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9民终3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医院，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定沈路739号。法定代表人：张国强，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春晖，该院医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海斌，浙江震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杏珍，女，197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现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福友，男，195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杏珍，女，系朱福友妻子。上诉人舟山医院因与被上诉人曹杏珍、朱福友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7）浙0902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舟山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春晖、韩海斌，被上诉人曹杏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因鉴定扣除了审限，现已审理终结。舟山医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曹杏珍、朱福友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医生对病人病情的诊断是根据病人的临床体征及相应的辅助检查来综合判断，而病人由于个体差异同一疾病也会有不同的临床表现，特别是有些临床表现不典型的病人，医生只能通过病情观察及诊断性治疗来最终确诊。本案患者朱某门诊主诉为腹痛、呕吐、发热，无抽搐，无明显头痛，无神经系统阳性体征，故无脑炎诊断的依据。当患者朱某逐步表现出脑炎的阳性体征，舟山医院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变化立即调整诊断思路，并予地塞米松、甘露醇、头孢曲松钠、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等药物进行针对性治疗。由于患者朱某病情发展迅速，舟山医院使用了所有控制、治疗脑炎的药物，但病情持续恶化。患者出现病情变化，为防止延误治疗，医生首先需要针对性治疗以控制病情，而非进行检查。一审认为舟山医院未在第一时间对存疑的急性胃炎是否成立进行检查并作出进一步诊断，未在首次考虑脑炎后第一时间对是否为脑炎、系何种脑炎进行检查和进一步诊断，未尽三甲医院水平应尽的诊疗义务，明显缺乏医学依据。二、10%氯化钠直接注射可致心率加快之不良反应，但10%氯化钠加入到250ml5%葡萄糖中静滴，其浓度仅0.38%，不会出现心率加快，这是医学基本常识。患者朱某出现最高180-220次/分心率，是其病情发展的体征反应，而非使用氯化钠后的药物反应。一审错误认定舟山医院对朱某进行10%氯化钠直接注射，并把心率过高归结为是10%氯化钠直接注射后的药物反应，并错误推断患者朱某可能死于输液不良反应，缺乏医学依据。三、朱某在个体诊所治疗已使用了克林霉素和氨曲南，舟山医院医生出于对消炎药使用的慎重才未在其住院期间再次使用。一审将医生使用药物的慎重当作草率并认定为诊疗过错，明显违背医学常识。因朱某入院时没有脑炎的临床体征，医生在鉴别诊断中排除了颅内感染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不可能使用治疗脑炎的药物。一审认定舟山医院在治疗过程中适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地塞米松、甘露醇、头孢曲松钠治疗脑炎药物存在不及时、不充分的可能，缺乏事实根据。四、因曹杏珍、朱福友在朱某死亡后立即火化导致本案没有进行相关尸检，朱某最终死亡原因不明确，其死亡结果与舟山医院诊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缺乏证据，应由曹杏珍、朱福友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认定朱某患脑炎致死和输液不良反应致死可能纯属主观臆断。五、因每个医院在某一领域病情诊断治疗方面均有自己的特长，在2016年9月12日9时左右，朱某病情危重且无法控制，舟山医院已无力再进一步抢救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搏，向更有儿科治疗经验的其他医院转院治疗。为避免转院后接诊医院对病情的不熟悉和路途不可知的情况发生，舟山医院配备医生随急救车跟进。一审将这种特殊情况下为挽救生命的特殊转院行为当作一般的转院来看，并认定舟山医院存在过错，缺乏事实依据。曹杏珍、朱福友辩称，一、事实经过：2016年9月11日早上，患儿朱某因颈部不适、腹痛一天，无发热无呕吐，到舟山医院检查就诊。检查结果：心率146次/分、血压113/89，腹部B超示阑尾偏大，伴粪石可能，血液报告单提示有炎症。因心率快，医生建议到外科会诊。外科医生体检：咽稍充血，脐周压痛，右下腹无压痛，腹部平坦无包块，并在门诊病历上记载无急腹症征象。回到儿科，医生在门诊病历上记载诊断：胃炎、阑尾炎，并注明无发热无呕吐等。检查后，朱某在个人诊所按阑尾炎挂氨曲南和克林霉素，到傍晚时出现呕吐，故19时左右又送至舟山医院治疗。医生仅检查了体温和心率，未做腹部检查，未检查喉咙，也未联系白天门诊医生确定病情，安排患者朱某打胃复安小针，做腹部全扫示。扫示结果：腹腔内无明显积液，印象：小肠管稍胀气，请综合临床。医生将朱某呕吐的少量胆汁误认为是吐血，在门诊病历上凭空记载诊断：急性胃炎，上消化道出血，并记体温38.5摄氏度，输液时间20:57（医嘱单上改输液时间为22:50），先给患儿朱某挂水三袋。临时医嘱单记载：22:50挂葡萄糖100ml加止血敏、止血芳酸；23:30挂葡萄糖250ml加氯化钠、氯化钾（钾3.87正常）、西咪替丁；23:46挂氯化钠250ml加肝素钠。输完第一袋止血药后，患儿朱某说好冷。挂第二袋西咪替丁时，患儿朱某说怕光、牙齿不知怎么啦。体温、心率逐渐上升，挂至第三袋水时体温上升至41摄氏度左右，心率从146次/分上升至200次/分。三袋水没挂完，患儿出现呼吸困难而吸氧并出现幻觉（长期医嘱单将吸氧时间改为02:02）。可见，一小时内挂三袋水，明显过敏、过速、过量。而医生听到患儿多次反映不进病房，没有停止输液，也不改为抗菌消炎药控制炎症，23时按上消化道出血下病危通知，并继续静推血凝酶、奥美拉唑、西咪替丁等不对症药物，使患儿朱某体内正常循环受到强行抑制，以至于通宵挂水无小便、出大汗。大量补氯化钠1640ml（最后半小时不到挂2袋500ml氯化钠），输液14小时左右，总剂量近4000ml。二、病程记录记载：未解果酱色大便、呕吐为少许粘液样物及胆汁样物，未见血性样物；检查结果：无包块、无黑便、无积液，可见患儿没有陈旧性的积血。舟山医院将胆汁说成是咖啡色呕吐物，并诊断患儿系上消化道出血，应当举证证明患儿的出血点和出血量。舟山医院作为三甲医院，应当知道发热呕吐系炎症引起，止血药和抑制胃酸药导致病情恶化，说明药不对症。三、舟山医院上诉称氯化钠系加入250ml葡萄糖静滴，不会导致心率加快，但实际上患儿输液14小时左右用了1560ml氯化钠，并未用葡萄糖，舟山医院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从整个用药过程来看，舟山医院始终未使用抗病毒之类的药物控制炎症，而是过量使用氯化钠、西咪替丁、氯化钾等不对症药物，在患儿昏迷7个多小时的情况下还用地西泮催眠，在09:18至09:40半小时内使用氯化钠两袋500ml。不对症的药物过敏、过速、过量，都可致命。四、国务院诊疗规范要求医院一要查准病情对症治疗，二在出现药物反应时要停止一切置疑药物，三在病人出现危急时要先抢救，后补写病历等。舟山医院在查出患儿咽炎不对症治疗、不按检查报告单上的结果滥用药，输液体温心率上升出现药物反应不停止反而继续大量使用。不顾患儿生死，急于查阅与病情无关的信息资料。9月11日患儿病危另外5个主任医生不参加会诊，在事故发生两天后却进行疑难病历讨论乱加病名。五、舟山医院欺骗患儿家属，称要转条件好的医院才有希望治好，临出院还叫家属交钱买进口药，而实际上是半小时不到用了500ml的氯化钠，可见舟山医院只顾赚钱，不顾患者死活。六、患儿生前照片可证明其体征健康，临走时照片颈下有几点小白点，嘴角左边溃疡，脸泛红色略带浮肿，这都是激素以及副作用的药物使用过量而出现的症状，也是咽炎恶化的证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为患儿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曹杏珍、朱福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舟山医院赔偿曹杏珍、朱福友1005782.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某系曹杏珍和朱福友的女儿。2016年9月11日上午，曹杏珍带朱某到舟山医院处门诊就诊。舟山医院诊断朱某为胃炎、阑尾炎，并作出请外科会诊的决定。后经CT全腹部平扫检查后，舟山医院判断朱某无明显外科急腹症情况，并作出“有变化请再联系”的决定。从舟山医院处离开后，曹杏珍带朱某到个人诊所处就诊，并进行了氨曲南针、克林霉素针输液治疗。当天晚上，曹杏珍带朱某到舟山医院处急诊就诊，后转住院治疗，舟山医院初步诊断朱某为“1.上消化道出血；2.腹痛、呕吐原因待查：急性胃炎？”，后诊疗其为重型脑炎。9月12日上午10时，朱某转宁波妇女儿童医院治疗，于转院途中死亡。2016年10月14日，曹杏珍与舟山医院经舟山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舟医调字（2016）第039号人民调解协议，内容如下：1.舟山医院同意一次性补偿患方各项费用人民币88000元，此款于2016年10月14日前付清；2.今后关于朱某本次医疗纠纷的一切费用均由患方自理，与舟山医院无关。协议达成后，舟山医院按调解协议约定向曹杏珍支付了880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应曹杏珍、朱福友申请，法院先后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1.舟山医院对朱某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2.若存在医疗过错，过错与朱某死亡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过错参与度如何”进行司法鉴定。前述司法鉴定机构分别以超出其技术能力、因未尸检而无法确定朱某的死亡原因等理由予以退回。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人民调解协议，朱福友是否授权曹杏珍签订，或在事后对此予以追认。舟山医院主张，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过程中，曹杏珍有朱福友的授权，但未举证证明，不予采信。庭审中，朱福友明确表示对协议内容不予认可，故朱福友对人民调解协议的追认，亦不存在。二、朱某的病历是否存在伪造、篡改的情形。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伪造、篡改了朱某的病历资料，体现在：1.住院病历中，入院诊断为重型脑炎，系篡改。实际上，朱某入院时舟山医院对其一直按消化道出血治疗，未有脑炎治疗措施。直至朱某出院前，舟山医院才诊断朱某为脑炎。2.入院记录记载，朱某入院时间为2016年9月11日22时2分，与实际不符合，应为19时左右。3.病程记录记载，朱某呕吐为咖啡色，与实际不符，应为黑巧克力色。4.病程记录记载，2016年9月12日2时32分，对朱某予吸氧，并电话汇报儿科主任张海瑛，与实际不符。实际吸氧时间为2016年9月11日22时左右，也正是在此时叫来的张海瑛。5.CT诊断报告单记载，腹腔未见明显积液。病历却记载，CT全腹部平扫未见明显急腹症征象。二者内容不一致。6.临时医嘱单记载，对朱某注射止血敏针、止血芳酸针的时间为2016年9月11日22时50分，与实际不符，应为20时57分左右。舟山医院辩称病历不存在伪造、篡改的情形。针对曹杏珍、朱福友提出的异议点：1.入院诊断为重型脑炎的记录，于2016年9月12日形成，而非2016年9月11日入院时就作出。舟山医院作出该记录符合病历书写规范，没有伪造、篡改。2.2016年9月11日晚，朱某到舟山医院处就诊，首先是进行门诊治疗，后又转住院治疗。门诊病历显示，朱某于2016年9月11日20时57分进行门诊治疗，其不可能于19时左右就已住院。曹杏珍、朱福友混淆了朱某到达医院的时间和住院的时间。3.呕吐物为咖啡色还是黑巧克力色是双方对颜色表述的差异，且两种颜色几乎等同，不存在舟山医院就此篡改病历的情况。4.儿科主任张海瑛于2016年9月12日2时30分左右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的时间为3时左右，与病程记录记载一致。医嘱单中的记录，亦可印证。曹杏珍称2016年9月11日22时张海瑛就到了医院，与事实不符。可能是曹杏珍自己记忆错误。5.病历记录和检查报告的角度不同，表述不一致很正常。报告单载明，朱某腹腔未见明显积液。结合报告单中的其他内容，整体体现为未见朱某有明显的急腹症征象。6.曹杏珍混淆了朱某到达医院的时间和住院的时间，导致其对注射止血敏针、止血芳酸针的时间发生记忆偏差。事实上，该两种药物就是在医嘱单中载明的时间使用。对此，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入院诊断的记载是否为伪造、篡改。住院期间，随着朱某病情的发展，舟山医院对朱某的后期诊断与初步诊断已有所不同。舟山医院在入院记录中载明“初步断为：1.上消化道出血；2.腹痛、呕吐原因待查：急性胃炎？2016-9-11”，后又载明“入院诊断：重型脑炎。2016-9-12”，未隐瞒舟山医院对朱某的后期诊断与初步诊断不同的情况。入院诊断记载为重型脑炎的情况，系因朱某住院时间较短，在舟山医院进行入院记录时已对初步诊断的情况予以改变之故。《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十七条规定，入院记录应当于患者入院后24小时内完成。舟山医院于朱某入院后不足24个小时内完成病历中的入院记录，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规定。曹杏珍、朱福友主张入院诊断为重型脑炎的病历记录系伪造，篡改，不予认定。2.关于入院时间的记载是否为伪造、篡改。医院对患者的治疗，分门诊治疗和住院治疗。病历中的入院时间，系住院治疗开始的时间，而非患者到达医院的时间或门诊治疗的时间。曹杏珍、朱福友称，朱某于2016年9月11日19时左右到舟山医院处挂急诊，于一个多小时后被安排到住院部。门诊病历记载，朱某于2016年9月11日20时57分到舟山医院处门诊治疗。经查，舟山医院的急诊门诊处没有儿科，所有的儿科急诊门诊要到位于住院大楼的儿科去进行。门诊病历记载情况与曹杏珍、朱福友所述，基本吻合。曹杏珍、朱福友将朱某到达门诊的时间作为入院时间，属认知错误，其主张入院时间系伪造、篡改，不予认定。3.关于呕吐物颜色的记载是否为伪造、篡改。从色彩本身来讲，咖啡色与黑巧克力色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人出于感知的不同，对呕吐物颜色作出咖啡色和黑巧克力色的不同描述，实属正常。曹杏珍、朱福友主张病历中呕吐物颜色的记载存在伪造、篡改，不予认定。4.关于儿科主任张海瑛到达医院的时间及朱某吸氧时间的记载是否为伪造、篡改。病程记录记载，主治医师杨赛芬于2016年9月12日2时30分左右电话汇报张海瑛。医嘱记录显示，张海瑛医生首次医嘱于2016年9月12日3时6分下达。二者相互印证，不存在矛盾之处。曹杏珍、朱福友主张张海瑛实际到达医院的时间并非病历中所载的时间，但未举证证明。而将相对医疗经验更为丰富的儿科主任张海瑛到达的时间通过伪造或篡改的方式予以延后，无合理性和必要性。曹杏珍、朱福友主张病历中张海瑛到达医院的时间系伪造、篡改，不予认定。病程记录记载，吸氧发生于杨赛芬电话汇报张海瑛之前。医嘱记录显示，吸氧执行时间为2016年9月12日2时。二者相互印证，不存在矛盾之处。曹杏珍、朱福友主张实际吸氧时间并非病历中所载的时间，但未举证证明。而将吸氧这一对朱某病情有利的治疗措施予以延后，无合理性和必要性。曹杏珍、朱福友主张病历中吸氧的时间系伪造、篡改，不予认定。5.关于病程记录和报告单对CT全腹部平扫的表述不一致，是否为伪造、篡改。病程记录由对患者进行诊治的医师作出，其对CT全腹部平扫情况的判断，偏向于病情诊断。报告单由对患者进行检查的医师作出，其对CT全腹部平扫情况的判断，偏向于所见情况。二者表述不同，实属正常。曹杏珍、朱福友以二者表述不一致为由主张病历系伪造、篡改，不予认定。6.关于止血敏针、止血芳酸针注射时间的记载是否为伪造、篡改。从医疗费发票和费用清单来看，止血敏针、止血芳酸针的费用发生于住院期间，而非门诊期间，即发生于2016年9月11日22时2分之后。临时医嘱单中记载的使用时间2016年9月11日22时50分，与费用发生时间相吻和，可印证止血敏针、止血芳酸针于朱某住院期间使用。曹杏珍、朱福友主张的使用时间属急诊门诊期间，且无证据证明，故其主张止血敏针、止血芳酸针注射时间的记载系伪造、篡改，不予认定。综上，曹杏珍、朱福友主张朱某的病历存在伪造、篡改的情形，依据不足，不予认定。三、舟山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一）诊断方面。曹杏珍、朱福友主张：2016年9月11日上午，舟山医院在门诊时未诊断出朱某为急性咽炎，而当天晚上住院时又未诊断出朱某为疱疹咽峡炎，舟山医院的初期诊断属于误诊、漏诊。由于舟山医院未诊断出朱某属于疱疹咽峡炎并对症治疗，导致疱疹咽峡炎恶化，继而发展为脑炎。脑炎的症状之一是怕光。2016年9月11日21时左右，朱某出现怕光的症状。在此情况下，舟山医院应作出朱某为脑炎的诊断，但直至2016年9月12日7时左右，舟山医院才对朱某作脑电图检查，并在其后诊断朱某为脑炎。舟山医院对脑炎的诊断属于延误诊断。舟山医院辩称：舟山医院的诊断，是根据朱某当时的临床表现、体征、再结合辅助检查而做出，不存在误诊、漏诊、延误诊断的情形。就诊初期，朱某腹痛、呕吐、发热、脐周有压痛、呕吐物为咖啡色液体、呕吐物隐血检查呈阳性，腹部CT检查未见急腹症征象，符合上消化道出血、胃炎的特征，故舟山医院作出相应的初期诊断。临床诊断的原则之一是，尽可能用一元论。如果患者的症状不能用一种疾病解释，才会考虑多种疾病并发的情况。朱某体检时，只是咽部稍有充血，而不是明显充血，更未见疱疹及脓点。因呕吐造成咽部充血是正常现象，在朱某呕吐不止且咽部仅稍有充血的情况下，舟山医院不诊断朱某为咽炎或疱疹咽峡炎。疱疹咽峡炎在理论上存在发展为脑炎的可能，但临床上一般有两到三天的时间。曹杏珍、朱福友称朱某的脑炎系疱疹咽峡炎发展而成，无依据。脑炎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头痛、呕吐，病情加重时会出现昏迷、惊厥、嗜睡，神经系统检查可有病理反射和脑膜刺激征。朱某自始至终未述头痛症状，检查显示其神经系统也没有阳性体征，故入院时舟山医院无法作出朱某系脑炎的诊断。随着病情的发展，朱某出现了持续高热不退、讲胡话的现象，已经不能用胃炎来解释，故舟山医院考虑其系脑炎的可能性。之后，舟山医院对朱某进行了脑电图检查，显示其重度弥漫性异常，这是诊断脑炎的依据之一。而要确诊为脑炎，还需进行脑脊液检查，但因朱某病情发展过快，该项检查未能进行。法院认为，曹杏珍、朱福友主张，朱某在2016年9月11日上午门诊时为急性咽炎，在该日晚上入院时为疱疹咽峡炎，无依据。后期的重型脑炎系疱疹咽峡炎发展而成，亦无依据。舟山医院对朱某的初步诊断中，有“腹痛、呕吐原因待查：急性胃炎？”，即舟山医院对于朱某腹痛、呕吐的临床表现应诊断为何种疾病在入院之初存在疑问。虽舟山医院初步判断其为急性胃炎，但并不确定。在此情况下，舟山医院理应时刻关注朱某的病情发展（包括进一步检查等），对初步有疑问的诊断情况或予以确认，或予以调整。初步诊断中，舟山医院作出的“上消化道出血”的确认诊断，也可能随之调整：因上消化道出血可能系其他疾病导致或与其他疾病并发。根据病历记载，舟山医院在初步诊断朱某为“腹痛、呕吐原因待查：急性胃炎？”后，对该存疑的诊断未作进一步确认或调整，直至2016年9月12日4时5分首次考虑其为脑炎。7时左右，舟山医院对朱某进行了CT颅脑平扫、脑电图检查。9时14分，在脑电图检查结果为“重度弥漫性异常”后，舟山医院诊断朱某为重型脑炎。从诊断过程来看，舟山医院未在第一时间对存疑的急性胃炎是否成立进行检查并作出进一步诊断，未在首次考虑脑炎后的第一时间对是否为脑炎、系何种脑炎进行检查和进一步诊断，且最终“重型脑炎”的诊断也未明确具体属于哪一种脑炎，未尽其三甲医院医疗水平下应尽的诊疗义务。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存在延误诊疗的情形，予以认定。（二）治疗方面。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在对朱某的治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1.舟山医院对朱某注射地西泮针不当。地西泮的作用是催眠、镇静。舟山医院不应在朱某已处于昏迷的状态下使用该药。2.舟山医院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两次对朱某注射碳酸氢钠，第一次60ml，第二次8ml。碳酸氢钠并非治疗炎症的用药，舟山医院不应使用该药。同时，舟山医院使用该药的间隔时间太短，剂量过大。3.舟山医院对朱某注射甲泼尼龙琥珀酸钠针不当。甲泼尼龙系激素类药物，而非控制炎症或抗病毒的药，舟山医院不应使用。4.2016年9月12日3时15分，舟山医院对朱某注射2.5mg地塞米松，4时45分又注射3mg地塞米松。舟山医院使用该药的剂量过大。地塞米松与甲泼尼龙皆为激素类用药，舟山医院在同一时间使用该两种药物，使用后朱某面部发红，这是激素过量的标志，曹杏珍、朱福友由此判断地塞米松的使用剂量过大。5.舟山医院对朱某注射西咪替丁后，朱某出现怕光的不良反应。在此情况下，舟山医院仍持续使用该药，属用药不当。6.朱某所患非胃部疾病，舟山医院对其使用肝素钠针、奥美拉唑针、维生素B6针等治疗胃病的用药，属用药不当。7.舟山医院对朱某使用止血敏、止血芳酸、血凝酶等止血类药物后，朱某出现身体发冷的不良反应。舟山医院在此情况下未停止使用该药，属用药不当。8.舟山医院在朱某的心率已经很快的情况下，一直对其使用有加速心率效果的氯化钠和氯化钾，属用药不当。9.未针对脑炎进行对症治疗，包括治疗初期未使用消炎药，后期也未使用针对脑炎治疗的药物。舟山医院辩称，舟山医院在对朱某的治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针对曹杏珍、朱福友提出的异议点：1.地西泮在临床上可用于检查前镇静使用。因朱某烦躁不安，为保证CT颅脑平扫检查的顺利进行，舟山医院对其使用地西泮予以镇静。而且，地西泮起效、失效都很快，临床上使用比较安全，不会对朱某造成伤害。2.检查反映朱某存在较严重的酸中毒情况，故舟山医院对其使用碳酸氢钠予以中和。碳酸氢钠的使用量是根据药品本身的特性和检查结果而进行，不存在曹杏珍、朱福友所称的间隔时间太短、剂量过大的问题。3.甲泼尼龙、地塞米松属同一类药物，即都属于糖皮质激素，主要作用有抗炎、降温、抑制脑水肿、改善机体应激反应能力。因朱某持续高热不退，舟山医院在2016年9月12日2时30分左右已考虑其脑炎的可能性，故对其先使用地塞米松。后见朱某病情持续恶化，又使用了甲泼尼龙。无论是地塞米松还是甲泼尼龙的使用剂量，都在药品使用说明的范围内，不存在剂量过大的问题。而且，激素类用药很少会出现脸部发红的副作用，曹杏珍、朱福友以朱某脸部发红来推断舟山医院用药过量缺乏依据。综上，舟山医院使用甲泼尼龙、地塞米松并无不当。4.西咪替丁系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多年临床使用过程中，从未发现使用该药物后患者有怕光的不良反应。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在朱某对西咪替丁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下仍继续使用该药物，缺乏依据。5.肝素钠是抗凝血的药物。为打针方便，舟山医院对朱某使用了静脉留置针。为防止血液凝固对留置针的影响，舟山医院使用了肝素钠进行封管，并无不当。6.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维生素B6在临床上用于止吐治疗。因朱某一直呕吐，且呕吐物为咖啡色，故舟山医院使用该两种药物，并无不当。7.朱某的呕吐物为咖啡色，呕吐物隐血检验结果呈阳性，故舟山医院诊断朱某为上消化道出血，对其使用止血敏、止血芳酸和凝血酶这几种止血类药物。药物输液的不良反应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输液反应，表现为高热、寒战（寒战与发冷不同，发冷为主观感受，寒战则表现为肌肉抖动）等；另一种是过敏性反应，表现为身上出皮疹等。朱某自入院时就一直高热，止血敏、止血芳酸和凝血酶输液的过程中无寒战表现，身上也未现皮疹，未出现输液不良反应。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在朱某对止血敏、止血芳酸和凝血酶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下仍继续使用该药物，缺乏依据。8.氯化钠、氯化钾不会引起心跳加快。钠和钾都是身体必需的元素。朱某频繁呕吐，吃不进东西，会引起体内失钠、失钾和体液丢失。故舟山医院对朱某使用氯化钠、氯化钾，为其补充钠、钾，维持水电解质平衡。舟山医院使用该两种药物，并无不当。9.舟山医院在治疗初期未使用消炎药，是考虑到2016年9月11日朱某在个体诊所治疗时已使用过克林霉素针和氨曲南针（剂量不详）。这两种药物都是消炎药，且24小时内使用一次即可。2016年2时30分左右，舟山医院初步考虑朱某存在脑炎的可能，之后舟山医院就使用了针对脑炎的用药，即地塞米松、甲泼尼龙、甘露醇、头孢曲松钠。地塞米松、甲泼尼龙的药效，如前所述。甘露醇，系快速降颅压的用药。头孢曲松钠，系更容易通过血脑屏障的消炎药。此外，舟山医院还于2016年9月12日9时6分作出了为朱某注射人免疫球蛋白的医嘱，但因朱某在之后不久就转院，考虑转院途中使用人免疫球蛋白存在风险，未执行该医嘱。法院认为，1.地西泮针。该药品的说明书载明，地西泮针的有镇静、催眠的效果。临时医嘱单记载，使用该药的医嘱于2016年9月12日7时50分作出，备注为CT检查前。病程记录记载，7时50分时朱某仍处于谵妄、意识不清状态，无抽搐发作，仍持续高热，频繁呕吐。为保证头部CT检查的顺利进行，舟山医院使用该药存在合理性。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使用地西泮针存在过错，不予认定。2.碳酸氢钠针。该药品的说明书载明，碳酸氢钠针可用于代谢性酸中毒的治疗。2016年9月12日8时19分的血气分析检验报告单显示，朱某剩余碱（ABE）数值为-13.8mmol/L，存在酸中毒的情况。舟山医院关于2016年9月12日9时4分、9时13分使用碳酸氢钠针系用于治疗酸中毒之说，存在合理性。关于使用间隔时间和剂量。药品说明书载明，“所需剂量按下式计算：补碱量（mmol）＝（-2.3-实际测得的BE值）×0.25×体重（kg）。除非体内丢失碳酸氢盐，一般先给计算剂量的1/3-1/2，4-8个小时内滴注完毕”。按此计算，朱某（体重为19kg）的补碱量应为-76.475mmol。药品说明书还载明，“该药品每250ml含12.5g碳酸氢钠，每1g碳酸氢钠相当于12mmol碳酸氢根”。按此计算的所需剂量约为127ml。舟山医院在10分钟内共使用了68ml碳酸氢钠针，较之不考虑体内丢失碳酸氢盐情况下的建议先给剂量（所需剂量1/3-1/2），略有增加。因血气分析检验报告中，朱某碳酸氢根的数值也偏低（检验值为10.8mmol，参考值为21.4-27.3），舟山医院于10分钟内使用碳酸氢钠针的剂量较之不考虑体内丢失碳酸氢盐情况下的建议先给剂量略有增加，难谈剂量过大，亦难谈使用间隔时间过短。综上，曹杏珍、朱福友关于舟山医院不应使用碳酸氢钠针的主张，关于舟山医院使用碳酸氢钠针的间隔时间过短、剂量过大的主张，均缺乏依据，不予认定。3.甲泼尼龙琥珀酸钠针。该药品的说明书载明，甲泼尼龙琥珀酸钠针是用于抗炎治疗、免疫抑制治疗的用药。曹杏珍、朱福友以该药非控制炎症或抗病毒的药为由主张舟山医院使用该药不当，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定。4.地塞米松针。该药品的说明书载明，一般剂量静脉注射为每次2-20mg；静脉滴注时，应以5%葡萄糖注射液稀释，可2-6小时重复给药至病情稳定。病历显示，舟山医院于2016年9月12日3时15分、4时45分别对朱某静推使用了2.5mg、静滴使用了3mg地塞米松。舟山医院使用地塞米松的剂量在药品说明书载明的范围内。曹杏珍、朱福友主张地塞米松的使用剂量过大，缺乏依据，不予认定。5.西咪替丁针。朱某有怕光之表现，仅见于曹杏珍、朱福友自述，无其他证据可证明。病历中也无朱某怕光的记载。而西咪替丁针的药品说明书载明，该药常见的不良反应有腹泻、腹胀、口干、头晕、头痛等，但未载明有怕光之不良反应。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在朱某对西咪替丁出现怕光的不良反应后仍持续使用该药，缺乏依据，不予认定。6.肝素钠针。该药品的说明书载明，肝素钠针用于防治血栓形成或栓塞性疾病，也用于抗凝处理。病历记录中，注明该药物是用于封管。结合使用该药之前，舟山医院曾对朱某进行过浅静脉留置的情况，舟山医院关于使用肝素钠针是为了防止血液凝固对留置针的影响之说，存在合理性。曹杏珍、朱福友关于舟山医院不应使用肝素钠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认定。7.奥美拉唑针、维生素B6针。药品说明书载明，奥美拉唑针系用于消化道出血的治疗用药，维生素B6系用于呕吐的治疗用药。病历记载，朱某存在消化道出血及呕吐不止的症状，舟山医院使用奥美拉唑针、维生素B6针存在合理性。曹杏珍、朱福友关于舟山医院不应使用该两种药品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认定。8.止血敏针、止血芳酸、血凝酶针。曹杏珍、朱福友称，使用上述药品后朱某发冷，但无身体打寒战的情况。止血敏针、止血芳酸针、血凝酶针的说明书中，均未载明有发冷之不良反应。曹杏珍、朱福友主张朱某发冷系使用上述药品的不良反应所致，依据不足。故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在出现发冷的不良反应后仍持续使用上述用药，亦缺乏依据，不予认定。9.氯化钠针。10%氯化钠针的药品说明书载明，该药的不良反应有“输液过多、过快，可致心率加快”。舟山医院关于氯化钠不会引起心率加快之说，不成立。根据病历记载，舟山医院在朱某住院期间进行的检验项目，有四次包括了血液钠值检验，结果分别是：入院时为130.1mmol/L、2016年9月12日0时50分时为131.2mmol/L、7时49分时为140mmol/L、9时14分时为140.9mmol/L。前两次的检验结果显示比正常值（135-145）低。故舟山医院关于使用氯化钠针为朱某补钠之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朱某一直呕吐，舟山医院关于使用氯化钠为其补充水电解质之说，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10%氯化钠针有“输液过多，过快，可致心率加快”之不良反应，舟山医院在使用该药时应当考虑朱某的心率情况，谨慎决定。根据病历记载，舟山医院在朱某住院期间分12次共使用了1320ml的0.9%氯化钠针，分8次共使用了75ml的10%氯化钠针。10%氯化钠针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2016年9月11日23时30分10ml，2016年9月12日0时42分10ml，1时28分8ml、10ml，4时45分10ml、5时37分10ml、7时24分10ml、9时30分7ml。入院时，朱某的心率为146次/分。住院期间，舟山医院于2016年9月11日23时起，为朱某实施了心电监护，记载情况如下：2016年9月12日2时32记载心率为180-220次/分、4时5分记载心率为180-205次/分、7时21分记载心率为180-200次/分、7时50分记载心率为160-180次/分、9时14分记载心率为160-180次/分。入院时，朱某的心率就比较高。其后，朱某的心率较之入院时还有所升高，直至2016年9月12日7时50分后才有明显下降，但仍在较高水平。在朱某心率较高的情况下，舟山医院使用10%氯化钠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存在疑问。0.9%氯化钠针本身即具有补充水电解质的效果。舟山医院在使用1320ml的0.9%氯化钠针之外，另使用75ml的10%氯化钠针，为补充水电解质之说，合理性和必要性存在疑问。虽然前两次对朱某血钠的检验结果显示比正常值低，但偏低的不多，且在血钠值恢复正常（2016年9月12日7时49分）后，仍存在舟山医院使用10%氯化钠针的记录，为补钠之说，合理性和必要性存在疑问。对比10%氯化钠针使用的时间和朱某心率变化的情况，朱某心率升高是否系因舟山医院使用10%氯化钠针输液过多、过快所致，可能性不能排除。综上，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在使用氯化钠针方面存在过错，予以认定。10.氯化钾针。根据病历记载，舟山医院为朱某使用的是10%氯化钾针。该药品的说明书未载明有加速心率的效果，亦未载明使用后有心率加速的不良反应。曹杏珍、朱福友以10%氯化钾针可导致心率加速为由主张舟山医院不应使用该药，依据不足，不予认定。11.针对脑炎的治疗。消炎药对治疗脑炎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治疗初期，舟山医院未对朱某使用。关于舟山医院对治疗初期未使用消炎药所作的解释。根据相关药品说明书，克林霉素针和氨曲南针都并非24小时内仅可使用一次的药品。而且，脱离剂量谈使用时间间隔，亦不具有合理性。舟山医院在克林霉素针和氨曲南针的使用剂量不详的情况下，就作出治疗初期不使用消炎药的决定并予以实施，有所草率，尤其是在舟山医院初步诊断朱某为“急性胃炎？”的情况下（对胃炎的治疗也有使用消炎药的可能）。故舟山医院以朱某曾注射过克林霉素针和氨曲南针为由，主张在治疗初期不使用消炎药的合理性，不予认定。病历记载，舟山医院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甲泼尼龙琥珀酸钠针、地塞米松针、甘露醇、头孢曲松钠针。根据相关药品说明书，上述药品皆对治疗脑炎有一定的作用。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未使用针对治疗脑炎的药物，与事实不符。但因舟山医院在诊断朱某为脑炎方面存在延误情形，其使用上述针对治疗脑炎的药品不及时、不充分的可能性不排除。综上，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在针对脑炎的治疗方面存在过错，予以认定。（三）转院方面。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在朱某病情严重、不具备转院条件的情况下要求其转院，存在过错。舟山医院辩称，2016年9月12日上午，朱某的病情已很严重，随时会死亡。舟山医院向曹杏珍告知风险后，其自行选择了转院。法院认为，病历记载，2016年9月12日9时14分“目前患儿病情危重，预后差，随时有死亡可能，建议转院治疗，但转院途中有死亡风险极大，再次跟家长沟通，家属经商议后有向上级医院转院的意愿”，9时40分“病情危重，随时有死亡可能，家长要求尽快转送上级医院诊治。告知路途风险，有医护人员陪同转送上级医院”。由此可见，舟山医院作出转院的建议在先，而非患方主动要求转院。而从舟山医院作出转院建议之时（9月12日9时14分）和实际开始转院之时（9月12日10时）朱某的病情来看，朱某处于“病情危重，随时有死亡可能”的状态。作为三甲医院，舟山医院具备较好的医疗条件。对朱某进行转院治疗，并非出于某种医疗设施的欠缺。转院后的医院，在抢救、治疗手段上，与舟山医院无根本性差异，且将面临不熟悉患者病情、需重新考虑、制定诊疗方案的问题。而以当时朱某的状态，时间上已不允许。在此情况下，转院会造成朱某于途中死亡的可能，导致其抢救时间、抢救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不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故无论是舟山医院作出转院的建议，还是舟山医院同意实际转院的决定，都不适当。曹杏珍、朱福友主张舟山医院在此方面存在过错，予以认定。四、曹杏珍、朱福友的合理损失。1.医疗费。双方无异议，根据相关医疗费发票，曹杏珍、朱福友主张3150元合理，予以认定。2.死亡赔偿金。双方无异议，曹杏珍、朱福友主张944740元合理，予以认定。3.丧葬费。双方无异议，曹杏珍、朱福友主张28192.50元合理，予以认定。4.精神损害抚慰金。舟山医院认为曹杏珍、朱福友主张的过高。根据舟山医院在朱某诊疗中存在过错的情况，酌情认定50000元。5.误工费。就此，曹杏珍、朱福友未提交证据。但朱某的亲属为办理朱某死亡之事而误工损失的事实，客观存在。考虑曹杏珍、朱福友在朱某死亡后与舟山医院交涉的过程，其主张4700元误工费合理，予以认定。6.住宿费。就此，曹杏珍、朱福友未提交证据。庭审中曹杏珍、朱福友称，事发前曹杏珍、朱福友及朱某的哥哥皆在舟山居住。故曹杏珍、朱福友主张上述三人因处理朱某死亡之事而支出住宿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7.交通费。就此，曹杏珍、朱福友未提交证据。但朱某的家属为办理朱某死亡之事而产生交通费损失的事实，客观存在。考虑曹杏珍、朱福友在朱某死亡后与舟山医院交涉的过程、曹杏珍、朱福友的家乡与舟山的距离等因素，酌情认定2000元。综上，曹杏珍、朱福友的合理损失合计1032782.50元。一审法院认为，在曹杏珍与舟山医院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的过程中，朱福友未参与，亦未在事后追认，故人民调解协议不足以作为认定曹杏珍、朱福友与舟山医院权利义务的依据。舟山医院以人民调解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款已得到实际履行为由主张不再承担责任，缺乏依据。舟山医院对朱某诊疗的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1.对脑炎的诊断有所延误；2.使用10%氯化钠针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3.针对脑炎的治疗存在过错，包括治疗初期未使用消炎药，后期用药也存在不及时、不充分的可能；4.建议并同意朱某转院不具备合理和必要性。由于朱某死亡后未进行过尸检，其是死于输液不良反应，脑炎，抑或其他，无法确认。双方所主张的死亡原因有两点，即输液不良反应和脑炎，法院以双方主张的死亡原因为基础分析舟山医院的过错点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1.舟山医院的第2点过错与输液不良反应致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2.舟山医院的第1、3点过错与脑炎致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3.舟山医院的第4点过错，与输液不良反应和脑炎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第4点过错，会导致朱某的抢救时间、抢救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与死亡结果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关联。综上，法院认定舟山医院过错的诊疗行为与朱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曹杏珍、朱福友要求舟山医院对其损失予以赔偿，予以支持，但应扣除不合理部分，具体的赔偿金额应为1032782.50元。舟山医院已支付88000元，尚应支付944782.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规定，判决：一、舟山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曹杏珍、朱福友944782.50元；二、驳回曹杏珍、朱福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32元，由曹杏珍、朱福友共同负担796元，舟山医院负担12336元。二审期间，舟山医院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由浙江省舟山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拟证明朱某的病历资料不存在伪造与篡改；证据二，儿科护理记录单五页，拟补充证明其就患儿朱某的诊疗经过。曹杏珍、朱福友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公证书作为鉴定检材。针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公证书仅系患儿朱某病历资料真实性的佐证材料，并非独立于一审病历资料以外的新病历，故本院对曹杏珍、朱福友一方提出的将其不作为鉴定检材的请求予以许可。儿科护理记录单系记录患儿护理经过，能与其他病历资料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应曹杏珍、朱福友申请，本院依法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先后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浙江省医学会针对如下事项进行司法鉴定：1.舟山医院针对朱某的诊疗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是否存在过错；2.舟山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朱某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3.朱某的死亡原因。2018年8月14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以朱某死后未经尸体解剖、未能获得死亡原因的法医病理学诊断、且就诊至死亡时间间隔较短、鉴定材料有限、案情疑难复杂为由，认为鉴定要求超出其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故就本案鉴定决定不予受理。后，本院委托浙江省医学会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7月10日，浙江省医学会出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舟山医院在对患儿朱某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2.医疗过错与患儿死亡之间存在可能的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在造成患儿死亡中的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原因。针对该鉴定意见书，舟山医院质证认为，对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在转院前已向患者亲属告知转院途中风险，虽然在告知签字方面存在不足，但这与患者的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曹杏珍、朱福友一方质证认为，整个鉴定过程与方法不符合规范，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鉴定意见书避重就轻，对患儿从入院诊治到最后死亡的全部过程均未详细涉及，明显是在应付，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审查后认为，浙江省医学会在受理本案鉴定以后，随机抽取专家7名组成专家组（医患双方均未申请专家回避），并召开医疗损害鉴定会听取医患双方陈述，经合议形成鉴定意见，整个鉴定过程程序合法。曹杏珍、朱福友一方虽对鉴定过程与方法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其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亦不予准许。除关于舟山医院诊疗行为过错的认定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舟山医院针对朱某的诊疗行为是否违反相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对此，舟山医院上诉认为，其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错，故不应对朱某的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曹杏珍、朱福友一方则认为，舟山医院存在诊断错误、用药错误，且用药存在过速、过量，导致患儿朱某死亡，应当承担患儿死亡的全部赔偿责任。关于舟山医院对患儿朱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错误或延误的问题，鉴定意见书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患儿因腹痛2天呕吐发热1天入院，当时无头痛、意识改变等神经系统症状，入院检查也没有神经系统阳性体征，而呕吐物化验隐血阳性，诊断“上消化道出血、腹痛呕吐原因待查：急性胃炎？”是成立的。医方予止血、止吐对症治疗合理。9月12日02:32记载患儿出现频繁呕吐、神志改变，医方考虑脑炎可能，予以甘露醇脱水降颅压、激素抗炎、抗感染等治疗未见违规。因病情变化极快，虽然缺乏腰穿、MRI等进一步检查（因瞳孔不等大、生命体征不稳定致相关检查受限），但医方在对患儿诊治过程中已针对脑炎予脱水、激素抗炎、抗感染等治疗，故无依据支持医方存在对脑炎的延误诊治。而一审认为舟山医院未在第一时间对存疑的急性胃炎是否成立进行检查并作出进一步诊断、未在首次考虑脑炎后的第一时间对是否为脑炎、系何种脑炎进行检查和进一步诊断，且最终“重型脑炎”的诊断也未明确具体属于哪一种脑炎，未尽其三甲医院医疗水平下应尽的诊疗义务，并据此认定舟山医院存在延误诊疗，与鉴定专家组意见明显相悖，二审予以纠正。关于舟山医院用药是否存在不当的问题，鉴定意见书中亦有详细分析：正常儿童输液时需要按照4:1的糖盐比例配比，本例患儿血气分析及电解质检查提示血钠偏低，临床加用10%氯化钠10ml二支加入糖盐水中静滴，这样的补钠治疗在临床上是合理的。9月12日早上9点由于患儿处于休克状态，半小时内补充0.9%氯化钠500ml和多巴胺用于纠正休克扩容属于合理用药。而一审因朱某心率升高是否系因舟山医院使用10%氯化钠针输液过多、过快所致，可能性不能排除，认定舟山医院在使用氯化钠针方面存在过错，亦与专家意见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曹杏珍、朱福友一方提出，舟山医院对患儿朱某的用药存在过量、过速、过敏等问题，并认为这是导致朱某死亡的原因之一。但鉴定意见书专家分析意见认为，朱某住院期间并无药物不良反应的表现。对于患儿朱某死亡原因，临床诊断首先考虑急性重症脑炎，合并循环功能衰竭等。重症脑炎病情重，进展快，死亡率高。患儿死亡主要系疾病自身发展转归所致。据此，本院对曹杏珍、朱福友一方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舟山医院对患儿朱某诊治过程中是否存在其他过错，鉴定意见书中专家分析意见认为：医方在转院前对途中风险预估不足，告知欠完整，存在不足，与患儿死亡存在可能的因果关系。专家组综合认定，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原因。舟山医院上诉主张其不存在任何医疗过错，本院不予采纳。本案患儿朱某系在转院途中死亡，舟山医院随车陪护医生对此应是明知的。本院认为，对于患者死亡的，医院有义务告知其近亲属有关尸检的规定。本案患儿朱某的确切死因因未行尸检而无法明确，也导致患儿家属对患儿死因一直存在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儿家属的精神痛苦。因此，本院认定在鉴定意见书认定的医疗过错以外，舟山医院还存在未履行尸检告知义务的过错。综合考虑本案舟山医院存在的上述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本院酌情确定舟山医院对患儿朱某的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一审认定曹杏珍、朱福友各项损失合计1032782.50元合理，故舟山医院具体赔偿金额应为309834.75元，扣除其已支付的88000元，尚应支付221834.75元。综上所述，舟山医院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在过错责任认定上存在错误，二审基于鉴定意见而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7）浙0902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二、舟山医院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曹杏珍、朱福友221834.75元；三、驳回曹杏珍、朱福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3132元，由曹杏珍、朱福友负担9000元，舟山医院负担4132元；鉴定费6500元，由舟山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红兵审 判 员 谢 佑审 判 员 张秀梅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王丽民代书记员 毛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