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4民终225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妙玲，女，1960年1月3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煜，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蛟龙，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华喜，女，1978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华玉，女，198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忠，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妙玲因与被上诉人李华喜、李华玉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491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妙玲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令李华喜、李华玉赔偿黄妙玲医药费2141.8元、误工费25000元，合计27141.8元。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判令黄妙玲对损害结果承担50%的责任，黄妙玲对此不服，要求李华喜、李华玉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关于误工费：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但该条文并未规定误工费的具体计算标准。到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开始实施，误工费才有了一个相对明确具体的计算标准。依据该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误工费的计算标准是根据受害人的收入状况来决定的，即以受害人有无固定收入为界，分别采用两个计算标准：对有固定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对无固定收入的以最近３年的平均收入为准计算，如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３年的平均收入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由此可见，对误工费的赔偿，我国采取的是全面赔偿的原则，其中，对于无固定收入的受害人的误工费，采取了定型化赔偿原则，赔偿数额为主观计算。从双方的陈述得知黄妙玲是李华喜的雇主，属于有收入的受害人，即便黄妙玲的证据一审法院不采信，也应按这个标准支持误工费：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误工费＝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误工时间。同时考虑到黄妙玲来自澳门，虽然侵权行为地法是侵权行为的基本准据法，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侵权行为地往往带有偶然性，用这种偶然原因发生地的法律决定行为人的责任，不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充分保护。如果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而不问侵权行为人和受害人的住所和居所，不问争议问题的类别及所涉侵权行为的种类，对于来自经济较我国发达的国家的公民、华侨而言，就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公平原则（“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基于全面赔偿和公平的原则，应支持黄妙玲误工费的请求。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李华喜在收取了黄妙玲在珠海的公司客户的款项后没有上交公司，并且恒利公司已经付清李华喜全部的工资，并未拖欠工资。黄妙玲系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的员工，与该公司签订了雇员合约，明确约定了其底薪为每月澳门币12000元，并且约定若缺勤天数不少于15天（实际上是笔误，应该是不多于）可领取两个月底薪作为奖金，由于李华喜、李华玉打伤黄妙玲，致使黄妙玲住院及治疗，前后超过了24天。因此损失了应得的工资收入，折合人民币27070元。综上，黄妙玲没有过错，李华喜、李华玉应当对黄妙玲因此减少的误工费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李华喜、李华玉辩称：一、李华喜、李华玉对黄妙玲造成的人身损害没有过错。本案的基本事实清晰，李华喜、李华玉没有加害黄妙玲，李华喜、李华玉自我保护防卫抗争的行为没有过错，不应对黄妙玲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李华喜曾在黄妙玲丈夫阮社明公司工作，阮社明拖欠李华喜工资未付，双方约定由李华喜代为催收阮社明货款，并以催收回来的货款结算拖欠李华喜的工资。2016年8月24日，黄妙玲上门向李华喜追讨货款，因此前双方素未谋面，李华喜提出需与阮社明对账结算，黄妙玲不肯，在李华喜工作场所吵闹，并出手抢夺李华喜电话，损坏李华喜办公桌上的用品。李华喜制止黄妙玲的违法行为，是为维护公司经营秩序而进行的合理防卫抗争行为。整个纠纷过程中，黄妙玲具有严重的过错，李华喜始终保持着容忍和克制，不应对黄妙玲的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李华玉是在黄妙玲与李华喜争执结束后才出现，只与黄妙玲发生口角之争，没有与黄妙玲发生任何肢体接触，更不应该对上诉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二、李华玉对黄妙玲的诊疗过程的合理性、必要性提出了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也没作出合理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珠海市香洲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珠香公（司）鉴（法活）字［2016］00518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显示，黄妙玲只是皮下淤血、表皮剥脱等皮肉之伤，伤情鉴定意见是轻微伤，但黄妙玲提供的证据《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费用明细清单》（2016.8.25-2016.8.28）显示：黄妙玲的检验项目高达46次（项），其中包括了：对血清总胆固醇测定、血清甘油三脂测定、钾纳氯钙磷镁碳酸氢盐测定、胆红素胆汁酸测定、血清尿酸测定、六项××抗体（抗原）测定、××抗体测定、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测定的检验。上述医疗和检查项目明显超过表皮轻微伤的范围，属于不合理及不必要的过度医疗。对此李华玉提出鉴定申请，以此作为证据证明黄妙玲进行了不合理及不必要的过度医疗，但一审法院对该申请不予采纳且没有合理说明，显属不当。一审判决虽然存在上述问题，但李华喜、李华玉考虑到节约司法资源，息事宁人，以免对双方造成讼累，没有对一审判断结果提出上诉。三、黄妙玲提出的误工费赔偿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误工费是指赔偿义务人应当向赔偿权利人支付的受害人从遭受伤害到完全治愈这一期间（误工时间）内，因无法从事正常工作而实际减少的收入。误工费包括：工资、资金、津贴、课酬等。本案中，1.黄妙玲未能证明其有从事工作产生收入（包括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2.根据上述司法鉴定意见显示，黄妙玲只是轻微的皮肉之伤，其损害程度远远未达到因损害而需休息误工。3.误工费的赔偿需以实际收入减少为依据，黄妙玲未能证明其实际收入有所减少。四、黄妙玲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1.一审中，黄妙玲为了主张误工费，向法院提交了盖有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印章的《工作证明书》，以证明其为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工作人员，月收入三万元，后经庭审法官提醒不能伪造证据并提出对证据《工作证明书》进行提存后，黄妙玲才改口承认是公司的经营收入而非其工资收入。因此该《工作证明书》不能证明黄妙玲与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黄妙玲提供的证据二：《证明书》及其附件，其内容违反澳门特别行政区《劳动关系法》第一章第三条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黄妙玲作了虚假陈述并向法院提交了虚假证据。1.在派出所记载的笔录中，黄妙玲陈述被李华喜用扫把打头部，但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书，鉴定书描述的受伤部位并没有关于头部受伤的记录。黄妙玲在派出所陈述是被李华喜、李华玉打伤，但实情是李华玉与黄妙玲没有任何肢体接触，黄妙玲在一审起诉时，也没有把李华玉列为共同被告。黄妙玲就医时向医院陈述遭人用拳脚击伤，真实情况是因摔倒在地受伤，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书反映黄妙玲受伤的具体部位是左脸部皮肤青紫、胸部表皮淤血、左上臂淤血、右上臂青紫，仅是表皮受伤。可见黄妙玲就案情在多个场合作了虚假陈述。2.在一审中，黄妙玲提交了盖有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印章的《工作证明书》用以证明其在就医与休养的期间2016年8月24日至2016年9月18日具有劳动收入。在二审法庭调查中，黄妙玲向法院陈述了其既在澳门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工作，同时也在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工作，在澳门成立雇佣关系，在珠海成立了劳动关系。而根据李华喜、李华玉提交的证据资料二：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商事主体登记簿》中清楚记载，该服务部成立日期为2016年12月6日，远迟于黄妙玲就医及休养的时间，不可能在成立前就雇佣黄妙玲并向其发放工资，该证据足以证明黄妙玲向法院作了虚假陈述并提供了虚假证据。3.黄妙玲在一审中从未向法院提及有在澳门工作的情况，也未向法院提交在澳门工作的证明。在二审提交《证明书》及其附件因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李华喜、李华玉提供的证据三澳门特别行政区《聘用外地雇员法》第二条一般原则的规定：“聘用外地雇员需遵守以下原则：（一）补充—聘用外地雇员是为了在没有合适的本地雇员或合适的本地雇员不足时，以同等的成本及效率条件补充劳动力；（二）临时—聘用外地雇员须受时间限制；（三）不歧视—聘用外地雇员赋予该等雇员享有不低于本地雇员的权利、义务及工作条件的待遇；（四）报酬平等—聘用外地雇员须对外地雇员及本地雇员所提供的相同工作或相同价值的工作给付相同的报酬；（五）优先—聘用外地雇员需确保本地雇员优先就业，包括聘用优先及持续就业优先；（六）可持续—当会引致显著减低当地雇员的权利，或会直接或间接引致不以合理理由解除本地雇员的劳动合同时，不得聘用外地雇员；（七）预先许可—雇主获给予有关行政许可后，方可聘用外地雇员；（八）特性—聘用外地雇员时须按市场需要，经济环境和产业增长趋势，对每一经济活动产业或职业类别的特殊性作出考虑”及第八条批给许可的标准的规定：“许可聘用外地雇员须符合第二条规定的原则，且须考虑以下因素：（一）在同等成本及效率条件下，从事同类工种的本地雇员的可供招聘量及雇主在聘用本地雇员方面已采取的措施”，可大胆推测，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是为了方便聘用外地雇员，才虚构与作为澳门本地人的黄妙玲及黄妙玲儿子阮文伟之间的劳动关系。六、李华喜、李华玉对黄妙玲造成的损害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退一万步讲，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李华喜、李华玉有过错，对黄妙玲造成的损失也应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按比例承担。综上所述，李华喜、李华玉对黄妙玲造成的损害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请求法院驳回黄妙玲的上诉请求。黄妙玲向一审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李华喜、李华玉赔偿黄妙玲医药费2141.8元、误工费25000元，合计27141.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24日，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明珠派出所向黄妙玲出具报警回执，并对黄妙玲、李华喜进行询问，根据询问笔录，黄妙玲前往李华喜所在的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岱山金山二巷峰记（富奥）运输公司，并与李华喜、李华玉发生争吵、拉扯纠纷。同日，黄妙玲于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进行检查与治疗。2016年8月28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向黄妙玲开具收费票据，收取8月25日至8月28日期间的住院检查费等共计2141.8元。2016年9月3日，珠海市香洲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珠香公（司）鉴（法活）字[2016]00518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对黄妙玲的伤情鉴定意见是轻微伤。一审法院认为：黄妙玲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澳侵权责任纠纷，应参照适用我国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的特别规定。因本案侵权纠纷发生地在广东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发生地有涉外案件集中管辖权之基层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案属于侵权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侵权行为发生于中国内地，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实体法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因李华喜认可在2017年3月曾经到派出所与黄妙玲共同处理调解本案之侵权纠纷，故黄妙玲起诉要求李华喜、李华玉承担侵权责任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黄妙玲与李华喜因追讨货款而发生纠纷，双方应采取正当途径解决，但双方遇事不冷静，进而发生冲突拉扯，李华玉到达纠纷现场后，亦未能采取正确途径解决纠纷。根据双方的陈述，综合考虑当时的现场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黄妙玲之伤系李华喜、李华玉共同造成，黄妙玲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故李华喜、李华玉应按照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综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李华喜、李华玉对黄妙玲的损害结果共同承担50%责任。对于黄妙玲要求李华喜、李华玉赔偿合理医疗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持须赔偿2141.8×50%=1070.9元。对于黄妙玲要求李华喜、李华玉赔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因黄妙玲仅提交了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出具的一份证明，并未提供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的财务账簿以证明该单位的具体经营情况，一审法院对该证明不予采信，且黄妙玲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工资发放记录，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误工费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李华喜、李华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妙玲医药费1070.9元；二、驳回黄妙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8元，由黄妙玲负担460元，李华喜、李华玉共同负担18元。本院二审期间，黄妙玲向本院提交如下材料作为证据：1.（2019）中法澳證字第0491號《公證書》，以证明黄妙玲所在的工作单位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及动产登记局依法设立的公司。2.《证明书》及其附件：（1）《2015年损益表》及后页《2015年损益表—工资明细》；（2）《2016年损益表》及后页《2016年损益表—工资明细》；（3）《2015年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支付工资签收单》；（4）《2016年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支付工资签收单》；（5）《雇员合约》，共同证明黄妙玲为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的员工。根据《雇员合约》第6条的约定，黄妙玲的工资为底薪每月澳门币12000元；《雇员合约》第9条关于年终奖金的约定，若雇员方于公历年7月至12月期间，总缺勤天数不少于15天，可领取2个月底薪作年终奖金。根据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2015年及2016年的损益表、工资明细和支付工资签收单，黄妙玲的月工资为澳门币12000元，因李华喜、李华玉的侵权行为导致黄妙玲缺勤所造成的工资损失为8323澳门元。综上，因李华喜、李华玉的侵权行为导致黄妙玲的工资及年终奖金损失共计32323澳门元，折合人民币27070元（按照2016年9月15日中国银行的外汇折算价83.75计算）。3.现金收入证明单及其附件清单，以证明李华喜收到了恒利公司客户的运费款项，本应上交公司。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应该严格履行财务制度，但是却私自侵占了公司的款项，因此导致黄妙玲前往催收追索该款项，所以发生了本次人身伤害事件。4.工资表，以证明恒利公司已经全部发放了李华喜的全部工资，并且有其亲笔签收，并未拖欠其工资。对黄妙玲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李华喜、李华玉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黄妙玲与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违反澳门特别行政区《劳动关系法》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劳动关系法》第一章第三条范围二、本法律不适用于下列情况：（二）配偶或具有事实婚姻关系的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唯一股东阮社明与黄妙玲之间是共同财产制的夫妻关系，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本质上是阮社明和黄妙玲的共有财产，以自己全额拥有的公司雇佣自己作为员工，该行为不但违反常理且违反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劳动关系法》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恒利物流速递一人有限公司隐瞒了公司唯一股东阮社明与黄妙玲之间具有共同财产制夫妻关系的事实，单方面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局递交了《雇员或散工名表》，该资料违反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劳动关系法》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4，李华喜称其有阮社明签名的所有原件，李华喜并没有单独收取运费，也没有黄妙玲所称的不上交给公司。当时阮社明拖欠了李华喜最后2个月的工资，李华喜与阮社明口头协商，拖欠的工资从对客户没收的那些运费里面扣除掉，再和阮社明对账计算。在李华喜离职后，李华喜不少于三次打电话给阮社明，让他过来对账，但阮社明一直不肯过来对账。李华喜、李华玉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材料作为证据：1.《通告》，以证明澳门关于员工入职、离职及年度收益需按要求向财政局申报。根据澳门《职业税规章》规定，雇主须：（1）于雇用员工日起计十五天内提交职业税第一组登记表（M/2），为其办理入职登记；（2）自员工离职日起计至翌月底前，须提交职业税第一组离职申报表（M/2A），为其办理离职登记；（3）填写职业税第一组或散工名表（M3/M4）时，须准确如实申报员工之工作收益。2.职业税第一组-雇员或散工名表（M3/M4）填报须知及指示，澳门政府有关雇员或散工名表的填报须知及违例罚则，以证明依法填报雇员或散工名表是澳门政府的强制性规定。3.登记表，以证明根据澳门规定，雇主须于雇用员工日起计十五天内提交该入职登记表。4.雇员或散工名表（2016）、5.雇员或散工名表（2017）以及6.雇员或散工名表（2018），以共同证明澳门规定雇主须每年向财政局填写并申报所雇员工的工作收入情况。7.收益申报书，以证明澳门政府规定公司企业须每年填制收益申报书，向财政局申报相关经营数据。8.强制性制度供款收据、本地雇员名表，以证明澳门政府规定雇主为雇员购买社保需填制社保基金制定的表格。9.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一公正署《认证缮本》（劳动关系法），证明内容同对黄妙玲提交的证据2的质证意见。10.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商事主体登记簿》，以证明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于2016年12月6日登记成立，成立时间迟于黄妙玲就医及休养的时间，不可能在黄妙玲就医及休养期间雇佣黄妙玲并向其发放工资。11.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一公正署《认证缮本》（聘用外地雇员法），以证明澳门特别行政区《聘用外地雇员法》第二条及第八条对澳门本地公司聘用外地雇员作出了具体要求。对李华喜、李华玉二审提交的证据，黄妙玲质证称：所有证据是在中国内地域外形成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关的证据必须经过中国司法部授权的公证员进行公证，但是这些证据并没有进行公证，因此对所有证据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黄妙玲提交的雇员合同已经足以证明黄妙玲是恒利公司的员工，并不需要提交其他的证明材料，并且黄妙玲提交的雇员合同，恒利公司的商业登记及其公司的损益表、财务报表等是依法经过了公证的，经过了严格的审核，具有法律效力。李华喜、李华玉代理人称，该证据造假，并没有任何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李华喜、李华玉代理人的行为涉嫌诋毁恒利公司的商誉。因为根据澳门的法律，有关企业的经营，其登记以及有关的财税方面的申报是有着严格的法定的程序，一旦虚假，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处罚。恒利公司是依法经营的公司，并且其有关的证据材料经过了司法部授权认可的公证员依法予以公证，黄妙玲将保留追究李华喜、李华玉诋毁恒利公司商誉行为法律责任的权利。二审法庭调查中，黄妙玲称其既是澳门恒利物流一人有限公司的员工，也是珠海恒利公司（实际上是万兴源公司的员工），黄妙玲与澳门恒利一人公司成立雇佣关系，在珠海成立劳动关系。在珠海恒利公司的收入黄妙玲未在上诉中主张，因为澳门的员工证明已经足以证明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另查明，黄妙玲一审提交的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出院小结显示，黄妙玲入院日期为2016年8月25日，出院日期为2016年8月28日。出院医嘱：1.加强营养，休息3周；2.随诊。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围绕黄妙玲的上诉请求展开，二审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李华玉、李华喜是否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是黄妙玲有无误工损失及误工费的数额。首先，关于李华玉、李华喜是否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双方对因货款及工资问题发生争吵并无异议，结合双方一审陈述及病历、鉴定书看，黄妙玲所受伤害是因双方冲突拉扯造成的可能性较高。在此情况下，正如一审判决所指出的，黄妙玲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一审判决综合考虑纠纷的成因等情况确定李华喜、李华玉共同承担50%的损害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妙玲的上诉请求李华玉、李华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黄妙玲有无误工损失及误工费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病历及出院医嘱反映，黄妙玲误工时间应为24天（住院3天+休息三周）。关于黄妙玲受伤当时从事的工作，在珠海市公安局明珠派出所于2016年8月24日对黄妙玲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黄妙玲自称工作单位为“个体”。一审中黄妙玲提交的《工作证明书》并未明确黄妙玲的入职时间。二审中黄妙玲又主张其与澳门恒利一人公司成立雇佣关系，又在珠海成立劳动关系。在此情况下，黄妙玲的主张及证据前后并不一致，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提供劳动或劳务的对象具体是个体户、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还是澳门恒利一人公司。尽管如此，一审中李华喜对黄妙玲提交的《工作证明书》质证时认可其之前在珠海市香洲万兴源货物运输服务部工作。从珠海市公安局明珠派出所于2016年8月24日对李华喜所作的询问笔录看，李华喜认可黄妙玲为其原雇主老板娘及到其公司追讨物流费的事实，依通常情理判断，黄妙玲以老板娘参与货物运输经营活动具有高度可能性。这种参与获得的收益既可能是固定收入，也可能是经营收入。鉴于黄妙玲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付出劳动获得的收入形式，不能认定黄妙玲有固定收入，应按照无固定收入计算误工费。因黄妙玲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应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黄妙玲从事货物运输行业，参照2015年广东省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中相近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年平均工资为人民币77111元。故黄妙玲的误工费为人民币5070.31元（77111元÷365天×24天）。按照前文确定的赔偿比例，李华喜、李华玉应向黄妙玲支付误工费人民币2535.16元（5070.31元×50%）。一审判决对误工费的认定及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黄妙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不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所不当，导致实体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7）粤0491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7）粤0491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李华喜、李华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妙玲误工费人民币2535.16元；四、驳回黄妙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8元，由黄妙玲负担人民币414.5元，李华喜、李华玉负担人民币6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2元，由黄妙玲负担人民币408元，李华喜、李华玉负担人民币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莹审判员 郭建勇审判员 唐育萍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熙薇黎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