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9民终25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宝洪，男，1947年11月17日生，汉族，居民，住滨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祥（系王宝洪之子），男，1979年7月3日生，汉族，居民，住滨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梅，滨海县八巨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滨海县界牌镇许家圩村第七村民小组。负责人：郑尧军，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才明，男，1948年9月24日生，汉族，滨海县村民，住滨海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宝国，男，1958年11月11日生，汉族，居民，住滨海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滨海县界牌镇人民政府许家圩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汤峰，该村民委员会主任。上诉人王宝洪因与被上诉人滨海县界牌镇许家圩村第七村民小组（下称许家圩七组）、王宝国、滨海县界牌镇人民政府许家圩村村民委员会（下称许家圩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滨海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的（2018）苏0922民初3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宝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祥、杨红梅，被上诉人许家圩七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才明，被上诉人王宝国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许家圩村委会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宝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许家圩七组的诉讼请求，或者驳回其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998年9月30日签订承包期限为30年的协议后，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即应归上诉人享有。1998年10月28日签订的承包期限为15年的合同，是上诉人将承包经营权向胡高山、吉某进行转包的合同。2.关于1998年9月30日协议的签订和民主议定问题。该协议上的村民签名虽然都是上诉人书写，但有大部分村民在其姓名上加盖了自己的章印。该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向本村民小组交纳承包金，或者以向农户分发现金的方式交纳承包金，原许家圩村五队二组及村民实际上是认可由上诉人承包30年的。3.被上诉人许家圩七组诉请确认合同无效，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并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许家圩七组辩称，1998年10月28日原许家圩村五组与响水县人吉某、胡高山就涉案土地签订了承包期为15年、年承包金为3800元的《荒滩开发承包合同》。但刘华依据1998年9月23日与原五队二组违规签订的承包期限为20年、年承包金仅为1200元的承包协议，要求承包涉案土地。1999年12月6日刘华同意承包20年的协议作废后，涉案土地实际由吉某一人按期限20年的合同承包（胡高山实际未参与承包）。2000年10月25日起，王宝洪依据与吉某签订的各半种植协议，分种了涉案土地的一半。吉某种植约一半面积数年后转交他人种植。上述期限15年的合同在2013年期满后，涉案土地全部由王宝洪一人种植至今。2015年王宝洪与村民发生纠纷时，称其对涉案土地有权承包30年，并首次出示涉案《滩涂地开发承包协议书》。该协议未经民主议定，是王宝洪以不正当手段后补的、虚构的，应属无效。村组和群众只知道王宝洪参与到吉某的15年合同的种植，从未听说过另有30年承包期的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宝国辩称，我没有在涉案《滩涂地开发承包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对该协议根本不知情，更没有参与涉案土地的承包种植。该协议是王宝洪一人炮制的，应属无效。请求法院依法处理。许家圩村委会未作答辩。许家圩七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许家圩村原五二组与被告王宝洪、王宝国于1998年9月30日签订的《滩涂地开发承包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王宝洪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9月23日，原告许家圩七组（原许家圩村五队二组，甲方）与案外人刘华（乙方）签订一份《中山河滩地承包合同书》（下称“20年合同”）载明：甲方将中山河北的滩地发包给乙方开发种养殖。一、承包范围：东至本组出水小河达界、西至五一组达界、南至本组藕塘边达界、北至魏小兵屋基地门前小路达界，计面积44.325亩。另有一藕塘由乙方看管，柴草收益归甲方，其他收益归乙方。二、承包期限为20年，自1998年10月5日起至2018年10月4日止。三、承包金每年计1200元，全期合计24000元。四、交款方式：乙方必须在每年10月5日前以现金向甲方交清当年度承包金1200元，逾期不交或交不清，则对尚欠部分按日百分之二承担滞纳金。超过20日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因此所造成的损失与甲方无关。该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作了约定。1998年10月28日，原告（甲方）与案外人胡高山、吉某（乙方）签订一份《荒滩开发承包合同书》（下称“15年合同”）载明：经甲方群众会议讨论决定，将座落在中山河荒滩地发包给乙方开发利用。一、承包范围：东至出水河、西至五队一组界址、南至藕塘边、北至同兴村送水渠界沟，面积计约50亩。二、承包年限为15年，从1998年10月28日至2013年秋季作物收清丢茬。三、承包金每年3800元，承包期总额为57000元。乙方每年在10月28日前全部交清承包金，凭甲方收据为准。该合同亦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其他事项作了约定。该合同“发包方代表”栏内有王宝洪的签名，并加盖了原许家圩村第五村民小组章印；“承包人代表”栏内有胡高山、吉某的签名。合同还经许家圩村委会盖章见证，并于1998年11月20日经响水县公证处公证。被告王宝洪主张自己对上述合同约定的土地自1998年起享有30年的承包经营权，其提交的一份《滩涂地开发承包协议书》（下称“30年合同”）载明签署日期为“1998年9.30.”。该合同载明：许家圩村第五生产组（甲方）将中山河流水北无法利用的约60亩滩田发包给王宝洪、王宝明（乙方）开发利用。一、承包年限为30年，从1998年起到2028年止，承包期间，乙方有权合伙开发，在开发的地上种植、养殖等不受甲方干涉；二、乙方在开发利用时，所花费一切经济等到终止时不得向甲方提出任何条件，与甲方无关，无条件归甲方收回（除房屋建筑外），任何配套由甲方所有；三、乙方在每年10月10日前必须向甲方交纳承包金3000元，如过期不交，甲方有权收回土地；四、如开发期间国家政策收回，甲、乙方无条件服从，违约方罚款5000元（本合同一式三份，各方执一份）。该合同落款处“发包方为甲方”栏内盖有原许家圩村第五村民小组章印；“甲方法人代表”项下写有王才明、王宝军、刘喜、王宝建、王鹤友张体林、刘长双、刘长才、赵生华等九人的姓名，其中姓名王才明、王宝军、王宝建处分别加盖了刻有该姓名的章印，姓名王鹤友处捺有指印；“乙方”栏内写有王宝洪、王宝明的姓名，并分别加盖了刻有王宝洪、王宝国姓名的章印。该合同主文和落款处的全部姓名均为同一人书写，存在多处文字错误，且被添加、修改了相关内容。一审法院另查明，上述“30年合同”系被告王宝洪一人书写。王宝军、王才明、刘长双、赵生华到庭陈述该协议上的签名或盖章不是其本人所为，且不知道该协议的存在。2018年涉案土地附近鱼塘的承包金为每亩每年700元左右，其他土地的承包金为每亩每年400元左右。被告王宝洪于1998年担任原界牌乡许家圩村第五队二组（下称五队二组）组长。在签订上述三份合同期间，王宝洪一直担任该组组长。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一，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王宝洪个人提供了载明签署日期为1998年9月30日的“30年合同”。但在1998年9月23日王宝洪已经将涉案土地发包给案外人刘华，承包期为20年。后王宝洪又在1998年10月28日以发包方组长的身份将涉案土地发包给案外人胡高山、吉某，且经响水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涉案土地在1998年出现三份不同当事人的承包协议，被告王宝洪都是合同的当事人，且是原五队二组组长。故应该认定王宝洪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有违生活常理。第二，涉案土地附近鱼塘现在每亩年承包金700元左右，其他土地每亩年承包金400元左右。而涉案“30年合同”涉及土地60亩左右，全年承包金是3000元，明显低于同地段的土地承包金。第三，涉案“30年合同”是被告王宝洪个人保管提供的，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该合同的内容和多人的签名都是被告王宝洪一人所为；合同上有多处文字错误，并被私自添加、修改了相关内容，其文字表述不准确，表达的内容存在歧义；且不能认定该“30年合同”在签订时经过民主议定或者在签订后经过村民会议的追认。王宝洪作为该合同的持有人，提供该合同主张权利，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综上，被告王宝洪提供的“30年合同”，无论从签订过程还是从内容看，不符合生活常理，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故对原告提出的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许家圩七组（原五队二组）与被告王宝洪于1998年9月30日签订的《滩涂地开发承包协议书》为无效协议；案件受理费814元，由被告王宝洪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涉案土地系许家圩七组（原五队二组）集体所有的荒滩地。1998年至2000年，王宝洪担任原五队二组组长兼会计。响水县公证处公证涉案“15年合同”作出的响证（1998）经内字第512号《荒滩开发承包合同公证书》载明：“兹证明滨海县界牌乡许家圩村第五村民小组的代表人王宝洪与吉根银（男，现年42岁，住响水县、胡高山（男，现年39岁，现住响水县**乡同兴村朱庄组）于1998年10月28日在响水县六套同兴村签订了前面的《荒滩开发承包合同书》。经查，上述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名、盖章均属实。”涉案“15年合同”签订后，刘华以其所签“20年合同”在先为由拒绝让出涉案土地。后经村组协调，刘华于1999年12月6日与王宝洪签订一份《协约》，确认涉案“20年合同”作废。其后，涉案土地实际由吉某一人承包种植（胡高山在签订合同后实际未参与种植）。2000年10月25日，王宝洪与吉某签订一份《王宝洪和吉某关于中山河北荒滩地承包调整议定书》（下称“承包调整合同”）约定，原经响水县公证处公证吉某承包涉案土地一事，由王宝洪、吉某各半承包；吉某每年将1900元承包金交给王宝洪，于每前一年10月28日前一次性交清；承包期限至2013年秋季作物收清丢茬为止。还查明，2001年起，王宝洪不再担任五队二组组长、会计，涉案土地的承包金一度由王宝洪经手向新任五队二组组长交纳，王宝洪另以向原五队二组村民分发现金的方式陆续支付了涉案土地的部分承包金。上述“15年合同”“承包调整合同”于2013年10月到期后，涉案土地由王宝洪一人实际占有种植至今。2015年，王宝洪与许家圩七组村民因中山河改造补偿费（施工中曾占用涉案土地）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期间，王宝洪出示了涉案“30年合同”以主张全部补偿费归自己所有。许家圩七组及部分村民以王宝洪系参与吉某的“15年合同”履行的、从未听说过“30年合同”等为由，主张该“30年合同”无效，并要求王宝洪按“15年合同”补交所欠的承包金，双方为此发生纠纷，经多方协调未果。上述本院另查明的事实，有1998年11月20日响水县公证处作出的响证（1998）经内字第512号《荒滩开发承包合同公证书》，证人吉某的证言，1999年12月6日刘华与王宝洪签订的《协约》，2000年10月25日王宝洪与吉某签订的“承包调整合同”，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经双方当事人质证，本院审核予以确认。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因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致调解未成。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30年合同”的签订是否事先经过民主议定或者事后被追认；二、许家圩七组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现分述如下：一、关于涉案“30年合同”的签订是否事先经过民主议定或者事后被追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七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本案所涉土地为许家圩七组（原五队二组）所有，该土地的发包经营应当经该村民小组会议依法讨论决定，且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王宝洪主张涉案“30年合同”有效，应当举证证明该合同的签订事先经本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同意或者事后被追认。从本案现有的证据看：（一）涉案“30年合同”系王宝洪一人书写，被王宝洪在该合同落款处写入姓名的村民多表示从未听说过该合同；王宝洪未能举证证明该合同签订前经过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同意；且许家圩村委会、许家圩七组表示只知道王宝洪系按吉某的“15年合同”履行的、从未听说过“30年合同”。故不能认定该“30年合同”的签订经过民主议定。该合同须经原五队二组村民会议或者多数村民的追认才能生效。（二）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30年合同”在1998年10月28日之前得到原五队二组村民会议或者多数村民的追认，故不能认定该合同在1998年10月28日之前已经生效。王宝洪主张其依据“30年合同”在1998年10月28日之前取得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该主张不能成立。（三）签订于1998年10月28日的涉案“15年合同”，发包方栏内盖有村民小组的章印，且响水县公证处的公证书表明，王宝洪系以村民小组代表人的身份签订该合同的，故应认定该合同的发包方系原五队二组。该“15年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为原五队二组多数村民认可，应当认定有效。胡高山、吉某自该合同签订之日起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合同签订前，王宝洪并未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关于该“15年合同”系依据“30年合同”签订的转包合同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四）关于原五队二组村民是否以实际接收承包金的方式追认涉案“30年合同”的问题。经查：1.吉某依据“15年合同”自1998年10月28日起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王宝洪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原五队二组组长兼会计，负责向涉案土地承包人收取承包金，用于为本组村民代为交纳上交款，并非王宝洪个人交纳承包金。2.2001年至2013年期间，涉案土地的承包金一度由王宝洪经手向新任五队二组组长交纳，王宝洪另以向原五队二组村民分发现金的方式支付了部分承包金。但该期间内王宝洪经手交付承包金系依据涉案“15年合同”“承包调整合同”履行义务的，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该期间内原五队二组多数村民认可系王宝洪履行“30年合同”的行为。3.涉案“15年合同”“承包调整合同”于2013年10月28日期满后，王宝洪一人实际占有涉案土地种植经营，但许家圩七组及多数村民主张涉案“30年合同”无效，现有的证据同样不能证明原五队二组多数村民认可王宝洪按“30年合同”交纳承包金。故2013年10月28日之后，即使许家圩七组及其村民接收了王宝洪交纳的承包金，也不能视为对涉案“30年合同”的追认。根据以上分析，本案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30年合同”的签订事先经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同意或者事后被追认，且许家圩七组及其多数村民明确拒绝认可该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二、关于许家圩七组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因此，王宝洪主张许家圩七组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宝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4元，由上诉人王宝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浩审判员 周 和审判员 时 云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栾雪薇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