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29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根保，男，194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其国，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凌，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中原路**。法定代表人：王明强，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巍峰，男，该局鱼梁洲经济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鱼梁洲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鱼梁洲经济开发区绿洲大道法定代表人：李传寨，该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念东，男，该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襄阳市樊城港物资中转站，，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丹江路堤外法定代表人：张居奎，该站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春海，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齐根保因与被上诉人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原国土局）、襄阳鱼梁洲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鱼梁洲管委会）、襄阳市樊城港物资中转站（以下简称樊城港中转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691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齐根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其国、姜凌，被上诉人原国土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巍峰、陈文胜，被上诉人鱼梁洲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念东，被上诉人樊城港中转站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春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齐根保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691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齐根保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樊城港中转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齐根保不仅仅是持有以樊城港中转站名义交款的250000元土地出让金发票（交款时间为1998年7月31日）和50000元青苗费收据（交款时间为1998年8月3日）。还持有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当时直接向齐根保交付土地的二份“土地交付红线图”交付时间为1998年10月27日和1999年6月11日。并且齐根保当时所购30亩土地，除去本案诉争少交付的土地外，其余土地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均已经交付并全部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由此，可以确认，齐根保以樊城港中转站名义购买的25亩土地买卖合同中，买受人的权利义务均是齐根保在承担，齐根保与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之间存在土地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中齐根保提交2008年6月8日向鱼梁洲管委会提交的“补地申请”，2008年9月19日，鱼梁洲管委会土地局局长魏信学在“补地申请”上批注“该同志反映划地面积属实以前找我反映此事，没拿出票据一直没有解决，此事向杨咏国主任汇报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我局查清后研究解决。魏信学”。2009年7月16日，鱼梁洲管委会就齐根保提交的“补地申请”作出内部处理批示，呈办部门意见为“该同志反映少划地5亩，2008年找我反映过此事，汇报杨主任。杨主任意见让我局核实后上会研究。我局意见，核实后如属实同意补划地5亩请王主任阅示。”领导批示处王志勇、杨咏国等分管领导的意见为“同意提交党委会研究处理”。证明齐根保与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之间存在土地买卖合同关系，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始终认可实际购地人就是齐根保。3.樊城港中转站在答辩状和一审庭审中均认可，该购地款系齐根宝交纳，土地交付，办证也是办理在齐根保名下，故齐根保系250000元土地出让金和50000元青苗费的实际交款人，是购买25亩土地的实际权利人。鱼梁洲管委会也在答辩状中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说明鱼梁洲管委会认为其是交付土地的债务人，认为樊城港中转站少交付5亩土地，并认为应当由樊城港中转站承担责任。4.一审中齐根保举证的三份土地登记档案，虽然显示2000年9月1日，樊城港中转站将3391.2平方米土地转让给齐根保；2000年9月1日，樊城港中转站将2947.3平方米土地转让给齐根保；2000年12月22日，樊城港中转站将2280平方米土地转让给齐根保，但是该行为实质并非土地转让行为，而是樊城港中转站认可齐根保是25亩国有土地的实际权利人，并将其因襄土预出字（96）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出让合同中从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处获取的属于齐根保的利益转移给齐根保的行为，便于齐根保办理土地证。本案中齐根保与樊城港中转站之间没有发生实质的土地转让法律关系。因为齐根保没有向樊城港中转站交纳购地款，樊城港中转站也没有向齐根保交付土地，所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土地转让法律关系。樊城港中转站并未向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交纳购地款，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也没有向樊城港中转站交付土地，樊城港中转站名下也没有土地，所以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土地出让关系。5.一审法院认定“齐根保本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当时在取得以樊城港中转站名义购买的部分土地时，需樊城港中转站签字确认，从而不能证明齐根保与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存在合同关系”错误。一审庭审笔录第12页，齐根保陈述：“原国土局划红线，直接划给我了。当时物资中转站也来人参与了。”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由樊城港中转站签字确认交付土地。（二）原国土局提交的襄土预出字（96）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出让合同，没有给齐根保和樊城港中转站质证，程序违法。原国土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齐根保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鱼梁洲管委会辩称，同原国土局的辩称意见。樊城港中转站辩称，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持异议，但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并不完全正确。齐根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或樊城港中转站立即向齐根保交付鱼梁洲土地5亩；本案诉讼费由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或樊城港中转站承担。一审庭审中，齐根保明确诉讼请求为“由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向齐根保交付鱼梁洲土地5亩，樊城港中转站承担连带交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2月30日，襄樊市土地管理局（甲方，现称原国土局）与襄樊市樊城港物资中转站（乙方，现已更名为樊城港中转站）签订一份《襄樊市鱼梁洲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出让合同》，编号为襄土预出字（96）03号，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将鱼梁洲上9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出让给乙方。预约出让年限为50年，从乙方正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时起算。预约出让土地的用途为综合用地。甲方在完成鱼梁洲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规后，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合同的约定，与乙方正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根据用地性质，确定出让地块的具体位置，四至界限及开发要求，并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甲方发给乙方《建设用地通知书》，乙方正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本预约出让土地在未签订正式出让合同、交足出让金并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发建设前，不得转让、出租和抵押。1996年5月9日，齐根保（乙方）与原国土局（甲方）签订一份《襄樊市鱼梁洲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出让合同》，编号为襄土预出个字（96）074号，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将鱼梁洲上5亩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出让给乙方。预约出让年限为50年，从乙方正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时起算。预约出让土地的用途为综合用地。其他内容同襄土预出字（96）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出让合同的约定。1999年6月30日，原国土局（甲方）与襄樊市樊城港物资中转站（乙方）、齐根保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为襄土批租字（1999鱼）第143号，主要约定：甲方出让给乙方的宗地位于襄樊市鱼梁××区地块。面积5530平方米，其中道路用地970平方米，由乙方全部代征；乙方实际受让面积为4560平方米，其位置与四至范围，如本合同附图所示。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自1999年6月30日起，至2049年6月30日终止。本合同项下的出让宗地，按照批准的总体规划是建设综合楼项目。在出让期限内，如需改变本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条件》，应当取得甲方同意，并依照有关规定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本宗地出让经有批准权人民政府批准后，乙方依照规定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齐根保陈述襄土预出字（96）03号出让合同中的90亩土地中，有25亩实际系其本人按照原国土局的要求，以樊城港中转站名义购买。一审庭审中提交了以樊城港物资中转站为交款单位交付的土地出让金250000元及青苗费50000元。另提交以武汉新奇为交款单位交付的规划费600元、3000元。还有齐根保本人交付的土地出让金50000元，规划费900元；青苗费5000元，青苗补偿费5000元。另齐根保提供其从襄阳市不动产登记局查询的宗地初始登记基本情况及变更登记基本情况三份。其中地号为20-2-3的土地，初审意见作出时间为2000年9月1日，主要内容为“该宗地位于鱼梁洲起步区内，2000年8月28日初始登记发证给樊城港中转站，面积为2947.3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用地，使用期限50年（至2049年6月30日终止），土地使用证号372002003。樊城港中转站将该宗地转让给齐根保、齐桂芝和骆崇勤，其中齐根保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923.7平方米”。。地号为20-1-24的土地初审意见作出时间为2000年9月1日，主要内容为“该宗地2000年8月28日初始登记发证给樊城港中转站，面积为3391.2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用地，使用期限50年（至2049年6月30日终止），土地使用证号37201001024。樊城港中转站将该宗地转让给齐根保、赵祥宽，其中齐根保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87.6平方米”。。地号为20-5-18的土地初审意见作出时间为2000年12月22日，主要内容为“该宗地位于鱼梁洲起步区内，1996年齐根保与樊城港中转站联合购地，2000年12月1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土地初始登记，共有土地使用权面积4560.0平方米，其中樊城港中转站分摊2280.0平方米，齐根保分摊228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使用期限50年（自1999年6月30日起算至2049年6月30日终止），土地使用证号372005018-1、372005018-2。现经协商，樊城港中转站将其分摊使用的228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齐根保。现齐根保申请办理连同自己分摊使用的2280.0平方米土地和受转让的2280.0平方米土地的变更登记手续”。2008年6月8日，齐根保向鱼梁洲管委会提交一份“补地申请”，内容为：“鱼梁洲管委会及下属有关部门，本人于96年至98年分两次在鱼梁洲购买土地使用权30亩（第一次为5亩，第二次为25亩，见收据），而实际划给我的土地只有25亩（其中本人名下一块10亩，一块4亩，一块1亩，齐桂芝名下1亩，骆宗勤名下1亩，赵祥宽名下8亩），因为划地是以平方米为单位，又有许多公摊面积，开始本人也未细算，故未发现。后来感觉自己所划的地不够数时，曾多次找到鱼梁洲土地局反映此事，鱼梁洲土地局领导要我把所有发票、收据全部带去核查时，苦于本人当时怎么也找不到发票放在哪里了，后来在清理旧书卖时才找到了所有票据，请有关领导认真核实后给予补划地5亩”。2008年9月19日，鱼梁洲管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在“补地申请”上批注：“该同志反映划地面积属实，以前找我反映此事，没拿出票据一直没有解决，此事向杨咏国主任汇报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我意查清后研究解决。魏信学”。2009年7月16日，鱼梁洲管委会就齐根保提交的“补地申请”作出内部处理批示，呈办部门意见为“该同志反映少划地5亩，2008年找我反映过此事，汇报杨主任。杨主任意见让我局核实后上会研究。我局意见，核实后如属实同意补划地5亩，请王主任阅示。”领导批示处王志勇、杨咏国等分管领导的意见为“同意提交党委会研究处理”。一审诉讼中，齐根保陈述，其本人名义购买的5亩土地已经实际交付。本案诉争的土地系另25亩土地中少交付的5亩。其持有交款单位为樊城港中转站的票据，系其购买土地时，按照原国土局的要求，以樊城港中转站名义购买；该部分土地在办证时，原国土局让其与樊城港中转站签订手续；原因是合同是原国土局与樊城港中转站签订的，如果办理土地证，需要樊城港中转站签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两种法律关系。案涉争议合同为襄土预出字（96）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出让合同，即齐根保主张的以樊城港中转站名义购买的25亩土地中少交付了5亩。经查，该份合同载明的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系樊城港中转站，而非齐根保；其二，从齐根保提交的襄阳市不动产登记局宗地登记信息显示，其也是以樊城港中转站转让的方式取得了部分土地使用权；其三，齐根保本人在庭审中也陈述，当时在取得以樊城港中转站名义购买的部分土地时，需经樊城港中转站签字确认。综上，齐根保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原国土局或鱼梁洲管委会建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出让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规定，齐根保仅以其持有的载明付款人为樊城港中转站的收据主张与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存在合同关系，要求原国土局、鱼梁洲管委会交付土地，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进而，齐根保又主张樊城港中转站就交付土地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樊城港中转站辩称，预约出让合同约定的90亩土地就是购地指标，实际90亩地均被相关个人直接以个人名义取得，国土资源局在答辩意见中也用到“一并”一词，齐根保在所举证据中也有“联合购买”一说，齐根保按照原国土局要求交钱，与第三人无关。因原国土局在答辩意见中用到的“一并”，系指与齐根保本人与原国土局签订的5亩土地的履行，并非指案涉争议土地的履行，故其该意见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齐根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齐根保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齐根保提交了编号为1999058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件用地红线图，拟证明刘根保为实际购地人。经质证，原国土局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真实性存疑；规划许可证中用地单位为齐根保，但红线图中项目单位为新奇公司，二者不一致；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齐根保与原国土局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鱼梁洲管委会的质证意见同原国土局质证意见。樊城港中转站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认为即便该证据属实，证明齐根保与原国土局、渔梁洲管委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樊城港中转站只是根据当时原国土局的要求将相关用地名额挂在其名下，相关权利义务由齐根保与原国土局、渔梁洲管委会形成。经审查，该证据为复印件，且即使该证据属实，土地规划许可证及划地红线图，系土地使用规划的范畴，通常土地出让应当符合土地规划，但土地规划并非以土地出让为依据，土地规划不是认定土地出让关系存在与否的依据，该组证据与齐根保、原国土局、渔梁洲管委会之间是否存在土地出让合同关系，并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国土局、渔梁洲管委会一审提交了襄土预出字（96）03号预约出让合同，拟证明原国土局、渔梁洲管委会与樊城港中转站存在预约土地出让合同关系。经二审补充质证，齐根保认为该合同系原国土局与樊城港中转站于1995年12月30日签订，与当事人陈述一致，樊城港中转站与原国土局之间没有履行，由齐根保和其他购地人直接向原国土局交款，原国土局直接向齐根保和其他购地人交付土地。樊城港中转站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是预约合同，属意向性合同，不能认定原国土局将90亩土地给了樊城港中转站，樊城港中转站又给了齐根保。经审查，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该证据与案涉待证事实的关系，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原国土局、渔梁洲管委会、樊城港中转站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原襄阳市国土资源局因机构改革现更名为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除齐根保与原国土局签订的襄土预出个字（96）074号土地使用权预约出让合同，及襄土批租字（1999鱼）第143号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当事人已经履行且无争议外，齐根保主张其与原国土局、渔梁洲管委会之间存在土地出让合同关系，但未能提供书面的土地出让合同。齐根保称当时因土地涨价，原国土局直接将樊城港中转站预约名额的土地，以原每亩1万元的价格直接向其出让（出售），其与樊城港中转站并未接触（协商）。原国土局对齐根保的上述陈述意见不予认可，该陈述仅为齐根保单方陈述，齐根保未能提供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纳。综合分析案涉证据，齐根保提交了其持有的土地出让费、青苗费、规划费等相关票据，但这些票据载明的交款人有樊城港中转站、武汉新奇和齐根保，即使款项均为齐根保所交，其除以个人名义交款外，还有以樊城港中转站和武汉新奇的名义交款的情形，交款人不一定必然是相关的权利主体，故这些票据不足以证明齐根保与原国土局、渔梁洲管委会之间建立了土地出让合同关系。关于渔梁洲管委会相关部门及人员对齐保根《补地申请》的批注，均表示核实（查清）后研究解决，并未载明核查结果，齐保根认为这些指示，系渔梁洲管委会对其为土地受让主体及少划5亩地的事实予以认可，与指示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因齐根保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如果齐根保主张的5亩土地属于襄土预出字（96）03号预约出让合同的一部分，因该约定预约出让的土地为90亩，且该合同为预约合同，预约受让方为樊城港中转站，是否存在少划5亩土地，应当由樊城港中转站结合双方当事人根据该预约合同所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予以主张。如果齐根保主张其所购买的土地为该约定合同中分割的一部分，其只能在确定原国土局在履行与樊城港中转站的对该预约合同履行过程中少划5亩土地，且该少划的5亩土地属于齐根保所分割的部分后，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关于一审法院对原国土局、渔梁洲管委会一审提交了襄土预出字（96）03号预约出让合同未予质证，程序上虽然存在瑕疵，但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不影响一审裁判结果，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齐根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齐根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