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17行初136号原告杨帆，男，1982年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平谷北街**。法定代表人韩军，支队长。出庭负责人张敬雨，副支队长。委托代理人王鹏，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中队长。委托代理人张晓林，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民警。原告杨帆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以下简称平谷交通支队）作出的京公交决字[2019]第111700-280011589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于2019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帆，被告平谷交通支队副支队长张敬雨及委托代理人王鹏、张晓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平谷交通支队于2019年6月13日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主要内容是：现查明被处罚人于2019年5月3日11时38分，在京平高速夏各庄检查站进京实施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违法行为（代码17211）。以上事实有交通违法行为人杨帆的陈述和申辩等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1000元。履行方式及催告：持本决定书在15日内到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缴纳。超过15日未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加处罚款决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你可以到本机关领取加处罚款决定书；不需要加处罚款决定书的，也可以持本决定书直接到银行缴纳。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平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杨帆诉称，2019年5月3日中午11点38分，原告驾驶机动车在京平高速上行驶被交通违章监控设施拍摄到一个违章信息，显示该路段限速60公里/小时，原告车速94公里/小时，违法行为为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应处罚款1000元，记12分。2019年6月13日，原告到被告处处理上述违章信息，后被告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对原告处以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并记12分。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明显不当且程序违法，故提起本诉，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监督。一、被诉处罚决定明显不当。2019年5月3日中午11点38分，原告驾驶机动车在京平高速上由天津蓟县往北京方向正常行驶。事后得知，在由天津蓟县方向进京驶出大岭后隧道不久有一个交通违章监控设施，该路段限速60公里/小时，原告被监控设备拍摄的瞬时时速是94公里/小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公安部制定的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也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摄的影像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对相对人作出处罚时，除了要看监控设备的证据，还应该考虑什么因素。调查取证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规定，在行政处罚程序中需要调查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违法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二）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三）违法行为是否为违法嫌疑人实施；（四）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五）违法嫌疑人有无法定从重、从轻、减轻以及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六）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在调查完这些事实后，行政案件的审核审批人员，需要审查：（一）违法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二）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三）案件定性是否准确；（四）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是否正确；（五）办案程序是否合法；（六）拟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适当。最后，公安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这就是行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原则，所以处罚的合理性是行政处罚程序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本案是由交通测速监控引发的行政处罚案件，限速监控的设置是一个政策性问题，舆论多有关注，老百姓对很多监控设施的吐槽都是“挖坑”“陷阱”，交管部门作为执法机关自然有其专业性的考量，孰是孰非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就本案而言，该路段系高速公路，限速60公里/小时是否合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原告对此有异议也没有任何意义。原告在本案所提出的异议是，对于监控设备拍摄的数据，交管部门在处罚程序中应不应该有裁量权。原告是2019年5月3日中午经京平高速由天津蓟县返京，交通流量极小，不夸张的说，原告车辆前后5公里可能都没有一辆车，原告自认为车速控制在合理区间。交通测速监控拍摄的原告车辆瞬时时速是94公里/小时，该路段限速60公里/小时，时速超过90公里就是超速50％以上，就可能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在当事人可能面对这么不利的影响时，公安机关有没有必要综合考虑全案事实，审慎地去对待一下交通监控数据。数据显示的瞬时时速是94公里，那数据是否可能有误差？如果原告时速是120公里，原告自当无话可说，但原告自认为在一个合理区间的速度，却要面临超过规定时速50%这一事实的认定，承受记12分的重大不利影响，这的确让原告难以接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当遇到交通信号与交警指挥不一致的情形时，为什么要以交警指挥为准，因为社会生活充满复杂性，任何机器设备或先进技术也无法替代人在处理复杂事物上的独特优势，所以要维护交警在交通执法上的权威。然而，现在监控摄像头越按越多，交警的执法似乎成了摄像头的执法，反正摄像头怎么拍，交管部门就怎么罚。原告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如果机器可以替代人的判断，那还要人干什么。被告可能认为监控设备拍摄的结果他们改变不了，可是当交警指挥交通时，他们又完全可以改变交通信号，原告认为这根本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当然，被告也可能说，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上级不给他们这个裁量权，而原告认为，这正是正当程序所能解决的问题。如前所述，社会生活高度复杂，冰冷简单的法条无法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势，对于可能给行政相对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决定，执法机关能不能多听一下相对人的意见，多记录一下相对人的异议，把相对人的异议多反映上去，以更为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给予行政相对人的处罚，而不是用格式化的文书，以一句监控设备的结果谁也改变不了向相对人直接甩出一份处罚决定。况且，被告对于设备是否检验合格，交通路况如何均未进行调查，而仅是以监控设备进行处罚，未进行合理考量。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保持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公安交管部门在处理行政相对人的违章行为时应当考虑比例原则，采取附加伤害最小的方式。超速行为更多的是危害自身的安全，公安交管部门通过处罚是要达到纠正违法行为的目的，也起到教育违法者及其他公民自觉守法的作用。对违法行为施以适度的处罚，既能纠正违法行为，又能使违法者自我反省，同时还能教育其他公民自觉守法。如果处罚过度，则非但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反而会使被处罚者产生抵触心理，无形中其实增加了行政机关的执法成本，也不利于树立行政处罚的公信力。事实上，当前交通违法监控设施的大行其道就正在加剧这种情况，人民群众不是发自内心的信服监控设备所引发的违章处罚，而是认为许多监控设备是“坑”是“陷阱”，这样的处罚事实上是在损伤交管部门的公信力，这才是最可怕的。在此情况下，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交通警察发挥人的力量，结合每个具体个案的情境去纠机器的偏，让行政相对人在执法程序中感受到执法的公正和温暖。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在执法程序中没有遵循比例原则，在行政处罚中没有考虑过罚相当，简单片面的采用技术设备数据，其事实认定结果给原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已远远超过原告违法行为所应承受的后果，构成行政处罚明显不当。二、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第三十八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进行审核。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适用一般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对违法事实进行调查，询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基本情况，并制作笔录；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签名或者盖章的，交通警察应当在询问笔录上注明；（二）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笔录形式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三）对当事人陈述、申辩进行复核，复核结果应当在笔录中注明；（四）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五）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由被处罚人签名，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被处罚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六）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被处罚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即为送达；被处罚人不在场的，应当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送达。”本案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全程是由一名女协警员在电脑上操作，全部使用制式文书，偶尔有一个女民警过来看两眼，也没有任何人向原告表明其执法身份。本案被诉处罚决定的全过程既没有执法人员对处罚决定进行审核，也没有行政机关负责人对处罚决定进行审查。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未调查、未复核，且执法人员不具备资质，也未出示证件等，违反了法律和规章的强制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被诉处罚决定应被确认违法。三、人民法院应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应进行全面审查，既包括实体的审查，也包括程序的审查；既包括行政合法性的审查，也包括行政合理性的审查。全面审查对行政审判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作为解决公民与政府之间行政争议的桥梁，法官既要维护行政秩序，又要考虑权利保护和个案公平，压力不可谓不大、责任不可谓不重、平衡利益不可谓不难，但也凸显出行政审判的重要性。前两年，一位80岁的美国法官爷爷在网络上爆红，他也是审理交通违章案件的法官，之所以很红，是因为他在审理案件中对当事人展示了足够的同情理解和公正，向世人展示了法律的严谨和人性的光辉。中美两国法律制度不同，中国的法官也不是美国的法官，但司法裁判的原理是有共通之处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工作提出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就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体感公正”，“体感公正”来源于司法裁判中情理法的有机融合，而不是僵化地适用“冷冰冰的法律”。行政诉讼肩负着解决行政争议、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多重使命，因此，尤望法官能体察当事人所处之情境，结合人之常情，以人性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案情，既贯彻“有法必依”的宏观法律原则，也照顾到“个案公正”的微观个体感受，实现司法裁判效果兼具公平正义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感受。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变更被诉处罚决定或确认该处罚决定违法；2.该案的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告杨帆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被诉处罚决定，证明2019年6月13日，原告到被告处处理违章信息，后被告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决定对原告处以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并记12分；2.照片，证明被告的执法程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两名民警执法；3.法治周末报2019-05-16[辣评]公路不能变成罚款套路，各地应全面消除“执法陷阱”，证明不合理的限速与违章罚款一直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被告平谷交通支队辩称：2019年5月3日11时38分，车号京×**的小客车在京平高速夏各庄检查站进京方向实施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违法行为，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该地点限速60公里/小时，车号×××的小客车行驶速度为94公里/小时，上述事实有交通技术监控资料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该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七十八条、《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2019年6月13日，原告到平谷交通支队处理此项违法行为记录，被告工作人员出示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处罚前，工作人员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制作了《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其违法事实、接受处罚的时间、、地点原告本人阅读并签名确认对通知书无异议。之后制作了询问笔录和告知笔录，原告阅读笔录和告知笔录，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提出异议、申辩并签上了姓名。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规定，被告决定给予原告罚款1000元的处罚。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工作人员制作了被诉处罚决定，一式三份，均由被处罚人杨帆签名确认，并加盖支队公章，其中一份交原告本人，一份交工商银行，另一份存档。并告知其在15日之内到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网点缴纳罚款，原告未提出异议。原告认为处罚明显不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交管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依法予以处罚。原告承认违法行为是其所为，所以能够依法对其予以处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对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以及收集证据的标准都有相应的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五十条规定，对交管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应当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处以二百元以上罚款的适用一般程序。平谷交通支队认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事实清楚，原告超速50％证据确实充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处罚相当。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被告平谷交通支队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京公（交管）行受字[2019]第111700680079126号《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受案登记表》，证明2019年6月13日，平谷交通支队受理原告涉嫌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案件；2.京公（交管）审字[2019]111700680079126号《审批表》，证明2019年6月13日，平谷交通支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审批意见；3.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2019年6月13日，平谷交通支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向其作了告知，听取了原告的申辩意见；4.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6月13日，平谷交通支队依法对杨帆进行询问，确认其驾驶车牌号“×××”小型汽车超速50%以上的违法事实；5.被诉处罚决定，证明2019年6月13日，平谷交通支队依法对原告作出罚款处罚决定；6.编号：111700380004802《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2019年6月13日，平谷交通支队依法对原告因实施累计积分内达到十二分的违法行为，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措施，并告知其复议权和诉讼权；7.编号：111700680079126《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证明2019年6月13日，平谷交通支队依法对杨帆违法事实，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进行书面通知，告知其到平谷交通支队接受处罚；8.编号：[2019]第1117000000000818号《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满分教育通知书》，证明2019年6月13日，平谷交通支队依法通知原告一个记分周期满十二分需参加学习接受考试；9.超12分处理驾驶人申请书，证明2019年6月13日，原告接受处罚申请书；10.由公安信息网查询下载的×××小型汽车的违法图片，证明原告驾驶超速50%以上；11.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原告有驾驶资格；12.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原告驾驶的×××小客车信息；13.由公安信息网查询下载的原告的人口信息，证明原告的身份；14.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住址；15.驾驶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有驾驶资格；16.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证明原告驾驶的×××小客车信息；17.张晶人民警察证复印件，证明张晶有执法资格；18.卢志强人民警察证复印件，证明卢志强有执法资格。经本院准许，被告在庭后提交了《检定证书》二份，证明该地点监控设备——固定式机动车雷达测速仪于2019年3月5日经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检测合格，有效期至2020年3月4日。《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北京市实施办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系被告平谷交通支队行使职权的法律依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据2真实性认可，第一张照片中站着的穿着蓝色警服的就是张晶，照片中没有卢志强，其不在执法现场，另外两名女性为辅警。但是该照片不能全面反映违章大厅的情况；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登记表上有承办人卢志强的签名，很明显该文件并不是在原告接受处理时按照正常的程序制作的，而是后补的，因为原告接受处理的过程中并没有民警卢志强参与处理。同样，在处理过程中也没有几位领导的审批意见，全程只有两名协警在处理，偶尔有一个女民警过来看一下；证据2是在处罚程序结束后后补的材料，违反了相关的程序规定，其中承办人意见和卢志强的签字也是后补的。需要强调的是，卢志强从未参与过对原告违法行为的处理，又如何出具承办人的意见，包括后边的承办单位意见、审核部门意见、领导审批意见也均为后补；证据3真实性认可，是原告接受处理时形成的文件，在告知笔录中原告明确提出了申辩，认为处罚不合理，违反比例原则。但是，被告未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当事人陈述、申辩进行复核；证据4真实性认可，也是原告到被告处接受处理时形成的文件，但是在原告接受处理过程中根本没有民警卢志强的参与；证据5系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真实性认可；证据6、7是被诉行政行为，真实性认可。需要说明的是，交通警察上面有一个卢志强的盖章，系协警员拿着交警的人名章自行盖上，卢志强未参与到行政处理的过程中；证据8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真实性认可；证据9系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文件，真实性认可；证据10真实性认可；对证据11—16，不认可查询结果单中卢志强的签字，卢志强从未参与过原告行政违法案件的处理过程；对证据17，通过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可以确认民警张晶参与了对原告的违法行为的处理，但在处理过程中并未向原告出示执法证件，也未向原告告知其身份，只是后来通过与被告证据进行比对，确认在现场处理的民警应该是此人，而且处理过程的全程也只是协警进行的处理，民警偶尔过来看看；证据18不认可，民警卢志强从未参与过原告的行政处理程序。综上，公安部交管局对测速取证的设备有明确的要求，要求测速取证的设备应当符合相应的技术标准，要经过有关部门的验收合格，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保持功能完好，如果检定不合格或超过检定周期的，都不能作为执法资料来使用。本案被告至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拍摄原告违法行为的设备是经过检定合格的，而且没有超过检定周期的设备。原告认为，对于原告的行政处罚，测速设备只是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处理的一个证据材料，而这份证据是否应当得到采用是需要综合很多证据来进行认定的。而被告对原告的处理过程，显然很草率，对相关证据的采集不够，没有认真听取原告的各种意见，才导致原告对处罚决定的公正性、合法性、合理性的质疑。由于被告未提供原告所述的相应证据，原告认为可以认定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处理的相关证据不充分。对于被告庭后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予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真实，证明目的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存在超速行驶的违法事实、平谷交通支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记12分且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过程，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但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被告庭后提交的证据，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原告或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的规定。该二份证据真实，证明目的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3日11时38分，原告杨帆驾驶×××小型汽车在京平高速夏各庄检查站进京方向限速为60km/h的路段行驶时，车速为94km/h，该情形被电子监控设备拍照记录。接到违法通知后，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后原告撤回起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京0117行初11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杨帆撤回起诉。2019年6月13日，原告来到平谷交通支队接受处罚。平谷交通支队于当日受理此案，对原告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将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进行了告知。原告对被告认定的超速50%以上的事实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处罚不合理，违反比例原则。同日，平谷交通支队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对其罚款1000元。同时作出记12分的行政处理决定，并对其送达了编号为[2019]第1117000000000818的《满分教育通知书》，同时还送达了编号为111700380004802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其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对上述送达材料进行了签收。原告对行政处罚决定、记12分的处理决定和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均不服，遂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涉案地点的监控设备——固定式机动车雷达测速仪于2019年3月5日经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检测合格，有效期至2020年3月4日。再查，被诉处罚决定已经执行完毕。本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根据上述法律及规章规定，平谷交通支队作为平谷区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本案中，2019年5月3日11时38分，原告驾驶车牌号为“×××”小型汽车在北京市平谷区京平高速夏各庄检查站进京方向行驶时车速为94km/h，而涉诉路段限速60km/h。原告当时的驾驶情况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所规定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违法情形，并被电子监控设备拍照记录，故平谷交通支队根据上述法律，对原告作出罚款1000元的处罚，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结果并无不当。平谷交通支队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前，向原告进行了调查询问，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后，依法履行了送达程序。但被告平谷交通支队在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过程中，仅有一名交警“张晶”进行执法，在原告进行陈述和申辩后，未对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进行复核，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构成程序违法。但该违法行为并未对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等产生实质性损害，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故被诉处罚决定依法应被确认违法，但不予撤销。关于原告对涉案地点的电子监控设备的异议，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的规定，被告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对原告依法予以处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同时，《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检定合格后，方可用于收集违法行为证据。”就此，被告提交的《检定证书》可以证明涉案地点的电子监控设备经检测合格且处于有效期内，被告以此收集、固定原告违法行为的证据并无不当。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提交《检定证书》超过举证期限问题，本院认为，被告补充提交证据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原告或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在接受行政处理时，并未对超速事实、电子监控设备合格提出异议，而系在诉讼中提出，故经本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关于原告提出的对于被诉处罚决定的合理性进行审查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规定，原告的该要求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于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对原告杨帆作出的京公交决字[2019]第111700-280011589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富菊人民陪审员  张文忠人民陪审员  王玉荣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周歆卉书 记 员  刘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