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602民初2171号原告：何四妹，女，196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铜仁市。原告：何和妹，女，196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原告：何亚琴，女，196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雪琴，贵州思嘉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兴兵，贵州思嘉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被告：何启昌，男，197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铜仁市。被告：何健，男，1985年8月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被告：何启刚，男，197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被告何启刚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银香（何启刚之妻），女，1971年10月29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铜仁市，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来发，贵州黔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被告：罗玉梅，女，195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原告何四妹、何和妹、何亚琴与被告何健、何启刚、何启昌、罗玉梅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四妹、何和妹、何亚琴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雪琴、被告何健、何启昌、何启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银香及被告何健、何启昌、何启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来发、被告罗玉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四妹、何和妹、何亚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领取的土地款共计775,215元连带返还三原告各六分之一补偿款，即连带返还每个原告129,202元补偿款，三原告应得补偿款合计387,607元；2．判决确认三被告今后被征收的土地补偿款三原告各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三原告与被告何启刚、何启昌和何启国（被告何健的父亲）系亲兄妹关系，一共六姊妹，父亲何再长已于1982年去世。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因何启国系长子，所以当时的铜仁县寨桂乡上寨农业社将全家人的土地承包户主登记为何爱国（何爱国与何启国系同一个人）。当时六姊妹加上父亲、母亲全家一共是8口人，所以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全家是按8口人进行承包土地，所承包的田土面积共计7.72亩，因为当时并未分家，所以一家人的土地在一个承包证上，即三原告在铜仁市××××办事处大坳村上寨组分得有土地。因三原告系家中女儿，长大后外嫁出门。1997年农村开始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1998年，政府相关部门对第一轮的土地进行了核实登记，即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此时三位原告已经外嫁。何启国、何启刚、何启昌三兄弟也已经成年成家，所以家庭内部进行了分家分土地。第一轮的时候全家人共计分得的土地是7.72亩，所以第二轮的时候何启国、何启刚、何启昌将第一轮取得的土地进行了平分，三兄弟每人分得土地各2.6亩，共7.8亩，此与第一轮7.72亩是能够基本吻合的。也即是何启国、何启刚、何启昌三兄弟将三位原告在第一轮所分得的土地进行瓜分。2012年，南长城集团为了开发现代农业示范园，在铜仁市××办事处大坳村进行了大量征地，其中就有被告何启刚、何启昌以及已经去世的何爱国的土地。何启刚领得补偿款73,049元，何启昌领得198,101元，何爱国家领得361,697元，共计领得补偿款632,847元。后来铜仁市为了改善交通，修了一条远信大道，何启刚、何启昌、何爱国三家共计领得了土地补偿款775,215元。在本案中，原告何和妹与何亚琴虽然都已外嫁到江苏省，但是在结婚地没有再分得承包地，原告何四妹也没有重新分得土地，因此，发包方不得收回三原告原来在娘家分得的土地，三原告与何启刚、何启昌、何爱国系亲兄妹，因父母都已离世，对于父母二人的承包地应该享有同等的继承权，现承包地被征收，三原告应享有同等的分配权益。三原告多次找被告协调，但被告不肯将本属于原告的份额返还给原告，三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被告何健、何启刚、何启昌共同辩称，何健系何启国（又名何爱国）之子，何启国现已去世，何健一家的家庭土地承包户主是罗玉梅，因此，何健在本案中不具有被告诉讼主体资格。原告要求分割的只能涉及田、土的补偿款，田土的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应归管理人或所有人享有，与原告无关。原告提交的征地补偿清册中的何启国与何健的父亲何启国并非同一人，被告何健的父亲是大坳村上寨组村民，另一个何启国是大坳村中寨组村民。原告将这两个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均算在何健的父亲何启国名下要求分割显然错误。何爱国名下“A23”及“H-67”地块是1990年罗玉梅嫁给何启国时，该村专门发包给罗玉梅的，与原告没有关系。何爱国名下的“H-79”地块是何爱国作为该组30人的代理人去与政府一起测量的，该地块的补偿费是由30人共有的，只是由何爱国一人代领，何爱国一户只分得其中8个人的补偿费，其余补偿费原告无权要求分割。何爱国名下“C-17”地块是何启国一家的建设用地，是政府补偿给何启国一家的宅基地补偿款，不是本案的承包地，属于何爱国一家专有，与原告无关。三原告与三被告之前于2017年7月就全家的土地补偿费如何分割已经在村委会的调解下达成了协议。调解的结果是：何和妹的土地归何启刚享有，由何启刚一次性补偿何和妹5万元，已付1万元；何四妹的土地归何启国享有，何启国补偿何四妹5万元，已付2.5万元；何亚琴的土地归何启昌享有，何启昌补偿何亚琴5万元，已付5,000元。既然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并已部分履行，原告就无权再对本案三被告后来取得的补偿费要求分割。三原告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确实在大坳村分得了土地，但在199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到户时，由于当时的政策是在家庭现在人口的基础上进行延包，而三原告当时已经出嫁，均不再是三被告的家庭成员，而是其出嫁后新组成的家庭的成员，因此，三原告无权对三被告取得的土地补偿款主张任何权利。罗玉梅辩称，罗玉梅的丈夫何启国过世后，罗玉梅是家中户主，罗玉梅之子何健根本不知道土地补偿款的事情，所以，原告应该起诉的是罗玉梅，而不是罗玉梅之子何健。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证人黄某（大坳村村干部）、刘某（大坳村村长）、何某（大坳村村干部）、余某（大坳村上寨组组长）的证言虽然对主持调解时的在场人员的陈述有偏差，但上述四位证人对原告何四妹、何亚琴、何和妹与何启国、何启刚、何启昌经村委会调解就双方土地补偿问题达成了由何启国补偿何四妹5万元，何启刚补偿何和妹5万元，何启昌补偿何亚琴5万元，之后的土地与何四妹、何亚琴、何和妹无关，由何启国、何启刚、何启昌享有的协议的陈述是基本一致的，且上述四位证人的证言与何和妹与刘银香（何启刚之妻）于2017年7月30日在大坳村上寨组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何四妹与何启国、何亚琴与何启昌已经分别就双方土地补偿问题达成了由何启国补偿何四妹5万元，何启昌补偿何亚琴5万元，之后的土地与何四妹、何亚琴无关，分别由何启国、何启昌享有的口头协议。对何四妹与何启国、何亚琴与何启昌分别达成的上述口头协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何四妹、何亚琴、何和妹与被告何启刚、何启昌及何健之父何启国（又名何爱国）系嫡亲兄弟姊妹关系，兄妹六人的父母均已过世。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原、被告一户以何启国（何爱国）为承包户主，承包了原铜仁县寨桂乡上寨农业社8人的田土、责任山及自留山。何四妹、何亚琴、何和妹、何启昌、何启刚作为该户家庭成员均参与分得了承包地。后原、被告一户的家庭成员何四妹、何亚琴、何和妹分别外嫁，但在嫁入地均未分得承包地。1998年12月16日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原、被告一户8人第一轮所承包的田土、责任山及自留山分别填入了何启国一户、何启昌一户、何启刚一户的第二轮承包证。2017年7月30日，经铜仁市碧江区环北街道办事处大坳村民委员会主持调解，何和妹与刘银香（何启刚之妻）签订《调解协议书》，载明：“双方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何和妹个人田土在何启刚承包证上，现由弟何启刚、刘银香分出此地，经双方协议，何和妹个人田地以人民币伍万元补段，现已支付壹万元，剩余4万元以后征地一次性补清，何启刚家里土地归何启刚所有，与和妹无关，双方同意签字生效”，合同尾页有刘银香以及何和妹的签字确认，并有刘某、黄某作为参加调解人员签字。原告何四妹与何启国、何亚琴与何启昌于同年分别就双方土地补偿问题达成了由何启国补偿何四妹5万元，何启昌补偿何亚琴5万元，之后的土地与何四妹、何亚琴无关，由何启国、何启昌享有的口头协议。2018年2月，何启国去世，何启国一户的户主现为罗玉梅，家庭成员还有何健与何燕。何健为何启国与罗玉梅之子。何燕为何启国与罗玉梅之女，现已外嫁。另查明：因南长城集团现代农业示范园征地，分别征收了何启国、何启刚、何启昌三户第二轮土地承包证中的承包地，何启国、何启刚、何启昌共领取征地补偿费216,219元、青苗费6,453元；又因大坳村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征地发放农户帮扶款，何启国、何启刚、何启昌领取农户帮扶款共计34,208元。后远信大道项目征地，分别征收了何启国、何启昌两户第二轮土地承包证中的承包地，何启国、何启昌共领取征地补偿费64,294元、青苗费1,244元；何启国另代黄某等5家共30人领取远信大道荒山征地补偿款37,721元，并分得征地补偿款10,059元（即37,721元÷30人×8人），上述何启国、何启刚、何启昌三户因其第二轮土地承包证中承包地被征收所领取的征地补偿款共计为324,780元、青苗费7,697元。何启国另领取建设用地征收补偿款21,561元（包括附着物补偿1,140元在内）及水沟的征收补偿款772元（包括青苗费15元在内）。上述事实，由原、被告陈述及相应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关于被告何健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院认为，何健系何启国与罗玉梅之子，因何启国一户的第二轮土地承包证所载明的户主何启国已经死亡，现何健作为家庭成员被原告列为本案被告，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农户代表人按照下列情形确定：（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二）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为在承包合同上签字的人；（三）前两项规定的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进行诉讼的，为农户成员推选的人。”被告何启刚及何启昌分别为何启刚一户及何启昌一户第二轮土地承包证上所记载的户主，故，何启刚及何启昌分别作为何启刚一户及何启昌一户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何启国一户因其第二轮土地承包证所载明的户主何启国已经死亡，何启国一户的户主现为罗玉梅，另一家庭承包成员何燕也已经外嫁，并与何健一并同意推选罗玉梅为本案的诉讼代表人，故，由被告罗玉梅代表何启国一户参加诉讼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关于三原告主张对何启国一户、何启刚一户、何启昌一户的第二轮土地承包证上所载承包地的征收补偿款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以及案涉征地补偿款六分之一的分配权的问题。本院认为，何和妹与何启刚之妻（刘银香）所签订的书面调解协议以及何四妹与何启国、何亚琴与何启昌就土地补偿问题分别达成的口头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述书面调解协议及口头协议达成后，何和妹仅享有对刘银香的4万元债权；何四妹享有对何启刚的5万元债权；何亚琴享有对何启昌的5万元债权；三原告均不再享有对原何启国一户于第一轮土地下户时所分得的承包地的征收补偿款的份额及分配权。现在三原告不按双方的协议约定主张债权，而是另外起诉主张对何启国一户、何启刚一户、何启昌一户的第二轮土地承包证所载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的份额及分配权，有悖诚实信用及禁止反言原则，于法无据。故，原告要求被告何健、何启刚、何启昌连带返还原告各六分之一的补偿款129,202元以及确认原告对三被告今后被征收的土地补偿款各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四妹、何和妹、何亚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557元，由原告何四妹、何和妹、何亚琴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田永新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龙仲夏书记员章靖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