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25民初1815号原告：毛瑞琼，女，汉族，1960年8月16日生，住宜良县。原告：孙兴刚，男，汉族，1957年12月5日生，住宜良县。委托代理人：卢旭松，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余敏，男，汉族，1975年1月7日生，现住昆明市盘龙区。被告：白俊俊，男，汉族，1981年8月27日生，住昆明市。被告：雷雨林，男，汉族，1986年6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现住宜良县。委托代理人：施立花，云南衡律之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宋春燕，云南衡律之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毛瑞琼、孙兴刚诉被告余敏、白俊俊、雷雨林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瑞琼、孙兴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卢旭松、被告余敏、白俊俊、雷雨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施立花、宋春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毛瑞琼、孙兴刚诉称：判决认定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3月26日所签《利河伯及非拉种植园会议纪要》无效。伯及非拉种植园会议纪要》无效；2,判决被告将种植园土地、设施和附着物归还原告，不得妨碍原告的管理经营；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案由：2008年10月8日，原告孙兴刚与宜良县狗街镇玉龙村委会下伍营村小组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村集体土地5亩；2013年9月30日，原告孙兴刚与上伍营村陈树坤签订《板栗园承包转让合同书》，承包土地约30亩。原告将以上土地用于建办“利河伯种植园”和“非拉种植园”，经营农业生产。2019年，因三被告和原告毛瑞琼发生借贷关系，三被告借口存在借贷纠纷，不顾原告反复告知承包土地不能随意转让转包，不能用于抵债，逼迫原告与其签订《利河伯及非拉种植园会议纪要》，让原告将土地和种植园的经营全部转交给被告，现在土地和种植园已由被告占用。原告认为，以上《会议纪要》的约定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应属无效。要求被告将种植园土地、设施和附着物归还原告，不得妨碍原告的管理经营，但经多次要求与被告协商，被告都多方找借口拒不归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起诉至贵院，望查明事实，依法判决。被告余敏、白俊俊、雷雨林辩称：一、关于会议纪要的签订是否存在胁迫的问题。1、原告诉称因三被告与原告毛瑞琼发生借贷关系,三被告借口存在借贷纠纷逼迫原告签订了《利河伯及非拉种植园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用于抵债,提供的证据为2018年3月16日没有原告签名的会议纪要、3月26日签订的会议纪要、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签订会议纪要时的照片一张。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3月16日没有原告签名的会议纪要只能说明原被告之间曾就会议纪要内容进行过协商,只是可能因没有达到协商一致的条件所以原告没有签字,而只有被告的签字而已;3月26日签订的会议纪要内容仅仅是在3月16日的基础上增加了地租及水电情况,双方签字工整平缓,没有任何显示有强追性的内容;而签订会议纪要时的照片没有任何显示任何强追性的画面,恰好能说明双方之问签订会议纪要时系协商之后自愿的;微信聊天记录能显示的仅仅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就非拉种植园的经营管理进行了商议,既没有哪一句话显示了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没有显示出有任何的强迫性。原告提供的证据根本无法达到其“因借贷关系而被胁追签订会议纪要”的目的,原告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合作关系,原告注册登记工商信息,被告出资进行运营管理,从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已经能够证明被告提出的主张,在被告提交的证据第4页“3月25日毛瑞琼的信息:以上图片会议录音,是没有把上伍营村2700元租金写明及孙兴刚承包下伍营村租金2604元及用下伍营村电费没有写在会议记录,若把三条写上,孙兴刚毛瑞琼立即签字。”从该记录可以看出,原告毛瑞琼提出了会议纪要争议的焦点是地租及电费问题,对此,对比3月16日的会议纪要,3月26日的会议纪要增加的也正是原告毛瑞琼要求的地租及电费,从此处可以明确看出,3月26日的会议纪要系双方协商一致之后签订的,不存在任何的胁迫或者强制性问题。3、在会议纪要中第4条,双方约定孙兴刚可以作为公司雇员按薪资支付其基本薪资,以后按经营利润分配红利或奖励。在被告提交的证据第22页,被告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原告的工资及红利分配共4000元,原告孙兴刚也领取了该款项,说明双方在会议纪要签订后均严格遵守该会议纪要的约定,也能够说明,双方在签订会议纪要时系出于友好协商后的自愿,没有任何胁迫行为。二、关于会议纪要内容是否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问题。1、原告诉称因原告毛瑞琼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胁迫原告签订会议纪要用于抵债,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债的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首先,在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中,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了被告与原告毛瑞琼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甚至就连相应的线索指向都没有,原告对其所提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提供。其次,会议纪要的签订是否是为了原被告双方抵债,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没有任何显示,相反,原告提交所有证据反而恰好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合作关系。最后,会议纪要的签订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况已于上述做了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原告对其主张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从庭审能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之问系出资隐名股东与经营管理种植园的合作关系,因原告经营模式不符合市场需求,为了更好的发展种植园因此才协商签订会议纪要更换经营管理者与运营模式,因此该会议纪要的本质应当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协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第32条明确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及相应的流转模式,且该会议纪要系双方协商一致白愿签订,为维持合同的稳定性,不应在原告方无法提交任何主张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为会议纪要无效。因此,会议纪要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任何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三、关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存在的问题。1、承包合同。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欲证明下伍营的土地系其向下伍营村小组承包的,合同第一条显示承包的面积为“5亩”,但在庭审中,被告方提交了一份承包合同,合同第一条显示承包的面积为“35亩”,除此以外,其他条款一字不差,同一份合同在承包面积上出现此种差别,根本连该合同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都无从查证,原告对此不能向法庭作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因此该证据请求法庭不予采纳。2、板栗园承包转让合同书。原告提交该证据欲证明上伍营村的土地系其向陈树坤转包而来,且用该土地注册登记了宜良县利河伯种植园。首先,该合同书的原件原告不能向法庭出示,对于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不能得到证实;其次,从原告提交的宜良县利河伯种植园的工商企业登记信息来看,该经营的场所系下伍营村,这与原告提交合同书的证明目的不能形成证据链,且矛盾重重,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该证据请求法庭不予采纳。下伍营村口的照片。原告提交该证据欲证明被告于3月30日强行将原告的东西拉出种植园堆在其家门口。首先,被告已当庭播放了3月30日当天与原告毛瑞琼的通话录音,从通话录音中可以明确听到双方心平气和没有任何的争吵或者“赌气”的语气,不存在任何“强行”问题;其次,该行为发生在3月30日,无论该行为是否“强行”，3月30日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向前溯及影响3月26日已经签订生效了的会议纪要,因此该证据请求法庭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一不符合案件事实,二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告对其主张不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恳请法庭能够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毛瑞琼、孙兴刚为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举证如下：证据一、《承包合同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欲证实自己的主体资格。证据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欲证实自己的企业性质。证据三、2019年3月16日《利河伯及非拉种植园会议纪要复印件》。欲证实双方第一次协议情况。证据四、2019年3月26日《利河伯及非拉种植园会议纪要复印件》。欲证实存在胁迫行为。证据五、《聊天信息复印件》，欲证双方商谈实利河伯及非拉种植园的情形。证据六、《照片》5张，欲证实被告强行将原告物品搬离。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一中承包合同三性不认可、对证据三没有提交原件不质证，对证据四认为不存在胁迫。对证据六三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无异议。为证实自己的辩解主张，被告余敏、白俊俊、雷雨林举证如下：证据一、《聊天记录、非拉种植园零申报资料》，欲证实原被告系合作关系、自愿签订会议纪要，三被告系非拉种植园隐形股东。原告长期对非拉种植园做税务零申报。证据二、《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欲证实会议纪要签订后，三被告用微信支付方式支付原告工资。证据三、《租房协议、搭电协议》，欲证实己方在会议纪要签订后承担了种植园的地租及电费。证据四、《承包合同》欲证实原告提交虚假证据。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一不认可，隐形股东不成立，承包经营权不能因会议纪要而变更，税务登记证明了是原告承包的种植园。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没有劳动合同及劳动主体，微信支付的工资不成立。对证据三人为三被告不属于该村村民租地需经村民委员会开会投票，租房与原告无关。对证据四人为与原告提交的合同都是真实的，面积在丈量是会出现误差的。本院认为：除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因与被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存在面积差异较大，本院不予采信外，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具备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且能相互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待证事实，故本院予以采信。依据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原被告在法庭上的诉辩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08年10月8日，原告孙兴刚与宜良县狗街镇玉龙村委会下伍营村小组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村集体土地5亩；2013年9月30日，原告孙兴刚与上伍营村陈树坤签订《板栗园承包转让合同书》，承包土地约30亩。原告将以上土地用于建办“利河伯种植园”和“非拉种植园”，经营农业生产。因经营需要，2018年3月16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利河伯及非拉种植园会议纪要》因没有达到协商一致，原告没有在该纪要上签字。同年3月26日经双方再次协商，在该纪要的基础上增加了地租及水电情况,原被告双方签字认可，并重新行成一份《利河伯及非拉种植园会议纪要》，两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系合作关系,由原告注册登记工商信息,被告出资进行运营管理。纪要中约定孙兴刚作为公司雇员按薪资支付基本薪资,以后按经营利润分配红利或奖励。三被告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原告的工资及红利分配共4000元,原告孙兴刚也领取了该款项。同年3月30日，因接管种植园双方产生争执，三被告强行将两原告在种植园中的物品搬离种植园，原告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并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均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双方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利河伯及非拉种植园会议纪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承包方将全部或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方式不变。故双方签订的《利河伯及非拉种植园会议纪要》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协议。对于原告主张该协议是三被告采用胁迫的方式取得的，原告并未在庭审中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被胁迫时也未向公安部门报警，故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毛瑞琼、孙兴刚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800.00元减半收取400.00元，由原告毛瑞琼、孙兴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晓荣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胡 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