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8民终23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军，男，1978年5月23日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河，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新世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生，男，1962年10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友谊，河北汇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军因与被上诉人刘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民初1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8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河、被上诉人刘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友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军上诉请求为：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2月28日签订一份份养绵羊合同，份养的斤数为3180斤，三年本利平，在签订合同时上诉人因组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森鼎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所份养的羊只应认定为公司行为，同时上诉人高军也是本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也应认定为公司行为，而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分确已认定为个人行为，其认定事实错误，同时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已向合议庭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话录音及在上诉人不再担任法人期间与森鼎合作社合伙人公司移交清单中也明确的体现了份养被上诉人的羊只是在公司财产之内，也提交了当时森鼎合作社饲养员的证明，证实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羊只在份养后确实在上诉人担任法人期间的合作社内份养，并属合作社财产份额。上述事实一审开庭时上诉人以提交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应以采信，同时在开庭审理时上诉人也明确的说明了一审遗漏被告，应追加现任森鼎合作社为本案被告，而一审法院确不予采信，其程序违法。根据上述事实及理由，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合同的履行是针对合同履行人和合同取得人为事实，上述案件合同的签订虽是上诉人个人签订，但合同履行是公司行为，财产的取得人也为公司行为。故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审清财产取得人和实际履行人这一事实是错误的，同时在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诉讼要求被上诉人给付现金人民币106680.00元是以经济数额计算，而开庭审理时确以返还羊斤称判决，同时在开庭时被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诉讼的标的数额，也给上诉人造成了诉讼费的经济损失。综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同时遗漏被告，程序违法，故此请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查明后依法改判，并撤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一审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刘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中，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双方于2015年2月28日签订的《合同》，证明双方之间约定了份养羊只的事实及相关约定，证实当时份养的斤数为3180斤，三年本利平，合同的甲乙双方为刘生和高军，也就是说这份合同是两个自然人之间签订，是高军的个人行为。合同最重要的原则是相对性原则，虽然当时高军正在组建围场县森鼎畜禽养殖专业合同社，高军为该合同社的法人，但不能因此就凭个人的意志改变法律规定，推定法定代表人的所有个人行为都是职务行为。很明显，上诉人为了推脱责任，故意在混清概念。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同时向法院提供了证人，证人当庭对被上诉人的主张予以证实，证实当时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跟森鼎合作社没有关系。虽然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通话录音，其内容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录音中虽然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为森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对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被上诉人一再强调：“我冲你个人说，和羊场没关系，你要是起诉羊场，我给你作证”。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一再强调的只冲你个人说并没有提出其他意见。至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承包绵羊的账务清单，只能证实双方签订合同之后，上诉人把羊只放在了合作社饲养，这是双方签订合同后高军对自己财产作出的自行处置行为，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综合以上事实，一审中，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列为被告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主张的遗漏被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关于一审诉讼中诉讼请求赔偿数额问题，是在一审立案过程中，按照法院要求，为了便于计算诉讼费数额，按低于市场价估算的数额。合同中约定了具体的返还斤数的计算方式，按双方约定的方式计算出的结果是完全可执行的，这样的结果对双方来说也是最公允的，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完全正确的，并无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告刘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绵羊7360斤，赔偿经济损失100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于2015年2月28日签订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原告刘生将3180斤绵羊承包给被告高军；三年本利平；承包期自2015年2月28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止。张某作为证明人在合同上签字。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证明人张某的出庭证言予以证实，且与当事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生与被告高军合同纠纷一案，经公开开庭审理，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在合意的基础上签订的一份合同，在庭审中，双方均承认该合同的真实性，故该《合同》是有效的，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全面履行的原则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在庭审中称承包合同系其作为森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森鼎合作社签订，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但在被告高军提供的通话录音中，原告一直强调“我冲你个人说，和羊场没关系，你要是起诉羊场，我给你作证”，被告对此只是强调“自己为羊场的法定代表人，羊也送到羊场养了”；并未对原告“冲你个人”的说法予以反驳。同时，结合证明人张某的出庭证言“被告高军在原、被告签订合同后，曾找证明人张某要求更改协议，将承包方改为羊场”。综上，双方的通话录音及证人张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被告在签订合同时，被告的行为并非代表森鼎合作社履行职务的行为，而是被告高军个人承包原告刘生绵羊的行为。至于被告高军承包绵羊后，绵羊在何处饲养以及在森鼎合作社变更法定代表人过程中对被告所承包绵羊的账务清单的记载，属于被告高军承包后，自己处置其个人财产的行为，不得仅以其签订合同时为森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来对抗善意第三人即本案原告。故对原告刘生要求被告高军给付绵羊7360斤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对于原告主张的因被告高军未能履行合同，原告花费索款费用10000.00元的主张，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此无法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高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向原告刘生给付绵羊7360斤。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高军与被上诉人刘生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在合意的基础上签订的一份合同，双方均承认该合同的真实性，故该《合同》是有效的，双方应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高军上诉称承包合同系其作为森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森鼎合作社签订，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但综合书证，双方的通话录音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上诉人高军与被上诉人刘生在签订合同时，上诉人高军的行为并非代表森鼎合作社履行职务的行为，而是上诉人高军个人承包被上诉人刘生绵羊的行为。上诉人高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3.60元，由上诉人高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云审判员 李国兴审判员 吴国庆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兆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