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民再182号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贾晓峰，男，汉族，1968年4月6日出生，柳林县人，现住太原市，身份证登记地址柳林县贾家垣乡。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英，山西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山西瀛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再审被申请人）：吕梁市华大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吕梁市离市区祥瑞路****。法定代表人：刘建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新宇，北京乾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航，北京乾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贺秀刚，男，汉族，1972年3月30日出生，住山西省柳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子涛，山西金贝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贾晓峰因与被申诉人吕梁市华大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贺秀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1民初5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晋检民（行）监[2018]1400000004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晋民抗1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查员刘婷婷、常久悦出庭。申诉人贾晓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英、张璐，被申诉人吕梁市华大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新宇、邱航及原审第三人贺秀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子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1民初50号民事判决送达起诉状副本程序违法，致使申请人无法行使辩论权。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交由国家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本案中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直接送达诉讼文书，而是采取了邮寄送达方法，违反了此条“直接送达有困难时，才可以采取邮寄送达”的规定，并且在第一次地址无法妥投的情况下，第二次又向同一地址邮寄送达，而不是向原告提供的其他地址进行送达，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送达方式和过程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当要求原告补充材料，原告因为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或者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诉讼文书。”本案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按照原告提供的所有地址进行直接送达或留置送达，只是向同一个地址邮寄送达了两次未果，就进行了公告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穷尽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就采取了公告方式送达贾晓峰起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违反了此条法律规定。综上，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送达程序违法，从而导致贾晓峰未收到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文书，未参加诉讼，无法行使辩论权利，剥夺了贾晓峰依法享有的答辩、举证、申请回避、出庭应诉、质证辩论等权利。综上所述，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1民初50号民事判决送达法律文书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贾晓峰再审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1民初50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原审法院未经传票合法传唤缺席判决程序严重违法。第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一审第三人贺秀刚与被申诉人华大公司之间签订《资金代管协议》，也未能提供一审第三人贺秀刚将代管资金转入华大公司公户的相关证据，一审第三人与本案无关，其无权作为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张权利。2.华大公司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同样无权主张权利。被申诉人作为原审原告起诉主张权利是基于其在2012年1月16日与申诉人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由被申诉人向申诉人出借人民币400万元，合同签订后被申诉人并未履行出借义务，申诉人至今未收到被申诉人任何款项，被申诉人在一审法院主张认为其将400万元分别转给了马五则100万元，车贵生300万元，申诉人从来没有向被申诉人出具过指定收款人的相关凭据。被申诉人在不能证明自己履行了《借款合同》的情况下无权再向申诉人主张权利。3.其余12笔转款凭证及承兑汇票由于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单凭被申诉人当庭陈述双方系口头协议无法证明其借贷关系存在。本案中除了几笔款项是刘建明转给贾晓峰以外，其余均是转给案外第三人，原审判决认定是申诉人让被申诉人转入其指定的案外第三人账户的，这一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4.一审第三人贺秀刚提出的两只收据及用股权抵顶债权与本案无关。第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第四，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五，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由于原审时人民法院未能穷尽所有送达方式即公告送达，且采用缺席审理的方式，申诉人未能行使辩论权利。第六，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申诉人的申诉请求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六、九、十项之规定，请求贵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被申诉人华大公司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贾晓峰的再审申请。事实与理由：首先，吕梁市华大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系具有小额贷款资质的合法小贷公司，设立时经过吕梁市财政局金融办的批准审核，还经过吕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册审批，完全具有“小额贷款业务”的合法经营资格及资质。其次，原审判决认定3810万元借款事实是清楚的，采信证据是全面公正的，公告送达是在穷尽送达手段无果后采用的，缺席判决是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情况下作出的，适用法律认定本金、利息及罚息是正确的，全文判决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依据，审理程序规范，适用法律正确。综上，申诉人的再审申请，完全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关于再审案件的法定事由和法定情形，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依法驳回申诉人的再审请求。原审第三人贺秀刚述称，1.关于第三人与华大公司之间的资金代管关系。2011年11月21日，第三人贺秀刚与华大公司签订了《资金代管协议》，约定将第三人的自有资金及融资资金交由华大公司代为管理。从2012年9月至2013年4月，第三人根据托管协议，指令华大公司先后分13笔出借给贾晓峰共计3810万元。其中第一笔400万约定月息4分，其余3410万均约定月息2分，如果逾期不还还要另计罚息。借款后，贾晓峰没有偿还一分钱的本金及利息。截至2013年7月14日，华大公司的财务统计贾晓峰累计共欠本金38100000元，欠利息6874389元，欠罚息17525636元，合计欠款62500025元。2.关于贾晓峰给第三人出具的6250万元股权收据的事实说明。第三人与华大公司曾先后多次找到贾晓峰催要欠款，但贾晓峰明确表示已将所借款项大部分用于收购新疆福盛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煤炭铁路专用线，实在无力偿还。此后，贾晓峰承诺可用其在新疆煤运公司中的部分股权以及公司名下站台的所有权来抵顶欠款本息。2013年7月15日，在吕梁市东方百合大酒店，贺秀刚与贾晓峰商谈债权转股权事宜，贺秀刚让华大公司将借款汇总、本息台账、林林总总的借据、收条等拿过来，贾晓峰核对无误后，向第三人贺秀刚出具了两份《收据》，载明：“今收到贺秀刚交来收购站台股资款伍仟万元”以及“今收到贺秀刚交来收购站台股资款壹仟贰佰伍拾万元”。两份《收据》合计金额6250万元，正是贾晓峰根据华大公司统计出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总额而出具的。出具两张“股资款收条”后，贾晓峰将之前打过的零碎款项收条、收据、借条等全部收回。3.关于第三人曾经在朔州中院起诉贾晓峰的情况说明。在拿到贾晓峰出具的《收据》之后，第三人对贾晓峰的谎言信以为真，以为将会通过“股权抵顶债权”的方式顺利成为新疆福盛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股东。然而，第三人此后从工商登记信息了解到，自己并没有成为该公司的股东，甚至连贾晓峰本人也根本不是该公司的股东，更不可能拥有其所谓的煤炭运输站台的所有权，所谓用“公司股权抵顶借款本息”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贾晓峰却始终坚称股权是真实的，站台所有权也是真实的。无奈之下，为了查明事实真相，第三人于2013年11月20日将新疆福盛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两名股东孙旺、吴福海以及贾晓峰告上法庭。法庭审理中，新疆福盛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两名股东明确表示：“公司备案没有给贾晓峰一个股东身份，贺秀刚的股东我方是不认可的。”贾晓峰明确表示：“贺秀刚提交的有关资金往来的条子是在2013年7月份书写的，而并非是在2012年11月11日和2013年2月22日书写的，实际从贺秀刚处使用了3000多万元。”2014年5月28日，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认定：贾晓峰对贺秀刚是否享有6250万元股权的事实存在异议，贺秀刚不能提起代位权诉讼，裁定驳回贺秀刚的起诉。可见，新疆公司并不知道贺秀刚的投资，更不认可贺秀刚的股权，《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均没有贺秀刚的任何痕迹，根本没有成为公司股东。所谓的“债转股”自始没有生效，贾晓峰仍然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4.关于本案一审、再审审查的情况说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送达程序完全合法，当时贾晓峰故意隐匿下落，逃避法院送达，在穷尽手段无法查明下落的情况下，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手续及文书，于法有据，于情有理；贾晓峰在与本案同时期的至少三起民事案件或执行案件中，均存在故意隐匿，下落不明的情形，是不折不扣的“恶意躲避送达，放弃抗辩权利”，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法律后果；贾晓峰隐匿下落，拒不履行判决义务，两起执行案件中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本案长达三年的处理过程中，吕梁市中级法院、山西省高级法院、山西省检察院、石楼县法院执行局、柳林县法院执行局、吕梁市法院执行局，六个办案机构，十几名案件承办人员均对贾晓峰的下落均无一知晓，无法正常送达；山西高院的再审审查程序中，贾晓峰委托代理人全程参加了庭审及辩论过程，充分行使了辩论权利，其全部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贾晓峰申请检察院抗诉过程中的委托代理人李建文既是代理人，又是高院再审审查时的证人，双重身份严重违法；一审、再审中法院均完成了举证质证，审查认证，调查询问，庭审辩论及最后陈述等所有环节，案件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两审定案。在此情形下，仅仅因为贾晓峰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恶意躲避送达，隐匿下落不明”，而否定民诉法规定的“公告送达效力”，是对该类恶意妨害诉讼程序行为的姑息及纵容，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综上所述，贾晓峰应当回归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客观事实，履行还款责任，偿还华大公司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华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810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按照民间借贷年化24%利率，从2012年1月16日起，分段、分笔计算至2016年4月20日，应计利息30697775.35元的利息，本息合计68797775.35元；3.判令被告承担诉讼期间至付清之日年化24%的应计利息。如被告在判决后仍不履行，应当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1日，原告华大公司与第三人贺秀刚签订资金代管协议，协议约定：1.原告接受第三人贺秀刚委托，办理民间借贷事宜；2.原告对借出款项建立专门的资金托管台账、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统计表；3.原告接受第三人贺秀刚指令，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支付借款、计收利息，并在必要时运用法律手段清收欠款。2012年1月16日，原告以公司名义与被告贾晓峰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贾晓峰借款400万元，借期六个月，利率为月4%。合同签订后，原告称按照被告指定的账号及收款人，分三笔支付给被告400万元，分别为2012年1月16日由原告公司经理刘建明帐户转给马五则100万元；2012年1月16日由原告公司经理刘建明帐户转给车贵生100万元。2012年1月17日，由原告公司经理刘建明帐户转给车贵生200万元。之后，原告称因第三人贺秀刚与被告贾晓峰之间系战友关系，原告与被告未签订书面借贷合同，约定月利率2%。达成口头协议后，原告完成付款，自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3月29日，分12次借贷给被告34100000元，电话联系后付款给被告指定账户。原告对此12次借贷，提供证据为：1.2012年9月24日，刘建明转账给贾晓峰20万元的转账凭证；2.2012年9月26日，刘建明转账给北京晋通红海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0万元的转账凭证；3.2012年9月27日，刘建明转账给贾志刚10万元的转账凭证；4.2012年10月10日，交付被告100万元承兑汇票一支；5.2012年10月17日，刘建明转账给贾晓峰20万元的转账凭证；6.2012年11月16日，刘建明转账给新疆福盛煤炭运销有限公司110万元的凭证；7.2013年1月8日，刘建明转账给贾晓峰1000万元的凭证；8.2013年1月26日交付被告五张共计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9.2013年2月7日，刘建明转账给李建文20万元的凭证；10.2013年2月20日，交付被告500万元承兑汇票一支；11.2013年3月28日，刘建明转账给胡丽峰18万元的凭证，现金支付被告12万元的凭证；12.2013年3月29日，刘建明转账给贾晓峰400万元的凭证。以上转账金额、承兑汇票共计3798万元，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确认。其余诉请，即第11笔所涉现金12万元，原告未提交充足证据，不予认定。原告称，2013年7月14日，与第三人贺秀刚要求被告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及罚息共计6250万元，被告提出用股权抵项债权的方式偿还借款本息。2013年7月15日，被告向第三人贺秀刚出具两份收据，载明：“今收到贺秀刚交来收购站台股资款伍仟万整”、“今收到贺秀刚交来收购站台股资款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2013年11月20日，第三人贺秀刚作为原告向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孙旺、吴福海、贾晓峰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8日作出（2013）朔中民初字第47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以上事实有原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汇款凭证、银行回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华大公司与被告贾晓峰于2012年1月16日签订的借贷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告在签订合同后依约履行了付款400万元的合同义务，现主张被告贾晓峰履行还款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之后的借款，双方未按法律规定签订借贷合同，原告主张双方为口头约定，且约定月利息为2%，并提供了其向被告贾晓峰及其指定账户付款的凭证，共计付款3798万元。原告作为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其对借款3798万元的付款完成了举证义务。另原告主张12万元支付被告为现金，因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3798万元，并按年息24%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贾晓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故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综上所述，原告华大公司请求被告贾晓峰偿还借款3810万元本息的诉讼请求，其中3789万元本金及分段按年息24%计息之请求，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其余12万元本金及利息之请求证据不力，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1.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400万元，利息自2012年1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2.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20万元，利息自2012年9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3.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利息自2012年9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4.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10万元，利息自2012年9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5.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利息自2012年10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6.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20万元，利息自2012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7.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110万元，利息自2012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8.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利息自2013年1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9.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利息从2013年1月27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10.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20万元，利息自2013年2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11.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利息自2013年2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12.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18万元，利息自2013年3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13.由被告贾晓峰向原告华大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400万元，利息自2013年3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14.驳回原告华大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贾晓峰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晋民申1706号民事裁定，驳回贾晓峰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再审庭审中，申诉人贾晓峰提供的证据为《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称该证据系其从本案原审卷中复制，证明其与华大公司签订该合同后华大公司从未实际履行合同。被申诉人华大公司、第三人贺秀刚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贾晓峰认可合同系其本人亲自签字，贾晓峰称未履行合同不是客观事实，并提供了履行合同的相关证据，与原审一致。另，被申诉人华大公司提交新证据如下：1.民事起诉状，写明了贾晓峰的三个地址、五个电话。证明被申诉人在起诉时已提供贾晓峰的联系方式和地址。2.申诉人贾晓峰向高院申请再审时的再审申请书中第7页：“申诉人贾晓峰户籍所在地为一个自然村，村子现处于采矿塌陷区，村民早已全部搬离村庄”、“太原暂住地都在太原市××，申诉人贾晓峰在太原的暂住地登记的房屋产权人是他人，物业公司也不知晓贾晓峰住该住所”。贾晓峰自己在再审申请书中的陈述证明留该地址无意义，不可能送达。3.吕梁中院书记员给被申诉人代理人的短信截图及书记员电话。4.乔三喜书写的情况说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5.贾晓峰失信被执行人公示信息两份，协助执行通知书、拘留决定书，及其他案件中贾晓峰缺席的民事判决书和公告。证明贾晓峰在同时期至少三起民事案件或执行案件中，均故意隐匿、躲避法院送达程序，阻碍法院正常处理案件，极力躲避应诉或执行，直至法院寻求公安局协助上网通缉，采取布控措施才将其找到。三起案件无一例外全部寻无下落或缺席审判，充分证明贾晓峰是不折不扣的“恶意躲避送达，放弃抗辩权利”，而并非法院没有尽到送达义务。申诉人针对华大公司以上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关于起诉状的三个住址，吕梁中院没有向以上三住址直接送达，更未向××街之外的另两个地址邮寄送达，如果确认住址为××村，应当首先去该村，被申诉人所谓众所周知整村拆除未提供证据，另外即使有五部电话，如果都打通，通话记录应该附卷，卷中没有，以上情况不能证明吕梁中院向贾晓峰合法送达。2.与吕梁中院书记员短信记录不能表明送达不了。3.乔三喜是被申诉人公司员工，证明力较低，他既不是法院工作人员也不是邮政工作人员，所出具的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关于石楼县法院的执行通知、离石区法院的判决等，这些判决没有类比性，不能因为石楼县法院给贾晓峰送不了，吕梁中院就可以直接邮寄送达，吕梁中院必须履行法定义务，穷尽所有方法才能公告送达，不能拿别的法院的东西来推定给贾晓峰送不了。申诉人对被申诉人原审证据质证意见如下：2012年1月16日刘建明汇款给马五则100万元，用途：货款。票据表明收款人为马五则，没有证据表明马五则收款就是贾晓峰收款，货款就是借贷。2012年1月16日刘建明汇款给车贵生100万元，摘要表明是借贷。票据表明收款人为车贵生，没有证据表明车贵生借款就是贾晓峰借款。2012年1月17日刘建明汇款给车贵生200万元，用途表明是借款。票据表明收款人为车贵生，没有证据表明车贵生借款就是贾晓峰借款。2012年9月24日刘建明汇款给贾晓峰200万元，用途表明网银转账。没有证据表明贾晓峰与刘建明存在此笔借贷，网银转账只能证明资金往来。2012年9月26日刘建明汇款给北京晋通红海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0.00075万元，用途表明是还款。既然表明是还款，怎么能证明是贾晓峰与刘建明之间借款；而且从北京市工商局网站查询可知，北京晋通红海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股东为刘建明和贾晓峰，2012年5月31日股东变更为刘建明和刘建英。2012年9月的汇款行为只能证明刘建明将款项打给了刘建明和刘建英控制的公司，不能证明和贾晓峰有任何关系。2012年9月27日刘建明汇款给贾志刚10万元，用途表明是现金。票据表明收款人为贾志刚，没有证据表明贾志刚收款就是贾晓峰收款，何况用途也不表明是贾志刚与刘建明之间有借款行为。2012年10月10日银行承兑汇票100万元。票据记载出票人（付款人）为：长治市双利物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治市昌盛贸易有限公司。汇票没有背书部分，不能看到被申诉人合法持有这张票据，也不能证明刘建明持有这张票据，更不能证明是贺秀刚的资金，票据也没有背书给贾晓峰的字样，因此该笔款项与申诉人贾晓峰毫无关系。2012年10月17日刘建明汇款给贾晓峰20万元，用途表明是还款。证据表明刘建明向贾晓峰还款，怎么能成为贾晓峰借刘建明款项。2012年11月16日刘建明汇款给新疆福盛煤炭运销有限公司110万元，用途表明是还款。证据表明刘建明向新疆福盛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还款，怎么能成为贾晓峰借刘建明款项。2013年1月8日刘建明汇款给贾晓峰1000万元，用途表明是还款。证据表明刘建明向贾晓峰还款，怎么能成为贾晓峰借刘建明款项。2013年1月26日银行承兑汇票五张，每张200万元，共计1000万元。票据记载出票人（付款人）为：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内蒙古杨家梁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汇票没有背书部分，不能看到被申诉人合法持有这张票据，也不能证明刘建明持有这张票据，更不能证明是贺秀刚的资金，票据也没有背书给贾晓峰的字样，因此该笔款项也根本与贾晓峰无关。2013年2月7日刘建明汇款给李建文20万元，用途表明是还款。证据表明刘建明向李建文还款，怎么能成为贾晓峰借刘建明款项。据李建文讲述，李建文自己向贺秀刚提出借款，由刘建明向李建文打款，该笔款项与申诉人贾晓峰无关，而且该笔款项已经归还。2013年2月20日银行承兑汇票500万元。票据记载出票人（付款人）为：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天津市工益商贸有限公司。汇票没有背书部分，不能看到被申诉人合法持有这张票据，也不能证明刘建明持有这张票据，更不能证明是贺秀刚的资金，票据也没有背书给贾晓峰的字样，因此该笔款项与申诉人无关。2013年3月28日刘建明汇款给胡丽峰18万元，证据字迹模糊，无法看清用途。证据表明刘建明向胡丽峰仅有18万元的转账痕迹，怎么能成为贾晓峰借刘建明款项。2013年3月29日刘建明汇款给贾晓峰400万元，证据字迹模糊，无法看清用途。从证据显现的字句无法印证贾晓峰向刘建明借款，与华大公司无关。第三人贺秀刚未提供证据。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1.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1民初50号民事判决送达法律文书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2.华大公司请求贾晓峰偿还借款3810万元及利息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关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1民初50号案件法律文书送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的问题。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原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一）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的；（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本案一审时，华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贾晓峰的三个地址、五个电话，一审法院通过法院专递将起诉状副本、传票等材料送至太原市×××号，并填写了三个电话，后邮政公司以不是本人为由退回。本次再审庭审中，贾晓峰认可太原市×××号是其经常居住地之一，对一审法院在邮寄时填写的三个电话号码也均认可是其本人电话且其当时在使用中。因此，一审法院在无法联系到贾晓峰本人或其同居近亲属、通过邮寄方式也无人签收的情况下，最终通过公告方式向贾晓峰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文书，并于公告期届满后依法缺席审理、缺席判决，并将判决书也进行了公告送达，过程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原审送达程序合法。关于华大公司请求贾晓峰偿还借款3810万元及利息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以及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首先，华大公司向本院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其系经过金融监管机构批准对外贷款的合法金融机构，可以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其次，华大公司在本次再审开庭时提交了自2012年1月16日始至2013年3月29日止，其制作的支款审批单13份，记载共向贾晓峰借款3810万元并提供了银行汇款回单、承兑汇票等18份相关支款凭证；提供了2013年4月1日其单方的贺秀刚托管资金台账一份，记载自2012年1月16日始至2013年3月29日，共13次向贾晓峰借款3810万元，月利率2%；提供了2013年7月14日其制作的贾晓峰历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统计表一份，记载截至当日，贾晓峰共欠本金3810万元，共欠利息6874389元，罚息17525636元，合计62500025元；提供了贾晓峰于2012年11月11日签字的内容为“今收到贺秀刚交来收购站台股资款伍仟万整”的收条一张、于2013年2月22日签字的内容为“今收到贺秀刚交来收购站台股资款壹仟壹佰伍拾万元整”的收条一张。在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3）朔中民初字第4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贾晓峰的代理人孟亚军当庭认可了上述两张收条是在2013年7月份写的，并非是2012年11月11日和2013年2月22日，贾晓峰从贺秀刚处使用了3000多万元。作为贾晓峰申请出庭的证人李建文、冯德喜、张德明的证言也均印证了借款3000多万元，贺秀刚提供了一个给贾晓峰打款的汇总表，后在此基础上加上利息打的条子。上述证据材料，环环相扣，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两张收条是以华大公司制作的贺秀刚托管资金台账、贾晓峰历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统计表为基础出具的，该台账及统计表系对前述借款的阶段性汇总，证明贾晓峰认可其从华大公司借款及利息计算的基本案件事实。再审庭审中，贾晓峰对华大公司所举证据一一质证，行使了辩论权，但未提供能够证明其主张的相关证据。因此，原审判决依据相关证据认定借款事实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关于利息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原审判决按年息24%计算利息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诉人的再审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1民初5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周 波审判员 魏世军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张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