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1229民初1078号 起诉人：唐运基，男,1971年5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 起诉人：韦瑞远，男,1960年1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 起诉人：韦利，女,1986年12月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 2019年7月26日，本院收到唐运基、韦瑞远、韦利的起诉状。起诉人唐运基、韦瑞远、韦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大农仲案[2019]第1号《仲裁裁决书》无效，并维护三原告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和理由： 一、案件基本情况。 被告覃强小时候随母亲改嫁到三关屯唐毓康户生活，1978年其与卢荣基结婚后到上门，基本不在三关屯生活，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也没有参与过土地承包活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人家，分别为：唐毓康、卢文先、卢文巨、唐秀芬、黄美群、唐毓西、唐毓芳），唐毓康老人过世后，1993年覃强将其养父（唐毓康）房屋及自留地出卖给蒙美花，自此后就再没有回到三关生产队居住和生活（87年一97年居住在，后一直居住于河池市金城江区。覃强户从未耕种土地、从未缴纳农业税、也从未出资出工参与三关屯的公益事业建设。200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生产队通知覃强回来参与土地调整工作，他却迟迟不归，自己放弃土地承包的权利。三关屯群众根据当时三关屯的实际生产生活情况，并在县、乡、村工作队的指导和监督下制定了第二轮土地承包方案，签订承包合同，经营管理至今。在三关屯土地调整十八年后，即2019年5月，覃强以其户口仍在三关屯为由，向大化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裁委不顾事实，违法受理，并作出错误裁决。 二、理由依据 （一）仲裁程序违法 200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三关屯群众在县、乡、术寸三级工队的组织下根据当年三关屯生产生活实际情况，通过群众开会讨论，对该屯土地进行调整并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在此背景下3名原告对争议土地进行依法承包，并经营至今。2019年5月5日，被告覃强以3名原告“侵害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向大化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十八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在本案中，从三原告2001年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并经营争议地至被告提起仲裁申请已过去18年之久，如果三原告真的侵害了被告承包经营权，被告应早已知道，而不是时隔十八年之久才申请仲裁。为此，在收到大化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后，三原告也向该仲裁委提出书面抗辩，并建议被告通过诉讼手段解决本纠纷，但大化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却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违法受理，并作出裁定，期间原因不得而知。 （二）案件主体认定不清 被告覃强1978年就到上门，几十年都没有在三关屯生产生活，200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三关屯群众在县、乡、村三级工作组的指导和组织下结合三关屯实际生产生活情况依法依规对该屯集体土地进行调整和发包。在此背景下三原告与三关村民小组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经营至今已经已十八年之久。本案中，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后，合同效力己自然终止，被告覃强因自身原因不回来承包土地，其与三关屯村民小组并不存在土地承包关系，故三原告与其也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关系。本案中，如覃强欲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依据《中华入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向三关屯村民小组提起承包土地申请或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损害赔偿，而非向三原告提出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损害赔偿。2019年5月，覃强以三原告侵害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向大化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接到大化县仲裁委《受理通知书》（大农仲案(2019]第1号)后，三原告也对案件主体适格问题提出异议，但大化县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并未采纳，这属于对案件主体认定不清。 （三）案件事实认定不清 1、对于2001年土地调整情况认定不清 《仲裁裁决书》(大农仲案[2019)第1号）认定在2001年土地调整承包工作中“唐秀芬利用担任三关屯队长的便利，将申请人的承包地私自划分给自家及韦瑞远、韦汉清三户耕种，并签订二轮承包合同”。而事实却是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2001年由县人民政府主导开展全县性的农村土地承包调整工作。三关屯开展土地调整承包是三关屯群众在县、乡、村工作队的组织和指导下进行的，《大化瑶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情况统计表》（该表一式四份，县、乡、村、队各一份）中可以体现2001年二轮承包时三关屯的户籍情况，这也能说明当时三关生产队在土地调整时并没有刻意隐瞒被告户籍仍在三关的事实，三关屯群众、村委、乡人民政府根据当时三关屯的实际生产生活情况进行土地调整并签订承包合同。三原告所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和《大化瑶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情况统计表》都是经百马乡中和村村民委员会、百马乡人民改府和县农业局审核通过的，农业农村局也保留有一份在档。在没有刻意隐瞒三关屯户籍信息的情况下，难道说当时的中和村村委和百马乡人民政府对三关屯的实际生产生活情况会不了解，被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队长一手操纵私自划分？或是说对于2001年三关屯土地调整工作中和村村民委、百马乡人民政府和农业局（现大化县农业农村局）三级都没有进行指导和审核？ 2、对于标的物认定不清 1993年覃强就已经将其养父唐毓康的房屋及周边自留地卖给蒙美花，覃强在中和村三关屯无房屋或住所，其也没有回到三关屯生产生活过。在没有证据证明“过吉岭”“下媚”“过外勒”“屋后弄江”“弄满下”“房屋附近”等六块争议地为被告覃强第一轮承包地，没有对争议地进行现场勘查确定争议地面积、四至范围、利用现状以及未明确现今地上附作物的处置办法的情况下，大化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就下达《仲裁裁定书》（大农仲案[2019]第1号）将属于三关生产队集体的土地经营权确认给覃强，并欲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四）法律适用错误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使得他人遭受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在本案中，三原告取得争议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200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与三关生产队依法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所取得，当时被告覃强与三关生产队之间就争议土地并无承包法律关系，故三原告取得承包经营权并未损害被告合法权益。因此，大化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下发的《仲裁裁决书》中以“三原告不当得利”为由支持覃强的请求是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五）裁定书违反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并且发包方案应该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在本案中，先不论覃强户是否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与三关屯签订有土地承包合同，仅说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己到期后合同效力已经自然终止，覃强因自身原因没有回来参与二轮土地承包，其与三关屯生产集体并不存在土地承包法律关系，承包方案也没有经过集体讨论通过的情况下，大化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直接下达《仲裁裁定书》（大农仲案[2019]第1号)将属于三关生产队的集体土地擅自确权发包给覃强，这已超出法律授予该委的权限范围，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农村集体土地发包承包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大农仲案[2019]第1号仲裁程序违法，《仲裁裁定书》案件主体、案件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裁定书内容存在重大瑕疵，裁定内容违法，应属无效裁定。三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保护。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非诉讼的必经程序，诉讼与仲裁是并列的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纠纷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不服，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存在维持或撤销仲裁裁决的问题，故人民法院没有必要对仲裁裁决进行评断，而应就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决，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亦未明确规定赋予纠纷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的权利，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的起诉人唐运基、韦瑞远、韦利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大农仲案[2019]第1号《仲裁裁决书》无效，并维护三原告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起诉人唐运基、韦瑞远、韦利的上述诉讼请求即请求撤销大农仲案[2019]第1号《仲裁裁决书》，起诉人唐运基、韦瑞远、韦利的上述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起诉人唐运基、韦瑞远、韦利应就原纠纷提起诉讼。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对唐运基、韦瑞远、韦利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唐秀腾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 法官助理 黄世安 书 记 员 黄玉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