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2民终26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冬梅，女，197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克东县金土地化肥农药经销部业主，住黑龙江省克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建胜，黑龙江李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蒙艳春，男，197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克东县。上诉人李冬梅因与被上诉人蒙艳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2019）黑0230民初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冬梅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2019）黑0230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蒙艳春给付李冬梅化肥款6,445.00元、利息2,188.00元，共计8,633.00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蒙艳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依据李冬梅与案外人之间的协议裁判本案，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协议约定，双方应及时到场，否则按照乙方（农户）实测数据为准”并非李冬梅与蒙艳春之间的协议。一审判决依据李冬梅与案外人之间的协议确定李冬梅与蒙艳春之间的法律关系，完全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认为“2011年秋，李冬梅没有组织测产，也未到田间进行勘查、实测，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的约定。即使按照李冬梅与案外人之间“协议书”的约定，李冬梅只负有及时到场签字的义务，并不负有组织测产、到田间进行勘查、实测的义务。而且，即使未及时到场签字，应承担的后果是按乙方实测数据为准。一审判决以强加给李冬梅莫须有的义务，并依据其杜撰的义务，认定李冬梅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三、一审判决所谓的“显然有悖情理，也不符合协议的约定”纯属主观臆断，既不符合情理，更不符合法理。李冬梅与蒙艳春并没有关于双方应及时到场的约定，蒙艳春也未向李冬梅主张赔偿，在此情况下，李冬梅不进行赔偿才符合情理。一审判决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强行为李冬梅设定义务，完全不符合法理。四、一审判决以“被告方未有减产数量的充分证据…但考虑年份大豆产量情况…按减产10%至20%进行估算”为由，认定蒙艳春抗辩理由成立，完全丧失了公平、公正的立场。一审中蒙艳春并未提出以减产抵销化肥款的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蒙艳春如提出以减产损失抵销化肥款的主张，应承担证明减产数额的举证责任。即使按照一审判决采纳的李冬梅与案外人之间的协议，也约定“双方应及时到场，否则按照乙方（农户）实测数额为准”。一审判决在认定蒙艳春没有减产数量的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蒙艳春抗辩理由成立，应予采信”，完全丧失了公平、公正的立场。五、一审判决裁判结果与其裁判理由自相矛盾。一审判决在关于“秋后未测产过错责任如何认定问题”，认定李冬梅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蒙艳春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判决结果却是驳回李冬梅的诉讼请求，对于蒙艳春的责任却未判决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与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相冲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蒙艳春辩称，2011年7月15日，李冬梅与多户农民签订协议，保国村、长春村和东兴村三个村一共20多户农民在该协议下方签字，但是协议现在鲁金魁手中。协议签订时，因氨基酸过量导致苗黄，所以协议约定不管苗长势如何，李冬梅都不向农户收取化肥款。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蒙艳春立即偿还李冬梅化肥款6,721.00元；二、蒙艳春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4月20日，蒙艳春在李冬梅经营的克东县金土地化肥农药经销部购买金谷丰复合肥等，共计价款6,445.00元。二、蒙艳春用该化肥后，于2011年6月中旬出现秧苗长势慢、叶片黄等脱肥情况。三、2011年7月10日，经双方协商，2011年7月10日李冬梅将化肥款退回给蒙艳春，蒙艳春给李冬梅出具收到条一份。四、2011年7月15日甲乙方代表达成协议，同意秋后测产乙方负责甲方在当地实际平均产量减产部分的损失，按照秋收时价格予以赔偿，由经销商免费提供叶面肥进行补救。五、秋收后双方没有进行测产，李冬梅也未向蒙艳春进行赔偿。六、李冬梅电话录音中承认化肥外包装与含量不符；蒙艳春化肥已经用于种植，原始证据已经灭失，导致对蒙艳春所用化肥质量鉴定已经无法进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秋收后未测产过错责任如何认定问题；二是蒙艳春抗辩赔偿损失如何折抵问题。李冬梅所卖化肥包装标识与实际含量不符，当蒙艳春种植大豆在2011年6月下旬出现秧苗长势慢、叶片黄等现象情况，双方到田间勘查，达成协议。该协议体现了双方对化肥质量问题处理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了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方法及法律后果。协议约定，双方应及时到场，否则按照乙方（农户）实测数据为准。2011年秋，李冬梅未有组织测产，也未到田间进行勘查、实测，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蒙艳春对测产问题也未有相应文字记录、视频资料等证据记载测产过程和结果，仅为开庭陈述每亩减产80斤左右。故蒙艳春在测产过程中也有一定过错，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当秧苗长势慢、叶片黄等脱肥情况后，虽李冬梅免费提供叶面肥进行补救，但农作物正在生长的关键期，出现秧苗长势慢、叶片黄即使采取补救措施和加强田间管理，也一定会对农作物造成减产。按照该“质量问题”协议书，甲方（李冬梅）应于当年将赔偿款赔付到农户，而李冬梅既没有进行测产，也没有进行赔偿，而是在诉讼时效届满前的2013年1月份向蒙艳春提起给付价款之诉，显然有悖情理，也不符合协议的约定。通常情况下，每亩地种植大豆，按当年一般用肥量，每亩地用化肥款40.00元至50.00元之间。因蒙艳春方未有减产数量的充分证据，只是提出抵销的抗辩理由，但考虑该年份大豆产量情况，大豆每亩产量200斤至300斤之间，所卖大豆款为400.00元至500.00元左右，按减产10%至20%进行估算，每亩损失为40.00元至100.00元。故蒙艳春抗辩理由成立，应予采信。本案涉及经销商向农户索要拖欠的化肥款案件，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虽然对同类案件作出（2017）黑民再216号民事判决，但蒙艳春在本案中举出赔偿协议，结合类案中昌盛乡人民政府、昌盛乡保国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有关测产情况证明材料等新的证据，经审查新的证据合法有效，并可以证明达成赔偿协议的真实情况，未进行测产原因及减产情况，应予采信。综上，结合未测产的过错原因、大小，权衡本案买卖合同价款与赔偿损失数额，其额度基本相当，应予以抵销。故应驳回李冬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冬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李冬梅负担。二审中，李冬梅、蒙艳春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然2011年7月10日的协议书系李冬梅与案外人签订，但该协议与李冬梅同蒙艳春2011年7月15日签订协议均是基于同一事实，即2011年春天克东县多户农民购买了李冬梅销售的金谷丰肥料后，农作物出现长势慢、叶片黄等情况，农户与李冬梅对此进行协商后签订了协议。一审判决参照7月10日的协议认定本案的事实并无不当。对于农作物秋后测产应由谁进行的问题。因双方的协议中对此并未明确约定，但在7月10日的协议书中，约定了双方应及时到场签字，否则按照农户实测数据为准。该约定对李冬梅的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并且为防止李冬梅不及时到场，特别约定了在此种情形下按照农户实测数据为准。2016年3月20日昌盛乡保国村民委员会与昌盛乡人民政府出具了证明材料，证实秋收时蒙艳春通知李冬梅的丈夫鲁金魁到耕种土地进行测产，鲁金魁未按协议约定到现场测产。李冬梅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曾到现场组织测产，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故对于测产的损失应按照农户实测数据为准。关于蒙艳春的减产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昌盛乡保国村民委员会与昌盛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因鲁金魁拒绝现场测产，“保国村向乡政府反映减产情况，由乡政府主管农业副乡长郑丙来向县农委汇报后并会同农委主管人员及村干部到化肥购买者所种植的大豆地进行现场勘察及测产，经测产发现其所种植的大豆减产数额在三到四成（亩产减少八十斤到一百斤左右）”。可见，蒙艳春已经就减产损失在村委会及乡政府的牵头下进行了实测。李冬梅主张测产必须是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进行，不能由政府和村委会组织测产。但是按照7月10日协议的约定，并未明确约定必须由县农委组织测产，而且在测产过程中主管农业的副乡长及农委主管人员均已到场。而因李冬梅未及时到场，才导致未能及时对测产主体提出异议，在对减产的损失已无法重新进行检测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采信该证明材料认定实际减产损失并无不当。一审判决结合未测产的过错原因、大小，经权衡认为本案买卖合同价款与实际减产损失额度相当，并据此判决驳回李冬梅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李冬梅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冬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李冬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铁滨审判员  李颖莉审判员  刘 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万堃