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27民初569号原告：上饶市信义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饶市信州区凤凰大道龙潭湖公园附属楼今日头条院内（凤凰桥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0094431601B。法定代表人：廖才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海明，江西时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余干县康山垦殖场，住所地：余干县康山垦殖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749235156XL。法定代表人：范长英，该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道，男，1973年10月15日生，汉族，余干县人，住余干县，系余干县康山垦殖场党委副书记，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定清，江西干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上饶市信义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干县康山垦殖场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7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海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道、彭定清到庭参加诉讼。于2019年8月1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海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饶市信义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698863.47元,利息1721528.49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4月30日止)，合计人民币3420391.9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为生产需要资金从1991年开始先后向中国农业银行余干县支行多次借款，余干县支行按合同约定将所约定金额放贷给被告，但被告并未按约定时间归还借贷本息。2017年6月7日，原告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拍卖竟得上饶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出让的农行143户资产包，依据拍卖结果及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上饶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自上饶市农行取得、承继的自2016年4月30日以前及后续的被告的债权转让绐原告。该资产包的全部债权及附属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债权项下依法可向被告追索的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等随债权一同转让，后续相关债权权益均由原告受让，承继。原告成为新的债权人后，立即协同原债权出让人共同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函》，告知被告尚欠原告本金和利息，但是被告无视原告的催讨，至今不予归还任何本息。综上，原告认为，原告已依法取得上饶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出让的农行对被告的债权及其利息，被告负有还款的法定义务。为此，原告为依法维权，特具此状，望依法支持！被告余干县康山垦殖场辩称：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分行、上饶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原告间的贷款债权转让行为无效。被告认为：即使如原告所言，案涉债权确由农行上饶分行转让给上饶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并由上饶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给原告，这三者之间的转让行为依然无效。其理由是：第一、从制度规定言：首先，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法律行为效力有关问题的批复》（银监会办发【2009】24号文）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向社会投资机构转让贷款债权，但是转让是，“应当采取拍卖等公开方式，以形成公允价格，接受社会监督；其次，《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了资产管理公司的条件；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前述部委规章予以重申。第二、从本案事实言：首先，据了解，农行上饶分行在向上饶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贷款债权时，采用了协议转让方式，而没有通过公开市场。这也说明，农行上饶分行转让时并没有形成公允价格。其次，上饶市国有资产经营集体有限公司不属于规章规定的资产管理公司，不具有受让不良资产的资格。故此，本案涉及的转让行为违背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二、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其理由是：第一、原告提供的《债权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经办人“袁永广”的签名，不是袁永广本人所书写，由于是复印件，印章情况无法查看，对于印章是否属被告的公章，被告将在庭审时查看后再发表意见。不过，被告要强调的是：被告已问过当时的工作人员，均述及没有银行催收这件事，也没有人述及曾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名或盖章。故此，原告提供的《债权逾期催收通知书》的签名及盖章十分有可能不是被告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是原农行有关人员伪造的证据。第二、原告提供的《债权逾期催收通知书》从其内容言，仅是原农行归于债务的催收，其内容并不能反应被告对于原农行要求的债务予以同意履行。故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立他字第106号批复，即使签名和盖章是被告的真实意思，那么，这一行为也不能引发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法律效果。第三、原告所称的登报催收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其原因是：首先，诉讼时效中断仅发生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但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所坚称的登报催收行为发生于二00九年十月一日，此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其次，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仅有债务人的自愿履行、自动履行才能使自然之债变成保护之债；最后，被告一直持续经营，未予以停业，也未改变住所地，故此，原告所称的登报催收行为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之规定。三、有关问题的说明被告的现名称为余干县康山垦殖场，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的相关印章早已停用；综上所述，被告认为：由于债权转让违法，本案的原告并不适格，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为此，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于被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原告的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系合法注册并续存的法人；2、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证明：上饶市信义投资有限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3、借款借据（原件）二张，证明：被告于1996年8月31日向农行余干县支行借款100万元，1998年4月6日偿还21100元，尚欠978900元，1997年6月25日借款80万元，截止1999年4月30日尚欠本金719963.47元；4、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证明：原债权人农行余干支行于2007年5月20日向被告进行了催收；5、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明细表，证明：原告受让包括被告在内的142户债权合法有效；6、报纸公告，证明：原债权人及原告对被告的债务进行了催收引起了时效的中断；7、2002年10月12日江西帝豪生物提炼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复印件，证明：2002年10月12日被告前身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在江西帝豪生物提炼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上仍然使用了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的印章。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债权转让行为违背了相关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对证据3记载的借款金额、时间、及借据上的相关印章均予以承认，但对还款的情况予以否认，特别是1999年4月30日还款36.53元，还记载了还款46096.85元，这还款行为不是被告所为；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催收通知书上的袁永广不是本人签名，催收时间是2007年5月20日，但2000年7月25日县委办以干办字（2000）09号文件停止了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印章的使用，同时对照（2000）9号文上的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印模和催收通知书上的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印模不是同一印章形成，关于关联性，这份证据内容只能够证明原债权人予以催收，而不能够证明被告予以同意履行，要求对催收通知书上的袁永广签名及印章进行鉴定；对证据5明细表客观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这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诉求的这两笔债权已经转让，这份证据中的本金金额是3331843.47元，担保方式是信用，而原告起诉的债权的借据80万元担保方式明显是抵押，故所以原告诉求的债权是不含于批量处置的3331813.47元内；对证据6的客观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原债权人这种通过报纸催收的行为不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因是原债权人、原告刊登的报纸不是司法上讲的省级以上有影响的报纸，另外被告持续经营，住所地从未变更，不符合公告催收的条件；对证据7有异议，这是复印件，即使是使用了，也不能说明有法律效力，2000年7月25日县委有文件规定从2000年7月25日起停止使用该公章。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原、被告对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为，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为，对该意见书三性均有异议，具体理由如下：1、对印章检材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江西省国营康山垦殖场（下称“康山垦殖场”）一再强调在余干县公安局办理了备案，对比样本应当使用其在余干县公安局的备案印章，而不是使用2000年7月25日《关于启用“中共余干县康山垦殖场委员会”等三枚印鉴的通知》上的印章；2、对印章检材的关联性有异议，康山垦殖场虽然声称在2000年7月25日停用了康山垦殖场印章，但于2002年10月12日在江西帝豪生物提炼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仍然使用了康山垦殖场印章，康山垦殖场提出的在2000年7月25日停止使用印章的抗辩理由毫无事实依据。原告申请贵院依法到余干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江西帝豪生物提炼有限公司于2002年10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原件，后将该原件一并提交司法鉴定机构对该原件上康山垦殖场的印章与《关于启用“中共余干县康山垦殖场委员会”等三枚印鉴的通知》上的印章及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的加盖的康山垦殖场印章是否一致性进行司法鉴定；3、该鉴定意见只能证明送检的印章与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的印章不一致，无法排除康山垦殖场同时使用多枚印章或在印章停用后又继续使用印章的可能性；4、康山垦殖场作为企业法人，以加盖印章作为对外签订民事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的唯一标准，经办人袁永广签名的真伪不影响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法律效力。被告对鉴定意见无异议，都认可，原告提出使用多枚公章，我们是国营单位，在生产经营和执法过程中都是按县委、县政府印章有关规定来使用的。本院对鉴定意见书的认证意见为，印鉴印章是作用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已经移交余干县管辖并更名为余干县康山垦殖场，余干县委干办字（2000）09号文件已明确从2000年7月25日起停止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印章的使用，依据印章规定，该印章应封存或销毁，故该文件中的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印鉴印章是唯一可相信的印章，同时，2000年7月25日后使用该印章都是非法使用，不能产生法律效力，被告对鉴定意见无异议，都认可，并强调在生产经营和执法过程中都是按县委、县政府印章有关规定来使用的，所以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的异议不成立，本院确认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本院对原被告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原告证据1被告无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明力；对原告证据2被告对其客观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转让行为违背了相关规章的强制性规定，转让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因被告提出不良债权转让无效抗辩，本院已经明确告知被告应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被告明确表示不另行提起诉讼，故本院对被告不良债权转让无效抗辩不予支持，本院对原告证据2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原告证据3被告无异议，但认为还款非被告所为，本院认为，原告证据借据载明还款情况不影响被告利益且被告对借款金额、时间、和印章无异议，本院确认证据3借据的证明力；对原告证据4被告认为不具有客观性，要求对催款通知书上的袁永广签名和印章的真假进行鉴定，经过鉴定，确定催款通知书上的袁永广签名不是袁永广本人书写，催款通知书上的印章与余干县委文件上的印鉴印章不一致，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的三性提出异议（异议理由见上面），被告对鉴定意见书无异议，并强调被告是按县委、县政府的有关规定使用印章。本院认为，根据鉴定意见书的结论，原告催款通知书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被告异议成立，本院对原告证据4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原告证据5被告对其客观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诉求的这两笔债权在原告受让的142户债权内，这份证据的本金金额是3331813.47元，担保方式是信用，而80万元借据担保方式是抵押，本院认为，证据债权转让明细表内容表明，抵押贷款均有担保人，原告借据一份没有注明担保方式，一份（80万元）注明是抵押，或许是没有抵押合同，不知具体担保人才填写为信用担保，但是原告受让债权时，能够得到借据原件，可以说明该两份借据债权在原告受让债权范围内，同时被告明确不就转让债权合同效力起诉，其就转让债权合同无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因此被告的异议不成立，本院确认原告证据5的证明效力；对原告证据6被告对其客观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原债权人这种通过报纸催收的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因是原告刊登的报纸不是司法上讲的省级以上有影响的报纸，另外，被告持续经营住所从未变更，不符合公告催收的条件。本院认为，江南都市报、新法制报是江西日报社创办的面对全省的报纸，应是具有省级以上（含省级）影响的报纸，金融时报更是具有省级以上影响的报纸，原告公告催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一条规定（特别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之规定不冲突。被告的异议不成立，本院确认原告证据6的证明力；对原告证据7被告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即使是使用了，也不能说明具有法律效力，因为2000年7月25日县委有文件规定从2000年7月25日起停止使用该公章。本院认为，中共余干县委明确规定从2000年7月25日起停止使用该公章，并留有印鉴印章备查，依据印章规定，该印章应封存或销毁,同时，2000年7月25日后使用该公章都是非法使用，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异议成立，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于2000年划归余干县管辖并更名为余干县康山垦殖场，原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的债权债务由被告余干县康山垦殖场承担。2000年7月25日，中共余干县委以干办字（2000）09号文件规定自即日起停止原相应的三枚印鉴（含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印章印鉴）使用。被告于1996年8月31日向中国农行余干县支行借款100万元，约定还款日期为1999年8月31日，月利率为2.4‰，借据记载98年4月6日收回21100元，结欠金额978900元；1997年6月25日，被告向中国农行余干县支行借款80万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00年6月19日，月利率9.15‰，贷款方式为抵押（无抵押合同），借据记载97年12月29日还本金7万，97年12月30日还本金1万元，99年4月30日还本金36.53元，结欠本金719963.47元，但被告否认还款36.53元。2009年10月1日、2011年9月19日、2013年8月19日、2015年8月10日，原债权人先后在江南都市报、新法制报上刊登公告催收欠款。2009年10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在金融时报刊登资产转让暨受托管理和处置公告。2017年6月7日，原告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拍卖竟得上饶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出让的农行142户资产包，其中第53户为被告所欠本金3331863.47元，但被告认为与借据不相符不予认可；原告成为新的债权人后，即与原债权出让人上饶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告知被告尚欠原告本金和利息，但被告至今未予归还本息。原告于2019年2月27日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本息。庭审中，被告提出原告受让债权行为无效，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并强调江西省国营康山垦殖场的相关印章早已停用，要求就催收通知书中的袁永广签名和印章进行鉴定。经本院释明，被告明确表示不就债权转让无效另行起诉。鉴定意见书明确，催款通知书上的袁永文签名不是本人书写，印章与余干县委文件中的印鉴印章不一致。2019年7月11日，原告对鉴定意见书提出书面质证意见，对意见书的三性均提出异议，并申请本院到余干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江西蒂豪生物提炼有限公司于2002年10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原件，要求对江西蒂豪生物提炼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原件上的江西省国营康山综合垦殖场印章、催款通知书上的印章、余干县委（2000）09号文件上印章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通知被告，对其调取江西蒂豪生物提炼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原件并鉴定的要求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2008年1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上饶市分行在受托处理不良资产过程中，根据财政部的受权，受让了本案债权，之后，上饶市农行自2009年10月1日起多次就本案债权发过催收公告，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第一条规定，本案的债权应当追溯至2008年1月1日，原债权人农行余干支行在2007年5月20日也向被告主张过债权，被告盖章予以重新确认，之后，在改制剥离不良资产过程中，原告于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均通过登报形式向被告主张过债权，因此，本案债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借款后，银行从没有找被告收过款，也没找被告盖过章，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被告向原债权人借款时均有约定还款期限，被告到期未还款，即侵害原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原债权人应在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二年内主张权利，否则即为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借据约定的还款日期分别为1999年8月31日和2000年6月19日，则诉讼时效应计算至2011年9月1日和2002年6月20日，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期间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原告主张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据以中国农业银行余干县支行2007年5月20日的催收通知书，认为被告在通知书上盖章是债务的重新确认，但该催收通知书上的签名经鉴定不是袁永广本人签名，印章也与余干县委文件上的印鉴印章不一致，故该通知书不能证明原债权人催收过欠款，更不能证明被告重新确认该债务，所以原告及原债权人于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公告催收时本案两笔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不足，本院对原告的观点不予采信，对被告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饶市信义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63元，减半收取17082元，鉴定费16000元，共计33082元，由原告上饶市信义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辉进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黄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