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35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硕，男，1981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东城区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娟，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婕，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洁，女，1984年1月3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东城区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娟，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婕，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秋兰，女，195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东城区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娟，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婕，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晓东，男，199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武安市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红兵，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娟，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硕、周洁、张秋兰因与被上诉人史晓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2018）冀0481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硕及周洁、张秋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婕、刘力娟，被上诉人史晓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红兵、李慧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硕、周洁、张秋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史晓东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用由史晓东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史晓东起诉主张徐硕、周洁、张秋兰应退还其购车款3,921,200元，又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关系并退还购车款3,964,000元。一审法院并未支持史晓东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但是判决徐硕、周洁、张秋兰应退还款项却为2,287,000元，计算方法为3,964,000元-1,677,000元，一审法院判决自相矛盾。史晓东为证明自己主张，向法庭提交转账凭证、证人证言和录音、视频证据，一审法院排除了证人证言及录音、视频证据，认可转账凭证并以此孤证作为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定案证据。史晓东没有向法庭提交书面买卖合同，又无法提供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一审法院仅凭转账记录就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明显证据不足。2、本案存在程序违法、时间拖沓等情形。本案于2018年12月24日开庭审理，史晓东未到庭。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9日对史晓东就本案主要事实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但该笔录徐硕、周洁、张秋兰至今未见到，一审法官未经询问核实便据此判决，程序上违法。一审作出判决的日期是2019年4月13日，但徐硕、周洁、张秋兰收到判决的寄发日期为2019年5月1日，史晓东在诉前冻结了徐硕3,921,200元银行存款，一审法院因程序拖沓导致损失扩大，应依法予以纠正。 史晓东答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被答辩人应退款项为2,287,000元虽然与事实不符，但未超过起诉状中要求退还的购车款3,921,200元。首先，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可证实向被答辩人履行了支付全部购车款8,338,350元的义务，而被答辩人交付给答辩人的车辆仅有12辆，共计4,374,350元，应返还答辩人购车款3,964,000元。其次，被答辩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新车销售合同和交车检查表与答辩人购买的车辆无法对应，与本案无关。由于答辩人和汪某一起提车（包括被答辩人和触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交付的车辆），委托汪某代卖后将回款打入答辩人账户。一审法院在被答辩人没有任何交车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就将汪某回款中属于触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触网公司）交付车辆卖出后的1677000也认定成被答辩人交车的回款，在3,964,000元的基础上再减去1,677,000元，判决被答辩人退还款项2,287,000元，与事实不符，被答辩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答辩人提供的转账凭证中明确标明了购车款的性质，履行了付款义务，符合买卖合同成立的要件，答辩人提供的向触网公司的转账凭证能够证明与被答辩人和触网公司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谁购买车辆就将购车款打到谁的账户。被答辩人主张只与触网公司存在买卖合同，是网公司未向答辩人交付车辆，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且被答辩人主张系触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炳杰账号收款不便，答辩人才向被答辩人直接付款，与事实不符，2018年9月17日答辩人向触网公司和被答辩人均支付过购车款，能证明答辩人与二者均存在买卖关系。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提交的转账凭证上有买卖双方姓名，车辆价款及型号的信息，符合合同的基本要件，一审法院根据支付购车款凭证结合“从谁处购车就向谁支付购车款”的交易习惯作出判决的，适用法律完全正确。4、一审法院审理符合法律程序。一审法院在开庭后通知史晓东说汪某提供了回款凭证，需要说明情况，史晓东去一审法院就汪某所提供的汇款凭证接受了法官的询问。一审法院对证人提供的汇款凭证进行询问，属于依职权查清案件事实，需向史晓东核实证人所汇款项是否收到，并不需要被答辩人对此发表意见。被答辩人主张一审法院拖延时间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史晓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退还原告购车款人民币3,921,200元；2、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2018年12月24日，原告史晓东当庭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三被告的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三被告连带退还原告购车款人民币3,964,000元；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5日，史晓东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款至周洁821,000元（附言标明购买丰田埃尔法新车款）和50,000元。2018年9月11日史晓东通过中国银行转款至周洁1,028,400元（附言标明购买奥迪A8车款）。2018年9月11日史晓东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款至周洁200,150元（摘要标明丰田车款）。2018年9月15日史晓东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款至张秋兰911,400元（附言标明购车款）。2018年9月15日史晓东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款至张秋兰906,400元（附言标明购车款）。2018年9月15日史晓东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别转款至张秋兰769,000元（附言标明购车款）和156,200元。2018年9月15日史晓东通过中信银行转款至周洁150,000元（摘要标明车款），9月16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款至周洁300,000元，9月16日通过中信银行转款至周洁70,000元（摘要标明车款）。2018年9月17日史晓东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三次转款至张秋兰925,200元（附言标明购车款），308,400元（附言标明购车款）和100,000元，9月17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款至周洁752,400元。上述史晓东共计向周洁、张秋兰转款8,338,350元。 一审另查明，史晓东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于2018年9月14日转款至触网公司80万元，于2018年9月17日转款至触网公司687,000元，于2018年9月18日分别转款至触网公司346,000元、308,400元、308,400元、225,000元、382,000元、383,600元。上述转款共计3,440,400元。 一审还查明，史晓东与徐硕未签订书面买卖协议。汪某是史晓东买车的提车人。2018年9月15日，史晓东加入徐硕、刘炳杰、汪某、时传鹏的微信群。史晓东自认卖车所有回款共计6,450,200元，其中从触网公司提车卖出的回款1,677,000元（汪某分三笔汇入）。徐硕与周洁系夫妻关系。徐硕与张秋兰系母子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史晓东与徐硕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是其履行合同的必要形式。2018年8月25日、9月11日、12日、15日、16日、17日史晓东向徐硕方共计转款8,338,350元，并在多数转款中明确标明了购车款性质，履行了付款义务，徐硕虽辩称其与史晓东间无买卖合同关系，是触网公司向徐硕采购车辆后再卖与史晓东，自2018年8月因触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炳杰涉诉，其账号收款不便，便在刘炳杰单方指定下，由史晓东代其向徐硕支付购车款，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上述款项是否系受刘炳杰指定而代付的购车款，因2018年9月14日、17日、18日史晓东也向触网公司转款共计3,440,400元，徐硕所称刘炳杰涉诉账号收款不便，与事实不符，难以采信，徐硕虽提供了其与触网公司的汽车采购协议，但并不能排他性的认定徐硕与其他人未达成买卖协议，其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代付车款的主张。在刘炳杰未到庭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徐硕已履行了全部义务，系触网公司或刘炳杰未向史晓东交付相关车辆。史晓东向徐硕方支付了相关车款，履行了其主要义务，徐硕也已接受，故应当认定史晓东与徐硕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宜。 关于徐硕是否应当返还购车款及返还数额的问题。因徐硕明确否认与史晓东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辩称已经向触网公司完成了全部交车义务，致使史晓东与徐硕间买卖合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对史晓东要求徐硕退还购车款项的诉求予以支持。徐硕辩称其已履行了全部交车义务，但其所提交的新车销售合同双方仅为北京正方宏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徐硕，交车检车表中虽有提车人汪某、柴阳签名，但无证据证明汪某只受史晓东委托提车，所提车辆均是交付给了史晓东，且销售合同中的支付金额与史晓东所提交银行明细的转款金额难以对应，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另2018年9月17日汪某转入的1,677,000元，史晓东虽称是其从触网公司提车卖出的回款，但汪某系史晓东从徐硕处购车的提车人，史晓东无证据证明该笔所涉车辆的来源及利润数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该1,677,000元应认定为史晓东从徐硕处提车卖出的回款为宜。因徐硕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交付车辆的情况，故按照史晓东所称尚未交付车辆的3,964,000元，再减去上述1,677,000元为2,287,000元，徐硕应退还史晓东购车款2,287,000元。因徐硕与周洁系夫妻关系，与张秋兰系母子关系，而史晓东将在附言或摘要中明确标明为购车款的款项转入周洁、张秋兰名下，周洁、张秋兰也已接受未提异议，且徐硕所提供的汽车采购协议中也显示周洁、张秋兰为收款人，应认定徐硕、周洁、张秋兰共同经营汽车销售业务，故周洁、张秋兰应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为宜。史晓东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被告徐硕、周洁、张秋兰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史晓东购车款2,287,00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38,170元，由原告史晓东承担16,031元，由被告徐硕、周洁、张秋兰承担22,139元。 二审中，徐硕、周洁、张秋兰又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徐硕与北京正方宏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正方公司）相关人员微信聊天记录37张。2、2018年8月25日-2018年9月17日徐硕方采购汽车的转款凭证53张。3、2018年8月25日-2018年9月17日徐硕与正方公司新车销售合同及提车单84张。4、《2018年度汽车采购协议》4张。 证明目的：徐硕从正方公司买车再卖给触网公司（刘炳杰），各销售环节与史晓东均无关联；2018年8月25日-2018年9月17日徐硕向正方公司采购的全部车型及对应价格明显高于史晓东主张已付的购车款，徐硕不可能赔钱销售汽车；徐硕与卖家有付款凭证及订购记录等，与买家有采购协议和交车凭证等，能够完整证明其与上下家的买卖合同关系。但史晓东与徐硕之间既无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订购记录，其主张与徐硕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 第二组证据：2018年8月-9月正方公司向触网公司开具的全部增值税发票共计418张。证明目的：与徐硕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触网公司（刘炳杰），并非史晓东，与上组证据相互印证。史晓东没有票据佐证与徐硕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第三组证据：1、2018年8月25日刘炳杰与徐硕微信聊天记录3张。2、2018年9月刘炳杰、史晓东、汪某、时传鹏、徐硕等人微信聊天记录61张。 证明目的：2018年8月25日徐硕向刘炳杰要求支付购车款，并非向史晓东要求支付购车款，证明与史晓东无买卖合同关系；刘炳杰要求史晓东向徐硕打款是因为自己农行账户转不出去钱，并非是史晓东向徐硕订购车支付购车款；刘炳杰与徐硕的交谈体现了采购汽车及交车等买卖环节；史晓东是按照刘炳杰指示打款，从未向徐硕表示订购车辆，不可能与徐硕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第四组证据：1、刘炳杰于2019年6月17日亲笔书写的《声明》一份，声明主要内容：声明人刘炳杰，身份证号：。触网公司法人代表。我与汪某、史晓东、时传鹏为合作伙伴，共同协商后，经营车辆贸易、车辆买卖，我向徐硕采购车辆然后再卖给其他客户。2018年8月、9月，史晓东车辆具体模式是我向徐硕订购车辆并支付车款，徐硕收款后通知提车，我再通知合作伙伴汪某完成提车，因我账户不便收款、财务划拨、汇款等，由合作伙伴史晓东负责，将款项代我向徐硕完成付款，徐硕车辆只与我对接，徐硕不接触我方客户及合作伙伴，后我因另案刑拘原因，史晓东向徐硕主张买卖合同关系不是事实。我因重疾不能到庭说明情况，特作以上证言声明，陈述关于我从事汽车销售的相关事实。综上所述，即为徐硕与史晓东不存在供销买卖合同，我及合作伙伴为共同经营，所以史晓东主张徐硕买卖关系不成立。刘炳杰，2019年6月17日。2、刘炳杰的视频光盘一份，证明其所作的声明的真实性。3、刘炳杰释放证明一份。 证明刘炳杰自愿向法庭出具证言，陈述与徐硕进行汽车销售活动的真实情况；史晓东向张秋兰、周洁打款是刘炳杰指定代付并非史晓东主张的购车款，史晓东与徐硕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炳杰因病释放，因疾病原因不能出庭，其所做的声明真实客观。 史晓东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 第一组证据：1、对徐硕与正方公司相关人员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微信聊天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系正方公司工作人员，也无法证明徐硕从正方公司所购车辆卖给了触网公司。2、对2018年8月25日-2018年9月17日徐硕方向正方公司转款凭证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出售给史晓东的车辆系从正方公司采购，更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对2018年8月25日-2018年9月17日徐硕与正方公司新车销售合同及提车单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合同中包括多量奥迪A6和奔驰车型，而该车型均不在徐硕与触网公司签订的《2018年度汽车采购协议》约定的车型之内，也不能证明徐硕是按触网公司要求采购全部车型。其次，柴阳、汪某等人签字的交车检查表附在新车销售合同后，与本案无关，只能证明徐硕从正方公司购买的车辆，无法证明所提车辆向史晓东交付。第三、汪某签字的交车检查表中提车时间及车辆型号与史晓东向徐硕打购车款的时间、购买车辆型号及徐硕已交车辆的时间完全不对应，不能证明向史晓东完成了全部交车义务。4、对《2018年度汽车采购协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采购协议中触网公司向徐硕采购的车型不包括奥迪，而史晓东从徐硕处订购了多辆奥迪汽车，不可能通过触网公司。该协议证实了张秋兰、周洁是徐硕向客户指定的收款人，史晓东将购车款打入张秋兰、周杰账户视为向徐硕履行了支付购车款的义务。 第二组证据：2018年8月-9月正方公司向触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发票销售方均未加盖公章，系触网公司向正方公司开具，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与徐硕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触网公司而非史晓东。增值税发票涉及金额过亿，充分证明有其他人员进行买卖合同，和刘炳杰的证言相互矛盾。 第三组证据：1、2018年8月25日刘炳杰与徐硕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2018年8月25日史晓东向周杰的农行转账凭证附言中明确注明购买丰田埃尔法车款。因此，不能证明当日所提汉兰达车辆是史晓东购买并交付史晓东，且提车单上的签字人并非史晓东。2、刘炳杰、史晓东、汪某、徐硕等人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说明这是一个工作群，群里所有的人都与徐硕存在汽车买卖关系。聊天记录没有证据证明史晓东与刘炳杰、汪某之间存在合作或者合伙关系，相反在徐硕放出汽车指标以及报价后，史晓东及时将购车款打入周洁、张秋兰账户，转账的图片徐硕在群里均可以看到并默认，因此，不能证明史晓东是按照刘炳杰的指示向徐硕转的购车款，具体徐硕和史晓东是如何进行汽车买卖的，在该聊天群以外还有沟通。史晓东自2018年9月15日才加入该群，但史晓东在2018年8月25日就和徐硕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并多次支付了购车款。该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刘炳杰的角色既是徐硕的客户同时也是史晓东与徐硕的中间介绍人。 第四组证据：对刘炳杰亲笔《声明》、视频光盘的合法性、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刘炳杰的声明不应当具备法律效力，既不是证人证言，也不是书证。刘炳杰本人并未出庭作证，不能接受当庭质询。视听资料不能证明录像时背景环境如何，是否系刘炳杰真实自愿所述，且刘炳杰与徐硕存在利益关系，证言的主观性太强。刘炳杰关于合伙的描述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汪某在一审当庭作证时均没有提及。该声明中可以明确的是刘炳杰与汪某可能存在合作关系，是汪某代其提车但不涉及史晓东。史晓东只是将自己从徐硕处购买的车辆交由汪某代卖，从汪某提供的将卖车款打回史晓东账户的转账凭证也可知史晓东只是自己买车再卖出，不可能和刘炳杰存在合伙。该声明中刘炳杰提到其账户不便收款与事实不符，史晓东曾经多次将款项打到刘炳杰触网公司的账户。如果像刘炳杰声明中描述的那样三人是合伙关系，史晓东转给徐硕的款项应当是三人的款项，而实际所转的款项的都是史晓东自己的款项，因此，史晓东向徐硕所转的款项都是史晓东与徐硕买卖汽车的款项。刘炳杰是犯罪嫌疑人，声明内容均不是事实，在掩盖事实真相。 徐硕、周洁、张秋兰申请证人汪某出庭作证，其证言主要内容：我和触网公司合作生意是在2016年开始的，我通过触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炳杰认识的徐硕，徐硕是触网公司的上家，我通过朋友时传鹏认识的史晓东，时传鹏也是做汽车贸易的。我和触网公司合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买车再卖，另一种是我只负责卖车，触网公司给我提成。史晓东有资金，刘炳杰有车辆资源，我有客户，我卖车挣一些劳务费，史晓东和刘炳杰是买卖双方，我们三个没有什么关系，刘炳杰是卖方，史晓东是买方。史晓东是和触网公司做生意，史晓东让我帮忙提车、验车。微信群是2018年9月份刘炳杰建立的，史晓东是2018年9月15日进群的。2019年8月25日史晓东给周洁转817,000元购买丰田埃尔法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具体操作流程是触网公司刘炳杰通知我去触网公司的库房提车、验车，关于车辆买卖信息、付款信息，微信中我能看到，但是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负责提车、验车、卖车，如果卖史晓东的车，卖车的价格史晓东说了算，触网公司刘炳杰通知我哪个车是史晓东的，我就提车后交给史晓东。提车时候史晓东也去，我把钥匙给史晓东，客户来验完车后把款付给我，我再转款给史晓东。我是帮助史晓东，我有验车的经验，史晓东口头答应给我利润分成但是没有兑现，当时说的一台车给我3000-5,000元。刘炳杰给史晓东报价后，史晓东问我有没有利润空间，有没有客户，如果有史晓东就买了，我只是提供我的观点，史晓东和刘炳杰决定买不买车。史晓东通过我提的车我都按照史晓东说的价格帮他当天卖了，客户转给我款后，我马上转给史晓东。我提走的车辆已全部向触网公司或者客户完成了交车。我认可2019年9月17日提走一辆黑色丰田埃尔法车，是我签的字，就是史晓东订购的那辆，还提了2辆奥迪，提车单上是我签的字，触网公司让我提的车，我帮史晓东卖掉后，车款已经给史晓东了。9月16日的3辆奥迪也是我提的，也是史晓东买的，客户张广猛直接付款给史晓东909,000元，是刘炳杰让我提的车。除了帮史晓东提车，我还帮其他客户提车。我没有把史晓东该给我的报酬扣下来是因为相信史晓东，他说一个月结一次，所以我把卖车款都给了史晓东，我还替他垫了28万元买奥迪车款。时传鹏已在上海普陀区公安局报案，称触网公司刘炳杰诈骗，高买低卖，欠其两千多万元车款，我有时传鹏报案后公安机关出具的的受案回执书，现在公安机关还没有结论。 徐硕、周洁、张秋兰对证人汪某的证言认可。 史晓东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认可证人证言，对微信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汪某的证言明确表明2018年9月17日交付史晓东的1辆丰田埃尔法和2辆奥迪是替触网公司交付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徐硕与正方公司相关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转款凭证、新车销售合同及正方公司向触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不予认定。双方对刘炳杰、史晓东、汪某、徐硕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认定，微信中史晓东没有向徐硕订购车辆的意思表示，本院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予以支持。刘炳杰未出庭作证，其所写声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证人汪某的证言均予认可，本院予以认定。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史晓东与徐硕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史晓东没有证据证明与徐硕存在书面或口头形式的合同，史晓东提交的转款凭证虽然可以证实向周洁、张秋兰转款8,338,350元的事实，徐硕也认可，但根据史晓东与刘炳杰、汪某、徐硕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史晓东并没有直接向徐硕购车的意思表示，向周洁、张秋兰转款也并非是根据徐硕的指示，因此，史晓东仅凭向周洁、张秋兰的转账记录即主张与徐硕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史晓东与刘炳杰、汪某、时传鹏等人之间的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如有纠纷可另行主张。 综上，徐硕、周洁、张秋兰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2018）冀0481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史晓东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8,1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095元，均由史晓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国华 审判员  李忠军 审判员  武运红 二０一九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秦梦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