供斋就可以呀，然后，我就微信转账5次，金额分别是三个500元，一个200元，一个250元，用于放生500元：第二次是2017年7月17日，“佛母”说供斋，我就微信转账人民币300元。第三次是2017年9月9日，“佛母”说她在五台山供灯，我就微信转账人民币300元。转账给微信名叫“幸福”的总金额为人民币6050元。 6、证人汪某的陈述：2017年1月份左右，南京的师兄孔艺婷带着“佛母”（洛绒志玛）从南京飞往广州，当时孔艺婷说她要带一个大师到我们这边，做一个“大藏经”的功德，要我们捐钱。她说她们那里的人都叫她“空行母”，还说她可以给人治病和念经。她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刻“大藏经”，因为她在成都那里已经与雕刻“大藏经”的厂签了合同，需要花费几十万，正当缺钱，而且她说有人给她捐了一块地，她要在这块地上建一个活佛庙，并且找了一个女孩给她做了一张规划图，图中已图标和文字注明了哪里是活佛大殿，哪里是养老院，哪里是做衣服的加工厂，还有闭关中心。要我们捐钱帮她完成修建。当时去看（大藏经）时还是空地一块，太失望了，只有几个玛尼石。有一次她在微信里给我说：你家里条件差还要一个人带小孩，你可以以修建大藏经的名义向孙重义索取大概是50万元，然后给她多的钱，让我自己留下一部分钱带孩子。后来我了解到因洛绒志玛经常向孙重义索要钱财，孙重义也有点怀疑她就没有给她钱，她才想通过我在孙重义那里索要钱财。 7、辨认笔录，证实被害人吴某1、吴某2、黎某、张某1，证人汪某能够准确辨认出被告人洛绒志玛。 8、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清单，扣押笔录，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通知书，调取证据通知书，证实2019年4月2日，甘孜县甘孜镇德巴村德西巷7号，在住宅2楼洛绒志玛卧室床头保险柜底下搜查出人民币57,500元，从保险柜里头搜查出面值为100美元的30张美金真钞和人民币22,500元。三万美金折合人民币188,628元。以上证据能与被告的供述和被害人陈述相印证。 9、书证：被害人吴某1、吴某2、黎某、张某1的银行、微信转账记录；洛绒志玛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实被告人洛绒志玛从吴某1夫妇处骗取美金3万，通过工商和农业银行汇款740737元，微信转账7668元，总共骗取937033元人民币。被告人洛绒志玛从被害人吴某2处骗取38300元人民币。被告人洛绒志玛从黎某处骗取136888元人民币。被告人洛绒志玛从被害人张某1处通过微信转账50650元。以上证据能与被告的供述和被害人陈述相印证。 10、“甘孜空行母简介”、黎某微信截图照片，证实被告人洛绒志玛虚构空行母的身份及诈骗的手段。以上证据能与被告的供述和被害人陈述相印证。 11、鉴定意见，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意见书，证实经过甘孜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石刻大藏经进行物价鉴定，其鉴定意见为刻有藏经的石板9292张，每张35元，共计价值290,220元。因一部分资金用在了刻“大藏经”，该部分资金不予计入诈骗金额中，应从洛绒志玛诈骗金额中扣除，故洛绒志玛实际骗取资金为人民币872,651元。 （五）被告人仁真其伍、启吉降村、洛绒志玛和普巴交（在逃）以筹建“阿热吉祥圣地圆满周”为由诈骗王某2等5人的证据; 1、被告人仁真其伍的供述：我到浙江和海口是去做“甲拉”，“甲拉”就是假喇嘛的意思。就是想通过扮演宗教人士的身份，获取信佛人士的信任而获取利益。我没有任何相关的活佛证明。2017年底至2018年年初，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让我制作“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的筹建计划，还给我发了些图片，筹划书里面的内容是我自己写的，还在筹划书最后写了我的微信号码、电话号码，还有我的一个银行卡号，后来我把制作好的筹建书发到我自己的朋友圈了，也给我父亲和母亲都发了，我母亲当时发在朋友圈了，父亲好像没发，当时我还制作了“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的假印章和收据，是为了让那些给我转款的相信，我每次收到钱后还会写收据并盖上“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的印章，发照片给他们。总平面规划图是妈妈用微信发给我的，让我将图片插在筹划书里的。除了规划图、大藏经、微信支付方式及银行账号、联系方式以外其他都是杜撰的。我的阿热尼玛活佛身份是假的。我两次去呼和浩特市都是以“阿热尼玛”活佛的身份去宣传“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筹建书的虚假信息行骗去了。第一次是我和我的亲戚普巴交（音译），第二次是我一个人去的。是我父亲启吉降村介绍我认识内蒙古的“启吉扎西”（王某2）的。我还为王某2和张某2做了“火贡”，他们给了3千元左右。第一次我在呼和浩特市待了大概一星期左右，我还记得到的有张某2通过微信给我转账500元，后还给我买了一部苹果Ｘ手机寄给我，就是我现在使用的这部，微信名“白龙马”（王某1）给了我3500元，第一次去呼和浩特市我一共骗了2万多元接近3万，其中有1万6千现金我让王某2转给我老婆的妈妈尼玛拉姆的农行卡上了，回成都后我把钱取了用了。到成都后内蒙古的高某通过微信给了我七万元。第二次是2018年7月，我一个人去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期间王某2给了我4千元（微信转账），冯桂平给了5000元，邢某给了2500元，王某1给了我买佛像的钱19000元左右，张某2给了我接近3万元。我告诉了王某2我是宗教人士，并且是德格县“玉龙拉加寺”的寺主，阿热尼玛活佛，我到呼和浩特市是为了筹建“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进行募捐，后王某2就将他很多有佛教信仰的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并告诉他们我到呼和浩特市的目的，我也通多微信向他们宣传“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助建大藏经”、“印经幡”等虚假信息，他们才给我钱的。我不是德格县“玉龙拉加寺”的寺主。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用了，没有修建过任何寺庙，也没有挂过经幡。我父亲启吉降村先给我介绍了王某2，后在内蒙古期间我给王某2说过我母亲洛绒志玛是甘孜空行母，是女活佛，我把母亲的微信名片推荐给了王某2，他和我母亲好像也通过微信在聊天，另外我在内蒙古建立德“助建阿热大藏经”群里面也有我母亲，但他在群里很少说话。我母亲一直以甘孜空行母的虚假身份到处宣传“大藏经”的事情，群里还有一些是她的朋友，我想把母亲拉进群更有说服力，让大家更加相信我。2018年4月份，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内蒙古的时候把表舅普巴交带上，说他家里的条件不太好，让我带去内蒙古挣点钱。“挣点钱”的意思就是骗钱，去行骗。商量过，当时我舅舅普巴交对我说他来扮演我的佣人角色，我当活佛。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的印章是我在龙泉驿区制作的。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微信名“ｇｘ”前后给我转过7万元左右，微信备注为张某2的给过我3万元左右。制作“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虚假筹建书是我母亲洛绒志玛给我提供的照片和规划图，我编写的内容，之后我还制作了虚假的“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印章。2015年和2018年8月父母亲为了给我们一家人提高在藏区的影响力，为以后更好的行骗还给我举办过两次“坐床仪式”，之后我还将坐床仪式的视频转发到我行骗用的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里。 2、被告人洛绒志玛的供述：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你比你父亲能干有那么多人来接你，你以后就要这样。僧袍也要天天穿好好学知识，要养成好的习惯”，儿子也很听话地答应了。 3、被害人高某的陈述：2018年4月份“阿热尼玛活佛”刚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时候，我带孩子去酒店看望过他，他回复我说他自己的寺庙可以帮我念经驱魔，当时为了感谢我就通过微信给他转了500元现金给他，后他说要给孩子说一场法事，2018年4月29日我通过微信给他转了23000元；第二次他说为了积福报需要给孩子修一座凉亭，经费需要20多万，2018年5月8日我通过微信转给他了28000元；第三次他说要给孩子做“烟贡”，之后说需要用到22000元钱，2018年5月22日我通过微信又给他转了22500元。 4、被害人王某1的陈述：仁真其伍说他是德格县玉龙拉加寺的寺主，以“阿热尼玛活佛”的身份来内蒙古以后一直在宣传要筹建“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后面通过交谈他说我福报不够。需要积福报，要印经幡挂在山上，后我就给他转了3500元。 5、被害人王某2的陈述：一个微信名叫“启吉降村尊者”的活佛加了我，因为那段时间我的事业刚好不顺“启吉降村尊者”加了我后经常和我聊天，我和他聊得挺投缘，后面经常和他联系，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启吉降村尊者”给我说，我和他没有缘分，我和他的儿子比较有缘分，并把儿子的微信“阿热尼玛活佛”的名片推荐给了我，他的名字叫仁真其伍；“甘孜空行母”是“阿热尼玛活佛”推荐给我的，说他母亲是“空行母”，能给我一些帮助。我给了仁真其伍11000元现金，我朋友张某2给了他5000元现金，后面还给他买了一部苹果Ｘ手机邮寄过去了。2018年2月18日微信转给他500元，2018年4月9日微信转账2100元，2018年7月2日微信转账300元，2018年7月18日微信转账500元，2018年7月25日微信转账4000元，我还帮仁真其伍买过几次飞机票，大概花费了10000多元，还有一些通过微信上面红包发的。仁真其伍在呼和浩特期间他母亲也在微信上给我说让我在这边要照顾好阿热活佛，非常的感谢我。仁真其伍来呼和浩特以后给我们说过正在筹建“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里面包含了筹建“大藏经”、寺庙、养老院等等，他在微信群里面转发过“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的信息，也单独给我转发过筹建书，我转给他的钱也都是为了帮助他筹建这些工程。他说他是德格县玉龙拉加寺的第一寺主，叫阿热尼玛活佛，他准备在德格县重新修建一座寺庙导出来筹款的，还说过他的寺庙在甘孜县城有一个“世界佛文化闭关中心”，但具体的我没有去过，只是看到他发的“阿热吉祥圣地圆满洲”筹建书挺真实的。 6、被害人邢某的陈述：2018年7月20日左右“阿热尼玛活佛”给我说需要挂一点经幡积福报，印1米经幡需要20元，100米起印，之后我创建了一个微信群“印经群”，进群后我在微信里面发了200元红包随喜印经幡，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好，就介绍了身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到群里面，好多朋友也发了100到200元左右的红包到群里，有一次有人在群里乱点红包，我就把这个事情给“阿热尼玛活佛”说了，他让我帮他把群里的红包领了，然后做好记录，他还说统一给我们开收据，后我就帮他收了几天的红包，然后做了记录发到群里面，我一共记录了14个朋友的红包，金额总共为2200元，后面有些单独给“阿热尼玛活佛”发红包的他会截图发到群里面让我帮做记录，总共记录了39个人，总进入6520元。但是这些钱除了前面我收的2200元是我通过微信转账给“阿热尼玛活佛”的，其他都是“阿热尼玛活佛”自己收取的。 7、书证：被害人高某、王某1、王某2、邢某的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转账截图，仁真其伍手机中提取的收据照片，微信聊天记录，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意见书，搜查证，扣押决定书，提取笔录，扣押笔录，证实仁真其伍曾给王某2转发过阿热寺筹建书，以及王某2的微信好友有启吉降村和洛绒志玛；三被告从高某处通过微信转账骗取人民币74200元，从王某1处骗取人民币3500元。从被害人王某2处骗取资金7600元人民币，从张某2处骗取一部苹果Ｘ手机，价值人民币2500元，以印经幡的名义，从被害人邢某处通过微信转账骗人民币2200元人。以上证据能与被告的供述和被害人陈述相印证。 8、辨认笔录，证实被害人能够准确认出诈骗他的被告人。 （六）被告人启吉降村涉嫌犯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证据。 1、被告人启吉降村供述：那个好像是10多年前，我老婆在炉霍她同村一个叫帕次来（音译）那里买过一把枪，是打散弹的那种，我平时不会玩抢，基本没碰过，有一次拿出来看了一下不小心走火了，差点把我儿子打到了。是我自己的。 2、证人普某的陈述：（给启吉降村卖过枪支的事）记得，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卖的我记不清了，大概有20多年了。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是一只长枪，枪口有点大，子弹是从枪口下面上的，打的是散弹，一起还卖的有几十枚子弹。弹是红颜色的还有绿颜色的。 3、辨认笔录，证实普某能够辨认出买枪人启吉降村；被告人启吉降村能够准确辨认出本案涉案枪支。 4、书证：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证实在住宅2楼洛绒志玛与启吉降村卧室进门左手衣柜里搜查出一把枪支，在枪支里有四发子弹，并在衣柜对面墙上的袋子搜查出子弹35发。 5、情况说明，证实嫌疑人启吉降村未持有合法持枪证。 6、现场勘验笔录，证实中心现场情况 7、鉴定意见，证实送检的疑似枪支是以火药为动力，能够有效击发“12号”猎枪弹的重庆产，民用制式HL12-102式18．4mm单管猎枪，具有杀伤力，送检的39枚疑似子弹均为民用、制式弹药。 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针对本案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被害人萧某所提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被告人启吉降村及其辩护人、被告人洛绒志玛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二人未实施诈骗，未自称活佛、“空行母”、佛母，未主动向被害人索要金钱系被害人自愿给付等辩解意见。本院认为，综合全案的事实，以及相关的证据分析，其二人自己的供述中都多次出现启吉降村是“骑宝（音译）”喇嘛的转世活佛，洛绒志玛是“向秋巴姆”空行母的转世类似的供述，且多个相互之间无利害关系的被害人陈述也能相互印证，洛绒志玛也承认“甘孜空行母简介”系其身世，故，其二人未自称活佛、“空行母”、佛母的辩解不成立；另，根据其二人供述及公诉机关的证据，二人并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佛或者“空行母”认定，且洛绒志玛也不是宗教人士，其二人虽称其是民间认定的活佛，但是无有效证据证实，故对此辩解不予采纳。对其未主动向被害人索要金钱系被害人自愿给付财物的辩解，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二人虚构“启吉降村尊者”，“甘孜空行母”，“佛母”的身份，取得被害人的信任，以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大藏经”“阿热吉祥圣地圆满州”等为借口，骗取财物，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的财产，是否是自愿与主动不影响客观事实的判定，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对应的证明目的，故，对此辩解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启吉降村及其辩护人、被告人洛绒志玛及其辩护人、仁真其伍提出的对内蒙古的案件系仁真其伍个人行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不是共犯，就算是也是从犯的辩解。本院认为，仁真其伍前往内蒙古诈骗之前，启吉降村将仁真其伍虚假的“阿热尼玛活佛”身份介绍给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信徒”王某2，使其产生错误认识，并将此错误认识扩大给其他被害人，使其他被害人也相信了仁真其伍“阿热尼玛活佛”的身份，为仁真其伍的诈骗行为提供了便利。仁真其伍前往内蒙古诈骗过程中，洛绒志玛以“甘孜空行母”、佛母的身份加入诈骗微信群，以及通过电话、微信方式联系着被害人，并与启吉降村两次摄制仁真其伍坐床视频并在网上发布，后转发给被害人，加深了被害人错误认识。在整个过程中，各被告人的行为成为共同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故，其三人构成共同犯罪，且不区分主从犯，被告人启吉降村及其辩护人、被告人洛绒志玛及其辩护人、仁真其伍的辩解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启吉降村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对吴某2诈骗一万元的行为为借款的辩解。本院认为，根据吴某2陈述，启吉降村是以“现在我的钱不够了，你先给我点钱，实在不行就给我借一万”为由向吴某2取的钱，吴某2也表示对该款项的态度为“还了就算借的，如果没还就算给了”，且这笔钱款产生的时间为启吉降村被羁押前一个月，无法证明启吉降村对该笔钱款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排除为借的可能性，故，对启吉降村及其辩护人的该辩解意见予以采纳，该笔钱款不计入启吉降村的诈骗金额。 关于被告人启吉降村的辩护人贾桥兵向法庭提供《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证明藏传佛教活佛认定的过程是在2007年以后才施行，2007年9月1日，才需要国家认定活佛，所以启吉降村是存在在2007年前是活佛的可能性的。本院认为，根据藏传佛教的仪轨及活佛传承，被告人启吉降村如在2007年前为活佛，则在2007年9月1日《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施行后，便应当可以取得活佛认定，但通过公诉机关列举的证据，被告人启吉降村从未获得活佛认定，辩护人也无证据证明启吉降村在2007年以前为活佛。故对启吉降村辩护人向本院提交的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人洛绒志玛辩护人张勇向本院提交的被告人洛绒志玛弟弟白呷，向麦克孙正义发的微信截图，拟证明本案被害人吴某1的钱来自于麦克，而麦克的钱是自愿捐献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被害人萧某称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没有如实供述，还涉嫌2000多万的诈骗金额没有追诉，被告人启吉降村还有其他犯罪没有追诉，要求法庭调查，并提出请求对萧某指认的床进行鉴定并计入本案诈骗金额。本院经询问甘孜县人民检察院是否就前述请求进行补充侦查，公诉机关表示将萧某的请求，另案解决，故对萧某提出的请求不在本案中处理。对萧某提交微博截图，拟证明启吉降村虚构的身份问题，本院认为，该微博截图来源、是否为启吉降村所拥有及真实性都无法查证，故不予采纳。但是本案已有大量证据证明启吉降村虚构身份的事实，故虽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但不影响本案定性。 关于启吉降村提出20年前在社会上均可以购买枪支，并没有触犯国家法律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启吉降村辩解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二人虚构“启吉降村尊者”，“甘孜空行母”，“佛母”的身份，取得被害人的信任，以修建“佛文化闭关中心”“大藏经”“阿热吉祥圣地圆满州”等为借口，骗取财物。在此过程中二被告以虚构的事实，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而做出处分财产的行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以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故，对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无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甘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犯诈骗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仁真其伍虚构“阿热尼玛活佛”的身份，取得被害人的信任，以筹建“阿热吉祥圣地圆满州”“印经幡”等为借口，骗取财物。在此过程中被告人仁真其伍以虚构的事实，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而做出处分财产的行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以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且数额巨大，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甘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仁真其伍犯诈骗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在北京的诈骗行为，因二被告共同参与、共同实施，不宜区分主从犯，二被告对该犯罪行为，负同等责任。对于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仁真其伍在内蒙古的诈骗行为，因三被告共同参与、共同实施，不宜区分主从犯，三被告对该犯罪行为，负同等责任。对被告人仁真其伍，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另，被告人启吉降村，在明知国家对枪支进行了严格管理，严禁个人私自持有枪支的情况下，仍然在家中藏匿民用制式单管猎枪，其行为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非法持有枪支罪主客观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所指控被告人启吉降村非法持有枪支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非法持有枪支罪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人洛绒志玛应对其实施诈骗的人民币3,770,651元负相应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启吉降村应对其实施诈骗的人民币2,898,000元以及非法持有枪支负相应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仁真其伍应对其实施诈骗的人民币90,000元负相应的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国家法律，保护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依法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启吉降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启吉降村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5日起至2031年9月1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之内向本院缴纳。） 二、被告人洛绒志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8月7日起至2033年8月2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之内向本院缴纳。） 三、被告人仁真其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5日起至2022年3月25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之内向本院缴纳。） 四、责令被告人启吉降村、洛绒志玛、仁真其伍向本案被害人退赔所有违法所得。 五、案涉枪支单管猎枪一支、子弹31枚，依法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彭 忠 武 审判员 王 廷 武 审判员 益西曲珍 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舒 代 义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第一百二十八条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