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1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浙江宽路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象牙浦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063972982W。 法定代表人：徐向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小开，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杭州富阳富港纸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青江村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8LN9R3L。 法定代表人：朱法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峰，浙江立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泽琳，浙江立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工业园区(山建村)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757235557D。 诉讼代表人：任一民，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锂娜，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成员。 上诉人浙江宽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路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富阳富港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港公司）、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浙0111民初3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宽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浙0111民初3805号民事判决，改判由富港公司向宽路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749309.74元，并支付以前述款项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董国强系富港公司授权承包经营光明公司的代表。1.光明公司提交的《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中，明确载明承包方富港公司的授权代表为董国强，该合同仅仅是光明公司管理人为明确承包经营行为的性质才签订的，系前期承包事项的自然延展。同时，富港公司也承认董国强负责承包期间款项支付和审批，董国强早在2017年2月20日开始就以总经理或总裁的身份签字审批款项支付。此外，结合富港公司租赁光明公司时董国强与富港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富港公司初期投入光明公司的款项中有部分董国强的款项，可以认定董国强在《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签订前就是富港公司承包经营光明公司的授权代表。另外，董国强在作证时明确承认其以承包经营负责人的身份与宽路公司洽谈《销售合同》事宜。以上这些都足以让宽路公司相信董国强有权代表富港公司与宽路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构成表见代理，法律后果理应由富港公司承担。2.董国强在一审中已出庭作证，证明其全权负责承包经营事务，对付款审批单、报销单、钢结构施工合同中的本人签名均予以确认。二、一审法院以承包经营前董国强曾系光明公司员工，承包经营后其社保仍由光明公司缴纳，且没有证据证明董国强与富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推导出董国强系以光明公司的名义而非富港公司的名义与宽路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继而认定该合同对富港公司没有约束力，显然错误。1.根据富港公司自认董国强负责承包期间的款项支付审批、《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明确董国强系富港公司授权代表、富港公司租赁光明公司时与董国强存在合作关系等事实，可以明确从2017年2月15日富港公司承包经营光明公司开始，董国强就与富港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及事实劳动关系。2.一审中，富港公司称光明公司的合同章由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统一保管，即富港公司在承包经营光明公司期间并不持有光明公司合同章，显然，光明公司未授权富港公司以光明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包括《销售合同》在内的合同。同时，光明公司管理人也明确2017年2月26日董国强在《销售合同》上签字时，光明公司没有向董国强出具过书面的授权书。所以，根据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董国强不可能以光明公司的名义与宽路公司签订《销售合同》。3.富港公司作为光明公司唯一的承包经营人，势必要就承包经营事务对外签订合同，根据前述的“光明公司没有章”、《销售合同》上的合同章与光明公司备案章不一致以及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销售合同》上的光明公司合同章在富港公司承包经营光明公司期间其他经济往来中使用过的事实，可以表明富港公司在签订《销售合同》在内的对外合同时存在假借光明公司名义的情形，该等合同实质签约相对人应为富港公司。三、《销售合同》约定的2017年2月之前产生的总计1058265.27元货款已由富港公司依约于2017年6月前实际支付完毕。1.一审中，宽路公司提交了货款支付明细，该明细得到富港公司的认可。根据该明细，《销售合同》签订后至2017年6月，宽路公司实际收到货款总额2483501.3元，而2017年5月底前发货仅为637884元，两项扣减后为1845617.3元，显然其中包含了之前的1058265.27元货款，且与《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一致，足以印证该部分货款已经实际履行并结清的事实。2.一审中，富港公司辩称其多付的100多万元款项为预付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就该预付事项与宽路公司达成过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另外，就本案而言，支付多达100多万元预付款也不符合一般经营常理，不足以采信。 被上诉人富港公司辩称：一、董国强并非富港公司的授权代表。2017年2月26日董国强以光明公司的名义与宽路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在该合同中约定对于光明公司在2017年2月之前产生的货款1058265.27元，买方必须三个月内向卖方全部结清。这份《销售合同》的签订没有得到富港公司的授权。本案所涉的货物是市场上的普通货物，富港公司作为承包人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必要为了采购该等货物而承担光明公司之前所欠的货款。所以，虽然董国强在《销售合同》上签字，但是宽路公司不能证明该合同的签订得到富港公司和光明公司的授权。二、董国强确实在一审中出庭作证，但是因为一方面其本人是光明公司的员工，另一方面其与宽路公司的其中一个股东存在亲戚关系，故董国强与光明公司、宽路公司以及本案纠纷存在明显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董国强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符合证据的认定规则。三、《销售合同》签订后，光明公司和富港公司向宽路公司多付了部分款项，这是因为在实际经营中，董国强确实有审批付款的权利，而财务人员及富港公司均不知道存在该份《销售合同》，只是根据董国强的指示和审批对外付款，才导致富港公司事实上多付了部分货款。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了公正的判决，宽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宽路公司的上诉。 被上诉人光明公司辩称：光明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配合当事人提供证据，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在本案一、二审中宽路公司均没有要求光明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却上诉要求光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于法无据。 宽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富港公司支付宽路公司货款749309.74元，并支付以前述款项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富港公司承担。 富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宽路公司支付富港公司垫付的鉴定费用94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7年2月26日，董国强以光明公司的名义与宽路公司签订《销售合同》1份，约定：光明公司向宽路公司购买美国高岭土、泰国木薯淀粉；合同签订后，2017年2月之前产生的货款总计1058265.27元，买方必须三个月内向卖方全部结清。2017年3月以后产生的货款，买方向卖方按月月结支付货款（接受银行承兑汇票）。该《销售合同》买方处加盖了“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且董国强亦在合同上签字。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从2017年3月3日起至2017年11月28日止，宽路公司共计向光明公司提供价值5117507元的高岭土、木薯淀粉等货物。宽路公司向光明公司开具了上述金额的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从2017年3月3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富港公司以光明公司、富港公司的名义共计向宽路公司支付了货款5426212.63元，其中：2017年9月20日，富港公司向宽路公司背书转让400000元的承兑汇票；2017年10月19日，富港公司通过承兑汇票支付200000元；2017年11月4日，富港公司向宽路公司背书转让200000元承兑汇票。关于多付的款项，富港公司庭审中解释为：“富港公司承包光明公司以来从来没有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承诺代偿光明公司的拖欠货款，承包期间确实由董国强负责款项支付和审批，富港公司的财务以为董国强审批付出去的货款都是预付款，财务不清楚董国强与宽路公司签订过销售合同要支付之前拖欠的货款，后来财务发现已支付的货款多于应支付的款项，财务向富港公司领导汇报后停止支付。”二、2017年7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浙0111破1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光明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7年9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浙0111破10-43、50、51、52号民事裁定，裁定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与光明公司等37家公司合并破产清算。三、2017年2月15日，富港公司（乙方）与光明公司（甲方）签订《厂房、机器设备及场地租赁合同》1份，约定：甲方将位于杭州市富阳区春江工业功能区厂区内的设施、设备、场地、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租赁物明细清册）整体租赁给乙方使用。厂区内未列入租赁物明细清单的甲方所有物品应由乙方妥善保管；租赁期限为5年，从2017年2月15日起至2022年2月14日止。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7年8月，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甲方、发包方）与富港公司（乙方、承包方）签订《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1份，约定：乙方承包经营甲方下属的光明公司，承包期限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止；封闭运行（承包）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和权利由乙方享有，负债和义务均由乙方承担（包括应收账款回收、应付账款的支付等）。甲方就乙方清收应收账款提供必要的协助。乙方未按约履行支付义务的，甲方对乙方在经营期间取得的对外债权可以依法行使代位权。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富港公司、光明公司均确认，《厂房、机器设备及场地租赁合同》就是承包经营合同，只是管理人接管后，双方为了明确性质，才签订了《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四、审理中，富港公司对宽路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中加盖的“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法会所）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关于比对样本，法会所只查询到光明公司于2004年、2005年在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的合同章样本，其他年份的合同章查询无果。为此，一审法院征询宽路公司的意见，宽路公司同意以该两份样本作为鉴定检材。2018年10月17日，法会所出具浙法司[2018]文鉴字第2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7.2.26”的《销售合同》上买方：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签字盖章）处加盖的“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样本上加盖的“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因申请该鉴定，富港公司支付鉴定费9400元。五、审理中，宽路公司对《销售合同》与《钢结构维修施工合同》中加盖的“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否为同一枚章申请鉴定。经光明公司确认，光明公司在其他案件审理过程中曾作为证据提交该《钢结构维修施工合同》。对于宽路公司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经当事人同意，继续委托法会所进行鉴定。2018年12月18日，法会所出具浙法司[2018]文鉴字第4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2017.2.26《销售合同》上买方：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签字盖章）处加盖的“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样本上加盖的“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六、董国强曾系光明公司的员工，光明公司被承包经营后，董国强的社保仍由光明公司交纳。七、审理中，宽路公司明确表示不向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本诉部分，宽路公司认为，富港公司的授权代表董国强曾向宽路公司承诺，承包期间新增的货款由富港公司承担，并同意优先结清承包经营前光明公司尚欠宽路公司的货款。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承包经营前，董国强曾系光明公司的员工，承包经营后其社保仍由光明公司交纳，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董国强与富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宽路公司至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董国强系富港公司的授权代表，董国强在庭审中作为证人的陈述亦不足以证明。2017年2月26日，董国强系以光明公司的名义而非以富港公司的名义与宽路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故该合同中关于“合同签订后，2017年2月之前产生的货款总计1058265.27元，买方必须三个月内向卖方全部结清”的约定对富港公司没有约束力，也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富港公司在承包经营光明公司期间以光明公司及富港公司名义支付的5426212.63元应优先冲抵其承包经营前光明公司尚欠宽路公司的尾款1058265.27元。富港公司在承包经营光明公司后以光明公司名义向宽路公司共计购买价值5117507元的货物，在此期间其以光明公司、富港公司的名义共计向宽路公司支付了货款5426212.63元，已完成了新增货款的付款义务。因富港公司只是承包经营光明公司，富港公司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需承担其承包经营前光明公司的债务。综上，宽路公司诉请要求富港公司支付案涉货款，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部分，宽路公司作为证据提供的2017年2月26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中“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经鉴定，“与样本上加盖的‘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但该印章确实在光明公司其他经济往来中使用。鉴于《销售合同》签订时富港公司已承包经营光明公司，富港公司应对其疏于管理导致不真实合同章的加盖承担相应责任，故其因申请鉴定导致的鉴定费损失9400元，应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宽路公司的本诉请求；二、驳回富港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1293元，减半收取5646.5元，保全申请费4267元，合计9913.5元，由宽路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富港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宽路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提交了一份结算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会议纪要复印件，欲证明富港公司承包经营光明公司系由董国强负责实际经营，富港公司有解决承包期间供应商新增货款的职责。富港公司对此质证认为，从这两份材料的形成时间看，一份是2017年10月，另一份是2018年1月17日，而本案中的《销售合同》签订于2017年2月26日，不能以后面的材料来反推董国强之前的行为也是有授权的，而且即使按照会议纪要中的内容，富港公司也只是委托董国强处理承包期间新增应付款支付，因为此时光明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由管理人接手进行封闭运行，故授权董国强负责新增应付款的支付，但并不能证明董国强之前有权签署《购销合同》对老款进行处理，所以不能达到宽路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从两份材料的形成时间可见，不属于二审新产生的证据；其次，宽路公司仅提交了复印件，虽富港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原件核对，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定；第三，即便从内容来看，结算协议书是富港公司与董国强之间对合作期间权利义务的结算，仅约束其二人，会议纪要是光明公司破产管理人就光明公司破产清算期间的工作与承包人、各工作人员之间形成的协议安排，都是发生在《销售合同》签订之后，不能证明在2017年2月26日签署《销售合同》之时董国强有权代表富港公司。因此，本院对宽路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纳。 富港公司、光明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根据一审中的有效证据及一、二审中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一，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合同具有相对性，依法成立的合同只在签署合同的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具有当然的约束力。本案中的《销售合同》，载明的买方为光明公司、卖方为宽路公司，买方的盖章是光明公司合同专用章、卖方的盖章是宽路公司合同专用章，盖章和合同记载主体一致，且光明公司和宽路公司均为依法设立的法人，订立合同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故《购销合同》是光明公司和宽路公司之间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光明公司和宽路公司具有约束力。在实际履行中，宽路公司发货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相对方也是光明公司。因此，从书面合同的订立到实际履行过程来看，《购销合同》的当事人应当认定为宽路公司和光明公司。至于富港公司和光明公司的承包经营关系，是富港公司与光明公司之间成立的合同关系，其二人间的权利关系按其约定履行和结算。宽路公司、光明公司、富港公司之间并没有签署过三方合同，应当各自按照各自的合同向相对方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第二，宽路公司主张董国强在《购销合同》上签字系代表富港公司与宽路公司签订合同，本院认为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如前所述，无论从合同内容还是实际履行，宽路公司都是以光明公司作为相对方而非以富港公司作为相对方；2.董国强的身份是光明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是富港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如果董国强要对外代表富港公司必须获得富港公司明确的授权，但是宽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在签署《购销合同》时董国强持有富港公司的授权；3.即使是表见代理，也必须具有代理的外观表象，董国强在《购销合同》上买方为光明公司的名下签字，所盖印章也是光明公司合同专用章，外观表象显然是以“光明公司”的名义而非以“富港公司”的名义作出行为；4.不管宽路公司在2017年2月26日签订《购销合同》时是否知晓富港公司和光明公司之间的关系，宽路公司当时选择的合同相对人就是光明公司，没有显示要与富港公司签订书面合同的意思表示内容。第三，既然宽路公司是依据2017年2月26日的《销售合同》主张权利，而该合同并非富港公司与宽路公司达成的合意，那么宽路公司要求富港公司按此合同中的约定内容履行付款义务没有依据。 综上所述，宽路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3元，由浙江宽路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斐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程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