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6民终18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同安，男，汉族，1967年3月26日出生，住福建省龙海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宝玉，女，汉族，1968年8月26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顽强，男，汉族，1993年7月3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细党，女，汉族，1941年1月5日出生，住福建省龙海市。 上列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福建闽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海市东园镇东宝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龙海市东园镇东宝村施寮**。 法定代表人：高艺忠，村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海市东园镇东宝村第六村民小组，地，地址福建省龙海市东园镇东宝村东头下社/div> 诉讼代表人：高锦波，组长。 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建龙，龙海市顺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因与被上诉人龙海市东园镇东宝村民委员会（下称东宝村委会）、龙海市东园镇东宝村第六村民小组（下称东宝村六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8）闽0681民初6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同安及上诉人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被上诉人东宝村委会、东宝村六组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建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东宝村六组按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承包土地实际亩数和每亩36000元标准向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分配土地补偿费。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村联联六线（208）复线土地征用补偿款分配实施方案》（下称《补偿款分配方案》）系当事人为应诉而临时伪造的，该方案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且其中签名系高锦波挨家挨户让村民签字所形成，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该证据，认定东宝村六组经村民代表同意于2015年6月20日制定《补偿款分配方案》，并排除高宝玉、高顽强分配资格，明显不当。2.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本案补偿款发放方法和标准错误。实际方法和标准中的人均亩数应为0.39亩，而不是0.21亩。 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以偏概全，明显不当。1.户籍不是认定土地补偿款分配的唯一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高宝玉、高顽强应享有分配资格。2.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3.《耕地承包合同》签订后，双方不得随意变更，也不能任意违约。现合同标的已减少，以依照减少的数额给予权利人补偿。4.最高人民法院也认为，只要农户还在，农户人员内部流动不影响经营权内容和范围。发包方收回承包地情形仅有一种，即承包期内该农户全家迁入设区市，并转为非农户口。5.上述法律位阶均高于上述解释，本案应优先适用法律。6.高宝玉、高顽强户籍虽于2005年迁入厦门市湖里区，但其只是为就学目的，其生活保障仍为农村土地。 东宝村委会、东宝村六组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二、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主张其享有讼争补偿款分配权，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承包地的具体情况。 三、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针对的是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 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东宝村委会、东宝村六组立即向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支付土地补偿款2494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3月24日，龙海市人民政府向户主高同安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N0.072638）,载明：户主高同安，家庭成员为妻高宝玉、子高顽强、父母2/3，承包东宝村六组水田面积1.49亩，其中：厝地0.27亩、草皮场0.78亩（流转）、草尾下0.44亩（流转）,承包期为30年，承包经营时间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1999年11月20日，高同安以户主身份与东宝村六组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内容与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内容相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耕地承包合同书》均未载明土地地块名称、具体位置及四至；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未在上述地块种植经营，也不清楚该地块具体位置，东宝村六组土地历来由东宝村六组统一管理。 高同安系高宝玉丈夫、高顽强父亲、陈细党儿子。高同安、陈细党户籍均登记在东宝村下社，属东宝村**村民。高宝玉、高顽强户籍于2005年10月19日从东宝村下社**迁入厦门市湖里区，2010年5月20日移至厦门市思明区。 2015年因村联联六线（208）复线土地征用需要，东宝村六组部分土地被征用。2015年6月20日，东宝村六组制定补偿款分配方案，并经村民代表签名同意，方案如下：一、可分配土地补偿款人员：户户籍在本小组人口，据小组耕地面积，以该户应分配面积，扣除该户住房面积，进行分配；二、不可分配土地补偿款人员：1.原户户籍在本小组、迁出外地人员；2.户户籍在本小组的公务员、企职工、事业编制单位及已婚嫁（本小组外）户户籍未迁出人员；.户户籍截至时间（2015年6月20）自1999年3月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起至2015年期间，因东宝村六组部分土地被征用，致使2015年时东宝村六组实际剩余土地面积少于权证记载的承包地面积总数。为此，东宝村六组2015年6月20日制定补偿款分配方案时，并未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记载面积作为分配依据，而是以本组现有农村户户籍人口总数，以现有实际土地（包括厝地）面积总亩数，计算出人均应分土地面积为0.21亩，再减去家庭户因建房已占用土地面积，扣除后剩余土地面积以每亩36000元标准计算分配补偿款。2015年7月12日，东宝村六组依照上述方案对补偿款进行实际分配，即按每人应分土地0.21亩结合上述分配方案进行补偿款分配。东宝村六组以高同安家庭户占用土地（厝地）0.797亩已超出应分土地亩数为由，未向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分配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应属人民法院受理范畴。征收补偿款系因国家征收土地而对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损失所给予的补偿，在补偿方案确定时已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应享有分配该土地补偿款权利。 关于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是否具有东宝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据此，讼争补偿款分配方案确定时，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是否具有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判断其是否享有补偿款分配权利的依据。本案中，高同安、陈细党户户籍一直在东宝村**，2015年6月东宝村六组制定补偿款分配实施方案时具有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应享有讼争补偿款分配权。高宝玉、高顽强户户籍自2005年10月19日起就迁入厦门市区，转为非农业户籍，已不是东宝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无权参与讼争补偿款分配。 关于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主张东宝村委会、东宝村六组支付补偿款24948元是否成立问题。1999年3月24日，龙海市人民政府向户主高同安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N0.072638），以及1999年11月20日高同安以户主身份与东宝村六组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耕地承包合同书》真实有效，应予认定。虽高同安以户主身份取得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权证并未载明地块名称、具体位置及四至，高同安一家从未进行种植经营，也不清楚该地块具体位置，且现实中东宝村六组土地历来是由东宝村六组统一管理，同时，自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因东宝村六组部分土地被征用，致使2015年实际剩余土地面积少于权证记载面积，故东宝村六组2015年6月20日制定补偿款分配方案时，未以权证记载面积作为分配依据，而是以本组现有农村户户籍人口总数、有实际土地（包括厝地）面积总亩数，得出每人应分土地0.21亩，扣除家庭户因建房已占用土地面积，以每亩36000元标准计算分配补偿款，符合公平原则和村民意愿。根据上述分配方案，具有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高同安、陈细党应分土地亩数仅为0.273亩（1.3×0.21亩/人）。即使按高同安原有家庭户总人口3.3人计算，应分土地亩数为0.693亩（3.3×0.21亩/人），扣抵高同安家庭户厝地占用土地0.797亩，也已超出上述应分土地亩数。同时，2015年村联联六线（208）复线土地征用，仅征用东宝村六组部分土地，而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请求的事实理由是以东宝村六组所有土地被征用，并按其拥有权证记载总面积1.49亩计算，也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故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请求分配讼争补偿款，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因东宝村六组被征用土地，属该组农民集体所有，因征用所产生的补偿费应属该组农民集体所有。故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请求东宝村委会给付讼争补偿费，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亦不应支持。 综上，根据本案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4元，由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负担。 二审中，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录音光盘和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拟证明：一、《补偿款分配方案》非经民主议定程序而产生，系东宝村六组为本案诉讼而临时伪造；二、讼争补偿款计算方法中人均亩数应为0.39亩。本院对上述证据及其拟证明事实认定如下： 一、因录音光盘中对话人是谁无法确认、该光盘录制过程也无其他相关证据证实，故上述录音光盘真实性、合法性，应不予认定。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拟证明事实，不能成立。 二、因东宝村委会、东宝村六组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应予认定。但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高艺伟两委”系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一方自行备注，无法确认高同安聊天对象系高艺伟本人，且退一步讲，即使上述聊天对象系高艺伟本人，仅凭高艺伟一方言词，认定拟证明事实，证明力也明显不足，故上述证据关联性，应不予认定。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拟证明事实，不能成立。 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除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对“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未在上述地块种植经营，也不清楚该地块具体位置，东宝村六组土地历来由东宝村六组统一管理”、讼争补偿款分配方案经民主议定程序制定和讼争补偿款计算方法中人均亩数的认定有异议外，其余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对该无争议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争议事实，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一、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对“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未在上述地块种植经营，也不清楚该地块具体位置，东宝村六组土地历来由东宝村六组统一管理”的认定，只是附加说明该事实所产生的背景，并无实质性否认意见，故其异议不能成立。 二、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对讼争补偿款分配方案经民主议定程序制定和讼争补偿款计算方法中人均亩数的认定，其异议与其二审中举证拟证明事实一致。如前所述，上述拟证明事实不能成立，故其异议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主张，本案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争议焦点：一、《补偿款分配方案》可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二、高宝玉、高顽强是否具有讼争补偿款分配资格；三、讼争补偿款分配办法中的人均亩数是0.21亩，还是0.39亩。 一、《补偿款分配方案》可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本案中，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补偿款分配方案》系双方产生诉讼后才制定并由村民代表补签。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事实成立，因村民代表签名真实，也应认定《补偿款分配方案》并非伪造而系村民代表事后追认所产生，可以代表全体村民真实意思，制定程序上的瑕疵并不足以推翻其有效性。故《补偿款分配方案》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主张《补偿款分配方案》系事后伪造，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与事实不符，理由不能成立。 二、高宝玉、高顽强是否具有讼争补偿款分配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所规定事项与本案纠纷所涉事项系不同范畴；同时，其他现行法律也不存在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相冲突的具体规定。故本案不存在上下位适用依据冲突问题。根据上述解释规定，征收补偿款分配对象系“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故应以此作为是否具有讼争补偿款分配资格的判断标准。本案中，《补偿款分配方案》制定时，高宝玉、高顽强已系城镇居民，并非东宝村六组集体成员，故应认定高宝玉、高顽强不具有讼争补偿款分配资格。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主张高宝玉、高顽强具有讼争补偿款分配资格，与事实与法不符，理由不能成立。 三、讼争补偿款分配办法中的人均亩数是0.21亩，还是0.39亩 如前所述，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主张讼争补偿款分配办法中的人均亩数是0.39亩，不能成立。且即使上述事实成立，因高宝玉、高顽强不参与讼争补偿款分配，按1.3人口系数换算，高同安、陈细党合计承包地亩数尚不足抵扣其厝地亩数，高同安、陈细党也未达到分配讼争补偿款的下限条件，故对本案实体结果并无实际影响。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主张讼争补偿款分配办法中的人均亩数是0.39亩，对本案实体结果无实际影响，且与事实不符，应不予采信。 综上，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4元，由高同安、高宝玉、高顽强、陈细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阮明光 审判员  唐志忠 审判员  李 凌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卢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