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6行终4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湘濒（曾用名戴湘滪），男，194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雄，浙江和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 法定代表人陈伟军，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章忠权，分管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程金荣，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严洪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戴岳松（曾用名戴鹤嵩），男，195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戴湘濒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戴岳松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初12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湘濒一审起诉称，坐落于绍兴市××城区××则水牌西庄戴氏祖传房产，原系鞋庄，由原告曾祖戴志庆买入，北系二层住房，南为单层手工作坊。该房未曾分家析产。1951年9月，原告之父将居住多年的半间楼和批一个私自申领《土地房产所有证》，建筑面积38平方米，占地面积在19平方米左右。1979年3月18日，原告之父将上述房产立《传经堂分书》全赠与第三人戴岳松。在目前则水牌居委会协调拆迁赔偿款分配时，原告发现作坊用房凭空缺失40平方米左右建筑面积，而第三人领取的绍市国用（2001）第690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面积比1951年的产权证和分书多出20平方米左右用地面积。显然，该证书登记存在错误。请求撤销绍市国用（2001）第6904号土地登记行为。 一审法院查明，1951年9月，原绍兴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房屋所有证，载明：戴阿林、戴珍珠、戴郷珠、戴湘汝、戴凤鸣、韩阿毛所有耕地一段，计九分二厘，座落大桥坂一都一二图一五五六-七地号；；地基一段计五厘七毫，为楼0.5间、披1间，座落西庄小堡一都一二图0八九一-一地号。上述六人中，戴阿林与韩阿毛系夫妻关系，戴珍珠、戴郷珠、戴湘汝、戴凤鸣系戴阿林与韩阿毛的子女，戴湘汝与本案原告戴湘濒为同一人。1979年3月18日，原告戴湘濒之父戴笃林（戴阿林）将上述楼0.5间、披1间分家析产给第三人戴岳松（戴鹤嵩）所有，戴笃林、戴湘濒（原告，戴笃林长子）、戴凤鸣（戴笃林次子）、戴鹤鸣（戴笃林三子）、戴鹤嵩（第三人，戴笃林四子）在分书上签章确认。同日，原告戴湘濒将座落则水牌西庄小堡楼下一间及老堂前后背退堂屋三驳等房产绝卖给第三人戴鹤嵩所有。后第三人戴鹤嵩持上述土地房产所有证、分书、绝卖契向绍兴市人民政府申请上述房屋土地使用权登记，绍兴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6月16日作出准予登记决定，并颁发给第三人绍市国用（2001）第69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内容为使用权面积43.64平方米，其中独自使用面积24.93平方米，公用分摊面积18.71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原告及第三人之父戴笃林分家析产给第三人的房屋所涉土地，根据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记载，为地基一段计5厘7毫，折合成平方为38平方米，加上原告绝卖给第三人的楼下一间等房产所占土地面积，与绍兴市人民政府2001年6月的土地登记行政为中认定的土地使用权面积43.64平方米基本一致，故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可确定为系原告、第三人之父分家析产和原告绝卖给第三人所有。上述分家析产和房屋买卖均发生在1979年，即使原告存在异议，至2001年绍兴市人民政府作出被诉登记行为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故原告与案涉登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新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戴湘濒的起诉。 上诉人戴湘濒上诉称：1.本案是基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产生的不动产登记纠纷，而非基于房屋买卖关系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有悖上述法律规定。2.《绝卖屋契》仅为买卖房屋的使用权，并非所有权的转移。即使上诉人与戴岳松有绝卖房屋契约行为，也不具备物权登记条件。原绍兴市土地管理局没有核实戴岳松申请的土地登记是否存在权属纠纷，单凭《绝卖屋契》便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核准戴岳松土地登记后没有及时履行向上诉人等利害关系人公告之义务，剥夺了上诉人就被诉土地登记行为依法申请复查的权利。3.涉案分书并没有戴珍珠、戴郷珠、韩阿毛的签名盖章，此三人未处分其权利。1998年韩阿毛死亡后，其名下房产应发生继承。在房产继承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原绍兴市土地管理局于2001年6月16日作出准予登记决定显然不妥。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或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称：涉案分家析产和房屋买卖均发生在1979年，即使上诉人存在异议，至2001年绍兴市人民政府作出被诉登记行为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故上诉人与涉案登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原告主体不适格。据此，一审驳回上诉人戴湘濒的起诉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戴岳松述称：1、我国不动产物权实行登记公示主义。根据《中华人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案涉房屋业经绍兴市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并颁发绍市国用(2001)第69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实包括共用分摊面积在内的产权，已确权在第三人戴岳松名下，具有排他证明效力。2、案涉房屋系在1979年3月18日分家析产和绝卖同日进行的基础上，由戴岳松持相关凭证申请案涉房屋土地使用权登记，并于2001年6月16日获准登记，且核准的使用权面积(注：包含共用分摊面积18.7平方米)符合客观事实。其一，公摊制度诞生于1952年的香港，案涉房屋在1951年产权登记时自然不会有“共用分摊面积”这一概念；其二，房屋绝卖为所有权的转移，不单是使用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上诉人戴湘濒并不是案涉房屋的利害关系人，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起诉。自戴岳松1979年开始对案涉房屋管业至2001年确权登记，包括上诉人戴湘濒及韩阿毛、戴珍珠、戴郷珠等人在内都是知情人，分家析产过程也符合当地习俗，在此期间未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案件事实提出异议，显然上诉人戴湘濒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与2001年作出的被诉登记行为之间已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至于上诉人戴湘濒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因其在分家析产及绝卖过程中已对实体权利进行了处分，已非案涉房屋的权利人，本案也不存在所谓的继承问题，所以该规定不应适用于本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戴湘濒、被上诉人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原、被告主体适格，本院予以确认。原绍兴市土地管理局于2011年6月颁发被诉绍市国用（2001）第69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未依法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的事实清楚，本院亦予以确认。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新司法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在该新司法解释施行前，对于未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的行政案件的起诉期限，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旧司法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本案中，上诉人戴湘濒诉请撤销绍市国用（2001）第6904号土地登记行为，该土地使用权证颁发日期为2001年6月，发生在新司法解释施行前。同时，上诉人于2019年5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在新司法解释施行后。故本案起诉期限的认定涉及上述新、旧司法解释的衔接。鉴于被诉行政行为发生在新司法解释施行前，从保护公民诉权出发，应适用旧司法解释的相应规定计算2年起诉期限。但是，为督促当事人及时主张权利，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不予支持。如果2年起诉期限超过2019年2月8日（即新司法解释实施届满一年之日），则统一到2019年2月8日截止，不再继续计算。上诉人自述“2017年阴历9月”便已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故本案起诉期限应截止至2019年2月8日。上诉人于2019年5月7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起诉。一审裁定理由欠妥，本院予以指正。但裁定驳回起诉的处理结论正确，可予维持。 综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范卓娅 审判员 傅芝兰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亚彬 书记员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