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77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望城区博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投资人：杨玉林。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成，湖南方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永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玮。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群，系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李俊杰。上诉人长沙市望城区（以下简称博鳌驾校）因与被上诉人湖南永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通公司）、第三人李俊杰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1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博鳌驾校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9）湘0112民初153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博鳌驾校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永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永通公司与博鳌驾校之间未签订涉案车辆的销售合同，博鳌驾校亦未向永通公司支付涉案车辆的价款，博鳌驾校并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身份证明资料，第三人既不是博鳌驾校的员工，又与博鳌驾校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是永通公司又在与博鳌驾校无真实买卖关系的情况下，错误开具购买方为博鳌驾校的01535362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下称涉案发票）的行为构成侵权。一审法院罔顾客观事实与法律，作出了如下错误是事实认定：1、一审法院认定与涉案车辆相关的票据方面的事实，存在明显的事实与逻辑错误。涉案车辆购置税完税凭证、安全技术检验报告、交强险保单中虽然都涉及博鳌驾校的公司名称，究其原因都是因涉案发票错误地开具购买方为博鳌驾校造成的，上述与涉案车辆票据事实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涉案发票必须真实合法有效。但本案诉争的事项恰恰是涉案发票的真实性存疑、开票行为违法、即涉案发票需要查明是否属实。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认定存在明显逻辑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的购车及使用情况，存在明显的事实与法律错误。关于涉案车辆的购车及使用情况未依法查明，一审判决书仅仅简单罗列了博鳌驾校、永通公司及李俊杰的陈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3、一审法院另查明的机动车业务委托书属于存在瑕疵的孤证，据此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该委托书明显是仅对刘美林所作的空白委托书，李俊杰非法获取后自行在空白处填写了相关内容，委托书不具有真实性。首先，受托人署名处并无李俊杰的签名；其次，从李俊杰另外提供的三份机动车委托书来看，其并未获得博鳌驾校的授权，足以证明博鳌驾校不认识也不认可李俊杰；最后，李俊杰亲自提交的加盖有长沙市望城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印章的手机照片，拟证明其亲自办理涉案车辆的登记手续，如果该手机照片真实，恰好证明委托书不真实，因为手机照片表明登记手续办理时间为2018年5月25日，若博鳌驾校需要授权李俊杰办理涉案车辆注册登记业务，委托授权日期应在该日期之前，但委托书的日期为2018年10月30日，明显自相矛盾，足以证明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的委托书事实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的本院认为部分，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说理前后矛盾的错误。一审判决书载明“第三人李俊杰为培训学员需要，向永通公司购买大众牌轿车”表明涉案车辆系第三人李俊杰购买，结合款项亦由李俊杰支付，足以证明涉案车辆系李俊杰购买所有；接着以存在瑕疵且不真实的机动车委托书推导书出“博鳌驾校出具委托书的行为亦认可了涉案轿车系其驾校的教练车”；最后总结出“但不能否认涉案轿车系由博鳌驾校购买、使用的教练车”，明显前后事实与逻辑矛盾，不能自圆其说。5、一审法院未依法审查并认定证据，是导致错误事实认定的根源。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销商向消费者销售汽车时，应当核实登记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明，签订销售合同，并如实开具销售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可见，永通公司作为汽车经销商，其销售涉案车辆，开具销售发票应当遵循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永通公司的开票行为无过错，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明显属于枉法裁判，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其次，原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博鳌驾校与永通汽车之间没有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属于消极事实，应由否认消极事实存在的永通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博鳌驾校认为与永通公司不存在真实有效的涉案车辆销售合同关系，并提供永通公司开具以博鳌驾校为购买方的涉案发票，博鳌驾校已经证明了永通公司在无真实买卖关系的情况下，违法开具增资税专用发票已经构成侵权，造成了博鳌驾校的损害后果。在博鳌驾校与永通公司无销售合同、无付款事实、无有效公司身份资料的情况下，永通公司辩称系李俊杰代博鳌驾校买车，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定博鳌驾校举证不能，实在匪夷所思，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明显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对此做了进一步明确的解释。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存在巨大争议，尤其经过第一次开庭审理后，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了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本案应当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但最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明显程序违法。永通公司辩称，一、永通公司向博鳌驾校开具发票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之规定，该行为合法有效，并不构成侵权。永通公司认为，永通公司有理由相信本案第三人李俊杰向永通公司的购车行为已经取得了博鳌驾校的授权，永通公司认定李俊杰具有代理权限而向李俊杰售车，并应李俊杰要求向博鳌驾校开具购车发票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之规定。首先，博鳌驾校委托教练员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为博鳌驾校代垫购车款向永通公司购车已有先例，根据以往的交易习惯，博鳌驾校接受了永通公司开具的发票，未提过异议。本案中，李俊杰向永通公司表明了代博鳌驾校购车的意图，综合李俊杰向永通公司提交的资料以及以往的交易习惯，永通公司有理由相信李俊杰的购车行为确实接受了委托。其次，根据正常逻辑判断，李俊杰若未取得授权，也不可能自行支付车款后要求开具发票。将车辆登记在博鳌驾校名下，基于此，永通公司有理由相信购车行为已取得有效代理权。第三，根据《机动车驾驶员管理培训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八条及第四十条之规定，从事机动车驾驶业务需要事先取得许可，且教学车辆必须以驾校的名义注册，不得以个人名义注册；本案中，诉争车辆是教练车，结合车辆使用性质，永通公司有理由相信李俊杰代博鳌驾校购车。综合过往交易习惯，李俊杰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之规定。另外，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8年10月30日，博鳌驾校向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出具了由其加盖公章的机动车业务委托书，载明博鳌驾校委托李俊杰（刘美林）办理诉争车辆的注册登记。二、永通公司并不存在侵权行为，开具发票行为合法，不构成侵权，因此无须注销争诉车辆的发票。因为永通公司有理由相信李俊杰具有代理权，符合表见代理的规定，因此开具发票的行为，未侵犯博鳌驾校的合法权益，亦不存在主管过错，故永通公司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关于博鳌驾校22000元经济损失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自己参与全部的诉讼活动，并未强制要求当事人聘请律师；第二，博鳌驾校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关于博鳌驾校与周新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的代理合同，与本案无关；第三，关于2000元差旅费的诉讼请求，博鳌驾校未提供相应证据，博鳌驾校应承担不利后果。李俊杰述称，上诉理由他有些不认可，1、上诉理由第一条第三点委托书不具有真实性，委托书是在博鳌驾校总校那拿的且盖有公章，是真实合法。2、购车使用情况，主要是在驾校教科目二的学员。3、我与博鳌驾校总校无关，只去过三次，大部分时间是去博鳌驾校分校。博鳌驾校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永通公司停止侵权行为，立即注销01535362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2、请求判令永通公司承担博鳌驾校经济损失22000元；3、请求判令永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6日，李俊杰在永通公司购买一台大众牌轿车（车架号ＬＦＶ2Ａ1ＢＳ4Ｊ4556891），李俊杰以刷卡方式支付了购车款64000元，其在ＰＯＳ消费单上注明“李俊杰代博鳌驾校”。同日，永通公司开具发票号码为01535362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该发票载明的购买方为“长沙市望城区博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组织机构代码91430122668592579Ｅ”。2018年10月29日，李俊杰所购买的大众牌轿车缴纳了车辆购置税，纳税人名称为“长沙市望城区博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2018年10月30日，长沙金桥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涉案轿车进行检验，并出具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检验结论合格，该检验报告载明车辆使用性质教练，注册登记日期2018年10月30日，所有人长沙市望城区。此外，涉案轿车向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被保险人为长沙市望城区，保险期间自2018年10月30日00时起至2019年10月29日24时止。关于涉案轿车的购车及使用情况。博鳌驾校陈述李俊杰购买的车辆系其个人的车辆，与博鳌驾校无关。李俊杰陈述其系博鳌驾校丁字分校的教练员，因教学需要在分校校长王爱辉的授权下在永通公司处购买了大众牌轿车一台，在购车当日王爱辉向其发送博鳌驾校的营业执照并要求购车发票须登记购买方为博鳌驾校方可办理教练车牌照；购车后，李俊杰向永通公司提供了博鳌驾校的营业执照并要求永通公司开具购买方为博鳌驾校的发票；李俊杰购车后使用该车辆在丁字分校校内进行科目二教学，分校校长王爱辉还向其支付了工资及相应奖金提成。永通公司陈述李俊杰在支付购车款后向其提供了博鳌驾校的营业执照，并要求开具购买方为博鳌驾校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博鳌驾校曾于2016年9月23日由其教练员以相同方式代为购买轿车并开具购买方为博鳌驾校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另查明，2018年10月30日，博鳌驾校向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所出具机动车业务委托书，委托书载明现委托李俊杰（刘美林）办理ＬＦＶ2Ａ1ＢＳ4Ｊ4556891的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受委托人在上述事项内所签署的有关文件资料及提供的手续，均是委托人真实意思表达，本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博鳌驾校在该委托书上加盖了公章。2018年11月17日，李俊杰驾驶涉案轿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受害人周新田向一审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冻结了原告博鳌驾校的十台大众牌教练汽车产权。2018年11月20日，博鳌驾校与湖南方照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载明博鳌驾校因与周新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博鳌驾校委托湖南方照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并自愿签订本合同，博鳌驾校支付律师办案服务费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永通公司永通公司开具购买方为博鳌驾校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就本案而言，博鳌驾校应当就其被损害的事实及后果、永通公司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永通公司主观上有过错提供相应的证据。本案中，李俊杰为培训学员需要，向永通公司购买大众牌轿车，双方未签订书面购车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汽车买卖合同非要式合同，只需双方达成车辆买卖的意思表示即可。虽然购车时付款人系李俊杰，但李俊杰在付款时注明了代博鳌驾校，并向永通公司出具了博鳌驾校的营业执照，且要求开具购买方为博鳌驾校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永通公司结合此前与博鳌驾校的购车交易习惯，根据李俊杰所购车辆的使用性质及要求开具涉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无过错。永通公司开具的涉案发票也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违法开具发票行为。购车后，李俊杰将涉案轿车用于博鳌驾校培训学员，且博鳌驾校向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所出具机动车业务委托书，申请办理涉案轿车的注册登记业务，博鳌驾校出具委托书的行为亦认可了涉案轿车系其驾校的教练车辆。综上，虽然永通公司在出售涉案轿车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没有严格要求博鳌驾校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在销售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疏忽，但并不能否认涉案轿车系由博鳌驾校购买、使用的教练车。因此，博鳌驾校请求注销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博鳌驾校主张的经济损失问题。根据博鳌驾校与湖南方照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可知该代理合同系关于博鳌驾校与周新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的代理合同，与本案无关；博鳌驾校主张的交通食宿费用无相关证据证实，且与本案亦无关联。故博鳌驾校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22000元的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长沙市望城区博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长沙市望城区博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二审中，博鳌驾校提交了新证据：证据1、联合办学协议，拟证明范利国在购车之前已经与博鳌驾校签订协议，系征得博鳌驾校同意的购车行为，范利国的购车行为系个案，不能推导出博鳌驾校与永通公司存在个人代理购车的交易习惯，李俊杰的购车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证据2，交通事故现场照片，拟证明案涉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牌无证，仅在尾部贴有教练车的字样，与博鳌驾校无任何关联性，李俊杰在一审中提交车身有博鳌驾校字样的车辆作为证据，并辩称系案涉机动车，证明李俊杰一审中提供了虚假证据，鉴于其存在伪造并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其陈述也不得采信。永通公司质称，首先，博鳌驾校提交的《联合办学协议》上载明的签署日期为2016年8月24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新证据，请求法院不得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予以采纳。第二，范利国系博鳌驾校教练员，在博鳌驾校处工作，受博鳌驾校管理，与博鳌驾校存在较大利害关系，对该份证据形成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内容明显违反《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关于从事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业务需要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相关规定，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第三，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无法证明第三人李俊杰的购车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对于博鳌驾校提交的《交通事故现场照片》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博鳌驾校提交的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外观照片情况只能证明案涉车辆当时的外观状况，不能证明案涉车辆的权属，也不能在证明案涉车辆与博鳌驾校无任何关联，也不能证明案涉车辆车身未曾标有“博鳌驾校”字样，第三人李俊杰提供虚假证据。李俊杰述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没有博鳌驾校的贴纸是因为被车管所的人员撕掉了，并非一开始没有贴，不应该以该车辆贴纸为准，应该以车架号为准。本院对博鳌驾校提交的新证据审核后认为：对其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在涉案车辆的购买中，虽然购车时付款人系李俊杰，但李俊杰在付款时其在ＰＯＳ消费单上注明“李俊杰代博鳌驾校”，并向永通公司出具了博鳌驾校的营业执照，且要求开具购买方为博鳌驾校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博鳌驾校曾由其教练员以相同方式代为购买轿车并开具购买方为博鳌驾校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永通公司结合此前与博鳌驾校的购车交易习惯，根据李俊杰所代购车辆的使用性质及要求开具涉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在涉案车辆的登记中，博鳌驾校向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所出具机动车业务委托书，委托书载明“现委托李俊杰（刘美林）办理ＬＦＶ2Ａ1ＢＳ4Ｊ4556891的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受委托人在上述事项内所签署的有关文件资料及提供的手续，均是委托人真实意思表达，本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博鳌驾校在该委托书上加盖了公章，故博鳌驾校向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所出具机动车业务委托书，申请办理涉案轿车的注册登记业务。且，长沙金桥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所有人为长沙市望城区的名义对涉案车辆进行检验，也以长沙市望城区博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的名义向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涉案车辆的使用中，涉案车辆在博鳌驾校丁字分校校内进行科目二教学，博鳌驾校分校校长王爱辉还向李俊杰支付了工资及相应奖金提成。综上，结合涉案车辆的购买、登记、使用等情况可以认定李俊杰受博鳌驾校培训委托，向永通公司购买涉案车辆。故，永通公司在出售涉案轿车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没有过错，博鳌驾校请求注销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属于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故一审法院采取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正确，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博鳌驾校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长沙市望城区博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江华审判员  张文欢审判员  赵康宁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宜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