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104民初1903号 原告刘瑞林，男，1972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宝鸡市规划设计院职员，住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民，陕西行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爱琴，女，196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民，陕西行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建盛，男，196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兰州市西固区。 被告王亚甫（曾用名牛亚武），男，197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甘肃文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人，住甘肃省文县。 原告刘瑞林、潘爱琴与被告王建盛、王亚甫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瑞林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民、被告王建盛、王亚甫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瑞林、潘爱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返还占有原告的600000元及利息156000元（自2018年3月起至2019年3月31日），共计75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当时被告系兰炼职工。2010年初，刘瑞林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在未安置期间，刘瑞林想做点生意。期间刘瑞林与被告王建盛一直有交往。2017年10月期间，被告王建盛找到刘瑞林称，在甘肃有个好项目，即高楼山金矿，让刘瑞林投资开采，后刘瑞林与两被告见面期间，两被告提出，由刘瑞林出资600000元，前期先出资400000元，后期再出资200000元，两被告负责办理采矿手续。2017年10月29日，刘瑞林通过妻子潘爱琴账户向王亚甫账户转账400000元。后王亚甫称已将开采矿的手续办好，又让原告投入200000元，直至2018年2月春节前，国土资源局以原告开采矿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要求停止开采。此时，原告才得知二被告并未办理采矿手续，系二被告虚构事实，骗取原告信任并占有原告资金。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两被告涉嫌诈骗罪立案后，又于2018年10月23日，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告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经原告向二被告讨要款项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请的利息系以月利率2%计算，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期间的利息。 被告王建盛辩称，当时王建盛先给刘瑞林介绍了一个矿，但是刘瑞林认为该矿的条件不好，故未果。后，王建盛听闻王亚甫的朋友介绍了高楼山的矿，王建盛又带刘瑞林去高楼山看矿，当时刘瑞林并未表态。几天后，刘瑞林带着自己的工头又来看高楼山的矿，该矿的矿洞口是当地一个老百姓打的，刘瑞林和他的工头看完矿洞后，即确定要对该矿进行开采。之后，刘瑞林、王建盛、王亚甫等人对投资事宜进行了协商沟通。王建盛知道刘瑞林向王亚甫转账400000元，但至于刘瑞林何时给王亚甫转账、王亚甫怎么买的矿洞等具体事宜，王建盛并未参与，故详情并不知晓。 被告王亚甫辩称，刘瑞林诉称的400000元，王亚甫确已收到。2017年秋，王亚甫的朋友称有两个矿，王亚甫便询问王建盛有没有人有兴趣投资开采，之后王亚甫就带来了刘瑞林，当时第一个矿刘瑞林没看上；第二个矿，即高楼山的矿刘瑞林当时看过后未表态，几天后刘瑞林带着自己的工头又看了一次，刘瑞林表示对高楼山的矿有兴趣，刘瑞林、王建盛和王亚甫等人对投资事宜等进行沟通协商，王亚甫经向朋友询问，得知该矿洞的转让、打点、施工等费用大概需约400000元，而且王亚甫当时就告知刘瑞林，该所谓“开矿”属于“黑干”（当地说法，意思：偷着干），如政府方面没有政策的变动，王亚甫保证刘瑞林可以干一年，之后刘瑞林向王亚甫转账400000元。王亚甫收到该钱款后，该支出的都进行了支出，而且施工的工队系刘瑞林自己联系组织。在开矿过程中，刘瑞林所派的工人出什么事情，都由王亚甫出面处理。直至当年春节，刘瑞林致电王亚甫，称要求王亚甫将矿洞转手出售，并让王亚甫退款六十余万元。由于王亚甫不同意，刘瑞林就以诈骗为由报案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查实，王亚甫并非诈骗。王亚甫认为，刘瑞林、王建盛与王亚甫系合作关系，发生损失不应当由王亚甫一人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转账凭证原件一份，以证明其向王亚甫转账400000元用于办理合法开矿手续，两被告对该证据材料并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钱款的具体用途该证据材料并无法体现；2.原告提交费用票据原件若干张，以证明原告为开矿所投入的支出，对其中有王建盛、高国勇签字的部分票据两被告对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对票据中有该两人签字的票据真实性予以采信，而电费票据中注明“高国勇家电费”，且其余票据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与其所称“开矿”的关联性，故本院对无王建盛、高国勇签字的票据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3.被告王亚甫提供费用单据原件十五张，以证明其在收取原告款项后的支出，但被告王亚甫提供的“文县百年糖酒公司”的收款收据中多为连号，其余单据均为个人手写收条、证明，故对被告王亚甫提交的单据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对被告王亚甫提交的证据材料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刘瑞林、潘爱琴系夫妻关系，王建盛与王亚甫系朋友关系。2009年，王建盛通过朋友介绍，与刘瑞林相识。2017年间，王亚甫向王建盛介绍了高楼山金矿，王建盛又将该消息告知了刘瑞林。2017年10月，刘瑞林通过王建盛介绍与王亚甫相识，在刘瑞林及与刘瑞林同行的“工头”一同对现场查看后，刘瑞林表示愿对该矿进行投资开采。后，刘瑞林、王建盛、王亚甫等人对开矿具体事宜进行了商谈，但三人未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2017年10月29日，刘瑞林将400000元通过潘爱琴的账户转账至王亚甫名下银行账户，同时刘瑞林亦组织施工队入场开采施工。现刘瑞林认为其向王亚甫转账的400000元系用于办理合法开矿手续的钱款，但王建盛、王亚甫未能办理该手续，导致开矿无法继续，且在刘瑞林组织开采施工过程中又投入了大量资金，故要求王建盛、王亚甫退还前述全部钱款；王建盛、王亚甫则认为，刘瑞林、王建盛、王亚甫系合作关系，其中刘瑞林系主要投资，王建盛在矿山承担监督工作，王亚甫系打理外围关系，以保证正常生产，且合作之初就已向刘瑞林说明了对该金矿的开采系“黑干”（即偷着干），现该矿赔本，三人均有损失，故刘瑞林诉请的钱款不应予以退还。 另，王亚甫曾用名牛亚武。本案所涉金矿在开采施工过程中，刘瑞林派王成虎进行现场监管，负责管理施工及监管刘瑞林所投资的钱款；王亚甫亦委派高国勇在现场看管施工等。本案所涉事宜，经文县公安局侦查，2018年10月23日，文县公安局作出“文公（刑）撤决自[2018]1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认为“刘瑞林被诈骗案，因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 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务、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刘瑞林称系王建盛、王亚甫谎称能办理开采涉案金矿的合法手续，故向王亚甫支付了400000元用于办理合法手续、打理关系，应属投资，同时刘瑞林称其与王建盛、王亚甫并无合作关系，仅系承诺在开采出矿后会给该二人一定的“好处”。2017年10月，刘瑞林与同行“工头”对涉案的矿进行实地查看后，表示愿意投资进行开采，此举应属刘瑞林自愿做出的投资行为；庭审中，刘瑞林表示仅承诺给王建盛、王亚甫一定“好处”，并非股份，刘瑞林虽否认系与王建盛、王亚甫的合伙关系，三人亦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但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刘瑞林在向王亚甫支付了前述款项后，即组织人员进场开采施工，开采过程中，王建盛长期在矿场进行监督工作，王亚甫亦委派他人长期在矿场看管，结合原告提交的其所称开矿所投入的支出的费用票据，其中很多票据中均有王建盛及王亚甫所委派的代表高国勇进行签字确认，而且刘瑞林亦明确表示由王亚甫负责处理外围关系，故可以认定王建盛与王亚甫系实际参与开采，也即该二人系以提供劳务等方式完成了个人合伙的出资义务，故本院认定刘瑞林、王建盛和王亚甫系合伙关系。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刘瑞林、王建盛与王亚甫在未取得采矿权证的情况下进行无证开采，属协议履行的问题，虽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不影响协议效力，刘瑞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投资支出时应当明知投资存在风险，需谨慎对待，且三人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构成合伙关系，在开采过程中系刘瑞林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施工，并派人对施工及刘瑞林的投资款项使用情况进行监管，故刘瑞林对本案所涉采矿事宜的进展、刘瑞林所投资金的支出状况应属明知的，合伙关系应当共担风险，现刘瑞林既未要求解除合伙关系，亦未与王建盛、王亚甫进行清算，仅因为投资无法取得回报而要求王建盛、王亚甫返还全部投资款，而刘瑞林亦无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关情形，且经公安机关侦查，本案所涉事宜亦不存在诈骗情形，故刘瑞林要求退还出资款的要求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瑞林、潘爱琴的诉讼请求。 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680元，由原告刘瑞林、潘爱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高晶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