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23民终9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住所地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下巴湖。法定代表人：姚新罡，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忠贵，新疆金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立江，男，1967年12月9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艳，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俊明，男，1977年4月9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新疆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以下简称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因与被上诉人何立江及被上诉人张俊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下巴湖棉花加工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忠贵，被上诉人何立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艳，被上诉人张俊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何立江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何立江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何立江从未协商过棉花价格及交售事宜，被上诉人何立江也未向上诉人交售过棉花。一审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复印件，就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仅违反证据规则,更违反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的基本原则。二、即使被上诉人何立江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何立江没有履行交付棉花的合同义务，也无权主张棉花款。本案中棉花由张俊明交付,且张俊明也提供了过磅单及发票原件等证据证明其是棉花的交售人。何立江并没有履行交付义务,其主张棉花款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向张俊明支付棉花款符合法律规定。1、上诉人并不知晓何立江与牛朝萍、王建新之间的约定。无论是何立江还是张俊明以及牛朝萍、王建新,均未向上诉人披露过他们之间的约定。即使何立江与牛朝萍、王建新之间存在限制交售棉花的约定，也不能约束上诉人,更何况上诉人完全不知晓。一审认为何立江与牛朝萍、王建新之间有约定，何立江对棉花有销售权,便判决上诉人向何立江支付棉花款,混淆上诉人与何立江、何立江与牛朝萍、王建新两个法律关系。2、棉花由张俊明交售，且张俊明在领取棉花款时也提供了牛朝萍、王建新的授权委托书，上诉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将棉花款支付给张俊明并无过错。四、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1、《最高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而被上诉人何立江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向上诉人交付了棉花。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棉花款不符合该规定。2、过磅单、发票不能做为认定买卖合同关系的定案依据。国家对棉花采取补贴政策,补贴对象为棉花的实际种植户。但因土地存在流转，故在申报棉花种植面积时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名义申报;同时，为了顺利取得补贴款,发票记载事项要与棉花种植面积相一致,故才填写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农业部门将补贴款发放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后,再由承包权人返还给实际种植人。这是自2014年国家启动棉花价格试点工作以来的通常做法,可以向昌吉州农业局或昌吉市农业局核实即可。且近年来,因土地承包人不给实际种植人支付补贴款的案件也屡屡发生。本案中,上诉人根据张俊明的要求,开具交售人为被上诉人何立江的发票,是为了方便实际种植人取得补贴款,并不是因此就与被上诉人何立江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何立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说双方没有协商过棉花交售价格与事实不符；2、被上诉人提供的是棉花的过磅单复印件，所以不能认定双方存在买卖事实的陈述也与事实不符。过磅单原件需要交付给棉花厂，然后棉花厂才会开具发票领款，过磅单原件被上诉人交给了出纳小丁。因为相互熟悉，张俊明和牛朝萍相互串通。张俊明提供了有何立江署名的过磅单及发票原件，张俊明就应该是领款人这一点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想当然认为张俊明是领款人不正确。上诉人和张俊明、牛朝萍、王建新是三方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何立江利益。张俊明辩称，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意见。被上诉人张俊明认为一审查明事实不符，一审认定何立江与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一审中张俊明提交证据证实其是棉花实际交售人，且张俊明是根据实际种植人的授权销售棉花并领取棉花款。何立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名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籽棉收购款417523.2元，并赔偿损失7515.47元（417526.2元×3个月×6％）；2、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承担保全费26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3日、10月14日，被告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分六次过磅收到棉花75230公斤，共计款417526.5元，被告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过磅入库单上载明姓名及身份证号均为原告，载明检验单号、净重、单价、应付金额等。2018年11月5日，依据上述过磅入库单开具了六张增值税普通发票，该发票上销售方载明为原告，购买方为被告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2018年11月29日，被告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向被告张俊明付款417526.5元。另查，2017年11月20日，原告与牛朝萍、王建新签订家庭农场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牛朝萍、王建新承包原告900亩地，承包期为一年，承包费720000元。2018年5月20日，原告与牛朝萍、王建新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牛朝萍、王建新欠原告资金77万元，部分机力费另行计算；牛朝萍、王建新在付清原告资金前没有产品销售权，原告按产品估价，销售价值相当的籽棉花后，牛朝萍、王建新才能销售籽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在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结算单是记载买卖双方交付标的物名称、数量及价款的书面凭证。结算单通常由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出具，在交付货物的同时交付给相对方，或者由相对方签字认可。本案中原告虽然现不持有过磅单入库单原件，但该过磅单中载明标的物名称、数量及价款，交货人姓名均为原告。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项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本案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方载明为原告，购买方载明为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其次，结算单及发票上明确记载了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名称、标的物名称、数量和价款，从内容上看，已经相当于一个略式书面合同；根据我国的发票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发票的开具应当以实际的买卖合同交易为基础；且增值税发票开具后，当事人通常进行实际的税款抵扣；因此，过磅单及发票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再者，原告虽不是棉花的实际种植者，但从其提供的补充协议来看原告与实际种植者牛朝萍、王建新约定在牛朝萍、王建新未付清承包费前没有产品销售权，原告按产品估价，销售价值相当的籽棉花后，牛朝萍、王建新才能销售籽棉，该协议也表明原告对牛朝萍、王建新种植的棉花有销售权。最后，被告张俊明抗辩其与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就本案涉及的六张过磅单棉花交易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其提供了过磅单及发票的原件，但针对其辩解系因享受国家棉花补贴款才将过磅单及发票上均写为土地使用权人即原告的名字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即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这种交易习惯的存在。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其交售棉花75230公斤，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理应向原告付款417526.5元，原告要求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支付货款417526.2元的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赔偿损失7515.47元，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应在收到标的物时支付相应货款，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未及时支付，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原告可以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但原告主张的利率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确定按年利率4.75％的1.3倍计算三个月即赔偿损失6445元，原告该项请求中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支付保全费2645元，因原告为诉讼保全所交纳的保全费系诉讼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原告损失的一部分，应当由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承担上述费用，原告的该项请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张俊明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因其依据买卖合同主张权利，被告张俊明并非买卖合同相对人，故其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判决：一、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支付原告何立江货款417526.2元；二、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赔偿原告何立江损失6445元；三、被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支付原告何立江保全费2645元；四、驳回原告何立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提交新证据如下：一、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发（2016）116号文件一份，2、2017年自治区棉花种植面积统计核实抽查实施方案3张，3、新闻报道《201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新变化来了》4张，拟证实棉花补贴的对象为实际种植人，种植面积核实是按土地承包证进行核实，由于土地承包经营人与实际种植人并不一致，在实际操作中为方便登记，仍将补贴受益人登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经质证，被上诉人何立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的问题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张俊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改革信息平台截图3张，拟证实在张俊明交售棉花时提供了《家庭农场承包合同》和《授权委托书》，因信息平台中有何立江的信息，才开具了交售人为何立江的发票。经质证，被上诉人何立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表示这也说明了棉花补贴款应该由何立江享有。被上诉人张俊明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三、1、（2015）呼民初字第211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发票6张，3、呼图壁县2014年棉花种植按产量补贴明细表一份，4、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乡镇级籽棉交售信息汇总表一份，5、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棉籽交售信息登记表一份，拟证实一审判决所述的“为享受国家棉花补贴款才将过磅单及发票上均写为土地使用权人”这种交易方式是存在的。经质证，被上诉人何立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关联性和证实的问题不认可。被上诉人张俊明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四、（2018）新2323民初273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实何立江与王建新是土地承包关系，何立江与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王建新以何立江的名义出售棉花就是为了获得棉花补贴款。被上诉人何立江对该民事判决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该判决没有生效，被上诉人已就该判决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张俊明对该判决书没有异议，该判决书可以证实土地是王建新种植的，棉花款是属于王建新的。本院对该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证据并不能证实上诉人拟证实的问题，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何立江提交新证据如下：一、光盘一张，拟证实诉争棉花过磅单原件是由何立江交给上诉人公司的出纳小丁让其开发票，小丁收到过磅单原件，付款是由上诉人会计付的。经质证，上诉人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加工厂有过磅员姓丁，没有出纳姓丁，小丁的身份无法确认。被上诉人张俊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小丁身份不能确定，所要证明问题也不清楚，该录音不具有证明效力。录音中小丁的身份无法确认，该录音证据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对本院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二、1、询问笔录一份，2、过磅入库单打印件6张，拟证实何立江持有过磅单原件，何立江在张俊明结算棉花款之前就持过磅单要求上诉人将棉花款向其结算。2018年10月25日何立江将过磅单原件交给上诉人。经质证，上诉人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证明的事实不认可；对过磅入库单打印件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无法证实何立江向上诉人交售过棉花。被上诉人张俊明对询问笔录不认可，认为不能证实何立江持有过磅入库单原件，询问笔录中并未写明是单据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对过磅入库单需要核对，原件在王建新手中。询问笔录是昌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依法做出，过磅入库单打印件与张俊明提交的过磅入库单内容一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三、被上诉人何立江申请证人陈四军、吴建华出庭，拟证实棉农在出售棉花时的流程和上诉人应当持有棉农签字的单据。本院依申请做询问笔录两份。上诉人对陈四军、吴建华的询问笔录均不认可，认为证人所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合，且证人与被上诉人何立江可能存在利害关系。被上诉人何立江对陈四军、吴建华的询问笔录认可，证人陈述与事实相符。被上诉人张俊明对上述两份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但对证人证实的问题不认可。因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和张俊明对两位证人证言均不认可，且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两位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张俊明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何立江与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何立江提交的过磅单虽不是原件，但是该过磅单中载明了标的物名称、数量及价款，也载明交货人是何立江。而增值税发票上明确记载了购买方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销售方何立江，并载明货物名称、数量、价款，因此，过磅单和发票可以证明何立江与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上诉称过磅单及发票记载何立江的姓名是为顺利取得棉花补贴款，何立江与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实际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实际种植人为取得棉花补贴款而将过磅单上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此种情形，但是并不能证实本案中即是符合该种情形。因本案中何立江虽然不是棉花实际种植者，但从其提供的补充协议来看其与实际种植者牛朝萍、王建新约定在牛朝萍、王建新未付清承包费前没有产品销售权，何立江按产品估价，销售价值相当的籽棉花后，牛朝萍、王建新才能销售籽棉，该协议也表明何立江对牛朝萍、王建新种植的棉花有销售权，而过磅单上又记明交货人是何立江，发票上明确记载了销售方何立江和购买方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故一审认定何立江与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下巴湖棉花加工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00元，由上诉人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洪彪审 判 员 李静蓉审 判 员 孙青莲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孟 颖书 记 员 俞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