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9）黔2328行赔初5号 原告：周祥华，男，1981年8月24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贵州省兴义市。 原告：付琴（系周祥华之妻），女，1982年2月16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贵州省兴义市。 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奎祥，兴义市黄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兴义市公安局，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桔山街道办事处三和社区洒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3010096060416。 法定代表人：吴贵森，局长，未到庭。 出庭负责人：贺尔康，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盛飞，民警。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伍佰林，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付飞飞，女，1983年6月2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幸福路市。 原告周祥华、付琴与被告兴义市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5月19日向被告兴义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后根据被告兴义市公安局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追加付飞飞作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祥华、付琴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奎祥，被告的出庭负责人贺尔康、委托代理人王盛飞及伍佰林，第三人付飞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0月9日，被告兴义市公安局向二原告作出兴公赔不受字〔2017〕01号兴义市公安局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2017年9月30日，本机关收到你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经审查认为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原告周祥华、付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因行政行为违法，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9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6日15时03分，付飞飞邀约了四个原告不知姓名的男人，并驾驶一辆面包车，突然来到二原告夫妇共同投资经营位于贵州省兴义市豆芽街的“迷尚服装店”内，强行非法将二原告共同经营的服装店内价值90,000元的服装打包抢走。因付飞飞等人多势众，当时店内只有原告付琴一人在店看守，无法阻止其将店内经营服装非法强行打包拉走，原告付琴立即向被告110报警，要求处警保护原告财产权。被告110报警指挥中心接报后，立即指令被告下属向阳路派出所出处警，被告下属向阳路派出所干警黄昌明、廖庆等约五人出警，来到原告经营的服装店门面处时，付飞飞当时尚未离开现场，而是正在实施抢走原告店内经营的衣物，进行打包装车。原告付琴当时向出处警干警要求立即制止付飞飞单方强行违法抢走原告物品的行为，可出处警干警当时只听取付飞飞的一面之词，说她与原告有门面租赁纠纷，就违法错误地认为是经济纠纷，不属公安机关管辖，就未对付飞飞非法抢走原告服装店内价值90,000元财物的非法行为进行依法制止，也未对拿走的物品数量列写清单或封存拍照，事后只将原告付琴带到派出所作了一份询问笔录，而未对拿走原告财物的付飞飞作事实确认询问笔录。付飞飞将二原告经营的衣物强行抢走后，就将其抢走的衣物低价处理，就连付飞飞本人也不清楚具体拿走了原告多少物品，具体实际价值是多少。况且被告对付飞飞的这一行为，一直未按刑事或治安案件立案，给原告造成巨大财产损失。据于此，原告曾于2016年10月24日向安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判决确认被告未履行制止付飞飞侵占原告合法财产的行政行为违法。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作出（2016）黔2328行初10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判决下达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7）黔23行终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于2017年9月26日生效。2017年9月30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2017年10月9日，被告作出兴公赔不受字〔2017〕01号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综上所述，被告依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已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为违法，由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给原告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第二十九条，〔2011〕行他字第2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答复》之规定，特提出前述请求，望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为谢！ 原告周祥华、付琴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周祥华、付琴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二原告的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 2．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6）黔2328行初106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23行终11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已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为违法。 3．被告下属向阳派出所于2015年11月6日对原告付琴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二原告的财产损失为90,000元。 4．兴公赔不受字〔2017〕01号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违法行为被依法确认后，原告首先曾向被告申请赔偿，但被告未予受理，也未作出赔偿决定。 被告兴义市公安局辩称，一、二原告直接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程序，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周祥华、付琴于2017年9月30日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被告依法应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但被告在该时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故原告周祥华、付琴应于2018年2月28日前提起本案诉讼，但原告周祥华、付琴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故已超过了法定时限提起诉讼，依法不符合受理条件，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二、二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金额90,000元缺乏必要证据不能得到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的规定，由于原告付琴、周祥华没有举证确实足以证明损失金额的证据，不能仅凭原告付琴、周祥华单方主张便可证明，需原告付琴、周祥华举证被付飞飞占有的损失物品的来源、数量、购货发票、缴税证明并经鉴定后方可确定，故该主张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其次，经被告向付飞飞了解后，付飞飞称其在案发当日从原告付琴、周祥华处取走的物品取走后即封存，至今未作处分，返还原物完全具备条件，原告付琴、周祥华所提损失金额为涉案物品的全部价值，且能够采取其他方式挽回损失，故所提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三、二原告应先向付飞飞提起民事诉讼，且符合法定条件后才能提起本案诉讼，理由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答复》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财产损失系第三人行为造成的，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第三人民事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的，应当根据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按该条所示，原告付琴、周祥华应先对付飞飞提起民事侵权诉讼，当付飞飞出现民事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的，才能请求被告根据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本案中付飞飞并没有前述情况，故不宜向被告直接提起国家赔偿诉讼。其次，从立法本意来看，作为行政机关的被告仅在作为侵权人的付飞飞不能赔偿、下落不明等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立法考虑到了防止责任转驾及权利的重复主张，不能因为该事件有了被告的介入而让被告对全部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周祥华、付琴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上述答辩理由，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周祥华、付琴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合法权益。 被告兴义市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基本身份信息。 2．接处警登记表（复印件）4份，被告下属向阳路派出所对原告付琴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复印件），对田某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对孙某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对付飞飞的询问笔录（复印件），2016年11月22日付飞飞出具的清单（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现场照片5张，证明：1．原告主张的侵权事实是第三人付飞飞实施的。2．付飞飞并没有发生民事赔偿能力不足以及下落不明的情况。3．从付飞飞出具的清单可以看出原告所主张的被付飞飞带走的货物不能达到90,000元的价值。 第三人付飞飞述称，2015年3月原告在我处租房到期后，我与周祥华有口头约定，如果我租到门面后，转租另外一半给周祥华使用，但是他没有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我们就发生了纠纷。我到他所卖的衣服的门面拿走他所卖的衣服来折补他欠我的租金43,116元，但都不足以弥补我的损失，今天我把我从周祥华门面处拿到的衣服都带来了，可以返回给原告。 第三人付飞飞未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从二原告处调取信封一份，该信封载明的邮寄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敬南邮政代办所加盖邮戳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日。 经庭审举证质证，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一、针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第1、2组，被告及第三人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第3组，被告、第三人对三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内容。该证据仅是付琴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申报的财产损失，系其单方主张的财产损失，不能作为直接认定本案财产损失的证据使用。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但系原告付琴的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二原告的财产损失为90,000元。第4组，被告、第三人对三性认可，同时证明了二原告于2017年9月30日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被告应于2017年11月30日前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若被告未在期限内作出赔偿决定，原告的起诉时间应在2018年2月28日前，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二、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第1组，原告及第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2组，第三人认可。原告对接处警登记表4份、原告付琴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三性予以认可；对田某、孙某、付飞飞的询问笔录、付飞飞出具的清单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是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后，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被告才收集的，是不合法的，且被告收集的证人证言都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是不真实的，同时田某、孙某与付飞飞之间是朋友关系，且是和付飞飞一起去服装店抢衣服的人，本身就是违法的；《房屋租赁合同》与本案无关；对现场照片5张三性均认可，证明原告确实在经营服装店，且服装店内确实有衣物，也确实被第三人拿走的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房屋租赁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付飞飞承租贵州盐业（集团）黔西南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贵州省兴义市豆芽街34号门面1-01、02号作为商业用房，后付飞飞将其中一间门面转租给原告周祥华、付琴经营“迷尚服装店”，周祥华、付琴与付飞飞约定承租的合同期限为2012年3月4日至2015年3月4日。 2015年8月26日，付飞飞与贵州盐业（集团）黔西南有限责任公司对该门面重新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的租期为2015年3月8日至2015年9月7日；2015年10月12日，付飞飞与贵州盐业（集团）黔西南有限责任公司又对该门面重新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的租期为2015年9月8日至2018年9月7日。随后付飞飞要求付琴付房租或者搬走，付琴以已向盐业公司交纳承租保证金参与投标等为由不付房租而发生争执，付飞飞于2015年10月4日、10月13日分别拨打110报警，10月15日，周祥华打电话报警，向阳派出所民警出警后告知双方找盐业公司协商或者起诉法院解决。 2015年11月6日15时许，付飞飞等人到付琴经营的“迷尚服装店”内，将该店内的服装打包拿走，称拿走抵房租，付琴拨打110报警，向阳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告知付飞飞不得私自扣押他人财物，付飞飞不听劝说，称其要拿去抵房租。出警民警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对现场进行拍照，后付飞飞将付琴经营的“迷尚服装店”内的服装拿走。后原告周祥华、付琴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履行保护财产权的行政行为违法。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黔2328行初10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于2015年11月6日未履行制止第三人付飞飞侵占原告周祥华、付琴合法财产的行政行为违法。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2017）黔23行终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2017年9月30日，原告周祥华、付琴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于2017年10月9日作出兴公赔不受字〔2017〕01号兴义市公安局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2017年9月30日，本机关收到你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经审查认为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周祥华、付琴于2017年12月2日收到该不予受理通知书。 后原告周祥华、付琴于2019年4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周祥华、付琴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被告系本案赔偿义务机关。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原告周祥华、付琴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据此，赔偿请求人主张赔偿权利，有两种救济途径，一是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该途径被称作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不服，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二是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该途径被称作一并提起赔偿请求。上述两种救济途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主选择。因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赔偿、起诉时效的规定，选择不同的救济途径，适用不同的权利行使期限。选择单独提起行政赔偿，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有关两年请求时效及第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关赔偿义务机关作出是否赔偿决定后赔偿请求人不服提起诉讼救济期限的规定。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周祥华、付琴系在（2016）黔2328行初106号行政判决书、（2017）黔23行终11号行政判决书生效后，于2017年9月30日向被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后被告于2017年10月9日作出并于同年12月2日向原告周祥华、付琴送达了兴公赔不受字〔2017〕01号兴义市公安局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因此，原告周祥华、付琴应当在2018年3月1日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而由于被告在向原告周祥华、付琴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时，未告知原告周祥华、付琴诉权、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未告知赔偿请求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赔偿请求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赔偿请求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赔偿决定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原告周祥华、付琴最迟也应在2018年12月1日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而原告周祥华、付琴于2019年4月23日起诉，已超过前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而本案也无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规定的情形，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周祥华、付琴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出上诉，则本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赵匡灵 审 判 员  黄金梅 人民陪审员  冷 萍 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杨再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