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4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昌行而不同策划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顺外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664770585B。法定代表人：喻志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志刚，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海星，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林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沪山路与车站大道交叉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772362233X9。法定代表人：叶经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铸，浙江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文，浙江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昌行而不同策划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行而不同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林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林垟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初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8月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行而不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志刚、严海星，被上诉人林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行而不同公司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被上诉人林垟公司立即向上诉人行而不同公司支付人民币1610.95552万元（其中包括保证金人民币400万元、销售代理佣金人民币342万元、代垫费用人民币69.9555万元以及销售代理奖励人民币80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欠付本金1610.9555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计算直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比一审判决增加偿付金额646万元（上诉金额）；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林垟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对三份《工作确认函》不予采信，该认定错误。三份《工作确认函》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1.从三份《工作确认函》的形成原因看。三份函均是在被上诉人由于自身原因导致项目无法开发、产生停滞的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通过工作联系确认函的方式，对上诉人已经完成的营销任务等所进行的确认。该三份函事实上是双方履行销售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具体体现。2.从三份《工作确认函》的具体约定内容看。三份函的内容约定的是销售目标及完成时间和完成情况、保证金支付和退还、代理费用结算、代垫费用的确认、销售奖励的确认等，以上内容均是对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的补充、完善，是销售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内容的延伸和部分变更。3.从三份工作确认函的形式上看。三份函均盖有双方真实、合法、有效的公章。被上诉人也在庭审中认可了印章的真实性。但是，原审法院却主观臆断，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以“结算依据不符，存在很大差异，明显对被告不利为由”的理由不予采信，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4.原审法院对三份确认函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原审法院确认了《销售代理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为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但是，对于同样是双方当事人加盖了相同的公章且被上诉人也在庭审中认可了公章真实性的三份《工作确认函》，却不予采信，明显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事实不符。5.原审以“明显对被告不利”为判决理由，对上诉人来说，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平。本案事实是，上诉人2018年2月份进场以后，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供、执行了策划方案，进行了广告、文宣等大量工作，在2018年3月7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72套房源的销售，在时间及数量上超额完成第一期考核目标。第二期考核目标2018年10月10日完成250套，因被上诉人自身原因，导致项目停滞，没有及时、足额的提供可房源给上诉人。即使如此，后续也完成了90套房源的销售任务。2018年6月后已无可销售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一方面既要确认之前已完成工作量，另一方面已然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同时被上诉人为了项目的进展和形象，不同意上诉人撤场，因此，双方才通过工作确认函的形式，提高了销售代理费用的结算和提高销售奖励，作为对上诉人的驻场成本提高的弥补。原审法院没有充分考虑本项目的实际情况，仅仅简单的以“明显对被告不利”为由，作出错误的判断，没有公平、公正的作出裁决，事实上是对上诉人最大的不公平。二、原审有关本案各项费用的计算错误。1.销售代理佣金实际应为342万。原审法院只认定171万。根据补充协议第四条第1项，2018年3月7日前的项目销售只交定金而未交首付款的72套房源计入上诉人已经完成的销售任务，并按每套3.5万元计算代理佣金，总计252万元，被上诉人应在2018年8月11日前将该款项支付给上诉人。根据合同约定，2018年3月7日以后上诉人代理销售完成90套房源任务，被上诉人应按照每套7000元的基础上，提高的3000元/套是作为甲方广告宣传开支费用。该广告宣传是应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因为实际的广告宣传是由乙方完成。虽然补充协议约定72套销售中有2万元/套的费用（合计144万元）以及增加的3000元/套的费用（合计27万元）最终归被上诉人所有，但是补充协议同时约定“乙方（即上诉人）该总费用在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2天内支付甲方（即被上诉人）”。这实际上是附期限的约定。也就意味着，被上诉人应该先将该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之后，在上诉人完成了全部的销售，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后，上诉人才将属于被上诉人的171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之所有这样安排，是因为当时被上诉人提出以这种方式弥补上诉人继续驻场，却又无房源销售产生的各项成本。被上诉人不计算这段期间资金占用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同意了该种方案。否则，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片面理解，代理费用只按照1.5万元每套和0.7万元每套进行结算，对上诉人来讲，是明显不公的。因为，一方面双方于2018年2月7日签订的《销售代理服务合同》约定中就已经确认了“本项目基本代理费3万元/套、如为房地产中介公司提供的客源另奖励7000元/套”的结算条款；另一方面，是被上诉人自身原因导致项目停滞，无房源可售，增加了上诉人的营销成本。2.销售奖励应为8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324万元错误。第一、补充协议第一条，上诉人完成原合同约定的销售考核目标，被上诉人另加奖励800万元给上诉人。第二、补充协议二和三份《工作确认函》中也予以了对账和确认。第三、本项目合同履行期间，是因被告自身原因导致项目停滞，导致无房源可售，上诉人并没有过错，反而还要承担继续驻场的成本。被上诉人主动提高销售奖励、作为激励，同时也是弥补上诉人的损失。三、有关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原审法院以起诉日2019年1月7日为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是错误的。根据《工作确认函》，双方确认了被上诉人应在2018年12月31日前向上诉人支付1000万元，但是被告未支付，被告的行为即已构成严重违约。因此，本案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为2019年1月1日。补充上诉意见为：一、原审法院只认定销售代理佣金171万错误，少认定了中介公司提供房源的代理佣金270万元。销售代理佣金的计算。上诉人总共销售了162套房屋，依据合同的约定，分成二类计算佣金，对于其中通过中介介绍销售出去的90套房屋，其佣金的计算方式一审是错误。理由如下：根据《销售代理服务合同》第七条约定：1、本项目销售基本代理费为3万元/套，由乙方以收定金名义先予收取，如为房地产中介公司提供的客源另奖励7000元/套（费用先由乙方在每套3万元内支付，后期甲方每季度结算支付给乙方）。上诉人代理销售的通过中介获得的90套房源，实际上销售代理佣金应为3.7万元/套。但原审法院仅认定了0.7万元/套，仅此一项，一审少认定的代理费佣金为270万元。二、因计算销售奖励的基数认定错误，一审认定的销售奖励324万元错误。销售奖励的计算基数应为1400万元，一审法院却只认定了800万元。根据《销售代理服务合同》第六条约定：3、解约约定：2018年5月20日乙方未完成60套房源时，甲方有权罚没300万保证金，如在2018年10月10日乙方完成250套房源时，甲方承诺前期罚没的300万元保证金退回，并给予600万元的奖励。经过双方确认上诉人在2018年5月20日前代理销售完成72套，2018年5月20日代理销售完成90套，现项目因被上诉人原因停滞，不再进行考核。据此，上诉人认为：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支付的销售奖励为600万元。同时，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完成原合同约定的销售考核目标，则甲方退回保证金，并另加奖励800万元给乙方，退回方式参照主合同条款”。也即在主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奖励600万元基础上加上800万元，应为1400万元。故销售奖励应为1400万元×（162/400）=576万元。原审法院认定只有324万元，少认定了243万元。庭审中上诉人还提出以下补充意见：关于本案合同的背景，林垟公司不断股权变更，整个项目已成烂尾项目，并被当地政府接管，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份主合同，两份补充协议，三份补充确认函，但是一审法院并未确认三份工作确认函。一审法院没有理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特殊场景，就是被上诉人瘫痪的事由我们来经营，当时为什么保证金不打到被上诉人公账上，因为所有的账户已经被当地的法院给查封了。股权当时是什么情形，是江西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下称江西金融公司）投了两个亿收购的，后来江西金融公司退出来了，现在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是江西省的某一个律师，是作为被上诉人的不良资产收购，怎么会作出重大误解的事情，这个项目被上诉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房价由当时的8000涨到了1.8万余元，也就是收购不良资产的江西律师事务所的某个律师，直接的获益金额至少来有八个亿。所以说被上诉人为什么会跟我们签订后面的三份工作确认函的。那是由于特殊的背景，是由于我们完整扛起了林垟公司。上诉人投入很多钱，而且与被上诉人进行调解过程中，对方确确实实想做出让步。现在项目据说通过融资融到三个亿了，整个项目马上可以开工了。所以被上诉人愿意与我们了结这个事，一审判决的金额确实低了。针对上诉人行而不同公司的上诉，林垟公司答辩意见为：一、关于本案事实。1.答辩人从2015年开始资金链断裂成为烂尾楼的事实无异议，而上诉人确实是经过江西金融公司介绍过来代理销售房产的，这个事实无异议，但是答辩人的股东从2008年开始一直就是很稳定的，由郑祖还、刘德相、翁京华、徐炳兴这四位股东组成的，并不是上诉人所讲的股东不稳定多次发生变化。上诉人在答辩人这里代理销售的时候，答辩人看在是江西金融公司面子给了上诉人很多的照顾，这二份合同补充协议，第一份是在销售代理服务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就进场了，第二份补充协议，也是在上诉人真正进场后，双方签订的协议。2.答辩人只是知道江西金融公司把自己的债权转给了一家上海的平阳公司，至于背后是否有律师事务所操作，是否与上诉人谈判，答辩人一概不知。二、案涉的三份《工作确认函》是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原审法院没有采信是正确的。1.该三份工作确认函是答辩人的股东因职务犯罪于2018年6月12日被逮捕后形成的，答辩人的公章是与江西金融公司共同管理的，为什么这个公章要共同管理，是因为江西金融公司是答辩人最大的债权人，他还有投资一部分款项。但是答辩人与江西金融公司管理公章的时候有约定，不管是什么人提供的资料，如果要盖章都要经过股东翁京华、刘德相审批，然后再经过金融公司审批才能盖章。答辩人的管理股东翁京华与刘德相被逮捕后，这三份确认函的印章是怎么盖上去的，这个答辩人不清楚，也怀疑，毕竟江西金融公司是管理公章的一方。2.从三份工作确认函来看，其中两份工作函确认的时间是2018年8月，另一份是在2018年10月，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确认函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管是对上诉人有利的对被上诉人不利的都得到认可，上诉人应该得到的不应该得到的也都给确认，与代理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上的约定是不是相符，都盖章确认了，这三份工作确认函的公章是不符合常理的，对答辩人来说是不公平的。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工作函是销售代理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的延伸变更，但是答辩人认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已经约定的很清楚，为什么还要这三份工作确认函，完全是多此一举的，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4.上诉人自2018年2月到答辩人出代理销售房产后，事实上，答辩人对上诉人已经非常照顾，具体体现：第一、答辩人把自己手头上已经销售的72套房源中，拿出每套1.5万元作为代理费，把72套房源作为销售业绩。第二、在合同中，答辩人对上诉人给予高额的销售奖励，如果销售掉250套的话，就奖励600万元，后来又增加到800万元。第三、从原审法院判决来看，原审法院判决答辩人支付上诉人964.955万元的款项，加上上诉人自己已经销售掉90套每套3万元代理费。短短8个月，上诉人总共得到1234.955万元的款项，扣除支付的押金400万元，上诉人从答辩人这里赚到了834.955万元，这是暴利。上诉人赚取了这么高额的代理费，即使答辩人要上诉人撤场，上诉人也不会答应撤场的。可见，这三份确认函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三、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对本案各项费用的计算完全正确，体现在两个方面：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要答辩人支付给他代理佣金342万元。原审法院只认定171万元，少判了171万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销售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的约定是不相符。72套房源每套2万元是归被上诉人所有，另外1.5万元是归上诉人所有，从合同第四条第一项看，上诉人得到的款项应该是108万，而不是252万元，约定的很清楚。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应该将款项向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完全履行合同后，上诉人再支付171万元，上诉人已经承认这171万元是属于答辩人的，那么为何要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才支付给被上诉人。2.按照合同第六条第三项和补充协议的第三条的约定，上诉人是无权获得销售奖励的。但原审法院按照销售业绩在约定的考核目标比例支付，答辩人并未上诉也只能认同。房源是一直在销售过程中，并不是无房源销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在2018年6月后已经彻底无可销售的房源，但是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销售清单看，在2018年7月30日、8月4日、8月5、6、12日上诉人还销售了8套房产，难道这也是无房源销售吗？明显与事实不符。3.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三份工作确认函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不能按照三份确认函上的费用计算。4.对上诉人的补充上诉理由，答辩如下：90套房源中有3万元未支付给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从房屋购买人那里收取定金的方式给了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调查中，上诉人对90套房源、3万元的代理佣金已经收到是认可的，现在又提出要272万元的代理佣金这是没有依据。刚开始双方约定奖励是600万元，后来增加到800万元，另加再给800万元实际上是笔误。如果是1400万元的话，上诉人肯定会在一审中就提出来。上诉人的上诉状中提出奖励应是800万元，而在补充理由中又以1400万元为基数的计算比例，前后矛盾。行而不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并请求：1.判令林垟公司立即向行而不同公司支付人民币1954.442420万元（其中包括保证金人民币400万元、销售代理佣金人民币342万元、代垫费用人民币412.44242万元以及销售代理奖励人民币80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欠付本金1954.4424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计算直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及其他诉讼中产生的费用由林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7日，行而不同公司与林垟公司签订《林垟·华臣一品项目销售代理服务合同》，主要约定：甲方（林垟公司）委托乙方（行而不同公司）对华臣一品项目房源进行销售，销售标的为该项目住宅区约400户（具体户数以双方最后确定为准）；项目销售工作自2018年2月5日起，初步确定销售代理销售周期到2018年12月底，在此期间乙方负责实施具体的日常销售工作；乙方向甲方缴纳保证金300万元人民币；考核目标：到2018年5月20日要求乙方完成60套房源，2018年10月10日要求乙方完成250套房源，2018年12月底要求乙方完成约400套房源；销售认定标准以乙方签约入驻销售现场后甲方每收取客户首付款到帐为标准（前期未交首付客户均可认定为乙方完成的销售业绩）；到2018年10月10日乙方完成250套房源时，退回保证金，给予600万元奖励，如到2018年10月10日乙方未完成250套房源时，罚没剩余保证金，不给予奖励；本项目销售基本代理费3万元/套，由乙方以收定金名义先行收取，如为房地产中介公司提供的客源另奖励7000元/套（费用先由乙方在每套3万元内支付，后期甲方每季度结算支付给乙方）。2018年3月8日，行而不同公司与林垟公司签订《林垟·华臣一品项目销售代理服务补充协议》，主要约定：甲方（林垟公司）要求乙方（行而不同公司）增加100万保证金，即共缴纳400万保证金；乙方完成合同约定的销售考核目标，甲方退回保证金，并另加奖励800万元给乙方；2018年3月7日前项目销售只交定金而未交首付的购房销售客户总计72套，该72套的销售代理费为每套3.5万元，其中每套2万元（计144万元）归甲方所有，该款项由乙方代为支付下列第4项费用（即董加民等九人及甲方其他人员每个月工资共计39500元、售楼处餐厅的粮油、菜品、食品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2018年3月7日后项目销售的房源，房产中介推介奖励在原合同约定的基础上再提高3000元/套，该3000元作为甲方广告宣传开支费用，该总费用乙方在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天内支付给甲方。后行而不同公司与林垟公司签订《林垟·华臣一品项目销售代理服务补充协议二》，主要约定：甲方（林垟公司）认定乙方（行而不同公司）完成的营销业绩为162套房源；因甲方原因导致项目销售停滞，甲方同意不再对乙方进行业绩考核，并同意退回保证金400万元，同时甲方原承诺的销售奖励，按实际认定的乙方销售业绩占原约定的考核目标比例，同比例支付给乙方。2018年2月8日，林垟公司向行而不同公司出具委托付款单，委托行而不同公司将400万元保证金转入案外人谢霖在中国工商银行苍南新区分理处尾号为103的账户。行而不同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至3月6日期间通过案外人朱颖、翁建光、喻志武等人银行账户向谢霖共计转款400万元，林垟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出具收条，确定其指定的账户已收到上述400万元代理销售保证金。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行而不同公司为林垟公司代垫2018年3月到2018年6月华臣一品项目营销中心人员工资、食堂开支、电费及水费共计201.24242万元，为林垟公司代垫苍南新同创房产营销有限公司退出费用211.2万元，以上代垫费用合计为412.44242万元，其中342.4869万元由谢霖中国工商银行苍南新区分理处尾号为103的账户支出。2018年3月7日前，行而不同公司代理销售华臣一品项目房源72套，后行而不同公司又代理销售华臣一品项目房源90套，合计代理销售房源162套。另查明，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29日、2018年10月28日，行而不同公司与林垟公司分别签订《工作确认函》，主要内容：确认林垟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退回保证金400万元；162套房源销售代理费结算为：72套房源按每套3.5万元计算，90套房源按每套1万元计算，共计252万元；确认行而不同公司代垫费用412.44242万元；确认林垟公司支付销售代理奖励800万元，上述费用合计1953.442420万元（与诉讼标的额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行而不同公司与林垟公司签订的《销售代理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系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有效。双方对如何进行业绩考核、确定代理销售佣金、给予奖励、保证金问题等均在上述销售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具体约定，而双方签订的三份《工作确认函》，双方虽盖有印章，但该确认函的内容明显与双方约定的结算依据不符，存在很大差异，明显对林垟公司不利，对该三份确认函不予采信。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保证金400万元是否应当退还以及原告垫付费用如何分担的问题；二、销售代理费的具体金额如何认定；三、销售奖励应如何认定。关于保证金400万元是否应当退还以及行而不同公司垫付费用分担的问题。本案，林垟公司对其已收取行而不同公司保证金400万元及行而不同公司代为垫付费用412.44242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因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二》明确约定林垟公司同意将保证金退回，故行而不同公司要求林垟公司应退回保证金400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针对代垫费用情况，林垟公司提出行而不同公司的代垫费用412.44242万元有400万是由林垟公司保证金支付的，应当予以扣减。经查，行而不同公司代垫费用412.44242万元中有342.4869万元是从林垟公司收取保证金的谢霖账户中支付，庭后行而不同公司同意在其主张的代垫费用中将342.4869万元予以扣减，故林垟公司应向原告支付代垫费用69.9555万元。关于销售代理费的具体金额的认定问题。《补充协议》约定72套的销售代理费为每套3.5万元，其中每套2万元（计144万元）归林垟公司所有，该款项由行而不同公司代为支付有关人员工资等费用，可见该每套2万元并非销售代理费和行而不同公司应得的报酬，行而不同公司收取的该费用也未实际代林垟公司支付有关费用，故该72套房源的实际代理费为每套1.5万，合计108万元。另外90套房源的代理费，《销售代理服务合同》约定房地产中介公司提供的客源另奖励7000元/套，后《补充协议》进一步约定该奖励在原合同约定的基础上再提高3000元/套，该3000元作为林垟公司广告宣传开支费用，该总费用行而不同公司在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天内支付给林垟公司。由此可见，该增加的3000元奖励实际最终归属仍属林垟公司，因此该90套房源的实际销售代理费实际为7000元/套，合计63万元。故林垟公司应向行而不同公司支付上述162套房源的销售代理费合计171万元（108万元+63万元）。《补充协议二》约定因林垟公司原因致项目销售停滞，不再对行而不同公司进行业绩考核，故林垟公司提出行而不同公司销售的90套房源中还有60多套房源首付款还未收进，只收了定金，这60多套房源不应计入考核目标，与事实不符，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销售奖励的问题。《销售代理服务合同》约定销售标的为该项目住宅区约400户，《补充协议》约定行而不同公司完成合同约定的销售考核目标奖励800万元，《补充协议二》约定不再对行而不同公司进行业绩考核，销售奖励按实际认定的销售业绩占原约定的考核目标比例，同比例支付给行而不同公司。本案，行而不同公司已销售完成162套房源，按上述约定的实际销售业绩占原约定的考核目标比例给以奖励，即奖励金额为324万元（800万元/400套×162套）。综上所述，林垟公司应向行而不同公司支付964.9555万元（400万+69.9555万+171万+324万）。行而不同公司诉请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9年1月1日计算逾期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但起算日应为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7日。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林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行而不同公司支付保证金、代垫费用、销售代理佣金、销售奖励等款项964.9555万元及逾期利息（以实际欠款本金964.955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1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计付）；二、驳回行而不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06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44067元，由行而不同公司负担72937元，林垟公司负担71130元。上诉人行而不同公司二审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林垟公司提交了一份新证据：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7）浙0382刑初1263刑事判决书；证明：被上诉人管理股东刘德相、翁京华在2018年6月12日被逮捕。侧面证实了当时管理公章是由刘、翁两人管理的，合同是须经这两人审批的。上诉人行而不同公司质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两人只是公司股东，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我们的销售代理合同是与法定代表人叶经书签订的。恰恰说明被上诉人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内部管理不善，与上诉人陈述的该案的背景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双方并无异议。上诉人仅是对其中有些内容的表述有不同看法。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一审庭审时，双方对于谢霖系江西金融公司的员工并无异议，且保证金打入谢霖个人账户，通过谢霖账户支付代垫费用。林垟公司主张公司的公章由其与江西金融公司共同保管，《工作确认函》不是林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林垟公司盖章须经公司股东刘德相、翁京华确认，而刘德相、翁京华因刑事犯罪于2018年6月12日被逮捕。2.一审法院要求行而不同公司庭后书面确认，补充协议二及三份《工作确认函》签字及在场人员等情况，但行而不同公司未予以答复，仅在一审代理词中明确，经与谢霖沟通，双方均承认342.4869万元代垫费用是从保证金账户中支出的，愿意扣除。3.二审庭审时，上诉人主张三份《工作确认函》系与林垟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经书对接的，经林垟公司代理人当庭与叶经书通电话，叶经书对此明确予以否认。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1.三份《工作确认函》是否应予采信；2.上诉人行而不同公司主张的销售代理佣金342万元（一审判决171万元）及销售奖励800万元（一审判决324万元）是否成立；3.利息起算时间是2019年1月1日还是2019年1月7日。关于本案三份《工作确认函》是否应予采信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院认为涉案的《工作确认函》作为关键证据疑点很多，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结合全案证据及事实的分析，不能确信行而不同公司主张的双方已对相关款项达成协商一致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对行而不同公司主张按《工作确认函》确认数额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从函的内容来看，关于销售考核、销售奖金等内容前后矛盾。字面显示是工作确认函，但最后一份确认函中的内容涉及保证金退还、房屋销售佣金、考核内容变更、销售奖金、付款时间等诸多重要事项，且与之前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有重大变化，显然均需由双方进一步协商，而非仅一方确认。2.该3张函有2张仅盖有公章1张函有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个人私章，函中多次提到林垟公司出现突发事件，表明公司经营并非正常，但对要求确认的事项在回复意见栏均为空白，明显有悖常理，正常所得出的结论应是没有经过协商。3.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行而不同公司庭后书面确认《补充协议二》及三份《工作确认函》签字及在场人员等情况，但行而不同公司未予以答复。二审上诉人又主张是与林垟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经书对接的，经林垟公司代理人当庭与叶经书通电话，叶经书对此明确予以否认。故上诉人无法对三份《工作确认函》的形成过程及盖章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4.谢霖系江西金融公司的员工双方并无异议，本案涉及的保证金打入谢霖个人账户，通过谢霖账户支付代垫费用以及公司股东刘德相、翁京华因刑事犯罪于2018年6月12日被逮捕等证据，也印证了林垟公司出现突发事件、经营异常、林垟公司的公章由其与江西金融公司共同保管的事实，故仅凭《工作确认函》上盖有公司公章，尚不足以认定确认函中的内容得到林垟公司认可的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被上诉人林垟公司对3份《工作确认函》予以否认，其抗辩理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审判决对3份《工作确认函》不予采信是正确的。关于销售佣金。前期72套房每套3.5万元，2万元是归被上诉人所有，1.5万元归上诉人所有，合同对此约定明确。上诉人还提出后面90套房每套有3万元未支付，本院认为，按合同约定该款项实际已经从购买人那里收取定金的方式支付给了上诉人，一审时上诉人对此并未提出诉请，二审补充意见中提出该270万元的代理佣金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关于销售奖励，上诉人提出以1400万元为基数按比例提取，明显没有合同依据，也与其一审提出的800万元相矛盾。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双方合同的约定确定销售代理费及销售奖励的实际数额，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于法有据，应予维持。关于上诉人行而不同公司提出的利息起算时间的问题。一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确定从行而不同公司起诉时间开始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可予以维持。因《工作确认函》未能采信，故上诉人提出根据该函付款时间确定利息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492元，由上诉人南昌行而不同策划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相红审判员  肖玉华审判员  汪娣娣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黄佳伦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